前言

大秦王朝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王朝，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如大河奔涌，秦王朝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秦王朝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际，建立了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但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王朝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王朝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秦王朝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王朝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

在这部丛书中，我们立足传统史学，借鉴正史的观点，以期全面解读大秦王朝的历史，给青少年朋友奉上一道不可多得的精神盛宴。

第一章历史的新篇章

历史的转变关头，一位强人进行了一场带有悲剧意味的改革。

从商鞅的“幸”与“不幸”，透视中国古代的改革。

据报载，1996年秋、冬，大型历史剧《商鞅》在京、沪等地“以其独特的震撼力打动了观众……把人们带到2000年前遥远的年代”。2000年前的人和事，如何打动现代人的心?

一、相隔一百余年的两幕场景场景之一：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在秦国一个叫彤的地方（今陕西华县西南），发生了一幕惨剧——

一位壮年汉子的头和四肢逐一被绳缚住，然后各自拴在一辆马车上。只听一声令下，那些早已按捺不住性子的烈马，驾着5辆车。猛地向各自不同的方向冲出。随着一声凄厉的、划破长空的叫喊，那汉子的肢体已被撕裂成5块，血淋淋地拖在5辆马车后面。

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五马分尸”，是先秦的一种酷刑：车裂。受刑的汉子，叫商鞅。在此前20年里，商鞅在秦国积极推行变法。可是，变法却把他推上了刑场。

场景之二：

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整整一个春天滴雨未下。湛蓝的天空下，大地龟裂，田里的禾苗被晒成枯草。天气偶尔转阴，有时还是乌云集聚，旱天鸣雷，但一阵狂风吹过，云散天开，仍然是骄阳似火。农民眼巴巴地望着干枯的农田，愁肠百断。

在秦王政十二年的这场大旱期间，关东各国纷纷出现“流民”，农民背井离乡，逃荒去了。可是，关中的秦国农民，却宁可饿死家乡，也没有人敢离开什伍组织，脱离耕种的“本业”。原来，自商鞅变法推行重农政策，并将人民牢牢地用什伍这种基层组织辖制住，农民一方面害怕擅离“本业”受到严厉制裁，另一方面又逐渐形成了死守乡土的传统。他们没有中原农民那种一遇水旱灾害或兵燹便离家出走的自由。影响所及，直到近代，关中的农民也没有逃荒的习惯。

商鞅变法带来的这一结果，对秦国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对在天灾人祸面前不低头，努力促生产，保收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幸好，那年6月以后，天公终于降下甘霖。而且，雨量充沛。其时秦王嬴政已经亲政，正着手统一六国的大业。他凭借着秦国自商鞅以来所积累起来的优势，指挥军队横扫六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平定天下。

现在。人们不禁要问：何为“变法”?“变法”何以会带来如此杀身之祸?商鞅变法，成耶，败耶?

我们还是从头说起。

二、少年有志，寻求明主商鞅出生在卫国的一个贵族家庭。按当时以国名为姓的习惯，他叫卫鞅。由于是贵族后代，他就是公孙，所以又称公孙鞅。改称商鞅是以后的事情。

商鞅出自名门望族。见多识广，加上自己勤奋好学，所以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干。卫国地处四方交通要道，特别是它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城市，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战国初期各种思想风起云涌，各种学说、观点竞辩短长。在特定环境的熏陶、滋养下，年少的商鞅逐渐形成了他高远的志向、宏大的抱负。对当时流传的各种思想，他最青睐于法家。

商鞅对法家的学说产生兴趣，与受吴起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吴起，也是卫国人。他一度做过鲁国的将军，后又西去魏国，参与李悝变法，主管西河地区（今陕西大荔县以东地区），政绩显著。公元前390年左右，因受魏武侯的大臣们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那时，楚悼王正力图振兴国势，就任用吴起为令尹（类似宰相的职务，为楚国最高行政长官，兼握军权），主持变法改制。吴起全力推行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使楚国出现一派新气象。吴起又善于治军练兵，增强了楚国的武力。楚军曾挥师北上，饮马黄河。

商鞅长大以后，为了谋求发展，离开了业已衰落、且为强邻欺辱的卫国，来到法家政治影响较大的魏国。魏国在魏惠王即位后，从争霸中原的实际需要出发，表示尊重法家的作用。法家人士公叔座被任命为魏相。商鞅入魏后，就投在公叔座的门下。

公叔座相当赏识来自卫国的这位后生。公叔座病重的时候，魏惠王曾来探病，问：“万一你的病无法救治时，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座回答：“我门下有一个叫卫鞅的，年轻却有才能，可协助你治理国事。愿王能放心地听他的主意!”但是公叔座又向魏惠王说：“如果你不任用卫鞅为相，那就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以绝后患!”

魏惠王回去后，并没有把公叔座的话放在心上。他既没任用商鞅，也未派人杀掉商鞅。

商鞅在魏国一连住了几年。正在他为自己的才干和抱负得不到施展而郁郁不乐时，秦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商鞅此后的命运。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国君献公病死，21岁的渠梁即位，是为孝公。这位新登基的国君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位居关中的秦国长期处于落后的地位，西有戎、狄少数民族的骚扰，东受中原列国的欺辱。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视秦为未开化的野蛮人，不让秦参加中原各诸侯的会盟。对此，不甘落后的秦孝公感到一种刺激和挑战。他一登上王位，就决意富国强兵，推出招兵买马、赏赐有功之士等措施。其中，他颁布了一条极为重要的法令：凡能使秦国强盛的人，都可以得到官做，分到土地。

秦孝公励精图治的决心打动了商鞅。他赶到秦国，求见孝公。

商鞅几次向秦孝公献策，最终以法家的改革主张取得了信任。据说，在商鞅前两次献策时，为了试探秦国统治者的意图，他介绍了其他一些学说。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这是属于道家学派的一种政治学说。秦孝公对这一套毫无兴趣，商鞅一边讲，孝公一边打起了瞌睡。第二次商鞅向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的学说。孝公仍感到厌烦，并十分生气地责备手下怎么找来这样一个无用之人。商鞅又第三次求见，说以“霸道”，这是法家的学说。这一次，孝公听得津津有味，对商鞅有所重视。于是，商鞅又一次与孝公晤谈，向他鼓吹“强国之术”。孝公越听越有劲，不知不觉竟凑到商鞅面前，如此一连数日也不厌倦。此后，商鞅就被任命为大夫，留在秦国。

商鞅的“强国之术”，简单地说，就是要进行“变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张对秦国旧的制度进行改革。孝公赞同商鞅的观点，却又有疑虑，因为在秦国的贵族与官员中，有相当一些人顽固地反对变法。

三、变法前奏依照秦国的惯例，凡国君一时不能决断的大事，可以在朝廷上展开讨论和争议。于是，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在一次秦廷议事时，围绕变法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商鞅坚决主张实行变法。他指出，法令的制定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礼制的推行是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如果为了强国利民，就可以不遵循旧法、旧礼。然而，有两位大夫，一个叫甘龙，一个叫杜挚，站在保守势力一面，死命反对变法。他们说，作为“智者”不必变法。只要依照旧传统、旧制度去治理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不劳而功成。又说，没有百倍的好处，就不要改变旧法令；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更换旧器具。甘龙、杜挚虽讲不出什么道理，却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意思是只要按旧法、旧礼办事，就绝对不会出错。

对此，商鞅驳斥道：以前各世代实行不同的政教，究竟应效法哪个呢?各帝王不用同样的礼制，究竟应遵循谁的呢?他列举黄帝、尧、舜与周文王、周武王，指出他们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而立法、制礼。他强调应该“厚今薄古”，以为反对旧事物的未必有错，依循旧礼的未必全对，主张“礼法以事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即制定政策法令必须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

商鞅的理论和主张，既适应秦国发展的需要，也迎合了孝公图强的愿望。孝公终于下定决心，任用商鞅实行变法。

得到孝公的指示后，商鞅立即着手制定改革秦国旧制度的法令。为了使法令能够取信于民，行之有效，在法令公布之前，商鞅搞了一次“南门徙木”的试验。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南门竖起一根3丈长的木杆，并宣布：有能将木杆移至北门者，“赏予五十金”。消息传开，来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大家都窃窃私议，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会得到奖金。隔了一个晌午，没人动手。商鞅又宣布，谁能移动木杆，“赏予五十金”。这时，终于从人丛中走出一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杆移至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门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国传开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

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乡前辈吴起，在魏国变法时也曾干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吴起在魏国国都北门放置车辕一根，并宣布：能将它搬至南门者有赏。后来有人搬了，吴起就按宣布的办法给以奖赏。

这两个记载如此地类似，以至有些历史学家对它们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其实，吴起和商鞅都有可能这样做过。因为，它体现了先秦法家两个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明法”，就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区分什么贵贱、等级。

四、第一次变法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按新拟定的秦国二十等爵制。“左庶长”系第十级爵，掌握军政大权，职位与当时列国的卿差不多。握有重权的商鞅，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它的内容主要有：

1颁布法律，编定户籍，制定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商鞅将李悝的《法经》予以公布实行。李悝是早期法家的著名人物，曾在魏国推行变法。其间，他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结合魏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法经》。商鞅借用了《法经》的内容，只是把“法”改称“律”。商鞅又把全国居民按5家为一伍、10家为一什的原则编定户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规定，告发“奸人”的可以如同斩得敌人首级一样得赏，不告发的要腰斩。谁家藏“奸”，以投敌罪处罚：而其余9家倘不检举告发，要一起治罪。旅客住宿要有官府凭证，客舍收留没有凭证的旅客住宿，主人与“奸人”同罪。

商鞅还主张对轻罪用重刑。比如，为了保护私有的耕牛和马，对盗窃牛马者判处死刑。商鞅认为这样可以迫使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重罪当然就更惟恐避之不及，此叫“以刑去刑”。

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新的等级制度——二十等爵制度。它的要点是，按军功赏赐爵位及相应的特权，包括占有的耕地、住宅、服劳役的“庶子”和担任一定的官职等等，爵位高的还可以获得300家以上的“税邑”。封邑内的税收归其所有。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的多少计算，斩得敌人甲士首级一颗的赏给爵一级：要做官的，委以50石俸禄的官职。官爵的提升，与斩得敌人首级的军功相称。

私人间的争斗，要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处罚。这样，在平时，有利于社会治安；在战时，则增强了战斗力。

3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簿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必须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他们对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等等的占有，不许僭越逾制。有功的就显荣，没有功劳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4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新法规定，凡粮食和布帛生产得多的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将其全家变作官奴隶。鉴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比较多，商鞅又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

5焚烧《诗》、《书》，禁止游说之士秦国焚烧儒家典籍《诗》、《书》，一般以为是自秦始皇始，其实在秦孝公时就实行过。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所以就禁止儒家经典，并采取焚烧的非常手段。商鞅又以为，游说之士以自己的主张动摇法治，而且只凭翻来覆去的一张嘴而获得利禄，所以也在被禁之列。

商鞅变法改制并非一帆风顺。这场巨大的改革，犹如狂风袭来，将秦国世袭贵族的特权，席卷而去，令他们愤恨不平。太子嬴驷有两个老师，一为公子虔，一为公子贾。都是宗室贵戚，也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串连了上千人，藉口闹事，反对新法。商鞅毫不留情，坚决绳之以法，将两位太子的老师分别处以劓刑（劓，音义。割鼻子）和黥刑（黥，音情。脸上刺字）。此举使商鞅与太子驷之间产生严重的矛盾。商鞅又将议论法令的人流放到边城，触犯法令的则处以酷刑。据说，一天就在渭河畔处决了700多个破坏变法的闹事者，鲜血染红了渭水，哭号之声响彻天地。在这坚决、有力的镇压之下，新法在秦国逐步贯彻下去。

五、第二次变法公元前352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大良造”。此为秦爵十六级，相当于丞相兼将军。两年后，秦把都城从栎阳迁至咸阳（今陕西咸阳）。同年，商鞅着手实施第二次变法，主要是进一步从经济和政治上进行改革，内容包括：

1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废除西周以来盛行的土地制度——井田制，开掘井田的“封疆阡陌”。所谓“封疆”，就是指各级贵族所占有的井田界限，这些界限是用土堆、沟地、树木等连接而成的。所谓“阡陌”，就是井田中间与灌溉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同时，承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按土地多少抽税。

2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官僚机构商鞅将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41个县（据《史记·秦本纪》。而《史记·商鞅列传》作“三十一县”，《六国年表》作“三十县”），设有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他们都由国君直接任免。此举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集中到了朝廷，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3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这是在公元前344年（秦孝公十八年）具体实施的。据研究，当时的标准尺，约合今2305厘米，标准量器约合今02公升。现存世的“商鞅方升”（藏于上海博物馆），就是当时颁布的一件标准量器。

4按户按人口征赋此“赋”即以后俗称的“人头税”。商鞅规定按人口征赋，并严加惩罚隐瞒户口的“匿户”，这是为了限制官僚地主豢养食客的数目。商鞅又规定，一家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另立户口，否则要加倍征赋。这是为了确立和鼓励一夫一妇为单位的个体小家庭经济，加快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提高劳动效益，并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从此，“田租”（土地税）和“口赋”（人头税）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两种重要的赋税制度。

5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秦国的西南和西北部原是少数民族居住区，后来秦又统一了其中不少的地区，因而秦人保留较多的戎、狄族的风俗。商鞅意识到这些落后的习俗，对统一中原极为不利，便提出移风易俗，按照中原的风俗，改革秦国落后的习俗，如全家人不分男女老幼同居一室等。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进一步剥夺了旧贵族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欲置商鞅于死地，只是碍于秦孝公，才一时无可奈何。秦孝公二十三年（公元前339年），有个叫赵良的人，代表“宗室贵戚”去见商鞅。开始赵良劝说商鞅让位，继而又劝商鞅放弃酷刑，并公开诽谤秦国变法改制取得的成就。在被商鞅驳斥后，赵良又为一些受过惩罚的旧贵族鸣冤叫屈，并警告商鞅必须立即废除新政，否则“危若朝露”，死亡之日即将来临。商鞅毫不动心，义无返顾。

在商鞅对内实施变法的同时，秦军对外也积极展开军事活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尤其是公元前340年（秦孝公二十二年），秦孝公听从了商鞅的计谋，一举击溃魏国公子印（音昂）率领的精锐部队，迫使魏惠王将以前从秦国掠去的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之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归还给秦国。遭此失利，一度趾高气扬的魏国，转向走下坡路了。秦孝公论功行赏，提升商鞅为列侯，并把於（音乌，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西商县）之间的15个邑封给他作为属地。商鞅、商君之名即从此而来。

六、“作法自毙”：成败由谁说正在商鞅一意改革，而旧贵族们随时都在伺机反击的时刻，秦孝公于公元前338年突然去世。太子驷即位，即为秦惠文王。怀恨在心的旧贵族迅速行动起来，公子虔等人四处散发谣言，攻击商鞅，并向惠文王诬告“商君欲反”。惠文王与商鞅早有间隙，此时即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闻讯立即出逃，至边境，见天色已晚，准备投宿客舍。但商鞅没有公函证明，被拒之门外，客舍主人告诉他，“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历史好像是给商鞅开了个玩笑：他定的法律，现在却逼得自己无处藏身。

商鞅准备出逃魏国，可是魏国边关守将拒绝他入境。他们怨恨商鞅曾设计打败魏公子印，再则，也担心日益强大的秦国今后会进行报复。

商鞅只得回到封地商邑，准备率领徒属和邑兵，对抗惠文王。但是，秦国自变法以后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与军事组织，除国君拥有集中指挥军队的权力外，任何卿、相以及列侯都无权调兵。终于，商鞅被惠文王的军队俘获，并被处以车裂之刑，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商鞅全家也遭到灭族。

商鞅以变法从秦国政坛崛起，从公元前359年到前338年，可谓叱咤风云了20年。可是，商鞅最终因坚持新法而为自己埋下祸根。

然而，如果撇开个体生命的得失，放开眼界看，或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来估量个体生命的价值，我们还是要为商鞅感到庆幸。

因为，在商鞅变法的一二十年里，秦国空前地富强起来，并且收服了戎、狄等许多小国。各国诸侯一改以往对秦国的鄙夷态度，纷纷向秦孝公祝贺。连周天子也给予秦国国君以特别的礼遇。

更重要的是，商鞅人虽亡政未息，变法的结局与商鞅个人的下场正相反。商鞅的变法在秦国推行了21年，已深入人心，连妇孺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所以，商鞅死后新法根基并未动摇。

再则，秦惠文王将商鞅车裂以后，也没有任用公子虔等宗室贵族。在其统治的27年间（公元前337-前311年），没有一个无功无能的宗室贵族得到高官显爵。惠文王的弟弟樗（音初）里子足智多谋，人称“智囊”，到秦惠文王八年（公元前330年），其爵位才升至“右更”，为第十四爵。后来由于樗里子统兵作战，不断拔城虏将，屡建战功，才于惠文王更元十二年（公元前313年）被封为严君。可见，孝公以后，秦国仍坚持商鞅变法时确立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芬华，花朵茂美的样子，这里喻指显荣）”的原则。

从总体上看，商鞅推出的许多政策，后来都融入了秦王朝的国策和制度中。商鞅变法时提出的许多措施，一直沿袭到秦王朝灭亡为止。如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律》，就是在这个变法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的。商鞅统一度量衡时定下的标准，到100多年后的秦始皇时还沿用着。据对出土遗物的实测，秦始皇时的方升容量，和当年商鞅方升容量基本一样，误差不过1％。众所周知，秦朝的许多制度，又为汉代所继承。所以，商鞅变法对秦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留下深远的影响。变法的设计师虽遇不幸，但变法运动本身，并未失败，没有因为旧贵族的反击、诋毁而废弃。

对此，从先秦开始，就有不少精当的评论。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考察，他说：秦国在最近“四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不断取得胜利，并非来自侥幸，而是必然的结果!荀子敏锐地觉察到秦国走向胜利的起点，是在孝公之世。孝公在历史上的地位，当然是与商鞅变法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汉代王充说得好：“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

七、引出的思考商鞅变法能够在秦国获得成功，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因为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如果把商鞅比作变法的设计师，秦孝公就是变法的监护人。商鞅变法让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怀恨在心，但是，由于孝公的开明和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反对变法者的阴谋长期没能得逞。然而，一旦孝公谢世，新君登基，他们即刻造谣诽谤，并利用新君与商鞅的矛盾，将商鞅除之而后快。

这不禁令人想起战国时另一位变法的悲剧人物吴起。前面提到，吴起曾在楚国推行变法，而且效果十分显著。可是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旧贵族便乘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被乱箭射杀，末了又遭车裂。吴起变法时间较短，新法在楚国没有很好地推广和巩固。所以，楚悼王和吴起一死，变法就失败了。

从商鞅变法和吴起变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能否推广和持续下去，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与是否有一个开明君主的支持密切相关。从而，这也就决定了，改革只能是由上而下有序地进行。这一点，在先秦历史中已有反映，在以后的中国古代历史中，更有大量的证明。

商鞅以强有力的铁腕推行变法，有意制造出一种绝对服从法令的政治气氛，不准群众私议法令，他采取暴力手段，镇压反对派。他又主张对轻罪用重刑，试图迫使人们不敢犯法，以求大治。这一切，既与商鞅信奉的法家理论有关商鞅，也与商鞅的个人性格有关。司马迁曾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不过，平心而论，能在中国古代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的人士，大凡都有超乎寻常的果敢、刚毅、倔强，乃至偏执，绝不会是“温柔敦厚”之士。宋代的王安石就是有名的“拗相公”。这位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就十分景仰商鞅。他作有《咏商鞅》诗一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有意思的是，信奉法家理论的人，在个性特征上，也往往与商鞅比较接近。这可以说是理论造就了人，也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理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概括法家的特点是“严而少恩”（也有人称为“刻薄寡恩”），又以为，法家学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矣”。或许，理论对于历史，和人才对于历史，都应该是如同中国古人所说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我们从这里体悟到的是，变法需要商鞅这类果敢而“刻薄”的勇猛之士，锐意的甚或以偏激的方式加以推进。非此类人，不足以冲破旧传统的网罗及其束缚，也不足以承受因反对旧习俗、旧观念而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据史书记载，由于厉行新法，商鞅招致许多旧贵族及民众的怨恨，以致有生命危险，需严加提防。商鞅每次出门，必有“后车十数，以车载甲”，还让武装卫士“旁车而趋”。秦孝公的变法，正亏得由具有“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汉代刘向语）的心胸和脾性的商鞅来加以操作，才能冲破阻力，顺利地实施。

而另一方面，因新法已在秦国生根发芽，商鞅的离去，不仅没有导致变法的失败，反而因缓和了反对派的某些情绪，从而使新法有可能在一种比较宽松的气氛中存留和施行下去。商君虽死而秦法未败，大概可从这儿得到部分索解。

当然，商鞅对老百姓施行的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以及“相秦不以百姓为事”（意谓不为百姓着想），处处表现出的刻薄、无情，也是由其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

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深远。举一个例子，当时将编入什伍组织的人民称为“伍人”，一伍中的其余4家称为“四邻”，这“四邻”一词（语言的活化石）至今仍存在我们的语言和生活中。不仅如此，即使什伍组织本身，也以其经过变化的形式——保甲制度，一直传到现代。历史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朝向“通古今之变”的一扇大门。

第二章合纵与连横

唇亡而齿寒，这道理虽简单，可许多人并不真正的懂得。所以，“合纵”只能失败。

秦国利用了东方列国的弱点，于是，在“连横”中节节取胜。

一、“朝秦暮楚”的缔约联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而在东方，经过公元前341年那场著名的马陵之战，魏国因惨败而力量大大削弱，齐国则成为强国。于是，天下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出现了秦、齐两强遥相对峙的局面。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形势，奔走于各国之间。他们针对各国都试图寻找盟友以壮大或保存自己的心理，提出了“合纵”说和“连横”说。在这些纵横家的影响和鼓动下，在战国中后期的100年里，各国之间发生了外交、军事上的合纵、连横运动。

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由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就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从具体情况看，合纵的国家多少不一，合纵进攻对象有秦国，也有齐国。也有人将六国攻齐（秦也参战）称为反合纵。连横在战国中期以秦国或齐国为中心，后期以秦国为中心。能够连横的国家不如合纵的多，张仪为秦国策动的连横只有魏国或者楚国参加。

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复杂，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合纵、连横的缔约联盟也就很不稳定。今天和这个是朋友，明天却变成了敌人，而昔日的敌人一转眼又成了朋友，正所谓“朝秦暮楚”，变化不定。

二、从“五国相王”到五国伐秦：一对政敌的较劲最早发起合纵的公孙衍，与最早游说连横的张仪同为魏国人，实在是一对冤家。起初，公孙衍在秦国任大良造（秦爵十六级，相当于丞相加将军），可后来秦惠文王转而信任张仪，用张仪将公孙衍给替代了。张仪为相后，倡导连横策略，在惠文王十二年（公元前323年）约齐国和楚国的大臣相会，以图联络齐、楚向魏国进攻。公孙衍解职后返魏，被魏惠王任命为相，号为犀首。他针对张仪的举动，建议魏王广结与国，以相抗衡。

于是，就在秦和齐、楚相会的同一年，魏国约集韩、赵、燕、中山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其实这5国中，魏、韩已先称王，此次集会只是新尊赵、燕、中山3国为王，并且5国相互承认为王。魏国用发起相王、承认一些国家称王的办法来组织联合阵线。

“五国相王”是魏结盟自强的一大胜利，这引起齐国的担心。它害怕魏国凭借这联盟的势力，对它不利，遂加以破坏。齐国借口中山国小，反对它称王。齐对赵、魏扬言：“与中山并称王，实乃莫大的耻辱。愿和大国一起讨伐，不许中山称王。”中山王十分恐惧，连忙派大臣张登带重金去见齐国的权臣田婴。田婴听了张登的一番说辞，也就许诺中山称王。张登随后又去对赵国和魏国说，齐国本来羞与中山一起称王，现在它想利用中山的军队来攻打魏国的河东地区，所以又准允中山称王了。听这么一说，赵国、魏国对齐国很是反感，更加保护和支持中山称王。

齐国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关闭同中山国往来的通道，并想以割地给燕、赵2国，来换取他们一起出兵攻打中山。燕、赵意识到这是齐国故意在离间它们和中山的关系，以便将中山国置于自己的势力控制之下，就没有听齐国的话。

齐国破坏5国联盟的计谋终未得逞，可是魏惠王的合纵，却被楚国的进攻搅乱了。

就在北方发生“五国相王”的当年，南方的楚国向魏国发起军事攻击，楚将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夺取8个邑。眼见敌不过楚国，魏惠王转而听从张仪的主张，将公孙衍弃于一边。

张仪于公元前322年，即“五国相王”的次年，离秦入魏。这位舌辩之士向魏惠王提出联合秦、韩而攻击齐、楚的策略。魏惠王觉得有道理，就任命张仪为魏相。可谁料想，诡计多端、巧舌如簧的张仪，表面上是要魏联合秦、韩攻击齐、楚，真正的意图却是要魏事秦，并进而使诸侯都来仿效。张仪的真实目的是为秦谋利益，帮助秦进行连横，并试图先由魏与秦连横，再发展到吸收韩和别的更多的国家参加。

这可惹火了他的政敌公孙衍，公孙衍忙不迭地出来予以阻拦，并要赶走张仪。公孙衍派人到韩国通报，说秦、魏联合和魏王重用张仪，目的在于图谋韩地。他还声称，如果韩国重用他公孙衍，秦、魏的连横可以被阻止。韩国大臣公叔颇为欣赏公孙衍，就把公孙衍请去，委以国事。

与此同时，齐国和楚国也感到秦、魏连横于己不利，就出面反对张仪，支持公孙衍任魏相。魏惠王呢，原本想利用秦国的力量来抗击楚国、抵挡齐国，可时间没过多久，就发觉张仪其实是要他投降秦国，自然心生不满。见魏惠王不肯就范，秦惠文王就出兵攻打魏国。

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势头，令东方列国生畏，于是纷纷支持公孙衍的合纵之策。齐国、燕国、赵国、楚国竞相重用公孙衍，请他去参与各自国家的决策大事。魏惠王见此，就将张仪逐回秦国，让公孙衍复出，主持政事。公孙衍志满意得，“佩五国相印”，更加积极地推行合纵运动。

魏国以公孙衍代替张仪为相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18年（魏惠王后元十六年），魏、赵、韩、燕、楚5国联合攻秦，并推楚怀王为纵长。

然而，实际出兵和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3国。当伐秦的联军进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遭到秦军的迎头痛击。联军组织松散，很快败下阵来。次年，秦军又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重创联军，斩杀8万将士。这次合纵攻秦的战争就此宣告失败。

从公元前323年秦与齐、楚相会引发“五国相王”，到公元前317年“五国伐秦”失败，纵横家公孙衍和张仪竭尽煽动之能事，挑起一次次事端，令天下大不安宁。时人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怒，各国诸侯就会畏惧，他们安居，天下的事端就会平息。）

秦建筑三、600里与6里：张仪的骗局在公孙衍发动的“五国伐秦”战争中，齐、楚两国都参加了，它们属于同盟国。秦国垂涎于楚国的土地，却又碍于齐、楚联盟，不敢贸然与楚国动武。于是，张仪跑到楚国进行活动，设法拆散齐、楚联盟。

张仪可说是战国游说之士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人物。传说他年轻时曾投在楚国令尹（楚国的相）昭阳的门下做门客。一天，昭阳大会宾客，拿出楚国的无价之宝“和氏璧”给大家欣赏。正当宾客们争相传看、一饱眼福时，“和氏璧”忽然不翼而飞。此时正巧张仪在场，昭阳就怀疑是他偷的，令手下的人痛打他一顿。张仪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被抬送回家。张仪一进家门，就要妻子掰开他的嘴，看看他的舌头是否还在。他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还可以靠此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谋取官禄。

这一回，张仪以秦相的身份来到楚国，其感觉当然与从前穷困潦倒时完全不一样了。他受到楚王很高的礼遇。张仪也虚情假意地与楚怀王周旋，笼络感情。一日，张仪对楚怀王说：“我们秦王最憎恨的是齐国，最尊敬的是大王您，我张仪也是如此。大王您如能闭关绝齐，秦愿以商於之地600里相赠，并将美丽的秦妇嫁予您为妻。这样，秦、楚就是兄弟之国，以后永远不动干戈。”

楚怀王一听，既能得地，又能求太平，末了还捎带上可人的秦国美女，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便欣然应允。群臣也都向怀王祝贺，可是惟独大臣陈轸不高兴。怀王很生气，质问陈轸，陈轸回答说：“依我看，商於之地得不到。不仅如此，齐、秦还会就此联合起来。到那时，楚国就要大难临头了。”怀王问这是为什么，陈轸进一步分析道：“秦国之所以重视楚国，是因为齐与楚有联盟。今闭关绝齐，则楚国孤立。如此，秦国岂会再重视你这孤立的国家，而给你商於之地600里?张仪回到秦国后，势必食言，这样楚国北绝齐交，西生患于秦，两国之兵必定来相攻。所以，现在倒不如暗中与齐相好而表面上绝交，同时派人跟随张仪入秦。若给予土地，到时再与齐断绝关系；若不给土地，就与齐联合对付秦国。”

楚怀王早已被张仪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哪里听得进陈轸的建议。他以相印授予张仪，又送上丰厚的财礼。同时，下令关闭与齐国的交通，断绝关系。然后，派一位将军随同张仪去秦国接受土地。

果然不出陈轸所料，张仪回到秦国后立即变了卦。他假装从车上摔下来受伤，3个月不露面。楚怀王闻知此事，还误以为这是张仪嫌他与齐国断交的态度不够坚决，就又派人去辱骂齐王。齐王大怒，与楚绝交，并放低姿态去与秦国结好。张仪见破坏齐、楚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就出来接见楚国的使臣，他说：“我有奉邑6里，愿献给你们大王。”楚国使臣听后发觉不对，就回答：“我受命于王，是接受商於之地600里，从没听说是6里。”

怀王始知上当受骗。恼羞成怒的他，要立即出兵讨伐秦国。大臣陈轸向怀王建议，不如割一块地送给秦国，让秦和楚一起进攻齐国。那样的话，楚虽失地于秦，可还能从齐国夺取土地得到补偿。

刚愎自用的怀王偏偏不听。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怀王以屈匄（音丐）为将，起兵攻秦。秦将魏章率军与屈匄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之北）。楚军大败。秦斩杀楚军达8万人，主将屈匄及裨将逢侯丑等70多人被俘。秦国进而夺得楚国的汉中。

楚怀王气急败坏，决心倾全国军力，孤注一掷，与秦决一死战。楚军狠命进攻，北上深入秦地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县）。秦军在蓝田迎战楚军，结果楚军又大败。无奈之下，怀王只得又割两城与秦讲和。

秦国得寸进尺，又想攫取楚国的黔中地。秦王派来使者对楚国说，愿以秦国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外的地区相交换。楚怀王憎恨张仪，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的头而献黔中地给秦。

张仪得知，竟也不惧怕掉脑袋，表示愿意前往。楚怀王拿住张仪，准备将他处死，以解心头之恨。张仪却是胸有成竹，买通楚怀王的宠臣靳尚，向怀王夫人郑袖说情。靳尚对郑袖说：秦王甚爱张仪，打算用上庸（今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地区的6个县和美女换回张仪。楚王爱土地、爱美女，必听从秦国。秦女一到，夫人你就会被疏远了。你应劝王将张仪放掉，郑袖怕失宠，就日日夜夜缠住怀王，说服怀王放走张仪。她还以带着儿子出走江南要挟怀王。怀王被哭哭啼啼的夫人闹得没办法，最后就放了张仪。

张仪获释，马上又是利诱又是威胁地劝楚怀王与秦和好。怀王仍然经不住张仪伶牙俐齿的一番言辞，以两国太子互相作“人质”为条件，与秦缔结了婚姻之好，而黔中地却拱手给了秦国。

四、齐秦去帝与五国攻秦：苏秦的离间计继各国先后称王以后，秦国又动起称帝的念头。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十月，秦相魏冉到齐国，向齐湣王致帝号，相约秦称“西帝”，齐称“东帝”。秦国此时拉拢齐国同时称帝，是出于连横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联合齐国及其他国家，并迫使它们一起攻打赵国。因为赵国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强大了起来，大有与秦、齐成鼎足而三的架势。秦国要东进，遇到了赵国这只拦路虎。

用至上神“帝”的称号作为国君的尊称，以此显示自己具有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这当然为齐国所乐意接受。于是，齐、秦称帝，并约好共同伐赵，瓜分赵国。

就在这时，苏秦出来策动合纵运动。苏秦乃燕昭王的亲信，长期为燕国出谋划策，奔走效力。燕国系7国中的弱国，无意亦无力征服齐国，但是却存在被齐征服的危险。齐与秦的称帝与合作，使燕国深感不安。苏秦就想以离间计拆散齐、秦的盟约。

关于苏秦这人，司马迁在《史记》中将他的时代搞错了，说他的活动时期比张仪早。根据1973年底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可知苏秦活动的年代实为燕昭王、齐湣王时。

苏秦从燕国来到齐国，游说齐王取消帝号，攻伐宋国。苏秦打的如意算盘是：燕国、赵国在齐的北边，宋国在齐的南边，齐攻宋就将军力集中到南方，对燕构成的威胁就减少。宋国夹在齐、楚、魏之间，楚、魏对宋都怀有非分之想，齐攻宋必然引起楚、魏的干涉，它们不和，也就有利于燕国。秦国也有意吞并宋国，齐攻宋定使秦、齐关系破裂。

苏秦对齐王说：“大王以为称帝怎样?”齐王：“称嘛，天下恨齐，不称，秦恨齐，所以还是称帝。”苏秦又说：“立两帝，天下是尊秦，还是尊齐?”齐王：“尊秦。”苏秦随即问：“如果齐去帝，天下是爱齐，还是爱秦?”齐王答：“爱齐而恨秦。”苏秦再问：“两帝相约伐赵，或伐宋，何者有利?”齐王清楚，赵强而宋弱，且赵国紧邻秦国，所以又答：“不如伐宋。”如此一问一答，一番言语之后，苏秦即使齐王晓以利害。随后，苏秦提出要齐王去掉帝号，以得到天下的同情，并使天下排斥秦国，使之被动，然后再利用这有利形势去攻伐宋国。齐王思来想去，以为苏秦的建议对齐国确实有利，可以接受，就去掉帝号仍旧称王。

齐国去帝，迫使秦国也只得去帝。秦国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会引起天下士人的辱骂和拒斥。秦、齐称帝在公元前288年10月到12月，仅两个月的时间，犹如昙花一现。

然而苏秦的合纵活动并未结束。他还企图进一步破坏秦、齐关系，进而结成反齐联盟，形成以“弱燕敌强齐”的局面。他奔波于燕、齐、赵、魏、韩之间，积极地与奉阳君、孟尝君、韩珉、周最、韩余为等各国重臣串联，策动合纵运动。

齐国本有意于合纵攻秦，削弱秦国，以便于自己灭宋。赵国地处秦、齐之间，最害怕秦、齐联合，秦、齐一联合，赵国就要两面受敌，所以赵采取联合一个国家削弱另一个国家的办法。当时执掌赵国大权的奉阳君李兑是亲齐分子，自然赞成包括齐在内的合纵攻秦。魏、韩为秦东进的锋芒所逼，当齐、赵组织攻秦，也就表示愿意参加。至于燕国，出于其自身的目的，也同意联合抗秦。这样，就在公元前287年，韩、赵、魏、燕、齐5国派兵组成联军。各国共推赵国的李兑为主帅。

可是，五国联军在韩国的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成皋西北）之间驻扎了下来，而且一留再留、一拖再拖，始终没有发动对秦国的进攻。结果，这次五国联军无功而散，只有齐国趁机伐宋，夺得一部分土地。

这次五国攻秦虽然失败了，然而苏秦离间秦齐关系的目的却达到了。

五、合纵的遗憾从以上截取的几个历史片段，我们可以对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以及他们策划的合纵、连横运动，产生一个大致的印象。纵横家既非政派，又非学派，不过是当时奔走于各诸侯国的一些政客。他们或纵或横，有的时纵时横。这些人善于辞令和权术手腕，游说各国君主，配合着复杂激烈的兼并战争，开展纵横捭阖的政治、外交活动，从中谋取功名利禄。

纵横家中不乏风云际会、声震一时者，如公孙衍、张仪、苏秦等等。他们的主张，或适应了诸侯国图生存、求发展的需要，或利用、迎合了诸侯国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以及国王们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心理，所以颇能激起反响，甚至掀起滔天巨浪。但他们的缺陷是相当明显的，即：过于重视依靠外力，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而不是从改革政治、经济入手来谋求富国强兵，缺乏长远的眼光而只求一时一地之功效。所以，纵横家所推销、策动的合纵、连横，不过是一些阴谋加阳谋而已。合纵抗秦之所以最终失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秦·文物战国时期发生的大的合纵行动，除了上面提到的几次，还有：公元前298年齐国发动的齐、魏、韩3国攻秦，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统率的燕、秦、韩、赵、魏5国攻齐，公元前257年赵、魏、楚解邯郸之围的3国抗秦，公元前247年魏国信陵君无忌率领的赵、魏、韩、楚、燕5国攻秦，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指挥的赵、魏、韩、楚、燕5国攻秦。另外，只有倡议而没有组织的就更多了。这些合纵运动，除了燕将乐毅指挥的5国攻齐，掠取了齐国70余城，导致齐国几乎亡国，其余对秦的合纵，或者归于失败，或者收效不大。从总体以及最后的结局看，合纵抗秦是失败的。

合纵的遗憾，既来自“合纵”说本身的不足，也来自参与国之间的不讲信义，缺乏真诚的合作，和对秦怀有侥幸心理，企图苟且偷安。以前面提到过的公元前287年的5国攻秦为例，表面上看，各国行动一致，联军很顺利地就集结起来。然而，韩、赵、魏、燕、齐5个国家其实都各有打算，所以貌合神离，以致意见分歧、犹豫不决，军队长期停滞不前，最后未与秦军有大规模的接触，就不得不散伙了。而齐军在回国的途中，乘机去占宋国的便宜，夺得一部分土地。

合纵行动之外，山东六国的互相倾轧、苟且偷安的情况就更多了。比如宋国曾数次帮助秦国攻齐，魏国也曾与秦国联合一起讨伐韩国。又比如，燕国利用赵国壮年大多死于长平之役，而遗孤还未长大的机会，两次派兵大举攻赵。这些战争使山东各国互相掠杀，自己削弱自己，从而为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便利。

当然，山东各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昏昏然的。公元前263年魏、秦联袂伐韩，信陵君无忌就对魏王提出：“秦国不是没有欲望的国家，韩亡之后，非攻魏不可。”后来秦国果然攻魏。这时正仕于魏的陈轸代表三晋劝说齐王出兵，他对齐王一针见血地说，能够危害山东各国的是秦国，现在山东各国却如此不断地互相攻伐、削弱，使得秦国得天下不用出力，“烹”天下不用出“薪”，山东国家多么愚笨啊!

对秦国卑躬屈膝、对东方邻国见死不救，也无疑是“助”秦扩张。以齐国为例，齐国在齐王建在位（公元前264-前221年）的几十年里，奉行“事秦谨”（谨慎地侍奉秦国）的方针，眼见东方国家受秦国攻伐处于危难而不救。如秦、赵长平之战期间，赵军被围，在最危急的关头，赵国向齐国求救，却遭齐王拒绝。有大臣劝说齐王应该紧急支援，并提醒齐王，齐国和赵国“犹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可齐王就是不肯。齐王建的胆小和蠢笨，惹得1000年后的宋代大文豪苏洵大发感叹：“齐国与秦结好而不帮助五国，等到五国衰败后，齐国也就不免要衰败啊!”

如果说苏洵讲齐国终将自食恶果、难逃灭亡，是属于事后诸葛亮，那么，时人子顺和苏代，就是当之无愧的预言家了。长平之战结束后，孔子六世孙子顺就说：“现在山东国家疲惫不振作，三晋对秦割地以求安，如果照此下去，不出二十年，就将是秦国的天下了。”苏代则在赵国攻打燕国时，对赵王讲了一个预言性质的寓言故事。他说，他过易水时看到一只蚌在晒太阳，一只鹬偷偷地过来咬住蚌肉，蚌则又钳住鹬的嘴。鹬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你蚌就得死。蚌回答说：我今天不放、明天不放，你鹬就会死。就在鹬、蚌相争之际，渔翁来了、将鹬、蚌一起抓住。苏代对赵王说，今天赵国还要攻打燕国，“臣恐怕强秦就要做那渔翁了啊!”

其实，秦国是十分害怕合纵的。公元前298年，齐、韩、魏合纵攻秦，一度进入函谷关。秦王为了保住咸阳，只得割地求和。有一次秦王和大臣顿弱谈话，顿弱提议秦王用重金收买韩、魏权臣，秦王说拿不出重金，顿弱就语重心长地讲：“天下不是太平无事的，合纵如果成功，就将是楚国的天下了。”秦王遂派人携重金至韩、魏等国，进行拉拢、收买的活动。一直到战国末期，秦国已占据了压倒一切的优势，军事家尉缭还对秦王说：“臣只害怕诸侯合纵。”秦国惧怕合纵的心理，荀子是看得很透的。他曾说：“（秦国）諰諰（音西，谓忧虑状）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强国》）

所以秦国对于山东国家的合纵，极力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这包括既施行像张仪以商於之地600里引诱楚国与齐国绝交这样的高等骗局，也采取直接以金钱开路的简单收买法。有一次，一群主张各国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的游说之士，集中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开会，鼓吹合纵。秦昭王闻知，迅即派唐雎带五千金，到距邯郸不远的武安（今河北武安西南），大会宾客。唐雎扬言：这些金子专门赏给有功于秦的，谁图谋攻秦就得不到金子，能得到金子的将如兄弟般看待。消息一传出，这群游说之士纷纷赶到武安，设法向秦表功，争着领赏，合纵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说：“合纵是六国的利益所在，假如六国能讲信义，亲密合作，则秦国虽强暴，六国也不至于灭亡。”司马光把三晋比成齐、楚的藩篱和屏障，把齐、楚比作三晋的根柢，它们是互相依赖和保护的关系，绝不能互相攻击。“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资治通鉴》卷七）确实，如果山东各国合纵有效，会给秦国以极大的难堪。山东各国的力量合在一起，远比秦国大得多，如按《战国策》中的一种说法，是“诸侯（指东方各诸侯国）之地，五倍于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赵策二》）。

然而……

这就是历史的遗憾，合纵的遗憾。

六、秦在连横中称雄张仪等人的“连横”说，存在着与“合纵”说共有的毛病：过分看重计谋的功用，将玩弄阴谋和阳谋视为国家强盛的关键。但是，张仪等人推行的连横策略，又确实获得了成功，达到了对外兼并土地的目的。这是因为：

1它与秦国的耕战政策和其他一系列比较有效的国策相匹配，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2较之于东方六国，秦国的计谋也的确高出一筹、而且实施得比较成功。

3秦国的数任君主和执政者都比较精明能干，也有眼光。而东方国家的君主，不乏如楚怀王、齐王建那样的昏庸之辈，从而给秦国以可乘之机。

陈轸说山东国家为秦相煎，秦不用出力；山东国家为秦相烹，秦不用出薪，这话很深刻，但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当山东六国相煎时，秦总是不失时机地助上一臂之力，当山东六国相烹时，秦更是添上大捆薪柴。

秦有时不直接发动进攻，而是善于利用东方国家互相之间的矛盾，捕捉时机，然后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或明或暗地“帮助”一方去攻击另一方，坐收渔翁之利。比如，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楚国将军景翠进攻韩国，秦助韩攻景翠。同年，秦助魏伐燕。更元十四年，秦将樗里疾助魏伐卫。昭王四年（公元前303年），齐、魏、韩攻楚，秦又去救楚。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国却又佐韩、魏、楚伐燕。如此多变的“招数”，不免令人眼花缭乱。

从《战国策》中记录的张仪与秦王的一段对话，颇能窥见秦国使出这些“招数”的意图。“楚攻魏，张仪对秦王说：不如助魏一臂之力。这样，魏若取胜，就会感激于秦国而听命于您，并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上。如果不胜，魏国也就没有了守卫的力量，那时您就可以夺取它。”（《秦策一》）后来秦王采纳了张仪的建议，选派皮氏率军1万，车百乘，助魏。魏国好不容易战胜了楚威王，却也因此被弄得精疲力尽，便更加畏惧秦国，只得乖乖地将西河之外的土地献于秦王。

秦国在合纵连横运动中趋利避害、赢得胜利的典型事例，还有联合燕、韩、魏、赵共同伐齐一事。这又得从公元前287年的那次韩、赵、魏、燕、齐5国攻秦说起了。这五个国家其实是同床异梦：齐国的目的在于攻宋，苏秦是为燕国联络赵、魏以图结成反齐联盟，赵、魏两国国君虽有心伐秦，但魏国新败，元气大伤，并不想出大力，赵国的军事统率权力则全操握于李兑之手。所以，声势浩大的反秦联军始终徘徊观望，谁也不去认真进攻。而在这过程中，内部矛盾却又逐渐暴露出来：齐国准备暗地同秦讲和，以利于自己灭宋；燕国则加紧拉拢三晋；考虑到齐灭宋后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三晋也就很快与燕联合起来。

五国联军解散后，齐国经过3次进攻，终于在公元前286年将宋国灭掉。宋国一灭，燕与三晋的反齐联盟更趋紧密。秦王抓紧时机，亲自出行，先后与楚顷襄王、赵惠文王、魏昭王、韩厘王相会，促成了燕、秦、韩、魏、赵5国合兵伐齐。联军由燕将乐毅统一指挥，攻入齐都临淄，令齐国几乎亡国。虽然后来齐军反攻，收复失地，但齐国已远非秦的对手，秦国的主攻方向，此后就转向三晋和楚国了。

而齐国也开始采用“事秦谨”的态度，坐视秦剪灭赵、韩、魏、燕、楚五国。这又正是秦国所期望的。

第三章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

一个战国的“战”字，包含了多少血与火、苦与泪。

历史就在血与火、苦与泪中匍匐前行。

一、怎一个“战”字了得“战国”这个名词，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不过那时只是用来指那些征战不休的强国。像秦、齐、韩、魏、赵、燕、楚7国，都获有“战国”的称号，被叫作“战国”七雄。

古画·鱼到西汉末期，刘向编了一本有关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游说各国和互相辩论的书，题名为《战国策》。自此，人们始将“战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这一做法，相沿至今。对一个历史时期的命名，竟采用了一个“战”字，足见战争对这个时期具有何等重要的分量。

众所周知，从春秋起到战国结束，在500年左右的时间里，天下动荡，战争频繁。特别是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的规模更是十倍、百倍于春秋，其频繁和激烈的程度也远非从前可比。这大致反映在4个方面：

1全民备战据史乘记载，战国后期的秦国和山东六国，尚留存500余万军队（《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战国时期的人口在2000万以上，如果男子以一半计，成年男子再以一半计，那差不多就是全民皆兵。

2战火不熄据对《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等所载史料的统计，公元前321年以后的战国最后100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头，秦为80年，赵为47年，魏为38年，韩为31年，楚为27年，齐为20年，燕为19年（无论这一年在几条战线上作战，都计作一年）。可见秦国4／5的年头都有战事。其他6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逢战时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

3规模庞大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充其量不过10万左右。公元前342年，在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中，魏国也不过投入了10万兵力。然而到了战国后期，参战人员动辄数十万，甚至百万。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公元前260年，秦败赵军于长平，坑杀降卒40万。

4惨况惊人《史记·春申君列传》说：“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这是讲战国时因战争死亡的人的骸骨，遍地都是。《孟子·离娄》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景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野。”当战争中城市被围，双方又长期僵持不下时，城内甚至发生“人与相食”或“炊骨易子而食”的惨剧。

一个战国的“战”字，包含了多少痛苦和血泪。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了多少胜利和喜悦。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是在战国的烽火硝烟中诞生的。

我们这些后人，从中又能体悟出什么呢?

还是先来看看战国中后期的几次著名的战役吧。从这些具体的战事入手，想必能对“战国”的战争和充满战争的战国时代，有所识、有所思。

二、乐毅伐齐与田单攻燕：燕齐之战燕国在燕王哙的时候，上演了一出禅让的戏剧。昏聩无能的哙将王位让给燕相子之。子之当上燕王不久，国内就发生兵变，燕国大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攻燕，仅50天就占据了燕国的都城蓟（今北京市）。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成肉酱。

齐军残暴地对待燕国人民，引起强烈反抗。加上各诸侯国的干涉，齐军于两年后被迫撤退。赵武灵王将燕公子职送回燕国，立为燕昭王。

燕昭王尊重并网罗人才，他筑起一座高台，里面堆放黄金，以作招揽人才的费用，号称“黄金台”。一时间，天下贤士争相赴燕。被昭王委以重任的，包括乐毅、苏秦（策划合纵运动）、邹衍（思想家，提出阴阳五行学说）等等。

乐毅是赵国人，系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他到燕国后，帮助昭王招募、训练军队，使燕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起来。

燕国君臣发愤图强，经过28年的努力，积聚起相当的实力。燕昭王感到洗雪国耻的条件成熟了。公元前284年，燕与韩、赵、魏、秦联合大举伐齐，乐毅为上将军。乐毅统率的五国联军在济（济水）西大败齐军。随后，乐毅分魏军进攻被齐占领的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自己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齐湣王逃至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自己又被齐国将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自到济上劳军。乐毅又乘胜进兵，经过6个月战斗，攻下齐国城市70余座，均划为燕国郡县。齐国只剩下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两座城。

正当齐国处于亡国的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田单，勇敢地担负起复国的重任。他大摆火牛阵，向燕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挽狂澜于即倒。

田单是齐国王族的远房亲戚，不过在齐湣王时，他并不得志，也未因血缘关系而受到什么优待，只是做做小官而已。燕攻占临淄前，田单叫人将车轴两端长出的部分截去，再用铁皮包好。城破以后，城里人争相逃命，好些人因为车轴被挤撞断落，车子不能动弹，被燕军俘虏。而田单的族人，由于改装了轴头，车子没有坏，全部顺利地逃到了即墨。

燕军进攻即墨，齐守城长官战死。齐人一致认为田单有才能，推举他做首领，指挥战争，保卫即墨。田单不负众望，与部下同甘共苦，拼死抵抗燕军的进攻。如此相持了3年，即墨和莒未被燕军攻克。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惠王与乐毅素有隔阂，田单派探子了解此情，连忙施行反间计。齐国的间谍跑到燕国造谣说：“齐国的城池未被燕军攻下的只有两座，之所以留此两城，是因为乐毅以伐齐为名，想联合齐国的残余力量，就地称王。现在燕国新王就位，与乐毅有矛盾，齐国正担心燕国会另派将军代替乐毅呢。那样的话，即墨和莒就快要完了。”燕王信以为真，以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出逃赵国。

田单继续使用计谋。他让人四处传言，说什么齐人最害怕的就是被割鼻子、掘祖宗的坟墓。这话传到骑劫的耳朵里，他就以为如果照此做即可动摇齐军的人心。他安排部下去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挖开齐人的祖墓。谁料想，这反而激怒了守卫即墨的军民。他们痛心疾首，纷纷要求出城，与不共戴天的燕军拼死一战。

田单见群情激愤，士气高涨，知道反攻的时机到了。决战前夕，他命令身穿甲胄的精壮兵士隐蔽起来，由老弱残兵和妇女站到城头上把守，并派出使者假意向燕军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放松了戒备。

即墨城里，田单将1000多头牛集中起来，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红色丝绸外套，在牛角尖上绑缚尖刀，又在牛的尾巴上拴上浸透油脂的芦苇。反攻之夜，即墨城墙根凿开了几十个洞，齐兵用火点燃牛尾上的芦苇，纵牛出城，5000精壮的士兵跟随牛后冲入燕营。

燕国军队毫无防备，仓皇应战。只见浓烟和闪光之中，大批长着龙一样斑纹的“怪物”，头上顶着两把尖刀，身后燃着一团烈火，猛冲过来。燕军一碰上它们，不是被戳死就是被踩伤，疑是遇上了天兵天将，赶快夺路而逃，溃不成军。主将骑劫在混战中毙命。

田单借助“火牛阵”发起猛攻，给燕军以重创。齐军又乘胜追击，势如破竹，打得燕军节节败退。被燕军占领的齐国地区的人民纷纷起来响应，配合田单军队拦击燕军。最后，燕军全部被逐出齐国，沦陷的70余城悉数收复。田单迎齐襄王（湣王之子）回到临淄。

齐国虽然收复了失地，但经过5年的战争，国力大损，再也不能与秦国争雄了。

三、白起坑卒40万：长平之战战国后期，魏、楚、齐各国一个个衰落下去，只有经过赵武灵王改革后的赵国，还有相当的实力，成为惟一能与秦国较劲的对手。

公元前270年，秦国伐赵国，包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赵国派赵奢前去救援。善于用兵的赵奢带兵在离邯郸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装出不敢前去救援的样子，又利用秦国的间谍，给秦报信：赵军不敢出击。当秦军被麻痹以后，赵奢立即以两日一夜的急行军，将部队开赴至离阏与仅50里的地方，随后又派1万人抢占制高点。

秦军闻讯后赶来，赵奢令全军出击，借助有利地形，大败秦军，解了阏与之围。

此役，秦军遭受了自兼并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惨败，秦国的东进政策一时受挫。不过，这丝毫不能改变秦国兼并六国的决心。

公元前262年，秦昭王派兵攻占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切断了韩国上党郡与本国的通路，韩国被拦腰截成两段。上党郡守冯亭十分着急，派使者去赵国商议，愿以上党等17个城邑降赵，共同抵抗秦国。赵王经过一番掂量，决定接受冯亭的投降。他派平原君领兵进驻上党，同时派大将廉颇进军长平（今山西高平县），互相声援，成犄角之势，阻挡秦军。

秦王眼见快要到嘴的“肥肉”被别人拿走，哪会善罢甘休。他派大将王龅（音合）进攻上党，上党驻军抵挡不了秦军的凶猛进攻，被迫撤退到长平。

紧接着，秦军直扑长平。驻守长平的赵国老将廉颇，深知秦强赵弱，秦是攻赵是守，秦军利于速决战，赵军利于持久战，所以采取了筑垒固守，坚不出战，以逸待劳的策略，消耗秦的力量。秦军面对固若金汤的赵军防御工事，硬攻不下；屡屡挑战，却又得不到理睬。如此双方相持3年，不分胜负。

秦王见战争旷日持久，于秦不利，就改换方法，使出惯用的离间计。秦国派出间谍以重金贿赂赵国的权臣，又散布流言说：“廉颇太老了，哪儿还敢和秦国打仗啊!秦国最怕的是马服君的儿子赵括，如果由赵括领兵，秦国这点兵马早就打散了。”

昏庸的赵王听了这些流言，信以为真，误以为廉颇坚守不出是因为畏惧秦军。他准备召回廉颇，让年轻的赵括替代作统帅。

赵括何许人?他是赵国著名将领、曾指挥赵军在阏与之战中大败秦军的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跟随父亲读兵书，学了一整套兵法，理论上颇有造诣，有时连赵奢也辩不过他，他也因此自视很高。其实，赵括不过是一个空谈家。这一点，赵奢也早就看出来了。他曾对妻子说：“用兵，关系到生死存亡，赵括却说起来很容易，夸夸其谈。我看今后赵国不用他为将则已，如果用他为将，断送赵军的一定是他。”

现在赵王真的要起用赵括做大将了，知道底细的丞相蔺相如极力反对。他对赵王说：“赵括只会纸上谈兵，不会在实际中灵活运用兵法，不可做大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也赶紧去见赵王，她对赵王说：“赵括与他父亲不同，赵奢作大将和部下相处得很融洽，得到赏赐都分给部下共同享用，接受了命令，就一心一意为公，顾不得家里的事，而赵括呢，一旦做了将领，就会盛气凌人，自以为了不起，对下属毫不关心，大王赏赐的金银财宝，都会被他拿回家里藏着，准备购买田地房屋。赵括哪比得上他父亲哪，请大王不要派他去领兵打仗，免得危害国家。”难得有如此识大体、明大义的母亲，可是偏偏赵王不理会，仍然固执己见。于是赵母只好请求说：“如果赵括出了差错，请不要牵连我们全家。”赵王应允了。

公元前260年，赵括走马上任。他一反廉颇原来的部署，更换将官，还撤除了防御工事，准备出城攻击秦军。

秦国听说赵括替代了廉颇，立即暗地里派武安君白起为将，以王龅为副将。白起是当时秦国最骁勇善战的将军，而且作风凶狠，杀人不眨眼。秦廷同时命令全军：“如果谁泄露白起为将，斩首!”

白起针对赵括高傲轻敌的弱点，先用诱敌之计，故意打败仗。赵括自以为得意，出兵追击。这时白起派出两支精兵包抄赵军的后路，将赵军切成两段。白起又派5000骑兵进攻赵军的阵地，赵军被分割包围，粮道也被切断。赵军临时筑起壁垒自卫，等待救兵。

秦王为秦军包围赵军的捷报弄得兴奋异常。他亲自来到河内（今河南沁阳县），征召当地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组成军队，调到长平战场东北面的高地，切断赵国的援兵和粮道。

数十万赵军被困在壁垒中不敢出战，饥饿一天天夺取着赵军的生命。从七月至九月，赵军46日无粮，兵士互相残杀，拿人肉充饥。赵军企图突围，可秦军如铜墙铁壁般地将其团团围住，杀不出去。绝望之下，赵括亲自率领一队精兵拼死突围，结果被秦军射杀。

主帅一死，赵军迅即瓦解，40多万人向白起投降。白起嗜杀成性，他担心赵军的40万降卒不易统辖，会寻机造反，就下令将他们全部活埋，只留下240个小孩放回赵国。放回之前又将这些孩子割耳、截肢弄成残废，让他们回去宣扬秦军的“声威”!

直到现在，在山西高平古战场上，还经常可以发现箭簇、戈头、枯骨等，它们可能就是长平之战的遗物。

四、窃符救赵与毛遂自荐：邯郸之战长平之战后的第二年，秦军乘胜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秦军在长平战役中的残暴行为，不仅没有吓倒赵国军民，反而激起了他们无比的义愤。他们展开英勇、顽强的抵抗，还不时派遣精锐部队袭击秦军。

秦国又增派力量，继续围攻邯郸，大有不灭赵国决不罢休之势。公元前258年，秦军一直打到邯郸城下，赵国异常危急，多次向魏、楚等国求救。公元前257年，魏王派将军晋鄙率10万大军救赵。

秦王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派人去威胁魏王，说：“邯郸很快就会攻下。谁若敢救赵，秦攻取邯郸后马上就灭掉它!”魏王听了心惊胆颤，连忙传令晋鄙停止前进，在赵、魏交界的汤阴（今河南汤阴）驻扎下来，以观察形势的变化。魏王还指使将军辛垣衍潜入邯郸，通过赵相平原君见到赵王，想说服赵王和魏国共同侍奉秦国为帝，以换取秦军从邯郸撤兵。

平原君犹豫不决。这时齐人鲁仲连正在赵国游说，他听说魏国让赵国尊秦为帝，就去找平原君。平原君受到鲁仲连指责，就介绍鲁仲连去见辛垣衍。

鲁仲连对辛垣衍说：“今日的秦国，不讲礼义，一味崇尚军功。奖励杀伐。对其士卒，玩弄欺诈的手段；对其民众，任意驱使。如果由秦放肆地称帝，必然大有害于天下。”鲁仲连还讲了殷纣王把九侯剁成肉酱，把鄂侯切成肉条，把文王投入监狱的故事，将秦王比作殷纣，以此说服辛垣衍，最终打消了他尊秦为帝的念头。鲁仲连义不帝秦的举动，打消了当时一些人对秦国抱有的幻想，对后来赵、魏、楚联合击退秦兵、解救邯郸之围起了一定的作用。

彩陶平原君三番五次派人催促魏国救援，还写信向魏相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是魏王的弟弟，也是平原君的妹夫。平原君在信中责怪信陵君：“我以为你有高尚的情义，现在邯郸如此危急，魏国救兵却迟迟不来，你倒还无动于衷。纵然你可以轻易地抛弃我，你就不可怜你姐姐吗?”被平原君这么一说，信陵君的热血沸腾了起来。他去请求魏王火速发兵救赵。但是不管信陵君怎样说，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只好集合了100多辆战车，带领自己的1000多门客，准备去和秦军拼个死活。

信陵君去向老朋友侯嬴告辞。侯嬴大声地笑着说：“你这样去跟秦国拼命，正好比将肉投喂饿虎，是白白送死啊!”随后，他又支开旁人，悄声地对信陵君讲：“我听说调动晋鄙的兵符放在魏王的卧室里。魏王最宠爱的如姬可以随便进出这卧室。如果她能将兵符偷出来，把晋鄙的军权夺到自己的手中，统率大军，那就能援救赵国了。”

以前，信陵君曾帮助如姬报过杀父之仇，所以这次信陵君去向如姬求助，如姬就爽快地答应了。信陵君窃得虎符，准备出发，侯嬴来送行，说道：“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现在你拿了这一半虎符去对合，即使没错，晋鄙也不一定会将兵权交给你。”侯嬴让信陵君把卖肉的大力士朱亥带上，必要时就将晋鄙打死。

信陵君带着虎符来到汤阴。假传魏王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将虎符一合，确实不错。可是他总觉得事情来得有点蹊跷，还想派人面奏魏王。这时，朱亥猛地从袖子里抽出40斤重的铁锤，狠击过去，将晋鄙打死。

信陵君接管了晋鄙的部队。下令：“凡是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同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子当兵的，回家奉养父母。”经过整编，共得精兵8万，士兵的斗志也更旺了。信陵君率领这支精锐之师，连夜奔赴邯郸。

就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同时，赵王又派平原君赴楚求救。

平原君平时喜欢养士，手下门客有数千人。这次他准备在其中选择文武具备的20人一同前去。可是他选来选去，只选中19人，独缺1人。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见状就站出来，向平原君自荐。平原君问他到门下有几年了，毛遂回答有3年了。平原君说：“贤士处世，好像锥处囊中，锥尖马上会露出来。先生在我这里已经3年了，没有人称赞过你，我也没听人讲起你有什么本领，先生你还是留在家里吧。”毛遂答道：“我今日才得请处囊中，如果我早得处囊中，整个铁锥都会露出来，不只是露出一点点尖来。”

这下可令平原君无言以对了。对于毛遂的胆量和机敏，平原君也颇为欣赏，就准允毛遂一同前去。

到了楚国，毛遂与那19个门客畅谈天下大势，大家听了，都觉得毛遂见广识多，了不得。

那天，平原君在楚国宫廷上与楚王商谈合纵抗秦的事。楚王惧怕秦国，所以从早上一直谈到中午，也没有得出一个结果。同来的门客都急了，对毛遂说：“先生去。”毛遂按着剑把，急匆匆地走上殿去，一本正经地对平原君说：“联合抗秦有利，不联合有害，这两句话就可讲明白。可你们居然从早晨谈到中午还不能缔结盟约，这是为什么?”楚王大声呵斥：“快滚下去!我与你主人商讨国家大事，要你插进来做什么?”

毛遂仍然手握着剑，走到楚王面前，厉声说：“大王，你敢这样怒斥我，只是依仗着楚国的军队多罢了。可现在在这10步之内，大王不能依恃楚国的人多势强，你的性命就握在我手里。”楚王见毛遂正义凛然，威武逼人，吓得一声不响。边上的侍卫也不敢鲁莽行动。毛遂又继续说：“当着我主君的面，你那样的呵斥我，太无礼了。我听说从前商汤只有70里的地方，后来有了天下，周文王也只有100里的疆土，后来也使诸侯都臣服了。这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多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能够掌握形势，发挥他们的威力。现在楚国方圆5000里，精兵百万，凭借这些本可称霸天下。可是，白起率领数万军队，兴师伐楚，一仗就攻取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再一仗就烧了夷陵（楚国祖先的陵墓）。第三仗就烧毁了你祖先的宗庙。难道大王就没有耻辱感吗?赵、楚联合抗秦，为的是楚国，而不单是赵国!”

毛遂的话句句击中楚王的要害，令他有所醒悟，就同意联合抗秦。毛遂立即安排与楚王歃（音煞，意谓宰杀牲畜，将其血涂在嘴唇上）血为盟，楚王即派兵前往赵国解救邯郸之围。

楚相春申君黄歇奉命领兵救赵。与魏国信陵君无忌所率部队会合，向秦军发起猛攻。赵相平原君赵胜见机也带着赵军敢死队3000人杀出城来。由于长期作战，秦军早已疲累，这下突遭内外夹攻，哪里招架得住?被杀得狼狈逃窜。其中郑安平的两万秦军被魏、楚联军包围，冲不出去，最后全部投降。

被围困一年多的邯郸城得救了。秦国的实力虽未受到大的损失，但毕竟遭到了挫折，还失去了已占领的魏国的河东和赵国的太原郡。

五、历史进步的阴影与代价从以上三次战役可以看到，战国之“战”既有兼并它国的战争，也有保卫家园的战争，还有援助别人的战争。交战中既有兵力和国力的抗衡，也有智谋和胆识的较量，还有精神、情义等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从列国之间平等的关系看，秦军东进确是“虎狼之师”：从一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看，秦国以开动战争机器、兼而使用阴谋诡计来吞并天下，确乎不讲“礼义”，毫无道义。然而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秦国又确实是顺应了潮流，以“当仁不让”的气概担当起了统一天下的重任，唱响了那一段历史的“主旋律”。

战争使生灵涂炭、家破人亡，但反过来也促使人们努力生产，发展经济，增强实力，逼迫人们进行改革，去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战争还使“士”得以一展身手，“脱颖而出”，而这与当时的“百家争鸣”又不无联系。战国的历史是在希望与失望、胜利与痛苦、功利与道义的多重变奏中行进的，而战争所确立的基调，使这整部乐曲充满了“颤音”。

六、一个庞大的统计数字再回到历史事实本身，并用一种平实的心情，继续我们的话题。

战国之“战”究竟令多少人命归黄泉，这在当时已无法知晓，到了以后，更不可能搞清。只有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为后人留下一个局部的数字，那就是秦国自献公至嬴政灭六国，秦军在16次战役中杀死敌国士兵的数字。有关资料，条列如下：

（1）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6年），秦与晋战于石门，斩首6万；

（2）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与魏战，斩首8万；

（3）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秦败韩、赵、魏、燕、齐5国及匈奴兵，斩首82万；

（4）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败韩于岸门，斩首1万；

（5）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12年），击楚于丹阳，斩首8万；

（6）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攻韩，拔宜阳，斩首6万；

（7）昭襄王六年（公元前301年），伐楚斩首2万；

（8）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斩首24万；

（9）昭襄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75年），攻魏，斩首4万；

（10）昭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破魏，斩首15万；

（11）昭襄王四十三年（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斩首5万；

（12）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白起破赵于长平，坑降卒40余万；

（13）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攻三晋，斩首6000，晋军走死河中2万；

（14）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攻韩，斩首4万；攻赵，首虏9万；

青铜鼎（15）王政二年（公元前245年），攻卷（魏地），斩首3万；

（16）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攻赵，斩首10万。

以上总计杀死敌军近160万。

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所著《史记志疑》中所作统计数字，与此略有出入。他加入了“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昭襄王……七年复伐楚，斩二万”，“二十七年击赵，斩三万”,“三十四年破魏将芒卯，斩十三万，沈（沉）河二万”四条，其余诸条在数目和时间上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也略有出入。如此得出秦军共杀灭“1668万人”的结论（见卷四）。

这160万左右的死亡数字，仅是秦国一个世纪里在若干次（而非全部）战役中杀敌的人数。它并不包括秦军在这些战争中自身的死亡人数，至于其他国家之间战争的死亡数，就更不在其中。不过，这已经够令人震惊的了。

汉代贾谊《过秦论》说：“（秦）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大盾牌）。”这话确实是对战国之“战”一个形象而有力的概括。试想，单单让这160万战争死亡者的鲜血汇聚成河，就可以载荷、漂浮起多少大盾牌!

七、在“流血漂橹”的背后《尚书·武成》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从血流漂杵，到流血漂橹，先秦的战争好似经过了一次“升级换代”。升级的时间大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观察：

1武器的进步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有明显的改进，矛的锋部越来越坚硬。戈的刃部成弧线形，装柄的“内”部有锋刃。由矛和戈相结合的戟已很流行，可以兼起刺和钩的作用。箭镞由双翼式变为三棱式，更具杀伤力。同时，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矛、戟、剑等武器又逐渐改用铁制。这些铁制武器的威力远超过铜制的。至于铁胄、铁甲的出现，又极大地加强了防卫功能。

由弓发展而来的、能够远射的弩，在春秋后期出现，到战国中期，更得到广泛的使用。像韩国的弩，可以射到600步以外。至战国晚期，又进一步发明了可用以连射的“连弩”。除弩以外，春秋战国间还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其中最著名的进攻武器，有用于攻城的云梯和用以舟战的钩拒。

2战争形式的变化春秋时期贵族都用马车作战，双方往往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阵一经交战，失利的一方很快乱作一团，需重新整顿队伍，所以胜负也很快就决定了。春秋时的大战，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都在一天之内见胜负；鄢陵之战，也只不过2日。而到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代替了整齐车阵的冲击战。所以，战争也就旷日持久，有的一拖就是几年。

由于战争变得错综复杂，兵法就更为讲究，战争指挥也变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春秋以前的军队，都由国君和卿大夫亲自鸣鼓指挥，到战国之际就产生了专门指挥军队的将帅和军事家。“将军”一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以“将军”为代表的职业军官队伍的产生，说明贵族文武不分职的时代已经结束。

与此同时，各国相继推行征兵制度，作战时所有及龄农民都可能被编入军队。因而一场大战，双方往往动员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的人。

3城邑和关塞要津的设防春秋以前，各诸侯国除国都以外，一般城邑和关隘要津多不设防。如秦穆公于公元前627年袭击郑国，从华阳（今陕西华阳县东南）出兵，一路经过函谷关、二崤山、环辕、伊阙，而后到滑国（今河南偃师东南），行程两千余里，所有的关隘要道均无兵防守，只是途中遇到郑国商人弦高始被发觉。而到战国，城邑一般都有军队驻守。壕池挖得深又广，城墙筑得厚又高。城上每隔一段距离设有一个候楼，既是守城的屏障，又便于监视敌人。关塞平时也派兵驻扎，另外还设起亭、障守望。亭是边疆土台（四方的土堆）上的建筑，属瞭望台性质，为国防线上最前沿的守望处所。障是规模较大的城堡。同时，边境线上也设置了报警的烽燧设备。

各国还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驻兵御敌。后来秦始皇征发百姓修筑长城，就是以赵、燕、秦3国原有的长城为基础的。

以上战争方式和军事制度的变化，必然导致战国之“战”空前的激烈、残暴和规模宏大。

历史上曾有人对战国时候那么庞大的杀人数字表示怀疑，然而，了解一下上述事实，再想一想，战国之“战”多是兼并之战——它是以消灭敌国为目的的，所以不惜将战场变作屠宰场——应该是可以释然的。

最后，笔者想引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一则记载，来结束本篇的话题。这则记载，在笔者看来，是所有有关战国之“战”历史记录中，最为震撼人心的。

“吴起为将军，与最下等的士卒同衣食，晚上睡觉不设席，行军时候不骑马，还亲自背着军粮，与士卒分担劳苦。士兵中有人生毒疮，吴起为他用嘴吸出毒疮里的脓汁。那士兵的母亲听到此事就哭了。有人说：‘你的儿子是士兵，而将军亲自为他吸吮脓汁，你为何还要哭?’母亲说：‘不是这么回事啊!从前，吴将军也曾为孩子他父亲吮吸过毒疮里的脓汁，为此，后来他父亲就不停地拼命作战，最后死于敌手。现今吴将军又为儿子吮脓，我不知道儿子将会在何处战死啊!’”

第四章范雎与远交近攻

范雎，游士出身，以辩才和智谋为昭王所用，并在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听其言，观其行，能对战国游士这一类人多一点直观的认识。

一、“秦王之国危于累卵”

范雎（音居），魏人，有辩才，年轻时就投身政治活动。他本打算为魏昭王游说诸侯，对魏国的强盛有所作为，无奈出身贫寒，不能如愿，就先投在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下。

一次，他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欣赏他的才干，就赏赐给他10斤金子，以及牛、酒等物。范雎不敢收。这事让须贾知道了，回到魏国后就向魏相魏齐打小报告，说范雎将魏国的机密泄露给了齐王，所以齐王要奖赏他。

魏齐大怒，令人笞击范雎，将他的肋骨打折了、牙齿打落了。范雎看情况不妙，就装死，被人卷在苇席里扔进厕所间。须贾上厕所见了，还向苇席上撒尿。

后来，范雎向看守求情，讲你放了我，将来一定重重地谢你。看守就去向魏齐报告，谎称范雎已死，扔掉算了。魏齐相信了。范雎就在看守的帮助下逃了出去。一个叫郑安平的人，又建议范雎改姓换名躲藏起来。就在这时，秦昭王派王稽出使魏国。郑安平混迹其中，侍候王稽。王稽向郑安平打听魏国有何人才，准备加以收罗。郑安平就推荐范雎。范雎夜见王稽。一接触，王稽就觉得范雎确实与众不同。范雎见与王稽谈得颇投机，也就放开了胆。他对王稽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秦王的国家正处于比鸡蛋相叠还要危险的境地。如果用我，就会转危为安。）这话更令王稽对范雎刮目相看。两人遂相约一起离开魏国。

王稽带着范雎向秦国进发。车到秦国边境湖关（今河南灵宝西），恰巧遇上秦相穰侯东巡至此。范雎早就知道穰侯厌恶其他国家的政客，所以躲在车里不出来，以免遭受穰侯的污辱。穰侯询问王稽是否带了外来客入秦。王稽回答：“不敢。”穰侯又特别关照一句：“外来政客对秦国毫无益处，只有扰乱的份儿。”

穰侯的车驾过去后，范雎对王稽说：“穰侯刚才未检查车内，想必还会回来搜索。”就下车独自行走。果然，行出十余里路，穰侯真的派人追过来搜查车子。范雎凭着自己的机敏，避过这场惊险，与王稽一起回到秦都咸阳。

这一年为公元前268年，秦昭王三十九年。

王稽向秦王汇报范雎的到来，还特意将范雎所说“秦王之国危于累卵”这句话提了一遍。可惜，秦王对此未予以重视，只用很差的食宿接待范雎。

过了一段时间，穰侯要带兵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的纲（今山东东平南）、寿（今山东宁阳北）。范雎闻知，感到进说秦王的机会到了。他上书秦王，要求当面献策。他在信中非常自信地说：“一语无效，请伏斧质。”（如果有一句没有用的话，就用斧子把我劈了。）这话感染了秦昭王，就派车接范雎进宫晤谈。

范雎进了宫中，恰好遇上昭王。范雎装出不认识昭王的样子，对宫中的侍从嚷嚷道：“秦国哪有什么王呀!秦国只有宣太后和穰侯啊!”以此来引起昭王的注意。这话让昭王听见了，他连忙迎上前问候范雎。这一切令在旁的群臣一个个面面相觑。范雎和昭王将如何相待，他们又将谈些什么，对此我们暂且按下不说。这里，先就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的两个问题，即：范雎为何如此痛恨穰侯，又为什么说秦国“危于累卵”，做一些历史的回溯。

二、外戚擅权，“四贵”横行穰侯名魏冉，为秦昭王母亲宣太后的弟弟，因被封在叫穰的地方，故称穰侯。他在秦惠文王、秦武王时就做了大臣。武王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曾将秦国的势力深入到中原，并在周王室面前耀武扬威。武王看中了象征周天子权位的周鼎，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将其据为己有。所以常常以举鼎为戏。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四年），武王在同大力士孟说举鼎时，不慎折断了胫骨，并竟因此死去。

武王无子，武王诸弟纷纷争夺王位。武王的亲生母亲惠文后早死，庶母芈（音密）八子生有3子。身为芈八子弟弟的魏冉，当时居官已久，在朝中权力最大。就将芈八子所生之子立为王，是为昭王。芈八子为宣太后。

昭王即位后，昭王的诸兄弟不服，发动叛乱。魏冉杀了为首作乱的壮和其他诸公子、大臣，巩固了秦昭王的地位。由于这些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魏冉确有一套手腕，所以自公元前306年秦昭王即位，到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秦国虽几易国相，但实际权力大部分时间都掌握在魏冉和宣太后手中。魏冉先后5次出任丞相，达25年之久，是秦国历史上任丞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昭王即位时，年已20岁，但实际上由他的母亲宣太后代为掌权，魏冉负责执行。这样，一个以宣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便在秦国形成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除了宣太后、魏冉，还有被封为华阳君的宣太后的幼弟，和被封为高陵君与泾阳君的宣太后的另外两个儿子。魏冉与其他三个人，时称“四贵”。

作为昭王前期向东扩展的决策人物，穰侯魏冉颇有一番建树。他起用武将白起，派他率领秦军不断进攻韩、魏、赵以及楚国，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比如，在伊阙之战中，白起指挥秦军打败了韩、魏联军，斩首24万，令山东各国闻风丧胆。以后，魏冉又派白起率军攻入魏国河内地区，取得大小城邑六十余座。再后，魏冉又遣白起南下伐楚，攻破楚国国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这些军事活动，削弱了山东国家的势力，对秦的统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随着秦国对外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宣太后这一家族在朝廷上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生活骄奢淫靡，飞扬跋扈，每人各自都有一大片封地，成为全国最大的封君地主。又嫉贤妒能，一反秦国一贯吸纳外来人才的做法，拒斥外来的政客、游士。他们欺下蔽上，不把秦王放在眼里。

政治的黑暗，必然影响到对外的斗争，从而导致一系列军事活动的失利。比如，魏冉后来又被封于陶（今山东定陶），其地在齐国边境附近。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一方领地，他竟不顾横越韩、魏两国，让秦军长途跋涉去进攻齐国。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使秦国在战略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这,就引出了范雎“秦王之国危于累卵”的议论。

三、昭王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

再说那天范雎进宫正巧碰到秦昭王，他高声叫嚷秦国没有王。这话既道破了当时秦国的症结所在，又触及昭王心头的隐痛。昭王年少登基，无力左右政局，遂使母党势力日益膨胀，一切都把持在太后和魏冉的手中，自己形似傀儡。然而昭王对此并不甘心，他也绝非无能之辈，只是手下缺乏得力的亲信、干将。范雎的出现，令他眼前一亮，隐约感到某种时机的到来。

昭王屏退左右，恭敬地两腿跪在地上，挺着上身，请求范雎说：“先生怎么指教我?”范雎只是说：“是，是。”过了片刻，昭王又请求说：“先生怎么指教我?”昭王如此反复了三遍。最后，范雎讲：“不是臣不说。臣听说从前吕尚遇文王，文王待吕尚厚，吕尚也对文王谈得深，所以文王依靠吕尚的辅佐而征服天下。臣是秦国的一个过客，和王没有什么交情，而臣所要说的事，牵涉到王的骨肉之亲。臣愿效愚忠进谏，却不知王的心思究竟如何，这是王再三问臣，臣却不敢作答的原因。臣不是因害怕而不敢讲，如果臣今天讲了明日就被害，臣并不害怕，因为人免不了一死。如果需要臣死而又能对秦国有所好处，臣是心甘情愿的。然而，臣所害怕的，是臣死以后，天下的人如果都知道臣是为尽忠而身死，以后就没有人再敢对王进言了，也没有人敢入秦了。”

范雎如此一段话语，使昭王不由得心头一热。他说：“今日得见先生，有幸。先生有话尽管讲，事无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全部都说出来，以教导寡人，不要怀疑寡人。”

范雎连忙向昭王作拜，昭王也向范雎回拜。于是，范雎说：“秦国地势险要，军队强盛，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这是可以成就王业的地方。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这是有利于成就王业的人民。大王您有此二者，霸业可成啊!可是，秦国至今已闭关15年，不敢积极地向东方拓展，这是因为穰侯为秦国谋不忠，大王的计策有所失。”昭王忙讲：“寡人愿意听听计策失在什么地方。”

范雎害怕隔墙有耳，不敢说秦国内的事，就先讲对外的事，以此进一步了解、观察昭王。他说：“穰侯要越过韩、魏去攻打齐国的纲、寿，这是失计。出兵少了不足损伤齐国，出兵多了则对秦国有害。今天秦和邻国的关系并不亲善，跨越邻国去攻别国，行吗?这在策略构想上是有疏漏的。以前齐湣王南攻楚国，斩军杀将，辟地千里，可到最后连一寸土地也没有得到，难道是不想得地吗?是因为形势不允许呀!后来各国看到齐国很疲惫，君臣又不和，就兴兵伐齐，大破齐国。齐国所以大败，就是因为伐楚而肥了韩、魏，这也就是所谓的借武器给敌人、送粮食给盗贼。王不如远交近攻，那样，得一寸土地就是王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是王的一尺土地。今天放弃这样的策略去远攻，不是太荒谬了吗?从前中山国方圆500里，赵国紧挨着它，将它吞并了，别的国家也不能对它怎样。韩国、魏国处在各国之中，是天下的枢纽。大王要想称霸诸侯，就一定要征服韩、魏。以便掌握天下的枢纽，并进而威慑楚、赵。如果楚、赵都依附秦国，齐国也必定依附秦国。”

昭王非常赞赏范雎这一“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欣然采纳，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军事谋划。

四、贬逐“四贵”，范雎为相范雎“远交近攻”的策略付诸实施后，秦国的军事行动就由被动变为主动，并逐步取得一些胜利。范雎也因此进一步受到昭王的信任。随着君臣关系的日益密切，范雎感到向昭王谈论国内事务的时候到了。

一天，范雎对昭王讲：“臣在山东时，只听说齐国有孟尝君，没听说有齐王。也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没听说有秦王。一国的王是一国的头脑，他要定夺国家大事，要有生杀予夺的权威。今天，太后能够擅自行事，穰侯可以出使不报，华阳、泾阳、高陵可以自行决断，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说秦国无王啊。‘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就可能倾覆，命令也不能从王出。臣听说善于治国者，就要树立威望、握紧权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范雎又引证齐、赵两国权臣废君的教训，说道：“崔杼、淖齿是齐国的臣，齐王为他们所害。李兑是赵国的臣，他困主父于沙丘，百日饿死。现在太后和‘四贵’就好比崔杼、淖齿、李兑。秦国从有等级的官吏到诸大臣，以及大王左右的人，没有不是属于相国穰侯的，王在朝廷实际是孤家寡人。臣实在为王惶恐不安，以后拥有秦国的不会是王您的子孙了。”

昭王听范雎如此一说，万分惊惧，决心铲除祸害。在范雎的帮助下，昭王采取周密部署与果断措施，一举废掉宣太后，同时将穰侯魏冉与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外。秦王收回了魏冉的穰侯爵号和相印，让他去陶邑休养。当魏冉迁居时，满载珍宝的车辆有1000多乘。在离境出关检验时，有人发现，魏冉的宝器奇珍竟比王室还多。这一年是公元前266年，秦昭王四十一年。

紧接着，昭王拜范雎为相，并封他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从此，秦国内政和军事大权便为范雎所控制。对内，他对政权机构进行清理整顿，废止了贵族擅政的局面，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外，积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并节节取胜。

五、远交近攻：秦加紧进攻三晋在范雎出任秦相以前，昭王即已开始按照范雎的主张，改变魏冉舍近求远攻打齐国的战略。范雎被拜为客卿的当年，秦国就派五大夫绾率兵伐魏，攻取怀（今河南武陟西南）。公元前266年，秦军占据魏的刑丘（今河南温县东）。范雎相秦后，将攻击的矛头又指向韩。

范雎去见昭王，主张先以武力相威胁，迫使韩国就范，如果不成再出兵。韩国虽已趋衰弱，却并不肯将国土拱手相让。于是，自公元前265年开始，秦国连续不断地向韩国发动军事进攻。

向韩发兵的当年，秦军即攻取少曲（今河南孟县境内）、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次年，秦将白起攻韩，又拔5城，斩首5万。公元前263年，白起又进兵太行山以南地区。韩国的疆土就这样一块块被秦蚕食掉。

随着对韩扩张的一步步得手，秦国与赵国之间的矛盾就趋于激烈。公元前260年，秦、赵两国爆发了著名的长平大战，秦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惨绝人寰；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赵国的力量。

六、攻伐邯郸：范雎与白起的矛盾长平一战，秦国威势大震，同时也让白起声名远扬。这引起了范雎的嫉妒。范雎辩士出身，靠游说起家，虽然干练、有谋略，却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与他争锋。白起在魏冉为相时就已功勋卓著，现在长平一战更使他如日中天。范雎惟恐在这个崇尚武功的国度，因白起的功高，使自己身价跌落，从而不能独揽大权。

长平大战后，形势对秦非常有利。白起准备一鼓作气，乘势灭赵攻韩。公元前259年10月，秦军再度攻占上党，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王龅率领，攻下韩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另一路由司马梗率领，占领了赵国的太原。白起自己则统率主力留在上党，等待昭王发出向邯郸进攻的命令。可是，等了两个月，得到的却是“罢兵”的命令。

原来，昭王听从了范雎的话，认为秦兵在外日久，应让士卒休息，并准允韩、赵割地求和。白起只好奉命，班师回国。乘胜灭赵的计划成了泡影，快到手的战功落了空，白起不免心生怨恨。从此，范雎与白起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赵国、韩国本来说好赔地，可秦兵退后，只有韩国献出了土地，而赵国却变了脸，拒不割地，并且派人去齐国，准备联合抗秦。昭王见赵国违约，还要联络别国一起反秦，就又命令白起率兵伐赵，这回轮到白起说：“不可。”

白起之所以反对伐赵，既有对范雎不满的因素在内，也是出于对形势的分析、考虑。他指出：“赵国自长平之战以后，君臣发愤图强，努力耕作，对外又与燕、魏结亲，与齐、楚连好，处心积虑，备战抗秦。所以，赵国现在是国内实、交外成，秦国不可以攻伐啊。”白起的话显然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昭王和范雎主意已定，就另派王陵率兵攻赵。

公元前258年，王陵在进攻邯郸时受挫，秦军伤亡不少。昭王又想起了白起，想请他出马。白起称病不出。

然而，前线不断失利，消息传来，令昭王十分焦急，就令范雎亲自去劝说白起。范雎无奈，就装模作样地去请白起就职。白起依然推托有病，不肯出战，并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此次出兵，不可能得胜。他说：“现在赵国军民同心协力，誓死保卫国家。山东各国也都对秦国怀有怨恨，秦若攻赵，它们必然相救。秦国远离自己的国土攻打邯郸，赵国坚守，诸侯外援，秦军必受夹攻。”

范雎早就有意让自己的亲信郑安平替代白起，所以白起的拒绝，正合他意。范雎回到朝廷，向昭王禀报，同时也免不了对白起数落一番。昭王听了，大发雷霆：“不要你白起，我也能灭赵。”于是昭王让王龅代替王陵，并增加军队，继续围攻邯郸。

不幸的是，事态的发展恰如白起所预言的。赵国军民拼死抵抗，秦军久攻不下。同时魏国、楚国的援军又赶来攻击秦军，秦军大批逃亡，处境危险。

昭王不得不再去求助于白起。这次，昭王本人亲抵白起府邸，命令白起带兵伐赵，但白起还是以生病为由予以拒绝。昭王火冒三丈，对白起说：“你虽有病，但还是要为寡人出征。哪怕你是躺在床上指挥。”生性孤傲的白起，心里有气，拒不从命，并继续向昭王陈述不可出兵的理由。他对昭王说：“愿大王接受臣之见，这回就放了赵国，让他们休养生息，同时伺机等待东方国家的变故。这样可以安抚东方国家的恐惧，攻伐、诛灭其中骄横和无道的。用道义的力量来命令诸侯，天下就可以定矣。何必一定要先对赵国开刀呢?”

昭王根本听不进去，谈话彻底崩裂。昭王当即削去封予白起的武安君爵位，并将他逐出咸阳，迁至阴密（今甘肃灵台县西）。由于有病，白起没有马上动身。

3个月后，秦军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昭王又迁怒于白起，令他立即起行，不得滞留咸阳。白起只得起程。

这时，范雎又在昭王面前煽动对白起的不满情绪，说白起心中不服，“其意怏快”，恐怕日后有变。昭王听范雎这么一说，也感到留着这位能攻善战又生性刻薄的人，很可能是一个祸根，就立即派出使者追赶白起。在距咸阳以西10公里一个叫杜邮的地方，使者拦住了白起。使者按照昭王的吩咐，令白起自杀。白起引剑自刭而死。

七、“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

在《史记》中为范雎作传的司马迁，曾详细地记述了范雎与须贾、魏齐之间因私人怨恨而引出的一段故事。俗话说得好，“于细微处见精神”，《史记》中的这些貌似平常琐碎的事情，其实为人们深入了解范雎的为人以及为政，提供了绝好的资料。

范雎早年投在须贾的门下，却不幸受其污辱，幸亏得到王稽和郑安平的帮助，才得以逃到秦国。这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对此，范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范雎为相后，恰巧有一次须贾被派到秦国求和。范雎闻知，就特意微服出行，并装模作样地在路上“巧遇”须贾。

须贾只知道秦相叫张禄——这是当年范雎接受郑安平建议而更换的姓名，入秦后一直沿用——却浑然不晓张禄就是范雎。须贾路遇范雎，两人难免一番寒叙。言谈中范雎故意作出不得意状，弄得须贾颇哀怜他。须贾此次身负重任，出使秦国，正需要人帮助，也就想与范雎拉拉关系，帮着走走门路。于是便留范雎吃饭，还送给他一件袍子。席间，须贾提起他那4匹马拉的大车坏了，不能去见秦相。范雎赶紧表示，愿为须贾去借，并陪同前往，代为通报。

范雎为须贾驾着马车来到相府门口，对须贾说：“你等着我，我为君先入内通报。”然后就独自一个人进去了。须贾在门口等啊等，却不见范雎出来，就问看门的：“范叔怎么还不出来?”看门的回答：“没有范叔这个人。”须贾说：“就是刚才给我驾车的那位。”看门的一本正经地对须贾讲：“那可是我们的秦相张君。”

须贾大惊，随即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被已经飞黄腾达的范雎故意耍弄了。须贾赤膊跪行，要向范雎谢罪。

于是，范雎摆起架势，召见须贾。须贾连连叩头，声言自己该死。范雎当众历数须贾的3条罪状：1当年从齐国归来，你向魏齐诬告我暗通齐国；2魏齐令人打我，又将我扔在厕所间，你不制止；3你还向我身上撒尿。接着，范雎又说，考虑到今日你对我尚有故人之意，还以袍子相赠，所以也就把你释放算了。但是，你要传话给魏王，迅即拿着魏齐的头来，不然的话，马上踏平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市）。

须贾回到魏国，并带回范雎的口信。魏齐知道后，慌忙逃到赵国，藏匿在平原君的家里。这事后来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昭王深谙范雎的脾气、性格，知道他必定要找魏齐报仇的，就写信给平原君，要与平原君结“布衣之友”，并作“十日之饮”。

平原君怕秦，就入秦见昭王。昭王逼迫平原君交出魏齐，却遭到拒绝。昭王就将平原君软禁，并致信赵王，进行恐吓。最后，魏齐知道自己因得罪范雎而与秦国交恶，终将一死，就自刭而绝。赵王马上让人提着魏齐的首级，送到秦国，这才暂时免去一场劫难。

范雎在“以怨报怨”的同时，也不忘“以德报德”。对于救过他命的王稽、郑安平，范雎都予以提拔重用。还有那些曾在范雎倒霉的时候给予过帮助的，范雎也竭力加以报答。司马迁对此概括为：“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睚眦，音牙自，指发怒时瞪眼睛。借指极小的仇恨。）

八、辩士与政客：范雎的长与短昭王长期以来一直信任和重用范雎。白起之死，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昭王偏向范雎：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是范雎争宠又获得了一次胜利。昭王曾将范雎尊为“叔父”，把他得到范雎比作周文王得到吕尚、齐桓公得到管仲。范雎相秦也确有显著功绩，并为日后秦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除了表现于倡议驱逐“四贵”，结束外戚专权，加强中央集权和明确地树立“远交近攻”的战略原则，还体现在其他一些正确的治国政策上。比如在他当权期间，秦廷加强了对巴蜀地区的联系和控制。

自秦惠王降服巴蜀以后，蜀守张若及其继任者李冰，迁移民、筑城市、修水利、治农业，使得当地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改观。但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于是，范雎决定在由秦入蜀的群山峻岭中开凿栈道。千里栈道的开通，便利了秦、蜀间的往来交通，也使秦国的用兵更加灵活，可以由蜀地出击东方国家。此后，秦国不断地恫吓楚国，扬言由蜀地而下，秦军不消几日就可踏平楚国。

在范雎为相期间，当时的大学者、著名思想家荀况曾入秦考察。范雎以礼相待，并询问荀况到秦国后有何观感。荀况说了这样一段话：“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既有关隘要塞的险峻，又有山林川谷的富饶。这里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尚浮华。他们对官府都很害怕，服服帖帖地听从官吏的摆布，遵守法令。而衙门里的官吏，则奉公守法，认真为朝廷办事，不偷懒，不营私舞弊。贵国的士大夫也都守法奉公，出家门进官府，出官府就回家。不结党营私，识大体，顾大局。再看朝廷，处理政务简捷明快，不为烦琐细务纠纷扯皮，真像古代恬然无治的样子。”末了，荀子感慨地说：“怪不得秦国自孝公、惠文王、武王以至昭公，不断取得胜利。这不是侥幸，是必然的结果啊!”这些话，当然也包括了对范雎治国有方的一种肯定。

但是，范雎相秦也有不当之处。这主要是他心胸狭窄，又过分看重个人的恩怨。范雎与白起的矛盾，就是一个例证。还有，“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与作风，使他全无政治家的风度，变成了一个市侩式的报复泄愤者，而且在用人方面也产生问题。像他为感恩而委以重任的郑安平、王稽，后来都给秦国造成损害。郑安平在邯郸之役中被赵国、魏国、楚国的军队内外夹击打得大败，后又被围，突围不出，就带着2万秦军投降了。王稽在任河东太守时，与东方诸国暗地沟通，结果被诛杀。按照秦国的法律，任人不善者，要受到同样的处罚。所以，范雎也险些因王稽通敌而被诛。

太史公司马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以生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范雎与须贾、魏齐、郑安平、王稽之间的恩怨、曲折，并借此告诉人们：先秦的游士，如范雎之辈，奔走于各国，虽不同程度地存有利国利民的志向，但主要还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中的一些人，以辩才取得荣宠，也能提出一些有益的主张，推行一些有益的措施，但称不上是有远见、有气度的政治家，只能是一些政客而已。

第五章从投机商走向政治家的吕不韦

经商的精明与治国的英明，相去几何?

请看大商人吕不韦的从政史，和他主编的《吕氏春秋》。

一、家富千金的濮阳商人在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先秦时候有一个诸侯国：卫。这个地方最初是殷王朝的中心地区，后来周朝建立，周公推行分封制，就将康叔封于此地，称“卫”。

卫国早先也算得上是个大国，可以后就逐渐衰微，地盘也越来越小。到战国中期，已沦为任人宰割的小国。国君的昏庸、无能，贵族政治的腐败、黑暗，使得优秀的人才纷纷外流。而人才流失越多，国家也就越没前途。其中代表人物有吴起、商鞅、吕不韦等。

吕不韦，出生于卫国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地处黄河岸边的濮阳交通十分便利：溯河而上，可抵达洛阳（今河南洛阳），那里曾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战国时，它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个繁华都市之一；顺河而下，可通往盛产鱼盐粟帛豆麦的齐、鲁（今山东境内）富庶之乡；向北过黄河，可直驰北方的大都会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往南，黄河水与鸿沟水系、淮河平原水道交通网联结起来。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为濮阳人经商致富准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造就了一批商人，濮阳也就成为一个相当繁荣的商业都市。

吕不韦的父亲，就是濮阳的一个大商贾。

在吕不韦生活的年代，卫国已成为秦国和魏国、赵国、齐国争夺的要冲地带。卫国求助于魏国的保护，在魏的羽翼下苟延残喘。卫国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自夸、自傲，相反，它的风俗还常遭到别国的讥议，有人把卫国以及离它不远的郑国所流行的一种音乐，称为“郑卫之音”，把它归入淫邪的一类，属于糜糜之音。

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吕不韦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头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游刃有余。他继承父业，以经商为生，奔走于濮阳与邯郸、阳翟（韩国城市，在今河南禹县）之间，成为“家累千金”的大富商。

国运日衰、风雨飘摇的卫国，当然留不住吕不韦的心。他要到外面的世界，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二、邯郸城里“奇货可居”

邯郸远比濮阳繁华、昌盛。它既是赵国的政治中心，又是南通郑、卫，北接燕、涿（今北京、河北），东连齐、鲁的交通枢纽，是山东各诸侯国中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这座建造于公元前386年的赵国首都，规模宏伟，布局严谨。北面和东面为市区和臣民住宅，西面为王城。王城长1475米，宽1387米，气势恢宏。为当时各国王城之最。据说，从这座大城市里走出来的男人，也像这座城市一样，别有一种气度。尤其是他们走路的姿势、步态令各地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竞相模仿。“邯郸学步”的故事，成为千古流传的一个笑话。

在这座汇聚着四方宾客、八方风物的大城市里，吕不韦寻觅着一桩能够一本万利的买卖。

一日，吕不韦兴冲冲地跑回家，神秘兮兮地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父亲回答：“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答：“百倍。”他再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父亲让儿子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问题给弄懵了，过了好久，嘴里才吐出几个字：“无数倍。”

儿子一笑，一字一句地对老子说：“当今之世，拼命种田，出死力耕作，到头来也只能混个吃饱穿暖。若能买到一个国君，让他听我的，就不仅一生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可泽及后代，我就要做这样的买卖。”

原来，吕不韦盯上了正在赵国做“质”的秦国昭王的孙子异人。所谓“质”，就是诸侯国之间结盟时相互交换的人质，他们往往都是些公子、王孙。在本国背约时，人质就要受到惩处。异人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非正妻所生之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行居中，其母夏姬又不受宠幸，所以被送到赵国做人质。由于异人在国内没有地位，加上秦国又多次进攻赵国，因而赵国也就不善待异人，弄得他处境十分困难。

吕不韦却以商人的敏锐嗅觉，意识到这正是“奇货可居”的。他决定，做一次冒险的但却能一本万利的政治投资。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与异人相处得非常亲密。一日，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太子，可惜她没有儿子。你们兄弟有20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做人质。以后安国君继任王位，你是没有希望当太子的。”异人对这一点早就看得很清楚，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随即表示愿意帮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

异人喜出望外，当下就与吕不韦说好，如果事成，两人共有秦国。

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异人，让异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吕不韦又准备将自己的一个漂亮情人“送”给异人。潇洒、有钱的吕不韦，在邯郸与一个叫赵姬的姑娘相好。赵姬不仅容貌姣艳，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喜欢，可吕不韦并不是那种能让男女欢爱束缚住手脚的人。

一日，他请异人吃饭，觥筹交错之间，请出赵姬歌舞助兴。赵姬眉眼传情，又频频为异人敬酒，弄得异人神魂颠倒。酒后异人拉住吕不韦的手，请求吕不韦将赵姬送给他为妻。吕不韦假装光火，异人则苦苦哀求，于是吕不韦便顺水推舟：“既然你如此喜爱，我就只能割爱了，送给你吧。”异人千谢万谢，对吕不韦愈加感激不尽。

赵姬后来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关于政的生身父亲，有的说是吕不韦，有的说是异人，这里我们不予深究。但不管怎样，由于吕不韦与异人、赵姬之间有过这么一段经历，吕不韦与嬴政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关系。

三、咸阳密谋：异人立为嫡子吕不韦决意从商业买卖转向政治投机。他对异人说：“我家里虽穷，但我想办法去搞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

吕不韦送给异人500金，要他在邯郸广结朋友，自己又用500金买了珍稀宝物去秦国活动。到了咸阳，他去求见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送上厚礼，然后请他们将珍稀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又通过他们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

华阳夫人闻知，非常高兴。吕不韦继续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和弟弟向华阳夫人传话：“我听说，凡是以美色得人喜爱的，终难长久。等到人老色衰，就不会再招人喜爱了。今天夫人深得太子的宠爱，可是没有儿子，应该尽早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正妻所生之子。古代行嫡长子继承制）。这样，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清楚由于排行居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立他为嫡子，则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皆大欢喜。异人对夫人会更孝顺，夫人也能终身得宠于秦国。”

这话很有效，深深打动了华阳夫人的心。于是，华阳夫人就对安国君说：“我有幸得到宠爱，却不幸没有儿子。我看异人最贤，愿意立他为嫡子。这样我以后也就有了依靠。”安国君答应了，还与华阳夫人郑重其事地刻玉符立约，以示不再反悔。

异人被立为嫡子，自然欣喜万分。他在赵国更频繁地开展社交活动，结交天下宾客，名声也就逐渐传扬开来。吕不韦则被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请做异人的老师，随时加以辅佐、提携。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秦、赵关系吃紧。吕不韦对异人说，赶快逃回秦国，以免留在赵国遭到不测。吕不韦和异人用600斤黄金打通关节，逃出邯郸。异人的妻子赵氏（即赵姬）带着儿子躲藏到赵国的富豪之家。

异人回到咸阳，吕不韦对他说：“华阳夫人是楚国女子，你既是她的儿子，就应穿着楚国服装去见她。”异人依从吕不韦的话，一身楚服，去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华阳夫人见到异人这一身穿戴，心中无比欢喜，说：“我是楚人，你是我儿子，你穿楚服，我非常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取名为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四、投资回报：吕不韦为相公元前251年，做了56年国君的秦昭王驾崩，时年53岁的太子安国君继承王位，此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不知是由于熬白了头才等到即位这一天，因而过于兴奋所致，还是因为长期耽于安乐，一旦临朝就被冗杂的政务所击倒，孝文王登基不过3天，就猝然而死，魂归西天。

吕不韦正处在为子楚被立为太子而洋洋自得的兴头里，没料想，更惊人的喜讯竟然又接踵而至。按秦国法律，太子子楚登基即位。这么多年来，吕不韦苦心经营的，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可他绝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般快，这般突然。

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新君没有食言，登基后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专为吕不韦而发的：“以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食邑。”（后改为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这道命令一下，秦国的文武大臣都惊呆了。因为，在当朝的百官中，没有一人有此殊荣。即使在秦国的历史上，既封丞相又封侯的也仅有2人，那就是魏冉和范雎。吕不韦一介布衣，既无武功，又无政绩，他有何德何能，竟如此青云直上，并集官、爵、封地于一身?

吕不韦心中自然一清二楚：这不过是多年前自己在邯郸所作投资的回报而已。

吕不韦当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赦罪人，奖赏先王功臣，以及对老百姓施行一些小恩小惠。虽说这是历代国王上台后的一套惯例，作为执政者，吕不韦因新君登基，必须例行这套老办法，但是，这对吕不韦来讲，却还别有一番用意，或者说，蕴含着深长的意味。

吕不韦深知，自己任丞相前，论政绩、武功，一无所有；论影响、地位，也无从谈起。因此，施行“德政”，用“德”、“义”来感召和笼络臣民，就十分紧要。不仅如此，从吕不韦以后的所言、所行看，“德”、“义”在他的思想意识中，还确实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从而，吕不韦给一贯倡导“严刑峻法”的秦国，带来了新的思想色彩；在统治手法上，也有所变化。

庄襄王只做了3年国君就死了，年仅13岁的太子政即位。吕不韦继续任相，并以“仲父”身份辅政。如此一直到王政九年，即公元前238年秦王政21岁亲政。在吕不韦担任秦国丞相长达12年的时间里，秦国的军政大权都操握在他的手中。

五、出色的武功吕不韦当政期间，秦国在中原地区稳步扩展，并最终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

首先，秦灭亡了在巩地（今河南巩县）苟延残喘的小国东周。东周及西周，是战国前期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分裂出的两个小国。公元前256年，秦昭王灭西周，同年，周赧王死，从此挂名的周天子不存在了。但东周仍遗存着，它的统治者称周公。周公虽不称为“天子”，然而毕竟是周王室的残余，所以他的存在，被秦国统治者视为统一中国的一大障碍。可是无缘无故地去消灭他，会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东周竟不自量力地联合各诸侯国图谋进攻秦国。吕不韦瞅准时机，亲自率兵轻而易举地征服东周，将其领地并入秦国版图。吕不韦又下令：将周公迁往阳人（今河南临汝西），让他奉其祭祀，延续着有名无权的周人宗室。

这一措施，显示出吕不韦不同于往昔君王的政治眼光：消灭东周国的实体，却又不绝其宗祀，这正符合儒家“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理想。百余年来，秦国以武力征伐东方各国，在东方国家中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人们常斥之以“虎狼之国”、“仁义不施”、“凶残暴虐”。吕不韦此举既铲除了走向统一的一个政治障碍，又为自己树起崇奉“礼”、“义”。施行“兴灭”、“继绝”善举的形象。这种形象，对于赢得天下士人的好感，吸引他们投奔秦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吕不韦可谓是出手不凡。

在灭东周的同一年，吕不韦又派将军蒙骜率军进攻韩国，韩桓惠王被迫将成皋和荥阳（均在今河南荥阳境内）一带割让秦国。秦在那里设立三川郡。成皋和荥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国取得它们，便控扼了关西通向关东各诸侯国的一条要道，也为秦国的东进开辟了牢固的前沿阵地。此时，秦国的东部边界已逼近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的锋芒可由三川郡直指魏国的心脏。

次年，即公元前248年（庄襄王二年），吕不韦乘赵、魏进攻燕国、后方空虚的机会，派蒙骜率军向赵、魏两国进攻。很快，秦军就攻占了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魏国的高都（今山西晋城北）与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随后，秦军又在赵国西部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势，先后取得榆次（今山西榆次附近）、新城（今山西新城附近）、狼孟（今山西阳曲北）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吕不韦令大将王龅进攻韩国的上党郡（今山西西北地区），将其全部占领，并重建上党郡。同时，又在赵国故地太原及附近一大块土地上，置太原郡。

从庄襄王死至秦王政亲政这段时间内，吕不韦仍然实施“近攻”的方略，即将韩、赵、魏作为主攻目标。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攻取魏国的卷（今河南原武城北），斩首3万。公元前244至前243年，秦军接连攻占韩国13个城邑及魏国的田易、有诡二邑。公元前242年，蒙骜率军大举征伐魏国，一连占领了酸枣、燕、虚、桃人（均在今河南延津、长垣一带）、长平（今河南西华北）、雍丘（今河南杞梁）、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等20城，并在那里设立东郡。次年，秦攻占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至此，韩、魏两国的绝大部分与赵国的西部，都归入秦的版图。

其间,秦国还灭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年，……拔卫。”而在其他一些记载中，卫已于数年前被魏消灭）。吕不韦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持着有名无实的君位。这种处理方法，显然与对东周的处置方式有类似的地方，显示了一种“恩”、“威”并施的统治策略，而与秦国过去一味以杀戮为能事的做法有所不同。不过，在对待卫君的态度上，似乎也多少表露出吕不韦对他故国的一种复杂情感。

公元前241年，为秦国东进的形势所迫，赵、楚、魏、韩、燕五国再一次联合起来，向秦国进攻。可是五国联军不堪一击，遭秦反击后，迅速瓦解。自此，东方诸国再也无力反击，只有等待着一个个被秦消灭。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军又向魏国发动多路进攻，占领了垣、蒲阳（均在今山西境内）、衍（今河南郑州北）。昔日兵强地广的魏国，此时只剩下残兵败将和大梁以东的小片地区。

六、卓有成就的文治如果说，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在军事上赢得的胜利，是借助了以往几十年筑下的基础，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功于秦军将士的英勇善战，那么，在这同时，秦国在文治方面取得的成就，就紧紧地与吕不韦联系在一起了。吕不韦给秦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写下了一段辉煌的篇章。可以说，假如没有吕不韦，秦国历史上就极有可能会缺少这么光彩的一页。

吕不韦注重文治，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治国为政方面，除主张严刑峻法的法治以外，还倡导加强礼义教化。由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有《上德》一篇，其中说道：“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意思是，以“德”和“义”来引导天下，可以收到不用“赏”、“罚”手段而使民心归善、邪恶不生的功效。这种德、刑并用的思想，与秦国专任刑罚的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反映到对东方六国兼并的策略上，也就形成了刚、柔相济的两手：如同对待东周和卫国一样，除使用武力彻底消灭，有时还加以笼络、安抚。

2改变过去的文化封锁政策，大量地引进东方国家的文化，特别是他们的各色人才。秦国虽有任用外来人才的传统，但长期以来，为秦国所欢迎的，主要是持法家观点的人物，这使秦国的文化十分单一而贫弱。吕不韦任秦相后，广泛地从东方吸收、引进人才，诸子百家各派人物都欢迎。一时间，天下之士“斐然（原指五色相错的样子，这里形容一种盛况）争入事秦”。据说聚集在吕氏门下的宾客有3000之多，包括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各家门徒。这些士人在吕不韦周围形成一个庞大的人才库，并担负着智囊团的作用。像后来为秦的统一和秦王朝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李斯，最初就投在吕不韦的门下。

3采撷诸子百家的精华，建立博采众长的理论体系。吕不韦执政时期，全国统一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朗，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策略，以及统一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吕不韦也在思考。不过，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法，来构建他的理论体系。他以为，“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吕不韦知道，人和物，都有其短与其长。只有善于吸取和利用别人之长以补己短者，才能成功，才会得天下。所以他组织手下的宾客，发挥各人的所学之长，著书立说，集百家为一家，编写出了先秦杂家的代表性著作《吕氏春秋》。

秦国早先地处岐山以西，为戎、狄杂居之地。由于地理和种族因素的影响，形成了迥别于中原的社会风习：民性强悍、崇尚武功。加上地处西陲，与其他国家交流较少，也就造成了思想文化上的落后状况。比如，战国诸子百家的著名人物，没有一个是在秦国的土壤上培植出来的。所以，吕不韦延揽各国人才，对各种学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实在是秦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一件盛事。而反映战国末期各派思想互相渗透、百家合流特点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出现在秦国，更是为秦国的统一做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由于吕不韦在文化上进行的这项工作，使秦国可以毫无愧色地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下面，就着重地谈谈《吕氏春秋》。

七、《吕氏春秋》的由来和概貌《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述《吕氏春秋》的编纂缘起的：“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倾：向往，钦佩）。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孟尝君号称战国“四公子”，他们都以礼贤下士、豢养众多食客而著称于世。吕不韦任秦相后，意识到秦国虽然强盛，但多的是武士，文士却奇缺，所以与东方诸侯国相比，有不如的地方。他遂广招宾客，又仿效当时著书立说的风气，让他们编撰了20多万字的《吕氏春秋》。《史记》中的这些记载，使我们对《吕氏春秋》成书的情况，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不过，有必要补充两点：

1“四公子”养士主要是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吕不韦养士，则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比如让其编撰《吕氏春秋》），这是“四公子”所不如的。汉代王充说：“六国之士出齐齐轻，入楚楚重，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论衡·效力》）。意谓战国之时，士人的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关系重大。来自东方的吕不韦，当然明了在争夺人才的这一“战场”上，秦国并不占据优势，因而他要广泛罗致文士以弥补秦国文化上的不足，为统一做文化和人才的准备（当然，吕不韦也有吸引人才以扩大自己势力的意图）。从以后的历史看，吕不韦所网罗的人才，也确有为秦始皇所用，成为秦的栋梁之材的。

2在《吕氏春秋》成书以前，虽然已有诸子百家的许多著作问世，并流传天下，但是像吕不韦那样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文集的，却是第一回。而且，在现存的先秦诸子著作中，像《吕氏春秋》这样的体裁，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编纂和问世，实乃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3个部分。由于是有计划组织编写，所以在形式上十分整齐。它的原来面貌为：“十二纪”以“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12个季节为“纪”，每一“纪”有5篇文章；“八览”是“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每“览”有8篇文章；“六论”为“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每“论”有6篇文章：再加上《序意》（即序言），共有161篇论文。可是，后来在流传中发生了夺佚错落的现象，所以，现存《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只有7篇，《序意》也仅余残文。

八、有所选择的杂家之言在整齐的形式下，《吕氏春秋》包容了相当繁杂的内容。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它是“兼儒墨，合名法”，清代学者汪中以为它是先秦“诸子之说兼而有之”。确实，参加编写《吕氏春秋》的学者来自各方，带来了各种不同学派的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吕氏春秋》的内容，可以看到它还是有自己鲜明的倾向的。它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儒家、道家、法家、农家、兵家与阴阳家等的原有观点，而是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有所选择和改造。当然，拼凑的痕迹，也是有的。

鼎这里介绍其中的一些观点。

《吕氏春秋》赞同儒家提倡的“君臣之义”，它举了两桩史实来说明这一道理。其一：

春秋时代晋国的贵族智伯被赵襄子所害，晋国的一部分也被赵瓜分。智伯的臣下豫让决心为智伯报仇。他把自己的胡子眉毛全剃光，全身涂黑，又弄得断肢残手，穿上破烂衣服，回到家中向妻子行乞。

其妻见来人模样像讨饭的，可开口说话的声音却像自己丈夫,十分生疑。见此。豫让离开后又吞吃木炭，把嗓子搞坏，让妻子也分辨不出他的声音。伪装成功后，豫让准备去暗杀赵襄子。

这时，豫让的一个好朋友见他如此残害自己，就问他：“你怎么想出这样的主意?”豫让回答：“我要替智伯报仇。”“可是，”这位朋友说，“你这样办简直是白受罪，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你的精神固然可嘉，却极不明智!”这位朋友继续劝道：“以你的才能去投奔赵襄子，赵襄子必定会重用你。到那时，你再采取办法杀死他，不是便当得多么?”

“此言差矣!”豫让反驳说：“照你说的这么去做，简直是出卖新朋友报答旧朋友。为旧君而害新主，违背君臣之义，还有比这种事更严重的吗?这和我报仇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所以要为智伯报仇，正是为了维护和发扬君臣之义，而不是要走什么捷径。”

其二：

春秋时莒国的柱厉叔为莒敖公的大臣。柱厉叔发现莒敖公并不怎么信任自己，就知趣地辞官而去。然而有一天，有消息说莒敖公被敌人围困，十分危急。柱厉叔立即向友人告别，准备去莒敖公处与其同死。有人劝他：“当初，因为莒敖公不信任你，你才离开，现在你却要去与他同死，这岂不是对你信任和不信任都没区别了吗?”

“不然!”柱厉叔严厉地驳斥道：“以前，因为他不信任我，我才离开他。现在他有难，我若不去，那就恰恰证明他当初不信任我是对的。我就要在这个时刻去与他共患难，用这种行动警示那些不能识别忠臣的君主，让他们内疚、自责。这样，后世的忠臣就不会像我一样被误解。忠臣不为君王所误解，那么，君王的地位就会永远稳固了。”

《吕氏春秋》对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做了发展和运用。它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因袭）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审分览·任数》）《吕氏春秋》还认为，君主只要在用人上下功夫，别的事就可“无为”：“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季冬纪·士节》）

《吕氏春秋》还有许多墨家的观点，宣扬了“尚贤”、“非攻”、“节葬”等思想。

法家提倡求实，“法后王”（即注重当前现实），反对空谈“法先王”（效法先王）。在《吕氏春秋》中，《离谓》、《当务》、《察今》、《不二》等篇都阐发了这些观点。法家主张法令划一，君主必须控制权柄和谙熟权术。《吕氏春秋》的《有度》、《慎势》、《具备》、《任数》、《勿躬》、《知度》等篇，就专门谈到以法治国及人君南面之术。

九、杂家的意义身为秦国丞相的吕不韦，竟又以杂家的形象出现，说明他认识到单纯地用某一家一派的观点来治理国家，是有缺陷的；而秦国只用法家的主张进行统治，也是不行的。所以他提出兼采各家，尤其倡导融汇儒、法两家的政治策略，以有利于统治和管理。《吕氏春秋》其实是吕不韦的一个施政纲领。

可惜，《吕氏春秋》问世没多久，就被秦始皇打入冷宫。原因之一，是吕不韦的施政纲领与秦王政的思想存在严重的分歧（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嬴政亲政与独治其民》一篇中论及）。

不过，正如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所指出的：“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十五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这固然属于推测，但从汉代统治思想的变化看，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此显赫政治地位，并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惟一一位商人。因为商人出身，又以政治投机起家，所以历来对吕不韦多有诟病。然而，从吕不韦为相，和他的《吕氏春秋》看，他无疑是先秦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今人所要清算的，反而应是那些传统社会对商人的偏见。

第六章嬴政独治天下

在秦王政亲政之际，他毫不犹豫地扫除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集团，实现了独治天下的愿望。

嬴政的“峥嵘”面目于此开始显露。

嬴政的早年身世与其个性形成的关系……

治理河道一、谜一样的早年身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帝，秦国庄襄王的儿子。庄襄王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秦国与赵国互换的人质，被送到赵国，在那里，见到了吕不韦的姬，因十分喜爱就娶其为妻，生下始皇。始皇是在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出生后，取名为政，姓赵。政13岁那年，庄襄王死，政即位为秦王。其时，秦国已兼并了巴、蜀、汉中；越过宛地而占据郢，在那里设置南郡；又北上收取了上郡以东的大片土地，设置河东、太原、上党郡；向东扩张至荥阳，灭东周、西周两个小国，设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吕不韦招揽宾客游土，意欲兼并天下。李斯投在吕不韦门下做‘舍人’。蒙骜、王龅、麃公等为将军。秦王政年少，即位后就将国家大事委托给大臣。”（白话今译）

以上是司马迁对嬴政出生和即位时的情况所做的一个极其简略的记载。在这段164字的文字后面，司马迁又用了270字，依然十分简练地叙述了秦王政元年至八年的秦国大事。但是，只字未提秦王政。

因而，对于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亦即嬴政亲政那年以前有关嬴政的情况，后世所知极少。

被后人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的早年身世，又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的一段记录，而被搞得扑朔迷离。《吕不韦列传》说：

“吕不韦与邯郸城里一位姿色绝美而又善舞的姬同居，知道她有了身孕。子楚（即庄襄王）跟吕不韦喝酒，见到那姬后十分喜爱……（吕不韦）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就将那姬献给子楚。那姬隐瞒了自己已有身孕，过12个月，生下儿子嬴政。子楚遂立那姬为夫人。”（白话今译）

这段可视为对《秦始皇本纪》有关始皇出生情况所作的补充，似乎透露出一个极其惊人的消息：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

对此，后世的研究者看法不一。于是，秦始皇的生身之父究竟是谁，就成为一个谜：秦始皇的早年身世亦被涂上神秘的色彩。

除以上所引，《史记》能为了解秦始皇早年身世提供线索的，还有《秦始皇本纪》中军事家尉缭对秦始皇的一段评述：

“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准：鼻子。膺：胸。末两句意谓：居俭约之时易以谦卑，而一旦得志，也容易啖食人。）

据此，学医出身的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曾做如下分析：

“这所说的前四项都是生理上的残缺，特别是‘鸷鸟膺’，即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软骨症患者，骨的发育反常。故尔胸形鼻形都呈变异。而气管炎或支气管炎是经常并发的。有这三种征候，可以得出软骨症的诊断。因为有这种生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人轻视。”（《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说秦始皇幼时受人轻视，当然是有依据的：

1.当年秦、赵两国交恶后，子楚即随吕不韦逃回秦国，而嬴政母子则寄居在赵国。既然是寄人篱下，嬴政母子就难免受人轻视，甚至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忍气吞声地生活。

2嬴政后来回国，并继承王位，但身为太后的母亲（即那位邯郸姬）却长期与吕不韦、嫪毐（音涝矮）私通，欲火炽盛的她，自然很少给予嬴政以母爱。

故而，郭沫若又做进一步的分析：

“这样身体既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

郭沫若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对秦始皇所作的分析，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秦始皇，特别是秦始皇个性如何形成。

概而言之，幼年时的秦始皇，身处异国他乡，为人冷视，备受生活的艰辛，以至在生理上留下缺陷；回国即位后，孤寂的心灵仍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亲情的滋润，而母亲的所作所为，又滋长了他仇视和嫉恨的心理。这一切，对他日后形成孤僻、多疑、独断、残忍的个人品性，和征服一切、占有一切的强烈欲望，有很大的关联。

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感，往往离不开家庭、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嬴政亲政后的表现和所采取的统治方式，有必要联系他早年的身世加以分析。

二、雍城加冠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嬴政21岁。按照秦制，他该亲政了。在这之前，他还需经过一个加冠和佩剑的仪式。

加冠，在古代中国是自西周以后就确立了的一项重要礼制。当时的人认为，士人20岁才算成年，才能取别名“字”，才可以任职当官、生养子女。所以，在20岁时需举行隆重仪式，届时由长辈为其戴上特制的帽子，称为“冠礼”。而国王的冠礼，则意味着从此以后，年轻的国王就要走到前台，执掌大权，亲临朝政。

佩剑，乃秦国特有的礼制。在当时，剑为表示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意佩剑的。对于成年人佩剑，秦国历史上一直有十分严格的规定，比如，直到公元前409年（秦简公六年），才允许“吏初戴剑”。至于国君，也只有在举行了冠礼以后，才能郑重地将剑佩在身上。

四月，已到法定亲政年龄的嬴政从咸阳抵达雍城（在今陕西省风翔县城南）。雍城地处关中平原的西端，是秦人的发迹地。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元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二年）的294年间，秦国的国都一直在此。后来，秦都东迁至栎阳，继而又迁至咸阳。但雍城并未废弃，秦国的一些重大典礼，如祭祀祖先，都到雍城举行。历代国王及后妃死后，也大都葬于此地。

巳酉日，嬴政在雍城举行了隆重的加冠和佩剑的典礼。

然而，仪式甫毕，悠扬的雅乐声似乎还在耳畔萦绕、回荡，咸阳方面就传来了嫪毐发动武装叛乱的消息。

三、平定嫪毐之乱有关嫪毐的来历，《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秦王政年少，太后时常悄悄地与吕不韦私通。……始皇帝一天天长大，太后依然淫荡不止。吕不韦恐怕祸及自己，就私下求大阴人嫪毐到自己门下作‘舍人’。……”（白话今译）

嬴政母亲原为吕不韦在邯郸时的旧情人。庄襄王（子楚）死后，身为太后的她，独处后宫，寒衾孤枕，遂与吕不韦鸳梦重温。然而，随着嬴政一日日长大，吕不韦不能不对与太后私通产生顾忌。为了摆脱沉湎于淫乐的太后的纠缠，吕不韦想出一计：给太后献上“大阴人”（可能是指特别精于房中术的男子）嫪毐，以替代自己，从而使自己得以脱身。

吕不韦得到嫪毐后，就故意向太后说起此人。太后闻知，果然想要嫪毐来陪伴自己。

但嫪毐与吕不韦不一样。吕不韦身为仲父，容易进出后宫，可嫪毐有何理由出入后宫?

吕不韦与太后商议后，以罪判嫪毐受宫刑，又买通行刑者，仅拔去嫪毐的胡子眉毛，随后将其送入宫中，侍候太后。这样，假宦官嫪毐就常随太后左右。“太后私与通，绝爱之。”而吕不韦则从太后的卧榻旁抽出了身子。

太后与嫪毐恣意淫乐，并生下儿子。为避人耳目，太后经常徙居雍城。雍城，这座经过近300年经营的秦国旧都，其气派远比后来兴建的咸阳要大。据现代考古学家在雍城遗址发掘出的遗物判断，雍城宫殿建筑远优于统一前的咸阳，不少装饰均为咸阳所无。值得一提的是，雍城在生活设施上相当齐备，不仅有繁华热闹的“直市”（即商场），还有储藏冰块的“凌阴”，即冰窖。据对这个“凌阴”遗址的测量，其容积达190立方米。这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地下冰窖，可供特权阶层消暑之用。在雍城，太后与嫪毐放纵于声色，尽情地享乐。

在太后的指使下，嫪毐被封为长信侯，赐予山阳之地（今太行山东南）作为衣食租税的领地。以后又将河西的太原郡（今太原市附近一带）封给嫪毐，更名毐国。

渐渐地，嫪毐不满足于从太后那里得到赏赐，而是抓住一切机会攫取权力与财富，处处扩张自己的势力。他在毐国修建了宫室、苑圃，置备了马车、华服，还蓄养了数千名家僮，1000多个舍人。在宫中，“事无大小皆决于嫪毐”。

嫪毐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可与丞相吕不韦相抗衡的势力集团。其时魏王欲改善与秦国的关系，孔子的后裔子顺为其出谋划策：“如今秦国全境上下都在说：‘某某是嫪氏一边的人，某某是吕氏一边的人。’可见，秦国上层形成了吕不韦和嫪毐两派，这连一般百姓都清清楚楚，大王何不利用这个矛盾呢?”子顺建议拉拢嫪毐，从而与秦联合（《战国策·魏策四》）。由此反映出嫪毐权势之盛、名声之大。这大概是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所始料不及的。

随着嬴政渐届成年，嫪毐与嬴政之间的潜在矛盾趋于明朗。嫪毐知道，自己身为宦官，干政问事实属违制。至于与太后私通，更不会为嬴政和宗室、大臣所容忍。于是，他就着手篡夺秦国的最高权力。

被嫪毐网罗的死党，包括：

卫尉竭，卫尉，官名，为负责宫廷守卫的官员，即皇家禁军的指挥官。如此要害的部门被嫪毐控制，可见其危害性有多大。

内史肆，内史，官名，为掌管京畿行政和军事的长官。这也是可以对国王的人身安全起重大影响的官员。

佐弋竭，佐弋，武官名，主弋射。与卫尉竭同名。

中大夫令齐，中大夫，官名，掌议论，供国王顾问、咨询。

在嬴政去雍城加冠前不久，有人告发：嫪毐并不是阉人，常与太后淫乱，还生有儿子，都藏匿着；嫪毐正策划废掉秦王政；另立他与太后所生之子为王。秦王政当即下令追查嫪毐及其阴谋。

嫪毐狗急跳墙，趁嬴政赴雍城行冠礼之际盗用秦王御玺，征调县卒、卫卒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杀害秦王政。

接到报告，嬴政迅即派左丞相昌平君和昌文君率兵从雍城赶赴咸阳，嫪毐叛军尚未离开咸阳。就被雍城开来的秦军包围。经过一场激战，叛军被斩数百人，其余四处溃散。嫪毐等在混乱中逃逸。

秦王政回到咸阳，对平定叛军有功者按功劳大小拜爵。宫内宦者参加平叛战斗的，也都拜爵一级。嬴政又下达命令：“凡能生擒嫪毐的，赐钱一百万；击毙嫪毐的，赐钱五十万。”

到九月，嫪毐及其死党全部被捕。嫪毒与卫尉竭、内史肆、佐弋竭、中大夫令齐等20余人，或被枭首，或被车裂，并遭族灭。对于上述主犯的“舍人”（即门客）以及参与叛乱的，罪轻者处以“鬼薪”之刑（罚作劳役，为官府砍柴），其余则被夺爵流放。

初掌朝政的秦王嬴政，以其临危不惧的气概和刚毅果断的作风，彻底平定了嫪毐之乱。

四、清除吕不韦集团《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始皇）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坐，即连坐。吕不韦因嫪毐叛乱而受连坐，被免去相国一职。

《史记·吕不韦列传》则载：

“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事连相国吕不韦。”

很清楚，秦王政在处置嫪毐势力集团的同时，也向吕不韦开了刀。具体时间，据《秦始皇本纪》，是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亦即平定嫪毐之乱的次年。而据《吕不韦列传》，秦王政在“九年四月”赴雍城加冠以前，已开始调查嫪毐的罪行和种种劣迹，并牵连到吕不韦。由《吕不韦列传》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镇压嫪毐的叛乱活动中，秦王政起用了在史籍中很少留下事迹的左相昌平君和昌文君，而没让声名赫赫的右相吕不韦出马。

吕不韦为何受牵连，《史记》没有明言，但从《史记》的上下文以及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看，答案似乎不难寻找：

1假宦官嫪毒是吕不韦一手炮制出来的；

2秦法规定，任人不当者，要受处罚，作为嫪毐的荐举人，吕不韦当然难辞其咎；

3或许，吕不韦与太后私通一事也已败露。

总之，《史记》告诉人们，吕不韦是受连坐而被罢相的。兴许，当初秦王政正是如此宣布的，而司马迁不过是做了一个实录。然而，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在秦王罢吕相的背后，实在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对这个问题，我们将放在下面再谈。这里，还是先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将秦王政如何处置吕不韦继续说下去。

吕不韦被免除相权，但仍然是文信侯，并拥有洛阳的10万户领地。战国后期，秦国给功臣和贵族所赐的封地，都是供给衣食租税的领地。拥有该领地的王侯贵族不必亲自到达那里，而只需居住在京城，坐食领地上的收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吕不韦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就国河南。”秦王政要吕不韦离开京城住到河南洛阳的领地。

被逐出咸阳的吕不韦心绪如何，又有何作为，史料无载。《史记》只提到一年多后，在通往洛阳吕不韦领地的道路上，纷纷不断地来往着东方各国的宾客。这自然让秦王政非常不满，于是给吕不韦下了一道诏令：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令你与全家徙居蜀地。”

仲父，意即叔父。春秋时期著名人物管仲相齐，桓公时曾称“仲父”，管仲辅佐桓公实现了霸业。吕不韦在年幼的嬴政面前加予自己这样一个称号，显然是以管仲自居，同时，又表露出他与嬴政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嬴政在诏书中会提到“君何亲于秦”）。现在，大权在握的秦王政给吕不韦做了一个全盘否定的结论：你对秦廷既“无功”又“无亲”。所以，应逐出河南，徙居到偏远的蜀地。

迁至蜀地的吕不韦，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饮鸩而死”。

然而，风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吕不韦在蜀地下葬后不久，他的尸体被人窃走，并不远千里地运至洛阳北邙山下，重新埋在吕不韦从前的领地内。这“窃葬”一事，系由吕不韦生前的门下“舍人”、宾客和忠于他的故旧干的。唐朝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还提到，参与“窃葬”的，有数千人之多。

秦王政震怒。他颁布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处罚令：

“凡参与窃葬的非秦国人，全部逐出秦国；是秦国人的，并且爵位在六百石以上的，处以削爵、流放之刑。未参与窃葬、爵在五百石以下的原吕不韦舍人，不夺爵，但要流放。”

这道命令其实是为了彻底清除吕不韦生前培植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而发布的。不仅狠狠打击了参与窃葬的吕党分子的气焰，还严惩了其他没有参与窃葬的原吕不韦的属下。

五、千金悬赏为哪般说起秦王政罢免、处置吕不韦的深层原因，有必要追溯一下嬴政亲政前一年，秦国发生的一件事情。

秦王政八年的一天，在咸阳的市门上，公布了一部书。那就是吕不韦组织其门人编写的《吕氏春秋》。在将此书公之于众的同时，吕不韦还贴出了一张告示，内容为：欢迎对拙著给予指正，谁若能增、损一字的给以千金的赏赐。城门上，果真放着一堆黄灿灿的金子。

吕相的这一举动，好比在平静的湖面扔进一块巨石，整个咸阳城里的人心，都给波动了。千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按以后秦王朝统一度量衡之后的标准看，1镒（20两）金子为1金，千金就是两万两金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以商鞅变法时秦国统一的度量衡为基础而加以推行的，故前后的差别不会很大，甚至可能是一致的。吕不韦以如此巨大的金额来奖赏能增、损《吕氏春秋》一字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可以想见，当时的咸阳城里，人们是如何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在公布《吕氏春秋》的市门，又是怎样的人头攒动，争相阅读。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激动的人心逐渐归于平静，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可以增、删这部书的某一个字。那堆金子仍在城门上放着，在太阳底下闪着金色的光芒。

难道《吕氏春秋》真的是毫无瑕疵，连一个字都无法更改吗?抑或是咸阳城里的人都不行，没有足够的学识、水平来挑这部书的毛病?

都不是。

事隔300年，汉代的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吕不韦权势炙人，以他的名义公布的这部书，即使有人能挑出它的毛病，却有谁敢公开指出呢?

王充之后100多年，有一个叫高诱的学者，挑出了《吕氏春秋》中的11处错误。它们有的是字、句和称谓的错，有的是史实上的出入。用现在的行话说，这些都属于“硬伤”。

那么，吕不韦为什么要“千金悬赏”呢?

六、从《吕氏春秋》看秦王与吕相的矛盾显然，对于政治家吕不韦来说，“千金悬赏”绝不是一个学术行为，更不想以此来结交什么文友，或寻求什么一字之师，而是一个带有明确的政治图谋的举动。又由于此举恰好赶在秦王政亲政的前一年推出，就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味。

推测吕不韦的真实意图，不外乎两点：

1测试一下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威望”，看看究竟有没有人敢于向自己提出“异议”。这大概可以帮助即将结束“辅政”历史的吕不韦，调整和确立今后的政治策略。如果人们都缄口不言，这在无形之中又起到了强化自己威势的作用。

2为包含着自己各种见解和主张的《吕氏春秋》制造舆论声势，扩大影响，并最终影响秦王政。如果年轻的国王能够接受自己的主张，那么，今后自己在名义上虽不再“辅政”，可在实际上，还将继续发挥辅政的作用。

吕不韦的前一个目的，应该说是达到了，但后一个目的却没有。

如果将《吕氏春秋》与秦王政后来的政治实践、思想倾向做一番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很明显的差异。比如：

在统治方式上——

吕不韦既主张实行法治，又强调礼义教化的作用，并给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留出一席之地。这种德、刑并用，礼、法兼施的思想理论，与秦始皇片面地强调严刑峻法，迥然有异。

在世界观方面——

吕不韦基本上不迷信鬼神，而秦始皇则非常相信，还幻想成仙。吕不韦主张“适欲”，既肯定人欲存在的合理性，又反对纵欲。针对君王贪图享乐、浪费财物的行为，《吕氏春秋》还劝告他们应该“节欲”、“节葬”，并引用传说中黄帝的训诫，要求君主“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孟春纪·去私》）。而秦始皇则是一个挥霍无度的纵欲主义者。

在君主用权和个人作风方面——

吕不韦既主张君主专权，又反对君主独断。希望君主能在大权独揽的前提下，拱手无为，由臣下进行具体的操作。而秦始皇则是独断专行，对臣下持不信任态度，处处提防，事必躬亲。《吕氏春秋》还载录了有关“任贤”、“择相”、“知人”、“纳谏”等限制君权的一系列言论，明确反对君主“奋而好独”（《孝行览·本味》）。

在对君和民关系的认识上——

《吕氏春秋》吸取了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观点，主张“顺民”、“爱民”，以为“宗庙之本在于民”（《有始览·务本》）。它还要求君主能上下通达，否则，“国亦有郁，……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若要上下通达，就必须让人说话。以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川壅而溃，败人必多”（《恃君览·达郁》）。而晚年的秦始皇则视民众为草芥，任意驱使。又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钳语、禁学、焚书、坑儒。

上述差异固然是在以后才逐渐呈现，但它们的根子应该在嬴政亲政前即已埋下。

元代陈澔《礼记集说》曾指出：“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这句意谓吕不韦想为新时代“制礼作乐”的话，诚乃卓见。《吕氏春秋》虽然有“杂”的特点，但它确是吕不韦精心制作的一个系统的政治纲领。

吕不韦在嬴政亲政前一年，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向世人颁布他的政纲，希望藉此为日后秦国的发展确立基本的政治路线。然而，这一纲领遭到了秦王嬴政的拒斥。

为嬴政不能接受的，除了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观点，还有吕不韦在该书中时常摆出的那副比帝王更英明，不时地要对帝王进行谆谆教诲的模样。《吕氏春秋》的总序《序意》篇有吕不韦的一段自白：

“良人请问十二纪（《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部分——本文注），文信侯曰：‘尝得学皇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颛顼，乃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颛顼为黄帝之孙。吕不韦这话，分明是在示意嬴政，应像颛顼对待黄帝一样对待“仲父”吕不韦；只有遵循如同“大圜（天道）”、“大矩（法则）”的《吕氏春秋》的教诲，才能“为民父母”。

《吕氏春秋》还对“一国之主”提出了许多似乎专门针对未来的始皇帝而说的警言。“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断，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智者，人君之大经也”（《恃君览·骄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仲春纪·功名》），结果将是“诛暴君而振苦民”（《孟秋纪·振乱》）。

或许，年轻的嬴政已经萌生出“骄恣”之态；也可能，吕不韦对嬴政日后的暴虐行为，已有某种预感。

但不管怎样，吕不韦事与愿违。

七、“独”字当头秦王与吕相的矛盾，牵涉到这样几方面：个人情感上的纠葛；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思想意识上的分歧。这一切又因为吕不韦始终摆出一副“仲父”与导师的面孔，而加深、激化。

从嬴政后来专断、骄横的个性看，他是绝不会接受以“仲父”和导师自居的吕不韦的摆布的，也不会与吕不韦分享权力。即使吕不韦是嬴政的亲父，嬴政也必会在世人面前千方百计地遮掩乃至抹杀这段血缘关系，因为，天子的血统应该是高贵而神圣的。所以，在解决嫪毐问题时，嬴政就不失时机地乘势扳倒了这位注定不为自己所容的人物。以后又步步进逼，直至将吕不韦逼到绝境，并最后彻底地将吕不韦集团清扫干净。

铜钟这是一场残酷的权力之争。

不过要注意，这场权力斗争一经爆发，并没有出现常见的那种两强相争、互相拼杀的状况（如前述嬴政与嫪毐之争斗），而是以一方逼杀、一方退让完成整个过程。

争斗中的一方——吕不韦，从被免去相国，到“就国河南”，继而又徙蜀，最后自鸩，一直“逆”来“顺”受，未加抗争。从当时吕不韦所拥有的威望和势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较量，然而他没有。这或许是为了顾全秦国国家利益和统一事业这个“大局”，也可能是因为忌于骨肉之亲。总之，他没有选择抗衡和相残的对策。

从吕不韦试图影响嬴政，奠定秦国未来的政治策略，到甘愿退出政坛，最后以自尽了断，这一转变和结局，既出之于无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了长者（同时也是智者）对下辈的一种忍让，并多少表露出作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气度。

争斗中的另一方——秦王政，则表现出残忍无情、自负独尊的品性，那纸给吕不韦的诏书，使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居心，昭然若揭。“君何功于秦?”如此质问若发于吕不韦初为秦相时，是有道理的。可在吕不韦已任三朝相国，并将秦的统一大业进一步推向前进之后，说吕不韦无功于秦，显然是无视事实。

“君何亲于秦?”这样的发问也不近情理。如果吕不韦真是嬴政的生身之父，且嬴政也知道这么回事，那嬴政如此说话，表明他是毫不顾惜骨肉亲情的。如果吕不韦不是亲父，但若仅看在吕不韦立子楚为嫡嗣的份上（否则，秦王的宝座怎可能轮到你嬴政来坐），也不该把话说得如此绝情。

吕不韦与嫪毐无疑属于两类人，然而嬴政对他们都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嫪、吕两人的处置，体现出嬴政复杂个性的两个方面：勇毅、果敢和残忍、暴虐。

这种个性无疑建立在其独擅权势的强烈欲望之上。诚如三国时候曹元首在《六代论》一文中所讲的，秦王政要“独制其民”、不想“与人共治之”（见《昭明文选，卷五二》）。不管这“人”是假宦官嫪毐，还是“仲父”吕不韦，嬴政都要将其除掉。

何况，吕不韦还明确提出了与帝王分权的主张。

正因此，当秦王政读到倡导君主集权的韩非的著作时，就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韩非以为：“权势不可以借人。”（《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在韩非看来，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是不能与任何人共同掌握，必须由皇帝单独控制的。在现实政治的操作中，秦王政将这种君主独断的理论发挥、运用得淋漓尽致，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独裁者的一个典型。

后来秦二世时，有一次李斯上书胡亥，陈述如何“治天下”，就曾反复强调一个“独”字：明君要独断，大权才不会旁落；君主要独制天下，才能不被任何人、任何势力所牵制；要独操君主之术，以驾驭臣下；要独断并加强督责，从而使天下之人不敢犯罪，并使自己独擅天下之利。

这既是给二世的劝辞，也是对嬴政独揽大权的真实写照。

第七章韩非及其法家理论

太史公司马迁说：“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音核）少恩。”又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法家的“无情”与无情的历史。

一、韩非的生平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的以“帝王之师”自居、或实际上扮演“帝王之师”角色的人物。若以其对帝王、并进而对历史所产生影响的深巨，来对这些帝王师排一座次的话，这坐第一把交椅的，恐怕非韩非莫属了。

韩非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为韩国贵族之后。青年时代曾与李斯一起，在儒学大师荀子门下求学。两位学生向荀子学了“帝王之术”，却都背离了老师所持的儒家的基本立场，而成为“喜刑名法术之学”的法家人物。后来李斯先入了秦，而韩非回到韩国。

韩非有严重的口吃，不善于游说，于是就专心于著书立说，他希望用自己的文字去打动当政者。当时韩国已十分衰弱，韩非多次建议韩王采用富国强兵的方法，但韩王不予理睬。有个贵族叫堂谿公，对韩非说，讲法、术等学说是很危险的，劝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韩非则认为法、术等学说对国家有利，表示不怕因国君昏聩而加罪于他，要继续宣传法家的学说。

可是，韩非的学说始终没有被韩王采用，韩非就一直在家发愤著书。他的书传到秦国，被秦王政看到了。其时，秦王政正在准备完成统一的大业，迫切需要一套适合统治需要的理论。他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深表赞同，大为赏识。他感叹道：若能见到文章的作者，和他相处在一起，“死不恨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李斯告诉秦王，此文作者是韩非，现在韩国。秦王政遂下令攻打韩国，要求韩非归秦。韩王向来不重视韩非，见秦国兴师动众而来，竟是为了一介书生，便无二话，立即将韩非遣往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到了秦国。秦王政十分高兴。但秦王政生性多疑，且喜怒哀乐变化多端，所以韩非入秦后，没有得到信任和重用。

李斯对韩非的到来十分不乐意。老同学互知底细，更何况，早在荀子门下一起做学生的时候，韩非已表现出高于自己的天资和才气。李斯生怕秦王政将对自己的赏识与恩宠转移到韩非身上。如果韩非一旦被重用，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

不久，韩非上书秦王政，劝他先伐赵而缓击韩。李斯和另一些大臣就乘机加以谗害。他们对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宗室，他的心终究是向着韩而不向着秦的。这也是人之常情，今天大王不用韩非，等以后时间长了再让他回去，那就给秦国留下一个后患，所以不如趁早找一个罪名将他杀了。”秦王同意了，将韩非交刑吏治罪。

李斯派人给已经下狱的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表白，但遭拒绝，只好饮鸩而死。这时是韩非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33年。

过了一段时间，秦王政又想到了韩非，后悔将韩非下狱问罪，就派人赦免韩非，但此时韩非早已不在人间。

韩非虽然并未在秦得到重用，甚至遭到了杀身之祸，但他的学说还是对秦王政和秦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嬴政统一中国前后许多重大的政治措施，都是按照韩非的理论来制定的。

二、《韩非子》：融合法、术、势韩非的思想和理论，集中反映在其自著文集《韩非子》（大约由汉代的刘向最后编定）中。今本《韩非子》共55篇，其中虽有一部分系后人误混羼人，但其中主要的如《显学》、《五蠹》、《定法》、《难势》、《诡使》、《六反》、《问辩》、《心政》、《难一》各篇，皆可确信为韩非所作。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出，韩非的学说是集先秦法家之大成，融合了法、术、势三个方面。

韩非以前的法家理论，主要分成三派：商鞅强调“法”，主张国君要明法令，用法律来加强统治；申不害（公元前?一前337年），强调“术”，主张国君千万要注意控制、驾驭臣下和人民的手段；慎到（战国时赵国人，曾为齐国稷下先生，生卒年月不详）强调“势”，以为国君必须加强威势来统治天下。韩非对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进行了吸收和扬弃，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法家学说体系。

韩非曾多次称颂商鞅，但他又认为商鞅的法治理论有片面性。韩非在《定法》中说：商君之法规定，斩敌人一个首级即得爵一级，要当官的可以委以俸禄五十石的官。当官的人是要有智能的，斩敌人首级只要凭勇力就可以了，怎能叫单有勇力的人去当需要智能的官呢?韩非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他自己没有提出法律来，只要求把商君之法规定得更完满、更彻底。

韩非还认为，商鞅谈法治而不谈术，存在缺陷。比如，若按商鞅之法打了胜仗，大臣就更加尊贵；扩大了国土，大臣受封的土地就更多，这样只利于大臣而不利于君主，不能防止臣下发展他们个人的势力、削弱君主的权力。他指出，秦用商鞅之法从而国富民强，然而因为“无术以知奸”，结果，国家富强的成果就被大臣利用为扩张其私人势力的资本。比如，秦昭王时，穰侯魏冉攻齐胜利就取得陶邑作为私人封地，应侯范雎攻韩胜利就取得汝南（即应）作为私封，这就导致秦强盛数十年而不能成就帝王之业。

对曾任韩国丞相的申不害，韩非也予以称赞，但他又不满申不害只谈术而不定法。他认为，申不害虽然多次使韩昭侯（公元前362～前333年在位）用术，却由于不推行法治，法令经常变更，使奸臣有机可乘，犯法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申不害执政17年，而不能成就霸王之业（《韩非子·定法》）。韩非又以为，申不害言术而未尽，因而他对术又做了详细的阐述。

韩非指出：“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术，就是按照才能授予官职，根据他们的名位责求他们的实绩，操握生杀的大权，考察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必须掌握的东西。法，就是让法令颁布于官府，让百姓把刑罚牢记心头，奖赏那些守法的人，而惩罚那些违犯的人，这是群臣必须遵循和学习的东西。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受蒙蔽，群臣没有法，就会在下闹乱子。这两者不可缺一，都是帝王治国的工具。（《韩非子·定法》）韩非又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术，就是要将权术藏于胸中，在对付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暗底里来驾驭群臣。所以法一定要使之彰显，而术则不能让别人窥见。）（《难三》）法是成文法，必须公之于众，至于术则微妙得多了。这是一种极端诡秘的权术，必须隐而不显。

除了法、术，韩非还特别强调势。在他的心目中，君主有了威势才能统治天下；没有威势，即使是古代的圣王尧、舜，也不能定天下。韩非要求国君们运用法和术，建立一套统治全国的情报网，以便居于深宫而能驾驭四海。他以为这就是势。韩非指出，善于用势来统治则国家安全，不知道用势则国家危险。这种威势好比是国君的“筋力”，有了它就能“制天下而征诸侯”，就能使老百姓服帖、顺从。而且，也只有在国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势的前提下，才能推行法与术。

三、“独断”论：君主本位主义韩非杂糅法、术、势而形成的政治学说，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主张极度扩张君权，将君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独裁统治。

韩非在吸取申不害的术的时候，一并吸收了他那套君主独裁的主张，并把它大大加强起来。《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引用申子的话说：“独视者为明，独听者为聪。能独断（独自决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韩非对这几句话非常钦佩，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他说：“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劝独断也。”（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表现在申不害劝说君主遇事要能独断的议论里。）

由此，韩非发挥出一整套的尊君理论，以建立超越一切的君主个人的绝对统治权。他认为，君主无论贤愚智不肖，哪怕就是昏主暴君，也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甚至提出，尧禅位于舜，商汤、周武王伐桀、纣，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是天经地义的常道，尧、舜、汤、武违反了“君臣之义”。然而，对于尧、舜、汤、武悖逆“君臣之义”的行为，人们却都加以赞誉，这是天下至今仍不能治理好的根源所在。（《忠孝》）韩非这话本来是批评儒家称颂尧、舜、汤、武的，但他所表露出的思想，却比儒家更卖力也更彻底地维护君君臣臣之义。

为了尊君，韩非不惜以牺牲早期法家如商鞅高度崇尚法的精神为代价。当初，“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战国策·秦策一》，参阅本书《帝业初开：商鞅变法》）。商鞅明知后有新主将决定自己未来的祸福，但并不屈法以求容悦。这一点确实证明了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是和宣扬“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儒家截然不同的，可这样的精神在韩非身上已看不到了。

《韩非子》中虽然也有类似反对君主“释法而任智”（舍弃法律而任凭君主个人的才智。）（《饰邪》）或“释法用私”（舍弃法律而以个人的私欲行事。）（《有度》）的言论，但韩非已非“以法为本”，而是以君主为本。在韩非眼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帝王的工具）而已。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一部《韩非子》，谈得最多的是术，而不是法。《外储说右下》说：“故国者，君之本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于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韩非将国家看作是君主的乘舆，将势视为拉车的马，而术就是驾驭马车的方法。如果没有术，不仅身体劳累，而且要出乱子；有了术，不仅身体逸乐，而且还能获取帝王的功业。

韩非为帝王提供了一整套的驭臣之术。比如：

不要相信人。韩非以为：“人生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生最大的毛病在于相信别人，相信别人就会被人所制。）（《备内》）他反复向君主进言：“恃（依赖，凭藉）势而不恃信，恃术而不恃信。”（《外储说左下》）他还要求君主抱着怀疑的态度，用种种方法，通过种种事情，窥测臣下的言行举止。

“告奸”。既然人人可疑，满世界都充斥着奸邪，那就要广置心腹，多设耳目。然而这还不算是最好的办法。最有效的措施，是让天下的人彼此监督，互相检举揭发。如此相互怀疑，互相“告奸”，就不怕君主不能洞察一切。

韩非的这套君主独断论，后来被嬴政身体力行，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一种国家体制从君主本位的立场出发，韩非对未来国家的体制做了构想。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统一国家，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政事分散在四方，大权独揽在中央。君主掌握纲要，四方的臣民都来效劳）。（《韩非子·扬权》）

为此，韩非要求君主独擅大权，掌握包括立法权、赏罚权和组织人事权在内的一切重要权力。他反复提醒，君臣之间无非是“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权力与利害关系，而不是什么仁与忠的关系。所以“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能成为“阳虎”（即阳货，春秋时鲁国人，曾专鲁国之政）。

在韩非看来，君主专制的主要危险，来自大臣、重臣（擅令违法之臣），甚至主母（即太后）、后妻（即妻后）、子女、兄弟，这些人都觊觎着王位和王的权力。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了，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君王对一切人都不能太信，只有全面地加以戒备才能免除祸患。

韩非主张君王要独操宰制人臣生、杀、富、贵、贫、贱的“六柄”，加强和突出自身的“至贵”、“至尊”，并抑制大臣、重臣，将一切功德美名都戴在自己的头上。

以上由韩非阐述的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主张，基本上都体现在了秦始皇所建立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之中：

1帝王独擅权势，集大权于一身。宰相权被分割、侵削，兵权则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参阅本书《为万世开基业：秦始皇的梦想与构造》）。“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2在名与实两方面加强帝王的“至尊”、“至贵”。选用古代最尊贵的称号“皇”、“帝”，制造出“皇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尊称。“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命令称之为“制”和“诏”），它们一经宣布即为法律。若诏令与现存成文法的具体规定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

3绝对掌握宗室、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胡亥篡位后，与赵高勾结，就毫不费力地滥杀大臣和宗室成员。

五、顺应潮流的思想家韩非是一个关注现实政治的思想家，他对当时的时代特点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因此，现时的君主，“如欲以宽缓之政（宽松和缓的政治措施，指儒家提倡的仁政），治急世（急剧变动的时代，也即乱世）之民”，是行不通的。只有“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不去照搬古代的办法，不墨守成规，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措施），采取法治，推行强权政治，才能达到强盛的目的。那些想袭用尧、舜、禹、汤、武的政治措施来进行统治的人，犹如“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

正是针对了“急世”和“争于气力”这个时代特点，韩非通过吸取前辈法家以及道家、名家等的观点，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这套学说也确实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从而为建立专制主义的君主集权制的政权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本书的“概述”中我们曾经指出，春秋战国是从建构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转化的时期。在这个转型期里，君主专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成为推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杠杆。法家对于中国古代这一专制主义政治的形成，贡献最著。而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更是直接促成了秦始皇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策略，并进而对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起了催生的作用。

正由于韩非的思想顺乎时势，所以在他人亡以后，他的政治策略并未随之泯灭。李斯谗害韩非，然而仍不得不称他的学说是“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略。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和李斯都是韩非思想的实践者。

六、重要的资政学说韩非的理论不仅催化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诞生，而且在以后的2000年中，还一直不断地被人运用，成为指导中国古代政治活动的一种很重要的思想。

三国时候，诸葛亮曾为后主刘禅亲手抄写申不害和韩非的著作，劝刘禅参酌取用。诸葛亮是想用权略智谋来救助刘禅过于仁恕宽厚的不足。刘备临死前也告诫儿子：“丞相（指诸葛亮）替你抄誊申不害与韩非子的书，希望你好好揣摩，这对治国会很有帮助的。”

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锐意改革，力图富强，也都参酌、运用了韩非的学说。

近代的严复，因有感于外国列强硬将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强加于中国人头上，曾表示：“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白话今译。《学衡》七期《与熊纯如书》）

七、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韩非的学说有着严重的缺陷。比如：

山水画尊君抑民。韩非习惯于将人民放到君主和法律的对立面，主张对人民采取严刑，认为哀怜百姓会造成国家的危亡。在韩非眼中，人民似乎是不存在的；耕农时君主需要的是牛马，战争时君主需要的是豺狼，防奸时君王需要的是鹰犬。对君主而言，人民不过是工具而已。

无限制地扩张君权。尤其是韩非以君主的意志当作法令，而且是最高的法令。这就为君主随心所欲、肆意妄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提倡阴险残酷的政治斗争。在韩非的笔下，完全没有美、善的人生，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人人都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个个都处在勾心斗角之中。从韩非的书袋里，掏出了数不尽的诡计、权术，用以帮助、开导与群臣“一日百战”的君主。

片面强调严刑峻法，忽视道德的感化作用。这是所有先秦法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通病。

狭隘的功利主义。韩非只看见“当今争于气力”；他自己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为了帮助“明主”在“争于气力”的角逐中赢取胜利。因而对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只要于富国强兵一时没有实效的。他都主张取消。他明确提出“以法为教”（以法作为教育的内容。注：这其实是排斥了其他的教育内容）、“以吏为师”（直接以官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成为赤裸裸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倡言人。

韩非学说的这些缺陷，使得它既非维护地主阶级政权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又在具体的运用和操作中产生了诸多消极的作用、负面的影响。

以秦而论，虽然韩非的理论对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最终消灭六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及李斯等人继续推行韩非的理论，加强对人民的严酷统治和残酷剥削，却又激化了阶级矛盾，并助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残杀，从而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秦的暴政和秦的覆亡，显然与以上列举的韩非学说的内在的理论缺陷存在关联。比如说，秦朝统治者滥用民力，与无视民众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有关；秦始皇父子肆意极欲、为所欲为，并置法律而不顾，与将君权置于一切之上有关；统治集团中的内乱，与过于强调权术斗争有关：焚书坑儒，与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关……

所以，鉴于这样的事实，从汉初开始，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就着手反思和调整统治的理论与策略。由此产生的变化之一，是他们舍弃了先秦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的做法。

当然，韩非的政治学说并没有就此被抛弃，它的许多内容仍不断地被人取用。不过，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统治学说，却确实变化了一种样式——比如，有人称之为“阳儒阴法”。

韩非学说在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还表现在：它始终是专制独裁论的重要思想渊薮：它不知哺育出了多少阴险诡诈的权奸……

八、悲剧人物韩非为别人总结、制造出了大量的权术、诡计，可他自己却并不以权术和诡计混迹于世：

韩非热衷于谋国，一心研究治国的方略，却拙于谋身；

韩非一生为君主专制制度鼓吹、呐喊，却最终为专制的君主随意抛弃；

韩非明知宣扬法、术具有生命危险，却知难而上，不畏惧为国家的利益而招致祸害。

总之，这是一个“远见而明察”（《韩非子·五蠹》）的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命运不佳的人。

司马迁曾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感慨万千，以为韩非对进说的困难了解得那么周详完备，以至写出了《说难》（进说的困难）这样周密细致的文章，但却最终连自己也没有逃脱进说的祸害。

人们常说法家“无情”，可历史更加无情。

先秦的法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呼唤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但他们中的不少人，却都是悲剧性的人物，像吴起、商鞅，还有这位韩非……

第八章养士之风与客卿制度

《容斋随笔》卷二：“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论衡·效力》：“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

秦国虽缺乏养士的传统，但它的客卿制度，为吸纳和选用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才与“宝贝”

《资治通鉴》周显王十四年（公元前355年）有这样一则颇有意思的记述：

“齐威王和魏惠王在郊野约会狩猎。魏惠王问：‘齐国有什么宝贝吗?’齐威王答：‘没有。’魏惠王又问：‘我的国家虽小，尚有十颗直径一寸以上、可以照亮十二乘车子的大珍珠。齐国那么大，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齐威王答：‘我对宝贝的看法和你不一样。在我的大臣中有位叫檀子的，让他驻守南城，敌人就不敢来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贺。还有位叫盼（音焚）子的，让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向东到黄河捕鱼。在我的官吏中有位叫黔夫的，让他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赵国人就在西门行祭礼，举家投奔的有7000多户。我的大臣中还有位叫种首的，让他对付盗贼，社会上就出现路不拾遗的好风气。这四位大臣，光照千里，岂止是照亮了十二乘的车子呀!’魏惠王听后面露愧色。”（白话今译）

齐威王与魏惠王的这一段对话，颇为典型地反映了战国时期一些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魏惠王提起自己国家的宝贝来，洋洋自得，称魏国虽小，却有10颗大珍珠。可是，当齐威王谈起齐国的“宝贝”时，魏惠王露出了惭愧的脸色。因为，齐威王所说的“宝贝”，不是金银珍宝，而是人才。

人才，才是真正的“宝贝”。有了人才，穷国可以变富，弱国可以变强。魏惠王可能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显然没有像齐威王那样强烈、自觉的人才意识，所以他感到了羞愧。

战国时期对人才的重视，其实并不限于国君或一国之执政者。那时，不少有权有势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实力，都在广揽人才，以至为人才展开争夺战。

二、孟尝君养士：冯驩食有鱼战国时期的人才，大量的出自“士“阶层。于是，延揽人才，尊重人才，或者屈身优待人才，就称作“礼贤下士”。

这里先讲一个有关孟尝君养士的故事。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齐国著名人物、齐宣王时曾任齐相的田婴的儿子。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封地，号孟尝君。

孟尝君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不遗余力地培植亲信。凡是投奔到他门下的游士，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被供养的人叫食客，也叫门客。供养食客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风气。像与孟尝君合称为战国四公子的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都养着大批的食客。这些食客在平时为主子或舞文弄墨，摇唇鼓舌，或跟进跟出，协从帮办。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主子充当说客、打手、刺客之类。

孟尝君收养的食客，既有各式各样的士，也有鸡鸣狗盗之辈。其中也确有少数有见识、有才干的人。冯驩（音欢）就是其中之一。

当初冯驩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投靠。孟尝君问他：“先生远道而来，有什么可以教我田文的?”冯驩说：“听说君好士，我一个穷人就来投靠君。”孟尝君就把冯驩留下，安排在三等食客里，以粗饭淡菜相待。

过了10天，冯驩觉得自己没有受到礼遇，就弹着自己带来的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孟尝君从管家那里闻知此事，就说：“那就给他鱼吃吧，再安排他到二等食客那里住。”

过了几天，冯驩又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听说了，又吩咐管家：“给他车子坐吧，再给他迁到一等门客的屋子里住。”

又过了几天，冯驩再次弹起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我在这里不能养我的家啊。”孟尝君知道了他有老母在家，就派人去供养他的母亲。

这下冯驩试探明白了，孟尝君确实是礼贤下士的君子，他决心以自己的才能好好报答孟尝君。

孟尝君是个高利贷主。一次，他准备派人出去收债，就问手下的食客：“谁能做会计，替我去收一收债?”3000食客平日里养尊处优，这时却鸦雀无声，都不作答。只有冯驩走到孟尝君面前，说：“我能。”孟尝君便派冯驩去收债。临走时，冯驩问：“我把债收齐以后，要买点什么东西回来吗?”孟尝君回答：“我这儿缺什么你就买什么，你看着办吧。”

冯驩来到孟尝君放债的薛地，收取了一部分利息。然后，他用这些钱买牛、打酒，通知借了孟尝君钱而无论能否付得出利息的，都来聚会。那天，酒酣耳热之际，冯驩对借贷者说，请大家把债券拿出来，能付利息的，就付一年的利息，贫穷而付不起利息的，就把债券烧了。冯驩又高声地向大家宣讲：“孟尝君之所以要借钱给你们，是要你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之所以要大家付利息，是因为他需要钱供养众多的食客。今天，你们之中富裕的，就付利息；贫穷的，将债券烧了。就算是孟尝君捐钱给你们。”大家兴高采烈，嚷嚷道：“孟尝君真是我们的恩人啊!”

孟尝君知道此事后，愤怒地责骂冯驩：“我田文有食客三千，之所以在薛地放债，是想以此贴补收入，供养食客。你倒好，买了那么多的牛啊、酒啊，还将债券烧了，这是为什么?”

冯驩回答：“先生请息怒。要知道，不多置办酒、食，大伙不会都来聚会，从而也就不知道究竟谁富裕、谁不足。那些穷苦老百姓如果真的还不起债，你留着债券也是白搭，再过5年、10年，利钱越来越多，他们怎么也还不清，反倒逼得他们远走他乡。你要强去逼债，会失去民心的。”接着，冯驩又说：“你说过，要我看你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回来，我看你家里高屋大厦收藏着那么多的珍宝，你玩弄的狗马成群，侍候你的美女如云。什么都不缺，就缺给老百姓做好事，让人民拥护你，所以我用债券买回了民心。”

听冯驩这么一说，孟尝君立即拍起手来，连声道谢。

一年以后，齐湣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孟尝君的3000食客大多散去，只有冯驩等少数人还跟着他。他们随孟尝君一起来到薛地，只见薛地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孟尝君的到来。孟尝君看到眼前的感人场面，激动不已，回过头对冯驩说：“这就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心呀!我今日终于见到了。”

在孟尝君失意的时候，冯驩照样奔走于他的门下，并积极地出谋划策。一天，他以“狡兔三窟”作比喻，对孟尝君讲：“机灵的兔子有三个窝，你至少也该有三个能安身的地方才好。可你现在只有一个薛地，应该再找两个地方。”于是，冯驩到齐国和秦国为孟尝君活动。齐滑王见到孟尝君具有“国际”影响，就重新起用他，任他为相。

三、齐国养士：稷下学宫孟尝君养士，是要士为他个人效力，这属于战国时期养士的一种类型。那时还有一种类型，即国家养士。其中齐国政府的养士，远近闻名，并创造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稷下学宫。

齐国很早就形成养士的传统，远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曾招纳大批贤士，让他们四出活动，为齐国的霸业服务。据说当时著名的贤士就有80多人。到战国时期，齐国政府更是把这看作为一项既定国策，发扬光大养士的传统，并使之制度化。

从齐桓公（公元前388～前357年在位）起，齐国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稷门外设置学宫，吸引各地学者到齐国讲学、交流，著书立说，后习称“稷下学宫”。到齐威王（公元前357~前320年在位）、齐宣王（公元前319～前301年在位）时，稷下人才济济，有1000多人。著名的有宋钘（音形）、尹文、慎到、彭蒙、田骈、环渊、邹衍、驺夷（音邹石）以及淳于髡（音昆）、田巴、鲁仲连、接子等70多人，称为稷下先生。这些人在稷下学宫受到尊崇，皆列为上大夫，住高门大屋，生活优裕；出则有车，后面还跟从数百人，声势浩大。

稷下先生在那里聚徒讲学，自由辩论，高谈天下治乱之事，却又并不当政，所以有人叫他们是“不治而议论”。尤为难得的是，齐国政府还给他们以自己决定去留的自由。“合则留，不合则去”。离开时，齐王有时还表示歉意，送给盘缠。离开后，若还想回来，同样受到欢迎。

当时有两位大思想家到过稷下，他们是孟子和荀子。据考证，孟子游历诸侯从事政治和文化学术活动约24年，其中两次到齐国，在稷下时间约16年。荀子15岁就游学稷下，三次来而又三次离去，在稷下时间约46年。

齐国政府创办稷下学宫，主要出于招徕天下贤士以增加和炫耀国力的政治目的。但它自创办始，持续活动了100余年，其意义便超越了创办目的本身。它使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原始民主精神，和阔达好议之风得到了弘扬，促进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发展。

由于齐国政府所采取的优客政策，使无论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派别、年龄、资历不同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所以，伴随各色文人学士的到来，各种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等等，也在稷下汇聚，并发生碰撞、激荡。各家各派的人物相聚一堂，携徒属而演道术，穷事理而互诘难，大大地活跃了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发展。

稷下学人还常为齐国举事谋缺，或针砭时弊，讽喻君臣。其中不乏态度倨傲、言辞不逊的，但也并不见责。比如，淳于髡率徒属以隐语诘问齐相邹忌，倨傲不恭，邹忌则谦卑应对，不敢怠慢（《新序·杂事篇》）。王斗会见齐王，齐王派人将王斗引入，王斗不满意，要齐王亲自到门口迎接，齐王欣然从命。“趋（疾走）而迎之于门”（《战国策·齐策四》）。下面再引《孟子·梁惠王》）中记载的一件事：

“孟子对齐宣王说：‘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室儿女托付给朋友照顾，自己游楚国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都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和他绝交。’

“孟子说：‘如果管刑罚的长官不能管理他的下级，那应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说：‘撤掉他!’

“孟子又说：‘如果一个国家治理不好，那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回过头来左右张望，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白话今译）

这就是著名的孟子针对齐国时弊，责问齐宣王，句句紧逼，弄得齐宣王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的故事。

从这则故事，我们大致可以体察到齐国如何“礼贤下士”，而当贤士和他们的思想得到尊重时，他们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国家。

四、吕不韦招揽宾客：大开秦国养士风秦国统治集团向来重视任用外来人才。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大批秦地以外的有识之士投奔秦国，并得到重任，如穆公时代的晋人百里奚、戎人由余。进入战国时期，仍有山东国家的人士不断入秦，像商鞅即从卫国而来。可以说，正是由于春秋战国数百年间，秦以外各地、各族人士的不断融入，才使秦地人口素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商鞅变法之后，由于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信任、重用宗室贵族成员的传统，特别是奖励耕战政策行之有效，国势蒸蒸日上，秦国更是吸引了大批东方国家的有识之士。

但是，在长期吸收外来人才的过程中，秦国一直是有所选择的。选择的标准越到后来越明确，就是欢迎持法家观点的人物，排斥其他观点的人。商鞅变法时焚烧《诗》、《书》，对“诗书辩慧者”（即从事文教活动的）和“言谈游士”加以压制。难怪荀卿游秦国，就指出：秦国“无儒”。

法家当然也是士的一种，但士是一个品类繁杂的群体；也惟有包括各种流别的人物在内，才会构成一个活跃的士的阶层。在吕不韦入秦以前，秦国一直没有形成这样的士阶层，当然，也更无人大张旗鼓地“养士”。

吕不韦当政期间，一改过去的人才政策和文化政策，而采取一种兼容并蓄的做法。在他出任相国之初，就在相府内建造了数以千计的高堂广舍，厨房内延聘了众多的名厨，首都和边城墙上挂起告示：欢迎各国和国内士人到相府做客。

吕相府招揽宾客的告示发布以后，天下士人纷涌而至。由后来成书的《吕氏春秋》看，汇聚到吕不韦门下的，包括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门徒，另外还有一些思想博杂的人物。他们的到来，使秦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有所改观。

吕不韦在秦养士，具有十分优越的条件。1他自己并非秦人，却官至丞相。这对秦以外希求功名之士，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吕不韦大权在握，既可为供养食客提供便利，又不致引起别人的嫉恨和反对。3在兼并战争中，秦国正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出，秦国削平群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没过多久，投到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就达3000人之多。

这3000人的名字，绝大多数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被人所知。但有一个人，却在秦的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直到今天，他还时常被人提及，那就是李斯。

五、李斯的心愿：来自老鼠的启示李斯出生于楚国的上蔡（今河南上蔡），年轻时做过郡小吏。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他，看够了人间的苦难，也看透了世态炎凉。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那里的老鼠，吃的是粪便，还要不时地受到人、狗的惊吓，又联想到仓库中见到过的老鼠，一个个肥肥硕硕，吃的是好粮食，住的是宽敞的大房子，也没有人、狗来惊扰，两相比较，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叹：“人的命运，不就是和这些老鼠的命运一样吗?所谓‘贤’或者‘不肖’，就看各人所处的位置了!”

怀着爬上社会上层的强烈愿望，李斯去拜荀子为师，学习帝王之学。和他一起做学生的，还有韩非。与韩非相比，李斯的理论修养就显得太差劲了。但是他对帝于之学却有着特别的感受，所以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可以将其融会贯通，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荀子那里学习结束后，李斯环顾当时的天下形势，觉得自己家乡楚国对自己不会重用，楚王也不足以成大事，其余的国家又都太贫弱，只有仕秦，才能施展抱负，才会有前途。于是他决心投奔秦国。

临行前，李斯去向老师告别，荀子劝李斯不要走的过于匆忙。李斯回答：“常言道，‘得时无怠’。遇到时机决不可错过，否则时不再来。当今各国争雄之时，充当智囊、实际起决策作用的都是士，学生决不可错过这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荀子又问李斯：“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秦国呢?”李斯直言相告：“形势已经很明朗，秦王有吞并天下的决心，称帝的条件也已具备，所以学生要入秦以求建功立业。”说到这里，多年压抑在心中的酸楚和愤懑也随之溢于言表：“处于卑贱之位而不设法改变自身状况的人，连野兽都不如。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卑贱，最大的悲哀莫过于贫穷。如果久居卑贱的地位，长期生活于穷苦之中，而不图改变，还标榜什么‘无为’、不谋‘利’，这绝不是士的真情，是虚伪骗人的。所以，学生就要西去向秦王游说啦!”

就这样，李斯来到了秦国。其时庄襄王刚去世，吕不韦控制着朝野上下。善于观察风向的李斯毫不犹豫地投到吕不韦的门下。起先，他仅是一名最普通的宾客——“舍人”。没多久，吕不韦觉察到李斯是个人才，就任他为“郎”。这是一份围绕主人左右、帮助处理事务的差事。于是，李斯利用一切机会，在吕不韦面前表现自己的才能。

一次，李斯随吕不韦晋见秦王。李斯不失时机地向秦王和吕不韦提出自己对天下形势的看法。他认为，秦国不断取胜已经有六代了，东方诸侯国已被秦打得服服帖帖，因此要趁势消灭东方各国，早日统一天下。他还提出使用反间计离间各国君臣，以加快统一步伐。

秦王政对李斯的谋略卓识深为赞赏，就任命他为长史。不久，秦王政又拜李斯为客卿。

六、客卿：戴有“光环”的宾客何谓“客卿”?

客卿是那些头上戴有光环的宾客。“光环”何来?来自于被授予“卿”这个荣誉称号。所以，“客卿”可用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客+卿=客卿。

陶马春秋战国时期，招徕和延聘宾客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不鲜见。而来自异国的宾客，在一些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也不胜枚举。正是在这种引进、选用人才办法的基础上，出现了客卿和客卿制度。

“客卿”一词，始见于《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条。该条言及：“客卿张仪。”南宋鲍彪注：“（张仪）魏人，仕秦。惠五年为客卿。”这是说张仪在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国被拜为客卿。目前，虽然尚不能确考客卿究竟起于何时，又最先起于何国，但从现存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客卿制度产生于战国中期，盛行于秦国。

秦国的客卿制度有如下几个特点：

1客卿是一些具有荣誉头衔的高级宾客，有事时请出来，给以带兵、办外交、谋国政、决疑难的种种权力。但客卿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也未作为一个等级列入秦国的爵秩。

2客卿按需要而设，没有数额限制。像秦昭王时，在秦国做客卿的人，见之于《史记·秦本纪》、《楚世家》、《穰侯列传》的，就有通、寿烛、错、胡伤、灶、司马梗、范雎、蔡泽、造9人。

3给草介之士求仕提供一个阶梯。张仪、范雎、李斯之辈，大多布衣出身。他们以自己的才华或一技之长，被任命为客卿而加以擢用。秦王根据他们各人所建的功绩，再决定究竟何时授予何种官职，像张仪，惠文王五年拜为客卿，惠文王十年正式任相。范雎也在做客卿数年之后，转拜为相。也有快的，像蔡泽由客卿登相位时不逾年。当然，不能排除有些客卿会因种种原因不能迁转为官。所以，国君任命客卿，带有试用的性质。

客卿制度是战国时期国君为选用异国人才而特定的一种制度。其中秦国的客卿制度，发育得最为完善，实施得也最有力，从而为广泛接纳四方睿俊超特之士、选用各色异国卓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秦国客卿制度的最大优点，在于真正做到了不论门第选拔人才。给人才以特别的尊崇和礼遇，同时又通过一定时间的实践和甄别，将所识之才安排到最适当的位置上。

前面说过，一直到吕不韦出任秦相以前，秦国不流行养士。但是，秦国一直有任用异国人为官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到战国中期又形成了客卿制度。这不仅吸引了六国人才源源入秦，也使秦国走出了一条与东方国家存在一定差别的选拔、任用人才的道路。

七、“逐客令”与《谏逐客书》

正当李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向上攀登的时候，平地里掀起了一场风波，几乎葬送了李斯的远大前程，而且还差点毁弃了秦国几百年来招揽宾客的传统。

原来，秦国挖出了一个奸细。奸细名叫郑国，从韩国而来。他针对秦王喜欢大兴土木、修建工程的心理，劝说秦国建造一条庞大的水渠，引泾水入洛河。韩王让郑国实施这一“阴谋”，是想用浩大的水利工程，消耗秦国的国力，滞缓秦军东进的脚步，从而可以给自己多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

韩国“疲秦”计划一经识破，立即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不安。尤其是那些王室贵族，他们眼见东方各国的才俊之士纷至沓来，抢夺自己的饭碗，谋取本属于自己的利益，早就嫉恨在心。这时更压抑不住忿忿不平的心情，纷纷叫嚷：将外籍的宾客一律驱逐出去：他们都是奸细，是派来从事间谍活动的。

年轻的秦王政也按捺不住了，他生怕那些外来的宾客坏了他的统一大业。于是，一道“逐客令”从他手上签发了出去。此命令限期将秦国所有的外来宾客全部驱逐出境。

秦国的这次逐客，迫使不少山东的人才离秦而去。李斯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出发。可是，他思之再三，觉得不甘心。终于，他下定决心，为了秦王，也为了自己，他要站出来说上几句话。李斯拟了篇奏章《谏逐客书》。

在这篇奏文中，李斯从秦史上举出一系列典型事例，说明秦国历代由于能够信任、擢用非秦人才而使国家发展、昌盛。如秦穆公信用百里奚；秦孝公信用商鞅；秦惠文王信用张仪，秦昭王信用范雎。他说，如果这四位君主不任用外来的贤士、客卿，哪里会有今天强大的秦国呢?所以客卿没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

接着，李斯又用酣畅的笔墨，进一步劝说秦王：“现在，君王得到了昆山的美玉、随侯珠、和氏璧，挂着明月般的珍珠，佩着太阿的宝剑，骑着纤离的骏马，张着翠风羽毛装饰的旗帜，支着灵鼍皮的大鼓，这些珍稀宝物都非秦国出产，但君王却十分珍爱。如果只有是秦国产的才能用，那么，夜光璧就不能装饰在秦国的朝廷，犀角和象牙制成的器具也不能成为玩赏的东西，郑、魏两国的美女也不能在后宫侍奉您了，外来的骏马也不能在您的马厩中供您使用了，江南的金、锡，西蜀的丹青也都别运来了。还有那宛地的珠，阿地的绢帛，各地的锦缎，窕窈的赵国女子，也都不能为大王享用了。现在，秦国宫内流行的是极其好听的郑、卫之音，如果按照秦国以外的东西都不要的原则，这些音乐也不能听了，还是演奏秦国的瓦器、竹筝拍大腿吧。可是大王还是喜欢听悦耳的郑、卫之声，不愿听敲击瓦器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呢?无非是为了称心、快意。然而，大王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此人才能如何，为人怎样，只要不是秦人，就一律驱逐出境，这岂不是把人看得比珠玉和声色都不如吗?这种做法哪里像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君主呢?”

最后，李斯向秦王政提出忠告：“土地没有国界，人民可以自由来去。三皇、五帝之所以无敌于天下，就是由于百姓都向他们投奔。现在君王却反而抛弃百姓，驱逐宾客，这不是资助敌国，让他们去为别的诸侯国建功立业吗?这样一来，使天下的有识之士，不敢西来，真所谓‘给寇借兵，给盗送粮’。要知道，不生于秦国却对秦国有用的物品不少，而不生于秦国却愿为秦国效力的士更多着呢!君王的‘逐客令’一下，势必将秦国的宾客赶走，这对内损害了百姓，对外结怨于诸侯。这样一来，国家就有危险啦!”

不久，《谏逐客书》送到了秦王政的案头。

八、与士人携手：秦王政的选择早年的嬴政，尚能听取不同的意见，有时还勇于纳谏。当他一口气读完《谏逐客书》后，不由得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既欣赏和佩服作者生动、形象而又富于韵致的语言，以及入情、入理而又精辟、透彻的分析，更为文中所表达的思想所折服。他立即决定改变排斥客卿的政策，撤除“逐客令”。

同时，他下令召见李斯。这时，李斯已经启程，准备到别的诸侯国另谋出路。因为，秦王下令逐客的时限就要到了。秦王的专使骑着快马，在咸阳以东数十里的骊邑（今陕西省临潼境内），将李斯追上。秦王宣布，李斯官复原职。自此以后，秦王更加倚重李斯。

秦王政为秦国追回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个人才——李斯，则矫正了秦王“逐客”的错误决定，这使得秦国能将广开国门、延揽人才的政策继续执行下去，进而为实现统一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条件。

“逐客令”废止以后，东方国家的宾客源源不断地西向涌入秦国，其中不乏有才干、有见识的精英人物。后来为秦国统一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尉缭，就是其中的一个。

尉缭（尉是官名，缭是他的名字）是魏国大梁人，公元前236年来到秦国。秦王政对他十分敬重，和他行平等的礼节，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饭菜，亲密得好比兄弟。然而尉缭对秦王政的性格有所认识后，认为他“少恩而虎狼心”：事业未成，肯屈居人下，但一旦得志，就极易吃人；假如哪天他统一天下，天下的人都要成为他的俘虏。缭意识到不能与秦王政长期相处在一起，就设法逃跑。

秦王政发觉，力加劝阻，并任命缭为国尉，加以重用。

国尉是秦国最高的军事长官，辅助国君策划和指挥军事。在这个位置上，尉缭为秦国最后扫平群雄，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他曾建议秦王政继承范雎“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还进献了离间六国诸侯的计策。他指出，同强大的秦比，诸侯犹如郡县的臣；但是，如果他们实行合纵，出其不意地对付秦，秦就很可能招致危险。他要秦王政不吝惜财物，出重金贿赂各国的“豪臣”，阻止六国合纵，这样就可以灭掉六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尉缭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尉缭还著有《尉缭子》一书，这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尉缭对战争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的经验、观点。

在嬴政统一天下和统治天下的时代，被他委以重任的非秦人士，除了李斯、尉缭，还有一大批，其中包括：王、茅焦、桓、王翦、昌平君、昌文君、王贲、李信、王绾、冯劫、王离、赵亥、隗林、赵婴、蒙恬等等。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奔走效劳，嬴政才能取天下、坐天下。

第九章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

《荀子·王霸》：“天下归之之为王。”

天下如何“归”秦?秦又如何称王?

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恩格斯又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

一、西周国与东周国西周末年，周幽王为犬戎所杀，儿子平王即位，为躲避犬戎，迁都洛阳，由此揭开了东周史的篇章。

周王室在东迁后地盘一天天缩小，内部又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因而更趋衰落。到战国时期，周王室只占有都城洛阳及其附近相当于现在十多个县的一片土地，并不时受到大国的攻击。7个大国根本瞧不起周王室，有时连一点面子也不给，周王室实际降到了一个小国的地位。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小小周王室，又发生分裂，分成东周与西周两个小国。

周考王（公元前440~前426年在位）时，考王封他的弟弟揭于洛阳，此为西周桓公。桓公的孙子惠公即位后，又封他的小儿子班于洛阳东面叫巩的地方（今河南巩县），号为东周惠公。这样，在周王室的领土内就冒出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又互相攻战，兵戎相见，并逐步占据了周王室的土地。以至到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在位）时，周天子已无容身之地，或是寄住西周，或是寄住东周。

不过，象征周天子权威的九鼎却为西周拥有。

二、秦夺九鼎周王室的衰落史，恰与秦国的兴盛史相伴随，呈现出一反一正之势。

当年，犬戎肆虐，幽王被杀，是秦襄公挺身而出，率领骁勇的秦族儿女，顶住了犬戎的进扰攻掠，并护送平王一行顺利东往洛阳，重建国都。为此，周平王特地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昔日周族的聚居地沣、岐一带赐予秦族。秦由此立国，跻身于诸侯国的行列，并因平乱救周、力挽危局的壮举，令东方的那些老牌诸侯国刮目相看。

然而，不知是历史的一种偶然巧合，还是冥冥上苍所做的故意安排，400多年后，日益强大的秦襄公的子孙们，却绝灭了由周平王下传了22世的天子“龙种”。

公元前256年（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五十九年），攻伐赵国邯郸的秦军，继续向韩、赵发动攻势。秦将摎伐韩，取得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登封西南），斩首4万；又伐赵取得30多个县，斩首9万。值此之际，东方各国又发动联合抗秦。在韩、赵等国的影响与胁迫下，不识时务的西周公也卷入了这次活动。联军打着周王的旗号，合纵抗秦。

昭王大怒。秦国早就想在地图上抹去西周，尽快扫除统一天下的一个障碍。西周参与反秦，正好给秦国出兵以口实。昭王命令秦将摎向西周进攻。大兵压境，西周公吓得魂不附体，忙向秦军投降，叩头认罪，并将其所辖的36个城邑、3万人口全都献给秦国。

同一年，西周公和周赧王相继死去。赧王一死，挂名的天子从此就没有了。又过7年，即公元前249年，秦庄王又将东周灭亡。至此，存在了800多年的姬姓周王朝，灰飞烟灭。

在西周覆亡的次年，秦将代表天下的九鼎，从西周搬到秦都咸阳。

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时奉为国宝，拥有九鼎者即为天子。成汤灭夏桀，将九鼎迁到商邑。武王灭纣，又将九鼎迁于洛阳。这象征着天子权力的9只宝鼎，长期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周王室衰微以后，一些诸侯国开始觊觎九鼎。他们以为，如果得到此物，就能挟天子而号令天下，称霸、称王。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挥师北上，饮马黄河。周定王派使者去慰劳，楚庄王竟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流露出取而代之的意图。“问鼎”一词由此出现。

在此次夺得九鼎之前，秦国早就对这九只宝鼎梦寐以求了。一次，秦国兴师临周，想获得九鼎。周王室连忙向齐求救。齐兵出，秦兵退。可周王室没想到，前面赶走了虎豹，后面又来了豺狼。齐国也提出相同的要求：将九鼎给我。这可急坏了周天子，周遂派颜率到齐国劝说齐王。颜率说，齐国要九鼎，必然得经过魏国或楚国。魏国、楚国知道此事，怎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要将此劫去。颜率又哄骗道：这鼎可重啦，每鼎需要9万人牵引才能拉动，那九鼎就要81万人。这么多人可从哪里来呢?齐王只得作罢。

公元前255年九鼎迁秦，意味着秦王将为天下共主，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各诸侯国。因九鼎入秦，公元前254年，各诸侯国相继派出专使到秦国祝贺。对这件大事，秦国史书上特别记载有“天下来宾”一条。

据说九鼎迁秦在过泗水时，其中一只飞入泗水。所以秦国只得到8个，但习惯上仍称九鼎。

三、兼并战变为统一战秦夺九鼎，诸侯国竞相祝贺，这不管是发自内心，还是为形势所迫、无可奈何，都反映了以秦代周已成为日趋明朗的天下大势。但大势归大势，东方诸侯国仍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抗争。

在九鼎迁秦以后的13年里，东方国家为了抵抗秦国咄咄逼人的东进之势，曾两度组织大规模的联军，合纵抗秦。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由魏国的信陵君发起，韩、赵、魏、燕、楚5国联合攻秦。五国联军打败秦将蒙骜，并追至函谷关而还。公元前241年，楚、赵、魏、燕、韩再度联手，由楚国春申君任指挥，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一直打到函谷关前。然后，由赵将庞煖当先锋，率领精锐部队，深入到秦国腹地。然而，当先锋部队打到蕞邑（今陕西临潼北）时，遇到了秦军大举反攻，奋勇冲杀，联军支撑不住，仓皇四逃，全线崩溃。

公元前241年这场喧闹一时的联合抗秦，终以溃败告终，它成了战国合纵反秦运动的最后一幕。自此以后，东方各国再也无力联合攻秦了。秦国在战国后期的整个战局中，确立了优势与主动的地位。

秦王政亲政后，听取李斯进献的灭六国的建议，着手规划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秦王政首先选择的攻击目标为赵国。因为，赵国的实力在六国中最强，是秦国走向统一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当时，北方的匈奴不断向中原入侵，为了御守，赵国需花费很大的力量修筑长城。燕国就乘机向赵进攻，两国之间矛盾很大。秦国瞅准了时机，向赵国发起攻势。

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秦将王翦率军顺利地攻取赵的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秦将桓、杨端和又攻占赵的河间六城（在今河北、山东间）以及邺（今河北磁县东）、安阳（今河南安阳）。这时，赵国的军队正在庞煖率领下向燕进军，他们虽然掠取了一部分土地，但赵国的上党郡和河间地区却完全被秦占领。次年，桓又攻取了赵国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武城（山东夏津西北），斩赵军首级10万。

但是，赵国还没有到不堪一击的地步。当公元前233年秦将桓率兵深入赵国后方试图包围邯郸时，赵国从北方边防调回率兵防御匈奴的大将李牧，进行抵抗。双方在肥（今河北藁城西南）展开激战，结果赵军大胜，秦军惨败。桓熵畏罪逃奔燕国。第二年秦军又兵分两路大举攻赵，再次被李牧击退。

彩绘陶在用主力进攻赵国的同时，秦对韩采取了扶植亲秦势力以逐步肢解的策略。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假守”（即代理郡守）腾，向秦献出他所管辖的属地。腾被秦王政任命为内史，后又派他率军攻韩。腾对韩国了如指掌，所以进展顺利。于公元前230年俘获韩王安，韩国灭亡。

公元前231年，魏景湣王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向秦献出丽邑，以求缓兵。此时，秦王政正调集兵力准备向赵国发起总攻，不想分散兵力攻魏，就接受了献地。这使得魏国又维持了数年残局。

公元前229年（秦王政十八年），秦利用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的机会，又派王翦领兵攻赵。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双方相持了一年。在紧要关头，秦国使出杀手锏——离间计。王翦用重金收买赵王的宠臣郭开，要他散布李牧、司马尚企图谋反的流言。赵王轻信谣言，派人替代李牧。李牧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拒不让出兵权，赵王竟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死了他，同时还杀掉了司马尚。

杀死李牧，无疑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此后，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痛击赵军。公元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这座名城终于落入秦国之手。不久，出逃的赵王迁被迫献出赵国地图降秦。赵国实际上灭亡了。

在灭赵的过程中，秦国大军已兵临燕国边境。燕国君臣将士惶惶不安。眼见秦国扫平三晋，就要向自己杀来，却无计可施。燕太子丹最终想出了孤注一掷的暗杀行动。

四、壮士西去不复还燕太子丹试图用刺杀秦王政的办法，来挽救自己的灭亡。于是，在历史的激流和涌浪中，闪现了一出悲壮的侠义之举：荆轲刺秦王。荆轲显然是逆流而上，且被汹涌而下的浪头击个粉碎，但他留下的故事，却又让千古流传。

荆轲，卫国人。卫国灭亡后，他先到赵国，然后到燕国。在燕国他和一位擅长击筑（音竹，古代乐器名）的高渐离交了朋友，又和燕国的勇士田光经常来往，彼此间相处得很投机。

燕太子丹为暗杀秦王去找田光商量。田光表示已经年老，无法完成太子的重托，就荐举荆轲与太子丹共商大计。为激励荆轲刺杀秦王，田光在引荐后就拔剑自尽。

太子丹与荆轲一见如故。太子丹把荆轲当作上宾，优礼相待。他希望荆轲代表燕国出使秦国，乘机劫持秦王，迫使其归还侵占的土地。若秦王不允，就将其刺死。再趁秦国无君内乱之际，联合诸侯一起攻秦。荆轲答应了太子丹的要求。

荆轲为人深沉，善于击剑。为这次冒险能够成功，他向太子丹建议：“我们首先要获得秦王的信任，否则就不可能接近他。听说秦王正悬金千斤、邑万户的重赏捉拿逃到本国的秦将樊于期，如果我能带着樊将军的头和燕国督亢地方（今河北涿县、定兴、新城、固安一带）的地图做礼物，献给秦王，想必秦王一定会亲自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见机行事了。”太子丹对这个计划很赞赏，却又觉得樊于期是得罪秦王后走投无路才来投靠燕国的，杀了他于心不忍。

荆轲见太子丹不忍下手，就私下去见樊于期。荆轲将他的来意向樊于期说明，又解释说谋杀秦王不只是为燕国，也是为将军报仇。樊于期听了悲愤地说：“秦国诛灭我父母和宗族，我痛恨得不知如何复仇。这件我日日夜夜把心都想碎了的事情，今天幸亏得到了你的指教。”说罢，拔剑自刎。

樊于期既死，太子丹便让人将他的头颅取下，盛放在匣子里封好。又出高价买到一把锋利的匕首，浸泡毒药后再加以淬火，使它一触及人就会致人于死地。他把这把匕首裹在督亢地图里。又找了燕国一个著名的少年勇士，名叫秦舞阳的，作为荆轲的副手。

出发的这一天，太子丹和他的门客都穿戴白衣白帽给荆轲送行。在燕国的南部国境易水边，荆轲和太子丹分手。好朋友高渐离为荆轲击起了筑，荆轲和着筑声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激越悲壮的歌声和筑声，在易水上空飘荡，令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怒发冲冠。荆轲唱罢，带着秦舞阳跳上车子，扬鞭西去，连头也不回。

到达秦都咸阳，荆轲先用重金买通秦王的宠臣蒙嘉，要他禀报秦王。秦王政听说燕国派人送来樊于期的头和燕国督亢的地图，满心欢喜。他穿上朝服，以隆重的仪式，在咸阳宫召见燕国的使者。

那天，荆轲捧着盛放樊于期头颅的盒子走在前面，秦舞阳捧着装有督亢地图的盒子跟在后面，两人依次而行，走上宫殿的台阶。这时，秦舞阳忽然脸色变白，浑身发抖，显出害怕的样子。边上秦国的大臣都奇怪起来。荆轲依然十分镇定，回头看了一眼秦舞阳，笑了一下，然后走上前向秦王谢罪说：“北方偏僻地方未见过世面的人，从没有见到过大王，所以有些害怕，请大王原谅。”

秦王对荆轲说：“把地图拿过来。”荆轲从舞阳手上接过地图，献给秦王。秦王拿着地图一边看，一边将地图展开。突然，“图穷匕首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出现在图卷里。说时迟，那时快，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衣袖，右手抢过匕首，向秦王捅去。秦王大惊，慌忙从座位上跳起，用力挣断衣袖。秦王想拔出佩剑，无奈剑太长，慌乱之间一时拔不出来。荆轲紧追秦王，秦王只得绕着殿上的柱子躲避、逃跑。

朝廷上的官员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按照秦国的法律，群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手执兵器的卫士站立在殿下，没有秦王的命令不得随便上殿。这时，心急慌忙的秦王又忘了下令让卫士上殿，所以大家只是干着急。一些大臣只好赤手空拳与荆轲搏斗，秦王的随从医官夏无且拿起药袋，朝荆轲击去。

秦王正绕着柱子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提醒他：“大王将剑鞘推到背上，从背后拔。”秦王照着这话拔出了宝剑，挥剑砍断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在地上，将匕首对准秦王投去，没有击中。秦王又用剑乱刺荆轲，遍体鳞伤的荆轲知道事情已经失败，就倚着柱子笑了起来，然后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骂道：“事情之所以不成，是想要活捉你……”

秦王左右的人一拥而上，将荆轲杀死。

五、大江奔腾直向东荆轲的侠义壮举，令人荡气回肠。然而，时值公元前227年，此时，任何激情和义举，任何足智多谋之臣和慷慨悲歌之士，都已无法扭转秦国一统天下的趋势。大江奔腾东流去，谁能阻拦?

秦王政差一点死于荆轲的匕首下，他深恨燕国，立即增兵大举进攻。公元前226年，秦军攻下燕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逃往辽东郡。秦将李信率领秦军数千人，穷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丹因潜伏于水中幸免于难。后来，燕王喜经过权衡利害关系，派人将太子丹杀掉，将其首级献给秦国，想以此求得休战，保住燕国不亡。

燕王喜逃到辽东以后，秦军主力就调往南线进攻楚国。

南方大国楚国，疆域辽阔，山林茂密，物产丰富，号称拥有甲士百万。在秦加紧对三晋用兵的时候，它也不时伺机北上，攻城略地。公元前261年，正当秦、赵两军相持于长平的时候，楚国攻取了鲁国的徐州，公元前256年，将鲁灭亡。

但是，楚国的内政一直不振，宗室贵族争权夺利，这种状况到战国末期尤为严重。公元前228年，楚幽王死，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幽王的同母弟犹，即位为哀王。可这个楚哀王在位仅两个多月，就被异母兄负刍的门徒杀掉了。负刍成为楚王，楚王室更加分崩离析。

就在楚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公元前226年，秦王政不失时机地从北方伐燕前线抽调秦军，南下攻楚。秦军勇猛善战，一路挺进，连续夺得楚国10余个城邑。

公元前224年，秦国与楚国的决战就要开始了。为了选择攻楚大军的统帅，秦王政先向青年将领李信询问，若你伐楚，需多少人马。李信十分自负地说：“不过20万吧。”秦王点点头，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回答：非60万不可，秦王认为年老的人到底是胆小，就派遣李信率领20万秦军南下伐楚。王翦见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又受到秦王的当面讥讽，就称病告老还乡。

秦、楚大战开始了。李信还真的打了几次胜仗。但楚军并不气馁，大将项燕为了奇袭因胜而骄的秦军，竟尾追了三天三夜，然后突然发动进攻。秦军大败，将领死了7个，士兵伤亡无数。秦王大怒，将李信革职。

秦王政亲自赶到王翦的故乡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登门向老将王翦承认错误。他对王翦说：“我没有采用将军的计划，李信果然使秦军丢丑，请将军出征吧!”王翦向秦王政提出，必须调足60万兵力，才能取得灭楚的胜利，秦王政当即表示可以满足。

60万，这占了当时秦国武装力量的很大一部分。秦王政将如此庞大的军队交到王翦的麾下，差不多是把自己的命根子交了出去。

临行前，王翦请求秦王政预先赏赐良田美宅。秦王政很诧异，因为王翦以前不是这样的。秦王政就问：“将军为何如此忧贫?”王翦回答：“为秦王率兵打江山，有功终不得封侯，这回要为子孙后代置下一点家业。”秦王政答应了他的要求。

王翦率军出发行至边关，又派出信使要求秦王政履行诺言。如此反复数次，有人嘲笑他说，王将军带兵打仗还念念不忘田宅产业，一连多次请赏也太过分了。这时，王翦才悄悄地将自己的真正动机和盘托出：秦王疑心甚重，从不信赖臣下，现如今我拥军60万，谁知道大王会怎么想。我只有用这种办法表白自己没有叛心。

王翦率领60万大军进入楚境以后，并未马上发起攻势。他总结了李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代劳的战略。楚军多次挑战，他都不予理睬，而是花费很大精力去改善士兵生活，让来自北方的秦兵适应南方楚地的气候、环境。他还教士兵跳高、跳远、扔石头，加强体力与战斗技巧的训练。秦王政又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

这样，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秦军已对楚地的情况基本适应，士气高昂，体力充沛。同时，被调来抗击秦军的楚国部队，斗志渐渐松懈，加上粮草不足，准备东归。楚军一撤，王翦就抓住时机下令全军出击。秦军一举打垮了楚军的主力，并长驱直入，挺进内地，杀死楚军统帅项燕。接着，秦军攻占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时为公元前223年。

六、一统天下就在秦军主力南下攻楚的当口，公元前225年，秦王政派出年轻将领王贲，率军围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魏军紧闭城门，坚守不出。由于大梁城防经过多年修建，异常坚固，秦军强攻不下，王贲想出了水攻的方法。

秦军大批士卒被安排去挖掘渠道，将黄河、鸿沟的水引来，灌注到大梁。3个月后，大梁的城墙壁垒全被浸坍。魏王假只得投降，魏国灭亡了。

公元前222年，王贲奉命攻伐燕国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俘获燕王喜，燕国彻底灭亡。

接着，王贲又回兵攻打代郡（今河北尉县）。当年秦军攻陷邯郸，赵王迁投降，但公子嘉却带着一伙人逃到那里，自立为王。秦军三下五除二，未大动干戈就将代王嘉俘虏了。至此，秦统一了北方。

同一年，刚在南方灭楚的大军，又乘胜降服了越君，设置会稽郡。于是，长江流域全部并入秦的版图。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命令王贲挥戈南下，攻打东方六大诸侯国中的最后一个：齐。

从春秋到战国中期，齐是山东诸国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有人曾经说过：“齐地方圆2000里，甲士数十万，粮食堆积如山丘。”齐国不仅经济发达，军事强盛，还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是，公元前284年燕、赵、韩、魏、秦5国攻齐，尤其是燕将乐毅横扫齐地，令齐国差点亡国，国都临淄城中的宝物重器都被搬到燕国去了。之后，齐国一直没有复强。

公元前265年，齐襄王去世，其妻君王后扶助儿子齐王建执政。齐君王后相当干练，作风泼辣。她一方面小心地与秦国周旋，另一方面又不畏惧强秦的威胁。据说，秦昭王曾派专使给齐国送来一只玉连环，考一考齐王能否解开。齐君王后声色不动，将玉连环交予大臣们处理。可那些慑于秦国淫威的大臣们，想来想去不得其解。这时，齐君王后拿出一把铁锤，“砰”地一声将这只玉连环击个粉碎。她向秦国的使臣说：“非常抱歉，我们只好用这种办法解开玉连环。”

齐君王后刚毅不屈的举动，让秦昭王清楚地认识到齐国尚不可辱，也就不敢为所欲为。后来。秦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三晋和燕、楚，各国各自忙于自救，无暇它顾，所以，齐国也就40余年未遭兵燹。

但齐王建是个无能之辈，母亲健在时，他依赖母亲；母亲临终前，他还死皮赖脸地要母亲写下可以辅佐他的大臣人名。公元前249年（齐王建十六年），君王后逝世，后胜任宰相。秦国迅即展开收买内应的活动，向后胜馈赠大量的黄金、玉器。后胜得了秦国的好处，就派出大批宾客相继赴秦。秦国又对他们大肆贿赂，送给金钱、珍宝，让他们回齐充当秦的内应。这批人从秦国归来后，就积极地制造亲秦的舆论。他们说齐王建应西去朝秦，以表归顺，又说秦齐是姻亲，根本不用备战抗秦，也不要帮助三晋、燕、楚攻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贲南下伐齐，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王贲率军长驱直入，攻破临淄，齐王建与后胜马上向秦投降，齐国灭亡。

至此，秦国走完了削平群雄、统一六国的最后一程。

七、天下“归”秦《荀子·王霸》讲：“天下归之之谓王。”

宫庭生活画意思是说，谁能做到天下归心，谁能完成统一的“王”业，就能为王。

秦国于公元前221年平定六国，天下归一，秦王政成为天下之王，用荀子的话讲，秦国应该是做到了让天下归心。

但是，从某种角度看。这样推理出来的结论，实在是存在问题的。

在东方国家看来，秦军不“仁”、不“义”，跨过自己的国境，大肆攻伐杀戮，好比是“虎狼之师”。这当然不可能得人心。从秦国实施的战略看，它除了开足战争机器，用武力压服别国，长期以来，还大量使用挑拨离间、行贿收买等方法。这些“卑鄙”、“龌龊”的勾当，按常理来说，也是因为不得人心，所以需要“瓦解人心”，才会加以使用。至于使用的结果，能否赢得人心，也存在着极大的问题。

不仅如此，到秦始皇准备统一六国时，秦国还将离间、行贿等手段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看待和运用。军事家、时任国尉的缭，就向秦王政建议广泛开展间谍工作。他主张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活动，用金钱收买六国的“豪臣”，扰乱六国原定的计谋策略。尉缭以为，这样做，只要耗费30万金，“则诸侯可尽”。

这个计划得到秦王政的采纳，并由李斯具体执行。李斯物色了所谓的谋士，让他们携金带银去贿赂六国官吏。这些充当间谍的谋士，对六国官吏威逼利诱，动之以“金”，晓之以“利”。若遭到拒绝，就加以杀害。若收买、离间成功，秦国就遣兵派将，用武力做最后的收拾，此时受贿的大臣，往往成为内应。齐国的灭亡，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齐相后胜大量收受秦国的贿赂。赵国名将李牧，也是因秦国的离间计，被陷害致死。

虽然说六国的官吏、大臣在个人品质上良莠不齐，其中不乏该关、该杀、该受人唾骂的，但秦国用这种方法取天下，毕竟不能硬气地说：这是天下归心的结果。

另外，尽管有一些东方人士比较早地看到秦国赢得最后胜利的必然趋势，并投奔到秦，然而，这也远远不足以说明，天下已归心于秦，归顺于秦。

所以，似乎应该这样讲：秦国是夺天下，抢天下，骗取天下，而不是什么天下“归”秦。

但是，秦至少有一点是顺从了民心——不仅是秦国的民心，而且是天下人的心，那就是：统一。

如果站在这一立场上，说天下“归”秦，一点没错。

第十章四海之内大一统

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华夏民族的新融合。

在交通、贸易、语言、习俗、制度以及民族和统一国家等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华文化。

一、联结四方的交通贸易网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现实局面，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用武力统一六国之后才开始形成的。但是，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和对大一统的向往与构想，却早在战国即已出现。这些因素，在经济、文化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为全中国的统一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加速了秦灭六国、完成统一事业的步伐。

战国时期走向大一统的趋势，非常直观地反映在联结中原与东、西、南、北四方交通贸易网的形成上。荀子曾根据当时中原地区可以买到北方生长的犬马牲畜，南方出产的羽毛、齿革、丹青，西方特产的皮革、纹旄，东方生产的布帛鱼盐，而以为已经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局面。下面就首先来看一下支撑这个新格局的交通贸易网络的大致情况。

在齐国的东部，有以今天的平度、海阳、即墨、诸城、日照等为中心的一些商业集散点构成的贸易网。尤其在临海的今海阳一带，可能形成了当时齐国东部一个重要的海上商业中心。1972年，在海阳县小纪公社江各庄大队曾发现用木箱存放的齐刀币1800多枚。1979年，在日照城关公社、两城公社又发现各种齐刀币。这些线索证明，这一带是齐国东部的海上交通贸易重地，通过这些地方，齐国与东南的吴、越地区进行商业交往。

齐国的西部，有以今天的济南、历城、章丘等地为集散点构成的与中原各国贸易的商业网络。齐的北部有以牟平为中心的海上贸易集散地，主要与燕国进行商业往来。

齐国的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商业集散地。据说，临淄有7万户居民；若以每户5口计，就有35万人之多。街上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塞路。四方土特产、手工业产品齐集市上，行商坐贾，买卖兴隆，一派繁华景象。据考古探掘得知，当时临淄城的总面积达16平方公里，大小城门发现十多座。从临淄城的规模，可以感受到它有多大的辐射力。齐国就是以临淄为中心，与东部、西部、北部3个贸易网点，构成一个相当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

在南方，楚国的城市也是频繁的商业交通的枢纽。楚国的大城，首推郢都（今湖北江陵），此外有鄢（今湖北宜城）、宛（今河南南阳市）、城阳（在今河南信阳地区）、陈（今河南淮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即寿春，今安徽寿县）、吴（今江苏苏州市）等。鄢是楚国的故都，汉水中游的枢纽。宛是汉水与方城（我国古代九塞之一，其城由今河南方城县北至邓县）之间的要冲，有发达的冶铁业。城阳是淮水上游的咽喉。陈、上蔡、下蔡、吴，是陈、蔡、吴3国的旧都。

考古发现的天平、砝码、钱币和舟节、车节（免税经商的凭证，同时规定商船、商车行经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透露出楚国的贸易和交通的繁荣景象。

湖南战国楚墓出土的琉璃珠，多有蓝白色圆圈纹，即所谓“蜻蜓眼式”，酷似西亚和南亚的琉璃珠，而全无楚风。这似乎又昭示着楚国与南亚有商旅往来。

燕国的辽西郡是中原各国与东北及今日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交往的必经之路。1949年以来，曾经在旅顺、大连、营口、锦州、抚顺、沈阳等地先后发现过不少刀币与布币。这是当时商业交往活动留下的明证。其中今日的朝阳地区，更属燕国从内地通往今东北的交通要道。1961年，在朝阳七道岭发现过用陶瓮存放的货币，计有十多斤重，其中除燕的“明刀”外，还有“安阳”布币、“平阳”布币。这就清楚地反映出，在中国北部，当时存在着一条由燕通过今朝阳到东北各地的商业交通网道。在这条商路上，有从三晋地区来的商人。

从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可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民对今天的新疆以至中亚地区已有相当认识，这当然与这两个地区的交通往来密不可分。那时，内地的丝绸、布帛和其他手工业产品，通过秦国和赵国，溯河而上；或经过河西走廊，辗转运往新疆、中亚地区。1965年在新疆阿勒泰县发现了一面战国时期的青铜镜，就是内地传去的。大西北的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传到内地，最著名的要算是屡见于文献记载的“昆山之玉”了。据《史记·赵世家》，苏厉在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秦国出兵切断恒山一线，则“昆仑之玉”就不能转运到赵国了。

韩国地处中原腹地，是南北商旅和贸易往来的中转站。韩国有许多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如屯留（今山西屯留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其中宜阳地方八里，是当时北与赵国上党郡，南经南阳郡与楚国联系、往来的交通要道。

总之，战国时期，东、南、西、北、中四面八方的联系和交往已经相当频繁，各地物资彼此得到交流，商人们在交通线上往来不绝，从前那种各地区间比较闭塞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从“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也为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经过春秋、战国、秦、汉，华夏族与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战国是华夏族经由与兄弟民族的交融而向汉族演化的一个重要时期。

“华夏”亦称“诸夏”，传说出自黄帝，意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之人，与“蛮夷”对称。在夏商二代夏族、商族发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族的雏形。西周实行分封制。巩固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又经过周公、成王的东征和昭王南征、穆王西征，加速了周族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融合，遂正式形成华夏族。

平王东迁之后，华夏族的中心地区转到黄河中游。当时戎、狄族对华夏族诸国不断进攻骚扰，华夏各国同戎、狄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战争既有破坏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也产生了客观上促进各民族融合的积极效应。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也同样起到了民族融合的催化剂的作用。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民族间和列国间的战争与交往，我们看到：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促进了东胡族与华夏的交融；齐国强盛。扫灭了境内的少数民族；秦国不仅由原先“杂戎、狄之俗”而逐渐实现了“华夏化”，还收复渭水流域的很多地区，又兼并巴、蜀，扩大了华夏族的范围；在蛮夷之地的吴国，贵族们开始承认自己是“周之胄裔（后代）”；曾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的楚国，也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并且融合了南方的苗、彝，又统一了越国（越国先灭吴国），甚至将势力深入到两广和云贵地区；韩、赵、魏兼并了包括中山国（属白狄族）在内的许多部族、小国……

在上述广阔的区域内，各族之间的差异渐趋缩小，乃至消失。

从春秋到战国，华夏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尊王攘夷”到“以夏变夷”的变化。春秋时，以齐、晋为首的华夏族各国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与周边的戎、狄、蛮、夷做斗争，这使华夏族的旗帜更加鲜明。但“尊王攘夷”是在华夏族受到“四夷”的侵扰，一度面临亡族的危险情况下提出的口号。当时有人曾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夷和狄严重地侵害中国，南边的夷人与北边的狄人相呼应，中国受到夹攻，命运就像一根线一样维持着。见《春秋公羊传》）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誉之为“救中国”的“王者之事”。对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给予高度赞扬，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无管仲，我就要披着头发，衣襟向左，作夷狄的服饰了。见《论语·宪问》）“尊王攘夷”，就是号召拒斥夷族，明确华夏族与夷族之间的界限，这显然不利于民族融合。

进入战国，华夏族不仅扭转了“不绝若线”的境况，而且势力范围大大拓展，力量远胜于夷狄。在这种情况下，华夏族文化以其相对的先进性，吸引和改变着周边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以夏变夷”。

“以夏变夷”意味着夷、夏之间的民族意识趋向模糊，民族情感趋向和谐，民族壁垒趋向消解。而在“以夏变夷”的同时，华夏文化也不断吸收、融汇周边文化精华于自己的体系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当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以夏变夷”的观念究竟起于何时，有待细考。不过，以“以夏变夷”政策取代“尊王攘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时代特点，却是在战国。在战国时期“以夏变夷”的基础上，结出了日后大一统的“汉民族”、“汉文化”的硕果。

三、“胡服骑射”的启示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是赵国的第六个国王，在他执政期间，赵国采取了两项重大措施，一是奖励耕战，二是改革军制。“胡服骑射”就是军事制度上所做的改革，但它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

赵国的北面大都是过着游牧生活的胡人部落。他们虽没有与赵国发生大的冲突。但小的骚扰却也时常不断。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在马上。动作灵便，往来如飞，一边疾驰，一边还能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的军队，虽然武器比胡人优越，但大多数还是步兵和车兵混合编制的队伍。而且战士穿的是长袍大褂，袖子长，腰肥，领口宽，下摆大，再披上铠甲，比较笨重，不利于灵活作战。鉴于此，赵武灵王就想向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建立骑兵。然而，要学骑射，首先必须改革服装，采用胡人的短衣、长裤。

公元前307年春季的一天，赵武灵王召见大臣肥义，与他商议实行“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赵武灵王问：“这事恐怕会引起许多人的议论和反对，你看怎么办才好?”肥义回答：“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做事若顾虑多，就不可能成功；实行一项措施，若有疑虑，也就做不成。）肥义接着又说：“自古以来，风俗习惯不是不能改变的。从前舜的时候，有个落后的部族叫苗，舞跳得很好。舜就向他们学跳舞；禹也向倮这个部族学习过跳舞。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顾虑，就下决心学胡服骑射吧!”这坚定了赵武灵王的决心。

但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计划，遭到了以他叔叔公子成为首的王族中一些人的竭力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原是文明人所住的地方，万物齐备，又有圣贤的遗教，施行的是仁义，用的是诗书礼乐，技术也发达，本是蛮夷学习的榜样。现在要丢掉这些去搞什么胡服骑射，这是改变古代圣贤的教导，更换古代的章程，可是万万行不得的。

刺绣赵武灵王亲自到公子成家去做说服工作。赵武灵王指出，衣服应该方便于穿着，礼制应该方便于做事。如果环境不同了，就应该采取相应的办法，而不能死守中原地区已经不适用的习俗和制度。经过一天的辩论，赵武灵王终于使公子成同意胡服，并表示愿意带头实行。

可是王族公子赵文、赵造、赵俊等人和一些大臣仍然反对。他们指责说：“衣服习俗，古之礼法。变更古法，是一种罪过。”赵武灵王批驳道：“古今不同俗，有什么古法?帝王都不是承袭的，又有什么礼非遵循不可?夏、商、周三代都是根据时代的不同而制定法规，根据不同的事情而制定礼仪。礼制、法令，都是因地制宜的；衣服、器械，只要使用方便，就不必死守古代的那一套。”赵文等人感到无理再反对，就同意改穿胡服。

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全国改穿胡服。由于穿着胡服给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所以很快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对于个别迟迟不肯着胡服的，赵武灵王就给予严厉的警告，吓得他们只得接受改革。

赵武灵王在胡服措施成功以后，就亲自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原来的军队装备。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06年，赵国攻取北方上千里的土地。公元前305年，又大举进攻中山国；中山国在遭致惨败后，献出四邑求和。公元前300年，赵军又攻占中山大片土地。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让位给他儿子赵惠文王时，赵国已是“七雄”中的强大国家之一了。

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借用来的短衣、长裤，以后就变成汉民族服装形式的一部分，并沿用了2000多年。他组建的骑兵，推动了中原地区国家骑兵兵种的发展。

“胡服骑射”的事例昭示我们：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营养，才能持续地发展，并永葆生机。正是借助了这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机制，华夏族和华夏文化才得以发展、壮大为汉民族、汉文化。

四、“大一统”：一个口号的由来在统一的王朝出现之前，得“风气之先”的一些学者，已在呼唤大一统局面的到来。

“大一统”一词，首见于《公羊传》。该书于公元年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的作者，传说是孔子门人子夏的再传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公羊传》是公羊高为孔子手订的《春秋》一书做的传（即对《春秋》经义做的解说）。不过这些解说起先仅为口耳相传，到西汉方得成书。《春秋》素以“微言大义”著称，它开篇第一句为：“元年，春，王正月。”公羊高所说的“大一统”，就是对这一句中的“王正月”所做的诠释和发挥。

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王正月”做一些说明。

“王正月”的“正”，指的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夏、商、周三代的正朔（朔指一年的第一天）不同；夏正建寅，以寅月（接近于目前尚通行的阴历的正月）为正月；商正建丑，以丑月（阴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正建子，以子月（阴历十一月）为正月，是谓“三正”。亦称“三统”（建子为“天统”，建丑为“地统”，建寅为“人统”）。春秋时，政令已不统一，告朔之制久废，各国所行正朔也不一样，如晋国用夏历，宋国用殷历。《春秋》说“王正月”，是指周历的正月。《春秋》记时仍遵用周王颁定的正朔，并想以此表示各国历法应当划一。对此，公羊高以“大一统”做解说，意即孔子书“王正月”，包含着尊崇一统的“大义”。

这就是战国时期“大一统”口号的最初由来。

五、学者心中的大一统“大一统”的原意，是指尊崇一统，可到后来，它的含义衍变为指大而一统的一种局面。战国时候的一些学者，对大一统的局面做了不少规划和构想，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有关“大一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这里选择两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学说，加以介绍。

《禹贡》的九州说《禹贡》是列入儒家“六经”的《尚书》中的一篇，托名为大禹所作。不过，经过深入细致地研究以后，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此系战国后期人的作品。

《禹贡》说，大禹治水，将天下分为九州，即9个区域。它们是：

冀州大致相当于今山西、河北、辽宁。

兖州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部分。

青州今山东、辽宁东部。

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

扬州今江苏、安徽南部，江西东部。

荆州今两湖及江西西部。

豫州今河南、湖北北部。

梁州今陕西南部和四川。

雍州今陕西北部、中部和甘肃及其以西地方。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虽有“九州”之名，却无九州之实。战国以前,现实生活中也从来不存在九州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全国实行郡县制，也没有州制。所以，《禹贡》中的九州，是一个理想中的区域划分，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向往和规划。

然而，包括《禹贡》在内的先秦著作中的九州说，却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九州”成了“中国”、“天下”的代名词。而且，人们从此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九州”不可分。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就曾这样充满深情地写道：“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周礼》的建国之制《周礼》，一称《周官》，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有关《周礼》的作者和时代，历来聚讼不已。然而经过现代学人郭沫若、范文澜、顾颉刚、杨向奎等的研究，已基本上可以确认《周礼》系战国时人所作（成书另当别论）。

《周礼》亦非某朝某王典制的实录，而是勾画了一种希冀能用之万世的“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模式。比如，它涉及到了有关国家政体形式的问题，包括：王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权力；国家权力的划分和各级权力主体的组织形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周礼》开宗明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天官家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王者建立都城，辨别方向，制定宫室居所的位置，分划城中与郊野的疆域，分设官职，治理天下的人民，使他们都能成为善良高尚的人。于是设立天官家宰，率领他的部属，掌理天下的政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周礼》设天、地、春、夏、秋、冬六官，而将王定为一国之主和六官的统驭者。很显然，这个“王”的原型，出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也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子。

《周礼》六官之制，是设官分职的总框架，也是全书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体大思精，结构缜密：天子之下有大宰，大宰统领6官，6官之下有360属官。有总属，有分属，有当官之属，有冗散之属，条理清晰。大宰掌“六典”等10条官法总理朝廷、邦国，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等分奉教象、政象、刑象之法，各治一职，360官各有所司，互相配合和呼应，严密齐整。如此庞大而又整齐划一的官制，未必能在现实中推行，但确实表现出“大一统”的浑然气象。

所以，顾颉刚说《周礼》的中心思想“是组织人民，充实府库，以求达到统一寰宇的目的”（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6期），确有道理。

六、统一王朝的求“同”去“异”

秦始皇消灭六国以后，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一系列措施，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强化统一。从此，“大一统”就由一种观念变为现实；而与此同时，“大一统”的观念，又在新的现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

壁画书同文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刻款、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间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秦统一后，诏书发到桂林，当地人均不认识。于是，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籀文（又称大篆，系周代文字）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李斯、赵高、胡毋敬又分别用新颁布的文字，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向全国推行。

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新字体的特点是，将篆体圆转的笔画变成方形，字形扁平。这种文字书写起来更为流畅、快捷，很受欢迎，尤其是深得公文传抄者“徒隶”的青睐，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后人叫它为“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我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它对我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音亿，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用，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铜币圆形方孔，对应了古代“天圆地方”一说，并且在使用上有很大的方便。所以在我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的钱币占据主要地位，通行时间也最久。

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就已在国内对度、量、衡的标准做过统一的规定。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单位为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1丈=10尺=100寸。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1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大致不变。

车同轨战国时期，各国车辆形制不一。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义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职，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洪之风，大加鞭笞。严令“禁止淫泆”，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

秦王朝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曰“三老”，这一制度为秦以后历代承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后汉书·百官志》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意谓可为民效法的），皆扁表其门（在他们的门上制匾加以表彰），以兴善行。”

七、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始皇灭六国后，继续向西南、东南和两广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并在北方有效地制止了匈奴族的骚扰，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发展。

统一百越秦统一前，分布在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的许多部族，总称为“百越”，其中著名的分支有于越、闽越、南越、东瓯、西瓯、骆越等。于越分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很早就建立了越国，战国时期为楚所灭。秦灭楚后，它成为秦的一部分。瓯越也叫东瓯，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在今福建福州一带。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乘势统一了瓯越和闽越，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和闽中郡。

南越分布在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很早就与中原有密切地交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着手统一岭南的事业。

公元前217年，秦派屠雎率领秦军向岭南进兵。由于山高路险，交通不便，军粮运输困难。为此，秦始皇派史禄在今广西的兴安县境内，凿一条连接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以“通粮道”。这就是著名的灵渠。经过几年的艰苦作战，秦军征服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

秦始皇又迁徙中原几十万人去“戍五岭（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在湘、赣和粤、桂等省区边境。所谓“岭南”即指五岭以南的地区），与越杂处”，从此，两广地区和祖国其他部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内地人民大量迁徙到岭南，带去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和百越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统一西南古代分布于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它们中的大部分，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楚国和秦国的一部分。秦王朝又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筰（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又派常頞（音案）向南开通了一条“五尺道”（宽5尺的道路），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还在那里“置吏”，即设置行政机构。

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分布在蒙古高原的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他们主要从事游牧，以强悍和精于骑射著称。匈奴与华夏族很早就有了密切联系。在内蒙古发掘的战国时期数百座墓葬中，有不少铁、铜器的造形和中原地区的形状相仿，显然这是受了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赵国一度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设九原郡，抵御匈奴的南下。战国末年，赵国与秦国忙于战争，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及其以南地区。

秦王朝于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军队北伐匈奴，收复了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重置九原郡，并新设44个县，统属于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犯人3万户到今北河、榆中一带垦殖，加强了两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战国时，各国为了割据称雄，在本国周围建筑了护卫性的长城。秦统一后，将中原地区的长城拆毁。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赵、燕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沿黄河、阴山，东到辽东（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就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昂首屹立在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到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的辽阔土地上。她是东方的巨人，也是世界的巨人。

八、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先秦已有的各地交通线的基础上，通过修筑驰道、直道等等，构筑起全国性的交通网。这是秦王朝缔造“大一统”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长期战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各地都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这大大限制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之间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20年），下令“治驰道”。再过一年，开始出巡各地。公元前215年，下令拆毁各地阻碍交通的关塞堡垒，“夷去险阻”。公元前212年，又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延伸的“直道”。在秦始皇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南方地区也开辟出一系列交通线。

秦朝的驰道，据《汉书·贾邹枚路传》记载，是“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似乎可理解为：驰道有两条主干线，一条向东通往过去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抵达过去的吴、楚地区；驰道联结了一些重要的江、湖，并且直达东海边。《贾邹枚路传》又说：驰道宽五十步，路面经过夯实，路旁每隔三丈种一棵树。

下面，以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之后几次巡行全国所经过的线路，和秦王朝其他几条交通要道为重点，对当时沟通全国的干线，和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出去的交通网，做一番粗略的巡视。

1咸阳至之罘。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出函谷关（今河南灵宝），经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定陶（今山东定陶北），进入山东半岛，登泰山，然后过黄（今山东黄县东南）、腄（今山东福山县东南）、成山（今山东成山），登之罘（山名。在今山东烟台市北）。又转而南临琅琊（今山东胶南），过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渡淮水，转去长江中游的衡山和南郡，最后向北经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回咸阳。秦始皇此次东巡前半段所经路线，即从咸阳到之罘一线，是横贯王朝腹地的一条大动脉。

2咸阳至云梦、会稽至琅琊。这两段线路，是秦始皇37年最后一次出巡所经过的。当时秦始皇先达武关，然后沿丹水、汉水到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再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省当涂县东），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随后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再经过吴地，在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过长江，辗转到达琅琊。

从咸阳至云梦，先秦既已存在联接南北的秦楚大道。秦始皇南下经过这一线，说明此线仍作为秦王朝的重要干道之一。

从云梦至会稽，再至琅琊，这一段线路的特点之一，是水陆联网，水道和陆路互相补充、延伸，构成一个网络。

3咸阳至碣石、碣石至九原。秦始皇三十二年出巡北方就是沿着此线经太行山东麓，过上党（今晋西北地区）、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市北）、蓟县（今北京市），到达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从碣石向西北，经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雁门（今山西右玉）、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

4咸阳至陇西。秦始皇二十七年首次出巡即沿此线。先沿通向洮河河谷的大路，到达渭水发源地的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又攀过六盘山口到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再至鸡头山（今甘肃平凉市西），然后过回中（今甘肃平凉市北），沿泾水返回咸阳。

5从咸阳至巴蜀。在这条交通线上，遍布着高山深谷，行路异常艰难。先秦已沿崖搭设栈道，到秦始皇时已有数条栈道可通巴蜀。一是“故道”，又名陈仓道；二是褒斜道；三是石牛道。其中起自陈仓（今陕西宝鸡），经褒水而达汉中的陈仓道，虽绕行较远，但易于通行，成为联结秦岭南北的主要通道。

6从云阳至九原。为了便于调动兵力，防御匈奴南下掠夺，蒙恬率卒从云阳（今山西淳化西北）向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修筑交通线，“堑（斩）山堙（填）谷，千八百里”，道路笔直，极为壮观，后人称为“直道”。

7岭南新道。在统一南方百越的战争中，秦王朝开辟了一系列交通线。主要有：①从赣南跨过拦捕关（今梅关——大庾岭山口），沿溱水（今北江）南下番禺（今广州）；②从湘南跨过阳山关（今骑田岭山口），沿溱水南下；③经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南）的湟溪关，转入连江，南下番禺；④从湖南溯潇水而上，翻山到广西八步（今贺县），再沿贺江南下苍梧（今广西东南）；⑤灵渠（即今广西兴安运河）。其中以灵渠最为著名。它沟通了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使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结起来，成为进入岭南的水路交通线。

秦王朝四通八达的全国交通网，好比是“大一统”帝国的动脉和经络。

第十一章秦始皇的万世基业

秦始皇试图将嬴氏“家天下”传之永远的想法，不过是一场白日梦。但他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却开创了延续2000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

一、“皇帝”：人间的大神秦王政在他登上秦国王位的第二十六个年头，终于统一了中国。天下初定，秦王政第一件急着想做的事，就是要重新给自己确定一个称号。

春秋战国，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自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通行。已经一统天下的秦王政，以为过去的这些称号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尊崇，“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他下令左右大臣们议帝号。

经过一番商议，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人认为，秦王政“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功绩“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他们援引传统的尊称，说“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建议秦王政采用“泰皇”头衔。然而，秦始皇对此并不满意。他只采用一个“皇”字，而在其下加一“帝”字，创造出“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自己。

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

“皇帝”称谓的出现，不仅仅是简单的名号变更，还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观念的产生。在古代，“皇”有“大”的意思，人们对祖先神和其他一些神明，有时就称“皇”。“帝”是上古人们想象中的主宰万物的最高天神。秦始皇将“皇”和“帝”两个字结合起来，第一，说明了他想表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是上天给予的，即“君权神授”；第二，反映了他觉得仅仅做人间的统治者还不满足，还要当神。

可见，“皇帝”的称号，乃是秦王政神化君权的一个产物。

二、始皇帝：“传之无穷”的梦想秦王政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又规定：自己死后皇位传给子孙时，后继者沿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秦始皇梦想皇位永远由他一家继承下去，“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

取消谥法。谥法起于周初，是在君王死后，依其生平事迹，给予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但秦始皇认为，像这样“子议父，臣议君”，太不像话，更没意义。他宣布除谥法，不准后代臣子评价自己。

天子自称为“朕”。“朕”字的意义与“我”相同，以前一般人均可使用，但秦始皇限定只有皇帝才能自称“朕”。

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

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文件上逢“皇帝”、“始皇帝”等字句时，都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

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

以上这些规定，目的在于突出天子的特殊地位，强调皇帝与众不同，强化皇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秦始皇幻想借助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万代地在其子孙后代中传续下去。

三、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我们从官制入手，来看一下秦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大致情况：

丞相又分左、右，是中央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

太尉是中央的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

御史大夫掌管监察工作，协助丞相处理政事。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古代习称“三公”。“三公”之下设有“九卿”，即：

奉常负责宗庙礼仪。

郎中令执掌宫廷戍卫大权，统辖侍卫皇帝的诸郎（郎，帝王侍从官的通称）。

卫尉掌管宫门警卫。

太仆负责皇帝使用的车马。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典客主管少数民族事务。

少府负责山林池泽的税收和宫廷手工业，属于管理皇室私家财富的机构。

治粟内史负责租税赋役和财政开支。

廷尉掌管刑罚。

秦汉以降，人们常将秦代中央官制归纳为上述“三公九卿”。然而事实上，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

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事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

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

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将作少府负责宫殿建造。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四、集权与分权：良苦的用心为了使秦王朝的军政大权能操纵于一己之手，实行皇帝的个人独裁，同时又要让政府部门各司其职、有效地运作起来，以加强对国家的管理，秦始皇对如何集权、又如何分权，颇下了一番苦心。

其中，他对相权、兵权以及司法权，进行了独到的处置。于此，最能看出秦始皇是怎样加强君主专制的。

丞相，秦时或称相邦、相国，他的职责是“掌丞（丞：帮助、辅佐）天子，助理万机”，是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有“百官之首”之称。

秦国的丞相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在此之前，史籍中虽有“商鞅相秦”（《汉书·地理志》引孟康注）一类的记载，但此“相”并非官名，像商鞅担任的是“左庶长”、“大良造”。自武王任甘茂、樗里疾分别为左、右丞相以后，丞相才在秦国成为正式的官职。

自设丞相以后，秦国的一些国君就将军国大事全部委于丞相，以至出现了像魏冉那样擅权的丞相。吕不韦为相国，也是总揽一切军政大权。所以，君权与相权之间既存在着互相依赖的一面，又存在着矛盾的一面：皇帝要依靠丞相处理政务，但丞相又最容易侵犯和削弱君权。

这一点，秦国在初置丞相时就已意识到了，所以它设了左、右二相，其目的就是要分散相权，便于国君控制。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以这种方法分散相权，尚不能解决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秦始皇总结了历史经验，进一步缩小相权。

1在统一后的秦王朝，丞相仅系文官之长，武事由“三公”之一的太尉掌管（其实此职并未委以任何人，见下）。太尉与丞相地位相等，同由皇帝颁予“金印紫绶”（任官授印，免官时缴印。印及缚印的绶带，因官职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2以御史大夫分割相权。列于“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原为秦国无，系秦始皇参照六国官制在统一后所设。御史大夫地位低于丞相（“银印青绶”），但他掌监察，又参与处理朝政，对丞相起到了牵制作用。

3用博士侵削相权。秦王朝博士的地位和作用向来为人们所忽视。其实，博士在秦的政治生活中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类似于顾问和智囊的人物，经常活动在始皇的左右，发表各种议论。由于秦始皇特别迷信，所以对“通古今”的博士也就格外信赖。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令朝臣议帝号时，丞相、御史大夫、廷尉“与博士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才向上回奏。始皇三十四年“焚书”时，博士是惟一有权读禁书的人。所以，博士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放谈各色言论，影响始皇，影响朝政，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了对相权的一种侵削。

秦始皇不仅在官制上制约相权，在平日里也对丞相存有戒心。有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宫，从山上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很是隆重，就表示不满。谁知道这话后来传到了李斯那里，李斯立刻削减车骑。当秦始皇再次见到李斯的车骑仪仗时，发觉已经减少了，马上意识到是有人向李斯泄露了自己说的话，就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处死。

秦王朝的兵权，理论上是交给太尉执掌的，然而事实上，秦的太尉形同虚设。据考核，秦代未发现有一人担任太尉之职，在重大军事行动中也从不见有太尉出场。秦始皇始终亲自控制着兵权。

此外，秦始皇又有意抬高廷尉的地位。廷尉为秦王朝最高司法官，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秦始皇，赋予廷尉很大的职权，以此威慑百官。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身为廷尉就能同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一起，向秦始皇“上尊号”。由于地位显赫，所以后来当王绾提出分封皇子之议时，李斯能够站出来予以斥责。

秦王朝的“三公九卿”制。确立了古代中国的一种分权原则，比如，有人将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喻为中国的“三权分立”。但是要注意，这种分散的权力最后又都集中到皇帝一人的权力之下。分权，是为了让百官公卿通过互相牵制，更好地服务于皇权，所以也就是为了更好地集权。

五、秦无尺土之封：全国实行郡县制秦王朝建立后，围绕地方政权究竟是采用分封制还是郡县制，在大臣中间展开了一场争论。丞相王绾认为，由于刚刚破灭六国诸侯，对那些辽阔而遥远的燕地、齐地、楚地等，中央无力统治，不如设置一些王，让他们到那里去加以镇服。王绾向秦始皇建议，对诸公子分封领地，建立属国，以维护中央。

秦始皇没有马上表态，而把王绾的这一建议交给群臣讨论。大多数官员都以为分封可行，支持王绾。但廷尉李斯力排众议，反对封地立国。

李斯说：当初周王朝分封了那么多的子弟，可他们到后来视若仇敌，互相攻击。目前幸赖始皇帝领导统一战争获取胜利，因而对皇室公子与功臣不宜分地立国，以免生出后患。对他们可以多赏赐些金钱，分与部分的赋税收入，从而易于控制。秦始皇听后，十分赞同，并指出：“这么多年来天下征战不休，根源就在于有诸侯王。现在又要裂土封国，无疑是制造战争因素。如此而求安宁，岂不难上加难!”秦始皇果断地决定，不采取分封制。所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说：“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后无攻伐之患。”这话道出了秦始皇不搞分封制、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利在后世。

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县制。起先，秦分天下为36郡。这些郡大多是秦国和各诸侯国原来就设置的，秦王朝加以沿袭。以后，随着疆界的拓展和郡治的调整，郡的总数达到46个。它们是：

巴郡（今四川阆中以东）原为巴国地，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建郡。

蜀郡（四川阆中以西）原为蜀国地，公元前285年秦在此设郡。

陇西郡（甘肃临夏以西）公元前279年秦伐义渠（戎人），在此设郡。

北地郡（宁夏青铜峡以东）公元前271年秦灭义渠，在此设郡。

以上4郡为秦国早先所置。

太原郡（今山西境内）公元前245年，秦在占领的赵国地置此郡。

云中郡（内蒙古大青山以南）战国时赵破林胡在此设郡。公元前234年秦取赵地，在原地重建郡。

邯郸郡（河北泜河南）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后设此郡。

巨鹿郡（河北白洋淀以南）公元前222年秦置此郡。

雁门郡（山西省北部）战国时赵破楼烦（北方少数族国名）置此郡。公元前234年前后，秦取其地重建郡。

代郡（山西东北部及河北一部）原为代国地，后为赵所灭，赵武灵王时置郡。公元前222年秦占该地重建郡。

常山郡（河北正定南）不见于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的36郡郡名中，可能为秦末改置。

以上7郡置于赵国故地。

上郡（今陕北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审旗）战国时魏国设此郡，后秦得其地，于公元前304年重置郡。

河东郡（山西沁水以西、黄河东）战国时魏置此郡，公元前290年秦得魏地重置郡。

东郡（山东东河以西、河南延津东）原为魏地，公元前242年秦得魏地建郡。后又将卫国旧都濮阳并入。

砀郡（安徽砀山西）原为魏地。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建此郡。

河内郡（河南中部）不在秦始皇二十六年所建36郡之中，以后置。

以上5郡置于魏国故地。

三川郡（今河南灵宝东）战国时韩国置此郡。公元前234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上党郡（山西西北地区）战国时韩国置此郡。公元前246年秦得其地重置郡。

颖川郡（河南登封以东）原为韩地，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取其地置郡。

以上3郡置于韩国故地。

汉中郡（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战国时楚国置此郡，公元前312年秦取汉中地重建郡。

南郡（湖北武汉以西、襄樊以南）原为楚地，公元前278年秦取该地置郡。

黔中郡（湖南洞庭湖以西）战国时楚国置郡，公元前277年秦取该地重建郡。

南阳郡（湖北北部、河南西峡以东）原为韩、楚、魏交界地，公元前273年秦得该地，建此郡。

陈郡（河南淮阳、太康、西华等地）为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所置。

薛郡（山东新汶、枣庄、济宁之间）原为薛国旧地，后归齐，秦取其地后于公元前224年设郡。

泗水郡（安徽淮河以北）先后为宋、齐、魏地，秦得其地后于公元前224年置郡。

九江郡（淮河以南及江西大部）原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置郡。

会稽郡（江苏长江以南、浙江金华以北）原为吴、越、楚地，公元前222年秦灭取该地置郡。

长沙郡（湖南洞庭湖以南及江西西部）原为楚地，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后置郡。

衡山郡（湖南衡山周围）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始置郡。

以上11郡置于楚国故地。

东海郡（今山东费城以南）原为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齐郡（山东境内）原为齐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置郡。

琅琊郡（山东沂源南、临沂北）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后置郡。

胶东郡（山东平度一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济北郡（山东境内）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置郡。

以上5郡置于齐国故地。

广阳郡（今河北境内）原为燕地，公元前226年秦灭燕后置郡。

上谷郡（河北张家口以东、北京昌平以北）原为燕郡，秦灭燕后，于公元前222年重设郡。

渔县郡（内蒙古赤峰以南、北京怀柔以东）战国时燕设郡，秦于公元前224年重建郡。

右北平郡（河北蓟县东、辽宁大凌河上游以南）战国时燕置郡，秦于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辽西郡（辽宁大凌河以西、河北迁西以东）战国时燕建郡，秦于公元前225年重建郡。

辽东郡（辽宁大凌河东）战国时燕置郡。秦于公元前222年重建郡。

以上6郡置于燕国故地。

闽中郡（今福建及浙江宁海以南）原为闽越地，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占闽越后始置郡。

南海郡（广东珠江三角洲）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桂林郡（广西境内）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象郡（广西西部、越南北部和中部）原为南越地，始皇三十三年秦灭南越后建郡。

以上4郡建于南越故地。

九原郡（今内蒙古河套至包头）原为匈奴占领，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伐匈奴得“河南地”后置郡。

以上1郡置于匈奴故地。

秦王朝在郡下面设县或道。内地均设县，只有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才设道。

县是秦代统治机构中非常关键的一级组织，属于秦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基层一整套国家机器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单位。比如，人民的户籍、征收的粮食均以县为单位保管，地方的武装以县为单位编制，徭役也以县为单位征发。县的这种特点和职能在秦代确立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秦代以降，中国整个基层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主要都是称县。仅有些朝代因政治需要出现了一些与县同级的其他行政区划名称，如汉代有侯国、邑、道，但它们过后即废，而且在数量上也是少数。历史上县的数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秦代县数不太清楚，估计有好几百个，汉代达1500多个（除去侯国等外，县、邑有1300多个），以后历代几乎都在1100～1200个上下，仅唐代达1500多个，直到中华民国才增到2000个左右。

秦代至隋，郡基本上是县级以上的地方行政区划，但它远不如县那样稳定，变化较大。汉武帝时郡有一百零几个。东汉末年，在郡级之上又设“州”。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州、郡、县3级，郡为二级政区。到隋唐时期，郡作为一个政区单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秦代推行的郡县制的影响是深远的。今日中国的省县制，就是由郡县制逐渐演变、发展而来。

六、强化地方与基层政权组织秦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郡一级的设守、尉、监等。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主要掌管政务。郡尉负责军事和治安，不干预民事。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吏，直属中央的御史大夫。

县一级设令（或长）、丞、尉。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他们主要掌管政务。县尉掌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

郡县的主要官吏，都由皇帝任免。

县以下有乡、里和亭两种不同的政权系统。乡和里是行政机构，亭是治安组织。

乡：乡是隶属于县的基层行政组织。其职能主要有四：（1）摊派徭役；（2）征收田赋；（3）查证本乡被告案情；（4）参与对国家仓库粮食的保管工作。

乡官设有“三老”、“啬夫”、“游徼（音教）”。“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收赋税。“游徼”掌捕盗贼。多数乡官由当地地主豪绅担任。

里：乡以下是里。里设里正或里典（为避秦始皇名“政”之讳，而改“正”为“典”）。里中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并规定互相监督告奸，一人犯罪，邻里连坐。

亭：亭属于治安系统的基层组织，系县尉的派出机构。亭有亭长，下面还设有“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除了主要管理治安，还负责接待往来的官吏，掌管为政府输送、采购、传递（文书）等事。

于上可见，秦王朝构拟或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整的地方与基层的政权系统，以强化国家对老百姓的管理。这套系统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汉代也设乡，有“三老”、“有秩”（类似于秦代的“啬夫”）、“游徼”；也设亭，有亭长。汉代郡、县两级的官制，也明显地承袭于秦代。

七、中华帝国的基业秦始皇试图将嬴氏“家天下”传之永远的想法，不过是白日做梦。但是，秦始皇从“千秋万代”着眼而精心构造的帝制和一整套国家制度。却开创了此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的基业。从这个角度看，秦始皇对于“永远”的企求和理想，并没有全然落空。

第十二章皇权下的暴政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

《新语·无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

一、民本思想的凋弊春秋战国时期，绽开了一朵极为绚丽的思想奇葩——民本思想。其中最为后人称道并加以广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两段话：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当然不同于西方的民主主义。比如，在古希腊实行民主制的城邦，是不允许有君主存在的，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却从来没有而且也从不试图在制度的层面上排斥和否定君主与君权。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以民权制约或抗衡君权，也即在民与君之间构造一种“张力”。检视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可将其主要观点归纳为三：

1君权的根本在民；

2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

3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这朵奇葩在战国晚期逐渐枯萎，至秦王朝几尽凋弊。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适应于战时特点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们的青睐和采纳，而民本思想的积极鼓吹者儒家却往往不能见容于这个崇生活场景尚攻取的时代。一些法家人物，在为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摇旗呐喊时，将君权至上论推向极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于地。”照他们看来，君主再坏，终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终究是臣民。这就好比再破烂的帽子也要戴在头上，再美好的鞋子也必须踩在脚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视“民”的言论。然而为法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直接用于耕战的“民力”，而非“民心”。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称：“虽拂于民心，立其治。”（《韩非子·南面》）丝毫不见民心的向背对为政、治国的重要性。他们还将欲“得民之心”的儒家，斥之为“不知治者”，以为“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如果想要适合民意、民心，乃是“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韩非子·显学》）。

法家思想的本意，固然不在于造就一个绝对化的皇权，以让君主毫无约束，但思想界的这种动向，却在事实上为绝对化皇权的出现，做了舆论上的开路工作。

2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始皇，不仅错误地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而且想“独擅天下之利”。他以“独制于天下”的政治实践，彻底否定和摒斥了民本思想。

二、“天下皆为虏”

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尉缭就说：秦王政“少恩而虎狼心，……诚使（假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奴仆）矣”。不过，那个时候秦王政对自己的“虎狼心”还时常加以克制，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有时也能接受和容忍。对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甚至还可以屈尊相待。正是由于这一点，洞察秦王政本性的缭，最后还是被秦王政挽留在秦国，并担任国尉，为秦的统一大业奔走效劳。

然而，随着秦王政专制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特别是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使专制君主的权力在实践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实现，他的残忍暴虐的本性就日益暴露出来。

秦始皇以为，凭借强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和一整套严刑酷法，就可以任意“臣畜天下”。他视人民为草芥，无休止地横征暴敛，肆意地摧残、蹂躏，自己则穷奢极欲，纵情享受。他对周围的大臣从不放心，“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他每天要亲自处理各种奏章文书，以竹、木简一石（120斤）为标准，不尽此数不休息。公卿大臣们只是仰承秦始皇的鼻息行事，个个诚惶诚恐。背逆他的意愿或惹他不高兴的，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横扫天下、一统六合的英雄，变成了作威作福、荼毒人民的暴君。

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并不少见，但以秦始皇所握有的高度绝对化的皇权和凌驾于一切之上而将所有臣民都践踩于脚下而论，他可算是所有暴君中之“最”了。

这里选择秦始皇残暴统治的若干事例略述于后。

三、“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

大兴土木，这大约是帝王们共同的“嗜好”，而秦始皇在这方面更是极尽其能事。

早在统一战争还在进行的过程中，秦始皇就在咸阳大造宫殿。每当消灭一国，他就派专人到该国摹绘那里的宫殿建筑，然后依照其式样，在咸阳附近的北阪，筑起同样的宫殿。据载，这个建筑群的规模很大，有各具特色的宫殿、楼阁145个。《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它“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人亦将在战争中缴获的钟鼓、美女安置其内。据《三辅旧事》载，那里有“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北阪仿佛变成东方建筑的博览会、东方美女的展示地。

平定六国后，秦始皇的享乐欲望和好大喜功的心理急剧扩张。他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滥征民力，劳民伤财地兴建了许多浩大的工程。比如：

在平定六国的次年（秦始皇二十七年），他下令在渭南建造信宫。信宫后改名为“极庙”，以象征天极的所在。

同年，下令修驰道。又筑“甬道”，联结极庙与咸阳。所谓“甬道”，就是在道路两侧筑起高墙，专供秦始皇从中行走。不让路人瞧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修直道。

同年，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为由，在渭南上林苑营建“朝宫”。据载，“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史记·秦始皇本纪》）殿前可树5丈高的大旗。宫前立12个巨大的铜人，各重24万斤，系秦初收缴民间兵器销毁改铸而成。还用磁石做大门，以防有人携带暗器入宫。

按照朝宫建筑群的营建规划，在前殿阿房宫周围，建有大小楼台亭阁相环绕。修建一条阁道，从阿房宫直达南山，在南山之巅再造宫阙。这一构思，可能与秦始皇想便于和天上神仙沟通有关。还要筑一条“复道”（在楼阁之间架设的通道），将阿房宫与咸阳连起来，其中有一段要跨越渭河。

如此庞大的工程，没能在秦始皇生前完工。秦始皇甚至未及予以正式命名。后世根据其前殿叫阿房，就称之为阿房宫。

关于阿房宫，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做了这样的描述：“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现知秦始皇时营造的宫殿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当时可供秦始皇享用的宫殿，关中有300，关外有400余。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秦始皇可以随意地行幸、游乐。

除以上所及，秦始皇兴建的庞大工程还有骊山（始皇）陵墓和长城。

据说，修骊山墓和造阿房宫所使用的劳动力达70万人（一说各70万人）。修建长城的劳动力达30万人（一说40万人）。

《剑桥中国秦汉史》（崔瑞德、鲁惟一等著）曾对修建长城的难度以及动用人力的数目作过一番评论。这些话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秦始皇是如何劳民伤财的，兹摘引如下：

“……不管长城究竟有多长，似乎可以确定地说，建造这样一种连绵延伸的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一定远远大于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固定的纪念性建筑物的后勤供应。因为随着（长）城的延伸，筑城活动的中心经常变化，供应线也变得更长。此外，城墙不像正在修建的道路，它本身是很不完善的运输材料的手段。就长城而言，由于它越过的漫长的山脉和半沙漠地带，以及这些地区稀少的人口和冬季的酷寒气候，条件就变得特别困难。对蒙恬能够使之在现场进行真正建设的每一个人来说，需要几十人建造工地上的通道和运送物资供应。死亡的人数也必定是非常巨大的……对这个工程来说，蒙恬的30万人决不是夸夸其谈。”（中译本第78～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骊山始皇陵的规模也极其惊人。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估计，仅陵园中的封土、内外城墙、四大俑坑和防洪水堤等的土方量，就不少于13177万立方米，需10万人干一年才可能完成。骊山陵的石料，采自渭河北面的甘泉山。当时流传着“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的民谣（或作：“运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工程之浩大、人力耗费之多，由此可以想见。

今天，长城和骊山陵（特别是秦兵马俑）都已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为人传颂，阿房宫等也时常作为一种“美谈”为人提及。可是，千万别忘了，它们是用多少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四、“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

古代国家都强制人民承担一定的无偿劳动，此称之为徭役。《汉书·食货志》说：秦时徭役“三十倍于古”。这话或许带有夸张，但从秦王朝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兴建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工程看，其征发的徭役必是极其繁重的。根据一些研究者的估算，秦王朝征发劳役与兵差所使用的民力，总数在300万人上下。这对一个二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一个怎样不堪负荷的重担。秦始皇滥发徭役而置正常的生产、生活于不顾，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当时人民负担的徭役不仅重，而且受到的待遇极差。服役者往往过着非人的生活，像牛马一样被驱使着。在清人杨廷烈所著《房县志》中有一则记载，反映了秦王朝的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了怎样可怕的灾难。文中说：

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他们是当年为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而躲入深山老林的民夫的后代。由于在森林里生活、繁衍了千百年，所以他们全身都长出了毛。当有人遇见毛人时，毛人会先发问：“长城筑完了没有?秦皇还在么?”如果那人回答：“长城还没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会吓得立刻掉头就跑。

这当然只能视为一个传说。可是倘若历史上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它也就不会出现。

当时的残酷现实，还吓得老百姓不敢正常地生儿育女。以免使下一辈再遭痛苦。一首秦代民歌唱道：“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用（，音不，一种糊状食物），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太平御览》五七一卷引）

五、“收泰半之赋”

《汉书·食货志》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过半数，大多数）之赋……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音淡，满足）其欲也。”为了维持秦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满足秦始皇等少数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和“大作大为”，秦廷还向全国索取沉重的赋税。

秦代的赋税，主要有田租、口赋和杂赋3种。田租，即土地税，它按土地的多少征收。口赋，即人头税，它按人口征收。秦代的田租仍按古代通行的“十一之税”收取（苟悦《汉纪》），即按1／10的原则分成计征。口赋则远比田租要重，所谓“收泰半之赋”，就是要将一年收入的一大半，作为人头税上交国家。史籍称这种税收是“头会箕敛”，即每到征收口赋时，秦政府将居民召集一处，责令各户按人口交现钱，然后用簸箕敛集运走。如果不采取召集开会的形式，就由“吏到其家”，“以箕敛之”。（《汉书·张耳陈余传》）

劳动人民上交口赋、田租以后，所剩就不多了，一般只能勉强自给，如果遇到天灾人祸就不能维持。然而，秦政府还时常摊派杂赋，这是口赋、田租以外的各色名目的临时征调。

对广大穷苦农民来说，强行征收杂赋，好比是雪上加霜。

六、荒淫又残暴的“真人”

秦始皇在肆意地剥削和压榨天下百姓的同时，自己却纵情享乐，过着荒淫奢糜的腐朽生活。

在秦始皇的后宫中，充斥了数不尽的嫔妃和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美女。她们都是秦始皇的玩赏之物。秦始皇常常“纵酒后宫”，寻欢作乐。为了便于他轮流在各宫中淫乐，咸阳附近的宫殿都由复道、甬道相通。各宫殿内还都配备了豪华的设施，以供秦始皇生活起居和处理政务之需，史称秦始皇能“各案署不移徙”（《史记·秦始皇本纪》）。

纵欲无度的生活，极大地消耗了秦始皇的精力。加上他素来迷信，于是就一意想找寻长生不死的仙药。一些方士则投其所好，使出各种法子来骗他。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今山东胶南琅琊台西北）。齐人徐市（音福。一作徐福）等上书说，东海之中有蓬莱、方丈、瀛州3座神山，上面居住着仙人，并有长生不死的奇药，请求秦始皇委派他率领童男童女入海寻仙求药。

秦始皇听后大喜，立即下令赶造一批航海大船，并征集男女儿童数千人。徐市就带着这些儿童，驾船入海而去。可他一去数年不归。

秦始皇三十二年，秦始皇东巡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传说中的仙人羡门、高誓。随后又派韩终、侯公、石生去探求长生不死之药。当秦始皇继续向北巡行到上郡（今陕西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卢生求见始皇，号称从大海中寻得鬼神图书而归。图书上写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所谓“胡”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胡人，就派大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一直未觅得长生不老药的卢生，为了交差，又编造了一套鬼话去哄骗秦始皇。卢生说：屡次寻求神奇的仙药而不得，是因为秦始皇经常被人臣看见，妨碍了神仙的降临。卢生要求秦始皇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居处和行踪，这样就可以得到不死之药。卢生还建议秦始皇经过锻炼成为“真人”，胡诌什么“真人”可以“入水不濡（濡，音如，浸湿），入火不熟（熟，音弱，焚烧），陵云气，与天地长久”。求神心切的秦始皇信以为真，自称“真人”，并宣布从此不再称“朕”。

方士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蒙骗秦始皇：为了追求长生不老，秦始皇竟然也连连相信方士们的胡说，表现得愚蠢之极。

可是，神仙和长生药毕竟是不存在的，谎言也终有被戳穿的一天。按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要处以死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方士们变得惊恐起来。

一日，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在一起商量对策，他们说道：“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自以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他贪于权势，天下之事无论大小都由他裁决，丞相诸大臣都不过是按他的旨意行事而已。始皇只信任狱吏，以刑杀为威，而官员们惟恐得罪始皇而丢掉俸禄，因而没人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

卢生、侯生虽然以行方术为生，行为荒诞，言语不经，但他们对秦始皇和秦王朝的批评，却又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卢生、侯生料定前程凶多吉少，便趁早逃之夭夭。

听到这一消息后，秦始皇大为震怒。他说：“吾召集了那么多的文学方术之士，想以此兴太平。而方士要寻求长生不死的奇药。时到今日，韩终不告而辞，徐市等耗费巨资，却始终得不到奇药。对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可他们却还诽谤我。吾派人调查，还得知在咸阳的诸生，常常散布妖言以乱民心。”秦始皇遂令御史把咸阳诸生全部捉来审问，诸生互相告发，这样查出“犯禁者460余人，皆坑（活埋）之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著名的“坑儒”事件。

秦始皇长子扶苏见父皇大施淫威，就加以劝谏：“天下初定，远方的庶民尚未和顺，诸生都诵习、效法孔子的言行，今父皇以重法予以惩罚，臣恐怕天下会不安。请父皇明察。”专横跋扈的秦始皇哪里听得进这一番忠言，立即命令扶苏北赴上郡，去担任正在那里戍边的蒙恬军队的监军。

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坑儒”的前一年，秦始皇还曾下“焚书”令：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以后若有再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若知而不检举的，与之同罪；命令下达30日内不焚书的，受黥刑并罚4年筑城劳役。

“焚书”和“坑儒”，在中国人的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七、余论：秦亡之鉴与民本思想的重新提出秦朝统治者的残暴统治，非但没有使自己坐稳江山，反而导致了空前强大的帝国在极其短促的时间里土崩瓦解。这无情的事实，令后人警醒。

人们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重新提出了民本思想。汉初的思想家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从秦末大起义认识到，人民有力量支持一个政权，也有力量推翻一个政权。所以，“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呜呼，戒之哉，与民为敌者，民必慎之。”贾谊重新张扬起“民本”的旗帜，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新书·大政上》）这就是说，民可以决定国家的安危，可以决定君主的威辱，还可以决定官吏的贵贱，一切都决定于民心的向背。

这种民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高度膨胀的皇权，无疑构成了一种极重要的制约因素。任何统治者若想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就不能不对此给予某种程度的注意，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检点。这正如唐代李世民在教诫太子和诸王时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小心，别让人民的水，翻了君主的舟。

第十三章秦法的成果与失误

据《史记》和《史记正义》，秦王政平定嫪毐之乱后，流放4000余叛党于蜀地。是年，蜀地气候异常，虽已是初夏时节，却突然天寒地冻，“民有死者”。原因是，“以秦法酷极，则天应之”。

《新书·过秦论》：“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恨而海内叛矣。”

一、“庐山真面目”

秦自商鞅以后，一直奉行以法治国的政治策略。法治使秦国走向强盛，并最终统一中国。但秦法的极端残暴和酷烈，又导致秦王朝“奸邪并生，赭衣（指囚徒。赭，音者，赤褐色。古代囚徒穿红衣，因此称罪人为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囹圄，音玲雨，牢狱。此句意谓牢狱里挤满了犯人，就像闹市一样），天下愁怨，溃而叛之”（《汉书·刑法志》）。因此，后世的统治者都耻于与“暴秦”为伍，而史家对秦的法律也讳莫如深。

长期以来，人们对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秦的法律，知之甚少。在存世的历史文献中，只留下极其零散的一些史料。

然而，秦法的“真面目”，由于现代的一项考古发现，得以显露出来。

1975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出一批秦的竹简，总计1155支（另有残简80片），其中大部分是秦律条文和法律文书。它们是曾做过秦的地方司法官的墓主人生前抄录下来的，记载了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全国前后（公元前359-前217年）100多年间秦的部分法律条文，其中主要是战国末期的律书，总约4万余字。

云梦出土的法律条文，虽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为系统的秦律，如实反映了秦律的一些重要内容。从云梦秦简看，统一之前的秦国法制已具规模。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将秦国原有的法律推行于全国，并以此作为制定统一秦律的基础，所以，它们又可看作是秦王朝通用的法律。云梦秦简为研究秦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二、秦的几种法律形式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和其他历史文献的记载，秦的法律形式有如下几种：

1法律条文秦国的成文法创始于商鞅变法时。商鞅以李悝《法经》为基础，编订了《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见《唐律疏议·序》）。至秦统一前夕，秦国的法律早已突破商鞅“六律”的格局，具体内容可分为三十余种，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各方面。当然，在律文中并没有区分得这样清楚，而且主要还是刑法。

见于云梦竹简的秦律有：

《田律》这是有关维护乡间社会秩序、农事管理、田赋征税的法律规定；

《厩苑律》有关牲畜饲养、管理和使用的；

《金布律》关于货币财物的管理的；

《关市律》关于关市（掌管关口集市的官吏）职务的；

《仓律》有关粮草仓库管理的；

《工律》有关官营手工业管理的；

《工人程》有关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的；

《均工》关于调度手工业劳动者的；

《徭律》关于徭役的；

《司空律》有关司空（掌管土地、水利和工程建设的官员。秦因工程多用刑徒，所以司空也兼管刑徒）职务的；

《军爵律》有关军功爵秩的；

《置吏律》关于官吏任命的；

《除吏律》关于免除官吏职务的；

《效律》关于检验官府物质财产的；

《传食律》有关驿传饮食供给的；

《内史杂》有关内史职掌的；

《尉杂》关于廷尉职掌的；

《行书》关于传送文书的；

《属邦》关于属邦（少数民族事务管理机构）职掌的；

《游士律》关于游说者的；

《除弟子律》关于任用弟子的；

《中劳律》关于从军劳绩的；

《藏律》关于府库收藏的；

《公车司马猎律》有关朝廷卫队田猎的；

《牛羊课》关于牛羊畜养管理的；

《傅律》有关男子成年时的登记手续的；

《屯表律》有关边防管理的；

《捕盗律》关于逮捕盗贼的；

《戍律》关于征发边防戍卒的；

《齎律》关于财物管理的（齎，音赍，财物，通“资”）；

另外，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有《挟书律》（《汉书·惠帝纪》）。

2命、令、制、诏这是以君主名义临时发布的命令。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规定，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它们一般又统称为“令”或“诏令”。见于云梦秦简的有“田令”等，见于历史文献的有“焚书令”等。君主的命令与其他法律条文并列使用，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秦简《语书》有“修法律令”、“今法律令已布”、“今法律令已具”等记载。这种以君主命令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形式的制度，反映了专制君主掌握着最高立法权。

3对律文的解释即官方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所做的解释。其中包括关于犯罪、刑罚、刑罚适用原则和诉讼制度的规定和说明。

秦国在商鞅时就在朝廷和地方郡县设置主管法令的官员，他们有责任教导人们知法、守法。百姓和其他官吏有权向他们询问法令，而他们必须给以明确回答，同时，还要将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块16尺长的“符”上。符的左片给予询法者，右片封藏。如果主管官吏不肯回答，一旦询问者犯罪，并且所犯之罪正是所询问的，就要追究主管官吏的刑事责任。云梦秦简中发现的《法律答问》，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法律文书。它们是律文的重要补充，是一种极其灵活的法律形式，便于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

4关于审理案件准则和法律文书程式的规定这是由朝廷统一发布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云梦秦简中的《封诊式》就属此类形式。《封诊式》除了规定审理案件的一般原则以外，还规定了各种案件的现场勘验、法医检验和查封犯人产业、看守犯人家属、翻供、审讯问罪等方面的程式，以及“爰书”（案件记录）的格式等等。

从以上4种形式可以看出，秦的法律虽还不如汉代有“科”、“比”、“例”（《汉书·刑法志》）和唐代的“律”、“令”、“格”、“式”那样整齐、明确的法律形式，但已初步孕育了后两者的雏形。

三、繁多而残酷的刑罚方法1死刑根据执行方法的不同，秦的死刑可主要分为如下几种：

枭首：即将犯人斩首后，将其首级悬于木竿之上以示众。

弃市：在闹市当众处死。

斩：分砍头和腰斩两种，以腰斩为多。秦的腰斩适用于“不告奸”（不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等罪。

车裂：以车拴头和四肢，向5个方向撕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有时是在罪犯已被处死后，再施以车裂之刑。

磔：又称为石乇（音托）。以分裂肢体的方法将犯人处死。

戮：有两种：一是先斩首而后用其尸体示众；二是活着刑辱示众，而后再杀死。

定杀：即将犯入投人水中淹死。

生埋：又称活埋或坑。是用活埋的方法将人处死。

绞：用绳子将犯人勒死。

除了以上9种处死方法以外，据说商鞅变法时还设有“凿颠、抽胁、镬亨之刑”（《汉书·刑法志》）。所谓凿颠，可能是用钻凿头颅的方法将犯人杀死；抽胁，可能是用抽筋拔骨的方法将犯人杀死；镬（音霍，大锅）亨（通烹），可能是用大锅将犯人烹死。

2肉刑肉刑主要有黥（音晴）、劓（音艺）、刖（音月）、宫4种。这些都是从夏、商、周3代流传下来的酷刑，在推崇重刑主义的秦国和秦王朝，它们被广泛地使用。

黥刑：又叫墨刑，是在犯人脸上刺字。

劓刑：割去犯人的鼻子。

刖刑：斩去犯人的左右脚，或左右趾。汉代桓宽《盐铁论·诸圣》提到：“秦时，断足盈车。”

宫刑：即将男子去掉生殖器，女子幽闭于宫中（一说，去掉女子内生殖器官）。《史记·秦始皇本纪》讲，秦朝受过宫刑的犯人有“70余万”。

以上肉刑常与徒刑等并用。如秦简中提到“黥为城旦”（受黥刑后，还要去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

3笞刑这是用竹木板责打犯人的背部，属于对轻微犯罪的一种常用刑罚。云梦秦简提到笞刑有多处，其中有“笞十”、“笞五十”、“笞人百”的规定。

4徒刑依照服刑时间的长短和所从事劳役的不同，秦设置了下列几种主要的徒刑：

城旦舂：城旦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主要从事修城筑墙的劳役。舂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被罚作舂米的劳役。城旦的刑期一般分为5年、4年两种。

鬼薪：适用于男犯人，是强迫他们进山采薪（柴），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刑期为3年。

白粲：这是强制女犯人择米（使之白粲）以供宗庙祭祀鬼神用的一种刑罚。刑期3年。

司寇：司同伺，司寇，即伺察寇盗。它是强制男犯人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同时防御外寇的进攻。至于女犯人，则负担与司寇相类似的劳役。刑期都为两年。

罚作复作：罚作适用于男犯人，受刑人到边远地区戍边或劳作。复作适用于女犯人，受刑人主要在官府服劳役。罚作复作的刑期是3个月至1年。

候：这是仅见于秦的一种徒刑。受刑人被罚去从事瞭望、防御的劳役。是轻于司寇的一种刑罚。

下吏：适用于犯罪的官吏。受刑者被罚作劳役。这也是一种仅见于秦的刑罚。

隶臣妾：这是将犯人或其家属罚作官奴婢的刑罚，男受刑人称隶臣，女受刑人称隶妾。隶臣妾实际上属于无期徒刑，但是隶臣妾可以通过一定形式得到赎免或赦免。此刑罚又叫收孥或籍家。

5迁刑这是将罪犯遣送到指定地区服劳役而不准随意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对一些没有犯罪但统治者认为有犯罪可能的人，也常采取这一措施，以作预防。

6髡刑，耐刑髡（音昆）刑，是剃光犯人的头发。耐刑，是剃去犯人的胡须和鬓毛。

7罚金这是一种经济制裁方法，由执法机关强制犯罪者向政府缴纳一定数目的金钱或有价物，使犯人在经济上受到一定的损失，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8赎刑由犯人用缴纳一定数量金钱的办法来赎免其被判处的刑罚。当然，有钱赎罪的主要是官僚和贵族。

9连坐一人有罪，全家、邻里或有关之人同受刑罚。

10族刑一人有罪，灭绝其宗族。族刑有时株连到父族、母族、妻族。

11剥夺政治权利，或流放出境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有夺爵、废、削籍几种。夺爵，即剥夺爵位。废，即废弃罪犯的官职。削籍，即将罪犯之名从簿籍上除去。在秦统一六国以前，还有将犯人驱逐出秦国国境的刑法。

12谇刑此即申斥责骂罪犯的刑罚，广泛适用于犯有轻罪的官吏。

四、“缘法而治”的传统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当政者都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形成了“缘法而治”（《商君书·君臣》）的传统。法令一经颁布，包括国王在内，都不得随意更改，都必须遵法、守法。这里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一次，秦昭王生病卧床。老百姓知道后，有的买了牛做牺牲，在家为昭王祷告，祈求神灵保佑昭王早日恢复健康。大臣公孙述见百姓如此拥戴国君，就兴冲冲进宫向昭王禀报。

公孙述原以为昭王听到这消息后，会十分喜悦。可昭王听过汇报后，不仅没有表示丝毫的欣喜和称赞，反而指斥那些百姓违反了秦法。原来，秦国是战国时期少数几个使用牛耕的先进地区之一，秦国上下都对牛十分珍爱，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保护耕牛。比如《厩苑律》规定每年四月、七月、十月、正月，由政府安排考察耕牛喂养状况。对牛喂养得好的，加以奖励，对喂养不好的，给予处罚。所以，当昭王听说百姓竟然宰杀耕牛，就很不高兴，下令道：“凡宰牛为寡人祈祷的，一律罚缴铠甲二副。”昭王又解释说，“秦国法令规定，不准私自杀牛。没有得到允许而擅自杀牛为寡人祈祷，这固然是爱寡人，但却犯了法。寡人若因此而不顾法令，或更改法令，就会破坏法治的规则。法不立，是乱国、亡国之道。因而不如对每个宰牛的人都罚二副铠甲，以保障法的威信，并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臣民们听了这番话后，从此更加心悦诚服地守法了。

还有一年，秦国发生饥荒，许多人都断了口粮。应侯范雎向昭王建议：开放国王宫内的五苑，让饥民人内拾蔬菜、橡果、黍栗充饥以度过灾荒。昭王不许，理由是不能因灾荒、饥饿而破坏法律。他说：“秦法规定，民有功受赏，有罪受罚。今天若开放五苑，让有功无功的人都入内得到果蔬以果腹，这就破坏了秦法。让饥民吃蔬菜、果实是小事，然而因此把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原则破坏了，可是大事。所以不如不开放五苑而保持法律的严肃。”

五、秦法与吏治秦昭王时，荀子曾入秦考察。秦国吏治的清明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桔（桔，音苦，谓器物粗制滥造。此处用以比喻态度恶劣），古之吏也。”荀子以为秦吏具有古代良吏的遗风，这是给予了很高的褒奖。

秦国良好的吏治与它推行法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51支竹简抄录了一篇《为吏之道》。这大概是一篇训诫官吏的教令，也有可能是供学习为吏的人使用的课本。从《为吏之道》可以看到秦法对吏治所起的积极作用。

《为吏之道》提出了一套秦国官吏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凡为吏之道，必精絮（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无）私，微密载（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并将这些原则和要求具体概括为“五善”、“五失”。所谓“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所谓“五失”：“一曰夸以迣，二曰贵以大，三曰擅裚（制）割，四曰犯上弗智（知）害，五曰贱士而贵货贝。”

在以上对官吏的种种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他们严格执行、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法度，做到“审悉毋私”、“审当赏罚”。所谓“审悉”、“审当”，就是要合乎秦国的法律准绳。在秦简所载秦始皇二十年由南郡守腾发布的《语书》（即文告）中，曾明确宣布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所以秦的统治者十分强调官吏“依法”办事。

《为吏之道》又以严明赏罚作为“治吏”（管理、驾驭官吏）的重要方法。法家主张“明主治吏”而后治民，因此，治吏就成为秦统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了慎于治吏，特别强调严于赏罚。《为吏之道》规定：能全部做到“五善”，必须给予大的奖赏；而“五失”中仅有“犯上”一失，就要身及于死。从中反映了法家严刑厚赏的思想。

秦律条文中，有大量的对秦国官吏进行考核、奖励、惩罚的规定，其范围极广泛。涉及农业、手工业、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管理等各部门的官吏。秦律还特别规定，各级官吏不仅平时要书写和熟悉自己职务范围以内的法律，而且每满一年要向中央主管法律的官员核对刑律。已经废除的律令，不得继续执行，否则有罪。官吏对所辖地区的犯罪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为“不胜任”；知而不敢论处为“不廉”；处刑不当，为“失刑”；故意地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应当论罪而故意不论，或掩盖情节使犯人减轻惩处，为“纵囚”。无论“失刑”、“不直”或“纵囚”，均被视为“大罪”。

云梦秦简中的《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规定了选官的标准和途径，任官的程序，如何免官补缺，官吏的品级和待遇、职责和义务、考核和奖惩等，由此反映了秦的用人制度已高度法律化。

渗透在秦简中的这种对国家官员厉行法治的基本精神，充分体现了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曾经具有生气勃勃、富于进取的一面。

六、法治与君主专制先秦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与成文法的公布相同步的。两者互生共长，共同推进了君主专制的建立。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执政子产鉴于社会的变化和旧的礼制作用的丧失，遂将刑法条文铸在鼎上予以公布，史称“铸刑鼎”，这是我国公布成文法之始。35年之后，郑国大夫邓析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自行修订郑国原有的法律。并将其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邓析死后，“竹刑”为郑国采用。公元前513年，晋国也铸刑鼎，公布了范宣子任执政时制定的刑书。此后，宋、楚等各诸侯国纷纷效法，制定和公布成文法。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便是在总结、研究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

先秦成文法的公布，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在强调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下，法律藏之于官府，处于秘密状态。少数“世袭”贵族垄断着法律，不让人民了解法律条文，以便他们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把成文法公诸于世，“一断于法”，不仅限制了司法上的随意性，还否定和剥夺了旧贵族的部分政治法律特权。

“成文法”剥夺了贵族的权力，却将大权集于国君一身。按照法家的理论，“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主是产生、制定法律的人，臣下是守法的人，而民众则是效法于法的人。）（《管子·任法》），既然法是由君主所“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也就是全国上下一律只能服从国君。

所以，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大成的理论家韩非就指出，“以一人之力禁一国者，少能胜之”（《韩非子·难三》），国君必须以法治国，法是国君以一人之力统治全国的工具；掌握了这个“帝王之具”，就能“独制四海之内”（《韩非子·有度》）。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是与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相伴随而形成的。它对于促成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商鞅在秦国变法，继承和发展了李悝《法经》所确立的原则和体系。加之秦国宗法制度的文化传统比较薄弱，因而尽管秦国成文法的出现要晚于东方诸侯国，但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法制建设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先进、最完备的法治国家，并促进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其专制的工具仍然是法律。故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缺了这“法令由一统”，也就没有“大一统”。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列国竞雄中成为最后的赢家，并最终一统寰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法治的胜利。

七、专制之法与“无法”

然而，中国古代的法和法治，不是万能的。

当秦的统治者用推行法治来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时候，当他们把严刑峻法用在迫使人民努力耕战以完成统一大业的时候——这时，诸侯割据称雄与人民大众要求统一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人民大众与统治者及其统治工具严刑峻法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暂时地掩盖了起来——他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秦王朝建立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此时，人民大众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突现了出来；尤其是原六国的人民，他们与秦统治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极其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关系。面对这样的现实，秦始皇理应省刑罚，轻徭役，使人民大众有一个从事和平劳动和重建家园的环境，缓和社会矛盾。

但秦始皇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他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变本加厉地推行严刑峻法，并力图用法这个工具，强制全国的官吏和人民驯顺地服从他的个人意志。由此。秦王朝一步步走向覆亡。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秦始皇，失却了以往数任秦国国君克制私欲以“缘法而治”的作风，而将法变成纯粹的专制国君逞一人私欲的工具。他所颁定的法律，所有官吏和人民都必须严格遵行。可他自己，却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置身于法律之外，并且有权修改、废除任何一项法律，有权以任何一项新法律代替旧法律，甚至有权置一切法律于不顾，一怒之下置千万人于死地。

法家法治学说的固有缺陷，因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的所作所为而暴露无遗。比如：法家错误地认定国君是国家公利的代表，从而将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国君，致使司法权也不能独立。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君。一旦放纵私欲，则法就从“治国的工具”变成为害天下的祸患。

正是鉴于法家倡导的法律，在本质上是一种专制之法，其法权的渊源在于王（皇）权，这就致使他们“睢法为治”（《韩非子·心度》）的美好理想，在专制制度下得不到必然的保证，所以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干脆就说：“三代以下无法”（《明夷待访录·原法》）。

八、苛法亡秦：事实与经验教训秦法的严苛，已如前述。及至二世胡亥即位，更是疯狂地以严刑峻法谋一己之私利。为了保住用阴谋手段篡夺来的帝位，他听取赵高的建议，“更为法律”，于是，“法令诛罚，日益深刻，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史记·李斯列传》）。但胡亥对此丝毫没有醒悟，为了“肆意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又“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审督责，必深罚”。以杀人多者为忠臣。结果造成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的恐怖局面。

在秦始皇父子手里，法治，就是残暴的统治；法治社会，成了一个大监狱。

这样的法治，能不遭人民的唾弃?

于是，陈胜站出来说：“天下苦秦久矣!”

陈胜在大泽乡发动农民起义后的3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他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开会，也说了类似的一句话：“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他随即宣布：“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约法三章”、“除去秦法”的这一举措，竟然深深地打动了当地的人民，他们热诚地拥戴刘邦，惟恐刘邦不肯做秦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人民大众（包括原秦国本土的百姓）对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怀着如何刻骨的仇恨。

又过了数十年，贾谊在《新书·过秦论》中指出：秦因“繁法严刑”而兴，又因“繁刑严诛”而亡。贾谊洞见了秦的法治与秦兴亡的关系。

不过，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秦的法治及其胜利与失败，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把握。如果除去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诸侯国不论，秦可以说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个法治国家。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宗法制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秦的法治，对旧的制度及与之相联系的统治方式（礼治）构成一种“反动”和破坏；对新的时代，则起了积极的催生作用。问题是“取与守不同术”（贾谊语），“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汉代陆贾语），法治虽然促成了大一统专制帝国的降生，可新帝国却不能仅依靠法治这一种手段加以统治和管理。

经验教训是以秦二世灭亡的代价换来的。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以秦的速亡为前车之鉴，采用礼法并用的“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制度，为大一统的帝国摸索出一套比较适用的统治方式。

从西周的礼治，到秦的法治，再到汉代的礼法并用，历史在“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一步步向前迈进。

第十四章从百家争鸣到秦的统治

“百家争鸣”意味着“民主”吗?

秦的统治理论与诸子的思想存在怎样的关系?

独尊与兼容：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一种模式。

一、“百家争鸣”

在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中，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各逞胸臆，或议论政治，或阐述哲理，进行思想上的交锋，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

“百家”，表示家数很多。西汉初期的司马谈（即司马迁的父亲），曾将“诸子百家”总括为“阴阳”、“儒”、“墨”、“法”、“名”、“道”6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10家。但他们又指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是将小说家排除在外。在余下的9家中，除了讲合纵、连横的纵横家、综合各家学说的杂家、讲“尚农”和农业技术的农家，重要的也确只有儒、墨、道、名、法、阴阳6家。

儒家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为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儒家继承了血缘宗法时代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的遗风，重视血亲人伦、现世事功、实用理性和道德修养。司马谈以为，“其（指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

墨家创始人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墨翟。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的“仁”；主张“非攻”，希望用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对兼并战争；主张“尚贤”，反对旧的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主张“尚同”，希望有一个贤德的国君；还主张“节葬”、“节用”，反对儒家的“厚葬”、“三年之丧”和权贵们的铺张浪费。墨子及其门徒还是个科学团体，他们在天文、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绩。

道家“道”的本义是人走的道路，引申为规律、原理、宇宙的本源等意思。先秦诸子中以“道”为思想核心的学派，被称为“道家”。老子、庄子以及杨朱、宋钘、尹文，均以此为自己学说的主旨。在道家看来，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道。所以他们讲求“无为”，主张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提出要弃仁背义，废礼毁智。

名家名家的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宋国人惠施和战国后期赵国人公孙龙。春秋战国剧烈的社会变动使旧有的名不能反映新的内容，新的名还需要社会的公认。名实不符的现象在当时社会上很突出。不少思想家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企图解决“名”、“实”问题。这就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名辩思潮。名家就是这一思潮的产物，是专门研究“名”、“实”问题的一个学派。他们对逻辑学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在自然科学上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法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他们主张法治，强调耕战，反对“法先王”，主张建立和巩固新的等级制度。他们对现实政治有着独到的深刻理解，将蒙在社会秩序、人伦规范之上的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全然撕去，揭示出在其掩盖下的赤裸裸的人际间的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起君主专制政治的基本原则。

阴阳家运用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的原理来论证社会人事，并把阴阳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结合起来，以解释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两大创造。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为战国中期的邹衍。邹衍以为，阴阳消长的结果，体现为五行相胜，循环运转，并反映于朝代的盛衰更替。每一个朝代都有金、木、水、火、土5种德（神力）中的一种与之相配合，由这种德支配着这个朝代的命运。黄帝“以土德王”；木胜土，故代之而兴的是“以木德王”的夏；金胜木，故代之而兴的是“以金德王”的殷；火胜金，故代之而兴的是“以火德王”的周。接下去。周将为“以水德王”的朝代所取代，如此周而复始。邹衍的这种循环论的历史发展观点，被称之为“五德终始说”。

二、惟我独尊：争鸣者反对争鸣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比如，扶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当然，在这“民主”之前，需冠以“原始的”3个字：它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民主，尚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并非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地却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百家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强化和完善君主制。当时的思想家除极少数人，如农家，曾向君主制提出质疑外，大多数人几乎都视君主制度为一种当然的理论前提，都未从制度上对君权的存在表示否定性的意见。

争鸣者还往往都反对争鸣，以为争鸣现象的出现，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诸子有关的一些议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作：出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意谓扦御）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由于世道的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就起来了。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就乱发议论，于是，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孟子将不同于己的诸子学说。视为“邪说”、“淫辞”，将士人自由、大胆地发表言论，看作世道衰微的结果。孟子表示要担当起放逐“淫辞”、“邪说”的重任，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

《孟子》的这段话，虽主要在于批评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理论，但由此也表露出他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十分憎恶。

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因“天下大乱”而引致。专讲先秦学说的《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晋人郭象注：“裂，分离也。道术流弊，遂各奋其方……”唐人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

荀子也著有专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的文章《非十二子》。“非”，乃批评之意。此文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蟊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列举了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12人，指斥他们是借乱世以惑众。

韩非更是反对人民都去从事智力活动，而不干耕战等体力劳动。他说：“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所以他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显然，韩非对百家争鸣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得益于百家争鸣自由空气的先秦诸子，却对百家争鸣现象本身颇多贬意，或者完全予以否定。他们以为真理只握在自己一人（或自己所属学派）之手，其余的都是“淫辞”、“邪说”，必须禁绝。

先秦诸子的这种惟我独尊意识，与他们所论证和鼓吹的君主制度正相契合。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可以在先秦诸子的独尊意识中找到某些“前因”。

三、法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在战国七雄中，秦属于文化上的弱国。秦国本土从未产生过大的思想家，在秦活跃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来自异邦。不过，由于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比较深厚的传统宗法文化的积淀，在变法图强的道路上，秦反而具有了“轻装上阵”的优势，秦国统治者坚决地选择了尚战功、讲实用的法家理论，以解富国强兵的燃眉之急。商鞅在向秦孝公游说时，曾先说以“帝道”和“王道”，但引起孝公的反感。后来改讲“霸道”，即法家的学说，才赢得孝公的重视。此后，法家思想就在秦国确立起“独尊”的地位，其他思想则被斥之为“治烦言生”的“六虱”。（《商君书·靳令》）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法家强调用严刑峻法迫使人民努力耕战。这一理论对秦国的强盛和用武力征服它国，产生了显著的功效，所以它受到秦国统治者的青睐。荀子曾于秦昭王时入秦，声称“秦无儒”，并想为儒家传道。但秦昭王以为“儒无益于人之国”，使荀子抱憾而去。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嬴政在读韩非的《孤愤》、《五蠹》篇时，对韩非其人心向往之，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足见他对韩非法家理论的赞赏。后人评论秦代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汉书·董仲舒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重视，目的在于有利于现实政治，而不在于思想本身。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尊崇，与思想家的惟我独尊，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为的是实用，而后者突出的是思想本身（比如思想的纯粹性、完整性）。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喜爱韩非的著作，但是，为秦始皇欣赏和付诸实践的，仅是韩非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鼓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强调严刑峻法对治国的重要性的那部分。而不对秦始皇胃口的那些韩非思想，如反对“刑过”，主张刑罚要有限度；要求“赏”、“罚”并用，软硬两手缺一不可；以及强调君主不能“释法用私”等等，却被秦始皇弃之不理。

如此，作为秦王朝统治理论的法家学说，就像东汉班固所指出的，失去了先秦法家那种“信赏必罚”的积极含义，而只是“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汉书·艺文志》）了。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就范的统治手段。”

四、阴阳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统治阶级对思想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秦始皇在尊崇法家思想的同时，为了其现实政治的需要，还会吸纳、采用其他诸子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秦始皇利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神化皇权、促进统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传：次序），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意谓秦王朝以水德而兴，周不胜于秦）。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号，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以上这段话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1秦始皇接过了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以为周为火德，而秦王朝以水德兴，是顺从了天意。这其实是将“五德终始说”当作秦帝国的神学基础，以此证明秦王朝的建立及其措施，都出自于神的意志。

2在秦始皇眼里，秦王朝的诞生，就是水德之始，于是他便按照阴阳家的规定，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3按邹衍的说法，凡是新朝代即将出现，上天必然会先显示出某一种德盛的现象，即所谓“符应”。比如，夏禹时先出现了草木秋冬不枯黄的木气盛的现象。这是“以木德王”的“符应”。预示着夏代的兴起。邹衍又根据某一朝代由某一种德支配制定了相应崇尚的颜色。夏代属木，木色青，故尚青色。殷代属金，金色白，故尚白色。周代属火德，火色赤，故尚赤色。传说秦文公时，一次出猎捕获了一条黑龙。此被视为水德之瑞，昭示着秦王朝的必然兴起。据此，秦王朝以黑色为正色，衣服等的颜色都尚黑。

4秦王朝的事物都用“六”来记数。除了符（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玉制成）、法冠（秦御史等所戴之冠）为“六寸”和“舆（车子）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等，还有：秦始皇在泰山、之罘、东观、峄山所作刻石，都是十二韵，144字，皆为6的倍数；会稽刻石二十四韵，288字，亦为6的倍数；全国划为36郡，也是6的倍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秦之遗物，殆无一不用六之倍数。”（《观堂集林·秦郡考》）这种以“六”来计数而造成形式上的划一，能给人留下“统一”的印象。用“六”记数，与在全国一律以十月为岁首和以黑为正色，都明显带有促进统一的意图。

5因秦为水德之故，将黄河改称“德水”。

6秦始皇又进一步将“五德终始说”变成法家专制独裁思想的一种补充。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上引一段话时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这是讲秦为水德，水德主阴，阴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残酷的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秦始皇滥用苛刑严罚，又多了一条理论根据。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阴阳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渗透、混合，助长了秦王朝“专任刑罚”的做法，其后果极其严重。

五、儒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秦国一直没有什么市场，统治阶级在制定其政治策略时，更是一贯摒斥儒家的那套主张。至吕不韦执政，情况有所变化。在吕氏的门下，召集了不少儒家的信徒；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反映出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吕不韦的为政方略，也采纳了儒家的某些主张。但吕不韦不能为嬴政所容，吕不韦兼采儒、法的施政纲领，也未被嬴政所接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秦始皇毫无关系。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的秦始皇，还是看到了儒家思想对巩固其统治有所“用”。

例如，先秦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的说法。他们将泰山看作最高的山，认为历来帝王都应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叫“封”；在泰山下的一座小山祭山川，叫“禅”，合起来叫作“封禅”。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至泰山，就从齐、鲁故地召来儒生和博士70余人，“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由于儒生们拟议的祭礼“乖异”，难以施用，秦始皇遂采用了自己早先祭祀上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所拟议的祭礼，可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

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秦始皇为了表示自己出于“天命”，就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如同他是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一样。

在秦始皇巡游时的几次刻石中，也反映出儒家的思想。如《琅琊刻石》所说“皆务贞良”，“专务肃庄，端直敦忠”；《泰山刻石》所说“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会稽刻石》所说“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絮诚。夫为寄豭（寄狠：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此处借喻入别人家中淫乱的男子），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等等，都是典型的儒家伦常观念。

自然，为秦王朝统治思想所吸纳的，仅是儒家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影响也极有限。为秦代统治者所服膺和实践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学说。

六、独尊与兼容：对历史的一些反思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理论。然而，即使是汉武帝本人，在他表示要对儒术“独尊”的同时，对法家以及其他诸子的思想仍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汉武帝不仅儒法并用，而且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思想，都予以采纳。这样，中国古代的统治理论，就形成了一种“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

“独尊”是为了统一思想，因为君主专制的统治离不开思想上的专断；而“兼容”也是为专制统治服务，因为它可以使君主的统治手段多样化，并且使专制制度具有一种灵活性。总之，“独尊”与“兼容”，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实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这与上述“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恐怕有着很大的关联。

再回到秦代。

从本文前面的论述看，“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其实在秦代已露出端倪。所不同的是，汉代独尊儒术，而秦代独尊法术。

秦代可视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试图建立相应的统治理论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们朦胧地、不很自觉地开始采用“独尊”与“兼容”并用的两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更不懂得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儒家，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它对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有所作用，然而却没有真正领悟其意义和功效所在，仅把它作为点缀太平、树立君权君威的装饰，或仅用于整饬风俗。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独尊法术到独尊儒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

第十五章重农抑商的贯彻与落实

商人白圭说：“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

但商鞅、韩非、李斯等人却以为，“商”为“末”，“农”为“本”，应“重农抑末”、“上农除末”。相延2000多年的一种政策从此开启。

可秦始皇又为何表彰大商人寡妇清?

一、从都江堰和郑国渠说起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在位）时，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担任蜀郡（在今四川省境内）守。他利用岷江的水资源，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在李冰的带领下，当地民众在今都江堰市西北的江边修筑一条长堤，称作“百丈堤”，用以保护河岸免被湍急的江水冲坏。在离“百丈堤”不远的江心修筑鱼嘴形堤坝。这个“分鱼嘴”将岷江水流分为两支：东边一支叫内江，又名都江，西边一支叫外江。内江这边，在今都江堰市西南方附近开凿“宝瓶口”，使内江水从此口而下，分出许多大小支渠流入今成都平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流灌溉系统。在“分鱼嘴”和“宝瓶口”之间，修筑一条叫“飞砂”的堤坝，当江水上涨时，内江过多的水，翻过此堤流入外江，这样就可以免除内江地区的水患。外江属于岷江正道，在那里组成航运和另外的灌溉系统。

这就是千古传颂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都江堰的建成，不仅免除了岷江对成都平原的危害,而且使约3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成都平原逐渐变成全国著名的粮仓。人们称之为“天府”之国。唐代诗人岑参，曾将李冰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圣人大禹相比。“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认为其功劳超过远古时候平治水土、划定九州的大禹。

秦国在一统天下之前，还兴建了另外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郑国渠。

郑国原是战国后期韩国的一位“水工”，即专门从事水利工程的专家。韩国眼见强秦日益扩张，自己又无力抵抗，就想出“疲秦”一计。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韩国派郑国到秦国游说，提议凿一条渠道引泾水流入洛河，即从现今的陕西礼县东北谷口（又叫瓠口）地方起。引泾水往东到今天的三原县北汇合浊水及石川河道，再引向东经过今富平、蒲城而后导入洛水，渠水可用于灌溉土地。韩国的意图，是想用这一庞大的工程消耗秦的力量，使其无力向东扩张。

在建造此渠过程中，秦王政识破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韩国奸细郑国。郑国临死前请求能面见秦王一次。见到秦王，郑国竟然从容镇定，不仅不隐讳“阴谋”，反而侃侃而谈，力陈此“阴谋”对秦国并无不利，反而会带来好处。他说：“我劝说秦国的君臣修渠，确实是为了延缓韩国被吞并的时间。可是，渠成之后难道不也是秦国的万世之利吗?”他又建议，“何不让我将这项水利工程完成呢?”

一番富于理智的话语，打动了秦王的心。秦王决意将计就计，使韩王“疲秦”之计，变成造福关中的举措。郑国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渠的工程中。渠道修成后，人们称之为“郑国渠”。

这条人工长河，使秦国关中的4万余顷土地（相当于今天200万亩）得到灌溉之利，成为旱涝保收的丰产田。此前，渭北有不少盐碱地，土质瘠薄，庄稼长得很差。郑国引水灌溉，发挥了洗除盐碱的作用，同时，水中含有的大量沙土，积淀下来使贫瘠的土地得以改良。从此，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发生根本改变，亩产粟可达一“钟”（约合今320斤），这个产量在当时是很高的。

郑国渠、都江堰的兴建，极大地提高了秦国农业生产的水平，从而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

二、重农政策及农书的出现都江堰和郑国渠的兴建，似乎是两个孤立、偶发的事件，其实不然。战国时代，一些强大的诸侯国都很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像魏国，兴修了引漳灌邺工程。其中秦国长期推行重农政策。尤为注重农业生产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正是这种相当明确的治国方略所带来的产物。

巴、蜀是在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并入秦国版图的，秦国占有巴蜀后，积极开发当地经济，还迁徙1万多家秦民入蜀。李冰继续执行前任郡守李若发展生产的措施，并进一步加以推进。至于郑国渠，假使秦国没有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方略，它的修造工程很可能就会因秦王识破韩国的“疲秦”之计而告吹。

从商鞅变法起，秦国就力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商鞅将男耕女织视为“本业”，将从事商业、手工业以及游说，看作是追逐“末利”。商鞅规定，凡努力从事农业生产，使粮食和布帛超过一般产量的，可以免除本人的劳役和赋税；不安心务农而从事工商业或因游手好闲而贫穷的，全家罚做官奴。商鞅反对人民去当商贾、手工业工人和游士，在他看来，如果商贾可以“富家”，技艺可以“糊口”，游士可以“尊身”，那么人民就会逃避耕作。由于秦国地广人稀，荒地较多，商鞅把奖励开垦荒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点。他还招徕韩、赵、魏的无地农民到秦国垦荒，给他们土地和住宅，免除三世的劳役，让他们为秦国生产粮食。

商鞅推行的重农政策，后来成为秦国的一种基本国策。受此影响和带动。到战国末年，秦国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已在各诸侯国中跃居前列。铁制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水利事业长足发展。还出现了总结农业生产的专门著作《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4篇农书。

《上农》等4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其中反映的情况，虽不能排除来自其他诸侯国，但无疑包括了秦国在内。《上农》这个标题就是重农的意思。它比较详细地阐述了重农的理论，特别是着重讨论了农业与政治的重要关系。这是秦国重农理论在吕不韦时候的新发展。

《任地》、《辩土》、《审时》3篇，总结、记录了从播种到收获的一整套农业生产经验，涉及农具使用、土地利用、排水洗土，以及时令、虫害与农业生产密切关联的问题。从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于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已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和比较系统的科学知识。

《任地》以当时农民时常要面临的10大问题开篇，现抄录如下，以帮助大家对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具体情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子能以洼为突乎?”（你能把洼地当作突起来的高地利用吗?）

“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你能把干燥的土地弃于一边，而让出湿润的土地来用吗?）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音振，田野间的水沟）浴土乎?”（你能使土地不含过多的盐碱，而用沟酬排水洗土加以改变吗?）

“子能使吾士保湿安地而处乎?”（你能使土地保存其湿润，而让好田在地中存在着吗?）

“子能使藿（音贯）夷毋淫乎?”（你能使藿夷这种野草不蔓延危害农田吗?）

“子能使子之野尽为冷风乎?”（你能使田里的庄稼通风良好吗?）

“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你能使庄稼长得壮实吗?）

“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你能使禾穗长得大而结实、均匀吗?）

“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你能使玉米长得籽粒饱满而皮薄吗?）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你能使米粒长得有油性，吃起来有劲吗?）

以上10个问题，从整理土地、利用和改良土壤一直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从而使庄稼长势好、收获多且又好吃。这实际上就是当时精耕细作的10大要领。其中第三点以沟渠引水冲洗盐碱地以改善土质，正与前面所提郑国渠引水洗地相契合。紧接着这10个问题，《任地》又提出5项辩证的耕作基本原则，即土壤的“柔”与“力”（粘和坚硬）、“急”与“缓”（紧密和疏松）、“湿”与“燥”（湿润和干燥）、“息”与“劳”（休耕和连作）、“棘”与“肥”（贫瘠与肥沃）。《任地》指出，这5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辩土》对《任地》提出的问题做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讨论了如何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审时》则讲了各种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

到战国末年，商鞅倡导的重农和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已结出硕果。像关中，已由原来成片的盐碱地，变为“膏壤沃野千里”。《尚书·禹贡》说到秦国所属雍州的地质时，就说是“黄壤”，列在“上上”，全国第一。大量的荒地变为已开垦的耕地，可视作战国时期秦国本土最重大的变化之一。

基于以上种种因素，战国末期的秦国，粮食产量猛增，成为诸侯国中最富庶的一个，用后来司马迁的话说，是“秦富天下十倍”。

三、抑商背景之一：战国的商业和商人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期重农思想发展的同时，商业以及手工业渐渐受到贬抑。在一些人眼里，农业是“本”，即国家的根本，而工商业则是“末”，即不重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必须重“本”抑“末”。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由此而误以为战国时候的商业活动，已受此严重摧残而一片萧条。恰恰相反，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那么，这该怎么理解呢?重“本”抑“末”的作用又该如何看待呢?先让我们来对战国时期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情况，做一番了解。

中国的商品交换活动，早在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的殷代，就有相当的发展。殷人占卜用的大海龟，来自南方；殷墟（在今河南安阳。系殷代后期的都城遗址）发掘所见的鲸鱼骨，也来自南方；还有，丹砂出自湖南、广西一带；松绿石、玉石则产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殷代已普遍使用具有货币性质的等价交换物——贝。在殷墟的墓中，甚至发现了金属货币——铜贝。有一种观点认为，殷人之所以又称商人，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行商之人。

与“殷人重贾”不同，周人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据《诗经》记载，周人始祖后稷自幼就显示出农艺天才，对农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就被奉为五谷神。战国时代重农思想的发展，不能不说与较多地受到周人这一古老文化传统的影响有关。

西周时的商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官府经营，商人、工匠多为官府的奴隶，有所谓“工商食官”的说法。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各种私营手工业开始从官营手工业中分化出来，作为独立身份的商人也纷纷出现。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商品经济的比重就一天天加大。

商业的兴盛，导致旧的城市格局被打破。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担负着很强的政治功能，它们主要是作为“都邑”（政治中心）而非“市”（商品交易集散地）而出现的。春秋时代以及春秋以前的西周、殷商，国都以外的城市寥寥无几。到战国时期，商业活动已构成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市”在整个城市中的地位和功能就大大增强。不仅各国国都发展为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大都市，像齐国的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楚国的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秦国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燕国的武阳（即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东南）、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韩国的郑（今河南新郑市），还涌现了一批商业城市。重要的有：

燕国的涿（今河北涿州市）、蓟（燕国都之一，在今北京市西南）；

赵国的蔺（今山西离石县西）、离石（今山西离石县）；

韩国的屯留（今山西屯留县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

魏国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县东南轵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齐国的即墨（今山东平度市）、安阳（今山东曹县东）、薛（今山东滕州市东南）；

楚国的寿春（今安徽寿县）；

宋国的陶邑（今山东定陶县北）；

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南）、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

游说之士苏秦对临淄的繁荣景象曾做过一番非常生动的描述：“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个舌辩之士的话不免有些夸张，比如说人们把衣襟拉开连起来可以合成围帐，举起袖子可以连成幕，大家把汗水一挥，就好像下雨。但是，也不完全是虚构，考古发掘证实，当时临淄城的规模的确相当大。它由大小两城组成。大城住着官吏百姓，小城是国君的宫殿所在。大城的西边是商业区。在宫殿附近还发现有铸造货币的遗址和铁器作坊。大小城总周长约214公里。由此，可窥见战国城市之一斑。

铸造货币的定型化，并广泛地用作流通和财富的储存手段，是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的又一个重要表征。这些被称为“通货”或“通施”的金属铸币，由于地区不同，形状也不同，主要有：

1刀币，做刀形。流行于齐、燕、楚。

2布，做铲形。流行于魏、韩、赵。

3圜钱，是一种圆形币，做圆形方孔或圆形圆孔。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及赵、魏的黄河两岸。燕、齐后来也多用圜钱。

4铜贝，是模仿海贝样子做出来的铜质货币，后世因其面上文字不可识，习称蚁鼻钱或鬼脸钱。流行于楚。

5郢爰，是楚国的金币。系一种扁平且钤印有“郢爰”两字的小方块。

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富商大贾越来越多。由于从事商品贩卖能迅速致富，拥有巨额资本，令包括国君在内的各种人刮目相看。所以商人的地位在春秋末、战国初已显著上升。当年曾帮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王夫差的范蠡，后来就弃官经商去了。他在“商海”中搏击了19年，3次致富千金，号称陶朱公。孔子的弟子子贡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家富千金。他常常带着成群的马匹，驮着礼品聘问各国。一些卿大夫也跻身于商业贸易的行列，既当官，又经商，弄权、挣钱两不误，如魏惠王的大臣白圭，采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歉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史记·货殖列传》说，白圭做生意追赶时机的劲头，就像猛兽下山一样，凶猛异常。白圭自己也吹嘘道：“我做生意，就好像伊尹、吕尚用计，孙子、吴起用兵，商鞅变法一样。如果没有善于权变的谋，当机立断的勇，人卖我买、人买我卖的仁，和狠抓时机的强，虽然想学我这套办法，也是不行的。”当时的商人都佩服他，尊他为“祖师”。他那一套掌握时机、贱买贵卖的生意经，成为战国商人普遍运用的手法，并一直为后世商人所推崇。

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在加大，一些商贾富比封君，而广大的老百姓则难以维持温饱。有的只好靠借债度日。这样，高利贷就发展起来。齐国的孟尝君，就是一个有名的高利贷者。他家养着食客3000人，食邑的收入不足以供养他们，就向穷人放债，从中取得利益。到战国末期，连堂堂的周天子赧王（公元前314～前256年在位）也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在他无力还债时，还要东躲西藏逃债呢。后来欠债实在太多，他索性就不回宫居住，在外造了一座高台，躲在上面。人们称之为“逃债台”。所以后世就把负债多叫作“债台高筑”。

商人在经济上掌握了大量财富以后，便要求参与政治。战国时期有些大商人不仅交通王侯，插手政治，而且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最著名的就要数吕不韦了。这位投机商在发了大财后，竟然还意识到：经营珠宝生意固然可以获得百倍利润，但如果辅佐一个王孙当上国君，就可得到数不尽的利润。于是，他转而做政治上的投机，并最终当上了秦国的丞相。

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一些人发生恐慌，如临洪水猛兽。于是，抑商的思想与政策，就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出场了。

四、何以抑商：思想与措施不过需要说明一点，在抑商理论提出以前，中国人对商业活动和商人的轻视乃至歧视，既已存在。春秋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仲（?～前654年）将国中居民分为士、农、工、商4类，规定他们分区而居，不得杂处，也不许改变身份。4类人中，“商”居于末位。管仲是一个懂经济、善理财的改革家，他对“商”尚且如此看待，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待言了。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有学生子贡经商致富，从现有材料也看不出他对此举以及商业行为有任何直接的否定意见，但是，他所一贯倡导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却着实地将商人身上习见的投机取巧、追逐利润的行径，给彻底否定了。

最早明确提出“重农抑商”思想的人，乃是商鞅。他认为商人对国家依赖性小，而且有钱，不容易听使唤；农民被土地束缚，对国家依附性大，一旦国家有战事，只有农民才肯积极出力；同时国家也只有依靠农民，才能发展农业，才会强盛。“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鞅又认为，人民务农则“朴”（朴实），“朴”则安居乐业、不生奸心，并听从官方的命令。商鞅清楚地体察到，农民辛苦而所得少，商贾安逸却得利多，如果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国家必然失去立国之本。据此，他主张用提高粮食价格、加税等办法让经商无利，从而限制商人势力的发展，让农民安心务农。商鞅还提出不准贩运可以牟取暴利的奢侈品，不许商、农直接买卖粮食；对农民则少征徭役，以利他们多垦荒田，多种粮食。这样，农民致力于农，国家实力增强，便可称雄天下。

听听这些有关农与商、“本”与“末”关系的议论，再看看由此而产生出的种种措施，对生活在20世纪末的我们来说，是十分有意思的。这“意思”主要的不在于我们需要就这种抑商的主张和做法，对秦国或秦王朝究竟是对还是错，或有多少对、多少错作出评价，从而“以史为鉴”，而在于这类主张和做法早已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已深深地浸染了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因此，听一听、看一看，会有助于更多地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和我们自己。顺着商鞅所开的头，我们再听下去，看下去。

战国末期的韩非进一步阐述了“本”、“末”关系及其与国家盛衰兴亡的内在关联。他将“本”解释为农，并将其等同于粮食生产。又将“末”指为工商，把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叫作“游食之民”。韩非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本”、“末”作出如此明确界说的人。他提出要对一切“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的行业予以限制，批评商人和手工业者剥削、掠夺农民，是“五蠹”（音度，蛀木之虫）之一，应该让这些人少而地位卑下。韩非提出只有农业才算是生产劳动，而工商业皆不是。显然，韩非为重农抑商的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

由商业投机而发迹的吕不韦，在他以执政者的身份出现在秦国时，也张扬起重农抑商的大旗。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收入《上农》等4篇代表农家观点的论著，和法家一样，《上农》也反对“民舍本而事末”，而且认为人民务农不仅是为了“地利”，还可以“贵其志”。对此，《上农》着重谈了3点：1农民朴实而易于驱使，这可以依靠他们守卫和作战；2农民稳重而不发表私见，这能使他们守法而努力生产；3农民因财产累赘而难于迁徙，这可以使他们死守一处而没有二心。《上农》还指出，人民如果抛弃农业而从事工商“末”业，则会变得巧诈多变，不守法令，没有是非。这当然就会对统治者带来不利。从这番对重农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的阐述看，吕不韦是将重农抑商提到统治之“术”的层面上加以把握的。

受韩非思想的影响，秦始皇进一步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不仅实施于秦的本土，还贯彻在连绵的兼并、统一战争之中。每当攻城掠地成功，秦的统治者往往就将被判罪的“罪人”赦免，将其迁到新夺得的土地上去，以补充这些地方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同时，又不断地从山东六国的旧都或大城市中，将旧贵族和大商人驱逐出去，让他们脱离原来的生活基础，流放到外地，以加强管理。留意读史的人会发现，西汉初期由冶铁而成巨富的豪强之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在战国后期被秦流放出来的。像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的卓氏，其祖先是赵人，本来在赵已从事冶铁业而致富，秦破赵时被迁到临邛。临邛的另一位巨富程郑，也是被从它处迁来。南阳宛地（今河南南阳市）的孔氏，其祖先本是魏人，原本在魏也以冶铁为业，秦伐魏时被迁至南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使黔首（庶民、平民）自实田”，让平民向政府自报占有土地的数额，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承认其土地私有。这使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大批个体农户，并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秦始皇又采取李斯的建议，将先前的“重本抑末”政策改为“上农除末”。不过要注意，这时的“末”仅限指“商”。“商”被放到了“农”的对立面，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应予去除。

秦王朝对商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例如，在公元前214年（始皇三十三年）迁往岭南的十多万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商人及其后代。同时，又奖励农垦，秦始皇用免除徭役等方法，先后将大量人口迁到边疆和劳动力不足的地区去开垦荒地。如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迁3万户去北河、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给爵一级。这些措施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发展。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从理论上讲，是和韩非的思想一样，过于偏激。因为道理很简单：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无论什么政府、什么社会，都离不开商业活动。在中国，中央集权制下的自然经济，也需要商品经济作为补充。故而，“除末”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在实践上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事情又似乎并不是如此简单，因为，秦始皇的“除末”究竟意味着什么?又推行到何种程度?这些看来尚需做进一步分析。

五、在“抑商”与“重商”之间：问题的实质其实，不管是“除末”还是“抑末”，都不是要完全取消商品交易和商品经济，而只是想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发展水平。抑商者也好，除末者也好，往往都还有“重商”的一面：肯定商业活动的某些积极作用。商鞅说过：“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意即务农、经商、从政是国家的3种主要而且合理合法的职业。他强调：“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意谓农、商、官3种人如果都穷，国力便会削弱。显而易见，商鞅将商业和农、官同样视作国家所必需的。他要求抑商，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了稳定并保证农业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就是为了达到重农的目的。《吕氏春秋·上农》也说过：“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意为：治）粟，工攻器，贾攻货。”承认农、工、贾各有所属，各治其业，可以并行不悖。即使是抑商思想非常偏激的韩非，也曾对商业互通有无的作用做过肯定（见《韩非子·难二》）。

因此，抑商政策与商业的发展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谁若将两者对立起来看待，许多现象就不好理解了。

重农，一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二是为了储备和随时提供军事力量，第三还有利于加强统治和管理，因为农民朴实，而商人“奸巧”。这些经《商君书》、《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的阐述，已经非常明白透彻了。它告诉人们，重农抑商政策，除了是着眼于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和武力，还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相辅相承。明了这一点，就能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商品经济不损害甚至还有利于统治时，统治者就完全会从“抑商”变为“重商”。

秦始皇的“除末”政策，看来是颇为灵活地加以运用、贯彻的。对东方六国的大工商业主，他视之如韩非所说的“蠹虫”，坚决、无情地予以驱逐、流放。像前面提到过的赵国的卓氏，这位昔日的大富商在秦始皇灭赵国后，被强制迁徙。那时，夫妻俩是推着一辆车子，步行离开原住地。

然而在原秦国本土，并不一概地“除末”，相反，不断地有开发丹穴和经营畜牧业而成为巨富的。巴地有位名清的寡妇，因开发丹穴内的丹砂（氧化汞），得到了很多钱财，又由于她能坚守家业，于是就获得秦始皇的称赞，并为她造了“女怀清台”，从而名扬天下。还有一位叫倮（音裸）的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人。他买了精美的丝织品献给游牧部族的戎王。戎王赠还他大量家畜。倮后来就致力于畜牧业，并成为巨富，也得到秦始皇的褒奖。可见，如何抑商，对统治者而言，有一个“度”的问题。这个“度”就在于如何能够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像清、倮之辈，既不触犯秦始皇的专制统治，又能得到秦始皇的欢心，或许还有助于粉饰升平，所以不但不遭贬抑，反而获得称誉。

六、作用与评价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看，秦国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限制工商业以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反对工商业者的投机取巧行为而调动人民务农的积极性；通过扶持小农经济来巩固君主集权制的社会基础；在兼并战争中及统一六国后，又用贬黜、流放六国豪富的手段，来达到消除社会动荡因素的目的……这一切，使得秦国迅速强盛起来，并最终完成了统一的大业。

在先秦，坚定而持久不懈地施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惟有秦国。然而到头来，秦笑在最后，而那些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一度远胜秦国、并老是耻笑秦国的国家，最后都纷纷败下阵来，其中的奥妙值得玩味、思索。

秦王朝在度过20来个年头以后便覆亡了，但是，从商鞅到秦始皇所发展、形成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却没有随之消亡，而是跨越、保存、影响了整整2000年。秦汉以降，历代王朝无不奉行以农立国、“重本抑末”的政策，虽然各自特点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从汉迄清各代重农抑商的作用及其评价，不在本文的范围。但笔者还是想指出一点：中国近代的落后与统治者老改不掉的“重本抑末”的思路，和因长期纠缠、固执于“本”、“末”之辩而积久形成的社会心理存在关联。

一种政策，从成功，到失败，不同样值得深思吗?

第十六章大秦帝国的崩溃

法国总统希拉克参观秦陵兵马俑时曾赞叹说：“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

可是，奇迹是用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

正如马克思在评论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时所说的。这些“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一、始皇之死与沙丘之变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长期操劳国事且又纵欲过度的秦始皇，时常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侵扰。笃信神祗的他，让人为他占卜，结果得了“游徙吉”一卦，意思是只有外出游历才会吉利。

秦始皇决定外出巡游。在这之前，秦始皇已4次巡行全国。所以，这是第五次巡游，然而，也是最后一次。

随同秦始皇此次出巡的，有已升至丞相的李斯，职掌始皇车骑和符玺的宦官中车府令赵高。临行前少子胡亥请求同行。胡亥聪明伶俐，深得始皇钟爱，立刻得到应允。

出发之前，秦始皇对军国大事做了一番安排，由右丞相冯去疾留守咸阳，总理朝政。至于长子扶苏，早已派往上郡（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东南一带），与大将蒙恬一起率兵防御匈奴。

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从咸阳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沿丹水、汉水至云梦（今洞庭湖及武汉市附近一带湖泊区），再沿长江东下，经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东），又顺水道和运河至钱塘（今浙江杭州市）。按原计划准备在这里渡水上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但因水势凶猛，不宜渡舟，只得西行20里，改由狭中（今浙江富阳县附近）渡水。秦始皇上会稽山，祭大禹，并在那里刻石留念。

从会稽返回后，秦始皇从江乘（今江苏镇江市北）渡江，至琅琊（今山东胶南）。秦始皇曾数度到达琅琊。琅琊地处东海之滨，而传说中的仙人就住在东海的蓬莱山上，这大概就是琅琊对秦始皇的吸引力所在。当听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一直打着为秦始皇求神药幌子而行骗的方士徐市等，又跑来说了一通瞎话：蓬莱山上的神药是有的，只是海中有大鱼阻挡了通路，不得前去，所以请派人先把这些大鱼除掉。

秦始皇一心想着长生不死，以至对这些荒诞不经之言深信不疑，他立即派人乘船入海射鱼。求药心切的他，居然自己也拿起连弩（一种可以连发的由弓箭发展而来的射器），等候大鱼“出射之”。可是，从琅琊向北行至劳成山（即崂山，在今山东省东端），一路上始终没见到大鱼。到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北）后，才射杀一条大鱼。然而这个时候，方士徐市早已不知去向。秦始皇遂取道临淄西归。

当车驾行至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本来就体弱多病的秦始皇，加上旅途的颠簸、劳累，患上了重病。这位被长生的梦想搞得神魂颠倒的暴君，一向忌讳说“死”，所以这个时候，群臣也都“莫敢言死事”。然而事实无情，秦始皇的病情日甚一日。生命垂危之际，他终于意识到死亡之神已经向他伸出双手。

秦始皇开始安排后事。他口授了一封给公子扶苏的信，让他速回咸阳办理丧事，并继承帝位。然而，未等这封信送出，更未挨到返回咸阳，当这行人马行至沙丘平台（今河北巨鹿县东南）时，秦始皇就撒手人寰，魂归西天。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只活了49岁，就结束了他的一生。

秦始皇死后，左丞相李斯恐怕贸然宣布丧事会引起大乱，决定秘不发丧，将尸体放在韫辌（始皇的卧车）车中，每日照常令人送饭送水，以掩人耳目。只有胡亥、赵高及五六个宦者知道底细。车驾日夜兼程向着咸阳赶路。

这时，早就觊觎高位的赵高，开始盘算如何篡权。赵高曾当过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学习秦律，深得胡亥的宠幸。而胡亥的哥哥扶苏则信任蒙恬。所以，赵高就策划让胡亥即位，从而使自己可以攫取大权。他向胡亥暗示，秦始皇在给扶苏的信中要立扶苏为皇帝，而未封胡亥以尺寸之地，企图挑唆胡亥销毁遗书。

谁知在胡亥的心目中，父皇有着极高的地位，他根本不敢抗逆父亲的旨意而有什么非分之念。胡亥反而向赵高表示，父亲遗书中怎么说，他就怎么办。

赵高见胡亥不开窍，就单刀直入地要胡亥篡夺皇位。他开导说：“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诛殷纣，都是替天行道，不是不忠。”然后又晓之以利害，“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让别人做自己的臣子与自己做别人的臣子，管制别人与被别人管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岂可同日而语啊!）经赵高反复劝说，胡亥终于答应篡位。

但是，胡亥能否即位，李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于是，赵高就去串通李斯参与阴谋。李斯也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然而他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故不置可否。见此，赵高就对李斯施展了挑拨离间的伎俩。他对李斯说：“扶苏最器重蒙恬，如果扶苏做了皇帝，势必用蒙恬为相。到那时，你想回乡做老百姓恐怕都不可能了。现在决定谁为太子全凭你我。我做胡亥的老师好多年了，深知他是一个慈仁笃厚，轻财重士，心里明辨而又拙于口舌的人，最适合做皇帝。你听我的话，让胡亥即位，定能长保富贵。否则，就要祸及子孙。”

经过一番权衡，李斯同意了赵高的谋划。

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了秦始皇写给扶苏的信，捏造罪名，斥责扶苏在边疆十几年“无尺寸之功”；还对未被立为太子有怨气，上书诽谤父皇，是为“不孝”；而蒙恬知道扶苏的言行而不加以纠正，表现“不忠”。所以，要他们两人自杀。赵高与李斯又假造了立胡亥为太子以继承皇位的诏书。伪造的书、信，由胡亥的亲信送往扶苏、蒙恬率军驻扎的上郡。秦始皇晚年极少会见公卿大臣，所以除赵高等亲信外，其余人都不知道他的行踪。因此，赵高、李斯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就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扶苏接到伪造的书信，不知其中有诈，深知父命难违，便欲拔剑自杀。蒙恬感到事情蹊跷，劝他调查一下原委，核实诏书是否属实，但扶苏不听，丝毫没有疑心，表示：“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做父亲的要赐儿子以死，儿子还需要再请示吗）就乖乖地自杀了。

此时，载着秦始皇尸体的车驾已从井陉（今河北井泾北）绕道九原向咸阳进发。他们故意从北边绕一大圈，一是为了掩人耳目，二是等使臣回报扶苏的消息。载尸的车已散发出臭气，内中的尸体腐烂不堪。赵高下令装一车鲍鱼同行，以鱼腥气掩盖臭气。

当车驾由九原沿直道快要抵达咸阳时，终于传回了扶苏自杀的消息。赵高一伙欣喜若狂，立刻代表朝廷公开发丧，然后宣布胡亥即位，是为秦二世皇帝。那一年，胡亥21岁。

赵高因此当上了九卿之一的郎中令，掌握宫廷戍卫大权。

二、诛杀宗室、大臣胡亥、赵高的篡权行为引起了诸公子和大臣们的疑虑。奸诈的赵高感觉到危机四伏，就对胡亥说：“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们都有所怀疑，愤愤不平，很可能发生事变。为今之计，要用严法酷刑，将先帝（指秦始皇）的旧臣以及诸公子消灭干净，然后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建立自己的班底。”胡亥听从了赵高的建议，开始密谋诛杀那些对他们心怀不满的大臣、公子。

胡亥有兄弟姐妹数十人。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胡亥罗织罪名，首先将6位公子杀戮于宫，随后又在咸阳的市上，公开处死12个公子。公子将闾等3人，自知二世不会放过他们，被迫含恨自杀。公子高见势不好，准备逃跑，却又怕牵连家属，满门被斩。因而主动上书，请求为秦始皇殉葬。见到公子高主动求死的奏书，胡亥大喜，准其请求，并“赐钱十万以葬”。

胡亥对姐妹们也不放过，将她们残酷杀害。

对胡亥、赵高来讲，大臣中的心腹之患，是蒙恬。当时接到伪诏，扶苏拔剑自刎，而蒙恬不肯，被使者逮捕，囚禁于上郡阳周（今陕西子洲西部）。自蒙骜起，蒙氏家族世代为秦名将。蒙恬本人为秦国扫平群雄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统一六国后，蒙恬率兵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又负责构筑长城，声威赫赫。所以，胡亥、赵高必欲置蒙恬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派使者手持诏书，前去诛杀蒙恬。蒙恬表示要申诉，可哪得允许，最后只得服毒自尽。

蒙恬有个弟弟叫蒙毅，过去深得秦始皇的赏识，常跟随在秦始皇的左右。有一次赵高触犯秦法，秦始皇将他交给蒙毅处治。蒙毅秉公执法，依秦律判其死罪。可当蒙毅将判刑结果上奏秦始皇，秦始皇却因宠爱赵高，下了赦免令。此后赵高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报仇雪恨。如今大权在握，他自然要除掉蒙毅。

但赵高不愿亲自出面，以免朝臣们说他打击报复。赵高要借二世的手来除去这个心头之恨。赵高编造了一套谎言，对二世说：“先帝在位时，曾打算立你为太子，然因蒙毅一再从中作梗，所以使得先帝终于改变了主意。”二世听罢，对蒙毅顿时产生反感，遂下令诛杀蒙毅。

胡亥、赵高还捏造罪名杀死了其他一批大臣。中央郎官以上、地方郡县守尉也被杀掉和撤换了一大批，并换上自己的亲信。二世又“更为法律”（对法律进行修改），对人民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这一切，使得“群臣人人自危”，“黔首（平民百姓）振恐”。

秦二世的残暴行径，为天下人所不耻。那些幸免于难的大臣、官吏，“持禄取容”，表面上唯唯诺诺，看胡亥、赵高的脸色行事，实际上貌合神离。胡亥的侄儿子婴，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反对胡亥、赵高如此残杀宗室大臣。他用战国时候赵王迁杀李牧而信任颜聚、齐王建害忠良而用后胜，都导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劝谏二世不要滥杀功臣。子婴指出：“诛杀功臣而起用没有节操品行的人，将使群臣失信、斗士离意，对内、对外都不利。”可二世对这些话根本不放在心上，仍然肆意妄为。

三、空前的葬礼秦始皇死后3个月，二世葬始皇于骊山北侧。

秦始皇的陵墓，是秦始皇在他亲政后就着手兴建的。它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部一带，北临渭水，南依骊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修墓的工程十分浩大，动用了70多万人。墓中设施复杂，棺椁皆用铜汁浇铸而成。墓室规模宏大，犹如地下宫殿。其中不仅仿照秦廷议事秩序安置了百官位次，而且到处摆满了奇珍异玩、金银宝器，以及供君主享用的物品。墓室上方绘有日月星辰。地上塑有川河江海，并灌入象征流水的水银。在墓道和棺椁周围，布置了弩矢机关，若有谁靠近，即会自动射杀。墓中还用人鱼（可能是指鲵鱼）膏制成的烛照明，长年不熄。

由于陵墓过于庞大和精致，秦始皇生前未能看到它竣工。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加以突击修建。始皇下葬后，工程还在继续。直到反秦大起义的队伍打进关中，才被迫中止。

秦始皇陵的规模以及奢华、精致的程度，不仅超过了秦国历史上所有先公、先王的陵墓，而且在中国历代帝王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秦始皇葬礼的细节，史书记载不多。但是从秦始皇陵的规模，可以想见当时治丧的“盛况”，一定是空前的。

当时，秦二世下令，凡没有生育过子女的始皇后妃以及大批宫女，全部为始皇殉葬。这是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殉。二世又生怕营建秦始皇陵的工匠泄露墓室中的机密，竟下令在始皇灵柩下葬后，迅速关闭出口，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活埋在里面。不仅如此，二世还在秦始皇陵墓外围埋下大量的殉葬物。

经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人们已对秦始皇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关情况，撮述如下。

整个秦始皇陵园区占地5625平方公里，主要包括5个部分：封土，地宫，城垣，寝殿等附属建筑，陪葬坑。封土，即坟丘。它是用黄土堆积、夯筑，呈上小下大的方锥体状。据载，秦始皇陵原来“坟高五十余丈（115米），周回（周边长）五里余”。经考古工作者研究，确定原封土的底部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总面积249775万平方米。由于历经2000年的风雨侵蚀，现存封土已比原来小了很多，但高度仍在50米以上，东西长345米，南北宽350米，面积为12075万平方米。高大的封冢似一座山峦，林木葱郁，与南面的骊山遥遥相对。

利用遥感技术、地球物理探测技术现已确认，地宫位于封土堆地平面下30米左右，东西长约170米，南北宽约145米，呈矩形。地宫内存在明显的汞异常。物探过程中发现了大范围、含量较高的汞，且东南、西南强，东北、西北弱，从而验证了《史记》中有关秦始皇陵地宫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的真实性。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高15米，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墓室周围有一层细夯土质地的巨大宫墙，夯层厚约6—8厘米，宫墙高度为30米，顶端比秦代当时的地面要高。地宫内有东西两条墓道，还有十分发达的排水系统，以保证内部的干燥。

封土四周有内外两道城垣。城垣已倾圮，目前仅存墙基。经勘测，内城和外城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外城南北长2165米，东西宽940米。内外城四面都有门，门上有阙楼。

大鼎城垣以内、封土的北侧和西侧，发现大片地表建筑遗址。经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记载相印证，得知封土北侧的建筑是陵园的寝殿，西侧的建筑是供奉寝内墓主灵魂饮食的认（音四）官的住处。这是模仿人间宫殿“前朝后寝”制度而来的，反映了事死如生的观念。

在城垣内外，有数不尽的陪葬坑。比如，在封土西侧出土了大型彩绘铜车马两组，它们应是供墓主灵魂乘坐巡行用的车马仪仗中的副车。西边的内、外城之间，发现珍禽异兽坑及跪坐俑（古时殉葬用的陶制或木制的偶人）坑31座，出土有鹿麂及其他珍贵动物的骨骼及跪坐陶俑，象征着宫廷的苑囿。在外城东边的上焦村发现了马厩坑及跪坐俑坑。它们象征着宫廷的厩苑。跪坐俑是古代叫作“圉（音雨）人”的负责饲养马的人员。此外还相继发掘出百戏俑、文官俑、乐手俑和青铜水禽等等。

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有一组大型陪葬坑，从中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秦始皇陵兵马俑群（将在下面介绍）。

根据以上情况可知，秦始皇陵园的整个建筑布局，模拟了始皇生前居住的京城的格局，是将地上王国搬到了地下。例如，那高大的封土下的地宫象征着皇宫，内外两城象征着京城的宫城和外廓城。内城里有寝殿、便殿、寺园吏舍，还有供皇帝出行用的乘舆，游猎用的苑囿。外城外边的厩苑内有供驾车和骑乘用的骏马。再加上地宫内具有的百官位次以及无数奇器珍怪，构成一幅“千古一帝”的理想宫城图。

至于兵马俑，应是象征着驻扎在京城外的军队，即守卫京城的戌卫军。

就这样，秦始皇被葬入、掩埋在雄伟的地下“宫城”中，身旁还有浩荡的“大军”守卫着。

四、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我们专门来谈一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

1974年3月，几位农民在距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外打井时，偶然发现几片陶俑的碎片。聪明的他们立刻意识到地下一定埋有重要的文物，就向文物部门报告。于是，引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兵马俑经发掘，那里有以军阵形式排列的兵马俑坑3个。一号坑呈东西向的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面积为1426万平方米。二号坑位于一号坑的东端北侧，为曲尺形，东西最长处124米，南北最宽为98米，深约5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三号坑位于一号坑的西端北侧，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深48米，面积约520平方米。

3个兵马俑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似，形态逼真。它们的排列是按照当时的军阵编组的。一号坑是以战车与步兵组合排列的长方阵；二号坑为战车、骑兵、步兵混合编组的曲尺形军阵；三号坑的陶俑做仪卫式的夹道排列，是统帅一、二号坑军队的指挥部。一、二、三号坑构成了秦国强大军队的一个缩影。

古代军队的编列一般分为左、中、右三军。古代军队驻扎的地方称作“壁垒”。因而，一号俑坑可视为右军的“壁垒”，二号俑坑为左军的“壁垒”，三号俑坑是指挥部。那么,中军呢?

在位于一号俑坑的中部北侧，即二、三号俑坑之间，有一个面积为4608平方米（96×48米）的未建成的俑坑。其位置正处于中军部位，当是拟建的中军俑坑。这个坑之所以没建成，估计是由于公元前209年周文率领的起义军，打到了骊山北麓的戏（今陕西临潼境内），俑坑的工程被迫停工。

俑坑工程始于何时?史无记载。根据俑坑出土兵器上刻的纪年看，最早的是始皇“三年”，最晚的为始皇“十九年”。这说明兵器放进俑坑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始皇“十九年”（公元前228年）。此距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7年。按照《史记》记载，秦始皇陵的大规模修筑是从统一后开始的。结合兵器刻辞分析，兵马俑坑的修建工程很可能始于统一后不久。工程持续到公元前209年，大约费时10年左右。

上述三处从葬兵马俑坑成品字形排列，共出土陶俑、陶马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兵马俑坑不但是一个丰富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也是一个雕塑艺术的宝库。数以千计的高大的兵马俑群，其规模的宏伟、气势的磅礴，在中国和世界雕塑史上十分罕见多姿多彩、形态逼真、充满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具有经久的感人魅力。具有中国民族的独特风格，表现了古代中国人民在艺术创造上的卓越才能。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生动地再现了秦王朝军队训练有素、兵强马壮的情景；显示了秦王朝横扫六合、威镇天下的军事力量及其雄伟的气势。

人们称它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五、“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奇迹是以天下老百姓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是用无数建造者的尸骨堆出来的。

研究显示：秦始皇陵园外的这一组兵马俑坑，占地面积总计约为2万平方米。仅挖坑一项的土方工程量就达10万余立方米。所用木料均为巨大的松柏。根据遗留的木槽看，有的棚木直径为68厘米、长达10余米。初步计算，一、二、三号俑坑共用木料8000余立方米，棚木上铺的苇席和竹席1800余平方米，铺地用砖25万余块。加上7000余件大型陶俑、陶马（此为估算的数字，包括了尚未发掘出来的）的制作。其工程量和所耗费的人力、物力都是十分惊人的。

可这还仅仅是一个陪葬坑而已。

所以，司马迁记载的秦始皇派发70万人修建陵墓，不会是一个非常失实的数字。

也因此，当时被榨干血汗的老百姓要诅咒暴君秦始皇不得好死：

“秦始皇，夺俺粮，开吾户（门），据吾床，饮吾酒，喝吾浆，食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太平御览》卷八六）

秦始皇真的暴死了。

但是，继秦始皇坐天下的二世胡亥，在大兴土木、榨取劳动人民血汗和恣肆挥霍、穷奢极欲方面，丝毫不比乃父逊色。他除了继续建造秦始皇陵，还不停地兴建秦始皇统治时期未及竣工的阿房宫，并不断修直道、驰道。

为了自己的游猎享乐，胡亥又以防卫京城为名，征调5万步兵，豢养大量狗马禽兽，供他练习射猎。他甚至还下令，一般人不得食用咸阳周围300里内的粮食，以专门供给射猎士兵和禽兽。同时，他又向各郡县征发粮草，并规定输送人员要自备干粮。由于路途艰难，加上饥饿、劳累，役夫伤亡不可胜数。

胡亥公然说过：“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比喻时间过得快，人生短促）。吾既已临天下，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这种极端腐朽的世界观，同他手中的权力结合在一起，给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样的统治，能不覆亡吗?

千余年后，元代张养浩作了《山坡羊》小曲一首。他在慨叹世事沧桑时，特别提到了秦朝统治者的暴戾恣睢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辛酸和痛苦：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六、李斯的“督责之术”

比起昏庸而贪婪的二世胡亥，丞相李斯还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统治经验。他见二世骄奢无度、秦王朝岌岌可危，几次劝谏，可二世从来不听。一次，二世反过来责问李斯：“听说古代的尧、禹等君王都是很辛苦的，难道君王就是为了如此苦形劳神而拥有天下的吗?我可不希望当这样的君王。”二世又继续发问，“我想随心所欲，尽情享受，又要永远保有天下，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的?”

李斯向来看重爵禄，惟恐丢官，听到二世责问，就谄媚取容，提出一套“督责之术”以博取二世的欢心。他上书奏道：“贤主”必能行“督责之术”，“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曲从）其主矣”；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如尧、禹这些君主，“其身劳于天下之民”，势必“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真是受罪。

李斯所说的“督责之术”，简单地说就是严刑酷法加上君主的独断专行。李斯主张用“轻罪重罚”的办法来镇压臣下和百姓，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君主还要独揽大权，驾驭群臣，而不能被臣下所影响。这样，君主的位置坐稳了，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法”、“术”、“势”本为先秦法家所提倡和强调的东西，并不新鲜。但先秦法家在肯定严刑峻法的同时，还注重“奖赏”，倡导的是“赏罚并用”；在突出君主权威的同时，还力主对君权有所节制。而李斯的“督责”说，显然对先秦法家学说做了不合理的扬弃，尤其是对其中一些致命的弱点做了大肆发挥。

联系李斯一生的言行看，“督责”说并不符合李斯的真实思想。所以汉代既已有人指出，李斯属于“阿意督责”（《法言·重黎》），即用“督责”说去迎合二世。慑于宫廷政治的险恶和专制君主的淫威，李斯不仅参与了权奸的篡国阴谋，还堕落为一个无耻的马屁精。

秦二世对这种极端独裁专断的统治思想，却深以为然。“于是行督责益严。”凡对人民压榨得酷烈者，就嘉许为“明吏”；杀人多者，就称之以“忠臣”。结果使“刑者相半（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史记·李斯列传》）。

这当然激起了全国人民更激烈的反抗。

七、勾心斗角：李斯丧生秦二世、赵高和李斯3人，因互相利用而联合起来。由于权力和利益再分配上的不平均，他们之间常常勾心斗角。

赵高原是赵国王族的远亲。秦灭赵时，他父母都做了俘虏，被迁到秦。入秦后赵高父亲因触犯秦法，被施以宫刑，母亲也沦为宫奴。在宫中服役。赵高母亲在宫中服役时曾与人“野合”，生下赵高。后来，她的不轨行为被人揭露，受到刑罚。此祸殃及赵高，也被处以宫刑，罚做宫中奴仆。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一日，秦始皇在宫中遇到赵高，见赵高身材高大，力量过人，很是喜欢，就叫他做中车府令，为始皇管理车马。在服侍始皇的过程中，赵高学了点“狱法”，于是始皇又叫他做公子胡亥的老师。以后，赵高平步青云，及至沙丘之变，成为执掌秦王朝大权的几个要人之一。

但赵高知道自己出身卑贱，在朝中又结怨甚广，十分惧怕大臣们在秦二世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于是，他对秦二世说：“现在陛下年少即位，若与大臣议事出点差错，朝臣们就会轻视您。陛下不如深居宫中，由我在廷上与朝臣们议事，然后报告给您。这样您就不会在大臣面前有什么过失。他们也就会把您当作英明圣主了。”

秦二世本来就耽于享乐，厌于理事，听这么一说，正好乘机偷懒，从此常居宫中。一意寻欢作乐，大臣再也难以见到。而赵高则攫取了大权，政事皆由他决定。

赵高控制着秦二世，独揽了朝政，作为丞相的李斯当然不满。李斯时常与赵高过不去。于是赵高也将李斯视为眼中钉，决心彻底制服李斯。

一天，赵高一本正经地对李斯讲：“现在关东形势很紧张（当时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正取得节节胜利），皇上却还屡屡征发人力大修阿房宫，无休止地搜集天下玩好之物。我想进谏，但我地位卑贱，实在有些不方便。你为什么不进谏呢?”

李斯早就对秦二世终日深处宫中、骄奢淫逸而不问政事，感到忧心忡忡。现在赵高邀他进谏，李斯不知是计，就说：“我早想进谏，可是皇上不上朝，得不到进言的机会啊!”赵高说：“你若真想进谏的话，我给你寻找机会，到时通知你。”

两人约定后，诡诈的赵高就每当秦二世在宫中与嫔妃们淫乐时，派人通知李斯来求见上谏。如此连续3次，惹得秦二世大怒，怀疑李斯是故意给他难堪，就对李斯产生怨恨。

赵高乘机对二世诬陷李斯，说：“丞相参与了沙丘之谋，现在陛下做了皇帝，李斯的地位并没有提高，所以他想裂土封王。”赵高看一下二世的脸色，又接着讲：“李斯长子李由任三川郡（今河南境内，灵宝以东一带）守。陈胜的军队过三川，李由不肯出击。听说李斯父子与陈胜之间还有文书往来，我因为还没有拿到实证，所以一直没敢奏报。再说，丞相在外边的权力可比陛下还要大啊!”

秦二世听罢立即派人去调查李由与陈胜起义军的关系，李斯意识到大祸将至，立即上书秦二世，揭发赵高的劣迹，建议除掉赵高。

秦二世对赵高深信不疑，以为李斯是诬告赵高，离间君臣关系，他还把李斯上书的内容告诉了赵高。赵高立即先发制人，说李斯要除掉自己是为了篡位。二世遂下令逮捕李斯。与李斯一起下狱的，还有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

冯去疾、冯劫在狱中愤然自杀，李斯还想等待皇上的裁决。

二世令赵高审讯李斯。赵高刑讯逼供，逼迫李斯承认谋反罪行，并将其宗族宾客收捕殆尽。李斯经不住酷刑的折磨，承认了赵高的指控。可他仍存一丝侥幸的心理，在狱中向二世上书，希望得到宽赦。

然而，赵高扣下了李斯所上之书。赵高又令人假扮御史等官员，反复审讯李斯。只要李斯稍有翻案的念头，就加以严刑拷打，迫使李斯维持承认谋反的口供。最后，在二世派来的审讯人员面前，李斯承认有谋反之罪。

秦二世二十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李斯在咸阳市被当众腰斩，其宗族也被全部诛灭。

李斯的一生，颇能发人深思：他在辅佐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作出一定的贡献，是秦始皇身边的几个具有政治见解的大臣之一。但他贪图禄位，缺乏气节，在专制政治的漩涡中不敢坚持自己的见解，甘愿与昏君佞臣沆瀣一气。最后，不仅毁掉了自己前半生的功业，还在权力的角逐中丧生。

李斯既是被专制政治和昏君、奸佞所杀，也是为自己丧失节操所害。

八、赵高指鹿为马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死后，秦二世即拜赵高为丞相。由于他是阉人，可以出入内宫，故被称为“中丞相”。昏聩的秦二世终日沉溺于享乐，将整个朝政全部交给了赵高。

但赵高欲壑难填。他不满足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还想有朝一日坐上皇位。

赵高首先派亲信控制中央的要害部门。他任命女婿阎乐为咸阳令，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握了京师和皇宫的卫队。随后，开始试探群臣的意向。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的一天，赵高当着群臣的面，献给秦二世一头鹿，却说那是马。二世一看，笑着说：“丞相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但赵高坚持说是马。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大臣究竟是鹿还是马。结果，有的回答是鹿，有的为了阿谀奉承赵高，回答是马，还有的则沉默不语。

事后，赵高对言鹿者一一加以陷害。从此，群臣都箝口不语，免得因与赵高唱反调而被治罪。

显然，赵高“指鹿为马”的目的，是要看一看他的威势究竟有多大。这是企图篡秦的一次预演。

就在赵高忙于做篡位准备时，刘邦、项羽率领的起义军已席卷关东，并向关中进军。当刘邦部队攻至武关的消息传到咸阳宫内，秦二世如梦初醒。他急忙派人去找赵高，商量对策。赵高当机立断，下令动手除掉二世。

赵高让弟弟赵成做内应，女婿阎乐率领属部攻打二世居住的望夷宫。行动之前，狡诈而又心狠手辣的赵高怕女婿有变，悄悄地将阎乐之母扣为人质。

阎乐很顺利地打进了望夷宫，抓获秦二世。糊涂的二世竟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求面见赵高。阎乐不答应，而要他死。见此，秦二世就请求封给他一个郡，让他做一个郡王，阎乐也不答应。二世又表示自己只要当一个万户侯，阎乐仍不准。无奈之下，二世最后请求让他与皇后去当普通的老百姓。阎乐再次予以拒绝。

走投无路的秦二世，只得被迫自尽。

九、子婴投降秦二世一死，赵高就把皇帝的玉玺佩戴在身上。文武百官见赵高居然佩戴帝印，按捺不住心头的不满，一时朝廷上议论纷纷。赵高见状，知道像他这样出身的人要登上皇帝的宝座，公卿大臣们是决不会答应的，就只好立二世的侄子子婴即位。

但是，赵高仅让子婴称王，不称帝。理由是：“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当时，在席卷而来的秦末大起义浪潮中，一些人纷纷打出原六国的旗号而自立。二世自杀时，秦廷已完全丧失了对关东的控制。

赵高要子婴斋戒，然后去宗庙举行授玺仪式。子婴早就痛恨赵高窃取秦王朝的权柄，这时又听说赵高暗中派人与刘邦联系，想在关中自立为王，就决心除掉赵高。子婴与儿子商议，准备不去宗庙，从而诱使赵高上门，然后将其杀死。

果然，赵高见子婴迟迟不去宗庙，就亲自前往子婴住宅催促。子婴早已在家中设好了伏兵，等赵高一进门，立刻下令动手。伏兵一拥而上，将赵高乱剑刺死。子婴又诛灭赵高三族（何为“三族”，说法不一。有一说指父族、母族、妻族），并将他们暴尸于咸阳街头示众。

然而，面对反秦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子婴毫无抵抗能力。子婴称王仅仅46天，刘邦就突破武关，攻下山尧关（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兵临咸阳，屯军灞上（地处咸阳郊外）。子婴眼看大势已去，只好脖子上系上白绫，坐着白马、白车，捧着秦的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

秦王朝彻底垮台了。

这是公元前206年冬天。此时距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仅仅15年。

第十七章大秦王朝的来龙去脉

从神话中走来中国古代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女修的姑娘，正在纺织，一只玄鸟（燕子）从天上飞过，掉下一只蛋。女修拣起那蛋，把它吞吃了。谁知道，女修因此怀了孕，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大业。大业成人后，娶女华为妻，生下儿子大费。大费曾为舜调驯鸟兽，又曾为禹平治水土。舜赐功劳卓著的大费姓嬴。

记录于《史记·秦本纪》中的这个神话传说，折射出秦族先祖的一些情况。据此，有人提出秦族起源于东方海滨。因为，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最初就活动在东方。像殷人，他们有着与秦族相类似的有关始祖降生的神话——这神话说，上帝派一只燕子来看简狄，并生下一只蛋，简狄吞吃后，怀孕生下了殷人的始祖——契，就出自东方。

在“西垂”崛起不过，历史文献中正式出现的秦人第一个活动地区，是“西垂”。西垂，即西方的边陲。这显然是出自中原王朝的一种叫法。在中原王朝的统治者眼里，他们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在他们的统治区域之外，便进入世界的边缘地带。至于天下究竟有多大，则要视中原与外界交往的范围以及所形成的眼界而定。

秦人曾经生活在商王朝西陲的六盘山与渭水中游地区。后来周兴商亡，秦人被迫向西迁徙，进入荒凉的黄土高原。随着周王朝的边境向外扩展，秦人生活的“西陲”也越来越远，最后到了今天的甘肃天水附近。

在殷商和西周二代，秦族处于受中原王朝奴役的地位。他们被驱赶到西北地区，与生活在那里的戎人、狄人互相往来，杂居共处，并因此有了秦族“杂戎、狄之俗”的说法。

到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了巩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就设法与秦人加强联系。周孝王把秦地（今甘肃秦安、清水一带）封给秦人首领非子，并让他接续嬴姓。从此，非子这一族人就号称“嬴秦”，“秦”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

随着周王室的衰落，秦人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受到重视。周王室让秦人去与不断进扰的戎、狄作战。秦人在抗击戎、狄的战斗中强大起来，还被封为“大夫”。

古代铜器公元前770年，戎人攻人西周王朝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西周灭亡。周平王即位以后，决定将国都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所谓“东迁”，实际上是被戎、狄赶着向东走。平王东逃时，秦襄公率领秦兵一路护送，顺利到达洛邑。因护驾有功，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将周族早年的聚居地丰（曾为周人的都邑所在，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岐（歧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一带赐予秦人。从这时候起，建立了秦国。

然而，当时丰、岐之地仍处在戎、狄控制之下。经过秦襄公、秦文公两代人的努力，秦国终于在公元前750年（秦文公十六年），夺回并控制了岐山以西的这片土地。这是关中（东以函谷关为界，相当于今陕西省、部分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它为日后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秦文公又招纳了在战乱中流散的周人，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这使秦人由游牧经济，最后完全转入农业经济。

公元前688年和前687年（秦武公十年、十一年），秦国在一些新征服的地方开始设县，以加强秦对地方的控制。县的原意为“悬”，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系而有所属”（用绳子系住，虽悬挂着而有所归属）的意思。这些在边境设立的兼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性质的组织，归秦国国君直接管辖，不易滋长和形成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割据势力。这一措施巩固了初生的秦国，增强了其实力。在武公时代（公元前697～前678年在位），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已基本为秦国所据有。德公时（公元前677-前676年在位），秦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

穆公在位的39年（公元前659～前621年），创下了“秦霸西戎”的业绩。秦穆公本欲东进，向中原谋取霸业。但晋国牢牢地控扼了秦国东进的道路，穆公只得转而向西发展。秦国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20个，开辟国土千余里。这样，使长期以来被戎、狄占据的西北广大地区，得以恢复农业生产，并结束了支离破碎的分割局面，在局部地区实现统一。在统一的政权下，又加速了民族融合。这些为秦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极大好处。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曾高度称颂秦穆公的政绩，以为秦国虽小，志气却很大；地处偏僻，行为却中正；从穆公的用人之道看，是可以称“王”的，在西方称霸不过是小意思罢了。

秦穆公死后，他的继承者们曾积极参与中原的列国争霸，不过终春秋之世，并无大的作为。

改革导向强盛进入战国后，秦国陷入了内部动荡和君权旁落的状况。数次政变，使其实力大大削弱，一些土地也被别国夺去。而在这同时，其他一些诸侯国则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速前进。秦国显得越来越弱，变得被动挨打。

就在东方的变革浪潮汹涌澎湃、秦国却因内耗而国势日衰的当口，秦献公于公元前384年即位。这位在魏国生活了将近30年，对魏国变法感受良多的君主，立即着手对秦国的旧制度进行改革，从而奏响了秦国改革的序曲。

秦献公即位当年，就宣布“止从死”，正式明令禁止古老而残酷的人殉制。第二年，又将国都从雍迁至栎阳。栎阳在今陕西临潼栎阳镇东北的武家屯附近，处于关中平原东部，沟通着中原与西北的经济往来。迁都于此，显然与繁荣城市、促进经济发展的意图有关。然而，更重要的是，秦献公毅然将国都从关中迁至东部距魏国很近的地方，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体现了东进的战略思想。

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秦推出“户籍相伍”措施，即对国内居民人数进行调查统计，编制户籍。按每5户编成一“伍”。此举并非秦国首创。在周王朝统治初期，对居民组织就规定过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或称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但是，秦献公采取的这一措施，不仅强化了基层组织，整顿了社会秩序。还使居民基层组织与军队编制结合起来，便于国家统一征集兵员，保持秦君对军队的领导权。这后面一点使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具有新意，切合了秦国的实际需要。在此前一个时期，秦军大部分都是贵族的私属部队，并经常被作为发动政变的工具。实行“户籍相伍”，剥夺了贵族培植私人武装的特权，消除了秦国动乱的一个根源，从而加强了国君的权力，增强了秦国的实力。

秦献公又进一步推行县制。其中公元前374年（秦献公十一年）在栎阳设县，具有特别的意义。县原本是设于新得来的土地上或边远的地区。在首都也设置县这一军政合一的组织，既表明当时首都处于军事争夺的要冲，地方行政组织必须适应战争的需要。也预示着县制将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加以推广。

古代人物画像经过秦献公的改革和努力，秦国逐渐恢复了实力，并在与魏、赵的军事斗争中逐渐转向胜利。公元前366年（秦献公十九年），秦国大败韩、魏联军于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公元前364年，秦军深入到河东（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本区位在黄河以东而得名），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胜魏军，斩首6万级。这一仗杀出了秦国的威风，震动了各国。为此，那个挂名“天子”的周显王还到秦国送礼祝贺。

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其时，秦国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和胜利，但与东方诸侯国相比较，仍处于劣势。孝公即位后，深感秦国的落后，便招揽人才，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于是，就引出了著名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的新制度，在秦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正是在此基础上，贫穷落后的秦国，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一跃而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富有的国家，并最终为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

也正因此，本书叙述和讨论的重点，就始于商鞅变法，而止于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秦”与“中国”

在秦国走向强盛最后又建立起秦王朝的过程中，“秦”与“中国”这两个名词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极有意思的变化。

据研究，“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武王时期。它的最初涵义，是指国都。周人在灭商以前，将周王所在的丰、镐及其周围地区，称为“中国”。灭商以后，又将原来商的国都（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称作“中国”。以后西周覆灭，平王东迁，丰、镐沦为戎人占领区，那里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

在殷、周两代人的观念里，他们（殷人、周人）居于“天下之中”。例如甲骨文记录的殷人常提到的东、西、南、北“四土”以及“四方”，就是以“大邑商”为天下的中心而言的。从春秋战国使用的“中国”一词的内涵看，它已具有“天下之中”的意思，而不局限于“国都”。这一变化的细节，目前尚难确考。

平王定都的洛邑曾作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它是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统治而兴建的。周人称洛邑为成周，称镐京为宗周。成周既是国都，又处于南来北往、东转西运的交通枢纽，遂成为兼有政治中心和地理方位双重意蕴的“中国”。

不过，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势力急剧增长，周天子的权威则日薄西山，所以，一些得以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大的诸侯国，也自称起“中国”。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其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区域扩大到晋、郑、宋、齐、鲁、卫等国，大致覆盖了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称华夏族，自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地区，并且在种族和文化上不仅有别于而且高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民族。

秦族人虽被平王赐予丰、镐之地，以后又从戎、狄手中夺回了关中，但由于政治的、地理的、民族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他们仍长期被摒斥于“中国”之外。当时不能享受“中国”“待遇”的，还有楚、吴、越等国。

进入战国以后，随着韩、赵、魏（这3国是分裂晋国而来的）、齐、燕、秦、楚“七雄”纷争的逐渐展开，各诸侯国之间交往迅速扩大，民族和文化上的差异趋于缩小，“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最后将燕、秦、楚3国全囊括于其中。

秦国被接纳进入叫“中国”的行列，是在商鞅变法以后。在商鞅变法以后的130余年时间里，秦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最终又将整个“中国”都划了进去。与此同时，“秦”字的内涵，也由作为一个“诸侯国”，变为代表一个新型的统一的“大帝国”。公元前221年，当秦始皇统一六国，“秦”、“中国”这两个概念，在经过语义上的互不关涉到部分重合的变化之后，划上了等号：秦人=中国人。

我们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和东汉班固的《汉书·西域列传》可以看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少数民族，就称中国人为“秦人”。

可惜的是，“秦”与“中国”的这个等式，未能在汉语中留下痕迹。随着秦王朝的灭亡，代表秦人、秦朝的“秦”字，很快地被斩断了与“中国”的关联。它仅作为中国史上的一群人、一个诸侯国和一个朝代，还继续出现。而不像继它而起的汉代，其“汉”字，在汉代灭亡以后，还继续作为“中国”、“中国人”的代名词而继续存在，并使用至今天。个中原因，固然与大统一的中国和汉民族、汉文化的最终形成是在汉代有关，显然地，也与秦王朝的短命和造成这种短命的暴政不可分——中国人不愿意在自己的称呼中留下秦朝的短命和暴政的阴影。

然而，这仅是汉语中所发生的现象。在英语及其他一些非汉语中，“中国”（比如英语的China）的原意就是指“秦”。中国近代学人薛福成在他的《出使日记》中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在欧洲各国语言中，英语称“中国”为“采依那”，法语为“细纳”，意大利语为“期纳”，德语为“赫依纳”，拉丁语为“西奈”。这些叫法，究其意义，都是“秦”的音译。

“秦”（China）是英语“中国”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这一观点在1986年推出的《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再次被肯定。

秦王朝：中华帝国之母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或许出于一种偶然——比如，当时秦王朝（或者是强大的秦国）威名远扬，西域的少数民族遂将东方的华夏族人称之为“秦人”。“秦人”的叫法以后又逐渐西传，被其他语系的语言所吸纳。但是我们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古代中国主要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的。这一形象最初由秦王朝塑就。

秦帝国所创拟的国家形态，在经过汉代的进一步完善以后，具有异乎寻常的稳定性。由秦汉以迄清代，它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随着朝代的更替，不断地复现。这一国家形态，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莫大的影响。

因此，从这一点上讲，英语等语言以“秦”指称“中国”，并相沿不改，又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

应予重视的“国家形态”

对于秦帝国开创形成的国家形态，以及这一国家形态是如何演变发展而来的，我们有必要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谓的“重视”，不是指本书将要花费多少的笔墨，来专门研究和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指准备以国家形态的演变为线索，勾画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背景。从而在这个大背景中，来描述、分析和评估秦国——秦王朝这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这样做，或许能帮助大家高屋建瓴地认识和把握秦国——秦王朝的兴盛发展。

所以，在这里我们将对“三代”（夏、商、周）国家形态的演变，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国家形态的崩解和向新的国家形态的转化，做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不过，在这之前，有必要再对什么是“国家形态”说上几句。

在经典著作的翻译中，国家形态又往往译作“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政治学中习见的一个词语。一般认为，它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管理形式。前者是指国家整体构成的形式，诸如：国家整体与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后者是指统治阶级组织国家形式的方式，也即通常所说的政体。

“三代”国家形态的演变大势中国古代史书中有所谓“三代”的说法，那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也即国家）夏代和以后相继而起的商代与周代（指西周）。夏代是否存在，以前一度曾成为问题。《史记》有《夏本记》和《殷本记》，记述了夏、商二代的若干事实，由于《商本记》中的商王世系已被晚近出土的甲骨卜辞所证实，因此《夏本记》中的夏王世系估计也不会出自司马迁的杜撰。夏代的存在已很少有人怀疑了。然而对这个最早的国家的详情，目前知道的仍然十分有限。

凭借着甲骨文和大量考古发现的商代遗物、遗迹，再证之以传世文献，有关商代的文明程度以及国家形态，今人已获得初步的认识。

商代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期，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都邑（国都），如晚期的河南安阳小屯，对这个都邑，一本名叫《竹书纪年》的先秦书称之为“殷墟”。商王居住在都邑，并且是最高主宰者。甲骨卜辞有“大邑商”、“大邑”，指的就是这种都邑。今人也将此唤作“王畿”。王畿之外，在黄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还存在着许多方国，如有方、土方、邛方、鬼等等。商王和方国的首领之间不存在后世那种君臣关系。商王以武力称霸，但众方国并不归商王管辖，而是独立的。因此，商代实际上是军事联盟性质的方国联合体。在《诗经》、《尚书》、《周易》等先秦典籍中，灭商以前的周人，往往称商为“大邦”、“大国”，自称“小邦”、“小国”，这些概念就是建立在这种国家形态基础之上的。

古代铜器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现有的史料，并辅以推测，夏代大概也应该属于这种方国联合体。

经过数代人的苦心经营，“小邦周”的势力逐渐扩大，并大约在公元前1089年，由周武王领导，许多方国共同参加，一举推翻了“大邑商”。

灭商以后的周初统治者，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于是，武王和后来的周公，推出了分封诸侯的措施。

分封诸侯，就是将周王室的兄弟叔侄，和其他同姓贵族，异姓亲戚，以及元老重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后人计算，周初共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40国，武王兄弟辈的15国，成王（武王之子）兄弟辈的10国。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

卫国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封给康叔；

齐国今山东东部地区，封给军师太公望；

鲁国今山东东南部地区，封给周公长子伯禽；

晋国今山西南部，封给叔虞；

燕国今河北北部，封给同姓贵族召公奭（音士）；

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封给降伏的商王室贵族微子。

……

周公死后，周王室继续分封（一说总共分封了800个诸侯）。由此，形成了大小邦国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格局。周王分封诸侯，叫作“建国”。每分封一个侯国，周王都要发给受封者文告，叫“册命”，说明封地的疆界，辖区内人民、土地的数量，所赐给的下属官吏、仆役、奴隶以及礼器、车马、服饰等等，以表示给予受封者对封国的统治权力及等级，受封者要对周王承担保卫王室、贡纳、朝贺等义务。周王对他们享有赏罚予夺的大权。国君的即位和废黜，甚至卿大夫的任免，也要由周王过问。

诸侯在国内分封卿大夫，叫作“立家”。所分之地称“采邑”。采邑上的经济收入，作为卿大夫的俸禄。卿大夫以下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他们以土地上的收入作为衣食之源。

周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分封制是同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制，简单地说，就是嫡长子（正妻生养的长子）继承父位，为“大宗”，奉祀始祖；其余的嫡子和庶子分封，为“小宗”。

以分封制和宗法制这两项制度为基石，周朝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它的构建原理，可概括为：

周王是“天子”（意为上帝或上天的儿子），并以嫡长子继承法世世相传，称为“大宗”，奉祀始祖。周王的同母弟与庶兄弟（即父王旁妻所生之子）封为诸侯。诸侯也行嫡长子继承法，其对周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是“大宗”，奉祀始祖。以其他亲戚关系或功臣身份受封的诸侯，一准于此。诸侯的同母弟与庶兄弟等，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同母弟或庶兄弟则为士，卿大夫对诸侯言，为“小宗”；对士言，又为“大宗”。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平民。

通过这样的逐层分封，并辅以利用血缘关系和垄断祭祀权而建立的“大宗”对“小宗”的统摄关系，一个统一而松散的王国，便取代了原先的方国联合体。这个新的国家形态具有如下突出的特点：

1周王是天下共主。这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归周王所有；普天之下的人都是周王的臣民）周王通过册封、朝聘、巡狩等“礼”的方式，来强调和突出自己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

2归周王直接管辖的地方，其实只限于王畿，诸侯国是各自为政的，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同样，诸侯在其封疆之内也没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因为大部分土地已分封给卿大夫，由他们分别治理。

3造成了西周王朝的主权是逐层分化的。

统一、松散、主权逐层分化的西周王朝延续了约300年。其间，这一国家形态促进和维护了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国家形态又逐渐老化、不合时宜。最终，崩解和转化就势在必然。

时间的“锯齿”，噬啮着……

崩解的原因和必然性，可从多方面进行解释。这里我们从最简单、最易理解的两个因素入手，予以揭示。

1经过若干代的传衍以后，周王与诸侯国之间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当然就更加疏远），天子利用宗法制对诸侯所具有的统摄、约束力也随之愈益减弱。于是，当诸侯国的实力膨胀到一定程度，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并逐渐导致王纲解纽。天子权威丧失。

2人口的增长，从根本上动摇了分封制。周初推行分封制，既建立了中央政府下的地方政权，并以此起到藩屏周室的作用，同时又为周代贵族如何对财产和权力做再分配，确立了一种方式。这无疑是一项积极、有效的举措。可是，分封制之所以得以施行，是凭借了当时地广人稀，尤其是贵族人口较少这一客观条件。土地是有限的，分封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下去。随着人口的繁衍，越来越多的贵族后裔分不到土地。早先有土地的，也发生转移或流失。没有或失去采邑和禄田的贵族，地位随之下降。他们有的成为士，有的甚至变为平民。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人数增多、并且特别活跃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要求改变旧体制。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总人口也逐渐增加。原来的荒地，被开垦了；原先无人居住的地区，有人落了户。土地相对地变少了、变珍贵了，各诸侯国开始互相攻城略地，甚至兼并那些弱国、小国，旧秩序逐渐瓦解。

时间犹如一把无形又无情的锯子，锯割着历史过程中的一切，使新的变旧，使曾经朝气蓬勃的转而为暮气沉沉。人口增长和血缘关系因代际扩大而变得疏远，就好比时间的两个“锯齿”，噬啮和破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形态。

“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自平王东迁，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东周”时期。东周又分为两段，前期称为“春秋”，它得名于孔子所作的史书《春秋》，后期称为“战国”，其得名与汉代刘向编辑的《战国策》有关。

当年分封出来的诸侯国与王室血缘关系已远，加之各封国内也都发生了沧桑巨变，所以，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对周王室的贡纳停止或减少，东周王室财政拮据。周平王于公元前720年死去，即位的桓王无力置办丧葬用品，派人向鲁国索求。周襄王时（公元前651～前619年在位）王室没有像样的车子，派人到鲁国去讨。周襄王死后，为办丧事，又去向鲁国要钱。

西周时期，周王室控制着从镐京到洛邑1000多里（按顾炎武说，古之百里，当今之62里。见《日知录》卷三）的土地。平王东迁，王畿面积缩小了约一半。而到周襄王时，天子的直辖区域更缩小到不足200里，形同一个小诸侯国。一些诸侯国则在吞并小国、弱国的过程中，壮大起来。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等国在分封之初，都仅有百里或50里，可到后来，这些国家的面积数倍或数十倍于此（楚国曾号称“地方五千里”）。诸侯与王室的地位就颠倒过来。公元前518年，郑国大臣子大叔对晋国执政大臣范献子说，晋国要照顾周王室。他引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缶并之罄矣，惟缾之耻”（瓶中的酒没有了，是饼的耻辱）来比喻王室和晋的关系。“缾”字即瓶。瓶和罍（音雷）都是盛酒器，瓶小、罍大。以罍比喻晋国，以瓶比喻周王室，真够形象、生动的。

春秋东迁以后，周王再也没行过“巡狩”礼，诸侯也难得去朝见天子。地盘缩小，经济困窘，政治失势，王室衰微，天下“共主”名存实亡。

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力强盛的诸侯争相称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越国是越族人建立的国家，非由周王分封，但越王勾践曾引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即今山东省滕县东南’号称霸王。并得到周元王的承认）先后取得霸主地位。这些霸主往往打着“尊王”的旗号，借助周天子的权威，以压服其他诸侯国。他们成为实际上的“共主”。

为了争当霸主，或为了不受他国的欺辱，各国着手进行政治改革，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春秋时期，各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与各国内部改革与反改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不过，有一些迹象是明显的：军功贵族的势力在上升，军政大权逐渐落人卿大夫手中。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制礼作乐和出兵都决定于天子）变为“自诸侯出”（决定于诸侯），又进一步变为“自大夫出”（决定于大夫），以至“陪臣执国命”（大夫的家臣把持国家政权）。（《论语·季氏》）

“七国争雄”的战国战国时期的开端，有人定在公元前481年，这一年，齐国大夫田常以武力夺取了齐国政权。也有人定在公元前453年，这一年，晋国的三家世卿瓜分了晋君的大部分土地，晋国事实上分裂为韩、赵、魏3国（习称三晋）。然而，从国家形态演变的角度看，更具意味的事件则是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竟然承认了“三家分晋”，将韩、赵、魏3家由大夫升格为诸侯。

对于这一事件，宋人司马光曾不无痛惜地在《资治通鉴》中说，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封建等级社会的纪纲和名分。司马光还认为，如果周天子当时不给3家以诸侯的名分，那么必然会有伯主（即霸主）出来讨伐韩、赵、魏的。这种看法显然过于迂阔。司马光看不清当时强大的新兴军功贵族推翻已经腐朽的国君，乃是历史的必然。周天子承认3家大夫为诸侯，事实上是承认了当时所发生的天崩地裂的变化。

在三晋建侯后的17年（公元前386年），周天子又同意齐国田氏升为诸侯。

三晋和田齐正式升为诸侯，造就了4个新的国家。这些新兴的国家，经过进一步的改革，先后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新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不搞层层分封，旧有的小封君逐渐被既非世袭又无采邑的地方官吏所替代。虽然偶尔也把土地封给功臣或子弟，但受封人数少，而且一般封于荒远的边地，所以，他们绝不足与中央抗衡。这样，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国家，首先在这些诸侯国逐渐形成。

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大大小小难以计数。据一项统计，春秋时期曾存在过120个。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春秋争霸战争中被兼并了。至战国早期，各地诸侯国只剩下十几个，大的有楚、越、赵、齐、秦、燕、魏、韩8国，小的有宋、鲁、郑、卫、菖、邹、杞、蔡、任、滕、薛、曾等国（这些小国以后相继为大国所灭）。越国于公元前306年被楚国灭亡，其余7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7个大国的地理位置是：南面是楚，东面是齐。北面是燕和赵，西面是秦，韩、魏在其中。由于秦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以西，其他6国在函谷关以东，所以有“关东六国”、“山东六国”或“东方六国”等的叫法。

战国中期，中原的一些诸侯国相继称王。“王”原是周天子的称号。春秋争霸，各国仍称“邦”。齐邦、晋邦等称谓屡见于春秋金文，只有不遵从周朝礼制的楚、吴、越才自称为王。然而这并不为中原诸侯承认。而且，楚、吴、越常被当作蛮夷受到排斥。公元前334年，齐国和魏国互尊对方为王。齐、魏相王不啻是惊人之举，它还宣告了春秋以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政已经结束，周天子名义上的独尊共主地位也已不复存在。事隔10年，秦为与齐、魏对抗，也称王。过两年，即公元前323年，魏、韩、赵、燕等国又互尊为王。列国称王，均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国家。至此，西周王朝所确立的国家形态，破坏殆尽。而同时，新的国家形态正处于痛苦地分娩之中。

在战国中晚期的兼并战争过程中，各国都大力强化了君权，初步形成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了以国王为首的官僚政府。在此基础上，各国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一体。秦王政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上，放大、复制和完善了这样的统一体。

第十八章周秦之际：国家形态的转化

我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变革的本质，在于从建构在西周分封制、宗法制之上的国家形态，向新的、更为成熟的国家形态的转化。“礼崩乐坏”象征着旧制度、旧秩序的瓦解，然而同时也反映了新制度、新秩序的萌生。各个分裂的、走向独立的国家，既导致了旧的国家形态的崩溃和终结，又通过各自范围内的政治实践，创造出新的国家形态的胚胎和雏形。秦国经由改革和兼并战争，创立秦王朝，最终促成了这一转化。

从商朝的方国联合体，到西周统一而松散的王国，再到秦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我们从中不难发现中国历史演进的某些轨迹。

秦王朝的产生，可以视为先秦历史发展的一个顺理成章的结局。秦王朝在新的生产力基础和文明程度之上，运用更新了的政治手段，继承、发展了商、周二代的王朝传统，将“统一”的中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形态。

制度层面的考察就制度层面而论，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形成，推动了周、秦之际新旧国家形态的转化。

古代铜人1在分封制的体制下，诸侯虽为封国之主，然而其权力却是相当有限的。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在各国争霸和兼并日趋激烈的严峻形势下，诸侯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奋发图强。一些无能、腐朽的诸侯，或被消灭、兼并，或被取而代之（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各国改革的目标之一，是提高国君作为一国之主的权威。各种制度和措施相继推出，以利于君主的专制集权。战国时期建立的玺、符制度，就很有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各国国君已收揽了军政大权，成为一国的主宰。

玺（官印）、符（又称兵符、虎符）是两种凭证，国君用以任免官吏，传达政令，调遣军队，派遣使者。官吏的任免以玺为凭，任命时发给，免职时收回。符作伏虎形，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由君主和将领各执一半。传令的人必须持有君主的那一半，并与将领那一半相合无误，将领才受命行动。“窃符救赵”事件就反映了这种合符制度。

2随着各国改革的深入，特别是经过战国时期前100年的变法运动，极大地剥夺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废除了世袭的卿大夫按声望和资历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的世卿、世禄制度，而代之以一整套官僚制度。其要点是：高级官员由国君直接任免。除了君主和一部分封君外，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吏都不能世袭。国家机构是常设的，人员则可能随时变动。官吏以粮食等为俸禄。还有一套相应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监督和检查官吏。

下面以宰相制为例，看一下官僚制度是如何取代世卿世禄制度的，以及它所具有的进步意义。

春秋以前，执掌王室和诸侯国大权的卿，都是君主的近亲或近臣，而且世代相传。到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世卿不仅操有军政大权，而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废立或谋杀君主，君主成了傀儡。凡是世卿掌权的诸侯国，内乱不休，国势日衰。春秋初年，楚国率先称王，不久实行令尹制。令尹由楚王任命，并可随时撤换，甚至处死。担任此职的，也不限于楚国贵族。此后，齐桓公任命非贵族出身的管仲为相；秦穆公起用奴仆出身的百里奚，委以重任。这些都是不同于世卿制的宰相制的萌芽。到战国时期，宰相制度已发展为各个大国的基本制度，有相、相国、丞相等不同称呼。宰相制度有明显优点，它打破了血统的限制，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掌握权力；宰相由君主任命，保证了君权的集中和行使。在行宰相制以前，卿既是最高执政官，又是军事首领。宰相制确立后，文武分职，军政分治，这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

3郡县制是便于君主集权的又一种政治形式。郡和县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出现于春秋。那时，县设于边地，带有军事设防性质；郡则设在戎、狄杂居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从三晋开始，随后是楚和燕，都形成郡、县两级政权。郡、县两级地方政府均属中央的派出机构，其长官由君主任命，可随时撤换或调动，权力集中于君主的手中。郡县内的农民归国家直接控制和管理。

说明一点：作为新的国家制度中三项最基本要素的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它们的有些内容，相互交叉。像官僚制和郡县制，都有利于加强君主集权，也可以理解为君主集权制的两项内容。

从战国到秦汉，君主集权制、官僚制和郡县制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因袭特点。以官僚制为例，秦王朝政府部门的设置就是以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僚制为蓝本的。当代著名史学家杨宽曾指出：“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便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制度的。秦汉时代的中央政府组织，在皇帝之下设有三公，三公是左右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不仅丞相是沿袭战国时代的，就是太尉和御史大夫的官制也还是从战国时代的官制中发展而来的。”（《战国史》）

以邻为壑：乱莫大于无天子然而，战国时期形成的那些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不能为社会的安定、文明的进步提供有效保障。相反，这些经过变革而实力倍增的国家，反而把人民抛入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之中。大规模的残酷的兼并战争，使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卧尸遍野。当时有人说：经过一场大战，所有战死人员的丧葬费和伤员的医药费，以及车子武器的损失，即使用10年财政收入也不足以补偿（《战国策·齐策五》）。

各大国割据称雄、互相征伐，如何给人民带来灾难，可以用当时人为造成的水患为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奉行“各以为利”的原则治理水利。它们只图自身的利益，不管别人的死活。像齐国和赵、魏2国以黄河为界，西面的赵、魏地势高，东面的齐国地势低，河水常向齐国漫溢。于是，齐国在沿黄河20里处筑了防堤。此后，遇到黄河水涨，河水就向赵、魏泛滥。随即，赵、魏也在沿黄河25里处筑起防堤。这样一来。河水泛滥时又为害齐国。

针对战国时“雍（通壅，意谓堵塞）防百川，各以为利”的做法，孟子曾痛加挞伐。《孟子·告子》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

“白圭说：‘我治理水患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禹治理水患，是顺乎水的本性而行的，所以禹使水流注入四海。如今你却让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此句原文为：“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壑，意谓受水处）。水逆流而行叫洚水。洚水就是洪水，那是为有仁爱之心的人所厌恶的。你错了!’”（白话今译）

“以邻为壑”，属于对付洪水的办法。而当遇到天旱时，各国又互相争夺水资源，甚至不惜破坏别国的水利。《战国策·东周策》载有“东周欲为稻，西周不放水”一事。那是说周天子的王畿分裂为东周和西周两个小国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一次遇到干旱，东周想引水灌溉稻田，而地处上游的西周则阻塞水道。不让水流入东周。兄弟相“煎”，何其急也。

在战国激烈的兼并战争中，还常常发生用决河堤放出大水，来进攻或对付敌国的事情。比如，公元前358年，楚国伐魏，曾决黄河水灌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进攻魏国，包围大梁（魏国都城，今河南开封），因久攻不下，最后引黄河水灌大梁，逼迫魏国不得不投降。赵国在对外作战中，也多次毁决黄河防堤，以致造成连年不断的大水灾。

诸侯林立，给人民的交往和商品流通也带来阻碍。为了勒索钱财，征收苛税，各国到处设立关卡。对此，孟子曾指出：“古代设立关卡是为了抵御强暴；今天设立关卡，却是为了实行强暴。”（《孟子·尽心下》）

面对分裂割据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公布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的《吕氏春秋》，说了这么一段话：“今周室既灭，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这话道出了当时人民渴望统一的心声。

这又意味着，在国家形态转型的过程中，战国中晚期出现的分散而各自独立的中央集权国家，尚未成为历史选择的最终结果。

战争：痛苦的必由之路历史进入了两难的境地：分裂，不利于国计民生；消除分裂，从以后的历史进程看，只有通过战争，然而，这同样有害于国计民生。

分析当时的各种言论，可以发现，虽然到战国中期以后，走向统一的大势已趋向明朗，一些有识之士也已清楚地看到，统一终将到来，但是，对统一究竟如何得以实现，看法却并不一古代瓷器致。比如当时的大思想家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就认为整个局势最后是会“定于一”的。但他同时又坚信，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说，走向最后的统一，靠的主要不是战争，而是仁义。孟子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出现一位人物，借助精神的感召力，赢得天下的统一。

稍晚于孟子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他说：“能让天下归心的，就为王；被天下背弃的，则是亡。商汤和周武王注重和推行道义，兴天下共同之利，除天下共同之害，所以让天下归心，成为王。”（《荀子·王霸》）

与孟子、荀子不同，《吕氏春秋》的作者意识到了必须用武力的方式消灭各诸侯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可是《吕氏春秋》又指出，只有用“义兵”，才能赢得胜利。

历史证明了《吕氏春秋》的作者，在展望走向统一的途径这一点上，远比孟子、荀子高明。但是，在长平之战中残杀40万降卒的秦军，能称“义军”吗?

对于战国时期的战争，和秦国如何用武力实现统一，我们已在本书《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和《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两篇中，加以展开。不过，在这里，有必要先引述和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观点。从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重要的启示，从而有助于正确地理解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某些现象。

恩格斯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历史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秦国：胜利绝非偶然战争将分裂导向了统一。历史在“两难”之中顽强地开辟出前行的道路，而不惜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么，历史又如何选择了秦国，让它扫平群雄，担当起统一的大任。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听一听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当时一些人是怎样分析秦国的前景的。

纵横家苏秦（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晚期和前3世纪前期），曾向秦王游说，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均为古国名，秦取其地后设巴郡、蜀郡）、汉中（在今陕西西南、湖北西北，秦设有汉中郡）的丰饶，北有胡族的貉（音禾）和幽州（约指今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一带）的马可供用武，南有巫山、黔中（今湖南洞庭湖以西一带，秦置有黔中郡）的险阻，东有崤山和函谷关的坚固。加上田野肥美，人民殷实，战车万乘（音圣，古代称4匹马拉的车，一辆为一乘），斗士百万，沃野千里，物产丰足，攻之不可得，守之不可坏，正可谓是‘天府’，和天下的雄国。以大王的贤德，士民的众多，车骑的良好，以及对兵法的熟悉，秦国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战国策·秦策一》）

公元前268年，魏国辩士范雎入秦。范雎向秦昭王进言，指出秦昭王可成“霸王之业”。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山名，在今陕西淳化西北）、谷口（地名，在今陕西礼泉东北），南面围绕着泾水（或称泾河，源自宁夏，流经陕西彬县，再折向东南流至高陵南人渭河）、渭水（或称渭河。源自甘肃，向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西有陇山（六盘山南段的别称，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山势险峻，为陕、甘要隘）、蜀地，东有函谷关，所以四面都可以固守。大王还有战车千乘，斗士百万。以秦国士卒之勇，车骑之多，去对付东方诸侯，就好比用韩庐（俊犬名）去追逐跛足的兔子。”

辩士的话常带有夸张。但证之于各种史实，以上苏秦、范雎的言论，“水分”并不多，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实情。两人对秦国可以称帝、成就霸业的见解也大抵相似，主要的依据可概括为：①秦国占据着利于攻又便于守的险要形势；②物产丰饶；③兵力强盛，将士勇猛，装备精良。两人的分析固然不全面，但讲到的几点都是对的。比如，其中的第一点，几乎为所有的分析秦国胜利原因的人所注意，并予以强调。汉代的司马迁甚至说过，自秦穆公至秦始皇，秦国常常称雄于诸侯，是“其势居然也”（是山川形势造成的）。司马迁指的“势”，就是秦国险要的地理形势（《史记·秦始皇本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苏秦对秦国以“并诸侯、吞天下”相期许，这直接道出了秦国可以担负起统一的重任。而遍索先秦史籍。于秦之外的列国，从无任何人对它们有过如此的期盼，作过类似的预言。即使雄强如齐、楚，也至多许以霸业。由此看来，秦国最后能打败列国,统一天下，绝非偶然。

“什居其六”的雄厚国力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富有成效的政策，这就奠定了秦国强盛的基础。

八百里秦川，自古以来就是发展农业的理想之地。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采取“赐爵”、免除徭役等方式，鼓励人们努力从事农耕，从而使秦国的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后来郑国渠修成，又进一步改变了农作的条件。这些为秦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时，秦取得了巴、蜀地区。这也是一块自然条件极好，并有着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的地方。经由秦国中央的正确政策和前后数任蜀郡守的积极治理，特别是兴修都江堰，开凿栈道，巴蜀地区迅速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秦国还是中国较早使用牛耕的地区。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将秦国的农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并为秦国增添了威力。在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之前，赵国大臣赵豹曾力图劝阻赵王与秦开战。理由之一就是“秦以牛耕”，即秦是用牛耕田的。对于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的耕牛，秦国上下都对它十分珍爱和重视。秦国法律规定，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政府要对各地喂养耕牛的状况进行调查。谁的牛养得好，有奖；否则，予以处罚。

优越的地理环境，加上积极的人为因素，使秦国在战国晚期发展为“超级大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国做过这样一个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是说秦国的人口不足全中国的3／10，土地却占了1／3,而财富则占60％。正是在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秦国得以用武力兼并天下。

七世而胜秦国走向兴盛并统一天下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还有许多。对此，我们将逐方面地加以评说。这里，只就秦国统治者的作用，提纲挈领地说一下。

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秦国共经历了七世君主：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惠文王（公元前337~前311年）、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年）、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庄襄王（公元前249~前247年）、王政（公元前246~前221年）。除孝文王即位才3天就一命呜呼，可以不予置论，其余包括在位仅三四年的武王和庄襄王在内，这些秦国国君都是有所作为或在大臣们的辅佐下有所作为的。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形成了秦国由贫弱走向强盛的一个转折。惠文王杀死与自己宿怨极深的商鞅，却在总体上保留了商鞅推行的政策。这使秦国能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继续飞速发展。惠文王还对商鞅变法的部分措施予以调整、修改，比如对游说之士开禁，从而吸引了一批人才人秦，有名的如纵横家张仪，墨家的代表人物腹黄享、田鸠，等等。这多少又可看作是对商鞅变法“矫枉过正”的一种反正。

古代兵器武王虽然缺少惠文王那般智慧和卓识，却也雄心勃勃，在武功上有所建树。昭王登基后，出现了外戚专政、魏冉专权的局面。不过魏冉执政期间，秦国也曾一度在对外军事活动中取得胜利，大大地削弱了齐、楚和三晋的势力。所以，宋代司马光曾评论说：“使天下诸侯稽首（叩头）而事秦，秦益强大者，襄侯（即魏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五·赧王五十年）公元前268年，魏人范雎入秦，昭王在范雎的建议下翦除外戚势力，加强了王权。同时还明确了“远交近攻”的方针，这大大地加快了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走向胜利的步伐。

庄襄王在位以及秦王政亲政以前，秦国处于受吕不韦控制的时代。在这期间，秦国既有出色的武功，又有成绩斐然的文治。亲政后的王政，奉行“独治其民”的原则，平定嫪毐（音涝矮）之乱，又迫使吕不韦自杀，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起用李斯、尉缭，发动了统一六国的战争，在以前数代君臣业已筑就的基础上，如秋风扫落叶般消灭东方列国，统一中国。汉代贾谊说：“（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功业），振长策（马鞭）而御宇内，吞二周（指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而亡诸侯，履至尊（意谓加强君主专制）而制六合（指天、地、四方），执锤拊（一种刑具）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唐代大诗人李白则在《秦王扫六合》诗中咏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自孝公以下的七世君主，将秦国一步一步推向胜利，推向灿烂的顶峰。

较之东方国家的楚怀王、齐王建之辈，秦国的这些君主，均不失为“明主”。他们是秦国统一大业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

流星，一闪而过公元前221年，庞大、统一、高度集权的秦帝国，宛如横空出世，降生于亚洲大陆的东部，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像秦王朝那样拥有辽阔疆土，并在其上设置宏大而严密的统治机构，推行各种“大一统”的措施，在当时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不仅如此，即使近代国家产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之外，也是少有能与其相匹敌的。在这个意义上，秦王朝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一大创举。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被惊叹为世界“第八奇观”的陕西临潼秦兵马俑，便是人类文明史上这项重大创造的一个物化形态的缩微记录。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观”的长城，也折射着它雄浑壮阔的景象。今日所见万里长城。虽非秦长城，而是建于明代，可是无论就其物质形式还是象征意义而言，都与秦王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兵马俑和长城，将秦王朝的那种气派和空前盛况，穿越时空，活脱脱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世人叹为观止!

可是，从秦王政称“始皇帝”至子婴投降反秦起义军，才仅仅相隔15年。

秦王朝，就像历史长空中的一颗流星，在放出一阵耀眼的光芒以后，就迅速地消逝了。

自掘坟墓的“二世而亡”

嬴政自称“始皇帝”，原指望嬴氏的家天下可以由此而“二世”、“三世”以至传之永远。然而，皇帝的宝座却仅传至“二世”。秦二世胡亥自杀后，子婴即位，但子婴称的是“王”（这意味着秦试图割据称王），而不是“秦三世”。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可面对汹涌澎湃的反秦浪潮，他无力回天，仅在位40余日，就向刘邦交出了国玺。秦朝彻底覆亡。

由于子婴并非称皇帝，又即位不过1月余，所以历史上有秦王朝“二世而亡”的说法。

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一直吸引着古今中外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他们的见解当然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二世而亡”与秦朝的暴政有关。

本来，秦王朝建立后，久厌战乱、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对秦始皇抱有很高的期望。这正如西汉贾谊指出的：“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天下之士斐然向风，……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过秦论》）

可是，秦始皇并没有认识到统一的实现，是因为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历史潮流，也没有意识到，秦初定天下，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安其性命”。相反，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圣明德智”，并错误地以为这就是秦王朝一切成就的来源。因而，他毫不爱惜民力，动工修建许多规模浩大的工程，横征暴敛，将人民群众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秦二世胡亥篡位后，秦的暴政更甚于往昔。年少无知的胡亥，既无统治经验，在残忍昏暴、穷奢极欲以及搜刮民脂民膏方面，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失去生路的民众只能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立即使“天下云集而响应，赢（担负）粮而景从”（贾谊《过秦论》）。《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当时“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这充分反映了秦王朝已被天下的人民所抛弃，从而，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人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可覆舟陈胜、吴广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它狠狠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表现出人民群众高度的勇敢、智慧和创造精神。“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的这一声呐喊，既是对剥削阶级鼓吹的“君权神授”论给予的当头棒喝，也是代表着人民群众自我觉醒的一声长啸。从今而后，这一口号为所有受欺辱、受压迫的民众奋起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陈胜、吴广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由他们引发的反秦武装斗争，却最终推翻了秦朝的腐朽统治。不仅如此，由陈胜、吴广树起的“张楚”大旗，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始终不倒。陈胜、吴广的精神激励着各路起义军前赴后继，顽强战斗，直至将秦朝的统治势力消灭干净。

秦朝的覆亡，成为以后地主阶级政治家都必须正视的一个历史经验教训。他们从中咀嚼出的味道，大概苦、辣、辛、酸都有。但有一点他们都不能不重视，那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轻视民众的力量，都将重蹈秦的覆辙。

唐代的李世民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时，就将君主比作舟，而将民众比作水，以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

长城长城：无尽的思索秦朝一转眼就灭亡了，但最终形成于秦始皇之手的统一帝国的国家形态，却一直延及清末。它既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和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许多毒瘤，就是生长在这个皇权高度膨胀的专制体制的躯体之上。

所以，与秦帝国有着密切关系的万里长城，留给后人的就不仅是骄傲和自豪，还有思索。

其实，中华民族对长城的思索，早就开始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曾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影响之大，以至在一些地方还为孟姜女塑像修庙。

从前，有一对新婚夫妇范喜良和孟姜女。范喜良被强征去修长城，后来，终于在沉重的劳役中被折磨死去。孟姜女思夫心切，饱含深情地做了寒衣。她带着寒衣历经艰险，跋山涉水，满怀希望与丈夫相会。可是，当她来到长城边，才知道丈夫已死。她放声痛哭，哭声震动天地，泪水四溅，把长城也给冲塌了一道40里长的缺口。

但愿我们以后再站在长城之上时，会对它多一点认识，多一点感受，多一点思索。

第十九章大秦历史面面观

废分封设郡县秦王嬴政灭了六国、统一中原以后，发布了一道命令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的国王都不守信用，他们今天跟秦国订盟约，明天就背叛盟约，因此我才去讨伐他们。依靠祖宗保佑，我现在已经讨平了他们，天下安定了。我的名号如果不改变，依旧称王，显得和六国的国王没有多大区别，所以请大臣们议论一下，我现在应当用什么样的称号才好。”

丞相王绾〔wǎn〕、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提议说：“古时候的五帝只掌握一千里左右的地方，现在陛下已经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五帝不能与陛下相比的。我们听说古时候有天皇、地皇、泰皇，数泰皇最尊贵。所以我们认为陛下称泰皇最恰当。”嬴政听了以后，略一思考说：“你们说得很好!我看泰皇的‘泰’字可以不要，取他的‘皇’字和五帝的‘帝’字，两个字合起来，称做皇帝，这样才能显示我的丰功伟绩。我是第一代皇帝，就叫始皇帝，以后我的子子孙孙以世来计数，二世、三世、四世，一直传至千世万世。”从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了皇帝这个名称。

统一以后，天下应当如何治理?丞相王绾对秦始皇说：“六国诸侯刚刚破灭不久，原先的燕国、齐国、楚国，离咱们的京城都很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王侯，恐怕那些地方很难控制得住，您不如把几个皇子分封到那些地方去做王，协助陛下统治天下。”

廷尉李斯反对王绾分封的建议，他说：“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以后，曾经大封子弟功臣为诸侯，后来诸侯之间关系越来越疏远，互相混战，像仇敌一样，周天子也无力加以禁止。如今陛下统一了天下，可以在全国设置郡县。子弟功臣多多赏赐些赋税钱财，不要分封为诸侯，这样您就容易控制他们啦!”

秦始皇决定采纳李斯的意见，他说：“以往天下苦战不休，都是因为分封诸侯王的缘故。现在天下安定了，再分封诸侯王，又将会种下战争的祸根。我认为廷尉的建议是对的。”

于是秦始皇把天下划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以下设县。每个郡都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三个官长去治理，即郡守、郡尉和郡监。郡守是一郡最高的行政长官，统管一郡的重大事务。郡尉是管理治安的，全郡的军队由他统领。郡监执行监察方面的事情。

秦始皇地方上的治理办法确定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也逐渐定型。秦始皇规定中央朝廷里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廷尉、治粟内史等几个重要的官职，协助皇帝治理国家。丞相设两个：左丞相和右丞相。都是皇帝的助手，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御史大夫负责掌管重要文书和监察；太尉主要掌管军队；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管租税收入和国家的财政开支。所有这些官员都归皇帝任免和调动，从国库里领取薪俸，一概不得世袭。

秦始皇建立的这一套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后来各个封建王朝所实行的政治体制，大体上是在秦制的基础上逐步演变的。

秦始皇下令，把原来六国的兵器全都收缴到京城咸阳来。当时的兵器大多数是用铜制成的，他叫人把这许多兵器全都回炉熔化，铸成了十二个大铜人和许多铜钟。大铜人的名称叫做翁仲，按当时的尺寸、斤两，铜人高五丈，脚有六尺长，每个重二十四万斤，把它们树立在咸阳宫殿前面的两侧，象征着秦始皇灭亡六国统一中原的伟大功绩。

战国时期，商业已经相当发达。货币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但是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都不相同，齐国的货币样子像刀，赵国的货币样子像铲，货币计算的单位也不一致。秦始皇规定：以后一律使用圆形方孔、每个重半两的铜钱，各国的旧货币全都做废，不许再在市面上流通。

原先六国的度量衡也是不统一的，尺寸、升斗、斤两等，长的长，短的短；大的大，小的小；轻的轻，重的重。在一个国家买一尺布，到另一个国家也许只能算八寸。在这个国家买一斗米，到那个国家就成了九升。这个国家里一斤重的东西，在那个国家里就成了十四两。度量衡这样乱，和一个统一国家的政权当然不相适应，对人们的生活也太不方便了。秦始皇下令规定了统一的度量衡，全国的尺寸、升斗、斤两都得一律，不许乱来。

原先六国的车辆和道路也各不相同，车辆有大有小，道路有宽有窄。在统一的局面下，这样也显得太不方便了。于是秦始皇又下令，一要“车同轨”，二要修驰道。“车同轨”就是规定车轴上两个轮子间的距离，一律都定为六尺。修驰道就是修筑从京城咸阳到全国各个重要地方的大路。大路路面一律宽五十步（每步六尺），路的两旁每隔三丈种上一棵青松。修了这样的驰道，全国的交通就方便得多了。

战国时期的文字也是不统一的，同一个字的写法不尽相同，形状各异，笔画有多有少。统一以后，这种情况对政策法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传播，都是一大障碍。所以秦始皇又下了“书同文”的命令。“书同文”就是统一文字的意思，政府规定了一种叫做小篆的字体，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标准文字。后来又根据民间流行的字体，整理成一种比小篆更便于书写的字体，叫做隶书。隶书跟现在的楷书已经很接近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实行的废分封设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等，都是有利于加强全国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这是秦始皇的巨大功绩。

焚书坑儒秦始皇实行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在当时是一种有利于全国统一的崭新的政治制度。可是一些习惯于旧制度、具有旧思想的人看不惯，他们总是觉得分封制好，想要把它恢复起来。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乘着新制度还未稳定的时机，蠢蠢欲动，酝酿反抗，想要夺回他们失去了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些儒生也常常引经据典，非难新制度，说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还不如旧时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好。总之，那时候新旧两种制度，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斗争非常激烈。

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咸阳宫摆酒席庆贺头一年打败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大喜事。文武官员全都出席了。有七十个在学术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宴会进行当中，博士的领袖周青臣举酒颂扬秦始皇的功德，他说：“早先秦国的疆域不到一千里，依赖陛下的英明，消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原，赶走了蛮人和夷人。如今凡是太阳月亮照得到的地方，全都服从陛下的统治了。陛下废除了分封，设立了郡县制度，从此免除了战争的祸患，使得天下人人都能过着安乐的日子。这样的太平盛世，必定能代代相传，直到千秋万世。陛下的威德，真是上古的那些三皇五帝也望尘莫及的啊!”

秦始皇听了周青臣的颂扬，心里甜滋滋的。他连连点头夸奖周青臣道：“说得好!说得好!”可是这一番颂扬却触怒了另一些满脑子旧思想的博士们，有个叫淳于越的博士，他听周青臣说分封制不好，郡县制好，心里十分难过。他赶快往前走几步，急急忙忙地对秦始皇说：“陛下!我听别人说，殷周两代的国王传了一千多年，他们分封子弟功臣做诸侯，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中央朝廷，那个制度本来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统一了中原，子弟却毫无地位和实权。将来万一出个像当年齐国田常那样谋篡王位的乱臣贼子，又有谁能挽救得了那种局面呢?我听老一辈的人说过：事情不照老规矩办而想要长久，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过错，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还是应当重新谋虑关于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于越又一次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听了心里有些厌烦。他叫大家再议论议论，看看究竟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这时候已经升任丞相的李斯反对淳于越的谬论，他对秦始皇说：“古今时代不同，情况已经随着时代改变了，我们决不能再拿古代的制度到今天来实行。如今天下已经安定，法令已经统一，老百姓应当努力种田做工，读书人应当努力学习现行的法令制度。可是如今还有那么一些读书人，总是死抱住老一套的东西不肯放弃，老是根据过去古书上的记载来攻击当前的政治制度，这对于陛下的统治是很不利的，必须予以严厉禁止。我建议：史官所收藏的图书，凡属不是秦国的历史，全都拿来烧了；不是政府任命的博士官所收藏的《诗经》、《尚书》，而是私家收藏的这一类书籍，一律焚烧掉，杜绝混乱思想的根源。”

秦始皇觉得事情确实是这样，如果听任那些有旧思想的人到处宣扬旧制度，的确会妨碍他的统治。于是他决定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焚书的具体办法是：除了那些讲医药、占卜、种树一类的书以外，凡不是秦国史官所记的历史书，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间所藏的《诗经》、《尚书》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在命令下达的三十天之内，都要缴到地方官那里去烧毁。以后还有偷偷谈论古书内容的，处死刑；借古时候的道理攻击当前政治的，全家都要处死；官吏知情而不告发的，判处同样的罪。命令到达后三十天不烧毁书籍的，在脸上刺字后罚去做四年筑长城的苦工。凡有愿意学习法令的人，只许跟着官吏去学，不许偷偷地照着旧时代的古书去学。

焚书的命令发布以后，各郡各县的官吏不敢怠慢，都立即严格地遵照命令去执行。他们派出许多士兵和办事的差役，到老百姓那里挨家挨户收缴书籍。在很短的时间内，到处都出现了焚书的熊熊烈火，焚烧那些刻写在竹木简上的古代书籍，使得中国的文化事业遭受了一次浩劫。秦国以外的历史书和记载着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书籍，凡是收缴上来的，差不多全都给烧光了。秦朝以前的许多历史事实和学术思想情况从此失传。这是秦始皇摧残中国文化的一大暴行。

秦始皇下令焚书，使得许多读书人都非常反感，不仅那些有旧思想的人反对秦始皇的暴行，连一些在朝廷里享受着高官厚禄的博士，也都在暗地里议论，说秦始皇这样压制舆论，摧残文化，做得太过分了。

焚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有两个替秦始皇求不死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偷偷地议论说：“秦始皇这个人，十分残暴，自信心太强。他在灭亡六国统一中原以后，自以为是从古以来最了不起的一个君主了。他专靠残酷的刑罚来统治天下，大臣们谁也不敢对他说真话，他对谁也不信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由他自己亲自来决定。像他这样贪图权势的人，我们还是不要为他求仙药的好。”他们两个人商量好以后，就偷偷地带着从秦始皇那里领来的钱财，逃走了。

古代铜器秦始皇听说读书人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侯生、卢生还居然逃走了，十分生气，决定要狠狠地惩治他们。

于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御史大夫去查办那些在背后诽谤他的读书人。被抓去审问的人，受不了残酷的刑罚，为了给自己开脱，就一个一个的攀连其他的人。攀来攀去，一下子查出来有四百六十多个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详细审问，查证核实，就叫人在咸阳城外挖个大坑，把他们全都给活埋了。其实四百六十多人当中，真正反对秦始皇的只有少数人，大多数人都是含冤死去的。这是秦始皇对读书人的残暴屠杀。

秦始皇焚书坑儒，目的是想统一思想，压制那些反对中央集权制的思想和言论，但是他的做法太过分了，太残暴了。焚书，既毁灭了秦以前长期积累起来的文化财富；坑儒，又杀害了许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从此以后，秦朝宫廷里真正有学问的人大大减少，而那些专会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奸贼如赵高之流，逐渐地成了秦始皇身边的重要人物，秦朝开始走下坡路了。秦始皇是一个完成伟大统一事业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人民实行残暴统治的皇帝。

修长城秦始皇正在忙着进行统一事业的时候，北方的匈奴打过来了。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少数民族，战国时代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他们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畜养着马、牛、羊、骆驼、驴、骡等牲畜。他们吃牛羊肉，喝牛羊马奶，穿羊皮衣，住毡制的帐篷；善于骑马射箭，性格强悍。大约在周朝末期，他们从氏族社会过渡到了奴隶制社会。

匈奴的首领号称单于〔chán yú〕。单于经常带着匈奴骑兵向南骚扰，抢劫粮食和其他财物。战国时期，和匈奴邻近的燕、赵、秦三国都受到过匈奴的骚扰。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阻挡匈奴人南侵，三个国家都在和匈奴交界的北边修筑了又高又厚的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匈奴趁着燕、赵衰落的机会，一步步地向南侵占过来。他们逐渐占领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扰乱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甚至把汉族人抓去充当奴隶。

为了保障北方边界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带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回了河套地区，并且在那里设置了四十四个县。为了加强北部边防，秦始皇决定把原先燕、赵、秦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

秦始皇下令征集了几十万民工，又派了许多士兵去监督，叫他们开山采石，建窑烧砖，先加固旧有的长城；又造了不少新的城墙，修成了一条西起现在的甘肃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像一条巨龙，随着地势的高低起伏，蜿蜒在中国北部境内——秦朝和匈奴交界的地方。它阻挡住了匈奴人南下的去路，保障了长城以南汉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万里长城是中国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建筑工程，被人们称为世界奇迹。

修筑长城是异常浩大的工程，当时生产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匠们劳动十分艰苦，所以在修筑的过程中，死了不少人。被征集来的成千上万的民工，风里来，雨里去，肩膀压肿了，腿脚摔坏了，在监工的鞭打下，没日没夜，流血流汗地干活。许多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滴汗，惨死在长城脚下了。民间流传着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据说孟姜女的丈夫名叫范喜良。他们俩结婚才一个多月，范喜良就被征发去修长城了。范喜良一去几年，孟姜女在家里眼巴巴地盼望着丈夫回来，可总是毫无音信。后来她等急了，怕丈夫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就做了棉衣，打成一个包袱，背着它，离开家乡，路远迢迢地到长城工地上去给丈夫送棉衣，孟姜女一路上鸡鸣赶路，日落投宿，跋山涉水，含辛茹苦地赶到了长城脚下。但是她只看到了望不到头高不可攀的长城，却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丈夫已经死去，和其他为修长城而累死的人一起埋在长城底下了。孟姜女十分悲哀，在长城脚下痛哭了起来，直哭得天愁地惨，狂风怒号，黑云压顶，积雪变色。忽然间，只听得豁啦啦一声巨响，像天崩地裂，孟姜女把长城哭倒了八百里。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劳役太重，死人太多，所以就有孟姜女寻夫哭城的民间故事流传下来。至于秦始皇为了自己生前死后的享乐而大兴土木，建阿房宫，修骊山墓，穷奢极欲，那自然更遭到老百姓的反对。

原来，早在消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始皇已经下令，在占领各国的都城以后，一定要把各国都城的宫殿，绘制成图样，以便仿照这些图样，在秦朝的首都咸阳，修建更多更好的宫殿。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13年），他决定在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兴建朝宫。这朝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里面可以容纳一万人，四周围还竖立五丈高的旗杆。接着，在朝宫后面又建筑了一大批宫殿，称为后宫。这后宫的规模更加庞大，据说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房屋栉比〔栉zhì〕鳞次，远远望去，像蜂窝一样的稠密。渭水和樊水穿过宫墙，在亭台楼阁之间曲折回流。一座座的长桥横卧在河流上，像是一条条正在喝水的龙。从宫殿到南山之巅凌空架起了天桥，像彩虹一样挂在空中。这座建筑群覆压三百余里，共有七百多所宫殿。甚至在一天之中，各个宫殿的气候都不一样。这座宫殿群，就是历史上十分有名的阿房宫。

阿房宫建成以后，秦始皇把从六国抢来的美女和金银珠宝，都分别贮藏在各个宫殿里面。他自己今天住在这一座宫里，明天又住在那一座宫里，一天换一个地方。直到死的时候，他也没有能够住遍所有的宫殿。

秦始皇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能尽情享受，当然不愿意死。他听齐人徐福说，东海里有三座神山，叫做蓬莱、方丈、瀛洲。山上住着神仙，神仙那里有不死药，只要吃上一粒不死药，人就可以长生不老。于是秦始皇派徐福带了几千名童男童女，渡海去求仙药。不幸他们一去不复回。据说是翻船了。秦始皇又派燕人卢生去求仙，也没有结果。再派韩终、侯公、石生等几个人去求不死药，还是没有求到。因为求不到仙人的不死药，秦始皇只好做老死的打算，预先为自己修建坟墓了。

秦始皇选中骊山北麓的地方，在那里修了一座深五十丈，周围约五里的巨大的坟墓。在深埋在地下的墓室里修成各式宫殿的模样，宫殿里陈列着秦始皇生前喜欢的奇珍异宝，还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用来象征天体；用水银制成江河大海，用来象征地面；用大量的人鱼膏，也就是鲸鱼油点灯。为了防止有人挖掘他的坟墓，盗取里面的宝贝，秦始皇命令工匠在坟墓里装置了许多机弩。只要有人进入墓道，这些机弩就会自动地放出箭来，把他射死。

1974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东侧陆续发掘出大型兵马俑陪葬坑。出土的陶俑、陶马阵势浩大，雄伟壮观，制作细致，形象逼真，是秦国强大军队的缩影，对研究秦代的军事装备、编制和军队的编列等，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秦陵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被誉为“世界奇迹”。

秦始皇修骊山墓，一共征用了七十多万民工，耗费了无数的钱财物资，使劳动人民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担负着繁重的劳役。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苦，真是民不聊生。如果说筑长城还有防御匈奴的积极作用，那么建阿房宫和修骊山墓，只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奢侈享乐。他这种荒唐淫逸的行为，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怨愤和激烈反对。虽然由于秦朝的法律很严酷，秦始皇的统治很残暴，老百姓不敢公开地议论，可是有人却在暗地里酝酿着反抗斗争。

赵高指鹿为马反抗秦朝统治的斗争在各地酝酿着。起初，有人想用暗杀的手段除掉秦始皇。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18年），他在河南遇刺，险些送了性命。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秦始皇在统一中原以后，经常带大批随从到各地方去巡视。他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叫大臣写文章，再令工匠刻在石碑上，极力为他歌功颂德，显示威风。那一年春天，秦始皇东巡，来到河南郡阳武县博浪沙地方，有个早就埋伏等候在那里的刺客，突然用大铁锤袭击他乘坐的车子，想要砸死他。幸亏秦始皇的车子走得快，刺客的眼力又不很准，他才没有被打中。秦始皇对此大发雷霆。为了抓到刺客，他下令对天下进行十日的大搜查，结果却是一无所得。

古代马车又过了七年，即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又遇到了两件不痛快的事情：一件事情是东郡地方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有人偷偷地在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大字，意思是说秦始皇要死在这里，天下又要重新分封了。秦始皇命令御史去追查刻字的人，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出来。秦始皇一生气，把住在陨石附近的老百姓全都给杀了。另一件事情是有位使者从关东回来，路过华阴地方的时候，忽然有个人拦住了他的去路，告诉他“今年祖龙死”，说完，那人就不见了。在封建社会里龙是皇帝的象征，祖龙是龙的始祖，也就是指秦始皇。秦始皇听到有人诅咒他这一年要死，自然也很生气。

又过了一年，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去巡视。同他一起去的人有丞相李斯、他最宠爱的小儿子胡亥、以及掌管车驾的宦官——中车府令赵高等。他们一行人经过现在的湖南、江西、江苏、浙江，一直到达南海，然后取道山东准备返回咸阳。他们走到山东平原津的时候，正是大伏天，秦始皇中暑病倒了。五十岁的人经不起疾病的折磨，病情很快恶化。秦始皇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就叫赵高代笔，给大儿子扶苏写了一封遗嘱，叫扶苏赶快从驻防地长城回到咸阳，替他办理丧事，并且继承皇位。赵高把遗嘱封好，收藏起来，并没有派人送走。不久，秦始皇就在沙丘平台地方去世了。丞相李斯觉得皇帝死在外面，怕诸公子争夺天下，也怕老百姓乘机起来造反，所以就对秦始皇的死保守秘密，没有发丧；并且把车子捂得严严的，假装秦始皇还坐在车上，急急忙忙地往咸阳赶路。

担任中车府令宦官赵高，为人狡诈阴险，他曾经教胡亥学过法律，算是胡亥的老师。他很希望胡亥能够继承皇位，所以就拿着秦始皇的遗嘱和传国玉玺〔xǐ〕对胡亥说：“你父亲死的时候，单单只留下了遗嘱给你大哥扶苏。你大哥一回到咸阳，就要继承皇位，到时候，你却一点地位也没有，这怎么好呢?”胡亥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我父亲没有留下分封儿子的遗嘱，我有什么可说的呢?”赵高说：“今天的大权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李斯三个人手里。我们想个办法把皇位抢过来，由你来继承好不好?”

胡亥本来就有野心，经赵高一怂恿，就决定夺取他大哥扶苏的皇位。他们把丞相李斯找来，三个人在一起商量篡夺皇位的事情。李斯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事业中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起初他不同意赵高和胡亥的阴谋。可是后来一想，要是真的不同意他们这样做，一怕自己会丢掉官职，二怕会要遭胡亥他们的陷害，丢掉性命，所以他架不住赵高又是威胁又是利诱，最后终于上了圈套，和胡亥、赵高结成了一伙。他们三个人偷偷毁掉秦始皇的遗嘱，假造了一封叫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自杀的遗嘱，派亲信使者送了出去。

扶苏接到赵高他们假造的遗嘱以后，也不分辨是真是假，哭了一阵，就真的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被赵高派去的使者抓起来，关进监牢里弄死了。

使者回去把情况一报告，胡亥、赵高、李斯都很高兴。他们急急忙忙地赶回咸阳，公布了秦始皇逝世的消息，拥立胡亥继位，称为二世皇帝。胡亥自然十分感激赵高，更加信任赵高，封赵高做郎中令的大官，叫他在自己身边帮着出主意。

胡亥做了二世皇帝以后，生怕自己篡夺皇位的事情泄露出去，就和赵高合谋，开始屠杀自己的哥哥、姐姐和大臣。除了已经被逼自杀了的大哥扶苏，胡亥还有二十几个哥哥和姐姐，胡亥都对他们下了毒手。蒙恬的弟弟蒙毅带兵在外驻防，胡亥也找个理由把他杀了。胡亥还下命令扩大阿房宫的建筑，花天酒地的尽情享受。胡亥还制定了比秦始皇更加残酷的刑法，老百姓批评一下朝政就要满门抄斩，偷偷议论一下时局就要杀头。凡是向老百姓催逼租税越多的官，就算是好官；对老百姓严刑拷打、动不动就杀人的官，被称为忠臣。

赵高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要一步步地窃取朝政人权。他觉得丞相李斯碍着他的手脚，就想出毒计来谋害李斯。赵高造谣说，李斯的儿子李由与当时的农民起义军有联系，又说李斯想谋篡皇位，用这两条罪名把李斯和他的全家杀了个精光。李斯一死，二世皇帝胡亥就拜赵高为丞相，国家大事全都交给他去处理。

赵高窃取了朝政大权以后，生怕还有一些大臣不服。有一天，他特地牵着一只鹿到朝堂上来，当着许多大臣的面，指着鹿对二世皇帝说：“我找到了一匹好马，特地牵来献给陛下。”二世皇帝一看，认得那是一只鹿，他就笑着对赵高说：“丞相真会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装着很不高兴的样子说：“这是我花了很大气力搜罗来的一匹好马，怎么会是鹿呢?各位大臣都在这里，陛下叫他们说说，这到底是鹿还是马?”大臣们一听，心想赵高又要搞什么鬼了。那些胆小怕事不敢得罪赵高的人，赶快争着回答说：“是马!是马!还是一匹好马!”一些不肯昧着良心说话但又怕死的人，装聋作哑，一言不发。少数几个大胆而又正直的人则说：“这是鹿，不是马。”赵高暗暗地记下了说是鹿的那几个人，没过几天，就假借罪名，把他们都给杀了。从此以后，朝廷上的大小官员都很害怕赵高，赵高说东，他们就不敢说西；赵高说是黑的，他们就不敢说是白的。二世皇帝看到大臣们都很害怕赵高，再想想赵高对付李斯等人的残酷手段，也禁不住捏着一把汗，他也害怕起赵高来了。赵高指鹿为马的最终目的，是要箝制二世，压制大臣，为他自己谋篡皇位做准备。

不久，反对秦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爆发了，秦朝的统治摇摇欲坠。赵高找个机会，派自已的心腹杀了二世皇帝。可是他怕大臣们不服，终于没有敢自己即位做皇帝，而是把二世皇帝的侄儿子婴抬出来继承了皇位。子婴即位以后，不甘心做傀儡，他找自己的心腹太监韩谈商量，把赵高骗进宫去杀了，并且灭了他的三族。

第二十章大泽乡起义

就在胡亥夺取皇位的那一年，即公元前209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这就是由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战争。

陈胜又叫陈涉，是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人。吴广又叫吴叔，是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人。陈胜年轻的时候，给地主家做雇农，受尽了剥削和压迫。有一天，陈胜和他的伙伴们在地头歇晌，陈胜又诉起苦来了。他诉说了一阵以后，慷慨激昂地对大伙儿说：“苟富贵，勿相忘。”这意思是：咱们将来谁要是得了富贵，可别忘了今天的穷朋友啊!大伙儿听他这么说，禁不住都笑着回答：“你给人家当雇农，连锄头犁耙都不是你自己的，哪儿来的富贵呀?”陈胜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嗟乎，燕雀安知鸿鹄〔hú〕之志哉！”这意思是：躲在屋檐下的燕子和小麻雀，怎么会懂得鸿雁和天鹅的远大志向呢?

陈胜对自己的遭遇一直愤愤不平，可更不幸的事情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和吴广以及其他的穷苦农民，一共九百个人被秦二世征发去渔阳驻防。渔阳就是现在北京市郊的密云县，在遥远的北方，离陈胜、吴广的家乡有好几千里路。这九百人被征集到一起以后，陈胜、吴广被指定为屯长，由两名身佩利剑的恶狠狠的军官押送，没日没夜地拼命向渔阳的方向赶路，生怕误了规定的日期。

那时候正是夏天，雨水比较多。他们走到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西南）的时候，正赶上天下大雨。大泽乡靠近淮河的支流浍河，地势低洼，大水淹了道，没法走了。他们只好停下来，等天晴了再走。按照秦朝的法律，叫你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你就得按时到达，误了日期，就要杀头。陈胜、吴广计算一下，估计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期到达渔阳，已经犯下了杀头之罪。

古代士兵像陈胜、吴广商量怎么办。陈胜说：“如今要是逃走，给抓回去也是死；起来造反，夺不到天下，顶多也是死。与其等死，还不如为争夺天下而死呢!”吴广问：“造反怎么个造法呢?”陈胜说：“天下的老百姓吃秦朝的苦头已经吃够了。听说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按理轮不到他做皇帝，应当做皇帝的是他的大哥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常常劝他老子不要多杀人，他老子一生气。就把他派到蒙恬那里去带兵守长城。如今听说二世已经无缘无故地杀了他。老百姓只听说扶苏是个贤人，并不知道他被害的消息。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曾经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又很爱护士兵。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在楚国灭亡的时候逃走了，咱们楚国人很想念他。如今要是咱们假借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反对二世，准定会有许多人起来响应的。”

吴广认为陈胜说得很有道理，两个人商量了一阵子。当时人们很迷信，想要号召群众起来造反，除了假借扶苏和项燕的名义以外，还得利用装神弄鬼一类的办法，取得群众的信任。他们决定试试看。

第二天，伙夫上街买鱼回来，剖开一条大鱼的时候，在鱼肚子里发现一块绸子，绸子上用朱砂写着“陈胜王”三个大字。这可是一件新鲜事儿，大伙儿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认为这是老天爷的旨意，原来陈胜是个真命天子呀!

到了晚上，忽然有人看到破庙那边的草木丛中，闪烁着忽明忽灭的鬼火，并且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狐狸的叫声：“大楚兴，陈胜王，大楚兴，陈胜王”。这事也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又害怕，又奇怪。狐狸怎么会说人话?莫非这狐狸是个狐仙，也知道陈胜是个真命天子，向人们报信来了！

第二天清早起来，大伙儿都指指点点地来看陈胜，越看越觉得他的确长得与众不同，是个真命天子的相貌呢。

陈胜、吴广利用迷信，居然在群众中造成了当领袖人物的舆论。吴广平日的人缘最好，大伙儿都能跟他合得来，愿意为他奔走效劳。他和陈胜带领了一大帮人，乘着押送他们的军官喝醉了酒，故意跑去要求军官放他们回家。军官一听，又急又气，先打了吴广几鞭子，接着又拔出剑来要杀吴广。大伙儿一拥而上，帮助吴广抵抗军官。吴广倚仗人多势众，一个箭步窜上前去，夺过军官手中的剑，一剑把军官刺死了。陈胜乘机把另一个军官打翻在地，也一剑结果了他的性命。

陈胜、吴广杀死了军官，大伙儿扬眉吐气，感到十分痛快。陈胜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大声地说：“弟兄们!咱们遇上了大雨，已经不能如期赶到渔阳了。按照法律，误期的就要杀头。即使万一能够饶了咱们的命，可是屯驻边防的人，到头来十有六七都是要死的。反正是个死，男子汉大丈夫不死则已，死就得有个名堂。那些骑在咱们脖子上的王侯将相，难道都是生来有种的!?”大伙儿听了陈胜的话，都大声说：“对！对！我们听您的!”

陈胜、吴广看到大伙儿都很齐心，就决定立即起义。他们派一部分人上山砍伐树木、竹竿作为武器；派一部分人用泥土垒个平台，作为起义誓师的地方；还做了一面大旗，旗上绣了一个大大的“楚”字。

一切都准备好了，陈胜、吴广领导着大伙儿脱下一只衣袖，露出右臂宣誓。他们俩顺应广大老百姓拥护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心情，假称奉了扶苏、项燕的号令起兵。大伙儿公推陈胜、吴广做首领。陈胜叫人把两个军官的脑袋割下来祭旗，他宣布自己的称号是将军，封吴广为都尉。九百个人的起义队伍一下子就攻占了大泽乡。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的消息很快传开，附近穷苦的老百姓扛着锄头、铁耙、扁担，纷纷赶来加入起义军，起义军一下就壮大了好几倍。陈胜、吴广带着起义军从大泽乡出发，一举攻克蕲县。接着，陈胜派葛婴带领一支队伍，攻下了蕲县以东的五座县城。打到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的时候，起义军已经发展到拥有六七百辆战车、一千多名骑兵、几万名步兵的大部队。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陈县。陈胜在陈县建号称王，国号“张楚”，就是要张大楚国的意思。

陈胜称王以后，派吴广率领一部分军队去攻打荣阳（今河南省荣阳县），派周文率领另一部分军队去攻打秦朝的京城咸阳，还派了另外一些人带兵去打其他地方。

这时候，许多吃够了秦朝残暴统治苦头的百姓，纷纷起来杀死郡县的官吏，响应陈胜的起义。同时，也有一部分在秦朝统治下不得志的地主分子和六国的旧贵族，乘机起兵反秦。他们有的投到陈胜名下，有的自立称号，使得反秦的烈火越烧越旺，也使得战争形势越来越复杂。

被陈胜派去攻打咸阳的周文，曾经在楚将项燕手下做过事，懂得点军事，作战也很勇敢。他率领的军队一路上势如破竹，打下了许多地方，沿途还招收了不少兵马，最后一直打到了离咸阳只有一百多里的地方（今陕西省临潼县境内）。秦二世听说起义军打到京城边上了，慌了手脚，赶快派大将章邯，把修建骊山陵墓的几十万人武装起来，向起义军反扑。周文作战虽然很勇敢，可惜他的队伍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缺乏训练，经不起打硬仗的考验。同时，六国旧贵族又都纷纷称王或在农民军中捣乱，牵制了起义军的力量，结果周文的军队被章邯打败，周文被迫自杀。

由吴广率领去进攻荥阳〔荥xíng〕的那支队伍，一时间打不下荥阳。吴广的部下田臧，因为与吴广意见不合，竟然假借陈胜的命令杀害了吴广。田臧派一部分人继续围攻荥阳，他自己带兵去迎击打败了周文的秦将章邯，结果战败身死。

章部接连打败周文、田臧以后，又派兵来进攻起义军的大本营陈县。陈胜已经把兵马全都派出去了，手下只留下了很小的一支军队。在秦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陈胜只好带着队伍放弃陈县，向东南退却。退到下城父（今安徽省蒙城县西北）这个地方，他的车夫庄贾〔读gǔ〕竟然背叛农民起义军，把陈胜暗杀了，去向秦军投降。

陈胜被害以后，起义军将领吕臣率领一支由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从新阳（今安徽省太和县西北）攻入陈县，捉住叛徒庄贾，杀了他。不久，秦军又进攻陈县，吕臣战败，农民起义军失败了。

项羽破釜沉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楚将项燕的儿子项梁、孙子项羽也在会稽〔kuài jī〕郡起兵。

项梁和项羽是叔侄俩，他们是下乡地方人。项羽从小死了父母，是靠叔叔项梁抚养长大的。项羽身材魁梧，力气大得惊人，连千斤重的大鼎也能扛得起来，可就是不喜欢学习。他小时候，叔叔项梁教他念书，他念了几天就不想念了，又教他学剑，他学了一阵子也撂下了。项梁很生气，骂他没有出息。项羽却反驳说：“念书写字，顶多记记姓名罢了；剑术学好了，顶多也只能敌得一个两个人。我要学的是那种敌得过成千上万人的真本领。”项梁听项羽这么说，认为侄子胸有大志，很是高兴，就教项羽学习兵法，告诉他这就是能战胜千万人的真本领。可巧这时候项梁因为打死了人，犯了法，叔侄俩逃亡到会稽郡的吴中地方，隐居下来。

项梁很善于结交朋友，碰到人家有婚丧喜庆的大事，他都赶去帮忙，因此吴中人都很喜欢他。他就趁此机会，把宾客和子弟组织起来，学兵练武，准备为楚国报仇。

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游会稽，渡浙江，大队人马威风凛凛地经过吴中地方。许多人跑去看热闹，项梁和项羽也夹在人群里头。当秦始皇的队伍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项羽感慨地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谁都可以代替他!”项梁吓得赶快捂住项羽的嘴，悄悄警告说：“你别胡言乱语，被别人告发了是要灭门的呀!”

就在这一年，秦始皇在回咸阳途中去世了。第二年，二世皇帝继位，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项梁看到为楚国报仇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和项羽杀掉会稽郡守殷通，召集吴中地方的八千子弟兵，起兵反秦。

过了不久，有消息说，陈胜被秦将章邯打败。项梁赶快带着八千子弟兵渡江北进，乘虚攻打章邯的后方。他们很快打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县）地方。一些零散的反秦队伍，如陈婴、英布、吕臣，蒲将军等率领的武装，都投靠到项梁的队伍里来，项梁很快就拥有了六、七万人的队伍。

项梁的队伍正在胜利进军，却传来了陈胜被害的消息。在这个紧急关头，项梁在薛城召开各路起义军的会议，商量要公推一个起义军的首领。这时候，有个七十来岁的老头子名叫范增的赶来献计，他对项梁说：“秦灭六国，楚国最冤枉，楚怀王受骗去秦国，一去不复返，死在秦国，楚国人至今还怀念着他。有人说，楚国即使只剩下了三户人家，推翻秦朝的也必定是楚国。您从江东起兵，短时间内很多人带兵前来会合，这都是因为人们看到您家世世代代做楚国的大将，认为您能够恢复楚国。您如果拥立楚怀王的后代为王，就一定能够号召更多的人。”

项梁觉得范增的话很有道理，就到处寻访楚怀王的后代，结果在民间的牧羊娃当中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就把他立为楚怀王。这消息传开以后，果然又有很多人赶来参加项梁的队伍。

项梁把楚怀王安置在盱台〔盱xū〕，自己继续带兵西进。他在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打败章邯，又在濮阳（今河南省滑县东北）东面大破秦军，接着又攻入定陶（今山东省菏泽县南）。这时候，原先齐、赵、燕、魏等国的旧贵族，也都在自己的土地上立了王，恢复了自己国家的名称，不再服从秦二世的统治。秦朝的天下眼看快要完蛋了。项梁命令项羽和不久前来投奔他的刘邦带兵急速西进。项羽和刘邦在雍丘（今河南省杞县）大破秦军，杀死了秦朝的大将李由。章邯看到形势危急，赶快请秦朝政府增派援军，乘着项梁得胜后骄傲自满、防备松弛的机会，偷袭定陶，杀死了项梁。项梁一死，起义军受到很大损失，项羽、刘邦、吕臣等只好后撤到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一带，采取守势。

章邯杀死项梁以后，把项羽、刘邦他们暂时撇开不管，渡过黄河，去进攻当时自称赵王的赵歇。赵王和他的谋臣张耳、陈余没有防备秦军的进攻，一战即溃，只好退到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固守。章邯派部将王离和涉閒（閒，在这里读问，不读闲）领兵包围巨鹿，他自己驻扎在巨鹿南边，接济王离和涉閒的军粮。

赵王被围困得有些顶不住了，赶快派人向楚怀王和其他几个称王的六国旧贵族求救。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封他为“卿子冠军”，叫他带着次将项羽、末将范增等北上救赵。

宋义带兵进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东）后，听说秦军势力强大，就驻扎下来不再往前走了。一停停了好些日子，急得项羽直跺脚，他跑去对宋义说：“如今秦军围困巨鹿，赵王他们的处境十分危急。我们应当赶快渡河向秦军发动古代战争图攻势，跟赵王他们来个内外夹攻。这样，秦军一定很快就会被我们打败，请您赶快发命令吧!”宋义慢吞吞地回答道：“你不懂得用兵的道理。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秦军，如今秦军正在攻打赵军，如果它打赢了，一定打得精疲力尽，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消灭它；如果它打不赢，我们正好乘机西进，一举推翻秦朝，所以我们不如看看再说。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比不上你；要说出谋划策，你可比不上我哩。”接着，宋义还特地下了一道命令说：“将士们打起仗来应当像虎狼那样凶猛，可谁要是不服从命令，一概都得砍头。”这明明就是警告像项羽这样的人，叫他们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

在这么一个卿子冠军统率之下，怎么能叫项羽服气?他的火暴性子终于发作了。一天早上，他冲进宋义住的营帐，一剑砍死了宋义，然后向全体将士宣布说：“宋义按兵不动，想要谋反，我奉怀王密令，已经把他杀了。”将士们听说杀了宋义，都说杀得对，并且一致推举项羽为“假上将军”，表示愿意服从他的指挥。于是项羽就派遣英布、蒲将军担任先锋，率领二万人渡过漳河，抢占对岸阵地。接着，他自己率领全部兵马渡过河去，解救巨鹿之围。

楚军全部渡过漳河以后，项羽命令每个士兵准备好三天的干粮，叫大家把渡河用的船全都凿沉了，把做饭用的釜（古代的一种锅）全都砸破了，然后率领人马向秦军阵地挺进。项羽用这种破釜沉舟的办法，来显示他有进无退、势必夺取胜利的信心和抉心。

项羽指挥楚军很快包围了王离的军队，同秦军展开了九次激烈的战斗。楚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以一当十，终于把秦军打得大败，杀死了秦将苏角，俘虏了王离，涉閒被打得走投无路，放火自焚而死；章邯带着残兵败将急忙后撤。巨鹿大战以楚军胜利秦军失败而结束。那些旧贵族派来的援军，看到项羽大获全胜，又是佩服，又是害怕。从此项羽就做了上将军，诸侯的军队都归他统率。

章邯率领残兵败将后退了几十里，派人到咸阳去讨救兵。当时，赵高正忙着篡权，故意避而不见，一个救兵也没有给。赵王的谋臣陈余看到章邯的狼狈相，乘机写信给章邯，劝他投降。章邯也愿意。楚军由于缺少粮草，不便与秦军长期相持下去，项羽就接受了章邯的投降。

巨鹿一战，项羽率领的楚军击溃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反秦战争的局势。

第二十一章刘邦约法三章

曾经和项羽在一起打雍丘、杀死秦将李由的刘邦，是沛县丰乡（今江苏省丰县）人，做过泗水亭长。亭是县下面最小的行政单位，十里一亭。由于押送民夫去建阿房宫，修骊山墓，刘邦多次去过咸阳。他亲眼看到秦始皇在咸阳街道上出巡的情景，十分羡慕地叹息说：“唉！男子汉大丈夫，应当取得天下，当上皇帝才威风啊!”

有一次，刘邦又押着一批民夫到骊山去。一路上，民夫不断开小差，刘邦估计到达骊山的时候，这一批人都会逃跑完了。一天夜里，他叫民夫们都吃饱了饭，喝足了酒，对大家说：“你们干脆都逃走吧！我也准备从此逃亡哩。”说罢，把民夫全给放了。有十几个壮丁看到刘邦如此仗义，不肯离开他，愿意跟他一块儿去逃亡。

他们一行人乘着黑夜往前逃走，进入一片沼泽地。走着，走着，前面探路的人突然跑了回来，吓得结结巴巴地说：“不……不……得了，前面路……路当中有……有一条大蛇！”刘邦这时候已经醉醺醺的，他乘着酒性说：“壮士走路，还怕什么蛇！”他拔出宝剑，壮着胆子，冲到大蛇跟前，一剑把蛇斩成了两段。壮丁们看到刘邦如此勇敢，更加佩服他了。

为了表示刘邦是“真命天子”，有人把他斩蛇的事情，加枝添叶地编成一段迷信故事，说：“刘邦斩蛇走了以后，有人经过斩蛇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婆婆，坐在死蛇旁边放声痛哭。那人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的儿子被人杀了，所以我哭。’又问：‘你的儿子被谁杀了?’她说：‘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他变化成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帝的儿子给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说完，老婆婆就不见了。”什么白帝赤帝，显然是编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刘邦了不起增加他的号召力，使得人们更加信服他，拥护他。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的时候，许多郡县的老百姓都杀死郡守县令，起兵响应。刘邦的老朋友、在沛县当文书的萧何和当监狱官的曹参〔参，人名念shēn〕，听说刘邦逃亡在外，打发刘邦的连襟樊哙把刘邦找了回来。几个人一商量，就杀了沛县县令，拥护刘邦做沛公，在沛县起兵反秦。

刘邦按照前面编造的“白帝赤帝”的故事，以赤帝的儿子自居。他派人做了许多赤色旗帜，绣上刘字，在沛县一带招兵买马，干了起来。没几天工夫，这支起义军就拥有二、三千人了。刘邦带着起义军在沛县一带活动了一阵子，觉得自己力量不足，需要找个靠山，就带着人马到薛城投奔了项梁，开始和项羽并肩作战。

项梁在定陶被章邯打败牺牲以后，楚怀王命令项羽北上救赵，派刘邦带兵西进，攻打咸阳。楚怀王还和诸将约定，谁先打进咸阳、平定关中的，就封他在关中做王。

刘邦的军队打到高阳，有个叫郦食其〔lì yì jī〕的读书人来投奔他。刘邦平日不喜欢读书人，派人回绝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不见儒生。”郦食其生气了，他对管事的人说：“你给我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事的人赶快进去报告，于是刘邦就把郦食其请进去了。当时刘邦正在洗脚，没有站起来迎接。郦食其向刘邦作了一个揖，劈头就问：“你究竟要不要推翻秦朝，夺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刘邦听了，赶快趿〔tā〕上鞋，站起来给郦食其赔礼让座。郦食其看到刘邦挺能接受意见，就贡献了一条重要的计策，建议刘邦去进攻陈留。刘邦采纳了这个意见，带兵打下了陈留，结果得到许多粮食，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

接着，刘邦的军队向西南进军，打到了南阳郡，把那里的重要城市宛城包围了三层，逼得南阳郡的郡守想要自杀。后来刘邦采纳别人的意见，引诱南阳郡守投降，并且封他做了殷侯。这种手段很有效。从此，刘邦的军队所到之处，秦军纷纷投降。刘邦的军队顺利地向咸阳推进。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刘邦进到了武关。赵高杀了秦二世，派人来接洽投降的事，条件是要让赵高做关中王。刘邦没有答应，而赵高不久也被秦王子婴杀死。十月，刘邦打到咸阳附近的霸上。秦王子婴看到大势已去，就乘了素车白马，带着代表国家政权的玉玺，还在自己的脖子上套根绳子表示有罪，亲自到霸上向刘邦投降。刘邦派人把子婴看管起来，自己带着兵马进了咸阳。

咸阳的阿房宫真是个迷人的地方，刘邦一进到里面，就被金碧辉煌的宫殿，价值连城的珠宝迷住了。他真想住在里面不出来了。樊哙、张良再三劝说，叫他不要贪图眼前的享受，应当以打天下的大事为重，六国的旧贵族都在向咸阳打来，可得认真对付，千万大意不得。刘邦一听很对，马上派人封了贮藏金银财宝的库房，带兵回到霸上。他派人去把守函谷关，阻挡六国旧贵族进入关中。

过了几天，刘邦召集各县有威望的父老豪杰到霸上，告诉大家说：“你们已经吃足了秦朝的苦头，什么诽谤一下朝政就要满门抄斩啦，偷输议论一下时势就要杀头啦，这种法律实在太残暴了。现在我只和大家约法三章：第一，杀人的要偿命；第二，打伤人的要判罪；第三，偷盗的要判罪。除了这三条，其余秦朝的法律一概废除。我是替父老们除害来的，决不坑害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害怕，也希望大家回去把我的话转告给百姓们!”

老百姓听说沛公刘邦如此宽大仁慈，也都很高兴。他们争先恐后地拿着牛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士兵。刘邦再三辞谢说：“仓库里有的是粮食，乡亲们千万别破费了。”老百姓看到刘邦这样爱护他们，自然更高兴。他们都希望刘邦能够永远在关中做王，代替秦朝的统治。

鸿门宴项羽在巨鹿大战中打败章邯，接受章邯投降以后，听说刘邦已经进了咸阳，这可把他气炸了。他觉得自己功劳比刘邦大，本领比刘邦强，本应该先进咸阳，当关中王。他赶快率领大队人马直奔函谷关而来，很快就打到了新丰鸿门地方，离开刘邦所在的霸上只有四十里路了。

当时项羽的军队拥有四十万人，刘邦只有十万人，项羽想要消灭刘邦是很容易的事。项羽的军师、被项羽尊称为“亚父”的范增建议说：“刘邦在东边家乡的时候，又贪财，又欢喜美女，如今进关以后，财物和美女都不要了，我看他的野心不小，恐怕想要跟大王争夺天下，您不如趁早下手，除了他算了。”项羽正在考虑，还没有做出决定，刘邦手下的左司马曹无伤偷偷派人来给项羽送信说：“刘邦想要在关中做王，他准备拜秦王子婴做相国，把秦朝皇宫里的一切珍宝都占为己有。”项羽听了这个消息。火冒三丈，他决定第二天一早派兵去攻打霸上，消灭刘邦。

项羽的决定，惊动了他的另一个叔父项伯。项伯和刘邦手下的张良是好朋友，他生怕明天打起仗来会伤害张良，就连夜赶到刘邦军营里去通知张良，叫张良赶快逃走。张良说：“我是特地送沛公进关来的，现在他有危险，我只顾自己逃走，太不讲义气了，我得去向他告别一下。”

张良把项伯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了刘邦。刘邦一听着了慌，连声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张良问刘邦说：“大王估计一下，咱们的军队能挡得住项王的进攻吗?”刘邦沉默了一下，愁眉苦脸地说：“我看挡不住啊！这怎么好呢?”张良说：“那您可以请项伯帮帮忙，叫他在项王面前给求求情。”刘邦叫张良赶快把项伯请进来，摆上酒席，热情招待。刘邦低声下气地对项伯说：“我自从进关以来，什么东西都不敢动一下，只是登记了官民的户籍，查封了秦朝的仓库，日日夜夜盼望项王到来。我派些军队把守关口，也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决没有抗御项王的意思。请您务必在项王面前替我美言几句，请项王不要听信谣言。”为了结交项伯，刘邦还当场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项伯的儿子，两人结成儿女亲家。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请托，并嘱咐刘邦第二天清早到项羽大营里去谢罪，然后他连夜赶回了鸿门。

古兵铜器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一百来个人赶到鸿门，当面向项羽谢罪。刘邦装作十分诚恳地对项羽说：“当初我和将军一起攻打秦朝，您在河北作战。我在河南作战。我自己也没有料想到能够先打进美中，攻破咸阳，今天又在这里和将军见面。听说有些小人在将军面前造谣中伤，挑拨将军和我的关系，希望将军不要听信这些谣言。”

项羽是个直性人，他看刘邦这样谦虚，心头的怒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他立刻改变语气，毫不在意地说：“这都是你那里的曹无伤派人来说的，要不，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项羽叫人摆上酒席，宴请刘邦，表示和好。宴会上，项羽和项伯坐在主位，亚父范增在旁边作陪，刘邦坐在客位，张良在旁边作陪。项羽举杯劝刘邦喝酒，态度越来越和气。

亚父范增一再地给项羽丢眼色，并且三次举起身上佩带的玉玦〔jué〕作暗示，请项羽赶快下决心杀掉刘邦。项羽默不作声，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范增急了，借个机会出去，把项羽的堂兄弟项庄找来，吩咐他说：“项王的心不够狠，始终下不了杀刘邦的决心。你进去拿敬酒作为理由，舞剑助兴，趁机杀了刘邦。否则，你们这些人都会落在刘邦手里。”项庄真的进去给刘邦敬酒，敬完酒以后说：“今天项王请沛公喝酒，我给大家舞一会儿剑，热闹热闹吧!”说完就舞起剑来。他那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越舞越近，直逼刘邦，吓得刘邦身上直冒冷汗。

项伯看到项庄不怀好意，生怕他的亲家刘邦吃亏，他也拨出宝剑说：“一个人舞剑没有意思，两个人对舞才热闹。”说完，占了刘邦面前的那块地盘，也舞起剑来。项庄的剑逼向刘邦的时候，项伯就用自己的身体掩护刘邦，使项庄下不了手。

张良看到形势非常危急，找个机会溜出去，对樊哙说：“宴会上形势不妙，项庄拔剑起舞，看样子想对沛公下毒手。”樊哙听了跳起来说：“那还了得，我去!”说完，他带着宝剑和盾牌，撞倒了几个拦阻他的卫兵，气呼呼的冲了进去。

项羽看到冷不丁的冲进来一个人，赶快一手按剑，十分紧张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张良赶快上前一步，替樊哙回答说：“他是沛公的车夫樊哙，大概在外面等久了，肚子饿了。”项羽用眼光打量了一下樊哙，见他长得虎头虎脑的，便用赞叹的口气说：“好一个壮士!赏他一斗酒，一只肘子。”底下的人就给了樊哙一斗酒，一只生肘子。樊哙站着一口气喝完了洒，然后把盾牌往地上一放，把肘子放在盾牌上，蹲下身子，用宝剑割着生肘子吃。项羽觉得这人挺可爱，问他说：“你还能喝酒吗?”樊哙粗声粗气地说：“我死都不怕，还怕喝酒!想当年秦王凶暴得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杀不完，处罚人唯恐不够重，所以逼得天下的人都起来造反。楚怀王跟诸将约定：谁先打败秦军，进入咸阳，谁就做王。如今沛公先打进了咸阳，他可什么东西也没有拿，只是封了宫室库房，驻兵霸上，等待大王到来。像他这样劳苦功高的人，大王不但没有给他什么封赏，反倒听信小人的挑拨，想要杀他。这不是学秦王的样子吗?我认为大王真不应当这样做。”

项羽对樊哙的这一顿责备，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他只是说：“请坐，请坐。”樊哙一屁股坐在张良旁边，一只手紧紧地按着宝剑。项伯看到形势已经缓和，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项庄看到没法再下手，只好收起宝剑，站在项羽身边。

刘邦这才镇定了下来，他假装要上厕所，赶紧出去了。张良和樊哙也跟了出去。刘邦想要溜回霸上，又怕没有告辞，失了礼数。樊哙说：“干大事业的人，不必拘泥于这种小节，如今他们的刀尖对着咱们，还跟他们讲什么礼数。”说着，推过车子来，催刘邦马上走。刘邦只得把张良留了下来，叫他去向项羽表示谢意。张良问：“大王带来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白璧一双，是献给项王的；玉杯两只，是送给亚父的。刚才项王发脾气，我没有敢献上去，你就代我送去吧!”刘邦又怕项羽派兵来追，决定把车子留在鸿门，他自己骑上一匹马，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四个人，拿着宝剑和盾牌，跟随他步行抄小路从骊山脚下赶回霸上。因为这条小路只有二十里，比走大路要近一半。刘邦还再三叮嘱张良，估计等他们回到霸上的时候，才进去向项羽告辞。

刘邦等人一溜小跑回到霸上，进入军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曹无伤抓来杀了。

张良在外边等了好一阵子，估计刘邦他们已经到达霸上军营，就进去对项羽说：“沛公的酒量小，已经喝醉了，不能亲自来向大王辞行。他临行交给我白壁一双，嘱咐我敬献给大王；玉杯两只，是送给亚父的。”项羽问：“沛公现在何处?”张良说：“沛公听说大王有意要找他的差错，不敢在此久留，已经早走一步，估计现在已经回到霸上军营了。”项羽听说刘邦已经走了，就收下白璧，放在案上。范增气鼓鼓地接过玉杯，扔在地上，用宝剑把它劈了，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说：“唉!项王太幼稚，真不值得替他出主意。将来与项王争夺天下的，必定是刘邦这家伙，我们都等着做俘虏吧！”

韩信拜大将鸿门宴之后不久，项羽也率领军队进入咸阳，他和刘邦的做法截然不同。不但杀了秦王子婴和秦国的贵族、官吏，还放火烧了阿房宫，掳掠了许多金银财宝和妇女，然后离开咸阳东归。项羽的所作所为，使秦人大失所望。人们拿项羽和刘邦相比，觉得项羽野蛮残暴，刘邦宽厚仁慈。他们宁愿让刘邦来做新王朝的统治者。

秦朝已经灭亡，刘邦的势力暂时还比不上项羽，项羽成了唯一能够号令天下的人。项羽想自立为王，就不得不先封别人做王。他封刘邦为汉王，封秦朝的降将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为塞王。还有一些起义的将领和六国旧贵族也都给封了王，总共封了十八个王。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凌驾于十八个王之上，建都于彭城。当时人民渴望统一，项羽的分封，违反了人民的愿望，是一种倒行逆施的行为，也是他后来彻底失败的根本原因。

刘邦被封为汉王，只统辖着汉中、巴蜀等四十一个县，地方比较偏僻，不好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刘邦想要跟项羽较量一番，可是力量相差太远。萧何又再三劝阻，叫刘邦不要拿鸡蛋往石头上去碰。

古代铜器在鸿门宴上帮了大忙的张良，这时候要回到韩国老家去。他劝刘邦要有耐心，不要性急，要设法蒙骗住项羽，偷偷地准备力量，以便出奇制胜，一举打败项羽，夺取天下。他教给刘邦蒙骗项羽的办法是：公开地烧掉从关中通向汉中的栈道，向项羽表示自己安于汉中这个偏僻的地区，决不再向东去跟项羽争夺地盘，实际上则在汉中和巴蜀招兵买马，积极准备东进。

刘邦手下的士兵并不理解这一番计谋，他们看到栈道被烧毁，以为归路断绝了，都感到十分恐慌。有的整天唱着家乡的民歌，表示怀念家乡的心情；有的干脆不辞而别，开了小差；连担任治粟都尉的韩信，也开了小差，偷偷逃走了。

韩信是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年轻时候家里很穷，经常连饭都吃不上，只好东求西告地向人家要一点吃的。有一次，他挎着宝剑在街上走，一个恶少拦住他说：“你敢用剑杀了我吗?不敢，你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不跟他计较，就从他胯下钻过去了。恶少和周围人哈哈大笑，说他是胆小鬼。项梁起兵反秦，韩信带着仅有的一把宝剑去投奔，在项梁手下当了一名小兵。项梁战死以后，韩信又跟着项羽做了郎中的小官。他曾几次给项羽贡献计策，项羽都没有采用。韩信一气之下，离开项羽，投奔到了刘邦门下。刘邦也没有发现韩信是个人才，只是叫他做了个治粟都尉的官，负责经办粮草一类的事情。

最早跟着刘邦起兵的萧何，却是个善于识别人才的人。他曾经找韩信谈过几次话，发现韩信是个了不起的将才，正准备找机会向刘邦推荐。可是还没有等萧何推荐，韩信却以为刘邦不肯重用他，就在一个晚上，背着宝剑，偷偷地逃走了。

萧何听说韩信逃走了，很是惋惜。他来不及向刘邦说一声，立刻骑上一匹快马，乘着月色，亲自去追赶韩信。

韩信匆匆忙忙地出走，道路不熟，又找不到人问路，正在山谷中徘徊。他借着月色，看见远远的一个人骑着快马追来，吓了一跳，赶快没命似地向前飞跑。萧何看清楚前面使劲奔跑的那个人，正是自己要追赶的韩信，就大声呼喊：“韩壮士!请停一停!韩壮士!请停一停!”韩信听出来是萧何的声音，他知道萧何很赏识自己的才能，就停了下来。萧何赶快下了马，拉着韩信的手，急急地说：“韩壮士，你不能走!汉王是重视人才的，只要我向汉王一说，他准会重用你。请你不要性急，稍等几天!”

韩信看萧何真心想推荐他，就放弃了逃走的打算，跟着萧何回来了。

当萧何追韩信的时候，有些人一传两传的传错了，说萧何也开了小差。这一下可急坏了刘邦，他像失去了左右手一样，急得饭也吃不下了。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责问他：“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萧何回答说：“我追逃走的人去了。”刘邦问：“你去追谁?”萧何说：“我追韩信。”刘邦满不在乎地说：“将士逃亡的很多，别人你都不追，为什么单单去追韩信?他不就是钻裤裆的那小子吗?”萧何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大王不可小瞧他。别的将士容易得到，像韩信这样的人却找不到第二个。大王如果只想在汉中做王，韩信的确用处不大，如果想要争夺天下，像韩信这样的人才万万不能缺少。”刘邦叹一口气说：“唉!我当然要争夺天下!我怎么能在这穷乡僻壤呆一辈子呢?”萧何说：“大王既然想打天下，那就应当重用韩信。您能用他，他就会留在这里；您不用他，他早晚会走的。”刘邦说：“照你这样说，我就用他做将军。”萧何说：“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做个将军太屈才了。”刘邦说：“那我拜他为大将好不好?”萧何说：“那太好了。”

于是，刘邦打发人去把韩信叫来，说要拜他为大将。萧何听了赶紧制止说：“大王平日对人不讲礼数，今天拜大将可不能像平日那样，随随便便把人叫来。您如果真心实意要拜韩信为大将，就应当选定一个好日子，吃三天素食，然后筑坛拜将。这样才显出您爱护人才的诚意。”刘邦认为萧何说得有理，就真的照着实行，举行了一个十分隆重的仪式，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被拜为大将之后，觉得自己施展才能的时候到了。他给刘邦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韩信认为能够与刘邦争夺天下的只有项羽一人。项羽虽然勇猛，但是不会用人，对别人表面上很仁慈，其实很吝啬，更严重的是他失掉了民心，老百姓都很怨恨他。要打败项羽并不难，只要反其道而行之就行。韩信建议刘邦要放手任用勇敢善战的人，得到胜利以后，要把城邑土地封赏给有功之人。更重要的是要努力争取民心，把老百姓拉到自己这边来。韩信给刘邦贡献具体的策略说：“被项羽分封在关中地区的三个秦朝降将，即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原先帮助秦始皇镇压老百姓，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人，可以先拿这三个人开刀，然后再往东去跟项羽争锋，夺取天下。”

韩信对形势的分析很是中肯。刘邦听后高兴极了，他觉得对韩信真是相见恨晚，决定立即照着韩信的话，东进去跟项羽争夺天下。

四面楚歌汉王刘邦听从韩信的计谋，从巴蜀出发，打败雍王章邯、翟王董翳，塞王司马欣，并吞了他们的封地，独霸关中，并趁着项羽去平定齐国旧贵族叛乱的机会，向东进军，于公元前205年夏天，占领了霸王项羽的都城彭城。

项羽听到这一消息，连忙亲率三万精兵，回救彭城。经过几次战斗，项羽打败刘邦，收复了彭城。刘邦的几十万大军，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也不少，连刘邦的父亲太公、夫人吕氏也都做了俘虏。刘邦自己仅仅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到荣阳、成皋（今河南省巩县东）一带地方，才站住脚跟，重新集结队伍。

不久，霸王项羽来进攻荣阳。刘邦刚刚吃了大败仗，队伍又缺乏粮草，派人向项羽求和。项羽知道自己的后方还不稳定，想要同意讲和。亚父范增出来反对，他对项羽说：“彻底消灭刘邦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意讲和，放过他，将来一定会后悔。”项羽认为范增说得对，就派兵围攻荣阳。

刘邦见求和不成，就采用了陈平的反间计，挑拨项羽和范增的关系。项羽派使者到刘邦军营中去办交涉，陈平先叫人大摆酒席，准备宴请使者。等到使者快要坐席的时候，陈平突然出场，故意装作惊讶的样子说：“哎呀!差点弄错了，我还以为是亚父派来的使者，却原来是项王的使者!”说着，叫人把酒席撤了下去，端来一些粗糙的食物给使者吃。使者回去向项羽一报告，项羽对范增产生了怀疑，以为他私通汉王，就剥夺了他一部分权力。

范增见项羽中了刘邦的反间计，生气极了。他对项羽说：“如今天下大事已定，大王自己好好干吧。我已经老了，请您放我回家养老去吧!”项羽一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听范增说要走，觉得耳朵边少一个人啰嗦也好，就同意了，派了几个士兵护送范增回家。范增本想一心辅佐项羽夺取天下，现在却落得个告老回家。他觉得自己的一番心意全都白费了，很是伤心，在路上得了病，背上长了个毒疮，没过几天就死了。

范增一死，霸王少了个出主意的人，虽然凭实力他还能打败汉王，可是要论斗智，他却不是汉王的对手。

汉王刘邦见霸王围住荣阳不退，就采用纪信的计谋，叫纪信在晚上坐着汉王的车子，带着两千名披甲的妇女，打开泶阳东门出走，吸引楚军；汉王自己带着几十名骑兵从西门突围，逃往成皋去了。

公元前203年，霸王进攻成皋。汉王从成皋北门逃走。霸王占领成皋。这时候，汉王派去进攻魏、燕、赵等地的韩信却打得很顺利，占领了大片土地。汉王还要彭越的军队在霸王的后方骚扰，截断霸王军队的粮草供应。霸王被迫回兵去打彭越。汉王刘邦乘机反攻，收复了成皋，进军到广武。

霸王刚从彭越手中收复一些地方，听说成皋被汉王夺去，急忙又回头来对付汉王。他也进军到达广武，跟汉军隔着一条溪涧扎下营寨。霸王向汉王挑战，要跟汉王单独厮杀。汉王不敢正面应战，却在阵前数落霸王，把霸王骂了一顿。霸王大怒。埋伏的弓箭手向汉王放箭，一箭射中了汉王的胸口。汉王怕军心动摇，偷偷地拔出箭，弯腰摸摸脚趾说：“好小子，这一箭射中了我的脚趾!”他下令汉军守住阵地，自己退到成皋养伤去了。

这时候，韩信和灌婴又在齐地大败楚军，彭越也在梁地袭击楚军，截断楚军的粮道。霸王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汉王派人来讲和，条件是：霸王把汉王的父亲太公、夫人吕氏放回；楚汉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属汉，以东属楚。霸王同意了这种“楚河汉界”的划分，放了刘太公和吕氏，收兵东归。

汉王见霸王退兵，也想往西回到关中去养伤。张良、陈平建议说：“如今咱们已经占有大半个天下，诸侯都已经归附咱们。楚霸王兵疲粮尽，不乘此机会把他消灭，等于放虎归山，留下后患。”汉王采纳这一建议，撕毁和约，派兵追赶楚霸王，并且派人去通知韩信、英布、彭越，叫他们配合作战，答应在胜利之后，把临淄、淮南、大梁这几大块地方分封给他们。

公元前202年年末。汉王刘邦和韩信、英布、彭越等会师追击项羽。韩信在垓下（今安徽省灵璧县东南，垓gāi）设下十面埋伏，把楚霸王项羽引诱进来，予以重重包围。为了动摇楚军的军心，张良派人把会唱楚国民歌的人找来，叫他们到各营去教汉兵学唱楚歌。

到了晚上，霸王刚刚睡下，忽然听到四面汉军营里全都唱起了楚歌。他猛地坐了起来，惊骇地说：“难道刘邦已经把西楚全都打下来了?为什么汉营中有这么多楚人呢?”霸王闷闷不乐，再也睡不安稳了，只好起来喝酒解闷。夫人虞姬跟随霸王南征北战多年，见霸王不高兴，就过来劝解。霸王的那匹乌骓马，也在营帐外“萧一萧一”的嘶叫，像在劝霸王赶快冲杀出去。霸王叫人把马牵走，那马却怎么也不肯挪动一步，还是对着霸王的营帐不断嘶鸣。霸王心里难受极了，他情不自禁地唱起随口编成的歌曲来：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词的意思是：我自己空有一身力气和响亮的名望，可是时运不济，乌骓马也在为我抱不平，虞姬啊虞姬，我们可怎么办!虞姬听霸王唱得伤心，劝霸王千万不要把她放在心上，赶快突围出去要紧。霸王拉住虞姬的手，眼泪簌簌地掉下来，左右的几个人也都低着头哭泣，虞姬为了让霸王安心突围，趁霸王一转身的时候，抽出宝剑自杀了。霸王见虞姬已经死去，就带着剩下来的八百个江东子弟兵，趁着黑夜，骑马突围。

天一亮，汉军发现霸王已经突围，赶快派兵追赶。霸王渡过淮河，手下的八百人只剩下一百多人了。霸王想回到彭城，整顿兵马。卷土重来，可是走着走着迷了路，被汉兵追上了。他手下的人，又被冲散了一多半，只剩下二十八个人了。

霸王看看追上来的几千汉兵，再看看自己的二十八个子弟兵，觉得这一次是跑不了啦。他对二十八个子弟兵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了，经历过的大战有七十多次，从来没有失败过，终于霸有天下，如今到了这个地步，那是天数，并不是我不会打仗。今天我活不成了，但是我还要打三阵，胜三阵，冲破汉兵的包围，杀死他们的将军，砍倒他们的军旗，使大家知道是老天爷要我死，并不是我不会打仗。”说罢，他把二十八个人编成四队，分四个方向冲杀出去，约好冲过山的东面分三个地方会合。霸王大喝一声，冲在前面。他很快斩了一员汉将，接着又斩了汉军一个都尉，杀死杀伤汉军数百人，突出了重围，点点人数，二十八人又牺牲了二人。

霸王项羽带着二十六个人来到乌江（今安徽省和县东北乌江浦）边上，正赶上乌江亭长划着一只小船在那里等待。亭长对霸王说：“江东地方虽小，可方圆也有一千多里地，几十万人口，您还可以在那里称王。现在这里只有我这一条船，请您快上船渡过江去吧!汉军来了，找不到第二条船，就无法渡江追赶了。”霸王苦笑着对亭长说：“老天爷要我死，我还渡什么江!当年我带着江东子弟兵八千人，渡江往西去打天下，到如今没有一个活着跟我回去，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拥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们?”他指着自己的乌骓马对亭长说：“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我骑这匹马打天下已经五年多了。打起仗来，它只知道向前冲，决不往后退，它曾经驮着我一天跑一千里地。我不忍心杀死它，就把它送给你吧!”说完，霸王下了马，叫其他二十六人也下马，一起跟汉军短兵相接。

双方又厮杀了一阵，霸王手下的二十六个人全都阵亡了。霸王一个人杀死了汉军几百人，他自己也受了十几处伤。霸王一回头，看到汉军中的司马将军吕马童很面熟，就喊道：“这不是我的老乡吕马童吗?”吕马童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就指着霸王对汉军的另一个将军王翳说：“这位就是霸王。”霸王对吕马童说：“我听说汉王出了千斤黄金和封万户侯的赏格，购买我的头，现在我把这个好处送给你吧!”说完，拔出宝剑自杀了。死的时候他才三十一岁。

楚霸王项羽一死，刘邦得了天下，就正式称帝，建立了汉朝，历史上称他为汉高祖。解读大秦王朝

第二十二章秦始皇君临天下

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嬴政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整顿后宫，掌握大权嬴政十三岁的时候，就即位为秦王。因为他年幼，便由太后赵姬听政。国事都委任吕不韦，称为“仲父”。赵姬此时不到三十岁，耐不住深宫寂寞，便和吕不韦私通。宫娥彩女大都是太后的心腹，自然守口如瓶。嬴政还是少年，不知其中隐秘，所以两个人暗地往来，异常亲密。

渐渐地嬴政长大了，吕不韦害怕事情败露，私下找到嫪毐，任为舍人，并把他献给赵姬。吕不韦拔去嫪毐的须眉，冒充太监，入宫服侍赵姬。

从此赵姬与嫪毐在后宫朝夕贪欢，不久赵姬就怀孕了。嫪毐与赵姬密商，买通仆人，诈言居住在宫中会不利于母后，应该迁居避祸。嬴政不知有诈，就请母后迁往雍宫。从此母子不在一处，赵姬更加无所顾忌，连生两个男婴。嬴政都不知晓，反而在母亲的要求下，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他数千奴婢，食邑山阳。

古代兵器嫪毐威权日盛，私下与赵姬密谋，打算将他们的私生子，立为嗣王。但嫪毐毕竟是市井小人，难免会忘乎所以。有一天，他与大臣饮酒，喝得酩酊大醉，便起了口角，嫪毐叱骂说：“我是秦王的假父，你敢与我斗口?你难道有眼无珠，不识高下吗?”大臣不甘心受辱，便将这些话告诉了秦王。

嬴政长得蜂鼻长目，鹘膺豺声，本性刻薄少恩，听到有人说是自己的假父（即为继父），不禁愤怒异常，马上找人秘密调查这种事情。后来得到密报，说嫪毐本不是阉人，的确和太后有奸情，而且还有私生子。嬴政知道这些宫廷丑事之后愤怒不已，决定要惩治嫪毐。

嫪毐得知消息，不甘坐以待毙，便伪造诏书调发卫兵士卒对付秦王。两下交锋，嫪毐大败。嬴政下令将嫪毐五马分尸，又诛杀嫪毐的三族。派人搜查雍宫，杀死赵姬私生的二子。赵姬被驱往嫚阳宫拘禁起来。吕不韦因送假太监进宫伴太后，犯下欺君之罪，本当连坐，因念他侍奉先王有功，功罪相抵，免去相国职街，勒令他去河南乡下闲置。

吕不韦在河南住了一年多，山东各诸侯国，均遣使问讯，使者络绎不绝。这件事被秦王知道，嬴政为防他谋变，写信给吕不韦：“君与秦究有何功，得封国河南，食十万户?君与秦究属何亲，得号仲父?今可率领家属速徙蜀中，毋得逗留!”吕不韦看完书信，长叹数声，几乎泪下，想了又想，将来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就此自尽，免得受苦，便取了鸩酒，勉强吞下，顷刻间，毒发毕命。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嬴政大权在握，从此一心完成统一大业。之后，他陆续灭掉六国，统一华夏，那一年，正是公元前221年，嬴政38岁。

“皇帝”的起源秦王政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在秦国的神话里，有天皇、地皇，“皇”代表着光大辉煌，是天下了不起的神圣；而嬴政也很喜欢“帝”这个称号，因为天神的最高称号就是“帝”，嬴政就决定采用“皇帝”的称号。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全国统一了，该怎样来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呢?

在一次朝会上，丞相王绾对秦始皇说：“现在诸侯刚刚消灭，特别是燕、楚、齐三国离咸阳很远，不在那里封几个王不行，请皇上把几位皇子封到那里去。”

秦始皇要大臣议论一下，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说：“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封了不少诸侯。到后来，像冤家一样互相残杀，周天子也没法禁止。可见分封的办法不好，不如在全国设立郡县。”

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意。他决定废除分封制，改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面再分县。郡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国家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据说秦始皇每天看下面送来的奏章，要看120斤（那时的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不看完不休息。可见他的权力是多么集中了。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6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

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的文字也很不统一。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从那时候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叫做“书同文”。

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列国的尺寸、升斗、斤两的标准全不一样。从那时候起，又规定了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这样，各地的买卖交换也没有困难了。

长城下的战争与血泪秦始皇正在从事国内的改革，没想到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匈奴本来是我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战国后期，匈奴贵族趁北方的燕国、赵国衰落，一步步向南侵犯，黄河河套一带大片土地被夺了过去。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派大将蒙恬带领30万大军去抵抗，河套一带地区都收了回来，设置了44个县。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又征用民夫，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来，又新造了不少城墙。这样从西面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面的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连成一条万里长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建筑，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文明的象征。

后来，秦始皇又派出大军50万人，平定南方，添设了3个郡；第二年，蒙恬打败了匈奴，又添了一个郡。这样，全国总共有40个郡。

相传秦始皇修建长城时，有一对相亲相爱的恋人——孟姜女与范喜良。在他们新婚之际，范喜良被强征去修万里长城。丈夫被征走后长期没有音信，孟姜女思念丈夫心切，便万里跋涉，到长城工地为丈夫送寒衣。不料丈夫范喜良早已被繁重的劳役折磨而死。孟姜女悲痛欲绝，在长城边痛哭，一下子把长城哭倒了，就在倒塌的长城废墟下，孟姜女发现了丈夫的尸骸，万分悲痛的孟姜女也投海自杀了。至今，山海关下有孟姜女庙，庙中有楹联这样说：“秦皇安在哉，万里长城筑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铭贞。”

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因为开辟了国土，在咸阳宫里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许多大臣都赞颂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功绩。博士淳于越却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

这时候，李斯已经做了丞相。秦始皇想听听他的意见。

李斯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

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焚书”的命令。

第二年，有两个方士（一种用求神仙、炼仙丹骗钱的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

秦始皇大为恼火，再一查，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并且把那些犯禁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都埋了。

求仙入海当上了皇帝，就梦想着长生不老，结果却成了笑谈。

王者的共同爱好战国时代，燕人宋无忌、正伯侨和羡门高之流，装神弄鬼，自称能把灵魂从躯体里解脱出来，接近鬼神，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燕、齐沿海地区勃兴了一批传播神仙术的方士。他们喋喋不休地宣称，渤海中有三神仙，即蓬莱、方丈和瀛洲。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黄金和白银筑成的，住着长生的神仙、出产不死的奇药。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是对一些国君却很有诱惑力，当时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曾多次派人到大海中寻找，可是回来的人总是说，三神山遥望如云，船到跟前就沉入海底，可望而不可及。

徐福出海，定居日本秦始皇统一天下后，5次巡游，对东部沿海地区很感兴趣，这一方面是期望抚定原东方六国并对海外疆域有所开拓，但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也是其重要原因。抱着这样两个目的，他对那些能沟通人与神之间消息的方术之士十分信任。

徐福是齐人，也是一位方术之士，曾两次被派入海。就在秦始皇第一次巡游至海边时，他就不失时机地向秦始皇上书，向这位好大喜功的始皇帝描绘了一番三神仙的仙境。秦始皇一听自然动心，当即同意徐福的请求，让他带着童男童女几千人，入海去寻求仙人。

徐福一去就是好几年，自然是一无所获，花费又很大，他怕秦始皇问他的罪，就谎称蓬莱的仙药要得到并不难，可是在海上常常为大鲛鱼所苦，请求能派一些善使弓弩的人与他们一块儿去。经徐福这么一说，秦始皇真的做了一个梦，梦见与海神作战，海神是一个人的模样。询问占梦博士，博士说，水神是看不见的，它们幻化作人形。现在陛下祷祀周全，还碰上这种恶神，应当将他除去，这样就可以将善神请来。始皇一听还真相信了，立即派入海者带着捕大鱼的网具，自己还亲自带着连弩，等候射杀大鱼，船行使到之罘的时候，还真的让秦始皇射杀了一条大鱼。

徐福第二次出海，带着男女3000人以及五谷的种子，航行到一片平原广泽后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再也没有回来。现在有人认为，他是到了日本，并在那里定居。

国家政策因方士之言而定此后，秦始皇又接连派燕人卢生去求过羡门高之类的所谓仙人，又派韩众、侯公和石生向仙人求不死之药。这位卢生虽不闻其名，却是秦朝历史上的一位名人，也是一位是非之人，秦始皇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和坑儒的惨剧都与他有关。

卢生入海求仙，很快空手而归，他害怕皇帝对他惩罚，就对秦始皇说一些神鬼之事，弄得嬴政半信半疑。卢生还献上了一本图，上面有一句谶语：“亡秦者胡也。”

嬴政对此深信不疑，他认定这是预言将来匈奴要灭亡秦朝，就派将军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前去攻打匈奴。

此后，卢生继续为秦始皇求仙问药。又过了三年，卢生还是找不到，他就对嬴政说：“之所以找不到，一定是有人在背地里捣乱，您从此要隐蔽行踪，才能迎来真人。您居住的地方，如果让臣子知道了，那么神仙就不会来了。”

古代铜器嬴政对此仍是深信不疑，从此，他的行踪只有几个亲信的宦官知道。有一次，嬴政在山上，看见丞相李斯从山下经过，随从的车马很多，就很不高兴地说了几句。没想到，下次见到他的时候，发现李斯的随从少了很多。嬴政马上意识到身边有人暗中和李斯互通消息，泄漏自己的行踪。查了半天没查出结果，于是把那天在场的人全部杀死。从此以后，他的行踪就更加诡秘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可是仍然没有找到能够献给秦始皇的仙药。卢生担心自己会被皇帝杀掉，就暗地里散布皇帝的坏话，说他十分残暴，朝廷里没有人敢说真话。

在说了很多秦始皇的坏话之后，卢生、侯生就逃之夭夭了。秦始皇盛怒之下，就有了焚书坑儒的举动。博浪沙的暗杀暗杀行动的失败，却使他得遇奇人，成为一代名相。

耀武扬威秦始皇知道，他灭了六国，六国留下来的旧贵族随时都可能起来反对他。他下令把天下十二万户豪富人家一律搬到咸阳来住，这样好管住他们。他又把天下的兵器统统收集起来，除了给政府军队使用以外，都熔化了铸成十二个二十四万斤重的巨大铜人和一批大钟（一种乐器）。他以为兵器收完了，有人想造反也造不成了。

他还常常到各地去巡视，一来祭祀名山大川，要大臣们把颂扬他的话刻在山石上，好让后代的人都知道他的功绩；二来显示自己的威武，也叫六国贵族有所畏惧。

来自国恨家仇的暗杀公元前218年的春天，秦始皇又带了大队人马出去巡视。有一天，到了博浪沙（今河南原阳县），车队正在缓缓前进的时候，突然哗喇喇一声响，飞来个大铁锤，把秦始皇座车后面的副车砸得粉碎。

全部车队一下子都停了下来，武士们到处搜查，刺客已经逃走了。

秦始皇可真发火了，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在全国进行一次大搜查，一定要把那个行刺的人捉到。足足搜查了十天，没有查到，也只好算了。

这个行刺的人名叫张良。张良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韩国被灭的时候，张良还年轻。他变卖了家产离开了老家，到外面去结交英雄好汉，一心想替韩国报仇。

后来，他交上一个朋友，是个大力士。那个大力士使用的大铁锤，足足有一百二十斤重（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两个人商量好，准备在秦始皇出外巡游的时候刺杀他。

他们探听到，秦始皇要经过博浪沙，就预先在那有树林隐蔽的地方埋伏起来。等秦始皇的车队经过，大力士就把铁锤砸过去。哪儿知道这一锤砸得不准，只砸了一辆副车。

给别人穿鞋的好处张良失败以后，隐姓埋名，一直逃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总算躲过了秦朝官吏的搜查。他在下邳住了下来，一面钻研兵法，一面等候报仇的机会。

有一次，张良一个人出去散步，走到一座大桥上，看见一个老头儿，穿着一件粗布大褂，坐在桥头上。他一见张良过来，有意无意地把脚往后一缩，他的一只鞋子掉到桥下去了。

老头儿转过头来，很不客气地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把我的鞋子捡上来。”

张良很生气，可是再一看，人家毕竟是个老头儿，就勉强忍住了气，走到桥下，捡起那只鞋子，上来递给他。

谁知道那老头儿竟连接也不接，只把脚一伸，说：“给我穿上。”

张良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索性好人做到底，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把鞋子给他穿上。

那老头儿这才微徽一笑，站起来走了。

这一下真把张良愣住了，心想这老头儿可有点怪。他盯着老头儿的背影望着，看老头儿往哪儿去。

老头儿走不远，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小伙子不错呀，我很乐意教导你，过五天，天一亮，你到桥上再来见我吧。”

张良听他的口气，知道是个有来历的人，赶紧跪下答应。

第五天，张良一早起来，就赶到桥上去。谁知道一到那边，老头儿已经先到啦!他生气地对张良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就该早一点来，怎么反叫我等你呢?”

张良只好认错。那老头儿说：“去吧，再过五天，早一点儿来。”说完就走了。

又过了五天，张良一听见鸡叫，就跑到大桥那边。他还没走上桥，就见到那老头儿。

老头儿瞪了张良一眼说：“过五天再来吧。”

张良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到了第四天半夜，就赶到桥上，静静地等着天亮。

过了一会儿，只见那老头儿一步一步地迈过来了。他一见张良，露出慈祥的笑容说：“这才对了。”说罢，从袖里掏出一部书来交给张良，说：“回去好好地读，将来就大有作为了。”

张良再想问他，老头儿不再多讲，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等到天亮，张良趁着晨光，拿出书来一看，原来是部相传是周朝初年太公望编的《太公兵法》。

打那时候起，他就刻苦钻研兵法，后来成了一个有名的军事家。

沙丘的阴谋因为一己之私，造成了宫廷的血案，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第一任皇帝的谢幕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到东南一带去巡视。随他一起去的，有丞相李斯、宦官赵高。他的小儿子胡亥要求一起去。秦始皇平时挺喜欢他小儿子，就答应了。

秦始皇渡过钱塘江，到了会稽郡，再向北到了琅琊（今山东胶南县）。从冬季出发，一直到夏天才回来。回来的路上，他感到身子不舒服，在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南）病倒了。随从的医官给他看病、进药，都不见效。

到了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的时候，秦始皇病势越来越重。他知道病好不了，吩咐赵高说：“快写信给扶苏，叫他赶快回咸阳去。万一我好不了，叫他主办丧事。”

信写好了，还没来得及交给使者送出，秦始皇已经咽了气。

密不发丧丞相李斯跟赵高商量说：“这儿离咸阳还很远，不是一二天能赶到。万一皇上去世的消息传了开去，恐怕里里外外都会发生混乱。倒不如暂时保密，不要发丧，赶回咸阳再作处理。”

他们把秦始皇的尸体安放在车里，关上车门，放下窗帷子，外面什么人也看不见。随从的人除了胡亥、李斯、赵高和五六个内侍外，别的大臣全不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车队照常向咸阳进发，每到一个地方，文武百官都照常在车外奏事。

李斯叫赵高赶快派人把信送出去，叫公子扶苏赶回咸阳。赵高是胡亥的心腹，跟蒙恬一家有冤仇。他偷偷地跟胡亥商量，准备假传秦始皇的遗嘱，杀害扶苏，让胡亥继承皇位。胡亥当然求之不得，完全同意。

赵高知道要干这样的事，非跟李斯商量不可，就去找李斯说：“现在皇上的遗诏和玉玺都在胡亥手里，要决定哪个接替皇位，全凭我们两人一句话。您看怎么办?”

李斯吃了一惊，说：“您怎么说出这种亡国的话来?这可不是我们做臣子该议论的事啊!”

赵高说：“您别急。我先问您，您的才能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跟扶苏的关系比得上蒙恬吗?”

李斯愣了一会，才说：“我比不上他。”

赵高说：“要是扶苏做了皇帝，他一定拜蒙恬做丞相。到那时候，您只好回老家。这是明摆的事儿。公子胡亥心眼好，待人厚道。要是他做了皇帝，你我就一辈子受用不尽。您好好考虑考虑吧。”

经过赵高这么一说，李斯也怕让扶苏继承皇位以后，自己保不住丞相位置，就和赵高、胡亥合谋，假造了一份诏书给扶苏，说他在外不能立功，反而怨恨父皇，又说将军蒙恬和扶苏同谋，都该自杀，把兵权交给副将王离。

扶苏接到这封假诏书，哭泣着想自杀。蒙恬怀疑这封诏书是伪造的，要扶苏向秦始皇申诉。扶苏是个老实人，说：“既然父皇要我死，哪里还能再申诉?”说完就自杀了。

变臭的尸体赵高和李斯急急忙忙催着人马赶路。那时候，正是夏末秋初，天气还很炎热，没有多少日子，尸体已经腐烂，车子里散发出一阵阵臭味。

赵高派人去买了一大批咸鱼，叫大臣们在每辆车上放上一筐。车队的周围的咸鱼气味，把秦始皇尸体的臭味掩盖过去了。

他们到了咸阳，才宣布秦始皇死去的消息，举行丧葬，并且假传秦始皇的遗诏，由胡亥继承皇位。这就是秦二世。

血腥统治秦二世登基以来，没想到形成了一个黑暗的时代。

浓到极点的血腥味道古代人物画像公元前209年，胡亥登上了帝位，称二世皇帝，但他心中明白自己名不正言不顺，若想随心所欲地玩乐，还必须首先翦除异己，方可高枕无忧。宠臣赵高更是清楚这一点，倒也能直陈厉害。就此，赵高向秦二世献出了一套血腥味浓到极点的铁血政策，其内容是变换刑法，使法律更苛刻更严酷，让犯罪的人连坐受诛，乃至灭族；消灭大臣，疏远骨肉；使贫困的人富裕起来，使卑贱的人高贵起来；统统除掉始皇帝任命的大臣，换上自己的亲信。这条铁血政策得到了秦二世的认可，一场血腥屠杀随之展开。遭殃的大臣首先遭到杀害的是蒙氏兄弟。秦二世本想仍用蒙氏兄弟为将，可是赵高因早年犯罪受到蒙毅（蒙恬兄弟）制裁，怀恨在心，捏造说先帝早就想立胡亥为太子，只是因蒙毅谏阻才未立成，于是二世就打消了释放蒙恬的念头，并把蒙毅囚在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狱中。

铁血策略确定之后，二世遂决定先拿蒙氏兄弟开刀。他派御史曲宫到代郡监狱宣布蒙毅“罪状”，令蒙毅自杀。蒙毅据理力争，曲宫知道二世用意，不听蒙毅申辩，逼杀了蒙毅，二世又派使者到阳周逼蒙恬自杀，蒙恬希望进谏后再死，不允，最后仰天长叹，服药自杀。

蒙氏兄弟死后，秦二世让赵高主管办案。赵高罗织罪名，大批朝臣被杀，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认为“将相不辱”，相继自尽。每位大臣含屈而死，往往还要连及一串亲友，就是担任宫廷警卫的亲近侍臣三郎官也无辜受害。屠戮中，赵高乘机安插亲信，兄弟赵成任中车府令，女婿阎乐为咸阳县令，其他如御史、谒者、侍中等要职，多更换为赵氏人。秦二世毫无心机，以为赵高安置的亲信，就是自己的亲信。因此赵高如何安排，他根本不在意。

手足无情在这一场屠戮当中，最惨烈的要算秦二世的骨肉兄弟和同胞姐妹了。一次，在咸阳市上，二世的12个兄弟同时被砍头，腔血喷射，触目惊心。又一次，在杜邮（今陕西咸阳东）的刑场上，二世的6个兄弟和10个姐妹同时被活活辗死，血肉狼藉，惨不忍睹。公子将间三人，平时行为十分谨慎，一时编造不出罪名，就把他们囚在内宫，诸公子大都被杀以后，赵高派使者对他们说：“你们不像臣子，论处死刑，行刑官马上就来执行。”

崩溃的边缘李斯害怕丢官失禄，于是就阿谀奉承，写了一篇《行督责之术》的文章，作为良策上呈二世（督是督察，责是治罪，行督责之术就是用督察治罪的权术来对付臣民。）李斯把督责之术提到极端重要和万能的地步，要二世高度集中权力，独断专行，用深罚重刑控制臣民，实行极端残酷的血腥统治政策。二世见书大喜，不禁拍案称奇，于是严督重责，峻刑酷法。本来秦律就相当严苛，经二世变本加厉，更为凶恶，刑徒塞满道途，每天都杀人无数。

严刑峻法之外，秦二世为修富筑室，役使民夫，横征暴敛。其中最大的工程，就是继续修建秦始皇来完成的阿房宫，此外还继续修筑直道、驰道、骊山墓和各项土木工程。又调征5万精兵屯卫咸阳，演习射猎。命各地郡县向咸阳转运粮草，转运者自带食物，不得食用咸阳300里内的谷物。赋敛日趋沉重，徭役越来越多，这样肆无忌惮的狂征滥调，民力枯竭，渐渐地就使国家到了无人可征的程度。

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残酷的统治，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怨声载道当初，秦始皇为了抵抗匈奴，建造长城，发兵30万，征集了民夫几十万；为了开发南方，动员了军民30万。他又用70万囚犯，动工建造一座巨大豪华的阿房宫。到了二世即位，从各地征调了几十万囚犯和民佚，大规模修造秦始皇的陵墓。这座坟开得很大很深，把大量的铜熔化了灌下去铸地基，上面盖了石室、墓道和墓穴。二世又叫工匠在大坟里挖成江河湖海的样子，灌上了水银，然后把秦始皇葬在那里。

安葬完了，为了防备将来可能有人盗墓，还叫工匠在墓穴里装了杀人的设备，最后竟残酷地把所有造墓的工匠全都埋在墓道里，不让一个人出来。

大坟没完工，二世和赵高又继续建造阿房宫。那时候，全国人口不过2000万，前前后后被征发去筑长城、守岭南、修阿房宫、造大坟和别的劳役合起来差不多有二三百万人，耗费了不知多少人力财力，逼得百姓怨声载道。

一个下人的鸿鹄之志公元前209年，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的地方官派了两个军官，押着900名民伕送到渔阳（今北京市密云西南）去防守。军官从这批壮丁当中挑了两个个儿大、办事能干的人当屯长，叫他们管理其他的人。这两个人一个叫陈胜，阳城人，是个给人当长工的；一个叫吴广，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是个贫苦农民。

陈胜年轻时候，就是个有志气的人。他跟别的长工一块儿给地主种田，心里常常想，我年轻力壮，为什么这样成年累月地给别人做牛做马呢，总有一天，我也要干点大事业出来。

有一次，他跟伙伴们在田边休息，对伙伴们说：“咱们将来富贵了，可别忘了老朋友啊!”

大伙儿听了好笑，说：“你给人家卖力气种地，哪儿来的富贵呢?”

陈胜叹口气，自言自语说：“唉，燕雀怎么会懂得鸿鹄的志向呢!”

为了躲避死亡的反抗陈胜和吴广本来不相识，后来当了民夫，碰在一块儿，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只怕误了日期，天天急着往北赶路。

到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的时候，正赶上连天大雨，水淹了道，没法通行。他们只好扎了营，停留下来，准备天一放晴再上路。

秦朝的法令很严酷，被征发的民佚如果误了期，就要被杀头。大伙儿看看雨下个不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陈胜偷偷跟吴广商量：“这儿离渔阳还有几千里，怎么也赶不上限期了，难道我们就白白地去送死吗?”

吴广说：“那怎么行，咱们开小差逃吧。”

陈胜说：“开小差被抓回来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一样是死，不如起来造反，就是死了也比送死强。老百姓吃秦朝的苦也吃够了。听说二世是个小儿子，本来就轮不到他做皇帝，该登基的是扶苏，大家都同情他，还有，楚国的大将项燕，立过大功，大家都知道他是条好汉，现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要是咱们借着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号召天下，楚地的人一定会来响应我们。”

鱼腹藏书，野狐夜嚎吴广完全赞成陈胜的主张。为了让大伙儿相信他们，他们利用当时人们大多迷信鬼神，想出了一些计策。他们拿了一块白绸条，用朱砂在上面写上“陈胜王”三个大字，把它塞在一条人家网起来的鱼肚子里。兵士们买了鱼回去，剖开了鱼，发现了这块绸子上面的字，十分惊奇。

到了午夜，吴广又偷偷地跑到营房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点起篝火，装作狐狸叫，兵士听了，更是又惊又害怕。

第二天，大伙儿看到陈胜，都在背后点点戳戳地议论着这些奇怪的事，加上陈胜平日待人和气，就更加尊敬陈胜了。

揭竿而起有一天，两个军官喝醉了酒。吴广故意跑去激怒军官，跟他们说，反正误了期，还是让大家散伙回去吧。那军官果然大怒，拿起军棍责打吴广，还拔出宝剑来威吓他，吴广夺过剑来顺手刺死了那个军官，陈胜也赶上去，把另一个军官杀了。

古代帝王图陈胜把兵士们召集起来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白白去送死，死也要死得有个名堂。王侯将相，难道是命里注定的吗!”

大伙儿一齐高喊说：“对呀，我们听您的!”

陈胜叫弟兄们搭个台，做了一面大旗。旗上写了一个斗大的“楚”字。大伙对天起誓，同心协力，推翻秦朝。他们公推陈胜、吴广为首领。九百条好汉一下子就把大泽乡占领了。临近的农民听到这个消息，都拿出粮食来慰劳他们，青年们纷纷拿着锄头、铁耙到营里来投军。人多了，没有刀枪和旗子，他们就砍了许多木棒做刀枪，削了竹子做旗竿。就这样，陈胜、吴广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支农民起义军。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揭竿而起”。

起义军打下了陈县（今河南淮阳）。陈胜召集陈县父老商量。大家说：“将军替天下百姓报仇，征伐暴虐的秦国，这样大的功劳，应该称王。”

陈胜就被拥戴称了王，国号叫做“张楚”。没事人似的皇帝陈胜、吴广毅然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不长时间，反抗秦朝统治的武装斗争就遍布了关东各地。

昏庸的秦二世接到报告，宁肯信其无，不肯信其有。于是，大臣们都尽说些“好话”。有一次，他召见博士们讨论此事，有人主张“发兵镇压反叛”，二世却不承认有“反叛”，当然也不肯“发兵”。后补博士叔孙通见二世是一个喜欢听好话的昏君，就说：“他们说的都不对，现在天下合为一家，拆掉了城防，销毁了兵器，明主在上，法令在下，臣民奉职，四方安定，哪里还有敢造反的!陈胜等人不过是一群狗盗鼠窃之徒而已，何足挂齿，地方正在逮捕归案，陛下无须多虑。”

二世听了这番话，称赞叔孙通答得好。接着，又让博士们重新一一回答，有的回答是“造反”，有的回答是“盗贼”。回答盗贼的没事儿，凡是回答造反的，一律以“不应该这样说”的罪名下吏查办。二世赏赐叔孙通一套衣服，20匹帛，并任命他为正式博士官。这样一来，官吏们就滑了，从不以真情实况汇报，总是说些“群盗结伙抢劫，郡县正在追捕，现大都落网，不值得担忧。”二世一听，立即喜形于色。从此不管形势多么严重，二世皇帝一直一无所知。

李斯之死当初李斯和赵高一起玩弄阴谋，如今却被赵高谋害。

赵高设计胡亥凡事只跟赵高商量，引起李斯的不满。赵高听说后，便对李斯说，关东地区的盗贼很多，可皇帝现在却急于征派更多的老百姓去服役，为他建造阿房宫，再就是弄些狗马之类的无用之物来享乐。他说自己想劝胡亥不要这样，但因为自己的地位很低贱，说了恐怕也没用。他问李斯身为丞相，明明有责任劝谏皇帝，却为什么无动于衷。李斯听了赵高的话，以为他是真心的，就称赞赵高讲得对。说自己一直想劝劝皇帝，只因皇帝总是不上朝，住在深宫里，自己想说，却没有人为自己传话，想见皇帝，也没有人为自己通报。赵高见李斯上钩了，就说如果李斯真的能去劝劝皇帝，一定找机会让皇帝见他。

李斯上当一天，胡亥在宫中饮酒作乐，宫女们在乐曲中翩翩起舞。赵高见胡亥玩兴正浓，就派人对李斯说：“皇帝正说起你，现在正是跟他说话的时候。”

李斯哪里知道这是计，马上到宫门口求见。胡亥此时根本就没有心思见他，只让李斯在宫门口干等着。李斯等不到皇帝的召见，急了，一连求见了三次，结果把胡亥给惹恼了。胡亥说：“我平时闲着的时候，丞相不来，现在倒来烦我，是看我年轻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赵高见机会来了，就在一旁挑拨，说：“看起来情况不妙。当初沙丘之谋，李斯也有一份功劳。现在陛下当了皇帝，可李斯本来就是丞相，没有更高的官给他做了。想来他大概是要陛下划一块地方给他，让他做个诸侯王吧!”见胡亥听得很仔细，赵高又火上浇油，说：“有些事皇帝不问我，我也不敢说什么。丞相的长子李由，是三川郡的郡守。盗贼陈胜和丞相李斯都是楚地人，他们的家乡离得很近，所以那里的盗贼才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活动，经过三川郡时，李由也不派兵清剿。我听说他们有书信来往，只是不知道具体讲些什么，因此不敢向皇帝报告。朝廷的事都是由丞相掌管的，他的权力比皇帝还大呢!”

听了赵高的话，胡亥马上派人调查李由通盗的罪状。李斯怀疑是赵高在搞鬼，就上书胡亥，说赵高有谋反的意图，提醒胡亥防备。胡亥根本不相信，反而把这件事告诉了赵高。赵高就对胡亥说：“丞相现在只担心我一个人了。哪一天他如果把我杀掉了，就可以篡夺皇帝的权力了。”

从此，胡亥不再信任李斯了。

李斯之死李斯被关进了监狱，这才后悔当初在沙丘跟赵高一起玩弄阴谋，把胡亥扶上皇位。现在，眼看着秦朝江山在起义军的打击下随时都可能崩溃，自己尽心竭力辅助始皇帝开创的事业行将付诸东流，自己又身陷囹圄，他感到无限的凄凉。

在赵高的严刑逼供下，李斯经不住残酷的折磨，终于屈打成招，承认自己谋反。不过，他还是怀有一线希望。想想自己为秦朝立下的功劳，又确实未曾谋反，他多么盼望二世皇帝会给自己一个申辩的机会。他以为，凭着自己的好口才，也许能使胡亥回心转意。想到这些，李斯就在狱中上书二世皇帝，历数了自己的七条“罪状”，其实都是正话反说，为自己评功摆好。他满怀希望把信交给狱吏，信却落到了赵高手里。这样的结果，李斯本应该想得到的，可他就偏偏没有想到。他对赵高的阴险毒辣，还是没有充分认识。

父子刑场相见赵高扣压了李斯的上书，还派人对他说：“囚犯哪里还有上书的权利!”此后，赵高又先后十几次派自己的亲信去提审李斯，却冒充是胡亥派去复审案子的官员。可李斯总是信以为真，每次提审，都诉说自己是如何冤枉，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酷刑，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承认谋反。后来，他再也不敢喊冤了。一天，当胡亥真的派人来复审他的案子时，李斯竟误以为又是赵高在捣鬼，一口承认自己阴谋造反。胡亥看了李斯的口供，庆幸地对赵高说：“要不是你，我差点就被李斯蒙骗了!”

随后，胡亥派往三川郡调查李由谋反的官员也回来了。这位官员人还未到三川郡，三川郡就被项梁攻陷了，李由也被项梁杀掉了。赵高把这件事瞒过了胡亥，又编造了李由谋反的假证据，拿去给胡亥看。胡亥看了，对此深信不疑。

这一年的七月，李斯被判处死刑。行刑的那一天，与李斯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父子相见，李斯说：“我想再跟你一起，牵着黄毛猎狗，去家乡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猎逐狡兔，可那样的日子还会有吗?”说完，父子俩一起痛哭，然后一起被处以腰斩。李斯的父族、母族和妻族，也都被胡亥和赵高诛杀了。

第二十三章项梁、项羽起兵

项羽小时候就已经立下鸿鹄之志。

“彼可取而代之”

项羽出身于楚国的将门，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他的叔父为项梁，项梁在家乡杀了人，为躲避仇家复仇，带着项羽躲到吴中（今江苏苏州）。

在吴中，项梁很得人心。当地有大工程，或婚丧大礼，经常请项梁主持。项梁则按兵法来调遣众人，暗中观察各人的表现。

项羽从小跟着项梁，但很让项梁失望。教他识字，可没识多少，就不肯再学了。教他习剑，也没练多久，也放弃了。见他如此没有恒心，项梁很生气，忿忿地责骂他。他却说：“识字，只要能够记记姓名就可以了；习剑，那是逞匹夫之勇；要学，就学指挥千军万马的本领。”

项梁无奈，就教他学习兵法。项羽大喜，但是，刚学了个大概，又不学了。

有一年，秦始皇东巡到会稽，渡浙江。那一天，项梁带着项羽去看热闹。只见远处人马浩荡，始皇帝车被华盖，备极尊贵。项羽不禁心驰神往，脱口而出：“那个人，我可以取而代之!”

古代铜器话刚一出口，项梁大惊失色，连忙上前用手捂住项羽的嘴，“说话可要小心!这可是要灭族的!”项梁压低了声音对项羽说。从此以后，项梁对项羽另眼相看了，觉得他并不简单。那时项羽已经长得又高又大，而且力能举鼎，人也极有才气，一望而知其不同凡响。吴中地方的青年才俊，对项羽都十分敬畏。

宣布起义公元前209年9月，会稽郡郡守殷通召见项梁，要同他共举大计，响应陈胜起义，还说要拜梁和另一个名叫桓楚的人为将军。对殷通这个人，项梁是极不信任的，他对殷通说：“桓楚现逃亡在外，除了项羽，谁都不知他躲藏在哪里。”说完，他请求暂时告退，跑到府外，让等在那里的项羽做好准备，然后，他折回府中，对殷通说：“请召项羽入府，命令他去找桓楚来。”

项羽身佩利剑，应召入府，他刚在殷通面前站定，项梁就向他使了个眼色，说：“可以了。”项羽于是猛然抽剑向前，剑光闪过，殷通已经人头落地，随即，项梁夺过了郡守印绶佩带在身，又提了殷通的脑袋。

此时，府中上下乱成一团，惊慌失措。项羽乘机挥剑砍杀，马上就有数百人倒在血泊之中。其他的人见状，吓得扑倒在地，丝毫不敢动弹。

镇服了郡守府，项梁立刻召集豪杰，细说事情的经过，并宣布起义。吴中豪杰们纷纷表示支持。于是，项梁一举收服了吴中的秦军，又派人收服了郡中各县的秦军，组成了一支拥有八千精兵的起义部队。部队的各级军官，则都由他平日结交的豪杰担任。有一个人，平时跟项梁的交情也不错，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他问项梁这是为什么。项梁对他说，有一次主持丧礼，派他管一件事，他却没做好，所以不能任用他。众豪杰这才明白，平时项梁分派他们做事，原来是在考察他们的能力。大家心里更佩服他了。他们一致推举项梁为郡守，项羽为副将。那一年，项羽24岁。

刘邦的天赐姻缘一个近似于无赖的人，却成为了日后称霸天下的君主。

想要成为皇帝的小吏秦末，刘邦曾经担任过他所在的沛县的泗水亭长的职务。亭长在当时是个很小的官，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所长的职务。刘邦充其量就是一个秦朝的微不足道的小吏。

刘邦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在家中排行老三，没有任何强有力的人物当靠山，他也未曾钻研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肚子里更没有什么墨水。由于没有封建社会里长子所肩负的重担，他有足够的闲暇时间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同时他又是一个厌恶种田劳作的人。因此，就连他的父亲都对他有些瞧不起，嫌他浪荡不羁，认定他将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父亲的意见在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故此全家人都瞧不起他。

然而，虽然在生活上不拘小节，可刘邦却有着远大的志向。曾经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秦始皇浩浩荡荡出行的样子，威风凛凛的帝王排场深深地震撼了他，于是，刘邦由衷感慨，有朝一日成为像秦始皇这样的大丈夫，享受这样的豪华排场，才不枉来人世一遭。

身无分文却声称万钱这样一个为家人所鄙视，为邻里所不耻的人，却有着很好的桃花运，能娶到别人梦寐以求的妻子。

刘邦的原配妻子姓吕名雉，是当时距沛县不远的单文县一个望族——吕公的女儿。吕公与沛县县令的私人感情不错，也曾到沛县避过一阵的风头，后来便在沛县大摆宴席，以此来表示对县令和沛县人的谢意。当时，吕公委托一个叫萧何的人来主办宴会。由于前来给宴会捧场的人太多，其中也不乏鱼目混杂之辈，所以萧何宣布，贺礼不满一千钱的人，只能坐在堂下，只有贺礼在一千钱以上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堂内，被奉为贵宾。萧何用这样的方法来区分宾客的贵贱。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那些想骗吃骗喝的人来捣乱。

刘邦身无分文，却宣称带了万钱的贺礼前来赴宴。他这样大大咧咧地往门口一站，顿时被周围人耻笑，可在内堂的吕公听说有人未带分文却敢言万钱，心中好奇，当下出门亲自来迎接。却未料善于算卦相面之术的吕公一见到刘邦，马上惊为天人，只见面前这农民模样的壮年男子，高鼻梁长脖子，长相异于常人。吕公由此判断，刘邦他日必飞黄腾达，富贵万分。于是，欣然携刘邦之手，邀其赴宴。周围人见此景连连称奇，倒也都艳羡起刘邦的好命来。

天作之合然而，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酒过三旬，吕公一直在用独特的眼神打量着刘邦。宴会过后，吕公就下定了决心，不顾妻子的强烈反对，向刘邦表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他为妻。此时的刘邦已经四十三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听吕公说要把女儿嫁给自己，如坠云中，飘飘然起来，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美事啊!当下，刘邦迎娶吕雉回家。这吕雉正是日后驰骋汉朝宫廷的吕后。

吕雉的家境与刘邦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而且吕雉颇有几分姿色，也是当时附近县城里青年们争相献殷勤的对象，就是岁数大了点，嫁给刘邦之时已经是二十八岁的老姑娘了。为什么她嫁人这么晚呢?不是因为吕公舍不得女儿，而是吕雉自己的心气儿特别高，看不上寻常普通百姓。这样高不成低不就的，就熬成了老姑娘。或许，这也是姻缘天注定吧，刘邦、吕雉这对大龄青年，注定要等候长久的时间，直至对方出现才能婚配，这样一来，四十三岁的刘邦与二十八岁的吕雉，也可称得上是天作之合了。

刘邦头上的祥云刘邦在担任泗水亭长时，曾带领所管辖的刑徒逃走，躲藏在砀山之中。砀山地形险峻，易守难攻，更不容易被人找到隐蔽的藏身之处。可吕雉却能轻而易举地找到他，刘邦问她原因是什么，吕雉笑着回答说，刘邦藏身之处，上方总有五彩祥云飘拂，按照云气所指引的位置，就可找到刘邦等人的藏身地点。这样的事，真是神了，莫非刘邦真的是人中之龙吗?

其实，这样的故事，仅仅是传说，但也是政治的需要。刘邦从一个不务正业的农民发迹，无势无权，更没有强大的财力基础做后盾。他要是想号召众人起事，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舆论支持。编造出这样的神话来，是需要勇气的。刘邦正是有这种勇气，造出舆论声势，从而震慑了百姓，笼络了人心。后来，他的谋士、亲属们纷纷传播这个神话，使更多迷信的人们相信了他是龙的传人，命中注定要做天子。结果，人们纷纷赶来投靠他，使他领导的起义队伍不断地壮大。

斩蛇起义刘邦真的是龙的化身，命中注定要得天下吗？

亡命天涯秦朝末年，刘邦当了秦朝的一个小吏，负责押送一群刑徒到骊山去修皇陵。大家都知道，去修皇陵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差事，就是不被累死，到了最后也得被活埋。这种差事有谁愿意去干呢?刑徒们都不情愿，纷纷逃亡。刘邦虽然是负责押送的人，但是他深深知道工匠们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的乡亲，自己又怎么忍心让他们去送死呢?所以面对这种情况，他动了侠义之心，默许他们逃走，毫不阻拦。等到快到骊山的时候，他带的人都快跑光了。按照秦朝的律法，如果犯人工匠逃跑了，负责押送的人也要被处死，刘邦一想，现在自己带的人都跑了，自己再到骊山去也等于是去送死一样。所以，当他们走到丰邑西面的大泽里时，刘邦借酒壮胆，干脆把剩下还没来得及跑的刑徒都给放了，让他们去自寻生路，他自己也开始准备亡命天涯。留下的这些刑徒一路上深受刘邦的照顾，这时见刘邦为了救自己这些人，不惜犯下杀头的大罪，都很感动，指天发誓愿意一直追随刘邦。于是，刘邦就带着他们连夜逃离了大泽里。

酒醉之后斩白蛇这一行人在黑夜中跌跌撞撞的奔逃着，大家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是谁也不敢停下来，生怕身后有追兵追上来。这时，被刘邦派到前面开路的一个人忽然惊恐万分地跑回来，害怕的连话都说不清了，等了半天，刘邦才听清那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说：“前面有一条水桶那么粗的大白蛇横在路中央，前进不了了，赶快绕路吧!”刘邦这时有酒壮胆，再加上赶夜路赶的浑身发热，就觉得一股豪气从胸中涌出，他拔出剑来，大声说：“我们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连死都不怕，又岂能怕蛇?我倒要看看谁敢阻拦我的去路?”二话不说，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就冲上前去。走了没多久，果然看到一条大白蛇盘在路中央，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而且雾气弥漫，还有阵阵腥气飘过，令人不禁作呕。刘邦大喝一声，奋起挥剑就向白蛇砍去，跟在他身边的人都不禁吓得惊呼出声。生怕白蛇被惊醒过来，进行反击，但是这时的刘邦如有神助一般，好像忽然间变得力大无穷，一剑下去就将白蛇拦腰斩为两段，腥红的血喷了他一身。两旁的人这时又不禁佩服地欢呼起来。斩蛇之后，没走出几里路，刘邦酒性发作，一头倒在路边，昏沉沉地睡了起来。

真命天子跟随后面的刑徒们走到刘邦斩蛇的地方时，忽然看到小路上凭空出现了一个老婆婆的身影，这个老婆婆一出现就嚎啕大哭。大家就问她怎么了。老婆婆悲伤地说：“我儿子是白帝之子，他不该私自下凡间闲游啊!他睡中变化成蛇，哪知道挡了赤帝之子的去路，就被人家杀了!”

听了老婆婆的话，大家开始只当是她胡言乱语。可奇怪的是，等众人走了几步再回头看时，那老婆婆却不见了，就连地上被斩成两段的白蛇也不见了。于是刑徒们都惶恐起来，开始相信那老婆婆说的话是真的。

不久之后，刘邦酒醒了，听众人说了这件神奇诡秘的事，也隐约相信自己确实是命中大贵之人，从此更加坚定了他争霸天下，逐鹿群雄的万丈雄心壮志。

于是在这以后，民间就开始传说着刘邦是赤帝之子，是真命天子，是上天注定要来推翻秦朝统治的。许多人都相信了这话，都深信不疑的投入了刘邦的军队，心甘情愿的跟随他一起拼死杀场。

陈胜、吴广之死轰轰烈烈的起义，两名领袖却都死在属下的手里。

陈胜称王陈胜攻占了陈县，当地许多有名望、有财势的人，就来劝他称王。陈胜很高兴，请来张耳和陈馀，说要听听他俩的意见。张耳和陈馀对他说：“秦朝不仁不义，灭了别人的国家，对老百姓也很残暴。现在，陈将军万死不辞，起来造反，是要为天下人铲除暴政。可刚攻下陈县，就要坐地称王，这恐怕会使天下人都觉得将军私心重。望将军不要称王，迅速引兵西进，并派人复立六国。这样，将军多助，秦朝多敌。秦朝多敌，兵力势必分散。将军多助，兵力势必强劲。那就不必攻城略野，可以挥师长驱西进，消灭秦朝，占据咸阳，然后号令六国。六国亡而复兴，必然对将军感恩戴德，将军的帝业也就成功了。如果将军坐地称王，恐怕天下人未必会服从啊!”陈胜称王心切，并不听张耳、陈馀的劝告，最终还是在陈县称王了。

古代人物图那时，葛婴率起义军打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尚不知陈胜已经称王，就立了一个名叫襄疆的鲁国贵族后裔为王。后来听说陈胜已在陈县称王，葛婴就把襄疆杀了。

吴广之死陈胜以吴广为假王，率重兵进攻荥阳（今属河南）。然而，正当起义斗争深入发展时，吴广被其部将田臧杀死，这一事件给起义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吴广领兵攻荥阳时，另一位起义将领周文率十万义军直捣咸阳，因孤军深入，形势极为不利。数月后，终因寡不敌众，惨败于渑池（今属河南）。这时，秦王朝组织数十万军队，反击义军。

田臧等人见周文战败，秦军不久即至，荥阳迟迟未克，就准备分部分兵力牵制荥阳之敌，以大部分精兵迎击秦军。他们相互商议说：“今假王（吴广）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于是假借陈胜之命杀了吴广，献其首级于陈胜，“陈王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

有人认为，吴广之死与陈胜有关。陈胜为王后，任用亲信，妄杀故人，苛察臣属，使诸将士离心；与吴广的关系也不如初起义时那么融洽、默契。可以推测，田臧杀吴广得到了陈胜的默许。否则又何须“献首于陈王”?而砍掉陈胜左右臂的田臧，又怎能当令尹、为上将?

死于车夫之手陈胜在陈县称王，各地豪杰纷纷起来响应他。起义军所到之处，秦朝的郡县官吏不是望风而逃，就是开城投降。陈胜志得意满，越来越轻敌，也越来越骄横。博士孔鲋对他说：“兵法上讲，打仗要克敌制胜决不能侥幸于敌人不来进攻，而要靠自己的强大而不可战胜。陈胜王现在把胜利寄托于敌人不来进攻上，而不是去壮大自己的军队，如此下去，一旦军事上失利，就会一败涂地的。到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这样一番话，陈胜居然一句都听不进，还对孔鲋说：“这是我的军队，是胜是败，就不烦先生多虑了。”

对过去的朋友，陈胜也渐渐地不能容忍了。他在陈县称王不久，过去的一个穷哥们儿跑到陈县来扣响了宫门，大呼小叫地要见他，而且直呼其名。守宫的军官闻声而来，见这个乡下人这样不懂规矩，就要把他绑起来。后来听说是陈胜的穷哥儿们，才放过了他，只是说什么也不肯去向陈胜报告。这时，正好陈胜乘驾出宫，这个人就拦在道上兴奋地叫他的名字。陈胜一看是老朋友，就请他上车，带他进宫。车驾入宫，只见宫殿幽深，帷幔长挂，陈胜的这位穷哥儿们惊呆了，禁不住叹道：“真了不得!陈胜当了楚王，果然好威风啊!”这以后，陈胜就留他的这位穷哥儿们在宫里长住，算是信守了富贵而不忘老朋友的诺言。可是日子一长，这个朋友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矩，还到处跟人讲一些陈胜的往事。于是有人就报告陈胜，说：“大王的这位客人愚昧无知，专门讲大王从前在民间的事，讲得很不好听，有损大王的尊严。”陈胜听了大怒，丝毫不念旧情，竟然把这位穷哥儿们处死了。

那时，陈胜信任的都是些小人。将军们在外立了战功，往往因为那些小人们的几句谗言，就被处死了。将军田臧用阴谋杀死了吴广，陈胜还对田臧加官晋爵。渐渐地，朋友们都不告而别，将军们也不再忠于他了。后来，秦将章邯接连几仗大破起义军，进逼陈县。陈胜亲自督战，被打得大败。在撤退的途中，陈胜也得不到各路人马的支援，最后被他的车夫庄贾杀害了。

郦食其见刘邦真正的名士并不急于投靠谁，但是一旦寻找到自己的明主，就要抓住机会。

择枝而栖郦食其是陈留郡高阳县人，自幼好读书，但家贫落魄，只得以贱吏为职业，但他并未丧失自己的志向。秦末豪杰并起，郦食其从旁观察，发现尽是些胸襟狭隘，目光短浅之辈，不足以成大事。因此，他藏而不露，伺机而动。

后来，他听说沛公刘邦要从陈留经过，刘邦尚未抵达高阳之前，就派人寻访当地的贤士能人。郦食其知道刘邦非常人，这应该是自己实现理想，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郦食其就头戴儒冠前去拜见。刘邦平素游手好闲，未发达时是顽劣之徒，生平最厌恶只会摇头晃脑，背诵六经，不识时务，缺乏办事能力的儒生。结果，他一见郦食其头戴儒冠来访，就很厌烦，拒绝接见。后来，旁人介绍说，郦食其是个高阳洒徒，刘邦方才决定勉强一见。

舌头与刀郦食其见到刘邦时，只见沛公正坐在床上，让两个侍女替自己洗脚。郦食其进来后，只行了礼而不跪拜，劈头就问刘邦：“足下欲助秦攻诸侯平，且欲率诸侯而破秦平?”刘邦大怒：“天下共同苦秦久矣，何谓助攻诸侯乎?”郦食其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刘邦停止洗脚，整理好衣服，向郦食其道歉。

郦食其给刘邦献上的第一个策略是夺取战略要塞陈留城。当时适逢刘邦起义不久，他所率领的一群乌合之众不过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抗秦朝，无异于以卵击石、与虎谋皮。在郦食其看来，陈留城是天下枢纽，道路四通八达，城内又存有数千方石粮食，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刘邦能够拿下陈留城，在这里招兵买马，那么粮食充足，城墙坚固，进可攻，退可守，就能横行于天下了。在分析了这样的形势后，郦食其向刘邦自告奋勇，利用自己和陈留县令的私人友好关系，前去劝降。陈留县令当然没那么容易就投降，郦食其一见劝降未果，竟在当夜暗杀了陈留县令，归来禀报刘邦。

次日，刘邦率军攻城，守城的陈留将士见自己的县令都死了，就没了战斗的信念，全都投降了刘邦。于是，刘邦兵不血刃就进入了陈留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他的兵马就发展到了10万人，这和郦食其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巨鹿之战杀死一把手，犯下大忌，却凭借此役一战成名。

骄傲意味死亡项梁复立楚国以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败了秦朝大将章邯。项羽、刘邦带领另一支队伍，杀了秦将李由。项梁骄傲起来，认为秦军没有什么了不起，放松了警惕。章邯重新补充了兵力，趁项梁不防备，发动了猛烈的反扑。项梁在战斗中被杀了，项羽、刘邦也只好退守彭城。

章邯打败项梁，认为楚军大伤元气，就暂时撇开黄河以南这一头，带领秦军北上进攻赵国（这个赵国不是战国时代的赵国，而是新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很快就攻下了赵国都城邯郸，赵王歇逃到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

章邯派秦将王离把巨鹿包围起来，自己带领大军驻扎在巨鹿南面的棘原。他还在棘原和巨鹿之间修筑了一条粮道，给王离的军队运送粮草。

赵王歇几次三番派人向楚怀王求救。当时，楚怀王正想派人往西进攻咸阳。项羽急于想为叔父报仇，要求带兵进关。

楚怀王身边有几个老臣暗地对怀王说：“项羽性子太暴躁，杀人太多；刘邦倒是个忠厚人，不如派他去。”正好赵国来讨救兵，楚怀王就派刘邦打咸阳，另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副将，带领20万大军到巨鹿去救赵国。

二把手之间的不和宋义带领的大军到了安阳（今河南安阳东南），听说秦军声势浩大，就命令楚军停了下来，想等秦军和赵军打上一阵，让秦军消耗掉一部分兵力，再进攻过去，宋义按兵不动，在安阳一停就是46天。项羽耐不住性子，去跟宋义说：“秦军包围了巨鹿，形势这样紧急，咱们赶快渡河过去，跟赵军里外夹击，一定能够打败秦军。”

宋义说：“我们还是等秦军和赵军决战以后再说。”他又对项羽说：“上阵跟敌人交锋，我比不上你；要说坐在帐篷里出个计策，你就比不上我了。”

他还下了一道命令：“将士中如有不服从指挥的，就得按军法砍头!”

这道命令明明是针对项羽的，项羽气得要命。这时候已经是十一月的天气，北方天冷，又碰着大雨。楚营里军粮接济不上，兵士们受冻挨饿，都抱怨起来。

项羽说：“现在军营里没有粮食，但是上将军却按兵不动，自己喝酒作乐，这样不顾国家，不体谅兵士，哪里像个大将的样子。”

楚怀王顺水推舟第二天，项羽趁朝会的时候，拔出剑来把宋义杀了。他提了宋义的头，对将士说：“宋义背叛大王（指楚怀王），我奉大王的命令，已经把他处死了。”

将士们大多是项梁的老部下，宋义在将士中本来没有什么威望。大伙见项羽把他杀了，都表示愿意听项羽指挥。

项羽把宋义被处死的事，派人报告了楚怀王。楚怀王虽然很不满，也只好封项羽为上将军。

破釜沉舟项羽杀了宋义以后，先派部将英布、蒲将军率领两万人做先锋，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的道，把章邯和王离的军队分割开来。然后，项羽率领主力渡河。

渡过了河，项羽命令将士，每人带三天的干粮，把军队里做饭的锅子全砸了，把渡河的船只全凿沉了，对将士说：“咱们这次打仗，有进无退，三天之内，一定要把秦兵打退。”

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楚军把王离的军队包围起来，个个士气振奋，越打越勇。1个人抵得上10个秦兵，10个就可以抵上100个。经过九次激烈战斗，活捉了王离，其他的秦军将士有被杀的，也有逃走的，围巨鹿的秦军就这样瓦解了。

当时，各路将领来救赵国的有十几路人马。可是他们害怕秦军强大，都扎下营寨，不敢跟秦军交锋。这会儿，听到楚军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挤在壁垒上看。他们瞧见楚军横冲直撞杀进秦营的情景，吓得伸着舌头，屏住了气。等到项羽打垮了秦军，请他们到军营来相见的时候，他们都跪在地下爬着进去，连头也不敢抬起来。

大家颂扬项羽说：“上将军的神威真了不起，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我们情愿听从您的指挥。”

打那时候起，项羽实际上成了各路反秦军的首领。

指鹿为马赵高弄权，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却也在玩火自焚。

投石问路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巨鹿之战以后，胡亥意识到局势日益严重，他不时召见宰相赵高。有时候也不免大发脾气，这使赵高胆颤心惊。他害怕有一天胡亥真发起怒来，连自己也会被杀掉。于是他动了杀心，要赶在胡亥前头杀掉胡亥，重新立一个能随意掌握的傀儡。

批路为马为了测试一下自己在大臣中的威严，有一天，他把一头鹿拉上朝廷，对二世说：“这里有匹好马，献给陛下。”胡亥以为赵高又出什么主意逗自己乐，笑着说：“丞相搞错了吧，把鹿说成马。”赵高却板着脸孔说：“是匹好马，不信陛下可以问问大家。”

胡亥笑着把脸转向大家，让群臣鉴别。许多人看透了赵高心机，默默不语，赵高的人则大声说是好马，一些正直不阿的大臣则直言说是鹿。退朝之后，赵高暗暗地给那些直言的大臣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臣敢反对赵高，赵高看时机已到，于是与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女婿咸阳令阎乐在一起，密谋了杀胡亥、立公子婴的计划。

一个皇帝临死前的愿望他们乘胡亥移居望夷宫（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守备不严的时候，由赵成为内应，阎乐率兵闯入宫中，阎乐杀掉卫令濮射和警卫士兵，直逼胡亥的卧室，胡亥在慌乱中指挥左右反击，但没有一个人敢出战，卫侍纷纷逃散。只有一个宦者跟着他没有离去，胡亥焦急地说：“你何不早告诉我赵高要谋反，以至有今天?”宦者惶恐地说：“正是因为臣下不敢说，才能活到今天，倘若臣下早说了，现在已经不能跟随陛下到这里了。”

阎乐提着剑闯了进来，指着胡亥说：“你骄恣无道，诛杀无辜，天下人都反对你，你自己看着怎么办吧!”

胡亥对赵高还存有一线希望，拱手问阎乐：“可以让我见见丞相吗?”

阎乐回答：“不行!”

胡亥又说：“我愿让出天下，给我一个郡为王，可以吗?”

阎乐理也不理，胡亥又上前一步，接着请求：“那么万户侯?”“或者让我与妻子同诸公子一样，做个老百姓可以吗?”

阎乐厉声喝道：“你休要废话，我受命于丞相，为天下人杀你，你说的再多，我也不敢回报。”胡亥这才意识到末日来临，在阎乐的威逼下，抽剑自杀。时年24岁，做了3年皇帝。

胡亥死后，赵高立子婴为帝，以庶人之礼葬胡亥于咸阳附近杜南宜春苑中。

赵高之死害了多少人的赵高，最终也被害了。

子婴定计阎乐杀了胡亥，便火速派人报告赵高大功告成。赵高马上召集群臣和公子们上朝，向他们宣布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对他们说：“秦本来就是一个王国，因为始皇帝统一了天下，所以就称帝了。现在齐、楚、燕、赵、韩、魏六国都已经恢复，秦朝的地盘越来越小，再称帝，也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还是应该跟过去一样称王，那才比较妥当。”他还告诉大臣和公子们，他要立子婴为秦王。

子婴是个很有些胆量的人。当初胡亥和赵高要杀害蒙恬、蒙毅兄弟，子婴就敢站出来反对。他对赵高是很鄙视的，赵高要立他为秦王，他一点也不领情。他对两个儿子和亲信们说：“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二世皇帝，恐怕朝臣不服，要杀他，才假装仁义，立我为王。我听说他与外面造反的队伍暗中定了约，要把秦朝的宗室全都消灭掉，然后由他在关中称王。他叫我到宗庙去祭拜祖宗，然后登基称王，恐怕是想在我祭拜祖宗时杀了我。到祭拜宗庙的那一天，我就推说有病不去，他肯定要亲自来催我去。等他一来，我们就杀掉他。”

杀赵高，降刘邦到了该子婴去祭拜宗庙的那一天，赵高见子婴迟迟不来，几次派人去催。子婴只是推说有病，不肯动身。赵高等不及了，果真亲自前往。见了子婴，赵高说：“祭拜宗庙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不去呢?”赵高的话音刚落，子婴身边的人就上前把他给杀死了，连多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他。随后，子婴下令把赵高的父族、母族和妻族统统杀掉，尸体就放在咸阳的大街上示众。子婴杀了赵高，只当了46天的秦王，刘邦的军队就攻破了武关，兵临咸阳城下。刘邦派人叫子婴投降，子婴把皇帝佩玉上的丝带解下，系在脖子上，然后坐着用白布覆盖、套着白马的车驾，手里捧着皇帝的印信，敞开城门，向刘邦投降。他做出这副样子，是为了向刘邦表明，自己是一个应该用自杀向天下谢罪的人。想以此激起刘邦的仁慈心，以保全自己和秦朝宗室的性命。

第二十四章刘邦入咸阳

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约法三章，深得人心。

秦朝的灭亡公元前206年9月，子婴杀了赵高，派了5万兵马守住饶关（今陕西商县西北）。

刘邦用张良的计策，派兵在饶关左右的山头插上无数的旗子，作为疑兵；另派将军周勃带领全部人马绕过饶关正面，从东南侧面打进去，杀死守将，消灭了这支秦军。

刘邦的军队进了饶关，到了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秦王子婴带着秦朝的大臣来投降了。子婴脖子上套着带子（表示请罪），手里拿着秦皇的玉玺、兵符和节杖，哈着腰等在路旁。

刘邦手下的将军主张把子婴杀了，但是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攻咸阳，就因为相信我能待人宽厚；再说，人家已经投降，再杀他不好。”说完，他收了玉玺，把子婴交给将士看管起来。

这样，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强大的王朝，仅仅维持了15年，就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了。

差点被富贵迷失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将士们纷纷争着去找皇宫的仓库，各人都拣值钱的金银财宝拿，闹得乱哄哄的。只有萧何不希罕这些东西，他先跑到秦朝的丞相府，把有关户口、地图等文书档案都收了起来，保管好。

刘邦在将士陪同下，来到了豪华的阿房宫。他看见宫殿这么富丽，幔帐、摆设好看得叫人睁不开眼睛，还有许许多多的美丽的宫女。他在宫里呆了一会儿，心里迷迷糊糊的简直不想离开了。

这时候，他的部将樊哙闯了进来，说：“沛公要打天下，还是要当个富翁呀?这些奢侈华丽的东西，使秦朝亡了，您还要这些干吗?还是赶快回到军营里去吧!”

刘邦不听他的话，说：“让我歇歇吧。”

恰巧张良也进来了，听到樊哙的话，对刘邦说：“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樊哙的话说得很对呀，希望您听从他的劝告。”

刘邦是一向很信任张良的，听了他的话，马上醒悟过来，吩咐将士封了宫殿，带着将士仍旧回到灞上。

约法三章接着，刘邦召集了咸阳附近各县的父老，对他们说：“你们被秦朝的残酷的法令害苦了。今天，我跟诸位父老约定三条法令：第一，杀人的偿命；第二，打伤人的办罪；第三，偷盗的办罪。除了这三条，其他秦国的法律、禁令，一律废除。父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不必惊慌。”

刘邦还叫各县父老和原来秦国的官吏到咸阳附近的各县去宣布这三条法令。

百姓听到了刘邦的约法三章，高兴得不得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拿着牛肉、羊肉、酒和粮食来慰劳刘邦的将士，刘邦好言好语地劝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他说：“粮仓里有粮食，你们不必费心了。”

从那时候起，刘邦的军队在关中的百姓中留下了好的印象，人们都巴不得刘邦能留在关中做王。

鸿门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

刘邦危在旦夕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一战，消灭了秦军主力，威震诸侯，被拥为上将军。刘邦趁机于公元前206年攻入关中，占领咸阳，秦王子婴杀了赵高。刘邦将秦的最后一支力量消灭了，子婴投降了刘邦。

刘邦在张良等的提醒下，吩咐将士封了宫殿，带着将士仍旧回到灞上驻扎下来。他派兵古代铜器把守函谷关，以观动静。

项羽的大军到了函谷关，见关上有兵守着，不让进去。并听守关的将士说：“我们是奉沛公的命令，不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进关。”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命令将士猛攻函谷关。强将手下无弱兵!又因刘邦兵力不多，没费多大功夫，项羽就打进了关。项羽乘胜前进，直打到新丰鸿门驻扎下来。

刘邦手下有个左司马名叫曹无伤，想投靠项羽，便偷偷地派人到项羽那儿去告密，说：“这次沛公入咸阳，是想在关中做王。”项羽听了气得瞪大眼骂刘邦不讲理。

项羽的谋士范增听了也很气愤，他眼珠一转，对项羽说：“刘邦这次进咸阳，听说不贪图财货和美女，其野心可不小啊。现在若不消灭他，将来后患无穷。”

项羽下决心要把刘邦的兵力消灭。这时，项羽有兵马40万驻扎在鸿门；刘邦兵马只10万，驻扎在灞上。双方相距只40里，兵力悬殊。刘邦处境十分危险，真可谓危在旦夕。

无意间的通风报信项羽的一个叔父项伯，平素与张良友好。他担心双方交战，张良会遭难，就连夜骑着快马到灞上找张良，劝张良逃走。

可张良此时是刘邦的谋士，他不愿离刘邦而去。于是，就把项伯的话告诉了刘邦。刘邦听了大吃一惊，问张良该怎么办才好。张良与刘邦分析了双方的力量，认为不能硬拼，只能保存实力。刘邦又得知张良曾救过项伯，项伯才免一死，这次项伯是以恩相报。于是刘邦请张良陪同，会见了项伯，再三解释自己没有反对项羽，没有自己称王的意思，会见时还与项伯联了亲。

项伯同意与刘邦做亲家，走时再三叮嘱刘邦亲自到项羽那边去赔罪，回去后，为刘邦说了许多好话。

项庄舞剑这样，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一百多个随从，到鸿门拜见项羽。

项羽设宴招待刘邦一行人。刘邦拜见项羽，谦恭地说：“我与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我自己也没料想到能够先进了关。今天在这儿和将军相见，真令人高兴。现在有人说我的坏话，使您生了气，和我产生了隔阂……”

项羽见刘邦这样低声下气对他说话，原来满肚子的气也烟消云散了。他老老实实地说：“这都是你们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酒席上，项羽，项伯朝东坐；亚父，即范增，朝南坐；刘邦朝北坐，张良朝西陪着坐。

席间，范增一再向项羽使眼色，并举起他身上佩带的玉块，示意项羽下决心，趁机杀掉刘邦。可是，项羽只当没看见，仍旧喝酒谈话。

范增看项羽不忍下手杀刘邦，找个借口出去叫来了项羽的堂兄弟项庄。他对项庄说：“咱们大王待人不够狠心，你进去到席前给刘邦敬酒，敬完酒，就请求舞剑以助兴，趁机将他杀掉。否则，你们这些人都要成为人家的俘虏!”

项庄便进去敬酒。敬酒完毕，他说：“大王跟沛公饮酒，军营中无以为乐，请让我舞剑来助助兴。”项羽说：“好啊。”说时迟，那时快，话音未落，项庄就拔剑舞起来。舞着舞着，慢慢舞到刘邦面前。

项伯看出项庄舞剑的用意是在杀刘邦，于是他说：“咱们俩人对舞吧。”说着，也拔剑起舞，他总是用身体遮掩着沛公，就像大鸟的翅膀一样。项庄始终也刺不到沛公。

樊哙吃肉张良见形势紧张，机智地告个便儿，离开酒席，走到营门外找到樊哙。樊哙得知里边情况危急，他急得跳了起来，一边说：“请让我进去，与沛公死在一起。”

说着，樊哙一手提着剑，一手持着盾牌，直冲向军门大营。

大营门口的卫士，交叉举着戟，非常森严，令人胆寒。他们阻止樊哙进去。只见樊哙侧着他的盾牌，用力一撞，卫士跌倒在地。樊哙用力揭开帷幕闯了进去，他朝西站着，眼睛瞪得大大的，连眼角都要裂开了，头发都怒气冲冲地竖了起来。

项羽一见，不由地按着剑，忙问：“这是什么人?到这儿干吗?”

张良也跟着进来了，替他回答：“他是沛公的侍卫，叫樊哙。”

项羽说：“好一个壮士!”接着，吩咐左右赏他一杯酒，一只猪腿。樊哙叩头致谢，他一边喝酒，一边气愤地说：“当初，怀王与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为王。现在沛公先进了关，可并没做王。他封了库房，关了宫室，派军土把守，天天等将军来。劳苦功高，没得到赏赐，将军反倒想杀他，这是走秦王的老路啊。”樊哙站着把酒一口饮干，然后用剑在盾牌上切着猪腿吃。

项羽看了，称赞道：“真是位壮士!能再喝吗?”樊哙粗声壮气地说：“我死尚且不怕，一杯酒难道值得推辞吗?秦王有虎狼一样的狠毒心，杀人惟恐不能杀尽，施刑惟恐不能用尽酷刑，因此天下人都反对他。如今，您听信小人谗言，要杀有功劳的人，我私下以为大王不该这样做啊!”

项羽听了，无言以答，只说声“坐吧”。于是，樊哙坐在张良身边。坐了一会，沛公起身去厕所，趁机招呼樊哙出来，张良也跟了出来。

沛公出去后，项羽派人去叫。沛公说：“刚才出来，尚未告辞，怎么办?”樊哙说：“做大事不必虑及细微小事，讲大礼不必计较琐屑礼节。现在，人家是砧板，我们是被宰割的鱼肉，为什么要向他辞行呢?”

于是，他们决定离去。刘邦留下礼物，交给张良，要张良向项羽告别，他自己带着樊哙从骊山抄小道跑回灞上，机会失去就不会再有。

刘邦走了好一会儿，张良才进去向项羽辞行说：“沛公酒量小，喝醉了酒先回去了，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送给亚父”。

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席上。范增却非常生气，把玉斗摔在地上，并用剑击得粉碎，说：“唉!真是没用的小子，不值得替他出主意!夺走天下的人，必定是沛公了。我们这些人就要做他的俘虏了啦!”

经过这场紧张的鸿门宴斗争，刘邦化险为夷，项羽失去了夺天下的良机。这以后，双方关系暂时缓和下来。

陈平的计策急于想自立门户的刘邦如何逃离项羽的控制呢？

分肉如同治理天下陈平小的时候，家中十分贫困，可他又偏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黄帝、老子的学说。陈平的哥哥见陈平喜欢交游，便承担了家中的全部劳动，使陈平有时间出外游学。有一年，陈平的家多正逢社祭，人们推举陈平为社庙里的社宰，主持祭社神，为大家分肉。陈平把肉一块块分得十分均匀。为此，地方上的父老乡亲们纷纷赞扬他说：“陈平这孩子分祭肉，分得真好，太称职了!”

陈平却丝毫不为人们的称赞所动，而是感慨地说：“假使我陈平能有机会治理天下，一定也能像分肉一样恰当、称职。”可见，陈平是从小就胸怀大志。

慧眼识英雄陈平先是在魏王手下，后来又去为项羽效力，但是一直得不到项羽的重视，郁郁不得志。后来，他在鸿门宴上见到了刘邦，认为刘邦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才华横溢的陈平就处于“身在楚营心在汉”的矛盾之中了。

正在这时，刘邦被项羽困在咸阳，等于软禁。刘邦问计于张良，可张良也身陷敌营，一筹莫展。这时，他们想到了陈平，张良决定孤注一掷，暗中去找陈平。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张良向陈平直言了来访的意图，陈平思考片刻后，说：“要从项羽身边救出刘邦，首先要‘调虎离山’，必须让范增离开项羽几天，不然怎么也不行。”

第二天，陈平就向项羽建议说，请项羽给楚怀王上义帝的尊号，送他到郴州去养老，这样项羽就可号召天下了。陈平的话，正中项羽的意。不久，范增上朝见项羽，项羽对范增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接着，把陈平的话变成自己的话说了一遍，说是自己想起来的，范增立即附和说：“大王，这事儿还真得解决，宜快不宜迟。而且，这事儿还就得我去。”但是范增毕竟也是谋士，他在临行前向项羽提出三件事，第一件就是不能让刘邦回到汉中，项羽答应后，范增才走。陈平估计范增走远了，就趁着早朝奏上一本说：“现在国家刚安定下来，必须节约。可是现在诸侯们全都聚集在咸阳，每路兵马都不下四万人，军粮的负担极重，若不赶快让诸侯们回国，恐怕老百姓就负担不起了。”项羽一听，大吃一惊，马上传旨：天下诸侯，路远的给10天期限，路近的给5天期限，在限期内作好回国的准备；惟有刘邦留在咸阳，陪王伴驾。

弃暗投明项羽扣住刘邦，也在陈平的意料之中，陈平趁各路诸侯返国的机会，授意张良，使用声东击西的计策。于是，刘邦依张良之意上表，向项羽请假回故乡沛县省亲。项羽犹疑不决，张良故意说：“不能叫刘邦回乡省亲，不然他也许就在沛县称王了。您不如派遣他带着残兵败将回汉中去，再派人去沛县取他的家眷做人质。”陈平也乘机上奏：“陛下既封刘邦为汉王，也已经布告天下，臣民共知，却不让他上任，恐怕不足以取信天下吧。人家也许会说，陛下一登位便说假话，那以后执行法令，也会阳奉阴违了。不如听张良的话，把刘邦的眷属当人质，留在咸阳，遣他回汉中去，这样既可以保全信用，又可以约束刘邦，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项羽想了很久，终于同意了。刘邦心里欢喜无比，回营后立即拔寨起程，终于逃出了咸阳。陈平早就看清了项羽是个鲁莽武夫，最终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于是此后不久，他也挂印封金、偷偷地走了。

他想起在汉王手下的魏无知是自己的老朋友，不如自己也去投奔刘邦。天快黑时，他逃到了黄河边，他请船夫送他过河。陈平上了船，从船舱里又出来了一个船夫。

他想这两个人可能是水盗，以为他身上带着珠宝，想图财害命。陈平为人机灵，浑身是计。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马上脱了衣服，扔在船上，光着上身来帮船夫划船。船夫看他腰间什么也没有，衣服掉在船上也没有什么声音，知道他身上什么贵重东西都没有，也就打消了加害他的念头。一场凶险，竟被他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到了刘邦的军中，陈平经过魏无知推荐，面见刘邦。两人纵论天下大事，十分投机。刘邦破例任陈平为都尉，留在身边做参谋，并命他监督三军将校，这一下引起了将领的不满，纷纷说他品行不端，贪图贿赂，认为这种人不能信任重用。刘邦经不住众人再三诋毁陈平，便也心生疑团，召陈平来质问道：“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去帮助楚霸王，现在又来帮助我，这怎么不让别人怀疑你的信义呢?”陈平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作用就不同了。我侍奉魏王，魏王不能用我，我离开他去帮助楚霸王，霸王也不信任我，所以我才来归附大王。我虽然还是我，但用我的人可不一样了。我久慕大王善于用人，所以才不远千里来投奔大王。我什么也没带，来到这儿，所以什么都没有，才接受了人家的礼物。没有钱，我就生活不了，也就办不了事。如果大王听信谗言，不起用我，那么，我收下的那些礼物还没有动用，我可以全部交出来，请大王给我一条生路，让我辞职回家，老死故乡。”陈平这寥寥数语，道明了各方的政治优劣，说的在情在理。

刘邦听了，顿时打消了疑虑，对陈平倍增好感，并重重地赏赐一番，提升他为护军中尉，专门监督诸将。从此，陈平一心一意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成为西汉安邦定国的著名谋臣。

萧何月下追韩信谁能想到当初的一个忍受胯下之辱的人，能够叱咤风云呢？

胯下之辱韩信，是秦末淮阴（今江苏省清江市西南）人。在他的早年，家境贫寒，是布衣之族。因家里贫穷，他自己又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所以，当时的乡官没人推荐他去做官，甚至当个杂差也没有人用。他生来就不善务农，更不会做生意赚钱。这样，他只得常常到亲戚或熟古代铜器人家去吃闲饭。他到过的多数家庭都不喜欢他，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秦末人民生活很苦，大多家境贫寒。

后来他投靠到淮阴下乡这地方的一个亭长家里。接连住了几个月，天天在那里吃闲饭，亭长的妻子很不高兴，可是，又不好直接赶他走。怎么办呢?亭长的妻子就每天早早起来做饭，做完饭，他一家人在床上就吃完了。这样，韩信来了，饭也没有了。一连几次，韩信便知道其意图了。这明明是在赶他走，于是，韩信十分恼火地离开亭长家。他想，即使饿死，也不再登亭长的家门。

韩信离开亭长家，成了流浪汉。他信步走到大街上，人们都轻蔑地看他。后来，他来到城外一条河边，他想去钓鱼。有几位老大娘正在这里洗衣服，其中有一位大娘见他面容憔悴，心想：到了吃饭时间还坐在这里，他一定没有饭吃，也一定饿了。于是，将自己带的饭分了一半给韩信吃。韩信很感激，因为韩信此时已无处去，他一连十几日都来这里钓鱼，这位老大娘也天天分些饭给韩信吃。韩信连连向她道谢，并一再向她表示将来要很好报答。这位大娘听了，很生气，并对韩信说：“堂堂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看你可怜，才分给你饭吃，哪里想得到你的报答!”

韩信听了，一时无言以答，但心中很不是滋味。

因为韩信家里穷，又没有什么本事，乡邻及当地的年轻人大多看不起他。

当时，淮阴这个地方有个屠夫，身强体壮，他看韩信走来，便迎上来有意要侮辱韩信，他挑衅地说：“你虽长得高大，好带刀佩剑，实际上，你是个十足的胆小鬼!”旁边的几个年轻人，见韩信不作声，也都笑韩信。

这个年轻屠夫，见韩信仍不作声，逼近韩信，侮辱他说：“韩信，你不怕死，就刺我一刀；你要是怕死，就从我这胯下爬过去!”

这个年轻屠夫，说着，叉开双腿，用手指点着，让韩信爬。韩信咬紧牙，使劲握着刀柄，上下仔细打量了这个年轻屠夫一番，仍未作声。结果，还是从他胯下爬了过去。街上看热闹的人很多，有的同情韩信，也有的笑他胆小如鼠，懦弱无能。

民心所向鸿门宴之后，项羽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咸阳城，在咸阳城内大肆屠杀起来。项羽不仅处死了秦王子婴，杀了秦国八百多个贵族，还将气势恢弘装饰华丽的阿房宫一把火烧掉了，大火足足烧了三个多月才熄灭。项羽还收罗了秦宫中的美女和财宝，准备带回老家彭城慢慢享用。关中的百姓看到项羽这样的做法很是失望。有人建议项羽说，留在关中，称霸天下。可项羽见咸阳的宫殿已被自己烧得面目全非，很是丑陋，不愿留在这里，打算班师东归。可项羽又不愿这样轻易地离开关中，因为刘邦还在灞上，如果自己一走，刘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盘踞在关中为王了，这是项羽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于是，项羽派人到楚怀王处，请示楚怀王，灭秦之后当如何处理政局。按照楚怀王原先和刘邦及项羽的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也就是说，应当封刘邦为关中王。可项羽对楚怀王这样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他将楚怀王降为义帝，把有功将士和原六国贵族封了十八个王，自己称西楚霸王。项羽最担心刘邦跟他争天下，于是把刘邦封在偏远贫穷饿巴蜀和汉中地区，称为汉王。项羽也真是够狭隘，自己都得了天下，军事力量无人能及，还只是当个西楚霸王，不敢自立为天子，他这样的短见，也许就注定了他要把天下输给刘邦。

刘邦对项羽封自己为汉王十分不满，可自己的兵马太少，难以与项羽的庞大军队较量。于是他只得暂时忍耐，带领自己的队伍，来到巴蜀和汉中地区。一路上，刘邦听从张良的建议，将沿途的三百六十里栈道全部烧毁了，一是表示自己无意再东归与项羽争天下，二是防止敌军通过栈道来袭击自己。

人才岂能流失刘邦来到了南郑地区后，拜萧何为相，曹参、樊哙、周勃等人封为将军。他决心借此机会养精蓄锐，广招人才，伺机和项羽一决高下。然而，他的手下都很不喜欢蜀汉地区，都想回老家，因此几乎每天都有人逃走。

一天，有人来报说，丞相萧何也逃走了，刘邦闻听此言焦急万分，像失了魂一样。结果，三天过去后，萧何终于满面风霜地回来了。他拜见刘邦时，刘邦悲喜交加，他责问萧何道：“别的将士思念故土而逃亡情有可原，丞相怎么也逃跑了?”萧何连忙回答道：“我与大王风雨同舟，情若手足，我怎么可能会逃走呢?我是去追逃跑的人了。”刘邦忙问是何人逃亡，萧何答道：“韩信。”刘邦听了这话，不禁感到莫名其妙，因为现在每天逃走的人难以计数，而韩信现在还只是一个小人物，身为丞相的萧何为什么要不辞辛苦、披星戴月地去追他呢?

原来，这个韩信是秦末淮阴人，自幼家境贫寒，但刻苦学习，盼着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起初，在项羽的叔叔项梁起兵后，韩信投奔了他的军队，但是项梁并没有发现韩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封他一个小小的军官。项梁死后，韩信又跟随了项羽，他多次向项羽献计献策，但是均未得到采纳，使他大失所望。后来，刘邦做了汉王，韩信认为投奔一个失势的人，自己必能得到重用，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弃楚奔汉了。

在韩信前往蜀汉地区的途中由于栈道已被刘邦全部烧毁，他不得不历尽艰苦跋涉，才来到南郑，找到了汉营。在汉营中，韩信有幸和萧何有过几次交谈，深得萧何的赏识。萧何认为韩信乃大将之才，多次向刘邦推荐他，可刘邦并未重用韩信。韩信看到自己的雄才大略在蜀汉还是得不到发挥，就悄然收拾了行装，准备离开此地。

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如失至宝一样，急忙骑了快马去追。这一路扬鞭急驰，拼命地追赶，直到月亮升上天空，萧何还没有追到韩信。萧何此时已是人困马乏，真想睡一觉再继续追，可他又担心第二天更追不上韩信了。正在萧何为难之际，吹过一阵凉风，他顿时精神大振，于是，乘着月光，策马扬鞭，终于在寒溪一带追上了韩信。于是，便有了“不是寒溪一夜涨，哪得汉朝四百年”的典故，并且流传至今。

登坛拜将刘邦听萧何回来汇报说是去追韩信，很不以为然。他说：“现在逃走的将军那么多，没听说丞相去追过谁，单单追韩信，是什么道理?”萧何趁机说：“将军易得，可举国无双的将才难找，韩信就是这个难得的将才。如果大王只想长期居住在汉中，那么就用不着韩信；如果大王依旧想夺得天下，就非韩信不可，缺了他，大王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了。”刘邦闻听此言，大为吃惊，遂听从萧何的建议，甚至沐浴斋戒，恭恭敬敬地拜韩信为大将。

韩信得到了这样至高无上的待遇，心中平衡了很多。拜将仪式过后，他谢过了刘邦，并向刘邦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楚汉双方条件的理论，他认为汉王东征，一定能战胜项羽。刘邦非常信任韩信，让他指挥将士，操练兵马，把汉军训练得勇猛善战，且军容整齐。东征的条件渐渐成熟起来，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果没有当初“萧何月夜追韩信”，可能也就没有刘邦的几百年汉室江山了。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麻痹对手会给自己创造胜机，但是如何麻痹很难。

熟悉周围环境楚汉相争之际，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被迫放弃了在关中称王的机会，久居在巴蜀和汉中地区，心里很是窝火。他决心养精蓄锐，以待时机，好和项羽一决高下。此时，一直在项羽手下不得势的韩信来投奔刘邦，有了这个用兵如神的大将，刘邦如虎添翼，更加积极的准备出蜀的事，一心想早日打回关中去。就在刘邦万事俱备，准备出蜀的时候，他听从了韩信的建议，演出了一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好戏。

原来，早在韩信投奔刘邦的途中，他就发现进蜀汉的栈道已经被刘邦入蜀时都烧毁了，从关中到南郑几乎无路可走，幸好韩信知道还有一条绕道陈仓到达巴蜀和汉中地区的偏僻路径。于是，他历经了艰难险阻，终于沿这条路找到了刘邦大军驻扎的地方。

公元前206年8月，韩信已经为刘邦训练出了骁勇善战的将士，汉军思念故土的感情也日益深重，终于刘邦决定挥师东进。韩信结合自己进入蜀汉时的经验，决定借道陈仓出兵，而且他估计，由于陈仓路途艰难，所以很少有人敢冒险走此道，驻守在那里的雍王章邯基本没有什么防备，便于攻打。

经过周密的思考和理论上的论证之后，刘邦认为韩信提出的借道陈仓的路线具备可行性，于是，韩信为刘邦策划了。“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术，以声东击西的计策来麻痹项羽的军队。随后，汉王刘邦命韩信率领大军悄悄地离开了南郑，只留下丞相萧何镇守，负责收税征粮，供应军饷保证后方的供给。

明与暗的相互配合所谓“明修栈道”，就是韩信命令樊哙、周勃等少数人马去修复原先可以进入蜀汉的栈道，限期三个月完工，让项羽和他的谋臣们以为刘邦要等栈道修复好了才出巴蜀和汉中，而实际上此时汉军已在奔赴陈仓的路途中了。

当初刘邦进入巴蜀和汉中地区时，下令烧毁的栈道有三百多里，而且高低不平，地势很是险要。烧毁容易重建难，韩信命令三个月修复栈道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正好赶上盛夏季节，烈日炎炎，骄阳似火。恶劣的天气给栈道的修复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樊哙和周勃带领着士兵们每天冒着酷暑劳作，整日奔忙，时间紧，任务重，口粮又不够吃。士兵们一个个困苦不堪，很是难挨，更加思念故土，于是一时间怨声载道。

当刘邦拜了韩信为大将军，又沸沸扬扬地修复起栈道的时候，刘邦准备兴兵东征的消息也传到了雍王章邯的耳中。章邯一方面派人打听栈道的修复进展情况，一方面调集重兵，堵住了栈道东边的出口，以防刘邦修复好栈道后从自己的领地通过。章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修复栈道的上面，严守出口，将栈道监视得严严实实。可章邯没有料到韩信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突袭了陈仓，打了自己一个措手不及。此时章邯正在和众人饮酒取乐，得到韩信突袭陈仓的消息大为吃惊。按说雍王章邯也是一名擅于用兵的老将，可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也不免惊慌失措，乱了阵脚。章邯连忙调集兵将，赶赴陈仓迎击汉军。可这时章邯的兵力已经抵挡不住久居蜀汉、归心似箭的汉军，其结果当然是汉军冲出陈仓，胜利地实现了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声东击西的计划，章邯兵败，随后在废丘自杀身亡。

随着雍王章邯的覆灭，韩信大举进攻，夺下了塞王马欣、翟王董翳两人的城池，这两个王也先后投降。这样，刘邦很快平定了三秦地区，继而占领了整个关中地区。

公元前205年，刘邦和项羽两支军队进入了相持阶段。刘邦扼守在成皋，拖住了项羽，他让韩信率领大军渡过了黄河，开辟河北战场，从而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包围。韩信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挥师渡河，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横扫河北，灭了齐国，屡战屡捷，建立了辉煌的战功。

风景画鉴赏蒯通论天下文人的命运系在自己的舌头上，运气好则显赫一世，运气不好则性命难保。

不做叛徒的韩信韩信攻占了临淄，项羽命龙且率军20万前往救援。龙且看不起韩信，结果兵败身亡。此后，齐地大部分被韩信平定。那时侯，韩信真是很得意的。他兵强马壮，请刘邦封他做个假王，刘邦在陈平的劝说下，干脆就封他做了个真王。

再说项羽接到消息，说龙且兵败身亡，知道大事不好，就派人去鼓动韩信脱离刘邦。他派去的人叫武涉，据说有三寸不烂之舌。武涉见到韩信，对他讲了一套刘、项、韩三分天下的道理。还挑拨说，一旦项羽被消灭，韩信也将被刘邦收拾掉。韩信对刘邦还是很忠心的，他对武涉说，没有刘邦的信任，他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死也不会背叛刘邦的。韩信再拒蒯通武涉走了之后，齐人蒯通也想用三分天下的道理去说服韩信。蒯通懂一点相术，他对韩信说：“看你的面相，最多也就封侯，而且有不祥的征兆。但看你的背相，那可是贵不可言。”韩信听不懂，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蒯通便说道：“以前大家刚开始造反的时候，考虑的只不过是怎样把秦朝给消灭了。如今楚、汉相争，使天下之人肝胆涂地，无数男儿的尸骨暴露在荒野之上。项羽从彭城发兵，转战克敌，乘胜席卷之势威震天下，但是他终于在荣阳、成皋一线被缠住，顿兵于西山之下而不能前进，至今已有三年。刘邦率10万之众，据守在巩、洛一带，凭借着山河之险，每天数战，经常吃败仗。无战功可言，可以说是智勇全无。现在老百姓都精疲力尽了，满腹怨言，却没有人可以解救他们。按照我的看法，这样的形势，一定要有大智大勇的人出来，才能平息天下的这场大祸。

蒯通说了这一通，话锋一转说：“如今项羽和刘邦的命运，都操在你的手中。你助汉则汉胜；你助楚则楚胜，但如果按照我的意见，最好的办法是对他们双方都有利，使他们都可以生存下去，这就是你与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这样，日后谁也不敢妄动。以你的大智大勇和你拥有的军队，再以齐地之富饶广大，燕、赵又俯首听命，从楚、汉兵力的空虚处牵制住它们，为民请命，叫他们停止争斗，天下人都将风从响应，又有谁还敢不服从呢!”

讲完这一番话，蒯通又讲了一通韩信应该如何分地封王的道理，还说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如果不加以利用，反而会给自己惹祸的。可他的话并没有打动韩信。韩信对他说：“汉王对我非常好，我怎么能见利忘义而背叛他呢!”蒯通说：“张耳、陈馀做平民百姓的时候，两人好得自称是刎颈之交，说是要生死与共。后来张耳怀疑陈馀，两人就闹翻了，最后张耳杀陈馀于抵水之南，陈馀身首异处。这两人的交情是天下无双了吧，但最终还是要相害。这是为什么呢?毛病就出在人的贪欲和人心的变幻莫测。你现在想要以忠诚来换取汉王的信任，但总比不上张耳和陈馀当初的那份交情吧?何况你跟汉王之间的利害，都比张耳、陈馀这样的事情大。所以，你坚信汉王不会加害于你，那可是你的一厢情愿了。古时候，越国的大夫文种，救了越国，辅助勾践称霸天下，立了功，成了名，最后还是被勾践杀了。野兽都被猎光了，那猎狗就只好下锅。你跟汉王，论朋友不如张耳跟陈馀，论忠信不如文种对勾践。这件事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听说：‘胆量和谋略使君主感到震惊的人，他的性命就危险了，功劳天下第一的人是得不到赏赐的。’如今你有震主之威，有天下第一的功劳，在楚，项羽不会信任你，在汉，刘邦也感到不放心。你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呢?”

韩信似乎也觉得蒯通的话很有些道理，说自己要考虑一下。几天后，蒯通又来找韩信，要他当机立断，说人应该多谋善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可韩信还是犹豫，不忍心背叛刘邦。他最终还是没有听蒯通的话，蒯通知道事无可为，就离开韩信，从此装疯卖傻。

楚河汉界不经意间，楚汉之间的对决之幕已经悄悄拉开了。

第二十五章纵横天下的西楚霸王

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萧何为丞相，整顿后方，训练人马。公元前206年8月，汉王和韩信率领汉军攻打关中。关中的百姓对“约法三章”的汉王本来有好感，汉军一到，大多不愿抵抗。不到三个月工夫，汉王消灭了原来秦国降将章邯等的兵力，关中地区就成了汉王的地盘。

这一来，可把西楚霸王项羽气坏了。项羽打算发兵往西打刘邦，可是东边也出了事，齐国的田荣轰走了项羽所封的齐王，自立为王，情况比西边更严重。项羽只好先去对付齐国。

汉王刘邦趁项羽和齐国相持不下的时候，一直向东打过来，攻下了西楚霸王的都城彭城。项羽又不得不扔了齐国那一头，赶回来在睢水上跟汉军打了一仗。

汉军大败，掉在水里淹死的不知道有多少，被俘的也不少，汉王的父亲太公和妻子吕后也被楚军俘虏了。

汉王退到荥阳、成皋（都在今河南荥阳县）一带，收集散兵。这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汉王，汉军才又振作起来。

汉王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一面守住荥阳，用少数兵力拖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带领兵马，向北边收服魏国、燕国和赵国。

离间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劝项羽把荥阳迅速攻下来。汉王十分着急。他的谋士陈平原来是从项羽那边投奔过来的，献了一条计策，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

项羽是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中了反间计，真的对范增怀疑起来。范增十分气愤，对项羽说：“天下的大局已经定了，大王自己好好干吧。我年老体衰，该回老家了。”

范增离开荥阳，一路上又气又伤心，就害了病，没有回到彭城，脊梁上长了毒疮而死去。

范增一死，楚营里再没人替霸王出主意。汉军受的压力也减轻了。汉王用少数兵力在荥阳、成皋一带牵制项羽的兵力，让韩信继续攻取北边东边，又叫将军彭越在楚军后方截断楚军的运粮道，使项羽的军队不得不来回作战。楚汉双方就这样对峙了两年多。

不顾父亲的生死公元前203年，项羽自己去攻打彭越，把手下将军曹昝留下来守住成皋，再三嘱咐他千万不要跟汉军交战。

汉王见项羽一走，就向曹昝挑战。一开始，曹昝说什么也不出来交战。汉王就叫兵士每天隔着汜水（流经荥阳西）朝着楚营辱骂。

一连骂了几天，曹昝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决定渡过汜水，和汉军拼死一战。

楚军兵多船少，只好分批渡河。汉军趁楚兵刚渡过一半的时候，把楚军的前军打败，后军乱了阵，自相践踏。曹昝觉得没有脸再见项羽，在汜水边自杀了。

项羽在东边正打了胜仗，一听成皋失守，又赶到了西边对付汉王。在广武（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地方，楚汉两军又对峙起来。

日子一久，楚军的粮食接应不上。项羽没法子，就把汉王的父亲绑了起来，放在宰猪的案上搁着，派人大声吆喝：“刘邦还不快投降，就把你父亲宰了。”

汉王知道项羽吓唬他，也大声回答说：“我跟你曾经结为兄弟，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是把父亲杀了煮成肉羹，请分给我一碗尝尝。”

项羽恨得咬牙切齿，真的想把太公杀了，但是项伯劝住了他。

项羽派使者跟汉王说：“现在天下闹得乱纷纷的，无非是你我两个人相持不下，你敢不敢出来跟我比个上下高低。”

汉王要使者回话说：“我可以跟你斗智，不跟你比力气。”

项羽又叫汉王出来，在阵前对话。汉王当面数落项羽的十大罪状，说他不讲信义，杀害义帝，屠杀百姓等等。项羽听得发火了，用戟向前一指，后面的弓箭手一齐放起箭来。汉王赶快回马，胸口已经中了一箭，受了重伤。

他忍住疼，故意弓着腰摸摸脚，骂着说：“贼人射中了我的脚趾。”

左右把汉王扶进了营帐。汉军听说汉王受伤，都着了慌。张良恐怕军心动摇，劝汉王勉强起来，到各军营巡视了一遍，大家才安定下来。

拖延时间的讲和项羽听说汉王没有死，大失所望。接着，韩信在齐地大败楚军，楚军的运粮道又被彭越截断，粮草越来越少。

汉王趁项羽正在为难的时候，派人跟项羽讲和，要求把太公、吕后放回来，并且建议楚汉双方以鸿沟（在荥阳东南）为界，鸿沟以东归楚，鸿沟以西归汉。

项羽认为这样划定“楚河汉界”还不错，就同意了，放了太公、吕后，接着把自己的人马带回彭城。

其实，汉王这次讲和，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汉王用了张良、陈平的计策，不出两个月，组织了韩信、彭越、英布三路人马一齐会合，由韩信统领，追击项羽。楚、汉双方一场最后决战就开始了。

楚霸王乌江自刎以英雄自诩的项羽，终究还是输了。

十面埋伏公元前202年，韩信布置十面埋伏，把项羽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项羽的人马少，粮食也快用完了。他想带领一支人马冲杀出去，但是汉军和诸侯的人马把楚军包围得重重叠叠。项羽打退一批，又来一批；杀出一层，还有一层；这儿还没杀出去，那儿的汉兵又围了上来。项羽没法突围，只好仍回到垓下大营，吩咐将士小心防守，准备瞅个机会再出战。

四面楚歌这天夜里，项羽进了营帐，愁眉不展。他身边有个宠爱的美人名叫虞姬，看见他闷闷不乐，陪伴他喝酒解闷。

到了定更的时候，只听得一阵阵西风吹得呼呼直响。风声里还夹着唱歌的声音。项羽仔细一听，歌声是由汉营里传出来的，唱的竟是楚人的歌，唱的人还真不少。

项羽听到四面到处是楚歌声，不觉愣住了。他失神地说：“完了!难道刘邦已经打下西楚了吗?怎么汉营里有这么多的楚人呢。”

霸王别姬项羽再也忍不住了，随口唱起一曲悲凉的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达首歌的意思是力气拔得一座山，气魄能压倒天下好汉，时运不利，乌骓马不肯跑。马儿不肯跑有什么办法?虞姬呀虞姬，我拿你怎么办?）

项羽一连唱了几遍，虞姬也跟着唱起来。霸王唱着唱着，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旁边的侍从也都伤心得抬不起头。

虞姬在旁边听项羽唱，不禁也是悲痛欲绝，于是和道：

“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

虞姬唱罢，竟然拔剑自刎了。项羽痛不欲生，埋葬了虞姬。

“天亡我”

当夜，项羽跨上乌骓马，带了800个子弟兵冲过汉营，马不停蹄地往前跑去。到了天蒙蒙亮，汉军才发现项羽已经突围，连忙派了5000骑兵紧紧追赶。项羽一路奔跑，等到他渡过淮河，跟着他的只剩下一百多人了，又跑了一程，迷了路。

项羽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瞧见一个庄稼人，就问他哪条道儿可以到彭城。那个庄稼人知道他是霸王，不愿给他指路，哄骗他说：“往左边走。”

项羽和一百多个人往左跑下去，越跑越不对头，跑到后来，只见前面是一片沼泽地带，连路都没有了。项羽这才知道是受了骗，赶快拉转马头，再绕出这个沼泽地，汉兵已经追上了。

项羽又往东南跑，一路上，随从的兵士死的死，伤的伤。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再点了点人数，只有28个骑兵。但是汉军的几千名追兵却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

项羽料想没法脱身，但是他仍旧不肯服输，对跟随他的兵士们说：“我起兵到现在已经8年，经历过七十多次战斗，从来没打过一次败仗，才当上了天下霸王。今天在这里被围，这是天叫我灭亡，并不是我打不过他们啊!”

他把仅有的28人分为四队，对他们说：“看我先斩他们一员大将，你们可以分四路跑开去，大家在东山下集合。”

说着，他猛喝一声，向汉军冲过去。汉兵抵挡不住，纷纷散开，当场被项羽杀死了一名汉将。

古代铜器不肯过江东项羽到了东山下，那四队人马也到齐了。项羽又把他们分成三队，分三处把守。汉军也分兵三路，把楚军围住。项羽来往冲杀，又杀了汉军一名都尉和几百名兵士。最后，他又把三处人马会合在一起，点了一下人数，28名骑兵只损失了两名。

项羽对部下说：“你们看怎么样?”

部下都说：“大王说的一点不错。”

项羽杀出汉兵的包围，带着26个人直往南跑去，到了乌江（在令安徽和县东北）。恰巧乌江的亭长有一条小船停在岸边。

亭长劝项羽马上渡江，说：“江东虽然小，可还有一千多里土地，几十万人口。大王过了江，还可以在那边称王。”

项羽苦笑了一下说：“我在会稽郡起兵后，带了8千子弟渡江。到今天他们没有一个能回去，只有我一个人回到江东。即使江东父老同情我，立我为王，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

他把乌骓马送给了亭长，也叫兵士们都跳下马。他和26个兵士都拿着短刀，跟追上来的汉兵肉搏起来。他们杀了几百名汉兵，楚兵也一个个倒下。项羽受了十几处创伤，最后在乌江边拔剑自杀。

南宋时期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曾经作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第二十六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1）

开天辟地劈出朗朗乾坤，以身体化为世间万物的伟大神话人物。

盘古从何而来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浑沌一体，就像一个大鸡蛋，在这个大“鸡蛋”中，各种精灵悄悄地孕育，也不知道孕育了多少万年，终于生出了一个新的神灵——盘古。

千百万年过去，盘古终于由一个婴儿长大成为一位硕大的巨人，他睁开了睡眼，但由于他眼前尽是雾状的浑沌黑暗，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巨人盘古看不到东西和光明禁不住恼怒起来，他恼怒自己的面前为什么只有雾状浑沌黑暗，而没有耀眼的光明绚丽世界?恼怒使他跃将起身，一边大喊大叫他要光明，一边狂跳乱撞以冲破这黑暗的世界。

天地是如此形成的盘古就一直喊啊叫啊跳啊撞啊，他的喊叫之声传到了玉皇大帝的耳中。玉皇大帝闻听心喜，随手抓起一把板斧，向身处在浑沌之中的巨人盘古抛了过去。盘古的眼前突然闪现出一线光明。盘古心中一惊，猛然伸手向那光明摸去，恰好抓住那把板斧的斧柄。盘古禁不住心中一阵大喜过望道：“好，好!有了这把板斧，我就用它砍开这团浑沌黑暗，辟出一个光明的世界!”说完，他用力挥动手中板斧，振臂向面前的浑沌黑暗猛劈过去。

他一板斧劈下去，就听到轰隆隆一声巨响，浑沌黑暗被砍出一条缝隙来，从这条缝隙中射出了耀眼的光明。盘古心中大喜，不禁欢呼起来。然而盘古的欢呼之声未落，就看见浑沌黑暗再次围拢过来，劈出的缝隙已是越来越窄，那刚刚闪现的一线光明，也将随着缝隙的弥合而消失。盘古心中大惊，扔掉手中的板斧，举起双臂，吼叫一声，把浑沌黑暗向上用力举起来，才使得那条刚被砍开的缝隙没有弥合起来，那从缝隙中射来的光明没有消失。

盘古害怕黑暗再次吞没世界，因而不敢将上举的双臂放下来，他一直用力向上伸举双臂，浑身的骨骼像竹笋拔节一样“咯嘣嘣”日夜作响，他的骨骼一日日生长，他浑身的肌肉也生长不息。这样，天每天高出一丈，地每天加厚一丈，盘古也每天长高了一丈。这样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地相隔九万里，再也不会合拢了。

盘古看着无边无涯的黄褐色大地，和那湛蓝湛蓝的无垠天空，只见光明万里，黑暗隐去，禁不住心喜万分，放声大笑。

自己的身体化为世间万物盘古服见自己开天辟地高兴至极，大笑不止。但是他笑的时间过长，一口气没有缓上来，他高大的身躯，顿然间摔倒在地上，从此再也站不起来。盘古就这样倒下死去了，但他的身躯迸射出万道金光，他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化成了世间万物。

他的左眼睛，飞向了东边的天空，变成了一轮金光灿烂的太阳，悬挂在东方照亮着乾坤天地；他的右眼睛，飞向了西边的天空，变成了一轮银光柔和的月亮，与悬挂在东方的太阳遥遥相对；他的四肢蠕动生长，变成了冲天的五岳高山；他的筋络蠕动延伸，变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他的血液四溢流淌，变成了奔腾不息的千江万河，他的头发和胡须纷飞于四面八方，变成了稠密的树林、如茵的芳草、缤纷的鲜花，他的汗珠，飞向天际，变成了缀满蓝天的晶亮星斗，他嘴里呼出的气流，在一片呼啸声里，变成了化育万物的和煦春风，变成了天空中蒸腾的云雾；他的喊声，变成了浓云里瞬息万变的闪光，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惊雷；他的牙齿和骨骼飞散开来，变成了闪光的金属，洁白的美玉，晶莹的珍珠，美丽的玛瑙，变成了地下无穷的宝藏；他的唾液漫天飞洒，变成了滋润万物的甘霖……

至此，才形成了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盘古也成了我们民族创世神话中的伟大人物。人们一般认为，盘古的生日是农历的十月十六日，每逢这天，民间往往还要举行隆重的庆典。

伏羲演八卦聪明的伏羲，从出生到演习八卦，至今都被人们津津乐道。

离奇的身世传说伏羲的母亲是华胥氏，生活在西北部很远的地方。有一次，她偶然看见沼泽边有一个巨人的脚印，觉得很奇怪，就用自己的脚试，谁知刚一踩下，身子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后来就怀孕生下伏羲。伏羲长有人的头，蛇的身子，从小就很有神力，能沿着通天的大树自由上下，长大后当了东方的天帝。

文化的始祖伏羲是一位圣明的天帝，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始祖。他上知天文、下懂地理，并且熟悉人间万物的自然法则。他发明了八卦，分别是乾（天），坤（地），坎（水），离（火），艮（山），震（雷），巽（风），兑（泽）。

伏羲教人民用这几种符号记载万事万物。他还效法蜘蛛结网，把绳子编织成网，叫人民捕鱼打猎。

智斗龙王那时候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大不相同。那时候人们靠打猎为生。野物打得少，就少吃一些；打不到，就饿肚皮。所以，在那个时候吃饭成了一个大问题。

伏羲心里很难过。他想：要是老这样下去，岂不是要饿死一些人吗?他左思右想，想了三天三夜，都没有想出办法来。到了第四天，他走到河边一面转悠，一面想办法。走着走着偶尔抬头一看，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鲤鱼，从水面上跳起来。这下子就引起了伏羲的注意：这些鲤鱼又大又肥，弄来吃不是很好吗!他打定主意，就下河去抓鱼，没费什么工夫，捉到一条又肥又大的鲤鱼。伏羲欢喜得很，就把鲤鱼拿回家去。

伏羲把鱼撕给他们吃，大家吃了，都觉得味道不错。伏羲就带着大家去捉鱼。这样，没到三天，人们都学会捉鱼了。

到了第三天，龙王忽然带了乌龟丞相跑来干涉，他恶声恶气地对伏羲说：“谁让你来捉鱼的?不许你们再这样做了!”

伏羲没给龙王的话吓倒，他理直气壮地反问龙王：“你不准我们捉鱼，那我们吃什么?”

龙王气冲冲地说：“你们吃什么，关我什么事?就是不准你们捉鱼。”

伏羲说：“好，不准捉，我们不捉；以后没有吃的我们就来喝水，把水喝得干干的，把你们所有的水族都干死!”

龙王本来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听伏羲这么一说，心里果然害怕。他怕伏羲和他的儿孙们真来把水喝干，自己的命就难保了。正在进退两难，乌龟丞相凑到龙王耳朵边上，悄悄向龙王说：“你看这些人都是用手捉鱼，你就和他们定个规矩：只要他们不喝干河水，就让他们捉去，但是不许用手捉。他们不用手就捉不到鱼。这下子既保下了龙子龙孙，又保住了龙君你的性命，让他们看着河水白瞪眼，该多好呢!”

龙王一听这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转过脸来向伏羲说：“只要你们不把水喝干，你们要捉鱼就来捉吧，可是得遵守这么个规矩，就是不能用手捉。你们若是答应，就算是说定了，以后双方都不准反悔!”

伏羲想了想，说：“好吧。”

伏羲等龙王走后，就想不用手捉鱼的办法。想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把办法想出来。

这时候，他看见两枝树枝中间，有个蜘蛛在结网。蜘蛛把网结好就跑到角落里躲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那些远远飞来的蚊子呀、苍蝇呀都被网粘着了。蜘蛛这才不慌不忙地从角落里爬出来饱餐一顿。

伏羲看见蜘蛛结网，心里突然开了窍。他跑到山上找了一些葛藤来当绳子，像蜘蛛结网那样，把它们编成了一张粗糙的网，然后又砍了两根木棍呈十字形绑到网上，又拿了一根长棍绑到中间，网就做好了。他把网拿到河边往河里一放，手握长棍在岸边静静地等候着。隔了一会儿，把网往上一拉，哎哟，网里净是些欢蹦乱跳的鱼。从此以后，他的儿孙就都知道用网来打鱼了，吃的再也不缺了。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是用网来打鱼。

古代人物画龙王看见伏羲用网来打鱼，气得干着急。可是他们并没有用手捉鱼呀!龙王坐在龙宫里急呀急的，就把一对眼睛急得鼓出来了。所以后来人们画的龙王像，眼睛都是鼓出来的。那个不知趣的乌龟，看到龙王急得那个样，还想替龙王出个主意。哪知道刚刚爬到龙王肩膀上，嘴巴凑到龙王耳朵边，就被龙王一巴掌打到面前公案上的墨盘里。乌龟在墨盘里翻了两翻，染了一身墨汁。现在乌龟身上乌漆漆的，就是那回被龙王打到墨盘里染的。

伏羲一直是中国历史中相当伟大而又神秘的名字，至今，他所创立的八卦仍然是人们未解的谜题，不过他的聪颖的确是不容置疑的，不然怎么连龙王都输给他了呢?女娲补天用泥土造人也好，兄妹成婚也罢，补天的女娲实在是值得后人景仰。

人是泥制的艺术品女娲是中华民族传说中的人类之母。当世界形成之后，天上仅有太阳月亮，地上仅有草木山川，世间寂静又荒凉。时光流淌了不知多少年多少代，天神女娲才从亘古中醒来。

她在天地间行走，觉得孤寂和无聊。她来到波光粼粼的大湖边，见身影在湖水里摇曳，心里随之一动，蹲下身子，伸手掬起带水的黄泥，仿照自己模样，揉捏出一个个小东西。小东西们一落地，就蹦跳嬉闹起来，围着她打转。女娲不停地捏啊揉啊，累得头晕目眩，不耐烦了，顺手拔起一根缘山而上的参天紫藤，用力一按，那藤便搭在地面，蘸足了泥浆，再一挥手，紫藤带着的泥浆甩落下来，溅得地上星星点点，竟纷纷变成了她先前做的小东西，只是大半呆头呆脑，肥瘦不均。

女娲一时兴起，飞快地舞动藤条，泥点暴雨似地从藤上飞溅开来，那小东西撒得遍地皆是，有哭的有笑的，满世界的跑。女娲和着泥水捏成的、抡起紫藤撒出的东西就是人，他们有男有女，繁衍生息，绵延了一代又一代。

上天造就的姻缘另一种说法是：宇宙开辟之初，只有伏羲、女娲兄妹俩居住在昆仑山，那时天下还没有人类。

兄妹两人商议想结为夫妻，却又自觉羞耻，觉得是乱伦，可是不结合又怎能延续生命呢?伏羲和女娲左右为难，便登上昆仑山巅，向天祝告：“如果苍天希望我们兄妹结为夫妇，那么山下云烟都合于一处；如果不是，那么让云烟四散飘零。”话音还在山谷回响，山下云烟早已聚合在一起。

于是，女娲与伏羲结合了，只是还有些害羞，就将草编织成一面扇子，用来遮盖脸庞。这则传说由来已经很久，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也有许多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像。

用生命换来的世界女娲造人之后，一向太平无事。一日，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忽然打起仗来，他们从天上一直打到地下，闹得到处不宁，结果祝融打胜了，但败了的共工不服，一怒之下。把头撞向不周山。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折断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烈焰从地心迸发，焚毁森林，洪水从渊底喷涌，漂走山岭；妖魔鬼怪，恶禽猛兽，趁机肆虐，亿兆生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女娲闻天下生民的求助之声，心中不忍，杀水妖黑龙平息水患，断巨鳌四足重建天柱，然后进行伟大的补天工程。

女娲赴四方拔取芦柴，搬运至天的裂口下面，堆积如山，高与天齐，接着去寻找与天一色的青石，由于地上没那么多，只好再拣些白石、黄石、红石和黑石，放在柴堆上面；趁昆仑山古森林的大火还没熄灭，从那里抽出一棵带火的大树点燃芦柴，火焰忽地窜起，照亮了整个宇宙，昆仑山上的红光顿时黯然失色，那五色石都被燃得通红。

慢慢的，石块熔化了，流淌在天的裂缝中。待到芦柴成灰，看天空，青碧一色，仿佛从未破损过一般。

女娲此时才感觉到劳累，她抹一抹如瀑布般奔流的汗水，顾不上休息，弯腰去捧芦灰，填在地上裂开的大沟大壑里。天修复了，地填平了，女祸也用尽力气，她躺下了，躺在日月星辰之下，躺在青山绿水之上，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

与《红楼梦》的渊源女娲补天时，在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宽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她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没想到这则故事竟然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此石自经锻炼，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不知道度过几世几劫，此石有缘得入红尘，投胎贾府，名唤贾宝玉，与薛宝钗、林黛玉、袭人、晴雯等在温柔富贵乡——大观园内演出一幕幕悲喜爱情剧，成为大文豪曹雪芹笔下《红楼梦》的引子，这些则全是后话了。

黄帝斩蚩尤得天神相助，成就绵延五千年的民旅伟业。

战争一触即发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黄帝是传说中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跟黄帝同时代的另一个部落首领叫做炎帝，据说是黄帝的亲族。炎帝族渐渐衰落，而黄帝族正在兴盛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九黎族的首领名叫蚩尤，十分强悍。传说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他们全是猛兽的身体，铜头铁额，吃的是沙石，凶猛无比。他们还制造刀戟弓弩各种各样的兵器，常常带领他的部落，侵掠别的部落。

有一次，蚩尤侵占了炎帝的地方，炎帝起兵抵抗，但他不是蚩尤的对手，被蚩尤杀得一败涂地。炎帝没法子，请求黄帝帮助。黄帝早就想除去祸害，就联合各部落，准备人马，在涿鹿的田野上和蚩尤展开一场大决战。

关于这次大战，有许多神话式的传说。据说黄帝平时驯养了熊、罴、貔、貅、貙、虎六种野兽，在打仗的时候，就把这些猛兽放出来助战。蚩尤的兵士虽然凶猛，但是遇到黄帝的军队，加上这一群猛虎凶兽，也抵挡不住，纷纷败逃。

黄帝带领兵士乘胜追杀，忽然天昏地暗，浓雾迷漫，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使黄帝的兵士无法追赶。原来蚩尤请来了“风伯雨师”助战。黄帝也不甘示弱，请天女帮助，驱散了风雨。一刹那之间，风止雨停，晴空万里，终于打败了蚩尤。

也有一种传说，说是蚩尤用妖术制造了一场大雾，使黄帝的兵士迷失了方向。黄帝用“指南车”来指引，带领兵士，依着蚩尤逃跑的方向追击，结果把蚩尤捉住杀了。这些神话都反映出这场战争是非常激烈的。

九天玄女授天书关于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双方势均力敌，战争旷日持久。黄帝带着谋士筹划对付蚩尤的计策。一日，黄帝正在散步，见一位人面燕形的妇女含笑走来。黄帝断定此人必是神通广大的天外来客，便迎上去行礼。那妇人笑眯眯道：“我乃九天玄女，特来教你兵法。”黄帝喜出望外，忙问：“我想知道怎样才能攻得上，守得住，战万回，胜万回。”九天玄女微微颔首，一五一十地把种种神奇奥妙的兵法传授给他。

黄帝学会了玄女兵法，旋即又得到一柄以昆吾山赤铜铸造的青锋宝剑，他还用夔的皮来做成一面惊心动魄的战鼓。玄女兵法、昆吾剑、夔皮鼓三者齐备，歼灭蚩尤也就指日可待了。

做好一切准备夔与世无争地生活在东海里的流波山上，流波山离东海岸有七千里远。夔的形貌似牛，体色苍灰，独腿，头上无角。它目光如日月辉映，声音似雷霆轰鸣，每当它出入海水，必定伴随着大雨大风。洪亮的嗓音给夔带来了杀身之祸；黄帝派他的儿子东海神禺号将夔捕来，剥下皮晾干，制成了一面战鼓。

好鼓要用好槌来配，黄帝又打起雷泽中的雷神的主意。雷神长着人的头，龙的身子，常在雷泽里面快快活活地拍打自己的大肚子玩耍。他每拍一下肚子，便放出一个响雷。黄帝派人连夜奔袭雷泽，把雷神不由分说地抓来杀了，抽出两根大腿骨当做鼓槌。黄帝用雷神骨头做的鼓槌，来敲打夔皮蒙的战鼓，两件响东西碰在一起，发出的声音响彻云霄，五百里以内震耳欲聋。

黄帝依照玄女兵法重新训练部队，部署十八路人马和近卫军，摆下十面埋伏之阵。黄帝腰佩昆吾剑站在阵中央的山坡顶端，身后，打鼓手手持雷神骨槌，肃立于夔皮鼓侧。

鲜血染成的历史黄帝在山坡上，看见蚩尤的军队悉数进入包围圈，立即命令擂鼓。打鼓佬奋臂猛击，三通鼓罢，三苗之民面无人色；六通鼓罢，魑魅魍魉魂飞魄散；九通鼓结束，蚩尤兄弟手颤足麻，无法跳跃飞腾。黄帝的将士们在鼓声的激励下士气大振，蜂拥而上，争先杀敌；黄帝把昆吾剑使得似车轮儿飞旋，青色剑锋喷射出赤色光焰，削落蚩尤兄弟的铁额铜头。

傍晚时分，蚩尤全军覆没，他孤身浴血奋战，溃围南出，逃至黎山之丘，精疲力竭，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黄帝麾下的五虎将、八骠骑纷纷杀到，挠钩齐出，把他拖翻，一条铁索绑了，黄帝怕日久生变，降旨就地斩首。

为了预防蚩尤日后成精作怪，再起兵祸，就将他的身、首分葬两处：一处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坟高七丈，平日常有红色云气从坟内直冲天穹，形似一匹绛红色的锦帛，当地人叫它作“蚩尤旗”；另一处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乡。因蚩尤身、首分离，所以斩首的那个地方取名叫“解”，直到如今，解州还有口大盐池，池里的卤水是殷红的，老乡们呼之为“蚩尤血”。黄帝杀蚩尤时怕他挣脱，不敢卸去手拷脚镣，直到蚩尤死透了才摘下沾满血迹的枷铐抛掷在大荒之中的宋山上。后来枷铐长成一大片枫林，枷铐上的斑斑血迹化作了鲜红如血的枫叶。

各部落看到黄帝打败了蚩尤，都挺高兴。黄帝受到了许多部落的拥护。但是，炎帝族和黄帝族也发生了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地方打了一仗，炎帝失败。从此，黄帝成了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

刑天舞干戚尊严和勇气使他踏上一条无悔的不归之路。

为尊严踏上不归路传说中，蚩尤是炎帝的后裔。蚩尤惨死的噩耗传到炎帝耳边，炎帝内心十分难过，淌下了两行凄清的眼泪。炎帝的眼泪本为蚩尤而流，无意中却激起了一位巨人的雄心。这位巨人就是刑天，尽管他是一位武臣，却酷爱音乐，曾创作《扶犁曲》、《丰年词》，为炎帝祝寿。

蚩尤举兵北伐之时，他也跃跃欲试，只是被炎帝制止了。此刻，听到蚩尤的死讯，看到炎帝的老泪，他再也按捺不住那颗悲愤的心，冥冥之中似乎有声音在召唤他去找黄帝决斗。

刑天左手持盾牌，右手提战斧，悄悄离开炎帝身边，踏上了不归路。他知道，路途的尽头就是生命的尽头，但他义无反顾，他要用勇气和热血向天地间的一切证明，炎帝不可侮，炎帝的后裔和部属不可侮。

惊天动地的较量刑天孤身行千里，一路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直杀到黄帝所在的城池，指名道姓，要与黄帝单打独斗、决一死战。黄帝暗想：炎帝部下，个个桀骜不驯，这个人单身挑战，更是大胆，若不将他斩首，以树军威，恐怕他们永远不会臣服。于是，黄帝亲自出马，舞动昆吾剑来斗刑天。两个人剑斧相交，使出平生本事：剑起如闪电破空，天为之变色；斧落似流星坠落，地为之动摇。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黄帝一时间赢不了刑天，急中生智，朝刑天身后瞪了一眼，大声叱喝：“五虎将还不上来?”刑天一惊，心神微散，手中的战斧略慢了一下。而此时，黄帝的昆吾剑已削在他的脖子上，轰的一声巨响，硕大的头颅落地，把坚硬的山地砸出了个大坑。

刑天一摸颈上没了头颅，心中慌张，急忙放下斧、盾，弯腰伸手，在地上乱摸。那高挺的大树，突兀的岩石，在那双巨手的触摸下折断了，崩裂了，直弄得尘土纷扬，木石横飞。

黄帝怕刑天摸到头颅，赶紧手起剑落，将常羊山一劈为二，那头颅骨碌碌滚入山内，大山又合而为一。

古代壁画无头勇士的赞歌黄帝得胜回朝了，摸索不到头颅的刑天并没有放弃，捡起斧、盾，再次挺身直立。刑天不甘心，不服气，他还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力量，他只不过中了黄帝的计谋，被砍去了头颅。刑天赤裸上身，把两只乳头当作眼睛，把肚脐当作嘴巴，他的双乳似乎冒出了凶光，他的肚脐似乎唱起了战歌，他挥舞着盾牌，抡圆了战斧，与看不见的敌人作殊死拼杀，在无物之阵中战斗不息。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作诗说：“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此来表达对刑天顽强不屈、奋斗到底的抗争精神的赞美。仓颉造字伟大的想像，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

惊天地、泣鬼神的创造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用祖传的结绳记事的办法替黄帝记载史实。时间一长，那些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绳结都记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忘记了。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

因为怕人打扰而延误了时间，仓颉把自己关了起来，开始专心地创造新的符号。为了叫起来方便，他给这些符号取了名字，称为“字”。这些字都是依照万物的形态造出来的。比如“日”字，是照着太阳红圆的模样绘的，“月”字，是仿照着月牙儿的形态描的；“人”字，是端详着人的侧影画的；“爪”字，是观察着鸟兽的爪印涂的……仓颉就这样细心观察万事万物，辛辛苦苦造字。一天天过去，仓颉创造出了我们今天用的很多汉字，并将它们传授给了后人。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文字也就形成了。

在仓颉造字成功之后，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天上下起了谷子，地上有鬼在夜间哭泣。于是有些人认为一部分人将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去舞文弄墨，使得粮食会发生短缺，故而落下谷子以免人民饥饿；也有人说由于有了文字，人们可以用文字来揭露邪恶，鬼感到有被揭露的危险，于是就哭泣起来。尽管牵强附会，但是也说明文字创造之后对人们生活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骄傲将开启失败的大门仓颉造字之后，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字也开始马虎起来。

有些事情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不希望仓颉因为骄傲而堕落。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老人沉吟了一会，便独自去找仓颉。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已经无法改过。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挚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先人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然后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黄帝的幸福婚姻黄帝为什么要娶一个最丑陋的女子作自己的妻子呢？

偶然的邂逅轩辕黄帝，一生娶了四个妻室。正妃西陵之女，名叫嫘祖。次妃方雷氏、彤鱼氏。最后又娶了丑女，封号嫫母。后世之人把西施看作是天下美女的代表，把潘安看作是天下美男的代表；而把最丑的女子则比作嫫母。黄帝为什么要娶一位最丑陋的女子作为自己的妻室呢?

在那个时代，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暗地抢婚事件。人们纷纷向黄帝报告，请求他设法制止。黄帝虽然想了很多办法，但抢婚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有人提议，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矛盾就会激化，很可能导致部落之间的重新分裂。

一天早上，黄帝起床后独自一人出外散步，看到一位女子正在河边打水。黄帝走到她身边问道：“你独自一人到这里汲水，难道不怕有人抢你吗?”这女子不认识黄帝，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我的长相不好，又黑又丑，没有人来抢我。”

黄帝又问：“你家都有什么人?”丑女说：“哥哥和我，还有一位老妈妈。哥哥被抢婚女子抢走了，如今家里只有我母女二人。”黄帝这才知道抢婚不光是男的抢女的，还有女的抢男的。黄帝觉得这个汲水女子虽然长得很丑，但她的言谈举止都很大方，便又问她：“你是哪个部落的，叫什么名字?”丑女回答说：“我是祁部落的，没有名字，别人都叫我‘丑女’。”

黄帝娶丑女黄帝听了，再没有说什么，就转身走了。有一天，黄帝把仓颉、风后、常先、大鸿等大臣召来。商议如何制止部落之间抢婚事件。有人提出用暴力制止，有人主张杀一儆百，黄帝都不同意。他对众臣说：“蚩尤无道，经常乱杀无辜，失去民心，最后战败被杀。今天我们应当引以为训，万不可再走蚩尤的老路，不然也会失去民心。”大家听了，都觉得黄帝说得有理。但谁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制止抢婚。这时黄帝便把他早已和三个妻室商量好的主意拿出来，对着众臣说：“眼下我有三个妻室，她们各有分工，实在忙不过来，经常都不在我身边。我想再娶一个妻室，请你们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女人，但绝不允许抢人婚配。”众臣一听，不加思索地说：“这有何难?您功劳这么大，别说再娶一个，就是再娶十个百个也能办到。”

这消息传出后，各部落都给黄帝挑选美女，甚至有人把自己抢来的美女也献了出来。没几天，各部落就选出上百名美貌女子，供黄帝亲自挑选，哪知黄帝一一过目后，一个也不中意。在场的臣民，谁也摸不透黄帝的心意。当时，黄帝当着众人的面说：“重色不重德者，非真美也。重德轻色者，才是真贤。”说罢，扬长而去。人们这才明白黄帝选妻室，并不注重表面的美，而注重的是德才。不久传出消息，黄帝选中祁部落的丑女为妻，封号嫫母。人们听了议论纷纷，有人摇头，有人叹息，都不明白黄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唯有风后、仓颉理解黄帝的用意。仓颉连夜给黄帝造了一“好”字。他说，男子和女子不论长相如何，只要情投意合，天长日久，就是“好”。黄帝成婚这天，各个大小部落都来人庆贺，男女老少，人山人海，喜气洋洋，热闹非凡。仓颉发现黄帝和丑女面对面坐着，嫘祖、方雷氏、彤鱼氏不断给黄帝和丑女敬酒，黄帝和丑女笑得合不住嘴，于是灵机一动，又画了两个口字，上下并起来，当即造了个“喜”字。

他把“喜”字写在一张桦树皮上，高高举起，对着众人说：“抢来的女人作妻室，很难相好。强迫成婚的妻子没有喜。只有男女两相情愿，结成配偶，才是喜中有喜，好上加好，才能和睦相处，白头偕老。”仓颉的这番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自从黄帝娶丑女为妻后，部落之间的抢婚事件，就一天天减少了。

龙—中国的图腾从出土的各种动物化石中，从未发现龙和凤的化石标本。那么，龙凤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团结的象征相传，轩辕黄帝经过五十三战，打败了蚩尤，平息了战争，统一了三大部落，七十二个小部落，建立起一个国家。黄帝打算制定一个统一的图腾，也就是类似现在的国旗，或者说是国家的标志。开始，黄帝手下的谋臣建议不再搞新图腾。理由是黄帝功德无量，天底下无人能比得上。就沿用黄帝部落的图腾，一统天下。黄帝说：“万不可这样做，各大小部落都拥戴我。我怎么能辜负众望，独断专行，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呢?”接着黄帝又说：“蚩尤所干的一切，对兄弟部落的行为，我们万万做不得。”黄帝叫仓颉写了个通知，要求原来各大小部落把使用过的图腾，全部献出来，再由原来各大小部落选派一个代表，共同商议制定新图腾。

谁知通知一发出，各个大小部落都送来了本部落原先使用过的图腾，一下子就有好几百个，其中有蛇、鹰、马、鱼、熊、豹、羊、象、狗等各种各样的图腾。这下可把黄帝难住了。究竟采用哪个图腾好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黄帝召来身边的谋臣，征求他们的意见。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各抒己见，有人同意用这个图腾，有人主张用那个图腾。最后，仍然没有定下来。有人对黄帝说：“您考虑得太多了，随便用一个图腾就对了，何必这样挑来选去，太麻烦了。”黄帝耐心地说：“这是一个新统一起来的大部落，处处都要谨慎从事，绝不能草率。一定要照顾原来各大小部落的情绪，要搞一个有团结象征的图腾。不然，又有分裂的可能。”众谋臣听了黄帝这一席话，觉得很有道理，连连称赞。

因为新图腾的事，黄帝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有天夜里，天下暴雨，雷鸣电闪，黄帝发现电古代书法图光一闪，一条明亮的光线，一闪而过，却深深映在黄帝脑海里。第二天，黄帝单独叫来仓颉和风后，把他昨夜看到的霹雷闪电的形象，向仓颉和风后讲述了一遍。然后，黄帝指着各大小部落的图腾说：“我看为了照顾各个部落的情绪，咱们参照各部落图腾的特点，应该制定这样一个图腾：蛇的身，鱼的鳞，马的头，狮的鼻，虎的眼，牛的舌，鹿的角，象的牙，羊的须，鹰的爪，狗的尾。组成一个特别的图腾。把原来各大小部落图腾都分别用上一些，要说照顾，这也算真正照顾周全了。可是，组成这样的图腾像个什么东西，叫个什么名字?”仓颉说：“黄帝，这个图腾在世界动物中，谁也找不到它，谁也无法伪造。我想，咱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龙’!既能腾云驾雾，又能翻江倒海。”

黄帝捋着胡须，轻轻踏着步子，细细琢磨了半天，然后，果断地说：“好!就叫‘龙’!”从此以后，龙就成为中华民族吉祥权威的象征物，谁也不能侵害它，就连黄帝也带头崇敬它，这就是“龙”的来历。

凤凰是女人的杰作那么凤凰又是怎么来的呢?“龙”的图腾组成后，还有剩下一些部落图腾没有用上，这又如何是好呢?黄帝的元妃嫘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女人，她发明了养蚕，给黄帝制作了衣冠，发明创造了许多东西。嫘祖受到黄帝制定的新图腾的启示后，她把剩余下来各部落的图腾，经过精心挑选，细心端详，也仿照黄帝制定的龙的图腾的方法：孔雀头，天鹅身，金鸡翅，金山鸡羽毛，金色雀颜色……组成了一只漂亮华丽的大鸟，嫘祖叫来黄帝另外三位妻室征求她们的意见，方雷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她对嫘祖说：“姐姐，你组成的这只大鸟像只美丽的大公鸡，可就是个单身汉，水中的鸳鸯还是成双成对呢?”一席话提醒了嫘祖。当时，彤鱼氏、嫫母也齐声叫好，都说方雷氏说的有道理。她们姐妹四人，一齐动手，把剩余下来的，没有用到“龙”图腾上的其他小图腾，很快地组成了另一只华丽的大鸟。正好和嫘母组成的大鸟配成一对。可是，把它们叫什么名字呢?这下可把黄帝四位妻室都难住了。最后，她们还是请来深谋远虑的风后、造字的仓颉。叫他俩给这两只大鸟取个名字。风后看罢，哈哈大笑说：“黄帝制作了一条‘龙’，世界上各种飞禽走兽中找不到它，你们四人又制作了两只大鸟，空中飞翔的鸟群中也找不到它。这就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吉祥物。”仓颉全神贯注，一直在详细地观看这两只鸟，一句话也没有说。嫘祖问他时，仓颉把早已想好的名字脱口而出：“我看就叫‘凤’和‘凰’。凤代表雄，凰代表雌，连起来就叫凤凰。”

“好!我赞成，就叫凤凰。”

谁也没注意到黄帝早已站在他们身后，听着他们各种议论。现在黄帝既然赞成叫凤凰，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最后黄帝说：“龙凤在世界上生存的飞禽走兽中并不存在，谁也找不到，它的高贵处就在这里。我看，还是风后说的对：这两种图腾谁也不会伪造，给后世的子孙万代也立下规范。‘龙凤’就正式定下来，作为新部落统一联盟后的新图腾。”这就是“凤凰”的来历。

骑龙升天由于黄帝的功劳卓著，关于他的传说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

上天赐书轩辕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因土是黄色，能生成物，故称黄帝。他战蚩尤，造神龙，统一了中原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又和臣民一道做衣冠，造舟车，务桑蚕;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等，普天之下国泰民安。传说有一次，天降大雾，整整三天三夜都不散去，天昏地暗。

黄帝问大臣：“你们看这是怎么回事?”

有位大臣说：“臣听说，天地万象都是上天的警示。现在这个样子，一定是上天有教诲给您，您一定不要冒犯。”

黄帝便召来史官进行占卜，没想到用来占卜的龟甲全都被烧焦了。史官对黄帝说：“臣无法进行占卜了，请您还是问那些圣人吧。”

黄帝说：“已经问过很多人了，他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史官听后就跪拜道：“龟甲也不能违背天意，透露秘密，所以才会烧焦。”

此时，大雾已经消失。黄帝便到洛水上巡游，忽然看见一条大鱼背着图书。黄帝十分诧异，便命人杀牛、羊、猪、犬、鸡进行祭祀。

忽然之间，天下大雨，一直下了七天七夜，最后那条大鱼向东边的大海游去，把自己背负的图书留下了。一张《龙图》从黄河中浮出来，一本《龟书》从洛水中浮出来，这就是著名的“河图洛书”。图书上写着红色的文字，就是上天赐予黄帝的。黄帝举行了接受上天恩赐的仪式，并按照图书上的教诲治理国家。从此，黄帝的国家变得更加欣欣向荣了。

令人敬仰的结局黄帝晚年的时候，命人采首山之铜，在荆山下铸造大鼎，以此来标志他治理天下功业的辉煌。铜鼎铸造好以后，天上游下一条巨龙，垂着龙髯，来迎接黄帝上天。当时他的群臣们不忍离开黄帝，有的抓住龙髯，有的抓住他的靴子和衣服，结果龙髯拔断了，衣靴拉掉了，黄帝还是乘龙升天而去。现在陕西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葬的是他的衣冠。

精卫填海用自己的生命来完成一件事情，是一种完美的悲壮。

如花少女葬身海底精卫本来是炎帝最宠爱的小女儿，叫做女娃，虽然她长得十分纤秀，性格却很倔强。其他女孩子都喜欢打扮自己，唯独她喜欢到处玩耍，尤其是到海边玩。

这一天，风和日丽，女娃乘一叶扁舟，在碧波荡漾的东洋大海上遨游。海风微微地吹拂，海浪柔柔地起伏，带着小舟往大洋深处漂去。

尽情玩乐的女娃，怎么会想得到危险就在身边，她仍然陶醉在蓝色的温柔里。霎时间，平静的大海变脸了，微笑的太阳不见了，轻轻的海风变得比刀刃还锐利，软软的海浪变得比铁锤还刚硬。女娃凭着自己的经验和技艺，与风浪顽强地斗争。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大海的浪涛越来越高，可女娃的力气越来越弱。夜幕降临了，天地间一片黑暗，月亮和星星们都遮住了脸庞，大概是不忍目睹惨剧的发生：小舟被巨浪碾成了碎片，女娃被旋涡吸入了深渊，喧嚣的涛声盖住了女孩求救的呼叫，她永远也不能回去见她慈祥的父亲了。强者的宣言几天过后，一只小鸟在女娃沉溺的水域破浪而出，模样有点儿像乌鸦，却长着花头颅、白嘴壳、红脚爪，它的名字叫精卫，是女娃不屈的冤魂化就而成的。

精卫栖身于布满柘木林的发鸠山上，它愤恨大海夺走了她的青春，于是天天从发鸠山衔起小石子，或者小树枝，展翅高飞，直至东海，把石子或树枝投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管是赤日炎炎还是雨雪霏霏，精卫鸟都会回翔在波涛汹涌、浩瀚无垠的大海上空，投下颗颗碎石、根根断枝，它不间断地叫着“精卫、精卫”，以激励自己的斗志，它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将东海填平。

东海恼怒了，浪涛喧哗，白沫四溅：“你为什么要把我填平?你为什么恨我这么深?”

天空中传来精卫鸟仇恨的啼鸣：“因为你夺走了我年轻的生命。因为你还将夺走千千万万的年轻的生命。”

“算了吧!你就是填一千年、一万年，也无法将我填平!”东海用轰隆隆的大笑声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我永远不会停的!我要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地填下去，哪怕填到世界末日，宇宙终结。”不死鸟精卫悲啸着，飞翔着，从发鸠山至东海，循环往复，衔石投石，永无休止。

第二十七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2）

夸父逐日炎帝后代的传奇英雄，留给后人的是气吞山河、追逐太阳的雄心壮志。

对太阳的要求夸父是炎帝的后代，他们整个家族的人，都是身材高大的巨人。夸父的先辈曾经参加过对黄帝的战争，失败之后，回到老家，夸父从此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太阳照例每天东升西落，所有人都对此不加在意，但是有一个巨人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它，这个巨人就是夸父。夸父用两条黄蛇作耳环，手里也把玩两条黄蛇，他身材高大，如山岳耸峙，却很天真，富于幻想。这两天，他在考虑几个有关太阳的大问题：其一，太阳落入一个叫“禺谷”的地方之后，黑夜便要降临；我热爱光明，憎恶黑暗，我要去追赶太阳，让他永驻天空。其二，太阳的圆脸上，沾染了不少黑斑；我希望太阳更明媚，更透亮，我要去追赶太阳，请他揩干净脸盘。其三，太阳在夏天喷吐了过多的光和热，到了冬天势必缺乏能量；我喜欢四季如春，不要酷暑也不要严寒，我要去追赶太阳，劝他平均分配热能。夸父想着想着，提起木杖，撒开两条长腿，就朝太阳追去。

没有终点的旅程太阳坐在龙车上悠然西行，猝然看见一个巨人像一座大山一样压来，不由惊呼：“快跑，巨人来啦!”夸父大吼：“跑什么?”脚下用劲，瞬息间越过了千山万水。

古代铜器龙车驰至悲泉，太阳一滚而下直趋虞渊，这时，夸父已跨入光影，处在大光明的包围中，他的眼前是一团极大极亮的火球。夸父兴奋地张开双臂，想拥抱太阳，可是他突然感到口渴难忍，他实在是太累了。

夸父踉跄地来到黄河边，伏下身子一口气喝干了黄河水，转过身，又将渭水喝干，可是口渴的感觉，依然是十分强烈。他突然想起北方有一个大泽，在雁门山北，是鸟们孳生雏儿、更换羽毛的地方，纵横达千里，烟波接遥天，水草茂盛，水质清洁，水面辽阔，实在是解渴的好去处。

夸父踉跄着往北方跑去，可是由于过度的疲劳，再加上口渴难忍，他行至半途，实在支持不住，颓然倒地，再也没有起来。

夸父临死前，丢掉了他的木杖，他随身携带的木杖，化作了绿叶茂盛、鲜果累累的桃树林，人们说，那是夸父留给后世的理想追求者在漫漫长路中遮阳蔽雨、充饥解渴的。

帝喾的传奇帝喾的四个儿子都成为君主的先人，为什么将女儿嫁给了一只狗？

虎父无犬子颛顼之后，担任部落联盟首领的是帝喾。帝喾又名帝俊，是黄帝的曾孙。

帝喾娶了四个人类女子为妻，所生四个儿子的子孙将来都曾统治天下，真称得上是“虎父无犬子”。他的元妃是有邰氏的女子，名叫姜女原，因践踏巨人足印，受感应而怀孕，生子名弃，其十六世孙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的次妃简狄因吞下燕子蛋而怀胎，生下儿子契，契的十四世孙成汤建立了商朝。他的三妃是陈丰氏的女子叫庆都，生下了大名鼎鼎的尧。他的四妃是鲰訾氏的女子叫常仪，生下了挚，也曾一度接掌帝位。

扶桑的传说传说帝喾在天上也有两位夫人，一位是太阳女神羲和，一位是月亮女神常羲。常羲替他生了十二个月亮女儿，羲和替他生了十个太阳儿子。

太阳女神的儿子们住在东方海外的汤谷。汤谷是东洋大海中极其遥远的地方，在汤谷中心有一个“咸池”，是太阳每天洗澡的地方。旁边有一株同根偶生、两干互相依倚的大树，名叫“扶桑”。每天，十个太阳中的九个泡在咸池当中，一个升上扶桑的枝头，再慢慢升上天空，一个回来了，另一个才出去，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太阳只是十个当中的一个。

每次出勤，都是由太阳女神羲和驾驭六条蛟龙牵引的太阳车，载着太阳儿子由东向西运行。当太阳在汤谷里冼完了澡，升上扶桑树时，叫做晨明；升至扶桑树顶，登上妈妈预备好的太阳车，将要出发时，叫做拙明；行至曲阿，叫做旦明；行至曾泉，叫做早食；以后每经过一个重要地方，都有一个代表时间的名目。羲和一直将儿子送到悲泉，剩下的一小段路要让太阳自己行走了。可是妈妈总不放心，一定要坐在车上，看着爱子走向虞渊，进入愚谷，等到最后几缕阳光洒上了愚谷水滨的桑树梢、榆树梢，她才驾驭空车，伴着清凉的夜风，穿过繁星和浮云，回归东方的汤谷，准备伴送第二天出勤的儿子，再开始新一天的行程。

古代称东方岛国日本为扶桑，也是源于这个传说。

南蛮的狗图腾相传帝喾王宫内发生过一件奇事，王后的左耳朵隐隐约约地痛了三年，后来从耳朵里取出一条虫子，外形似蚕的模样，将其在盘中养育，竟然变成了一条龙犬，浑身亮光闪现，遍体锦缎。帝喾见了大喜，赐名龙麒，号称盘钒。不料居住在北方的犬戎番王不断侵犯，帝喾派遣中原兵将进行了多次抗御，但因番王骁勇凶残，武艺高强，所以屡战屡败。帝喾眼看大片疆土被侵占，边境百姓遭涂炭，急得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整天愁眉不展，忧心忡忡。后来挂出奖赏榜文说：“谁能斩番王以复疆土，就将三公主嫁给他为妻，招赘为东床附马。”然而榜文挂出之后，朝中文武大臣深知番王骁勇，番兵凶残，竟无一人敢来揭榜。可是盘瓠却不见了踪影，大家都十分奇怪。原来盘瓠偷偷跑到了番邦营寨。此刻恰遇番王在大帐中饮酒作乐，庆贺胜利。番王喝得烂醉如泥。盘瓠见良机已到，偷偷跑到他的卧室，“卡嚓”一声将番王的脑袋咬了下来，带回到帝喾的宫中。

帝喾听说盘瓠斩了番王，复了疆土，顿时乐得笑眯眯：“盘瓠啊!你功劳很大，本王给你封官赐爵，建造府第好不好?”盘瓠听了忙摇头，它既不想当官，也不要封侯，一心要娶美丽善良的三公主。帝喾明明知道盘瓠的心思，可就是不提及，不吭气，他舍不得将三公主真的嫁给盘瓠为妻。因此，左思后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吩咐宫中一名侍女梳妆打扮，冒充三公主与盘瓠做夫妻。

盘瓠一见假公主，就猜到了帝喾的计策。但是他不慌不忙不生气，围着假公主转了转，看了看，帝喾以为盘瓠已中计，心里暗暗在欢喜。冷不防盘瓠一跳，来到自己背后，拉住真正的三公主，要求今晚成夫妻。帝喾一看傻了眼，正想阻拦，深明大义的公主开口道：“盘瓠征番，功绩盖世，榜文所示，不可违信。奴愿与盘瓠结为夫妻。”帝喾不得以，只好同意这门婚事。盘瓠带着公主进入南山，共同生活了很多年，生育了十二个孩子，正好是六男六女，盘瓠死后，这些子女相互结为夫妻。他们把树皮染上颜色，制成衣服，衣服的后摆都有尾形，表示他们是盘瓠的后代。盘瓠的子孙世代繁衍，人口逐渐增多，被称为“南蛮”。这些人外表木讷，而内心却十分聪颖。

牛郎织女上古的人们不知道天文知识，但是却创造出缠绵的爱情故事。

天助自助者牛郎只有一头老牛、一张犁，他每天天刚亮就下地耕田，回家后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日子过得十分辛苦。谁料有一天，牛郎干完活回到家，一进家门，就看见屋子里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衣服被洗得清清爽爽，桌子上还摆着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牛郎吃惊得瞪大了眼睛，心想：这是怎么回事?神仙下凡了吗?不管了，先吃饭吧。

此后，一连几天，天天如此，牛郎耐不住性子了，他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这天，牛郎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了门，其实，他走了几步就转身回来了，没进家门，而是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偷偷地观察着。

果然，没过多久，来了一位美若天仙的姑娘，一进门就忙着收拾屋子、做饭!牛郎实在忍不住了，站了出来道：“姑娘，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帮我做家务呢?”那姑娘吃了一惊，脸红了，小声说道：“我叫织女，看你日子过得辛苦，就来帮帮你。”牛郎听得心花怒放，赶忙接着说：“那你就留下来吧，我们同甘共苦，一起用双手建设幸福的生活!”织女红着脸点了点头，他们就此结为夫妻，男耕女织，生活得很美满。

无法阻隔的感情过了几年，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过得开心极了。一天，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雷电交加，织女不见了，两个孩子哭个不停，牛郎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正着急时，乌云又突然全散了，天气又变得风和日丽，织女也回到了家中，但她的脸上却满是愁云。只见她轻轻地拉住牛郎，又把两个孩子揽入怀中，说道：“其实我不是凡人，而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现在，天宫来人要把我接回去了，你们自己多多保重!”说罢，泪如雨下，腾云而去。

牛郎接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欲哭无泪，呆呆地站了半天。不行，我不能让妻子就这样离我而去。我不能让孩子就这样失去母亲，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要把织女找回来!这时，那头老牛突然开口了：“别难过!你把我杀了，把我的皮披上，再编两个箩筐装着两个孩子，就可以上天宫去找织女了。”牛郎说什么也不愿意这样对待这个陪伴了自己多年的伙伴，但拗不过它，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得忍着痛、含着泪照它的话去做了。

到了天宫，王母娘娘不愿认牛郎这个人间的外孙女婿，不让织女出来见他，而是找来七个蒙着面、高矮胖瘦一模一样的女子，对牛郎说：“你认吧，认对了就让你们见面。”牛郎一看傻了眼，怀中两个孩子却欢蹦乱跳地奔向自己的妈妈。原来，母子之间的血亲是什么也无法阻隔的!

王母娘娘没办法了，但她还是不甘心织女再回到人间，于是就下令把织女带走。牛郎急了，牵着两个孩子赶紧追上去。他们跑着跑着，累了也不肯停歇，跌倒了再爬起来，眼看着就快追上了，王母娘娘情急之下拔出头上的金簪一划，在他们中间划出了一道宽宽的银河。从此，牛郎和织女只能站在银河的两端，遥遥相望。而到了每年农历的七月初七，会有成千上万的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架起一座长长的鹊桥，让牛郎织女一家再次团聚。

尧眉八彩成就一番伟业的他，却找不到合适的接班人。

奇人奇相尧是帝喾三妃所生的儿子，名叫“放勋”。尧的母亲观看黄河的时候，忽然看见一条赤龙从天而降，刮起一阵阴风。尧的母亲因此而怀孕，十四个月后，才生下尧。传说在尧出生的时候，常有黄云覆盖在天上。

传说尧身高十尺，约有两米多。他的脸上窄下宽，由于长期劳累，身材十分瘦削，但是精力旺盛。尧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他的眉毛呈倒八字形，天生有很多颜色，所以人称“尧眉八彩”。

尧登上帝位之后，到处物色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各种官职，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尧成为继伏羲、神农、黄帝之后又一个杰出的领导，也成了古代传说中的圣人。据说尧逝世的时候，天下百姓如丧考妣，三年之内，天下没有人弹奏乐曲。

谁也不愿意接受的帝位传说尧年老的时候，想找人继承帝位。他听说许由德高望重、不同凡俗，便来到许由的隐居之地，登门拜访。但是许由不愿意出山，当晚就逃到了箕山。尧又追到箕山，请他出山，但许由还是不答应，在颍水边洗耳朵。这时候，他的朋友巢父牵牛来此饮水，见许由这个样子，就问其原因。

许由说：“尧让我接受帝位，玷污了我的耳朵，所以我要洗耳朵。”

巢父讥讽道：“你若诚心隐居，为何不到高山深谷里藏起来?故意到处云游，高谈阔论!你在这里洗耳朵，岂不是把河水也玷污了。”

许由听后，十分惭愧，终身也没有出来做官，死后葬在箕山之巅。尧内心十分悲痛，直到后来，考验多次之后，才将帝位传给了舜。

羿射十日每当乱世之时，总会有英雄挺身而出。

人间地狱传说在尧当首领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灾难。有一天，十个太阳一齐飞离扶桑，谁也不愿再孤零零地去乘坐妈妈驾驶的车子，而是携手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任意嬉戏，直至倦了乏了，才回汤谷休息。

十日并出，可害苦了下界的黎民百姓：灼热的阳光晒枯了稼禾，烤焦了土石，甚至连金银铜铁都熔化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汗水早已流尽，血液也将干涸。田间颗粒无收，存粮快要告罄，危机就在眼前。

灾祸还不限于此，窒窳、凿齿、九婴、大风、修蛇、封稀等凶禽恶兽也由于环境恶化，食物短缺，纷纷从燃烧的森林、沸腾的湖泊里逸出，逞着它们贪婪暴疟的本性，到处吞食人民。玉字澄清人间帝王尧日日夜夜跪在祭坛上向天上的父亲祷告，紧急的呼救声上达天庭，声声震动着帝喾的耳膜。作为天帝的帝喾再也不能充耳不闻，放任不管了，他命令麾下最勇敢最年轻的武将神射手羿，到下界去剿灭横行的禽兽，把太阳射落，为民除害。

羿生得面若冠玉，眼若朗星，虎背猿臂，豹腹狼腰，他用帝喾所赐的彤弓、素箭武装起来，和妻子嫦娥降临凡界，在一座闷热的茅屋里拜会了愁苦的尧，从尧那儿他了解到罪魁祸首是那十个太阳，老百姓都在诅咒：“毒日头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毁灭呢?我们愿意与你同归于尽!”

神射手羿挟弓策马，驰骋原野，明晃晃的日光耀得他睁不开眼，千里焦土、遍地枯骨又令他怒火中烧。十个太阳却有恃无恐，根本不理会盘马弯弓、作势欲射的羿，依旧在天上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羿大怒道：“你们既然怙恶不悛，我就替天行道了。”他使的是平生绝艺连环箭法，左手如托泰山，右手似抱婴儿，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飕飕飕一连九箭破空裂风而去，起初没有动静，仿佛时间凝固了，隔了片刻，只见天空中一个个太阳接连爆裂，漫天的流火四散飞溅，恰似节日夜空的礼花。又过了半晌，啪啪啪一阵乱响，整整九只极大的三足金乌鸦坠地，那是太阳精魂的化身，太阳的碎壳流浆都落在了东洋大海，凝结成方圆四万里、厚四万里的大炭团沃焦。海水流经沃焦，一下子就被蒸发为云气，升腾上天，化作霖雨，复洒入江河，所以，大江小河的水日夜不息汇聚海洋，永远流不尽，大海也永远不会涨溢。

羿九箭连发，九日并落，剩下的那个太阳早吓得脸色昏黄，天气明显转凉了。凉风拂面，站在祭坛上观看的尧顿时清醒，他见羿轻舒猿臂，从箭囊中抽出一支羽箭，急忙制止：“万物生长离不开太阳，没了太阳，天下的百姓要遭受永夜的痛苦了!”总算将惟一的太阳保留了下来。

此后，羿又扫除了地上的各种恶魔怪兽，人间变得风和日丽，百姓安居乐业。人们感激为民除害的英雄，也更加拥戴尧这位全心全意治理天下的首领。

嫦娥奔月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嫦娥，她偷吃灵药竟是迫不得已。

引狼入室自从羿立下盖世神功之后，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但他射杀的几个太阳是天帝的儿子，天帝怪罪于他，把他和嫦娥贬到凡间做了凡人。不少志士慕名前来投师学艺。奸诈刁钻、心术不正的蓬蒙也混了进来。

羿觉得对不起嫦娥，除传艺狩猎外，终日和妻子在一起，并说：“天上等级森严，在人间倒也逍遥自在。不过凡人终将一死，若要长生，就必须渡弱水，翻炎山，登上昆仑，去向西王母求以不死灵药。

羿凭着盖世神功、超人意志，越过炎山、弱水，攀上悬崖峭壁，来到昆仑山顶。西王母钦佩羿的作为，同情他的遭遇，但仙药只剩下一颗，便说：“不死药是用不死树结的不死果炼成的，不死树三千年开一次花，三千年结一次果，炼药又需三千年。现在只剩下一颗，两人分享俱可长生不老，一人独食即能升天成仙。”

羿回来和妻子嫦娥商议找个吉日分食，于是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嫦蛾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百宝匣里，不料被蓬蒙看到了。

无奈的选择当羿率众徒外出狩猎，心怀鬼胎的蓬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待羿率众人走后不久，蓬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逼嫦蛾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蓬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转身打开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羿回到家，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蓬蒙早逃走了。气得羿捶胸顿足哇哇大叫。悲痛欲绝的羿，仰望着夜空呼唤爱妻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

羿急忙派人到嫦娥喜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她平时最爱吃的蜜食鲜果，遥祭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在民间传开了。

现代流传甚广的“嫦娥奔月”是说嫦娥经受不住天上生活的诱惑，趁后羿外出狩猎，独自吞食了不死药，嫦娥由于背弃了丈夫，怕天庭诸神嘲笑，就投奔月亮女神常羲，想在月宫暂且安身。可是月宫空无一人，出奇的冷清，她在漫漫长夜中咀嚼孤独、悔恨的滋味，慢慢地变成了月精白蛤蟆，在月宫中终日被罚捣不死药，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李商隐曾有诗感叹嫦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纪昌学射箭当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刻苦训练之后，就不奇怪他们的成就了。

拜师的第一堂课甘蝇是古时候的一位射箭能手。他只要一拉弓射箭，将箭射向野兽，野兽就应声而倒；将箭射向天空飞翔着的飞鸟，飞鸟就会顷刻间从空中坠落下来。只要看到过甘蝇射箭的人，没有一个不称赞他是射箭能手，真是箭无虚发，百发百中。

古代人物甘蝇的学生叫飞卫，他跟着甘蝇学射箭非常刻苦，名师出高徒，几年以后，飞卫射箭的本领赶上了他的老师甘蝇。后来，又有一个名叫纪昌的人，来拜飞卫为师，跟着飞卫学射箭。飞卫收下纪昌作徒弟后，对纪昌的训练非常严格。

刚开始学射箭时，飞卫对纪昌说：“你是真的要跟我学射箭吗?要知道不下苦工夫是学不到真本领的。”纪昌表示：只要能学会射箭，我不怕吃苦，愿听师傅指教。于是，飞卫很严肃地对纪昌说：“你要先学会不眨眼，做到了不眨眼后才可以谈得上学射箭。”纪昌为了学会射箭，回到家里，仰面躺在他妻子的织布机下面，两眼一眨不眨地直盯着他妻子织布时不停踩动着的踏脚板。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心里想着飞卫师傅对他的要求和自己向飞卫表示过的决心。

要想学到真功夫，成为一名箭无虚发的神箭手，就要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这样坚持练了两年，从不间断，即使锥子的尖端刺到了眼眶边，他的双眼也一眨不眨。纪昌觉得练得差不多了，于是整理行装，离别妻子到飞卫那里去了。飞卫听完纪昌的汇报后却对纪昌说：“还没有学到家。要学好射箭，你还必须练好眼力才行，要练到看小的东西像看到大的一样，看隐约模糊的东西像明显的东西一样。你还要继续练，练到了那个时候，你再来告诉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纪昌又一次回到家里，选一根最细的牦牛尾巴上的毛，一端系上一个小虱子，另一端悬挂在自家的窗口上，两眼注视着吊在窗口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十天不到，那虱子似乎渐渐地变大了。纪昌仍然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他继续看着，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三年过去了，眼中看着那个系在牦牛毛下端的小虱子又渐渐地变大了，大得仿佛像车轮一样大小了。纪昌再看其他的东西，简直全都变大了，大得竟像是巨大的山丘了。于是，纪昌马上找来用北方生长的牛角所装饰的强弓，用出产在北方的蓬竹所造的利箭，左手拿起弓，右手搭上箭，目不转睛地瞄准那仿佛车轮大小的虱子，将箭射过去，箭头恰好从虱子的中心穿过，而悬挂虱子的牦牛毛却没有被射断。这时，纪昌才深深体会到要学到真实本领非下苦功夫不可。他便把这一成绩告诉飞卫。飞卫听了很为纪昌高兴，甚至高兴得跳了起来，并且不停地拍手，走过去向纪昌表示祝贺说：“你成功了。对射箭的奥妙，你已经掌握了啊!”

舜的传奇经历舜多次遭到亲人的陷害，却总是逢凶化吉，如有神助。

理想的接班人尧年纪老了，想找一个继承他职位的人。有一次，他召集四方部落首领来商议。

尧说出他的打算后，有个名叫放齐的说：“你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继承你的位子很合适。”

尧严肃地说：“不行，他品德不好，专爱跟人争吵。”

另一个叫兜的说：“管水利的共工，工作倒做得挺不错。”

尧摇摇头说：“共工能说会道，表面恭谨，心里另是一套。用这种人，我不放心。”

这次讨论没有结果，尧继续物色他的继承人。有一次，他又把四方部落首领找来商量，要大家推荐，大家一致推荐舜。

来自家人的暗害舜的父亲是个糊涂透顶的人，人们叫他瞽叟，就是瞎老头儿的意思。舜的生母早死了，后母很坏。后母生的弟弟名叫象，此人十分傲慢，瞽叟却很宠他。虽然家人对舜很不好，但舜待他的父母、弟弟却很好。所以，大家都认为舜是个德行良好的人。尧决定先考察一下舜。他把自己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替舜筑了粮仓，分给他很多牛羊。那后母和弟弟见了，又是羡慕，又是妒忌，和瞽叟一起用计，几次三番想暗害舜。有一回，瞽叟叫舜修补粮仓的顶。当舜用梯子爬上仓顶的时候，瞽叟就在下面放起火来，想把舜烧死。舜在仓顶上一见起火，想找梯子，梯子已经不知去向。幸好舜随身带着两顶遮太阳用的笠帽。他双手拿着笠帽，像鸟张开翅膀一样跳下来。笠帽随风飘荡，舜轻轻地落在地上，一点也没受伤。

瞽叟和象并不甘心，他们又叫舜去淘井。舜跳下井去后，瞽叟和象就在地面上把一块块土石丢下去，把井填没，想把舜活活埋在里面，没想到舜下井后，在井边掘了一个孔道，钻了出来，又安全地回家了。象不知道舜早已脱险，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里，跟瞽叟说：“这一回哥哥准死了，这个妙计是我想出来的。现在我们可以把哥哥的财产分一分了。”说完，他向舜住的屋子走去，哪知道，他一进屋子，舜正坐在床边弹琴呢。象心里暗暗吃惊，很不好意思地说：“哎，我多么想念您呀!”

舜也装作若无其事，说：“你来得正好，我的事情多，正需要你帮助我来料理呢。”

以后，舜还是像过去一样和和气气对待他的父母和弟弟，瞽叟和象也不敢再暗害舜了。

尧听了大家介绍的舜的事迹，又经过考察，认为舜确是个品德好又挺能干的人，就把首领的位子让给了舜。舜接位后，也是又勤劳，又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受到大家的信任。过了几年，尧死了，舜还想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子让给尧的儿子丹朱，可是大家都不赞成。舜才正式当上了首领。

除恶务尽对那些害群之马，舜一向是毫不手软，重拳出击。

先贤的不肖子孙传说古代黄帝有个不肖子孙，他不讲仁义，包庇奸人，行凶杀人，与恶人勾结在一起，天下人都称他为“浑敦”；少皜也有个不肖子孙，他不讲忠信，对善良的人恶意攻击，对有道德的人大肆污蔑，天下人称他为“穷奇”；颛顼也有个不肖子孙，他不听善言，顽固不化，奸诈不义，扰乱天地的道德，天下人都称他为“槁机”；炎帝也有个不肖子孙，他贪于饮食，索求财物，生活奢侈没有满足，天下人都称他为“饕餮”。

据说“四凶”后来成了害人的怪物：“浑敦”变成昆仑山上的一头怪兽，样子有点像狗，遇到有德行的人就撒野，遇到凶恶的人就依靠。“穷奇”在西北也变成一头恶兽，样子像老虎，而且长着双翅可以飞翔，他见人争斗，就立刻吃掉那个正直的人，见到忠信的人，就上去咬掉他的鼻子，见到凶恶的人，就杀死其他的野兽送给他。“槁杌”在西方，长得人面猪矛，在荒野之中逞凶作恶，人们又给他起名叫“傲狠”或者“难训”。“饕餮”在西北或者西南方，据说他头像人，身体像牛，眼睛在腋下，有老虎般的牙齿和爪子，贪如恶狼，经常抢夺老弱者的财物，还要吃人。

舜在为尧摄政的时候，就采取果断措施，将这“四凶”放逐到边远荒凉的地方，去抵御其他的妖魔鬼怪。

该出手时就出手除了流放“四凶”之外，舜还把共工流放到北方的幽州，把讙兜流放到南边的崇山。因为共工经常在部落联盟内部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不仅没有认真地治理洪水，反而加大了洪水的危害。

讙兜是南方的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但是他为人凶狠，不善领导，使他的部落政治腐败，因此舜流放讙兜，迁走他的部落。

舜敢于和邪恶进行斗争，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保卫自己的政权尧的儿子叫“朱”，仗着父亲是部落联盟首领，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整日无所事事，行为放纵轻浮。还召集了一帮青年男女，在家中纵情声色，奢侈腐化。

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成器，就将帝位禅让给了舜。尧逝世之后，舜接替了帝位，朱见自己继位无望，心中十分忿忿不平。他纠集一些人，到处造谣，说舜的坏话，闹得满城风雨。后来，舜把朱流放到了丹水，靠近三苗族人聚居的地方，所以人们称他为“丹朱”。

三苗族人本来就不服中原华夏族的统治，就与丹朱联合起来，一起反抗。丹朱势单力薄，也是求之不得，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丹朱和三苗族密谋策划，后来公开反叛，气焰十分嚣张。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派出军队，与丹朱和三苗族展开大战。结果三苗族战败，舜严厉惩罚了策动叛乱的首恶。丹朱在叛乱失败后，觉得没有脸面见舜，于是投水自尽。

湘夫人一生相随，投江殉情，造就感情绝唱。

舜的情史佳话娥皇和女英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在舜还是个穷苦百姓的时候，尧就把两个女儿嫁给了他，以考察舜的德行。蛾皇与女英嫁给舜之后，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天子之女就专横跋扈，她们恪守妇道，帮助舜机智地摆脱弟弟的百般迫害，成功地登上王位，之后还鼓励舜以德报怨，宽容和善待那些死敌。她们的美德因此被记录在册，受到民众的广泛称颂。

舜登基之后，与两位心爱的妃子泛舟海上，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岁月。他们的船用烟熏过的香茅为旌旗，又以散发清香的桂枝为华表，并在华表的顶端安装了精心雕琢的玉鸠，这是记载中最古老的风向标，它可以为水手调整帆具提供依据。但这项发明却不能预测突如其来的噩耗。

缠绵悱恻的绝唱那一年，舜带着娥皇、女英巡察南方，到湘江边的时候，二妃陶醉于湘江两岸的优美风景，就留在了那里，舜继续前行，然后派人来接。没想到，当舜来到在一个叫做“苍梧”的地方的时候，突然病故。

娥皇和女英闻讯伤心不已，一路失声痛哭，而她们的眼泪洒在山野的竹子上，形成美丽的斑纹，世人称之为“湘妃竹”或“斑竹”。她们在悲哀地哭泣了一阵后，居然飞身跃入湘江，为伟大的夫君殉情而死，其情状之壮烈，真是旷世罕有。

后人在湘江边上，修建了二妃庙，也叫“黄陵庙”。据说，二妃的神灵经常漫游于洞庭之边，出入潇湘之水，于是，二妃成了湘江之神，在许多神话传说里，都称她们为“湘君”，或称“湘夫人”。

大禹治水新婚之后的第四天，大禹就领命治水，成就了千古伟业。

临危授命在尧执政的时候，发生过多次特大的水灾，洪水淹死百姓，吞没庄稼，冲垮房屋。尧将首领们召来，共同商议治理洪水、解除民众疾苦的事情。最后，大家推举一个叫鲧的人来担当这一重任。传说中，鲧到天上去窃取了天帝的“息壤”。

“息壤”是一种神土，它可以自己生长不息。于是，鲧便用息壤来堵住洪水。天帝发怒了，叫火神祝融烧死了鲧。

而在实际生活中，鲧治水采取的是用石块和泥土筑坝挡水的办法。他指挥人们挑土运石，垒堤筑坝，来阻挡洪水。

洪水无处外流，就往上猛涨，鲧见水涨了起来，就又下令继续加高堤坝。

结果是形成了水涨堤高，堤高水涨的恶性循环。

憋在堤坝中的洪水，好像悬在人们头上、挂在丝线上的千钧利剑，随时会丝绝剑落，夺人性命。

鲧治水九年，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尧叫舜去检查鲧的治水工作，舜罢免了劳而无功的鲧，命令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洪水。

禹是一个非常务实能干的人，凭着坚忍不拔的意志，专注认真的态度，踏实苦干的工作，治水成功。

后来，禹成为夏朝的第一个君主，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夏禹或大禹。

疏导法治水禹接受了治水的任务，就和人们讨论治水的办法。有人认为，挡水就是治水，否则就不叫治水。可是禹想，筑堤建坝挡水是不起作用的，父亲采用这个办法白干了九年，什么也没办成，洪水照样四处泛滥，给民众造成很大的损失。怎么办呢?禹陷入沉思。禹想来想去，忽然眼前一亮，想到既然“挡”不是一个好办法，那么疏导洪水也许是个值得一试的办法。但是要疏导洪水，不知道地形地势是不行的。于是，大禹带着一批忠诚的助手，历经寒暑，跋山涉水，经历了无数风险，九州大地布满了他们的足迹。

大禹的妻子是南方涂山地区的一位女子，大禹跟她结婚后只在家待了四天，便忙着离家去治水了。后来涂山女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启，这是大禹留下的名字。大禹临行前对涂山女说：“如果我走后你生了孩子，就取名叫‘启’。”启，就是启行，是纪念他们婚后几天，大禹为了平治洪水就登程上路的意思。

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在治水的十三年中，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都没有进去看一看。第一次带人修渠路过自己的家门口，他的儿子刚刚出生，正在啼哭。他很想进去看看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可是他想到还有许多事等着他去办，就转过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古代人物像治水六七年后，大禹第二次经过家门。那天中午，大禹刚登上家门口的小丘，就看见家里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又听见妻子与儿子的笑声，大禹放心了。为了治水大业，他还是绕过家门，赶紧向工地奔去。

又过了三四年，一天傍晚，大禹因治水来到家的附近。突然天下起了滂沱大雨，大禹来到自己家的屋檐下避雨，只听见屋里母亲在对儿子说：“你爹爹治平了洪水就回家。”大禹听了非常感动，更坚定了治水的决心，立刻又转身上路了。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传遍了各地，感动了跟随他治水的民众，更加齐心协力地工作。

一年又一年，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在九州大地上，到处留下大禹辛勤的汗水。他任凭风吹雨打，哪管艰险劳累，一直率领人们进行着治水的艰苦劳动。传说在治水时，人们遇到一座险峻的大山挡路，无法前进，禹就化身为一只大熊，开出了一条山路，才使治水队伍通过那里。大禹用了十三年，终于疏通了河道，治理了湖泊，洪水由高处流入低处，从湖里流到江河，最后汇入了大海。一片片土地露出水面，人们又重新回到陆地生活，修建房屋，种植庄稼，养牛羊鸡犬，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建立强力政权诸侯大会，杀一儆百，夏朝的威仪让诸侯不寒而粟。

称霸诸侯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万民的拥护。舜去世后，大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这就是夏朝的开始。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大禹是夏朝的建立者。（另有一种说法是，启是夏朝的建立者）

大禹时刻不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为了治理天下，他还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

当时除了夏国之外，还有很多诸侯国。为了了解天下到底有多少诸侯国，建立各诸侯国的联盟，维护夏国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禹决定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大会召开的地点就被定在禹和妻子第一次相见的涂山，颇有纪念意义。

四方赶来的诸侯国首领多达万人以上，他们都带着朝贺的礼物。大家都称赞禹的功德，表示愿意臣服。禹为了显示天子的威严，扩大夏国的领域，明确与诸侯的从属关系，就对前来参会而没有封号的诸侯正式予以册封，并和各方的诸侯协商，每年向夏王上纳一定的贡奉。

铸造九鼎大禹看到多数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是也有的部落首领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他便下令让各部落把所有的铜贡献出来，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也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

这九个鼎流传下来也就成了封建国家政权的象征。

夏禹开始在部落联盟中拥有无上的权力，九鼎的铸成，使他有机会把这权力强化和神圣化，使它更加巩固，以便把各部落统一在一起。

恐怖的刑法禹制定了各种刑法，后世称为“禹法”。刑法规定，百姓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可施以“大辟”、“膑”、“宫”、“劓”、“墨”五种刑罚。“大辟”是死刑，即杀头；“膑”是挖去膝盖骨，或断足，使人终生残废；“宫”是割掉生殖器，使人失去生育能力；“劓”是割掉鼻子，惩罚也是十分残酷；“墨”是在脸上刺字，并涂上黑色，毁坏人的面容，让人永远受到耻辱。

同时，夏朝已经设有监狱，关押犯罪的人。夏朝就是用军队、刑法、监狱来加强对叛乱分子的镇压，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杀一儆百禹晚年有一次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召集各部落首领，想借商议大事之名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各部落的控制。说来也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给了禹王一个树立权威的机会。原来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首领，叫防风氏。这防风氏原是土著越族的一个酋长，身长三丈，在周围部落中横行霸道。他早有建国称王的野心，所以对禹王的权力并不尊重，因此开会时，故意很晚才来，以显示自己的势力和地位，观察禹对他的反映。

禹早就知道防风氏的野心，所以早加防备和警惕。现在看他公然违反法令，如此傲慢，不禁勃然大怒。为了杀一儆百，禹下令处死了防风氏。各部落的首领见禹王是这样威严，个个俯首贴耳，对禹王惟命是从。

家天下夏朝巩固之后，显现出一派祥和之气，可是在此之前，却是血雨腥风。

名义上的禅让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最初，人们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但是没等接任，皋陶就病死了。后来经过商议，又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他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另一位英雄。

随着王位的巩固，夏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而不能让别的什么人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大家都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为了这件事，禹王越发烦躁，寝食难安。后来他想到：“自己之所以能顺利的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二是舜选定自己做继承人之后，就让自己行使治理天下的大权。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把治理天下的大权让儿子去执行，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呢?”于是禹让儿子启参与治理国事。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益作为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就真地行使起王权来了。而多数部族的首领，也都表示效忠于启，他们说：“启是禹的儿子，我们愿意效忠于他。”

为了权力的斗争伯益看到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勃然大怒。他本是东夷人，他召集东夷部族率军向启杀来。伯益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突然在宫廷中把启监禁起来，向天下宣布：“禹本来是把帝位禅让给我的，而启却无耻地抢夺了去，我要夺回帝位。”

尽管如此，伯益还是无法挽回自己的败局。启毕竟是大禹的儿子，在朝的文武官员和各地诸侯中都有他的亲信和好友，势力深厚，远非伯益所比。启在监狱中得到朋友的帮助潜逃出来，动用国家军队和诸侯国的部队，向伯益发动进攻。伯益因为势单力薄而被打败。启捉住了伯益，为了消除后患，就把伯益杀掉了，同时也杀戮了不少支持过伯益的人。

夏启为了庆祝胜利，在钧台（今河南禹县）举行了大规模宴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第二代国君。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镇压反抗尽管启打败了伯益，但许多部族对他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有一个部族首领叫做有扈氏，站出来反对夏启的做法，要求他按照部落会议的决定，还位于伯益。

启认为他是伯益的同伙，于是，夏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在甘泽地方（今陕西户县一带）发生了战斗。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扈氏对天帝不敬，王命不遵，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

夏启训话完毕，六军兵士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两军都伤亡惨重，战争也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夏启认为战争无法取胜，是自己德薄所致。于是下令收兵。

从此，夏启修身治国：坐的地方不设两张席子，吃饭不做两道菜；琴瑟不弹，钟鼓不击，子女衣着俭朴，和睦亲邻，尊敬长辈，任用贤能。经过一年的准备，夏启再次发动对有扈氏的进攻，终于把有扈氏打败了。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

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了，父死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正式开始了。

诛杀弟弟关于权力的血雨腥风，还永远没有停止。

家族内部的隐患启刚刚坐上王位的时候，权力争夺的事件接连不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镇压伯益和有扈氏不久，夏后帝启家族里又发生了流放和诛杀武观的内乱。

武观是夏禹的第五个儿子，见长兄启继承帝位后，一改过去勤劳、节俭的作风，开始奢侈、享乐起来，特别是钧台大会上花天酒地、诸侯朝拜的热烈景象，使武观十分羡慕!他心想，如果自己能继承帝位，享受天下各地的进贡，接受四方诸侯的朝拜，该有多么威风和快乐!他在钧台大会上表现得十分随便，作为诸侯，也不对作为天子的兄长进行朝拜。

启看出兄弟的心思和行为，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武观不但没有接受兄长的规劝，反而口出怨言，说什么父亲的帝位，作为儿子大家可以继承，你兄长又有什么了不起?启觉得武观难于训教，必须对他施以惩戒，就把他流放到“西河”，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一带，自此，武观被革除诸侯官位，沦为平民。

来自弟弟的公然反叛在西河，武观再也享受不到诸侯的生活待遇，因此他心中更加不平，便在那里组织人马，制造兵器，准备以武装反抗对他的不公平待遇。经过四年的准备，集结了足够的力量，他就在西河公开举起叛乱的旗帜，与中央朝廷相对抗。夏后帝启看到弟弟公然谋反，甚是愤怒，但又不便亲自出兵征伐，便命令在附近的诸侯彭伯寿，派兵前往西河，讨平叛乱。

武观所纠集的军队是一批乌合之众，没有经过实战的训练。当彭伯寿的部队与武观纠集的军事力量初一交战，武观的士兵就因害怕而四散奔逃。武观成了彭伯寿的俘虏被带到都城，交给启处置。

武观叛乱失败，悔恨交加，他在兄长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过，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帝启顾念兄弟手足之情，看在父亲禹的面子上，曾想把武观放回西河，但又怕他恶习难改，再行叛乱，最后还是把他杀了。这是帝启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平定家庭内乱的一次重大事件。

太康失国当一个国家的君主只知道玩乐的时候，那么等待他的命运是什么呢？

国家衰败的伏笔开创了父亡子继的世袭制度，夏启废除了禅让制度。他当上国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着父亲会见部落会议首领的样子，大会各部落首领。他的主要目的是对首领们展示自己的武力，夸耀自己的财富和自己的显赫地位。夏启还喜欢四处巡游。过去，尧、舜、禹到各地巡游，主要是为了了解各地的风俗，观察民间的痛苦，解决部族间的纠纷。如今夏启巡游则完全是为了炫耀和享乐。他觉得在外巡游，一路上武士保驾，诸侯迎接，游乐宴饮，美女相伴，吃的是山珍海味，看的是各处美景，过的真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实在是志得意满。

首领们看到这位新王的奢侈和享乐，已经使人民大众对他产生了怨恨之心，就想乘机作乱。但夏启觉得江山稳如磐石，所以对身边大臣们的忠言，一概充耳不闻，对各部落的反叛，也只是匆匆镇压下去了事，仍旧我行我素。腐败的生活使他缩短了寿命，只做了九年的国王，他就死去了，他的长子太康继承了王位。

无视敌人的存在当初夏启称王时，依靠着大禹的余威，他自己也东征西战，才站稳了脚跟。可他的儿子太康，既未见过祖父大禹的艰苦，又未见过父王夏启当年的辛劳，他所见所闻的只是父王动不动就进行的巡游和随心所欲的挥霍。所以太康对治国一窍不通，却学了不少吃喝玩乐的本领，尤其喜欢出去打猎。太康做了国王之后，整日外出狩猎，丢开国家大事不管，一去就是几个月，游乐、狩猎的时间远超过处理国务的时间。有一次，他打猎路过洛水，向南方进发，越玩兴致越高，一直玩了一百多天，还不想返回京城。

就在太康整天游猎歌舞的时候，东边的东夷族强大起来了。在东夷各国中，要数有穷氏的势力发展最快了。有穷氏的首领是个勇猛善战的神箭手，名字叫后羿。因为他射技神奇，人们认为他是再世的神羿，所以就把他称作后羿了。后羿箭法娴熟，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部落中的青年人也都好武喜射，而且还把其他部落的不少青年也都吸引到有穷国来。这样，年复一年，有穷部落逐渐强大起来。

流浪的君主太康对朝中的政事不闻不问，只知借巡游之名游山玩水，对东夷方面的动向更是全然不知。一年秋天，他带着自己的弟弟仲康及一帮大臣，离开王都，又到山林中打猎去了。后羿看到太康长期外出打猎，国中空虚，并且由于太康丢下国家大事不管，引起了老百姓的怨恨，就率兵乘机夺取了夏朝的首都安邑（今山西安邑县）。太康闻听国都失守，后悔得无以复加。但是他身边没有多少兵马，人心也已经失去，无法与后羿抗衡，终日忧郁寡言，没几年就死去了。

太康的弟弟仲康见哥哥忧郁而死，自己又不能返回王都，便自立为夏王，继续在外流亡，等待复国的时机。

第二十八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3）

后羿之死刚刚建立政权的后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被宠臣暗害。

后羿走亡国老路仲康死后，儿子相接替帝位。但是后羿废弃夏后帝，自己登上帝位，称为“帝羿”，国号“有穷”，正式宣告取代夏王朝的政权。

后羿虽然建国，其实也是一个目光短浅的莽夫。他自己也十分喜欢打猎，喜欢玩乐，对管理国家大事也不用去做。

后羿身边原本有四位贤臣：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这四个人曾帮助后羿攻克夏朝都城，又策划夺取夏朝政权统治中原。在后羿篡夺王位之后，他们又劝谏后羿要治理朝政，关心民事。但后羿此时却一反常态，对四位贤臣态度冷淡，有意疏远，却对一个花言巧语、口蜜腹剑的小人言听计从，十分亲近，这个人就是寒浞。

拍马屁的威力寒浞原本是寒国人，寒国的首领叫“伯明”，对寒浞溜须拍马、兴风作浪的恶习十分反感，就把他从寒国驱逐出去。寒浞流浪到有穷国，凭着一身谄媚的本领，向后羿百般吹捧，为后羿出了不少坏主意，深得后羿的宠信。后羿认为寒浞是最了解自己、最效忠于自己的人，于是，就把寒浞立为有穷国的宰相。

寒浞当上宰相之后，就更加得意忘形起来。他经常出入后羿的宫闱，与后羿的妻妾打情骂俏，暗中勾搭；对其他大臣又经常行贿，收买人心，特别是和后羿的家丁交往甚密，打成一片。

寒浞千方百计诱惑后羿到田野里寻欢作乐而不想返回宫廷，不理朝政。而他在宫廷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为夺取帝位、霸占后羿的妻妾创造各种条件。这一切活动，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得十分顺利。

霸占妻室后羿有一个家丁，他曾经向后羿学习射箭技术，学得非常精通，几乎把所有的技术都学到家了。他想，世界上只有后羿的技术能超过自己，因此常有杀死后羿的念头。

这时，寒浞来到后羿家中，想买通那个家丁暗杀后羿，先给了这个家丁一笔钱，答应事成之后还有大赏。在一切都布置就绪后的一天傍晚，后羿出外打猎玩得高兴，在回来的路上，这个家丁将后羿射死，并把他的尸体放在锅里煮熟。家丁还将这尸体的肉羹拿来给后羿的儿子吃。后羿的儿子不忍吃父亲的肉，也被众家丁杀死。

寒浞经过几年精心策划，迷惑后羿，勾结其妻妾，贿赂其群臣，欺骗其人民，买通其家丁，最终把后羿杀死。寒浞杀死后羿后，自己登上有穷国的帝位，同时霸占了后羿的妻室。

少康中兴一代君王不仅人长得美俊，而且能够兴盛邦国。

延及到下一代的较量寒浞有两个儿子，大的取名浇，小的取名叫疆。这兄弟俩长到十几岁，力气就大得惊人。他见两个儿子力量过人，心中十分高兴，就想把他们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于是请来武师教授他们武艺和兵法。在细心培养之下，他们成了智勇双全的将军。寒浞有了这样的两个儿子，真是如虎添翼，便把浇封到过地，所以也称过浇；把疆封到戈地，所以也称戈殪。

古代瓷器寒浞怕相以后羽翼丰满，兴兵来复兴夏朝，就派大儿子浇带兵去杀了相。相的妻子后缗这时正有身孕，躲在阴沟里，逃过一劫，然后跑回了娘家。后缗在娘家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少康。后缗把国仇家恨埋在心底，把报仇雪恨、兴邦复国的愿望寄托在长大成人后的儿子身上。

成就未来的帝王二十年过去了，少康转眼间长成了英俊青年。二十年来，他不断从母亲及外祖父那里受到报仇雪耻的教育。为复兴夏朝，他学习各种本领，做着光复兴业的准备。起先，他在外祖父那里管理畜业，同时也抓紧时间学习带兵打仗的本领。

一年夏天，少康是夏后相的遗腹子的消息传到寒浞那里，使寒浞大为震惊，他本以为夏后氏已被灭绝了呢。听到这个消息，寒浞心神不安，心想：“不除掉这个孩子，以后是心腹大患。”于是，立即派出大臣椒，带领一班人马，前来捕杀少康。

少康听到消息，就赶紧逃到虞舜的部落有虞氏那里，躲过了椒的追捕。这里的首领叫思，一向对后羿、寒浞的暴政不满，又见少康气度不凡，大有夏人先祖的遗风，就让他在部落里担任庙正（管理膳食的官），学习管理财物的本领。这样，少康就变成了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后来，虞思看到少康为人忠实可靠，办事精明强干，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把一块叫做“纶”的地方交给他管理。纶这个地方方圆十里，土地富饶，还有兵士五百人。纶虽然地小兵少，对少康这个亡国之君的后代来说，总算有了恢复夏朝的根据地和武装力量。

过了许多年，在少康治理下的纶地，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丁兴旺，成了远近闻名的乐土。过去散居在山林中的夏人，听说少康是夏后氏的后代，他治理下的纶地土地富饶，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纷纷前来投奔，使少康的力量不断壮大起来。

重整山河少康见条件成熟，便从纶地出发讨伐寒浞。寒浞多年来只顾享乐不理政事，大失民心，就是他手下的心腹将士们也早与他同床异梦。这时少康突然兵临城下，只见夏军军威雄壮，士气昂扬，哪个还敢抵抗?刚一交手，便溃不成军，寒浞也在乱战中被杀死。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少康收复了夏故都。他祭奠先祖，安抚百姓，整顿故都，重建国家。

几年后，少康的实力更加雄厚，于是又起兵讨伐过浇和戈殪。这时，过浇和戈殪虽拼命抵抗，可是败局早定，终难挽回，终于被少康消灭了。夏禹的子孙夺回了失去的江山，恢复了夏朝的统治。

少康重新登上帝位，各地诸侯都前来朝贺。历史上就称少康在危难中重建夏王朝的过程为“少康中兴”。

荒唐的君主一任君主，只知道求神弄鬼，寻欢作乐，国家也必然走向灭亡。

迷信的君主夏朝后期，鬼神迷信之风非常盛行，几代君主都做了不少的荒唐事情。夏王廑死后，孔甲继承帝位。孔甲本来早就应该称帝了。但因为年幼之时，不被父亲喜欢，失去了继承帝位的机会，所以当他继承帝位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当时朝中大臣都认为，年纪大的君主做事更为稳重，能够使国运昌盛，所以都支持他称帝。

可万万没有想到，孔甲称帝之后，还没等先主服丧期满，就饮酒食肉，甚至酩酊大醉。他还搜罗各地美女，寻欢作乐，沉湎酒色，不理政事。

而且孔甲好事鬼神，多次劳役民众修建青帝庙、白帝庙、赤帝庙、黑帝庙、黄帝庙。又修建元女台、素女台、青女台、神女台、宓妃阁，弄得民怨之声不绝于耳。他整日除了大搞迷信活动外，就是打猎玩乐。孔甲的行为，使国内混乱，声威衰落。

胡作非为、荒诞不经有一次，孔甲带领大队人马到山上打猎，突然刮起了大风，空中乌云密布，天色黯淡。孔甲迷了路，走进一个山民家中，看见家中的女主人正在给自己的小儿子喂奶。

有人说：“这男孩生下的日子是个好日子，将来一定大吉大利。”

可有人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要遭殃。

孔甲见那个男孩长得十分可爱，就从妇人的怀里夺过来，说：“他是我的孩子了!”不管妇人怎么反对，他抱了孩子就走。

这个孩子被带到宫中抚养，孔甲虽然算是他的养父，但是也不去关心男孩。有一次，宫中拆房子，男孩跑去观看，一把锋利的斧子从屋上掉了下来，砍断了他的脚。从此男孩成了残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能看看大门。

孔甲知道这件事之后，就感叹地说了一句：“唉，实在是命中注定啊。”然后就抛在脑后了。

刘累养龙据说因为孔甲天天祭祀鬼神，天帝开恩，赐他“乘龙”。“乘龙”就是驾车的龙，在黄河、汉水中各有雌雄两条。孔甲命人把它们捉来，但没有人能够喂养。孔甲听说古代有专门养龙的人才，国家设有“豢龙氏”和“御龙氏”的官职。豢龙氏是专门养龙的，御龙氏是专门驾驭龙的。

相传当时有个叫刘累的人，曾经学习过驯龙的本领，孔甲就把他召来。刘累果然会喂养龙，孔甲就命人造了两个大池，把从黄河、汉水中抓来的两对龙放在里面。刘累将龙喂养得很好，孔甲非常高兴，就封他为“御龙氏”这个官。

但是，龙这种神物是很难养的。一段时间之后，一条雌龙突然死去。刘累十分害怕，就偷偷把这条雌龙剁成肉酱，煮了给孔甲吃。孔甲觉得味道鲜美，赞不绝口。过了几天，孔甲还要吃这种肉，刘累不敢杀活龙给孔甲吃，就逃跑了。

孔甲不问政事，专门做这些荒唐不经的事情，使国家越来越乱。

夏桀好色贪财好色，使百娃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致命的弱点夏禹的第十四世孙子夏桀即位时，夏禹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出现了，桀这个大禹的不孝子孙断送了祖先辛苦创下的基业。

夏桀生得身材魁梧，浑身有力，有一次狩猎时，围住了一头鹿，他赤手过去抓鹿，伸手之间抓住鹿角，只几下就把鹿角折断，杀死了鹿。他甚至在与虎豹搏斗时也敢赤膊上前。他不仅力气极大，智商也是不低，机敏过人。只可惜，他的力气和才智全都用到了吃喝玩乐上，对治理国家全然没兴趣。

夏桀即位后，十分好战，觉得打仗是个一举多得的事，既可扩大国土，立威四海，又可抢掠财物和奴隶，以供享乐，于是到处挑起战争，蹂躏周围小国。东夷诸国不是他的对手，只好臣服于夏王朝。有些小国听说夏王桀是个好色贪财的家伙，就送来美女和金珠玉器，委曲求全来保全国家。桀得了这些奇珍异宝和花容月貌的美女，果然不再征战，回到都城任意享乐。

当时的有施氏就对夏王朝怀有二心，桀决定杀一儆百，调集大量军队，前去攻打。有施氏势单力薄，见大兵压境，立即向桀请罪。桀开始的时候不接受他们的请求。有施氏国君立即选了一个叫“妹喜”的美女献给夏桀。桀见妹喜貌美如花，就立刻带着妹喜罢兵回朝。

迷恋妹喜为了让妹喜高兴，夏桀大兴土木，下令在洛阳建造一座行宫。行宫占地方圆十里，外形别致，看上去像要倾倒的样子，于是取名为“倾宫”，在宫室中心修了一座瑶台，高达十丈，全用洁白的玉石砌成。这座倾宫的修建，动用了成千上万的奴隶，榨光了百姓的财物，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诅咒说：“让太阳陨落吧!我们和你这暴君同归于尽!”

桀和妹喜整日在宫中寻欢作乐，没有停止的时候。妹喜常常坐在桀的腿上，无论说什么，桀都会言听计从。她要夏桀造一个很大的酒池，让许多人把头伸进去喝酒。有些人喝醉了，淹死在酒池里，妹喜觉得有趣，大笑不止。

妹喜还曾经在集市当中，让桀把老虎放入市中，她在高处观看。人们见老虎扑来，惊惶失措，互相碰撞，踩死了不少人。妹喜看到这种惨状，却笑得前仰后合，桀看到妹喜高兴的样子，心里也很高兴。

桀知道妹喜喜欢听裂帛之声，他就叫人找来许多丝布，供妹喜撕裂以求其一畅，却置百姓的困苦于不顾。

忠臣的悲惨下场夏桀有个大臣，名叫关龙逢，看到桀这样腐败荒淫，终日不理朝政，夏朝在一天天走向衰落，于是就忠言相谋，劝他以国事为重，痛改前非。夏桀不但不听，而且还把关龙逢给杀了。关龙逢被先斩断四肢，然后再杀头，真是惨不忍睹。

从此，好人都不敢再亲近夏桀，而坏人则成天逢迎献媚，围着他转给他出些主意，让夏桀高兴，自己也乘机捞些好处。这样，夏朝越来越腐败了，夏桀离大难临头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

美女与间谍夏桀贪色成性，难免喜新厌旧。遭到冷落的妹喜，决定要报复夏桀。

新欢胜旧爱夏桀曾经攻灭有缗氏，掠夺到大量的财物、美女，财物供他挥霍，美女供他玩乐。但是，一个贪婪的帝王，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过了一段时间，夏桀想要再对一个小国发动一次攻伐，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桀命令手下叫扁的武将带领一支军队去攻伐岷山，自己随军队在后督战。岷山是一个小国，土地狭小，人口不多，无力抵抗夏朝的进攻。这个小国之君听说夏桀特别喜爱女色，他就仿照过去有施之君献上美女妹喜，保全国家的经历，也在国内精心挑选了两位绝色美女，把她们送入夏朝，贡献于夏桀的面前。

这两个美女，一个名叫“琬”，一个名叫“琰”。夏桀仔细端详，见琬和琰确实生得如花似玉，比妹喜还要可爱。同时岷山还送来许多贵重财物。夏桀十分高兴，不费吹灰之力，竟得到如此丰厚的收获，立刻下令退兵。桀回到宫中，对琬、琰两人宠爱有加，特地找来了一对美玉，取名为“苕华之玉”。在苕玉上刻上“琬”的名字，在华玉上刻上“琰”的名字，象征琬和琰两名女子，把她们珍藏起来。

夏桀像当年钟爱妹喜一样，整天和这两名女子泡在一起，吃喝玩乐。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夏桀觉得自己有些衰老，很想有个孩子，一方面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一方面也可以有人继承王位。但这二女一直没有怀孕。

妹喜醋性大发自琬和琰进宫以后，夏桀的元妃妹喜马上遭到冷落。琬和琰确实比妹喜年轻、美丽，妹喜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这两位佳人。面对夏桀喜新厌旧，整天和琬、琰二人形影相随，妹喜醋性大发。她决意要让夏桀的王朝灭亡，以消除自己的心头之恨。她知道伊尹是商汤派来的间谍，来了解情况的，以便时机成熟向夏发动进攻。于是就主动和伊尹结交，提供给他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伊尹得到妹喜的帮助，情况了解得细致深入，对商汤攻夏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夏桀攻岷山得美女琬和琰，冷落元妃妹喜，妹喜因为妒忌而与伊尹勾结，当了商汤的间谍。夏桀的胡作非为，使夏王朝内部更加分崩离析。

商汤的崛起夏桀的残暴好色，与商汤的宽仁大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祖先的传奇经历正当夏朝势力日渐衰落的时候，商国开始强大起来。商国是夏朝的属国，领地在今河南商丘一带。

商朝的祖先名“契”，他的母亲就是“简狄”，嫁给帝喾，成为次妃。有一次，正当春分时节，玄鸟到来的日子。（玄鸟就是燕子，因为它的身体呈深青色，也印玄色，所以叫做“玄鸟”。）那一天，简狄跟从帝喾到郊区祭祀媒神。据说媒神是管生儿育女的，谁要求生育子女，便来求拜媒神。简狄向媒神求拜之后，和她的两个妹妹在玄丘之水中洗澡。这时，有一只玄鸟衔的卵（即鸟蛋）坠落下来。这只玄鸟卵小巧玲珑，上面还有五色花纹，十分好看。姐妹三人都去抢那只鸟卵，用玉筐把它覆盖起来。简狄眼明手快，先夺得了那鸟卵。出于好奇，简狄把那卵含在嘴里，谁知一不小心，竟吞了下去。那卵在简狄的肚子里翻腾，使简狄怀上了孕。过了几个月，简狄难产，剖腹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契”。

契因协助大禹治水出了很大的力，舜为了表彰契的功绩，赐他姓“子”，并将“商”这个地方作为契的封地。后来，子契就在封地建立了一个小国家，叫商国。当夏桀做夏王的时候，商国传到商汤的手里。商汤看到夏桀荒淫无度，凶狠残暴，人民都生活在苦难当中，就暗暗下决心要推翻腐败的夏朝。商汤观察形势，见夏朝已经被桀折腾得国力虚弱，国民离心，就想乘此良机，联合对夏桀有仇恨的小国攻打夏国。为了将来进军方便，他把王都迁到了亳（今河南郑州附近），当时，商国不仅畜牧业发达，农业也发展起来，国库中储藏着不少粮食。如果有邻国发生灾难，商汤就主动救济，因此商国和各友邻的小国关系都很好。

网开三面有一次，商汤和几个大臣们到城外去玩。走到一个小树林里，看到一个老人正在林中布设捕鸟的网。老人在四面支好网，拜了几拜，嘴里哺哺祷告道：“无论是空中落下来的，还是四面八方飞过来的，但愿都能落入我的网里。”

商汤在一旁看到这种情景，忙走上前去说：“唉，不行啊!你把鸟儿都捕尽，那不是会灭绝它们吗?太残忍了!”说完，他把老人布下的朝南、北、西方向的网收起，只留下朝东一个方向的，然后学着老人的样子，也拜了三拜，祷告道：“林中的鸟啊，你们自由地飞翔吧，朝哪里飞都可以，可千万不要朝东，钻到我的网里。”

商汤的这一举动和这番话很快就流传到国人那里，人们都说商汤对天上的飞鸟尚且如此仁慈，更何况对国民百姓呢?这就是“网开三面”这个成语的由来，用来比喻要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物。

天下归心大家都觉得商汤是一个可以信赖的胸怀仁慈的国君，与夏桀的暴虐无道真是天壤之别。一时间归附商汤的，竟有四十国之多。人们都说：“在四面置网，未必能得到鸟。汤去掉了三面，只保留了一面，他不是在网鸟，而是在网诸侯啊。”

商汤处处表现出自己宽仁大度的品格，取得大众的拥护，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消灭敌对势力打下坚实的基础，赢得很多诸侯国的归附，使商国的势力一天天发展。商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诸侯大都心悦诚服。

当时，荆州地方，即今湖北省北部，有一个国君人称“荆伯”的，没有表示服从。商汤于是派人给他送去一头壮牛，全身装饰，可以用作祭神的“牺牲”。荆伯接到这一礼物，感到十分惭愧。他想，像商汤这样大国之君，给我送来如此丰厚而意义重大的礼物。而我对商汤却没有什么表示，实在不应该啊!于是，他对商汤的使者说：“我有失服侍圣人的礼节，今后当一心相报。凡是商汤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去做，绝无二话。”荆伯顺便请使者带回一些荆州的土特产，表示对商汤的敬意。这样，荆州的一些诸侯国也都归附到商汤的麾下。

伊尹拜相明君向来有贤臣辅佐，伊尹虽身份卑贱，却委以重任。

传奇身世伊尹的出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据说他是黄帝大臣力牧的后代，生于“空桑”，即桑树的空穴中。伊尹的母亲名叫“始朵”，在伊水边上怀孕了。她梦见有神告诉她说：“看到舂米的臼中出水，你要马上向东远走，不要顾其他东西。”

次日早上，始朵察看臼中，果然有水。她马上向东走了十里，回头再看她居住的村落，全被水淹没了。始朵正感到惊讶之际，忽然变成了一棵有空穴的桑树。

伊水东面，有个叫“有莘氏”的国家，一个女子到这棵树上采桑，发现桑树下的空穴中有个婴儿，就把他抱起来献给国君。有莘氏国君觉得这个婴儿来得奇怪，一定有特别的经历，就交给他的厨师去抚养。

伊尹长大后，一方面在有莘氏国中接受教育，一方面在田野里耕种。他最向往尧舜的时代，所以要求自己也做一个正直的人。凡是不义的、不道德的，就是给他骏马千匹，壮牛千头，他也决不去做，更不会用不义的、不道德的行为去损害他人。

陪嫁奴隶后来伊尹在有莘氏那里当了厨师。他有一手烹饪的好手艺，烧出的饭喷香诱人，烹调出的菜味美可口，有莘氏国君对伊尹十分满意。伊尹本想说服有莘氏国君行尧舜之道，但有莘氏是个小国，力量太弱，且有莘氏与夏桀是同姓，同是夏禹的后代，怎好劝说他去推翻夏桀的统治呢?

伊尹感到一筹莫展。恰好商汤要娶有莘氏国君的女儿为妃子。有莘国君听说可以和商汤攀亲，当然高兴。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当时称为“媵臣”，一起嫁到商汤那里。

在夏商时代，有一个风俗习惯，凡随妇女陪嫁出去的男子，其身份只能是奴隶。因此，伊尹的出身实际很低。

英雄莫问出处伊尹刚到商汤家里，商汤并没有发现伊尹是个人才，只是让他在厨房里干活。怀才未遇的伊尹为了让商汤知道自己是个有本领的人，便想了一个办法。伊尹有做菜的好手艺，他把菜做得很可口，有时候却故意做得没滋没味的，好让商汤生气而找他。有一天，商汤果然被那没滋没味还炒糊了的菜激出火来，叫过伊尹，要他说明白。伊尹就利用这个机会，用炒菜打比方，说：“做菜不能太成，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恰到好处，火候也掌握得合适，菜才能好吃又有味。治理国家也和做菜是一个道理，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拖沓懒散，只有张弛有致，才能把事情办好。”伊尹这一番以菜喻事，果然触动了商汤的心事。

商汤觉得伊尹的每句话都很有道理，很合自己的心意，对于治理国家和统一天下都大有用处。于是，商汤决定免除伊尹的奴隶身份，让他担任“尹”的官职，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商汤身边也多了一个出谋划策的人。

伊尹的间谍生涯商汤决定夺取天下，但是他对夏朝内部的情况仍然不是十分了解。因此他很想派一个间谍到夏朝去刺探情况。后来，他决定让伊尹前往，因为伊尹忠心耿耿，头脑清楚，能够随机应变。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伊尹，伊尹也欣然同意。

为了使夏桀相信伊尹的投城是真的，就施了一个苦肉计，让商汤把他射伤。伊尹带着箭伤逃到夏王朝，诉说商汤的“残暴”，他愿意竭诚为夏桀服务。昏庸的夏桀信以为真，把他留在朝中，担任官职。

伊尹在夏朝呆了一段时间，了解到一些情报，就偷偷潜回商都，向汤汇报情况，商量了对策，伊尹又回到夏桀的宫廷之内，继续搜罗情报。据说，他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先后往返于商都和夏都5次之多，为商朝最后推翻夏朝，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商汤被囚禁商汤开始了逐步推翻夏朝的行动，却惹来了夏桀的猜忌，他又如何脱难呢?

触犯天怒的葛伯葛是商国西面的一个小诸侯国，葛国之君葛伯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昏庸无能，不治国事，只知搜刮百姓，连祭祀天地鬼神这件古代社会中的头等大事都不愿去做。商汤原本想争取葛伯作为伐夏的同盟国，得知葛伯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举行祭祀，就派使者去问葛伯：“你为何不祭祀啊?”葛伯知道商汤国内畜牧业发达，且汤乐善好施，便乘机回答说：“我没有牛羊来做祭祀时的牺牲啊。”汤听使者回来报告，就派人送去一群肥大的牛羊。葛伯见毫不费力地得到这么多牛羊，真是高兴，他把这些牛羊全部杀掉，大吃一顿，根本不管祭祀的事。

人物雕像商汤得知这一情况，又派人去问葛伯：“你为什么还不举行祭祀啊?”葛伯又换了花样，说：“我的田中种不出粮食来，没有酒饭做祭祀时的贡品啊。”使者回来报告情况后，商汤知道，若是送去酒饭，又会被葛伯吃掉，祭祀还是不会进行。于是，就派了一些农民去帮助葛伯种庄稼，同时，派老人和孩子给种田的人送饭。葛伯见此情景，就率领一帮手下人等在送饭的路上，待老人、小孩一到，就上前去抢，不给的便杀人强夺。

商国军队扬威天下汤见葛伯如此无可救药，与这种人怎能结盟?于是，商汤就调集军队进行征伐，并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历数葛伯的罪行。最后他宣布了这次征伐的纪律，他警告说：“如果哪一个不恭敬地执行命令，就要加以惩罚，决不赦免。”誓师大会后，汤就率兵一举把葛国攻灭，葛伯自然得到了可耻的下场。因为葛伯暴虐无道，葛国人民早就恨透了他，现在见汤的部队把葛伯杀了，大家都拍手称快。

商汤的军队只杀葛伯及其手下的一批帮凶，对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秋毫无犯，并且表示慰问。其他诸侯国对商汤攻灭葛伯的行动，没有一个反对的。他们都说：“商汤的攻伐，不是为了掠夺天下的财富，而是为了给被杀、被夺的老人、孩子报仇啊!”

由于商汤的军队吊民伐罪，纪律严明，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当商汤的军队征东时，西边的人就埋怨；南征时，北方的人就埋怨。他们说：“为什么不来征伐我们这里?为什么把我们这里放在后面征伐?”人民盼望商汤的军队来征，就像大旱的日子盼望下雨一样。因此，从征葛伯开始，商汤前后一共经历了十一次征伐，每次征伐都势如破竹，迅速取得胜利。

商汤被囚禁夏桀听说商国的国君汤，年轻有为，办事精明，有远见卓识。商国还在制造武器，训练军队，夏桀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和旁边的奸臣商量，出了一个馊主意：借故召商汤来夏都有要事面谈，等他来了之后，便把他逮捕，关进监狱，这样夏朝就不会有商国的威胁了。如果商汤不来，说明他心中有鬼，便可以发兵去攻他。

于是，一道传令到商国，要汤马上来见夏王。汤知道夏桀旁边有一帮奸臣，诡计多端，此去凶多吉少。但是，商国现在的国力还不能和夏朝对抗，如果对传令置之不理，很可能引起夏朝军队来攻，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衡量去还是不去的利弊之后，商汤还是决定要深入虎穴。果然不出所料，商汤刚一进入夏都，就被拘禁起来，夏桀把他关押在“夏台”。这里是夏朝的监狱，专门囚禁重要的犯人。

放虎归山商汤早就买通了夏桀周围的人，知道夏桀现在最喜欢琬和琰两个女子，曾经托人给她们送过千金之礼。琬和琰也知道商国欣欣向荣，必定大有希望；而夏桀专制残暴，终有一天会灭亡，也愿意帮助商汤。

自从商汤被囚禁后，两个女子经常在夏桀面前讲商汤的好话，说他是忠于夏桀的，决不会起反叛之心。商汤在监狱之中也不断表示自己的忠心，愿意永远向夏朝称臣纳贡。

由于心爱女人的说情，夏桀觉得商汤确实没有违抗自己的行为，拘禁的时间长了，反而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就把他释放了。

改朝换代一个朝代的终结意味着另一个朝代的兴起。

最终决斗的时候来了商汤死里逃生，更增加了对夏桀的仇恨。他在夏国被囚禁了一段时期，对夏王朝的腐败情形更加了解。回国后，他不仅更坚定了诛灭夏桀，拯救人民的决心，并且更加努力地加快了伐夏的准备工作。

商汤回到商国，派人去劝说那些受夏朝控制的小国归顺商国，反叛夏朝，又消灭了那些一意孤行跟随夏朝的小国。同时，商汤在国内对百姓更加爱护，加强商国对国民的凝聚力，以便在攻打夏桀时得到国人的支持，听从他的号令。

势如破竹商汤做好准备工作后，就成立了讨伐夏国的联军，出兵进攻夏国。临行前，商汤全身披挂，在几个武士护卫下，登上高台大声说道：“诸位将帅、武士们，我并不愿意兴兵打仗，实在是因为夏桀罪恶累累，是上天命令我们去消灭他。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听天命，而放纵了夏桀。现在，就连夏国的臣民也对夏桀恨之入骨，他的命令已不被夏人听从。所以我必须去讨伐他，拯救苦难中的夏民。你们要同心协力，听我的话，完成上天交给我的使命，我将重重赏赐你们。你们要相信，我是不会食言的。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命令，不努力作战，我就要重重惩罚你们。”

商汤讲完，就率领讨夏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夏国进军了。夏桀听说商汤出兵来攻打自己，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来保卫都城。商军兵强马壮，军威赫赫，而夏国的军队久不上战场，平日又没有进行严格的训练，军纪涣散，无心作战，所以两军刚一相遇，夏军的防线就被突破。夏国的军队不堪一击，四散溃逃。夏桀看到大势已去，便灰溜溜地带着几个护从，逃出战场，向南巢（今安徽巢县西南）逃窜。

商汤带领部队紧迫不舍，终于在南巢将这个作恶多端的暴君俘获。商汤本想杀死夏桀，以平民愤，但转念一想，自己一向以宽厚仁慈著称，要是杀了桀，民众会对他有别的看法，况且对现在已成了阶下囚的夏桀，杀也无益，留着又何妨?于是，商汤就把夏桀和妹喜一起流放，因为琬和琰曾经在商汤被拘的时候说过不少好话，就恢复了她们的自由，商汤班师凯旋回亳城了。

自寻短见那个亡国之君夏桀，被软禁在南巢，再也不能为所欲为，终日郁郁寡欢，他十分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杀死商汤，才落得今日的下场。他觉得自己这样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就登上了南巢山，在高处纵身一跳，自寻短见，结束了自己荒淫无耻的一生。计算起来夏王朝自夏禹建国，传了十六个国王，延续了四百多年，到夏桀这一代，就灭亡了。

商汤求雨商汤以自己为祭品，请求上天降雨，神灵也为之感动。

旱情百年不遇商汤刚刚即位，就遇上了大旱灾。持续七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严重。火辣辣的太阳照得大地干裂，井下没有水可提，河水也干涸了。庄稼一片焦枯，颗粒无收。人民在饥饿的艰难困苦中挣扎。

虽然商汤和伊尹曾教民打井开沟，引水灌溉，但因到处干旱，水源枯竭，这些措施都无济于事。

商汤望着严重的旱情和百姓们焦虑、愁苦的面容，一筹莫展，心如刀绞。

当时的人们认为，干旱是上帝发怒而降给人间的灾难。所以旱情发生后，汤就在郊外设立祭坛，天天派人举行祭祀，以祈求上帝息怒而下雨。古代这种在郊外祭天的仪式，叫做“郊祀”。郊祀的通常方式是燃烧木柴，用牛羊猪狗这些家畜做祭祀的供品，叫做“牺牲”。旱情越来越严重，一天，汤命令史官们手捧三足鼎，鼎内盛有牛、羊等肉作为供品，烧起柴火，在郊外举行祭祀，向天地山川祷告。汤教史官们在祷告中作这样的申述：“上天发怒，不下一滴雨，是不是我们君王的政事没有法度节制呀?是不是因为使人民受了疾苦呀?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官吏贿赂公行呀?是不是因为小人的谗言猖狂攻击呀?是不是因为宫室营造滥用民力呀?是不是因为女人请托盛行干扰政事呀?为什么还不快快下雨呢?”史官受汤之命，作了六条检讨，以祈求上帝赐福降雨，但是雨还是没有降下来。

商汤自我牺牲为什么这样祭祀、祈祷，上天还是不肯下雨?于是史官们又进行占卜得到的结论是：除了用牛羊做牺牲进行祭祀外，还要用活人做牺牲，贡献于天帝神灵之前。商汤听说要用活人祭祀天帝，就自告奋勇地说：“我们之所以要求雨，是为了民众百姓。如果一定要以活人来做牺牲，我自己来担当。”

于是，汤洗净自己的身子，换上清洁的衣服，然后剃掉头发，剪掉指甲，以自己作为牺牲，在一片桑树茂密，叫做“桑林”的神庙中进行祈祷。他在祷词中说：“履，敢用玄牡，告于天地神祗。”（“履”是商汤的名字；“玄牡”是黑色的雄性动物，实际上是指牛羊等牺牲和汤自己。）

汤接着说：“现今天下大旱，就在我履当政的时候，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天地神灵。我对有善行的人不敢隐蔽，对有罪恶的人不敢赦免，这些品德，只有你上帝的心里最为明白。万方有罪，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就来惩罚我吧!千万不要因为我一个人的不敏事务，而使上帝鬼神伤害我百姓的性命。”

感天动地商汤以自己的身躯做为祭神的牺牲，为百姓请命，要求惩罚他一人，而使黎民百姓得救。这种精神感动了天地神灵，还没有等到他把话说完，天空中忽然乌云密布，在方圆数百里的中原大地上，下起了倾盆大雨。百姓欢呼雀跃，歌颂商汤为民请命的牺牲精神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商汤以自己做牺牲，向天帝求雨而下了大雨，当然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久旱必有大雨，这大雨不是商汤感动了天地鬼神，而是天气变化的必然现象。但是此后的商统治者，因为看到这种求雨的效果，就在天旱时专门举行一种焚烧人的祭祀。天旱举行祭祀时，商王当然不会焚烧自己，而是用奴隶，特别是女奴隶来做牺牲品。

伊尹罢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个下臣怎么会有权力罢免呢?

伊尹辅佐太甲继位商汤建立了商朝，在位三十年就死了。商朝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没有弟弟，才传位给儿子。商汤没有弟弟，长子太丁应继位国君，可是太丁比父亲死得还早，所以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这时候由开国元老伊尹作主，由太甲继承了王位。太甲是太丁的儿子。

太甲继承了王位，伊尹一连写了三篇文章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肆命》，专门讲如何分清是非的道理，对于什么样的事情不应当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都说得清清楚楚。还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祖后》，讲的是商汤时候的法律制度，教育太甲一定要按照祖先定的规矩行事，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

赶君主下台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开始时也能按伊尹的教导行事，小心谨慎地遵守祖宗留下的规矩。到了第三年，他就忘乎所以了，认为一切应当由他说了算，否则枉为一国之君，完全被那个奴隶出身的宰相伊尹来管着了。他恣意妄为，不听伊尹的规劝，破坏了祖宗留下来的法律制度。他居然学夏桀的样子以暴虐的手段对付老百姓，百姓们怨声载道。

伊尹自然不能容忍太甲破坏汤王留下的清纪。他先是一再规劝，希望太甲对自己的行为要多加检点；后来看到太甲屡教不改，伊尹就把他赶下台，放逐到商汤的坟墓所在地桐宫（今河南偃师县）去。在太甲被放逐期间，伊尹见朝中无主，就自己执政，管理起国家来。

改过自新后重新登基太甲被放逐到了桐宫，祖父商汤的坟墓与他朝夕相伴。商汤虽然是商朝的开国君主，坟墓却与普通人的墓差不多，墓地上只有一座低矮的宫室，供一年一度的祭祖之用。守墓的老人听说太甲是因为违犯祖宗的制度被放逐到墓地上来的，就把当年商汤创业的故事，以及商汤订下的种种规矩，每天对太甲讲述，教育太甲应当以自己的祖父作榜样，做个贤明的君主。祖父商汤的伟大功绩，让太甲既神往又羞愧，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祖父在天之灵，就决心改正错误。他以祖父作榜样，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老弱孤寡，做事情也变得雷厉风行，而违反祖制和朝廷法律的事，太甲再也没有做过。

三年过去了，伊尹时刻关注着太甲在桐宫的所作所为，他的行动早已有人报告给伊尹。太甲的悔过自新，让伊尹十分高兴，于是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首都毫城，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交还给他。太甲以前事为师，按商汤时传下来的章法循规蹈矩地做事，听从身边大臣的良言良策，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百姓生活都治理得井然有序，商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

五朝元老，功德圆满太甲去世后，由儿子沃丁继位时，伊尹仍然健在。沃丁任命咎单为卿士，但伊尹还时常关心朝政，是国中德高望重的元老。直到沃丁八年，伊尹才寿终正寝。

伊尹的去世在当时成为一件大事。据说当时天空大雾三日，沃丁用天子之礼给伊尹送葬。在伊尹的灵位前，用特别隆重的“太牢”，即牛羊猪三牲齐备作为牺牲，来进行祭祀。商王沃丁亲自主持丧事，行三年的丧礼，以报答伊尹对商朝的大德。伊尹的遗体安葬在国都亳的郊区（即今河南偃师市西北）。当时的卿士咎单还作文阐扬伊尹的功德，文章题名《沃丁》。

伊尹辅佐子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位商王，是名副其实的“五朝元老”。有一首颂扬商朝开国历史的乐歌中这样唱道：“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这就是歌颂伊尹担任着“阿衡”的重要官职辅佐商王功绩的。像伊尹这样的辅佐大臣，在商朝还有不少。如在太戊时有伊陟、臣扈、巫成，在祖乙时有巫贤，在武丁时有甘盘，他们都在维护商朝政权的长治久安中起着重要作用。“五朝元老”伊尹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盘庚迁都力排众议，软硬兼施，最终迁都成功，也造就了殷商的辉煌。

商朝历经风险商朝从建国到灭亡，历经五百多年。因为前期屡屡迁都，而最后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时候也称为殷商或者商殷。

商朝定都于殷是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十九个王。

盘庚定都于殷，不再迁徙，反映了这时候农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畜牧业，人们有了定居下来的需要。

盘庚决定迁殷，是经历了一番斗争的。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

他们寄生在国人和奴隶身上。残酷地剥削人民和奴隶，任何事情都驱使奴隶去做。

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不堪忍受折磨大批逃亡。在统治者之间，对王位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有的人说应当父死子继，有的人说应当兄终弟及，叔侄之间，兄弟之间，为争夺王位，常常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为私利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

商朝被阶级矛盾和奴隶主内部的矛盾困扰，国力日渐减弱，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也起来反叛，加上水涝、干旱等自然灾害，内外交困使得商朝这个奴隶制国家简直到了崩溃的边缘。

软硬兼施，迁都成功正在这个时候，阳甲，商朝的第十八个王死了，阳甲的弟弟盘庚做了王。盘庚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国家不能再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应当想出一个根除弊病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来的办法，把都城迁到殷，因为到那里去有几条好处：

第一，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环境和现在的都城比起来，无论是建设都城还是发展农业生产，都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第二，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将会受到抑制，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缓和；第三，迁都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可是不少人反对迁都的决定，反对的人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他们知道，到了新的地方不能像现在一样享乐。盘庚是个意志十分坚定的人，决不因为有人反对就改弦易辙。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两篇训话。第一篇训话是劝说，告诉大家迁都到殷去的好处。他说：“我要效仿先王关心臣民的样子，关心你们，保佑你们，带着你们去寻求安乐的地方。你们如果怀有二心，先王的在天之灵便要降下灾难，惩罚你们!”第二篇训话是示威，用强硬的口气，告诫人们一定要规规矩矩地服从迁都命令，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制裁。

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终于完成了迁都的计划，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好多地方不适应，就闹着要回老家。奴隶主贵族就乘机捣乱，煽动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盘庚又发表了一篇训话，用强硬的态度，毫不妥协地警告奴隶主贵族不要捣乱，否则必遭严惩。

第二十九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4）

造就殷商的辉煌过了几年，局面才安定下来。奴隶们在这里被迫夜以继日地劳动，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出现在殷的土地上。从此，商朝的都城就永久地固定在殷城，由于盘庚的治理，商朝在这时政治上比较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因此有了更大的发展。那时候，铜的冶炼技术大大提高，商代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更加扩大了青铜器的古代人物图制作范围。殷城附近就有了一个很大的青铜器作坊，有上千个奴隶在作坊里劳动。奴隶们用铜、锡、铅三种金属做原料，冶炼铸造了成千上万件斧、戈、矛、刀等武器；鼎、爵、瓢、壶、、盘、盂等饮食器皿；斧、凿、钻、铲等工具。许多青铜器造型十分优美，十分精巧的花纹图案，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形成了后来著称于世的青铜器文化。考古学家在殷的遗址发掘出了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它高一百三十三厘米，长一百一十厘米，宽七十八厘米，重八百七十五公斤，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个字，并因此而得名。它现在完整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是世界上到目前为止发掘到的最大青铜器。从商代的青铜器也可以看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隶为主体的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

在殷墟遗址中，还有大批乌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脾骨出土，上面刻着许多文字。这些文字，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三千多个单字，大多已经被考古学家破译出来了。原来殷朝的王室贵族很迷信，做什么事情都要先采用龟甲和兽骨进行占卜。向鬼神询问事情的吉凶，预测事情的结果，刻在龟甲和牛骨上，大都记录占卜的原因和结果，以及后来是否应验等等。这些卜辞记载着殷朝的许多大事，为我们研究殷商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盘庚迁都，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制作工艺有了相当成就，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君主拜师未来的帝王流浪民间，了解民性，结识贤人，成就君臣佳话。

微服私访盘庚在位二十八年，他去世后，由弟弟小辛继承王位。小辛名颂，缺乏治国的才能，因而殷朝又出现衰落的迹象。百姓思念盘庚，就把盘庚当年如何动员迁都，以及迁都后的建设过程记录下来，作了《盘庚》上、中、下三篇文章。小辛在位三年就去世了，由他弟弟小乙接位。小乙名敛，他就是使殷朝中兴的名王武丁的父亲。小乙虽然在治国方面没有盘庚那样卓有成就，但他注意到要保住先王们创下的江山，必须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所以他对太子武丁的培养下了一番工夫，并取得了成功。

当武丁长大成人后，为了让他了解人民生活的艰难，以及他们对商王的态度，了解诸侯的动向以及如何使他们归顺的策略，同时为了使武丁学到更多的本领，将来成为一个善于安邦治国的君王，小乙决定让武丁隐瞒身份，到社会上去闯荡。武丁先是隐居在黄河边，他经常在黄河沿岸观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接触农民和奴隶，和他们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

有时，武丁还和这些所谓“小人”一起参加农业劳动，体会种庄稼的艰难。由于这样，使得他在即位后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受到人民的拥戴。

在都城外闯荡的日子里，当然也使他了解了天下形势，各地的风俗人情，为他后来的继位治政，打下坚实的基础。

君主拜百姓为师武丁在民间隐居察访的日子里，他不但访贫问苦，了解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和奴隶，而且还经常留心民间有没有道德高尚、学问渊博、善于分析形势和治理国家的贤人。有一次，他来到虞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山西平陆一带。听说离黄河岸边不远的一个村庄里，住着一位很有学问的人，此人名叫“甘盘”，就亲自登门拜访。甘盘在和武丁的交谈中，看出这个青年谦虚谨慎，知书识理，胸怀大志，不是一般的人。甘盘早就听说今王小乙有个太子，隐居于民间，巡回察访，便问武丁是否知道此事。武丁为了向甘盘讨教治国之道，只能挑明了身份，以实相告。当甘盘知道自己面前就是当今的太子时，兴致勃发，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商朝自商汤建国以来，经历了二十一王，三百余年的兴衰历史。对于如何治国，甘盘也讲得头头是道。武丁听了很受启发，决意拜甘盘为师，要求经常向甘盘讨教有关的问题。甘盘见武丁年轻聪明，有远大抱负，就答应了武丁的要求，十分乐意用全力辅佐武丁。

武丁即位元年，就把甘盘请入宫中，命为卿士，成为辅佐商王的最高官员。武丁当太子时察访得贤人甘盘而拜他为老师，即位后得到甘盘的悉心辅佐而使商朝又兴盛起来。武丁和甘盘的亲密关系，成为历史上明君识贤臣、贤臣佐明君的一则佳话。

三年不说话武丁登基后，三年不说话，那么三年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三年不发一言武丁即位后，曾经发生过一件奇特的事，史书上说他“三年不言”，也就是三年中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不接待诸侯的朝贡，不访问百姓的疾苦，不上朝听取大臣的汇报，不发布指令。在这三年里，他的饮食十分简单，不讲究衣着，真是粗衣淡饭。对于这种情况，大臣们都非常焦急。

他们苦苦思索：君王一言不发，不知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叫我们如何行动?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比如诸侯叛乱、发生灾荒、官吏贪污、人民骚动等，君王还不说话，那怎么办?

原来在古代，有一个规定：君王死后，新即位的儿子要守三年丧才能继承王位。在这三年里，新王不上朝，百官听命于“冢宰”，也称“宰”或“太宰”，是辅佐君王的最高官职。

新王要居住在守丧的房屋内，这个房屋叫“凶庐”。

新王守丧时要披麻戴孝，脸上要露出哀伤的愁容，不能笑，更不能唱歌跳舞，要一心想着父王的恩德，尽一个孝子的义务。

新王在凶庐中守丧，有一个专门名词叫“谅阴”，又叫“亮阴”、“谅暗”或“梁暗”。武丁在谅阴期间，为了做一个孝子，干脆一言不发，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奇闻。

不说话的秘密武丁守丧三年不说话，实际上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他是在默默地考虑如何治理国家的策略。事实正是这样，既然古来就有三年守丧、不理朝政的规定，何不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盘算一下安邦治国的事呢?于是他干脆不讲任何话，不发任何指令，暗暗观察各种人事，思考三年守丧结束后怎样平息王族内部的派别斗争，怎样发展农牧业生产，怎样使天下的诸侯顺服，怎样任贤使能，使国家各方面的工作蒸蒸日上，大大小小的事他差不多都思考到了。

武丁的三年沉默不语，也是一种策略。他使大臣、诸侯、民众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国王三年不说话，一定会在天下产生一种悬念，成为全国关心的热点。一旦说话了，就会造成轰动效应，举国瞩目，万民欢腾。他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会非常重视，在振兴国家的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武丁还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君王。

三年后的第一句话三年丧期结束，武丁开始说话了。他在宫中一开口，就向大臣宣布：“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天赐给我一个贤人。这个贤人穿着胥靡的衣服向我走来，口中说道：‘我姓傅，名说。天下有得我者，岂徒然也哉?’这个胥靡，年纪较轻，面目清秀，谈吐不俗，举止文雅。我醒来后推想：这个人叫傅说，‘傅’是辅相的意思，‘说’是欢悦的意思。天下当有傅说这个人出来辅佐我而使民欢子悦!”于是，武丁在朝廷的百官中寻找有没有像傅说的人，朝廷百官中自然没有。武丁便请画工把傅说的形象画下来，到处张贴，说商王要寻觅这位贤人。武丁故意把事情张扬出去，闹得满国风雨。其实，武丁早就认识傅说，当年，他隐瞒身份走出国都，到各地去察访。有一天，武丁来到虞山（今山西平陆北），在一个山岩之下，他看见许多人在那里用木板夹住泥土，然后打夯筑墙。这些人身上穿着深褐色的囚徒衣服，脖子上都用绳子拴着，五个人或十个人连结成一串，以防止他们逃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奴隶，当时人称“胥靡”。武丁问一个在旁指挥的小官，这里修筑土墙干什么?那小官说为了保护下面通往邑中的大道不被洪水冲毁，所以在这里修筑一道土墙将水挡开。武丁说他想知道这些胥靡的情况，要找一些人谈谈。小官见他有些来头，只好叫了几个胥靡来见武丁。武丁详细询问了几个胥靡的家世、劳动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一个叫傅说的人，特别引起武丁的注意。从傅说的谈话中知道，他祖上原来是平民，当过基层的小吏。由于性格耿直，得罪了一位大官，那大官借故报复，把他们全家罚作胥靡，那时他年纪还小，也成了官府的奴隶。傅说从家世谈到政治。他认为要振兴国家，首先国君要任贤使能，奖励有功者，惩罚怠惰者，把内心公正的人选拔为官吏，才能使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昌盛。武丁十分同情傅说的遭遇，又佩服他的思想和才能，便暗下决心，在自己登上王位后要把傅说解救出来，请入王宫，辅佐自己。

振兴商朝的一代名相不久，在虞山下的岩石间，果然找到了一个叫傅说的胥靡，他穿着囚徒的衣服，头上套着绳索，正在服苦役，其形象与画工所描绘的一模一样。官吏们认定，这正是商王要寻觅的神人。于是便把他带入宫中，请武丁辨认。武丁见傅说来了，喜出望外，说：“这正是我在梦中见到的天赐的贤人啊!”武丁便立刻任命他为丞相，并要求傅说“朝夕规谏”，即从早上到晚上随时随地对商王进行规劝和谏诤。武丁语重心长地对傅说申述：“比如我是一把金属的刀剑，用你来做磨砺的石头。比如我的面前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前进的路，用你做船去渡过。比如我是一棵庄稼的苗遇上了天旱，用你做霖雨来滋润。开启你的心扉，来浇灌我的心田。如果药不厉害，那么病就不会痊愈；如果赤脚行走而不看地面，那么肯定会受伤害。”武丁对傅说寄予无限的深情和希望，而傅说也真的全力辅佐武丁，使商朝经济发展，政治清明，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由于傅说为商朝的兴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商朝的一代名相，人民把傅说原来在那里服苦役的山岩称为“傅岩”或“傅险”，把傅说曾经在那里栖身的岩洞称为“圣人窟”。商王武丁举用奴隶傅说为丞相，并使商朝有了明显的改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奇迹。

武丁的最后污点武丁一生英名，但是在立嗣的问题上，却留下了永远的污点。

大儿子深得众人喜爱武丁的正妻生有一子，因为是己日生的，所以叫“祖己”。祖己为人诚恳憨厚，特别孝顺父母。父母的饮食起居、冷暖病痛，他都挂在心上，精心照顾。

传说他一晚上要起来五次，看看父母睡得好不好。因为他的孝行感动了父母长辈和亲戚朋友，所以大家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孝己”。

古代祭祀祖先时，往往要受祭祖先的子孙一人来充当死去的祖先，接受人们的礼拜。这个充当祖先的人，叫做“尸”。祖己因为老实厚道，亲戚长辈都喜欢他，而且他又是武丁的长子，所以王族祭祖时，经常叫祖己当“尸”。当尸的人祭祀前要洗去身上的污垢，换上清洁的衣服，同时要不吃荤腥，不饮酒，戒除一切嗜好，在一间清洁的房屋中住上三天至七天，这叫做“斋戒”。祖己对于当尸和斋戒，总是乐呵呵地听从亲戚长辈的安排，从无二话。由于受到王族中大多数人的喜爱，武丁早年就立祖己为太子。

害死了自己的亲身儿子可是，祖己的母亲在祖己正要成年时突然去世了。父亲武丁在原配正妻去世后，不久又续立了一位正妻做王后。祖己对于继母，虽然格外地孝敬，但继母时常在武丁面前说他的坏话。武丁的后妻也生有一子。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后妻不惜采用捏造事实、恶意诽谤的办法来加害祖己。武丁在后妻不断的谗言蛊惑下，狠了狠心，把祖己流放到远处。祖己是个意志脆弱的人，他受不了如此的冤枉和虐待，在流放之地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没有多久，便因忧愤过度而猝死在野外。

前妻之子早年丧母受到继母的虐待，父亲因为听信后妻谗言而迫害前妻之子，这本来是一场相当普通的家庭纠纷，但是，祖己之死却牵涉到王位的继承问题。祖己懦弱老实，只有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武丁昏庸，听信妇人之言，造成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和损失。这种行为，自然受到王族亲戚、大臣和人民的指责，在武丁的一生行事中，留下了一个不小的污点。

武丁重蹈覆辙祖己死后，武丁改立第二个王后之子祖庚为太子。后来，祖庚的生母也去世了。武丁在老年又立了第三个年轻的王后，当然更加宠爱。武丁听信年轻王后的话，欲故伎重演，废黜祖庚的太子地位，改立现今王后之子祖甲为太子。祖甲从小懂得礼义，明白道理，有是非观念。他知道同父异母的大哥祖己的不幸遭遇，认为废兄立弟不合商王朝的制度，是不义的行为。他不忍心废掉祖庚而由自己来当太子，重演祖己的悲剧。他更怕因此而引起王室内兄弟争位的矛盾，自相残杀造成政局的不稳。于是，他偷偷地离开王都，到当年他父亲生活过的平民百姓家中去，把王位继承权让给同父异母的兄长。祖甲觉得，他这样做心安理得，武丁因为年老力衰，也不想去干涉儿子自己的选择。

不久，武丁去世，王位由祖庚继承。祖庚名曜，他在位时，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做了一篇题为《高宗之训》的文章，表面上为他的父亲歌功颂德一番。祖庚在位时间不长，只有十一年。

祖庚去世后，同父异母的兄弟祖甲继承王位。祖甲名载，由于一度流落民间，长期在下层人民中生活，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因而他当商王后，能对小民施以恩惠，特别是对鳏寡孤独者给以照顾，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他在位期间，诸侯来朝，远近纳贡，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商王朝历史上一段太平盛世的年代。他的享寿也很高，在位的时间有三十三年。

殷商走向衰败祖甲末年，为了防止国内奴隶主贵族对人民过分地剥削和压迫，贪得无厌地向邻近之国索取财物，他下令重新修订《汤刑》这部祖宗的刑法。在这部刑法中，他加进了贵族官僚因贪婪剥削而引起诸侯不满和人民反抗的，也要加以惩处的规定。但是这样一来，反而使有些高层贵族对祖甲离心离德，在统治集团中产生了矛盾。贵族官僚内部互相闹意见，故意拆台，于是商王朝又出现了衰败的迹象。

尚武与联姻武乙继位，崇尚武力，暴毙而亡；帝乙继位，嫁妹联姻，暂保国家安稳。

尚武的君王祖甲去世，儿子廪辛继承王位。廪辛名先，有的古书上写作“冯辛”，他只知田猎游玩、纵情享乐，是个短命的商王，在位只有四年就病死了。死后，因儿子年龄尚幼，王位由弟弟康丁继任。康丁也是一位只知享乐的商王。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他田猎游乐的记载。在位仅仅八年，也因纵情过度而过早地结束了生命。康丁去世，儿子武乙继承王位。武乙名瞿，即位后，决心整顿军队，加强装备，用武力去征服那些敢于叛乱的方国。他曾经用重兵去征伐西部以旨方为代表的叛乱国族。据记载，武乙征伐旨方，一次就俘虏了二千人。除了对西部的叛乱方国进行征伐外，武乙还向南方讨伐过地处今湖北秭归的归伯。由于武乙的武威，周围各方国都平服下来，商王朝的统治暂时处于稳定状态。

天降报应武乙依靠军事力量征服了西部地区不服王命的国家，当他看到周围的一些国家、部落在战败后不得不向商王朝贡，武乙不觉滋长了骄傲狂妄的情绪，以为自己十分能干，而上帝天神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为了打破对上帝天神的迷信，加强自己王权的专制，便命令工匠雕刻了一个木偶，称之为“天神”。武乙把这个木偶安置在宫廷中，要与之进行投掷游戏的比赛。木偶不会投掷，就请人代为进行。

那代投的人怎敢与商王比高低，只有乱投认输。这样，“天神”在游戏比赛中连连败北，武乙就命人当众羞辱他，甚至用竹条、木棍抽打他，以示天神的笨拙无能。在旁的贵族官吏吓得面如土色，只敢在心中责骂这个“无道之君”。

一不做，二不休，武乙又命工匠缝了个皮革袋，里面装满牛羊血。皮袋挂在宫廷外广场一根很高的木杆上，自己就拉起弓箭，仰天而射。

武乙把这个行动称为“射天”。当然，皮囊很快被射破，鲜血从皮囊中直淌下来。武乙便在下面拍手大叫：“看，天也被我射得流血了。可见天神不中用!”在场的人看着他狂妄的行动，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当面赞赏，暗地里骂他是“疯子”、“傻子”。

武乙自从当众羞辱作为“天神”的木偶后，更加肆无忌惮。就在周侯季历来朝贺、武乙赏赐给他宝玉骏马的第二年，季历击败了西落鬼戎，俘虏大小头目二十个。

捷报传来，武乙兴奋不已，率领一队人马向西打猎，以示庆祝。

他越跑越远，一直跑到了今陕西境内的黄河和渭水之间。有一天，武乙正在一座山上打猎，忽然下起了雷阵雨。武乙的衣服都淋湿了，还没来得及躲避，就被一个暴雷击中，当场死亡。

突下毒手武乙被雷击死后，他的儿子文丁继承了王位。文丁名托，他即位后，周侯季历依旧对商称臣纳贡，征伐得胜后也仍向商王报捷，并献上部分俘获的财物。文丁就任命季历为“牧师”（即地方长官），掌管西部地区的征伐之事。过了几年，周侯季历征伐翳徒之戎。这次征伐，俘获翳徒戎的三个头目，取得大量战利品。季历不忘向商王报捷，并献上掠夺的贵重财物。

古代瓷器季历来朝贡献捷，文丁表面上装作高兴，予以嘉奖，并赐给他用美玉雕制的盛酒的“圭瓒”和用上等粮食精心酿造的香酒“柜鬯”。这种玉壶和香酒只在隆重的祭祀典礼时才使用，对季历说来是极高的奖赏。同时，文丁又几次任命季历为“伯”，成为西部地区的诸侯之长。但是，文丁的内心却另有盘算，季历征伐了西部地区许多戎人部落，并其土地，掠其人口，夺其财物，势力越来越强，大有向东蚕食，逼近商王京畿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总有一天会打到商王朝的头上，其局面将不堪收拾，不如趁早采取行动。就在季历将要回周的时候，文丁突然下令将季历囚禁起来，关押在称为“塞库”的监狱中。季历想不到文丁会下此毒手，悲愤交加，气死在塞库。史家称这次事件为“文丁杀季历”。

季历死后，儿子昌继承为周侯。昌一上任就决心为父报仇，他就是后来的周文王。过了两年，文丁也病死了，由儿子帝乙继承王位。文丁在位十三年，他恶化了商周关系，使双方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帝乙名羡，他继位后最头痛的问题是，周侯昌正在处心积虑地准备伐商，为父报仇。同时，处在东南地区的各国，如黄河中下游以南的地方，今河南睢县一带的盂方，今安徽凤阳一带的林方，都趁商周交恶之机纷纷叛商。帝乙感到他已处在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

嫁妹联姻，以保国家安定帝乙觉得首先应该稳住西方，因为气死季历是他父亲所为，自己与周侯昌没有什么仇恨，是可以通过一定手段进行和解的。稳住了西方，再来全力对付东方，局势就会迅速好转。

帝乙有个妹妹，生得美丽端庄。帝乙心想，通婚是搞好双方关系的一个极有效的方法，若把妹妹嫁与周侯昌为妻，一定会博得昌的喜爱，双方的怨仇也可烟消云散。于是帝乙遣使入周，首先对父辈所做的事表示歉意，然后说明愿嫁胞妹之意。周侯昌虽然做了一定的伐商准备，但对讨伐掌握全国政权的商王，毕竟没有把握。现在，既然帝乙表示道歉，自己又可与大国联姻，就欣然同意了。

正式迎娶的那天，渭河两岸到处披上盛装。人数众多的乐队吹奏着欢快的迎亲乐曲，优美的旋律在渭河上空回荡。用船搭成的水中浮桥，像在渭河上架起了一道彩虹。帝乙之妹打扮得如花似玉，好像是天上的仙女；周侯昌穿着新郎的整洁礼服，亲自来到渭河边上迎娶新娘。整个婚事办得隆重热烈，体面大方。有人还作诗歌颂这桩婚事是“天作之合”。

纣王与妲己纣王作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暴君之一，江山在他手上，不丢掉才怪。

亡国的一念之差帝乙有两个妃子：正妃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启，次子名仲衍，小儿子名辛，又名受德；庶妃生有一子名箕子，年岁比启小一点，而长于仲衍和受德。帝乙十分喜欢长子启，因为他知书识理，为人仁爱厚道，尊敬长辈，办事稳重，是一个能治理天下、守住家业的人。帝乙很想把王位传给他。其次喜欢的是箕子，他和启一样，也很懂道理，善于思考问题，遇事沉着冷静，也是一位贤人。对于小儿子受德，帝乙觉得，他虽然智慧聪颖，思路敏捷，而且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只身与猛兽格斗，但为人不老实，喜欢说谎，生性骄傲，目中无人，不尊敬长辈，不友爱兄弟，脾气又暴躁，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因为自己年事已高，管不了那么多，也就听之任之了。确立太子的那天，朝廷中召开了高层贵族官僚的会议。帝乙宣布，决定立启为太子。然而，负责礼法的太史据理力争说：“不可!因为启和仲衍出生时，他们的母亲还没有立为妻，只是一个妾；只有到受德出生时，其母已正式成为帝乙之妻。太子，只有妻之子才能当，决不可立妾之子为太子。因此，君王要立太子，只能立受德。如果立启，是违反祖宗成法，要受到众人和后代的耻笑。”

帝乙听了太史的话，想想确实如此。启虽然是长子，但出生时他母亲还是妾，立启为太子是有些名分不正；受德生时他母亲已经为妻，受德虽是小儿子，但立为太子在名分上是没有问题的。启出生时其母是妾，只能说明启的命薄，不能当太子是命中注定。受德出生时其母为妻，说明受德的命好，当太子也是天命的安排。想到这里，帝乙没有和太史争辩。就这样，受德确立了太子的地位。

启作为长子而不能成为太子，帝乙觉得委屈了他。为弥补启精神上的创伤，帝乙给了启一块封地名“微”（其地在今山西潞城市东）。他封地的爵级为“子”。于是，启就被称为“微子”或“微子启”。他的封地现今仍名“微子镇”。

残暴之行，令人发指帝乙去世后，由立为太子的受德继承王位，号为“帝辛”。帝辛上台后专制暴虐，胡作非为。有一次，他看见一个人涉着冰冷的水过河，觉得此人有特殊的御寒本领，就把那人叫来，割开他的小腿视其骨髓，看有没有与常人异样的地方。又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孕妇肚子特别大，他想要观察胎儿是如何在孕妇腹中生长的，就叫人把孕妇的肚子剖开。如此作孽的事，帝辛还做了许多。消息传开，天下人无不义愤填膺，给帝辛起了一个绰号，叫“纣”。因为从字义上讲，“纣”的意思是残杀无辜、损害正义。于是帝辛便被天下称为“商纣王”或“殷纣王”。

妲己误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掠夺更多的财物和美女，商纣很早就想对外征伐，只是还没有选定目标。在商王畿附近有一个小小的属国有苏，（今河南温县西南）。有苏因为土地狭小，人口不多，资源有限，没有丰富的剩余产品，故无法交纳商朝规定的年年增加的贡赋。纣认为有苏是故意对抗，便率军前往征讨。有苏哪里抵挡得住商纣的进攻万分危急时，有苏国王想到商纣最喜欢的是美女，便从国中挑选了一位最有姿色的佳丽，名叫妲己，进献给商纣。商纣见了十分中意，便立刻命令退兵。商纣自从有了妲己，像掉了魂似地整天伴随在她身边，形影不离，有求必应。妲己首先感到商都城内宫殿太小，不够气派，于是商纣就在郊外修起了豪华壮丽的离宫别馆。除了朝歌郊外的一处外，又在北面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市）和沙丘（今河北平乡县东北）建了两处，供妲己游玩娱乐。这些宫馆，都修建得富丽堂皇，甚至用美玉来装饰，因而有“琼室”、“玉门”等雅名。尤其是沙丘的苑台，修得宏大开阔，商纣把从各地搜集来的珍禽异兽置于其上，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

在妲己的要求下，商纣还请来名叫涓的乐师，让他住在宫馆里。创作软绵绵的乐曲，演奏淫荡的靡靡之音，教跳妖艳的“北里之舞”。商纣和妲己就终日沉浸在这样的歌舞之中。

酒池肉林有了两大仓库的钱财和粮食，商纣和妲己便可以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了。他们想出各种方法挥霍和浪费，为所欲为。他们在沙丘离宫的院子中造了一个池子，里面装满了酒，又把许多熟肉挂起来，像是一个林子，这就是有名的“酒池肉林”。商纣和妲己召集了许多青年男女，让他们裸露着身体在酒池肉林中追逐游戏。渴了喝酒，饿了吃肉；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商纣和妲己终日观赏着这些青年男女的各种丑态，有时甚至自己也加入到玩乐的人群中去。

惨不忍睹的炮烙之刑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商纣对妲己千依百顺，竟以妲己的好恶作为赏罚的根据。妲己喜欢和赞赏商纣王荒淫无度，沉湎于酒色。其兄微子启，不忍看到其弟的末日，于是写了一篇《微子》来劝诫纣王。不过这一番苦心却未能起作用，江山还是断送在商纣王的手里。

当时由于商纣和妲己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百姓的怨恨和诸侯的反叛，商纣就把那些敢于口出怨言的人抓来，施以刑罚。商纣想出了一种“炮烙之刑”，即把一根铜柱横起来放，上面涂些滑溜溜的膏，下面放一个炭火熊熊燃烧的大炉子。商纣令抓来的犯人在铜柱上行走。因为铜柱烧得太烫，又十分滑，犯人一走上去，就很快掉入炭炉中烧死，发出凄惨的叫声。妲己看了这惨状，丧心病狂地大笑不止。商纣看到妲己笑，心中也是乐滋滋的，丝毫不觉得伤天害理，灭绝人性。

惨绝人寰的杀人手段纣王杀人的手段实在令人发指，即便读一读，都让人毛骨悚然。

毫无人性的父亲商纣王专制暴虐，胡作非为，为了巩固政权，就拉拢一批势力做爪牙。当时商纣任命西伯昌、鬼侯、鄂侯为“三公”，这是商纣宫廷中最高的官职。“西伯”就是周侯。商纣继续任命周侯昌为西伯，当西方诸侯之长。鬼侯有的书上记载为“九侯”，其诸侯国的位置在今河北磁县西南，就在商王畿的北边。鄂侯有的书上作“邗侯”，其诸侯国在今河南沁阳市，位于商王畿的南边。

鬼侯当了商王朝的三公，喜出望外，受宠若惊。鬼侯有个女儿，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丽。他知道商纣喜欢女色，为了讨好商纣，竟把自己的女儿进献给纣。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亲生女儿往火坑里推，这样的人，不但失去了做父亲的起码道德，其结果往往也不会有好的下场。

谄媚不成，招来杀身之祸果然，商纣看见鬼侯的女儿眉开眼笑，立刻就想动手动脚。鬼侯的女儿早就听说商纣的荒淫无道，对商纣有一种憎恶的情绪。后来又听说商纣与妲己整天泡在一起。在酒池肉林中做乌七八糟的勾当，心中更增添了厌恶的感情。现在见到商纣又要来糟蹋自己，便躲闪回避，公然表示不愿干那种事。这一来，惹怒了商纣。当时，妲己正好来到商纣身边，见鬼侯女儿容貌美丽，商纣喜新厌旧，不禁醋性大发。她一边哭泣，一边编造谎言，说鬼侯的女儿早已与一男青年私订终身。商纣一听此言，更加怒火中烧，立刻命人把鬼侯的女儿拉出去斩了。商纣又想到，鬼侯竟把这样的女儿进献给自己，岂不存心使自己难堪!于是，命人把鬼侯也一起杀了，并处以醢刑，即把他的尸体剁成肉酱。

冤死的鄂侯与鬼侯一起做三公的鄂侯，平时与鬼侯感情甚好，他听说鬼侯因为进献女儿惹出祸来，就立刻来到商纣面前进行争辩。鄂侯对好友及其女儿的被杀表示万分悲痛，哭述鬼侯对商王本是一片忠心，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忠贞纯洁的少女，从来没有半点不轨。鬼侯效忠商王得到如此下场，这在大臣中将会产生什么影响!鄂侯的感情激昂慷慨，哭诉声、争辩声越来越大。商纣感到鄂侯态度蛮横，对自己不尊重，于是，命人对鄂侯处以脯刑，即把鄂侯杀了后晒成肉干示众。

商纣一怒之下杀了三人，斩了鬼侯的女儿，把鬼侯剁成肉酱，把鄂侯晒成肉干，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商纣如此残无人道，天下的诸侯和人民都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的名声和处境越来越坏。

众叛亲离残暴无道的纣王，最终的结局只能是众叛亲离。

王子比干的七窍心纣有一个亲戚，人称“王子比干”，为人性情耿直，屡次对纣劝谏，都遭到斥逐，但他仍不灰心。看到局势的危急，他更加心急如焚，当众发誓说：“主有过不谏，非忠也。畏死而不言，非勇也。有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王子比干来到纣寻欢作乐的地方，向纣痛陈国家的危难，君王应当机立断，杜绝荒淫的生活，施行德政，关心民众疾苦；善待诸侯，使四方都来归附；训练军队，保卫王畿和属国领土。但商纣对比干的进谏不理不睬。比干一连进谏三天，站在那里不走，翻来覆去诉说进谏的话。商纣听得不耐烦了，大怒道：“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你就是这样的圣人吗?”说罢，就下令卫士剖开比干的胸膛，挖出比干的心来观察。王子比干，直言极谏，最后竟被商纣剖胸挖心，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了。

微子远离殷商纣的长兄微子启没有当上太子，继承王位，他总认为自己的命不好，因而常常忍气吞声，得过且过。但他对自己小弟的所作所为和殷朝国运的兴衰，还是十分关心。当他得知西伯昌灭了黎国，殷纣拒绝忠臣的劝谏而声称“我有命在天”时，微子知道殷朝很快就要灭亡。摆在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逃离殷朝宫廷，一条是以死诤谏纣，使其醒悟。两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呢?微子拿不定主意，便和他的好友太师、少师两位乐官商议。微子说：“太师、少师啊!我们的先祖商汤过去为建立国家，成就了许多伟大的功业，而今天我们的国王却沉湎于酒色之中，败坏了我们国家的道德法纪。殷国大小官吏，都不遵守法典，随便行事，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对那些犯罪的，不逮捕法办。小民忍无可忍，正在起来反抗。殷国将要沦丧了，好像正在涉渡大水，茫茫无际，找不到能上的岸。太师，少师啊，我要么回到我的封地，以死向国王劝谏，要么装扮成一个糊涂的老人，遁避于荒野之中。我究竟应该走哪条路呢?”

太师听了微子这番话，无限感慨地对微子说：“王子啊，上天降下灾祸给我们殷国，使我们的国王沉湎于酒色之中，不怕亡天的惩罚，违逆年长德高的大臣的忠告。如今殷国的小民，甚至去盗窃祭神的牲畜贡品，这是因为他们衣食无着，无路可走。我们的国王大肆搜刮民财，已经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他仍不悔改。这些罪恶都是国王一个人引出来的，小民受尽疾苦却无处申告。国家现在有灾难，我们首先受到其害。现今国家若能治好，我们即使身死也没有怨恨；但若死去也不能治好国家，那么死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离开这里，逃到别处去。”微子觉得太师的话有道理，但他对商朝都城还是十分留恋，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下不了出逃的决心。过了一段时间，微子听说王子比干因为直言进谏被纣剖胸挖心，死得好惨，就发表议论说：“父子有骨肉之情，君臣只是以义相处。父有过错，做儿子的三谏不听，只能跟随其父在一旁哭泣；做臣下的三谏君不听，则义不能合，就可以离君而去了。”太师、少师听了徽子的话，也劝微子赶快离开。于是，微子便打点行装，悄悄从商都溜出，朝着他封地的方向走去。他并没有到微城，而是在附近的民间藏匿下来。

箕子装疯卖傻箕子是纣的庶兄，为帝乙的庶妃所生，比纣年长几岁。因为他有一块封地在箕（今山西太谷东北），封为子爵，故人称“箕子”。箕子对纣当殷王能否治理好国家十分关心。他头脑灵敏，能见小知大。有一次，纣吃饭要用象牙筷子，箕子就开始感到不安。他感叹道：“用象牙筷子吃饭，那么盛饭菜和饮酒的器具一定不会用粗陋的土器，而必将用犀牛角或美玉做的杯子；用象牙筷、美玉杯一定不会吃普通的饭菜，而必将吃旄象肉、豹子胎这些珍奇美味之物；吃旄象肉、豹子胎的，一定不会穿粗布短衣住在茅屋之下，而必将锦衣九重而建筑广室高台，出门时驾起豪华的马车。奢侈浪费、滥用民力之风从此开始，发展下去将会怎样呢?令人忧虑啊!”果然不多时，纣开始大建宫室，造起酒池肉林，挥霍财物，纵情享乐，不顾百姓的穷困和国家的危亡。对于纣的所作所为，箕子也作过劝谏，但纣根本不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

由于日日夜夜在酒池肉林中玩乐，商纣竟不知道当天是什么日子了。他问左右的随从人员，左右的人也都记不清了。于是，商纣派人去问他的庶兄箕子，因为他知道箕子的头脑最清醒。箕子听说纣派人来问现在是什么日子，就对他的徒弟说：“纣做为天下的君主而忘记了所过的日子，天下将面临危险了。君主都不知道日子而独有我知道，我也将要有危险了。”箕子恐怕纣因为他头脑清醒而加害于他，所以也假装喝醉酒的样子，对纣的使者支支吾吾地说：“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等到王子比干因直言极谏被纣挖心处死，纣的长兄微子启听说如此惨祸逃亡失踪，有人劝箕子也远走高飞，以避灾难。箕子冷静地分析说：“知道君不会听你的话还要去劝谏，这是愚蠢的行动，但如果当臣下的因谏君不听而逃亡出去，这是彰明君主的罪恶而自己取悦于小民，我也不忍去做那样的事啊!”箕子知道谏纣无用，又不肯逃亡而使君的罪恶在民间流传，于是就披头散发，假装疯子，混在奴隶中间。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别人认为箕子精神错乱，能够原谅他不去劝谏；另一方面可以使纣认为箕子是精神病患者，而不加害于他。

箕子虽然蓬头垢面，装疯卖傻，内心却十分痛苦。他经常隐藏起来，独自一人弹奏三弦琴，嘴里哼着他自己编的小调，神情抑郁悲伤。

第三十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5）

纣王的最终下场商王朝的覆灭是纣王自己亲手造成的，当他自焚于朝歌的时候，能有那么一点后悔吗？

古代铜器上天昭示纣王的灭亡商纣无道，天怒人怨，当时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

据说在故都亳，天上连接下了十日土；都城朝歌，有妇妖晚上出来作怪，有鬼在半夜里吟唱；在商朝各地，有女人变为男的，有天上下起血和肉块的，宽大的国道中还生出了荆棘。

这些怪现象，有的是把人当妖，有的是民众的讹传，其实反映了当时的人心惶惶。

好事者趁机造谣惑众，说城角上有一只麻雀生了一只乌鸦。

商纣听说此事，忙请人占卜。卜者为讨好纣，造出卜辞说：“凡以小生大者，国家必福，王名必盛。”商纣听后自喜，以为商朝将永保江山，天下将长治久安。

临阵倒戈就在商纣醉心享乐、梦想天下无事的时候，忽闻下属来报，周武王的军队已经沿着黄河向东进发，与周军同来的还有西北和西南的一些小国军队，不久便可到达商都。

商纣知道这次周军来者不善，马上集合所有的亲军、卫队迎战，又将王畿内从事各种劳役的奴隶集中起来，编为军队，发给武器，共得七十万人，同时再命人往东夷调集驻军前来支援。商纣的军队在朝歌南郊的牧野与周军相遇，双方短兵相接，展开激战。

商纣把奴隶军放在前面打先锋，把自己的亲军、卫队放在后面压阵。然而出乎纣的意料之外，前面的奴隶兵发起了倒戈，他们与周军一道向商纣的亲军、卫队杀来，一时势不可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线倒戈”事件。商纣眼看大势已去，急忙驾车飞也似的逃跑，一口气逃回到朝歌宫廷。

让宝物陪自己灭亡纣在逃回来的路上，想起了一件往事，使他懊悔不已，那就是他没有听从臣下费仲的劝告。有一次，费仲对纣说：“西伯昌贤，百姓都拥戴他，诸侯都归附他，对这样的人，不诛必为后患。”纣回答说：“依你的话，西伯昌是个义主，怎么可以诛杀?”费仲又劝说道：“帽子虽然破旧，必戴于头；鞋子虽有五彩花纹，必踩在地。西伯昌是臣下，他修义而为人拥戴，不是要爬到君上的位置吗?他名为‘昌’，寓意是要必然昌盛啊!他最终要成为天下的忧患，不可不诛。况且君主诛杀臣下，有什么过错?”纣仍然觉得诛杀西伯昌没有道理，又说：“仁义，是君上劝勉臣下的，现在西伯昌好义，怎么可以诛杀呢?”后来，西伯昌因故而被纣囚禁，费仲再次劝说把他杀掉，但是西伯昌的下属送来许多美女、财宝、骏马，纣大喜之下，又把西伯昌放掉了。现在，真是万分悔恨，当时如果听从费仲的话把西伯昌杀掉，怎会落得今天如此悲惨的下场。

纣想到周军马上就会追来，再也无路可逃，便来到专门储藏财宝的鹿台，看到长期搜刮来的那么多宝玉、财物，他不愿这些财宝都落到周人手里，便走进一间秘室，称为“宣室”，里面藏着更贵重的宝物。纣把这些珍贵的宝玉、财物，都堆在自己四周，穿上宝玉镶嵌的衣服，然后放火焚烧起来，把自己与大量财宝付之一炬，同归于尽。骄横一世的商纣王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周武王的军队很快攻入商都，武王见纣已烧死在鹿台的宣室内，便用大斧砍掉纣的头，把它挂在一面大白旗上，枭首示众。同时，又在宫廷中找到了妲己这个祸国殃民的女人，还有商纣的两个宠妾。这三人得知商纣已自焚于宣室，周军即将攻入，自己也没有生望，都上吊自杀了。武王斩下这三个女人的头，悬挂在另一面小白旗上，与挂纣头的大白旗并列示众。商朝就在纣残暴无道的统治下宣告灭亡。

先祖的传奇故事关于周族的先祖，流传着许多有趣的传说。

踩巨人脚印而怀孕传说古代有一个叫“有邰氏”的部落，有邰氏有个女人叫姜螈，有一天，她和同伴到野外游玩，看见一个巨人的足迹。姜螈正当十八九岁青春萌动期，她想这样巨大的足迹，其人一定高大英俊，心中萌生爱慕之情。出于好奇，她把自己的脚踩到这巨人足迹上面，想看看这足迹究竟比自己的脚大多少。不料这一踩，姜嫄身上仿佛受到一股魔力冲击，腹中产生了怀孕的感觉，这奇异的感觉竟然是真的。经过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孩。

事情发生得如此蹊跷，部落里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孩子，应该把他抛弃掉。起初，姜嫄把孩子抛弃在街道里巷之中。当时街道里巷来往的大牲畜很多，姜嫄本想这个孩子会被牲口踩死。谁知成群而过的马、牛见了这个襁褓中的孩子，都绕道而行，避而不踩。过了好长时间，那孩子还是安静地在那里睡觉。姜嫄又把孩子放到山林中，想让野兽来把他咬死或吃掉。然而，山林中有很多人来砍柴，他们看到这孩子十分可爱，有的来引逗他，有的怕他冷，还给他盖了衣服。过了一段时间，孩子仍然安全无恙。后来，姜嫄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何不把孩子抛弃到河渠中的冰上?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把孩子放到冰上，很快就会冻死。不料，孩子出现在冰上后，天空中许多大鸟一起飞下来用翅膀覆盖着孩子，使他不致受冻。孩子仍然没有受到丝毫损害。做母亲的毕竟疼爱自己的孩子，在这三番五次的折腾中，孩子如有神助。姜嫄就抱回孩子，决定抚养他长大。因为最初要抛弃掉，就给他取名叫“弃”。他就是周族的始祖。周族从弃开始，代代相传，不断发展壮大。

“好色”的太王周族传到公亶父手里，在他的带领下，周族在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周人认为，周族的强大，以及最后可以推翻商朝而统治天下，就是公亶父奠定的基业。因此，后来周文王尊公亶父为“太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亶父娶了一位姓姜的女子作妃子。在公亶父被戎狄侵扰、悄悄离豳去了周原，又在周原领导人民建设家园的那些日子里，姜女始终陪伴着他，而公亶父感情也很专一。孟子赞扬说“太王好色”，这里所谓的好色，不是拈花惹草，而是说太王爱他的妃子，不搞三妻四妾。正是由于“太王好色”，爱他的一个妃子，与姜女朝夕相处，他才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领导民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和加强政权建设方面。太王为全族人树立了榜样。大家都一夫一妻，互相恩爱，白头偕老，这样，社会风气自然良好、和谐，不会出现贵族妻妾满堂，穷人娶不到妻子的现象。据孟子阐述，由于太王专爱其妃，不娶其他的妻妾，因而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后宫内没有强招来的民间女子在发出怨言，宫廷外边没有找不到妻子的丈夫独守空房。太王在男女问题上的这种高尚情操，受到百姓的衷心赞颂。

周王生于猪圈文王的母亲，是挚国国君的第二个女儿。挚国国君姓任，所以叫作“太任”。挚国是殷王朝东方的一个诸侯。太任嫁到西方的周国，路途遥远，很不容易，故迎娶的礼节十分隆重。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性情端庄，德行高尚。在怀孕期间，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食邪味，说话不出傲言，晚上睡眠不侧身子，白天坐凳子不坐边上，站立不用一脚支撑。

太任深知母亲怀孕时的所思所感，对孩子一生十分重要：感于善则孩子性善，感于恶则孩子性恶。因此，太任白天听人讲道德高尚的人的故事，晚上请盲人乐师来诵读诗歌，陶冶情操。由于太任恪守胎教，腹中的孩子也很安详，一点不给母亲带来痛苦。当时，为了积累肥料，发展农业生产，大小便都在猪圈里，即使国君和夫人也不例外。一天晚上，太任梦见有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对自己十分友善，第二天去猪圈小便时，就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取名昌的周文王。

文王长得一表人才。据说他有龙的容颜，虎的腰背，身高近两米。最特别的是，他身上长有四个乳房。有人解释，这是因为他生性仁爱的缘故：他在母亲腹中，母亲没有忧虑；保傅管理他的饮食起居，用不到操心；教师对他进行教育，不用反复叮咛；他服侍父王，从不使父王发怒。在家中，他对弟弟虢仲、虢叔也特别友爱，对两个儿子管叔和蔡叔更是慈惠。待到即位以后，文王任用四方的贤良，又与“二虢”即其弟虢仲、虢叔共商大计；他与贤士闳天分析天下形势，又与贤士南宫设定谋略；他与太史蔡公、原公畅谈古今，又到辛甲、尹佚处登门拜访。还有周公、召公、毕公、荣公等有才德的亲戚和大臣。因此，文王在位之时，百神安宁，万民顺和。

吕尚的坎坷生活姜太公前半生虽然为生计奔波，却是胸怀志，等待时机。

曾为赘婿吕尚本姓姜，遇到文王后被尊为太公，所以叫“姜太公”，又因其封国姓吕，取名叫尚，故也称“吕尚”。

吕尚原是吕国国君的后裔，由于子孙繁衍，年代久远，吕尚这一家族逐渐衰落，成为庶民，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们家仅有东海边上的一间破旧茅草房，没有其他家业可以维持生活，因此，吕尚从小就在外流浪。

当他十几岁时，流浪到北面的齐国。为生活所迫，被一个老妇人招为夫婿，古代称为“赘婿”，是最被人看不起的。

吕尚当了赘婿，早起晚睡，做各种农活和家务，做得不好还要挨打受骂，最后还被赶了出来。

终日为生计奔波在齐国入赘遭逐，吕尚就想到中原地区殷王朝的都城附近谋生。他先是在棘津（即今河南延津县东北）贩卖食品，充当小贩；又自我推荐到大户人家去做帮工，干些杂活。有时，在旅店当一名迎客的“合人”（即招待员）。饥一顿，饱一顿，生活仍无着落，他又跑到黄河的另一个渡口孟津（即今河南孟津县东北）去贩卖饮食。当时兵荒马乱，人民穷困，做小贩仍难以糊口。他于是决心到商朝都城朝歌去闯一闯。

在朝歌城内，吕尚开始继续当小贩，贩卖各种货物。他走遍大街小巷，进行叫卖，但是仍像在棘津时一样，收入微薄，难以维持生计。好在他身强力壮，又学过一点手艺，经过自我介绍，便在屠宰牲口的市场当了一名杀猪宰羊的屠夫。

初见西伯昌一天，听说任殷朝三公的西伯昌要来朝歌。吕尚早就知道西伯昌是周国的国君，为人讲仁义道德，善待有才能的贤士。因此，当西伯昌前来视察、走近他的摊位时，吕尚故意磨刀霍霍，发出屠宰的喊叫声。西伯昌见这位屠夫有些奇怪，便走到吕尚跟前，问他的情况。

吕尚如实回答，顺便还谈了当前的天下形势和治国的方针策略。吕尚的话虽然不多，但寓意深刻，一针见血，给西伯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伯昌觉得这位屠夫谈吐不凡，很想再深入谈谈，但市场上人多眼杂，他身为殷朝三公，不便细说，便匆匆告别。

在朝歌活动期间，吕尚开始涉足政界。他与归附文王的贤士散宜生、闳夭、南宫括等人多有来往。

散宜生等人发现吕尚的贤能，与他在一起饮酒畅叙，甚至欲拜吕尚为师。吕尚推辞不肯，四人遂约为朋友。

英雄无用武之地吕尚对于殷纣的统治曾经有过幻想。他一度到殷朝宫廷中做过事，见殷纣暴虐无道，觉得这个人不会有好下场，就悄悄离去。吕尚还到过许多诸侯国家，游说其国君，以求施展自己的才能，但都没有遇到赏识他的知音。后来，吕尚又到了良国（今江苏邳州市北）。吕尚游说良国国君，这位国君胸无大志，只知享乐，吕尚与他话不投机，拌了几句嘴便遭到斥逐。

良国离吕尚的老家不远。经过几十年的奔波、流浪，吕尚年岁已大，觉得自己再不能有所作为，便回到东海之滨的老家，收拾一下自己的茅草房，拿起农具，在附近开了一片地，准备在这里安度晚年。

伯昌被囚禁伯昌如同商汤一样被囚禁起来，难道是历史的一种轮回?

遭人陷害西伯昌视察朝歌市场回来，一直想着屠宰摊上屠夫吕尚的言谈。他觉得吕尚是个人才，想什么时候能把他请到周国去辅佐自己。这时，殷朝宫廷中发生了纣王对鬼侯和鄂侯的血腥屠杀事件。鬼侯、鄂侯和西伯昌一起被纣任命为殷朝的“三公”，鬼侯、鄂侯的被惨害，使西伯昌非常震惊。

西伯昌见纣如此暴虐，知道进谏没有好处，便只是暗中叹息。谁知这种表情被奸臣崇侯虎看见了，去向纣报告，挑唆说：“西伯昌行仁义而善计谋，诸侯都归向于他。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终会遭到祸害。不如趁他还未成事早些杀了他。”纣听了崇侯虎的话，觉得有道理，便命人把西伯昌囚禁起来，关押在朝歌北面的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

演绎六十四卦商纣二十三年囚禁西伯昌，到二十九年才释放。西伯昌在羑里的监狱里，一呆就是七年。在这七年的时间里，西伯昌面对监狱的高墙，思念家乡的亲人，心中痛苦万分。尤其使他痛苦的是，振兴周族、歼灭商朝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却在监狱里浪费时光。如何度过这漫长的岁月，而又能给后人留下些值得纪念的东西呢?西伯昌一直在考虑。

这时，他想起了八卦。这八卦是古代伏羲氏发明的。用一长画和长画中断的二短画两种符号，三行组成一种图案，共得八种图案，分别代表天地，水火等八种自然现象。这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为后来文字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可是这八卦实在太简单了，于是，西伯昌将三行组成一图案，变成六行组成一图案。经过排列组合，共得六十四个图案，这六十四个图案就称作六十四卦。给每个卦取个卦名，就代表一种意思。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伏羲氏作八卦，文王演绎为六十四卦的过程。

用美女、财宝赎身西伯昌被囚禁起来后，与西伯昌关系密切的散宜生、闳夭等贤士来找吕尚商量对策。吕尚认为给纣献些美女、财宝、珍奇异物，纣就会释放西伯昌。于是，散宜生等便去有莘国找来美女，到犬戎国求得毛色鲜艳的文马，还有黑色的豹、黄色的罴、青色的狐狸和白色的虎，同时又准备了黄金千镒、美玉百件、大贝百朋，通过宠臣费仲送到纣的面前。

纣见了这些美女、财物和珍奇怪兽，眉开眼笑地说：“这里任何一件物品，就足以释放西伯，何况有这么多呢!”

于是，纣就命令释放西伯，并赐给西伯昌弓箭、斧钺等武器，赐以在西部地区可以自行征伐的权利。纣还悄悄地告诉西伯：“是崇侯虎说了你坏话，我才这样做的。”西伯昌为使纣放心，就回答说：“父亲虽然无道，做儿子的敢不服侍父亲吗?君主虽然不施恩惠，做臣下的敢不侍奉君上吗?对君王怎么可以叛变呢?”殷纣听了，满心欢喜，认为西伯昌决不会犯上作乱。

制造假象，麻痹商纣为了进一步麻痹纣的思想，西伯昌回到周都后，他一方面到周国建立的商代祖先的庙中去祭祀，隆重地用了三头公羊和三头公猪作牺牲。他故意把这件事宣扬出去，说明自己对殷朝的忠诚。另一方面，他每隔一定时间，就到殷王那里朝贡一次，好让殷纣对他放松警惕。西伯昌表面上装作恭敬、忠诚，但内心自有他的谋划和打算。

吃掉自己的儿子为了生存，西伯昌不得以吃掉自己儿子的肉，怒火在他心中燃烧。

殷纣残忍卑劣，令人发指殷纣王在释放西伯昌回周都时，对西伯昌是否能效忠于自己还是不放心，因而提出要以西伯昌的长子伯邑考作为人质，抵押于殷。如果西伯昌要犯上作乱，或有不忠的行为，便以处死伯邑考来要挟。西伯昌不能违抗殷纣的命令，只得命自己的长子去侍候殷纣。伯邑考为人忠厚老实，来殷当了纣的车夫，为纣驾车，受着殷官吏的严格看管。一天，殷纣因为一点小事不顺心，竟把伯邑考处以烹刑，把他放在一口大锅中煮了，做成羹汤。残忍的殷纣竟还把羹汤拿到西伯昌那里，令他喝下，说：“圣人应当不吃他儿子的肉做的羹汤吧!”

西伯昌强忍悲痛，咬了咬牙，把汤喝下去。纣又耻笑说：“谁说西伯昌是圣者，吃他儿子的肉做的羹，还安然自得?”殷纣暴虐无道，烹死无辜的伯邑考，还要来污辱西伯昌的人格，其行为的残忍卑劣，真是令人发指!当时文王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他的心情如何悲愤是可想而知的。

父子两代的杀亲之仇文王的父亲季历，是被殷王文丁关在塞库的监牢里气愤而死的，实际上是被文丁所杀；现在长子又被殷王纣用极残忍的手段烹死。文王对于殷朝，有着父与子两代的杀亲之仇，可以想像，他的心中忍着多么大的伤痛啊!伯邑考死后不久，文王即立次子发为太子，决心报仇雪恨，世世代代与殷朝斗争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姜太公钓鱼士为知己者死，又是一段君臣相谐的佳话。

吕尚奔周而来吕尚到中原地区，做生意挣不到多少钱，到殷王朝或一些诸侯国去做事，都是些暴虐无道或贪图享乐的君王，没有什么作为，所以他又回到老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他对天下的局势，仍念念不忘，总是在来往的人中打听。有一天，他听说西伯昌的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特别是对老人给予优厚的待遇。又听说西伯昌的父亲和长子都是被殷王逼死或杀死的，他自己也被囚禁于殷朝监狱达七年之久，决心要报仇雪耻，如今特别需要辅佐的人。吕尚经过反复思考，兴叹道：“何不归去乎!西伯昌善养老者，又礼待贤者。”于是，年近古稀的他，又背起行囊，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跋涉，来到周国都城郊外的渭水边上。

在渭水边钓鱼察看动静吕尚觉得，直接去找西伯昌有些不便，他想在周都郊外先呆一段时间，了解一下周国的情况，再作进一步的打算。

吕尚先在渭水边的一间石室中住下，然后到一个泉水潭边去钓鱼。

渭水南边有一条磺溪水注入，这条磺溪水源自南山兹谷，山上有一股泉水从高处急流而下，叫做兹泉。泉水积成一个深潭，潭水清澈，水中有鱼在游动。

潭旁有高大的石壁，石壁后面是茂密的树林。在水潭边上有一块大的平石，吕尚就双膝跪在这平台上投竿钓鱼。

据说姜太公在渭水边兹泉潭的钓鱼之处，到南北朝时遗址犹存，那块大平石上还有他双膝跪过的痕迹。

日思夜想朝歌的屠夫再说西伯昌被释放归国后，一心要灭商复仇，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等贤士都为他出谋划策。但西伯昌总觉得，这些贤士目光还不够远，气魄还不够大，脑子还不够活，策略也不够精，他多么需要一位智谋高超、能够独当一面、辅佐他迅速崛起的人啊!西伯昌日思夜想，忽然想起在朝歌屠宰市场上遇见过的那位屠夫吕尚，他身强体壮，看上去武艺高强，谈吐不凡，对天下形势分析精明。如果能把他请到周国来该有多好!可惜不知道他如今在哪里。

西伯昌有个习惯，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到外面去打猎。这一方面是为了活动活动身子，调剂调剂生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了解民情，搜求贤才。这一天，西伯出外打猎前想预测一下收获如何，就进行占卜。占卜的结果显示说：这次打猎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而是“霸王之辅”。真有这样的事?西伯将信将疑。

一见如故西伯的打猎队伍兴致勃勃地出发了。当队伍行进到郊外的渭水边上时，看见兹泉潭边有一老翁正在垂钓。西伯昌走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当年在朝歌市场上遇见的屠夫吕尚吗?他怎么会在这里钓鱼?吕尚听见背后熙熙攘攘，回过身去一看，也不禁一愣：来到面前的不就是西伯昌吗?两人一见如故，心情激动。他们畅谈分别后的经历以及当今的天下形势，谈得十分投机，围观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后西伯昌说：“我先君太公曾经预言：‘当有圣人来到周国，周国会因而兴盛起来。’你真是太公预言的那个人吗?我太公望你来，已经等得太久了。”西伯昌说过这话之后，就称吕尚为“太公”，号“望”。西伯昌请太公乘上马车，一起回到宫廷中去，立刻拜吕尚为“太师”，这是国中文武兼管的最高官职。

因为吕尚本姓姜，西伯称他为“太公”，所以吕尚从此以“姜太公”的称号闻名天下。姜太公钓鱼遇周文王，拜为太师，最终辅助文王、武王推翻商朝，取得天下。这段传奇的故事，成为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历史佳话。

怪梦王妃的一个梦，预示着周室大兴。

天要兴周亡殷宣称自己已经“受命”而称王的西伯昌，立志推翻殷朝，取而代之。他深知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的一项工作，就是要造舆论。当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利用人们对天帝、神灵的迷信，造出各种各样的新闻，证明天帝要兴盛周国，神灵要灭亡殷朝。这样，便会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一种观念，周兴殷亡是上天的意志，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和趋势。

据说当时周王昌的正妃太姒，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商朝的宫廷中一片荒凉，荆棘丛生，又梦见自己的儿子、太子发在周国宫廷院子中取了一棵梓树，种植在宫廷的大堂上，这棵梓树立刻迅速地长起来，化为松柏械柞等大树。

太姒醒来向文王报告做梦的经过。文王召来太子发在庙堂中进行占卜，结果得到大好的吉兆。

文王及太姒、太子一起在庙堂中参拜上天，这个吉梦明白地显示，皇天上帝已经把灭商的大命授给了周。文王嘱咐太姒和太子发：“谨慎，不要声张!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不召而万物自来。天已经不保佑殷朝而心向周国了。”

然而，过了几天，周都的大街小巷和附近的诸侯国内，都传开了周王妃太姒梦见商廷生棘和周廷生松，以及周王占卜获吉兆的消息。

麻雀衔丹书，赤鸟讲人话有一年深秋，又有一件奇异的事在各地传开。据说在甲子日那天，有一只赤色的麻雀衔了一张“丹书”，即红色的喜报飞到周都，将这张丹书放在周王昌的窗户上。周王叩首跪拜，接受了丹书。丹书上显赫地写着十个大字：“姬昌苍帝子，亡殷纣王者。”周王昌本姓姬，故称“姬昌”，丹书上说他是天帝的儿子，必将取代亡殷纣王的位置。这当然和太姒之梦一样，是预谋策划的又一个舆论。还有的传闻说，当时有一只赤色的鸟衔了一块宝玉，降到周国的岐山之阳，在祭土地神的社坛上开口讲话宣布：“天命周王，伐殷有国。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所谓“绿图”，是天命帝王的符瑞；所谓“乘黄”，是因帝王德高而生出的一种能远走高飞的吉祥之兽。还有的传闻说，当时有“鹫鹫”鸟也就是凤凰在岐山上鸣叫，并且作了一首乐曲，叫做《武象》。这预示着周族即将兴起，许多神鸟代表天意来传达指令，报告消息，欢庆喜讯。

盟津观兵兵强马壮，已经敲响殷商灭亡的丧钟。

伐殷前的准备周文王去世后，由太子发即王位。他就是周武王。武王即位，首先加强辅佐力量。他对姜太公十分尊重，仍任以太师的官，他的名字叫尚，与父亲有深交，年龄也差不多，因此武王特别给太公加了一个尊号，叫“师尚父”。除了师尚父继续辅佐外，武王还起用亲弟周公、同姓亲属召公、毕公等，委以重要的职务，经常在武王身边出谋划策。

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把推翻殷朝的大业进行到底，武王即位后不改元，仍用文王受命的纪年。于是，武王即位后的第一年，即为八年。武王又把国都从津水西岸的丰邑迁到津水东岸的镐邑，称为“镐京”。这样，从周都出发攻伐殷朝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军事演习”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武王觉得周国的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他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举行一次“观兵”，就是“军事演习”。观兵以前，武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天神和祖先保佑这次观兵的成功。接着，就率领大臣和军队，沿着渭水和黄河南岸的大道向东进发，不久到达黄河的一个渡口孟津（现今的河南孟津县东北）。

这次观兵，武王特地做了一个木制的文王灵牌，称为“木主”，载在军队中间的一辆战车上。这样，就仿佛是文王在率军出征。武王自称“太子发”，他在军中宣告：“这次是奉文王之命而出师征伐，我不敢自己专断独行。”仗着文王的威信，武王的胆子好像壮实了许多。他向司马、司徒、司空，还有许多受符节的有司发布命令说：“全体肃静，听我宣布军中的纪律。我不明事理，全靠先祖的有德之臣，我才得以受先王的功德而继承其位。现在举行‘军事演习’，大家要认真对待，就像真的上战场和敌人拼杀一样。特订立赏罚制度：勇往直前者有赏，畏缩不前者受罚，以保证这次演习的成功。”说完，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指挥鼓动，个个奋勇师尚父站在黄河渡口，左手拿一把大斧钺，右手拿着一面用牦牛尾做装饰的大旗，向众军士高呼：“有九个头的怪水兽苍兕在指挥着你们大家，与你们一起乘船划桨。哪一个不努力向前，掉在后面的要被斩首!”众军士奋力划桨，一艘艘船向对岸飞快驶去，在河中掀起了大浪。武王也乘着船，与众军士一起渡河。船到河中间，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舱中。武王俯身拾起白鱼，对大家说：“殷人崇尚白色。这条白鱼跳入船中被我们捉住，这是殷朝快要灭亡的征兆!”众军士听后劲头更足，个个奋勇划桨。不一会，渡船全部抵达北岸。

渡河刚结束，忽然有一颗火星从天上掉下来，落到武王所住的屋上，仿佛祝贺这次演习的胜利。这颗火星又很快变为一只赤色的乌鸦，在天空盘旋几圈，鸣叫而去。据说，乌鸦是一种孝鸟，而周国崇尚赤色。因为武王孝顺父亲，载着文王的木主举行“军事演习”，故有赤鸟的出现。

揭开伐纣的序幕正当周军渡河完毕、庆祝演习成功的时候，忽然从孟津渡口的四面八方传来鼎沸的人声。原来，各诸侯国闻讯周武王来孟津举行“军事演习”，作伐纣的准备，大家都兴高采烈，纷纷响应，组织了军队前来助威。不约而同来孟津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武王见有这么多诸侯前来支援伐纣，情绪激动。他和诸侯们订立盟约，立誓在伐纣的战争中互相合作，集体行动。众诸侯群情振奋，欢声雷动。由于八百诸侯的联盟是在孟津形成的，大家便提议把孟津这个地名改成“盟津”。

在气氛热烈的盟会上，众诸侯都说：“现在就可以伐纣了。”武王认为，殷朝毕竟是一个大国，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内部还有箕子、微子、王子比干等贤臣，不可轻举妄动。况且，这次军事行动出发前只定为演习，没有作好直攻殷都朝歌的准备，所以就对众诸侯说：“现在大规模伐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暂且回去，分头积聚力量。时机一到，就可以一举把纣歼灭了。”经过武王说服，众诸侯才罢师归还。

周武王盟津观兵，虽然没有直接攻入商都，但它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演习，它使周军熟悉了地形、试验了进攻能力、训练了作战本领，又起到了宣传动员、联合各地诸侯的作用。它是武王伐纣的一个序幕。

断则不疑武王出兵，一路都是不祥之兆，但武王毫不动摇。

太公横扫朽骨枯草武王伐纣，虽然得到各方诸侯的响应，但遇到的艰难险阻还是不少，可说是险象环生。武王依靠坚强的毅力和大臣的帮助，度过了一道道难关，谱写了一曲曲凯歌。

武王出兵前，照例叫太史进行占卜，看这次伐纣是吉是凶。占卜显示的兆象都是大凶。有些人犹豫起来，甚至主张暂停伐纣。正当庙堂中乱哄哄的时候，姜太公突然从人群中站出来说“殷纣剖比干心，囚禁箕子，以飞廉、费仲当政，伐他有什么不可?这些枯草，朽骨，怎么知道吉凶?”说罢挽起袖子一扫，将神案上的龟壳和蓍草全部摔落在地，并用脚把龟壳踩得粉碎。

武王一见太公这种勇气和精神，正合自己心意，马上传令三军，发兵启程。

史官疑冲太岁不利大军沿着渭水南的大道向东行进，行不多时，随军的史官又提出质疑，说今年的太岁神在寅，向东行进是迎太岁而上，冲犯太岁神会带来不利。原来古代用干支纪年，传说有太岁神监督。该年地支轮到什么，就说太岁神在什么位置。武王伐纣那年地支为寅，而寅正是东方的位置，故向东迎太岁行大事是触犯禁忌的。消息传开，在军士中又引起一阵骚乱。太公、周公等便向将士们宣传，征伐殷纣是上天的意志，太岁也要服从天帝的命令，只会帮助我们而不会损害我们。经过一番说服，将士们心中的疑团消散了，才继续东征。

狂风暴雨，山体滑坡大军来到盟津，准备渡河时，天空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陆地飞沙走石，河上掀起滔天巨浪，无法渡河。武王左手拿着青铜大斧钺，右手拿着用牦牛尾装饰的大旗，怒目而视，厉声大喝道：“我在这里指挥，天下有谁敢危害我的意志!”

说来也怪，武王这么一喝，天上乌云渐散，风势减弱下来，河上的波涛也慢慢平息。于是，军队从容不迫地渡过黄河，与各路诸侯会合。

大队人马到达今河南温县境内时，又遇上了大水。这里有一条黄河的支流，由于上游下大雨，河水猛涨，泛滥上岸。大军只好涉水而过，艰难行进。涉过大水后，大军折向东北行进到达怀城（今河南武陟西南）。大军经过怀城时，城墙因年久失修，忽然倒塌，差一点把军队压在城下。

武王命令绕道而行，急速前进，避开了这次灾难。大军继续向前，刚走到地处今河南辉县市东南的共头山下，偏偏又碰上山体滑坡，山上大量土方和泥石向下滚滑。幸亏躲避及时，军队才逃过灾难，大家的心中不免又是一阵震颤。

电闪雷鸣，骖马击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快到殷都朝歌的时候，忽然又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风把武王车上的旗杆折断，车盖掀翻，为武王驾车的一匹骖马也被震死。这时，军中又产生了一阵混乱。太公把折断的旗杆截短，重新加固；把掀翻的车盖改装成弧形，重新安上，另换一匹骖马。然后，笑着对将士们说：“天公知道我们是奉天之命来讨伐罪大恶极的殷纣的，所以派遣风神、雨神、雷神来迎接我们。风神给我们吹掉灰尘，雨神给我们洗涤甲兵，雷神给我们照光和击鼓，表示热烈欢迎。”几席话，又把大家逗乐了。这时，周公在旁擂起战鼓，将士们又迅速前进。

牧野之战周与商的决战拉开了，但是前线的倒戈使武王轻松获胜。

会合诸侯武王的伐纣大军在十二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到达商都南郊的牧野，其他参加伐纣的诸侯军也都纷纷来到。这些诸侯军有庸（今湖北竹山县西）、蜀（今四川成都附近）、羌、掌（今重庆市巴南区）、微（今陕西眉县附近）、卢（今湖北宜城市西南）、彭（今湖北房县东）、濮（分布于今湖北中南部）等国族。牧野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振奋。看着这样热烈的场面，武王不禁思绪万千。推翻商纣的统治是父王临终时一再的嘱托。现在，周兴殷亡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他怎能不激动万分!

设计惑敌太公到达殷都附近后，就设计给小孩吃一种丹药，使小孩浑身发红，并教他说“殷亡”二字。殷民见全身红色的小孩，以为天神下凡，听小孩口口声声说“殷亡”，就认定殷亡在即，这是天意。消息传开，殷民及军士惶恐不安，毫无斗志。

武王大军在行进的路上，曾遇到纣臣胶鬲。胶鬲是一位贤士，问及武王这次出征的目的和到达的日期。武王为了不使胶鬲在殷纣面前受到惩罚，告以实情。胶鬲迅速回到殷都，向纣汇报。殷纣匆忙调集亲军卫队，以及服劳役的奴隶，还通知附近与纣臭味相投的一些诸侯前来勤王，共征得军队七十万人（有的书上说是十七万人）。纣的军队也于甲子日的清晨在牧野的北面摆开长阵，准备与武王大军决一死战。

古代人物画像誓师大会黎明时刻，牧野南面的伐纣联军在武王主持下举行誓师大会。武王首先对各路来会的军队进行慰问。他亲切地高喊一声：“辛苦了，从西方远道而来的将士们!”接着就开始了他的誓师讲话。武王说：“我尊敬的友邦国君，诸位官员、将士，以及从西南、西北来会的各国勇士们，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好你们的矛，听我发布誓师命令。”全场肃静，武王高亢有力的声音，划破长空，在山谷中回荡。

武王接着说：“古人有言‘母鸡不应早晨啼叫，早晨母鸡啼叫，家业就要败落。’现在商王纣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宗的祭祀不闻不问；对同宗长辈和兄弟，不加任用；却对四方逃亡的罪人崇敬、提拔、信任、使用，让他们做大夫卿士，残暴地对待百姓，为非作歹。现在我姬发，恭敬地执行天的惩罚。今天的战斗，行进要注意步调一致，刺杀中要注意动作协调。战士们!要像虎豹熊罴一样勇猛，战斗中也要注意不要杀掉敌军投降的人，可以要这些人为我们服役。勇敢地战斗吧!你们不努力作战，你们就会被杀戮!”

土崩瓦解天渐渐亮了，双方的阵势看得越来越清楚。武王先派师尚父带领一支小分队到商军队前挑战。师尚父勇冠三军，像老鹰般捕捉纣军中的散卒，纣众军士大惊失色。接着，武王再以虎贲勇士和战车猛烈冲杀。纣的军队虽然众多，但士气低落，无心战斗，武王的军队冲杀过来，充当纣军前锋的奴隶兵便调转方向，与武王军队一起向纣的后卫部队攻击。形势急转直下，不多时，纣的部队叛变的叛变，投降的投降。武王的战士勇猛异常，势如破竹，在一两个小时内，商纣的几十万大军已经全部土崩瓦解。

商纣眼看大势已去，连忙驾车逃回朝歌宫廷，走进鹿台的宣室，抱着一堆珍珠财宝，放火自焚而死。商周之间的牧野决战，以周武王率领的伐纣联军摧枯拉朽式的全面胜利和商纣王临时拼凑的抵御大军迅速崩溃，以及纣王本人的可耻自焚而告终。

武王入城贤君当朝，万民敬仰。

斩除群凶武王在牧野大胜商军，诸侯向武王礼拜，对征伐的迅速取胜表示祝贺，武王也向诸侯拱手作揖，对诸侯的大力相助表示感谢。接着，率领诸侯、大臣向朝歌而去。朝歌的百姓早已在一位叫“商容”的大臣指挥下，列队城门外大道的两旁，欢迎周军入城。武王让群臣告诉商朝百姓说：“上天降福于民!”殷民在道路两旁再拜磕头，武王也向群众挥手致意。

武王入城，来到宫廷和纣自杀的场所，见了纣的尸体，亲自射了三箭，并用轻剑触击，表示对商纣的深仇大恨。然后用斧钺斩下纣的头，挂在一面大白旗上。武王又到妲己和两个嬖妾上吊的地方，同样发射三箭，用轻剑触击，斩下她们的头颅，挂在一面小白旗上，与悬挂纣头的大白旗一起放到宫廷外示众。商纣的两个奸臣费仲、恶来，已经在战场上被周军擒杀。群凶斩除，人心大快!

第二天，武王命人洒扫朝歌的道路，修缮祭祀天地神灵的宗庙、社坛以及宫廷。到了祭祀的时刻，先由一队人举着九旒的旗作先导。由武王弟叔振铎推常车作威仪，周公拿着大斧、毕公拿着小斧夹辅武王随后行进，散宜生、太颠、闳夭诸大臣都执剑在旁保卫。进入社坛以后，毛叔郑捧着洁净的明水，康叔封撒布公明草，召公奉上币帛，师尚父牵着祭祀的牲口。大家在社坛前立定，太史尹佚就读策书祝文道：“殷的末孙纣，废弃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他的罪行昭著，已经显闻于天皇上帝。”读罢祭文，武王再拜磕头，当众宣布：“周朝兴起，商朝灭亡。我受天命来治理天下。”武王的这句话，标志着周朝的建立，开始了包括西周、东周八百年的历史。

赢得民心武王来到大厅，见有美玉，便问：“这是谁的玉?”在旁的人回答：“是诸侯的玉。”武王即命归还给诸侯。天下的人听说此事，都赞叹说：“周王不贪财物，真是个廉洁的好君王啊!”武王又来到后宫，见有那么多妇女，便问：“这是谁家的妇女?”在旁的人回答：“都是商纣强迫诸侯进献的。”武王即下令把这些妇女归还给各诸侯。天下的人听说此事，又赞叹道：“周王不贪女色，真是个廉洁的好君王啊!”

归还美玉、美女后，武王继续做善后工作。他命召公去释放被纣囚禁的百姓；命南宫括散发鹿台的财宝、巨桥的粮食，赈济贫困的平民、奴隶；命闳夭加高比干墓上的土，叫做“封墓”，以示悼念。武王还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在商容住过的地方树起旌旗，表彰商容的闾里。

原来，商容是掌管朝廷祭祀、宴会等奏乐的乐官，有贤名，深受人民的崇敬。但纣嫌商容凡事都要按礼仪制度办，经常劝谏他的胡作非为，有碍他荒淫无耻的生活，就将商容罢官，逐出朝廷。商容被逐后，常跟一些下层人民在一起，想要组织力量伐纣，但又觉势单力薄，难以成事，就离开商都，潜伏于太行山一带。武王早就听说商容的遭遇，敬佩商容的义举，但不知他在哪里，就采取旌表商容闾里的做法，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殷民见武王如此，都欣喜地互相告慰说：“周武王真是个仁君啊!对于贤惠善良的人，死的还要封其墓，何况活着的呢!逃亡不在的还要旌表其闾里，何况仍在的呢!周王对于财物，已经聚敛的还要散发，怎么会再征收呢!对于女色，眼前拘还要归还其父母，怎么会再强取呢!”

邀商容出任“三公”

武王对于商纣的贤臣，都欢迎他们到周朝来任职。藏匿在民间的商纣长兄微子，得到武王伐纣胜利的消息，连夜赶来拜见武王，向武王请罪。武王欢迎他的到来，让他做一些对周朝政权有利的工作。原来是纣臣的胶鬲，他贤惠正直，没有做过压榨人民、残害忠良的事，武王也让他来继续任职。

旌表商容闾里后，有人来告诉武王说：“商容得悉周王伐纣的消息，早就从太行山回到商都。那天在城门外迎接你的殷民中，就有商容。”武王知道商容在朝歌，喜出望外，急忙叫人备车马，向商容的住处赶去。武王素来仰慕商容的品德和才能，想请他出来当周朝的三公。武王见到商容说明来意后，商容却推辞说：“我常与下层穷苦的人在一起，想要伐纣而又没有能力，这是愚蠢的表现；我对纣的行为不去劝谏而隐藏起来，这是没有勇气的表现。愚且无勇，不足以任三公之职。”武王再三劝说，商容固辞不受命。当时人听说此事，都赞扬道：“商容真是个能内省其德而不夸其才的人，是个君子啊!”武王也感叹说：“商容为人忠厚，不贪高官厚禄，真是个贤人!”

第三十一章秦朝历史大事件

秦朝建立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首尾十年间，秦王政陆续攻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

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秦王政并六国后，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下令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上尊号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秦王去“泰”取“皇”，用上古帝位号，称“皇帝”，其他如议。并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①。秦朝皇帝虽然二世而亡，但“皇帝”这一名号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袭用。

为加强中央集权，秦王朝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在皇帝之下，中央设丞相（掌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辅助丞相，主管监察、执法）、太尉（掌全国军事），合称三公。下设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侍从警卫）、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典客（掌对外及少数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事务）、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皇帝车舆及马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室），合称九卿。此外，还设有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通古今以备顾问的博士，掌征伐的前后左右将军等。上述官僚，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丞相王绾认为：“诸侯新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②要求恢复分封制。始皇下其议于群臣讨论，群臣皆表示同意。只有廷尉李斯持异议，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③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分全国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九原、三川、砀郡、颍川、南阳、邯郸、上谷、巨鹿、渔阳、右北平、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辽东、辽西、东郡、齐郡、薛郡、琅邪、泗水、汉中、巴郡、蜀郡、会稽、九江、鄣郡、南郡、长沙、黔中等三十六郡④。此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又增立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⑤。郡置守（掌一郡政务）：尉（辅助郡守并掌军事）、监（掌监察，直属御史大夫）。郡下设县，县设令、长（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主管一县政务。县以下还有乡、亭两级行政组织，“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汉书·百官志》五：“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注引《汉官》云：“乡户五千则置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巡禁贼盗”⑥。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秦王朝，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制度的措施。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异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为了发展封建经济，秦始皇下令以原秦国制度为基础进行统一。货币：战国时钱币形制不一，三晋为布钱，燕、齐为刀钱，楚有铜贝（蚁鼻），秦、周为圆钱。当时，黄金为各国通用交换媒介。秦始皇改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二十两（一说重二十四两）；以圆形方孔之铜钱为下币，文日半两，重如其文。废除原在秦国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度量衡：以秦国“衡石丈尺”为标准，全国划一。度以寸、尺、丈为单位，采取十进位制；量以龠（音月）、合（读葛）、升、斗、桶（斛）为单位，基本采取十进位制（其中二龠一=合是例外）；衡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与此同时，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建议，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⑦，规定以原来秦国的小篆为公文法令的标准文字。为推行统一书体，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母敬分别用小篆字体编撰《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以后因为政府公文繁多，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加以省改，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虽然如此，但大篆、小篆仍为一般著作家通用的文字。

秦始皇还依据秦法，统一法律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律》。根据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区出土的秦代竹简，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于国家财会、物资管理、借贷等的规定）、《关市律》、《置吏律》等约三十余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此外，秦统一后，还下令统一全国车轨，规定轨距宽六尺；统一田亩，每亩定为二百四十方步。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全部壁障。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筑令坚实而使隆高），树以青松”⑧。为加强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命蒙恬修建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凿山填谷一千八百里，至三十七年（前210）始初步完成⑨。以上“驰道”、“直道”，再加上统一中国后在西南边疆修筑的“五尺道”（栈道，广五尺），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

为了防止封建贵族割据势力再起，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曾多次进行大规模移民。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⑩。与此同时，“收天下兵（古者以铜为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各重二十四万斤。”）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之说，来为秦朝统治寻找根据。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水色黑，因此秦国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记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轨宽六尺，符长六尺，冠高六寸。历法以亥月（亥属水）即十月为岁首，等等。

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为宣扬皇帝声威，扩大政治影响，巩固新建的秦王朝，大规模出巡天下五次，主要是到华中、华东、华北等六国旧地。沿途祭祀名山大川，刻石颂扬秦功德。这些与他的上述作为，对于巩固秦的统一，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注释①②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⑤《晋书·地理志》。此外，秦郡还有四十二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和四十六郡（谭其骧《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四十八郡（王国维《秦郡考》，栽《观堂集林》）诸种说法。

⑥《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⑦许慎《说文解字叙》。

⑧《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⑨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焚书坑儒秦始皇称帝前，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大业。他在帝位十二年，又采取了整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对巩固秦统一具有一定意义。然而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公元前221年称帝之初，在建立国家体制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最后采纳李斯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但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并未因此终结。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在宴会上，仆射（音叶）周青臣颂扬始皇功德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①始皇听后十分喜悦。可是复古派、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站出来反对周青臣的颂词，再次提出恢复殷周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同“猝”突然之意）有田常（齐世卿，杀简公）、六卿（晋国智、范、中行、韩、赵、魏，共分晋）之臣，无辅拂（通“弼”，辅弼即宰相），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②秦始皇听后，未置可否，将两种不同意见交臣下讨论。针对淳手越反对郡县制的主张，丞相李斯指出，古今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不同。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接着就将矛头对准“诸生”，说这些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

于是他向秦始皇提出如下的建议：史书非《秦纪》皆烧之。博士官可藏《诗》、《书》、百家语，除此外凡天下有私藏者，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有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严禁私学，有愿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付诸施行。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极力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一些方士即投其所好，骗取富贵。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有齐人徐市（音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④，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⑤。因事本虚妄，徐等乃谎言：因风“未能至，望见之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巡行至碣石（河北乐亭西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卢生等当然无处寻觅仙人与仙药，于是向始皇献伪造《录图书》（如后世谶纬之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遣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当时称匈奴为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又说始皇“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毋令人知”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⑦。始皇帝果真照办，但不死之药仍不可得。

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就要处死。卢生便与另一方士侯生相谋：始皇如此专断暴戾，“以刑杀为威”，博士“备员弗用”，“未可为求仙药”⑧，于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⑨这时，方士卢生早已逃去。始皇鉴于方士对他的欺骗并勾结儒生暗中诽谤其“贪于权势”，“刚戾自用”⑩，便派御史案问在咸阳的诸生，诸生互相举发，始皇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加以逮捕，皆坑杀，“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劝谏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苏至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监蒙恬军。

秦王朝对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儒生），在这次坑杀和流徙之后，接着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大屠杀。始皇“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十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其后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宣言者，又数十人。马端临对此发为议论说：“然则秦之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即孔鲋，孔子的八世孙）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先秦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巨大损失，但是秦始皇并未达到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鲁迅语）的目的。当时民间私藏书籍仍不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火。惜哉!惜哉!而不少儒者，或者隐逸山林，皓首穷经，如伏生（原为秦博士，治《尚书》，秦焚书，伏生壁藏之，汉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田何（今文《易》学的开创者）、浮丘伯（治《诗经》的学者）等；或者怀抱志气，等待时机，如孔鲋及鲁国诸儒；或则隐姓埋名，致力于反秦运动，如张良、陈余、郦食其、陆贾等，即是最好的说明。

注释①②③④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⑦《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⑨《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据日本史籍《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记载：“四十五年乙卯，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其后三十五年，彼国因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在日本南至九州，北达北海道都广泛流传徐福东渡的故事，尤其在纪伊半岛上的和歌山县的新宫市相传为徐福的旧地，许多徐福的遗迹至今犹存。其中有“秦徐福之墓”（前208年病死），墓侧尚存有“七冢之碑”（他的七位家室）。在徐福墓北有阿倾贺神社，内设有徐福祠和徐福宫。在新井町的大明神社和佐贺市金立町金神社中，所供奉的神像，都是徐福的塑像，其神采奕奕，终年香火不断。今天，和歌山县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已把徐福墓和祠字列入保护史迹，并成立了“徐福会”。每年八月，日本各地的人民纷纷前来凭吊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代航海家。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

据《汉书·叔孙通传》：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政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叛乱）将则反，罪死无赦!’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今山东曲阜）”。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学校考》。经略边疆秦灭六国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境上，秦国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通过战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终于建立起来。

秦统一前，在今天我国的浙江、福建、汀西、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居住着与中原华夏族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统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又称为“百越”。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①。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其中著名的则有于越（今绍兴一带）、瓯越（亦称东瓯、东越，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为中心）、闽越（在今福建沿海一带，以福州为中心）、南越（在今广东岭南地区）和西瓯（在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

秦始皇在公元前223年灭楚之后，就降服了于越，在那里设置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又发动了统一百越的战争。首先征服了东瓯、闽越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闽中郡，随后又命令尉屠睢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向岭南和西瓯地区进军。秦军遭到越族的抵抗，同时因运粮困难，相持达三年之久，未能获得胜利。秦始皇为了支援征服岭南一带的战争，命令监御史禄，在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一条运河，即灵渠。

灵渠是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用来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的交通，解决运输粮饷的困难。灵渠的规划布局，和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人漓水铧嘴；有防洪设备一大小天平，以宣泄湘江汛期多余的水量，工程十分复杂，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几千年来，灵渠对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它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②。大约在始皇二十八年，灵渠凿通后，粮道打通，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军遭到越人袭击，屠睢被杀，秦始皇又增派援军，“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指今五岭以南地区）③，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次年，又迁徙了五十万罪徒戍守和开垦五岭，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在西南地区，今天的云南境内，以滇池为中心，散布着氐、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焚人，滇东有夜郎，滇池及其周围是以“滇”人为首的“靡莫之属”居住地，洱海及其附近地区则是“离、昆明”人游牧之地。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太守达到今天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然十分困难。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始皇曾派常頞（音鄂），在原来焚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州地区的道路，约五尺宽，称为“五尺道”。它的修成，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秦统一六国后，就在这里“置吏”，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里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

在东北和北方，是“胡”人和匈奴聚居、游牧的地方。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很早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朝时称为荤粥（薰鬻），西周时称为严允，是胡族的一支。战国时期始称匈奴，当时还处于奴隶制萌芽阶段。由于它同秦、赵、燕三国接壤，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骚扰三国边境，掠夺牲畜、人口和财物。

秦、赵、燕三国都在与匈奴交界处修筑长城，并派重兵戍守。长城在防御上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能阻断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战争一直未断。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出动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与匈奴展开会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匈奴势力大大削弱，此后十余年间，不敢南犯。后来秦与六国进行兼并战争，匈奴又乘机发动进攻，各国忙于火拼对匈奴不能进行有效的抗击。秦的北方河套地区曾被匈奴占去，对秦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当时在秦民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⑤的说法（匈奴也称为胡）。

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匈奴族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⑥，一举夺回了河套南北地区，取得了军事上统一的重大胜利。在河套设置了三十四个县⑦，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北岸）屯垦。当时人们把这一新开垦的地区，叫做“新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匈奴族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其实力尚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秦一直不敢回师，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进攻。秦始皇三十四年（前1213），征调民夫，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至辽东郡的碣石，沿广阔的黄河，依峻峭的阴山，经蒙古草原，蜿蜒曲折，筑成一条长达五千余公里的城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代万里长城。秦长城遗址在山西大同和甘肃岷县仍可见。以后历代对长城又有所增修，特别是明代，又对长城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改建，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秦统治者为了修长城，动用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且由于无限制地役使民夫，致使十分之六的人民被折磨死，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非事实，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秦朝繁重徭役的控诉。长城作为一项建筑则是十分伟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

秦朝通过数年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及对边疆的经略，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简称北户，泛指五岭以南地区。一说指今越南中部一带），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生活，这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秦朝在古代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秦人”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成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代称，欧洲人至今仍称中国为China，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由“秦”演变来的。

注释①《战国策》卷一九《赵策》。

②《修复陡河碑》。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万。

⑦《史记》《汉书》中的《匈奴传》记载为四十四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四县。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秦之暴政早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有人说过，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尉缭语），虽然全国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秦始皇的卑劣本性恶性发展，他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严重违反了人民的愿望，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陶俑秦始皇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和满足他穷奢极侈的生活，修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在京都咸阳和故都雍（今陕西凤翔东），本已有不少豪华宏丽的宫殿，但始皇并不满足，在与东方六国战争过程中，他就在咸阳大兴土木，每灭一国就仿造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依样修造，共造一百四十多处宫殿，以至“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①，在消灭六国后，更是大肆修造，如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作信官渭南”②。信宫又称咸阳宫，“因北陵宫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③。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21）决定兴建朝宫于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这座朝宫的前殿就是有名的阿房宫④。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庭中可容纳万人，殿中能立五丈高的大旗。晚唐诗人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形容这一工程的修建说“蜀山兀，阿房出”，工程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还在关中修建宫殿三百所，关外四百多所，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⑤，这么多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⑥，在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⑦。以上的诸书记载，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⑧。

秦始皇不仅为他生前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而且还为他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这就是与阿房宫齐名的骊山墓。此墓位于骊山北麓（今陕西临潼县东南），高五十余丈，周围面积五里有余。墓内建有各式各样的宫殿，用明珠做成日月星辰，象征天体；用水银做成江湖河海，象征地形；以人鱼膏为烛，以期长明。还有各种珍奇异宝，陈列其中。

我们仅从现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证明史书上记述并非夸大。在目前试掘的一号、二号、三号墓，面积共约二万七千多平方米，陶俑、陶马、步骑兵、武士俑共六、七千件。这仅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较次要的一部分，至于陵墓的主要部分一墓室内部的豪华宏丽从秦俑坑即可推知。秦始皇的穷奢极欲，充分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腐朽、暴虐的本性。

秦朝的徭役是极其繁重的。秦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左右，秦始皇把大批农民罚做刑徒，驱使他们终年从事奴隶式的劳动，仅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役使了民工“七十余万人”⑨。从各地运送材料，临时征发的人还不在其内，像这移大规模的工程，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再加上防备匈奴的士卒三十万⑩，戍守五岭的五十万，如果再加上修驰道及从事运输的人员，全国服役人数不下三百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秦法规定，间左贫民本来不应和罪人、赘婿和贾人一样被“谪戍”（充军），但由于戍役项目繁多，大量农民动辄被罚作罪人派去从事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甚至男子不够，由女子担负苦役即“丁男披甲，丁女转输”。董仲舒说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虽不免夸大，但秦朝力役比前朝繁重确是事实。

秦的赋税也像徭役一样残酷。田租、口赋、刍藁以及各种杂税，据《汉书·食货志》说就要“收泰半（三分之二）之赋”，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史书记载，秦朝官吏用清查户口的办法，按人口数目摊派赋税，即人头税，用簸箕夺走了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这就是所说的“头会箕敛”。而所有收上来的赋税，全部“输于少府”，供皇室享用。在统治者敲骨吸髓的苛敛下，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严重局面，许多人走投无路，“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

秦朝严刑酷法更是令人发指。除在黥、劓（音义）、笞、院、腰斩、车裂、枭首、弃市等等外，还动辄“族诛”、“连坐”（即一人犯法，罪灭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各级官吏多为杀人刽子手，“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由于刑罚繁苛，造成了“赭衣塞路，图圊成市”的惨状。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陨石堕于东郡（今河南濮阳县），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字，秦始皇派御史去查捕，无结果，于是就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他在出巡途中病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矫诏逼死应继承帝位的始皇帝长子扶苏，捕杀大将蒙恬，立少子（第十八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异常昏庸，比秦始皇更为残暴，在葬秦始皇时，他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又怕泄露陵墓内的机密，把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在墓中通路。他继续修建劳民伤财的阿房宫，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他又征发五万人到咸阳服役，专门为他豢养大量的狗马禽兽，以供游猎取乐。咸阳的粮食不足用，便下令郡县大规模调运谷物、草料、运输的役夫还需自带干粮，不许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谷米。

胡亥信任宦官赵高，赵高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阴谋夺取帝位，他唆使胡亥，大杀功臣和诸公子，到后来连丞相李斯也受他陷害，被腰斩于咸阳市。胡亥在赵高的怂恿合谋下，任意胡为，本来已很严酷的刑法，更加严酷，人民随时会遭到残害，以致“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如此无度的浪费社会财富和滥发徭役，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加上“法令诛罚，日益深刻”，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以致“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暴动终于爆发，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注释①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三辅黄图》。

④关于阿房宫的记载，诸书颇不一致。据《三辅黄图》：“阿房宫，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里所说的阿房宫的规模为三百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这里说“阿房”只是朝宫的前殿。又《水经注·渭水》引《关中记》云：“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这里明确地说是阿房殿。观上述诸说，朝宫之前殿应为阿房宫。但也可称朝宫为阿房宫。

⑤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⑦《三捕黄图）。

⑧参阅《文物》1976年第十一期。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⑩《淮南子·人间训》载“发卒五十万”。《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载“四十万”。

林剑鸣《秦史稿》第393页。《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第264页为二百万。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淮南子·兵略训》、《史记·淮南王传》中均有记载。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淮南子·汜胜训》。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大泽烽火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冬十月，始皇东巡，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北归途中，至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市南）病重。乃令赵高作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①书已封，在赵高处，未付使者。秋七月，始皇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丞相李斯以始皇病死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棺载韫辌车中（韫辌，音温凉，有窗牖之灵车），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赵高生而隐宫，通狱法，始皇曾使其教胡亥决狱。尝犯法，蒙毅依律断高死罪，后为始皇赦免。高由是与蒙氏结怨，因乘机与胡亥、李斯谋议，篡改始皇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蒙恬死。扶苏见诏书自杀，蒙恬疑有诈，不肯死，下狱。胡亥至咸阳发丧，袭位，是为二世皇帝。

二世任赵高为郎中令，掌领宿卫侍从。赵高于二世面前日夜毁恶蒙恬、蒙毅兄弟，求其罪过。二世兄子子婴谏其不可“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二世不听，遂杀蒙毅，蒙恬吞药自杀②。二世谓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陛下安得为此乐乎?”③赵高因劝二世严法刻刑，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使成亲信。于是二世“更为法律”，愈加严酷，杀公子十二人，公主十人，株连者不可胜数。于是，“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客，黔首振恐”④。秦既发生内变，民久郁思动，遂乘间而起。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二世发闾左（据《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间，里门也，言居在里门之左者一切发之。”）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行到蕲（qí奇）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天降大雨，道路不通，预计不能按期到达。秦法，“失期当斩”。时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雇农陈胜（字涉）与阳夏（今河南太康）贫农吴广（字叔）亦在戍中，为屯长。（据《商君书·境内篇》：“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二人私下计议：“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为国事而死）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⑤吴广以为然。

为了号召群众，陈胜、吴广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并伺机杀死两名押送将尉，令其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⑥众皆从之。陈胜遂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下大泽乡，进而攻占蕲县及附近各县。及攻占陈县（今河南淮阳）时，义军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古代木马陈中豪杰父老谓陈胜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⑦时魏国名士张耳、陈余亡匿在陈，献议陈胜“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增加）敌”⑧。陈胜不听，决心建立政权与秦对抗，乃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即大楚。《广雅》张，大也。）陈余劝陈胜在西攻咸阳前，应派兵攻取河北。陈胜乃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此时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诸郡县之民苦秦苛法，“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⑨，争杀长吏以应陈胜。“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起义军内部，除大泽乡起义骨干外，参加者越来越多，其中有旧六国贵族、官吏、游士，如魏咎、周市（fú福）、蔡赐、张耳、陈余、周文、朱房、胡武等，还有以孔鲋（孔子后裔）为首的一些儒生。

秦使从东方至咸阳，告义军蜂起。二世怒，下吏治罪。后至使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⑩二世悦。

陈胜封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攻荥阳。除派武臣、张耳、陈余攻取赵地外，又令魏人周市攻取魏地，令汝阴人邓宗攻取九江郡。陈胜闻周文（即周章）习军事，颁给将军印，使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攻至戏（今陕西临潼关）。二世大惊，因发近县兵马不及，采纳少府（秦九卿之一）章邯献计，下令赦免骊山刑徒，发给武器，令章邯率领，抗击周文。周文军败，向东撤退。武臣进军至邯郸，闻周文败退，在张耳，陈余等谋划下，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陈胜大怒，但为促其西击秦兵，接受柱国房君谋，派人往贺。张耳、陈余察觉陈胜用意，拒绝西进，令部将韩广攻燕，李良攻常山，张黡攻上党，欲承秦楚之敝，争夺天下。

秦二世二年（前208）十一月，周文退出函谷关，屯兵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南）二月余，章邯追击至渑池（今河南铁门），周文兵败自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守荣阳，吴广久攻不克；将军田臧闻周文已败，秦军将至，遂与诸将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指吴广）骄，不知兵权，不足与计事，恐败。”因相与矫陈王令杀死吴广。陈胜使人赐田臧楚令尹印，以为上将。田臧留李归等少数兵力围困荥阳，自率主力至敖仓（今荥阳西北）迎击秦军，兵败身亡。章邯击李归于荥阳城下，李归败死。

先是，陈胜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陈胜拒绝了孔鲋的正确意见。此时，起义军处于极其不利地位，陈县只有张贺率领的一支军队，形势非常危险。陈胜见秦军已逼近陈县，乃亲自出城督战。十一月，张贺战死，陈县已不能守。十二月，秦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楚。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其车夫庄贾杀害，庄贾投秦，陈县失守，起义军主力溃败。不久，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县，处决庄贾，葬陈王于碣（今安徽碣山县），谥为隐王。正月，秦军再攻陈县，吕臣退出陈县，与英布（尝受黥刑，遣戍骊山，故亦称黥布）领导的起义军数千人汇合，击败秦军，再次收复陈县。

陈胜王凡六月，当他在陈县为王时，其故人尝与佣者闻之，前来求见，宫门令不肯通报。陈胜出门，故人遮道而呼陈涉之名。陈胜乃载与俱归。后客出入放纵，与人谈论陈胜昔时情况。陈胜部下谓陈胜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陈胜下令将客斩首。于是陈胜故人纷纷离去，无敢近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掌管人事之官），胡武为司过（掌纠察群臣过失之官），专管考核群臣。朱房、胡武擅权跋扈，为陈胜所信用，诸将以故不亲附；再加起义军战略和军事指挥的错误，竟致败亡。司马迁说：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终亡秦，由涉首事也”。

注释①《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乃为玺·

书赐公子扶苏”。

②《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史记·李斯列传》称：“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在外。”

③《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⑤⑥《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⑦⑧《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语。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

《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豪杰亡秦秦二世二年（前208）腊月，陈胜败死后，反秦斗争暂时受挫，但为时不久，斗争的新高潮又复兴起。领导这次斗争的是项羽和刘邦。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出身于楚国旧贵族，项氏世代为楚将，封于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以项为氏。项梁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因尝杀人，与兄子项籍（字羽）避仇吴（今江苏苏州）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陈胜、吴广起事消息传到吴时，项梁、项羽杀死会稽郡（治所在吴县）守殷通，响应起事，得精兵八千人。项梁自任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副将，裨读皮），占领会稽郡所属各县。项羽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项梁叔侄举事的同时，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亦起兵响应陈胜。刘邦，字季，初为泗水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中途逃亡。自度至则皆亡，到丰（今江苏丰县）西泽中亭，他停下来饮酒。至夜，他释放全部刑徒，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①刑徒中有十余名壮士愿意跟随刘邦。他们夜从小道过泽中，有一大蛇当道，刘邦说：“壮士行，何畏!”于是拔剑斩蛇，从此隐藏在芒、砀（今安徽砀山东，芒山在其北）山林水泊之间活动，沛县农民闻讯纷纷前来参加。陈胜起事后，在沛吏萧何、曹参支持下，杀死沛令，收兵二千余人，起兵称沛公。

秦二世二年（前208）正月，奉陈胜命进攻广陵之召半，得知陈王兵败，章邯将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使引兵西击秦。于是项梁、项羽率领八千江东于帚兵渡江而西。二月，项梁军渡江后，东阳（今江苏盱眙东）令史陈婴率领二万人来会。渡淮以后，英布、蒲将军也率部来归，反秦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屯军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

是时，吴广部下秦嘉得知陈胜兵败，乃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驻军彭城东，欲与项梁对抗。项梁对军吏说：“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背）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②乃进兵击秦嘉，在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击杀秦嘉，收降了他的部众，景驹走死梁地。项梁率军西进，与秦将章邯遇于栗县（今河南夏邑）。项梁令部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率军取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并诛朱鸡石，以惩其败军之罪。与此同时，项梁使项羽攻打襄城（今属河南省），由于秦军坚守，久攻不下。及城克，项羽坑杀全部守城士卒③。

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乃召集诸将在薛商讨大计。此时，正在率兵与秦军苦战不利的刘邦亦应召前往。居巢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犹言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④因劝项梁立楚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他的建议，于民间求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名心者，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立以为王，仍称楚怀王（义帝），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佐怀王都盱眙（今安徽盱眙北），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反秦势力的领袖。

这年七月，项梁引军击败章邯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章邯西走。项梁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将秦军打败。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攻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梁又亲自率兵北到东方重镇定陶（今山东定陶北），再破秦军。而项羽、刘邦统领的楚军则西向与秦军激战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刘邦部下五大夫将曹参在战斗中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楚军取得连续胜利，项梁“益轻秦，有骄色”。宋义向项梁进谏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⑤项梁并未在意，乃遣宋义出使齐国。宋义于途中与齐使者高陵君显相遇，知其欲见项梁，遂对他说：“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⑥秦果乘项梁轻敌麻痹之际，补充了章邯军，乘夜偷袭定陶，楚军大败，项梁被杀，定陶落入秦军之手。其时，项羽、刘邦正在率兵攻打陈留（今河南陈留东北）未下，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俱引兵而东，从怀王自盱眙都彭城。吕臣和项羽分别驻军彭城东西两面，刘邦率领本部人马驻扎砀郡，以成犄角之势。楚怀王任命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反秦军在怀王的统一号令下，重整旗鼓，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章邯在攻下定陶，斩杀项梁之后，“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领兵渡河向赵进击，大败赵军，攻人邯郸。此时，赵王歇和国相张耳等皆被逼入巨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只有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驻扎在巨鹿城北。章邯令秦将王离、涉间率领秦军将巨鹿城紧紧围住。章邯则领兵驻扎在巨鹿南之棘原，作为后援；同时在棘原至巨鹿之间筑成一条通道，为秦军运送粮秣。在形势危急下，赵王歇曾多次派人向楚怀王求救。先是高陵君显在楚，曾向楚怀王称赞宋义“知兵”，怀王召见宋义，与计事而大加赏识，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前往救赵，所有将领皆归宋义统领，号为“卿子冠军”。同时，另派刘邦率领一部分军队西进，直取关中（今陕西中部地区）。

秦二世三年（前207）冬十月，宋义率领援军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留屯四十六日仍不肯前进。项羽进谏说：“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⑦宋义不顾大局，竟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先使秦赵互斗。他认为若秦“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⑧。下令对军中勇猛好斗、强不可使之士卒“皆斩之”。宋义还遣其子宋襄赴齐为相，亲自送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已无现粮，士兵只能食芋菽，又值天寒大雨，士兵冻饥。项羽非常愤慨，对宋义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⑨项羽在盛怒之下，利用辰朝之机，于帐中杀死宋义，然后下令军中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诸将一致拥护项羽诛杀宋义的正义行动，共同商议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并派人追杀宋义之子宋襄，然后命桓楚向楚怀王报命。怀王于是封项羽为上将军，英布和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

项羽遣英布和蒲将军率领二万士兵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通道，使秦将王离军队粮饷无以为继。然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渡过漳水，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⑩。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楚军来到战场，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加以包围，以雷霆万钧之势，同秦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向秦军猛冲、猛打、猛追，“呼声动天地”。经过九次激烈战斗，大败秦军。章邯引兵退走，援赵的燕、齐等路诸侯兵乃敢协助楚军向秦军进攻。在战斗中，楚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王离，涉间自杀。当楚军同秦军激战时，各路救赵诸侯军将领皆畏敌如虎，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楚军打败秦军，项羽召见各路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从此威震天下，成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军皆受其节制。

王离军被项羽消灭以后，章邯退守棘原，项羽驻军漳水之南，两军暂时形成对峙局面。由于秦军屡次败退，秦二世使人责备章邯；丞相赵高怕受连累拒见章邯使者长史欣。长史欣向章邯报告赵高专权朝中，并有加害之意。恰在此时，陈余亦致书章邯，劝其倒戈反秦。陈余以白起、蒙恬大有功于秦，最后终不免被杀害为例，指出秦朝对待大臣，“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向他分析当今形势：“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提醒他为自身计，莫如“还兵与诸侯为从（合纵），约共攻秦，分王其古代地，南面称孤”。章邯狐疑，暗中派人向项羽求和。约尚未成，项羽派蒲将军率一部分兵力昼夜兼程追赶，渡三户津（今河北临漳西），击败秦军，切断章邯军的退路。项羽又率主力猛攻，再破秦军于汗水（漳水支流，在今临漳附近）上。章邯迭遭失败，既无援军，又恐为二世和赵高加罪，再次派人乞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准其所请。秦二世三年（前207）七月，章邯率领秦军二十多万人，在洹（音桓）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投降。项羽领导的反秦军获得了全歼秦军主力部队的重大胜利。

在项羽率军北进的同时，刘邦率领的万人小部队也开始向西进攻。为了完成早日进入关中的艰巨任务，刘邦受命后，立即积极准备，整顿内部。一路上，刘邦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卒，不断壮大军事力量。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乘巨鹿决战之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彭越领导的反秦军千余人，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不利，还至栗县，编并了刚武侯（史失其名）的部队四千余人，声势渐大。然后折而向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时，采纳里监门郦食其（yìjí异基）的献计，首先攻破天下要冲且积粟甚多的陈留，得到充分的补给，并收编郦商（食其之弟）军四千人，为西进击秦壮大了战斗力量。四月，刘邦率军南下，攻占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张良率军随之。刘邦留韩王成守阳翟，以牵制河南的秦军，自率大军进逼南阳。六月，刘邦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龄（yī倚）龄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

刘邦急于入关，准备越宛西进。张良谏阻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刘邦采纳张良建议，乃乘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后接受南阳守舍人陈恢意见，与守宛秦军“约降”，乃以龆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宛城和平解决后，刘邦率军继续西进，一路势如破竹。至丹水（今河南浙州），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刘邦又东取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析（今河南内乡西北）、郦（今河南内乡东北）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所过之处，刘邦下令军兵不得掳掠，受到广大秦民的欢迎。此时，“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成率其众西向”。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赵高恐二世罪及其身，乃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逼杀胡亥，另立子婴为秦王，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反扑。几月，子婴诛杀赵高，灭三族，并派兵防守蛲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企图阻止反秦军西进。崤前据崤岭，后枕蒉山，地形险要，是武关以西靠近咸阳的最后一关。刘邦采用张良献计，一面派人于山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一面遣郦生、陆贾往说秦将，诱之以利，以松懈其斗志。然后乘其无备，绕过贿关，翻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粉碎了秦王朝的最后抵抗。

汉高帝元年（前206）冬十月，刘邦率军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南），进逼咸阳，仅仅做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只得“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在轵道（今西安市东）旁，向刘邦大军投降。秦王朝十五年的残暴统治，终于被埋葬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

注释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三年。鸿门宴秦二世二年（前208）闰九月，楚怀王命宋义、项羽、范增北上救赵，又派刘邦西进咸阳，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趁项羽正在巨鹿与秦主力决战之机，取道南阳，乘虚西进。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进逼咸阳。这时，赵高已逼死秦二世，另立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其后子婴又杀赵高。汉高帝元年（前206），刘邦率军进驻霸上（今西安市东），秦王子婴自知无力抵抗，向农民军投降。

在豪杰亡秦后，农民军的首领项羽、刘邦，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集团，双方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展开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秦亡，刘邦进入咸阳，见到宫室富丽堂皇，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欲“止宫休舍”。诸将也争先恐后去抢夺金帛财物。刘邦妻妹夫樊哙进谏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①张良亦劝刘邦采纳樊哙之言。刘邦接受劝告，封闭了秦朝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十一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②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③宣布废除秦朝的一些严刑苛法，表示“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④。于是派人偕同秦吏将此决定告谕诸县乡邑。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犒劳军士。沛公谦辞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⑤这些措施，深得人心，秦民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因此刘邦迅速占据关中地区。

与刘邦相反，年仅25岁的项羽在臣鹿九战章邯获胜后，随即统率各路诸侯军和秦朝降军向关中进发，准备最后推翻秦王朝。秦朝降军沿途受到诸侯军的侮辱，私下多有怨言。项羽恐其发生变乱，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真心不服……不如击杀之……”⑥于是在大军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时，乘夜把二十万秦降卒坑杀在县城南，只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音易）三名降将，随同人关。

当项羽率兵向函谷关进发时，刘邦惟恐当不成关中王，早已派军拒守，项羽不得入关。义听说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立即派英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旬，项羽率大军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下，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与刘邦军直接对峙。

刘邦部下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对刘邦十分不满，便乘机讨好项羽，以求封赏。他派人密报项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的谋士范增亦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今崤山之东），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忽失。”⑦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⑧设宴犒劳士兵，定于翌日晨出兵灭刘邦，由曹无伤做内应。当时项羽有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驻扎鸿门。刘邦只有十万人，号称二十万，屯扎霸上，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两军相距仅四十里。

楚左尹项伯，系项羽叔父，早年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收留他，成为好友。这时张良已从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要张良随他一同离去，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⑨于是乃具以事实告刘邦，刘邦大惊。张良乃出邀项伯一同来见刘邦，刘邦敬酒祝贺，并与项伯约为婚姻，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也。”⑩项伯许诺，临行时嘱咐刘邦明日要亲自早来面谢项王。项伯连夜刚到军营，将沛公所言一一转告项羽，并借机向项羽进言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羽允诺。

沛公翌晨率百余骑来至项羽军中，只见军营戒备森严。刘邦偕张良入内，见项羽，便主动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误会）。”项羽闻言，脱口答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由于沛公小心恭谨，解除项羽疑虑，于是项羽在军营设宴款待沛公。

宴席上，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两向侍。席问范增多次暗示项羽，并曾三举所佩玉殃（晋决）暗示项羽，杀死刘邦，项羽却置之不理。范增焦急，起身出召项羽叔伯兄弟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忍，若人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项庄应诺，于是来到酒席宴前敬酒，请以剑舞助兴。

项伯察觉出项庄舞剑的真意，于是亦拔剑，与项庄对舞，常甩身体保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击杀刘邦。

张良见此情景，连忙离开座席，到军门外去找樊哙，告知他今日情况紧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听后，急切地说：“此迫矣，臣请人，与之同命。”说罢，一手持剑，一手持盾，撞倒卫士，闯人营门，赶到宴前。面对项羽怒目而视，头发竖起，目眶瞪裂。项羽见此大惊，按剑问是何人?张良说：“沛公之参乘（卫士）樊哙。”项王说：“壮士!赐之卮酒，”樊哙拜谢而起，一饮而尽。项羽又命人赐与一生彘肩（生猪腿）。樊哙置盾牌于地，将生猪腿置于盾牌上，用剑切割食之，项王问其能再饮否?樊哙回答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接着樊哙义正辞严地对项羽说：“秦王有虎狼心……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人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羽听后，未加置答，赐他在张良身边坐下。

须臾，刘邦起身去厕所，因招樊哙一同离席。刘邦犹豫不辞而别，恐有失礼。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菜刀和案板），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刘邦决定留下张良，向项羽辞谢，并将带来的一双白璧和一对玉斗交给张良，要他献给项羽和范增。刘邦弃置车骑，单人独骑，由樊哙、夏侯婴、靳疆、纪信等四员大将护卫着，从骊山脚下，经芷阳（今陕西长安县东白鹿原霸川上的西陂），从小路，奔回霸上军营，较大路约近二十里。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到宴席上向项羽辞谢说：“沛公不胜木否杓（酒量小也），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连忙说：“沛公安在?”张良回答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席上。范增接过玉斗，放在地上，、用剑击碎，气愤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羽见范增动怒，不与计较，起身入内，范增亦去。项伯与张良相顾微笑，徐徐引退，刘邦逃回大营，立即诛杀卖主求荣的曹无伤。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宫室“大火三月不息”。收刮民财，秦民大失所望。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又以盟主的身份，号令天下，列土分封十八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接着，项羽又杀楚怀王。项羽的分封措施，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因分封不均引起各集团间的矛盾。因而分封未久，田荣即在齐地起兵，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刘邦早已心怀不满，这年八月，也乘机进兵关中。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注释①《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②③③⑤《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⑥⑦⑧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汉书》卷一《高帝纪》上。

第三十二章韩信破赵之战

韩信破赵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直接作战的双方不是楚和汉，而是汉和赵，因为赵是站在楚汶一方的。汉高帝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入咸阳。次月，悉召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①深受秦民的拥护。项羽在巨鹿消灭秦军主力后，声势日大。他率领诸侯军入关前，为了防止秦降卒叛变，曾坑杀二十万人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城南。这种坑杀降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关中人民的仇恨。项羽进军至函谷关时，闻刘邦已定关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函谷关，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从此，刘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不久，项羽进入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掠取宝货、妇女，秦民对之更加怨恨。

汉高帝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凭借军事上的压倒优势，自立为西楚霸王②，统辖梁、楚等九郡之地（今浙江、江苏、山东西南、河南东部），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为诸侯王的盟主；同时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项羽蓄意要把刘邦驱逐出关，但已与刘邦和解，又恐怕承担“负约”恶名，乃同范增密谋：“以巴蜀道险，秦之迁人（被迁徙的罪人）皆居之，”③乃借口“巴蜀亦关中地”，因而将巴蜀、汉中之地封刘邦，立为汉王，都南郑，胁迫他离开关中。在项羽分封诸侯王之前，韩生曾向其献计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④项羽见秦宫室残破，又心思东归，却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⑤!拒绝了韩生的建议。为了制服刘邦，乃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王上郡。企图通过此三人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边险地区，使之不能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等虽拥有部分实力，因未从项羽击秦，故均未封王。项羽此举，既违背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也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祸根。

刘邦失去关中，极为不满，欲以武力同项羽争夺。部下周勃、灌婴、樊哙等都认为强弱不敌，不可妄动。萧何向刘邦进谏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即关中，因被项羽分封给秦三降将，故名），天下可图也。”⑥刘邦采纳萧何之议，被迫前往汉中就国，随之各诸侯亦皆罢兵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因劝刘邦烧毁所过栈道（险绝之处，傍山架木，以通道路），以防诸侯军偷袭，并向项羽表示无东向之意。

汉高帝元年（前206）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楚，击走项羽所立之齐王田都；六月又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其后又联合拥众万余人占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彭越，击杀济北王田安，占据三齐（齐、胶东、济北三王封地，在今山东地区），并指使彭越攻楚。赵将陈余在田荣的支持下，驱逐了项羽派往赵国的常山王张耳（张耳后降汉），迎故赵王歇为赵王，陈余为代王。项羽既处于盟主地位，对山东等地的公然叛乱，不能坐视不顾，于是立刻调动人马，征讨田荣等人，因而为刘邦创造了乘隙东进的良机。

关东战争始发，韩信便向刘邦详尽地分析了双方政治得失及发展趋势。韩信，淮阴（今属江苏省）人，秦末农民战争中，初属项羽，未被重用。继归刘邦，因官职小而逃离，经萧何力荐，始得重用，拜为大将。他认为项羽不能任用贤将，是“匹夫之勇”。且“项羽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⑦。反之，“大王（指刘邦）之人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⑧。最后建议刘邦举兵东向，“三秦可传檄而定”。刘邦采纳韩信献策，一面命萧何收取巴、蜀租赋，供应军需；一面部署部队，准备出击。八月，刘邦率军潜出故道（又名陈仓道，北起陈仓，南至汉中），袭击雍王章邯，连败章邯军于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好畴（今陕西乾县东），进围废丘（雍王都城，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又遣诸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迫使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接着立即派薛欧、王吸出武关，联合南阳王陵军（秦末起事军之一，时已归汉），迅速地向东进攻，但被楚军拒于阳夏（今河南太康）。项羽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命他领兵阻击汉军东进。为了坚定项羽以主力攻击齐、梁的决心，刘邦使张良致书项羽，表示：“汉王失职（指失去关中王的职位），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⑨又故意将齐、梁的反书送给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羽因此决心以主力击齐，对西方暂取守势。项羽采取先齐后汉的战略，为刘邦继续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高帝二年（前205）春正月，项羽在城阳（今山东莒县）与田荣进行会战，田荣败走平原，为平原民所杀。项羽另立田假为齐王，进军北海（今山东北部），沿途烧夷城郭、室屋、坑杀田荣降卒，掳掠老弱妇女，引起齐人仇怨和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齐亡卒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反攻阳城，与楚对抗。项羽连战不能取胜，因被牵制于齐境。

刘邦乘项羽攻齐之机，由函谷关出陕县，进略中原，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继又派韩王信（战国韩襄王之孙）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击降郑昌，控制了洛阳地区。为扫除继续东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宣布诸将凡以郡率领万人归降者，即封万户；同时，抚慰关外父老；派兵缮治河上要塞；开放秦朝苑囿园地，准许百姓耕种。这些措施对于尔后东进，起了有利作用。三月，刘邦乘项羽进军北海，深入齐境之际，又率军由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东渡黄河，迫使魏王豹投降；又攻下河内（今河南所属黄河以北地区），虏殷王司马印（áng昂），置河内郡。项羽都尉陈平于此时投降刘邦，当日拜为都尉，使典护军。然后刘邦又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接受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⑩宣称要“悉发关内兵，收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土”，与诸侯王同击项羽，为义帝报仇。四月，刘邦乘齐楚胶着于城阳之际，率五诸侯（颜师古云：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兵，凡五十六万人，东向伐楚。军至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彭越率所部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命他继续率部略定梁地。

项羽闻刘邦东进，仍坚持先破齐而后击汉的战略，他命令诸将继续率主力击齐，自率精兵三万人由鲁（今山东曲阜）南出胡陵（今山东金乡南鱼台），救彭城。未及到达，刘邦已乘隙攻入彭城。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刘邦的头脑，入彭城后，即“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对项羽是否会回师反击毫无戒备。项羽进至萧县（属江苏省），“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被压迫于觳、泗水（两水均在今徐州境内）中，死者十余万人。幸存汉军向南方山地溃退，楚军又追击至灵壁（今安徽宿县西）以东的雎水上，汉军抢渡睢水，又有十余万人被淹死。汉军尸体填满河中，水为之不流。会大风骤起，沙石风扬，刘邦因得率数十骑逃出重围，奔至下邑（今江苏砀山东），途中遇其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公主，同车载行。不料楚军随后追来，刘邦在危急中，为了轻车迅跑，几次推堕二子车下。幸亏身为太仆的夏侯婴下车收载，二子才得脱险。审食其保护刘邦之父太公及其妻吕雉从沛县逃出，寻找刘邦，中途被楚军俘获，留作人质。

刘邦在睢水惨败，主力被歼，齐、赵亦反汉与楚讲和，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如陈余归楚，司马欣、董翳乘机逃奔项羽，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刘邦认识到楚军兵强将勇，不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向群臣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献计说：“九江王布（英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刘邦同意张良的计划，决定派谒者随何出使九江，往说英布，使其进攻楚军侧背，牵制项羽。另派人去梁地联结彭越。命韩信率一部分兵力，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随即撤军至荥阳，深沟高垒，扼守险要，企图与项羽进行长期周旋。

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汉军在正面战场阻止了楚军西进，但由于魏王豹背汉降楚，侧背上出现了危局。为拔掉这根背上芒刺，刘邦曾派郦食其往说魏王豹，未能生效，于是决定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等共同击魏。

魏王豹得知汉军进攻消息，便以柏直为大将，统率全军，扼守蒲坂，堵塞临晋津（今陕西大荔县境）渡口，准备迎战。蒲坂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黄河东岸，面对陕西省朝邑县，为山西、陕西交通要道。远在战国时期，魏国即在此处筑浦坂关，极其坚固险峻。柏直除在此地部署重兵外，还组织一支别动部队，沿河巡逻；同时驱逐全部民船，不准在河中来往停泊。汉军欲渡河进击，只有攻打蒲坂要塞，别无他途。八月，汉军进入魏境。韩信见蒲坂形势险要，魏军防守严密，如果正面攻坚很难取胜。因此，经过研究以后，决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他设营于蒲坂对面，故意在渡口附近遍插红旗，陈列许多船只，佯作由临晋渡河模样，暗中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小口木桶）运兵渡河，奔袭魏军后方安邑（今山西运城东）。魏王豹得报大惊，慌忙带领军队回救，结果被汉军杀得大败。九月，汉军又攻占魏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魏王豹被擒，又投降了汉军。韩信平定魏地，获得了北进的初步胜利。

赵王歇和陈余在楚汉睢水会战后，叛汉降楚，赵王歇仍被封为赵王。赵歇感激陈余，立陈余为代王。因赵国新建，陈余留赵辅助赵歇，委托丞相夏说（读悦）负责治理代国。赵国（在今河北省中部及西南部）和代国（在今河北省西北部）奉项羽命令，监视汉军，成为汉北方的劲敌。此外，北面还有一个脆弱的割据势力——燕。在东方，位居山东的田齐，历经战乱，只图据地自保，已无力进行攻战。针对此一情况，韩信向刘邦提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子荥阳”的战略汁划。刘邦批准韩信的作战方案，派他和张耳领兵数万去攻灭代、赵。

闰九月，韩信首先攻下代国，擒代相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经过灭魏、平代两大战役，韩信收其精兵补充荥阳正面战场，接着越过太行山东进，乘胜击赵。冬十月，汉军发动对赵国的进攻。赵将陈余集中号称二十万的兵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占据有利地形，立下壁垒，准备与汉军决战。战前，赵国谋士李左车依据双方实际情况认为，韩信、张耳新破代国，乘胜来攻赵国，士气正在旺盛，其锋不可当。但他也看到汉军有致命弱点：汉军不远千里而来，运输困难，军粮必不充足。因此，他向陈余提出：“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自请率兵三万人，绝汉军粮道，使韩信“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出十日，可以战败韩信。陈余平时常自诩所领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他对李左车说：“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耒伐我矣。”他还援引《孙子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的条文，作为拒绝李左车合乎实际建议的根据。韩信侦知陈余不用李左车献计，甚是高兴，乃大胆地指挥大军进至井陉口以西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夜半，选派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旗，从山间小路迂回到赵军大本营侧隐蔽起来临出发前，韩信告诫军士说：“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你等）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韩信布置完毕，即传令小食，对军吏说：“今日破赵会食!”军吏虽佯应“诺”，但犹未敢深信。韩信乃派兵万人作为先遣部队，先从隘路进至绵蔓水（今河北井陉东）东岸背水立阵，以引起赵军的轻视。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皆大笑韩信不知用兵之道。

拂晓，韩信建大将旗鼓，率主力鼓行出井陉口，以诱赵军出击。双方激战良久，韩信、张耳佯弃旗鼓，假意败退，进入背水阵。赵军见状，认为汉军已败，遂倾巢而出，争夺汉军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派出的两千名骑兵乘虚进占赵军壁垒，拔下赵帜，更立汉军旗帜。赵军攻打背水汉军，久战不胜，准备回保营垒，突见壁上汉军旗帜迎风招展，以为赵军将帅被俘，顿时大乱，人人争先逃命。赵将虽然竭力制止，斩杀不少溃逃士兵，但仍无法禁止。汉军内外夹击，赵军腹背受敌，全部崩溃。陈余在泜水（井陉山附近河流，东流入绵蔓水）上被杀，赵王歇和李左车均被俘。韩信取得了井陉战役的完全胜利。

战争结束，汉军将士纷纷呈献斩获的敌军首级和俘虏，互相庆功。有些将领问韩信说：“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回答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意思是说：汉军新募者多，平素又缺乏训练，战志不够坚强。因此，必须将其安置在无后退之路的“死地”，才能奋勇战斗，死里求生。反之，将其部署在安全地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优势的赵军猛扑过来，军卒必然要争先逃走，又如何能拼死对敌呢!背水立阵，就是“置之亡地而后存”这一军事学说的实际应用。诸将听了韩信的解说，无不悦服。

接着，韩信向李左车请教破燕、齐之策。李左车认为，经过灭魏破赵战役，汉军已众劳卒疲，如果继续攻燕，可能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为今之计，莫如案甲休兵，抚镇赵民，摆出进兵燕国的态势，然后派遣一辩士持书去宣扬汉军声威，劝其归降，燕国必然不敢不从。燕国已从，齐国亦必从风而服。此即兵法上所说的“先声后实”的战法。韩信照计实行，遣使使燕，燕国果然从风而靡。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远袭齐国，击溃齐军二十万人，使项羽不能全力应付成皋正面战场，为刘邦实施战略大反攻，最后为消灭项羽创造了条件。

注释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旧名江陵为南楚，昊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③④《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⑤《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⑥《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⑦⑧《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汉书》卷四○《张陈王周传）。

《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资治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之战是楚、汉两军在荥阳（属河南省）、成皋（今荥阳西北）一带相持两年多的一次战争，是楚汉战争中汉军由防守转入进攻的转折性战争。

刘邦在彭城大败后，主力被歼，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刘邦只得收集残败部队，扼守险要，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刘邦至荥阳，各地败军皆来会合，不久，萧何亦征调关中老弱及未傅者（即未达服兵役年龄者）送至荥阳。汉军得到补充和休整，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此时，楚军已进至荥阳地区，与汉军战于京、索（均在荥阳之南）之间。楚军骑兵众多，给汉军以极大威胁。为了有效地抵御楚军骑兵的攻击，刘邦命令灌婴、李必、骆甲等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大破楚骑于荥阳以东，使楚军不能越过荥阳西进。敖仓位于荥阳西北、黄河南岸敖山之上。秦时曾在此筑城储粮，成为闻名天下的谷仓。为保证军粮供应，刘邦命令部下于荥阳、敖仓问修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运粮道路），直达黄河，派将军周勃坚守敖仓粮库，从而转入了持久防御。

在荥阳防守暂时布置停当以后，考虑到后方的巩固，刘邦六月间又回到关中，指挥汉军引水攻破废丘，章邯自杀，雍地彻底平定，于此置河上（即左冯翊）、渭南（京兆）、中地（右扶风）、北地、陇西五郡。在刘邦回荥阳前，命令萧何以丞相身份侍奉太子盈守关中，镇抚百姓，制定法令，设置县邑，调查户口，转运关中粮食、兵员，支援前线。

为了扭转被动，争取主动，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刘邦在扼险固守荥阳的同时，派大将韩信去平定背汉降楚的魏王豹，接着又批准韩信北破燕、赵，东攻田齐的作战计划。韩信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背水为阵，大败赵军，慑降燕国，从而解除汉军左翼的威胁。九江王英布为楚军著名勇将，屡立战功，颇受项羽器重，不仅封地广大，而且邻近楚国，成为汉在南方的威胁。刘邦在彭城败退途中，曾谓左右说：“孰能为我使淮南，令之发兵倍楚，留项王于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①可见英布的向背，对汉的关系甚为重大。此时，项羽与英布之间已经有了嫌隙。项羽击齐，英布称病不往，仅派出数千人去应付；汉军攻破彭城，英布又称病不去救援。项羽多次派人责问，英布心怀恐惧，双方猜忌日深，因而给为刘邦策反以可乘之机。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一月，萧何奉刘邦之命前往九江游说英布。随何见到英布，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英、项之间的矛盾说：“项王伐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埽（尽发）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乃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垂衣拱手）而观其孰胜。夫讬国于人者，固若是乎?”②萧何的话已经击中英布要害。接着萧何又说明此行目的：“臣非以淮南士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指挥所部）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③英布心许叛楚助汉，但又不敢与项羽公开决裂。适值项羽派使者来九江要求英布发兵，随何当机立断，当着楚使者的面宣布：“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④事已泄露，英布骑虎难下，不得不杀死楚使，立即出兵攻楚。至此，汉军解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项羽得知英布背楚归汉，不得不分兵一部由项声、龙且率领前去进攻九江。双方交战数月，英布兵败，乃与随何由小道归汉。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二月，楚军加紧进攻荥阳，数次侵夺汉军通道，给汉军军粮供应造成困难。刘邦与部属计议破楚之策。郦食其建议立六国之后以分楚之势，事未及行，为张良所谏阻。同年四月，楚军围攻荥阳甚急，刘邦提出“割荥阳以西者为汉”’的缓兵之计，项羽有意和解，为范增所反对，劝项羽急攻荥阳，刘邦非常忧虑。汉谋臣陈平为刘邦划反间之策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行反问，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⑤刘邦于是予陈平黄金数万斤，使广布间谍，宣言楚将钟离昧等功多，但未能得到封地，都想与汉联合，共同消灭项氏，分地称王。项羽果然中计，怀疑其部属，甚至连追随其多年富有谋略的范增亦愤而离去，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楚国领导核心日趋分裂。

五月，荥阳危在旦夕，汉军将领纪信与陈平研究解脱之策、纪信谓刘邦曰：“事急矣!臣请诳楚；上可以间出。”⑥当夜，汉军开荥阳东门，先出两千名装扮成士兵之妇女，楚军误以为汉军，从四面围攻上来。接着，纪信乘王车、黄伞，左树大纛旗，俨然帝王出行仪仗，从城中缓缓而来，随从士兵且行且呼，“食尽，汉王降!”楚军闻刘邦亲自出城请降，皆至城东聚观。刘邦乘混乱之机率领数十名亲信骑兵，从西门遁出，奔往成皋。临行前，刘邦令韩王信与周苛、枞公、魏豹等坚守荥阳。项羽识破真相后，烧杀纪信，同时命令军士，猛攻荥阳。荥阳守将周苛、枞公认为魏王豹反复无常，难与守城，因将魏豹杀死。

刘邦逃入关中，征得一部分兵员后，仍准备夺回荥阳。谋士辕生认为不妥，他向刘邦献计说：“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问且碍休息，使韩信等得辑（安抚）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⑦刘邦从其计，进军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问，与英布合兵，然后向武关进发。果然调动了项羽南下求战。此时项羽后方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彭越曾在秦末参加农民起义，在反秦战争中立下不少功劳。秦亡后，他还拥有一支万人的队伍，但项羽未予封地，因此彭越怀恨在心。楚汉战争爆发，他归顺了刘邦。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彭越率游军经常在黄河沿岸活动，袭击楚军粮食补给线。及项羽领兵南下，攻打宛、叶，彭越又率部渡过睢水，与楚国大将项声，薛公战于下邳（今江苏邳县），攻杀薛公，直接威胁着楚都彭城。项羽首尾不得兼顾，乃留佟公守成城皋，亲率大军，东攻彭越，刘邦乘机击破佟公，夺回成皋。六月，项羽击败彭越，闻汉军已得成皋，立即挥师西进，一举攻克荥阳城。汉军守将周苛、枞公因拒绝降楚被杀，韩王信被俘虏，楚军包围成皋。刘邦见楚军攻势凌厉，成皋已不能坚守，乃独与夏侯婴共车从北门出逃，向北渡过黄河，至小修武（今河南获嘉县）。成皋又落入楚军之手。

汉军退出成皋后，在巩县（今河南荥阳西）筑起一道防线，以阻止楚军继续西进。此时，韩信、张耳已攻破赵国，主力部队正屯驻在黄河北岸地区休整。刘邦渡河至韩信大营，夺其印符，收回其所指挥的大部军队，用以加强巩县正面战场。随后即令张耳负责防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命他率领部分军队，东进击齐。为了加强敌后行动，八月，刘邦派将军刘贾、卢绾率领步兵两万人，骑兵数百名，从白马津（旧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北）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烧楚粮草、物资，以断其补给。彭越得到刘贾、卢绾的支援后，一连攻占原由楚军占领的雎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等十七城，截断了楚军成皋与彭城之间的联系。楚军侧背受到巨大威胁，项羽不得不停止攻势，再次亲击彭越。九月，项羽率军东征，临行前郑重地嘱咐大司马曹咎，要他“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⑧。

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刘邦乘楚军主力东调，远离成皋之际，再次渡河，复攻成皋。曹咎最初还能依照项羽指示，紧闭城门，坚守不战。刘邦见此情景，乃采用“激将法”，派人至楚军阵前叫骂，一连数日，曹咎按捺不住，终于在盛怒之下，领兵出击。楚军在渡汜水（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北流入黄河，现已湮没）时，因缺乏周密计划和严密组织，人多船少，互相争渡。汉军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术，水陆夹攻、矢箭交集，楚军乱成一团，被杀得人仰马翻，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曹咎自知违反项羽军令，失守成皋，难以活命，与另一守将司马欣皆在汜水上自刎毙命。汉军乘胜收复成皋，驻军广武山（在荥阳东北）上，就近取用敖仓粟供应军食，并包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以东。

项羽东征彭越，连续收复十几座城池。正想彻底消灭彭越，不料传来汜水惨败，曹咎自杀的消息，乃急忙由睢阳率军回救，汉军凭借险要，坚守不战。楚军几次东奔西驰，极为疲惫。项羽无奈，只得在广武驻扎下来。广武本是有名大山，山势险峻，山中断涧，划分为东西两峰。刘邦占据西峰，项羽占据东峰，两军隔涧，形成对峙局面。项羽欲战不能，欲退不得，前后受制，左右为难。数月之后，楚军缺粮，项羽心中十分忧虑。他在无计可施之下，乃命人将他俘获的太公（刘邦之父）置于肉案之上，隔涧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孰料刘邦不为所动，从容对项羽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日‘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⑨项羽大怒，欲杀太公。项伯劝阻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⑩项羽只得作罢。

项羽求战心切，用言语刺激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入耳，愿与汉王挑战（独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予为也。”刘邦识破项羽进退两难的心理，乃巧妙地回答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并在两军阵前揭露项羽犯下的十大罪状，以打击其军心士气。这十大罪状的主要内容为：违约背盟，任意封王；矫杀卿子冠军；擅劫诸侯兵入关；烧秦宫室，掘始皇墓，收取其财，以为私有；诈坑降卒，残暴成性；逐杀义帝，大逆不道；为政不平，立约不信。最后，刘邦进一步轻蔑地挖苦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指项羽），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听后，气得暴跳如雷，乃伏弩射击刘邦，正中其胸。刘邦机警地抚摸足部说：“虏中指!”刘邦因为创伤严重，卧床不起，为了安定军心，张良强请刘邦起行劳军。刘邦忍着伤痛在军营中巡视了一番，就急忙回到成皋城中，进行调养。

正当楚军汜水惨败，刘邦再次收复成皋之际，韩信远征齐国，也取得重大胜利。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攻破齐历下（今山东历城），进据齐都临淄。齐王率军退至高密，向楚求救。韩信入齐，威胁楚国侧背，项羽乃派大将龙且率领二十万人北上，与齐军会于高密。当时龙且部下有人看出汉军远来求战，孤军深入的弱点，建议龙且“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失陷地区人民）”，共同抗击汉军，汉军无所得食，可以不战而胜。但龙且素轻韩信，存有轻敌之心，且思战胜之后，可以占有齐国之半。乃不听深壁之计，急与汉军决战。十一月，齐楚联军与汉军夹潍水（今山东潍河，在潍县东）列阵对峙。韩信乃于夜间命人置备万余沙袋，用以塞水上游。天明后，引军进击龙且，佯败退走，龙且以为韩信怯战，乃引兵渡水追击。韩信使人决开沙袋放水，河水暴涨，龙且军被截成两段。韩信挥军反击，全歼已渡齐楚军。龙且自杀，潍水东岸楚军皆散走。汉军乘胜消灭残敌，追杀齐王广于城阳（今山东莒县），完全占领了齐地。

刘邦病愈，西入关中，至栎阳（今陕西临潼东），抚慰当地父老，调集关中兵马，返回广武，准备乘机发动攻势，打败项羽。是年春二月，刘邦接受张良、陈平建议，为调动韩信协力灭楚，派张良持印到军中立韩信为齐王；七月，又封黥布为淮南王。八月，韩信率兵自齐南下，准备直捣彭城。成皋汉军经过长时期休整，又得到关中兵力的补充和从燕地调来的轻骑，实力大增。项羽自知少助食尽，心中十分焦急。恰在此时，刘邦先后遣陆贾、侯公面见项羽，要求释放太公和吕雉。项羽乃与刘邦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在河南中牟县，即今之贾鲁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归还太公、吕雉，项羽撤兵东归。至此，楚汉进行两年又五个月的成皋之战予以结束，楚汉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释①②③④《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

⑤《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

⑥《资治通鉴》卷一○，汉高帝三年。

⑦《汉书》卷一《高帝纪》。

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⑨⑩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垓下悲歌鸿沟“中分天下”的和局，使楚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划界后，项羽准备离开广武向东进发，刘邦亦欲西归。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汉王采纳其献策。先是韩信破齐，杀龙且，请自立为齐王，刘邦为征调其兵击楚，勉强同意，但未划给封地。汉四年（前203），项羽曾派武涉往说韩信反汉连楚，三分天下王之，韩信不纳。之后齐人蒯通（即蒯彻）知天下权在韩信，义往见韩信曰：“当今两主（指刘邦、项羽）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②韩信犹豫，不肯背汉，遂谢蒯彻。汉五年（前202）冬，刘邦军在固陵（今河南淮阴县西北）追上了楚军，即召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合击楚军。然而韩信、彭越不肯会击，楚反攻，大败汉军。刘邦退入营壁，深堑防守。他对张良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③?

张良说“信、越未有分地（未为分划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④。于是刘邦乃取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海之地封韩信；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之地封给彭越；并派使者通知韩信和彭越“并力击楚”。韩信、彭越得到封地许诺后，乃回报刘邦“请今进兵”⑤。韩信从齐地进兵，刘贾军南渡淮水，围寿春，诱降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迎黥布，皆来会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

刘邦和韩、彭大军围垓下数重。这时项羽仅十万人，兵少食尽，士气低落，与汉交战多次未能取胜，入壁自守。为了瓦解楚军斗志，韩信使士兵对楚营高声呼叫：人心都背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项羽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立即率十万大军冲到垓下，未遇韩信，后面却来追兵。项羽一筹莫展，夜深人静，汉军四面皆唱楚歌，勾起思乡之情，不少士兵逃跑，连季布、项伯、钟离昧也悄悄离去。项羽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⑥于是夜起与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诀别。项羽面对着绝望的前途，心乱如麻，不禁泪下，乃慷慨悲歌，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⑦歌罢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⑧歌罢自刎而死，项王与左右皆泣。

于是，项羽决定乘夜突围，他率领八百多名精壮士兵南去。刘邦急派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项羽过淮河，仅余百余骑，行至阴陵（今安徽和县北）迷道，问一田父，田父故意指错方向，使项羽军陷人沼泽，被汉军追上。项羽率兵逃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兵数千人。项羽估计无法逃脱，对骑士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因而也）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即连战连捷），为诸君溃围，斩将，刈（夺也）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⑨说罢，将二十八人分成四队，竟然杀退了汉兵，他又带领剩下的二十六人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长江北岸的乌江浦），乌江亭长将船靠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足以称王）。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⑩。项羽笑答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于是项羽牵过所乘乌骓马，又对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乃命骑士皆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战斗中，项羽亲自杀死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伤十余处。项羽回身见汉骑将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吕马童对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项羽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为你做件好事吧）。”说罢自刎而死。这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年仅31岁。京剧《霸王别姬》就是根据这段史实编演的。

司马迁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表现了这位史学家对项羽的赞叹和惋惜的情怀。

项羽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他失败的历史教训却值得深思。他之所以失败，诚如他自己所云：“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翦伯赞先生解释说：“‘战’也者，即主观的创造，而‘天’也者，则为客观的倾向。项羽的失败，不在他主观创力的不强；而正是由于他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汉五年（前201），诸侯及将相均尊刘邦为帝，是为西汉王朝。

注释①《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②《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③④⑤⑥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⑧《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注引《楚汉春秋》。

⑨⑩《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翦伯赞：《东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三十三章刘邦建立西汉

高帝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击灭项羽，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附近）①，国号汉，史称“西汉”或前汉。刘邦先定都洛阳，不久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东汉之际，海内溃叛，天下大乱，攻战杀伐，将近十年。其问人民前赴矢石、后堕溪谷而死者，不下数百万人。加以兵祸之中，又益之以荒年，“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②。至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③。生产破坏，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④。

面对这种荒凉残破的局面，如何稳定封建秩序，复苏封建经济，已成为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刘邦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其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

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只有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汉高祖采纳了陆贾提出的这一“黄老无为”政治思想，从建立西汉政权开始，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士复员，“兵皆罢归家”⑤。军队官兵复员为民，“以有功劳行田宅”，即按本人功劳大小，给予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⑥意谓，原籍东方六国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得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归原籍者，免徭役六年。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无爵或爵位在大夫（第五级爵）以下者，“皆赐爵为大夫”，原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公大夫（七级）以上者，“皆令食邑”⑦，并优先给予田宅，其地位与新朝的县令、县丞相等。七大夫以下者，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徭赋。

三、招抚流亡。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不书名数（不著户籍）的人户，“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⑨。

四、释放奴婢。汉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更加减少。释放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因此，刘邦即位后，即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⑨，即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五、“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⑩。

六、重农抑商。汉初继承秦朝“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刘邦诏“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此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进一步从政治上压制商人，限制商业的发展，防止农业劳动力的流散。

七、鼓励增殖人口。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下令，凡“民产子”，可以免除二年徭役。

在政治制度上，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别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刘邦之后，三公、九卿名称虽时有改变，但一直发挥着国家机器的中枢作用。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郡县两级制度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制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亭。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军制方面，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两军，以拱卫京师，“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在地方，“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拉弓张弩）、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兵）。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这些地方军队，郡国由郡守和郡尉掌管，王国由国相和中尉掌管。

在法律方面，刘邦入关之初，与秦民“约法三章”，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令萧何在秦六律基础上，制定汉律。萧何芟除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增加部主见知之条文，“益《事律》、《擅兴》、《廒户》三篇，合为九篇”，因称《九章律》。

在赋役方面，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即进行全国人口登记，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依据户籍向人民苛赋征役。首先是田租，规定“什五税一”；其次是口赋（人头税），按照年龄分为算赋和口钱，“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凡：七岁至十四岁，不论男女，每口每年缴纳二十钱，敬奉天子，称为口赋。汉朝还规定，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服役，“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日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刘邦及其部属总结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刘邦善于用人。汉初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开国元勋”，除张良外，如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周勃、樊哙、彭越、黥布等，大都出身寒微，刘邦皆能量才任用，使其为效死力。西汉建国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主要官吏，大部分由其属下充任，地方小吏则由一部分秦朝旧官吏继任。除此而外，在社会上还有不少“贤士大夫”处于闲散地位。为了网罗这批人才，充实各级政府，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发布诏令，布告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即是说，贤人才士肯为西汉政府效力者，将分派各种不同官职。对于德才出众者，郡守要亲自登门劝请，派人驾车送至京师，并将其行状年纪，报告至相国府，以备差遣。如果地方官发现贤才隐瞒不报，一经查出，即予免职。刘邦此项措施，对于巩固新建立的西汉政权，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汉高帝九年（前198），刘邦采纳刘敬（娄敬）献策，将盘踞在东方原六国之后以及豪家大族，迁至关中。娄敬完成和亲任务从匈奴归来后，向刘邦建议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指匈奴），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他认为，关中一带，经过战乱，地旷人稀，北有匈奴，近者距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夜可至京师。秦时东方六国之后，仍有相当实力。一旦发生变故，将会两面受敌。为策万全，巩固西汉王朝，不如“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于是刘邦乃使刘敬迁豪族大姓十余万口于关中，给予良田美宅。其后，又陆续将诸功臣家、官吏世家、高赀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迁至关中。

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战胜项羽，争取反楚力量，曾把一些势力强大的将领分封为王。汉初，被分封的异姓诸侯王计有七个，即楚王韩信（先封齐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

异姓王占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从汉高帝五年（前202）至高帝十二年（前195），七年之间，刘邦借口他们谋反，先后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吴芮由于其封国僻远，势力最小，暂时保留下来。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控制诸侯王国，刘邦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重要军政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并规定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

刘邦在位期间，由于诸侯王均为刘邦子弟，而且大抵年纪较轻，还易控制，其弊端尚未暴露。但随着诸侯王的成长，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王国得以自征租赋，自筹货币，自行纪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至文帝、景帝之时，终于爆发了中央与王国之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秦建筑注释①《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②《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③《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④《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⑤⑥⑦⑧⑨《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⑩《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史记》卷三○《平准书》。

《文献通考》卷一五○，《兵考》二○。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注引《汉官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通典》卷一六三《刑一》。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汉书》卷一《高帝纪》四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汉书》卷一《高帝纪》二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汉书》卷一《高帝纪》。

《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匈和亲匈奴是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其人以游牧为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一些军用壁垒、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人好征战，手持长器弓矢，短器刀铤（音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之”①。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②。

秦初，匈奴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蒙恬打败了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重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以防匈奴南侵。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头曼单于收复河南地，至其子冒顿（音墨毒）单于乘楚汉战争之际，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西破月氏，北征丁令、坚昆等地（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并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③。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贤王）分领。他们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汉高帝六年（前201），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于平城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并讨伐韩王信，时值“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④。汉军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在自登山被冒顿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联系。最后刘邦用陈平秘计，派人重赂冒顿阏氏（音焉支，匈奴单于之妻，犹汉言皇后），始得脱险，至平城，汉大军到，匈奴解围去，汉亦罢兵归。

白登战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北部边境，代王喜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高帝数苦北边，谋对策，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诚能以逋（同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逋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⑤由于汉初战争破坏，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汉高祖九年（前t98），刘邦取家人子（宫人）为长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开关市进行交易，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和匈奴的侵扰。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刘邦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据历史记载，惠帝三年（前192）、文帝六年（前174）、文帝后元二年（前162）、景帝元年（前156）、景帝二年（前155）、景帝五年（前152），汉朝皇帝都曾经送宗女嫁给匈奴单于，或重申坚持与匈奴实行“和亲”。汉政府馈赠单于的礼物也逐年增多。如汉文帝六年与匈奴“和亲”时，一次就赠送单于锦绣衣袍、黄金装饰的带子、黄金带钩、汉族人用的篦梳、还有几十匹刺绣、织锦等大量贵重物品。汉初七八十年间的“和亲”政策，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姻。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和亲”并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多年间，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朝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掠人民”，抢劫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为奴。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些防备工作。公家养马，多至三十万匹，为建设强大骑兵创造了条件。到了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又无内顾之忧，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

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最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心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到汉宣帝时，匈奴在汉军连续打击下，已日趋衰落，因而被匈奴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纷纷脱离匈奴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再也无力向汉朝发动进攻。而西汉王朝也由于长期战争，使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汉政府与匈奴间的战争渐渐平息，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是汉朝略占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与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姻，情况已不相同。宣帝甘露三年（前51）和宣帝黄龙元年（前49），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汉帝。汉宣帝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超过汉朝各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毂、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⑥，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杀死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前33），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或作嫱、樯）字昭君赐单子”⑦。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希望通过这次和亲，建立永远和好安宁关系之意），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为竟宁”⑧（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恢复了旧日的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战争。“昭君出塞”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到死，在她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人都努力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和亲后的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百姓）亡干戈之役”⑨的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和洽的有力证明。

注释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②③《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④《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⑤《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⑥《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⑦《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⑧《汉书》卷九《元帝纪》。

⑨《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诸吕之乱向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太子刘盈年十七岁，即位，是为惠帝。惠帝即位之初还亲理朝政，但其为人仁弱，虽继承大统，而一切国家大政，皆操诸吕后之手。吕后，名雉，小字娥妁（xú许）。刘邦微时，吕后尝居田中耨。刘邦亡命芒砀山时，吕后常往相从。彭城之役，吕后与太公同为项羽所俘。后楚汉议和，始得释归。刘邦即天子位，吕后遂为皇后。吕后性情刚毅，多疑好杀，曾协助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大臣。高帝十年（前197），定陶戚姬有宠于刘邦，生赵王如意。吕后年长失宠，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后得大臣力争，始得不废，吕后因此对戚姬及赵王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邦死，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第一件事即命人幽禁戚夫人于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髡钳（剃发，以铁束颈），衣赭衣（罪衣），令其舂米。戚夫人边舂边叹息说：“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死罪）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①吕后闻知大怒说：“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赵王如意入京，乘惠帝晨出射猎之机，使人鸩杀之。又“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燀耳（以药熏耳使聋），饮痦（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②。吕雉阴鸷残忍竟至于此!

吕后意识到，惠帝接受的是一个外重内轻的天下。一方面，刘氏诸王，非其伯叔，即其兄弟，刘盈仁弱，非其对手。另一方面，功臣宿将陈平、灌婴、周勃、樊哙等皆手握重兵，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吕后具有极大政治野心，刘邦一死，她就同其亲信审食其密谋尽诛诸将，然后发丧。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故与帝（指刘邦）为编户（列次名籍）民，北面为臣，心常快陕（不快之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族诛功臣），天下不安。”③有人将此消息告之郦商，郦商往见审食其说：“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④现诸宿将皆领重兵在外，“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⑤。届时“大臣内叛，诸侯外反”⑥，国家危亡可翘首而待。吕后估计实力不足，乃迫不得已暂时中止诛杀诸将的阴谋。但在惠帝君国期间，吕后无日不在计划巩固中央与削弱诸王及元老宿将的方策，只是因为准备尚未完成，并未采取攻势而已。

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死，无子，吕后乃取惠帝宫人幼子，谓为惠帝子，杀其母而立为帝，吕后临朝称制。高后元年（前187）冬，吕后议欲立诸吕为王，征询右丞相王陵意见，王陵回答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⑦吕后不悦，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陈平、周勃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⑧吕后喜。罢朝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不应违背刘邦誓言在吕后面前“阿意背约”。陈平、周勃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⑨十一月，吕后拜王陵为少帝太傅，用明升暗降之术，夺去王陵相权。遂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其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奏事皆通过审食其作出裁决。然后又布置党羽，培养亲信，乃大封吕氏，立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吕台之子）四人为王，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其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同时还封其所爱后宫美人之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汉书·高后纪》作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⑩。在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乃开始向诸侯王进攻。高后七年（前181），吕后先后杀赵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而以吕氏代之。

吕后称制凡八年。当病笃时，为了实现其生前未能完成之计划，又作了一番最后安排：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并郑重地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为防范拥刘大臣夺取中央政权，吕后叮嘱吕产、吕禄要“据兵卫宫，慎毋送丧”，言罢死去。

吕禄、吕产专兵秉政，自知违背高帝誓约，恐为大臣及诸侯王所杀，因图谋作乱。其时，刘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在长安，其妻为吕禄之女，因得知吕氏阴谋。刘章恐事发牵连自身，乃秘密派心腹告知其兄齐哀王，欲使其发兵西向，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为内应，诛杀诸吕而立齐王。齐王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可是齐相召平反对，竟发卒围王宫。魏勃诓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召平信以为真，魏勃既掌握兵权，遂指挥部队包围了相府，召平被迫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国中全部人马，诛讨诸吕。同时，齐王又使祝午东向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琅邪王相信祝午之言，乃西行见齐王。齐王因而扣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征发琅邪国全部兵马，与其本部人马合兵一处，统领西进。琅邪王向齐王建议说：“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同意，乃备车送琅邪王。齐王遂率兵马西攻济南（吕氏封地），并致各诸侯王书，列举诸吕罪行说：“诸吕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吕产、吕禄闻齐王兴兵，乃遣大将军灌婴领兵迎击。灌婴进至荥阳，乃与部下计议说：“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乃驻兵荥阳，派使者通知齐王，欲与连合，等待吕氏有所举动，即共同发兵诛讨。齐王得报，乃还兵西界待时进讨。

太尉周勃因诸吕擅权，不得掌管军队，乃与丞相陈平商议：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其予郦寄与吕禄友善，可令人劫持郦商，然后令其子郦寄去至吕禄住所，劝其之国守藩（吕禄封赵王），“归还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吕产），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准备接受郦寄建议，欲归还将印，同时将此事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诸吕意见不一，吕禄同郦寄一起出外游猎，中途路过其姑吕媭住所，将上述决定告知吕委，吕媭听后大怒说：“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于是尽将其所藏珠玉宝器投掷堂下，说：“毋为他人守也”。

是年九月，平阳侯曹窋（zhuó茁，曹参之子）代行御史大夫事，前往面见相国吕产议事。适值郎中令贾寿使齐归来，尽告灌婴与齐楚联合欲诛诸吕情状，因责怪吕产说：“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乃催促吕产迅速入宫。曹窗听后，将贾寿与吕产谈话驰告陈平和周勃。周勃欲接管北军，但无天子符节，不得人。时襄平侯纪通为符节令，乃使周勃诈称天子之命进入北军。周勃又派郦寄和地客（九卿之一，掌宾客朝觐之事）刘揭劝说吕禄“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郦寄为好友，不会欺骗自己，遂解下印绶付与典客，而以兵权交给太尉周勃。周勃进入军门后，向全军发布命令说：“为吕氏右袒（脱衣袖而露肉也），为刘氏左袒。”军中将吏皆左袒，表示拥护刘氏。周勃因得掌管北军，成为北军的真正统帅。当时南军尚在吕产手中。丞相陈平乃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令曹窋通知卫尉，不许吕产进入殿门。吕产此时还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欲率兵进入未央宫作乱，为卫殿武士所阻，徘徊不得入。曹窗将此情况急告周勃，周勃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宣布下令讨伐。便急遣朱虚侯刘章立即入宫保卫少帝。刘章率兵千人，进入未央宫掖门（旁门），望见吕产在廷中徘徊。等到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挥兵向吕产进攻，吕产退走，值天空大风骤起，吕产部下慌乱，无心战斗，刘章追杀吕产于郎中府吏厕中。

刘章已杀吕产，少帝命谒者（郎中令属官，掌宾赞受事）持节慰劳刘章。刘章欲夺节信，谒者不肯，刘章乃与谒者同乘一车，因节信驰入长乐宫，斩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太尉周勃报告。周勃拜贺刘章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头尽捕诸吕男女，不论老少全部诛杀。吕禄被捕斩，吕媭被笞杀。然后周勃又派刘章将诛杀诸。吕满门事告知齐王，令其罢兵回藩。灌婴亦从荥阳撤兵回朝。诸吕之乱至此彻底平定。

注释①《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③《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④⑤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⑦⑧⑨⑩《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汉书》卷三《高后纪》。

《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文景之治出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②。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③，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④。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⑤，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⑥。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⑧。“损食膳，不听乐”，⑨，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⑩!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

四、重农抑商，人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发布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具体办法是“驱民地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人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人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人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人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之说。

大猩猩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风流笃厚，楚罔疏阔”。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注释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②《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⑤《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⑦⑧⑨《汉书》卷四《文帝纪》。

⑩《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汉书》卷五○《张释之传》。

《汉书》卷四○《周亚夫传》。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

《史记》卷三○《平准书》。

《史记》卷二五《律书》。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资治通鉴》汉文帝后七年。

第三十四章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树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兀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人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④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愈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⑤。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⑥。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⑦，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间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指淮南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⑧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疸（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⑨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⑩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义从伏生受《尚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⑩。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致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爱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在爱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问人于觳（山）渑（池）隘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觳、渑问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 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泅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臭必矣。”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入，入亦反王，奈何。”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蚕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人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轻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十二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方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

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

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景帝中五年（前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①②《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③《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④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⑥⑦《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⑨⑩《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齐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淮南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四九《爰盎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资治通鉴》卷一六，汉景帝前三年。

《史记》卷一。六《昊王濞列传》。

《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史记》卷一。六《吴王濞列传》。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续汉书·百官志》。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

武帝之治绩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明年，称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号，始于此。从此以后，西汉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形成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十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①。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②。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③。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④。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义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街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⑤。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⑥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⑦，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⑧。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⑨。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⑩。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借口诸侯王和列侯所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人偿赃”。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即是最好的说明。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人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图谋不轨创造了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先人为筅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筅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筅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人其器物”。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人缗钱”；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注释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⑦⑧《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上。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⑩《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汉书》卷九○《酷吏传》。

《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陈直《汉书新证）（修订本）。旧说认为三官中有均输令，无技巧令。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盐铁论·本议篇》。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六《武帝纪》。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史记》卷三○《平准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

汉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渐趋巩固。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四万户”①。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根据当时匈奴对汉嫂侮侵掠，诸侯王势力凌驾朝廷，封地超过古制等问题，上疏陈政事，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主张。景帝即位，擢晁错为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在文化典籍上，其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②。而儒家学说更是卓然复兴，出现各种不同学派。《汉书·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此种形势，为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他少治《春秋》，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连三次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称赞。

先后出任江都王和胶西王国相，正身率下，教令国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学著书为事，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他所说的“大一统”，即诸侯皆系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哲学理论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此之谓“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的表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人民服从皇帝，即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对皇权略加限制。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教，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⑦，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从此观点出发，他反对重大变革，主张一切要“法古”，要“以古准今”⑩。但是他认为，朝代更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秦朝是乱世，是“朽木粪墙”，无可修治，汉继大乱之后，必须改弦更张，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谓“更化”。因此他反对“汉承秦制”而专靠法治的做法。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皇权的巩固。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纲”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会于天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中的封建专制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嘉纳其言，于同年采纳丞相卫绾之奏，皆罢“治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二年（前139）冬，卫绾病免，武帝以窦婴为丞相，田蚧为太尉。窦婴、田蚧皆好儒术，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皇窦太后（武帝祖母）素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武帝毋向窦太后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后大怒，借故下狱，二人皆自杀，罢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蚧职务。儒家势力暂时受到打击。五年（前136）春，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被立于学官。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起用“隆推儒术”的田蚧为丞相。田虫蚧“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得以真正实现。从此以后，官吏来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儒家学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注释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篇》。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汉书·董仲舒传》。

《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

第三十五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1）

金滕藏策周公祭杷祈祷，欲代武王事鬼神。

欲代武王奉事鬼神在武王攻克商都以后的第二年，即十三年，当时天下的局势尚不稳定，周朝的政权还没有巩固，武王忽然生了大病。朝廷群臣惊慌，不知怎么办才好。太公、召公说：“让我们为国王的疾病占卜一下好吗?”周公不同意，说：“不要使我们的君王产生忧虑。”为什么不同意占卜呢?原来对于武王的疾病，他已想好了一个对付的办法。

他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牺牲，向祖先进行祭祀。他清除了一块土地作为祭祀的场所，上面建起三个祭坛，分别祭祀太王、王季、文王。祭坛建在南边，面向北方，周公站立在祭坛上。他身上戴着贵重的璧玉，手里拿着美丽的玉圭，恭敬地向太王、王季，文王进行祷告。

周公先把祷词写在竹简上，称为策书，然后由史官代为宣读。这时，祭祀场上一片肃静，只有史官宣读周公祷词的声音：“啊，你们的长孙今王发，因为勤劳王事，得了重病。倘若你们三王的在天之灵有什么病痛，需要做子孙的去服侍你们，那就让我姬旦来代替今王发吧!我有孝敬的仁德而又伶俐乖巧，多才多艺，能够很好地侍奉鬼神。今王发不如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他在上帝的宫廷接受任命，正按照上帝的意志治理四方，因而你们子孙的统治权才能在人间确定下来，四方的臣民无不尊敬畏服。唉!不要毁掉上天所降给的宝贵天命吧，这样我们先王的在天之灵也永远有所依归。现在我就要通过大龟的占卜来接受你们三王的命令了：假如你们允许了我的要求，我将拿着壁和圭归到你们那里来，等待你们的吩咐；假如你们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把璧和圭抛弃掉。”

做好保密工作周公简策上的祷词，已经把周公欲代武王发的要求告诉三王，于是，史官读罢祷词后，便在太王、王季、文王的灵位前各放一龟，进行占卜。占卜结束，打开写在竹简上的卜辞，一看得到的都是吉兆。周公欣喜地说：“好啊!国王不会有什么危险了。我刚从三王那里接受命令，只有如何能永远保持我们的统治这个大问题，才是我们应当考虑的。而我们的先王也因为这件事关系重大，在时时为我们的国王祝福。”

周公回去后，就把这写有祷词的简策，藏在用“金滕”（即金质的丝带）捆束的匣子中，以不忘这次祭祀的经过，作为永久的纪念。周公告诫保管这金滕匣子的人，不要把藏简策的事声张出去。在这次祭祀、祷告、占卜之后的第二天，武王的病果真有了缓解。

周公摄政为了江山社稷，周公不顾身败名裂，毅然扛负起江山重任。

英年早逝在周公进行祷告、欲以身代武王之后不久，武王的病情再度恶化，终于离开了人世。武王在文王受命七年时即位，九年时在盟津观兵，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伐纣取得胜利，到十三年末就因操劳过度、思虑太多而因病身亡。武王在位仅仅六年，去世时只有四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周王发去世后，大臣们根据他一生行事，主要是率领周军攻伐商纣克敌制胜，就给他评定了一个谥号为“武”。从此，历史上就一直称他为周武王。

周公毅然摄政武王立的太子名诵，是武王的长子，武王去世时，他只有十三岁，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虽然这样，在周公、太公、召公等大臣的拥立下，还是让他即了王位。后来，他被称为“成王”。

武王灭殷，只是伐纣一战，攻克商都，对原殷王畿附近的属国和殷朝上层贵族，特别是殷朝东面的许多夷族方国，基本上原封未动。他们中的一些顽固势力，不服从新建的周朝政权的统治，正在蠢蠢欲动，图谋反叛，形势相当紧张。周公恐怕天下听说武王驾崩，即位的新王年幼稚弱，乘机起来叛乱闹事，根据武王临终的嘱托，毅然决定宣布由他代理成王，摄行政管理国家所有事务。

兄弟中的轩然大波不料，周公的这一决定在兄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老三管叔，论资格他比周公年长，是周公的哥哥。他想，如果要代理新王即位，也应该由他来担当，况且，周公一直在武王身边，担任辅佐武王的重要职位，而自己只是封在殷国旁边，当一个监视殷国的角色，心中早就愤偾不平。听到周公代理新王行政的消息，管叔抑制不住心中的妒嫉之火，他联合蔡叔、霍叔等兄弟，大肆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将不利于王。”言下之意就是，周公要篡夺王位。

周公听到这种流言，首先对太公、召公进行解释：“我之所以勿避王位要代理行政，是恐怕天下叛周，失去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倘若这样，我无法向我们的先王交待。太王、王季、文王这三位先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直到今天才获得了初步的成功。可武王英年早逝，今王年少没有经验，我这样做是为了继续完成周朝的大业，没有其他目的。”太公与召公听了周公的话，反应冷淡，没有表示他们的态度。

远走他乡但是成王毕竟年少幼稚，他对流言竟十分相信。他想：“周公现在名为‘摄政’，代理我当周王。等到时机成熟，他就会把我一脚踢开。”因此，成王整天板着脸，与周公采取不合作态度。周公看出成王对自己的反感，为了不使这种矛盾加深，他决定在成王元年六月，于毕地给武王下葬后，暂时到外地去避一避。于是，他以视察、访问为名，向东南行，来到了楚国。当时的楚国（今河南西南部）在丹江之北、浙水之西，地名为“丹阳”。文王在世当年，楚国的鬻熊曾经来归周国，为文王出谋献策。那时周公年纪尚小，但鬻熊对周国的友好感情，周公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君臣重归于好周公出走后，成王知道是自己无礼的行为把他气走的，因此整天怀着负疚的心情，闷闷不乐，寝食不安。那一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割，忽然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田里的庄稼全部倒伏，一些树木被风刮得拔地而起。人民惶恐不安，以为是天帝来惩罚周国了。成王与宫廷百官穿戴上礼服，来到周公的住处，发现有一只用“金滕”包扎的长匣子。打开一看，内有周公书写的向先王的祷词，他要自己做牺牲，代武王去死，以使武王的病体痊愈。周公对武王的亦胆忠心，使成王深受感动。成王拿着策书，询问在旁的史官和管家，大家都说：“这是真实的事。唉!周公命令我们保守秘密，我们不敢把此事说出来。”

成王看着周公亲自写的策书，意识到周公对自己的父王一片亦诚，他完全是为了国家的事业，怎么可能来篡夺自己的王位呢?成王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叔父周公，抱着策书哭泣起来。过了一会，成王对大家说：“今天的事，没有必要去占卜了。过去周公勤劳地为国家工作，只是我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事情。今日上天动威，以此来表彰周公的德行。我应当亲自去迎接周公回来，这样做，按照我们国家的礼仪也是应该的。”

于是，成王走出城郊，准备到楚国去迎接周公。这时，大雨已停止，风也按相反的方向刮去，被风吹倒的庄稼又都重新挺立起来。太公和召公命令把被风刮倒的大树重新扶起来，用土加固。经过这一场风雨，成王和周公重归于好。

周召二公和好如初二位忠臣，坦诚相见，共同为国家贡献力量。

召公的妒嫉和怀疑召公名爽，是周王室的同姓亲戚，因他开始封的采邑在周畿内的召地，故称召公。召公历来担任太保之官，与太公、周公同为“三公”，是周王室的最高官职。周武王灭纣后，召公被封于北燕，建立燕国。召公命自己的长子到燕国去当国君，而本人则留在王室继续任太保，辅佐武王。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的叛乱后，太公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并担任齐国国君，昔日朝廷的三公就剩下周公和召公两人。周公因成王年幼稚弱，主动为成王摄政，代理行使国王的职权，经常以“王”的身份发布文告和命令，引起了召公的妒嫉和怀疑。营建东都告一段落，周公和召公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于是，成王决定，周公和召公分别处理东西两边的事务：自陕以西，由召公主持管理；自陕以东，由周公主持管理。（所谓“陕”，即今河南西部的陕县。）召公长期留守宗周，周公长期留守成周。

开诚布公的诰词矛盾似乎表面上得到解决，但一个国家两位最重要的辅佐，长期处于互相猜忌的状态，对于国家总是有害的。因此，周公旦主动给召公写了诰词，开诚布公，谈了自己的想法，以求得召公的谅解。周公首先谈了殷命的丧失和周命的来之不易。他说：“啊!由于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天便降下丧亡大祸于殷，殷已经丧失了上天所赐予的天命。我们周国已经得到了这个天命，但我不敢说，我们的事业能永远沿着美好的前程发展下去。啊!你曾经说我能够担负起治理周国的重任，但我却不敢安于天命，不常常去考虑上天的威罚。现在我旦不能做别人的表率，只能以前人的光荣传统，来开导我们幼小的国王。天命是难于长久的，我们只有努力发扬文王的道德，上天才不会舍弃文王所受的天命。”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接着，周公谈了商朝时贤士辅佐商王而使商国延长的历史经验，他说：“我听说过去成汤既已接受上天的天命，便有个伊尹辅佐成汤。在太甲时有个保衡，太戌时又有伊陟和臣扈，还有巫成帮助殷王治理国家。祖乙时有个巫贤，武丁时有个甘盘。正因为有这些贤士帮助治理殷国，才使殷朝的统治经历许多年代。而殷国的后代继承人如纣，却蔑视上天的威严而招致灭亡。现在你能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就能有牢固的天命，以明智的措施治理我们这个新建的国家了。”

然后，周公又谈了文王、武王时辅佐的贤明，他说：“啊!过去为什么上天一再劝勉文王的品德，把治理天下的天命放在他身上?这是因为只有像文王这样有道德的人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同时也因为文王有虢叔、闳天、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些贤臣。如果没有这些贤臣奔走效劳，努力地宣扬教化，文王的美德便不能传播给国内人民。到武王时，这四人仍保持他们的禄位。后来武王奉天命征伐殷国，他们又都辅助武王奋勇杀敌，使武王成就大业。现在我旦好像前面有条大河，我和你先去涉渡。年幼的国王虽在位而幼稚无知，我们能够不担起自己的责任吗?努力去做犹恐不及，如果我们这些年长有德的人不能和睦团结，那我就不会听到凤凰的叫声，更何况知晓天命!”

心迹和愿望的表白周公对召公的诰词，越说越激动。最后，周公向召公表白自己的心迹和愿望，他说：“啊，你现在应该看到这一点：我们从上天那里接受天命，虽然无限美好，但也有很大的艰难。希望你的心胸要宽阔，我不是为了后代子孙而迷恋禄位。啊，告诉你，我是非常相信你太保的。希望你能敬重地和我相处，看到殷国丧亡的大祸，长久思念着上天的威罚。我如果不是一片诚心，能够说这些话吗?我想问：‘除了我们二人，还有谁和你的品德相合?’你定会说：‘正是有我们二人在，上天才降下许多美好的事情。’啊!我们二人性情笃厚，合力辅佐国王，才使我们的事业达到今天这样美好的境地，才使四海之内，凡太阳所能照到的地方，无不恭敬顺服。我很不贤惠，说了这么许多话，因为我在忧虑天命和民心的不易保持，往后必须以恭敬的态度来治理国家。”

将相和好的千古佳话这一篇诰词，心胸开阔，情意恳切，表现了一个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人的高尚品德。召公看了这篇诰词，为周公的献身精神所感动，消除了对周公的疑虑，并产生了尊敬和钦佩之情。周公这篇诰词，经后人整理，题名为“君爽”，收入《尚书》中。周公和召公由猜疑不和到真诚合作，是历史上千古传颂的佳话。

三诲康叔三次诰书，体现了兄长对弟弟的感情，更体现出对国家的责任感。

兄长的关爱康叔名封，在周公的十个兄弟中数老九。他被分封为卫国国君时，只有二十几岁，却要担负起统治数量相当多的殷遗民的任务。因此，周公总是不放心，生怕出什么纰漏，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周公曾三次发出诰书，对康叔谆谆告诫要防止那些偏差和不良的后果。作为一个兄长，对幼弟如此关心备至，确实难能可贵!

谆谆告诫如何治国刚分封康叔建立卫国的时候，周公就做了一篇关于如何治国的诰词对康叔封进行训诫，他说：“诸侯之长、我的弟弟、年幼的封啊!由于你英明的父亲文王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贤能者、尊敬有德者、镇压叛乱者，使庶民懂得道理，才缔造了我们小小的周国，并且影响日益扩大。这种勤奋的德行传到天帝那里，天帝给予赞扬，就命文王灭殷，代殷接受天命统治其国其民。你的亲兄武王更加勤勉，才使你年幼的封能在东土当诸侯。到殷故土，你要广泛寻求殷的贤人、君子、长者，问他们殷的所以兴起和所以灭亡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爱护民众，这样你就可以治理好殷民。唉，年幼的封啊!治理国家就好像医冶自身的疾病一样，要谨慎小心啊!到那里一定要尽你所有的力量，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只有这样，才能安定民众。对于刑罚，一定要小心，要严明。根据殷商的刑法判罪时，一定要采用正确的原则，确定罪人应得的刑罚。去吧，封啊!要努力完成你的任务，经常听取我给你的教导。只有把民众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康，你也才能世世代代保持对殷民的统治。”这是第一篇诰词，后来题名为《康诰》。

好酒贪杯的祸患当时统治者酗酒现象比较普遍，殷商统治者就是因为沉湎于酒色、不问朝政而被推翻的。为防止年幼的康叔酗酒误国，周公又做了第二篇诰词。他以王的身份向康叔劝勉说：“封啊!你尊敬的父亲文王曾经告诫诸侯国君及其官吏们：‘不许经常饮酒。只有在祭祀时才可用酒。’过去我们的诸侯和官吏遵照文王的教导，不好酒贪杯，所以能代替殷商接受天的天命。封啊!我听到这种说法：从前殷商圣明的国王都敬畏天帝，官吏各尽其职，没有人沉湎于酒。然而殷商的后继国王沉醉在饮酒作乐之中，纵欲无度。臣民也放肆地饮酒，那酒肉的腥味冲到天上，被天帝闻到了，所以把亡国的大祸降给殷。封啊!你要训戒殷的老臣、诸侯、各级官吏与你本人，都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强行戒酒。倘若有人报告：‘有一群人在一起饮酒。’你不要放纵他们，而要把他们尽行拘捕，押送到我这里来，我要把他们杀掉。封啊!你要经常听取我的教训，不要使你所统治的臣民沉湎于酒。”这是第二篇诰词，后来题名为《酒诰》。

以民为重第二诰发出后，周公仍觉放心不下，于是再发第三诰。周公说：“封啊!对我的教令，要由公卿下达到他的臣民，由诸侯国君下达到他的部下。你要告诉他们：‘我不会杀掉无罪的人。’对于曾经为非作歹或杀掉奴隶的人要宽恕，对于曾经刺探国君情报或迫害过人的人也要宽恕。不要互相残杀、互相虐待。自古以来，国王就是要求好好地养活小民，安定小民。按照这种经验统治小民，就没有犯上作乱的事。好比种田，既然辛勤地耕垦土地并播上种子，就应当考虑修治疆界和田间水渠；好比建造房屋，既然辛勤地筑起四周的墙壁，就应当用茅草盖好屋顶，涂补好屋顶上的漏洞；好比用上等木材制作家具，既然辛勤地砍削和加工，就应当涂上好颜料，以求美观。从前我们的国王推行德政，贤臣主动来辅佐，诸侯主动来称臣纳贡，兄弟之国也表示臣服，这都是推行德政所致。要想使我们的统治保持万年，王的子子孙孙就应当永远保护广大民众。”周公对康叔的这第三篇诰词，后来题名为《梓材》，意思是“梓人”即木匠如何处理材料，它的含义是很深刻的。

在周公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心教诲下，年轻的康叔封没有染上酗酒的恶习，勤勉地治理着卫国。

因此，东方的局势稳定，秩序良好，自周公东征平叛后再也没有出现波折，卫国真正起到周朝东方卫士的作用。

昭王南征昭王贪欺的膨胀，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生活上的不检点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去世后其子瑕即位，就是周昭王。昭王在位时，道德不如先王那样淳厚，开始对诸侯勒索财物，诸侯也逐渐离心叛逆，天子和诸侯间出现了矛盾。昭王的生活作风又不加检点，他有许多妃子，而对王后态度冷漠。于是，王后也生活放荡，行为不轨。传说昭王娶了个房国之女作王后，称为“房后”。房后在生子前并没有和昭王同房，而是感觉到有一个由尧的儿子变成的丹朱神靠在她身上，便怀孕而生下儿子满，他就是后来的穆王。由这个传说推测，穆王也许不是昭王的儿子，而是房后野合而生。

一代君王溺水身亡由于南方的楚国不断壮大，叛乱无常，而周朝在成王、康王时积聚了一些物资和力量，因此昭王很想用武力去征服荆楚，使之归顺，定期朝贡。昭王十六年，在经过一番谋划和准备后，周朝出动大军伐楚。在渡汉水时，昭王遇到了一头大水兽，十分惊恐。经过周军的奋力扑击，大水兽逃跑了，总算有惊无险。这一次伐楚，昭王取得了一些胜利，掠夺到不少财富。

利欲熏心的昭王尝到伐楚的甜头后，过了三年，又亲率六师，对荆楚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征伐。周师浩浩荡荡开到汉水边上，适逢天气阴霾昏暗，以致野鸡和兔子都震惊窜突。昭王急于要渡汉水，抓来楚国的船夫，强迫他们出船运送大军。船夫们对昭王的粗暴态度和强盗行径恨之入骨，怎肯为周军出力!他们想出了一个捉弄昭王的办法，用一条以胶粘板合成的船来运送周王。当渡船驶到汉水中流时，因为胶液溶化，船只解体，昭王和祭公还有大量周军人员纷纷落水，一时间一片混乱。幸好昭王的右卫辛余靡臂长力大，会游泳，他竭尽全力把昭王营救到汉水北岸，可惜昭王因溺水时间过长，已经停止呼吸。楚人乘势发起反击，把昭王的六师打得落花流水，几乎全军覆没。这一年，天象也出现了奇异的光环，传说在晚上，天空清朗，有五色光贯穿于紫微星座，似乎在报告昭王不幸遇难的消息。

周王室出现危机这次昭王南征荆楚，被船夫用胶板粘合的船暗害，溺水身亡，丢尽了周王的面子。周王室对这次事件的真相讳莫如深。许多史书记载为：“昭王南巡狞不返”或“昭王南征不返”。自此，部分诸侯和周边少数族的势力愈益增大，周王室难以控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穆王的爱情偶然的相识，短暂的相处，却成了永远的相思。

短暂的相处一次，穆王外出游玩，来到盛国。国君盛伯献上他的女儿陪穆王一起游玩，穆王十分喜欢。因为盛国是姬姓国家，穆王就赐盛伯之女为“上姬之长”，居于上位，当众女之长。穆王还为盛姬建了一个美丽的台，称为“重璧之台”，台上放置许多美玉。

隔了几日，穆王与盛姬一起到东边的大泽之中游玩。正好遇上刮风，气温骤然下降，盛姬受了风寒生起病来。穆王十分爱怜，就留在泽中看护，并下令把这个湖泽称为“寒氏”。盛姬发高烧，要喝水，穆王命人取来最美味的浆给她饮。盛姬之病使穆王心中烦躁不安，独自来到为盛姬建筑的重璧之台，忽见下人急速奔来，报告盛姬亡故的噩耗，穆王哀痛之极，下令把盛姬的灵柩暂时安放在附近的毂丘之庙。

隆重的葬礼接着，穆王为盛姬大办丧事。那天，穆王命大臣祭公谋父主持丧事仪节，儿子伊扈和女儿叔挫为“丧主”，负责接待吊丧的宾客。穆王亲临丧事，命令群臣临丧致哀，自己则对着年少夭折的盛姬灵位呜咽抽泣起来。这时，内史执簿册，书写宾客赠送的财物。曾祝命敷设筵席，摆上祭奠的菜肴、饭食。于是，曾祝宣布祭奠的仪式开始，众人哭着各就丧位。内史读哀词而哭，侍者捧食具而哭，佐者捧衾带而哭，（衾带，即盖尸体的单被。）乐人陈琴瑟笙竿而哭，百余官人各以其职事而哭。经过一阵男女错踊的哀哭，宾客才渐渐散去。

过了二日，在乐池之南为盛姬举行葬礼。穆王命令盛姬之丧视王后的葬法，要求附近韦、谷、黄城三地的民众前来护送灵车。送丧的队伍由曾祝在前导行，大匠守护灵柩。队伍前拉起绣有日月七星和龙纹的彩旗，乐队击鼓以示行丧的队伍行进，举旗劝人节哀，击钟劝人止哭。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三踊而行，五里而止。经过五次停息，到达重璧之台，于是宣布灵柩停驻于此。天子决开姑由之水以环绕丧车，称此车为“明车”，再行祭奠。又过了些日子，送葬的百物皆备。那天，在葬地之上张开峦幕，哀悼的鼓乐齐鸣，警卫部队及亲属、百官再哭而踊，于是盛姬之棺徐徐下葬。在读罢哀悼的祥词后，穆王决定给盛姬赐一个谥号，叫“哀淑人”。同时，命名盛姬的坟丘为“淑人之丘”。

缠绵悱恻的爱情此后，在一段较长的日子里，穆王经常思念淑人盛姬，往往会伤心落泪。有一次，警卫士兵要豫见到穆王又在伤心，猜想一定是在思念盛姬，便上谏天子说：“自古有死有生，岂独淑人?天子不乐，出于永思。永思有益，莫忘更求新人。”穆王听了谏言，心中悲哀，复又流泪不止。

国人暴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大肆搜刮民财夷王去世后，其子胡即位，就是西周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周厉王。厉王初即位，就喜欢主张专利的荣夷公。荣夷公是荣国国君，在周王室担任一定官职，“夷”是其死后的谥号。所谓“专利”，就是把国都附近的山林川泽，都封锁起来，不让人民进去打柴、采集、捕鱼、捉水产品。谁要进入这些地区，就要缴纳高额的税金。周王可以借专利之机大发横财。但是，国都附近的平民和工商业者，当时称为“国人”的人，生活就发生了困难。

这时，周宫廷中有个贤臣芮良夫评论此事道：“山林川泽之有物，是天地所生。天地百物，大家都以此为生，怎么可以专利?专利激怒的人甚多，荣公以此教王，王能长久吗?在王身边的人，应引导物质利益布施于上下，使神人百姓各得其所。即使是这样，还要经常忧惧怨恨的产生。《文王》诗说：‘布施赐利，以成周业。’现在王学专利的结果必然归附者少。王用荣公，周朝必败。”厉王听到芮良夫的议论，只当耳边风。由于利欲的驱使，厉王还是起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大肆搜刮民财，以供自己奢侈享用。

堵住民众的嘴巴专利政策推行后，国人由于被王室官府盘剥，难以维持生活，纷纷表示不满。王室重臣召穆公向厉王进谏道：“百姓已经不能忍受贪暴的政令了!”然而厉王不但不放松专利的剥削，并且从卫国招来巫师，要他们监督京城内百姓，发现谁发表“诽谤”王上的言论，就立即加以杀戮。这样，国人再不敢发怨言。亲戚朋友在道路上相见，也不敢说话。只眨一下眼睛，表示对王室贪婪剥削和残暴镇压的愤怒。厉王看到这种情况，高兴地对召穆公说：“你看，我能够消除百姓的诽谤，现在他们都不敢说话，天下太平了。”

失去民心的大祸召穆公严正指出：“这是堵塞人民的口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壅河水一旦决口，伤人必多；堵塞人民的怨言不让发表，更会如此。所以治理河水要疏通，使之流畅，治理人民要开导他们把话都讲出来。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士大夫都献诗，盲人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师官劝告，百工进谏，庶人传话。在近臣都进行规劝、亲戚观察补缺、各方面都发表意见之后，王再进行归纳、斟酌、取舍，这样王事就能顺利而不发生逆乱。人民有口，就像土地有山川一样，财富从那里出来，衣食在那里生成，善恶兴败在那里出现。人民心中有思虑，口中就发言，倾其言而行就能成功，怎么可以堵塞?堵塞人民的口不让讲话，终究会酿成大祸!”

无法阻挡的暴动厉王不听召穆公的劝谏，仍一意孤行，对各种自然资源都实行专利，有怨言者即行斩首。这样过了三年，国都中的人民再也忍无可忍。他们便联合起来，愤怒地冲进王宫，守宫的卫队无法抵挡。厉王见这么多人汹涌而来，知道民众起来造反了。他知道被愤怒的民众抓住，后果一定不堪设想，连忙命人驾车，从宫后门溜出，狼狈逃窜。厉王的车马不停蹄，一直向东北方向亡命奔逃。他渡过黄河，来到彘邑（即今山西霍州市东南），认为国人不可能再追来抓他了，才在那里找一块地方，避居下来。

召穆公舍子救主为了国家舍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后人是应该叹息还是感动呢？

国人包围召公家众国人、工商业者、军士冲进王宫，本想抓住厉王，进行审问，以发泄多年来被残酷剥削压迫的心头之恨。可是找遍王宫，不见厉王的踪影。有人说，看见厉王驾着马车从宫后门逃跑了。厉王的车已跑得很远，不知去向，众国人无心追赶，便想抓住王太子。寻找太子时，又听说太子已逃往召穆公家。于是，愤怒的人群就匆匆向召公家奔去。

不一会儿，成千上万的民众把召公的家围得水泄不通。鉴于召公不是阿谀逢迎、助纣为虐之辈，平日能进谏厉王，经常为百姓讲些公道话，故众国人并未像冲进王宫那样直冲召公家门，只是在门外大喊，要召公交出太子，接受民众的审讯。

召穆公名虎，是周初辅佐大臣召公爽的后代，“穆”是他的谥号。召公虎是周厉王的重臣，平时对太子十分关心，经常辅导他。太子名静，也有的书上写作靖，他看到愤怒的国人冲进王宫，父亲急急匆匆驾车逃跑，顾不上与家人同行。他想，自己若被国人逮住，国人满腔的怒火一定会发泄到他头上，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于是便逃到召公家去暂避灾难。召公把太子接进门，本打算隐蔽起来，让他在这里避过风头。不料过了一会，众国人在外面喊声大作：“把太子交出来!”召公知道，成千上万的民众在门外守候，隐藏太子已不可能，若让这些民众冲进宅院，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忍痛割爱召穆公对家人说：“过去我一直向王进谏，王不听我的劝告，因而造成今天的灾难。现在我把太子送出去，肯定会遭不测之祸。服侍诸侯国君，虽有怨事不能发怒，遇到险情应全力相救，而况服侍的是王呢!”外面民众催着要人的危急关头，召公情急之下，忍痛命自己的儿子穿上太子的衣服，将他冒充太子送出门外，交给国人。愤怒的民众见“太子”出来，迎面就是一顿痛打。可怜召公的儿子年幼稚弱，经不起众人的扭打，很快就不省人事，命归黄泉。“太子”一死，众国人认为怨气已出，厉王一时也找不到，就四散而去。

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厉王既然已经逃亡，“太子”也已经身死，国人听说诸侯中有一个共伯名和的国君，品性贤德，好行仁义，近四方都传扬他的美名，干是就请共伯和来京城代理行使国君职权。这一年，就称为“共和”元年。据推算，共和元年当公元前841年。从共和元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确切可靠的纪年。

中国古代第一本正规史籍司马迁所作的《史记》，其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就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编起的。

被救的太子登上王位共和十四年，京城传来逃亡周王在彘逝世的消息。人们根据王的一生行事，给他评定了一个恶谥为“厉”。古传的《谥法》规定：“杀戮无辜臼厉。”从此，人们便称这位已故周王为厉王。厉王一死，召公便宣布厉王的太子静还在人间。

经过十四年光阴，太子静在召公家已长大成人，成为一个英俊懂事的青年。太子静毕竟是周王的嫡长子，是最名正言顺能继承王位的人。共伯和说服诸侯与国人拥立太子静为王，自己又回到原来的国中去。太子静登上王位，他就是周宣王。

国人暴动时，如果召穆公把太子静交出去，一定早被国人打死，就没有后来周宣王的登位了。召穆公牺牲自己的儿子救了周宣王的性命。召穆公这种牺牲骨肉保全王子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被传为美谈。

烽火戏诸侯因迷恋女色，公然戏弄各方诸侯，离灭亡的确不远了。

为救父亲，献出褒姒周宣王即位后，将复兴周室、整顿国事为己任，挑选了召公虎等一批忠臣良将做自己的辅臣。在他们的辅佐下，宣王出兵讨伐各地叛逆。经过几年的征战，诸侯臣服，四夷归顺，在周宣王治理下，一度出现了兴盛的气象。公元前七八二年，周宣王由于出征战败，忧郁而死。

众大臣们遵照遗嘱，立太子宫涅为天子，于灵前即位。他就是西周的末代国君周幽王。即位之后，周幽王传旨，立申侯之女为后，立其宜臼为太子。

幽王即位时，因宣王晚年四处征伐，使国力已十分虚弱。但他并没有像宣王早年那样奋发图强，反而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使得国政不但没有起色，而且日益颓落。

周幽王即位之后，根本不理朝政，整天只知吃喝玩乐，耽于女色，曾一连三月不管国事，国政荒废。

周朝有个诸侯国叫褒国。其国君褒垧见幽王这样昏庸，就来规劝。幽王大怒，反而把褒垧关进大牢。

褒垧被幽王囚禁起来，褒垧之子洪德闻讯焦急万分，于是便与母亲商量怎样才能救父出狱。他们听说幽王非常喜欢美女，就四处寻访，用重金买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取名。褒姒”，教给她宫中礼仪，训练她歌舞技艺，然后献给幽王。幽王见了褒姒大喜，于是下令放了褒垧。

埋下种种祸根幽王十分宠爱褒姒，她入宫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伯服。幽王为了讨得褒姒的欢心，就找个借口废了申后及太子宜臼，把褒姒立为王后，伯服立为太子。申后遭此厄运，怕宜臼被幽王加害，就让他去投奔外公以保全性命。宜臼强忍悲伤辞别母后，趁夜逃出镐京，投奔了申侯。

幽王没有了申后在身边规劝，更是不理朝政，整天与褒姒玩乐。幽王发现一件怪事，褒姒虽整日玩乐，可从没笑过，不管多么有趣的事情，她都没有露出过笑意，更别说笑出声来了。幽王觉得十分纳闷，对褒姒说：“爱姬生得千娇百媚，若再开颜一笑，必定更加令人销魂。”褒姒淡淡地说道：“贱妻生来就不喜欢笑，大王不必见怪。”幽王哪里肯信。存心必要让她一笑。于是贴出布告：“有能让王后一笑者，赏金一千。”告示一出，各种人争相献艺。有的来讲令人捧腹大笑的笑话，有的来表演一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怪相。可褒姒听了看了，脸上依旧还是没有一丝笑容。幽王手下有个大臣叫虢石父，正事不干，却是个溜须拍马的高手。他想出了个办法奏与幽王，叫做“烽火戏诸侯”。原来周朝时遇到敌情，主要靠烽火台报警。那些烽火台遍布国中各地，相邻的两座能互相看见。如果发现了敌情，在白天就点燃晒干的狼粪，据说狼粪点燃，其烟不散，易于看到靠“狼烟”传递的情报；倘若是晚上，就点燃柴草，靠火光报告敌情。这样一台传一台，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部队赶往京都，听候调遣。

幽王得了这个主意，高兴异常，决定一试。这一日，秋高气爽，幽王带着褒姒来到城楼，登台远望，山光水色，尽收眼底。幽王下令燃火报警，顿时狼烟点起，直冲云天。远近诸侯看到狼烟直上，还以为敌国来犯，于是纷纷点兵备马，奔向镐京。他们赶到镐京城下，只见幽王和褒姒坐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哪有敌兵的影子。诸侯们的这一阵奔忙，可把褒姒给逗笑了。幽王见褒姒微笑如花，比平日更加可爱，心中大喜，马上给了虢石父千金的奖赏。可怜那些诸侯，白白奔波一场，睹气带兵回国而去。

第三十六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2）

西周灭亡再说申后的父亲申侯见到外孙宜臼。得知幽王废掉了申后和宜臼，非常生气，于是就设计向犬戎借兵攻周，要出憋闷在胸中的这口恶气。犬戎兵强马壮，早有东侵之意，见申侯前来借兵，自然正中下怀，立刻发兵前来攻打镐京。幽王看到犬戎兵马打来，赶紧派人去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狼烟升起，却无诸侯一兵一马前来，原来诸侯上次受骗后，不再相信狼烟。就这样，镐京被犬戎攻破，幽王逃到腑山脚下，被追兵所杀，褒姒也被犬戎人抓走了。申侯原来只是想兴兵问罪，哪想幽王被杀，虽是大仇得报，但想到周朝天下不能落戎人之手，于是又暗地里派人去联络各诸侯国，请他们派兵前来助战，赶走了犬戎。诸侯们看到幽王已死，国中不可无主。遂拥立幽王的儿子宜臼继承王位，就是周平王。再说犬戎虽然退兵，但都认为此次攻周，申侯的外孙登上王位，自己却没得到什么实惠，因此心中怨恨，从此屡屡出兵东侵，战火连绵不断。周平王即位后，怕犬戎人再一次打进来，而周朝已没什么力量抵抗了，加上镐京已被战争毁坏殆尽，于是在公元前770年，把王都从镐京迁到了周公营建的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因为镐京在西边，所以历史上把平王东迁以前的周朝称为西周，把平王东迁以后的周朝称为东周。迁都之后，周朝的实力和威望一落千丈，再没有往日的威风了。

黄泉之下见母亲残酷的政治斗争阻挡不了母子间的真情。

因难产而厌恶长子郑庄公弟兄二人，母亲武姜因生庄公时难产，因此对他心生厌恶，取名“寤生”，相反对其弟弟叔段却百般宠爱。

按照古制，寤生是长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成为郑国君主。母亲武姜更加心怀不满，千方百计培养叔段的势力，以便强大后取代庄公。于是她就替叔段请求封地想要制邑（今郑州上街），庄公不同意，武姜又请庄公把叔段封到京襄城（今荥阳），庄公同意了。叔段到京后，称京城太叔，招兵买马，修筑城墙，准备谋反。

卿士祭仲发现后告诉了庄公，庄公说：“只要我母亲愿意，有什么关系?”祭仲说：“武姜没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把他们安置个合适的地方，不然就难对付了。”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

与母亲恩断义绝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年），叔段认为时机成熟，就和母亲商量谋反日期，武姜作出决定后就回信给叔段，让他立即起兵，自己做为内应。此时，郑庄公早已发现母子二人的阴谋，截获了密信。拿到证据后，郑庄公即派公孙吕率二百辆兵车包围了京襄城，叔段措手不及仓皇逃至鄢陵，又被庄公追杀而被迫逃到共城（令河南辉县）后自杀。

这样一来，庄公对姜武更加不满，扬言“不到黄泉不再见面”。庄公就把武姜送到颍地（今登封颍阳）居住。

黄泉之下见母亲过了一段时间，庄公有些后悔，在设宴招待管颍地的官员颍考叔时，颍考叔想和解他们母子的关系，于是在用餐时把一些好吃的东西藏在了袖子里。

庄公感到非常奇怪，就问：“这是何意?”

颍考叔说：“我母亲常年在乡下没吃过君主赐的饭食，我想给她带一些回去，以表示我的一片孝心。”

郑庄公就讲了与自己母亲关系破裂的经过。颍考叔说：“这好办，我们可以掘地道至黄泉，筑成甬道和庭室，在那里，你们不就可以见面了吗?”

庄公深感此法妥当，就委托颍考叔办理此事。于是颍考叔迅速行动，在京襄城很快挖成了一个地道，请庄公和母亲在那里见面。母子二人见面后抱头痛哭，从此言归于好。

大义灭亲为了国家纲纪，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世人敬仰。

恃宠骄横的三皇子故事发生在春秋初期的卫国。卫庄公先娶齐国公主庄姜为夫人。庄姜美貌，但没有生育，所以庄公又娶陈国女子厉妫为妃，不久便生下一子，取名“晋”。厉妫的妹妹戴妫陪嫁庄公，也早生一子，取名“完”。不幸姐妹俩生了儿子后相继去世。庄公便将晋完交由庄姜抚养，自己又宠幸上一个年轻的宫女，生下一子，取名“州吁”。

三个儿子渐渐长大。与两位老实本分的哥哥不同，州吁自小性格暴戾，喜欢骑马射箭，舞刀弄棒。庄公对他十分溺爱，他更恃宠骄横，为所欲为。大夫石碏劝庄公说：“臣听说爱护子孙的最好方法，是教育他懂得道义和行事做人的规范，太过宠爱，就会骄横，骄横必生祸患，请主公三思!”卫庄公听了不以为然，对石碏的劝告一笑置之。

石碏的儿子石厚偏偏是州吁的铁哥们，整天在一起飞鹰走狗，惊扰百姓。一天，他们又闯了祸，石碏将石厚鞭笞五十，反锁在家。石厚仗着有三公子撑腰，竟翻墙而出，干脆住到州吁家去了。

杀兄篡位过了五年，庄公去世，太子完立为桓公，石碏也告老还乡。桓公对弟州吁的骄奢淫逸十分生气，常加呵斥，州吁一怒之下竞奔往他国。桓公十六年（公元前719年），天子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登基。卫桓公要去洛邑参加吊唁仪式与登基典礼。州吁感到机会来了。经过一番策划，由石厚率领几百名敢死队员埋伏城外，待卫桓公一行刚出城门，州吁收聚的一批卫国的亡命之徒即蜂拥而上，发动突然袭击，将卫桓公杀死。州吁由此夺得君位。公子晋闻讯连夜逃奔邢国。

落入圈套州吁品行不端，又弑兄夺位，无法得到大臣拥戴。为了慑服人心，他答应逃亡在外的郑庄公弟段的请求，发起卫、宋、陈、蔡联盟，发动讨郑战争，但人心依然不服。万不得已，只能让石厚去向父亲石碏请教。

石碏回答说：“人心不服，原因很多，但诸侯的名位正当与否，天子的册命是根本，州吁如能获得周桓王封赐，问题自然解决了。”

听了石厚的回报，州吁犯难了：天子原来册封的是卫桓公，自己弑兄夺位，如何向天子去说，石碏又提议说：“陈侯颇受天子信任，一向朝聘不缺，关系亲密。您如能亲自去陈国央求陈侯代向周天子通报，或许能解决册封问题。”

州吁闻言大喜，马上张罗玉帛礼品，准备择日亲自拜访陈国。石碏知道后，抢先修血书一封，派心腹连夜送往陈国。

卫桓公完与公子晋都是陈国女子所生，陈侯自然亲近完、晋，厌恶州吁，接到石碏的血书，正合心意，马上暗暗作好准备。这天，州吁和石厚来到陈国，陈侯令太庙相见。州吁、石厚上得殿来，只听一声令下，两厢甲士涌出，将州吁、石厚二人一举擒获。陈侯取出石碏血书当殿宣读，将二人分别拘押起来。

杀死自己的亲儿石碏接到陈侯送来的信，马上分头通知各位大夫朝中相见。卫国百官听说老大夫相招，纷纷前来，开启陈侯书信一看，方知州吁、石厚已被拘禁于陈国，只等卫国大臣公议如何处决。暴君被除，百官自然高兴异常，一致认为州吁叛君谋命，罪在不赦；石厚仅是从犯，老大夫石碏定国有功，功过相抵，可免一死。石碏却说：“身为大臣者，自当以公正无私为先，石厚不死，如何警策后世乱臣贼子?老夫自当亲自处理，以无愧皇天后土、列祖列宗。”于是大伙公推右宰丑前往陈国诛杀州吁，石碏另派家臣杀了石厚。卫人又去邢国迎回公子晋，立为卫君，即宣公。

卫国老臣石碏，不能容忍儿子石厚参与州吁弑君夺位的罪行，派家臣赴陈国将其处死，真正实践了“大义灭亲”的壮举。他将名垂千古，为人们所敬仰!

周桓王中箭受辱诸侯公然与周王兵戈相见，周王的威信已经一扫而光了。

越来越深的仇怨周平王在公元前720年驾崩了，他在位执政五十一年。平王去世后太子孤自郑国回到京城继承王位，没料到太子孤悲伤过度，没等到执政就死了。

这样，只好让孤的儿子姬林即位登基，他就是后来的周桓王。

周桓王认为太子孤若不是质押在郑，孤独抑郁，哪会这么早就死去，又觉得郑庄公在朝廷上很不尊重自己，就有了罢免郑庄公的念头。周桓王到底缺乏政治经验，有一天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对郑庄公说：“您是先王的老臣，我对您只有敬重，不敢让您受累，还是请您自便吧。”

郑庄公一听，知道周恒王是要罢免自己，却又无可奈何，强装笑脸说：“谢谢您的好意，那我就告辞了。”出了门就骂道：“桓王这小子和他爹一样，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郑庄公回到郑国，对周桓王不满之意一直无法发泄，总想找点钉子让桓王碰，让桓王知难而退。

正巧宋国，卫国作乱，郑、宋早就有矛盾，郑庄公借此机会点齐兵马，假借周桓王的名义，自称得到桓王的授权，讨伐宋国。郑庄公联合齐国和鲁国，攻破宋国。宋国的国君宋荡公在战乱中身亡，郑庄公就立公子冯为宋国的新国君，也就是宋庄公。郑庄公在诸侯中威望大增，许多小国都听从郑庄公的号令，周桓王在郑庄公眼里更算不了什么了。

公然兵戈相见郑庄公打着周王旗号讨伐宋国的事让周桓王知道了，十分生气，就下令免去了郑庄公的卿士职位，而郑庄公索性连续五年不去洛邑朝见桓王，也不向周纳贡。

周桓王大为恼火，他亲率蔡、卫、陈三国军队征讨郑庄公。

郑国对周桓王罢免庄公满腔怨恨，又见桓王来攻，便当即点兵迎战。

周桓王原以为大兵一到，郑庄公一定会认错讨饶，现在看到郑庄公胆敢领兵迎战，不由得怒火中烧，领兵来到城下，向郑庄公挑战，想等郑军出战时，当面臭骂郑庄公一通。没料到郑庄公根本不到阵前见他，只是不理不睬，坚守不出。

周桓王求战心切，就派士兵去郑军阵前叫骂，郑庄公还是按兵不动。直到将近黄昏时候，周王士兵已经面露倦意，士气全无，东躺西卧，全无战阵模样。郑庄公见此情况，立刻下令击鼓冲锋。

郑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早就憋足了劲，一听号令，奋勇攻向周军。陈、蔡、卫三国士兵本来就不想为周天王打仗，一看郑军来势凶猛，掉头就逃。

周军勉强抵抗，哪里是对手，马上败下阵来。郑军一阵奋勇追击，只杀得周王军队丢盔弃甲，狼狈而逃。周桓王随军而退。

表面上的修好郑国的战将祝聃率兵追杀，看到前边的一辆车上载着桓王。祝聃弯弓搭箭，瞄准周王，朝着周桓王射出羽箭，正中桓王左肩。祝聃见射中了周桓王，顿时喜上心头。正要驱车追赶，想把周桓王活捉，却听到郑庄公鸣金收兵，只得返回。到了营地，祝聃满脸迷惑地问郑庄公：“周桓王被我射中，我正要生擒他，大王怎么下令收兵了?”郑庄公答道：“我们今天应战也是迫不得已啊。那恒王兵败中箭，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厉害，以后再也不小看我们了。再说，真要把周桓王抓来，我们又怎么处置他呢?就是射他一箭也不妥当。如果桓王伤重而死，杀害周王的罪名就落在我们头上，如何向天下交待呢?”大夫祭足也说：“还是庄公高明，现在我们已经教训了周桓王，现在最好赶快派人去慰问他，算是给他一个面子，让他也好下台。”郑庄公一听连声说好，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祭足。

祭足带了许多牛、羊作为礼物，外加一些粮草，连夜赶周桓王的大帐慰问。他一见到周王，就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庄公本想自卫，岂料士兵约束不严，以至冒犯了桓王。庄公诚惶诚恐特命我来请罪，请桓王宽恕。”周桓王没料到郑庄公有此一举，祭足长跪不起，更使他不知所措。旁边的大臣们见此情形，都帮着郑庄公说话，请周桓王饶恕郑庄公，祭足不等周桓王说话，连忙谢恩，告辞了桓王，又到别的军营一一慰抚。就这样，周桓王与郑庄公之间的这场战争，最后以祭足的“慰问”收场，而诸侯之间更加激烈的争斗才刚拉开序幕。

翁婿恶斗为了权力，翁婿一场恶斗，使国家逐渐表败。

女婿的阴谋郑卿祭仲专权，朝政事无巨细，全由他说了算。郑厉公因此暗暗恼恨，一心想杀了祭仲。

这天散朝后，郑厉公独自一人来到后花园，默默徘徊，郁郁不乐。大夫雍纠看在眼里，见左右无人，就试探着对厉公说：“主公处处受人掣肘，臣心中十分不安，臣听说君臣如父子，子不能为父分忧，是为不孝；臣不能为君排难，即为不忠。如主公不以纠为外人，有所任命，臣一定百死不辞。”厉公听了这番话，心中不觉一动，但又不放心，假意说：“贤弟是祭卿爱婿，我怎敢开口?”

雍纠一听厉公以贤弟相称，自然会意，马上接口说：“女婿是实，爱则未必。祭仲对我百般提防，貌合神离，主公有话尽管直说。”厉公听他如此说，放下心来，就对雍纠说：“贤弟如能设法除去祭仲，我定拜贤弟为执政卿，另以美女相赠。但不知贤弟有何妙极?”雍纠说：“东郊被宋国兵马破坏，百姓住屋尚未修复，主公可借口令祭仲出郊安民，臣干东门外设席相送，乘间以鸩酒毒死他。”厉公深思片刻，说：“好!千万要小心从事，不可露出马脚。”

谋杀岳父的计划雍纠圆家，与妻亲热时难掩其别扭，祭氏不禁起了疑心，问道：“今天上朝回来这么晚可有何事?”雍纠支支吾吾说：“没有什么大事，主公将命你父前往东郊安抚灾民，我准备于东门外设席为岳父饯行。”祭氏暗想：君主命父亲出郊安民，也是平常政务，何需设席饯行?再说父亲同雍纠朝夕相见，又何必于东门外饯别?这祭氏从小受父亲熏陶，心细如发，见丈夫神情恍惚，料想必有隐情。于是，暗藏心机，把酒相劝。雍纠喝得酩酊大醉，迷糊间口喃喃自语：“杀了祭仲，我就是……正卿……”祭氏至此恍然大悟，但兹事体大，未敢造次。

贪杯误事一夜无话，次日醒来，祭氏察言观色，假装死心塌地的样子对雍纠说：“夫君，妾闻妻以夫贵，母以子贵，朝结连理，荣辱同命。妾已是雍家之人，如此大事怎不与妻仔细商量?”雍纠挡不住花言巧语，便把昨日花园中的事和盘托出，并对祭氏说：“一旦事成，我为郑国上卿，夫人便是上卿夫人，请夫人助我一臂之力。”

祭氏假作高兴，心中犯愁，便先回娘家，问母亲：“父亲与丈夫谁亲?”母亲答道：“当然是父亲了。父亲只有一个，丈夫失去还可再找。”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祭氏在权衡利弊之后，遂将雍纠密谋杀害祭仲之事全部告诉父亲。

将计就计祭仲将计就计，在设席处预先埋伏武士，随身数十名侍从个个暗藏利刃，到时一声令下，雍纠当场被刺身亡。

祭仲下令将雍纠暴尸示众。郑厉公得信大惊，急忙带着几名亲信驾车出宫，逃往蔡国。临行时厉公放话说：“与妇人为谋，自找死路啊!”祭仲也不追赶，只派人前往卫国接回昭公复位。

政局又回到郑厉公篡位之前，但是先前变节从敌，后来又杀婿逐主，使祭仲的名声一落千丈，昭公也不能不防他一手，于是大臣们心灰意冷。曾经强盛一时的郑国，在诸侯的激烈竞争中，就此渐渐衰败下去。

兄弟情深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上演了一出兄第争斗和救助的戏剧。

儿媳成妃子卫宣公是个无耻之徒，他先爱夫人夷姜，生下一子名假，立为太子，并指定右公子当仅的师傅。转眼间伋已十六岁，由右公子作媒，说合齐僖公长女为妻。卫宣公派使臣赴齐下聘，使者回来后说齐女姿容绝世，卫宣公不由动了淫心，下令在淇河边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新台”。迎亲之日，遣开太子，自己亲往观察，见齐女果如仙女一般，于是卫宣公当夜就宿于新台，一夜之间，儿媳成了妃子，也称“齐姜”。

陷害太子齐姜后来给宣公连生二子，一名寿，一名朔。宣公偏爱齐姜，视太子儇母子如同敝屣，夷姜一气之下含恨而死，太子更加失去依靠。此时齐姜与公子朔串通一气，不断地在宣公面前说太子伋的坏话。

适逢太子生日，伋设宴款待寿、朔两位弟弟。心性仁厚的公子寿与伋互敬互爱，谈笑甚欢；阴损刻毒的公子朔却以为冷落了自己，便到后宫齐姜处哭诉，造谣说：“我们兄弟好意向太子贺寿，不想他竟趁酒意说母亲原本是他的妻子，要我们叫他父亲。我们说了他几句，他依仗身高力大挥拳要打我们。”齐姜对朔的话全然不疑，并向宣公诉说，还挑拨说：“君主健在，太子尚且这般侮辱我母子，一旦君主百年，太子继位，我母子如何得活?”

宣公听了大怒，杀心顿起，一时找不到理由，朔在一旁见了，对宣公说：“前几天外公齐僖公来书，邀我国一同出兵讨伐纪国，不如叫太子持节先去，我有朋友，与边境强人有联系，让他们在半路上结果了他，这样就除了祸根。”卫宣公点头同意。

置生死于不顾公子寿得知这个情况，急忙返回太子宫，不料太子已乘船出发。寿不及细想，急呼随从备快艇追赶。伋正乘船向齐国进发，见寿乘快艇追来，便落帆等候，问寿何事?寿把宣公与朔的阴谋说了一遍，着急万分地说：“兄长，前有盗贼埋伏，不能再往前，快到别国逃生去吧!”太子泪如雨下，说：“我逃往他国，有背君命，是为叛臣；回宫质问父亲，便为逆子。母亲已死，剩我一个人，他们都容我不得，我不如就此前去，死了留个忠臣孝子的名声。”说完和公子寿道别，继续前进。

公子寿见劝说无效，心想：兄长若死于盗贼之手，即使我被立为太子，今生今世心灵如何得安?今天，父母弟弟冤屈兄长，我怎能不顾仁义，袖手旁观!想到这里，再次叫住太子，取过酒食，对伋说：“既然兄长执意要去，为弟不便强留。念我俩仁爱一场，今为兄长饯行，请兄长别再推辞。”伋为寿的情义所感，就与寿大杯大杯对喝起来。寿敬酒有心，伋狂饮无意，不觉酩酊大醉。寿取过符节，跳上使船，急令扬帆疾驶。

同归黄泉船近边境，两岸盗贼见船上旌旗飘扬，料是使船无疑，便认准船头的持节使者，百箭齐发。公子寿已有替死之心，与蜂拥而上的匪徒格斗。力尽被杀。后面船上的太子伋酒醒后，不见了公子寿与使船。知道事情不妙，急令快艇飞速前进。赶到边境，见贼人已杀了公子寿。太子伋眼中喷火，大声喝道：“我乃卫国太子伋也。”说罢挥起佩剑向贼人杀去。贼人聚众围攻，太子伋力竭而死。

盗贼连夜赶回卫都，将两颗首级一同呈给卫宣公，宣公即以朔为太子。一举杀害两个儿子，卫宣公的良心受到责备，不久也命归黄泉。

伋、寿兄弟舍生忘死、互相救助的义举，传遍民间。人们赋诗歌颂他们兄弟的情谊。

管仲拜相昔日的仇人，如今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争夺皇位的仇杀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是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齐国是周武王的大功臣太公望的封国，本来是个大国，再加上它利用沿海的资源，生产比较发达，国力就比较强。

公元前686年，齐国发生了一次内乱。国君齐襄公被杀。襄公有两个兄弟，一个叫公子纠，当时在鲁国（都城在今山东曲阜）；一个叫公子小白，当时在莒国（都城在今山东菖县）。两个人身边都有个师傅，公子纠的师傅叫管仲，公子小白的师傅叫鲍叔牙。两个公子听到齐襄公被杀的消息，都急着要回齐国争夺君位。

鲁国国君鲁庄公决定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管仲对鲁庄公说：“公子小白在菖国，离齐国很近。万一让他先进齐国，事情就麻烦了。让我先带一支人马去截住他。”

不出管仲所料，公子小白正在莒国的护送下赶回齐国，路上，遇到管仲的拦截。管仲拈弓搭箭，对准公子小白射去。只见公子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里。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经死了，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去。哪里知道，他射中的不过是公子小白衣带的钩子，公子小白大叫倒下，原来是他的计策。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公子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抢先到了国都临淄，公子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这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立即发兵打败鲁国，并且通知鲁庄公，一定要鲁国杀了公子纠，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

冰释前嫌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好照办。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此时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推荐管仲。

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

鲍叔牙说：“那时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

齐桓公也是个豁达大度的人，听了鲍叔牙的话，不但不办管仲的罪，还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

管仲帮着齐桓公整顿内政，开发富源，大开铁矿，多制农具，提高耕种技术，又大规模拿海水煮盐，鼓励老百姓入海捕鱼。离海比较远的诸侯国不得不依靠齐国供应食盐和海产。别的东西可以不买，盐是非吃不可的。齐国因此越来越富强了。

齐桓公一心想当诸侯的霸主，做了霸主就能够发号施令，别的诸侯就得向他进贡，听他的指挥。他对管仲说：“现在咱们兵精粮足，是不是可以会合诸侯，共同订立个盟约呢?”

管仲说：“咱们凭什么去会合诸侯呢?大家都是周天子下面的诸侯，谁能服谁呢?天子虽说失了势，毕竟是天子，比谁都大。如果主公能够奉天子的命令，会合诸侯，订立盟约，共同尊重天子，抵抗别的部落，往后谁有难处，大伙儿帮他，谁不讲理，大伙儿管他。到了那时候，主公就是自己不要做霸主，别人也得推举您。”

齐桓公说：“你说得对，可是怎么着手呢?”

管仲说：“办法倒有一个。这回新天子才即位。主公可以派个使者向天子朝贺，顺便帮他出个主意，说宋国（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南）现在正发生内乱，新国君位子不稳，国内很不安定。请天子下命令，明确宣布宋国国君的地位。主公拿到天子的命令，就可以用天子的命令来召集诸侯了。这样做，谁也不能反对。”

诸侯大会齐桓公听了，连连点头，决定照着管仲的意见办。这时候，周朝的天子早已没有实权了。列国诸侯只知道抢夺地盘，兼并土地，已经全忘记还有朝见天子这回事。周釐王刚刚即位，居然有齐国这样一个大国打发使臣来朝贺，打心眼里喜欢。他就请齐桓公去宣布宋君的君位。

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奉了周釐王的命令，通知各国诸侯到齐国西南边境上北杏（今山东东阿县北）开会。

这时候，齐桓公的威望还不高。发出通知以后，一共只来了宋、陈、蔡、邾四个国家。还有几个诸侯国，像鲁、卫、曹、郑（都城在今河南新郑）等国想瞧瞧风头再说，没有来。

在北杏会议上，大家公推齐桓公当盟主，订立了盟约。盟约上主要的是三条：一是尊重天子。扶助王室，二是抵御别的部落，不让他们进入中原，第三是帮助弱小的和有困难的诸侯。

曹刿论战对战争的精辟分析，足见谋士的重要。

反驳君主的想法齐桓公即位后，依靠管仲的帮助，争取霸主的地位。但是，在他对鲁国的战争中，却遭到一次不小的挫折。

在齐桓公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84年，齐桓公派兵进攻鲁国。鲁庄公认为齐国一再欺负他们，忍无可忍，决心跟齐国拼死一战。

齐国进攻鲁国，也激起鲁国人民的愤慨。有个鲁国人曹刿，准备去见鲁庄公，要求参加抗齐的战争。有人劝曹刿说：“国家大事，有当大官的操心，您何必去插手呢?”

曹刿说：“当大官的目光短浅，未必有好办法。眼看国家危急，哪能不管呢?”说完，他一直到富门前求见鲁庄公。鲁庄公正在为没有一个谋士发愁，听说曹刿求见，连忙把他请进来。

曹刿见了鲁庄公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并且问：“请问主公凭什么去抵抗齐军?”

鲁庄公说：“平时有什么好吃好穿的，我没敢独占，总是分给大家一起享用。凭这一点，我想大家会支持我。”

曹刿听了直摇头，说：“这种小恩小惠，得到好处的人不多，百姓不会为这个支持您。”

鲁庄公说：“我在祭祀的时候，倒是挺虔诚的。”

曹刿笑笑说：“这种虔诚也算不了什么，神帮不了您的忙。”

鲁庄公想了一下，说：“遇到百姓吃官司的时候，我虽然不能一件件查得很清楚，但是尽可能处理得合情合理。”

曹刿才点头说：“这倒是件得民心的事，我看凭这一点可以和齐国打上一仗。”

曹刿请求跟鲁庄公一起上阵，鲁庄公看曹刿这种胸有成竹的样子，便允许他一起去。两个人坐着一辆兵车，带领人马出发。

指挥战争，举重若轻齐鲁两军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摆开阵势。齐军依仗人多，一开始就擂响了战鼓，发动进攻。鲁庄公也准备下令反击，曹刿连忙阻止，说：“且慢，还不到时候呢!”

当齐军擂响第二通战鼓的时候，曹刿还是叫鲁庄公按兵不动。鲁军将士看到齐军张牙舞爪的样子，气得摩拳擦掌，但是没有主帅的命令，只好憋着气等待。

齐军主帅看鲁军毫无动静，又下令打第三通鼓。齐军兵士以为鲁军胆怯怕战，耀武扬威地杀过来。

曹刿到这才对鲁庄公说：“现在可以下令反攻了。”

鲁军阵地上响起了进军鼓，兵士士气高涨，像猛虎下山般扑了过去。齐军兵士没防到这一着，招架不住鲁军的凌厉攻势，败下阵来。

鲁庄公看到齐军败退，忙不迭要下令追击，曹刿又拉住他说：“别着急!”说着，他跳下战车，低下头观察齐军战车留下的车辙；接着，又上车爬到车横杆上，望了望敌方撤退的队形，才说：“请主公下令追去吧!”

鲁军兵士听到追击的命令，个个奋勇当先，乘胜追击，终于把齐军赶出鲁国国境。

把握战局的细节鲁军取得反攻的胜利，鲁庄公对曹刿镇静自若的指挥，暗暗佩服，但是心里总还有个没打开的闷葫芦。回到宫里，他先向曹刿慰劳了几句，就问：“头两回齐军击鼓，你为什么不让我反击?”

曹刿说：“打仗这件事，全凭士气。对方擂第一通鼓的时候，士气最足；第二通鼓，气就松了一些；到第三通鼓，气已经泄了。对方泄气的时候，我们的兵士却鼓足士气，哪有不打赢的道理?”

鲁庄公接着又问为什么不立刻追击。曹刿说：“齐军虽然败退，但它是个大国，兵力强大，说不定他们假装败退，在什么地方设下了埋伏，我们不能不防着点儿。后来我看到他们的旗帜东倒西歪，车辙也乱七八糟，才相信他们阵势全乱了，所以才请您下令追击。”

鲁庄公这才恍然大悟，称赞曹刿想得周到。

在曹刿指挥下，鲁国击退了齐军，局势才稳定了下来。

愚蠢的宋襄公战争就是你死我亡的争斗，否则就会吞食失败之果。

野心勃勃公元前645年，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死了。齐桓公一死，他的几个儿子争夺君位，齐国发生了内乱，其中公子昭逃到宋国。

宋国的国王是宋襄公。宋襄公也是春秋五霸之一（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宋襄公雄心勃勃，一心称霸，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宋襄公见齐国内乱，就抢先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派兵共同护送公子昭回国接替君位。但响应号召的诸侯并不多，只有三个小国带了少许兵马前来。于是，宋襄公只带领四个国的兵马打到了齐国。齐国见几个国家的人马打来，不知详情，就投降了宋国，纷纷出宫迎接公子昭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齐孝公。宋国本来是小国，没有什么号召力和威信。如今，宋国帮助霸主国齐孝公得了君位，其地位自然提高了。

这使宋襄公很得意，这时，他想借助大国的威力去压服不响应他号召的小国。经分析，他认为，楚国能跟他合作，那么比楚小的几个国自然也会归服宋国。他将这个想法与大臣们说了，大臣们多数同意，有个公子叫目夷的不同意这么办。他说宋国实力弱，是小国，当盟主没好处。但没能说服宋襄公。

野心勃勃的宋襄公开始实施他一心想当盟主的计划。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会，商议会盟诸侯订立盟约的事。这二人都同意了，决定这年七月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一带）地开会，通知了各诸侯国。以仁义自诩会期迫近，宋襄公积极准备，正欲驾车马去开会。大臣公子目夷谏言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那将如何?以防万一，主公还需多带些兵马去。”宋襄公反驳道：“不可，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自己怎么能带着兵马去呢?”公子目夷还想再劝，宋襄公已不耐烦地命令出发。

果然，不出公子目夷所料，大会期间，楚成王公开想当霸主，与宋襄公争闹起来。楚国势力大，依附楚国的诸侯也多。在双方争论时，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甩掉外衣，露出亮堂堂的铠甲，他们蜂拥上前缚住宋襄公。后经其他几个国家调解（主要是鲁国和齐国），让楚成王做了盟主，宋襄公才被放回。

这事过后，宋襄公怎么也不服气，尤其是邻国郑国，依附楚国与楚成王一起在会上侮辱他。宋襄公为出这口气，决定出兵攻打郑国。这事发生在公元前638年。郑国立即向楚国求救。楚国不去救郑国，而是派大将率人马直接攻打宋国。这厉害的一着使宋国防不胜防，宋得到消息赶忙把兵马调回，准备与楚军决一胜负。宋军在泓水南岸驻扎下来。楚军在北岸，准备渡河，攻打宋军。

让人耻笑的“仁义”

自古以来，交战双方，抓住战机者胜。宋大臣公子目夷，见楚人忙着过河，正是进攻的时候，于是对宋襄公说：“楚人依仗人多兵强，不把咱们放在眼里，竟敢大白天渡河，趁其不备，迎头打过去，一定能胜。”可宋襄公却说：“不可!咱们是讲仁义的国家，怎能在人家渡河时攻打呢?”就在宋国商议未决时，楚军已全部渡河上岸，又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

公子目夷因失去了第一次战机，心急如焚。这时，他见敌方未站稳脚，阵势还没排完，正是攻打的好时机，又对宋襄公说：“时机可不能再失去了!趁其还未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还能取胜，再不动手，可就来不及了。”宋襄公生气地责备他说：“你这样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还没排好，怎么可以攻打呢。”公子目夷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们还在说着，楚军已排好阵势。只听一阵战鼓响，楚军潮水般涌上来。宋军怎能抵挡住，没几个回合，就纷纷败下阵来。

宋襄公身上中了一箭，在宋军的保护下逃回国都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县南）。宋国人吃了败仗，国人议论纷纷，有的说不该与楚国打仗，有的指责说不应该那么打仗。公子目夷把国人的议论告诉了宋襄公。宋襄公却说：“依我象首龙纹铜方鼎蒸饭器皿看，讲仁义的人就应该这样打仗。”他还说：“见到已经受了伤的人，就不要再去伤害他；对头发花白的人，就不能捉他当俘虏。”听了这话，公子目夷真的再也忍不住了，气愤地哆嗦着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宋襄公揉着伤口不说话了。

这一仗，宋襄公受了重伤，几年后就去世了。

流亡的公子不得已的四处飘泊，是为了积攒自己的力量。

来自后宫的陷害当东方齐国霸业衰落，宋襄公称霸的美梦破灭的时候，在西部出来一个争霸的强者——晋文公。但是晋国到达强国的行列、晋文公登上霸主的地位，是经历了长期内部斗争并尝尽了流亡国外甘苦后才出现的。

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骊姬对太子申生说，献公梦见他的母亲齐姜，让他前去祭祀其母。齐姜的墓在曲沃，申生就到曲沃祭母，然后把祭肉送来给献公吃，献公出去打猎不在家，祭肉就由骊姬收下。过了六天献公回来，骊姬在申生送来的祭肉中放进毒药后再送给献公，献公正要动筷子的时候，她忙阻止道：“外面送进宫中的食物要检查是否有毒。”就把祭肉分给狗吃，狗吃后立即倒下死掉，再给一位奴隶吃，也立即死了。骊姬假意对着献公哭道：“太子想要谋害你。”

申生是一个忠诚而懦弱的人。知此事后连忙逃回曲沃自杀了。骊姬又对献公说：“此事重耳和夷吾也知道。”献公正要追问，他们一听这消息，各自逃回驻守的地方去了。献公见二人不辞而逃，更信以为真。就派寺人披到蒲捉拿重耳。寺人披很卖劲，本来命他过一夜执行，他却当天就赶到蒲城。重耳在慌乱之中跳墙而逃，寺人披只砍下一截袖子，从此，重耳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涯。晋文公重耳被其父献公赶走后，在国外流亡19年，辗转了8个国家，最后才回到晋国。

流浪的生活重耳从蒲城逃出，跟随他的有狐偃（子犯）、赵衰（字子馀）、颠颉、魏肇（字武子）、司空季子等一些文武人才，他们逃到狄人那里住了12年，没有机会回国，于是就到齐国去。经过卫国，卫文公给他们吃了闭门羹，在五鹿（今河南濮阳县东北，或说在今河北大名东）没有粮食吃，向当地农民讨饭，农民们送给他们一块土，重耳气愤之下要鞭打他们。狐偃怕引起麻烦，忙解围道：“土是国家的象征，有土即有国，这是上天赐给你将有国家的好兆头。”重耳也有点相信，就向当地人鞠了个躬，把土块放在车上带走了。到了齐国，齐桓公送给重耳80匹马，并把公室的女儿嫁给他。重耳这时是已近60岁的老人，在齐生活比较安定，不愿再走，他的随行人在一棵大桑树下谋划如何让他走的事，被爬在树上采桑叶的齐姜侍女听到，她就回去告诉了齐姜。齐姜是一个很有志气的女子，就同狐偃设计用酒灌醉把重耳送出齐国来到曹国。曹共公同卫君一样不礼遇他，反而伺隙看他身上的“骈胁”。只有大夫僖负羁听从妻子的劝告，私自馈送重耳一壶饭并在饭中埋一块璧玉，重耳吃了饭，送还璧玉。他们又到宋国，宋襄公刚被楚国打败受了伤，对他不能有所帮助，也送给重耳80匹马。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此时已倒向楚国，不愿接待晋人，于是就到了楚国。楚成王正极力向北扩展，想从流亡公子身上探寻晋国有什么动向，他倒隆重地款待了重耳。但楚晋相隔太远，不容他出兵送这位流亡的公子回国，就把他送到秦国。

借助秦国的势力重耳到秦国时，已是晋怀公上台。怀公在秦作人质时，秦穆公把女儿嫁给她，称为怀嬴。公元前641年（鲁僖公十九年）秦灭掉梁国（今陕西韩城县城），梁是怀公的母舅家，秦灭梁，怀公感到自己失掉了外援，倘若惠公一死，他不一定能继承君位，于是不辞而别，扔下妻子怀嬴逃回晋。秦穆公很生气，就决定帮助重耳回国，并把怀赢也改嫁给他。

公元前636年（鲁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派大军送重耳回国，秦军渡过黄河，夺取了晋的令狐（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臼衰三地。秦又派人到晋军中去作瓦解工作，很快取得效果，晋军转向重耳。他就用这支军队向国都进攻，迅速占领曲沃，并派人杀死怀公，于是即位为晋君。

退避三舍当年的一诺千金，成就称霸伟业。

酒后的约定公元前655年，晋国因争夺王位继承权，发生了内乱。结果太子申生被杀，其弟重耳出逃流亡在外。公元前637年，重耳到了楚国。楚成王预见到重耳将来有可能回国当国君，因此楚成王不仅不歧视重耳，而且热情招待。

一天，楚成王举行宴会，招待重耳，气氛热烈、融洽。席间，楚成王乘着重耳酒酣耳热的时候，问道：“公子，如果您能返回晋国，主持国政，将用什么报答我呢?”重耳未料及楚王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他毕竟是个富于政治经验的人，稍加思索便说：“你们楚国，美女侍从多得数不胜数，金玉多得堆成山，色彩鲜艳的羽毛，洁白细润的象牙，坚固耐用的皮革，样样都有。我们晋国所有的，连一个零头也及不上。”这时，重耳显出很抱歉的样子，停了停又说：“这叫我拿什么来报答大王呢?”楚成王笑着说：“您总得用什么报答我吧?”重耳听后，语气舒缓而有力地说：“如果托您大王的福，我能够返回晋国，登上王位，那一定不会忘记大王对我的恩情。要说报答，吃的用的，您应有尽有。我只想到将来，如果晋楚两国在中原发生战争，那我一定命令晋军先‘退避三舍’。要是这样还得不到大王的谅解，我才敢于跟楚国较量。”

后来，重耳返回晋国，终于当了国君。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他即位以后，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渐渐强盛起来。其实，晋文公也想像齐桓公那样做中原的霸主，要当中原霸主，就得打败楚国。

信守承诺不久，因为楚国攻打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晋文公认为应该扶助有困难的国家，于是率兵先打下了归附楚国的两个小国（曹国和卫国）。以此为导火索，晋楚两国在城濮地方发生了战争。楚军一进军，晋文公立刻命令自己的部队后撤三舍。当时有些将士不理解，辅佐晋文公的大臣狐偃便说：“打仗先要凭个理，理直气就壮。当初主公在楚王面前曾允诺双方要交战，我们先退避三舍。今天后撤，就是信守诺言，否则，我们就理亏了。如果我们退了兵，他们还不肯罢休，那就是他们输了理，我们再与他们交兵不迟。”于是晋军上下一条心，一气后撤了90里。但是楚将仍然不肯罢休，一步一步追击晋军。

结果，大战展开了。最后晋军打败了楚军。

弦高智退秦师只身一人，退掉秦军雄师，他是如何做到的？

秘密出师公元前628年，晋文公病死，他的儿子襄公即位。有人再一次劝说秦穆公讨伐郑国。他们说：“晋国国君重耳刚死去，还没举行丧礼。趁这个机会攻打郑国，晋国决不会插手。”

留在郑国的将军也送信给秦穆公说：“郑国北门的防守掌握在我们手里，要是秘密派兵来偷袭，保管成功。”

秦穆公召集大臣们商量怎样攻打郑国。两个经验丰富的老臣蹇叔和百里奚都反对。蹇叔说：“调动大军想偷袭这么远的国家，我们赶得精疲力乏，对方早就有了准备，怎么能够取胜。而且行军路线这么长，还能瞒得了谁?”

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为大将，蹇叔的两个儿子西乞术、白乙丙为副将，率领300辆兵车偷偷地去打郑国。

不速之客的来访第二年二月，秦国的大军进入滑国地界（在今河南省）。忽然有人拦住去路，说是郑国派来的使臣，求见秦国主将。

孟明视大吃一惊，亲自接见那个自称使臣的人，并问他前来干什么。

那“使臣”说：“我叫弦高。我们的国君听到三位将军要到郑国来，特地派我送上一份微薄的礼物，慰劳贵军将士，表示我们一点心意。”接着，他献上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

孟明视原来打算在郑国毫无准备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现在郑国使臣老远地跑来犒劳军队，这说明郑国早已有了准备，要偷袭就不可能了。他收下了弦高送给他们的礼物。对弦高说：“我们并不是到贵国去的，你们何必这么费心。你就回去吧。”

弦高走了以后，孟明视对他手下的将军说：“郑国有了准备，偷袭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还是回国吧。”说罢，就灭掉滑国，回国了。

其实，孟明视上了弦高的当。弦高是个牛贩子。他赶了牛到洛邑去做买卖，正好碰到秦军。他看出了秦军的来意，要向郑国报告已经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冒充郑国使臣骗了孟明视，一面派人连夜赶回郑国向国君报告。

郑国的国君接到弦高的信，急忙叫人到北门去观察秦军的动静。果然发现秦军把刀枪磨擦得雪亮，马匹喂得饱饱的，正在作打仗的准备。他就不客气地向秦国的三个将军下了逐客令，说：“各位在郑国住得太久，我们实在供应不起。听说你们就要离开，就请便吧。”

三个将军知道已经泄露了机密，眼看呆不下去，只好连夜把人马带走。

第三十七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3）

秦晋大战一念之慈，注定了以后的失败。

放虎归山晋襄公亲自率领大军开到崤山。崤山本是形势十分险要的地方，晋军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只等秦军到来。孟明视他们一进崤山，就中了埋伏，被晋军团团围住，进退两难。秦国的士卒死的死，降的降。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员大将全都被活捉了。

晋襄公得胜回朝。他的母亲文嬴原是秦国人，不愿同秦国结仇，对襄公说：“秦国和晋国原是亲戚，一向彼此帮助。孟明视这帮武人为了自己要争功，闹得两国伤了和气。要是把这三个人杀了，恐怕两国的冤仇越结越深，不如把他们放了，让秦君自己去惩办他们。”

晋襄公听母亲说得有道理，就把孟明视等三个俘虏释放了。

大将先轸一听让孟明视跑了，立刻去见晋襄公，说：“将士们拼死拼活，好不容易把他们捉住，怎么轻易把他们放走呢?”一面说，一面气得向地上吐唾沫。

晋襄公听了，也感到后悔，立刻派将军阳处父带领一队人马飞快地追上去。

孟明视三人被释放之后，使劲地逃跑。到了黄河边，发现后面已经有晋兵追上来。在这紧急关头，幸好有一只小船停在河边，他们就跳了上去。

等阳处父赶到，船已经离了岸。阳处父在岸边大声喊叫：“请你们回来!我们主公忘了给你们准备车马，特地叫我赶来送几匹好马，请你们收下!”

孟明视哪里肯上这个当。他站在船头上行了礼，说：“承蒙晋君宽恕了我们，已经万分感激，哪里还敢再收受礼物。要是我们回去还能保全性命，那么，过了三年，再来报答贵国吧。”阳处父还想说什么，那只小船哗啦哗啦地，已经越划越远了。

阳处父回去向晋襄公回报了孟明视的话，晋襄公懊悔不及，但也无可奈何了。

君王迎接败将孟明视等三个人回到秦国。秦穆公听到全军覆没，穿了素服，亲自到城外去迎接他们。

孟明视三个人跪在地上请罪。秦穆公说：“这是我的不是，没有听你们父亲的劝告，害得你们打了败仗，哪儿能怪你们呢?再说，我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一点小过失，就抹杀他的大功啊。”

三个人感激涕零，打这以后，他们认真操练兵马，一心一意要为秦国报仇。

公元前625年，孟明视要求秦穆公发兵去报崤山的仇，秦穆公答应了。孟明视等三员大将率领四百辆兵车打到晋国。没想到晋襄公早有防备，孟明视又打了败仗。

秦穆公仍旧没有办他的罪，但孟明视实在过意不去，好像对国家欠下一笔债。他把自己的财产和俸禄全拿出来，送给在战争中死亡将士的家属。他跟兵士一块儿过苦日子。兵士吃粗粮，他也吃粗粮；兵士啃菜根，他也啃菜根，天天苦练兵马，一心要报仇雪耻。

这年冬天，晋国联合了宋、陈、郑三国打到秦国的边界上来了。孟明视嘱咐将士守住城，不准随便跟晋国人交战，结果又让晋国夺去了两座城。这以来，秦国就有人说孟明视的坏话，说他不该这么胆小。附近的小国和西戎瞧着秦国一连打了三个败仗，纷纷脱离秦国，不受其管了。

置之死地而后生公元前624年，也就是崤山交战以后第三年的夏天。孟明视作好一切准备，挑选了国内精兵，拨发了五百辆兵车。秦穆公拿出大量的粮食和财帛，把将士的家属安顿好。将士的斗志旺盛，整装出发。

大军渡黄河的时候，孟明视对将士说：“咱们这回出来，可是有进没退，我想把船烧了，大家看怎么样?”大伙说：“烧吧!打胜了还怕没有船吗?打败了，也别回来了。”孟明视的兵士们憋了几年的闷气和仇恨，全在这时候迸发出来。没有几天工夫，就一举夺回了上次丢了的两个城。接着又攻下晋国的几座大城。

晋国这才感到秦国攻势的厉害，上上下下都着了慌。晋襄公跟大臣商量以后，下了命令：只许守城，不许跟秦国人开战。秦国的大军在晋国的地面上来回挑战，没有一个晋国人敢出来。

有人对秦穆公说：“晋国已经认输了。他们不敢出来交战。主公不如埋了崤山的尸骨回去，也可以洗刷以前的耻辱了。

秦穆公就率领大军到崤山，把三年前作战死亡将士留下的尸骨收拾起来，埋在山坡里。秦穆公带领孟明视等将士，祭奠了一番，才班师回国。

西部小国和西戎部落，一听到秦国打败了中原的霸主晋国，争先恐后地向秦国进贡。秦国从此就做了西戎的霸主。

一鸣惊人表面上醉生梦死，实际却暗中寻找治国的方略。

三年的醉生梦死公元前614年，楚穆王死，他的儿子侣继位，就是楚庄王。

年轻的楚庄王继位之后，只顾纵乐享受，或者带领王宫的警卫士卒到云梦泽畔围猎游乐；或者在宫中观看姬妾侍女歌舞狂欢。他酗酒滥饮，浑浑噩噩，无日无夜沉缅于声色之中。

大臣们仍然照例进宫朝见、报告工作，但是他既不愿意过问国事，也不发布任何号令，军国大事任凭大夫们处理，仿佛自己不会当国君。从他的那副样子看，也根本就不像一个国君。

朝中的许多大臣看到这个样子，都忧心如焚，担心着楚国的命运，纷纷进宫去劝谏他。可是楚庄王压根儿不理睬这一套，反而责怪这些人多事，妨碍了自己玩乐的兴致。到后来他干脆下道命令“谁敢再来多嘴，我一定要杀他的头，决不赦免!”果然有的人不敢再去劝谏他，害怕遭到杀身之祸。

三个年头过去了，楚庄王仍然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朝廷里的政事乱成一团，公子燮与公子仪曾经乘机叛乱，幸亏庐戢黎与叔麇两位大夫平息了这次叛乱。

公元前613年，晋与鲁、宋、郑、陈、许、曹、卫等国在宋国的新城结成联盟，原来依附于楚国的陈、郑、宋等国又倒向晋国。任这样发展下去，楚国的江山社稷就难保了。

不顾生死的劝谏大夫伍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冒死进宫来见楚庄王。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钟鼓齐鸣，楚庄王左手抱着从郑国娶来的姬妾，右手抱着来自越国的美女，面前的几案上满陈佳肴醇酒，他醉眼朦胧地正在欣赏一队队舞伎们的轻歌曼舞。伍参走到他的面前，跪拜行礼，楚庄王瞟了他一眼说道：“又来找我的麻烦，你难道不怕死吗?”伍参笑眯眯地回答说：“臣下怎敢找君王的麻烦!只是有个谜语猜不出来，特来求教于大王，为大王酒后助兴。”楚庄王说：“那么你就说吧!”伍参说：“高高的山上有只鸟，三年不飞又不鸣，是何鸟?”楚庄王略一沉思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此鸟非凡鸟。你下去吧，我知道了!”伍参连忙磕头说：“是!还是大王的见识高!不过依臣下愚见，此鸟不飞不鸣，就怕猎人暗中射箭哪!”楚庄王听了这话，似乎微微一震。伍参觉察到楚庄王话中有话，满以为他会有所转变，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夫苏从，两人都感到高兴。几个月以后，苏从再进宫去，不料却看见楚庄王还是在和一群美女调笑戏谑，越发不成体统。于是苏从正颜厉色地批评楚庄王说：“大王身为楚国国君，继位三年，不问朝政，长此以往，恐怕只会像夏桀、商纣一样，招致身亡国灭之祸啊!”楚庄王一听这话，真是怒气冲天，立即抽出宝剑，直指苏从的心窝，大声吼道：“你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想找死!”这时大厅里歌舞骤停，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只见苏从仍然挺身而立，面不改色，一字一句、沉着有力地回答说：“如果我死了能对大王有好处，能使大王从此以社稷为重，振奋精神，能使我们楚国日益繁荣昌盛，那就是我的心愿，即使是死了也毫无怨言，请大王处死我吧!”楚庄王圆睁怒眼，逼视苏从。几分钟后，他猛然抽回宝剑，丢在地上，双手紧紧按住苏从的肩头，激动地说：“好啊!苏从大夫，你正是我要物色的社稷之臣。”他回转身，一挥手，让那些惊呆了的艳姬美妾、歌女舞伎统统下去。招呼苏从坐下，两人亲切地谈了起来。

背后的隐情苏从这才知道，别看楚庄王三年不理朝政，可他对朝中大夫们的情况相当熟悉，忠奸分明；对于各诸侯国的动向，也了如指掌，胸有良策。苏从真是大吃一惊，万分激动。原来这是楚庄王的策略。他即位时年纪还很轻，需要有一个磨炼世事、增长阅历的过程，三年不飞正是为了增长羽翼，而三年不鸣，则是为了考察群臣的忠奸。这是因为当时朝中情况很复杂，谁好谁坏、谁忠谁奸一时还分不清，特别是贵族若敖氏的势力强大，专横跋扈，仗势欺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还得让他们充分表演一下。因此，楚庄王在表面上装糊涂，不闻不问，而实际上是在默默地考察群臣的忠奸，以定取舍。他宣布“有敢谏者死无赦”的命令，是为了能够发现那些敢冒杀头危险、犯颜进谏、真正忠于自己的有胆有识之士，也发现了一些不顾国家的安危，只会阿谀奉承、谋求飞黄腾达的小人。这是一种“考察”臣下的绝妙方法。所以，楚庄王不是什么荒淫无道的昏君，而是治国安邦、寻求人才的有心人。

第二天，他召集满朝百官开会，任命了伍参、苏从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大臣担任朝中的重要职务，削弱了若敖氏的势力，同时还杀了几个为非作歹、证据确凿的坏蛋。从此，楚庄王节制声色淫欲，专心治理国家，把楚国的内政着实整顿了一番。

齐相晏婴身材尽管矮小，但是为人不卑不亢，令所有君王刮目相看。

与楚王的智辩晏婴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一次，他奉命出使楚国，楚王见其个头太矮，就戏弄他说：“堂堂齐国为何派个矮子出使我国，难道齐国没有更好的人了吗?”晏婴灵机一动，厉声回答：“我们齐国派人出访有个规矩，那就是：有贤才的人出使上等国，不才的人出使下等国。大人出使大国，小人出使小国。我晏婴是小人，又最不才，因此，我只能出使楚国。”楚王听了很尴尬，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我本来要戏弄他，反而被他耍笑了。”于是，楚国上下都不敢轻视晏婴，处处对其以礼相待。

楚王虽已知道晏婴的厉害，但他从心底总不服气。

晏子又一次出使到楚国，楚王与其左右想要羞辱他一顿，所以故意与晏子在前庭站着说话。

说话间，一个小吏绑着一个人从楚王面前走过。这时，楚王故作不知，问道：“绑的是什么人，竟从这里走?”押解的小吏回答说：“是个齐国人。”楚王瞅了一眼晏子，又问：“他犯了什么罪?”小吏回答说：“是个盗贼。”楚王接着大有挑衅之意地说到：“难道齐国人生来就是盗贼吗?”晏子听了，已明白其意，针锋相对地说道：“江南有桔树，把它移栽到江北，就变为枳树，之所以如此，是因其地域不同而发生了查化。现在的齐国人，在齐国安分守己，没有盗窃行为，而到了楚国就犯盗窃罪，这大概是楚国的习俗影响的吧。”楚王与其左右，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最后楚王又只好自我解嘲地说“晏子确是贤人啊，贤人怎么可以戏弄，戏弄不成，反倒自讨没趣。”

为国家赢得荣誉晏婴为齐相，无论出使到哪个诸侯国，都不辱使命。

一次，他出使到吴国。吴王对身边的大臣说：“晏婴很有辩才，辞令娴熟，合于礼节。”停了一下，他下令说：“晏婴来见，就说天子召见他。用这个试探一下，看他如何?”

第二天，晏婴果然有事要见吴王。负责的官员对他说：“天子召见。”晏婴机智地说：“臣晏婴奉齐君之命出使到吴国，见的是吴王。没想到啊，事情会如此令人不解，怎么变而为见天子呢?”停了停，他接着又说：“我还是要见吴王，吴王现在在哪儿?”负责的官员见事情有点不妙，心想，晏子果然厉害，于是急忙改口说：“吴王夫差请见。”

这样，晏婴仍以诸侯之礼与吴王相见。

对君主同样毫不留情晏婴为齐相期间，诸侯国不敢轻易对齐施威。他对内处理朝政，刚直不阿，秉公执法。有一次，身边的一个人不小心，得罪了齐景公。齐景公非常生气，怒气难消，便叫人把那个人绑到殿下，命令左右把他大卸八块，以消心中之气。

大臣们见景公如此动怒，无人敢前来劝谏。这时晏子走过来，问明怎么回事，他走到被绑的人面前，只见他举起左手扯着那个人的头发，右手霍霍磨刀，仰着头问道：“古代的圣明之王肢解罪人的刑罚，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齐景公听了，马上离开座席并说：“把那人放了吧，罪过在寡人这里。”一句话，使景公怒气全消，茅塞顿开。

晏婴善于辞令，以能言善辩著称，刚直不阿，秉公执法也为人称颂。后人推崇他，还因其平紊一般不参与酒席之事。即使是国君，他也婉言谢绝。

齐景公饮酒作乐常常是通宵达旦。一次，齐景公和他的宠姬美妾饮酒作乐，虽已酒过三巡，可景公仍未能尽兴。宠姬美妾一个个娇姿百媚，你让我劝，景公总觉不够欢畅。忽然，他想起相国晏子来，心想若是与他一起开怀畅饮，那才痛快。

随即命令手下人去叫晏子，有人说这不太好，于是就叫人备车，并把酒具佳肴全部移动到晏子那里。报信的人只说大王光临，要晏子接驾。晏子不知有何事竟然惊动国王驾临。他穿上朝服，束好腰带。手持笏板，恭候在门旁。

片刻，景公驾到，晏子忙迎上前去并问道：“大王有什么事吗?”景公说：“没有啊!”晏子不解地说：“若无事，为何烦劳大王深夜屈尊来到臣舍?”景公兴冲冲地说：“相国政务繁忙，日理万机，难得消闲。寡人今夜带来美味佳肴，还有动听的音乐，优美的舞蹈，愿与相国一起痛饮，共享欢乐。”不料晏子回答说：“若是安邦治国之事，臣当为之谋划，在所不辞；若是宴饮尽欢的酒席之事，大王左右之人尽可与大王同欢，我不敢参与其间啊。还望大王见谅。”

景公万没想到，竟然碰了钉子。但想到晏子勤于政事，一身正气以及他的贡献，没有发怒。只好兴味索然地回驾了。

伍子胥掘墓鞭尸为报父仇，一夜白头，掘墓鞭尸，达成心愿。

宫廷中的阴谋在诸侯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大国兼并小国，扩张了土地。可是大国的诸侯不得不把新得到的土地分封给立了功的大夫。大夫的势力大了起来，他们之间也经常发生斗争。大国国内的矛盾尖锐起来，都想把争夺霸权的战争暂时停止下来。

为了这个缘故，宋国大夫向戍在晋、楚两国之间奔走，做调停人。公元前546年，晋楚两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在宋国举行了“弭兵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代表南北两个集团讲了和，订了盟约。规定除齐、秦两个大国外，各小国都要向晋、楚两国同样朝贡。晋楚两国平分霸权，以后五十多年里，没发生大的战争。

到楚庄王的孙子楚平王即位之后，楚国渐渐衰落了。

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来的太子建废掉。这时候，太子建和他的老师伍奢正在城父（在河南襄城西）镇守。楚平王怕伍奢不同意，先把伍奢叫来，诬说太子建正在谋反。伍奢说什么也不承认，立刻被关进监狱。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大儿子伍尚回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就跟父亲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杀害。太子建事先得到风声，带着儿子公子胜逃到宋国去了。

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也从楚国逃出来，他赶到宋国，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国发生内乱，伍子胥又带着太子建、公子胜逃到郑国。想请郑国帮他们报仇。可是郑国国君郑定公没有同意。

太子建报仇心切，竟勾结郑国的一些大臣想夺郑定公的权。被郑定公杀了。伍子胥只好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投奔吴国（都城在今江苏苏州）。

隐姓埋名，流落江湖楚平王早就下令悬赏捉拿伍子胥，叫人画了伍子胥的像，挂在楚国各地的城门口，嘱咐各地官吏盘查。伍子胥带着公子胜逃出郑国后，白天躲藏，晚上赶路。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关上的官吏盘查得很紧。传说伍子胥一连几夜愁得睡不着觉，连头发也愁白了。幸亏他们遇到了一个好心人东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里。

东皋公有个朋友，模样有点像伍子胥。东皋公让他冒充伍子胥过关。守关的逮住了这个假伍子胥，而那个真伍子胥因为头发全白，面貌变了，守关的认不出来，就被他混出关去。

伍子胥出了昭关，害怕后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是一条大江拦住去路，伍子胥正在着急，江上有个打鱼的老头儿划着一只小船过来，把伍子胥渡过江去。

过了大江，伍子胥感激万分，摘下身边的宝剑，交给老渔人，说：“这把宝剑是楚王赐给我祖父的，值一百两金子。现在送给你，以表达我的心意。”

老渔人说：“楚王为了追捕你，出了五万石粮食的赏金，还答应封告发人大夫爵位。我不贪图这个赏金、爵位，难道会要你这宝剑吗?”

伍子胥连忙向老渔人赔礼，收了宝剑，辞别老渔人走了。伍子胥到了吴国，吴国的公子光正想夺取王位。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公子光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

吴王阖闻即位之后，封伍子胥为大夫，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又用了一位将军孙武，是个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吴王依靠伍子胥和孙武这两个人，整顿兵马，先兼并了临近几个小国。

出兵报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和伍员（字子胥）研究为他伐楚报仇的计划。此时的阖间踌躇满志，他不仅为了实践自己对伍员许下的诺言，而且还要借此向列国炫耀实力，称霸江南。

这时楚平王已死了10年，继位的楚昭王是楚平王和他所夺的太子建的妻子伯嬴生的儿子熊珍。他年幼即位，当了10年国王才二十来岁，大权长期掌握在奸佞之臣费无极、囊瓦手中，他们搞了很多陷害忠良、得罪邻国的勾当，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伐楚，现在正是好时机。

伍员为吴王请来大军事家孙武，不长的时间，便作好了一切战备工作。孙武用截江水围城的战术攻下了楚国的都城，楚昭王从西门出奔隋国去了。

伍员安排吴王住在楚王宫中，让诸大将住到楚国各大臣家中，任凭他们淫乱取乐，以发泄自己的心头之恨。吴军纷纷上行而下效，随意闯入民宅，为所欲为，一时把一个偌大楚国的都城，搞得乌烟瘴气，简直成了禽兽的渊薮。

孙武一再进谏“兵以义动”，立故太子建的儿子芈胜为君，以延续楚国的宗祀。阖闾和伍员哪里听得进去?吴王贪干消灭楚国以扩张吴国的领土，伍员贪干进一步地报仇雪恨，结果吴王接受了伍员的建议，派人焚毁了楚国的宗庙。楚人怨声载道，过去多少人都同情伍员这个“忠良之后”的不幸，现在全都恨他引狼入室。但是，他丝毫不管这些什么反映，继续实施他的复仇计划。吴王在章台宫置酒大宴群臣，伍员又痛哭起来，吴王大为诧异他的“煞风景”，询问哭因，伍员奏道，“平王已死，嗣君逃跑，臣父兄的大仇并没有报呀!”

吴王问：“卿意如何呢?”

伍员答道：“恳求大王允许臣扒开平王的坟，打开棺椁，砍下他的头来，以发泄臣的心头之恨!”

吴王慷慨地说：“好吧!卿给予寡人的，太多太多了，寡人还有什么舍不得那副枯骨呢?就随你的心意干去吧!”

掘墓鞭尸伍员谢了吴王出来，率领本部人马来到查访出的楚平王坟地室丙庄寥台湖。只见平原衰草，湖水茫茫，哪有什么大坟?伍员捶胸大哭起来：“天啊!你难道不让我伍员替父兄报仇吗?”

忽然一个老翁来到面前，见礼后主动指引说：“平王自知生平积怨太多，怕人掘坟，所以葬在湖中，得弄干了湖水才能找得到。”

伍员先派会水的人下去，摸到石椁的位置，然后命令军士背沙袋把它围起来，再淘干圈内的水，便现出了石椁。凿开椁，发现了棺木，抬起来很重，打开一看，里面只有衣冠和几百斤生铁。老翁说：“这是疑棺，真棺在它的下面呢!”军士抬掉疑棺、石板，又发现了一具棺木。

伍员令人打破棺木，把尸体拖到岸上，仔细查验，果然是楚平王，用水银浸过，脸色和活着的时候一样。

一想到十年来萦绕梦魂的“他”，伍员怨愤中烧，甩开九节铜鞭，一气抽了三百鞭子，直打得皮肉横飞，筋断骨折。又用左脚踩着他的肚子，右手去挖他的双目，边往外挖边数骂说：“你活着的时候有眼无珠，不辨忠奸，听信谗言，杀害了我的父亲、哥哥，你要眼有什么用!”然后又砍下他的头，捣毁衣衾棺木，连同尸骸一起抛弃在原野上。

伍员发泄了在胸中积压了十年之久的仇恨，心中轻松了不少，这才想起来询问老翁怎么能知道楚平王的葬址。老翁说：“我就是当年参加造坟的石工。那时平王命令我们五十多个石工造疑冢，又怕我们泄露了他的秘密，把石工们都杀死在冢内，我是惟一逃出来的幸存者。今天这样做，是为将军的孝心感动，同时也为那五十个冤魂报仇啊!”

伍员听了更觉得自己做得对了，命人取了金银布帛重重地酬谢了老翁。

孙武练兵严明的军纪是取胜的关键，即便是君主的爱妾也不能网开一面。

孙武出山吴国本来是附属于楚国的一个弱小国家。由于采取了一些变革图强的措施，国家力量增强了。吴王阖闾为了灭楚称雄，除了奖励耕战外，还注重访求各种人才。他先访求到了伍子胥。伍子胥又给他介绍了不少有为之士，孙武就是其中之一。

经伍子胥推荐，吴王亲自到孙武的馆舍中去访求。孙武拿出自己的兵法著作给吴王看。吴王看过之后说：“您的十三篇论述用兵作战的文章我看过了，很好。只是不知道是不是适合我国的情况?”孙武说：“操练兵法的原理是一样的，用之于贵族，平民、男人，女人都可以。”阖闾说：“我想请您作一个小型的操练演习，行吗?”孙武说：“可以。”

吴王又说：“我想请您操练妇女，行吗?”孙武说：“可以。不过操练很艰苦，军法无情。操练的时候必须完全按军法办事。”吴王答应了。于是阖闾便把自己身边的宫女都叫了出来，大约有一百八十人，交给孙武去指挥。他自己坐在台上看孙武操练女兵。

训练宫女孙武把这些宫女分为两队，让阖闾最宠爱的两个宫女分别担任两队的队长，命令所有的宫女每人都拿一支戟。孙武问：“你们知道自己的心、后背、左手、右手吗?”

宫女们齐声回答：“知道!”孙武说：“好。现在，我命令你们向前，你们就看心所对的方向；命令你们向左，就看左手所对的方向；命令你们向右，就看右手的方向；命令你们向后，你们就朝背后转过身去，大家能够做到吗?”众宫女都应声说：“能!”孙武把号令交代清楚之后，便让人把斧钺等兵器摆在宫廷当中，并且三令五申：如果不听号令，就要受到军法的处分。随后击鼓传令向右，宫女们习惯于轻歌曼舞，哪里受过这种约束?听到号令，七扭八歪，乱哄哄地笑个不停。孙武说：“号令说的不清楚，动作讲的不明白，所以你们操练不好。这不能怪你们，是我这做主将的责任。”说完又把规定的号令反复讲了几遍，然后击鼓传令向左。宫女们照旧乱七八糟，又是格格地一阵大笑。孙武说：“先前，没有把号令讲清楚，你们不熟练，那是我做主将的责任；现在，号令既然已经交代清楚了，你们却不按照号令去做，那就是你们的责任了。依据军法，应该处罚你们的队长!”说完就要将左右两个队长斩首。吴王阖闾从台上看到孙武要斩那两个最宠爱的宫女，大吃一惊，连忙派人传下令来，说：“我已经知道将军是善于用兵的了。但是这两个美女万万斩不得!没有她们两个陪伴，我连饭也吃不下啊!”孙武说：“我已经接受了大王的任命，当了主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于是下令立即把两个女队长斩首。紧接着又指派了另外两个人做队长，重新击鼓操练起来。这一下，那些宫女们不用说不敢笑，连粗气儿也不敢出了。一个个聚精会神地按着鼓声操练了起来，不管是向左向右，向前向后，或者是跪下起立，完全符合号令，一点差错也没有。

铸造成功训练完毕，孙武派人报告阖闾：“女兵已经操练好了，大王可以下来到阵前看，随便大王下什么命令，她们都能服从，即使赴汤蹈火也不会退缩。”阖闾这时候还在为失去两个心爱的美女难受呢，哪有心思去看女兵操练呢!只好顺口敷衍道：“将军去休息吧，我可不愿意下去看啦。”孙武听了，叹口气说：“唉，看来大王只是喜欢看我写的兵书，并不想让我发挥真实的本领啊!”听了孙武这句话，吴王这才振作起来，他仔细一想，怎么能够因为两个美女丢掉一位大将呢?于是转怒为喜，正式任命孙武为大将。

后来吴国能够西破强楚，攻入郢都，北威齐、晋，名震诸侯，这当中，孙武起了很大的作用。

卧薪尝胆为了光复河山，吃了不少的苦，但黄天不负有心人。

子承父志吴王阖闾打败楚国，成了南方霸主。吴国跟附近的越国（都城在今浙江绍兴）素来不和。

公元前496年，越国国王勾践即位。吴王趁越国刚刚遭到丧事，就发兵打越国，吴越两国在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地方，发生一场大战。

吴王阖闾满以为可以打赢，没想到打了个败仗，自己又中箭受了重伤，再加上上了年纪，回到吴国，就咽了气。

吴王阖闾死后，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时对夫差说：“不要忘记报越国的仇。”夫差记住这个嘱咐，叫人经常提醒他。

他经过宫门，手下的人就扯开了嗓子喊：“夫差!你忘了越王杀你父亲的仇吗?”夫差流着眼泪说：“不，不敢忘。”

他叫伍子胥和另一个大臣伯蘸操练兵马，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吴王夫差亲自率领大军去打越国。越国有两个很能干的大夫，一个叫文种，一个叫范蠡。

范蠡对勾践说：“吴国练兵快三年了。这回决心报仇，来势凶猛。咱们不如守住城，不要跟他们作战。”

勾践不同意，也发大军去跟吴国人拼个死活。两国的军队交战于太湖一带。越军果然大败。

兵败求和，保存实力越王勾践带了五千个残兵败将逃到会稽，被吴军围困起来。勾践弄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他跟范蠡说：“懊悔没有听你的话，弄到这步田地。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说：“咱们赶快去求和吧。”

勾践派文种到吴王营里去求和。文种在夫差面前把勾践愿意投降的意思说了一遍。

吴王夫差想同意，可是伍子胥坚决反对。

文种回去后，打听到吴国的伯韶是个贪财好色的小人，就把一批美女和珍宝，私下送给伯蘸，请伯蘸在夫差面前讲好话。

经过伯蘸在夫差面前一番劝说，吴王夫差不顾伍子胥的反对，答应了越国的求和，但是要勾践亲自到吴国去。

文种回去向勾践报告了。勾践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文种，自己带着夫人和范蠡到吴国去。

勾践到了吴国，夫差让他们夫妇俩住在阖闾的大坟旁边一间石屋里，叫勾践给他喂马。范蠡跟着做奴仆的工作。

夫差每次坐车出去，勾践就给他拉马，这样过了两年，夫差认为勾践真心归顺了他，就放勾践回国。

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在吃饭的地方挂上一个苦胆，每逢吃饭的时候，就先尝一尝苦味，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他还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这就是后来被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勾践决定要使越国富强起来，他亲自参加耕种，叫他的夫人自己织布，来鼓励生产。因为越国遭到亡国的灾难，人口大大减少，他订出奖励生育的制度。

他叫文种管理国家大事，叫范蠡训练人马，自己虚心听从别人的意见，救济贫苦的百姓。

全国的老百姓一齐努力，期望这个受欺压的国家变为强国。

美人计越王勾践整顿内政，努力生产，使国力渐渐强盛起来，他就和范蠡、文种两个大臣经常商议怎样讨伐吴国的事。

这时候，吴王夫差因为当上了霸主，骄傲起来，一味贪图享乐。文种劝说勾践向吴王进贡美女。越王勾践派人专门物色最美的女子。结果在苎罗山（今浙江诸暨南）上找到一个美人，名叫西施。勾践就派范蠡把西施献给夫差。

夫差一见西施，果然容貌出众，把她当作下凡的仙女，宠爱得不得了。

有一回，越国派文种去跟吴王说：“越国年成不好，闹了饥荒，向吴国借一万石粮，过了年归还。”夫差看在西施的面上，当然答应了。

转过年来，越国年成丰收。文种把一万石粮亲自送还吴国。

夫差见越国十分守信用，更加高兴。他把越国的粮食拿来一看，粒粒饱满，就对伯韶说：“越国的粮食颗粒比我们大，就把这一万石卖给老百姓做种子吧。”

伯蘸把这些粮食分给农民，命令大家去种。到了春天，种子下去了，等了十几天，还没有抽芽。大家想，好种子也许出得迟一点，就耐心地等着。没想到，过不了几天，那撒下去的种子全烂了。他们想再撒自己的种子，已经误了下种的时候。这一年，吴国闹了大饥荒，吴国的百姓全恨夫差。

他们哪里想到，这是文种的计策。那还给吴国的一万石粮，原来是经过蒸熟了又晒干的粮食，怎么还能抽芽呢?

勾践听到吴国闹饥荒，就想趁此机会发兵。

文种说：“还早着呢。一来，吴国刚闹荒，国内并不空虚；二来，还有个伍子胥在，不好办。”

勾践听了，觉得文种的话有道理，就继续操练兵马，扩大军队。

忠臣之死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要去打齐国。伍子胥急忙去见夫差，说：“我听说勾践卧薪尝胆，跟百姓同甘共苦，看样子一定要想报吴国的仇。不除掉他，总是个后患。希望大王先去灭了越国。”

吴王夫差哪里肯听伍子胥的话，照样带兵攻打齐国，结果打了胜仗回来。文武百官全都道贺，只有伍子胥反倒批评说：“打败齐国，只是占点小便宜，越国来灭吴国，才是大祸患。”

这样一来，夫差越来越讨厌伍子胥，再加上伯韶在背后尽说伍子胥坏话。夫差给伍子胥送去一口宝剑，逼他自杀。

伍子胥临死的时候，气愤地对使者说：“把我的眼珠挖去，放在吴国东门，让我看看勾践是怎样打进来的。”

夫差杀了伍子胥，任命伯韶做了太宰。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约会鲁哀公、晋定公等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会盟，把精兵都带走了，只留了一些老弱残兵。

等夫差从黄池得意洋洋地回来，越王勾践已经率领大军攻进了吴国国都姑苏。吴国士兵远道回来，已经够累了，加上越军都是经过多年训练的，士气旺盛。两国一交手，吴军被打得大败。

夫差没奈何，只好派伯蘸去向勾践求和。勾践和范蠡一商量，决定暂时答应讲和，退兵回去。

报仇雪恨公元前475年，越王勾践作好了充分准备，大规模地进攻吴国，吴国接连打了败仗。越军把吴都包围了两年，夫差被逼得走投无路，说：“我没有面目见伍子胥了。”说着，就用衣服遮住自己的脸，自杀了。

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坐在夫差原来坐的朝堂里。范蠡、文种和别的官员都来朝见他。吴国的太宰伯蘸也站在那里等着受封，他认为自己帮了勾践不少忙呢。

勾践对伯蘸说：“你是吴国的大臣，我不敢收你做臣子，你还是去陪伴你的国君吧。”

伯蘸垂头丧气地退了出去，勾践派人追上去，把他杀了。勾践灭了吴国，又带着大军渡过淮河，在徐州约会中原诸侯。周天子也派使臣送祭肉给勾践。打这以后，越国的兵马横行在江淮一带，诸侯都承认他是霸主。

勾践得胜回国，开了个庆功大会，大赏功臣，可就少了个范蠡。传说他带着西施，隐姓埋名跑到别国去了。

范蠡走前，留给文种一封信，说：“飞鸟打光了，好的弓箭该收藏起来。兔子打完了，就轮到把猎狗烧来吃了。越王这个人，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您还是赶快走吧。”文种不信，有一天，勾践派人给他送来一口剑。文种一看，正是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的那口宝剑。文种后悔没听范蠡的话，只好自杀了。

诚信得贤才历来成大事者，无不讲究诚信，应该为世人所学习。

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晋国，历史上称为“三晋”。在“三晋”之中，魏国最强盛。

魏文侯是一个贤明的君王，他把搜寻人才当作最重要的政事。时刻提醒自己。他以诚实、守信用为立身之本。以朋友的身份和贤人相处，从来不摆国君的架子。

魏成子知道段干木是位贤才，推荐给魏文侯。魏文侯听魏成子说段干木才能出众，是位贤者，平生不为利禄权势所引诱，隐居在西河乡下，不愿意出来做官，就亲自带着随从前去求见。

诚心求人才魏文侯乘坐着高头大马拉着华丽的车子。随从们骑着骏马，举着鲜明的旌旗，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西河这个小地方，一直找到段干木的门前。魏文侯亲自叩门。

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车子驶向自己门前，赶紧跳过后墙躲避起来。

第二天早晨，魏文侯又来到西河把车子停在村边，下车步行到段干木的门前求见。段干木又躲起来不见。

魏文侯叹息：“此人真是不为名利的高士呀!”从此，整整一个月，魏文侯每天都亲自前往求见。乡下的老百姓都骂段干木端臭架子。

段干木看到魏文侯这样诚心实意，很受感动，只好出来相见。魏文侯又请他一同乘车回都城共商国事。此后，魏文侯以客礼待段干木，以师事之。

四方贤士听说这件事，都前来投奔。魏文侯量才录用，贤士高人济济在朝。

秦国屡次想发兵打魏国，都畏惧魏文侯手下多贤人，不敢轻举妄动。

诚信守义，天下归心魏文侯和贤人相处，最讲究信用。有一天暴雨骤降，魏文侯在宫中宴请群臣，时至中午，君臣酒兴未艾，暴雨还是下个不停。魏文侯问：“现在到了什么时间?”左右侍从回答：“已经到了中午!”魏文侯毫不迟疑地站起来，催促随从快去备马车，要出去打猎。

大臣们劝说：“天下着大雨，不能打猎，不要去空跑一趟!”

魏文侯说：“寡人已经和旁人约好，今天中午一块去打猎，他一定是在郊外等着我了，虽然雨天不能打猎，但是怎么能不去赴约!”说完，他就带着随从登上马车，很快就消失在白茫茫的雨帘之中。

大臣们感慨道：“君王这样守信用，国家怎么能够治理不好呢?”

魏文侯以诚信得贤才，卜子夏、田子方之属，吴起、乐羊、西门豹之徒皆聚于魏。魏文侯还在丰收年份把粮食由国家平价买进，荒年时再平价卖给老百姓，实行这种办法之后，老百姓生活安定，努力发展生产，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成为战国初期的一大强国。

任用贤相一个国家的强盛，同其国君的贤明是分不开的。

礼贤下士魏文侯最大的长处是礼贤下士，知人善任，就是说，器重和尊敬品德高尚而又具有才干的人，广泛搜罗人才，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因此，许多贤士能人都到魏国来了。

当时，魏国已经建立了封建政权，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可是，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奴隶制的残余，这些东西严重阻碍着魏国的发展。魏文侯决心加以改革。他任李悝为相国，经常同他商讨国家大事。李悝也积极地提出许多建议。

有一天，魏文侯问李悝，怎样才能招募更多有才能的人到魏国来，李悝没有回答，反问道：“主公，您看过去传下来的世卿世禄制怎么样?”魏文侯说：“看来弊病甚多，需要改革。”李悝点点头说：“这个制度不改，就不可能起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国家就治理不好。”原来，按照“世卿世禄”制，奴隶主贵族的封爵和俸禄是代代相传的，父传子、子传孙，即使儿子没什么本领，没立什么功劳，照样继承父亲的封爵和俸禄，享受贵族的种种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些真正有才能的人，只因为不是贵族，就被这种制度卡住了，很难得到应有的地位。李悝把这个问题分析给魏文侯听，魏文侯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又问：“那么如何改革呢?”李悝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必须废除世卿世禄制。不管什么人，是贵族还是平民，谁有本事有功劳，就给谁官做，给谁俸禄；按本事和功劳大小分派职位；有功的一定奖赏，有罪的适当处罚。对那些既无才能又无功劳而又作威作福的贵族，采取断然措施，取消他们的俸禄，用这些俸禄来招聘人才。这样，四面八方的能人贤士就会到魏国来了。”魏文侯听了，非常高兴，叫李悝起草改革的法令，不久就在全国执行了。这项改革，剥夺了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增加了新兴地主阶级参预政治的机会，为巩固魏国的封建政权创造了条件。

致力于经济改革接着，魏文侯又采纳了李悝的建议，在经济上进行了改革。李悝算了一笔细账：一个5口之家的农民，种100亩地，每年收获的粮食，除去交租纳税和自己家的口粮以外，就剩不下什么了，如果遇到生病办丧事，或者国家增加苛捐杂税，日子就更难过了。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就必须增加粮食产量。当时魏国大约有几百万亩土地，除去山、河、城、邑。可耕地只有600万亩。如果农民精耕细作，每亩可增产3斗粮食；相反，就要减产3斗粮食。这样一增一减，全国就相差180万石粮食。所以，他建议实行“尽地力”的政策，就是积极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方法，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同时，李悝还创立了“平籴”法：丰收年景，市面上粮价便宜，为了不使农民吃亏，国家把粮食照平价买进；遇到荒年，市面上粮价昂贵，国家仍照平价把粮食卖出。这样，不管年成好坏，粮价一直是平稳的，人民生活比过去安定，国家的赋税收入也得到了保证。

李悝还搜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新兴地主阶级制定的法律、创制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固定下来，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特权。魏文侯很赞成李悝的主张和措施，实行了这一套办法以后，魏国很快就富强起来了。

墨子阻止的战争为了和平，墨子力劝公输般。

鲁班有关战争的发明战国初年的时候，楚国的国君楚惠王想重新恢复楚国的霸权。他扩大军队，要去攻打宋国。

楚惠王重用了一个当时最有本领的工匠。他是鲁国人，名叫公输般。（“般”同“班”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为鲁班的。）公输般使用斧子不用说是最灵巧的了，谁要想跟他比一比使用斧子的本领，那就是不自量力。所以后来有个成语，叫做“班门弄斧”。

公输般被楚惠王请了去，当了楚国的大夫。他替楚王设计了一种攻城的工具，比楼车还要高，看起来简直是高得可以碰到云端似的，所以叫做云梯。

楚惠王一面叫公输般赶紧制造云梯，一面准备向宋国进攻。

楚国制造云梯的消息一传扬出去，列国诸侯都有点担心。特别是宋国，听到楚国要来进攻，更加觉得大祸临头。楚国想进攻宋国的事，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墨子。

墨子劝说鲁班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反对铺张浪费，主张节约，他要他的门徒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的事。如果不刻苦，就是违背他的主张。

墨子还反对那种为了争城夺地而使百姓遭到灾难的混战。

这回他听到楚国要利用云梯去侵略宋国，就急急忙忙地亲自跑到楚国去，跑得脚底起了泡，出了血，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下一块裹着脚走。

这样奔走了十天十夜，到了楚国的都城郢都。

他先去见公输般，劝他不要帮助楚惠王攻打宋国。

公输般说：“不行呀，我已经答应楚王了。”

晋见楚王墨子就要求公输般带他去见楚惠王，公输般答应了。

在楚惠王面前，墨子很诚恳地说：“楚国土地很大，方圆五千里，地大物博，宋国土地不过五百里，土地并不好，物产也不丰富。大王为什么有了华贵的车马，还要去偷人家的破车呢?为什么要仍了自己绣花绸袍，去偷人家一件旧短褂子呢?”

楚惠王虽然觉得墨子说得有道理，但是不肯放弃攻宋国的打算。公输般也认为用云梯攻城很有把握。

墨子与鲁班的较量墨子直截了当地说：“你能攻，我能守，你也占不了便宜。”

他解下了身上系着的皮带，在地下围着当做城墙，再拿几块小木板当做攻城的工具，叫公输般来演习一下，比一比本领。

公输般采用一种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一种方法守城。一个用云梯攻城，一个就用火箭烧云梯；一个用撞车撞城门，一个就用滚木擂石砸撞车；一个用地道，一个用烟熏。公输般用了九套攻法，把攻城的方法都使完了，可是墨子还有好些守城的高招没有使出来。

公输般呆住了，但是心里还不服，说：“我想出了办法来对付你，不过现在不说。”

墨子微微一笑说：“我知道你想怎样来对付我，不过我也不说。”

楚惠王听两人说话像打哑谜一样，弄得莫名其妙，问墨子说：“你们究竟在说什么?”

墨子说：“公输般的意思很清楚，不过是想把我杀掉，以为杀了我，宋国就没有人帮助他们守城了。其实他打错了主意。我来到楚国之前，早已派了禽滑嫠等三百个徒弟守住宋城，他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我的守城办法。即使把我杀了，楚国也是占不到便宜的。”

楚惠王听了墨子一番话，又亲自看到墨子守城的本领，知道要打胜宋国没有希望，只好说：“先生的话说得对，我决定不进攻宋国了。”

这样，一场战争就被墨子阻止了。

孙膑出山杰出的军事奇才孙膑被师弟所害，但仍然创下丰功伟绩。

来自师弟的陷害庞涓和孙膑两人都向鬼谷子学兵法，结为兄弟。后来，庞涓去魏国当了大将，他怕孙膑去别的国家不利于魏国，而且特别嫉妒孙膑的才能高于他，决定设计除掉孙膑。

庞涓先写信告诉孙膑，说魏国要请他为大将，把孙膑骗到魏国。到了魏国之后，庞涓却陷害孙膑私通齐国，把孙膑残忍地处以膑刑，即去掉双膝的盖骨，使孙膑成为一个不能走路的瘫子，让他等死。

孙膑知道中了庞涓的毒计，很难逃脱毒手，于是装疯以麻痹敌人。他忽而大哭，忽而大笑，精神恍惚，举止失常。庞涓开始不信孙膑会疯，命令把孙膑扔进猪圈，孙膑披头散发倒在地上，滚了一身粪污。有人给孙膑泥块，孙膑毫不犹豫。张口就吞。庞涓认为孙膑真的疯了，又见他行走不便，渐渐放松了警惕。后来，孙膑可以自由出入，爬到大街小巷上去。

齐国智赚孙膑孙膑被处膑刑和得了疯癫病的消息传到了齐国，齐国大臣田忌立刻去见齐威王，说：“孙膑本是齐国人，很有才干，如今在魏国遭到陷害，我们应该想法解救才是!”

齐威王问：“孙膑成了残废，又被逼疯，这可怎么办?”

田忌说：“孙膑是孙武的后代，精通兵法，即使残废，才学仍在。他的疯癫必是装的，说明他有死里逃生的大智，如果把他救出来辅佐大王，齐国一定强盛。”

齐威王连连点头，说：“那赶快发兵魏国，把孙膑抢回来!”

田忌说：“不可。庞涓已经认为孙膑是真疯，所以没有加害他的性命。如果派兵去抢，反而害了孙膑。”

齐王想了想，同田忌商定一个偷孙膑的计划。

齐国派了机智多谋的淳于髡和孟子的学生禽滑以拜访魏王的名义出使魏国。到了魏国都城，献上礼物，便在宾馆住了下来。淳于髡应酬礼仪，禽滑上街浏览，暗地查访孙膑的下落。

他看见孙膑蓬发垢面，在市井小巷装疯。于是，在一个夜晚，靠近了爬在井栏杆边上的孙膑。禽滑偷偷对孙膑说：“齐国派我们出使魏国，目的是救你。要想逃出火坑，须要如此如此。”

第二天凌晨，天色还没有放亮，齐国大使的车辆悄悄来到了那条小巷，匆匆把孙膑扶上车厢藏了起来，派了另外一个人穿上孙膑的破烂衣服趴在井边。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于是，孙膑被齐国使臣偷出了魏国。过了几天，庞涓不见了孙膑，还以为他掉进井里淹死了，也没有在意追查。

孙膑在齐国找到归宿淳于髡带孙膑到了齐国，齐威王立即宴请孙膑，要封他为上卿。孙膑说：“我是残废之人，没有多大用处了。”齐王说：“我们千方百计偷你回国，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贤才。你还是屈尊了吧!”孙膑见齐王诚心诚意，表示愿为齐王献出自己的一切。

孙膑上任以后，改革了齐国军队，加强了战斗能力。公元前242年，齐国出兵魏国，孙膑担任军师。在马陵道，齐魏交战，孙膑设计射死了庞涓，齐国于是声威大振。

第三十八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4）

商鞅变法商鞅的个人经历是一个悲剧，但其功绩却让秦国事受无尽。

遍地求贤才公元前361年秦献公死，他的儿子渠梁即位。渠梁即秦孝公。他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继位时年方21岁。他看到东方国家，在经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后，国力都加强了。特别是当时的齐威王、魏惠王，是当时七雄中力量最强大的两霸。

孝公在东方各国的影响下，为势所迫，决心继承献公的事业，要使秦国很快地强盛起来，以恢复春秋时代秦穆公的霸业。于是，秦孝公广泛地收揽人才。他下了一道求贤的诏令。

这个求贤诏令的大意是说，过去在秦穆公之时，实行德政，加强武装力量，平定了晋国的内乱，东边国土直达黄河，西边征服了戎翟少数民族，开拓了上千里的大片国土，天子和诸侯都来祝贺，为后世开创了基业，好不荣耀!

只是到了厉公、躁公、简公和出子之世，由于内部扰乱，没有力量抵御外患，才把先君开辟的国土河西地方丢失了（被三晋中的魏国所夺），诸侯都瞧不起秦国，想到这里，感到脸上很不光彩，非常痛心。

如今要下决心光复穆公之业。在宾客和群臣中，如果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的官职，赏给他土地。

孝公一面下令求贤，一面又在国内赈济孤寡，募集战士，严明赏罚，设法使国富民强。

在异国他乡寻找机会就在这时，有个叫做商鞅的人，从魏国来到秦国。这个人原是卫国的贵族子弟（所以又叫卫鞅），他从小就好“刑名之学”，曾受过法家李悝、吴起的影响。当他还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叔痤手下做小官时，公叔痤见他很有才能，在临死前，曾推荐给魏惠王，要惠王委之以国政，用他为相。并说，如果不用就把他杀掉，不能让卫鞅离开魏国。魏惠王还以为公叔痤病重在说胡话，因而没有用卫鞅。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正下令求贤，就到了秦国。

商鞅到秦国后，先住在孝公的亲信景监家里，并通过景监的关系得与秦孝公三次相见。头两次游说孝公要学尧舜禹汤的仁义，行所谓帝王之道。秦孝公听得直打瞌睡。孝公生气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简直太迂腐了，我哪能用他呢!”景监告诉商鞅，孝公对他的谈话很不满意，商鞅要求再和孝公谈一次话。过了不久，孝公第三次接见商鞅。这次因为他前两次已经摸透了孝公的心里是迫切要求使秦国富强起来，不愿意慢慢顺着平常人的想法去实行王道。于是就大谈其富国图霸之术。这一下可把秦孝公的心给打动了。孝公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爱听，高兴地对景监说：“你的客人果然是好样的!”一连和商鞅谈了好几天。于是秦孝公就决定要重用商鞅，准备实行变法图强。

立木求信于是，商鞅开始推行新法。首先，他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怕老百姓不相信，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木头，并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10两金子。”不一会，很多人都围过来，议论纷纷。有的摇头说：“这根木头谁都扛得动，哪儿用得着10两赏金?”还有的说：“这大概是跟我们开玩笑吧。”总之，没有人相信是真事。商鞅等了一个时辰，没有一个人去扛木头。

商鞅知道，秦朝廷自始以来很少讲信义，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的命令。他想了想，就把赏金提到50两。正在大伙议论的时候，有一个人跑出来，走到商鞅面前，说：“我来试试。”商鞅点点头，那人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直奔北门。

商鞅立刻传出话来，赏金50两，一分也不能少。这件事，像疾风一样，立即传开去，轰动了整个秦国。老百姓称赞说：“左庶长的命令真不含糊。”

商鞅知道，老百姓已经相信了他，这是他的命令起了作用。于是，他就把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军事力量强大了，农业发展了。

秦孝公见商鞅的改革措施成功了，更加重视他，信任他。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改革。主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建立县的组织，加强国家的权力，迁都咸阳等。第二次大规模的改革，引起上层社会激烈的反对。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王族的人不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了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孝公无法，只有依从了商鞅。商鞅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这样，其他贵族、大臣都不敢反对和触犯新法了。

商鞅变法推行了10年，秦国越来越强盛。中原的诸侯国纷纷向秦国道贺，有的就与秦国交好，连周天子也打发使者送祭肉给秦国，封孝公为“方伯”。商鞅变法所以得以实施，与他当初立木为信有很大关系。

孙膑和庞涓斗智当年的恩怨，终于可以有个了断。

庞涓获得赏识魏惠王也学秦孝公那样，要找一个商鞅式的人才。他花了好些金钱招徕天下豪杰。当时有个魏国人叫庞涓的来求见，向他讲了些富国强兵的道理。魏惠王听了挺高兴，就拜庞涓为大将。

庞涓真有点本领。他天天操练兵马，先从附近几个小国下手，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后来连齐国也被他打败了。打那时候起，魏惠王更加信任庞涓。

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第二年，赵国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忙推辞说：“不行。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了大将，会给人笑话。大王还是请拜田大夫为大将吧。”

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坐在一辆有篷帐的车子里，帮助田忌出主意。

孙膑与庞涓的交锋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精锐的兵力都拿去攻赵国，国内大多是些老弱残兵，十分空虚。咱们不如去攻魏国大梁。庞涓听到了，一定会放弃邯郸，往回跑。我们在半道上等着，迎头痛击他一顿，准能把他打败。”

田忌就按照这个计策去做。果不出孙膑所料，庞涓听说齐国打大梁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刚退到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地方，正碰上齐国兵马。两下里一开仗，庞涓大败。

齐国大军得胜而归，邯郸之围也解除了。

公元前341年，魏国又派兵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那时候，齐威王已经死了。他的儿子齐宣王派田忌、孙膑带兵救韩国。孙膑又使出他的老法子，不去救韩，却直接去攻魏国。

庞涓得到本国的告急文书，只好退兵赶回去，齐国的兵马已经攻进魏国了。

庞涓中计魏国发动大量兵力，由太子申率领，抵抗齐军。这时候，齐军已经退了。庞涓察看一下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齐军的营盘占了很大的地方。他叫人数了数做饭的炉灶，足够10万人吃饭用的。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赶到齐国军队第二回扎营的地方，数了数炉灶，只有能够供5万人用的了。

第三天，他们追到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仔细数了数炉灶，只剩了2万人用的了。庞涓这才放了心，笑着说：“我早知道齐军都是胆小鬼。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工夫，就逃散了一大半。”他吩咐魏军没日没夜地按着齐国军队走过的路线追上去。

一直追到马陵（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正是天快黑的时候。马陵道十分狭窄，路旁边都是障碍物。庞涓恨不得一步赶上齐国的军队，就吩咐大军摸黑往前赶去。忽然前面的兵士回来报告说：“前面的路给木头堵住啦!”

庞涓上前一看，果然见道旁的树全砍倒了，只留下一棵最大的没砍，细细瞧去，那棵树的一面还刮去了树皮，露出一条树瓤来，上面影影绰绰还写着几个大字，因为天色昏暗，看不清楚。

庞涓叫兵士拿火来照。有几个兵士点起火把来。趁着火光一瞧，那树瓤上面写的是：“庞涓死于此树下。”庞涓大吃一惊，连忙吩咐将士撤退，已经晚了。四周不知道有多少箭，像飞蝗似的冲魏军射来，一时间，马陵道两旁杀声震天，到处是齐国的兵士。原来这是孙膑设下的计策，他故意天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他算准魏兵在这时辰到达马陵，预先埋伏着一批弓箭手，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就一齐放箭。庞涓走投无路，只得拔剑自杀。齐军乘胜大破魏军，把魏国的太子申也俘虏了。

打这以后，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一直流传到现在。

邹忌讽齐王纳谏向君主进谏，一向是很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看邹忌如何做的。

弹曲的道理春秋五霸之首齐国，国力强盛。不过，到了齐威王时，他倚仗势力强大，一天到晚只是吃喝玩乐，不问国事。这时其他几国，如楚、鲁、晋等见齐王如此腐败、荒唐，接连向齐国进兵。齐国连吃败仗，齐王仍不闻不问，置边防急奏于不顾，照吃、照玩不误。曾鼎盛一时的齐国，就这样越来越衰弱了。

齐人邹忌善于弹琴，他心怀治国强兵之道，听说齐威王喜欢音乐，一天从家乡赶来求见齐王。

齐王听说求见者好弹琴，心里非常高兴，立即将邹忌请进宫。邹忌刚进宫，威王即刻叫他弹奏，可邹忌却把琴往旁边一推，并且口里还说着：“我一向重视研究弹琴的道理，至于弹不弹曲子，那就没什么了。”

威王不解地问：“这弹琴，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吗?那你就说说看。”

邹忌心想，齐王真没恼怒，这正好与他多交谈交谈。于是，邹忌就先讲了一大通弹琴的道理。威王听得津津有味。邹忌讲得越是头头是道，威王越想听他弹曲，于是打断邹忌的话，说：“先生，您说得太好了，也说得太多了，您快给我弹一段听听吧!”

齐威王怎么也没有想到，邹忌不但没有立刻弹琴，反倒板起面孔，质问起威王来了：“大王，我是琴师，以弹琴为业，故整天琢磨弹琴的道理。可大王您，是一国之君，身居王位，掌握着整个国家的命运，却不管国家大事，这跟我按着琴不弹有何不同?我有琴按着不弹，大王您很不高兴。同样道理，您掌大权却不治理国家，全国老百姓就高兴吗?难道您不怕全国老百姓反对吗?”

邹忌的话句句入理，说得威王心服口服。这番铿锵有力的话，与其说是规劝，不如说是警告吧!齐王身上已冒出冷汗，他连说：“对!对!我一定听先生的话。”当即将邹忌留下来，待如贵宾，并恭恭敬敬地向他请教治国安邦大事。在邹忌的劝说下，弃酒色歌舞而广招人才，考察官吏，操练兵马，发展生产，奖励耕织。这样，齐国又渐渐强盛起来了。

关于妻妾的感悟国家又渐渐强盛起来，百姓安居，说奉承话的人也多了，齐王听了也乐滋滋的，整日飘飘然，对不同意见就有点听不进了。邹忌认为骄者必败，防患于未然，要提醒齐王必须把这毛病改掉。可如何与齐王说呢，他苦苦思索着。

一天，他要上朝，早早起来，穿好衣服，戴好帽子，对着镜子照了照。只见他若有所思地照着镜子，问妻子：“我跟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些?”妻子笑道说：“当然是您漂亮啦，城北徐公怎么比得上呢?”

邹忌身长八尺有余，身材匀称，相貌端庄，的确挺漂亮。但是，城北徐公是当时齐国有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夸赞的话，有点怀疑，又去问侍妾：“你看看，我与城北徐公比，谁漂亮?”侍妾回答说：“徐公怎能跟您比呢?您比他漂亮多了!”过了一会儿，来了客人，邹忌又问客人，回答与前二者同。正在邹忌深深思索时，第二天，城北徐公来拜访。这时，邹忌把徐公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个够，又偷偷照照镜子，看看徐公，更觉自己比徐公差远了!心想，可这些人为什么都说我比徐公漂亮呢?晚上，他躺在床上继续思索这两天的事，终于恍然大悟。

第二天一大早，他穿戴好，就上朝见齐王去了。见到齐王，原原本本将这件事讲给齐王听。齐王听了先是哈哈大笑，后又不解地问邹忌：“他们为什么都说你比徐公漂亮呢?”邹忌接着说：“您想，妻子说我美，是因为她偏爱我；妾说我美，是她怕我；客人说我美，是他们有求于我啊!”

威王听了，点着头说：“对啊，对别人的好话也得多想想。”邹忌机敏地接上话茬，稍严肃地说：“大王，您听的好话最多，受的蒙蔽也多呀。”威王听了有点不高兴，沉着脸说：“你这是何意?”邹忌却从从容容地说：“大王，您想，说我美的人都是为了讨好我才蒙蔽我。现在，齐国有广阔的土地，方圆有上千里，数百个城镇，数万百姓，直到宫中侍女、美妾、朝廷大臣，哪一个不偏爱大王、害怕大王呢?由此看来，大王受的蒙蔽不是比我深多了吗?”

威王开始听不进，经邹忌这么一说，他顿时醒悟。不由地说道：“知我者先生啊!你说得太好了!”于是，他向全国下了一道命令：“不管什么人，当面能指出我的缺点、错误的，受头等奖；用书面给我提意见的，受中等奖；即使在背后议论我的过错的，传到我耳里，也给下等奖。”这道命令传出后，朝廷内外，提批评建议的，络绎不绝。几个月以后再来提意见的人就少了，一年后，人们便觉得没的说了。威王采纳了邹忌的建议，又加强了调查，严惩了颠倒是非，贪赃枉法的污吏。从此，齐国更强大了。

窃符救赵智勇双全，朋友相助，才是成功的关键。

想要出手却又无从下手楚国派兵救赵的同时，魏国也接受了赵国求援的要求。魏安嫠王派大将晋鄙率兵救赵国。秦昭襄王一听到魏、楚两国发兵，亲自跑到邯郸去督战。他派人对魏安嫠王说：“邯郸早晚得被秦国打下来。谁敢去救，等我灭了赵国，就攻打谁。”魏安嫠王被吓唬住了，连忙派人去追晋鄙，叫他就地安营，别再进兵。晋鄙就把十万兵马扎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按兵不动。

赵国派使者向魏国催促进兵。魏安嫠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只好不进不退地停着。赵孝成王十分着急，叫平原君给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写信求救。因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

信陵君接到信，三番五次地央告魏安麓王命令晋鄙进兵。魏王说什么也不答应。信陵君没有办法，对门客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决定自己上赵国去，要死也跟他们死在一起。”当时，不少门客愿意跟信陵君一起去。

朋友的锦囊妙计信陵君有个他最尊敬的朋友，叫做侯赢。信陵君跟侯赢去告别。侯赢说：“你们这样上赵国去打秦兵，就像把一块肥肉扔到饿虎嘴边，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信陵君叹息着说：“我也知道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侯赢支开了旁人，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宫里有个最宠爱的如姬，对不对?”

信陵君点头说：“对!”

侯赢接着说：“听说兵符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把它拿到手。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她要求大王给她寻找那个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仇人，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如果公子请如姬把兵符盗出来，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拿到了兵符，去接管晋鄙的兵权，就能带兵和秦国作战。这比空手去送死不是强多了吗?”

信陵君听了，如梦初醒。他马上派人去跟如姬商量，如姬一口答应。当天午夜，乘着魏王熟睡的时候，如姬果然把兵符盗了出来，交给一个心腹，送到信陵君那儿。

信陵君拿到兵符，再一次向侯赢告别。侯赢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您打算怎么办?”

信陵君一愣，皱着眉头答不出来。

侯赢说：“我已经给公子考虑好了。我的朋友朱亥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他去。到那时候，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地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就让朱亥来对付他。”

用武力夺取军权信陵君带着朱亥和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他假传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验过兵符，仍旧有点怀疑，说：“这是军机大事，我还要再奏明大王，才能够照办。”

晋鄙的话音刚落，站在信陵君身后的朱亥大喝一声：“你不听大王命令，想反叛吗?”

不由晋鄙分说，朱亥就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四十斤重的大铁锺，向晋鄙劈头盖脑砸过去，结果了晋鄙的性命。

信陵君拿着兵符，对将士宣布一道命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没兄弟的，都回去照顾他的父母，其余的人都跟我一起救赵国。”

成功一战，名扬天下当下，信陵君就选了八万精兵，出发去救邯郸。他亲自指挥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龀没防备魏国的军队会突然进攻，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渐渐支持不住了。

邯郸城里的平原君见魏国救兵来到，也带着赵国的军队杀出来。两下一夹攻，打得秦军像山崩似地倒了下来。

秦国多少年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王龀带兵败退，还有二万名秦兵被赵兵围困住，投降了。

信陵君救了邯郸，保全了赵国。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十分感激，亲自到城外迎接他。

楚国春申君带领的救赵的军队，还在武关观望，听到秦国打了败仗，邯郸解了围，就带兵回楚国去了。

黄金台黄金台储藏的并非是黄金，而是为了招揽人才。

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大张旗鼓的招贤纳士之举，莫过于燕昭王高筑黄金台。他的这个作法，被后世之人历代传诵。诗人李白有一首五言古风，写道：“燕昭廷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314年，燕国的国君燕王哙让位给燕相子之，引起国内大乱。齐渭王乘机发兵灭亡了燕国。燕国的老百姓不甘心亡国，联合起来把齐国人赶走，又找到了燕太子职，立他为国君。这个国君，就是燕昭王。

燕昭王继位时，燕国国内一片混乱，田地荒芜，房屋倒坍，到处是废墟。老百姓啼饥号寒，一派凄凉景象。燕昭王决心要复兴燕国，洗雪亡国之耻。他知道，治理国家千头万绪，最要紧的是要有众多的人才。有了人才，才能百废俱兴。

燕昭王寻思着如何招揽人才，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为了这件事焦虑得面容憔悴。

重金买马骨当时，有个叫郭隗的人看透了燕昭王的心事，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一个“重金买马骨”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国君，想得到一匹千里马，悬赏1000两黄金，也没有得到。他就派一名亲信，带着1000两黄金到处去买千里马。那个亲信跑了好多地方，也没有买到。

有一天，这个亲信走在半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匹死马啧啧叹惜。他走上前去打听，得知这匹死马，原来是千里马。他想了想，灵机一动，立刻拿出500两黄金，买下了这匹千里马的骨头。

这个亲信把马骨头带回去，恭恭敬敬地献给国君，还喜滋滋地念叨：“千里马来也!”国君看他带回来的是马骨头，还花了500两黄金，气得大骂：“你这个傻瓜，马骨头有什么用呢?还花去这么多金子!”

这个人振振有词地说：“大王息怒，天下人知道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肯出重金收买，会认为您爱千里马心切，一定有人把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的工夫，那位国君就得到3匹千里马。

燕昭王听完故事，说：“寡人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广招贤人这个事，具体怎么办才好呢?”

郭隗站起身，深深地向燕昭王施礼之后，说：“臣下不才，请大王把我当作‘死马’供奉起来，活的‘千里马’一定会找上门来。”

四方豪杰乘风来燕昭王按照郭隗出的主意，盖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选择吉祥的日子，举行隆重的仪式，亲自恭敬地把郭隗请到新宫殿里去住。每天，燕昭王都要像学生请教老师那样，前去探望。燕昭王还在易水河畔，修筑起一座高台，在台上举行庄重的接见仪式，接待各地前来投奔的贤人；台上放置几千两黄金，作为赠送给贤人的进见礼，因此，这个高台叫做“黄金台”。

这件事不胫而走，风传天下。各国有才能的人，络绎不绝地跑到燕国。如武将剧辛从赵国来，谋士邹衍从齐国来，屈庸从卫国来，乐毅从魏国来。真是“燕昭高筑黄金台，四方豪杰乘风来!”当时，燕国集聚了很多贤才。

燕昭王最重用乐毅，乐毅是被魏文侯重用为帅的乐羊的后代，是个军事家。他为燕国训练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后来，燕国又联合赵、韩、魏、秦等国一起讨伐齐国，乐毅当上五国联军的统帅，率领着各路大军，攻下了齐国七十多座城池，几乎使齐国遭到灭亡，终于为燕国报仇雪恨。

燕昭王依靠得到的众多人才，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使燕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中的强国。

胡服骑射不管是哪里的经验，只要对自己有益，就应该学习。

失败换来的教训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亲率大军进攻北部的中山国。但打到中山国的南境重镇房子（今河北高邑县东）时，就遭到中山国的顽强抵抗，难以深入了。赵国庞大的车兵部队被中山国车兵和锐卒打得节节败退。赵国的前沿重镇——鄙邑也失于中山国之手。

在赵国对中山国发起进攻时，燕国为报宿怨也乘机起兵，从中山国北部与燕境相接的那块缺口打了进去，一直攻到中人（今河北唐县）。但也被中山军打退。

房子之役后，赵武灵王带领随从北上伐郡，最北到达了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接着又西折至黄河，登上黄华山巅，纵览北方形势。赵武灵王从分析首战利弊中，认识到中山国不能轻取，要实现攻取中山国的夙愿，还得将赵军建设得比现在更加强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行军事制度的改革。他的视线紧紧地追踪着山下一股股剽悍的北方部族的游骑，一个念头涌上心来：假如打破传统的车战编制，将几十万赵军训练得像眼底的游牧骑兵这样，打起仗来如风驰电掣般地奔袭敌人，那近取中山，远开胡地，不就易如反掌了么!但要学胡骑，必得胡服。

华夏士兵袍长袖大，身裹重甲，系扎繁琐，单骑作战很不方便。

而胡人穿着紧身的短衣、长裤，外套轻甲，就极便于单骑，弯弓射箭甚是利索。想到这里，赵武灵王赶紧将大臣楼缓召至近前，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了他。楼缓当即表示赞同，但左右随行的大臣却一致反对。返回国都后，赵王又向贤臣肥义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并征求他的意见：“我若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人们一定要议论我，怎么办?”肥义听后鼓励赵王说：“办任何事不能持疑虑畏难的态度，不然就一事无成。相传帝舜曾向有苗氏部落学习南国舞蹈，大禹治水路经‘裸国’，也入乡随俗，袒露着上身。因此，移风易俗也不是不可能的。”肥义的一番言辞，坚定了赵王的决心，他当即穿上胡服发誓道：“我再也不犹豫了，就让举世皆笑我谵妄。胡地、中山必归我手!”接着，就派臣下王蝶转告自己的叔父公子成说：“我已改穿胡服了，准备明早即以这身装束面见群臣，在这件有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上，您应听从我的，请叔父也改穿胡服吧，如果您不愿服从，那么，我的这项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了。”

赵王的劝说遭到了公子成的拒绝。公子成告诉来者说“胡服骑射是。‘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其后果是被中原诸国摒出华夏之外，视为戎狄之邦。”公子成的反对，正是赵王预料中的。

于是他决定亲自登门说服公子成。赵王对公子成说：“服装是为了便用，礼是为了便事，地方不同，服装礼仪也就不同。我们赵国东边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为邻，但却没有‘舟楫之用，夹水居之民，将何以守?’我们西与楼烦、秦、韩相连，可是却没有‘骑射之备’。

往日中山倚仗齐势，侵占我们的国土，先王感到耻辱，抱恨而终。今天胡服骑射，就是要报仇雪耻，可是叔父却为了顺从习俗，而悖逆先君简子、襄子的意愿。这既对不起列祖列宗，也辜负了我对您的一番厚望。”

公子成听毕，连声称罪，诚恳地接受了赵武灵王赐予的胡服。第二天，赵武灵王、公子成、肥义、楼缓、王缲等都穿着胡服上朝。

百官见状，也纷纷改穿胡服。赵武灵王见“胡服”在朝廷得到了推行，便向全国下达了“胡服令”。

力排众议但“胡服令”在推行中仍遇到了很大阻力。原来，王族赵文、赵造、赵俊和大臣周绍反对胡服。他们说：“衣服有常，礼之制也”，“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乱民”，“莅国者不袭奇辟之服，中国不近蛮夷之行”。赵武灵王针锋相对地驳斥说：“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昏聩的君王不变易先王之礼，照样免不了灭亡，而贤明的君主，不沿袭前代也能成就王业”。赵文等人也被赵王说服了。最后还剩下一个王族公子赵燕反对胡服，赵王断然下令说：“如你不立即改换胡服，我将对你处以极刑以利法令推行。”赵燕吓坏了，也慌忙找来胡服穿上。就在赵王与一些顽固分子争辩的时候，赵国上下普遍改穿了胡服。

在胡服的基础上，赵王广泛地招募骑射之士和训练现有的士兵掌握骑射之术。不到一年，赵国就建成了一支人数众多、兵力强盛的骑兵部队。这支骑兵取代了赵国过去的车兵的地位，成为赵军的主力。公元前306年，赵武灵王亲率这支新建的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取了中山国的宁葭（今河北石家庄市西北）。这里离中山国都灵寿仅有咫尺之隔（灵寿在宁葭西北），灵寿与宁葭之间横亘着滹沱水。

赵王估计强攻灵寿不利，便主动西折，然后北进千里，大破林胡和楼烦部落，兵锋直抵榆中（今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林胡王献马乞和。在赵国骑兵的打击下，林胡、楼烦开始了大规模北迁，其中留下来的一部分就归属于赵了。赵武灵王在新辟土地上建立了云中、雁门两郡，在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专设了“骑邑”，用来训练骑兵。这时有个叫牛赞的大臣出来反对说：“国有固籍，兵有常经。变籍则乱，失经则弱”。赵武灵王反驳牛赞说：“古今异利，远近异用”，“令重甲修兵不可以腧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坚持了集训骑兵，建立大规模的训练基地。为了巩固北疆，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还“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命将军、大夫、适子、代吏皆貂服”，进一步推广胡服骑射。

赵王归国后，即派楼缓到秦，仇液到韩，王贲到楚，富丁到魏，赵爵到齐。这种同时间一国使者兼程并出，分别游说争取各国的外交举措，即使在纵横捭阖、瞬息万变的战国政治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与此同时，赵王还委派代相赵固专门负责联络和训练胡兵。另外，赵国对周边的军事戒备也相当严密。一部分骑兵被抽调到戒备“燕、三胡、秦、韩”的前线。在黄河和漳水两岸训练出的水军，也严密地守卫着“河、薄洛之水”，以备齐患。经过这番部署，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亲率将士第二次进攻中山国。

数月收复七十城数月之间，收复城池七十多座，的确是千古奇事。

英雄横空出世齐国北邻的燕国，曾受过齐国欺负，决心报仇。齐王自从将孟尝君逐出京城，命其回封地薛以后，他一心想称霸，于是更加骄横，由此，列国诸侯大多对他不满。

在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联络了几个诸侯国，其中有秦国、韩国、越国、魏国，由大将乐毅率领，浩浩荡荡杀向齐国。不足半年时间，这五国兵马，已攻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这时，齐国只剩下菖城（今山东菖县）、即墨（今山东平度县东南一带）两个地方。

就在国家危亡之际，齐国即墨城里有个大将，名叫田单，他整日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在守城大夫阵亡以后，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守城统帅。田单不仅有勇有谋，而且与士兵同战斗，还把他本族人和自己亲属都编在队伍里，因此，即墨人非常敬佩他，守城的士气旺盛起来。

乐毅围困即墨达3年之久，也未拿下。乐毅威望高，有人妒忌他，说他的坏话。但燕昭王不信，还派人去慰问。燕昭王非常信任乐毅，索性封乐毅为齐王，但乐毅不肯接受。这样，乐毅的威信更高了。

挑拨离间两年以后，燕昭王死了，太子即位，这就是燕惠王。这时，即墨仍未拿下。田单听到燕惠王即位，灵机一动，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便暗中派人到燕国散布流言，说“乐毅本来早就当上齐王了，为讨先王的好，当时没接受封号，如今新王即位，乐毅便高兴了，他要留在齐国做王了。如果燕国换个大将，即墨和菖城早就攻下来了”。

燕惠王听了传言，很不高兴，又因早与乐毅有点矛盾，就决定另派大将骑劫到齐国代替乐毅。乐毅本来是赵国人，就投奔赵国去了。

乐毅被撤换，燕军将士人心浮动，都不服气。骑劫到了齐国后，未做周密的调查了解，下令围攻即墨，围了好几层。这时，城里的田单，早已把决战的方案准备好了。

过了不多久，燕国兵营里就听到附近老百姓议论纷纷。有的说：“以前乐将军太好了，捉了齐国人还好好对待，城里的人当然就不用担什么心，用不着怕。要是燕国人把捉到的俘虏的鼻子削去，齐国人还敢打仗吗?”也有的说：“我们的祖坟都在城外，要是燕国军队真的刨起坟来，那将如何是好?还是劝田单不要打了，投降也罢!”没想到燕国新派的这个大将军骑劫，听到老百姓的这些议论，就真的动起手来。他派人把齐国俘虏的鼻子都削去，又叫士兵把齐国城外的坟都刨了。即墨城里的人听到燕国军队这些残暴的行为，都气愤填膺，他们在城上亲眼见到燕国的士兵刨他们的祖坟，恨得咬牙切齿。齐国将士，纷纷向田单求战，要与燕国人拼个死活，报仇雪耻。

决战时刻的来临田单认为决战时机已到，他又派人装作即墨的富翁，暗地里给骑劫送去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哀求他们说：“城里的粮食已吃完了，人心慌乱，不出几天就要投降。我们请贵国大军进城的时候，保全我们的家小。”骑劫听了很高兴，竟然信以为真，满口答应。

这样，燕军只等着即墨人开城出来投降。城里的齐国人，个个斗志昂扬，人人积极准备参战。田单挑选了一千多头牛，叫人把这些牛打扮起来。牛身上披着一床被子、上面画着红呀、绿呀的稀奇古怪的图样。牛角上捆着两把尖刀，尾巴上系着一捆浸透了油的苇草。田单见牛阵准备好了，又挑选了5000名“敢死队”，人人拿着大刀长矛，个个义愤填膺。

一切准备停当，一天午夜，田单一声令下，凿开十几处城墙，把牛队赶到城外，在牛尾巴上点着了火。牛尾巴一着火，一千多头牛被烧得哞哞直叫，朝城外狂奔。着火的牛群直冲向燕国兵营。齐军的5000名“敢死队”，手执兵器，紧跟着牛队，向燕军兵营冲杀过去。

城里的齐国百姓，一起来到城头，为齐军助威。有的敲着铜壶，有的打着铜盆，个个劲头十足。

霎时，震天动地的呐喊声夹杂着鼓角声、铜器敲打声，惊醒了燕国人的酣梦。他们睡眼朦胧，只见火光耀眼，上千头脑袋上长着大刀的怪兽向他们冲过来。燕国大多数士兵被吓得魂不附体，个个犹如一团泥，何谈抵抗?

一时间，牛头上捆的尖刀扎死的人，那5000名敢死队手起刀落砍杀的人，火牛狂奔踩死的人，燕国军队自己乱窜撞伤踏死的人，不计其数。

燕将骑劫惊醒后，坐上战车，想杀出一条活路，但未能冲出去。最终被齐兵所杀。

齐军在田单的指挥下，乘胜直追，进行大反攻。整个齐国都轰动了，纷纷夺回燕军占领的城池。田单的军队，一往无前，只几个月功夫，在全国将士、百姓的配合下，就将被燕等五国占领的七十多座城，全部收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单的火牛阵。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生活给了我们不少的启示。

生活中的启示各诸侯国都想不断扩充自己的疆域，增强实力，因此经常发生战争。战争劳民伤财，往往两败俱伤。一些头脑清醒的大臣，对侵略性的战争，持否定的态度，或直言相谏，或巧妙隐喻，以此制止危害巨大的战争。一次吴王准备攻打楚国。他想到这个计划一定会有不少大臣反对，于是在朝廷上严肃地对群臣说：“谁要对我攻打楚国有意见，我就让他去死!”群臣都了解吴王的脾气，他说到做到。虽然不少大臣都知这次攻打楚国对吴国很不利，但一想到劝谏不成反遭杀身之祸，于是皆缄默不语。

吴王在积极准备打仗，群臣心急如焚。吴王的一名叫少孺子的近侍看到这情形，心里也异常着急。想前去直言劝谏吴王不要伐楚，但又怕劝不成。伐楚的时间越来越迫近。少孺子整天蹙眉深思。然而，急中生智，想出了办法。

一天早朝，吴王发现他的侍臣少孺子浑身都湿漉漉的，心里挺奇怪，便问他：“早上你干什么去了，怎么弄得全身上下都湿了呢?”少孺子赶紧回答说：“我早早起来，带了弹弓，在后花园散步闲逛，想打只鸟什么的。我走着走着，发现了一件让我不能忘怀的事情。”吴王插话说：“什么事让你不能忘怀，说说听。”少孺子接着说：“我看见一只蝉在树上凄厉地鸣叫，喝着露水。可这蝉怎么知道，有一只螳螂这时正在下边悄悄地向上爬，紧紧地盯着它，想作为一顿美餐呢!再细看那螳螂，屈着身子，张伸着足爪，一步一步接近了蝉。可是，螳螂又怎么知道，这时正有一只黄雀隐藏在离它不远的一根树枝上，两眼死死盯着螳螂，准备振翅飞起啄那专心专意向前爬的螳螂!黄雀呢，伸着脖子心想那螳螂一定跑不了了，也来顿美餐。可黄雀哪里会想到，这时有人正用弹弓瞄准它，它的生命就要结束了!哎，这三个小东西，都是只顾前，不思后，它们的处境真是太危险了啊!大王，您看，这事多么精彩，这场面多么令人难以忘怀呀!我站的时间长了，让露水把衣服都打湿了。”

臣子的苦心吴王一边听，一边思索，听完这番话，恍然大悟，幡然警醒，这时也明白了少孺子的一番苦心。吴王哈哈大笑着，一手指着少孺子，说：“你这个聪明鬼，小滑头，竟把我说活了，攻打楚国的事就停了吧。”满朝文武大臣，奔走相告，吴王在朝廷上又正式宣布：“伐楚的计划作罢。”

第三十九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5）

完璧归赵一段千古佳话，赞叹的是智谋与勇气。

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公元前283年，秦昭襄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情愿让出十五座城来换赵国收藏的一块珍贵的“和氏璧”，希望赵王答应。

赵惠文王就跟大臣们商量，要不要答应。要想答应，怕上秦国的当，丢了和氏璧，拿不到城，要不答应，又怕得罪秦国。议论了半天，还不能决定该怎么办。

当时有人推荐蔺相如，说他是个挺有见识的人。赵惠文王就把蔺相如召来，要他出个主意。

蔺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不行。”赵惠文王说：“要是把和氏璧送了去，秦国取了璧，不给城，怎么办呢?”

蔺相如说：“秦国拿出十五座城来换一块璧玉，这个价值是够高的了。要是赵国不答应，错在赵国。大王把和氏璧送了去，要是秦国不交出城来，那么错在秦国。宁可答应，叫秦国担这个错。”

赵惠文王说：“那么就请先生上秦国去一趟吧。可是万一秦国不守信用，怎么办呢?”

蔺相如说：“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要不然，我一定把璧完好地带回赵国。”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咸阳。秦昭襄王得意地在别宫里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上去。

秦昭襄王接过璧，看了看，挺高兴。他把璧递给美人和左右侍臣，让大伙儿传着看。大臣们都向秦昭襄王庆贺。

智斗秦王蔺相如站在朝堂上等了老半天，也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他知道秦昭襄王不是真心拿城来换璧。可是璧已落到别人手里，怎么才能拿回来呢?

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昭襄王说：“这块璧虽说挺名贵，可是也有点瑕疵，不容易瞧出来，让我来指给大王看。”秦昭襄王信以为真，就吩咐侍从把和氏璧递给蔺相如。

蔺相如一拿到璧，往后退了几步，靠着宫殿上的一根大柱子，瞪着眼睛，怒气冲冲地说：“大王派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十五座城来换赵国的璧。赵王诚心诚意派我把璧送来。可是，大王并没有交换的诚意。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要是逼我的话，我宁可把我的脑袋和这块璧在这柱子上一同砸碎!”说着，他真的拿着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襄王怕他真的砸坏了璧，连忙向他赔不是，说：“先生别误会，我哪儿能说了不算呢?”

他就命令大臣拿上地图来，并且把准备换给赵国的十五座城指给蔺相如看。

蔺相如想，可别再上他的当，就说：“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五天，还在朝堂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五天，然后再举行一个接受璧的仪式，我才敢把璧奉上。”

秦昭襄王想，反正你也跑不了，就说：“好，就这么办吧。”他吩咐人把蔺相如送到宾馆去歇息。

蔺相如回到宾馆，叫一个随从的人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把璧贴身藏着，偷偷地从小道跑回赵国去了。

完璧归赵过了五天，秦昭襄王召集大臣们和别国在咸阳的使臣，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叫蔺相如上朝。蔺相如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去，向秦昭襄王行了礼。

秦昭襄王说：“我已经斋戒五天，现在你把璧拿出来吧。”

蔺相如说：“秦国自秦穆公以来，前后二十几位君主，没有十个讲信义的。我怕受欺骗，丢了璧，对不起赵王，所以把璧送回赵国去了。请大王治我的罪吧。”

秦昭襄王听到这里，大发雷霆。说：“是你欺骗了我，还是我欺骗你?”

蔺相如镇静地说：“请大王别发怒，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决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大王真要那块璧的话，请先把那十五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打发使者跟我一起到赵国去取璧。赵国得到了15座城以后，决不敢不把璧交出来。”

秦昭襄王听蔺相如说得振振有词，不好翻脸，只得说：“一块璧不过是一块璧，不应该为这件事伤了两国的和气。”

结果，还是让蔺相如回赵国去了。

蔺相如回到赵国，赵惠文王认为他完成了使命，就提拔他为上大夫。秦昭襄王本来也不存心想用15座城去换和氏璧，不过想借这件事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和力量。蔺相如完璧归赵后，他也没再提交换的事。

将相和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共同保护好国家。

渑池之会秦昭襄王一心要使赵国屈服，接连侵入赵国边境，占了一些地方。公元前279年，他又耍了个花招，请赵惠文王到秦地渑池（今河南渑池县西）去会见。赵惠文王开始怕被秦国扣留，不敢去。大将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不去，反倒向秦国示弱。

赵惠文王决定硬着头皮去冒一趟险。他叫蔺相如随同他一块儿去，让廉颇留在本国辅助太子留守。

为了防备意外，赵惠文王又派大将李牧带兵5000人护送，相国平原君带兵几万人，在边境接应。到了预定会见的日期，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并且举行了宴会，高兴地喝酒谈天。

秦昭襄王喝了几盅酒，带着醉意对赵惠文王说：“听说赵王弹得一手好瑟。请赵王弹个曲，给大伙儿凑个热闹。”说罢，真的吩咐左右把瑟拿上来。

赵惠文王不好推辞，只好勉强弹一个曲儿。秦国的史官当场就把这事记了下来，并且念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和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令赵王弹瑟。”

赵惠文王气得脸都发紫了。正在这时候，蔺相如拿了一个缶，突然跪到秦昭襄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弹奏秦国的乐器。我这里有个瓦盆，也请大王赏脸敲几下助兴吧。”

秦昭襄王勃然变色，不去理他。

蔺相如的眼睛射出愤怒的光，说：“大王未免太欺负人了。秦国的兵力虽然强大，可是在这五步之内，我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去!”秦昭襄王见蔺相如这股势头，十分吃惊，只好拿起击棒在台上把缶乱敲了几下。

蔺相如回过头来叫赵国的史官也把这件事记下来，说：“某年某月某日，赵王和秦王在渑池相会。秦王给赵王击缶。”

秦国的大臣见蔺相如竟敢这样伤秦王的体面，很不服气。有人站起来说：“请赵王割让十五座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站起来说：“请秦王把咸阳城割让给赵国，为赵王祝寿。”

秦昭襄王眼看这个局面十分紧张。他事先已探知赵国派大军驻扎在临近地方，真的动起武来，恐怕也得不到便宜，就喝住秦国大臣，说：“今天是两国君王欢会的日子，诸位不必多说。”

这样，两国渑池之会总算圆满而散。

将相失和蔺相如两次出使，保全赵国不受屈辱，立了大功。赵惠文王十分信任蔺相如，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大将廉颇之上。

廉颇很不服气，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我是赵国大将，立了多少汗马功劳。蔺相如有什么了不起?倒爬到我头上来了。哼!我见到蔺相如，总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这句话传到蔺相如耳朵里，蔺相如就装病不去上朝。

有一天，蔺相如带着门客坐车出门，真是冤家路窄，老远就瞧见廉颇的车马迎面而来。他叫赶车的退到小巷里去躲一躲，让廉颇的车马先过去。

这件事让蔺相如的门客很气愤，他们责怪蔺相如不该这样胆小怕事。

蔺相如对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跟秦王比，哪一个势力大?”

他们说：“当然是秦王势力大。”

蔺相如说：“对呀!天下的诸侯都怕秦王。为了保卫赵国，我就敢当面责备他。怎么我见了廉将军倒反怕了呢。因为我想过，强大的秦国不敢来侵犯赵国，就因为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在。要是我们两人不和，秦国知道了，就会乘机来侵犯赵国。就为了这个，我宁愿忍让点儿。”

负荆请罪有人把这件事传给廉颇听，廉颇感到十分惭愧。他就裸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的家里去请罪。他见了蔺相如说：“我是个粗鲁人，见识少，气量窄。哪儿知道您竟这么容让我，我实在没脸来见您。请您责打我吧。”

蔺相如连忙扶起廉颇，说：“咱们两个人都是赵国的大臣。将军能体谅我，我已经万分感激了，怎么还来给我赔礼呢。”

两个人都激动得流了眼泪。打这以后，两人就做了知心朋友。

南辕北辙用故事讲道理是古今中外有智慧的人说服别人的最好方法。

给君主讲故事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一心想称霸。到了魏安嫠王时，他急于建立霸业，于是他首先想攻打北方的赵国京都邯郸（现在河北省邯郸市），以此扩充疆域，树立霸主的威望。魏王如此计划之后，就让群臣百姓做好打仗的准备，攻打赵国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此时的魏国虽然在经济、军事上都较有实力，但要远征作战，这是于国于民都不利的事。魏国的要臣季梁，因公外出，行至途中，听到了魏王决定要攻伐赵国的事，很吃惊。他急忙转身返回宫廷，没有来得及回家穿朝服，就拜见魏王。

他急步到了宫廷，魏王很奇怪，季梁怎么如此狼狈模样，没等季梁开口，魏王就问他：“你有什么急事吗?难道出了什么大事?”季梁没有从正面回答魏王，他严肃地说道：“大王，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怪人，他做的怪事我从未听说过，特来禀报大王，请求大王指教。”

魏王听了挺感兴趣，他催促季梁说：“快说，你看见了什么怪事?快讲给我听。”季梁仍很严肃地说：“我外出办事，走在半路，看见一个人在大路上急急赶路，我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楚国去。可楚国在南边啊，他却往北走。我见他走的方向不对，便大声地对他说‘到楚国应往南走，你怎么往北去呢?’他却回答说：‘那不要紧，我的马是上等的马呀。有这样的好马，还担心到不了楚国吗?’听了他这样的回答，我不理解，又大声地告诉他：‘即使你的马是上等的马，走得快，可你所走的路却不是通向楚国的路啊!那是枉费力气呀!’那人听了我的话，仍不觉悟，反而还对我说：‘我的马好，路费也多。如此的好条件，还发愁到不了楚国吗?’我见他如此糊涂，很是奇怪，感到惊讶，有些气愤地拦住他的去路，大声喊道：‘你的费用多也不管用，这条路并不通向楚国!’那人又指着给他驾车的人，有点故意炫耀地又对我说：‘您看看，我的这个驾车人也是一等的驭手啊，所以呀，我根本不用发愁到不了楚国。’说完这话，他高声命令那驭手扬鞭催马，仍然朝北边方向奔驰而去。”

告诉君主其中的道理魏王听罢这个故事，不禁笑道：“这个赶路人也太糊涂了!世上哪有如此愚蠢的人，他该朝南走才是楚国的方向啊!”大臣季梁听了这话，觉得魏王还没有明白他讲这件事的目的，心里仍很沉重。于是他严肃而又恳切地说：“大王说得对。那个赶路人方向错了，他的马越好，路费越多，驾车人技术越高，他离楚国就越远。大王您认为是这样吧?现在，您想成为霸主，取信于天下，可您想依赖国家大，兵强马壮，去攻占别国来扩充领土，以此提高威望。我以为，您越是这样做，离您想成就大业的实际愿望就越远!这就像那个赶路人啊。我说的若不对，请大王恕罪。”魏王听了，就接受了他的意见。

远交近攻一个出色的谋士，其功劳不在浴血沙场而在运筹帷幄。

将人才打到别人的手里蔺相如和廉颇同心协力保卫赵国，有心侵占赵国土地的秦国还真的不敢出兵。可是秦国从楚国和魏国却得到了不少土地。

那时候，秦国的实权操在秦国的太后和她的兄弟穰侯魏冉手里。公元前270年，穰侯要派兵去打齐国。

正在这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一封信，落款是张禄，说有要紧的事求见。张禄原是魏国人，原名叫范雎。

范雎本来是魏国大夫须贾的门客。有一回，须贾带着范雎出使齐国。齐襄王听说范雎挺有才干，背地里打发人去见范雎，送给他一份厚礼，范雎坚决推辞了。

就为了这件事，须贾怀疑他私通齐国。回到魏国以后，向相国魏齐告发。魏齐将范雎严刑拷问，打得他几乎断了气，肋骨被打折，门牙也打掉了两颗。最后，魏齐叫人用破席把他裹起来，扔在厕所里。

天黑下来，范雎才从昏迷中醒过来，见一个兵士守着他，范雎恳求他帮助。那个守兵偷偷地放走了他，而后向魏齐回报，说范雎已经死了。

为了怕魏齐追捕，范雎更名换姓，自称张禄。

那时候，正好秦国有个使者到魏国去，范雎偷偷地去见使者。使者就把他带到秦国。

范雎到了秦国，给秦昭襄王上了道奏章，秦昭襄王约定日子，在离宫接见他。

故意口出狂言到那天，范雎上离宫去，在宫内的半路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子来了。范雎故意装作不知道是秦王，也不躲避。

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大王来了。”

范雎冷淡地说：“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

正在争吵的时候，秦昭襄王到了，只听见范雎还在那儿嘟囔：“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哪儿有什么大王?”这句话正说到秦王的心坎上。他急忙把范雎请到离宫，命令左右退出，单独接见范雎。

秦昭襄王说：“我诚恳地请先生指教。不管牵涉到谁，上至太后，下至朝廷百官，先生只管直说。”

范雎就议论开了。他说：“秦国土地广大，士卒勇猛，要统治诸侯，本来是很容易办到的事，可是十五年来没有什么成就。这不能不说相国（指穰侯）对秦国没有忠心办事，大王也有失策的地方。”

秦昭襄王说：“你说我失策在什么地方?”

范雎说：“齐国离秦国很远，中间还隔着韩国和魏国。大王要出兵打齐国，就算一帆风顺把齐国打败了，大王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我替大王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远交近攻。对离我们远的齐国要暂时稳住，先把一些临近的国家攻下来。这样就能够扩大秦国的地盘。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把韩、魏两国先兼并了，齐国也就保不住了。”

秦昭襄王点头称是，说：“秦国要真能打下六国，统一中原，全靠先生远交近攻的计策了。”当下，秦昭襄王就拜范雎为客聊，并且按照他的计策，把韩国、魏国作为主要的进攻目标。

过了几年，秦昭襄王把相国穰侯撤了职，又不让太后参预朝政，正式拜范雎为丞相。

魏王受到秦国的威胁，十分惊慌。相国魏齐听说秦国的丞相是魏国人，就打发须贾到秦国去求和。

恩怨的了结范雎听到须贾到了秦国，换了一身破旧衣服，到客馆里去见他。

须贾一见范雎还活着，吓了一大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

范雎说：“我就在这儿给人家当个使唤人。”须贾见他身上穿得单薄，冻得打哆嗦，就拿出一件茧绸大褂来，送给范雎，并且留住他一起吃饭。

须贾说：“听说秦王非常重用丞相张禄。我很想见见他，不知有没有人能够给我引见?”

范雎说：“我的主人倒跟丞相相识。大夫要见丞相，我就伺候你去见他吧。”范雎陪须贾到了相府门口，对须贾说：“大夫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下。”

范雎进去不久，里面传出命令：“丞相升堂，叫须贾进去。”须贾问守门的侍者说：“刚才同我一块儿来的范雎，怎么还不出来?”

守门的说：“哪儿来的范雎，刚才进去的不就是咱们的丞相吗?”

须贾这才知道丞相张禄就是范雎，吓得一身冷汗。他进去后，跪在地上爬到范雎面前，连连磕头，说：“我须贾瞎了眼睛，得罪了丞相，请丞相把我治罪吧。”

范雎把须贾狠狠地数落了一顿，接着说：“你今天见了我，给我这件绸袍子，总算还有点人味儿。看在这个份上，我饶了你的命。”接着，他又叫须贾捎信给魏王，要魏王杀了魏齐，才允许魏国割地求和。

须贾回到魏国，把范雎的话回报了魏王。魏王情愿割地求和。魏齐走投无路，只好自杀。魏国求和，秦国就按照范雎远交近攻的计策，先向韩国进攻。

孟尝君食客三千广纳贤士，让众人帮助自己，才能得到成功。

混饭吃的闲人秦昭襄王为了拆散齐楚联盟，他使用两种手段。对楚国他用的是硬手段，对齐国他用的是软手段。他听说齐国最有势力的大臣是孟尝君，就邀请孟尝君到咸阳来，说是要拜他为丞相。孟尝君是齐国的贵族，名叫田文。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专门招收人才。凡是投奔到他门下来的，他都收留下来，供养他们。这种人叫做门客，也叫做食客。据说，孟尝君门下一共养了三千个食客。其中有许多人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混口饭吃。

孟尝君上咸阳去的时候，随身带了一大帮门客。秦昭襄王亲自欢迎他。孟尝君献上一件纯白的狐狸皮的袍子作见面礼。秦昭襄王知道这是很名贵的银狐皮，很高兴地把它藏在内库里。

秦昭襄王本来打算请孟尝君当丞相，有人对他说：“田文是齐国的贵族，手下人又多。他当了丞相，一定先替齐国打算，秦国不就危险了吗?”秦昭襄王说：“那么，还是把他送回去吧。”他们说：“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不少日子，秦国的情况他差不多全知道，哪儿能轻易放他回去呢?”秦昭襄王就把孟尝君软禁起来。

鸡鸣狗盗的用处孟尝君十分着急，他打听到秦王身边有个宠爱的妃子，就托人向她求救。那个妃子叫人传话说：“叫我跟大王说句话并不难，我只要一件银狐皮袍。”孟尝君和手下的门客商量，说：“我就这么一件，已经送给秦王了，哪里还能要得回来呢?”其中有个门客说：“我有办法。”当天夜里，这个门客就摸黑进王富，找到了内库，把银狐皮袍偷了出来。

孟尝君把银狐皮袍子送给秦昭襄王的宠妃。那个妃子得了皮袍，就向秦昭襄王劝说把孟尝君释放回去。秦昭襄王果然同意了，发下过关文书，让孟尝君他们回去。孟尝君得到文书，急急忙忙地往函谷关跑去。他怕秦王反悔，还改名换姓，把文书上的名字也改了。到了关上，正赶上半夜里。依照秦国的规矩，每天早晨，关上要到鸡叫的时候才许放人。大伙儿正在愁眉苦脸盼天亮的时候，忽然有个门客捏着鼻子学起公鸡叫来。一声跟着一声，附近的公鸡全都叫起来了。守关的人听到鸡叫，开了城门，验过过关文书，让孟尝君出了关。秦昭襄王果然后悔，派人赶到函谷关，孟尝君已经走远了。孟尝君回到齐国，当了齐国的相国。他门下的食客就更多了。他把门客分为几等：头等的门客出去有车马，一般的门客吃的有鱼肉，至于下等的门客，就只能吃粗茶淡饭了。

来了一个怪人有个名叫冯谖的老头子，穷苦得活不下去，投到孟尝君门下来作食客。孟尝君问管事的：“这个人有什么本领?”

管事的回答说：“他说没有什么本领。”

孟尝君笑着说：“把他留下吧。”

管事的懂得孟尝君的意思，就把冯谖当作下等门客对待。过了几天，冯靠着柱子敲敲他的剑哼起歌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呀!”

管事的报告孟尝君，孟尝君说：“给他鱼吃，照一般门客的伙食办吧!”

又过了五天，冯谖又敲打他的剑唱起来：“长剑呀，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呀!”

孟尝君听到这个情况，又对管事的说：“给他备车，照上等门客一样对待。”

又过了五天，孟尝君又问管事的，那位冯先生还有什么意见。管事的回答说：“他又在唱歌了，说什么没有钱养家呢。”

孟尝君问了一下，知道冯谖家里有个老娘，就派人给他老娘送了些吃的穿的。这一来，冯谖果然不再唱歌了。

孟尝君养了这么多的门客，管吃管住，光靠他的俸禄是远远不够花的。他就在自己的封地薛城（今山东膝县东南）向老百姓放债收利息，来维持他家的巨大耗费。

购买情义有一天，孟尝君派冯谖到薛城去收债。冯谖临走的时候，向孟尝君告别，问：“回来的时候，要买点什么东西来?”

孟尝君说：“你瞧着办吧，看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

冯谖到了薛城，把欠债的百姓都召集拢来，叫他们把债券拿出来核对。

老百姓正在发愁还不出这些债，冯谖却当众假传孟尝君的决定：还不出债的，一概免了。老百姓听了将信将疑，冯谖干脆点起一把火，把债券烧掉。冯谖赶回临淄，把收债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孟尝君。孟尝君听了十分生气：“你把债券都烧了，我这里三千人吃什么!”

冯谖不慌不忙地说：“我临走的时候您不是说过，这儿缺什么就买什么吗?我觉得您这儿别的不缺少，缺少的是老百姓的情义，所以我把‘情义’买回来了。”

孟尝君很不高兴地说：“算了吧!”

后来，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大。秦昭襄王听到齐国重用孟尝君，很担心，暗中打发人到齐国去散播谣言，说孟尝君收买民心，眼看就要当上齐王了。齐渭王听信这些话，认为孟尝君名声太大，威胁他的地位，决定收回孟尝君的相印。孟尝君被革了职，只好回到他的封地薛城去。这时候，三千多门客大都散了，只有冯谖跟着他，替他驾车上薛城。当他的车马离薛城还差一百里的时候，只见薛城的百姓，扶老携幼，都来迎接。孟尝君看到这番情景，十分感触。对冯谖说：“你过去给我买的‘情义’我今天才看到。”

孟母择邻孟母择邻是我国老幼皆知的历史典故，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普通人家的圣人战国时期，我国有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就是孟子。孟子，名轲，是战国时期邹国（即现在山东省邹县东南一带）人。孟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仅靠母亲艰难地抚养他。

孟子之所以学有所成，继承孔子的思想、学说，与孟母严格的教育有很大关系。孔子和他的思想，即孔孟之道，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文献成为儒家的经典；他开办私学，向弟子讲授儒家的学说，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教育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以后，将儒家的理论作为封建王朝统治的精神支柱，延续了几千年。这样一代大家，并非出在名门望族，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培养出来的。

第一次搬家孟家附近有一片松林，松林旁边有一块墓地，只要谁家死了人，送葬的就从他家门口过。那时候，谁家死了人，都要办丧事，尤其大户人家，出殡、送葬非常热闹。队伍老长。送葬人的啼哭声和吹鼓手乐队的吹吹打打声混在一起，往往招来许多观看的人，其中小孩子最多。

小孟轲和小伙伴们看了以后，常模仿出殡、送葬，做游戏，也挖坑，埋假死人，堆土堆，之后，大家一起跪在土堆前哭哭啼啼。有的装成吹鼓手，拾个小木棍也学那吹吹打打的样子，他们玩个痛快，场面好不热闹。

孩子们经常做埋葬死人的游戏，被孟母知道了，她很生气。

一天小孟轲刚回家，孟母将他叫到屋内，严肃地对他说：“孩子，你记住，咱们家的祖先，是鲁国的富贵人家，后来衰落了，才搬迁到邹国来。你父亲是读书人，很有学识，可惜死得早。现在，我们家境贫寒，才住到这城外的荒野之地。你要好好读书才能对得起祖先啊!”为给孩子找个好的学习环境，孟母决定改变环境，不久把家迁到了城里。

第二次搬家从此，小孟轲天天在家里认真读书，也没有伙伴来找他。可是，没有多久，小孟轲就坐不住了，总想到外边去看看。一天，孟母不在家，他偷偷跑到外边，一看，好热闹。因为，这个新家位居闹市，摊主的叫卖声，附近还有打铁匠。终日叮当叮当的打铁声，人来人往。不久，小孟轲又结识了新的一群小伙伴。他们在一起玩耍，有时玩得高兴忘记回家吃饭。孩子们玩得有滋有味，有的模仿卖东西，高声叫卖，还有的当顾客。也真有趣。

小孟轲与伙伴一起尽情玩耍，常常忘记学习，孟母很生气。孟母想：住在这闹市，对孩子学习影响太大。于是，她历尽艰辛，又搬了一次家。

第三次搬家这次，搬到城东学宫的对面去了。这里经常听到学宫里传出的琅琅的读书声。小孟轲也常常在墙外听那读书声，不由地跟着诵读。时间久了，小孟轲的心安定下来了，喜欢读书了。有时坐在家中一读就是一整天。孟母也很高兴。

孟轲小时很聪明，对诵读过的全能熟记。。别人做什么只要他见过的，就能模仿去做。例如，他常常到学宫门前往里面张望，看那里的孩子们怎样读书，怎样跟老师演习周礼。周礼就是周代传下来的关于祭祀、朝拜方面的礼仪。这是当时官学规定的必学内容。

孟轲看见学生们跟老师学习周礼时的低头、弯腰、抱拳等的动作很好奇，回家自己就学着做，孟母见了，又以为是玩耍，心里有点不高兴。一问，才知这是在学作周礼。这下可使孟母高兴极了。不多久，孟母就求人将儿子送进学宫。让儿子开始系统地接受封建礼仪的教育。开始学习“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节、音乐、射箭、驾车、汉字、算术）。孟轲学习努力勤奋，常常下学回家接着学习，他进步很快。

总之，孟母为教育好幼小的儿子，不仅严格要求，而且为孩子学习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不畏劳苦，曾三次搬迁，让儿子安心学习。孟轲后来果然学有所成。因此，后世人们就以“孟母择邻”来表示慈母严格要求子女，教子有方。

纸上谈兵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否则就成了笑话。

误听谣言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截断了上党郡（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和韩都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

赵孝成王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两年，秦国又派王龅围住上党。

赵孝成王听到消息，连忙派廉颇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去救上党。他们才到长个（今山西高乎县西北），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

王龅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来的秦军对峙，准备作长期抵抗的打算。王龅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龅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好呢?”

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

秦昭襄王说：“这哪儿办得到呢?”

范雎说：“让我来想办法。”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啦!”

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

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龅，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

赵王听了很高兴，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

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赵王把她召了来，问她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

赵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了吧。”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20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办了移交，回邯郸去了。

全军覆没赵括统率着40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部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

那边范雎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到长平，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追赶。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25000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5000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40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

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四十多天，兵士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40万赵军，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

毛遂自荐在关键的时候，就要体现自己的价值。

组织谈判团公元前259年，赵国在长平遭到惨败，40万大军全部覆没。秦国乘胜追击，赵国已无力量抵抗。赵国危在旦夕，赵孝成王要平原君向楚国求救。

平原君想到自己的国都——邯郸十分危急，他决心亲自到楚国与楚王商谈联合抗秦的事。他打算带20名文武全才与他同行。于是在3000门客中挑选这20人。挑来挑去，只选中19个。

他正在为此事着急，有个门客，自我举荐说：“我能否算个数呢?”平原君抬头一看，并不熟悉，有点吃惊地说：“先生叫什么名字?来到我门下多长时间了?”

那个门客高声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听了直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很快就冒出来了。先生来到我这儿已3年了，可我没听说你有什么本领啊。”

毛遂是个有智谋有胆略的人，在平原君家里呆了3年，一直默默无闻。他的才能始终无机会表现出来，因此平原君不认识他。这次平原君挑选20名文武双全的人去楚国谈判，毛遂认为是个好机会。因此，当平原君挑选到19人时，他果断地站出来自荐。

当他听到平原君怀疑他才能的问话时，他从容不迫而又无可辩驳地回答说：“几年来，我从来就没有能像锥子那样放进您的袋里呀，要是早就放进您的袋里，我敢说，不只是尖头露出来，整个锥子就会像禾穗一样挺出来。”

平原君觉得毛遂的话不无道理，再说缺的一个人也还没找出来呢。于是，平原君点头同意了。他心里很佩服毛遂的胆量和口才。

已挑出来的那19个门客，一边听一边交头接耳。有的还用轻蔑的眼光看他。平原君带着挑出的20人出发到楚国。一路上，大家交谈着。开始有人还在轻视毛遂，说他说大话。但谈着谈着，发觉他不是一个乎庸之辈。

胆气过人平原君一行到楚国后，就跟楚王商谈出兵助赵的事。可是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动静。他的随员们个个心急如焚，等得实在不耐烦了。但是，他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谁也没什么办法。这时有人想起毛遂在赵国时说的大话，便怂恿他上台，对他说：“毛先生，这回看你的啦!”

毛遂想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加上其他人的鼓励，他不慌不忙，手按着宝剑，大步登上台，对着平原君高声说：“楚国与赵国联合抗秦，三言两语就可决定了。怎么从早晨说到现在，太阳当头了，还不见效果?”

楚王见毛遂没有命令擅自走上台来，心中不快，又听到这番话，很生气。于是，怒气冲冲地问平原君：“这是什么入?”平原君答道：“是我的门下食客。”楚王一听毛遂是个地位低微的人，便大声呵斥：“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你上来干什么?还不赶快下去!”

毛遂毫不畏惧，按着剑，从容不迫地跨前一步，对楚王说：“你之所以敢当众呵斥我，是凭着楚国的强大。可现在，你我之间只相距十步，楚国纵然人多势众，你也靠不上了。现在，你的性命掌握在我的手里。”说话时，他手按宝剑，正气凛然。

这时的楚王被吓呆了。哆哆嗦嗦地说：“您有什么高见呢?”毛遂继续说：“堂堂的楚国，方圆五千里，士卒百万，应该做霸主。可是，在秦国面前，胆小如鼠。以前，秦将白起只带领几万军队攻打楚国，一战就攻下了你们的国都。再战，就烧掉了你们的坟墓，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连我们赵国也感到羞愧。可是你这个国君竟若无其事，不想报仇。说实在话，楚赵联合抗秦，并非单单为了我们赵国，重要的是为了你们楚国。”

毛遂这一席话，理直气壮，铿锵有力，也真像一把锋利的锥子一样，句句刺痛楚王的心。说得楚王频频点头，红着脸，连声说：“说得对，说得对。”

毛遂紧接着又说：“那么，我们合纵的事就这样定了?”

楚王点着头。

楚王和平原君当场结盟订约。不久，赵国在楚国和魏国的帮助下，解了围。

事后，平原君感慨地对人说：“我发现的人才也算不少了，但竟看错了毛先生。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随意评价人了。”

吕不韦下赌注人生的分水处，往往就在于一个机遇。

散尽千金吕不韦，他出生于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在阳翟（今河南禹县）做生意，是一个大商人，又在各国间往来经商。他在赵国邯郸时，遇见了异人。

异人，后来叫子楚，是秦昭王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作为人质住在邯郸，由于秦国屡次攻赵，赵国对待异人就很不好，异人在赵国很苦恼。吕不韦见到他，知道他的情况后，说是“此奇货可居”。吕不韦回去问他父亲：“耕田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十倍。”他又问：“商贾的利有几倍?”他父亲说“百倍。”他又问：“如果立一个国王，利有几倍?”他父亲说：“那无数倍。”

吕不韦设法结交异人，他和异人关系很密切。他对异人说：“现在秦王老了，太子安国君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只有华阳夫人能够立太子。你们兄弟有二十多人，你排在中间，又不得宠，还长期在赵国作人质。以后安国君继王位，你是没有希望争作太子的。”异人沮丧地说：“这又能怎么办呢?”吕不韦说：“我家里虽穷，我想办法弄千金为你去秦国游说，让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太子。”异人很恭敬地对吕不韦说：“如果能够这样，我愿意和你共有秦国。”

吕不韦送给异人五百金，要他用于结交宾客。自己又用五百金买了珍奇宝物去秦国，到了咸阳以后，他求见了华阳夫人的姐姐，请她把珍奇宝物献给华阳夫人。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姐姐传话给华阳夫人说：“异人贤智，结交天下的宾客，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华阳夫人听说很高兴。吕不韦又通过华阳夫人姐姐对华阳夫人说：“我听说，凡是以美色得人欢喜的，到了年纪大了也就得不到欢喜了。今天夫人甚得太子的宠爱而没有儿子，应该在诸子中选择一个贤孝的立为夫人的嫡子，以后夫人立的儿子继王位，夫人就不会失势。现在异人对夫人很贤孝，他自己知道排行在中，不能继承王位。如果夫人现在立他为嫡子，那就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夫人终身都能得宠于秦国了。”这番话很能打动华阳夫人的心。于是华阳夫人哭泣着对安国君说：“我有幸得到宠爱，不幸没有儿子，我看异人最贤，愿立他为嫡子，我以后也就有依靠了。”安国君答应了，还和华阳夫人刻玉符立约。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给异人送去很多钱物，请吕不韦作异人老师，异人的名声在诸侯国也就盛传开来。

把自己的女人让给别人据说吕不韦府上有一个歌妓，名叫赵姬，十分美貌，且能歌善舞，很得吕不韦的欢喜，他知道赵姬怀孕了。他想：“我要是把赵姬献给异人，如果生一个男孩，是我的亲生儿，继承王位，就是吕氏的后代。也不枉我倾家荡产下这个赌注。”

吕不韦请异人喝酒，席间让赵姬歌舞作乐，命赵姬向异人敬酒，异人神魂颠倒。酒席散后异人请求吕不韦送赵姬为妻，吕不韦假装发脾气，异人苦苦哀求，吕不韦乐得作个人情说：“你这样喜欢她，我也只能割爱相送了。”异人一再感谢。赵姬果然生下一男孩，名政，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公元前257年，秦攻邯郸，赵王想杀异人。吕不韦对异人说：“现在情况紧急，不如赶快逃回秦国。”异人妻赵氏是赵国的富豪之家，赵氏母子藏在赵家得免于难。

异人和吕不韦用黄金六百斤买通守城的官兵逃出了邯郸。

异人回到咸阳，在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之前，吕不韦对异人说：“华阳夫人是楚女，你既是她的儿子，应穿楚国服装去见，表示依恋的情意。”异人依吕不韦的话，穿楚服拜见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夫人大喜说：“我是楚人，你是我儿子，穿了楚服，我很高兴。”安国君说：“吾儿可改名子楚。”异人拜谢，从此又叫子楚。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死，太子安国君继位，即秦孝文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国送子楚夫人赵氏和儿子回秦国。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华阳夫人被尊为枷太后，子楚亲生母夏姬尊为夏太后，以吕不韦为相国，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氏有家僮万人。

第四十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6）

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密谋暗杀秦王政重用尉缭，一心想统一中原，不断向各国进攻。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

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恨透了秦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政的人。

后来，太子丹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名叫荆轲。他把荆轲收在门下当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荆轲坐，自己的饭食、衣服让荆轲一起享用。荆轲当然很感激太子丹。

公元前230年，秦国灭了韩国，过了两年，秦国大将王翦占领了赵国都城邯郸，一直向北进军，逼近了燕国。燕太子丹十分焦急，就去找荆轲。太子丹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要联合各国合纵抗秦，看来也办不到了。我想，派一位勇士，打扮成使者去见秦王，挨近秦王身边，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答应了最好，要是不答应，就把他刺死，您看行不行?”

荆轲说：“行是行，但要挨近秦王身边，必定得先叫他相信我们是去向他求和的。听说秦王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督亢（在河北涿县一带），还有秦国将军樊于期，现在流亡在燕国，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他。我要是能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一定会接见我。这样，我就可以对付他了。”

太子丹感到为难，说：“督亢的地图好办，樊将军受秦国迫害来投奔我，我怎么忍心伤害他呢?”

义士自刎荆轲知道太子丹心里不忍，就私下去找樊於期，跟樊於期说：“我有一个主意，能帮助燕国解除祸患，还能替将军报仇，可就是说不出口。”

樊於期连忙说：“什么主意，你快说啊!”

荆轲说：“我决定去行刺，怕的就是见不到秦王的面。现在秦王正在悬赏通缉你，如果我能够带着你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接见我。”樊於期说：“好，你就拿去吧!”说着，就拔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了。

太子丹事前准备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叫工匠用毒药煮炼过。谁只要被这把匕首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死。他把这把匕酋送给荆轲，作为行刺的武器，又派了年龄仅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荆轲的副手。

公元前227年，荆轲从燕国出发到咸阳去。太子丹和少数宾客穿上白衣白帽，到易水（在今河北易县）边送别。临行的时候，荆轲给大家唱了一首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大家听了他悲壮的歌声，都伤心地流下眼泪。荆轲拉着秦舞阳跳上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荆轲到了咸阳。秦王政一听燕国派使者把樊於期的头颅和督亢的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就命令在咸阳直接见荆轲。

图穷匕现朝见的仪式开始了。荆轲捧着装了樊于期头颅的盒子，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步走上秦国朝堂的台阶。

秦舞阳一见秦国朝堂那副威严样子，不由得害怕得发起抖来。

秦王政左右的侍卫一见，吆喝了一声，说：“使者为什么变了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果然见秦舞阳的脸又青又白。就赔笑对秦王说：“粗野的人，从来没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原谅。”

泰王政毕竟有点怀疑，对荆轲说：“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上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打开木匣，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秦王政又叫荆轲拿地图来。荆轲把一卷地图慢慢打开，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预先卷在地图里的一把匕首就露出来了。

秦王政一见，惊得跳了起来。

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袖子，右手把匕首向秦王政胸口直扎过去。秦王政使劲地向后一转身，把那只袖子挣断了。他跳过旁边的屏风，刚要往外跑。荆轲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政一见跑不了，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地追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地直转悠。

旁边虽然有许多官员，但是都手无寸铁；台阶下的武士，按秦国的规矩，没有秦王命令是不准上殿的。大家都急得六神无主，也没有人去召台下的武士。

官员中有个伺候秦王政的医生，急中生智，拿起手里的药袋对准荆轲扔了过去。荆轲用手一扬，那只药袋就飞到一边去了。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秦王政往前一步，拔出宝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

荆轲站立不住，倒在地上。他拿匕首直向秦王政扔过去。秦王政往右边只一闪，那把匕首就从他耳边飞过去，打在铜柱子上，“嗡”的一声，直迸火星儿。

秦王政见荆轲手里已经没有武器，又上前：向荆轲砍了几剑。荆轲身上受了八处剑伤，自己知道已经失败，苦笑着说：“我没有早下手，本来是想先逼你退还燕国的土地。”

这时候，侍从的武士已经一起赶上殿来，结果了荆轲的性命。台阶下的那个秦舞阳，也早就被武士们杀了。

盟津观兵兵强马壮，已经敲响殷商灭亡的丧钟。

伐殷前的准备周文王去世后，由太子发即王位。他就是周武王。武王即位，首先加强辅佐力量。他对姜太公十分尊重，仍任以太师的官，他的名字叫尚，与父亲有深交，年龄也差不多，因此武王特别给太公加了一个尊号，叫“师尚父”。除了师尚父继续辅佐外，武王还起用亲弟周公、同姓亲属召公、毕公等，委以重要的职务，经常在武王身边出谋划策。

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把推翻殷朝的大业进行到底，武王即位后不改元，仍用文王受命的纪年。于是，武王即位后的第一年，即为八年。武王又把国都从津水西岸的丰邑迁到津水东岸的镐邑，称为“镐京”。这样，从周都出发攻伐殷朝的交通更加方便了。

“军事演习”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武王觉得周国的军事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他与大臣们商议后，决定举行一次“观兵”，就是“军事演习”。观兵以前，武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祈求天神和祖先保佑这次观兵的成功。接着，就率领大臣和军队，沿着渭水和黄河南岸的大道向东进发，不久到达黄河的一个渡口孟津（现今的河南孟津县东北）。

这次观兵，武王特地做了一个木制的文王灵牌，称为“木主”，载在军队中间的一辆战车上。这样，就仿佛是文王在率军出征。武王自称“太子发”，他在军中宣告：“这次是奉文王之命而出师征伐，我不敢自己专断独行。”仗着文王的威信，武王的胆子好像壮实了许多。他向司马、司徒、司空，还有许多受符节的有司发布命令说：“全体肃静，听我宣布军中的纪律。我不明事理，全靠先祖的有德之臣，我才得以受先王的功德而继承其位。现在举行‘军事演习’，大家要认真对待，就像真的上战场和敌人拼杀一样。特订立赏罚制度：勇往直前者有赏，畏缩不前者受罚，以保证这次演习的成功。”说完，命令军队发起进攻。

指挥鼓动，个个奋勇师尚父站在黄河渡口，左手拿一把大斧钺，右手拿着一面用牦牛尾做装饰的大旗，向众军士高呼：“有九个头的怪水兽苍兕在指挥着你们大家，与你们一起乘船划桨。哪一个不努力向前，掉在后面的要被斩首!”众军士奋力划桨，一艘艘船向对岸飞快驶去，在河中掀起了大浪。武王也乘着船，与众军士一起渡河。船到河中间，突然有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舱中。武王俯身拾起白鱼，对大家说：“殷人崇尚白色。这条白鱼跳入船中被我们捉住，这是殷朝快要灭亡的征兆!”众军士听后劲头更足，个个奋勇划桨。不一会，渡船全部抵达北岸。

渡河刚结束，忽然有一颗火星从天上掉下来，落到武王所住的屋上，仿佛祝贺这次演习的胜利。这颗火星又很快变为一只赤色的乌鸦，在天空盘旋几圈，鸣叫而去。据说，乌鸦是一种孝鸟，而周国崇尚赤色。因为武王孝顺父亲，载着文王的木主举行“军事演习”，故有赤鸟的出现。

揭开伐纣的序幕正当周军渡河完毕、庆祝演习成功的时候，忽然从孟津渡口的四面八方传来鼎沸的人声。原来，各诸侯国闻讯周武王来孟津举行“军事演习”，作伐纣的准备，大家都兴高采烈，纷纷响应，组织了军队前来助威。不约而同来孟津的诸侯竟有八百之多。武王见有这么多诸侯前来支援伐纣，情绪激动。他和诸侯们订立盟约，立誓在伐纣的战争中互相合作，集体行动。众诸侯群情振奋，欢声雷动。由于八百诸侯的联盟是在孟津形成的，大家便提议把孟津这个地名改成“盟津”。

在气氛热烈的盟会上，众诸侯都说：“现在就可以伐纣了。”武王认为，殷朝毕竟是一个大国，还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内部还有箕子、微子、王子比干等贤臣，不可轻举妄动。况且，这次军事行动出发前只定为演习，没有作好直攻殷都朝歌的准备，所以就对众诸侯说：“现在大规模伐纣的时机尚未成熟，大家暂且回去，分头积聚力量。时机一到，就可以一举把纣歼灭了。”经过武王说服，众诸侯才罢师归还。

周武王盟津观兵，虽然没有直接攻入商都，但它是一次成功的军事演习，它使周军熟悉了地形、试验了进攻能力、训练了作战本领，又起到了宣传动员、联合各地诸侯的作用。它是武王伐纣的一个序幕。

收回逐客令作为君主，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不能失去人才。

一纸逐客令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荀况的学生，才华出众。他于公元前247年由楚入秦，投奔到吕不韦的门下，当了门客。后来，经吕不韦向秦王推荐，被拜为客卿。吕不韦因为嫪毐谋反受到牵连，免相、自杀。之后，韩国人水利专家郑国来到秦国，劝说秦王兴修水渠，灌溉农田。其用意是使秦国因兴修水利而占用民工，无力东征。郑国的阴谋被秦发觉，秦宗室贵戚都主张驱逐所有的客卿。于是，秦王政便下逐客令，限所有的客卿在三天内离开秦国，谁要敢收留别国之人，定要治罪。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三天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李斯一直沉浸在悲愤交集之中。

他想到，秦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是自己能够实现政治抱负，施展才能的地方，难道这一纸逐客令就将自己的一切都结束了吗?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被人赶走。

他想到，几十年来，天下的贤人，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咸阳，为秦国效力，才使秦国强大起来，如今外来的贤才竟要被忘恩负义地赶走!怎样才能挽回这种局势呢?

《谏逐客书》

李斯苦苦思索，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他在离开咸阳后的一天晚上，临灯伏案，奋笔疾书，整整写了一个通宵，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

他把这份书信交给驿使，说是有机密的事情报告秦王。李斯预计着，当秦王政收到这封信时，他已经离开秦国，不会丧命在秦王的暴怒之中。

驿使一路顺利，很快就把这份书信转交上去。秦王政是个勤奋的人，处理军机要件从不过夜。

他习惯在晚上独自思忖，让夜的宁静、清凉，驱赶白天的喧嚣、烦躁，冷静地处理国事。他接到李斯的信，伴着明灯细细地读下去。上面写道：

“听说很多大臣支持大王‘逐客’，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过错。从前，秦穆公求贤，从西边得到由余，从东边得到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从晋国迎来丕豹、公孙枝。

“这五个人都不是秦国人，可是秦穆公用了他们，收服了二十个小国，当了西方的霸主。孝公重用了魏国人公孙鞅，改革制度，实行变法，国家因此富强，诸侯各国表示服从秦国。

“秦惠王重用了张仪，征服了三川（韩地，今河南省洛阳一带）、巴蜀、上郡（魏地，今陕西省北部）、汉中（楚地，今陕西省南部及湖北省西北部）等好几千里的土地，粉碎了六国联合反秦的‘合纵’计策。

“秦昭王用了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废了穰侯，赶走了国舅华阳君，实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使秦国更加强盛。

“由此看来，这四位君王的成就，都是外来贤人帮助的结果。要是这四位君王不重用外来的贤才，秦国既没有实力，也不会威震天下。这样看来，外来的贤人并没有对不起秦国的地方，为什么要把他们赶走呢?

“再说，大王所喜爱的白玉，明珠、锋利的宝剑、骏马、金银、音乐、美女都不是秦国出产的。为什么能够享福作乐的东西，别国的比本国的还要加倍爱护?一提到有关国家兴亡的人才，反而不分是非曲直，一概赶走?总之，不出产在秦国的物品，有很多是宝贵的，不生在秦国的人才，愿意为秦国效劳的很多。现在，大王‘逐客’，就是帮助别的国家搜罗人才，削弱自己的力量，秦国的危险和灾祸就要降临了!”

幡然省悟秦王政读完之后，悟如梦醒，立即派人去追赶李斯，并下令取消“逐客令”。

秦王的使者驾车连夜赶路，一直追到骊山下，才追上李斯，说明来意。李斯回到咸阳，秦王政亲自向他道歉，让他官复原职。

李斯向秦王献计说：“从前秦穆公成为天下霸主的时候，还有众多的诸侯国，不可能兼并所有的国家。从秦孝公以来，诸侯相互吞并，仅仅剩下六国，它们服从秦国已经很长时间了。现在凭着秦国强大的军队，大王的贤明，正是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好时机，不可贻误良机!”

秦王政说：“寡人也正在想这件事，先攻打哪个国家最有利呢?”

李斯说：“韩国离秦国最近，而且还很弱小，可以先占领韩国，使其他国惧怕!”

秦王政听从李斯的计策，派内史腾率领十万大军讨伐韩国。韩王安吓得立刻派人求和，割让土地。从此，秦王政重用李斯，拉开了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序幕。

统一六国统一全国，始称皇帝，造就千年霸业。

加紧统一的步伐秦王政杀了荆轲，当下就命令大将王翦加紧攻打燕国。燕太子丹带着兵马抵抗，哪里是秦军对手，马上给秦军打得稀里哗啦。燕王喜和太子丹逃到辽东。

秦王政又派兵追击，非把太子丹拿住不肯罢休。燕王喜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谢罪求和。秦王政又向尉缭讨主意。尉缭说：“韩国已经被兼并，赵国只剩下一座代城（今河北蔚县），燕王已逃到辽东，他们都快完了。目前天冷，不如先去收服南方的魏国和楚国。”

秦王政听从尉缭的计策，就派王翦的儿子王贲带兵十万人先攻魏国。魏王派人向齐国求救，齐王建没有理他。

老将出马公元前225年，王贲灭了魏国，把魏王和大臣都拿住，押到咸阳。

接着，秦王政就打算去打楚国。他召集将领们议论了一下，先问青年将领李信，打楚国要多少人马。李信说：“不过20万吧。”

他又问老将军王翦。王翦回答说：“楚国是个大国，用20万人去打楚国是不够的。依臣的估计，非60万不可。”

秦王政很不高兴，说：“王将军老了，怎么这样胆小?我看还是李将军说得对。”就派李信带兵20万往南方去。王翦见秦王不听他的意见，就告病回老家去了。

李信带了20万人马到了楚国，不出王翦所料，打了个大败仗，兵士死伤无数，将领也死了7个，只好逃了回来。

秦王政大怒，把李信革了职，亲自跑到王翦的家乡，请他出来带兵，说：“上回是我错了，没听将军的话。李信果然误事。这回非请将军出马不可。”

王翦说：“大王一定要我带兵，还是非60万人不可。楚国地广人多。他们要发动100万人马也不难。我说我们要出兵60万，还怕不太够呢。再要少，那就不行了。”秦王政陪笑说：“这回听将军的啦!”就给王翦60万人马。出兵那天，还亲自到灞上给王翦摆酒送行。

王翦大将率兵浩浩荡荡向楚国进攻。楚国也出动全国兵力抵抗。

王翦到了前方，要兵士修筑壁垒，不让出战。楚国大将项燕一再挑战，他也不去理睬。过了一段时间，项燕想“王翦原来是上这儿驻防的。”他就不怎么把秦国的军队放在心上了。没想到在项燕不防备的时候，秦军突然发起攻势，60万人马像排山倒海似地冲杀过来了。楚国的将士好像在梦里被人家当头一棍子，晕头转向地抵抗了一阵，各自逃命。楚国的兵马越打越少，地方越失越多。秦军一直打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西）俘虏了楚王负刍。

项燕得知楚王被俘的消息，渡过长江，想继续抵抗。王翦造了不少战船，训练了水军，渡江追击。项燕觉得大势已去，叹了口气，拔剑自杀。

完成霸业王翦灭楚之后，回到咸阳。由他的儿子王贲接替做大将，再去收拾燕国，燕国本来已经十分虚弱，哪里抵挡得住秦军的进攻。

公元前222年，王贲灭掉燕国，还攻占了赵国最后留下的代城。

到这时候，剩下的只有一个齐国了。齐国大臣早已被秦国重金收买过去。齐王建向来是不敢得罪秦国的。每回逢到诸侯向他求救，他总是拒绝。他满以为齐国离秦国远，只要死心塌地听秦国的话，就不用担心秦国的进攻。到了其他五国一一被秦国并吞掉，他才着急起来，派兵去守西面的边界。可是已经晚了。

公元前221年，王贲带了几十万秦兵像泰山压顶一样，从燕国南部直扑临淄。这时候，齐王建才觉得自己势孤力单，可是其他诸侯国已经完了，往哪儿去讨救兵呢?没有几天，秦军就进了临淄，齐王建没说的，投降了。

六国诸侯只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彼此之间互相攻打，想拿别国的土地来补偿自己的损失，企图维持小规模割据的局面，给秦国以各个击破的机会。秦国当时不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占了优势，更重要的是符合统一的历史趋势，所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把六国一个一个灭掉了。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王朝。

第四十一章

周和秦，是从前读史的人看作古今的界线的。我们任意翻阅旧书，总可见到“三代以上”，“秦、汉以下”等辞句。前人的见解，固然不甚确实，也不会全属虚诬；而且既有这个见解，也总有一个来历。然则所谓三代以上，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呢？

人，总是要维持其生命的；不但要维持生命，还要追求幸福，以扩大其生命的意义；这是人类的本性如此，无可怀疑。人类在生物史上，其互相团结，以谋生存，已不知其若干年了。所以其相亲相爱，看得他人的苦乐，和自己的苦乐一般；喜欢受到同类的嘉奖，而不愿意受到其批评；到人己利害不相容时，宁可牺牲自己，以保全他人；即古人之所谓仁心者，和其爱自己的心，一样的深刻。专指七尺之躯为我，或者专指一个极小的团体为我，实在是没有这回事的。人类为要维持生命，追求幸福，必得和自然斗争。和自然斗争，一个人的力量，自然是不够的，于是乎要合力；合力之道，必须分工；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分工合力，自然是范围愈大，利益愈多，所以团体的范围，总是在日扩而大。但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在进行中，却不能不形成敌对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皇古之世，因环境的限制，把人类分做许多小团体。在一个团体之中，每个人的利害，都是相同的，在团体以外却不然；又因物质的欲求，不能够都给足；团体和团体间就开始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胜败，有胜败就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人不可以害人的，害人的必自害。”这句话，看似迂腐，其实却是真理。你把迷信者流因果报应之说去解释这句话，自然是诬罔的，若肯博观事实，而平心推求其因果，那正见得其丝毫不爽。对内竞争和对外竞争，虽竞争的对象不同，其为竞争则一。既然把对物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人，自可将对外的争斗，移而用之于对内。一个团体之中，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分，不必说了。即使无之，而当其争斗之时，基于分工的关系，自然有一部分人，专以战争为事，这一部分人，自将处于特殊的地位。前此团体之中，各个人利害相同的，至此则形成对立。前此公众的事情，是由公众决定的，至此，则当权的一个人或少数人，渐渐不容公众过问，渐渐要做违背公众利益的措置，公众自然不服，乃不得不用强力镇压，或者用手段对付。于是团体之中有了阶级，而形成现代的所谓国家。以上所述，是从政治上立论的。其变迁的根源，实由于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而团体和团体的互相争斗，则由于有些团体迫于环境，以掠夺为生产的手段。所以其真正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上。经济的根柢是生产方法。在古代，主要的生业是农业，农业的生产方法，是由粗而趋于精，亦即由合而趋于分的，于是形成了井田制度，因而固定了五口八口的小家族，使一个团体之中，再分为无数利害对立的小团体。从前在一个团体之内，利害即不再对立的氏族制度，因此而趋于崩溃了。氏族既已崩溃，则专门从事于制造，而以服务性质，无条件供给大众使用的工业制度，亦随之而崩溃。人，本来是非分工合力不能生存的，至此时，因生活程度的增高，其不能不互相倚赖愈甚，分配之法既废，交易之法乃起而代之，本行于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商业，乃一变而行于团体之内人与人之间，使人人的利害，都处于对立的地位。于是乎人心大变。在从前，团体与团体之间，是互相嫉视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是互视为一体的。至此时，团体之内，其互相嫉视日深。在团体与团体之间，却因生活的互相倚赖而往来日密，其互相了解的程度，即随之而日深，同情心亦即随之而扩大。又因其彼此互相仿效，以及受了外部的影响，而内部的组织，不得不随之而起变化，各地方的风俗亦日趋于统一。民族的同化作用，即缘此而进行。政治上的统一，不过是顺着这种趋势推进。再彻底些说，政治上的统一，只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完成统一的一个方法。并不是政治的本身，真有多大的力量。随着世运的进展，井田制度破坏了。连公用的山泽，亦为私人所占。工商业愈活跃，其剥削消费者愈深。在上的君主和贵族，亦困其日趋于腐败、奢侈，而其剥削人民愈甚。习久于战争就养成一种特别阶级，视战斗为壮快、征服为荣誉的心理，认为与其出汗，毋宁出血。此即孔子和其余的先秦诸子所身逢的乱世。追想前一个时期，列国之间，战争还不十分剧烈。一国之内，虽然已有阶级的对立，然前此利害共同时的旧组织，还有存留，而未至于破坏净尽。秩序还不算十分恶劣，人生其间的，也还不至于十分痛苦，好像带病延年的人，虽不能算健康，还可算一个准健康体，此即孔子所谓小康。再前一个时期，内部毫无矛盾，对外毫无竞争，则即所谓大同了。在大同之世，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远不如后来，然而人类最亲切的苦乐，其实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人与人间的关系，所以大同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的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著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的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决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乱世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只是今日以前之事，于是乎想出来的办法，总不免失之于旧，这个在今日尚然，何况古代？最好的时代是过去了，但永存于人类想望记忆之中。虽回忆之，而并不知其真相如何，乃各以其所谓最好者当之。合众人的所谓最好者，而调和折衷，造成一个大略为众所共认的偶像，此即昔人所谓三代以前的世界。这个三代以前的世界，其不合实际，自然是无待于言的。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上的误解，无甚关系，然奉此开倒车的办法为偶像而思实践之，就不但不能达到希望，而且还要引起纠纷。第二章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西周以前所传的文化，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大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

“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见《左传》隐公六年。即此便可见得当时王室的衰弱。古代大国的疆域，大约方百里，至春秋时则夷为三等国，其次等国大约方五百里，一等国则必方千里以上，已见第三章。当西周之世，合东西两畿之地，优足当春秋时的一个大国而有余，东迁以后，西畿既不能恢复，东畿地方，又颇受列国的剥削，周朝自然要夷于鲁、卫了。古语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这只是当时的一个希望。事实上，所谓王者，亦不过限于一区域之内，并不是普天之下，都服从他的。当春秋时，大约吴、楚等国称雄的区域，原不在周朝所管辖的范围内，所以各自称王。周天子所管辖的区域，因强国不止一个，没有一国能尽数摄服各国，所以不敢称王，只得以诸侯之长，即所谓霸主自居，这话在第三章中，亦已说过。所以春秋时代，大局的变迁，系于几个霸国手里。春秋之世，首起而称霸的是齐桓公。当时异民族杂居内地的颇多，也有相当强盛的， 同族中的小国， 颇受其压迫。 （一）本来古代列国之间，多有同姓或婚姻的关系。（二）其不然的，则大国受了小国的朝贡，亦有加以保护的义务。（三）到这时候，文化相同之国，被文化不同之国所压迫，而互相救援，那更有些甫在萌芽的微茫的民族主义在内了。所以攘夷狄一举，颇为当时之人所称道。在这一点上，齐桓公的功绩是颇大的。他曾却狄以存邢、卫，又尝伐山戎以救燕。这个燕该是南燕，在今河南的封邱县。《史记》说它就是战国时的北燕，在今河北蓟县，怕是弄错了的，因为春秋时单称为燕的，都是南燕。即北燕的初封，我疑其亦距封邱不远，后来才迁徙到今蓟县，但其事无可考。而他对于列国，征伐所至亦颇广。曾南伐楚，西向干涉晋国内乱，晚年又曾经略东夷。古人说“五霸桓公为盛”，信非虚语了。齐桓公的在位，系自前685至643年。桓公死后，齐国内乱，霸业遽衰。宋襄公欲继之称霸。然宋国较小，实力不足，前 638年，为楚人所败，襄公受伤而死，北方遂无霸主。前 632年，晋文公败楚于城濮，今山东濮县。楚国的声势才一挫。此时的秦国，亦已尽取西周旧地，东境至河，为西方一强国，然尚未能干涉中原之事。秦穆公初和晋国竞争不胜，前624 年，打败了晋国的兵，亦仅称霸于西戎。中原之地，遂成为晋、楚争霸之局。前597年，楚庄王败晋于邲，今河南郑县。称霸。前591年卒。此时齐顷公亦图与晋争霸。前589年，为晋所败。前575年，晋厉公又败楚于鄢陵。今河南鄢县。然楚仍与晋兵争不息。至前561年，楚国放弃争郑，晋悼公才称复霸。前 546年，宋大夫向戌，善于晋，楚的执政，出而合二国之成，为弭兵之会，晋、楚的兵争，至此才告休息。自城濮之战至此，凡 87年。弭兵盟后，楚灵王强盛，北方诸侯多奔走往与其朝会。然灵王奢侈而好兵争，不顾民力，旋因内乱被弑。此时吴国日渐强盛，而楚国政治腐败，前 506年，楚国的都城，为吴阖闾所破，楚昭王藉秦援，仅得复国，楚国一时陷于不振，然越国亦渐强，起而乘吴之后。前 496年，阖闾伐越，受伤而死。前 494年，阖闾子夫差破越。夫差自此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今河南封邱县。前473年，越勾践灭吴，越遂徙都琅邪，与齐，晋会于徐州，今山东诸城县。称为霸王。然根基因此不固，至前333年而为楚所灭。

此时已入于战国之世了。春秋时代，始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即鲁隐公元年，为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共242年。其明年为战国之始，算至前222年秦灭六国的前一年为止，共259年。春秋之世，诸侯只想争霸，即争得二三等国的服从，一等国之间，直接的兵争较少，有之亦不过疆场细故，不甚剧烈。至战国时，则（一）北方诸侯，亦不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而先后称王。（二）二三等国，已全然无足重轻，日益削弱，而终至于夷灭，诸一等国间，遂无复缓冲之国。（三）而其土地又日广，人民又日多，兵甲亦益盛，战争遂更烈。始而要陵驾于诸王之上而称帝，再进一步，就要径图并吞，实现统一的欲望了。春秋时的一等国，有发展过速，而其内部的组织，还不甚完密的，至战国时，则臣强于君的，如齐国的田氏，竟废其君而代之，势成分裂的，如晋之赵，韩，魏三家，则索性分晋而独立。看似力分而弱，实则其力量反更充实了。边方诸国，发展的趋势，依旧进行不已，其成功较晚的为北燕。天下遂分为燕、齐、赵、韩、魏、秦、楚七国。六国都为秦所并，读史的人，往往以为一入战国，而秦即最强，这是错误了的。秦国之强，起于献公而成于孝公，献公之立，在公元前385年，是入战国后的96年，孝公之立，在公元前361年，是入战国后的120年了。先是魏文侯任用吴起等贤臣，侵夺秦国河西之地。后来楚悼王用吴起，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亦称雄于一时。楚悼王死于公元前381年，恰是入战国后的100 年，于是楚衰而魏惠王起，曾攻拔赵国的邯郸。今河北邯郸县。后又伐赵，为齐救兵所败，秦人乘机恢复河西，魏遂弃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县。秦人渡蒲津东出的路，就开通了。然前342年，魏为逢泽之会，在开封。《战国·秦策》称其“乘夏车，称夏王，此“夏”字该是“大”字的意思。“朝天子，天下皆从”，则仍处于霸主的地位。其明年，又为齐所败。于是魏衰而齐代起，宣王、湣王两代，俨然称霸东方，而湣王之时为尤盛。相传苏秦约六国，合从以摈秦，即在湣王之时。战国七雄，韩、魏地都较小，又逼近秦，故其势遂紧急，燕、赵则较偏僻，国势最盛的，自然是齐、秦、楚三国。楚袭春秋以来的声势，其地位又处于中部，似乎声光更在齐、秦之上，所以此时，齐、秦二国似乎是合力以谋楚的。《战国策》说张仪替秦国去骗楚怀王：肯绝齐，则送他商於的地方600里。即今商县之地。楚怀王听了他，张仪却悔约，说所送的地方只有6里。怀王大怒，兴兵伐秦。两次大败，失去汉中。后来秦国又去诱他讲和，前299年，怀王去和秦昭王相会，遂为秦人所诱执。这种类乎平话的传说，是全不足信的，事实上，该是齐，秦合力以谋楚。然而楚怀王入秦的明年，齐人即合韩、魏以伐秦，败其兵于函谷；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此为自河南入陕西的隘道的东口，今之潼关为其西口。前296年，怀王死于秦，齐又合诸侯以攻秦；则齐湣王似是合秦以谋楚，又以此为秦国之罪而伐之的，其手段亦可谓狡黠了。先是前314年，齐国乘燕内乱攻破燕国。宋王偃称强东方，前 286年，又为齐、楚、魏所灭。此举名为三国瓜分，实亦是以齐为主的，地亦多入于齐。齐湣王至此时，可谓臻于极盛。然过刚者必折。前284年，燕昭王遂合诸侯，用乐毅为将，攻破齐国，湣王走死，齐仅存聊、莒、即墨三城。聊，今山东聊城县。莒，今山东莒县。墨，今山东平度县。后来虽藉田单之力，得以复国，然已失其称霸东方的资格了。东方诸国中，赵武灵王颇有才略。他不与中原诸国争衡，而专心向边地开拓。先灭中山今河北定县。又向今大同一带发展，意欲自此经河套之地去袭秦。前295年，又因内乱而死。七国遂惟秦独强。秦人遂对诸侯施其猛烈的攻击。前279年，秦自起伐楚，取鄢、邓、西陵。明年，遂破楚都郢，楚东北徙都陈，后又迁居寿春。鄢，即鄢陵。邓，今河南邓县。西陵，今湖北宜昌县。郢，今湖北江陵县西北。吴阖庐所入之郢，尚不在江陵，但其他不可考，至此时之郢，则必在江陵，今人钱穆、童书业说皆如此。直逃到今安徽境内了。对于韩、魏，亦时加攻击。前260年，秦兵伐韩，取野王，上党路绝，降赵，秦大败赵兵于长平，坑降卒40万，野王，今河南沁阳县。上党，今山西晋城县。长平，今山西长平县。遂取上党，北定太原。进围邯郸，为魏公子无忌合诸国之兵所败。前256年，周朝的末主赧王为秦所灭。前 249年，又灭其所分封的东周君。前 246年，秦始皇立。 《史记·秦本纪》说，这时候，吕不韦为相国，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大概并吞之计，和吕不韦是很有关系的。后来吕不韦虽废死于蜀，然秦人仍守其政策不变。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燕大子丹使荆轲刺秦王，不中，秦大发兵以攻燕。前226 年，燕王喜奔辽东。前 225 年，秦人灭魏。前 223年，灭楚。前 222年，发兵攻辽东，灭燕。前 221年，即以灭燕之兵南灭齐，而天下遂统一。

第四十二章

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我们须注意：此时交通的便利，列国内部的发达，小国的被夷灭，郡县的渐次设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本有趋于统一之势， 而秦人特收其成功。 秦人所以能收成功之利，则 （一）他地处西垂，开化较晚，风气较为诚朴。（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人因招致三晋之民，使之任耕，而使自己之民任战。（三）又能奉行法家的政策，裁抑贵族的势力，使能尽力于农战的人民，有一个邀赏的机会。该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章秦朝治天下的政策秦始皇尽灭六国，事在公元前221年，自此至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州郡，起兵讨卓，海内扰乱分裂，共400年，称为中国的盛世。在这一时期之中，中国的历史，情形是怎样呢？“英雄造时势”，只是一句夸大的话。事实上，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正因其能顺著时势，进行之故。“时势造英雄”这句话倒是真的，因为他能决定英雄的趋向。然则在这一个时期之内，时势的要求，是怎样呢？依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方面：对内方面，在列国竞争之时，不能注全力于内治；即使注意到，亦只是局部的问题，而不能概括全体，只是一时的应付，而不能策划永久。统一之后，就不然了。阻碍之力既去，有志于治平的，就可以行其理想。对外方面，当时的人看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一大部分了。未入版图的地方，较强悍的部落，虑其为中国之患，该有一个对策；较弱小的，虽然不足为患，然亦是平天下的一个遗憾，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有其应尽的责任。所以在当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对内建立一个久安长治的规模。（二）对外把力所能及的地方，都收入中国版图之内，其未能的，则确立起一条防线来。秦始皇所行的，正顺著这种趋势。

在古代，阻碍平天下最大的力量，自然是列国的纷争。所以秦并吞六国之后，决计不再行封建，“父兄有天下，而子弟为匹夫。”郡的设立，本来是军事上控扼之点，第三章中业经说过。六国新灭，遗民未曾心服，自然有在各地方设立据点的必要。所以秦灭六国，多以其地设郡。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当时还每郡都设立一个尉，但其权远在郡守之下，倒是不足重视的。要人民不能反抗，第一步办法，自然是解除其武装。好在当时，金属铸成的兵器为数有限，正和今日的枪械一般，大略可以收尽的。于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和锺、鐻。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县。最根本的，莫过于统一人民的心思了。原来古代社会，内部没有矛盾，在下者的意见，常和在上者一致，此即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后世阶级分化，内部的矛盾多了，有利于这方面的就不利于那方面。自然人民的意见，不能统一。处置之法，最好的，是使其利害相一致；次之则当求各方面的协调，使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此即今日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原理。但当时的人，不知此理。他们不知道各方面的利害冲突了，所以有不同的见解，误以为许多方面，各有其不同的主张，以致人各有心，代表全国公益的在上者的政策不能顺利进行。如此，自有统一全国人的心思的必要。所以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以上是秦始皇对内的政策。至于对外，则北自阴山以南，南自五岭以南至海，秦始皇都认为应当收入版图。于是使蒙恬北逐匈奴，取河南之地。今之河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东起现在朝鲜境内，秦长城起自乐浪郡遂城县，见《汉书·地理志》。西至现在甘肃的岷县，成立了一道新防线。南则略取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之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大略桂林是今广西之地，南海是今广东之地，象郡是今越南之地。取今福建之地，设立了闽中郡。楚国庄蹻所开辟的地方，虽未曾正式收入版图，亦有一部分曾和秦朝交通，秦于其地置吏。

秦始皇，向来都说他是暴君，把他的好处一笔抹杀了，其实这是冤枉的。

看以上所述，他的政治实在是抱有一种伟大的理想的。这亦非他一人所能为，大约是法家所定的政策，而他据以实行的。这只要看他用李斯为宰相，言听计从，焚诗书、废封建之议，都出于李斯而可知。政治是不能专凭理想，而要顾及实际的情形的，即不论实际的情形能行与否，亦还要顾到行之之手腕。秦始皇的政策虽好，行之却似过于急进。北筑长城，南收两越，除当时的征战外，还要发兵戍守；既然有兵戍守，就得运粮饷去供给；这样，人民业已不堪赋役的负担。他还沿著战国以前的旧习惯，虐民以自奉。造阿房宫，在骊山起坟茔，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都穷极奢侈；还要到处去巡游。统一虽然是势所必至，然而人的见解，总是落后的，在当时的人，怕并不认为合理之举，甚而至于认为反常之态。况且不必论理，六国夷灭，总有一班失其地位的人，心上是不服的，满怀著报仇的愤恨和复旧的希望；加以大多数人民的困于无告而易于煽动，一有机会，就要乘机而起了。第四章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秦始皇帝以前210年，东巡死于沙丘，今河北邢台县。他大的儿子，名唤扶苏，先已谪罚到上郡去，今陕西绥德县。做蒙恬军队中的监军了。从前政治上的惯例，太子是不出京城，不做军队中的事务的，苟其如此，就是表示不拟立他的意思。所以秦始皇的不立扶苏，是预定了的。《史记》说秦始皇的少子胡亥，宠幸宦者赵高，始皇死后，赵高替胡亥运动李斯，假造诏书，杀掉扶苏、蒙恬而立胡亥，这话是不足信的。《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的全是当时的传说，并非事实，秦汉间的史实，如此者甚多。胡亥既立，是为二世皇帝。他诛戮群公子，又杀掉蒙恬的兄弟蒙毅。最后，连劳苦功高、资格很老的李斯都被杀掉。于是秦朝的政府，失其重心，再不能箝制天下了。皇帝的家庭之中，明争暗斗，向来是很多的，而于继承之际为尤甚。这个并不起于秦朝，但在天下统一之后，皇室所管辖的地方大了，因其内部有问题而牵动大局，使人民皆受其祸，其所牵涉的范围，也就更广大了。秦始皇之死，距其尽灭六国，不过12年，而此祸遂作。

秦始皇死的明年，戍卒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今安徽宿县。北取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分兵四出徇地，郡县多杀其守令以应。六国之后，遂乘机并起。秦朝政治虽乱，兵力尚强；诸侯之兵，多是乌合之众；加以心力不齐，不肯互相救援；所以秦将章邯，倒也所向无敌。先镇压了陈胜、吴广，又打死了新立的魏王。战国时楚国的名将，即最后支持楚国而战死的项燕的儿子项梁，和其兄子项籍，起兵于吴，引兵渡江而西。今江苏之江南，古称江东。古所谓江南，指今之湖南。以居巢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的后裔于盱眙，居巢，今安徽巢县。盱眙，今安徽盱眙县。仍称为楚怀王。以祖谥为生号。项梁引兵而北，兵锋颇锐，连战皆胜，后亦为章邯所袭杀。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北围赵王于巨鹿。今河北平乡县。北强南弱，乃是东晋以后逐渐转变成功的形势。自此以前，都是北方的军队，以节制胜，南方的军队，以剽悍胜的。尤其是吴、越之士，《汉书·地理志》上，还称其“轻死好用剑”。项梁既死，楚怀王分遣项籍北救赵，起兵于沛的刘邦即汉高祖西入关。沛，今江苏沛县。项籍大破秦兵于巨鹿。汉高祖亦自武关而入。此时二世和赵高，不知如何又翻了脸，赵高弑二世，立其兄子婴，婴又刺杀高，正当纷乱之际，汉高祖的兵已到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此事在前206年。

既称秦之灭六国为无道，斥为强虎狼，灭秦之后，自无一人专据称尊之理，自然要分封。但是分封之权，出于何人呢？读史的人，都以为是项籍。这是错了的。项籍纵使在实际上有支配之权，形式上决不能专断，况且实际上也未必能全由项籍一个人支配？项籍既破章邯之后，亦引兵西入关。汉高祖先已入关了，即遣将守关。项羽怒，把他攻破。进兵至鸿门，在今陕西临潼县。和高祖几乎开战。幸而有人居间调解，汉高祖自己去见项籍，解释了一番，战事得以未成。此时即议定了分封之事。这一件事，《史记》的《自序》称为“诸侯之相王”，可见形式上是取决于公议的。其所封的：为（一）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三）而楚怀王则以空名尊为义帝，（四）实权则在称为西楚霸王的项籍。都彭城，当时称其地为西楚。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这是摹仿东周以后，天子仅拥虚名，而实权在于霸主的。分封的办法，我们看《史记》所载，并不能说他不公平。汉朝人说：楚怀王遣诸将入关时，与之约：先入关者王之，所以汉高祖当王关中，项籍把他改封在巴、蜀、汉中为背约。姑无论这话的真假，即使是真的，楚怀王的命令，安能约束楚国以外的人呢？这且不必论他。前文业已说过：人的思想，总是落后的，观于秦、汉之间而益信。封建政体既已不能维持，于是分封甫定，而叛乱即起于东方。项籍因为是霸王，有征讨的责任，用兵于齐。汉高祖乘机北定关中。又出关，合诸侯之兵，攻破彭城。项籍虽然发兵把他打败，然汉高祖坚守荥阳、成皋，荥阳，今河南荥泽县。成皋，今河南汜水县。得萧何镇守关中，继续供给兵员和粮饷。遣韩信渡河，北定赵、代，东破齐。彭越又直接扰乱项籍的后方。至前202年，项籍遂因兵少食尽，为汉所灭。从秦亡至此，不过5年。

事实上，天下又已趋于统一了。然而当时的人，怕不是这样看法。当楚、汉相持之时，有一策士，名唤蒯彻，曾劝韩信以三分天下之计。汉高祖最后攻击项籍时，和韩信、彭越相约合力，而信、越的兵都不会，到后来，约定把齐地尽给韩信，梁地尽给彭越，两人才都引兵而来，这不是以君的资格分封其臣，乃是以对等的资格立分地之约。所以汉高祖的灭楚，以实在情形论，与其说是汉灭楚，毋宁说是许多诸侯，亦即许多支新崛起的军队，联合以灭楚，汉高祖不过是联军中的首领罢了。楚既灭，这联军中的首领，自然有享受一个较众为尊的名号的资格，于是共尊汉高祖为皇帝。然虽有此称号，在实际上，未必含有沿袭秦朝皇帝职权的意义。做了皇帝之后，就可以任意诛灭废置诸王侯，怕是当时的人所不能想像的，这是韩信等在当时所以肯尊汉高祖为皇帝之故。不然，怕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汉初异姓之王，有楚王韩信、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都是事实上先已存在，不得不封的，并非是皇帝的意思所设置。汉高祖灭楚之后，即从娄敬、张良之说，西都关中，当时的理由，是关中地势险固，且面积较大，资源丰富，易于据守及用以临制诸侯，可见他原只想做列国中最强的一国。但是事势所趋，人自然会做出不被思想所拘束的事情来的。不数年间，而韩信、彭越都以汉朝的诡谋被灭。张敖以罪见废。韩王信、英布、臧荼，都以反而败。臧荼之后，立了一个卢绾，是汉高祖生平第一个亲信人，亦因被谗而亡入匈奴。到前195年汉高祖死时，只剩得一个地小而且偏僻的长沙国了。天下至此，才真正可以算是姓刘的天下。其成功之速，可以说和汉高祖的灭楚，同是一个奇迹。这亦并不是汉高祖所能为，不过封建政体，到这时候业已自趋于没落罢了。

以一个政府之力统治全国，秦始皇是有此魄力的，或亦可以说是有此公心，替天下废除封建，汉高祖却无有了。既猜忌异姓，就要大封同姓以自辅，于是随着异姓诸侯的灭亡，而同姓诸国次第建立。其中尤以高祖的长子齐王肥，封地既大，人民又多，且居东方形胜之地，为当时所重视。又有淮南王长，燕王建，赵王如意，梁王恢，代王恒，淮阳王友，皆高帝子。楚王交，高帝弟。吴王濞，高帝兄子。宗法社会中，所信任的，不是同姓，便是外戚。汉初功臣韩信、彭越等，不过因其封地大，所以特别被猜忌，其余无封地，或者仅有小封土的，亦安能“与官同心”？汉高祖东征西讨，频年在外，中央政府所委任的，却是何人呢？幸而他的皇后吕氏是很有能力的。她的母家，大约亦是当时所谓豪杰之流；她的哥哥吕泽和吕释之，都跟随高祖带兵；妹夫樊哙，尤其是功臣中的佼佼者；所以在当时，亦自成为一种势力。高祖频年在外，京城里的事情，把持着的便是她，这只要看韩信、彭越都死在她手里，便可知道。所以高祖死后，嗣子惠帝虽然懦弱，倒也安安稳稳的做了 7年皇帝。惠帝死后，嗣子少帝，又做了4年。不知何故，吕后女鲁元公主下嫁张敖，敖女为惠帝后。《史记》说他无子，佯为有身，取美人子，杀其母，名为己子。惠帝崩，立，既长，闻其事，口出怨言，为吕后所废。此非事实。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惠帝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7年，少帝至多不过7岁，安有知怨吕后之理。为吕后所废而立其弟。吕后临朝称制。又4年而死。吕后活著的时候，虽然封了几个母家的人为王，却都没有到国。吕后其实并无推翻刘氏、重用吕氏的意思，所任用的，还是汉初的几个功臣，这班人究竟未免有些可怕，所以临死的时候，吩咐带北军的吕禄、南军的吕产，禄，释之之子。产，泽子。“据兵卫宫”，不要出去送丧，以防有人在京城里乘虚作乱。此时齐王肥已经死了，子襄继为齐王。其弟朱虚侯章在京城里，暗中派人去叫他起兵。汉朝派功臣灌婴去打他。灌婴到荥阳，和齐王连和，于是前敌形成了僵局。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乃派人运动吕禄，交出兵权。吕禄犹豫未决，周勃用诈术突入北军，运动军人，反对吕氏。把吕禄、吕产和其余吕氏的人都杀掉。于是阴谋说惠帝的儿子都不是惠帝所生的，就高帝现存的儿子中，择其最长的，迎立了代王恒，是为文帝。齐王一支人，自然是不服的。文帝乃运用手腕，即分齐地，封朱虚侯为城阳王，朱虚侯之弟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城阳治莒，今山东莒县。济北治卢，今山东长清县。城阳王不久就死了。济北王以反被诛。汉初宗室、外戚、功臣的三角斗争，至此才告结束。

当时的功臣，所以不敢推翻刘氏，和汉朝同姓分封之多，确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封建不能说没有一时之用。然而异姓功臣都灭亡后，所患的，却又在于同姓了。要铲除同姓诸侯尾大不掉之患，自不外乎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这话，当文帝时，其实是已经实行了的，齐王襄传子则，则死后没有儿子，文帝就把他的地方，分为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六国，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菑川治剧，今山东寿光县。胶西治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胶东治即墨，今山东即墨县。立了齐王肥的庶子6人。又把淮南之地，分成三国。但吴、楚仍是大国，吴王濞尤积有反心。晁错力劝文帝以法绳诸侯，文帝是个因循的人，没有能彻底实行。前157年，文帝死，子景帝立。晁错做了御史大夫，即实行其所主张。前154年，吴王联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造反，声势很盛。幸而吴王不懂得兵谋，“屯聚而西，无他奇道”，为周亚夫所败。于是景帝改定制度，诸侯王不得治民，令相代治其国。到武帝，又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得以其地分封自己的子弟，在平和的手腕中，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一语，彻底实行了。封建政体反动的余波，至此才算解决。从秦二世元年六国复立起，到吴、楚之乱平定，共56年。第五章吕相之死车裂嫪毐刚过两天，秦王政接到廷尉李斯的奏简，上列嫪毐叛事中众叛党的定罪等级，嬴政看了，一律批准。在冬至那一天，计共车裂卫尉伯竭、左戈、仲竭、中大夫令季齐等二十人；砍头者，有嫪毐的门客、舍人、宫友亲戚共七百多人；给秦室宗庙供役为奴者一千多人；三十余家和嫪毐往来官员之三族，共六千多人，全部坑埋之；凡和嫪毐有细事株连者，从咸阳城中迁出四千余户，命他们住到汉中地区的房陵县，派兵看守，沦为农奴，只管耕种，所得粮食，全交官府。

住在棫阳宫中的赵太后，这一回可是认认真真的守起寡来。论年龄，她是个刚刚四十挂零的人，脸俊身腴，比年轻时还好看。就是自嫪毐叛后，面容日渐憔悴，一肚子闷气没地方发放。自嫪毐伏法后，秦王派了些军队到宫外驻扎，也不理会她这个太后。

棫阳官檐上的铃铎也如秦宫中的铃铎一样，风来即响，敲碎了多少怨女的孤怀?而这个女中之主的赵太后，以前从不注意这铎声，总以为它就是为了吓燕雀儿才挂上去的。今日她听见这铎声，忽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好似是一种动人而又清心寡欲的金韵，听了它以后，令人神往……

嫪毐被处死，赵太后并不以为然，虽然和他通奸有子，但是她没有爱过嫪毐，她以为他是一头驴，驴也不是一头好驴，是一头什么也不懂的笨驴。和他生下的二子呢，也不是什么有出息的种儿。说摔死，就摔死吧，死了心净，以后丢人还少些。多少夜晚，梦后沉思，余泪冰枕，枉称太后之名，实无人伦真爱。她呀，即有娇媚之态，也只能低视浮烟，仰视暮色，去受她那和霜伴月的清苦……

忽有一夜，窗外腊雪潇潇，寒风隐隐。她独自拥衾而眠，灯中的膏火，先是越着越旺，后是越来越暗。她想到自己的命运，也如那一灯膏火。前半生，献媚逞娇，随着吕不韦的手儿转，叫她干啥她干啥，叫她丢人她丢人，叫她现眼她现眼。她也曾爱过吕不韦，谁知道吕不韦为了他个人的高官厚禄，在她的爱火中跳出去，丢下她，以至于她身败名裂，到头来还不如一个宫女。赵太后梦见了五牛分尸的嫪毐，他浑身是血，张着驴口，口吐人言：“太后，给我儿子!”她忙忙躲向屏风之后，嫪毐紧追。她穿行槭阳宫中的地道中，忽见那被摔死的二子，从地中冒出来，一人抱住她一条大腿，口中都喊“妈!”嫪毐哈哈大笑，那笑声和叫声混在一起，赵太后一梦惊醒，满头是汗，瞅瞅灯中的膏火，只有几点红星儿闪忽，泪水湿透了被边儿。她听了听外面，方敲三更之梆……而那檐铎呢，在雪风中又作小吼，似是窥见了她的梦境，向屋中的她，发出了怪语……

次日，秦宫中来了一个黄门，向赵太后宣秦王之谕道：“大王有命，太后只宜在此安分守己，如再有事，请自裁。”

赵太后点点头，表示领谕。但在那黄门走时，她却央告道：“我在宫中时，也认得你，对你还不错吧?我今托你一件事：你回宫后，到吕相国府，说说我如今这个凄凉景况，求他来一趟，我有话说。不过不能叫大王知道，你办了此事，我永世也不忘你好处。”

那个黄门很老实，见到赵太后那情景，心中也觉酸楚，便回答道：“我一定给太后捎这个信，吕相国来不来，却不关小人的事。”说完走了。

从那以后，赵太后天天盼吕不韦来，可是吕不韦成了吕不为了，什么事也不敢做。那个黄门认认真真给赵太后捎了信，可是吕不韦说：“你看看如今是什么天色?你还敢到我府中给赵太后捎信儿?缪毒死时，我没去看，你可看见?岂不惨哉?本相国和赵太后什么瓜葛也没有，她和嫪毐私通，本相国并不知道，你回到宫里不要说三道四!”

那个黄门笑道：“相国去不去不干小人的事，相国把嫪毐进给赵太后，害了太后。如今你又说不知道，这点事，谁不知道?就凭你这份良心啊，相国，你也不比嫪毐好些!”

吕不韦把大眼珠子一白，瞪道：“你胡说什么?”

那个黄门笑道：“我看呀，会不会使五牛裂你，只有天知道。你的结局还是去问天吧!”

那个黄门说完走了，吕不韦心中害怕，又派人把那个黄门追回，送给他二十锭黄金。那个黄门撇撇嘴道：“相国，你的黄金太多了，已经买得秦国天下大乱了，我可不敢再要，你留着自己将来用吧!这黄金一锭顶一百锭用。如今嘛，你放心，我不会像赵高那样告发你。”说完走了。

吕不韦在坐席上，呆呆地立着，两只眼紧闭。

自从嫪毐被处死以后，吕不韦减食废寝，坐在书房中，懒见宾客，怕听外面官卫军的喊叫声，一夕数惊，家人亦惶惶不安。这时他还有门客四千多人，吃他、喝他，事到临头都劝他道：“没事。”有的人说：“相国与先王情深似海，秦王怎能转眼就背盟呢?”

秦王政果然不动声色。九年年底，吕不韦入朝会见了一次嬴政。嬴政瞅着他，嘻地一笑问：“相国，你的病好了?”

吕不韦声音又哑又细道：“臣已能下床，特来向我王谢罪。当日我以为嫪毐已宫过，没亲自验看，被那小人哄了……”

嬴政摇头笑道：“相国不要旧事重提，只说说今年的事吧!嫪毐征成虫乔回来时，我们议起嫪毐这个人有没有学识，本王曾说‘嫪毐乃是仲父荐往后宫的，他是个怎样的人，仲父比本王清楚。’从那以后你就病了。其实你有心病。仲父，民间人说‘使心用心，用到自身。’此其谓也。本王不处治仲父，仲父也莫再欺哄本王。本王不忘邯郸颠沛之事，若无仲父，母后之事难料，也没有我的今天!仲父请回家休息吧!”

吕不韦一回到相国府后堂。脸如姜黄，泪如雨下。姬妾一通热问：“相国，相国，怎么了?怎么了?”

吕不韦只是摇头说：“不要问，不要问，我自己造的孽，我自己知道。”

新年来到，相国府中冷冷清清，不似往年，门前一片肃静。虽然贵为相国，却无一个朝臣前来贺拜。

那四千多门客、舍人们还是不错，秦王政十年大年初一那天，大家一哄把吕不韦拥到大厅上。四千多人站了满院，都齐齐跪下，给吕不韦三叩头。吕不韦笑了一笑说：“好，好，好，这年嘛，你们好好地过，我陪你们这一会儿就得了。”

年初一下午，一个足智多谋的门客向吕不韦献计道：“相国何不辞职回河南封地享福，秦王没有相国在眼前，也就把事给忘了。再过几年，秦王想起相国对他的大恩，或许还会召你回咸阳。”

吕不韦摇头道：“辞职我不干，让他免我的职，落个不孝之名。”

又有一个门客单独面见吕不韦，献计道：“何不聘刺客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暴君?”

吕不韦攥住那个门客的双手哭道：“我怎么能收买人刺杀他呢?我还是舍不得他呀!”

众门客献计不成，只好到背后嘀咕去了。

廷尉李斯是个本分的人，对于嫪毐他下得了手，对于恩人吕不韦，却还是礼敬如前。嫪毐被处死后，他向秦王政建议：“相国虽处事有碍国法，但对先王和大王忠心不二。从嫪毐之事，可看出相国惧祸而自保，大王宜宽待之。”秦王政颔首不语。李斯又亲到相府安慰吕不韦道：“相国要善保贵体，大王处我已劝阻过，决不会对相国用刑，大王并未忘旧恩。”吕不韦听了，才略有些安心。

为赵太后给吕不韦送信的那个黄门名叫芮进，是赵高的干儿子，很会做事，八面见光，从来不得罪人。芮进在顶撞了吕不韦以后，心中十分同情赵太后。年前，他抽个空子又骑马到雍水槭阳宫，向赵太后说了吕不韦的情形，又劝赵太后道：“太后，大王盛怒之时，顾不了母子情分。到头来，大王还是会想念母后的。吕不韦兴旺不了几天，等到报应那一天，太后的气也就消了。”

赵太后哭道：“天下的创业男子，没有几个是真爱女人的。他用着你时，叩头下跪，不用了，翻脸不认。做女人的，命没有几个好的。”

芮进道：“哎!世上事就是这个样，‘抛石向天头，小心自己头’。抛长了，砸着自己。太后还有什么事要吩咐?”

赵太后沉思了一会儿道：“芮进，你回到宫里，见着太王太后说，让她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

太王太后便是华阳夫人，芮进回宫后到升龙阁，向她说了赵太后要孟况去做伴儿的话。阳华夫人听了，叹息道：“赵太后年轻时就是这样，做事轻率，不稳重，以致如今害了自己。”说完，写了一个手简，对芮进说：“你去交给秦王，不能瞒着他做事。看我的老面子上，他总还是不会违我之意的!”

芮进找着秦王近侍的黄门，把华阳夫人的书简递上，秦王看完了道：“既然太王太后求情，我也不好伤她面子，这样，我再派几十个宫女前去服侍太后，只是太后也要自省，日后若再为恶，我定不饶。”

近侍黄门把秦王政的话转告芮进，芮进赶忙告诉太后，赵太后心中欢喜，十分感谢芮进。

秦王政九年底，吕不韦多次受门客、舍人以至于秦王的安慰，以为没事了，又放心过着日子。秦王政十年过年，吕不韦府外虽然冷落，家中却过得热闹。大年初一，四千多门客、舍人一齐给吕不韦跪下叩了头以后，吕不韦又来了精神。有几个门客向他献计，他不纳，自己却想了个妙计。这条妙计，从大年初一直想到正月二十五。在二十五日中夜，他忽地起身，把被子拱了个大翻白儿，一拍他最喜爱的小妾王美人道：“美人，美人，你醒醒!”

王美人睁开一只美人眼，问他：“相国，天才半夜，醒那么早，明天白天又困得睁不开眼!”

吕不韦又拍了她一下道：“美人，我有计了。”

王美人闭着眼笑道：“你肚子里尽是计，人家姜太公是三步一计，你是一步三计。我说你不要想那些什么诡计，老实呆着吧。”

吕不韦道：“这次可真是好计啊，肯定管用。”

王美人还是闭着眼道：“管用?嫪毐这个大阴人怎么还让人家看穿了?”

吕不韦道：“那是他自己有心没肺，喝了酒，吹大话，养了孩子又留着，风声一急，他又造反。我的计再管用，也让他给我颠打得露了馅儿了!”

王美人问：“到底又想出了什么计?”

吕不韦道：“我从几千女子中选出你来，你是美中之美，锦上添花，你口是馨口，心是松心，淡雅如云，鲜明似日，是不是?”

王美人忽地起来，问吕不韦：“你一给谁戴高帽，谁就要倒血霉。你这样夸我，准是要祸害我。”

吕不韦道：“我不祸害你，我叫你去享福。”

王美人问：“你叫我到哪儿去享福?你们家这个福，我还不够享?我说你可别学嫪毐为人，朝三暮四!”

吕不韦笑道：“不是，我把你送给一个比我好得多的人，比跟着我强一万倍。”

王美人问：“这个人是谁?”

吕不韦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再搭上右手的食指，比了一个“女”字道：“就是当中有个女字儿的!”

王美人问：“那是谁?”

吕不韦说：“当中带女字儿的是秦王嬴政，我的儿子。”

刚说了一句，窗外铜钟敲响。有一个侍女在窗户下叫道：“相国，相国，王廷黑夜派人来，命相国到前边接旨呢!”

吕不韦魂飞哈密国，穿了半天，才把衣袖穿到胳膊里。连声叫苦，哪知左衣袖穿到右胳膊上，只好又褪下来重穿，然后急忙走到前厅，宣旨的黄门，正是赵高。他见了吕不韦，沙哑着嗓子念旨道：“相国年事已高，不宜在咸阳供职，从即日起，立赴河南洛阳封地休假、待命。”

吕不韦听完秦王政的旨意，身子仿佛一下子就沉入了黑海。八极茫茫，何处是安守魂灵的太平之家?他跪着往前爬了一步，口中道：“赵山陵使，我有一事求你，烦你给我请旨，我要见大王一面，有话说。”听不见赵高的回答，抬头一看，赵高已经走下了厅阶。吕不韦高声叫着“赵山陵使，赵大黄门”，但是赵高头也没回地领着几个小黄门走了。

夜天上的群星似乎都在笑话那伏身不起的吕相国。要不，星辰为何都一闪一闪的，又像是在挤眼儿，又像是在撇嘴儿……

清晨，吕不韦到朝房外面等着嬴政临廷，他好见面。不料，一个传事的黄门出来宣谕：“王今抱恙，不能临廷，百官归家。”

那个传事的黄门直截了当地说：“吕相国，你难道真是不明白大王为何今日抱恙?你若不赴河南，他的病怕是也不会好了!”说完走了。

吕不韦骑马出了秦阳门，回头瞅着秦宫中的那巍峨的殿阁，哭丧着脸道：“赵政儿，赵政儿，你忘了邯郸旅舍了。你是谁的骨血?没有吕不韦，你难做秦王。”

吕不韦在秦阳门外立了大半天，直到日已夕矣，云已积矣，他才回到府中。带上七八个从人，云车两辆，一辆载王美人，一辆载他自己，趁天黑之前，匆匆地赶出咸阳城。家事尽托老家人吕锦管理，并说：“一定有人在大王面前说我的坏话，大王暂时疏远我，将来总会命我回来的。你在此好好地管理家事!”

吕锦道：“相国保重，老奴一定用心掌管，等待你回来欢聚。”

吕不韦恋着那富贵繁华的咸阳城，一路上，唉声叹气。王美人也不乐意走，回头对吕不韦说：“嗨!相国，大王叫咱们去河南，不是赶戍卒迁戍吗?”

吕不韦在车上晃荡着身子，黯然泪下道：“哎!机关算尽太聪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

王美人又问他：“河南怎么样?”

吕不韦苦笑道：“那里深宅大院，尽够你住的。”

四只车轮，十六只马蹄，顺着咸阳古道，遥望着东方那如海的云山，走了。

嫪毐死了，吕不韦走了。秦廷中朝事惶惶。近日咸阳城中多有六国之客投到一些权贵门下，献计献策，为争为夺。其中有一个韩国的水利专家，名叫郑国。他到秦国王廷献殷勤，说什么：“若从云阳县西二十五里始至中山邸瓠口修一道渠，傍北山，东经洛地，三百多里可以灌溉农田几千公顷，利国之事，莫过于此。”

这本来是个好事，秦王政也信了，水渠的工程也开了。但有几个多嘴多舌、年纪已大的朝廷贵宰和王族老头儿，却凑齐了，跪着向秦王政启奏道：“韩人水工郑国，是个什么东西呀，他让我们修三百多里的大渠，耗费人工几十万，使秦国无暇再去夺他韩国的土地。这是故意削弱我们，若信了他的话，三年后，关东之地，将为诸侯所有了。”

其中有一个老头子是嬴政的皇叔，名叫寺駪，他向嬴政说道：“大王，六国之客，云集咸阳，挑唆生事。如不逐去，我国危矣!如今不只是一个水工郑国，贵官门下，此类多有之。他们把六国的饮食、宫室、衣饰、婚姻、礼乐之事带到秦国，秦国一旦学了他们，国威丧尽。这些人全都居心叵测，应该一律逐回国去，方保天下太平。”

秦王政被这几个老头子一嚷嚷，心中也觉不对劲，便宣言朝中的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中尉等官员，旨命他们在一个月内查清咸阳城中的六国之人，填写名册报上，并一律逐回国去，并通令各地方照此办理。

御史大夫等官员接旨后，先派人去抓那个监工修渠的郑国。不料他早已跑了，没抓住。接着又派屯卫军、各亭亭长、各里里正到处搜索六国在秦国存身之人。搜索的队伍，在咸阳城中，从东家出来，西家进去，吓鸡骂狗，敲盆子砸碗。见着面生可疑之人便问：“你是哪国人?啊!走，跟我们去一趟。”若有人不服，一条大索套上脖子，押到监狱中，便说：“这不是秦国人，是个间谍，该逐。”仅半月之间，就填了一抱又一抱的简册，要逐去的人，何止万千。咸阳震动，人心不安。

这一天，三个里正闯到李斯府中，大咧咧地往前厅上一坐，命令李斯的家人：“去，把李廷尉请出来，我们有话说。公事公办，官无大小。”

李斯走到前厅，心中有数，却问那三个里正：“你们三位来到敝府，所为何事?”

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里正问李斯：“廷尉是哪国人?”

李斯道：“楚国人。”

他又问：“既是楚国人，为何还不迁走?”

李斯道：“大王无令，我向何方去?”

他又问：“逐客令下多日，廷尉不是不知道吧?”

李斯道：“每日伴随大王，却不曾听大王逐我。”

他说：“王法无亲，廷尉当在被逐之列。”

李斯说：“好，让我见过大王后再走。”

三个里正一齐说：“不必去见大王，你现在就可以卷行李，带上家小走吧!”

李斯又问他们：“限我几日?”

那个年轻的里正道：“紧限就在当日，宽限可以三日，但是你得交地皮钱。”

李斯问：“三天要多少钱?”

年轻的里正道：“每日一万，三日三万。”

李斯笑道：“好，好，我在这儿多年，破书乱几的，得收拾收拾，三天也差不多了，谢你们开恩。”

李斯当即命家人李乔付给这三个里正三万铜币。三个里正挟着钱，欢天喜地地走了。他们出了李斯的府门，一齐吐吐舌头笑了，说什么：“一个威风凛凛的李廷尉，在我们面前矮下了三四尺。”

次日，李斯便到勤政殿拜见秦王政，说：“大王，臣仅能见你这一面了，明日即回楚国。”

嬴政问：“这话从何说起?”

李斯道：“大王逐客令下后，臣也在被逐之列，昨日三个里正已当面逐臣。臣为向大王面辞，在咸阳逗留三日，他们向臣要了三万铜币，当即兑现，说是地皮钱。今天臣特来陛辞。”

嬴政作色道：“本王从没说逐你，真是匪夷所思。”

李斯道：“大王既下逐客令，臣乃客卿，被逐是应该的，不政令不行。”

嬴政道：“逐客令，是逐六国来秦国可疑之客人，非逐六国忠于秦国之客人。”

李斯道：“良莠并生，六国客人居秦者甚多，怎能一时分清谁贤谁愚?”

嬴政沉思道：“逐客令下时，并没和你商议。依你看，逐客令当否?”

李斯笑道：“臣有一语，未知大王听否?”

嬴政笑道：“廷尉有言，当倾听之。”

李斯在秦王政的右首，端首整衣道：“臣闻大王逐客令下，写成一简，现略陈大意。大王，多日来，臣听见满廷官员议论逐客之令，臣认为逐客令不合秦国国情。昔年，我秦国缪公求天下士以辅国，西请戌戎之士由余，东得楚宛人百里奚，又接来百里奚的朋友宋国的蹇叔。为此，晋国的丕豹、公孙支都投到秦国。此五个贤人，都不生于秦国，缪公用了他们的策略，吞并了二十个诸侯之国，称霸于西戎之地。秦孝公利用了商鞅的变法，移风易俗，人民才富足起来，国家才强盛起来。百姓守法，乐为国家出力，因而打败了楚、魏两国的劲旅，拓地千里，至今我秦国仍用商鞅之法。秦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罗九夷，制服楚王，鄢、郢震动。又东据成皋之险要处，割取肥沃，使六国合纵之策散漫无成，只得西向事秦，功业直到今日未失。秦昭王得范雎，听其计，废去穰侯，赶走叶阳，强公室之威，杜私属之门，蚕食诸侯，使秦国成王帝之业。缪公、孝公、惠王、昭王四君，都因为信了这些客卿的话，而成就了大功。那商鞅、张仪、范雎都是从其他诸侯国来到秦国的客人，却建立了于秦国有利的大功。由此可见，这样的客人，对秦国并没有负义亏损!如果以前的四君都闭门谢客，冷淡贤者而逐去，秦到如今也不会如此富强!今陛下广敛昆山之玉，口夸随和之宝，头垂明月之珠，身佩太阿之剑，仪举翠凤之旗，闻赏灵鼍之鼓，这种玉，这种宝，这种珠，这种剑，这种旗，这种鼓，都不产于秦国，而陛下却能用之、使之、悦之，为何?如果只有秦国出产的东西，陛下才用，那么夜光之璧不入秦国的宫室，犀象之器具不为秦人玩好，郑、卫两国的美女也难以来到秦官，而骏强千里名驹不养于秦廷外厩，江南的金锡不为秦国所用，西蜀的丹青不为秦宫所采。大王忽然改变取士之大策，实在是前后矛盾。不问这个客可用不可用，不论这个客是不是真心来辅助秦国的，只要不是秦国的人，就去掉；只要是来秦国做客的就驱逐，这是一种什么策略?难道色、乐、珠、玉都可以用六国的，只有人才不可用六国的吗?长此以往秦国将沦于赢弱，还谈什么震动海内以制服诸侯?臣闻地广者产粮多，国大者人民众，兵强者将士勇。泰山能容下一土一石，所以能成其大；沧海不择细流，所以能就其深；王伯之业不离百姓，所以能明其德，才能无敌于天下!现在如果大王充百姓以归敌国，谢宾客以就他邦，使天下有才有能之士，退缩而不敢西来秦国，而又想让秦国不濒于危境，恐怕是不可能的!臣昧死上言，望大王俯察之!”

嬴政听完，瞅了李斯半晌，站起身来，悄悄地抓住李斯的手道：“老天把你赐给秦国，才使我们迷路的车重返顺路。”言毕，即令李斯：“代寡人公布于众，逐客令即日除之，被逐的客人要追回，并给予礼遇封赏!”又说：“把此次逐客中，受贿、索贿者，一律杖毙，决不姑息。”说完，亲手写了废除逐客令的诏旨，由李斯转交相国昌文君处。李斯端简陛辞出殿，嬴政又命黄门招呼李斯回来道：“卿先头说那些话请写成书简呈上寡人，我好早晚一览，以澄胸臆!”

李斯点头，出了王廷，先到相国昌文君府，把嬴政的废逐客令诏简交付昌文君执行。李斯回府，把先头写好的谏逐客令之文改了几个字，派人呈给秦王，秦王政一看再看，爱不释手。

次日，李斯行使廷尉之职，派大量心腹侦探逐客令施行时，受贿、索贿之人的名单，造成一册。又设立检受署专门审理受贿索贿案，咸阳城中逮起索贿、受贿者三百人。

诈了李斯三万铜币的三个里正，听到逐客令废止，还说：“废了就废了，我们也省事了。已逐的就逐了，没逐的不要再逐了。”

到下午见到了廷尉署颁布的简告，才知道，连已逐了的客人都要追回。他们三个商议：“李斯的这些铜钱怎么办?成了追命鬼了。”

正在惊慌之时，廷尉派的将校已到，把三个里正逮起来，家抄一空。解到廷尉署，不待李斯见面，将校们把他三人一顿乱戈剌了七八十个窟窿，趴在地下再也起不来了。

李斯执法严峻，凡是查出受贿、索贿之人，只要人证、物证俱在，当即杖毙。通知家人领尸，不在监狱中停留。前后杖毙三百多人。

逐客令废止之后，六国在咸阳之士又摇摇摆摆无忧无虑地出入公卿府和市廛之间。

在此，王族、贵宰也有在秦王面前暗谮李斯为人的，他们说：“李斯是楚国人，大王若听信他偏袒诸国之客，将来他们必夺秦人之权，陛下宜早防之!”

嬴政道：“他国人只要对寡人忠诚的，就可代掌秦人之权，汝等勿再多言!”

这些王族、贵宰听了不敢再言，但心中却都愤愤不平，群聚终日，以坏李斯为目的。李斯暗派心腹之人，逐一访查他们的行迹，以对抗之。

曾向秦王政奏说韩国的水工郑国是坏人的那个皇叔寺駪，这个人有点小能耐，但对学问一知半解，又好妄加非议。他平日最妒李斯之才，肆意菲薄，视为仇敌。秦王政好不容易听了他这个皇叔的话，下了逐客令，又收回去。他心里不平，到处谲肠诡肚，骂李斯要败毁秦国的江山。诏下收回逐客令的第二天，他在朝房中向群臣说：“李斯一会儿入朝，我要给他点颜色看。”

大家激他的火道：“你不敢!”

寺駪怒道：“今天我非收拾他不可!他在我面前算个啥呀?”

正说着，李斯来了，刚入朝房，见是寺駪，回头就走。寺虢大喝一声：“呔，大胆的李斯，回来，有话问你!”

李斯回来了，问他：“大人有何指教?”

寺駪道：“从今日起，东面朝房中没有你的站脚之处，你到西面朝房，凡是客卿都到西面。”

李斯道：“好，不才悉听尊命。”

寺虢又说：“听说你抓了一些逐客的人，可是事实?”

李斯道：“是奉大王之命，抓了一些索贿、受贿不遵国法之人。”

寺駪道：“你给我放了他们。你是个客卿，这样对付秦国的人，用心险恶。”

李斯道：“大人可去请示大王，大王若有了诏谕，我一定行之；若仅凭大人之言，忤了大王的旨意，我可担当不起。”

朝官们一听都笑了。寺駪大怒，手拿着象牙笏板，便去打李斯，道：“我为秦王除奸。”

李斯的随从一齐上前护持，把李斯拥下去。寺駪又追到朝房之外，声声喊打。有些黄门看在眼里，心中不服，慌忙到宫中报知秦王政。秦王政当即驾临广德殿，不等议事，“叭”地一拍案道：“寺駪你知罪吗?”

寺駪忙出班跪下道：“臣不知身犯何罪?”

嬴政命殿外武士把寺駪拉下去斩首。

寺駪以为秦王政吓唬他，及至武士们打掉他头上的皮弁，揪住他的头发，用两条大斧压住他的脖子，他才慌了，道：“陛下，我有罪。我认罪!”

嬴政只一摆手道：“杀!”

武士们便把寺马駪拉下去。李斯慌忙给秦王政跪下，为寺駪求情道：“陛下，寺耽方才在朝房之中虽恃宠逞骄，但罪不当死。”

嬴政道：“他明知故犯，便是欺君。这些达官贵人若有不服的，为使秦国强盛，就杀了他，以压压他们同类的骄威!”

百官还要为寺駪求情，嬴政摔碎了几上的玉璧，起身作色道：“再谏者，杀!”

但听广德殿前一阵怒鼓响，武士的大斧劈下，寺耽的人头倏然落地。

怂恿寺耽难为李斯的人，都吓得面如土色。秦王政命知情的黄门指出他们，一共二十多人，一并去职为奴，发往骊山修地宫。这二十多人的家属尽迁回原籍，让其流散。满朝的文武，经寺駪这一死，二十多个起哄的一受处置，人人心惊，个个低首，暗说：“啊呀!大王已经成长起来了。其威严若此，今后再不可大意了。”

次日，秦王政传出旨意：“自十年元月起，王自称寡人，不再称本王；臣民皆呼陛下、天子，不称大王、我王，不得有违。”他向群臣道：“寡人幼称为王，今寡人已是青壮之时，当称寡人、陛下。且周为秦所灭，寡人高于列国之王，当称天子。”

且说嫪毐事发后，朝内官员对秦王政的态度不一。有一些人认为嫪毐祸乱秦廷，杀之、裂之皆为得当之法。又有受过嫪毐恩惠的人，他们却暗议秦王政：“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摔杀二弟，有不慈之名，弃母咸阳，有不孝之行。”秦王政曾向群臣说过：“谁若轻议嫪毐、太后事，便用铁蒺藜骨朵杖杀之!”因此，有人议论秦王道：“蒺藜杖杀，为桀纣之治。”这些议论者二十七个人，又形成了羽党，并向六国到秦国来的使者散发书简，尽言秦王政之过，以毁其威。这些人的行为被蒙武府中门客探知，报给蒙武。蒙武细查一番，果然是真，就密奏给秦王政。秦王政特命蒙武尽逮捕他们下狱。审问期间，他们二十七人要面见秦王政，自称：“有话要说。”

秦王政听了蒙武的回报，在便殿重审那二十七人。那二十七人异口同声地道：“我们议论、发简，其事实有，但是为了老太后。她一个人呆在棫阳宫里，孤零零地，天下人不笑话天子吗?只有天子为太后的孝子，我们才能有忠于君之行，并非为嫪毐翻案也。”

嬴政冷笑道：“嫪毐欺骗寡人，祸乱家国，害人甚众，且又造反，寡人杀人，何为嫉妒?所谓二弟，乃嫪毐造孽，非我嬴氏族属，留之必为后患，摔杀何为不慈?太后生活不谨，以金玉之躯，贱售于不法之徒，毁寡人之形象，幽之，何为不孝?凡是嫪毐党徒，寡人除恶务尽，乃为国家社稷之安定。立铁蒺藜骨朵以威之，有何不可?你们二十七人乃是嫪毐党徒，漏网之鱼，又在作祟，向六国使者散发寡人所谓的四大过错，欲为嫪毐复仇，非为国家也!你们尚有何说?”

二十七人当即语塞，难以对答。嬴政发作起来，便令蒙武把他们二十七个不明不白的多事之人押到廷尉李斯处，细审口供。那二十七个人一齐承认：“是为嫪毐朋党。”嬴政令蒙武到李斯那里宣旨：“一齐杖杀之，并向众臣宣扬，凡是嫪毐党徒。皆无生路。”

李斯奉秦王政之令，把那二十七个人，都使大棒，先打烂了身子，后敲碎了脑袋。

此事施刑过后，为大多官员所知。免不了沸沸扬扬，又议论了起来。尤其那六国的使者，到处打听：“秦王为何又杀了那二十七个官员?啊呀，也太多了，秦国的官可不好做!你们看我们的国家，哪有这些事儿?做官的太平，也不出嫪毐这样的人，就说出了这样的人，处死嫪毐，也不能遗弃母后呀!”

六国使者之议，又为秦王政所闻，心中纳闷。有一个齐国来秦国为官的人，姓茅名焦，嬴政很信任他，拜他为上卿，常常宣他到几案前议事。一日中午，茅焦求见秦王政，说有密事启奏。

黄门进去报告，不多时出来，把茅焦带到梨花小殿中。秦王政屏去左右的黄门，向茅焦笑道：“茅卿，寡人知道你今天来奏何事!”

茅焦却回问：“天子，你怎知为臣所奏何事?”

嬴政笑指着茅焦道：“你欲步那二十七个叛臣之后尘，到嫪毐那里吃庆功酒席。”

茅焦道：“臣非嫪毐党徒，即说错，天子也不会那样处置我。臣为秦国不失人心计，有数言奉上。陛下若听，便听之，若不听，便由之。”

嬴政点头道：“你且讲来，寡人愿听。”

茅焦跪叩于地道：“陛下，你如今年轻有为，以吞并天下归一统为大计，其他事，皆次之。太后有过，天下人不是不知道。既已知道，迁到槭阳宫，不让她归咸阳，难道就可掩天下人的耳目了吗?陛下不让太后归咸阳，那些中伤秦国的小人就到处造谣，第一个先说天子为大不孝之人。此事传之六国，于陛下的人格有损，使天下人心背逆秦国。这样怎么能使天下归心呢?天子处死二十七人以后，六国使者到处传播，意在损害秦国。天子若听微臣之见，可命车马接回太后，一切不利之口皆塞住，才可使天下归心，此为上上计也。”

嬴政听了扶起茅焦道：“上卿所言实为秦国，非为嫪毐，寡人信之不毁!”于是命人把大梁来的一个名叫尉缭的客人，也请到梨花小殿，命人摆一小席，三个人对饮。饮酒时，秦王政又问茅焦：“茅焦，你知道寡人为什么请出大梁最有学问的人来陪你饮酒吗?”

茅焦道：“臣不知。”

嬴政道：“尉缭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和你一样，都是为秦国强盛而来劝说我。他虽来自异邦，却真为秦出力。他劝寡人不要吝惜财物，要用金钱贿赂六国的大臣，使他们为秦国做事，为秦国说话，事事掣肘本国的王者，从而成为秦国的内应。我们再动以强大的兵力，六国可取也。他的策略太好了，寡人即行之。你们二人会面后，请尉缭先居贵府中，早晚商量。若有什么强秦大计，再告诉我，寡人希望你二人交个知心好友!”

茅焦笑道：“人之一生，裁长补短方能为高士，臣愿向尉子学习，共保秦国统一天下之大业!”

尉缭亦和茅焦执手相谢。茅焦把尉缭请到家中，待为上宾。日久天长，茅焦和尉缭结为挚友，无话不谈。一日论起秦之政事，尉缭说：“秦王的为人，非一般人可比。他长了一个高鼻子，这样的人心志都广大；又生了一对长眼睛，这样的人都不驯服；又长了一个腆胸脯，这样的人都难斗；又生了一个豺狼的嗓子，这样的人都少恩。他又好动，居约易出，好做大计以胁人。他如得了大志，可以翻脸无情的为祸他人。我是一个外邦流落到秦国的人，他肯和我对桌而食，促膝谈心，是因为他为人谦和吗?不是!他是为了秦国的强盛，为了完成他吞并六国之野心，才如此笼络人，以便天下人都归顺他。我不能和他长期相处，成全了他的野心，这样对天下人民不利。我早晚要离开秦国，不能留奸伪之名于后世!”

茅焦听了不以为然地说：“七尺男儿处世，应为英雄之主而用，才能实现远大的志向。你啊，还是在咸阳城呆下去，我们是好朋友，不要分开。”

尉缭不听，偷着走了多次，每次都被茅焦追了回来。事为秦王政所知，又面见尉缭，动之以情，赏赐甚厚，使一个明明知道秦王不可深交共处的尉缭，终于甘为秦王政所用。

秦王政听取了茅焦所谏之言后，便命蒙武到槭阳宫中宣旨：“请太后归咸阳。”当天下午，派人接回太后，行动之迅速，使满朝的文武官员和后宫的人都为之震惊。

赵太后还宫以后，到福年阁居住，这时，秦王政有命，凡后妃所居之殿、阁、楼、房，一律都改为宫。福年宫正屋中，几年无人居住，已是尘土蒙蒙，阴风历历，蜘蛛盘丝，卢蜂做蛹了。赵太后见到此光景，一边令人收拾，一边泪流满面。

嬴政听说太后回来，于次日中午到福年宫来见，心中也十分酸楚。赵太后先是哭，后来笑了，道：“陛下不必伤心，哀家知你是孝子。那一年在邯郸，你才五岁，亏吕相国买通赵国大将乐乘等人，我们才得以归国。我本想不回国，怕在路途成为累赘，连累于你。五岁的你牵着我的衣服，哭叫不止，说什么一生也离不开母亲。我只好抱着你，跟吕不韦逃到这咸阳来了。可知你如今还是那样儿。我年轻守寡，于人节有亏，自知不对，从此静守深宫，为天子的脸面争光。”

嬴政泪流两行道：“母后回宫之事，还亏得大夫茅焦……”他随即把处置二十七人及听取茅焦之语，迎太后回宫的经过，诉说了一遍。最后说：“母后今后在宫中可随意享乐，若有不顺心的事，请向王儿说明，王儿一定不使母后寡欢。”

赵太后道：“茅君为秦之上卿，亢直敢言，而又不伤君臣、母子之大体，使秦国社稷得以安宁，是一个真正的上卿。陛下有福，得此明臣。”

嬴政又说：“母后不宜在福年宫居住，可免去若干枝节。几日后，移到秦阳门南隔街的内云阳宫。那里没有宫女、后妃、黄门的纷扰，也没什么诋毁母后的小人。内云阳宫中，林木荫厚，清水陶连，假山叠叠，名花艳艳，正宜母后养老。王儿我不时去探望母后，也不悖人伦之情。”

赵太后大喜，她说：“我也正想说与陛下，欲到二百里外的甘泉山上的外云阳宫居住，如今陛下要我到南宫养老，正合我意。”

赵太后回福年宫只住了十天，欢天喜地地出了秦王后宫，到一街之隔的坐南朝北的内云阳宫去住了。八个宫女，八个黄门，加上一个孟况，到了内云阳宫，把宫里收拾得窗明几净，太后日观花圃，夜听蝉吟，心安理得，虽有些暗中的情愁，却也随往事付诸东流，永不回头了……

秦王政又来看过赵太后几次，接触多了，母子感情也比以前深了。十一年正月初二日，秦王政来看太后时，还曾问过她：“母后，以前你流落邯郸时，都受过什么人的欺侮?”

赵太后道：“那时候，我飘零在街头卖唱，多受那些达官贵人的欺侮。他们每每雇我们一些歌女到他们府中唱曲，唱完，便留宿，不论老少，都糟践我们的人格。我们若不从他们，他们便打骂我们，玩够了我们，便又赶出府来。再见着我们，还对我们嗤之以鼻。”

嬴政问：“母后，你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吗?”

赵太后道：“都记得。”她遂把那些达官贵人的名字说了七八十个，最后说：“这些人都侮辱过我、打过我、赶过我。最厉害的一个是赵王的族亲，名叫赵尚，官为太尉，四十来岁了。他从一个姓钱的畜牲那里把我要到他家歌舞，我受他百般凌辱。后来又把我送给他的同僚。再以后，我又流落到街头卖唱!”赵太后说到这里，呜呜咽咽地哭了，最后她说：“后来碰上了吕不韦的家人吕锦，是他让我去吕家的。谁知道，多年以后，吕不韦他还是把我……”她又说了些细情，已是泣不成声……

嬴政忽地立起来，拔剑在手，乒地把一个几桌角儿砍下，又在席地上来回走了十多遭，口中道：“母后，今日只我母子密谈，没有旁人。我虽身为秦国天子，但经常听到奏说：六国的君臣多看不起我，说我母亲是流娼出身，我连个准父亲都没有，成不了什么大业。我今既为秦天子，就是嬴姓的人!我要用我百战的精兵报仇雪恨!我要把天下轻蔑我的人，都打倒在地，要用他们的鲜血，酿成可口的美酒，供我开怀痛饮，欢庆胜利!”

嬴政自与母后密谈后，天天和李斯、茅焦、蒙武、蒙毅、蒙恬、王翦、桓龆、杨端和、羌瘐、王贲等重要文臣武将聚议天下大事和治国之策，有时一议一宵。嬴政议起事来，精神焕发，从不懈怠。

各郡、各县及京城的屯卫军也加紧练兵。嬴政等人天天想着吞并六国的事，一天，嬴政说：“一个天下，分成六国、八国，这怎能行?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六国灭后，就只有一个朝廷、一个天子了。使天下一统，是吾生平之志也。”

这一年夏季，秦王政又命王翦、杨端和、桓龋三大将带军八万攻赵国的并州之地，共取下阏与、寮阳、安阳等九座城池，凯旋而归。秦王政亲迎至咸阳郊外，为王、杨、桓三大将接风洗尘，三军为之欢腾。

自从母子开心畅谈之后，嬴政心里十分不踏实，他老想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吕不韦，吕不韦对自己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要是他到处乱说，那可对自己大大不妙了。就这时，出外巡视各郡军马的大将蒙武、王翦回来了，要面见秦王，秦王宣召。

蒙武、王翦两位大将军进了文升殿，向在绣因上坐着的嬴政跪拜毕，嬴政命他二人分东西两面坐下。王翦在东首坐着，嬴政因王翦年长，先把脸儿朝向他问：“二卿不知有甚事?”

王翦道：“臣和蒙大将军巡视诸郡县的兵马，探得吕不韦的行藏。”

嬴政忙问王翦、蒙武道：“他如今怎样?”

王翦、蒙武道：“吕不韦居洛阳一年多，仍广交宾客，昼夜在一起盘桓，多有言及王廷之事。有人言：‘天子已知悔悟，早晚会迎接吕相国回咸阳，重掌大权。’有来咸阳为吕不韦请命者，扰乱京城，日事噪喋，宣扬陛下当初做事欠考虑。又有各国诸侯，时有书信和吕不韦相通，甚至还请他去为官。文信侯虽已落职，擅议朝政，未免过甚，又和外邦相通，于秦廷不利。”

蒙武又问：“听说早有人上书简为文信侯求情，可是真事?”

嬴政点点头，命一个黄门到文升殿东间，取出一个铜柜子，“哐啷”一声，倒出七百多封奏简。嬴政指着那些奏简道：“一年多来，寡人时常接到为吕不韦求情的书简，看后秘而不宣。今听二卿所奏，吕不韦收买人心，欲到咸阳城再兴风雨。你们拯国之心可嘉，寡人之计亦决矣!”

接着，嬴政、蒙武、王翦三人密议了很久。次日有三个飞骑从秦廷出来，飞往洛阳。

吕不韦走后，咸阳城中的府第，曾托李斯经管。半年后吕不韦便把财产、人役、妇女往洛阳搬迁，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仍叫李斯代管。李斯奏过嬴政以后，便派屯卫军把吕不韦宅子的正面府门用泥土封住，只派十几个人住在一些小房中看守，出进都从便门。

吕不韦虽被免了职，可是到了洛阳仍不大老实，动不动以仲父自居。不当官了，资格还是无人比得上的。洛阳城中的贵绅也有些知道他的底细，瞧不起他。他为了扬名立威，招揽诸国来访的宾客，宾客越多，他就越施舍钱财；施舍的钱财越多，宾客也就越多。宾客多了，咳唾之间，都是大话。有人向吕不韦献计道：“相国是秦王的仲父，如今免职，六国名人都为相国不平。依某之见，何不派说客到咸阳为相国游说、投简，向秦王表明相国无辜，使秦王回心，请相国再位列朝纲。”

吕不韦相信黄金和铜钱的力量是无与伦比的。他想：花钱收买众多的智谋之士为自己效力是很上算的。于是点头答应了。

从他点头以后，到咸阳为吕不韦游说投简之客接马连鞍，几乎天天都有。

大多说客到了咸阳，密买秦宫中的一些黄门，将简捅进去。秦王政得简后，心知吕不韦又在使心计，但只秘而不宣，以观其变。

廷尉李斯府中时常住有为吕不韦做说客的人，李斯对此置若罔闻。他打定主意不得罪人，既不说吕不韦做得不对，也不向秦王政奏说吕不韦宾客的活动情形。若有回洛阳的宾客，李斯便给吕不韦带些礼物或者寄封书信，只问“平安”二字，从不涉及秦王政和吕不韦之间的事。

此时关东诸国的游客、间谍也到吕不韦那里去凑热闹，到处宣扬：“秦国若不用吕不韦，六国都乐意接纳他。像他那么有才的人，当今没几个了!”

吕不韦当年遇子楚、献赵姬，成了大功是因为他有钱，免职以后，还想走此路。他想：“花点钱活动，总有一天秦王会下旨让我吕不韦再回咸阳为相。这样天下人都会把我当做先知和圣人来膜拜的!”

秦王政十二年二月初，吕不韦府前的大古柳树，全部披上了青衣。这天王美人梳个洛阳时兴的发样，对着铜镜照了又照，回头对吕不韦道：“我觉得，我到洛阳后越来越丑了。这个地方水土不如咸阳的养人!我昨夜梦着，相国还和我住在咸阳大府的水心阁上。时为夏天，我端着一碗糖水，喂到相国的口上，相国一口一口地喝，正喝着，忽然倒地不动弹了，把我吓得一个冷战醒来，想起我们在咸阳大府那些日子，又哭了良久……”

吕不韦正在翻他的作品《吕览》新近抄的麻帛本。用的是上好的麻帛，抄得又清楚。他笑了笑，说：“美人，最近去咸阳办事的客人回来告诉我，咸阳人都传说秦王想我了，给我来信问安!这么一来，我们又可再回咸阳了。你说的那个水心阁，当日赵太后缠着我，没心思干正事，所以修得并不好。以后再回咸阳，我叫它阁上垒阁，屋上建屋，把咸阳吕府变成人间的仙境!”

王美人道：“到那时候，你恐怕又像撇赵太后一样，把我甩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是做了鬼，也要扒你的皮。我不像赵太后那么不要脸，什么样的男人都要。我王美人，哼，冰清玉洁，问心无愧!”

吕不韦笑道：“你说得很对嘛，女人，就得从一而终。我死了以后你会怎样收缘结果?”

王美人笑着问吕不韦：“你什么时候死?”

吕不韦嬉笑道：“没有几天了，你害怕不?”

王美人笑道：“我害怕什么?你要真死了，府里的大权都落入我手中，吃也吃不尽，花也花不完!”

吕不韦也笑了，道：“你想好事去吧!我才不死呢!只要有这个人在，我一生将立于不败之地。”

王美人问：“是谁?”

吕不韦在他的书架上找了半天，找出一幅白色绫绢画的画来，递给王美人道：“你看，就是他。”

王美人展开一看，画上是一个光着身子的小男孩，趴到锦席上，咧着小嘴，还笑呢!于是她又问：“这是秦王政小的时候吧?”

吕不韦道：“对了，他是我生的。这是他四岁生日时，我在邯郸请高手匠人画的。我们有父子之情，父子无隔夜之仇，他能让我长期住在洛阳捱这个寒冷的日月吗?”

王美人未及回答，老家人吕锦来到精舍窗外招呼：“主人，王廷派三个飞骑宣旨，声言叫主人火速出迎!”

吕不韦慌忙拨拉开王美人，到了前厅，也不跪接。三个宣旨官冷笑一声，扔给吕不韦一束泥封的王简，头也没回，上马走了。吕不韦拾起那束泥封的王简，到厅中打开一看，简中说：

文信侯：你何功于秦?秦封你河南，食十万户。你何亲于秦?号称仲父。见旨与家属徙处蜀，不许过宵。

简中有秦王的紫泥宝印，连印三颗，以示重要。吕不韦看完，把书简烧掉，口称有点小恙，到后屋中一躺，攥着王美人的手，呆呆地不知想什么。王美人问他：“王廷来了什么旨?”

他只说：“是秦王给我问安的书简。”又请求王美人道：“你今夜到别处去宿，等我养好精神再说!”

王美人见吕不韦有点失常，便不再多言，走了。次日清晨王美人去敲吕不韦的门，怎么敲也不开，忙叫人把门闩拨开，到里间屋一看，吕不韦倒在床上，蓬头散发地死了。在那地席的小几上，还放着半瓶鸩酒，王美人哭了一声“相国”呀，便抱起那个肚大口小的陶瓶来，把那半瓶鸩酒一气饮下，趴到吕相国的身边，折腾了一阵之后，也死了，临死还攥着吕不韦的手不放。

吕不韦饮鸩而死，王美人情意专一，随他而去，引起吕府的震动、哀痛。吕不韦有子七人，大都已近而立之年。他们为父发丧，不惜重资。吕不韦平时待门客甚厚，不韦殁后，门客群聚，在棺椁前披发顿足大哭。有的门客，让不韦的长子，派人飞马给咸阳王廷送信，不要私葬。一方停灵七日，每日里一片银山孝海，涌出滚入吕府，哀音扩散数十里。

七日后，往咸阳王廷送书的人回来，说：“王廷只说可以随意安葬，不韦已是个庶人，与王廷无干。”人们听此消息，都为之叹息道：“不韦生前曾是一朝名相，如此处置，王廷也太残忍了。”

吕不韦的七个儿子都向门客们问计道：“父亲大人生前为秦廷效劳，今不幸自戕而损，王廷不闻不问，叫我等对葬礼如何安排?”

这时，吕府已聚门客三千余人，大家愤秦王有负于吕不韦，便都嚷嚷道：“王廷既负恩公，恩公难道就应草草安葬吗?应葬如相国礼!”

吕不韦的儿子们道：“王廷若怪罪下来，危及家族怎好?”

三千门客都发誓道：“如有事我们愿以生命担之!”

但还是老家人吕锦想了一条计策，用小棺盛殓了吕不韦的尸首，在夜里偷偷地合葬在洛阳北邙吕不韦夫人坟边。出殡之日，吕不韦的套棺大梈中已是个空壳，一口小棺材盛着王美人的尸首，跟在吕不韦大空棺之后，埋到了洛阳另一个地方，聚个大坟堆，号称吕冢，实是遮人耳目。门客们虽知情，但都没有传说出去。

嬴政得知吕不韦自杀的消息，又听说以相国之礼出的丧，不觉地发了怒。在广德殿发了一道旨意：“凡是祭悼过吕不韦的三晋之人，皆逐出洛阳咸阳两地，有官的夺官，归乡务农；凡是秦国人祭悼过吕不韦的人，有官的夺官，都迁到房陵聚居受管。”

这道旨意下达后三月，秦王政又下一道旨意：“凡吕不韦一门族属，皆改为奴籍，财产没入官府。”

这一下洛阳的吕府彻底被查抄了，如山的金银、钱帛和粮食用几百辆车子整整往官府运了一个月。吕不韦的七个儿子以及下人，皆被分配到各郡、县为奴；一千多女眷、使女、仆妇排成一长串队伍，往咸阳进发，在路上又哭又叫，披头散发。这些往日在吕府中跟着吕不韦享受醉粉狂香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翻阶的黄叶。傍墙的断枝……

这一千多女眷、使女、仆妇被赶到咸阳后，由于没地方安置，李斯命她们先住到吕相国的旧府。那一千多女人，大多是从这旧府迁到洛阳的，今日又返回这个地方。一双双明眸，看着自己曾经涂脂抹粉的窗台前，又看着那曾经步月临风的松树下，泪水不禁飘落胸襟，呜咽相对，如坐立于烟邦梦国之中。第六章韩子悲歌秦王政十三年正月朔日，嬴政驾临广德殿，百官拜年走出朝纲后，嬴政留下李斯、桓龆、王翦三人，一切黄门执事全都驱于殿外。嬴政道：“寡人自承大统以来，今已十三年矣。寡人幼有大志，欲奔腾万里，南至南越，东至朝鲜，西至戎夷，北至匈奴，并六国之地。自三皇五帝以来，华夏便是一家，今何为而分裂之?只有合之、并之，才为华夏万古之福!寡人今欲先伐赵国，打通我秦兵东出之门户，尔后再加兵诸国，逐个吃掉。不出一年，天下可混一矣!混一之日，寡人同尔等，东登泰山观日出，南临禹穴寻古。此乃男儿大志，各位以为如何?”

李斯道：“陛下之志，自古未有，只有圣帝哲王，才能翻大海、淹长陆!”

桓龆道：“陛下之令即出，桓龆等赴死就道，也要征伐六国，以合并之!”

王翦道：“陛下有一统天下之志，翦等百战沙场，毁身沥血，又何辞乎?”

于是嬴政决计，用桓龄为大将军，提大兵十五万，直取赵国平阳。秦王政道：“桓卿领兵先行，寡人随后也至河南，为卿之辅军!”

秦王政和他的三个信臣定计之后，豪饮一席，挥剑以歌，雄心跃跃。

正月半，桓龆统马军五万，步兵、车兵十万出函谷关，势如飓风狂雨，直扑赵国之平阳城，大有一拥而破之势。

平阳在邯郸之南一百五十里，为赵国开门启扉之地。平阳若失，秦兵入邯郸，就如履平地了。

秦国大军来攻平阳城的前一日，平阳守将赵猛，把守兵三万懒洋洋地列好了队，讲了一番保国安民之语。分调上城守备。最重要的是派三匹飞马的将军，拿着一封插着鸡毛的告急之简，往邯郸城方向飞驰!只要一告急，赵王就吃不住劲儿了，必定发兵来救，折腾一些日子。但不论是怎么地，秦兵每次都得一块地方才肯退去。这次，赵猛想：“不把平阳城送给秦王是不会太平的。”

秦兵攻城甚急，其势之大，难以抵挡。赵猛命一些军卒敲着大锣，召唤平民上城同守。总算守了几天，城没有破。桓齿哿并没有死命攻打，他下令：“全军围困平阳，赵王定发大军来救，再诱敌深入而歼之；有生力量一旦被歼，危城也就不攻自破、为我所有了!”

桓龆困城三日后，秦王政派使给他送来一封密简，简中道：“赵王迁命他的妻兄扈辄，带十五万大军来救平阳。”

桓龄闻报后一声令下，道：“全军西退，以诱敌而歼之!”

于是又和一些将领、谋士定好了引诱赵兵深入的计策。平阳城守将赵猛见秦军向西退去，心中高兴，命军民列队出城跪接国舅扈辄。

赵王迁乃赵悼襄王的儿子，悼襄王死后，他十九岁继了王位。年纪又轻，既愚蠢又无能，从小就好玩动物，最喜欢的便是狗和鸟，爱这两样东西，比爱他的祖宗还深切。悼襄王活着的时候，不允许他玩狗、玩鸟，他只好偷着玩。可是轮到他为王了，登王位不到一年，邯郸赵王宫的后苑中便修了十个大狗圈，养了三千多只狗，后宫中一到夜晚，一片狗吠声，惊天动地，真是一个鬼哭狼嗥的世界。他为狗安了五个大厨房，几十个人给狗做吃食。赵王迁平日会骑狗、会驯狗，能和狗饮酒，也能和狗谈话，晚上和狗在一起睡，狗打呼噜，他也打呼噜，狗要是生了病，他也不吃饭了。赵国的当朝大将军司马尚曾劝赵王迁：“王若真爱犬，只养一匹可矣!后宫之中，不宜多养，传到诸国，为人耻笑。”

赵王迁笑道：“吾以养狗为生，若夺之，则吾不活了。后宫的三千只狗，又没吃大将军的粮食，何恨之甚也?”

司马尚道：“大王，如今我国国力甚弱，赵为秦国东门，秦若灭六国，必先灭赵。王即日计万策，犹难抵秦，日日逗犬，玩物丧志，群臣离心，百姓穷困，恐为秦人所灭之时不远了!”

赵王迁笑道：“大将军，赵国文事靠郭开，武事靠你大将军，我只享清福。”

司马尚气得一拂银髯道：“大王，老臣如萤火之光照得不远。只有大王才能如天心皓月，光被赵土，使赵国安然无事。”

赵王迁刚要说话，一个小黄门气喘吁吁地跑来报道：“大王，有几只爱犬疯了，耷拉着舌头，尽咬人，怎么办?”

赵王迁听了大吃一惊，顾不得和司马尚议论国事，忙跑向后宫，在已被隔离的几只疯狗栏前，又跺脚，又叹息，一直守候到深夜。

几天以后，那几只疯狗死了，赵王命人备以画棺，做了几色缎子衣服，给那几只狗穿上，命小黄门们抬着棺材，前头的一个小黄门打着白幡哭丧，做狗的孝子，到邯郸东郊外埋了。惹得邯郸百姓，几乎倾城而出看热闹，都说：“这几只狗是哪世修来的福?”

此前，在宫里会驯狗踩着鼓点跳舞的一个狗官，名叫扈辄。他为了巴结赵王，把他的妹妹扈美人，献给赵王做了小妃。赵王迁先封扈辄为宫中卫军的小将军，后封为大将军，不到一年，又提拔为邯郸尉，领二十多万兵马。先是管狗，后是管人，好不荣耀。

为此事，司马尚也曾劝谏赵王迁：“一个只会管狗的人，有什么本领，何能掌军?大王可以封之别官!”

赵王迁笑道：“大将军，你胡涂了，三千只狗比三千人厉害，都说人怕狗，哪有狗怕人的?扈辄为人有大才，非你所知，他武艺既高，又忠于本王!”

相国郭开，素来与司马尚不和，凡事总是针锋相对，他跑到赵王迁那里，说：“扈辄年轻，又懂韬略，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大王封之，千对万对，司马尚大将军背后骂大王浑浑噩噩，也太过分了!”

赵王迁听郭开说司马尚骂他，心中发怒道：“司马老头，本王早晚要把你赶出邯郸。”

从那以后，赵王迁再也不和司马尚议事了。司马尚多次求见赵王迁，赵王迁不是说“忙着玩狗呢”，就是说：“我感冒了，不见。”事之大小，只和郭开商议。还有个大武将，名叫赵葱，是赵王迁的族叔，也和郭开要好，很得赵王迁的信任。郭开、赵葱都屡屡在赵王迁面前诽谤司马尚，赵国的王廷中，小人挤得透不过气来，忠心为王的君子们，如水下的流沙，多被清洗退去。

赵王迁第二个癖好就是养鸟，后宫中到处是养鸟的宫女走动，大谈养鸟经。若到赵宫一走，悠悠荡荡，尽是鸟笼子；王宫已不像个王宫，倒像一个鸟市。

自从扈美人嫁了赵王迁，赵王迁置其他女子于不顾，天天和扈美人在一起玩儿。扈美人会踢毽子，能踢十多种花样儿，天天教赵王迁，赵王迁哪还能分一点心在国政上。

司马尚劝赵王不成，一病不起，卧在府中纳闷。赵廷的事，尽是郭开支应。郭开和赵王迁沆瀣一气，王廷之政，乱七八糟!司马尚病好些时，心中余痛不息，便给他的好友，在赵、燕两国边界上带兵镇守的赵国名将李牧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书中尽言赵王迁胡作非为之事。李牧看了他的书，也没有什么良策劝谏赵王迁的行为，只是给司马尚回书，劝慰他省心些。

秦王政十三年二月中旬，秦兵旗鼓直薄平阳之地。邯郸赵宫中的赵王慌忙派人把司马尚请到听松殿中，让扈美人给司马尚斟上一盅美酒，尔后笑着说：“秦国大将桓龆侵我平阳，你率军去救，许胜不许败，否则这邯郸难保了。本王想让你带十五万大军……”

司马尚长叹道：“老臣受我王之恩，万死不辞。明日我王下诏集结军队，两三日后可以出师，只是老臣伏望我王，作战之事，信将要专，莫听不知军情人的话，以免掣肘!”

赵王迁道：“只要你退得秦兵，本王万事皆依你便是!”

司马尚接了赵王迁给的统领、集结军队的兵符，叩首退下。

司马尚刚走，相国郭开领着邯郸尉扈辄赶到听松殿外，要黄门向后宫传报：“有要事求见大王!”

赵王迁布置了司马尚退秦兵的大事后，心中略平，便领上扈美人，到狗圈前打着精巧的口哨看狗舞。黄门忽来奏报郭开、扈辄求见的事儿，赵王迁领着扈美人到听松殿中去。

赵王迁和扈美人到了听松殿中升位坐下，问郭开、扈辄：“相国和邯郸尉有何事?急如星火!”

郭开跪伏而奏道：“大王，那司马尚多次受大王的戏弄，如何能领兵退敌?”

赵王迁道：“他的心还是忠的，过去他多次和秦人交战，都立于不败之地。”

郭开道：“那是以前，如今他不会再为赵国出力了。我王授给他十五万兵权，若到了平阳他哗变投秦，邯郸可难保了。”

赵王迁问郭开：“那么，赵国王廷下谁可当此重任?”

郭开不答，看了看扈辄。扈辄忙跪下自请道：“大王，臣受恩以来，百官多有不服者，今自请为将，去退秦师。”

赵王迁道：“秦兵有十五万个人，不是十五万只狗，邯郸尉，你要量力而行呀!”

扈辄道：“百官多以臣为大王驯狗事为笑柄，不想大王对臣也有所藐视，臣请命领兵退秦!”

扈美人也向赵王迁丢个媚眼儿道：“大王，兄长的才华，非庸夫愚子可比，令其率兵，定建大功，妾愿以性命保荐之!”

赵王迁点首道：“那就由邯郸尉代司马尚大将军领兵吧。”

扈辄连连叩首，口中道：“谢大王信任之恩!”

郭开也叩首道：“邯郸尉即使退不了秦兵，大王也莫后悔。司马尚已受过大王的戏弄，绝不会再为大王尽忠。今让扈国舅领兵，总要比让司马尚带兵投秦稳当得多。”

赵王迁点首说：“本王几乎为司马尚所误!”

三日后，司马尚如火如风地从邯郸四方，调来十五万戍卒，齐集邯郸城南扎营。司马尚与军中诸将布置好出征、作战事宜，便到赵王迁那里陛辞。赵王迁在安政殿接会了司马尚，听司马尚回报已了，笑道：“很好，大将军你把统军、调军的兵符都交给邯郸尉扈辄!”

司马尚吃了一惊，呆哑了半晌，眼中含泪，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点点头，取出统军、调兵二符，交给扈辄，叩头出殿，放声大哭，回府去了。

赵王迁见司马尚出了殿，向扈辄一笑道：“邯郸尉，这一番就看你的了。郭相国，本王只是享清福，自今之后，王廷之事，尽付扈国舅与你二人掌管。此次出兵许胜不许败，你二人好自为之!”

二人伏首，一齐应诺，抬起头来的时候，赵王迁已挎着扈美人的胳膊弯走到锦屏之后了。他心中还是惦记着狗舞呢!

扈辄夺了司马尚的统军之权，便到邯郸南郊大营中军会见诸将。赵国的诸将以前多是跟着司马尚作战，今日见“驯狗英雄”扈辄来指挥，个个心中不服。扈辄到了营中。按简册点将军、国尉、都尉等三百多人的名字，大家应声不畅。点完，扈辄拍几叫道：“诸君多从灶筒中来，个个被生烟呛哑了嗓子。”

诸将低头不语。

军中谋士谢邱为何为人耿直，于行军前夜叩见了司马尚，道：“大将军兵权被夺，赵王起用‘驯狗英雄’，这次出兵，我料十五万人性命都难保耳!”

司马尚道：“小人塞堵贤能之路，赵国气息奄奄了。此时，我等为人臣的，更应尽其所能。为赵国也，非为驯狗英雄也!不可怠忽!”

谢邱为何泪湿襟衫道：“扈辄指挥十五万人，有卷山之势。我人微言轻，能有何用?大将军以为我应如何做才好?”

司马尚道：“在紧要关头，不忘赵国；在危难之时，明哲保身。”

谢邱为何谨受归营。

次日，赵国大旗南指，先锋将赵长戈将军、国尉颜破败，率骑兵三万直指平阳城。途行七十多里，闻侦报说：“秦兵闻我大军来救平阳，于今晨尽向西退去。”

赵、颜二将派人请示扈辄，扈辄来令道：“先进驻平阳城，再商议追击秦兵事。”

赵军如萤困聚舞，乱星燃雨，齐附平阳城。晚上，城中守将国尉赵猛把城中军民如赶水一样，推拥出城来，跪迎国舅扈辄，闹得人心浮动。赵长戈向扈辄道：“我军方临大敌，不宜入城，还是扎在城外为好。”

扈辄摇头道：“我既解平阳之围，当安抚百姓。几曾见得胜之将不入城的?你乃是先锋，只宜管军事。”

扈辄入城，赵猛为其摆筵贺功。先锋颜破败道：“我军尚未和秦军接仗，有何功可贺?”

扈辄道：“我军不来，秦军何能自行撤退?”

筵上，文官多给扈辄敬酒，而武将只有几十人给扈辄把杯。筵罢，扈辄连夜秉火炬点将道：“秦军既败，我应速追，取回赵国太行附近数城。”

赵长戈道：“不可，不可!秦军乃是佯退，诱我远离邯郸追他，若为其摆弄，我军失主动权矣!”

扈辄道：“秦军十五万，人山人海，若有埋伏，我等就看不见吗?敌退不追谓之怠，比如打狗，若不逞汹涌之威，反被狗咬矣!”

赵长戈哈哈大笑道：“打狗何能与打仗比?狗，畜牲也；人，变化如神，岂不见《孙子》云：‘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

扈辄道：“孙子乃齐国人，其著谬种流传，凡读外人书者，何能为赵国用?赵括空读父书，轻易毁赵卒四十万者!足为君等戒!”于是下令，长驱直追秦兵于后，诸将有迟慢者，立即斩之，军发之前，夺赵长戈、颜破败之先锋权令赵猛、扈亏伐之。扈亏乃扈辄之弟，为人狷狭好斗，领骑兵只半日便追驰一百里，望见秦兵队尾的旌旗，便下令：“杀上!”

赵军先锋骑兵三万人，奔腾起尘沙大海，蔽住了太空，长戈如林，一齐向西抿过去……

前锋冲阵之信，报到扈辄马前，扈辄点头笑道：“我弟悍勇如卞庄，真是赵国少有的良将。”遂又问谢邱为何道：“我用兵如何?君试言之。”

谢邱为何把一个方正的白脸转向旁处，似在看天上的飞鸟。扈辄心中不快，问谢邱为何：“谢邱君，为何不言不语?”

谢邱为何笑一笑道：“大将军莫怪，我在看西山。”

扈辄道：“西山即是太行山，你又不是没见过!”

谢邱为何道：“我在寻一方便道路!”

扈辄问：“寻路为何?”

谢邱为何道：“若被秦兵包围，或可寻一可行之路，保得性命，好再去看大王玩狗。不然，枉却人生了!”

扈辄脸一红道：“你若真知道秦兵埋伏于何处，便是秦国派来赵国的间谍了!你敢保有埋伏吗?”

谢邱为何反问扈辄道：“你敢保没有埋伏吗?”

扈辄道：“秦兵十五万，赵兵亦十五万，十五万人何能围住十五万人?”

谢邱为何冷笑道：“善将者以一当十，反之则十不及一。以今日之情势观来，秦兵有一百五十万，赵兵才一万五千人耳!一旦被围，逃出者亦鲜!”

扈辄大声叫道：“谢邱为何，你先给本大将军退下。待得胜回军邯郸时，再奏请赵王处置你，处你惑乱军心之罪。”

谢邱为何冷笑着退下。

扈辄道：“此人吓破胆了。”

另一谋士却吸了一口凉气道：“细听他言，似是有理。我们若穷追秦兵，乃兵家之大忌。何不趁追秦兵之际，把太行之东为秦人所据数城收回呢?”

扈辄听了，拿不定主意，随后点头道：“有理!”于是派人把命令送到前锋：“先占秦兵昔日夺我的三城!”

太行山之东，南北一连串有三个土城，名漳阴城、漳口城、漳阳城，为魏、赵、韩昔日纷争之地，后被秦夺之。每城屯军两万多戍卒，赵国签约亦已承认。三城间隔俱是三十多里，只有戍卒屯扎，没有百姓居住。赵国的前军分成三股，每股一万，来抢土城，城中秦军皆退出，只剩下屯军的房寨、烟灶，还有几匹病马，呆呆地立着。赵兵这一次可是胜利了，他们进了城，从东门进去，又从西门出去，城中空荡荡的，一无所有，夺了个无用的空城。

三座城池夺下后，三军会合，继续追击秦军。

清明节已到，太行山区巍巍荡荡的葱笼春树，都已放青了。山鸦映空成阵，啼噪得晚日苍凉，白云悠远。战马和征夫、战车扑到太行山上时，黄尘如狂风一样，在晚日的红辉中，嗖嗖地滚动。

赵军没有追上秦军，只捡了些掉了轮儿的战车、歪了蹄子的战马，废弃了的弓箭、戈戟，还有破锅烂桶，连陶盆也都摔成半拉子了……

秦军退走时，一路抢掠了妇女数千人，在过太行东入口时，又都把她们扔下了。她们哭哭啼啼，又饿又累。正值黄昏之时，便向扎营的赵军求乞。秦军所抢的都是赵国妇女，赵国士卒当然可怜她们。

扈辄闻报：“秦军离我军只十七八里了!”

天已黑了，扈辄恐秦军有埋伏，便下令，全军驻扎，支锅做饭，放槽喂马。又听说秦军把抢去的妇女全放了，心生一计，令将士捡那最貌美的领了十多个来，到他的中军大帐中，排了两行跪下，一个个泪眼愁眉，鬓发不整，都自说是：“本是富户良家女子，求大将军把我们送回!”

扈辄笑一笑说：“本大将军自会放了你们，凡是我赵国被秦军劫掠的女子，都要送回。”

十多个美貌的妇女一齐谢扈辄道：“大将军救了我们，大将军积德如山。”

扈辄高兴地道：“好，我问你们，你们在秦军中都听他们的将士说些什么?”

旁边的一些将士也说：“你们要如实地说，大将军还要赏你们呢!”

十多个美貌女子，你瞅我，我瞅你，不多时，有个说：“我听见两个秦兵说，他们的秦王在宫中，夜间让刺客给刺死了。”

另一个说：“不是，不是，说是秦王生大病，要死了。”

又有的嚷：“不是，说是遇刺了，没刺死。”

正嚷叫问，又有不少将士来报，其他妇女也都听见了同样的话。扈辄欢喜地拍案道：“大概是遇刺了。不然，他十多万大军明明来攻我平阳城地带，怎么就忽地退兵了?”

将士也都点头道：“看起来，秦王遇刺是真的了，不必怀疑他们有什么诱兵之计了。”

扈辄道：“若如此，我大军一气追过去，不但可以击败秦兵，还可以夺回上党地区的城池。这是天公助我赵兵胜秦兵。”

—个谋士又说：“我们在邯郸也常听人传言，秦王宫里屡去刺客。一刺不成、两刺不成，总有刺成的时候。这次他又发兵来征我国，咸阳空虚，刺客得手，也是必然的。”

扈辄大喜，当即下令：“明日四更，全力追击秦军，违令者斩!”

令下之后，谋士谢邱为何得知后，赶紧到中军帐来见扈辄道：“秦军掠我妇女，明明是诱敌之计，大将军不可轻信，秦军前面定有埋伏!”

扈辄沉着脸问谢邱为何道：“为何，为何?好几千妇女异口同声，都说秦王被刺，难道还会有错吗?你既归后队，又来干什么?”

谢邱为何道：“请大将军想想，假如我们赵王也遇刺，大将军在作战时能让士卒知道吗?”

扈辄又沉着个脸道：“中军主将知道，亲近将领也就知道；亲近将领一知道，亲近士卒还不知道；尔后一传十，十传百，不能明说，还不敢密传吗?”

其他谋士又说：“被掠妇女的所言应是真的。”

扈辄手按着剑把叫道：“有理!谢邱为何，你给我退下，再不许到我帐中来扰乱军心!”

几个扈辄的亲兵，把谢邱为何拥出中军帐去。谢邱为何仰天瞅着星斗道：“天乎，天乎!”

扈辄大摆行军筵，和亲近他的几十个将领、谋士们痛饮了一番。夜深了，军中无多大动静，只有马嘶声、更鼓声相伴着半睡的征夫!

当夜四更，赵兵拔营向西追袭秦兵，一路不举火把，前锋士卒衔枚而行。待日出东山，赵猛、扈亏派人向中军报说：“前面已到万山之中的武威城，乃秦兵屯戍之所。城中张旗备矢，迎击我方。”

扈辄下令道：“武威本是我赵国屯戍之处，自被秦人夺了以后，成为扰我境地之据点。此处为上党、屯留之门户，务必夺取之!”

赵猛、扈亏得令，便提前锋马步军，擂鼓攻城，势如卷地洪峰突起……

而此时，秦王政和他的数十万大军正在武威城中，以逸待劳。原来，秦王政在桓龋带十五万大军先行后，便和相国昌文君、昌平君议下，亲带大军二十万，尾随桓龄之军，东越盂津，进入太行山区。自离咸阳以来，秦王政下令：“军中不派远哨，不张声势，不入民居。”又下令：“全军都说寡人畋猎!”一方，秦王政又派干使给前到平阳的桓龆送去密简，令桓龆：“以简而行之!”

第四十三章

秦王政的大军一到武威，秦王政便和昌文君、昌平君、蒙武、蒙恬、蒙毅等一干文武要员，登上一高山顶观察地形。只见武威八方尽是烟树，障天翳日，一坡一岭，又杂以荒草漫漫，翻动如海。群山簇簇，多是厚土凝成，每岁被雨水冲刷，积古以来，形成深沟大壑，交错如龙，人入其中，难辨出路……

秦王政下令二十万大军，把车兵列于各营队后，马军在车兵之前，十七万步兵在马军之前埋伏在武威八方林薮内。又令全军，只食干粮，不生烟火。巡逻兵游动八方，凡所遇行人，尽逮入兵营为奴，不放一人通过。又令全军多备引火之物；又把各条大壑踩成常人来往之状。

在埋伏圈的东口南北十多里，两旁伏下马军一万、步军四万，以待赵兵走入埋伏圈后合击之。又在武威城中驻上兵马，以便引诱赵兵攻城。

不数日，桓龆统军从东向西如发川水一样泼了过来。但是桓龆之军仍不停住，直向西走，以诱赵兵深入。

赵军正在围攻武威城时，突然间从远处高山上拔起了一道吊龙似的狼烟，尔后大火从武威城的八方烧起，浓烟如铺天之云，直冲凌霄。战鼓的嘭嘭声，先稀后密，后来竟把大地震动得如一方软布，微微发颤。三十多万秦军如叠起了银屋，堆起了雪山，扔崩起十万钧重石，向赵军裹过来，赵军尽皆失色……

“驯狗英雄”赵国的大将扈辄扬着眉、瞪着眼，口中不住地发喘，环顾左右，有目如盲地问：“这是什么声音?起大火了，是秦人的疑兵之计吧?”

扈辄身后的一些将领气得大骂起来道：“狗将军，你葬送了我们十五万人的命，这回你可痛快了!”

只听得戈戟撞击，战马翻腾，赵兵的中军不战自乱，潮水一般四散开去。

秦王政头顶金盔，身披金甲，坐下雪白卷毛驹，身后一杆高高的大黑旗，随风招展。秦王政纵三十万大军从八方向赵军扑过去。秦人多年来施行农、战政策，农者，由诸国逃来的百姓，给以农田、种子，和本国的老幼、妇女一起种地打粮，打粮多者可以得奖，可以为官。秦国十五岁到五十岁的男子，平日全习兵战，苦练武功，招之即来，杀一个敌人的，便赏金、晋级。为此，秦国男丁无有不会战者，作战已成为他们的天职。一经上阵，如虎貔离山，以一当十，百战百胜。

秦兵、赵兵混战半个时辰之后，赵兵为了逃生，多被赶入群沟乱壑中。沟壑中蓬蓬乱树更多，烧着以后，如一条条的火槽，赵兵多化成了褐骨黑烟，枕藉相属。

秦王政挺戈杀人乱军之中，他左有蒙恬，右有蒙毅，三杆长戈大戟，拨转挑踅，赵兵、赵将遇之皆纷纷倒退。秦王政身后的三千宫卫虎貔军，都使黑缨大戟，都骑黑鬃大马，如一片黑云，冲入战场中，横冲直撞，急进慢退，所过之处，赵兵、赵将都没入那黑云中，再也没走出来。

大将军桓齿龆的亲兵是八百铁钺手，都骑青马，钺重二十多斤，每人都有数百斤的力量。人和马都披着铜甲，冲起锋来，就似一块块铜石砸来，怎能遮挡?这八百亲兵，直扫入赵国的中军，忽忽地搅了七八趟，一过一溜血河，被劈死的尸体，如同放倒的一排木，七仰八倒，遮住了大地。

扈辄被一些人护着，杀出了武威城。原要向东杀回邯郸，可是被秦兵如堵烟燎雀般一推一搡，只得又折向西。自古以来作战，第一要人心齐，百众一心，千众一心，万众一心，你和敌人对拼，另一个敌人挺抢向你袭来，你的同伍一戈拦回偷袭的枪，可是另两个敌人又向这个同伍袭来，你的另四个同伍又呐喊杀上抵住，如此互相扩卫，环作之战，形成万众一心的大战场，以气为主，以壮为力，以智为强，以胆为魂……即身着数刃，也要沉住气，能杀一个，就杀一个。

扈辄不能善待部下，致赵国将士离心。他虽有作战的能力，不过技仅中人，仗着一条铁枪，杀了七八个回合，就气喘吁吁了。他的心腹将士，大多被赶到大沟中。这时迎头又射来了箭雨，平谷之处，又有战车冲入，战车上全是秦人的箭手，一拥而来，势如暴风卷叶，哗，哗，哗……一阵又一阵地射，赵兵被射得呼地倒下一大片，呼地又倒下一大片……

十五万赵军主将扈辄的战马被箭射倒，他刚爬上一辆战车，已有十多个秦人将士冲到那辆车前，他忙说：“投降，投降!”

可秦人一般在阵上不饶降者，也不管他是谁，几支长矛把扈辄挑下车去。临死，他手中还握着赵王迁赐给他的斗大黄金印。一个受伤的秦兵，看他手中攥着金印，便拖着两条折断的大腿爬过去，拽过他的金印一看，大叫道：“他是赵国的大将军扈辄!”

胜利者切断了扈辄的脖子，把他的首级飞马送到秦王政的中军。于是秦军呼号如雷，全军奋发，士气愈盛。赵国军将渐渐也都得知扈辄战死的消息，士气愈落，漫山遍野都是被秦人赶杀的败军。

桓龆杀到人密处，正值赵将扈亏杀出重围，浑身血污。桓龆横矛冲上，扈亏一手持矛，一手持斧，拒住桓龄，交马便斗。只听战鼓轰轰通通，震得人心跳神狂；两条长矛，一柄短斧，穿乱交加；双龙飞金门，一蛟撞天枢，加以照夜之电、开天之闪晃动，两旁将士尽皆吃惊地道：“此员赵将，却是好武艺。”

桓龆和扈亏足足斗有八十余回合，未分胜负。那扈亏，拼上性命不要了，一条长矛配合一柄短斧，缠住桓龆。桓龆大怒，一条长矛如金蛇狂舞，没有半点疏漏。又斗了十多合，桓龆怕贻误战机，忙把长矛运开天之力杠过去，但听一声响亮，把扈亏的长矛格开三四尺远。随即，扈亏的短斧迎风带响地拦腰劈来。桓龆忙跳出圈子，扈亏的短斧落了空。桓龆趁势，一把攥住了扈亏手中的长矛杆子。扈亏猛地一短斧砸到自己的矛杆上，桓龆手一麻丢开了矛杆。忽然，秦军有两个弓手射过箭来，一箭中扈亏的左肩，一箭中扈亏的马股。扈亏一吃惊，被桓龆一矛刺中了前心，挑开铜甲，矛尖钻入腹内。这时，有一员秦将飞马来助桓龆，不防被扈亏一矛刺中了肚腹，狂叫一声，落下马去。而扈亏也被桓龆掀下马去当场身亡。

所来，桓龄知道这员赵将是扈辄之弟扈亏时，感叹道：“一母同胞，有贤有愚。扈亏才是赵国的将才也。”遂命军士厚葬扈亏的尸体。

赵猛听说扈亏被围，拍马来救，为时已晚，被秦人十多员悍将围住，乱矛戳死，也算是个大丈夫。

桓龄之军于火林中混战猛杀赵军，斩首三万多……

秦王政冲入乱军之中，长矛横扫，十分了得。他自幼习武，十几岁时，武艺不算太高。可是近几年来，他下功夫苦练，武功大进，又以马战为长。蒙恬、蒙毅怕他有失，不离他左右，左冲右突，翻翻滚滚，秦王政斩将十多员，连坐下的白玉卷毛驹都被鲜血染红。秦兵秦将见天子如此英勇，士气一旺三千丈，人人忘生，个个赴死。

中午，蒙恬、蒙毅同秦王冲上一处高岗，欲待歇息。忽见岗下有两员赵将带数百骑兵冲来，秦军尽力抵挡，也挡不住。秦王政查问二将是谁，赵国俘虏回答：“乃赵国大将颜破败、赵长戈也。”

嬴政飞身上马，如滚坡之石般，飞下高岗，一长矛飞过去，抵住颜破败。颜破败并不知道他是嬴政，便挺矛狂战，一时间虎吼龙吟，两条长矛搅作一团。小将军蒙毅也挺长矛，刺入寒光影里，助秦王政同战颜破败，三个人，倒海翻江般激战开来。

赵长戈连刺三员秦将落马，也冲上来，却被蒙恬接住，飞腾大战。

颜破败是赵国的无敌上将，战到二十多个回合时，一矛飞中嬴政的右肩，嬴政向前一仆，落下马去。秦军将士尽皆吃惊，一齐上前救护秦王政。颜破败趁此机会，虎吼一声，矛如弯天之虹影，使人望而生畏，冲出重围，逃回邯郸去了。

赵长戈也趁蒙恬疏神之际，一闪脱开身，横扫千军，拨开箭雨，杀出重围。

黑夜来临，武威地区各山上的障天火光未熄，杀声未泯。赵兵的尸首，填满了几十条大沟壑，不是杀死，便是烧死。也有成队逃走的，但大多被秦人骑兵截了回来，有的投降，大多被杀死。

谢邱为何在战事起时，持剑杀入军中指挥赵兵冲围，但赵国将士不听约束，被击散队伍，各不相顾，兵败如山倒，没法儿收拾。后来，他也被秦兵拥入一条大沟中，烟火起时，树木尽成火炬。他左冲右突，坐马被秦兵射倒，爬向一串水洞中。那串水洞外小内宽，他便伏身洞内不动。

三天过后，秦兵退去，他才饥肠辘辘跑出来，心知赵国不久必亡，何必再去送死，于是也不回邯郸故国，顺着太行山东坡往北走了数日，没于万山之中。

嬴政落马之后，翻身起来，裹创再战，直到夕阳西下，秦兵胜局已定，他才回中军就医。创口被医士包扎好以后，他谈笑自若地道：“举大事者，从不惜身。寡人若惧死，六国之王就不会惮服秦廷，只有作龙虎之战，才可天下混一耶!”

秦王受伤之后，昌平君、昌文君两个大相国指挥全军。桓龆大将军横驰战场南、北、东、西，大血战进行了两日两夜，共杀伤赵国将士十多万人。秦军大获全胜。

大将军蒙武一面扫荡赵军残余，一面指挥秦军收获赵军的车辆、马匹、戈戟、粮草、俘虏，所得甚广。

秦军大胜之后，秦王政下令：“改武威城为武遂城，为武事遂胜之意。”

相国昌文君道：“赵国邯郸之东北亦有武遂城，此其为重名之地耶?”

嬴政笑道：“秦之武遂胜过赵之武遂，乃欺压之意。”

又下令开扩武遂东、西二城门，便于进退，实以重兵八万，为赵国西来当门之巨虎。

赵国之军只有二三万败回邯郸，赵王迁闻败绩之信，也顾不得玩狗看鸟了，骇得眼目迷离，天旋地转，觉得邯郸城好似被颠翻过来，八座城门都在震动，赵国的大地被吞入了烟海之中。

赵长戈、颜破败二上将逃归邯郸，向赵王迁陈述了在武威血战之事。赵王听了，也无可奈何，又不敢轻意处置人才，便道：“赵、颜二卿能从重围中杀出，已属不易，何罪之有?如今扈辄已阵亡，赵国无人领兵，奈何，奈何呀?”

赵长戈、颜破败长跪于地下，哭泣不起道：“大王，秦军重兵二十万经此战后，损失不过五七万，尚备有练战之卒三十万，我赵国危矣!秦军本来武勇过人，训练有素，在武威烧杀我军如驱赶鸡犬一般，我军重蹈长平之役覆辙。”

赵王迁道：“秦人胜后，若攻我邯郸，当以何人为将，本王这次听你们的主意。”

赵、颜二人十分憎恨相国郭开，都冷笑道：“相国郭开，可令其带军至太行一战，他人不及也。”言毕，叩头辞出王廷，回府各自休息去了。

赵王迁吓得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顺狗圈转，闭着双眼。那些狗不知国事，一味摆尾摇头，伸着舌头舔鼻子，向赵王迁讨好。

扈美人听说她两位兄长都已阵亡，哭声震地地来寻赵王迁，在狗圈前向赵王迁道：“大王，我两个哥哥都死于战场，你快派人去收尸呀。”

赵王迁道：“别哭，别哭，现在派人，谁敢去?”

扈美人道：“听人说，秦王嬴政亲自上阵作战，人家就胜了。大王平日跟我说，你也有攀雕挽虎、托梁架柱之能，亲自带兵去打秦王政，秦王政不就败了吗?”

赵王迁道：“你倒说得容易，那战场上打仗，和你平日妃嫔们打仗大不一样啊!你们平日打仗，抓破脸皮而已。本王脾气又好，一说一劝，每人赏黄金二十锭，就和好如初了。战场上打仗，戈戈见血，剑剑要命。”

接着黄门如飞般赶来道：“大王，听说秦王整顿兵马，来夺邯郸，百官都在朝堂等候大王!”

赵王迁听了，三脚两步，撇了扈美人，赶到安政殿，坐到厚厚的茵褥上，支颐于几，向百官问道：“秦王政打来了，谁可领兵去战?若打胜了，封万户侯。”

堂下先是无人回答，后来哄声而起道：“相国郭开，可以出将，击退秦兵。”

郭开踉跄出班，端笏于胸，跪于地下，连连叩头，声音沙哑如雄鸭，道：“大王，臣只读书，不明军事，还是点大将去吧!”

百官哄声道：“点大将点谁呀?”

郭开道：“司马尚雄威如昔，可退秦军。”

赵王迁道：“相国不是说他受过本王责备，心怀二志，不能领军吗?今日为何又要用他?”

郭开道：“昔日归昔日事，如今邯郸尉死了，只有他能出战了!”

赵王迁道：“本王夺他兵权，实无颜再令他领兵了。司马尚本是无二心的，你郭相国一心叫大国舅出风头，反而害了他。”

郭开连连叩头道：“大王，我的本心也是好的，谁知弄成这个样子。司马尚大将军不来，我去一步叩一个头请他。”

赵王迁道：“好好，你跟司马尚大将军说，请他快快出山领兵，本王赏他黄金千锭。”

郭开应了，百官散朝，赵王回宫。

郭开回府，打点了黄金三千两，锦帛十匹，命人用箱笼抬着，他自己坐车，到了司马尚府前，他在府前跪下叩个头，起来向前走一步，再跪下叩个头，又起来走一步……后边抬箱笼的八个奴仆，也同他一样跪叩、走路。

司马尚大将军府前的人见他如此，慌忙报进府内。司马尚听了，心也软了，再者国难当头，他也顾不得私人恩怨了，他忙接出来，拉起郭开道：“相国，快别如此，有话请讲!”

郭开跪地不起，泪落如雨道：“大将军，你救救赵国人的命吧!扈辄战死了，将士十多万，全做了无头之鬼!”

司马尚涕泪横流地拉起郭开来，口中凄惶地道：“秦人此胜，使我赵国蒙受灭顶之灾，我也忧心如焚!”

司马尚把郭开让到前厅，在几案左右席地坐下。郭开命奴仆献上黄金、锦帛，郭开道：“以前用扈辄，是我的大错。今日特来谢罪，献此薄礼，望大将军纳之。”

司马尚作色道：“我等食赵君之禄，皆应为赵国尽忠。若收相国礼物，老夫便负罪如山了，请相国收回。”

郭开百般央求，司马尚只是不受。郭开见让不下去了，便哭道：“大将军若不受命赵王，为国领兵解邯郸之围，吾就罪过通天了!”

司马尚道：“相国既悔当初，老夫也不再问前愆了。明日老夫与相国一同去拜见吾王，自有抵御秦兵之计。”

郭开又道：“谢过大将军宽恕之情。”

次日，司马尚拜见赵王，赵王迁急忙命人给司马尚搬过坐褥来，司马尚坐了。赵王迁道：“扈辄不谙用兵，致我国损失过重，本王食不甘味数日了。大将军，本王年轻，不知国事，请你念赵国百世之恩，为国分忧吧!”

司马尚见赵王迁说得可悯，便示意赵王迁屏退百官，他有密情上达。赵王迁把袍袖一拂，百官退朝，安政殿上只剩司马尚和郭开在赵王迁左右。司马尚向赵王挥泪道：“秦以虎狼之师，袭我平阳城，并诱扈辄之师深入，杀我十万将士，损我元气太重了。我王悔前日之决断，意在邦国之安危，臣今亦喜!但惜，臣确已年迈，即担重任，亦非秦王政及其大将的对手。大将军李牧，镇守代郡，匈奴十年不敢近吾边疆。李牧者，计出万端，威加诸国，比之赵国诸将，如景星之悬于天表也，退秦人者，非李牧不可也。”

赵王迁平日即听百官说李牧为当今奇将军，凡他所战，从无败衄。但自赵王迁为王以来，李牧没回过邯郸，赵王迁还不认识他。不过，他曾听郭开等人说过，“李牧为人骄纵不驯，不服王廷，前赵王曾收过他的兵权，后又用之破匈奴，赐以万金，牧亦不放在眼里。”赵王迁向司马尚道：“本王多听百官论李牧之能，但又听说此人视王威如无物，可用吗?”

司马尚笑道：“哎!大王!凡是鹰扬虎变之辈，当有鹰虎之威，若似常人驯服，愚不可用，于国何利之有?李牧战匈奴，以五千之众，使匈奴十万之徒敛手，今日若用李牧，赵国无忧矣!”

于是，赵王迁听信司马尚之言，派密使去调李牧回邯郸，代郡之军，托李牧副手掌管。

郭开本是忌李牧之为人的，但这次扈辄败绩，与他所关甚紧，召回李牧，抵住秦兵，于他又有好处，为此，他也赞同司马尚之议，未进谗言。

李牧自幼从军，以士卒出身，百战赵北，建功如林。擢为大将后，带十万军兵，居雁门，专防匈奴。初为边将时，匈奴来侵，他不主战，只命令将士：“匈奴若来，只举烽火，放之入关，守保各关隘，勿擅动，匈奴不知我之兵力不敢深进，自退矣!”

将士依李牧之命而行，果然匈奴屡进长城，都因怕中埋伏，不知守军兵力之多寡，又自行退去。李牧又向匈奴派出许多细作、间谍，以侦察匈奴行止，并置可用之能吏，奖励人民生产，丰收之后，租粮皆入幕府，将士无饥忧，军中称丰厚。后来，匈奴放出谣言，说李牧怯战，号称“怕死鬼”，乃无用之人，前赵王闻此谣言，觉得丢人，便撤换李牧回邯郸，叫他退休，命别将代李牧领军。匈奴来攻，这些自恃有能的将军大肆出战，多得败绩。匈奴侵扰无休止，边民不能耕种，连牲口也不敢喂养。前赵王这才认了错，复请李牧将边。李牧辞道：“我老病了，干也干不好了。”前赵王强之，李牧说：“王如欲用臣为将，臣还像以前那样对付匈奴，否则不到代郡。”

赵王应了，李牧到了代郡，用兵还如以前，匈奴在几年中没得到什么便宜，但人们总以为李牧不敢战匈奴而轻之。李牧选兵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精兵五万人、善射的将士十万人，令其苦练战技，等待战机。又令边民大纵畜牧，开荒种地，以诱匈奴。匈奴果又轻兵来犯，李牧纵兵包围，杀来犯者数千人，尸首弃之于荒野。

匈奴闻轻兵败北的消息，便纠集各部落骑兵，共二十万人来攻雁门关。李牧率军，变换阵形，以惑匈奴。趁其惶惑之时，李牧又以重兵为左右翼，奇袭匈奴。大战数日，灭匈奴十余万骑兵，接着又率军破东胡，降林胡，使所有单于部落闻李牧之军来，皆丧胆奔走。

自李牧大胜匈奴后，北方部落十多年不敢犯赵国长城之边，偶有犯之者，亦皆败绩，非死即走。为此，李牧之名，震动于单于诸国。

赵悼襄王元年时，赵王偃命李牧将兵攻燕国，拔燕之武遂、方城，后又转赴代郡，镇匈奴。

赵王迁调李牧命令下达后，李牧星夜驰还邯郸。赵王迁听司马尚之言，盛筵接待李牧，并封以大将军，为武官之首，并赐以黄金万锭，锦帛千端。李牧谢恩，尔后论及抗秦之事。李牧于安政殿上，对众朝官道：“秦国强于诸国，士兵悍战，今秦来犯，我们必须上下齐心协力，才可退秦!牧受王恩深重，愿以生死付之，不使秦人践踏邯郸。秦人虽大胜，杀伤我十万人，秦亦有我半数之损。如今他不会急切攻我，还需整兵补员后再伐我国。我们早做防备，可保无虞也!”

朝堂百官尽服之。

次日，李牧同司马尚又向赵王迁密奏道：“长平、武威两战之后，我兵损员太重。今欲抵秦兵，必先增补兵员、勤习战术，方能御敌。”

于是赵王迁、司马尚配合李牧聚东、西、北三方戍卒二十多万人，操练不息。一连数月，秦兵只在更名为武遂的地区驻扎，并未侵赵。武遂战后，秦王回咸阳了，赵王迁也放下心来。

九月，燕国忽攻失地，代李牧之守将不能胜。赵王迁只得又令李牧去抵来犯的燕兵，李牧走时，把邯郸地区军务托与司马尚，自己与燕人鏖战半年之久，连破燕军，北方始得稳定，但一时难以回邯郸。

李牧走后，当年十月，桓漪曾再攻平阳城，但被司马尚带兵拒住，大战几场，秦人无功，桓龆只得引军退回武遂。

赵王迁自用李牧、司马尚之后，又得太平，还是以玩狗、听鸟为乐，但再不大肆宣扬，只在深宫闭门随兴了。

秦王政大胜后，又到河南秦地视察了一番，尔后车驾回咸阳。秦军武遂之战，亦被赵军杀伤四五万人。为此，战后也需休整补员。桓龆曾向嬴政奏说：“赵人虽大败，邯郸左右尚有几十万能战之卒，我若直取邯郸，逼之以战，恐赵人上下一心，战而无功，只能尽夺邯郸四方城池，使邯郸孤立无援，方可下之。又闻军中侦者报说，赵王迁调回李牧为将以拒我，李牧奇人也，我军须稳当行事。”

秦王政同意桓龆之见，临别时，他又嘱咐桓龆，军队休整之后，可以分兵蚕食赵国，前攻平阳，后攻宜安。若能夺下两地所辖若干城池，邯郸人心乱矣!

桓龆依秦王政之计而行，于是休整、补员，以待再侵赵地。

秦王政离开咸阳时，咸阳国事，尽托李斯掌管。李斯日夜殷勤，国事泰然，有条不紊。待秦王政得胜而归时，李斯带百官跪接咸阳东门路旁，高呼“万岁”之音，震动渭水河滨。秦王政下车，挽李斯之手，并行数武，询问安好，有如兄弟。

秦王政摆千官之筵，庆贺武遂斩赵军首级十万之功。他抚着自己受伤的左肩，向百官讲述武遂大战。百官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

次日，李斯密见秦王政，奏道：“陛下，臣有个同学来到秦国为使，臣已把他安排到御史大夫姚贾家中以便互相切磋，陛下愿见他吗?”

嬴政一愣，问李斯：“你的哪个同学?”

李斯脸一红，又有些个汗津津地道：“其人乃是韩国的公子，名韩非，早年与我同在荀况老师门下学习，因此是同学。他来为使，不知有何事。”

嬴政站起身来，怪李斯道：“哎呀!廷尉，你可从来没向寡人说起过韩非是你的同学。你若早说，寡人早就派人请他到秦国来了。”

李斯道：“他是学刑名法术的，请他来也没大用，故臣从未提起。”

嬴政摇头道：“非也!他的著作在秦国流传最广，寡人最喜欢读。曾发誓若与《孤愤》、《五蠹》的作者韩非见上一面，愿结为知己，一生不愿离开!他这个人，多治修明之法，言执势以御臣下；又多富国强兵之道，倡任人唯贤。他反对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正是倡尊王统一之策，与寡人志气相投。”秦王政又笑一笑道：“廷尉，我有一句话，你可不要生气。若论治国之策，安邦之学，你可比不上他。再说，人家有著作，传之六国，定为大论；你呢，述而不作，即使有点小作也不多，比不上他。”

李斯汗流满面道：“臣政务太多，无暇著述为文。韩非著作虽多于臣，但尽是长篇大论，有人说不是他亲笔写的，仅是抄袭的。”

秦王政摇头道：“你怎么知道?”

李斯擦擦脸上的汗水道：“臣听韩国人说，韩非家有祖传秘本诸书，他继承下来，又加以发扬。”

嬴政笑道：“此乃小人之见，凡此嫉妒之流，都无真才实学。谁高于他，他就嫉妒谁，攻讦人，不成大器。”

李斯只得连连点头道：“是，是，定是此辈嫉妒韩非所为，但是臣却很敬重韩非。他一到咸阳，臣怕馆驿之中不洁，送至御史大夫姚贾家中。这些日子，一日三脯，姚贾亲陪，臣也常去看他。”他瞅了瞅嬴政的面容，又问：“陛下，韩非欲见陛下为韩王安求情，不知陛下能见否?”

嬴政道：“寡人正要见他，难得他来了，为何不见?”

李斯问：“陛下何时见韩非?”

嬴政道：“明日退朝后，在文升殿接见韩非。李斯，韩非既是你的同学，情意深重，他有过你之处，要虚心学之。”

李斯辞出便殿，心中不好受，骑着马，往姚贾家中，一气好跑。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为人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早年同李斯一起就学于楚国苟况门下，专务刑名法术，而又倾向黄老之说，不尚繁华，清简无为，提倡君臣自正。韩非论法。一直是诋斥浮淫，发扬法制，名实相称，故与黄老之说相合。

韩非看到韩国的君臣昏乱、保守，互相攻讦，再不就是沉湎于女色，国势弱到不能救治的地步，还不自知。为此他建议韩王安以治国、修法为上，多次上书，韩王安连看都不看，在砚台底下压一些日子，又掷还给韩非，说：“书呆子，快去写你的书!韩国如何治理，你能明白吗?”

国家虽不用韩非，但韩非还是要向世人阐明自己的抱负和观点。于是他苦心著书，多年来写成《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三十余篇著作，共十余万言，后世集成一集，书名定为《韩子》。《孤愤》是说人若太直，即使心是好的，也难容于当世。《五蠹》是说为政有五大蠹弊，犯之则倾。《内储》是说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已，故日“内”也。《外储》乃言，明君观察、俯听臣下的言行，尔后断赏罚，赏罚受之者在臣下，故日“外”也。储蠹二论，所谓明君之意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说如林之密，故日“说林”。《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谓之“难”。

这些著成的论文书简，一经出手，广为传抄，儒法皆读，奉若神明。议论实用、细致、切直、宏大，为当时旷世之作，列国风行，韩非之名如北斗焉!

韩非名气虽大，但韩国的国力却弱，秦国欺韩王安如小儿，一打三吓唬，今天要攻韩城，明天要烧韩城，吓得韩王安一天惶惶不安，实在不得了。忽然想起韩非：这个人既有学问，又有名气，韩国用他不着，何不派他使秦，说服秦王不必加兵，既支开他离开了韩城，免得听他唠叨，又给韩国办了事，一举两得。

于是韩王安命韩非去秦国为使，说服取悦秦王政，不要对韩国用兵。

韩非十分不乐意去秦国为使，他说：“我出使恐怕也说服不了秦王政。著书立说是教化君子的!”

韩王安拉着长声说：“去吧!你是有能力的，凭你的著作名声，秦王或许就信了你!”

韩非无奈，只得出使秦国。正值嬴政王驾亲征赵国，不在咸阳，韩非扑了个空。李斯向韩非说：“为避口舌起见，韩兄先住御史大夫姚贾府，那个人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学生，会谈论学问，兄长也不寂寞。等我们天子回来，我再为兄美言几句，让天子喜欢，留下仁兄多住几年，我也好早晚领教。”

韩非是客人，既到咸阳，只好听李斯安置。被李斯送到姚贾家中，宾主未免又是“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地客气了一番。三个人吃了一席酒，李斯托言公务太忙，从那以后，十天八天来一次看望韩非。

姚贾对韩非殷勤备至，说：“韩老师，你看文学这个东西，我也学了多年，文章总写不好。虽写了一些。没有多少人读，还是功夫不到吧?”

韩非说：“文章写得好不好，一要看天性，二要看学问，三要看刻苦。此三样，缺一样也不行。”

姚贾道：“我也许是天性不行。书我没少读，也下过苦功，只是赶不上高人。”

韩非道：“顺其自然也就可以了，不必刻意和名人比。世上又有几个人能赶上老子、庄子的?即使天性、学问、刻苦三者俱备，还要看一个人的心胸、品质!”

姚贾道：“我倒是有几篇旧稿，明儿个请韩老师看看，也给我批改批改，好传抄出去。”

韩非应了。姚贾明面上尊敬韩非，暗中却把韩非视为眼中钉，他同李斯商议道：“廷尉大人，我们的天子爱才，依我看，他回咸阳后十有八九要留下韩非为官的，我们要及早防备。”

李斯点点头道：“是啊!姚御史，你我都是楚国人，投到秦廷，做了高官，凭的是我们的学问和天子的信任。现在韩非来了，因他会著书，在咸阳城中，名声大噪。你我莫逆之交，只遵守我二人当日的密约好了!”

姚贾道：“誓必遵守!”

什么密约?原来，李斯在写谏逐客令时，是因为自己被逐，心中着慌，才大下说词，劝阻嬴政，收回逐客令。当时嬴政若说：“所有客居咸阳的客人都逐了，只有李斯才高，留用不逐，定出誓约。”李斯也许就不写谏逐客令之书了。

后来，列国到秦国游说之士，日进千人，其中有才之士，不乏其人。李斯看到这景况，和他的密友姚贾以杯酒为誓，相约：“今后凡高于我者，一律逐出秦廷；此种人若为秦用，我二人无立足之地矣!”

这就是李斯和姚贾的密约。果然，几年来李斯伙同姚贾，把来到秦廷的高士拒之门外。先是说些“一路风尘不易，来到咸阳，为秦国增辉”的话，后来就拖拖拉拉，百般阻拦，把才高于他们的人限制在秦廷门外。若不得不用的人，也是把他们放到外郡、外县去做小官，不给他们接近秦王为秦国献计献策的机会。

秦王政回朝之后，决计要见韩非，李斯忙到姚贾府中，把秦王夸韩非的话，向姚贾说了一遍，尔后道：“我们倒不如帮着韩非为韩王安求个情，天子若是允了，他就可回韩国复命了。”

姚贾点头道：“是!”

商量完了，李斯又见了韩非，向韩非报喜说：“我们天子回来了!”又说：“弟肝脑涂地，也要帮兄长为韩王安求情，使两国休兵罢战，重务农耕，两国百姓得温饱，永庆升平，尧天舜日，不负吾兄所学。”

韩非笑道：“李兄，我离开韩国，虽然韩王命我为使，实则是不愿让我回国。凭我一张嘴，即使说得惊鸿飞燕，秦王也不会信我不伐韩国之言。因为天下人都知道，以秦今日之国力，对付列国，亦只如伐郡并县耳!列国之王，多是纨樗之徒，比之秦王，尽为末等。此正是立大志统一六国之良机，秦王何能失去?吾兄身为秦廷百官之首，亦不会同意秦王听信小弟之言。”

李斯听了，默然有顷，又道：“韩兄，你如真愿意在秦国为官，小弟定保举之。即使把廷尉之位让给吾兄，李斯也不皱眉头。我们的天子重才，定会如吾兄之愿。”

姚贾也说：“学生与廷尉俱极力保举韩老师，若长留秦国，早晚受益不浅。”

韩非道：“非也，吾志在讲授刑名法术，不在为官不为官。”

李斯、姚贾无言以对。

次日，李斯引韩非去文升殿叩见了秦王政，嬴政赐座，李斯、韩非都坐下了。嬴政见韩非生得忠厚，心中喜欢。开始，嬴政问韩非使秦的来意，韩非以求秦国不伐近邻之国为对，又说：“韩王愿永远为秦国下属，可以定约。”

嬴政听了笑道：“秦国伐不伐韩国，由寡人决定，韩王安派使求情，亦是枉然。这事，韩王安未必不知，他命韩子前来，可能是你才过于大，其屋不能容，不如遗以邻人。”

韩非道：“不才在韩国，不为王廷见用，以著述自遣，俾能有益于天下，即韩国一国不用，愿亦足矣!韩王安乃不才族人，我不敢有怨言。”

秦王政又笑道：“寡人爱读韩子之书，义理透彻，治法清简，而又文采飞扬，天下之大才也。今来韩国，是为幸事，寡人闻之，夜不成寐，子于《说难》中言：‘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且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本来嘛，其子和邻人都说得对，丢了财产，因儿子是自家人，就不疑，因邻人是外人，就生疑。安知不是其子所盗?他料父亲不会疑他，而邻人之父又何尝不明知其失盗之子为盗尔?其辨真伪者，确实是难，其谁为盗者，辨亦难，每遇事，若不细究，便昏既难知事之境也。韩子，由此篇看来，你的文章，传之万古，亦不会朽!你既是个大才之人，当留于秦国，和寡人精研合并六国之策，寡人也会把你待为上卿的!”

章事仁道：“陛下，不才只是一个简墨使者，空说天下事，而自己不能脱。今知遇陛下，本应在秦国效犬马之劳。但不才散漫已惯，著书成癖，不愿谋以政事。况韩王派不才为使，卧秦床而不归，使天下人笑不才为不忠。读书人若外善内恶，表里不一，则永不能成大器。”

秦王政没等回言，李斯笑道：“陛下，臣嗜读韩子之书如饮酒之癖，其《说难》中曰：‘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撄人主之逆鳞，则几矣’韩子受韩王安之制日久，未敢撄其逆鳞，已成惯例。今陛下欲用韩子，或犯陛下，畏杀身。若韩子在秦日久，当知陛下与韩王安之贤愚，自能为秦用矣!陛下可先安韩子，而后韩子自有不去秦国之志了。”

嬴政点首道：“是哉此言。”

从那以后，嬴政亦不放韩非回国，几经会见谈话，韩非仍无留秦之意。

倏忽，冬尽春回，泥溶沙暖，咸阳到了秦王政十四年二月了。

韩非先在咸阳，由于著述需要安静之地，李斯奏请嬴政，便把韩非安排到咸阳西北一百八十多里的甘泉宫中去。那里有空廊鬼室、苍松翠柏，韩非高兴地在这里著书。李斯、姚贾不时还去看望他。

十四年夏，嬴政的戈伤已愈，他下诏命桓龄再攻赵国的平阳、武城两处。赵大将军司马尚不是桓龆的对手，平阳、武城被秦军攻下。桓龆又绕道出军，取下赵都邯郸之北的宜安，赵国又发生了震恐。其时，李牧正在代郡对付匈奴，百战沙场，无暇顾及邯郸方面的军事。后来，李牧打败匈奴，回到邯郸，桓龆听说李牧回来掌军，便又休整军队，不攻赵人。李牧一回邯郸，和司马尚抓紧军事训练，发誓要夺回平阳、武城、宜安三地。

韩国郑城中的韩王安因赵国屡受秦国之欺，心中亦深惧之。何况，近日秦兵在韩国边境上集结，声言要攻入韩国都城，韩王安废寝忘食，聚群臣议论对秦之策，最后决定：向秦俯首称臣。

十四年八月，韩王安派使到咸阳，向秦王政纳称臣之表，秦王政许之。接待之时，嬴政问韩使：“韩王安还忆念韩公子韩非吗?你来咸阳时，韩王安没嘱咐你召回韩非子?”

韩使听了笑道：“韩王最忌韩非，常称庸才而不堪一用，只会著书，别无长处。再说，我举国皆称臣了，韩非亦是陛下的臣民，韩王何能召他回国?韩非回国，国中只多一张吃饭的口!”

秦王政摇头笑道：“韩非有经天纬地之才，若用之朝堂，富国强兵，从韩王安不用韩非看，便知韩国之政腐败如泥。”

韩使出咸阳北门时，秦廷尉李斯命姚贾追上韩使道：“韩非是我的朋友，已降秦国，封为主客官，管理外交。他曾有言你可归告韩王安，只要韩非在秦，韩国不得安宁!”

韩使飞马而去。

姚贾送走韩使后，又与李斯议了一番，便骑马带人到云阳甘泉宫来见韩非，道：“韩王安已向秦国称臣，并请韩子归国。韩使向秦国官员说，韩王安悔不听韩子之言，以至误国称臣。”

韩非听了摇头咂舌道：“不可能，不可能!韩王安乃昏庸孱弱之人，决不会醒悟过来的。他今为秦国势力所迫，既已称臣，就更不需要我归国了。你之所言，定是韩使为秦人所买，逼勒于我，我何尝不知?”

姚贾笑道：“那么韩老师想不想归国?”

韩非道：“我来咸阳已二度春秋了。征人有边塞之梦，我何无故乡之心?但故乡已成覆盆之地，阴暗不见天日。我只愿老死月牖之下，用文章事业润身华国足矣!”言讫泪如雨下。

姚贾闻此辞出，归告李斯，李斯便去见秦王道：“韩非亲自和臣说，求陛下放他归韩之郑城。”

嬴政问：“为何?”

李斯道：“韩非言，故国之思起，辅国之兴飞。想回韩国再次说服韩王安，纳他所言，富国强兵，为秦之敌。韩非又言，韩国为秦国的近邻，宜乎如贴身之剑，刺之而不觉也。”

嬴政发闷道：“寡人待韩非不薄，他为何如此决绝?然而寡人惜此大才，永不放他归国，卿有何策，使韩非能为秦国所用?”

李斯道：“如今韩非寄身云阳，每日著书千言，不思为秦，反思为韩，是视秦国对他无制裁之能力。今可软禁入狱，干扰其著述之志。待其自悔后，放出囹圄，授之以高官大任，一擒一纵，韩非定为我所用矣!”

嬴政急欲得韩非，便依李斯之计而行。李斯得旨之后，命屯卫兵数十，飞马到云阳甘泉宫中逮起韩非，下于临时监所。后三日，李斯、姚贾同到临时监所看望韩非，韩非向李斯道：“你与我同学，应有怜惜之意。我只欲见秦天子一面，有数语自陈之，你可助我。”

李斯以袍袖拭泪道：“我们天子因韩兄只事著述，不安心于秦国，故幽兄于此，令兄自省。天子正在盛怒之际，欲求自陈，可待半月之后，斯定为兄之助!如今，安身养性，宜于自好。”

尔后李斯命姚贾买通监押韩非之人，假称秦王政赐药，令韩非自杀。韩非端药在手道：“天地之大，竟无容韩非之尺地，不如饮此以了残生。”

韩非死时，屋中无人，膏灯如泪，自燃自灭。忽而秋雨滴阶，丁丁作响；长夜如年，谁望破晓?这位旷代的法学大师、文坛巨子，临死之时，怀中还抱着他在甘泉宫的著述简册。韩非死后，他在甘泉宫所著的简册，尽为李斯所得。这个嫉妒小人，暗自焚毁了他的同学的心血，使后人永远不能见到这位昭昭大师的那些遗作，遗憾千古!

韩非死后，李斯掩住内心之喜，假作悲痛地把情形报给秦王政，说韩非是“自杀”。秦王政即命一卿大夫厚葬了韩非，悔叹良深。

李斯害死韩非以后，他同姚贾自以为得计，料外人不会知道。俗语云：“若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斯嫉才害人的消息，不久就在咸阳传开，百姓听了，都瞧不起他。李斯走到咸阳街头，人们都对他侧目以视，冷笑迎之。

李斯恐秦王政知道他害死韩非，于己不利，便日日献媚讨好，出谋划策，以表自己的忠心，使秦王政对他有好印象。秦王政后来才知李斯心里有鬼，但不用李斯还是不行，所以仍一如既往地对待李斯，李斯这才放下心怀。第七章丧师肥下秦王政十五年正月，李斯又向秦王建议：“我秦国大军，已从南北挟制了邯郸城，如今兵马修整已毕，可命桓龆哿大将军进军，攻下邯郸城，赵即灭矣!”

嬴政道：“闻侦报说，李牧又返赵治军，恐怕一时取不下邯郸，如再打败仗，于我秦军士气不利。”

李斯道：“我军久屯赵地，倘因怕一李牧而不敢动兵，更为赵人耻笑，于我军威亦不利。”

嬴政颔首道：“说得也是!”但他并没有下攻赵的决心。

李斯侵赵之志不得伸，心中着急，便给屯扎在赵国宜城的桓龆去信，暗示他向秦王政上奏章，请求对赵国用兵，以支持自己的建议。桓龆哿也正想用兵，便给秦王政写了奏章。命王顾把奏章送往咸阳，此人原来是燕国人，后来为秦军所用。秦王政看过桓龆的奏章，允准了桓龆再次侵赵之请，但在命旨中嘱道：“宜以动为静，以察李牧之用兵方略。”

王顾离开咸阳之前，被秦王留为人质的燕太子丹前来见王顾。王顾见后，问燕太子丹道：“你在咸阳的日子过得还算安闲吗?”

太子丹掩面而泣道：“王顾，你虽是秦国的谋士，但却是燕人。我有书信一封，是寄于燕都故友的，你驻军之处是宜安，离燕国近，请看旧日之情，为我带上。”

王顾接下太子丹的信，又问他：“君侯和秦天子是旧交，他对你如何?”

太子丹冷笑道：“秦王政一点也不讲交情，自我来此之后，对我冷冷清清，有如雪雨寒风。”

王顾又问他：“多久能一见秦王?”

太子丹道：“一年之中，仅在正月朔日拜见一次，其余时间皆见不着。”

二人又谈了些燕、赵的景况，太子丹辞去。不料王顾竟把书献给秦王政。嬴政拆看了那封书，知是太子丹给他住在燕都的朋友田光的，信中尽是一些绝望的话，说自己质于秦都，无有归日。看来此生只能老死在咸阳了，希望田光别忘记自己就好了!秦王政见了，命王顾：“可以把书给他捎回燕国!”又命人把太子丹传到一处便殿，也不让太子丹坐，问太子丹：“燕丹，你使王顾所捎的书简，寡人已见了。寡人愿意让你早日回燕都。”

太子丹说：“大王，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燕都，只愿老死在你的王都中。”

嬴政道：“燕丹，你这个人就是这么不懂事，天下臣民皆称寡人为陛下、天子，而你呢，为质之人，还那么不恭敬，还称我为大王。这样恐怕难于放你回燕都吧?”

太子丹道：“你放我，我也不回燕都了。你本来就是个王，不是什么天子。”

嬴政沉下脸子来道：“寡人杀了你。”

太子丹道：“怕杀头，我就不为质于秦了。你杀了我更好，省得我在咸阳活受罪!秦王，你五岁与你的先父为质于赵时我十三岁，我们二人天天一起玩耍，你想吃什么，我到市上给你买什么，交情如兄弟。寄人篱下，其苦可知。后来我到秦国为质，想望日子会比在燕国好些，因为大王是我的儿时好友，会给我以照顾，会想起以前同在邯郸城的苦楚、旧情，谁知大王你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秦王政拍案大怒：“拉他下去。再不许他进王廷!”

几个黄门上前扳起燕丹的胳膊，喝叫：“出去!”

太子丹回头大叫：“我不想见你，也不想回燕都，你处死我吧，我活够了!”

嬴政哈哈大笑道：“你何尝不想回燕都?你能走得出寡人的咸阳城吗?到乌头白，马生角之日，寡人可以允你回燕都，命宫中五百人的乐队吹打着送你上咸阳古道!你想死，也没那么容易!”

太子丹被拉到殿外，小黄门们又踹了他几脚，把他拥出去了。太子丹自来咸阳，也交往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个秦国的屯卫军将军樊於期，敬太子丹耿直、豪爽，每饮一筵，费金数锭，不为之动容。为此，樊於期常和太子丹往来，并怨秦王政之为人。

太子丹在王廷被辱后，回到馆舍卧了两天多，不吃也不喝，好似僵蚕。太子丹质秦几年，没人看守他，日常行动还是自由的。卧了两天多以后，他忽然又吃又喝，又笑又说，并于一个黑夜到了樊於期府中，会见了樊於期。

次日，樊於期扮成平民，骑了一匹马东出咸阳城，背着一张弓，两壶箭，说是到华山下打猎。其实，城之后，便到处买骏马，共买了两匹好马和马具。两日后，太子丹私出咸阳城，在华山西脚下会见了樊於期。樊於期将买的两匹马都送给太子丹，太子丹嗖地飞身上马，骑着一匹，牵了一匹，又回身向樊於期一拱手道：“将军高义可薄云天，丹没齿不忘。若他年有幸，报得今日秦王政辱我之仇，必以十万金相谢!”

樊於期亦与太子丹摇手泣别。太子丹扮成平民，黑衣小弁，把马加了一鞭，马撒开四蹄，往那幽僻山谷之处飞腾去。

太子丹逃离秦国，迤逦走了多日，进入赵国番吾之西。正值桓龆与李牧交战之期，大军到处屯集。燕丹不敢由军中走，只好绕远路回国。可不料燕王喜见太子从秦国逃回，不但不喜，反以为忧，竟吓得战战兢兢地说：“子丹，本王使你质于秦，就是为了燕国的太平，你怎么不守本分，私自跑回国呢?”

太子丹道：“秦王政心如虎狼。我宁愿公然与之斗，战死于他手，也不愿为人质对于咸阳。父王，给秦国派人质并不能救燕国，秦王政并吞六国之心，无一日无之，可惜六国不能联横抗秦，吾为苏秦之志而哭!”

燕王喜便不再派人质，只得过一天算一天，等着嬴政来算账。

太子丹自回燕国以后，到处访求尚武、仗义之士。请来家中，待为高客。共谋刺杀秦王政之计，于是荆轲之辈便和他日渐亲善了。

太子丹离咸阳二十日了。嬴政才知道他逃走的消息。派人追之不及，心中大怒，向左右道：“燕丹乃狡如狐兔之徒，寡人从未如此失算。我马上派军进攻燕国。”

正在这时，桓龆从上党地区飞报道：“与赵将李牧番吾之战，我军败绩，损将士十七万余人，赵军尽收其平阳、宜安等失地，请陛下治臣之大罪!”

秦王政听了大吃一惊。只好先把讨燕之事搁到一边。呆了半日，向左右官员道：“李牧如此难制，桓龆的余部只好退下了。李牧不死，我军吞赵难乎其难!”于是派人飞书给桓龆道：“胜负乃兵家常事，何罪之有?且屯上党，以议后事。”

十五年三月间，桓龆又请战于秦王政。嬴政命王顾带回旨意，让桓龆先从赵国邯郸北部三百余里的咽喉之城番吾下手。于是秦兵开往番吾地区，先按兵不动，兵屯王母山东。

赵大将军李牧自回邯郸后，操练军队，但不主动出兵攻秦军。赵王宫中的扈美人，急切欲报其兄扈辄之仇，多次向赵王迁道：“李牧大将军回邯郸来，天天只练兵，这仇得什么时候报呀?”

赵王迁笑道：“美人儿，这打仗的事，有李牧呢!你看，自本王调回李牧之后，秦兵不再进犯我们，天下太平也就好了。”

扈美人道：“李牧不出兵，是怕秦兵。若等人家再攻上门来，国家保不住了，邯郸也完了。”

赵王迁无奈，只好请来李牧，指着扈美人对他道：“李大将军，你看扈美人天天催本王，要你出兵战桓龆。你战不战?”

李牧笑道：“王妃，这打仗的事，你不明白。秦兵虽暂时败退了，但要大胜秦军谈何容易!”

李牧心想这个妃子的报仇之心，灭秦之志还是可嘉的。又道：“王妃，你听好消息吧，我们就要打秦军了。”

说完，辞出便殿走回，一路上想着心事。晚上，扈美人派黄门给李牧送了两只金黄色的驯狗，还有一对绿毛鹦鹉。李牧收下了扈美人的礼物，写了回简，黄门走了。适值赵长戈、颜破败二人到李牧府中拜访，李牧高兴地见了他们。赵、颜二人问道：“大将军今日怎没到营中去?”

李牧道：“大王传我议论军事，故没去。”又把扈美人送礼的事说了一遍，尔后凄然地道：“这个女子，成天只知道哄着大王玩乐，可是今天她的做法却颇感我怀!”

颜破败道：“她为兄报仇之心，诚如孔子所言‘发愤忘食’，亦有可取之处。”

赵长戈扭转话题道：“大将军，今日我方谍报从王母山地区归来，言秦军正往王母山东方集结。司马尚大将军已接报，一会儿可能来访，故我二人先来此等候。”

李牧听了道：“秦军此举，亦在我意料之中。可以与之决战了。”

正说着，门上人来报：“司马大将军到。”

李牧、赵长戈、颜破败一齐迎出，请入花厅中坐下。司马尚向李牧说了军探所报的情形，尔后道：“依李大将军之见，我方应如何用兵?”

李牧反问司马尚道：“动不动兵，我正想听司马大将军的高见，请司马大将军先说。”

司马尚道：“若以常情论之，赵国应该出兵拒秦。”

李牧道：“非也。大将军，孙子兵法云：‘攻，地有所不争。’每次秦兵来攻我，我方皆拒敌人于门外，固守我方城池。但这次再用此等战法，犹如被秦人掳抱后背而不放，主动在他，不在我，必遭败绩。夫用兵之计在于夺得主动权，不夺主动权，十战鲜有一胜。如今秦兵出王母山以觊觎我番吾城，是引我出兵而用计于我，使我失主动权也。我军只有不出战，让秦军来取番吾。待秦军取下番吾时，番吾只是一座空城，如肉骨之抛于犬，趁其得意取食之时，我再用计击之。”

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都以李牧之计为然。于是李牧派接力侦探，一日三回，往返探秦兵消息。

桓龆带军十万，欲取番吾城，切望攻番吾时，赵军南来救援，然后伏大军于中途，施逞武遂旧技，但都因赵军按兵不动而未果。秦军侦探向桓龆报说：“李牧只在邯郸练兵，没有动静。”

桓龆纳闷道：“弃番吾于不顾，徒奈其何?”

将军蒙恬道：“吾料李牧是心怯，故弄玄虚以疑我，使我军不进，从而保住番吾城。”

桓龆摇头道：“数十万匈奴骑士都惨败在他的令旗之下，他何惧我秦兵呢?其中有诈，不可进兵，只可觇视!”

直到七月初，桓龆也没进兵。忽而，秦探向桓龆报来消息道：“前日我等扮成赵民在李牧府前闲走，忽见府前车马如云，有三十多赵国医士皆临李府。细细探去，原是李牧中风，过三日还不会说话，卧病在床，邯郸之人，尽皆愁眉苦脸。”

桓龆笑道：“李牧欲使我进兵番吾，暗伏奇兵袭我，故佯装中风，以此为诱耳!”

桓龆属下，亦都狐疑不定。且后，一连九报，都说李牧中风之后，大病不起。又报说：“赵王迁和扈美人亲临李府问候。”

蒙恬、蒙毅皆年轻气盛之将，没耐性，都嚷嚷道：“李牧明明是大病欲死了，大将军不可失此良机。”

帐下众将也都说：“攻取番吾，正是时机!”

适值秦王政也派使来问桓龆战况，于是桓龆命蒙恬带一万军先趋番吾，他所率后军，一方续进，一方观察。蒙恬带一万骑兵，直插番吾之西，兵临城下时，赵国官兵百姓，早从四门逃散。蒙恬挥军直入番吾城，城内没有埋伏。桓龆观察了两日，见赵方没有动静，方信李牧确是有病，才统大军到番吾四围屯扎。一方又给宜安秦守将去信，令其在南，近观赵兵动静，有事可夹击赵军。宜安秦守将回报：“赵军无甚动静。”

桓龆安营已稳，探者忽来报：“赵国以司马尚为大将，统十万大军来救番吾，声言连宜安也要夺回!”

桓龆笑道：“李牧已病得昏昏沉沉了，没有李牧，十个司马尚能奈我何?”言至此，毅然下令道：“全军齐出，与之野战，必获大胜!”

秦军先锋将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蒙恬，他带骑兵二万，浩浩荡荡，一直向南。路上，他手擎大戟向左右道：“我这条大戟，已一年多未杀赵兵了，这回该喝点血了!”

诸将皆志满意得，哈哈大笑。

秦兵发到肥累城，前军来报：“赵兵方到肥累城南，忽地退下。”

蒙恬虽勇于争战，但闻赵兵退下，便勒住前锋道：“赵兵不战而退，定有计谋。”于是报给后军桓龆，桓龆派人传令道：“屯住军马，观察动静。”

蒙恬方命秦军扎营，飞马又报：“赵军又到肥下，直抄我屯扎处。”

蒙恬急命：“不要扎营，直卷赵兵，断其前锋。”

秦兵闻命，再次上马冲锋，不料赵兵向南退去，只留下肥南上空的尘头而已……

桓龄的大队骑兵、车兵、步兵卷到，闻赵军忽退忽来的消息，便下令：“全军扎营肥累城下。”

第四十四章

肥累城也叫肥下，在宜安西三十里，番吾城东南一百里，南去邯郸二百里，乃赵国为秦所蚕食之地。秦军奉桓龆之命，落车、下马、停步、安营。十万人马，驻扎在二十里方圆内，闹闹嚷嚷，江呼海啸。

但是扎营方半，赵军的车兵已如滚数万雷霆杀到。

李牧故用疑兵，使桓龆心目迷离，难以决计。他又在战前做了种种实战布置，以大将军司马尚的儿子司马金彪为车兵先锋，先设游兵，或进或退，使秦人半疑不疑。待秦兵集结成一团儿了，再由司马金彪指挥战车五千辆横冲过来。但听辘辘辚辚，磅磅乍乍，战马狂嘶，鞭声急震。每辆战车上有兵士十人，都挺长戈、大戟，杂以短剑、盾牌；又都是铜甲裹身，铜盔罩顶；驾车之马，亦都披以铜鳞。其冲若倾，其来若墙，其急若水，其横若倒；秦人的尖叫声四起，鲜血染红了秦兵的征衣。

李牧操演了半年多的车兵，进退驰骤，与往日不同。三车为一队，车与车之间，一车前冲，二辅其侧，互相救应；队与队之间又以三队为一冲，旁击侧攻亦如队之法；三冲又为一辕，战法亦同队、冲。这种队、冲、辕的战法，是李牧发明，前所未有。只攻了两攻，秦兵即被冲乱，首尾不能相顾，而赵兵五千乘车却俨如一体。

车兵之后是骑兵，骑兵之后是步兵，层层围来。车、骑军已把秦兵冲乱，尔后步兵收拾残余。再说，赵兵并不只十万，而是假称十万以使秦人轻敌。实际上赵兵是十五万，其中车兵五万，骑兵二万，步兵八万。

到处一片哀哭。被杀倒的秦兵，但有一息尚存，也挣扎起来抵挡，因为他们不想败退，但最后还是被赵兵的战马扑倒了，踏为肉泥。

李牧头顶护耳金盔，身披方格铜甲，手仗长稍，坐下五纹逍遥马。身后是一杆二丈多高的大青旗，旗上绣着：“大将军李”四个大银字。旗指向哪里，赵军便杀到哪里。

李牧的身侧是全身戎装、年近七十、一把银髯的老将军司马尚，身旁是中军护卫一千，将官一百多员。他们站在地形高处，指挥赵军攻打、围困、拦截秦军。

司马尚看看太阳，微微一笑道：“桓龆这只雄牛，终于进了大将军备下的屠宰场，这次他是回不去了。”

李牧道：“只命我军稳步而战，咬住不放，车兵在先，他们便难以逃跑了。”

司马尚又说：“但不知代郡方面战事如何?”

李牧道：“代郡至此三百里，不必心忧，赵长戈、颜破败二将是万无一失的。”

但听阵阵战鼓急响，如同长江化成瀑布，由万丈高崖飞流而下，发出万顷波涛般的声响。

李牧战前有令：“凡夺秦人一匹马、一条枪、一具盾者，赏其家属粮十石。立大功者，晋级。”

自辰时开战以来，赵兵之勇一下子就压倒了秦兵。秦兵一倒一大溜，大多被战车、战马踅扑而死。

双方的箭矢，尖如狼牙，如一片片的凤翎，如秋禾落叶，嗡嗡，嗡嗡，一阵阵，一阵阵飞来飞去，顷刻间，人仰马翻……

赵国先锋司马金彪身坐下铁骊驹，抡手中开山、斧，“杀——杀!”以他的百战不殆之身，砍入秦军之中。秦兵秦将，遇之尽为所戕!有两辆秦国的战车冲过来，把司马金彪的战马冲退了数丈远。司马金彪从马上一纵，纵到后一辆战车上，手起斧落，砍倒七个战车上的秦军，剩下的三个从战车上跳下跑了。司马金彪自御战车，如飞鹰一般去追另一辆战车，当他驾的那辆战车速度飞快时，他嗖地跳下车去，三匹脱缰战马拉着空车和前边的一辆撞到了一起，连人带马，无一生者……

司马金彪的铁骊驹就跟在他身后，见主人跳下车，便咴咴咴，脖子扬天一叫，呼唤主人。司马金彪嗖地又骑上了他的爱驹，抡起开山斧，冲入秦营，放手厮杀。

司马金彪是司马尚的幼子，年方二十有三岁，生得双眉如黛，唇似抹朱，十分英俊，他能力敌万夫。今日上第一阵，骁勇难抵，赵国兵将见之，个个呼号，人人争先，军心为之大振。

秦国先锋大将蒙恬，遥见李牧的大旗，便集中了三百多骑士，直闯李牧指挥大营。赵国兵将早接到李牧的军令：“凡来攻指挥大营者，一律放入，主将自有方法破敌!”为此，蒙恬带军所到之处，赵军都纷纷闪开，不与蒙恬接战。蒙恬直攻到李牧所据的高阜下，赵国军将任他上阜。蒙恬见此光景，心疑李牧设计诱他，行到半路，又带军折回，惜已晚矣!但听战鼓如雷突起，埋伏在树林深处的赵军，把箭如同泼雨般射来。连射了三大阵，蒙恬所带的三百多骑士，只有七八个人和蒙恬一起带伤逃去，其余骑士，皆被射死，鲜血四流，黑压压的尸首，盖住了阜之东坡……

中军将领蒙毅听说其兄蒙恬去攻李牧，忙提兵来接应，杀出一里多远，便见蒙恬从乱军中狼狈而回。蒙毅接着蒙恬，蒙恬仍不服气：“我就不信，这李牧如此厉害，秦军真就败于他手?”

一语未了，赵国的先锋小将司马金彪又掩杀过来，蒙恬、蒙毅双马齐上，一支戟、一支戈抵挡司马金彪。司马金彪先不接战，只一箭射过去，正中蒙毅的前胸，蒙毅的马一打踅，蒙毅翻下马去。正遇秦国的五辆车兵冲过来，把蒙毅救到车上，弃阵而走。

蒙恬一支戟神出鬼没，抵住了司马金彪。司马金彪挥动开山斧，狂呼力战。一拥而来的赵国大军，把蒙恬的左右军如沸锅踅汤般，嗖嗖地卷住，一来一去地厮杀，只几个大回合，便又砍杀了数百人。

秦军如川流般向西败退，但又被赵国包抄过去的八万步军如拦江大坝一样截住了。秦军突不出去，因为已苦战了三个多时辰，又遇上了赵国的生力军。秦军之势，像是一个输了拳的硬汉，已被人踢了几十脚了，腰疼腿软，浑身哆嗦，强挣扎着往起一站，又被胜者腾地踢了一脚，这一次，再起不来了，任那胜者拳如雨点，自己只有四肢着地，喘气如牛的余地了。

蒙恬和司马金彪交手，战了三十余合，赵兵因有司马金彪，没有向蒙恬射箭。蒙恬见司马金彪的斧法裕如，一似大车之轮，循环转转，搅住他的大戟，不肯放松，便心生一计，趁着自己的马和司马金彪的马交会之际，使十成力一架司马金彪的大斧，下边也使十成力双蹬磕马，竟欲不使马再踅回。但听当的一声爆响，戟扛斧扛了过去，可是马太快了，大戟一仰翻了个个儿，人马都向西冲，戟头还在背后拖着。那马明知主人不再回战，因为蒙恬又狠力地磕了它一下，马肚皮上麻酥酥地疼，它便乱跳活蹦地长嘶一声，驰走了。司马金彪的大斧举起再落下时，已是落空，追蒙恬也来不及了。

这时有一员赵将纵马过来，用长殳一钩蒙恬的大戟，正钩到大戟的风眼上。蒙恬趁势一撒手，大戟被长殳嗖地钩落于地。假若蒙恬不撒手，那么他一定会连人带马坠在地上，顿时成为赵国的俘虏。

蒙恬忙取出大弓来招架，赵国将士一拥齐上，如韭菜叶一般密的兵刃尖子都攒上来。蒙恬弓折弦断，身受重伤，跌下马去。幸而有三十多个秦军骑兵赶到蒙恬落马处，打鬼抵神般把赵国兵将击退了两丈多远，一片铜铁交击之音，如万木摧折之响，铜铁相碰发出的火星儿，一闪一闪刺人眼目。蒙恬得以脱身，几个秦军将士上了马，为他包扎伤处。

又有一队秦军杀到，接连又上来数千秦军，和赵兵大战，才把蒙恬救下。然而秦军左冲右突，始终受赵兵的围困。

两军接战，李牧先用车兵挡住秦军，使秦军难逾障碍。接着，混战之时，又让骑兵大队出来，把冲出的秦人将士尽数截回。而桓龆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赵军步兵更在车、骑之兵前头，早已抄过了秦军，如两只铁臂抱回来，钳住了全部秦军。

桓龆先指挥全军由北向南突围，后来又觉得不对，因为向南突围，秦军行动不齐，桓龄只得改令秦军向西突围。常言说：“不怕令下如海，就怕一日三改。”此令一出，军心愈乱。

桓龆大怒，觉得今天失败的耻辱太重，一心施逞大勇，带着军队杀出去。于是桓龆大将军又拿出昔日在武遂战扈辄之弟扈亏的气势，带着中军数百使大钺的雄兵悍将，大杀特杀，左冲右突。杀到黄昏日落才冲出西方七八里，但还是被赵兵咬住不放。桓龆的中军避在野林里，趁桓龆用饭之时，赵军在野林边上把所获秦军的薪车、草车拉过十多辆点燃，而后树林起火，凝烟烈火，交映雷鸣。秦军只得从野林中纷纷杀出，又被赵兵射了一阵箭，像朔风吹草人，忽地倒了一地……

李牧、司马尚的指挥营地又挪到一处高阜，紧对着桓龆重兵聚集之处。天刚黑，日头尚有余光映地之时，李牧骑在马上，向北一指道：“代郡之兵来了!”

司马尚以下的几百员赵国将军都向北看，只见尘头如山，像两道长龙，向秦军被困之处冲过来。不久杀声大起，一队队久战雁门柴塞、屡胜匈奴的李牧部卒，共是五万骑兵冲过来了。马如惊龙，在平原上翻滚、驰骤，代郡健儿们的长戈，在落日余辉中闪亮。

李牧沉着地下令道：“中军冲锋，直扫秦军中部!”

李牧的中军，五千多铁骑，直指秦军兵集之处。燃起了火把，每三四人间用一支火把。举火把的骑士，一人一把短剑。从远处望去，星飞红蕊，烟染紫条，簇簇火云，缭绕在平原之上。

赵国代郡五万铁骑，由颜破败、赵长戈率领。每人指挥二万五千人，分左、右两翼包抄、翻卷。颜、赵二人心怀赵国武威兵败之恨，今日得此报仇之机，把阵头压得稳稳的，戈矛使得狠狠的，酣呼杀上。只在突围的秦军中转了几转，洪波一到，秦军如坍岸一般，山崩地陷，逐流而走，泥沙俱沉。

秦国的名将樊於期，自从助燕国太子丹离咸阳后，被调往桓龆军中。在桓龆发兵之前，他曾向桓龆建议：“李牧既在邯郸军中，他对赵国军事定有部署。李牧曾破匈奴数十万骑兵，继赵武灵王之后，他是训练骑战的上将。我若轻敌，恐难得胜。不若再观察一个时期，待赵国军力衰怠，再侵吞它也不晚。”

桓龆明知他说得很对，但是他忌讳樊於期的智勇，怕他将来被秦王政重用，挤了他大将军的位子，便答道：“主战之意，出自天子，也是廷尉李斯的谋略。樊将军若不战，可回咸阳请示天子和李廷尉，余却不敢违旨!”

樊於期语塞。

桓龆在肥下兵败之后，樊於期更是一声不响，桓龆实觉难堪。当夜，秦兵大败，不能突围。桓龆冲出西边二三里，正遇赵长戈一马冲到，桓龆力乏，不敢交手，落荒而走。金盔的皮绦扭断，披发如鬼，众将急忙护持。但是赵长戈猛力追杀，连挑十多个秦人将士落马，一戈探过，正中桓龆的左肩背面，桓龆伏鞍而走。赵长戈大纵千里驹，去挑桓龆，却被樊於期持铜殳挡住。殳者，头似弯镰之戈也，樊於期所用的长殳，重五十余斤，如闪电一样向赵长戈卷过来，赵长戈连人带马都跳了起来，只听一声响，赵长戈的长戈杆子折断了。樊於期一殳向赵长戈当心刺去，赵长戈双手夺住樊於期的长殳，樊於期赶忙撇了殳，仰身落下马鞍，站在地上。赵长戈挥殳又来刺樊於期，樊於期抓住了殳头，两个人一用力，殳杆一弯，崩地又折断了。秦兵的队伍冲过来把樊於期裹走了。赵长戈换上长戈，再寻樊於期时，他已在黑暗中消失了。

由于樊於期挡住了赵长戈，桓龆得以逃脱性命。

赵军先后投入二十万兵力，秦军十五万兵力，共是三十五万多人。这场战争进行了一日一夜。天明时，肥下战场到处人声喧嚷，烟火缭绕，各种姿势的僵尸、殷红的人血，堆积如山的死马、破车、零弓、断箭、折戈，又有伤者的呻吟声……

赵兵如行云一般地来往集结，秦军的俘虏，一队又一队地被押走，秦军抛下的粮草，被车队运走。

秦军总计死、伤、被俘十二万多人；赵军损失五万多人。秦军有一万多人冲出重围，往上党方向逃去。大将军桓龆、将军蒙恬、蒙毅皆受重伤，救了桓龆的大将樊於期赶上了桓龆，桓龆虽带伤。犹能乘马，在马身上向樊於期称谢道：“若非将军相助，我命休矣。”

樊於期道：“大将军乃我秦国军中之精华，天子视为兄弟，小将敢不尽力护持?打仗胜负互有。余知大将军不失老松之心，定能报复赵国。”

桓龆回头瞅瞅那幅败残的景象，心中凄然，仰天向樊於期叹道：“李牧乃是赵国之柱石，难以报仇!”

蒙恬、蒙毅都倒在飞车上，伤势甚重，皱眉咬牙……

李牧大胜之后，挥军取回桓龆先后所得赵国之平阳、武城、宜安等地。武遂城中的秦军不战自退。李牧命人拆毁了武遂城，自此赵国又悉数夺回桓龆所侵占的各处失地。在不到半个月的夺城战事中，秦军又损失四五万人。桓龆逃往上党，只是屯扎，没再东来。秦、赵两国此后三年无战事。

李牧、司马尚大胜之后，回到邯郸。赵王迁亲迎至国门之外，邯郸军夹道相迎，邯郸城中到处是一派鼓舞之音。

赵王迁在听松殿外，大筵出征将士。李牧、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司马金彪等七百多员立功将士都列于席上，听松殿外布置得鲛珠错落。宝玉玲珑，一千多宫女往来其间。欢歌笑语不断，日色烟光，俱作宜人之兆。

酒筵之上，扈美人轻款莲步，散淡梅装，倒晕着黛眉，酥凝着粉面，领着一个宫女小乐队，为百官出征的将士吹箫，虽不及弄玉、飞琼，却也似庄籁、虞韶，直吹得大家神驰那桥畔的明月，回思那楼头的玉人……吹着吹着，她放下了箫，斟了一大觯酒，端到李牧的席前，轻盈一笑说：“请饮三升。”

李牧忙接过，称谢道：“王妃，下官不敢当。”

扈美人道：“我不是什么王妃，我是你的妹妹，我已向大王说好，要认你为义兄呢?”

群官和出征的将军们听了大笑。相国郭开厚着脸皮走上来，给李牧满斟了一斗酒，怀中抱着个长条、圆肚、敞口的酒盏，嘿嘿笑道：“王妃要认大将军为义兄，太妙了。因为扈大将军在武遂已为国尽忠，如今李大将军为王妃报了杀兄之仇，正是天遂之事。来来，大将军，你饮一杯!”李牧只得喝了。他又转身向百官和出征的将军们道：“李大将军乃我赵国之磐石，如今大败秦人，举国欢庆。我们共饮一杯，以庆平阳之战的胜利!”大家饮了。他又说：“王妃乃是谦肃之母，柔明之人，请大家贺她得李大将军为义兄!”

赵王迁也鼓起掌来，大家直饮了一日酒，眼看着日出宫角了，人们还在欢饮。自此扈美人把李牧呼为兄长，李牧虽不乐意，但只得接受。

郭开从李牧大胜后，处处向李牧献媚取悦，李牧恶其为人，只是应付着。郭开心中知晓，也不明言，心想：“李牧此人终不是自己一党之人，必须得想个办法除去，只是目前秦兵压境，日后再说。”

李牧、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等上将受赵王迁之宠，没再离开邯郸，边事多托以后起之将，匈奴到也没有侵入。

秦国腋下之韩国，所辖之地不大，军力也不强，国力也弱，终日怕被秦国灭了。秦国在肥下战败后，韩王安本应借机振兵自强才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反听信宠臣之言：“趁秦国战败之际，把韩国西边的土地割让给秦五座城池，以示韩国对秦国的情意之深，以尽臣子之道!”

韩王安忙派使臣到秦国去行献地之仪，秦王政喜出望外，高兴地接受了献地，并宴请韩国的使臣。在筵上宣布，韩国所献之地，明年置为丽邑，又大大地夸了使者一番。大宴了一日才散席，此时已是秦王政十五年十二月的大年三十了。

桓龆丧师的消息传入咸阳，嬴政大震，群臣议论纷纷，都道若再轻易动武，恐伤国力。秦王认为言之有理，遂休养生息。秦国这年流年不利，刚吃了败仗，函谷一带又发生大地震，死伤无数，函谷县令不行赈民之举，反而私分救济之粮。事情闹上咸阳，秦王得知后大怒，下令就地正法函谷县令，又查抄了他的家，财产没收为国有，共钱币六万万，买了七万多石粮食，赈给灾民，人民齐呼秦王政“万岁”。

由此一事，嬴政想到：“寡人欲平天下，平天下先得富国强兵，如今函谷一个县令就侵吞了百姓这么多的钱粮，国怎么能富呢?秦国之内，决不止一人。这些人如果都检举出来，钱粮尽归国库，则国可以富，民可安居乐业。但是怎样才知道这些贪官的行为呢?寡人何不微服私访!”

次日临朝，秦王政便把相国昌文君、昌平君、延尉李斯约到便殿，商议此事。众官都劝阻，秦王执意要行此事，众官无奈，于是众人策划了一阵，尔后散去。

第二日，宫中传出消息，说是秦王关门反思，朝政由李斯监管。当天中午，咸阳街头出现了一辆单马车，车上坐着秦王政和他的爱妃飞廉纤。他二人扮成平民，赶车的人是小黄门芮进，那辆单马车，也不快走，慢慢地顺着渭水河向西，一程一程地挨。

嬴政微服走后，大将军王翦带着三千骑兵在嬴政的车驾后佯作打猎，暗暗地护着他。李斯又派下若干朝官，到一些郡、县私访，访出郡、县官贪污之事，便密报廷尉府，以待处置。

嬴政由八月底走到九月中旬，访问了十多个山村，尽日和农夫长谈。所到之处，无人知道他是秦王政。他问乡民的话，无非是如今的秦国百姓生计如何?郡、县官有受贿、贪污的没有?

百姓有的说：“咱们秦国强盛，天子年轻，百姓太平耕作，税收不重，生计尚好。”

有的也老老实实地说：“凡是猫儿都吃腥，当县官、郡官的都发财了，钱从何处来?”还反问嬴政：“你打听这些事干啥?”

嬴政一笑道：“哎!常言说：‘灯不明，有人拨；事不明，有人说。’你们可听说过函谷县令吧?他呀，就是被小百姓告了以后，秦王政把他磔死的，给天下的赃官做了个榜样。”

人们又向嬴政道：“各郡县，无有大事，也有小事，不能无事，就看秦天子怎么整治那些贪官污吏了。”

秦王政笑着。坐着车走了。走了几天后，黄门芮进便劝道：“陛下，我们该回去了。”

飞廉纤也说：“出来这么多天了，朝中无主，求陛下车辕向东!”

嬴政点头道：“回去可以，不过要走的路，不顺大驿道走，这样我们听的事儿就多点儿。”

芮进心中欢喜，把拉车的大黄马掉了头，向东顺着山路走。一路上，日闻村笛，夜数寒石甚；渡过秋水之碧，看毕晚霞之红。秦王政被那深秋的景色所动，不觉长叹一声道：“人生虽好，安能与天地同光同寿!”

飞廉纤听了一笑道：“陛下，一百年的人，一万年的树都是世间少有的，妃子虽笨，也知没有不死的人!”

嬴政摇头道：“总有不灭的朝代，总有不死的人，寡人不信人就非死不可。”

秋日落于秋林之后，扔下几点秋雨，凉森森地打在大黄马身上。芮进回头道：“陛下，我们得投宿了。”

嬴政点点头儿。

芮进把单马赶入一个靠着山脚的小村子，来到一棵三四抱粗的大槐树下停住。芮进向两个人打听，问谁家可以借宿，那两个人答：“那边姓归的一家，家大业大，可以投宿。”

芮进就把单马车赶到老归家大门外。老归家大门口儿是用大青砖筑的，车马可以出入。院墙儿是黄土夯起的，墙的四周，尽是老榆树，西风一吹，榆树的黄叶子，像下雨似地落在沟渠之中。门前有一群白鹅正在清水中泊着，看见生人来了，聒天般嘎啊、嘎啊地叫起来。

芮进跳下车，往院中望了望，正走出一个穿麻衣的四十多岁的山民来，他一见芮进，便问：“客人，有事吗?”

芮进道：“车上是我的主人和主人的娘子，到远方省亲，路过此处，天晚了，求住一宵，房钱饭钱我们照给。”

麻衣农夫道：“钱财是小事，快进来，都是乡亲，别说住一宵，住几宵也不打紧。”

嬴政同飞廉纤下了车，麻衣农夫一看那娘子是个万里挑一也挑不出来的俊美人儿，知道这个男客人一定非同小可，便欢天喜地地把他们车马人都领到院里，一方问嬴政的名姓，嬴政答：“姓赵，咸阳人，叫赵乙。”

嬴政和飞廉纤被让到二院东厢房中住宿，房内清洁无尘，陈设简朴。秦王看了心里十分高兴。芮进和归家的放马人住一个屋儿，离马圈很近，夜间便于照看大黄马。归家的妇女听说来了一个俊美人，一拥出来三四十人，都到嬴政所居的屋中看飞廉纤，妇女们嘁嘁喳喳地说：“真是大美人啊，咱们大院中七十多个年轻女子，谁也赶不上人家!”

嬴政也笑了，问那些妇女：“你们家怎么这么多女子?”

有人答：“女子多，男子也不少，我们家七辈人都在一起住，没分家。”

嬴政吃惊地问：“七辈人?太太高祖父母还在世吗?”

妇女们嚷道：“太太高祖父去世了，太太高祖母还活着呢!”

嬴政“哎呀”了一声问：“什么岁数了?”

妇女们答：“一百六十七岁了!”

嬴政惊道：“如此高寿之人，真是罕见!”

领着嬴政等人进院的那个麻衣农夫，名叫归福，他笑一笑道：“无志空活百岁，有志不在年高。咸阳城中的秦王天子，今年二十八岁，决断天下大事，威震六国。太太高祖母虽一百六十七岁，只是个寿星罢了。”

嬴政道：“非也，一百六十七岁就算是个活神仙了。应当修个长寿祠，供上她。归家兄长，你能领小弟拜见一下这位老人吗?她说话胡涂不?”

归福道：“何言拜见?可以就去。太太高祖母眼明耳聪，一点也儿也不胡涂。”

嬴政道：“真是奇事了。”回头又向飞廉纤道：“贤妻，我们去拜见那老人。”

飞廉纤雀跃燕翔地道：“好，陛下，我们同去看!”飞廉纤一句“陛下”，说走了嘴，屋中的女子和归福都听见了，大家面面相觑，惊骇了半晌，谁也没敢说话。

嬴政却满不在乎地道：“归福，你愣什么?走啊!”

归福道：“客人，我们这乡村早接到王廷的告示了，这天子、陛下四个字，只有我们的秦王才这样称呼。那么，客人，你是微服私访的天子吗?”

嬴政点头笑了，承认自己是秦王政，又把他私访之事，向归福以及他的家中人说了一遍，尔后道：“你们休要惊慌，只不要传出便得了。”

人们哗地跪了一地，叩头道：“万岁，陛下……”归福说：“哎呀，怪不得朝廷的骑兵一个下午到我们小村来了三回，眼下还在东村树林中驻扎，我们明白了。”

归家的主事人正是归福，他一声令下，合院人等匆忙地赶来，一齐跪叩天子。随后，敞开他家的正厅，点起十多盏膏灯。把嬴政和飞廉纤请到堂中饮酒，合家又几次叩头问安。嬴政说：“你们真是秦国的良民，以后归福到咸阳宫中，我们当亲戚走动好了。”

芮进也被请到堂上，和归家几案子男人对饮、说笑。

酒到半酣，四个小玄孙女儿笑着把那个满头雪发的太太高祖母扶到堂上，让秦王政、飞廉纤、芮进三人看看那一百六十七岁高龄的寿星生得什么样子。

那老人见了秦王政，温然一笑，还要下拜。嬴政忙搀她坐下道：“你可不能拜寡人，老人家多大岁数了?”

老人答：“一百六十七岁了。”

嬴政问：“老人的姓氏呢?”

老人答：“姓海，年轻时，人常呼为海氏。”

嬴政道：“你老人家务农一生吗?”

海氏摇头一笑道：“不，年轻时，我是你们宫中的宫女，也曾侍奉秦王。”

飞廉纤哟了一声道：“是吗?”

嬴政也说：“太好了，原来是一家人，那么老人家，你是多大年纪出宫的?”

海氏把拐杖横在膝上，仰着头思索着道：“妾身生于秦简公十五年，十五岁入秦宫，正是秦出公元年选宫女被选中的。献公九年，我们被成批地放出宫，那一年，妾身是二十五岁。我活了这一百六十七年，经历了十一个秦王，是简公、惠公、出公、献公、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和天子你，如今不知为何还不死?”

秦王政道：“啊呀，你是一个亘古未有的长寿之人，寡人愿你长生不老，永远不辞人世，以证人之可以不死!”

海氏道：“再活下去，只是徒增岁数，没有什么用了。但愿妾身能借寿于天子，那秦国就更花繁枝茂了。”

秦王政谢过了她的祝福，又问她：“老人家，你这么长的寿，平日可有养身之术吗?”

海氏一笑，又点点头道：“也有点，每日节饮食，多操持，少争斗，爱平和。有病吃药，吃到病好便罢，常常服药，于人也有损折。说来容易，做来难。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之以恒，寿便长了。”

秦王政点点头，又问海氏：“老人家，男子和女子不同，在女色上，也要节制吗?”

海氏点头道：“天子和平民又不同，不但女色，还有饮酒，也要适量。人间万世，凡纵欲者，皆早殂!”

嬴政点点头儿，默然半晌又道：“你老人家是秦国的寿星，应当受封。”

海氏连连摇头道：“陛下，你若封妾身，妾身就立死于地下。”

嬴政道：“然则赐黄金一千锭。”

海氏连连摇手儿道：“妾身子孙七代，无寸功于国家，若受陛下黄金，我的宗族就难聚于一堂了。”

秦王政、飞廉纤皆问：“为何?”

海氏道：“无端之财到手之后，子孙必有起事而争者，争端一起，我子孙便散矣!于今我七代子孙皆务农田，勤劳自给，皆知一饮一啄，来之不易，故此爱护枝叶，未忘根本，和睦家族，敬思祖宗。”

嬴政听了，深以为然，于是又问：“老人家必定知书吧?”

海氏点头道：“识得几个字，还是年轻时在宫中学的。”

天到中夜了，散席休息。嬴政自见了这个一百六十七岁的老人之后，心弦如琴，一夜深思，似有所悟，心想人生如梦，自己虽拥有天下，但一旦命丧，却什么也没有了，不知这世上有什么长生之法没有，回去一定派人好好去找找。

次日清晨饭后，海氏老人送给嬴政宫铎一具，尔后笑道：“这个铃铎，是当年老妾身在宫中时，正修北极殿，黄门们玩那些挂檐角的铃铎，我爱它清韵美响，要了一具放着，有时拿出摇晃逗人玩儿。后来出宫，只带此一物。再后来，妾身成婚了，把它挂在家中的老桃树上，闻风而动，响了一百多年。每闻此响，便思当年宫中姐妹，月下花前，寻芳斗草之事。如今送给陛下，陛下日闻此铎，可念妾身对陛下谈的养生之术。妾身但愿陛下既撄九五之福，可感八千之春!”于是招呼七代男女，都给嬴政跪下道：“陛下乃万万金之躯，不可久居茅檐草舍，请和贵人上路!”

嬴政和飞廉纤重乘单马车，芮进赶着车，离开那座孤村，投入小径。

只行出二三里，大将军王翦知道天子上路的消息，带三千骑兵来接驾，护卫回京。

嬴政回朝，正逢魏国效仿韩国，亦献河南十多城讨好于秦。秦王政自然照例遣使收地。后来各郡、县将查出的贪官，都上报朝廷。秦王政下令，凡贪污受贿之官，轻者，去官，移家房陵为奴；重者，一律处死。贪官家产，皆没收归国。

为了壮大秦国的军队，进一步吞并六国，嬴政和李斯议下，凡国中男子，都要登记上册，册中载以年甲姓名，以便战时调往军中。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秦国男子，皆为兵或预备兵。

海氏老人送给嬴政的那具铃铎，嬴政回咸阳之后，挂到九华官飞廉纤所居卧室的前檐上，每逢风雨之夜，它就叮咚不歇。嬴政一听到它的清音，便想起海氏老人所嘱的长寿要诀。

十六年腊月的一个夜间，咸阳大雪。嬴政睡下后，先听着那铎声的雅韵，后来便入梦了。他梦见秦国大败于六国联合之师，他也做了六王的俘虏。六王决定把他的尸体分解成六块，各国分一块，以解六王之恨。当他梦见自己被绑到断头台上，一个威猛的武士举着一柄大斧向他的脖子上砍下时，忽地一下惊醒了。

什么长寿之术?六国不灭，他何以能长寿呢?于是在秦王政十七年正月朔日，他向李斯等几个大臣，下了再次向六国用兵的决心，第一个被选中的目标便是韩国，嬴政说：“先灭韩国，后灭其余五国，以成就寡人的统一大业!”

六国之中，韩国最弱，又靠近秦国，时常受秦国欺压。

韩王安天性聪慧，《诗经》、《孔孟》倒背如流。为此宫中都说韩王安是个“奇才”。

韩王安平生最喜欢踢毽子，自七岁练习毽子，到他为王，功夫深到。每踢起来，翻花落雪，乘风越影，又会三十多种身段法门，每在宫中踢起毽子，宫人观之若堵，踢到妙处、绝处，观者掌声雷动，韩王安即呈得意之色，称为天下第一毽。韩王安尚不知耻，每每抚毽叹曰：“秦王嬴政虽能，亦仅会治国耳，若比之于毽子，他是甘拜下风。”

韩王安还有个癖好，惯为女人装，每每朝会，不戴王冠，只梳高髻，御女子衣，说话也学女人小嗓，细声细气，如娇莺俊燕之态，弄得百官害羞，不敢正视于他。其他国家听后，无不发笑。他在宫中自称“韩大美人”。

韩非在世时，多次劝他“要正态临朝，以法治国”，他拿着韩非的著作，笑嘻嘻地说：“你有学问，我知道。但是你的书，不能在韩国传开。我为王的没写出书来，你写出书来，便是欺君之罪。这欺就是压，你会我不会，不是压吗?你的书写得再好，我也不褒奖你。”

后来，韩非在秦国被李斯害死，他闻讯后，欢畅有余，喝得大醉，给韩非家中一个口谕：“韩非降秦被杀，尸体不许送回韩国埋葬。吾恐韩国多出韩非其人，国将不国了。”

秦王政十五年年底，韩王安为讨秦王之好，送上韩国五座城池，以弭兵患。当时韩相国韩文百般阻挡，他说：“秦王乃虎狼之心，越是给他以肉食，他就越要吃人。今年送他五座城池，明年他还要十座城池，怎么办?”

韩王安嘻嘻一笑道，韩国虽小，也有百十座城池。每年给他五座城池，可保本王二十年王位。就说秦王他是条真狼，用肉喂饱了他，他也会在洞穴中歇一会儿养养神的。

秦王政十六年整整一年，秦国没来欺负韩王安，韩王安便觉得日月太平。十六年除夕，韩王安接到军报：“近日，秦兵麇集函谷之东二十万，大有觊觎我国之举，报我王定夺。”

韩王安听了之后，吃也吃不下，喝也喝不下，毽子也顾不得踢了，坐于殿上发愁，还是他的老师韩百通有主意，献计道：“趁秦师未犯我之前，可以重金贿赂李斯和秦王，免去刀兵之难。”

韩王安道：“你们说到贿赂，本王何尝没想到?那么除了给他城池而外，没有可以打动他们心思的重物。”

韩百通道：“臣已想好，这次不给他城池了。我们给他名花、美酒、好女，挑那个天下独一无二的东西，秦王定会喜欢!”

韩王安道：“这三样东西，只怕他国中不缺。”

韩百通道：“我王，不不不，臣早有准备。名花，不是园中之花，是臣请了一天下无二的良工，把一块高一丈、宽四尺、厚二尺的蓝田玉金石雕成了一株玉兰树，实如瑶圃飞来，玉宫降下。纵观天下，也没有此物。酒，也不是一般俗酒，臣请了几个大造酒师，酿成一种鹅黄酒。这种酒，兴助君子，雅协圣人，饮之即醉，筋骨不痛，天下第一酒也。只是这个好女，倒要和我王议选。”

韩王安想了半晌道：“选好女，乃是易事。自明日起，国中郡县，凡好女都献来郑城，万里挑一，总会有好的。如怕秦王不中意，可把献来的好女，都献到咸阳，使秦王自己选。”

韩百通笑一笑道：“选女事，不能瞒过老相国韩文，须和他议决，不然，他要做梗的。”

韩王安脸一红，砰地拍了桌案一下道：“和他议决什么?人是越老越糊涂，他不怕韩国破灭，整天要和秦军作战，也不知他有几个脑袋让秦军砍。本王为一国之主，连这么点小事还做不了主。御史，你明日就给各郡县下令吧!”

韩百通辞了韩王安走出殿去。

每逢韩王安召见韩百通，相国韩文闻着消息，都在王宫外三层门前等候。这次韩文又在甬路东旁几棵大树下候着，他见韩百通从宫内走出来，见着他还把头低下，假装没看见。韩文便招呼他：“等一等，老夫有话要问。”

韩百通只好站下向韩文拱手道：“给老相国请安了。老相国有何事垂问?”

韩文道：“是和大王商议对付秦军之策吗?”

这事肯定是瞒不过去，韩百通只好把实情说了。尔后道：“老相国，我们这也是为主分优呀!”

韩文骑上马，带着四个仆人回家去了。韩百通道：“看样子，他要写奏简阻挡此事，我还是回宫报给大王吧!”

于是韩百通又气喘吁吁地奔回宫中去见韩王安，口中还喁喁地道：“办点好事这么难!”

入夜，懒洋洋的小雪不断地降着。韩国的都城名之曰：“郑城”，在韩未灭郑之时，它是郑国的都城。韩哀侯灭郑之后，徙都于此。一百三十多年以来，郑城亦曾繁华一时，但如今，这个雪中的郑城趴伏在嵩山的东南脚下，似是一睡而不愿醒了……

就在落雪的这天夜间，相国韩文来拜见韩王安，韩王安会韩文于一处精致的椒房内。韩文的身上有几朵雪花，韩王离席而起，忙给韩文用袍袖拂着雪花道：“哎呀呀，老相国，为了韩国的命运，日夜勤劳，王心何安?”

韩文老泪纵横地把韩王安扶归座上道：“老臣夤夜进宫，有扰大王息寐，实觉不当。但是给秦王送三礼事，还要大王三思之。秦王吞我韩国之行出于必然，我们除非把韩国都送于他，他或许给我等一衣一饭一房室。如今之计，我只能联楚、亲魏、和赵，共御秦兵于国门之外，可保无虞。”

韩王安摇头笑道：“楚国从来不真心扶我弱韩，赵、魏二邦，自救不得，焉能救人?即使他们虚张声势救了我，秦军退后，也是要我们割给他们城池。本王已想好，韩国土地，我们是宁赠秦之上国，不予楚等下邦了。”

韩文道：“然则可以与虎狼之秦，举国一战，即使失国，韩国之人，浩然正气常存。”

韩王安摇摇头，又点点头，说：“这样吧，老相国，本王三礼要送，你举国一战也可施行。本王送三礼，对你举国一战也有利，可使秦军毫不防备地来，岂不就中了老相国的埋伏。”

韩文低头半晌，又抬起头来道：“大王，古人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我们专事送礼于秦王，是谓之怠政。王如不勤国政，上下离心，更不好收拾韩国的场面了。”

韩王安龇着战国时代女式最时髦的笑齿，向韩文一低头，悄悄地说：“韩丞相，这个天下我是执掌不了了。我昨夜做梦，举行移国大典，把王玺交给你了。本王正想真的交给你呢!”

韩王安话都说到这个分上，韩文心伤欲绝，自知劝也无益，于是道：“韩文给大王请安了……”韩文叩完头退出椒房，韩王安发出一阵嘻嘻的笑声……宫房外拥进一伙宫娥，韩王安如同老鹞子叼小鸡儿一样，又抓又抱地走了。

次日，韩百通、张平早已代韩王安向全国发下简文，每个郡、县要按不等之人口，少者十名，多者三十名美女晋到郑城，再精选，选中者，给黄金五千两，币十万枚，违者斩。此令一下，惶惶悚悚的韩国老百姓，如何能过好这个年?有女之家，尤其有好女之家，东藏西躲，给地方官送钱送物，倾家荡产者，到处有之。三天以后，有那办事勤快的郡、县官，便把选的、抢的美女，送到了郑城。先晋美的受赏，韩百通授予名誉佳郡守、好县令之称。

选美女晋上秦王的事轰动了韩国内外。韩王有妹名韩雪，因和韩王不谋，早已移出宫中，借居在韩文相国家中。韩雪和韩王安同父异母，性情高傲，知书明礼。韩王安选美女之文下去十多天，她回到宫里来见韩王安道：“王兄，为了百姓的安泰，为了江山的永固，你把晋上郑城来的美女都放回家去吧。”

韩王安把眼珠子一瞪，向韩雪道：“本王所选的晋上秦国的美女，你说放了也可，只要你肯到秦国。”

韩雪启齿一笑道：“王兄，这正是小妹的主意，小妹愿入秦奉见秦王。”

韩王安一愣道：“怎么王妹，你要到秦国去?哎呀，王妹之容貌如百尺绛葩，凌霄而起，国人皆仰望之!你要是去了，我可不忍心。”过了会，他忽地又哭道：“王妹，你去秦国吧，救救韩国的举国君臣吧!你是公主，去了秦王必喜!”

韩雪点头道：“王兄，小妹在韩国，难寻匹偶。听相国韩文说，嬴政是个天纵日新之才，小妹也动心念。小妹到了秦国，定然会力保我韩国江山。”

韩王安离开王位，亲手给韩雪斟了一碗酒，递给韩雪道：“王妹请饮此酒，以表贞行诚意!”

韩雪接过酒，一饮而尽，笑了一声说：“誓言不泯，去秦不悔，以使王兄位如乘牛车之稳!”

韩王安道：“此意，韩文知道吗?”

韩雪道：“全是小妹自己的主意。”

韩王安咬咬牙，用手一擂案几道：“好，王妹!进了郑城的美女，全部放回家去，这样一来，百姓也会歌颂本王的。快快，两旁速传韩百通进宫。”

三天以后，一辆帷车，两匹玉色的骏马拉着。车中坐的人便是韩雪，陪同的两名宫娥，也坐在车里。韩百通骑着一匹乌烟豹色马跟在车后，护佑此行的韩国武士三百人，都乘马执戈，列队于车后。车轮一辋又一辋地往前进着。

秦王政十七年正月十五日，韩百通一行人到达了咸阳城，先投到李斯府中。韩百通给李斯纳了千金重礼，并把韩王安求和弥兵之意拜托了李斯，求他在秦王面前多加美饰之言，又说：“以后还有重礼送与廷尉!”

李斯接了礼物，皮笑肉不笑地道：“千金重礼，在我秦国如粪土之轻，比之于韩国的土地，孰重?只是这个韩雪公主，倒算一种礼物，秦官中如公主之美者，难以尽数。只是赠给一个王姝的事，在诸国之中，还是不多的。这倒要看我们天子陛下的兴致了……”他又哼了一声道：“韩御史，你明日见我君主，可不要大王大王的称呼，那是你们小国的那一套，这里叫天子、陛下，你知道吗?”

韩百通连忙站起身施礼道：“廷尉之嘱，下官谨记就是了。百通乃小邦之臣，到了高邦上国，还求廷尉多多指点!”

李斯拉长着嗓子哼了一声，又问韩百通：“你去请韩雪公主，若是一般俗女，也不必去见天子了，就回韩国也可以了。”

韩百通一听，慌了神，忙到韩雪所居的李斯府中的一间香房中去请，并把李斯的话说了一遍。韩雪沉下脸来道：“李斯，他不过是楚国上蔡的一个郡小吏，我是来会秦王的，见他做甚?”

韩雪还要说下去，韩百通早吓得魂飞天外，忙忙地猫下腰道：“公主，这些话可够分量的，别说了，别说了，我们要被杀头的!”

正在喳喳叽叽之时，李斯却一步闯入屋中，口中“哼”了一声道：“韩雪公主，辱骂秦国的上卿，割舌之罪。”

韩雪公主冷笑一声道：“李斯，你窃听于窗牖之外，只和毛贼同属，这样的人到秦国做了廷尉，真乃天下难解之事。李斯，秦国的旺运之火正烧到烈时，正在此时，即牛溲、马勃也能放出热气和红光。你要小心，天下没有万全事，但到你走下坡路时，其结果也不会比弱小的韩国君臣好些。”

李斯自从做了上卿，深受秦王之宠幸，谁人敢这样对他说话。韩雪一番话如同五雷轰顶，一下击中他的要害，他毛发倒竖，呆了半晌道：“我们君臣之间，如人体之于气息，呼唤、运动皆一致，永不会分离的。”

韩雪公主“啊呀”了一声道：“看起来，做了官的人，大多都不读书了。慢说古人书，今人之事，他知晓的也太少了。他只知道弄权术、保官位、哄时政，其愚蠢之行，与树上秋虫何异?就在秦国，商君之死，不过百年。当他被车裂之时，可曾想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吗?贪富，蓄怨，而后不如鸡犬者，列国之中岂少哉?廷尉乃天下有名的异能之士，可无断后之想，其行若三岁小儿春梦于卧榻之上，可笑矣!”

李斯听罢这些话，先是呆若木鸡，后是放下廷尉的架子，连忙给韩雪行礼道：“公主，你所言甚是，我李斯记在心了。”

于是，李斯用堂堂之鼓，敲隐隐之钟，迎迓公主韩雪于大堂之前。在韩雪没有拜会秦王政之前，受到了李斯的高宾之礼遇。

次日，李斯向秦王政奏明韩王安命韩百通来咸阳的一切意愿。嬴政听了大笑道：“韩王安欲使此小术，免去他裂土之难，真是愚夫之思。他就是把韩宫中所有的眷属都送来，寡人的大军，也是要冲入郑城和阳翟的!可令韩王安之妹到后宫中去，至于韩百通打发他回去就是了，寡人不见他。”

第四十五章

李斯领旨之后，走出勤政殿，命人把韩公主雪，送往后宫。

李斯出殿之后，对韩百通道：“万岁授意于我告诉你，让你早点回国，他就不见你了。”

韩百通急道：“廷尉大人，小人千里迢迢而来，欲见陛下一面，备陈我韩国友好之意。”

李斯扯着官腔道：“韩大人，陛下说不见，谁敢逆他意，你还是早点回去吧，不然惹恼了陛下，你就是再送两个公主也白搭!”

韩百通带着他的三百武士垂头丧气地离开咸阳城，从韩国来时的那一股献礼讨好的热气，到此时全变为冰冷的寒云。秦王也太无理了，一个韩国二品官，比李斯小不了多少，就像驱逐沿街乞讨的花子一样，给呵斥出勤政殿来。韩百通在路上想：“其实六国应该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瓜分秦国。谁也不管谁，六国之主都是没心的比干丞相。吾愿天下再出一个苏秦，施以纵亲之策，使秦国碾，人的大磨停转!晚了，回到郑城混日子吧，天塌有大家!”且不说韩百通的胡思乱想，正在此时，秦廷内正谋划一场阴谋，而且是秦王亲自点了头的，这场阴谋正是针对韩百通的。

当夜，韩百通一行走到秦韩边界的小驿站，一行人鞍马劳顿，早早地歇了，谁知半夜里，秦将优旃领着一千雄骑把小驿馆死死地围住。后来，在驿馆外面燃起了火把，砸破驿门，冲入驿内，见人就杀。优旃先冲入韩百通下榻之处，韩百通听见人喊马叫之声，先会儿他还以为是韩王安派军来接他，后来听见院中戈剑交击声和狂杀声，过了一阵，优旃进屋了，韩百通大叫“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早被优旃一剑扫过去，扫开了他的头颅，鲜血冒出，倒于地下丧命。

负责保卫的韩国卫尉王叔戏挺着长剑，于火光中，挡住优旃，优旃舞剑抵住王叔戏，但听一阵阵的铜剑响亮，王、优二人狠命相搏。

二人只战了三十余合，王叔戏一顿大剑击得优旃难以还手。又战了一合，王叔戏逼住了优旃的剑，不待他撕手，下边一大脚踢过去，腾地一声，战靴的铁尖，崩断了优旃的右手腕子，当啷啷，铜剑飞出优旃的手，扎到一个秦兵的腿肚子上，那个秦兵狂叫了一声，向后仰倒了。王叔戏赶上一步踩住了优旃，又把他嗖地夹在肋下，夺了一匹马骑上，虎吼一声，大剑如同陨天之石，明光散乱，使人目眩难迎，杀出驿馆，奔回韩国都城去了。有一百多秦兵，见优旃被王叔戏抢走，顾不得和驿中的韩国武士混战，便都到驿外抢了马骑上，一个个伏在马鞍上，如同群鼠逃荒般追了下去。

王叔戏一气奔回郑城，先投入相国韩文府，把优旃先押下，然后向韩文述说了秦兵袭击驿馆之事。韩文急忙到韩王安的银安殿上朝见韩王安，述说了王叔戏所报的一切。韩王安听罢，吃惊地道：“王叔戏这番闯祸不小，怎好?”

韩文摇头道：“大王，这是秦王之计，秦王想攻我国，却又师出无名，分明是想挑起事端，找借口，这真是欺人太甚了，不能退让。”

韩王安道：“你不退让，能杀到咸阳城教训秦王吗?”

韩文道：“秦王派兵斩使，六国不容，乘其势合纵其他五国，兴师问罪。”

韩王安道：“你说得到容易，如兴问罪之师，先受害的是韩国。其他五国即答应攻秦，也是观望不前。”

韩文道：“即我韩国朝野一心，那秦兵也不像驱豕赶羊之易，他们分明日想出兵我国。大王，如今退是退不得了，你不能再拿不定主意了。”

韩王安急得汗水津津，难有一策，只依着韩文之计，先去审问优旃的口供，并嘱咐韩文：“打狗还看看主人的颜色，秦王现在的态度还不可知，可不要对优旃动刑啊!”

韩文待王叔戏从驿馆中安置、掩埋了战亡将士回来后，才开始审问优旃。优旃非常狡黠，他矢口否认秦王政所用的毒计。优旃说：“我主天子，深恐韩百通路上有失，旨命我带军护送。但因他们已走远，我们才追到驿馆，以表送行之意。韩国军将带着屡战屡败的复仇心理，向我秦军先行攻击，我秦军被迫自卫。韩百通御史禁止韩国武士向我秦军拼战，韩兵不听命令，韩百通情急自刎!关我何事，你快把我放了，要不然我主发兵，你等后悔就来不及了。”

韩文道：“胡说!你带着一千五百雄兵人多势众，韩国军将何以敢先发难!此道理小儿都懂，你还狡辩。”

优旃一时语塞。韩文也不客气，命武士打了优旃二十杖，道：“优旃，你若不招罪行，休想逃出我之郑城!”

优旃被打得又嚷又叫，痛哭流涕，不过他到嘴硬，死都不承认这是一场阴谋，无奈之下，只好把他押了下去。

然而韩王安终拿不出处置优旃之计，一会儿要把优旃送回秦国，一会儿，又说先押不放，急得韩国文武长吁短叹，都道有此国王，国必亡也。

二月初，秦王政派专使给韩王安来书一札，札中云：

韩王大驾座前通览：“刻闻韩界内小驿韩军围杀我派去护从韩百通事，惜哉，惜哉!秦虽据有大邦之业，看重韩国如同幼弟，庇之以天幕，托之以地砥、王勿其念乎?今之事，知己者，莫尤人!速将王叔戏者缚至咸阳，以明其罪。韩御史百通为贵国战亡，寡人即派使祭吊。君觊觎秦国日久，能勿量子之力乎?优旃乃寡人之士，自近寡人，殊未能距一寸，札至韩都。即放旃归函谷之路，勿违勿背!”

韩王安看罢，席上如有万针猬刺，一语难回秦使，只命人安置秦使于馆舍中听答复。遂又命人传宣韩文到密殿中商议，韩文道：“大王只宜在宫中将息心气，臣自能回复韩使。”

韩王安到此关头，也只好对韩文听之任之了，不再说什么，嗒然若丧地退出密殿，回宫去发愁了。

韩文带几个从人到达秦使所居的馆舍中，向秦使道：“秦王派优旃带军追杀韩百通一案，本官已查明，优旃也已默认，此乃秦王嫁祸我国之计，为侵吞韩国做借口，秦王的来书，无非施之以威，你去回复秦王，我韩国正在整兵备战，秦王可杀我等，但我韩国人不受他的侮辱。”

秦使呆了半晌道：“这是韩王的主意吗?”

韩文道：“我王命我代宣他的旨命。”

秦使又问韩文：“不能放回优旃吗?”

韩文答：“韩百通现已长眠于地下，不能放优旃，不然国威何在?”

秦使又问：“国威何在?相国如此做，我国大军临于郑城，到时攻下阳翟城，看你还有什么国威?”

韩文笑道：“我已为秦王扫好了门径，专等他来将客为主了。我韩国人知道，即放回优旃，秦王也会来做压主之客的。”

秦使不甘心地问：“王叔戏怎么办?”

韩文道：“他是韩国的虎将，希望他以后还要多杀秦军，以抵秦人强暴之行。”

秦使大怒，第二天他就抱着一腔怒气回咸阳了，把韩文的无理之言作了汇报。自然秦王听后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道：“必灭韩国!”

秦使走后，韩文便整顿各地兵马，以待秦军来犯。韩文又向韩王安奏言：“请升王叔戏为裨将军，此人有大勇，即秦王破我郑城，他也能保着我王，冲出重围，投向他国!”

韩王安想到后路，便升王叔戏为裨将军，同韩文一起指挥兵马。韩王安又向韩文道：“韩雪一入秦宫，不知可得秦王之宠否?”

韩文道：“至今没有一点信息，一点指望也没，趁早省些神思。”

就在韩文准备抗秦之时，秦王的特使正风雨兼程赶往韩国都城郑城，这个特使不是别人，而是秦王的信臣李斯。

四十多岁的李斯，看上去还很年轻。长着一个长方脸儿，下巴颏上有一个黑痦子，痦子上有一撮细黑毛儿。细眉长眼，鼻端口方，有一个门牙略长些，然而包住嘴唇，也不太费力。中等身材，比秦王政矮些。

李斯带着一队骑马的卫士一百人，文职人员八人，都是戎衣、绣眼，神气高傲。

他们一行人都从西方驰过来，离郑城西门只有数里远了。一阵阵的春鸦，从天空中盘旋着、啼叫着，时而落在路旁的黑沉沉的古榆树上。田野中，处处有牛犁耕地，韩国的百姓又在盼着一个太平、丰收之年。

韩王安前日即接到李斯欲来和谈的飞报，但不知怎样迎接他好。聚了一些有学问的韩国文臣，研究礼仪，众说不一。相国韩文说：“李斯只是秦国的一个二品臣子，来意又不利于我，只按一般臣子对接之礼迎他即可，不要大惊小怪。”

韩王安摇头道：“他是代秦王来此的，怎好按臣子礼接纳?又是来和谈，没有战争之事了，我们应该喜欢。你对他好，礼尚往来，你到秦国，他也对等。”

韩文道：“李斯此来，只是来恫吓我国，行使吞我之毒计，我王不可轻心。”

韩王安道：“秦王欲树威于天下，何能言行不一?他要吞我，只派将军敲大鼓、执长戈而来。”

韩文气道：“那么，迎接之礼，听任大王安排!”

韩王安脸红了一阵，又道：“你们为臣的不同本王一心，我国如何兴旺?依本王看，全国百姓都庆贺，郑都之内，倾城出接。尔后送给李斯一万两黄金，堵住他的口，可在秦王面前美言。”

韩文以下的臣子都低下头去，只听有忽哧忽哧的喘气声音，不闻有人回话。

次日，简下到韩国各郡、县，全民为李斯之来庆贺，家家要礼天拜地，吃美食，饮佳酿，穿新衣，还可聚众歌舞。郑城之中，凡十五岁至五十岁的男女，在大廷尉李斯到城西之日，都要焚香跪接。

果然，李斯同他一行人离郑城尚有二里远近时，转过一个林角，一望，黑压压的尽是人头摆动，香烟烧得如刮碧风一样。鼓声阵阵，轰雷相击。李斯不知发生什么事，只当是韩国大兵以迎，吃了一惊。看了半晌，方知韩王安是大礼以迎，一颗心才落到胸间。

韩王安穿淡黄色王袍，心中害怕，小白脸上都是汗珠，眉毛飞展，口念道：“大国虽安，小国亦安。普天同庆，王来接官!李廷尉你好?李廷尉名震七国之地……”接着又是一大堆讨好话。

李斯像老头咳嗽那样“咳咳”地笑着，也没有下他那匹白马，只是笑声伴着话声道：“你就是大王韩安吧?秦国使臣李斯，在马上施礼了。秦王有制，凡属秦国到六国去为使的人，相接都不下车、骑，韩国没有此制吧?咳咳咳!”

韩王安一点身价也不顾，紧走几步，到了李斯马前，伸手去拢李斯的马缰道：“廷尉之来，实是给韩国增辉不少。我韩国举邦相庆，欢呼载道。”

韩文脸都给气红了，一国之主，哪有这样讨好别国一介臣子的，他一怒之下，大步上前，操过李斯的马缰，把韩王安排于他身后，睁着双眼问李斯道：“李廷尉，你为秦廷喉舌之官，不能说礼仪之言，也不为做人之礼吗?你在秦国为栋梁之材，到我韩国只是一个溪桥之宰，搭渡两国和战事。若不下马，我们拒你入城。”

裨将军王叔戏大叫道：“李斯若不下马，我就用弓箭伺候你了。”言毕，持弓引满，对准了李斯。

此言一出，李斯本想顶了回去，但一看众人都是怒目，心下发寒，哈哈一笑，道：“入乡随俗，入乡随俗。”顷刻，李斯以下的官、兵都下了马。

韩王安忙去执住李斯的手道：“这是本王的几个宠臣，廷尉勿怪，廷尉勿惊!”

李斯闪了韩文一眼，话中有话道：“我也不怪，我也不惊，我只怕韩国有韩文这样的好官儿，就国无宁日了!”

韩文道：“不要说这些没头没脑的话，你要战，便回秦国，带着人来，韩国靖壁以待!”

李斯张张口，没说出什么话来。韩王安忙又央求李斯上了马，他自己也乘马相陪，一齐进入郑城。李斯的马从人前过时，有的百姓装肚子疼，满地滚动，痛苦乱叫；有的百姓不知为什么厮打起来，又扔土，又扬沙，一片喧哗……气得李斯的脸，白里泛青，心中计算着：“看你们还有几天太平日子过。”

李斯被接到韩王安的宫前，居于陈述殿内。这样，作为一个使臣，不住馆舍，住在王宫，在列国之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李斯人殿之后，便谦逊起来，他向韩国陪臣王叔戏道：“斯亦中州人，虽属楚国，离郑都近，我们还是乡亲之属。王将军乃干国之材，秦王也知道了。”

王叔戏道：“衣冠为国，辅佐王政，各尽其职。廷尉乃大国之臣，就道小邦，应留仪表，以为我等之师，倨傲列上，有伤大雅，望廷尉思之!”

李斯笑了道：“韩国有韩文、王叔戏二子在，国固如山岳，又何忧乎?”

次日中午，韩王安在银安殿堂前为李斯举行国宴，韩文托病告假，不届筵。其他韩国官员告病者十多人，韩王安不乐地道：“这样冷淡，有伤国体，本王盛会廷尉，不是为了举国安全吗?”

李斯见韩文不到筵，恰是个好机会，便不等饮酒，先向韩王安道：“本使今日届贵国，奉我们天子之意，一要吊唁御史韩百通，以安大王之心；二要请出优旃，与本使一同归国；三要签下秦、韩两国永远不战的和约；四要，四要……”他“四要”了好久，也没说出什么来。

韩王安道：“廷尉，四要什么?请讲。你就是四要韩国，本王亦献上，愿意到咸阳给秦天子做个小弟弟，我可以给他演杂戏看!”

李斯哑然一笑，摇摇头道：“不是这个意思。”他站起身来，向韩王安凑近，一招手儿道：“大王，你附耳过来。”韩王安急忙把右耳递过去，李斯睁眼立眉，霍然一笑，向韩王安道：“如此如此……”

韩王安听罢，把双手一拍道：“那可太好了，好极了，谢谢秦王，他算瞧得起我。”

李斯道：“那就刻简为盟吧!”

韩王安喜幸韩文不在场上，便命内侍捧简持刀，又旨命一个御史官刻简。那个御使官哆嗦着手问韩王安道：“大王，这么大的朝事，不告诉相国，能行吗?”

韩王安道：“韩国之事乃本王之事，韩文如归天去了，有事也可问他吗?如今大国赏颜，定盟和约，求得韩国安泰足矣!”

御史只得先把约言写到竹简上，尔后又用刀按划刻下去。约言由李斯放口，他所说的约言是：

一、韩国放出无罪之优旃；

二、韩、秦二国永不战；

三、韩国向秦国每岁要纳金宝名器之贡；

四、韩王安拜秦天子为父，父子无争。

这第四约让人发笑不已，好为女装的韩王安二十四岁，给二十九岁的秦王政当了人子，只听说人有“好为人师”者，这里又出了个好为人子的，也算是一种奇癖。

后来，大筵开始了。酒，不住地灌入口穴中，菜，不住地进入胃腹中。钟鼓皇皇，舞姿堂堂，韩王安施展才能，亲自指挥乐、舞二队。吹排箫的吹得不好了，他拿过去吹一阵子，翻过身子，又给那些舞女纠正姿势，还要自己做一番给她们看。李斯就连连地夸赞韩王安：“真是有才，才气还流溢难收哪!”

韩臣之中，有几个有脸的，臊得直往旁人身后藏。多数是没脸的，有肉就吃，有酒就喝，人生几何，吃完再说。李斯又说又笑，夸奖韩国君臣“一体一心，可为天下的完整规模。”

酒到兴浓之时，韩王安起身为李斯踢球，他踢了一个黑狗毛拂的球，如一只黑衣燕子，吊影青天，掠翅大地，围身而转，穿腿而飞，犹如苍蝇戏臭肉一样，粘来粘去，只是舍不得离开。看得李斯等人都喝彩，韩王安越使出了精神，面上流下汗来。

酒后，韩王安又赠给李斯雪花剑一柄，玉麈尾一把，宝珠三斗，黄金万两。李斯收下，向韩王安称谢了。当晚，韩王安也住到陈述殿，和李斯对床而眠，谈名马，说女人，又说他学踢毽的艰苦，说得个李斯哈哈大笑。

相国韩文本无病，卧在书房的小榻上，大瞪着两只眼，对于韩王安，他是计穷神竭了。次日清晨，宫中来旨，命他放了优旃。他见旨以后，不说放，也不说不放，只是呆呆地沉思。命旨人等急了，一叠连声地催。忽然，王叔戏来了，向韩文说了韩王安昨日在银安殿筵席上所有的丑事，最后又说：“相国，韩国是火灭之时了，我们有何路可走?”

韩文长叹道：“李斯此来，实是为了刺探我国情，如今知我君臣心不一致，待李斯走后，不久加兵于我，定矣，前途之路，我等只有为韩国尽忠而已。”

王叔戏道：“可以杀了李斯，使秦王去掉一臂，即我韩国灭亡，其他五国也少罹灾难。”

韩文摇头道：“李斯是个使者，若杀了，诸国责难于我，反而更为嬴政立威。即使杀了他，秦王还有如李斯之为臣者，王斯、张斯，斯人多多矣!”

这时，老奴韩内进来又催旨，说：“命旨人说再不放优旃，他就回宫复旨了。”

韩文长嘘一声，低下头去自语道：“优旃明明是杀韩百通的凶手，还要说他无罪放去，天理良心都没了。”

韩内和韩文岁数差不多，又得韩文的信任，今日他见情势如此，便劝韩文道：“相国，韩王之呆，即如泥偶，相国即付百世之身，也难挽韩国之毁了。秦王加兵，必在目前，不如放了优旃，准备背城一战，如和韩王相左太过，反落了不忠之名!”

韩文听罢点点头道：“汝是金玉之言，老夫听从了。”随下令道：“放了优旃，我只待和秦兵拼命了。”

优旃被释之时，嬉皮笑脸，向韩文道：“韩相国，你到头来也只有放了我吧?韩百通确是我杀的，可是秦王如一轮暑日悬空，照到你这块冰冰相国的头上，不化也酥了。”

王叔戏见优旃如此狂妄，一个箭步走过去，一把抓住优旃，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优旃又叫又喊地道：“王叔戏，你打大国的信臣，秦王不会饶你。”

王叔戏气不打一处来，上前又是一顿好打，说：“你若不给相国叩头求生，我直打死你这个孬种!”

优旃的嘴角上不断地流出血来，他熬疼不过，只可给韩文求情说：“相国救命!”

韩文说：“你既承认韩百通是你杀的，要留下口供，以备算你的血债!”

王叔戏道：“相国，秦国如此欺侮我们，留下口供何用?”

韩文点点头，王叔戏放了优旃，优旃走了。韩文自和王叔戏等人去整兵备战。

优旃的脸被王叔戏打得肿大如瓮，到了韩宫的陈述殿内，见了李斯，哭诉他被打的经过。李斯笑道：“人云：‘强龙难压地头蛇’，他放了你，你还用戏言伤他，当得挨打。若不借我大王之威，你一百个脑袋都掉光了，韩百通在九泉之下怒气不息，你还是要小心点儿嘛!”

李斯到了郑城，一切得意后，还赖着不走，韩王安天天陪宴。说是吊唁韩百通，也没去韩百通府中，只是口头叹息而已。三日后，又要去阳翟，阳翟离郑城不过数十里，也是韩王的都城，到那里说是观光，实是察看地理形势。从阳翟回郑城时，车马如飞、烟尘滚滚。李斯所乘的车是韩王安为他备的一辆四马大车，一过如雷声震震，路旁之人，都仰目以视之。行到一个路狭处，忽从树林中走出两个乞丐。两个乞丐中，一个年老的妇人，领着一个小童，由大路直南向北走。驾车的御手从后面赶来，扬鞭呼哨，车跳马乍，一扫而过，把那个乞丐老妇人卷在车轮下，由胸部压过，口鼻之中，都流出血来，绝气而亡。大车飞出百余步，才停住。御手回头问李斯：“廷尉老爷，那老妇人是死了，我们怎好?”

李斯笑道：“本是韩国的乞食百姓，你不压死她，她也会饿死，成全了她，倒有功德。走吧!”

车声辚辚，李斯带他一百个秦军卫士扬长而去，但还能听见那个小童抚尸的痛哭声……

小童，楚国上蔡人，名叫殁生，姓陈，是李斯的乡亲。殁生十四岁，父母双亡，只跟祖母度日，因去年荒欠，冬即无食，春便乞讨。祖孙二人在家乡乞讨也难，只可沿途弯转，要到韩国都城郑城中投奔殁生的姑母求生。谁知已经见了郑城的云树炊烟时，祖母却被李斯的车轮压死。殁生抱着祖母的尸身大哭，旁边的百姓见着无不心伤，问清了殁生的来由，其中有一人认得他的姑母，便匆匆把他姑母叫来，殁生姑母陈氏赶来后，看见老母横尸街头，一下子昏厥过去，醒来后，放声大哭，哭罢央了十多个左右邻居，使一方芦席卷住殁生的祖母的尸体，抬到一个堤坝后，费力挖了个土坑埋了，然后把殁生又领回郑家村。

压死殁生祖母的车，人们断定是廷尉李斯乘的车子。有的邻居愤愤不平地说：“告!”

陈氏却说：“我虽是乡野的妇道人家，却听人说，我们的韩王安，闻道秦王政三个字，便把席褥尿了。不等你告完他，他就回咸阳了。千军万马的六国都怕他一国，你一个小百姓，怎地惹他。”

邻人们都点头道：“这话还是对的。看起来，七个国，八个国，天下就成了一个国，小百姓的命也都是油锅中的老鼠哟!韩国不好，我们整天地盼着秦国来合并了它，我们也过几天好日子，谁知秦国的大官也是生驴野马，我们这些人还不受糟踏吗?就说天下都成了秦国的，他欺负我们也就更便利了。”

陈氏说：“人命关天，杀母之仇，我不能不报。”

有的邻居道：“妹子，你报仇，怕是报不了，不如忍了，官府又没人。”

陈氏道：“报不了仇，也要惊官动府。各位邻居，我自有主张。”

有的邻居道：“妹子，韩文相国勤政爱民，这事不妨求他做主!”

陈氏道：“好吧，我去试试。”

说去就去，第二天一早，陈氏到了相国府前，向门卫说了一切，门卫说给她传进去，韩文竟传出话来，叫陈氏进府面见他，陈氏一步深两步浅地走进相国的书房，给韩文叩了头，韩文令她平身说话，她又从头至尾把母亲被压死的事叙了一遍。韩文听后，叹息一声道：“陈氏为母申冤，刚烈可钦，本相国听了以后，心中酸痛。只是那秦国派人杀了韩国的使者韩百通，我捉住了凶手，还得放了。如今的韩国是风中之灯，大家都不保了。此状，你听老夫之言，不要再告了。我给你黄金三十两，钱八千文，你回去，重新埋葬老母，郑城，不久就要遭兵祸，你不要在此居住了。韩国受苦的人民太多了，老夫也难尽搭救，只搭救你一人，以表老夫为民之心吧!”

陈氏叩头哭泣，不要韩文的金、钱，韩文令家人打点了，盛于瓦罐中，领着陈氏，送到她家宅中。陈氏一出相国府，泪流如雨……

晚上，天阴小雪。陈氏一家于宅中商议，决定明日就搬到乡下，只是陈氏哭了一会儿道：“我就不信李斯到了韩国八爪横行，没人敢惹他?我受韩相国的重待，我不走，要看着李斯的下场。他怎么能走出韩国，得叫他脸朝天，使大马车把他载回咸阳。你们都不要管我。”

大家说：“怎么能行?”

陈氏道：“你们不依我，我便自刎。”

大家看陈氏意志甚坚，双目闪光，谁也不劝了，陈氏在膏灯光下，使尽全力地磨一把铜剪，她咬牙切齿，几乎把嘴唇咬破。

翌日，陈氏丈夫领着殁生和其他族人出发到乡下去了。陈氏却没有走，一整天都在街上走，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李斯把韩国的所有内情外治都弄清了，秦军若来攻，先可重点进攻哪座城门，配备多少兵力，韩国的都城郑城内是怎样的一种武装力量，刀矛弓箭和战车的数字，韩文以下能战的练将有多少，百姓欢迎秦军之来的人心比……这位高级间谍，明来明去地在韩国心脏活动，就是没人敢惹他。当然，多少代秦王以来，自七国形成之后，他们就想吃掉那六国。苏秦，张仪，范雎，李斯，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蔡泽，不计其数的纵横家、军事家、政治家……究竟把华夏土地持久瓜分，还是拼凑成一体，花费了许多心血，如今，秦欲先灭韩，这是第一声天雷，要打响，要打得谨慎，要打得准确。秦王嬴政、廷尉李斯，是举手发雷的人……

人生得意须回头，李斯该走不走，在郑城一出大明门的一座小桥，被一个要饭的妇人，猛地跳过来，一连三铜剪，都穿到胸膛上，李斯血流如泉，卫士们一边抬李斯，又一边高呼捉刺客。女刺客刺完李斯，正好往南跑了百十步，一群一百多个花子队走过，她混入其中。当秦国的宫卫兵十多人打入花子队时，那女刺客已经走了。郑城街道很乱，女刺客逃出城门后，便消失在莽莽的中原大地上。

这个女侠是谁，就是陈氏，侠女陈氏，虽未致李斯于死命，却留豪雄之名以为韩国生色……

李斯被抬回陈述殿，几个韩国医官给他看视伤口，伤口三处，一深二浅，刺透了肉皮，但未损膈腑，不至丧命。医官们又给他敷药、包扎，处置好以后，他便谈笑自若道：“此刺客与韩王无干，我也不做深究。两国既已永盟，当要体谅为是。”

韩王安听说李斯被刺，披发飞至陈述殿，大叫：“有罪，有罪!”又亲为李斯抚摸伤口，尔后道：“本王一定派人查出这个恶妇。她怎会是一个乞丐，必定是朝官买弄，使她行刺的。”

李斯小声地道：“与韩文有关吗?”

韩王安道：“不能和他有关，他现在为本王掌管兵马，弄不好，他会杀起来的。”

李斯道：“韩国用文人掌兵马，何不设将军之职?”

韩王安道：“廷尉不知。韩文岂只文韬过人，武功更胜。在他马前，无十合之将，所以本王令他文武并兼之。”

李斯道：“信任太过管到你头上来了。”

韩王摇摇头道：“没法治他喽!”遂又问李斯：“廷尉只好医愈伤口，再回咸阳了吧?”

李斯摇头道：“不，我虽带伤，也要速回咸阳，朝中有大事，我若不归，我王难决。”

韩王安问：“有何大事?”

李斯道：“我王要铸六块铜牌，上铭永盟和好字样。六国之王，一人接受一块，以表示我秦国永不侵犯之决心。铜牌上的铭文，必须是我的手题。我朝万岁大王，要我快快归去!”

韩王安又问：“廷尉被刺之事，秦王要是生气如何?”

李斯道：“此是小事。大王如我小弟一般，秦王对我言听计从，怎会使秦王发虎豹之威?”

韩王安听罢，方才安下心来，抿嘴一笑，连声道：“好好，有大哥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昨天晚上韩文府门前的家人得到一个妇人给相国韩文送来的密简。那妇人把密简交给韩府家人后，便走了。家人把密简传给韩文，韩文启封一看，上面写的是：

小妇人陈氏，顿首再顿首，百拜救护小妇人之相国座名。相国对小妇人所赐之恩，百世难忘。小妇人袖内有金剪一把，日探李斯在郑城扬眉吐气之行，得便刺杀之。

刺杀之后，若不自戕，亦遁身林野。

韩文读简之后，不住地叹息：“韩国要多有陈氏这样的人，何至如此。”

秦王政十七年春三月，李斯坐在韩王安送给他的一辆四马车中，迎着徐徐的春风，顶着耀耀的暖日，带着优旃和他的一百宫卫，西去咸阳。他走时，韩王安带一百多官员，送他到西郊之外，执手而哭。李斯安慰韩王安道：“不必担心，我走之后，大王只在宫中享乐。秦国即吞并了其他五国，也会留下郑城。我言有如天上的春日，永远温暖着韩国百姓的脊背!”

韩王安连连点头，泪水交流地道：“谢谢廷尉的金诺!”

李斯回到秦都，秦王政亲迎他于秦阳门外，执手以入勤政殿。嬴政满面春风地说：“廷尉入韩邦之后，寡人日夜思念，最念韩国君臣待廷尉之礼如何。前日得报廷尉被刺事，又怜廷尉玉体，所伤如何?”

李斯笑道：“臣到韩国，宣布天子仁恩，韩王安订约，愿为天子之子。刺臣者，乃一个乞丐妇人。人行野路，牛马亦有伤于人，此不足为论。臣中伤三处，皆不重，血涂韩都，可使其万万倍偿我。”

嬴政又为李斯设大筵接风，群臣相陪。筵间，嬴政问李斯：“韩安既为一国之君，昏庸无能，难道就没有一点长处吗?”

李斯笑道：“用狗毛拂毽子，踢起来如洒乱花，技艺之高，天下无双。”然而他又正色地从衣内取出几片小竹简递给嬴政道：“天子你可过目。”

嬴政接过一看，竹简上写了一些字，笔划甚少，但一个也不认得。嬴政问李斯：“这可是韩国的文字吗?”

李斯道：“此乃韩王安欲革文字繁乱之体，就易于此形，送臣此简片二十余札，臣带回的。”

嬴政道：“文字太繁，诸国又不统一。按韩王安之意，倒真可简化了再用。他这一行为，倒高出寡人了。”

李斯道：“万一天下统一，臣可改易文字之体。”

筵罢，李斯并不回府休养，便和秦王政到一小殿中，密商至天明，金鸡叫罢，人尚不眠，他们君臣定下了开始侵吞六国的大计。天亮后，未及用饭，又临朝。嬴政命黄门赵高把宫中早已铸好的六柄铜剑挂到勤政殿王座后。六柄剑，齐刷刷的，剑尖都朝下，群臣不知为何，秦王也不作解释。

二十九岁的秦王，身形长大而消瘦。眼睛比过去更发出老练、尖锐的光彩；鼻子似乎比少年时更为高大，如配上赵太后的薄嘴唇儿，闭口不动时，显得庄严有余。他头戴只有周王天子才戴过的冕旒，身穿淡黄深衣。他虽一夜未眠，却显得毫无倦意。他环视了一下群臣，轻声叫道：“内史腾见驾，内史蒙恬见驾，上卿蒙毅见驾!”

内史腾、蒙恬，上卿蒙毅一齐走出朝班，走到嬴政的文案阶前跪下、叩头、听旨。嬴政仍用不太大的声音道：“三日内，你三人选拔精兵八万，骑兵四万，步兵四万，后四日整甲以抵韩国，直取郑城，限汝三人三十日内灭韩国。韩国乃吾秦国东方心腹之地，得之可以任意指顾南、北、东诸国。内史腾为行军大将军，蒙恬、蒙毅为左、右将军。你们出兵十日后，寡人亲统王师其后。”言毕，令赵高捧出三颗黄灿灿的大金印，交给内史腾和二蒙。三人受命，拜叩出殿。嬴政又向百官道：“为了使诸国统合为我大秦一国，我朝政百官，唯朝命是从，临事不苟，以辅秦威。如有言行不一，悖逆行事者，夷其九族以警众!”

诸官皆跪伏于殿堂中，叩头唯诺，尔后散朝。

李斯带伤，荣耀归府，满堂的妻妾都来问安。李斯长子李由亦向李斯问韩国情势，李斯道：“我计一出，韩国俱人吾掌握中，从此建功立业，我之荣耀何止于伊尹、周公耶?汝宜习文武之艺，万户侯何难致哉?”

李由欢喜道：“待秦王并吞六国后，我与父亲回到上蔡家乡，驰名马，牵黄犬以逐猎，使家乡人侧目以视，还复忆得大人为郡中小吏否?”

李斯大笑，便与妻妾儿女共饮以陶醉。接连几日，李斯因嬴政给假，不上朝。饭后，李斯正在房中抚摸新合之创口，有家人进来道：“外面有一老者，自称是鬼谷子，求见大人。”。

李斯吃惊地道：“此老乃苏秦、张仪之师，他来咸阳做什么?且又名高天下，快快请他入书房。”

李斯走入书房，见一七八十岁的清古如雕像的老翁，正在席上坐着，二目有光，灼灼照人。

李斯急忙行礼道：“晚生李斯，拜见高士。先生之身，如日之伏，先生之名，如星之聚。震荡华土，百教见尊。其高足如苏秦、张仪之行，治国安邦，名称大家，李斯有幸，得识载物之德。”

鬼谷子欠身还礼后，都坐于席上。鬼谷子向李斯一笑道：“廷尉不要多礼。我因今晨有要事到市里，顺路至贵府。”

李斯忙命家人具美酒，上珍蔬，又招儿子李由也来相陪。鬼谷子并不推辞，开怀畅饮，一口一斗，洪量惊人。酒中，李斯推盏道：“先生之能，如浩浩之水，涵浑流来，四海皆被。今日踏至贱地，定有所教。”

鬼谷子笑道：“廷尉师事荀卿，学同韩非，亦是大道。如今又遇明主之器量，远震邦国，近化京畿，谁人不服?小道游戏咸阳，听友人说，秦军之车，即征韩地，故上简一会，欲有陈述。”

李斯道：“请先生赐以明教。”

鬼谷子笑了一笑，半饮半说地道：“六国纷争，互不暇顾，秦据地利之险，又有民生之强，以今朝天下之势看，秦举虎旅，吞食弱韩，一举可逞。韩国乃华夏心腹之地，秦得之如利刃入腹，廷尉可辅佐秦王，定天下，统华夷，汇河湖汉，尽为秦属。然则大丈夫立功于世，当恩后路。一，秦主英明，天下皆知，但成一统大业后，易于骄纵，那时廷尉若不极口苦谏，吾恐众缶已破，一缶也难常存。急得之者，亦易失之!此应为戒。二，艺高者引众妒，功高者为众毁。廷尉如日后得高功于一万，也谨防身旁之人施奸伪于万一。龙逢、比干、子胥皆前车之鉴也!应对照之。三，廷尉既掌秦国中枢之权，宜劝秦王大兵到处，少事杀戮!失德者，总有一机之毁；多仇者，应有九折之败。天下百姓归心之后，若不忧勤以爱之，俗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四，老子云：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天下没有不变的事，事为人立，亦为人变，君子立安当思变。老朽谨此数语，以慰廷尉之心，兵戈在前，英雄用武，廷尉真爱天下者，勿谓老朽为溢言也。”

鬼谷子说完，听得李斯出了一身冷汗。他呆了半晌说：“夫子之言，达节知权，斯可终生谨记之。只是夫子可常住贱地，早晚聆教，庶可转祸为福。”

鬼谷子道：“小道来西秦，非为审度天下大事。觅寻同道，研攻义理。但一二年内，不思归云阳。寂闷之时，当来拜访廷尉。”

酒终，鬼谷子乘李斯之车归家中。鬼谷子之音，起初李斯当为金玉之论，后来，得志放闲，天下大定，即忘之，以至后来惹来杀身之祸。

第四十六章

三日后，内史腾、蒙恬、蒙毅选精兵八万，俱为百里挑一之武勇，每人都是全装甲胄，号称“铜城兵”。这次出兵，内史腾等人听李斯之言，不用战车，其轻迅转战之能，可若疾风猛雨，出兵前，秦王政率百官大阅半日，次日开兵，八万只虎豹，张着狰狞之口，舞着铁铜之爪，向函谷之东南部扑去。都中四民万姓，都在街巷列队观看，但见那侵韩的秦国之军浩浩荡荡。

内史腾中军四万人，蒙恬左军二万人，蒙毅右军二万人。八万人齐头并进，如一阵黑风，从函谷刮来，沙飞石转，水竭山崩，郑城以西的数座郡县城池，有如怒火覆舟，只摇了几摇，便都沉没了。八万秦军直抵郑城、阳翟二城之外，喊声天摇地动，死死地包围住两城，随即发起断松折竹之攻势，便韩国如一块磷磷的磐石，一下子沉入了深不见底的黑洞中……

秦军在攻战之前，蒙恬即带他左军二万人攻阳翟，其余六万人攻郑城。阳翟是郑城的陪都，亦有韩王的宫阙，但是城比郑城小得多。蒙恬只攻了大半日，即人阳翟城中，蒙恬一方给内史腾报捷，一方纵兵大杀韩国的百姓。蒙恬为什么杀百姓?他说：“阳翟乃韩国心脏之城，百姓心向韩主，若不杀尽，早晚还会作乱。”阳翟城中，一片血腥，盖地障天……

攻郑城的秦军，除了使云梯近攻外，又使石炮远射城堞、城楼，但见万炮飞空，如沙鱼之阵，嗖嗖地飞向郑城墙八方，直打得砖碎石滚，郑城八方的城楼，全被击成废墟，土块，石块，砖块，木块，如瀑流一样，由城头上往下淌，一片呼噜噜、哗啦啦的声响。城上韩军，惊恐万状。城下秦军，在每一次石炮发过后，便都持盾、挺矛，跟着如丛林一样的轻便云梯，黑压压地冲上来，爬上云梯，向城头上迅猛如蚁附树干一般。鼓声，轰击如雷裂双峰，震得天旋地转。

秦国大将军内史腾带中军三四十员骁将，立马高阜之处，使用高杆上的旗语指挥，有时又亲赴紧要处，冒石矢以自冲旋。蒙毅为游动指挥，他也带数十员将领。回转东西南北各攻城之地，督战、察视，以便不漏赏罚，严明作战纪律，又可调动以实补虚，以强援弱。

城上韩军足有二十万，但人心不齐，大多畏惧秦军，一听见石炮发过来，便刷地蹲下去，双手捂着耳朵，侥幸过保命关。也有十几人攒头聚在一起的，只想当初不如不当兵，免却这战争之难。噗通，一石炮飞过来，落入攒聚的人丛中，有的被打得脑浆进流，其余者如同麻雀四散飞去。只有小部分韩军和秦军激烈地相抵，所以未使秦军一鼓拥入郑城。

秦军又使用松木为弹的火炮，打向郑城内外，火焰冲天而起，死去的人尸被烧着后，焦臭难闻的黑烟味，使一些人颓然晕倒。

郑城的西城门最为吃紧，秦军已多次地攻上城头，但被裨将军王叔戏指挥韩军，把他们反击下去。大火漫住了整个西城头，韩军在火海中乱窜。

自秦军攻到郑城壕边，韩文便先到韩宫外，求见韩王安，韩王安的小白脸上挂着一层油灰色，他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睛，向韩文说：“李斯所定的和约，难道是诳骗本王吗?”

韩文道：“李斯之来，就是为了毁灭韩国，老臣早有预见，只苦大王不听臣言耳!秦军虽只有八九万，然而都是勇猛难抵之部伍，郑城必破，大王以为后路该如何走呢?臣请定夺。”

韩王安用凄苦的声音说：“倒不如开城纳入秦军，免却刀兵之苦。”

韩文道：“大王，你即是给秦王叩头难数，他也不会饶你活命。依老臣之见，和他死战一场，为臣保着大王，杀出重围，去投别国。”

韩王安沉思了半晌道：“好，我只在宫中等待，你去整顿兵马，我们就杀出去吧!”

韩文便退下去，他首先意在守城，不想使秦国军将轻松地杀入韩宫。韩王安见韩文走了，愣了多时。城外攻城的杀声，一阵阵摇动着韩宫的墙壁，韩王安吓得走路直哆嗦。他回到后宫，见宫中的嫔妃们，一个个泪眼愁眉，便哭丧着脸说道：“秦王和本王有父子之义，他害了我，也不能害你们这些儿媳妇。自古哪有老公公糟蹋儿媳妇的?秦军杀入宫中后，你们就多叩头，如果被虏入秦宫，也许会比在这里安稳得多。那时，我不过也是个俘虏，我会请求秦王让我入他的宫中杂班，每日还得给你们踢毽子看呀!”

嫔妃们都知道韩王安是个白痴，他说这些话时，谁也不抬头，有气性的女子，都为他害臊，便小声咕哝着骂韩王安：“这样的人也配为王，真是‘木刻的顽童，打死也不知道脸红’哟!”

韩王安在宫中也不知道做什么好，最后想了一计：“我何不扮成……”他擦胭脂，抹粉膏，穿上绿袄、红裙，对着铜镜一照，俨然和他的嫔妃一样了，便向东角门溜去……

相国韩文顶盔贯甲，手持长槊，带十多员能战之将，到城头指挥韩军，和秦军死战，守了一天一夜，才回军中用了饭，听说西城要被秦军攻破，便乘马如飞赶到王叔戏面前。王叔戏见韩文来，道：“秦军破我必矣，猛狼入室，岂能保全身家性命?相国在城上观战，待末将下城冲杀一阵，愿陷身秦军中，以为韩人壮威!”

韩文抚王叔戏之背道：“将军可去冲阵，老夫亦不独生。今日之势，只求同死。”

但听城头上百鼙俱震，有耳皆聋。王叔戏带二百精悍韩军，冲入秦军中，一支长矛，拒戟挡轮，刺马伤人，只杀得人声如海水之沸，血点似怒雨喷射。

王叔戏只冲了三进三退，斩秦将八员，杀秦军三十，血污满身，犹自苦斗不衰。而城外的秦军受王叔戏一冲。暂时退下，整备队伍，后营运上成车的箭矢。韩文见秦军暂退，便放出四十辆战车来。每车上十人，连御手十一人，每人都手持长矛，如狂风般隆隆地卷入秦军中。秦军略一定神，便都乘上后队送上的战马，喊着动地的杀声，和韩国的兵车混战。秦军纵着马，狂跳如豹，壁立迎击，绕着战车转杀。忽然，千弓震响，万矢缨飞，秦军把韩军的车兵射伤许多，马倒车翻，英武的兵士闭上双眼以后，尸身任他马踏人踩，再也无痛疼之感了。不多时，四十辆韩军的战车全都没入秦军的阵营中。

滚滚的战尘中，秦国上卿蒙毅如猛虎般杀到，他一支长矛挡住王叔戏，乒乒乓乓，挑拨穿刺，和王叔戏纵横搏杀起来。秦军闪开场地，一个个箭在弦上，瞄准了阵地核心，一有机会，便可使王叔戏受射殆命。

王叔戏抵住蒙毅后，使出全身猛力，酣呼大斗，长矛如金轮旋转，战马似银蛟盘旋，直斗了一百余回合，难分高下。此时，秦军又挥旗如林，挺戈似苇，直攻到西城下，纷纷爬上云梯，城上的韩军，受韩文的督令，再次猛力地堵截秦军。不多时，石矢用尽，城下又运不上来，呼之不应，乱作一团。秦军冲上城头，韩军挥戈以战。整个西城头上，先前还呼号以斗，到后来，秦军如云层般越结越厚，双方便顾不得喊叫，只听一片兵戈相击之声。

王叔戏和蒙毅战到一百八十多合，王叔戏的长矛忽然变得巧妙，如灵谈，似鬼笑，使蒙毅捉摸不定。又战了十余合，一声虎吼，王叔戏的长矛刺中了蒙毅的左肩，蒙毅翻身落马。王叔戏抽转长矛，待致蒙毅于死地，却被三员秦将，三杆铜戈挡住他。王叔戏也不恶战，只敲击了三个回合，便提马跳出圈子，杀人忙于攻城的军中。不知道王叔戏有多高的武艺，他闯入如蜂群的秦军中，如鱼旋藻，似龙曳云，远远地把秦军都扔在了身后。他转马到了一个孤丘边的大槐树下，坐到一个坟墓前的石案上，双眼逼视着郑城方向，看了多时，眼见郑城已为秦军攻破，大势去矣，不由长叹一声：“相国，我先去了!”拔出铜剑，割断自己的颈部，踣然仰地身亡。不久，尸身为村民所见，他们见是韩国的大将。便掩埋了他的遗骸。他可以安息了吗?胜利，失败，旺盛，灭亡，都变成虚空之气，消失在旷野的云烟内……

蒙毅负重伤，军将扶他归后营包治，他不允，割袍裹伤，指挥攻城。秦军已入城，不多时城门洞开，浩浩荡荡进入郑城。后来，蒙毅由于流血过多，昏倒在地，方被抬下去。他的左肩伤着了筋骨。愈后，胳膊弯曲，不能再动武了。

郑城全部陷落后，韩国的军将，一队队，一股股从西门冲出，有的全被秦军歼灭，有的逃生往八方去了。秦军入城，奉内史腾之命令，凡是韩国人，见一个杀一个，只杀得血流成渠，尸骸布满了大街小巷。秦军又到处放起了大火，郑城成了一口火炉，喷烟吐火，二十里方圆内，皆被赤舌缠绕着。

相国韩文见王叔戏失陷，不知生死，秦军又涌上城头，知道大势已去，便飞舞长槊，杀下城头，到韩宫中来寻韩王安，此时，韩王安已藏起来，韩文遍寻多时，也见不着他，只得又杀出宫内，宫前已冲来秦军，秦人的旗帜已插上了大明门。韩文自幼便是百战的练将，所向无敌。他虽然年事已高，勇武不减往昔。如烟如海的秦军，灌满了郑城，但遇着韩文，或呼呼地退下一队，或哄叫着散了一群。韩文咬牙切齿，目眦皆裂地酣斗着、猛冲着，只半个时辰的功夫他竟冲出城内，落荒往东南洎水方向驰去。

卫尉冷源、林牛龙，都是秦国的名将，听人说杀出的悍将就是相国韩文，顾不得进城，招呼自部军马一千多人，全是骑兵，飞起了烟尘，追了下去。只追了十多里，便遇上了蒙恬夺下阳翟来援郑城的军马。蒙恬听冷源、林牛龙说：“韩文逃去。”他便下令道：“苦追勿舍，捉住韩文，方可震动其他韩国将领。”遂又下令，排山倒海似地向洎水方向席卷过去。

洎水，后世叫双洎河，是濒临郑城一条由西北向东南流的小川。韩文冲出重围后，心痛韩国之毁，走投无路。他曾想过：秦欲吞并六国是必然之势，天下自东周以来，分崩如弃缶碎片，一国统一，也未尝不对。但是为人臣的要忠，失国丧主，有违臣子之道。何况，秦人暴虐，到处暴弃白骨，积顿如山，非有德者之行。如今秦如虎狼，韩国已无招架之功，奈何，奈何?他坐到洎水的西南边一片空旷地带上，马儿吃着细草，三月的甲虫，活跃跃地在他足边爬。他知道后边的追兵就要到了，秦兵捉住他这个相国，足以充当他们向天下显威的本钱!

追兵迫近了，马蹄荡起黄色旋风，农田中的麦子，齐齐地被踏倒一片又一片，杀声如发山洪，源源不断。似神嚎，像鬼哭……

韩文整了一下甲胄，把马肚带紧了一紧，飞上鞍桥，马头向西北，停在一片开阔地上。蒙恬的追兵似风神伸出的两条蔽天的大翅膀，把韩文拢住。蒙恬见韩文立马不动，以为他是要投降，便下令止住前队军马，后队军马又层层翻上来，结成一个弯虹大阵。

蒙恬独自一人扬戈拍马，来到韩文面前，开颜一笑向韩文道：“老相国年近六旬，冲阵搅战，如此勇武，实使我们年轻人敬服。但是临事掘井以解渴，恐难及时医治韩国之病了。韩国灭了，相国欲投身何处?只有归秦，尚不失再为秦天子的忠臣!”

韩文也一笑道：“当年为使去秦，将军才是一少年。如今已成中年伟才，可喜可贺。为人臣的，国在与在，国亡与亡，在将军亦所不免。但是天命使韩国破灭，君子亦不可与命争。将军带虎貔近万，一举可使老夫丧命，然却未显秦军之勇力。我今还欲战，将军可否命将疆场与老夫赌斗，只是斗勇斗智，不使第三将介入。老夫若被擒去，即刻伏首降秦。彼将若败，可再命一将来，直到老夫败却为止，将军肯为此君子之战吗?”

蒙恬为人最好猎奇争强，听韩文说只要被擒，就可投降，又欺他年高，派一员上将，打他下马，使韩文丢脸，大家笑一阵，多开心。他回韩文之语道：“老将军，我重兵如山，要拿你下马，何等容易，好嘛，我也给你找个台阶走下，不然诸国传说你不忠于君王，你也受不了。我们一言为定，我就出将了。”

韩文道：“要守信约，你回头向诸将高声宣布才行。”

蒙恬回头向众将大声地宣布了定约之意，尔后叫道：“哪位上将可擒韩相国，成功之后，赏金五百两。”

卫尉冷源仗血气之勇，把脸一仰，挺戈而出阵道：“韩相国，看我可擒得你吗?”

韩文道：“战下去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冷源一摆左手道：“我若两只手使戈战你，都算欺负你!”言毕，只用右手将戈刺过去。韩文故意不去招架，只一侧身，戈头刺空，韩文的马也跳到一边去了，冷源以为韩文力怯，便抽戈，因戈头上有胡，可以砍勾，他便还使右手，使力地抡动大戈向韩文横扫过来。韩文见冷源大意，便伏在鞍桥上，冷源的大戈又扫了个空。韩文的长槊忽然地一起，神出鬼没，霍地刺向冷源的空子处，其迅如怒蛇一钻，正钻入冷源的肚脐处，扎入有半尺深。冷源大叫一声，欲退马，单手的戈还没撤回来。韩文用起千斤之力一挑，把冷源挑下马去。韩文抽回长槊，把冷源的肠子也带了出来，韩文的枣骝驹陡然一踅，又朝着蒙恬的方向，韩文用长槊一指蒙恬道：“再来!”

只两个回合，骄傲过甚的冷源丢人丧命。秦阵上的一干军将，尽皆失色。蒙恬怒道：“大将上阵，不知谨慎，骄情骤发，自取其死。”

但听鸾铃乱响，卫尉林牛龙挺戟冲出阵前，韩文接住便战。秦军擂起鼓来，只见两条乍角的细蛟，钻入云中，借以雷威，穿舞交加。两个人酣呼怒吼，直斗了一百余合，难分胜负。蒙恬命军士运回冷源的尸首，怒气不息。又见韩文和林牛龙百般苦斗，韩文的武勇似是在林牛龙之上，心中后悔，方才不该和韩文戏言定约，又向众将说出去了，一旦毁约，军中便会传为笑话，但是又想：“韩文，我军中总有胜得了你的将军，你不必倚老卖狂，难脱我手。”

林牛龙是精心和韩文会战的，又战了三十合，见韩文的槊法裕如，不像力软的样子，心中吃惊。又战了数合，林牛龙把方天戟猛上加猛地攻取过来，韩文一支长槊，飞扬变化，尽可敌得住。二人在鼓角声中，大展神威，共斗了二百余合，秦阵上的军将为林牛龙不胜韩文，一个个手痒难捺。

三军的呐喊，战马的嘶鸣，又加之于大鼓的轰轰声，天关崩响，地轴崩折。

又战了二十回合，林牛龙忽然纵马跳出圈子，回手一戟泰山压顶，砸住韩文的长槊，随又撤戟退马，向北驰去。韩文见他未败先退，心中自知他用计，放马追去，也拿定了主意。只追赶了二十多丈远，林牛龙便把铜鞭取下。韩文在决战时，便看见林牛龙的鞍后挂着一条鞭，倍加小心。目前，他把鞭取下去了，戟里加鞭之法已定。韩文追了个马头对马尾，林牛龙的大戟如回风般就转过来，直捣韩文的胸前。韩文并不招架，只把枣骝驹向左一提，枣骝驹只跳出几尺远，林牛龙的大戟刺空，心中慌了一慌。随即，林牛龙右手的铜鞭举起，照准韩文的左肩空子上扫下。韩文躲过大戟之后，连气都未来得及喘，就又一提枣骝驹躲鞭。枣骝驹猛地一跳，林牛龙自己的鞭正撞到自己的戟杆上。韩文故意地把马头一转向南，已和林钱背对背，使林牛龙错觉韩文要走。林钱认定是韩文要走，心绪一松，没有防备。韩文似在转马，人却转向马后，大槊如探海之蛟，又一长探身，嗖地一声，槊尖飞戳到林牛龙的后背上。林牛龙吼叫一声，转马回戟，打算再战，但是全身都成了空子了。韩文又一连两槊，刺透了林牛龙的左、右肋，林牛龙的马向西一转，林牛龙便落下马去，嘴啃黄沙，死于非命。

蒙恬见林牛龙又被韩文战死，怒火冲天，一拍白玉驹，持方天大戟，直向韩文冲来，蒙恬是主将，他一动，身后数十将尽皆纵马杀出。韩文拈弓搭箭，一箭射过去，正中蒙恬当胸。蒙恬既受箭，忙忙回马，因为马跑得太急，回旋了一个大大的半圆弯子，韩文又一箭发去。正中蒙恬的左后腋窝。蒙恬的马驮着蒙恬颠回十多丈，便又被自家将领的马群冲回来，蒙恬也滚下马去。

战场上千军鼓噪，万马奔腾，齐向韩文冲过来。韩文狂吼一声，挺槊杀入拦截的军中，连挑十五员大小秦将落马，竟杀到洎水边，秦兵万箭齐发，韩文身中十多箭，跳下马去，投入滚滚的波浪中。此时，洎水正逢雨雪之后涨流，韩文沉水亡命。

秦军捞上韩文尸身时，天已昏黑了。蒙恬前胸一箭，由于铜甲排挤，刚刚着肉，算是无伤；右后腑窝一箭，虽中软肉，射之不深，亦无大妨。他不待再战，连夜带军去援郑城之军，二更天开到城下，因郑城已为内史腾所得，蒙恬军便扎在城外。

韩文杀出郑城之围后，内史腾纵大军四门杀入郑城，到处是矛光戈影，韩国军民。如洪水一样，洪流一过，一片又一片地倒于血泥中。内史腾杀到韩宫的大明门前，耀武扬威地又指挥步骑两军，呼号杀人韩宫，韩宫内的隙地上，千军奔涌，万马腾跃。一阵子简明雨，便把宫内银安殿的牌匾射成了千疮百孔，然后有一员秦将，用长戈把牌匾勾掉于地上，投入火堆中。宫中的烟火横飞。叫声、哭声，声震云霄。一队队的黄门，一群群的宫娥，被赶到一个大空场上。内史腾下令，黄门尽皆诛死，宫娥不许伤害。内史腾又令十多员上将，守住宫中各处库藏，不许乱兵靠近。内史腾尽得韩宫内的玉玺、文简、珍宝、钱币、衣物、古玩、兵器、器皿……

韩国的官员，除了自杀的，被俘三百多人，除了一二品级的几个人留住，作为战俘外，其余的都被捆到大明门前，秦军用剑将他们全部砍死，鲜血成河，淌入御沟水中，水成殷红色。被杀官员的尸首，一律焚烧之。官员的眷属、仆妇、丫环共被俘一万多人，都驱入韩宫内，等待押往咸阳。

相国韩文的一位夫人、六位侍妾，自韩文出战、秦军入城之时，群集于中堂，全部自刎而亡。韩文的府中被战火烧成一片白地。韩文有八个儿子，乘马杀出城去四人，四人被秦军杀害。王叔戏等一千忠臣良将的家属，都不免被俘、被杀、被焚，自杀者亦很多。

郑城中十八层高的韩楼，本为韩国兴旺气数所建。内史腾进城后，便命秦军放火烧楼。大火冲天而起，韩楼倒塌了，韩国从此也从列国的名簿中抹去。

内史腾入宫之后，先问诸军将：“曾抓住韩王安否?”

诸军将都答：“没有擒住。”

内史腾下令全部入宫之军将，搜穴剔隙，连草丛下，也用棍子拨着看了，但韩王安的影儿也没有。内史腾令人拷问所有的宫妃、宫女，有知情者说：“韩王安化为女装，从东角门走了。”内史腾又下令秦军，遍搜城里、城外，无有影响，心中着急，又想：“莫非自杀了?”

韩王安何处去了?他白化装走出宫后，拐弯抹角，隐入东城一条小巷中。城外战起，百姓家家关门闭户，街巷中少有行人，间或只有军马往来。他想了一条计策，拍了四五家的大门，问人家：“哪里有寡妇人家，一口人的最好，我是个落难女子，为躲兵灾……”

最后有一家好心人告诉了他：“往东走一百多步，删匕，门口有一扇青石头坏磨盘的人家是寡妇。寡妇只有一个小姑娘，十五六岁。”

韩王安找着了那个人家，一拍门，一说他是落难之人，小姑娘把他招进屋去。寡妇四十多岁，姓阎。阎寡妇一见韩王安，便问了他的来历，尔后又问他：“你说你落难，那么你原来的家呢?”

韩王安道：“我家在荥阳，父母双亡，哥嫂给我气受，跑到这郑城来投亲，亲戚也搬走了。”

阎寡妇说：“你说你受气，可是你这一身打扮也值一两黄金。受气女子，何能如此华贵?”

韩王安道：“我方才撒谎了，实际我是宫中女子，为逃兵乱走出宫来。大婶你救我一命，三生不忘。”

阎寡妇又说：“你是宫中女子，我藏你要犯杀头罪，你还是走吧!”

韩王安又道：“我方才又是撒谎了，我是个大家的逃婢。你收我住几天，我再逃向城外。”

阎寡妇又问他：“你是哪个大家的逃婢?”

韩王安道：“相国韩文家的，因为挨了毒打，揣黄金逃出的。”

阎寡妇双眼一亮问：“揣出多少黄金?”

韩王安道：“马蹄形三十块。”

阎寡妇的双眼发出了贼亮的光芒，嘿嘿一笑道：“拿来我看。”

韩王安取出一块道：“你看。”

阎寡妇一把抢过道：“给我吧，我留下你。”

今日清晨，不许行人来往了。中午秦国大军攻入城内，家家户户都受到了搜查。阎寡妇把韩王安藏到虚棚上，来了几伙军人，都是有些德行的军汉，没有杀她们。又过了一宿，内史腾从宫中发出搜查男扮女装的韩王安的命令。在搜查进行了一日之后，一伙精细秦军到了阎寡妇家，从虚棚上把韩王安找到，扯断他的腰带，往最最机密的地方一看，哈!一伙秦军都哈哈大笑了道：“果然是他无疑了!”

韩王安吓得哆嗦着道：“我不是韩王安，我是个大家的逃婢。”

一个什长举起剑来道：“你若不是韩王安，那你就只有掉脑袋了!”

韩王安吓得面如土色地道：“啊，不要落剑，不要落剑，我确实是大韩国主韩王安，韩武子的后代。武子后三世有名韩厥者，从封姓为韩氏……”

秦军们一顿长剑，砍死了阎寡妇和他的女儿长姐，尔后把韩王安带走，一直送入韩宫内。

扑通一声，一代韩国之主，身着女装，给内史腾跪下了，叩头如捣蒜，口中直问：“秦王是本王的义父，他或许不能杀本王吧?”

内史腾同数百员大小秦将爆发出一阵大笑……

三日后，内史腾兵分二十路，如二十层乌云，飞向八方，布下雷雨，只消十五日，便占有了韩国的所有郡治、县属，至此，韩国寸土皆无。

内史腾灭掉韩邦，只用了二十余日，比嬴政所定的时间，提前了七八日。

就在此时，秦王政的四万大军亦到郑城，他下旨“把韩文的尸首用棺埋葬”，他向群臣说：“韩王安同寡人一样，也是幼冲登位，九年王位，昏昏如村巷中的野童，毫无可取。倒是韩文为韩武子一百多年的王运生光放彩，临难不苟，谓之名臣。但愿我王廷中百官亦如他，可保秦廷之千百年不移!”

群臣听了都叹服。韩王安被提到秦王的庆功筵上，还穿着他那一身女人衣服，惹得秦人发笑。嬴政问韩王安：“你今国灭身虏，还作何想?”

韩王安叩头道：“祖宗无德，留下我这样的弱儿，我一生只会踢毽子，若不杀我，可供万岁欣赏。”

秦王政道：“寡人不要看你踢毽子，听说你要使文字由繁易简，这倒是一件大事。回咸阳后，你在廷尉府中，给你几间房子，专做此事，雕虫之人，杀之无用。”

韩王安不敢相信地问嬴政：“天子，我从此可以归李廷尉了吗?”

秦王政点点头。李斯从座上起来，把韩王安领到他身后站下，笑道：“从此你去掉韩王二字，是我的仆从了，就叫安儿吧!在我府中研究文字，也不亏待你。我大秦天子宽宏，使你安生了。”

韩王安连称是，一脸感激涕零。

内史腾所率的八万精兵不带回国内，只在郑城、阳翟等重要郡城驻扎。内史腾亦不回秦国，只在韩地统军防守。蒙恬、蒙毅作战俱有功，大受封赏。灭韩之军将，皆按秦赏之法，颁发黄金、白银、钱币、布匹、兵器等物。韩国的文简、珍宝、钱币、衣物、黄金、器皿共得五百余车，用重兵护卫，发回咸阳。秦王政回咸阳之前，对作战伤亡将领，开韩国未发之库，都给以重恤。

秦王政振得胜之旅回咸阳之日，带上韩宫、韩宫的宫妃、女眷、宫女、用女一万五千多人，都给她们换上了秦人服装，一路上凄凄凉凉的，都不知道秦宫中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到那里，为眷也好，为奴也好，总算没像韩国男人们那样丢了人头，血染黄土……

秦王政灭韩的消息传向齐、楚、燕、赵、魏诸国，五国的王都把头忽地低下去，不知在想什么。尤其是魏王增、赵王迁，在高栅边叭着一只黑毛雄狼，动不动地要吃人，那香甜的美梦，可怎能做得好?五国的心腹，都被秦王政插上了一柄利剑，那个滋味，不言而喻。

秦王政回到咸阳宫中的第三日，为庆贺灭掉韩国的伟绩，大宴满朝文武。开筵前，他当着百官们的面儿，把他挂的六把剑取下一口，壁上还有五口宝剑。秦王问诸文武道：“你等知道寡人之意了吧?”

百官尽皆跪下道：“知道，宝剑取尽时，天下则为大一统矣。为臣们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祝贺之声，震动朝堂。大筵直进行了一日，嬴政饮醉，旨命赵高扶他上车回宫。

一日，嬴政传旨李斯把在韩国所得一万五千多女子，择优留在宫中，次优以下的俱赏给到韩国出征的大小将士或百官中优勤者。

过了几天，李斯、赵高二人把韩国押来的女子，留选到宫中一千人，其余者皆配给、赐给出征韩国的将士和朝官。李斯选那美貌忠诚的二十人，引入他府中用为侍妾和女佣。

五月，秦王政和李斯等朝官，议定置韩国故地为颍川郡，派出秦官二十名为郡、县之守。内史腾的八万大军不动，永守颍川，以防他国来犯。在置颍川郡之旨公布的那一天，颍川地区发生了地震，毁却民庐多处，死数千人。秦廷得此消息后，有的朝官议论：“韩国不宜置郡，地震是天怒所致。”

嬴政却笑着摇头道：“寡人乃天之子，置郡乃寡人代天行事。地震是天下示韩国之遗民，地已属秦，不要妄动。”

百官听了齐贺道：“天子之言为是。”在成千上万的韩国妃嫔中，有一人早就来到咸阳，她就是韩王安送给秦王的礼物，韩国的公主韩雪。韩雪来到秦宫后，正遇秦王运筹帷幄，群策群力灭韩之时，所以秦王见都没见韩雪一面。韩雪独守深宫，后来遇到韩国进来的宫妃，才知韩国已灭。韩雪顿时心如刀割，思量再三，决定不偷生于世。

韩雪公主于这日夜间的二更天，才从升龙阁走出。她没有再回她的下处。二更多了，宫内已无人再走动，她一直走到大秦殿的西边，相隔不到二十多丈远的司膳厨后。司膳厨后是一大垛麻柴、松柴，全为司膳厨中烧用。麻柴松柴垛东，便是一行行的密柳、乔松。韩雪在白天已看好，若用火引着麻柴、松柴垛，接着的密柳、乔松必被火烧着，密柳、乔松直通大秦殿后，它们一被烧着，大秦殿便不免。大秦殿是嬴政单人住宿、看书的地方，只要大秦殿被烧着，秦王政也不免……

这日夜间，韩雪从宫人口中探知，已经劳累的嬴政住在大秦殿中。她便于二更天，悄悄地走到麻柴、松柴垛前，用火镰敲打了几下火石，引着了火线，尔后把火线旺旺的烧着，放到一簇麻柴篷下，已经看见麻柴烧起来了，她便贴身在大秦殿的西角，悄悄走到殿前，把预备好的一把大锁，锁到殿廊门外。随即，她便躲到黑暗难以现身处，观看火势。

那火不多时冲天而起，麻柴、松柴垛如一座火山，向东歪了几歪，密柳、乔松全都穿上了火衣。司膳厨中的黄门都在酣睡，一经知道起火了，便都窜出屋来，司膳厨后檐早已飞出了火舌。接着大秦殿的后檐也被密柳、乔松之火引着，火苗子，一飞数丈远，烟气直冲入夜空，火响之声如同雷鸣，砖飞瓦崩，使人难以近前。

火着之后，宫内鸣钟报警，数千宫卫军跑步而到，都使水桶到各井中去取水泼火，但是泼不灭，大秦殿已被火围住。宫内的宫女、黄门乱窜，赵高、芮进命人用铁锤砸开大秦殿门，但是殿中的烟火却飞出来，使人进不去。为了救秦王政，赵高、芮进在水中把衣服沾湿，冲入殿内，但没找到秦王政，又跑出殿时，衣衫被火烧着，全被烧倒在地，昏迷不醒，被人抬下去。

宫卫军冒死扑救大火，有许多宫卫军士，乱扑乱救，大秦殿忽地倒塌，七十多人埋在火里毙命。

大秦殿起火以后，韩雪从躲藏处跑出来，直闯到麻柴、松柴垛的火堆前，向东方喊了三声：“韩国!韩国!韩国!”尔后，纵身跳入火内烧死。有几个黄门看见韩雪投火，拦之不及。

秦宫之中，大火三日方熄。大秦殿着火后，接连烧着了瑞景宫、宫女东配房、黄门东后配房。那时候没有水龙喷水，只靠三千多宫卫担水浇火，把宫中的和秦宫附近百姓家的水井都掏干了，大火才被渐渐地湮灭，损失惨重，耗金巨万。救火者死伤一百余人，赵高又忙于收敛尸体，医治带伤者。

秦王政在着火的那一夜，确实住在了大秦殿。但是他吃西瓜把肚子吃坏了，在韩雪放火之前，他已同小黄门走入厕中。入了厕，蹲到那里，想快起来，也起不来，只好龇牙咧嘴地熬下去。后来火起了，人声沸乱中，他才慌忙出厕，听说是大秦殿起火，忙命小黄门把他护到九华宫那里去，惊魂甫定。肚子又疼，心烦意乱……

后来有消息传到九华宫，说：“火是韩雪放的，放完投火烧死。”秦王政听了，手捏着肚子，哈哈大笑。

飞廉纤问他：“陛下为何大笑?”

嬴政道：“我只笑韩王安不似他的妹妹，韩雪于百思而无一计之时，还可放火烧我王宫，何等烈性?韩王安比他妹妹如黄泥之比黄金。”

三天后，赵高请示：“韩雪的尸身怎么办?”

嬴政道：“以公主之礼葬之，命韩王安活殉于他妹妹的坟中。”

李斯听此旨意，忙向秦王政奏说：“兄殉妹葬，又同一穴，于礼不合，恐天下人笑。韩王安改易文字，很出力，每天半夜起来研治。他听说韩雪放火烧宫身死，毫不动容，还表示恨恨不已呢!再说，我欲兼并其他五国，必留韩王安，以解其他五王的必死之心。”

嬴政叹息道：“竟有如此无情无义之人!”点头应了，韩王安也得救了。

韩雪，这个列国中的绝代佳人，已被火烧成焦黑，其身蜷曲，不过数尺了。赵高奉秦王命，施以画棺，殓以金玉，舁至咸阳北坂葬之。画棺引出官时，没有用丧仗，宫中也没有人送殡，只是悄悄地抬走，却引起咸阳市民万人聚观，慨叹不已。

秦王政亲政之初，曾想把赵国当作扩张的首选。他认为赵国在长平大战中受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它没有被打垮，比起别的国家来它还是相当强大的。秦国想要统一天下，必须搬掉东进路上的这一大障碍。

从当时情况来看，秦王政这样想也是有理由的。在赵国内部，它的统兵大将长期不和，彼此排斥，减弱了对外作战的能力。在外部，近年赵与燕的矛盾很大，燕国虽小，但它常趁赵国困顿之时向赵进攻，北方的匈奴也不断向南侵扰，使赵国不得不以相当的力量防守北部边境，这就相对弱化了西部的防御力量，为秦国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赵国进攻燕国，连连得手，使赵王忘乎所以，他让赵军深入北地，远离赵国本土。于是，秦军见有机可乘，就派兵攻入赵国。

秦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名将王翦带领攻取阏与（今山西和顺），一路由杨端和率领，进攻撩阳（今山西左权），一路由桓龆率领，进攻邺（今河北磁县南邺镇）、安阳（今河南安阳东南）。后来秦王政又令三路大军合为一军，由王翦统领，继续攻赵。赵王这下可吃了苦头，他的军队远在北方，一时无法回师相救，一连被秦军夺去了十几个城邑!

到了秦王政十四年，秦将桓龆攻赵，取赤丽、宜安（今河北藁城南）两地。此时，秦军深入赵国后方，对邯郸形成了包围态势。为此，赵王迁急调戍守北边的大将李牧回师迎敌。

李牧是赵国名将，多谋而善战，他指挥赵军和秦军在肥地（今河北藁城西南）激战，大败秦军。秦将桓龆战败逃亡，不敢回国。秦王政遭到一次严重的挫折。第二年，李牧又击败了进攻番吾的秦军，使秦王政再也不敢轻易地去招惹赵国了。

这样，秦王政才听从李斯等大臣的建议：首先灭韩以震诸侯。另外，秦王政还接受了谋臣顿弱的献计，在用兵的同时，派人到赵国使钱用间。

顿弱到邯郸后，去拜访他的老朋友郭开。

“相爷，有一个商人来拜……”家人这样向郭开报告。

“商人?”郭开想着，看着递进来的名帖。

郭开也是顿弱的老相识。这时任相国，是权倾一时的大臣。当顿弱的名帖一递进来，郭开马上就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了。两年前，顿弱投靠秦王政，郭开是知道的。秦王政对顿弱礼贤下士的佳话已经传遍了诸侯各国。名帖上写的是来给郭开拜寿的，下面写的是“小弟顿弱再拜”……

“我的生日还没到呢，嘿嘿……”

郭开是个中等个儿的小老头，五十几岁，头已秃，身体有点发福。在浓眉下，两只小眼睛十分锐利。他极为刁钻狡猾，赵国朝野都知道，赵王迁不过是他手心儿玩弄的小孩子。郭开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秦国统一天下不过是早晚的事。因此，他开始为自己打算。两年前顿弱就暗暗地派人来和他接触了。郭开虽没直接答应，可也常和秦使眉来眼去，希望赵亡后，秦王成为他的靠山。要不，顿弱怎敢只身到他的相府来昵!

让进顿弱，在客厅中对面坐下。顿弱果然是商人打扮。

“相国寿诞之日，小弟特来祝贺，望吾兄寿比南山……”顿弱欠身向郭开拱手。

“老弟别……这样，我的生日还早着哩!”

“唔?……”顿弱故作惊讶状，“不是……明日，四月十九日吗?”

郭开摇摇手，但也不和他计较，就笑笑说：“你既然以为我的生日在此，不会空手而来吧?”

“当然，当然……”顿弱站起身，向外面把手一招，“抬进来……”

十几抬礼柜送了进来。郭开挨个验看了，里面全是金玉宝珠，璀璨夺目。他初步折算一下，不下黄金百万!郭开令下人把东西抬到后院，请他夫人收下。就携着顿弱的手走到他的别院，那里有个极其隐秘的小书房。

“老弟，你的礼物太重了，太重了……叫愚兄如何消受得起……”

顿弱说：“老兄先别这样说，另有一份厚礼老兄还没有看见呢！”

“还有呀!”郭开转过身睁大眼睛。

顿弱从衣襟里面慢慢地掏出一个黄色的绸包，双手捧给郭开。

郭开接了，两眼疑惑地望着顿弱，他小心地把包打开……忽然，他呆住了，接着就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说：“谢大王恩典，郭开寸功未立，怎好受大王如此隆恩!”

原来这是秦王政给郭开的任命诏书，许诺等灭了赵国后，任郭开为郡守!

顿弱把郭开从地上拉起来，说：“郭老兄，你大概也看清形势了，秦王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韩国已经完蛋了，秦国的下一个进军目标就是赵国，你以为赵国怎样呢，它还能够抵抗强秦的凌厉攻势吗?”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郭开说，“长平大战后，赵国的元气已伤，廉颇出走，李牧又不被赵王信任，君王和文武将帅之间猜忌处甚多，缝隙到处都是……”

“相国说得好，”顿弱说，“秦王希望你的，就是要你把赵国君臣间的缝隙再扩大一些，那就胜过秦之千军万马了!”

郭开嘿嘿地笑着，他挤挤小眼睛说：“你可代我向秦王保证：我郭开将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竭诚地报效大王!”

“相国，你说，目前赵国能够和王翦这样的大将相抗衡的有谁呢?”

郭开想了想说：“只有那个李牧了……”

“你要是在秦正式对赵用兵之前把李牧除去……你就可得秦灭赵的首功了!”

“容我慢慢想一想……”

顿弱说：“就看老兄的了。等你把那个李牧置于死地，秦王会给你更大更多的封赏，我就回国等你的好消息了!”

顿弱在郭府住了几天，每天都与郭开商议到夜深。

顿弱回国后几天，秦王政就令大军向邯郸进逼。他知道挑拨离间的办法很管用，但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战场上见分晓。

赵王迁见秦军来势汹汹，就问郭开谁可以将兵御敌?

“大王，老臣想一想……”

“还是要李牧将兵吗?”赵王迁早就对李牧不信任了，只是苦于没人能够替代他。

郭开说：“那李牧刚刚和秦军打了个大胜仗，就有点不可一世了，他到处说大王的不是，好像惟有他才是赵国的救星似的……”

“寡人也听说过。”赵王迁说，“那李牧从战场归来后，给寡人提了一大车建议说什么要改革国政啦，要提拔贤能啦，要从善如流啦，要奋发图强啦……把寡人听得头痛!”

第四十七章

赵王迁这年才三十几岁，自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即位后，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因后宫生活很不检点，已是毛发脱落，皮肉松弛了。他并不是个没有理想的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把个赵国振兴起来。可是他被强秦吓怕了，常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唉，要是我生在一百年前就好了，现在有个秦国，我还能干些什么!”

再一点，就是没有主见。一会儿听这个大臣的，过一天又顺从另一个大臣了。他还有个母亲赵太后，年轻时，曾经摄过政，现在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仍然对国政很有兴趣，抓着权力不愿完全放开。这就使赵王迁很为难。近年赵王宠信郭开，也不知怎的，这倒合了太后的意，对他说：“儿子，你就多多和郭相国商量吧，他可是个可信的人呀!”

“李牧不行，相国，你看还有谁呢?”赵王迁问。

郭开一时想不出个合适的人来，他恨不得把个赵国两手托给秦王政，他还能想出什么好主意来呢!

“要不，就用廉颇吧!”赵王迁说。

“廉颇现在国外，再说，他年纪也太大了!”

“我用他将兵，又不是要他上阵拼杀，你说昵?”

廉颇是赵国名将，曾连破秦国大军，功勋赫赫。赵王听信谗言，冷淡了他，并用乐乘代替他将兵。廉颇不服，发兵攻击乐乘，然后逃往到魏国。在魏国他也没有获得魏王的信任……

“大王，那廉颇还想回来吗?”

“寡人听说他深有此意……”

“是这样……可是他过去犯过大错呀!”

赵王迁说：“廉颇的过错是可以原谅的，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尝到了离开家国的滋味，他曾给寡人写信表示忏悔。寡人想：要是让他回国，今后，他会更加效忠祖国的。你说呢?”

郭开犹豫着没有回答。

“相国，寡人看那廉颇可以。他年纪虽大，可他的威信和才能，是无人可比的。最近，寡人将派人去看望他，不知他的身体还行不行?要是还壮实的话，就叫他回来……”

廉颇看不起郭开，说他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对他为相，廉颇也不心服。郭开能让他回来吗？再者正如赵王迁所说，廉颇在赵军中仍有很高的威望，他回来带军，再和李牧联起手来，赵国将士能不奋发用命吗?

不过，赵王还是派御使赵竟看廉颇去了。

这时，廉颇已经近八十岁了，阔大的红脸膛被一捧洁白的大胡子围着，恰似一头雄狮，仍有当年的赫赫威仪。听说赵王派人来看望他，很是高兴。廉颇对赵竟表示了他对赵国的忠诚，说自己虽老，但雄心犹在，愿意回去带兵杀敌!

在陪赵竟吃饭时，廉颇为了表现自己身体好，一顿饭就吃了一斗米，十斤肉。饭后还披甲上马，把大刀抡得飞转……

赵竟回来后，郭开把他请到家中，问他到魏国见廉颇的情况。赵竟对郭开说了。

“噢，是这样……”郭开沉吟道。

赵竟知道相国对这事另有看法了，就捉摸他的心思。

“相国，您看，我怎样对陛下说呢……”

“你怎么说，老夫怎好教你呢?”郭开说，“你走后，我到你家去看望了你的老母，见你家有点艰窘，给老人家留下了几斤金子以备家用……”

那赵竟也是个机灵鬼，他立刻领会了郭开的意思，起身感谢了相国的关怀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赵竟进宫对赵王迁说：“大王，那廉颇已经老得不中用了……”

赵王迁很是失望，他问：“怎见得?”

赵竟说：“老将军的饭量还行，只是在陪我吃饭的时候，一小会儿，就三次往茅坑里跑……”

“他到那里干什么?”赵王迁一时还没有明白赵竟的意思。

“拉肚子呀!”

“是这样吗?”

“我怎敢瞒哄大王。”

“唔，廉颇是不能指望……看来寡人还是得用那李牧了!”

二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李牧跟随主将廉颇带兵和匈奴作战，取得了节节胜利。他劝主将要适可而止，主将也觉得如此，就上书请求赵王罢兵回师。可是贪婪的赵王不听，令他们乘胜前进。不几日，赵军便被匈奴诱至阴山之南，包围起来。他们苦战了几天几夜，终至全军覆没!李牧落荒而走，伤口进裂，饥寒交迫，晕倒在草丛中……

李牧醒来时，不明白来到了什么地方。他看到自己躺在一个帐幕中，面前有一少女和一老妪，她们正在说话。因为李牧长年在匈奴作战，懂得一些他们的语言。他听她们娘俩儿是这样说的——

“这个汉人生得好标致呀!”母亲说。

匈奴女孩儿不像汉人少女，一遇生人就羞羞答答，什么话也不好意思说，她们没那些规矩，是很直率的。“我救他回来就是因了他好看……”

那时李牧年轻，才二十多岁。生得面貌英俊，浓眉大眼，身体秀颀、壮硕，就是在汉地，女人也是常常偷眼瞟他的。

“孩子，他是个好男儿，我们可不该收留他……”

“妈妈，我们要是不救他，他会在野地里死去的。”

“看样子，他是个很勇猛的汉人小将，还不知杀了多少我们的人呢!我们不把他交出去，对得起单于吗?”

“妈，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战场上嘛，就是互相厮杀，我们也杀了他们许多人哪!特别是这一次，他们中了我们的诱兵之计，全军覆没了!”

她们是见过战场上的惨状的。

“唉，简直是血流成河呀!孩子，你打算把他怎样昵?”

“给他治好伤，送他回南国去!”好像女儿已经想好了。

以后，事情的发展如诗如歌。李牧喝着马奶，吃着肉饼，身体很快就复原了。匈奴女名叫天丽，生得健壮而又婀娜，善骑善射。李牧和她在阴山下黑水边驰骋游乐，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日。看到女儿倾心于他，母亲就和李牧郑重地谈了一次话，主要问他家里有没有妻室，汉家是否会接纳一个匈奴女人，娶了匈奴女人会不会影响李牧的前程等等。一切都没有成为障碍，李牧和天丽结成了夫妻。

第二年春上，李牧、天丽和她的母亲一起离开了他们的毡庐，过了雁门关，到汉地来了。李牧在那里安排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那时，战乱不息。不久，李牧又入军籍，归还旧部。凭着他的英勇和智慧，很快就升为将军，不几年廉颇因罪逃亡后，李牧又被升为大将军，以军功被封为武安君。老母去世，李牧和夫人安居在邯郸，天丽也受到赵王的诰封。

又过了几年，李牧就尝到了高处不胜寒的滋味了。由于他功劳太大，连国王也对他不放心，再加上他的脾气很倔，见到不对心思的不合理的事，就好说话，和许多大官显宦都结了冤。最要不得是惹着了赵太后。

赵太后原是邯郸城的一个娼女，面貌俊美，可心如蛇蝎。赵悼襄王以萁貌美而娶之。这本是王家的家事，李牧却认起真来，竟然几次上书想阻拦这件事。他说：国王以娼女为妻，有伤国体，连祖宗也不光彩。可这件事儿他没有挡住，赵悼襄王还是把娼女纳进了宫。本来这事也就到此为止，谁知李牧却不肯让步，他声言绝不向国王的新妃叩贺，这就有点太过分了……

不过，赵悼襄王心胸开阔，他活着时，倒没给李牧小鞋儿穿，仍然很信任他，重用他。

后来，老国王死了，赵妃的儿子赵迁继位为国君，她也成为太后，李牧才意识到事情不妙了!幸亏李牧功勋卓著，国势不稳，国家还少不了他，太后才没法奈何他。可是太后已把李牧当作头号敌人了!

几个月前，李牧带兵大胜秦军，赵国上下都到李府为李牧贺喜。这一胜利也大大地提高了别国诸侯的信心，他们都说看来秦国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新的合纵之议又在诸侯间萌动了。各国诸侯也派了使者带了重礼给李牧庆贺。

李家一时热闹非常。郭开对赵王迁说：“那些国王呀，也不知安的什么心，只知有李牧不知有赵王呀!”

赵王迁很是不快，他说：“等破了秦兵后，寡人再收拾他……”

这时正好赵太后在一旁，她说：“儿呀，依老身看来，到那时，怕是由不得你了!”

李牧家也不只是安享荣华，他们的心里也忐忑不安得很。李牧的儿子李代就说：“父亲，我看风波又要起了，不如趁着这时候，激流勇退，向国王乞休，回老家去吧……”

“可是秦军并没有走远，他们还会再来的!”李牧皱着眉头说。

李代叹口气，不说话了。

不过，儿子的话，也使李牧心动，但他内心实在不甘心隐退，就找自己的好友司马尚来商议。

司马尚是李牧的裨将，多年来一起出生入死，友谊是十分深厚的。他听了李牧的话叹气良久，最后说：“真没有想到呀，赵国百姓依靠将军，把将军看成靠山，现在这山却要自己倒了!”

“司马将军可不要这样说，我走了，不是还有你们吗!”

“将军说这话是出自内心吗?您明明知道我只能做您的裨将，不能做主帅，您还要这样说……”

李牧默然。

司马尚又说下去：“我给大将军说一件消息：廉颇故去了!”

“怎么?什么时候?”李牧大惊。他曾跟廉颇打过许多仗，对老将军是有很深感情的。廉颇虽有许多错处，但他与乐乘的争执，还是情有可原的，他同情廉颇。

“就在前不久吧。”司马尚声调低沉地说，“魏国见赵国不召回老将军，也不愿收留他了，没法儿，廉颇只好另寻出路，又到了楚国，就像一个流浪的乞丐，终于废却一世英名死在了寿春……”

李牧想说点什么，到后来只有抽泣、叹气而已。

“李将军，现在赵国只能靠您了!您若亦怕太后和郭开，离开朝廷，将来老死于林泉之下，岂是‘知死必勇’者耶?忠臣报国，应不计安危，这道理还用我说吗?再说，就是为国殒命，安知百千年后之美誉，不熠熠发光也!”

这话正说到李牧的心里去，他重视的就是身后之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于是李牧拍案而起，情绪激愤地说道：“司马将军，我险些做了错事，不走了，坚决不走了!赵国不是太后和郭开之赵国，而是千万百姓之赵国也!我为保卫赵国而死，也是死得其所了!”

“我知道大将军会留下来的!”司马尚眼泪汪汪地说，“国家幸甚，百姓幸甚，我司马尚一定追随您的身后，即使肝脑涂地亦心甘也!”

随后，李牧想和夫人商议把家迁到北方边境去，夫人明白他的意思，就对李牧说：“代儿可以带领家属迁到匈奴邻近，万一有什么事，可到我娘家避祸。我家里虽没有什么人了，可是只要回到那里，邻里乡亲还是会接纳他的!至于我，可要留下来。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是决不离开你的!”

李牧很感动，只得随她这样。几天后，李代带着部分家人出走，他们的家里就只剩李牧夫妇，还有几个老仆了。

这事很快被郭开得知，觉得是一个诬蔑李牧的绝好口实。就进宫对赵王迁说：“大王，我看那个李牧要造反了!”

“何以见得?他要去投秦吗?”

郭开摇摇头，“看样子他要先到匈奴去。日后投不投秦就不知道了!”

“他要逃往匈奴?真是叫人不解……”

“大王，您忘记他的夫人是匈奴人吗?”

“是了，是了……这就可理解了，可理解了!相国，您说说，您说说……”

“几天前，李牧的儿子就带领家属搬到北方边境去了，那里离匈奴只有一步之遥。大王想想，邯郸是赵国的大都，物阜人丰，他又有豪华的府第。放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不过，他把家属迁到那朔呼啸、荒山野坡去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赵王迁听了恨得摇头顿足，他说：“几十年来，寡人给李牧高官厚禄，养着他的身子，可没养着他的心哪!走走，您跟寡人到太后那里去……”

赵太后听了郭开的上奏后，瞪着赵王迁说：“迁儿，你呀，怎么就杀不了一个李牧!”

赵王迁说：“母后不能这么说，他不是有大功吗，杀了他，国内会有人说话的呀!”

“我告诉你，儿子。”赵太后说，“自古胆敢和君主分庭抗礼的臣子都是曾经有过大功的人!他们在君王身边，犹如卧虎藏龙。一有机会，就会向君王扑来，以取而代之!现在看来李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朝不除，就让人心神不安呀!”

不过，他们还是没想出什么理由杀李牧。

可是理由很快就来了。不久，邯郸城的大街小巷就流传着李牧要反的谣言。在街头巷尾玩耍的小孩子还唱着这样的儿歌：

娼妓女，不为丢，摇身一变成国后。

南面王，没权柄，披袍戴冠一小猴!

十八子，顶天立，功高日月古少有!

长矛斧钺地下藏，雄鸡一鸣换君侯!

同样的歌谣还有一些，都是郭开编出来找人到处散播的。等传扬开之后，他高兴得搓着手说：“李牧，李牧，你的死期到了!”

郭开令人捉了几个唱得欢的小孩子，给他们吃了好食物，还给了一点铜钱，对他们说：“宫里的大王和老太后想听你们唱歌，老夫现在就带你们进宫去!”

孩子们有点高兴也有点害怕。

郭开说：“你们别怕，有老夫在一旁呢!你们唱得越大胆越好听，大王和太后就越高兴，他们会给你们好多好多的奖赏呢!”

孩子们不怕了，郭开又把他们训练了几次，就领他们进宫了。

郭开打听得太后和赵王迁都在后面的锦绣宫里，就先把孩子们留在宫外，自己进去叩头说：“太后、君王陛下，那李牧罪该万死，他又想出新花样来污蔑太后和君王了!”

太后问：“那东西又怎的?”

郭开就把自己在街头听到的童谣说了一遍。

太后先就哭了起来，她说：“反了反了，李牧那东西竟敢这样，眼看就要弑君了!”

赵王迁说：“郭开，这是真的吗?”

郭开说：“郭开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编造这样的事!我怕太后和君王不信，特地把几个正在唱歌谣的小童子拿了来，他们就在宫外……”

太后正在犹豫，她怕亲耳听到这样污秽的童谣，赵王迁却令郭开带进殿来。

孩子们被领进来了，他们被宫侍们按着脖颈给太后和国王磕了头。郭开在一旁问：“小孩子，你们在街头怎么唱来着，唱一遍给太后和君王听听……”

孩子们不知好歹，竟按郭开预先安排的唱了起来。他们一遍还没有唱完，就听太后一声断喝：“小猪猡，竟敢在老身面前唱这大逆不道的歌!”接着，就把桌上的一只玉麒麟扔了下来，正扔在一个孩子的头上，即刻鲜血淋漓。“杀了，杀了!都给我拖出去杀了!”

几个孩子被拖了出去。

太后拉着赵王迁的手哭道：“迁儿，你要是还不杀李牧，老娘我就不活了!”

赵王迁连忙给赵太后跪下，“寡人杀，寡人一定杀他!”

赵王迁安慰了母亲几句就和郭开到内殿去商量杀李牧的事。有了这些罪状，他认为李牧就死有余辜了，不过要公然下令杀他，还似乎不太可能。因为诏令一下，朝廷一定会上下哗然，大臣们会轮番进宫说情，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也未必就杀得了他。

最后，他们商量“计杀”，先传与李牧关系不好的赵葱和颜聚这两个将军前来。几年来，赵葱、颜聚就特别嫉妒李牧的地位和功劳，多次上朝污蔑李牧等拥有军权的大将，妄想取他们而代之，没有得逞。这次机会来了。

赵王迁在他们面前哭诉了李牧居功自恃，阴谋篡政的事实。赵葱义愤填膺，拍者胸脯说：“好贼如此猖狂，不剪除此贼誓不为人也！”

颜聚也泣泪上奏，愿以生命为国除奸!

赵王迁赞扬了他们的忠诚，并说等他们大功告成后，就把他们升为上将军。

郭开看他们激动得可以了，就把预想的计谋说给了他们。

这日，李牧和几位将军在城外练兵、布阵，很是称心如意。事后便请司马尚、赵长戈、颜破败等将军到家中小酌。

由于高兴，李牧喝着喝着就多了。他端着酒杯对将军们说：“我自束发从戎，凡三十载，开始跟随主将，后又挺身率兵，幸得将士用命，上下一心，才能够北伐匈奴，东战强燕，西抵暴秦，杀敌逾八十万，取得节节胜利。今日想起那些先我而死的将士，就情不自禁地要饮泣下泪，这杯浊酒就先祭奠给他们吧……”

李牧说着，将酒洒到地下，接着就泪眼潸然地说：“没有他们，李牧焉能立得寸功!但愿千万将士的热血不会白流……”

司马尚等见李牧有点醉了，就起身相劝。“大将军，不要伤感!”

“我怎会伤感?我是高兴呀!”李牧接着说，“今日看我们所练之师，非秦军可比，何况他们是为保家卫国而战，一可当十!将军们，即使我李牧为国战死，你们也能够和秦军拼上几年了!”

众人见李牧如此说，都潸然泪下。

正在这时，宫中一小黄门来宣读赵王的诏令：说是城卫捕得秦国奸细顿弱，特请大将军来前殿议事……

李牧听了，想了很久，还是骑马去了。

他想顿弱是秦国的上大夫，捉住顿弱是件大事，赵王不会撒这个谎的……

赵长戈、司马尚拦住马头劝他道：“大将军，事情蹊跷，是否我们随您去呢?”

李牧摇摇头说：“君臣间应以诚信为本，只许君王辜负臣下，不许臣下辜负君王!我如有不测，也是误中秦人奸计，只望你们仍为君王，为赵国携手并肩，鞠躬尽瘁，不许为我个人复仇!”说罢，打马而去。

进了宫，小黄门先行复旨去了。李牧下了马走到光照门外，忽然感到事情有异，以他用兵多年的经验，李牧敏感地意识到周围有伏兵。又走了几步，见两旁的厢房，门窗都洞开着，而且人影恍惚，就大喊道：“主上，李牧来了。您让我走到殿上，要杀要割，请陛下给我说个明白……”

李牧言犹未了，只听铜锣一响，飞蝗般的乱箭就攒射过来。李牧身中十几箭，血流如注，但还没有死。赵葱、颜聚带人跑出围住李牧，笑着对李牧说：“李大将军，你的威风呢?”李牧不屑和他们拌嘴，就说：“抬我去见君王……”

这时，赵王迁和郭开也走到李牧面前。郭开刚要述说李牧的罪状，李牧厉声止住他，喝道：“奸贼，有你说话的时候，我快要死了，我想给君王留下几句话。”他回头对着赵王迁说：“我的主，如果国内没有内奸，强秦是无法征服我们的!可惜，您却与奸贼相伴，如手如足。我死一年后，赵国必亡，那时，我们就在地下论是非吧!”

说完，李牧就溘然而逝了。

“他，他说的什么?”赵王迁稀里糊涂地问郭开说。

郭开想：幸亏这糊涂君王没有听明白。就说：“这个李牧呀，他临死还骂君王哩!”

“好……好像他不是骂寡人……”赵王迁摇摇头，“不过，他该死，该死……”

第二天，在郭开的授意下，赵王迁下诏削去了司马尚的将军之职，并将其软禁在府中。随即任命赵葱、颜聚为正、副大将军，统帅赵国70万大军!

听说李牧被诛，赵军泪湿营幕，人心涣散，许多将士逃往楚、魏，还有的直接投奔秦国去了。

天丽夫人知道丈夫被冤杀，痛哭了三天，悬梁自绝。几个老仆把她装敛好，送往漠北去。这倒提醒了赵王迁，知道在北方还有李牧的儿子李代，就派一队飞骑带着他的诏令去取李代之首。但李代可不像他的老子那样愚忠，他带兵围住赵王迁的飞骑，杀得干干净净，然后投奔了匈奴。

害死了大将军李牧，郭开高兴得很，他秘密地派心腹带着他的信到秦国去向顿弱报告，说是那李牧已经一命呜乎了。

顿弱当然立刻进宫向秦王政报喜。秦王政喜笑颜开地说：“那郭开呀，真顶得上十万雄兵，他干得好!”

“大王将如何奖赏他呢?”顿弱问。

“杀!”秦王政咬着牙根说，“这样的奸贼只能千刀万剐!”

“臣下知道大王会这样说，”顿弱对秦王政再拜，“像郭开这样的人，是不该给他好的下场。可是我劝大王还是等到天下大定之后……”

“是呀，是呀……”秦王政立刻会意，他说：“你给那郭开传信，就说我把上大夫的官儿给他留着哩!”

过了几天，秦王政在赵国的探子也陆续地来了报告，说是赵军失了主将后，大都离心离德，逃亡者不可胜数。不到一月，赵军已经锐减到60万人。全国上下对赵王计杀李牧，怨怒甚深，君臣间更加猜忌不睦了。

于是，秦王政就开始和大臣、将军商讨正式伐赵的事。

秦王政坐在议事大厅的一端，阔大的几案上，摆放着青铜铸就的大鼎、瑞兽。还有一张素绢和蒙恬刚刚发明的几支毛笔。

秦王政今年30岁，面容仍然棱角分明，英武端凝，放射着青春的光彩和活力。他为政初期，有些人对他的才能还持怀疑态度，在他们心里老是有一句话，这个年轻人行吗?现在，这句话没了，他们都服服帖帖地蜷伏在秦王政的脚下，认为他是上天降下的旷世英主!特别是在平灭嫪毐、歼灭吕党、夺韩设郡之后，谁也不会怀疑秦王政的权威和才能了!人们不仅畏惧他，还从心里敬服他。因为他不仅是个治国安邦的好君王，而他的霸气和威猛更是无人能比的……

秦王政在倾听群臣议论。

大多数臣僚都主张立即对赵用兵，可是也有少数人甚有顾虑，他们说：近几年赵国虽大大地被削弱了，可是在六国中仍然很有实力，不可轻觑。不如等几年瞅机会再说。说这话的多是些经历多年战火的老将军。

这时，秦王政望着他的臣僚们，雄风四射，声音朗朗地说：“你们的话，寡人都听明白了，有的人还是把赵国的势力估计得太大了，说它是什么‘病狮’，即使李牧没了，它的威风仍在，不可轻敌。其实，它是一头病狗，快要死的狗!我们只要踏上一只脚，它就没命了!当然，这是比喻。这只脚，是秦军几十万甲士的脚……”

秦王政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可是仍有大臣躬身站起，劝秦王政还是小心谨慎才是，并且举了二百年来秦与赵的战争，是互有胜负的。赵国虽屡屡受到重创，但它的复生能力很强，不能因为李牧死去就可大举入侵。赵国仍是秦国的劲敌，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寡人决不再等了!”秦王政把桌案一拍，说，“你们应该想一想拿下赵国的意义。只要取下赵国，就能和韩地连成一片。我们秦国的势力就如澎湃的汪洋，可以南冲魏楚，北围燕齐，谁也不能阻挡我们了!”

秦王政这样一说，诸臣知道君王的意志已决，谁也不想多说了，就一齐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时，秦王政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墙上挂着一大幅赵国的地图。他用一剑鞘指着说：“大家来看……”

他这样一说，几十名战将霍然站起，趋前围在秦王政的周围。

秦王政望了将军们一眼，说了下去：“寡人的灭赵方略是这样的，大家听仔细了。大将军王翦带10万将士，兵出上地，然后直击赵之井陉，先下邯郸以北的肥累、宜安、番吾、藁城四地，然后向南围邯郸。端和将军带10万军，东下邯郸，只围不战，不放邯郸赵军营救外郡。羌疯将军也带10万兵马，直插邯郸以东的东阳之地，取它的大片土地后，就和王翦将军的军队汇合，共围邯郸。若是邯郸的外郡大都被我占领，邯郸只剩孤城，我30万大军，尽可夺取之。到那时，那个愚庸的赵迁或可投降吗，当然这只是猜想。他要不降，寡人就亲带30万大军前去增援以防备赵人断我粮道，也防备别的国家前去营救赵国。这样的部署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大家可以说话……”

秦王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小会儿，看着众将，见大家没有异议，就又说下去。“赵国自李牧被赵迁杀死后，已没有什么可以将兵的人，那赵葱、颜聚算得了什么，连我们的一个小将军也不如，我们的王翦等大将和他们相斗真如逗弄两个小孩儿!哈哈，你们说是这样吗?”

他面前的将军们活跃起来。

秦王政最后说：“将军们，等你们出兵后，寡人要亲自为你们押运粮草，你们就不用担心后方的供给了!在拿下邯郸城后，寡人一定为你们鸣金击鼓以贺之!”

将军们听秦王政这样一讲，个个兴奋异常，摩拳擦掌，等秦王政讲完就一齐高呼：“臣等一定尽心竭力!”，“大功成就之日，共颂圣功!”，“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欢呼“万岁”，是秦王政最爱听的声音，恐怕也是以后的帝王最爱听的声音吧。

王翦将军是秦之老将，这年已五十有余了。他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受到将士们的竭诚拥戴。到了上地，只用了三日，就把十万大军，编成战斗序列。接着，击鼓鸣金，直插赵之井陉。王翦先派前锋蒙恬带一万精兵占领井陉东口，钳住赵兵出援要道。赵军见秦军如从天降，吓得手足无措，只好先把兵屯住，等待救援。可是别的地方的赵军面前也发现了秦军，自顾不暇，谁也救不得谁了。

其他两路大军也进展顺利，不多日，赵国就被全面地困住，就像人被捆绑了四肢，动弹不得了……

而赵王迁自从杀了李牧后，觉得没有人再敢夺他的权了，他的老娘也不每天在他耳边嘟哝着要他杀李牧了。他把内政托付给郭开，把军事交代给赵葱等将军，就以为万事大吉，于是天天和姬妃们玩乐。

赵王迁最大的嗜好就是玩狗，弄得满宫里都是恶狗。大臣们上朝被恶狗伤着的事，时有发生。有的臣僚曾苦心地劝过他，他不听，还说：“寡人恨不得邯郸城里全是狗呢!”

有一天，整个宫中找不到赵王迁，后来见他在狗窝里睡得正香。有人问，赵王迁身为君王难道就不嫌狗窝里脏吗?那是没有见过他的狗窝的缘故。如果见过了就会惊异于那些狗窝的豪华与精致，在里面睡觉也没有什么肮脏的了。无怪乎一位大臣叹道：“要是君王待我们，能够像待他的狗那样该多好呀!”

这日，赵王迁正在狗窝里和他的狗们玩得愉快，赵葱来了。

他想向国王报告前线的事，可是狗们正叫得山响。他说什么，国王也听不清楚。他想把国王请出来，不得不向国王招手示意。不想这却惹怒了国王的宠狗，它们狂叫着从窝里窜出，向赵葱发起了攻击。赵葱本想拔剑还击，可是一想，这是陛下的爱犬，要是伤了它们，可不得了!眼看自己的战袍已被撕碎，露出了皮肉，他只好掉头逃跑。但赵葱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狗啊，不多远就被群狗追上，拖倒在地。幸亏赵王迁出来喝住了他的爱犬，赵葱才得以解脱。

赵王迁大笑道：“赵葱呀赵葱，你还是上将军哩，竟敌不过一群狗!”

赵葱怒不可遏，脸憋得青紫，最后还是把怒气压在心里。他向赵王迁报告说：“秦军已分三路杀向邯郸了!”

“那你们打算怎样迎敌呢?”

赵葱说：“秦军三路军中，以王翦军为最强，我们只要给他以当头棒喝，其他两路也就成为缩头乌龟了!”

“将军打算怎样遏住王翦之军?”

“王翦从东而至，我可在井陉东口拦住他，那里到处是沟壑，易于布伏。我把几万大军隐于沟壑中，等他们来到，就一拥而出，尽歼秦军于沟壑之中，大王您看怎样?”

“好极了，寡人就说过嘛，李牧一死，就会有许多个李牧出来!将军之才绝不下于李牧!你们要是比不过李牧，他可在九泉下笑话你们呀!”

赵葱听大王如此说，高兴得要死，连恶狗欺负他也忘记了。“谢大王夸奖。我歼敌于井陉，颜聚可带兵捍卫邯郸，正好剪秦军首尾。嬴政这头恶龙就在赵国完蛋了!”

“将军可不要轻敌呀!”

赵葱说：“谨记大王教导。我们这样部署，即使不能全歼秦军，也可以拖住秦军。他们远道而来，不上半年，就无计可施了，只能退兵了事!”

“好呀，好呀。”赵王迁说完，又要回头去照顾他的狗。

赵葱忙说：“陛下，小将还有一事上禀。”

“说……”

赵葱说：“赵国之将士，被李牧驯养多年，大多成为骄惰之众，击鼓不进，鸣金不退者时有之，再说还有一些将军有意给我们难堪……”

“那好办……”赵王迁吩咐黄门取来宝剑两口对赵葱说：“这王者之剑，你和颜聚将军一人一口，可宣示于众，有不遵军令者，斩!”

赵葱又说：“军中大将中还有许多李牧的余党，领头的就是司马尚、颜破败、赵长戈等人，他请示赵王是不是先拿他们试剑?”

没想到赵王迁说：“不可。军内的李党有许多，你是杀不完的。赵长戈等都是赵之名将，杀了他们会使国内不安。狗也是这样，不把领头的安顿好了，你就别想把狗群整治得顺心如意。切记切记!”

“那怎么办呢?”

赵王迁说：“你可以让他们打头阵，要是他们战死，谁也说不得闲话了!”

“大王教导得极是!”

赵葱带领大军前去迎敌。司马尚年老有病，向他请假，他不但不准，还要司马尚的儿子司马金彪顶替。

赵葱指令赵长戈、颜破败、司马金彪为先锋，领兵一万，到井陉东口迎击秦军，只能向前，不能退后，违令者斩!

赵长戈等知道赵葱是要他们去死，也知道秦军如山洪倾泻，不可抵挡，还能去送死吗?离开邯郸后，并没有去拦截秦军，而是投向伐北。几天后，他们来到了匈奴边境，扎下营寨，就派人去找李牧的儿子李代去了。

赵葱知道赵长戈等出走后，气得两眼昏黑。他想派兵去追杀他们，可是秦国的大军到了，只好先去御敌。可他哪里是王翦的对手。几个回合后，赵军就溃退下来。最后，他好歹立住阵脚，要和秦军对峙，把战争拖下去……

王翦看出赵葱的计谋，笑着对身边的将军们说：“赵葱那小子想和我们在这里过日子呢?咱们可不要上当，明日就发动猛攻。”第二天拂晓，王翦提刀上马，挥动三军冲锋。只半日，赵军死伤无数，阵脚动摇往后败退。到了夜晚，赵葱和他的七八万人就蜷缩在一条沟壑中。

落到这样的下场，谁都知道赵军已经没有出路了。这时，赵葱忽然大笑起来。他身边的一员贴身小将小心地问他：“时至今日，大将军如何发笑?”

“我笑一个人?”

“是……谁?”

“是一位大将军……就在几天前，他还向赵王夸口说，要把秦军尽杀于这儿的沟壑中呢，看来我们……”说罢他又大笑。

他没有说出那个大将军正是他赵葱，他是在笑自己。

到了傍明，秦军的包围已经合拢，王翦下令向沟壑施放火箭。一时间，万道金蛇自天而降。赵军的粮草先行着火，接着沟壑中的草木也尽在燃烧了。赵军耐不住，各自纷纷逃命……

秦军趁机掩杀，赵葱和他的军队大部做了刀下之鬼!

消灭了赵葱部后，王翦的军队长驱直入，一连夺得了赵之番吾、宜安和藁城，他的军队也消耗了近两万人。就在这时，秦王政给他送来了五万人马，使王翦的锋锐益发坚挺，他就带兵包围了赵国的肥累城。

守肥累城的是赵国大将公子不速。他官至都尉，很有谋略，善于带兵，将士愿为其效死。公子不速激励守城军民，日夜坚守，竟然使王翦两个月没有攻下……

这时，另外两路大军——秦将端和、羌疯都很有战绩，他们已掠得赵国大部领土，肃清了邯郸外围的赵军，很快逼近了邯郸城。

第四十八章

赵国守邯郸的是大将颜聚，他比赵葱会用兵。颜聚仍利用李牧几年前就修筑好，后来又多次加固的三层战垒，挡住了秦兵，双方形成了紧张的对峙局面。

秦军原先设想的速战速决没办法实现了，日子拖了下来。

秦王政知道现在的关键不是增加兵力，而是给他的军队以充分供应。为此，他亲自带领侍卫督办粮草，使秦的粮草车队，昼夜不息，源源不断地驶向赵国。运粮队都配备军械，以备流散的赵军来袭。赵军想拖垮秦军的计划破产了。

赵王迁听到秦军攻城的喊杀声日夜不断，吓得要死。他去见母亲赵太后。太后不理他，只是跪在她的寝殿内烧香祷告，她说：“你回去好好地呆在宫里就是，我已求得上天保佑，你让那颜聚把秦军顶过七七四十九天，自然化险为夷!”

赵王迁有点放心了，可是城外的攻城声和呐喊声还是不断地传进宫里来，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关上门窗，叫来宫苑乐队和宫女们，给他唱歌跳舞……

可是什么也有个玩够的时候，赵王迁还是担心自己的脑袋，于是他又走出了宫殿，一走到宫苑，听到攻城的喊声分外清晰，而且他的狗也疯狂地叫着。赵王迁急急地走到狗院里，对他的上百只狗说：“寡人的狗呀，你们吵什么?是饿了还是怕了?”

赵王迁叫来他的驯狗师，问他们：“狗为什么不住地乱咬乱叫?”

“回陛下……”一个驯狗师灵机一动说，“您的御狗听说敌人攻城，纷纷想对大王效忠哩!”

“它们怎样效忠呢?你说给寡人听……”

驯狗师说：“它们想给大王警卫宫院……”

“好好好……”赵王迁激动得泪流满面地说，“难得它们的一片忠心，你们听着，从今天起，每只狗赏一锭金!另外，你们要给我好好地训练它们，到时候，好让它们有能力为寡人尽忠!”

“是!”

狗怎样使用金钱?还不是都给驯狗师们吞掉了!

赵王迁一边看着他的爱狗，一边想道：有些臣子还不如一只狗呢!这些日子郭开在干什么呢?他立刻派人去找相国郭开。

郭开来了，他对赵王迁说：“大王，郭开无一日不在为国事操心。”

“想出什么法子破敌了吗?”

“法子是人想出来的，人比法子更重要。”郭开说，“我给大王想出一个人来……”

“他是谁?”

“他是司马尚。”郭开说，“起兵御敌时，他有病请假，这时不知怎样了，他是李牧训练出来的英勇善战的好将。”

“他比那颜聚好吗?”

“不可同日而语!”

“唉，要是李牧晚死半年就好了!”赵王迁说，他令郭开去请司马尚，要拜他为上将军。郭开答应着走了。

这又是郭开的一个恶计。司马尚没有到前线送死，老是他的一块心病。近日他又听说：老将军见邯郸日危，报国之心又起，要到朝廷主动请缨。他怕赵王迁因他是李牧的旧将，不准所请，所以赶来说服赵王。谁知这时的赵王迁只要有人用就好，哪里还管他曾是谁的人呢!

郭开来到司马府上，只见门前丧幡高悬，哭声震天，打听一下，原来老将军昨夜归天了!

郭开心想：“这老儿运气好，给自己留了一具全尸……”使郭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王迁一听司马尚的死讯，竟然号啕大哭地说：“天亡我赵国也，天亡我赵国也……”

郭开心里道：莫非这糊涂虫有点明白了……

王翦被公子不速挡在肥累城下，心里火灼。蒙恬劝说道：“将军不要着急，我听说肥累城中几天前就断粮了，那不速挺不了几天的!”

王翦可不想久等，他命军士向城中放箭，箭上附一封“给肥城将士信”，要他们看清天下大势，向秦军献城投降。当然，他许诺了些条件，说是不杀一兵一卒，百姓商贾各安其业。最后少不了威胁几句：如顽固不化，城破之后，大屠三日!

城中的将士也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公子不速和诸将商议，与其在这里无望地守下去，不如突围逃生。他说：“赵长戈等将军仍在北方边境，他们对赵并无二心，只是被奸贼逼走了。我们不如远走北边，和赵将军联为一气，以图将来!”

大家也觉得拖下去没有任何指望，还是带兵突围的好。于是具体筹划起来……

第二天拂晓，公子不速带城中五万人马开北门杀将出来，立刻和秦军混战在一起。

王翦一见赵军突围，高兴地对蒙恬说：“他们出来了，很好，别给我放过一个人!”马上调集各路大军围堵阻击，有如波滚浪涌。两方喊杀之声，惊天动地。赵军拼死冲杀，豪气干云。一是不杀开一条血路，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死，二是他们对秦军有破家亡国之恨，恨入骨髓。秦军也是愈战愈奋，因为他们都想战场立功，秦王政的赏赐在鼓舞着他们。

公子不速是一员勇将，他和身边的几个护将，挺着戈矛硬是杀出了重围，可是脱离战场时，他的身边已经没有几个战士了。他向着刚才血战的战场哭道：“我是活了，可是赵国的几万子孙却死在这里了!我还有脸去见赵长戈他们吗?”说着又要提戈上马，回去厮杀，被身边的人劝住，为他抹干泪水，几个照应着，顺着沟壑向北去了。

王翦的大军入城后，实践了他的诺言，把肥累屠了个干净。留下一片死尸污血，然后率兵向南向东进军。到秦王政十九年八月，连陷赵国三十余城。赵国的领土已经不多了。

这年九月，秦王政的50万大军已经把赵都邯郸围得水泄不通。秦军这把大铁钳夹住了邯郸这颗核桃，只要它稍一用力，邯郸就碎了!

赵王迁的狗叫得如疯似狂，他急忙去看，又发现宫院里浓烟呛喉，就问面前的一个侍卫说：“哪来的这么多烟雾?”

侍卫不说。

赵王迁又喝问道：“你为什么不回答寡人的话，想抗命吗?”

“不敢。”侍卫说，“……那，那，那是秦军在城外造饭……”

“呀，他们有多少人呀，弄得全城都乌烟瘴气!”

“听说有五十万……”

“五十万?”赵王迁吓得伸出舌头，呆了好久才去找他的太后。

“母后，秦军来了五十万哪，他们每人向赵城扔一只鞋，邯郸就被埋掉了!”他哭着说。

赵太后仍没有理他，跪在那里，像是低头祷告的样子。见她不动，赵王迁沉不住气了，就拉了母亲一把，母亲竟向后一仰，倒了!原来不知何时，赵太后已经死去了!

赵王迁抱着母后的尸首大哭起来。“母后，您倒轻松地走了，留给我一座危城，让我怎么办呀!您为什么不叫着我一起走呢?”

赵王迁正哭得死去活来，一个贴身的黄门对着他的耳朵说：“大臣们都在朝堂上等待着您呢，听说秦军开始攻城了!”

“让他们来吧，来吧……”

“大王，邯郸危急，听说颜聚的副将也死了!”

“他是为国战死的吗?”

“不，他是……出降时被秦军的乱箭射死的!”

赵王迁知道赵国已到了最后时刻，就叫这黄门扶着来到前殿。他刚坐好，就对御阶下的群臣说：“你们有破敌之策吗?”

大家面面相觑，以为他在痴人说梦。

相国郭开仰首来到赵王迁的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你瞧瞧，你把个好端端的赵国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眼前事已不可为了，我看还是投降的好!”

郭开这副对君王大大咧咧的架势，使赵王迁吃惊不小，群臣也觉得大为意外。就在这一瞬间，赵王迁思前想后，把过去的事都联系起来了，才把这个奸臣看清，原来他是潜伏在赵国的一个大蛀虫呀!

赵王迁说：“投降，这事得从长计议……你得先告诉寡人：秦王政给了你些什么恩赏，使你为他做间?”

他本是诈郭开的，谁知郭开竟然昂首承认了。

“秦王不愧是当今天子，他给我的恩赏丰厚，不可胜数!”郭开自豪地说，“现在我已是秦国的上大夫了!”

听了郭开的话，满堂响起愤愤之声。

赵王迁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平静下来，又对郭开说：“嗬，秦王政待你如此恩厚，你又给他干了些什么呢?”

“多着呢!”郭开说，“我为秦王也是鞠躬尽瘁，最大的功劳就是为他诛杀了李牧!弄得赵军人心涣散……”

阶下皆是切齿之声。

“郭开，你明白吗?你现在还在寡人的朝堂之上!”赵王迁说。

“那又怎样?”

“寡人仍然可以下令杀你!”

“你就不怕秦王吗?你胆敢杀了他的功臣，他就能够把你车裂分尸，火烧你的宗庙!”

“是的。秦王如果想要一个奸贼的话。”赵王迁说，“寡人今日要干一件平生最快意的事!”他把桌案一拍，愤然站起，对阶下大臣们喊道：“凡我赵国忠臣和赵氏子孙，皆可诛杀奸贼郭开!动手，杀!”

“杀”字刚刚出口，朝堂上就乱作一团。朝臣中的武将文臣多不带兵刃，可是他们有拳脚，赵氏宗族也不少，喊叫着向郭开扑来。他们都恨死了郭开，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能不抓住这泄恨的机会吗?宫外的侍卫也恨透了这个权奸，见朝臣们没有武器，就急急地送了些刀剑来。只眨眼间，郭开就化为了肉泥……

宫侍们弄来箩筐，想把已经被碎尸的郭开清扫出去。赵王迁摆摆手说“不必了，给寡人牵几条狗来吧!”

一会儿，几条恶狼似的狗进来了，它们很快就把郭开的污血碎肉抢食干净……

处死郭开后，赵王迁命人传颜聚到来。他问颜聚还有多少人马?颜聚说还有十多万人。

“那么，你还能给寡人支持多少日子呢?”

颜聚不敢撒谎了。他说：“至多还能支持十天。”

“颜聚，寡人问你，你能够保寡人突围出去吗?寡人想到北方去找赵长戈、李代他们。那些人都是仁义君子，寡人虽屡屡地加害他们，但他们不会记寡人的仇，他们还会忠心地保寡人的!”

颜聚低头想了好久，说：“大王，我对您说实话，那秦王用兵，甚是了得，大王您想到的，他都想到了。他在邯郸周围布下了层层罗网和陷阱，就等您出去呢!”

“这就是说，寡人走不了啦?”

颜聚点点头。

“那，将军打算怎么办呢?”

“国破家亡，惟死而已!”

“好汉子!”赵王迁说，“咱们君臣想到一起去了。那你回前方去吧。”

颜聚说能够坚守十天，仍然是对赵王迁吹了牛。三天不到，秦军就越过了李牧修筑的三道堡砦，直逼城下，已经在使用云梯攻城了。

赵王迁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来到他的狗舍里，对几个驯狗师说：“给它们准备一餐好饭吧!”

“是，陛下。”驯狗师们明白国王陛下的意思，忙着准备去了。

几百条狗见了它们的主人，竟一声也不吭了，直直地睁着亮眼，竖起耳朵看着他。赵王迁泪如雨下，他说：“寡人的爱犬……走吧，走吧，随寡人到另一个世界去吧!那边也许比这儿更好一些，走吧……”

驯狗师们把给狗吃的饭备好了，他们一起跪到赵王迁面前，他们中的头儿向赵王迁说：“大王，照您的吩咐……”

“里面有那东西吗?”

“有……”驯狗师哽咽着说。

“分量不要太少，让它们走得痛快些!”说罢，赵王迁匆匆地离开了。

半个时辰后，赵王迁的几百条爱狗全都伸腿“殉国”了!

从狗院出来，赵王迁又来到后宫。他把宫人和姬妾召集起来，对他们说：“邯郸就要陷落了，寡人就要与国相殉。你们呢，给你们两条路。一是随我而去，一是自谋生路。宫人和众姬妾哭成一团。赵王迁也不理他们，兀自命黄门准备了几十盅鸩酒，排在桌案上。

赵王迁低下头等待着。少时，他抬起头来看，面前只剩几个人了，她们正在慢慢地走到桌案前来，他最爱的小妾花美人却向门外走去……

“花美人!”赵王迁叫道。

花美人站住了。

“花美人，你不想陪伴寡人走吗?”

花美人哭了，“陛下，饶小妾一命吧，我才十八岁呢!”

“可寡人离不开你呀!来，你来……”

花美人不得已又跑回来，这时，他们的周围都是死尸了。

“花美人，来，来把这杯酒喝下去!”赵王迁擎起了一杯鸩酒。

“我，我……我怕。”

“别怕。你看她们不是已经走远了吗!”

“饶了小妾吧，我还想……活着!”

“傻瓜，秦军来了，他们还能让你活吗?”赵王迁转身对几个黄门说：“你们站着干什么?快上来帮帮她!”

几个黄门不敢怠慢，冲上来扳倒花美人，按住，一人卡住她的喉咙，使花美人张开嘴，然后把一杯鸩酒灌了进去。

“好了，你们有愿随寡人走的，就喝一杯吧!”

赵王迁出宫去了，让花美人自己在地上痛苦地打滚，挨过死前的最后一刻……

火赵的领兵大将王翦把秦国的黑龙旗插上赵王官后，就大搜赵氏的宗室近亲，以及王公大臣。同时，他派蒙恬回国向秦王政报告。

蒙恬来到秦宫后却找不到秦王政了。这时，他正在母亲的别宫里。

从这年正月，太后就一病接一病的，太医虽用尽了千方百计，也没有使她恢复健康，却也没有恶化，就那么一天天地拖着……

秦王政坐在母后的榻前，望着她消瘦的脸。太后才五十多岁，已显得老态龙钟，头发几乎全白了。

自从秦王政听了茅焦的话，把太后接回宫中，他们母子的感情与日俱增着。而经过了嫪毐那一场事变后，太后的心灰了，死了……她认了命。她生活中有过许多男人，最让他难以忘怀的有三个，这就是吕不韦、子楚和嫪毐。吕不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可是他胸怀天下，是个不把女人放在心上的人。子楚是个好男人，可是他太文弱了，太老实了，不是她所喜欢的那种男子汉。最让她动心的是嫪毐，她和他厮守的时间也最长。可是她的身分，周围的环境，和他的倜傥不规又必然会落得那么个下场……

她自己呢，也是一样，也是受着命运的拔弄。她本没想走进这帝王之家，更不想做什么王后、太后，她只想找一个像吕不韦那样的男人相守着过一辈子!可是，命运却让她走到今天这步天地。她曾想挣扎过，可是，她还是没有抗争过命运。今天，她服了，屈服了……

她只有把全部的感情放到她惟一的孩子身上了!

秦王政在情感上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自他懂事后，他就发现自己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耻辱的印记：私生子。为此，他恨过母亲。但他亲眼见母亲为了他所受的苦，遭的罪，还有多年的相依为命的日子，又使他十分地钟爱母亲。他即位后，本想和母亲君临天下，从过去的屈辱日月中挣脱出来。她却做了许多不要脸面的，连平常人也无法忍受的事，他曾向母亲举起了他的无情剑，并把她幽禁起来。那些日子，秦王政的内心在流血，他曾杀了多少劝谏他的人，幸亏，有许多不怕死的好臣子才使他迎回了母后，使他心中的创伤开始愈合……

秦王政身为君王，雄姿英发，聪慧天纵，使天下人都折服在他的面前。可是他的内心是干涸的、孤独的，他忍不住要寻求感情的滋润和依托，能给他这感情春雨的只有母亲。于是，他就常到母亲身边来了。

秦王政招招手，在这儿专门照顾太后的赵高就过来了。他把太后扶起来，在她的背后垫了几个松软的枕头。

秦王政说：“母亲，您看看窗外吧，今天可是阳光灿烂呀!”

赵高连忙跑到窗前，把窗幔拉开了一点，露出了几棂纱窗。阳光透进来，春天真地已经来了，虽还没有到万木复苏的时候，但红梅已经满枝蓓蕾，还有几朵开得艳红，照得满院里似乎更光亮了。

太后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脸色已经舒展多了。

秦王政恨不得变回到孩提时代去，偎依在母亲怀里，现在，他只能和母亲靠在一起，轻轻地亲着她。

“母亲，等春花满院的时候，那时就暖和了。我要把您接出去，和您一同逛逛咸阳城。现在的咸阳可今非昔比了。市面繁荣，商贾云集。天下的文人才子都往这里集聚，人口比过去多了几倍……您要是出去看看，一定会认不出来了!”

“是呀，是呀……都是托太后您和大王的福呀!”老想插话的赵高好歹找到这么一个空儿。

“只要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太后说。

“您怎地这样说呀，太后!”赵高知道又该他说了，“您老才五十几岁，后面的富贵福泽还没享呢!说实在的您并没有什么病，只是在宫中憋出来的一点小恙罢了，等过几天，大王陪您出去一溜，春风一吹，就会身康体健了!”

赵高的话，并没有使太后高兴多少。她的心已经被岁月煎熬得干瘪了，她的脏腑已经被折磨得伤痕累累了，她如何康健得了昵!

“我的儿，”她对秦王政说，“听说你在赵国的战事进行得很顺利?”

“是呀，母亲。”秦王政说，“我想用不了几天，邯郸城就拿下来了!”

“好，好，”太后点点头，“秦国几代君王都没有完成这个功业，在我儿手里却完成了!要不是我身体不好，还真想回到邯郸去看一看……毕竟，我也是在赵国生活了许多年呀!”

太后说了，就沉浸在回忆中。

“母亲，您还没有给孩儿从头至尾地讲一讲您的家世呢!”秦王政有意地说。

“早年，我不想讲，后来想讲了，又没有机会讲了!”

她说得是，许多年过去，风口浪尖，一跤一跌地走到现在，真是没顾到回忆一下过去，只眼前的事就难以应付了!

“母亲，今日，我没有什么事，您的精神也很好，何不对我讲一讲呢?”

“你想听吗，孩儿?”

“想听，母亲。”

赵高赶紧在他们母子之间放了一张小桌，沏了一壶香茶摆上，还放了几样小点心。帮着太后活动了一下身子，又给她把后背垫好。

太后开始说了。

秦王政向赵高歪歪嘴，赵高就知趣地走开了。

太后说，她本是楚国人，姓王。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迁到赵国来了。到了赵国，改姓赵。父母都是本分人，父亲叫赵起，母亲姓钱。父亲渔猎种田，母亲理家做饭，日子虽不富裕，可也过得下去。后来兄弟姐妹越来越多，他们的日子就艰窘了。她最小，就取名小囡。穷人家的孩子早理家，她六七岁就开始干活儿了。

她13岁那年正月初三，她的舅舅从邯郸来探亲，坐在桌前瞅小囡。瞅了好久，说：“姐，你家要发了，往后不会受穷了!”

父母忙问：“烧了哪炷高香，有了这运气?”

舅舅说：“你们看小囡生得多么漂亮，简直是个小仙女!”

小囡的父母光生计还顾不上呢，哪有工夫看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样子?不过是当小猪养着罢了。听他们的舅爷一说，才认真地端详起自己的女儿来。这一看，他们的确看出自己的女儿有点俊秀。因为在家里看得常了，也没看出她哪里像个小仙女!

母亲说：“在这穷乡僻壤，有点姿色又当得了什么，还不一样地受穷!”

舅爷说：“有她这模样，还受什么穷!要是我把她弄到邯郸去，不上几年就要出落成无价之宝了!”

舅爷仍在盯着小囡看，看得小囡满面飞霞，有点不好意思了。

听到舅爷这么说，父亲的脑子来得快，他说：“舅爷要是那么想，你就把她带着算了，家里当场就少口人吃饭!”

小囡的舅舅名叫钱生，是个商人，也是从楚国来的。他脑筋灵活，嘴巴伶俐，不几年就在邯郸发起来了。人一有了钱，地位就高，走到哪里都被人高看一等。他来到乡下妹妹家，也是被当作贵客招待的。

几天后，钱生给小囡家留下几个钱，就把小囡带走了。因为是至亲，小囡的父母也就没有挂在心上。

一晃三年过去，正如钱生所说，小囡出落得天仙似的。走到街上，十分抢眼。惹得路人每每回头观望。钱生给她起了个能够叫得出去的名字：赵凤。到了16岁，他就送赵凤到邯郸城中最好的声伎班去学习了。

赵凤也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学唱歌，声音响亮柔美；学跳舞，姿态婀娜动人。另外，钱生还给她请了师傅，教她些诗书礼义，不过是为了使她的身价更高而已。这样，赵凤还没出道，就小有名声了。邯郸的一些达官贵人都投帖前来想结识她。

钱生知道自己留不住这只金凤凰，只想把她多卖些价钱。一天夜里，他多喝了点酒，看到躺在床上的赵凤，她那诱人的酣态，她那如玉的皮肉，使这老东西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悄悄的用麻绳把赵凤捆在床上，然后把她强奸了。赵凤醒来，想喊叫，钱生就抓块破抹布给她把嘴塞上……

等钱生冷静下来，才知道自己把一件值钱的东西糟蹋了。他已经给她破了身，谁还会出大价钱呢?看样子，只好送到妓院去了!

钱生哭了起来，他心疼在她身上花的许多钱，心疼把一方玲珑宝玉变成了破铜烂铁。

哭了一场后，他想既然已经这样，就没啥可惜的了，索性再干下去，便又像公牛那样爬到赵凤身上去……

钱生把自己的外甥女整整蹂躏了一夜，直到赵凤昏晕了，他才倒在一旁睡去……

后来钱生果真把赵凤送进了邯郸一间妓院。因为赵凤模样好，又擅歌舞，还有点才学，钱生也得了一大笔钱。赵凤临走时对他那没人性的舅舅说：“钱生，下雷雨时，你可要好生躲避呀，要不，天爷会劈死你的!”

一年后，赵凤的声名大了，嫖客中不仅有富商大贾，还有朝廷显贵。

这些人中多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觉得自己既然花了钱就有权利玩弄她，作践她。稍不如意就捞死地打骂她。她的生活虽是在灯红酒绿之中，可是，是和着血泪过的。

即使那样，赵凤对生活也没有失去信心，仍想望着有一天她会遇到个可怜她、爱她的人。在睡觉时，那个心上人就时常来到她的梦里。他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汉，英武而俊秀，可就是穷。他手执宝剑把她救了出来。他们跑呀，跑呀，趟河越岭，最后来到一个小山庄里。他们在这里安了家。赵凤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虽不多，可也够买几亩薄田的了。于是他们过起了夫唱妇随，和谐安谧的日子……

这一天赵凤终于等来了。他不是那个时时打扰她梦境的穷青年，而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小将军，他看上了赵凤，又可怜她身陷青楼，就把自己用生命换来的金钱拿出来帮她赎了身。她跟那小将军回家，身分自然是小妾。即使那样，赵凤也觉得一步登天!她在心里发誓，一辈子给小将军做牛马，好好地伺候他……小将军回家时，赵凤都是跪着给他脱靴，膝行着给他端饭……尽管这家里的一切人都看不起她，她也甘之如饴!

可是命运并没有饶过赵凤，一年后，那小将军在赵国与秦国的一场战争中牺牲了。这是那年月常有的事。消息传来，如五雷轰顶，赵凤哭得死去活来。小将军一家哪里容得她这个妓女，几天后就把她轰出了家门……

赵凤又走投无路了。当然，她脚下还是有路的，比如可以回家，可以回妓院，可以做暗娼，还可以在街头卖唱，甚至还有死……

家是不能回的，她觉得没脸面见自己的父母。妓院也不能回，那是屈辱和苦难的大海，没边没沿……

赵凤选择了最尊严的一条路死!她把小将军给她买的衣服穿戴齐整，就向城外的森林走去，她的长袖里藏了一丈白绫……赵凤在树下哭了好久，又笑了好久。她哭是因了她命运的不济，她笑是笑这世道的光怪陆离。然后她就把白绫搭在了树杈上。

“小女子，你要做什么?”一旁有人对她说话。

赵凤低头一看，她看见一个瘦小的白髯老头儿，两只小眼睛看着她。可那两只眼睛也已经变成灰色的了，他是瞎子吗?那他怎么看见我呢?

赵凤没有说话，她觉得自己所有的话早都已说尽了。

“那么好的一个树杈，老汉早就已经占下了!”那老人说。

赵凤奇怪了，说：“老爷子，树杈你也占下，您用它做什么呢?”

“与你一样，用它上吊呀!”

赵凤笑了，这回是发自内心的笑。这世界也太奇怪了!“老人家，那你为什么还不用呢?舍不得命吗?”

老人摇摇头。“命对我来说，已经不如一根草芥了。我只是想多看一场戏……”

“看戏，哪里有戏呀!”

“有，有……”老人小声地笑起来，“你看吧，大的如诸侯纷争，宫廷内乱，小的如尔虞我诈，偷鸡摸狗，热闹得很呢，你刚才不是也给我上演了一小折吗?”

“老伯，看样子，你还没有活够呢?”

“不，不，不。我早就活够了，要不，我怎会占下那个树杈呢!我看够了戏，自然就会前来用它。不过我不像你，哭哭啼啼。我定会笑着把头伸进绳套里去的……”

“……我的戏可唱完了……”赵凤叹口气说。

“绝不，小女子，你的戏才唱了几折呢!”

“老伯，我还要流多少泪，泣多少血!”

“嗨，我的孩子，”老人向赵凤爬了几步，原来他的腿也坏了。“你一路走来，我给你相过面了，我说句话，可不要吓着你，将来，你是贵为王后的人!”

赵凤听了，仰头大笑起来，这也是开怀的笑。她把白绫从树杈上拉下来，她不打算死了，她也要看戏。人生苦短，尽头就在前面等着，自己活得厌了，何不看几出戏再走呢!

“孩子，你不死了?”

“再活些日子吧……”

“那好，这树杈就算咱们两人的，过几年，它会更结实。咱俩吊上也满经得住!”

“可是，我以后怎么活呀!”

“你不是会唱歌吗?你就去唱歌挣钱养活我。”老汉说，“不该吗?我救了你，让你活了下来，还预言了你的将来，你不该供我以后的衣食吗?”

赵凤忽然觉得有了活下去的力量。这力量不是来自老汉预言她将来要做什么王后，而是觉得她有了一个要养活的人了。是的，她要活下去，养活自己和这个瞎老头儿。

赵凤和老人相依为命地生活了一年，就遇到了吕不韦。她安顿好生活后，就想去找那老人，想把他接到家里。可是跑遍邯郸城也没有找到。这时，她忽然想起那棵老树，就急忙赶到城外去……

她找到了那棵有着结实树杈的老树，可是已经晚了，树杈上只剩了一个绳结。有人告诉她：前几天这树上吊死了一个瞎眼老人……

“政儿，”太后说，“那老汉可不是一个平常人，他把我的一生都看透了……”

秦王政说：“要是他真地像母亲所说，是个非常之人，他怎会吊死呢?”

“是呀，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离奇……”

这时，赵高在帷幕那面听太后把自己的故事说完了，就悄悄地走进来，给太后和秦王政换茶。

秦王政见母亲还是对那瞎眼老人不能忘怀，就安慰说：“母后，别难过了，谁知他真吊死没有呢?也许，他知道母后要去找他，才做了那么个绳扣儿，好让母后不再挂牵他了……”

“也许吧……”太后说，“那就更看出他不是平常之人了!”

“母后，您这一辈子可真不易呀!”秦王政说，“现在赵国快被孩儿灭了，报仇的日子到了，我要把那些该死的人千刀万剐!”

太后摇摇手，她说：“政儿，可别那样，我在这世上的戏已经演完，不愿再添上血淋淋的一折了!”

秦王政从母亲的宫中回到前殿，就得到了王翦报来攻陷邯郸的消息。他下令王翦把赵迁和赵迁以下的文武百官、赵宫那几百名宫妃，全部捉拿押解来咸阳。赵国境内顺从秦军的令各安其业，曾经抵抗过秦军的一律处死。于是赵国境内便遍地血污了。据说，东北风一吹，秦国人就闻到一股难忍的腥膻……

由于赵国临近覆亡时，赵王迁把大部分宫女遣散了，她们已流散各地，这很使王翦费了些事，他下令大搜了十几天，才得了几百名，不过是原有的一半。

这天秦王政把赵高叫来，交给他一张长绢，上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人名。他说：“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寡人的母后曾被上面的赵人百般折磨，至今想起仍眼含悲泪。她虽出于仁慈，不想再追究了，但寡人却不想饶恕那些狗东西!”

“是呀，是呀!”赵高说，“饶了他们，不合天理良心。大王真是好记性，太后说着，您竟记住这许多人名……”

“也许还有些掉下的，你到赵国可替我找得全一些!”

“是……”赵高头一次得到秦王政交办的差事，他可以回赵国去耀武扬威了，所以极为高兴。“大王，您说要用什么法子处置这些坏蛋呢?”

“你看着办吧!”

赵高到了邯郸，除了按秦王政交给的名单捕人外，他还把自己小时候在赵时欺负过他的人也罗织在内。几天后，赵高把捉人的圈子划得更大，连同这些人的家人和邻居也统统地捉来了!一共几近三万，他把邯郸所有的监狱都用起来了。

因为赵高是秦王政的钦差特使，连大将军王翦也不好说什么，一切都由着他干了。

像钱生这样查有实据的几十人（其中包括妓院老鸨和嫖客，以及玩弄过赵凤的大小官吏）那是铁案，不用想得到饶恕，可是别的人犯就觉得有点冤枉了。他们都千方百计不惜倾家荡产地找人托关系希望打通关节，争取活命。仅几日，赵高就得了金钱逾万，还有其它不可数计的财宝。

在这次办案中，赵高的奸雄、无赖、残忍、贪婪本色也都初露端倪了。

等一切妥当后，赵高跟王翦要了万名甲士，把人犯分三批押到城南刑场，在刑场北端设一大帐。赵高约请王翦、端和、羌疯三大将前来观刑。他们对这样的屠杀本无兴趣，可是赵高是秦王政亲派，他们不好不给面子。

刑场中心挖了十几个大坑。坑内蓄了恶狗，坑外又摆了10只高大的油鼎。时近正午，油鼎中的油滚花了，赵高下令开始行刑。

执行的武士用铜叉把人犯叉起扔入油鼎中，烹熟后再捞出，巡场一周后，扔入坑中。别的武士同时动作，把一些人犯用大刀砍倒后剁为肉块，扔给坑中的狗群。这些狗都被饿了多日，这时能不大啃大嚼吗?

恐怖和疼痛使人犯鬼哭狼嚎般地哀叫。有人求赵高下令给人犯把嘴堵上，赵高不允，他说：“让他们叫好了，只有这样，威慑力才强哩!让人们看看，听听，忤逆王法会得什么结果!”

这样行刑，赵高看得很过瘾，可是王翦等人却觉得难以忍受，他们推说有军务要事，次第离开了屠杀现场。后来，赵高也看厌了，就命人把余下的人犯，成行地埋进地里，只露着脑袋，然后用铜犁耕之，把他们的头一个个地削下来。

“哈，这样快呀!”赵高说，“用这样的法子，一日可杀十万人!”

赵高把捉到的人全杀了，连同那些拿了人家贿赂的人犯也无一幸免!

赵高回到邯郸后，他知道秦王政爱听什么，就绘声绘色地向他作了汇报。秦王政极高兴，他说：“赵高，你办得好，为寡人出了一口多年郁积心中的恶气!”

“我看不好!”这时门外有一女子接口说，她是青貂儿。

这天她穿了一身戎装，分外显得英姿飒爽。大概秦宫中也惟有她可以这样说话了。

秦王政回过头来问：“为什么不好呢?”

青貂儿说：“报仇雪耻，无可非议。可是杀人太多也不好。播下许多仇种，将来就会生出无数仇果!”

“青貂儿，有你在寡人身边，寡人还怕什么呢?”

“要是仇敌太多了也会叫你防不胜防。”青貂儿说，“那赵王不是至今没捉到吗?还有那些流散各地的韩赵贵族呢!”

青貂儿说得很对，这使秦王政有点黯然。于是他给王翦下严令，要他无论如何把赵王迁和他的宗室搜罗干净。

王翦不敢怠慢，他派兵对赵地进行了拉网式的搜索。赵国贵族又找到了一些，可是仍不见赵王迁的踪影。没办法，他只得向秦王政含混地说：已经找到了赵迁的尸体……

几天后，李斯从秦境内调拨了几千人入赵，分别担任郡守、县令等地方官。

秦王政和他的臣僚们正在庆贺胜利。忽然，秦宫的黄门向秦王政禀告说：太后病重了。秦王政和他亲近的大臣便赶往太后身边。他们到时，太后已经不行了。

秦王政跪伏在太后床前，一声声地哀叫母亲。

太后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秦王政，断断续续地说：“也不知怎的，我周围忽然多了万千新鬼……儿子，你是不是到赵国为我杀人了?”

“母亲，那些人该杀!”秦王政说。

“他们有的人是该杀。”太后说，“围着我的鬼中没有钱生那样的鬼……他们不好意思到我面前来……可是我面前多的是些生面孔……”

秦王政明白这是人在弥留时神智不清，就不听她的，问她道：“母亲，您有些什么话，要嘱咐孩儿的?”

“我想……你还得听你吕仲父的……对天下苍生，少用暴……多施仁……”言毕，头一歪，就死去了。

秦王政碰头哀哭，声动四壁。

当日即下令全国哀悼十日，给太后举行国葬。

秦太后下葬前，齐楚燕魏四国在咸阳的使臣都到太后灵前吊唁。

在这之前，燕使臣就接到燕王喜的旨意，告诉他：要曲意事秦，绝不能有半点忤逆。吊唁时，一定要分外哀痛，如丧考妣。这一点，燕使臣是做到了。可是，秦王政并不领情。他一把拉住燕使臣说：“你快给你们的燕王喜报信，我秦国的叛臣樊於期就藏在他儿子丹的家中，命他赶快给寡人送来，要是不听寡人的话，到明年，寡人就骑了快马驰入你们的蓟城了!”

说罢，哈哈大笑。

这是秦王政第一次向天下透露他要着手灭燕的信息。第八章惜灭燕地听了秦王政的话，燕使吓得抖战不已，连忙给秦王政叩头。

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初，燕使就派人飞奔蓟城，向燕王喜述说秦王政的威吓。

燕王喜吓得三魂出壳，他立刻派黄门去找太子丹。

燕王喜和秦王政的父亲子楚曾是好友，他也曾想借这一层关系和秦王政拉关系，重续旧好，后来见秦王政根本不吃那一套，令他十分寒心。儿子到秦为质后，秦王政不念儿时旧友之情，更使他认识到秦王政是何等样人了，就不再对他心存希望，但又不敢惹他，就想小心谨慎讨好秦王政。好在燕离秦远哉遥哉，秦王政的手一时半刻还伸不到他那里，可以安稳地过几年日子。可是现在韩、赵亡了，秦王政的手下一步要伸向哪里呢?魏、楚较之燕国要强大些，他会不会先把燕国吃掉呢?

燕王喜日夜这么想，想得寝食不安。

燕王喜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他的相貌显得更老。头童齿豁，皮松肉坠，两只眼睛老是流泪，好像有什么伤心事似的。他胆子很小，老是怕燕国的基业断送在自己手里，因此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太子丹来了，他向父王问安后站在一旁。

燕王喜说：“那秦将樊於期呢?”

“父王，他在儿臣那儿。”

“秦王政通过我国使节跟我们要人来了。”燕王喜皱皱眉头，“秦王政警告说：“假如我们不把他送回去，秦王政就会向我们燕国进攻了!”

“父王，您说怎么办呢?”太子丹望着父亲。

“唉，我看还是把樊於期将军送回去吧，咱们可是惹不起那秦王政呀!”

太子丹说：“父王，您想过了吗?没有樊将军送我，我是回不到燕国来的，他可是您儿子的救命恩人呀!”

“我怎么想不到呢?樊将军的恩义是重，可是怎么也不如国家社稷重呀!为了燕日后的安宁，咱们就不得不牺牲樊将军了!”

太子丹哭了，他说：“父王，儿子认为不能那样做。要是我们把樊将军送回秦国，他必然会被秦王政碎尸万段。那样，儿臣在天下人面前必担不仁不义之名，您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将来如果我袭了王位，我又将如何与各国诸侯比肩为伍呢?”

“我儿，都到这时候了，咱们还考虑那么远干什么呢!”

“父王，我问您，如果我们把樊将军送回秦国，那秦王政就果真不再对我们动手了吗?”

“这个……”

“现在韩赵已亡，楚魏势强，那秦王政很可能在算计我们了，因为他把我们燕国拿去后，对魏楚就会形成包围之势，这在他们的战略上是早已考虑到的。所以，我们送不送回樊将军，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儿子说得很对，燕王喜无可辩驳。两人沉默了好久。

太子丹以为事儿就这样过去了，可是燕王喜又说话了：“我儿，话虽如此，但我们如果把樊於期送回去，秦王政也许一两年后才对我们进攻，要是我们和他顶撞，他立刻就会来的!他对我们的使节说过：“若不把樊於期送回，明年，他就要骑着马进蓟城了!”

“父王，那就把我和樊将军一齐送回秦国去好了!”太子丹站起来说，“因为秦王政也要我的人头呢!”

太子丹把他的老爹燕王喜噎在那里，就回头走了出去。

燕王喜待了半日，拗不过儿子，只好修了一书，派人到咸阳上奏秦王政，说接使节飞书后，即考虑将樊於期送归之事，请大王稍等……意思是想先稳住秦王政。

秦王政怎会受他愚弄?他早就在和他的文臣武将讨论进攻燕国的行动了。

燕国虽远在东北，可是灭赵之后，它就近在咫尺了。秦军可以从赵地发兵，直插燕地，赵之粮草，尽可取用，就像在家里一样。另外，燕之实力远不如赵，秦之军队将会如入无人之境。燕人谁能将兵抵御呢!

太子丹虽决心不把樊於期送回，可他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知道燕国是没有力量和强秦相抗衡的。他也没有想出御秦的好办法，愁苦几日，就去请教他的老师鞠武。

太子丹小时候，鞠武曾是他的太傅，是燕国很有学问的人。现在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好，头脑还清晰。鞠武虽躲在家里，但天下大势仍了如指掌。

见太子丹来了，鞠武只在席垫上直直身子，说：“太子，谢谢你还想着老汉，我行动不便，你就恕我不起来迎接了!”

“您坐着，老师!”太子丹对鞠武行弟子礼后，坐在他的对面。

当初，太子丹把樊於期带到蓟城时，鞠武曾劝过太子丹，不要自取其祸，赶紧把樊於期送出燕境，太子丹没有听。现在在老师面前，太子丹觉得无话可说了。

老师可知道太子丹的来意。他把长长的眉毛抹了一下，看着太子丹说“我知道你来找我说什么，那，我就先说吧。”他说，“还是你父王说得对，你应该把樊将军送回秦国去……”

听了老师的话，太子丹满脸是泪。“老师，从小您就教我成仁取义，到了这时候，您竟要我做不仁不义之人了!”

“仁和义有大有小。”老师说，“你保护樊将军，只是小仁小义……”

“那么，什么是大仁大义呢，老师?”

“凡事为天下人，为燕国人着想，不使他们遭受杀戮，是为大仁。凡事做到不背弃天下人，为天下之大理牺牲一己之小理，是为大义!你执着于保护樊将军，却引来强秦的攻击，燕灭于秦后，秦即得天下十之七，魏楚齐如何能够抵御，必将次第没于强秦贪婪之口……太子的仁义在哪里呢?”

太子丹被老师说得哑口无言。呆了半晌才讷讷地说：“老师，照您说来，天下人对强秦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鞠武叹气说：“曾经有过，可是诸侯都把机会耽误过去了……”他见太子丹正恭敬地听着，就说下去，“秦国之主，辈出英明。穆公、孝公、文王、武王，以及前些年的昭王，他们都懂得富国强兵之术。商鞅变法，法虽烈，却使秦法严整，秦民得教，秦库富足，秦兵善战。秦如一棵大树，现在已成盖天之势，欲锯而使之倒，难矣哉!”

太子丹性情刚正，听了老师的话，虽无法反驳，但心里却是不服。他哀叹道：“上天呀，难道正义就只好跪在邪恶面前俯首听命吗?”

“……太子，你忘记了?”老师说，“当初，我曾劝过你，以信陵君为榜样，联合六国再造合纵，你却置之不顾。现在想联也联不成了，韩赵已亡，事已不可为了!”鞠武摇摇头。

太子丹也觉得错过了合纵的大好时机，但他心里还有万语千言，他太子丹难有信陵君之威望，六国各自有私，历史上合纵了几次，都不能持久，他太子丹就能补天吗?

鞠武也再三喟叹，他说：“世间之人，行于危途欲求平安，造下祸患而求福分，计策浅薄而怨愆深广，只惜一人之厚交，不顾国家之大害，这还让人说什么呢!”

话只能说到这里了。太子丹给老师跪下，磕了三个头，就要告辞。

不知怎的，鞠武这时竟然激动起来，他爬起来，光着脚丫儿追上太子丹，对他说：“有一位高士，你想见一见吗?他比老汉计谋可多了，他也许能够给太子出个好主意。”

“他是谁呢，老师?”

“他是我的至交，名叫田光。”

“田光，我好像听说过，老师领我去见他吧。”

鞠武想了想说：“还是我先去告知他一声吧。”

田光也是一位老先生，年纪比鞠武小一点，也快七十岁了，他是燕国辽东人，自幼喜欢读书，也善剑术，为人侠义诚信，凡他应承的事，拼了命也要做好，因此是个赫赫有名的侠士。

鞠武把太子丹的事告知田光后，田光竟不同意鞠武的意见。他说“老兄，你怎么老是把成仁取义的事，和诸侯国家的事连在一起呢?国家兴亡那是天定的事，成仁取义是个人的事。一个人只要自己做到了不背仁义就很好了，要是天下人都能成仁取义，那不就天下大同了吗?何来的尔虞我诈、流血纷争呢?”

他这也是一理。

鞠武说：“看来你和那太子丹是一路，他很想见见你呢!”

“好的。”田光说，“我没有见过太子丹，但他的为人我是听说过的。太子是个刚烈之人，侠肝义胆。他认为燕秦不能并立，其行虽露，其志可嘉。我也很想见他!”

于是，鞠武就领田光到太子府去了。

太子丹一听田光前来造访，慌忙出迎，他向田光鞠躬三次，像对待鞠武那样称他为老师，然后拉着他的衣袖，走在前面领路。

到了客厅，请田光上座。

太子丹怕地毡不干净，连忙跪下，一边爬行，一边用衣袖给田光拂去灰尘。田光实感不安，说了许多自谦的话。

当日太子丹就留田光吃饭，席间，田光问起太子丹的志向和对天下大势的看法，太子丹不说，只是惟恭惟敬地招待着他。

后来他们就来往起来，太子丹在田光面前始终执弟子礼。

一日，田光和太子丹谈到秦国正虎视眈眈地望着燕国时，太子丹起身对田光一躬到地，然后说：“燕秦不两立，其势必矣!我燕国势弱力薄，不能对付强秦，但我想到了另一个主意……”

“太子，请说出来。”田光说。

“我想请一位壮士，前去刺杀秦王政!”太子丹说。“先生以为可行吗?”

田光没有回答，只是低头想着。

太子丹又说：“秦王政暴虐无道，天人共愤。只要把他除去，秦国必将瓦解，那时，天下诸侯可奋起讨伐，不上半年华夏将太平无事了!”

田光仍没有回答，可是他已抬起头，看着太子丹。

“先生，我要让秦王政吃我一剑!嬴政不死，我难以生。先生认为此计可行吗?请先生教导我，或为我去实行这计划。无论成功与否，我将永世不忘先生的恩德，天下人也会如此，我想先生也将永垂不朽了!”

田光又默想了一会儿，还没说话，就潸潸地流下泪来。他说：“我听说好马在它年轻力壮时，一天可行千里，至于它到了老年，一般的笨马也会跑到它前面去。太子听人说我有些豪侠之行，就这样地崇仰我，岂不知那是我很多年以前的事了!现在，我少壮时的精神已经没有了!今日，太子这样信赖我，并以国家大事相托，怎叫我不愧疚不安呢!我只能言而不能行，不胜此任，辜负太子了!”

太子丹捋起衣袖抹着泪说：“那么，先生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路呢?我盼望先生的指教，就好像暗夜迷路的人盼望指路明灯一样!”

田光想了好久，说：“我有一位好朋友，他为人处事就像我一样。他现正在壮年，也正好在这蓟城里，我看就让他来帮您吧!”

“这位壮士叫什么名字?”

“他叫荆轲……”

太子丹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了，蓟城人传为大侠，没想到竟是先生的朋友。我急于见到荆卿，先生就再助我一臂之力吧!”

田光答应了。

太子丹很高兴，就设宴招待田光。酒至半酣，田光站起来仰天叹道：“啊，荆轲，我的好友，我把您荐给太子，是叫你去送死呀!”说吧，也不向太子丹告辞，就径直往外走去……

太子丹急忙追上去，低声对他说：“先生，我求先生的，先生所答应的都是国家大事，望先生万勿对外人泄露……”

田光点头说：“我知道了，太子放心……”

他们相傍着走到中门以外，太子丹又说：“先生，丹所托之事，无论能成与否，皆国家密事也，请勿让外人知道!”

田光猛地站住，回身看着太子丹，他的眼睛严厉而悲哀，说：“河水之来，弥弥洋洋，这好比君子诚信的胸怀，坦荡而无私。田光的心，就像那河之水呀!”不再多说头也不回地去了!

荆轲，卫国人，生于贫寒之家。从小就崇尚侠义，在外面好打抱不平，惹了许多事。他的母亲屡屡地告诫他说：“你呀，得改一改你的脾气了。还是多读点书，将来好去为君王做事……”

荆轲说：“世上不平之事太多了，要是没有人打抱不平，弱者的冤情，谁给他们伸张?天下的正义，怎能维护?”

荆轲长大后，好读书也好武术。胆大心细，侠义沁人。因此声名远播，也结交了不少江湖朋友。

对于治国安民，荆轲也有许多好主意，他曾去面见卫王。卫王听了他的陈述后，不以为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荆轲很伤心，从此绝了从政的心思，于是就漫游四方，广交天下侠士。他在燕国结识了击筑高手、音乐家高渐离，视为至交。天天同他喝酒和曲，忘乎所以。

后来，荆轲又认识了贤士田光先生，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畅谈天下大势，当说到强秦欲吞天下，而诸侯又各顾自家安危，合纵连连失败时，辄扼腕喟叹不已。

田光把荆轲请到家里，好酒好饭地招待他。荆轲奇怪地看着田光，说“都是老朋友了，还用这样吗?”

田光也不吭声。

酒足饭饱后，田光对荆轲说：“敝人和足下相交日深，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荆轲知道下面将有话说，于是回答道：“先生处事公正无私，与友冰心铁骨，无论文章见识都在我辈之上……在燕国，这是有口皆碑的!”

“可是田光已经垂垂老矣，遇到事情难以受人重托，怎比得老弟年华正茂，可使之于万里之外，可信行于胸腹之中……”

“长兄，您是最了解我的，有什么事要我去做，就直说好了!”

田光犹豫再三，“这件事呀，仁义直遏流云，非老弟不能成功，可是……”

“这样的事，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长兄说出来就是!”

田光给荆轲跪下，低头不语。

荆轲怎么拉他也不起。最后田光说：“愚兄想把这件事付托给足下，你答应了我，我才起来!”

荆轲说：“先生所托，必是最忠最义之事，我哪有不应之理，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是要完成的!”

田光站起来了，可是他再也不坐。他对荆轲说：“荆卿，燕太子是我的至交，他在咸阳为质时，嬴政不念旧情，对他百般侮辱。今日，秦王政在灭韩平赵之后，其屠刀又直指燕国的胸口了!燕国弱小，一无能将二无强兵，只能坐以待毙。太子丹想找一人到秦国见嬴政，见机行事，或取秦王政之首，或劫秦王政之身以谢列国!此大义也，亦是重任也!可惜田光已近耄耋，身力不支，于是我就替荆卿答应下来了!太子久闻你的大名，急切地想见到你，和你共商大计。这是毁身灭家之事，不知荆卿可愿意否?”

荆轲听后，在田光面前走来走去，良久之后，他遽然站住说：“谢谢长兄深知我心，为我应下这事!只恐我才疏力弱，难成太子之志!”

“那么，荆卿答应了吗?”

“答应了!”

“好!”田光紧握着荆轲两手，“行此塌天大事，非荆卿不可，请坚定信心。下面我还有话相托……”

“先生，请讲吧!”

田光晃着荆轲的手说：“当我应了太子丹为他来求荆卿时，他嘱咐我说：此乃国家大事，愿先生不要泄露给外人，而且叮咛再三。他的意思我明白，请到荆卿后，他要先看荆卿的为人，可信则托，不可信，只待之以上宾就算了!现在我已经把事情泄露给荆卿了，是有点辜负太子对我不疑之心，心里很不安……”

荆轲说：“我想豁出命去，为太子，为先生完成这一忠义大事了，请勿疚于心中!”

“不行呀，”田光说，“有负于朋友之信，非君子也!”

“那，先生怎么办才好呢?”

田光说：“既然辜负了朋友的信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太子?我今天只有自戕这不信之身，以报太子，以激励荆卿之志!”

荆轲不以为然地说：“何必如此，天下人谁都知道先生是个诚信君子!”

田光拔出佩剑，飞快地向自己的脖子抹去，荆轲惊呆了，等他回过神来想去相救时，田光的脖颈已被割断大半，鲜血喷涌。田光又看了荆轲一会儿，就陡然倒地了!

田光的死，给荆轲的冲击是很大的。他抱着田光的尸首痛哭道：“先生，您的忠义，如日如月，天下无人能比。我一定追随在您的身后，做您的学生，把您的付托完成，我将仰着脸，毫无愧疚地去见您于地下……”

现在像田光这样的人大概是没有了。他也忒认真了，他的死，后人并不理解。他那样做，与其说是为了信义，不如说是给荆轲一个义无反顾的激励，真是把人往死里按……

几天后，荆轲和他的朋友高渐离等相帮着把田光安葬了。但他没把和田光之间的事告诉任何人。

又过了几天，荆轲才去见燕太子丹。

当太子丹知道田光为守信而自裁之事后，大哭道：“田光先生这样对我，燕丹即使九死也难报也!”于是亲到田光墓前，以上礼致祭。如此者十日。

第四十九章

太子丹把荆轲请到自己的内室，一连拜了三拜，又膝行到他面前，哭诉道：“我前日告诫田先生，是表达我对这件事重视的心情呀，绝不是不相信先生。现在先生竟以死来表明自己的心志，真是太可惜了，我又少了一个贴心的朋友!”

荆轲说：“田先生乃千古侠士的楷模，非是我辈能赶得上的。太子知人，所以，他也以碧血丹心回报您!”

太子丹向荆轲再三顿首说：“上天赐田光先生给我，使我杀秦王政之志更加坚定了!那个嬴政，是个天底下最为贪婪、最为狠毒之人。就是把天下列国都给他，他也不会满足。他想把日月星光能够照到的地方都攫为己有!如今，他已经把韩、赵灭了，他的黑手一定会伸向我燕国。燕国的力量太小了，就是把我国的男女老少尽变成士兵，也难抵强秦的虎狼之师!丹想了好久，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派一壮士到秦为使者，对秦王政诱以重利，使他贪利而忘身，得便刺之或劫之，逼他把侵略别国的土地都吐还之，则大善矣!秦之大军，常年战之于外，无暇内顾，秦王政一死，内乱必生，天下诸侯可趁机再造合纵，一鼓而灭之!我觉得破秦之策无过于此也!这是我的宿愿，但不知把这样的重任付托给谁为好?荆卿能为我一谋吗?”

荆轲沉思了好久，才说：“太子殿下，荆轲是一个驽马那样的人，恐怕不能担当这一重任……”

太子丹听了荆轲的话，哭着顿足道：“荆卿若不答应这件事，燕国必亡，而燕之百姓定遭涂炭，我也没有脸面活在世上了!”

“好吧，殿下既然这样看重我，我就以自己的身命当之!我不敢说一定能够完成大任，只是尽人事听天命罢了!”

太子丹高兴了。他上奏父王，尊荆轲为上卿，请他入住太子府，给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还派十多个黄门伺候他。一日三餐，都是尽可能地给他购置美味佳肴。太子丹每天都要去问安，有时还和他商讨国家大事，这使荆轲十分感动。

尽管如此，太子丹仍觉得不够尽情，云车、骏骑、美女、珍宝，天天给他换新的。

这时秦国的大军向燕国更加逼近，已到燕国的南界。秦王政还一再地发来信简，向燕王喜索要秦国叛将樊於期。形势危急，燕国人知道大难来临了，逃往别国避难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燕王喜不住地埋怨儿子丹，他说：“当初，就不该收留樊於期，招惹秦王政。”当然，燕王喜说这话也是少气无力，他知道就是不收留樊於期，秦国照样会对燕国动武的。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太子丹觉得事情不能再拖下去，就对荆轲说：“先生，秦国的十万大军已经到了燕国的南部边境。以后，战争打起来，我想长期伺候足下，也是不可能的了!”意思是催促荆轲动身。

荆轲说：“我知道没几天拖延了，可是秦王政每一出动，都是长戈围绕，甲士如云，我怎么能够近他的身呢?”

太子丹点点头，“您说的是……”

荆轲道：“太子殿下，得想一个好办法呀!”

太子丹说：“荆卿怎么想的呢?”

“太子殿下，按我的想法，恨不得立刻就到咸阳去。但是没有好的计谋，去了又能怎样呢?”荆轲说，“我想了一个法子……”

“先生请讲。”

“我听秦王政曾下令说，‘得樊於期之首献于秦者赐金千斤，封万家之邑!’可见秦王政是多么痛恨樊於期将军呀!另外，秦王政早就对燕南部的督亢地区垂涎三尺了。我想要是真的拿着樊将军的头和督亢的地图，到咸阳去献给秦王政，秦王政一定高兴地接见我，到那时，刺他、掳他也就容易多了!”

太子丹听了，连忙摇头说：“这计划连想也不要想，樊将军是我的恩人，是我引他来燕国的，现在，我倒打他的主意，我太子丹还是个人吗？先生还是另作他想吧!”

荆轲叹口气说：“殿下真是仁人君子呀!”就不再说话。

秦将樊於期来到燕都后，太子丹待他是很好的：给他安排在城外一个清静的院落里，还派几个人伺候他，衣食用项都按上将军的标准供给他。后来樊於期听说秦王政对他的叛逃十分生气，把他在咸阳的父母、妻儿、宅眷全都杀了，连他的宗族也受到了牵连。秦王政还对朝臣说：“谁要是像樊於期那样负我，寡人就照此办理!”

樊於期恨得咬牙切齿，常常咯血饮泣。他对朋友说：“我夜夜做梦，梦见我回到咸阳，突入宫内，杀了嬴政!”

秦王政二十年，过了年不久，荆轲到樊於期的住处造访。樊於期知道他是太子丹的好友，便请荆轲入内上座，热情地招待他。之后，樊於期问荆轲说：“您的名声远播蓟城内外，太子时常夸奖您，今天到我这小巢来，一定有教于我!”

荆轲踌躇一会儿，说：“我听人说，秦王政恨将军之深，如万丈之谷，您的全家都被秦王政杀了，那秦王政真是个少恩寡义的人!现在他又向天下许诺，愿出千斤之金、万户之侯来买将军的人头。这样下去，保不定会有人来危害将军，您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樊於期听了，仰天长叹道：“我能怎么办呢，我之于秦王政如蝼蚁比雄狮也!只能恨恨而死而已!”

荆轲道：“我有一计，可解燕国之困，又可为将军复仇……”

樊於期马上给荆轲跪下道：“这样的好计策，我只能跪着听!”

荆轲怎样拉他，他也不起。

“先生不把您的计策说出来，我是不起来的!”

荆轲为难地说：“此计必须樊将军与我协力同心才行……”

“只要您的良谋能够救得燕国，并给我报得血海深仇，就是让我把命搭上，我也会畅快地去干，先生请讲!”

荆轲想了想，一口气说了出来：“我愿得将军人头以献秦王政，秦王政必喜而见之，我将趁秦王政不备，刺杀他!这样，燕国之围可解，将军之仇亦可报也!将军，这像大山一样的重任，您愿和我一同负担吗?”

听罢，樊於期霍然而起，脱掉右袖，然后抽出佩剑，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瞪大眼睛对荆轲说：“报仇雪恨是我日思夜想之事，今闻先生教诲，如云翳已敛皎日悬空，我报仇有路矣!”

说完，樊於期左手握发，右手执剑向颈下一抹，他的头就落了下来，从颈腔里喷出的血柱有一丈多高。樊於期的身体竟不倒下，他扔了剑，双手捧了头送向荆轲。

荆轲赶忙接了他的头，又过了些时候，樊於期的身子才轰然倒地!

太子丹知道后，飞奔到樊於期府上，抚尸痛哭，直到把眼睛哭出血来。后来，他亲自给樊於期收殓，把他的尸体盛入画棺中，还找人用香木刻了樊於期的头接在他的脖腔上。为了不透出风声，暗暗地把樊於期安葬了。

然后，他和荆轲把樊於期的头洗净，装在木匣中，加以冷冰，封好，以待荆轲之行。

太子丹为了使荆轲赶紧上路，把燕之督亢地图也令人制作出来了。

可是荆轲还是不走。他说：“要干成这事，得有一柄利剑。秦王政的王袍里面一定穿着锁子护甲，一般的刀剑是伤不着他的!”

“先生说得很对。”太子丹说。他立刻派人以千金购来一柄削铁如泥、淬以巨毒的匕首。太子丹望着荆轲，意思是很明白的：现在总可以了吧?

但荆轲还是没有上路，他说：“我一个人到咸阳去，仓促间或有疏忽，刺而不成，徒然牺牲耳，殿下能否寻一勇士助我?”

太子丹觉得他说得也极有理，就到处寻找合适的人。几天后，他觅得一人，乃燕国故大将秦开的孙子秦舞阳。

秦舞阳13岁就敢杀人，他杀人时，那凶狠的样子，使一旁的人胆战心惊，看也不敢看。太子丹觉得秦舞阳能够胜任。秦舞阳也对太子丹说：“秦王政算得了什么，我的刀子可不管他是什么人!”

太子丹领秦舞阳去见荆轲。荆轲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有说什么。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荆轲还是没有动身。太子丹以为他要反悔了，就说：“太阳下山，谁也拉不住。秦军就要过易水了，时间实在紧迫。荆卿您还能去咸阳吗?要是不能急切动身，我就先派秦舞阳去了。”

荆轲听了太子丹的话有些生气，他说：“秦舞阳算什么，不过是个毛头小子，能成事吗?我是在等待一位好友，和他一起去咸阳，干这件大事!殿下要是这样心急，那我就不等这位客人了。明天一早我就起程!”

第二天，荆轲一行从蓟城出发，随行的有秦舞阳等二十多个壮士。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等也前去送行。

他们来到易水河畔，拣一块平地坐了下来。太子丹要在这里为荆轲置酒饯别。

季节虽已是春天，但在北方，朔风仍烈，刮得人瑟缩不已。这日乱云低垂，四野萧疏，易水呜咽，日色暝暗，想到征人远别，生死难料，人人壮怀激烈，悲情满腔。

太子丹把酒菜摆在一块平石上，大家席地而坐。高渐离击着筑，和着泠泠水声，使人怆然泪下。待了好久，竟无一人举箸。

荆轲高举着酒杯慷慨地说道：“今日一别，便生死相隔。可是人的生死如草木荣枯，自然得很。只要生得堂皇，死得正大，早死几年，那又算得什么!现今强秦为祸，流毒华夏，列国诸王，弱而待毙。惟有太子，英姿天纵，养客勤政，除暴安邦。荆轲此去，以微贱之躯，去攻嬴政森挺之身，功成则报喜，功不成报轲之丧而已，算不得什么……请太子静心以待!”

说罢，荆轲和着高渐离哀切的筑声，放声唱道：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荆轲连唱三叠，扬眉怒目，发指冠盖，呜呜咽咽，忽为龙吟之吼，声音直遏云霄。高渐离又转羽调之响，激昂慷慨，感动得送行的人都瞋目以视西方。

荆轲歌罢，掷酒杯于地，带领同行者上马飞驰而去，直到隐于树林之中，头也没回一次……

这天，秦王政又和李斯等大臣研究了攻燕的一些具体事项后，他想休息一下，就和赵高向小校场走去。小校场是宫后的一片空地。有几亩大小。周围有绿杨垂绦，中间有碧草如毡。是宫中的侍卫练武之地。

这时，青貂儿正领着她的一帮女兵操练。她们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一身戎装，比男兵似乎更加英姿飒爽。为了不打扰她们，秦王政和赵高躲在绿杨中悄悄地看着。

青貂儿教她们练了一会儿长戟之后，就让她们歇着，她却走到校场中间。好像应女子们的请求，给她们露一手看看。

她站好沉气之后，把束腰的带子解下来，用力一抖，那带子竟“倏”地变成一条软剑，澄光闪亮。秦王政惊异不止，那束腰带他是常见的，怎知那竟是一杀人利器!

青貂儿把软剑一抻，就舞了起来，软剑绕着她旋转，像一条银蛇。她叫女孩们把准备的木棒、短刀等东西向她扔来，那些东西还没近她的身，就被削碎了。接着她越舞越快，那软剑竟化作一团银光，把她缠裹得密不透风。这光团贴地滚动，草屑就像被飓风吹起，沸沸扬扬，这光团跃上树梢，就像云龙翻腾，银光四射，万千碎枝绿叶纷纷落下……

“向我泼水!”青貂儿喊道。

女兵们待了一会儿，就把一旁几只饮水桶里的水向她泼去。一时，在青貂儿周围水花四溅。可是大家并不知她是什么用意。

过了片时，围绕她的银光慢慢淡了，幻化为一条细练，再以后，细练又变作一条软剑。她终于停了下来。

“来，看看我身上有水吗?”她说。

几个姑娘跑过去，仔细地看着，在青貂儿身上竟然找不到一星儿水滴。周围观看的姑娘无不嘘喝不止。

就在这时，秦王政从树丛中走了出来，喊道：“青貂儿，好本领呀!”

见了秦王政，女兵们一齐跪下，青貂儿却不跪，她走到秦王政面前，拱手一揖说：“人家在这儿操练，您来干什么！”

秦王政说：“寡人若是不来，怎知你有这样高强的本领呀!”

“谢大王夸奖!”

“不过，娘娘有欺君之罪!”赵高笑着说。他知道秦王政宠着青貂儿，一切都由着她，他也想尽办法巴结她。不过，他的办法高明，总是从旁边从侧面着手。

“是呀，是呀……”秦王政也装出严肃的样子。

“人家又怎么啦?”青貂儿噘起嘴。

“你有这么好的剑术，竟瞒着寡人!”

“我又不知您喜不喜欢有武艺的女人!你们男人呀，总是愿意自己的女人柔似水软如绵……”

“寡人可不是这样……”秦王政笑了，“不过，在寡人的床上可不准舞剑弄枪的!”

青貂儿的脸红了，低头说：“那些女孩儿正竖着耳朵听呢……”

“青貂儿，”寡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武的?”

“从几岁吧……”

“一个女孩儿家，学这么高的本领干什么?”

“我能不回答吗?”

“说一说碍着什么?”

青貂儿一时找不到理由，就撒娇说：“大王，您看，赵高光想等着听哪，我偏不说!”

“好好，我走开，我走开。”赵高到树林中去了。

“赵高走了，我也不说!”青貂儿扭动着身子。

“不说就不说，”秦王政顺着她，“到晚上，看你说不说!”他瞅了青貂儿一眼就走了。

这天晚上，在别的宫女那儿已宿了几夜的秦王政，又回到了青貂儿宫里。

“那些勾魂夺魄的女人怎么把你放了?”青貂儿笑着问秦王政。

“我的魂儿一直在你这里，”秦王政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走不远。”

“也够远的了，几夜不回来。”

“我和她们在一起，是为了采阴补阳，这是一个老道士告诉我的。我的阳气太盛，你一个人给我补不过来，我也不想把你弄得病了!”

“那个老道该杀!”

“别那样，那些有方术的人，还是应该相信的。”秦王政的这种观念，后来越发展越厉害，竟把下半辈子迷恋于求药问卜上了。

“青貂儿，告诉我，你为什么那么小就开始学武?”秦王政没忘了那件事。

“不说也罢。”青貂儿不想说。

“我还不想睡觉，你就说给我吧。”

“我呀，是想杀你!”

“啊……”秦王政瞠目结舌，可是他又不信，“你，你……”

“真的，我没说谎。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我从没对你说过谎!”青貂儿望着秦王政的眼睛。

“啊，你真……”

“真的。”青貂儿像说一件极普通的事情，“你别害怕，要是我真想杀你，你早就死了!”

秦王政好歹才算回过神来。问：“青貂儿，你能说说其中的缘故吗?”

“我说，这里边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你有耐心听吗?”

“我爱听，你就是说到天亮，我也听。”

“那，你上床来，把被子围上，夜里天气凉了。”青貂儿说，“别害怕，现在我决不会杀你了，要是有刺客，我还会为你拼命呢。”

秦王政像个孩子，很听话。他上床后，青貂儿把棉被给他围好，还给他泡了一杯香茶。

青貂儿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她是东周人，母亲是东周君的一个年轻妃子。她五岁时，秦军来了。她亲眼见过秦军的残暴和嗜杀，可是她并不很害怕，可能是战争把她吓得不害怕了。反正到处是血，到处是死人，到处是火，到处是厮杀。秦军把东周君掳去了，任意地蹂躏宫中的女人。秦军当着她的面，把她母亲脱光，再一个个地趴到她母亲身上。直到母亲不再动了，他们才离去。她守在母亲身边，却没有哭，她觉得自己变成一团火焰燃烧掉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个强悍的人走进来，他在房里待了一会儿，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就抱着青貂儿走了。

他们在城里躲了几日，便瞅机会离开了。那时她太小，不仅不知道年月，也不知道地理位置。那男人待她很好，让她叫他谦叔。她就那样叫他了。她忆起在宫中见过他。他那么高大，那么英武，腰间老挂着一把长剑。

后来，他们就进山了。那里有几间茅屋，她记不清是他新造的还是原来就有的。生活还是很舒适的。她对他们的生活来源从不过问，也弄不清楚。

进山后不久，谦叔就教她练武了。青貂儿心灵手巧，她学得也很认真。可是小孩子嘛，当然有时也觉得苦，免不了想偷点懒。可是谦叔容不得她这样，常常动手打她。打了她又抱着她哭。

“孩子，你知道吗?我苦苦地教你本领，为的是什么?”说到这里，他自己往往也哭了，“为的是给周朝，给天下人，给你母亲报仇呀!”

那个谦叔原是个东周君的内宫侍卫，有一身了不得的本领。他教青貂儿各种武艺，教得最热心的是短刀和软剑。他说：将来你要去刺杀秦王，只这两种武器能够近他的身，别的都不行。

“谦叔，为什么要刺杀秦王呢?”青貂儿问。

“因为他是天下人的仇人，是天下人的祸根!是灭东周，杀你母亲的刽子手!”谦叔咬牙切齿地说。

从那以后，小青貂儿练功就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去刺杀秦王!

青貂儿跟谦叔学了十年的本领，特别是短刀和软剑，用得更是美妙绝伦。就是她的谦叔也只能和她打个平手，这时她已经15岁了。

“青貂儿，你现在该去报仇了!”谦叔说。

“谦叔，我到哪里去找秦王呢?”

“我把你送到他的身边。”

“他要我吗?”

“你生得这么美，他会迷上你的!”

从那时起，青貂儿才知道自己是美的。在那大山中，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也没有人欣赏她的美。

一日，谦叔把她一人放在家里，他出山去了。几天后，他回到山里，从他的包裹里抖落出一身女人穿的漂亮衣服。他给青貂儿穿上，领她到湖边伏下身子照。他说：“看看吧，青貂儿，那水中的人就是你!”

湖里是有个水影儿，是个天仙般的姑娘。可是青貂儿不相信那就是自己。后来她动动手指，捋捋头发，挤挤眼睛，那水影儿也跟着她动，才知道谦叔没骗她，那的确是她。

隔了几天，谦叔带她走出大山，临走时，他把他们的小茅屋烧了。

“谦叔，咱们不回来了吗?”

谦叔眼泪汪汪地看着那火光说：“孩子，咱们再也回不来了!”

“咱们到哪里去呢，谦叔?”

“别问，你跟我走吧……”

几个月后，他们到了咸阳。谦叔给青貂儿头上插根草标，表示这个女孩儿要卖，他们在秦宫外转来转去，围观的人很多，都对青貂儿的容貌啧啧称赏。他们说：“这么美的女孩儿，平常人家要了，会伤天理的!”

“是呀，是呀，她天生是宫中的人!”

几天后宫中有人找了来，他们好像是些黄门。说是老太后寿诞快到了，人手不够，要买几个丫头儿。在讨论价钱的时候，谦叔忽然大方起来，他说：“只要这孩子能去伺候老太后，给几个小钱就行。只是要分别了，得和孩子说几句话。”

谦叔把青貂儿拉到一个僻静处，抹着眼泪给她跪下说：“孩儿，你是我十年的心血呀!终于把你送到了宫中。你要记住你的责任，这仇报也在你，不报也在你!你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呀!”

青貂儿点点头，却没有像谦叔期望的那样说些激愤的话。因为她清楚地记得把她母亲糟蹋死的不是秦王，而是秦兵。

这样青貂儿就到了太后跟前……

听完青貂儿的身世，秦王政还是有点惧怕，他怯生生地望着青貂儿：“原来……你，你是一个到宫里来卧底的刺客呀!”

“你知道得太晚了!”

“是的，你要是想杀我的话，有的是机会……”

“所以你不用怕了!”

“你还杀我吗?”

青貂儿摇摇头，“要杀的话，现在杀也杀得了……”

“你为什么不杀了呢?”

“原因很多。”青貂儿说，“首先，老太后待我很好，她也是个可怜的女人，我最恨的是那吕不韦和嫪毐。后来我又知道了，对东周用兵的不是你而是吕不韦，我就更不想杀你了!再说，你那时，什么权力也没有……”

“你连我是什么样儿还不知道呢？”

“谁说呢，”青貂儿说，“你常去看望太后，我们虽藏在帷幕那一边，可是我还是看到了你……”

“于是，从那时起，你就看上我了!”秦王政嘻嘻地笑。

“真不害羞!”青貂儿用手搔搔他的脸蛋，“你那模样儿的确叫我动心，可是我心里想：啊，这么俊美的男子汉，怎么被吕不韦、嫪毐耍弄着!连自己的母亲和别人睡觉也不知道……”

秦王政有点羞赧，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

“后来，我怎么做的，你可看见了……”

“是呀，我亲眼见了!”青貂儿说，“你车裂嫪毐，逼死吕不韦，诛杀亲弟……干得可真像个大男人!”

“就为这个，你忘记你谦叔的话了?”

“不，主要是你的事业是伟大的，是对天下百姓有好处的。天下也分裂得太久了，东周君没有能力把天下统一起来，别的诸侯国家也没有能力把天下统一起来。惟有你……”青貂儿说，“所以我就留了你一条命……”

秦王政受到青貂儿的赞颂，有点得意。连她那讥诮的口吻也不在乎了。

“可是，有的‘正人君子’还呶呶不休地指责我，说我挑起战祸，说我不仁不义……”

“你可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你就是不去统一天下，天下曾有一天安宁吗?诸侯们还不是像一群狗，天天撕咬吗?老百姓流的血泪可多呢!再说什么叫仁义?天下归一，让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大仁大义，才是德被苍生，别的都是放狗屁!”

“青貂儿，你说的倒是对的，可是不够雅……”

“管它呢，我本来就不是什么雅人，我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无论什么时代，那雅人中骗子才多呢，你可要小心了!”青貂儿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秦王政突地拉过青貂儿，抱在怀里亲着。“你呀，是从哪里知道这些道理的?”

“我自己想的，自己看的呀!脑袋长在我自己的脖子上呢!”

秦王政生性多疑，对于算计过他的人，就是当时不怎样他们，日后总是会想法子杀掉的。可是对青貂儿却终生信任，想让她陪伴自己到死。当然秦王政也没有封她个什么头衔，可是他又封过哪个女人呢?秦王政一生接触过几百个女人，有几十个儿女，但无论亲疏，他都没封过，所以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没有后妃的帝王!

“青貂儿，我给天下人做了许多好事，竟还有人想杀我……”

“可是你的冤家也多呀!”青貂儿说，“旧的一套再不好，人们还是想尽量保留它，谁若想改变它，谁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你得小心才是……”

荆轲一行来到咸阳。

觐见秦王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有人引见才行。别国的使臣来了最多只能见到李斯，有的连李斯也见不到。于是荆轲就找朋友。他是天下知名的士人，有人愿意招待他。人家告诉他，最靠近秦王政的人，莫过于赵高了。于是，荆轲请人去见赵高，说明意向，只要能够得以见到秦王政，愿出重金。

赵高听了，觉得这事太好办了。因为秦王政巴不得见到叛臣樊於期的头颅，以显示他的威望所及，无敢违抗者。但赵高还是要了很高的贿赂……

接见那天，秦王政下令在他的咸阳宫里摆出规格宏大的仪式。他自己高坐在面南的坛台上，台下文武群臣上百人列坐。那威严宏大的架势，使人透不过气来。

在一声接一声的“燕使臣上殿”的呼喝中，荆轲和秦舞阳进殿了。荆轲捧着人头匣子，秦舞阳两手托着白绢督亢地图，低头徐徐从中间的甬路往上走。殿外排列的几百个执戟力士把荆轲带来的20个死士挡住了。

荆轲、秦舞阳来到秦王政的陛前跪下，行觐见大礼。

“你是正使吗?”秦王政问。

“是的，陛下。”

“你叫什么名字?”

“姓荆名轲。”

“你在燕廷所居何职?”

“品小职微，是为上大夫。”

秦王政笑笑，“只是个上大夫吗?寡人下面坐的这些人，哪个官职也比你大得多哩，你们那君王怎么把你派了来呢?”

“听说秦王的大军到了易水河边，燕国上下都忙着迎接您哪，惟有小臣没有什么事，就派我来了!”

秦王政微微一笑，“国家弱小了，做事也就没什么气派了……说说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

荆轲再拜说：“大王，那樊於期逃到小邦，养于太子丹的府中，惹得大王您震怒，这是我们的过错。燕，仰天子如小草之比巨树，为此，我主劝服太子丹，斩樊於期于廷下，现将其首及督亢二十城之图，尽献上国。燕主只求天子庇护，如能够保住宗庙血食，就甘为臣下!荆轲代燕主以兢兢之心，上奏天子，望天子垂青天覆盖之宏恩!”

秦王政哼哼一声，说：“那樊於期的人头，不是假的吧?献上来让寡人看一看!”

“是，”荆轲答应一声，就捧了人头匣子走上陛阶，放到秦王政面前的御案上。

秦王政打开匣子，那里面冒出一股臭气，秦王政连忙用手捏住鼻子，把樊於期的头看了好一会儿，说：“这的确是那个樊於期!”说着抬头看看阶下的群臣，哈哈大笑。又低下头对着樊於期的人头说：“樊於期呀樊於期，你逃呀，逃呀，即使逃到天边去，你的头还是要回到寡人的桌上来!哈哈哈哈……”

阶下群臣错落地叫道：“没有人敢违抗大王神威!”

“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王政对荆轲说：“好了，再把你们的地图送上来吧!”

荆轲回头招手叫秦舞阳走上台阶。可是那秦舞阳吓得浑身颤抖不已，脸色变得腊黄，竟连一步也挪不动了。

秦国的文武大臣奇怪起来，都把目光聚集在秦舞阳身上。

荆轲连忙说：“北方蛮夷之人，怎见过天朝神威，他已因惧怕而失态了!希望贵国君臣原谅他，让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接着就用眼色给秦舞阳以鼓励。可是秦舞阳好歹走上了两级台阶，又抖得迈不开步了。眼看就要失去时机，荆轲就回身跑了几步接了地图，躬身献给秦王政。

秦王政伸手拉住地图的一边，荆轲把图徐徐地展开来。图穷而匕首见!荆轲右手一把抓起匕首，左手拉住秦王政的衣袖，就把匕首向秦王政捅去，喊道：“你这天人痛恨的暴君，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秦王政一惊，猛地站起，可是匕首已经到了胸前，他只好闪身躲避。匕首把秦王政的胸襟扯去了一块。

刺杀秦王政的最好时机失去了，可是秦王政的衣袖仍在荆轲手里。他猛力一拽，想把秦王政拉到自己面前。也许是用力过猛，也许是荆轲拽不过急于逃生的比他年轻得多的秦王政，那袖子断了，秦王政窜出几步。

又一时机失去了，荆轲只得挺着匕首去追。

阶下的群臣乱嚷乱叫，“有刺客，有刺客……捉刺客呀!捉刺客呀……”可是叫谁去捉呢?谁也不知道。因为秦王政过去就给群臣下过死令群臣上殿不得携带任何武器，没有秦王政的旨意，谁也不准接近他，违者斩!

急促间，秦王政早就忘了他下的令了。

秦王政得了一些时间，忙拔身边的佩剑。怎奈慌急之下，拔了几次都没有拔出来。原来他的剑太长，而剑鞘又太紧。

这又给了荆轲一次绝好的机会，他猛跑几步蹿到秦王政面前，秦王政没法，只得绕着殿柱兜圈逃命……

阶下的群臣急得手足无措，搓手顿足，无法救助他们的君王。幸好秦王政的侍医夏无且还在殿上，可是他也没有武器，就拿着他的大药袋迎上前去。他和他的药袋当然抵不住荆轲，荆轲只一脚就把他踢到一边，夏无且倒地后，把他的药袋猛劲地向荆轲扔去，沉重的大药袋打得荆轲停了一步，这就给秦王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大王，快把宝剑推向身后，扬手从肩后拔!”有人给秦王政出主意。

秦王政很快领悟，他把剑转到身后，伸右手从左肩之后，握住剑把，“噌”地一声，把剑拔了出来。有了剑，秦王政就不慌了，他挺着剑迎上前去。

荆轲见此情景，只有和秦王政死拼。他舞着匕首向秦王政扑去，秦王政闪过，抡起长剑一剑就削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仆倒在地，可他立刻爬了起来，把手中的匕首尽全身之力向秦王政掷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哪能掷得准呢？匕首从秦王政身边飞过，插到大殿的柱子上，犹铮铮地颤动不已……

这时，荆轲的所有机会完全失去了。

秦王政急步上前，抡起宝剑，一连把荆轲砍了八剑，剑剑皆断其骨肉。荆轲瘫倒在地上，可是他还是挣扎着坐起来，依着殿柱笑着说：“我的事情所以没有完成，是我一心想着劫持嬴政为人质，逼迫他向天下人立下契约的缘故呀……”

荆轲和那胆小鬼秦舞阳都被处死了，而且被剁成了肉末。那几个等在外面的燕国死士，听到殿里嘘喝声起想往里冲，可是只一会儿，就被殿外的秦武全部杀死。他们果真变成了死士秦王政二十年九月，又增派十万大军于燕，诏令王翦横扫燕辽，彻底消灭燕国。

王翦带兵直到易水之西，下令“军于此，不进。”就是说驻扎在这里，不往前走了。副将李信不解地问道：“大将军，您为什么不先把易水附近的城池夺下来?”

王翦说：“将军有所不知，燕国人惧我久矣，咱们来到就打，定会激起他们跟我们拼死的决心，我们当然不怕他们，可是那样我军消耗就大了!咱们现在先不攻他们，让他们天天惊恐，日日不安，日子久了燕国便自行解体。到那时，我们挥师一战，即可成功，现在何必要夺他一些小城!再说在我们身后，还有赵国流窜的公子嘉，我不与燕人战，他也不敢贸然攻我。待敌人涣散时，他们即使东来，也就毫无作用了!”

李信很佩服地说：“将军的策略很好。孙子就说过：‘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您的用兵正是这样!”

不几天，秦王政派人送信来了。他对王翦的用兵之术很是称赏。秦王政说：“你爱护士兵，很好，你只要蹲在易水边上，燕王喜就会吓坏的。寡人看，你再给他一点压力，就说只要把那太子丹的头给寡人送来，秦国就罢兵……”

王翦马上派人给燕王喜送信去，转达了秦王政的意思。

燕王喜得了秦王政的旨意后果然吓得魂魄不安。太子丹是他最看重的儿子，再说，他哪能把自己的儿子杀了呢，虎毒还不食子呢，何况人乎!那秦王政真是霸道得无以复加了!可是他得对秦王政做出回答。燕王喜把臣僚们都召了来，让他们讨论。

太子丹主战。他对父亲说：“国家存在，我们存在，国家败亡，我们败亡。即使降秦，我们父子也绝逃脱不了嬴政的屠刀!父王何不让我带兵和王翦决一死战，就是全军覆没，也能够显出我燕国死不屈志的气魄!”

燕王喜拿不定主意，让群臣再议。

燕国大将剧完说：“秦兵善战，天下无敌。赵国的军队算是很精良了吧，还不是秦兵的对手呢，何况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呢?”燕王喜问。

剧完说：“燕国别的地方很难守住，只有蓟城，城高池深，可以消耗敌人的兵力。只要我们守满一载，秦军一殆，也就退兵了!”

太子丹觉得剧完是痴人说梦。他说：“秦军有刚灭的赵国做他们的后方，永远不会感到粮草匮乏。而且他们有久战的经验，不用说一年，就是几年他们也不会撤围的!再说，那王翦是什么人，他会让蓟城抵抗一年吗?燕国有哪位将领比得上王翦呢!”

剧完觉得太子是看不起他，竟当着燕王喜的面指责太子丹收留樊於期，刺杀秦王政，给燕国惹来灾祸。两人争吵起来。

燕王喜没法，就这样决定：大将军剧完带领重兵守蓟城，太子丹领轻兵试战易水。两计并行，谁胜了谁就是对的。

太子丹统八万兵来到易水，与王翦的大军对峙。

王翦仍不战，他笑笑说：“这小子，死到临头了，还跑到易水这儿来!”

那个剧完，虽为大将，但贪生怕死，他对燕国早就失去了信心。但既然在燕王面前说了那话，也就在蓟城做样子地布置起防务来。剧完虽张张罗罗，但蓟人都看得出，他并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

这事传到王翦耳朵里，就请离间专家顿弱悄悄地去找剧完，探他的口气，并贿以重金。剧完恨不得立刻举起白旗。就说：“秦国势大力强，统一天下又是顺天应民之举，我早就想为秦王效犬马之劳了，您看我能给秦国干些什么?”

“将军可做的事多着呢!”顿弱说。

于是两人就研究怎样策反，怎样内应，从夜深一直到天亮。

这月的13日，王翦得剧完来书，约定15日夜内变。于是王翦便立刻抢渡易水，太子丹抵抗不住，只得一路且战且退，15日退到蓟城，蓟城守军不但不让他们进城，反而截杀燕军，在情况不明中战了半日，才知剧完已经降秦，太子丹还得知他的父王早已逃到辽东去了。

太子丹恨恨地道：“事已不可为，就在蓟城的城下战死算了!”太子丹身边的鞠武说：“不可!我看咱们也到辽东去吧，保留一点实力，谋以后再起!”

太子丹听了他的话，杀开一条血路，也退往辽东。他的人马这时剩下的还不到一半，在路上又散去一万余人，实际带到辽东去的已不足两万兵马了。

王翦和李信打垮太子丹后，便直取燕都蓟州，燕将剧完忙把都城献上。到秦王政二十一年底，秦军共得燕国七十余城，燕国实际上已经亡了!

秦王政听李斯建议，把原韩、赵、燕之降官及富民，悉数迁往咸阳，以后又再迁至巴蜀。榨取他们的财富，亦防他们造反。

王翦夺取燕地后，立即命李信率兵追击，行500里，围困燕王喜于辽阳。秦王政是个“吃鱼不剩骨头的人”，他派人告诉李信，叫他转告燕王喜：“燕喜，把你儿子的头给寡人送来，寡人就可以饶恕你!”

这条件极为苛刻，再说饶恕是什么意思?是饶他的命还是立刻退兵，给他留下弹丸之地?

燕王喜吓得束手无策，他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请教的人。过了几天，他收到赵公子代王嘉的信。信上竟说：“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之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

用今天的话说：秦王政为什么追着你不放?完全是你那宝贝儿子太子丹给你惹的祸。现在你如果真地把太子丹杀了，把他的头给秦王政送去，秦王政必然会谅解你，甚至会退兵了事。你还能留下一小块地方供养你那老祖宗……

这是什么话!可是，他们都被秦王政吓坏了，只要能够保命，什么卑下的事都可以干!

这个代王嘉，是赵国的流亡公子。他偏安一方，地位朝不保夕。本来，代王嘉曾经和燕王喜约定：秦兵来了时，联合抗秦，可是当太子丹在易水和秦军血战时，太子丹一连给了他七道羽书，求他支援，他却不发一兵一卒。代王嘉和那些诸侯犯了一样的病，就像见血的猴子，各人捂上眼睛，顾不了别人。现在他给燕王喜写信，劝他杀太子丹，也是为自己着想。他怕秦军一来，在歼灭燕王喜的同时，也捎带着把他给收拾了!

可是吓得丢魂失魄的燕王喜却昏了头，他求秦将李信给他让条路，让他派20名壮士捧着诏书到衍水去杀太子丹。

李信说：“好吧，晚了可不行，我们大王等不得!”就下令给燕人让开一条路。

太子丹领兵到了辽东，驻兵在衍城，和他父王的辽东成倚角之势。太子丹积极整备军队，想和李信决以死战。就在这时，他父王派来的人到了。太子丹的老师告诉他：“这是不祥之兆，你快跑!”

太子丹也猜到了什么事，他哀伤地说：“我还跑什么!我的父亲为了曲奉秦王政，如此下作的事都做得出，燕国还有什么希望!我为燕国而死，也没有遗憾了。我断定那秦王政也绝无好下场，可惜我看不到了!”

太子丹把他父王的使臣请到帐中，听他宣旨。

来使高声读道：“……太子不忍一朝之忿，轻谋秦天子，致使燕国肇祸连兵，丧权失国，覆军将十多万人，丹之罪也，使者可立取其首级以谢天下!如不伏诏，是谓不忠，不忠不孝之人，人神共诛!”

太子丹不甘心死，可又不得不死。于是在死前又说了许多无用的费话。他说：“我刺杀秦王政是为了给列国出一口气。虽然由于计谋不周没有成功，但是，除了我谁还敢给秦王政点颜色看看呢?父王把我的头献于秦王政，就保住自己的大位了吗?他没有看到秦王政是一只永无餍足的狼，他就是把燕国的土地都献给那秦王政，最后还是救不了自己的!我走了，希望父王保重自己吧!”随后，他又指着西南方大叫道：“代王嘉，你这个胆小如鼠、贪婪似狗的东西，不久，你也会完蛋的!”

太子丹骂了一圈后，就把头搁在木砧上，等待着来人把它剁下来。

燕王喜得到儿子的头后，大哭了一场，然后把它盛在一只木匣里，派使臣送往秦将李信帐中。李信便派人飞送咸阳。

前不久，太子丹让荆轲把樊於期的头送给秦王政，现在他爹又把他的头再献秦王政。真是滑稽可笑!然而历史上就有不少这样不尴不尬的事!这说明在强秦面前，那些弱国小邦已是多么手足无措，卑屈无聊了!

秦王政见了他童年的好友太子丹的头颅之后，大笑不已，对它说“你呀，太子丹，从小是我的玩伴，你就伺候寡人一辈子算了，你却不，一心想和寡人平起平坐。结果，你看，你的头搁在我桌子上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身分是多么危险呀!”

秦王政笑，群臣也跟着笑，其实他们心里吓得直哆嗦。

李信得到秦王政的命令，立即向燕王喜进军，想一举灭掉辽东。可是燕人竟来了劲儿，个个拼死相抗，北方的胡人也来助战，使李信急切间不能得逞，可是燕王喜即使能够保命，也只是一堆余烬了。

秦王政以为燕国实际上已从中国的版图上抹掉了，他就开始考虑攻打楚魏的事，所以就令大将军王翦率大军回国。第九章血染荆楚上柱国项燕被楚王负刍弃用后，楚国朝中众臣皆唾涎于上柱国之位，欲掌楚国的军权。令帛青先行发难，一番游说，负刍便赐予其权代上柱国之衔。这样，帛青就将楚国文、武两权全握于手。尔后，御史张简、郎中令陈羡又向负刍进言，建议将楚军分而治之，以防专权。负刍信其言，分兵三十万与二人，并赏监代上柱国头衔。后，国舅靳毁又谋得十五万兵权。这样，楚军就分散为三支，各行其是。负刍不以为忧，反赏识起自己分而治之的治军之法。

秦王政二十二年底，负刍听到楚国在秦国的间谍回来报说：“秦王政大肆征兵二三十万，可能要举国伐我。”心中亦不慌乱，也不设朝议论此事。

秦王政二十三年初，为秦王征兵之事，连连飞来间谍之报。负刍会集百官，商议此事。朝中百官对负刍唯唯诺诺，附庸负刍的荒谬之辞。

但有一个忠臣，名叫唐骄，官名司败，武级。他在忍无可忍之时，越班奏道：“天下除强秦之外，尚有燕、齐、楚三国未为秦伐灭。燕国仅有辽东之地，乃风中之烛，秦不急欲伐他。齐国暂时和秦友好，比我大楚力弱，秦也不会伐他。只是我楚国，地广军多，秦若不先伐我，难使天下混一。大王，秦军不日即来，我国应于国门之外御之!不然，他击我之东，我击他之西，可以成为僵局。”

负刍沉吟半晌道：“唐骄，寡人给你三千军马，你去伐他西，待你成功，寡人封你为太宰。”

唐骄道：“大王，三千军马何能伐秦?”

负刍道：“既然不能，汝就别逞能了。你退入班中，再不要煽惑百官之心。”

群臣无敢再言者，唐骄退回班去。正是这个时候，秦国大将军王翦的十二路先锋队，如风如电一样攻到秦楚边境上在蔡之南扎住。接着，秦军的中、后之军都到，如铁墙一般横陈了六十里地的大营。但秦军没有攻打楚国，静如瀚海，沙丘相连，只是不动。

一连几十道飞书，从楚之边界各县飞到郢都。负刍这次听说秦军真是六十万开到，心中着慌，连忙征集全国的壮丁应战。

行军之前，负刍用唐骄为先锋队，又听了唐骄之言，三十五万大军，分六路续进。楚军直趋到秦军之前十里安营，由于秦军不动，楚军也不敢贸然进攻。观望了三日，秦军那一方毫无动静，负刍问权代上柱国帛青道：“你是三军之首，该议一个如何进攻秦人的大计!”

帛青根本不会行军作战，连军队应在夜间如何布防也不明白。他痴呆了半天道：“大王，国舅靳毁有计破敌，臣也和他谈过。”

负刍的眼光转向了靳毁。靳毁好逞能，便回答负刍道：“大王，行军作战，无非是一个攻字。只要我们攻打秦人，秦人一还手迎击，战端就开始了。”

负刍问他：“明日就攻吗?”

靳毁道：“兵贵神速，今晚就攻。”

负刍问道：“谁为前队?”

靳毁道：“为臣。”

负刍问他：“何不用唐骄?”

靳毁道：“唐骄，小儿也，有勇无谋，何能指挥大军?若令他一个小武官为前锋，秦军岂不尽笑掉牙了?”

负刍摇头道：“若要使王翦害怕，还是寡人首当其冲，后边万士争先，可以冲入秦垒。”

靳毁道：“大王不可再冒险，只在中军等待得胜的佳音。臣只用十万军，便可破开秦军的门垒。”

负刍道：“好，国舅，开端一战，只待你马到成功。”

于是靳毁下令诸将，拨他所辖十五万军中之十万，编成二十队以攻秦军王翦之中营。又命步军都备芦柴一捆，以便攻到秦营栅垒前，放火烧栅排之处。又命：“三鼓进军，听军中鼓响为号。”

其时，唐骄亦在靳毁军中，听到靳毁的命令后，忙来见靳毁道：“国舅，我军不知敌军虚实，轻攻，恐为敌军所算。又今值春夜，西北风大，烧人毁之甚微，烧己恐毁之甚大也。”

靳毁不听，果然三更鸣鼓，十万大军鸣滔滔地冲向西边秦军栅垒前。秦军垒上、栅后只飘荡着严整的旗幡，不见有人观战。靳毁拍马在前，仰视了许久道：“秦军来之未久，未能尽修战垒，垒空之处，以栅补之，此易攻耳!”于是下令：“专攻有栅之处，攻到近前便举火。”

楚军喊着杀声，举着火把、芦柴、兵器、踅蜂般专攻秦营立栅之处。后边兵车高举火把瞭望，一俟步兵进栅，车兵继进，秦兵自是难挡。谁知有几处攻栅之军发起喊来，喊声愈急时，前队猛地往自家一方拥退下来。接着前面楚军喊声大起，如同雷滚，火把照耀之下，楚军接近木栅的地方，都腾空冒起人头来。紧接着，楚军前队一退一攻，自相践踏起来。原来，凡秦军立木栅处，栅前都挖了密密的陷坑，楚军不知，攻到前边的，几乎全部落入坑中。楚军后队又往前拥，前队顶不过后队，又接连落入陷坑者数千人。

秦军垒后、栅后如开地壳般鸣起鼓来，秦军不出垒，在暗处；楚军是攻者，在明处。楚军尸压阵地，秦军少有伤亡。

楚军也还射栅、垒之上的秦军，但目标不明，空往秦营赠送箭支耳。拿着芦柴的楚军没待引火，便落坑倒地了，后队拿芦柴的人，倒点着了火，引路败退，火光乱舞，反惊扰了自方的军将。

监代监上柱国靳毁先前已知前军失利，但他在战场上横着大戟，不断下令：“只攻不退!”后来自方军队如洪涛滚动般退下来，后队也乱。他所乘的战车，被人浪波及到西边去，绕了二里多地的一个大弯子，才回到败退的军中，再发令时，军中已无人传递。

不过。三千多楚军尸体扔到秦军的栅垒前，后来楚军来搬运，秦军也不管他，任其往还，而后退尽。

负刍升帐，面带怒色地问靳毁：“为何就退下来了?”

靳毁道：“臣在中军指挥，前军先退。”

负刍道：“退者斩！”

靳毁道：“不知哪个人带头先退的。”

唐骄道：“全军皆退，要斩即斩十万人。不然，可斩主将，以明军法。”

负刍哼了一声道：“此言确有理。十万军不可斩，主将可斩，靳毁，你知罪吗?”

靳毁叩头有声道：“大王，为臣虽有罪，若斩了，那王翦必喜。不如为臣明日再攻，不胜，死于敌手，也算向大王尽忠。”

负刍下了坐褥，踢了靳毁一脚道：“今日暂不治你罪，限你一日，如攻不开秦营，一定斩你!”

靳毁叩头起来，归位坐下。

负刍长叹一声道：“寡人错了，但是水已泼于沙上，难再收起。唐骄，你有何法和秦军战?”

唐骄年方三十二岁，面白如玉，唇若抹朱，眼似朗星，眉比黛青。又且猿臂狼腰，力能格虎。他官封司败，级品较低，所以楚国几次内变，都没裹他进去。他今日见负刍稍有悔悟之心，便趁机道：“大王，臣有二策面陈。”

负刍问他：“怎样的二计?”

唐骄道：“臣昧死上言，大王勿介意。第一策，我们暂将大军退回郢都之北扎下，尔后分一军驻扎在颍水之西，留一军屯扎郢都之北，尔后急急征调各地人马充实两军。王翦如进军郢都，有颍水之西一军为他背后患。他若分军袭我，王翦总有一军成为他的遥控，便很难两地取胜之。大王再使中军能为战之主将暂复原职，上柱国之印可交能兵之人。军中大小将领，亦以能者为先，提拔选用。如此一来，我士气定旺，打王翦一个有来无还，倾国之军或可败于我荆地矣!第二策，修战书以引王翦出战，看其军力形势，尔后定破敌之计，他若总不出战，我也不退回，和他僵下去。我后方粮草、兵役，派能臣办理，也可不怕秦人。第一策是上策，第二策是下策，大王可能取用之乎?”

负刍想了好久，道：“第一策太繁，一时又选不出能人为上柱国之职。第二策可行，明日修战书，派使给王翦送去，再激他一激，或可开战。”

第五十章

次日，修战书送往王翦营中，王翦批以五日后会战。可是五日过去了，王翦还是不出战。于是负刍又派使送第二道战书，王翦应以七日后会战。七日过去了，王翦仍然不出战。共修了四次战书。王翦拖了一个月，也不出战。每次战书下过，楚军都整军备战，战书修多了，战气也消沉了下去。此时，楚军从全国亦调来二十多万新兵，数字也达六十万了；粮草也运来许多，可支半年，负刍心中欢喜，又犯了那得意洋洋的病。

王翦自屯军以来，只驻不战，日日练兵，兵法甚严，要求射箭在百步内命中者为上士，二中者为中士，一中者为下士，不中者，苦练不罚。又要求兵士投一斤重石块越百步者为标兵，不过百步者为随兵。他又罚赏分明，天天骑马到各大营同士卒同食共住。如此一来，万士欢心，战气旺盛，欲胜楚人之心，人人踞而有之。

楚军四次来战书，秦军中将领也有要战的，但都被王翦说服。他道：“暴雨之后，山洪一发，汹涌触石，响声虽大，力却甚微。若将此洪水拦坝顿住，再待大雨来时，趁机开坝，洪水之力，较之原来，百倍以上，一经放出，夺壑平崖，冲漫大地，鱼龙惊死，气势难抵。”

秦王政二十三年三月间，王翦看了一遍各军报来的练兵竹简，统计一下，投石超百步的就有四十万众了。王翦大喜，向蒙毅笑道：“我军之力足矣，可战楚人。只是还要等个机会!”于是又下令军中放出谣言：“秦邦国内有乱，不日大军退还。”

此谣故意传出，百姓也知，已传到负刍军中。但是王翦却向全军密令：“此乃故意松懈楚军人之斗志，我不日便全军出击，一战而下郢都。”

于是秦军六十万皆齐心备战。

事有凑巧，说战就战。郢都楚宫中向负刍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即五岁的太子熊结“忽患麻疹，昏迷不醒，汤水不下”，于是负刍与谁也不商量，一声令下如山倒：“全军撤回郢都!”多少文武也说服不了负刍，全都被他斥骂而退下。

谁也犟不过负刍，只好退下。但是唐骄还要献计，他向负刍道：“大王，王翦之死不出兵，非为怯也，乃为势也。我今退兵，他侦者必知，若以千仞山转滚石之势击我，我即溃矣!大王可带军先退，为臣带后队直攻王翦的垒、栅，臣即败，所失不过十万军，大王可保实力到郢都!”

负刍哈哈大笑道：“唐骄，寡人信任你以后，也没见有什么胜敌之处。秦军六十万，我军也六十万。他即追来，以一抵一我何由而败?勿惧!”

唐骄不再言语，只好归军中去了。楚军闻退令之后，便皆整装、拔寨，一片忙乱，谁也不顾及胜败之事。负刍虽下令“退兵”，但却没做退兵行军安置。兵不分路，一塌糊涂，好似群鼠搬家，争抢而行，自然便形成乱窜之象。

王翦早接到军中的探细之报，即“楚王负刍因爱子有病，全军撤退了。”于是王翦下达了如上蔡城那么大的两个字的命令：“出击!”

六十万秦军早有准备，一经出击，形成一对数十里长的铁打的蟹螯，弯钩拢来，夹住楚军，猛嚼之，立断之，死抱之……一百多万支矛戈拼杀，六万多辆战车驰撞，三十多万匹战马横飞，两国一百二十万个男儿，发出破天的杀声较量生死，三十多里宽阔的战场在忽忽地旋转，存有数百万斤粮草的营中烧起了倒树干海的大火。

秦军冲在最前头的是马军，共十六万多，形成一片一片的乌云，戈矛之光辉，在太阳的照射下，遥遥望去，似是无崖的铜铁之树，一时震翻，闪忽如金海鼓浪，掀天大水，一扬数百丈高。

第一日大战，由上蔡移向平与。这一日，负刍没能冲出千层秦人之围，只受楚将保护，横击竖扫，秦人不退。权代上柱国帛青要降秦军，被唐骄一箭射中面门，落下战车去，被战车之轮，碾成了加土拌砂的碎渣。此日楚军止败退万里。

第二日大战，战场由平与移向固始。楚人翻转杀回，曾把秦军击退二十里。但是秦人的生力军杀到，把楚军如冲乱木一样拥向下流。楚军此日伤亡最大，死、伤、逃，三宗累计，约有二十多万。负刍没有冲出包围圈，四百多朝官，已经血染黄沙了二百多人。一百几十里的战线上，人尸如盖地黑云一样。战车烧着熊熊的大火，如火狮子蹲伏，一辆一辆地泊在战场上，死马、坏戈、零盾和人尸相枕藉，行人难以通过。

第三日大战，战场由固始地区，移向淮南，秦军追杀楚军一百六十余里。这一日，秦将蒙毅紧咬住负刍之营不放。蒙毅斩楚将十三员，箭穿负刍的王旗。亏得唐骄拦住蒙毅，一退一追，共战了八阵，蒙毅才退下，唐骄保着负刍，冲出秦人的千层人浪，向郢都方向逃去。楚军只有二十多万了，但还不断地被秦军困住砍杀。秦军战力较之楚人，以一挡四，胜利之军，骄骜若龙，欢腾似虎，啃吃楚军。楚军畏怯如羊，可怜比鸡，一堆一堆的死，一排一排的死。

第四日大战，战场在淮阳。楚军还有二十多万，中军主将只是靳毁。靳毁见唐骄保着负刍逃回郢都方向去了，他下令全部楚军降秦。靳毁自己捧着他的那颗权代上柱国的黄金大印，免去甲胄，膝行见王翦，口称“从今为秦王出力，做个小将军也可以!”王翦扔了靳毁的大印，拔剑刺死靳毁。随即重兵围住已放下兵器的二十万楚军，砍杀了一昼夜，只许他们死，不许他们降。至此，楚军死伤四十多万，逃向四方者十多万，全部就歼，秦军大胜。

在四昼夜的大血战中，如把楚军的鲜血流在一条沟壑内，足能漂动人尸，翻起赤浪，形成一道血川……第十章王翦平楚司败唐骄千生万死地保着负刍杀出秦军的铁壁合围，回到郢都，负刍气急败坏地进入楚宫，得知太子并无大恙，然后蒙头昏睡，直待一觉睡到日落偏西，才起身进膳，然后命人把昌平君传来道：“王兄，你知道战事吗?”

昌平君点头道：“唐骄先到我府中，都说了。”

负刍突然问道：“你和项燕很有交情，可是你知道他近来的现状吗?”

昌平君道：“颇知道些。大王问他做甚?”

负刍道：“寡人当初不该解了他的兵权，今日若有他，还不至于败。秦人怕他，寡人还请他为上柱国。只是项城已被秦军阻住，谁可以去密召他呢?”

昌平君道：“项上柱国归去不久，臣即密派人把他请回郢都，如今在臣府中隐藏。他听说我六十万大军覆灭的消息后，痛哭不止。”

负刍道：“你立刻传布他，封他为上柱国。张简、陈羡的五万大军归他管辖。一切战秦人之事，唯他做主，寡人不再免他的职。叫他放心好了。”说完便写了封诏，递给昌平君道：“王兄，寡人要休息几日，只把此事托于你。”

昌平君拜辞了负刍，奉诏出宫，回府去了。

张简、陈羡听说六十万大军都惨败于王翦之手，说交兵权，一百个乐意。只是项燕心中为难，他向昌平君道：“王兄，如今，我倾国之军尽灭，再整军威，我之力量比秦之力量如井泉之比湖河。若有一百个项燕分赴楚国各地，或可重兴国威。这个上柱国，我也难再接受。”

昌平君忽地给项燕跪在地下叩头道：“上柱国，楚国之运，势如垒卵。但是看在你我有知遇之情，尽人事而凭天命吧!我与上柱国败则同败，死则同死吧!上柱国，天若不亡楚，或者还有一线希望。”

项燕拉起昌平君道：“项燕也不是什么上柱国，但愿同楚国命运同休。”

项燕接受封敕后，立即约同昌平君、张简、陈羡去见负刍。项燕逼着负刍把三天来的战事细说一遍，后一天还不知，只可盼消息。项燕听完道：“大王，依臣之见，我王立即随臣舍去郢都，带五万大军西去郧国城，集结楚西各地之壮丁、军队，南联蛮粤之众，可进可退，王翦再能，岂奈我何?”

负刍点点头道：“就依上柱国之策，只是要听一听靳毁二十万军的后果。”

项燕道：“逃军不断回来说，非败不可。”

负刍道：“若如此，三天后离郢向郧。”

全军尽毁的消息传来，项燕又拜见负刍道：“大王可带后宫人等，刻下出郢都西去，为臣保驾。路上恐还有秦军围截，但可拼死杀过。不要迟慢。”

负刍却推辞不走，且命项燕先守城。

项燕只好退下，布置防守。项燕又把逃回郢都的三万多军重新连夜整编，共有八万多军。可幸的是，两天过去了，王翦之军也没来包围郢都，又有败逃回的士卒报说：“秦军一方打扫战场，一方向北退去。声言并不围我郢都，只歼灭我主力便可。”第三日，预燕派出的侦者，回来也是如此说：“秦军皆退向我平与地区，连淮南城也没占领。”项燕心中纳闷，想了好久，霍然明白：“这依然是王翦的金钩钓鱼之计”!于是又去催负刍道：“大王虽得王翦之军退到平与的消息也要立刻离开郢都!”

负刍道：“寡人正欲和你商议，不能再去郧国城了。秦人已退，我为何还要搬迁?”

项燕道：“王翦乃秦之顶门户之宿将，作战百分拿稳，非李信之辈可比。他今不来围郢都，是因大王早已回郢都，或料到，不待他军到郢都，大王即走向他郡，如此一来，王翦只得郢都空城，而难得大王。设若大王驱向他郡，召集兵民，依险而守，胜败也难料。他是故纵大王在郢都，待我再一次召集有生力量，他可聚歼之，如此一来，秦军既免去驰驱之劳，又可坐得胜机。此乃金钩钓鱼之计，大王三思之!”

负刍想了半天道：“在郢都召集兵民，不也可以和他一战吗?”

项燕道：“郢都无险可守，又且战乱频仍，兵民大惧兵祸，战之于我不利！”

负刍道：“且守郢都，他若动兵来，我走之未晚。”

项燕不敢再强负刍所难，只好下去整军，便一方请负刍之诏，到旧吴、越二地征集兵役、粮草。

王翦果如项燕所料，尽歼楚军六十万后，并不夺取郢都，下令收拾了战场，舍弃淮阳城，引军北去平与地带驻扎，又命秦军还如以前苦练军战。秦军此战也损失了二十多万人，但不消两个月，已被韩、魏、赵发来的兵役补足，粮草更为充足。秦军中将士也有问王翦“为何不攻郢都”的，王翦笑道：“楚，地广人众，我围郢都，负刍便去他郡据险以守，号召兵民再战，于我不利。今后令他不出郢都，楚国兵源还流向此处，我在平与，进攻容易，退守不难，再胜他一次，楚即亡矣!”

蒙恬问王翦：“负刍若已走向他方呢?”

王翦道：“负刍若向他方，我也不穷追，只取楚北、楚东大片河山，待机再战可耳!”

不日，秦侦者报：“负刍还在郢都，又起用项燕。”

王翦沉吟良久，向蒙恬、蒙毅道：“我只不逼他，他也就不离郢都了。只是重新起用项燕，当于我军不利。但是，负刍刚愎成性，何能深信项燕?如今，楚灯已半明不灭，项燕不能将六十万众，故难胜我。”

二蒙听了点头称是。

王翦又问二蒙：“这次大战，发现楚将骁悍难治者有几?”

蒙毅道：“其他楚将，即多骁悍难治，都不为楚王重用，只是唐骄，于百万军中出入如走顺坡之路，不亚于赵国的赵长戈、颜破败之流。这次负刍逃命，即他破围保护而成功的。”

王翦道：“时刻关注此人，可收则收矣，不可收则伤矣，不可掉以轻心。”

王蒙等将都应了。

王翦又把这次大战详写了捷报，报到咸阳。二十多天后，秦王政来诏，对六十万众，大加犒赏，又对伤亡者作出优恤的条款，付之诸郡、县施行；又褒赏、晋级了有功的将士。使秦军将士欢欣鼓舞，很少有怨声出口者。秦王政来诏中又说：“王大将军所请田园、美宅、建造事，寡人尽依所求而施行，大将军勿念于心，只望收灭楚邦，寡人与大将军畅怀共乐!”

王翦哈哈大笑。

王翦自秦王政二十三年四月大得全胜，恒不出兵，直到二十三年底。此时郢都城中楚王负刍又集大军三十万，项燕自觉力量还弱，便不断地向楚西地区要兵、要粮，楚国百姓备受兵役、赋税之苦，怨声载道。

负刍五年初，因淮阳地当拒秦前哨，项燕派兵五万，令司败唐骄将之。唐骄在前次大战中立了高功，本应晋爵升级，可惜负刍想到了也不做。昌平君曾多次地请示负刍给唐骄以高官，负刍道：“他若做了高官，再逢秦军，作战便不出力。你去说，叫唐骄等着，待项上柱国年老归田时，他可接替。”

可是唐骄为人忠而直，从不计较负刍之言行，一心为国却无二心。项燕也曾替唐骄向负刍请官，皆被负刍拒绝，项燕只是长叹而已。

唐骄主淮阳五万军的消息传到王翦军中，王翦听了笑道：“这一次该叫唐骄受我网罗或使他命归乌有了!”

王翦决计之后，便和蒙恬、蒙毅密议好，由蒙恬、蒙毅带一万军取淮阳，李信亦从之。王翦的主计是：“多事收罗，少事伤亡。此人若为我用，天子必喜。”

蒙恬、蒙毅提军杀到淮阳城北，只扎营，不围城，似作观望之势。唐骄闻得秦军来攻，只一万军，一时不解秦军所计。但又不敢贸然统军出战，恐中王翦的诱敌之计。他给郢都报去了消息，等待项燕的指令。秦军徒扎了三日也不战，项燕已给唐骄来书道：“恐是诱军，司败相宜而行之，但不能统大军与之野战。”

正于此时，蒙恬、蒙毅派使臣给唐骄来书道：

将军乃鹰扬之将，前次淮阳冲围，我将士皆惮将军之威。今次我不出大军，只派一偏师于城下，欲求将军出城，斗将以较高下。我军中大将蒙毅曾与将军合战数次皆未胜。今蒙恬率兵乞与将军一战。蒙恬拜上。

唐骄看罢来书，心中掂量不定。他想：不出战呢，蒙毅以为我畏他，传名不美，与我军心不利；出战呢，又恐他是诱敌，或城中有奸细为乱。报给项上柱国做主，已是来不及，因来书等待批复。想了好久，批复来书道：“三日后会战蒙将军!”遂即派人飞马到郢都给项燕报信，以待回示。次日送书人从郢都回来，项燕来书道：“城中托裨将军斗无书掌军，勿失，若杀蒙毅，以解秦威可也。”唐骄心中有底，便整备五千精良军校，四千步军，一千马军，三天后，待出战。伊时，二蒙又来书道：“愿君一如所约，只一将斗一将，如有辅佐者，为败矣!”唐骄回批道：“楚人有言：‘百言百当，不如择趋而审行也。’望二大将重在克践!”

两阵上都擂起三通战鼓，配以呜呜的号角声，三军大哗，天摇地动。

这日，两军对垒开战。唐骄策马上阵先开话道：“来者可是蒙毅将军吗?”

蒙毅一笑道：“唐将军，半载前于刀矛阵里，我们交过手，吃你武艺通天，竟保着楚王走了。”

唐骄大横着长槊道：“蒙将军，秦楚两国原有旧好，又是亲戚。何事秦王非吞并他人以足自己的捍志?我此阵若胜将军，你可回致秦王，修好罢兵，各治其国如何?”

蒙毅又一笑道：“我们为将的，只知忠于君王，斗武沙场。国事巍巍，非你我扛抬得起。将军若胜了我一人，我可全军退去。此约有如恒日在天。”

唐骄问道：“将军将何处军队退去?”

蒙毅道：“即六十万大军。”

唐骄笑着问他：“如此重大军事，你敢决吗?”

蒙毅道：“我奉王大将军之命，羡慕你的为人，早已在帷幄中决好，请将军勿疑。”

唐骄点头道：“好，只望将军不会矜其能丧厥功，便好了!”

说罢，两将拼死以战，至天黑，大战了三百余回合，仍未分出胜负。于是，双方鸣金收兵，约定明日再战。

次日清晨，双方又出昨日的兵将，唐骄、蒙毅复出沙场，交手狠斗。

忽然淮阳城上一片鸣锣报警声，唐骄与蒙毅只又交马一合，心中慌乱，跳马出核心，翻身就走，直往城上瞧看，未暇顾及蒙毅。蒙毅乘机以下绳将唐骄套住，擒将回去。

与此同时，一队飞彪秦军从淮阳城南驰入二蒙的营中，他们已将楚王负刍俘入秦营。

原来王翦在军中派二蒙去战唐骄，并不是主要的大策，他是怕走密，故意向帐上其他将领声张。在二蒙去战唐骄时，他把俘住未杀的四个精明楚卒，放出来，嘱以手段，许他们“成功后，在秦国为将，不难致哉”等语，又付给那四人一封书简，四个人谎称俘虏逃回营中，回到了郢都打通楚宫的关节儿，见到了负刍，把声称王翦写给秦王的密书呈上。负刍拆开密信一看，其中主要言语是：唐骄欲密降我国，我割给他楚北七十城，自为楚北王。王翦给唐骄的来书附后。负刍又看了王翦给唐骄的密书，其意说得和唐骄之书恰当。

负刍看罢来信，未生丝毫疑心，又轻信王翦统秦国六十万大军，一反手便可为秦之主之言。于是连夜带了一百将士，向淮阳城而去，准备将唐骄革职，然后与王翦决一死战，以雪前耻。然而尚在中途，便被王翦的伏兵俘虏。

王翦既擒了负刍，又俘得唐骄，大兵仍不进淮阳，只引之北去老营。以后，过了三日，王翦升帐，令人推出负刍，命他坐下，王翦问他：“楚王，你既被我擒住，应给你两条路：一条路，你不降秦，我把你立刻斩首，首级以木匣盛之，传至咸阳。一条路，你立刻降秦，明日我派军便把你送到咸阳，养你于一处佳山美水的地方，可以老死。你快为你自己一决!”

作为一国之主的负刍，苟且偷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只是事情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负刍被押至咸阳后，便投入牢房，后病死牢中，落得个客死他国的悲惨境地。

至于唐骄，誓死不降，只答应不再与秦交战，愿隐身为民。王翦惜他一世英才，破例放了他。

负刍、唐骄被秦军俘去的消息报到郢都上柱国项燕那里，项燕一时失措，难以自持。先前，项燕命令诸将不许声张此事，但是也终于瞒不住，消息传开，郢人震动，惶惶不安。项燕同张简、陈羡等重要楚臣到楚宫中求见靳姬。

靳姬十分明达，主动推荐昌平君为王同时自愿携子隐退。

靳姬和太子离开郢都后，项燕等楚臣便草草地举行典礼，立昌平君为楚王。

秦王政二十四年初，王翦获住了唐骄、负刍，其年三月，楚上柱国项燕以“秦之大军压我境界，我不予击败之，王翦只待我夏天到来，全国、全军皆无粮之时，一举手，使我荆楚便成齑粉”为根由，将郢都城中二十五万军分出十万给张简率领守郢都，自带十五万进驻淮阳，合起淮阳五万军，共是二十九万之数。淮阳的大军又分出十万给陈羡率领为前锋，前驻平与城东，和王翦作对峙之状。项燕自统十万军倚住淮阳，前援陈羡。

项燕几次密奏给昌平君：“张简、陈羡心数太险，不可大用，应去官。”昌平君未置可否。这次进攻秦军，昌平君以为张、陈二人忠于自己，又发给他二人兵权，项燕奏谏不听，只说“楚将之中多是新人，又多是年轻人，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他们将军”。又且“唐骄年少受提拔，终被秦人虏去，放归，又不知去向，如今还是起用张简、陈羡吧!”此间，王翦早已派间谍潜入楚，奉张简、陈羡以重金，并许以高官。张、陈二人赓即起誓发愿，要为秦民，只是待机而动。后陈羡所带十万楚军，开到平与之东，投降王翦。不降者三万人，被杀。

王翦把缴械的七万多楚军，尽编成队伍，发向郑城，尔后分散到赵、韩、魏三地为民，不准其归国。三日后，王翦亲提六十万大军扑向淮阳。尔后，王翦又把全军分成十二重围困住淮阳，飞鸟也难越过。

项燕得到“陈羡引军深入秦垒中投降”的消息，心中痛苦万分。正在分拨不下之际，王翦提大军困住淮阳城，他便下了必死之心，紧意守城，只图鱼死网破而已。

王翦布好重围，便下令攻城。第一阵攻城指挥官便是那个败在项燕手下的裨将军李信。他亲提秦军五万雄悍的步卒，大打开手，奖谕分明，罪罚立治。他又亲冒石矢，攻在前锋，为万将之首。城上的项燕也指挥得当，对于秦军是毫不畏惧。

稍后，蒙恬带五万军替下李信的军队，又是一阵又一阵的猛扑。楚军石矢打尽，项燕尽令百姓拆毁屋、墙的根基石，往城上运。箭射尽了，只收秦军射到城上的箭支回射。

当天午夜，蒙毅所带五万秦军，替下蒙恬的攻城之军，狼嚎虎吼，人继人，队继队，往城上攻爬。

秦军自白日进攻以来，每当爬上城头，均一次又一次地被楚军击败。及攻至天明，秦军共损伤二万多人，城上楚军亦伤亡八千多。

天明之时，李信终于率军攻破淮阳城北门，由于北城已破，随即连锁反应到南城、西城、东城，楚军慌张无措，尽被秦军将校攻上那三面。队队拥城而下的楚军将校，霎时便淹没在一片乌云似的人海中。

淮阳四城门皆破，秦军、秦车、秦马，呼喊、轧碾、鸣嘶，如开天滚雷般拥入。

楚上柱国项燕，人成血人，马成血马，以他的千钧之力，率一千楚将，从城之东门冲突出来。

蒙毅向蒙恬道：“项燕不除，终为秦国大患。兄长，当下令穷追。”于是，蒙恬下达了穷追项燕的命令，秦军万马齐发，向东奔腾而去。蒙恬下令后，便命人回报给王翦。

项燕冲出秦军层层大阵后，回首看时，身后还有二十八个楚国将校相随，只好马奔郢都。郢都与淮南相比，略偏东北方向，相距七十多里。项燕一行惨败者，只放马半个时辰，便到郢都西南城门，马到至夏门城壕之外，往城上一看，都大吃一惊!

果然不出上柱国项燕所料，守城的张简，早已换上了黑旗一杆，投了秦军。

项燕看罢城上的情景，率领二十八人，急急绕城往东北逃去。回首看来路时，秦国的追兵遮天盖地，尘头如云朵翻动冒起，马蹄擂地之声，震动得田径旁的野树也战栗不止。

秦大将军王翦既得淮阳之地，兵不歇脚，马不离鞍，统军便冲入楚国的郢都。秦军有二十多万进入郢都城内，王翦命强兵护住楚宫，查点楚宫中的财产，登记于簿上，准备运入咸阳。

王翦既得楚都，随即占领后世名为安徽的所有属地，到此，楚国那盏祝融之灯算是燃尽了最后一点豆火，灭了。王翦向咸阳大报捷书，派使发向咸阳后，随即兵分十路，分道又取后世名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江苏、浙江等楚国的领地和属国。王翦亲自将一军取江苏、浙江等地，即秦时的吴、越两国旧属。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四月，楚国尽被王翦平之。

王翦立下了秦吞灭六国，谁也难与之比肩的巍巍如山的高功!第十一章力破匈奴秦苑、王夕及其家人可德、可容、李并、珠英公主等多年来一直想逃离皇城这个是非之地。

这天，他们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他们以烧香为借口，驱车隐入了太行深处。

好在李斯为这一干人等极力辩护，力阻秦始皇对其进行搜索。虽然如此，赵高心中却非常明白，谋刺秦始皇一事实与李斯府中人有牵连，不过他不会对外人言说。

后来，当秦始皇对赵高论及此事时，赵高说：“陛下，不必忧心此事，天下江湖散人，均不可成大器，对朝廷并无什么危害，陛下不必再论他们，更显陛下宽宏大度。”

此事既然放下，便有别的事生出来。不久，秦始皇感到齐鲁等地有反叛朝廷的迹象，于是决定下治东幸。去摸摸底。

其时，山东沛丰邑中阳里有一个人，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在咸阳为役夫，呆看秦始皇出行去泰山法驾并大大羡慕秦始皇为人的那个刘季，也就是刘邦，他最害怕这次捉嫌疑犯了。他和他的襟弟樊哙从咸阳回到故乡，终日聚集沛中子弟，击剑饮酒，侈谈天下变动事，里中少年子弟天天蚁附蜂随跟着刘邦闹动。正遇着里中的长亭长死了，人们又举他当了亭长，管十里地的农民，虽没当皇帝，却也寸地称王了。当了亭长以后，刘邦就扯着脖子地交朋友，花公款，吃私饭，日日行之!里中人只要求他做事，他无有不应的，应了以后必做成，刘邦之名，在沛丰邑一带，如闪电之光，一传千里!后来，有人竟说：“刘季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所到之处，他头顶定有五色祥云围绕，一看便是一个有天子气的人。”

刘邦虽然广交朋友，也是“一人难得众人心”!一旦沛丰邑县里一个芝麻大的官儿来到他所辖之地，如有些微招待不周，便会说他不够朋友，早晚会有牢狱之苦。因为他是个出了名的“不凡的人”!秦始皇东幸的消息传来后，他和他的媳妇儿吕雉一商量，便向西南逃去一百多里，藏在砀山和芒山之间，水边、丛林、山洞都成了他们的栖身之所。饿了，找个山家买些干粮吃一口儿；渴了，喝些溪水。藏了很长时间，秦始皇东游的大队人马也来了，他藏到一个大岩洞中，不敢出去，饿极了，摘山杏儿吃，吃得满口焦苦，可是下决心吃下去，不能走出岩洞!

秦始皇痛恨那些聚于山泽林莽之中的江湖中人，为此他这次东游，密令军队，每到一处要搜山剔岩，每见藏匿之人，皆杀之!也正巧，他先到了淮北地区，也正经过那芒、砀二山。当千军万马经过刘邦藏身之处时，天色几近黄昏。有十多个兵士发现了刘邦藏匿的那个山洞，打着火把进去，发现洞中有人的足迹，还有一块石板儿上有些吃过的山杏核儿，他们便把那个石洞中每一个石窝窝儿都掏遍了，也没见着人。那十多个兵士走了，又有十多起兵士发现了那个山洞，都进去搜，皆无所获。

刘邦是何等的聪明！他听见搜山大军就要来临的消息后，便赶紧逃出山洞，躲到了一棵参天大树的枝叶之中，躲过了一次次搜索。天亮了，军队还没过完。可幸，那天早上大雾氤氲，伸手不见五指，大树底下也曾走过五百多秦军，谁也没见着他。军队过完了，雾也渐渐地散开了，刘邦还不敢从树上下来，直到第二日太阳下山时，他才哆哆嗦嗦地下了树，饿得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大树根下，眼瞅着燃烧的云朵。昏了过去……

秦始皇庞大的东幸队伍离开芒、砀地区后，拐个弯往正北巡行了一千多里，不日便到了燕国故都蓟城，军队在那里休息了几日，又马不停蹄地往正东走了三百余里，到了现在的河北昌黎地区之北的碣石山，在碣石山上观赏了一番山野迷人的风光。然后，又直去海边，看了一回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展翅飞翔的海鸥。之后，便顺着海岸往北走，走了四五十里，便到了现在的秦皇岛地区。日暮之前，秦始皇旨令三万随从者都驻扎到海岸岩石之地，他向李斯道：“朕欲在此处多住几日，细察大海，能否渡过去!”

李斯道：“陛下也累了，应当歇息，闲散几日，再细议渡海之事。”

秦始皇便在他的中央大帐中同白美人、王美人早早地睡了。李斯退回自己的帐中，竟唉声叹气，闷闷不乐起来。自从离开咸阳，李斯每到山川险处，都下令军队细致地搜山。他的初衷本来是想借此寻寻秦苑他们，万一寻着也好再看看儿子、女儿，可是他们竟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又想到他的老母的那番话，觉得世事变化，真若来到他的头上，汝待如何?没有不倒的树，没有不塌的房，后果，后果，只需秦皇活百岁，丞相李斯亦安然，他想着想着，也睡着了……

次日清晨，白美人向秦始皇道：“陛下，我从来都没看见过大海，如今见到了，又想坐船游一游。陛下能否使我们经历一番?”

王美人也道：“以前在咸阳，常常梦见美丽的大海。如今终于见到了，陛下一定领我们下去一次。”

秦始皇笑道：“朕准你二人到这东国游赏，就是为了叫你二人看看大海。我已和丞相议定，多搜罗些民间船只，以备下海之用。这一次，远远地去，也许遇上仙山和神仙呢!”

白、王二美人笑道：“陛下，你快下令搜罗民船呀!我们都等不及了。”

秦始皇道：“后日即可下海。朕比你们还心急呢!”

秦始皇和白、王二美人亲热了一阵，便命将军冯劫快搜罗民船。冯劫领旨，在一天之内，搜罗到民船二百只，冯劫、李斯二人又定下下海的人数，尔后报给秦始皇。秦始皇批了一个“准”字。

次日，秦始皇左揽白美人，右抱王美人，坐在一只大船中央，李斯等二十多个文武朝官围绕四周。水手都是精选的，他们扬起大帆，船开向东，船行二十多里，已经看不见西岸的岩石和小山头了，人们不觉得都吃一惊!但见那大海：

一勺之多即难测，对天之大怎得知?洋洋洒洒，鼓起危城；荡荡漂漂，吹来死岭。一片青青迷晓日，万层白白叠云墙。数万万鱼阵，水底争翔波震动；几千千蛟孙，空中翻滚雨横飞。鱼有纵礁鱼、吞舟鱼，九屋鱼，双环鱼，玉尺鱼，金梭鱼，鱼鱼都是水中箭；蛟有枕石蛟，裂山蛟，细颈蛟，小头蛟，化龙蛟，食虎蛟，蛟蛟都是浪里凶!吓!云叠贴水面；嘿!山倾随天雷；喔!鼍吼惊人胆；呀!鲸回裂我心!浮天是顶天而扬波，卷地是塌地而作穴。浩浩骇声急，汪汪东势忙。翻雪一吹万丈高，喷花一落长天碎!几万年前，一日沉千山而没影；散千载后，一朝淹万邦而成泥!渔人骸骨，捞来可以垛高楼；水族浮尸，收拾全能成巨富。吓坏秦皇大海中，老天忽地起狂风。银山远比昆仑大，扬起小舟上碧空!

秦始皇带着他的随从们又行出十多里，突然海上狂风大作，波浪翻滚，船只摇晃不定。李斯、冯劫等人俱惊，忙谏止秦始皇前行。白、王二美人俱吓得面如土色，一个劲儿地呼叫：“陛下，陛下，海神保佑，海神保佑，保佑陛下太太平平回到岸边。”

秦始皇忙下旨：“回程!”

三个时辰之后，船才返回岸边，一清点，少了七八只船，随从亦少了一百多。当秦始皇上了岸时，回头看见海中大风掀起一个大水柱，有十多丈高，往岸边直扑而来，千人万马都惊叫起来……

连下海带上岸，整整闹了一日，人悲马叫。飓风刮了三天三夜，秦始皇哪里还有心情再次下海，便下诏：“不再赴海中”。正在此时，到海中求神仙的卢生、石生等二三十个方士从琅琊台上岸，听说皇帝在渤海巡幸，昼夜赶来，叩见秦始皇。秦始皇见卢生、石生回来，便问他们：“你们一去数月，可曾见着仙人?”

卢生跪奏道：“陛下，臣等奉钦命入海，东行一千余里，经过百十小岛子，都无仙人，但有人居住，不知朝廷事，人不种五谷，但食桃、杏、梨、李……男女俱活百余岁，问他们不死药事，皆不知，只说寿长是因为水土所致。后又向东一千余里，到了一个名曰捉月山的仙人岛，岛高数千丈，乃仙人所居之处。山上不少名岩、古洞，臣等细访十日，遇其徒弟三人，言他们的师父早已升空而去，不知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后来一徒，年十七八岁，面如玉，俊品超凡，名曰‘温良’，领我二三十人到一古洞中说，他们的两位师父升天时曾说，后一年有大秦皇帝派人来此，其天命早刻于石上。臣等见一青石如玉细，上刻斗大字五个，即‘亡秦者胡也’，臣等按原字形录回，即驾舟又经一月方从琅琊处上岸，又随附致此，特详奏于陛下!”说完，把录在一块大帛上的“亡秦者胡也”呈上，秦始皇细细地过目，半晌不语……

以后石生等方士皆异口同声，说出来的话跟卢生说的没有什么差池，秦始皇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没有什么反应。卢生、石生等人直跪了半个时辰，秦始皇一摆手，叫他们退下去。卢生、石生等方士早已吓得浑身大汗淋漓，生怕丢了小命。次日，秦始皇单传见卢生、石生二人，又听了一遍叙述，和昨日所说无异，便道：“你二人遍告同你们下海的人，如将天书图录四个字说出，处磔刑，夷三族!你们即日南行，还到琅琊下海，准三年时间，一定取回不死之药!”

卢生、石生叩头而出，领起他们那一帮人儿，即日便慌慌张张地驾船入海，也不管狂风恶浪，到处去寻不死药。

秦始皇和李斯由燕国之故城蓟地东来时，发现当年燕国为了防备东胡、齐国等地军事入侵，造了不少土城和渠道，土城妨碍修池道交通，渠道中有水，上筑堤防，不但阻行人，而且占地亩。于是秦始皇和李斯议好，一声诏令，连军带民，一齐动手，扒毁了那些土城的城墙，填平决通了那些渠道，一来可以扩大耕田面积；二来防止反逆者踞为存身之地。随后，群臣聚议，表彰皇帝此行的伟功，在碣石山东刻石留念，其文词曰：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诚服。惠论功劳，赏多牛马，思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太平。堕坏城郛，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刻石者，无非是为了歌功颂德，以前都要把刻在石上的字刻到竹简之上，然后下传到各郡县，每一个人都要认真习诵。今次当然也不例外，这一工作完成之后，秦始皇便密传李斯，把那块“亡秦者胡也”的大帛给李斯看，看毕，秦始皇问李斯：“此事，能是卢生等人伪造吗?”

李斯道：“依臣所见，不是伪造。既伪造，怎么会知道是个‘胡’字呢?这个胡，是姓胡的胡，还是胡国的胡呢?”

秦始皇又问李斯：“古有胡国吗?”

李斯道：“胡姓原出妫姓，舜之后裔，有个胡公满，也没封过邦国。戈、戟头上的叉子也叫胡，是说战争吗?也不是。牛的颈下、狼的颔下肉都叫胡，这能证明是什么呢?再者，北边之匈奴等部落族，统称‘胡’，虽不是国号，也是个部族的代称!是不是指他们呢?”

秦始皇豁然领悟道：“定是这个胡了!匈奴屡屡犯边，掳掠我方的牛羊、子女、珍宝、粮食、衣服，久成大患，朕未顾及!这明明是上天所示，要防备匈奴入侵?朕有雄兵百万，不灭此胡，朕心何安?”

李斯道：“陛下圣明，定是此义而无疑了。”

秦始皇便旨命冯劫、蒙毅到中央大帐中密议了一阵，最后秦始皇把手一挥道：“朕意已决，向匈奴开战!”

其实，还是后世人明白，说亡秦的人是秦二世胡亥，顶头一个“胡”字，明明白白地写着，秦始皇等人竟没有明白。

秦始皇决计向匈奴用兵之后，便拔营起程，三万人马从山海关动身，循燕国修造的长城向西，他已无心游山玩水，只是一心一意地观察长城形势。他们发现，燕虽修下长城，但有不少断缺之口，每遇险隘之处，因有高山狭谷，便据以为要塞，并未施工。尤其燕、赵、秦，原来三国三界处，有几百里的断缺，秦之长城也从未和赵长城接连，在观察长城如此形势后，秦始皇在旅途中便想好：“战败匈奴之后，决意征天下民夫，把长城断缺之处补完，使长城万里对接，针扎不入，水泼不进!”

三万人马到了一个名叫杀虎口的地方，那里留下了匈奴人马刚刚抢掠之后的惨状。秦始皇和一群文武骑马观察后发现，杀虎口正是没有修长城的地方，东西断缺口足有一百余里，是以前晋、赵两国的未定界。

秦始皇放马墟里之中，但见败墙颓垣，残木衰草，尸横遍野，腐臭熏天。

秦始皇诏令全部巡游兵马在杀虎口扎下营寨，又命大将军冯劫领着一些将士查清匈奴骑兵掳掠了多少地方，杀死多少人等事。夜初更冯劫报上：“共有方圆百里之地被匈奴骑兵洗劫，杀死约二千七百多男女老幼，七十老翁，襁褓婴儿，残男孕妇……皆不免。并带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名叫仲淑的女子，有话诉给圣上!”

秦始皇连夜召见了那个名叫仲淑的女子。仲淑长得匀称俊美，眉清目秀，眉眼儿很聪明。她给秦始皇叩了二十四个头，跪在地上，秦始皇示意李斯叫她站起来说话，她便站了起来。李斯道：“民妇仲淑，天子圣明，惠及天下。你要详细说出匈奴屡次洗劫我居民的经过，不要害怕!”

仲淑擦擦泪水道：“吾皇陛下，吾乃草野小民，又是弱女子，感皇帝圣恩，得见龙颜，心中不胜感激!我家三口，夫名宋元札，打柴、种地，有一儿方七岁。匈奴兵来一万有余，自杀虎口而入，凡是衣服、珍宝、工具、粮食、牲畜……皆掳掠一空，又放火烧房，无一幸免。尤其年轻秀丽女子，白日奸污，不避行人，奸污完毕皆带走，年轻壮实男子，若不杀死，亦被掳去沙漠为奴放马割草。我夫被杀死于井旁，头中七刀；吾儿被吊死于杏树之上，其男根被割……”她已经泣不成声，但又说下去，“我们所居之处叫黄土坎，村民二百多人，只剩我们三十七人存活。出事那天，我在山里砍柴，没敢回家，事过之后，没死的人相聚说出如上之事。匈奴人三年来一次，一年来一次，来去突然，尽是骑兵，其快如飞。长城上的驻军来不及和他们交战，往往在他们走后，大军才来……这一次杀人最多，四十多个村庄的房子全烧毁，人们都要饭吃去了，死尸没人埋，全部腐烂，狼、狗吃人肉都吃够了，专吃人的肋巴骨肉，五脏以内的东西，连闻都不闻了!皇帝陛下！从这里往西走二百里，人都不敢住了，多数逃往内地。小妇人所叙是实，不敢撒谎!”

秦始皇听完，久久地不说话。呆了半晌，令人取铜币半两钱三千文，赏予仲淑，道：“你回去好好过日子，朕知道你是良民!匈奴兵，朕与他不可两立，朕之子民，不能成为他们盘中之羹汤，朕能保护你们。朕能平灭六国，定不受北方野人之制，你走吧，但愿你不再受此苦难。”

仲淑又道：“陛下，匈奴每次来，都有中原人做向导。中原人和匈奴人一样凶，陛下要发兵打他们，凡是给匈奴人做事的中原人，一个不饶!”

秦始皇道：“你说得好，朕记下了。”

仲淑走了以后，秦始皇没有丝毫睡意，中夜传令，兵向上郡，快速行军，不许迟误!三万人马，忽通地屯在了上郡之北的秦长城下，秦始皇下令飞骑传蒙恬大将军，速到巡幸军中。蒙恬正在长城之外，离此百里，闻得圣旨，便领骑兵数百，星夜兼程，快马加鞭到了皇帝的行宫。

秦始皇向他问了一些边事，尔后便和蒙恬、李斯、冯劫就匈奴之事密议于帐中。次日，秦始皇便带三万巡幸人马望咸阳而去，冯劫大将军留于蒙恬军中。

第五十一章

自从秦始皇回咸阳之后，蒙恬便在旬月之间从故赵、燕、韩、魏、齐等地调集了三十万骑兵，训练三月之后，军旗便直指匈奴!

蒙恬练兵三月，如箭在弦上，引而未发。尤其骑兵，绝不如匈奴兵士。但是蒙恬这次却精选了原七国的百战之士，可谓人人都是精英。但蒙恬为什么引而不发?他装出只守长城不会北征的样子，用此策而麻痹敌方，使匈奴懈于防备。三十万骑兵在长城之内，日日苦练战技，一定要超过匈奴兵士；又晓以驱逐匈奴的保国、保民的大义，士气便旺盛起来……

秦始皇三十三年二月了，尚未开战。秦以十月为岁首，十月即正月，九月即岁底。所谓二月，即今之冬月，正是大冷之时。蒙恬接到秦始皇两次督旨，皆回奏“陛下宜待，非不开战，开战必大胜方可，臣待去北方侦探之人，抑天寒甚切，于我不利”。秦始皇信之，不再督。

三十三年三月底，匈奴单于头曼的太子冒顿率十万骑兵，号称三十万，绕道阴山背后，南趋九原，趁黄河封冻，一举渡河成功，直奔长城。蒙恬多年未战，他能胜了这些天之骄子吗?匈奴十万大军分成五路，左贤王一路，右贤王一路，左谷鹿王一路，右谷鹿王一路，冒顿太子是当中的一路，每路二万骑兵。骑兵过处，黄沙践成细粉，衰草变为碎末……

天气不坏。风不大。在一片人叫马嘶声中，自黄河南岸驰驱南来三百余里的匈奴兵，离长城还有十多里了，冒顿下令：“安营!”于是众多骑兵都收住马，黄尘向东方慢慢散去。驮粮草的骆驼队如大墙一样，一墙一墙地开过来。由于是急行军，骆驼的头部全被银霜罩住。接着，一队又一队的骆驼跪伏下去，匈奴士兵急急卸下粮草，扯起帐篷，派出侦探骑兵……

年近三十的冒顿，生得赤红脸，细眼，浓眉，鼻端口正，身体健壮得如二郎神一般。身披紫貂裘，内罩黄金甲，手按剑把，坐于大帐中央。帐中聚了七八十员匈奴将军，等候冒顿的调遣。帐外吹了三阵号角，营中肃静起来。冒顿道：“蒙恬在长城上带军有年，我军和他多次接触，皆未胜他。此次，听说他聚兵三十万，谎言也，有众不过十万。秦始皇忙于修宫殿、陵墓，征役二百万，他还有这么多军队吗?南人不惯骑战、野战，虽也是骑兵，三人不抵我一人，但是用兵要以智胜。我们先派一万军，明日冲入长城，试试他的力量，大军做接应，打他一个夹棍战，只要胜了他第一阵，以后便好办了。”

众将应声道：“太子之策甚是，先试他一阵，便于再次量力而毁灭之!”

冒顿于是命令右贤王明日领骑兵一万，须一举冲入长城，歼灭秦国的守备之军。

蒙恬早已探得冒顿风尘仆仆地来了，但他按兵未动。他对冯劫道：“匈奴屡次侵入长城，已成惯技。此次他军队到时，我只按兵不动，他急切要战，必先犯我。我军在杀虎口东西分伏军四万，待他冲入后，围击之!大将军带四万军伏于长城缺口两旁，痛击其救应军，吾自后带大军往北，克其先入长城军后，速向北推进!”

冯劫大将军道：“善!”

匈奴将军右贤王年方二十岁，虽长得细皮白肉，可力能举牛，武艺非凡，十三岁起便驰骋于疆场，建功颇多。那日清晨，他提着长矛，穿戴好盔甲，骑着千里铁青雪花驹，带一万匈奴骑兵，一齐叫着“杀”声，攻入了长城!

右贤王一万军马急驰了二十多里，也没见着秦军，“是不是有埋伏?”右贤王不是没有想，但是万骑雷动，怎好制止。又前行了十里，他才下令，把一万军止住，止住后，战马悲鸣起来，大事不好了!战马的预感比人要来得快……

铁骑大苦战开始了!

喊杀之声震天动地。匈奴军的战马都在就地打起旋转来。秦国骑兵黑色的军旗已经冲入匈奴军的阵中，鬼跳八方，神惊四道右贤王纵马杀入秦军之中，一起手就将三个骑士挑落下马，两军相遇，刀矛交叉，放出十里方圆内的银色光辉；战马如鼠窜猫跳，群影绰约，左旋，右转，前跃，后退……

秦军西路两万骑兵的带军将军由无前，乃秦相由余之后代，也正年方二十，官裨将军，最为秦始皇所爱惜。由无前，虎面重颐，粗壮雄悍，使一杆沉重的大长戈，浑身扣着铜甲，骑着黑色长鬃马，直入匈奴军中，一连挑翻十多个匈奴将士，匈奴骑兵大骇让道。他直冲到右贤王的军旗前，使右贤王吃了一惊!

秦军四万骑兵排山倒海般地冲过来，形成一个两头窄、当中宽的包围圈，把一万匈奴骑兵夹在当中，穿乱搅挠地轰杀、夹杀、围杀、绕杀、拼杀……十里之内，天摇地动，狐兔出窠，不知所以……

弓鸣阵阵，似隐雷挤到山坡，发出嗡嗡哼哼的声音；第一阵弓鸣过后，伤亡的人就如厨娘往锅中倒饺子，纷纷地扑下战马……

右贤王掣着长矛，和由无前将军相遇了，两个人于乱军中交手，矛、戈飞扬，带着一簇簇冷风踅转，使双方将士不得不给他二人让出场地，由他们二人尽兴厮杀。长矛，长戈，散成一团团的霞光，攒银照紫，闪忽在万目之前，足足斗了有七十余回合，分不出强弱。

大将军冯劫的四万人马，埋伏在和右贤王遭遇人马之北二十里。右贤王的人马向南过去后，冯劫密传军令，东、西两支人马都悄悄地从山谷、密林间开出，横扎在杀虎口中间地带，四万人马分八横陈，间隔二十丈，矛在肩上，马在坐下。后来，南方战场尘土飞扬，探子来报：“我军已和右贤王军大遭遇，战事甚急!”冯劫听了点点头，手挽缰绳，再不言语。

右贤王走后一个时辰，冒顿下令他的九万人马向南开进!均不得出声，九万骑兵也都是悄悄地走，他的目的也是偷袭秦军后背。

还有十多里地，就到杀虎口。冒顿行至中途，便遥遥望见南方尘烟滚滚，并隐隐听见鼓声激越奔流。他知道，右贤王一定是和秦军进入了决战。于是他下令，九万人马加快步伐，但仍不得出声。可是前方军队刚到杀虎口大缺口处，前军探马纷纷来报：“前方有秦军大阵，约四五万人马!”

冒顿带领一干彪兵悍将，旗帜飘摇地到军前来看。只见旌旗如林，兵列如岭，却是一声不响。冒顿派出左贤王，带八个飞骑兵到秦阵前火线侦察。三十多岁的左贤王，圆脸，虎腮，金刚一般。骑枣骝驹，手持两条短矛，如闪电一晃，带八个飞骑离队而去。

左贤王等九个勇士在两军之间跑了两个来回，最后直冲秦军阵门。秦军还是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却见门旗一闪，也飞出九个勇士，直向左贤王等九人冲去。九匹黑马，飞纵如斑豹捉糜，一纵一丈多远，马肚皮离地不过二尺高下。秦军的头将，名世豪俊，官裨将军，三十余岁，魁伟，俊丽，一身金盔金甲，手持开山斧。双方十八将士，如两支硬箭，碰撞在一起，发出喊声。十八条军刃如飞梭穿乱，舞蛇盘旋。左贤王战世豪俊，世豪俊力大无穷，七八斧过后，震得左贤王的两个虎口发麻。已有两个匈奴人落下马去，有两个秦国将士也落下马去。左贤王十多回合内战不过世豪俊，跃马先走。还有六个匈奴将士，也都拨马跳出圈子，有四个匈奴将士在马身上探下身去，两个人架一个，把两个匈奴的战亡者架走。后边的两个匈奴将士做护卫，六匹马飞向北方阵门。左贤王并不甘败，回马二十余丈，拈弓搭箭，向世豪俊射来，世豪俊一提马，箭中马顶门，那马带箭还往前飞纵。世豪俊早已取下小铜矛用力投过去，正中匈奴后边两个护卫骑士当中的一个，插入后心，栽下马去。当世豪俊再取第二支小铜矛时，左贤王又一箭射中了世豪俊铜盔顶，“呛”的一声，箭向世豪俊后方落去。左贤王带回马，一共六人回到冒顿的马前。世豪俊是七个人回到冯劫的大旗下。匈奴人死了三人，秦军死了一个，伤了一个，各自抬回去了。没有响鼓，没有鸣锣，就那么在十四万军前，各逞威能，试探性地一斗!两军之间空出的二百余步，登时又如魔宫一样摆放在十四万人前!

冒顿瞧不起秦军将士，一定要较量一下，他很自负，没有和任何将士商议。他向全军下令，他带着长矛嘶叫：“全军冲锋，嗬嗬……”他自己纵马先冲上去。后面的将士，先是“嗬嗬……”声，其后便如数千崖瀑布坠下的声音了。匈奴人冲锋也喊“杀”，但出音不是杀字，是匈奴语“嗬嗬……”九万人马，除了押送粮草的将士还在老营驻扎外，所有的匈奴兵分成十八队向冯劫的阵地如大浪一般澎湃汹涌地卷了过来。

冯劫令将士们不要轻举妄动，当匈奴兵冲到距离自己三四十步时，秦军阵上，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匈奴兵像风刮树叶一般纷纷落下马去。冒顿太子的马被射中两次，换了两次马，依然下令：“包围秦军!”可是秦军如圆扇形展开奔突驰卷地厮杀，双方进行了你死我活的苦战!

冒顿太子冲入秦军中央，左右有百员悍将为辅，所到之处，秦军将士忽忽地后退。但是世豪俊抡动开山斧又冲上来了，带着风声，和左右将校抵住了冒顿中军一伙儿。冒顿太子挺着长戈，专战世豪俊，世豪俊接住，两个人如厉雷骇电般狂战，直斗了八十回合。未见高下。

忽然，四十多岁的秦国百战练将、大将军冯劫带百员彪豹之中军将领杀到。冯劫脸如重枣，身躯伟悍，手执长戈，连挑七八十匈奴将士落马，他的坐骑都被人血染成了湿红色。他趁世豪俊和冒顿决斗之际，拉开铜胎铁把弓，搭上长羽雕领箭，一箭射去，正中冒顿的左肩，冒顿仰身落马。世豪俊挥动开山大斧，一斧劈中马头，那马又跑了数丈，倒地而毙。冒顿早被匈奴将士架走。接着，匈奴军如云垒一样来围攻冯劫，秦军亦如堵墙一般挡住。

冒顿受箭之后，被大堆的匈奴军护住，随军医生忙给他拔箭、敷药、包扎。包扎好以后，他又带伤指挥匈奴军包围秦军，两军尸横遍野，伤亡惨重。冒顿中箭之事很快在匈奴军中传开，人心摇动。这叫冯劫射一箭，胜过五万兵!忽然左贤王杀得如血人一般冲到太子冒顿马前，先问了伤势，尔后道：“太子，秦军在南边战场上必然得手，恐他还有援军冲过来。不如暂且退到百里之北安营，度势再战!”

冒顿道：“秦军只是这些，战到黑夜，便毁伤殆尽了!发我命令，再次冲锋。”

“嗬嗬……”弯刀如雪，短矛似柴，匈奴军从四面八方再次向秦军冲过来，冯劫一方局势顿显不妙。但是战场上的秦军，大多是从扫平六国的军中调来的精兵强将。他们明知主帅蒙恬之军不久就到，为此奋威苦战，无一退后者，每一次包围、冲突，都使匈奴军付出更大的代价。然而，四万人已去其一了。战场上尘沙翻滚，山裂水涨，鼓破旗折，伏尸枕藉……

在南边战场上，已进行了约三个时辰的战斗。秦军以四万对一万，就算匈奴军都是精英也无取胜之理，哪里还敢作烧杀抢掠、香车美女满载而归的骄梦。匈奴军也想向北突围，但是蒙恬指挥八万军队先拦住了北方，使匈奴军无一幸逃者!战到午后，匈奴军还剩下不足两千人。蒙恬指挥八万伏兵齐上，全歼了匈奴军。右贤王和由无前战到二百余回合时就想突围逃跑，可是被由无前等秦将缠住。待右贤王的将佐被全歼时，右贤王终于跳马飞出数丈，由无前正要用箭射他，这位勇悍的右贤王用矛头戳断自己的咽喉，坠马亡身。这叫风扫流云，一过而净。

蒙恬下令后备给养军打扫战场，收拾所得甲仗、马匹，计点伤亡。人死得太多了，没法儿掩埋，都抬向杀虎口的深沟中，分开秦军、匈奴军。匈奴军不管将还是兵，一律放崖上盖住。秦军阵亡将士待验明身份，登记入册后再行安葬。死马都变成锅中物，活马是宝贝，从山林里、村庄里、荒原里都找回来，让它们驮上秦军将士，再上战场。

太阳就要下山了，天气阴冷起来。前些日子，黄河北下大雪，而过了黄河，雪就渐渐小了，到杀虎口地区，也就没有雪了。虽然没雪，北方吹来的冷气，也让人感到冷得难受。天一冷，所有战亡人的死尸都冻僵了，一眼望去，使人痛心如裂。

战争就是这样，越打越不可开交，越打越有气。蒙恬大将军——三十万骑兵的统帅，就在这太阳欲落未落的时候，向他的二十多万军将下令：“冲出杀虎口，全歼包围冯大将军之匈奴军全部!”在这之前，他连连接到冯劫、冒顿战场上的飞报，他知道，冯大将军快抵挡不住了!

二十多万英勇将士分成八队，敲着激越的鼓点，举着猎猎的旌旗向北冲进。在杀虎口包围匈奴军的秦军，已奉命休整。二十多万生力军，跃跃欲试，把矛杆伸得长长的，把战马喂得饱饱的。蒙恬在驱军之前，已下令给养军打扫战场之后，继续向北，不误供应。包围右贤王之部的秦军，要护持给养以行，再后边，还有推车、担筐的土军、百姓，这仗你就打吧，不是几天可以完的，也不是近程可以完的。蒙恬早向全军密令：“冲过黄河，夺回九原地区，绕向阴山背后，赶匈奴于化外去!”

日头还没有完全落下去的时候，杀虎口以南遮天蔽日，鼓声震耳欲聋，连大地也被震得抖动起来!冯劫大喜，连叫：“我大军已到，突围!”于是四面包围圈中的秦军将士又向匈奴军猛冲，一时间，又战得天昏地暗!

蒙恬所统的二十多万骑兵，如同满天翻滚的惊雷，驱赶号令，鼓动乾坤般压过来了。十里方圆内，征衣如一片黑海，翻腾喷射，趁着飓风撞沉了万层海边的巨岩!

冒顿与左贤王正在商议退兵之际，隐隐听到南方鼓响，接着便见南方天空上出现了漫漫灰尘。接着，几千只寒鸦，呱呱地叫着，从南往北，顺低空飞来，这明明是秦国的大队军马杀到，如果是右贤王回来，定有飞骑先来报信。接着，秦国四面被围的军将发起困虎山笼般地突围。尤其是秦国裨将军世豪俊，他已辗转苦斗了一日，杀过十几出、十几进，仍毫不懈怠。这一次突围，他最先冲出阵外，赶杀匈奴将军，如鹰鹑之入雀阵，一时之间，雀儿啾啾地叫着，分头而去!太子冒顿急忙下令：“稳退，北去，不要冲动我方老营!”

此令下达之后，六七万匈奴军如春冰之解，板块陆离，漂洋东去。

秦兵二十多万，如春日吹沙的黑风，遮云蔽日地来到了，有的队伍中举起了熊熊的火把，分明是早准备好了夜战。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当说到五万时，匈奴人的马头都已朝北了，冒顿的中军，逃在最先，离老营二十多里，一冲就到，给养军被自家人给冲翻了，只好一齐上马跟着跑，也有一万多尸体扔在了杀虎口，秦军大败了匈奴军。而就在冒顿浴血奋战之时，其父单于头曼却正在草原上打猎，根本不考虑匈奴将士的生死存亡。

蒙恬使用接力战法，彻底击败冒顿太子的十万大军。之后秦军铺天盖地地向北追击。一日半后，冒顿只带一万多残骑跑过冰封的黄河，逃命去了。

蒙恬击死、击伤、击降五六万匈奴军之后，不作休歇，也直渡过黄河，轰轰烈烈地提二十多万军队扎到九原之北阴山脚下。后方的给养供应军也陆续赶到，蒙恬命令运送给养的十多万将士、百姓也要随军渡过黄河，准备再次北进。

可是单于头曼也并不是个愚主，他虽晚到战场半个月，但他于路上又召集了许多部落主。为此匈奴军后部由六七万人扩大到十五万人，连带冒顿带回的残兵败将，又有十六七万将士了。这样，匈奴军威又为之重新振作起来。冒顿逃归，见了单于头曼，父子两个，没有什么可说的。冒顿打败了，应该治罪；但是父亲来晚了，也不能不引咎!匈奴的将领们公议：“各自罢休，提兵再战，报复前仇!”于是单于头曼带十六万多骑兵扎在九原之东，距离蒙恬的营地四十余里。但是这次，他不敢像冒顿那样冒进了，只先对峙着。右贤王等将士七万多人阵亡，单于头曼开祭、哀悼、抚恤……

蒙恬见单于头曼不再冒犯，只是扎营守寨，以备久战，也不先犯他。时令已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四月了，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蒙恬深恐匈奴军在阴山之中有大军埋伏，便天天出老营到阴山山谷中视察地形。

一天夜里，月儿高高地挂在头顶，群山起伏，犹如横陈竖卧而酣睡的一些巨人。蒙恬这一日带一百个亲兵、亲将早出晚归。共工近也在其内。他们走到一座小山头下，看见那座小山虽不高，却拔地而起，四面是悬崖，只有一条路可上。蒙恬等一百人把马都拴在小山下的榆林中，爬上那座小山赏月。蒙恬坐在小山顶一块大石头上说：“此山虽小，却这样孤险秀丽，本将军坐的这块石头，也不亚于泰山之石呢!”

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小山下有马嘶声音。蒙恬等人先前还以为是老营来了接应军队。后来发现，原来是有一千多匈奴军把小山严严地围住。蒙恬等人登时魂惊天外，不知所措……

匈奴军费骑兵一千多人，收了蒙恬等人一百匹战马，形成了一个圈子阵，死死地困住了这座宝贝小山!

蒙恬大将军被人死困住以后，半晌无言，将士们也都惊呆了。共工近道：“大将军勿忧，我们只要把住惟一一条路的出口，他们上不来，冯大将军定会派人来。若怕他们射箭，我们都藏在岩石后面。”

蒙恬又道：“我和冯大将军议下，子时不回，他派人来接我，如今时辰已到。只恐他们还有后继骑兵，那就坏了。”

说着，一千多匈奴骑兵向小山顶上射过箭来，蒙恬等人忙躲在岩石后面。山虽小，也有几百步远，箭虽快，却达不到目标。匈奴兵很机警，他们一声儿也不喊叫，连马也不叫唤。后来匈奴兵都悄悄地找路儿，但只有山南一条嵯嵯峨峨的路，其他处尽是断崖。一条小路儿，是砍柴的人踩的，他们年年到这个小山顶上祭祖、祭天射完了箭，匈奴兵像一串蚂蚁似的从小路爬上来，都举着弯刀，弯刀在月色的照映下，放出银光。共工近带人下了山头顶端，把住两块高大岩石中间的一隙空子，好似个门口儿，为此共工近叫它“石口”。顶头的一个匈奴兵“嘘啾”了几声，又喊话：“下来，不下来就放火烧山了!”

他说的是匈奴语，共工近听着“嘀哩嘟”的，一句也弄不清是啥意思。他又喊了几声，共工近扯开他那天下第一个粗嗓子叫道：“我要请你吃大馒头呢，一个二百斤沉!”说完他举起一块大石头扔下去。那块石头滚下去了，一下子砸倒一串子三四个人，都趴到小路上不做声了。后面的匈奴人不等共工近再扔石头，一窜窜到石口外，第一个人伸出弯刀去，正攮到共工近的胸脯子上，但没刺进去，那个匈奴人吃了一惊，共工近顺手一剑就把面门给他劈开了，他往后一倒，把第二个人也砸倒了……那条小路，只能容一个人往上走，是从断崖上用人工劈出来的一个石夹缝子，石夹缝子两沿儿都有秦军伏着。就说走一个人吧，还像上碾轱辘一般，陡得吓人!匈奴兵伤了三个，死了一个，后边尾顶尾的人都“嗬呼，嗬呼……”地叫起来。此时石口上换了人，共工近躲起来。前头的匈奴军叫：“射箭!”后边的一个匈奴军拈弓就是一箭，射中秦兵面门，箭落在了地上。其实，是故意让他射的，却射不进去!射箭的匈奴军大骂：“什么狗娘养的，为何射不进去?我看得分明呀!”

又一个匈奴军道：“我们是月亏缺则退兵，月壮满则攻战，这么好的月光，能射错吗?”

就在说话之间，共工近带精兵一人仗一把剑杀下来了!匈奴军和他们接仗。两个人都运足内功，你用刀砍他不入，他杀你只在一闪忽间。连连劈倒了五个匈奴军，后边的匈奴军退下小山石夹缝。共工近在黑影中隐住身子，匈奴军再不敢靠近，但也不退，这就很危险了。

蒙恬怕匈奴军万一从旁处爬上来，便叫百十人伏在小山四周岩石后，下令：“若上来，便早早地挑他下去，等待救应。”但是他很着急，在岩石平板上来回走，他想：“如若救应找不着我们，只可跳断崖尽节了。”他不住地仰头看月色，计算也到了丑时了。幸亏两个护卫兵士守石夹缝守得住，否则，匈奴人人顶人地也早攻上来了。

果然，匈奴又攻了两次石夹缝，都没得手，又死了几个人。后来他们不攻了，在山下放起大火来，把草木引燃，飞烟冲空而起。他们一放火，蒙恬一喜一忧。一喜者，自方救应军看见烟火，必来；一忧者，匈奴军看见烟火，也会来。果然，火起时间不长，冯劫统三千骑兵从谷外杀到小山下，横击匈奴军，匈奴军退去，蒙恬等人下了小山和冯劫会合。冯劫道：“大将军子时不回，我知有大事，故统三千众来巡山，但找不着，看见烟火，我离此只有几里远近了，所以及时杀到。”

蒙恬说了受困经过，尔后道：“此难，我之轻忽罪也。幸亏护卫共工近守住石口、夹缝，才得坚持了一个时辰!”

正说间，大队匈奴骑兵也杀到。蒙恬不令一人接仗，只是悄悄退走。匈奴却勒住马观望多时，深恐山谷之中有埋伏，不去追赶。后来他们知道了困住的人是蒙恬时，急得单于头曼满头大汗，连称“可惜”!冒顿用弯刀砍倒一片冻柳，大叫：“天不佑我!”

蒙恬回营休息了一日，重赏了共工近。共工近，因为人生得又高又粗又丑，像一只大癞蛤蟆，双肩拱着像翅膀一般，人们都瞧不起他。但自小山一战，人们传开他“刀枪不入”，再走到营中，人们都侧目以视了。也有的小卒问他：“总是刀枪不入吗?”

共工近答：“什么时候也一样。”

但他那是说谎，有些大将知道后说：“他不运足内功时，和平常人一样。”

蒙恬在回营的当夜便派出三万骑兵直向西开去，同时又和冯劫议好，调整了自己一方运粮的道路。

蒙恬的三万人马向西，匈奴侦探报给了头曼，头曼听了问诸将：“他两三万人马为何向西?”

大家议了一阵儿，都说：“他防我从阴山背后来袭他，故弄玄虚耳!”

太子冒顿道：“他有众二十六万不足了，去掉给养军，也只二十万多一点，这样便和我兵力相差不多；又去了二三万，和我相等了，何不进行野地一战?”

左谷鹿王道：“蒙恬的给养军从黄河冰上来，大大方方的，似无恐惧。我何不倾营而出，抢他粮草以继我，尔后背水列阵和他一战!”

头曼点头大笑道：“此计确好。”

事不宜迟，次日天刚亮，头曼亲带十四万大军，直向黄河方向扑去抢粮，实际是断绝蒙恬之军的粮道。头曼老营只剩二三万人，但是旗帜不减，好似还扎以重兵。

头曼的大军如蚂蚁求雨一样，黑压压地压向黄河北滩，十来多里地，如群鸦落树，一哄而到!此时，蒙恬的给养军正运来大批的粮食，连车带马摆在黄河滩上十多里地长。给养军、百姓在望见骑兵踏起的尘埃时，都早已顺黄河北岸向西逃去，故意将千石之米扔给了匈奴军了。人家扔给了，咱们就抢呗!什么抢，那是拿，好似从自家囤里往瓮里撮米一样，没人敢挡。可惜，东西是不少，都让人家把美好的拿走了，瘦马，残驴，破车，漏袋……袋子是不少，用粗麻布缝的，打开一袋，里边装的是沙土，又打开一袋，里边装的是树叶，又打开一袋，里边装的是马粪……没有一个袋子装的是粮食，这一当上得可不小，鼻子大其头了。可黄河滩上尽是这些不值几个钱的东西；再说，也没有秦军运粮了，黄河冰上，空无一人，运这些破烂的秦军、百姓也都跑光了，这不明明是那蒙恬大将军又使心眼儿吗?心眼儿这玩意儿使多了可不好呀，但是这一次相反匈奴军慌乱起来，单于头曼大怒，下令道：“杀过黄河，直取咸阳!”

左贤王道：“单于，我们的给养还在老营，杀过黄河，蒙恬之军尾随，我军即不战死，也会饿死，望单于三思之!”

太子冒顿带着个伤口，只是参军，不拿兵器，向头曼道：“单于，蒙恬一定是去袭我老营，若不快快回军，粮草、营帐即为他所有了。早晨王儿说“不可轻进，单于不信。”

单于头曼道：“你早晨抱住我的大腿，我不就不来了吗?你也是个马后屁!”

冒顿不敢再做声儿。左贤王直劝单于头曼回军，他才下令道：“不回老营，他去抢我粮草，他营中也空，冲他的老营!”

他这次决策也许是对的，于是十万多呼雷豹又折回北方，向九原城那面扑过去。九原城原来是晋国治的城，后来被匈奴夺去，彻底拆毁，只剩一些秃墙茬子，没有城了，蒙恬的大营就安在那个地区。

蒙恬得知头曼几乎倾营而出之后，心中大喜。他知道头曼动此重兵之策有二：一、可抢秦军的粮草，断秦军的粮道。二、诱蒙恬之军出战，在黄河滩上宽阔处消灭秦军，至少，黄河南不来救应军。可是，秦军的粮道，接到蒙恬命令后，改成向西绕行，不走旧道了。所谓残筐破篓盛沙子、盛马粪的那些运粮人，全是秦军和百姓的伪装，正要勾引头曼只见利而不见害。

蒙恬自己持十多万军守在老营，冯劫持十多万军直抢头曼的老营。冯劫大军一到头曼的老营，几乎是兵不血刃。匈奴兵大多从营中飞腾而出，集合在一起，又重新来攻自家的营。可是人心不齐，又知道单于头曼已中敌方之计，攻了几攻，全被秦军横扫而散，大多都去追头曼之军了。偌大个家底儿，不大一会儿就送给人家姓秦的了。三千峰骆驼，五千辆跨蝼蛄车儿，五千石炒米，肉、奶、茶、肠、酪、酒……都为秦军所有了。

冯劫得计之后，立刻命令守粮军把所得给养归在中营守护。又命全军备战，以待西击，会合蒙恬之军，对头曼的十万骑兵打“夹馅儿”!

雷崩电掣遮不住，打到海滨无去处!头曼的十万骑兵分成十路，敲击着大地，仰望着天空，人都伏在马鞍上，哧溜、哧溜地冲过来。喊声如华山裂顶，如千万钧石块从空中坠下，形成了斗大的冰雹，摧毁了平原上的房屋、树木……

蒙恬在冯劫之军走后不多时即得军报：“冯大将军全占敌营，敌之残部逃遁。”蒙恬又命来报之人飞回冯劫之军去传命：“待机合歼，察敌方力乏，从背后袭之!”冯劫得命令后，又派飞骑报蒙恬：“待大将军入战一个时辰后，吾即全部卷上，合而围歼之!”

于是蒙恬提八万人马出营列阵，等待头曼之军，他料到：“头曼一怒之下，必来攻我。若不攻我，也去夺我老营，不论攻哪，我已占优势，必定合围以歼他全部骑兵!”

蒙恬这一次不是待机而战了。他一望见了匈奴军卷起的黑黑的尘土，便下令：“冲击!”秦国的八万骑兵，一齐纵马向南冲过来。

秦国骑兵和匈奴骑兵对卷而来，犹如两株千丈高的古松树，都被神仙使用车轮大斧同时伐倒，惊天的一声响亮，对头砸在一起，支架悬空，怎能一时分出谁长谁短?

双方的战鼓早就鸣起来了，兵士们趁着那如雷的威势，扬威奋武，精神倍长。

秦国大将军蒙恬亦如匈奴军之主帅，每战必亲自杀敌。他头顶錾金盔，身披方块铜甲，坐上黑光千里驹，手持双矛，领着他的中军护将士七百，直冲匈奴军的中军。不论将还是卒，逢着蒙恬，滚滚落马，人称他“马前无三合之将”，这可有些夸张了，但是他的大勇，却是超古冠今的。

单于头曼看到蒙恬中军的大旗直往自己的中军卷入，便也举着弯刀，带队直冲蒙恬的中军。他的左、右翼军，便是左谷鹿王、右谷鹿王的两队善战的骑兵。左、右谷鹿王看见单于直冲蒙恬之中军，便也挥两翼骑兵，当先冲入蒙恬的围子手队。但见千人旋转，万人喊杀，蒙恬的围子手被击得纷纷落马，战场上形成了十里直径的大鼎油烹羹翻之形势，每人的双眼都布满了血丝，每人的脸面都刷了一层黄泥。

左谷鹿王英勇无敌、手使双铤，先冲到蒙恬的马前，蒙恬狂吼一声，展开双戟，和左谷鹿王两个石碾交撞在一起，矛、铤交击的声音，震得亲将、亲兵都倒退了三尺!一片片火珠儿飞崩。两匹马都是训练过的龙马，只要一有机会，就狂嘶一声，伸出脖子，狠狠地咬对方一口。蒙恬和左谷鹿王狂战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负，双方的亲兵、亲将都瞄准了对方，以防冷箭，以防偷袭，有一方动者，另一方随即对战。围子之外，层层兵将激战得更苦了……

由于蒙恬冲锋如飓风摧林一般快，已把他的中军一丈五尺高的大黑坐纛旗闪在了围子外面。坐纛旗者，是全军认识主将在何方、何地的标志，如果这杆旗倒了，全军失去指挥，顿时纷乱。这杆大旗，三人在马上换手，五人保护，不是百战的将士，不能执旗和护旗。除此八人之外，尚有一百护旗队，驰骋战场时，不许有一人离伍、远去。旗后便是鼓车，亦相随而战，亦冲亦退。

匈奴军中的右谷鹿王，小团脸，两撇小黑胡子，黑眉乌目，三十多岁。人称他能冲入万军之中取上将之首。他果然十分凶猛，一冲入蒙恬中军，便使长矛连将十多个秦军将士挑落下马，一直冲到蒙恬坐纛旗下，长矛打花儿一转，一个护旗的秦军被他洞穿肚腹，落下马去。又一个护旗的秦军，一长矛过去，捅在右谷鹿王的白毛斗篷上，斗篷刷地粘在矛尖上。右谷鹿王回手一矛刺中那个秦军的左腿，当即滚下马去。这样，护旗队便出了一个空子，右谷鹿王挤马跳到旗下，一矛戳到执旗秦军的面门上，连人带旗都掉下马去。另一个执旗秦军从马身上斜探下身子，又把大旗拾起，高高举起，马也转了三转!护旗队冲上来了，但全部被右谷鹿王的左右辅弼挡住。右谷鹿王扔了长矛，双手抓住执旗秦军的后背，大喝一声，生擒过去。情急之中那个执旗秦军把大旗一扔，被最后一个执旗秦军接住。右谷鹿王把擒到手的秦军扔到五尺之外。落在地上摔昏了过去。

随即，右谷鹿王跳下马去，拔出铜剑，向最后一个执旗秦军直冲过去。

最后一个执旗秦军三十多岁，瓜子脸，浓眉秀目，穿着一身黄金甲。此人姓范，名叫范杞梁，杞国人，后是魏国人，便是后世传说甚久的盂姜女的丈夫。范杞梁见右谷鹿王拔剑冲来，忙一手执旗，一手拔出短刀。但是右谷鹿王其势如彪，早伸出闪电般的一剑刺中范杞梁的肚腹。范杞梁虽然受剑，却不慌忙，随即把旗杆伸出，故意地叫右谷鹿王抓住。右谷鹿王伸手一把抓住旗杆，正得意时，早被范杞梁一刀扎入左目，刀尖透过头颅二寸多，他大叫一声，倒地身亡。

范杞梁击毙右谷鹿王后，“嘻嘻”一笑，双手举着大旗，纵马数丈，尔后肚腹上鲜血如注。顷刻之间也一命归西。

蒙恬中军的护旗队见范杞梁如此神勇枭战而亡，都奋起杀敌，把右谷鹿王的亲兵、亲将一一击退。依然是三人执旗，五人护旗，大旗又飘扬于军中，其他部伍的秦军也冲上护旗，使匈奴军再也不能冲到旗下了。

蒙恬和左谷鹿王战到七十余合，那左谷鹿王勇悍异常，分不出雌雄。左谷鹿王的兵器短，利于近战，缠绕蒙恬之左右，分拆不开。又战了一回合，蒙恬心生一计，一回左手的矛左谷鹿王双铤齐下，“当”的一声，把蒙恬左手的矛砸离了手，落在地下。蒙恬一个凤凰展翅，右手的矛如闪电般地刺中了左谷鹿王的马鼻子，那马“嗷”的一声惨叫，仰头立了起来，左谷鹿王的身子趴在马脖子上，双铤仰头朝上抱在怀中。蒙恬趁势一矛，正击中左谷鹿王的后脑骨，左谷鹿王不是戴的盔，只勒着一顶貂鼠皮斗篷，便觉脑子嗡的一声儿，在马上随着马打起转转来。蒙恬纵马而过，张手一抓，便活擒左谷鹿王于马鞍前，扑通地扔在地下，被十个秦军五花大绑起来，直到这时左谷鹿王还没醒过来。

匈奴骑兵见左谷鹿王被人活擒，早就试了几次，冲上来夺人。蒙恬中军的将士受着蒙恬三十万大军神勇的鼓舞，如铜墙铁壁一样挡住匈奴军，双方当即展开你死我活的大厮杀。蒙恬活擒左谷鹿王之后，又舞动双矛，如游龙盘彩般朝匈奴中军之前部杀来。他是专意来寻单于头曼的，他把单于头曼中军的大旗冲退三十余丈，匈奴军将的“嗬呼”声，如一天猛烈的冰雹落在方圆数顷的大铜板上。而蒙恬的中军大旗又随在蒙恬之后，左顾右盼，血战汪洋，无涯无际。

单于头曼留在老营的那二三万给养军，争先恐后地驱到黄河滩上，但是单于头曼之军已经奔向了西北，他们又呼呼地踅着顺着行军踩出的沙路往西北赶。三月的那场大雪，早已被风吹光、被日头晒化，只有一片又一片的残雪，马迹踏过，十分明显。他们并没有费大事，终于和单于头曼与敌苦战的大战场见面了。这二三万人当不是弱汉子营，他们已经合拢在一起，刀刀割草，矛矛中伤，跟其他匈奴军亦旗鼓相当。

有这二三万人马加入匈奴之军，蒙恬的骑兵便是以寡敌众了，苦战几大回合后，有许多秦军骑兵被匈奴军围住。正在此时，秦国冯劫大将军所率的那十万骑兵，从东方如黄河决堤之水冲过来。冯劫之军分成八大队，八百个小横队，形成栲栳圈形向匈奴军包抄上来。一推，便把匈奴军推出二里多远。遍地都是死人、死马、伤人、伤马；失去了主人的战马，因为没有受伤，集成一群又一群，像耗子一样乱呼乱窜，往往把战阵冲开，把骑兵队伍挡住。太子冒顿伤势渐好些，单手提刀，加入战斗。他见情势危急，向单于头曼道：“单于，我军给养已被秦军抢掠殆尽，何不退向东北，还可裹走一些。路上支用!”

单于头曼道：“你不要多言，事已至此，一定要和蒙恬拼个你死我活，尔后东走，把我营中的粮草，放火烧毁，不为秦军所得!”

头曼说完，命十六个擒龙捉虎之将头前开路，他带队直进殿后，直冲蒙恬中军，并扬言“有取蒙恬之首级者，封为单于之副，富贵与单于共之!”冒顿太子心知无力回天，像单于头曼如此战法，将重蹈杀虎口的覆辙，于是他指挥部下的七八千骑兵往东北冲杀，意欲开路突围。

蒙恬带军正由西推卷而来，戈、矛、戟、刀、叉、斧，七叉八叉地呼呼地卷动。秦军很快便占了优势，匈奴军一堵又一堵地向北、向东败退下去。此时，天黑了，雪纷纷扬扬的，像漫天翻卷的鹅毛一样飞舞下来，几十万骑士眨眼之间都变成了白马白甲。幸亏太子冒顿指挥得宜，给他父亲开了一条逃生之路，头曼被一群匈奴将士保护着，渐渐地向群山深处逃去。秦国大军乘胜追击，兵分十路，包抄而上。雪雾氤氲中，冒顿冲在最头前，秦军拦截皆被他指挥击退、冲开。他回首看看西方，浩然叹道：“河南之地，从今不为我匈奴所有了，然而我若生还，必定早晚取回之!”

他身旁的诸将还要冲进他们的老营烧粮草，冒顿道：“千万不可!我军若冲进营去，秦军必定放火先烧之!我为此耽延时间，就回不得北方了，天若不灭我，使我们所剩之部回得北方故土!”在冒顿的指挥下，败退的匈奴军分成两翼，从他们的老营分流过去。当头曼退到老营之西时，也要冲进他的老营烧粮草，左贤王纵马挡住头曼道：“单于，若不是太子开路、突围，我等皆死困于秦军中，战上一夜，全军覆没了。单于应保重自己，不妨回到北方，养士爱民，再过三年，大举南攻，河南之地，还属我匈奴所有!”

蒙恬大军追了五十多里，大雪已经没了马蹄，仍然纷纷扬扬下个不停。火把虽经点着，但仍抵挡不了大雪的攻击，纷纷熄灭了。蒙恬下令：“军马立刻停住!”后队做前队，回九原废城老营。

两日之后，蒙恬亲带十万骑兵北去追敌，并接应已过阴山的三万骑兵；此追，以得地为主。冯劫带七万骑兵驻守九原，处置一切善后。

蒙恬派出的裨将军由无前、世豪俊带三万骑兵，越过阴山，直向东进二百里，切断了匈奴军源源不断的给养队。凡所得，能挟带的，挟带之；不能挟带的，焚毁之。那就是说，单于头曼，即不败于九原，也会困于饥饿。头曼在会合冒顿一万多残兵时，曾带着不少阏氏女子，经左贤王、冒顿劝说，已扔在中途。她们全被由无前、世豪俊之军所掳，共数百余人。蒙恬统军北来，会合了由无前、世豪俊之部，蒙恬放了那些俘来的女人，令她们自由北去。

但是由无前、世豪俊之部没有拦截住单于头曼那二三万败残鳞甲。单于头曼领着他那些惊弓之鸟，离由、世二将之部还有五十里，便望北而去。

虽如此，二三万败残鳞甲也难以保全。没有粮草，一路上只能靠抢掠为生。吃不饱的人，饿死了一部分，又去往他方一部分。当头曼走到故土，即现在的外蒙古温都尔汗的克鲁伦河边时，剩下一万五千人都不足了。

蒙恬带十万骑兵由九原动身，会合了由无前、世豪俊三万人，共十三万骑兵，稳扎稳行，又往北追敌九百里，实在望不见匈奴军的影子了，才收住马蹄，返回旧道，至九原屯军并将战况飞报朝廷。

蒙恬、冯劫的功劳震动了秦廷，威名传遍了天下。尤其是蒙恬，人们称他为秦廷的“奇将”。北方匈奴人一闻蒙恬之名，便说：“不得了，上马往北跑吧，永远不和他打仗了。”

秦始皇闻得蒙恬战胜匈奴军，收复河南地的消息，大喜于心。待蒙恬追敌九百里回到九原后，派使加封蒙恬为秦国冠军大将军。蒙恬原为内史大将军，这次封为冠军，实在荣宠至极。冯劫也有加封，并调回朝廷。凡是蒙恬报上的立功者、伤亡者，秦始皇都按级封、赏、恤……范杞梁追封为都尉，并派人赍重赏到古杞国的范村去安抚他的亲属。

不久，秦始皇下诏，把蒙恬所得河南地，由九原、榆中往东顺着黄河所流经的方向一直到渔阳，即现在的北京地区之西，差不多有一千多里的地方，建置四十四个县。并使蒙恬之军，临黄河而筑城，城有四十四个，筑好一个，没有老百姓来住，便使内地囚徒去充实。这样，秦国又得关外千里长、四五百里宽的领土，不但不使匈奴为患，还大大地壮起了国威。“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也算安置好了，所谓“胡”，不是也扫地出门了吗?

单于头曼在克鲁伦河滩上驻扎半年之后，集合了许多匈奴小部落，得匈奴军八万多人；又过一年，得七万多人，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后，又有二十万骑兵了。他又到处杀人、抢掠。冒顿已立为太子，头曼偏爱少子，头曼扬言，还是要立少子为太子，少子才十多岁。少子的母亲阏氏把单于头曼扶向后帐，一边走一边说：“我说单于呀，‘风吹沙土聚越深，刀割豆腐两边分吧，还等啥?等人家杀你吗?那时候儿，我们娘们儿就完了呀!”

这话，冒顿听得真真切切，于是回了他的万人骑兵大营。他这个人有心计，早想出如何对付他老爹的办法来了。第二天，头曼带着数千人马在大荒原中打猎。突然，冒顿领一帮人从乱树林中飞出。冒顿当头一响箭向单于头曼射去，他的二十多人，二十多张弓箭齐发，把单于头曼射下马去，倒地毙命。

冒顿自己也有数万骑兵，善战如神。为此，他射死他爸爸以后，也没人敢讨伐他。接着，他把不顺从他的臣子，头曼所爱的许多女人，还有那个名叫“宝宝儿”的少子……七百多人，一律杀光，一时间血染黄沙。他高高兴兴地登上了单于宝座。接着，他兴大兵，灭了东胡手足之国；又西击月氏，占了月氏的土地。之后，他趁中原秦二世垮台之际，没费啥事，夺回了秦始皇所置的四十四县。自单于冒顿得匈奴王后三百余年内，匈奴和汉朝，曾经千百次决战，互有胜败，有时和亲，有时定为兄弟，有时打起来了。最后还是匈奴灭亡，汉朝取得胜利……

蒙恬大将军得大胜、受封之后，他的中军还是扎到杀虎口地区，便于内外指挥。秦始皇三十四年春，从咸阳城飞来长城的钦差大臣，给蒙恬带来了诏书，诏书中说：“尽发守关将士三十万及内地二十万黔首、囚徒修补长城。”

前言

在中国历代的大一统王朝中，汉朝历时最久。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到公元220年汉献帝被废，除去王莽的短暂篡权，大汉王朝统治中国达四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统江山时间最久的王朝。本书总结了大汉王朝刘氏家族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治世的良策、祸乱的渊薮，再现大汉王朝家族的立体全景和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

大汉王朝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寂寥，童话般华丽的封建王朝，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这个伟大的帝国投下的背影与梦想仍值得我们去追忆与品位。“国恒以弱灭，而汉独以强亡！”是什么让血管里流淌着血性与勇武的刘氏家族构建起的汉帝国轰然崩塌？

在汉朝四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有二十多位皇帝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外戚争权也始终伴随左右：诸吕之乱、霍光揽权、王莽代汉、窦氏欺主……在刘氏家族与外戚家族的争斗中，宦官逐渐登上了舞台，于是汉亡了。

第一章

大汉400年的兴衰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但要是没有汉朝，“汉”就只是一条河流的名称，至多只会产生一些得名于这条河流的地名。

汉元年（公元前204年）夏四月，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的刘邦率领三万军队和自愿随从的数万官吏百姓离开关中，翻越秦岭，前往他的王都——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市），去统治自己的封地——汉中、巴、蜀三郡（约相当于今秦岭以南的陕西省、长江沿岸以北的四川省和相邻的湖北、甘肃一小部分）。“汉”的国名显然来自汉中，而汉中又得名于长江的支流汉水（又名沔水）。但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汉”即将成为一个延续400年的朝代。

刘邦（前256～前195年），字季，沛县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出身农家，成年后当了泗水亭长，负责乡一级治安、文件传送和刑徒的押送。一次，他押送县里的刑徒去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为秦始皇建陵墓，才到丰邑西面刑徒就逃跑了不少。刘邦自知到达后也无法交差，干脆把刑徒们都放了，然后挑选愿意跟随他的十余名壮士，隐蔽在芒县（今河南永城县北）和砀县（今河南夏邑县东南）之间的山野中。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市东南）起义，附近农民纷纷斩木揭竿响应，起义军声势日盛。六国贵族旧臣、“群盗”、儒生游士或投奔陈胜，或乘机自立。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县）自立为张楚王，出兵三路攻秦：以吴广为“假王”（代理王）西攻荥阳，武臣北进赵地，周市夺取魏地，又进军齐地；南路以召平攻广陵，邓宗攻九江。吴广军不利，又加派周文西进。周文军进抵咸阳附近的戏（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像）时，已有车千乘、卒十万。秦二世派章邯率在骊山修陵墓的刑徒为兵应战，击败周文。武臣占领邯郸后，自立为赵王，又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也自立为燕王。齐国旧贵族田儋在齐地自立为齐王，击退周市。周市在魏地立魏国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任魏丞相。

九月，沛县令眼看周围一些县的百姓杀了县官响应义军，迫于形势，也想响应陈胜，召属吏萧何、曹参商议。萧、曹是刘邦密友，就对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吏，现在率领百姓造反，恐怕没有人会听从你。不如召回逃亡在外的人，可以有一支数百人的队伍，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了。”县令派樊哙去召刘邦。

当时刘邦已集合了数百人，但就在他们接近沛县时，萧何、曹参从城内逃出报告：县令恐刘邦到后无法控制，突然改变主意，下令关闭城门防守，并企图杀掉萧、曹。于是刘邦写了一篇给城内百姓的告示，用箭射进沛城。告示上写着：“天下人受够了秦朝的苦，巴不得它快灭亡。你们替县令守城，起义军一来，必定把城里人杀个干净。你们如一起把县令杀了，再拥立合适的人率领你们响应起义军，生命财产就能保全。何必为县令送死呢!”城中父老带领子弟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请他担任县令。刘邦谦让一番后，同意担任首领，按楚国制度称“沛公”，以服从已称楚王的陈胜。他还宣布，他曾斩了一条白蛇，是赤帝子杀白帝子的象征，白帝子代表秦朝，所以旗帜都用赤（红）色。在萧何、曹参、樊哙等人的协助下，刘邦在沛县组织起一支3000人的队伍。

同月，楚将项燕之子项梁，与侄子项羽（项籍）起兵于吴（今江苏苏州市），不久率8000江东子弟渡江北上。

称王后的陈胜却自我陶醉，疏远故旧，丧失了时机。秦二世二年十月（秦以十月为新年正月，仍为公元前209年），章邯率秦军连败周文，周文自杀；秦军又逼近荥阳，吴广被部将所杀。十二月（前208年），章邯进抵陈。陈胜败退，被为他驾车的庄贾杀害。后陈胜部将吕臣率“苍头军”收复陈，杀了庄贾。

六月，项梁与刘邦在薛（今山东滕州市南）会合，拥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怀王，都盱眙（今江苏盱眙县东北）。项梁、刘邦两军联合击败章邯，又杀了秦三川郡守、李斯之子李由。但获胜后的项梁骄傲轻敌，被章邯夜袭所杀。项羽收拾余部，与刘邦暂时退却，将楚怀王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尽管章邯不断取胜，但反秦势力此伏彼起，日益高涨。楚怀王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当关中的王。”

李斯等大臣劝秦二世采取缓和局势的措施，二世不听，反将李斯下狱。赵高诬李斯谋反，将他处死灭族；又指鹿为马，完全控制了二世。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大破秦军，成为诸侯的统帅。章邯战败投降，被项羽立为雍王，率降兵西进。赵高迫使二世自杀，立其侄子婴为秦王，子婴设计杀赵高。刘邦在攻占宛（今河南南阳市）后，乘虚而入，越过武关，进驻咸阳附近的灞上。公元前207年（秦二世三年、汉元年十月）子婴出降，刘邦入咸阳，秦朝亡。项羽闻讯，率军连夜西进，刘邦自知不是项羽对手，听从谋士建议，在封存了秦朝的宫室府库后，退回灞上。又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约法三章，赢得了人心。不久，项羽在新安（今河南新安县西）抗秦降卒20万，率军入关，驻于鸿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至鸿门与项羽相会，虽脱险而归，但不得不承认项羽的盟主地位。项羽在咸阳烧杀掠夺后东归。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立刘邦为汉王，封秦朝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统治秦国故地，阻挡刘邦东进。又调整诸侯王的辖地，将自己的亲信封于各王国的中心地区或富庶地方，而将原来的王改封于各国的边远地区。这样，除了项羽自己的统治区外，还有18个王国并存。项羽表面上尊楚怀王为“义帝”，迁都于郴（今湖南郴州市），在途中即将他杀死。

刘邦及其部属对项羽违反对楚怀王的诺言，依仗武力称霸的行径十分不满，但他们深知自己的实力还远不能与项羽抗衡，所以听从萧何的劝告，接受封号，去汉中就位，以便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到达汉中后，刘邦采用张良的计策，将来时所经过的栈道放火烧断，表示不想再返回关中，进一步麻痹项羽。

实际上刘邦一直在进行夺取天下的准备，经萧何推荐，他拜韩信为大将。韩信为刘邦谋划，部署回师关中，围章邯于废丘，司马欣、董翳降汉。刘邦还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巩固了关中，又多方出击，扩大势力范围。

六国旧贵族起兵的目的是复国和占据更多的土地，项羽的分封自然引起诸侯的不满，不久战火复燃，项羽废杀韩王信，田荣逐走齐王田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又攻杀济北王田安。燕王臧荼杀辽东王韩广，吞并了他的封地。项羽忙于镇压齐地的反抗，兵力受到牵制。

刘邦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项羽。汉军一度攻占彭城，但以后遭到楚军反击，大败而归，连刘邦的父亲、妻子都被楚军俘虏。由于刘邦注意巩固后方，任用贤能，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因此尽管有过多次失败，还是逐渐占据了优势。汉四年（前203年）九月，汉、楚间停战议和，划鸿沟为界。但在项羽撤兵后，刘邦立即发动进攻。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项羽突围南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被汉军围困，自刎身亡。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二月，刘邦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县境内）即皇帝位，定都雒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同年迁都关中。因秦都咸阳已完全毁坏，新建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为首都。

当初为了击败项羽，刘邦不得不利用实力强大的部将和项羽降将，满足他们拥兵封王的要求。消灭项羽后，刘邦集中了兵权，但还保留了七个异姓诸侯国。为了与这些异姓诸侯国抗衡，刘邦又分封子弟，建立了九个同姓诸侯国。这样，诸侯国的封地占了国土的大部分。经过镇压和调整，到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时，异姓诸侯中的韩信、彭越、黥布、卢绾等都已被杀或被废，只剩下一个安分守己、地僻国穷的吴氏长沙国，同姓诸侯与中央集权的较量成为主要矛盾。

刘邦临终前，对后事做了安排，规定由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相继为丞相。刘邦死后，其子惠帝（刘盈，前195～前188年在位）软弱无能，太后吕雉专政，成为实际统治者。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直接执政。吕后对刘邦的其他姬妾和她们的儿子是相当残忍的，她毒死赵王如意，杀害了其母戚夫人，又害死赵王友。惠帝无子，吕后将宫中美人之子冒充惠帝皇后所生，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杀死。惠帝死后，太子名义上已经即位，实际被吕后幽禁后杀害。吕后又玩弄权术，大封吕氏王侯，并让吕禄、吕产、吕台等掌握兵权，控制了皇宫内外的警卫。但吕后“政不出户”，并没有改变刘邦的政策。加上萧何、曹参等连续担任丞相，国内社会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刑罚有所减轻，农业生产受到重视，产量增加。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在此前太尉周勃、右丞相陈平已做了应变准备。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起兵西进，与拥重兵屯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的颍阴侯灌婴相约，一旦吕氏有变就合兵讨伐，这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陈平、周勃与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齐王襄之弟）等设计夺取吕禄的兵权，由周勃指挥北军，清除吕氏势力。大臣商议，拥立刘邦庶子、代王刘恒（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为帝。

文帝和其后的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在位的41年间，实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注意“与民休息”，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相对较轻，刑罚也比较宽大。经济有了发展，国力逐渐加强，史称“文景之治”。

同姓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终于在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濞、楚王戊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景帝以周亚夫为太尉出兵镇压，在三个月内击败叛军。此后，朝廷不断采取削弱诸侯国的措施，彻底消除了分裂割据的威胁。

到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初，汉朝的统治已相当稳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物资储备充足。汉武帝改变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发动反击，不仅收复了秦末汉初的失地，还夺取了河西走廊、湟水流域等地，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在西南夷地区，汉朝扩大了行政区域，将众多少数民族纳入自己的统治。自秦末以来保持着割据的东瓯、闽越、南越政权先后被灭，置为郡县。灭朝鲜后，朝鲜半岛北部成为汉朝的政区。至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时，匈奴分裂，呼韩邪单于降汉，汉匈间恢复和平，汉朝在西域设置都护府。西汉的疆域达到极盛。

汉武帝像汉武帝时连年的战争、大规模的工程、巡游求仙和挥霍浪费，耗尽了历年的积蓄，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官僚豪强的兼并和剥削导致大批农民破产，沦为奴婢、佃客、佣工或流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弥补空虚的国库，武帝实行统一货币、盐铁专卖和平准、均输制度；还发动算缗和告缗，直接剥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财富。并任用酷吏，实行严刑峻法。武帝晚年对政策有所调整，采取了一些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尖锐的社会矛盾稍有缓和。

昭帝（刘弗陵，前87～前74年在位）即位时只有8岁，由霍光等接受武帝遗诏辅政。在这13年间，霍光对外不轻易发动军事行动，对内多次减免赋税，节约开支，取消武帝时的一些弊政和苛法，使社会趋于稳定。

昭帝死时尚无子嗣，霍光与大臣商议，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但据说刘贺即位之初就昏乱无道，霍光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决定废昌邑王，迎立武帝曾孙刘洵为帝（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宣帝初年，大权仍由霍光执掌，神爵三年（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亲政。

宣帝多次下诏征召贤能，安置流民，减免田赋，赈济灾民，还一再派人到各地考察吏治，查处不法官员，并亲自审核疑案大案。由于他来自民间，“知民事之艰难”，了解“间里奸邪，吏治得失”，所以注重对地方官的任命和考核，对成绩突出的官员及时进行奖励和提拔。魏相、丙吉、王成、黄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等都是当时的名相良吏，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称职，“汉世良吏，以是（宣帝时）为盛”。宣帝对匈奴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没有乘人之危，而是以隆重的礼节和丰厚的资助接纳呼韩邪单于的归附，并帮助匈奴内部恢复秩序，保持匈奴基本独立的地位，使汉匈边界维持了60年的和平安宁。宣帝时期实现了西汉的中兴，成为与“文景之治”相似的又一个恢复和发展阶段。但宣帝对外戚的过度封赏，对宦官的任用，都为此后外戚和宦官势力的膨胀留下了伏笔。

即位的元帝（刘奭，前49～前33年在位）改变了宣帝“王霸道杂用”的策略，重用名儒学者，虽有宽政减刑、治国安邦的愿望，却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更没有打击地主豪强的势力，土地兼并更加严重，政治日益腐败。成帝（刘骜，前33～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氏开始控制朝政，政治黑暗，吏治腐败，成帝软弱无能，只能听任外戚专政。哀帝（刘欣，前7～前1年）即位后，傅、丁二家外戚取代王氏，外戚专政的情况依然如故。哀帝重用嬖臣董贤，赏赐无度，诛杀规劝的大臣。哀帝死后，王氏外戚重新执政，9岁的平帝即位，政权实际已由王莽执掌。公元5年平帝死，据说是喝了王莽献上的椒酒。次年，王莽立二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自己摄政（称居摄）。至公元8年，王莽即皇帝位，国号新，西汉亡。

新朝的建立没有给社会带来生机，王莽的改制接连失败，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更加速了新朝的覆灭。

最先对王莽政权发动反抗的，是受害深重的北方边民。不久，各地相继出现农民暴动。天凤四年（17年），荆州饥荒，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聚集数百人于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中，各地流民纷纷投奔，数月间达到七八千人，被称为绿林军。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率军镇压，绿林军出山迎击获胜，部众扩大到五万余人。次年绿林山瘟疫流行，绿林军分路出山，一支西入南郡（治今湖北荆州市江陵），称下江兵；一支北上南阳（治今河南南阳市），称新市兵。平林人陈牧等率众响应，称平林军，其中有西汉宗室刘玄。宗室刘绩、刘秀兄弟也组成舂陵军，与下江兵合作。绿林军为扩大影响，拥立刘玄为皇帝，恢复汉朝，称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数十万大军阻击，前锋十多万人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刘秀说服众将坚守，自己突围求援，其后以三千援兵击毙敌军主帅。与城中合兵，取得大胜。昆阳大捷后，绿林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上攻克洛阳，一路西入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南），直取长安。王莽危急，率群臣至南郊，告天大哭，有数千儒生、百姓因哭得悲哀而被封官。九月，更始军入长安，王莽逃至宫内的渐台，被暴动的民众杀死。公元24年初，更始帝由洛阳迁都长安。

另一支起义军赤眉军是由琅琊（今山东东南一带）人樊崇发动的，最初在莒县（今属山东莒）起义，在泰山、北海（今山东境内）一带活动。地皇三年（22年），王莽派廉丹等率十多万军队镇压，为在战斗中与敌军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红，因而被称为赤眉军。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县境）击败王莽军，杀廉丹，势力大振。更始帝在洛阳时，樊崇等曾接受了他的封号，但因受到排斥，又脱离了更始。当时赤眉军部众想返回故乡，军心不稳，为防止瓦解，樊崇等决定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在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东）立汉宗室刘盆子为帝。而更始内部一片混乱，演变为兵变火拼。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等先后投降。

更始帝在洛阳时，派刘秀镇慰河北。刘秀收编地主武装，消灭农民起义军和敌对力量，在河北建立基地，脱离了更始帝。在赤眉与更始厮杀之际，刘秀乘机遣部将攻城略地。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部（今河北柏乡县北）南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恢复汉朝，史称东汉或后汉，刘秀死后被称为世祖光武帝。同年十月，刘秀定都洛阳。

建武三年（27年），赤眉军的主力在离长安东归途中向刘秀投降。同年，割据中原的梁王刘永从被刘秀包围的睢阳城（今河南商丘县南）出逃，被部下所杀。建武四年，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县南），至六年初攻克，李宪被俘。建武五年，刘秀的部将吴汉杀刘永之子刘纡于郯（今山东郯城县），张步杀苏茂后投降。建武六年，吴汉克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俘董宪、庞萌。至此，刘永势力全部肃清。同时，割据黎丘（今湖北枝城市北）的秦丰被俘。占有武当（今湖北丹江口市西北）的延岑和田戎等逃亡，投公孙述。割据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的彭宠被其苍头（家奴）所杀。北方大部分地区已为东汉所有。

建武五年，据有河西的窦融归附东汉，使割据陇西的隗嚣处于孤立境地，致使其向据有巴蜀的公孙述称臣，合力抗汉。建武八年，刘秀与窦融两路夹击，消灭了隗嚣的主力。建武九年正月隗嚣死，十年十月，其子隗纯降，陇西平定。建武十一年，汉军两路大军攻蜀，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战败受伤身亡，成都降，巴蜀平，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消灭。至此，除了一些边疆地区外，全国重新统一。

光武帝（25～57年在位）实行“务用安静”（务必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政策，“以柔道行之”（实行富有弹性而灵活的政策）。他注意减轻赋税徭役，提倡节俭，放宽刑法，释放奴婢，并省郡县，精简官吏，任用良吏，打击豪强，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得到恢复。明帝（刘庄，57～75年在位）、章帝（刘炟，75～88年在位）、和帝（刘肇，88～105年在位）时，基本继承了光武帝的政策，同时对诸侯王加强控制，防范外戚专政，所以政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在此期间，南匈奴降汉南迁，东汉初的失地收复。北匈奴被击败，西域都护府重建。

但即使是在东汉的全盛时期，也没能再造西汉的辉煌。和帝以后，东汉初就预伏着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而且日益严重。

光武帝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支持才登上帝位的，特别是他故乡南阳一带的宗室、豪族，是他主要的依靠力量。东汉初，官僚豪强拥有大量土地，为了逃避赋税和徭役，他们大多凭借权势隐匿不报。户口隐漏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其中一部分就隐匿在官僚豪强名下。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各州郡认真清查核实垦田数和户口登记，就是为了将被隐漏的土地和户口清查出来。但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员和豪强地主勾结起来，以“度田”为名，对农民实行苛刻的清丈，连屋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也要计算，而对豪强却百般优待庇护，百姓怨声载道。光武帝得知后，将有舞弊行为的十余名高官处死，但各地都出现了“大姓”、兵痞和“群盗”（一部分为起义农民，一部分为盗匪）的武装反抗，袭击行政机构，杀死官吏。地方政府加以追剿，军队一到就不见踪影，军队撤退后又重新集结。光武帝只能采取变通办法，“度田”不了了之。

古代青铜器连开国皇帝也无法触动豪强地主的根本利益，以后的皇帝就更无能为力了。正因为如此，东汉期间豪强地主的势力越来越大，被他们隐匿的田地和户口也越来越多，转嫁到在籍的农民头上的负担必然越来越重，而东汉的国力却越来越弱。

章帝死后，就接连出现少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秉政的局面。而少主一旦成年，就依靠宦官夺回权力，清除外戚。外戚、宦官交替擅权一次次重演，成为东汉无法摆脱的轮回，直到覆灭。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制造出一次次权力斗争，使大批文武官员和无辜平民成为牺牲品，而且导致吏治腐败，国势衰落。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清议”之风，即评议鉴品人物。善于清议的名士往往成为士大夫的领袖，他们的贬褒左右着舆论，影响着士大夫的进退。清议起了扬清激浊、发扬正气、揭露黑暗的作用，但往往失之偏激、矫枉过正，甚至故作姿态、哗众取宠，名士中混杂了不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士人的太学，很自然地成为清议的中心。而当权的宦官集团是清议的主要目标。这种斗争又与朝廷的权力斗争、外戚与宦官之争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为桓帝（刘志，146～167年在位）、灵帝（刘宏，167～189年在位）时发生的“党锢”事件。

使东汉衰落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矛盾。地方官吏对羌人的残暴统治，引起他们一次次的反抗，朝廷屡次出兵镇压，并将一部分羌人迁至陇西、陇东和关中。羌人的反抗波及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迫使朝廷将西北和关中的行政机构内迁，还强迫百姓随同迁移，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长期镇压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加剧了民族矛盾。

灵帝时，钜鹿人张角传播太平道，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其徒众迅速增加到几十万，遍布八州。中平元年（184年）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起义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爆发，并迅速得到各地响应。尽管黄巾军的主力在9个月后就被镇压下去，但余部仍在各地坚持，张鲁以“五斗米道”为基础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在汉中存在了二十多年。

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一些将领和地方官乘机掌握了军政权力，形成与朝廷抗衡和分裂割据的基础。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死，外戚何进联合官僚、名士，与宦官集团做了最后一场较量，结果两败俱伤。地方军阀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废少帝，立陈留王协（献帝），控制朝政。关东州郡联兵讨伐，董卓挟献帝西迁长安。但董卓实际控制的范围有限，统一的东汉政权已不复存在。

初平三年（192年），董卓被王允计杀，但其旧部又杀了王允，仍控制着朝廷。不久，董卓旧将自相冲突。献帝逃出关中，依附曹操，迁都于许（今河南许昌市东）。曹操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刘备占有巴蜀、汉中和西南，孙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和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一般认为在今湖北蒲圻西北）击败曹操，从此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20年，曹丕迫使献帝禅位，名义上的汉朝至此也结束了。

一般史书上将西汉的起迄时间定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东汉则自公元25年至220年。严格地说，公元前206年刘邦自己只称汉王，统治区范围也有限，至公元前202年才称帝，至此汉朝才开始。这样算来，西汉有210年，东汉有195年，合起来共405年。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权至清朝被推翻，在这2132年间，比较长的宋朝（北宋、南宋合计，算至1276年宋廷降元）是316年，唐朝是289年，明朝是276年，清朝是267年，没有一个能超过汉朝。

如果我们翻一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会发现：西汉所拥有的稳定疆域基本保持到了清朝前期，尽管在边疆的局部地区有所盈缩，但主体部分并没有变化。

“汉承秦制”，但秦朝存在的时间太短，它的制度还来不及经受时间的考验，秦朝的短命更给它的制度蒙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真正使秦朝的制度得到保持、发展和完善的还是汉朝，而只有经过了汉朝四百年的检验，这些制度的适用性才得到了确认，这就是当时很多制度一直延续到近代的原因。

传世的文献资料使我们了解到，汉朝曾经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强大而富足的国度，拥有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灿烂丰富的文化。考古的发现，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书、地图、帛画和大量实物，长安和其它古城遗址，居延和河西其它地方的汉简、连云港尹湾出土的汉简、中山王墓中的金缕玉衣、南越王墓、徐州楚王墓等等，更证实了文献记载。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汉”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成为中国主体民族的名称，绝不是偶然的。

汉朝为什么会建立?为什么会延续四百年?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又为什么会走向覆灭?读了本书后，你必定会找到一些答案。楚汉之争的胜者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秦朝失掉了它的帝位，天下人一齐争夺，本领强的人先抢到。）

公元前202年初，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被汉王刘邦和各路诸侯的联军牢牢地包围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东南）。入夜，四周传来一片楚歌，使项羽大吃一惊：“莫非汉军已经占了楚国?怎么汉军中会有那么多楚人?”他知道大势已去，再也睡不着觉，在营帐中喝着闷酒。喝着喝着，项羽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唱起一曲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我有盖世的勇气，有撼山的伟力），时不利兮骓不逝（可惜时机不利，连宝马也跑不快），骓不逝兮可奈何（宝马也跑不快，我奈何它不得），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啊虞姬，我怎样才对得起你）!

在左右的哭声中，项羽泣别爱姬，趁黑夜率领800骑兵突围南奔。黎明时分，汉军发觉，立即派灌婴率5000骑兵紧追不舍。渡过淮河后，项羽的随从已逃得只剩下百余人。到阴陵（今安徽定远县西北）时，项羽迷了路，向一位农夫问路，他指点往左走，使项羽一行陷于一片沼泽，让汉军追上了。项羽且战且奔，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时只剩下28骑。在数千汉军骑兵的追击下，项羽自知不免，感到老天爷实在不保佑他，对部下说：“我起兵到现在八年了，亲自打了七十多仗，所向无敌，从来没有败过，所以才称霸天下。可是今天却被困在这里，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作战的过失。现在我要决一死战，快速打三次胜仗给你们看看，每次都要杀掉对方的将领，砍断汉军的军旗。让你们明白这是天要亡我，不是我仗打得不好。”果然，项羽所向披靡，三次在汉军中夺旗斩将，但却无法摆脱汉军的追击。

项羽像项羽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亭长请他上船过江，劝道：“江东（江南）还有地方千里，数十万民众，也足以称王。现在只有我有船，大王快上来过江，汉军无法渡江。”项羽笑道：“天要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况且我当初与八千江东子弟一起渡江而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回去，就是江东父老可怜我，还尊我为王，我有什么脸再见他们?纵然他们不骂我，我心里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项羽将坐骑送给亭长，用短刀与汉军搏斗，又杀了数百汉军，自己也受伤数十处。这时，他见到了熟人吕马童，问：“这不是老朋友吗?听说汉王用一千斤金子和一万户封邑买我的头，就成全了你吧!”说着举刀自刎。王翳抢上去砍了他的头，将士一哄而上争夺他的尸体，自相残杀，死了数十人。最后，吕马童等四人各抢到一块请功，于是封他们五人为侯。

项羽死后，楚地全部降汉，只有他的封地鲁城（今山东曲阜市）还在坚守。汉军扬言要屠城也不起作用，直到将项羽的头拿来，城内人确信项羽已死，才开门投降。至此，楚汉之争以汉王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自从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出咸阳城投降，交出皇帝玺绶，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秦朝失去的“鹿”终于被刘邦夺得。

实际上，在秦末参与逐鹿的群雄中，刘邦一开始并不具有“高材”的资格。

在刘邦成为汉朝的“太祖高皇帝”后，尽管史臣给他编造了一系列神话，却无法掩盖他出身“细微”的事实。刘邦出身在一个普通农家，父母连名字都没有，史书上只能称为“太公”和“刘媪”（刘大娘）；本人只担任过亭长，是最低级的吏。而项羽家世代楚将，是名将项燕的孙子、项梁的侄子。参与角逐的其他诸侯中，章邯是秦朝大将，曾经统率数十万大军；司马欣是章邯的长史（相当秘书长兼参谋长）；董翳是都尉；魏咎、魏豹是原魏国王族；韩王成是原韩国公子；赵王歇是原赵国王族；田儋、田市、田都、田安、田假都是原齐国王族；张耳、陈余是原魏国的名士。论出身和家庭背景，都比刘邦有更大的号召力。

起兵前的刘邦没有什么能耐，好吃懒做，不治家业。有一次他拉了朋友来家吃饭，大嫂很讨厌，故意将锅底括得很响，使他们以为锅里已经没有什么羹了。他爱喝酒，却没有钱，经常向王媪、武负家赊账。据说王、武二人见他醉卧时上面有龙，常常将他的账一笔勾销。这是他当了皇帝后的记载，实际可能是他经常赖账。他好色，大儿子刘肥就是他和一位“外妇”（姘妇）曹氏生的。刘邦当亭长后，与同事吃吃喝喝，关系拉得不错，但押送刑徒去咸阳时，还没有出县境就让不少人逃跑了。单父（今山东单县南）人吕公是沛县令的朋友，来到沛县后贺客盈门，负责收贺仪的萧何只能规定：“礼钱不满一千的人，请在堂下就坐。”刘邦登门后声称“贺钱万”，吕公闻讯大惊，连忙起身迎候，招呼他就座。其实刘邦身上一文不名，萧何知道他的底细，怕自己为难，就说：“刘邦一向好说大话，办不成正经事。”刘邦却仗着人头熟，大模大样坐了上座。这居然引起吕公的好感，将女儿（吕雉，以后的吕后）许配给了他。正因为如此，刘邦的父亲称他为“亡（无）赖”，其行为可见一斑。

相比之下，项羽年轻时虽不愿读书学剑，却希望能学“万人敌”（能对付万人的本领），并粗通兵法。他身长8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武功不可谓不强；见到秦始皇巡游的排场后，竟说“他可以被取而代之”，比刘邦在咸阳说的“大丈夫当如此也”更有气派，志向不可谓不高。从他的作战记录，特别是最后的垓下之战看，他称得上是当时最勇猛的将领，当然远在刘邦之上。他自杀时31岁，没有后人，仅与虞姬的泣别见于记载，大概不像刘邦那样寻花问柳。笃信儒家礼仪的鲁城父老居然愿意为他死守，作为一位失败者而没有留下个人丑闻，项羽的人品看来比刘邦要好得多。

刘邦起兵时，只在沛县征集到二三千人，而项梁、项羽渡江时已有子弟兵8000。刘邦连故乡丰邑也攻不下，得到项梁资助的5000士卒和10名“五大夫将”后才取胜。项梁在时，刘邦听从他的调遣。项梁死后，对付秦军主力章邯的是项羽。刘邦打的硬仗不多。入关后，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而项羽拥有40万大军。刘邦去汉中时，项羽只拨给他3万士卒，沿途还有不少人逃亡。就是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也屡次失败，父母妻子被俘，胸口中箭，几次死里逃生。

但是历史恰恰让刘邦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给项羽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

我们当然可以说，推翻秦朝的统治，重新建立统一政权，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推翻秦朝的起义是由陈胜、吴广发动的，在刘邦之前已有很多人参加，项梁、项羽是与刘邦同时起兵的。实际上，消灭或牵制秦军主力的并不是刘邦，要是没有刘邦参与，秦朝也不可能再延续。刘邦入关后废除了秦朝的暴政，但在其他诸侯控制的地区似乎也没有再继续实行秦朝的政策。如果由包括项羽在内的其他人来重新统一中国，并不一定比刘邦建立的汉朝差。所以，秦朝的覆灭和新朝代的建立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并没有注定非得由刘邦来完成。

还有人说，项羽的失败是因为他分封诸侯，从秦始皇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倒退了。可是刘邦在与项羽抗争时也是大封诸侯，汉朝建立之初又加封了不少同姓诸侯，如果说这是权宜之计，那么项羽为什么不能也权宜一下呢?

以前还有人说，项羽出身楚国贵族，而刘邦出身劳动人民，所以刘邦能继承农民起义的事业。那就更可笑了。且不说刘邦的最终目标也是当皇帝，他所建立的汉朝与秦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即使真是如此，陈胜、吴广，还有诸侯中的黥布、韩信、彭越、卢绾等的出身都属于劳动人民，也未必轮到刘邦。

所以说，历史提供了一种机遇，但并非只给刘邦一人，却让刘邦争取到了。从这一角度看，刘邦的成功自然不是偶然的。

刘邦初登帝位时，曾经让列侯诸将说出他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要求他们直言无隐。高起和王陵说：“陛下为人傲慢，对人没有礼貌。项羽讲仁义，又爱护别人。但您派人去攻城略地后，战利品和俘虏都赏给了他们，有利益与大家共享。项羽妒贤嫉能，陷害有功劳的人，怀疑有本领的人，打了胜仗的人不给记功，得了土地的人不给予好处，这就是他失天下的原因。”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说运筹决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子房（良）；主持行政机构，管理百姓，保证供应，使粮食的运输线不断绝，我不如萧何；率领百万大军，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人物，我能使用他们，这才是我得到天下的原因。而项羽连一个范增都不能用，所以会败在我手里。”

刘邦与韩信也有过两次对话，一次是他刚拜韩信为大将，韩信问他：“大王自料勇悍仁强比项羽怎样?”刘邦沉默了好久，只得承认“弗如”。另一次，刘邦与已被剥夺了兵权和王位的韩信讨论诸将带兵的本领，问道：“像我这样的人，能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带十万。”刘邦问：“那你呢?”答：“像臣这样，多多益办（善），带得越多越好。”刘邦笑道：“多多益办!那怎么会被我利用呢?”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而能带将，所以我会被你利用。况且您的本领是上天赋予的，非人力可比。”

看来，刘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的本领有限，远不如项羽，所以如要战胜项羽，只能重用杰出人物，发挥他们的作用，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克敌制胜。韩信的评价虽有溢美之处，但也说明刘邦的用将本领比他自己带兵要强，所以尽管他本人的武功和指挥能力远不如项羽，却能利用韩信等将领去战胜项羽。

或许正因为刘邦明白自己没有多大能耐，所以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开始的决定往往很成问题，但得到正确的意见后就不再坚持己见，楚汉之争中几次关键性的决策都是他采纳别人意见的结果。

郦食其去见刘邦时，他正让两个侍女替他洗脚，郦食其数落他道：“要是你真想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对长者如此无礼。”刘邦立即起身，整理好衣服致歉，请他上坐，并采纳他的建议袭击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获得了秦朝的储备粮。

出游图刘邦的军队攻至南阳郡时，秦朝的郡守死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他准备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劝道：“你虽然急于入关，但秦兵尚多，又占据了险要。现在如不攻下宛城，它在后面袭击，强大的秦军又在前面，是很危险的。”于是刘邦连夜引兵返回，到黎明就完成了对宛城的包围。当南阳郡守派舍人来讲了一番道理后，刘邦及时接受他的投降，赢得了首先进入关中的宝贵时机。

进入咸阳后，刘邦原来打算住在宫中，听了樊哙、张良的劝阻后，就将秦朝的重宝财物府库全部封存，回到城外灞上驻扎。他误听了别人意见，派军队封锁武关，以便阻挡诸侯入关，独霸关中。被激怒了的项羽不仅攻破武关，还准备发动攻击，消灭刘邦。刘邦闻讯后，完全听从张良的安排，结交项羽的叔父项伯，通过他向项羽疏通，又亲赴鸿门宴，在张良、项伯的协助下消解了这场灾难，死里逃生。

项羽背约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气得想与项羽拼命，周勃、灌婴、樊哙等也劝刘邦动手，萧何却加以劝阻：“现在兵力不如人家，百战百败，岂不是白白送死?”他劝刘邦接受汉王的封地，以汉中、巴蜀为基地，还定关中，进而统一天下。

萧何多次推荐韩信，没有受到刘邦重视。萧何亲自追回韩信后，再次向刘邦推荐：“您如果打算长期统治汉中，韩信没有什么用；如果一定要争天下，不用韩信就没有人可以商量，您自己打主意吧!”刘邦立即同意用韩信为大将。萧何说：“您一向傲慢无礼，现在拜大将就像找个小孩来玩玩，怪不得韩信要走。如果您真想拜他为大将，必须选个好日子，斋戒，专门建拜将坛，举行隆重的仪式。”刘邦一一照办，这才获得了韩信这员大将，赢得了还定三秦的胜利。

以后，刘邦一度听信郦食其立六国的后人为诸侯的建议，连印都刻好了，听了张良的八点反对理由，刘邦又气又急，大骂：“这臭小子，差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立即将印销毁。在荥阳被围时，采用了陈平的离间计，使项羽失去了范增。刘邦准备再次东进时，听从袁生的计谋，改为出武关，进军南阳盆地，调动项军南下。韩信灭齐后不听调遣，刘邦想以武力镇压，经张良劝阻后改为封韩信为齐王，赢得韩信在关键时刻的支持。项羽同意以鸿沟划定双方界线，释放了刘邦的父母妻子，刘邦心满意足准备退兵回关中，又是张良、陈平进策，刘邦才转而追击项羽。在最后决战时，兵力最强的诸侯韩信、彭越按兵不动，汉军被楚军击败，只能深沟高垒固守，刘邦接受张良建议，调整扩大韩彭的封地，换来他们的出兵，形成对项羽的合围。要是刘邦像项羽那样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以上每一步都可能失误，都会导致无可挽救的失败。

不过，仅仅能用人，能从善如流是得不了天下的。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刘邦还有他独特的本领。或许他不愿当众表白，以往的史家似乎也没有充分注意，那就是他在“争天下”的坚定目标下，实行相当灵活的策略，甘冒风险，又能屈能伸，甚至不择手段，从来不讲究光明正大、说话算数，不愧为“亡（无）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刘邦这样一个出身“细微”的人来说，这是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别无选择。

就拿他见吕公的事来说，按他的家境是拿不出一千钱作贺仪的，要是按规矩办事，只能老老实实坐在堂下看热闹；就算咬咬牙，凑上一千钱，也不过在堂上当陪客。而一句“贺钱万”使他轻而易举坐了首席，成为吕公嘉宾，还娶到了有身份的妻子。这个险是值得冒的，也无伤大雅。就算被揭穿了真相，问题也不大，萧何定的办法毕竟不是法律，算不上犯法。刘邦本来就是无赖，也不怕在同事面前丢脸。

楚怀王派军队入关伐秦时，秦军还很强大，诸将都不敢争这个先，刘邦却敢于接受“西略地入关”的命令，说明他有胆略，不怕死。但项羽想与刘邦一起入关，却始终没有被准许，原因是怀王身边的“诸老”反对。诸老认为项羽“为人慓悍猾贼”，经过的地方都被他烧杀破坏，而刘邦一向是“宽大长者”。其实，诸老对刘邦的了解并不全面，也不深入，只是刘邦的表面文章做得更好，又重视公关。

诸老对项羽的坏印象之一是他曾将襄城（今河南襄城县）的人全部杀光，但刘邦初起兵时就曾威胁沛县百姓，要不响应他，就会“父子俱屠”；西进时攻下颍阳（今河南许昌市西南）后也“屠之”，杀了个一干二净，也有过很残暴的表现。

就是刘邦最受人称道的入关后的表现，更多的也是宣传手段。他不是不想住豪华的宫殿，只是张良等加以劝阻。他封了秦朝的珍宝府库，但在进咸阳之初，“诸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已接管了秦朝丞相和御史收藏的“律令图书”（均见《汉书·萧何传》），鸿门宴时刘邦送给项羽的璧和送范增的玉斗，当然也是秦宫中的珍宝，只是刘邦没有像项羽那样明火执仗抢掠破坏，也没有将府库搬空，留下一部分应付项羽和其他诸侯。“约法三章”的主要意义是废除秦朝的苛法，但这一点谁入关后都会实行，而“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三条法令实际是无法执行的。因为一方面，要确定杀人、伤人、盗窃罪并非容易，伤人与盗窃程度相差很大，如何抵罪?不同的罪执行什么刑罚?另一方面，社会上的犯罪行为很多，远非上述三种，百姓犯其他罪怎么办?现在能看到的秦律还很多，难道当时都废了?况且从刘邦入关到项羽入关不足两个月，“约法三章”不会有实际效果。至于刘邦谢绝百姓的牛羊酒食慰劳，正如他自己所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仓库中粮食充足，不缺，不想麻烦别人。）算不上是什么德政，却换来了百姓的喜悦，唯恐他不能当关中的王。

刘邦这些措施的真正目的当然是要当关中王，所以才派兵守关，想阻挡项羽和诸侯入关，只是兵力不济，被项羽一冲就垮。到了项羽大兵压境，刘邦把守关的责任都推给了出主意的“鲰生”，又向项羽表白守关只是为了防止盗贼和治安需要，“我日夜在盼望将军来关中，怎么敢背叛呢?”以后又忍着一肚子怨气，听任项羽背约，接受边远地区的封地。

等到刘邦回师攻占关中时，深恐项羽趁他立脚未稳，发动反击，特意让张良带信：“汉王只是想取得关中作为自己的封地，只要恢复原来的协定就会停止军事行动，不敢向东扩展。”又将齐国、韩国的“反书”送给项羽，上面写着“齐国准备与赵国一起灭楚国”。项羽果然上当，没有入关对付刘邦，却集中兵力进攻齐国，使刘邦占有整个关中，并巩固了后方。

刘邦不能再打关中牌，就利用项羽杀了义帝的借口，打出“伐无道”的旗号。刘邦为义帝发丧，连续三天去义帝灵前号啕大哭，派使者通告各路诸侯：“义帝是天下共同所立，大家一致臣服，现在被项羽放逐到江南杀害，真是大逆无道!寡人亲自为义帝发丧，全军戴孝，出古代瓷人动全部兵力，愿随着各位一起讨伐楚国杀害义帝的凶手。”就这样，为自己争夺天下变成了替义帝伸张正义。

在荥阳被围，无法逃脱时，他让纪信乘上汉王的车，装成汉王出东门投降，自己趁机从西门逃走了。要是项羽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宁死不走的。项羽作战不利，将刘邦的父亲放在一个高木墩子上，警告刘邦：“再不退兵，就将你老子下油锅。”刘邦答复：“我与你曾经在楚怀王前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一定要烹你父亲，希望能分碗肉羹尝尝。”这样的话，自然只有刘邦才说得出。项羽最终没有杀刘太公，固然是有项伯的劝阻，但正如项伯所说“为天下者不顾家”，刘邦做到了这一步，杀了他父亲又会有什么作用?

韩信攻灭齐国后，借口形势复杂，没有一个“假王”（代理国王）就难以统治，要求立他为“假王”。当时刘邦正被楚军围在荥阳，见到使者送来的信后气得破口大骂：“我被围在这里，日夜在盼你来帮我，你倒想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赶快在背后暗示，在他耳边说：“现在我们处境不利，哪能阻止韩信自立为王?不如主动立了他，与他搞好关系。要不，会出乱子。”刘邦也醒悟了，索性骂下去：“大丈夫平定了一个诸侯国，就该当真王，还当什么假王!”派张良封韩信为齐王，征调他的兵力进攻楚军。要是刘邦不耍点花招，直截了当地拒绝韩信的非分之想，韩信肯定不会出兵相助，至多只会自立为齐王后隔岸观火，听任项羽灭掉刘邦，甚至会投入项羽一边。

要是刘邦恪守儒家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他绝不会成为以上这些较量的胜利者，也就当不成汉朝的太祖高皇帝了。有人说，开国皇帝十之八九是流氓无赖，只有流氓无赖才能成功，并非没有道理。刘邦如此，其他出身低微的开国皇帝莫不如此。

道理很简单，在任何一个专制社会中，一个出身低微的人按照正常的途径是绝对不可能进入权力中心的；而在家天下的世袭制下，更不可能合法地当上皇帝。非正常的途径无非是两条：一是武力，一是阴谋。武力是不可少的，但光有武力还不够，得武力和阴谋结合。问题是出身低微的人在开始时不可能有很大的武力，像刘邦起兵时只有二三千人，这还得益于他当过亭长，在草莽中啸聚了数百人，还有萧何、曹参等现职县吏的帮助。凭这二三千人几乎不能与其他任何一支反秦武装匹敌，更不用说最终将它们一一收编或消灭。

当然还可以用实行“仁义”的办法，至少可以达到争取人心的目的。但讲仁义得有条件，即大家都讲仁义，单方面讲仁义就只能当东郭先生，下场往往比东郭先生还惨。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是比较讲仁义的，但对手胡亥（秦二世）和赵高却不讲仁义。面对伪造的秦始皇的诏书，扶苏只能选择自杀。在与刘邦的争斗中，项羽不止一次有过消灭刘邦的机会。项羽入关之初，已经部署了对刘邦的攻击，以当时的力量对比，刘邦毫无活路。而且刘邦守关阻拦诸侯，已经给了项羽很合适的借口，可以取得其他诸侯的支持。但项羽听了刘邦的辩解后放弃了袭击。在鸿门宴上又迟迟不实行与范增商定的行动，刘邦秘密回营后也就不了了之，固然是由于他有优柔寡断的缺点，但主要还是范增所批评的“不忍”，即没有完全不顾“仁义”，而刘邦对付他时就没有那么多“仁义”了。再说，即使是为了争取人心而实行的“仁义”。也得有实行的条件，施行者得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拥有一定的地位。像刘邦宣布约法三章，前提就是他进了咸阳，成了关中的实际统治者，否则不是被当做空头支票，就是会被人视为痴人说梦。比较而言，“仁义”只对已经拥有权势者、当道者有利。出身低微的人要靠行仁义得天下是绝对不可能的。

唯一可以找到的理论根据是“天命”。有了天命就不怕出身低微，也不怕别人指责你手段不光明正大，因为天命在身的人的任何行为都是替天行道，代表天意。可是天命并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不是一只真正的鹿，古往今来，声称自己得天命的人不知有多少，但最终被承认的只是少数成功者。所以那些人的得天命，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预言，而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是出于事后的追认和伪造。相反，失败者即使原来拥有过一些得天命的迹象，也会随着失败的来到而使之荡然无存，因为失败本身就证明是“天之所厌”，是天命的丧失。

就拿刘邦来说，汉朝的史官记载了他很多得天命的征兆和事迹，实际都经不起深究。《史记·高祖本纪》说，他母亲刘媪在湖边睡觉，梦中与神仙发生性关系，当时天色昏暗，电闪雷鸣，刘太公去找她时，见到有蛟龙在上面盘旋，刘媪就此怀孕，生下了刘邦。这样的故事本来是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的残余，后来成了真命天子出世的公式。但这种事要编造也再简单不过，因为除了刘太公夫妇外，没有谁能够证明。据说刘邦的相貌是“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也就是高鼻子，高额骨，长脖子，大胡子，相貌或许有点异常，但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情况下，真正见过刘邦的人毕竟有限，到了他死后，就随便史官自由描绘了。至于说他左大腿上有72颗黑痣，就更玄了，因为当时不兴在公共场所穿三角裤或裸体，除了他的父母妻妾，谁能看到这些痣并数一下究竟有几颗?

其它三个故事，一是老人看相。刘邦当亭长时，请假回家种田。一天，妻子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地里干农活，一位老人路过，向她要些吃的，吕雉给了他。他看了吕雉的相说：“夫人是天下的贵人。”吕雉让他看两个孩子，他看了儿子后说：“夫人之所以能当贵人，就在于这个孩子。”看了女儿后也说是贵人。老人走后，刘邦恰好从邻居家过来，吕雉详细告诉了他，刘邦听说老人走了不远，赶快追上去，让老人给自己看看。老人说：“刚才夫人与小孩都与你相似，你的相贵不可言。”刘邦连声道谢：“要真像你说的，我一定不忘你的恩德。”刘邦发迹，却再也没有找到这位老人。

二是斩白蛇。刘邦将刑徒放走后，喝足了酒，走在野地小路上，让一位随行在前面探路，那人来报告：“前面有一条大蛇挡着道，退回去吧!”酒醉了的刘邦说：“壮士行路，有什么好怕的?”于是走上前去，拔出佩剑向蛇砍去，蛇被斩为两段，路通了。又走了几里，刘邦醉得就地睡着了。后面有人走过那里，见一位老太在黑夜里哭，问她为了什么事，老太说：“有人杀了我儿子，所以哭。”问她：“你儿子为什么被人杀了?”老太说：“我儿子是白帝子，化成蛇横在路上，现在被赤帝子斩了，所以哭。”那人以为这老太在胡说，想给她点厉害看看，老太忽然不见了。那人遇到刘邦，告诉了他这件事。刘邦心中暗暗高兴，以赤帝子自居，随从的人对他越来越畏惧服从。

另一个故事，是秦始皇曾说：“东南有天子气。”所以亲自东游，想凭着自己皇帝的身份将这股天子气镇压下去。刘邦听说后，就怀疑“天子气”是指自己，于是就隐匿在芒、砀二县相交的山野间。但他的妻子吕雉经常能找到他，刘邦很奇怪，问吕雉是怎么回事。吕说：“你所在的地方上面一直有云气，所以只要往有云气的地方就能找到你。”刘邦心中大喜。有的沛县子弟听说，都想投奔刘邦。

鼎这些故事显然是事后编造的。像看相的事，只有刘邦一家知道，反正随便他们怎么说都行。醉后砍死一条白蛇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也不能说必无其事，但将此事说成是赤帝子斩白帝子就只有一个人为证，偏偏此人像那位老人一样，连姓名也没有留下，在刘邦当皇帝后再也没有露面。第三件事唯一的证人是刘邦的妻子吕雉，荒野地方有云雾很普通，天晓得吕雉是不是碰巧找到了丈夫。但秦始皇东游并不是为了什么“天子气”，刘邦藏匿是因为放跑刑徒又弃职潜逃，是够得上死罪的逃犯，就是秦始皇不东游他也不敢露面。总之，这些故事没有一个能自圆其说，但在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不由臣民们不信。就是心里不信，又有谁敢冒着犯“大不敬”罪的风险说三道四呢?

不过，指出刘邦的无赖行径，并不是要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一个人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应该得到肯定还是被否定，主要不在于他的个人品德，而取决于他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不在于他用什么手段达到了目的，而取决于这一目的是否与历史进程一致；不在于他这样做的动机，而取决于他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最终能得到鹿的只有一人。但在鹿死谁手还没有决定之前，统一政权不复存在，战乱不断，生命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所以重要的是尽快结束争夺，至于谁是胜利者倒是其次的。而要真正结束战争，占有优势的一方就得不惜一切手段地将另一方彻底消灭。

青铜器如果项羽听从了范增的建议，在鸿门宴上杀了刘邦，尽管他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却消灭了一个劲敌。如果他亲自统治关中，或者他在刘邦毛羽未丰时就回师关中，刘邦就不可能建立巩固的基地。在他拥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张良、韩信以至萧何、曹参未必不能为他所用。一旦他取得最后胜利，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绝不会像《史记》一样。可惜项羽一次次错过了机会，他的失败只能说是咎由自取。项羽的下场或许能博得人们道义上的同情，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刘邦只满足于统治关中，不主动出关进攻项羽，或许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但对他个人和历史都不会有任何好处。因为他将面临项羽或其他关东诸侯的进攻，不是出现旷日持久的战争，就是他被项羽等消灭。即使项羽等承认刘邦对关中的统治，也不过是回到了战国时代，当另一位“秦始皇”出现时，又得付出多少代价?

在楚河汉界划定后，项羽老老实实解甲东归，刘邦却出其不意发动追击。但正是刘邦的毁约，使战争在短短数月间结束，统一重新恢复。如果刘邦讲究信用，恪守协议，等到项羽喘过气来，少不了又是几年战争。无论谁获胜，大量生命财产的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

在楚汉之间最艰难的相持阶段，项羽曾经对刘邦说过：“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全国已经有几年不得安宁了，都是为了我们两人，我愿意向汉王挑战，与你决一雌雄，不要再让天下百姓为我们受苦了。）但他既没有置刘邦于死地，也不愿意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退出历史舞台，而志在得天下的刘邦却不计一时的荣辱，百折不挠地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当然，夺取了秦朝失去的“鹿”，如何保持也还是个问题。但在西汉王朝持续了200年以后，历史学家对刘邦的成功早已毫无疑问了。刘邦和儒生陆贾是位儒生，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是不幸的，他们不可能有良好的治学条件，不可能安心地从事学术活动。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改朝换代、革故鼎新之际，知识分子获得了施展才能、实现抱负的机会，比在太平盛世碌碌无为，终老于书斋中要强得多。

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并没有杀掉所有的儒生，也没有能烧掉所有的书籍，但对儒生和儒家经典无疑是一场空前浩劫。幸存的儒生或逆来顺受，甘当顺民；或避居山野，远走他乡。有的人守护着藏匿的书籍，有的人背熟了经典从事口头传播，也有的人投身反秦活动。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群雄并起，儒生们也纷纷响应，连孔子的后代孔鲋也背着祖传的礼器投奔陈胜，被封为博士，不久随陈胜而死。但当时各路反秦首领和诸侯最关心的是如何打败秦军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对纯粹的儒生并无多大兴趣。孔鲋即使不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更不用说其他毫无知名度的儒生。

当时最需要的人才是武将，骁勇善战、能指挥军队的将才如鱼得水，平步青云。如韩信由小军官提拔为统帅，三年内就成为大国诸侯。英（黥）布出身群盗，以军功被项羽封为九江王，是楚汉之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降汉后被封为淮南王。刘邦部下中得到重用，以后被封为秦始皇像王、侯、大臣的人中不少是群盗、小贩、农夫出身，他们的发迹靠的就是冲锋陷阵、攻城略地的军功。好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像后世那么的纯，依然有“六艺”本色，文武兼资，这类人完全可以优先发挥武的功能，或者以武为主，也不愁没有出路。

知识分子中最吃香的是谋士。他们了解形势，谙熟韬略，能为主子出谋划策，有的还能调度和指挥军队。像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又如陈平，原来是个“好读书”的知识分子，但投奔刘邦后主要是起参谋作用，曾经“六出奇计”。项羽的谋士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也是这类人物。

另一类是辩士。他们继承春秋战国以来辩士说客纵横睥睨、翻云覆雨的传统，或充当使者，或担任说客，在刘、项和各诸侯间大显身手。

再一类是行政管理人才。刘邦、项羽与各诸侯国都需要这类知识分子，在秦朝覆灭，各诸侯国处于草创，又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这类人物不可或缺。他们能维持日常行政机构，安定后方，征调戍卒，筹集、输送粮食和物资。刘邦手下要是没有萧何这样的角色，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但这类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既不上前线，又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史籍上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当时的条件下，纯粹的儒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不想改行，就得老老实实守住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保存文化尽力。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如鲁（今山东曲阜市）的诸生，他们即使在刘邦军队的包围之下，照样“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所以鲁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始终没有丧失。又如济南人伏生，曾经担任秦朝的博士，《书经》被禁毁后，他将书藏在墙壁中，战乱中外逃，回家后发现藏着的书缺少了几十篇，但还剩下29篇，他就在齐、鲁一带传授。汉文帝时征召懂《尚书》的人，伏生已九十多岁了，无法再进京，就让晁错去他家学习。儒家文化和《尚书》能够流传下来，离不开鲁诸生和伏生的努力。尽管他们在楚汉之争中没有为哪一方面建功立业，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永存的。像孔鲋那样，明知自己既无勇力，又无奇计，既当不了说客，又管不了行政，却要背上礼器投奔陈胜，实在是走错了门路。

汉高祖刘邦从小没有读过《诗经》、《书经》一类儒家经典，只是上过识字班。家庭出身和当小亭长的经历使他没有机会结识大知识分子，他的密友萧何是沛县“主吏”，大约相当于现在县政府的秘书长；曹参是县狱掾，相当于县警察局长；樊哙则是卖狗肉的小贩。萧何、曹参在县里虽然称得上“豪吏”，有不小的权势，但他们熟悉的是吏治法规，应对上司，而不是诗书礼仪。所以刘邦养成了轻视儒生的习惯，在他起兵以后更讨厌投奔他的儒生，认为他们只会添麻烦，一概不予理睬。对那些死皮赖脸求见的儒生，刘邦干脆当众摘下他的儒生帽子，当成尿壶解小便。谁向他介绍儒生，就会招来一顿臭骂。正因为如此，投奔他的儒生不得不作一番包装，将自己的信仰、主张以至服装掩盖起来，以避免刘邦的恶感。

就是这样一位主子，还是有知识分子去投奔他，并且也取得了成功。下面就举郦食其、叔孙通、陆贾三人为例。

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郦食其是个“好读书”的儒生，虽然“家贫落魄，无衣食业”，却志向远大，瞧不起路过高阳的数以十计的反秦将领，因为他们都缺乏“听大度之言”的气魄，相反他对那位傲慢无礼但“有大略”的刘邦却情有独钟，决心追随。起初他不知道刘邦的好恶，让一位在刘邦部下当骑兵的同乡通报：“我有位同乡郦生六十多岁了，身长八尺，别人都称他为狂生，自己却说不狂。”同乡告诉他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就让同乡将见刘邦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件件详细告诉他。

郦食其求见时，刘邦正靠在床边让两个女人给他洗脚。门房通报后，刘邦问：“来的是什么人?”门房说：“样子看起来像个大儒，穿儒服，戴着一顶高山冠。”刘邦马上说：“给我回绝他，就说我正忙着打天下，没有闲功夫见儒生。”郦食其一听，瞪圆了眼睛，手按着剑柄，怒喝道：“滚进去告诉沛公，我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儒生。”门房被吓得没有报告就进了刘邦的房间，把郦食其的话重复了一遍，刘邦这才说：“请客人进来。”郦食其见刘邦后没有下拜，只是作揖施礼，问道：“足下是想帮助秦朝攻诸侯，还是率领诸侯灭秦朝呢?”刘邦骂道：“混账儒生!天下受秦朝的害那么久了，所以诸侯联合起来攻秦，怎么说我帮助秦朝?”郦食其说：“你真要结聚民众组成义军，去消灭无道的秦朝，就不应该在见长者时如此无礼。”刘邦赶快停止洗脚，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并向他道歉。郦食其说了一番六国合纵连横的情况，刘邦大喜，请他吃饭，并虚心求教。郦食其说：“足下不过集合了一些乌合之众，收罗了一些散兵游勇，不满万人，用这些力量直接去进攻强大的秦军，真是所谓探老虎口。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地处冲要，四通八达，城里又有许多储备粮，我与县令关系很好，请派我去与他联络，让他听命于你。如果他不听，你就发兵攻打，我做内应。”攻下陈留后，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经常派他出使诸侯，充当说客。要是郦食其不知深浅，开口就谈儒生的一套，早就给刘邦骂走了，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了。

另一位叔孙通也是饱学的儒生，秦二世时受到征召，充当待诏博士。陈胜起义的消息传到咸阳后，二世召见博士和儒生，问道：“楚地的戍卒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南）起兵，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县），诸位有何高见?”30位博士和儒生都说：“臣子违背命令就是造反，是不可饶恕的死罪，请陛下赶快发兵消灭他们。”二世听了怒形于色。叔孙通站出来说：“他们所说都不对。如今天下合为一家，郡县城墙已经拆除，武器已经销毁，明确告诉天下百姓不再用兵。何况上面有英明的陛下，下面有完整的法令，使得人人尽自己的职责，四面八方都同心同德。哪里还有人敢造反!这不过是些盗贼和小偷小摸的家伙，哪里值得在这里讨论?让郡里的官吏抓起来法办就行了，何足忧虑!”二世大喜称是，又一一问了儒生，有的说是造反，有的说是一批盗贼。于是二世命令御史将认为是造反的儒生押入监狱审讯，因为他们发表了错误言论；将认为是盗贼的儒生都释放了。二世赐给叔孙通20匹帛、一套衣服，封为博士。出宫回到住处，儒生们指责他：“先生怎么这样当面拍马屁?”叔孙通说：“你们不懂，我差一点脱不了虎口。”他立即逃出咸阳，回到故乡薛（今山东滕州市南），投奔了项梁，以后又在项羽部下。刘邦攻占彭城，叔孙通降汉。但不久刘邦兵败西撤，叔孙通认准刘邦必胜，率领弟子们继续追随。

古代瓷器叔孙通穿的是儒服，刘邦见了就生气。他知道刘邦是楚人，就换上了按照楚地式样裁缝的短衣，刘邦大喜。叔孙通了解刘邦的需要，向刘邦推荐的都是一些当过盗贼的壮士。刘邦非常满意，封他为博士，称为稷嗣君。随他降汉的百余个弟子恨得在私下骂他：“跟了你几年，好不容易降了汉王，可是从来不举荐我们，倒专门介绍那些江洋大盗，不知道安的什么心眼?”叔孙通知道后，对他们说：“汉王正冒着枪林弹雨争夺天下，你们能打仗吗?所以我要先推荐能斩将夺旗的勇士。你们好好等着，我忘不了你们。”

郦食其和叔孙通其实都没有抛弃儒生本色，只是为了适应刘邦的现实需要，暂时改变了自己的角色。所不同的是，郦食其没有等到刘邦最终夺取天下，就给齐王田广扔进油锅“烹”了，所以只留下了说客辩士的形象；而叔孙通却在刘邦巩固汉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繁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宝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见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法收拾。机会终于来了，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和他们一起守城。我可以召来鲁地（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呢?”叔孙通说：“五帝所用的音乐都有差异，三王不采用同样的礼制。礼制应该根据时代和人情的需要来制定，所以夏、殷（商）、周的礼制都有所增减，并不相同。我可以广泛采纳古礼与秦仪，结合起来制定出一套新的。”刘邦同意试一试，并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定”。

叔孙通从鲁征召了三十多位儒生，加上自己的弟子和刘邦派来学习的人，一百多人在野外布置的场地上排练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见练得差不多了，就请刘邦来看。刘邦让他们演习了一遍，觉得自己能掌握，就下令群臣学习排练，到十月一日（当时的元旦）举行大朝会时正式采用。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十月一日，诸侯和文武百官齐集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趋”（快步轻声上前）一声令下，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由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年俸）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朝见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就立即将他带出，整个朝堂中没有人敢喧哗失礼。

刘邦好不得意，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他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赏给他500斤金子。叔孙通说：“我这些儒生弟子跟随我很久了，与我一起排练了朝仪，希望陛下封他们为官。”刘邦全部封为郎。叔孙通将刘邦赏他的金子都分给了弟子们，这批儒生又当了官又有了钱，皆大欢喜：“叔孙先生真是圣人，懂得什么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

汉高祖死后，即位的惠帝调叔孙通担任“奉常”（主管祭祀的官员），让他制定宗庙的礼仪，并继续制定各种礼仪制度。

如果说叔孙通所制定的还只是表面的礼仪，可以立竿见影地让刘邦见到成效的话，那么陆贾所坚持的就是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信念，通过他的努力，刘邦也接受了他的观点。

陆贾早就投奔刘邦，以宾客的身份随同出征，但他是以口才出众而闻名的辩士，不仅一直在刘邦身边，还经常出使诸侯。西汉初，陆贾奉命出使南越，成功地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南越王的封号，向汉朝称臣，回朝后被刘邦封为太中大夫。

陆贾认为，要使新建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十分讨厌，有一次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骑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道：“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况且商汤和周武王都是以臣子的身份夺取王位的，但也都是以君主的身份维持政权的，文武并用，才是他们长治久安的根本措施。以往吴王夫差、智伯一味讲求武力，结果以失败告终；但秦王一贯使用严刑峻法，却灭了赵氏。要是秦国统一天下后，实行仁义，效法前代圣人，陛下怎么可能夺取秦朝的政权呢?”刘邦哑口无言。心中虽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请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经验教训。”于是陆贾就概括地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12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被称为《新语》。

在吕后当政时，吕氏家族大权在握，挟持了年幼的傀儡皇帝。右丞相陈平既为国事担忧，感到无能为力，又恐怕将来连累自己，经常深居简出、苦思索对策。当时陆贾已托病辞职，但还是主动求见陈平，为他出谋划策。陆贾直截了当指出：“足下身为首相，享受着三万户的一个侯国，富贵已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再需要追求了。之所以整天忧虑，无非是为了吕氏诸人和幼小的皇帝罢了。”陈平见他说得是，便问他有什么办法，陆贾说：“天下太平时，主要靠相；天下危难时，主要靠将。将和相能团结协调，就能得到士人的支持和拥护，就是出现什么变乱，政权也不会动摇。国家的安危，就在你们两位的掌握之中了。我与太尉绛侯（周勃）很熟悉，经常与他交谈，他也听我的话。你何不结交太尉，建立密切的关系呢?”陈平采纳了他的建议，赠送500斤金子给周勃，为他举行丰盛的宴会；周勃也设宴赠礼答谢。陈平和周勃公开结盟的姿态使吕氏不能吕后不有所顾忌，他们的阴谋受到挫折。陈平又拨给陆贾奴婢百人、50辆车和马、500万钱，作为他的活动经费，陆贾广泛结交公卿大臣，做了大量工作。有了这些准备，吕后死后，陈平与周勃就清除诸吕，拥立文帝，恢复了刘氏政权。

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被封为太中大夫，奉命再次出使南越。由于在吕后当政时，有关部门作出了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的决定，导致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兵戎相见。南越王赵佗软硬兼施，使在今福建的闽越和在今广西的瓯骆服从他的统治，自称南武帝，采用与汉朝皇帝相似的仪仗和制度，表示自己已与汉朝平起平坐，不再承认臣服关系。汉文帝以登位为契机，在陆贾出使前就派人整修了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的祖坟，专门安排了守陵户，每年定期祭祀；还将赵佗的堂兄弟召来，给予高官厚禄。文帝让陆贾带给赵佗一封信，词意恳切，但很有分寸，表示了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也劝赵佗放弃称帝。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帝这些措施很可能是出于曾经出使过南越的陆贾的建议。

陆贾的使命圆满完成，赵佗宣布取消帝号，停止使用“黄屋左纛”的仪仗，恢复南越王的地位，臣服于汉朝。

这三人中，叔孙通最有代表性。他选择刘邦以前，已经当过秦朝的博士，为项梁、项羽效过力，但在投降刘邦以后，即使刘邦兵败逃跑，他也没有重新回到项羽一边。这说明他已经作过比较，下了决心，所以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继续追随刘邦。他知道刘邦不喜欢儒生，可以暂时不戴儒生帽子，不穿儒生服装，甚至穿上楚式短衣来迎合刘邦，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学识。他知道自己的学问和学生暂时没有用处，就尽量向刘邦推荐合适的将材，但并没有遣散学生或让他们也改行。一旦发现刘邦对礼仪有了需要，他就及时提出建议，终于奠定了汉朝的礼仪制度。

或许有人认为叔孙通确定的无非是一些繁琐的跪拜仪式，有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妨看看另一个例子：陈胜称王以后，原来和他一起当长工种田的伙伴来看他，见到宫里一进进的殿堂，一层层的帷帐，不禁高叫：“好大的气派!陈胜这王做得真够味。”他们在宫中进进出出，越来越没有规距，还大谈陈胜以前的事。有人向陈胜建议：“这批客人愚昧无知，老是胡说八道，影响您的威望。”陈胜下令将这几个人全部斩了，吓得投奔他的故人都逃走了，更没有人再去投奔他。

刘邦做皇帝以后面临的局面比这更严重，文武大臣中既有亲戚朋友，也有患难与共的同事邻居，还有居功自傲的功臣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低微，或者本来就是盗匪，根本不知道朝廷礼仪为何物。刘邦之所以会感到不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朝见时毫无规矩，在朝堂上酗酒斗殴，更担心皇帝的权威无法树立，长此以往必定削弱自己的统治力。但他又苦于没有办法，因为大臣中没有几个像样的，连他自己也不懂以往的朝仪。如果有人向他建议应该杀掉几个人树威，刘邦多半是会采纳的。后果如何虽不能假设，但肯定不会是积极的。

叔孙通的努力不仅解决了刘邦的难题，而且为整个汉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基础。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自己的礼仪制度，与秦朝同样实行中央集权制的汉朝自然不能例外。但叔孙通并没有照搬秦朝的一套，而是根据刘邦的需要与可能，“损益之”（作了删减或增加）。从西汉初的君臣关系看，叔孙通制定的朝仪肯定比秦始皇那一套简易；而从汉初定的朝仪基本不变地延续了400年来看，这套朝仪足以满足维持皇帝权威的需要，是相当成功的。

捕鱼图更重要的是，叔孙通通过朝仪的制定，使刘邦认识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君权维护者。如果说此前的刘邦还只是以武力夺取天下为己任的话，此后的刘邦就真正进入了皇帝的角色。西汉初采取的一系列加强君权的措施，对于防止国家再次出现分裂割据，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无疑是有益的。

朝仪的制定和实行的成功，使刘邦对儒生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而儒生们也更加主动地争取刘邦的支持。在刘邦声称自己是“马上得天下”后，陆贾就敢于进行争辩，说明文治的重要性，使自己所写的《新书》有了推销的机会，为刘邦所接受。

要是郦食其、叔孙通、陆贾等因为刘邦不喜欢儒生，就放弃自己的知识和信仰；要是他们见到刘邦将儒生帽子当尿壶后立即欢呼为革命行动，并把自己的帽子改为尿壶以示拥护；要是他们在刘邦声称“马上得天下”后就唯唯诺诺，不敢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对意见，那么汉朝的文治就得推迟很多年。

但要是他们在见刘邦时坚持自称儒生，戴儒冠，穿儒服，那么不是被刘邦赶走，就是会被闲置一边。要是在楚汉之争胜负未卜时向刘邦建议实行文治，要是在刘邦会集诸侯联合进攻项羽时就提出要制定礼仪，那肯定会碰上一鼻子的灰，或许从此不再会受到重用。

这些看来简单的道理，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叔孙通为了排练朝仪，到鲁征召三十多位儒生时，就有两位拒绝接受，他们说：“你效忠的主子差不多有十位了，都是靠当面说好话来获得亲近和地位。现在天下刚刚安定，死者的尸体尚未埋葬，受伤的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又要搞什么礼乐。礼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需要积下百年的功德才能具备。我不忍心像你那样行事，你的所作所为不符合古法，我坚决不干。你走吧，别糟蹋我。”叔孙通一笑了之：“你们真是鄙儒，不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两位儒生表面上看来很有骨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真是“鄙儒”之见。叔孙通的确先后有过秦二世、项梁、楚怀王、项羽和刘邦这些主子，或许还可以加上秦始皇，但他真正效忠的大概只有刘邦。因为秦二世显然是不值得效忠的，而项梁、楚怀王存在的时间很短，留在项羽那里又并不得已，等见到刘邦后叔孙通就再也没有背叛，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原则。至于当面说秦二世的好话，显然是为了寻求脱身之计，他获得二世的奖赏，拜为博士后，并没有贪恋荣华富贵，而是立即逃归故乡，投奔反秦的项梁。难道非要像其他儒生那样，坚决要求秦二世出兵镇压陈胜，不惜被投入监狱，才符合儒家的信条吗?把“礼乐”看得那么神圣，非要积百年的功德才能讲礼乐，死守着“古法”一成不变，实际上是使儒家的理论变成僵化了的教条，对社会起不了任何作用。要是依了这两位儒生的意见，汉朝最早也得到武帝时代才能制定朝仪，说不定等不到那么大殿久，就会因为正常的君权无法确立而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即使两位儒生坚持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大家都优游林下，不愿意出来说服统治者实行，对历史、对社会又有什么作用?

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获得事业的成功，刘邦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个人的好恶出发，刘邦不喜欢儒生，他好骂人的习惯至死也没有改变。但作为一位志在得天下的领袖人物，只要对自己的天下有利，就会毫不犹豫地重用并不喜欢的儒生，听从他们的意见。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建议，即使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只要言之有理，他就会改变初衷。一旦他认识自己没有道理，虽然不会认错，却能在实际上改正。刘邦对待郦食其、叔孙通和陆贾都是如此，随何和娄敬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

随何本是刘邦的“谒者”（侍从），汉三年（前204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打了败仗，退驻虞县（今河南虞城县东北）。刘邦对左右说：“像你们这些人，没有人能够商量天下大事。”随何问：“不知大王是什么意思?”刘邦说：“能不能替我出使淮南，让英布起兵背叛项羽，只要能将项羽拖在齐国几个月，我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得天下。”随何请求出使，带了20名随员去淮南。项羽所封的九江王英布一直在隔岸观火，随何将他说服，答应背楚归汉，但还没有公开。这时楚王的使者又来催英布出兵，随何闯入营帐，当着英布的面对楚使说：“九江王已经归顺汉王，楚王凭什么命令他出兵?”他又向英布建议：“事情已到这一地步，不能再让楚使回去，把他杀了，马上起兵与汉王会合。”英布起兵攻楚，使楚汉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转折。

到战胜项羽，天下平定，刘邦大宴群臣。刘邦喝多了酒，就贬低随何的功劳，称他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你这种腐儒。随何从坐席上挺起身子说：“当陛下带兵攻打彭城，楚王（项羽）还没有离开齐地时，如果陛下出动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能不能夺取淮南?”刘邦说不可能。随何说：“陛下让我带二十人出使淮南，达到了你的目的，说明我的功劳比五万步兵、五千骑兵还大。可是你称我为腐儒，还说天下哪里用得到腐儒，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刘邦无言可答，就说：“我正要报答你的功劳呢!”于是封随何为护军中尉。

娄敬是齐人，从他的言行看，原来也是位知识分子，但作为一介平民，按法律规定得去边疆服役。汉高祖五年（前202年），他前往陇西服役，路过洛阳，刚登帝位的刘邦就住在那里。娄敬通过同乡人虞将军求见刘邦，表示要提出重要建议。虞将军让他换上新衣，他说你平时穿什么衣服，见皇帝时也该穿什么衣服，于是他就披一件毛皮袄进了宫。娄敬详细说明了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与周朝完全不同，不能像周公那样，通过在“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接着他建议：

秦地依托山脉，有黄河相通，地形四面封闭，相当稳固。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征召百万之众，利用秦地的现有条件，依靠那里肥沃的土地，真是所谓天府（天然的库房，比喻物资丰富）。陛下要能入关，在那里建立首都，即使山东出现叛乱，秦国的旧地可以得到保全。好比与别人格斗，要是不扼住他的喉咙，不按住他的背，就没有获胜的把握。现在陛下入关去建都，直接统治秦国旧地，好比就是扼住了天下的喉咙，按住了天下的背了。

刘邦征求群臣的意见，他们都是山东人，争着说定都洛阳的好处：“周朝定都洛阳，延续几百年；秦朝定都关中，二世而亡，不如学周朝。”刘邦犹豫不决，但张良肯定了入关的优越性，刘邦当天就起驾西迁。他不忘娄敬的功绩，封为郎中，赐姓刘。

山水画高祖七年，刘邦亲率大军北征，派出侦察的人回来都说匈奴虚弱，可以进攻，娄敬却认为这是匈奴故意制造的假相，千万打不得。刘邦气得大骂：“齐虏（该死的齐国奴才）!靠花言巧语当了官，竟敢胡说八道动摇军心。”下令将娄敬戴上枷锁关起来。但刘邦大败而归，事实证明娄敬的意见完全正确，刘邦立即将他释放，并向他表示：“我不听你的话，以至被困在平城。当时在你前面说可以进攻的十几个人都让我给斩了。”娄敬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娄敬又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将关东六国的世家大族十余万人迁到关中，都得到刘邦的同意。和亲政策延续到武帝初年，而“实关中”更成为西汉一代的根本国策。

娄敬虽然没有参加刘邦夺取天下的战斗，但为刘邦安天下所作的贡献，没有哪一位功臣可以与他相比。要是刘邦没有虚心听取这位“齐虏”的意见，没有及时向他认错的雅量，娄敬固然无法名垂青史，汉家的江山也未必能坐稳。

刘邦一开始并没认识到知识分子的作用，甚至仇视知识分子，但一旦他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会改变态度，至少会抑制个人情绪，先考虑“得天下”的目标，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他能得天下、保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能够恰当作出自我估价，适应现实形势，坚持正确立场，同时又采取灵活手段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为汉朝的巩固作出了贡献。

“飞将军”李广年轻时，以勇猛善战受到汉文帝的赞扬，但文帝也感慨他生不逢时：“要是生在高帝时，封个万户侯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武将如此，文官也是如此，可惜汉高祖那样的皇帝太少了，可惜汉高祖的时代太短了。西汉初的诸侯王国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让他统治三个郡共五十三个县。封王仪式结束后，刘邦召见刘濞，端详了他的相貌后，不禁微微吃惊：“你的样子有反相。”刘邦心中后悔，但不便收回成命，于是摸着刘濞的背说：“汉朝开国五十年后东南要是发生叛乱，难道会是你吗?但天下的同姓诸侯都是一家人，千万不要造反呀!”刘濞叩着头说：“我不敢。”

半年后，刘邦就离开人间，但他的预感不幸成为事实。汉景帝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了“七国之乱”。

汉高祖六年（前201年），刚登上帝位的刘邦剖符分封七位异姓功臣为诸侯王。所谓剖符，就是将一片刻着红字的铁片（丹书铁券）“符”一分为二，由皇帝和功臣各执一半，作为凭据。皇帝收执的一半郑重地保管在宗庙中的金匮石室。铁券上的誓词是：“使黄河如带，泰山如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国家像黄河、泰山一样永存，你们的爵位传给子子孙孙。）

与其说是分封，倒不如说是承认现状，因为在没有分封时，这些诸侯早已拥兵割据，或者就是刘邦所封。

最先被封的是韩信（与另一韩信同名，故史书上称为韩王信）。他是战国韩襄王的孙子，韩信像跟着刘邦进关中，入汉中，又劝刘邦率兵东归。刘邦返回关中后，就许诺他当韩王。汉二年（前205年），韩信夺取了韩地，被刘邦封为韩王。韩王信一直率军随刘邦征战，立下汗马功劳。

另一位韩信是刘邦回师关中的主将，立下赫赫战功。汉四年他攻灭齐国，就以齐国反复无常，又紧靠着楚国，需要有一位王来统治为由，要求立他为“假王”（代理王）。当时刘邦正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在盼望韩信出兵解围，只得封他为真齐王。汉五年，刘邦与韩信、彭越约定在固陵（今河南太康县南）会师，结果他们都没有到达，刘邦被项羽打得大败，退回固守。刘邦只得采用张良的计策，答应韩信，破楚后，从陈（今河南淮阳县）以东直到海滨的土地都归齐王所有，才换来韩信出兵。但刘邦在垓下之战后，出其不意夺了他的兵权，并以他是楚人，熟悉楚地风俗为由，改封为楚王。

淮南王英布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是项羽的主要依靠力量。刘邦派随何说服他叛楚归汉，汉四年封他为淮南王，让他收复原来的封地，率领当地军队参加对项羽的最后一仗。

张耳是项羽所封常山王，被陈余驱逐后投奔刘邦。他与韩信一起攻下赵地，于汉四年被立为赵王。张耳之子敖娶刘邦长女。第二年张耳死，刘邦的女婿张敖即位。

群盗出身的彭越是一员勇将，早在入关前就帮助过刘邦。汉三年，彭越率三万人归汉，率兵略定梁地。在刘邦与项羽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彭越两次攻占梁地，还将缴获的十余万斛谷供应汉军。为了换取他出兵会师，刘邦答应灭楚后将睢阳（今河南商丘县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县南）间的土地作为酬劳。五年正月，彭越被封为梁王。

燕王臧荼也是项羽所封，因原来占有燕的韩广不愿改当辽东王，臧荼杀了韩广，并了他的地方。他归汉后，刘邦鞭长莫及，继续封为燕王。

长沙王吴芮本是秦朝的番阳（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令，后率越人起兵反秦，从项羽入关，被封为衡山王。刘邦灭项羽后，他与其他诸侯一起拥戴刘邦登基，被改封为长沙王。

这七个异姓诸侯王的封地占当时汉朝疆域的一大半，太行山以东原六国旧地只有齐国（约相当今山东）的地方还属朝廷，其他最富庶的地方都在诸侯统治之下，汉朝的直辖区只有15个郡。加上有的诸侯重兵在握，不受朝廷约束，这些诸侯国的存在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分封异姓本来就非刘邦所愿，所以从分封之日起，刘邦就在策划如何一一消灭。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燕王臧荼。当年七月，臧荼反，刘邦亲自出师征讨，九月就俘虏了臧荼。考虑到北方边疆面临匈奴的侵扰，需要有大将驻守，刘邦破例封卢绾为燕王。卢绾与刘邦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俩的父亲就是好朋友，两人同日出生，从小亲密无间，卢绾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刘邦的反秦活动，在刘项之争中已被封为太尉，与刘邦的亲密程度远在萧何、曹参之上。功臣受封时，刘邦就想封卢绾为王。只是怕引起群臣心态的不平衡才封他为长安侯。一般侯的封地都在关东，至少不能在关中，卢绾的封地却在秦朝首都咸阳的郊外，不久建为新的首都。所以等臧荼被废，刘邦就迫不及待地将燕国封给卢绾。

史料中有关臧荼的记载非常简略，他的“反”是很令人怀疑的。在刘邦忙于与项羽争夺、胜负未卜时他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到了天下已定却匆匆造反，反了后又不堪一击，两三个月就让刘邦活捉。对比刘邦给其他异姓王一一套上的“谋反”证据，我们不难想象臧荼事件的真相。

文人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有人告楚王韩信谋反。实际原因是韩信藏匿了遭到通缉的项羽旧将、自己的老朋友钟离昧。钟离昧是刘邦的仇人，听说他逃亡在楚国，刘邦下诏追捕，大概是为了保护钟离昧，韩信出行时都出动军队警卫，这成了“谋反”的口实。刘邦得报后，根据陈平的计策，通报各国诸侯，声称自己要南游云梦（在今湖北中部长江以北一带），命令他们到陈县（今河南淮阳县）会合。眼看刘邦快入楚境，韩信还是拿不定主意，要发兵造反吧，自己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又没有犯什么罪；要去见刘邦吧，怕当场被扣押。有人向他建议：“拿了钟离昧的头去见皇上，他一定欢喜，你也就没事了。”韩信便与钟离昧商量，钟知道韩信的打算，当他面自杀了。韩信到陈县向刘邦献上钟离昧的头，还是被当场逮捕。回到洛阳后，刘邦赦了韩信的罪，降为淮阴侯，楚国被取消。

韩王信的王都在颍川（今河南禹州市），封地处于中原要地，刘邦很不放心，将他改封到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辖山西中部、北部），让他防御匈奴。六年，韩信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被匈奴包围，投降匈奴，反而率军攻打太原。七年十月，刘邦亲征，韩信逃亡匈奴，而令部将曼丘臣、王黄立赵利为王，与匈奴军队联合抵抗汉军。刘邦进至平城，被匈奴大军包围，好不容易才脱险，大败而归。

刘邦归途中过赵国，赵王张敖对皇帝丈人毕恭毕敬，亲自日夜侍候，刘邦却动不动骂人，一点不给他面子。赵国的相贯高、赵午是张耳的旧属，六十多岁了，气得忍耐不住，向张敖建议杀了刘邦。张敖又惊又急，咬破手指，表达对刘邦的忠诚，要他们千万不能再讲这样的话。贯高和赵午等决定背着张敖行动，以便在失败时不连累他。八年冬，刘邦路过赵国的柏人县（今河北隆尧县西北），贯高等事先在宾馆的夹墙中埋伏了刺客。刘邦警觉，没有留宿就离开了。第二年，贯高的仇家向朝廷揭发，赵王、贯高等全部被捕。贯高等人不顾将被族诛的警告，以家奴的身份跟随张敖至长安。贯高被严刑拷打，体无完肤，始终坚持张敖没有参与他们的阴谋，并在得知张敖被无罪释放后自杀身亡。张敖因是刘邦女婿，释放后被封为宣平侯。

山水风景图刘邦自平城归长安后，任命陈稀为代国的相，负责指挥代、赵二国的边防军。有人揭发，陈稀临行前曾与韩信密谋，陈稀在边境反，韩信为内应。赵国相周昌也求见刘邦，说陈稀拥兵在外，宾客众多，应谨防有变。十年秋，刘邦以“太上皇崩（刘邦父亲死）”为由召陈稀回京。陈稀知道回去决无善终，就称病不至，并与曼丘臣、王黄等公开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至邯郸部署讨伐，用“羽檄”（特急军令）征调彭越、英布等，彭越称病，只派部将；英布也没有应召。当时陈稀部将四出攻击，形势十分危急。刘邦只得用重金收买陈稀部将，引诱他们投降。汉军又分两路出击，太尉周勃从太原入代，叛乱才被平定，陈稀被周勃斩于灵丘（今河北蔚县）。

在刘邦出兵期间，韩信一位舍人的弟弟向吕后密告，韩信将假造诏书放出官奴刑徒，袭击吕后与太子。吕后与萧何策划，声称得到刘邦的消息，陈稀已死，于是列侯和群臣都进宫祝贺。萧何还带信给韩信：“你虽然有病，这样的大喜事也应该尽量到一下。”韩信进宫后，就被预伏的武士逮捕，在长乐宫的钟室被杀。韩信的尸体被剁成肉酱，遍赐群臣，三族全部被杀。

刘邦因彭越不应召去邯郸，派人去责问，彭越很恐慌，准备亲自去向刘邦谢罪。部将扈辄劝他：“你开始时没有去，受到责问后再去，到那里后一定会被捕，不如先发兵反了。”彭越不愿意，继续称病。一位得罪了彭越的太仆逃出梁国，上告彭越与扈辄谋反，刘邦派人秘密到达梁国都城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出其不意地逮捕了彭越，囚禁在洛阳。经过审讯，有关方面认定彭越已构成谋反罪，要求依法惩处。刘邦赦了彭越的罪，降为庶人，迁往蜀郡青衣县（今四川名山县北）。途中到达郑县（今陕西华县），正遇上由长安去洛阳的吕后，彭越向吕后哭诉自己无罪，希望能回故乡昌邑（今山东巨野县南）。吕后答应了，带他回到洛阳，却对刘邦说：“彭越是壮士，现在将他迁到蜀地去，是给自己留了后患，不如把他杀了。”于是吕后指使彭越的舍人揭发他继续谋反，刘邦批准廷尉（主管刑事的长官）的意见，将彭越和他的宗族全部处死。

田园山水画淮南王英布见韩信被杀，害怕哪一天会轮到自己。彭越被杀后，刘邦也将他剁为肉酱，遍赐诸侯。那天英布正在打猎，见到送来的肉酱，更加惊恐，暗中调集军队，并加强了对邻郡的警戒。英布一位宠姬得病就医，医生家与中大夫贲赫家对门。贲赫以为是讨好英布的机会，向宠姬赠送厚礼，又参加了医生家的宴请。宠姬在英布前说起贲赫的好处，英布怀疑宠姬与贲赫有不正当关系，吓得贲赫称病不出。英布更生气，要逮捕贲赫，贲赫就向地方官表示要揭发谋反大罪，立即被用官方提供的交通工具送往长安，英布追赶不及。贲赫到长安后，说英布的叛乱已经开始实施，应该趁他尚未发动就镇压。萧何认为英布还不至于谋反，恐怕是仇人诬陷，建议将贲赫监禁，派人暗中去淮南调查。但英布得知贲赫揭发，已经怀疑他将自己私下的举措报告了刘邦，朝廷派来调查的人又抓到了一些把柄，就杀了贲赫全家，发兵反汉。英布认为汉将中只有韩信、彭越是他的对手，现在都已被杀，而刘邦年老患病，不可能亲自出征，所以有恃无恐。刘邦也知道诸将对付不了英布，只得抱病东征。

出发前，刘邦听说有位楚国前任令尹薛公很有主见，就去听取他的意见。薛公认为英布有三种选择：上计是东取吴国，西取楚国，北取齐、鲁，争取燕、赵的支持，然后固守，那么山东就不属于汉朝了。中计是东取吴，西取楚，北取韩、魏，占据敖仓的粮食储备，控制成皋的通道，胜败难以预料。下计是东取吴。西取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以越地为基础，自己去据守长沙，那陛下就可以高枕无忧，汉朝不会有危险。刘邦问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薛公说可以按下计部署。刘邦问为什么，薛公说：“英布是骊山的刑徒出身，凭自己的本领当了万乘之主，都是为了自己，不会考虑到百姓和长远利益的，所以必定会用下计。”

英布果然先攻破吴、楚，然后率军西进，在蕲（今安徽宿州市东南）以西与汉军遭遇，英布的军队虽然精锐，但还是被刘邦亲自指挥的汉军击溃。退至淮南后，英布又打了几次败仗，只带了百余人逃往江南。英布是长沙王吴芮的女婿，想投奔长沙国。吴芮的儿子派人将他诱至番阳，当地人将他杀死。

刘邦征讨陈稀时，卢绾曾攻击陈稀东北加以配合。陈稀派人向匈奴求援，卢绾也派张胜去匈奴，说明陈稀已经兵败，劝匈奴不要支持他。但张胜在匈奴见到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对他说：“你在燕王身边受到重用，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情况；而燕王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诸侯相继反叛，战事不断。如今你要为燕国加紧消灭陈稀等人，到他们被灭了，就该轮到燕国，你们这些人就快当俘虏了。你何不让燕缓解对陈稀的进攻，而与匈奴讲和呢?形势缓和了，可以长期当燕王，要是汉朝采取军事行动，也可以使燕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张胜觉得很有道理，就私下请匈奴帮助陈稀进攻燕军。卢绾怀疑张胜勾结匈奴谋反。上书刘邦要求将他合族处死。张胜回来后，将这样做的理由详细报告，卢绾醒悟过来，就找了一个人冒充张胜杀了，又释放了他的家属，让他当与匈奴的联络人，又秘密派遣范齐驻在陈稀的总部，让陈稀一直逃亡在外，使战事延续。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陈稀的裨将降汉，交代了卢绾派范齐与陈稀秘密联络的事。刘邦派人召见卢绾，他称病不去。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去请他，并向他左右查问，他更加害怕，躲了起来。卢绾对左右说：“现在不是刘氏当王的，只剩下我与长沙王了。去年春杀韩信一家，夏天杀彭越一家，都是吕后的主意。眼下皇上病了，把权交给吕后，她是妇道人家，一心要杀异姓王和大功臣。”卢绾始终称病不出，连左右也躲藏起来，这些话传出来，审食其回去做了详细报告，刘邦更加愤怒。匈奴的降人又说，张胜逃亡在匈奴，充当卢绾的代表，于是刘邦断定卢绾果然造反了，派樊哙出兵燕国。卢绾将家属宫人和数千骑兵转移到长城边，一边打听情况，希望等刘邦病好后亲自去向他解释。四月，刘邦去世，卢绾就带着部众逃入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卢绾在匈奴处境困难，经常想回汉朝，一年多后死去。

到刘邦死时，异姓王中只剩下一个长沙国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沙国处在边远地区，人口稀少，全国只有两万多户，又与南越交界；另一方面长沙王吴芮及其后人小心谨慎，绝不构成对朝廷的威胁。英布谋反败走时，长沙王吴芮还大义灭亲，将他诱杀。所以长沙国延续到了文帝初年，才因吴氏无人继承而取消。但长沙国是刘邦留下的唯一例外，所以他宫殿内明确规定，今后不许再封异姓诸侯：“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不是姓刘的人当了王，天下人应该共同消灭他。）

平心而论，被刘邦消灭的七个异姓王（臧荼加六国）中，除了韩王信以外，没有一个是真正主动谋反的。尽管我们今天能看到的都是经过汉朝史臣裁剪过的史料，这一点还是很清楚的。臧荼反得莫名其妙，韩信、彭越明显是被栽赃，卢绾只是处置不当，张敖更是冤哉枉也。英布原来只是防止被刘邦偷袭。从刘邦的用意看，韩王信即使不投降匈奴，也不会有善终。

这些异姓王都曾重兵在握，有过辉煌的战绩，在楚汉之争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出于自身的目的，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兵力或战略地位与刘邦讨价还价，索取王位或土地，或者在关键时刻不服从刘邦的调度，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国事之前，但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背叛刘邦，或者自己夺取天下。倒不是他们毫无野心，而是由于刘邦的豁达大度和明智举措，赢得了他们的效忠；刘项之争中刘邦的发展趋势，使他们越来越相信他是天命所在，不敢再轻举妄动。

韩信是最典型的例子。还在韩信刚当齐王时，项羽就派武涉做说客，劝韩信在楚汉之争中保持中立，三分天下。武涉的话说得很明白：

虽然足下自以为与汉王的交情很深，为他尽力用兵，但最终还是会败在他手里。足下之所以能存在至今，是由于项王还在。现在项王与汉王的命运就操在足下手中，你向右转就汉王胜。你向左转就项王胜。不过项王今天亡，下一个就轮到足下了。足下与项王是老朋友，何不反汉而与楚结盟，三分天下，自己做王？错过了这样的时机，一定要为汉王灭楚，难道是聪明人的做法吗?

韩信的答复很实在：

我在项王手下时，官不过郎中，干的事不过是执戟（身边的警卫），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才叛楚归汉。汉王授予我上将军印，给我带数万兵，将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将自己的饭给我吃，言听计从，我才能有今天的地位。人家对我如此信用，我要背叛他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死也不会改变。谢谢项王的好意。

齐人蒯通深知韩信的重要性，想方设法要说动他。蒯通先替韩信看相，说：“相你的面，不过封侯，而且又有风险；相你的背，却贵不可言。”韩信问是怎么回事，蒯通把他的策划和盘托出：

现在楚汉纷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的尸骨同时抛在荒野的不计其数。三年下来，楚汉双方都智勇俱困，无法取胜，战斗的锐气受挫，粮食消耗殆尽，百姓疲于奔命，怨声载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不是天下的圣贤肯定无法消除天下的大祸。当今二主的命运就取决于足下，你为汉则汉胜，助楚则楚胜。我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只恐怕足下不能用。如真能听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并存，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这样谁都不敢先发动战争。以足下的圣贤，有这么多军队，占据着强大的齐国，联合燕、赵，控制后方，根据百姓的愿望，请汉王停止战争，为百姓请命，天下都会迅速响应，汉王怎么敢不听!到时再调整诸侯国的疆界，诸侯建立，天下就都会感谢齐国，服从齐国。齐国本来就有充足的土地，再善待诸侯，谦虚谨慎，天下的君王就都会来齐国朝拜。上天给予而不接受，会受到指责；时机成熟了不行动，必定会遭殃。愿足下深思熟虑。

韩信还是这几句话：

汉王待我那么好，让我乘他的车，与他穿一样的衣，与他吃同样的饭。我听说，乘了人家的车就该分担他的患难，穿了人家的衣就得与他共享忧乐，吃了人家的饭就得为他而死，我岂能为了个人的利益就违背道义!

蒯通不以为然，举了张耳、陈余从布衣时结下刎颈之交，最后相争相杀的例子，还以文种、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称霸而不得善终为例，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他说：

吕后像我听说一个人的勇略能使主子震惊，自己就危险了。功盖天下，君王就无法行赏了。足下渡黄河西进，俘虏魏王，活捉夏说；引兵下井陉口，杀成安君（陈余）；夺取赵国，威胁燕国，平定齐国，向南击败楚军二十万，东征杀了龙且。这就是所谓天下独一无二的功绩、世上不再有的伟略。现在足下拥有震主之威，立了无法行赏的大功，要归楚，楚人不会信任；要归汉，汉人感到震恐。足下该怎么办?处在臣子的位置上而拥有震主的威望，名高天下，我真为足下担心呀!

这一番话真使韩信受到了震动，他表示要考虑一下。几天后，蒯通又力劝韩信当机立断，但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汉王，又认为自己功劳大，汉王肯定不会夺走他齐王的位置，最后回绝了蒯通。

此后，刘邦果然在消灭项羽后就剥夺了韩信的兵权，登上帝位后就改变了他的封地，但韩信都服从了。以韩信的智谋，不是不知道刘邦“南游云梦”的骗局，但他还是以老朋友钟离昧的人头为代价，委曲求全。被降为淮阴侯后，至多也只是称病不朝，发发牢骚而已。史书上说他与陈稀策划里应外合，显然是吕后一伙捏造的。陈稀其人来历不明，直到刘邦从平城归来才以郎中的身份被封为列侯，担任赵相国，与韩并无深交。韩信真要造反，以往不知有多少机会；要寻求同谋者，忠诚得力的部下肯定不少。何至于在落到闲居长安的地步时再与陈稀合作谋反呢?从刘邦得知韩信的死讯后“且喜且怜”的记载看，刘邦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

就是最终发动叛乱，并与刘邦对阵的英布，也是到最后一刻才下决心的。他被封为淮南王后，连续三年朝见，没有任何想谋反的迹象，就是在见到彭越的肉酱后，也只是采取防御措施。即使有了贲赫的揭发，连萧何也不相信英布会造反。要是刘邦稍作一些抚慰，或者不是故意激化矛盾，英布绝不会铤而走险。

毫无疑问，刘邦、吕后早就下了彻底消灭异姓王的决心，所以要千方百计制造借口，激化矛盾，必欲除之而后快。明知彭越、韩信并非蓄意谋反，却要斩草除根，满门杀尽。根据当时的法律，对彭越、韩信这样犯“谋反大逆”罪的人要用“五刑”，即先在脸上刺字，割去鼻子，砍掉两脚的脚趾，用板子活活打死，然后割下头颅，再将尸体剁成肉酱。而对他们还加上了一条：将肉酱遍赐诸侯群臣，作为警戒他们的反面教材。异姓王已如惊弓之鸟，就连刘邦最亲密的伙伴卢绾，也只能违心地投降匈奴，魂断异域。

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这就提醒我们，这一段血腥的历史也有其合理的一面。

首先，大部分异姓王的存在既无必要，也非刘邦所愿。韩信之封齐王，彭越之封梁王，都是拥兵要挟的结果。韩王信是刘邦有言在先，不得不履约，但将天下之中的冲要之地给他当封地实在不合适。英布封王也是刘邦不得不做的交换。臧荼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劳可封，只是鞭长莫及，暂时维持原状。既然这些王位是靠武力、靠刘邦一时之需换来的，一旦武力被解除或刘邦不再有需要，它们就不会再有存在的理由。可惜韩信等一味贪恋王位，迷信“丹书铁券”，没有人谦让，更没有人主动辞位，这就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其次，作为君主的刘邦不得不考虑汉朝的长远利益。刘邦死时已有五六十岁，在当时已不算寿短。他深知太子刘盈懦弱无能，但与吕后是患难夫妻，太子又没有什么过错，加上吕后通过张良等的帮助，一次次巩固了太子的地位，使刘邦一度想立戚夫人之子的打算无法实现。在继承人远不如自己的情况下，要保证他能够驾驭群臣，唯一的办法就是铲除其中的强者、不顺从者，首选的目标当然是那几位拥有大片封地和人口的异姓王了。彭越、英布不响应紧急征召既给了刘邦口实，也给刘邦敲起了警钟——若是现在不消灭他们，自己死后还有谁能对付他们?

再者，事物的发展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欲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尽管异姓王当时不想谋反，但不能保证他们今后不会谋反，更不能杜绝有人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像蒯通、武涉、扈辄这样的说客、辩士，劝主子反叛的大有人在，荣华富贵和绝对权力的巨大诱惑随时都会驱使一些人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即使是异姓王只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足以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如卢绾听了张胜的劝告后，实际上已与匈奴和叛臣陈稀结盟，尽管他本人并不想反叛，但发展下去，局势就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

可以设想，如果韩信听从了蒯通的劝告，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鹿死谁手的确难以预料。但不管谁是胜利者，统一的进程必定会延长，人民生命财产所遭受的损失会更大。同样，如果彭越采纳了扈辄的意见，起兵反叛。虽然他不可能推翻汉朝，但一场恶战不可避免。要是彭越迁至蜀地，或许会不安分地制造事端，或许会被其他反对派所利用，吕后的手段虽然毒辣，却消除了这些风险。如果从这一角度考虑，尽管刘邦、吕后对异姓王的手段是过度的、不道德的，但却没有更好的、更可靠的选择。一些异姓王的死是无辜的，尤其是他们数以百计的家属纯粹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避免了更多生命的牺牲和财产的损失，避免了社会的动乱和经济文化的破坏。

汉朝以后，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会杀功臣，像宋太祖赵匡胤这样不开杀戒的几乎绝无仅有，但前提是他的“杯酒释兵权”等政策没有受到抵制，其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得以顺利执行。所以，杀功臣一类事不能完全归咎于皇帝的个人品质，而应该看成为专制集权制度的必然产物。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却在“众建诸侯”，大封自己的子弟为诸侯王，同姓王国不断增加。

高祖六年（前201年），刘邦就封了第一批同姓诸侯国。韩信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后，齐国旧地未设诸侯国，当年正月刘邦立子肥为齐王，辖7郡73县，规定凡是百姓说齐方言的地区都划归齐国。韩信的楚国被废后，刘邦将其一分为二，以淮河东南的52县立同宗兄刘贾为荆王，以淮河西北的36县立弟刘交为楚王。又以云中、雁门、代郡53县立兄刘喜（仲）为代王，但这些地方大多为匈奴所占，只是名义上拥有。九年，刘邦废了赵王张敖，立子如意为赵王。十一年，立子恒（以后的文帝）为代王。梁王彭越被杀后，立子恢为梁王，将东郡划给梁国。又立子友为淮阳王，辖陈郡和颍川郡。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叛，刘邦立子长为淮南王。十二年二月，燕王卢绾反，立子建为燕王。当年十月，因荆王刘贾被英布军杀死，无人继承，改荆国为吴国，立兄刘仲之子濞为吴王。到刘邦死时，已有9个同姓诸侯国，加上吴氏长沙国，所占面积仍超过全国疆域的一半，直属朝廷的郡仍然只有15个，甚至比刘邦初年还小。

刘邦大封同姓王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人错误地总结了秦朝二世灭亡的经验，认为是由于没有实行分封制，特别是没有封自己的子弟亲属为诸侯王，所以一旦出现反叛就没有人出来拱卫皇室，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出身“细微”的刘邦自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像黄河、泰山那样长久，传之千秋，自己的家属又人数有限，所以凡是能封王的兄弟、子侄几乎都封了，以为这样一来，国内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众多的同姓王必定会竭尽全力拱卫皇室。而这也是保卫他们自己的王位，一致的利害关系会使他们尽心尽力。异姓王的离心和反叛，更使他增加了对同姓王的依赖，所以立同姓王的速度比废异姓王更快。

另一方面，郡县制实行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优越性还没有能被多数政治家所认识。秦始皇利用中央集权制度所进行的残暴统治也使郡县制代受其过，不少人认为实行郡县制导致了“暴秦”的出现。还有些人并不否定郡县制的优越性，但觉得分封制也有存在的必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这些看法对刘邦的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废异姓国只是为了不让异姓拥有土地和权力，并不是废除分封制，他封的同姓诸侯国是一种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混合体。在这些国中，郡县制依然存在，但诸侯王可以任命郡太守（郡的行政长官）以下的官员，可以征收赋税徭役，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属于王国的郡称为支郡，支郡名义上还是属于朝廷，实际上已置于王国的直接统治之下。

刘邦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些子弟竟也会像异姓王一样谋反叛乱。或许他已经想到了，但为时已晚，或者没有更好的选择。刘邦的大哥已死，二哥刘喜（仲）封了代王，奉命为刘氏镇守北边。可是这位被他父亲称赞为会治产业的老兄实在胆小，匈奴人进攻代国时非但不能坚守，而且吓得偷偷地逃到了洛阳。按法律应该杀，但看在兄弟份上，刘邦把他降为列侯。刘邦的异母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他喜欢读书，找了一帮著名学者研读《诗经》。刘邦做了一年多皇帝，大哥的儿子刘信还没有获得封赏，太上皇替孙子说话，刘邦说倒不是忘记了这位侄子，而是因为他妈的行为太不厚道了。刘邦始终没有忘记大嫂故意括锅底，不让他朋友吃羹的往事，所以封刘信为羹颉侯。刘贾是刘邦的同宗，因有战功也封了荆王，可惜无后，战死后王位就无人继承了。当时刘邦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子侄中找不出一位年轻力壮的人来统治吴、会稽（今江苏大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一带。而刘喜之子濞，年方20岁，有勇力，参加过平定英布之战，所以才选择了他为吴王。封王仪式一结束，刘邦就预感到自己的子孙将来可能控制不了这位“壮王”，于是告诫他侄子：“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千万不要造反）!”

以开国皇帝的绝对权威，加上年龄、辈分、能力、经验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刘邦对付这些子弟王绰绰有余。但到了他的儿子文帝、孙子景帝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刘邦和楚元王死后，他就成了最年长的同姓王，是文帝的堂兄、景帝的堂叔。文帝时，吴国的太子进京，侍候皇太子下棋。吴太子平时骄横惯了，师傅们又没有教好他规矩。刘邦率师见项羽对皇太子就像小兄弟一样，下棋时居然与太子吵了起来。皇太子一生气，抓起棋盘就往他头上砸去，不料把他砸死了。吴太子的棺木运回吴国后，吴王极其怨恨，说：“既然天下是一家人，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吧，何必还葬回来呢。”下令将棺木运回长安，并从此称病不朝。拖了几年，文帝难以对付，只得赐吴王“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因年老而不必朝见。

诸侯国与代表中央集权的朝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西汉初最大的诸侯国有七个郡，小的也有三四郡。由于王国的赋税收入归国王所有，又不必负担中央政府的开支，与直属朝廷的郡相比，财政负担较轻。国民在本国就近服役，不像其他郡那样，得千里迢迢去长安或边疆服役，也得到百姓的拥护。王国还垄断了国内的资源，如果盐、铜、铁等资源丰富，还能减免百姓的赋税。所以王国对郡县的百姓有很大的吸引力，诸侯也利用这一点与朝廷争夺民户，诸侯王公然接受其他郡的逃亡者，甚至庇护朝廷通缉的逃犯。他们还利用手中的财富供养大批宾客，集中了一批文武人才，其中不乏失意文人、辩士说客、流氓恶棍。他们翻云覆雨，拨弄是非，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给主子出各种坏主意，唯恐天下不乱。

吕后执政时，为了用吕氏取代刘氏，曾对刘氏诸侯王予以打击，废梁、赵，割齐、楚，分封了吕氏8个王国。吕后死后，同姓王联合朝廷大臣诛灭诸吕，恢复刘氏政权，立了大功，似乎更证明了汉高祖“众建诸侯”的正确性。汉文帝是以外藩即位的，原来在朝廷毫无基础，被拥立的条件只是年长和母亲薄氏家是“君子长者”，登基后只能先恢复齐、楚、赵诸国故地，并分封有功宗室作为酬答，对同姓王也优礼有加。同姓王国的势力更为膨胀，居功自傲，目无朝廷，以致谋反作乱的事也随之发生。

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今山东西北部）王兴居趁文帝去太原之机，准备发兵西袭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随即兵败自杀。他谋反的原因是自以为诛诸吕有功，文帝封他的济北国地方太小，心怀不满。

同年，淮南王长入朝，他自以为是皇帝的弟弟，关系最亲，平时不守法度，文帝一次次予以宽恕，他却更加肆无忌惮。在与文帝去打猎时，他公然坐上皇帝的车子，不时称文帝为“大兄”。刘长身强力壮，能把鼎举起。他身带一把铜锥去见辟阳侯审食其，见面后就一锥砸去，令随从将他杀了。原来20年前刘邦路过赵国时，赵王派一位美人侍候。刘邦走后，赵王发现美人已怀孕，就将她送到宫外。不久刘邦下令逮捕赵王全家，美人亦未幸免，被拘留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狱中。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报告吕后，吕后因忌妒不愿告诉刘邦，审食其不敢坚持。美人生下刘长后，见仍未得到承认。忿恨自杀。刘长认为审食其没有尽职力争，对其母的死负有责任，就擅自杀了他。当朝大臣在光天化日下被亲王所杀，引起朝野震惊，但刘长声称是“为天下诛贼，报母之仇”，文帝只得免予处罚。当时，上至薄太后，下至太子、大臣都害怕刘长，他归国后更加骄横不法，甚至不用汉朝法令，不顾规定的礼仪。文帝亲自下诏责备，仍然无效，就让自己的舅父、将军薄昭以长辈的身份给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而恳切的信，劝他改过自新。刘长接信后很不愉快，在文帝六年与人密谋策划，准备用40辆车装载武器，在长安西北的谷口作乱，还派人与匈奴、闽越联系。阴谋败露后，刘长的王位被废，遣送蜀郡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刘长在车中绝食自杀，沿途接送的官员一直不敢打开车门，直到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才被发现。

汉景帝针对诸侯王对朝廷的威胁，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一些对策。他指出：在对付异姓王时朝廷幸而获得胜利，但朝廷与诸侯王矛盾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同姓诸侯王与朝廷的对抗已见征兆，发展下去必然会是同样结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在于大国的王大多还没有成年，朝廷为他们配备的傅（国王的老师）、相（王国的行政长官）能够掌权。几年以后，诸侯王都成年了，血气方刚，朝廷派去的傅、相都到了退休年龄，王国在丞、尉（县一级行政官员）以上都用上自己的人，那时与济北王、淮南王还会有什么不同?同姓王势力膨胀，朝廷难以控制，“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小腿粗得像腰，手指大得像大腿），平时就无法屈伸，再有这样一二个指头乱动就更受不了了。今天再不治疗，就会成为不治之症，到时纵然有扁鹊再世，也会无能为力。从异姓王的情况分析，“大抵强者先反”，而长沙王“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功劳最小而存在时间最长，关系最疏远却对朝廷最忠诚），这并不仅仅是他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主要是形势所造成的。所以要使诸侯忠诚，必须造成像长沙王那样的形势。他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多设置诸侯国来减弱他们的实力），实力弱了就容易使他们遵守法制，国小了就没有邪心。这样就能使全国的形势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运动手指一样，没有不服从的。诸侯们不敢有异心，争着朝见听命于天子。

贾谊的建议在生前尚未付诸实现。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死，无子，文帝追思贾谊的意见，乘机将齐国一分为六，分封为齐、济北、淄川、胶东、胶西、济南六国，将剩下的琅琊郡收归朝廷；又将淮南王喜改封为城阳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立刘长三子为淮南、衡山、庐江王。原来两国分成了九国，辖境自然缩小，力量也必定分散。从此，“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成为汉朝处置诸侯的一项基本政策。

但这个方法也有局限，分诸侯国得有借口，如果诸侯王健在就难以实施，特别是对诸侯中资格最老、实力最强、威胁最大的吴王奈何不得。所以，太子家令（太子的总管兼生活秘书）晁错几次上书，建议应对吴国削地，这无疑会激化朝廷与吴国的矛盾，所以文帝没有采纳。

景帝初，吴王更加飞扬跋扈，已担任御史大夫的晁错向景帝提议实行削藩，因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曾经误杀吴太子的景帝自然明白，在他当皇帝后，这位吴王伯父必定会越来越难对付。因而在三年（前154年）冬削了楚王的东海郡、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则削了六个县。下面自然要轮到吴国了，吴王濞联合楚、胶西等国准备采取行动。正在此时，朝廷削吴国会稽、豫章二郡的诏书到达，吴王就宣布起兵，杀掉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胶西、胶东、淄川、济南、楚、赵六国一齐响应，发兵西进。赵王还秘密派遣使者，联络匈奴出兵。齐王本来已参加谋反，因后悔而退出，在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西北）固守。济北王也是同谋，但损坏的城墙来不及修好，被手下的一位郎中令挟持，不许他发兵。吴王下令全国总动员：“寡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亲自指挥。我小儿子十六岁，带头当兵。国内年龄在六十二岁与十六岁之间的全部征召入伍。”征集到二十余万人，东越和闽越也发兵随从。

正月甲子（当时以十月为岁首，正月为每年第四个月），吴军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西渡淮河，与楚军会合。吴王向诸侯发布文告，号召各国一起举兵诛“贼臣晁错”，并公然声称：“寡人节衣食用，积金钱，修兵革，聚粮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皆为此（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还定下赏格，各国凡能斩捕汉朝大小武将文官，都可按规定级别领赏。“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不必都回吴国拿），诸王日夜用之不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遣之。”吴、楚合兵进攻忠于朝廷的梁国（景帝之弟），攻破棘壁（在今河南拓城县西北），杀数万人。

消息传到长安，朝廷震动。景帝命太尉周亚夫率36将东进迎战吴军，郦寄击赵军，栾布击齐；拜窦婴为大将军，屯守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策应前方。景帝一时乱了方寸，原吴王相袁盎献计，说根据他得到的情报，吴楚起兵的目的只是为了杀晁错，恢复削地。现在只要杀晁错，派使者赦免七国，恢复它们的旧地，就可兵不血刃，结束事变。景帝同意，封他为太常（主管宗庙祭祀的官员），派他秘密出使吴国。十几天后，丞相青翟等就照事先安排弹劾晁错，称他大逆不道，要求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晁错还蒙在鼓里，被召来后立即被押赴东市，穿着朝服就被斩了。其实晁错不是不知道上“削藩策”将付出的代价，听到他向景帝建议削藩的消息后，他父亲就从故乡颍川赶来，对他说明利害关系。晁错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父亲说：“刘氏安了，而晁氏危了。我不忍心受到牵连，先走一步了。”就喝毒药自杀了。晁错没有动摇，不过他绝不会想到，景帝会如此轻易地将他抛弃。

袁盎到达吴国时，吴楚联军已进攻梁国的防御工事。听说袁盎要让他拜受诏书，刘濞笑道：“我已经当了东帝，还拜谁?”将他扣在军中，根本不见，继续进攻。

校尉邓公从前线回长安，向景帝汇报军事。景帝问道：“听到晁错被杀，吴楚收兵了吗?”邓公说：“吴王谋反已经几十年了，因为削地而发怒，以杀晁错为名，目的并不在晁错。我恐怕天下之士从此闭紧嘴巴不再说话了。”景帝问是何原因，邓公说：“晁错怕诸侯强大不可制服，所以建议削地，以巩固朝廷，是万世之利。计划刚实行，自己就被杀了，对内使忠臣不敢再说话，对外正好为诸侯报了仇。我以为陛下不该如此。”景帝追悔莫及。

古代瓷器周亚夫日夜兼程赶往荥阳，到达洛阳时，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游侠剧孟，周亚夫顿时信心倍增：“七国反后我飞速赶来，想不到洛阳还能保全。我以为诸侯已经请到了剧孟，他竟还在这里。我只要能守住荥阳，荥阳以东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周亚夫听从父亲周勃的旧部邓都尉的建议，东北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坚壁固守，不与吴楚军交锋。让梁国吸引吴楚主力，自己只派轻兵控制淮泗口（淮水与泗水相交处，在今洪泽湖中），切断了吴国的粮食供应线。梁国受到吴楚军的正面攻击，不断向周亚夫求援。他坚守不动，不派援兵。梁王上书景帝，让景帝多次下诏令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以他的部署事先得到景帝特许为由，拒不奉诏。梁王只得全力防守，并派韩安国等出战，吴军始终无法西进。吴军转攻昌邑，几次挑战，周亚夫也坚守不出。吴军远离后方，得不到粮食和物资的供应，饥疲不堪，叛逃不断，开始退却。此时，养精蓄锐的汉军全线追击，大破吴军。吴王只带着数千壮士逃往丹徒（今江苏丹徒县），准备退保东越（今浙江南部）。汉军乘胜追上，吴军全部被俘，吴王濞却不知去向。汉军悬赏千金，一个多月后，东越人送来了刘濞的头。楚王戊也兵败自杀，其余各王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异。

景帝之弟梁孝王，是窦太后的少子，一向极受宠爱，封地有四十余县，是中原最富庶的地区，加上太后、皇帝不断大量赏赐，梁国的珠玉宝器比皇宫还多。梁王建造了规模空前的宫殿和东苑，广招四方豪杰，名流枚乘、严忌、司马相如等都曾是梁王座上客。景帝初，尚未立太子，曾表示死后将传位于他，梁王好不得意。吴楚之乱中梁王为拱卫皇室立了大功，因而更加骄纵，在国内都用天子仪仗，到长安与景帝同车出入。景帝废了太子后，窦太后要景帝立梁王为继承人，被袁盎等劝阻。梁王得知后，竟派出十几批刺客，将袁盎和其他十几位官员暗杀。景帝查明真相后，虽因窦太后的庇护，无法处置，但从此疏远了梁王。景帝中六年（前144年），梁孝王死，景帝立其五子为王，梁国一分为五。加上景帝先后封自己十三子为王，王国数量达到25个，创西汉一代最高纪录。但此时的王国已非昔日可比，除了江都国外，都只有一郡之地，所以王国的总面积反而缩小了。

梁孝王的情况说明，只要诸侯王存在，一旦势力膨胀，或凭借某些特殊因素，就可能形成对朝廷的威胁。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所以，武帝时继续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并采纳主父偃提出的“推恩”办法，找到了使王国不断自行缩小的途径。

所谓“推恩”，就是诸侯王可以将皇帝的恩泽“推”（扩散）到自己的子孙，提名封他们为列侯，但所需封邑（侯国）得从自己王国的疆士划出。由于置为侯国后，这块地方就不再属王国所有，而要划归相邻的汉郡管辖，所以侯国置得越多，王国留下的面积就越小。诸侯王一般都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原来只有太子、太孙才能即位，现在其他子孙都能封侯，自然拒绝不了，子孙越多，恩推得越广，王国缩小得越快。到西汉末年，不少王国只剩下三四个县，分封出去的侯国一般也不过数百户，甚至不满百户。推恩法的实行犹如釜底抽薪，使王国再也不能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

从发展趋势看，吴楚七国之乱后中央集权日益巩固，诸侯国地位的下降已成定局，但推恩法的实施无疑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并且不再出现反复，朝廷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也没有产生什么后遗症。可见一项创造性的政策，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第二章

武帝期间，还将从西汉初就存在的侯国大幅度削减，增强了朝廷的经济实力。

西汉初，刘邦封萧何、曹参等一百多位功臣为列侯，他们的封邑称为侯国，小的数百户，大的有万余户。侯也是以自己侯国中各户上交的租税作为俸禄的，侯国的行政则由朝廷派侯相治理。侯的地位相当于县，也属郡管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但在经济上减少了朝廷的收入。由于西汉前期经济恢复和发展，人口增长较快，到武帝初，多数侯国的户数有大幅度增加，大的侯国多达三四万户。武帝用各种借口废除侯国，如无后、犯罪或有过失、改封等。他嫌这样的做法速度太慢，到元鼎五年（前112年），就利用“酎金律”对列侯大规模开刀。原来汉文帝时规定，诸侯王和列侯每年都要按本国人口数量献黄金助祭宗庙，具体标准为每千口4两，余数超过500的再加4两。如重量或成色不足，王要削县，侯要免国。武帝就以列侯所献酎金重量或成色不足为由，一下子免除了106名列侯。到武帝后期，汉初的功臣侯国基本除尽，以后新封或恢复的侯国，一般只有千余户，小的才二三百户。武帝能够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中央集权的体制已非常强大，另一方面，开国功臣早已死亡，继承的列侯大多不担任官职，不会有任何阻力。当初功臣受封时也都得到过汉高祖颁发的“丹书铁券”，从道义上说，武帝的做法有违刘邦立下的誓言。但将一大批靠祖宗余荫不劳而获的列侯撤销，无疑增加了朝廷的财源。

西汉最终能消灭异姓、同姓诸侯的分裂割据威胁，还大大得益于从刘邦就开始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强干弱支（或称为强本弱末）。在刘邦接受娄敬的建议迁都关中后不久，又接受了他的另一项建议：将关东原六国君主和贵族的后裔、豪强大族和“乱众之民”（有反抗倾向的人或潜在的反对势力）十多万人迁到关中。刘邦死后，他的陵墓——长陵所在地设立了长陵县，关东移民成为该县的基本居民。从此形成了一项制度：新皇帝的陵墓附近设立一个以该陵命名的县，称为陵县；居民主要从关东迁入，称为徙陵县或迁陵县。迁移的对象也扩大到汉初功臣的后裔、一定级别的官员（如二千石以上）、资产达到一定标准的富户（如古代山水画五百万以上）等。到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决定不再设置陵县为止，累计迁入人口超过60万，到西汉末年，移民后裔已达120余万，占首都地区总人口的一半。关东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更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数量上所占的比例，“关东出相”，朝廷文职高官几乎都是关东人；关中资产最多，在商业上占有垄断地位的又非关东移民莫属。在关中（代表着朝廷、中央）与关东（代表着诸侯、地方）这架天平上，这批移民无疑是一个分量极大的砝码，所幸从刘邦开始就将它牢牢地置于关中一边了。

一项新制度的推行和最终确立，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郡县制从它的雏形出现，到由秦始皇推向全国，经历了数百年时间，但与它对立的分封制却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并在西汉初年一度占有半壁江山。不过分封制毕竟已经不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经过数十年的较量，最终被淘汰出局。从汉武帝以后，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王国及王位绵绵不绝，直到清朝末年还保留着王，但除了某些短时期真正具有分封意义，其他阶段的王都只是“衣食租税”，或者只是一种荣誉和级别。从这一意义上说，到汉武帝时分封制已经寿终正寝。

在很多朝代，宗室王没有任何政治特权，反而是重点防范的对象，被软禁在“王国”中如同高级囚犯。但是在这些朝代，宗室亲王绝不会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专制社会，这种看似不人道的措施，倒是杜绝皇族宗室觊觎皇位的唯一有效办法。宗室的俸禄曾经是明朝一个沉重的财政包袱，数万皇族人口每年吞噬着国家的巨额财富，但他们在政治上毫无特权，甚至没有择业的自由，然而有明一代规模最大的亲王武装叛乱——宁王宸濠之叛不到两个月就平息了，影响不出一省。饱食终日的皇室成员中还出现了一流的音乐家、画家、艺术家和学者。而西晋初年大封宗室诸王，还给他们配备军队，让他们回封地任掌握军政大权的都督，终于酿成八王之乱。

由于中央集权制固有的弊病，在废除分封制的同时，不可能保留在分封情况下存在的合理因素和王国原来合理的政策。如原来王国的百姓可以就近服役，直属中央后就得由中央政府征调，一般都要从关东、江南远赴关中、西北边疆，负担大大加重。又如，原来王国可以自行决定赋税额度和征收赋税，在本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就可以减免赋税，也能量入为出，合理安排财政收支，百姓的负担较轻。王国取消后，作为郡的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自主权。地方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利用，或者成为皇帝的私产，造成极大的浪费。当然，这些并不是分封制的优越性，只是由于分封制的存在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实施。在专制时代，要做到既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能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自主，顾及百姓的实际利益，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这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汉匈之间的争斗与融合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的铁骑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505年以后，冒顿单于的后代、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左国城宣布自己是汉高祖的后代，建国号为汉。

唐朝的诗人曾经写下了“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无数“飞将军”曾经阻挡了胡马的南下，但一部分匈奴人却迁入了中原，并且最终融合在汉族之间。

秦始皇死后，原来驻守在北部边境的大将蒙恬被迫自杀，边防松懈。不久反秦起义爆发，秦军忙于镇压，不再顾及北方边疆。匈奴趁机南侵，移民大多逃亡。在没有军队守卫的情况下，秦始皇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筑起的万里长城根本无法阻挡匈奴的骑兵。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匈奴出现了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冒顿单于。他即位后，率领匈奴各部东征西讨：攻灭了东胡，将其残余的乌桓和鲜卑赶到了大兴安岭；击败了月氏，迫使月氏人从河西走廊的西部迁往中亚；征服了北部的丁零、坚昆等部，扩展到贝加尔湖一带。匈奴不仅全部收复了被蒙恬夺取的土地，而且继续南下，进入战国时秦、燕、赵的旧地。匈奴号称拥有“控弦之士（能挽弓作战的士兵）三十万”，盛极一时。

秦汉之际，楚、汉和各诸侯忙于争夺天下，无暇北顾。等刘邦消灭项羽，匈奴的威胁已经相当严重。高祖六年（前201年），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州市），驻守那里的韩王信投降后，依仗匈奴的势力南下太原（今山西中部），攻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城下。七汉朝骑兵年冬，刘邦率大军亲征，击败韩王信和匈奴联军，乘胜追击。当时连降大雪，天寒地冻，有的士兵连手指都被冻掉。刘邦为了了解实际状况，不断派使者进入匈奴地区观察。冒顿将计就计，故意将精锐部队和肥壮的牛羊隐藏起来，沿途只留下一些老弱残兵和瘦弱的牲口，十几位使者回来后都说匈奴不堪一击。刘邦又派刘敬（即娄敬）去复查，他的报告与众不同：“两国交战，一般都要壮大声势，但我只见到了老弱的士兵和牲畜，肯定是故意造成假相，将精兵埋伏了起来。我认为匈奴打不得。”但这时30万汉军已经越过句注山（今山西代县西北恒山山脉），争先恐后地北上了。刘邦认为刘敬是动摇军心，将他拘押在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南），自己率领骑兵到达平城（今大同市东北）。但汉军大部分是步兵，远远落在后面，只有一部分赶到平城。这时冒顿出其不意，以大量骑兵将刘邦团团包围在平城东北的白登山，并且切断了刘邦与后续部队的联系。整整七天七夜，汉军无法突出重围，几乎弹尽粮绝。刘邦派人突围找到阏氏（单于的夫人），送给她丰厚的礼物，让她在单于面前说好话。正好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利等在约定的时间内没有到达，单于怀疑他们与汉军合谋，于是在包围圈上网开一面，刘邦冲出包围，与大军会合，匈奴军队也撤退了。

但匈奴仍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刘邦苦于应付，听从刘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所谓和亲，就是将汉朝的公主（实际上大多是以宗室的女儿或宫女代替）嫁给单于，并馈赠大批物资礼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匈奴的入侵，但汉朝正忙于巩固内部，加上不断有汉将叛逃，成为匈奴的帮凶。如燕王卢绾带着万余部众投降匈奴后，上谷以东（今河北北部、辽宁西部一带）就经常成为匈奴侵扰的目标。

吕后时，冒顿自恃兵力强盛，有意挑衅，给吕后送去一封信，大意说：“我孤零零生活在荒野地方，很想到中国游玩。陛下是寡妇，想必也很寂寞。大家都不快乐，何不互通有无?”吕后大怒。召集群臣商议，准备杀匈奴使者，出兵问罪。她的妹夫樊哙请战：“给我十万军队，我可以横行匈奴之中。”季布却说：“樊哙应该杀头。当年三十二万汉军出征，樊哙是上将军，高祖被围在平城，樊哙不能解围。到今天伤病者刚刚复原，百姓还在唱着悼念平城士兵的哀歌，樊哙却要让天下震动，胡说用十万军队去横行，不是当面欺骗你吗?况且匈奴人本来就像禽兽一样，听了他们的好话不必高兴，对他们的坏话也犯不着生气。”吕后明白汉朝的实力，就派张泽送去一封复信：“我已年老气衰，头发牙齿都掉了，走路也不成样子，单于不知从哪里听了传闻，实际上完全不必降低身份来找我。敝国没有什么过错，应该能得到你的宽大。奉上御车二辆，骏马二匹，供你日用。”冒顿也派使者致歉，表示自己不懂得中国礼仪，请求原谅，还回赠了马匹，双方恢复和亲。

文帝时（前180～前157年在位），冒顿单于击败月氏，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地区，兵力更加强盛；而汉朝经济尚未恢复，又受到内部分裂割据势力的牵制，军事上处于劣势，只能尽可能维持和亲。例如文帝三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文帝亲赴太原，派丞相灌婴率八万车骑迎击右贤王。但济北王兴居发动叛乱，企图袭击荥阳（今河南荥阳市西北），文帝只得召回灌婴的军队，镇压内乱。第二年，冒顿单于致书文帝，表面重申和亲，实际却宣扬灭月氏的战绩，宣称“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所有使用弓箭的百姓已完全合并为一家），提出“皇帝如不想匈奴靠近边塞，就应该命令你的吏民迁得远远的”。

尽管如此，匈奴还是不时入侵。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冒顿单于之子）率14万骑兵进入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派出巡逻和侦察的骑兵到达雍（今陕西凤翔县南）和甘泉（今旬邑县南），逼近首都长安。汉军紧急动员，单于在塞内留驻月余才撤退，汉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军队出塞，却无法消灭敌人。匈奴更加肆无忌惮，每年入侵边境杀人掠夺，受害最严重的云中（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和辽东（在今辽河下游和辽东半岛）二郡每年要损失万余人口。

汉朝一方面仍然只能争取与匈奴和亲，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边境的防卫和报警。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分两路侵入云中和上郡（今陕西北部），各有三万骑兵，文帝派三支军队分别把守北地（今甘肃东部）、句注山和飞狐口（今河北蔚县南），又调集军队驻守长安郊外。匈奴军一度直逼句注山，报警的烽火直达甘泉、长安。数月后，汉军推进到边境，匈奴军也退回塞外。

在景帝和武帝初年，汉朝始终执行和亲政策。在与匈奴的边境贸易中实行优惠，给了匈奴不少好处，长城沿线成为汉、匈奴间交易的场所。自单于以下的匈奴贵族、首领都喜欢与汉朝交往，长城下人员来往络绎不绝。但匈奴小规模的杀掠依然不断，汉朝内部的阴谋分子也想利用匈奴的武力。景帝即位后，赵王遂暗底下与匈奴勾结。吴楚七国之乱时，赵王企图引匈奴兵入境，但因汉军很快平息叛乱，赵王被围自杀，匈奴才停止行动。

在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后，从汉初以来长期制约着中央政权的诸侯割据危机彻底消除，朝廷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外患了。加上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积累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人口也增加了一倍有余，对匈奴发动反击的条件趋于成熟。

元光二年（前133年），雁门豪富聂壹向武帝献计，引诱单于入塞，以重兵围歼。于是武帝派聂壹假装私自出塞贸易，引诱单于夺取马邑城（今山西朔州市），单于贪图马邑的财富，亲自率领10万骑兵进入武州塞（在今山西左云县），30万汉军已经埋伏在马邑四周，只等单于进入伏击圈。在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单于见牛羊遍布，却不见有人放牧，觉得可疑，就袭击了汉朝一个亭，抓住了正在巡视的雁门尉史（边境巡视员）。怕死的尉史将汉军的部署一五一十告诉了单于，单于大惊，立即退兵，汉军一无所获。从此匈奴断绝和亲，经常攻打边塞，入侵杀掠。但匈奴已对来自汉朝的物资产生了依赖性，还是要来边关购买，汉朝也利用贸易缓和局势，双方的边境贸易继续进行。

马邑之围虽然没有成功，但汉军并未受损，经过几年的训练准备，已经具备了打击匈奴的实力。元光六年秋，四位汉将各率一万骑兵向关市下的匈奴人发动袭击，并攻入匈奴境内。但第一仗打得并不顺手，除了上谷一路的卫青获得杀死、俘虏700人的战果外，公孙贺无功古代山水而返，公孙敖损失了7000人，李广还被匈奴俘获，好不容易才逃脱。元朔元年（前128年），匈奴二万骑兵分几路入侵，武帝派卫青率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代郡，主动攻击匈奴。结果消灭数千人，取得初步胜利。第二年，卫青从云中出击，直至陇西（今甘肃东部），又杀、俘匈奴数千人。收复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汉朝整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的关隘，恢复了秦朝的边境线。当年还在内地招募了十万移民，迁入新设的朔方郡。

元朔三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军臣单于之子於单被打败，投降汉朝。匈奴又接连在边境入侵杀掠，河套一带本是右贤王的属地，所以他不断在朔方缘边杀掠。元朔五年，卫青率六将军共10万军队出朔方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阴山），深入六七百里后，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虽然逃脱，但其部属1.5万人被俘，再也不能对朔方构成威胁。第二年，卫青又率六将军与10万骑兵从定襄出击，杀、俘匈奴1.9万多，但汉军也损失了3000多骑兵，前将军赵信被俘。赵信本来降汉的匈奴小王，熟悉双方情况，他建议单于将主力后撤，引诱汉军长途出击，以便待汉军疲劳后捕捉战机。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武帝封年轻骁勇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1万骑兵从陇西向河西走廊进军，一路杀、俘8000余人，还缴获了休屠王祭天的金人。当年夏天，霍去病又从北地出击，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北），南下至祁连山，前后杀、俘3万余人。单于因休屠王、昆邪王损失惨重，准备召来杀掉，休屠王与昆邪王闻讯后准备降汉，汉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昆邪王杀死临时变卦的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4万余人一起降汉，使汉朝获得了整个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匈奴的重要畜牧基地，走廊中段的焉支山出产的颜料是匈奴妇女的化妆品，它们的丧失引起匈奴人极大的哀伤，他们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第二年，关东大水。汉武帝将72万多灾民迁至西北边疆和河西走廊，以后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朝稳固地占有河西走廊后，隔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向西域的大门。

元狩四年，汉朝出动10万骑兵，由卫青、霍去病率领，分别从定襄、代郡出发远征，约定在沙漠以北会师。由于汉军接连获胜，百姓纷纷随军出征，以便建功立业，出塞的私马有14万匹，还不包括装运粮食的。单于撤退了辎重，率精兵在漠北迎战，被卫青一路汉军包抄，仅与数百骑突围而逃，部众1.9万人被杀、俘。霍去病一路也杀、俘了数万匈奴人，在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举行了祭祀仪式，直到接近瀚海（今贝加尔湖）才返回。这次战役迫使匈奴远离，大漠以南不再有匈奴的王庭，汉朝的疆域扩展到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泽一带，在那里设置田官，组织五六万军人屯田。但汉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损失万余人和十余万匹马。汉朝一时无法增加战马，加上霍去病于元狩六年逝世，对匈奴的战事停顿了多年。

由于汉军无法在匈奴地区久驻，匈奴的流动性又大，所以汉匈间战事仍不时发生，但规模不太大，对汉朝没有什么威胁。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朝派徐自为在五原塞外数百里至千余里间修筑了一系列防御设施，派路博德在居延泽边建筑障塞。当年秋，匈奴大规模入侵边境，将徐自为筑的城障全部破坏。此后，汉军仍不断出击，但多次失利，损失不小。征和三年（前90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汉军损失数万，元气大伤，不再出兵。但经过汉军二十多年的持续打击，匈奴人畜大减，加上天灾，濒于困境，自单于以下都希望与汉朝恢复和亲。

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匈奴狐鹿姑单于死，其子壶衍鞮单于立，左贤王、右谷蠡王不服，不参加每年的祭天大会，匈奴势力更加衰落。由于汉朝边境已建起完备的防卫系统，烽火台报警及时，匈奴的入侵难以得逞。

昭帝末年，匈奴转而攻打西域的乌孙国，声称要得到汉朝嫁去的乌孙公主，公主向汉朝求援。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大规模征发士兵，派范明友、赵充国等五位将军率二十余万军队分路出击匈奴。救援乌孙。乌孙也派五万军队，由西向东接应。匈奴闻风而逃，汉军追至一二千里之外。派驻西域的常惠与乌孙军队攻至右谷蠡王庭，俘获单于亲属及将士近四万和大批牛羊，从此匈奴更加一蹶不振。当年冬天，单于为了复仇，率万骑进攻乌孙，俘获一些老弱人员，可是在归途遇到罕见的大雪。人畜冻死，返回的不足1／10。于是乌孙、丁零、乌桓从西、北、东三方合力进攻，匈奴无力招架。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匈奴的人口只剩下3／10，牲畜损失一半。汉朝出动三千骑兵就能俘获数千匈奴人返回，匈奴也不敢进行报复。

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部众降汉。匈奴内乱不止，两年后分裂为五部，各自拥立单于，相互攻击。呼韩邪单于一再受到攻击，甚至被其弟郅支单于逐出了单于庭，所属左伊秩訾王劝他向汉朝称臣，寻求支持。甘露元年（前53年），呼韩邪与大臣商议，大臣们一致反对：“我们匈奴的风俗一向崇尚武力，鄙视降服，靠马上战斗立国，所以能威震各族。战死是壮士的光荣。现在兄弟争国，不是兄胜就是弟胜，就是战死了也有威名，子孙还能当各国的将帅。汉朝虽然强大，也无法吞并匈奴。何必违背古制，臣服于汉，使先单于受到侮辱，让各国耻笑!这样就算能得到安定，怎么还能领导各族呢?”左伊秩訾力排众议：“不然!一个国家有时强有时弱是正常的，现在汉朝正强，乌孙等西域各国都当了它的属国，而且从鞮侯单于以来匈奴一天天削弱，无法恢复，就是这样也没有一天能安稳。现在臣服汉朝就能安全生存，否则就会灭亡，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争论了很久，呼韩邪决定听从他的意见，率领部众南下至汉朝边塞附近，派儿子右贤王到长安侍奉皇帝（充当人质，以示忠诚），并准备到长安朝见。郅支单于闻讯，也将儿子送到长安。

第二年，呼韩邪从五原塞入境，宣帝派车骑都尉韩昌专程迎接，沿途七个郡出动两千多骑兵在大道列队迎送。甘露三年正月一日，呼韩邪在甘泉宫朝见，宣帝做了特殊安排，让他享受诸侯王以上的隆重礼仪，并给予大量赏赐。呼韩邪在长安居留月余后回国，要求率部众驻守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附近，一旦有急可以利用汉朝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西北）自保。宣帝派长乐卫尉董忠和韩昌率1.6万骑兵，又征发边郡的数千人马，送单于出塞，董忠等留在那里维护呼韩邪的统治地位，资助的粮食多达3.4万斛。

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韩昌与光禄大夫张猛将呼韩邪留在长安的侍子送回，并消除了单于的误会。他们见呼韩邪的部众日益强盛，足以自卫了，不必再畏惧郅支单于，而塞下的资源已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大臣们也劝呼韩邪北归。他们恐怕呼韩邪北归后难以约束，就与单于、大臣们登上诺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东山，杀白马，饮血酒立下誓盟：“从今以后，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代代不得相互欺骗和攻击。有进入对方盗窃的，互相通报，将盗贼杀死后赃物归还对方。一方受到侵略，另一方发兵相助。谁先违背盟约，将受天的惩罚。让子子孙孙都遵守。”不久，呼韩邪单于率部众回到蒙古高原今乌兰巴托一带的单于庭，部众逐渐增加，国内安定。韩昌、张猛回长安后，公卿大臣认为他们与匈奴结盟超出了职权，并且降低了汉朝的地位，损害了国家利益，应该派使者去重新祭天，解除盟约，两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应处死刑。元帝减轻了韩昌、张猛的罪名，只处以罚款，命令维持与匈奴的盟约。

古代扇面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表示愿意当汉朝的女婿，元帝以后宫宫女嫱（昭君）相赐。呼韩邪十分感激，表示愿意永远替汉朝守卫从上谷至敦煌的边疆，建议撤销边塞，以节省人力物力。元帝让大臣商议，大家都认为可行，只有熟悉边境情况的侯应反对。他向元帝详细说明了十点理由：塞外的阴山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放弃防守就使汉朝失去了屏障；匈奴一旦强大了还会骄横，这是它的本性，要居安思危；中国有礼义刑法，愚民百姓还会犯法，单于难道就能完全约束他的部下?边防并非单为匈奴而设，也为了防止其他属国的降民逃亡；羌人移居塞下，与吏民已有冲突，也需要防止；以往军队中有不少因被俘或投降留在匈奴的人，他们的贫困子孙想去投奔；边疆地区的奴婢想逃亡匈奴；盗贼罪犯往远处躲藏，如能逃亡出境，就不易对付；边防线建设了百余年，所用人力物力不计其数，一旦废弃就再也无法恢复；真的让单于替汉朝守边，他一定会对汉朝居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要不满足他，后果就不堪设想。

元帝听后，下诏不再讨论此事，并派前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为特使向单于通报：“单于的好意我毫不怀疑，但中国四方都设置关塞，并不单是防御匈奴，也是为了不使中国内部的罪犯歹徒出来害人，以便严格执行法律，统一民心。”单于表示自己考虑不周，接受了元帝的解释。直到王莽代汉，边境牛羊遍野，人口繁衍，城门经常到很晚才关闭，三代人听不到战争警报，百姓不必再服兵役，汉匈间保持了60年的和平局面。

郅支单于见呼韩邪归附汉朝，无法取胜，于黄龙元年（前49年）西迁坚昆（今俄罗斯叶塞河上游一带），以后又迁至康居，建昭三年（前36年）在康居东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被汉将陈汤、甘延寿所杀。

绥和元年（前8年），成帝的舅父王根执政，有人向他建议：“匈奴有一块土地突出，插入张掖郡，出产上等木材，适合制箭杆，如能得到，可以增加边境的财富。国家扩大了领土，您也建了大功，名垂千古。”王根让夏侯藩出使匈奴索取。单于两次推辞，最后上书朝廷报告此事，朝廷只得表明是夏侯藩擅自盗用朝廷名义索要土地，已予处罚。平帝（公元前1～公元5年在位）初，因匈奴接受了西域车师后王等叛逃者，引起汉朝不满，特意颁布了四条规定：匈奴不得接受汉朝、乌孙、西域佩汉朝印绶诸国和乌桓的降人。原来匈奴向乌桓收皮布税，汉朝监护乌桓的官员让乌桓人不要向匈奴纳税，匈奴兴师问罪，俘虏了不少乌桓人。这些都给汉匈关系蒙上了不祥的阴影。

公元8年王莽代汉后，派五威将王骏等出使匈奴，将汉朝颁发给单于的“匈奴单于玺”收回，另发“新匈奴单于章”。他们收回旧印后，因恐怕单于发现印文不同后会索回，当天就用斧头将旧印砸坏。单于认为将“玺”改为“章”是把他的地位降到了诸王一级，大为不满，上书要求恢复旧印。同时以送回乌桓人为名，调集一万骑兵，陈兵朔方塞下。第二年（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西域车师后王企图逃往匈奴，被汉西域都护但钦所杀，其兄率两千余人投奔匈奴。驻在高昌壁（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的戊己校尉刁护被部属陈良等人杀死，陈良等劫持吏士和家属两千余人，在匈奴骑兵的接应下到达单于庭。于是王莽下令更名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又宣布将匈奴分为15部，派人携带珍宝至塞下招引呼韩邪单于子孙当各部单于。从此，匈奴不断入塞杀掠，雁门和朔方郡的太守、都尉被杀，被掠的牲畜和财物不计其数。王莽派遣12名将军，征集30万军队，准备分10路对匈奴发动全面进攻，为部队筹集的粮食、物资由江淮、海滨运往北部边疆，弄得天下骚动。为了同时出兵，先到的部队驻在边境等待，但等了几年，部队还没有集合起来，搞得边境一片萧条。

东汉初，割据安定的卢芳在匈奴支持下占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郡，使匈奴乘势南侵。光武帝无力对抗，不得不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地行政机构和百姓内迁。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发生严重旱、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大量死亡。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边八部大人共议立呼韩邪单于之孙比为南单于，仍用呼韩邪称号。他们派人至五原塞向东汉表示“愿永为藩蔽，捍御北虏”，得到接受。同年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建武二十五年，南匈奴袭击并俘虏了北单于之弟左贤王，又攻至北单于帐下，俘获万余人、五千匹马、上万头牛羊，北单于不得不退却了千余里地。南单于的地位初步稳定，汉朝也将内撤的8个郡迁回旧地，汉匈奴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态势。南单于派使者去洛阳，寻求汉朝的支持，请求恢复汉宣帝与匈奴的协议。建武二十六年，汉朝中郎将段郴等去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今包头市西）西部塞80里处，并允许其部众迁入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朝廷调运去大批粮食和牛羊给予救济，还派了常驻联络官员。由于南匈奴的实力还抵不住北匈奴的攻击，当年冬，又将单于庭南迁至西河郡美稷县（今准噶尔旗西北）一带，段郴和副校尉王郁留驻监护，设立了行政机构，每年由西河郡派2000骑兵和500名由缓刑犯充当的士兵担任卫护。南单于接受汉朝的监护，同时助汉守边，将部属分别派驻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约自今宁夏、甘肃至河北北部），为当地政府充当耳目，汉朝每年供应南匈奴大量财物、粮食、布帛、牛羊。

风景画鉴赏北匈奴控制着西域，不时侵扰河西和北方边境，掳掠南匈奴和汉人。南匈奴中也有些人与北匈奴勾结。为了断绝南、北匈奴间的交通，汉朝设置度辽将军，在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带屯兵。永平十六年（73年），汉军分4路出击，窦固、耿忠一路追至天山、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回伊吾（今哈密市西）。北匈奴四面受敌，南匈奴从南面做正面攻击，丁零在北边抄它的后路，鲜卑和西域各国从东、西两面左右夹击，加上接连发生饥荒和内乱，不断有人南下投汉。

永元元年（89年），汉将窦宪、耿秉率军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遁，降者二十余万，汉军一直推进到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第二年，汉军夺回了由北匈奴据守的伊吾卢，并派兵与南匈奴军一起出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进攻匈奴，北单于受伤后只身逃遁。永元三年，耿夔率汉军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单于率一部分部众逃往乌孙，北匈奴彻底溃败，从此离开蒙古高原西迁。4世纪70年代，匈奴出现在欧洲，建立了强大的帝国。

但东汉的北部边境并没有因为北匈奴的溃败和西迁而安宁，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很快填补了匈奴留下的空白，成为蒙古高原的新主人，他们与汉朝的冲突也随之开始。

从中国有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始，中原的农业民族与北方牧业民族之间的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所不同的只是激烈程度和冲突范围而已。以往人们往往把冲突的出现归咎于牧业民族的野蛮落后、侵略好战，或者认为是农业民族软弱无能所致，这是相当片面的。

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牧业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黄河流域一度是东亚大陆最适宜生产和生活的地区，牧业民族曾经与农业民族一样生活在这一地区。但随着农业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牧业民族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到战国后期已被挤出了黄河中下游，迁到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之外。

在正常情况下，牧业民族的迁移范围并不大，所谓“逐水草而居”，主要是季节性的或周期性的。但在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或外敌入侵的条件下，他们的迁移范围必定会扩大。一般说来，要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条件或有了充分的安全后，他们的迁移才会告一段落。

秦长城秦始皇筑起万里长城以后，匈奴的生存空间被限制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尽管北方还有大片处女地，但由于气候寒冷，匈奴人不可能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公元前3至前2世纪开始，气候逐渐变冷，严寒、干旱、大雪、蝗灾成为蒙古高原上的主要灾害。东西向的迁移往往同样难以躲避由北而来的灾害，还会遇到其他游牧民族的抵制，向南方的迁移就成为他们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们的迁移受到限制，殊死的搏斗就不可避免。由于牧业民族的生产技能——为放牧和狩猎需要锻炼出来的骑马和射箭——非常容易转化为军事需要，在与农业民族的战争中他们拥有天然的优势，尤其富有攻击性和机动性，使他们稳操胜券。

在占有农业民族的土地的同时，牧业民族往往也夺得了粮食、纺织品、生产工具、其他物资、妇女和劳动力。这些战利品不仅使他们顺利地度过了灾难，而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提高了生活水平，甚至有了积蓄。这使他们意识到，用武力从南方农业区掠夺物资和人口是趋避灾害、获得财富的最容易的手段。而与其他游牧民族的争夺，付出的代价很大，收获却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南方农业区缺乏有力的防卫，牧业民族就会经常性地进行袭击性的掠夺。每当秋高马肥，牧业民族的战斗力最强，又最需要准备过冬的粮食和物资，这类掠夺也最频繁。

无论是正常的交换，还是掠夺所得，一旦牧业民族开始消费粮食、食品、纺织品，使用更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更适宜的生活用具，就会产生更大的需求，逐渐形成依赖性。原始的牧业民族可以完全依靠畜产品为生，但在食用粮食，穿上纺织品，使用了铁制工具或武器后，就再也无法断绝。当茶叶传入牧业民族以后，也很快变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但牧区不能生产这些物资，至少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将这些物资的供应视为生命线，中原王朝的供应、在边境开设的“关市”和“互市”对他们来说至关紧要，甚至不可或缺。中原的统治者不了解牧业民族的需要，或者故意将这些物资的供应作为对付他们的手段，这往往成为战争的导火线。

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农业民族和牧业民族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尽管的确存在着先进和落后，但从本质上说，各个民族的文化是与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物质基础相适应的，没有优劣之分。然而，处于东亚大陆中心、地理条件相对优越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以后的汉族）中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发达的农业文明使他们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春秋时就集中表现在儒家的“夷夏之辨”——中原的农业民族、华夏诸族是夏；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族是夷。夏是中心，是文明，是先进；夷是附庸，是野蛮，是落后。夏和夷的界线绝不能混淆。正因为如此，汉朝从皇帝到臣民都很难理解和同情匈奴人，汉朝和匈奴也不容易建立起正常的睦邻关系。

汉文帝时一位宦官中行说在出使匈奴时投降，他留在匈奴后，对双方的情况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后来代表匈奴与汉使做了一场有意义的辩论：

汉使：“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驳斥道：“那么就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明确以战斗进攻为主要任务，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就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匈奴人父子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兄弟中有人死了，就娶他的妻子。没有衣冠服饰，也没有宫廷礼节。”

中行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什么约束，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制度太烦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通过耕地栽桑获得粮食和衣服，修筑城墙作为防卫，所以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的话虽不无强词夺理之嫌，却比汉使更加理直气壮，他懂得了站在汉人立场上所无法理解的道理：匈奴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适应了匈奴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绝不能用农业民族的标准来衡量，而汉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汉朝的政治制度不适应匈奴的条件。可惜当时懂得这样的道理的人太少了，特别是在汉朝方面。

古代山水画中行说也明白匈奴文化的弱点：他们也要追求物质享受，但本地的产品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汉地产的“缯絮食物”对匈奴贵族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中行说向单于建议，将来自汉地的丝织品放在棘草地上践踏，衣服都撕破，以表明它们不如匈奴的裘皮耐久实用；将汉地运来的食品统统扔掉，以证明它们不如匈奴的奶酪味美，从而防止匈奴人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产生对汉人的依赖性。在这一点上，中行说显然没有真正理解匈奴人，他的建议自然是徒劳的。

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匈奴入侵汉朝，在边境杀掠，当然是侵略，是非正义的，但并非不可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有其不得已的一面。汉朝防卫自己的边界完全是正义的，适当予以回击，以保证边界不受侵犯，也有其必要。即使对匈奴的打击超出了防卫的限度，同样有其不得已的一面。

在汉匈之争中，汉朝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匈奴人的生存条件比汉民低，汉民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而匈奴人却完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在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一般都能变为牧地，匈奴人南下后可以将农牧界线南移，汉人北上后却不能将农业区向北扩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阴山山脉已是农业区的极限。

在秦汉之际、两汉之际，匈奴人都曾占有过阴山以南的土地，他们照样可以在那里放牧和生活。而汉朝的军队尽管曾一次次深入蒙古高原，甚至将匈奴人驱逐到蒙古高原之外，却无法在那里久驻，更不能将那里变为自己的疆域，设置郡县等行政区域。因为军队或移民都无法就地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他们所需要的粮食和物资全部要从遥远的后方运来。在匈奴人与他们的牲畜全部转移后，他们既没有统治的对象，也没有作战或掠夺的目标。即使是给匈奴以重创的战争，实际损失往往是汉朝一方面更大。

所以，在汉匈冲突中，汉朝往往只能取守势，匈奴却一直采用攻势。匈奴的每次入侵，都会给汉朝造成很大的损失，汉朝的反击倒经常是得不偿失，因为在匈奴远遁时，汉军出兵再远，也不会有任何战果，却要赔上大量粮食、物资和人员的损失。在汉朝的军事实力不如匈奴的情况下，采取“和亲”政策，不失为一种明智和现实的政策，能够以较小的代价换来和平，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应该肯定汉武帝反击匈奴入侵的贡献，这一努力巩固了西汉的疆域，也为以后的和平局面奠定了基础。但还应该注意到，真正给边境带来持久和平和安宁的是汉宣帝的正确方针。当呼韩邪单于兵败投降时，他不仅没有趁机消灭匈奴政权，而且给予基本平等的政治待遇和充分的物资供应，使匈奴能享受体面的和平。汉元帝继承了宣帝的政策，并且承认了使者未经授权与匈奴立下的平等盟约，支持呼韩邪返回匈奴故地复国。否则的话，60年的安定是不会出现的。在汉朝400年的历史中，与北方游牧民族保持长达60年的安定局面是空前绝后的，其意义于此可见。

山水画鉴赏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大批匈奴人因被俘或归降而被迁入汉境，大部分被安置在边疆地区专门为他们而设置的“属国”中，“因其故俗”，依然过着游牧生活。少数被安置在内地，逐渐融合于汉族。有的还担任汉朝大臣或将领，如受汉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金日碑，就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以后金氏繁衍为著名的士族。不过，多数迁入内地的匈奴人都没有留下进一步的记录，他们融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

东汉时入居塞内的南匈奴，一度有3.4万户、23.73万人，还有很多散居各地的南匈奴人和北匈奴降俘人员未列入统计。长期定居后，匈奴人开始从事农业，以后又渡过黄河进入今山西省，在汾水流域定居。匈奴的上层人物迅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到东汉末年已与汉族士人无异；而底层贫民则被作为奴婢，大量掠卖到中原各地。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将迁入河东的匈奴部众编为五部，又在并州刺史的治所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设匈奴中郎将，监护五部，因此匈奴不少上层人士迁居晋阳，其中一些人以后又迁至曹魏和西晋的首都洛阳。汉化了的匈奴贵族为了证明自己的高贵，以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为由，自认为刘邦之后，取刘氏为姓。这一支匈奴人中的刘渊在西晋末年建立汉国，刘曜建立赵（前赵）。

匈奴是“乱华”的“五胡”之首（匈奴、鲜卑、羯、氐、羌），而刘氏匈奴又是匈奴中首先建立政权的一支。如果我们不抱任何偏见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这支“乱华”的匈奴人在文化上与被“乱”的华夏族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据《晋书，载记》所载，刘渊（元海）七岁遭母丧后，“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哪里还有一点匈奴人的痕迹?就是他习武，也不是继承了匈奴尚武风尚的结果，而是研读《史记》、《汉书》受到了启发。他对同门的朱纪、范隆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如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帝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我每次阅读史书传记，常瞧不起随何、陆贾缺乏武艺，周勃、灌婴没有文化。道是由人来弘扬的，有一方面不如别人，当是君子的耻辱。随、陆二人遇到汉高祖而不能建功封侯，周、灌二位在汉文帝时代却没有崇教兴学，真是太可惜了!）从此他开始习武，并达到“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的水平。刘渊之子刘和，“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另一个儿子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武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渊的族祖刘宣是五部匈奴的“左贤王”，但也是“好学修洁。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

古代山水人物如果说，这些记载可能出于后人的溢美或蓄意“汉化”的话。我们不妨看一下刘渊即汉王位时发布的文告，这是不可能作假的：

昔我太祖高皇帝（汉高祖刘邦）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义，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周朝）。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汉献帝）委弃万国，昭烈（刘备）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不悔祸，后帝（刘禅）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

完全是以刘氏汉朝的继承人自居，一副为祖宗报仇，兴复汉室的姿态。刘渊称汉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当然，刘渊这样做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显然已为本族所普遍接受，至少已为上层人士所认同。

由于匈奴曾经活动于东北亚至中西亚的辽阔地带，征服过很多民族，其他一些民族的人口也随匈奴而内迁，如丁零、鲜卑、羯和西域诸族。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建立魏国的丁零人翟氏，他们的先人都是这样迁入中国的。

迁入中原的匈奴人和其他各族，最终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华夏文明，与华夏（汉）族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这是当年汉匈双方都想不到的结果，却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史上值得珍视的光荣一页。两汉的疆域如果我们翻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西汉的最大疆域与18世纪中叶清朝的极盛疆域相比，我们可以发现，除了西藏、内外蒙古、东北和台湾以外，汉朝的疆域与清朝的版图不相上下，且还拥有朝鲜半岛、今越南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再看得仔细一点，还可以发现，西汉有一千五百多个县级单位，而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县级单位是两千余个。在中原地区，汉县的数量和幅员与今天已大致相同。

中国的疆域就是从汉朝疆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时，秦朝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是历史上空前的。但不久天下大乱，接着又是连续多年的楚汉之争，所以到公元前202年汉朝初建时，它的版图比秦朝缩小了不少，主要是在边疆地区。

秦始皇在东南越人地区设立闽中郡时，保留了境内的越人君长。这些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高祖六年（前201年），汉朝立闽越首领无诸为闽越王，在今福建境内以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都东冶（今福州市）。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勾践的后人摇被封为东海王，以东瓯（今浙江温州市）为国都，所以又被称为东瓯王。这两个政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但朝廷面临内外敌对势力，无暇旁顾，只能暂时容忍。吴王濞起兵时曾征召东瓯（东越）和闽越的军队，闽越没有出兵。东瓯虽然参与了叛乱，但在吴王濞兵败出逃后将他杀死，表示继续效忠于汉朝，朝廷没有追究。

兵马俑秦始皇征服南越后，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以中原移民为基础，设立了一些县。陈胜起义爆发后，南海郡（治番禺，今广州市）尉任嚣病重，临终前他召来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真定（今河北正定县西南）人赵佗，命代理自己的职位，拥兵自保。任嚣死后，赵佗下令封锁与中原相通的关隘，清洗了秦朝的官员，安排自己的部属控制了南海郡。秦亡后，赵佗出兵并吞了桂林和象郡，在公元前206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刘邦灭项羽后，继续忙于对付异姓诸侯和匈奴的入侵，加上岭南与汉朝并无冲突，所以直到十一年（前196年）才派陆贾出使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地位。大约在公元前181年前后，南越灭安阳王，扩展到今越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13度，今巴江一带。

吕后执政时，有关部门要求断绝关市，禁止向南越出口铁器，这对南越的经济有很大损害，引起了赵佗的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一定是与南越相邻的长沙王出的主意，以便吞并南越，因而自称南武帝，并发兵进攻长沙国，破坏了几个县。吕后派隆虑侯率军队还击，因天气炎热，环境潮湿，士兵得了传染病，连南岭也过不了。一年多后，吕后去世，军队撤回。赵佗软硬兼施，使闽越、西瓯骆服从他的控制，还设立了像汉朝皇帝一样的仪仗队。

赵佗通过隆虑侯提出了三项要求：寻找他的亲兄弟，撤退在长沙国的汉军，调整南越与长沙国的边界。文帝即位后立即作出反应，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设立守墓户，逢年过节祭祀，召来他的兄弟，封官赏赐，并派陆贾第二次出使南越。在给赵佗的信中，文帝说明已经满足了他的前两项要求，对最后一项，即对南越与长沙国之间犬牙交错的边界进行调整，文帝强调这是高皇帝有意的安排，他不能擅自改变，但这并不是贪图岭南的经济利益，希望他能取消帝号，双方捐弃前嫌，恢复友好关系。赵佗向陆贾表示，接受文帝的诏书，下令取消“黄屋左纛”的仪仗。此后，南越对汉朝称臣，但在国内依然以国君自居。

两千多年后，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西汉初长沙国南部的地图，证明当时长沙国与南越间的边界的确是犬牙交错，而不是按照南岭的自然地形划分的。这样的划分使汉朝在南岭南侧占有若干突出的据点，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汉朝将东瓯、闽越、南越三国称之为“外诸侯”，以区别于异姓、同姓王这些“内诸侯”。外诸侯实际上是藩属国，接受汉朝宗主国、皇帝的地位，向汉朝称臣，但在国内则保持独立。这三国在秦朝时都已建立郡县，是秦朝的正式行政区，西汉初变为“外诸侯”，使西汉的疆域实际缩小了，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自从刘邦在平城败归后，西汉对匈奴一直取守势。尽管西汉实行“和亲”政策，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它的一些部族住地离首都长安只有700里，轻骑兵一昼夜就能到达。西北和北方的边界都没有能恢复到秦始皇时的位置。

在西南地区，秦朝曾经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笮（今峨边县东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駹（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的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但随着秦朝的解体，设置在云贵高原的行政机构撤退到四川盆地，西汉前期一直没有能恢复。

经过“文景之治”，汉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积聚了大批粮食和物资，人口翻了一番。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后，内部分裂割据的威胁已经消除，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外敌了。这些都为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准备了条件。

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围攻东瓯，东瓯向朝廷求救。武帝立即派严助率会稽郡（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安徽东南部）的军队渡海前往救援，闽越军队闻风解围。武帝以东瓯怕汉军撤退后闽越会卷土重来而要求内迁为由，将大部分东瓯的越人迁至江淮之间，东瓯国不复存在。

建元六年，闽越王郢进攻南越边境。当时的南越王赵胡是赵佗的孙子，他派人上书汉武帝，表示南越和闽越都是汉朝藩臣，他不敢擅自出兵对付闽越，请天子作出处理。武帝对南越的态度很赞赏，命王恢和韩安国出兵讨伐闽越。汉军还没有到达，闽越王之弟馀善就将闽越王杀死，向朝廷报功。武帝下令罢兵，另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粤）繇王。馀善因杀了郢，在国内很有威信，就自立为王。武帝不愿为这一点事再出兵，就以馀善杀郢有功为理由，立他为东越（粤）王，与繇王并存。但馀善对汉朝态度暖昧，并未真正服从。

山水画鉴赏武帝派严助去南越宣布对闽越的处置结果，示意南越王入朝。赵胡派太子婴齐随严助去长安“宿卫”（藩王表示忠诚的方式，名义上派太子至首都担任皇帝的警卫，实际是作人质），表示自己处理完国内事务后就入朝。严助回去后，大臣纷纷劝阻赵胡入朝，认为汉朝出兵闽越实际是向南越示威，入朝就不可能回来，必定导致亡国。于是赵胡就称病，十余年后去世，太子婴齐归国即位。婴齐在长安与汉女结婚生子，回国后立为太子。汉朝几次派使者劝婴齐入朝，婴齐怕入朝后南越会成为内诸侯，也一直称病，只派儿子次公入宿卫。元鼎四年（前113年）婴齐死，太子赵兴即位，汉朝再次派使者到达南越，并命令卫尉路博德屯兵桂阳（今湖南郴州市），策应使者。赵兴与太后商议，上书武帝，要求像内诸侯一样，3年朝见一次，撤销南越与汉朝间边关。得到批准后，赵兴与太后就着手筹备行装。

南越重臣吕嘉是赵佗以来三位国王的丞相。宗族担任官员的有七十多人，与赵氏王室普遍通婚。吕嘉在国内的威望比赵兴还高，他坚决反对归入汉朝，见国王不听他的意见，就称病不见汉使。太后主张杀吕嘉，但与赵兴、汉使意见不一，无法采取行动。吕嘉密谋策划反叛，但一直在等待时机。元鼎五年，韩千秋请求去南越杀吕嘉，武帝派他与南越太后之弟率2000人前往南越。得知他们入境，吕嘉就发动叛乱，杀掉了赵兴、太后和派驻南越的汉使，并袭击杀害了韩千秋一行，派兵驻守边界。武帝下讨伐令，征调越人和江淮以南十万大军。

当年秋，汉军分五路进攻，伏波将军路博德从桂阳（今湖南郴州市）顺湟水（今连江、北江）而下，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今江西）出发，经横浦关（今江西大余县大庾岭南）入南越；二位归汉的越侯分别被任命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从零陵（今广西全州县西南）进军，一路沿离水（今漓江）而下，一路进入苍梧（今浔江流域）；还派人率领巴蜀士兵，南下征调夜郎（今贵州安顺市一带）军队，顺湟柯江（今北盘江、红水河）而下，最后会师番禺。元鼎六年冬，杨仆一路攻占寻狭（今广东清远市西），突破了南越在石门（今广州市西北）的防线，缴获大批船只和粮食，收编了数万越军。稍后，路博德的军队也到达，两军合围，攻陷番禺城。吕嘉与他所拥立的南越王赵建德逃亡入海，被归降汉军的旧部俘获。南越的苍梧王赵光投降，桂林郡监居翁招降了瓯骆地区，其他三路军队尚未会合，南越全境已经平定。汉朝在南越属地设置了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九个郡，其中的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都在今天越南的中、北部，珠崖和儋耳两郡在今海南岛上。

由于地方官暴政引起当地民族的对抗，汉朝在海南岛的统治一直无法稳定。始元五年（前82年），儋耳郡并入珠崖。但当地民族的反抗依然很激烈，地方政府难以维持，因而在初元三年（前46年）又不得不撤销珠崖郡，行政机构和人员全部内迁。虽然大陆政权在岛上的行政机构长期没有恢复，但民间的往来并没有停止，大陆人民还不断迁往岛上，使人口逐渐增加，开发范围日益扩大。

随着境外林邑国的扩张，东汉疆域的南端从今越南富安省南界退至承天省南界。

东越王馀善还是反复无常，元鼎五年他上书武帝，要求率领8000士兵跟随杨仆讨伐吕嘉，但进至揭阳（今广东揭东县西北一带），又以遭遇风暴为由停留，实际上暗中与南越联络，想左右逢源，持观望态度。汉灭南越后，杨仆要求率部队灭闽越，武帝考虑到长途用兵后军队疲劳，没有批准。部队从南越撤回后，武帝令诸将驻扎在豫章梅岭（今江西广昌县西一带）待命。

元鼎六年秋，馀善得知杨仆曾有请出兵的要求，汉军又留驻边境附近，就任命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入白沙（今江西波阳县西）、武林（今余干县北）、梅领（岭），杀了汉朝三位校尉。馀善自称“武帝”，不再归属汉朝。武帝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今浙江余姚市东南）出海南下，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二位山水风景画越侯分别从如邪（今地不详）和白沙出发，在元封元年（前110年）进入闽越。闽越凭借山地抵抗，陆路进攻一度不利。由汉朝派回的原越衍侯吴阳奉命劝馀善投降，馀善拒不接受。这时韩说的部队由海路到达，吴阳发动当地居民起兵，配合汉军。闽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合谋，杀了馀善，闽越平定。汉武帝认为闽越地区地形崎岖，土地狭小，闽越人强悍，又曾多次反叛，下令将闽越居民全部北迁，安置在江淮之间，使闽越旧地基本成为无人区，逃避了强迫外迁的越人退居深山。直到西汉后期，遗留下来的越人逐渐出山定居，才重新在今福州设立了冶县，在今椒江市一带设立了回浦县，隶属于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但由于越人外迁，又没有新的移民迁入，这一带一直地广人稀，东汉末年才有新县的设置。

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所谓西南夷，是指今四川西部和西南部，甘肃南部，贵州西部，云南和今国境外相邻地区的各个民族。分布在今乌江、金沙江流域的有夜郎、滇、邛都等，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有比较集中的居民点，“椎结”（发髻扎成椎形）。在今澜沧江上游一带有巂、昆明等族，以游牧为主，人民都“编发”（头发编结后披下）。在今大渡河流域有徒、筰都、冉駹等，有的定居，有的经常迁移。在今甘肃南部白龙江流域有氐族的白马，岷江上游的冉駹等族。西汉初，汉朝的行政机构虽然已撤退到了四川盆地内的蜀郡和巴郡，但民间与西南夷地区的往来并没有断绝，巴蜀的商人还因与这些民族的贸易而致富。

建元六年（前136年），王恢在制止了闽越对南越的入侵后，派番阳（今东西波阳县东北）令唐蒙去南越通报情况。唐蒙在南越吃到了蜀地产的枸酱，问是从哪里运来的。当地人回答：“从西北的牂柯江，江有几里宽，下游流过番禺城下。”唐蒙回长安后就问来自蜀地的商人，得知枸酱是蜀地的特产，有人偷运出境到夜郎，南越用钱财从夜郎购买。夜郎面临牂柯江，那里的江宽百步左右。唐蒙估计到武帝迟早要对南越用兵，就上书武帝：“如果从长沙、豫章进入南越，水路不通，交通困难。我听说夜郎有十万精兵，从那里坐船沿群柯江而下，可以出其不意，是制服南越的一个奇招。以汉朝的强大，巴蜀的富饶，开通往夜郎的道路，设置行政机构，再容易不过了。”武帝任命唐蒙为郎中将，率1000士兵和运载粮食辎重的万余人，从巴郡出苻关（在今四川合江县），到达夜郎。唐蒙向夜郎侯多同宣传汉朝的强大，又给了他丰厚的赏赐，在当地设置了汉朝的地方政府，任命多同的儿子为令（相当内地的县令）。夜郎周围的小城得到了唐蒙分发的缯帛，又认为从汉朝过来道路艰险，汉朝未必真能来统治，所以都表示愿意接受设置行政机构。唐蒙回来后，大约在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武帝就下令在这一带设置犍为郡，以焚道（今四川宜宾市西南安边场）为郡治，发动巴、蜀的士兵修一条从僰道通向牂柯江的道路。蜀人司马相如又上书称“西夷”的邛（今四川西昌市一带）、筰（今四川盐源县一带）也可以设置郡县，被武帝任命为郎中将。司马相如向当地的君长做了一番宣传，结果汉朝在那一带新设了十几个县和一个都尉，划归蜀郡管辖，筑路工程非常艰巨，巴、蜀等四郡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修了几年，道路还没有修通，士兵饥疲交迫，加上天气湿热，死亡的人很多。西南夷君长接连反抗，派兵镇压耗费巨大，却没有什么效果。武帝感到很麻烦，派公孙弘去考察，回去后做了汇报，结论是筑路工程“不便”。不久公孙弘当了御史大夫，当时汉朝正忙于筑朔方城，以河套为基地进攻匈奴，公孙弘等建议西南夷工程危害大，可暂时停止，集中力量对付匈奴，得到武帝的批准。西夷的县取消了，南夷保留了二县和一都尉，由犍为郡自行修建县城。

张骞出使归国后，向武帝报告：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时曾见到有蜀地产的布和邛杖，了解它们的来源，说是来自东南的身毒国（今印度），有数千里远，蜀地的商人到那里去做买卖。听说身毒国在邛以西约2000里。张骞说：大夏在汉朝西南，一向仰慕中国，就怕匈奴隔断来往的道路。要真开通了由蜀往身毒国的道路，就又近又方便。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开拓，武帝派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人寻找从西南夷通向身毒的道路。滇（在今云南滇池一带）王留住汉使，为他们探路，但由于昆明（在今云南大理市南一带）阻挡，花了四年多时间也没有结果。

南越吕嘉反叛时，武帝命驰义侯从犍为郡征发南夷的军队，且兰（今贵州黄平县西南）的君长怕自己的军队跟随汉军远征后，被周围的部族乘机攻击，就发起反抗，杀了使者与犍为太守。汉朝用原来准备进攻南越的巴蜀罪人和八校尉加以镇压，正好南越已平定，调回的汉军攻入且兰，杀了数万人，在南夷地区设置了牂柯郡（治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见南越被灭，请求入朝，被武帝封为夜郎王。汉军又杀了邛君、筰侯，冉骟等十分恐惧，请求臣服并设置行政机构，于是汉朝在邛都（今四川西昌市东南）设越砉郡，在筰都（今四川汉源县东北）设沈黎郡，冉駹（今四川茂汶县北）设汶山郡，在白马设武都郡（今甘肃武都县东北）。

张骞像汉武帝派王然于将灭南越和杀南夷反抗的部族首领的情况向滇王通报，劝他入朝，但滇王自恃有数万部众，又有它东北的劳深、莫靡等同姓部族的支持，拒不服从。两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调巴蜀军队攻灭劳深、莫靡，兵临滇国，滇王举国投降，请求朝廷设立行政区，于是在滇设益州郡（今云南宁晋县东）。考虑到滇王曾带头拥护朝廷，武帝赐给他“滇王之印”，仍让他统治本部族的百姓。以后降服昆明，将其属地并入了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并与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的哀牢人有了交往。

由于设置时考虑欠周，有的郡辖境有限，人口稀少，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撤销了汶山郡。这两郡的辖境大多并入了相邻的蜀郡，疆域并没有什么减少，但对当地部族的统治相对放松了。

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接受内属，汉朝设置了两个县，又从益州郡划出六县，合并建立了永昌郡。汉朝的疆域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

还是在战国后期，燕国就统治过朝鲜半岛北部的朝鲜、真番，在那里设置了行政机构和防御工事。秦始皇灭燕后，将燕国留下的机构划归辽东郡，作为在境外的附属机构。西汉初国力有限，考虑到在朝鲜半岛的机构路途遥远，仅修复了秦朝辽东的长城，以浿水（今朝鲜清川江）为界，归燕国管辖。燕王卢绾投降匈奴后，燕人卫满就聚集了数千人出塞。他们渡过浿水，在秦朝防区的旧地定居，逐渐控制了朝鲜、真番和流亡在那里的燕、齐移民，并在王险城（今朝鲜平壤南）建都。当惠帝时，辽东太守与卫满约定，让他当汉朝的藩属，但不得侵犯边境，也不得阻止朝鲜半岛上其他民族与汉朝的联系，朝廷批准了这项措施。卫满有了汉朝的支持，控制了真番、临屯（朝鲜半岛东海岸中部），其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端、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北部。

但朝鲜半岛上还有不少其他部族，元朔元年（前128年），半岛东北沿海一带的东夷秽君南闾等归属汉朝，武帝在那里设立了苍海郡。但该地与汉朝之间并不相连，通过海路运输耗费巨大。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后并没有获得实际利益，所以两年后就撤销了苍海郡。

到卫满的孙子右渠在位时，朝鲜引诱并接受了很多汉朝的逃亡人口，又从未入朝，而真番、辰国（在半岛南部）请他转达汉朝的书信也不上报。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派涉何向右渠下达诏书，右渠不肯接受。涉何觉得难以向武帝复命，在回到浿水边时命部下刺杀了朝鲜护送他回国的裨王，回来后谎报“杀朝鲜将”。武帝心里明白，却没有追究，任命他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对他十分痛恨，发兵袭击，将他杀了。

武帝下令募集全国罪人从军讨伐朝鲜。当年秋，由楼船将军杨仆率5万军队由齐地（今山东半岛）渡海，左将军苟彘从辽东陆路进军，右渠得知后，发兵据守险要抵抗。荀彘先派一队辽东兵进攻，战败逃散。杨仆率7000齐兵先到达王险城，右渠在城上见杨仆军队人数少，山水画鉴赏就出城袭击。杨仆被击败，与士兵失去联系，在山中躲藏了十几天，才逐渐收罗游兵散勇，重新集结。苟彘进攻浿水西岸的朝鲜军队，也没有获胜。

武帝见两路军队都没有取胜，就派卫山向右渠劝降。右渠表示本来就想投降，只恐中计被杀，现在见到皇帝的使者，请求归降。右渠派太子入朝致歉，献马5000匹，及向汉军送上粮食。由一万多持武器的士兵护送。这支部队正在渡浿水时，使者和荀彘怀疑他们可能会搞阴谋，认为太子既已降服，就应让随行人员不带武器。太子也怀疑使者和荀彘欺骗他，就不渡浿水而退回。接到卫山回来的报告，武帝气得将他杀了。

荀彘军终于攻破朝鲜在浿水防守的军队，攻至王险城下，围住城西北，杨仆转驻城南。由于右渠坚守，几个月也没有攻下。荀彘的部队来自燕、代，又打了胜仗，作风骄悍。杨仆的士兵都是齐人，渡海时已有了损失，与右渠一仗被打得大败，造成士兵恐慌，将领心中惭愧，所以虽然包围着右渠，却希望与他议和。面对荀彘的不断攻打，朝鲜大臣与杨仆秘密协商投降事宜，联系了几次，尚未作出决断。荀彘几次与杨仆约期进攻，杨仆在等朝鲜投降，不采取行动。荀彘也秘密派人向朝鲜劝降，但朝鲜方面希望向杨仆投降而予以回绝。两将之间矛盾很深，荀彘认为杨仆此前已犯过脱离部队的错误，现在与朝鲜相处得很好，朝鲜却不投降，怀疑杨仆有意谋反。武帝等得心焦，派前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往督战，并授权他便宜行事。公孙遂到前线后，荀彘向他报告了自己的想法，认为朝鲜之所以不能攻下，都是由于杨仆一直不如期会师：“现在如不除掉他，就会与朝鲜一起来消灭我的军队。”公孙遂赞同他的分析，以使节召杨仆来左将军荀彘营地商议军事，等杨仆到后就将他捆绑扣押，由荀彘接管了他的军队。

荀彘集中两军猛攻朝鲜，朝鲜大臣知道守不住，纷纷出城降汉，但右渠又不愿投降。元封三年夏，已经投降汉军的尼溪相参派人杀死右渠。但王险城尚未攻克，右渠的大臣成已继续抵抗，经右渠之子和其他降人向百姓劝告，将成已杀死，战事才最后平息。汉朝在朝鲜设立了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辖境南至今汉江流域。

荀彘因争功嫉妒、使用诡计等罪被杀，杨仆则因擅自行动造成损失而定下死罪，赎为庶人。对朝鲜一仗打得如此艰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位主将的不和是主要因素。

朝鲜半岛北部的人口毕竟有限。很多地方尚未开发，还有一些地方仍由当地民族控制着，所以到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撤销了朝鲜的临屯和真番二郡，它们的辖境放弃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并入了乐浪郡。元凤五年（前76年），又将玄菟郡的东部放弃，治所也从朝鲜半岛上迁到了今辽宁新宾县以西。

昭帝以后，汉朝也没有组织向朝鲜半岛和辽东以东的地区移民，所以在朝鲜半岛的东海岸一带，汉朝的行政区缺乏本民族人口的基础。由于受到当地秽貊人和马韩人的压力，光武帝时放弃了乐浪郡在单单大岭（今朝鲜北大峰山脉）以东的7个县。原来分布在鸭绿江上游的高句丽逐渐摆脱了汉朝的统治，随着高句丽的兴起和扩张，玄菟郡的辖境也完全放弃，郡治迁到了今沈阳市西，辖有从原辽东郡辖境中划出的数县之地。

随着反击匈奴的胜利，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朝收复河套地区，设置了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汉朝整修了蒙恬所筑的长城的关隘，恢复了秦朝的边境线。元狩二年（前121年），由于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合并了他的部众一起降汉，使汉朝获得了整个河西走廊。以后，汉朝在河西走廊陆续设置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在湟水流域设置了金城郡。

当西汉的疆域扩展到河西走廊时，人们就将走廊西端玉门关和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称为西域。天山山脉横亘于西域，将它分为南北二部。高山、戈壁、沙漠又将一片片绿洲、河谷相互隔离，交通线漫长而艰险，因此形成了数十个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的小国。这些国最大的有数十万人口，小的才数百人。天山以南的诸国大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业、手工业、商业，被称为城郭诸国。少数国处于游牧状态，没有城郭。天山以北的国还是以游牧为主，但也有一些城郭。

西汉初，匈奴迫使原来居住在敦煌、祁连山和河西走廊的月氏、乌孙西迁后，又征服了西域诸国，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僮仆都尉。汉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后，虽然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但匈奴仍控制着西域，所以汉使常受到阻拦和劫掠。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军破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北）、姑师（今吐鲁番盆地内）。六年，汉朝又以宗室女嫁给乌孙王。太初元年（前102年）、三年，汉将李广利两次出征大宛。李广利的出征并不完全必要，又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客观上打破了匈奴对大宛的控制。此后，汉朝在轮台（今新疆轮台县东南）、渠犁（今库尔勒市西南一带）驻兵屯垦，开始设置行政机构。

河西走廊但汉朝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天山以北各国还受到匈奴的威胁，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才取得决定性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初元元年（前48年），汉朝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设置了戊己校尉，管理屯田和防务。都护府的治所设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东野云沟附近），其辖区包括自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初期有36国，以后增加到50国。西域都护府既是汉朝的军事驻防区，也是一个特殊的行政区。一方面它与内地的正式政区不同，不设置郡、县，依然保留原来的国，汉朝一般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掌握它们的兵力和人口等基本状况；另一方面，都护代表朝廷掌管这些国的外交和军事权，可以调动它们的军队，决定它们对外的态度，必要时还可以直接废立它们的君主，甚至取消某一国。可见，西域都护府所辖区域同样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

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匈奴重新控制西域，内地与西域交通断绝。东汉初，一些西域国家多次寻求汉朝的保护，请求重建都护府，但光武帝限于实力，一再拒绝，各国只得降服于匈奴。永平十六年（73年），汉将窦固等率军进攻匈奴，打通了与西域的交通线，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仅率吏士36人，但靠着汉朝在西域留下的影响和自己的勇敢智慧，成功地控制了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于阗（今和田市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一带）等国。第二年，窦固进攻车师。车师前王（都交河城，今吐鲁番市西北）和后王（都务涂谷，今吉木萨尔县南）投降，在断绝了65年以后汉朝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恢复了这一大片疆域。但北匈奴势力依然强大，汉军并没有稳定的优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一带）、龟兹（今库车县一带，匈奴所立）攻灭了西域都护陈睦，匈奴和车师包围了戊己校尉（驻高昌壁，今吐鲁番市东南）。章帝建初元年（76年），撤销了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当时，汉朝的军队已全部撤回，章帝怕班超孤立无援，下令将他召回。建初三年又撤回了在伊吾（今哈密市西北）的屯田。班超离开疏勒时，举国震恐，都尉黎弁说：“汉朝人使者抛弃了我们，我们必定会重新被龟兹消灭。”接着就拔刀自杀了。班超到达于阗时，王侯以下的人都号啕大哭，抱住他的马腿不让走。班超本来就不愿无功而还，索性返回疏勒，利用汉朝的威望，运用灵活机智的策略，留在西域孤军奋斗，使依附匈奴的国越来越少，基本保持了天山南道的畅通。永元三年（91年），汉军进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亡，北匈奴从此西迁。西域都护府再次恢复，驻于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大望库木旧城），辖境与西汉时大致相同，班超出任都护。10年后，年近70的班超自觉“老病衰困”，思乡心切，请求召回。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这位在西域奋战了31年、为维护汉朝疆域立下奇功的英雄回到洛阳，一个月后就因病逝世。

班超回内地时，继任者任尚向他请教治理西域的经验，班超说：“在塞外的官吏和士兵本来就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为犯了罪才被押送来，或有过失才被调来。而本地民族与我们的习性不同，难以管理，容易闹事。你的性情太严过急，水清无大鱼，治理太严格了不能得到下级的拥护，应该放松简易，宽恕小过失，管住大事就行了。”任尚心中不以为然，认为班超“所言平平”，没有接受他的忠告，措置不当，激化了与各国的矛盾，受到各国攻击，永初元年（107年），都护府又不得不撤销，班超之子、军司马班勇与他的哥哥班雄奉命接应都护和驻西域的士兵返回。

汉朝的撤退使残留在阿尔泰山的北匈奴卷土重来，占领伊吾，寇掠河西。一些西域国再次寻求汉朝的庇护，大臣们认为应该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执政的邓太后召见班勇，经过与大臣的激烈辩论，他恢复西域建置的建议被采纳。延光二年（123年），朝廷任班勇为西域长史，驻柳中（今鄯善县西南），长史府的职能与都护府相同。班勇击退匈奴的残余势力，使汉朝再次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但与西汉后期相比，汉朝对西域的控制有所削弱。由于乌孙已成为独立政权，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也脱离了汉朝的统治，汉朝的西北界退到了今天山山脉西段以南。东汉末年，汉朝已无力控制西域，长史府不复存在。

山水画鉴赏经过长期开拓，西汉的疆域向西扩展到了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中部，西南据有今云贵高原全部和缅甸的一部分，南边达到今越南中部，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范围最大的王朝之一。尽管东汉的疆域比西汉时有所收缩，但经过秦和西汉的开发，边疆地区基本得到稳定。东汉以后，尽管中原王朝的疆域时有盈缩，内部时有分裂，但这一范围始终是中国的主体，说明它的形成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秦汉疆域的形成是春秋战国以来，各国、各族人民长期交往，经济、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人们克服地理障碍的能力的加强，交通条件得到不断改善的结果；汉朝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大力开拓的决策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汉朝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

不可否认，汉朝的开疆拓土主要是以武力征服为手段，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其中有一部分战争并没有正当的理由，完全可以称为侵略。例如，汉武帝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关于第二次用兵西南夷、打通往身毒道路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西南夷地区，扩大上千里的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其中的第二点是真正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但却完全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因为此前张骞第一次到达大月氏时，月氏国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饶，生活安定，不愿再报匈奴之仇了。从地理形势看，这样的设想也是绝对行不通的。攻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过今云贵高原进入身毒（印度），再从身毒往今阿富汗和中亚。结果是连通身毒都没有成功，更不用说通过身毒到达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实武帝的真意是在第一、三两方面，所以在征西南夷没有达到目的以后，又发动了征大宛之战。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征大宛则是赤裸裸的掠夺。事件的导火线虽是大宛杀了汉使，却是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而挑起的。而且汉朝的“使者”有不少人是“妄言无行之徒”，是谎报情况企图制造事端以便捞一把的，在西域的名声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这支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两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的人回到敦煌。武帝大怒，调集六万兵力及不少自愿从军的亡命之徒，十几万头牛马牲畜，由十多万人运送粮食补给，令李广利再次出兵，还派使臣守在玉门关，不获胜不许进关。即使如此，这支大军也未能攻入大宛国都的中城，只剩下万余人获得了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进玉门关。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条性命和无数牲畜、粮食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但历史却对正义和道德做了最大的嘲弄，正是这两场不光彩的战争导致了以后的西域都护府和西南数郡的设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区属于同一个政权就是这样开始的。要是武帝只满足于抵抗异族入侵，只满足于打击入侵者的有生力量而不乘机扩张，要是武帝真正崇尚正义，爱好和平，尊重其他民族，特别是落后民族的自决权的话，就不会有周边地区的归属，更不会有大汉帝国的极盛疆域。不过，历史也告诉我们另一种结果，要是中国没有汉武帝那样的皇帝的话，当汉武帝式的君主在境外出现时，中国就免不了当年西南夷诸族或大宛国的命运。

显然，我们只能把历史事件置于当时的条件下来认识，而不能用今天通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和民族关系原则来评判两千多年前的历史。既然这是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普遍承认的法律和原则的时代，我们就只能根据哪一种制度、哪一种生产方式、哪一个政权、哪一个民族的胜利对当时和长远的发展更有利来作出评判了。所谓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的征服具有进步意义，正是针对这样的情况而言的。汉武帝和其他君主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行动促成了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的逐步形成，使包括华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在总体上都得到了进步，而不是他们的个人品质或道德观念。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尽管汉朝的大军不止一次越过大漠，登燕然山，封狼居胥，深人中亚，但汉朝从来没有打算在蒙古高原设立政区，就是对西域都护府也只停留在军事监护，而不是设置郡县。对东瓯和闽越还采取了移民弃地的做法，将今浙江南部和整个福建的人口迁走，土地放弃。但另一方面，同样是新获得的土地，河西走廊先后设置了郡县，并且从此再也没有与汉朝分离；而西域却只能建都护府，并且“三通三绝”，这中间汉朝的大臣曾多次提出应该放弃西域，撤销都护府。

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政权，都不可能将自己的统治完全建立在异族或其他政权的基础之上。在占据了其他民族或政权的地域以后，如果不能够派驻军事和行政人员，不能够实施最低限度的移民，就不可能达到长期占领并进而变为自己领土的目的。但军事和行政人员都需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如果不能就地生产，运输又非常困难，这样的地点至多只能临时占据，或者只能限于很少的军事据点。否则，政府会不堪负担，官员百姓都会反对。

垂钓《盐铁论》记录了西汉昭帝时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德高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的批评就很说明问题：

边疆的郡县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得土地都会冻裂，大风刮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民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服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异族那里去了。道路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还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夷的道路，巴、蜀的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疲于奔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一带要承担对秽、貉的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别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他们的话自然不无夸大之处，但基本还是事实，也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真实想法。作为一个农业民族，决定一块地方是否适宜作为自己领土的基本条件，就看是否适合农业生产。在菊花完全依靠人力耕种的条件下，一定数量的人口只能耕种一定数量的耕地，在内地或近地还存在宜农荒地时，当然没有必要舍近求远，舍易就难。正因为如此，汉朝正式设置郡县并能稳定维持的疆域，大致就是当时适宜农业生产的范围。在这范围之外的疆域，如西域，更多的是考虑战略的需要。由于路途遥远，交通困难，本地又不能生产大量粮食，所以难以经常保持大批行政和军事人员，只能采用军事监护的特殊形式。一旦遇到外来的侵略和当地民族的反抗，朝廷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可以支援，就只能放弃。

西汉后期设置郡县的范围约有四百余万平方公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约二百余万平方公里，奠定了历代中原王朝的基础。统一而辽阔的疆域有利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增强了抵御外敌和维持社会安定的能力，也是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决定性因素。走向世界的汉帝国当汉高祖刘邦的军队进入咸阳时，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进行。公元192年，罗马皇帝康茂德被杀，前期帝国告终。这一年是东汉初平三年，献帝被劫持，国内陷于分裂战乱，东汉帝国实际已经崩溃。

东西两大帝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发展，如果出现某种同步，只能是历史的巧合，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能找到的两大帝国交往的证据非常之少。

第三章

在西汉以前，秦国故地与西方的联系可能已经存在，但没有形成稳定的交通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华夏诸族与外界隔着众多非华夏族，从中原通向西方必须经过戎人、羌人、匈奴、西域诸族的地区，向西南则要经过西南夷诸族的地区，在各民族间还处于隔绝或仇杀的状态下，利用和穿越对方地区自然是非常困难的。直到汉武帝初，这样的条件还没有改变。

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从匈奴降人口中得知，大月氏原来生活在敦煌和祁连山间，后在匈奴的攻击下被迫西迁，匈奴将大月氏王的头割下，制成盛酒的容器。在乌孙的驱逐下，大月氏又迁至妫水（今阿姆河）。大月氏恨透了匈奴，但因无人援助，无法报仇。汉武帝得知后，就产生了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想法，下令招募出使大月氏的使者。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率领甘父等一百多随行人员出使，从陇西郡出境。在经过匈奴地区时，张骞一行就被扣留了，送往单于驻地。单于说：“月氏在我们北面，汉朝怎么可以派使者去呢?要是我派使者到南越去，汉朝能让我过吗?”风景画鉴赏他将张骞留下，还给他娶妻，以便他不再离开。张骞虽然有了妻儿，但始终保持着朝廷颁发给他的使节，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甘父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堂邑侯的一名家奴，他善于骑射，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十多年后，匈奴人已放松了监视，张骞和甘父等人终于得到了逃脱的机会，继续西行，经过几十天的艰难跋涉，终于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到达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一带）。大宛王早已听说汉朝十分富强，却一直无法交往，对张骞的到来很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宛王将他们送往月氏，答应回汉朝后将给予厚礼报答。大宛王派向导和翻译，将他们送至康居，又由康居送至月氏（今阿富汗北部）。这时月氏人已打败了大夏，在此安居乐业，对向匈奴复仇毫无兴趣，张骞逗留一年多仍不得要领，只好返国。他们经河西走廊，想通过羌人地区回国，但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单于死，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匈奴妻子和甘父逃回汉朝，于元朔三年（前126年）回到长安。

尽管张骞没有能完成联络大月氏的使命，但他为汉朝提供了大量的前所未闻的信息，也在西域传播了汉朝的情况。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有关西域的记载，就是根据张骞的见闻编写的。

张骞直接向武帝报告了他在西域的见闻，介绍了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条支、大夏的情况，使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闻所未闻，大开眼界：

大宛产蒲陶（葡萄）酒，多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

于阗以西的河流都向西流，注入西海；于阗以东的河流向东流，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流，向南流出地面后就成为黄河源。这一带盛产玉石，黄河流入中国。

乌孙与匈奴风俗相同，能弯弓射箭的有几万人，勇敢善战。以前服从匈奴，现在强大了，对匈奴不即不离，不肯再去参加朝会。

安息在大月氏西数千里，百姓定居，从事农业，种稻麦，产蒲陶酒。像大宛一样有城市，大小有数百个，疆域有数千里，是那一带最大的国家。在妫水（阿姆河）流域，有市场，百姓用车、船做买卖，贸易的国家远达数千里。用银币，上面铸着国王的像，国王死了银币也要更换。文字写在皮革上，都用横写。安息西面是条枝，北面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面临西海（地中海），气候湿热，百姓种稻。有一种大鸟，产的蛋像瓮那么大。国人善于变幻术。安息的长老传说条枝有弱水和西王母，但没有见过。

但由于匈奴还挡在汉朝与西域之间，武帝一时难以有所作为。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向武帝提出招引乌孙人回河西故地的建议，他说：“现在匈奴刚被我们击败，河西的昆邪王旧地空着，‘蛮夷’都贪图汉朝的财物，如果此时能够花大钱笼络乌孙，招引它东归故地，与汉朝结为兄弟，它肯定乐意听从，这样就断了匈奴的右臂。一旦与乌孙结盟，它西面的大夏等国就都可以招来当属国。”武帝封张骞为中郎将，派他再次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人，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织品，还有多名副使随行，准备在交通方便的情况下，分别派往周围各国。张骞到达乌孙（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一带），正值该国内乱，乌孙人也不愿与匈奴为敌，但愿意与汉朝联系，派使者随张骞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回长安。张骞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扦弥等国（今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新疆西部），一年多后也陆续带各国的使者返回。此后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

张骞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但建立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直接联系，他“凿空”（开通）西域的功绩受到朝野的高度赞扬，张骞在西域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各国都知道“博望侯”（张骞的封爵）的大名。“丝绸之路”从此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

丝绸之路的名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是指两汉时期与中亚河中地区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以后的研究成果又将这条道路的西部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

中国的特产丝绸传入中亚和印度，远在秦汉之前，但直接的贸易道路却开始于张骞第二次从西域返回以后，不过直到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才保持畅通。

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西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达今罗布泊西北的楼兰。至此分南北二道：北道向西沿今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市），经乌垒、轮台、龟兹（今库车县）、姑墨（今阿克苏市）至疏勒（今喀什市）；南道经鄯善扜泥城（今若羌县），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和田市）、皮山（今皮山县一带）、莎车（今莎车县）至疏勒。东汉迫使北匈奴西迁后，开辟了“北新道”，即由敦煌北至伊吾，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龟兹，再循北道至疏勒。自疏勒西行越葱岭，经今费尔干纳盆地，渡阿姆河，直到地中海滨。由此沿地中海西南行，可达犁轩（黎轩，今埃及亚历山大）。自疏勒直接西穿阿莱高原，经今阿富汗，也可与上述一路会合。另一条沿南道从皮山西南，经悬度（今达丽尔）、睘宾（今阿富汗喀布尔）至乌弋山离国（今锡斯坦），东汉时称为“睘宾乌弋山离道”。以下或沿陆路西行至波斯湾，或南下至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出海。

丝绸之路上的驼队丝绸之路不仅用于丝绸贸易，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豆、胡麻、胡瓜、胡蒜、胡桃、香料、珠玑、皮毛、良马、橐驼等源源东来，中原的工艺品、金属制品、铁器、纸由此西运；西域的音乐、舞蹈、杂技、佛教和佛教艺术以及中原的打井、铸铁、农技都由此而传播交流。

但汉朝与罗马帝国的直接联系却失之交臂。东汉永元九年（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他的下属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从西域都护府驻地它乾城（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条支国的海滨（今波斯湾）。就在他准备渡海时，安息国（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的船员对他说：“海面非常辽阔，遇到顺风也要三个月时间才能渡过，如果遇到逆风就得两年，所以入海的人都要备足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航行很容易患思乡病，经常有人死在海上。”听了这话，甘英不敢渡海，只得返回。就这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失之交臂，东方和西方两大文明的直接交往至少推迟了70年。要是甘英能有张骞那样的冒险精神的话，中国的官方使者到达欧洲、非洲的历史就应该开始于公元1世纪末，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

安息人阻止汉朝与罗马帝国直接来往的目的，是为了垄断丝绸转口贸易的利益。但当时汉朝击败了北匈奴，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慑于汉朝的威力，安息人不敢直接阻拦，偏偏甘英被这一番话吓住了。

张骞在大夏时，曾见到过产于今四川盆地的邛杖和蜀布，并得知这些物品是通过身毒（印度）运到大夏的。这说明这一交通路线至迟在公元前126年就已存在了。汉武帝曾派使者从蜀地分四路寻找通往身毒的道路，但由于当地民族不合作，只到达了滇（今云南滇池一带）。以后，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道路开通后，汉武帝对西南的道路不再发生兴趣。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就派頞整治了由四川盆地通往今云南的道路——“五尺道”。“五尺道”所经是崎岖险峻的山区，能在短期间开通只能是利用原已存在的便道、小道，这说明这条交通线的存在已有很多年代。由“五尺道”而下，就可以连接“身毒道”，即民间一直在使用的由云南经今缅甸通向印度的交通线。邛杖和蜀布并不是十分贵重的物资，如果运输成本过高，商人就会无利可图，所以这条交通线应该是比较畅通和便利的。

东汉永元九年（97年），掸国国王雍由调与汉朝联系；永宁元年（120年），雍由调将海西（大秦，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献至洛阳。罗马人经今缅甸入境，证明的确存在着一条由今四川、云南经缅甸、印度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这条交通线也向西方输出丝绸等物资，尤其是在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和逐渐衰落的情况下，这条交通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有的学者称它为西南丝绸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由中国大陆通往朝鲜半岛的航路早已存在，战国后期至秦朝已成为相当便捷的交通线，所以在半岛的北部和南部都有大批在当时迁入的移民。尽管徐福定居于日本的传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早在秦朝以前，从中国大陆通往日本列岛就已存在多条航路，汉朝时从今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浙江、福建都可驶往日本。东汉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的使者到达洛阳，光武帝赐以印绶。1784年，这枚金质的“汉委（倭）奴国王印”在日本福冈县出土，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

《汉书·地理志》还记载了西汉与南方海外的航路：

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沿海）障塞、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东北部）相类。

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今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境）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山水画鉴赏对这些地名的今地有不同的理解，文中的一些内容也还难以正确解释，但大致可以肯定，当时从今越南中南部、广西沿海、雷州半岛出海，可以通向东南亚和南亚各地。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玳）瑁”。虽然这完全可能是罗马商人使用了使者的名义，但毕竟是罗马帝国与汉朝的首次正式交往。“使者”显然是从海路经日南进入汉朝的。

汉代与境外的交流，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物质产品，又引入了外来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发源于印度的佛教。

对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比较可信的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的一种，即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经》。博士弟子也愿意接受异国使者传经，可见这种信仰在当时已引起社会中层以上人士的注意，可以看成佛教已经传入的证据。

东汉初年，来自天竺国（印度）的僧人已经到达洛阳传播佛教。据说，明帝（公元58～75年在位）曾梦见金人飞空而来，召群臣占梦。傅毅说：“臣听说西域有神，称为‘佛’，陛下所梦，想必就是佛。”明帝派郎中蔡情、博士弟子秦景等去天竺寻访佛法，在那里遇见摄摩腾、竺法兰，邀他们来汉朝。摄摩腾与蔡情等来到洛阳，明帝亲自接见，并在城西门外建造寺院，这就是中国最早的白马寺。竺法兰不久也到达洛阳，他很快就学会了汉语。他们都死于洛阳。当时，上层人士已有人信奉佛教，如明帝之弟楚王刘英就奉佛。但当时还将佛教视为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

1世纪中叶，大月氏（贵霜王国）战乱不绝，大批难民东迁西域诸国，一部分迁至敦煌一带定居，另一部分人继续东迁，如高僧支谦的祖父支法度在汉灵帝时率数百人到洛阳，被封为率善中郎将。所以以后支谦被称为“河南支恭明（字）”，支氏家属在东汉末战乱中迁至江南。

在中亚阿姆河、锡尔河间的粟特人（或称为康居、康国）善于经商，游踪甚广，一些粟特人在天竺成为高僧，又随经商的粟特人（当时称为商胡）来到汉地，传播佛法。如灵帝、献帝时有康巨、康孟祥来洛阳，从事佛经汉译。来自康国的释昙谛在灵帝时来中原，献帝时南迁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一带）。这样，大乘佛教般若学传入中国，大量佛经被翻译为汉文。

初平四年（193年），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粮，利用公款大起浮屠寺，造铜浮屠像，用减免徭役的手段招致信徒。这是佛教造像和大规模招致信徒的最早记载。

佛教传入和佛教徒来中国的主要路线是西北经河西走廊的陆路，但南方海路也是一个重要来源。如康居人康僧会，世代住在天竺，父亲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北部、中部）。康僧会十余岁就出家，成为高僧后，于吴赤乌十年（247年）到达建业（今江苏南京）。康僧会显然是从海路到达交趾后再北上的。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证实，佛教由南路传入中国的时间还应大大提前。

经过汉代二百多年的传播，佛教在中原已有了相当广泛的基础，终于在南北朝时成为最主要的宗教，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展，周边不少少数民族人口迁入内地，境外各国，特别是中亚、西亚地区的移民也迁入内地。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就更多，他们被称为“商胡”。由商胡输入的珍奇货物已成为达官贵人的爱好和收藏品。东汉后期，洛阳等大城市的商胡数量已相当可观。执政的外戚梁冀为了收集兔毛，曾规定百姓不许杀兔，违者处死。一位西域商胡不了解，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在追查时牵连被杀的有十多人。可见商胡在洛阳人数不少，已经与一般居民无异。东汉辛延年所作乐府词《羽林郎》中描述了一位15岁的“酒家胡”（卖酒的胡人女子）受贵戚家奴调笑的事，说明胡人已在洛阳开酒店，“胡姬”已开始受人青睐。

东汉末的灵帝对“胡”有特殊的爱好，凡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无不喜欢。在他的影响下，京城的贵族竞相仿效，成为一时风尚。这些来自境外的服饰、家具、饮食、乐器、音乐、舞蹈要引起皇帝和贵族如此嗜好，如果没有大量的传播载体——移民和流动人口，是不可能形成的。但这种文化现象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巨大的冲击，所以《后汉书》等正史的作者称之为“服妖”，认为是导致动乱和亡国的“不祥之兆”。

和唐朝一样，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吸引外来文化较多的时代。但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开放还是相当有限的，与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开放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如此，这种开放给汉朝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影响。

梅花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联络大月氏和乌孙对付匈奴；用兵西南夷是为了获得境外的“奇货”，在军事上牵制匈奴和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而发动对大宛的战争，除了要掠夺当地的宝马之外，还想给李广利提供封侯的机会。这些举措尽管在客观上起了开疆拓土的作用，打通了与西域、西南的交通，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但丝毫没有改变汉武帝和汉朝人的观念。更没有使汉朝得到经济上的利益，相反造成了物质上的巨大损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百余人至数百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搜罗珍宝、编造异瑞来引起武帝新的兴趣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将大把大把的钱花掉，或者假公济私，自己捞好处。由他们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特别优待，为了显示汉朝的“富厚”，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甚至办起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让他们爱什么就拿什么，也好使这些外国人在汉朝庞大的物质财富面前吓得发抖。武帝后期人口下降、国库空虚、百姓流离失所，与这种挥霍性的开放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汉武帝“外事四夷”、包括派张骞通西域在内，在当时都会受到臣民的批评和反对；为什么东汉初光武帝坚决不愿恢复西域都护府，以后的君臣经常要考虑放弃西域。

山水风景图在西域商胡大批来汉朝经商牟利的同时，却没有汉朝的商人外出经商或推销商品，靠丝绸之路赚钱的是西域人和其他外国人，而不是汉朝人。除了官方的使者外，汉朝人被严格禁止出境。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汉朝为了政治、军事以外目的而派人出国的记录，也没有发现汉朝人认为需要向外国学习的言论，佛教也许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甘英与罗马帝国失之交臂，看似出于偶然，其实却是必然的。即使甘英真的到了大秦，历史就会重写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因为无论西汉还是东汉，都还没有产生与境外的文明中心沟通的要求。何况甘英只是一位地方官派出的代表，并不负有正式使命，所以他半途而归也没有引起朝廷的追究或舆论的不满。要是他真的到了罗马帝国，大概也不会比张骞有更大的作为。

我们不应该苛求汉武帝或其他汉朝人，因为在当时的东方，汉朝的确是国力最强大、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汉朝的资源足以供养全部人口，满足农业文明发展的全部需求，不必向外界寻求资源和市场。在张骞和其他使者行踪所及的范围内，事实上也不存在总体上比汉朝更优越、更先进的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他们的报告使汉武帝和汉朝人更相信自己处于天下之中，是人世间最富裕、最文明、最先进的地方，也是完全正常的。

但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时，必须看到这些局限。如果以为汉朝的“开放，，值得我们继承，抱着汉武帝的心态看待今天的开放，那就适得其反了。汉武帝的晚年在清朝康熙皇帝之前，活到70虚岁的皇帝屈指可数，其中一位就是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也数汉武帝最长——整整54年。与秦始皇、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相比，只有明太祖比他多活了一岁，但当皇帝的时间比他短得多。不过，这位皇帝的晚年并不如意。

在武帝时期，汉朝先后灭东瓯、南越、闽越、朝鲜，平西南夷，击败匈奴，设河西四郡，通西域，奠定了汉朝极盛疆域的基础。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完全消除了割据的威胁，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亲自指挥堵塞了长期泛滥的黄河决口，使黄河恢复故道；兴修水利，扩大农田；修建了通向西南、西北边疆的道路。汉朝出现了开国以来最强盛繁荣的局面，武帝的功业也达到了巅峰。但在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约束的条件下，延续数十年的帝位使武帝本来就存在的好大喜功、挥霍浪费、迷信鬼神、刑法严酷等缺点在他晚年恶性膨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国库中的钱财曾经非常充足。陈粮还未用完，新粮又入库了，结果陈陈相因，粮食腐烂而不能食用。大量的铜钱放在仓库中长久不用，串钱的绳子烂了，铜钱散落无法统计。但这些由上千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一年年聚集起来的物资很快就被武帝消耗完了，因为无论是战争、筑路、建城、移民、治河，都需要大笔开支和大量人力，而且由于原来的粮食生产者成为消费者，新产的粮食必然会减少。随着战线的延长和疆域的扩展，粮食输送的距离越来越远，成本高得惊人。因为从东部产粮区至北方和西北边疆只能依靠人力或畜力在陆路运输，在遥远的路途中人和牲口本身就要吃掉大量粮食和饲料，能运到的是极少数。据主父偃统计，秦始皇时从今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将粮食运往河套，结果是“三十锺而致一石”，到达目的地的粮食是输出量的1／192。汉朝的水平大致相同，而目的地更远达云货币贵高原、河西走廊、天山南北，甚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武帝曾调集10万人到朔方筑城据守，将关东72万贫民迁至西北，征60万士兵去边郡屯田，数万人向西南夷筑路，安置数万匈奴降人，这些人员至少在最初阶段必须完全由政府供应粮食和必需的生活、生产物资。当时每人每年大约需要18斛食粮，72万人就要1296万斛，而从关东输入关中的粮食最多的一年也只有600万斛。这样大的消耗，国库如何能不空?

郑当时任大司农（农业主管官员）时，建议从渭河引水开一条漕渠，穿过长安城，沿秦岭入黄河，既可方便漕运，又能使上万顷农田得到灌溉。数万人干了三年，漕渠开通，效益不错。这引发了武帝和群臣大办水利的积极性，大项目纷纷上马。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太守的计划是引汾水连接黄河，既可取代底柱（原三门峡中险石）以东的漕运，又可增加5000顷田、每年增产200万石谷。武帝投入数万士兵开垦这些“渠田”，由于这一带的黄河经常改道，渠道根本不能使用，渠田连种子都收不回，只能任其荒废。又有人建议，从褒斜道运漕粮，御史大夫张汤认为可以斜水通渭水，褒水通汉水，都可以运粮，而两水间相隔的百余里可以用车转送，这样一来，汉中的谷能运到关中，关东的粮食可以从汉水运来，不必再通过黄河底柱天险。武帝很听得进去，就封张汤的儿子为汉中太守，负责开褒斜道。几万人筑成了五百余里道路，固然距离较近，交通方便，但褒水、斜水都十分湍急，水浅多石，从褒水向关中又是溯流而上，根本没有办法行船。关中花了十几年才开成的龙首渠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益，“未得其饶”。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亲自主持堵塞了泛滥23年的黄河决口，取得了一项空前的成就。这再次引发了大办水利的高潮，一时间“用事者争言水利”，西北边疆的朔方、西河、酒泉都引黄河及川谷水灌田，关中上马的工程有灵轵、成国、伟渠，汝南、九江（今淮河南北）引淮水，东海郡（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引钜定泽，泰山下引汶水，规模都有万余顷，其他小规模的工程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工程中，像成国渠和以后建成的白渠是成功的。发挥了长期效益，但多数只是应付政治任务，劳民伤财。如在朔方开渠，花费上亿，却毫无成效。在这种气候下，齐人延年提出了一个更惊人的计划：将黄河引入匈奴地区，关东再也不会有水灾，匈奴不战自灭。总算武帝的头脑还清醒，虽然对延年的气魄颇为赞许，表扬他“计议甚深”，却没有采纳。

如果说水利工程多少还有为百姓着想的成分，那么另一些花费就纯粹出于武帝的个人需要了。如武帝给功臣、将士、宠幸的赏赐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卫青军黄金二十余万斤，元狩四年赐卫青、霍去病黄金50万斤，骗子栾大一次就获赏黄金10万斤。当然这些“黄金”并不真是金子，可能只是纯度高的铜，但即使如此，价值也是巨大的。至于对“外国客”和“使者”的接待和赏赐，是作为意义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对待的，自然更是不算经济账了。武帝在关中大建宫殿楼台，在各地到处建离宫别馆。他先后建了甘泉宫、柏梁台、承露仙人掌等，所谓仙人掌是用铜制的巨盘，高20丈，大7围，耗费可想而知。以后又在长安建飞廉、桂馆，在甘泉宫建益寿、延寿馆，通天台，扩建甘泉宫。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为了在甘泉宫接受诸侯和各地的“上计”（报告当地户口、赋税、粮食产量等基本情况），专门建造接待诸侯的宾馆。又下令造建章宫，规模宏大，千门万户，前殿比未央殿还高，东面的凤阙高20余丈，西面有一个方圆数十里的虎圈。北面开一个大水池，称为太液池，中间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等岛，还有一个高20余丈的渐台。南面有玉堂、壁门，雕塑的大鸟等，还有高50丈的神明台和井干楼，用走廊互相连接。

有的浪费是制度造成的，但数额巨大。根据汉朝的惯例，皇帝登位后就开始卜地修陵，所以属皇帝私产的“少府”，以年收入的1／3修陵。由于陵墓工程浩大，在位时间短的皇帝往往等不到完全修好就死了。武帝在位时间长达54年，到后来陪葬品已塞满陵中，无法再容纳每年新增加的部分，但这种制度又有谁敢改变呢?

武帝的挥霍浪费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迷信和虚荣有关。如元封元年（前110年）去泰山举行春游封禅大典，就被认为是“存亡继绝”的大事，是“受命于天”的象征。主管天文观测、国家历史和档案的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没有能躬逢其盛，竟一病不起。但武帝更多进行的是求仙、求长生不老药、炼黄金术和满足个人的欲望。武帝即位之初就特别敬重鬼神，于是一伙骗子也应运而生。

首先出笼的是深泽（今河北深泽县）人李少君。他本是深泽侯家的医生，一直自称70岁，能以意志使物体改变和长生不老，并经常留下一些金钱和衣食。大家见他从来不治产业却如此富裕，又不知道他的来历，更相信他是异人，争着侍奉他。有一次在武安侯的宴会上遇见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曾经与老人的祖父在某处游玩，老人小时候的确随祖父到那里去过，还记得，在座的人大吃一惊。他见武帝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件旧铜器，就说：“这是齐桓公十年放在柏寝的。”武帝一看上面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时的器皿，宫里人都以为他是几百岁的神仙。他向武帝建议“祀灶”（祭灶神），说这样就能“致物”（按意志使物体改变），丹砂就能变成黄金，使用黄金制成饮食器皿就能益寿，这样就能见到海上的神仙，再封禅就能不死，像黄帝一样。他说：“我曾在海上遇见安期生，他给我吃的枣子大如瓜。安期生是仙人，住在蓬莱，但高兴时就见人，不高兴时就隐而不见。”武帝对他十分尊敬，亲自按他的办法祀灶，派人入海见安期生，用丹砂炼黄金。后来这位仙人病死了，武帝以为他不会死，只是化去了。于是齐、燕一带的方士更加活跃了。

宠妃李夫人死后，武帝日夜思念，齐人少翁说有办法让武帝再见到李夫人。到了夜间，他让武帝躲在帐帷中，在远处也放了一顶帐子，果然在幽暗的灯光中，帐子中出现了一个很像李夫人的美女，少翁说这是他召来的李夫人的神灵。武帝封少翁为文成将军，给予大量赏赐，以客礼相待。少翁说：“皇上真想与神仙来往，除非宫室和用具都像神仙一样，否则他们是不会来的。”武帝立即下令对所住的甘泉宫重新布置装修，画上各路神仙。连平时坐的车上也画上云气。少翁这样混了一年多，再也没有什么新招，神仙却一直没有来。他灵机一动，在一块帛上写上一些字，与饲料一起喂入牛肚子，然后假装不知，说这头牛肚子里有奇物。武帝让人杀了牛，果然见有一块帛，上面写着一些看不懂的话。武帝一看，认出是少翁的笔迹，经审讯，少翁只得交代。武帝将他杀了，但没有公开。

第二年，武帝在鼎湖宫病得很厉害，医生、巫师都没有办法治。有人推荐上郡（治今陕西榆林市东南）有位巫师能召神君驱鬼治病，就想让他将神君请到甘泉宫，问有什么办法。巫师传达神君的话说：“天子不必为病担忧，稍好一些就到甘泉宫来与我相见。”武帝去甘泉宫后，病果然好了。以后就在甘泉宫专门建立了神君寿宫，据说神君（太一）来时有太禁、司命等随从，但都住在帷中，见不到相貌，只听见声音，与人差不多，具体都通过巫师联络。武帝要见神君时，先得沐浴斋戒，然后才能进去。武帝将神君说的话记下来，与一般人说的没有什么不同，武帝却深信不疑。

元鼎四年（前113年），胶东康王的内弟乐成侯向武帝推荐栾大。栾大与少翁同出一门，武帝杀了少翁后，一直后悔没有能将他的方术都弄到手，见了栾大，龙颜大悦。栾大长得高大俊俏，会说话，敢吹牛，说得武帝神魂颠倒。他说：“我常往来海上，见安期生、羡门等，但因为我身份低贱，他们不相信我；又认为胶东康王只是诸侯，不值得将方子交给他，再说康王也不重视我。我老师说‘黄金可炼成，黄河决口可堵塞，不死药可以得到，仙人可以请来’，但我恐怕像文成将军一样下场，现在方士都掩口不言，怎么还敢说方术呢!”武帝忙说：“文成是吃了马肝死的。先生要是能修成方术，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给你!”栾大说：“我老师不是要求人，是人家求他。陛下一定要请他来，就得提高使者的规格，让他当你亲属，以宾客的礼节对待，让他们佩带印信，才能使他们向神人传话。还不知神人肯不肯来，但尊重使者后才能请来。”武帝让栾大试试小方术，他将一副棋子放着，棋子居然互相斗起来了。武帝正担心黄河决口堵不了，黄金炼不成，就拜栾大为五利将军，给了他四颗印，封为乐通侯，为他备了一所豪华住宅，1000名仆人，一切用品都由公费置办，将卫皇后生的长女嫁给他，赐黄金10万斤，武帝亲自上门，自武帝姑母以下皇族、文武百官全部登门赴宴送礼。武帝又授予他“天道将军”的玉印，让使者和他都在夜里站在白茅草上交接，表示不将他当臣子。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栾大就在家中举行仪式，但神仙一直没有光临。他就准备行装，说要入海见老师了。

当年六月，汾阴的一位巫师在魏国留下的后土堆旁发现了一只鼎，比一般鼎大得多，没有文字款识。武帝派人核实无误，就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鼎迎到甘泉宫，又随武帝一起运至长安。过中山时，出现一片黄云，有一只鹿经过，被武帝射死，正好当了祭品。武帝召集公卿大夫，问道：“因为黄河决口，连年歉收，所以我巡祭后土，为百姓祈谷。今年并没有丰收，鼎为什么会出现?”有关专家论证为吉兆，应将宝鼎祭告宗庙，然后收藏在皇宫。齐人公孙卿报告称，宝鼎出现的时刻与黄帝时相同，黄帝得鼎后380年就升天成仙了。武帝听到后大悦，立即召见，公孙卿说自己的老师是申公，已死，原与安期生来往，听到黄帝的话，但没有书面记录。安期生说：“汉朝的圣人出现在高祖的孙子与曾孙间，宝鼎出现后就能与神来往，封禅。封过禅的有七十二王，但只有黄帝封了泰山。”申公说：“汉帝也应该封禅，封了就能成仙升天。黄帝经常游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又借着申公说了一通黄帝升天的过程，武帝听了大为感叹：“真能像黄帝那样，我把扔掉老婆孩子当做脱鞋那么方便。”（实际上武帝时后宫已增加到数千人。）他封公孙卿为郎，让他在太室山等候神仙。

五利将军栾大到泰山转了一圈回来，骗武帝说他在海上遇见了老师。不料武帝派人暗中监视，知道他根本没有出海，他的方术也不灵了，就将他杀了。可是到了那年冬天，公孙卿又报告，在缑氏（今河南巩义市西南）城上出现了仙人的足迹，见到像野鸡一样的东西在城上来往。武帝亲自上城察看，还警告他：“是不是要学文成、五利将军?”公孙卿答道：“仙人无求于皇帝，是皇帝求他，所以没有充分的时间是不会来的。神仙的事看似迂阔荒诞，时间长了，自然会请来。”于是武帝下令全国各地整修道路，修缮名山的神祠，迎接神仙的到来。这位公孙卿一再以神人的踪迹为诱饵，武帝至死不悟。齐地上报的神怪奇方更是数以万计，数千人如醉如痴地求仙。

风景画鉴赏从元狩元年（前122年）开始，武帝外出祀神、求仙、巡游、封禅共29次，行踪北至朔方北河（今内蒙古黄河），南至九嶷山附近（今湖南南部），西至安定、北地（今宁夏、甘肃东北一带），东至辽西（渤海北部沿岸）。元封元年（前110年）至泰山封禅，沿着渤海到达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境），花了四个多月。第二年的巡游长达五个月。可以想象，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这样“千乘万骑”、“舳舻千里”的长途、长时间巡游，会耗费多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又会给各地正常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多么大的影响!

武帝实行严刑峻法，任用酷吏，不断增加镇压手段。如张汤、赵禹等秉承武帝的旨意，在原来比较宽松的法律上增加了很多新的罪名，如“见知故纵”（知道情况故意不举报、放纵）、“监临部主”（下属犯罪，负有监察责任的上级连坐），减轻犯“深故”（蓄意使用重刑、故意将无罪判成有罪）官吏的处分，加重对“急纵”（轻率释放）罪的惩办，使一般官员宁滥不漏，谁也不敢冒灭族的风险为“囚犯”伸冤。律令增加到359章，其中“大辟”（斩首或腰斩）有409条、1882项，可以比照死刑处理的事例有13472项。元狩六年（前117年），张汤甚至创造了“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并据此将位居九卿的大农令颜异判处死刑，使之成为案例。另一位酷吏杜周担任廷尉时，“诏狱”（国家监狱）中的在押犯大量增加，其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经常不下百人，各郡上报廷尉的案子每年有一千多件。大案涉及数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远的数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审讯时，官吏就根据控告的罪名逼供，不服就用鞭打。所以一听说官府抓人，无论是否有罪，都尽量逃避。有的案子十几年后还在追查，罪名大多是“不道”，所以都要上报廷尉或中央机关，诏狱中关押的犯人多达六七万，其他监狱中增加的犯人也有十余万。有人指责杜周不照“三尺法”（写在三尺竹简上的成文法）办事，专门揣摩皇帝的意图定案，杜周直言不讳：“‘三尺法’从哪里来的?前朝皇帝定的就是律，后来的皇帝定的就是令，当时的就对，干吗要照古法办?”杜周曾被罢官，以后又被起用为执金吾，在搜捕桑弘羊、卫皇后兄弟家属时相当坚决彻底，武帝认为他尽力无私，升为御史大夫。义纵出任定襄太守，到任那天就将狱中的重罪犯二百余人与私自去探监的宾客、家属二百余人全部杀光。王温舒出任河内太守时，准备了50匹快马，分段等在河内（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至长安途中。他到任后将郡中“豪猾”千余家定为灭族或死罪，立即接力传送，两天内取回批文，把这些人杀得一干二净。十二月过去，按规定春天停刑，王温舒顿足感叹：“要是冬天再增加一个月，我就把事情办完了。”武帝听说后，肯定他有本领，提升为中尉。当然，被这些酷吏杀掉的有一部分是该打击的地方豪强，但一味好杀，并且随意更改法律，无辜遭殃者更多。

本来，在文帝时就取消了肉刑，以笞刑代替劓（割鼻子）和斩左脚趾。以后因为笞刑还是不断将人打死，几次减少了笞数，景帝中六年（前144年）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笞刑的刑具长五尺，宽一寸，厚半寸，用竹片。中间的节要刨平，只许打在屁股上，最多打200下，打的过程中不许换人，打完一名犯人后才能换。但实际上，酷吏根本不遵守这些制度，“榜掠千数”，法外施刑或采用各种酷刑逼供的比比皆是。

卫青像就是对大臣和亲戚也是如此。元狩二年（前121年）李蔡继公孙弘任丞相，五年有罪自杀；严青翟继任，元鼎二年（前115年）有罪自杀；赵周继任，五年死在狱中；石庆继任，太初元年（前103年）病死；公孙贺继任，征和二年（前91年）死在狱中；刘屈氂继任，一年后就被腰斩。31年间的6位丞相，只有石庆一人善终。石庆是汉初功臣、著名的“万石君”（本人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级别的官员）石奋之子，为人极其小心谨慎。他当太仆时为武帝赶车，武帝问他拉车的有几匹马，他数了一遍后才报告说是6匹。但石庆在职时也多次受到武帝谴责，差一点自杀。所以，这个大臣中的最高官职被一些人视为畏途。

公孙贺是武帝当太子时的下属，又娶了卫皇后的姐姐，是武帝的连襟。但听说要拜他为相，吓得连连叩头，痛哭流涕，不肯接受相印，说：“臣本是边远鄙人，靠鞍马骑射当了官，不是做丞相的材料。”武帝与左右见他如此伤心，也都感动得流下眼泪，忙叫左右将他扶起。公孙贺不肯起来，武帝起身走了，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后来他儿子太仆公孙敬声擅自动用了1900万军费，关在监狱。正好武帝下诏追捕阳陵（今陕西成阳市东北）人“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主动请命，如能捕获，则请求释放儿子，武帝同意了。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抓获，朱安世知道是公孙贺想以他为儿子赎罪，就从狱中上书，控告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并派人行使巫术，以恶毒的语言诅咒武帝，在去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象征武帝的偶人（小木人）。武帝令有关部门审讯，将公孙贺父子在狱中杀死，并灭族，武帝两位女儿阳石、诸邑公主，卫青（武帝的姐夫）的儿子、卫皇后的外甥卫伉等都被杀。公孙氏和卫氏因骄奢犯法完全可能，但要咒武帝早死却是万万不敢的，这当然纯粹是一起冤案。这一点，连武帝心里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在诏书中公布他的罪行都是贪污受贿，不顾百姓死活，擅自改变政策，加重百姓负担等方面，而对要害的“巫蛊”罪只含糊不清地提了一句“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

继任的刘屈氂死得更惨。他是武帝的庶兄中山靖王之子，公孙贺死时他还在涿郡（治今河北涿州市）太守任上。从陈平、周勃以后汉朝已不设左右丞相了，此时武帝却任命刘屈氂为左丞相，而将右丞相位置空着，“以待天下远方之选”（等待更合适的人）。这一措施既可以解释为武帝对宗室的谦抑，也可以理解为对刘屈氂的预防，但刘屈氂看来毫无察觉，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被“亲亲任贤”、封侯拜相的他，一年后就步了公孙贺的后尘。当年秋天就发生了太子杀江充后起兵的事件，尽管刘屈氂最终指挥军队镇压了变乱，却已经得罪了武帝。当太子发兵进入丞相府时，刘屈氂“挺身逃”，连印绶也丢了。长史在报告武帝时替他掩盖，说“丞相为了保密，没有敢发兵”，武帝大怒：“事情已经到了这一地步，还保什么密?”后来因为覆盎门的值班官员田仁没有截住太子，刘屈氂要杀他，御史大夫暴胜之说田仁是二千石级别，不能擅自处死，应该先请示。武帝又大怒，将暴胜之抓起来责问，他惶恐自杀。刘屈氂虽一时无事，但武帝在表彰“元功”时对他毫无表示。实际上，在武帝对儿子的死悔恨不已时，这位“平乱”的统帅迟早是要成为替罪羊的。

第二年初，李广利出师匈奴，刘屈氂到郊外饯行。李广利建议他应该争取早日立昌邑王为太子，等太子即位后就可高枕无忧了。昌邑王是李广利的外甥，而李、刘二人又是儿女亲家，刘屈氂当然满口答应。但还没有等他有任何行动，内者令郭穰已经揭发丞相夫人让巫师到社祠用恶言咒诅武帝，丞相本人与李广利一起在祠庙祷告，想让昌邑王当皇帝。有关部门要求对刘屈氂夫妇审讯，很快定下了大逆不道罪。武帝下了一道史无前例的诏令：将刘屈氂装在“厨车”（装食品的小货车）上，押到东市当众腰斩，刘妻在华阳街斩首示众。武帝对这位侄儿和现职丞相如此狠毒，显然并不仅是为了子虚乌有的“巫蛊”。

太史令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获罪，据他给任安的信中所说，在押期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垂”（手脚被绳索捆绑，身上套着木枷，被剥光衣服，用木棍和竹板打），以后又受“腐刑”（割去生殖器）。这还是从轻处罚，比起那些被腰斩、灭族的人来说已经幸运多了。

武帝后期的社会矛盾已相当严重，各地不断出现暴动，南阳、楚、齐、燕等各地都有发生。大的暴动有数千人参加，首领往往称王称将，攻城略地，取走仓库中的武器，释放监狱中的罪犯，抓住郡太守、都尉，或将其杀掉，还向周围的县筹集粮食。武帝派出酷吏，调动军队，连续几年加以镇压，但此伏彼起，杀不胜杀。武帝又颁布“沈命法”：“群盗”四起不发觉，发觉了而没有全部抓获，二千石以下到最低级的官吏一律处死。这样一来，地方官干脆不上报，上下互相隐瞒，实际上“盗贼”越来越多。武帝初全国已有约3600万人，到末年只剩下3200万，由于流亡严重，在籍户口减少了一半。

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个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第一位皇后陈氏，是汉初功臣陈婴的曾孙女，又是武帝的姑母、长公主刘嫖的女儿。武帝能被立为太子，刘嫖是出过力的，所以等武帝一即位，这位太子妃就被立为皇后。陈皇后仗着长公主的权势擅宠骄贵，自己十多年生不了孩子，听说卫子夫得到武帝宠幸后，几次想陷她于死地。武帝大怒，元光五年（前130年），当有人揭发陈后在背后用巫术咒诅他时，他就下令彻底追查，将替陈后作巫术的妇女楚服等三百多人杀了，陈后被废入长门宫。

农家小院卫子夫本来是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武帝在平阳公主家看中带回宫中的，但进宫后就被武帝忘了。一年多后，武帝选一些无用的宫女出宫，卫子夫哭哭啼啼请求放出，武帝见她可怜，就留在身边，结果给他生下了三个女儿。元朔元年又生了太子刘据，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卫子夫的哥哥卫长君、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都得到重用，以后霍去病立功封侯，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娶了平阳公主，卫氏有五人封侯。

但生了太子几年后，卫皇后色衰失宠，武帝又爱上了来自赵国的王夫人和来自中山的李夫人，可是两位夫人都年轻早卒。李夫人本是舞女，武帝一见情钟，死后怀念不已，让人画了她的像挂在甘泉宫。方士少翁用法术让武帝见到李夫人的形象，却可望不可及。武帝更感悲切，亲自作了一篇悼亡赋。但以后，李夫人的弟弟获罪、哥哥李广利投降匈奴，李氏被灭族。

晚年的武帝在巡游时过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东南），又得到一位“奇女”赵氏，封为婕妤，大受宠幸。武帝62岁时，她怀孕14个月后生下一子。

对晚年武帝打击最大的，是由江充一手炮制的“巫蛊”冤案。

江充是赵王的上等门客，为了报赵太子丹杀其父兄之仇，到长安告了御状。武帝将赵太子定罪处死，江充得宠，被封为“直接绣衣使者”，负责督察首都特区的治安和查禁贵戚近臣的违法行为及超标准享受。当时权贵不守法纪的现象很严重，江充征得武帝同意，将一批违法的近臣贵戚的车马没收，让他们去北军报到，参加征伐匈奴，又禁止他们进宫求情。他们的子弟十分恐慌，向武帝请求交钱赎罪，一下子收到数千万罚款。武帝认为江充为人忠直，奉法不阿，对他言听计从。江充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中发现了馆陶长公主的车队，立即查问，公主说是奉了太后的诏书，江充说：“只有公主可以通行，其他车马都不许过。”将其余车马都上报没收。江充随武帝在甘泉宫时，见到太子属员的马车在驰道上行走，扣留后送交主管部门处理。太子闻讯后，派人向江充说情：“不是舍不得车马，实在是不想让皇上知道，怪我没有管教好下属，请江先生饶了他。”江充不听，照样报告武帝。武帝称赞他：“当人臣的就该如此。”更加信用。

武帝在甘泉宫得病，江充见他已年老，怕他死了后被太子报复，就上奏，称武帝的疾病是有人以巫咒作祟所致，武帝任命他为巫蛊专案负责人。在此前，丞相公孙贺父子、两位公主和卫皇后的外甥，已因被诬陷以巫蛊咒诅武帝而被杀。江充找来一位有巫术的胡人，让他挖地三尺，寻找用作咒诅目标的偶人，捉拿搞巫蛊的人。抓到嫌疑犯后就用酷刑逼供，使百姓相互诬陷牵连，官府都以大逆不道定罪，先后杀了几万人。武帝年老多疑，怀疑身边的人用巫蛊咒诅他，所以对被牵连的人，没有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江充摸清了武帝的意图，就说宫里有益气。武帝信以为真，特意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当江充的助手。他们先从后宫失宠的妃嫔人手追查，再查到皇后，从武帝的御座下挖起，最后在太子的宫中挖出了用于巫蛊的桐木偶。

当时，武帝因病正在甘泉宫避暑，只有卫皇后和太子在长安。少傅（太子老师）石德劝太子假传武帝命令逮捕江充，彻底查清他的奸诈罪行，否则自己说不清，何况武帝在甘泉宫生死不明。“太子就不想想秦始皇长子扶苏的事吗?”情急的太子顾不得仔细考虑，与皇后商议后，于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初九派人收捕江充等人，韩说怀疑有诈，拒捕被杀；江充被抓来，太子亲自监斩；但章赣受伤后逃往甘泉宫。

太子杀江充后，宣布武帝在甘泉病危，奸臣企图作乱，下令征调军队，发兵占据各重要机构。太子赦免了在中都官服役的囚徒，将武库的武器发给他们，命石德等人率领。丞相府被占后，丞相刘屈氂逃跑，长史火速赶往甘泉宫报告，武帝下亲笔诏令：“斩捕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用牛车作掩护），毋短兵接（不要用短武器交战），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别让造反的人出去）。”武帝还从甘泉宫回到长安城西的建章宫督战，下诏征发三辅近县兵，由刘屈氂指挥镇压。

至此，形势急转直下。太子征调驻在长水和宣曲的胡骑未成，北军也闭门不出，只得从长安四个市上召来了数万人。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部队与刘屈氂的军队在长乐宫西阙下相遇，激战了五天，血流成河。刘屈氂的援军源源而来，太子见大势已去，出覆盎门逃亡。石德等人和太子宾客全部被杀，参与发兵的还被灭族，受牵连的官吏、士卒被流放敦煌郡。武帝派人废卫皇后，逼令自杀，卫氏被灭族。太子夫人史良娣、一子、一女和家属全部被杀，只有一位在襁褓中的孙子被狱官冒死保护下来，18年后即位（宣帝）。

太子不知所终，但武帝震怒，臣下没有人敢进言。壶关县（今山西长治市北）一位“三老”县乡负责教化的官员，一般由有德行的长者担任）毅然上书，指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他揭露江充的奸计，请求武帝宽恕太子，停止追捕，不要让太子长期逃亡在外，以期武帝有所感悟。

太子和二位皇孙藏匿在湖县泉鸠里（今河南灵宝市西北）一户穷人家，主人靠卖草鞋得来的钱供养他们。太子想到自己有位朋友在湖县，听说他很有钱，就让人去找他，走漏了消息。地方官带兵围捕，太子自知无法逃脱，堵住房门上了吊。士兵张富昌一脚踢开房门，新安县（今河南渑池县东南）令史李寿奔来解开绳子，将太子抱下，可是早已气绝身亡。主人格斗而死，两位皇孙被杀。武帝闻报无比伤感，封李寿和张富昌为侯。

日子一长，事实证明，所谓巫蛊纯属冤案，武帝也知道太子实在是因为害怕至极，并无其他意图，但又不便公开认错。正在此时，高寝郎（高祖庙值勤官员）田千秋紧急上书为太子申诉：“儿子玩了父亲的兵，应有的惩罚是打一顿板子；天子的儿子过失杀人，算得了什么大罪!我梦见一位白头老翁教我说这话。”武帝立即召见田千秋，赞扬他说：“父子之间的事，别人是难说话的，你却能讲清楚，这是高祖庙的神灵让你来教我的。”立即封他为大鸿鸳鸯胪，几个月后又任命为丞相。武帝将江充家灭族。将参与追查巫蛊的苏文在渭水桥边活活烧死，在泉鸠里对太子动武的军官已升为北地太守，也被灭族。武帝造了一座思子宫，还在湖县筑归来望思台，寄托自己的哀思，为太子招魂。

晚年的武帝极其孤独，毫无天伦之乐，所以对身边出现的孩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侍中金日碑有两个小儿子。常常在武帝身边玩耍，成为武帝的“弄儿”，深得他欢心。有次孩子在背后搂着武帝的脖子玩，被金日碑看见，狠狠瞪了一眼，小孩吓得赶快放手，边走边哭说：“爸爸发脾气了。”武帝立即指责金日碑：“干吗对我的孩子发脾气?”后来大儿子长大了，不守规矩，有一次与宫女在殿下开玩笑，被金日碑见到，他怕以后闹出事来，把儿子杀了。武帝得知后大发雷霆，金日碑叩头谢罪，说明了杀儿子的本意。武帝非常伤心，流下了眼泪。他也是一位老人，像普通老人一样爱孩子；但他是一位皇帝，他不得不用沉重的代价来维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以致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孙，并且不能像普通老人那样喜欢身边的孩子。

除了太子外，王夫人为武帝生过刘闳，被封为齐王，但8年后就夭折了。李姬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分别被封为燕王和广陵王。燕王有野心，在太子死后，认为该轮到自己了，上书要求从封地回长安，以后又隐匿逃亡者，引起武帝的厌恶。广陵王力大无穷，却喜欢吃喝玩乐，很不成器。李夫人为他生一子，被封为昌邑王，但只比武帝晚一年去世。从他的儿子刘贺即位37天就被废掉看，这位昌邑王大概不会好到哪里去。武帝不得不考虑立最小的儿子为继承人。但想到吕后的教训，担心出现年轻的太后专政的局面，犹豫再三，终于在孩子五六岁时找个借口将赵婕妤杀了。这位无辜的妇女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但从西汉末年和东汉的外戚之祸看，武帝此举不能不说是一片苦心，是不得不采取的防范措施，尽管当时看不出任何迹象。从个人情感说，武帝是残酷的；从汉朝的千秋大业着眼，他是英明的。不知是汲取了汉族统治集团外戚介入权力斗争的教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以后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甚至在开国之初就定下了一条更残酷的规定：凡儿子被立为太子，其母一律赐死。

太子之死终于使武帝的头脑变得清醒了些，在他的最后三年内采取了一些弥补的措施。

征和四年（前89年），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进攻匈奴，开陵侯率西域楼兰等六国攻打依附于匈奴的车师（在今新疆吐鲁番一带），车师王投降。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请增派军队去渠犁、轮台一带屯田，并招募百姓去耕种，在沿途建造亭障。此前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使汉军损失很大。于是汉武帝下诏：

先前有关部门上奏，要将百姓的口赋钱每人增加三十，以筹集边防费用，这会使老弱孤独更加困苦。现在又要求派士兵去轮台屯田，轮台在车师西面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击车师时，先派危须、尉犁、楼兰等六国在首都的子弟回国，让他们征集牲口和粮食迎接汉军，又由各国国王亲自率领军队共数万人配合，一起包围车师，使它的国王投降。各国的军队已很疲劳，没有能力在沿途供应汉军的粮食。汉军攻破车师城后，缴获的粮食很多，但士兵自己负载不了足够路上吃的粮食，身体强壮的吃牲畜的肉，体弱的在路上死了几千。朕征发酒泉郡的驴子、骆驼背了粮食出玉门关去迎接。官兵是从张掖郡出发的，路不是很远，但还是有很多人掉了队。

以前朕不了解情况，因为一位叫弘的军侯上书，说什么“匈奴人将马的前后脚缚住，扔在长城下，骑着马高叫：‘秦人（匈奴对汉人的称呼）!这马就赏给你们了。’”又因为汉朝的使者被扣留在匈奴，很久没有能返回，所以就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想作为使者的后盾，加强他们的地位。

古时候的卿大夫参与策划，都根据龟版占卜，不吉利就不行动。那次将匈奴人缚马脚的报告给丞相、御史、二千石级别的各位大夫、饱学的郎官，以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都传阅了，他们都认为“敌人自己缚住马脚，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了”。也有人认为“这是故意要显示他们的强大，表示对付我们足足有余，将马脚缚住也比我们强”。根据《易经》占卜，得到的是《大过》中的卦，九五的爻，表明匈奴必败。民间征召来的方士、太史（国家天文台专职官员）观星望气，太卜（皇家占卜师）根据龟版占卜，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卜辞上又说“北伐行军，到釜山必胜”。让他们为诸将打卦，贰师将军最吉利。所以朕亲自命令贰师将军向釜山进军，还特意下诏，要他一定不要深入敌境。现在证明这些意见和卜卦都是错误的、相反的，重合侯抓回来的匈奴侦察兵说：“听说汉军将要进攻，匈奴派巫师在必经之路和水源埋下牛羊，咒诅汉军。单于送给天子的马匹和裘皮，也总是让巫师先咒诅一番。缚住马脚，也是咒诅汉军。”又让人占卜，结果说“汉军有一位将军不吉利”。匈奴人常说：“汉朝极大，但汉人耐不得饥渴。缺了一条狼，就会跑走一千只羊。”（丧失一名将军，就会损失一千名士兵。）

那次贰师将军战败，士兵或战死，或被俘，或流失，朕心中一直深感悲痛。现在又要求在遥远的轮台屯田，沿途还要建兵站和供应点，这是使全国百姓背上包袱，受到骚扰，不是爱民的措施，朕不忍心听到这样的建议。大鸿胪等又提议，想募集囚徒送匈奴使者回去，给他们定下封侯的赏格，让他们到匈奴后为汉朝出气。这是连春秋五霸都不会采用的卑鄙手段，堂堂大汉怎么可以干?何况匈奴获得汉朝的降人后，总要仔细搜查，反复盘问，了解情况。

现在边塞管理松弛，出入没有严格禁止，边防哨所的长官为了得到皮毛兽肉，让士兵外出捕猎，士兵非常辛苦，但烽火传送却经常缺少。下面报上来的文书中从来看不到这些现象，以后有匈奴降人来了，或者俘虏了敌方人员后，才知道存在这些弊病。

当今最重要的是禁止对百姓苛刻残暴，制止擅自增加赋税，努力开展农业生产，切实执行养马可以减免赋税的政策，以弥补军马的缺口，使国防力量不至于削弱。各郡、国的长官都应提出增加马匹和巩固边防的具体措施，由上计吏带到朝廷来。

尽管武帝将主要责任都推给了臣下，但作为一位长期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君主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并且规定了切实的纠正措施，还是难能可贵的。他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作为“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的象征。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以提高粮食产量。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虽不大，但标志着国家政策的重要转折，至少是将“苛暴”、“擅增赋”的势头制止住了。

司马光武帝自知不久于人世，想到了已在身边二十多年的大臣霍光，让人绘了一幅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图画赐给他。后元二年（前87年）春，武帝在五柞宫病危。霍光哭着请示：“陛下如不幸，谁应该为继承人?”武帝说：“你没有懂我给你那幅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你像周公一样行事。”霍光叩头推让：“我不如金日碑。”金日碑说：“我是外国（匈奴）人，不如霍光，再说别让匈奴人看不起汉朝。”于是，武帝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碑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接受遗诏辅佐少主。第二天，武帝死，八岁的太子即位，就是昭帝。

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作的评论所指出的，汉武帝的晚年与秦始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汉朝没有亡，而且在昭帝、宣帝时能够中兴，原因在于武帝“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

前面这些优点其实并不明显，而且武帝的改过不过三年，国内的严重危机并没有消除。关键的一点还是他“顾托得人”，对身后事做了正确的安排。在这一点上，他的确比秦始皇高明得多。

秦始皇在将长子扶苏赶到边疆去后，对继承人没有作出明确安排，却让少子胡亥随自己巡游。由于他“恶言死”（忌讳别人说到他的死），连丞相李斯等大臣都不敢问他后事。当他病重时，只是下诏令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让他到咸阳参加葬礼，却没有明确让他即位。这份诏书固然被赵高串通李斯篡改了。但即使照样发到扶苏那里，扶苏遵诏到了咸阳，继承问题也没有最终解决。而他信用赵高，对李斯又诸多限制，更为胡亥的篡位和赵高的专权准备了条件。

而武帝从杀赵婕妤，选定霍光为首席顾命大臣。赐画，立太子，确定辅佐大臣，一步步都有计划。霍光敢请示他死后怎么办，说明他在霍光等的心目中并不是“恶言死”的秦始皇。武帝死后，燕王刘旦就声称他收到的玺书规格不对，“京师疑有变”，立即派心腹到长安活动，又串联其他宗室，谎称受了武帝遗诏。要是武帝临终前不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是武帝像秦始皇那样，那么一场内乱就不可避免。

霍光和金日碑并不是朝廷中级别和资历最高的官员，此前也没有太大的功绩，金日碑还是匈奴休屠王之子，是武帝从俘虏中提拔出来的，但两人都在武帝身边多年，武帝了解他们的人品和能力。事实证明，武帝“顾托得人”，使汉朝得以延续和中兴。即位的昭帝才八岁，执行什么政策主要靠霍光等大臣决定和维持。昭帝死后，霍光又毅然决定废掉刚立的昌邑王，另立宣帝，也体现了武帝的遗愿，使昭帝时的休养生息政策得以继续执行。

武帝宁可不立已成年的燕王、昌邑王，却立八岁幼儿，显然是深知两个大儿子的弱点，又是出于对霍光的绝对信任。因为一旦不成器的成年儿子登位，霍光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甚至会毫无影响，武帝的意图自然无法保证。而不预先排除母后的影响，霍光也未必能得心应手。这样的安排，的确显示了武帝的雄才大略，使他已经暗淡的晚年重新发出光彩。王莽的结局公元9年1月15日，长安未央宫的前殿中正在举行隆重的仪式，宣布一个新的朝代——它的名称就是“新”——已经取代汉朝。新皇帝王莽穿戴着古怪的服饰，正在亲自宣读策命，封西汉的最后一位名义上的君主刘婴为安定公。读完后，王莽走到这个5岁的幼儿面前，拉着他的手，嘘唏地哭了起来：“古代周公摄政，最后还是让成王恢复了王位。可是我被皇天的威命所迫，由不得我呀!”他絮絮叨叨，竟不肯放手，孩子被他这些莫名其妙的举动吓得不知所措。孩子的老师将他搀下殿来，教他跪下叩头谢恩。在场的文武百官深受感动，人群中响起了一阵抽泣声。

王莽，字巨君，初元四年（前45年）出身在一个煊赫的家庭。当时他的姑母王政君已被元帝立为皇后。13岁那年元帝死，成帝（王政君之子）即位，王莽的伯父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执掌朝廷大权。河平二年（前27年），王莽的五位叔伯在同一天被封为侯。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但王莽本人却十分不幸，他的父亲早死，没有轮到封侯，连他的哥哥也年纪轻轻就死了，留下了孤儿寡母。这却使王莽从小养成了与富贵的堂兄弟们不同的习惯，他谦恭好学，在向沛郡学者陈参学《礼经》时非常勤奋，生活俭朴，与普通儒生没有什么不同。平时侍奉母亲和寡嫂，抚养侄儿，都规规矩矩。对待社会上的名流学者、家中各位叔伯，格外彬彬有礼。阳朔三年（前22年），伯父大将军王凤病重，王莽悉心侍奉，王凤每次用药前他都亲自尝过，成月不脱衣睡觉，经常蓬头垢面。王凤深为感动，临终前托太后和成帝照顾他。王莽被封为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踏进仕途，几年后，王莽的名声越来越大，当代名士戴崇、金涉、箕闳、阳并、陈汤等都在成帝面前赞扬他，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上书，愿意将自己的封邑分出来封给他。永始元年（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升任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王莽在宫中值勤时总是小心谨慎，官越升，越是谦虚。他广泛结交高中级官员，赡养救济名士，家里不留余财，连自己的车马衣服都拿来分发给宾客。在位的官员常常举荐他，在野人士纷纷传播他的佳话。王莽的名声逐渐超过了他的叔伯们。

王莽将他的侄儿王光送到博士门下读书。每次休假回家，王莽总要带上羊和酒，赶着车去慰劳他的老师，所有的同学都能获得他送的礼物，学生们纷纷围观，老人都感叹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事。王莽的儿子王宇年纪比王光大，但王莽一定要让他等王光一起结婚。办喜事那天贺客盈门，忽然仆人报告：太夫人不舒服，要饮某药。王莽立即起身入内，宴会中断好几次。有一次，兄弟辈听说王莽私下买了一个侍婢，王莽却说：“后将军朱博没有儿子，听说这位姑娘能生儿子，我是替他买的。”当天就将侍婢送到朱博家。

当时，王莽的叔父曲阳侯王根担任大司马骠骑将军已多年，因一直有病，几次要求退休。但王莽的表兄、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任侍中卫尉，名列九卿之首，资历比王莽深，按惯例应由他继任大司马。王凤病重时，淳于长也曾日夜侍奉，王凤临终也向太后和成帝推荐过，被成荷花帝任用，升迁很快。成帝想立宠妃赵飞燕为皇后，但太后嫌她出身微贱，经过淳于长在太后面前多次疏通，一年多后成帝如愿以偿。成帝感激淳于长，以他曾劝阻修昌陵为由，封为定陵侯，大加信用，贵倾公卿。淳于长忘乎所以，大肆收受地方官的贿赂，妻妾成群，生活侈靡。

淳于长纳的妾中有一位是寡居的侯爵夫人许孊，她的姐姐是成帝已废的许皇后。许后想让皇帝给她复位，通过许孊送给淳于长大批宫中的用品和财物。淳于长骗她说有办法让成帝立她为左皇后，通过许孊不断给她写调情的信。王莽打听清楚此事后，就利用探望王根的机会做了详细报告，还说：“淳于长见您久病，好不高兴，自以为应该代您辅政了，已经给不少人封官许愿。”王根大怒，要他赶快向太后汇报。太后气得让成帝免了淳于长的官，送回侯国。不久，王莽的另一位叔父红阳侯王立在成帝面前替淳于长说话，引起了成帝的怀疑。原来王立没有当上大司马，曾以为是由于淳于长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对淳于长十分痛恨，但淳于长下台后却通过王立的儿子王融给他送了大批珍宝。成帝让有关部门调查，准备逮捕王融，王立让王融自杀灭口。成帝更怀疑有大的阴谋，将淳于长关押在洛阳的诏狱（朝廷设在地方的监狱）中反复审讯，查清了他大逆不道的罪行，在狱中杀死。王立被勒令“就国”（回封地），受牵连被撤职的朝廷和地方官有数十人。王莽主动揭发表兄，大义灭亲，顺理成章，继王根和其他三位叔伯之后当了大司马，当时他38岁。王莽执政后更加克己奉公，聘任贤良担任下属，皇帝的赏赐和自己的俸禄都分送给士人，自己的生活极其节俭。他的母亲病了，公卿列侯都派夫人登门问候，只见一位穿着布衣短裙的女子出来迎接，这批贵妇人以为是位佣人，一问方知是王莽夫人，都吃了一惊。

正当王莽声誉日隆时，成帝驾崩，太子即位（哀帝）。成帝无子，太子是元帝的庶孙定陶王刘欣。哀帝即位后，按惯例，他的母家就成了新的外戚。必定会受到封赏和重用，所以被尊为“太皇太后”的王太后命令王莽“就第”（回家，即辞职），给新的外戚让路，王莽立即上疏“乞骸骨”（年老或有病，请求辞职以保全性命）。刚登位的哀帝不允，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报告太后：“大司马如果不到职，皇帝就不敢听政。”太后顺水推舟，令王莽复职。事后看来，这不过是哀帝作出的一个小小姿态。果然，高昌侯董宏上书，援用《春秋》“母以子贵”的理论，认为哀帝的生母丁姬应该上尊号。但他举了秦庄襄王生母和养母都称太后的例子，被王莽和师丹抓住把柄，联合控告他“称引亡秦以为比喻，诖误圣朝”，“大不道”。哀帝羽毛未丰，为表示谦让，将董宏免为庶人。哀帝的祖母定陶共王傅太后大怒，逼着哀帝给她上尊号。正好未央宫有宴会，典礼官在太皇太后的位置旁为傅太后挂起了帷帐。王莽检查时发现，指责典礼官：“定陶太后是藩王的妾，怎么可以与至尊一样待遇?”下令撤掉，重新安排座位。傅太后一气之下，没有赴宴，恨透了王莽。王莽知道形势不利，再次“乞骸骨”，在祖母和母亲的压力下，哀帝恩准，赐他黄金500斤和安车（老人乘的卧车）驷马，让他罢官“就第”。但公卿大臣纷纷上书，盛赞王莽对国家的贡献，哀帝只得又扩大他的封邑，给予最高礼遇。

不出王莽所料，一年多后傅太后被尊为皇太太后，丁姬被尊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成帝赵皇后）的地位相同，丁、傅两家能封侯的都封了，能当官的都当了，成了暴发户。王家却受到沉重打击，曲阳侯王根被遣就国；成都侯王况被免为庶人，遣送回乡；历年来由王家荐举的官员统统革职。有关部门又追究王莽阻止给傅、丁太后上尊号，“亏损孝道”的严重罪行，认为应该处死刑，幸而得到赦免，也不应再享受封地，要求将他免为庶人。总算哀帝看在太皇太后的份上，没有免他的侯，仅遣就国。

王莽完全明白自己面临的危险，所以回到新都侯国（今河南唐河县西南）后一直闭门不出。他的一个儿子王获杀了奴婢，这在当时本来是很普通的事，他却将王获痛骂一顿，逼他自杀了。侯国所属的南阳太守派孔休担任新都相，孔休求见时，王莽对他毕恭毕敬。一次王莽生病，孔休去探望，王莽为了与他结交，送他一把玉柄宝剑。孔休不肯接受，王莽说：“我是见您脸上有瘢，而美玉可以去瘢，所以想把这玉柄给您用。”孔休还是推辞，王莽说：“您大概嫌它值钱吧!”当场将玉柄砸碎，包起来送上，孔休只得收下。三年间，官员们为王莽鸣冤的上书数以百计。元寿元年（前2年）发生日蚀，这被看成上天对皇帝的警告，贤良周护和宋崇等人在答复哀帝的询问时极力颂扬王莽的功德，为他受到的错误处置伸冤，哀帝以侍奉太皇太后的名义征召王莽回京。

一年多后，25岁的哀帝病死，此时傅、丁太后已死，哀帝又没有儿子，太皇太后当天就到未央宫收了皇帝的玺绶，急召王莽进宫，诏令尚书，包括调兵遣将和拱卫京师等一切事务均由王莽掌管。王莽建议免去哀帝的男宠、大司马董贤的职务，董贤当天自杀。太皇太后让大臣推荐大司马人选，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荐王莽，前将军何武与后将军公孙禄相互推荐。王莽被封为大司马，建议迎九岁的中山王继成帝为帝（平帝）。平帝作为成帝之后即位后，太皇太后重新成为太后，临朝称制，让王莽执政。王莽向太后报告，成帝赵皇后曾杀害皇子，傅氏骄横不守制度。太后下令废赵后和哀帝傅皇后（傅太后堂侄女），勒令自杀。傅、丁太后被追贬尊号，称定陶共王母和丁姬。

大司徒孔光是孔子后裔，是三朝元老，得到太后敬重，很得人心。王莽对孔光极其尊敬，提拔他女婿甄邯当侍中奉车都尉。王莽想撤掉哀帝外戚和自己不喜欢的大臣，就拟成奏章后让甄邯交给孔光，孔光一向怕王莽，不敢不上报，王莽请太后一律照准。丁、傅、董贤的亲属全部免官，流放远方。曾经相互推荐的何武和公孙禄免职。红阳侯王立是太后亲弟，是王莽的叔父，王莽怕他在太后面前多说话，使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又让孔光上书追究他接受淳于长贿赂等罪行，要求遣他就国。太后不听，王莽说：“现在汉家衰落，连续几代没有儿子继承，太后独自代幼子执政。真值得畏惧，尽力公正办事作天下的榜样，还唯恐来不及。现在为了私恩而不接受大臣的建议，使臣子们离心，今后必定出乱子。不妨暂时将他遣就国，以后再召回来。”太后不得已，只得听从。

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莽很快收罗、组织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王舜、王邑为心腹谋士，甄丰、甄邯负责决策，平晏掌管机密，刘歆撰写文告制造舆论，孙建当“爪牙”（上通下达兼打杂），甄丰之子甄寻、刘歆之子刘菜、涿郡崔发、南阳陈崇等也因有各种本领而受到王莽的信用。从此，王莽实行他的计划时更加得心应手：他表现得非常正直。说得冠冕堂皇，而把自己的意思暗示给党羽，由他们提出要求或着手进行，然后王莽叩头流涕，坚决推让，对上可迷惑太后，对下可向百姓显示他的诚意。

当年底，在有关方面的启发下，益州塞外（今云南或缅甸）的少数民族献来一头白雉，此事引起了朝野轰动。原来根据经典的记载，在周公摄政，辅佐成王时，遥远的越裳氏为他的德行所感动，不远千里送来白雉，王莽刚开始执政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其意义不言自明。元始元年（公元1年）正月，根据王莽的建议，太后下诏，将白雉作为宗庙的供品。大臣们向太后提出，王莽“定策安宗庙”的功绩与霍光一样，应该享受与霍光相等的封赏。72岁的太后倒不糊涂，她问公卿们：“真是大司马有这么大的功劳?还是因为是我的亲戚才特别抬高他?”群臣纷纷赞颂王莽的功德与周公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有了白雉这样的祥瑞。他有“定国安汉家”的大功，应该封为安汉公，扩大封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惯例），以顺人心”。

王莽得知后，上书表示，他是与孔光、王舜、甄丰、甄邯共同定策的，希望只奖励他们四人，以后再考虑他，不要放在一起。甄邯让太后下诏，王莽有“安宗庙”的大功，不能因为亲戚关系而回避起来，不加表扬，请他不必推辞。王莽再次上书辞让。太后让人带王莽到大殿东厢等待任命，他称病不去。太后派尚书令下诏，要王莽赶快去，他坚决推辞。太后又派长信太仆代表皇帝召王莽进宫，他还是说有病。左右向太后建议，还是不要强迫他，先封了孔光等人，他才会答应。太后下诏，封孔光为太师，增加1万户封邑；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广阳侯，封邑5000户；甄邯为承阳侯，封邑2400户；前三人还各赐一所住宅。四人受封后，王莽还是不肯出来，群臣又建议，王莽虽然极尽谦让，应该表彰，但及时加赏，才能证明朝廷重视大功，不能让百官和百姓失望。于是太后不等王莽进宫，就下诏：王莽“典周公之职，建万世策”，增加封邑2．8万户，封为太傅，称安汉公，以萧相国（何）的故居作为安汉公官邸，并定为法令，永远遵守。王莽深感惶恐，不得已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但退回了增封的土地和民户，表示要等到百姓都达到小康水平后再说。群臣却坚持“原则”，不同意王莽退还，太后下诏：接受王莽的辞让，但将他的俸禄、办公人员和赏赐都增加一倍，什么时候百姓达到小康，大司徒、大司空负责上报。王莽连这一点也不接受，建议应该首先考虑封诸侯王和开国以来功臣的子孙，然后是在职官员，增加宗庙的礼乐，使百姓和鳏寡孤独都得到好处。最后朝廷下令：

王莽全国成年男子每人增加一级爵位。二百石以上级别的官吏，不论是否试用期满，全部转正。封东平王、中山王，封宣帝曾孙36人为列侯；封太仆王恽等25人及右将军孙建等为关内侯；平帝从中山国到长安途经各地的大小官吏都有赏。无子的诸侯王、公、列侯、关内侯，也可将孙子作为继承人。公、列侯的继承人犯了罪，凡判处“耐”（剃去须发服劳役）以上的都应先经上级批准。宗室中因有罪而被开除出族的，可以恢复；宗室担任官吏被举为“廉佐史”的，可以补为四百石级别的官员。全国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如年老退休，可以终身领取原俸禄的1／3。派谏大夫巡视三辅（三个朝廷直辖区），凡上一年多收的赋税一律予以赔偿、凡不妨碍哀帝陵园中建筑物的百姓坟墓都不迁走。天下吏民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所需物资。

全国上下皆大欢喜，无不感谢王莽，但他认为做得还不够，他向太后进言：“眼看由于丁、傅两家外戚的奢侈挥霍，很多百姓还吃不饱饭，太后应该穿粗衣，降低饮食标准，做天下的榜样。”他自己上书，愿捐钱100万、田30顷，交给大司农救济贫民。此举一出，百官积极响应，纷纷仿效，连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汤沐邑”（供太后私人开支的封邑）10个县交给大司农管理。一到发生自然灾害，王莽就吃素。左右报告太后，太后派使者命令王莽要“爱身为国”，不必不吃肉。元始二年全国大旱、蝗灾，受灾最严重的青州百姓流亡。在王莽带动下，230名官民献出土地住宅救济灾民。灾区普遍减收租税，灾民得到充分抚恤。皇家在安定郡的呼池苑被撤销，改为安民县，用以安置灾民。连长安城中也为灾民建了1000套住房。

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提出，皇帝即位已三年，应该吸取前几位皇帝没有儿子的教训，及时选立皇后。有关部门上报的一份候选名单中，王家女子有好几位，王莽怕她们与自己的女儿争夺，就报告太后说：“我没有德行，女儿才能低，不适合与其他女子一样列为候选人。”太后以为王莽诚心诚意，就下诏：“王氏女子是我外家，不要挑选。”消息传出，庶民、学生、基层官吏到宫门前上书的每天超过1000人，公卿大夫有的守在殿上，有的伏在门外，一致请求，让王莽的女儿当“天下母”。王莽派下属分别劝阻公卿和学生，但上书的人越来越多，太后不得已，只得同意公卿选王莽的女儿。王莽又要求广泛选取，公卿争辩说不应该选其他女子以影响正统。王莽表示，即使如此，也该先考察一下他的女儿。由长乐少府、宗正（皇室族长）等官员组成的考察组报告：完全合适。太后下诏进行最后一道手续，派大司徒、大司空去宗庙向祖宗报告，并占卜，结果也是“康强”、“逢吉”，正式确定王莽的女儿当皇后。有关部门提出，古代天子封王后之父百里封地，应该将新野25600顷地封给王莽，使他的封地达到百里，被王莽谢绝。按惯例，皇后的聘金是黄金2万斤、钱2万万。王莽只愿接受4000万钱，而将其中3300万分给同时挑选到的其他11位女子。群臣认为，这样一来，皇后的聘金与妃子差不了多少。太后下诏再加2300万，合起来共3000万，王莽又将其中1000万分给王氏九族中的穷人。全国官民深受感动，先后有487572人上书；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了太后就叩头，一致要求增加对王莽的赏赐。名臣张敞的孙子、博学多才的张竦，为大司徒司直（大司徒的首席属官）陈崇起草了一份长篇奏章，极力歌颂王莽的功德，引经据典，要求皇帝效法周成王，给予王莽像周公一样的褒赏。太后交群臣讨论，却发生了吕宽事件。

王莽立平帝后，以防止再次出现外戚丁、傅那样危害国家的事情为由，封平帝的生母为中山孝王太后，两位舅父卫宝和卫玄为关内侯，都留在中山国（都卢奴，今河北定州市），不许来长安。王莽的儿子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私下派人与卫宝联系。让平帝的母亲上书要求来京，被王莽拒绝。王宇与老师吴章、内弟吕宽商议，吴章认为王莽是不会听从别人意见的，但迷信鬼神，可以制造怪现象吓他一下，然后再讲道理让他把权力交给卫氏。王宇觉得有理。让吕宽在半夜将血洒在王府门上，想不到被门卫发觉。王莽将王宇送进监狱，令他喝毒药而死。王宇的妻子已经怀孕，便关押起来，等产后处死。王莽奏明太后，将卫氏灭族，又通过吕宽穷追猛打，将各地非议自己的豪强杀了几百个，敬武公主、梁王刘立、红阳侯王立（莽叔父）、平阿侯王仁（莽堂兄）等都迫令自杀。王莽为了教育子孙吸取王宇的教训，亲自写了八篇文章。群臣要求正式发表，天下官吏能背诵的，可以登记取得提升候选资格，享受能背诵《孝经》同样的待遇。

吕宽事件化险为夷，元始四年四月，王莽的女儿被正式立为皇后。为了了解各地民情，王莽派陈直等八人分路采访。太保王舜等上书，鉴于王莽兼有伊尹和周公的作用，应该将两人的称号“阿衡”和“太宰”合起来的“宰衡”，作为王莽的称号。八千多百姓上书赞同。于是确定王莽称宰衡，封他母亲为功显君，两个儿子为列侯，皇后聘礼再增加3700万，满l万万。王莽少不了又是叩头流涕，推辞一番，称病不出。太后没有办法，最后由孔光等提议，将王莽的封邑、称号、母亲功显君的爵位都规定为不世袭，再专门派大司徒、大司空代表太后传达让王莽立即到职的诏书，规定尚书不接受王莽的辞让奏章。王莽这才接受，但还是从补发的钱中拿出1000万，分赠太后身边的侍从。据太保王舜等报告，蜀郡民路建等本来在打民事官司，听说王莽如此辞让爵位、金钱，自觉惭愧，主动撤销了诉讼。周文王的德化，曾令虞、芮两国自动放弃了土地争夺，路建等的事迹说明，王莽的德行已超过了周文王，朝廷下令将这一典型在全国宣传。

为了复兴儒家传统典章，王莽奏请建立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建筑和市（市场）、常满仓（国家仓库），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几千人至长安。学生与百姓积极性很高，纷纷投入义务劳动，10万人突击，20天就全部建成。元始五年正月，诸侯王、列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明堂举行了祭祀大典。王莽执政不到5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公卿大夫、博士、列侯共902人联名上书，请求给王莽“加九锡”，即采用与天子相似的仪仗，享受仅次于皇帝而高于任何诸侯的待遇。当年秋，8位风俗使者回到长安，带回各地歌颂王莽的民歌3万字。王莽奏请进一步制定条例，以便做到“市无二贾（市场上不讨价还价）、官无狱讼（衙门里没有打官司的）、邑无盗贼（城里没有盗贼）、野无饥民（农村中没有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男人女人分别走在路的两边），犯者象刑（违犯了的人画像示众，不必真的用刑）”，似乎上古的太平盛世就在眼前了。

当年底，14岁的平帝生病。王莽模仿周公为武王祈祷，写了一道策文，请求自己代他死，将策文藏在一个金滕中，放在前殿，要群臣为他保密。但平帝还是死了，当时元帝已经绝后，宣帝的曾孙辈还有5位诸侯王、48位列侯，王莽嫌他们都已成年，就提出：“兄弟不能相互继承。”因为平帝是宣帝的曾孙，所以在宣帝玄孙一代中挑选了一位只有两岁的刘婴。当月，武功县令孟通在井中挖得一块白石，用红颜色写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几个字。大臣们让太后下诏，根据上天的符命，“为皇帝”就是“摄行皇帝之事”（代理皇帝的工作），这样王莽当了“摄皇帝”，第二年改元居摄，刘婴立为皇太子，称“孺子”。

王莽要当皇帝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开始发动反抗。首先发难的是安众侯刘崇与他的相张绍，但他们只拉起了百余人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连门也没有攻入就失败了。第二年九月，东郡（治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太守翟义起兵，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通告各地，到达山阳（今山东西南一带）时已有十余万人。长安以西23个县的“盗贼”赵明等也起来造反，聚集了十余万人。王莽十分恐惧，饭也吃不下，日夜抱着孺子在宗庙祷告，又模仿《大诰》写了一篇文章，说明自己摄位是临时的，将来一定要将皇位归还孺子。王莽调动大军镇压，在圉县（今河南杞县西南）攻灭翟义的部队，翟义逃亡中被捕杀。赵明等本来就是乌合之众，次年初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

待王莽扫清了这些障碍，各种符命祥瑞纷至沓来。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称：齐郡一位亭长一个晚上做了几次梦，有人告诉他：“我是天公的使者，天公让我告诉你：‘摄皇帝当为真。’如果不信，你可以看到亭里会新出现一口井。”亭长早上起来固然见有一口新井，深百尺。巴郡发现一头石牛，扶风郡雍县发现一块有字的石头，都送到未央宫前殿展览。王莽和王舜等一起去看，刹时间刮起大风，一片昏暗，等风定时在石头前出现了一个铜符和一幅帛图古代瓷器，写着“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些字。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今四川梓潼县）人哀章于脆做了个铜匮，外面贴上两张标志“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刘）邦传予黄帝金策书”。在匮里放着的纸上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遵天命，将王莽的8位大臣和他胡编的王兴、王盛及自己的姓名共11人写上，每人还写上官职。黄昏时分，哀章穿黄衣，捧着匮子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仆射。得到报告后，王莽立即去高庙将金匮迎到未央宫前殿，演完了登上帝位的最后一场戏。接着又根据金匮的指示封官，哀章被封为国将、美新公，成为级别最高的大臣“四辅”之一。王盛、王兴谁也不认识，公开招寻后各有十几人来报到。于是根据问卜的结果挑了两位相貌符合的，一位王兴是前城门管理员，封为卫将军、奉新公；一位是卖饼的王盛，封为前将军、崇新公，位居“四将”。

从阳朔三年（前22年）步入仕途，至当上新朝的皇帝，王莽花了31年时间。应该承认，王莽取得了成功。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史料，包括《汉书·王莽传》在内，都是在王莽被作为乱臣贼子、被“篡夺”的汉朝恢复后的官方史料，在这些史料中，王莽完全是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史料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武力反抗外，在这31年间都没有什么反对王莽的具体事实，只是在王莽设置西海郡并人为制造“以千万数”的罪犯迁往那里时，才说“民始怨矣”。此事发生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也就是说前面27年王莽没有遇到来自民间的阻力，至此也是刚开始出现不满。

且不说旧时代站在正统立场对王莽的批评，就是近年来的论著大多也将王莽作为以虚伪手段篡夺政权的典型，这是不公正的。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西汉末年的条件，就不难发现，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宣帝的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临终前，他封外戚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堪共同辅佐元帝，宦官弘恭、石显掌管了朝廷机要。果然，在史高感到自己不受重用时，就与弘、石勾结，唆使元帝逼萧望之自杀，周堪等也受排斥。从此，石显等宦官擅权，反对他们的官员如京房等被杀。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的势力迅速膨胀，先后10人封侯，5人任大司马，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京兆尹（首都特区长官）王章建议成帝罢大司马王凤，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威胁。太后亲自干预，成帝只得将王章下狱处死。从此，公卿对王凤侧目而视，成帝也无可奈何。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太后为泄私愤诬陷中山王冯太后，害死冯氏数十人。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男宠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他。丞相王嘉加以规劝，引起了他的不悦。哀帝又假托傅太后遗诏，要增加董贤及其他外戚封邑，王嘉封回诏书，并再次进谏。哀帝大怒，借口其他过失，要大臣议罪，又下诏廷尉诏狱。按当时惯例，现职丞相接到这样的命令，必须立即服毒自杀。王嘉不愿死得不明不白，拒不自杀，被捕入狱，在狱中绝食而死。

在元帝后的数十年间，特别是从成帝开始，外戚轮流执政，忠正能干的大臣被杀害或排斥，留下的不是靠谄媚奉承，就是明哲保身，朝廷政治腐败。皇室滥加封赏，外戚宠臣穷奢极欲，贪得无厌，如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43万万。

朝廷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能结交上外戚、宠臣，就能肆无忌惮，对百姓搜刮盘剥。成帝、哀帝时，流亡的百姓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王莽在一道诏书中曾描述了西汉后期严重的社会矛盾：“兼吞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强烈的贫富反差，奴婢与牛马一起供买卖，实际的剥削量已达收成的一半，全家辛劳终年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样的社会怎么能长久存在呢?

建平二年（前5年）六月，哀帝下诏，为了顺应谶语的指示，这一年改称太初元将元年，自己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可是，到八月就下诏取消了这些改变，还杀了提建议的贺良。所谓谶语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实际表明连最高统治者也已失去信心，只能用改元和采用不伦不类的称谓来实现“再受命”。建平四年，关东民间盛传西王母“行筹”（拿了治理国家的筹策巡游天下），一路闹到关中长安。百姓聚集起来祭祠西王母，或者在半夜点着火把爬上屋顶，击鼓狂呼。

从高层官员到百姓贫民，对现实已普遍不满，对前途已丧失信心，无不希望出现某种积极的变革，但却一直不见其人，以至无所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王莽的出现当然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王莽前期的作为的确是值得称道的，不能说是伪装或欺骗手段，因为至少他做了不少好事，在当时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贪赃枉法成风、外戚聚敛唯恐不及的社会，王莽非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钱财、土地和获得的赏赐分给下属和贫民，甚至连俸禄也常常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太太穿得像仆人，这些都是《汉书》承认的事实。王莽并没有表面吃素菜，背后喝参汤，也没有公开将钱财散发，暗底下又去搜括回来。要是有这些事，绝不会逃过东汉史臣的刀笔，在奴婢的地位与马牛相同的情况下，像王莽这样一位外戚、前大司马、侯爵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实在是小事一桩，王莽竟逼他自杀，百姓和奴婢们闻讯，怎么能不感激他，称颂他?而王莽的儿子的确自杀了，并没有藏起来或送到外国去。至于他揭发淳于长，虽然不能保证他没有个人野心，但所揭发的都是事实，事后又没有任何人出来翻案。就是被他干掉了的叔伯、堂兄弟，本身也都不是好货。相反，王莽孝母、赡养寡嫂、抚育侄儿、对人谦恭有礼等行为都是货真价实的。难道让淳于长或其他外戚执政，会比王莽更好?

王莽的这些行为，就是在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时代也已够得上典范了，何况是处在一个乱世和一群禽兽般的贵族之中?要说这是作假，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道德水平也一定会提高很多，至少比一帮贪官污吏要好得多。

王莽的多数措施也是深得人心的。他在元始元年建议的各项措施，使诸侯王、宗室、功臣后代、候选官吏、退休官员以至天下百姓人人受益，当然皆大欢喜。三辅的百姓被横征暴敛的赋税可以得到补偿，而且还派官员检查落实，皇陵中的多数民墓可以不迁，全国百姓和基层官吏不必再自行置备服兵役的物资，这些都是少有的实惠，得益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会感激。王莽救济灾民的具体措施，包括他自己和太后带头捐资，在长安为灾民建房等，尽管未必都能落实，总能起一些作用。他在长安为学者建一万套住宅，从全国征召数千有本领的人，又将天下通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数千人征至京师，知识分子自然会感恩戴德。要知道，其中多数人本来绝不会有施展才能的机会，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救世主是完全正常的。对王莽的称颂虽然有宣传和夸大的成分，但在他代汉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诚意，否则，即便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的声势的。如果说，王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当皇帝，是为了以新朝取代汉朝，那么他已经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除了他不姓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比成帝、哀帝、平帝差。至于制造符谶、祥瑞，这并不是王莽的发明，此前的汉高祖、此后的汉光武帝、魏文帝曹丕，哪一个不是这样做的?他们难道不是假造出来的吗?

一句话，如果王莽成功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历史就不会是这样，他就是新朝的太祖高皇帝，他的本纪里的内容肯定比刘秀、曹操、曹丕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但事实他却失败了。

汉光武帝如果王莽仅仅是为了夺取权力，仅仅是为了当皇帝，他并不是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他已经成功了，他相当平稳地取得了汉朝的最高权力，又顺利地当上了新朝的皇帝。但王莽不但要当皇帝，还想当改革家，当圣君，这样脱离实际的目标就注定了他的悲剧下场。

一般都说王莽是“托古改制”，认为他的真正目的是改制或篡权，“古”只是一个幌子，只是假托。我以为，王莽倒是真心诚意地复古，因为他把儒家经典中描述的古代社会当成了可以实现的目标，却不知道或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本来只是儒家的理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如果王莽的复古只是为了篡权，那么在他当了新皇帝以后就可以改弦更张了，而他推行的实质性的改革却都是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少成功的开国皇帝在上台前并没有什么政治蓝图，或者虽然作过许诺，在上台后就变得现实主义了。可是王莽却在上台以后以更大的热情顽固地推行他的复古改革，把自己推上了绝路。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当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做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成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的也会如此。到那时，他们就会怀念曾经咒诅过的汉朝，怀念那时并不幸福的生活，形成所谓“人心思汉”的舆论。

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王莽想在不触犯贵族、豪强、官僚利益的前提下，让百姓、贫民、甚至奴婢的生活也得到改善，无疑是画饼充饥，完全是痴心妄想。增加诸侯王、列侯、官员、国家供养的学者和人才，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这是绝对难以两者兼顾的。所以要得天下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自己该依靠谁，打击或抑制谁。刘秀要依靠南阳的宗室豪强，所以对他们一直优待宽容，当了皇帝也不得不与他们有所妥协。所以尽管东汉从一开始就存在田地和户口登记不实的严重问题，但至少得到了地主豪强的支持。

当王莽实行改革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为了达到尽善尽美的目标，不惜得罪所有的人。例如，对社会矛盾的焦点——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宣布的政策是：“今更名天下田日‘王田’，奴婢日‘私属’，皆不得买卖。”每个男口不满八个的家庭，使用的田不得超过一井，超过部分必须分给九族邻里；原来没有田的，可以根据制度受田。还规定，对胆敢说“井田圣制”坏话的人，违反法令造谣惑众的人，都要押送到边疆去。

大地主豪强当然会激烈反对。因为他们占有的田地远不止一井，要他们将多余的土地交出来等于割他们的肉。他们占有的奴婢中不少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现在将土地都交了，难道将奴婢白养着?而奴婢又不许买卖，岂不是逼着他们白白送掉吗?小土地主，包括刚够得上自给标准的农民也不满意，一则这些人多少要减少一些土地，更主要的是原来实际上已经私有的土地现在要变成公田了，如果将来家庭人口减少，还得再交出去。由于既没有可行性，又没有切实的强制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土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政府没有足够的土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对这一纸空文，农民自然也不会满意。至于奴婢，改称“私属”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禁止买卖更没有改变他们的身份，相反，由于买卖改为暗中进行，或者主人原有的土地减少，他们的处境只会更坏。实际上官僚地主的土地和奴婢买卖并未停止，因而被处罪的不计其数，更引起了他们的反对。三年后，王莽只得下令：“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于是土地和奴婢买卖合法恢复，原来的业主肯定要索回已交了公而被其他人“受”了的土地，或者让他付钱买下。至此，王莽就将唯一拥护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也得罪了。

为了抑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控制物价，改善财政，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筅。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各业，向市中申报经营，由钱府按时征税。每季度的中月由司市官评定本地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司市官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司市官按本价收买。百姓因祭祀或丧葬无钱时，可向钱府借贷，不收利息，但分别应在十天或三个月内归还。因生产需要也可贷款，年利不超过1／10。所谓六筅，是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统制，不许私人经营；控制名山大泽，对采集者征税。

从这些政策的内容看，似乎相当合理，制定的出发点也不能说不对，如果真能实行，政府和百姓双方都能得益。但放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又是完全行不通的。很明显，五均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掌握相当数量的商品和货币，并且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由于没有这两方面的条件，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反而给了他们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性经营。由国家对盐铁等实行统管统制，早已被实践证明是失败了的，再次实施自然不会有好结果。而由国家控制名山大泽，实际只是给主管官员增加了财源。总之，国家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增加了负担，正当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也受到打击。

王莽对货币的改革，开始时只是为了复古，模仿周朝的子母钱。以后又不顾五铢钱从武帝时开始已经生产了280亿万的现实，盲目推行花色繁多却没有信用的各种新货币。受到百姓抵制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规定携带使用五铢钱的人与反对井田制同样处罚，流放边疆。为了限制盗铸，他规定“一家铸钱，五家连坐，没人为奴婢”，以至没为官奴婢的人“以十万数”。为了提高他颁布的“布钱”的地位，王莽规定官民出入都得带上，否则，就是有合法的证明，旅馆也不接待食宿，关门和渡口可以加以拘留。连公卿出入宫殿门时，也必须出示所带布钱。一种货币变成了通行证后，流通的作用也就不存在了。

由于王莽定下了过高的目标，总想超过前人，显示自己的功德，又深受“夷夏之辨”的影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境外政权也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他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设立西海郡，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为了使这块荒地像一个郡，必须强制移民。于是增加了50条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万的罪犯，满足移民的需要。为了这个西海郡，王莽招来了最初的不满，“民始怨矣”。

王莽要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他随意改变西汉以来的惯例，引起了各族首领的不满；又轻率地决定动用武力，不仅导致边境冲突，还使数十万军队长期陷于边疆，无法脱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北方边疆人民深重的灾难。以后的反抗首先在北部边区爆发，绝不是偶然的。本来，中原王朝的政权更迭不至于影响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王莽完全可以维持现状，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问题，他却主动挑起了无谓的争端，使自己内外受敌。

王莽泥古不化，一切都要符合古义，恢复古代的面貌。最容易的复古是改名，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改，不需要什么物质条件，于是王莽掀起了空前绝后的改名运动，无论地名、官名、建筑名，差不多都改了，而且还任意调整行政区划和行政部门的职权。这样改一次已经够折腾了，王莽却一改再改，有的郡名一年间改了五次，最后又改回到原来的。官吏和百姓根本记不住，所以每次颁发诏书和公文，都要在新名后注旧名。《汉书·王莽传》中保留着一段诏书的样本，今译如下：

此诏书命令陈留大尹、太尉：将益岁以南划给新平，新平，原淮阳。将雍兵以东划给陈定，陈定，原梁郡。将封丘以东划给治亭，治亭，原东郡。将陈留以西划给祈隧，祈隧，原荥阳。陈留已不再成为郡了，大尹和太尉都去朝廷临时驻地报到。

其实，诏书中还没有注全。大尹就是原来的郡太守，而益岁就是原郡治圉县。可以想象，这样频繁的改名必定会给正常的行政工作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麻烦，不但影响效率，造成浪费，而且造成官民心理上的厌恶。

王莽在上台前曾刻意当道德的典范，为此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散尽家产，逼死儿子，让家属过苦日子，随时都要谦恭有礼。但这不会妨碍别人，也不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他可以赢得一片赞扬。当他执了政以后依然故我，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王莽会从自己的逻辑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如“市无二贾（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由于实际根本做不到，只能自欺欺人。另一方面，他的行为迫使臣下仿效，至少在表面上必须如此。但这样高的要求没有人受得了，除了少数人能以两面手段应付自如外，多数人会敬而远之，离心离德。例如，王莽为救济灾民带头捐资，大臣自然会纷纷响应，但乐意这样做的人肯定不会多。

天时对王莽也是极其不利的，公元初前后这一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阶段之一，见于记载的有旱、蝗、瘟疫、黄河决口改道等，灾情严重，灾区范围大，持续时间长。如此严重的灾害，即使是在国家储备充足，社会秩序稳定的条件下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何况发生在这样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代，出现在国库早已耗费殆尽之时!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战火逼近长安，王莽自知大势已去，但还要做最后的努力。他率群臣到南郊告天，仰天长叹：“皇天既然已将天命授予我王莽，为什么不消灭众贼?即使我有不是，用雷霆杀死我就是了。”他捶胸大哭，几乎断气，又伏地叩头，宣读自己作的《告天策》，向上天陈述自己的功劳，希望得到庇佑。成千上万的诸生和百姓昼夜不断地聚集在那里，边哭边朗诵《告天策》，为此设立了临时食堂，为他们供粥。有五千多人因哭得极其悲哀并能背诵策文，被提拔为郎官。

十月初一，更始军入城，攻至宫门。初二，大火延烧到宫中，王莽穿着紫色礼服，佩皇帝玺绶，手里还拿着一把虞帝匕首（自然是好事者投其所好伪造了献给他的）。他让天文郎在他面前测量时辰，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换坐的方向，嘴里不停地说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老天爷给了我德，汉兵又能把我怎么样!）

山水画鉴赏初三天明，群臣扶着王莽走出白虎门，王揖已备好车等在门外。王莽上车来到渐台，他抱着符命、威斗，希望利用台周围的池水阻挡汉军。此时，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还有千余人。守城的王邑日夜搏斗，部下死伤略尽，就奔入宫中守卫王莽，找到了渐台。这时王邑的儿子、侍中王睦正想脱掉官服逃命。王邑将他喝住，父子俩一起守着王莽。汉兵追到，将台团团围住。台上射箭抵抗，汉军一时攻不上。但不久箭就用尽，只能短兵相接。王邑父子等全部战死，其他随员在台上被杀。商人杜吴杀了王莽后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取下了他身上的绶带。校尉公宾就见了，忙问是从谁身上拿到的，得知尸体还在后，立即冲进室内砍下王莽的头，他的尸体被争夺的士兵肢解。不过这主要还是为了争功领赏，当年项羽自杀后尸体也是这样被汉军抢夺分割的。几天后，王莽的头被送到南阳宛县，更始帝刘玄见了大喜，说：“王莽要是不这样做，那就应当有霍光一样的地位了。”毫无疑问，汉朝宗室对王莽最大的仇恨就是夺了他们的政权。王莽的头颅被挂在宛县市上，这里是西汉宗族的重要基地，百姓纷纷向头上掷石子，甚至有人割下他的舌头吃了。

王莽彻底失败了，但在他山穷水尽、必死无疑时，竟然还会有千余人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或许能给他一丝安慰，也向后人透露了一点真实的信息。汉代的商人司马迁热情地讴歌货殖，赞扬杰出的商人，但贾谊、晁错等却严厉地抨击“末业”和从事“末业”的商人。货殖，究竟是功，还是罪?

第四章

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视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迫害，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唯恐不及。在绝大多数人的头脑里，“本”和“末”是完全对立的。“崇本”只能以“抑末”为前提，“末”兴必定是以“本”衰为代价，似乎是无法两全的。例如西汉初的贾谊就提出：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蹙!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在他看来，只要不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者，都与“游食之民”没有什么区别，都在助长“淫侈之俗”，是“大残”、“大贼”，只有将他们都赶回田里去才是办法。“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任何物资的生产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使用是没有限度，那么物力必定会负担不了），这道理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商业是不是只是使用或浪费物力。

晁错的看法与贾谊相同，但把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刑重法，犹不能禁也。而商人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之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

他把当时不能出现商汤、夏禹那样的太平盛世，归咎于“游食之民未归农”，而“游食之民”显然主要是指商人。晁错要将百姓束缚在土地上，还在于他认为一旦百姓离乡，就会像“鸟兽”一样难以禁止，对统治者构成威胁。

贾谊、晁错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无疑是正确的，但把商人列为“食者”、“游食之民”却是错误的，把农村的兼并和农民的贫穷完全归咎于商人，而将商业的发达当成粮食储备不足的主要原因，更不符合实际；企图用全民皆农的办法达到增加粮食储备、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目的，自然不会有成功的可能。

他们的这些看法来源于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即“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古训。在生产力极其落后，每个人所生产的物资充其量只能养活自己的情况下，人人必须直接从事耕织，既不可能、也没有剩余物资可供流通或交换，当然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职业商人的存在。由于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尽管西汉初年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能为商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商人和商业的存在完全有其必要，人们还习惯认为，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不劳而获。

实际上，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并不仅仅是商人，皇室、贵族、官吏、儒生、军人、手工业者和一部分奴婢也都是靠农民供养的。但皇室和贵族是天生的统治者，官吏和儒生是“食于人”的劳心者，当然没有当劳力者的必要；军人和奴婢虽然不干农活，却是统治者和劳心者必不可少的汉朝货币；所以只有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列为末业。但手工业毕竟有具体的产品，或者为国计民生所必需，或者是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奢侈品，所以手工业者的地位总比商人要高一些，倒霉的商人就只能当末业的代表，做“抑末”的牺牲品了。

商人另一个引起人们强烈不满的方面是他们的生活：你不耕不织，如果粗茶淡饭，布衣草鞋也就算了，偏偏“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衣服必定要穿花色鲜、料子好的，吃的必定是精米和鱼肉），大商人还要“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不远千里地出访或游玩，出动不少车辆，车盖排列成行，坐着宽大的马车，赶着高头大马，脚上穿丝织的鞋子，身上披着精织的缯衣），岂能令人容忍?而且，穿什么式样和料子的衣服，吃什么标准的伙食，坐什么规格的车子，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级别和身份的标志。皇室、贵族的享受来自他们高贵的血统，靠的是上天的眷顾和祖宗的恩泽；官员们的享受是级别的规定和工作需要；商人们什么也不是，不少人出身低微，不少人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就是有钱，却能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不仅儒生们望尘莫及，连中低级官员也自叹弗如，但心里总是酸溜溜的不是味儿，对限制“末业”的法律手段自然会衷心拥护，严格执行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在列举了各地的特产后指出：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责，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

这就是说，吃饭要靠农民，物资的开采要靠掌管山泽的部门，器具的制作要靠手工业，商品的流通要靠商人，这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而是要人人发挥自己的才能，尽各人的努力，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商品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向价格高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这是自然规律。司马迁将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原料的来源（山泽的开发）视为人民生活的基础（原），认为只有这个基础壮大了，才能富国富家。在司马迁的眼中，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所引的《周书》中的话，已不见于今天流传的《尚书》，可能是已经散失了，但我很怀疑是被别有用心的儒生删去的。

司马迁以大量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如果我们不断章取义的话，就不得不承认，被司马迁所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巨大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不妨看几个例子：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因从事冶铁而致富。秦始皇灭赵国后，卓氏被强制迁移，身无余财，夫妻俩推着车，步行往安置地。当时其他被迁的人都用身边留下的一点钱财贿赂押送他们的官吏，以便找个近一些的地方，结果被安置在葭萌。只有卓氏说：“这里没有平原，又没有什么出产。我听说汶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头，不会饿死人，百姓善于贩卖，容易做生意。”要求远迁该处。卓氏到达临邛后，很快发现了铁矿，大喜过望，立即就地冶炼铸造，产品遍销滇、蜀百姓。卓氏成为拥有上千家僮的巨富，生活的奢华足以与君主相比。

卓氏不仅掌握了一整套冶铁技术，而且具有开拓精神，在被强制迁移、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依然不求苟安，不畏艰险，宁愿到边远地区从事开发。他生产的铁器产品遍及滇蜀，对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要是当时赵国的“迁虏”中多一些卓氏那样的人物，西南地区的开发一定会加快很多。可惜见于记载的仅有另一位程郑，他的经历与卓氏相似，他生产的铁器远销南越，因而积聚的财富与卓氏不相上下。

或许有人会指责卓氏剥削了滇蜀百姓，要不他的巨大财富从何而来?但从滇蜀百姓乐意购买来看，他生产的铁器实在要比官方生产的那种“割草不痛”的农具更受欢迎，由此而增加的社会财富远比卓氏所得为大，卓氏就此致富又有什么不应该呢?也有人把卓氏拥有“僮千人”作为“工商奴隶主”或“剥削劳动人民”的典型。实际上，当时的官奴婢数量甚多，拥有“僮千人”或更多的贵族官僚也并非个别。例如，武帝给骗子栾大的赏赐中就有“僮千人”，要说存在奴隶的话也不是卓氏的创造。何况卓氏的“家僮”中肯定大部分是从事冶铁的，就其对社会进步的作用而言，总比仅仅为统治者的生活服务要积极些。即使就这些“家僮”个人而言，他们所受的剥削未必比官奴婢或刑徒更大，他们的生活状况也未必比其他雇工差。至于卓氏“田池射猎之乐”的生活，尽管“拟于人君”，却完全是自己掏钱，与公款消费不同，不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总不能要求卓氏赚了钱自己不花，全部上缴国库或用于慈善捐款吧!

另一些商人和投资者的致富，是以对政治、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为基础的，是以敢为天下先、甘冒风险为前提的。如宣曲（关中某地）任氏是仓库主管，秦朝灭亡时，豪杰们纷纷收罗金玉，只有任氏大量储藏粮食。以后楚汉在荥阳一带大战，农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万钱，任氏大发其财，豪杰们到手的金玉都流到了他手中。其他富人相互摆阔，任氏生活节俭，将资产投入农牧业；别人买土地和牲畜时只拣便宜货，任氏只求质优，不怕多花钱；结果他家几代都保持着富足。汉武帝刚开拓疆土时，边疆地广人稀，桥姚立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久就获得马千匹、牛两千多头、羊万余只和数万石粮食。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在长安的列侯、封君被征召从军，为了筹办行装，向人借贷。由于列侯的封邑都在关东，而吴楚等国在关东叛乱，成败未定，投资者怕收不回本息，不愿放款。只有无盐氏信心十足，拿出千金供借贷，年利定为10倍。果然，吴楚之乱仅三个月就平息，无盐氏一年之内获利十倍，一下子成为关中首富。

一些历史书上将无盐氏作为高利贷的典型，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欠公允。当时已经专门有一批人从事借贷业务，被称为“子钱家”，大概是将本求利（以母钱赚子钱）的意思。但正常的借贷绝不会有如此高的利息，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子。无盐氏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借贷，而是风险投资，风险越大，利率自然越高。要是吴楚七国叛乱得逞，或者平叛战争持续多年，或者列侯的封邑遭受破坏，他很可能连本金都收不回。要是一点风险都没有，或风险很小，其他子钱家不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就不会有人接受这样高的利率。如果没有准确的判断，没有冒险精神和必胜的信心，无盐氏也不敢投入如此大的资金。无盐氏固然赚了大钱，但国家获益更多。正是他的资金保证了列侯们及时从军，使部队能迅速集结行动。要是都像其他子钱家那样，“成败未决”的局面肯定会延长。就是对列侯们来说，尽管他们付出了高额利息，但由于封邑得到保全，也避免了更大的损失。所以无盐氏的致富完全是公私两利，称之为爱国行为也不过分。

齐地的刀间更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商业奇才，他专门从奴隶中挑选人才，特别是那些被主人视为桀骜不驯却精明强干的奴隶，都加以收买，并委派他们去经营手工业和商业，获取利润。有的奴隶善于公关，用赚来的钱购置车马，结交地方官，就更能得到刀间的信用。刀间因而致富，拥有数千万资产。奴隶们在为刀间尽力的同时，自己也成为富人，所以都说“宁爵毋刀”（宁可不改变奴隶身份，不要平民享有的爵位，也不愿离开刀间）。仅从敢于并且善于在奴隶中发掘商业人才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刀间的见识和能力。正因为他能够通过扩大和延伸经营管理的方式，不是把奴隶当做简单的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力和能力，才能获得高额收益。尽管他没有改变奴隶们的身份，也剥削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但奴隶们得到了原来根本不敢企望的钱财和地位。

司马迁还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例子：

古代画扇农业并不是收益高的行业，但秦扬经营得当，富甲一州；盗墓是不光彩的勾当，曲叔却由此起家;赌博是恶业，桓发因而致富；行商不是大丈夫所为，但雍县人乐成却因此发了财；贩油脂的人地位低下，而雍伯赚了千金；卖浆是小生意，张氏却获利千万；郅氏靠磨刀这样的薄技而享受豪华的筵席，浊氏干制作胃脯这类小事而拥有高车驷马，张里凭医马的本领而过上王侯般的生活。

和卓氏等人一样，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诚壹”（信誉和敬业精神）获得成功。所以太史公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当然，这些“贤人”只是将本求利，充其量只是奉公守法或遵守商业道德，还谈不上有什么突出的爱国事迹。而武帝时一位奇人卜式，以畜牧致富，却一次次作出了令人难以理解的贡献。

卜式是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人，主要经营畜牧。他本来有土地住宅，弟弟长大后就将田宅都留给弟弟，自己只分了百余头羊到山里放牧。十几年后，卜式的羊已增加到千余头，还买了田宅，而弟弟却破产了，卜式就不止一次将自己的田宅分给弟弟。

武帝用兵匈奴，卜式上书，愿意将一半家产献出资助军费，武帝派使者问他：“想当官吗?”卜式答：“从小放羊，不了解官场的事，不愿当官。”“家里是不是有冤要伸，或者想上书报告什么问题?”“我生来不与人争吵，乡里的穷人我借钱给他们。不会经营的我教他们，我住在哪里，哪里的人都听从我，我会受什么冤?”使者简直不能理解：“既然如此，那你要干吗呢?”卜式说：“皇上征匈奴，我以为有本领的人应该上前线不怕死，有钱的应该出钱，这样才能消灭匈奴。”听了使者的报告，武帝告诉了丞相公孙弘，公孙弘认为卜式不符合人之常情，像这样不规矩的人不能树为典型，要不就乱了法制，请武帝不要理睬他。拖了几年，武帝也没有接受卜式的捐献，卜式也不在乎，还是回家放牧。

一年多后，匈奴昆邪王率众归降，关东移民迁往西北，都得靠朝廷供养，仓库里都空了，还是不够开支。卜式得知后又拿出20万钱给河南太守，要求用于资助移民。在河南郡上报的捐款富人名单中，武帝发现了卜式：“肯定就是上次那个要捐一半家产助边用的人。”武帝赏给他400个免除服役的指标，他又全部上缴。当时富豪们都争着隐匿自己的财产，只有卜式特别主动捐献，武帝断定他是忠厚长者，召他来封为中郎，授予左庶长的爵位，奖励田10顷，将他的事迹布告天下，作为百姓学习的榜样。

卜式还是不愿当官，武帝说：“我在上林苑中有一群羊，你就替我牧羊吧。”卜式就以郎官的身份，穿着布衣，脚蹬草鞋当了羊倌。一年多后，武帝经过牧地，见羊长得很肥，数量也增加了，十分赞赏。卜式说：“不但牧羊，治理百姓也应该如此，让他们起居适时，坏的及时除去，别让他们害了大家。”武帝觉得他的话不同一般，想试着让他治理百姓，就任为缑氏县（今河南巩义市西南）令，缑氏人反映他管理有方；调到成皋县（今河南荥阳市西北），该县的漕运完成得最好。武帝认为他朴实忠诚，任命为儿子齐王的太傅，又调任齐国的相。

南越吕嘉反叛的消息传来，卜式上书，请求与儿子一起，率领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的弓箭手和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东南）的船工上前线参战。武帝下诏表彰，赐他关内侯爵位，黄金40斤、田10顷，并布告天下。可是全国没有任何积极的反响，上百名列侯没有一人要求从军。到了列侯们献金助祭宗庙时，武帝令少府检测他们上缴的“酎金”，发现不是分量不足，就是成色过低，气得他一下子免去了百余人的爵位。武帝更感到卜式的可贵，提升他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文职官员中仅次于丞相的高官，牧羊出身的一介平民在和平时期能获得如此宠幸，实在是罕见的际遇，这是卜式人生的巅峰。到了这一地步，他不得不介入朝廷政务，与武帝的主张相左就在所难免了。卜式发现各地对实行盐铁专卖都不满意，官造的铁器质次价高，却硬性配给，强令百姓购买。对商船征税后，商人减少，商品涨价。完全不懂官场规矩的卜式，不像其他大臣那样总是为现行政策歌功颂德，向武帝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引起武帝不悦。加上武帝正忙于筹备封禅大典，应该负有重要责任的这位御史大夫却没有什么文化，更不懂礼仪，所以不到一年，卜式就被降职为太子太傅，理论上是太子的老师，实际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但卜式有机会还是要说话。自从桑弘羊主管财政和商业后，大力推行均输平准等政策，成绩显著，博得武帝的嘉奖。那年出现小旱，武帝命令百官求雨，卜式上书：“朝廷的开支应该依靠百姓的租税，现在桑弘羊让官吏坐在市场上，贩卖货物求利，实在太不像话。将桑弘羊下油锅烹了，天就会下雨。”这当然动摇不了桑弘羊的地位，他最终被提升为御史大夫。但武帝对卜式还是优容的，使他得以善终。

对卜式致富的原因，史书中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不过可以肯定不是靠种田，而是靠牧羊。但一般的牧羊也不可能使他积累如此多的财产，看来他必定是一位养羊专家，或者是兼营商业，最大的可能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卜式的可贵之处，一是忠君爱国。他一次次捐献财物，甚至准备上前线作战，却毫无个人动机，即使一时不为朝廷所理解也一如既往。在担任高官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如何保住爵禄，也不管向武帝进逆耳的忠言会带来什么后果，直截了当地反映百姓的意见。要是当时的大臣都如此，武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或许不会持续那么多年。他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对国家机构职能的正确理解，不但通过牧羊悟到治民之道，而且反对官商合一。显然他主张朝廷只管征收赋税，让百姓合法地经商发财，但发了财的人也应该像他一样，主动为国家着想。

如果商人或发了财的人都像卜式那样，或许根本不需要武帝时出笼的一系列对付商人的政策，可惜卜式是绝无仅有的典型。而汉朝的商人中，像司马迁所称道的那些富有“诚壹”精神和开拓意识的商人只是极少数。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制定政策的基础是为了大多数普通商人，其中自然不乏大大小小的奸商、官商和半官商。

司马迁对货殖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响。就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所谓“算缗”，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凡是商人和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出租房屋供商业活动、储存货物以及其他商业行为的人，无论是否有市籍，先自己估计营业收入，按2000钱一算（120钱，税率为3％）的比例纳税；从事金属冶炼等手工业、囤积和贩卖有关货物的人，其营业额按每4000钱一算的比例征收。除了官吏、三老、北方边疆地区的甲士以外，其他人所有的自用轺车（小车），每辆征收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征收二算；船身长五丈以上的每条征收一算。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又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得占有土地，违者没收。为了鼓励检举揭发，规定将被检举者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对检举者的奖励，这就是“告缗”。六年，武帝任命杨可主管全国的“告缗”，并将反对此举的右内史（首都特区长官）义纵以“废格沮事”（抵制破坏法令实施）的罪名公开处死。从此，“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到元鼎二年（前115年）就取得辉煌战果：由于发动充分，检举揭发者积极性高，使朝廷没收了成亿财物、上万的奴婢；各县没收的田地多者数百顷，少者百余顷，住宅也数以百计；中产以上大多破产，而国库却一下子充实了。

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专卖，即将各地的煮盐、冶铁均收归政府管理，全部收入用以补充赋税。官府招募盐户，提供一定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费用，其他费用自理，产品由政府包销。私自铸铁、煮盐者处以斩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产品。不出铁的郡国设立小铁官，管理铁器的专卖。

这一建议是由大司农颜异提出的，而具体操作的是他的下属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侍中桑弘羊。东郭和孔都是大盐铁商出身，而桑则是洛阳商人的儿子，心算能力极强，不用算筹就能算出结果。让他们来对付商人，可谓“以毒攻毒”，商人们只能乖乖服从。不过那位东郭先生和孔先生大概不会有如此高的觉悟，想来也是迫于形势的选择。

于是东郭咸阳和孔仅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落实措施，设置了数十个专卖机构——盐官和铁官，选用饶有资产又内行的人为主管官员。国家垄断盐铁的结果，是夺取了商人的丰厚利润。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又在全国推行均输、平准法，进一步控制流通领域，即在各地设置专职官员，负责收购物资，根据路途远近和运输状况进行调剂，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以各地输入的物品及官方制造的产品为本钱，进行交换和买卖，以平抑物价。由于官方行政机构拥有的渠道远比民间商人畅通，资产远比一般商人丰厚，商人自然无法与之竞争，朝廷大获其利，据说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不过朝廷的主要财源，显然还是直接从商人和手工业主那里没收来的。

古代文人各地的盐铁、均输、平准官十之八九是原来的商人，按理说是驾轻就熟，但一旦成了官员或官商，就出现了新弊病。例如，铁官们为了完成生产指标，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偷工减料使产品质量低劣，以致农具“割草不痛”，连草也割不断。本来应该在物价低时收购，贵时抛出，可是官商们常常反其道而行之。目的何在?因史料中未见记载，只能靠猜测了。至于这样的统购统销，官商垄断，私商普遍破产会造成什么社会效果，我们倒是不难想象的。

有的史学家赞扬汉武帝的政策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打击了不法商人，抑制了土地兼并。实际上，真正能“专山泽之饶”的不是商人，而是像宠臣邓通（汉文帝赐以铜山铸钱）、吴王刘濞（占有封国中的铜铁矿、盐场）这样的贵族官僚。商人占有的矿山、盐场不是出钱购买的，就是完全靠自己开发的，从来不可能无偿使用。从西汉初就存在的对中央集权的威胁，从来就不是来自商人或手工业者，因为即使只考虑自己的产业，商人们也不会赞成分裂割据。商人中当然会有不法之徒，但全国中等以上的商人个个“不法”，这“不法”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土地兼并也不是商人的专利，贵族、官僚、宦官、豪强地主无不兼并，并且多数是依仗权势掠夺，不像商人那样出钱购买。再说，商人购买了土地后不会自己耕种，而他们对雇工收的租税也不可能比官僚、豪强和其他地主更高。

使商人热衷于购买土地的主要原因，正是当时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对商人的歧视、限制。商人要改变自己低贱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成为土地的拥有者，由“末业”转入“本业”，如司马迁所谓“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其实，商人以资本购买土地的最大危害，并不在于加剧土地兼并，而是减少了商业资本，影响了商业的发展。直到明清时代，成功的商人也还要把大量资产用于捐官、买地、建住宅、造花园、为子弟求学、养清客、藏书画，或者挥霍浪费，却很少用于扩大投资。

总之，依靠压制商业、打击商人搜括财富，实际上破坏了国家正常的商业流通，对经济的消极影响并不比农业歉收或自然灾害的影响小。可是在传统的本末观看来，只要商人和商业活动减少了，种田的人肯定就会多，粮食就能增产。但经济规律并不以汉武帝或其他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武帝死后，抑商政策就开始松动，原来的规定大多已成具文。西汉后期，外戚、官僚纷纷涉足商业，官商越来越多，越来越富。初元五年（前44年），元帝取消了盐铁专卖，以后虽一度恢复，但最终完全取消，东汉时再未恢复。平准、均输法也逐渐废弛。东汉期间，由于地主、官僚、豪强越来越多地从事商业，他们与商人已经没有什么区别。至此，商人的卑贱地位已成过去，但商业作为“末业”的帽子却一直没有摘掉。以至当代，这还是一个在史学界有争议的话题。汉代的知识分子公元167年，宦官曹节授意上报，将“钩党者”一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汉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集团的第一次政治迫害——党锢案的结果。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5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张成的弟子牢惰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中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连，结成“部党”，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并且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书极力为他们申辩。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滂等人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集团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此事的起因与汉桓帝不无关系。原来桓帝当蠡吾侯（封邑在今河北博野县西南）时，当过甘陵国（国都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北，辖今山东、河北交界处数县）人周福（字仲进）的学生，等到即位后就提拔他当了尚书（内阁常务官员）。而同郡人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首都所在郡的长官），在朝廷颇有声望。于是本地人编了两句民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不愧是天下的榜样，周仲进当官不过是沾了当老师的光。）房、周二人的幕僚、门客、学生相互讥讽，制造舆论，又各自拉帮结派，逐渐势不两立，形成甘陵南部和北部，开始被称为“党人”。以后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太守宗资信用功曹（秘书长）范滂（字孟博），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太守成瑨也委任功曹岑晊（字公孝），这两郡中也流传出这样的民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真正的汝南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签字划圈。南阳太守也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要坐着嚷嚷。）当时太学有学生和访问学者三万余人，郭太（字林宗）和贾彪（字伟节）名声最大，他们与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互相赞誉提携，太学中又传出了几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此外还有渤海（治所在今山东南皮县东北）’人公族（姓）进阶、扶风（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南）人魏齐卿，都爱发表直率的意见和深刻的议论，揭露豪强时不留情面。连朝廷的高官也怕他们的批评，吓得到他们家去时连车也不敢坐。

事件的导火线是几年前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有打卦算命的本领，平时以此广交宦官，连桓帝都信他几分。据说张成推算出皇帝将要大赦，就让他儿子杀人。当时李膺正任河南尹，将他儿子收捕。不久果然颁布了赦令，张成的儿子在释放的范围，李膺更加气忿，竟将他定罪杀了，所以张成的弟子就作了诬告。

由于连太尉陈蕃都碰了钉子，朝廷百官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新息县（今河南新息县西南）长贾彪到洛阳活动，说服了尚书霍谓、城门校尉（首都卫戍司令）窦武于次年六月上书为党人鸣冤。窦武以皇帝丈人的身份指责“陛下所行，不合天意”，并同时称病辞职。当时，连年水旱灾害严重，中原地区百姓饿死的近一半，绝户的也不少，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盗贼”蜂起；36岁的桓帝虽然在上一年立窦武之女为他的第三位皇后，却一直没有儿子，因而对“天意”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李膺等的供词中也涉及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受到牵连，劝桓帝顺从“天意”加以赦免。于是桓帝大赦天下，将党人们释放回乡，终身管制，他们的名字都由朝廷记录在案。

但党人们从此声名大噪，范滂等人获释后刚离开洛阳，汝南、南阳二郡的士大夫迎接他们的车已有数千辆。此后各地的士人更是推波助澜，互相标榜，把天下名士都收罗起来，定出各种称号：最高的是窦武、刘淑（宗室，任侍中，相当皇帝顾问）、陈蕃三人，称为“三君”，即当代领袖；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即士人中的精英；郭太等八人称为“八顾”，即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张俭等八人称为“八及”，即能够指导别人向领袖们学习；度尚等八人称为“八厨”，意思是能以钱财救济他人。

当年冬桓帝死后，因无子，窦武主持迎立解渎亭侯刘宏（灵帝）即位，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录尚书事（首相）。窦武与陈蕃策划清除曹节、王甫等长期弄权、祸国殃民的宦官，任“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禁卫军司令），又下令征召被禁锢的李膺等党人进京，并请“八俊”之一的荀翌、陈寔担任幕僚，共同商定计划。天下士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纷纷准备效力。第二年（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敦促窦武采取行动，但窦武一味依靠其女窦太后，而太后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包围之中，不愿下手。直到八月，窦武才从其党羽开刀，准备收捕曹节等人，但计划泄漏，曹节、王甫等抢先行动，占据皇宫，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以他们的名义下诏逮捕窦武。窦武召集军队对抗，失败后自杀，陈蕃、刘瑜、冯述等均被杀，刘淑、尹勋等在狱中自杀，他们没有被杀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这是对党人的沉重打击，不仅“三君”身亡，政治势力被扫荡殆尽，而且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

建宁二年（169年），在中常侍（皇帝身边的机要官员，多由宦官担任）侯览的指使下，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朱并首先发难，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死党，“图危社稷”（阴谋颠覆国家），灵帝立即下令缉拿归案。大长秋（皇后宫内的主管官员，多由宦官担任）曹节也授意有关部门上报，将“钩党者”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其余的党人有的已在此前死亡，有的闻风逃亡。一些人趁机泄私愤，将仇家列为党人。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图搞扩大化，以至根本与党人无关的人也遭祸害。因此而被杀、被关、被逼逃亡的有六七百人，受到牵连的更不计其数。

青山秀水熹平五年（176年），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市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言词相当激烈。灵帝大怒，立即命令将曹鸾用囚车押解进京，送监狱活活打死。又下令各地清查党人的学生、下属和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一律免职管制，处罚范围扩大到他们的五服之内。光和二年（179年），上禄县（今甘肃西和县东南）长和海提出：按照礼法，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如果已经分居，就属于疏族，党人株连五服以内不妥当。灵帝才将追究范围限于三代之内。

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党锢时间长了，人们的怨气很大。如果一直不予宽大赦免，这些人与张角合谋，叛乱会越闹越大，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灵帝才感到害怕，就对党人实行大赦，将被流放的家属放回故乡。历时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运动至此结束，但东汉王朝的最终崩溃也为时不远了。

这场党锢案当然完全是冤假错案。实际上党人们根本没有结成什么党，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甚至并没有结成什么团体，最多只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士人组成的非常松散的同盟。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周密的行动计划，面对政治迫害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的。说他们要“图危社稷”更是冤哉枉也，且不说他们都巴不得为皇帝效劳尽忠，窦武、陈蕃和党人们要杀的只是一批宦官，就是对出自皇帝的迫害也无不逆来顺受，至多只是逃避，却从来没有任何反抗。

不过，平心而论，党人们并不是没有责任，要是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偏激，行为不是那么极端，策略不是那么幼稚的话，损失绝不会如此惨重，结果可能更接近他们的目标。

党人们的确都是学者士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的主要事业是读经游学，设帐授徒。党人们的集体活动也只是互相标榜，评品人物，发表一些“危言深论”。但他们既不是闭门读书、埋头著述的纯粹学人，也不是优游林下、清心寡欲的出世高士；其中大多数是在任或离任的官员——从最高一级的文武官员大将军、太尉、太傅，中央各部门和一级政区的行政长官，到幕僚和县长；其余的也都是“家世衣冠”的乡绅和待价而沽的士人。党祸的起因表面上是宦官对反对他们的士人的报复，实际还是东汉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党人们的领袖之一窦武，就是一度权倾朝野、掌握拥立新君大权的外戚，而窦武与宦官较量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就是这批党人。

东汉从和帝开始几乎都是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当权：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执政。元兴元年（105年），27岁的和帝死，其子刘隆（殇帝）还不满1岁，即位后由邓太后临朝，其兄邓骘执政。次年八月殇帝死，邓太后与邓骘立和帝之侄、13岁的刘祐为帝（安帝），继续由邓太后临朝。延光四年（125年），32岁的安帝死，废太子刘保已11岁，但系宫人所生，没有即位的资格；而皇后阎氏为了能长期掌权，贪立幼主，与其兄阎显等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少帝）。刘懿即位时年不详，但肯定是幼儿，阎后当仁不让，以太后身份临朝，阎显执政。数月后少帝死，宦官孙程等18人密谋，拥立废太子刘保（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幽禁。建康元年（144年）顺帝死，两岁的太子刘炳（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任大将军。第二年正月冲帝死，梁冀不顾大臣立长君的建议，立8岁的刘缵（质帝）为帝，梁太后继续临朝，梁冀执政。一年多后，质帝中毒死。梁冀立15岁的刘志（桓帝）为帝，梁太后仍临朝，梁冀也继续执政。灵帝12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执政。唯一的例外是，顺帝虽也是1l岁即位，却是由宦官拥立，阎太后失势，阎显被杀，顺帝母亲已死，因而没有太后临朝。但7年后立梁皇后，外戚梁氏的势力迅速膨胀。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3帝、19年。

东汉时之所以会接连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死时还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太后和外戚都想继续掌权，故意选幼主即位。等皇帝长大后，不愿当傀儡，就要设法摆脱太后或外戚的控制。但由于外戚大权在握，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如和帝14岁时与宦官策划，清除外戚窦氏。安帝28岁时邓太后死，方能亲政，同年即利用宦官废外戚邓氏。桓帝亲政后，梁冀继续独揽大权，桓帝与宦官合谋灭梁氏。宦官为了达到控制皇帝、巩固权力的目的，也主动掌握时机打击外戚，拥立顺帝，杀阎显就是一例。

在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士人们往往站在外戚一边。这固然是由于士人们不屑与宦官为伍，更主要是因为士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干一番事业，就得做官，而外戚掌握朝政，正是士人们投靠的对象。相反，宦官的正式职务大多属于内廷，按正常途径与士人们不应发生直接联系。加上外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般都竭力拉拢士人，所以除了梁冀过于飞扬跋扈，诛杀李固、杜乔等大臣和士人外，其余的外戚与士人的关系远比宦官与士人的关系密切。

但问题是，外戚与宦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宦官未必人人都坏，外戚也不见得个个比宦官强。像和帝时主谋杀窦宪的郑众，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参与灭邓氏的19名宦官中的良贺，灵帝时的吕强和丁肃等5人，都有值得称道的事迹，不愧为宦官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吕强，还直接推动了党锢案的解除。而外戚中尽管也不乏正人君子，或者颇有文治武功，但大多过不了迷恋权势和以权谋私这两关。就拿党人们推为领袖的窦武来说，实际执政仅9个月，史料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劣迹，但仔细分析就未必如此。桓帝死后，选择新君的决定权就操在他手中。《后汉书·窦武传》说他只是召见河间国（国都在今河北献县东南）的刘儵，询问该国的王子侯中有谁贤能，仅根据刘儵称道刘宏就决定立他为帝（灵帝）。以后的事实证明，灵帝根本无贤可言，而且他母亲与他的爱钱贪财，在帝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河间王一支中缺乏贤能，也不至于到了以灵帝为最佳的程度，窦武轻率地选择灵帝，看来还是想找一个便于控制的12岁孩子。凭着这“定策”的功劳，窦武心安理得地增加封邑，子侄升官封侯，此后王甫在反驳陈蕃称赞窦武“忠以卫国”时指责“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看来不是无中生有。要是窦武执政的时间不是9个月而是9年，结果又会如何呢?这样的人做党人的领袖，领导党人与宦官斗，即使获胜，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好作用。

在与宦官的较量中，窦武与党人们占有压倒性优势：党人居朝廷的文武要职，控制着首都地区的军队和禁卫军；宦官弄权多年，作恶多端，积怨甚深，而党人们得到舆论的支持；皇帝为窦氏所立，对窦武有好感，又来自外藩，与宦官没有联系。但结果却是党人们的惨败，这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

从当年年初，窦武与陈蕃就开始做人事部署，要诛杀曹节、王甫等宦官的舆论已经造得“天下雄俊”都知道了，可是直到五月才找了两名中常侍开刀，又拖到八月才准备逮捕曹节、王甫。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即使不出现窦章奏章泄漏的偶然事件，宦官们也会有充分的对抗时机，无怪乎能在一夜之间反败为胜。窦武迟迟不动手的主要原因是他过于重视女儿窦太后的作用，必定要等待太后的同意，偏偏这位女主在曹节、王甫的奉承下，对他们十分信任，一直不批准将他们法办。可以想象，即使窦武的奏章送到了太后手中，她也未必会立即采取行动。窦武既没有将太后与宦官隔离，也没有对太后与小皇帝实行保护，结果让宦官轻易地劫持，成了他们假传圣旨的工具。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上了逮捕曹节等的奏章后，窦武安心地回家休假了，而由党人指挥的禁卫军事先居然毫无准备，临时召集的数千军人不堪一击。

这一系列错误的步骤当然不是窦武一个人的责任，但恰恰暴露了党人们的致命弱点：志大才疏，言行脱节。他们是言论的巨人，却是行动的矮子；他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还不如说是个人价值的体现。就拿党人的另一位领袖、这次行动的具体策划者陈蕃来说。他的嫉恶如仇、直言极谏、临危不惧、不计私利（如多次冒死营救受迫害者，拒不接受封邑）不愧是道德的典范，而政治技巧和斗争策略却乏善可陈。陈蕃少年时的一件事曾传为佳话，正好说明了他从小就存在的片面性。他15岁时独居一室，父亲的朋友来看他时，见屋子里又脏又乱，就问：“客人来了，小朋友为什么不打扫一下?”他回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其实，扫除天下与打扫屋子是并行不悖的，能打扫屋子的人未必就不能扫除天下。相反，连屋子都不愿扫或扫不干净的人，又怎能扫除天下?不幸的是，陈蕃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并非少数。

党人们的嫉恶如仇，如果只是见于言论，即使过分一些也不至于有严重后果，但不少人是实权在握的官员，当然要付诸行动。而这些措施往往失去理智，以毒攻毒，或者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不仅无谓地激化了矛盾，而且授人以柄。像李膺不顾赦令已经颁布，杀了张成之子；岑晊为了让太守成瑨立威，拿不法富商张汛开刀。在赦令下达后不仅仍然杀了张汛，还杀了他的“宗族宾客”二百余人；贾彪当县长时，为了制止穷人杀婴，规定对杀婴者与杀人犯一样定罪；窦武的奏章中不仅建议杀曹节、王甫，还计划将其他宦官一网打尽；如此之类，都已超过了理性的限度，将中间势力推向敌方，当然会把自己置于绝境。联系到一些党人的矫揉造作，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些极端做法有哗众取宠的动机。

党人们的名士架子在相互标榜中越摆越大，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公然用之于官场政坛。范滂出任陈蕃的下属，按照公务礼节晋见，陈蕃没有加以制止，范滂竟表示愤慨，马上扔掉官笏辞职。陈蕃向他道歉，也没有使他回心转意。范滂连与陈蕃都无法共事，并且只是为了君主出游毫无道理又微不足道的原因，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澄清天下之志”呢?其他党人也往往在官方征召时多次推辞，摆足架子（最后大多还是当了官），或者当了官后动不动就挂冠而去。显然他们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声望，而不是社会的需要和其他人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张俭依靠自己的“名行”，在逃亡中“望门投止”，让素不相识的人为他提供救援，却不顾许多人因他而被杀，“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的严重后果，心安理得地在塞外避过风险，晚年还“不得已”接受曹操的征召，以84岁高龄寿终正寝。

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党人的另一位领袖、与李膺齐名并备受赞誉的郭太（林宗）却能安然无恙，继续闭门教授上千弟子，看来似乎是奇迹，其实倒很说明问题。郭太虽然“名震京师”，但他认为汉朝已到了“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的程度，拒绝出仕。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不发表“危言核论”，不对宦官作无谓的刺激。窦武等被杀后，他“哭于野，恸”，表达了自己极度的悲哀，却没有与朝廷作公开的对抗。《后汉书》列传中还记录了不少生动的事例，突出地说明了他待人接物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奖掖引导士人时，也不排斥有缺点错误的人。可见，清浊善恶并不像多数党人说的那样绝对，对宦官和邪恶势力也不必事事对着干，更没有必要作无谓的挑战。李膺等的供词曾牵涉到不少宦官子弟，并引起宦官的恐慌，说明宦官们也不是不想巴结党人。如果像郭太一样处理得当，至少可以起到分化作用。可惜的是，像郭太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实在太少了。

党锢案前后的事实，说明早在1800年前就存在着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郭太这样的一介布衣，回乡时到黄河边送行的士大夫有车数千辆，而只有李膺有资格与他坐同一条渡船，其他人只能像对神仙一样仰望。被朝廷罢官、逮捕或杀害的官员和士人会赢得舆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受迫害越重声望越高。被释放的党人尽管尚在管制之中，还是受到家乡士大夫数千辆车的欢迎。对被朝廷通缉的党人，不惜弃官，不顾被满门抄斩并株连宗族而加以保护的也大有人在。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士人的官职、财产、自由以至生命，可以对他们肆意侮辱或施加刑罚，但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能改变士人们的信仰。士人乃至社会对是非好恶的评判，已经不是简单地屈从于政治权力，而是根据自己或本阶层独立的标准。这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道德的感召力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那种政治权力完全控制舆论，政治标准就等于道德评判的社会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无法解决两个矛盾：保持独立人格与服从皇权，实现自身价值与参与政治。

自从秦始皇建立君主集权的专制体制，并为汉朝所进一步巩固，又有了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合一”理论，皇帝和皇权已成为天意的体现，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诽谤皇帝就等于谋反大逆，是够得上杀头、腰斩、族诛的罪行。汉武帝时还增加了一条“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因为再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无法证明自己心里没有说过皇帝的坏话。批评皇帝的唯一根据是“天意”，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判断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意，往往在于皇帝是否愿意接受批评。所以党人们也罢，其他士人也罢，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声望、多广的影响、多大的胆量，批评或评价的对象是不能包括皇帝在内的。所以，对善恶是非、合法非法、忠奸贤愚的评判，一旦由皇帝表态，知识分子就不能也不敢再有议论了，因为不仅法律不允许，就是连发展了的儒家理论中也找不到这样做的根据。面对邪恶势力的各种倒行逆施，正直的士人会义无反顾地斗争，甚至可以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奸臣所为，皇帝最多是受了蒙骗。但一旦证明这真是皇帝的旨意，或者皇帝亲自做了裁决，即便这是皇帝被欺骗或被劫持下作出的决定，士人们就失去了一切抵抗的余地。或许有人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但不可能再有言论或行动，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可言?

在党人中，范滂的死是最光明磊落的。在第一次被捕时，他与同案被押在黄门北寺狱，狱吏让犯人祭皋陶。范滂带头拒绝：“皋陶是贤人，也是古代的直臣。他要是知道我无罪，必定会代我向天申诉。如果我真的有罪，祭他又有何益?”狱吏要进行拷打，他见同案大多体弱有病，就要求从他开始，与同郡袁忠争着挨打。第二次逮捕党人的诏书下达时，督邮吴导来到县里，抱着诏书，在宾馆闭门痛哭。范滂闻讯后，知道一定是为了他，就主动到县监狱投案。县令郭揖大惊，他立即扔下印绶，准备与范滂一起逃跑，说：“天下如此大，先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范滂说：“我死了祸害才能停止，怎么敢以我的罪连累您，又让老母流离失所呢?”他既没有像张俭那样不顾别人的死活，千方百计地逃亡；也不像有些人那样自杀；而是从容诀别亲人，拒绝别人的营救，主动投案，接受一切刑罚。表面看来，在独立人格与皇权发生冲突时，范滂已经无条件地服从了皇权，心平如镜，视死如归。但他给儿子的遗言，却透露了内心激烈的冲突和深切的悲哀：“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坏事干不得，好事又不能做；自己做了还可以心安理得，总不能让儿子也这样做，这岂止是范滂个人的悲剧?古往今来，又有多少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这样永远无法两全的痛苦抉择!

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知识，这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不幸。有了知识，就想有运用的机会，就不会满足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妻室儿女，这就是所谓实现自身价值。但汉代的知识分子能学的、能干的事实在少得可怜。除了天文、历法以外，其他的科学技术几乎都是“医卜星相”、“百工”的贱业，法律、经济和管理也大多是吏胥的专利，琴棋书画之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业余爱好，知识分子能做的只有读书和做官。在皇权垄断一切的社会，要实现自身的价值，除了做官就别无他途。可是做了官就只能服从法律和上司，就绝对避不开现实政治。嫉恶如仇会有党人那样的下场；洁身自好或许能做到，却会因此而一事无成；同流合污又有违初衷，而且不齿于士林；急流勇退倒也干脆，但原来的理想也随之成为泡影。

不过，对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更大的不幸是他们连做这两种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东汉后期在全国五六千万人口中，县以上官员和贵族的定额是10万。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世袭或变相世袭的，留给士人竞争的职位更少。而光太学生就有3万，全国的知识分子估计有数十万。隋唐以后，读书人还能应科举考试，多少有个公平竞争的机会。东汉时实行的却是荐举制，士人得由地方官逐级推荐，或由官员聘任，或由朝廷征召，都得在学问和品行上有知名度。对大多数出身平民、家境贫寒的士人来说，要靠学问出众而成名难乎其难，品行上达到“孝廉”或名士的水平倒相对容易一些，而投靠名士，推波助澜，扬清激恶，党同伐异，臧否人物，更不失为一条捷径。如会稽阳羡（今江苏宜兴市）人许武已经被举为孝廉，因为两个弟弟许晏、许普没有什么特长，想让他们成名。于是向他们提出三兄弟分家。将家产分为三份后，许武自己取了最肥的田、最大的住宅、最得力的奴婢，而两个弟弟分到的都比他差得多。于是舆论哗然，一致称赞弟弟克己谦让，批评许武贪婪，许晏、许普因此都获得地方上的举荐，成为孝廉。这时，许武将宗族亲戚请来，哭着告诉大家：“我当哥哥的不成器，先窃据了声誉和地位。两位弟弟年长了，却还轮不到荣华富贵，所以我提出分家，自己揽一个恶名。现在我替他们管理的财产已经增值三倍，全部分给弟弟，我一点也不留。”他因此受到全郡的一致赞扬，名声大振，以后官至长乐少府。这样的曲线求名，似乎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按照正常的途径，这两位弟弟大概绝对不可能当上孝廉，而那些世家大族的子弟，再卑鄙无耻、愚昧无知，也照样能得到举荐，甚至位至公卿，那最应该受到指责的就不是许武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似鸡。”这类名实之间完全矛盾的现象发生在东汉末年，和党人们风流显赫于一时一样，都不是偶然的。

生在乱世的知识分子有更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多少有选择主子的自由，成功了就是王侯将相，失败了也咎由自取，至少过了一下实现自身价值的瘾。秦汉之际的郦食其，虽然最后被扔进了油锅，但他毕竟为汉朝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事迹，因此至死不悔。生在治世的知识分子可以安享圣君贤臣的恩泽，循着科举的阶梯往上爬，碰到“稽古右文”的皇帝，还有机会参加国家大型文化项目，不但无衣食之忧，还能捞个一官半职。可惜中国历史上大多是不治不乱之世，就像党人们所处的时代那样，知识分子就只能挤在成名和做官的独木桥上了。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忍受腐刑的奇耻大辱，而不是一死了之，要不他怎能写成《史记》?东汉末年的蔡邕是在董卓威逼下才出仕的，但在董卓被杀后居然会表现出对他的同情，原因就在于董卓对他的尊重和为他编撰汉史提供了条件。所以他临死还要哀求王允，愿意接受黥面（在面上刺字）、刖足（砍去脚）的刑罚，留他一命，以便编完汉史。另一方面，一些人不惜以生命（甚至全家和亲友们的生命）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代价。党锢案中不乏自投罗网的人，还有的人根本没有列入党人名单，竟主动要求补入。他们当然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但在精神上却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明朝皇帝以廷杖对付敢提意见的官员，常常有人被当场打死，被视为对士大夫莫大的侮辱。对这样的待遇，天下士人竟会“羡之若登仙”，甚至会有人主动争取。

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许无法理解，但这是千百年来的事实。而《后汉书·党锢列传》就是其中的第一篇实录。汉魏与禅让光和六年（183年），张角与他的弟子策划起兵推翻汉朝，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第二年，张角率领头戴黄巾的部众举起了反汉大旗，天下响应，举国震动。

司马迁但黄巾起义被汉朝镇压了，汉朝在名义上又延长了36年，到公元220年才被曹丕建立的魏所取代。据说魏属土德，所以尚黄色，连曹丕用的第一个年号也称为“黄初”，黄天真的取代了苍天。而曹丕实行的却是模仿尧、舜、禹的禅让，以后成为“汉魏故事”。

相传上古时的唐尧将天下传给了虞舜，这就是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唐虞故事”。据说以后舜又传天下于夏禹，又有了一个“虞夏故事”。但禹死了以后，他原定的继承人益却没有即位，让禹的儿子启得了天下。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益主动让给了启，一是启杀了益。无论如何，禅让的故事到此结束了，因为从启开始就都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实行“家族天下”了。

今天的历史学家完全能够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解释这种禅让现象存在和消失的原因，并指出这并非中国的特产，但当年的儒家却以禅让为千古盛事，是天下为公的典范，颂扬唯恐不及，只恨未能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可惜当皇帝的都讲究现实，尽管爱听臣下将自己比之于尧舜，却从来没有人愿意像尧舜那样传位于外人，连在生前就传给儿子而当太上皇的也屈指可数，其中出于自愿的或许只有乾隆皇帝，至于他在当太上皇的三年间是不是真将大权交给了儿子嘉庆皇帝，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可是另一方面，想接受“禅让”的人历来并不少。对于那些实际大权在握的权臣、军阀来说，要废掉傀儡皇帝自然已不费吹灰之力，但要自己当皇帝、建新朝却还有一道障碍。因为废了皇帝，甚至把他杀了，也还得在皇族中另立新君，否则就逃不了篡夺或弑君的恶名，不仅缺乏合法性，而且可能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但如果让皇帝自己让位，自己再假惺惺推却一番，篡夺就成了“禅让”，傀儡和操纵者都成了尧舜般的圣君，所以“唐虞故事”实在是不可少的。

最早演出“禅让”的是魏文帝曹丕代汉，以后西晋、宋、齐、梁、陈、北周、北齐、隋、五代梁取代前朝时都如法炮制。五代时郭威（周）代汉时汉隐帝已被杀，只能由太后扮演禅让的主角。宋太祖赵匡胤代周是在一个早上完成的，但也少不了以周恭帝的名义下了一道禅位诏书。大概因为“唐虞故事”年代久远，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而曹丕代汉的过程却由《三国志》记载得十分详细，操作起来非常容易，所以“汉魏故事”成了后世禅让的代名词和样板。

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至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后，汉朝就已名存实亡。但曹操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始终没有取而代之。不过到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已被“封”为魏王，第二年汉献帝又“命”他使用皇帝的仪仗，离真当皇帝仅一步之遥。可惜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死，接受“禅让”的手续就只能由他的儿子、继承魏王的曹丕来完成了。

首先是一系列“祥瑞”的出现，而且是从曹操的故乡谯县（今安徽毫州市）开始的。据说早在熹平五年（176年），黄龙曾出现在谯，太史令单飏预言这里“后当有王者兴”，50年内黄龙会再现。当时一位名叫殷登的人记下了他的话。221年三月，也就是隔了45年以后，谯果然又出现了黄龙，殷登作为见证人宣布单飏的话应验了。四月，饶安县（今河北盐山县西南）上报见到了白雉。以后这类报告不断，如八月石邑县（今河北获鹿县东南）报称有凤凰光临。

六月二十六日，曹丕率大军南征。其实当时并无军事上的需要，曹丕也并不真想进攻孙权，所谓南征只是为禅让作铺垫而已。七月二十日，军队到达谯县，曹丕在城东宴请当地父老和全军，并下令免除谯县两年的赋税。经过数月的巡游，曹丕于十月初四回到离首都许不远的颍阴县曲蠡（今河南许昌市一带），却没有进入首都。

这时，左中郎将李伏上书，公布了他多年保守的秘密，证明近来出现的祥瑞正是应在曹丕身上。这位李伏原是张鲁的部下。他说，当年在汉中听说汉献帝将魏国封给曹操，大家都以为必定封为魏王。可是姜合却说：“肯定封魏公，现在还不便称王。定天下的是魏公子桓（曹丕的字），这是神的旨意，符谶上说得很明白。”张鲁问姜合根据何在，姜说：“这是孔子《玉版》上的话，皇帝的历数，就是一百代以后的事也能预知。”一个多月以后，果然有人送来了写着这些话的册子。姜合以后归顺曹氏，病死在邺城。李伏说：“我已将此事告诉了很多熟悉的人，但考虑到时机没有成熟，不敢公开。您即位后一次次出现祥符，每次庆贺时我都想说明真相，但怕别人说我是讨好您。况且我原是张鲁部下，归顺的时间不长，说错了罪更大，所以一直忍着。现在祥瑞并呈，天意已经很明白，我心情无比激动，谨上表报告。”曹丕下令公布于众，又说自己德薄，实在不敢当，这是“先王至德通于神明”的结果。

于是刘廙、辛毗、刘晔等一批大臣上书，引经据典地证实李伏所称预言的正确性。他们说：“尧宣称他得了天命时，北斗星座前四星的位置就发生了变化；周武王还没有与商纣王作战，一头赤鸟就衔来了捷报；汉高祖尚未出世，他母亲就获得了神的预示；汉宣帝地位低微时，树叶上就显示了吉兆；汉光武帝的名字出现在图谶上时，他还是平民。可见天命授予圣哲，不必用华丽的辞藻，不必有芬芳的气味，只要有具体的迹象出现就能得到证明。汉朝的衰落已经有好几代了，从桓帝、灵帝末年的大乱到现在也二十余年了。总算老天爷有灵，使圣人诞生来解救苦难，所以用符谶预告，以显示天命所在。您即位不到一年，天上、地下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祥瑞，四方的百姓争先恐后地来归顺，自古以来的典籍上从来没有记载过这样的盛况，我们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呢?”曹丕说：“健壮的小牛像老虎，恶草的幼苗似庄稼，有些事会似是而非，今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概是为了用大臣们的话来“说明我德行的不足”。曹丕命有关官员向百官宣告，使大家都了解。

眼看舆论造得差不多了，太史丞许芝在十月初九正式向曹丕报告了魏代汉的谶纬。

他首先根据最权威的《易传》所说“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巳日见”，而最近一次发现黄龙正是七月四日戊寅，应该是帝王受天命的最明确的预兆了。此外，蝗虫、麒麟在这时节的出现都是符合《易传》记载的典型的祥瑞。

接着他又引证了大量谶纬书籍中的记载和曹操名人的言论，说明汉朝气数已尽，魏代汉是早已安排好的天命。如《春秋汉含孳》说“汉以魏，魏以征”；《春秋玉版谶》说“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说“汉以许昌失天下”“汉以蒙孙亡”；故白马令李云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等等。这些话有的是直截了当的，有的却要作一番解释。如所谓“当涂高”，是指当着大道的高大建筑物——象魏（或魏阙），暗含一个魏字。“蒙孙”据说是指汉朝第二十四代皇帝，或者说是指以非嫡嗣身份即位的皇室后代。而汉献帝非皇后所生，又是汉朝的二十四代，汉朝注定是要亡在他手里的。而《孝经中黄谶》和《易运期谶》的记载就更绝了：“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四百之外，易姓而王。”按汉隶的写法，曹字的上半部正是东字缺下半部（火字），下半部是个日字，符合“日载东，绝火光”；不字加一横正是丕，说明继承汉朝400年天下的只能是曹丕了。“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鬼在山，女禾连，王天下。”许昌要发生君臣易位，取代者为魏（汉隶的魏字右边鬼字下有一山字），是再清楚不过了。至于“四百之外”和“五八四十”，根据许芝的解释，上天安排帝王易姓的周期本来是720年，但有德的朝代可以延长到800年，无德的只能有400年。汉朝已经有426年了，如果从春秋时麒麟出现作为新周期的开始就有700多年了，已经到了“四百之外”。而天上太微垣黄帝星（代表魏国）变得明亮，赤帝星（代表汉朝）却经常见不到，已经有40年了。星象变化的种种迹象表明，改朝换代的时间已到。

这位太史认为，历史上圣人出现时的祥瑞不过一两样，而曹丕即魏王位后的祥瑞简直不胜枚举：黄龙、凤凰、麒麟、白虎、甘露、醴泉、奇兽无所不有，是自古以来最美好的。而岁星已出现在大梁的范围，正是魏的分野，与当年周武王伐纣、汉高祖入咸阳时出现的星象相似。作为史官，将如此重要的图谶和天象上报，是应尽的职责。

谁知曹丕的答复竟是断然拒绝，他下令道：“当年周文王已占有天下的三分之二，还向殷朝称臣，得到孔子的赞叹。周公实际行使了君主的职权，完成使命后还是归还给成王，备受称颂。我的德行虽远不如这两位圣人，但怎么能忘记‘高山仰止’的道理呢?”“我的德行薄极了，地位鄙极了，只是生逢其时，有幸继承先王留下的事业，但还没有使天下都受到恩泽。虽然已经尽力来救济魏国的百姓，但还有受冻的人，还有人吃不饱肚子。我睡梦中都感到担忧恐惧，不敢稍有懈怠，只求能够像现在这样太太平平地终老，使魏国得到保全，使我死后见到先王时感到没有辜负他的托付。我的愿望和志气都有限，只要能守成就行了。所以尽管祥瑞屡次出现，我只能增加不安，已经六神无主了。像许芝这些话，我岂敢听呢?这些话使我心里害怕，手发抖，字都写不成，意思也表达不清。我曾作过一首诗：‘战乱纷纷已过十年，白骨累累纵横万里，可怜的百姓还能靠谁?我要辅佐汉室治理天下，功成后交还政权辞职回乡。’我一定要遵守这一誓愿，绝不是说假话。因此昭告天下，使大家知道我的心意。”

可是大臣们似乎根本不理会曹丕的态度，侍中辛毗、刘晔，散骑常侍傅巽、卫臻、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及给事中、博士骑都尉苏林、董巴联合上书：“您的令书辞意恳切，坚持谦让，比起舜、禹、商汤、周文王来也毫不逊色。但是古代的圣哲之所以接受天命而不推辞，也是为了遵奉上天旨意，满足百姓的期望，身不由己呀。”他们引用《易经》等经典，列举形势，证明天意不可抗拒，请求曹丕“急天下之公义”，“宣令内外，布告州郡”，使全国都知道上天的旨意和自己的谦让态度。

曹丕下令道：“让天下人了解我的心意是对的，至于其他的话难道是指我吗?我怎么敢当?”“最近东征时经过的郡县和屯田，百姓面有饥色，有的人连短衣都没有一件好的，这都是我的责任，所以上有愧于这么多的祥瑞，下对不起百姓。这说明我的德行连当一个统治一方的王都不够，还想当皇帝吗?你们应该立即停止这类建议，不要加重我的过失，使我死后不至于给世上的君子笑话。”

十月十一日，曹丕向百官公布此令，却并没有使大臣们的热情降温。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等人上书，认为“天地之灵，历数之运，去就之符，惟德所在”，汉室的失德由来已久。而曹丕即位以来的“至德”已经广被上下、天人感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有作为的大人，事前做的事不违天意，事后做的事遵从天时。舜、禹见天时已到就不作谦让，因而百姓受到及时的救济，万物普遍获得恩惠。现在四面八方、全国上下都在殷切期待着，上天在保佑您，神都在为您尽力，天下的十分之九已归顺于您，远远超过了当年周文王的三分之二。您要再不接受，实在是过于谦让了，我们大家真于心不安。”

曹丕的答复更加明确，他说：“世上最缺少的是德义，最富余的是随大流说的假话，常人的性情就是不重视所缺少的，喜欢本来就富余的。”“我虽然德行不足，总还希望不像常人那样爱听假话。岩石可以被击碎但不失坚硬，丹（朱砂）直到被磨尽也保持红色。丹、石这样的小东西尚且能坚持自己的品质，何况我多少算一个士人，又受过君子的教育呢?”在引述了古代圣贤事迹后，他表示尽管自己德行不如周武王，道义上有愧于伯夷、叔齐，但必定要立下丹石之志，绝不会信从假话，要学习圣贤的品德。“常言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我这样的志向，难道是可以夺走的吗?”

说得如此斩钉截铁，好像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但戏还得演下去，这就需要傀儡皇帝上场了。两天后，汉献帝正式向魏王曹丕下了禅位诏书，并派兼御史大夫太常张音为专使奉上皇帝的玺绶。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书：“天命弗可得而辞，兆民之望弗可得而违”：请求召集文武大臣，公布诏书，顺应天命，并着手制定禅让的礼仪。曹丕下令：“只能商议不该接受的理由。现在正在军旅之间，等回去后再正式答复。”尚书令等再次上书：“汉高祖接受天命时正在军旅之中，为了畏惧天命，不敢拖延，就在驻地举行即位仪式。现在您接受禅位的诏书，应该召集百官，集合全军上下，使大家都知道天命。军营中地方狭小，可以在附近平地建坛，布置举行仪式的场地。我们与侍中、常侍等已经擅自讨论确定了礼仪，太史官已选定了吉日。”曹丕说：“我实在不敢当，其他事情还有什么好谈呢!”

侍中刘廙、常侍卫臻等又奏：“汉家遵照唐尧公天下的道理，陛下（注意，已不称殿下了）以圣德接受历数的安排。上天和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应该顺应灵符，及时即位。根据太史丞许芝的意见，本月十七日己未是吉日，可接受禅位，已经安排布置了坛场，具体情况另行奏请。”曹丕说：“你们怎么可以随便设坛场呢?这些东西搞它干什么?我是要辞让不接受诏书的。那么就在帐前开读玺书，仪式与平时受诏时一样。再说现在天气寒冷，应该停止筑坛工程，让工匠回家。”在开读汉献帝的诏书后，曹丕下令道：“我岂能接受诏书，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必须起草辞让的表章，奉还皇帝玺绶。古代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甫，舜让天下于善卷、石户之农、北人无择，他们不是回到颍水之阳去耕地，就是以疾病作推托；或是远入山林，让别人不知所在；或带了妻子出海，终身不再返回；或者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投水自杀。况且颜烛为了返璞归真而辞去官职，王子搜在丹穴中即使被烟熏死也不愿出来，柳下惠不因为三公之贵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曾参不以晋、楚二国的财富而放弃仁义。这九位先哲都有很高的节义，不为富贵所动，因而被史书记载，流芳百世。求仁得仁，仁其实并不远，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难道就不如他们吗?我坚决不接受汉朝的诏书，宁可跳东海自杀。赶快上奏章归还玺绶，布告天下，让大家都知道我的决心。”曹丕的决定于十月十五日公布。

大臣们自然知道这是献忠心的好机会，辅国将军清苑侯刘若等120人联名上书，居然大胆地反驳曹丕的理论根据：“石户、北人，只是匹夫的狂狷，行为不符道理，在历史上也少见，所以司马迁就不以为然，实在不是圣贤所应该仰慕的。况且虞舜不拒绝尧的禅让，夏禹也没有发表过辞位的言论，说明圣人都知道天命不能违背，历数不可推辞。”他们表示将不顾曹丕的反对，“昧死以请”，并照样“整顿坛场，至吉日受命”，大有不达目的死不罢休的意思。带头的刘若还是汉朝宗室，由他出面劝进更显得大公无私，也证明天命的确不可违背。曹丕的答复依然是否定的：“以往柏成子高为了不接受大禹的任命而避往荒野，颜阖为了退回鲁侯的馈赠而隐居不出，为什么他们俩会将王侯的器重不当一回事呢?是因为有高尚的气节。所以烈士追求荣誉，义夫重视气节，即使只能过贫穷的生活，也会乐在其中。孔子向王骀学习，子产尊重申徒，就是这一缘故。诸位都是我的肱股心腹，照理应该理解我的心意，如今却做出这样的事来，看来你们追求的是物质，而我向往的是精神，没有共同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赶快起草奏章退还玺绶，别再搞新花样了。”

这120位大臣却理直气壮地再次上书，指责曹丕的做法是“违天命而饰小行，逆人心而守私志”，上对不起上天的关怀和信任，中忘了圣人应该通达的教导，下影响了臣民翘首企盼的热情。他们认为侍奉君主首先得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就可以与皇帝对着干，决心不理会曹丕的命令而“以死请”。曹丕却要把文章做足，推辞的话说得更加恳切：“现在百姓中还有人没有吃饱在挨饿，还有人穿不暖在受冻，鳏夫讨不到老婆，寡妇嫁不了好男人；孙权、刘备尚未消灭，不是唱凯歌的时候，而应该秣马厉兵；对外的战争没有平息，国内的士民不得安宁”；“诸位为什么不能让我殚精竭虑，顺天时，合人和，把这些事情都办好，让应有的祥瑞都能出现，那时再议论此事不是更好吗?何必如此相逼，出我的丑呢?”

大臣们知道这场戏还得演下去，于是侍中刘虞等上奏，表示由于“圣意恳恻，臣等敢不奉诏”?立即准备奏章，派遣使者回复汉献帝。曹丕唯恐大家不理解他的苦心，又下令道：“泰伯曾三次以天下让给他人，没有人不称赞他的，孔子叹为最高的德行。我这样做又算得了什么呢?”

古代征战十月十八日，曹丕上书献帝，表示奉玺书后“五内惊震，精爽散越，不知所处”；说自己“无德以称”，并派毛宗送还玺绶。第二天，给事中博士苏林、董巴上表，从天文分野和岁星的位置论证，魏国得岁与周文王受命完全相同，今年正是时候。而曹氏的始祖是颛顼，与舜是同一祖先，十月份受禅与颛顼受命相符，取代汉朝是以土德代火德，又与舜代尧一致。他们警告“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劝曹丕不要“上逆天命，下违民望”，而要“以时即位”。其实曹丕正在筹划下一轮的表演，只是答道：“我已经上书辞让，希望得到皇帝批准，也要让全国都知道。”

二十日，献帝下了第二道禅位诏书。尚书令桓阶等又“敢以死请”（上一次遭到曹丕拒绝后居然并没有死），请求立即“修治坛场，择吉日，受禅命，发玺绶”。曹丕的答复是：“那么急干什么?我希望辞让三次，如果还得不到批准就再说。”所以在二十二日第二次上书献帝，奉还玺绶。刘廙等上奏相劝，说这几天“时清日晏，曜灵施光，休气云蒸”，证明“天道悦怿，民心欣戴”。况且“群生不可一日无主，神器不可斯须无统”，“臣等敢不重以死请”（注意，加了一个重字）!曹丕在拒绝的同时表示：“此岂是小事一桩?公卿们还没有都表态呢!应该在坚决辞让之后再商议实行的办法，”

二十四日，献帝下第三道诏书，并命令使者张音不许再将玺绶取回。在曹丕的导演下，满朝公卿都表态了，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等46人联名上书劝进。曹丕答复道：“就德行而言我是不够的，就形势而言敌人也没有消灭。要是能在你们的辅佐下平平安安地当魏王，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要说天降祥瑞和百姓拥戴，那都是先王的圣德留下的成果，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不敢从命。”二十六日，曹丕上书献帝，作第三次辞让，请求献帝召回张音。

大臣们都知道曹丕的“三让”已结束，劝进的热情自然更高，华歆等公卿立即上表，起草者更施展出了浑身解数：“《易经》称圣人奉天时，《论语》说君子畏天命，正因为天命不常有。皇帝才要禅让。尧知道自己天命已尽，不得不禅位于舜；舜了解自己应了历数，不敢不接受。不得不禅位，是奉天时；不敢不接受，是畏天命。汉朝虽然已经没落，还能奉天命，效法尧禅让帝位；陛下处在大魏受命之初，却不像虞舜、夏禹那样通达，反而学延陵这般退让，真是顾了小节，损了大德，注意了小事，忽略了大事呀!连国内一般人都不以为然，要是死者有灵，舜必定会在苍梧的墓中忿忿不平，禹必定会在会稽山阴的葬地郁郁不快，武王（曹操）必定会在高陵的地宫中生气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以死相请。”在歌颂了曹氏的功德，列举了数不清的祥瑞后，又道：“古人说：‘要没有大禹，我们早就给洪水淹死了。’要是没有大魏，我们这些人早已变成白骨横在荒野了。”魏国的功德和瑞应真是“三王无以及，五帝无以加”。“百姓的命运托付给魏国，民心向着魏王，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是千世难得、万年难逢的机会，需要的是通达远见，完全用不到顾忌小节。以前没有及时顺应天命，这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已经在布置坛场，筹备礼仪，选择吉日，将要昭告上帝，祭祀众神，然后在朝堂召集百官，讨论改年号、正朔、服色等事项后上奏。”至此，曹丕答复：“我原来只想像舜那样终身吃粗粮，过苦日子；但舜接受了尧的禅位，穿上他赐的衣服，娶了他两个女儿，也是顺天命的表现。公卿臣民一定要说‘天命不可拒，民望不可违’，我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呢?”

二十八日，献帝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了禅位册文。尚书令桓阶等立即上奏：明天就是太史令选定的吉日，可登坛受命。曹丕批了一个“可”。二十九日，曹丕登上筑在繁阳亭的受禅坛，参加仪式的有文武百官和匈奴等四夷的使者共数万人。在完成了典礼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的事，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从黄龙出现在谯县算起，已有七个月时间。但从李伏上书算起，这场密锣急鼓的戏只演了二十余天，“汉魏故事”就圆满闭幕了。曹丕踌躇满志之余，肯定不会想到，仅在45年以后，他的侄孙曹奂就充当了汉献帝的角色，如“汉魏故事”，将帝位禅让给了司马炎。

明明是一场假戏，却非要演得如此逼真，在今人看来未免滑稽可笑，但在当年是非如此不可的，否则曹丕与群臣就大可不必煞费苦心，“汉魏故事”也不会在七百多年间反复上演了。再说，曹氏代汉虽然已是大势所趋，但最终能顺利完成，还得归功于这场戏的导演和演员。

曹操早已大权在握，汉献帝只是他任意摆布的工具。建安十八年，曹操将三个女儿给献帝当贵人，第二年就找借口杀了皇后伏氏。曹操派华歆带兵入宫，伏氏关了门躲在壁橱中，还是给抓了出来。披发赤脚的伏氏拉着献帝的手说：“难道你不能救我吗?”献帝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死呢。”两个月后，三位曹贵人之一被立为皇后，献帝成了曹操的女婿。要废掉或杀掉献帝是再容易不过的，使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无非是刘备、孙权的存在和舆论的压力。曹操死前两个月，孙权向曹操称臣，并劝他称帝。曹操将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当陈群等也劝他及时“正大位”时，他明确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以曹操的军事、政治观察力，他自然知道儿子曹丕不可能很快消灭刘、孙，只是希望到曹丕一代时舆论上会对曹氏更加有利，以便水到渠成地取代汉朝。司马光在评论曹操时说：“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见《资治通鉴》卷68）虽不尽然，但不无道理。

正因为如此，曹丕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造祥瑞和符谶，以证明曹氏、魏国和他自己已经拥有天命。用中国曾经风行过的话说，就是“先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秦始皇、汉高祖、王莽、汉光武帝，以及陈胜、吴广、张角（黄巾）等，无论是登基、禅位、篡夺，还是造反、起兵，都离不开这一套。对统治者来说，制造祥瑞和符谶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为一旦造出来，绝大多数愚昧的人果然会坚信不疑，就是极少数智者又有谁敢、谁愿意揭露真相呢?所谓祥瑞，一部分是世上根本没有的动物，如龙、凤凰、麒麟，只要有人说见过，当然没有人能否定；一部分只是珍稀动植物或普通动植物，如白雉、灵芝、蝗虫等，存心要采集本来也不是难事。而且献祥瑞的官员会得到提升或赏赐，当地百姓也能沾光，如向曹丕呈报出现白雉的饶安县被免除全年田租，所在的勃海郡又获得牛酒的赏赐，特许合郡官民大喝三天。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

符谶的制造当然要依靠知识分子，必要时还得争取著名学者或大臣的配合，但对统治者来说也不是难事。虽然我们不能妄断曹丕时的符谶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却可以举出宋真宗亲自炮制“天书”的事实：当王钦若劝宋真宗举行封禅仪式以洗刷澶渊之盟的耻辱时，这位皇帝最担心的是不出现“天瑞”，找不到封禅的理由。王钦若与一位老儒杜镐却告诉他，所谓“河图洛书”本来就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耳”，都是人为的，只要君主相信，公布天下，就成了“天瑞”。真宗还怕得不到宰相王旦的配合，但一方面有王钦若事先疏通，王旦已心领神会；另一方面真宗亲自赐宴，又赏王旦一壶酒带回去与太太一起喝，回家后王旦发现壶中竟塞满了名贵的珍珠。于是真宗就向满朝文武宣布，他梦见神人告诉他将降《大中祥符》天书三篇，十二月初一果然发现天书已挂在左承天门楼上。王旦带头拜贺，全国庆祝，各地争相上报祥瑞。如此天人感应，真宗自然只能顺天命去泰山封禅了。

曹丕的“南征”与祥瑞的出现看似巧合，其实是他代汉的第二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南征是他集中精锐兵力的最好理由，既能巡视各方，显示实力，又可随时镇压反抗势力。曹丕回师后既不回魏都邺城，也不进汉献帝所居的许都，而是留驻许都附近。连受禅仪式也在军营旁进行，显然是出于军事控制上的考虑。这是“汉魏故事”的重要一部分，一般人可能会忽略，仿效者却不乏其人。五代时周太祖郭威代汉，就是以“契丹入寇”而率军北征为序幕的。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代周，也是在“契丹入寇”时率大军离开首都后，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的。

曹丕的“三让”也不是他的发明。当年刘邦在垓下击败项羽后，实际已是天下之主，但在诸侯将相共同请他称帝时，他还要表示“吾不敢当”。然后群臣坚持，“以死守之”，刘邦三次辞让，“不得已”才说：“诸君一定认为这样对国家有利，那就当罢。”前后也花了近一个月时间。 刘秀的“三让”过程更长：更始元年（公元25年）正月他驻军平谷时，诸将上尊号，派马武劝他到蓟城（今北京）即位，他大惊，说：“你怎么敢说这话，该杀头。”四月，刘秀至中山，诸将又劝，他还是不听。到达南平棘，诸将又“固请”，他才表示“吾将思之”。果然，在抵达鄗（今河北柏乡县北）时，各种祥瑞和符谶纷纷出笼，刘秀登坛即皇帝位，此时已是六月。

但曹丕的“三让”表演得有声有色，不用说远比刘邦和刘秀精彩，以后的禅让者也都望尘莫及。这自然并非偶然。一方面是因为曹丕本人就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文学家、学者，他的臣下也不乏文人学者，这一劝一让，正是他们施展文才的好机会，所以都千方百计将假话写得动听得体。曹丕的令和表虽然不无出于秘书之手的可能，但多数大概是自己写的。凭曹丕的学识和教养，他完全能将假戏演得十分逼真，绝不会像无赖出身的刘邦那样动不动骂人或自称“乃公”（你老子），或者在关键时刻离不开导演的操纵。另一方面是由于曹丕胜券在握，不怕夜长梦多，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操作起来也相当从容。而有的禅让却非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才能完成，就不能那样讲究了。

像周太祖郭威本是一介武夫，向他“劝进”的是一批军人，当时又正在行军途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场闹剧。十二月十六日，军队抵达澶州。据说当天早晨太阳边冒出一股紫气，正对着郭威座骑的头。十九日，郭威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第二天，将士大叫大嚷，涌向他所住的驿馆。郭威闭门不出，将士从墙上爬入屋内，请他当皇帝。军人挤满一屋，“扶抱拥迫”，有人撕下一面黄旗披在他身上，呼声震天动地。郭威被众人包围，说话都没有人听见，昏过去了几次，左右亲信侍卫都找不到了。直到被大家拥上城楼，才安定下来，由军队拥护着回首都去。这是《旧五代史》的记载，固然是为了掩盖郭威的策划，但导演的拙劣和当时的混乱已可见一斑。赵匡胤在陈桥驿“接受”军队的拥戴后，第二天清晨就回师开封。当时百官正在上早朝，将士将宰相王溥、范质等大臣押到赵匡胤的公馆，赵匡胤流着泪说：“我受世宗皇帝的厚恩，现在被军人逼到这样的地步，实在对不起天地，你们看怎么办?”还不等范质说话，有人拔出宝剑厉声说道：“我们没有主人，今天非立了皇帝不可。”范质等不知所措，王溥赶快到台阶下跪下叩头称臣，范质也只得随着下拜，于是请赵匡胤到崇元殿举行禅让仪式。黄昏前百官齐集，典礼即将开始，却发现最重要的禅位诏书都没有准备，幸亏翰林承旨陶谷事先私下拟了一份，当场从袖筒里摸出用上。这场快餐式的禅让只用了一天时间，不愧为速战速决的范例，赵匡胤所处地位非曹丕可比，哪有三劝三让的时间?即使陶谷没有备好诏书，也会照禅不误。只要真当了皇帝，还怕臣下不会补这个漏洞？不过，曹丕辞让的话表面虽然谦虚之极，甚至使人感到有些过分，其实却是用心良苦。他列举自己很多德薄的事实，实际正是为了封天下人的口。因为孙、刘未灭，天下未定，百姓饥寒等等完全是事实，而祥瑞、符谶之类是如何出笼的，曹丕心中也是一清二楚，他自己都说了，并且直指群臣的称颂为假话，反对者反而无话可说了，似乎他真的是身不由己。这种以假为真的手段不愧是乃父曹操的真传，后人如果只以虚伪视之，倒是辜负了曹丕的一片苦心。

赵匡胤曹丕的禅让戏演得成功，也离不开汉献帝的配合。虽然献帝除了俯首帖耳外已别无选择，但真要干出些不合作的事来，也会大煞风景。如曹丕的孙子曹髦，因为不甘心当司马昭的儡傀皇帝，竟不顾一切，率领数百侍卫讨伐。结果曹髦被当场杀死，但司马昭不得不装模作样惩办凶手，代魏的日程也因此而推迟。作为酬谢，献帝也获得了曹魏的优待，让位后被封为山阳公，封邑有一万户，14年后寿终，获得“孝献皇帝”的谥号，以天子礼仪安葬。这个山阳国传了三代，共75年，西晋时依然沿袭，直到永嘉之乱。或许是对曹魏的报答，禅位于司马炎的曹奂也当了37年的陈留王，得以善终。相比之下，其他禅位的君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们同样采取合作态度，有的还十分主动。如东晋的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接到臣下起草的禅位诏书后毫不犹豫地签字，还说：“晋朝早给桓玄灭了，多亏刘公（宋武帝刘裕）才延长了二十年，今天让位我心甘情愿。”而且不等刘裕“三让”就搬出皇宫，不再承认自己是皇帝了。刘裕封他为零陵王，规定可以享受皇帝的礼仪和亲王的待遇，实际却是一句空话。司马德文深知刘裕不怀好意，整天与妻子褚后生活在一起，饮食都由褚后料理，刘裕一直无法下手。到了第二年九月的一天，就派褚后的哥哥褚叔度找她说话，士兵趁机翻墙闯进内室，将司马德文杀死。此后禅位的尧、舜们几乎没有一位不死于非命，甚至禅位的第二天就被杀。可见他们再能识天命也无济于事，只要新皇帝感到前朝的威胁就会毫不迟疑地斩尽杀绝。从这一点说，“汉魏故事”也是禅让史中少有的。

第五章

刘邦得天下一个当初混迹街头的混混，如何能够成为九五之尊呢？

刘邦登基以项羽在乌江畔悲惨自刎为标志，在秦朝灭亡后的四年里进行的楚汉战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其结果是以刘邦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其实，刘邦原刘邦像本只是地方上的一个小混混，他又为什么能够最终登上皇帝的宝座呢?

尤其是数千年来，人们似乎更加看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刘邦以一个既无才又无德的人，究竟为什么能够战胜如此英雄的楚霸王呢?这个问题，几千年来一直被人们争论着。

公元前202年正月，由楚王韩信领衔，群臣共同上书，推尊刘邦为皇帝。二月，刘邦正式即位，定国号为汉，定都长安，正式建立了汉王朝，史称西汉，刘邦就是汉高祖。

汉高祖登基之后，命令分封的八个王回到自己的领土之上，并实行裁军，安抚百姓，优待官员。这样，文武百官和黎民百姓皆大欢喜。汉高祖执政后，继承了秦朝的大部分制度，还根据多年战乱造成的经济凋敝等实际状况，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这对汉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皇帝的问题初谋国事时，汉高祖刘邦确实很忙，忙了好几个月，等待稍有头绪时，他在洛阳的南宫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招待群臣。刘邦在宴会上说，今天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请各位畅所欲言，不必有什么顾忌。刘邦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能得天下，项羽为什么会失天下?

大臣们听高祖说畅所欲言，于是也就随便说起来。王陵先站起来说，陛下待人一向傲慢，不如项羽待人宽厚。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每次胜利后，都有封功行赏，和天下人共同得利。可项羽嫉妒贤能，打了胜仗也不赏功，得了土地更不封赏。所以他不得民心，故而您得了天下，项羽失了天下。

汉高祖听了哈哈大笑，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得失的根本原因，应该从用人上说起。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我不如萧何；率兵攻打，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能够为我所重用，所以我能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而且还不能被项羽重用，很是凄苦，所以项羽最终被我打败了。”

参加宴会的群臣听了高祖的话，无不表示赞同，连连称是。看来，刘邦还真的十分明白自己的优点与劣势，对自己有一番正确的评估呢!

历史的必然的确，汉高祖刘邦能够知人善任，从善如流，扬长避短。他不但在楚汉之争中有贤相辅佐，有良臣猛将为他卖命，从而使自己的力量日益增强，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而且在汉朝建立后，他能够从秦亡的教训中总结经验，知道暴政对百姓生活的影响和国家基业的损害，从而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实施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重新恢复巩固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汉高祖刘邦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人善用，颇有建树的杰出政治家。

而反观项羽，其实在楚汉之争初期，他占有绝对优势，且自身具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素养。可惜项羽肚量太小，不能善于重用人才，导致原本依附他的精兵强将到后期都纷纷投靠刘邦，而且项羽善于妒嫉，实非帝王之才。所以，到头来，落得个拜别虞姬，在乌江畔挥剑自刎的悲惨下场。其实他本拥有非常听从他命令的楚军，可是屡战屡败后，楚军思念家乡，又被刘邦的“四面楚歌”之计策搞得人心惶惶，无心恋战。项羽到最后终于是功亏一溃了，历史不容假设，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归根到底，是历史的必然。田横和五百义士五百义士慷慨赴死，留下了千古悲歌。

郦食其被烹田横，是战国时齐国的贵族，他和自己的兄长田儋、田荣一起，起兵抗秦，其中，田儋自称为齐王，领导着这支起义队伍。

公元前208年，田儋被章邯所杀。田荣和田横决定立田儋之子为齐王。这时，项羽已经得了关中，大封功臣，他自称为西楚霸王。但是，由于项羽怨恨田荣和田横，就没有封他们的王，而是将原来齐国的领地封给了另一个人做齐王。田横兄弟二人很不服气，就杀了项羽分封的齐王，田荣自立为王。

公元前206年八月，项羽讨伐齐国，田荣兵败身亡。田横又立了田荣的儿子田广为齐王。

在楚汉之战中，双方多次争夺的战略要地有两个：一是荥阳，二是成皋。成皋的粮食是天下粮仓中存粮最多的，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公元前204年，刘邦再次被项羽赶出了荥阳城，失去了这座具有重要意义的城池，可赵和梁两地被韩信和彭越攻取了，于是项羽出兵去救援这两地，因而只留了很少的兵力镇守在成皋。郦食其建议刘邦说，这是天下给汉的大好时机，力劝刘邦尽快收复荥阳，占据成皋粮仓。而自己稍后则会游说齐王，让他发兵助汉攻楚。刘邦思前想后，同意了郦食其的建议，收复了成皋粮仓。

与此同时，郦食其来到齐国。对齐王田广细说利害关系，对比刘邦和项羽的为人处事和功过是非，论证了天下所在，归汉不归楚的道理，齐王田广接受了郦食其的意见，撤除了战备，每天和郦食其一起饮酒高歌，纵情欢唱。

五百义士郦食其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不费一兵一卒，说服了齐国，这消息传来，激怒了韩信。他率兵攻打了齐国，趁齐王和郦食其饮酒作乐时长驱直入。到达了齐国都城临淄城下，齐王田广以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对他怒道：“你若能制止汉军，就能活命，否则我就把你煮了。”韩信的攻打是出乎郦食其意料的，他哪里能阻止韩信呢？于是只好自认倒霉，被田广烹杀，壮烈地死去了。

郦食其的悲剧，其实本不该发生。假如刘邦能及时下令，让韩信不要攻打齐国，假如韩信以国事为重，停止攻打齐国，就不会让郦食其面临这样的结局。造化弄人，一介书生的郦食其和野心勃勃的韩信，在名利场上，可谓是水火不容的。韩信要逞武功之强，就容不得辩士郦食其的口舌之术，可如果从郦食其身上检讨，如果他完成使命后，马上回去复命，不饮酒作乐，也就可以避免这悲剧了。郦食其错过了生存的机会，高阳酒徒最终栽在了酒上。

辩士郦食其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为刘邦建汉立下了大功，最终也败在了自己这张嘴上，可悲可叹！

逃避到孤岛上公元前204年11月，韩信攻破了齐楚联军，杀了齐王，田横败走。这一次，终于自立为齐王。后来，田横又败给了汉军的将领灌婴，只好投归了彭越。

公元前203年，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封彭越为梁王，促使彭越进攻项羽。项羽在垓下之战输了之后，田横害怕刘邦报复自己，就带着仅剩的五百名将士，一起逃到了东海的一个孤岛之上，这就是后来的田横岛。

田横躲在孤岛上，过着艰苦的生活。可他带领的这五百人，却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在刘邦看来，田横平时很得人心，如果他以后再趁机叛乱，就会给刘邦带来很大的麻烦。于是，刘邦派使者去田横所在的孤岛传达命令，让他们归降汉朝，并说前尘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归顺，就可赦免。田横和五百将士一起商议投降的事宜。大家都认为刘邦心胸狭窄，不能投降。田横于是拒绝了刘邦的使者提出的投降的要求，他说：“我的族人杀了郦食其，现在他的弟弟郦商当了汉朝的将军，他是不会放过我的。请告诉汉王，我愿意长期在这海岛上做个普通百姓。”

使者回到京城，将田横的话汇报给刘邦。刘邦召来郦商，对他说：“如果齐王田横归顺我大汉，有人敢动他或者他的手下，我一定诛灭他全族。”于是，刘邦再次派人来到田横的海岛上，对田横说：“只要你们立即前去见皇上，就可以封王封侯，如果不来，就会发兵来讨伐你们，这可是皇上的特诏。”田横仔细思量，觉得一个小岛上居住五百人，实在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不如趁此机会前往京城去探探虚实。众人听说田横要去京城，都说要和他一起去。田横很是感动，对大家说：“并不是我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去，而是如果大家同去，人数太多，反而会引起误会。我一个人去，如果确实能够受封，就回来接你们。”说完，他就带了两个门客，跟着刘邦的使者一起前往洛阳。

田横自刎到了尸乡(今河南偃师县以西)驿站，田横停下来对使者说，做臣下的要见皇上之前，都应当沐浴更衣，以示敬意。于是，汉使暂时离开，让他沐浴。等汉使走后，田横对两个门客说，我和汉王都曾经是王，如今他做了皇帝，我却成了俘虏，要我去朝拜他，这样的耻辱我实在无法忍受。再者，我的族人以前杀了郦商的哥哥，现在让我跟他一同侍奉刘邦，就算是他不敢加害于我，我也感到惭愧。我现在已经家破人亡了，死也就死了。汉王叫我来，无非是要见见我的容貌。这里离洛阳很近，你们割了我的头，快马送去，他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说罢，他不顾手下人的阻拦，就拔剑自刎了。

两个门客悲痛异常，他们含泪遵命，包了田横的头去见汉高祖。刘邦感慨道：“唉，真了不起。他们弟兄三人先后为齐王，很不简单啊。”随后又拜田横的两个门客为都尉，像对待国王的礼节一样，把田横厚葬。葬礼完毕，两个门客在祭拜过田横后，就在坟边自行挖了两个坑，双双自刎而死。刘邦听说后，大为吃惊，感到很费解，不明白他们和田横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深厚的情谊。汉高祖又想起海岛上还有五百个这样的义士，就再一次派使者到海岛上，想赶快召他们回来。

五百人的集体自杀使者到了海岛，传达了刘邦的命令，让他们快去洛阳，与田横同享荣华富贵。这五百人听了将信将疑，来到洛阳后，他们见田横已死，就一同来到田横的墓前，边祭拜边痛哭，还一起唱了一首曲调十分悲哀的歌。唱完，他们伤心欲绝，又没有能力反抗，又不想投降，终于也全部自刎去追随田横了。

刘邦闻听了使者的报告，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不理解，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忠义的人呢?这五百人怎么可能竟然全都一条心，竟全都自杀了呢?像他们这样的忠义之士，如果能够归顺汉朝，将成为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是如果他们坚持不肯投降的话，还真是汉朝的一大心腹之患。现在，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刘邦总算是消除了这块心腹之患。最后，他在感慨之余，命令手下士兵把这五百人全部厚葬。

于是，后人为了纪念田横和这五百个义士，就把他们居住过的海岛，称为田横岛。博士叔孙通当君臣之间太过随便的时候，就需要一定的礼仪了。

礼乐制度的必要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了项羽，天下初定，各路诸侯共同推举刘邦为皇帝。这原本就是刘邦梦寐以求的事，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可刘邦只是一个市井出身的粗人，他没有想到，原来即位当皇帝还挺不容易的，需要有一套君君臣臣的严格的等级礼仪。一向懒散放纵惯了的刘邦对此感到很不适应，他不愿意受秦始皇所执行的那种严格的繁文缛节的约束，于是就要求简便行事。但是他手下那些草莽出身的英雄们本来就不太守法纪，现在更是忘乎所以，公然在宴会上饮酒争吵，相互邀功，吵得不可开交。更可怕的是，这些人喝醉了酒后还大发酒疯，狂呼乱骂，拔剑相击，几乎要动起手来，闹得一塌糊涂，天翻地覆。一旦这些人喝醉了，就连一国之君的刘邦也觉得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他这才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时期处理问题的办法在建国后已经不再适用了，现在需要的是大力整顿政府，赶快制定出一套新的更适用的朝法礼仪和礼乐制度。

被刘邦选中制定这个礼仪和制度的人，不是人们所熟知的丞相萧何，也不是神机妙算的留侯张良，而是一个阅历丰富，人情练达的儒生，这个人就是叔孙通。

善于察言观色的书生叔孙通是鲁国地区人，鲁国是先圣孔子的故乡。儒家学说的发祥地。那里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造就了一代代数不清的儒家英才，使儒学在那里得到了一脉相传的发展。尽管秦始皇曾经杀害了一大批“以文乱法”、“是古非今”才女的迂腐儒生，并且实行了禁书的政策，不准民间私自藏有诗书，但他仍然在朝中设立了博士官，博士官所用的书也就不在禁毁之列了。

叔孙通知道国家马上就要有大乱，彻底对秦二世放弃了幻想，找了个机会逃回故乡，先是投奔了项羽，后来又在楚汉之争时归顺了刘邦。

叔孙通和其他只会背诵经书、不达时务的儒生不同，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人的心思，也懂得投其所好，见机行事。在跟随刘邦后，他探知刘邦讨厌戴高冠的博士装束，就立即将自己的服饰改成短衣，以此博得刘邦的欢心。在楚汉争霸的关键之际，刘邦最需要能征善战的人，他又向刘邦推荐了很多勇士。因此，刘邦封他为博士，号稷嗣君。所以，史书上记载，叔孙通既是秦末的最后一个文学博士，也是汉代的第一个儒学博士。正是因此，刘邦即位后，领悟到只有儒生才能为自己制礼作乐、整顿纲纪。于是就自然地重用了通达世情、懂得自己心思的叔孙通。

于是，叔孙通揣摩着皇帝的心意，率领一班弟子和鲁国的儒生，杂糅古礼和秦朝的礼仪，因地制宜，删繁就简，创制了汉代开国之后的第一部礼乐大典。公元前200年，长安城中的长乐宫落成，群臣齐来朝见，第一次施行了叔孙通等人制定的汉代礼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详细史料记载的朝拜仪式。

皇帝的威严据载，这天天刚擦亮，宫廷中的礼官就带领着群臣次第步入殿门。廷中陈列着车骑步兵卫队，设置了各种武器和各色旗帜。在一声传呼令中，殿下数百官员站立在台阶两旁，武将立于西边，文官立于东边。刘邦则乘舆出现，百官都举着旗帜，左右侍卫高呼“皇帝驾到”，于是诸侯王以下依次奉贺，场面十分壮观，气氛肃穆，诸侯王、文武百官，无不震恐。大礼古代画扇完毕，又大摆宴席，殿上的臣子们都俯身俯首，按照尊卑的次序先后上朝。如果有不懂礼仪的，当即押下去法办。整个宴会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尊卑有序，没有人再敢任意地在此时高声喧哗。

刘邦看到这种情景，不禁感慨道，今天才知道做皇帝的尊贵啊!于是龙颜大悦，封叔孙通为太常，专职制定礼仪。这时，叔孙通趁机进谏，为参与制礼作乐的弟子们和儒生们求官。素来鄙视儒生的刘邦在高兴之余，接受了叔孙通的请求，拜封儒生为郎。先前不理解叔孙通、甚至埋怨他的儒生们也终于心悦诚服，称赞他是圣人。

叔孙通后来官至太子太傅，在刘邦犹豫太子的改废之事时誓死捍卫太子，为汉惠帝立下了大功。惠帝即位后，叔孙通继任太常之职，所以汉初的各种礼仪制度，皆出自叔孙通之手。司马迁曾评价叔孙通为“汉家儒宗”。纵观叔孙通一生的为人处世和他的功业，这样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叔孙通和他的弟子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汉代儒学的先声了。儒生不可轻视天生讨厌儒生的刘邦，偏偏又离不开他们。

面对书生的鼾声汉高祖刘邦，出身于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好吃懒做，游荡成性，从不读诗书文章。在楚汉战争中，虽经文武大臣们给他推荐了几个读书人，也是必须经过实践，亲眼看到确有才学方受重用的。就刘邦本人而言，他是不喜欢读书人的。他常常用“我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得天下”为口头禅，轻视儒生。为此，当秦朝博士叔孙通投靠刘邦时，因他素知高祖不喜儒生，便改着短衣，装扮成武士；进见高祖，取得高祖欢心才被受封为博士的。

楚人陆贾，对刘邦轻视儒生很不以为然，便常常乘进见刘邦时，谈诗论书，引经据典，津津有味。每到此时，刘邦听后，心中十分讨厌，但又不便发作，便佯装熟睡，呼声充耳。有一次，正值高祖心中烦躁，陆贾来到面前，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高祖一听便恼，高声向陆贾怒骂：“我是在马上取得天下的，你整天谈诗论书有什么屁用?”

陆贾的三寸不烂舌陆贾并不惧怕，反而正色答道：“马上夺得天下，难道马上还能治天下么?据臣所了解，商汤、周武都是用武力夺取天下的，后来治理国家，却是以加强文化思想教育，才达到长治久安的。相反，秦朝统一六国取得天下之后，仍然任性好杀，便有焚书坑儒，草菅人命，才引起民愤，群起而攻之，最后导致灭亡。陛下不妨想想看，假如秦朝以武力夺取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周、汤，您又怎么能达到灭秦亡楚而取得皇帝的位子呢?”一席话，说得刘邦默言无语，慢慢低下头来，暗自生愧。他又想到，南粤赵佗，自中原大乱以来，多年称王，至今未能平服。前一段又听说赵佗想称皇帝，与刘邦抗衡。刘邦心感不安，便派陆贾前去安抚。陆贾去南粤，一刀一枪未动，只凭三寸不烂之舌，陈述利害，晓之以理，使得一个蛮横猖獗的赵佗，五体投地，备受感动，自愿称臣，遵奉汉约，并取出越中珍宝，价值千金，作为赆仪。这是何等的能耐?看来，武略文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刘邦想到这里，慢慢抬起头来，很是抱歉地说：“爱卿说得极是，请你为朕办一件事好吗?”

陆贾道：“陛下请讲。”

刘邦道：“你可将秦是如何失天下，我是如何得天下，分条解释，并用周汤以来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加以证明，找出真切的原因，著成一书，使子孙们代代相传，引为借鉴。”陆贾奉命出朝，认真写作，辑成12篇，尔后呈高祖过目。高祖看后，篇篇叫妙，并把该书命名为《新语》。从此，高祖刘邦对文治的作用加深了认识，也不像以前那样轻视儒生了。韩信之死一代名将韩信，最终却死得不明不白。

改封淮阴侯项羽兵败后，他的逃亡将领钟离昧因素来与韩信关系很好，就投奔了韩信。刘邦记恨钟离昧，听说他在楚国，就下令楚王逮捕他。那时韩信初到楚国，到各县乡邑巡察进出都派军队戒严。汉六年(公元前201年)，有人告韩信谋反。刘邦用陈平的计策，说天子要出外巡视会见诸侯，通知诸侯到陈地相会，说：“我要游览云梦泽。”其实是想要袭击韩信，韩信却不知道。刘邦将到楚国时，韩信打算起兵谋反，但又认为自己无罪，想去谒见刘邦，又怕被擒。这时有人向韩信建议：“杀了钟离昧去谒见汉高祖，高祖必定高兴，也就不用担心祸患了。”于是韩信把此事与钟离昧商议，钟离昧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国，是因为我在你这里，如果想逮捕我去讨好刘邦，我今天死，随后亡的定是你韩信。看来你也不是位德行高尚的人。”结果钟离昧自杀而亡，韩信持钟离昧首级去谒见刘邦。刘邦令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放在随从皇帝后面的副车上。韩信说：“果然就像人家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所以我也应该死了!”高祖刘邦却说：“我抓你是因为有人告你谋反。”说完就给韩信戴上械具。回到洛阳，刘邦没有马上杀掉韩信，而是赦免了他的罪过，改封他为淮阴侯。

妇人的计策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深知高祖刘邦畏惧他的才能，所以从此常常装病不参加朝见或跟随出行。韩信由此日益怨恨，在家中闷闷不乐。韩信部将陈稀被封为巨鹿郡郡守，前来向韩信辞行。韩信辞去左右，拉着陈稀的手仰天长叹道：“你可以同我说知心话吗?我有话想同你讲。”陈稀表示一切听从将军的命令。韩信说：“你所管辖的地方，是聚集天下精兵的地方，而你又是陛下亲信宠爱的臣子，若有人说你谋反，陛下一定不相信；如果再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就会产生怀疑；如果第三次有人告你谋反，陛下定会大怒而亲率军队征讨。我为你在京城做内应，就可图谋天下了。”陈稀平素就了解韩信的才能，相信他的计谋，表示一切听从韩信的指示。

韩信后来陈稀果然谋反。刘邦亲自率兵前去征讨，韩信称病不随高祖出征，暗地里派人到陈稀处联络，要陈稀只管起兵，自己定从京城策应。韩信与家臣谋划：可以在夜里假传诏旨，释放那些在官府中的囚徒和官奴，然后率领他们去袭击吕后和太子。部署已定，只等陈稀方面的消息。这时韩信的一位门客得罪了韩信，韩信囚禁了他并准备杀他。那位门客的弟弟就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事。吕后打算把韩信召来，又恐怕韩信的党羽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萧何商议，假装有人从皇上那里来，说陈稀已被杀死，诸侯群臣都前来进宫朝贺。萧相国欺骗韩信道：“虽然您有病，还是要勉强朝贺一下。”韩信入朝进贺，吕后派武士把韩信捆缚起来，在长乐宫中的钟室里斩杀了他，并诛灭其三族。韩信临斩时说：“吾不用蒯通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韩信是继战国时孙武、白起之后最为卓越的将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用兵，是中国战争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的将领，他在拜将时的言论成为楚汉战争胜利的根本方略；作为统帅，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率军出陈仓、定三秦、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天下莫敢与之相争。但人无完人，韩信在政治上犯有严重的失误，几次关键时刻都优柔寡断，最终死于妇人之手，后人评价韩信“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这话说得实在太对了。彭越被冤杀被剁成肉泥，做了人肉丸子，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彭越与刘邦的战争情谊彭越，昌邑人，别号彭仲。他常在钜野湖泽中打鱼，纠集了一帮人做强盗。陈胜、项梁揭竿而起时，有的年轻人就对彭越说：“很多豪杰都争相树起旗号，背叛秦朝，你也站出来吧，咱们也效仿他们那样干。”彭越说：“现在两条龙刚刚开始搏斗，还是等一等吧。”

过了一年多，泽中一百多年轻人，前去追随彭越，大家说：“请你做我们的首领。”彭越拒绝说：“我不愿和你们一块干。”这些人执意请求，他才答应了。他们约好第二天太阳出来集合，迟到的人杀头。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迟到的有十多人，最后一个人直到中午才来。当时，彭越很抱歉地说：“我老了，你们执意要我当首领。现在，约定好的时间而有很多人迟到，不能都杀头，只杀最后来的一个人。”于是命令校长杀掉他。大家都笑着说：“何必这样呢，今后不敢再迟到就是了。”但彭越还是把最后到的那个人杀了。设置土坛，用人头祭奠，号令所属众人。众人都大为震惊，害怕彭越，没有谁敢抬头看他。后来他带领众人夺取土地，收集诸侯逃散的士兵，有一千多人。

沛公刘邦从砀北上攻击昌邑，彭越援助他。昌邑没有攻下来，刘邦带领军队向西进发。彭越也领着他的人马驻扎在钜野泽中，收编魏国逃散的士兵。项籍(项羽名籍)进入关中，分封诸侯后，就回去了。彭越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多人，却没有归属。汉王元年秋天，齐王田菜背叛项王，派人赐给彭越将军印信，让他进军济阴攻打楚军。楚军命令萧公角率兵古代名画迎击彭越，却被彭越打得大败。汉王二年春天，汉王刘邦和魏王豹以及各路诸侯向东攻打楚国，彭越率领他的部队三万多人在外黄归附汉王。汉王说：“彭将军收复魏地十几座城池，急于拥立魏王的后代。如今，魏王豹是魏王昝的堂弟，是真正魏王的后代。”就任命彭越做魏国国相，独揽兵权，平定梁地。

刘邦在彭城战败，向西溃退，彭越把他攻占的城池又都丢掉，独自带领他的军队向北驻守在黄河沿岸。汉王三年，彭越经常往来出没替汉王游动出兵，攻击楚军，在梁地断绝他们的后援粮草。汉王四年冬，项王和汉王在荥阳相持，彭越攻下睢阳、外黄等十七座城邑。项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派曹咎驻守城皋，亲自向东收复了彭越攻克的城邑，又都归复楚国所有。彭越带着他的队伍北上谷城。汉王五年秋，项王的军队向南撤退到夏阳，彭越又攻克昌邑旁二十多个城邑，缴获谷物十多万斛，用作汉王的军粮。

汉王刘邦打了败仗，派使者叫彭越合力攻打楚军。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还畏惧楚军，不能前往。”汉王刘邦举兵追击楚军，却被项籍在固陵战败。便对张良说：“诸侯的军队不跟着来参战，可怎么办呢?”张良说：“齐王韩信自立，不是您的本意，韩信自己也不放心。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战功累累，当初您因为魏王豹的缘由，只任命彭越做魏国的国相。如今，魏王豹死后又没有留下后代，何况彭越也打算称王，而您却没有提早作出决断，您和两国约定：假如战胜楚国，睢阳以北到各城的土地，都分封给彭相国为王；从陈以东的沿海地区，分封给齐王韩信。齐王韩信的家乡在楚国，他的本意是想再得到自己的故乡。您能拿出这些土地答应分给二人，这两个人很快就可以招来，即使不能来，事情发展也不致完全绝望。”于是刘邦派出使者到彭越那里，按照张良的策划行事。使者一到，彭越就率领着全部人马在垓下和刘邦的军队会师，于是大败楚军。那年春天，封彭越为梁王，建都定陶。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彭越到陈地，朝见汉高祖。九年，十年，都来长安朝见。

残忍的惩罚汉十年秋天，陈稀在代地造反，汉高祖亲自率领部队前去讨伐，到达邯郸，向梁王征兵。梁王说有病，派出将领带着军队到邯郸。高祖很生气，派人去责备梁王。梁王很害怕，打算亲自前往谢罪。他的部将扈辄说：“大王当初不去，被他责备了才去，去了就会被捕，不如就此出兵造反。”梁王不听从他的意见，仍然说有病。梁王对他的太仆很生气，打算杀掉他。太仆慌忙逃到汉高祖那儿，控告梁王和扈辄阴谋反叛。于是汉高祖派使臣出其不意地袭击梁王，梁王不曾察觉，被逮捕，囚禁在了洛阳。

经主管官吏审理，认为他谋反的罪证具备，请求皇上依法判处。皇上赦免了他，废为平民百姓，流放到蜀地青衣县。向西走到郑县，正赶上吕后从长安来，打算前往洛阳，彭越见到吕后就对着她哭泣，分辩自己没有罪行，希望回到故乡昌邑。吕后答应下来，还和他一块向东去洛阳。

可是到了洛阳，吕后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反而向皇上陈述说：“彭越是豪壮而勇敢的人，如今把他流放蜀地，这是给自己留下祸患，不如杀掉他。所以，我带着他一起回来了。”于是，吕后就让彭越的门客告他再次阴谋造反。廷尉王恬开呈报请诛灭彭越家族，皇上就批准，于是诛杀了彭越，灭其家族，封国被废除。后来，刘邦为了杀鸡儆猴，还残忍的把彭越的尸体轧成肉泥，做成人肉丸子，送给那些开国功臣们吃，借此警告他们不要谋反。但是，刘邦这种毫无人性的做法反而激起了更多功臣宿将们的恐惧和反感，以后起兵叛乱的人更多了。英布谋反一代英豪，却因为家庭琐事断送了性命。

不堪忍受，立誓报仇英布，是西汉刘邦时的一员大将，官封“淮南王”。替汉高祖打下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刘邦坐上皇帝宝座，吕后专权，大杀功臣，先杀了韩信，继而又杀死彭越，于是众叛山水田园亲离，仅有的几员战将都不免兔死狐悲，心中开始对刘邦不满，从此对朝廷怀有戒心。刘邦要保持皇帝的尊严，为使手下的臣子不生异心，他就把彭越的尸身，用刀剁碎后，做成大小不同的人肉丸子蒸熟，用锦匣收藏，外面用黄绫子包着。他又下了一道圣旨，叫太监抱这些人肉九子分送部下众将，叫他们吃，吃了就是忠于他的；不吃，就说明心中有鬼，想用这个手段来威胁试探人心。

淮南王英布接到圣旨，当即撕毁圣旨，义愤填膺，要杀太监，太监再三哀求，才得以幸免。英布怒发冲冠，大骂刘邦黄面小儿，屠夫得志，立誓要为韩信、彭越等人报仇。当即设了几个被害者的灵位，发誓要讨伐刘邦。于是，英布扯起反汉的义旗，率20万人马，天天操练，只等时机成熟，一朝举事。

怀疑引发的悲剧正巧这时英布的一个爱妾生了病，经常到一个医生家里去看病。这个医生家对门住着一个叫贲赫的人，他想讨好英布，所以就在那个宠妾去医生家时，送一些贵重的礼物给她，还和她一起在家中喝酒。那个小妾回去以后，果然对英布称赞贲赫是一个诚实的长者。英布听了却大怒说：“你又是从哪里知道的?”小妾很害怕，就向英布讲述了前后经过。英布还是不信，反而怀疑小妾与贲赫私通，于是就召见贲赫来问话。贲赫提前听说了这个消息，心里觉得很害怕，所以就假称有病不肯前去。这下子，英布更加愤怒了，下令要逮捕贲赫。可是这时贲赫已经连夜逃走了。后来，逃到了长安，向刘邦上书说：“英布已经有了谋反的迹象，皇上应该先发制人，派兵去诛灭他。”刘邦问萧何的意见，萧何说：“英布应该不会这么做的，这件事里面恐怕有个人的仇怨而诬陷的成分。还是先把那个告密的人抓起来，派人去暗中检查准南王的举动。”

而对于贲赫的逃走，英布早就怀疑他是去京城告发自己了。这时皇帝一派人来，英布验证了他的判断，马上诛杀了贲赫家族，并且起兵反汉。这反而证明了贲赫并非诬陷。

消息传到了刘邦的耳里，满城朝野震惊。原先的几个大将，均已死去，英布又是一员虎将，有勇有谋，不能轻视。刘邦遂命樊哙、曹参带兵60万，陈平为参谋，他御驾亲征，去攻打英布据守的九江；另一方面，暗地派一支人马到六安去捉拿英布的家小。

第六章

朋友的出卖王师很快到达九江境内，英布调集人马，与刘邦大小数十战，相持两个多月，终因寡不敌众，九江失守。英布兵败之后，只带着百骑，逃到夏江好友吴芮的总兵衙门。这时吴芮正好出外未归，衙门只有侄儿吴成。这吴成以前曾被英布奚落过，心中有气未平。今见英布兵败来投，心下暗喜：你这个红面贼也有今日？于是假装殷勤接待，伯父长、伯父短地叫个不停，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叔父虽然未回，对刘邦早已不满，伯父此来正好共同举起义旗。我这里人马虽不足五万，但个个骁勇善战，你老人家放心，刘邦绝不会追查到此。今夜侄儿摆下素酒，替伯父压惊，好好休息。”英布不知是计，且连日奔走，也确实疲劳，相信不疑，只顾喝酒。谁知这吴成早在酒里做了手脚，下了蒙汗药，英布带来的百骑士兵同时醉倒，人事不省。吴成一声令下，命军士将英布部下全部杀死。同时割下了英布的首级，用黄绫裹扎，再用木匣装好，连夜动身，去献给刘邦。

刘邦坐军中大帐，左有樊哙，右有陈平。士卒报夏江吴总兵的侄儿吴成带英布首级来献，刘邦将信将疑，他要亲自验看是真是假。樊哙当即奏上：“皇上不可，英布虎将也，苍促遇害，恐英魂不散，有伤龙体。”刘邦大笑道：“孤家自起兵以来，身经数百战，人头何只见过万千，我不信这红脸贼有如此厉害。”于是，吴成呈上木匣，取出英布人头，解开黄绫，刘邦果见是真，咬紧牙关，指头大骂：“红脸贼，你有王不做，要替什么韩彭报仇，他们早到阎王面前报到去了，你不是也去与他们作伴了吗?”骂罢命手下人将头剁碎喂狗。

不料这时，英布二目突张，黄须根根倒竖，口一张，一口血浆直往刘邦脸上喷来，刘邦吓得大叫，“啊呀”一声，往后便倒。众将将他扶起，抬入后营，速命随营太医救治。樊哙令手下将英布首级挂于鄱口示众。刘邦自此以后，得了个神昏颠倒不治之症，不几年就晏驾了。

且说吴芮回衙，得知侄儿将英布谋害，把吴成大骂一顿。见英布尸身尚未入殓，于是他辞官不做，好在他没有妻儿，瞒着侄儿吴成，带足银两，将英布身边携带的一把剑收好，用布卷起英布尸体并头盔，放在马背上。来到湖北黄梅，再到英山，历时二十余天，来到英山尖，将英布的尸体葬在王家界“金盆架”。吴芮就在英布墓的近处盖了一座小庙，削发为僧，念经拜佛，为英布守墓超度，吴芮直到年迈体衰时，才收下一个徒弟，在临终前他告诉徒弟“金盆架”的墓中埋的是什么人，叫他莫忘师言，年年拜祭。

刘邦死后，儿子登基，是为“惠帝”。新皇即位迫赠一批开国功臣时，其中就有英布的名字。不过，也有人说，英布是被自己的老丈人长沙王番君所骗，所以才被杀死的。而且，刘邦虽然剿灭了英布的反叛，但是自己却在战斗中中了一箭，受了重伤，回到京城后不久就不治而亡了。白登之围如何利用女人的弱点解救皇帝？

形势极其危险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国力还很衰弱。经过了几百年连续不断的战争，人民一直颠沛流离，全国的经济状况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刘邦建立了汉朝以后，一直忙于安抚国内，根本无暇也无力顾及塞外的少数民族。这时，一直居住在长城北面的匈奴人就乘机南下，侵略中原，劫掠财物，还抓走了大量的百判案姓去做奴隶。公元前200年的冬天，警报又像雪片一样飞入关中，刘邦接到了边境又有匈奴人入侵的消息。这一次，他亲自统率着二十余万大军亲征。但是，刘邦在向北行进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的时候，却被匈奴冒顿单于率40万精锐骑兵包围在白登山(今大同市东面)，冒顿单于还派出大兵，分扎在各个重要路口，截住汉兵的后援，存心要把汉军一网打尽。高祖登上白登山的山头，向四面眺望，只见四面八方都有匈奴的骑兵屯驻把守着，实在没有办法突围。

走夫人路线当时正值天气严寒，连日雨雪不断。高祖刘邦和将士们都冻得手脚发僵。在被围了3天后，粮食也快吃完了，汉军饥寒交迫，危在旦夕。被围到第7天，一直跟随在刘邦身边的智多星陈平忽然想出了一条妙计。他知道冒顿单子对新得的阏氏(单于的王后)十分宠爱，朝夕不离。这次匈奴大军在山下扎营，冒顿单于还把阏氏带在身边，经常和她一起骑马出出进进，浅笑低语，情深意笃。于是陈平想到，冒顿单于虽然能出奇制胜，可也不免被妇人所惑，于是就想从阏氏身上打主意。他派遣使臣，乘着大雾的时候下山去拜见阏氏。这位阏氏听说有汉军的使者，就悄悄地走到帐篷外面，屏退了左右，召见汉使。汉使向阏氏献上了许多的金银珠宝，并且说是汉皇帝送给阏氏的，另取出一幅图画，说是汉帝请阏氏转给冒顿单于的。

阏氏毕竟是女流之辈，一见到黄金和珠宝，就目眩心迷，爱不释手，便收下了。再打开图画，只见画上绘着一个绝色的美女，心中不禁起了妒意，便问：“这幅美人图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送给单于?”

汉使装出一副很虔诚的样子，回答说：“汉帝被单于包围，非常愿意罢兵言和。所以把金银珠宝送给您，再请您代他向单于求情。可又怕单于不答应，就准备把国中的第一美人献给单于。因为美人现在不在军中，所以先把她的画像呈上。”

阏氏微怒地说：“这个用不着，赶快拿回去吧!”汉使说：“汉帝也觉得把美人献给单于，怕会夺了单于对您的宠爱。可是事出无奈，只好如此。如果您能解得了我们的围，那我们当然不会把美人献给单于了，情愿给您多送点金银珠宝。”阏氏说：“请你回去告诉汉帝，尽管放心好了。”说完，将图画交还给使者，让使者回去了。

阏氏心想，如果汉帝不能突围，就会把美女献给单于，那时我就要受冷落了。于是，她回到后营，就对单于说：“军中得到消息说，汉朝有几十万大军前来救援，只怕明天就会赶到了。”单于问：“有这样的事?”

阏氏回答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罢休?自然会拼命相救的。就算你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土地，也可能会因为水土不服而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

说到这里，阏氏泪如雨下，呜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单于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于是问：“那怎么办呢?”

阏氏说：“汉帝被围了7天，军中始终没有什么慌乱的迹象，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单于将信将疑，可是又怕惹阏氏不高兴，便在第二天，传令把围兵撤走了。陈平用这条妙计，终于骗得匈奴退兵，刘邦总算逃出重围，一场大难消于无形之中。萧何的结局韩信等人纷纷被杀，而另一位功臣萧何又如何了呢?

第一次危机众所周知，萧何是汉朝的第一任宰相，是辅佐刘邦创立汉室天下的第一大功臣。刘邦即帝位以后，论功行赏，就把萧何排为第一。但是最后还是被刘邦怀疑，险些丢掉了性命。试问，刘邦当上了皇帝之后，大杀功臣，他又怎么能独独落下萧何一个人呢?

在萧何帮助吕后诛杀了韩信以后，终于消除了刘邦的心腹大患。刘邦因此对萧何更加恩宠，除了给萧何加封外，还派了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相国的护卫。很多人都来祝贺，萧何自己也非常高兴。当天，萧何在府中摆酒庆贺，喜气洋洋。突然有一个名叫召平的人，穿着白衣白鞋，进来吊丧。萧何见状大怒，召平对萧何说：“相国，您的大祸就要临头了。皇上在外风餐露宿，而您长年留守在京城，您既没有什么汗马功劳，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勋绩，皇上却给您加封，又给您设置卫队，这是由于最近淮阴侯在京谋反，因而也怀疑您了。安排卫队保卫您，这可不是对您的宠爱，而是为了防范您。希望您辞掉封赏，再把全部私家财产都捐给军用，这样才能消除皇上对您的疑心。”

萧何听从了他的劝告，刘邦果然很高兴。

第二次危机同年秋天，英布谋反，刘邦亲自率军征讨。他身在前方，每次萧何派人输送军粮到前方时，刘邦都要问：“萧相国在长安做什么?”使者回答，萧相国爱民如子，除办军需以外，无非是做些安抚、体恤百姓的事。刘邦听后总默不作声。使者回来后告诉萧何，萧何也没有识破刘邦的用心。

有一次，偶然和一个门客谈到这件事，这个门客忙说：“这样看来您不久就要被满门抄斩了。”萧何大惊，忙问为什么。

门客说：“您身为相国，功列第一，还能有比这更高的封赏吗?况且您一入关就深得百姓的爱戴，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百姓都拥护您，您还在想尽办法为民办事，以此安抚百姓。现在皇上萧何所以几次问您的起居动向，就是害怕您借关中的民望而有什么不轨行动啊!如今您何不贱价强买民间田宅，故意让百姓骂您、怨恨您，制造些坏名声，这样皇上一看您也不得民心了，才会对您放心。”

萧何长叹一声，说：“我怎么能去剥削百姓，做贪官污吏呢?”门客说：“您真是对别人明白，对自己糊涂啊!”萧何又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为了消除刘邦对他的疑忌，只得故意做些侵夺民间财物的坏事来自污名节。不多久，就有人将萧何的所作所为密报给刘邦。刘邦听了，像没有这回事一样，并不查问。当刘邦从前线撤军回来，百姓拦路上书，说相国强夺、贱买民间田宅，价值数千万。刘邦回长安以后，萧何去见他时，刘邦笑着把百姓的上书交给萧何，意味深长地说：“你身为相国，竟然也和百姓争利!你就是这样‘利民’啊?你自己向百姓谢罪去吧!”

刘邦表面让萧何自己向百姓认错，补偿田价，可内心里却窃喜。对萧何的怀疑也逐渐消失。镇国家、抚百姓的萧何，违心地干了侵害百姓的事情，心中很不安，总想找机会补偿百姓。

第三次危机不久，萧何看到长安一带耕地狭小，百姓缺衣少食，可是天子的上林苑中却有许多闲着的荒地用来放养禽兽。萧何觉得太浪费了，便上奏请刘邦把这些荒地分给百姓去耕种，收了庄稼留下禾杆照样可以供养禽兽。

刘邦当时正在病中，见了这道奏章，觉得萧何是想借此事来讨好百姓，一怒之下，命令将萧何抓起来。满朝文武都怕连累自己，不敢替他申辩。幸亏有一个王卫尉，平日敬佩萧何的为人，在侍卫刘邦时顺便向刘邦探问：“萧相国犯了什么大罪?”刘邦说：“不要提他!提起他我就生气。当年李斯当秦朝丞相时，做了好事都归君主，出了差错就揽在自己身上，现在萧何受了商人的许多贿赂，竟要求我开放上林苑给百姓耕种，这分明是想讨好百姓，自己得个好名声，不知道把我看成什么样的君主了。所以我才要把他关起来。”

王卫尉说：“办事忠于职守，只要对百姓有利，就为民请命，这是相国应该做的事啊!陛下怎么能疑心相国是收了商人的贿赂呢?当初您与项羽相争数年，后来陈稀、英布谋反，陛下亲自上前方征讨。由萧相国镇守关中，他若想取得关中，不过举手投足之劳。萧相国对古代名画这样的大利尚且不图，难道今天会贪图商人的一点贿赂吗?何况秦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秦皇听不见臣下对自己过失的批评，才一意孤行。李斯即使能承担过错，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陛下您这样怀疑相国，一定是没有仔细考虑吧!”

刘邦听了，心里虽不高兴，但想想王卫尉的话毕竟有些道理，所以当天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赦免了萧何。

萧何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对刘邦素来谨慎恭敬。虽然因为全身带上刑具，害得他手足麻木，连路都快走不动了，而且蓬头赤足，秽污不堪，但又不敢回府沐浴再朝拜天子，只得这样来上殿谢恩。刘邦见萧何这个样子，也觉得过意不去，便安抚萧何道：“相国不必多礼。这次的事，原是相国为民请愿，我不允许。我不过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无道天子罢了；而你却是个贤德的丞相，我之所以关押相国，就是要让百姓知道你的贤能和我的过失啊!”刘邦的这段话虽然言不由衷，但对萧何的廉正为民，终于还是默认了。从此以后，萧何对刘邦更是诚惶诚恐，恭谨有加了。刘邦也照旧以礼相待。但萧何从此对国事总是保持着沉默寡言、小心翼翼，总算是得了一个善终。汉高祖不敢改立太子刘邦威武一世，在立嗣的问题上，却不得不忍气吞声。

有了改立太子的想法汉高祖刘邦从一介小吏奋死拼杀，终于开创了大汉帝国，当上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在他进入暮年之时，手握大权，身边伴着娇妻美儿，朝中又有许多贤臣辅佐，国泰民安，尽享富贵，正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是就在刘邦觉得万事顺心的时候，仍然有一件事情总是横亘在刘邦的心头，让他想咽也咽不下去。究竟是什么事让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如此烦心而又无法解决呢?

风景画鉴赏原来，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立了他和皇后吕雉所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这就是以后的汉惠帝。然而刘盈从小就和父亲分离，父子俩的感情十分生疏。刘邦虽然因为他是正妻所生而立了他为太子，可却始终感觉刘盈为人过于“仁弱”，恐怕不能成大事，当一个合格的一国之君。于是，他几次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可最后终究没敢改立，这就是刘邦终其一生最为遗憾可又无力改变的事。

刘盈出生之时，刘邦还是秦朝的泗水亭长，因为私自放刑徒逃亡而犯了杀头大罪，从此抛家弃儿，亡命天涯。父子俩这一别，就是两年。公元前209年，刘邦在沛县起兵时，他们父子有过一次短暂的相逢。此后刘邦转战南北，又是三年未曾与儿子相见。楚汉战争爆发时，刘盈得以与父亲同行，当时楚军在后面追得很紧，于是刘邦几次把同坐一辆车子的刘盈推下车，以加快逃亡的速度。由此看来，刘邦对待刘盈可以说很冷淡，根本看不出什么父子之情。这主要是由于长期分离造成的，也是刘邦想改立太子的原因之一。刘邦当了皇帝以后，非常宠爱戚夫人。据说这戚夫人貌美如花，深得刘邦喜爱，传说刘邦时常当着大臣的面，也还把她抱在怀里不愿放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就是赵王刘如意。刘如意聪明伶俐，坚决果敢，常在刘邦身边撒娇，使他深深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刘邦总觉得如意才像是自己真正的继承人。戚夫人也自然明白母以子贵的道理，如果如意能被立为太子，日后自己就是皇太后。这样，善于妒嫉的吕后也就无法再加害自己了。于是，戚夫人日夜恳求刘邦改立如意为太子，废掉刘盈，有时甚至哭泣相求，刘邦禁不住她这样哭泣，于是打起了改立太子的主意。但是，他的开国重臣们却极力反对刘邦改立太子的打算，有的人甚至斩钉截铁毫不留情地说：“臣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绝不奉诏。”于是，在群臣的反对声中，刘邦只得暂罢此项动议。

“四皓”出山保太子这时，吕后知道刘邦宠爱戚夫人到了极点，说不定真的会改立太子，她非常害怕刘盈的太子之位不保，自己也会遭人暗算。于是，她恳求刘邦最器重的谋士张良出面相助。张良知道刘邦很尊重“四皓”，曾经多次请四皓出山，但都被拒绝了。张良建议吕后说，如果能请四皓来辅佐太子，一定能保住太子之位。吕后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恳请四皓出山辅佐。四皓深受感动，终于答应出山辅佐刘盈，使他在处理问题时与太子的地位非常相称。这样，刘盈的太子之位才渐渐稳固了。

风景画鉴赏公元前194年，异姓王韩信、彭越均被诛杀，淮南王英布知道下一个就是自己了。他暗中聚集军队，以防不测。可是，英布的中大夫及时地向刘邦密告了英布想谋反的消息，刘邦立即派人调查，结果反而逼得英布提前造反。刘邦亲自率兵平定这些功臣们的叛乱。两军大战之时，英布大败而逃，刘邦也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一年后，刘邦伤势加重，一病不起，就更想赶紧废掉刘盈，在他死前，把如意立为太子。大臣们全都据理力争，甚至以死相谏，刘邦就是听不进去。后来还是因为四皓出面，才使刘盈再一次转危为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一次家宴中，刘邦命令刘盈出席陪同。入席时，他发现刘盈身后有四位八十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翁，正是自己平素最敬重的四皓，于是大吃一惊。刘邦询问他们为何不接受自己的邀请，反而甘愿辅佐刘盈?四皓回答说：“陛下从来没瞧得起儒生，经常侮辱取笑读书人，不尊重知识礼仪。而太子敦厚仁慈，聪慧贤明，虚心求教，所以我们愿意辅佐他治理国家。”刘邦看到刘盈既有大臣拥护，又受高人指点，羽翼已经丰满。如果自己再强要改立太子，势必引起流血斗争，于是从此不再谈改立太子之事。

此外，刘盈的舅舅吕泽、姨夫樊哙都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们在朝中都拥有很大的势力。刘邦要更换刘盈改立如意，刘盈母家这一关就很难通过。刘盈的母亲吕后，跟随刘邦平定天下，也掌握着很大的政治权力，是汉朝宫廷的第二号人物。如果刘邦不听劝谏，执意改换太子，恐怕会引起夫妻反目，发生宫廷政变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到头来，赵王如意的太子地位仍不稳固，而且必定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刘盈身后的强大势力，也是让刘邦止步、不敢更换太子的另一重要原因。

尽管刘盈有大臣支持，四皓辅佐，外戚拥护，保住了太子之位，并即位登基，成为历史上的汉惠帝。但是，刘邦的确没有看错，惠帝实在太过懦弱，不敢过问朝政，听凭母亲执掌大权，使汉朝在刘邦开国后就笼罩在后宫乱政的阴影之下，而他自己却因为贪于淫乐而早早去逝了。由此可见，他当太子的确是不合适的。同样，赵王如意和其母戚夫人，由于这次争立为储的事件，不但未能如愿，反而落得个凄惨而死的下场，这恐怕是刘邦死后最不能暝目的事了。白马之盟为了遏制吕后，才立此盟约，但是真的管用吗？

无法挽回的局势汉高祖刘邦晚年的时候，宠爱戚夫人。戚夫人生了孩子，叫做刘如意，被封为赵王。汉高祖总是觉得吕后所生的太子刘盈生性软弱，怕他将来干不了大事，倒是如意说话做事都很像自己，有帝王风范，很有魄力。因此就想改立如意为太子，而戚夫人也是经常向汉高祖吹枕边风，要求立如意为太子。

汉高祖刘邦曾经为这件事跟大臣们商量过，但是大臣们都反对，就连他一向敬重的张良也帮着吕后和刘盈。吕后还请了当时很有名望的四个隐士叫“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刘盈。这让汉高祖很是惊讶，平素里自己多次相邀，四皓都不出山，此时却义无反顾地支持太子刘盈。于是汉高祖知道没法废掉太子，就对戚夫人说：“太子有了帮手，翅膀已经长硬了，没有法子改变了。”戚夫人也伤心得没法说，只得哭泣。

汉高祖在讨伐英布的时候，胸部中了流箭。后来，伤势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有人偷偷地对他说：“樊哙(吕后的妹夫)和吕后串通一气，只等皇上一死，就打算杀掉戚夫人和赵王如意。”

汉高祖大怒，立即把陈平和将军周勃召进宫来，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到军营，立刻把樊哙的头砍下来见我。”

那时候，樊哙正带兵在燕国。陈平、周勃接受了命令，两人私下商量说：“樊哙功劳大，又是皇后的妹夫，咱们可不能随便杀他。这会儿皇上发火要杀他，以后万一后悔起来，怎么办?”两人商量了一阵，把樊哙关在囚车里，送到长安，后来果然被吕后释放。陈平和周勃也因此而逃过了一劫。

高山流水以白马为盟约汉高祖病情日益严重了，他把大臣召集在他跟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要大臣们歃血为盟。大伙儿当着高祖的面，歃了血，起誓说：“从今以后，不是姓刘的不得封王，不是功臣不得封侯。违背这个盟约的，大家共同讨伐他。”这就是“白马之盟”的由来。其实，刘邦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防备吕后在自己死后大权独揽，坏了刘家的天下。他和吕雉作了几十年的夫妻，深知自己的妻子胸怀大志，野心勃勃，在自己活着的时候，还不至于出什么大乱子。但是自己死了以后，吕后的儿子登基作了皇帝，她成了太后，恐怕就无人能冶了。也正是因此，刘邦才打算废掉太子刘盈，其中也有防止日后吕后专权的意思。既然废太子的事不能成功，他也就只好另想办法遏制吕后了，于是就有了这个历史上闻名的“白马之盟”。

大臣们宣了誓，汉高祖才放下心。他的病越来越重了，不得不把吕后找来，嘱咐自己的后事。吕后问他：“陛下百年之后，要是萧相国死了，谁可以接替他?”汉高祖说：“可以让曹参接替。”吕后又问：“曹参以后呢?”汉高祖说：“王陵可以接替。不过王陵有点直，可以叫陈平帮助他。陈平有足够的智谋，但是不能独当一面。周勃为人厚道，办事慎重，只是不大懂得文墨。但是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还是靠周勃。”吕后再问下去，汉高祖摇摇头说：“以后的事，就不是你能够知道的了。”

密不发丧背后的阴谋公元前195年，汉高祖死去。吕后把消息封锁起来，秘密把她的一个心腹大臣审食其找去，对他说：“大将们和先帝都是一起起兵的，他们在先帝手下已经不大甘心。如今先帝去世，更靠不住，不如把他们都杀了。”审食其觉得这事不好办，就约吕后的哥哥吕释之做帮手。吕释之的儿子吕禄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他的好朋友郦寄，郦寄又偷偷地告诉他父亲郦商。郦商得知这消息，赶忙去找审食其，对他说：“听说皇上去世已经四天。皇后不发丧，反倒打算杀害大臣。这样做，一定激起大臣和将军们的反抗，天下大乱不用说，只怕您的性命也保不住。”

审食其吓住了，忙去找吕后。吕后也觉得杀大臣这件事没有把握，就下了发丧的命令。大臣们安葬了汉高祖，太子刘盈即位，就是汉惠帝。吕后就成了太后。

汉惠帝的确是个老实无能的人，一切听他母亲吕太后作主。吕太后大权在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刘邦生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臣子们立下了“白马之盟”。可是死人还是斗不过活人的，苦心经营的刘氏天下，就这样一时间被吕后给篡夺了权力。自己的儿子遭到杀戮，太子即位后成为傀儡政权。这不得不说是汉高祖刘邦的悲哀。“白马之盟”的实际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吕后残杀戚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女人的手段竟然会这么残忍。

被变态管制的日子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五月十七日，刘邦的葬礼刚刚完毕，吕后就迫不及待地利用皇太后的权力，对戚夫人及其儿子刘如意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她先是命人将戚夫人投入永巷，“髡钳，衣赭衣，令舂”。永巷本谓宫中三长巷。此处永巷指宫中监狱，专门用来幽闭宫女之有罪者。当时，凡是得罪了皇上、皇后或后宫总管的嫔妃、宫女都囚禁在这里。她们按原来的身份、地位和过失的轻重，分为三等：第一等是过失轻微的嫔妃和贴身宫女，主要做些轻巧的活计，如编织、缝纫、绣花及其他一些细活。第二等是过失中等的嫔妃和地位较高的宫女，主要承担稍重一些的活计，如洒扫、打水、洗衣、挑菜等。第三等是过失较重的嫔妃和地位低下的宫女，主要承担劈柴、和泥、舂米一类的重活。

在永巷负责监督的人，都是秦宫留下来的老宫女，她们原来也是从民间选来的美女，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机会亲近帝、后和太子，年龄大了以后，有的被赐给诸侯王，有的被放回原籍，有的就被分配到永巷。她们十几岁入宫，一直忍受着孤独和生理上的煎熬，心理上大都有些变态，非常妒忌那些受过皇上和太子宠爱的嫔妃，怀着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残忍地折磨这些犯了过失的嫔妃和宫女们。在她们的百般折磨和沉重的劳役之下，囚禁在永巷的嫔妃和宫女们一个个形容枯槁，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经受着炼狱般的身心摧残。

戚夫人被投入永巷后，按照吕后的吩咐，被拔掉头发，穿上褐色囚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铁链，栓在一棵树桩上，从事繁重的舂米苦役。

风景画鉴赏终于有了下手的机会有一天，戚夫人一边舂米，一边哀伤地唱道：“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至暮，常与死为伍!相隔三千里，当谁使告汝?”

歌声传到了吕后的耳朵里，吕后大怒，骂道：“你还仗恃你的儿子不成?看我怎么整治你的儿子。”吕后说得出，做得到，先后三次派遣使者前往赵国，诏令赵王如意入长安。

惠帝刘盈仁慈厚道，听说赵王如意正赶往长安，心头一惊，料想赵王一到，太后一定不会放过。于是亲自带人到灞上迎接赵王，领着他一起入宫晋见太后，然后就把他带回了自己的寝宫。自此以后，刘盈和如意同吃同住，一起饮食起居，吕后虽然想加害如意，可一时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十二月的一天，惠帝本想带如意一起出城打猎。但早晨起来以后，见弟弟睡得正香，就没忍心把他叫醒。想不到吕后早在盈身边安排了暗眼，很快就把赵王一人独居的消息通报上去。等惠帝打猎回来，如意已经七窍出血，死在床上。惠帝追悔莫及，抱着如意的尸体痛哭一场，命令按王礼厚葬如意，谥号为“赵隐王”，寓含如意的强勇和才华被隐没了，没有发挥出来就过早地遭人暗算。

刘盈对此事非常气恼，他刚刚即位不久，皇宫里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不祥的事，使他一连几天情绪低落，茶饭不香。他尽管知道谋害如意的元凶就是自己的母亲，但还是坚持暗中派人查明杀人凶手。

惨绝人寰的手段吕后毒死了刘如意，又想方设法残害戚夫人，她让人把戚夫人的手脚剁掉，挖去眼珠，熏聋双耳，药哑喉咙，然后扔进厕所里，名曰：“人彘”。过了数日，吕后派人召谕刘盈到永巷去观看“人彘”，以壮其胆气。惠帝刘盈不知“人彘”为何物，怀着满心的疑惑与好奇，跟着宦官来到永巷。

宦官指着厕所中的一个怪物说：“陛下，这就是‘人彘’。”惠帝朝里边望去，但见一个全无手足的、血肉模糊的肉团佝偻在那里，光秃秃的躯体上，有两处早已结了疤的血窟窿，下面张着一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几条白花花的肉蛆在那里爬来爬去。惠帝心里害怕，但又想知道这个从外形上看是个人的“人彘”是男是女，于是换个角度仔细望去，这才从裸露在外的乳房上分辨出是一个被伤残的女子，忙问身边的宦官此人是谁，宦官不敢说明，刘盈赦他无罪，宦官才小心翼翼地说出三个字：“戚夫人!”惠帝一听，当场惊昏过去。被抬回寝宫之后，变得神智恍惚，一会儿心中绞痛，只觉满腔悲愤，无处可申；一会儿又觉五脏六腑上下翻滚，作呕欲吐，连续几天不饮不食，又哭又笑，如痴如呆。

吕后听说后，悔恨不该让刘盈去看“人彘”，这不是害人反害己吗？但事已至此，只能命太医想尽一切办法诊治。刘盈吃了些安神解忧的汤药之后，这才感到有些清爽。

想到母后竟残忍地把先父爱妃害得如此凄惨，又哽咽不止，真是悲愤交加，因此派人去对吕后说：“这种事实在不是人干的，我作为太后的儿子，没有脸再去理天下。今后朝廷庶政，就请太后自行做主吧。”

从此以后，刘盈整天沉湎于酒色之中，不再过问任何政务，自己戕害自己。由此可以说，吕后不仅害死了戚夫人和刘如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加害惠帝的凶手。

自此以后，西汉大权就理所当然地落到吕后手中。汉惠帝迎娶外甥女一个堂堂的皇帝如何做出有违伦理的事情？

太后的婚外情汉惠帝刘盈是西汉的第二个皇帝，他是刘邦的正妻吕雉所生的儿子。他生于公元前211年，当时还是秦始皇三十六年。汉惠帝是个年轻的皇帝，在十六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但他也是个短命的皇帝，仅仅在位七年就去世了。这和他的母亲吕后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他的登基做皇帝是母亲吕后的功劳，但最后英年早逝也和母亲的所作所为有极其重要的关系。

刘盈作皇帝的第四年，他已经年满20岁了，到了应该大婚的年龄了。当整个宫廷为了皇帝的婚事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的时候，新房中的新郎和新娘却相对而坐，默默无言，全无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来，惠帝刘盈的这位小新娘名叫张嫣，是惠帝同父同母的姐姐鲁元公主的亲生女儿，也就是刘盈的亲外甥女!这种舅舅娶外甥女的乱伦婚姻，又怎么能让新郎新娘不为之感到羞愧呢?更别说小张嫣今年才刚刚10岁，根本还是一个小孩子呢!

惠帝究竟为什么要娶自己的外甥女为妻呢?难道他不怕因为乱伦而受到天下人的耻笑吗?其实，这桩婚姻实在也不能怨刘盈，因为这正是他的母亲——皇太后吕雉一手操办，强加汉惠帝于惠帝和张嫣身上的。而这件事的起因却是因为惠帝要逮捕吕后的情夫审食其引起的。

吕后生来就行事大胆，敢做敢为。当她嫁给刘邦以后，刘邦陷入了楚汉争霸的不停争斗之中，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屈居下风。甚至自己的父亲和妻子都落入了敌人项羽的手中。在楚军大营中，吕雉孤立无援，觉得很孤单，就和与自己一起被抓来的审食其勾搭在了一起，做了一对地下夫妻。

汉朝建立以后，刘邦把妻子接到了自己身边，吕雉这才有所收敛。但是因为刘邦总是忙于政事，又很好色，在后宫中收罗了许多美女，所以吕雉仍然难免寂寞。于是，她和审食其仍然藕断丝连，依依不舍。结果闹的朝廷上下沸沸扬扬，人们都在窃窃私语，只是谁也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刘邦罢了。

刘邦死后，因为惠帝实在懦弱，使吕后得以执掌了朝廷的大权。这一下，她更是谁也不怕了，明日张胆地封审食其为侯，让他当了自己的丞相，两人来往更加频繁，再也不怕被人看见了。

有人好办事吕后和审食其私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惠帝的耳朵里，他不禁觉得又羞又恨，总想找个机会处置了审食其这个淫乱宫廷的奸夫。终于有一天，他抓到了审食其的一个错处，判了他一个欺君枉法的罪名，想要借这个机会杀了他。

吕后在宫中听到儿子要杀自己的情夫，马上慌了神，抬起脚来就想去找儿子求情。但是一只脚刚迈出殿门，又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一想到自己和审食其做的那些丑事，又怎么好向皇帝开口求情呢?她思虑再三，终于决定去找一些大臣向皇帝求情。有一个审食其的朋友，平原君朱建说他有办法去救审食其。

原来，这时还没有结婚的惠帝喜欢上了一个宫内的宫女，名叫闳孺。这个闳孺长的妩媚俊俏，十分得惠帝的宠爱，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刘盈很听他的话。

朱建就去找这个闳孺，开门见山地说：“现在皇帝要杀审食其，你如果不想办法救他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了!”

闳孺听了这话又惊奇又害怕，连忙说：“我和审食其又不熟，他死了为什么会连累到我呢?”

朱建看到他害怕的样子，知道事情要成功了，就详细的解释给他听：“现在，你受到皇上的宠爱，这是宫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同样的，太后喜爱审食其，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要知道，朝廷的大权是掌握在太后的手里，不过是因为这件事太后实在不好意思开口，才不能向皇帝开口要求。一旦审食其被杀了，太后能不怨恨吗?为了报复，只要皇帝杀了审食其，太后就会想方设法地杀了你，到时候你能躲得过吗?恐怕就是皇上也不能保护你了。”

闳孺听了，这才明白过来，不由得汗如雨下。他连忙答应一定尽力救出审食其，以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朱建还安慰他说：“不要紧，你也不用害怕。只要你在皇上面前哀求他，放了审食其，那样不但审食其会感激你，就是太后也会感谢你，这样你就能得到太后的欢心，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于是，闳孺果真多次向惠帝求情，说了许多审食其的功劳。最后，惠帝虽然十分不情愿，但是实在禁不住闳孺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把审食其放了。

审食其一出监狱，马上就去找太后温存了一番。然后两个人就在一起商量今后该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两个人的结论就是要尽快让惠帝成亲，这样惠帝就会搬出现在和吕后一起居住的宫殿。以后两个人再要寻欢，也不怕被惠帝撞见了。

寻找“合适”的妻子于是，吕后马上行动起来，想尽快给儿子找一个合适的妻子。但是，这个皇后让谁来当好呢?这可不能找一个随随便便的人就行，一定是要自己能够控制的人。想来想去，吕后终于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就是自己的外孙女，鲁元公主的女儿——张嫣。把自己的外孙女嫁给自己的儿子，这样他们都是自己家里的人，就不怕日后有人向自己夺权了。

但是，当她和惠帝说这件事的时候，惠帝说什么也不同意。吕后可不管儿子怎么说，硬是定下了这门亲事。她对惠帝说：“张嫣是你的外甥女，血统高贵无人能与之相比，而且容貌品德超绝古今，我这么多年选美女还没看到比她强的。”惠帝担心地说：“这样是否违背伦理，况且她的年纪太小。”太后说：“年纪小不碍事，渐渐不就长大了吗?而舅舅娶外甥女不在五伦之列，你没听说晋文公娶文赢的事情吗?”软弱的惠帝实在拗不过母亲的意思，只好答应了这门乱伦的婚事。因为那年张嫣刚刚十岁，太后害怕人们议论她太小，便让她自称是十二岁，无论“问名”、“祭告”祖庙诸礼都这样说。

处女皇后就这样，在吕后的一手操办之下，惠帝刘盈就娶了自己的年幼的外甥女做皇后。可是，在新婚夜里，身为舅舅的刘盈又怎么能和自己的小外甥女同睡呢?于是，两个人都闷闷不乐地枯坐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惠帝就离开了皇后的宫殿，以后再也极少进来。三年以后，惠帝抑郁而终，小张嫣在年仅12岁的时候，就成了寡妇，从此开始了她孤独寂寞的一生，直到36岁的时候，才默默的死去了。据说，这位张皇后一直到死，仍然是一个处女。萧规曹随我们的能力不如前人的时候，不妨就按照前人的方式去做。

慧眼识英才惠帝即位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还问他将来谁来接替他合适。

古代风景画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只说：“谁还能像陛下那样了解臣下呢?”

汉惠帝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祖一起起兵。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后来曹参立了不少战功，可是他的地位比不上萧何。两个人就不那么和好了。但是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曹参本来是个将军，汉高祖封庶长子刘肥做齐王的时候，叫曹参做齐相。那时候，天下刚安定下来，曹参到了齐国，召集当地的父老和儒生一百多人，问他们应该怎样治理百姓。这些人说了一些意见，但是各有各的说法，不知听哪个才好。

后来，曹参打听到当地有一个很有名望的隐士，叫盖公。曹参把他请了来，向他请教。这个盖公是相信黄老学说的，主张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清静无为，让老百姓过安逸的生活。

曹参依了盖公的话，尽可能不多去打扰百姓。他做了九年齐相，齐国所属的七十多座城都比较安定。

醉生梦死的表现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做相国。曹参还是用盖公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

有些大臣看曹参这种无所作为的样子，有点着急，也有的去找他，想帮他出点主意。但是他们一到曹参家里，曹参就请他们一起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没法开口。最后客人喝得醉醺醺地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挺不踏实。

曹参的儿子曹窋，在皇宫里侍候惠帝。惠帝嘱咐他说：“你回家的时候，找个机会问问你父亲：高祖归了天，皇上那么年轻，国家大事全靠相国来主持。可您天天喝酒，不管事，这么下去，怎么能够治理好天下呢?看你父亲怎么说。”

曹窋趁假期回家去的时候，就照惠帝的话一五一十跟曹参说了。

曹参一听，就上火了，他骂着说：“你这种毛孩子懂得个什么，国家大事也轮到你来啰嗦？”说着，竟叫仆人拿板子来，把曹窋打了一顿。

曹窋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到宫中向汉惠帝诉说了经过。

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按照前人的方法做事情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就对他说：“曹窋跟你说的话，是我叫他说的，你打他干什么?”

曹参向惠帝请了罪，接着说：“请问陛下，您跟高祖比，哪一个更英明?”

汉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能比得上高皇帝。”

曹参说：“我跟萧相国比较，哪一个能干?”

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好像不如萧相国。”

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皇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皇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照着办，不要失职就是了。”

汉惠帝这才有点明白过来。

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三年相国。由于那时候正在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需要安定，他那套办法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当时有人编了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周勃灭诸吕江山是如何从吕氏手中还回刘家的呢？

婴儿当皇帝周勃是汉初的功臣，他的祖先原是卷城(今河南省原阳)人，是后来迁徙到沛县的。刘邦在沛县起义时，周勃投身义军，做了刘邦的侍卫官。从此，他跟随着刘邦东征西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立了不少战功。

汉朝建立以后，周勃又接受刘邦的命令，到处征讨叛乱的诸侯王，先后取得了许多胜利，因为功劳很大，被刘邦赐爵列侯，食绛县八千多户，所以又被称为绛侯。刘邦去世后，周勃就以列侯辅佐惠帝。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朝廷设置了太尉的官职，这是掌管军事的重要官职，周勃因为深受朝廷信任，就被任命为太尉。

不过，当时朝廷的大权都掌握在太后吕雉的手中，因为惠帝没有儿子，吕后就从外面找了一个婴儿冒充是惠帝生的，立为太子。公元前188年，惠帝一死，由这个婴儿接替皇位，吕太后就名正言顺地临朝执政。她陆续的把自己的内侄、侄孙像吕台、吕产、吕禄、吕嘉、吕通等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整个朝廷大权几乎全落在吕家的手里了。所以，周勃虽然名为太尉，实际上却手无寸兵，没有实权。

吕氏死后的局势吕太后临朝的第八年，得了重病。临死前封赵王吕产为相国，统领南军；吕禄为上将军，率领北军，并且叮嘱他们说：“现在吕氏掌权，大臣们都不服。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古代风景画要带领军队保卫宫廷，不要出去送殡，免得被人暗算。”

吕太后死后，兵权都在吕产、吕禄手里。他们想发动叛乱，但是一时不敢动手。

刘章从妻子(吕禄的女儿)那里知道了吕家的阴谋，就派人去告诉他哥哥齐王刘襄，约他从外面发兵打进长安来。

齐王刘襄向西进兵，吕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将军灌婴带领兵马去对付。灌婴一到荥阳，就跟部将们商量说：“吕氏统率大军，想夺取刘家天下。如果我们向齐王进攻，岂不是帮助吕氏叛乱吗?”

大家商量下来，决定按兵不动，还暗地里通知齐王要他联络诸侯，等待时机成熟，一起起兵讨伐吕氏。齐王接到通知，也就暂时按兵不动。

周勃、陈平知道吕氏要发动叛乱，他们想先发制人，但是兵权在吕氏手里，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大臣郦商的儿子郦寄和吕禄是好朋友，就派人要郦寄去劝说吕禄：“太后死了，皇帝年纪又小，您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您，对您不利。如果您能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封地，齐国的兵就会撤退，大臣们也心安了。”

吕禄相信了郦寄的话，把北军交给太尉周勃掌管。

第七章

周勃测试军心周勃拿了将军的大印，迅速跑到北军军营中去。向将士下了一道命令：“现在吕氏想夺刘氏的权，你们看怎么办?谁帮助吕家的袒露右臂，帮助刘家的袒露左臂。”

北军中的将士本来都是向着刘家的。命令一传下去，一下子全脱下左衣袖，露出左臂来(文言叫“左袒”)。周勃顺利地接管了北军，把吕禄的兵权夺了过来。

吕产还不知道吕禄的北军已落在周勃手里，他跑到未央宫想要发动叛乱。周勃派朱虚侯刘章带了一千多个兵士赶来，把吕产杀了。接着，周勃带领北军，把吕氏的势力消灭了。

到这时候，大臣们胆子就大了。他们说：“从前吕太后所立皇上不是惠帝的孩子。现在我们灭了吕氏，让这种冒充的太子当皇帝，长大了不是吕氏一党吗?我们不如再在刘氏诸王中推一个最贤明的立为皇帝。”

大臣们商议的结果，认为代王刘恒在高祖的几个儿子中，年龄最大，品格又好，就派人到代郡(今河北蔚县)把刘恒迎到长安，立为皇帝，这就是汉文帝。

文帝即位以后，右丞相陈平却声称有病不肯上朝。文帝觉得很奇怪，就亲自到陈平家中去探望他，询问他不愿上朝的原因。结果，陈平对文帝说：“当初跟随高皇帝打天下时，太尉周勃的功劳不如我；但是现在平定诸吕之乱，我的功劳就不如周勃了。因此，我想把自己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所以才没有去上朝。”文帝见他说得很诚恳，这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上朝，他果然拜周勃为右丞相，改任陈平为左丞相。当时汉朝是以右为尊，这样一来，周勃的官位就在陈平之上了。

能武不能文不过，周勃虽能征善战，但是对治理国古代瓷瓶家、处理政事却是一窍不通，很快就在朝廷上闹出了笑话。有一天上朝，文帝问周勃：“现在全国一年判处的囚犯有多少?”周勃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文帝又问：“那现在全国一年的赋税，收入有多少?”周勃仍然答不上来，急的出了一身汗。文帝见了，就转过身来问陈平：“左丞相知道吗?”陈平不慌不忙的答道：“这些事都有主管的人。陛下如果想了解监狱的情况，可以问负责刑狱的廷尉；要了解钱粮的收支情况，可以问负责税收的治粟内使。”汉文帝又说：“既然这些事情都有主管的人，那么你是管什么的呢?”陈平严肃的回答说：“我的职责就是管理群臣。对外，镇抚四方；对内，爱护百姓，让文武百官都能恪尽职守。”汉文帝听了，不禁笑着称赞陈平答得好。

散朝以后，周勃感到很羞愧，不由得埋怨陈平说：“你怎么不早教给我这些呢?”陈平听了也不禁笑了出来，说：“你做了丞相，却怎么不知道丞相的职责呢?如果陛下问你这长安城中到底有多少盗贼，你也能强答吗?”周勃听了，心里更加清楚，陈平的才能远在自己之上，第二天，他就上书给汉文帝，交回了自己丞相的相印，仍然让陈平来做这个丞相。

后来，周勃就终老在家。他的儿子周亚夫在日后也出将入相，成了一代名臣。汉文帝刘恒刘恒的身世如此曲折，不得不让人慨叹造化弄人。

被刘邦遗忘的女人汉文帝刘恒，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开创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因此被历代士人誉为一代圣明的君主。汉文帝刘恒深明治国之道，也颇具治国之才，他奉行汉初以来的“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安抚百姓的措施，使全国上下呈现出国富民强的景象。他还大力推行了安抚边疆、减少征战的条例，节俭费用、废除苛政、教化百姓、杜绝诽谤，他还虚心纳谏，重用廉吏，使汉朝出现了国泰民安的盛世中兴。汉文帝的政治清明为后人所敬仰，他的身世之谜也同样让人好奇。

公元前204年，当时的汉王刘邦打垮了魏王豹，掠夺了魏王豹的宫人侍女，让她们负责织布服役。有一次，刘邦偶然来到织布之处巡视，在人群中看见一个女子长得清秀沉稳，柔弱可爱，好色的刘邦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后宫。这个女子姓薄，是她父亲和魏王宗室的魏氏女子私通生下的孩子。她以为被汉王看中，自己就有了出头之日，所以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汉王后宫。可是没想到，刘邦转身就把她忘掉了，从此再也没有被召幸过。

有一次，刘邦的心情很好，就找来几个嫔妃，和她们一起饮酒作乐。其中的两个美人和薄氏女子本来是很好的姐妹，她们一起从魏刘恒墓王的后宫来到了刘邦的宫中。在还没有发达之前，三个女孩子曾经相互约定过“富贵莫忘故人”。

可是，这两个女子一心只想追求荣华富贵，哪里还记得当初一起共同患难的姐妹呢?她们俩就把这个约定当作笑话讲给了刘邦听。而刘邦听了之后，动了恻隐之心，觉得那个薄氏女子很可怜，于是就决定当天晚上召幸她，让她沐浴一下自己的龙恩。

薄氏女子昔日里和那两个美人十分要好，又同是从魏王豹的宫中被掳来的，三个人感情好得像亲姐妹一样。哪曾想今日却是天壤之别呢?人家夜夜欢声笑语，倍受恩宠，可自己这儿却是冷冷清清，一个人苦熬着漫漫长夜。想到这些，薄氏女子不禁常常泪流满面。

美梦成真这日，薄氏又在暗自垂泪，怨恨命运的不公平，忽然听说刘邦驾临。薄氏战战兢兢地起身欢迎。刘邦看到这个女子干枯瘦弱的身材，哭肿的双眼，又没有施些粉黛，顿时兴趣索然，转身就想走。达时，薄氏女子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拉住了刘邦的衣袖，禀告说昨夜梦见苍龙缠绕着自己的身体，自己竟与龙交合起来，她问刘邦此征兆是何意义?刘邦这时正处在与楚霸王争夺天下的最关键时刻，听了薄氏的话，顿时大喜过望，说这是地位尊贵的吉祥之兆，于是当天就宠幸了薄氏。就是这短暂的一夜欢娱，薄氏竟然产下一子，刘邦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就叫刘恒。虽然如愿的生下了皇子，但是薄氏却并没有如自己当初想像的一般，从此可以攀龙附凤，彻底改变自己低贱的身份地位，而仍旧是个姬妾，没有当上妃子。而刘恒也因为母亲不受宠的原因，极少见到父亲，自然也不被刘邦喜爱。母子二人一直在宫中小心谨慎地生活。

刘邦一共有八个儿子，诸子结局都很不幸，唯独刘恒因为薄姬不受宠，没被吕后嫉恨，母子两个反而因此得以保全性命。

公元前180年，执掌汉室大权多年的吕后死了。忠于刘氏的朝臣们密谋抄斩吕氏满门，还政于刘氏子孙。众大臣们推选皇位继承人时，综合考虑后，否定了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最后一致推举了代王刘恒。原因除了刘恒为人宽厚仁孝外，他的母家(即薄姬母家)没任何势力，不会出现外戚专权的现象，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于是，代王刘恒因为母亲家庭的惨淡，反而幸运地当上了皇帝。

一生节俭汉文帝在位23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宫室、苑囿、车骑、服御等衣食住行必需的设备和物品，仍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增加。发现有对百姓不利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力求有利于民众。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召来工匠一核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户十家的财产。我继承先帝的宫室，常常感到恐惧和羞愧，为什么还要修建露台呢?”按当时的条件，修建这样一个露台是不成问题的，不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而文帝却认为过于破费，竟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经常身穿用黑色粗丝绸缝制的衣服，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所用的帷帐都不得用绣花装饰，他用自己的纯朴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为装饰；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的坟墓。他临死前还留下遗嘱说：“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

汉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尚德，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盛世景象古代文人刘恒即位之初，就赏赐功臣，安置亲信，把刘氏宗室的利益予以恢复。还命令诸侯们都离开京师，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维护和巩固了自己的皇权。

汉文帝刘恒在位23年，其间推行“与民休息，安定百姓”的国策。他和平地解决了边疆问题，如南粤；又采取和亲与防御相结合的政策对付匈奴。他在位期间，尽量减少战争开支，重视农业，降低田税，鼓励生产。汉文帝在国事开支和个人花费上，也是精打细算。他为人简朴，只穿粗绸的衣服，就连他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能穿曳地的长衣，不能用绣花的贵重丝织物，从而杜绝了后宫效仿奢侈的风气。他还废除了从秦汉以来一直被沿用的许多酷刑，如连坐、肉刑等，对民施教，以教化育人。于是，全国上下的犯罪率不断下降。他不把自己的过错归结给臣民，鼓励百姓大胆地讲真话讲实话，废除了诽谤和妖言罪。此外，汉文帝重用了一些敢于执法的官吏，如冯唐、魏尚、张释之等。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他也被后人赞扬为仁君和明主。

与其他古代帝王相比，汉文帝刘恒是否是真龙下凡，还是君权神授，并没有那么重要。只要他仁政待民，体恤百姓，并且保持政治清明，使汉朝呈现出繁荣兴盛的盛世景象，他就是好皇帝。真将军——周亚夫不给皇帝面子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皇帝慰问前线汉朝在高祖刘邦以来，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事。但是到了匈奴单于继位时，他听信属下的谗言，与汉朝绝交了。

公元前158年的一天晚上，汉朝都城长安，皇宫里灯火通明，文武大臣全都聚集在大殿，汉文帝坐在中间，其余人排列两旁，气氛很是紧张。许久，汉文帝说：“匈奴单于受奸人挑唆，废毁了和我们大汉之间原有的和亲旧约，与我们断交，来势很是凶猛。现在请大家商议一下对策。”群臣听罢，个个义愤填膺。武将们都争着请命出征。当时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事急从权，汉文帝调兵遣将，派三位将军率领三路汉朝大军前往边疆抵抗匈奴军队的侵略。为了保卫都城长安，还特别加强了京都地区的防卫。汉文帝命令将军刘礼驻军在灞上地区，命令将军徐厉驻兵在棘门(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地区，命令将军周亚夫驻兵在细柳(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地区。三位将军各自走马上任。

几天后，汉文帝在未事先通知的前提下，亲自到三处营帐去视察，并慰劳将士，以鼓舞士气。

他先来到了棘门地区，守卫营门的卫兵一看到皇上亲自驾临，赶忙大开营门，迎接天子。汉文帝和随行的侍从们从周亚夫营门飞驰而入，直抵营中，一路顺畅地来到了将军的营帐前，未见有任何人来阻拦他们。汉文帝视察了棘门大营后，发现有一些军纪不严的情况，觉得是小毛病，未加责怪，仅仅是指出了而已。慰劳完棘门的将士们，汉文帝赶往灞上大营。临行前，棘门的将士们全体列队恭送汉文帝，并且遥望着汉文帝远去后，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在灞上地区，汉文帝受到了同样的礼遇，飞马直抵营中将军大帐，仍未见有人阻拦，同样有一些治军不严的现象，汉文帝也是未加批评，主要是想慰劳将士，鼓舞士气。从灞上大营离开时，汉文帝也受到了全营将士们的列队恭送，将士们也是一直遥望着汉文帝远去的方向。

不让皇帝进军营最后，汉文帝一行来到了周亚夫将军驻兵的细柳军营。还未行至营前时，守营的卫士发现远处有一队人马过来，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汉文帝看见这里的将士们都身披铠甲，手持刀枪，张弓搭箭，如临大敌一般，心中不觉暗暗称奇。汉文帝派先行官来到营门前，只见大门禁闭，刀枪如林，根本就进不去。先行官对守营的将士说：“皇上即刻就要抵达这里，你们还不赶快开门迎接？”可没想到，守营的将士们回答说：“我们只听周亚夫将军的命令，不服从皇上的诏令。”先行官返回禀报汉文帝，文帝心想，准是周亚夫的守营将士怕是敌人有诈，所以需要验明身份，须得朕亲自去一趟儿，他们才会打开营门。于是，汉文帝亲自上营前来，可没想到的是，仍被阻挡在营门外。随同汉文帝一起来的臣子们都很气愤，怪周亚夫把皇上堵在营门外。

最后，汉文帝只好派使者拿着符节去见周亚夫，通知他皇上前来慰问将士们。使者卸去佩剑，来到细柳营中，见到了周亚夫，说明了一切。周亚夫这才下令打开营门，让车马队进来。守卫营门的士兵接到命令，郑重地向汉文帝宣布说：“将军有令，军营内不许车马快跑。”汉文帝的随行大臣们听到这样的话更生气了，可汉文帝却让大家服从命令，放松缰绳，缓缓前行。等到了将军的营帐前面，才见周亚夫率将士们出迎。周亚夫全副武装，可谓是威风凛凛。他对汉文帝拱手作揖道：“穿盔甲的军人不能跪拜，请准许我行军礼吧。”汉文帝见此情景，听此言语，大为震动，也扶着车前的横木欠了欠身，向周亚夫表示答礼。接着，又派人向全军将士传达他的慰问。

随后，汉文帝一行视察了细柳军营，慰劳了将士们，鼓舞了他们的士气。细柳营中的将士们见到皇上亲自来慰劳自己都很激动。

之后，汉文帝离开了细柳军营。临行前，周亚夫也没有像棘门和灞上的将士们一样，出营门相送。汉文帝刚刚出了营门，他就命守卫营门的将士们把门关住了。

皇帝的感慨在回宫的路上，跟随着汉文帝的侍从们，都认为周亚夫对皇上很是失礼，应该治他的罪。然而汉文帝还不时的回头，望着细柳军营，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将军，棘门和灞上的将士们，和细柳的将士相比，简直就如同儿戏。敌人如果突然来袭击，只有细柳的将士们能够从容迎战，其他的不做了俘虏才怪呢。如果我大汉的将军都像周亚夫这样严谨地治军，敌人怎么还敢侵犯我们啊?

在这次危机过去后不久，汉文帝就将周亚夫由将军提升为中尉，负责京城和皇宫内外的保卫和治安工作。

一年后，汉文帝病重，医治无效。在临终前，汉文帝把太子刘启叫到床前，嘱咐他说：“周亚夫是真正的将军，将来一旦发生叛乱，你可以让他统帅军队，不必担心。”随后，汉文帝就病逝了。太子刘启继位，就是汉景帝。有了文帝的嘱托，汉景帝对周亚夫也是十分的礼遇。从而文景两朝中，周亚夫都得到了重用。贾谊一生不得志满腹经纶，却无法施展，最后郁郁而终。

少年得志贾谊是西汉前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少年得志，才华横溢，后遭猜忌排斥，抑郁而死。

贾谊从小精通诗书，18岁时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在洛阳一带很有名，被以爱才著称的河南郡守吴公赏识，招为弟子。后来吴公上调，贾谊也被吴公推荐做了博士。

贾谊年纪轻轻，21岁就当上了博士，深得汉文帝赏识。但是，和许多悲剧性人物一样，他太过于锋芒毕露了，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嫉妒，给自己埋下了隐患。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居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当朝廷商议国家大事，许多老臣往往无言对答，贾谊却能对答如流。汉文帝赏识器重他，一年之中，三次擢升，从博士提为大中大夫(较高级的顾问官)。

但是，当汉文帝还准备提升他为公卿时，丞相周勃和太尉灌婴等人，十分妒忌他的才能，交相诋毁，说什么贾谊夸夸其谈，意在擅权，不宜重用。汉文帝见这么多大臣反对，就动摇起来，逐渐疏远了贾谊。另外，贾谊虽才高，但不懂人情世故，不知权衡轻重，从统治者及权贵的利益出发。他迫不及待的提出许多改革措施，文帝不但没有采纳，反而觉得他书生气，华而不实。

不懂人情世故后来贾谊建议为了强化皇上的权力，让列侯离开京城，回到他们的封地去，结果得罪了列侯，招致后祸。

贾谊年纪轻轻就得皇帝赏识，招致小人的嫉妒，又大力提倡改革，得罪权贵，结果上下左右均在文帝面前诽谤他，久而久之，文帝也觉得他人缘不佳，就把他调出京，下诏将他贬往长沙，作了长沙国的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听说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深感委屈，慨叹人心险恶，哀伤自悼，一蹶不振。后来，他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同是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这篇《吊屈原赋》传入京都后，文帝虽然赞赏其文采，但又觉得贾谊气量小，言过其实，更觉得此人不堪重用。

贾谊流放到长沙之后，每日就这样抑郁寡欢，终日不乐，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不问苍生问鬼神四年后，文帝忽然想到贾谊年轻有为，是个人才，又将他召回京城。贾谊接到圣旨，喜出望外，立即收拾行李，离开长沙。回京以后，贾谊进宫去拜谢文帝。当时文帝刚刚祭完鬼神，正静坐宣室(即未央宫前殿的正房)休息，贾谊来时，他脑子还不断萦绕着鬼神的事，见到贾谊，便向他询问各种鬼神的由来。贾谊想不到文帝竟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出意外，但皇上垂询，不能不答，只好将鬼神的起因，鬼神的形象，鬼神的危害等等，一一尽述。文帝听得津津有味，竟忘记了疲倦。贾谊见文帝听得这样入神，也就越讲越长，从下午一直讲到夜色朦胧。内侍几次来请文帝用晚膳，他竟全然不知，却接连三次将身体移近前席(古人席地而坐)，尽量与贾谊靠得近些，唯恐贾谊说的某一句话未听清楚。待贾谊出宫，三更已过，文帝方才进入内寝，长叹一声道：“我长期信奉鬼神，以为贾谊这方面的知识定不如我，今天一席交谈，才知我远不如他。”

田园山庄贾谊回家之后，觉得这次谈话，虽使文帝高兴，自己却感凄然。原来他以为文帝召他入京，是要与他商议国家大事，谁知却与他大谈鬼神，使他十分失望，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不禁喟然长叹一声，真有不胜唏嘘之感。

这次论鬼之后，贾谊本来以为从此会留在京城了，谁知汉文帝又把他派去作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揖)，是文帝的小儿子，非常受宠爱，而且还喜好读书，所以文帝才把学问渊博的贾谊派去辅导他。

梁怀王与贾谊相处很好。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本来没有什么责任，但他害怕文帝追究，又追悔自己疏忽，没尽太傅的责任。从此更加郁郁寡欢，哭泣不已，经常为此而感到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终年仅33岁。

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策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著名的是《过秦论》和《治安策》。《过秦论》的主要论旨，就是如何安民的问题，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而《治安策》则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他的这些论点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封建君王的足够重视，但是却成了我们今天学习古文的经典篇章。汉文帝听冯唐的话当着众人不给皇帝面子，只因为有理有据。

第八章

亲征的想法汉文帝可谓是守成君主，尽管他在为人处事上难免错漏，但重要的是他能够虚心纳谏，过而能改。在汉文帝时期，有一个名叫冯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能令汉文帝改过的人。

汉文帝刘恒自外藩入主朝政，他对封地故国的眷恋和关注就十分强烈。再加上匈奴趁当时汉室政权更迭之际，大肆掠夺，杀人越货，边疆地区秩序混乱，百姓生活不得安宁。所以，汉文帝即位后的第三年，就亲临太原，他有两种考虑，一是自己以九五之尊，亲临边疆地区，可以威震匈奴，安定民心；另一方面，他想借机安抚自己藩国的旧臣，论功行赏。

在当时代王府的旧臣之中，有一个名叫冯唐的人，他的祖父原是赵国人，后来迁居到代地。冯唐以孝而闻名，曾是代王府中的中郎署长，在汉文帝归故国封赏时，冯唐已是一位暮年老者。汉文帝和旧臣们闲聊叙旧，听说了冯唐的身世，就问他当年赵国的大将军李齐的情况，汉文帝一直很欣赏李齐的才能。当他得知廉颇、李牧比李齐还要贤能时，不禁脱口而出，感慨现在没有这样的英雄了。汉文帝认为，如果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攻打匈奴就并非难事，何足挂齿呢。可冯唐却给在兴头上的汉文帝泼了盆冷水，他说，陛下虽然有廉颇、李牧之才，却不得用也。汉文帝被冯唐激得大怒，过后责怪冯唐，不该当着众臣的面，让自己下不来台。

可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困扰汉文帝的心腹大患，即匈奴不断入侵边境，依然存在。而边关又缺少良将镇守，这使得汉文帝坐卧不安。过了不久，汉文帝依然惦记着冯唐的话，就召见他，问道，怎么知道自己不能任用廉颇、李牧这样的将领呢?这一次，冯唐细细地将一番道理讲给汉文帝听，从而成为载于史册的一段佳话。

古代风景画鉴赏冯唐的道理冯唐首先提到的是古时君王命将领出征，君王跪着推车为之送行，反复说明宫廷之外的军国大事，就拜托将帅负责了。军功奖赏都在外决定，只要回宫后上报就可以了，照章批准。李牧当赵国将军戍守边疆时，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军营中设立市集，把市场的租税都用来犒赏士卒，赏赐由他自己决定，无需请示朝廷。赵王非常信任李牧，让他专权行事所以可以尽其智力，施展才华。李牧率军队北逐单于，东破匈奴，西御强秦，南使韩魏。当时，几乎使赵国称霸。可惜后来赵王听信了谗言，杀害了李牧，从此赵国再无良将。这也就是六国破灭的原因中，赵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说到这里，冯唐话锋一转，指出现在的云中郡守魏尚，很有古人之风，率兵打仗都很过硬，他也在军中开设市场，把租税用来犒劳将士，还拿出自己的俸禄，五日一杀牛，慰劳军中。于是，魏尚的将士们，个个奋勇杀敌，主动请战，所以匈奴在他的守卫区远远地散去，不敢接近云中边疆。可惜这样的人，只因为在一次战斗后，所上报的杀敌数量和实际的略有差池，就被朝廷罢免了官职，还判了刑。魏尚功大于过，赏不行而罚必用，有李牧那样的贤能却不被重用。由此可以得知，汉文帝即使拥有像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也不能用。汉文帝被冯唐的话说得心悦诚服，即刻派冯唐持节，赦免了魏尚，并让其复任云中郡守。

冯唐这样有违恭敬地和汉文帝说话，其意在激励汉文帝，放权用人，用而不疑。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能因为小的过错而掩盖一个人大的功德，如果赏罚失衡，将士们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就不会竭尽全力，报效国家。在人才的使用这个问题上，君王应该唯才是用，唯善是从，充分地支持、理解和信任臣子，这样才能使臣子各尽其能，各展其才。臣下就会竭智进谏，举贤不避仇，举过不讳君。这样一来，君臣相得，如鱼得水，齐心协力，国家的政治才会有清明的局面。冯唐这样举贤，直言面对，汉文帝从善如流，知错即改，不愧是君臣相得的典范。

汉文帝以藩王入主朝政，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巩固了政权，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这和他的虚心纳谏、及时调整用人政策是密不可分的。而冯唐的一番论述，能让汉文帝改过，这段佳话，一直被后世传诵。古今有很多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忠良志士，他们不禁扼腕叹息，自己何日能遇到汉文帝这样的明君?的确，自古以来，像汉文帝这样虚心纳谏，诚恳改过的君王并不多，而遭受冤屈的忠臣良将则是不少，他们之间缺少的是像冯唐这样敢于为忠臣良将鸣不平，向君王推心置腹进谏的人。不过，这也正是汉文帝得以合乎民心，顺平民意，赢得天下人的支持，大力发展经济，开创治世的原因所在。只可惜，像冯唐这样的人并不多见，这也是其他朝代的悲哀吧。饿死的富翁邓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富甲天下，但是最后却冻饿而死。

因为一个梦而受宠邓通原本只是一介船夫，每当他出外行船时，常将黄旗插在船头，所以就被人称为黄头郎。因为他善于划船，就被选到宫里当了御船的水手。

有一晚，汉文帝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正在登天。但是文帝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虽然已经十分接近南天门，但总是登不上去。就在这时候，有个头戴黄帽的人在背后推他，终于使他登上了天界。他回过头来看推他的人，发现那人的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文帝正想叫住他，怎知却被鸡鸣声吵醒了。

第二天，文帝来到建在宫西苍池中的渐台，见到有个御船水手头戴黄帽，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正是他梦中遇见的人。召来一问，那人名叫邓通。文帝想，他既然能把自己推上天，必定是个奇才，而且邓与登谐音，邓通即登通，有登天必通之意，认定了梦中助他登天的人便是邓通，因此特意提拔邓通，非常宠爱他。邓通也老实谨慎，不随便和外人交往。文帝多次赏赐他的钱财，总数上亿之多，还授予他上大夫的官职。

其实，邓通除了会划船以外，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他自己处事谨慎，虽然不能推荐贤士，但却很擅长谄媚文帝，因而得文帝的宠信，官封至上大夫。

相面人的预言有一次，文帝命一个在当时非常有名，善于算命的人许负去给邓通相面，许负相面后对文帝说：“邓通这个人将来要贫饿而死。”汉文帝听了很生气地说：“能让邓通富裕或贫穷的只有我，可我又怎么会叫他受穷呢?”于是，文帝下令把蜀郡严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造铜钱。从此邓通发了大财，他铸造的铜钱布满天下，人人都知道有“邓氏钱”。

汉文帝比太子更爱皇帝邓通对于皇帝对自己的喜爱也非常感激，总想着要报答文帝。后来有一次，文帝背上生了一个疮，脓血流个不停。邓通觉得孝顺皇帝的机会到了，便天天进宫去，亲自守候在皇帝身边，侍疾问药，殷勤备至。为了要减轻文帝的痛苦，邓通不顾腥臭难闻，甚至用嘴将脓血吸出。文帝因此心中非常感动。有一天邓通给他吸完了脓血，他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邓通恭顺地回答：“应该说没有谁比太子更爱陛下的了。”文帝听了以后没有回答。

正巧有一次太子刘启来看望文帝病情，文帝成心想试探太子的孝心，就要他也吸吮脓血。太子见疮口脓血模糊，腥臭难闻，禁不住一阵恶心，但又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吮吸，可是脸色很难看。文帝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得感叹道；“邓通比太子更爱我啊!”太子这才知道了邓通经常为文帝吮吸脓血的事，心中感到很惭愧，也因此而嫉恨邓通。

饥寒交迫而死的富翁文帝死后，刘启即位，史称汉景帝。景帝免去邓通的官职，让他回家闲居。不久，有人告发邓通偷盗境外的铸钱。景帝派人调查，结果发现确有此事，便把邓通家的钱财全部没收，邓通顿时变成了穷光蛋，还欠下好几亿钱的债。还是景帝的姐姐长公主记住文帝不让他饿死的遗言，赐给他一些钱财。但是，官吏马上把这些钱财用来抵债，连一吊钱都不让他留下。长公主知道后，就又让手下人借给他一些衣食，但是也被看守的官吏没收了。就这样，曾经富甲天下的邓通，最终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了。腰斩晁错为皇帝出谋划策，最终却成了他人的替罪羔羊。

晁错的计划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后，为了使自己的王朝统治更加巩固，他开始大肆封赏同族刘姓为王，给每个有功爵的刘氏子弟一块封地，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居住生活。到了汉景帝刘启的时代，同姓王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当中，有的作威作福，有的仗势欺人，实际上已经不受朝廷的约束了。还有的同姓王封地太多，比如齐国，有七十多座城池，又如吴国，有五十多座城池，还有楚国，有四十多座城池。同姓王的泛滥和他们的不服从中央政府管辖，实际上已经严重影响了汉朝的社会政治秩序。汉高祖刘邦当初分封刘姓子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却给后代帝王带来了麻烦。

这时，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站了出来，他担心这样的局面若持续下去，会引起叛乱，甚至把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汉朝的天下瓜分得四分五裂。晁错对汉景帝说：“吴王刘濞不来上朝，按理应当将他处斩。先帝(指汉文帝刘恒)仁慈宽厚，对他宽大，可他反而更自大狂妄，不思悔改，越来越傲慢。吴王在其封地内开山铸钱，煮海为盐，并且招兵买马，准备叛乱。如果陛下不及时地削减他的土地，一定会养虎为患的。这样的话，将来就不好收拾局面了。”

汉景帝刘启平素就很欣赏晁错的才华横溢，晁错提出了“削藩”的建议，就是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得到了汉景帝的同意，然而同时，汉景帝又有一些顾虑。汉景帝对晁错说，削地固然好，可怕他们造反啊。晁错宽慰汉景帝说：“如果削地要反，不削地也要反，那么他们现在造反，对陛下和社稷的危害还小些，但如果等他们势力强大了再造反，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汉景帝前思后想，认为晁错的话很有道理，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削藩！

父亲服毒晁错的父亲听说儿子劝谏皇上削藩，特地从老家赶到京师劝阻儿子。晁父说：“你身为御史大夫，位高俸厚，你怎么不安分守己，好好度日，反倒多管闲事，自寻烦恼呢？各诸侯王都是皇室的亲戚，你能管得了他们吗?你削了他们的封地，他们必定会怨恨你，你图什么呢?”

晁错回答父亲说：“怨恨是必然的，但如果现在不削地，国家就会不稳定，这样下去，天下总有一天会大乱起来的。”晁父听了，叹气道：“这样下去，刘家是安全了，可我们晁家就大难临头了。我已经老了，实在不想看到这样的结局啊!”晁错再三劝导父亲，可老人依旧只是叹气。后来，晁父回到老家，就服毒自杀了。父亲自杀的消息传到晁错耳中，他非常伤心，可削地一事关乎国家安危，千秋社稷，他必须去做。可是他的命运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掉父亲的预言。

七国之乱汉景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先削去了楚王、赵王和胶西王的一部分土地。随后商议着要削减吴王刘濞的封地。吴王刘濞得到这个消息，心想，与其束手就擒，还不如先发制人。山水画鉴赏于是，他联络了楚、赵、胶西、胶东等七个地区的诸侯王，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叛乱。这在历史上被称为“七国之乱”。

汉景帝没想到吴王刘濞能联合七个诸侯王一起来反叛自己，而且叛军声势浩大，心中不免惊惶。他想起先帝汉文帝临终遗言，就派了善于治军的将军周亚夫去讨伐叛军。当时，朝廷上有人嫉妒晁错，想把七国起兵叛乱的责任推给晁错。这些人对汉景帝进谗言说，七国造反，是为了诛杀晁错。如果陛下能够答应他们的要求，杀了晁错，赦免七国无罪，并将原属他们的封地归还给他们，他们的要求被满足了，自然就会撤兵的。汉景帝早已没了主意，便听信了这番话，说如果真的这样，我又何必舍不得晁错一人呢?于是，汉景帝批准了腰斩晁错的奏折，并下诏让七国速速退兵。

吴王刘濞听说汉景帝腰斩了晁错，哈哈大笑说，晁错该杀，但杀得晚了，我现在已经是东方的皇帝，还接刘启的诏书何用呢?说完他继续长笑，并下令继续向长安进军。

不久后，校尉邓公回到朝廷来汇报军情。汉景帝见了邓公就问他，吴楚七国是不是知道晁错已经死了，他们愿不愿意退兵?邓公回答说，吴王早就有意谋反，他处心积虑，准备了几十年。这次，因削地而叛乱，打着诛晁错的招牌，只是借口而已。想不到皇上真的把晁错给杀了，今后恐怕再也难有人敢替朝廷替皇上出主意了。景帝听了，心中再后悔也没有用了。

但是，幸亏景帝仍记得父亲留给自己的遗言，起用了周亚夫作大将去平定叛乱。周亚夫将军治军严谨，用兵巧妙，他避免跟吴、楚两国的叛军正面作战，只是派一队精兵断绝了叛军的粮草运输。吴、楚两国军队没有了粮食的供应，自己就先乱了起来。相持几日后，吴楚军队就绝了粮草。周亚夫看此情景，认为时机已到，就立即调兵遣将，他又亲自率领将士出击，把吴楚军队打得人仰马翻，一败涂地。

吴楚是带头叛乱的两国，他们一败，其他的国家也就不战而败了。几个月内，七国之乱就被平定了。

七国之乱后，汉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再亲自治理其封国，封国中所有的官吏，都由朝廷任免，诸侯王逐渐只剩下了一个虚名。以后又实行了推恩法，让同属同一封国的弟子，都在其封国内受封土地，从而使一个封国的能够继承的人越多，每个人的封地就越小。由于对诸侯王斗争的胜利，汉室朝廷的威仪也大大的加强了。

七国之乱，实际上随着汉景帝诛杀晁错这个替罪羊而告终。“诛晁错，清君侧”只不过是吴王刘濞叛乱的一个借口罢了。就算没有晁错在汉景帝身旁，他也会找其他的借口和机会的。这就是汉初高祖刘邦分封同姓王时所没有料想到的一大弊端。季布一诺千金至今仍为人们传颂的人物，就连刘邦也不得不刮目相看。

战国时期就已经扬名战国末年，楚国人季布一向轻财仗义，侠肝义胆，以任侠闻名于当时。楚汉相争之际，季布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后来又归顺了刘邦，被刘邦拜为中郎将。但是，季布最为人称道的却是他的语言信实、说话算话，当时人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的军功政绩都为人们所忘记，而季布“一诺千斤”的佳话却至今为人们所称颂。

当初，季布在项羽手下做大将，曾经好几次带着军队把当时力量还不强大的刘邦逼得走投无路，所以刘邦一直对他恨之入骨。项羽兵败自杀之后，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上了皇帝。他发下命令，悬赏千金捉拿季布，想报以前被季布追逼的仇。他还宣布，谁都不能收留季布，否则就要被诛杀九族。季布从此不得不东躲西藏。最后，他藏在了濮阳的一个姓周的人家里。那个姓周的人在乡里一向以侠义敢为出名，他听说过季布的侠义名声，所以一心想要帮助他。季布一到他家，他就对季布说：“现在皇帝正在下令捉拿将军，追捕的很急，马上就会搜捕到我家，到时被朝廷的人发现了，就没有办法逃脱了。您如果愿意听我的话，我就斗胆献上一计；如果您不信任我，不能从我的计策，我情愿先行自杀。”季布相信周氏，答应全听他的安排。于是，周氏就让季布剃掉头发，穿上粗布衣服，然后藏在丧车里，与几十个家童一起，把他送到鲁国去，卖给了朱家。朱家人也心知肚明，知道自己买回来的这个高大魁梧的佣工就是非常有名的大将季布，所以对他都很敬重，田地里的劳动全部由他支配安排；吃饭的时候，也让他和主人一家坐在一起。

周氏把季布安顿好以后，就起了一匹快马赶到洛阳，求见汝阴侯腾公。腾公和周氏早就认识，留他在自己家中吃饭。席间，周氏就问腾公说：“季布究竟犯了什么大罪，陛下这么急着要抓到他?”腾公回答说：“季布曾经帮助项羽多次围困陛下，陛下一直恼恨他，因此才非要急着抓到他。”周氏又问：“您看季布这个人怎么样呢?”腾公直率的回答说：“他是一个人才。”周氏于是借这个机会劝说道：“人臣各为其主，季布为项羽效力，不过是尽他身为人臣的职责罢了。只因为这样，就要抓他，难道那些曾经当过项羽的属下的，可以因此而被斩尽杀绝吗?如今陛下刚刚得到天下，还没有安定下来。现在却要因为个人的恩怨追捕一个人，这在天下人面前显得何等的小肚鸡肠啊!况且，季布这样的人才，如此苦苦追逼下去，到最后，他不是北投胡人，就是南奔越地。记恨壮士而逼他资助敌国，这不是明摆着给敌人输送人才吗?您何不把这些道理找个机会奏明陛下呢?”腾公听了心里就明白了，他知道这个周氏一向很有侠义心肠，估计季布就藏在他的家里，便答应为季布说情。后来，腾公果然把周氏说的这些话在汉高祖刘邦面前说了，又说了季布许多好话。高祖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就下令赦免了季布，还把他招到朝中，任命他为郎中。

汉朝为官，不改本性季布在汉朝做了官以后，仍然本性不改，为人耿直，不善于阿谀奉承。惠帝时，他任官中郎将。那时候，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很紧张。有一次，匈奴单于写信给吕后，吕后觉得其中有侮慢之意，便召集诸将商议付伐匈奴之事。上将军樊哙说，他愿意率领10万兵众横扫匈奴。樊哙一向很受吕后的器重，手中掌握了很大兵权。朝中的大臣们见樊哙说出了这样的话，吕后又连连点头表示赞许，就也都顺着吕后的意思，表示赞同樊哙的意见。这时只有季布站出来对吕后说：“樊哙这是当面欺瞒，按律当斩。当年高皇帝率了40万兵马去攻打匈奴，仍然被围困在乎城，当时樊哙也在军中，对这件事很清楚。可现在樊哙却说以10万兵就能横行匈奴，这不是在当面欺瞒吗?秦朝就是因为向匈奴起衅，而不得不修长城进行抵御，为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使得陈胜吴广起义，这创伤至今还没有被平复。现在，樊哙又当面奉谀，想要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这是要动摇国家的根基!难道不应该斩吗?”大臣们听季布说得如此直接，都很恐慌，生怕吕后会动怒。但是吕后听了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从此以后再不议论讨伐匈奴的事了。

汉文帝时，季布做了河东的郡守。当时有人向文帝推荐季布，说他是一位贤者。文帝便诏季布到京城，想提升他为御史大夫。但是，季布来到京城后，却又有人向文帝说季布好喝酒，难以接近。文帝于是又放弃了原意。就这样，季布留在京城整整一个月无所事事。后来，他面见文帝时说：“臣因为陛下的恩宠任河东守，现在陛下无故召臣到京城来，大概是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好话。但是我到了以后，却又无所事事，这大概是因为又有人向您说了我的坏话。陛下以一个臣子的称赞召臣来，又因为一个大臣的贬低而疏远我，陛下这样做，我只恐怕有人会利用您这一点的。”文帝听了觉得很惭愧。不久，季布就辞官而去，离开了朝廷。周亚夫受冤而死一代名将，虽立功无数，但最终却因失宠受冤而死。

算命人的预言周亚夫起初当河南太守，未曾封侯。传说当时著名的观相者许负给他相面，说：“你三年以后能够封侯。封侯之后八年会成为将相，秉持国政，贵极人臣，当世不二。在以后九年，你就会饿死。”周亚夫根本不相信这些话，笑着说：“我的哥哥已经承袭了我父亲的爵位，如果他不幸早逝，也是由他的儿子来承袭，我又怎么会封侯呢?更何况既然你预言我会位极人臣，贵不可言，又为什么会说我饿死呢?请你给我解释解释。”许负看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话，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过了三年，周亚夫的哥哥绛侯周胜之因为犯罪而被处死，文帝下令要选择周勃之子中最贤能的人，结果大臣们都推举周亚夫，于是周亚夫真的被封为绛侯，应验了许负当年的预言。

周亚夫的鼎盛时期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侵扰边塞。周亚夫受命带兵在前线。他治军严谨，一丝不苟，就是皇帝亲自来了，他也古代人物画像要求军中的士兵必须严守自己的命令，毫不松懈。文帝视察回来后，还因此称赞他是“真将军”。以致于文帝临死时，还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国家有紧急的大事，周亚夫可以相信，尽管派他去带兵。”这些话，太子刘启一直深深记在心里，始终没有忘掉，并且最终依靠周亚夫平定了诸侯王的叛乱。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楚等七个诸侯王国发动武装叛乱。吴王刘濞亲自领兵二十万来犯，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先向梁国进击，又派奇兵到崤、函之间埋伏起来，伺机行动。周亚夫以中尉的身份代行太尉的职务，奉命率领大军东进，反击吴楚叛军。他拟了个先予后取、避实击虚的策略，前后三个月，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汉军凯旋回朝后，朝廷就重新设置太尉官，正式任命周亚夫为太尉。过了五年，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二月，周亚夫被升任为丞相，深受皇帝的器重，完全应验了当初许负的预言。只是这时，周亚夫正处于志得意满之中，根本没有时间去细细思量许负接下去的预言。

正是周亚夫任丞相时，麻烦来了。景帝想要废掉太子，但是遭到了周亚夫的强烈反对，君臣为此而发生争执，景帝最终也没有能够达到目的。从此以后，景帝就开始疏远了周亚夫。

在平定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和梁王刘武之间发生了嫌隙，梁王从此怀恨在心。以后，刘武每次进京朝见，都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与皇帝的隔阂这时景帝的生母窦太后提议要封景帝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她对景帝说：“皇后之兄王信可以封侯。”景帝感到很为难的说：“当初先帝并没有封太后的亲属为侯，是我即位以后才封他们为侯，现在我即位不久，实在不能封王信为侯。”窦太后说：“君主应按当时的情况办事。我的哥哥窦长君活着的时候竟然不能封侯，死后，其子窦彭祖反而得到侯爵。我为此事深感遗憾。”她说到这里，用命令的口吻说：“皇帝赶快封王信为侯吧!”景帝答道：“这件事我得与丞相商量商量。”后来，景帝与周亚夫商议这件事。果然不出所料，周亚夫坚决表示反对，认为不能违反高祖刘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的禁令。他明确地表示不同意封王信为侯。景帝听了默然不语，也因此一直没有封王信为侯。因为这件事，窦太后也记恨在心。后来，匈奴有一些人来投降汉朝，景帝打算封他们为侯，以鼓励后来的人。周亚夫却说：“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君主来投降陛下，陛下现在却要封他们为侯，以后又怎么能责备那些不守节的臣子呢?”景帝这次很坚决，直接否定了周亚夫的意见，封那些来降的人为侯。周亚夫因为皇帝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感到很不高兴，因而称病在家闲居。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失去了皇帝欢心的周亚夫终于被罢免了丞相的职务。

过了不久，景帝在宫中召见周亚夫，赏赐饮食。席上放了一大块没有切开的肉，又没有放筷子。周亚夫心里不满，就叫主管筵席的去取筷子。景帝看着发笑，说：“这不是没有给你的筷子吗?”周亚夫向景帝免冠称谢。景帝说：“起来吧。”周亚夫快步出宫，不告而别。景帝两眼直盯着他出去，说：“他如此含恨在心，终究不是我这年轻君主的臣子。”

被人诬告时过不久，周亚夫的儿子从工官那里购买了五百具甲盾，准备将来父亲死后作殉葬品之用。因为他苛待雇工，不给工钱，了解实情的雇工知道，这是私买皇帝的器具，就上书告发了周亚夫的儿子。这件事也牵连到了周亚夫。

景帝看了告发之书，就交给官吏查究。官吏按照告发书中所列罪状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也无从回答。景帝却因此大为恼怒，把周亚夫交给执法宫廷尉处治。廷尉责问周亚夫说：“侯爷为什么想造反呢?”周亚夫说：“我所买的器具，只是葬器而已，又怎么说的上是谋反呢?”廷尉官说：“你即使在活着的时候不谋反，恐怕也准备死后在地下谋反吧?”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这些严酷的官吏更加紧了对周亚夫的威逼。起初，官吏去逮捕周亚夫时，周亚夫本来就打算自杀，但是被他的夫人制止了，所以没有死成，就被廷尉捉了去。现在他知道自己在这些酷吏手中是活不了的，于是自己绝食五天，最后吐血而死。他的封国也被废除了。一代名将周亚夫就这样含冤而死了。狂人东方朔在皇帝面前仍然耍贫嘴，成为千古传奇人物。

不幸的童年东方朔原本姓张，小名曼倩，但后来却又为什么又姓起“东方”来呢?原来他是一个“弃儿”。生父姓张，名夷，字少平，母亲田氏。当他来到人间刚三天，母亲就去世了。父亲觉得实在无法养活他，只好把他扔出了家门。当邻家听到婴儿啼哭声将他抱回来的时候，此时正值东方发白，于是便取姓“东方”，名“朔”。据说，东方朔生性滑稽，出语诙谐，举止荒诞，常给他的升迁带来麻烦，甚至引起人们的攻击，用“狂人”的称呼来侮辱他。但是看起来东方朔对这个外号却并不怎么在意，反而还有一些得意呢。

他虽然在无知时就失去了亲生父母的爱抚，但却在义母的精心抚养下茁壮成长起来了。刚满三岁，就显露出独特的性格。他记忆力特别强，而又富有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兴趣。尤爱“天下秘识”，“一览”就能“喑诵于口”，且又喜欢指天画地，像着了迷一样地自言自语。为了探索书中的奥妙和寻求未知的世界，小小年纪就敢离家出走，经月不回。义母虽曾严加管教，但这个放纵不羁的孩子，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多次逃离家园，在外流浪，即使是被蚊叮蛇咬，狼追狗扑，也在所不惜。就是这样，东方朔渐渐地从苦难中挣扎出来，得到了足够的知识、胆识和体魄，就等着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了。这样的机会很快就来临了。

东方朔特殊的简历武帝即位初年，为了招揽天下贤才为自己的帝业效忠出力，便下了一道征召天下贤良方正和有文学才能的人的诏书。于是，四海有识之士，纷纷聚集长安。他们殚精竭虑、洋洋洒洒向皇上进言，希望自己的言论能够被皇帝所赏识，进而分得个一官半职。机灵洒脱的东方朔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也向汉武帝上了一封书信。据说，这封上书足足用了三千片竹简，要两个人才能扛得起，武帝读了二个月才读完。在自我推荐书中，他毫不自逊地夸赞自己身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后生，具有勇、捷、廉、信的性格特征。即自诩有齐国勇士孟贲般的臂力，春秋时庆忌般的敏捷，齐国鲍叔般的廉洁，战国尾生般的信守，具备了成为“天子大臣”的条件。他还声称，自己大气早成，才学过人，说：“我十三岁才读书，勤学刻苦，三个冬天读的文史书籍已够用了。十五岁学击剑，十六岁学《诗》、《书》，读了二十二万字。十九岁学孙吴兵法和战阵的摆布，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钲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二十二万字，总共四十四万字。”看起来他非常有自信的认为皇帝一定会对自己感兴趣的。果然，武帝读了东方朔自许自夸的推荐书，被他这种不亢不卑、大言不惭的自白，引起了好奇心，又很赞赏他的气概，所以就召他在公属中作了一个小官。

关于侏儒的玩笑过了一段时间，东方朔不满意目前的处境。因为他始终没有机会接近皇上，发表自己对治国的建议，施展自己远大的报复，而且，生活待遇低下，每天都食不果腹。一天他出游都中，见到一个侏儒，就恐吓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问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像你这样矮小的人，留下来根本毫无用处，要你们去种田吗?你们不能耕地扛锄，算不了一个好农民叫你们去当官吗?你们没有理政、治民的本领；要你们去当兵吗?你们又不能横枪跃马、杀敌夺虏，留着你们对国家对社会都是一个累赘，不如统统杀了的好，这样可以减少一些只知伸手要吃、要穿的人。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杀掉你们。”

侏儒听后大哭起来。东方朔对他说：“你暂时不要哭，皇上就要来了，他来了你就去叩头谢罪，也许还能得到宽恕。”一会儿，武帝真的乘辇经过这里，侏儒立即上前去哭着跪下，连连磕头。武帝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哭啊?”侏儒回答说：“东方朔说皇上要把我们这些矮小的人全都杀掉!”

汉武帝这才知道原来是东方朔出的歪点子，就找他来责问。东方朔却振振有辞，他说：“侏儒身长不过三尺许，他们一月能得到一袋口粮，还有二百四十钱俸金。他们撑饱了还有余有剩。我身高九尺三，每月也是一袋口粮、二百四十钱俸金，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这实在是不公平了。如果陛下认为我是一个可用的人才，就应该给予优厚的待遇才对。如果认为我是无用之辈，就应该早早遣散我回家。您怎么能忍心让我沦为长安城中的一名乞丐呢?”汉武帝听罢，哈哈大笑。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升了他的官，让他留在自己身边以备咨询。从此，东方朔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改善，更重要的是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

博古通今据说，因为东方朔读的书很多，总是知道一些别人闻所未闻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武帝也经常找他来询疑解惑。有一次，皇宫的花园中忽然钻出一头奇怪的动物，有人向汉武帝报告，并引来一群人围观，但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于是只好诏见东方朔。狡黠的东方朔一看就知道答案了，但他却故弄玄妙地先提出个要求：“我知道这是什么动物，但陛下先赐给我美酒佳肴，我才愿说出来。”汉武帝满口答应了。等到他酒足饭饱之后，又提出一个要求道：“某地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要是慷慨赐给我，我立即就说出来。”汉武帝急于要了解这头不知名的怪物究竟是什么，也就爽快地答应了。东方朔这才胸有成竹的说出：“这是一种名叫驺牙的动物。这种罕见的动物出现，说明远方必有来归附的人，所以驺牙先来预报。”武帝听了，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一年以后，果然有匈奴混邪王率领着将士十万前来降汉。真不知这是一种奇妙的巧合，还是真如东方朔所说这是一种预告迹象的动物。反正不管如何，这都博得了汉武帝的欢心，又赐给他很多钱财。

又有一天，武帝在宫里玩耍嬉戏，把一只壁虎放在盂盆下要大臣们猜是何物，大臣们都猜不出。东方朔上前猜道：“这是龙吧，没有角；是蛇，却有脚，它肢跤脉脉地会在墙壁上爬行，这不是壁虎，就是四脚蛇!”汉武帝便赐给他十疋缎子。接连又叫他猜，他都能猜中，得到很多的赏赐。真不知他到底是如何猜中的。

正是因为东方朔来自下层社会，接触面较广，加之又读过很多书，有着超人的见识，常能为汉武帝解疑答难，且性格活泼，出语诙谐，深得武帝的欢心。所以虽然他经常有一些行为不检的地方，但是武帝都会原谅他的过错。例如有一天，天气特别热，汉武帝下诏要官员们到宫里来领肉。官员都到了，可是等了好久，分肉的官员还未来，东方朔就自己拔出剑割了一大块肉，并对同僚们说：“大伏天，肉容易腐烂，大家快快拿回去吧!”第二天，武帝很生气的对东方朔说：“昨天赐肉，你为何不等诏书下来，擅自割肉归家，这是为什么?”东方朔却诙谐的说了一首顺口溜：“朔来!朔来!受赐不等诏书下来，为何这样的无礼!拔剑割肉，为何这样勇敢!割得不多，为何如此廉俭!带回家给细君(即妻妾)，又为何表现得如此的仁爱!”汉武帝听了，不但没有再生气，反而被他逗笑了，说：“我要你作自我批评，你倒是表扬起自己了!”于是又赏赐给东方朔酒一石，肉一百斤，让他都拿回家去。

正是由于东方朔在许多时候能为皇上解难答疑，又很机敏灵活，汉武帝一直把他留在身一边，他的官职也逐步由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直至太中大夫的很高职位。丝绸之路张骞这个名字和丝绸之路一起留在了史册当中。

切断匈奴的胳臂汉武帝初年的时候，匈奴中有人投降了汉朝。汉武帝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了一点西域(今新疆和新疆以西一带)的情况。他们说原来草原上有一个叫月氏的国家，他们被匈奴人打败了，被迫向西逃去，现在就定居在西域一带。他们跟匈奴有深仇大恨，一直想要报复，可就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又没有人能帮助他们。

汉武帝心想，这个月氏国既然是在匈奴的西边，汉朝如果能跟月氏联合起来，从东西两边夹击匈奴，就能切断匈奴跟西域各国的联系，这不是等于切断了匈奴的右胳膊吗?那样就能削弱匈奴人的力量了。

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征求能干的人到月氏国去联络。在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个月氏国到底在哪儿，也不知道离中原有多远，更别说中间还要路过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要担负起这个任务，可得有很大的勇气才行。

正巧当时朝中有个年轻的郎中，名叫张骞，很有胆识。他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首先应征。

有他一带头，别的人胆子也大了，很快就有一百名勇士应了征。有个在长安住了很久的匈奴族人，叫堂邑父，他也愿意跟张骞一块儿去找月氏国。

做了多年的俘虏于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就派张骞带着这一百多人出发去找月氏。要到月氏，就一定要经过匈奴占领的地界。张骞他们小心地走了几天，还是被匈奴兵发现围住了，全都做了俘虏。

出行图匈奴人没有杀他们，只是派人把他们分散开软禁起来，只有堂邑父跟张骞被关在一起。一住就是十多年。

日子久了，匈奴对他们管得不那么严了。张骞跟堂邑父商量了一下，抓住匈奴人不防备的时间，骑上两匹快马逃了。

他们一直向西跑了几十天，吃尽了苦头，终于逃出了匈奴的地界。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月氏国，却意外地闯进了另一个国家叫大宛(今中亚细亚)。

大宛和匈奴是近邻，当地人懂得匈奴话。张骞和堂邑父都能说匈奴话，交谈起来很方便。他们见了大宛王，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是个富饶强盛的大国，这回听到汉朝的使者到了，很欢迎他们，并且派人护送他们到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再由康居到了月氏。

月氏被匈奴打败了以后，就迁到大夏(今阿富汗北部)附近建立了大月氏国。因为那里水草丰美，物产丰富，人民过的都很好，所以他们也不想再跟匈奴作战了。大月氏国王听了张骞的话，虽然不感兴趣，但是因为张骞是汉朝的使者，也就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

张骞和堂邑父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还到大夏去了一次，看到了许多从未见到过的东西。但是他们一直没能说服大月氏国共同对付匈奴，只好回来。在经过匈奴的地界时，他们又不幸的被抓住了，扣押了一段时间以后，正巧匈奴发生了内乱，这才逃出来回到了长安。

十三年的出访张骞这次出访，在外面足足过了十三年才回来。汉武帝认为他立了大功，封他做太中大夫。

张骞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说：“我在大夏看见邛山(今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天竺(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天竺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就一定离蜀地不远。

于是，汉武帝再次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想去结交天竺。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上千里路，都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天竺国。有的还被当地的部族打了回来。

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昆明，也给挡住了。汉朝的使者绕过昆明，到了滇越(今云南东部)。滇越国王的上代原来是楚国人，已经有好几代跟中原隔绝了。他表示愿意帮助张骞找去天竺的路，可是昆明在中间挡住，还是没能过去。

等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认为他虽然没有找到天竺国，但是结交了一个一直没有联系过的滇越，也很满意。

到了卫青、霍去病消灭了匈奴兵主力，匈奴逃往大沙漠北面以后，西域一带许多国家看到匈奴失了势，都不愿意再向匈奴臣服、进贡纳税了。汉武帝趁这个机会，再派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拿着汉朝的旌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带着一万多头牛羊和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礼物去结交西域各国。

张骞首先到了乌孙国(在新疆境内)，乌孙王亲自出来迎接这些汉朝的使者。张骞送了他一份厚礼，建议两国结为亲戚，共同对付匈奴。乌孙王只知道汉朝离乌孙很远，可不知道汉朝的兵力有多强。他想得到汉朝的帮助，又不敢得罪匈奴，因此乌孙君臣对共同对付匈奴这件事商议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张骞恐怕耽误了行程，就打发他的副手们带着礼物，分别去联络大宛、大月氏、于阒等国家。乌孙王还派了几个翻译帮助他们。

这许多副手去了好些日子还没回来。乌孙王先派人送张骞回到长安，派了几十个人跟张骞一起到长安参观，还带了几十匹高头大马送给汉朝。汉武帝见了他们已经很高兴了，又瞧见了乌孙王送的大马，所以格外优待乌孙使者。这些乌孙使者瞧见了大汉的富强，都感到很震惊。

过了一年，张骞得病死去了。这时他派到西域各国去的副手们才陆续回到长安。副手们把到过的地方合起一算，总共到过三十六个国家。

从此，汉武帝每年都派使节去访问西域各国，并且和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交往。西域派来的使节和商人也络绎不绝。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经过西域运到西亚，再转运到欧洲，后来人们就把这条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同时，人们也记住了张骞这个名字。李广难封侯一生驰骋疆场，最终却死于自己的剑下。

飞将军唐朝诗人王昌龄有一首诗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这里面所说的“龙城飞将”就是指在汉朝有。“飞将军”之称的李广。李广是西汉镇守边关的一员猛将，他英勇善战，威震边塞，令匈奴人闻风丧胆，因此被匈奴人敬畏的称为“飞将军”。

李广一生征战沙场，与匈奴军队交战达七十余起。在这些战役中，他一直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杀敌的，因此非常受将士们的爱戴。他在十七岁的少年时期，就投身于军队，在汉文帝时候就做了将军；汉景帝的时候，他跟周亚夫一起平定七国之乱，立过大功；后来，汉景帝又派他去做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太守；汉武帝时，又常常派他和大将军卫青、霍去病等人一起带兵去攻打匈奴，可谓劳苦功高。

据说有一次，景帝派了一名亲随到李广军中，这名亲随带了几十骑卫士出游，不巧正遇上匈奴进攻上郡，结果他们在回营的路上遭遇三名匈奴骑士，卫士们全被射杀，亲随本人也中箭逃回。李广听说了，马上带着一百个骑兵去追赶那三个匈奴射手，追了几十里地才追上。他射死了其中的两个，把第三个活捉了，正准备回营，却远远望见有几千名匈奴骑兵赶了上来。他们见到李广等人，还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兵，连忙抢占了一座高地。李广所带的百骑兵士一看自己已经让匈奴的军队包围了，古代风景图都慌忙的上马想调头逃跑。李广大喝一声制止了他们，镇静的对他们说：“我们离开大营还有几十里地。如果现在往回跑，匈奴兵追上来，我们就完了。不如干脆停下来，匈奴兵以为咱们是来引诱他们的，一定不敢来攻击我们。”于是，他不退反进，在离开匈奴阵地仅仅两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命令兵士一齐下马，把马鞍全卸下来，就地休息。匈奴的将领看到李广这样布置，心里更加害怕了。他们远远地观察汉军动静，不敢上来。只派了一名将官出阵试探，李广却飞马奔出，很快地抢到阵前，一箭就将他射落马下，然后从容归队。双方就这么对峙着，一直到了半夜，匈奴人认定这一定是汉军的诱敌之计，怕汉军半夜袭击他们，就连夜全部逃回去。到了天亮，李广一瞧，山上已没匈奴兵，才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安然回到大营。

第九章

战败的耻辱公元前129年，匈奴人大举入侵中原，攻到了上谷郡。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公孙贺和李广等人兵分四路，各率骑兵万余名，赶赴边塞。匈奴的军臣单于探明了汉兵的情况，知道四名将军中最难对付的是李广，就把大部分兵力集中在雁门，沿路布置好埋伏，命令部下活捉李广。匈奴兵多势盛，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李广的人马被打散，李广自己也受了伤，被匈奴兵俘虏了。匈奴兵见到李广深受重伤，昏迷不醒，就把他放在一张网上，把网挂在两匹马之间，就这样把李广拉回了匈奴大帐。

途中李广清醒过来，拼命跃起，骑上了一匹匈奴的战马，把原本在马背上的匈奴兵踢了下去，又抢走了他的弓箭，一蹦向南急驰，匈奴派了几百名骑兵追赶。李广一面使劲夹住马肚子，催马快跑，一面回转身来，拈弓搭箭，一连射死了几个追在前面的匈奴兵。匈奴兵眼看赶不上李广，只好眼睁睁让他跑了。李广会合了部下的残兵败将，返回了雁门关。但是，李广惨败，兵将损失严重的消息传到了京师，汉武帝顿时大怒，本来想将他问斩，可是又想到他德高望重，屡立战功，就让他交纳了赎罪金，贬为庶民。几年之后，因为匈奴又在边境骚扰，汉武帝才又重新起用李广。

射中石虎多少年来，李广一直在北方边境防守。因为李广行动快，箭法精，忽来忽去，叫人摸不准他的路子。所以匈奴人给他起一个外号叫“飞将军”。李广做了右北平太守，匈奴人害怕古代风景画飞将军，所以一直不敢进犯。据说，有一次李广回来晚了，天色朦胧，他和随从一面走，一面提防着老虎的袭击，忽然瞧见前面山脚下草丛里蹲着一只斑斓猛虎。他连忙拿起弓箭，使尽全力射了过去。凭他百发百中的箭法自然射中了。手下的兵士见他射中老虎，拿着刀枪跑上去捉虎。他们走近一瞧，全愣了，原来中箭的不是老虎，竟是石虎，而且这支箭陷得很深，几个人想拔都拔不出来。大伙儿真是又惊奇，又佩服。李广走过去一看，自己也纳闷起来，石头怎么能射得进去呢?他回到原来的地方，对准那块石虎又射了几箭，箭碰到石头，只进出火星儿，却再也射不进去了。但就是凭这一箭，人们都传说飞将军李广的箭能射穿石头。

拔剑自刎后来，汉武帝又派李广跟随大将军卫青去进攻匈奴。李广向卫青请求担任大军的先锋队，卫青不许，反倒命令他从荒凉的东道行军，限期会合。卫青率领汉军追杀匈奴大军，在赵信城时，捕获并斩杀了一万九千余名匈奴兵。而此时李广的军队却因为道路险恶而迷失了方向，从而延误了军机。卫青指责李广故意拖延军务，按律当斩。李广十分悲愤，他流着热泪对将士们说：“我自少年从军，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从没贪生怕死过。想不到今日却因为迷途而误了军期，现在却被大将军如此催逼，我已年过花甲，哪能再受这样的屈辱!”说罢拔出配剑引颈自刎。一代名将就这样含冤、悲惨地死去了。将士们看到平素里爱兵如子的李将军竟死得如此悲壮，不禁都失声痛哭起来。附近的百姓们知道了这个噩耗，也都是泪水涟涟。

李广的一生，大都投入了抗击匈奴的事业。他身经大小七十几次战斗，由于他英勇善战，成为匈奴贵族心目中可怕的劲敌。虽然李广没有被封侯，可他在将士、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却是难以磨灭的。大将军卫青一个彪炳青史的人物，原来是私生子，真是英雄莫问出处。

一个私生子卫青是汉武帝时出击匈奴的著名将领。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够当上位高权重的大将军，是因为他的姐姐卫子夫赢得了武帝的宠爱，当上了皇后。于是，在当时的京城长安中有歌谣说：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意思是说卫氏一门的显贵全靠了卫皇后。当然卫青也不例外。但是事实的真相真是如此吗?

实际上，在两汉时期，许多左右朝政的外戚的确都是靠裙带关系窃居高位的，但是卫皇后的家人称霸朝廷却是另有原因。这其中包括卫青、霍去病，他们都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卫皇后失宠，二人在朝廷的地位也丝毫未受影响。

卫青的母亲是平阳侯家中的帮佣，她和同在平阳侯家中做事的县吏郑季私通，生下了卫青。后来，因为他的母亲感觉供养他非常艰苦，就把他送到了亲生父亲郑季的家里。但郑季的夫人根本看不起卫青这个私生子，让他到山上放羊，郑家的几个儿子也不把卫青看成手足兄弟，随意苛责。卫青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受尽了苦难，在他的性格形成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一次，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你现在穷困，将来定为贵人，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卫青长大后，不愿再受郑家的奴役，就回到母亲身边，做了平阳公主的骑奴。又因为他怨恨郑家对他没有一点亲情，所以就自己决定改姓为卫，从此与郑家完全的断绝了关系。

平步青云的机会公元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宫当差。这确实是卫青命运的一大转折点，但却不是他发达的惟一原因。如果仅仅是这个原因，那么，卫青就有可能在皇宫中当一辈子的侍卫了。

卫青公元前129年，匈奴又一次兴兵南下。汉武帝果断地任命卫青为车骑将军，迎击匈奴。从此，卫青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这次用兵，汉武帝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和李广分为四路出击。卫青首次出征，但他英勇善战，直捣龙城(匈奴祭扫天地祖先的地方)，斩首700人，取得胜利。另外三路则有两路失败，一路无功而还。汉武帝看到只有卫青胜利凯旋，非常高兴，加封他为关内侯。从此，卫青开始在北击匈奴的大业中崭露头角。

公元前127年，匈奴贵族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决定避实击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在这次战斗中，卫青率领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立下了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在紧接着的战斗中，卫青又抓获了匈奴的右贤王，俘虏了一万五千多人和几百万头牲畜。汉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收兵回朝。汉武帝接到战报，喜出望外，派特使捧着印信，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加封食邑8700户，所有将领归他指挥。卫青的三个儿子都还在襁褓之中，也被汉武帝封为列侯。卫青非常谦虚，坚决推辞说：“微臣有幸待罪军中，仰仗陛下的神灵，使得我军获得胜利，这全是将士们拼死奋战的功劳。陛下已加封了我的食邑，我的儿子年纪尚幼，毫无功劳，陛下却分割土地，封他们为侯。这样是不能鼓励将士奋力作战的。他们三人怎敢接受封赏？”汉武帝随后又封赏了随从卫青作战的公孙敖、韩说、公孙贺、李蔡、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李沮、李息、窦如意等。

后来，卫青又率领着汉朝的大军，多次进击匈奴人，最终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的大将军，朝中官员无不巴结奉承。这时，平阳公主寡居在家，要在列候中选择丈夫，许多人都说大将军卫青合适，平阳公主笑着说：“他是我从前的下人，过去是我的随从，怎么能做我的丈夫呢?”左右说：“大将军已今非昔比了，他现在是大将军，姐姐是皇后，三个儿子也都封了候，富贵震天下，哪还有比他更配得上您的呢？”汉武帝知道后，失笑道：“当初我娶了他的姐姐，现在他又娶我的姐姐，这倒是很有意思。”于是当即允婚。时迁事移，当年的仆人就这样做了主人的丈夫。这样一来，卫青与汉武帝亲上加亲，更受宠信。但卫青为人谦让仁和，敬重贤才，从不以势压人。

黯淡的晚年后来，汉武帝对霍去病恩宠日盛，霍去病的声望超过了他的舅舅卫青，过去奔走于大将军门下的许多故旧，都转到了霍去病门下。卫青门前顿显冷落，可他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是人之常情，心甘情愿地过着恬淡平静的生活。

公元前106年，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去世，汉武帝命人在自己的茂陵东边特地为卫青修建了一座像庐山(匈奴境内的一座山)的坟墓，以象征卫青一生的赫赫战功。霍去病少年得志同样也是一个私生子，却创造了更大的功绩。

又是一个私生子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他的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里的奴婢，在与平阳县衙役霍仲孺私通后，生下了霍去病。

霍去病从小生活在奴婢群中，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精通了骑马、射箭、击刺等各种武艺。

后来，霍去病的姨母卫子夫被汉武帝看中，并被立为皇后。卫氏家族从此平步青云。到十六七岁时，霍去病已经长成了一个相貌奇伟、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青年。汉武帝很赏识他，派他做了保卫皇帝安全的侍中官。

这时，西汉王朝与匈奴的斗争已达到白热化程度。匈奴屡次入侵，汉武帝一改以前的和亲政策，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战争。霍去病的舅舅卫青几次领兵攻打匈奴，立下赫赫战功。

少年请缨公元前123年春，汉武帝再次组织对匈奴的反击战争。这一年，霍去病刚刚18岁。他听说舅舅又要出征，便跃跃欲试急不可耐地向汉武帝请战。汉武帝见他少年英武，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骠姚校尉，由卫青挑选了800名骁勇矫捷的骑兵归他指挥。霍去病率领着这800骁骑一往无前地向北奔去。莽莽草原，人迹全无。他们不知不觉地走了好几百里，将近黄昏，忽然发现前方远处有一片黑点。霍去病判断应是匈奴的营帐，当即命部下衔枚而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了过去。匈奴兵根本没古代风景画想到汉军会这么远地杀来，顿时一片混乱。霍去病身先士卒，首先闯入匈奴营帐，800骁骑也个个勇猛无比，把匈奴兵杀得四散逃窜。

这次战役，霍去病功居第一，其他各路有胜有负。卫青将战争的经过报告了汉武帝。汉武帝对霍去病大加赞赏，大大夸奖他以800骁骑斩杀了2000多名敌人，又封他为冠军侯，并给了他许多赏赐。

战绩卓著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率一万骑兵，从陇西地区出发，孤军深入沙漠，去寻找匈奴的主力，伺机作战。霍去病的军队一路顺风，势如破竹。他们先穿越了今甘肃省山丹地区东南的焉支山，深入达千余里，遇见了匈奴大军，短兵相接后，他们杀死了匈奴的两个王，活捉了浑邪王的太子和相国，就连休屠王平时祭祀用的金佛像也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紧接着，霍去病又带兵第二次出击，孤军深入到祁连山腹地，与匈奴军队会战。这一仗，又擒获了匈奴王、单于、王子、相国共百余人，取得了很辉煌的胜利。汉武帝加封霍去病食邑5400户。从此，霍去病的声望日益显赫，地位日益尊贵，几乎与舅舅卫青相当了。两次河西战役之后，汉朝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区，这对匈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匈奴人非常惋惜，他们悲伤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为了铲除匈奴对大汉侵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经过了充分的准备之后，决定再一次派卫青、霍去病各自率领五万精兵，分两路夹击匈奴军队。卫青和霍去病各领五万骑兵，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军。卫青从定襄出塞，北进1000多里，与匈奴伊稚斜单于所率主力相遇，经过激战，大败匈奴单于，斩获19000多人，一直追到真颜山赵信城才胜利班师。

汉武帝原来的计划是由霍去病专力对付匈奴单于，所以给他配备的全是经过挑选的精兵强将。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发，大胆地重用匈奴降将赵破奴、复陆支、伊即轩等，在大沙漠地带纵横驰骋，行军两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间河，与匈奴左贤王相遇。汉军发动猛攻，左贤王大败而逃。这次战役，活捉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歼敌7万名。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率军追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境内德尔山)。为庆祝这次战役的胜利，霍去病在狼居胥山积土增山，举行祭天封礼，又在姑衍山(狼居背山附近)举行祭地禅礼，并登临瀚海(今贝加尔湖)，刻石记功，然后凯旋还朝。

古代风景画霍去病因功加封食邑5800户，并与舅舅大将军卫青一起被拜为大司马。从此以后，匈奴向北向西迁到更偏远的地方去了，长城内外一片和平气象，人民安居乐业。

传说在河西战役期间，汉武帝特地从京城送来一坛美酒，霍去病没有独自享用，而是将酒倒入泉水中，让全军将士饮用，后来，此泉就称为酒泉，当地也就以酒泉命名。

霍去病一生曾四次领兵出塞攻打匈奴，共歼敌11万多人。他平时少言寡语，战场上却勇猛无比。他是一位军事天才，汉武帝常常劝他学习孙吴兵法，他却说：“为将须随时运谋，何必定拘古法呢?”他是凭借战场上的直觉指挥战斗的，随机应变，闪电式行动，使他百战百胜，成为名扬后世的一代名将。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霍去病屡立战功，获得了高官厚禄，但他把个人的享受搁在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为了奖励他的卓越战功，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叫他去看看是否满意。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气概豪壮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语千古的名言就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

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去世，年仅24岁。对于这位青年名将的过早离去，人们都感到无比的悲痛和惋惜。汉武帝特地命人在自己的茂陵旁边为霍去病修建了一座形状像祁连山的坟墓，并发动陇西、北地等五郡的匈奴人民，身穿黑甲，把霍去病的灵柩从长安护送到墓地安葬。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苏武牧羊苏武的身上真正地体现出了汉民族的高尚气节。

匈奴人的口是心非汉武帝时期，汉朝的实力最为强盛，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多次派出大军进击匈奴。尤其是他先后两次派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去攻打匈奴，使匈奴人元气大伤，从此退回大漠以北，不敢再骚扰汉朝的边境。自此以后，汉匈双方几年都没打仗。然而，匈奴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要跟汉朝和好，实际上他们变换了许多狡诈的手段欺骗汉朝朝廷，心里还是想着等自己恢复好了再随时进犯中原。

于是，为了争取军队修整的时间，匈奴的单于一次次派使者来求和，可是当汉朝的使者到匈奴去回访时，有的却被他们扣留了。没有办法，汉朝便也只得扣留了一些匈奴使者。

苏武被擒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正想出兵攻打匈奴时，匈奴派使者来求和了，还把汉朝的使者都放了回来。汉武帝为了答复匈奴的善意表示，就派中郎将苏武拿着旌节，带着副手张胜和随员常惠，出使匈奴。苏武到了匈奴。送回扣留的使者，送上礼物。苏武正等单于写个回信让他回去，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祸从天降，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导致了苏武后来九死一生的生活。被匈奴扣留了十九年，差点客死异乡。原来，在苏武没到匈奴之前，有个汉人叫卫律，在出使匈奴后投降了匈奴。单于特别重用他，封他为王。卫律有一个部下叫做虞常，对卫律很不满意。他跟苏武的副手张胜原来是朋友，就暗地跟张胜商量，想杀了卫律，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原去。

苏武牧羊张胜对这个计划表示赞同，但是他却没有向苏武报告这件事。没想到虞常的计划没成功，反而被匈奴人逮住了。单干大怒，下令就地幽禁全部汉使，还让卫律审理此案，并让他劝降苏武。苏武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到了这时候，张胜怕受到牵连，才告诉苏武。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苏武很是冷静，他对卫律说，我是汉使，要是辱没了国家的使命，活着也没有颜面回祖国了。说完，苏武拔出佩刀就要自杀。张胜和随员常惠眼快，夺去了他手里的刀，把他劝住了。那个虞常到也是一条有骨气的好汉子，尽管他受尽了种种刑罚，却只承认跟张胜是朋友，曾经说过几句话，拼死也不承认汉使跟他同谋。卫律向单于报告。单于大怒，想杀死苏武，被大臣劝阻了，单于又叫卫律去逼迫苏武投降。

苏武一听卫律叫他投降，就说：“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违背了使命，丧失了气节，活下去还有什么脸见人?”又拔出刀来向脖子抹去。卫律慌忙把他抱住，苏武的脖子已受了重伤，昏了过去。卫律赶快叫人抢救，苏武才慢慢苏醒过来。单于觉得苏武是个有气节的好汉，十分钦佩他，就让苏武好好养伤。等到苏武伤痊愈了，单于又想逼苏武投降。单于派卫律审问虞常，让苏武在旁边听着。卫律先把虞常定了死罪，杀了。接着，又举剑威胁张胜，张胜贪生怕死，投降了。于是卫律对苏武说：“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苏武说：“我既没有跟他同谋，又不是他的亲属，为什么要连坐?”

卫律又举起剑威胁苏武，苏武不动声色。卫律没法，只好把举起的剑放下来，劝苏武说：“我也是不得已才投降匈奴的，单于待我好，封我为王，给我几万名的部下和满山的牛羊，享尽富贵荣华。先生如果能够投降匈奴，明天也跟我一样，何必白白送掉性命呢?”苏武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卫律!你是汉人的儿子，做了汉朝的臣下。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背叛了朝廷，还有什么脸来和我说话？我决不会投降，怎么逼我也没有用。”卫律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向单于报告。单于把苏武关在地窑里，不给他吃的喝的，想用长期折磨的办法，逼他屈服。

毫不屈服这时候正是入冬天气，外面下着鹅毛大雪。苏武忍饥挨饿，渴了，就捧了一把雪止渴；饿了，扯了一些皮带、羊皮片啃着充饥。过了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单于见折磨苏武没有用，就把他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边上去放羊，跟他的部下常惠分隔开来，不许他们通消息，还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不过是说要长期监禁他罢了。

苏武到了北海，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惟一和他作伴的，就是那根代表汉室朝廷的旌节。匈奴不给苏武口粮，他就掘野鼠洞里的草根充饥。日子一久，旌节上的穗子全掉了。这期间，苏武的好友，李陵投降了匈奴，他曾经是苏武的知音和至交。李陵也受单于的委派，前来劝降苏武，可苏武坚决拒绝了李陵的游说和劝诱，告诉他，不要再说了，没有意义和结果的。

一直到了公元前85年，匈奴的单于死了，匈奴发生内乱，分成了三个国家。新单于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打仗，又派使者来向汉朝求和。那时候，汉武帝已经死去，他的儿子汉昭帝即位。汉昭帝派使者到匈奴去，要单于放回苏武，匈奴谎称苏武已经死了。使者信以为真，就没有再提。

后来，汉朝使者又到匈奴去，苏武的随从常惠此时还在匈奴。他买通匈奴人，私下和汉使者见面，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情况告诉了使者。使者见了单于，严厉责备他说：“匈奴既然存心同汉朝和好，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射下一只大雁，雁脚上拴着一条绸子，上面写着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

单于听了，吓了一大跳。他还以为真的是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连大雁也替他送消息呢，就连忙向汉朝使者道歉：“苏武确实是活着，我们把他放回去就是了。”

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岁。他在匈奴受了十九年的折磨，胡须、头发全白了。回到长安的那天，长安的百姓都出来迎接他。他们瞧见自胡须、白头发的苏武手里拿着光杆子的旌节，没有一个不受感动的，都说他是个有骨节的大丈夫，真英雄。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是家喻户晓的汉代一对令人羡慕的鸳鸯。

凤求凰卓文君，是今天四川一带的人，她出生于当地一名叫卓王孙的富户家中，是卓王孙宠爱的女儿。据说卓文君相貌俊美，而且精通音律，是不可多得的才女。她十几岁就嫁了人，不幸的是，结婚不几年，丈夫就死了。当时才十七岁的卓文君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心情自然非常郁闷。她被父母接回家，从此长住在娘家。

一天，卓王孙宴请当地县令王吉，王吉带来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介绍说是他的朋友，此人就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长卿，他住在当时的蜀郡成都。司马相如自幼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总是结结巴巴的，但他爱好读书写字，还喜欢击剑，最擅长的是文章辞赋。因为仰慕战国时蔺相如的为人，所以改名为司马相如。这天，他原本不想来赴宴的，而且是沾别人的光，可又听说请客的卓王孙家有个绝色的美女，这才强打精神，来到了卓家。

或许，这就是命运，命中注定，卓文君要和司马相如相识。宴请中，酒过三巡，司马相如已略有醉意，此时王吉请他抚琴，正是对了他的心思，身为大才子，又精通音律，此时不展现更待何时?于是，司马相如轻轻拨弄丝弦，优美的《凤求凰》在他指下奏出，也敲开了卓文君的心。卓文君从内室轻轻挑帘一望，演奏乐曲的是位俊美的翩翩公子，于是心中不免思量，不知不觉中竟喜欢上了这位飘逸儒雅的客人。而与此同时，司马相如也发现了竹帘那头的天仙美女，果然绝色。于是，便曲调一转，在琴声中暗送秋波，聪颖的卓文君顿时领会，二人相约，夜晚幽会。这次幽会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定下了百年之好，又怕卓王孙不同意，年轻人在冲动之下，决定私奔。卓文君的出走，果真令卓王孙十分愤怒，本想立即派人去追，可又想想，人走也走了，与事无补，只好随她去了，不再追究。

私奔二人私奔之后事情为大家所熟知，身无分文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穷困潦倒，不得不又回到了故乡。二人一合计，便在集市上卖酒。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的确可以维持生计，而且确实有很多人慕名前来买酒；二是可以羞一羞卓王孙的脸皮，没准他还会拉这小夫妻俩一把。在王吉的帮助之下，他们买好了一处酒舍，由卓文君亲自做酒，司马相如充当伙计，而且穿上破衣烂裤满街招摇。更有市井之民说，卓文君的衣裙都遮不全身体，颇有出卖色相的嫌疑。果然，卓王孙听说私奔的女儿回来了，还衣不覆体地在集市卖酒，十分生气，并且深深引以为耻。这时，由卓文君的家人出面劝说，分给司马相如夫妻二人家童和钱财，缓和了两方的关系。于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购买了车马，置办了田宅，一时又恢复了往日富庶的生活。酷吏—张汤一生使用严刑峻法的张汤终于也被皇帝逼着饮下了一杯毒酒，毫不被人怜悯地死去了。

小时候显现的才能张汤的父亲曾任长安丞。7岁那年，父母外出，他因为贪玩不顾家，结果厨房的肉被老鼠叼光了。父亲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了他。张汤决定惩办“盗肉贼”，他先是进行“侦察”，接着“捕拿”：在一个洞口张好网，另一个洞口采取烧柴灌油的方法，老鼠果然一一落网。张汤又挖出洞内的残肉做“罪证”，然后，一拍惊堂木，历数“罪犯”的“罪状”，最后，对老鼠处以极刑——就地打死。他的父亲看到后暗暗高兴，知道他有审理案件的才能，于是让他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

张汤政坛得意周阳侯田胜是武帝的母亲王太后的弟弟。他在任职九卿时，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张汤一心帮助他，对他关怀备至。他在释放后被封为侯，与张汤交情极深。田胜经常引见张汤遍雪后景像见各位贵族，使他的名气大增。后来，张汤担任给事内史，因为办事无误，由内史宁成推荐给丞相，调任为茂陵尉，在陵中处理事务。武安侯田纷为丞相时，征辟张汤为丞相史(丞相府幕僚)，不久，又向皇帝推荐他，任为侍御史，办理案件。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他深入追查其党羽。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晋升他为太中大夫。

他与赵禹共同制定各种律令，务必依法令严峻细密，对任职的官吏尤为严格。不久，武帝以张汤明法令，擢其为掌管全国刑狱的廷尉，赵禹迁为掌山海池泽税的少府，皆居九卿之位。两人关系密切，张汤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赵禹。但是两人交谊虽深，而志趣不同。赵禹为人廉洁奉公，性情倨傲，自从任官以来，舍第中从未有过食客。公卿相继邀请赵禹，赵禹却从不回报，其用心在于杜绝知交、亲友及宾客的邀请，以便坚持自己的主张。他收到法律判决文书都予以通过，也不复查，以便掌握官属们过错。张汤却为人狡诈，玩弄智谋驾御他人。开始时担任小吏，虚情假意地与长安的宫商大贾田甲、鱼翁叔等人关系密切。及至官达九卿的职位，收纳和交结全国各地的知名士大夫，自己心中虽然并不赞许对方，然而表面上仍表现出敬慕之情。

当时皇上偏爱有文才学问的人，张汤断决大的案件，一定预先为皇上区别断案的原委，凡是皇上肯定的，就确定为成法，作为延尉断案的法律依据，以显示主上的英明。奏事受到斥责，张汤便向皇上拜谢，他还揣摸皇上意图，引证廷尉正、监、掾史的正确言论，说：“他们本来曾为臣提出来建议，如果圣上责备臣，认为臣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臣下愚昧，只及于此。”因而错误常被原谅、有时向皇上奏事，受到称赞，便说：“臣下并不懂得这样向陛下进奏，而是某个廷尉正、监或掾史写的奏章。”他欲推荐某人，常常这样表扬此人的优点，遮掩缺点。他断决的罪犯，若是皇上欲图加罪，他便让廷尉监或掾史穷治其罪；若是皇上意欲宽免其罪，他便要廷尉或掾史减轻其罪状。在判断刑事案件中，如果此人是皇上想要治罪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严刻的属官去办；反之，如果案中此人是皇上想要释放或从轻发落的，就将此案交给断狱轻平的官去办。他所想要治罪的，即使是有权势的豪强，必定“舞文巧低”，引用严刻的法令条文，多方罗织其罪；他所想要开释的，即使是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虽然具文上奏，按律应当治罪，他却常在皇上面前为之开脱，往往得到从轻发落或无罪开释。

张汤对于高官，非常小心谨慎，常送给他们的宾客酒饭食物。对于旧友的子弟，不论为官的，还是贫穷的，照顾的尤其周到。拜见各位公卿大失，更是不避寒暑。因此，张汤虽然用法严峻深刻不公正，却由于他的这种作法获得了很好的声誉。而那些严酷的官吏像爪牙一样为他所用者，也依附于有文才学问的人。丞相公孙弘多次称道他的优点。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都穷追狠治，彻底审理。武帝欲释放严助和伍被。张汤与武帝争论说：“伍被本来就曾谋划反叛之事，而严助亲近交结出入皇宫的陛下近臣，私自交结诸侯亦如此类，不加惩处，以后将无法处治。”武帝因此同意将伍被、严助治罪。他以审理案件排挤大臣作为自己功劳的表现，多像这样。从此，张汤更加受到尊崇信任，晋升为御史大夫。

杀身之祸田甲本是张汤当小吏时的朋友。他见张汤的权势太盛，就指出其过失，告诫他不要结怨太多。但是张汤却不以为然。后来，他当了七年的御史大夫，果然遭到杀身之祸。

河东郡人李文曾与张汤有隔阂，不久担任御史中丞。为了泄愤，多次在上奏的文书中寻找对张汤不利的证据，都没有得逞。张汤有个心爱的属吏名鲁谒居，知道张汤对李文不满，便指使他人上奏影射李文有图谋不轨的奸邪之事，武帝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将李文处以死罪。实际上他心里明白此事是鲁谒居所为。武帝问起这件事说：“告发李文图谋不轨的事是怎么引起的?”张汤假装吃惊的地说：“这大概是因李文以前的熟人怨恨引起的。”

古代风景画这时有人盗走了孝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与张汤相约一起谢罪。到了武帝面前，张汤暗想，只有丞相在四时到各皇陵拜祭，此事只应由丞相请罪，他自己并不参与其事，没有必要承担责任。丞相谢罪后，武帝派御史审查这件事。张汤还想奏报说丞相知道盗钱之事，丞相庄青翟深感恐惧。于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因此准备打击张汤，以罪名陷害他。他们派属吏逮捕审讯了张汤的友人田信等，说张汤向武帝奏报提出建议，田信都事先知道，因此屯积取利，与张汤平分。他们还说张汤有其他奸邪之事、这些话很快传到武帝那里，武帝向张汤说：“我有什么打算，商人都事先知道，加倍囤积货物，这都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张汤听后，没有谢罪，还惊讶地说：“肯定是有人这样做。”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中险诈，当面撒谎，派使臣带着簿籍以八项罪名指责张汤。张汤一一予以否认，不服。于是武帝又派赵禹责备张汤。赵禹见到张汤后，责劝张汤说：“你怎么还不明白呢?你审讯处死了那么多人，如今人们指控你的事情都有根据，圣上想让你自己赶快妥善处置自己，好平息这些案子。你又为什么要多次对证呢?”张汤这才明白了皇帝的心意，于是上书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的功劳，从刀笔吏起家，因得到陛下的宠幸而官至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是丞相府的三位长史。”于是自杀身死。

张汤死后，家里的财产不超过五百金，都是得自皇上的赏赐，没有其他产业。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遂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糠有外椁。武帝知道后说：“没有这样的母亲，不能生下这样的儿子。”因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武帝很为张汤之死惋惜。晋升了张汤的儿子张安世的官职。大侠郭解大侠郭解，纵情任性，最终难逃一死。

少年侠客郭解，字翁伯，河内轵(今河南济原南)人，是汉代著名的相士许负的外孙。他的父亲就是因为爱好行侠仗义，在汉文帝时被诛杀。到了郭解这一代，他并没有吸取父亲身亡的教训，或者说郭家的血液里就流动着激情澎湃、酷爱冒险的因子，郭解仍然随心所欲地纵情任性，为所欲为，很像是后代武侠小说中亦正亦邪的人物，如此特立独行，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但是，在一个控制严密的封建社会中，皇帝需要的是任由摆布的听话顺民，而不是这样极有个性和主张的知名侠士。因此，最后名声太大的郭解就因此被皇帝下令处死，就连他的家人也没能逃过这个劫难。

郭解长得短小精悍，貌不惊人，但是他的性格沉静，为人勇悍，从不喝酒。郭解年轻时也曾经像他的父亲一样，心狠手辣，恣意杀人。他有时候肯舍命帮助素不相识的人去报仇，但有时又干些藏匿好人、打家劫舍、铸钱掘堟的事情。谁也搞不清他为人究竟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只知道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所作所为全是凭着自己一时的心意。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郭解忽然出入意外地一改前行，从此开始对人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救人之命而不自恃功劳。本来他已经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声，因为这种人人乐见的改变，他在当地的声望更高了。

公平处事据说，郭解有一个外甥在与人喝酒时，仗势欺人，强行向对方灌酒，却被对方一怒之下杀死了。郭解的姐姐来求郭解给自己儿子报仇，但是郭解因为还没有把事情搞清楚，所以没有答应。他的姐姐因此大为愤怒，把儿子的尸体陈尸街头，想借此来羞辱郭解。后来，那个杀害郭解外甥的凶手自己归来，将实情告诉了郭解。郭解不仅没有加罪于他，反而还说，这是我的外甥做得不对，就把他放走了。随后，他又默不作声地埋葬了外甥。郭解如此公正，深得大家敬重，当地百姓越发依附于他了。

郭解有一次出门，见有个人姿势不端地坐在路旁，很不礼貌地看着他。郭解的门客看见了很生气，就想上前杀了那个人。郭解说：我在家乡得不到尊重，这说明我的修行还不够呀。暗地里，他叮嘱当地的尉吏说：“这个人我很敬重，到“践更”时不要为难他。”(“践更”是当时的一种徭役。)结果在这以后，每月一次的践更，拖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人去找那个人。那个人觉得很奇怪，找人一问，才知是郭解求人替他解脱的。于是，他袒胸露腹地前去向郭解谢罪。郭解此举，更是得到乡里少年们的倾慕。

那时候。郭解所居住的邻县雒阳有一对互相结仇的人，县里的豪杰多次从中调解，他们始终不听，不肯放弃冤仇。郭解听说后，就连夜赶过去见那对仇家。那两个人最终听从了他的劝解，放弃了恩仇。郭解这时才长出了一口气，说：“我听说雒阳诸公在这里调解，您都不听，幸而现在您听了我的话。但是，在雒阳地面上出了这样的事儿，反而由我劝解开了，恐怕有点不合适。我还是尽快离开这里的好。”于是，他连夜悄悄地离开了雒阳邑。

郭解处世恭俭，在本县从不乘车，到邻郡去为人办事，也是能办则出，不能为则不为，从不为难人家。因此，当地的许多富家大族都很依赖他，争相请他做事，那些四处亡命者也多从远方来投奔郭解。而县中那些崇拜郭解的少年和旁近各县的豪杰，也经常把自己的大车送到郭解家，以备那些投奔郭解的人使用。

武帝的命令武帝的时候，朝廷下令要迁徙豪富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以便于朝廷的控制。郭解的家里其实很穷，甚至连买柴的钱都没有，但也在迁徙之列。大将军卫青听说过郭解的名声，就主动为郭解向武帝求情。武帝听了卫青的话，却说：“郭解身为一介布衣百姓，能使大将军替他说话，可见他并不贫穷啊!”于是，郭解仍旧被迁徙到茂陵。在他临行之日，县里前来送行的人非常多，可见郭解在当地的影响之大。后来，他到了陕西茂陵后，关中的豪杰无论听没听说过他的名字，都纷纷前来与他结交。

郭解一家被迁徙到茂陵，本来是朝廷的诏令，可是郭解的侄儿却非常鲁莽地把当地县吏的头扭断了。后来，县吏的父亲杨季主也被人杀了。杨家有人为了这件事向武帝上书，可是又被那些仰慕郭解的人杀了。接连出了几件这样的事情，武帝听说了，就下令逮捕郭解，并且命令一定要抓住那些杀人犯法的人。接受了皇帝的命令来办案的人到了郭解住的地方，郭解的门客一致声称郭解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还齐口称赞郭解的贤德。但是，这时却有一儒生说：“郭解专门做这些奸邪的事，以至于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又哪里称的上是贤人呢?”这话一下子就触动了众怒，书生不久便被郭解的门客们杀死，凶手却不知去向。办案人查明以后，于是回报武帝说郭解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无罪的。但是，当时朝中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说：“郭解虽然不知是谁杀了人，但他身为布衣百姓，任侠行权，收罗众多门客，让这些人因为一些小冤小仇就动辄杀人，这罪更重于他亲自杀人，当属大逆不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郭解全家都被诛杀了。巫蛊之祸有人利用汉武帝迷信鬼神的心理，操纵了一幕巫蛊的闹剧。

第十章

后宫的争风吃醋第一次巫蛊之祸发生在公元前130年。当时的陈皇后是汉武帝的姑表妹，名阿娇。汉武帝在由胶东王被立为太子的过程中，他的姑母长公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武帝对她很感激，于是按照姑母的意思，娶了长公主的女儿陈阿娇为妻。武帝即位以后，阿娇被立为皇后。这样的政治联姻使得陈阿娇飞扬跋扈，不可一人物画像世。她的嫉妒心异常的强烈，为了独占丈夫，对汉武帝的管束也很严格，以至于婚后十余年，非但自己不能生育，还使出各种手段迫害其他的嫔妃，使其他嫔妃也未能产下一子半女。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汉武帝少年登基，年近三十却仍然膝下空虚，自然十分郁闷，满朝文武，也都为此而忧心仲仲，纷纷想方设法，推荐了十几位美貌女子给汉武帝。可是，汉武帝没看上这些出身高贵、修饰得体的女人，反而爱上了一个歌女，名叫卫子夫。

卫子夫出身卑微，却深得汉武帝宠爱，这使得陈皇后十分嫉恨。她几次三番地寻死觅活，想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汉武帝，这让汉武帝焦急万分，心中更是恼怒。而且，陈皇后每闹一次，汉武帝的恼怒怨恨也就更加深一层，更是从此对皇后不闻不问。最后，陈皇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后宝座，竟然铤而走险，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这可是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罪行，东窗事发后，陈皇后被汉武帝废除了皇后之位，从此居住在冷宫之中，再也得不到宠幸，孤老终死了。

宫廷争斗第二次巫蛊之祸发生在公元前92年。当时朝廷正在搜捕一个罪犯朱安世，可逮捕的命令下达了很久，都没有能将其抓获，汉武帝催得更紧。这时，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身为太仆的公孙敬声，自以为是皇后的外甥，就目无纲纪，擅用军饷，导致被捕入狱。公孙贺为了救儿子，主动请缨追捕朱安世，以弥补儿子的罪孽，汉武帝恩准了。后来，朱安世果然被他抓获。在狱中，他得知丞相捉拿自己是为了替儿子赎罪时，他就立即上书，向皇帝告发了公孙敬声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的事情，并且检举说他们还用巫术诅咒汉武帝。汉武帝派人查办，发现朱安世所举报的情况属实，就下令杀死公孙父子，株连九族。而汉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和卫皇后的侄子等人，也都被牵连诛杀。这一次的巫蛊之祸，牺牲要比第一次大得多。

太子的厄运如果巫蛊之祸终止于此，也就罢了。然而，汉武帝晚年益发崇信鬼神，体弱多病，更加好猜疑，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总是担心左右人会用巫蛊害自己。他的猜疑心理，被江充利用，制造了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巫蛊之祸。

江充本是赵国邯郸人，他曾出使匈奴，回到京师后拜为绣衣使者。据说，有一次江充跟随汉武帝去甘泉宫，路上遇到太子的家奴乘马车在道路中央驰骋，这是逾矩的行为，江充将太子的家奴送去法办。尽管太子再三求情，他仍不许，由此和太子结下了仇怨。而汉武帝认为他刚正不阿，很是赞赏，遂大加任用。

公孙贺的巫蛊之祸后，汉武帝住在甘泉宫，此时已经病重。江充见汉武帝年老，担心以后皇帝死了，太子登基，自己会被诛杀，就上书说汉武帝的病情加重是巫蛊在作祟。于是汉武帝听信了江充的话，责成他处理巫蛊案。江充借机大肆严刑逼供，使人诬告太子，因这次巫蛊案而获罪的，有数万人之多。随后，江充揣度汉武帝的心思，投其所好，说宫中有巫蛊之气，汉武帝于是命令宫人掘地，江充伺机在太子宫地下埋了木偶。当时汉武帝住在甘泉宫，消息不怎么灵通，太子害怕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就和卫皇后商量，准备杀死江充。

结果，一时间长安城内大乱，都谣传说太子要谋反，结果众将士都不听太子的指挥。太子兵败，只得外逃，卫皇后被赐死。不久后，太子被围困致死，皇孙也一并被害。这一次巫蛊案，皇后被赐死，三十七岁的太子遇害，而其他被牵连诛杀的人，数以万计。最重要的是影响是帝嗣空缺，后宫无主，朝纲失控，这给汉朝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汉武帝来不及重新立嗣，驾崩之前，在仓促之间，不得不采用周公辅政的办法，托孤给朝中的大臣。

纵览汉武帝时期的三次巫蛊之祸，其结果是两位皇后被废杀，两位丞相死于非命，太子、两位公主和皇孙也被牵连诛杀。再加上其他遭难的人，前后不下十数万之众。制造巫蛊，一害他人，二害自己，牺牲太大了。虽然后来汉武帝知道了太子惶恐的真相，其实并不是想谋反，汉武帝很是后悔，可惜已经太晚了，他只有建造追思台来凭吊自己的皇后和太子了。司马迁与《史记》

遭受宫刑的司马迁，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为李陵说话司马迁是西汉时候夏阳人，因为得罪了汉武帝而遭受宫刑，后来忍辱负重，终于写成了流芳百世的史家巨著——《史记》。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武艺高强，爱兵如子，深受汉武帝的喜爱，封他为都尉。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李陵率领5千精兵良将策应主帅抗击匈奴。李陵挥师南还时，遭遇到3万多匈奴骑兵的围堵。李陵率部浴血奋战，杀死千万敌兵，这令匈奴单于胆战心惊，准备退兵。然而不幸的是，李陵部下一个叫管敢的人投降了匈奴，招供出此时的李陵孤军无援，而且粮草尽绝。知道了内情的匈奴大军疯狂发起反扑，李陵和诸将拼死厮杀，5千精兵只剩下十几人。看着越来越多的匈奴军队包围着自己，看着伤痕累累、赤手空拳的部下，李陵这堂堂汉子不由得流下热泪，说：“全军覆没，还有何面目去见皇上呢?只能日后见机立功吧!”说罢，他下马投降了匈奴。

匈奴单于很佩服李陵的英雄气概，把女儿嫁给他，让他在匈奴享有尊贵的地位，期望他能效忠自己。

汉朝上下得知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后，朝野震惊。汉武帝盛怒之下，下令杀死了李陵的母亲和妻儿，以报复和惩罚李陵。汉武帝召集群臣廷议李陵罪行，大臣们纷纷顺着汉武帝的看法，痛斥李陵贪生怕死，投降变节，都指责他不忠于国家。只有当时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勇于替李陵辩护：“李将军以5千步兵，剿灭万余匈奴骑兵，已经对得起天下人了。如果不是孤军奋战，且没了粮草供给，他绝不会投降的。再有，李将军未必会是真降，或许日后会寻找机会，报答皇恩。”司马迁的看法可以说是客观的，可这却激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我派李陵出兵就错了，对李陵亲属的处理不对啦?”于是，盛怒之下的汉武帝，听不进去司马迁的辩解，直接把他打入了监牢。

司马迁严惩司马迁作为史官，必须要有坚持真理，客观记述史实的精神。司马迁没有虚伪地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而是如实地记录并且评价着统治者的功过是非。对汉武帝的缺点，他也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指出。这样，就招致了汉武帝对他的嫉恨，并且早就准备伺机收拾他了。这次正好借李陵事件对他加以迫害。

司马迁被判了宫刑(所谓宫刑，就是像对待太监一样，阉割男子的生殖器。)这样的酷刑，对于司马迁来说，不仅剥夺了他作为男子的权利，更丧失了作为人的尊严。因此，司马迁觉得自己已经一无所有了，留下的只有难以洗刷的耻辱。在耻辱和负罪的双重压力下，结束痛苦，最快捷的办法就是一死了之。事实上，司马迁不是没有想到过死，可当他重新审视了古往今来的圣人贤人的处事之道后，他对忍辱负重的那些人的生命价值作了理性的思考。终于，司马迁毅然决然的放下了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的志士仁人的观念，虽然自己遭受的耻辱比历史上其他先贤们所受的耻辱都要惨烈，但是，父命尚未完成，自己的文采还没有得到发挥。既然残酷的现实已经无法改变，他就只有寄希望于未来了。

于是，他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中汲取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终于完成了为后世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史记》。君臣不相疑君臣之间的情谊，成为千古传颂的经典。

汉武帝托孤汉武帝七十多岁的时候，身体日渐衰弱，病痛缠身，而且每天都愁眉不展。因为他知道，自己恐怕将不久于人世了，可是自己又听信了小人的谗言，杀了培养多年的太子。所以他现在对自己的身后事非常忧虑，其中头等大事就是要早立太子，免得死后国家大乱。

当时汉武帝还有三个儿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是亲兄弟，但是他们平日骄横不法，不能立为太子。可是小儿子弗陵这时还只有七岁，汉武帝想立他为太子。因此就想先为年幼的太子物色一个忠实可靠的大臣来加以辅佐。

汉武帝认为，朝中大臣只有霍光可担此重任，所以就想把国事托付给霍光。他想起了古代周公辅佐年幼成王时的故事。周公曾背着小成王临朝，会见诸侯继承大统。汉武帝就让人根据这个故事，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这是用图来暗示霍光将来要像周公辅成王一样来辅佐幼主弗陵。

过了一年，汉武帝病危，霍光流着眼泪问汉武帝：“如果陛下有个三长两短，由谁来继承皇位呢?”汉武帝这时明确地说：“立我的小儿子弗陵为太子，由你来履行周公辅成王似的职责。去年我送给你的那幅画，你到现在还没有领会其中的意思吗?”霍光见皇帝对自己如此信任，就只好含泪答应了。第二天，汉武帝就死了。太子刘弗陵继承皇位，他就是汉昭帝。

他人的怨恨霍光自从接受了汉武帝的遗诏，担负起辅佐幼主、治理国家的重任，他工作得更加勤恳谨慎了，兢兢业业地治理着国家。但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威望也越来越高，很多人都嫉恨他，总是在小皇帝身边说他的坏话，这让霍光一直提心吊胆。

汉昭帝的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因为没有当上皇帝，心里老是怨恨不已，一直想自己来当这个皇帝，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先除掉保护昭帝的辅命大臣霍光。反对霍光的势力也趁机和燕王刘旦相勾结，密谋策划先挤垮霍光，再废昭帝拥立燕王为帝。燕王刘旦恨不得马上当皇帝，就催上官桀等人早点想办法动手。以燕王刘旦为首的政变集团，在暗中布下了罗网，就等着霍光往里钻了。

皇帝的绝对信任有一天，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皇帝的近卫队)操练，并且调了一个校尉(仅次于将军的军职)到大将军府里来工作。上官桀等人认为这是整垮霍光的好机会，于是乘机假冒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昭帝上书，状告霍光。他们一告霍光出城集合御林军操练，一路上耀武扬威，坐着像皇帝出巡时一样的车马，违反礼仪规定，不像个大臣的样子。二告霍光擅自作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最后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警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的阴谋等等。昭帝看了告状信后，当时没有表示可否，就把此事先放下了。

第二天早朝时，霍光已知道被他们告了，就不敢上朝，留在偏殿里等待昭帝的处置。昭帝一上朝，没有看见霍光，马上问：“大将军怎么没来上朝?”上官桀立即回答说：“大将军因被燕王告发，心虚不敢进来了。”汉昭帝派人去叫霍光进来。霍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入朝，脱下帽子叩头请罪说：“臣该万死!请皇上发落。”

汉昭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霍光说：“大将军戴上帽子，请起来。我知道这封告状信是假的，是有人想陷害你，你并没有过错。”

霍光听了小皇帝的话后，又惊又喜，连忙问昭帝：“陛下怎么知道信是假的呢?”昭帝说：“你出京城去阅兵，只是最近几天的事，选调校尉也不过十天，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就知道了呢?就算知道了，马上就写信派人送来，现在也到不了。如果大将军真的要作乱，也用不着调一个校尉。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我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也不会上这种当的。”聪明机智的汉昭帝还下令要追查冒名伪造信件的人。上官桀等人焦急不安，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的阴谋，就劝昭帝说：“这点小事算了，不必再追查了吧。”昭帝不仅没有松口，反而更加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后来，上官桀等人还是经常在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昭帝不仅不听他们的，反而大发脾气，警告他们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临终前托他辅佐我治理国家。他帮我办了很多好事，这是臣民有目共睹的，以后再有人毁谤他，我一定要从严惩处了。”这样上官桀等人想借皇帝的手来除掉霍光的阴谋也破产了。可是他们还不甘心，又心生歹计，想策划暗中杀了霍光，然后夺取帝位。但是，他们的阴谋很快就被霍光发现了，他将他们政变的阴谋，奏告昭帝，然后把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都杀了。燕王刘旦和长公主也畏罪自杀。从此以后，朝中再也没有人敢离间昭帝和霍光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君臣相得，互相信任，共同治理着国家，为西汉政权的稳定繁荣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年轻聪明的汉昭帝21岁就死了。他们这份难得的君臣之情不得不提早结束了。汉元帝宠奸任佞汉元帝在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奸任佞，一批奸佞小人麋集于朝廷要枢。

一个太监的权柄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他嘴唇灵巧，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他们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奸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大臣无用的劝谏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定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朝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古代风景图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帝回答：“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京房感慨地指出：“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像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那么，你说今天为奸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是石显，于是说：“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但京房退后，元帝信任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宠信，后来干脆把朝政一股脑儿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成、朱云、王章等多人。由于元帝过于宠信石显，石显总以中书(尚书)权力侵夺朝权，渐使汉代尚书机构权重起来。石显凭借尚书权，先后清除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野，有的合家流放，不少人被推上断头台。上至公卿下至郎吏的满朝官员，无不畏惧以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走路时抬腿落足也不敢疏忽大意。王昭君出塞因为画师从中作梗，成就千古佳话。

求亲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汉朝又强盛了一个时期。那时候，匈奴由于贵族争夺权力，势力越来越衰落，后来，匈奴发生分裂，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

其中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死伤了不少人马。呼韩邪和大臣商量结果，决心跟汉朝和好，亲自带着部下来朝见汉宣帝。

呼韩邪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单于，汉宣帝像招待贵宾一样招待他，亲自到长安郊外去迎接他，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他要求汉宣帝帮助他回去。汉宣帝答应了，派了两个将军带领1万名骑兵护送他到了漠南。这时候，匈奴正缺少粮食，汉朝还送去3、4万斛粮食。

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一心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了，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死了后，他的儿子刘爽即位，就是汉元帝。没几年，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汉朝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把郅支单于杀了。郅支单于一死，呼韩邪单于的地位就稳定了。

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长安，要求同汉朝和亲。汉元帝同意了。

以前，汉朝和匈奴和亲，都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这回，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

画师的诡计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一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又不乐意。

有个宫女叫王嫱，也叫王昭君，长得十分美丽，又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她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

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人应征焦急，听到王昭君肯去，就把她的名字上报汉元帝。汉元帝吩咐办事的大臣择个日子，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呼韩邪单于得到这样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高兴和感激的心情是不用说的了。

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多少有点舍不得。他想把王昭君留下，可是已经晚了。

传说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再叫人从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有点像，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

原来宫女进宫后，一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有个画工名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们送点礼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王昭君不愿意送礼物，所以毛延寿没有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

汉元帝一气之下，把毛延寿杀了。

和平象征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安。她骑着马，迎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日子一久，她慢慢地也就生活惯了，和匈奴人相处得很好。匈奴人都喜欢她，尊敬她。

王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从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王昭君离开长安没有多久，汉元帝死去。他的儿子刘骜即位，就是汉成帝。汉成帝的结局汉成帝在朝中的昏庸、宫中的无能，导致了西汉社会的严重混乱。

身边都是小人汉成帝听不进逆耳忠言，忠直有节之士遭贬斥远离朝廷，围在成帝周围的阿谀奸佞小人往往得到重用。

都尉侍中淳于长无德无能，只是在立赵飞燕为后时有功，为成帝宠幸，“遂封为宝陵侯，大见信用，贵倾公卿，外交诸侯牧守，赂遣赏赐亦累巨万，多畜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

张放因陪同成帝逸游，深得成帝信任，“与上卧起宠爱殊绝”。张放有恃无恐，纵奴为奸盗，还公开藏人于张放府上。张放下令家奴设弓弩射杀来捕盗的官吏。甚至他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带人闯进官府，砸坏器物，捆绑官吏。官府内无人敢管，纷纷逃散。张放和他的爪牙为夺人妻而杀人夫，为报一人仇而尽杀人亲属。后来告发张放的人日益增多，在皇后的干涉下，成帝才不得已把张放遣出京师暂避，不久成帝又偷偷把张放召回。

官吏枉法成帝时官吏枉法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成帝母舅、红阳侯王立藏匿潜逃的罪犯，王立门下宾客结伙为盗，公开作恶。司隶京兆尹对他们也不敢过问。王立和淳于长暗中勾结，徇私枉法。案发后，朝臣奏请将王立下狱。成帝却说：“红阳侯，朕之舅，不忍致法。”成帝的庇护、官吏们的横行，导致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当时京都长安恶棍横行，竟有恶人专用红弹丸射杀武官，用墨弹丸射杀文官，用白弹丸专杀仇人。造成长安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炮鼓不绝。”

对此，成帝不闻不问，整日沉醉“温柔乡”中。执掌大权的公侯大臣们乘机竟相争利肥私，祸国殃民。

古代瓷器有一个成都富豪商贾叫罗裒，带着千万资财来到京师。他用半数钱财去贿赂曲阳侯王根和淳于长。他们得了好处后就给罗裒大开方便大门，把国家财利让给他。得到保护的罗裒肆无忌惮，“依其权力，赊货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他们一方一本万利，另一方塞满私囊，受损失的是国家，最终受苦的还是劳动人民。

贪得无厌的官吏们还直接从农民手里夺取田土，增加财富。红阳侯王立，通过南郡太守李尚，把农民已开垦的田地数百顷作为荒地划归自己所有，然后把这些土地卖给国家，得钱一万万以上。丞相张禹当官时就买了渭水、泾水边的沃田百余顷。到了老年，他又看上了平陵肥牛亭的田地，向成帝奏请。成帝对张禹是有求必应，不顾别的大臣的反对，赐给了他。日薄西山的西汉王朝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的生活，成帝又“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广大农民在统治阶级的巧取豪夺、层层盘剥下，失地破产，流离失所，人民穷困，国家疲弱，“公家无一年之蓄，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统治阶级的黑暗残酷，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成帝时期民众起义不断暴发，直接威胁了汉朝的统治，西汉王朝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汉统治阶级病入膏盲，西汉社会哀歌四起，而成帝却还沉浸在“温柔乡”中。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在赵昭仪(赵飞燕的妹妹)处，早晨起床袜子还没有穿好，就一命呜呼了。赵飞燕姐妹畏惧朝野舆论，相继自杀，但汉家政权由此一蹶不振，西汉王朝已日薄西山了。汉哀帝割袍断袖汉哀帝确实可以算勤俭节约的人，为人就不那么有效了。

崇尚俭朴的生活汉哀帝，名刘欣，是汉元帝的孙子，汉成帝的侄子。他三岁时世袭中山王爵位，十九岁时在汉成帝皇后赵飞燕的帮助下，继承大统，可谓是尊贵无比。

然而，汉哀帝身上却少有一般贵族的奢华气息，他崇尚简朴的生活。继位后不久，他就废掉了汉成帝时兴盛起来的乐府官，反对皇族贵戚们过奢靡的生活。接着，他又罢止了齐国的三服官(是汉朝管理织造丝服的官员)，提倡臣民们过节俭的日子。汉哀帝自己仅仅册立了一后一妃，以缩减后宫的用度。皇帝带头过朴素平淡的生活，古今少有，汉哀帝这样的做法是为什么呢?

早在汉成帝时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贫苦的农民无立足之地，统治阶级又拼命地征收重税以敛财，从而供自己大肆挥霍。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汉成帝还营造了昌陵，花费钱财一百亿元，同时征地平掉了百姓的坟墓几万座，颠沛流离甚至死亡的百姓有几十万人，导致民怨载道。当时又有连年水灾，大批饥民难民流落异乡，只得卖身为奴。这样一来，贫苦的农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他们只能揭竿而起，掀起了农民起义的高潮。

汉成帝初年，关中地区有数百人起义河古代兵器平三年、阳朔三年、鸿嘉三年、永始三年……都有人起义。虽然农民起义最终被汉朝统治者镇压了下去，但却暴露出汉王朝的统治已是危机四伏了。

汉哀帝即位之时，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阶级矛盾严重，农民反抗剧烈；王莽把持朝政、觊觎汉室天下；官僚生活腐败、敷衍国事政务。这也是汉哀帝初年的三大统治危机。他必须要缓和阶级矛盾，笼络人心，才能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于是，汉哀帝下诏，罢掉乐府官，禁止靡靡之音在汉朝的继续泛滥。他一向反对贵族奢侈无度、纸醉金迷的生活，提倡过平淡的生活，勤俭节约。同时，免去齐国三服官，不再设立专门管理织造丝织服装的部门，提倡君臣都衣饰朴素，减少用度。汉哀帝的本意是通过减少高档消费，从表面上看，缩小了贫富差距，使对比不再那么悬殊，让穷人感到心理平衡，化解了农民反抗的怨气。

不好女色好男宠汉哀帝的个人生活，也可称得上是简朴了。据说，他“雅性不好声色”。他还是定陶王的时候，娶了王妃；他被立为太子后，王妃跟着被改立为太子妃；他登基为帝后，太子妃即成为皇后。汉哀帝从没有喜新厌旧，对原配不离不弃。他虽贵为天子，却从不纵情声色，仅册立了一位昭仪，姓董。董昭仪的住处名为椒风，和皇后的住处椒房相呼应。董昭仪是汉哀帝最欣赏的女子，可她的住处也是很简朴，生活上也很简单，不讲究铺张浪费。汉哀帝的私人生活如此朴素，除了上述政治意义，可以号召臣民效仿学习，减少用度之外，会不会有什么隐衷呢?

事实上，汉哀帝身子孱弱，不能多近女色，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减少对女人的兴趣。他选择了补偿的目标——男宠。他的男宠名叫董贤，原本是他做王爷时的舍人。有一次董贤在殿下报时，汉哀帝见到了，顿时一见钟情。董贤蒙汉哀帝恩宠，先后拜为黄门郎、驸门都尉侍中。董贤以身侍帝，同卧同起。据说一次午睡，汉哀帝的衣袖被董贤的身体压住了，他想起床，可又怕吵醒董贤，于是就用刀割断了衣袖，可见恩宠无可比拟。董氏一门由于董贤的缘故，得以升官加爵，荣耀无比。他的亲妹妹即是上面所提到的汉哀帝最欣赏的女子——董昭仪。此外，董贤的父亲、岳父、内弟，都先后被封了高官。董贤自己也成为大司马，权倾天下，傲视权贵。

王莽的谋略董贤其实是个绣花枕头，胸无点墨。汉哀帝是个饱读诗书、熟悉治国之道的人，怎么会把大司马这样的重要权位放心地交给董贤呢?

这要从王莽说起。汉哀帝即位之初，正是王氏外戚专权、独揽朝纲的时候。汉哀帝要夺回军政大权，就必须要削弱王氏的权力。汉哀帝用自己的外戚丁氏代替王氏外戚，夺回了朝权。但他只给了丁氏尊贵的地位，并不交给他们实权。后来，他罢免了大司马丁明，由董贤代之。傀儡董贤当大司马，实际上等于全部权力都掌握在汉哀帝自己的手中。汉哀帝得以暂时实现了他的君主高度集权。他尊崇董贤，就可以压制和控制朝野的各派势力，震慑皇族贵戚，使他们不敢与王权抗衡，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汉哀帝提倡节俭，很大程度上掩盖和缓和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但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实际上，社会矛盾愈演愈烈。他重用董贤，看似夺回了大权，实则，王莽的势力不久就东山再起。汉哀帝下诏时还限定了田宅和奴婢的数量，触动了大地主的利益，势必会遭到反对，他的设想流于破产。汉哀帝的措施，实际上已经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刘氏天下已摇摇欲坠。王莽的毒酒身为国丈的王莽，残忍地杀死了亲女婿——汉平帝。

位极人臣王莽，字巨君。他原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的侄儿，在汉成帝、汉平帝时都任大司马，总揽大权，风光无限。他把女儿嫁给汉平帝为后，更是以国丈这无以伦比的尊贵身份掌控朝纲，权可倾国。王莽的权势和地位已经是位极人臣，且皇帝又是自己的亲女婿，可他却残忍地杀死了汉平帝。

王莽的姑母名叫王政君，登上汉元帝皇后的宝座后，娘家一族封爵授官，显贵无比。王莽的父亲早逝，没有能受到皇恩，分得个一官半职，因此他们家仍旧生活贫困。但是王葬却胸怀大志，并不跟那些受到皇后封授的亲友攀比，而是洁身自好，苦读诗书，结交名士，很有远见，因此受到了广泛的赞誉。王莽还小心地伺侯自己的贵族亲属，颇受他们的青睐。当时朝中的大司马大将军就是他的伯父，名叫王凤。王凤病重时，王莽比亲生儿子还要细致周到地服侍他，这让王凤很感动，临终前托付汉成帝和王皇后，授王莽一官半职。

于是，王莽从黄门郎做起，开始步入仕途。不久他就因为表现突出而升为射声校尉。他经常做一些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事，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爵位越尊贵、节操越谦逊的圣人的形象。在众人的盛赞下，他被荣封为新都侯，晋官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在年仅30岁的时候，就成为朝廷重臣。公元前8年，王莽更是击败了姑表兄淳于长，成为大将军。

被迫辞职汉成帝死后无子，就立了侄儿刘欣即位，即是汉哀帝。汉哀帝即位后一个月，就尊奉自己的亲祖母傅昭仪为太皇太后，母亲丁氏为皇太后，追封傅、丁两族的已故亲属。一时间傅、丁两族显赫无比，荣耀至极。傅、丁两姓新的外戚与把持朝政已26年的外戚王氏一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汉哀帝为维持政局的稳定，命令王莽让出大司马之位给丁氏，王莽无奈只好辞职。

后来，汉哀帝着手开始削夺王氏的爵位，把王氏权贵纷纷赶下台。傅、丁两家封侯受赏，跋扈不已。王莽此刻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滋味，他认识到了权力的宝贵，积极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公元前1年，汉哀帝逝世，王莽重新执掌大司马的职位。这时年仅九岁的汉平帝即位，因年幼无法亲政，就由王太后临朝，大权实际上落在了王莽的手里。王莽害怕汉平帝日后重演哀帝更换外戚的历史覆辙，就封汉平帝的母亲卫姬为中山孝王后，封平帝的舅父卫宝、卫玄为关内侯，命令他们留居中山，不得入京。

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申屠刚，他上书建议应该迎卫姬入京，这一下可触怒了王莽，结果被罢官。王莽的长子王宇害怕汉平帝亲政后，因王莽苛毒而迁怒于自己王氏一族，就想用计使王莽还政给平帝，以求日后能得到皇帝的宽恕，他派妻兄吕宽去王莽府门前喷洒污血，利古代灯台用王莽怕鬼神的弱点来吓唬王莽。不料王莽的门吏发现了吕宽鬼鬼祟祟的行动，报告了王莽，得以追查出真相。王莽真不愧是心狠手辣，他逼死了自己的儿子王宇，将吕宽下了狱，把自己的叔父王立，堂弟王仁、王安都害死，肃清了反对自己的势力。王莽还趁机把卫氏一族牵扯进来，除卫姬外，他屠杀了所有的卫氏族人。一时间，朝中再也没有人能跟他一争长短，他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

王莽设计铲除了平帝母亲一族，又计划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为后，安享国丈的无上荣耀。汉平帝十二岁时，王莽就上书为帝选后，他先虚伪地把自己女儿的名字划掉，再暗示朝臣们请愿。这样一来，每天都有上千人上书，请汉平帝立王莽的女儿为后。最后，他的阴谋终于实现。从此，他的女儿成为帝后。他成为当朝天子的岳丈，又是惟一的外戚。作为国丈执掌朝中大权，甚至还凌驾于汉平帝之上。

汉平帝内有王莽的女儿的监视，外有王莽的控制，又远离自己的亲生母亲，心中对王莽自是十分仇恨。到底还是年少不经事，汉平帝无意中流露出了对王莽的怨恨，被监督他的人知道了，报告给了王莽。这使得王莽警觉起来，他明白小皇帝一旦长大后亲政，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自己这个国丈。于是，他决心不留汉平帝，必须除掉他。

给皇帝一杯毒酒公元5年，大臣们欢聚一堂，为汉平帝贺寿。王莽献上一杯酒给皇帝祝寿，平帝喝了这杯酒后，毒性在夜间发作起来，腹痛难忍。王莽得讯，知道毒酒发作，心中大喜。但是为了掩人耳目，他还虚情假意地仿照周公替武王祈祷的故事，将自己甘愿代死的祷文封在匣内，以示忠心。汉平帝几天后终于不治身亡，王莽又假惺惺地令天下官吏穿孝衣三年，以示郑重怀念。汉平帝死后，王莽又选择了更年幼的仅仅两岁的小王孙刘婴立为皇太子，自己摄行皇帝之事，称“摄皇帝”。公元9年，他再也装不下去了，终于自立为帝，定国号为“新”，史称新朝。

为了争权夺势，历朝的宫廷内都充满了腥风血雨。王莽的女婿汉平帝因为怨恨王莽而招致杀身之祸，可刘婴仅仅五岁就被废掉，说明了什么呢?由此可见，任何人阻挡了王莽窃取天下的脚步，都成为他的绊脚石，不管是女婿还是儿子，他都毫不手软，坚决除掉。权贵的心中只有权力，根本就没有骨肉亲情。这样看来，王莽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势，而杀害自己的女婿，宁可让女儿当寡妇的行为，就不奇怪了。杀死亲生儿子王莽为了他朝思暮想的皇位，可以说是“大义灭亲”地逼迫自己的亲儿子自杀。

大义灭亲公元前8年，王莽刚刚38岁，就被升为大司马。他平素一向尽力表现出仁义礼孝、忠君爱国的样子，希望博取皇帝和朝臣们的尊敬与信任。旁人也确实都被他表面上做出来的样子骗了，认为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君子。

然而，信任他的汉成帝去世后，哀帝即位，任用了新外戚傅、丁两族，王莽的大司马之职刚当了一年，就不得不被追让位给丁氏。王莽于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南阳，积极结交地方上的士大夫，准备东山再起。

但就在他家居之时，他的家人却又出了问题。他的二儿子王获，意外之下杀死了一个奴隶，这种事在当时本来不是什么大事。要知道那个时候，官宦世家都养着很多奴隶和婢女，尽管皇帝有严令，不允许任意杀害奴隶，但是在大家族里死一两个奴隶实在不是什么大事。可是王莽为了博取自己的好名声，却对自己的儿子痛加斥责，而且还命令儿子王获自杀给那个奴隶偿命。

王莽这样“大义灭亲”的举动，虽是小题大做，却果然如愿地为自己赢得了极好的声誉，朝野上下对他是一片赞美之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汉哀帝只好恢复了王莽的官职。于是，他踏着亲生儿子的鲜血，重新登上了大司马的高位。

第二个儿子的鲜血公元前1年，汉哀帝驾崩，汉平帝即位，平帝的皇后就是王莽的亲生女儿。平帝年幼，王莽从此得以掌握了朝政大权。他还怕有其他人来争夺自己手中的权力，就卑鄙地用计排挤了平帝的母亲卫氏一族，不许平帝的亲生母亲和小皇帝见面，也不让卫氏族人到京城来。他的大儿子王宇很担心汉平帝长大后怨恨王莽造成自己骨肉分离，从而迂怒于王氏一族，甚至要王氏后代遭受灭门之祸，一直为此而忧心忡忡。可他知道，父亲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从自己的劝说。为了避免日后的灾祸，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但他却绝对没有想到，这条“妙计”一出，就搞掉了自己的性命。

为了这件事，王宇找到了自己的老师吴章和妻子的哥哥吕宽商议计策。吴章知道王莽迷信鬼神，就出主意说，把狗血洒在王家的大门上，让他感到害怕，吴章再去借机说天神之意是让王莽迎接汉平帝的母亲卫姬入京，还政于卫氏一族。王宇也认为这个办法行得通，就让吕宽赶快去办理。于是这三个人分头行动，吕宽趁着夜黑人静的时候，把狗血淋在王莽府门上，随后慌慌张张地就跑开了。不料王莽的门吏竟然看见了他，还认出这黑影是吕宽，就禀告了王莽。王莽听说此事，连夜审问吕宽，吕宽又供出了王宇。

王莽面对自己的亲儿子王宇，气得眉毛倒竖。他呵斥王宇，问是谁指使的，谁是主谋。王宇战战兢兢地供出了老师吴章。他以为父亲这一次大发雷霆，一定会重重处罚自己的。可他万万也没想到，王莽问完话后，什么也没再说，只是冷冷地跟他说：“你自杀谢罪吧!”说完就走开了。王宇实在想不到父亲竟然如此绝情。逼着儿子自杀后，王莽又杀掉了吴章。然后，他决定一不作、二不休，又将屠刀伸向了卫氏一族，杀尽了除平帝的亲生母亲以外的所有卫氏亲族，还把王氏一族内与自己不和的亲属，全都扣上通谋卫氏作乱的罪名，杀了个干干净净。朝中大臣也被他借此机会铲除异己，死掉了许多人。这一次，王莽的“大义灭亲”又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荣誉，王宇的鲜血让他荣膺了“宰衡”的称号，得到了“九锡”的待遇，荣耀显贵，无可比拟。王莽踏着两个儿子的鲜血，一步步登上日益升高的台阶，平步青云。公元8年，他成功地篡夺了刘氏的汉室江山，坐上了自己所建立的新朝的龙椅。

第三个儿子的死然而，因为是靠阴谋夺位，他也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篡夺他的宝座。王莽共有四个儿子，王宇、王获被他逼死后，另外一个儿子被吓疯了，他只好封仅剩的一个儿子王临为皇太子。王莽连续诛杀了两个儿子，妻子为此而哭瞎了双眼，王莽就让王临来侍奉母亲。王莽的妻子有个侍女叫原碧，曾经与王莽私通，这时王临来到后宫时，也和原碧勾搭在一起。日子久了，王临害怕自己的丑事被父亲知道，就和妻子密谋杀掉王莽篡位。可是在他还没来得及行动前，王莽就发觉了这件事，废掉了王临的皇太子之位，并把他撵出京师。第二年，皇后病危，王临写信给母亲，说皇上对子孙太苛刻，大哥、二哥都是三十岁时被父亲逼着自杀了，就不知道自己今年也已经三十岁了，能否保得住这条性命。正巧这时王莽来探视病危的皇后，见到了这封信，顿时震怒异常。皇后一死，他就拷问原碧，问出了她和王临私通的事。王莽怕家丑外扬，竟把参与审问的官吏一同处决，并勒令王临自杀，王妻也被逼自尽。

为了皇位，王莽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充分暴露了他性格中恶毒残忍的本性。连亲生儿子都可以杀了，还有什么是他不能做的呢?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但像王莽这样杀子杀婿的，倒真是不多见。王莽的结局西汉的外戚王莽对夺权蓄谋已久，终于如愿以偿地篡夺了汉朝的天下。

第十一章

王莽复古王莽即位做了皇帝以后，面临着西汉来年一片衰败混乱的政治局面。为了挽回败局，王莽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王莽首先改革了官制，将传说的上古官制拿来和汉朝官制结合，就成了新朝的官制。关于土地改革，王莽参照了夏商周的井田制，颁布“王田令”，即将天下土地改称为“王田”，同时禁止土地的买卖。如果一家人中男丁不满8人，但土地超过了900亩，就要将多余土地交给国家，再分给本族人耕种。以前没有土地的家庭则依照一夫一妻100亩的标准分配。违背法令的人将被流放。流放在封建社会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流放后还要服劳役，以后也不准再返回家乡。为了防止奴婢的增多，影响国家劳动力的减少，还颁布了“私属令”，将奴婢改称为“私属”，禁止买卖，违令者也是流放。另外，国家还将盐、铁、酒收回专卖，国家垄断铸钱，国家管理山林水泽，并收山泽税等等。他还先后改革币制，有四次之多，可是每改一次，都使人民更加贫困不堪。

走上末路王莽的新政并没有使他的政权稳固。他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北方匈奴的不满，致使边陲重起战火。当对外的战争正节节败退的时候，朝中的大臣又发生了叛乱。因为这次事件的刺激，对很多的亲信也不再相信了。每当外出的时候，他都要事先派兵在京城搜查，还取名叫做“横搜”。有一次外出，王莽惶恐，竟命令在京师搜查了五天之久。为了防范其他的人谋反，王莽对大臣入宫的随从人数做了限制，这又导致了新的矛盾。太傅平晏有一次进宫时带的随从超过了规定的人数，结果被把守宫门的仆射拦住，双方发生了纠纷，平晏的随从盛怒之下将仆射捆了起来。王莽听说后，气得七窍生烟，马上命人围攻太傅府，把闹事的卫士处死，这才算完。王莽还总是觉得自己的儿子想夺权，因此把儿子也杀死了。

就这样，他虽然用杀戮的手段将内部的祸患消除了，但外面的威胁即起义军却已经壮大起来无法消灭。王莽的统治已经走上了末路。

王莽的一些笑谈在这动荡的乱世之中，王莽再有办法，也不知道该如何挽救自己的命运。最后，他的所谓救亡措施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笑柄。

有人见他很害怕，便对他说，远古的黄帝曾经建了一个华盖，后来黄帝就成了仙。王莽听了，赶忙命人建了一个九重的华盖，高达八丈一尺，将这当成了成仙的车。每次外出，都要在前边拉着。还让几个人在车上击鼓，同时，拉车的三百名勇士边拉边喊：“登仙!登仙!”

还有人献计说，按照古时礼制，国家有大古代铜器难时，就以哭来向上天求救。于是，王莽就率领大臣们到了郊外，王莽抬头喊道：“苍天!你已将天命授与我，但为什么不替我消灭反贼!如果是我有大错，就请用雷电击死我吧!”然后，王莽就痛哭不止，也许是王莽真的着急了，结果哭得昏了过去。为了向上天表示自己的真心，王莽还命令太学生和百姓们每天都到郊外去哭，早晚各哭一次。他为了让大家尽心地替他哭，还下令说，哭得悲痛的就给郎官做。重赏之下必有“哭夫”，结果短短几天工夫，就有五千人得到了郎官的职位。

在公元23年，即地皇四年，绿林起义军拥立刘玄称帝，年号定为“更始”，刘玄就是更始帝。这使王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为了冲走这个不好消息带来的晦气，王莽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显示自己没有老，他还特意将自己的胡子染成了黑色。但这丝毫不能挽救王莽的败亡命运。

公元23年的6月，王莽派出的军队和起义军在昆阳交战，结果王莽军几乎全军覆没。起义军乘胜直捣长安。10月1日，义军攻进了长安的宣平门，进入城内。最后，王莽被起来响应义军的一名商人杜吴杀死。

王莽死后，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当初刘邦起义的时候路上遇到了一条巨大的白蛇挡住去路，刘邦抽剑要斩杀这条蛇时，那条蛇忽然说出刘邦有帝王相，但它还是要和他做对，它说，如果刘邦斩他的头他就在他朝代的头捣乱，如果斩他尾，它就在朝代的尾捣乱。结果刘邦将蛇拦腰斩断。最后，汉朝(包括西汉和东汉)就在中间被王莽的“新”朝捣了十七年的乱。而王莽就是这条蛇后来变成的，而“莽”正好和蟒蛇的“蟒”同音。如此看来，王莽的灭亡真是从一开始就定下来了。娶妻当娶阴丽华刘秀对皇后阴丽华的一往情深更是被后世人传诵的典范。

一见钟情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就是光武帝，他是汉刘秀高祖刘邦的九世孙。王莽的新王末期，天下大乱，起义纷纷，刘秀从南阳起兵，于公元25年重新建立了汉王朝。经过十三年的征发和平定战争，他终于统一了天下。

光武帝刘秀雄才大略，恢弘大度，开明谦和，以文治武功赢得了天下。他勤于国事，治政严明，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大好局面。据说刘秀生活很俭朴，后宫中只有皇后一名，贵人几名，美人、宫女、彩女更是有限。他对皇后阴丽华的一往情深更是被后世人传诵的典范，传说他们恩爱无比，是皇帝和后妃中少有的典范。刘秀更有“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名句流传后世。

刘秀虽然贵为皇族，可在祖辈日渐衰落的时候，家境日益贫困。到了他的父亲刘钦这一辈，仅仅是个县令。刘秀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他度过了一个窘困的青少年时代。刘秀家住南阳的蔡阳，与新野县相邻，他常听人赞美新野县首富阴家的小姐阴丽华，聪明贤惠，艳丽娇羞，多才多艺，非常出众。刘秀闻听这样的消息，怦然心动，虽然自幼家贫无助，可也是皇室后裔，更何况他生得身躯英武，眉清目秀，嘴方鼻高，自是有一种英雄气概，绝非燕雀而是鸿鹄啊。于是，刘秀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大丈夫立业扬名天下，娶妻当娶阴丽华，方不负此生！

终成眷属公元22年，天下动荡，南阳又闹起饥荒。刘秀起兵(等到他当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公元57年得到豪强地主的支持，很快他们的起义军发展成为七八千人，阴丽华的哥哥阴识也率领自己的部众投奔了刘秀。不久，他们的起义军加入了绿林军，刘秀任太常偏将军。王莽派了四十二万军队来围剿绿林军，此时刘秀据守的昆阳只有八九千人，他率轻骑十几人昼夜突围，调来援军。后又率三千精兵，突袭了敌军的中坚力量，杀死了敌将王寻。随后，昆阳城内的起义军乘胜追击，内外夹攻，王莽的军队大败。起义军以少胜多取得了昆阳大捷，刘秀在此战役中智勇双全，建立了奇功，一下子威名远扬。

此时，他认为自己建立了一定的功名，不会辱没了阴丽华小姐，就派人去阴家提亲，阴家早就对这位英雄豪杰敬佩无比，更欲攀附，哪有不同意结亲之理?于是，当年6月，正是意气风发的刘秀娶了年方十九岁的阴丽华为妻。当走进洞房，看到倾心已久的阴丽华那么端庄秀丽，高贵典雅时，刘秀惊呆了。梦寐以求的美人真的走到了自己的身边，好似梦境重现。阴丽华望见自己的丈夫如此英姿勃发，气概不凡，也是十分欢喜。夫妻俩从此恩爱情长，形影不离。然而，三个月后，刘秀要去洛阳任司隶校尉，不得不暂别娇妻。阴丽华遂回到了新野县的娘家居住。

无奈的政治婚姻刘秀在赴洛阳途中，听说哥哥被更始帝刘玄杀害，十分悲愤。他强忍着心中的痛苦，骗过了刘玄，被刘玄封为大司马，前往黄河以北的地区，招抚地方部队。刘秀一路废除了苛政，释放了犯人，他的队伍不断地壮大。可是，北方的宗窒此时却突然间拥立了新帝，在邯郸建立了政权，还要追杀刘秀。刘秀得知拥护新政权的武装力量是西汉的真定恭王刘扬，就派人前去游说刘扬归顺自己。刘扬同意归顺，但条件是要刘秀娶自己的外孙女郭圣通为妻。这样，一旦刘秀成了大事，自己也好沾光。

郭圣通是真定人，其父郭昌出身望族，其母是真定恭王之女，更是豪门富族。郭圣通知书达理，容貌姣好，人品更是出众。刘秀知道郭氏有权有势，若能联姻，对自己自是有很大的帮助。可同时，他又觉得愧对阴丽华，她聪慧贤德，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动力，与自己更是情投意合，怎么能让这么优秀的女人寒心呢?刘秀在矛盾中挣扎。

经过了反复的前思后想，踌躇不决，刘秀终于意识到：举起义旗只有前进，没有退路可以选择。如果错失了眼前的机会，失去郭氏对自己的支持，恐怕就要亡命天涯。真到那时，连结发的妻子阴丽华也要跟着自己受罪，就更别提让她享受什么荣华富贵了。这样仔细思量后，刘秀最终决定；答应与郭氏联姻，迎娶郭圣通。

刘秀和郭圣通的政治婚姻很快就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使得刘秀如虎添翼，为他最终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宠幸阴丽华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称帝，改元为建武。第二年，他命人修缮洛阳的宫殿，准备迎接结发妻子阴丽华。此时，距他们新婚一别已有三年，重逢之时，两人都感慨万分。刘秀认为，阴丽华是那么的高贵典雅，又是自己前进的动力和源泉，具备母仪天下的品质，自己应该立阴丽华为后。可郭圣通和她的族人却也为自己夺取天下开创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郭圣通还为自己生下了皇子，按照母以子贵的传统，也该立郭氏为后，更何况，如果不封郭氏为后，势必会失去郭氏族人对自己的支持，对于自己巩固刚刚建立的基业是非常有害的，将造成重大的损失。考虑到这些，刘秀感到非常为难。这时，阴丽华替他解了围。她坚决请求刘秀，立郭圣通为后，这令刘秀十分欣慰，也因此对阴丽华更加宠爱有加。从此，刘秀出征时，都会带着阴丽华，日夜不分离，他们的儿子刘庄也就出生在行军途中。

刘庄聪明伶俐，深得刘秀的喜爱。据说他十岁时就能通读《春秋》，十二岁时，就替刘秀为国事排忧解难，十五岁时，恰逢原武爆发农民起义，官军久平不下，刘秀十分着急。刘庄对父亲建议，采取围城留之阙的计策，导致小股起义军出逃，涣散了农民起义军的军心，成功地瓦解了原武城的武装。刘庄如此足智多谋，让刘秀更加欣赏。他越来越想废掉郭圣通的儿子，太子刘强，改立阴丽华的儿子刘庄为太子了。

公元41年，天下安定，四海升平。此时的郭氏一族，原来的豪强地主，已经不能对刘秀的东汉天下构成威胁了。于是刘秀下诏，废掉了郭圣通的后位，改立阴丽华为后，同时，刘庄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

阴丽华成为皇后，圆了刘秀多年的心愿。在他的心里，阴丽华一直是他的指路明灯，是他心目中的女神和最知心的爱人。而郭圣通，不过是他攀登路上的一个台阶，是政治工具，是被利用的角色。所以，郭圣通在刘秀平定天下之后被废去后位的悲哀，也就不足为奇了。

刘秀为一代帝王，能从感情的需要出发，留给后人“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名言也算是少有的帝王情种了。汉光帝宽以待人刘秀能够完成宏伟事业，除了他的才干之外，还与他宽厚待人的精神密切相关。

不随便杀人刘秀对自己的臣属要求既严格，又宽厚，从不以刑杀立威。如刘秀在河北与占据邯郸的王郎争斗时，因王郎势力较大，刘秀内部一些人与王郎有些来往，以寻求后路。当刘秀消灭王郎之后，缴获了不少刘秀部下与王郎私下交往、并辱骂刘秀的书信。刘秀故意不去翻阅，还让人把那些书信全部烧掉。于是，那些与王郎有过秘密交往的人员不仅打消了顾虑，而且对刘秀的宽宏大量感激涕零，从此便一心一意追随刘秀打天下。刘秀统一全国之后，也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诛杀功臣，而是教育功臣遵纪守法，善始善终。对其中确有治国才干的，如邓禹、贾复、李通等人参议朝政。其余从南阳起兵以来屡立战功、但缺乏治国之才的功臣宿将，则给以优厚封赏，让他们安享天年。

刘秀对敌军营垒中的人前来投降，也能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当时隗嚣占据甘肃，公孙述占据西南益州，刘秀占据中原，隗嚣对臣服于公孙述还是臣服于刘秀，一时举棋不定，就派部将马援分别去两处实地了解情况，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从小相好，就先入蜀见公孙述。公孙述在阶下、殿上列满持戟的武士，才宣布让马援来见。后来马援去洛阳，刘秀却在一间普通殿房中接见他，穿着也很简朴，更没有戒备森严的卫兵在场。马援一到，刘秀立即笑着古代瓷器迎上前去，十分友好地说：“您徘徊在两个皇帝之间，今天能见到您，使我很高兴。”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与公孙述那种大摆皇帝架子的傲慢态度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马援很受感动，后来就归附了刘秀，成为一员战功卓著的名将。再如坚守洛阳的朱鲔，曾参与谋害刘秀哥哥刘绩的行动，又曾阻止刘秀往河北发展势力，很担心投降刘秀后会遭报复，而刘秀派人向他表示：“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忌恨个人的小私怨。朱鲔若现在投降，官位都可保留，又怎能加以诛杀呢?河水在此，指河为誓，我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即任命他为平狄大将军，封扶汉侯，历代为官。刘秀对这些仇人都宽宏大量，不加报复，对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由于刘秀的宽厚待人，其他营垒中的不少文臣武将都纷纷投靠于他，既减少了对立面，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用人不疑刘秀宽厚待人的再一个表现就是用人不疑，不对部将进行监视和掣肘，即使对长期专兵的大将也是如此。如大将冯异长期统兵在关中，有人向刘秀告状说：“他威权达于极点，百姓倾心拥戴，都称他为咸阳王。”冯异听说后异常紧张，立即上书说明情况，刘秀却这样答复他：“将军与我，义为君臣，恩同父子，有何嫌疑，而生惧意?”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使冯异安下心来。刘秀对外出统兵作战的将领一般没有任何牵制，使他们可以放开手脚去指挥打仗，所以刘秀的军队常常获胜。将领们对刘秀无不舍死效忠，恪尽职守。君臣关系十分融洽。

秉公执法刘秀虽然对臣属很宽厚，但对贪赃枉法、祸害国政的官员却从严惩处，决不姑息迁就。如大司徒欧阳歙，八世为博士，以讲授《尚书》而知名，声望很高。后来他在任汝南太守时度田不实、贪赃千万的罪行被人告发，刘秀即将他逮捕下狱。当时有近1000名儒生守候在宫门口替他求情，还有人甘愿替他受死，但是刘秀仍坚持依法办事，下令处死。对于他姐姐湖阳公主的家奴行凶杀人之事，刘秀也能支持洛阳令董宣秉公执法，将杀人犯当场处死。并称赞董宣是“强项令”，赐钱30万。邓禹辅佐刘秀邓禹是东汉最重要的开国功臣之一，他在东汉王朝建立的功臣榜中功劳名列第一。

文武双全，投靠明主邓禹(公元2年—58年)，字仲华，新野三泉阪(今城郊乡板桥铺村)人。他少年学习诗书，勤练武艺，得到乡里人们的交口称赞。后来，他去了长安求学，进了当时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继续学习。在这里，他与同在太学学习的刘秀成为了好朋友。

新莽末年，全国各地义兵蜂起。等到更始皇帝时，许多豪杰都推荐邓禹去为刘玄服务，但是邓禹看得很清楚，刘玄不是能为人君的适当人选，所以全都拒绝了。

后来，他听说刘秀在河北起义，就连夜北渡黄河，追到了邺县才赶上刘秀的队伍。刘秀一见他很高兴，对他说：“我现在是更始皇帝的属下，有委官封赏之权。你千里跋涉而来，是想当官么?”他回答说：“我不是要在现在的朝廷里当官才来的。只是因为您的威德加于四海，如果我能为您效劳，就可以开创一代新王朝了!”刘秀一听更是大喜过望，本来他也是西汉的宗室出身，一直不甘心屈居于更始帝之下，总想取而代之。现在听到邓禹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当然很高兴遇到了知己，于是就把邓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随时同他长谈。

邓禹针对时势，对刘秀说：“现在更始帝虽然在关西建立了统治，但是山东还没有安定，赤眉、青犊等义军，数以万计，三辅自立名号的人，往往在那里群聚。刘玄既未挫伤他们，而又不善听取忠言做出正确的决断，他的诸多将领皆都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庸才，他们都只知道掠夺钱财，争用武力，图一时之快而已。他们之中没有忠贞明智、深谋远虑、能辅佐皇帝兴邦安民的人。现在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您虽对刘玄有辅卫之功，但恐怕还难以自立。今日之计，不如广揽英雄，取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这样做，天下还不能够平定吗?”刘秀大喜，令左右称邓禹为邓将军。

自此，邓禹就常居中军，跟在刘秀身边，帮助刘秀共议军政大事。刘秀感到自己的地盘太小，势力不大，拿着地图对邓禹说：“天下郡国这么多，现在我却只得到了其中的一个，怎么能说天下很容易平定呢?”邓禹回答说：“现在海内淆乱，人们都渴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这就象赤子思慕慈母一样，再说，从来兴旺称雄的人都是因为威德的传播，而不是以现在国家的大小而定的。”刘秀认为邓禹言之有理。

屡立战功邓禹不但是一个政治理论家，而且能文能武，既对当时的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还是一个能上马带兵打仗的勇将。

王郎起兵反汉，刘秀自蓟至信都，命令邓禹征集将士，得数千人，在邓禹的率领之下攻占了乐阳，首立战功。邓禹又很擅长推荐贤能，所举之人都才干出众，才尽其职。刘秀非常赏识邓禹识才、举才和用才的贤德，所以每次任命和调整将领时，多听取他的意见。乐阳之战后，他又奉命与盖延到清阳镇压铜马义军，大获全胜，平定北川。当赤眉大军入关，刘秀料定赤眉义军必破长安，自己则想乘机收取关中。由于他深知邓禹善于谋略，器量恢宏，遂委以西征之重任，任命他为前将军，使其持节率精兵两万西入函谷关。

建武元年(公元25年)正月，邓禹由箕关进入河东，大战十天，攻占箕关，时而围困安邑。更始大将军樊参数万人攻打邓禹，邓禹在解南大败樊军，斩杀樊参。接着，王匡、成丹、刘均等将领汇合十余万大军，共同攻打邓禹。他大败王匡，生擒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平定河东。

激流勇退，明哲保身刘秀即位，任命邓禹为大司徒，封酆侯，食邑万户，并下诏表扬他极有忠孝之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勋显著。邓禹一上任，就率兵渡汾阴河、入夏阳，击败更始十万兵将。他军纪严明，军队所到处，均受到百姓的欢迎，降者日以千数，众号百万，倍受百姓拥戴。男女老少齐集其车下，莫不感悦，名震关西。他又北击枸邑，所到之处，郡邑皆开城门归顺。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他被更封为梁侯，率军抵达长安，犒劳三军，斋戒将士，选择良辰吉日，备厚礼到高庙拜祭，并收集十一个帝王牌位，派使者敬奉到洛阳；又巡查帝王陵墓，设官吏守护。后来邓禹因为一次战败，就辞去大司徒之职和梁侯的封号，上交了印绶。但是几个月后，他又被拜为右将军。

建武四年(公元28年)春，他奉命率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王匡南攻，收降刘嘉，击败延岑，迫使延岑逃奔汉中，余部皆降。

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天下平定，邓禹被定封为高密侯，放弃了原来的将军之职。这正是他激流勇退，明哲保身的明智之举。他淡泊名利，待人敦厚，孝敬父母。天下已定，常思远离名誉和权势。邓禹还教子有方，他有十三个儿子，他不引导他们追求高官厚禄、追名逐利，而是让他们各掌握一种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技艺。他修整家庭伦理，教养子孙，食封邑，不置产业。后来，他的子孙皆称名天下。

中元元年(公元56年)，邓禹复任大司徒。显宗即位，因为感到他的功劳太高，就拜他为太傅。永平元年，邓禹逝世，谥元侯。永平中，显宗追念邓禹开国功勋，诏画像绘其像于南宫云台，为二十八宿之首。马援被诬陷马革裏尸，气概实在令人敬佩。

老而弥坚马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因为他功勋卓著，所以，光武帝刘秀在统一了全国，恢复了汉家天下后，封他为伏波将军、新息侯。

马援家境贫寒，十二岁时，父母双亡，因为无钱上学，只能由哥哥马况在劳动之余，教他读书识字。由于学习条件的限制，几年过去了，马援的学习成绩非常一般，他有些泄气了。哥哥马况鼓励他说：“你不必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而苦恼，你的才能很大，只是成功的晚些罢了。”这也就是成语大器晚成的来历。马况的话后来果真应验，天资并不聪明的马援，后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早在王莽统治时期，马援曾在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当差。有一次，他在押解一名因反抗朝廷统治而被捕的罪犯时，怜惜起对方是条好汉就私下里把犯人放跑了。放跑了犯人，自然他自己也不能再继续当差了，于是，马援就逃到了北方边界一带躲藏了起来。没几年的功夫，他就已经成了一个大财主，有佃农数百，有牛马羊数千，可谓是富户了。

然而，马援想要的生活，并不是一辈子过这样衣食富足的日子，当他看到全国各地的英雄豪杰都在逐鹿中原时，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分送给朋友和手下的佃农，准备投奔到逐鹿中原的滚滚大潮中去。临行前，马援满怀豪情的说：“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远大志向。越穷越坚强，越老越雄壮。”

常胜将军此后，他来到了中原，先是在刘秀的政敌隗嚣手下，做了一名将军。后来，他认识了刘秀，发现刘秀是一位礼贤下士、有雄才大略而且很有君主气度的英雄，就投奔了刘秀。马援遇到刘秀，可谓是良臣遇到了明主。在跟随刘秀的日子里，马援多次带兵东征西讨，为刘秀统一全国，建立东汉，立下了赫赫战功。马援率军作战，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自己勇冠三军。比如在平定陇西时，马援被敌人的箭射穿了小腿肚子，可他仍然咬着牙，坚持端坐在马上，指挥作战，这使得全军将士士气大增，一鼓作气，最终大获全胜。刘秀对马援的指挥才能十分折服，经常称他为“常胜将军”。

古代瓷器当东汉政权稳定以后，很多大将军都功成身退，也有人劝马援说：大将军南征北战，九死一生，现在也该尽情地享享清福了。马援豪迈地回答道：“男子汉大丈夫就该在战场上显示自己的威风，死就要死在疆场，让别人用马革裹着尸首送回老家，怎么能天天醉卧在床上，缠绵于儿女的私情呢。”

公元48年，南方的五溪一带，有个少数民族部落叛乱，光武帝刘秀一连两次派兵征讨，都大败而归。这时的马援已经是62岁了，他主动向光武帝请求出征。刘秀看着已是银髯满鬓的马援，很是于心不忍。马援声如洪钟，对光武帝说：“陛下，臣还能披甲上马!”刘秀被老将军的精神深深感动，命令武士们为马援牵马进宫，让他一试身手。只见马援轻松地翻身上马，雄赳赳、气昂昂地跑了一大圈。光武帝刘秀动情地说：“老将军真是威风不减当年啊!”于是，派马援出征讨伐少数民族部落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马援临行前，与朋友们话别，说：“我深受皇恩，现在年事已高，我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唯恐不能为国而死。今天，总算有了一个机会，我即使战死在沙场，也死而瞑目了。”送行的人，听了马援这样的话，无不落泪。

小人的谗言马援率军队来到了五溪后，打了几个胜仗。但由于五溪在南方，他所带部众多是北方人，水土不服，身体很不适应，于是整个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差。在战争的关键时刻，马援自己也体力不支，得了重病，导致了战事进展缓慢。有小人趁机向光武帝进谗言，说马援指挥失误，贻误了战机。

刘秀连忙派驸马梁松前往前线，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梁松平日里飞扬跋扈，正直的老将军马援一向看不惯他，因而没有给过梁松什么好脸色。梁松想趁机公报私仇，可当他赶到五溪时，马援已经病死在军中了，梁松感到非常地失望。可他这个小人，连死人也不放过，回来后向刘秀告状，说马援不但指挥失误，还趁机从南方搜刮民脂民膏，带回了一车珍珠。

这一次，光武帝刘秀相信了自己的驸马，下令革去马援所有的职务，并派人到他的家里去查抄从南方运回的珍珠。

去马援家抄家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他们给光武帝带来了一把所谓的“珍珠”。刘秀一看，不认识这些东西是什么，有认识的文武大臣一看，赶忙告诉光武帝说，这是用来治疗风湿病的中药，学名叫薏苡。原来，马援由于长期征战在外，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从南方运回的所谓珍珠，是他治疗风湿的药材。许多文武百官当场落泪，一心为国、马革裹尸的大将军战死疆场，死后却仍要遭人迫害。

光武帝刘秀狠狠地教训了驸马梁松，也不再让人去追查马援的罪过了。可是，马援兵败五溪是事实，所以，刘秀还是让人把马援的爵位革去了。三十年后，汉章帝才把自己祖辈误判的这桩不近人情的冤案予以平反，马援被谥为忠成侯。

可叹一代名将马援，大器晚成，马革裹尸，一心为主，老当益壮，到头来却落得个被小人诬陷的下场。马援的赤胆忠心，是为后世人所敬仰。大树将军文武全才，堪称刘秀的左膀右臂。

投靠刘秀冯异起初是王莽手下的一员将领，之后投奔了后来成为光武帝的刘秀，做了刘秀一朝的大将军。冯异是今河南宝丰地区的人，他从小熟读兵书，据说能把《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等兵家典籍倒背如流，因此很多人都夸他将来必是个大将军的材料。

在王莽新朝乱政的时期，绿林军爆发了起义，冯异曾被王莽任命为保卫父城的将领。而当时指挥进攻父城的正是日后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冯异和刘秀可谓是不打不相识，刘秀见冯异有大将风范，指挥若定，进退有方，心中对他很是欣赏。而冯异也觉得刘秀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帝王模样，很有大家的风度，是个能成大气候的君王。这样一来二去，冯异的仗并没有多打，反倒是最终弃城追随了刘秀。从此以后，刘秀的军帐中，就多了一位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大将军冯异。

大树下的谋略虽然冯异在战场上叱咤风云，辉煌无比，骁勇善战，能攻能守，可他在平时的生活中却很小心谨慎，不苟言笑，可谓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据说冯异在路上走，无论碰到比自己官大还是官小的人，他都主动让路，所以他的人缘极好。那些只会打仗的鲁莽将士们打了胜仗时就会粗鲁地吵吵闹闹着去邀功请赏，而当冯异打了胜仗凯旋时，他总是一声不吭地悄悄离开，一人坐在大树下，思考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正因为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又善于用兵，功名显赫，却不居功自傲，将士们都称他为“大树将军”。这个称呼，体现了冯异博学多才，沉稳有加的性格品质，也反映了将士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之情。

光武帝刘秀深知冯异的脾气秉性，尽管冯异不会和其他大臣一样，有了一点功劳就在他面前邀功请赏，可刘秀从来都不忘记这位为自己建立东汉政权东征西讨，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大将军。刘秀先后封冯异为阳夏侯和征西大将军。冯异的确为刘秀打了很多的胜仗，在他奉命进军关中地区时，从河南到陕西，一路过关斩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冯异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短短十年间，冯异把原本已满目疮痍的关中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冯异功劳如此之大，又不居功，反而自谦得很，这深得光武帝刘秀的宠爱和信任，也自然引起了一些小人的妒嫉，有一些人给光武帝刘秀上书，说冯异在关中权势过重，拥兵自重，有谋反的野心。刘秀很是信任冯异，便把这些奏折拿给冯异看，天性老实的冯异一看这样的奏折，吓了一大跳，跪在地上半天不敢动弹。倒是光武帝刘秀连忙离座，把冯异搀起来，安抚他说：“将军莫慌，您对汉朝江山的一片赤胆忠心，朕岂能不知晓不了解。咱们名义上是君臣，论恩德则如父子，你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为我开辟了大好的河山，老将军千万别把这些无稽的谗言放在心上。”于是，刘秀不但不问冯异的罪，反而对他大加赏赐，这样的举措让冯异大为感动，他发誓要一辈子效忠光武帝。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光武帝刘秀对冯异的确是非常地敬重和信任。

居功不傲中原和关中地区被冯异平定了之后，刘秀又命冯异带兵攻打一直在陇西(今甘肃兰州一带)割据搞分裂的隗嚣。冯异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进展十分顺利。然而，在他每次从前线传回的功劳簿上，有许多将士的姓名，却总是没有他自己的名字。光武帝刘秀无不感慨地说：“征西的功劳昭若山丘，冯老将军却从不提起自己的功劳，他的品德太高尚了!”后来，光武帝刘秀专门下诏，晓谕全军将士，对冯异大加表彰。刘秀也从此更信任冯异了，冯异自然也对光武帝更加感恩。

然而，就在冯异的军队即将消灭完隗嚣的余部残敌时，冯异却突然得了急病，不幸死于征途之中。全军将士闻听此消息皆扼腕痛惜，无不伤心落泪。冯异去世的消息传到洛阳，光武帝刘秀十分伤心，竟在金殿上痛哭了起来，他失声哭道：“失去了冯老将军这样的忠臣，是我大汉之大不幸啊!”硬脖子县令敢拿皇亲国戚开刀，勇气的确让人钦佩。

无人敢动的皇亲国戚建武年间，陈留(今开封市东南)人董宣在洛阳当县令。县令的官职虽小，但却是洛阳的父母官。由于京城是天子脚下，汇集了大量的达官显贵，所以，县令这个小官的确不好做。谁也得罪不起，事又不能不管。

董宣生性耿直，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他认为自己既然是京城的父母官，就有把京城治理好的责任，就算是皇亲国戚犯了法，也应与庶民同罪，要按法律制度办事，决不能徇私枉法。

有一天，湖阳公主府上的一个家奴，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别人的珠宝，还行凶杀人。状子告到了县衙，董宣看完状纸，很是气愤。他说：“这还了得，在天子脚下，一个家奴竟然敢明目张胆地行凶杀人!”当即传令，把凶犯捉拿归案。

可他堂下的捕头们好像都没听到董宣的话一样，都站在原地不动。董宣厉声问道：“你们为什么都站着不动?还不快去把杀人犯给我带上堂来!”可堂下还是没有动静，许久，领头的衙役小声对董宣说：“老爷，这个杀人犯是湖阳公主的家奴，我们进不了公主府啊!再说，就算是进得了公主府，又有谁敢下手拿人呢?这件事，您还是不要追究的好。”

董宣听了这样的话非常愤怒。他说：“什么?有人在京城杀了人，我作为洛阳县县令却不去追究，那我还当这个父母官做什么?古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倒要看看湖阳公主能把我吃了不成?”他命令众衙役第二天一大早随他一起去亲自捉拿凶犯。如果不能把杀人犯正法，董宣说他就不做这个洛阳县令了。

风景画鉴赏捉拿凶手落网第二天一早，董宣亲自带人来到湖阳公主的府前，捕头们说的没错，公主府的家奴们趾高气扬地堵在门口，不让进去。董宣也不着急，就让衙役们给他搬了把椅子，坐在公主府大门对面等着杀人凶手出来。一连几天，天天在此。

湖阳公主在府内，开始还可以踏实作息，后来也沉不住气了。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竟然天天堵在自己的府门口，口口声声地要捉拿凶犯，自己的面子都快丢尽了。湖阳公主自幼娇生惯养，脾气也倔得很，她说：“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一天，湖阳公主带着大批家奴，浩浩荡荡地从府中出来，杀人凶手负责为公主赶车，她要向董宣示威。董宣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带着众衙役从县衙赶来，拦住了湖阳公主的车。坐在车内的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她的尊严，沉下脸来说：“董宣，你一个小小的洛阳县令，也敢拦本公主的车，你还想不想活？”

董宣并没有被湖阳公主的阵势所吓倒，他拔出佩剑说：“您身为公主，不为当今万岁分忧，却背后指使自己的家奴在京城胡作非为。你应该明白，这是在天子脚下，容不得扰乱国家治安的破坏分子。请公主主动交出杀人夺宝的凶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否则，公主就别怪在下无礼了!”

湖阳公主气不打一处来，认为董宣太不给自己面子了，说：“我看你今天敢把本公主怎么样?”

董宣明白，和公主斗嘴是没有用的。他一摆手，叫衙役们把杀人犯逮捕归案。衙役们一哄而上，把杀人犯从公主的车上揪了下来。董宣怕夜长梦多，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剑就把杀人凶手当场处决了。

湖阳公主没想到董宣真的敢在自己面前执法，差点儿气昏过去。她立即赶往皇宫，当着自己兄弟、光武帝刘秀的面大哭大闹，说董宣欺负她，让光武帝为她出气。

董宣对光武帝的劝谏光武帝刘秀听了湖阳公主的话，也十分生气。立即召董宣进宫，要狠狠地打他，为姐姐出气。董宣进宫后，连忙跪下说：“陛下，臣有话要说，等臣奏完，您再下令打死我也不迟。”

光武帝怒气冲冲地质问他：“你连朕的姐姐都敢欺负，还有什么话可说?”

董宣不慌不忙地答道：“陛下，我汉朝的社稷，差点儿毁在王莽和绿林、赤眉之手，将士们拼死拼活才换来了今天的中兴局面。我朝当务之急，是重整风纪。然而，湖阳公主却放纵家奴在京城行凶，这样下去，社稷如何能得到长久的安稳呢?臣得罪公主，为的是社稷江山，如果做的不对，不用陛下动手，臣死在陛下面前就是了!”说罢，董宣就一头撞在身边的柱子上。光武帝刘秀连忙令侍卫拉住董宣，可再看他时，已经是血流满面了。光武帝心里十分清楚，董宣说的在理，是湖阳公主的错。而且董宣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可光武帝又不好意思当着姐姐的面把这些话说出来。于是，他建议说，让董宣给湖阳公主磕个头，赔个礼，以了结此事。

董宣跪在地上，仿佛没有听见光武帝的话，表现得毫无反应。两名侍卫知道这是光武帝想找个台阶下，就使劲摁着董宣的头，要他磕头。可董宣却用两手撑着地，使劲挺直脖子，就是不磕头。

刘秀见此情景，知道了董宣的为人，也不再难为他，就下令：“把这个硬脖子给朕轰出去。”

湖阳公主见刘秀放了董宣，很是气愤，说：“兄弟，从前你当老百姓时，还敢收留罪犯，和地方官吏抗衡。可现在做了皇帝，为什么却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对付不了?”

光武帝刘秀一本正经地说：“正因为我做了皇帝，才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姐姐，请你一定要为我大汉的社稷着想，不要再放纵家奴做违法的事了。”

后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没有处分董宣，还赏给他三十万钱作为奖励。董宣回到县衙后，把这笔钱分给了跟随自己去捉拿杀人凶手的衙役们。从此，洛阳城里原有的飞扬跋扈的权贵们都不敢像以前那么嚣张了，他们背地里都称董宣是“硬脖子县令”。丑女孟光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举案齐眉”的美好故事。

丑女多次拒婚东汉初年，陕西扶风县有一户姓孟的人家，虽不是高门贵族家庭，但却靠经商聚积了不少钱财，算得上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家。孟家有一个女儿，粗眉大眼，身材矮小壮实，肤色黧黑，可谓姿色俱无。这副容颜本来就使她的婚姻成为困难，但她偏又自视甚高，别人不挑她，她倒挑起别人来了。

有一次，一个落魄书生，饿昏在荒野，被孟女发现，背回家救醒，疗养月余，渐渐康复，书生渐生好感，对孟女的外貌也就并不在意，有求婚之意，孟家父母都感到非常满意，但却碰了孟女的“冷钉子”，并被数落了一顿：“你们读书人，不缺胳膊不少腿，到处请托权门。得意时，正眼都不瞧我们；失意时却饥饿不能自存，还痴心妄想娶媳妇呢?我如果在这时候答应你的求婚，人家会说我趁人之难。你还是不要这样打算吧!”书生只好答谢她的救命之恩，怏怏而去。这件事一传开，乡里大为震惊，都佩服孟女的侠义，不少人前往求婚。当地一家财主的儿子求婚，遭到孟女的拒绝之后，顿生羞恼，指斥道：“我上门求婚是抬举你，凭我的财富，找一个漂亮媳妇难道还成问题吗?瞧瞧你那模样。”孟女毫不示弱，针锋相对：“有钱就财大气粗吗?模样丑是天生的，你有钱就买‘俊’的，就是买不去我这‘丑’的。”县令的小舅子一听，也决定来碰碰运气。他尽量打扮得儒雅一些，装出斯文相，登门求亲，与孟女相见，开口夸赞道：“久闻姑娘高义，实在佩服!”孟女莞尔一笑：“高义怎比高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哪里值得您如此称道?”县令的小舅子一听，也就悻悻地走了。

孟女几次拒婚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登门求亲了，到三十岁时，仍是待字闺中。父母终于失去了耐心，问她：“女儿，你到底要嫁个什么样的夫婿?”女儿不假思索地应声而答，“我要嫁个像梁伯鸾一样的贤士!”父母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又说了一遍，以为是女儿灰心至极说的气话，但女儿神色安详，哪像是在生气呢!父母都认为女儿的这个念头荒唐之极，绝无实现的可能。

梁鸿主动提亲扶风有一位著名的隐士，名叫梁鸿，就是孟女口中的梁伯鸾。这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而且为人品行端正，诚信忠厚，在当地有很高的声望。他甘于贫困，立志不仕。附近的人仰慕他的名声，许多人都主动上门提亲，可是都被他拒绝了。所以，孟家的人认为想让梁鸿许婚事是不可能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梁鸿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竟然真的请人来下聘礼。孟家人喜出望外，满口答应，又唯恐梁鸿反悔，很快议定了嫁娶之期。待到成婚之日，孟女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珠宝金银，身上丝织衣服闪闪发光，脚穿青丝鞋。一路吹奏弹唱，好不热闹。然而，婚后一连七日，梁鸿一言不发。第八天早上，孟家女来到梁鸿面前，恭恭敬敬地行过札，然后对他说：“妾早闻夫君贤名，立誓非您莫嫁；夫君也拒绝了许多家的提亲，最后选定了妾为发妻。妾深感荣幸!婚后，夫君默默无语，使妾诚惶诚恐。想必是妾犯了重大过失，如此，请夫君治罪。”

梁鸿听罢，带着一种不满的神情说：“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妻子是位能穿麻、葛制作衣服的人，并且能与我同甘苦，能够与我一起隐居到深山大泽之中。而现在你却穿着绮缟等名贵的丝织品缝制的衣服，涂脂抹粉、梳妆打扮，一副贵夫人模样，这哪里是我理想中的妻子呢?”

孟女听了，不但不恼，反而欣然作喜，对梁鸿说：“我这些日子的穿着打扮，并不是我的初衷，我只是想验证一下，夫君是否真是我理想中的贤士。其实妾早就备妥了劳作的服装与用品。”说完之后，便将头发卷起来，穿上麻布衣服，架起织机，动手织布。梁鸿见此，又惊又喜，连忙走过去，笑容满面地对妻子说：“你是我梁鸿真正的妻子!”他怀着尊敬的心情，为妻子取名为孟光，字德曜，意思是她的仁德如同光芒般闪耀。

隐居山野自从梁鸿妻子换上麻布衣服，亲自纺纱织布以后，夫妇互敬互爱，男耕女织，在家乡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一天晚饭后，当梁鸿像平时一样拿起书本时，孟光拉住了他的手，用深情的目光注视了他好久好久，弄得梁鸿疑惑不解。这时，孟光用低沉的声音对梁鸿说：“妾早就知道夫君要遁世归隐，避开尘世的烦恼。但为何我们至今还不走?难道夫君还要向世俗低头，委屈自己去入仕吗?”梁鸿猛然惊悟，忙说：“贤妻说得好，此处无甚可留恋的，我们即刻归隐吧。”于是就在当天晚上，夫妻二人忙碌了一个通宵，收拾行装，将必需的生活用品打包装点，第二天天刚亮，夫妻二人背着包袱，踏着未尽的月色，悄悄地进到了霸陵(今西安市东北)山中，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霸陵山深处，他们就着岩石，用枯树枝和茅草搭起了能遮风避雨的草棚，在山谷中开垦出了一片土地，种上了小麦等作物。白天，他们共同劳动；夜晚，梁鸿就着火边或诵读经书，或赋诗作文，或弹琴自娱。孟光则缝衣衲鞋，或夫弹妻唱，抒发他们对前代高士的仰慕之情和不为利禄所染的高洁品格。

梁鸿孟光但是霸陵山山势并不幽深、险峻，更不是无人涉足之地。梁鸿夫妻隐居于此山的生活终于被外人知道了，昔日平静、恬然的日子再也无法保持，经常有人慕名前往寻找他们。为了保有自由安宁的生活，梁鸿夫妻以后又多次搬家，躲避这些世俗的烦扰。再加上梁鸿做的一首讽刺东汉统治者的《五噫之歌》触怒了皇帝，派人在全国各地捉拿他们，所以他们隐姓埋名，躲避得更隐秘了。后来，他们来到了吴地(今江苏境内)，寄居在当地大族皋伯通家宅的廊下小屋中，靠为人舂米过活。皋伯通开始倒未留意这个舂米人是何等人物。一天，他偶然看见梁鸿妻子孟光给粱鸿送饭，只见妻子恭恭敬敬地走到丈夫面前，低头不敢仰视，把装饭的盘子高举齐眉，请丈夫进食。皋伯通大吃一惊，心想：一个雇工能让他的妻子如此守礼，那此人一定是个隐逸的高人。他立即把梁鸿全家迁进他的家宅中居住，并供给他们衣食。

梁鸿已上了年纪，干体力活渐渐力不从心了，皋伯通热情款待他一家，又非常知趣，没盘根问底，梁鸿也就安心在皋家住下了。他晚年利用这段衣食不愁的宝贵时光，潜心著述，成书十余篇。

也就在他致力于写作的过程中，由于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繁重的劳动，使他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临终前，梁鸿对皋伯通说：“我听说前代的高士都是不择生死之地，是随遇而安葬。我死之后，请您千万不要让我的孩子把我弄回故乡去安葬。我既然死在吴地，就把我埋在吴地吧!”

梁鸿死后，孟光按照他的遗愿，在当地安葬了他，然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吴地，不知所终了。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到底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我国的史书上有多种记载。

梦中的奇景汉明帝，名刘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汉光武帝到了63岁，害病死去。太子刘庄即位，就是汉明帝。

据说，一天夜里，刘庄做了一个令人非常费解的梦。他梦见一个金人，浑身上下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芒，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和日光一样的光环，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非常耀眼。这个金人忽然从天而降，飞到了金殿之前，绕着殿飞行，忽然又升到天空，往西去了。梦中的汉明帝见到这样的金人，心中十分高兴，居然都笑出了声来，这一笑，他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第二天上朝时，汉明帝迫不及待地把夜里梦见的景象说给众大臣听，让他们给自己解梦，说说这个全身闪金光的金人到底是谁，代表着什么意义。可是，朝中的许多大臣都说不出那个头顶发光的金人到底是谁。

当时朝中有个大臣叫傅毅，最为博学多才。听到了皇帝的这个怪梦，他出列参奏道：“陛下，臣曾听说天竺(今印度境内)有一个神仙，被称为佛，身体轻盈，能在天空中飞翔，陛下梦中所见，可能就是佛吧。”汉明帝听说竟真有和自己梦中所见一样的人，就连忙追问道，天竺在什么地方，离汉朝有多远。傅毅回答说，天竺在汉朝以西，传说中有几千里的路程。

第十二章

出使天竺这样的回答，引起了汉明帝的好奇心，他想派人到傅毅所描述的天竺国去看一看。不久，汉明帝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他派秦景、王遵等十二人，出使天竺。

风景画鉴赏实际上，傅毅所说的天竺，就是佛教的发源地，本来是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的地方(天竺是古代印度的别称，释迦牟尼出生在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释迦牟尼大约出生在公元前565年，原是个王子。传说他在二十九岁那年，抛弃了王族的舒适生活，出家修道。他创立了一个宗教，叫做佛教。

他所指的佛，就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距离汉明帝在位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释迦牟尼到处宣传佛教的道理。他传教四十多年，收了不少信徒，大家尊称他“佛陀”。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把他生前的学说记载下来，编成了经。

据史书记载，汉明帝为了一睹神秘金人的真实面貌，派出了到天竺去的使团。秦景、王遵等十二人领命以后，经过长途跋涉，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到天竺国。

他们在当地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天竺国上上下下都对这些来自遥远的中原地区汉朝的客人们非常友好，天竺有两个沙门(就是高级僧人)一个名叫摄摩腾，一个叫竺法兰，还帮助王遵和秦景懂得了一些佛教的道理，王遵和秦景就趁机邀请他们到中原来。

所以，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不仅带来很多佛经，一同归来的还有这两位天竺的得道高僧。

白马驮经公元前67年，王遵、秦景带着两个沙门，用白马驮着一幅佛像和四十二章佛经，经过西域，回到了洛阳。

汉明帝并不懂佛经，对佛教的道理也不清楚，但是对送经前来的两位沙门倒很尊敬。第二年，他命令在洛阳城的西边按照天竺的式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座寺院，并且建立了一座佛塔以示纪念。因为把送经的白马也供养在那里所以这座寺就叫白马寺(今洛阳市东)。

从此，佛教就传入了中原大地，并生根发芽，日益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结合，并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随秦景、王遵一起来到汉朝的两位高僧，在白马寺落成后，就一直居住在那里，并且再未返回过天竺，直到圆寂，他们也葬在了白马寺内，为佛教在中原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班超投笔从戎班超自幼饱读诗书，志向远大。

家中的变故班超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班彪，哥哥班固、妹妹班昭(即“曹大家”)，一家子都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就立下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理想。

他勤奋好学，思路敏捷，颇有口才，且胆识过人，在班超三十岁时，他的家庭遭到意外事变。正当哥哥发愤编著《汉书》的时候，有人向皇帝告发其“私修国史”，因而被捕入狱。班超为了替哥哥辩明冤屈，向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并无毁谤朝廷之意。明帝将班超召进京城做了兰台今史，并对班超的口才和学识有了深刻印象。

投笔从戎班超的字非常漂亮，年轻时就经常被朝廷雇佣，抄写文书。当时，北方的匈奴时常侵犯汉朝的边疆地区，还控制了西域，割断了西域各国同汉朝的联系。此时的他已经是博览群书、胸怀韬略、小有名气的史学家了。一天，班超正在抄写文书，忽然又想起了自己的将来，难道就这样在抄写文书中度过吗?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把笔扔到地上，感慨道，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就应当有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至少也应该像张骞那样到边关为国出力，怎么能像现在这样，整日和笔墨纸砚打交道呢?

班超的一席话，遭到了同事的讽刺和嘲笑，然而他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班超心想，一般的人是不会理解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的思想的，既然自己认准了目标，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出使鄯善国公元前73年，班超的机会来了。东汉政府决定出击匈奴，恢复和西域地区的友好关系。班超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征匈奴，在军中任假司马。这路大军出酒泉塞(今甘肃酒泉)，西北至天山，大败匈奴呼衍王，并攻占了伊吾庐(今新疆哈密)。班超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他的军事才能深得窦固赏识，立下了大功。为了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匈奴，恢复汉朝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在窦固的推荐下，他被任命为出使西域的使者。班超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六人组成的使团，先到达了鄯善国(今新疆境内)。鄯善国王友好地接待了班超及其随员，表示鄯善愿意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可是，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国王开始有意疏远自己了，他警觉起来。通过观察，班超推测匈奴也向鄯善派来了使团，而且鄯善国王已经倾向于匈奴了。于是，他十分机智地请来了接待汉朝使团的鄯善官员，两人一见面，班超就突然很严厉地问道，匈奴使团来到鄯善几天了，你们偷偷地把他们安排在什么地方?这位鄯善官员一听，以为机密已经泄露，只好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果然被班超料到了，匈奴派来了一个一百多人的使团，住在离汉朝使团驻地三十里处。鄯善国王看到匈奴使团人多势众，无奈地准备和匈奴结成友好关系，从而疏离汉朝。

班超闻听此言，立即召集自己的随员们商议对策。班超说：“现在匈奴来了一百多人的使团，鄯善国王正准备和匈奴建立友好关系，如果他们达成共识，我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大家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随员们都说：“班大人，我们要生就生在一起，要死就死在一起，你说应该怎么办，我们万死不辞。”

班超想了想，鼓动大家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也只有一个办法了，先下手为强。我们今天夜里就突袭匈奴使团的驻地，把他们全部杀掉。只有这样，鄯善国王才会和我们汉朝建立友好关系。”

众人一致同意了班超的决议，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夜，班超率领这三十多位勇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匈奴使团的驻地。班超一马当先，一路砍杀，冲进了匈奴使者的大帐。一时间，匈奴人的大营里，火光冲天，鼓角齐鸣。等匈奴使者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大多数匈奴人的脑袋都搬了家。转瞬间，匈奴使团被班超和他的随员们消灭得一干二净，而班超一行则无一伤亡。

第二天，班超不露声色地去见鄯善国王。鄯善国王此时已经知道匈奴使团被汉朝使团消灭的事了。这样，导致鄯善和匈奴结下了仇怨，鄯善只有死心塌地地依附于汉朝了。从此，鄯善国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班超前前后后在西域共活动了三十多个年头，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汉朝终于和西域五十余个国家都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他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不朽的业绩。班超被封为定远侯，实现了自己年轻时立下的宏伟愿望。

班超弃文从武，使班氏一族在班彪、班固、班昭这些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之外，又出了一位大将军，是著名的武将。而他当初放下书本，投身疆场的故事，也就是“投笔从戎”这个成语的来历。马皇后母仪天下汉明帝的妻子马皇后，是一位赢得了全天下人称赞的好皇后，她一直支持并劝谏着明帝。

立马氏为皇后马皇后是光武帝的大将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她小时候非常聪明，才思敏捷。据说她十岁的时候就能帮助母亲很周全地料理全家的事务了。后来，她被选入宫中作了太子的妃子，那时她刚刚十三岁。她虽然年纪小，但是做起事来有条不紊，头头是道，很会伺候人，所以当时的光武帝的阴皇后非常喜欢她。太子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敏得体的妃子。

汉明帝即位的那年，马氏已经二十二岁了，但是一直没有生下儿子。她有一个表妹，是和她同时入宫的，这时已经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刘妲。明帝因为喜欢马氏，就把这个孩子要过来交给马氏，做了马氏的儿子。马氏小心冀翼地带着这个孩子，母子俩人感情非常好。

明帝一直想立马氏做自己的正宫皇后，但是又不愿意由自己提起。后来有很多大臣们都上书请求立马氏为皇后，明帝还是回答说要和太后商量。阴太后听说了这件事，马上说：“在这个后宫之中，马氏的品行数得上是第一了，不立她做皇后还要立谁呢?”于是，明帝这才名正言顺地昭告天下，正式地立马氏为皇后，立刘坦为太子。

贤内助马皇后虽然做了正宫，但她还是像以前那样谦虚谨慎，一点也没有皇后的架子。她总是穿着粗布做的衣服，也不加什么装饰。那些每天忙着争奇斗艳的后宫嫔妃们都觉得很奇怪，问她为什么总是喜欢穿这样的衣服。马皇后笑着回答说：“这种布料并不坏，染上颜色也不爱褪色。”那些妃子一听都傻了，她们有谁在意过衣服褪不褪色的问题呀?

汉明帝汉明帝即位的时候还很年轻，很喜欢四处游玩，马皇后则总是好言好语地劝告他，希望他能够专心政事。有一次，明帝去一个有名的花园赏花，把自己所有的妃子都带去了，唯独马皇后没有来。那些妃子平时都很敬重马皇后，这时见她没来，就纷纷请求派人去叫她。明帝却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叫她了，她不喜欢游玩。即使来了，她也不会高兴的。”就因为马皇后一直在明帝身边督促他，所以明帝游玩的时候就少多了。

明帝见马皇后一天到晚一有时间总是在读书，不知道她到底有什么本事和才能，成心想考一考她。他把大臣们的奏章拿来给马皇后看，询问她处理的意见。马皇后仔仔细细地看过奏章以后，果然一条一条，清清楚楚地列出了各种事情的处理办法。明帝见了非常佩服她，从此以后，凡是在朝廷上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事情时，明帝就会回来和马皇后商量，听取她的意见。

不让亲戚沾光明帝当了十八年皇帝，一直是兢兢业业地管理着国家大事。后来，他病死了，太子刘炟即位做了皇帝，就是汉章帝。马皇后也升格做了皇太后。她亲自动笔给章帝写了一篇《起居注》，章帝看过以后，请求马太后加上他的舅舅马防服侍明帝的事情。他对太后说：“先帝生病的时候，我舅舅不分昼夜地在身边伺候了一年多，太后既不奖赏，也不记功，现在《起居注》上也没有记载这件事。这样未免太不公平了吧?”马太后回答说：“我是不想让后人知道先帝和外戚亲近的事。”章帝听了，很赞成母亲的这种做法。

第二年，有些大臣为了讨好皇帝和太后，找了个理由，上书请求加封马皇后的亲戚，像光武帝加封阴皇后的族人一样，也封马防等人为侯。汉章帝马上回去和马太后商量这件事情。马太后知道后很生气，马上下了一道诏书，大意是说：“封不封侯，和天旱有什么关系呢?你们拿这件事做借口，无非是想向皇帝讨好，为自己谋求富贵罢了。汉成帝在位的时候，把外戚王家五人同时封了侯，也没见天下雨。汉武帝在位的时候，那些受到封赏的外戚横行非法，最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所以先帝才没有让马家的人担任中枢要职，也没有封他们为侯。光武帝在位的时候，阴家确实有几个人封了侯，但是那是因为他们跟随着光武帝打天下，立下了大功的原因。现在，马家的人毫无功劳，怎么能跟阴家相比呢?”

皇帝读了诏书以后，深受感动。以后，他又几次想为舅舅加封，但是都被马太后严辞拒绝了。章帝没有办法，既佩服又遗憾，最后只好听从了马太后的要求。

建初四年(公元79年)，马太后去世了。在中国历史上，像她这样严于律己，约束外戚，劝谏皇帝的皇后真是很少见。寒朗自动坐监牢为了正义，慷慨直言，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一起造反案东汉明帝刘庄(公元58年—75年在位)和楚王刘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刘庄做太子时和刘英关系最好。刘庄做了皇帝后，对楚王刘英又是封地，又是赏赐。

刘英年轻的时候喜欢击剑、打猎、游玩、广交朋友，收罗了一批江湖上的亡命之徒。年纪大了后又喜欢道教，交结了一大批江湖术士，在楚王宫中画符念咒，建塔祭祀。他的这些活动早就引起朝中一些大臣的注意。

不久，有人向汉明帝揭发楚王宫中私制皇帝的印玺、用品，私造图谶，勾结大臣，搞谋反活动。汉明帝派人调查，楚王宫中果然造有砖塔，养有不少游侠、术士。

汉明帝没想到自己最恩宠的弟弟竟然谋反，十分气恼。大臣们也纷纷主张把楚王下狱定死罪，汉明帝不忍心杀掉自己的弟弟，只把刘英的王位革掉，赶到一个小县城去生活。然后就把一肚子的怒气全发泄在和楚王鬼混的颜忠、王平身上，严令司法机构对颜忠、王平重刑拷问，追逼楚王勾通大臣谋反的事情。颜忠、王平经不起刑讯拷打，为了开脱自己，拼命地攀扯朝中有名的公卿大臣。

汉明帝是有供就信，供出谁来就抓谁。一时间，被捕入狱的有几千人，其中最有名的是耿建、臧信、邓鲤、刘建4位侯爵。

寒朗秉公办理寒朗作为侍御史也参加了这个案件的审理。当时，承办案件的大臣们看到汉明帝对大臣参予谋反极度恼怒，都非常小心，不敢多说一句。凡是有一点牵连的都要逮捕入狱。惟独寒朗不同，他不相信会牵连这么多人，几次单独提审颜忠、王平，发现这两个人前言不搭后语，根本没见过耿建等4位侯爵，便知道他们是胡说一气。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问调查，寒朗就上书给汉明帝，提出耿建、邓鲤等人并没有参予阴谋，纯属受颜忠、王平等人的诬陷，并表示怀疑全国上下类似耿建、邓鲤等人的冤情还很多。汉明帝看了以后，专门把寒朗叫去问道：“你说耿建他们没有谋反，为什么颜忠、王平要揭发他们?”寒朗说：“这两个人明知道自己的罪行重大，故意拉扯朝中大臣来开脱自己。”

汉明帝很不高兴地问：“既然是四位侯爵都没有事，你为什么不早说?现在把他们关在狱中已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就没有责任吗?”寒朗回答：“我虽然早已怀疑四位侯爵冤枉，但害怕万一其他地方还有揭发的。因此，没有及时向皇上报告。”这一下汉明帝可火了，破口大骂：“混账、狡辩!做官吏的竟敢这样地看风使舵，该死!”一边骂，一边让人把寒朗拉出去杀掉。卫士们上来把寒朗扭住向外推，寒朗就冲着汉明帝大声喊叫：“我早就准备一死了!可我说的是实话，为的是国家!”汉明帝又叫人把他推回来，问他：“谁和你一起写的这份东西?”寒朗说：“我明知说了这些话是灭九族的大祸，根本不敢再拉扯别人，实在是希望陛下能够明白过来，再没别的目的。”明帝说：“让我明白什么呢?”寒朗说：“第一，办案的大臣、官吏都是看陛下的脸色行事，都知道多抓一个比多放一个保险。抓住就搞逼供，一供陛下就信，所以抓一个，牵连十个，抓十个连一百个。第二，朝廷的大臣们，当着陛下的面都说陛下很宽大，牵连的人只抓本人不罪及九族，真是天下的大幸。可是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扪心自问，都知道冤枉的不少。大臣们没有一个敢向陛下说真话的，我今天说了实话，只要陛下能明白过来，我就死而无怨了。”寒朗这一番披肝沥胆的直言，使汉明帝的怒气减了一半。他思考了一下，就把寒朗放了。

送自己进监狱过了两天，汉明帝亲自到洛阳监狱中审理被抓的人，先后放出来的有一千多人。随后，全国各地因此案被捕的又放出几千人。一个特大的冤狱，因寒朗一个人舍命直言得到了平反。可是，寒郎本人却没有一点居功之意。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敢早一点讲实话是一种失职犯罪的行为。在被冤屈的人得到释放后，他自己把自己定了个渎职罪，主动住进了监狱。汉明帝倒是从心里感激他，不久，找了个借口赦免了他。蔡伦发明造纸术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蔡伦和造纸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文化发展的瓶颈在我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史上，书写材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瓶颈。以我国为例，我们的老祖宗们，先后试用过龟甲，兽骨、青铜、竹简、木简和绢帛等材料，比如我们最早发现的文字，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所以又称甲骨文。后来经济发展了，就在青铜器上刻字，以流传后世，尤其商朝居多，因为商朝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炉火纯青，各个君主都喜欢在青铜器上铸铭文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秦始皇每次批阅奏折时，都要让两个甚至更多的宫人担担子，里面是竹木简的奏折，奏折越多，担子越沉重；又如宫廷内用绢帛写字，很是轻便，但却不易保存，尤其是绢帛造价昂贵，寻常百姓家用不起，只能供少数达官贵人使用。由于竹木简、绢帛等这些材质脆弱、造价昂贵等原因，一直难以真正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于是发明一种新的书写材料，既经济又适用，不仅能为统治阶级所用，普通百姓也用得起，就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这样日益高涨的呼声中，先人们为此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和努力，终于，这一难题被东汉时的蔡伦和他所率领的能工巧匠们攻克了!

第一张纸蔡伦是东汉桂阳人，桂阳，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蔡伦自幼家境贫寒，为了糊口，他只得进宫当了太监。在宫内的日子里，蔡伦曾负责皇家手工作坊的工作，这为他日后发明新的书写材料——造纸术提供了方便的试验场所。

古代铜器为了能造出物美价廉，适合百姓们用的书写材料，蔡伦和他所率领的工匠们进行了长久的尝试，反复比较多种原材料，以及他们相互搭配的比例。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蔡伦的勤劳感动了上苍，他研制出了纸——一种经济适用的书写材料，而且是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寻常百姓都能用得起的书写材料。

这是公元105年，蔡伦和许多能工巧匠一起，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先进的造纸方法。这种方法的原材料，是树皮、麻绳、破布头、旧渔网等，和以前的龟甲、兽骨和后来的竹木简、绢帛相比，可谓是造价低廉，而且不必受资源和环境的限制。

蔡伦造纸的工序是，把原材料洗涤，切碎，浸泡沤制，再在经过处理的原材料中加入石灰浆，放在大锅中蒸煮，反复地用力捣，以分离其中的纤维组织，制成纸浆，再捞出纸浆，均匀地平摊在很细密的帘子上，滤去水分，晾干，再揭下来，这就是成品纸张了。

当蔡伦把历尽艰难研制出的第一张纸献给汉和帝时，汉和帝喜出望外，立即下诏让全国各地都按照蔡伦的方法推行造纸。自此，造纸术在神州大地得到了广泛地推广，龟甲、兽骨早已不再使用，竹木简和绢帛也退出了书写材料的历史舞台。

传播在世界的福音蔡伦发明的造纸术，不仅对我国古代的文化发展和重要文件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对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6世纪时，造纸术传入日本、朝鲜、越南。公元751年又向西传入阿拉伯地区，后来，阿拉伯人又把造纸术传到了欧洲。

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勤劳的劳动人民献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礼物。现代的造纸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生产出各种各样精美的纸张，如新闻纸、相纸等越来越多的分门别类的专用纸张，但是在根本上，纸的生产原理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延续蔡伦造纸的方法，改变的仅仅是技术和工艺。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而智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造纸术的诞生，改变了人类书写材料的历史，直到今天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义重大。造纸术的诞生，不仅是蔡伦个人勤奋努力的结果，更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蔡伦作为造纸术发明者的领军人物，将被永远铭记在史册中。班昭续写《汉书》

班昭去世时，当朝的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

年轻的寡妇班昭(公元49年—约公元120年)，名姬，字惠班，是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她出生在一个“家有藏书，内足于财”的显贵人家。她十四岁的时候，嫁给了同乡曹世叔为妻，所以也被后人称为“曹大家”。她的父亲班彪，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很有学问；长兄班固，也是东汉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次兄班超，则是东汉的一代名将，在西域立下大功。班昭出生在这样的仕宦之家，深深受到了家庭的熏陶，父兄的影响，再加上自身的聪颖努力，使她成为一个博学广识的学者，对儒家经典和各种史籍都耳熟能详，也在年纪轻轻之时就积累了大量的历史、天文和地理等多方面的丰富知识。

据说，班昭的丈夫曹世叔年纪轻轻就死去了，班昭十几岁就做了寡妇。但是，她幼受庭训，敬养舅姑，抚育儿女，为人处世很有法度。这种美德最后还传到了皇宫里，再加上当时在位的皇帝汉和帝早就听说了她才学过人，就把她招入宫中，专门教授皇后和后宫的嫔妃们各种礼仪。到了邓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班昭更是深受太后的喜爱，以师傅之尊参议朝政，随时出入宫廷。当时，人们把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妇女称为“大家(家音同姑)”，班昭的丈夫姓曹，因而被尊称为“曹大家”。因为她的功劳很大，朝廷还特封她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官职一直做到了齐国的丞相。

古代妇女的骄傲班昭一生，在很多领域都有所贡献。但是，她对祖国文化事业的最突出贡献，却是整理并续写完成了重要的史学巨著——《汉书》。

自从司马迁完成《史记》以来，因为这部书的记事截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班彪一直想续写西汉的遗事，还为此收集了大量的前朝遗事和档案资料。后来，他曾经作了《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续补汉武帝以后所缺的部分，这就是《汉书》前身，为《汉书》的写作完成奠定了基础。班彪去世后，班昭的哥哥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在《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着手编写“包举一代”、囊括西汉历史的史书《汉书》。经过了二十余年的努力，班固终于完成了《汉书》的主要部分，使《汉书》初具规模。不料，公元92年，班固因为受统治阶级内部政争的牵连，入狱而死。这样，班氏父子花费几十年心血编纂的《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能写完，同时整个书稿面临着散佚的危险。眼看《汉书》的著述就要功亏一篑。这时，汉和帝想到了只有班固的妹妹班昭能担当此任，于是就下诏宣班昭到东汉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观藏书阁，继续完成《汉书》的写作。班昭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使命，毅然担起整理、续写《汉书》的重任。她补撰了八表，又在马续的协助下，写出《天文志》，终于最后全部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的编撰工作。

《汉书》成书后，在社会上得到了很多好评，但是因为书中多用古字，比较难读，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所以，班昭在书成之后，又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亲自向学者们传授，使《汉书》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她曾在皇家图书馆的东观藏书阁讲解过《汉书》，当时奉诏跟随她学习的人有很多，包括后来成为东汉经学大师的马融。班昭为《汉书》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作用。这部书凝结了班家父子四人的心血，终于完成了这部流芳百世的史学巨著。

除了在史学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外，班昭在文学方面也有所建树。她写过赋、颂等文章十六篇，后由其儿媳丁氏辑成《大家集》三卷，可惜此书已经散佚，只有《东征赋》等八篇流传下来。

尽管后代的有些人一直在怀疑着班昭续写《汉书》的真伪，但是不论学者们的意见如何，大家都公认的一点就是班昭在《汉书》的成书过程中下了大力，费了苦功。即使她没有续写，但是编辑、润色之功也是大家都承认的。而且，在《汉书》成书之后，班昭还成了惟一通晓《汉书》的权威，这就无怪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都心甘情愿地拜她为师，听她讲解《汉书》，从而被这些一向心高气傲的学者们尊敬地称为“曹大家”了。

班昭是我国第一位有著述的女学者。在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封建社会里，才学出众的班昭，真好似一株冲寒怒放的奇葩，她是古代妇女智慧的代表，也是古代妇女的骄傲!关西孔子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堪称典范。

刻苦读书杨震，字伯起，是东汉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地区人。据说，杨震在少年时就失去了父亲，自幼家境贫寒。但他靠着自己那顽强的意志品质，刻苦读书，成年后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和杨震在同一个时代的很多学者，都亲切地称他为“关西孔子杨伯起”。

清廉一生杨震年轻时，以教书为生，到了五十多岁时，他被推荐到朝廷做官，从荆州刺史做起。在任职期间，杨震品德高尚，廉洁公正，从不参与腐败贪污，敲诈勒索和收受贿赂的活动，由此，他到荆州后，就获得了清官的美誉。

从官职上说，杨震的权力并不小，可他的家庭经济状况和他任教书匠时差不多，依旧寒酸清贫，未曾添置过像样的家产，每日吃的依旧是粗茶淡饭。很多朋友见此情景都劝杨震，应该趁做官掌权时，给后辈们置办些家产，也好对后人有个交代。杨震听到这样的话时总是笑笑，但会很认真地回绝他们说，我把“清官”这个产业留给子孙后代们，让众人都知道他们是清官的子孙，这不是很好吗，这是多么丰厚的一份产业啊?

孔子暮夜却金由于在职期间政绩突出，杨震后来被调到东莱任太守。在他去东莱上任的途中，经过昌邑县(今山东省巨野县)时，碰到了一个熟人，叫王密。王密是昌邑县的县令，原来也是一名穷书生，还是杨震举荐他做了县令。王密在自己的辖区见到杨震，十分高兴，执意要留杨震在昌邑县多住几日，好让自己尽尽地主之谊，借此机会来款待一下恩人。杨震见王密如此真心真意地挽留自己，也就没再推辞，就在昌邑县停了下来。杨震来到王密府上，简单地吃了顿便饭，喝了几杯王密为自己准备的接风酒，就回到了驿站，打算早些休息，以便次日继续赶路。

在杨震准备就寝时，王密一人独自到访。杨震正纳闷着对方怎么这么晚还来造访，而且自己刚从他府上回来，就见王密环顾了周围确定没有旁人后，从怀中拿出一包金子，放在杨震屋里的桌子上。

杨震脸色一变，立即质问王密：“你这是什么意思?”王密低声回答说：“当年如果不是恩师的保荐，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到今天这样的位置的。这些黄金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恩公一定不要拒绝，请笑纳。”

杨震看到王密这样的举动，听到这样的话语，严肃地对他说：“向朝廷举荐人才，是任何一个享受朝廷俸禄的人的分内之事，我当初推荐你，是因为我认为你是一个既正派又有才能的人，我并没有让你来报答我，你今天这样，是不对的。”

王密执意要让杨震留下金子，又说：“恩师请息怒，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思，现在社会时兴这个，也谈不上是什么贿赂啊。再说，这间屋子里，只有您和我两个人，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此事的。”

杨震很是生气地说：“怎么能说是没人知道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是知道我的性格的，我是不会收下你的黄金的，你赶快带着金子离开我这里。”

杨震愤怒之中，下了逐客令，王密只得惭愧地收起了自己的金子，悄声退出了杨震的房间。次日，杨震很早就起身，离开了昌邑县，马不停蹄地奔向东莱上任去了。

后来，杨震深夜拒绝王密献金的事被百姓们知道了，都纷纷称赞他这个清官真是表里如一，这段故事也被后人称为“杨震暮夜却金”，并且成为千古美谈。跋扈将军飞扬跋扈，骄横自大，也终有受报应的一天。

外戚与宦官东汉王朝从汉和帝起，即位的皇帝大多是小孩子，最小的是只生下一百多天的婴儿。皇帝年幼，按照祖例，由太后临朝执政，太后又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娘家人，这样就形成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局面。有的皇帝死后没有儿子，太后、外戚就从皇族里找一个孩子接替皇帝即位，以便他们控制政权。

但是，小皇帝渐渐长大，日益懂事，就不再甘心长期当个傀儡皇帝，于是想要摆脱外戚的控制。可是皇宫里里外外都是外戚的亲信，跟谁去商量呢?只有一些宦官每天在皇帝身边伺候。皇帝只好依靠宦官的力量，扑灭外戚的势力。这样一来，外戚的权力就转到宦官手里。

无论是外戚也好，宦官也罢，都是豪强地主阶级中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互相争夺，轮流把持着朝政大权，东汉的政治局面就越来越腐败了。

对一个孩子的报复公元125年，东汉第七个皇帝即汉顺帝即位，外戚梁家掌权。梁皇后的父亲梁商、兄弟梁冀先后被封为大将军。

梁冀是一个十分骄横的人，胡作非为，公开勒索，全然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汉顺帝死去的时候，接替他的汉冲帝是个两岁的娃娃，可没料到，过了半年也死了。梁冀就在皇族中找了一个八岁的孩子接替，这就是汉质帝。

汉质帝虽然年纪小，却也伶俐。他对梁冀的蛮横劲儿看不惯。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指着梁冀说：“真是个跋扈将军!”(跋扈即强横的意思。)梁冀听了，气得要命，可当面却不好发作。背后一想，这孩子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长大了还了得。于是就暗地里派人把毒药放在煎饼里，送给质帝吃。

汉质帝毕竟是个孩子，哪里会知道饼里有毒，吃了饼，马上觉得肚子不舒服，赶紧叫内侍把太尉李固叫进来。李固见汉质帝十分难受的样子，就问他是怎么回事。汉质帝回答说：“刚刚吃了饼，只觉得肚子难过，嘴里发干，想喝点水。”

梁冀在旁边连忙阻拦说：“不能喝，喝了水就要呕吐。”他的话音还没落，可怜的汉质帝，这个八岁的孩子已经倒在地上，滚了几滚，断气了。

梁冀害死了汉质帝后，就又从皇族里挑了一个十五岁的刘志接替皇位，这就是汉桓帝。

无法无天汉桓帝即位后，梁皇后成了梁太后，于是朝政全落在梁冀手里，梁冀更加飞扬跋扈起来，越发目空一切了。他为了自己享受，把洛阳近郊的民田都霸占下来，作为梁家的私人花园。花园里面亭台楼阁，应有尽有。梁冀喜欢养兔子，就在河南城西造了一个兔苑，命令各地交纳兔子。他还在兔子身上烙上记号，谁要是伤害梁家兔苑里的兔子，就治谁的死罪。据说，有个从西域到洛阳来的商人不知道这个禁令，无意间打死了一只兔子。结果为了这件案子，竟株连了十多个人，商人自己也丢了性命。

梁冀还把几千个良家子女抓来作为奴婢，把这种奴婢称做“自卖人”。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卖给梁家的。他还派人去调查有钱的人家，把富人抓来，随便给他安一个罪名，叫他拿出钱来赎罪，出钱少的就得办死罪。有个叫孙奋的人很有钱财。梁冀送给他一匹马，却向他借钱五千万。孙奋被梁冀逼得没办法，给了他三千万。梁冀火了，吩咐官府把孙奋抓去，诬说孙奋的母亲是他们家逃出来的奴婢，偷去大量珍珠、金子，要追还。孙奋不肯承认，就被官府活活打死，财产也全被没收了。倒台梁冀就这样无法无天地掌权将近二十年，最后跟汉桓帝也闹起矛盾来。梁冀派人暗杀桓帝宠爱的梁贵人的母亲。汉桓帝实在忍受不了，就秘密联络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素有怨仇的宦官，趁梁冀没有防备，发动羽林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慌里慌张直发抖，等他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知道自己再也活不了了，只好吃毒药自杀。梁家和梁冀妻子孙家的亲戚也全都被治罪，有的被处死刑，有的撤了职。朝廷上下，梁冀的爪牙心腹三百多人全撤了职。结果一时间朝廷上的官职差不多一下子全空了。

梁家倒台，老百姓别提有多高兴了。汉桓帝没收了梁冀家的家产，一共价值三十多亿，这笔钱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租税的半数。那些被梁家占用作花园、兔苑的民田，仍旧给农民耕种。

汉桓帝论功行赏，把单超等五个宦官都封为侯，称做“五侯”。从那时起，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里转到宦官手里了。梁冀势力的覆灭，说明外戚势力在东汉朝堂上暂时的结束和被削弱，宦官势力这时有了较大的起色，单超等五人开始深得皇帝的信任。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成了东汉政治的一大特色。而梁冀的跋扈和其族人的猖獗，也不过是外戚一时势力盛行的写照，是东汉其他皇帝遭遇到外戚专权时都会遇到的局面。天下楷模李膺非常有声望，当时的人以能和他见上一面为荣。

秉公执法李膺是颍川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人，出身在一个官僚之家，可是他却没有官宦人家常见的长袖善舞的本事，为人非常不善于应酬，也不轻易和别人来往，性格正直，很讲原则。

东汉后期，宦官掌握了朝廷大权，他们专断独行，扰乱朝纲，胡作非为，结果导致黎民饱受痛苦，百姓民不聊生。李膺是一个从小就有远大志向的人，从自己步入官场之日起，他就把同宦官作斗争、保卫汉家皇室的威严，作为自己一生的神圣使命。

在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朝中有个权势很大的宦官，名叫张让。他的弟弟名叫张朔，借着哥哥的光当上了县令。这个张朔在地方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做尽了坏事。但是因为他哥哥在朝中的权势太大，从来没有人敢去管他。就是级别比他高的官员见到了他，都是恭恭敬敬的，生怕说错了话。李膺却不管这一套，从他上任伊始，就准备要惩治张朔。张朔听说后，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弃官而逃了。他逃回京城，躲到哥哥张让的宅子里。李膺得知后，立即亲自来到张让府上，不顾张让的请求，毫不留情地逮捕了张朔。经过严格审理，确认罪名属实，立即就宣布将张朔处以死刑。

作威作福惯了的张让怎么也想不到有人敢李膺拿自己的弟弟开刀。他连忙赶到宫中，向汉桓帝告状，说了李膺很多坏话。汉桓帝听了，信以为真，十分生气，立即宣李膺进宫觐见。汉桓帝指责李膺，怪他没有在请示自己前就随便处斩了张朔。可是李膺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陛下，以前晋文公在周天子身边捉住了陈公就立即处决，当时也没有事先请示周天子，而周天子也没有说他有什么不对。如今张朔犯了重罪逃回京城，微臣只是依法办事将他处死，本来就用不着请示陛下啊。”

汉桓帝听了李膺所说，想想也觉得有道理，何况自己也挑不出他什么毛病。汉桓帝心想：是啊，本来处死这样一个罪犯就是无需请示皇帝的，只不过这个罪犯是张让的弟弟，才显得与众不同罢了。想到这里，汉桓帝心里都明自了，但他还是坚持对李膺说：“你刚上任没几天，还没了解全部情况，不该那么快就处死犯人的。”

李膺发现汉桓帝在故意找自己的毛病，就说：“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做司寇，上任七天，即斩了少正卯。微臣到今日，已经上任十天了，一直担心因为自己办事不力而有负皇恩，想不到陛下却嫌微臣办事太快而不高兴。臣自知难逃一死，但希望陛下能让臣再担任五天这司隶校尉，让臣杀了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之后，臣死而无憾。”

汉桓帝见李膺这么说，知道自己再也挑不出他的什么错了。于是挥挥手让李膺出宫去了。等李膺走远后，汉桓帝才扭过头来，对张让说：“这件事看来也只能怪你弟弟，他为什么要去找李膺的不自在呢?”

李膺处斩张朔之后，宦官们的气焰不再那么嚣张了。有些自己知道已经犯下滔天大罪的宦官，更是连宫门都不敢出，生怕被李膺揪住把柄。

难逃一死汉桓帝见身边这些平日里天天到外面去惹是生非的宦官突然间都变得老实起来，不禁觉得很纳闷，大惑不解。于是就问身旁的宦官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安静?宦官们回答说，外面大街上有老虎啊，还是躲着点儿好啊!

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发生了宦官反对清议的“党锢之祸”，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置李膺于死地，他们恨死李膺了，忌惮了好久后，终于可以报复他了。李膺被捕后，深知自己得罪了宦官，难逃一死，于是坚决不肯向那些破坏国家、作恶多端的宦官们屈服，最终还是被害死了。

李膺不畏权势，敢于向专权跋扈的宦官们挑战，再加上他优秀的个人品德，所以被天下的读书人称为“天下楷模”。在当时东汉末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他的所作所为，是无愧于“天下楷模”的称号的，他也一直受到后世人的敬仰和爱戴。范滂自投罗网在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总是把一个“义”字摆在前头。

宦官的危害汉灵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因为皇帝年龄太小，所以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掌握朝廷的大权。封自己的父亲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尉，共同治理国家。

窦武和陈蕃都是支持名士、反对宦官一派的，他们把原来受到宦官的迫害，终身禁锢的李膺、杜密又召回来做官。陈蕃曾经对窦武说过：“只要一天不消灭宦官，就没法使天下太平。我已经是快八十的老人了，还贪图什么?我留在朝中，只是想为朝廷除害，帮助将军立功而已。”窦武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发现陈蕃竟然和自己想到一起去了，心中非常高兴。两人一商量，就由窦武向窦太后提出，要求痛下决心，消灭朝中的宦官势力。可是窦太后跟汉桓帝一样，都很相信自己身边的宦官，而且也深知宦官势力的强大，没有一举成功的把握，是不敢下手的。所以她怎么也下不了这个决心。陈蕃看到太后一直在犹豫，就又向窦太后上了一道奏章，其中列举了宦官侯览、曹节，王甫等几个人的种种罪恶。窦太后看了以后还是没有答复，仍旧把奏章搁在一边不理。

党锢之祸这一来，他们的举动反倒打草惊蛇了。曹节、王甫联络了一些宦官，来了先下手为强。他们先从窦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窦太后软禁起来。又用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杀了。宦官又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凡是窦武、陈蕃提拔的人统统被撤职。李膺、杜密也被撤职回到家乡。因为他们一直反抗宦官的行为，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一些名士、太学生更加推崇他们，也受到了他们古代征战的影响，更加痛恨宦官。那些掌权的宦官们把他们看作死对头，总想找机会置他们于死地。

当时有一个名士张俭，因为他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的罪行，所以侯览一心想报复他。正巧，张俭家偶然赶走了一个犯了错的仆人。侯览就利用那个心怀怨恨的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二十四个人结成一党，诽滂朝廷，企图造反。宦官曹节也抓住这个机会，吩咐他的心腹上奏章，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汉灵帝，这时候才十四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他就问曹节说：“为什么要杀这些人?他们有什么罪?”于是，曹节就指手划脚把党人怎样可怕，怎样想推翻朝廷，图谋造反的事，乱编了一通。小皇帝什么也不懂，也不知道真假，听他们这么一说，当然就相信了他们，连忙下令逮捕党人。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都骚动了起来。这时，有人提前得到了消息，连忙跑去报告李膺。李膺听了反而坦然地说道：“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了!如果我现在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年纪已经六十了，死活由他去，还逃什么?”他就这样自己进了监狱，被拷打死了。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但是宦官的党羽们仍旧不放过那些士人，继续在全国各地抓捕当地有名的反对宦官的读书人。

自己投案汝南郡的督邮就是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范滂的人。他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什么也没做，反倒关上门，把自己锁在屋里，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痛哭起来。驿舍里的人听到哭声，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这个消息传到当地的名士范滂那里，他笑了笑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

于是，他就亲自跑到县衙里去投案。县令郭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见到范滂自己来了，吓了一大跳，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说完，他还打算交出自己的官印，跟范滂一起逃走。

范滂十分感激郭揖，还是拒绝了郭揖的提议，他说：“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捕党人的事停下来。我又怎么能连累您呢?再说，我的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

郭揖没有法子，只好把范滂收进了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滂来见面。范母带着孙儿随着公差到监狱来探望范滂。范滂安慰说：“我死了以后，还有弟弟会抚养您。您不要过分伤心。”范母也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反倒十分镇定地说：“你能和李、杜(指李膺、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够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

范滂跪着听他母亲说完，又回过头来对他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

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后来，范滂就这样被宦官冤杀在了监狱之中。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还有六七百个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只有那个宦官侯览的死对头张俭，却反而逃过了官府搜捕。他一听到官府要来抓他的消息，就开始到处躲藏，许多人听说了他的名声，都情愿冒着生命危险收留他。等到官府得到消息来抓他的时候，他又躲到别处去。于是，凡是收留过他的人家都遭了祸，轻的下监狱，重的被杀，甚至整个郡县都因为他而遭了殃。他的这种贪生怕死的行为，比起范滂的勇敢面对灾祸，也不愿意连累他人的行为，可就差的太远了。汉桓帝卖官鬻爵皇帝将自己的臣子官职当作商品，国家怎么可能不亡呢？

第十三章

黑暗的时代汉桓帝，名刘志，是汉章帝的曾孙。因为汉质帝被梁冀毒害，他得以幸运地登基为帝。汉桓帝在位时间21年，而前13年间，他只是个傀儡皇帝，真正的朝政大权由外戚梁冀总揽。在28岁亲政后，汉桓帝在宦官势力的协助下诛灭了梁氏一族，结果却引来了宦官专权，使朝政更加混乱。

汉桓帝还到处搜集美女，在后宫藏了佳丽千万，以满足其奢侈荒淫的放纵生活。他还异想天开地要“卖官鬻爵”，公开破坏了东汉的政治法规，败坏了社会风气，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实际上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当时，梁冀是大将军，是当朝梁太后的哥哥。梁冀专横跋扈，无所不为，朝廷内部呈现出贿赂公行，政出私门的局面，造成了政治上的极端黑暗。梁冀册立了汉桓帝后，权力达到了顶点。汉桓帝对他极端尊崇，委以重任，甚至准许他可以“入朝不趋，剑履上朝，遏赞不名，礼仪比萧何”，又加了四县给梁冀作为其食邑，赏赐金钱、奴婢、车马、甲第等。梁氏一族中，还有梁不疑被封为颖阳侯，梁蒙被封为西平侯，梁胤被封为襄邑侯，梁冀由此更加专横暴虐。百官升迁，居然要先到他的家里谢恩，然后才能到尚书台办理手续。地方贡品，上等的献给梁冀，次等的才给汉桓帝。梁冀的跋扈张狂，其实让汉桓帝无比痛恨。延熹二年，梁太后病逝，汉桓帝依靠宦官单超等五人的势力，一举诛灭了梁氏的势力。

这次政变，消灭了梁氏外戚的势力，却又导致了宦官专权时代的到来，朝政非但没有平定下来反而更加混乱了。单超、左倌、徐璜、具瑷、唐衡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位同三公，朝政大权由宦官们牢牢把持。这些宦官一朝得势，横行霸道，穷极奢侈，倒行逆施，把东汉政府弄得乌烟瘴气。他们还在地方上安排爪牙，把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务。甚至还强抢民女，强迫逼为妻妾；霸占民田民宅，大兴土木；收养义子，世袭爵位；滥施淫威，追求铺张排场。各级官吏上行下效，都是贪婪暴虐之徒，鱼肉乡里，导致民不聊生。东汉的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和激化起来，人民群众开始觉醒，奋起反抗了。

公元159年，羌族人民再也忍受不了贪官污吏的疯狂野蛮压榨，掀起了少数民族大起义，声势浩大。他们的起义军很快扩展到了三辅及并州和凉州，东汉政府派护羌校尉段颍进行了血腥的镇压，起义的大旗却更加高高飘扬，熊熊的起义大火越烧越旺。随后，东汉政府改派中郎将皇甫规，他采取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办法，严惩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这才逐渐平息了羌族人民倡导的大起义。

无药可救的边缘公元162年，荆州南部地区的人民也举行了英勇的起义，起义军攻打长沙、桂阳等地，在苍梧、南海、交趾等地厮杀，联合当地人民，杀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人民群众纷纷投奔起义军队伍，给东汉王朝以很有力的打击。东汉政府不得不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来镇压人民的反抗。然而，被压迫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从当时流传着一首民歌我们就可以看出：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汉桓帝无视内外交困的局面和国库空虚的现状，恣意圈养着上万宫女，供其淫乐，以维持、满足他腐朽糜烂的生活。以汉桓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穷极奢侈，致使国库枯竭。他还借口羌族人民大起义，从公元161年开始，施行“卖官鬻爵”，以此来聚敛财富，供其挥霍。他下令以不同的价格售卖关内侯、羽林郎和五大夫等重要官职。不问来人的才学和品德，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来作。这样的官吏一上任，就开始疯狂野蛮地搜刮老百姓，他们残暴凶恶，盘剥压榨老百姓，以此来把他们买官的钱加倍地夺回来。东汉各级官吏一时间横征暴敛，贪赃枉法，奢侈糜烂，穷凶极恶。汉桓帝靠这“卖官鬻爵”的办法确实大捞了一把，他还为自己的“灵活机智”而洋洋得意，却不知自己的无知、昏庸、荒唐、愚昧，早已使原本就岌岌可危的东汉王朝更加腐败，吏治更加黑暗，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尖锐。这下子，东汉政权真是摇摇欲坠，真的走向灭亡和崩溃的边缘，无药可救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是东汉政局的一大特征。帝多年少，太后势力强大，母家党羽众多；宦官身居朝中日久，自然也不甘落后。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以皇帝为筹码，在宫廷中明争暗斗，把持朝政大权，是实质上的皇帝。小皇帝多年少不经事，以为后党干涉朝政，便依靠宦官以图夺权亲政，殊不知自己赶走的是一匹狼，引来的却是一群狼，终落得个被人利用的下场，或死于非命，或亡于声色犬马之中。可叹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开创和后续的汉室基业，就这样毁在了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手中。兴建裸泳馆他以贪婪荒唐在东汉的皇帝中闻名。

只爱金钱的皇帝汉灵帝，名叫刘宏，是汉章帝的玄孙，东汉的第十一位皇帝。刘宏十二岁登上皇位，目睹了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的权力斗争，知道自己无力扭转局面，于是很有自知之明地任凭宦官集团独霸专权，自己甘愿当一个傀儡皇帝。他曾经无耻地说，宦官张常侍就是他的父亲，赵常侍就是他的母亲，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治国大权完全交给身边的宦官，对国家大事再也不闻不问。那么，他整天无所事事，究竟对什么感兴趣呢?

要说刘宏对什么东西最感兴趣，那就是钱，这是受了他母亲的极大影响。他的父亲位列侯位，比大富大贵的当朝权贵，自是家境一般。可他的母亲董氏，一向嗜财如命，看到人家暴富，就心里冒火，恨不能把别人的家产全都抢过来据为己有。刘宏在母亲的熏陶下，对金钱、财产有着极大的占有欲，甚至连做梦都想着捡到钱。

公元168年，汉桓帝去世，刘宏继位，为汉灵帝。他不虚心学习治国之道，十七岁亲政时，对政事一窍不通。他把大权委任给亲信宦官和母亲董太后，自己专心变着花样玩乐，贪图享受，生活很是荒淫奢侈。

汉灵帝刘宏在玩腻了皇家园林后，对遍地的奇花异草、珍奇走兽、四季飘香的果蔬都没了兴致，上林苑、西苑、显阳苑、平乐苑、鸿德苑都不能满足他，他要建造规模更大，气势更恢弘，设计更古代人物画豪华的新苑。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国库早已经被他折腾得空空如也了。

短见的董太后看小皇帝不高兴，就建议他卖官来敛钱，糊涂荒唐的汉灵帝居然也拍手称快，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在公元178年，董太后在上林苑设置了卖官的机构，明码标价，按官位等级定位。两千石的官，要价两千万钱，四百石的官，要价四百万钱，云云。他们还规定，确有品德高尚的人，可以酌情减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价钱。可以现金交易，也可以赊欠，到任后需加倍偿还。这样的官员，到任后自然疯狂野蛮搜刮百姓钱财，逼得百姓家破人亡。卖官所得的钱，收藏在西苑仓库内，取个名字叫作“礼钱”。望着满屋子的钱，董太后心里十分踏实。她计划把这些钱全部留作自己的私房钱用，儿子造御苑可以再去卖官鬻爵。汉灵帝在母亲的授意下，卖官得到了许多的钱，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钱的刘宏激动得甚至头晕目眩，手脚都抖了起来。

皇帝购置地产汉灵帝把一部分钱用于造了新苑，就是毕圭苑和灵琨苑，那么剩下的钱他打算怎么花呢?他终于决定拿回老家河间置办产业，购买田宅，让周围的人看看，我家也有钱了。看来他真不是真龙天子的料，当不长皇帝，他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道理都不明白，作了皇帝都不踏实，都想着留后手。有个宦官叫吕强，觉得这样太可笑了，就劝汉灵帝道：“天下万物都是陛下一个人的，何必花钱购买呢，陛下此举实在不妥当啊。”汉灵帝根本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还是我行我素，不加理睬。

卖官鬻爵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建了新苑，买了田宅之后，还剩下许多，这该怎么花呢?汉灵帝在西苑修了个万金堂，以储藏金钱用。他又用搜刮来的钱在殿内铸了四个铜人，四个黄金钟，四个铜蛤蟆，用来看守自己聚敛来的财富。他还时常像个农村地主一样，时不时来看看，摸摸看看自己的钱还在不在。汉灵帝刘宏，就像一个暴发户，有了钱先置办产业，再捂紧了钱袋，剩下的就是尽情享乐了。

微服私访的胡乱行为他讨厌朝臣们前呼后拥地跟着他去游览御苑，就换上常人的衣服，“微服”出巡了几次，他觉得很有意思，就又让人在御苑内设立市场，让宫人扮成商贩，卖酒卖肉，卖衣卖布，他自己游逛于其间，不时侃价，顺手牵羊，喝酒吃肉，吆五喝六，好不热闹，故十分尽兴。

宦官们为了讨好汉灵帝也为了麻痹他，就变着花样逗他玩儿。有一次，宦官给一条狗戴上顶戴花翎，身披朝服，刘宏瞧见了，大笑不止，说：“好一个狗官啊!狗官不错!”朝臣们跟随着见到此景，只得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拍手称好的自然是宦官。宦官们还找来了四条很老实的驴，栓成四辆小驴车，拉着刘宏满皇宫乱跑，刘宏亲自驾车，左突右撞，宫中到处晌起“驴车老板”的吆喝声。皇帝尚且如此，大臣们为拍马屁，自然争相效仿，一时间“洛阳驴贵”。

裸泳馆的兴建不久，汉灵帝刘宏对狗对驴又没了兴趣，宦官们也想不出什么更刺激的点子了。一日，刘宏猛然说：“我想看女人光着身子玩儿!”于是，在西苑就建起了“裸泳馆”。汉灵帝看着众多妙龄少女们裸奔于其间，也加入裸奔的行列，嬉笑淫荡，深感无比欢畅。汉灵帝如此荒淫无耻，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昏君。正所谓主暗臣昏，他手下的大臣们也只顾助其为非作歹，讨得皇帝的欢心，宦官们则一心只顾聚敛钱财，奢侈挥霍。最后，这样的朝廷君臣终于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给了腐朽的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公元189年，年方三十四岁的汉灵帝刘宏一命呜呼，结束了他贪婪奢侈荒淫无度的一生。

作为一个帝王，不关心自己的国事，放任宦官乱政，实在可气。兴建“裸泳馆”让少女裸奔，实在可悲。东汉王朝，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灭亡。傀儡皇帝当皇帝变成傀儡的时候，还不如一个百姓舒服。

年幼称帝汉献帝，名刘协，他的父亲就是东汉有名的昏君汉灵帝。他就是东汉的最后一个皇帝，在汉室皇位落入曹氏父子手中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刘协年幼的时候，经历了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权的这样一个在东汉一朝特有的政治局面，其间围绕着权力，产生了很多的血雨腥风。九岁时，刘协被当时的大奸臣丞相董卓立为皇帝，随后就开始了他一生饱受欺辱的傀儡皇帝生涯。他就像一个玩偶，被各种势力争来抢去，受尽挟制，也任人摆布，可谓是失去了尊严还要遭到凌辱。直到最后，刘协落入了曹氏父子手中，在曹操和曹丕的淫威之下，继续苟且偷生。公元220年，曹氏的羽翼已经丰满，不再需要他这个傀儡皇帝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幌子了，于是，汉献帝被迫将自己的汉室皇位让位给曹丕，结束了自己屈辱悲惨的一生，也同时结束了汉朝的历史。

纵观东汉一朝，皇帝年幼，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汉室政治格局也因此而与众不同。很多小皇帝都悲惨地沦为外戚和宦官们争权夺势的工具。那么，汉献帝又是怎么沦为一个傀儡的呢?这要从他的父亲、昏君汉灵帝说起。汉灵帝荒淫无度，贪婪无耻，不分是非，混淆黑白。这导致了宦官在宫内玩弄权术，官僚也无心治理，只贪图敛财，终致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汉灵帝末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这沉重地打击了早已摇摇欲坠的东汉政权，整个王朝在衰落，不可逆转地在瓦解中走向灭亡。汉献帝刘协就是在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历史背景中，登上了皇位，纵然他再有千万般本事，也无力回天了。

汉献帝坎坷命运汉献帝刘协生来命运坎坷。他的母亲是汉灵帝时的王美人。王美人怀孕时，害怕当时的皇后何氏——一个屠夫的女儿嫉妒自己，就不敢产子，遂服用了打胎药，可是，没有奏效，刘协还是历尽艰难地来到了人世。善妒的何皇后闻听此事，果然醋劲大发，以至于真的毒死了王美人。此时刘协尚未过满月，就由祖母董太后抚养。刘协从小举止高贵端庄，颇有皇家风范，因此很得汉灵帝的喜爱。而何皇后的儿子刘辨举止轻浮粗俗。由于刘辨是皇长子，因此汉灵帝犹豫着一直没有确立太子的人选。结果不久后汉灵帝就病死了，刘辨被他的舅舅，大将军何进立为少帝，刘协被封为陈留王。

少帝新继位，东汉的宦官势力和外戚势力又一如既往地为权力争夺了起来。最后，是并州牧董卓取得了胜利，控制了京师的政治形势，他以司空的身份废掉了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从此，年仅九岁的刘协开始了他痛苦悲惨的一生。

董卓与王允董卓自封为相国，又加封了太师，横行霸道，鱼肉乡里，为所欲为。汉献帝在董卓的淫威逼迫之下，噤若寒蝉，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各地地主豪强，纷纷以讨伐董卓这个大奸相的名义起兵，共同推举了袁绍为盟主，围攻洛阳。董卓挟持着汉献帝，迁都于长安。其实汉献帝无时不想摆脱董卓对自己的控制，他希望借助军阀势力来消灭董卓，可惜无人把他当回事，自然没有人理睬他。公元192年，司徒王允和中郎将吕布密谋，利用貂婵这一美人计策划刺杀了董卓，朝政大权遂由此二人把持。

王允是个狭隘多疑的人，也树敌无数，后来也被诛杀。汉献帝又落入了旁人的手中，依然不得自由，又从长安颠沛流离地回到了洛阳。刘协本以为能过几天安宁的日子了，却又遭遇了愈演愈烈的军阀争霸之战，最后，曹操抢先占领了洛阳，牢牢控制住了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后又要挟汉献帝迁都许昌，就连皇宫侍卫也都换成了曹氏党羽，汉献帝与自己的臣子们被隔绝起来，忠于汉室江山的朝臣被杀，再也没有人真心为汉家江山着想了，刘协真的成了孤家寡人。

被曹操软禁在被曹氏软禁的日子里，刘协也想过抗争，可他的力量太薄弱了，根本就不堪一击，终究还是抵不过曹氏的强权，改变不了自己受挟制被凌辱的命运。汉献帝有个贵人姓董，是董承之女，本已怀孕，她的父亲被曹操视为眼中钉，所以就连汉献帝含泪恳求曹操放过董贵人一马时都被曹操粗暴地拒绝了，董贵人最终被曹操所害。可怜一个堂堂天子，竟连一个怀有自己骨血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刘协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

古代画扇公元213年，曹操自立为魏公，汉献帝明白，曹氏自立代汉的日子不远了，自己傀儡的命运也快到头了。汉献帝的皇后姓伏，是伏完之女。伏皇后目睹了曹操对汉献帝的残暴和凌辱，感到汉室江山已经危在旦夕，再不救就来不及了，于是偷偷地写信给自己的父亲，求父亲伏完采取行动来推翻曹操。可伏完知道自己的势力根本不足以与曹操抗争，不敢以卵击石。可这封密信的内容不知被谁泄露，让曹操知道了，曹操大怒，代替汉献帝写好了废后的诏书，命令汉献帝废后，又派御史大夫去捉拿伏皇后。当伏皇后从官内拖出时，她披头散发，赤裸双脚，凄惨无比。她跪着向汉献帝哭诉道：“你是一国之君啊，就不能给我求情，留下一条生路吗?”可曹操根本就不理睬汉献帝的苦苦哀求。最后，伏皇后被幽禁而死，她的两个皇子也被毒死。汉献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妻离子散，自己却无力保护他们，大受刺激，痛苦时时折磨着他的心。然而，他也明白，更大的变故，还在后面等着自己。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逼迫汉献帝让位给他。曹丕还居然封汉献帝为山阳公，还要汉献帝向自己磕头谢恩。刘协就这样孤寂地又活了十四年，最后抑郁而终。

第十四章

汉匈战争西汉时期，汉政权的最大外来威胁是来自北方的匈奴。汉高帝时，采用刘敬献计，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丝絮酒米等财物，约为兄弟，冒顿单于的进犯稍有收敛。刘邦死后，冒顿公然致书吕后狂妄地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并以极其侮幔的词语戏弄吕后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与娱同），愿以所有，易其所无。”①对于这样露骨的挑衅和侮辱，西汉政府由于国力不足，无法抗击，吕后只得命人答书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误也）听，不足以自汗。弊邑无罪，宜在见赦。”②卑躬屈膝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还是献马、和亲，以求一时的安宁。

古代演奏文、景之世，冒顿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立为匈奴单于。西汉政府虽然继续奉行和亲政策，通关市，厚馈赠，但仍无法遏止匈奴铁骑的侵犯和掳掠。文帝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今宁夏同原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纵骑兵入烧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前锋直抵雍县（今陕西风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二百里。文帝命张相如为大将军。大发车骑前往抵御，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匈奴骑兵逐出塞外。景帝时，著名政论家晁错曾提出“徙民实边”，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以备匈奴的策略，为景帝采纳。吴楚反，匈奴欲与赵王合谋入边。后汉军破赵，匈奴亦罢兵。景帝仍然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但直至景帝末年，匈奴始终未能停止对汉朝边境进行小规模的骚扰。

匈奴婢女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后，在西汉前期积累雄厚财富和平定七国之乱后形成的统一力量的基础上，决定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为了作好充分准备，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即下令全国各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③，并亲自向他们策问古今的治国之道。《汉书·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武帝从中拔擢董仲舒、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予以破格任用。这样，汉王朝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都增添了新的血液，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在外交上，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得悉月氏王为匈奴所杀，月氏余众遁往西域、意图报复的情况后，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此行虽然未能成功，但西汉政府因此对西域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为孤立匈奴和尔后沟通西域起了一定作用。在军事上，汉武帝认识到，要想战胜匈奴，非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不可。因为骑射是匈奴的长技，以前晁错在向汉文帝上《言兵事疏》中曾经谈到匈奴骑兵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与犹如）也；险道倾仄（斜坡），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④武帝即位后，针对这一情况，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除令各郡县大量扩建骑兵外，中央也直接训练骑兵。当时设置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虎贲、射声、中垒、步兵等八校尉，其中有四个是与建设骑兵有关的。在骑射训练方面，也以匈奴的技术为标准，一方面选召许多精于的“六郡良家子”⑤为郎，担任皇帝的侍卫；另一方面，又雇用长于骑射的匈奴人，来担任教官。经过不断的努力，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终于建立起来，为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始于元光二年（前133）。是年夏六月，武帝命雁门马邑人聂宜出塞，引诱匈奴军臣单于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派遣李广、韩安国等五将军率汉军三十余万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待匈奴军队入伏后予以歼灭。军臣单于率匈奴骑兵十万人如期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行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畜群布野，无人管理，心生疑虑。继进至汉“亭”（边防设施）时，‘俘汉巡边尉史，得知汉方诱兵之计，军臣单于大惊，慌忙退归。自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西汉边郡，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一、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春，匈奴侵扰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杀掠吏民数千人。武帝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就虚作战方针，命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出云中，沿河西进，对盘踞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楼烦王、自羊王的军队，风景画鉴赏进行突然袭击，歼灭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乘胜进至高阙（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沿黄河折而南下，直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夺回河套南部地区，于其地设置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旧长城。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以充实边防力量。

匈奴贵族不甘心于河南的失败，于元朔三年和四年，又先后数次侵入代郡（郡洽在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延安），杀掠吏民数千人。元朔五年（前124）春，匈奴右贤王又数次侵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武帝为了确保朔方，派将军卫青督苏建等六将军领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深入塞外六七百里，乘夜包围右贤王的王庭。右贤王酒醉，突遭袭击，在惊惶中，仅率壮骑数百人突围北逃。汉军虏获匈奴裨王（小王）以下一万五千人，获牲畜数十万头，大胜而归。武帝派使者迎接凯旋的汉军，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统领诸将。这次战役，巩固了汉王朝在战略要地河套南部的统治，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严重威胁，而且构成了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开始转入有利地位。

同年秋，匈奴又出动骑兵万人侵入代郡，大肆杀掠。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主力，巩固边防，武帝于元朔六年（前123）二月，命大将军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将军，率领十万余骑，由定襄北进数百里，在漠南歼灭匈奴军数千人。卫青之甥、年仅十八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也率领八百精骑，参与战役，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歼敌二千余人的辉煌战果。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夏四月再出定襄，击歼匈奴军万余人。但苏建和赵信率领的三千名骑兵，与匈奴单于军队遭遇，损失惨重，苏建突围逃回；赵信原是匈奴小王，在失败后又率残部八百余人投降匈奴。赵信向匈奴单于伊稚斜建议，将匈奴军队转移到大漠以北，以诱汉军，待其疲困，然后出而击之。伊稚斜单于纳其献计，决定暂作战略上的撤退，将主力远徙漠北。

二、河西之战西汉河南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在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东面左贤王和河西匈奴的军队。河西即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义称河西走廊，向为中国通西域的道路。从这两方面匈奴军队力量来看，无疑是左贤王较强。但河西匈奴控扼通西域的要道，对汉朝的威胁，又较左贤王为重。在匈奴主力转移漠北，北部边防趋于缓和的情况下，武帝为了打开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北边防，于元狩二年（前121）春，命骠骑将军（“骠骑”是骁勇的意思）霍去病率领精骑一万人，由陇西出塞。汉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勇猛向西挺进，经历五个匈奴王国（部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余里，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下，与匈奴短兵相接，击杀折兰王、卢胡王（一作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以下古代风景画鉴赏八千九百余人，并且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佛像）。浑邪王、休屠王等率败军逃遁。

为了彻底歼灭河西匈奴有生力量，同年夏，霍去病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省环县东南）出发，向河西进军。同时，张骞、李广领万余骑兵，从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出发，以左贤王为进攻目标，以策应霍去病的行动。

李广率四千名骑兵先行，北进数百里，为匈奴左贤王的四万名骑兵包围，力战二日，死者过半，杀敌亦过当（超过相抵之数）。张骞率主力赶至，左贤王见不能取胜，乃引兵退去。汉军因疲劳过甚，亦未追击而还。

霍去病和公孙敖由北地出发后，以迅速行动向河西实施大迂回，越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西北部）、小月氏（未西迁而仍留居的月氏人），深入二千余里，在祁连山麓（今甘肃张掖西南）与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等两千五百人的投降，俘王子、根鼠潞军、当户、都尉等百余人，歼灭匈奴军队三万二千人。汉军亦损伤约十分之三。匈奴单于恼恨浑邪王、休屠王两次战败，损伤惨重，欲加诛罚。两王连遭汉军重创，士气受到严重挫折，又怕单于降罪，乃于是年秋共谋降汉，派使者向正在黄河沿岸督修城堡的大行（执掌异族归化投顺事务的官）李息接洽。武帝闻奏，恐匈奴诈降袭边，即令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休屠王临时反悔，为浑邪肇王所杀，部众也被兼并。霍去病率军渡河后，与浑邪王的部队对面相望。浑邪王属下裨将望见汉军，心存疑惧，不欲投降，准备逃走。当此紧要关头，霍去病当机立断，亲率精骑驰入匈奴营中，与浑邪王会晤，斩杀企图逃亡的八千人，并先遣浑邪王乘驲传先至行在所（长安），去见汉武帝。然后亲率匈奴投降官兵四万多人回到长安。其后，汉武帝将匈奴降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西汉王朝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不但阻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的作用。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去河西，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马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⑥三、漠北之战汉军在河西大捷以后，匈奴在军事形势上的右翼力量已经显著削弱；但单于兵力的中坚部分，对汉朝的威胁依然很大。河西之战的第二年，即元狩三年（前120）秋，匈奴又派骑兵数万人侵入右北平、定襄，杀古代山水画掠吏民千余人，并企图引诱汉军深入，乘远道疲困予以歼灭。

汉武帝决心彻底解除来自匈奴的侵扰，为此目的，他一方面采取整理币制、专卖盐铁、加重商税等措施，以解决战时经济的困难；一方面乘匈奴势衰之际，集中兵力，深入打击其主力。元狞四年（前119）春，他召集众将商议进军漠北说：“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沙漠）轻留（轻人久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⑦他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确定集中兵力、深人漠北、歼灭匈奴主力的作战方案。随即集中兵力十万人，组成两大骑兵集团，令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分东西两路，远征漠北。同时令李广为前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皆归卫青指挥。由于此次用兵，是准备在沙漠地区与匈奴主力决战，大量人马的物资供应和军需品的运输补给，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武帝在连年战争军马不足的情况下，决定组织“私负从马十四万匹”⑧，随军行动；并以步兵数十万人，紧随大军之后转运辎重，以保证这次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

汉军大出击的消息传至匈奴，赵信向单于献策说：“汉军即度幕，人马疲，匈奴可坐收虏耳。”⑨伊稚邪单于纳其议，将全部辎重转移至远北。以精兵待于漠北。汉军原拟由定襄北进，并由霍去病专力对付单于。但在进军途中，捕得匈奴俘虏，得知单于驻地所在，于是又改令霍去病从代郡出击，卫青仍按原定计划出定襄。卫青率领精兵直趋单于驻地，命令李广与赵食其合兵一处，从东道进发，约定在战场会齐。卫青率军出塞后，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望见伊稚邪单于的军队正严阵以待。卫青临危不惧，他下令用武刚车（四周及车顶用皮革做防护的兵车）自环为营，然后派出五千名精骑去向敌阵冲锋。伊稚邪也以万骑应战。这时，天近黄昏，狂风陡起，沙砾击面，两军对面不相见。卫青乘势派出部队从左右翼迂回，包围单于的营阵。单于见汉军人数众多，士气旺盛，自度不能取胜，慌忙骑上善走骡，率领数百名精骑，向西北方古代风景画鉴赏向突围逃去。两军激战至深夜，杀伤相当。卫青发现单于逃走，立刻派出轻骑连夜追击，匈奴人马纷纷溃散。及至天明，汉军深入二百余里，未获单于踪迹，计俘斩匈奴官兵一万九千人。汉军一直挺进到寅颜山（宾音田，寅颜山在今外蒙古纳拉特山）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建）。汉军在赵信城缴获匈奴大批积粟，补充了军用。大军驻留一日后，尽焚其城余粟奏凯而还。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统率的东路是主力军，因而配备兵力最强，所领骑兵皆“敢力战深入之士”⑩，所属将领，如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卫山，校尉李敢和徐自为等人，都是有名的猛将。他古代风景画鉴赏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先前匈奴的降将，他们熟知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上行军二千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左贤王军遭遇，大败左贤王，击溃其主力部队，俘获左贤王属下三个小王，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捕斩七万四百余人。左贤王及其将领弃军逃走，汉军追至狼居胥山（今外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在其主峰上建立高坛，祭告天地，然后班师凯旋。

这次漠北决战，卫青所到宾颜山和霍去病所到狼居胥山，都在瀚海大沙漠以北，已深人匈奴腹地。汉朝两路大军追击匈奴，出塞二千余里，共歼敌九万余人，夺回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所有草地，“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军亦有不小损失，士兵死亡数万人，军马十一万余匹。

注释①②《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

⑤六郡：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上郡、北地郡、西河郡。良家子：地主官宦人家子弟。

⑥《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旧事》。

⑦《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⑧《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⑨⑩《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张骞通西域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旧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仓山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被称为西域，是为狭义之西域。广义的两域，则把葱岭以两，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地方，也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张骞出使西域之内。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葛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分为三十六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①，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边缘。南缘自楼兰（在罗布泊附近，昭帝元凤四年更名鄯善）沿昆仑山路而西，至于莎车（今新疆莎车），凡十国，是谓“南道诸国”②。北缘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沿天山南麓而东，至于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凡十二国，是谓“北道诸国”③。南、北道诸国，人口多者才八万人（龟兹），少者仅数百人（狐胡），多以种植和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之日“城郭诸国”。自莎车以西南，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者凡十国，是谓“葱岭诸国”④。这些国家由于耕地面积限制，大多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此外，天山北麓还有蒲类、蒲类后国、单桓、乌孙等国，其中乌孙最大，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军队十八万八千人，过着随畜逐水草的生活。

公元前二世纪，匈奴征服了西域，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槊之问，向西域各国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先是，原居敦煌、祁连之间的“行国”大月氏，有户十万，口四十万，控弦十余万人，故对匈奴未加重视。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立，是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⑤，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成为“世仇”。大月氏人远遁，过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建都妫水（今阿姆河），以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⑥。汉武帝闻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乃募人出使大月氏，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皇帝的侍从）应募，使月氏”⑦。

建元三年（前138），张骞与堂邑氏、胡奴甘父等百余人，从陇西出发，西行途中，为匈奴俘获，匈奴单于谓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因拘留张骞十余年，“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⑧。张骞羁留匈奴日久，监守稍宽，一日，张骞乘间与其属取道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路上跋山涉水，艰苦备尝，有时一连几日无食可进，赖堂邑父“射禽兽给食”。因此，从匈奴西部至大宛，共走了数十日。大宛早闻汉古代风景画鉴赏朝强大富饶，“欲通不得”，见到张骞，喜出望外，问其意欲何往?张骞说：“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诫得至，返汉，汉之赂遗（馈赠之意）王财物不可胜言。”⑨大宛王乃派遣向导引张骞等人至康居（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又由康居到了大夏，找到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占有大夏的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⑩。张骞在大月氏居留一年多，不得要领，乃取道羌中归国，不料中途又被匈奴俘获，拘禁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乘匈奴军臣单于死，国内发生内乱，乃与胡妻及堂邑父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奉使出行时，率领百余人，此时仅二人得还。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武帝很是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张骞此次西行虽未完成原定任务，但却在中西交通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第二次出使奠定了基础。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内地和西域即有所往来，清代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七《西域土地内属略》载，唐虞三代西域和内地即有交往。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及风土物产均有较多记载。但作为官方正式使节，张骞及其随从却是第一次开通西域，开辟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的资料，因此班固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古代人物画像张骞回到汉朝的前一年（前127），匈奴再度进攻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率汉军由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然后向西迂回，直插陇西，于黄河南岸打败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献计，于此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杭锦旗北），并招募十余万人修筑城池，屯田积谷，以加强河南地的防御。但匈奴仍然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元朔六年（前123），张骞以校尉军职，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由于他对匈奴情况比较熟悉，“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汉武帝因张骞屡建军功，又曾出使西域，乃封张骞为“博望侯”。

汉武帝听张骞报告说“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又闻骞言“身毒国（今印度）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古代文人四道并出，求身毒国，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至大夏的交通线，但未能成功。元狩二年（前121），为了打通通往西域道路，汉武帝组织了对匈奴的第二次大战役，张骞以卫尉（掌管宫门警卫的高级军官）军职与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治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以策应骠骑将军霍去病主攻的部队。张骞、李广一路虽然战斗失利，然而霍去病却大胆深入，向西挺进二千里，歼灭匈奴兵数万人，直逼祁连山下。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汉，西汉政府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保护西域交通。元狩四年（前119），汉政府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击匈奴的战役。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分出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长驱直人，挺进至今蒙古大沙漠以北，、大败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势力日渐衰落，汉朝与西域间的交通基本上得到畅通。

为了“断匈奴右臂”，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张骞建议汉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乌孙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行国”。原居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人打败，被迫归服匈奴，大月氏遂占有其地。后来，大月氏为匈奴所破，两迁至伊犁河流域；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将大月氏人逐出伊黎河流域，于其地重建家园。武帝时乌孙强盛，“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因此，汉武帝对于张骞的建议很是赞同，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负责统领皇帝侍卫的高级官吏），再次派他出使西域。张骞率领随从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帛钜万。此外，还有一些“持节”副使，偕张骞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

张骞等人至乌孙，正值乌孙发生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争，几乎使乌孙一分为三。张骞见乌孙昆莫（王号）猎骄靡，转达汉武帝旨意说：“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乌孙远离汉朝，又不知汉国力强弱，加以长期依附匈奴，大臣皆不欲东徙。此时，猎骄靡已经年迈，对于国事不能专断，因此，对于联汉灭胡之事，未能做出决定。张骞无奈，即分遣副使至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身毒等地，自己决定回朝复命。乌孙特遣使者数十人，携带良马数十匹及译员、向导等，随张骞一道赴汉朝报谢，并借以了解汉朝情况。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汉朝，汉武帝嘉奖他的出使功绩，拜为大行（即大行令，是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列于九卿。乌孙使者，来到长安，见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家富强，回国后向乌孙王做了报告，“其国后乃益重汉”⑥。明年，张骞去世。其后年余，张骞派往大夏等地的副使，分别偕同对方报聘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频繁，贸易大盛，汉朝派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所谓“驰命走马日，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即是此种情况的写照。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中西交通史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注释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南道十国：楼兰、且末、女若蜡羌、小宛、精绝、才于弥、戎卢、渠勒、于阗、莎车。

③北道十二国：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焉耆、尉黎、危须、渠黎、山国、狐胡。

④葱岭十国：皮山、西夜子合、鸟托、蒲黎、依耐、无雷、难兜、桃槐、捐毒、休循。

⑤⑥《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⑦⑧《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⑨⑩《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论》。

第十五章

广开三边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古代风景画鉴赏盛时期，不但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而且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纪录。

东南沿海一带，是东汉时期百越之族的聚居地。其中居住在现在浙江省南部的越人，汉代称作“东瓯”；居住在现在福建省境内的称作“闽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称作“南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百越之地设置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进行统治。当时百越之族，在秦朝地方政府统治之下，输纳租税；或退入山岳地带，继续与秦朝政府对抗。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乱。当陈涉起事时，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和摇的领导下，参加了刘邦反秦的战争。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其后惠帝三三年，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曾参加吴王濞之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诱杀吴王濞于丹徒。刘濞的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兵浮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攻击，请求内迁，汉朝将其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南越，秦时已置郡，秦末变乱时，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奉命代理南海尉事，他乘机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派陆贾通使南越，赵佗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汉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汉对南越实行铁器封锁，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攻长沙王国边邑，大败汉兵。文帝即位后，派人整修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和汉恢复原来的关系。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出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发兵往援。汉兵未至，闽越王弟余善杀闽越王郢归汉。武帝立前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立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余善又反汉自立为武帝，进攻豫章郡，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余善请降。武帝认为闽，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当地越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与汉人相融合。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鼎四年（前113），南越王赵兴和榜（音流）太后愿意内属，请求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要求同内地诸侯同样对待。武帝允准，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吏印绶，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署置，取消南越沿用的古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七十多人都身居要职，实权超过王室，因此，不甘心放弃半独立地位，他代表越人贵族势力阻止赵兴内属无效，于是在元鼎五年夏起兵反叛，杀死南越王赵兴、樛太后以及汉朝使者，另立建德为王。汉武帝闻讯，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十万大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今广州市）。吕嘉等兵败逃走，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俘斩，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封许多南越贵族为列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朝时候，对居住在我国西南山麓地带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离（音西）、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音斯）、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音忙）。甘肃南部的自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西南夷各族的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习惯于梳椎发，从事农耕，有邑聚和“君长”；巂、昆明等族习俗编发，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无“君长”。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

西汉初年，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经常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焚僮（焚族奴隶，焚音博）及金、银、铜、象牙等。巴蜀的铁器、枸（音举）酱和其他商品也运人西南夷地区。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而上书向武帝建言：“南越王黄屋左纛（皇帝车辇及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群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①武帝允其所请，派唐蒙率兵千人，辎重队伍万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前去招降夜郎。夜郎侯多同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汉在其地置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焚道直通夜郎群柯江（今北盘江）的山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抚邛都、（榨都、冉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的厚赐，愿意归附。汉在其地置一都尉，设十余县，隶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省）。后来因接受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汉廷一度放弃经营西南夷。

古代山水画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元狩元年（前122），张骞自大夏归国，向武帝报告上述情况，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遣使者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汉使到达滇国，由于昆明、巂等族贪图财利，杀害汉使，抢掠财物，阻闭通路，汉使寻求身毒道路之目的未能达到。滇王曾同汉使谈话，问汉使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侯也曾有过同样故事，“夜郎自大”的典故，即本于此。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在其地置群柯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初倚南越，及汉灭南越，遂归降汉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巂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以榨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以冉肱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以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攻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均归人西汉版图，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古代风景画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族，汉代称之为“东，胡”。乌桓活动于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②。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黑色糜子）。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③，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每年被迫缴纳牛马羊皮。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左部后，乌桓被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统辖。

鲜卑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也受匈奴族的奴役。

西汉时期，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日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骊，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貉（音汇莫），之西者曰朝鲜。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发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坝水（今朝鲜清川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云鄣、属乐浪郡），稍役属真番（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工之，都王险（今朝鲜平壤）”④。卫满在朝鲜建立了政权，当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辽东太守和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⑤。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元朔元年（前128），貉君主南问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服汉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后来卫满传位于其孙右渠，右渠大量招诱逃亡汉人，又不入觐汉朝皇帝，并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元封三年（前109），汉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右渠遵守前约，右渠终不肯奉诏。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苟彘出辽东，两路讨伐右渠。次年，朝鲜贵族大臣参等使人杀右渠来降。武帝封参等为列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骊，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曰随，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其后在局部地区曾有所收缩。如武帝末年撤销了沈黎郡，并入了相邻的蜀郡。但总的来说，从武帝以后，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汉武帝时期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开发，为以后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注释①《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②③《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

③⑤《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苏武出使不辱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在北之战中，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古代风景图鉴赏去病击败匈奴以后，匈奴的势力逐渐衰落，但还具有一定战斗力量。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一面持续战争，一面相互遣使往来，表面上为寻求友好，实则窥探对方虚实，因此，扣留对方和杀戮来使之事，时有发生。匈奴曾拘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十余名。太初四年（前101），匈奴晌犂湖单于死，其弟且鞮（júdī驹低）侯立为单于，汉武帝欲借征大宛之威胁迫匈奴，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时，齐襄公之九世祖为纪侯所谮而烹杀于周，鲁庄公四年，齐襄公灭纪），《春秋》大（敬）之。”①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怨望之意）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辈也）也。”②因而派使臣去长安修好，并将以前扣留在匈奴的路充国等十几名西汉使者释放回国。为回报匈奴，答其善意，天汉元年（前100），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作为使臣，携带厚礼，送还匈奴被拘留在汉使者。

苏武（前-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市南）人。为人廉洁正直，而且有胆量，有骨气。苏武奉命后，乃偕同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带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一路晓行夜宿，历尽艰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匈奴单于王廷。苏武献上汉天子所赐厚礼，匈奴单于非但未表谢意，反而露出骄矜之色，使苏武等汉使大失所望。

苏武办完使事，准备启程回国，正在此时，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苏武出使匈奴期间，匈奴贵族缑王与降将卫律部下虞常等七十余人，阴谋劫掠单于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素与张胜相知，暗中将此事告知了张胜，并准备杀死卫律，为汉朝立功，张胜亦表赞同。其后月余，一日，单于外出射猎，虞常与七十余人欲发，在举事前夕，其中一人出首告密，单于子弟发兵进攻虞常等人，缑王等人皆战死，虞常被执获。单于射猎归来，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乃使卫律查办此事。张胜恐虞常供出自己，只得将前情告知苏武。苏武闻之，惊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被侵犯而死），重负国。”③欲引刀自裁，张胜和常惠连忙上前制止。虞常在卫律的严刑拷问下，果然供出了与张胜密谋情况。单于在盛怒之下，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欲尽诛杀汉朝使者。单于身边一名大臣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因谋杀卫律而杀汉使，未免处罚太重，如果谋杀单于，又当治以何罪?不如趁此机会胁迫汉使归降匈奴。单于命卫律召苏武前来听审。苏武对张胜、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④当即拔出佩刀自刺，卫律见状大惊，急上前抱持，并立即命人召医急救。苏武气绝，半日复苏。常惠等痛哭不已，将苏武抬回营帐。汉武帝张胜被匈奴拘禁。且鞮侯单于得知审讯情况，对于苏武忠于汉朝的气节，十分敬重，朝夕遣人问候苏武病状，并暗中晓谕卫律设法使苏武归降。

当苏武伤势渐愈时，单于使人通知苏武、张胜同去观审虞常，欲因此迫使苏武归降。卫律当场将虞常斩首，然后威胁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卫律自称），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⑤举剑向张胜砍来，张胜慌忙跪地请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有罪，当相坐（连带治罪）。”苏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卫律又举剑向苏武作砍杀状，苏武神色自若，安然不动。卫律急忙收剑入鞘，无耻地向苏武夸耀其投降匈奴后所获荣华富贵，妄图以此来动摇苏武的忠节，苏武置之不理。卫律又改颜施加压力说：“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苏武听后，大怒骂道；“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对匈奴的贬称），何以汝为见（清人王念孙以为此句当作“何以见汝为”，意为见你干什么）!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使汉天子与匈奴单于互相争斗），观祸败!……若知我不降明（言汝明白地知道我不会投降），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⑥苏武义正词严地一番答话，使卫律明白苏武终不可屈致，乃如实地向匈奴单于作了报告。单于听说苏武如此忠义，心中十分敬重，益欲使其归降。乃命人将苏武囚禁于大窖中，不予饮食，以为如此可以使苏武归降。适值天降大雪，苏武在冻饿之下，只好以雪团和着毡毛一起吞食，竟数日不死。匈奴单于惊奇，以为有神明暗助苏武。于是乃将苏武迁至白雪皑皑、杳无人烟的北海（匈奴北界，即今贝加尔湖）上，使牧羝羊（公羊）。临行时，单于对苏武说，待公羊产生子羊，苏武才能回国。同时将苏武的属员常惠等人，分别置其他处所，不得与苏武相见。

苏武来到荒凉的沙漠苦海，得不到匈奴供给的粮食，只好掘取野鼠，储藏的草籽用以充饥。他每日拄着“汉节”（汉武帝差他出使匈奴的符节）牧羊，不论朝夕从不离手，因此时间一长，节旄（节上的牦牛尾毛）脱落净尽。时光荏苒，春去秋来，苏武已度过五六个寒暑，苏武怀念祖国的心情并未削减。一日，苏武正在牧羊，忽昕远处传来马蹄声，苏武正在惊疑间，一个匈奴贵族打扮的官员来到面前，苏武定睛一看，原来是汉朝的骑都尉（骑兵统带官）李陵。李陵，字少卿，汉名将李广之孙。在汉朝时，与苏武俱为侍中，且系好友。苏武出使匈奴之明年，汉武帝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兵五千，与匈奴交战，战败投降匈奴。李陵虽知苏武被困在匈奴，却无面目去见故友。过了很久，单于知李陵与苏武相善，乃命令李陵去北海劝苏武归降。

李陵来到北海上，为苏武置酒设乐。叙说朋友交谊后，向苏武说明单于使其前来劝说归顺之事。李陵首先告知苏武家庭的不幸遭遇：老母已死，兄弟皆坐事自杀，苏武妻子年少，闻已改嫁，女弟、儿女，十余年来，存亡不可知；接着自叙始降匈奴时忽忽如狂的内疚心情，表示对古代风景画苏武此时的心境很是理解，然后又联系到汉武帝对大臣的残酷寡恩说：“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⑦为如此皇帝自苦如此，实不值得，不如归顺匈奴。苏武爽直地向李陵剖明心迹说：“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提拔之意）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近臣之意），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⑧李陵与苏武盘桓数日，终不能动其心，李陵见其至诚，惭愧地与苏武挥泪告别。李陵使其妻子赠给苏武牛羊数十头，以改善其日常生活。

后元二年（前87），李陵又至北海上，将汉武帝去世的消息告知了苏武。苏武听后，南向号哭，悲痛异常。明年，昭帝（武帝之子）即位，是时，匈奴且鞮侯单于早已死去。昭帝始元二年（前85），匈奴壶衍鞮单于即位。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渴望和平。同时，匈奴新单于初立，国内乖离，贵族争夺，常恐汉军来袭，乃采纳卫律之谋，与汉朝恢复和亲和正常往来。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与匈奴议和，要求匈奴把苏武、马宏（前使西域为匈奴所获，亦不肯降）等人放还，竟遭到匈奴的拒绝。匈奴诡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汉朝被囚禁在匈奴的使者常惠买通守者，得夜见汉使，将苏武的真实情况告诉汉使，并教给汉使营救苏武的计策。

翌日，汉使面见壶衍鞮单于，对单于说：一日，汉朝皇帝在上林苑（汉朝宫苑，在今陕西西安市西）中射猎，射中一只大雁。大雁足上系有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正在北海牧羊。汉使以此责问单于，为何向汉朝隐瞒苏武的真相?单于听后，异常惊慌，环视左右大臣，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单于无奈，只得如实地对汉使说：“武等实在。”为了避免再引起汉匈战争，答应释放苏武回国。汉使向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表示祝贺。李陵闻知，亦为苏武置酒祝贺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⑨然后又向苏武倾诉了自己兵败降胡后，仍时刻不忘报效汉朝的心情，由于汉武帝族诛其家，为世大辱，他才断绝回汉念头，成为异域之人。因起舞与苏武作别，歌曰：“径（穿过之意）万里兮度沙幕，为君（指汉武帝）将兮奋匈奴（与匈奴作战）。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隋（同颓，丧失）。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⑩李陵歌罢，流着眼泪，与苏武诀别。始元六年（前81）春，苏武率领以前留居匈奴的汉朝官员九人，一同回到汉朝首都长安。苏武出使时，正当壮年，回国时，已经须发尽白。汉昭帝为了表彰苏武出使的功绩，拜他为典属国（负责少数民族及属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三人皆拜为中郎（官员，掌宿卫侍值，属郎中令）。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各赐钱十万，免除终身徭役，使归家养老。宣帝（前73—前49）时，封苏武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以苏武为节操素著老臣，令苏武只在朔望朝见天子，号称“祭酒”，优崇甚厚。苏武每次获得皇帝的赏赐，皆分赐与昆弟、故人，家无余财。当时的王公大臣如许广汉（宣帝皇后之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皆十分敬重苏武。苏武在匈奴生的儿子苏通国被接回汉朝，任为郎官。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苏武病故，享年八十多岁。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单于来汉朝见，汉宣帝思念功臣，命画工绘十一大臣之像于麒麟阁（在未央宫中），以表彰其功德，苏武即为其中之一。苏武的崇高民族气节，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和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他那首气贯长虹的《正气歌》中提出历史上许多气节高尚的英雄人物，其中“在汉苏武节”之句，即为赞扬苏武坚贞不屈的名句。

注释①《资治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太初四年。

②《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

司马迁撰《史记》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司马迁《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①。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②，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人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③。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十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④。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后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⑤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党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问，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⑥，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

“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⑦。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⑧，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雪后景像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⑨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记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古代风景画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画才能。他的刻画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主义成分。如认为秦古代人物图鉴赏的统一是“天所助焉”⑩，刘邦是“受命而帝”，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马固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注释①《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

②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代说法不一。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郭沫若认为生于公元前135年，卒于公元前93年（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今从王说。

③④《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⑥《史记》第一三○《太史公自序》。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⑧《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⑨《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⑩《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第十六章

巫蛊之祸巫蛊①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起宫廷内部斗争。

征和元年（前92）夏，汉武帝居建章宫休养，恍惚间见一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宫门名），疑其图谋不轨，命人收捕。男子在惊恐中弃剑逃去，追之不及，武帝怒斩门守。冬十一月，紧闭长安城门，发动三辅骑士大肆搜索上林苑周围数百里凡十一日。巫蛊事件于此爆发。

丞相公孙贺之夫人君孺为卫皇后（武帝皇后）子夫之姊，因此有宠于武帝。公孙贺子敬声依仗权势，骄奢淫逸，不顾朝廷法纪，竟擅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发后，被拘捕入狱。恰在此时，武帝下诏急捕阳陵（今陕西咸阳县）大侠朱安世归案，公孙贺乃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武帝许之。后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捕获，投之狱中。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并在武帝赴甘泉宫途中，使巫者于当道埋偶人，以恶言诅咒武帝。武帝下令将公孙贺父子逮捕下狱，考验属实；公孙贺父子被处死，族诛全家。武帝乃以中山靖王子刘屈麓（máo）为丞相。征和二年（前91）闰四月，诸邑公主（卫皇后之女）、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因巫蛊事件被牵连处死。

先是，武帝年二十九，卫皇后生戾太子，甚是钟爱。及长，武帝以太子“性仁恕温谨，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②；同时，所宠幸王夫人、古代风景画李夫人和李姬又各生一子，因此卫皇后及戾太子恩宠渐衰，常有不自安之意。武帝对卫后弟大将军卫青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③卫青顿首叩谢。武帝每次出外巡幸，常以国家大事付托太子。武帝任用酷吏，用法严刻，太子宽厚，多所平反，“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④。元封五年（前106），卫青去世，朝中邪臣以太子无复外家以为凭依，竟欲构陷太子。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长安，率皆以邪道欺骗群众，使用变幻多端的手法，以达到一己私欲。有些女巫往来宫中，教唆后宫美人于房中埋木偶人祭祀，可以免除灾祸。美人由于妒忌怨恨，彼此间互相告讦对方用木偶诅咒皇帝无道。武帝大怒，下令诛杀后宫美人并连及大臣凡数百人。武帝心怀疑忌，尝昼寝，梦见数千木偶人持杖向其打来，惊醒后，身体感到不爽，精神恍惚，神疲健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皇后有隙，见武帝年老多病，恐一旦死去，太子即位，将不利于己，因而萌发奸谋，言武帝病源在于巫蛊。于是武帝即以江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先是，江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逃至京师，告发太子丹阴事，太子丹因被废黜。武帝召见江充，见其容貌魁梧，衣著洁丽，与其议论政事，又多称意，因此大悦，拜为直指绣衣使者⑤，使其督察贵戚及近臣违反法纪者。江充受任后，检举揭发，无所回避，武帝以其任事忠直，大加信用。江充曾随从武帝巡幸甘泉宫，遇太子家使者乘车马行于驰道（天《子驰走车马之御路）中，江充将人及车马扣留交吏议处。太子闻知后，古代风景画鉴赏使人向江充请求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指武帝）闻之，以教敕无素者（言平素对左右人不加管柬）。”⑥江充置之不理，仍将此事上奏武帝。武帝称赞说：“人臣当如是矣。”自此更加信用江充，擢为水衡都尉（官名，掌上林苑兼保管皇室财物及铸钱），威震京师。

江充率领胡巫掘地求偶人，拘捕夜祠及视鬼之人，同时派遣巫者污染地上，以为祭祠之处，用来诬陷无辜吏民，然后收捕审讯，使用烧铁钳灼等酷刑，强令服罪。于是庶民被迫互相以巫蛊攀扯，官吏则劾以大逆无道之罪。当时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因巫蛊罪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莫敢讼其冤者。江充察知武帝怀疑左右皆有巫蛊祝诅嫌疑，乃假借胡巫檀何之言谓武帝说：“官有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愈也）。”⑦于是武帝乃使江充入宫禁中，毁坏御座，掘地求蛊；并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办理此事。江充先后命人至后宫希幸夫人、皇后、太子宫中。掘地纵横，以致太子、皇后无复施床之地。江充为诬陷太子，先使胡巫作桐木人埋太子宫中，及掘出后说：“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⑧太子闻知大惧，问计于少傅石德，石德亦惧受牵连而被诛杀，因对太子说：“前丞相父子（指公孙贺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假托天子诏命）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⑨太子犹豫不决，将往甘泉谢罪。江充紧逼不舍，必欲置太子于死地而后已。太子无奈，只得按照石德策划实行。秋七月，太子令其宾客诈称皇帝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使者”击杀韩说。太子亲临监斩江充，骂曰：“赵虏（江充，赵人）!前乱乃国王父子（充前告赵太子丹阴事，因使太子见废）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⑩并命人将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

太子命舍人无且持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通过长御（皇后近侍）倚华将捕斩江充事报告给卫皇后，并请调拨宫中厩车以载射士，动用武帝兵器，发给长乐宫卫兵。于是长安城中秩序混乱，或言太子谋反。黄门苏文从宫中逃出，直奔甘泉，向武帝报告太子谋反。武帝认为太子所以有此行动，乃是由于巫蛊之事心怀恐惧，又愤恨江充等人。乃派遣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见太子，回来向武帝谎称“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武帝听后大怒，丞相刘屈氂闻变，弃其印绶，拔身而逃，派丞相长史乘急传驿马报告武帝。武帝怒，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古代风景画赏罚。以牛马为橹（盾牌），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太子宣言告令百官说：“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武帝车驾从甘泉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下诏调发三辅兵马，中央二千石以下官员，皆由丞相统一指挥。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免长安京师诸官府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别统领，同时派长安囚徒如侯持节调发长水、宣曲胡骑，皆整装来会，侍郎马通追捕如侯，告胡人说：“节有诈，勿听也!”因斩杀如侯。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授与节符，令其发兵，任安拜受后，闭门不出。太子只得引兵而去，纠集长安市民数万人，至长乐宫西阙下，正与刘屈篦统率的军队相遇，双方交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城沟中。当时，民间皆传说“太子反”，因此士兵不附太子，转向丞相一方。太子兵败，从南城门逃出。刘屈篦欲斩城门守卫司直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谏阻说：“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刘屈麓遂释放田仁。武帝闻知大怒，下令责问暴胜之，胜之恐惧自杀。武帝又诏令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以天子策书收皇后玺绶，皇后自杀。武帝因任安为官多年，老于事故，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下令与田仁并处腰斩。平日出入太子宫门之宾客，皆被株连处死；追随太子发兵者，则以谋反罪灭族。吏士被胁迫者，一律徙敦煌郡。在武帝盛怒下，群臣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通鉴考异》引《汉武帝故事》作郑茂）上书武帝为太子辩冤说：“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江充），恐惧捕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请求武帝“极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武帝览书后，有所感悟，然而并未立即下诏赦太子之罪。太子出亡，东至湖县（今河南阕乡东），隐藏在泉鸠里一民户家中，主人家贫，常靠卖屦所得以供太子。太子在湖城有一富友，命人前往传呼，因被发觉。是年八月，地方官吏围捕太子。太子自料不能脱逃，遂入室自缢而死。

征和三年（前90）九月，吏民以巫蛊互相告发者，经过查验多与事实不符，武帝亦颇知太子为江充所迫，恐惧无以自明，并无谋反之意。此时，适值高寝郎（高庙卫寝之郎）田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武帝大为感悟，于是召见田千秋，立拜千秋为大鸿胪（九卿之一），同时下令族灭江充家，焚烧黄门苏文于渭桥上。武帝哀怜太子无辜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城。

注释①巫蛊——即以巫术害人之意。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⑤官名，亦称绣衣直指。汉武帝末年为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而设。使者为皇帝特派，着绣衣，可持节发兵，并有权诛杀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

⑦⑧⑨⑩《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三年。

霍光废立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于五柞宫病笃，大臣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封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石单（匈奴休屠王子，人汉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为车骑将军、太仆，古代风景画鉴赏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年八岁，是为孝昭皇帝。霍光、金日石单、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辅政。

先是，武帝欲立少子弗陵为太子，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独居骄蹇，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使黄万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奉车都尉霍光。后数日，武帝令人引持弗陵母钩弋夫人送掖庭狱，赐死。

霍光受诏后，朝中政令，悉由所出，天下人莫不想望其风采，一时间权倾朝野。然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为朝廷内外所敬重。昭帝始元二年（前85）春，霍光被封为博陆（今河北蠡县南）侯。有人建言霍光：“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一反诸吕排斥刘氏宗室专权而亡的做法），如是则可以免患。”①霍光采纳建言者之议，乃于宗室中留意选择可委以重任者，遂拜楚元王孙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疆并为长乐官卫尉（汉九卿之一）。元风元年（前80）冬十月，霍光以前朝旧臣尚书令张安世（故御史大夫张汤之子）志行纯笃，乃启奏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作为自己的副贰。又以杜延年揭发燕王（昭帝兄）、盖长公主、上官桀父子、桑弘羊谋反，有忠节，擢为太仆（九卿之一），右曹给事中（加官，掌顾问应对，得出入宫中）。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得收宽严相济之效。自平燕王叛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②。

元平元年（前74）夏四月，昭帝死，无嗣。当时武帝之子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存，霍光与大臣商议立嗣问题，群臣均主张立广陵王。但广陵王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霍光内不自安。适有郎官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太伯之弟），文王舍伯邑考（文王长子）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③郎言正合霍光之意，于是霍光以郎所上书交丞相杨敞等传阅，当日奏请皇太后，诏遣行（代行）在鸿胪（汉九卿之一）事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迎接昌邑王刘贺武帝子昌邑哀王髆（bó博）之子，乘七乘传，来到长安官邸。

原来昌邑王刘贺，也是一个狂纵无节的王子，武帝丧时，刘贺仍游猎不止。王国属官王吉、龚遂等均曾切谏，刘贺或置若罔闻，或当时接受，其后复放纵自若。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但刘贺于翌日中午始启程，于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急行至定陶，行程一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中尉王吉奏书戒之曰：“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发（谓兴举众事）!大将军（指霍光）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无以加也。……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南面而已。”④昌邑王一路不忘游乐，车驾行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派人求长鸣鸡（自南诏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以为玩好。过弘农时，遣大奴名善者用衣车（有遮蔽的车）载女子。至湖（即湖县，在今河南灵宝西北），长安使者见此情景，召昌邑王国相安乐进行责备，安乐将此事告知龚遂，龚遂入见昌邑王，问有无其事，昌邑王谎称“无有”。龚遂说：“即无有，何爱一善（即大奴名善者）以毁行义，请收属吏（将大奴拘捕付吏审问），以湔洒大王!”⑤于是揪住大奴善交给卫士长依法惩办。

刘贺来到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大鸿胪郊迎，侍从奉上乘舆（皇帝坐的车驾）。昌邑王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为参乘（亦作骖乘，即陪乘）。车驾将至长安未央宫东阙（宫门），龚遂对刘贺说：“昌邑吊哭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向阙西面伏哭，尽哀止。”⑥刘贺按照龚遂的嘱咐尽哭如仪。六月，昌邑王接受皇帝玺绶，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昌邑王立为天子后，淫戏无度。原昌邑官属皆被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昌邑国相安乐迁升长安宫卫尉（汉九卿之一）。龚遂见此情景，甚为忧虑，乃流涕对安乐说：“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⑦龚遂和太仆丞张敞均以“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为非，劝其“诡（反也）祸为福，皆放逐之”⑧!刘贺不听。霍光闻知昌邑王“所为孛（违背也）道”，心中忧懑，私下向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间计。田延年提出要霍光建自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援引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故事作为根据。霍光乃古代人物像荐举延年为给事中（将军、列侯、九卿以至黄门郎、谒者等的加官。均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对策。计议已定，霍光使延年先报知丞相杨敞，杨敞惊惧，不知所应，在夫人启示下，乃许诺延年：“请奉大将军教令!”霍光遂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于未央宫举行会议。霍光首先对诸大臣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田延年乃离席按剑，对群臣说：“先帝属将军（指霍光）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宜速决）。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群臣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⑨霍光率群臣朝见太后，详奏昌邑王不可继承皇位情景。皇太后乃驱车来到未央宫承明殿，诏令宫廷卫士不许昌邑王的臣下入内。昌邑王朝见太后回至所属之温室殿后，殿门即闭。霍光命令侍卫将昌邑王群臣全部驱赶至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骑收捕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奉诏拘禁犯人的监狱）议处。有顷，太后有诏召昌邑王，此时昌邑王始感事态严重，心怀恐惧。太后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武士数百人皆手持兵器陈列殿下，群臣按官品大小依次上殿，然后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尚书令宣读霍光与诸大臣连名给皇太后的上奏，具言昌邑王于汉昭帝死后，典丧不按礼仪，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掠抢民女，与昭帝宫人淫乱。滥赐昌邑王旧属官爵印绶，受玺二十七日，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仪，乱汉制度。“……宗庙重于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⑩!皇太后诏曰：“可。”霍光令昌邑王起，拜受诏，然后解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霍光与群臣将昌邑王送至官邸。不久，太后又采纳群臣奏言，诏命刘贺回到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赐汤沐邑二千户，国除。昌邑群臣“坐无辅导之谊，陷王于恶”被诛杀者二百余人。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及昌邑王师王式以忠直多次进谏，得减死，髡为城旦。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昌邑既废，立谁为君?此为当时汉朝廷之大事。霍光与张安世等诸大臣议论此事，未能作出决定。大将军长史、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上书霍光曰：“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宫中旁舍，妃嫔所住之处）、外家（病已先在外家史氏）者，吉前使居郡邸（即郡邸狱，巫蛊事起，病已始生数月，亦被收系于此，武帝征召丙吉治巫蛊郡邸狱）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义……决定大策!”秋七月，霍光召集丞相以下百官议定所立，决定上奏皇太后请立病已为帝，皇太后诏曰：“可。”霍光遣宗正、太仆以轻车奉迎病已入未央宫，见太后，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是为中宗孝宣皇帝。十一月，立许婕好为皇后。

宣帝本始元年（前73）春，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益封大将军霍光万七千户，与前所食凡二万户。车骑将军张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赐爵关内侯者八人。霍光曾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诸事皆先报告霍光，然后上奏。自昭帝时，霍光家族即权倾中外，声势煊赫，霍光兄弟、子婿、外孙皆身居要职，党亲连体。及昌邑王废，光权益重。

本始三年（前71）春正月，许皇后死。先是霍光夫人霍显欲使其小女成君立为皇后，无由得进。会许后将娩，病，霍显因串通宫中女医淳于衍，令其于许皇后分娩后，投毒药中，许后饮药而死。事后吏捕诸医，劾淳于衍侍疾无状，收系诏狱。霍显惟恐阴谋败露，即将事件原委悉告霍光，霍光大惊。会奏疏上，霍光阅后在奏疏上题写“勿论”二字，遂寝其事。本始四年春三月，霍光女成君入宫，立为皇后。

地节二年（前68）春，霍光病重，皇帝亲自临问，霍光上书谢恩，请求将其博陆侯国封邑三千户，封给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列侯。当日，宣帝拜霍光之子霍禹为右将军。三月，霍光死。四月，宣帝又封霍山为东平侯，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明年，夏四月，立刘奭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霍显闻立许后子为太子，怒不可遏，以至呕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言即使霍女生子），反为王邪?”乃又唆使其女成君令毒杀太子，由于太子保姆监护严密，未能得逞。霍显认为霍光生前功勋卓著，子侄、兄弟、诸婿占据权要，更加骄奢放纵，无所顾忌。

古代人物图宣帝在民间时，即闻知霍氏家族权势尊盛，不知加以节制。后拜魏相为丞相，多次赐宴言事；平恩侯许广汉（宣帝岳丈）、侍中金安上等均得径入宫中奏事；又宣帝为防壅蔽，下令准许吏民得奏封事（即臣民上书，为防泄密，得以黑囊缄封）。通过以上各种渠道，颇闻霍显毒杀许后之事，但尚未完全证实。为防霍氏放纵不制，危乱国家，乃将霍氏家族及其亲属在兵官者，一一调离原职，以损夺其权。霍禹虽保留大司马官号，但不予印绶，并罢去其右将军领兵实权。霍显及霍禹等见霍氏权势日见削夺，常相对啼泣，互相埋怨。霍山谓霍显曰：“我家兄弟诸婿多不谨，又闻民间谨言（众口一声）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霍显惶恐，即具以事实真相告知霍山、霍云、霍禹等。于是以霍禹为首的霍氏家族及其亲党准备先发制人，诛杀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事发，霍云、霍山、范明友（霍光婿）自杀，霍禹腰斩，霍显及诸姊妹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旧人，亦坐免官。八月，皇后霍氏废。霍光宗族，至是诛夷殆尽。

注释①②③《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④⑤⑥⑦⑧《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

⑨⑩《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

《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地节三年。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昭宣中兴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①，以示与民更始。武帝死后，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昭帝年幼，一切政事听任霍光处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前皆勿听洽”③。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减免百姓田租，免收赈贷种食，诏止民出马，勿敛马口钱（牲畜税）。元凤四年（前76），昭帝行加冠礼，下令“毋收（元凤）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④。以上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复苏有了可能。昭帝还于始元六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的攻扰。

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在民间的刘询（原名病已）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幼遭巫蛊之变，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养于祖母史氏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这对其即位后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响。

宣帝初即位，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宣帝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亲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以通下情。

并规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陈）奏其言，考试功能”⑤。地节四年（前66），因大司马霍禹（霍光之子）与其母霍显等谋反，诛灭霍氏家族，并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消除了霍氏的势力。

古代人物画宣帝为政，十分重视吏治，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选用，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⑥!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辄以玺书勉励，给以褒扬。渤海（郡治浮阳，故城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岁饥，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问“何以治渤海?”遂对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⑦。宣帝许之。龚遂到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请持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兵器）者乃为盗贼”⑧。持兵者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农具，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开仓济民，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蓄积，诏狱止息。龚遂人为水衡都尉（总管治水及上林苑）。对于公卿大臣，则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⑨。召信臣由郡太守迁升为少府。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⑩。宣帝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也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责实之意）考核臣下。当时，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杨恽、光禄大夫王迁、京兆尹赵广汉、司隶校尉盖饶宽等皆因罪被处死。太子刘爽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宣帝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另一方面，宣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下令赦免那些触犯他本人名讳的人。地节三年（前67），因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设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四人，以慎刑狱。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属县、官爵、邑里，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图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地节元年（前69），诏令假（权借）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又诏“池（陂池）絮（禁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赋及给徭役）”。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本始四年（前70）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其令太官（东汉时掌皇帝饮食宴会之官，属少府）捐膳省宰（屠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师各官署之令丞）上书人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地节四年（前66），郡国多被水灾，皇帝遣使循行郡国，发放赈贷。同时命令各地降低盐价，以减轻百姓负担。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为节省转漕，而利农民，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比年丰稔，谷石五钱”，创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宣帝在位期间，对于文化学术事业也很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捕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

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年（前61），汉将赵充国击败先零羌，羌人降者逾万。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率四千余人降汉，汉政府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从而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以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图谋。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西域诸国五万人迎之。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废除。甘露二年（前52），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是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西汉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特别是宣帝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史称中兴。

注释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③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汉书》卷入《宣帝纪》。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汉书》卷九《元帝纪》。

《汉书》卷八《宣帝纪》。

《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五凤四年。

《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元康四年。

第十七章

盐铁会议盐铁会议是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组织的一次有名的讨论国家内外政古代军营策的会议。

汉武帝元封至太初年间，桑弘羊先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农令、大司农，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酒类专卖等重要财政政策，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等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给农民造成烦苦，迫使农民反抗斗争日益频繁。加以连年对外战争，国帑匮乏，边用不足。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内外政策。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其所下著名的轮台诏令中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他的内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并不一致。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死，少子弗陵即位，是为昭帝。遗诏以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与桑弘羊、金日石单、上官桀、田千秋等共同辅政。由于武帝以后，中朝权力多在尚书，加以武帝病危时，嘱托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②。所以武帝死后，“政事一决大将军光”③。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④。为了统一大臣们的思想，保证武帝轮台诏令的贯彻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有功名的儒生）文学（地方上有名气的儒生），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双方代表人物，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当局，一方是霍光支持下的民间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六十余人⑤。这次会议前后进行了两次，前一阶段可以说是正式的会议，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主题。后一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时所进行的又一场辩论，可以说是前次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是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两次会议的内容，汉古代风景画鉴赏武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经过“推衍”，“增广”，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全书共分六十篇，各立标题，内容前后连贯，再现了盐铁会议的辩论情况。从《盐铁论》全书看来，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间疾苦的原因问题。文学首先提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⑥又说：“山海者，财用之宝路（重要来源）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生命线）也。……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⑦因此，文学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⑧，将从事盐铁等事业的劳动力都调回到农业上去，认为这是“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之道，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文学所说的“进本”，就是重农，“退末”就是抑商（按此指官营商业），这是他们反对盐铁等官营政策的理论根据。贤良也对盐铁官营进行了非议，一则曰：“县官（朝廷）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务必符合指标），不给（给，通洽；不给，不合之意）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痛快）。是以农夫作剧（劳作繁重），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⑨再则曰：“卒徒工匠，故（从前）民得占租（依法向政府缴纳租税）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锋利）而中用（合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用费不省，卒徒烦（烦苦）而力作不尽（不尽力工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⑩除盐铁官营政策外，文学还对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进行抨击说：“问者（近来）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与百姓讨价还价，从中取利）。……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奸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官府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白市（各官署自采所需物资），则吏容奸豪（官吏和奸商互相勾结）。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囤积居奇），轻贾（不法商人）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对于国家铸钱，算缗告缗等政策，贤良文学也持指责态度，认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将“与人以患”。最后在辩论言行问题时，贤良认为“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放弃盐铁官营政策），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

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捍卫官营、反对私营的立场，对贤良文学的主张进行了答辩。他对贤良文学所提到官营事业中的一些流弊，并不完全否认，他说：“故扇水（地名，今址不详）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质量优良）’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疆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他认为盐官营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流弊，是由于某些不良官吏造的，不能因此即加以否定。他提出盐铁官营政策应当继实行的理由如下：

第一，桑弘羊从封建国家的法权观念出发，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料，为最高封建统澜者所占有，乃为理所当然之事：“家人（即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古代风景画第二，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侵掠）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指中原地区）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俘虏）也，故修障塞（防御据点），饬（整修）烽燧（烽火燧烟），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增加货财收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守备）之用，使备塞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第三，有利于国计民生，征外安内。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政府大举反击匈奴入侵的时代。汉武帝用兵数十年之久，每次出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军费开支相当巨大，仅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为奖赏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击匈奴大军的有功人员即用去五十万金。而这些费用都需出自官营事业之利人。故桑弘羊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元狩三年（前120）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麽（kuai快，堆积秣草的房舍）以赈贫民”。桑弘羊据以回答文学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当作贾万物，意为买卖各种货物）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古代风景画鉴赏第四，有利于摧抑豪强兼并之路，维护国家统一。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为摧毁地方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桑弘羊主张由国家统一盐铁，禁止人民私铸钱币。他说：“只有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实行官营。乃所以“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二、关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在此问题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持完全相反意见。贤良文学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攻击反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造成“田地口荒，城廓空墟”。他们指出”苦师劳众”的原因，“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指天于）计过也”。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抗匈主张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越王勾践破擒吴王夫差），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议，听君之计，吴越王之任种（文种）、蠡（范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疲备）之效，匈奴不为加俛（俛，同俯，加傀，、更加屈服），而百姓黎民以弊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因此，贤良文学认为，“方今为县官计者，莫名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而已”。只有如此，才能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恃（疲劳人民）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文学对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未能制止匈奴侵扰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馈赠）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改变入侵行为），而暴害滋甚。先帝（指武帝）赌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坏，故广将帅，招奋击（招募奋勇杀敌的武士），以诛阙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收藏档案之所），何命（何谓）亡十获一乎。”指匈奴“贪侵盗驱（贪得无厌，掠夺人畜），长诈谋（崇尚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对如此一贯背信弃义的敌人，只有通过战争加以制服，“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桑弘羊还指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民族自卫战争，是“所以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的正义战争，并非为了愤斥地开辟疆土。虽然进行反击战，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终于制止了边患，保证了汉朝的安全，“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桑弘羊对抗击匈奴战争的一些论点及埘贤良文学的争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在昭帝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哉后，已然远遁大漠以北，对汉朝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加以汉朝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倘再坚持出兵彻底降服匈奴，就显得与轮台诏令精神有些不合。

古代风景画三、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理论思想问题。贤良文学信奉儒家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用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他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说：“二世信赵高之计，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欺压）民重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期（约定）俱起方面而攻秦，闻不一期（不到一年）而社稷为墟。乌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⑦因此得出结论说：“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贤良文学还认为，严刑峻法，酷吏政治，只能增加犯法人数，造成社会动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深或浅，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加以“当今所谓良吏者……文诛假法（深文罗致，假借法令），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更加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最后他们向桑弘羊提出警告说：“严刑峻法，不可久也。”

宫殿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相反，他祖述法家，崇尚法治。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也应有所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刓弊（刓音完，刓弊，谓百姓贫弊，为巧诈以避法也。）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是不会收到实效的。他认为法乃至高无上之原理，有法则治，无法则乱。“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他的助手御史们也补充说：“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并举“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作为论证。

桑弘羊不但主张以法治民，而又特别强调严刑峻法。他举商鞅为例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商君刑（罚）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

桑弘羊坚持的法治主张，是与前面所说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他主古代风景画张法治。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他所提倡的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实施。如他的助手御史在发言中说：“张廷尉（武帝时酷吏张汤）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暴虐）寡。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征而用足。”

此外，这次会议上的争论还涉及到农业的基本政策，对儒家学派的评价，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对接待外宾的礼节等问题。

盐铁会议反映了西汉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特别是轮台诏令发布后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会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却受到二次沉重的打击。最后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对“昭宣中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⑧《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

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桓宽《盐换论·杂论》。

⑥《盐铁论·本议》。

⑦⑧《盐铁论·禁耕》。

⑨⑩《盐铁论·水旱》。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能言》。

《盐铁论·复古》。

《盐铁论·禁耕》。

《盐铁论·本议》。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盐铁论·非鞅》。

《资治通鉴》卷一九。汉武帝元狩三年。

《盐铁论·力耕》。

《盐铁论·禁耕》。

《盐铁论·错币》。

《盐铁论·轻重》。

《盐铁论·本议》。

《盐铁论·未通》。

《盐铁论·地广》。

《盐铁论·伐功》。

《盐铁论·击之》。

《盐铁论·结和》。

《盐铁论·击之》。

《盐铁论·结和》。

《盐铁论·和亲》。

《盐铁论·结和》。

《盐铁论·诛秦》。

《盐铁论·诏圣》。

《盐铁论·刑德》。

《盐铁论·申韩》。

《盐铁论·诏圣》。

《盐铁论·大论》。

《盐铁论·刑法》。

《盐铁论·申韩》。

《盐铁论·非鞅》。

《盐铁论·刑法》。

《盐铁论·轻重》。

《盐铁论·取下》。

第十八章

赵充国招抚西羌羌族是我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散居在今甘肃、新疆南部，青海、西藏东北部和四川西部。远在先秦时，羌人已见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两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出游谷，以产牧为业。”①羌人有火葬习俗，“羌人死，燔而扬其灰”②。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称雄于河、湟问，爰剑及其子孙，从此即成为羌人世袭酋长。以后羌人人口逐渐增殖，分为很多部落，“或为氂牛种，越离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电；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③。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羌人臣服于匈奴，一部分请求内迁。汉景帝允许研种（爰剑五世孙研时武力最强，固以为种号）留何率族人迁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西和西北）、羌道（今甘肃岷县南）。为了反击匈奴侵扰，汉武帝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并派军队进入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羌人曾与匈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袍罕（今甘肃临夏西南），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昭帝时，又置金城郡，辖地西及湟源，等恐怒，遂联络小种背叛犯塞，围攻城邑，杀汉长吏。安国为羌人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重，退至令居，将上述情况上报朝廷。时赵充国年已七十余，自荐将兵到金城，解决西羌问题。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原为陇西郡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后徙金城郡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早年为骑士，以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熟读兵法，明晓周边少数民族事务。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式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甚多。赵充国率百余名壮士陷阵突围，身被二十余创，式师大军因此解围。以战功拜为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武都氐人，迁中郎将，还为水衡都尉。又领兵出击匈奴、俘西祁王、擢升为后将军兼水衡都尉。后与大将军霍光定策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年间（前73—前70），又以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获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

是年六月，赵充国至金城，其时虽有骑兵一万余人，可以渡河进击，但为慎重计，他当夜派遣三名校尉衔枚先渡，渡河后，即建立营阵，大军相继于天明前依次渡河完毕。羌骑约百人来至汉军营旁，赵充国疑为羌人诱兵，不许军士出击。至夜，充国率军登上落都山（今青海乐都县附近），召集诸军校司马说：“假如羌人派出几千人马拒守四望陋（今青海乐都县东南）中，我兵岂得进入，以是知羌人不晓用兵之道。”赵充国率军出征，无论行止都能随时保持戒备状态，并且常以远斥侯（侦察兵）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先计而后战。由于他能够持重，爱惜士卒，因此士兵都乐为其效力。羌人虽然几次派兵挑战，但充国坚守不动。先是罕（同罕）、开（jiān坚）首领靡当儿使其弟雕库至金城向汉西部都尉告密说“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有不少种人在先零军中，都尉乃扣留雕库以为人质。赵充国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被劫掠者，以瓦解羌豪阴谋，俟其疲剧，然后出兵进击。乃遣归雕库使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⑤是时，汉宣帝已经征集内部兵屯边者六万人，准备进攻西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希功邀赏，奏请朝廷于七月上旬进兵，攻打罕、开，“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⑥。他认为汉兵频繁出击，羌人必然因震惊而破败。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疏交与赵充国，令其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共同研究，是否可行。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汉军迂回千里，深人击羌，大军粮草转输困难，羌人如据险守隘，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辛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⑦。赵充国提出宜“捐罕、开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劝之”，罕、开当能悔过反善，因而赦免其罪，再选择良吏进行抚集，这样可全师保边，实为上策。宣帝乃下其书与公卿大臣讨论，议下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又凭借罕、开之助，如不先破罕、开，则先零亦未可图。于是宣帝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古代人物图羌将军，并赐玺书表扬其进攻之策。同时以诏书责备赵充国“欲以岁数而胜微（久历年岁，乃胜小敌）”，令其引兵与辛武贤并进击羌。充国以为将任兵在外，宣便宜从事，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并向宣帝陈述攻守利害，以为先零首帅杨玉欲为背叛。故与罕、开解仇结约。如果先击罕羌，先零必然来援。击之并无必胜把握，反使先零得以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羌兵联合，兵马增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⑧。为今之计，宜“先诛先零已，则罕、开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开不服，涉（到）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⑨。宣帝览毕奏书，批准赵充国的计划。

赵充国率汉军来到先零屯兵处所。羌人由于屯驻日久，不见汉军动静，不免懈弛，望见汉军，皆惊慌放弃车重，欲渡湟水逃走。由于道路险狭，赵充国命令军士徐徐追赶。有的部属认为宜急行追赶，赵充国喻诸军校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回顾），急之则还致死（返还尽力死战）。”⑩在汉军追击下，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斩杀者五百余人，汉军虏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大军到达罕地，赵充国下令军士不许焚烧居所及于田中樵采放牧。罕人闻知，喜相谓曰：“汉果不击我矣!”羌帅靡忘前来归服，充国赐给饮食，欲遣其归谕种人，充国部属皆认为“反虏不可擅遣”。正在争论间，汉宣帝玺书到来，准靡忘将功赎罪。由于汉政府及赵充国对羌人的政策得当，罕羌竟不烦兵而下。

古代风景画其年秋，充国病，宣帝赐书慰问，并命破羌将军辛武贤至屯所，作为赵充国副手，诏令十二月进攻先零羌。当时羌人降汉者已达万余人，充国料其最后必然败坏，欲撤还骑兵进行屯田，以待羌人之敝。奏未及上，会得进兵玺书。充国子中郎将赵印忧惧，恐拂宣帝意旨，使客谏充国因疾昭屯。不必上书争论。充国叹息说：“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大意说：“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人二十亩，益积蓄，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宣帝览奏，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充国上书陈述说：“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因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九部），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从水上运粮）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击退敌人）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古代递送文书歇宿的馆舍），充人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言不可必胜）；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遭遇也）霜露、疾疫、瘃堕（因寒冷而堕指，瘃音竹）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经历险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问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种名）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湟眍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桥成军行安易，若于枕席上过也），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宣帝对充国所奉仍有疑虑，再次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熟计复奏!”充国奉命复奏曰：“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日兵决可期月而望。……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他最后恳切地向宣帝表明心迹说：“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无尺寸之功，蝓（苟且也）得远嫌之便（即无违旨之嫌），而无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赵充国的奏疏每次送达朝廷，宣帝辄令群臣讨论。初时同意充国奏田园风景议者不过什三，后什五，最后则至什八。宣帝诘问前时反对赵充国的大臣，皆顿首服。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保也）其计必可用也。”宣帝于是赐书充国，嘉纳其议，并令其上报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字。同时，考虑罢骑兵后，恐羌人乘机进犯，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于是两从其计，诏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与中郎将赵印出击。结果许延寿降羌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印斩降二千余级；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宣帝下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本可（大约）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以定数计算）遗脱与煎巩、黄羝（皆羌小种）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羌首领）等自诡必得（言自己可以承担追回逃亡之责），请罢屯兵!”宣帝同意他的奏请。赵充国整军而还。

同年秋，羌首领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级及诸羌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率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汉朝廷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余皆为侯、为君。始设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汉政府的以上措施，促进了羌族地区的发展和羌、汉两族的融合。终西汉之世，我国西部边境地区比较安定，与赵充国的绎略有一定关系。

注释①《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庄子》。

③《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④《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六，汉宣帝神爵元年。

⑥⑦⑧⑨《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经今古文之争儒学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著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

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到了宣帝来年，五经共有十二家博士①。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阐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为汉朝的统治进行了辩护，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实行了广开“禄利之路”②。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同时设写书之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③，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已初具规模。以后，汉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从此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日益丰富。成帝以图书既多，杂乱无章，乃派员分别整理而以刘向总其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后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这一工作，并且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写出了《七略》一书：《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④。

孔子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原来西汉博士所传述的儒家经典，是根据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如武帝末，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和《论语》、《孝经》等，都是用古文字书写的，因被称为“古文经”。而原来用隶书字体写的便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其特色是结合当时政治需要为现实服务。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把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借题发挥。它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明，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今文经出现较早，董仲舒以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今文经陆续被立为学官。如《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盂、梁丘、京；《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均为公羊家）等，都先后被立为博士⑤。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于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⑥，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十讨论，但博十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因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是“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残缺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⑦的缘故。另一方面则竭力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认为它可以补现有经传的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多十六篇等；它又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误，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③。由于刘歆言词激切，遭到今文学家古代铜器和当权官员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当时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对于刘歆的主张极力反对，向哀帝表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⑨。刘歆虽未遭到哀帝斥责，但由是忤执政大臣，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从此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争论异常激烈。

原来，汉朝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通晓儒家的“五经”，就成为人们仕进的重要途径。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魄师，以养天下之士”⑩。当时所建立的学官，大抵是今文经学家。由于今文家的学说受到了国家法令的提倡，士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国家选拔官吏，也大都以这些学说为准则。久而久之，朝廷中的大臣，自然也以今文经学的信徒为主。这些人一旦进人仕途，自然要把自己信奉的说法视为唯一合于孔子之道的“真理”。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相持不下。

古代帝王平帝时，王莽当权，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学者于京师洛阳，废除王莽时所立的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建武年间，大司徒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因“群议讙”，不久又废。章帝时，曾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群儒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主持，并作结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它集中了今文经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了解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资料。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名学生，因此，古文派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汉末，经董卓之乱，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今文经学遂日益衰微。

注释①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

②（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

③《汉书》卷三○《艺文·志》如淳注引刘歆《七略》。

④《隋书·经籍志》作三万三千九十卷。

⑤参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⑥⑦⑧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

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年代遥远，今日欲考出其确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能大体上确定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古代铜器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日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问、比丘、晨门，皆弟子号。”①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人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①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②唐太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③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表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右《出三藏记集》、粱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情，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④。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古代田园风景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⑤，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⑥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⑦，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注释①从魏略对《浮屠经》的解释来看，最早的《浮屠经》大概叫做《复豆经》，引文中的“复立”当按照《世说新语》注的引文改作“复豆”（宋徐铉《说文解字》注，“豆”，“徒侯切”），与“浮屠”（佛陀）同音，而在佛教流行以后才按当时的译法改为《浮屠经》。由于它是早期的翻译佛经，在使用词语方面很不规范。

②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

③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二。

④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饮冰室文集》卷五九。

⑤粱释僧秸：《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安世高传》。

⑥般若学：魏晋时期与禅学并行的佛学两大派别之一。禅学偏重宗教修持，主要流行于北方；般若学偏重教义的研究，主要流行于南方。

⑦粱慧皎：《高僧传·支娄迦谶传》。

第十九章

王莽托古改制在西汉和东汉历史之间，有一个历时十五年的新朝，这个代汉建立新朝的篡窃者，就是汉朝的外戚王莽。王莽夺取政权后，打出复古的旗号，进行“改制”，历史上称作“王莽改制”。

古代铜器西汉后期，当权的一些贵族官僚，不是骄奢淫逸，便是贪婪成性，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沦为官私奴婢，社会险象丛生。成帝时，西汉王朝已经走向崩溃的道路。当时，在一般人民乃至中下层官吏中间，都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出来执掌朝政，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这个志大才疏的野心家，认为天与人归，时机成熟，便破门而出，献冕登场，用阴谋手段做起皇帝来。系外威王氏家族在元帝、成帝时期长期地把持朝廷大权，这就为王莽后来篡夺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年，汉成帝刘骜即位，皇太后王氏专权，以其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河平二年（27），王凤的五个弟弟谭、商、立、根、逢时同日封侯。时人谓之“五侯”。王莽之父王曼早死，未得封侯，故王莽早年生活不如诸叔父兄弟。他自知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①。其伯父王凤病危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②。以此获得姑母和诸伯叔的欢心。王凤临死前，把他托付给王太后和成帝，使他做了黄门郎，不久，又升迁为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前16），元后要成帝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嗣爵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他倾家财赈施宾客，招纳名士，结交公卿大夫；又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的罪过，获得了忠直的名声。成帝绥和元年（前8），在他姑母的安排下，王莽代王根为大司马。他爵位愈尊，矫情伪饰愈甚。妻子见客，衣不曳地，布蔽膝，人以为使婢。第二年，成帝死去，刘欣以元帝庶孙继承皇位，是为哀帝。哀帝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两家外戚集团因近亲关系把持朝政。王莽暂时告退回到自己的封国，伺机再起。哀帝是一个短命天子，只做了五年皇帝就死去，元后即日收取了皇帝玺印，召王莽进宫，于是王莽在元后的诏令下重新做了大司马辅政。公元1年，王莽奉元后命立中山王刘衍（kǎn侃）为帝，是为平帝，年仅九岁。元后以七十二岁高龄临朝称制，一切政事悉由王莽处理。

王莽在受命辅政以后，便积极扩大和巩固王氏集团势力，排除和消灭异己。凡是与王莽不合的人，都“傅致其罪”，罢去官职，甚至连他的叔父王立也遭到他的排斥，被遣就国。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③。西汉政权已为王莽集团所控制。王莽常以周公自命，他对圣经贤传中所记周公辅成王而后来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甚感兴趣。传说中周公摄政时，交趾南面曾有越裳国前来中国献白雉，王古代铜器莽也于平帝元始元年（1）遣人示意益州（今云南晋宁县）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来汉廷，献白雉一，黑雉二，以符合于周公的故事。王莽奏请元后下诏，用白雉祭祀宗庙。于是群臣盛陈王莽功德，实无异于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托号于周，王莽有定国安汉之功，宜赐号为“安汉公”。元后乃下诏封王莽为太傅，号曰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

王莽被晋封为安汉公后，便利用太后的宠信，笼络大小官僚，大封其集团党羽，以扩大并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奏请增加大臣们的俸禄、爵秩，续封宗室后裔因罪失爵者，使之重新得到封邑。朝臣皆承王莽旨意行事，使莽声望日隆。不久，又示意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元后乃下诏曰：“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称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宫，问新职，以知其称否。”④是时王莽的权势已与皇帝不相上下。

为了控制宫闱，以固其权，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元始三年（3）春，有司奏请：“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合）钱二万万。”⑤王莽表示辞让，只受四千万，而以其余部分分给十一媵家（陪嫁人家）及九族贫者。按照古礼，皇后之父应有百里之封。王莽之女既被立为皇后，于是又有人请以新野之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给王莽，以满百里之数。王莽之志原不在百里，因而故辞不受，欲以辞封邀取名誉而实现其代汉自立的目的。据说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被接见的）皆叩头言，宜极加赏于安汉公”⑥。王莽的党羽大司徒司直陈崇为迎合王莽，使张敞（汉宣帝时名臣）之孙张竦草奏，盛称王莽功德，几乎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词引用殆尽，然后建议：“宜恢公（指王莽）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长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⑦元始四年（4）春，太保王舜等及吏民八千余人向元后上书说：“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莽兼二人之德，宜封为宰衡。朝廷照准。王莽又佯做辞让，最后元后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王莽才视事就职。自是王莽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真可谓爵贵号尊官重矣。

王莽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在就宰衡之年，“为学者筑舍万区（小室）……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即《史籀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⑧。这些异能之士后来都成为王莽的号筒。

这年秋季，王莽派遣分行天下的八名观风使者回到洛阳，称说“天下风俗齐同”，并假借郡国百姓名义，制造歌谣三万言，称颂王莽的功德。王莽在朝廷的声威愈隆。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零二人，奏请赐王莽九锡。元后照准。王莽从皇家领受了衣服、车马、弓矢、斧钺、柜（音巨畅，美酒）、乐器、朱户、纳陛、虎贲等九种显示尊荣的赏赐和权益，开了后来大臣受尊宠的先例。

王莽受封为安汉公，官居宰衡，与周公在西周时的地位很相像，他本人也很希望成为周公。于是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⑨刘庆的奏书一上，群臣争相附合。当王莽日益走近皇帝宝座时，这个“富于春秋”但不是孺子的平帝，只得夭折而亡。王莽从刘氏皇族中找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刘显的子婴，立为皇帝。紧接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⑩的符命天书，就应时出现。于是王莽公然由安汉公成为摄皇帝、假皇帝。

居摄元年（6）四月，安众侯刘崇起兵反抗。次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聚众讨伐王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众至十万人。这时长安附近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亦集合十万以上的农民，起兵反莽，以响应翟义的号召。但是这些反莽势力，都为王莽所消灭。自是王莽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因而不久便有铜符帛书出现，其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这显然是天命攸归了。不久，又有一个“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人哀章，做了一只铜柜，制作两道封书题签，其一书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二书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遵照天命行事。哀章持铜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上报，王莽不敢违抗天命，只好到高帝祠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日“新”，改年号为始建国元年（9），西汉王朝便寿终正寝。

古代铜器西汉王朝虽然结束，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隐患和危机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和矛盾，王莽附会《周礼》，实行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疲）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乃）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控制）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掠）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取田地产物，勒索佃农租税），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针对以上情况，王莽提出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规定：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之家，占田一井（九百亩）；原有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者，把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诋毁井田制度、惑乱人心者，流放边远地区，以儆效尤。

王莽颁布这一诏令的目的，并非想要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借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官僚富商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者不可胜数，于是他们的代言人区（音欧）博公开出来反对。区博上书给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渐进过程），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由于官僚富贾的反对，王莽被迫于始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诏令曰：“诸名（私人占有）食（朝廷赏赐）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各治。”王莽试图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到此已完全失败。

王莽另一项经济改革政策，是实行五均、赊贷与六筅（管）。始建国二年（10）：二月，王莽下令实行五均六筅，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市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定出法定的标准价格，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自相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须品滞销时，则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不令折钱。

五均官除平准物价以外，还有一个向农民办理借贷的任务。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祭祀贷款归还日期不得超过十日；丧事贷款归还日期限定为三个月。如果因欲经营生产而缺少本钱，也可低利借贷，年收利息不得过十分之一。

六筅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种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实行六筅的理由，照王莽自己的说法是：“夫盐，食肴之将（主也）；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要挟）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理）之。”由此看来，王莽实行的六筅政策，即统制重要经济事业的政策。六筅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筅的人，多是一些巨商富贾，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和临淄伟姓，都是家资千万的富商，这与武帝时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管理盐铁的官吏；而王莽则缺乏这样的力量，对他们则是无能为力。这些富商巨贾乘传求利，与郡县官吏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即所谓“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纳言冯常谏王莽废除六筅，荆州牧费兴提出，对荆州“盗贼”要“阔其租赋”、“解释安集”，都被免官。直至地皇三年（22），王莽见四方盗起，攻城杀吏，知天下溃叛，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筅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使者未及出发，刘秀兄弟及李通等已起兵反莽，事实上六筅政策，已自动取消。

古代铜器在王莽的改制中，给社会经济造成最大混乱的是货币的屡次改革。王莽从当“摄皇帝”开始，前后进行过四次货币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原来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再以更劣的货币兑换原来铸造的劣币，而且品类繁多，换算困难，甚至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王莽不知道钱币的价值要由它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金属价值来决定，而只是一味用法令来强行变更，这就注定其必然失败。

第一次改革是在居摄二年（7）王莽居摄时，下令于当时通用的五铢钱外，另铸大钱（重12铢，值五铢钱50）。又造契刀（值五铢钱500）、错刀（值五铢钱5000），与五铢钱并行。这种做法的掠夺性异常明显，大钱与五铢钱的重量是12：5，而价值却规定为50：1，重量和价值相差极其悬殊。

第二次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9）王莽称帝后。这次又废除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造小钱（重一铢），与大钱同时并行。并下令以一个五铢钱兑换一个重一铢的小钱，以50个五铢钱（共重250铢）兑换一个重12铢的大钱。社会上久已惯于使用五铢钱，且大钱与小钱的比值极不合理，因此民间仍然私用五铢钱进行交易。

第三次改革是在始建国二年（10）。王莽以钱币讫不行，“于是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这些复杂的货币，只有更使“百姓愦乱”，而且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尤为荒谬。由于“其货不行”，“乃但行小钱值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龟、贝、布属停止使用。

最后一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14）。由于大钱、小钱不能通行，遂予废止，改行“货布”与“货泉”两种。一个货布重25铢，一个货泉重5铢，但却规定一个货布的价值等于25个货泉。又下令一个12铢重的大钱兑换一个5铢重的货泉，比例还是不对。

王莽屡易货币，“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而且种类复杂，单位太多，换算亦不容易，所以人民仍私用五铢钱，盗铸钱者不可胜禁。王莽对于私铸钱币者，原定处以死刑，后来因为犯者愈来愈多，古代风景画鉴赏杀不胜杀，于是改为犯者及妻子没为官奴婢，由郡国用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主管铸钱的官），因此“愁苦死者什六七”。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通行。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一味的“矫讬天命，伪作符书”来实施改革。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和行政区划，大加改变，屡易共名；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新成”、“黄室”等，名目虽多，但毫无意义。

王莽实行的这些改制，有些措施触及到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但是王莽是封建权贵的代表，他的改制实质上是从维护贵族的利益出发的。他之所以打击一部分豪强和工商业主，不过是为了强制大地主、大商人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封建经济得到适当的调整，借以缓和当时已经激化了的社会矛盾。更明白地说，就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封建权贵的统治。这如果能够实现，在客观上对农民还是有利的。正因如此，所以遭到豪强富贾的顽强反抗；加上王莽胡乱推行一些反经济规律的措施，给本来即已混乱的社会经济生古代风景画活更增加了混乱。许多官僚也趁火打劫，渔肉百姓，无限制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致“农商失业”，“百姓困乏”，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又肆意挑起了和周边各族的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王莽执政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朝的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引起周边各族的反抗。在东方，高句丽人反对王莽，王莽派严尤征服了高句丽，并把高句丽改称“下句丽”，但高句丽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西方，西域各国纷纷反抗，断绝同王莽的往来。在西南，句町（今云南蒙自地区）王起兵反抗，王莽于天凤元年（14）派冯茂等发巴蜀兵击句町，前后三年，“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始终未能征服句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的战争。匈奴从宣帝时起和汉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王莽称帝后，派专使收回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接着，王莽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并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子，封为单于。始建国三年（11），王莽一面下令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对匈奴表示侮慢；一面又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兵，分十路向匈奴进攻，引起匈奴人的强烈反抗。结果“损失惨重”，“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王莽发动的这些战争，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王莽改制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使广大人民在政策的摇摆中遭受祸殃。残酷的刑法，沉重的赋役征发，加之匈奴入寇，旱灾虫蝗频仍，使得百姓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天下萧萧然，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注释①②③④⑤《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⑥《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

⑦⑧《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⑨《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

⑩《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资治通鉴》王莽始建国二年。

改行货布、货泉年代。《王莽传》置于地皇元年（20），此据《汉书·食货志》。

《资治通鉴》王莽天凤元年。

《汉书·食货志）下。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第二十章

绿林赤眉起义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成帝时，因饥馑而死于道路者数以百万计。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等为此拟汀了方案，都因遭到权贵的反对而作罢。农民的处境日益古代风景画鉴赏恶化，谏大夫鲍宣上书说，由于租赋苛重，官吏贪残，豪强蚕食，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加上水旱自然灾害，民“有七亡（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①。因此，“部落鼓鸣”，“盗贼横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莽应运而出，实行托古改制，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改制不但未能挽救社会危机，结果却转化为引发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的导火索。

始建国三年（11），边塞上首先爆发了反对王莽的农民“叛乱”。这一年是连年自然灾害后的一年，王莽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在连岁自然灾害之后又发动不义战争。不少农民被征为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当时属五原郡），“以助军粮”；海岱江淮之民，则转输兵谷于边塞；而并州一带农民，既承担更多兵谷，又受到莽军吏士的骚扰，受害更深。因之，并州农民最先举起了反莽的旗帜好天凤二年（15），随着王莽征戍压迫的加剧，反莽斗争愈加发展。按汉制戍卒服役为期一年，而王莽调发三年仍不更换，“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人旁郡”②。接着，在长江下游也爆发了“叛乱”。天凤四年（17）“……临淮（郡名，治今江苏泗洪东南）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郡名，治今苏州）长州（苑名，在今苏州西南）”③。同年，在今山东也爆发了“叛乱”，琅邪女子吕母起于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富有家产，有子为县游徼，因小罪为县宰判处死刑。吕母怨宰，散尽家财，招聚饥民数千人，为子报仇。吕母自称将军，亲率农民攻陷海曲城，杀死县宰，以宰之头祭其子墓。然后回到海上，继续反莽斗争④。

以上所述均为大规模农民起事的前驱，从天凤四年起，大规模的农民叛乱随之爆发。就地域分布来看，当时的农民“叛乱”，可以分为三大区域。在东方是青、徐（今山东）一带；在南方是荆州、南阳（湖北‘西部和河南南部）一带；在北方是河北地区。其中主要的后来成为大的军事集团的是东方和南方的两大支，起事后都曾先后攻到长安，这就是“绿林”和“赤眉”两支农民军。

天凤四年（17），荆州一带连年大旱，发生饥荒，农民相率在野泽中采掘凫茈（音符子，野荸荠）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兄弟为人排难解忧，受到饥民拥护，被推举为首领。他们聚集饥民，不时攻击附近乡聚。一时诸亡命如马武、王常、成丹之徒，都率古画众参加。他们以今湖北当阳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揭起反叛的旗帜，数月问众达七八千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绿林军”。绿林山的“叛逆’，一天天成为荆州的威胁。地皇二年（21），新莽荆州牧发兵两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攻拔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东南）等地，部众增至五万人。次年，大疫降临鄂西，绿林山的叛民，死亡一半。为了求生，他们相率离开了绿林山，分道转移：一路击壬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江陵），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风、马武、朱鲔、张印（昂）率领，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当新市兵进攻随县时，平林（今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也聚合了数千农民响应，称“平林兵”。由于新市兵与平林兵的结合，鄂北、豫南一带已完全为叛乱的农民所控制。

绿林军起事爆发后，一些与新莽政权有矛盾的西汉宗室和地方豪强也纷纷起兵。宗室刘玄投奔平林军，为安集掾。南阳的刘宝寅、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子弟。他们兄弟既富资财，又广结豪侠，王莽即位后，遭到迫害，遂在农民军兴起后，抱着“复高祖之业”⑤的目的在春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刘氏兄弟纠集族人、宾客七八千人，称舂陵军，与新市军、平林军联合反莽。

绿林军起义的第二年（天凤五年），在今山东、苏北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当时青、徐大饥，民变蜂起。在吕母起事地区莒县的饥民，共推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的同乡逢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率众会合，部众发展到几万人。吕母死后，她的一部分部众也并人樊崇集团，于是樊崇遂成为山东农民“叛乱”的总领袖，而泰山也就成为当时农民“叛乱”的中心。“初，崇等以困穷为寇，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寝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沉相称曰巨人”⑥。不仅樊崇的集团如此，其他“叛乱”集团，无不如此。

关于上述农民叛乱情况，曾有许多“盗匪地区”逃出来的官吏，上书向王莽报告。王莽将这些官员“下狱以为诬罔”，他认为，“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所以他下令要各地守令，务予殄灭，以后“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日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⑦。自是以后，臣下多不敢向王莽报告“盗贼”真实情况。当时有一个名叫田况的高级军官，曾因与“盗贼”交手，一度取得小胜，被王莽任命为兼领青、徐二州州牧。他大胆地向王莽建议，不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王莽不听，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十万大军进击青、徐“盗贼”。当莽军前来进攻时，樊崇“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日赤眉”⑧。王莽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⑨地皇三年（22）冬，莽军攻下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屠杀起事人民一万多人。赤眉军以逸待劳，勇敢杀敌，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会战中，大破莽军，击杀万余人，并乘胜追至无盐。在成昌会战中，廉丹丧命，太师王匡落荒逃走。赤眉军占领了东自莒城，西到陈留，南达汝南东海，北到濮阳青州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结束了王莽在东方的统治。战后，赤眉军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队伍扩充到数十万人。

古代风景画鉴赏继樊崇之后，大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也四方蜂起，各推首领，攻掠郡县。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称：“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当时，“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⑩，各部叛民，均有渠帅，如铜马贼帅东山荒秃，上淮况，大肜渠帅樊重……，富平贼帅徐少，获索贼帅古师郎等。其余“贼”，亦各有其渠帅。可见当时“叛乱”者声势之浩大与分支之繁多。

在赤眉军成昌大捷之后，绿林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地皇四年（23）正月，绿林军在沘（音比）水（今河南泌阳）大败莽军，歼灭二万余人，杀死主将甄阜和梁丘赐。接着，又转兵向西，在洧阳（今河南南阳西南）击溃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获得大批装备，部众扩展到十多万人，随即进围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由于战局的胜利发展，需要建立政权来统一指挥。绿林军将领认为人民支持反对王莽就是“人心归汉”，因此，在这年二月，他们在洧阳拥戴刘玄做了皇帝，建元“更始”，正式建立了汉政府。从此，绿林军被统一称为“汉军”。汉政府建立后，一面发布复兴刘氏的政治号召，一面派刘演、刘秀等出师北伐。

王莽听到刘玄建立汉政权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但他为了对外伪装镇静，故意染黑了须发，宣召从全国各地征选的一百二十名淑女进宫，王莽日与方士涿郡人昭君等在后宫考究房中术。四月，绿林军将领王常、刘秀等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北）、郾（河南今县）和定陵（今河南舞阳）；同时，刘绩以别军占领了宛。这时刘玄的政府已奄有今日豫西大部分地方。王莽闻之更加恐慌，因大发兵讨伐中原“群盗”，“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日‘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按照规定期限会合）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此外，王莽还征集到各地明兵法者六十三家，随军担任后备军官，并且选用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巨毋霸作为垒尉，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军威。

这年五月，王邑、王寻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出颍川，会同严尤、陈茂，直逼昆阳。新军将领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为歼灭汉军于昆阳城下，不过弹指间之事耳。当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诸将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皆惶怖，欲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汉军正在议论间，莽军的前锋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诸将彼此观望，但又苦无良策。刘秀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未立过赫期战功，因此平时并不为诸将所重。

当此紧急关头，他表现得如此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诸将始另眼相看，请他参与谋画。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按照刘秀的主张，由王凤与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与五威将军李轶（音义）等十三骑，从城南门突围，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邑、王寻率领新军围攻昆阳，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屡经败阵的严尤，吸取以往教训，向王邑献计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指更始）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王邑骄傲地回答说：“吾昔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围城的莽军，在昆阳城外列营百数，围之数十重，金鼓喧天，远闻数十里。围兵“或为地道、冲辄（輣音崩，冲轫，楼车也）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背着门板）而汲”。汉军守将王凤在莽军的重压下，曾一度请降，莽军不许。王邑、王寻意气洋洋，以为攻占昆阳，建立大功，就在漏刻之间!昆阳汉军，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坚守危城，顽强抵抗，昆阳城为之屹立不动。严尤见屡攻昆阳不下，再次向王邑、王寻建议说：“《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王邑仍不纳。六月初，刘秀从郾城、定陵调来了全部汉军，救援昆阳。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人，开到距。新军主力四五里处，布下阵势。王邑、王寻狂妄自大，根本未把刘秀放在眼里，轻率地决定只派数千人前去迎战。经过几次小的接触，汉军均获胜利。其时，宛城已为汉军主力攻克三日，战报尚未传来。刘秀乃使人向昆阳城中伪传捷报：“宛下兵到。”又故意将捷报失落。王邑、王寻得到战报，暗自吃惊。汉军闻讯，“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

刘秀见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便亲率敢死者三千人，迂回到昆阳城西，从水上向新军大本营发动猛烈袭击。王邑、王寻见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亲自带领一万余人巡行军阵，下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汉军由于接连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作战；诸将又借口“皆按部毋得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人新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王邑、古代人物像王寻部队经不住汉军猛冲，阵势紊乱。汉军乘锐破阵，杀死王寻。守城汉军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天。失去指挥的莽军为之大乱，继之以溃散逃亡，奔逃者互相冲撞践踏，死伤不计其数。会大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城北滍（音志）川暴涨，虎豹吓得战傈不止，莽军士卒淹死于水中者以万数。王邑、严尤、陈茂率轻骑踏着溺者尸体逃命而去。被迫征发来的农民，在汉军的攻击下，以溃散方式反对王莽，各还本郡，王邑只得率领数千残兵败将逃回洛阳。

昆阳大捷之后，刘玄遣王匡率兵直攻洛阳；申屠建、李松叩武关。汉军的强大攻势，不仅三辅为之震动，海内豪杰亦“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偏于天下”。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于南乡（属析县）聚兵百余人，响应汉军，降析县宰和武关都尉，攻杀莽军右队（弘农郡的改称）大夫宋纲。王莽更加忧惧，技穷不知所出。当时有一臣下崔发告诉王莽说，《周礼》及《春秋左氏》皆谓国有大灾，则哭以厌（压胜）之。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叩头号哭，乞求皇天保佑，又作告天策千余言，自陈功劳。太学生和居民哭得最悲哀者和能诵策文者，均“除以为郎”，计有五千多人。古代风景画这幕丑剧刚刚收场，邓哗即战败王莽的援军，迎接申屠建等率领的汉军进入武关。汉军势如破竹，郡县望风而降，九月问攻人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集众响应，火烧作室门（未央宫的便门），延及宫室，大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王莽避火宣室（未央宫殿名）前殿，宫人妇女啼哭曰：“当奈何!”王莽青服端坐，自我安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天明，群臣扶王莽至渐台（在未央宫中），欲阻池以拒“贼”。汉军攻上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取其玺绶，校尉公宾就斩王莽头。莽首传送至宛，悬于市上，“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经过六年血战，王莽政权终于被绿林军所推翻。

当西人武关之军，攻陷长安时，刘玄的北伐军也攻陷了洛阳。公元23年十月，刘玄政府由宛县北迁洛阳。当时赤眉军散布于汝南、颍川一带，饥饿无以为食。樊崇亲率渠帅二十余人赴洛阳，诣谒刘玄，接受封古代风景画鉴赏号，表示归附，但并不为刘玄所重视。樊崇等人乃亡归其营，率兵人颍川，击杀河南太守。但当时的河南，“赤地千里，城无所夺，野无可掠，赤眉部众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樊崇等知东归则群众必散，乃决计西攻长安。

更始二年（24），刘玄移都长安。当时长安“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锺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更始居长乐宫，完全恢复了封建帝王一套腐化堕落的生活。刘玄委政事于宠臣赵萌等，“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又大封宗室、功臣，“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绔、檐榆（音参于，围裙）、诸于（妇女的外衣），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炊烹之意），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像这样的政权，当然要使天下大失所望。

是年冬，赤眉军分两路向长安进发：一路由樊崇率领进武关；一路由徐宣率领进陆浑关（今河南嵩县东北）。更始三年（25）正月，两军俱至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与刘玄诸将连战皆捷，众遂大集。进至华阴，有士人方阳者，劝说樊崇立刘氏宗室，以为号令。樊崇以为然，乃于军中求得西汉宗室后裔、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立为皇帝。樊崇本来应做丞相，然不知数术，便推举做过县狱吏能通《易经》的徐宣为丞相，自己做了御史大夫。

赤眉军继续西进，到达高陵（今属陕西省），刘玄将张印叛降赤眉，遂联兵共攻长安城东都门。城破，刘玄来降，上玺绶于刘盆子，先被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缢杀。

赤眉军进人长安后，由于关中地区豪强地主坚壁清野，聚众反抗，长安城中粮尽，于是西走陇阪，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于是又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建武三年（27）春，在宜阳（今河南洛宁东北），遭到刘秀大军截击。赤眉军突围未成，十余万众被迫降附了刘秀。同年夏，樊崇准备再次起兵，但事泄为刘秀所杀，赤眉起义遂告彻底失败。

注释①《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②《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④吕母“叛乱”事，《后汉书·刘盆子传》置于天凤元年。此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⑤《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刘宝寅绩传》。

⑥《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⑧《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⑨《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李贤注。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资治通鉴》卷三九淮阳王更始元年。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

《资治通鉴》卷三尢堆阳王更始元年。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据《汉书·王莽传》。《汉书补注》引《三辅故事》谓杀死王莽者系“屠儿杜虞”。

《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刘秀统一全国昆阳大捷后，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绩、刘秀兄弟威名益盛，阴劝刘玄杀掉刘縯。刘绩寅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对刘玄立为皇帝，心中不服。刘秀刘玄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刘玄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收捕刘稷，将要斩首，刘绩寅固争，因与刘稷一并被诛杀。刘秀闻讯，心自不安，立即含悲忍泪，从城父（今河南宝应县东）赶到宛城，向新市、平材诸将谢罪。刘秀迫于形势，不敢为刘多寅服丧，饮食言笑如平时，以此取得刘玄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虽然如此，从刘绩被杀之日起，刘秀无日不在策划脱离农民军的队伍，独树一帜。更始元年（23）十月，刘玄北都洛阳后，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抚诸郡。

当刘秀北徇河北时，河北地区形势异常复杂。这里既有以铜马为首的几百万农民军，也有同起义军为敌和观望自守的地主武装，另外还有拥有实力、据守城邑、无所归依的王莽所置官吏。刘秀知道，要平定河北，必须剿灭农民军；要剿灭农民军，必须要获得城市以为军事据点。因此，他一渡黄河，便打起大司马的旗号，所到之处，“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从而取得吏民的支持，“争持牛酒迎劳”①。正当刘秀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卜者王郎在当地土豪的支持下，称帝于邯郸。这个割据势力由于谎称为赤眉拥立和诈称成帝子子舆，发展极为迅速，以至“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②。王郎移檄通缉刘秀，刘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今北京市）。更始二年（24）初，刘秀为了逃避王郎的拘捕，狼狈地逃出蓟县，在风雪交加中，驰驱于饶阳、下曲阳和下博途中。在饶阳传舍，为取得一餐，还冒充过王郎的使臣，险些被捕。

当时河北郡国皆已降王郎，惟独信都（今河北衡水东）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信阳为和戎，居下曲阳）太守邳肜（音容）不肯从。刘秀走信都，任光、邳肜来会。刘秀拜任光、邳肜为大将军。刘秀以信都为根据地，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豪族刘植、巨鹿大姓耿纯各率宗族宾客数千人归附刘秀，合兵攻陷下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于是有兵数万人，连陷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等地，进而与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发生了遭遇战。正当此时，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率领大队骑兵来会。上谷、渔阳是西汉边郡要塞，天下精兵荟萃之地，特别是骑兵中的鸟桓骑士，最能冲锋陷阵，素有“突骑”之称。两郡的归附，大大增强了刘秀的军事力量。接着，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带兵来讨伐王郎。于是刘秀乃大飨士卒，连兵进攻王郎，五月，攻破邯郸，王郎乘夜逃走，刘秀使王霸追斩之。

古代瓷器刘秀击斩王郎，声势大震于河北。刘秀势力的不断发展，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安抚刘秀，刘玄特派人封他为萧王，令其罢兵回长安。刘秀辞以河北未平，不肯就征。从此刘秀与更始分道扬镳，在河北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进行一系列建立地主政权的活动。更始二年（24）秋，刘秀亲统大军击铜马于（音敲，今河北束鹿东）。又命吴汉率“突骑”来会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企图一举歼灭河北的农民军。铜马军顽强地抗击了刘秀的进攻，迫使刘秀大军只能“坚营自守”，采取封锁政策。后来铜马军由于粮道断绝，饥不得食，不得不撤退，在逃遁途中，被刘秀军追至馆陶（今属河北）击破。铜马军余部和高湖、重连两部会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即蒲阳山，在今河北完县西北）。结果因为高湖、重连等农民军领袖背叛了群众，大部分饥民被改编为刘秀的创业之军。刘秀将这支大军分隶诸将统领，形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③。所谓“铜马帝”，即“贼帅”的别称，而刘秀正是凭借这支农民军争衡天下的。明年，刘秀又于元氏、右北平、安次、渔阳诸地，连续击破了尤来、大枪、五幡等支农民军。这些军事活动，使刘秀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占据河北广大地区。

正当此时，更始政权已呈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强大的赤眉军已开始向长安进军。刘秀估计到赤眉军必然能够攻克关中，占领长安，因而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策略。他派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西向，以乘更始、赤眉之乱；同时遣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拒洛阳。为了巩固河北北部的占领，刘秀又自徇燕赵。此外，为了保守根据地及粮饷的来源，又命寇恂留守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可谓攻守成宜，进退自如，刘秀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河北诸将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谦辞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④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绝望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⑤刘秀谦让后说：“吾将思之。”行至部（hao浩，今河北高邑东南），刘秀以前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带来《赤伏符》（捏造的谶记）。符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古代建筑为主。”⑥到了这时，刘秀只得“恭承天命”，命有司设坛场于部酃南千秋亭，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产，部为高邑，是为汉光武帝，时在25年六月。同年十月，刘秀派岑彭劝说坚守洛阳的绿林军将领朱鲔（wěi委）投降。岑彭向朱鲔陈说利害，朱鲔说：“大司徒（指刘绩）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岑彭回报刘秀，刘秀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⑦朱鲔乃降。刘秀随即占领洛阳，并在其地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汉政权，又称为后汉。

当赤眉军与更始激战之际，邓禹自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渡过黄河，占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从此，赤眉军和刘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建武二年（26）春，长安粮尽，赤眉军引兵而西，至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北地（今甘肃中宁），邓禹乘机进入长安。九月，赤眉军在陇地转攻城邑，受到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大雪的袭击，士兵冻死不少，只好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当时邓禹派兵在郁夷（今陕西宝鸡东）袭击义军，结果被义军击败，赤眉军再度占领长安。

冬十一月，光武帝遣冯异入关代邓禹，临行，敕冯异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为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⑧冯异受命西行，因征召邓禹还京师。十二月，关中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军引兵东归，尚有众二十余万人。在义军回归途中，刘秀已经作好截击部署。他派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弁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分为二道，以截其归路。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今属陕西），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卒五千余人。明年正月，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着赤眉服，伏于道旁。两军交战，伏兵突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在今河南渑池、洛宁两县之间），降男女八万人。赤眉余众东奔宜阳，刘秀亲统六军，严阵以待，赤眉惊震，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皆降，献上所得传国玺绶。刘秀赐樊崇等洛阳田宅，以盆子为赵王（光武叔父）郎中。同年四月，冯异击败延岑等，平定关中，刘秀大军遂占领长安。

刘秀虽然扫平了铜马、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但群雄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为了统一天下，刘秀又展开了削平群雄的战争。当时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梁王刘永称帝于睢阳；隗嚣占据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掠郡县。另外，北部还有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勾结匈奴，立为汉帝。

自建武二年（26）开始，光武帝采取攻伐与招降相结合的方针，首先对盘踞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发起攻势。刘永为西汉梁孝王八世孙，从宗族谱系上说，比刘秀更为正统。因此，刘秀视刘永为最大威胁。当时刘永雄据今日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庐江的李宪、苏北的董宪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四月，光武帝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讨伐刘永，围攻睢阳。八月，盖延攻陷睢阳，刘永与部将苏茂等逃至湖陵（今山东金乡南）。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亦率兵前来助战。城中食尽，刘永出走，为其部下庆吾所杀。刘永部将苏茂、周建等共立永子刘纡为梁王。建武五年（29）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郯城北），刘纡不知所归，为其军士高扈斩杀以降。其后不到半年，张步、李宪、董宪等亦先后为刘秀所击灭，刘永的势力，至此完全被肃清，“山东悉平”。

在讨伐刘永集团的同时，光武帝又遣建义大将军朱祐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襄樊南），围城半载，秦丰穷困出降，用轞车押送至洛阳诛死。遣右将军邓禹西击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田戎于津乡（今湖北江陵东）。“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人蜀”⑨。盘踞河北、自立为燕王的叛将彭宠亦于建武五年初为苍头所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已平定。

宫庭演奏关东虽平，但陇蜀尚为野心家隗嚣、公孙述所割据。光武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消灭隗嚣和公孙述。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金城、武都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郡，几乎占有今日甘肃省之全境。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窥伺关陕，退可据隘自守。且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是“名震西州，闻于山东”⑩。光武帝闻其风声，报以殊礼，欲同他结好，要求他出兵攻打巴蜀的公孙述。可是隗嚣持观望态度，上书推说“三辅单弱，刘文伯（卢芳）在边，未宜谋蜀”。隗嚣部下王元、王捷也劝他保守边陲，以观天下之变。光武见诱降不成，决定用武力解决，于是派建威大将军耿弁等七将军进攻隗嚣。隗嚣使王元据陇坻（一名陇阪，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伐木塞道。诸将与战，败退。王元进攻三辅，为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破。隗嚣因遣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八年（32）春，光武帝率诸将西征，分数道上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汉。隗嚣携妻子奔西城（即西县城，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光武遣吴汉、岑彭围西城月余，王元率蜀兵五千人来救，迎嚣归冀（今甘肃甘谷东）。明年春，隗嚣病死，王元等立嚣子隗纯为王。建武十年（34），光武帝命来歙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收买窦融，命其以河西五郡之兵，与汉兵夹击隗纯，攻破落门（聚名，在今甘肃武山县西），隗纯降，王元奔蜀，陇右平。

建武八年（32）秋，颍川农民群起，河东守兵亦叛，京师为之骚动。光武认为形势紧急，亲自辰夜东驰，临行前，赐书岑彭等将领说：“两城（西城、上邦）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指公孙述）。人苦不知古代演出图足，既平陇（隗嚣所都），复望蜀（公孙述所都），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公孙述当时据有益州之地，包括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大部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势险阻，兵力精强。他北联隗嚣，并趁光武有事于山东之际，联结关中割据势力，吕贿、延岑、田戎、王歆等多往归依，公孙述皆拜为将军，因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南郑。于刘秀称帝的同年，即建武元年（25）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即位于成都，号成家，建元龙兴。

他也和刘秀一样，好为符命鬼神异应之事，借图谶以欺弄民众。他妄引谶记，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征汉之十二帝（包括吕后），说明汉数已尽。又引《录运法》和《括地象》（皆谶纬之书）中“公孙当立”的预言，说明他是天帝派来接替汉朝的真命天子。公孙述还常将上述宣传品送到中原，借以迷惑百姓。刘秀为此颇为担忧，他致书公孙述，说公孙述歪曲谶语，谶记所言“公孙”，乃指宣帝；并且劝他不要仿效王莽那样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作为符瑞，自欺欺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不如早日归降，还可保全宗族。然而公孙述并无降意，因此没有复书光武帝。

建武十一年（35）七月，光武帝亲自将兵征讨公孙述，驻军长安。八月，汉将岑彭大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今四川涪陵东）。于是汉军不分昼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一一直攻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动精骑驰击距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势若风雨，汉军所至之处，蜀军无不奔散。公孙述昕说岑彭绕过延岑军后，攻下武阳。惊惶地以杖击地说：“是何神也!”他在气恨之余，心生毒计，暗派刺客诈为亡奴，投降汉军，乘夜刺死岑彭。十二月，汉大司马吴汉率领舟师三万人自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明年春正月，吴汉攻克广都，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当胜利在望之时，光武嘱咐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其后吴汉与公孙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十一月，吴汉、臧宫又与公孙述古代瓷器战于成都郊外，大破之，公孙述被创而死。延岑以成都降。吴汉杀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巴蜀之地予以平定。

最后还剩下一个盘踞北部的卢芳。当时卢芳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包括今日之陕北、山西和内蒙古一带地方。卢芳勾引匈奴和乌桓作为外援，经常侵扰北部边境。光武帝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未成功。建武十二年（36），刘秀已剿灭公孙述，卢芳与其部将贾览共攻云中，久攻不下，其留守九原的部将随昱欲胁迫其归降光武。卢芳自知不能相敌，遂弃辎重，率十余骑逃人匈奴。建武十六年（40），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遣卢芳还降。卢芳至汉，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汉立卢芳为代王。不久又逃人匈奴，后死于匈奴。

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刘秀次第翦灭四方割据势力，结束了纷乱局面，全国重归统一。

注释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卷一二《王昌传》

③④⑤《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⑦《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⑧《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

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

⑩《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

《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光武中兴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古代雕像“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①耿弁、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②。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③。

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④。尚书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日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日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日封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日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日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古代人物图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⑤，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⑥。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悯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⑦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⑧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⑨。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古代风景画奸吏杜绝”⑩。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坷谓清矣”。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人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冉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灸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风景图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国家用度不足，曾实行什一之税。后因实行军士屯田，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为迅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即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统治后期，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东汉初期的封建赋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古代人物画像刘秀生长于民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于各地，颇知稼穑艰难，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后，能够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史书上说他召而不谒。光武不但不怪，反赐他帛四十匹。东海王良，在王莽篡汉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27），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还有一个与光武少年同游学的会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备车遣使聘请，一连去了三次，严光才来到洛阳。光武帝亲自到他的住处相见，请他出山相助，严光谦辞。光武帝再次请他人宫，与他同床共卧，论道旧故，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严光又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诏郡县赐给严光家属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对待士人的礼敬政策，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许多原来宣布不与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后来奔，为东汉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后的三十四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赤眉、绿林起义的严重教训，豪强地主势力的严重威胁，使他在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改变中央古代风景画鉴赏权力结构，以加强皇权；注意整顿吏治，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减轻赋税，礼贤下士，崇尚节俭。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自光武中期以后于明帝之末，其间四十余年，既未发生过内战，亦无封建割据，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开创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可谓允论。一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将异国贡献的千里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士。他不建造专为皇家游乐的苑林，不从事浪费人力物力的狩猎。他一向提倡薄葬，将作大匠窦融向他请示园陵广袤，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茅草）马……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临死前，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带动和影响下，后宫妃嫔和东汉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俭朴，清廉自守。如在东汉建国初期，做过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家中的粮食储存不超过一担。比宣秉稍后，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古代风景画鉴赏布被瓦器”，他的妻子还亲自到田间去曳柴，其清贫自守，可以概见。光武时期，著名的地方官会稽太守第五伦，虽身为二千石，然“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才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赢者”。东汉初期的政治，由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团结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颍川太守，当时大将贾复任执金吾，驻在古代风景画汝南。贾复的部将因杀人被寇恂逮捕，戮之于市。贾复引以为耻，心怀不忿，对左右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自是寇恂常避让贾复。光武闻知，乃召见寇恂，时贾复亦在座。光武对二人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解也）之。”在光武帝的调解下，两人又“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

王莽代汉之时，不少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其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对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称其“侧席幽人（即侧席而坐以待隐居之人），求之若不及”。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党，皆曾多次聘请来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肯就征。

注释①《后汉书》卷一上。

②《后汉书》卷四。

③《后汉书·贾夏列传》卷三。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

⑤《后汉书）卷第二八《百官》五。

⑥⑦⑧《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⑨《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

⑩《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后汉书》卷二八《冯衍列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后汉书）卷二七《宣秉、王良传》。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

《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

《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宋陈亮《龙川文集》卷五《酌古论一》。

定谶纬为国宪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及其后继者为了巩固新政权，大力提倡谶（音衬）纬之学，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

古代扇面所谓谶纬，即指谶记和纬书。“谶”是方土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所以也称“图谶”、“图书”。“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四库全书》说：“纬者，经之支流”，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学经典的书，也称纬书。实际上，谶纬都是汉代人假托天帝或孔子的名义，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编造的著作，其总的思想属于阴阳五行体系。它的内容很庞杂，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文字，也有讲典章制度的，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颇便于人们穿凿附会地作出任意的解释。

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始于秦穆公一梦。据史书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于梦中会见天帝，天帝告以“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秦大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①。秦始皇时，燕人卢生人海求神仙，奏上“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匈奴（胡人）将威胁秦王朝，因此派蒙恬发兵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类似这样的谶语还有不少，如“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假天神之名发出的预言。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更加流行。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②。刘向奏忠可假借鬼神罔上惑众，汉成帝把忠可下狱治罪，最后死于狱中。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达到全盛时代。王莽辅政之后，各地纷纷呈报样瑞，仅平帝在位的五年间就出现了七百多件，接着，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县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石上丹书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竟因此做了假皇帝。但王莽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利用梓潼（今四川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指刘邦）传予黄帝（指王莽）金策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③的符命，终于登上真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新”，改正朔，服色配德尚黄。王莽建立新朝后，将上述这些谶文编录为“符命”四十二篇，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宣传解说，证明王莽代汉完全是上天的意旨。

到了新朝末年，刘秀又利用图谶起兵造反。当时，南阳一带饥荒严重，民不聊生，宛人李通乃以“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当刘秀在河北立稳脚跟，并向中原推进时，他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送来“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④刘秀的部属大造舆论，说这是“受命之符”，应了火德之运，劝刘秀称帝。其后于建武元年（25），刘秀终于利用谶记在古代人物画像部做了皇帝。此外，还有和刘秀同时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也找寻许多天帝允许他应当做皇帝的谶语，准备在成都称帝。

当时，谶语虽然极其盛行，但直至古文经出现之前，还未形成有系统的文献。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把这些天帝的言语编辑起来，而命之曰纬书。

谶语只是构成纬书资料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传说与神话。编辑纬书的目的，主要地是要从侧面宣扬孔子的儒家学说，以达到吹捧利用儒家学说的汉朝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光武帝在即位后，酷好纬书，虽头昏目眩，仍不忍释手。当时他的臣下，有人竞因谶纬的偶合，被提升官职。

例如有一个做野王（今河南沁阳）令的王梁，因为《赤伏符》上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刘秀认为玄武是北方水神，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⑤。也有人妄改纬书，希图幸进，例如建武二年（26），光武帝命尹敏校对纬书，并指示他把那些吹捧王莽的图谶全都删除。尹敏对刘秀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词，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尹敏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谶书阙文添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即是说尹敏（“君”字去掉口为“尹”字）应为汉王朝的辅弼之臣。光武帝觉得奇异，便召尹敏查问，尹敏回答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⑥光武帝虽不悦，但并未治尹敏之罪，只是终身未加升迁而已。

古代扇画光武帝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决断政事，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一次，光武下诏群臣会商修建灵台（天象台）处所，欲用图谶决断，他问桓谭有何意见?桓谭沉默良久，回答说：“臣不读谶”，并极言图谶不合经义。光武帝大怒，斥责桓谭“非圣无法”，即要将他问斩。桓谭在光武帝的淫威下，被迫叩头流血，直至刘秀气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然而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竟因此被贬外任，死在途中。桓谭“博学多通，偏习五经”⑦，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建武初年，经大司空宋弘推荐，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是时，光武帝正在迷信图谶，每以谶记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批评谶记之虚妄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建议光武帝：“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⑧光武帝对于桓谭的议论，本已感到不快，这次桓谭在建灵台的廷议中又直言不讳地“极言谶之非经”，更加激怒光武帝，以致必要加之以死罪。桓谭的遭遇表明，在光武看来，非谶即非法，谶纬神学已成为东汉初年官方的统治思想。

还有一次，光武帝问太中大夫郑兴郊祀之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光武大怒，反问之曰：“卿不为谶，非之邪?”⑨显然把不学谶与反谶联系在一起，给郑兴加上一个非圣非法的罪名。郑兴惶恐万状，当即谦辞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⑩表示自己对于谶书有所未学，而不敢反对，这才幸免于难。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当政时，曾携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与当时另一名儒贾逵并称“郑贾之学”。郑兴每言政事，则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而因为他“不善谶”，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当时，图谶已成为仕途显达的决定因素。

古代人物画像光武帝不仅用谶纬决定政事，当时的一些礼仪制度和礼仪盛典，也无不以谶记纬书为根据。光武帝晚年，大司空张纯、博士桓荣等人，曾根据《七经谶》、《明堂图》等纬书，请立辟雍（古太学及祭祀之所）及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光武帝准奏施行。张纯又请封禅泰山，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东巡岱宗，登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后又禅于梁父，祭祀地神于梁阴，命张纯以视（比也）御史大夫随从。是年十一月，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谶纬神学的统治地位，从此谶纬迷信风行全国。章帝时，举行汉宫白虎观会议，使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在皇帝的亲临主持下，最后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亦称《白虎议奏》）——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国典。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一层神学的云雾。

注释①《史记》卷一三《赵世家》。

②《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④《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⑤《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

⑥《后汉书》卷七九《尹敏传》上。

⑦⑧《后汉书》卷二八《桓谭传》上。

⑨⑩《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

《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第二十一章

班超经略西域继匝西汉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东汉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大探险家班超。

古代山水画鉴赏班超（32—102），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其父班彪、兄班固，都是东汉著名史学家，其妹班昭，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班超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颇受其父兄影响，史称其“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①，而且博览群书，很有口辫。班彪死后，班氏家境中衰，生活十分清昔。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班超与老母随至洛阳。因为家境贫困，班超不得不受雇官府，抄书取酬，供养老母。这与班超志在四方的报国大志很不协调。一日，班超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问乎?”②同事们都笑他说大话。班超感慨地说：“平庸的人怎能了解壮士的抱负呢?”

古代风景画永平十六年（73），东汉政府为了恢复丝路交通，命窦固领兵出击匈奴，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代理司马，较低级武官）。在攻打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西），大战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的战斗中，班超机智勇敢，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深为窦固所器重。为了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匈奴，重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关系，窦固决定派班超出使西域。这对班超来说，正是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

班超率领从事（辅佐文官）郭恂等三十六人首先来到鄯善。鄯善原名楼兰，在塔里木盆地的东端，西域南北两道的必经之路。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曾出使楼兰，用计智杀倒向匈奴的楼兰王安归，改名鄯善，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丝路交通。此次班超肩负着与当年傅介子同样的使命，来到鄯善。当时鄯善王广由于汉朝大军新破匈奴，失去依靠，所以对待汉使“礼敬甚备”。但数日后，匈奴的使节来到，鄯善有了匈奴做靠山，所以对班超的礼敬忽然疏懈。班超察知其情，乃悉召其吏士三十六人，饮酒高会，从而激励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指匈奴）使才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吏士异口同声答道：“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当机立断，朗声地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古代人物画像胆，功成事立矣。”③入夜，班超带领吏士奔向匈奴使者驻地，适值大风骤起。班超命十名吏士携鼓隐藏在匈奴营舍之后，并约定，以火为号，看见火光，立即鸣鼓大呼。其余吏士皆持兵器，埋伏在匈奴营门两侧。部署完毕，班超乃顺风纵火，喊杀之声大起。匈奴人惊慌不知所措，到处乱窜，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吏士斩杀匈奴使者及随从三十多人，其余的一百余人全部被烧死。明日，班超约见鄯善王广，向他出示匈奴使者首级，鄯善举国震怖。班超好言抚慰，宣传汉德，鄯善王表示愿意与匈奴断绝关系，归附汉朝，并遣其子入汉为质。

窦固将班超的功绩上报朝廷，并请求朝廷复选干员出使西域。明帝对班超的才能十分赞赏，立即诏令窦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④班超遂复任使臣。行前，窦固打算给他多派些人马，班超辞谢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意外），多益为累。”⑤窦固同意了他的请求。

班超此次出使，首先来到于阗（今新疆和阗县）。其时，于阒王广德新破莎车（今新疆莎车），雄据南道，势力方盛，而北匈奴又派有使臣监护其国。因此，广德对于班超等人的态度很是简慢。于阗人还有迷信巫人的习俗。巫师闻汉使至，竞对于阗王说：“神已发怒，责问何散欲向汉?汉使有匹马（guǎ瓜，黑咀的黄马），赶快取来祭祀我。”广德不敢有违，乃派使者至班超处求取马。班超对此情况早已侦知，当即佯允，但要求巫师亲自前来取马。巫人不知是计，有顷，欣然而至，班超当即斩杀巫首送给广德，从而质责广德对汉使不敬、对汉廷不诚之罪。广德早已闻知班超在鄯善诛灭匈奴使团的壮举，今见班超发怒，大为惶恐，立即派人攻杀匈奴监护使者，诚心附汉。班超重赏广德及其所属官员，并加安抚，由此班超威镇于阒。

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来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先时龟兹（qiūcí丘慈，今新疆库车）王建为匈奴所立，他依仗匈奴势力，控制北道，攻破疏勒，杀死其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故当时的疏勒，直接为龟兹王的属国，而间接受制于匈奴。班超在到达疏勒前，在距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处暂驻，派从官田虑先去招降。行前，班超指示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⑥田虑到后，兜题见其人少力弱，毫无归降之意。田虑乘其无备，突然劫持兜题，左右惊慌奔走。田虑将情况派人飞报班超，班超立即赶到架橐城，悉召疏勒将吏，当众揭露龟兹王倒行逆施的种种暴行，并求得疏勒故王古代山水画兄子榆勒，更名为忠，立为疏勒新王。疏勒举国欢腾。榆勒及其官属皆请处死兜题，班超为树立汉朝声威，释兜题遣归龟兹。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西域自与汉断绝六十五载之后，至是复通，于是汉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田车师后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田车师前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屯田士兵各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75）春，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名骑兵，反攻车师后部。七月，又围耿恭于疏勒城⑦。八月，明帝死，皇太子嗣位，是谓肃宗章皇帝。冬，焉耆、龟兹乘机围关宠于柳中城。车师复叛汉廷，伙同匈奴共攻耿恭于疏勒城。耿恭食尽穷困，乃煮铠驽，食其筋革，最后仅剩数十人，仍厉众坚守。汉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调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七千余人，星夜驰援。终因道路遥远，未能遽至。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也趁机屡发兵攻疏勒。当时班超拒守架橐城，势孤力单，只能与疏勒王忠相呼应，拒守一年有余。章帝以陈睦新没，班超力单不能自立，乃悉罢西域都护校尉官，同时下诏征召班超回国。

古代风景画东汉的势力从塔里木盆地撤退，给西域南道诸国，造成很大的恐怖和压力。因为东汉军队一旦撤退，匈奴必然卷土重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报复。班超将要启程，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弁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⑧说罢，竟引刀自刭。班超自疏勒还至于闻，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抱住班超马脚，曰：“依汉使为父母，诚不可去!”班超见此情景，知道于阗将不肯放其东归，自己也因壮志未酬，决定暂不回国，与所率三十六人又折返疏勒。在此期间，疏勒有两城复降龟兹，并与尉头（约在今新疆阿合奇县一带）连兵，企图颠覆班超所建立的疏古代人物画像勒政府。班超回到疏勒后，采取果断措施，勒兵击杀疏勒的反叛者，又击破尉头，诛杀六百余人，使疏勒的局势重新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78），班超率疏勒、康居（在今巴尔克什湖和成海之间）、于阗、拘弥（在今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东）等国士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斩首七万级。班超欲乘胜平定西域诸国，遂上疏章帝，大意说：西域诸国大多数倾向汉朝，只有焉耆、龟兹未服，若能集中各国兵力攻破龟兹，派数百名骑兵护送龟兹侍子向霸回国为王，便可稳定西域，断匈奴右臂，“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⑨。章帝览奏，知其功可成，遂于建初五年（80）以徐干为假司马，率领驰刑（缓刑）及义从（志愿兵）一千人往助班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再复出，遂降附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叛汉。恰巧徐干率兵及时赶到，班超遂与徐干共破番辰，斩首千余级，俘虏甚众。班超既破番辰，又欲连络天山以北之乌孙，进攻龟兹，以牵制匈奴。他上书章帝曰：“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⑩章帝采纳其建议，遣使与乌孙通好。建初八年（83），章帝派班超为将兵长史（大将军置长史、司马；其不置将军而长史特将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鸟孙使臣归国。李邑到达于阗，正值龟兹进攻疏勒，惧不敢前，反而上书陈奏西域难平，并极力诋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章帝深知班超忠心，乃切责李邑：“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因令其到班超处接受节度，同时诏令班超说，如果李邑到达班超处报到，便留与从事。班超不但没有留难他，反而派李邑监护乌孙侍子回到京师。徐干很不理解，问班超为何这样处理?班超回答说：“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为了国家，班超心底竟是如此之宽广!

元和元年（84），东汉政府再派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统兵八百增援班超。至此，班超所属汉军前后共有一千八百人，于是他以这些人马为基本力量，同时凭借西域诸国之兵，信心百倍地展开经略西域的英雄事业。班超首先发疏勒、于阗两国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夹攻莎车。莎车自知不敌，乃一面以珍宝贿赂王忠，要其从内部反叛，西保乌即城；一面求援于龟兹。当班超出兵以后，疏勒果然叛汉而从莎车。班超于是改立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数征发疏勒的亲汉吏民，全力攻忠。由于康居出兵援忠，半年未能攻下。班超又施展外交攻势，联合与康居结姻的月氏，厚赠锦帛，令其晓示康居王罢兵，并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班超。

章和元年（87），班超征发于阗等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共五万人前往救援。班超召集将校及于阗王商议决定：“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时班超为将兵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等待）夜鼓声而发。”然后故意放松对所获俘虏的监视，令其得便逃走，还报军情。龟兹工闻讯大喜，亲率一万名骑兵驰至西界，阻遏班超。温宿王率八千骑兵于东界，邀截于阗兵。班超得悉二虏已出，遂密召诸部部置兵马，于鸡鸣时赶至莎车营。胡虏毫无准备，惊乱奔走，班超乘势追杀，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温宿等亦各退散。班超由此威震西域，远近慑服。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古代人物画像正当东汉政府在西域进行活动时，月氏族亦欲染指塔里木盆地。永元二年（90）五月，大月氏遣其副王谢统兵七万，向班超进攻。当时班超兵力甚少，部属都感到惶恐不安，班超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他晓喻军士们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言运输粮草困难），何足忧邪!但当收兵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事态的发展果如班超所料。月氏副王谢驱兵进攻班超，不胜，纵兵抄掠，又一无所得。班超估计敌军军粮将尽，必定派人向龟兹求援，于是派兵数百于东界邀截。谢果然派出骑兵携带金银珠玉往赂龟兹。班超伏兵截击，将其尽行消灭。班超派人持月氏使者首级以示谢，谢大惊恐，因即遣使向班超请罪，乞求生还。班超释其西归。月氏由是大震，向东汉岁奉贡献，以示臣服。

古代山水画永元三年（91），在班超的威名震慑下，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是年底，东汉政府复暨两域都护、骑都尉、戊已校尉官。以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护送其回国。班超与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同时派姚光将尤利多送至洛阳。班超驻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其时西域只有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尚怀二心，其余悉定。

永元六年（94）秋七月，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共七万余人，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大军到达尉犁界，班超派使者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宣遣大人（谓其首领）来迎，当赏赐王侯以下，事毕即还。今赐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鞋支携带牛酒来迎班超。班超质问鞋支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班超部下有人建议班超杀掉北鞋支。班超以为不可，说：“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依例赏赐鞋支，遣其归去。焉耆王广遂与其酋豪带上珍宝至尉犁来迎接班超。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因戒惧，不欲令汉军进入其国，乃拆除苇桥，断绝交通。班超指挥部队从别路涉深水而渡。七月末，班超进人焉耆，古代风景画鉴赏在距城二十里的大泽之中扎下营寨。广得到报告，大为惊恐，准备将其部众尽数驱入山中以自保。焉耆左侯元孟以前曾入质洛阳，与汉有旧，因派人将此事密告班超。班超当即斩杀来人，示不信用。然后与诸国王约定会期，扬言要对与会者重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凡及北鞋支等三十人如期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逃至海上，危须王也未到会。广等坐定，班超怒斥广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为什么）逃亡?”说罢，即下令吏士捉拿广、凡等斩首于陈睦故城。然后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俘虏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古代风景画鉴赏宣布改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本人留驻焉耆城内半岁，对焉耆百姓善加抚慰。于是西域大小五十余国全部摆脱匈奴控制，纳质归附，再度隶属于东汉统治之下。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和帝下诏表彰其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

班超征服了西域，使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今罗马）。甘英一行曾经到达条支（今伊拉克）的西海（波斯湾）岸。本想渡海赴罗马，据说为安息（今伊朗）西界船人所阻，由波斯湾头折回。甘英是我国有史以来出现于波斯湾的第一人。

班超“壮年竭忠孝于沙漠”，到了晚年，思念故土的感情与日俱增。永元十二年，他上奏和帝，请求准许他还归故土。疏中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情词恳切，感人肺腑。朝廷接到班超奏疏，不知何故，很长时间未能回报。班超胞妹班昭（即曹大家，因嫁扶风曹寿，博学高才，和帝数召人宫，令皇后诸贵人以师事之，号曰大家）亦上书和帝，代兄复请，大意谓：班超在沙漠至今三十年，骨肉分离，不复相识。班超年近七十，衰老多病，旦暮人地；发有猝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捐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已超余年。情真意切，委婉动人。和帝览奏，很受感动，下诏征班超回汉。班超奉诏于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班超素有胸脋疾，回洛阳后病情加重，医治无效，同年九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为了开通西域南北道，远在绝域艰苦奋斗了三十年，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此，著名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班超为我国历史的发展和统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追思。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⑦按此疏勒城在今喀什噶尔，不是塔斯马干沙漠西端的疏勒。

⑧《资治通鉴》卷四六，东汉章帝建初元年。

⑨⑩《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两匈奴叛服王莽天凤五年（18），匈奴乌累单于咸死后，其弟左贤王舆继位，是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由于王莽的倒行逆施，破坏了汉匈的友好关系，也促成了其自身的灭亡。更始政权建立，刘玄遣中郎将归德侯刘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要求恢复传统的友好往来。单于舆骄傲语使者：“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①态度极其强硬。

从此匈奴内部反汉的敌对势力抬头，汉匈关系再趋紧张。

东汉建立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之机，扶植割据势力，分裂汉朝。建武元年（25），据有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东）的卢芳，自立为上将军、西平王，派使者与西羌、匈奴相勾结，匈奴单于舆乃使句林王率数千骑兵迎接卢芳兄弟入匈奴，并且立卢芳为“汉帝”，以芳弟卢程为中郎将，率领匈奴骑兵回到安定，以为声援。

不仅如此，匈奴单于还派使者与起兵边郡的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等和亲，笼络他们支持卢芳回内地称帝，企图通过这位“汉帝”，变中原为匈奴的属地。建武五年（29）十二月，李兴等人引兵至单于庭迎接卢芳人塞，并在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建立傀儡政权，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分置守、令。卢芳与匈奴连兵攻掠东汉北部边郡，人民不堪其苦。

当时东汉政府初建，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刘秀正忙于进行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北部边事，对匈奴的侵扰，只能加强边塞，采取防御政策。

古代风景画鉴赏建武六年（30），刘秀始先后派刘飒、韩统出使匈奴，并馈赠大量金币，企图重修旧好。然而单于态度倨傲，对汉使词语狂悖，对汉边境侵掠如故。建武九年（33），刘秀遣大司马吴汉指挥王常等四将军共五万余人出击卢芳。匈奴出兵救援，连战经年，汉军无功而还，匈奴气焰更加嚣张，侵掠有加无已。

东汉政府只得采取守势，以朱祜屯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王常屯涿郡（今河北涿县），侯进屯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王霸为上谷太守，以防匈奴的进扰。建武十五年（39），匈奴攻掠日甚，州郡无法抵御。刘秀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代郡（今山西阳高西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匈奴的杀掠。同时，在边地大筑亭候，修烽火，增沿边兵每郡数千人，以加强防守。

匈奴单于闻汉朝悬赏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意遣卢芳还降。卢芳派使请降，刘秀为使卢芳和辑匈奴，立其为代王。卢芳亦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怕暴露阴谋，也未敢明言真相，因而东汉政府未予赏赐。

匈奴单于恼羞成怒，更加怨恨，侵掠更加深入。建武二十年（44），匈奴两次攻掠上党（今山西长子）、扶风（今陕西兴平）、天水（今甘肃通渭西）一带。明年春，又与乌桓、鲜卑连兵攻掠北边，代郡以东受害尤深，“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②。是年冬，匈奴又侵扰上谷、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地，“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③。

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单于舆死，其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内部因继位问题发生矛盾；加以匈奴国内连年蝗旱，赤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过半，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暂停军事攻掠，并遣使至渔阳请求和亲，以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呼韩邪单于之孙、匈奴南边诸部首领日逐王比以不得立，心怀愤恨，乃密遣汉人郭衡携带匈奴地图，于建武二十三年面见东汉西河郡（治离石，今属山西）太守，请求归附。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单于，仍袭用呼韩邪名号，表示继承西汉末年汉匈的传统关系。

明年，日逐王比率领南边所属八部兵四五万人降汉。光武帝采纳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比的归降，令其“东扦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④，并承认他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汉匈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政府派中郎将段郴等出使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部，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保护并指导督察，南单于遣子入侍。汉王朝赏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官员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及粮食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缯缲万匹，絮万斤。其年冬，南单于因与北匈奴交战失利，东汉政府决定将单于庭南迁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命“使匈奴中郎将”及西河长史派兵保护单于，并恢复沿边郡县，南单于亦列置诸部王，率领部众协助戍守，侦察北匈奴动静。

古代风景画南单于归附汉朝，北匈奴单于蒲奴甚为惶恐。先是归还以前所掠汉民以示善意；建武二十七年（51）又假意遣使至武威请求与汉和亲。东汉政府召集公卿廷议，众臣议论纷纭，未能作出决断。刘秀认为北匈奴的军事力量尚强，彻底消灭，还非其时，不如息民待时，以观其变。明年，北匈奴再次遣使进贡马匹及裘皮，乞求和亲，并请赐与音乐。光武帝交三公府商议酬答良策，司徒掾班彪建议用西汉宣帝时呼韩邪、郅支两单于的历史教育北单于蒲奴，指明“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叛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⑤。意思是，蒲奴单于必须真心归降，表里如一，如有二意，必将落得和郅支单于同样的下场。同时赐给布帛、弓矢、利剑等物作为酬答，但不派使者回访。所请乐器，因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功为务，暂不赐予。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意见。其后，北匈奴侵掠行径稍有收敛。

到了明帝时期，北匈奴的力量逐渐强盛，他们控制西域，经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匈奴的侵扰，答允与北匈奴“合市”。南匈奴一些叛者因汉与北匈奴交使，内怀嫌怨，秘密同北匈奴贵族勾结，准备共同反对东汉王朝。东汉政府于永平八年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以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北匈奴虽遣使入贡，而仍多次在河西边郡大肆攻掠，“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⑥，边郡再度受到威胁。东汉王朝为确保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复同西域的交通，决定改变以防御为主的策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一永平十六年（73），明帝派窦固等率领汉军和南匈奴、羌胡等族士兵共四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匈奴。窦固、耿忠一路，出酒泉塞至天山（今新疆吐鲁番北），击败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守。其余三路，因匈奴闻风北逃，皆无功而还。次年，耿秉、窦固等率军一万四千骑，征服车师（今新疆奇台、吐鲁番等地），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

章帝继位后，北匈奴因饥乱，降南部者岁数千人，仅章和元年（87），即有屈兰储等五十八部，二十八万口来降。南匈奴和鲜卑、丁零等在汉王朝支持下，进袭北匈奴，也常古代出游图有虏获。北匈奴的力量日益削弱。章和二年（88），章帝死，和帝继位年幼，窦太后临朝听政。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上书窦太后称：据北匈奴新降渠帅报告，北单于兄弟争立，部众离散，“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⑦。和帝永元元年（89），东汉政府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领骑兵八千，与度辽营及南单于骑兵共三万人，从朔方出兵，分三路，出击匈奴，与北单于大战于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北匈奴败逃。汉军追击，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牲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北匈奴官兵陆续归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命中护军著名史学家班固撰写一篇铭文，刻石记功，宣称这次远征是上为高祖、文帝报仇雪耻，宣扬祖宗神灵，下为安国保嗣，开拓疆土，发展大汉声威。

第二年，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再次上书请求消灭北匈奴，于是派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骑兵八千人，在汉军军官将护下，远征北匈奴，乘夜围攻。北单于受创伤后率数十名轻骑兵逃脱，其阏氏及家属五人均被俘获，斩北匈奴官兵八千人，俘虏数千口而还。

永元三年（91），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俘获北单于母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⑧。汉军出塞五千余里而还，是北征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经过这次打击，北单于率余众退出漠北，西走康居（在前苏联乌兹别克一带），其后又入欧洲，汉朝边郡不再受匈奴的骚扰。

注释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②《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五郡：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郡。

③《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④《资治通鉴》汉光武帝二十三年。

⑤《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

⑥⑦《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⑧《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诸羌叛服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治允吾，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等郡，与汉人杂处。汉羌人民习俗既异，言语亦互不相通，古代铜器羌人“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①，因而时常聚众反抗。东汉初年，光武帝为安抚羌人，采纳司徒掾班彪建议，恢复设立护羌校尉，以牛邯主领其事，持节监护，理其怨结，但羌人犯塞并未停止。建武十年至十二年，先零羌豪曾与诸种联合，再度进犯金城、陇西、临洮一带，光武帝先后派中郎将来歙、陇西太守马援率兵击破。马援将归服的羌人，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分散治理，陇右保持相对平静。明帝继位后，对羌人采取软硬兼施策略，攻战稍稍缓和。从章帝建初二年（78）至和帝永元十三年（101），这二十多年时间，汉羌战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对烧当羌迷吾、迷唐父子的征伐，连年动众，干戈不息，耗费甚巨。羌首迷吾虽为汉陇西太守张纡定计毒杀，然汉朝郡守代领护羌校尉者或被杀，或征战无功，以致不得不频频易人。章帝时，张掖太守代护羌校尉邓训由于实施威抚并用，以赏赂离间诸种的策略，甚得其效，以致迷唐叔父号吾亦率其种人来降，使迷唐被迫远徙，部属离散。经过长期战争，众多羌人因战败而降服，但遭到地方官吏豪右所奴役，因而积怨为仇。东汉中期以后，羌人的反抗比以前更加激烈。

羌人第一次大规模反汉始于安帝永初元年（107）。是年六月，东汉政府派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接应西域都护段禧及屯田吏卒东归，期限紧迫，官吏苛暴。群羌担心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即纷纷逃散。诸郡各发兵邀截，官兵乘机骚扰，甚至毁坏羌人村落。羌人奋起反抗，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阻断陇道，大肆抄掠。他们没有兵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可能是利用铜镜的闪光来吓唬敌人），②郡县官兵畏懦，在羌人进攻面前，竟然束手无策。永初二年（115）春，东汉王朝诏令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领中央及诸郡兵五万人前去征讨。邓骘进至汉阳（今甘肃甘谷），诸郡兵尚未到达，就被钟羌数千人击败，死亡千余人。是年冬，任尚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又被打得大败，死亡八千余人。羌人气势大盛，朝廷无可奈何。滇零于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自称天子，并联合武都、上郡、西河诸种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掠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③。在此情况下，东汉王朝不得不召邓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节度诸军。

东汉军队既临阵忘战，缺乏战斗力，而地方二千石、令、长又多为内郡籍，他们无心战守，纷纷要求朝廷迁徙郡县以避战祸，邓骘也主张放弃凉州。永初五年（111），东汉政府正式下令将陇西、安古代风景画定、北地、上郡太守治所迁徙至内地。然而，百姓眷恋故土，不愿离开家园，东汉官府于是派兵抢割庄稼，拆毁民屋，夷平营垒，破坏积聚，强迫驱赶边民上路。当时正值连年旱蝗饥荒，百姓转徙离散，老弱弃置道旁，沿途死亡及幸存沦为奴婢者，已超过半数。东汉政府的残暴和无能迫使汉、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同年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人通谋，共同起兵反对东汉政府。他们占领上邦（今甘肃天水）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东汉军队无法取胜，不惜以高官厚禄悬赏购求杜琦首级，汉阳太守赵博收买刺客暗杀杜琦，其后王信兵败被杀。杜季贡被羌族首领推为将军，继续联合战斗。元初二年（115），汉阳太守庞参古代风景画鉴赏率羌胡兵七千余人，北击零昌，行至天水郡，为杜季贡所败，庞参因而被免职。朝廷派任尚为中郎将，率羽林、缇骑、五营子弟（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属部队）千五百人，屯驻三辅，讨伐杜季贡。任尚采纳属下虞诩建议，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组成轻骑部队，抄击杜季贡于丁奚城（属北地郡，在今宁夏灵武东南），斩杀四百余人，获牛马羊数千头。元初四年（117），任尚先后收买羌人刺杀杜季贡和零昌。其后，任尚又率诸郡兵与骑都尉马贤共击北地郡羌人狼莫。马贤为狼莫所败，任尚率军赶到，合兵俱进，狼莫等引退，汉军追至北地，双方相持六十余日，后在富平河上一战，汉军大败羌人，斩首五千级，狼莫逃走。明年冬十月，度辽将军邓遵收买羌人刺杀狼莫。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一带“羌患”得到肃清。然而，东汉政府在同羌人十余年的战争中，“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④。东汉王朝的统治也因此日益衰落，以致最后走向崩溃。

羌人第二次大规模反抗始于顺帝永和五年（140）。永和四年（139），东汉政府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由于二人天性刻虐，对百姓残暴骚扰，五年夏，湟水地区且冻、傅难种羌起而反抗。他们围攻金城，与杂种羌胡进攻三辅，杀害地方长吏。东汉政府慌忙调集大军，进行征讨。顺帝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率左右弱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驻屯汉阳，并于关陇地区修建坞壁（防御工事）三百所，屯兵防守。马贤到任后，并未乘羌人未集发动进攻，反而处处留滞，贻误战机，结果在北地郡射姑山被羌人打得大败，马贤及其二子皆战死，东西部羌人遂大会师，进攻陇西、三辅，焚烧陵园，杀掠吏民。顺帝诏武都太守赵冲督河西四郡兵马为节度，抵御羌人进犯。数年间，赵冲与羌人交战，多所斩获，羌人力量由是衰耗。然而赵冲在追击叛逃降胡中，为羌伏兵所围，在战斗中牺牲。

冲帝永嘉元年（145），左冯翊梁并改变策略，以恩信招诱羌人，于是离浦、狐奴等五万余户皆来归降，陇右局势才得重新平静。自永和年间至此，西羌叛乱积年，东汉政府消耗军费八十余亿，然而由于将吏“上下放纵，不恤军事”，虽然花费大量费用，而“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⑤。

桓帝时，又爆发了西羌第三次大规模反抗斗争。延熹四年（161），零吾羌与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诸种进犯并、凉及三辅。代护羌校尉胡闳不晓军事，对羌人进攻束手无策，使羌人更加嚣张，转相招结，进攻诸郡，历年不能平息。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请命，愿去三辅平定羌祸，朝中三公亦交相举荐，于是桓帝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督关西兵讨伐零吾等羌。皇甫规素悉羌事，他在赴任前曾上疏桓帝，指出羌人所以反叛，皆由郡守不遵法度，对羌人不知绥抚所致。因此，他到任后，首先向皇帝条奏那些贪污狼藉的地方长官和多杀降羌的军官凡百余人，或免或诛。羌人仰慕皇甫规的威信，闻讯后相劝降者十余万人。

古代风风画皇甫规平服羌患，理应得到朝廷封赏，然而由于他“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⑥，于是他们内外串通，反诬皇甫规收买群羌，使其文降（以文簿虚降）。桓帝听信谗言，连下玺书相责。皇甫规上疏申辩说：“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⑦然而，在当时朝政腐败、宦官当权情况下，又有何是非可言?皇甫规不但未能得到封赏，反而以“余寇不绝”的罪名，被投入狱中。幸而得到一部分正直官员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为他诣阙申冤，才被赦免回家。此后羌人反抗活动仍不断发生。

延熹六年（163），皇甫规被朝廷起用为度辽将军。到营数月后，他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认为张奂才略兼优，宜为元帅，自己甘愿作张奂的副手。张奂于桓帝永寿元年（155）任安定属国都尉，曾以二百余人，招诱东羌，击破南匈奴的进犯，使地方得到安宁。羌豪感谢他的恩德，赠予二十匹马，先零羌酋豪还赠其金镰（金器）八件。张奂召主簿在诸羌面前，当众宣布：“使马如羊（即使马匹像羊那样多），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人怀，”⑧然后将马及金鐻全部退还给羌人。在张奂以前有八任都尉俱是贪财好货之辈，羌人深受其害，因而对张奂的廉洁清正，非常敬佩。后来张奂又在武威太守任上，实施平均徭赋，革除陋俗，百姓生为立祠。于是，朝廷在皇甫规的建议下，改任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在他们任职期间，由于措施得当，边境比较平静。但是由于朝政腐败，羌人反抗活动仍然时起时伏。

延熹六年（163），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又大举进犯武威、张掖、酒泉等郡，“凉州几亡”。东汉政府任命段脉颍（音炯）为护羌校尉，前去征讨。段颍性情轻狂刚猛，他反对皇甫规、张奂恩威并用的策略，主张采用军事手段，镇压羌人的反抗。数年之问，他攻打西羌，共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牲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西羌予以弭定。

西羌虽平，而东羌先零等种既降复叛。桓帝向段颍征询对策。段颍回答说：“臣以为（东羌）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自刃加颈耳。”⑨他提出：“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定。”⑩他的这一斩尽杀绝的主张，竟为桓帝所采纳。从建宁元年（168）春至建宁二年（169）的两年间，段颍先后与羌人作战一百八十次，斩杀羌人三万八千六百余人，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用去军费四十四亿，汉军官兵死者四百余人。经过这一残酷镇压，东羌暂时被平定。但十多年后黄巾起义爆发，羌人又群起响应，加入汉族人民起义的洪流，终于促使东汉王朝走向灭亡。

从安帝永初元年（107）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六十余年间，东汉在西北边郡经常屯驻军队达二十万人，军饷耗费四百万万。在征战中，东汉政府调发大批州郡农民充军，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在羌人的反抗斗争中，羌人贵族分子和东汉军队照样烧杀掠抢，他们不但摧残了羌人，同时也使边郡汉人迁徙流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注释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⑥⑦《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⑧《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⑨⑩《后汉书》卷六五《段颍传》。

王充撰《论衡》

正当经学昌盛、谶纬迷信流行之时，东汉初期一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逆风而出，公开地向儒家哲学和谶纬迷信展开了挑战。

古代风景画鉴赏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生于建武三年（27），死于和帝永元（89—105）年间。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生长在一个政治、经济上并无地位的寒庶之家。从曾祖父起，他家因打抱不平，与豪门之家结下怨仇，被迫多次易地而居。这些对王充的思想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充六岁时开始读书，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中有学童百余人，皆因有过失或书写不佳，受过师长责罚，王充却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他的学习一天天进步，据说他从老师学《论语》、《尚书》，一天就能背诵千余字。稍长，至京师洛阳太学受业，师事当时大儒班彪。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因家境贫寒，无力购书，常到洛阳书肆中去阅览出售之书，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家乡，先后做过短期县、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出身寒微，思想见解又与当时统治者相左，被迫去职。王充感到他与仕途无缘，就一面居家教授，一面专心著述。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先后著有《大儒》、《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大多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问题而发。现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

《论衡》是一部富有战斗精神的哲学巨著，历来著录为八十五篇，今传世各本，《招致》一篇，均有目无文，实存仅八十四篇。据《后汉书》王充本传记载：“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针对有人批评其书“文重”时亦云：“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是《论衡》原书，当在百篇以上，今所存者，可能已非全书。书名《论衡》，王充解释说：“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①即是说，要实事求是地衡量言论之得失与真伪，绝非调弄笔墨，以示殊异。

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据其自称：“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②他所谓虚妄之言，当然是指古文经中的伪书和所有的谶纬之书。董仲舒散布的神学谶纬认为，万物相争的胜负都是由五行相生相克决定的。王充举出很多明显事例，指出神学谶纬的荒谬虚妄，并说明万物相争的胜负存亡是由其自身条件所决定。他说：“夫物之相生，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③谶纬中说孔子是黑龙之子，刘邦是赤龙之子，圣人、皇帝之所以为圣人、皇帝，即因他们不是人种而是龙种。王充非之曰：“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④东汉初期，天命之说高唱人云。王充依据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因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⑤。在《自然篇》中，王充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⑥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天真能用灾异谴告人君，天也必然能任命圣君，选择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委以王事又何必“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⑦。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⑧揭露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目的。

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王充反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鬼神迷信活动，提出了系统的无神论。王充首先论证了人死不为鬼。他指出精神依存于形体，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⑨据此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绝，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灭而成灰土，何用为鬼?”⑩王充还从物质灭化的不可逆性，论定人死不能为鬼。他用火灭不能复燃来证明这一点。他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二者宜同一实。”他还用元气自然论论证人死不为鬼。他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古代风景画鉴赏气。”“人之所以聪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气也；五常之气所以在人者，以五藏（脏）在形中也。五藏不伤，则人智惠；五藏有病，则人荒忽……形须气而成，气须形而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智之精?”古代鬼神迷信的要害是主张形亡可以神存，王充批判说：“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王充认为，“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在忧惧，忧惧见鬼出”。他指出鬼神乃人精神之幻觉，并非真有其物。

从无鬼论出发，王充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他说：“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商代大臣，善占卜），良如扁鹊（春秋名医），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此外，王充还反对神学迷信的种种表现，如灾祥、祸福、星变、卜筮、宅术等等。

王充在批判神学谶纬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认为人认识事物，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同事物相接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他还指出，人才虽有高下，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⑩。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在《论衡·实知篇》中说：“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他举出有关周公、晏婴、孔子、颜渊、孟子等古圣事迹的十六个历史例证，说明圣人不能先知，也必待学问而后知也。因此，他反对盲目迷信圣人，指责“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种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的学习方法，不能弄清道理，提高认识。他还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他认为做学问的根本方法在于大胆提出疑问，同老师辩论是非，以“核道实义，证定是非”。“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许多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之处。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墨子（《命义篇》）、韩非（《韩非篇》）、邹衍（《谈天篇》）等人进行了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古代山水画鉴赏王充还对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说：“俗好褒远称古，讲瑞则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于今，终不信然”。他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以汉朝与圣王辈出的周朝相比，认为周不如汉。他说：“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他强调汉王朝版图远比商、周辽阔，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古代戎狄已进化为汉之齐民，生活文化显著提高。他总结说：“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王充指出：“汉有实事，儒者不称”，这是由于“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辩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当时，能够如此立说，确是振聋发聩之论。

王充从唯物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秩序，都依存于物质而不依存于符瑞。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世俗每称五帝之时，凤凰来集，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王充则认为不尽如此，这可能是人们有意渲染夸大。他认为，果真如此，“方今圣世，尧舜之主，流布道化，仁圣之物，何为不生”?对神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不过，王充由于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有时把自己引为论据的一些自然现象理解错误，他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更无法理解国家治乱安危、人们富贵贫贱的真实原因，只得归之于天命，因而陷入了宿命论的历史观。如他说：“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教，无能损益”。这与上述世乱的论断，是大相径庭的。他还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寿。他说：“贵贱贫富，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何以才能知命?用之骨体，“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说明王充的唯物论，还有很大缺陷。

古代风风景鉴赏王充所著《论衡》，在儒家学说和谶纬玄学盛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禁止流行，直到东汉末年，才由著名学者蔡邕发现，带入中原，秘密藏于书库。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论衡》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刻书业的兴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论衡》才得以刻印，比较广泛地流传开来。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洪适校刊《论衡》于会稽，《论衡》一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一直闪烁着光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释①②《论衡·对作篇》。

⑨《论衡·物势篇》。

④《论衡·奇怪篇》。

⑤⑥《论衡·谴告篇》。

⑦⑧《论衡·自然篇》。

⑨⑩《论衡·论死篇》。

《论衡·订鬼篇》。

《论衡·薄葬篇》。

《论衡·实知篇》。

《论衡·问孔篇》。

《论衡·宣汉篇》。

《论衡·齐世篇》。

《论衡·治期篇》。

《论衡·讲瑞篇》。

《论衡·治期篇》。

《论衡·骨相篇》。

第二十二章

班固修《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著。

古代风景画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问），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古代风景画鉴赏死于永元四年（92），年六十一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终于刘玄更始二年（24），共记载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对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采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肖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梅花图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有关著述，作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哗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汉书》的体例也大体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人“列传”。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十篇“志”，比《史记》的八篇“书”，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艺文》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他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专著。《汉书》十志的创始功绩不可泯灭。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述罪戾。班氏史体最合古代文人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苟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东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过去的史学家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古代风景画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杨雄等的文章皆人本传。在古代书籍流传不易，不集中在大著述中是不易保存的，多载文章，亦有必要，后人以此相讥，不得谓之公允。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缪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②，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③，是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巾义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列传。故晋朝傅玄在批评《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事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④。《汉书》在思想方面比起司马迁的《史记》来，确是中庸、保守得多。

注释①《后汉书·班固传论》。

②《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③《汉书》卷一○○《叙传》下。

④《史通·书事》。

蔡伦改进造纸术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哗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公元蔡伦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音欢）及宋代一些著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实践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一百五十多年已有纸。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

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以后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蔡伦前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二百年。

那么，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一）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东汉明帝永平（58—75）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①。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②。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于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古代风景画鉴赏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而且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春秋战国开始，亦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

古代风景画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纸，一般是指用植物纤维（麻、木材、竹、草等）做原料制成的。最初的造纸法是模仿漂絮法而产生的。东汉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有一个名叫曹伟能的女官生了一个男孩，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一种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蹶”（夕蹄）包裹着毒药，上面写着迫她自杀的字。“赫蹶”就是丝质的絮纸。

西汉时期，我国蚕丝业已很发达，妇女们把蚕茧煮了以后，再放到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成为丝绵。把丝绵起下之后，在席子上留有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剥下晒干，就成为一张丝绵纸。但是用蚕丝的纤维造纸，原料来源少，产量低，成本也高，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人们很需要一种既轻便又便宜的纸张来作为书写材料。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叠纸，共八十八片，因此，被称作“灞桥纸”。经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其后，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又在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一张麻纸，发掘报告认为“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③。这应当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但是，西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初级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造纸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其后，在1942年和1959年，又先后在内蒙古额纳河和新疆民丰县各发现一张东汉纸；到了1974年，又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的质量比西汉纸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及在民间了。可以说，东汉已经是造纸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了。事实证明，这些进步都是和蔡伦在造纸工艺上的“造意”分不开的。

蔡伦在主持各种御器的制造时，经常和工匠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同时，蔡伦善于诗、书，深知世间缺纸的困难。这些为他研究和总结造纸术提古代风景画鉴赏供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蔡伦首先想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乃造意（立意，发明创造），用树膚、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④。从今天发现的东汉纸来检验，其工艺流程大体是：浸湿原料、切碎原料、厥水浸泡、蒸煮、舂捣、洗涤、打槽、抄纸、晒干、揭纸。蔡伦造出的纸，体轻质薄，价廉耐用，为人们所欢迎。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由于蔡伦曾被封侯，后来人们就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之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其所造麻纸，均匀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赵歧《三辅决录》引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指韦诞）墨，皆古法，”可见其纸质之优良。

安帝元初四年（117），“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竭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⑤。蔡伦奉旨后，每日亲至东观（洛阳宫中殿名，为修史之所），主持校勘事宜。由于他对于经史多所通晓，加上他做事认真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全部经史校雠完毕，受到安帝的褒奖。

古代人物画像蔡伦自永平末年入宫侍卫，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等五代皇帝，由于他有才学，又能忠于职守，因此得到历代皇帝的信任，从小黄门升到长乐太仆，被封为龙亭侯，可谓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然而在章帝时，由于他在窦后的威势下，被迫参与了宫廷斗争，而造成安帝祖母宋贵人的自杀身亡。安帝亲政后，下令廷尉审理此事，要求蔡伦到廷尉受审，蔡伦在内疚的心情下，“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⑥。这样一个对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竟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实为悲剧!然而他改进造纸术的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他故乡建立了“蔡侯墓”，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个大字，是郭沫若的手书。

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羊皮和纸草进行书写，在书写材料上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魏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公元七世纪，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向西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公元1150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比我国已经晚了一千多年。十六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由欧洲传到北美洲。此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③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东汉墓群的发掘》，见《文物》

1989年第二期。

④⑤⑥《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张衡研制两“仪”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人（今河南省南阳县城北五十里）。石桥镇西南有个鄂城寺，鄂城寺东边相传就是张衡的旧宅所在地，现在叫做“平子读书台”。

张衡的祖先为南阳望族，《后汉书》中有他祖父张堪的传，张堪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年轻时曾“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由于品德美好，十六岁被荐举到京城长安学习，他勤奋好学，被京城学者誉为“圣童”。刘秀起兵，张堪率全家相随，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东地动仪汉建立后，官至蜀郡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家财，张家家境急剧衰落。张衡的父亲未见史书记载，可能是从未入仕，壮年故去。

张衡年幼时，家境清苦，经历许多磨练，激发了他奋发学习的精神。张衡“天资睿哲，敏而好学”①，聪慧过人。少年时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七岁时游学三辅，随后又东入京城洛阳，就教于太学，拜经学大师贾逵为师，“遂通五经，贯六艺”②，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但这时政归外戚，权任宦官，朝政日趋腐败。因此“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③。正好此时鲍德出任南阳太守，鲍德“修志节，有名称”④，又颇重儒术，所以当鲍德邀请张衡出任主簿时，张衡他欣然立承。由于两人志趣相投，合作多欢，一任九年，直至鲍德被诏拜大司农才离去。

张衡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从二十三岁开始，以自己出外游学的见闻为素材，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花了十年时间，创作出著名的《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⑤，张衡做《二京赋》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讽谏”。在赋中，他谴责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腐朽统治，对人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过去的大赋虽然也讲讽谏，但往往是劝百讽一，欲讽反谀。《二京赋》的讽谏是切直无掩的，如赋中写道：“今公子苟好剿民以蝓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警告统治者不要穷奢极欲，残害百姓，否则将要激起百姓的反抗，表现出张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由于《二京赋》文辞华丽，感情充沛，被前人评论为集汉赋之大成，是“汉赋之极轨”。当然奠定张衡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有那篇开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赋》，以及被誉为七言之祖的《思玄赋》后的系辞。

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安帝永初五年（111），三十四岁的张衡又一次被地方官推荐，来到京城洛阳，被任命为郎中。这期间，他精读杨雄的《太玄经》，并写下了《太玄经注解》，绘制了《太玄图》。《太玄经》既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涉及天文、历数的知识，张衡通过深入研究，逐步将兴趣与研究转到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方面。元初元年（115），张衡升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政府的档案、文书，并主管。“天时、星、历”，为朝廷的祭祀盛典等选择“良辰吉日”和记录各地发生的灾异、祥瑞等工作。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⑥，因此，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担任太史令，先后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一工作上，张衡更加深人、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和历算，对于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之一是他撰写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理论名著《灵宪），从哲学概括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天地的生成、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⑦，说明月亮发光是太阳照射的结果，月亮对照太阳则成满月，背着太阳则月亮就隐而不见。张衡还第一次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人地影面未能受到日光反照形成的。他还记述了恒星的数字，“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⑧，并绘制有关星体位置的《灵宪图》。这是我国最早一张星体分布图。张衡所作《灵宪》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关于宇宙天体结构，据蔡邕说东汉时曾有三个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天说。盖天说是从古代“天圆地方”说发展而来的。此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为天所覆盖。天体在地面以上运动，日月星辰附着于天盖之上，随天转动。“浑天说”认为，天地是浑为一体的，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其中，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断地转动。“宣天说”则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悬浮于天空之中。张衡通过观察天象，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⑨。元初四年（117），张衡根据浑天说，并参考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用精铜制成演示天象用的浑天仪。

据记载，“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球体。球体内有根铁轴贯穿球心，球体可以绕铁轴转动。铁轴和球面的两个交点，代表北极和南极。球面刻有二十八宿及其他星辰。球外套有几个圆圈，为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和赤道圈。黄道和赤道的交角为二十四度，上刻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同时；又利用滴漏推动仪器转动，使天文现象在仪器上表现出来。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写了《浑天仪图注》和《漏水转浑天仪注》，说明它的原理和使用。

古代风景画鉴赏《晋书·天文志》对张衡的浑天仪的演示效果曾有生动的说明：“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倡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已没。皆如合符也。”这就是说，由于这些天文现象的出没，与天体运转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人们只要在屋中观察“浑天仪”的转动，便能对天体运动一目了然。

张衡研制的“浑天仪”后来失落了，但是由于他留有《浑天仪图注》一书，因此，后来科学工作者根据书中叙述的原理，把这个“浑天仪”复制出来。复制的“浑天仪”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安帝建光元年（121），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地位要比太史令为高。但仕途多变，顺帝永建元年（126），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乃失志的表现。张衡对此抱着“得之不休（美也），不获不吝（耻也）”⑩的态度，仿照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闾》表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他表示“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在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不能自暴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不见是而不恬，居下位而不忧”。他依然和以前一样，在太史令的岗位上，继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

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和帝永元四年（92）到安帝延光四年（125）这三十年间，我国连年发生地震，收集各地的地震情况，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尤以元初六年（119）洛阳一带连续两次大地震，为害最大，房屋倒塌，人畜死亡，波及数十个郡县。有人把地震这一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妄图为谶纬迷信制造根据。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和破除迷信，张衡对此精心研究，于阳嘉元年（132）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记录地震、掌握地震情报的“地动仪”。这年张衡五十五岁。

《后汉书·张衡传》有地动仪形状、构造的记述：“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音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古代风景画鉴赏阳嘉二年（133）四月，阳嘉四年（135）十二月，永和二年（137）四月，永和三年（138）二月，京都连续发生地震，地动仪均准确无误测到。永和三年的一天，朝西北方向的龙吐出铜球，可是在洛阳，谁也没感到“地动”。人们纷纷议论地动仪失灵。没几天该地派人到洛阳报告：陇西（今甘肃东南）几天前发生了地震。经查对时间，正是地动仪上西北方的龙头吐球的那个时辰。于是人们“皆服其妙”。今日文物考古、科学史专家曾对张衡地动仪作过复原和研究，认为它与现代地震仪器设计原理基本相同，但却比欧洲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可见张衡的奇思巧技是何等的伟大!

阳嘉二年（133），张衡被提升为侍中。侍中为九卿之一少府的高级属员，俸禄二千石，“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可以直接接触皇帝。此职使张衡不悦，因为他一生经历过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从和帝开始，这些皇帝均是幼年继位，朝政由外戚、宦官反复倾轧把持，张衡不满这种腐败政局，曾多次上《论贡举疏》、《陈事疏》、《请禁绝图谶动》、《京师地震对策》等，要求顺帝改革政局，不仅毫无结果，反招致大臣嫉恨。阳嘉二年，他上书顺帝，要求辞官到学术机关古代风景画——东观专事著述，但始终未获准。永和元年（136），他调出京城，任河间相（相当于河间太守）。他针对“国王骄奢”，“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情况，下车伊始，即“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任职三年就得到百姓称颂。永和四年（139），他又被调到京城任尚书，当年，这位六十二岁的大科学家在洛阳与世长辞。

张衡的至交崔瑗为他的墓碑写了长篇铭辞，对张衡一生成就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在研究学问方面的勤奋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赞扬他的科学成就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可谓恰如其分，并不过誉。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学、天文学、地震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成就。解放后，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墓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为了纪念张衡在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注释①崔瑗为张衡墓碑所写的墓志铭。

②③④《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⑤《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

⑥《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⑦⑧《续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

⑨张衡《浑天仪图注》。

⑩《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第二十三章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有人把汉代比作中医史上的罗马时期，主要由于产生了两个“医圣”、三大医典。北方青、徐（今山东、江苏）一带的神医华佗，以外科术著称。在南方荆襄（今湖北）一带活动，能与之颉颃的人物就是张仲景，其所著《伤寒杂病论》是内科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三大医典之一（另两部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宋代名医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如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①医学之有张仲景，犹如儒学之有孔仲尼，所以人称“医圣”。遗憾的是，他虽有著作传世，也像大多数古代科技人物一样，史书中并没有为他立传，因而他的事迹大都泯灭无闻。仅就所能见到的零星史料及流传下来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作一概介。

张仲景张仲景（147或150—219），名机，以字行世。东汉时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家庭富裕，从小勤奋好学。当他从史书中看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时，对扁鹊望气色便知疾病的技能，很是感动，因而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业，决心研习医术。还是童年时，他就拜家乡名医张伯祖为师。张伯祖见他对医学专心致志，就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在学习过程中张仲景已显示出在医道方面的卓越才能。《太平御览》引《何颐别传》说，何颐善识人才，以此天下闻名。何颐一见少年张仲景，便断言他“用思精密”，将来必为良医。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言和《太平广记》都曾记述他神话般的高超医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十七岁见到张仲景，张仲景就说王粲有病，应服“玉石汤”，不然。病势浸成。三十岁眉毛就会脱落（今称麻疯病，此病潜伏期很长）。张仲景能识之于初，说明他对地方病很有研究。只是王粲少年成名，正是才气横溢，精力旺盛，不以张仲景的话为然。谁知三十岁时，眉毛果然脱落，有人不信此记载，因为《魏书》只说他四十一岁因病（未言何病）死于征吴道上。这种壮年而死，正是由于长期患慢性病，加上征途劳累，病情急剧恶化所致。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军阀割据，战乱连绵，加以瘟疫流行，灾难深重，人民幸免于兵祸的，又被瘟疫夺去生命。曹植对瘟疫流行的惨状有诗描写“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而瘟疫中的主要一种就是伤寒病。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自建安以来十年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人民疾苦与自身遭遇，促使他决意研究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奔波于患者之间，以行医为终生事业。有的文献说他曾举过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等正史查考，建安以来在长沙为太守者，并无张机其人。

张仲景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风高尚，他把“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作为行医目标，痛恨那些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的庸医。东汉末，寸关尺诊脉法已经流行。为了慎重，他主张不单诊寸、关、尺脉。西汉以前，有《素问》的三部九候诊脉法：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古代风景画鉴赏部”：每部取天、地、人三个部位，共九个部位，名为“九候”；“九候”又分左右，合为十八诊，必诊遍这些部位才得确诊。比起寸关尺法麻烦许多，却易把握病情。自东汉产生寸、关、尺法后，三部九候诊断渐已不行，张仲景认为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伤寒论》自序），就胡乱开方是难以治好病症的。故他独能不殚其烦，主张参行三部九候法。

张仲景在一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是这种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他看到《内经·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发病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古代扇画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二十二篇，治疗原则三百九十七法，记治传染病三十种，共列出一百三十三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定本，分十卷，二十二篇，除去重复计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筒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三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必秘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定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二百六十二方，合二十五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从以上二部著作中考察，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去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其次，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的方剂变化而来的。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本草》和《素问》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古代山水画鉴赏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著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一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毕竟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著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并奉为医学经典著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著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见，这位”医圣”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

注释①《伤寒发微论》。华佗发明新医术一千七百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一名华蒡（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毫县），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①。华佗经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公元184年的全国性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华佗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著，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著，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吃泻药；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发汗。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六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告诉他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②。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佗”，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古代集市图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天。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③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痊愈）”④。最著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的针灸疗法，还能医治一些妇科病。一位李将军的妻子怀孕不慎流产，请华佗检查。华佗按脉后判断：根据脉象，胎儿还未下来。李将军说亲见胎儿坠下，对华佗的诊断不以为然，华佗只得告辞离去。百日后将军妻子又腹痛不止，只好再次请来华佗。华佗告诉将军夫妇：“此脉故示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⑤华佗针、药并用，妇人有欲产而不能的腹痛。华佗说：“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⑥照此实行，果然是一个手足完具、全身变黑的死胎男孩。这时，将军悔恨自己的固执，对华佗的医术赞叹不已。

古代山水画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著，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⑦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蒉（音坟）、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一千六百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的病例。这从当时的医药水平来看，也是可行的。

华佗作为名医，努力尽职，即使一些不治之症，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也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施行手术治疗。有位士大夫，身体极不适，求华佗医治。华佗在认真做了检查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年，寿俱当尽。”⑧患者感到难以忍受，坚持要求手术。华佗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就照患者之意为其施了手术，当时见轻，十年后果然死去。

由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高超，时人称他为“神医”。他为患者进行外科手术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把别人做的事，也附会在他身上了。《襄阳府志》曾记载了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一事，《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羽便伸臂令医劈古代风景画鉴赏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灸饮酒，言笑自若”。但并未说医生是华佗。按关羽镇守襄阳时，华佗已死，“刮骨疗毒”二事似不可能。但是，在动手术前，使用华佗的“麻沸散”，进行局部麻醉，还是大有可能的。这也说明，华佗在外科医术上的成就是卓越的，也是一件了不起的革新创造。这对于那种克服疾病完全抱消极态度，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迂腐见解，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虵虫⑨是当时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病害之一。华佗在治虫除害中，吸取民间良方妙药，再配合自己经验，总结提高，有效地降伏体内各种寄生虫及其他虫害，以解除人们的痛苦。

一次，华佗外出行医，道上遇见一妇人病痛呼叫，即上前问病，得知病人自感咽喉有堵塞物，无法吞咽。华佗告诉病人：买三升又酸又辣的蒜齑（音积ji，即蒜泥）大酢（作，即醋）喝下，病且好。病人按他的指点服了药，很快就吐出一条地虫来，病痛立时减轻。

华佗还擅长用水疗法医治虫病。“彭城夫人夜之厕，虿（chāi拆）螫其手，呻吟无赖”⑩，华佗让她把螯伤的手浸泡在热水中，“卒可得寐”。华佗又让她每过一个时辰换一次水，以保持水温，第二天，螯伤的手就恢复了正常。

华佗治疗虫病的方法很多。其中用汤药治地虫是他的得意之作。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按脉后说：“府君（指陈登）胃中有虫，欲成内疽（jū居），腥物所为也。”华佗让人给他煎煮了二升汤药，先喝了一升，稍停片刻，又喝完另一升。片刻·“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陈登顿时觉得轻松。临别时，华佗告诉陈登说：“此病后三期（三年）当发，遇良医可救”。果然不出华佗所料，时过三年，陈登病情复作。由于华佗不在，又没遇到良医，陈登终于死去。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一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古代集市图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达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竞可达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著。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的药物成分是由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在用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经》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作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著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山水画鉴赏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曹操得了一种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多次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超群，便派人把他请来。经“佗针，随手而差（愈也）”。但仍不能除根。曹操为了让华佗随时为自己治病，要华佗做他的侍医。华佗离家年久，思归探视，乃以“求还取方”之名告假回家。其间曹操曾屡次作书召还，并敕令郡县发遣，华佗托词妻病，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去调查，并指示使者：“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使者至谯，见华妻安然无恙，便拘捕了华佗，传送到许昌狱中。曹操的高级谋士苟取或（音玉）为华佗向曹操请求说；“佗术实工（善也），人命所悬，宜含宥之。”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下令赐死。华佗临死前，将其所著书一卷交给狱吏说：“此可活人。”怎奈狱吏在曹操的淫威下不敢接受。华佗悲愤之极，不再勉强，遂用火焚化。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症并未根除，当发作时，愤然叹息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重，找不到良医救治。曹操喟然长叹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华佗被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其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华佗的医学成就也有其局限性，但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外科手术、麻醉剂和医疗体育及养生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确是很大的。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景仰，也为世界学者所称颂。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地，古蛇字，这里所说的地虫，泛指寄食于人体的蛔虫及其地虫害。

⑩《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⑩《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外戚专政东汉时期，皇室往往与世家豪族联姻，帝后多出自功臣勋贵之门，这些功臣勋贵一旦与皇室通婚即成为外戚。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在政治上对外戚防范很严。中期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发展，他们古代风景画每以外戚身份，拥立幼弱君主，以取代皇帝专政，夺取最高统治权。

永元元年（89），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继位，由其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后兄窦宪执掌朝政，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早在窦宪之妹立为章帝皇后时，窦宪一家就兄弟亲幸，宠贵日甚，掠夺土地财物，肆无忌惮，连皇室成员也不放在眼里。窦宪依恃宫掖声势，曾以贱价强夺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而公主竟不敢与之计较。后被章帝发觉，召宪切责说：“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①其妹窦后为此毁服向皇帝谢罪，良久章帝怒气始消，命窦宪将侵夺的园田归还公主，窦宪虽未判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宪遂以侍中，内主机密，出宣诰命。其诸弟窦笃、窦景等并侍宫省，处亲要之地。永元三年（91），窦宪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今独联体西伯利亚境内），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窦宪因此威名大震，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大批窦氏党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明年，窦宪等潜图弑逆，和帝阴知其谋，乃与宦官郑众定计，乘窦宪班师凯旋京师之际，一面派大臣持节郊迎慰问，一面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官，关闭城门，一举收捕窦宪党羽，下狱诛死。遣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弟笃、景、瑰皆遣就国。窦宪及其弟窦笃、窦景到国后皆追令自杀；只有窦瑰因为平时尚知节约自修，河南尹张醣上疏求免，得以不死。窦氏宗族、宾客因宪得官者，皆免归本郡。和帝重新夺回了政权。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少子隆出生方百余日，立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是为殇帝，尊邓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数月后，殇帝又死，太后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清河王子刘祐嗣位，是为安帝，安帝时古代山水画鉴赏年仅十三，仍由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邓氏吸取窦氏覆灭的教训，比较恭谨守法，邓骘在位，颇能推进贤士，与宦官郑众、蔡伦等也能合作共事。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仍遭贬黜，邓骘兄弟子侄七人皆被迫自杀。闫皇后兄弟闫显等人，并居卿、校之位，掌握大权。数年后，安帝死，闫后与其兄闫显定策禁中，迎立年纪幼小的北乡侯刘懿嗣位，是为少帝。尊闫后为皇太后，以闫显为车骑将军，执掌朝政，闰氏诸兄弟并处权要。但不久，少帝又病死，中常侍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顺帝。孙程等皆封列侯，宦官权势从此日盛。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而且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使外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顺帝阳嘉四年（135），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氏的权势不断扩大。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掌朝政。梁冀原是一个逸游自恣、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官职，一贯横行不法，顽嚣凶暴。建康元年（144），顺帝死，两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侈暴滋甚”，四个月后，冲帝又死，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年仅八岁，梁氏继续以外戚身份掌权。质帝年少聪慧，他对梁冀的骄横侈暴，很是不满。一次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后又恨又怕。一日他阴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中，进奉质帝，质帝食后而死。在短短的两年中，汉家国祚三绝，比较正直的公卿李固、杜乔等甚感忧虑，他们都主张应当拥立年长而贤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与宦官曹腾则坚持立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因而否决了公卿们的主张，刘志即汉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另一女弟为皇后，梁太后临朝，梁氏权势更加显赫。

梁冀以大将军专擅朝政，事无巨细，皆由其决断。和平元年（150），梁太后死，梁冀更加肆元忌惮。他指派心腹担任宫卫近侍，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当时四方调发和贡献给皇帝的珍异贡品，其中上等的皆先选送梁府，其次才献给皇帝。内外百官升迁，皆须先到梁府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报到。当时的官吏只能唯命是从，如有异辞，必然遭到祸殃。太尉李固、杜乔由于不肯附和梁冀，皆被梁冀诬杀，陈尸街市。吴树出任宛县县令，拒绝了梁冀的嘱托，到任后，诛杀残害百姓的梁冀门客数十人。后来他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梁冀竟以毒酒款待，刚一出门，即死于车上。侯猛拜辽东太守，上任前未去梁府辞行，梁冀借故将其腰斩。

古代风景画桓帝为了褒奖梁冀迎立之功，命中朝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商议给梁冀以特殊礼遇。有司奏请：梁冀上朝谒见皇帝时的礼仪，可以比照西汉第一功臣肖何；扩大其封邑为四县，比照东汉第一功臣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为他特设专席，凌驾于三公之上。以示殊勋。并把以上规定，向全国公布，定为永制。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犹嫌太薄，表示不悦。

梁冀在政治上如此专横跋扈，在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糜烂不堪。梁冀在洛阳城里，大肆修建豪华府第，而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竟夸。在这两座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中，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②。每当春秋暇日，“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③。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才完成。于是通知各地交纳生兔，刻其毛以为标识，如有人敢于伤害，罪至刑死。曾有一个西域来的客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被牵连处死的达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日“自卖人”④。

古代山水画梁冀听信孙寿的建议，斥夺梁氏外戚之在位者，外表上佯为谦让，而实际上是抬高妻族孙氏的地位。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遣家奴逮捕其属县富人，下狱拷掠，勒索钱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致之于死，或流放外地。抉风人士孙奋家中富有而性吝啬，梁冀先赠给他四匹马，然后向他贷钱五千万。士孙奋不甘心，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乃命令地方官员，指控士孙奋的母亲原为梁家管库婢女，因偷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而逃亡。于是拘捕士孙奋及其兄弟，进行拷问，两人皆死于狱中，没收其全部家财一亿七千余万。梁冀还派遣家奴周游四方，远至塞外，广泛搜求珍奇异物；这些奴客乘机横暴地方，掠夺妇女，殴打吏卒，百姓对之切齿痛恨。当时任侍御史的梁冀故吏朱穆，从为梁冀的禄位出发，多次上书劝谏梁冀“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⑤。梁冀始终不悟，报书朱穆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其贪婪凶顽竟至于此。

古代风景画鉴赏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帝后；六人为贵人；两人官至大将军；夫人、女食邑封君（相当于侯）者七人；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等官职者五十七人。梁冀秉政将近三十年，拥立了三个皇帝，威行内外，百僚侧目，经东汉之世，外戚如此煊赫显贵，是很少有的。

外戚势力高涨，宦官威风相形见绌，因而形成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策划翦除梁冀。他们借梁冀派其亲信宦官张恽入宫宿卫（实际上是监视皇帝行动）之机，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将张恽逮捕。桓帝命尚书令尹勋召集尚书台官吏武装起来守卫中枢机构，派宦官首领具瑗统领皇宫侍卫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梁冀府第，同时派光禄勋袁盱持节收缴梁冀大将军印绶，以解除其兵权。梁冀及其妻孙寿见情势不妙，皆于当日畏罪自杀。于是收捕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其他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处死者数十人，梁冀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的重要官员几乎被罢黜一空。由于事情突然从宫中发生，公卿张惶失措，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天下百姓无不额手称庆。抄没梁冀的家财，由政府拍卖，合三十余亿，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列侯，即所称“五侯”。此后至灵帝末年的三十年间，东汉的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

注释①《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②③④《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⑤《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

第二十四章

西汉王朝的兴衰布衣将相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以后，有一天，在皇宫里大宴群臣。喝酒喝到一半的时候，汉高祖说：“各位大臣可以毫不隐讳地议论一下：看看我为什么能得到天下，项羽为什么得不到天下。”大臣高起、王陵回答说：“拿陛下跟项羽比，陛下容易发脾气，喜欢侮辱人；项羽讲究仁义而尊敬人，这是陛下不如项羽的地方。但是陛下赏罚分明，派人去攻城略地，攻下来的就给予奖赏，使大家都能得到好处；项羽嫉妒有才能的人，谁有功劳就害谁，谁有本领就怀疑谁，打了胜仗不给人记功，得了土地不给人奖赏，因此他得不到天下。”

汉高祖听了说道：“你们只知道事情的一个方面，不知道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要论出谋划策，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要论治理国家，安抚百姓，筹集粮饷，我不如萧何；要论带兵打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杰，我能用韩信像他们，这是我能够得到天下的重要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好好使用，那是他所以失败的缘故。”

汉高祖在宴会上说的他能用人这一点，的确是事实。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他不仅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样能独当一面的人杰，并且还用了许许多多有各种长处的人才。他用人有个特点，就是只要有本领就用，不管什么出身。在楚汉战争中立过功劳，到汉朝建立后出任丞相和将军的许多人当中，数张良的出身最尊贵，是韩国的公子。其次就要算萧何和曹参，一个在沛县做过文书，一个是沛县的监狱官，在封建社会里，这都是官职卑微的小吏。再往下数，像陈平、王陵、郦食其等人，都是白丁，没有做过官，更不用提韩信了。在鸿门宴上保护过刘邦的樊哙，是宰狗的屠户。大将周勃是织草席子的手工业工人兼吹鼓手。大将灌婴是个绸布贩子。这些没有做过官的白丁，也包括做过小吏的萧何、曹参在内，在当时的社会里只有穿布衣的资格，是不许可穿绸衣的，因此，历史上称他们为布衣将相。

一个人的才能和成就并不决定于他的出身，而要看他会不会动脑筋，肯不肯卖力气。就是这些布衣将相，在帮助汉高祖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个个都立了大功；在汉朝建立以后，又为巩固封建统治做出了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这里先说说萧何。他是汉高祖刘邦的同乡，是个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干的人。他了解刘邦，认定刘邦将来能够成就大事业。他在沛县做文书的时候，凡是刘邦与别人发生了刑事纠纷，官司打到县衙门里，萧何总是站在刘邦这边，处处袒护他。刘邦担任亭长，每次向咸阳押送壮丁需要筹集旅费，别人只出三百钱，萧何常常出五百钱。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以后，萧何和曹参派樊哙把刘邦找回来，杀了沛县县令，几个人商量着一起举兵反秦，并且拥戴刘邦做了沛公。萧何可以称得上汉朝的开国元勋。刘邦打进咸阳的时候，别的将士都忙着抢劫金银财宝；只有萧何。一进咸阳城，就到秦朝的丞相府、御史府，把图书律令和文书档案全部接收过来。这是一批极其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料，有了它，使刘邦对全国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以及社会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对于打败项羽、统一天下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至于萧何月下追韩信，帮助刘邦启用了一员大将，这更是目光远大，十分了不起的事情。

萧何还是个管理后勤工作的能手。在楚汉战争中，他以丞相的身分留在关中，在刘邦屡次被项羽战败以后，他很快又筹足了粮饷，补充上士兵，使刘邦能够重振旗鼓，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刘邦在统一天下以后，为了表彰萧何的功绩，把他封为酂侯〔酂zàn〕，让他做了丞相。

再说韩信，他自从被拜为大将以后，发挥了杰出的军事才能，立了许多战功。他在战争中常常能够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破赵之战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这次战争开始的时候，韩信在半夜里挑选了轻骑兵二千人，叫他们每人拿一面红旗，从小道出发，到赵军大营附近埋伏。出发以前，韩信吩咐他们说：“赵军看到我军后退，必定倾巢出动，来追赶我军，到时候你们冲入赵军的大营，拔掉他们的旗帜，换上我军的红旗。”

轻骑兵出发以后，韩信传令给全营将士准备点饭菜，他说：“现在大家少许吃一点，等天明打败了赵军以后，再举行丰盛的会餐。”接着，他派一万人做先锋，背靠河流扎下了营寨。赵军看到韩信背水为阵，都笑他不懂兵法。等到天一亮，韩信叫人打起大旗，擂响战鼓，向赵军挑战。双方打了一阵子，韩信突然下令抛弃军旗战鼓等往后撤退。赵军见汉军战败，都争先恐后，一窝蜂地离开大营，来抢夺战利品。汉军退到河边，无路可退了，就回过身来，拚死力战，勇不可当。这时候，埋伏在赵营附近的二千轻骑兵，趁赵军倾巢出动的时候，一举占领赵营，插上了汉军的红旗。赵军打不过汉军，只得往回撤退，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营盘已经失守，不觉大吃一惊，便抛戈弃甲，纷纷逃走。汉军前后夹攻，大破赵军，斩杀赵军主将陈余，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有人问韩信：“将军不依兵法，背水为阵，结果却取得胜利，这是什么道理?”韩信回答说：“我这种做法，兵法上有，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之所以要背水为阵。就是根据这一条啊!”从此，大家才知道韩信是一个善于灵活运用兵法的人，都非常佩服他。刘邦取得天下以后，韩信被封为楚王。

曹参立的战功也不小。沛县起义以后，他跟随刘邦南征北战，多次打败敌人。他第一次立功是歼灭秦朝大将李由率领的军队，杀了李由，给予秦朝极其沉重的打击。攻克咸阳的战役中。曹参担任先锋，他是最早进入咸阳的大将之一。楚汉战争中，曹参的战功也十分显著，他常常在战局危急的时候，出来扭转局面，夺取胜利。他灭了两个六国旧贵族建立的国家，攻克县城一百二十二座，俘获敌人的两个王，三个相，六个将军，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吏。他自己先后负伤七十次，在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疤，为创建汉朝立下了血汗功勋。

王陵虽说是布衣出身，家里却比较富裕。起义以前，他跟刘邦是结拜兄弟。刘邦进攻咸阳的时候，王陵也聚集了几千人，呆古代演奏在南阳。起初他觉得自己年岁比刘邦大，是老大哥；又觉得自己跟刘邦的仇人雍齿很要好，所以就不愿意归附刘邦，想要自己打开一个局面。楚汉战争开始以后，他才站到了刘邦这一边。

在一次战争中，楚军捉住了王陵的母亲。王陵派使者去向项羽要还母亲，项羽故意请王陵的母亲坐在西边的客位上，待她很是尊敬，目的是想招降王陵。王陵的母亲在送使者的时候，流着眼汨偷偷地告诉使者说：“你回去对我儿子讲，叫他好好跟着汉王打天下，千万别为了我而三心二意。汉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准能得到天下。”说完，她就拔剑自杀了。王陵牢记母亲的教训，从此忠心耿耿地跟了刘邦，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手下的谋臣武将，还有一大班，关于他们的故事也很多。像陈平的足智多谋，樊哙一身是胆等等。周勃为人忠诚，厚重少文，不仅在汉朝建立的过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为保卫刘姓的江也出了不少力气，我们将在后面《周勃安刘》这一篇中讲他的故事。叔孙通制订朝仪刘邦本没有什么文化，一向不喜欢读书人，也讨厌那些斯文的礼节规矩。他做了皇帝以后，觉得秦朝的那一套礼仪制度太麻烦，就把它一概废除了。这一来却乱了套，因为没有礼仪的约束，那些出身寒微而又自恃有功的大臣们，在朝廷上太随便了，吵吵闹闹的很不成体统。

在汉朝刚刚建立、刘邦准备给大家论功封赏的时候，大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了一年多也决定不下来。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封他做郡侯。许多大将听了都不服气，他们大声吵嚷说：“我们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多的身经百战，少的也打了几十仗。萧何在后方光动动嘴，摇摇笔杆，没有汗马功劳，凭什么给他记头功?”刘邦见大伙儿不服，也动了肝火，就提高嗓门问大家：“你们知道打猎吗?”大伙儿回答说：“谁还不知道打猎。”刘邦说：“那么你们知道猎狗吗?”大伙儿乱嚷嚷说：“知道，知道。”刘邦说：“打猎的时候，追捕野兽的是猎狗，发号令叫猎狗去追野兽的是人。你们这些人只会冲锋陷阵，消灭敌人，这跟猎狗一样。萧何是发号施令的，是人。你们怎么能跟他相比!”

大将们听刘邦把他们比作狗，更不服气了。他们大声喧哗，狂呼乱叫，有的人甚至拔出剑来，砍宫殿上的柱子，真是乱成了一团糟。刘邦这个平日不讲礼法的人，也受不住了，觉得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应当想个办法整顿整顿才好。

有个叫叔孙通的儒生，原先在秦朝做过待诏博士，投到汉朝的日子还不久，因为刘邦一向讨厌儒生，所以他的地位并不显著。这时候，他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就对刘邦建议说：“争夺天下的时候，儒生没有能做出多少贡献；得到了天下以后，儒生却能帮助陛下保守好天下。我愿为陛下到鲁国去征集那些懂得礼仪的儒生，来帮助陛下制订朝仪，整顿好朝廷上的秩序。”刘邦虽然不满意朝廷上乱糟糟的情况，可是一听说要制订朝仪，却又犯了古代风景画鉴赏愁，他怕儒家那一套礼仪太烦琐，不容易学会，所以他抱着怀疑的态度问：“那种玩意儿不是很难学吗?”叔孙通说：“礼仪这东西，是可以根据时世的不同和人们的需要来制订的。夏、商、周三代的礼仪，是互相继承而又有所增减的，并不完全相同。我可以把古代的礼仪和秦朝的礼仪结合起来，再根据今天的需要，制订出一套新的礼仪。”刘邦说：“那你就试一试吧。不过千万要简单些，使我和大臣们都容易学会。”

于是叔孙通就到了原先鲁国的地方，召集懂得古代礼仪的儒生三十人，请他们一起来制订朝仪。叔孙通先叫人在长安郊外用竹竿和茅草搭了一个草棚，带着三十个儒生、汉高祖的一些近臣以及他自己的弟子，总共一百多人，开始制订并演习朝仪。搞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汉高祖来观看演习。汉高祖看了演习后说：“这个我能学得会，就照这样办。”于是他下令叫朝廷里的全体文武大臣都来学习朝仪，订于公元前200年，也就是刘邦当皇帝的第三年十月正式实行。汉朝初年，是以十月作为一岁之首的。

古代风景画十月到了，长安的主要宫殿长乐宫落成。那一天，天还没有大亮，朝拜皇帝的仪式正式开始。准备朝见皇帝的文武官员，按照官职的大小，在宫门外排队等候。宫殿外边，悬挂着五彩缤纷的旗帜。威武雄壮的卫士，手执刀枪斧钺等兵器，排列两边。传令官发出号令：“传大臣们上殿!”大臣们就分两路进入大殿，太尉等武官站在西边，面向东；丞相等文官站在东边，面向西。等大家站定以后，传令官代表群臣请皇帝上朝。汉高祖坐辇车〔辇niǎn〕从内宫来到殿上，接受群臣朝拜。参加朝拜的群臣，各人要自报姓名官职，恭恭敬敬地行跪拜礼，然后再退回到自己的位置。朝拜完毕，汉高祖赏赐群臣饮法酒。群臣把酒杯举到跟自己额头一样的高度，齐声喊：“谢酒!敬祝皇帝万寿无疆!”然后一饮而尽。酒是有限度的，完全是为了礼仪上的需要，决不许喝醉，所以叫做法酒。

在朝拜的过程中，御史负责执法，凡是在礼仪上出了差错的，就叫卫士把他带走。因此大臣们都十分严肃认真，从开始到结束，没有一个人敢喧哗失礼的，唯恐出了差错。

朝拜仪式结束以后，出身寒微的汉高祖十分高兴，他说：“今天我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尊贵啊!”于是他拜叔孙通为奉常，这是专管朝廷礼仪的官职，后来改称太常，并且赏赐给叔孙通黄金五百斤。

自从叔孙通制订朝仪以后，原先宫廷上那种乱哄哄的情况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从此，皇帝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权，臣子成了皇帝的忠实奴仆，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一整套礼仪规矩建立起来了。这套礼仪规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实行了两千多年，从形式上巩固了封建制的统治。汉高祖杀马宣誓汉高祖刘邦在跟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除了重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以外，也争取到了张耳、英布、臧荼〔tú〕等人的大力协助。项羽实行割地分封，这些人也都封过王，张耳是常山王，英布是九江王，臧荼是燕王，当时他们的地位和汉王刘邦是平等的。项羽性情猜忌，不断排挤他们；刘邦则不断争取他们，所以他们终于背叛项羽，投靠刘邦，帮助刘邦打败了项羽，为汉朝的创建立下了功劳。刘邦做了汉朝皇帝，自然不便亏待这些有功之人，也只好封他们为王。张耳已经死了，就把张耳的儿子张敖封为赵王，英布改封为淮南王，臧荼依旧封燕王。拿这些人的功劳跟韩信、彭越比，自然比不上，他们封了王，韩信、彭越理所当然也得封王。韩信在楚汉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已经封为齐王，这时候改封为楚王。彭越封为梁王。此外，还有一个韩襄王的后代也叫韩信的，被封为韩王。英布的岳父吴芮〔ruì〕被封为长沙王。一共封了七个王。

汉高祖封这些异姓的功臣为王，原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他深知这些异姓王能征惯战，有才干，有实力，他生怕他们的势力强大起来，会要夺取他刘姓的江山。所以在封王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杀戮功臣，一个一个地来收拾这些异姓王。

汉高祖称帝后不久，就借口燕王臧荼谋反，亲自带兵征讨，俘虏了臧荼，改封与自己同一天出生的同乡、同学兼好朋友卢绾〔wǎn〕做燕王。第二年，他听说楚王韩信收留了项羽的大将钟离古代山水画昧。他很自然地联想起自己跟韩信的一次谈话。有一次，汉高祖跟韩信谈到带兵打仗的问题，汉高祖问韩信：“像我这样的才能，你看能带得了多少兵?”韩信说：“陛下顶多能带十万兵。”汉高祖又问韩信：“像你这样能带多少兵呢?”韩信说：“我带兵当然是多多益善!”汉高祖想到韩信这种锋芒毕露的谈话，认为韩信收留钟离昧，准是有谋反的意图，他有心去讨伐韩信。回头一想，自己的兵不如韩信的兵精锐，大将又都比不上韩信，害怕真要打起来，自己不是韩信的对手。于是他采用了陈平的计谋，假装要去游玩楚国的名胜云梦泽，带着自己亲信的部队来到韩信韵封地，准备找机会发动突然袭击。

古代人物画像韩信听说皇帝来到他的封地，知道来者不善，本想起兵反抗；又一想，自己有功而无罪，皇帝不会那样不讲理，就又犹豫起来了。有人给韩信建议说：“皇帝是为了钟离昧来的，杀了钟离昧，拿他的头献上去，皇帝一定高兴，不会有祸患的。”韩信找钟离昧商量，钟离昧大骂韩信道：“你这家伙太不够朋友了。刘邦不敢派兵进攻你，就是因为有我在这里，你如果杀了我去邀功，我今天死，你明天也必定灭亡。”说完，他就拔剑自杀了。韩信真的拿了钟离昧的头去拜见汉高祖。汉高祖当场就叫武士把韩信捆绑起来，装进囚车带走。韩信不服，大声喊叫：“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表示对汉高祖杀戮功臣的抗议。后来汉高祖考虑到韩信的功劳很大，威望很高，关于谋反的事又没有确凿证据，杀了他怕有人不服，就释放了他，把他降为淮阴侯。

就这样，汉高祖一个一个地收拾异姓王，称帝后到逝世前，先后把分封出去的七个异姓王消灭了六个。空出来的王位，改封自己的兄弟子侄去接替。这时候的汉高祖，已经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把整个天下当作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十分害怕别人来夺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只相信自己的子弟，不再相信那些为他立过汗马功劳的异姓王了。

汉高祖不但在活着的时候亲手铲除异姓王，并且在临死之前还郑重其事地立下遗嘱，规定不许封异姓人为王。他这个遗嘱，是在征讨淮南王英布的时候吃了苦头，才作出来的。

淮南王英布原先是项梁手下的一员猛将。项梁死后，英布跟着项羽北上救赵。他作战勇敢，常常以少胜多，立下了大功。项羽进兵咸阳，英布又担任先锋，功劳不小。因此，项羽割地分封的时候，他被封为九江王。英布封王以后，跟项羽产生了争权夺利的矛盾。刘邦派能说会道的随何去拉拢英布，把英布拉到自己这边来，起兵反对项羽，打败项羽之后，就改封英布为准南王。

臧荼、韩信的下场，使英布很是寒心；后来梁王彭越也被除掉了，汉高祖还把彭越剁成肉酱，送给诸侯王去吃。这是杀鸡给猴子看，是对诸侯王的严重警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使英布产生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想法，所以他就在汉高祖登基的第七年（公元前196年）起兵造反。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高祖听说英布造反，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两军对阵的时候，汉高祖看到英布的阵势跟项羽相似，心里有点害怕。他责问英布说：“我已经封你为王，你为什么还要造反?”英布反问说：“当年项羽也曾封你为王，你为什么还反对他?你造反，做了皇帝；我造反，也想弄个皇帝做做。”

汉高祖听英布说要夺他的帝位，气得火冒三丈，赶快下令发动攻势。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败英布，平定了这次叛乱。在战争中，汉高祖被飞箭射伤，从此一病不起。

第二年（公元前196年），汉高祖知道自己已经不中用了。就带着文武大臣到太庙里去宣誓，立下了不许封异姓人为王的遗嘱。汉高祖叫手下人牵来一匹白马，亲自主持了杀马宣誓的仪式。他端起一杯冒着热气的马血酒起誓说：“我自起事以来，已经十二年了。当年跟着我打天下的英雄豪杰，我都给了他们应有的封赏，有些人被封王封侯，掌管不少土地。我扪心自问，认为已经对得起他们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当中，有的居功自傲，贪心不足，举兵反叛，想要来抢夺我刘家的天下。现在我在这里当着祖宗的灵位，为子孙后代立下一条不许违反的信条，希望大家发誓遵守：从今以后，凡不是刘姓的人，一概不许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一概不许封侯。谁违反这个盟约，天下人就共同讨伐他!”

汉高祖起誓完毕，把马血酒洒半杯在地上，剩余的半杯，一口气喝了下去。在场的人都照着他的样子，每人喝了马血酒，发誓一定要永远遵守这个盟约。

汉高祖杀马宣誓，是为了怕异姓王造反，抢夺他的天下，才想出来的一种所谓长久之计。可是后来违反这个誓约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吕后。吕后篡权汉高祖刘邦杀马宣誓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的妻子吕后找了一位有名的医生来给他治病。汉高祖问医生：“我的病还能治不能治?”医生诊了脉以后，先是皱皱眉头，然后比较委婉地说：“陛下的病是重的，但是还可以治。”汉高祖骂道：“还治吕后什么!我从提剑斩蛇开始，终于取得了天下，这不是天命吗?现在老天爷要我的命了，即使把名医扁鹊找来，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吩咐赏赐给医生黄金五十斤，也不叫开药方，就把医生打发走了。吕后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她见汉高祖的生命危在旦夕，想要知道汉高祖怎么安排后事，就问汉高祖：“陛下百年之后，萧相国如果也死了，谁能接替他?”汉高祖说：“曹参可以接替。”吕后又问：“谁能接替曹参?”汉高祖说：“王陵能接替，不过他有时候显得有些愚蠢，可以让陈平协助他。陈平的智谋有余，但是不能独当一面。周勃虽说缺少文化，但是稳重厚道，将来安定刘家天下的必定是他，可以叫他做太尉。”吕后又接着往下问，汉高祖回答说：“再往后，你也死了，再怎么安排，你也不能知道了。”不久，汉高祖刘邦去世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95年。

汉高祖一死，吕后就活动起来。她四天没有发讣告，却偷偷地和自己的亲信审食其〔shěn yì jī〕密谋杀害功臣。她对审食其说：“朝廷中的几个大将，当初和皇帝都是一样的老百姓，后来对着皇帝称臣，心里总不愉快。现在又要他们来辅助年轻的皇帝，他们能心甘情愿吗?我看不把他们斩尽杀绝，天下是太平不了的。”有人听到了吕后和审食其的密谋，赶快去告诉大将郦商。郦商找到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去世已经四天，不发讣告，却在打算杀害功臣，真是这样的话，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带着十万兵马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率领二十万兵马平定燕、代，如果他们听说皇帝已经去世，朝廷想要杀戳功臣，一定会联合起来造反。这样，天下不就又要大乱了吗?”审食其把郦商的话告诉给吕后，吕后只好改变原来的主意，赶快向外发讣告，并且把太子刘盈立为皇帝，就是汉惠帝。

汉惠帝十七岁即位，懂得的事情不多，性格优柔寡断，加上身体不好，大权就全由他母亲吕后掌握。

吕后名叫吕雉，她心肠狠毒。汉高祖还活着的时候，她就采取阴谋手段，杀戮功臣，为以后篡权扫除障碍。韩信被降职为淮阴侯，汉高祖本来没有立即杀掉他的意思，可是吕后乘着汉高祖外出平定叛乱的机会，设个圈套把韩信骗进未央宫，关进钟室里偷偷杀掉了。彭越本来并没有谋反，是被人诬告谋反才叫汉高祖逮住治罪的。汉高祖也因为他的功劳大，谋反的证据不足，不想杀他，而是把他削职后放逐到蜀地去。彭越离开洛阳去蜀古代瓷器地，在路上碰见了吕后，他哭着向吕后求情，说自己没有罪，不要把他放逐到偏远的蜀地，要求回老家昌邑去。吕后当面满口答应，带着彭越回到洛阳。可是她一见到汉高祖，却说：“像彭越这样有本领的人，把他放逐到四川去，这不是留下后患了吗?不如把他杀掉，现在我已经把他带回洛阳来了。”于是她找了个假证人出来告发彭越，把彭越杀死，并且灭了彭越的三族——父母、兄弟、妻子。

汉高祖杀戳异姓功臣，吕后起了不小的作用。等到汉高祖一死，她就杀起刘姓王来，进一步为篡权做准备。她用残酷的手段先后杀死了赵隐王刘如意、赵幽王刘发、逼死赵共王刘恢、燕灵王刘建。几年当中，把汉高祖的八个儿子杀了四个。还有一个齐悼惠王刘肥，差一点也被吕后害死，后来他向吕后的亲生女儿鲁元公主献了一个城阳郡，才换得了一条命。

吕后杀害赵隐王刘如意和他母亲戚夫人的手段，真可以说是残酷到了极点。原来如意的性格作风很像汉高祖，是汉高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汉高祖生前多次想废掉优柔寡断的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大臣们的反对，才没有办成。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先把如意的母亲戚夫人打入冷宫，给她脖子上套个囚犯的铁箍，穿上囚犯的衣服，罚她一天到晚舂米〔舂chōng〕，舂不到一定数量的米，就不给饭吃。接着，吕后把赵隐王如意从封地上召到京城里来，准备杀害他。汉惠帝刘盈从小和如意在一起玩耍，虽说是异母兄弟，感情却很融洽。汉惠帝听说母亲吕后把如意召来，知道他凶多吉少，就赶快把如意接到皇宫里，吃饭睡觉都跟他在一起，尽一切可能保护他。由于有惠帝的保护，吕后好几个月都没有能够对如意下毒手。有一天，汉惠帝清早起来去打猎，如意因为睡懒觉，没有起来跟着去。吕后找到了可乘之机，就派人送去毒酒，把如意害死了。如意死后，吕后叫人砍断戚夫人的手脚，挖掉眼珠，熏聋耳朵，灌了哑药，把她叫做“人彘”〔zhì，古时候叫猪作彘〕，关进了厕所。过了几天，吕后叫汉惠帝来看“人彘”。汉惠帝一看，认得这个没有了手脚、又瞎又聋又哑的“人彘”，原来是他父亲汉高祖生前最宠爱的妃子戚夫人，吓得他号啕大哭，病了一年多。他在病中派人送信给吕后说：“把人害得这个样子，简直不是人的行为。我作为您的儿子，实在不配治理天下!”从此，他就一天到晚饮酒作乐，不再管理国家大事，到他即位后的第七年八月，就忧忧郁郁地死去了。

汉惠帝死后，吕后假惺惺地哭了一场。可她只是干号，没有掉下一滴眼泪。这时候，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在朝廷里做侍中的官，他虽然只有十五岁，却看出了吕后假哭的秘密，就跑去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一个儿子，如今死了，可太后哭泣的时候一滴眼泪也没有，您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吗?”陈平反问他：“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张辟疆说：“皇帝没有成年的儿子，太后很害怕你们这些功臣。您现在去请求任命太后的侄子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让他们带兵，请吕家其他的人进宫执掌大权，这样太后就放心了，你们也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陈平是个足智多谋、又十分忠于刘汉王朝的人。他对吕后的野心已经有所察觉，不过认为吕后篡权的面目还没有暴露，目前还不能和她硬顶，最好还是顺着她的意思来。陈平听从了张辟疆的意见，进到皇宫里一说，吕后真的高兴了，再哭果然有眼泪了。但是，吕后一家篡权的活动也就从此全面展开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惠帝的张皇后一直没有生儿子，吕后叫她在衣服里塞些东西，让衣服鼓起来，假装怀孕了，到时候，抱来一个宫中美人生的婴儿，假称是皇后所生，并且把那个美人杀了灭口。汉惠帝死后，这个抱来的婴儿即位做了皇帝，历史上称为少帝。其实，这个少帝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傀儡，当时的一切号令都由吕后发出，她实际上在行使皇帝的权力。

吕后篡权以后，想封吕家的子侄为王，巩固她的地位。她先征求右丞相王陵的意见。王陵是个直心肠，他不懂得吕后的用意，当面表示反对说：“不行!高祖在世的时候，曾经杀白马订盟约，规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讨伐他。’如今您要封吕家的人为王，这是违背盟约的事，我不能同意!”吕后听了很不高兴。过了几天，她就免掉了王陵右丞相的职务，叫他去做少帝的老师。王陵很生气，推说有病，告假回故乡去了。吕后赶走了王陵，把左丞相陈平升任右丞相，把自己的亲信审食其提拔为左丞相。汉朝时候，右丞相的职位在左丞相之上。

接着，吕后向大臣们放出口风，极力夸奖自己的侄子吕台如何如何能干，意思是想叫大臣们出面，请封吕台为王。大臣们顺从了吕后的意见，替吕台请封。吕后把吕台封为吕王，把济南郡作为他的封国。后来又封吕产为梁王，吕禄为赵王，吕台的儿子吕通为燕王，还封了六个吕家的人为列侯。谁知道吕台没有福气做王，不到一年就得病死了，由他的儿子吕嘉继承为吕王。

再说那个少帝，后来长大了一点，对于人世间的事情已经少许懂得一些了。他听说张皇后不是他的母亲，吕后不是他的祖母，他自己的母亲已经被害死了，就愤愤不平地说：“太后怎么杀了我的母亲?我现在还小，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替我母亲报仇!”吕后听到了这番话，害怕将来真的出乱子，就把少帝偷偷杀害了，又找了个名叫刘弘的小孩子来做皇帝，照旧由她自己执掌朝政大权。到这时候，吕后和她的侄子侄孙们，已经把刘姓的天下篡夺去了。周勃安刘被吕后找来继承帝位的那个小谈子刘弘，历史上也称他为少帝。少帝刘弘即位的第四年，吕后病倒了。她怕自己死后吕家的人倒霉，就指派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管都城北边的皇家警卫部队；指派梁王吕产掌管都城南边的警卫部队。她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生前曾和大臣订过盟约，‘不是刘姓的人称王，天下人共同讨伐他’。如今咱们吕家的人封了王，大臣们一定不服气。我死了以后，皇帝年纪幼小，大臣们恐怕会发动叛乱，你们千万要抓好兵权，守住皇宫。你们不必为我送丧，以防被人暗算。”说完，她就死去了，遗嘱中指定梁芏吕产担任相国，把吕禄的女儿配给少帝刘弘做皇后。

齐悼惠王刘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是吕禄的女婿，吕禄他们想要篡夺刘姓天下的阴谋，刘章从妻子那里打听得一清二楚。吕后一死。他赶快派人去告诉自己的哥哥齐哀王刘襄，叫他带兵从外面打进来，消灭诸吕。齐哀王刘襄一边出兵，一边写信给诸侯王，控诉吕后一家的篡权行为，提议联兵杀掉吕家那一帮人。

吕产等听说齐哀王出兵打来，赶快派大将军灌婴带兵去阻击。灌婴带兵来到荣阳，暗地里思量着：“吕家那一帮人控制住了关中地区，想要篡夺刘家的天下，我如果去打齐哀王，就等于帮了吕家的忙，这是违背高祖盟约的行为。”于是他在荣阳屯兵不动，并且同齐哀王订了密约，准备一起除掉诸吕。这样他们就在东面对诸吕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

再说京城里面，赵王吕禄、梁王吕产控制住了北军、南军，并且大量起用吕家的人，排挤朝廷上的大臣，准备全部篡夺刘姓的天下。太尉周勃本来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但是也被吕禄、吕产篡了权，不让他指挥军队。周勃跑去和丞相陈平商量除掉诸吕的办法。他们听说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他的儿子郦寄和吕禄是好朋友，于是就派人把郦商软禁起来，叫郦寄去劝说吕禄，请吕禄交出兵权，请吕产交出相印，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并且告诉他们，这样做，齐哀王派出的军队就会退兵，大家就都能过太平日子。

古代风景画鉴赏吕禄相信郦寄的话，害怕遭到齐哀王和灌婴联军的进攻，准备把兵权交给太尉周勃。他派人去报告吕产和吕家其他的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的说这样做有利，有的说这样做不利，互相争执不下，一时决定不下来。

曹参的儿子曹窋〔zhú〕，在朝廷里担任御史大夫，能够知道吕产他们的动静。有一天，吕产的亲信贾寿从齐地回来，把灌婴和齐哀王等人联合的消息告诉了吕产，将吕产埋怨了一顿，然后出谋说：“你早先不到自己的封地上去，现在虽然想去，已经来不及了。当今之计，最要紧的是赶快占领皇宫，控制皇帝，以便利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来对付那一帮反对你们的人。”曹窋探听到了吕产和贾寿的密谋，赶快跑去向陈平和周勃报告。

周勃一方面从襄平侯纪通那里弄到了进入北军的符节（相当于通行证），一方面叫郦寄和刘揭去警告吕禄，叫他交出兵权。吕禄不得已交出了大印，到自己的封地上去了。周勃拿了符节和大印，进了北军，立即下命令说：“现在吕家想要篡夺刘家的天下，你们愿意跟着吕家的，脱下右臂的袖子；愿意帮助刘家的，脱下左臂的袖子!”将士们本来就不同意吕家篡权的行为，如今听到周勃的命令，都脱掉了左臂的袖子，表示愿意跟着太尉去消灭诸吕，维护刘姓的江山。这样，北军全部被接收过来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可是吕产还把持着南军的大权不肯撒手。丞相陈平叫朱虚侯刘章去帮助太尉周勃。周勃命令刘章守住军门，命令平阳侯曹窋去告诉守卫皇宫的武官，不许相国吕产进入宫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经交出北军的军权，冒冒失失地想冲进未央宫去劫持皇帝，发动叛乱。可是他走到东门，东门的卫兵挡住了他；走到西门，西门的卫兵也不许他进去，他只好在皇宫的庭院里往来徘徊，思考下一步如何行动。

平阳侯曹窋看到吕产的狼狈相，赶快去报告太尉周勃，周勃命令朱虚侯刘章说：“你赶快进宫去，保卫住皇帝，逮捕吕产!”刘章请求拨给他士兵，周勃给了他一千精兵。

傍晚时分，刘章率领一千精兵来到未央宫，向吕产发动攻击。吕产匆匆忙忙地逃到郎中府的厕所里去躲藏，结果还是被搜出来杀了。刘章完成任务以后，到北军向太尉周勃告捷。胤勃向刘章祝贺，对刘章说：“你立了一大功。我最担心的是吕产，因为他比吕禄更难对付，现在把他除掉了，天下就太平了。”

第二天，周勃和其他的将军、大臣们商量之后，派军队到吕禄的封地上逮捕了吕禄，也把他杀了。接着，又到各地去搜捕吕氏一族的人，不论男女老少，杀了个一干二净。周勃没有辜负汉高祖刘邦的期望，在消灭诸吕叛乱、安定刘姓天下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汉文帝治国周勃联合大臣和将军，粉碎了诸吕的篡权阴谋，安定了刘姓的天下。他和丞相陈平等在一起商量说：“少帝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不应当由他来做皇帝；代王刘恒是汉高祖的儿子，皇位应当由他来继承。”于是他们就派人去迎接代王刘恒。代王刘恒汉文帝谦让了一番，最后正式即位称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文帝。文帝元年是公元前179年。

刘恒八岁的时候被封为代王，二十四岁做了皇帝。他的母亲是汉高祖的妃子薄姬。薄姬因为害怕吕后，长期和儿子住在封地上，不管汉朝中央政府里的事情，所以他们母子俩没有引起吕后的注意，没有受到吕家那一帮人的陷害。汉文帝做了皇帝以后，看到受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起来，老百姓都很穷苦，政府想要收捐收税也收不起来。因此，他想到首先要办的事情是恢复农业生产。春耕开始的时候，他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到首都长安的郊外去耕地、下种。他还叫皇后在皇宫的园地里种桑养蚕，为广大农民做出榜样。

汉文帝知道发展生产得由人去做。老年人生产经验比较丰富，小孩子长大了就是搞生产和当兵的人力，应当敬老抚幼。他在即位之初就下了一道命令，叫政府要关心无儿无女的老公公老婆婆，关心没有父母的孤儿。政府借钱给这些可怜的人，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后来他又从政府的仓库里拨出一部分麻布、绸缎和丝绵来，分发给他们做衣服穿。对于那些有儿有女而岁数特别大的老年人，汉文帝也特别尊敬他们，规定家里有八十岁、九十岁以上老人的，可以减轻赋税负担。为了照顾老年人牙口不好的特点，政府按月发给老年人熬粥用的大米，还发给他们肉，使他们能够生活得愉快。

汉文帝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受人欢迎的是减轻刑罚。他首先废除了一人犯法父母妻子同坐的法律，后来又规定了罚钱赎罪的法律，并且还废除了肉刑。

罚钱赎罪的法律是在张释之做廷尉的时候规定的。廷尉张释之严格执行这一条法律，连冲撞了皇帝圣驾这样的重大事件，也可以用罚钱来赎罪。有一次，汉文帝坐着马车外出巡视，当马车行经中渭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冒冒失失地从桥下跑出来，吓惊了拉车的马，差一点把汉文帝从马车里摔出来。汉文帝十分生气，赶快派兵捉住了那个冒失鬼，把他送到廷尉张释之那里去治罪。张释之仔细地审问了那个人，问他为什么要冲撞皇帝的圣驾?那人回答说：“我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听说皇帝出巡，街上禁止行人，我很害怕，就躲藏在桥下。我躲了很久，以为皇帝的圣驾已经走过去了，我就钻了出来，谁知道一出来就正好碰见了皇帝的圣驾，我怕被卫兵捉住杀头，所以只好赶快逃走。哪里知道，我这一跑就会把马给吓惊了呢!”廷尉张释之认为这个乡下人说的都是实话，虽然他冲撞了皇帝的圣驾，犯了大罪，但是他毕竟不是有意的，所以就判他罚钱赎罪。

汉文帝对于这个判决很不满意，他生气地说：“这个家伙惊了我的马，幸亏马的性格还比较温驯，如果换了一匹烈性马，拚命奔跑起来，把我摔下车，我的命不就完了吗?像这样严重的罪行，你这个管法律的廷尉只判他罚钱赎罪，这不是太便宜了他!”张释之从容地回答说：“陛下订的法律是治理天下的，法律有这样的规定，就应当照着去实行，故意加重治罪，就使法律在老百姓中间失去了信用。陛下既然把这个案件交给我处理，我就要处理得公平，不能因为陛下受了惊吓而把案子判重了。罪行有轻有重，轻罪重判，怎么能够叫老百姓服气呢?希望陛下平心静气地考虑考虑吧!”汉文帝听了张释之的辩解，想了很久，说：“廷尉说得对。乡下人胆子小，罚他一些钱，把他放了吧!”

汉文帝还下过一道命令，规定老百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或愿意给皇帝提个合理建议的，可以给皇帝上书。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法令，就是在一个叫做淳于缇萦〔tíyíng〕的小姑娘给他上书以后颁布的。

那是在汉文帝做皇帝的第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一位著名的医生、齐国太仓县的县令淳于意犯了法，被判处肉刑。那时候的肉刑有三种：在脸上刺字，割掉鼻子，砍去左脚或右脚。因为淳于意是县令，是现任官吏，地方上只有判罪的权；判罪以后，要把犯人从齐国押解到首都长安，由朝廷的司法机关来执行肉刑。

淳于意生了五个女儿，没有儿子。他被解差押着动身的时候，跺着脚叹气说：“唉!生女不生男，有了急事，没有一个能顶用的!”淳于意的小女儿缇萦听了这话，又是伤心又是气愤，她一边哭一边想：女孩子为什么就不顶用?我一定要跟着父亲到长安去，想办法搭救父亲。于是她收拾行李，跟着父亲到了长安。

缇萦到了长安，听说人们有什么急难可以给皇帝上书，她就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书信，亲自送到皇宫里去，请求卫兵转呈给缇萦决定跟着父亲到长安去，想办法搭救父亲。

缇萦在书信里写道：“我是太仓令淳干意的小女儿，名叫缇萦。我父亲在齐王的封国里做官，当地老百姓都称赞他廉洁公平，是个清官；精通医道，又是个著名的医生。如今他犯了法，应当受到肉刑的处罚。肉刑是一种可怕的刑罚，就像一个人死了不能复生一样，割了鼻子不能再长起来，砍了脚不能再接上，脸上刺了字也破了相，以后虽然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补救了。我情愿让官家收做奴婢，替我父亲赎罪，让他有改过自新免受肉刑的机会。”

古代铜器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信，觉得这个小姑娘态度很诚恳，写的又是大实话，肉刑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刑罚，损伤了肉体是无法补救的。于是他对制订法律的官员们说：“刑罚的作用是警戒人们不要犯法。如今实行的三种肉刑都过于严重了，脸上刺字、割鼻子、砍左右脚，都害人一辈子，以后他想要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应该改订一下法律，废除肉刑，用别的刑罚来代替它。”

丞相张苍和御史大夫冯敬在一块儿合计以后，建议以罚做苦工来代替脸上刺字，以打三百板子来代替割鼻子，以打五百板子来代替砍脚。他们把这种新办法呈报给汉文帝，汉文帝觉得很好，就批准实行。

从此，肉刑正式废除了。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不但救了她的父亲，并且使天下该受肉刑的犯人都减轻了刑罚。

可是汉文帝改革肉刑的做法是不彻底的，因为打板子使皮肉受苦，仍然是一种肉刑。板子打得重了，打不到三百五百就能够把人打死。后来，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又进一步改革。把该打五百板子的减为打三百板子；该打三百板子的改为打一百板子。打人用的板子，也改小改薄，并且规定一律打屁股，不许打身上别的地方。打板子的时候，由一人打到底，中途不许换人。这样，肉刑虽然没有完全废除，但是又进一步减轻了一些，对人民还是有利的。平定七国之乱汉高祖刘邦在铲除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的过程中，分封刘姓子弟为王，去接替空出来的王位，那就是同姓王。同姓王起初只有九个，后来逐渐增加，传到汉文帝刘恒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二十多个，其中领地最大的有齐、楚、吴、荆、燕、淮南等。这些王国所领有的土地，合起来占了西汉帝国土地的大半。皇帝直接统辖的地区，仅仅只有十五个郡，并且这十五个郡当中往往还有列侯和公主的领地，真正属于皇帝能管辖的土地，也就只有十个郡左右。

刘邦生前认为同姓王都是他的兄弟子侄，是靠得住的，可是事实上同姓王势力大了照样也会造反，要来夺取皇位。汉景帝时候的七国之乱，就是同姓王想来夺取皇位的一次严重叛乱。

早在七国之乱以前，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已经发动过叛乱，因为叛乱的范围比较小，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影响不大。比这两次叛乱更早一些，吴王刘濞也已经在准备叛乱了。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二十岁的时候被封为吴王，掌管东南地区三郡五十三城的封地。他倚仗自己封国内自然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大量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蓄积财富。他为了收买民心，宣布免除封国内的赋税，并且招降纳叛，拚命扩张势力，准备用武力推翻汉朝的中央政府。

第二十五章

汉文帝立自己的儿子刘启为太子。不久，吴王刘濞把他的儿子送到长安来，名义上是陪伴太子一块儿学习、玩耍，实际上是送个儿子到皇宫里作抵押，迷惑一下汉文帝，表示他并没有谋反的野心。太子刘启和刘濞的儿子都很喜欢赌博，两个年轻人火气都很旺，赌着赌着就会吵起来，有时候甚至还动手打架。有一次，两个人又打起来了。太子刘启顺手抄起赌博用的木盘，扔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刘濞的儿子给打死了。刘启派人把死者的遗体送回吴国去安葬。吴王刘濞看到儿子的遗体，先是大哭一场，接着怒气冲冲地说：“我和当今皇上是同一个爷爷的孙子。我的儿子既然死在长安，就应当在长安的皇陵里安葬，为什么要送同来?”他派人把儿子的遗体又送往长安，硬要在皇陵里安葬，用这种要挟的手段向汉文帝示威，并且从此以后，他就假装有病，不再到京城里朝见皇帝，更积极地准备造反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对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王国叛乱事件，一些拥护中央集权制度的大臣和官吏，都感到事态严重，应当迅速谋求解决的办法。有个叫做贾谊的大臣，曾经给汉文帝上书，指出当时王国势力过于强大，犹如一个人犯了肿病，一条腿肿得像腰那么粗，一个指头肿得像一条腿，应当赶快医治才好。贾谊认为医治的办法最好是分割诸侯的王国，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小了，也就不会造反了。太子刘启的管家晁错〔晁cháo〕，也跟贾谊有同样的看法，建议汉文帝削减王国的领地，分散他们的力量。汉文帝明知他们的建议都很好，可是觉得时机还没有成熟，不能太性急了。他只是在齐王刘侧死后，因为没有儿子继位，才把领地最大的齐国分成了六个小国，又把曾经发动过叛乱的准南国分成了三个小国。

古代山水画汉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在四十六岁那年去世了。太子刘启做了皇帝，就是汉景帝。汉景帝任命自己的管家晁错为御史大夫。晁错又一次建议削夺王国的领地。他对汉景帝说：“吴王因为儿子被打死，假装有病不来朝见天子，这种狂妄的行为，按照古代的礼法应当杀头。现在他不改过自新，反而更加骄横，应当趁早削夺他的领地。”汉景帝说：“削夺他的领地，他造起反来怎么办?”晁错说：“削夺他的领地，他要造反；不削夺他的领地，他也要造反。削他的地，他早一点反，危害小一些；不削他的地，他晚一点反，准备得更充分了，危害就更大。”汉景帝认为晁错说得有道理，就开始实行削弱王国的措施。他先从其他几个王国下手，先把楚国的一个郡、赵国的一个郡和胶西国的六个县削减下来，划归汉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吴王刘濞看到汉景帝已经削了三个王国，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了，决定用武力对抗。他联合了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印〔áng〕、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菑川王刘贤、胶东王刘雄渠，一起出兵，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动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起兵的名义是“清君侧”，就是要求杀掉汉景帝身边主张削弱王国的晁错。这当然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吴王刘濞纠集分裂割据势力，想要夺取汉景帝的皇位。汉景帝一方面派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等分头率军应战，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战事扩大，真的把晁错杀了，借以缓和七国的敌对情绪。汉景帝虽然杀了晁错，可是吴楚七国仍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还是一个劲儿的向西北进军。

古代风景画鉴赏被汉景帝派去平乱的太尉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很善于用兵。他接受平乱的任务以后，对汉景帝说：“楚国军队很剽悍〔piāo hàn〕，跟他们正面作战很难取胜，应当断绝他们的粮道，才能制服他们。”汉景帝批准了周亚夫的作战计划，周亚夫领兵出发了。

军队来到霸上，有个叫赵涉的人拦住周亚夫的马车献计说：“吴王刘濞占据的地方很富饶，他招兵买马，想要造反已经很久了，这次您出兵去征讨，他一定会在半路上山势险峻的地方设下埋伏，袭击您的队伍，所以您千万不要从老路行军；应当走蓝田，出武关，直奔洛阳，走这条路虽说远一些，路上要多花一两天时间，但是走这条路出于吴王他们的意料，他们一定没有防备，等到您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以为您是从天而降的。”周亚夫接受了赵涉的意见，大队人马从右路直奔洛阳。

赵涉的建议果然起到了出奇制胜的作用。周亚夫率领的大军很快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得联军的粮食供应发生很大困难，士兵由于饥饿，纷纷逃散。周亚夫乘机发动猛烈进攻，把吴楚七国联军打得大败。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带了几千人冲出重围，逃到长江南岸的丹徒（今江苏省丹徒县）。他想去联合东越兵卷土重来，可是周亚夫早已悬赏一千斤金子购买他的脑袋，所以东越人不但不帮助他，反而乘机杀了他，把他的脑袋献给了周亚夫。至此，历时约三个月的吴楚七国之乱，终于被平定下去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战胜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从此，汉朝才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社会才进一步得到安定，经挤和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可靠的保障。独尊儒术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安心从事生产。他很懂得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搞好了，政府才能收到更多的赋税。他给地方官吏下命令说：“黄金、珍珠、宝玉这些东西，肚子饿了不能当饭吃，身上冷了不能当衣穿，不如粮食、丝、麻这些东西更实惠。你们做地方官的应当劝农民种好粮食和桑麻，使得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政府能够收到更多的赋税。”为了鼓励农民生产，汉景帝把赋税减到三十税一，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按三十分之一的比例交赋税。

汉朝在文帝和景帝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逐渐安定了。所以历史上有“文景之治”的说法。汉景帝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刘彻即位，就是雄心勃勃的汉武帝。

西汉前期的其他几个皇帝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封建统治，但是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有好处的。农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和提高生产技术，所以在当时，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候，有个管理农业的官吏名叫赵过的，在总结农民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代田法和耧犁。

代田法就是在一块田地里实行垄沟轮作的办法。耕种的时候，先把土地犁成一条条互相间隔的垄和沟，垄比沟高出一尺，种籽播在沟里。在庄稼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地把垄上的土培到沟里，使庄稼的根扎得深，耐风耐旱，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收成。第二年耕种的时候，垄沟的位置互相调换，使土地轮流休耕，恢复地力，使农作物能够增加产量。

耧犁是一种播种的农具，由耧斗、耧腿、犁铧和耧把四部分构成。楼斗是盛种籽用的。耧腿有两条或三条，细长中空，上面与耧斗相通，下面装有一个小犁铧。播种的时候，用牲口拉着耧前进，耧腿下面的小犁铧就在地上开沟，人扶住耧把来回摇动，种籽就通过空心的耧腿均匀地播到了地里。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劳动力，提高了播种的速度，又提高了播种的质量，能够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丝织、冶铜、漆器是西汉时期比较发达的手工业部门。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一些西汉时期的古墓，出土了许多文物。像满城汉墓出土的金缕玉衣和铜器，制作十分精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和漆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于长期的战乱，西汉初期，人口稀少，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国家相当贫穷。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国家逐渐地富裕起来了。据说到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时候，政府里存钱和储粮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钱库里积累的钱多得数都数不清，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往上堆积，都露到了外面来，有些已经霉烂了。

经济上这样富裕，文化自然也相应地发达起来。西汉前期，在文学、音乐等方面都出现了比较繁荣的景象。

汉武帝很喜欢一种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叫做辞赋的文体，谁能跟他谈论辞赋，他就给谁官做。司马相如写的赋，文字优美，描写细腻，立意新颖，是当时最负盛名和广泛流传的文学作品。据说司马相如长得一表人才，善于弹琴，但是因为家里穷，大富翁卓王孙起初不愿意把女儿卓文君嫁给他。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只好偷偷地一起出走，逃到外地开一家小酒店维持生古代石器活。司马相如系着围裙亲自洗碗洗碟，卓文君在垆（放酒瓮的士台子）旁边卖酒。这就是有名的“文君当垆”〔垆lú〕的故事。有一次，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写的赋，赞叹说：“写得多好的赋呀!可惜我没有缘份跟这赋的作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给汉武帝养猎狗的杨得意是司马相如的同乡，他听到汉武帝的赞美，对汉武帝说：“禀告陛下，这赋的作者并非古人，他如今还在，就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汉武帝听了很高兴，立即下令召见司马相如，封他做了大官。卓王孙本来对女儿女婿一个钱不给，如今一听到女婿有了出头之日的消息，就立即把自己的财产分出一部分来给女儿女婿，使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也成了大富翁。

西汉著名的辞赋家还有枚乘、贾谊、扬雄等人。西汉辞赋家共作赋一千多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汉武帝也很喜欢诗歌和音乐，他在政府里设立了一个叫做“乐府”的机构，专门负责搜集诗歌，配制乐谱，训练乐工，演唱歌曲。汉朝的乐府诗，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支艳丽的花朵。乐府诗的内容有反映民间疾苦的，有揭露上层社会奢侈生活的，有描写爱情的，也有鼓励人们上进的。有一首题为《长歌行》的乐府诗，全诗十句，五十个字，以自然界的现象作比喻，说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应该及早努力，不要耽误了青春。诗的最后四句是：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这四句诗被后来的人们当作激励自己上进的座右铭，算得上是千古名句。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全国实行了政治上的统一。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进一步实行学术思想上的统一。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境内）人，是个精通儒家学说的大学问家，在汉景帝时候做过博士官。他看到汉朝建立以来经历了几次王国谋反的事件，认为应当宣传大一统的思想，巩固皇帝的中央集权的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改造了由孔子创立经过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并且把各家学说和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融合在一起，使儒家学说变成了一种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的、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理论。他在汉武帝下诏选举“贤良之士”的时候，给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的建议。什么是天人三策呢?董仲舒说：天是有意志的，人世间的事物，是按照天的意志存在和变化的。皇帝是老天爷的代表，皇帝的权力是老天爷授予的，人民服从皇帝，就是服从老天爷，就是服从天道。在天道之下，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都必须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礼节，绝对不许违反这种礼节。董仲舒在建议里还说，诸子百家的学说妨碍皇帝的绝对权威，只有儒家学说才能保持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学说都应当禁止传播，从此以后只许把儒家的经书《诗》《书》《礼》《易》《春秋》等传授给读书人，诸子百家的著作一律不许作为教学的内容。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建议很适合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就在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政治的同时，下令在政府里设置了专门传授儒家学说的五经博士，在五经博士下面配置了五十名弟子员。这些弟子员在五经博士的指导下攻读儒家经书，规定每年进行一次考试，五经中能学通一经的就可以做官，成绩优良的还可以做大官。后来，博士弟子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最多的时候增加到了三千人。这样一来，儒家的经书就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学习儒家学说成了做官的主要途径，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逐渐被排斥了。依靠儒家学说做了官的人，自然按照董仲舒的那一套来帮助汉武帝治理天下，并且用儒家学说来教育子孙后代。从董仲舒的时候起，中央集权的思想成为中国社会里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几乎完全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的思想文化领域。

汉武帝在董仲舒建议下实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来说，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君权神化了，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自由宣传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权利给剥夺了，这就起了禁锢人们头脑的坏作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坏影响。后来，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对儒家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使它更适合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儒家学说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成为一种顽固保守的学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长达二千多年之久，同汉武帝和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是分不开的。飞将军李广汉武帝以前的帝王一般用甲子纪年。汉武帝即位以后，正式设立了年号，用一个吉祥好听的词命名。比如汉武帝即位时候立年号为“建元”，那一年就是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往后依次计算。年号用两个字的多，也有用四个字的。新皇帝即位，在第二年改年号，叫做“改元”。一个皇帝还会多次改年号，也叫改元。只有后来的明朝和清朝实行一帝一元制。我们这部书，为了叙述方便，从这里起，提到年代的时候，也都写明年号，同时仍注明公元年代。

汉武帝在位的时候，国家很是富强。可是汉武帝并不怎么愉快，因为他还有桩心事没有解决。这桩心事就是北方的匈奴还不断来骚扰，使得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

秦始皇的时候，大将蒙恬把匈奴逐出河套地区，使得匈奴在很长一段时间无力南下。到秦末农民战争和楚汉相争的时候，匈奴才又逐渐地强盛起来。匈奴的领袖称为单于，到冒顿〔这里读mò dú〕做单于的时候，匈奴往东灭亡了东胡族，势力发展到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东部；西边赶走了月氏国〔月氏，这里读yuèzhī〕，势力扩展到现今的新疆和新疆以西地区；西北和北边征服了乌孙等小国和部落，势力到达中亚东部和西伯利亚一带；南边又控制了河套地区，到达现今的陕西和山西北部。

汉朝建立以后，汉高祖曾经想要解决匈奴的问题，他于当皇帝的第三年（公元前200年）亲自率领步兵32万北上迎击匈奴，因为中了埋伏，在自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南）被围七天七夜，险些做了俘虏。突围脱险以后，汉高祖认为汉朝正处在战乱之后，实力薄弱，一时还对付不了匈奴，就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朝宗室的女儿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送给匈奴许多绸缎和酒等物资，并且和匈奴结为兄弟。以后，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和汉景帝，都一直实行这种委曲求全的和亲办法，来求得跟匈奴的和好。可是，匈奴的统治者并不满足，他们还是经常地派骑兵来窜扰汉族地区，掳走人民，抢走牲畜、粮食和其他物资，使北方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古代铜器汉武帝即位之初，表面上还在维持跟匈奴和好的关系，给匈奴送去优厚的礼物，实际上由于国力充足，已经在积极准备用武力征讨匈奴。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大将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等五人，率领三十万兵马，搞了个“马邑之谋”，就是把兵马埋伏在马邑（今山西省朔县）城外的山谷中，然后派马邑人聂翁壹假装到匈奴去投降，愿意把马邑城出卖给匈奴。匈奴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富，真的率领十万骑兵跟了来，可是当他们进军到武州边塞（今山西省左云县）的时候，看到草原上布满了牛羊而没有人放牧，就产生了怀疑，再仔细一观察，发觉汉朝设有埋伏，就半路退兵回去，没有中计。从此以后，汉朝和匈奴就完全断绝了关系，大规模的战争也随着开始了。

在汉朝和匈奴的战争中，李广是出过不少力气的一员猛将。李广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他家世世代代擅长射箭，李广也以善射出名。汉文帝的时候，李广在一次抗击匈奴的战争中立了战功，被提拔为皇帝的侍卫官。李广经常陪着汉文帝出去打猎，他那百发百中的箭法，每次都使汉文帝满载而归。汉文帝很高兴，他曾经对李广说：“可惜你生在今天，只能陪着我打打猎，要是你生在高祖那个时候，封个万户侯是不成问题的。”

汉景帝的时候，有一次，李广带着一百多名骑兵去追赶三个匈奴人，射杀了两个，活捉了一个，然后准备往回撤退。这时候突然来了几千个匈奴骑兵。汉兵看了很害怕，都想赶快逃走。李广说：“咱们离开大军有几十里地，如果就这样逃走，匈奴人追上来，一阵乱箭就能把咱们全部射死；如果咱们不走，匈奴人必定以为咱们是大军派出来诱敌的，就不敢来打咱们。”说着，他下个命令。叫大伙儿迎着匈奴人前进。到了离匈奴骑兵大约二里的地方，李广叫大伙儿停止前进，下了马，把马鞍也卸了下来，在草地上休息。大伙儿着急地说：“敌人那么近，卸了马鞍，万一池们冲过来，怎么办?”李广说：“咱们卸下马鞍休息，敌人摸不清底细，决不敢冲过来。”果然，匈奴人老远看到李广他们下马休息，就犯了疑心，也勒住马头，不再前进。有个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奔跑过来，想靠近一点看个仔细。李广立刻上马迎上去，只一箭，就把他射死了。李广回到原地，叫大伙儿都躺在草地上休息。天慢慢黑下来了，匈奴人一直以为汉军有埋伏，不敢发动进攻，到半夜里，悄悄地退走了。天一亮，李广他们看到匈奴人已经退走，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互相拍拍肩膀，说声“好险哪!”然后奔回了大营。

因为李广这样机智勇敢，所以汉朝皇帝很器重他，边境上哪儿形势吃紧，就把他派到哪里去。李广先后做过陇西、北地、雁门、云中等地的太守。他到了哪儿，哪里的匈奴人就望风逃走。匈奴人给李广起了个外号，叫他为“飞将军”。

“马邑之谋”以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四人，分头带兵去抵抗匈奴。匈奴人害怕李广，就设了埋伏，要活捉他。匈奴人事先挖下陷阱，再和李广对阵，假装被打败了，引诱李广去追赶他们。李广光看到前面是平展展的草地，没有想到匈奴人挖有陷阱，就追了上去。追着追着，只听“唿啦”一声，李广连人带马都掉进了陷阱，他被匈奴人活捉了。

匈奴人捉住了李广，生怕他逃跑了，就把李广装在用绳子结成的大网兜里，用两匹马吊着大网兜，把他送到单于那里去报功。

李广窝在网兜里，闭上眼睛装死。走着走着，他微睁眼睛，偷偷地瞧见旁边一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就一个鲤鱼打挺，从网兜里一跃而起，跳上那匹好马，夺了那个匈奴兵的弓箭，拚命地往回奔跑。几百个匈奴骑兵追了上来。李广一连射死了前面的几个追兵，终于逃了回来。

李广打了败仗，做了俘虏又逃回来，按照当时的军法应当杀头。好在汉文帝已经订下了罚钱赎罪的规矩，李广就交钱赎罪，回家做了平民。

又过了几年，匈奴进攻辽西郡，杀了太守，打败了汉朝的大将韩安国。韩安国被调到右北平，没过多久就病死了。汉武帝觉得还是李广能干，又起用他，派他做右北平太守。匈奴人听说李广来到右北平，赶快逃走，好几年都不敢来骚扰。

匈奴人一逃走，边境上暂时没有战事，李广常常带着一些将士外出打猎。当时右北平山里有不少老虎，李广一连射死了好几只老虎。艺高人胆大，李广常常等老虎扑近的时候才射箭，所以箭无虚发，准能把老虎射死。有一次，一只猛虎朝李广迎面扑来，李广不慌不忙地往下一蹲，让猛虎从自己头顶上扑过去，然后对准猛虎的心窝，只一箭，就把猛虎射死了。

有一天，李广和将士们打猎回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刚转过一个山坡，突然瞧见迎面的乱草丛中蹲着一只斑斓猛虎，正准备向他们扑过来。李广赶快拈弓搭箭，用足全身力气，一箭射去，只听“嗖”的一声，射个正着。将士们赶快提着剑跑过去逮老虎，可是跑近一看都愣了，原来草丛中并没有老虎，只有一块奇形怪状的大石头。李广的那支箭，竟然射进了石头!箭怎么能射进石头里去?大伙儿很奇怪，李广自己也很纳闷。他站在原地又一连射了几箭，石头上只迸把握出一些火星，再也射不进去了。

飞将军李广一箭射进石头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匈奴人听了，更加害怕李广，赶快往西迁移，不敢再来骚扰右北平一带的边境地区了。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刘彻布置“马邑之谋”以前，为了征讨匈奴更有把握，详细询问了一些投降过来的匈奴人。这些匈奴人说：“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以后，曾经打败了月氏国，把月氏王的脑袋砍下来当作酒杯。月氏国被迫西迁到西域。月氏人恨透了匈奴，可惜没有人帮助他们，要是有人帮助，他们准能跟匈奴拚个你死我活。”

张骞汉武帝知道了这个情况，心想：月氏和匈奴有这样深的仇恨，我正好去联络他们，共同攻打匈奴。月氏在匈奴的西边，要是能跟月氏联络上，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胜利就大有把握了。于是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招募精明强干的人出使到西域去联络月氏。

月氏既然在匈奴的西边，要到月氏去必须经过匈奴。胆小的人听到这样的使命，吓得吐吐舌头，哪里敢来应征?

有个叫张骞的小伙子。胆子特别大。他认为打匈奴是为了汉朝的安全，出使月氏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即使要冒点风险，也是应当的。他就报了名，表示愿意应征。

张骞是汉中成固（今陕西省成固县）人，应征的时候在朝廷里做郎中的官。一些勇士看到张骞的榜样，也纷纷报名应征。有个叫堂邑父的匈奴降将也报了名。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也就是“马邑之谋”前五年，汉武帝正式任命张骞为使者，让他带了堂邑父当翻译，还有其他应征的人，组成了一百多人的队伍，从陇西（今甘肃省）出发，到西域去联络月氏国。他们一出陇西，就碰上了许多匈奴人，打起来了。因为寡不敌众，张骞和他带领的一百多人都被俘虏了。匈奴单于听说张骞是到月氏国去的，他生气地说：“月氏国在我们匈奴西边，我不同意你们通过我的地方到月氏国去。”单于把张骞软禁起来。不过对张骞很优待，还嫁给他一个匈奴女人让他在匈奴享乐。可张骞心里却一直怀念着汉朝。他把汉武帝交给他的出使证明，偷偷地保存着，等待机会逃走。

过了几年，张骞和堂邑父两人终于找到了机会，弄到两匹好马，偷偷逃出匈奴，继续往西走去。他们一连走了几十天。一路上尽是沙漠和草原，找不到人家，也找不到食物和水。亏得堂邑父箭法高超，饿急了，就射些飞鸟和野兽来充饥。他们走着走着终于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鼻子高高的，眼睛蓝蓝的，他们以为那就是月氏国了，等到一打听，才知道那个国家不是月氏，是叫大宛。

大宛国国王早听说过东南方有一个又大又富庶的汉朝，他老早就想跟汉朝拉关系，却找不到门路，这次看到张骞，高兴极了，赶快拿出好酒和牛羊肉来招待张骞。张骞先向大宛王说明了出使西域的任务，然后说：“要是您能派人护送我到月氏去，将来我回到汉朝以后，一定请汉朝皇帝用许多金银财宝来酬谢您。”

大宛王自然乐意帮助张骞。他派骑兵和翻译，护送张骞和堂邑父到了康居，再请康居人护送他们到月氏国去。

月氏国自从国王被匈奴杀害以后，大臣们只好拥立了国王的夫人为王，西迁到了大夏国境内。大夏人打不过月氏人，向月氏人投降，两个国家合并成了一个国家，改名为大月氏国。大月氏所在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四周围又没有一个国家能打得过他们，他们的生活十分安乐。生活一安乐，就把报仇雪耻的事情忘在脑后了。张骞几次向大月氏王陈述汉朝想和他们联合的意思，大月氏王总是故意把话岔开，不作正面回答。张骞在那里住了一年多，达不到目的，就只好往回走。

在回来的路上，张骞和堂邑父又被匈奴人捉住，软禁了一年多。后来正好赶上单于死了，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和堂邑父就乘乱逃走，回到了汉朝的首都长安。他们这次出使西域，一共花了十三年时间。去的时候，张骞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回来的时候，下巴颏上已经长了胡须了。去的时候，张骞带领了一百多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了他和堂邑父两个人。

张骞这次出使月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他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许多地方，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东西。他听别人说，西域还有五六个大国，都是物产丰富，景色美丽的国家，并且也都很想和汉朝做买卖。特别有意思的是：张骞在大夏的时候，看到了那里有四川出产的邛竹杖和细布，问当地人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回答说是他们的商人从身毒国带来的。问他们身毒国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是在大夏东南几千里以外，那里靠近大海，地方潮湿，气候炎热，人们骑着大象跟别人打仗。张骞把这些情况都报告给汉武帝，并且分析说：“大夏国在长安西南，身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并且在那里能买到四川出产的东西，这说明那里离四川不远。如果再要出使大夏，从羌人那里走，地势险恶，羌人又不让过境；稍许偏北一点走，要经过匈奴地古代铜器界，容易被匈奴人捉住。现在如果从四川这条路走，又近又安全。”

汉武帝听说大宛、大夏和再往西去的安息，都是大国，物产丰富，好吃好玩的东西都很多，他们又愿意和汉朝来往。靠北边的大月氏和康居，兵强马壮，也值得跟他们建立关系。如果派能说会道的人去跟他们讲道理，宣传汉朝的富庶强大，一定能够使他们服从汉朝，拿他们的土特产来进贡。这样，汉朝等于扩充了几万里土地，还能得到许多新奇的东西，这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汉武帝同意了张骞的建议，决定派张骞从四川出发，再一次出使西域。

张骞从四川犍为（今四川省宜宾市）动身，把人马分成四队去探路，每一路都走了一二千里地，结果都被挡回来了，没有能够达到目的地。

第二十六章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万多名骑兵去征讨匈奴，张骞因为熟悉匈奴的地理形势，被汉武帝从四川召回，奉命随军出征。这一次出征大获全胜，消灭匈奴兵约四万人，并且使得匈奴内部分化，招降了一个昆邪王。张骞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回来以后，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

过了两年，张骞建议汉武帝去结交西域的乌孙国，把公主嫁给乌孙国国王，跟他们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派张骞做正使，带领副使和将士三百多人，带去许多金银、绸缎和牛羊，再次出使西域。张骞到了乌孙后，把副使分别派往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他自己留在乌孙，跟乌孙王拉关系。乌孙王因为不了解汉朝的情况，又害怕匈奴，一时决定不下来，想先派人到长安去看看，了解一些情况。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带着乌孙的使者回到长安。汉武帝热情招待乌孙使者，派人带着他到各地方去参观。乌孙使者亲眼看到了长安的繁华景象，看到了汉朝的繁荣昌盛。他回到乌孙以后，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了乌孙王。乌孙王听了很高兴，决定跟汉朝建立友好关系，并且娶了汉朝的公主做夫人。

张骞从乌孙回来，过了一年多就病死了。他死后不久，派到大宛等国去的副使，才陆续带着各国的使者回到长安。这些国家和乌孙一样，都跟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张骞和他的随从几次出使西域，对于沟通汉朝和西域的交通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此以后，西域出产的葡萄、苜蓿、核桃、石榴和大蒜等，陆续传入汉朝，这些农作物在黄河、长江流域逐渐繁殖起来。汉族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打井和炼铁的方法，也传到了西域。西域的音乐舞蹈和乐器流传到了汉朝。汉族生产的丝绸等也带进了西域，并通过西域，进一步传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这样一来，汉朝、西域以至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后来，人们习惯上把由张骞开通的汉朝到西域的道路，称为“丝绸之路”。霍去病为国忘家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被派去进攻匈奴并且大获全胜的霍去病，是汉朝赫赫有名的大将。那年，他才二十岁。

霍去病是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他父亲是平阳县的一个衙役，被分发在平阳公主家里当差。他母亲是平阳公主的一个使唤丫头。霍去病出生在平阳公主府里，从小生活在奴婢群中，被看成是下等人。像他那样的人想要出头，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军队，争取建立战功。霍去病就是为了这样的目的，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勤奋地练习骑马射箭等各种武艺，希望有朝一日到战场上去杀敌立功，以便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霍去病十六七岁的时候，武艺已经十分出众，被选中为保卫皇帝安全的侍中官。他十八岁那年，即公元前123年，大将军卫青奉命出征匈奴。汉武帝认为这次出征十分重要，就把自己身边的侍中官霍去病拨给卫青指挥，并且赏给霍去病“票姚校尉”的官名，叫他带领八百名最精锐的骑兵，跟着卫青去作战。

霍去病得到这样一个建立战功的机会，自然十分高兴。他带领的八百名骑兵，成了这次战争中的突击队，经常被派远离自己的主力部队，到几百里路以外去寻找攻击的目标。他们一旦发现匈奴兵的力量比较单薄，或防备有些松懈，就像猛虎扑羊似地扑将过去，一下子把敌人消灭掉。卫青这次出征，打了不少胜仗，事后论功行赏，霍去病得了头功，被封为冠军侯。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天，汉武帝任命霍去病做骠骑将军，率领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从陇西出发，去夺取河西走廊。霍去病虽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兵法，但是打起仗来很会用兵，他指挥的部队机动灵活，勇敢顽强，打得匈奴人连声叫苦。他们在燕支山一带转战六天，摧毁了匈奴人建立的一些小王国，最后终于跨越燕支，深人匈奴腹地一千多里，杀死了匈奴的折兰王和卢侯王及其兵将一共八千多人，生擒了浑邪王的王子和许多官吏。匈奴最能干的两个王浑邪王和休屠王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只好连连后退。

古人出游图这一年夏天，霍去病率领的军队和公孙敖率领的军队配合作战。半路上，公孙敖的部队困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没有能够和霍去病的部队去会师。霍去病设法掌握了匈奴兵的活动规律，大胆地采用孤军深入、直捣敌人心脏的作战方针，结果消灭匈奴兵三万多人，俘获匈奴单桓王及其官吏兵将几千人，还接受了匈奴兵将几千人投降。经过这次大战，霍去病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和大将军卫青齐名了。

卫青、霍去病等屡次打败匈奴，使得匈奴内部发生了剧烈的分化。匈奴伊稚斜单于严厉责备浑邪王，督促他向汉军发起反攻。浑邪王和休屠王商量以后，决定投降汉朝。他们派人跟汉朝联系，要求汉朝派人去接应。汉朝驻在河西的将军李息接见了浑邪王的使者，立即派人骑着快马到长安去向汉武帝报告。汉武帝恐怕浑邪王的投降有诈，就派霍去病带兵到河西去看情况受降。霍去病渡过了黄河，把军队排列好阵势，要求浑邪王过来投降。浑邪王也把匈奴兵排列好阵势，等候霍去病去受降。双方的阵营遥遥相望，形势显得十分紧张。浑邪王的部下，有些人不愿意投降，想要临阵脱逃。霍去病当机立断，不顾个人安危，赶快飞马冲入浑邪王的大营，亲自跟浑邪王谈判，下令斩杀了想要逃走的八千多人，并且叫浑邪王独自赶到皇帝的行营去朝见汉武帝。霍去病在河西收编了四万名投降过来的匈奴兵，把他们编列成整齐的队伍，听候汉朝调遣，然后他自己才渡河回到长安。这次受降的成功，是霍去病的一大功劳。从此匈奴的力量大大削弱，使得汉朝能够削减驻扎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的边防军队，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各领兵五万人，又一次奉命出征匈奴。卫青从定襄（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旗）出兵，霍去病从代郡（今山西省北部）出兵。卫青的部队在定襄以北一千多里路的沙漠中与匈奴兵遭遇，在狂风呼啸、沙砾扑面的恶劣条件之下，卫青指挥士兵们勇敢作战，歼灭匈奴兵一百多人。

霍去病大胆使用投降过来的匈奴人，叫他们组成先头部队在前面开路。他们从代郡向北推进二千多里，越过离侯山，渡过弓间河，打败匈奴的左贤王，夺得敌人的粮草作为自己的给养。经过激烈战斗，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以及将军、相国、都尉等八十三人，歼灭匈奴兵七万多人。最后，由霍去病亲自主持，在狼居胥山举行了封山仪式，祭告了天地，悼念了为国捐躯的战士，犒劳了立功的英雄，然后班师回朝。

汉武帝看到霍去病立下了这样大的功劳，为了奖励他，指派了许多工匠，特地为他修建了一所比较宽敞豪华的住宅。住宅造好以后，汉武帝请霍去病先去看看，问他满意不满意。霍去病看后回报汉武帝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意思是说：匈奴还没有消灭，不能够先安排自己的家庭呢!”霍去病这种为国忘家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人们。

很可惜的是霍去病的寿命太短，他从十八岁投入军伍，在战场上仅仅驰骋了六年，到二十四岁那年，就不幸得病死了。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十分悲痛，下令发动边界上五个郡的匈奴移民，穿了黑甲，护送霍去病的灵柩，从长安到茂陵墓地安葬；并且为他修建了一座仿照祁连山模样的宏伟坟墓，来纪念这位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英雄。夜郎自大前面讲过，张骞从四川犍为派出四路使者，想经过身毒国，再通西域，但是派出去的人半路都被挡回来了。这挡住去路的，是住在现在四川省南部和贵州、云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那一带有许多个少数民族，在四川南部和贵州的，数夜郎最强大；在云南一带的，数滇最强大；在四川西南和云南北部的，数邛都最强大。这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大都是束发为髻，穿左边开大襟的衣服，男的耕田、砍柴、饲养牦牛、筰马〔筰zuó〕，女的在家用木棉纺纱织布。由于当地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还比较富裕。他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则比汉朝要落后得多，有的处在奴隶社会阶段，有的甚至还处在氏族公社的阶段。

夜郎是一个还处在氏族公社末期的少数民族部落。他们的首领姓竹，名叫多同。据夜郎人的传说：多同是他母亲从竹筒里剖出来的。有一天，一个女子，即多同的母亲，在牂牁〔zāng kē〕江（在今贵州省东南部）里洗脚，突然有一根三节长的大竹筒漂过她的身旁。她仔细一听，竹筒里面好像有婴儿啼哭的声音，就赶快把竹筒捞上来，剖开一看，里面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她把小男孩抱回去抚养，长大以后成了一个能文能武的英雄，这个英雄就是多同。因为他是从竹筒里面剖出来的，所以姓了竹。多同后来做了夜郎人的领袖，自称夜郎侯。他把夜郎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人们感谢他，就尊称他为竹王。

古代铜器这个传说，实际上说明了当时夜郎人的社会发展程度。竹王多同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这说明在他以前是母系氏族社会。到竹王多同的时候，男子成了夜郎人的领袖，并且已经称王，说明这时候夜郎已经是父系氏族社会，并且快要进入奴隶社会了。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第一次出发通西域的第三年，第二次通西域前十四年，住在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发生骚乱，汉武帝派唐蒙去劝告他们。唐蒙曾经在岭南看到人们吃美味的枸杞子酱。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回答说是从牂牁江那边买来的。唐蒙回到长安以后，就问从四川来的商人，枸杞子酱出在哪儿?牂牁江在哪儿?商人回答：枸杞子酱是他们四川的特产；牂牁江是在夜郎管辖的地区。牂牁江的江面宽几十丈，可以行船，枸杞子酱就是通过这条水路从夜郎运到岭南去的。

唐蒙了解到这些地理情况，认为从夜郎出发，通过牂牁江，可以控制岭南。他上书给汉武帝说：“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首领，各自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从湘、赣一带出发去控制他们，由于河流纵横，阻碍交通，很不方便。听说在牂牁江一带的夜郎很强大，拥有精兵十万，如果派人去跟夜郎打交道，说服他们归顺汉朝，在那里派官治理，那末就可以利用群舸江这条水道，控制住岭南一带了。”

汉武帝觉得唐蒙的主意很好，就拜唐蒙为中郎将，叫他率领一千多人，带了许多金银绸缎，去联络夜郎。唐蒙从四川往南，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经过千辛万苦，到了夜郎。他拜见了夜郎侯多同，送上礼物以后，转达了汉武帝的问候，要求由汉朝在那里设置郡县，请多同的儿子担任郡守。

夜郎侯多同等人，由于长年住在山窝窝里，交通闭塞，眼光狭窄，养成了一种妄自尊大的习惯。他们以为普天之下就数他们夜郎这片土地最大了，根本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听了汉使唐蒙转达汉武帝的问候，问唐蒙说：“你们是汉朝来的使者，请问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大?”汉使唐蒙听了这样的问题，内心里虽然觉得很好笑，但是他表面上还是好言开导，告诉多同汉朝是一个文明大国，土地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文化发达，请他们好好归顺汉朝，一定能得到很多好处。多同听了这一席话，才知道汉朝比夜郎大得多，富得多，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才答应了汉朝的要求。这个故事后来便形成了“夜郎自大”这句成语。

夜郎附近的其他少数民族，听说汉使到来，都纷纷邀请唐蒙去他们那儿访问。唐蒙一一走访，向他们赠送礼物，说服他们都归顺了汉朝。从此，夜郎那一带就成了汉朝的犍为郡。

可是，从汉朝的首都长安去夜郎，不仅路途遥远，并且气候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也很大，派到那边去驻防的士兵，往往由于水土不服，生疥疮，患疟疾，死亡的人很多。日子一久，汉朝跟夜郎等少数民族的联系又告中断，所以他们把张骞派出去的使者都挡回来了。

后来，汉朝平定了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的骚乱，又一次派使者去联络夜郎，夜郎跟汉朝的关系才又恢复。汉武帝加封夜郎侯多同为夜郎王，赐给他用黄金铸成的大印，把贵州一带的土地拨给夜郎管辖。

从此以后，祖国西南夜郎等少数民族和汉朝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西南地区出产的金、银、铜、铁、琥珀、水晶等矿产，麝香、犀角、象牙等畜产，源源不断地运到汉族地区；汉族的先进生产方法，也逐渐传入西南。有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人，还跑到夜郎等地去开设学馆，教授经书，把汉族的文化传播到了西南地区。这样，西南的少数民族就都逐渐地成了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苏武牧羊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大将霍去病打败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好些年不敢派兵到汉朝边境来骚扰。有时候，匈奴派使者到汉朝来访问，表面上做出想跟汉朝和好的样子，其实是来探听消息，想为他们再次进行骚扰做准备。为了表示友好，汉朝也派使者去回访，送去一些中原地方的土特产。可是匈奴单于很不讲信用，他们经常扣留汉朝派去的使者。汉朝为了报复，也扣留匈奴来的使者。这样，日子一久，双方互相扣留的使者就有十多起了。

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匈奴且鞮侯〔鞮dī〕单于新立，他怕汉朝出兵打他，派使者到汉朝来求和，并且把以前扣留的汉朝使者全都送了回来。

汉武帝觉得这个新即位的单于还懂道理，决定好好报答他的善意，就派中郎将苏武为正使，副中郎将张胜为副使，带着助手常惠和一百多名士兵，还带了许多金银绸缎等礼物，护送以前扣留下来的全部匈奴使者回匈奴去。

苏武接受任务以后，拿着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使节”，出发到匈奴去。“使节”是一根七八尺长的棍棒，顶部略弯，挂着一串串毛做的绒球，是用来表示使者的身分的。苏武到了匈奴，把带去的匈奴使者当面交还给了单于，并且送上礼物。哪里知道匈奴单于反复无常，他看到汉朝给他送去那么多礼物，不但不感谢，反而骄横起来了。苏武为了维护双方的和好，尽量耐着性子跟单于打交道，准备完成任务之后迅速返回汉朝。

苏武正在准备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原来，早在苏武去匈奴以前，有个叫做卫律的汉朝使者投降了匈奴，并且死心塌地的为单于出谋划策，干尽了反对汉朝的坏事。卫律的部下有个叫虞常的，是个忠于汉朝的血性汉子，他出于义愤，一心想找个机会收拾卫律。苏武出使匈奴，虞常高兴极了，他本来认识苏武的副使张胜，就偷偷地和张胜商量说：“听说汉朝皇帝很痛恨奸贼卫律，我决定暗地里除掉他。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汉朝，万一我有什么不幸，希望皇上能够好好照顾他们。”张胜赞成虞常的计谋，并且拿出钱财和货物支持虞常。可是，由于虞常办事不够仔细，计谋泄露了，他被单于逮捕，交给卫律去审问。

苏武牧羊事情发生后，张胜恐怕牵连上自己，才把虞常跟他合计的经过告诉苏武。苏武说：“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你才告诉我，看起来我也要受牵连了。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我到匈奴的公堂上去受审。就等于我们汉朝受了侮辱，太丢脸了，还不如趁早自杀的好。”说着，他拔出刀来就要往脖子上抹。张胜、常惠赶快跑过去制止，把刀夺了下来。

卫律审问虞常，用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虞常经受不住酷刑，终于攀连上了张胜。因为张胜是苏武的副使，单于命令卫律去叫苏武来受审。苏武对常惠等人说：“我这次出使匈奴，是为了汉朝与匈奴的和好。如今我出庭去受审，使汉朝受到了侮辱，我虽然活着，又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去呢?”说着，又拔出佩刀向自己身上砍去。卫律急忙把他抱住，夺下刀来，可是苏武已经受了重伤，血流如注，晕过去了。卫律赶快找来医生，包扎抢救，老半天苏武才慢慢地苏醒过来。常惠哭着把苏武抬回营房，张胜却被单于抓去关在监牢里了。

因为苏武很有骨气，视死如归，单于也暗暗佩服，他希望苏武能够投降，像卫律一样替他效力。他早晚派人来问候，想要软化苏武，劝苏武投降。

苏武恢复健康以后，单于命令卫律提审虞常和张胜，叫苏武去旁听。在审问的过程中，卫律当场把虞常杀死。接着，他举起宝剑威胁张胜说：“你身为汉朝副使，居然参与谋杀匈奴大臣的阴谋，也应当把你杀了；你要是肯投降，可以免你一死!”张胜害怕了，就跪下请求投降。卫律回过头来对苏武说：“副使有罪，你应当跟他连坐。”苏武从容地回答道：“我不知道他们的密谋，跟他们又没有亲属关系，凭什么叫我连坐!”卫律说：“你也赶快投降，否则把你也杀了!”说着，举起宝剑向苏武砍来。苏武脸不变色地迎上去说：“你有胆量杀堂堂汉使，你就杀吧!”卫律看苏武那样镇定，知道用武力吓不倒他，就收起宝剑，露出一脸奸笑对苏武说：“苏先生，我劝你还是投降吧!你看我投降匈奴以后，单于很重用我，封我为王，如今我手下有好几万人，牛羊满山，享尽了荣华富贵。你今天投降，明天也就会跟我一样。否则，你将自白地死在匈奴，葬身于荒原乱草之中。天高皇帝远，又有谁能够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呢?”

苏武对于卫律的胡言乱语，根本不予理睬。卫律却还是恬不知耻地接着说：“你如果听我的话，投降匈奴，我就跟你结为兄弟。今天你不听我的话，以后再想见我，那就难上加难啦。”苏武听卫律说要跟他结为兄弟，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指着卫律的鼻子，大骂道：“你身为汉朝使臣，却投降匈奴，真是忘恩负义，厚颜无耻。像你这样的人，我真不想见你。你仗着匈奴单于信任你，随便杀人，还想挑动汉朝和匈奴打仗，真是罪大恶极!你今天杀了我，将来总有一天有人来荡平匈奴，杀死你这个奸贼!”

卫律用尽了威胁利诱两套手段，都不能使苏武投降，就只好去回报单于。单于听说苏武这样坚定，更加希望苏武投降。他下令把苏武放在一个大地窖里，不给饮食，想用饥饿来迫使苏武投降。匈奴地方的气候十分寒冷，天空经常飘着鹅毛大雪，西北风整天呼呼地吼叫。但是，意志坚强的苏武丝毫也不动摇，他蜷卧在地窖里，渴了就吃雪，饿了就嚼毡毛，过了好些天也没有死。

对于苏武这样的硬汉子，匈奴单于实在奈何不了他，就只好下个命令，把苏武送到北海边上（今苏联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一带）去牧羊。单于对苏武说：“等公羊生了小羊，就送你回汉朝去!”公羊怎么能生小羊呢?十分明白，单于是决意不放苏武回汉朝了。

北海地方，终年自雪皑皑，荒无人烟，连鸟兽也很稀少。苏武饿了，就掘取野鼠洞里的草籽来充饥。过些日子，单于又派人来劝苏武投降，苏武依旧斩钉截铁地坚决拒绝了。每天，苏武一面牧羊，一面抚弄着出使的时候汉武帝亲手交给他的使节，内心深溟地怀念着自己的父母之邦。日子一长，使节上的毛都脱落了，可苏武还是紧紧地攥着那根光秃秃的使节，不肯撒手，连晚上睡觉也紧紧地抱在胸前。就这样，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地方，艰苦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古代人物像汉武帝死后，汉昭帝即位，匈奴又跟汉朝进行和议。汉朝要求匈奴放苏武回来，匈奴欺骗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又一次派使者到了匈奴。苏武的助手常惠，买通监视他的匈奴兵，在夜里偷偷地去见汉使，把苏武的情况详细地报告了使者，并且教给使者向单于要回苏武的办法。

第二天，使者去见单于，提出放苏武回汉朝的要求。单于说：“我们早就说过，苏武已经死了。”使者照着常惠教给他的一套说：“你们匈奴惯会骗人，苏武明明没有死。有一天，我们皇上在上林苑里射猎，射下一只大雁，大雁脚上系着一条绸子，那是苏武写给皇上的一封信，信里说他在北海地方牧羊。你们怎么说他死了?”单于听使者这么说，不觉大吃一惊，只好承认自己没有说实话，并且答应赶快派人把苏武从北海地方找回来，送他回汉朝。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春天，苏武、常惠等九个人回到了久别的首都长安，晋见了汉昭帝。汉昭帝下令为苏武准备了牛羊等祭品，叫他到先帝庙里去拜见汉武帝的灵位，把那根光秃秃的使节交还到汉武帝灵前。

苏武出使的时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壮年汉子，他在匈奴度过了十九年异常艰苦的岁月，回来时已经是个须发全白的老年人了。他那坚强不屈，不怕磨难，永不失节的非凡事迹，轰动了朝野上下，不论是做大官的，还是普通老百姓，一提起苏武的名字，没有一个不表示钦佩的。司马迁写《史记》

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牧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京城长安受了屈辱的腐刑，正在发愤写一部历史书。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写的这部书后来被题名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系统的历史著作。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政府里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从小就对司马迁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要反复思考，寻根究底。他也喜欢寻访名胜古迹。从二十岁那年起，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游历。往南，他到过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最远到过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据说夏禹曾在会稽召开过各部落的酋长大会，在会稽留有禹穴的古迹。司马迁特地到禹穴进行了实际考察。他还爬上了今天湖南省境内的九嶷山，眺望了三湘的秀丽景色，并且还在沅水和湘水中泛舟，饱览了水光山色。往北，司马迁渡过汶水、泗水，到过春秋战国时代齐国、鲁国的首都，实地考察了孔子、孟子当年给学生讲学练武的遗迹。每到一地，凡是古代历史记载或传说中出名的地方，司马迁都要亲自去考察游览，访问当地的老年人，他听说战国时代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能防洪和灌溉，就特地跑到四川，爬上岷山眺望，到都江堰的离堆上去踏勘；他听说秦始皇灭亡魏国的时候，曾经引黄河水去古代铜器淹魏国首都大梁城，就特地跑到大梁，观察了城墙上当年被水淹过的痕迹，向老年人询问水淹大梁的惨状；他听说屈原怀才不遇，自沉汨罗江〔汨mì〕而死，就特地跑到长沙，在汨罗江畔凭吊了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游历和考察，司马迁开扩了眼界，增长了实际知识，锻炼了观察事物的能力，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为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三十六岁那年，父亲司马谈因病去世。父亲生前正在着手编写一部历史书，刚搜集了一些材料，写了几篇，没有写完。临死以前，父亲拉着儿子的手再三嘱咐说：“汉朝兴起以后，海内又统一了，上面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有众多的忠臣义士。他们的事迹都很丰富感人，我们做太史令的，如果不能把他们的业绩记载下来，就算失职。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把书写完。”司马迁流着眼泪，连连点头，接受父亲的嘱咐。

过了两年，司马迁接替父亲做太史令，开始编写他父亲没有写完的历史书。这时候，他有机会接触政府的各种文书档案，并且在皇家图书馆里读到了许多珍贵的书籍，知识更加丰富了，搜集到的材料也更加丰富了。

可是，在司马迁四十八岁那年，一件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司马迁有个老朋友，名叫李陵，被派去征讨匈奴。由于孤军深入，粮尽援绝，被匈奴包围俘虏了。当时有人传说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一生气，把他的全家都杀了。李陵听到这消息，就真的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跟李陵认识多年，对李陵比较了解，他在汉武帝面前替李陵辩解了几句，因此触犯了汉武帝，受到了腐刑的处分。腐刑就是割去生殖器官，是使人丧失生殖能力的残酷刑罚，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却让人蒙受极大的耻辱。

司马迁感到在人格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内心十分悲痛，他几次想要自杀，可是一想到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又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他决心要坚强地活下去，把那部历史书写完。从此，他利用已经搜集到的材料，夜以继日地发愤著书。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在五十三岁那年，司马迁终于写成了我国第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史记》。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五十二万多字。其中包括本纪十二篇，记载帝王的事迹；表十篇，用列表的方法记载大事和重要人物，补充本纪；书八篇，记载重要的典章制度、天文现象、政治设施和社会经济生活；世家三十篇，记载诸侯王和孔子、陈胜等特殊重要人物的事迹；列传七十篇，记载重要人物、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纪和列传，因此后人称它为纪传体史书。自从《史记》首创了这种纪传体以后，中国历代的正史，即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基本上都是以《史记》作榜样，采用纪传体这种形式来写的。

司马迁写的《史记》，不仅内容详实可靠，是一部了不起的历史书，并且文字生动优美，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栩xǔ〕，因此也是一部了不起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表现在《史记》中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他爱憎分明，对历史上的明君、贤臣、义士和农民起义领袖，大力褒扬歌颂；对暴君和奸臣酷吏，无情讽刺鞭挞。对当代的历史，不管好事坏事，都能够如实地记录下来。对好事不夸大，对坏事不隐瞒，就是对当代皇帝汉武帝的缺点和过失，也给予恰如其分的叙述。司马迁希望通过对历史上经验教训的叙述，使人们预见到未来的前途。他的进步思想和严谨的写作态度，直到今天也还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霍光辅政汉武帝的继承人是汉昭帝。昭帝刘弗陵即位的时候才八岁，国家大事由司马大将军霍光替他代管。霍光字子孟，是骠骑将军霍去病的异母弟弟。霍光十多岁的时候，霍去病把他从家乡接出来，让他做了汉武帝的侍从官。汉武帝喜欢霍光诚实忠厚，很快提拔他做了侍从官的首领。霍去病去世以后，汉武帝又把霍光提拔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掌管皇帝的车马和宫殿门户。霍光办事小心谨慎，二十多年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汉武帝七十一岁那年，体弱多病，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就指定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在自己死后接替皇位，并且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叫他辅佐年幼的皇帝管理国家大事。

霍光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工作更加勤恳谨慎。他公正无私，赏罚分明，把国家大事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帮助汉昭帝办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减少政府向农民支派的官差，使农民能够安心生产。缺少种籽和口粮的农民，政府还贷给他们钱或实物，免收利息。

由于霍光辅佐汉昭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因此他的成信越来越高，只要一提起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名字，老百姓没有不佩服的。可是，朝廷里那些想跟霍光争权的人，认为霍光碍了他们的手脚，使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却恨透了霍光。

左将军上官桀是第一个想跟霍光争权的人。他和霍光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儿做妻子。上官桀为了跟霍光争权，通过汉昭帝的大姐盖长公主的帮助，把自己的孙女、上官安的六岁的女儿嫁给了汉昭帝。过了几个月，这个六岁女孩子就被立为皇后。因为这个关系，上官桀就被封为安阳侯，上官安被封为桑乐侯，成了皇亲国戚，不仅地位更加显贵，而且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汉昭帝。

盖长公主帮助上官桀，上官桀想找个机会报答盖长公主，他听说盖长公主有个情人叫丁外人，就跑到霍光那里去给丁外人求封。霍光不徇私情，他直话直说地告诉上官桀：“高祖在世的时候，立下规矩，无功不得封侯。丁外人没有功劳，你没有理由替他求封。”上官桀又恳求说：“不能封他为侯，拜他做光禄大夫总可以吧!”霍光说：“那也不行，丁外人的名声很不好，什么官职也不能给他。”上官桀碰了一鼻子灰，很不高兴，他跑到盖长公主那里加油添醋地诉说一番，使得盖长公主也恨透了霍光。

为了反对霍光，上官桀、上官安和盖长公主又去联络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曾经替汉武帝搞盐铁专卖，又是个会理财的专家，有过功劳。他以这些功劳作为本钱，想替自己的子弟在朝廷里谋个官做，可是霍光不同意。霍光说：“你桑弘羊有功劳，皇上赏赐你。你的子弟不能靠着你的功劳做官，应当凭他们自己的本领吃饭。”因为这个缘故，桑弘羊也恨透了霍光。桑弘羊看到上官桀他们这个集团里都是皇亲国戚，又有皇帝的姐姐盖长公主做靠山，认为准能斗得过霍光，他就参加了这个集团。

霍光平日办事小心谨慎，上官桀他们挖空心思也找不出霍光的差错。他们这些人都和燕王刘旦有联系，于是就想利用燕王刘旦来反对霍光。有一次，霍光到长安附近的广明去检阅军队，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里去。上官桀等人就用燕王刘旦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书信，送到汉昭帝那里去告发霍光。信上说：“霍光出去检阅军队，盗用了皇上的仪仗队，耀武扬威，十分骄横；他又自作主张，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里去。看起来霍光这个人野心很大，恐怕想要谋反。我愿意交还燕王的大印，回到长安，到皇宫里来担任皇上的警卫，镇压奸臣的叛乱。”

汉昭帝把这封告发霍光的信仔细看了几遍，就收起来了。上官桀急于把霍光赶下台，赶快进宫去追问汉昭帝这事如何处理。汉昭帝回答说：“等霍光阅兵回来再说吧。”

第二天，霍光阅兵回来，听到有人告发他，就躲在偏殿里不敢去见汉昭帝。汉昭帝一上朝，看到文武官员当中没有霍光，就问道：“听说大将军阅兵完毕，已经回朝，他在哪儿?”左将军上官桀赶快回答说：“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所以不敢进来。”汉昭帝说：“叫他进来，我有话对他说。”

霍光听说汉昭帝叫他，赶快来到殿上。他自己摘下帽子，跪下叩了一个头说：“臣罪该万死，听候皇上发落!”汉昭帝抬一抬手说：“大将军请起来，戴上帽子。我知道这封告发你的书信是假造的，你没有罪。”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这封书信是假造的呢?”汉昭帝说：“大将军到广明去阅兵，是在京城附近的地方；调校尉去大将军府，也还不到十天。燕王在遥远的北方，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事?就算他能知道，马上派人送信来，今天也还送不到京城。再说，大将军如果真想造反，也用不着调用一个校尉。因此，我认为这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大将军，才假造了这样一封书信。我虽然年轻，却也看出了它的破绽，决不会上当。”这时候，汉昭帝才十四岁，他就能把问题分析得这样清楚，使得朝廷上的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佩服的。

汉昭帝不但没有治霍光的罪，并且还当场下令，要追查假造书信的人。上官桀怕追查下去查出他们这个阴谋集团，就劝汉昭帝说：“这是小事情，陛下不必追究了。”汉昭帝却没有听信他的话，还是一个劲儿的追查。

上官桀见汉昭帝继续追查，怕阴谋败露，就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他们屡次在汉昭帝面前说霍光的坏话。汉昭帝每次听了都大发脾气，他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临终前嘱咐他辅佐我治理天下。他帮我办了许多好事，这是有目共睹的。今后再有人诽谤他，我一定要重重责罚。”从此以后，上官桀他们才不敢再说霍光的坏话了。可是他们还不死心，又布置了另一个阴谋，由盖长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在厅堂四周埋伏下武士，准备乘公主劝酒的时候，命武士们冲出来，把霍光杀死，然后再废掉汉昭帝，迎立燕王做皇帝。

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上官桀他们的这一个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败露了。霍光奏明汉昭帝以后，杀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等一伙。燕王刘旦和盖长公主见事情不妙，都自杀了。一场叛乱平定了下去。

霍光辅佐汉昭帝十三年，年轻的汉昭帝在二十一岁那年就去世了。昭帝没有儿子，霍光和皇太后商量，决定迎立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做皇帝。没想到昌邑王刘贺是个荒淫无道的家伙，据说即位才二十七天，就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七件不应当做的事情，像这样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叫他做皇帝。因此，霍光跟丞相杨敞、车骑将军张安世、御史大夫蔡谊等文武大臣商量，决定奏请皇太后批准，废了昌邑王刘贺，另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皇帝，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即位的时候也只有十八岁，霍光又辅佐他六七年，教他怎样做一个好皇帝。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患病去世。汉宣帝和皇太后亲自为霍光主持丧礼，用十分隆重的礼仪把他安葬在茂陵汉武帝的陵墓旁边。昭君出塞匈奴在汉武帝的时候被打败了。从那以后，大规模的南侵已经不可能了，小规模的骚扰还是经常发生。由于汉朝在西北方面布置了强大的兵力，所以匈奴的骚扰常常很快就被打退。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五个单于争统治权的斗争，争来争去，形成为郅支〔郅zhì〕单于和呼韩邪〔这里念yē〕单于南北对抗的局面。最后，郅支单于打败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带兵南移，投降了汉朝。

第二十七章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汉宣帝。汉宣帝用十分隆重的礼仪接待他，赏赐他一套上等的衣帽，一颗系着紫色绸带的金印，一口上等的宝剑、一把佩刀和弓箭、檠〔qǐ〕戟等武器，一辆用珠玉装饰起来的车子和十五匹拉车的马，此外，还赏赐他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绸缎八千匹，丝绵六千斤。汉宣帝带领合朝的文武百官、各少数民族的酋长、诸侯王和长安城里的百姓，亲自出长安城迎接匈奴贵宾，在渭桥旁边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然后汉宣帝请呼韩邪单于一起登上渭桥，人们朝着皇帝和远方来的贵宾高呼“万岁”。呼韩邪单于见到这样的大场面，十分感动，不断地向汉宣帝道谢。接着，汉宣帝请呼韩邪单于出席皇宫里的宴会，请他参观了皇宫里收藏的珍宝。

呼韩邪单于在长安住了一个月。回去的时候，汉宣帝派长乐卫尉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等。带领一万六千名骑兵护送他回国。汉宣帝还派人先后送去了三万四千斛粮食给匈奴人吃。

郅支单于看到呼韩邪单于投降汉朝后得到这么多好处，同时他也害怕汉朝派兵支援呼韩邪单于进攻他，所以他也赶快派了使者来朝见汉宣帝，送来许多土特产。汉宣帝也非常客气地接待郅支单于的使者，回赠了许多贵重礼品。但是郅支单于和汉朝的关系总比不上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怕汉朝支持呼韩邪单于向他进攻，就只好往西迁移。

昭君出塞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到四十三岁那年去世了，他的儿子刘奭〔shì〕继承皇位，就是汉元帝。

汉元帝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一次到长安来。他为了表示要和汉朝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请求汉元帝答应他跟汉朝结亲。汉元帝同意了他的请求，派人到后宫去物色才貌双全的宫女，准备以嫁公主的礼节嫁给呼韩邪单于。

在汉元帝即位之初，谏议大夫贡禹曾建议减少宫女，已经把许多宫女打发出去了，但是留下来的宫女还不少。这些宫女都是从民间选来的。她们一被选进皇宫，就好像飞鸟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自由。许多宫女盼望能够让她们从皇宫里出去，嫁个丈夫，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现在要远出塞外，嫁到匈奴去，那里天寒地冻，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大不一样，因此她们又都犹豫起来，不愿意应选。

有个叫王嫱〔qiáng〕的宫女，出身于小康家庭，幼年念过几年书，学名叫做昭君。她刚被选进宫里不久，还没有见过皇帝。王昭君听说匈奴想和汉朝结亲，觉得这是关系到匈奴和汉朝和好的大事，她决定应选到匈奴去。经办这件事情的官员禀明汉元帝，为王昭君准备嫁妆，并且找了个匈奴女人来，给王昭君讲解匈奴的风俗习惯，教她学习匈奴的语言，演奏琵琶、胡琴等西域地方的乐器。王昭君用心学习，没有多久，就学会了匈奴话，会演奏非常动听的乐曲了。

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呼韩邪单于按照汉朝的风俗习惯，亲自来迎娶新娘王昭君。新郎新娘拜见了汉元帝。汉元帝赏赐他们很多财物，并设宴为他们送行。新郎新娘离开长安回匈奴的时候，文武百官一直送他们到十里长亭。王昭君抱着琵琶，骑在马上，内心交织着欢乐和忧愁的情绪出发了。她欢乐的是自己为匈汉人民的和好做出了贡献，自己的终身从此也有了依靠；忧愁的是从此就离开了父母之邦，永远回不来了。王昭君在马上思索了一阵，很快就把自己这种矛盾的心情谱成了一首曲子，一边走着一边弹奏起来。人们把这首曲子称为《昭君怨》。其实，这首曲子的内容并不完全是忧愁怨恨的情绪。后来有人把王昭君叫做汉明妃，《昭君怨》就又被人叫做《明妃曲》。

古代铜器王昭君出塞到了匈奴，帮助呼韩邪单于发展匈奴的生产事业，改革了一些游牧民族落后的风俗习惯。大约从王昭君到匈奴时候起，匈奴人学会了使用从汉朝输入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地发展了农业生产，自己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需要，不再到汉族地区来抢劫粮食，也不再靠汉朝政府的救济了。因为农业有了发展，牲畜的饲料也就更有保障，畜牧业更发达了。郅支单于已经带领他的那部分人西迁，呼韩邪单于就把北边郅支单于的地盘接收了过来。在呼韩邪单于统治下，匈奴出现了人畜两旺的繁荣景象。

呼韩邪单于仰慕汉族的文化，十分尊重王昭君，夫妻两人的感情很融洽。到匈奴的第二年，王昭君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伊屠智牙师，长大以后被封为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去世以后，按照匈奴的风俗习惯，王昭君改嫁给新立的复株累若鞮单于〔鞮dī〕，又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须卜居次，一个叫当于居次。

王昭君是匈奴单于的妻子，地位跟汉朝的皇后差不多，出塞以后，不便再回汉朝。不过王昭君热爱自己的父母之邦，经常派人送信回来，有时候还叫单于打发使者送些匈奴的土特产来奉献给汉朝皇帝。汉朝皇帝也回赠一些金银珠宝和绸缎。自从昭君出塞以后，匈奴和汉朝长期和睦相处，六十多年没有打仗。

王昭君年老的时候立下一个遗嘱，要求在她死后把她安葬在归化（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外，坟墓要坐北朝南，让她能够遥望自己的父母之邦。她去世以后，她的子女选了一块向阳的水草丰茂的山坡地，为她修建了坟墓。沙漠地区寒冷干燥，大多数地方只在夏季很短的一段时间才长青草。可是据说昭君墓得天独厚，又向阳，又有水，墓上的草生长期特别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青葱葱的，因此后人就把昭君墓称为“青冢”。

王昭君为了汉族和匈奴族的和好，自愿远嫁匈奴，为祖国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做出了贡献。王莽篡汉昭君出塞那一年夏天，汉元帝去世了，他的儿子刘骜即位，就是汉成帝。汉成帝尊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拜大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给其他几个舅舅也都封了侯。外戚王家从此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家还有一个人，开始的时候默默无闻，后来才慢慢显露头角，他就是汉成帝的二舅王曼的次子王莽。王莽由于父亲早死，家境贫寒。在政治上没有取得什么地位。他为了出人头地，一方面努力读书，把四书五经读得个滚瓜烂熟；另一方面拼命巴结伯伯叔叔，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栽培。特别是对于担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大伯王凤，王莽像孝敬自己的父亲那样孝敬他。王凤病重的时候，王莽为了献殷勤、求信任，亲尝汤药，端屎端尿，不嫌脏，不怕累。为了服侍病人，他一连几个月没有梳头洗脸，睡觉不脱衣服。王凤被王莽的这种行为感动了，临死以前，他向皇太后和汉成帝推荐王莽。这样，王莽才被任命为黄门郎，接着被提拔为射声校尉。

过了些时候，由于叔叔王商的推荐，王莽被拜为新都侯、光渌大夫。又过了几年，他的叔叔、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年老退休，王莽就代替他做了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

王莽是王家的第五个大司马，前四个都是他的伯伯叔叔。为了使自己的名声能够超过他的前辈，王莽装出恭谨勤劳的样子，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还用心搜罗党羽，凡是来投奔他的，不论地方远近，出身贵贱，他都一概收用，让他们做官。为了收买人心，他把从自己封邑里收来的钱和粮，都拿出来赠送给宾客，而自己家里却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有一次，王莽的母亲病了，朝廷里文武百官都派自己的夫人去探望。王莽的妻子穿了一件刚刚能遮住膝盖的破衣服，出来迎接客人。那些贵夫人起初都以为这是王莽家里的佣人，后来一问才知道是大司马的夫人，都感到十分惊奇。这样，王莽舍己为人、克己奉公、勤俭朴素的名声就传开了。朝廷里的大官都在皇帝面前称赞王莽，他的宾客、名士也到处替他吹嘘。

古代瓷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汉成帝死了，他的侄子刘欣即位，就是汉哀帝。汉哀帝尊皇太后王政君为太皇太后，继续任命王莽做大司马。可是汉哀帝也有一帮外戚，他祖母傅太后的娘家，他母亲丁太后的娘家，也都有一伙想要升官发财的人。他们利用汉哀帝的地位，拼命排挤王莽，王莽的大司马终于做不下去了，他只好辞职回家闲居。

汉哀帝的寿命不长，只做了六年皇帝就死了。他没有儿子，由太皇太后作主，把哀帝的堂兄弟刘衎〔kàn〕立为皇帝，就是汉平帝。太皇太后还叫王莽重新担任大司马的官职。当时汉平帝才九岁，朝政大权名义上由太皇太后王政君代理行使，实际上全都掌握在大司马王莽手里。从这时候起，王莽就开始一步步地篡夺汉朝的天下了。

王莽怕成帝、哀帝的外戚再来争权夺利，就找个借口，迫使成帝的赵皇后、哀帝的傅皇后自杀，堵塞了赵、傅两家外戚的门路。王莽自己的叔伯当中，先后做过大司马的王凤、王音、王商、王根都已经去世，还留下一个最小的叔叔红阳侯王立。王立虽然只有一个侯爵，没有在朝廷中担任具体的官职，但是他毕竟是太皇太后的亲弟弟，容易在太皇太后面前讲话，使得王莽不能背着太皇太后为所欲为。因此，王莽授意自己的亲信孔光，叫他出来揭发王立和淳于长之间的关系，迫使太皇太后叫王立到自己的封地上去，不许他来干预朝政大权。

把碍手碍脚的人挤走以后，王莽就在朝廷中安插自己的亲信。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孙建、崔发、陈崇，还有甄丰的儿子甄寻，刘歆的儿子刘橥，都是王莽的心腹、谋士、爪牙，王莽都让他们做了大官。王莽有什么意图，就授意他们出面向太皇太后去奏请。王莽自己在太皇太后下诏以后，装出恭敬从命的样子去执行，用来迷惑太皇太后。王莽就用这种办法，让王舜他们出面，要求太皇太后封他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同意了这个要求，王莽却又上书：说孔光、王舜、甄丰、甄邯都有很大的功劳，应当封赏他们，不应当封赏我。甄邯赶快再向太皇太后上书请封王莽，王莽又再三推辞，并且因此装病不上朝。太皇太后封赏了孔光等四人之后，王莽还继续推辞，大臣们又一次上书给他请封，太皇太后又一次下了封赏的诏书，王莽才勉强接受了安汉公的封号。封号虽然接受了，给他增加的封地却坚决不肯接受。甄丰等人见王莽不肯接受封地，就鼓动各地的官吏和地主出来拍马屁，上书称颂他这种不接受封地的“功德”。几天当中，这些拍马屁的人，竟骗取了四十多万人具名上书，替王莽歌功颂德。

王莽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做皇后。这样，他又多了“国丈”这一皇亲贵戚的身分，地位更加显赫了。有个泉陵侯刘庆，见王莽势大，也来拍马屁，他给太皇太后上书说：“周成王小时候，由周公旦代行皇帝的职权，如今皇帝也很年轻，应当请安汉公代行皇帝的职权。”太皇太后把刘庆的这个建议交给大臣们去商议。大臣们都说：“应当照刘庆的话办。”于是太皇太后就叫王莽像周公旦那样，代行起皇帝的职权来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王莽的地位一天天提高，汉平帝的年龄也一年年长大，他已经长到十四岁，多少懂得一些事情了。汉平帝看出王莽的野心不小，内心又是害怕，又是怨恨。平帝的母亲卫姬，照理应当尊为太后。可是王莽怕卫家的人凭借外戚的地位，来跟他争权夺利，所以只封卫姬为中山王后，封平帝的两个舅舅卫宝、卫玄为关内侯，都让他们留在中山封地上。不许他们到京城里来。汉平帝对王莽的这种做法，自然也要吐出几句怨言。王莽知道以后，怕平帝将来对自己不利，就在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的一天，用毒酒毒死了汉平帝，然后找了个才两岁的小孩刘婴来做皇太子，历史上称他为孺子婴。

汉平帝被毒死以后几天，据说武功地方有个叫孟通的人，淘井淘出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下方，石上刻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个大字，这自然又是王莽手下那帮人弄的鬼。人们把这件事报到王莽那里，王莽就叫人去报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封王莽为摄政，并且把第二年的年号也改为居摄元年（公元6年）。

刘家皇族中的安众侯刘崇，看到王莽篡汉的心思日益显露，就对亲信张绍说：“安汉公王莽要篡位，刘家的天下危险了，可是没有一个人首先站出来反对他，这是我们刘家的耻辱。我愿意出来带个头，天下人准会起来响应。”张绍跟刘崇在一起召集了百十来个人，起兵进攻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但是因准备不足，力量太小，很快就失败了。

打败刘崇以后，王莽的胆子更大了，他又指使人去告诉太皇太后，要求封他为摄皇帝。太皇太后没有办法，只好照办，封王莽为摄皇帝。

第二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拥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向全国发出号召说：“王莽毒死汉平帝，想要夺取刘家天下，现在希望大家聚集到天子的旗号下来，共同讨伐王莽！”他们很快就发动了十几万人，浩浩荡荡向首都进军。王莽一方面日日夜夜抱着孺子婴在庙里祷告，一方面派王邑、孙建带兵去征讨刘信、翟义。长安附近槐里地方的赵明、霍鸿，起兵响应刘信、翟义，他们合计说：“王莽派兵去打东郡，京城一定很空虚，我们就乘机夺取京城。”他们一路打，一路发号召，人数也很快发展到十多万。王莽派王奇、王级带兵去对付。不久，王邑、孙建打败了刘信、翟义，回兵长安，跟王奇、王级会师，又打败了赵明、霍鸿。

两路兵马都取得胜利以后，王莽更加气粗胆壮，谁也不怕了。他又大造舆论，一会儿有人来报告说，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夜做了几个梦，梦见天使告诉他：“摄皇帝应当做真皇帝”；一会儿又有人来报告说，巴郡地方出现一只石牛，上面也刻有王莽应当做皇帝的字样，还有个梓潼人叫哀章的，做了一只铜箱，上面刻了“汉高祖让位给王莽”的字样，把它放在高祖庙里。人们看见了，赶快去报告王莽。这一次，王莽说：“高祖既然已经显灵，叫我做皇帝，这是老祖宗的意思，我不能再推辞。”于是他就正式做起真皇帝来。公元9年，王莽把汉朝改为“新朝”，自己称为“新皇帝”，废孺子婴为定安公，正式篡夺了由汉高祖刘邦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绿林赤眉起义王莽篡夺了西汉的天下，为了显示他的威德，也为了巩固统治，实行了制度上的改变，这在历史上叫做“王莽改制”。这些改变表面上好像要解决西汉末年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实际上却是一种想要把历史车轮往后拉的倒行逆施，其结果是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速了他自己的灭亡。

王莽改制最突出的一件事情是改变土地制度。他把奴隶社会时期的井田制重新搬了出来，规定天下的田都叫做“王田”，归朝廷所有，不许自由买卖，由政府按人口重新分配。这是一种鲥退的做法，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奴隶制社会实行井田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封建社会，如果还要实行井田制，就会限制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就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结果，王莽的“王田”制度颁布了三年，却实行不了，没奈何只好下令取消，照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

王莽改制的另一件事是改变货币制度。他下令废止了市面上流通已久的五铢钱，一会儿规定用这样几种货币，一会儿又规定用那样几种货币，甚至于把远古时期一度用作交易媒介的贝壳也规定作为货币使用，逼着老百姓兑换来兑换去，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把老百姓手里的钱都搜刮光了，商人都不敢做买卖了。

除了土地制度和货币制度的改变以外，王莽还改变了其他的一些制度，可是到头来除了扰民以外，什么也行不通，也都失败了。与此同时，王莽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还派兵去征伐匈奴、高丽、西南夷和西域，浩大的军费开支，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古代铜器在王莽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统治之下，人民的生活十分痛苦，特别是农民，他们的土地被地主夺走了，仅有的一点积蓄也被币制改革和战争负担给剥削光了，生活更加困苦不堪。当时全国各地又普遍发生了旱灾和蝗灾。老天久旱不雨，庄稼本来就长得稀稀落落的，成群的蝗虫又到处为害，把庄稼吃个精光，断绝了人们的生计。在北方，由于闹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在南方，人们成群结队到沼泽地里去挖野荸荠来充饥。关中地方，四处流亡来的几十万饥民，因为得不到救济，饿死的占十分之七八。王莽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却派人到各地去欺骗人民，教人民煮草木为酪，说是把野草树皮煮得烂熟以后，会成为像奶酪一样好吃的东西。这种骗人的鬼话当然没有人相信。人们为了求活路，终于拿起刀枪，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琅琊郡海曲县（今山东省日照县）发生了一起县官胡乱杀人的事情，因而引起了一场农民起义。海曲县县衙门有个当差的名叫吕育，他犯了点小小的罪，就被县官处死了。吕育的母亲为了给儿子报仇，联合流亡农民几千人发动武装起义，攻进县城，杀死了县官。附近农民听到起义的消息，纷纷赶来参加，起义军迅速扩大到一万多人。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吕母起义，它揭开了农民起义的序幕。

和吕母起义同一年，南方的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也发生了农民起义。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人王匡、王凤，趁着饥饿的农民为争抢野荸荠发生殴斗的机会，进行鼓动，号召人们起来反对地主恶霸和王莽政权。他们很快就集合起几百人的队伍，以绿林山（今湖北省当阳县境内）为根据地，号称绿林军。几个月的时间，绿林军就发展到了七八千人。

第二年，吕母家乡琅琊郡有个叫樊崇的也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了农民起义。樊崇带着起义军打到泰山郡（今山东省泰安县），正赶上青州、徐州一带闹饥荒，饥民纷纷起来参加，起义军很快就发展成一支拥有十几万人的队伍。樊崇是个朴朴实实的农民，没有念过书。他起义的目的不是想称王称帝，只想推翻王莽，让人们能够活得下去。他领导的起义军战士把眉毛涂成红色作为标记，号称赤眉军。赤眉军保持着贫苦农民的淳朴作风，领导人只采用一些乡下小官吏的称呼，樊崇自称“三老”，下面小一些的领袖称为“从事”、“卒史”，士兵们则互相称“巨人”。樊崇不识字，他没有制订什么法律和规章制度，只在口头上规定：杀人的要处死刑，伤害人的要赔偿损失。起义军人人遵守这个规定，纪律十分好，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

王莽听到绿林、赤眉起义的消息后赶快派军队镇压。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荆州的两万官军袭击绿林军，绿林军奋勇抵抗，打败官军，杀死官军几千人，夺得了大量物资。绿林军乘胜出击，攻下了竞陵（今湖北省天门县）、云杜（今湖北省沔阳县）、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队伍扩充到了五万多人。

可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当起义军正在迅速发展的时候，绿林山一带发生了瘟疫。起义军缺医少药，死亡的人很多。王匡、王凤和起义军的其他首领商议以后，决定分散队伍，离开绿林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王常、成丹率领一部分队伍往西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号称下江兵；王匡、王凤等率领另一部分队伍往北进入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县），号称新市兵。王匡、王凤等经过平林（今湖北省随县）附近的时候，平林人陈牧、廖湛也发动一千多农民起义，称为平林兵。平林兵和新市兵联合，起义军的队伍又进一步扩大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绿林军分散转移这一年的冬天，王莽派十多万官兵去镇压赤眉军。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省东平县东）跟王莽派来的官兵决战，打败官兵，声势更加强大，很快从齐、鲁等地发展到现在的江苏、安徽、河南等地，并且还发展出了铜马军、青犊军等分支队伍。

这时候，荆州一带的地主刘玄、刘縯〔yān〕、刘秀等人，也利用他们跟汉朝皇帝同姓的关系，打出了反对王莽，复兴汉室的旗号，也来加入农民起义军，想要篡夺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刘玄加入了平林军；刘縯、刘秀兄弟俩在春陵（今湖北省枣阳县）招集宗族、宾客和附近的地主武装共七八千人，号称舂陵军，跟新市、平林兵联合作战。刘玄的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很快就取得了农民起义军的领导地位，在打败王莽军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后，他做了皇帝，仍然叫汉朝，定年号为更始，意思是他更新了汉朝，历史上称刘玄为更始皇帝。从此以后，绿林等农民起义军也被称为汉军。接着，起义军又打下了昆阳（今河南省叶县）、定陵（今河南省舞阳县）、郾城〔今河南省郾城县，郾yǎn〕，包围了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

王莽见农民起义已经成为燎原之势，于地皇四年（公元23年），派大将王邑、王寻征集全国各地的兵马，拼凑了四十二万人的队伍，号称百万大军，南下向起义军进攻。王邑、王寻率领的兵马包围了起义军占领的昆阳，历史上有名的昆阳大战爆发了。新汉昆阳大战王寻、王邑带领42万新朝军队，南下进攻起义军，对昆阳形成了包围。

昆阳周围的农民起义军看到敌人来势汹汹，难以抵挡，都纷纷退到昆阳城里。有的将领认为敌众我寡，阵地守不住，主张放弃昆阳，把队伍分散到各地去各自为战。担任太常偏将的刘秀反对这种做法，他说：“如今我们兵寡粮少，敌人十分强大。如果我们集中力量打他一路，还有胜利的可能；分散兵力，只能进一步削弱自己，势必被敌人各个击破，全面崩溃。昆阳是首当其冲的要地，如果昆阳失守，一天之内，其他地方也都会被敌人占领。因此我们只有同心协力，保卫住昆阳，挫伤敌人的锐气，才能够把新军打败。”

起义军其他将领听刘秀这么说，认为很有道理，决定坚守昆阳。这时候，侦探回来报告：王莽的新朝军队已经到了昆阳城北，队伍有几十里路长，只见一路上烟尘滚滚，旌旗蔽天，望不见队伍的尾巴。

这时候，昆阳城里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起义军领袖王凤、王常和刘秀等人商量，决定由王凤、王常全力守卫昆阳，派刘秀和宗佻〔tiāo〕、李轶〔yì〕等十三人，黑夜里骑着快马从南门冲出去，到附近地区去征集援军。

这时候，王莽的新朝军队已经有十万人抵达昆阳城下。他们看到有人从城里冲出来，知道是去求援的，就赶快过来拦截。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人奋勇作战，杀退了一批又一批敌人，终于冲了出去，分头到了郾城和定陵。他们把两地的几千农民起义军统一组织了起来，由刘秀率领着去援救昆阳。

古代风景画鉴赏再说昆阳城外边。王邑、王寻的新朝军队已经团团围住了昆阳城。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给王邑提出建议，他说：“昆阳城虽然小，但是很坚固，轻易不能攻破。反军的头子更始皇帝刘玄在宛城一带，我们应当用主力去打他，把他打败了，昆阳就可以不攻自破。”可是王邑不接受严尤的意见，一定要先打昆阳。他把42万大军全都压向昆阳，把小小的昆阳城围了几十重。只见昆阳城外旌旗蔽野，尘埃遮天，军号军鼓的声音几十里以外都能够听得到。王邑、王寻还调来了攻城用的云车、撞车和楼车。云车是十几丈高的了望车，居高临下，能够把城里的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撞车是冲锋陷阵用的战车，能够用来冲击城墙。楼车是弓箭手用来向城里射箭的战车。王莽的新朝军队，几乎把一切精良的武器设备全都用上了。他们还派遣了一部分士兵。专门挖掘地道，想从地道打进城去。

王凤、王常指挥昆阳城里的汉军，紧闭城门，守住险要的地方。城外敌人射来的箭，像雨点一般倾泻到城里。人们要到井里去汲水，都得头上顶着门板，抵挡飞箭。守城的士兵选好地形，隐蔽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岗位。王莽的新军接近城墙，想要爬城的时候，城上的滚石擂木像冰雹似地打将下去，打得他们头破血流，抱头鼠窜。

昆阳城里的汉军这样艰苦奋战，死守了一个多月，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六月里，刘秀率领的援军赶到了。他们在离开新军大本营四五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刘秀亲自带着精兵，从背后攻打新军。王邑、王寻听说刘秀只调来几千援军，不禁哈哈大笑，他们用轻蔑的口气对部下说：“刘秀只搬来几千援军，这不是拿鸡蛋来碰石头吗?”他们下令派出几千兵马去对付刘秀的援军。

新汉两军对阵的时候，刘秀一马当先，冲向敌阵，士兵们见主将这样勇猛，也都纷纷拿起刀枪，呐喊着像猛虎一般冲杀过去，王邑、王寻率领的新军，没有料想到汉军这样厉害，他们的阵脚被冲乱了，后退了好几里才站住脚跟。这一仗，刘秀的汉军消灭新军一千多人。以后几天，刘秀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继续进攻，又消灭了许多敌人。

这时候，宛城已经被起义军攻了下来，但是刘秀并不知道。为了虚张声势，恫吓敌人，刘秀派人假装成从宛城来的使者，向昆阳城里送信，信上说进攻宛城的汉军已经取得胜利，马上就要乘胜开来支援昆阳。他叫这个送信的假使者故意把信丢在路上，让敌人捡走。捡到书信的人拿去报告，王邑、王寻看后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如果攻打宛城的汉军增援到昆阳来，自己这方取胜的希望更少了，原来那种趾高气扬的狂妄劲头已经下去了一半。

昆阳城里的守军听到城外喊杀的声音，从城墙上望见敌人队伍开始动乱，知道援军已经到来，就积极准备反攻，里应外合地夹击敌人。

决战的日子到了。刘秀探听到敌人的大本营在昆阳城西的河边，还探听到王邑、王寻仗着兵力强大，又有河流作屏障，大本营的防备不免松懈。于是刘秀带着三千名敢死队直捣敌人的巢穴。当汉军敢死队冲到新军大本营门口的时候，王邑、王寻才从睡梦中惊醒，匆匆忙忙地带兵迎战。汉军由于连日得胜，士气旺盛，个个以一当百；新军由于接连吃败仗，士气低落，都在设法后退保命。双方一接触，新军顷刻大乱，汉军勇猛向前冲杀，把新军的主将王寻杀死，把新军队伍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昆阳城里的守军趁着城西激战的时刻，由王凤、王常率领，擂响战鼓，呐喊着冲杀出来，与援军前后夹攻敌人。王邑见王寻被杀，自己已经腹背受敌，骑着快马赶快逃命。新军士兵们见主将逃走，有的投降了汉军，有的撒开两腿跟在王邑的马后逃跑。前面的人被撞倒了，后面的人也顾不得扶起他们，就从他们身上践踏过去，这样互相践踏而死的就有一千多人。王邑带着残兵败将拼命奔跑了一百多里路，逃到溃水〔汝河的支流，流经昆阳北边滍zhì〕边上，正赶上一阵狂风暴雨，河水漫出河床。士兵们为了逃命，争着渡河，有些人顾不得水深流急，跳进水里，想游到对岸去，结果淹死了好几万人，把河流都堵塞了。王邑、严尤等丢掉了兵器、辎重、战车和抢来的珍宝，骑着马，踩着死尸渡过滍水，逃回洛阳，点点人数，四十二万人只剩下了几千人。

战争结束，刘秀、王凤、王常等派人打扫战场，光是收拾缴获的战利品，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昆阳大战中，昆阳城里的汉军八九千人，加上外来的几千援军，总共才一万多人，却打败了王莽新军42万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

昆阳大战以后，更始皇帝刘玄派农民军领袖王匡攻打洛阳，派另一支军队攻打长安。因为王莽新军的主力在昆阳大战中已经崩溃，所以攻打长安的这支汉军很快就打到长安城下，从东北方的宣平门攻入城内。长安城内的市民在少年朱弟、张鱼的号召下起义，跟汉军一同围攻王莽的宫殿。攻破宫殿大门之后，商人杜吴跑在最前面，他一口气冲上宫中的渐台，杀死了王莽。起义军战士跟着上了渐台，他们出于对王莽的仇恨，一块块地分割了王莽的尸体。至此，篡夺了西汉天下的王莽，在维持了十五年的统治之后被推翻了。解读东汉王朝刘秀重建汉朝刘秀和绿林军联合作战，在昆阳大战中打败了王莽的主力部队，立了大功。他的哥哥刘縯也打下了宛城。已经被拥立为更始皇帝的刘玄，坐吃现成果子，进驻宛城，拿宛城做了更始政权的临时首都。

刘玄在宛城安顿下来以后，觉得自己的地位虽说比较巩固，可还是害怕刘縯、刘秀兄弟的势力强大起来，同自己争夺天下，就找个借口把刘縯杀了。这时候，刘秀正在别处，他听说哥哥被刘玄杀害，内心又是悲愤又是恐惧。他想到自己的势力还敌不过刘玄，只好忍气吞声，跑到宛城向刘玄谢罪。表面上，刘秀对哥哥的死装出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既不替哥哥戴孝，义在剖人面前饮食谈笑如常，见了刘縯的部下，一句私话也不讲。他对刘玄更是百依百顺，从来不标榜自己在昆阳之战中的功劳，还把许多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可是一到晚上，他关起门来，躲在被窝刘秀里偷偷哭泣，发誓要为哥哥报仇。刘玄只看到刘秀的表面活动，看不出刘秀的内心所想，为了安抚和笼络刘秀，他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为武信侯，但是并没有付给实际的权力。

过了些时候，刘玄准备迁都洛阳，派刘秀先去洛阳整修宫殿。宫殿整修完毕以后，刘玄迁入洛阳，派刘秀到黄河以北去扩充势力。刘秀得到这样的好机会，不仅可以保全自己，免遭刘玄杀害，而且就像蛟龙被放归大海，猛虎被放归深山，还可以放手去发展自己的势力了。

王莽的新朝政权被推翻以后，黄河以北的地主势力害怕农民起义的烈火燃烧到他们那里，纷纷组织起了地主武装。他们见刘秀到来，就都前来归附。这样，刘秀的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在黄河以北站稳了脚跟。

更始皇帝刘玄怕刘秀的势力继续扩大，赶快派人去封刘秀为萧王，并且召他回首都长安来商量国家大事（这时候刘玄已经迁都长安）。刘秀既然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当然不愿意再受刘玄的控制。他叫人给刘玄带去一封信，信上说：“黄河以北还没有完全平定，我不能回长安去。”从此，刘秀跟刘玄实际上已经决裂了。

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刘秀对分散在冀州、兖州一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他打败了力量比较强的铜马、青犊等农民军，用诱降的手段收编了一些零散的农民军，把黄河以北的广大土地全都攫取到了自己手里。接着，他又乘赤眉军出兵西进的机会，派人两路出兵，扩充自己的势力，一路从河北南下，夺取了原先赤眉军的地盘；一路从河北往西，进攻并州（今山西省）。经过几次战斗，刘秀派出去的军队都得到了胜利，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物产富饶的中原地区几乎全都落入他的手中了。

刘秀一得势，就有更多的割据势力来归附他，那些归附他以后立了战功的大将，都急着想要拥戴刘秀做皇帝，以便自己能够当个开国功臣。他们对刘秀说：“如今天下没有君主，大王是高祖九世之孙，众望所归，希望您趁早即位称帝，安定民心。”刘秀听了大将们的话。内心自然很是高兴，但是他怕时机还不成熟，就假装推辞，意思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向他劝进。

大将们看出了刘秀的心思，发动更多的人联名给刘秀上书，劝刘秀即位称帝。大将耿纯代表大家说出了心里话，他对刘秀说：“天下的英雄，离别亲属，抛弃田园，跟着您在枪林箭雨之中出生入死，所希望的无非是想攀住龙鳞，附着凤翼，能够做个开国元勋罢了。希望您赶快即位称帝吧!”

刘秀看到那些想要攀龙附凤的大将真的愿意拥戴他，就不再推辞，于公元25年六月在鄗城〔今河北省高邑县，鄗hào〕正式即位称帝，重建被王莽篡夺了的汉朝。接着，他派兵西进，去进攻当时已经占领了关中地区的赤眉军。

这时候，赤眉军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在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拥立了一个十五岁的牧童刘盆子做皇帝，樊崇做了御史大夫。

古代风景画鉴赏那个在长安的更始皇帝刘玄，靠绿林军坐了江山，这时候却经常在宫中饮酒作乐。将领们有事找他商量，他因为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出来见面，就叫他的一个侍中坐在宫殿上，前面挂上帐幕，代替他说话。将领们一听不是他的声音，都很生气，在背后议论说：“皇帝的宝座还没有坐稳当，就这样放荡起来了，这能靠得住吗?”刘玄还恣意杀害了好几个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公开地同绿林军分裂了。后来王匡等人被迫逃离长安。和赤眉军联合，一同打进长安，推翻了刘玄的统治。

赤眉军进入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地到街上来欢迎。可是长安附近的地主却把粮食偷偷地藏起来，想要用饥饿来困死农民军。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刘秀，就乘着这样的时机，派大将邓禹一路打来。赤眉军虽然多次打败过邓禹，可这一回由于缺乏粮食，不能坚持抵抗，樊崇只好下令放弃长安，准备往东打回山东老家去。一路上，他们遭到了刘秀军队的伏击，损失极大，归路断绝了，只好被迫投降。樊崇在投降后想要恢复起义军的势力，被刘秀发觉后给杀害了。

刘秀在农民起义声中起兵，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声势扩大了势力，又在各派势力的争斗中逐渐占得了上风。他在部城称帝以后，不久定都于洛阳。因为洛阳在长安的东边，所以历史上称刘秀建立的汉朝为东汉，又叫后汉。刘秀是东汉的第一个皇帝，历史上称他为光武帝。得陇望蜀汉光武帝刘秀镇压了赤眉起义军以后，天下并没有统一，政权并不巩固，因为南北各地还存在着许多割据势力。这些割据势力当中，兵力最多、占地最广的有东方齐鲁一带的刘永和张步，西北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kuíxiāo〕和西南巴蜀一带的公孙述等。他们这些人也称王称帝，想跟刘秀争夺天下。刘秀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起，依靠手下的得力大将，南征北伐，一个一个地消灭了这些割据势力，重新开创了统一的局面。

在光武帝刘秀进行统一的战争中，耿弇〔yǎn〕打张步，“有志者事竟成”；岑彭打隗嚣和公孙述，“得陇望蜀”，是历史上两个很有名的故事。

张步是琅琊人，当赤眉、绿林等农民军起义的时候，他也聚众数千，攻下了齐地的几座县城，自称为五威将军，成为当地的割据势力。汉朝的宗室梁王刘永当时也乘机起兵，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他跟张步联合，并且拜张步为辅汉大将军、忠节侯。张步驻扎在剧县（今山东省寿光县），对刘秀政权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建武三年（公元27年），刘秀派光禄大夫伏隆去招降张步，拜张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听说伏隆到了剧县，赶快派人给张步送去许多礼物，封张步为齐王。刘秀、刘永两边都拉拢张步，因为刘永送的礼物多，名号又是“王”，张步决定投靠刘永，就杀了刘秀派去的使者伏隆。刘秀听说伏隆被杀，很是生气，决定派大将耿弇去打张步。

耿弇接受了出征的命令，带领几万人马，对张步的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不到半天工夫，就打下了张步的前哨据点祝阿（令山东省历城县西南），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张步虽然吃了败仗，但是并没有大伤元气，他仍然自恃兵多将广，十分骄傲地对部下说：“我过去打败过拥有十多万兵马的尤来、大枪等农民军，现在耿弇的兵力比他们少得多，又经过长期战斗，疲劳不堪，有什么可怕的!”他带领二十万人马，开到临淄东门，准备反攻。

耿弇看到张步亲自出马，就渡过淄水，假装撤退，引诱张步来进攻，以便寻找机会，消灭他的主力。张步以为耿弇不敢迎战，更加骄横起来，冒冒失失地指挥军队发动进攻。哪里知道耿弇乘着张步顾前不顾后的时机，突然领着精兵从两翼包抄，把张步的主力围困起来。在激烈的战斗中。耿弇的大腿被飞箭射中。他恐怕影响士气，趁别人没有看见，抽出佩刀把箭砍断，带伤继续战斗，直到天黑才收兵。

第二天一早，耿弇不顾伤口剧痛，又要指挥兵马去进攻。他的部下劝他说：“目前张步的兵力还很强，不如暂时休战，等皇上带兵来增援的时候，再派兵出击也不晚。”耿弇不同意休战，他说：“皇上到来的时候，做臣子的应当杀牛备酒，隆重按驾，怎么能把没有歼灭的敌人留给皇上呢?”说完就指挥大军出战，从清早打到黄昏，终于把张步的军队打得大败。耿弇预料，张步失败之后一定会仓促退兵，就预先设了埋伏，遇到张步的败兵逃跑，又狠狠地打了他们一阵，追赶了八九十里路。

过了几天，光武帝刘秀来到临淄，慰劳作战有功的部队。他在许多将士面前夸奖耿弇说：“从前韩信攻破历下，奠定了汉朝的基业；如今耿将军攻破祝阿，天下大事也由此而定了，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啊!”这话不仅鼓舞了耿弇，也鼓舞了参加战斗的全体将士，他们乘胜追击，终于完全平定了张步割据的齐地，凯旋而归。从此以后，刘秀夸奖耿弇“有志者事竟成”的这句话，成了很有名的成语。

第二年，汉光武帝刘秀决定派兵进攻凉州、陇西一带的隗嚣和巴蜀一带的公孙述。

隗嚣是天水成纪人（今甘肃省秦安县），年轻的时候在王莽的朝廷里做官。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以后，隗嚣的叔叔伯伯乘机起兵，拥戴隗嚣为上将军，打下了陇西、武威、酒泉、敦煌等地，在天水建立了根据地。更始皇帝刘玄进入长安，派人把隗嚣请到长安做官。赤眉军打进关中以后，隗嚣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回天水。从此就自称西州上将军，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建武六年（公元30年）隗嚣看到刘秀的地位日益巩固，怕自己斗不过刘秀，就向占据巴蜀的公孙述投降，两家联合起来跟刘秀争斗。

古代画扇公孙述是扶风茂陵人，从小就很能干，年轻时候做过小吏。王莽篡汉、刘玄称帝的时候，公孙述到四川去发展自己的势力，很快就组织起来几万人的队伍。刘秀称帝的那一年四月，公孙述也在四川称帝。刘秀忙着镇压赤眉军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时候，公孙述进一步招兵买马，势力越来越强大。他在汉中屯积粮草，并且暗地里和陇西的隗嚣联合，准备共同对付刘秀。

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光武帝刘秀乘着前两年作战胜利的余威，亲自率领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等西征陇蜀。岑彭带兵打破了隗嚣的根据地天水，与吴汉会合后，把隗嚣包围在酉城（今陕西省安康县西北）。公孙述派大将李育来救隗嚣。李育进兵到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邽guī〕被汉军包围。刘秀看到胜利在望，又听说洛阳附近的颖川发生兵变，京城骚动，就连夜东归。他临走的时候给征南大将军岑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西城、上邽两城如能打下，就可乘胜带兵南攻巴蜀。一个人善于没有知足的时候，既平陇，又望蜀。我为打仗耗尽心血，连头发和胡须也都变白了。”

田园风景画鉴赏岑彭看了刘秀的信，领会刘秀的意思是要他赶快平定陇蜀。他设了个计谋，用沙袋堵塞河流，引河水去灌西城，迫使隗嚣不得不放弃西城逃走。可是公孙述的大批缓军已经赶到，隗嚣绝处逢生，乘势反攻。汉军因为粮食接济不上，只好退兵东归。

第二年，公孙述派大将任满、田戎、程汛等，率领水军数万人，乘着竹木排，从长江顺流而下，在荆门山与虎牙山之间的江面架起浮桥、斗楼，抗拒汉兵。这时候，岑彭已经转战到荆州，他对任满等几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取得胜利，只好作长期打算。岑彭下令制造了水战用的船舰数千艘，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与吴汉等率领水陆战士六万余人，大举征蜀。岑彭先派人烧毁了蜀军的浮桥、斗楼，然后带兵逆流而上，打败蜀军。蜀军大将任满被杀，程汛被俘，田戎一直退到江州（今四川省巴县）。岑彭乘胜进军，一直打到成都东南几十里的广都。公孙述节节败退，只好采用暗杀手段，派刺客假装投降，在夜间刺杀了岑彭。

岑彭虽然死了，但是他那得陇望蜀的声势和首破荆门的战功，已经为汉军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隗嚣、公孙述这两支割据势力，因为受到岑彭的严重打击，一蹶不振，最后终于被汉光武帝刘秀所征服。

王莽篡汉以后，各地地主武装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形成割据势力，造成了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经过刘秀和他手下的得力大将“得陇望蜀”地连年征战，又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局面，使得社会经济又能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后人把刘秀重振汉室，叫“光武中兴”。从这一点来说，刘秀和他手下的大将们在历史上是有贡献的。强项令董宣汉光武帝刘秀是豪族地主出身，家里拥有大量田产。他在家乡的时候，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常常结交一些亡命之徒。有些杀了人该判死罪的犯人，只要往刘秀家里一躲，连衙门里的官吏也不敢去要。刘秀的亲戚也都是豪族地主。他的外祖父姓樊，是当地最有名的大地主，有地三百多顷。他的岳父姓阴，有地七百多顷。刘秀起兵以后，赶来投奔他的人，如邓禹、耿弇等，多数也是豪族地主。刘秀建立的东汉皇朝，是为大地主谋利益的政权。东汉政府对于贵戚豪族吞并农民土地的事情，从来不干涉。从东汉政权建立那天起，掌握几十顷、几百顷土地的大地主与日俱增，几乎到处都有。

大地主依仗自己的势力，建立起规模巨大的田庄。一所田庄好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甚至连政府派去征税的官吏都敢抗拒。

由于豪强地主横行霸道，地方政府的许多事情不好办，政府的法令也推行不开，连光武帝刘秀也觉得矛盾重重，有些不好处理。但是，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执法严明、敢于跟皇亲贵戚、豪强地主作斗争的官吏，他们甚至不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和性命，也要维护封建法律的尊严。外号叫做“强项令”的董宣，就是以维护法律尊严出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董宣在北海（今山东省昌乐县）地方做官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件豪强地主随便杀人的案子：有个叫公孙丹的豪强地主，在北海新建了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房子完工以后，占卜的人说房子盖得虽然好，可是触犯了凶神，住进去一定会死人。公孙丹听了很害怕，他决定牺牲别人的生命来免除自己的灾难。他叫儿子站在门口等着，看到门口过路的人，随便抓几个来杀了，埋在住宅里，用这个办法来祭祀凶神，避免住进去以后再死人的灾难。公孙丹父子随便杀人，当然是犯法的。可是公孙丹是地方上有名的豪强地主，谁都不敢管他。董宣却不怕这些，他认为自己是地方官，应当管。他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立即派人把公孙丹父子抓来，判处死刑，并且立即就地执行。这样一来，北海地方的那些豪强地主大受震动，从此都不敢再为非作恶、随随便便杀人了。

董宣办理得最出色，因而使他获得“强项令”称号的，是惩办湖阳公主管家的案件。

湖阳公主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也是一个出名的豪强地主，她在京城洛阳郊区有占地广大的田庄，在洛阳城里拥有豪华的住宅，家里的奴婢有上千人。有一次，湖阳公主家里的管家在大白天杀了人，触犯了刑律。当时正是董宣在洛阳担任县令的时候，杀人犯害怕董宣治他的罪，就躲在湖阳公主家里，靠着公主的庇护，逍遥法外。董宣知道了这个案件，很是气愤，决心要把杀人犯抓来，依法治罪。

董宣等着等着，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湖阳公主因事外出，带了一大群家奴同行。那个杀人的管家认为风头已经躲过去了，也混在家奴里面一起外出。董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赶快带了县衙门的人马，守候在湖阳公主必须经过的夏门亭地方。当公主的车马前呼后拥地走到夏门亭时，董宣突然往路当中一站，挡住了去路。他用刀往地上一指，大声地对公主说：“禀告公主，您的管家横行不法，杀了人，应当判处死罪，请您把杀人犯交出来!”

湖阳公主见董宣拦住她的车马，要她交出管家，觉得自己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很不高兴。她把脸一沉，斥责董宣说；“董宣!你身为县令，不要随便乱说。我的管家怎么会杀人?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

古代瓷器董宣说：“我当然有凭有据，您的管家杀人的时候，有许多人亲眼看见的。您要不相信，我可以找人来作证!”

公主一看情况不妙，赶快改变口气说：“董宣!你要知道，我的管家是我最信得过的人，就算他真的杀了人，你看在我的面上，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董宣看到湖阳公主居然藐视法律，想要庇护杀人凶手，就板起面孔大声地对公主说：“公主!您家法不严。管家才胡作非为。他既然犯了法，就应当治罪，您不应该替他求情。难道公主家里的管家就可以不遵守皇上的法律吗?”

湖阳公主被董宣一责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个杀人的管家一看情况不妙，赶快往人背后躲，可是董宣早已经认出他来了，命令手下人一把抓住他，拉到路当中，当场就把他斩了。

湖阳公主看到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敢冒犯她，当着众人的面杀她的管家，心里非常气恼。她赶快跑到皇宫里去，找到光武帝刘秀，诉说自己的委屈，要求光武帝给她作主。光武帝听说董宣对姐姐这样无礼，也很生气，立刻下令把董宣抓来，要用乱棍把他打死。

董宣听说光武帝要打死他，不慌不忙地说：“皇上要打死我，我当然不敢违抗。不过，请您允许我在临死之前讲句话!”光武帝问：“你想说什么?”董宣说：“陛下英明，所以才复兴了汉朝。如今公主的管家杀了人，公主置皇上的法律于不顾，想要庇护杀人凶手。我无非是公正地执行了法律，却要断送性命。陛下自己制订法律，自己破坏，这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我看您不必打，我自己在这里撞死好了。”说完，就用头去撞宫殿的柱子，头皮撞破了，流了满脸的血。光武帝赶快叫太监把董宣拉住。他仔细一考虑，觉得董宣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为了照顾姐姐的面子，他想叫董宣给姐姐赔个罪，把事情了结。他对董宣说：“你按照法律办事，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冒犯了公主，使公主受了惊吓。你现在去给公主磕个头，赔个不是，我就饶了你。”

萤宣听说叫他给公主磕头赔罪，很不服气，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光武帝叫人把董宣拉到湖阳公主面前。接着他的脑袋叫他跪下磕头。董宣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两手撑着地，挺着腰杆，强着脖子，死也不肯低头。

湖阳公主看到董宣的强硬态度，觉得自己实在有些下不了台。她对光武帝说：“早先陛下在乡下的时候，专门庇护那些亡命之徒，做官的都不敢到咱们家里来搜查。如今陛下贵为天子，难道连一个小小的县令也处治不了吗?”光武帝苦笑着说：“天子和老百姓不同。董宣是个强脖子县令，是为了维护皇家的法律才这样做的，我不能处治他。您再找一个能干的人做管家吧!”说完，他下令把董宣放了，还赏赐他一顿酒饭。董宣把酒饭吃个精光，然后把杯盘全都翻转过来，底朝上地扣在桌子上。管事的人认为董宣这样做是有意侮辱皇上，又把他扭送到光武帝面前。光武帝听说以后，责问董宣说：“董宣!这一次你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董宣说：“皇上赐给我饮食，我不敢剩下一点儿；皇上叫我办事，我要拿出全部力气，这就是我把酒饭吃个精光，并且把杯盘翻转过来扣在桌子上的意思。”光武帝听了，点点头说：“这样很好!”他下令赏赐董宣三十万文钱。董宣把这笔钱全都分给了他的手下人。从此，“强项令”董宣的名气到处传开了。佛教入国

第二十八章

汉光武帝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大力提倡儒家的孔孟之道。他每到一个地方去巡视，一下车，就打听当地有没有熟读四书五经的人。要是有这样的人，他就亲自登门拜访，务必要把这个人请出来做官。当时一些精通儒家学术的人，听说皇帝这样尊崇儒术，就从四面八方背着图书赶到京城里来。光武帝在京城里修了一所太学，设立了五经博士，让那些熟读经书的人在里面讲学。京城里的学术空气浓厚起来了，儒家的忠孝节义等学说，为维护专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汉光武帝死后，儿子刘庄即位是汉明帝。汉明帝不仅信仰儒家学说，而且信仰佛教，用佛教的教义来维护他的统治。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刘庄还派人到印度去取经求佛。

佛教起源于印度，它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字叫悉达多，大约于公元前565年，出生在一个释迦族的贵族之家。他的父亲净饭王，是今天尼泊尔境内迦毗罗卫地方的一个统治者。因此，悉达多的青年时代过的是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这个悉达多王子却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他觉得人世问存在着生、老、病、死的痛苦，应当想办法解脱。在二十九岁那年，悉达多离别了自己的双亲、妻儿，出家去修道。他在一棵菩提树下冥思苦想了七年，据说最后终于大彻大悟，进入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成了“佛陀”（即“觉悟者”的意思）。在这以后，他就到印度古代铜器的恒河流域去招收门徒，传播他创立的佛教。最初有舍利弗、阿难陀等人相信了他的说教，投在他的门下，成了他的第一批信徒。接着，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佛教成了印度的一大宗教。

佛教的重要教义是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根据佛教的说法，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像一个车轮似地在那里不断地转动着。从生到死，好像车轮转了一圈。紧接着死而来的就是来世的生。有了生，就又有死，从生到死，就又转了一圈。再紧接着的又是再一世的生。一个人这一世是人，他的前一世或者下一世不一定是人。他的前一世可能是神，因为不修行，这一世就被罚做人了；也可能他的前一世是牛马等牲畜，因为修行了，就让他这一世升级做人。一个人的下一世做什么，得看他这一世的表现，如果这一世修行了，下一世就可能成为神；这一世不修行，下一世可能降格做牛马等牲畜。这种因果报应的轮回学说自然是唯心的，决不可能真有那么回事，但是它很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他们可以利用佛教的这种说教，消磨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思想，叫他们这一世忍耐服从，好好修行，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佛教创立以后，在印度广泛流行。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期，阿育王统治印度，他规定佛教为印度的国教。从此，佛教逐渐地传播到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缅甸、暹罗（即今泰国）和越南等地。西汉末年，西域有些小国也崇信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信奉佛教的大月氏正派使臣伊存到长安。西汉的博士弟子秦景宪跟着伊存策浮屠经。从此以后，佛教就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了。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些王公贵族首先信仰佛教。他们吃素念佛，希望来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神仙。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儿子被封为楚王的刘英就是个佛教徒。刘英的母亲许美人没有受到光武帝的宠爱，所以他的地位比较低，虽然被封为楚王，封地却是又小又贫瘠。刘英希望自己的来世能过得比这一世更好，所以就信了佛教，并且还经常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佛教故事到处宣讲，也讲给他的异母兄弟明帝刘庄听，劝明帝信仰佛教。

永平八年的一天晚上，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又高又大的金人，围绕着金人的脑袋和脖子，有一圈耀眼的光芒，看起来十分威武尊严。明帝一觉醒来，猜不透梦中所见的金人究竟代表什么，自己这个梦究竟是吉兆还是凶兆?第二天上朝，明帝把这个梦讲给文武大臣们听，请他们帮助他圆梦，也就是帮助他分析这个梦。明帝说完梦以后，合朝的文武大臣听了，你望望我，我看看你，沉默了大半天，谁也说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最后还是楚王刘英给做了分析。刘英对明帝说：“禀告陛下，您大概梦见佛了。我听西域天竺国来的佛教大师说，佛高一丈六尺，通体都是金黄的颜色，颈项上佩有日月的光辉。这跟您梦见的不是完全一样吗?佛给您托梦，这是吉祥的预兆，希望陛下赶快斋戒沐浴，并且派人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汉明帝听说自己梦见的是佛，梦见佛又是吉祥的预兆，高兴极了，就赶快斋戒沐浴，郑重其事地派郎中蔡愔〔yīn〕和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带了黄色的和白色的上等丝绸，到天竺国去取经求佛。

天竺国就是张骞说的身毒国，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据说印度的商人早在西汉初年就跟中国的巴蜀有通商关系，张骞通西域的时候，曾经在西域见到过蜀地出产的布和邛竹杖，那是西域人从身毒国那里转运去的。张骞一度想出使身毒国，但是没有能够实现。

东汉的时候，由于生产的发展，各地之间的交通比西汉时候方便得多了。蔡愔、秦景和他们的随从，经过艰苦的长旅途行，终于到了天竺国，并且找到了佛教大师，向他们介绍了汉朝的情况，转达了汉明帝想要取经求佛的虔诚愿望。佛教的大师们认为汉明帝不远万里地派人去取经求佛，确是出于虔诚的心情，就决定派遣竺法兰和迦叶摩腾两位大师，带着许多写在贝多罗树古代风景画鉴赏叶上的佛经，跟随蔡情、秦景等人到中国来。贝多罗树是天竺生长的一种树，叶子宽阔坚韧，佛教徒用它来写佛经。

竺法兰和迦叶摩腾到了中国，朝见了汉明帝，向汉明帝讲解了佛教的教义。汉明帝认为佛教的教义很符合他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就请他们两位带着一些佛教徒，把他们带来的贝叶经翻译成为汉文。竺法兰和迦叶摩腾起初住在汉朝政府招待贵宾的鸿胪寺里。他们希望汉朝政府能按照印度佛教寺院的样子修建一所佛寺，供他们居住，就画出佛寺的图样来交给汉明帝。汉明帝从国库里拨出一大笔钱，并且调来了有名的工匠，在洛阳城里修建了我国的第一所佛寺。因为竺法兰和迦叶摩腾是用白马驮着贝叶经到中国来的，所以这所佛寺就取名为白马寺。

自从汉明帝派人去天竺取经求佛以后，佛教就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了。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有些教义跟中国的传统思想和风俗习惯不合，后来，有些佛教徒和皇朝的统治者就对佛教进行了部分的改造，把中国道家的黄老思想和儒家的孔孟之道掺和进去，把它变成了既符合中国的风俗习惯，又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中国式的佛教。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两千多年之久，封建思想十分顽固地盘踞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这一方面是由于儒家孔孟之道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由于佛教的影响。王景疏通汴渠东汉初期，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汉光武帝多次下令释放奴婢，禁止随便杀害和虐待奴婢；把田租减轻到像西汉初年那样的三十税一。这些措施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剥削略微减轻的情况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披星戴月地辛勤劳动，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农村里荒废了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种上了庄稼。黄河南北广阔的原野里增添了一座座新的村庄，到处出现了人丁兴旺、鸡啼犬吠的繁荣景象。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手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冶铁是当时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铁制农具已经普遍使用。考古工作者曾发掘出来的东汉时期的铁制农具有犁铧、镰刀等多种。从四川一座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镰刀，全长达35厘米，是用来收割庄稼的。

汉光武帝在位的时候，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来鼓动冶铁炉的风箱，提高冶铁炉的炉温。用这种鼓风炉冶炼生铁和锻造铁器，不仅质量有显著提高，而且能够节省人工和成本。

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水利灌溉和航运必须大大改进。西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争和社会动乱，许多河渠塘堰破坏了，严重影响了农田灌溉和水路运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迫切需要兴修水利。东汉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在时代的需要下为整修河渠立了大功，获得了人们的称赞。

王景是朝鲜乐浪郡人，他的第八代以上的祖先是中国山东琅琊人。西汉景帝时候，为了躲避吴楚七国之乱，他家祖先才搬到朝鲜去的。传到王景这一代，因为他怀念父母之邦，喜好汉族的文化，怀着“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心情，又搬回故乡山东来了。王景不但喜欢中国古代的哲学、天文、术数一类的科学，并且对于各种实用的工程、技艺和生产知识，特别是对于兴修水利工程很有研究。汉明帝在位的时候，浚仪渠（今河南省开封市）年久失修，常常发生水灾，明帝让一个叫王吴的官员去负责修治。王吴向明帝推荐王景参加这项工程。明帝接受了建议，叫王景去帮助王吴。王吴采用了王景提出来的“堙流法”〔堙yīn堵塞〕，整修浚仪渠，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堙流法”就是根据地形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把堵塞了的地方打通，使积水能够畅快地流过。这种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治水方法，是王景根据前人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浚仪渠修好了，汉明帝很高兴，又叫王景去整修汴渠。汴渠西起河南荣阳，东到黄河入海处的千乘海口，流经豫州、兖州、青州等地区，长达一千多里，是这几个州的水路交通要道和重要农田水利工程。从西汉时候起，因为黄河泛滥，水淹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使得汴水东侵，河堤常常溃决，不仅失去了航运和灌溉的便利，并且使几个州的人民受害不浅。人们多次要求东汉朝廷派人整修汴渠，无奈当地的郡县官吏只是说空话，并不见行动。他们有时候也向老百姓摊派修渠的捐款。可是收上去的捐款常常被用去兴办其他并不急需的工程，汴渠两岸的水灾问题却一直解决不了。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汉明帝亲自召见王景，问他怎样才能把汴渠修好。王景根据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修渠方案。明帝把古代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珍贵的书籍赏赐给王景，叫他借鉴古人的经验，把汴渠治理好。

这一年夏天，王景从国库里领到了修渠的经费和器材，从豫、青、兖等州调集了几十万民工和士兵，开始了规模巨大的修渠工程。这一次，王景请王吴给他当助手。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地工作，亲自率领民工们测量地势，安排好施工的步骤。王景古代风景画鉴赏以历史上的夏禹为榜样，常常不辞辛苦地到施工现场去跟民工们一起劳动，开山凿石，排除障碍，挖深河道，把长年淤积下来的泥沙掏干净。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加高加固堤岸，防止洪水。在干渠两边新挖了许多支渠，既减轻干渠的负担，又便利农田灌溉。在一千多里长的渠道中，每隔十里修一个水门，以便调节水的流量。上游天旱缺水的时候，可以把下游的水门关闭，迫使水位升高，渠水回流，适应航运和灌溉的需要。这种修渠方法完全符合科学道理，可以说是从夏禹治水以来，几千年兴修水利工程的经验总结。

汴渠沿岸的老百姓，积极支援修渠工程，他们给民工和士兵送茶送水，踊跃地捐赠扁担箩筐，为修渠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汴渠的整修工程整整进行了一年，第二年夏天洪水到来之前，工程完工了。明帝刘庄带着文武大臣亲自来视察竣工后的渠道，召见了沿渠的郡县官吏，规定以后沿渠郡县必须设置专人负责维修，哪一段因为管理不善而出了问题，就要处罚当地的官吏。明帝还下令奖赏修渠人员，王吴和其他修渠有功人员全都升官一级，王景是工程的主持人，功劳最大，连升三级，提升为侍御史。过了两年，又拜他为河堤谒者，赏赐他车马和许多绸缎钱币。

一年工夫整修好了一千多里长的渠道，这在当时确实是一项巨大成就。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就呢?除了王景本人的技能和努力以外，当时的社会条件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修渠使用了大量的铁制工具，应用了当时已经相当发达的测量技术，特别是吸取了从战国以来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修渠经验。东汉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开挖了许多河渠，著名的有郑国渠、西门豹渠、白渠等。人们开挖和修理这些河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王景很好地吸取了前人的经验，又根据实际情况大胆地创造革新，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王景不但在修渠治河的水利工程上做出了贡献，并且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也做出了成绩。汉明帝的儿子汉章帝刘炟〔dá〕在位的时候，王景被派去做庐江太守。他发现庐江土壤肥沃，但是粮食产量很低，许多老百姓穷得没有饭吃，仔细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当地的耕作技术很落后，农民还不知道用牛耕地。王景派人从外地买来许多耕牛和铁农具，大力提倡用牛和铁犁耕地，号召农民把荒废的土地开垦出来。这样一来，庐江境内的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班超投笔从戎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西域的一些主要国家和汉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西汉末年，西域有五十多个国家。王莽当政的时候，西域诸国又跟汉朝断绝了关系，服从了匈奴。东汉建立以后，西域诸国都想跟汉朝恢复关系。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车师、鄯善、焉耆〔yān qí〕等十几个西域国家的国王，都把儿子送到洛阳来作抵押，表示愿意做汉朝的藩属，请汉朝设置西域都护保护他们。汉光武帝觉得自己的政权刚刚才稳定下来。腾不出力量去管西域方面的事，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汉明帝即位以后，北匈奴出兵骚扰汉朝，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派大将军窦固带兵去讨伐匈奴。窦固重用青年将领班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班超字仲升，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他爱好劳动，有口才，读了很多书，但是不喜欢深刻钻研，总想在军事方面能为国家做出些贡献。

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超的哥哥班固被汉明帝召去做校书郎，班超和他母亲也一起跟着到了洛阳。因为家里贫穷，班超只好到衙门里去帮公家抄写公文信件，挣点钱来贴补家用。可是班超不甘心自己的一辈子就这样庸庸碌碌地度过，他想为国家驰骋疆场，建立战功。有一天，他抄完了一件公文，突然把笔投向砚台边上，叹口气说：“男子汉大丈夫，没有别的志向，应当效法西汉傅介子那样杀敌报国，学习张骞那样立功异域，争取封侯才对，怎么能够老是在笔砚之间讨生活呢?”旁边的人听班古代风景画鉴赏超这么说，心想：这个穷小子，饭还吃不饱，志向倒不小哩。他们斜着眼看看班超，发出了一阵冷笑。班超不禁长叹一声，轻轻地自言自语地说：“唉!小人怎么能够知道壮士的远大志向呢!”

永平十六年，班超投笔从戎的机会终于来到了。他投到大将军窦固门下，跟着窦固出兵去攻打匈奴。班超作战勇敢，多次打了胜仗。有一次，窦固叫班超率领一支军队去进攻伊吾卢（今新疆哈密县）。班超打败了匈奴的军队，占领了伊吾卢，把匈奴军队一直追击到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窦固觉得班超很能干，报请汉明帝批准，任命班超为假司马，并且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带着三十六名军士出使西域，去联络西域诸国，巩固对匈奴的胜利。从此，再次通西域的任务，就由班超承担起来了。

班超等一行三十六人，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首先到了鄯善。鄯善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是西域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鄯善王听说他们是汉朝的使者，开始的时候对他们很恭敬，招待得十分周到。没过几天，态度忽然一变，对他们显得十分冷淡了。班超对自己的随从说：“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变了你们觉察到了没有?我看这一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所以鄯善王举棋不定，不敢对咱们太亲近了。俗语说，聪明的人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应当有所觉察，何况现在已经看得见苗头了。咱们应当早有准备才对!”说完，班超把服侍他们的鄯善侍者叫来，诈唬他说：“告诉我，匈奴使者来了几天了?如今住在哪儿?”都善侍者见班超气势汹汹地逼问他，心里十分害怕，连忙回答：“已经到了三天了，他们的营地离这儿三十里路。”

班超把鄯善侍者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然后把自己带去的三十六名军士全都召集起来，跟他们一起喝酒。大伙儿喝得正来劲的时候，班超突然站起来，激昂地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跟我来到西域，目的是想要立大功，求富贵。可是如今匈奴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对咱们的态度就变了。如果咱们不采取对策，部善王很可能把咱们抓起来，送给匈奴，到那时候，恐怕咱们的尸骨也回不了家乡啦。你们看这怎么办好?”三十六名军士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如今到了危急关头，我们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只有趁着黑夜对匈奴人发动火攻，使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他们一乱，咱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消灭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才可能对咱们汉朝友好。”众人一致赞同班超的意见，连忙分头去准备。

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班超领着大伙儿出发了。当时正好刮大风，班超叫十个人拿了鼓，埋伏在匈奴使者的营房后面，跟他们约定说：只要看到火起，就使劲敲鼓，大声叫喊。其余二十六个人都拿了刀枪弓箭，埋伏在正门两边，一见匈奴使者冲出来，就截住厮杀。一切布置停当，班超叫人放火。火顺着风势蔓延开来，鼓声、喊杀声立刻响成一片。匈奴人惊慌失措，四散逃命。班超冲上前去，手起刀落，杀死了三个匈奴人。二十六名埋伏着的军士，也跟班超一齐奋勇冲杀，一共杀死匈奴人三十多个，烧死一百多个。

战斗结束后，班超派人把鄯善王请来，叫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一看，吓得面色煞白，话都说不出来了。班超和颜悦色地开导他，叫他不要跟着匈奴反对汉朝，要和汉朝建立友好关系。部善王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并且决定把儿子送到洛阳去做人质。

班超把这一事件的经过向窦固报告，窦固很是高兴，立即替班超向汉明帝请功。汉明帝听说班超这样足智多谋，胆大心细，也很高兴，下令奖励班超，提升班超为军司马，命令他继续完成通西域的重大任务。

古代文人窦固向班超传达了汉明帝的决定，让他出使于阗〔tián〕，还准备拨出更多的士兵归他指挥。班超只要原先的36个人，多了不要。他说：“人多了，如果遇到意外事件，行动反而不方便，有36个人就足够了。”

于阒在鄯善西面，国势比较强，由匈奴使者监护国政，在那一地区称霸。班超等人到了于阗，向于阗王转达了东汉朝廷的友好愿望，希望他和汉朝结成友好关系。于阗王因为害怕匈奴，对班超等人十分冷淡。有个巫师向于阗王出坏主意说：“大王千万不能和汉朝通好呀!不然的话，神明就会发怒。汉朝使者有匹好马，不如向他要来杀了祭神，神明会保佑大王的。”于阗王派大臣向班超要马。班超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他表示同意，不过提出要巫师亲自来取马。巫师果然神气活现地和大臣一起来牵马。班超二话没说，当场斩了巫师的头，打了大臣几百鞭子，责备于阗王不讲友好。于阗王早已经听说班超在鄯善的所作所为，这会儿感到十分害怕，就杀了匈奴使者，表示愿意和汉朝友好。班超用好言抚慰于阗王，并且送了许多礼物给于阒王和他的大臣们。

班超率领三十六名军士，继续出使西域诸国，先后又和疏勒、车师等国结成了友好关系。他还发动这些国家的兵马，去进攻那些还跟着匈奴敌视汉朝的国家，用巧妙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使得西域五十多国全都归附了东汉。班超自己被东汉政府任命为西域都护，负责监视匈奴，保护西域诸国。这样，从西汉末年起被阻塞了几十年的东西交通大道，又重新畅通了，汉族地区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又继续在那丝绸之路上频繁地展开了。王充写《论衡》

汉明帝刘庄和汉章帝刘炟在位的三十年间，是东汉社会比较稳定的时期，经济逐渐繁荣，文化教育也发达起来。当时读书人的思想比较活跃，对古代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敢于发表不同的看法，进行争辩。汉明帝怕这种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会影响他的专制统治，决定要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亲自到太学里去讲经，招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听讲和看热闹。他要求大家按照他的讲解来学习儒家经典，不许可有别的讲法。

汉章帝继续他父亲的做法，想方设法地加强思想统治。建初四年（公元79年），他亲自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儒生大会，讨论对《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种儒家经典的不同看法，最后由他亲自裁决，判定谁讲得对，谁讲得不对，规定以后所有讲学的人，都必须按照他认为对的意见去讲。他把自虎观会议的记录，交给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兼文学家班固去整理，写成一本题为《自虎通义》的书。

班固是班超的哥哥，他写过一部《汉书》，这是继西汉司马迁著《史记》以后的第二部著名的历史书。《汉书》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记录了汉高祖刘邦起，到王莽篡汉为止的二百多年的历史。班固也擅长写赋。那时候，有人对首都建在洛阳表示不满，希望迁到西汉时候的首都长安去。班固反对迁都长安，他特地为这件事写了一篇《两都赋》，赋的内容是两个人的对话，一个是长安人，一个是洛阳人。长安人夸耀长安如何如何好，应当作为首都；洛阳人说帝王之气在洛阳，应当以洛阳为首都。最后，洛阳人说服了长安人，两个人一致认为应当把首都建在洛阳。班固的这篇《两都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和班固差不多同时候，有个反对专制思想统治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名叫王充。他是跟白虎观会议的要求唱反调的。王充是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从小就很聪明，也很用功，六岁开始识字读书，八岁被送进本乡的书塾，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秀。在二十岁那年，王充到洛阳的太学里去求学。当时班固的父亲班彪正在太学里讲学。王充虚心地跟班彪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但是王充对讲堂里学到的知识不满足，他经常在课余时间找别的书来读。日子一久，他把太学里收藏的书差不多都读遍了。于是他又跑到洛阳街上去逛书铺，寻找各种各样的新书。王充很穷，他找到了新书，买不起，只好站在书铺里阅读。王充读书十分专心，记忆力又特别强，一部新书，读过一遍就能把主要内容背下来。就这样，他又读到了许多新书，学到了许多书本知识。

王充在洛阳的太学里学习了几年，看到当时政治很腐败。他不想做官，回到家乡去了。后来他虽然在县里和郡里做过像秘书一类的工作，但是时间都不很长。王充的同乡曾经极力向章帝刘炟推荐他，说他的学问跟孟子和司马迁一样好。章帝也有意想请王充去做官，可是王充推说有病，不肯去，他情愿在家里写书。

王充用了几年工夫，写了一部有名的著作，书名叫做《论衡》。他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闭门谢客，拒绝应酬，在自己的卧室和书房的窗台上、书架上、壁洞里，到处都安放了笔、刀和竹木简，一遇到有什么值得记录下来的东西，就赶快随手刻写在竹木简上，作为写书的素材。为了写《论衡》，王充搜集的材料储藏了好几间屋子。他写的这部书不仅观点新颖，材料也很丰富，说服力很强。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书中对许多迷信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当时有迷信思想的人举了个例子，说：春秋时候有个楚惠王，有一天他吃酸菜，发现酸菜里有一条水蛭（俗名叫蚂蟥）。如果他把这条水蛭挑出来，那样厨师就会被处死刑。他怜悯厨师，就悄悄地把水蛭和酸菜一起吞下去了。到了晚上，楚惠王解大便，不仅把水蛭解了出来，并且原有的肚子痛的病也痊愈了。他们说这就是“善有善报”的证明。

王充用科学的道理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他说：为什么楚惠王吞了水蛭能够跟大便一起解出来呢?那是因为人的肚子里热度高，水蛭受不住，热死了，所以在解大便的时候就便出来了。至于楚惠王肚子痛的病，那是因为他肚子里有淤血，而水蛭正好是爱吸血的，水蛭在楚惠王肚子里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把肚子里的那些淤血都吸走了。这样，楚惠王的病自然就痊愈了。这件事情只能算是偶然的巧合，并不是什么“善有善报”。王充对这件事的解释，虽然并不完全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可是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

又有一次，天上打雷，打死了一个人。有迷信思想的人又出来宣传说：这是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所以雷公把他打死了，这是“恶有恶报”。王充听到这件事情，亲自跑到现场去观察，他看到死人的头发被烧焦了，身上也有烧焦了的臭味。于是他就解释说，打雷的时候有闪电，闪电就是火，雷其实就是一种天火，被雷打死的人是被天火烧死的，这也是碰巧的偶然现象，天上并没有什么雷公，更不是什么“恶有恶报”。

王充写的《论衡》这部书中，像这一类破除迷信、宣传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容是很多的。《论衡》这部书，可以说是公元1世纪时候一盏智慧之光的明灯，它的光芒刺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蔡伦造纸王充写《论衡》的时候，虽然已经有了粗糙的麻纸，但是还不适宜于写字，他的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王充去世后不久，蔡伦改进了造纸术，造出了适宜于写字的纸。从此以后，纸、墨、笔、砚就成了中国人写字的主要文具用品，合称为“文房四宝”。文房四宝不是同一个时候发明的，它们的出现有早有晚。笔和砚出现较早，墨和纸出现稍晚，按出现的顺序排列，应该是笔、砚、墨、纸。

文房四宝出现以前，人们最初把字凿刻在龟甲兽骨上，这就是甲骨文。后来又把字铸在青铜器上，这就是金文，或叫钟鼎文。春秋时候，笔出现了，刀笔并用，把字刻或写在竹简木牍上。最早的笔叫“聿”，是蘸了漆写字的。有了笔，很快就有了砚，那是用来调漆的。秦朝守长城的大将蒙恬改进了笔，做成了现在我蔡伦们常见的毛笔。笔改进以后不久，墨出现了。用砚磨墨，毛笔蘸了墨写字，就比用漆方便得多了。但是木简木牍太笨重，所以人们又把字写在绢帛上。秦汉时候，绢帛和简牍并用。绢帛虽然轻便，却也有价格昂贵的缺点，所以人们一直想寻找一种像绢帛那样轻便而价钱又便宜的东西用来写字。西汉时候，已经出现了用麻造的纸。这种麻纸很粗糙，还不适宜于写字，蔡伦就在用麻造纸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进行新的试验。

蔡伦字敬仲，是东汉和帝刘肇至安帝刘祜时候的一位宦官。他为人正直，敢于给皇帝提意见，很得汉和帝的信任。蔡伦又是善于发明创造的人。他看到写字用的简牍太笨重，绢帛太昂贵，而当时已有的麻纸又不适宜于写字，就下决心一定要造出一种既便宜又便于写字的纸来。

蔡伦先仔细研究了前人造纸的经验，知道了制造麻纸的原瑚就是把麻的纤维捣烂，压成薄片。因为工艺很简单，造出来的纸就很粗糙。蔡伦想，如果把工艺搞得精细些，造出来的纸也许就会细腻而便于写字了。于是他开始把麻捣得很烂，压成很薄的纸。这样做，纸是比较细腻些了，但是还不够理想，因为麻里面还有不少粗纤维捣不烂，所以做成的纸仍然不适宜于写字，并且把能织麻布用的麻来造纸，成本也不便宜。

蔡伦进一步想，麻能造纸，是因为它有纤维，那么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不值钱的东西，也都含有纤维，是不是也能用来造纸呢?于是他又动手去做试验。他把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东西收集起来，先泡在水里，洗去污垢，再放在石臼里捣烂成浆，然后压成片，做成了纸。这样用不值钱的东西做原料造纸，纸造成了，成本也降低了。但是先前的缺点还存在，仍有一些捣不烂的纤维混在里面，做成的纸还不够光洁，还是不适宜于写字。

为了把纤维捣得更烂，使造出来的纸更加细腻光洁，蔡伦又在造纸用的破布、破鱼网、树皮、麻头等原料中加进了带腐蚀性的石灰等东西，一起放在石臼中春捣。结果，不但原料捣得更烂了，并且还意外地出现了漂白的作用，使得捣成的纸浆变成了白色。可是用这样的纸浆直接压制成的纸，仍然不能除掉那些实在捣不烂的粗纤维，并且由于放了石灰等东西，做成的纸又出现了许多细小的颗粒。

蔡伦又接着做试验。他把捣烂了的纸浆兑上水调稀，放在一个大木槽里，然后用细帘子去捞那浮在上面较细的纸浆。等细帘子结了一层薄薄而又均匀的纸浆以后，把它晾干，揭下来就成了一张洁白细腻的纸。这样蔡伦改进造纸术的试验终于成功了，造出了便于写字用的纸。这时候是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

蔡伦把自己改进造纸术的经过上奏汉和帝。汉和帝听了很高兴，叫蔡伦继续改进，扩大造纸的规模，造出更多更好的纸来。蔡伦没有辜负汉和帝的信任，果然造出了更多更好的纸。蔡伦在汉安帝的时候被封为龙亭侯，所以人们就把蔡伦造的纸叫做“蔡侯纸”。

蔡伦改进造纸术时试验成功的那一套操作过程，后来的人又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造出来的纸越来越精美。造纸用的原料，也因为各地方的出产不同，又有所扩大，如出产藤的地方，用藤皮作造纸原料；出产竹子的地方，用竹子作造纸原料；出产楮〔chǔ〕树较多的地方，用楮皮造纸；沿海地方，用海苔造纸。

造纸术的改进，对笔、墨、砚的要求提高了，使得笔、墨、砚也不断地有所改进，文房四宝之间形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造纸术的改进，写字容易了，著书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文化更加飞速地发展起来。造纸术的改进，对于中国的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东汉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书法家和画家。东汉以后，有成就的书法家和画家更多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纸的用途也逐渐多起来，它不光是文房四宝之一，并且也能作包装食物和其他物品等用途。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也是离不了纸的。

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最早传到东邻朝鲜，通过朝鲜再传到日本。大约在唐朝的时候，造纸术通过西域传往欧洲。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终于传遍了全世界，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张衡发明地动仪蔡伦在研究如何改进造纸法的时候，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科学家在进行另外一项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工作，他想要探索天体运行和地震的规律。这位科学家就是张衡。

张衡字平子，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幼年家境贫寒，靠亲戚朋友的帮助度日。这种艰苦的环境，不仅使张衡了解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还促使他立下了发愤读书的志向。张衡谦虚好学，十多岁的时候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他十八岁到洛阳进了太学以后，熟读了四书五经，成了一个学识丰富的青年学者。

张衡的学问虽然超过了别人，可是他一点儿也不骄傲，仍然十分虚心地向别人的长处学习，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学识。汉和帝刘肇听说张衡的学识丰富，几次派人请他去做官，他都没有去。他常常对别人说：“一个人不愁自己的地位不高，而是应当担心自己的道德品质不够高尚；一个人也不愁得到的报酬太少，而是应当担心自己的知识学问不够广博。”张衡最感兴趣的是研究机械、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制造一种仪器，常常可以一连几天不间断地工作，直到做成功为止。据说张衡用木头制造过一只会飞的鸟，这只木鸟能在天空中盘旋翱翔，只要它的翅膀一下垂，就会乖乖地飞回到原来出发的地方。可惜的是这种木鸟的制造方法并没有流传下来。

汉安帝刘祜〔hù〕听说张衡学识渊博，召他到朝廷去做了太史令，叫他负责管理天文历法方面的工作。

张衡做了太史令以后，为了工作上的需要，制造了一个叫做浑象的仪器。

浑象是一种天文仪器，是观测星象、确定节气和了解其他天文现象用的。它是一个直径八尺的空心铜球，里面有一根铁轴古代风景画鉴赏贯穿球心。球放在架子上倾斜的方向，正好就是地球自转轴的方向。铜球表面刻有各种重要的星宿和刻度，代表天空中的星座和天象运行的情况。这个浑象连接在装有一组齿轮的机械上，机械再跟报时的漏壶连接起来，漏壶里滴出来的水能发动齿轮，齿轮就会带动浑象绕着铁轴旋转，一天转一周，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天象运行的情况。浑象制造成功以后，张衡坐在屋子里看着仪器说：现在某一颗星星正在从东方升起，某一颗星星已经升到了天空中间，某一颗星星正在向西方降落。人们跑到屋外去看天空，发现天空的情况和张衡说的基本上一样。事实证明张衡发明的浑象是古代比较精确的天文仪器。

接着，张衡又发明了一个观测地震用的地动仪。

东汉时候，我国各地常常发生地震。根据历史记载：从汉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到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125年）的三十年中，有二十三年发生过较大的地震。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九月的一次大地震，波及三十五个郡，有的地方大地裂缝，有的地方城墙和房屋倒塌，死伤的人很多。古代的人大都迷信鬼神，一发生地震，人们就以为这是鬼神在显灵，害怕得不得了。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地方官要赶快向京城里报告，由太史令把它记录下来，迟误了就要判罪。

张衡是个科学家，不迷信鬼神，他认为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人们不但要记录地震的情况，并且应当研究地震的规律。他为了充分掌握地震的情报，就在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发明了一架地动仪。地动仪用精铜铸成，直径八尺，很像一个大酒坛。顶上有个突起的盖子，可以打开。周围刻着山龟鸟兽的花纹，作为装饰。里面中心立着一根上粗下细的柱子，柱子紧挨着八道机关。和八道机关相连接的是趴在外面头朝下的八条龙。八个龙头分别对准着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八个方向。每个龙头的嘴里都衔着一个铜球。八个龙头的底下，蹲着八个铜铸的昂首张嘴的蛤蟆。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中间的立柱就倒向震区所在的方向，触动那个方向的机关，连接在那个机关上的龙头就张开嘴巴，吐出铜球，铜球就会掉进蛤蟆的嘴里，并且发出“当啷”的响声，给管理人员报信。管理人员只要一看铜球落进哪只蛤蟆的嘴里，就能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以便及时报告上司，赶快派人去了解情况。

地动仪制造成功以后，放在京城洛阳一间观测地震的屋子里。有一天，西北方的龙头突然张嘴吐出铜球，“当啷”一声，锕球掉到了蛤蟆嘴里，说明西北方向发生了地震。可是当时住在洛阳的人并没有感觉到发生地震。这样，人们就怀疑起来了，都说张衡的发明靠不住，地动仪，这东西不准确。过了几天，陇西地方（今甘肃省）派人赶到京城洛阳来报告，说几天以前他们那里发生了地震，一查对日期，正好就是地动仪上龙头吐出铜球的那一天。人们这才相信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准确可靠的。

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记录地震的仪器，欧洲在公元1880年才制造出类似的仪器，比张衡晚了一千七百多年。可以说：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人类历史上用科学方法观测地震的开始，它揭开了地震科学的新纪元。党锢之祸东汉的皇帝，从汉明帝刘庄的孙子和帝刘肇起，都是幼年即位。和帝即位的时候才十岁。殇帝即位的时候不到半周岁。安帝十三岁即位。顺帝十一岁即位。冲帝两岁即位。质帝八岁即位。桓帝即位的时候大一点，也只有十五岁。这些从几个月到十几岁的小娃娃做了皇帝，当然不会管理国家大事，就只好由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临朝听政。皇太后相信娘家人，把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也就是皇帝的外祖父和舅父找来，帮助管理国家大事。这在历史上就叫外戚当权。

年幼的皇帝长大以后，不愿意充当傀儡，受外戚摆布，就让自己身边的宦官当亲信，利用宦官打击外戚。宦官把外戚打下去以后，他们也把持朝政，拿皇帝当傀儡。外戚集团不甘心被排挤，他们又利用皇帝对宦官的不满，卷土重来。这样，东汉朝廷上就出现了绵延不断的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

外戚专权最厉害的要数梁冀，他是汉顺帝梁皇后的哥哥，从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起，被任命为大将军，掌握朝改大权达二十年之久。他在做大将军的时候，作威作福，根本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年仅八岁的质帝刘缵〔zuǎn〕，就是被他用毒药害死的。梁冀家里前后有七个人封侯，三个人做皇后，六个人做贵人（妃子），出了两个大将军，三个驸马爷，有七个夫人得到封地和“君”的称号，其余做到卿、将、尹、校等官职的还有五十七个人，真可以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梁冀专断朝政，骄奢横暴，坏事干尽，没人敢惹他。可是到后来，终于跟他的另一个妹夫汉桓帝刘志发生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汉桓帝在他的妻子梁皇后去世以后，跟自己的亲信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合谋，发动皇宫里的卫兵一千多人，乘着梁冀没有防备的时候，包围了他的大将军府，逼得梁冀和他的妻子双双自杀，并且把他的一家男女老少杀了个精光。

外戚梁冀专权的局面结束了，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立了大功，同一天都被封侯，掌握了朝政大权，号称“五侯专政”。从此，又出现了宦官当权的局面。

宦官当权以后，为非作恶，比外戚更坏。他们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里，把中央和地方的重要官吏都换上了他们的亲属。国库里的钱，他们拿来随意挥霍。东汉朝廷的钱粮税收，也都落入了他们的腰包。老百姓的脂膏都被他们榨干了，使得整个国家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局面。

宦官集团的黑暗统治，不但遭到广大劳动人民的反对，也遭到了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学生的反对。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场所。自从宦官掌权以后，做官不再需要什么学问，只要有门路、会拍马屁就行。这样，在太学里念书的中小地主的子弟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因此他们都恨透了宦官，在太学里展开反宦官的斗争。他们经常在太学里公开揭露和抨击宦官的罪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宦官。

包括外戚在内的世家豪族，看到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中小地主起来反对宦官，自然很是高兴。他们赶快也来配合行动，壮大反宦官斗争的声势。世家豪族出身的河南尹李膺、太尉陈蕃，跟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等结成了好朋友。他们互相标榜，互相称誉，逐渐形成为一个反宦官的党派。在太学里流行着“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的歌谣。“楷模”就是榜样，这两句歌谣的意思就是号召太学生要以李膺、陈蕃为榜样，向他们学习。

宦官集团看到世家豪族和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党派，就寻找机会打击党人，先后发动了两次禁锢党人的暴力行动。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个跟宦官有勾结而又迷信占卜的人，名叫张成，他预卜到皇帝将要进行大赦，就唆使他的儿子去杀人。不料这件杀人案子落到了河南尹李膺手里。李膺知道张成跟宦官有勾结，他一点也不客气，下令把张成的儿子抓来，公布了他的罪状后，立即斩首示众。张成见儿子被杀，自然恨透了李膺，他在宦官的唆使下，给桓帝写了一封诬告信，信上说：“李膺等人在太学里结交各地来的太学生，组织秘密党派，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有谋反的嫌疑。”桓帝接到诬告信以后，也不调查了解，立刻下令逮捕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把他们送进监狱。有些党人闻风逃往外地，桓帝就派人四出查找，悬赏追捕。太尉陈蕃上书替李膺等人辩护，请皇帝停止捕人，也被免了职。

李膺等人虽然被捕，斗争并没有结束。在审讯这件案子的时候，李膺慷慨激昂地当众揭发宦官集团的种种罪恶，把宦官集团搞得很是被动。这时候，桓帝窦皇后的父亲窦武站在李膺等党人这一边，他想利用党人打击宦官，把朝政大权抢到自己手里来。太学生贾彪了解到窦武的政治态度以后，冒着有可能被捕的危险，化了妆，在夜里偷偷地回到洛阳，去见窦武，请他在桓帝面前替李膺等党人申诉。窦武答应了贾彪的请求，他和尚书霍谞〔xū〕联名给桓帝上书，请求赦免李膺等党人。桓帝觉得一方面是自己的岳父来说情；另一方面对于宦官他又不敢得罪，就来个折衷的办法。他下令赦免李膺等二百多个党人，但把他们驱逐回乡，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一次的“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虽然被驱逐、禁锢，但是他们由于反对宦官而出了名，受到了社会上广大群众的拥护。桓帝的岳父窦武也在政治上捞了一把，获得了正直的声誉，受到了反对宦官的党人和广大群众的拥护。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中小地主，跟以外戚为代表的世家豪族，在反宦官专权的口号下联成一气，展开了声势更加壮大的反宦官斗争。

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后的第二年，汉桓帝死了。他没有儿子，窦皇后跟父亲窦武商量以后，把桓帝的侄子、十二岁的刘宏迎来，立为皇帝，就是汉灵帝。窦武被封为大将军，陈蕃被拜为太傅，由他们两人共同掌管朝政。窦武、陈蕃一掌权，立刻下令免除对党人的禁锢令，把李膺等几个为首的党人请出来做官，并且暗地里密谋诛杀宦官。

李膺等党人一回到京城里做官，宦官集团看到自己的死对头回来了，也立刻紧张地活动起来。他们探听到窦武、陈蕃、李膺等正在密谋诛杀宦官，就先下手为强，由宦官曹节、王甫等去要挟汉灵帝，迫使他下令逮捕窦武。窦武不甘心屈服，利用大将军的职权，发动驻守京城的北军起兵讨伐宦官，宦官指挥防卫宫廷的虎贲军和羽林军抵抗。一场武装争夺权力的斗争展开了。

窦武名义上是个大将军，可是办事没有魄力，不够坚决。陈蕃、李膺等人都是文弱书生，根本不会打仗。战斗的结果，虎贲军和羽林军打败了北军，窦武被包围后自杀，陈蕃被宦官杀害。

第二十九章

宦官集团取得胜利之后，由宦官头子侯览指使他的爪牙朱并上书控告党人张俭，说他和同郡的二十四个人结党谋反。灵帝下令逮捕张俭。张俭逃出京城，望门投止，也就是走到哪儿，依靠哪儿的百姓接待和掩护。最后辗转逃往塞外。宦官曹节又乘机奏请灵帝收捕李膺等一百多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过几天又把他们偷偷地杀害了。宦官集团还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和杀害党人，几天工夫，被杀、被流放、被监禁的党人就有六七百人。接着，又把一千多个太学生全都关押了起来。凡是有替党人喊冤的，也都被杀被捕。所有党人和党人学生、父子、兄弟，凡是做着官的，都一律免职，驱逐回乡，禁锢终身，永远不许再做官。这就是第二次的“党锢之祸”。

两次“党锢之祸”都是东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宦官们骄奢残暴，作恶多端，太学生发动的反宦官斗争，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自从他们的斗争被宦官击败以后，东汉的政权又一次完全被宦官集团所控制，政治越来越腐败了。崔寔写《四民月令》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激烈，大地主的庄园越来越多。很多庄园主常常兼营商业。他们把田庄里多余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赚很多很多钱，然后再拿赚来的钱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有些大地主的田庄里不但出卖农产品，连池塘里出产的鱼虾和菱藕，丘陵地和山地上出产的木材和油漆，也拿到市场上去卖。有个大地主家里想做家具，他就叫在田庄里干活的农民种梓树和漆树。当时人们笑话他说：想做家具现种树，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得成?可是过了一些年，他田庄里的梓树和漆树果然都长大了，不但他自己家里做了许多的家具，而且连那些笑话过他的人，也要到他的田庄里去买木材和油漆了。

东汉末年，有个叫崔寔〔shí〕的人，写了一本叫做《四民月令》的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东汉大地主庄园的情况。

崔寔是涿郡安平（今河北省安平县）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做官的书香门第，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擅长写政论文。崔寔对农业生产很有研究，也很关心老百姓的生活。桓帝刘志在位的时候，崔寔被任命为五原（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西部）太守。他到任的时候正好是冬天，看到五原街上行人很少，就到老百姓家里去了解情况。他看到许多老百姓穿得很单薄，抖抖索索的显得很可怜。有的老百姓正蜷缩在细草堆里御寒，看到崔寔到来，赶快从草堆里钻出来迎接，浑身上下还挂着不少的细草。崔寔看了觉得很奇怪，开始他只以为老百姓家里穷，买不起衣服，后来日子长了，才知道原来当地老百姓不懂得种麻，也古代画扇不懂得织布，所以没有衣服穿，只好钻草堆。崔寔进一步调查以后，知道五原的土地很肥沃，适宜于种麻，于是他就教老百姓学种麻，还教他们绩麻、织布。这样，五原的老百姓就有衣服穿了，冬天不用钻细草堆了。

汉桓帝延熹六年（公元163年），崔寔被调任为辽东太守。他在赴任途中，因母亲去世，回家办理丧事，在家闲居了三年。在这三年当中，崔寔了解了许多大地主田庄里的情况，他看到豪强地主的田庄拥有宽广的田地，强迫成千的农民替他们干活，而贫穷的农民则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无衣无食，十分可怜。崔寔对这种贫富悬殊的情况很不满意，他特地写了一篇《政论》来评论这种情况，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四民月令》也是他在这时候写成的一部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书。

《四民月令》这个书名中的“四民”，是指士、农、工、商四种人，“月令”是指逐月安排所应做的事情。当时农业生产是根本，手工业和商业都决定于农业生产，至于士，也就是读书人，当然更离不了农业生产供给衣食，所以虽说是“四民”，其实主要还是讲田庄里的农业生产情况。

《四民月令》原书已经散失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只是残存的三千二百多个字。从这三千二百多个字和刚才提到的那篇《政论》，再参考一些其他的书籍，我们可以知道东汉大地主田庄的规模大得惊人。最大的田庄里不仅有大片种粮食的田地，并且还有菜园、果园、养鱼池、种林木的丘陵和山地。田庄里种有大片的桑树林供养蚕用，桑树林旁边有养蚕室、缫丝房和染织房。因为田庄里土地辽阔，所以饲养了许多牛马供耕田和运输用，还养了许多猪、羊、鸡、狗等家畜家禽，供吃食用。当时吃狗肉的风气很盛行，养狗不是为了看门，主要是为了吃肉。田庄里有酿造作坊，有人专管做鼬酿酒，作醋作酱，腌制成菜，并且用小麦、高梁等制作饴糖。田庄里有专门给田庄主人缝制四季衣服和做鞋做袜的裁缝；有给田庄主人做饭做菜做点心的厨师；还有专管修造房屋、车轿、家具和农具的泥水匠、木匠和铁匠；还有医药房负责采药、制药和治病，总之，凡是生产和生活上用得着的东西，田庄里几乎都自己生产，不用到外面去购买。一座田庄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

田庄里生产这么多东西，都供田庄主人享受。在田庄里劳动的农民，一年忙到头，却吃不饱，穿不暖，死后连块葬身之地也没有。田庄里的农民有个专门的称号，叫做“徒附”，其实就是失掉了政府的户籍，只好供大地主剥削的农奴。徒附不仅自身只能老死在田庄里，甚至他们生的子女也注定了做徒附的命运，不许离开田庄。

田庄里存在这样严重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自然十分尖锐。田庄主人为了防范徒附们起来造反，在田庄里修了坞堡。坞堡四周有又高又厚的围墙，四角修有瞭望楼监视徒附们的行动。墙外有深沟环绕，只有通过吊桥才能出入。田庄主人还训练了一批家兵来保卫自己，充当镇压农民的打手。

田庄主人住在坞堡中心的深宅大院之中，他们一家虽然只有几个、十几个或者几十个人，居住的房屋却多到好几百间，有的房间是专门用来收藏金银珠宝的，有的房间是收藏四季衣服的。他们的厨房里鸡鸭鱼肉堆积得太多了，有的腐烂发臭，生了蛆，不能再吃了，只好扔掉。清香醇厚的美酒，因为搁得太久了，有的发酸变味，不能再喝，只好倒掉。田庄主人不仅不劳动，甚至连吃饭穿衣、梳头洗脚也要由奴婢在旁服侍。夏天，有奴婢给他们扇扇子，冬天，有奴婢围在身旁给他们挡寒风。田庄主人真是一些十足的寄生虫。

崔寔写的《四民月令》和《政论》，既使我们知道了东汉时候大地主田庄里的生产状况，也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封建社会阶级剥削的历史画卷。它告诉我们，到东汉时候，封建制已经完全确立起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仅表现在男耕女织的个体家庭里，也表现在大地主的田庄里。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地主压迫和剥削农民则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封建社会比起奴隶社会来虽然要进步得多，但是地主剥削农民和奴隶主剥削奴隶，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它仍然是充满着阶级矛盾的社会。黄巾大起义宦官和外戚争权夺利，使得社会不安定，加深了人民的痛苦。而且，从汉和帝刘肇的时候起，全国各地接连不断地闹水灾、旱灾和蝗灾。农民实在没有活路了，只好离开家乡，四处逃亡，形成了一群一群的流民。流民四处乞讨，餐风宿露，饿死冻死的很多，连首都洛阳的街头，也经常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流民的尸体。当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终于被迫打出了造反的旗号，开始聚众起义。东汉政府对各地的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可是农民反抗斗争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当时民间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

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

广大农民群众唱出了这种富有反抗精神的歌谣，他们藐视统治阶级，酝酿着起来斗争。从汉安帝刘祜在位的时候起，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时有发生。到汉灵帝刘宏在位的时候，终于爆发了一次波澜壮阔的黄巾大起义。

黄巾大起义是张角领导的。张角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人，太平道的首领。太平道是道教的一派，他们信奉中黄太一之神，以《太平清领书》作为他们的经典，宣传“黄天太平”思想，认为只有到了太平的时代，人们才能不愁吃穿，过无忧无虑的日子。张角本人懂点医道，常常免费给农民治病，病治好了，他就劝人家参加太平道。穷苦农民为了摆脱眼前困苦的生活，把张角看成是自己的救星，都纷纷信奉太平道，张角的信徒越来越多。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即今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一带），太平道的信徒很快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

古代集市图张角派弟子去把信徒们组织起来，把八个州的信徒组织成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一方都指派一名首领去领导，叫做渠帅。三十六个渠帅都听张角统一指挥。张角还制定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十六字起义口号。“苍天”是指东汉，“黄天”是指起义军要创造的天下，甲子是年号，就是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他们预定在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八个州同时发动起义。张角还叫人在首都洛阳和地方州郡官府的门上，用白土写上“甲子”二字，标明这些官府衙门到时候都将改变主人，借以鼓舞人心。

张角手下最得力的弟子是大方渠帅之一的马元义。他经常到首都洛阳联系，传达张角的命令。张角叫他先把荆州、扬州两地的信徒几万人调到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集中，作为起义军的主力，以便配合首都附近各州郡的起义军进攻洛阳。

在预定的起义日期前一个月，济南的起义军中出了一个名叫唐周的叛徒，他写信给政府告密，起义的消息泄露了。东汉政府逮捕了马元义，在洛阳当众把他杀害。在洛阳受牵连被害的有一千多人，起义者的鲜血染红了洛阳街头。东汉政府还下令搜捕张角。张角得知消息以后，连夜派人赶去通知各地的信徒，叫他们立即发动起义。

叛徒的告密虽然打乱了起义的日程，使得起义军牺牲了一个重要领袖和一千多名战士，但是并不能扑灭起义的烈火。各地的太平道信徒早已组织起来，有了充分的准备。接到张角的命令以后，三十六方立即同时发动起义。起义军用黄巾裹头，作为“黄天“的标志，因此被称为黄巾军。张角自己称为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他们三个人共同指挥起义军的战斗。

起义军每打到一个地方，就焚烧当地的官府衙门，攻打豪强地主的坞堡，捕杀为非作恶的官吏和地主。地方州郡的长官和大地主吓得纷纷逃窜。十几天工夫，封建统治的秩序就被打乱了。

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派重兵守住洛阳和附近的关口，又派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隽〔jùn〕为右中郎将，率领四万多名精兵来镇压黄巾起义军。颍川的黄巾军首领波才打败了皇甫嵩，把他围困在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官军看到黄巾军作战勇敢，声势浩大，都十分害怕。老奸巨滑的皇甫嵩，却看出了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的弱点。他召集自己的部下说：“打仗要用计谋，不在乎人数多少。我看黄巾军结草为营，一定害怕火攻。如果我们乘着月黑风紧的夜晚去偷袭，放火烧他们的营寨，准能取得胜利。”在一个刮风的夜晚，皇甫嵩命令官军偷袭黄巾军，放火焚烧波才古代风景画鉴赏的军营。波才从梦中惊醒，赶快整顿队伍，奋勇抵抗，可是已经迟了。皇甫嵩、朱隽和骑兵都尉曹操率领官军，包围了他们，乘乱砍杀了成千上万的黄巾军战士。汝南、陈国两地的黄巾军闻讯赶来援救，也被打败。波才没有办法，只好退往阳翟。

北方由张角兄弟亲自率领的黄巾军打了胜仗，打败了东汉官军的北中郎将卢植和东中郎将董卓。汉灵帝赶快命令皇甫嵩从河南北上，夹击黄巾军。张角派张梁迎战皇甫嵩，两军在广宗（今河北省威县东）地方大战。张梁作战很英勇，他率领黄巾军奋勇冲杀，打得皇甫嵩招架不住，只好紧闭营门，躲藏起来。就在战局十分紧张的时候，可惜张角得病死了。张梁因为料理哥哥的后事，放松了警惕。皇甫嵩乘机向黄巾军反扑。他命令官军连夜准备，天刚蒙蒙亮就发动进攻，打破了黄巾军的大营。张梁率领部下奋勇抵抗，他和三万多名黄巾军战士英勇战死，另外五万多名黄巾军战败以后英勇不屈，投到河里壮烈牺牲。皇甫嵩居然劈开张角的棺材，砍下他的脑袋，送到京城里去请功。接着，皇甫嵩又去进攻张宝率领的黄巾军。张宝势孤力单，在下曲阳（今河北省晋县西）战死。

黄巾军的主力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了。但是各地的黄巾军仍然在战斗，沉重地打击东汉朝廷的统治。在黄巾军影响下的各地各族农民起义军，也纷纷起来跟地主阶级斗争。直到汉灵帝的儿子献帝刘协的时候，农民起义的浪潮还没有平息下去。洛阳遭劫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东汉朝廷害怕农民起义，也派宗室大臣到各地担任州牧，交给他们军政大权。这些人跟当地豪强地主勾结起来，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也就是军阀。豪强地主和大小军阀之间，弱肉强食，互相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京都洛阳，被凉州军阀董卓洗劫一空。

董卓是陇西临洮〔táo〕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到羌族〔羌qiāng〕地区游历，和羌族的豪强贵族交朋友，互赠礼物，培植自己的势力，因此在陇西一带渐渐有了名气。后来，他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步步升官，势力越来越大。

正当董卓极力扩展势力的时候，东汉朝廷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又一次发展到了高潮。外戚何进任大将军，负责守卫洛阳。何进是汉灵帝何皇后的哥哥。他的势力强大，引起了宦官的不满和反对。当时宦官蹇硕〔蹇jiǎn〕担任上军校尉，即皇宫禁卫军的统帅。他想谋杀何进，不料走漏了消息。何进先下手为强，将蹇硕杀了。汉灵帝病死以后，何进就立皇子刘辩继承皇位，这就是少帝，改年号为光熹元年（公元189年）。担任中军校尉的袁绍，建议何进利用这个时机把所有的宦官全部杀掉。可是何太后不同意袁绍的意见。何进就想依靠凉州军阀董卓的力量，箝制何太后。他于八月间召董卓来洛阳。不想，这消息被宦官知道了，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又带人攻进皇宫，杀了大批宦官。朝廷上下乱成一团。正在这时候，董卓来了。

董卓只带了三千人马进入洛阳。他为了虚张声势，叫军队夜里偷偷出城，白天再打着旗子，敲着鼓，浩浩荡荡地从四个城门开进来。这样一连搞了四五天。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董卓调来了许多兵马。负责京城及其周围治安工作的长官丁原看出了董卓的野心，对董卓的行为深表不满。董卓也知道不除掉丁原就不能专权。他知道丁原的部将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就用金钱财物去收买吕布。吕布接受了董卓的贿赂，果然很卖力气，不几天就把丁原杀掉，替董卓扫除了障碍。这年九月间，董卓废了少帝，立陈留王刘协做皇帝。这就是东汉的末代皇帝汉献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初平元年（公元190年）。

从这时候起，董卓自封为丞相，独揽了朝政大权，在洛阳为所欲为。有一天，董卓带兵去洛阳郊外游玩。正好百姓祭神赶庙会，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残暴的董卓竟然命令士兵冲进人群，把赶庙会的男人全部杀掉，驾走他们的牛车，抢走妇女和财物，还把那些砍下来的脑袋，绑在车辕车轴上，带回洛阳。在路上，董卓让士兵狂呼乱叫：“打了大胜仗回来啦!”

董卓在洛阳的专横残暴，引起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就连那些官僚地主也对董卓没有好感。袁绍因为和董卓意田园风景画鉴赏见不合，逃到渤海郡。典军校尉曹操也怕董卓对他下毒手，逃出洛阳，回到陈留，公开打出了反对董卓的旗号。在这时候，有十多个州郡也先后起兵反对董卓。他们集合在一起，共同推袁绍做盟主，组织联军，讨伐董卓。这支联军，历史上叫做“关东军”。

关东军对洛阳采取了半圆形的包围阵势，但是由于他们各有各的打算，都观望不前，实际上并没有形成对董卓的压力。董卓也没有把关东军放在眼里。这时候董卓担心的是黄巾起义军的余部郭太。郭太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省襄汾县境内）重整旗鼓，多次打败董卓派去的军队。董卓害怕他们乘关东军围攻洛阳的机会，渡过黄河，切断后路，就匆匆忙忙地挟持汉献帝刘协撤出洛阳，逃往长安。

董卓撤出洛阳的时候，百姓不愿意跟他走。他就把洛阳及附近二百里内的好几百万人口，编成许多小队，每个小队派一队士兵押送，驱赶着向西迁徙。董卓怕百姓半路逃回洛阳，就派军队把洛阳一带的房屋、庙宇、宫殿，全部烧光；把所有的物资一律毁掉，弄得鸡犬不留。东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连同它长期积累起来的物质和文化财富，就这样被董卓这群残暴无比的军阀毁灭了。

洛阳遭劫，长安也不安宁。董卓到了长安以后，更加专横跋扈，穷奢极欲。董卓自比西周时候辅助武王立了大功的姜尚，也要汉献帝尊称他为“尚父”。董卓外出的时候，盗用天子的仪仗队，气势咄础逼人。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董卓大权在手，就大封自己的子侄做官。他封还在吃奶的儿子为侯，封弟弟董旻〔mín〕为左将军，封侄子黄璜为侍中中军校尉，掌管禁军。为了大量榨取人民的血汗，搜刮财物，董卓下令把秦始皇在长安所铸的铜人和长安皇宫里的铜钟铜架统统砸碎，把旧有的五铢钱〔铢zhū〕统统收集起来，利用这些铜料，铸成小钱，在市场上使用。这样大钱改小钱，造成了物价飞涨。一石〔dàn〕谷的价钱高到数十万钱。老百姓被害苦了，只希望残暴的董卓赶快死。当时长安市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指的是“董”字，“十日卜”就是“卓”字，意思是说：残暴的董卓啊!你怎么还活着，十日之内你死了吧!

古代风景画鉴赏穷凶极恶的董卓，不管人民的死活，征集了二十五万民伕，在离长安城二百六十里一个叫做郿的地方，建筑了一座防卫用的堡垒——郿坞。堡垒四周墙的高度厚度和长安城一样。董卓在里面屯积了供他们食用三十年的粮食，黄金二三万斤，白银八九万斤，还有其他无数的珍宝。董卓怕人行刺，外出的时候，在衣服里面穿上厚厚的铠甲。他以为有了这些防卫措施，就可以万无一失，高枕无忧了。他说：夺权成功，可以称霸天下，万一不成功，守着这些东西也足够我过一辈子了。董卓哪里想到，就在他的堡垒里面，那些追随他的官员，如王允、吕布等，也不满他的骄横残暴。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间，王允和吕布合谋，把恶贯满盈的董卓杀了。杀死董卓的消息传开，长安市民欢欢鼓舞。看守董卓尸体的士兵，见尸体肥胖，就在尸体的肚脐中插上灯芯，像点灯一样点着了，足足点了两天。

不久，董卓的余部李傕〔juè〕、郭汜〔sì〕等打进长安，杀了王允等一万多人，对长安城进行了烧杀抢劫。洛阳、长安这两座繁华的大都市，相继遭到了凉州军阀的洗劫，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当时的著名诗人王粲〔càn〕，在从长安逃往荆州途中，写了一首《七哀》诗，描写路上见到的悲惨情景，其中有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洛阳、长安遭劫，景象凄惨到了极点。鬣卓虽然被除掉了，但是军阀混战的动乱局面，还刚刚开始，东汉从此转入分裂割据的局面。曹操陈留起兵在讨伐董卓的关东军将领中，曹操可以算是办事认真，有勇有谋，最有见识的人。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县，亳bó）人。他从小就很机警，能够随机应变。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担任了皇宫的侍从官。不久，他被调任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北部的治安工作。洛阳虽说是京都，可是外戚、宦官倚仗权势，为非作歹，把洛阳城闹得乌烟瘴气。曹操决心整顿好京都的秩序。他一到任，就颁布了一道“夜禁令”，禁止深夜酗〔xù〕酒游逛。每天夜里，派出士兵在城北一带巡查，专门检查“夜禁令”执行的情况。他还叫工匠赶造了二十多根用五种颜色油漆的大棒，分别悬挂在衙门两旁，准备严厉惩罚那些违法乱纪的恶人。

一天夜里，曹操亲自带着一队士兵出去巡逻。夜已经深了，四下里静悄悄的。突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狗叫声。曹操马上警觉起来，命令士兵注意四周的动向。不一会儿，在街头转角处闪出了五六个人影。只见他们走到一间民房门前，停了下来。有一个随从模样的人说：“蹇大人!就是这家，已经到了。”

这个被称为“蹇大人”的，是皇帝亲信宦官蹇硕的叔叔，一般人就叫他蹇叔。这家伙倚仗侄儿在朝廷的权势，霸占土地，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他是洛阳城北一个出名的地头蛇。他白天干尽了坏事不算，晚上还经常带着一批爪牙闯入民宅，抢占民女。这天晚上，他们一伙又想闯人一家民房去捣乱，不料这一次正好撞到了曹操手里。蹇叔一伙正在叫喊敲门，曹操大喊一声：“来人!抓住这批歹徒!”巡逻队应声一拥而上，把蹇叔等人全都捆绑了起来。这时候，蹇叔还强作镇静，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嘴里骂道：“你们是些什么人，胆敢捉拿起老爷来!”巡逻队的士兵不由分说，把蹇叔等人押回衙门审问。

曹操坐在衙门的厅堂正中，见蹇叔还那么嚣张，就更加愤怒，大喝一声：“你们倚仗权势，漠视禁令，本部尉决不宽容，定要切实依法严惩!”接着吩咐士兵：“拿五色大棒来!”在旁边站立的士兵听说要棒打蹇叔，心里高兴极了，他们立刻将蹇叔按倒在地，用五色大棒一顿好打。不一会，蹇叔的四肢就挺直了。曹操这才命令退堂。棒杀蹇叔的故事，说明曹操是一个不畏强暴的人。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曹操正担任典军校尉的职务。董卓想拉他入伙，让他任骁骑校尉。但是曹操看到董卓的暴行很不得人心，认定他必然会失败。所以不管董卓怎样拉拢，怎样封官许愿，曹操都不愿意跟董卓合伙，而是想方设法地逃出洛阳，回到了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曹操的父亲住在陈留，已经积累了一部分财产，可以供曹操用来招兵买马。陈留太守是曹操比较熟悉的朋友，他在政治上能够支持曹操。因此，曹操把陈留作为自己的基地，开始起兵反对董卓。

曹操起兵的第一步是找志同道合的人作帮手。他找到了卫兹。卫兹是本地的孝廉，为人正直，家里有很多财产，对董卓操纵朝政也非常不满。一天，曹操摆好酒席，请卫兹来商谈。在喝酒的时候，曹操说：“如今汉朝衰落，董卓专权，欺君害民。我想改变这种局面，阁下能助我一臂之力吗?”卫兹赶紧回答说：“曹君说那里话。您有这样大志，我当然愿意把全部家产拿出来，做为招募义兵的费用，追随左右。愿曹君发扬当年棒杀蹇叔的勇气，兴兵除掉国贼董卓!”说到这里，卫兹兴奋得举起杯来说：“我预祝您成功。”曹操和卫兹两人越谈越投机，一直谈到深夜，卫兹才告别回家。

曹操在陈留得到卫兹的帮助，开始招兵买马。这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少对董卓不满的中小地主带着他们的子弟来投奔曹操。不久，曹操的同乡好友夏侯惇〔dūn〕、堂弟曹洪，听到曹操招兵，也带了一批人赶来参加。曹操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很快就聚集了五千多人马。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正月，他带兵参加了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军，讨伐董卓。

这支新联合起来的关东军，将领们都抱着割据一方的野心，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谁也不敢和董卓交锋。独有曹操带着几千人，和董卓部将徐荣打了起来。曹操寡不敌众，被打败了。关东军也就开始散伙。曹操为了补充兵员，和夏侯悖到扬州等地去募兵。袁绍也先后夺取了冀州等地，称雄北方。各地豪强继续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各地农民被迫起义，如同烈火遇见干柴，又迅速地蔓延开来。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的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了刺史刘岱〔dài〕。兖州的官吏请曹操担任兖州刺史。曹操集中兵力，打败了黄巾起义军，得到降兵三十多万。他从中挑选健壮青年，充实和扩大自己的队伍，组成了有名的“青州兵”。从此，曹操在兖州建立了更加强固的根据地。

曹操从陈留起兵到进入兖州，只有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当中，曹操的势力不断壮大。他不仅脱离了袁绍，形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而且逐渐地敢于和袁绍争锋了。许昌屯田当时在北方称霸割据的除了袁绍和曹操以外，还有袁术、吕古代风景画鉴赏布、公孙瓒、陶谦、马腾等人，在长江一带还有刘表、刘璋、孙策等人。曹操要想重新统一国家，就得战胜这些军阀才行。他于是雄心勃勃地开始了这个事业。他得到了兖州这个立足点，势力壮大以后，来投靠他的人就更多了。

那时候，曹操手下有两个谋士，一个叫毛蚧，一个叫荀彧〔yù〕。他们对曹操建议说：要消灭各地的豪强军阀，统一天下，就必须实行两项政策。第一，要利用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这叫“挟天子，令诸侯”；第二要注意耕种，开垦荒地，积蓄军粮。雄心勃勃的曹操，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经过一番筹划，曹操派出使者，带着向汉献帝表示愿意效力的奏章，前往长安。哪里知道，在曹操还没有和汉献帝联系好的时候，盘踞在南阳的军阀袁术竟挥军北上，进攻曹操。曹操刚打败了袁术，吕布和徐州牧陶谦又先后来进攻。曹操经过了三四个年头的艰苦战斗，才先后打败了他们，巩固了兖州，占领了许昌，扩大了地盘。

正当曹操和豪强军阀混战的时候，凉州军阀李傕、郭汜两人，为了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手中，在长安附近火并了起来。汉献帝忍受不了痛苦，就向劫持他的李信苦苦哀求，希望让他回洛阳。李傕答应了这个要求。汉献帝就在舅舅董承的护送下离开长安。不久，李傕和郭汜都后悔了。他们感到汉献帝回洛阳对自己不利，两人就合兵一起，紧紧追赶。汉献帝在官员的保卫下，摆脱了追兵，经过长途跋涉，怀着惶恐的心情，到达洛阳。

曹操听说汉献帝到了洛阳，认为趁这个机会把他接到许昌，就可以实现用皇帝的名义发号施令了。于是，曹操亲自带领了一队人马，向洛阳进发。队伍走到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没有粮食吃了。曹操派人把县令杨沛找来，说道：“我们去洛阳接皇上，路过这里，带的粮食都吃光了，你能给我们接济一点军粮吗?”杨沛说：“不瞒将军说，这几年常常打仗，许多土地都没有人耕种，成了荒地。今年又遇上旱灾，哪儿来的粮食?我们好久没有吃到粮食了，只是吃一些桑葚〔rèn〕干来充饥。”曹操惊奇地问：“桑葚干能当饭吃吗?”杨沛答道：“是的。这一带野桑树很多，老百姓把桑葚摘下来晾干，准备饥荒的时候当粮食吃。县里的田赋收不到粮食，就收了点桑葚干，贮藏在仓库里。将军如果要的话，我可以送一些来。”当天晚上，曹操的军队都吃到了杨沛送来的桑葚干。

曹操在八月里到达洛阳，派人四处寻找汉献帝。这时候洛阳已经被黄卓洗劫一空，到处是断墙残壁，长满了蒿草，一片荒凉。他们在一个窝棚里找到了献帝。原来献帝到达洛阳后，因为没有了宫殿，底下人只好在宦官赵忠的旧房址上，因陋就简地搭起了一个小窝棚，名为“扬安殿”，献帝就住在里面。曹操到了那里，只能站在荆棘丛生的荒草地上朝见皇上。

汉献帝在绝望中见到了曹操，很是高兴，马上封曹操为司隶校尉，叫他掌管军政大权。曹操乘机劝说汉献帝离开洛阳，迁都许昌，改年号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表示从此以后要建立起一个安定的汉朝来。

在这年九月的一天，汉献帝带着一批皇亲国戚，世族老臣，跟着曹操到了许昌。曹操自封为大将军，开始“挟天予以令诸侯”，用皇帝的名义向各地豪强军阀发号施令，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接着，曹操开始着手解决粮食问题。东阿县令枣祗（zhī）建议曹操实行屯田。曹操认为屯田是个好办法。他对大家说：“自古以来，安定国家的办法，就是要有强大的军队，充足的粮食。秦国任用商鞅，提倡耕战，富国强兵，使秦国统一了天下；汉武帝实行屯田守边，加强了国防力量，平定了西域各地。这些都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经验。”大家都同意曹操的看法。这年十月，曹操颁布了“屯田令”，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同时，命令各地军队也要大量开垦荒地，实行军屯。

曹操严令士兵保护庄稼，不准践踏禾苗，要是有人违犯，就要依据军法判罪。有一次，曹操带兵出征，队伍正迅速向前行进，突然扑刺刺一声，麦田里飞出来一只斑鸠，从曹操骑的马头上掠过。战马受惊，嘶叫着窜进了麦田。等曹操用力勒住缰绳停了下来，可是已经踩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赶紧下马，对管理法令文书的主簿说：“我的马踩坏了麦子，违犯禁令，请按军法议罪。”主簿说：“将军是一军的主帅，怎么能够议罪?”曹操接着说：“我制定的法令，我自己违犯，怎么能够服众?”主簿又说：“法令是对一般将士的。按照古书《春秋》定的规矩，对尊贵的人是不能施加刑罚的。将军是一军的主帅，何况战马受惊，闯入麦田，县出于意外，不县存心违法，我看就不必议罪了。”曹操听后，沉思了一会，说道：“既然主簿不敢议罪，我就自己来执行法令吧!”说罢，脱下帽子。用剑把自己的头发割下一绺〔liǔ〕来，掷在地上说道：“姑且用割发来代替砍头。”古代的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随便毁损的，所以割头发也是一种刑罚。曹操割发代首的事情，马上在全军将士中传开了。全军上下无不悚然，个个遵守军令，不敢违犯。

由于曹操重视农业，推行屯田政策，奖励耕作，保护庄稼，使破坏了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农业的发展，解决了军粮问题，为曹操打败群雄，统一北方，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论英雄在曹操积极发展农业，访求人才，壮大势力的时候，刘备的势力也开始在“群雄”中显露头角。

刘备是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字玄德，据说是西汉皇室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辈份排起来，他比汉献帝还大一辈，所以号称皇叔。不过中山靖王这一支传到刘备这一代的时候，家境已经很贫穷，他只得依靠母亲贩鞋织席过活。

东汉灵帝末年，社会发生动乱，刘备得到中山（今河北省定县）富商张世平、苏双的帮助，招募义兵，组织地主自卫武装。关羽、张飞前来应募。这样，刘备又结识了关张二人。

张飞字翼德，是刘备的同乡。他性情暴躁，为人直率、爽朗，见义勇为。只要他认为是有道理的事情，他就要说，就要做。有人曾写诗赞扬他说：“安得快人如翼德，尽诛世上负心人!”

关羽字云长，是河东解良（今山西省解虞县）人。据说他本来并不姓关，因为年轻时候见义勇为，常常招惹是非，父母怕他在外面闯祸，就把他关在后园空房里面。有一天，关羽实在闷得慌，偷偷地打开窗户逃走，刚好从旁传来了一阵啼哭声。关羽循声走去，一打听，才知道县令的小舅子仗势强娶民女，民女的老人在啼哭。关羽听了，火从心头起，提着宝剑，去县衙门杀了县官和他的小舅子，然后逃到潼关。在那里，他听说城门口挂着自己的图形悬赏捉拿。凡是进出关卡的人，都要挨个察看。关羽整了整衣服，大胆地走到关前。守关士兵盘问，关羽随手指着潼关回答：“我姓关，……”从此以后，他就以假为真，改姓关了。

关羽过了潼关，东行到涿郡，结识了张飞。恰巧刘备招募义兵。关羽和张飞同去应募。刘备看他们二人武艺高强，才智出众，就和他们结成生死之交。

古代风景画鉴赏刘备以汉朝皇族相标榜，又靠着富商的资助组织了武装。黄巾起义一开始，他就和关羽张飞带着新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参加镇压起义军的军事活动。不久以后，东汉政府因刘备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就派他做安喜县（今河北省定县）县尉。

不久，刘备因受不了上级政府机关的敲榨勒索，被迫弃官，带着关羽张飞去投靠豪强军阀。他先后投靠过辽东属国长史公孙瓒、徐州刺史陶谦。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冬天，陶谦病死了，刘备继承陶谦做了徐州牧。刘备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把他列为“群雄”之一。不过，那时候刘备的力量还不算大，士兵不过一万，将领也只有关羽、张飞和赵云等人，当然不能同袁绍、曹操等人相比，也对付不了袁术、吕布等人的夹击。后来，刘备被吕布打败，逃出徐州，去投靠势力强大的曹操。

刘备虽然住在曹操那里，但是总想着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对曹操只是表面敷衍。曹操也看透了刘备的心思，暗中派人监视刘备的行动。刘备装出庸庸碌碌的样子，不关心天下大事，整天只知道浇水种菜，用这种假象来蒙骗曹操。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叫武将许褚〔zhǔ〕来请刘备。刘备心里一怔，害怕遭曹操的暗算。许褚在旁一再催促，刘备只得放下水桶，硬着头皮去了。曹操已经摆上了酒，他请刘备一边欣赏树梢上已经熟了的青梅，一边开怀畅饮，谈论天下大事。

过了一会，突然阴云密布，快要下大雨了。曹操指着天上的云彩问：“您知道龙的变化吗?”刘备回答：“我不大清楚。”曹操说：“龙能大能小，变化不定。龙乘时而变化，就好像人得了志，纵横天下。龙就好比是世上的英雄。”说到这里，曹操看了看刘备，又说：“您长久在外，见多识广，一定知道当今世上的英雄。请您说一说。”刘备说：“我可不知道。”曹操接着说：“您不要谦虚!”刘备只得应付说：“淮南的袁术，兵精粮足，可算是英雄。”曹操笑道：“那是坟墓中的枯骨，早晚就要被我收拾了。”刘备又说：“河北袁绍，占据着冀州，部下能干的人很多，可以说是英雄。”曹操大笑着说：“袁绍表面上厉害，实际上没有胆量，做事优柔寡断。到了要干大事的时候，他又怕死。看到一点小利，他就拼命。这种人，不能算做英雄。”刘备只得说：“我实在不知道了。”曹操接着说：“英雄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的智慧，有吞吐天地的志向。”刘备见曹操这样说，就反问道：“谁能当得起?”曹操指了指刘备，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当今天下的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感到这是曹操在试探自己不觉心里一惊，手一松，筷子掉在地上。这时候正好天空中一阵雷鸣，下起了大雨。刘备抬头望了望天，说了声“好响的雷啊!把我吓了一大跳！”就把自己的惊慌掩饰过去。然后他从容地拾起筷子，又和曹操敷衍了一会儿，才辞别曹操，回到自己的住处。

刘备见曹操对自己有戒心，就想找个脱身的机会，离开曹操，另找出路。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的一天，传来了公孙瓒已经被袁绍消灭，袁术又要和袁绍联兵的消息。刘备乘机对曹操说：“袁术要投靠袁绍，必然经过徐州。请求将军给我一些军队，在半路上打他个伏击。”当时，曹操也害怕袁术和袁绍联兵，见刘备愿意云攻打袁术，就同意刘备的请求，让他带兵去徐州。刘备一到徐州，正好和袁术相遇。两军一交战，袁术大败，退回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不久吐血死了。刘备乘胜进入徐州，杀了徐州刺史车胄〔zhòu〕。车胄是曹操的好朋友。刘备杀车胄又占领徐州，曹操哪能容忍?马上出兵讨伐。刘备无力抵抗，只得去投靠袁绍。

这时候，盘踞在北方广大地区的袁绍，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很雄厚，是当时势力最大的军阀。可是曹操占据着中原部分地区，“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力发展也很快。两强对峙，必然要发生尖锐的冲突。袁曹官渡之战曹操用汉献帝的名义，封当时占有江东的（今长江下游江苏一带）孙策为吴侯，稳住了江东。不久，他和袁绍互相火并起来，历史上有名的官渡之战爆发了。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任命沮授（沮jū）为监军，统领十万大军，从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出发，进攻许昌。袁绍进军到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派郭图、颜良进攻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他企图引诱曹操离开官渡（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一举消灭曹军。监军沮授认为颜良虽然勇猛，但骄傲自大，缺少智谋，恐怕担当不了这样重要的任务。袁绍一向固执己见，根本不听沮授的意见，坚持不改变原来的决定。

在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听说袁军来进攻，急忙派人向曹操报告。曹操得到报告以后，赶快召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他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不和袁绍硬打硬拼，而是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打法。他指挥军队，装出要从延津方向渡过黄河去攻打袁绍后方的样子，其实是要引诱袁绍的主力离开黎阳，并且麻痹进攻白马的颜良。果然不出曹操的意料，袁绍得到曹操向延津进军的消息，就限令黎阳的军队赶在曹军渡河之前到达延津渡口，做好和曹军决战的准备。曹操见袁绍中计，就悄悄率领轻骑，急奔白马。进攻白马的颜良、郭图，倚仗兵马众多，又有在黎阳的主力军做后盾，正洋洋得意地开怀畅饮。曹操的人马突然出现，使得颜良手忙脚乱，仓促应战。曹军左右夹攻，颜良抵挡古代风景画鉴赏不住，在阵前被曹军杀死。郭图一看形势不好，吓得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袁绍听说大将颜良被杀，进攻白马的袁军全被消灭，气得直跺脚。为了给颜良报仇，他派大将文丑带领五六千骑兵渡河追击曹操。

曹操已经从白马撤军，沿着黄河西进。曹军走到延津南面一个山坡下的时候，得到了袁绍派兵追来的消息。曹操见这里地势险要，两面高山对峙，峡谷中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山坡上树木郁郁葱葱，百草茂盛，就心生一计。他传下命令：“以后军为前军，前军为后军，丢下一些车辆物资，绕道西进，叫徐晃挑选精锐骑兵六百多名，在树林中埋伏起来。过了一会，文丑的大队人马到来。他们看见道上的车辆物资，以为曹军为了逃命才丢下的，便争先恐后地跳下马，一窝蜂似地拥上去抢东西。这时候曹操一声令下，埋伏着的骑兵突然冲将出来，看见袁军就杀。文丑遭到这突然袭击，仓促应战，结果被徐晃一刀砍死了。他手下的士兵逃的逃，降的降，全都溃散了。打了胜仗的曹军将士，斗志昂扬地带着战利品回到官渡。

袁军接连打了两次败仗，士气低落。但是袁绍仍然自恃兵多，定要渡河跟曹操的主力决战。沮授劝告他说：“目前我军新败，不能决战。曹操虽胜，但是兵少粮缺，只要我们和他长期对峙，就能战胜他。”袁绍冷冷地说：“兵贵神速，难道你不懂吗?”他不听沮授的劝阻，率领大军渡过黄河，进驻阳武，又涉过蒗荡渠〔蒗làng〕，直逼官渡。

古代打渔者官渡离许昌不到二百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如果官渡失守，许昌就失去了屏障。因此，曹操竭尽全力固守官渡阵地，使袁绍一时不能得手，战局进入了相持状态。

日子一久，袁绍感到粮食困难，希望早点打破这旷日持久的局面。一天，袁绍巡视阵地，爬上一个土堆，望见了曹营将士活动的情况。袁绍从这里受到启发，命令士兵沿曹营阵地堆起土山，筑起了望楼，让弓箭手居高临下，寻找机会向曹营射箭。曹军遭到这突然袭击，死伤不少。曹操吃了亏，就聚众商议对策。有人建议制造发石车对付袁军。这种发石车能把十斤重的大石块发射到三百步以外的地方。曹操命令工匠赶快连夜按图制造。发石车造好以后。曹操命令各处的发石车同时对准袁绍的了望楼发射。顷刻之间，声如雷鸣，乱石飞空，打得袁军头破血流，鬼哭狼嚎。

曹操虽然多次打败了袁绍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但是由于双方相持的时间长，粮草供应也越来越困难，显得有点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突然卫兵跑来报告说：从袁军那边跑过来一个名叫许攸的官员，说是有急事求见。许攸原先就认识曹操，曹操赶快把他迎了进来。许攸诉说了前来投奔曹操的原因，并且建议曹操派兵去袭击袁绍的乌巢粮仓。他说：“袁绍派在乌巢看守粮仓的淳于琼，为人骄傲自大，喜欢喝酒，警惕性很差。如果派奇兵去袭击，烧掉那里的全部粮食，不出三天，袁军就会不战自溃。”第二天，曹操和谋士们商量，拟定了夜袭乌巢的作战方案。

十月的一天夜里，万籁寂静，星光满天。曹操和张辽、乐进等几员将领，带着五千精兵，打着袁军的旗号，悄悄地离开官渡，向乌巢进发。守卫在乌巢外围的袁军哨兵，看见一队人马迎面走来，连忙截住查问。张辽骗他们说：“我们是蒋奇的人马，是袁将军派到乌巢来护粮的。”他没等哨兵进一步追问，又走近一步，故意压低了声音，装出十分神秘的样子说：“听说曹操要偷袭乌巢，袁将军派我们赶来增援。”哨兵一看旗帜上写着斗大的“袁”字，就不再怀疑，让他们通过了。曹军摸进乌巢，按预定计划分头占领要道，放火焚烧粮囤。刹时间，粮囤到处起火，浓烟滚滚，直冲云霄。袁军士兵吓得连声叫苦，赶快去报告淳于琼。喝得醉醺醺的淳于琼听说粮囤起火，曹操的人马打进来了，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集合士兵准备厮杀。曹操的大将乐进已经冲了进来，一刀就把他给收拾了。剩下的士兵逃的逃，降的降，没有多久就结束了战斗。

在官渡前线的袁绍得知乌巢被袭，粮食被烧光，吓得目瞪口呆。他的儿子袁谭催促说：“情况危急了，怎么办?快想想办法吧!”袁绍略为思考了一下，故作镇静地说：“曹操偷袭乌巢，我将计就计，袭击他的大本营，切断他的归路，叫他死无葬身之地!”袁绍不管有人反对，命令部将张邰〔hé〕、高览去进攻官渡的曹营。张郃、高览只好勉强带领军队出发。袁军到达官渡，前面遇到了曹洪的坚强抵抗；背后受到了从乌巢回军官渡的曹操的猛烈袭击。张郃腹背受敌，抵挡不住。他恨袁绍的虚伪奸诈，听信谗言，认定袁绍成不了大事，就和高览一同投降了曹操。袁绍连吃败仗，粮草被烧，谋士离叛，将领投降，他见大势已去，慌忙向北逃窜。逃过黄河的时候，袁绍身边只剩下八百名残兵败将了。

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官渡大战结束了。曹操乘胜追击，继续向袁绍占领的地区进军，很快统一了北方。孙氏称霸江东曹操和袁绍在北方争雄的时候，孙氏父子逐渐占据长江下游的地盘，建立政权，势力也在一天天地扩大。孙氏政权是由孙策打下基础，在孙权手里巩固的。

孙策、孙权的父亲孙坚，原是袁术的部下。一次，孙坚替袁术去攻打荆州，被荆州刺史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死在岘山（今湖北省襄阳市城外）。当时，孙策还只有十七岁，他只得仍旧去投靠父亲的老上司袁术。袁术见孙策少年英俊，心里很是欢喜。他常常对人说：“假使我的儿子能像孙郎这样，我死了也就没有什么遗恨了!”

孙策投靠袁术以后不久，扬州刺史刘繇〔yáo〕以优势兵力来侵占孙策舅舅吴景掌管的丹阳，孙策要求袁术借兵给他去讨伐刘繇，帮助舅舅摆脱困难的处境。袁术觉得刘繇的行动也损害了自己在江东的利益，正好利用孙策去打击刘繇，于是就借了一千人马给孙策。

孙策进军江东，沿途不断招兵买马。半路上，他得到好朋友周瑜的援助，补充了粮食和其他物资，加强了自己的力量。他在牛渚（今安徽省当涂县，渚zhǔ）打败刘繇的部将张英，在秫陵打败笮融〔笮zé〕，最后终于赶走刘繇，解救了舅舅吴景的危难，并且乘机控制了江东的一大块地盘。为了得到江东人民的支持，他不许士兵抢劫百姓的财物，不许虐待俘虏。十来天工夫，有两万多人来投奔孙策。他乘胜攻下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占领会稽和其他四个郡，自任会稽太守。从此，他跟袁术断绝关系，开始在江东称霸。

孙策不满足于占有江东六郡，想要渡江与曹操争夺地盘。吴郡太守许贡看出了孙策的心思，暗中派人去给曹操通风报信。送信人在渡江的时候被孙策的士兵查了出来。孙策得到报告以后，就想法把许贡骗来，拉出去杀了。许贡的家属和奴仆，慌忙逃亡在外，并且决心报仇雪恨。

一天，孙策带了一些士兵在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郊外打猎。他见一只鹿在前面跑过，赶快纵马追逐。追到树林深处，见有三个人持枪带弓等在那里。孙策正要盘问他们，其中一人已经举枪刺来。孙策赶快挥剑抵挡，砍倒了他，可是另一个人趁孙策不备，一箭射中了孙策脸颊。那人大声喊道：“我们是为主人许贡报仇的!”等孙策的士兵赶到，杀死刺客，孙策已经血流满面，受了重伤。士兵们急忙抢救，把他送回会稽养伤。

因为刺客的箭头上涂了毒药，所以孙策的伤势越来越重。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就把弟弟孙权、长史张昭叫来，吩咐后事。孙策对弟弟说：“我死了以后，江东的局面就由你来支撑了。你应该常常想到父兄创业的艰难，要多依靠张昭、周瑜，要任用有才能的人，不要在强暴面前屈服，要坚决保住江东。”说完，孙策用手示意，把印绶挂在孙权的脖子上。孙权强忍着悲痛，劝慰哥哥。孙策转过来紧紧握住张昭的手，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江东人才众多，又有长江天险，抵抗强暴，进而争霸天下，这是大有可为的。希望你尽力辅佐我弟弟!”说完，就昏迷过去，咽了气，死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六岁。

孙策死后，年仅十九岁的孙权，在张昭的协助下，开始掌管起军政大权来。过了几天，周瑜从巴丘赶回吴郡，也来辅佐孙权。周瑜当时担任中护军、江夏太守，兵权在握，是个实力派。孙权见周瑜来了，高兴地说：“您一来我就放心了。我哥哥临终的时候嘱咐我要好好请教您和张昭，希望你们尽力帮助我。”周瑜同答说：“张昭是个有见识的人，担当得起这个重任，我的能力很差，恐怕辜负你哥哥的托付。我愿意推荐一个人来帮助您。”孙权问：“您推荐谁?”周瑜说：“有一个临淮东城人，姓鲁名肃，很有军事才能。这人现在曲阿，您可以马上去把他请来。”孙权听了非常高兴，就让周瑜把鲁肃请来，在自己身边增添了一个出谋划策的帮手。

当时江东初定，政局不稳，人心浮动。这对孙权确实是个严重的考验。江东有许多人对孙权持观望态度，有人怀疑他的统治能否长久，有人甚至公开反叛。庐江太守李术就是公开反叛的一个。在这紧要关头，孙权迅速调动军队，一举消灭李术，把李术部下三万多人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大家见孙权这样有气魄，有胆略，又很果断，打心眼里佩服他，愿意服从他的指挥，江东的局势稳定下来了。

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202年），曹操派遣使者到江东，要孙权送一个儿子到许昌去做人质，以表示两家和好。孙权召集文武官员商议这件事情。长史张昭是个文官，害怕打仗，他说：“如果我们不送人去，恐怕曹操就要借口兴兵来打江东。一旦大兵压境，局势就危险啦。”周瑜反对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意见，他说：“如果按照长史的主张，送去人质，那么我们就成了曹操的附庸，就要受他的控制，听他的指挥了。我们称霸江东的大业也就要断送了。现在我们占有江东六郡，物产丰富，兵精粮多，人心不乱，将士用命。有什么理由要给曹操送人质去呢?”孙权同意周瑜的看法，认为不应当在曹操的威胁之下屈服。他坚决拒绝了曹操的要求。在文臣武将齐心协力的辅佐下，孙权用心管理政事，努力增强军事实力。从此，由孙策开创的称霸江东的事业，到孙权手里逐步地得到了巩固。刘备三请诸葛亮官渡之战袁绍失败以后，原来投靠袁绍的刘备，只得带着张飞，以及从曹操那里逃回来的关羽，去投靠荆州牧刘表。刘表对刘备很客气，拨给他一些兵马，可对他有些不放心，叫他屯驻在偏僻的小小的新野县城。

古代画扇刘备从起事以来有二十多年了，虽然他一直寄人篱下。可是名声很大，只是身边缺少能出谋划策指挥千军万马的干才。他屯驻在新野以后，有不少的人从各地来投奔他，他自己也四处访求人才。有个叫徐庶的谋士，赶到新野来对刘备说：“有个叫诸葛亮的，人称‘卧龙’，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将军愿意见他吗?”刘备一听十分高兴，连忙对徐庶说：“请您把他带来见我吧!”徐庶摇摇手说：“诸葛亮是个难得的人才。像他这样的人，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叫他来，您应当恭恭敬敬地亲自去请他来。”刘备认为徐庶说得很对，决定亲自去拜会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是琅邪阳都（今山东省沂水县南）人。他从小死了父母，跟随叔父在荆州避难。在他十七岁那年，叔父死了，他就在隆中（今湖北省襄阳县西北）的卧龙岗盖了儿间茅屋，定居下来。他除了种地以外，经常和一些朋友攻读史书，切磋学问，谈论天下大事。诸葛亮胸怀大志，常常把自己比做春秋战国时代的管仲和乐毅。管仲曾经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乐毅曾经替燕昭王打败了强大的齐国。熟悉诸葛亮的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像卧在地上、准备腾空而起的龙，又因为他住在卧龙岗，所以人们就尊称他为“卧龙先生”。

刘备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来到隆中。这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风景秀丽。其中有一座山蜿蜒曲折，真像是一条静卧的苍龙。刘备等三人继续前行，来到一座山岗脚下，只见几间茅屋，掩映在一片苍松翠竹之中。刘备对关羽、张飞说：“这里大概就是卧龙岗了。”说着，三人在茅屋前下了马。刘备亲自上去敲门。一个小童开门出来问道：“你们找谁?”刘备客客气气地说：“请告诉卧龙先生，刘备前来拜见!”小童迟疑了一会儿，说：“先生不在家，早上就出门去了。”刘备问：“先生到哪里去了?”小童说：“不知道上哪儿。可能找朋友一块儿读书去了。”张飞见刘备还要再问，不耐烦地说：“既然他不在家，我们就回去吧!”关羽也在一旁说：“我们先回去，以后派人打听好了再来。”刘备只得对小童说：“等先生回来，请你告诉他说，我刘备来拜访了。”说完，失望地离开了卧龙岗。

过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已经回到家里，又带着关羽、张飞去请他。那天天气很冷，走到半路上，天下起大雪来了。张飞有些不耐烦，想要折回新野。刘备却认为冒着风雪去请，正好能表明自己的诚意，坚持要去。他们好不容易到了卧龙岗，一打听，才知道孔明已经在头一天和朋友出去了，又扑了一个空。

过了些时候，刘备选定了一个好日子，准备第三次去请诸葛亮。这次连关羽也有些不高兴去了。刘备说：“你们知道周文王访贤遇姜尚的故事吗?文王那样敬重姜尚，姜尚一心辅佐文王和武王，君臣齐心，上下合力，终于完成了灭殷的大业。咱们应该效法古人呢。”说完，带着关羽、张飞出发了。

刘备等三人来到卧龙岗，从小童那里打听到诸葛亮还在草堂上睡觉，不敢随便去惊动。刘备叫关羽、张飞在门外等候，自己恭恭敬敬地站在草堂的台阶下等着。过了好一会，诸葛亮才翻身醒来。小童赶快禀报说：“刘备已经来了一会儿了。”诸葛亮这才把刘备和关羽、张飞迎接到屋里，开始谈论起天下大事来。

刘备说：“现在汉室衰颓，奸臣当道，我不自量力，想要出来安定天下。但是，我的智谋短浅，能力薄弱，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成就。请先生指教，我应当怎么办才能够得到成功呢?”诸葛亮见刘备谦虚诚恳，就对当时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给刘备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他说：“自从董卓进入洛阳以来，天下群雄并起，势力跨州连郡的多得不可胜数。曹操和袁绍比，名望低，兵力少，但结果竟然打败了袁绍，这是由于曹操有智谋。如今曹操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目前当然不能够和他争锋。至于孙权，他据有长江天险，老百姓归附他，有才能的人肯为他效力，因此对他只能联合，不能打他的主意。荆州地势险要，北有汉水、沔水〔沔miǎn〕，南通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这是个用兵的地方。可是荆州的主将刘表守不住这个地方，这似乎是老天要将这个地方送给将军，将军应当取而代之。益州是个易守难攻的天然要塞，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称号。汉高祖刘邦就是以益州为根据地，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将军如能先占据荆州，站稳脚跟，再取益州，励精图治，充实国力，联合孙权，结好西南各民族，然后等待时机，再向中原发展。那么，统一天下的大业就能够获得成功。”刘备连连点头称是。他对诸葛亮说：“先生这一番话，说得十分透彻。我希望先生能够出来，帮我进一步策划完成统一天下的事业!”诸葛亮见刘备非常诚恳，激动地说：“既然将军这样看得起我，我只好竭尽微薄的力量来为将军效劳了。”刘备见诸葛亮已经答应请求，非常高兴，他请诸葛亮尽快出山，共图大业。笫二天，诸葛亮告别了亲友，跟着刘备一起到了新野。

诸葛亮当时只有二十七岁。从此以后，他就用全部的智慧和才能辅佐刘备打天下。刘备的势力越来越大。文姬归汉曹操在统一了北方以后，不仅注意发展生产，还努力提倡文化。他打听到自己的好朋友蔡邕〔yōng〕的女儿蔡文姬流落匈古代风景画鉴赏奴，就派遣使者，携带厚重的礼物，到匈奴把蔡文姬赎回来，让她为发展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蔡文姬，名琰〔yǎn〕，陈留圉〔yǔ，今河南省杞县南〕人。她的父亲蔡邕，是东汉末年的大文学家。蔡文姬从小受到父亲的培养，博学多才，记忆力很强，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yì〕。据说蔡文姬小时候，有一天夜里，她睡在床上听父亲弹琴，忽然琴弦断了一根。她对父亲说：“第二根琴弦断了。”蔡邕认为这是她偶然猜中的。为了证实女儿是不是真能辨别音调，他又故意弄断了一根琴弦。蔡文姬马上又说：“这次断的是第四根弦。”果然一点不差。蔡邕这才知道女儿真的能够辨别琴音，高兴极了，就更用心地教她学习音乐，教她做诗写文章。这是个传说故事。事实上，蔡文姬一生的遭遇，是十分悲惨的。

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蔡邕被人诬陷获罪，全家充军到了朔方。这时候，蔡文姬还是个襁褓〔qiǎng bǎo，背婴儿的布幅〕中的婴儿，她也成了罪奴，被剪去头发，跟着父亲去充军。过了几个月，蔡邕遇赦回家。在归途中，他得罪了一个地方官，全家又被迫过了十二年的流亡生活，后来才回到洛阳。文姬十六岁那年，父亲把她嫁给了河东卫仲道。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蔡邕在长安被王允逮捕入狱，囚死在狱中。接着，文姬的母亲和丈夫也相继死亡。蔡文姬只好只身回到陈留，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也就是汉献帝从长安逃到洛阳的那一年，汉献帝派人去南匈奴，邀请匈奴出兵，来对付凉州军阀李傕的追击。匈奴兵在打败李傕以后，乘机大肆掳掠。蔡文姬给匈奴兵掳走，被迫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她留居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孩子。

就在蔡文姬流落匈奴期问，中原地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生产发展了，老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安定了。在这个基础上，曹操努力提倡文化。他搜罗各方面的人才，也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蔡邕的女儿文姬，决定派人带着礼物出使匈奴，把蔡文姬赎回来，好让她为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派去的使者到了匈奴。使者拜见了左贤王和蔡文姬，陈述了曹操想要迎接蔡文姬回汉朝的要求，并且向左贤王赠送了丰厚的礼物。蔡文姬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悲伤。高兴的是她很快就能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故乡了；悲伤的是将要离别丈夫和在匈奴出生的儿女了。此情此景，怎能不叫她内心矛盾重重呢!她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蔡文姬经过再三考虑，终于被曹操的事业和功绩所感动，决心离别自己的亲骨肉，离开匈奴，献身于汉朝的文化事业。

蔡文姬回到汉朝，遵照曹操的意愿，继承了父亲的遗志，积极参加了撰写《续汉书》的工作。有一次，曹操召见蔡文姬，问她：“听说你家里原有很多古书，现在还能记得内容吗?”蔡文姬答道：“从前亡父赐给我古书四千多卷，因为流离散失，一无所存，如今还记得内容的只有四百多篇。”曹操说：“很好!我派十个人，帮助你默写下来。”蔡文姬说：“不必了。我自己默写好了，再给您送去。”果然，蔡文姬凭着自己的记忆，默写出了四百多篇古代珍贵的文献，为我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古代山水画鉴赏文姬归汉反映了曹操重视人才、重视文学的事实。其实曹操本人就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很诙谐、很潇洒、不拘形迹的人物。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很有气魄，唱出了他统一天下的理想，昂扬进取的精神，慷慨不平的感情，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曹操的第二个儿子曹丕，也爱好文学。他和文士相处，不拘礼法。常常在一块儿喝酒，谈论诗文。曹丕写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著作，对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植，十多岁就能诵读辞赋数十万言，是一个才华出众的诗人。据说，曹丕很嫉妒他的弟弟。有一次，他要曹植在走完七步路的时候，就吟出一首诗来。这首诗的题目是《兄弟》，但是诗中不准出现兄弟的字眼。不然的话，就要受到惩罚。曹植略加思索，走了七步路以后立刻吟道：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第三十章

曹植还写了许多抒发自己政治抱负，反映战乱和人民疾苦的诗篇。

曹家父子是当时文坛上的领袖，曹操的邺都是当时文学活动的中心。因为他们活动在汉献帝建安时代，后来就把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作家数以百计，其中最负盛名的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孔融、王粲、刘桢、阮瑀〔yǔ〕、徐干、陈琳、应玚〔yáng〕，称为建安七子。建安文学在诗赋文章方面的成就，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兴盛繁荣的新局面。文姬归汉这个故事，就生动地反映了曹操掌权时代文治武功的盛况。名医华佗东汉后期，我国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名医，像华佗，张仲景等人。

华佗字元化，是沛国谯县人，年轻时候在徐州读过书。由于他刻苦学习，学问非常渊博，特别精通医学。地方官和朝廷上的大官听说华佗学问很好，医道高明，都想请他去做官。华佗乐意行医，为乡亲们解除病痛，厌恶官场上的那一套，对于他们的邀请，都婉言谢绝了。

华佗华佗经常在今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行医，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真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因此到处流传着华佗治病的动人故事。

广陵（今江苏省淮阴县）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闷，经常肚子痛，面色发赤，不想吃东西。华佗给他诊断以后，说：“因为你吃了未经煮熟的鱼肉荤腥等东西，肚子里有许多虫子。”说完，就给他配了一副打虫药。陈登吃了药，果然吐出许多虫子来，病就好了。

又有一次，李将军的妻子病得很厉害，派人请华佗给她看病。华佗摸了摸她的脉，说道：“这是因为怀孕期间跌伤了身子，胎儿没有下来的缘故。”在一旁的李将军惊异地说：“她确实摔了一跤，伤了身子，但是，已经流产过了，胎儿早已堕落。”华佗接着说：“依我切脉来看，还有胎儿在腹中。”李将军不相信。过了些日子，病人的病势更重了，再来请华佗治疗。华佗切脉以后，对他们说：“脉搏和上次看的差不多，可能是双胎。在第一个胎儿流产的时候，流血过多，因而使得第二个胎儿下不来。现在只好用针灸和汤药把死胎催下来。”华佗给李将军的妻子扎了针，又吃了汤药，病人的肚子痛得像要临产，可就是不见胎儿下来。华佗判断这是死胎在腹中时间太久，下不来，应当由人工取出。他叫李将军找个产婆来按摩探取，果然取出来一个死胎。

有一次，华佗碰到两个都是患头痛的病人，症状完全一样。华佗切脉以后，判断叫倪寻的应当服泻药，叫李延的应当服发汗药。两个病人服了华佗给的药，病都好了。有人问华佗为什么对同样的病却要用不同的药来治疗。华佗解释说；“倪寻的病根在内部，所以要用泻药；李延的病是受外感，所以要用发汗药。”

还有一次，盐渎（今江苏省盐城县）有几个人，为了等候华佗治病，在一家酒店里饮酒。华佗来了，向大家打招呼，看了看每个人的脸色，然后对一个名叫严昕的人说：“从你脸上可以看出你有急病，最好不要多饮酒，快点回家去。”严昕听了半信半疑。不大在意。过了一会，严昕坐着马车回家，刚走了几里路，果然头发晕，从车上跌了下来。别人把他扶起送到家里，不久就死了。

华佗不光精于内科、针灸，他尤其精通外科。在外科手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个病人感到肚子阵阵剧痛，过了十多天，鬓发和眉毛都脱落了。家里的人把他送到华佗那里去诊治。华佗按了按病人的脉搏，解开他的衣服，用手揿了揿他的肚皮，再仔细看看病人的神色。经过反复的观察和诊断，华佗认为病人是脾脏腐烂了，要进行切除手术。他拿出一包叫做“麻沸散”的药来，让病人和在酒里喝了下去。不一会，病人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华佗拿出手术刀，把病人肚子切开。果然看到脾脏已经烂掉了一半。华佗迅速地把腐烂的部分切除，用消过毒的丝线扎好留下的脾脏，再缝好腹部的刀口，涂上特制的消炎药膏，又给他开了一些口服的药。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病就完全好了。

华佗给病人吃的麻沸散，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麻药。病人服了麻沸散，全身失去知觉，减轻手术时候的痛苦。华佗发明的麻沸散，后来传到了朝鲜、日本、阿拉伯等地。华佗的这一发明，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贡献，比欧洲人发明麻药早了一千六百多年。

为了让人预防疾病，华佗很注意人们平时的体育锻炼。他认为一个人经常活动，才能血脉流通，帮助消化，防止疾病，就好象门轴，因为经常转动，才不会生蛀虫。华佗创造了一套健身术，像我们现在的体操一样，名叫“五禽戏”，就是模仿虎、鹿、熊、猿、鸟等五种禽兽的动作，转动四肢、腰部，活动各个关节，增进身体健康。华佗的学生吴普，照着‘老师的话去做，活到九十多岁，还是耳聪目明，牙齿坚固。这五禽戏的创造，是华佗总结了前人健身经验的结果。秦汉以来，有一些想要成仙的人，模仿鸟兽的各种动作和练气功，称为“导引”，想用这种办法求得长生不老。华佗抛弃了其中修仙的幻想成分，吸取了锻炼身体的合理部分，再加以发展和提高，就成了有益于人们的健身操了。

曹操素来患偏头痛，他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派人来请华佗治病。华佗给曹操诊断以后，选择了针灸的穴位，给曹操扎了几针，头就不痛了。曹操很高兴，要把华佗留下来，好随时给他治病。华佗不求名利，当然不愿意只给曹操一个人服务。他借口接到家信，要回家一趟。华佗到家以后，推说妻子有病脱不开身，不肯回到曹操那里去。曹操多次写信催他回来，他根本不理睬。曹操命令郡县官吏去催，华佗也总是找借口不动身。因此，惹得曹操大发雷霆，派人去了解华佗的情况。还吩咐说：要是他的妻子真的有病，就送四十斛小豆给他，放宽期限；要是假的，便把他抓起来办罪。结果，华佗就被抓去了。

华佗被关进监狱，不久就被曹操判处死刑。华佗在临刑之前，拿出几本医书来送给管监牢的人，说：“这里面有可以救人治病的药方，你留下来吧!”但是管监牢的人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叹了一口气，就用火把书烧了。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华佗被无辜杀害了，这给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是曹操一生中办的一件很大的错事。医圣张仲景华佗精通医术，最擅长的是外科手术。跟华佗同时候的张仲景，以擅长内科出名，尤其对伤寒病最有研究。

古代田园风景画鉴赏张仲景名机，仲景是他的字，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省邓县东北）人。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很早就以知识渊博闻名乡里。当时的读书人都忙着追逐权势，不关心民间疾苦，他不满意；当时迷信盛行，人们有了病不去求医而盲目相信巫师，他也不满意。他很早就立志要学医，为人们解除病痛做出贡献。为此，他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学到了老师的全部本领，在乡里间为人们治病。汉灵帝在位的时候，张仲景被选拔出来做官，一直做到长沙太守。他为官清廉，很受老百姓的爱戴。

汉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由于战乱频繁，瘟疫大为流行，人们病死的很多。张仲景的家族，原有二百多口人，不到十年工夫，就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的人是患伤寒这种流行病死的。那时候所说的伤寒病，是包括霍乱、痢疾、肺炎、流行性感冒一类的急性传染病。在东汉末年，大多数医生对这种流行病还束手无策，没有对症治疗的办法，所以人们成百上千地被这种病夺去了生命。

张仲景为了解救人们的疾苦，也是受了自己家族中家破人亡的刺激，他下决心要探求出一套治疗伤寒病的办法来。他结合自己给人治病的经验，对伤寒病的各种症状都做了详细记录。还细心地询问病人及其家属，了解伤寒病发病的原因和服药以后的种种变化。经过长时期的努力，张仲景终于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伤寒病的病理、诊断、治疗、用药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伤寒病从初起到病危，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病人，应当有不同的治疗方法。有的病人需要让他发汗，有的病人则不能发汗；有的病人应当让他下泻，有的病人则绝对不能下泻；有的病人可以用艾火灸，有的病人则千万灸不得。张仲景说：“如果不应当发汗的病人服了发汗药，那就会使病人的津液枯竭，断送性命；应该发汗的病人不让他服药把汗发出来，那就会使病人的毛孔闭塞，窒闷而死，不应当泻下的病人服了泻下药，会使病人开肠洞泄不止而死；应当泻下的病人不服泻下药，就会使病人胀满烦乱，浮肿而死，不当灸的病人一灸，就会使病人火邪入腹，加重其烦恼而死；当灸的病人不灸，会使病人冷结重凝，无法消散而死。”总之，给人治病必须弄清楚病人起病的原因，病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曾经服过什么药，只有把这种种情况全都了解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为了要弄清楚病人的全部情况，张仲景反对当时医生治病时墨守成规而又十分草率的做法。有些医生只是简单地问问病人哪儿不舒服，切脉的时候三个指头没有由轻到重地切，仔细辨别病人的脉象跟正常人有何不同，就匆匆忙忙地铺开纸开药方了。张仲景说，这些医生对病人如此不负责任，又怎么能治得好病呢。张仲景给人看病，很好地运用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明了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观察病人的气色，闻是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向是询问病人的自我感觉和饮食大小便等情况，切是由轻到重地按病人两手的脉搏，必要的时候还得按脚上的脉搏。张仲景认为只有很好地运用四诊法，并且把通过四诊得到的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病情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的可靠结论，从而才能制订出正确的治疗方案，开出对症下药的方剂。只抓住某一个诊法得到的片面印象，就匆匆忙忙地制订治疗方案，肯定不会正确，开出来的方剂也决不会是对症的，病人服了这样的药，一定不会减轻痛苦。

张仲景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仔细研究，已经能够根据四诊分辨病人的症状是阴症，还是阳症；病在浅表，还是已经深入脏腑；是虚症，还是实症；是寒症，还是热症。这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被称为中医诊断学的八纲。四诊八纲辩证施治的理论原则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张仲景对这个理论原则的奠定，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除了伤寒病以外，张仲景对其他疑难杂病也下了很大功夫去探求治疗方法。杂病的范围很广泛，大致上以内科病为主，也包括妇科、儿科和外科等疾病。张仲景对每一种遇到的疾病都不轻易放过，下功夫去进行病因病理的研究，对已经治好的病人，也常常去跟踪追访，问他们病后有什么感觉，是否复发。张仲景治病不一定都给病人用内服药，也经常采用针灸、温熨、药摩、浸足、吹耳、喷鼻等等治疗方法。他认为对某些疾病来说，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也许会比内服药更好。

张仲景主张有病要及时治疗，无病要及早预防。他说，预防疾病的方法是饮食有节，劳逸适当。能做到这两条，基本上就能保持身体健康，少患疾病了。

张仲景一边行医，一边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记录行之有效的方剂。在多年行医经验的基础上，他撰著了一部《伤寒杂病论》，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贡献给同行。后来，晋朝的名医王叔和，在仔细钻研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后，把这部重要的医书分开改编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论》专门分析伤寒病的病理，提出治疗方法，附载有效方剂。《金匮要略》则是治疗各种杂病的医方汇集，载有大量药方。这两部医书都是中医的经典著作，张仲景以他自己的杰出贡献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赤壁鏖兵官渡之战以后，曹操统一了北方，发展了生产，增强了军事力量。他打算进军南方，消灭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进而统一全国。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挥军南下，直取荆州。这时候盘踞荆州的刘表刚刚死去，次子刘琮承袭了他的职位。刘琮听说曹军声势浩大，吓破了胆，暗地里向曹操投降。受刘表派遣驻守新野、樊城一带的刘备，见曹操大军迫近，想要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只得匆忙地向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退却。江陵是军事重镇，又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地。曹操怕刘备占领江陵，就亲自率领五千轻骑兵，不分日夜地追赶。没几天工夫，曹操在长坂（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追上了刘备，把刘备打得大败，夺取了江陵。刘备从小道逃到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在那里和刘表的长子刘琦相遇，合兵一处，约有二万人。

对于曹操的南下，占据江东的孙权也感到很紧张。在孙权同意下，鲁肃到刘备那里去察看动静，并且说服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刘备完全同意鲁肃的主张，带领军队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省鄂城县北）。曹操收降了刘琮的军队八万多人，兵力增加到二十多万，他率领兵马沿江东下，直逼夏口。诸葛亮看到形势紧张，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急了，让我去孙权那里求救吧!”刘备就派诸葛亮跟着鲁肃去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会见孙权。

诸葛亮见到孙权，觉得孙权对抵抗曹操还有些犹豫不决，就对孙权说：“曹操破了荆州，威震四海，现在他顺江而下，直逼江东。孙将军如果想要抵抗曹操，就应该立刻跟他断绝关系；如果没有这份胆量，何不按兵束甲，趁早投降，向曹操称臣呢?”孙权一听这话。反问道：“刘豫州（刘备当过豫州刺史，古人不称名而称官衔，表示尊敬）为什么不向曹操投降呢?”诸葛亮回答说：“刘豫州是汉朝王室的后裔，读书人仰慕他，就像江河归大海一样，眼前遇到一点困难，怎么就能屈居人下呢!”孙权听诸葛亮这么说，十分激动，猛地站起来说：“我不能拿整个江东和十万甲兵，受人家的控制!我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不过刘豫州刚打了败仗，他又怎么能抵抗得了曹操呢?”诸葛亮说：“刘豫州还有精兵二万。曹操兵马虽多，但是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何况曹军又多半是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又不习惯于水战。他们刚刚占领荆州，人心不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协力作战，就一定能够打败曹操。”诸葛亮这样一分析，孙权觉得很有道理，增强了抗曹的决心。他立即召集文臣武将开会商讨抗击曹操的方法。恰巧在这个时候，曹操写信威吓孙权，说是他带领八十万军队讨伐江东，要同孙权见个高低。

在会议上，孙权把曹操的信拿给大家看，许多人大惊失色。长史张昭说：“我们可以凭借着抗拒曹操的，是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了荆州，得了刘表的水军和几千条战舰，沿江水陆俱下。他已经占有长江北岸的险要地方，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抵抗他!照我看，我们不如和他讲和，表示欢迎好了!”孙权听到这种投降的言论，心里很不高兴，起身离开了会场。鲁肃赶快跟在后面，追到屋檐下，对孙权说：“刚才张昭他们的那些泄气话，您可千万听不得。您应当把周瑜叫回来，请他一起来决定大计。”孙权接受了鲁肃的建议，宣布暂时休会，等周瑜来了再说。

周瑜当时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听说孙权召见他，就动身回古代人物画像到柴桑。他听了文武官员的意见，对孙权说：“将军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应当横行天下，哪能向曹操称臣呢?”周瑜接着分析说：“其实，曹军最多不过二十多万，现在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他们军马缺乏草料。北方士兵来到南方，水土不服，必然生病。这些都是曹军的致命弱点。依我看，这正是我们打败曹操的最好时机。请将军拨给我几万精兵，开赴夏口，击败曹操。”孙权听周瑜这么说，精神为之一振。他拔出佩刀，一刀砍下案桌的一角，对大伙儿说：“谁要是再提迎降曹操，就和这张桌子一样。”他任命周瑜做大都督，程普做副都督，鲁肃做赞军校尉，叫他们带领三万人马。与刘备的水军会合，协同作战。孙刘联军进驻长江南岸的赤壁，跟北岸曹操的军队隔江对峙，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这时候，曹操的士兵因水土不服，陆陆续续地生起病来；没有得病的士兵，不习惯水上的风浪颠簸，许多人晕船，恶心呕吐，失去了作战的能力。曹操对此非常焦急。有人献计把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铺上木板，造成“连环船”，就会四平八稳。曹操急忙命令工匠连夜赶造。连环船造成了，人在船上行走，就像在陆地上一样，果然平稳得多了。

统率孙刘联军的周瑜，得知曹操使用连环船的消息，就跟大伙儿商量对策。部将黄盖说：“连环船虽然四平八稳，但是它有弱点，最怕火攻。”周瑜说：“火攻，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怎样放火呢?要有个人去诈降，挨近他们，趁机放火才行。可这是很危险的事。”黄盖说：“我愿意去。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设法火烧曹营!”

几天以后，曹操接到了黄盖要求投降的信。这时候，曹操认为自己处于绝对优势，同时认为孙权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江东覆亡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孙氏政权内部的分化极有可能。因此他对黄盖的诈降信以为真，还约定了黄盖来投降的日期和暗号。

到了约定的日子，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曹操得到士兵的报告说：“有十条插着青龙旗的小船向北岸开来了。”曹操高兴地说：“这是黄盖前来投降。黄盖一来，我的大功就告成了!”哪里知道黄盖的船上，装满了浇上油的枯柴干草，外边盖上帷幕。在离曹营不远的地方，黄盖叫点起火来。当时正刮东南风，火借风势，风趁火力，十条船就像十条火龙，飞快地顺着风势冲向曹营，把曹营的船只都烧着了。因为曹营的船是用铁链锁着的连环船，很快就烧成了一片火海。只见烈焰腾空，火光把江岸的石壁都照红了。曹军士兵一片惊慌，争着逃命，被烧死淹死的不计其数。周瑜指挥联军主力，乘机向曹军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曹军大败。孙刘联军分水陆两路乘胜追击，曹操带着残兵败将，由陆路狼狈逃走，最后回到了许昌，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向南进军了。

赤壁之战，以孙刘联军的胜利、曹军的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又一个著名战例。曹魏代汉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归北方。孙权、刘备的联军因为力量不足，加上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所以他们得胜后就匆匆收兵。这样，曹、孙、刘三方的力量暂时趋向平衡，进入绷对缓和状态。三方都忙着整顿自己内部，积蓄力量，以备将来好按照自己的打算进一步行动。

曹操回到北方以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决定先从整顿军队、发展生产、网罗人才入手，充实力量。他派人在淮河、淝水等河流上训练水军；又派人兴修水利，开荒屯田，积储粮食；还发布了“唯才是举”令，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网罗到自己门下来。

在此同时，曹操还一步步地迫使汉献帝刘协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准备把汉朝的天下夺取过来。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被迫封曹操为魏公，以冀州十郡（今河北省的大部分和山西省、山东省的一部分）作为封地，允许曹操在封地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属。三年以后，汉献帝又被迫进封曹操为魏王，允许他使用天子才能用的旌旗，出入像天子一样的排场。这时候的曹操，名义上虽然还是汉朝的丞相和魏王而不是皇帝，实际上只差叫汉献帝让出皇位这一步了。可惜曹操这时候已经六十多岁，时光不饶人，他就准备把当皇帝的事留给自己的儿子去做。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死去了。他的儿子曹丕接替他做了魏王和汉朝丞相，随即着手准备完成他父亲未完成的事情。

曹丕的手段比曹操还要高明，他没有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而是先装模作样地带兵南征，显示自己手握兵权，并且有他父亲那样的军事才干，这样既能吓唬汉献帝，也便于拉拢更多的入来为自己捧场。他带兵回到了家乡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大摆筵席，宴请六军将士和家乡的父老百姓。他虽然还没有做皇帝，却在摹仿当年汉高祖刘邦衣锦还乡的故事了。这时候，江南的孙权正忙于积蓄力量，他同刘备的矛盾已经变得很尖锐，顾不上跟曹丕对抗，听说曹丕带兵南下，就赶快派人前来祝贺曹丕继任魏王，表示了愿意和好的意思。曹丕见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跟孙权相安无事的结果，自然很高兴，于是就带兵回到许昌。

接着，曹丕授意他的亲信为他夺取汉朝天下制造舆论。亲信们心领神会，就不断地制造所谓出现祥瑞的传闻。他们一会儿说在曹丕的家乡谯县出现了黄龙，一会儿说在石邑飞来了许多凤凰，一会儿又说在饶安见到了白雉鸡。龙和凤在现实世界里都是不存在的，它们只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神鸟，在封建社会里被当作是皇帝和皇后的象征。白雉鸡在现实世界里虽然有，却不多见，封建社会里把它当作吉祥物。既然在曹丕的家乡出现了黄龙，这就等于说曹丕应该是做惶帝的真龙天子，而凤凰和白雉鸡是为黄龙做陪衬的，用来证明改朝换代的时候确实已经来到了。

在制造祥瑞传闻的同时，曹丕的亲信还利用了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谶chèn〕。太史丞许芝装模作样地说：“我看到过有本名为《易运期》的谶纬书上说：‘言居东，西有午，两日并光日居下。其为主，反为辅。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我仔细揣摩了这谶言的意思，才弄明白这‘言’字旁加个‘午’乃是‘许’字，两个‘日’字在一起，一个上，一个下，乃是个‘昌’字。合起来是许昌，乃魏王的发祥之地。‘其为主，反为辅’，是说魏王本应是君主，却做了丞相，是弄颠倒了。‘五八四十。黄气受，真人出’，是说汉朝在西京、东京建都，加起来已经享国有四百年了，气数已尽，应该让位给新的真命天子了。”接着，许芝又说：“《易运期》这本书上还说：‘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这‘鬼’字边与禾女’相连，不就是‘魏字’字吗?谶纬书早有预见，说魏王应该做天下之主了。”许芝这么一说，其他的人赶快随声附和，这个说：“谶纬书是最灵验的神仙预言，当年光武帝即位的时候，就应了谶纬书上说的话，所以不能不信。”那个说：“既然书上都这么说了，看来天命已定，汉朝天子应该赶快让位给魏王了。”说着，就有许多人把这些编出来的瞎话去禀报汉献帝，意思是催促他自己应当知趣，赶快让出皇位。

古代风景画鉴赏汉献帝听说叫他让位，自然很不乐意。他想：当年高祖皇帝和项羽逐鹿中原，开创基业是多么的不容易，光武皇帝中兴汉室，也曾经出生入死，祖宗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如今要经过自己的手奉送给别人，这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呢?他不禁暗陪流泪了。可是他又不能不同意让位。因为满朝文武大都是魏王的人了。他自己早就是个被架空的傀儡了。看来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要是坚持不让位，那就会丢掉脑袋；而主动让位，也许曹丕还能手下留情，保得住一条性命。汉献帝想到这里，只好含着眼泪下了让位诏书，宣布把皇位禅让给魏王曹丕。

曹丕接到汉献帝的诏书，心里十分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谦让，叫人把诏书原封退回。汉献帝又一次下诏禅位，曹丕还是把诏书退了回去。汉献帝被弄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有人告诉他说：“皇位的禅代，决不可马马虎虎，应当举行隆重的典礼才行。”汉献帝这才领会了曹丕的意思，于是就赶快派人连夜在颍阴的繁阳（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修筑起一个禅位坛。在禅位大典上，先由汉献帝登坛祭告天地和祖宗。接着，汉献帝在上，魏王曹丕在下，汉献帝宣读禅位诏书，公开承认汉朝的气数已尽，愿意让位给天命所归的魏王曹丕。然后双方互换位置，曹丕正式宣告即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封汉献帝为山阳公，送往河内郡的山阳县（今河南省修武县）居住。不久。曹丕宣布迁都洛阳，把繁阳改为繁昌，表示他建立的魏国是从这里开始昌盛起来的。到这里，汉魏之间的所谓“禅代”终于完成了，曹操经营了多年而没有实现的事，由曹丕实现了。事实上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政变。

这段时间里，南方的刘备乘着赤壁之战的胜利，占据荆州，又想往益州（今四川一带）发展。这本来就是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定下的策略。当时占据益州的刘璋懦弱无能，连他手下的一些人也认为他没有能力管理益州，抵抗曹操。有个叫张松的官员劝他把刘备请到益州，帮他掌权。刘璋同意了，派法正去请刘备。他哪里知道，张松和法正是密谋好的，要让刘备来益州取代刘璋。刘备知道以后，果然带人进入益州，不久就和拥护刘璋的将领发生了冲突。刘备接连得胜，可他的军师庞统也被杀死。留守在荆州的诸葛亮听说后，让关羽守荆州，自己带张飞、赵云等大将连夜去支援刘备。刘璋文不能武不会，哪里是对手?最后连成都也被包围起来。刘备又把西凉名将马超也联合起来，劝刘璋投降。刘璋没办法，只得出城投降，把益州让给了刘备。刘备如愿以偿，自任益州刺史，得到了真正属于他的一块地盘。

随后，刘备又想去夺取汉中。因为汉中是益州北面的门户，得到汉中，益州的安全就有保障了。汉中当时为曹操所占有，于是曹刘两家在汉中又打了一仗。刘备亲自带兵，曹操也到长安督战。一开始，曹军打了胜仗，可是领兵的夏侯渊瞧不起自己的对手老将黄忠，他说：“黄忠胡子都白了，还能打仗?”曹操劝他小心，他也不听。后来在定军山一战，黄忠以逸待劳，突然袭击，斩杀了夏侯渊。接着，赵云又用“空营计”杀败了曹将张邰。战争形势转为对刘备有利。几个月以后，天气炎热，疾病流行，曹军只好撤退。刘备占领了汉中，自称汉中王。他一心要消灭曹操，恢复汉室。

曹魏代汉的消息传到益州，刘备悲痛欲绝，他带着军民人等对天痛哭三天，然后在成都宣布自己即位称帝，继承汉朝的法统。因为他建立的汉朝势力范围只局限于巴蜀地区，所以历史上称之为蜀国。刘备称帝后八年，公元229年，孙权也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即位称帝，国号吴，历史上称东吴或孙吴。这样，就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附录大汉王朝大事记宦官弄权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图谋不轨。和帝预知其谋，当时朝臣上下莫不附宪，唯独中常侍钩盾令（钩盾令属少府，宦官）郑众，不事豪党，遂与郑众定计诛窦宪。永元四年（92）六月，窦宪伏诛，郑众以功升迁大长秋（皇后近侍）。和帝每次策勋班赏，郑众往往辞多受少，和帝因此对之很是器重，时常同他议论国家大事，并封郑众为侯，东汉宦官用权自此开始。

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掌握朝政。建光元年（121），邓太后病死，安帝亲政。他的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告发太后兄邓悝有废帝之意。邓氏一族或废为庶人，或先后被迫自杀。安帝重用宦官李闫、江京与皇后闰氏兄弟闫显、闫景、闫耀等，共同执掌朝政，开启了外戚与宦官联合专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闫皇后及其兄弟，还有宦官江京、樊丰等人，阴谋定策另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刘懿年少即位，是为少帝。闫太后临朝，闫显以车骑将军执掌大权，并处死宦官樊丰、周广等人。不到一年，刘懿又病死。以孙程为首的另一伙宦官共十九人，乘机起事，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闫显被杀，闫氏倒台。孙程等以立帝有功，十九人均封列侯，宦官再度把持朝政，权势日盛。

桓帝时，梁冀专权跋扈，天子拱手，桓帝心虽不平，但又口不敢言。延熹二年（159），梁太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唐衡、左倌等五人密谋诛除梁冀。梁氏灭门后，单超等五人皆因诛梁有功，同日被封列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此外，以冒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宦官掌权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①，狐假虎威，无恶不做。他们还兼作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见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②。单超弟安官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盛为河内太守，左倌弟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恭为沛相，无不贪污残暴，毒害地方。单超之丧，皇帝除追封他为车骑将军，又赐东周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③。其威风无可伦比。单超死后，四侯更加骄横，天下为之语日：“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意为办事无准则，可恣意胡为）。”④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他因向前汝南太守李暠家求婚未遂，及到任，竞发吏卒捕女至县衙，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根据举报，经过核实，将徐宣斩首示众。徐璜向桓帝诉怨，昏愦的桓帝反将黄浮髡钳（即剃发束颈），输作左校（遣送左校劳作）。中常侍侯览之兄侯参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富豪，竞诬为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全部家财，前后累计以亿计。其后被太尉杨秉弹劾，押送来京途中，畏罪自杀。京兆尹于旅舍检查其行装，居然还有三百多车，全是金银锦帛珍玩，多得不可胜数。侯览本人更是“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⑤。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八十一顷”⑥。新建府第十有六区，都是亭台楼阁，画栋雕梁。他还掠夺良家妇女，以为姬妾奴婢。督邮张俭举奏侯览罪行，反被诛杀。是非颠倒，以至于此，民不堪命，只有“起为盗贼”。桓帝延熹八年（165）冬，立窦武长女为皇后，拜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窦武为人清身嫉恶，生活俭仆，多辟名士入朝为官，对于子侄亦能严加约束，使其遵纪守法。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不少正直大臣遭到逮捕及罢黜。窦武上疏桓帝，请求贬黜宦官，信任忠良，桓帝被迫赦免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

古代出游图永康元年（167）十二月，桓帝死，无嗣。窦太后与其父窦武商议，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于建宁元年（168）正月继位，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太傅陈蕃与窦武谋划诛翦宦官。窦武引用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窦武兄子窦绍为步兵校尉，监羽林左骑，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部队。又征召天下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堂，共定计策。会五月发生日食，陈蕃谓窦武日：“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⑦窦武向太后建议：宦官但当供职宫中，主管生活服务琐事，不宜干预政务，尤其不能使其子弟担任要职。目前天下议论纷纷，正因此故。应当悉数诛除宦官，以清朝廷。太后以为任用宦官，本朝早有先例，不能尽废，但当诛杀其有罪者。窦武只好先杀掉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然后又屡奏太后诛杀用事宦官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决，故事久未发。八月，侍中刘瑜上奏太后称：太白出西方，奸人在主傍，宜急防之。同时上书窦武和陈蕃，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窦武、陈蕃得书将发，于是又安排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以控制首都及周边地方政府机构。

正当窦武、陈蕃积极布置准备尽诛宦官时，宦官曹节、王甫、朱璃等却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占据皇宫，并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驰人步兵营，与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禁军五校尉兵数千人屯洛阳都亭，准备抵抗。陈蕃闻难，亲自率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拔刃突入尚书门，与宦官王甫相遇，陈蕃拔剑叱甫叛逆，王甫命宫廷警卫执蕃下狱，当日遇害。王甫矫诏命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与新从边区征还京师，不知缘由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统五营士兵进攻窦武。深夜，王甫率宫中警卫虎贲、羽林、剑戟士等千余人，出屯北宫门，与张奂会合。明辰，两军在宫门外对阵。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谋反，营府禁军素来畏惧宦官，窦武部下逐渐散走归降，窦武、窦绍退走，王甫挥军追围，武、绍皆被迫自杀，窦武宗亲、宾客、姻属，、悉被诛戮、窦太后被软禁于南宫云台。自公卿以下，凡为陈蕃、窦武举奏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曹节、王甫等诛杀窦武、陈蕃后，曹节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为中常侍，并任黄门令如故；其余十多名宦官皆封列侯。宦官完全控制了朝政，灵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门阙上书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⑧。于是宦官矫诏命司隶校尉刘猛急捕书写人，刘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结果被贬官。中常侍王甫因向渤海王刘悝（桓帝弟）勒索五千万钱未遂，乃与曹节等诬奏刘悝谋反，迫令自杀。刘悝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官属皆被杀。王甫等十二人自相封赏，“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⑨曹节、王甫一伙宦官当道后，贪污残暴，胡作非为，公卿大臣堵口吞声，莫敢有言。王甫养子王吉为沛国（治相县，今安徽睢溪县西北）相，尤为残暴。凡判处死刑的人，皆陈尸车上，标明罪状，巡行所属各县示众。遇到夏季尸体腐坏，则以绳索串连尸骨，遍游国中乃止，见者，无不惊恐万状。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死一万多人。当时任尚书令的阳球激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⑩光和二年（179），阳球果然迁为司隶校尉。他借上朝谢恩之机，参奏王甫父子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等罪恶。灵帝命阳球亲临考问王甫等人，五刑俱备，王甫父子皆死于杖下。于是磔王甫尸体于洛阳夏城门，于尸旁立牌大书日：“贼臣王甫。”抄没其全部家产，妻子皆流徙外地。其后，阳球与司徒刘邰计议收审曹节、张让等，却被曹节等先发，向灵帝诬奏阳球与刘合墨、少府陈球等“勾通书疏，谋议不轨”。灵帝昏庸，竞相信宦者诬告，阳球、刘邰、陈球等皆下狱诛死。曹节兼任尚书令，直接掌握政府中枢机构，宦官权势复盛。

光和四年（181），曹节死，张让、赵忠等十二人并为中常侍（宦官最高品级），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贪污纳贿，残害百姓，被称为“十常侍”。黄巾军起，郎中张钧上书乞斩“十常侍”，以谢百姓，反为张让等诬为与张角交通，被收掠死于狱中。张让、赵忠教唆灵帝聚敛天下，每亩增税十钱用来大修宫室。由于宦官从中贪污作弊，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不得不加增私调，百姓苦不堪言。贪残的灵帝还大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

县令县长，当面议价，富者交现金，贫者到任以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灵帝把他在各种名义下搜刮来的钱财，一部分命人带到他原来的封邑河间去买田宅，起第观；一部分则寄藏在小黄门、常侍家中。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昏愦无耻，竟至于此!宦官得到如此空前的宠遇，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东汉政府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寿终正寝之日，已为时不远矣。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

③④《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⑤⑥《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侯览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窦武传》。

⑧⑨《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传》。

⑩《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

《后汉书》卷五六《陈球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传》。

第三十一章

党锢之祸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①。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②，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③，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④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倌、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⑤的罪行，左倌、左称皆畏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日：“畏李校尉”。”⑥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古代山水画鉴赏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聂（hé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⑦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借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⑧。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瑁与其功曹岑睚，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沉，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瑶与岑睚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沉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璟，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⑩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⑩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谓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⑩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苟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日：“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日：“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日：“欲图社稷。”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一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释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钢列传序》。

⑩《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

第三十二章

道教的兴起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古代风景画鉴赏降神的描述。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东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篆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日：“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日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古代风景画鉴赏《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是该书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美好概念。书中解释“太平”为“太者大也，平者正也”（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8页）。太平世界是和谐公正安定的世界，“凡事皆能得其宜，帝王优游，盗贼无有，百姓无怨，颂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92页）。这种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思想，引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共鸣，对于汉末民间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是稍晚于《太平经》的道教丹鼎派理论著作。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书中主要讲述炼丹的用药、火候及服用效应等。该书文字古奥，语言含混，千余年来，学者反复研味，多方诠释，仍不能得其真意，甚至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也慨叹说“无下手处，不敢轻议”⑦。然而，无论如何，《参同契》却推演出许多新的丹鼎学说，奠定了道教外丹学说的基本理论，被称为丹经之祖。

注释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裴注。

⑤《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⑥《后汉书》卷三。下《襄楷传》。

⑦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黄巾大暴动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安帝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今河南省）一带，“饥死者十四五，至有灭户者”①。尽管如此，豪族地主和封建国家压榨搜刮仍有增无减，官吏贪婪无厌，众多农民死于箠楚之下。因此，从安帝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接连不断，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不下百次，至于各地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②，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农民中流传一首歌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③反映了农民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继起的暴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终于形成了以张角为首的全国性黄巾大暴动。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疠疫流行。张角画符诵咒，以治病为名创立和传播太平道教，利用宗教，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活动。张角派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传道，受到农民的信任。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天下辐负（背着小孩）归之”④，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屡下“赦令”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命州郡使用武力“捕讨”。司徒杨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张角的势力正在“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⑤，因此，他建议皇帝命令州郡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首领），’⑥，这样“可不劳而定”⑦。其后，侍御史刘陶等人也上疏灵帝，请求“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⑧，企图用收买手段，消弭起义。但是东汉统治者的上述对策，并没有得到实行。

在此有利形势下，张角加快了起义准备。他把道徒以“方”为单位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组织工作就绪后，张角等人“窃人京师，觇视朝政”⑨，深入了解东汉王朝的内部情况，最后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向道徒们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⑩的口号，向人民宣告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号，并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攻打的目标。

中平元年（184）春，张角派大方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数万信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集中，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多次到洛阳，联系宦官封胥、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但是，当此紧要关头，起义军中的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泄露了起义的全部计划。东汉政府下令搜捕，马元义在洛阳被捕牺牲，太平道的徒众一千多人遭到杀害；同时，又下令冀州官府逮捕张角等人。张角得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他派人星夜驰向各方，通知信徒，立即举行起义。中平元年（1814）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军由张角统一指挥，向着东汉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黄巾军在起义后迅速形成三个中心。一支是由张角三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一支是由波才领导的颍州黄巾军；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黄巾大暴动后，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驻都亭（洛阳附近），并分遣八都尉屯兵函谷、大谷、广成、伊阙、冁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险要关隘；又遣中郎将皇甫嵩、朱隽、卢植、董卓等率兵分头镇压起义。为了纠集豪族地主武装镇压起义，灵帝采纳中常侍吕强建议，宣布取消党禁，赦免党人。于是各地豪族地主纷纷起兵，与黄巾军为敌。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郎中张钧大胆向灵帝提出诛杀宦官，以谢人民的主张。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搜刮）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昏庸的灵帝不但不采纳，反而替宦官辩护，结果张钧被宦官所诬杀。

起义前期，各个战场上的黄巾军均给予官军以沉重打击。张角领导的冀州黄巾军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斩杀幽州刺史郭勋、太守刘卫，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并先后打败卢植和董卓率领的官军。当年三月，南阳黄巾军张曼成攻克宛城，杀死太守褚贡。四月，颍川、汝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朱隽，并把皇甫嵩的主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一时之间，农民军声势浩大，官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本来形势的发展对黄巾军很有利，但由于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波才的颍川军包围长社后，失去警惕，“依草结营”，给皇甫嵩以可乘之机。皇甫嵩乘风放火，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皇甫嵩令军士皆手持一束燃苇登城，使锐士乘间突围，纵火大呼，城上举燎相应，嵩从城中鼓噪出击，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率领援军赶到，合攻黄巾军，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相继失败。之后，皇甫嵩调军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军领袖卜巳不幸被俘。朱隽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扑南阳一带义军。

在南阳战场上，张曼成斩杀南阳太守楮贡后，在宛下屯驻百余日，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同年六月，东汉政府派秦颉率兵向起义军反扑，张曼成不幸牺牲。黄巾军推赵弘为帅，队伍扩充到十多万人，将新任的南阳太守秦颉赶跑，再据宛城。朱波会同荆州刺史徐璎、南阳太守秦颉等地方军，合力围攻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朱浅几乎被撤职。但黄巾军错过主动出击时机，坐使官军重新积聚力量扭转局面。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帅，韩忠被杀，再推孙夏为帅，继续战斗。由于官军不断增兵，义军毫无后援。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向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内的精山转移。朱洩乘机追击黄巾军，孙夏战死，黄巾军又有一万多人牺牲，南阳的黄巾军主力，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冀州地区，起义爆发之后，张角首先率领义军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东汉政府派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镇压。卢植开始虽然取得小胜，斩获黄巾，军万余人，但他虽倾尽全力“筑围凿堑，造作云梯”，一直未能攻下广宗。东汉政府无奈，只好又改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卢植去镇压，董卓在下曲阳与义军较量，又被张角一举击破。他围攻广宗三个月，广宗屹然不动。八月底，东汉政府调左中郎将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这时张角已病死由其弟张梁统率广宗义军。

“梁众精勇，嵩不能克”，皇甫嵩只得“闭营休士，以观其变”。可是，在十月间的一场战斗中，由于义军疏忽大意，皇甫嵩“潜夜勒兵”，鸡鸣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与张梁一道战死的有三万多人，其余不甘屈服，投河而死者五万余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军又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残暴的东汉统治者对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因张角已先病死，竟棺戮尸，传首京师”，并在下曲阳城南积尸封土，筑为“京观”。这种野蛮的行径，并没能改变东汉统治者覆灭的命运。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镇压，但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中平二年（185），黄巾余众和各地饥民，又举起各种各样的旗帜，活动在黄河以北的原野上。据《后汉书·朱隽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风、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之徒，并起山谷问，不可胜数。”其中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黑山军首领张燕（即张飞燕，原姓褚，张牛角战死，改姓张）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发展成为百万人的队伍，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他们长期坚持抗击官军和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继黄巾军而起的暴动集团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各个集团分散行动，互不相属，因而不能集中力量，整齐步伍，向着共同的敌人进军。张燕虽与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但他并不能把各集团领导起来，而且他的反抗意识并不坚定，起事后不久，即“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被东汉政府任命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中平五年（188），当时分散在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并州的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如郭太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同年十月，青、徐一带黄巾复起，声势巨大。徐州黄巾军为陶谦阻击后，攻破北海。北海太守孔融慑于起义威势，出屯都昌（今山东临朐境），复被起义军管亥所部包围，直到刘备兵到才解围。青州黄巾再起后，先后进攻泰山、兖州、东平等地，杀死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发展至百万人。曹操倾全力阻击这支义军，在寿张东与义军“昼夜会战”，被义军击败，济北相鲍信被杀。义军人数虽多，但妇女老幼等非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军需供应全靠“钞略”补给，这就为其流动作战带来极大困难。初平三年（192）这支义军被曹操所收降，曹操简其部分精锐，组成“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而黑山军在被东汉政府招抚后，后又“渐寇河内，逼近京师”，直至建安十年（205年）夏四月，才由张燕率领其众十余万人归降曹操。黄巾大暴动，至此宣告结束，但东汉政权，也被割据势力所瓜分，历史进入豪族混战的局面，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注释①《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齐民要术》卷三引崔宠《四民月令》。

③《全后汉文》卷四六。

④⑤⑥⑦《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

⑧⑨《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⑩《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张让传》。

《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后汉书》卷七一《朱隽传》。

第三十三章

张鲁雄据巴汉与黄巾大暴动同时，在蜀郡，张修、张鲁也造作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东汉时期流行于巴蜀、汉中原始道教的一个流派，其创始人是沛国人张陵。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张陵之孙总道主张鲁为首领，主要活动于四川西部，完全按照其乃祖乃父（张衡）所贯彻的宗旨行事，将五斗米道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迷信在传播；另一支是以巴郡教区张修为首领，活跃于巴郡（今重庆市区）、汉中一带，他们在东方太平道的思想影响下，以五斗米道为工具，于中平元年（184）黄巾大暴动之后，也随之发动“叛乱”，攻占了巴郡、汉中相当大的一块地区。

汉末熹平、光和中，到处发生农民暴动，为了加强对各地“叛民”的镇压，汉灵帝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州牧，选派有名望的宗室、列卿充任，以总揽一州的军政大权。中平五年（188），宗正兼太常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来到四川，在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县北）建立起益州最高行政机关。刘焉和东汉朝廷中许多公卿大臣一样，冀图乘东汉“政治衰缺，王室多故”①之机，离开京师，到外面去占据一块地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政首领。因此，他一到绵竹，即迫不及待地实行“抚纳离叛，务行宽惠”②的政策，阴谋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

刘焉认为，四川的五斗米道势力和汉中的东汉政权是他“阴图异计”的两个重要障碍。于是刘焉首先对张鲁进行笼络，而张鲁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想寻觅一个政治靠山，以确保其既得权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加之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③，刘焉利用这种关系，于初平二年（191）派张鲁为督义司马，并利用张鲁和张修之间的五斗米道关系，给张修以别部司马的名义，令其合兵进攻汉中。

张鲁在取得张修的合作后，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张鲁在武都入汉中的孔道上，“因即崤岭”，修了一个“周围五里，东临溶谷，杳然百寻，西北两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以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④的强固城堡，即后世所谓的“张鲁城”。在张鲁城不远处还有“张鲁治”、“张天师堂”等建筑。张鲁以此为活动中心，大肆传道，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中人民的支持下，张修和张鲁掩杀了东汉汉中太守苏固，消灭其武装力量。汉中部分地方豪强势力如赵嵩、陈调和顽抗的陈固等亦也消灭。从此刘焉便以“米贼断道”为借口，与东汉统治者断绝联系，利用农民武装力量割据巴蜀。

张鲁既是五斗米道世家、道主，又是广拥部曲的豪强。攻下汉中以后，他认为割据汉中的时机已到。初平二年（191），张鲁袭杀了张修，并收编了他的队伍。于是，他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张鲁城”迁到南郑。兴平元年（194），绵竹大火，燔烧城府辎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刘焉徙居成都，疽发背死，其三子刘璋领益州牧。刘璋为人阊弱，张鲁骄恣，不肯承顺，刘璋杀张鲁之母及弟，因此，张鲁与之公开决裂，在汉中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割据政权。建安六年（201），张鲁派兵攻下巴郡，从此，他便成为一个占有巴、汉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刘璋屡次派兵攻打张鲁，皆为所败。赤壁战后，刘璋采纳别驾张松建议，遣法正请刘备人川。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⑤，使讨张鲁。

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张鲁控制下的汉中地区居民，都得加人五斗米道，即使“流移寄在其地者”⑥亦“不敢不奉”⑦。初入道者皆称“鬼卒”；入道既久而又笃信不疑者称做“祭酒”，“各领部众”。祭酒本是当时社会上对某些有地位人的尊敬称号，因而“各领部众”的祭酒乃是五斗米道中的上层分子；领有部众特多、在五斗米道中特权更大者，则称做“治头大祭酒”。张鲁的统治办法是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⑧，即除在郡一级设太守府及其僚佐以外，郡以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乡、亭等皆不设相应的官吏，而是“以祭酒为治”，使各级祭酒行使原基层官吏“治民”、“理民”的职能。祭酒既是宗教统治者，又是行政统治者，这样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要比单纯的行政统治更为牢固和有效。张鲁的汉中政权，按照《太平经》的设想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以下一些改良措施。

首先，初入道和治病者都得缴纳五斗米，作为祈祷费。此后鬼卒们要常年缴纳，“其供道限五斗米”⑨，使原来道徒的一种宗教性负担，扩展成为普遍实施的通供赋税。另据李膺《益州记》记载：“受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这样种类繁多的实物贡赋，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米民”，则是把一部分贫苦农民控制起来，从事专门的粮食加工生产，以供养张鲁政权的粮谷需要。在此基础上，张鲁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⑩。义舍中置有米肉，据说是供“行路者量腹取足”之用，如果取得过多，“鬼道辄病之”。既然汉中居民都得信奉道教，张鲁义以道教组织体系作为其政权形式，这种义舍显然是为张鲁传布政教命令而设置的一种机构。义舍和义米、义肉，并不包含什么“共同生活”的意义。

其次，张鲁对传统的刑法亦有所改变。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这说明对触犯法纪的人，还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只是在三次原谅之后，仍然坚持不改者，才使用刑罚。对于那些“有小过者”，则令其“治道百步”，可以免除其罪。这比旧的科条要减轻了许多。张鲁所以采取比较宽简的刑律，主要是为了安定巴汉地区的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他是了解东汉政府汉中政权怎样被当地农民推翻的。

再次，张鲁政权“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推行“其市肆贾平”⑥的政策，以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在汉末天下大乱，全国经济凋敝，城乡一片残破的情况下，即使要巩固局部地区政权，也必须做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否则都难免遭到覆灭的下场。曹操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能够认真去解决。他首先在许县实行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以后又逐步推广到其所占领地区，积累了较充足的军粮，最终才得以战胜袁绍，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张鲁吸取了曹操的成功经验，非常注意经济问题，加之汉中、巴郡地区战争较少，关西之民来奔者数万家，使这个政权有了一定的实力，即使拥有益州大一部的刘璋对之也无可如何。张鲁实施的“保境安民”政策，史称“民夷便乐之”，这是他能够“雄据巴、汉垂三十年”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东汉政府，已无力约束张鲁，只好给以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的官位，承认了张鲁的割据。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从散关出武都进攻汉中，至阳平关，张鲁遣五官掾接洽投降，其弟张卫不肯，率领部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曹军不得进。曹军军粮尽，曹操准备退兵，部下郭谌以为不可。他说：“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偏师）可攻。悬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曹操犹疑不定。是夜天色昏黑，曹军迷惑，误入卫营，张卫以为被曹操大军包围，遂降。张鲁闻说阳平关已被攻破，将要“稽颡归降”，部下闫圃认为；“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归顺），功必多，”劝张鲁南人巴中，投奔巴酋杜濩，然后与曹操谈判投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在张鲁逃奔巴中前，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张鲁止之日：“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命人封藏完毕之后，才离去。曹操进入南郑，见宝货仓库保存完好，对张鲁很是嘉奖，遣人对之进行慰喻。张鲁本有降意，至此遂率领部众向曹操投降。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闫圃皆赐封列侯。曹操还特为其子彭祖聘娶张鲁之女为妻，进行联姻，以示宠信。张鲁建立的巴汉政权，至此告终。

注释①②《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③《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

④《水经注·沔水篇》。

⑤《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⑥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⑨《华阳国志·汉中志》。

⑩《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世语》。

《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董卓之乱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再度激化，一方面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趋剧烈。

黄巾起义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镇压力量，扣平五年（188），汉灵帝接受刘焉的建议，先后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于是州的长官叭只具有行政权，一变而为兼有领兵治民之权。这就给一些将帅和地方长吏以扩充军事实力的权力，出现州郡牧守擅兵局面，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灵帝为了加强防护京师的力量，在首都设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部队，袁绍、曹操等七人被任命为校尉，各统一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兼为元帅，统帅其他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归他统管，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去，蹇硕欲杀死何进，拥立王贵人之子刘协为帝，独揽大权。为何进察觉，乃急引兵回营，蹇硕之谋未能得逞。于是何皇后之子刘辩得以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何进素知宦官专权乱政，为天下人所痛恨，便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等谋议铲除宦官。蹇硕疑不自安，作书与中常侍赵忠等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指宦官），扫灭我曹。但以硕典重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阉，急捕诛之。”①何进同乡中常侍郭胜素亲何氏，他与赵忠商议后向何进告密。何进先发制人，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处死，并接管蹇硕率领的禁兵，成为独掌军权的实力人物。

何进独揽大权之后，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他抓紧时机消灭宦官：“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②并告诫他不可轻易进宫。何进与袁绍定策，欲尽罢除诸宦官，并以其计报告太后。何太后因凭借宦官势力登上皇后宝座，她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不同意何进的建议，他说宦官统领宫中事务，汉王朝自开国以来，历来如此，怎可废除?何进无法改变太后成见，袁绍提醒何进，“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③。何进犹豫不决。

于是袁绍又建议何进多招四方猛将及各地豪杰，使其各自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何进表示赞同。主簿陈琳认为“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④。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人京。何进皆不听，遂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屯洛阳附近，向朝廷提出消灭宦官的建议。太后犹不从，何进之弟何苗亦劝进深思，何进意更狐疑。袁绍担心何进变计，乃威胁说：“今交搏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⑤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以控制首都洛阳及河南地区军政大权。袁绍接受任命后，一面命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官，一面催促董卓等人迅速上路。直至此时，何太后才感到事机不妙，被迫罢免了张让等当权宦官，诸常侍、小黄门皆面见何进谢罪，听候处置。袁绍建议何进趁机一网打尽，何进不许。何进劝他们各回封国去享清福，宦官们不肯自动下台，秘密策划反扑。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临洮在西汉时为一防御羌人边陲重镇，地理形势甚是险要。当地人民长于骑射，习性勇武剽悍。董卓自幼生长在一个武官家庭，力大体壮，粗猛有谋，史称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鞋，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⑥。青年时尝游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以健侠知名羌胡。东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随中郎将张奂共击汉阳叛羌，屡立战功，连升官阶，一直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董卓拜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率兵攻打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不久，又被任命为中郎将、破虏将军，随同车骑将军张温进攻金城叛将边章、韩遂。中平四年（187），韩遂与马腾联合向三辅进攻。董卓被朝廷任命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将韩遂、马腾击败。由于董卓在对西羌和韩遂、马腾作战中，壮大了凉州兵的势力，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以致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一是中平六年（189），东汉政府征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九卿之一），董卓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不去洛阳就职；一是当灵帝将死时，玺书拜他为并州牧，命他将兵权交与皇甫嵩，他再次抗命不遵，并带领部队驻守河东，以观时变。这次当他得到何进的召唤，他认为是篡权的好机会，立即引兵向洛阳进发，并上书请求惩办宦官张让等，“以清奸秽”。董卓还未到达洛阳，宦官张让、段硅等假传太后旨意，召何进人宫议政，事先使党羽数十人埋伏在官门外，当何进出官时，发动突然袭击，将何进杀死。张让、段娃等作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不肯信，日：“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何进首级掷地日：“何进谋反，已伏诛矣。”⑦何进部将和袁术等听说何进被害，领兵焚烧宫门，张让、段硅等见势不妙，慌忙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及宫内官属数十人逃走。当他们逃至小平津（黄河重要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北）肘，张让被逼走投无路，投河自杀。与此同时，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勒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斩首，共诛杀二千余人，有些无胡须的人也被当做宦官杀死。

当洛阳大杀宦官之时，董卓已率兵接近京城，远见火起，知朝中有变，乃引兵急进，天尚未明，到达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少帝见到董卓带兵卒然来到，恐怖涕泣。群臣见此情景，对董卓说：“有诏却兵。”董卓早怀异心，怎肯听从，乃对群臣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⑧遂与少帝和陈留王，一起回到洛阳。

古代风水画鉴赏董卓领兵进入洛阳，恰好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来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⑨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难。不久，何进及其弟何苗的一些部曲投归董卓，董卓又收买丁原的部属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兼并了他统领的部队，再加上他从凉州带来的三千人马，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董卓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他先后自封为司空、太尉、相国。为了削弱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他准备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他同袁绍商议，袁绍持异议，董卓按剑怒叱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⑩袁绍勃然大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说罢引佩刀长揖而去，座上公卿，见此情景，皆大惊愕。董卓新到洛阳，又因袁绍为世家，亦未敢加害。袁绍惧怕董卓报复，当晚奔冀州。董卓采纳部下周珌、伍琼建议，授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之弟袁术和曹操，不愿屈从董卓，也先后逃离洛阳，别图发展。

董卓掌权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欺世盗名，假惺惺地外示宽柔，起用党人名士做朝官，外放大臣为牧伯太守，平反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冤狱，“以从人望”。他起用周璐、伍琼、郑泰、苟爽等，处以要职；其染党锢者如陈纪、韩融之徒，皆任为列卿。知名大儒蔡邕以前在宦官打击下，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间迁升三次，位至侍中。对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董卓也尽力笼络，如任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仙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对名将朱傍表面亲近而内心忌惮，董卓自为太尉，以朱隽为副，但不令其真正掌握兵权。

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刘协为帝后，以为天下安定，可以为所欲为，对人民一味掠夺残杀。董卓生性残忍，经常放纵士兵抢劫财物，掳掠妇女，使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遣兵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正值百姓社祭，董卓士兵杀死全部男子，掳夺妇女、财物，将人头系在车辕上，诡称“攻贼大获”，高呼“万岁”。回到洛阳城内，将男子首级焚烧，将妇女赏给士兵为婢妾。董卓的种种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怨恨。关东地区拥有武装力量的州郡长官，也乘机以讨伐董卓为名，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初平元年（190）初，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仙、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以及典军校尉曹操等联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是时，黄巾余党郭太等率十余万众，再次起事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河东等地，与关东军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董卓恐惧，乃鸩杀弘农王，准备迁都长安，召集公卿会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不同意迁都长安，在朝廷上争论没有结果，伍琼、周璐又力谏不可。董卓大怒，下令将伍、周二人斩首，黄琬、杨彪降为光禄大夫，决定挟持汉献帝西迁。在临行前，董卓下令将洛阳宫殿、官府全部烧毁，二百里内民居洗劫一空，荡然无存。他强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西迁，一路上老百姓在军队的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很多，由于粮食缺乏，因饥饿而死者也为数不少。董卓还命人挖掘皇帝及公卿陵墓，盗取珍宝。董卓的倒行逆施，不仅使洛阳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也使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洗劫，大批书籍及文物损毁殆尽。

迁都长安后，董卓授意天子拜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他将从洛阳等地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积藏在郿坞，城墙高厚皆七丈，号日“万岁坞”。董卓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他大封亲戚为官，“宗族内外，并居列位”与此同时，董卓大肆诛杀异己，“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弄得“百姓嗷嗷，道路以目”⑩。一次，董卓去郿坞巡行，命公卿百官在长安西门外设宴送行，董卓于坐中杀死数百降人助宴。被杀的人，先断其舌，次斩手足，然后挖去眼睛，最后投入滚烫的开水锅中活活煮死，与会公卿大臣有人被吓得遗失匕箸，董卓饮食自若。其凶残野蛮，以至于此!天下之人对董卓及其凉州兵恨之骨，够有诛灭之心。

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中郎将吕布等，密谋诛董卓。吕布自从杀死丁原之后，成了董卓的亲信侍从，二人誓为父子。后来吕布因小事失卓意，险些被董卓用手戟刺死，吕布由此阴怨董卓，加以吕布私通宫中婢妾，心中益不自安，遂参与王允密谋，许为内应。四月，献帝有疾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王允等乘机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带士兵十余人伪装卫士，守住宫门，等待董卓到来。董卓入门之后，李肃一戟刺去，董卓伤臂，堕落车下。他大声呼唤：“吕布何在?”吕布应声喝道：“有诏讨贼臣!”举矛将董卓刺死，接着又杀死几名董卓的亲信。吕布取出怀中诏版向吏士们高声宣布：“诏讨卓耳，余皆不问。”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长安城中百姓听到董卓被杀消息，纷纷“歌舞于道”，不少士女卖掉珠玉衣装，沽酒买肉，以相庆贺。

董卓死后，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共掌朝政。王允刚愎自用，不讲策略，许多过去被追依附于董卓的公卿大臣皆被处死。著名学者蔡邕，听到董卓被杀消息，表示惊叹，也下狱身死。董卓部下皆怀恐惧之心，王允也未能妥善处置，致使董卓部将李催（音决）、郭汜等相与结盟，集兵十余万，进攻长安，打败吕布，杀死王允。不久，董卓部将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展开了两年多的火拼，使长安及其附近的关中地区，成为厮杀的战场，居民逃散，行旅断绝，出现了诗人描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汉献帝徒具虚名，东汉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接着而来的则是关东军阀的更大混战，逐步形成了长时间的分裂局面。

注释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⑤《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⑧《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注引《典略》。

⑨⑩《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前言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繁荣昌盛、辉煌壮丽的时代，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历史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推进，并且呈现出波浪式的前进轨迹，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家强大的唐朝是一个公认的高潮时代。唐朝是古代重要的盛世，不但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光辉夺目，而且在对外关系的发展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趁乱晋阳跃兵，西渡黄河，攻占长安，建立大唐帝国，并一一削平薛秦、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宫廷倾轧，明枪暗箭终酿成玄武门事变。李世民继承皇位，任人为贤，大唐王朝先后征服东突厥、土谷浑、高昌、薛延陀；和亲吐蕃，以战求和，安定边塞，民族团结，国运兴隆，开创了贞观之治。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就算是像大唐这样的灿烂、华美的帝国背后，也无时不刻、无处不在地隐现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权力、金钱、荣誉、美色永远是罪魁祸首，也永远是战利品。如此说来，历史确实是一面镜子啊。

第一章

鼎盛的隋唐概述凡是对中国古代史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怀疑，隋唐是极为鼎盛的时期。时至今日，在国外许多地方，仍习惯将华人称为“唐人”，并有专门的“唐人街”。可见隋唐特别是“盛唐气象”的影响力，有多么深远。那么，“盛唐气象”是怎样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后世可引以为鉴的东西是什么?这些，是本书想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在开篇中先做一个概括的介绍。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时期。与秦汉相似，隋唐也是在长期分裂割据之后出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隋唐王朝在重建和维护统一、改革封建制度、发展经济文化、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多有建树，为后世称道。

统一帝国的重建自东汉末年董卓之乱后，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之中，长达400年之久。在长期的封建割据之中，孕育着重新统一的条件，并且逐渐向统一的方向迈进。

造成汉末分裂割据局面的一个主要社会原因，是豪门士族势力的强大。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提到的一大堆英雄之中，大都是当时的豪门望族的代表人物，如袁绍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孙策是祖居江东，子承父业。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割据时期，豪门望族既是割据势力，又在相互倾轧中遭到削弱。这种削弱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战乱之中的打击。如南朝梁简文帝时期的侯景之乱，使侨居江南的名门大族，消亡殆尽。唐朝诗人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就非常形象地刻画了这一时期世事的沧桑变化，名门起伏急剧的景象。另一个是国家政策的限制。如南朝从刘宋以来，使“寒人掌机要”，即让出身寒门之家的人掌握国家枢密之权，含有在政治上限制士族势力的倾向；实行“土断”和“检籍”，将由北方南迁的豪门士族，一律编入当地户籍，与土著居民同等待遇，并检查户籍有无诈冒脱漏等情况，含有在经济上限制士族势力发展的意图。北魏开始实行的“均田制”、西魏实行的“擢贤良”等政策，也都有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限制豪门士族势力的意思。在这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强盛的士族门阀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社会障碍逐渐排除。

边疆诸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并纷纷建立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政权，是形成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状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晋室南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逼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内徙；晋室南迁之后在北方领土上出现的“十六国”，大都是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政权，也是鲜卑族一支的拓跋氏。在内徙各少数民族逐步封建化的过程中，他们既大量吸收汉族的封建文化，同时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到隋初，原先进入汉族地区的诸少数民族，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语言风俗等方面，都已基本上和汉族合流，以至后来的历史学家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郡望上来考知他们族性的渊源。各民族的大融合，为统一帝国的重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

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北方和南方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北方在北魏中期孝文帝改革之后，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在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南北方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商品交换等经济文化联系越来越普遍。北方的洛阳、长安等城市，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商业城市，“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当时洛阳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余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南方的长江沿岸及三吴地区，商业也非常活跃。当时的成都，不仅是西南各族交换商品的重要市场，而且吸引了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贸易。在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军吏和商人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南北经济的发展及其紧密的联系，造成了全国重新统一的物质前提。

随着统一诸条件的逐渐成熟，统一的斗争也开始进行。经过一系列曲折复杂的过程，最后由隋文帝完成了这一大业。

在隋文帝统一全国之前，被迫南迁的东晋统治者，曾进行过多次统一的努力。如晋元帝时，侨居南方的原北方大族祖逖请命北伐，他以弱小的兵力，乘北方统治者内部冲突之机，收复黄河以南的领土，并使后赵的统治者石勒因害怕而求和。后来因南北土著势力的挟制，功败垂成。祖逖北伐之后，庾亮出兵受挫，殷浩北伐无成，桓温始胜终败，刘裕北伐进到长安，但因部下在长安内讧起来，终为夏主赫连勃勃所败。到了南北朝时期，双方时有攻战举动，北朝不能完全征服南朝，南朝也不能完全征服北朝，虽然这种武力统一的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但清楚地反映出统一是各方各阶层都向往的趋势。而且这些努力在客观上加速着统一的进程，不管这种统一最终以何种方式实现。

公元578年，已经统一了北方的北周王朝的军政大权落到外戚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手中。两年之后，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并积极为进军江南、统一全国做各项准备工作。由于隋朝在隋文帝杨坚的统治下，国力蒸蒸日上，远远超过了江南的陈朝；同时也由于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以后，南北对立所具有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已基本消失，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非常顺利。公元588年，隋文帝的二儿子、晋王杨广统帅50万大军，分五路，向江南的陈朝发动总攻，次年（589年），一举攻下建康，消灭了陈朝。接着又陆续摧毁了南方各地分散的反抗，隋文帝杨坚平定了南方全部州县。这样，长期以来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统一的封建帝国重建。

隋帝国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励精图治，政局比较稳定，国力日益强盛。但到了隋炀帝杨广当政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人民群众的负担加重，在统一的封建帝国重建不久，各地的农民大起义就很快爆发，统治集团内部的实力人物也纷纷起来逐鹿中原，隋王朝迅即土崩瓦解，全国又陷入分裂混乱之中。这时隋朝的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打败了各地的割据势力，镇压了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开创了唐朝近300年统一帝国基业。

隋末的战乱与秦末极为相似，都是在统一帝国后不久发生。又都是旋发即终，重归一统，从此出现近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所谓秦隋二世而亡。汉唐数百年一统，说的就是这个历史现象。

唐朝近300年的统治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没有波澜。唐朝前期政治总的来说比较清明，社会也比较稳定，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走的是上坡路。但同时，孕育着衰败分裂的因素。开元、天宝之际，即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就是这一转折的标志。在这之前，唐王朝是中央高度集权、统一的帝国，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好。“安史之乱”以后，国家内部分裂的局面已经出现，中央统治的无力，藩镇的割据与相互间的攻战，使昔日的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总的看，是摩擦多于和睦，受逼多于控制，且与藩镇之间的相互利用与争夺交织在一起，摇荡着唐朝的江山。但无论是藩镇割据，还是少数民族的进逼，终唐之世，没有出现像两汉中间的那种王朝更迭，一统帝国的形式保持始终。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在藩镇割据基础上出现的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也没有像汉末出现的分裂局面那样持久。汉末之后的分裂长达400年，唐末之后的分裂只有60年，这表明，秦汉开创的统一事业，经过隋唐的加工之后，已基本定型了。

封建制度的沿革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隋唐各项封建制度的演变，也更多地带有承前启后的色彩。这一时期封建制度的沿革兴替，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透露出治乱兴衰的种种信息。

在经济制度方面，这一时期在土地、户籍、赋役制度建设中着力较大，其主旨是促进封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保障封建国家的各项收入。

隋初颁布均田令，其主要内容与北魏、北齐、北周的均田制相近，但隋初均田制实行的程度和范围如何，史学界至今尚有争议。隋末唐初的战乱，使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因此唐初也曾颁行均田令，规定人民所耕田地，由政府分等级授予。但到唐中叶后，由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懈怠，版籍不实，土地兼并情况较为普遍，均田制逐渐名存实亡，到“安史之乱”后，便不复存在了。

与均田制互为表里的，是户籍制度的沿革。隋初，为了改变前代户口管理混乱状况和推行均田制，下令在全国“大索貌阅”，颁布“输籍定样”。即由州县官吏检查隐漏户口，并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与本人体貌核对，以防诳报年龄，诈老诈小。由中央确定划分户口等级的标准，作为征收租调的依据，颁布到各州县，每年正月评定一次。同时，将全国人口分乡村与城市，编为党（族）、里（间）、保组织，各级组织的负责人，对本级组织中户口不实、租调不纳等问题，负有连带责任。到了唐代，则明确规定每年一造计帐，每3年一造户籍；并将全国人户按资产和人丁等情况，划分为3等（后改为9等），每3年评定一次，作为征课的依据。日常的户口管理，也由基层的里、保组织负责。中唐以后，3年一造户籍，3年一定户等之制，渐成具文，里保等基层组织在户口管理方面的作用，也不能正常发挥了。

古代风景建立在土地和户籍制度之上的赋役制度，演变的情况更大。隋初的赋役之制，有承袭北周的一面，也有变更减轻的一面。其基本内容，是根据人口受田情况和人口年龄、健康情况，承担不同的租、调、役（出调可以免役）。隋文帝时期，课役负担总的来说较轻。隋炀帝时，虽然也有减轻课役的诏令，但不久即横征暴敛，大兴兵役，法定的赋役制度全成具文。唐前期的赋役制度的主体，是租、庸、调制。除了租庸调外，还有户税和杂徭，通常按照户等高下和人丁多少摊派。到了唐中叶后，由于均田制和户籍制的破坏。租庸调制已经无法实行。当时唐王朝的赋税收入，逐渐变为以户税和地税为主。针对这一情况，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精神是以财产的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的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赋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情况。但在后来的实行过程中，由于钱物折纳的标准变化不定及地方官吏的上下其手，逐渐成为人民的苛重负担。而且，在这一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再受任何限制，实行不到30年，全国约有1／3的百姓土地被官僚地主兼并，到处可见“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现象，流民大量涌现，成为动摇唐王朝统治的基本力量。

在政治制度方面，这一时期在官制、法制、科举制中多有所创新，其主旨是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提高政治运作的效率和质量。

隋唐时期官制的渊源，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汉族政权方面的历史来源；另一个是少数民族政权方面的外部来源。隋初，隋文帝就对南北朝后期的制度加以整理，建立起一套相当严密的统治机构。隋开皇元年（581年），废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三省六部制度。隋开皇三年（583年）改革地方官制，取消北齐、北周的郡一级建制，实行州县两级制，省并了不少州县，裁汰了一些冗官，以便节省国家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唐代的中央官制，基本上沿用隋代之制，不过更为完备、周密一些，中唐以后，又有所变化。地方初沿隋朝州、县两级制，后来出于监察的需要，将全国划为10（后又为15）个道，起初由中央临时派员行使单项职能，后来演变为一级地方组织，形成实际上的道、州、县三级制。

这一时期的法制渊源，也同官制一样，既有历史上汉族政权方面的旧制，又有西北诸少数民族政权所创的新制。隋朝大的立法活动有两次。一次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初，命大臣高匕火页和苏威等人，参照前代法律，制定和更定新律，形成《开皇律》；另一次是在隋炀帝时期，制定了《大业律》。《开皇律》和《大业律》基本相同，而前者优于后者，因为它斟酌损益，取适于时，其篇章体例和基本精神，为后世所遵循。律以外，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也已出现。唐朝的立法活动比较频繁，其中大的立法活动有十多次，法律形式也空前完备。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令、格、式，后期则主要是编敕和刑律统类。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永徽律》及《律疏》，现存《唐律疏议》即是永徽律疏。此外，唐玄宗开元年间完成的《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唐朝官制的行政法典，对后代的行政立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司法角度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统治者，都比较重视严格、划一、审慎的原则，以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而一旦统治者放弃这些原则时，社会的无序状态就随之而来。

汉魏以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方法，后来流弊严重。隋朝建国后，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限制门阀势力，于开皇年间取消“九品中正制”，用分科考试的科举制选拔人才。但当时的科举制还处在萌芽状态，只有常选和特选两种，并不经常进行，各科的考试内容和方法，也未形成制度。唐朝继承了隋朝的这一制度，并逐渐加以充实、完善，通过科举考试制度，笼络和选拔了一批批有用的人才，改善了官场和吏制的状况，有利于削弱汉魏以来士族门阀对仕途的垄断，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使一大批有志于仕宦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在统治者所期望的纲常名教之中，削弱了潜在的反叛思想和势力。虽然这一时期科举考试已显出一些弊端，但还不像后世那样严重，总的来说，是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

在军事制度方面，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唐朝中后期，府兵制废弛，开始实行募兵制，军事制度变化较大。虽然统治者力图依靠军事力量维护自身政权，但最终仍衰亡于藩镇割据之中。

府兵制是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一种军事制度，它起源于西魏、北周。隋室代周后，府兵制未变。隋末动乱，府兵组织解体。唐朝建立后，在全面推行均田制的同时，恢复和整顿府兵制，使之成为唐朝前期的主要军事制度。府兵制的特点是寓兵于农，充当府兵的卫士，主要来自均田制下21至60岁的壮丁。资粮自备，平时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主要任务是轮流上番宿卫和征防。府兵制的另一个特点是兵将分离，全国府兵在皇帝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但府兵的调发属尚书省兵部，诸卫长官无权直接调动府兵，平时将不专兵，战时应征，由朝廷派将领统帅，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以此防止军将擅作威福。府兵分布的特点是“内重外轻”，唐朝府兵全盛时共657个折冲府，其中分布在首都所在地的关内道及临近的河东、河南三道的府就达526个，占全国折冲府总数的80％，充分体现了唐王朝“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基本方针，并有效地保卫了京师和皇帝的安全。

到唐中叶，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府兵制赖以存在的均田制遭到破坏，出现难以为继的现象，逐渐被募兵制所代替。唐玄宗时，由于府县府兵宿卫人员不足，曾招募12万弓广骑代替，之后以募兵代替府兵的规模越来越大，到天宝年间，府兵制彻底破坏，募兵制兴起。同时，唐玄宗出于对边疆用兵的考虑，在军事力量的分布上，也变唐前期的“内重外轻”为“外重内轻”，边疆地带节度使专兵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唐后期的统治者，为了改变藩镇专兵、尾大不掉的局面，在不能恢复府兵制的情况下，采取了诸如派宦官监军、加强中央禁军等措施，但由于中央禁军（唐后期主要为左右神策军）的控制权落入宦官手中，又导致了宦官专权、手持废立的严重后果。在唐文宗时，曾密谋切除这一恶瘤，但因所托非人、行事不密而失败，这就是所谓的“甘露之变”。从此以后，在藩镇交互用兵、宦官专权作威的夹击之下，摇摇欲坠的唐王朝一步步走向衰亡。

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国家的统一、制度的文明创新，隋唐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空前的。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唐中叶后，这种发展与进步遭到破坏，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甚至创造着新的发展势头。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古代风景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的进步与发展，直接推动着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奠定着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础。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础、最基本的产业。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兴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扩大，抗旱能力增强：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和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封建国家的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所储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府库所储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储积，可供隋朝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时，百姓家中的储粮，大都可以食用数年，政府仓储的粮食，到天宝八年（749年）约为1亿石。当时的粮价降到历史上的最低价，且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渐废弛，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农业生产下滑。南方的农业生产，则因长期的人力、技术积累和开发，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并支撑着中后期已经逐渐腐朽的唐王朝勉强运转。

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与繁荣，手工业也得以发展。隋朝的私营和官营手工业中，都有达到很高水平的种类。丝织业中，蜀郡（今四川）的绫锦雕镂之妙，世人称叹，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的鸡鸣布，颇受消费者欢迎；制瓷业中，当时已有白瓷出现，并且能够制造玻璃，且工艺相当熟练；造船业空前发达。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尺的“龙舟”。唐代手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纺织业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唐前期，丝织、麻织、棉织的种类和产量十分可观，成为国家租庸调中庸调的主要对象。唐后期，南方的丝织业仍有很大发展，丝织品的质量和水平，甚至超过前期制作水平。采矿业，尤其是铁、铜、锡等矿业，在整个唐代保持兴盛的状态，唐后期的银矿冶炼达到很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瓷器的制作中，越州的玉类冰，邢州的银类雪，釉下彩的技法开始使用，三彩陶俑为后世称道，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造纸术更为发达，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纸，薄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扬州的六合笺，都享有盛誉：墨、砚、笔的制作，也出现了不少名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返不绝，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成为国内外商旅云集之所；丹阳（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城市，商业也很繁荣。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塞，逐渐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后期的商业较前期更为发达，长安和洛阳虽经战乱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荣。扬州、益州、洪州、苏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兴盛。扬州、汴州（今开封）、长安还出现了“夜市”。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俗称“草市”。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商人将钱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后来由于钱币铸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执券领取，叫做“飞钱”或“便换”，类似今天的“支票”。

与经济繁荣互为表里，隋唐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设和运河的开通，尤为突出。

作为隋唐王朝都城的长安，这一时期在前代营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隋开皇二年（582年），动工兴建大兴城（即长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50多年。唐代长安城周围70里，全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天西安旧城（明代建筑）的10倍，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百姓与官员的住宅区，也是工商业区。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内还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为有名，唐高宗时安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内，至今保存完好，是举世闻名的古迹。

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即水陆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阳的距离相等，以此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仁寿四年（604年）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京都。第二年，宰相杨素和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男丁200万人修建，用10个月完工。新的洛阳城修好以后，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都迁到那里居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著名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虽然当时京城仍为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遂成为政治、军事、漕运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阳仍保持着东都的地位。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为了便利漕粮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完工后的大运河（包括隋文帝开皇四年命宇文恺开的由大兴城到潼关的300余里的广通渠）全长5000多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运河工程之一。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了当时和以后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促进了沿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和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与经济的繁荣一起，构成隋唐时期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与进步。

古代风景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领域，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天文历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10部算经，成为唐王朝规定的算学教本。唐玄宗时，僧一行完成的《大衍历》，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在医学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隋和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时王焘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时苏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推向一个高峰。在建筑技术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的长安城，堪称世界之最。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术。

文学艺术领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创作，把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人物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古文创作，一扫六朝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风，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以及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流传而出现的俗讲和变文，也为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奇葩，并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艺术领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为主要种类的雕塑艺术，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水平。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佛道画，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以及边莺的花鸟画，韩混、戴嵩、曹霸、韩干的牛马画，把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断推向高峰。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至今为世人称道。在汉族传统乐舞的基础上，借鉴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精华而形成的隋唐宫廷乐舞，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并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和周边地区，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哲学、宗教等思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宗派，隋唐时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各派教义互有异同，繁简不一。消长也不定。在隋唐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广为流传，寺院遍布，僧尼众多，虽然唐武宗曾下令灭佛，但不久又兴盛起来，成为国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许多著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但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广。西方的袄教（又称大袄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别支）、摩尼教（又称明教）、伊斯兰教等，随着这一时期中西方交通的发展，也相继传入中国。哲学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吕才，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抨击宗教迷信；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不同角度，批驳传统的孔孟唯心主义的道统和人性论，力图正确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宣传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学术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地理学成就最大，隋文帝时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辑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则置史馆，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时杜佑编撰的《通典》，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并开创了新的史学编纂形式和体例。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的《蛮书》，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每一寸表示实际的100里。这个图虽已失传，但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似，这是留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对外交往的扩大隋唐时期，中央王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之间，有战有和，实际控制的版图也随之伸缩。对外交往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呈扩大态势，成为后世称道的“盛唐气象”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隋唐王朝主要出于维护和扩大封建帝国的主权与领土的考虑，在不同时期和情况下，对邻边民族和国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灭突厥、和吐蕃、伐高丽。

隋朝初年，突厥贵族经常带领骑兵，在东起幽州、西达河西的界线上，对隋进行骚扰。隋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派重兵打败了突厥，促使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形成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和以沙钵略突利为首的东突厥集团。唐王朝建立之初，东突厥经常侵犯唐的边疆，并把大批边疆居民掳去当奴隶。唐太宗即位以后，派大将李勣、李靖带领十几万大军，分道出击，于贞观四年（630年）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并在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州，置于唐王朝的控制之下。唐与西域诸国的通道，也随着贞观九年（635年）击溃吐谷浑而彻底打开。接着，唐王朝又派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设置西州，有效地控制了西域通道。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发两路大军进击，消灭西突厥，在其旧境设置了许多府州，受唐王朝直接统治。隋唐时期中央王朝消灭突厥，击败吐谷浑与高昌等，总的来说带有防止骚扰、保障内部安定、发展东西贸易及开疆拓土的性质，具有进步意义。

吐蕃在今西藏高原一带。6世纪时，西藏高原上有三股强大的势力。西部是羊同，以畜牧为业；中部和北部是苏毗，以射猎和畜牧为主，部分地方也经营农业；西南部为吐蕃，已有较发达的农业。7世纪初，吐蕃的朗日论赞吞并了苏毗，他的儿子松赞干布又击灭了羊同，统一西藏高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吐蕃社会进步较快，他曾几次向唐请婚。贞观十五年（643年）唐太宗派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唐、吐蕃通婚以后，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各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松赞干布死后，吐蕃贵族征服了不少邻近民族，并曾一度攻占唐朝的安西四镇。但长期的战争使吐蕃人民疲于徭役，开始起义，被征服的各族也纷纷起来反抗。长安二年（702年），吐蕃赞普遣使与唐和好。景云元年（710年），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尺带珠丹，唐、吐蕃又开始和好与交流。在整个隋唐时期，吐蕃虽与中央王朝有和有争，但唐王朝坚持以和为主的政策主旨，创造了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范例。这一时期在处理与回纥等民族的关系上，也曾实行和亲政策，取得一定的成效。

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当时朝鲜半岛尚未统一，其北部为高丽，中部为新罗，西南部为百济。主要出于大一统的领土扩张企图，隋和唐前期，曾多次发动对高丽及朝鲜半岛的侵略战争，但败多胜少，对两国人民都造成灾难。

虽然隋唐王朝在处理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方面，有得有失，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一时期的边际关系是相对安宁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使隋唐王朝较前代统治者有更多的自信，敢于在更多的领域内实行开放政策，对外交往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大态势。

在经济领域，这一时期的中外商贸交易更为频繁。凭借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都市，中外商品贸易的范围和种类较前代更为扩大，出口商品除丝织品外，陶瓷、茶叶、纸张文具等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进口商品中，除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奇珍异宝以外，服、食等日用品也多了起来。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外国商人和国外贸易的具体事务；唐朝除了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又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此外，隋唐政府为了扩大对外贸易，提高自身的威望，还实行一些优惠政策，对外国商人在交通食宿等方面给予优待，在“朝贡”与“回赐”的贸易形式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当然，隋炀帝时对外国商人的“夸富”，则另当别论。

在文化领域，中外交流的范围更广，相互影响更大。仰慕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灿烂，新罗、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来中国，潜心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及科学技术。相应地，中国的一些学者也走出国门，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其中唐朝前期的玄奘到印度、义净到印度尼西亚学取佛经，影响和成效很大；鉴真几次东渡，并长期居住日本，在宣教受戒的同时，在建筑艺术、医药等方面，也为日本人民做出很大贡献。通过中外学者、人士广泛的往来，这一时期中国的许多科技文化传播到国外，国外的一些先进技术也传到中国。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后，对中国当时的文字、文章、文学创作、绘画、雕刻乃至印刷和建筑等许多方面，都增添了新的成分。

最值得重视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已深入到政治生活领域，其主要标志，是外国籍和前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士，可以进入中国的政界仕途。如大食人李彦升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后来留在中国服务。波斯首领穆诺沙于开元时期两次来唐，被授予军职，留宿卫。天竺人迦叶济，唐德宗时任泾州大将试太常卿。新罗人朴球当皇帝侍从。高丽、百济也有不少人担任唐朝的武将，其中最著名的有黑齿常之、泉男生、高仙芝、王思礼等。日本文学家阿倍仲麻吕，在长安50余年，从校书郎一直到秘书监，得到很高的待遇。唐王朝允许这些外国人进入仕途，一方面是满足他们学习中国行政管理经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从他们身上汲取各种可以资治的东西，并不惧怕对自身政治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现象说明，唐朝的对外开放的确是全方位的，充满了自信心的，达到了它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峰。

治乱兴衰的启示隋唐时期的治乱兴衰之中，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很多。对于各种具体的历史启示，我们将在本书以后的各篇中论及。这里只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做一个概括的阐述。

统一国家的重建，以及较长时间的维护，表明秦汉建立的以汉民族为核心的统一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治乱和隋唐的加工后，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而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的长期实现，与这一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维护统一的措施密切相关；分裂与割据的出现，也与统治者在一些重大关系上处置失当有关。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事关统一与分裂的大局。针对汉末以来的实际，隋唐王朝建立伊始，都着力加强中央集权。三省六部制及宰相制度的确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央集权统治的成熟；在地方实行州、县两级制，在县以下的基层加强户口编制与管理，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州县官员，由监察部门定期与不定期地对地方进行专项或综合的监督考察，都古代风景使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既改变了前代地方门阀垄断仕途的状况，又为中央王朝加强对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有用的人才；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实行府兵制，并有意形成“内重外轻”的格局，更使中央王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威慑和驾驭四方。当这些措施在某些地方处置失当，就会给统一局面造成严重威胁。唐玄宗时出于对边塞用兵的考虑，有意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力量分布变为“内轻外重”，导致了“安史之乱”，几乎使唐王朝覆灭，此后又因府兵制的彻底破坏和节度使专兵，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唐后期的中央三省六部及宰相政事堂议事制度遭到破坏，皇帝在扩大皇权的同时，不得不倚重宦官，又给宦官专权造成可乘之机，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地方的分裂与动乱。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何，也与统一与分裂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矛盾造成的。而这一时期各民族的磨合，又为隋唐的统一创造了条件。隋唐王朝重建后，民族矛盾问题已远不如前代那样严峻，但与边疆各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国家统一安定的大问题。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民族关系处理的是好的，这一时期实行的许多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如对公然入侵内地，肆行残暴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武装予以坚决的打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生活的安宁。对绝大多数友好的边疆少数民族，尽量实行和睦相处的政策，以“和亲”等方式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与合作，为各族人民都带来了益处。当然，这一时期的某些时候，在民族关系问题上，有处置失当的情况。如隋朝和唐朝前期对高丽的武力讨伐，就带有明显的大汉族主义和侵略色彩，给汉族人民和高丽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灾难，也引发了隋唐王朝的社会矛盾，为分裂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唐朝后期中央与地方藩镇的战争中，中央王朝对某些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利用与低眉，在客观上于统一无大用，而有大害。

经济利益的分配与思想文化的导向，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关系极大。隋唐时期采取的一些经济政策与措施，比较注意照顾社会各方面和各阶层的利益，均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后来的两税法，就政策本身而言，是既要增加国家的财赋收入，又要维护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还要适当照顾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心是良苦的，在总体上也较好地协调了各方的利益关系。而一旦这些政策本身出现偏颇，或在实际贯彻中“走样”，就必然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伤害百姓的利益，从而酿成社会动乱。隋炀帝时期的横征暴敛，唐后期“两税法”的变态，都严重地加剧了农民及工商业者的负担，引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统一王朝的动乱与分裂。与经济利益分配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导向。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以及忠孝仁义等道德观念，已广泛深入到社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在封建法律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开皇律》与《永徽律疏》就是典型的代表，而隋律与唐律的相对稳定与实施，对隋唐社会的长期统一与稳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制度文明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保障。隋唐时期的制度革新，是广泛而又深刻的，对于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这一时期制度革新的成败得失之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把握机遇，顺应时势，是革新制度的首要一环。隋文帝取代北周之际，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周官制，采用汉魏之制，是因为他看到了北周六官之制早已不适应当时统治的需要，汉魏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三省六部制，更能顺应时势所需，故能在大动作之中取得大成效。唐初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也是抓住了当时战乱之后人口凋敝、土地荒古代舞女芜、经济萎靡，具有推行这些制度的物质前提和社会前提，顺应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经济需要恢复发展，赋税需要均平，社会需要安定的时势要求。唐中期以后，改革赋税制度，变租庸调制为两税法，也是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的顺势之举。相反，武则天时期，单凭个人主观愿望，以个人专制为目标，对中央官制屡屡变更，令人目不暇接，鲜有为后人称道的地方。

集思广益，上下一心，是革新制度的一个关键。制度革新，事关重大。决策一旦失误，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尽可能的情况下集思广益，在统治集团内部尽量取得共识，是非常关键的。唐太宗贞观时期，注意借鉴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在统治集团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人们大胆发表不同意见，在重大决策之前，展开争论，然后集中正确的意见，加以施行。故在这一时期出台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比较科学合理，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并出现了被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直接关系制度革新的隋唐时期的立法活动，在多数情况下，也都注意反复征求各方意见，参古酌今，慎重损益，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积极影响的《开皇律》和《永徽律》，就可以说是集思广益、集体智慧的产物。相反，隋炀帝时的一些所谓革新，以及唐朝中后期一些皇帝的变革，尤其是“永贞革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专断和神秘色彩，因而或是决策失误，或是难以推行，最终难免失败。

培养力量，稳步推行，是革新制度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顺应时势的制度革新，本身具有推行的社会基础。但革新与推行是互动的，因而在许多时候，又需要充分的准备，周密的部署，科学的步骤。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制度革新的力量，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行革新的制度，以降低制度革新的成本，扩大制度革新的效益。在封建时代，所谓培养力量，除了某些时候集中优秀人才外，最主要的是整顿吏治，这既是革新的内容，又是革新的保证。隋唐时期，废九品中正，行科举考试，废弃官员世袭，规定任期与回避等，都既是一种制度革新，又是其他革新制度实施的保证。隋朝和唐朝前期推行一些重大改革措施时，革新者都十分重视聚集志同道合的力量，整肃吏治，扩大宣传力度，并加强督促检查，使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条不紊地顺利推行，这在唐前期的均田制、户口调查登记制等的实行中，反映得比较明显。相反，唐中后期“两税法”本身，不失为一种顺时应势的革新，但由于当时推行这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官吏队伍的腐败与失控，在贯彻实施中上下其手，造成了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严重弊端。“永贞革新”的许多内容，无疑是进步的，但因革新者没有聚集更多的力量，又操之过急，结果只能是昙花一现。

掌握动态，适时修正，是革新制度时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法立弊生。一项再好的制度，即使创制者考虑得周密再周密，一旦实施之后，与多变复杂的实际情况之间，就会出现不相符的地方，而且在实施一段后，制度当初的针对性，会因被针对情况的变化而成无的之矢，甚至由治病的良药变为害民的弊政。从理论上说，制度革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一劳永逸。从实践上说，则要求革新者必须始终掌握革新动态，适时修正革新措施。隋唐时期比较贤明的统治者，在革新制度的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根据实际情况而有不同的实施要求；对那些所针对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而显得过时的制度，也能适时加以修正，这在律、令、格、式的及时修订中，可以体现出来。而那些比较昏庸的统治者，则往往满足于一时一事的举动，不懂得也不愿意甚至懒于去掌握动态。适时修正，因而大都难免在“法立弊生”中苟且偷安，由革新变为保守，由进步走向反动。

第二章

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造就了隋唐封建文明的基础，并构成这一封建文明的基本内容。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以及制度的创新，为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动力；而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滋润着制度的文明创新。在这种辨证的关系之中，昭示出一些值得借鉴的东西。

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封建时代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主要有两条：一是刺激与鼓励劳动者增加生产；二是轻徭薄赋减轻负担。这两条措施，在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中都曾实行过，但程度有所不同，成效也有大小。隋唐时期，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前期，都比较注意实行这两种办法，如限制官僚地主占田过多，适当抑制工商业的规模，加重工商业者税收，以促使更多的劳动者归于田亩；政府出面组织兴修水利等工程，改善生产条件等，有利于劳动者增加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实行租庸调法、两税法，加强对户口的调查统计和对户等的评定，精简政府机构，倡导节俭之风，这些又都利于公平税赋，减轻劳动者的负担。而在灾荒时期实行的各种“荒政”，如义仓、平粜、减赋、免役、救济、就医等等，带有强烈的封建“仁政”色彩，客观上也有利于恢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切都有效地促进了隋唐经济的恢复、发展与繁荣。

科技是介于狭义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一个因素。科技的进步，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有益于文化的繁荣。隋唐时期，在前代积累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了新的明显的进步，而统治者在通常情况下，也比较注意把新的科学技术推广运用到社会的经济文化领域，使科技、经济、文化相得益彰。如这一时期发明的曲辕犁，较前代的直辕犁，有许多优点；耙和砺（用于水田）、磟碡（水旱田兼用），便于平治田地，除去杂质；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既节省人力，又能把低处的水引到山田，这些农业工具经推广运用后，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纺织技术、造船技术、制瓷技术、焙茶技术、造纸技术、采矿技术、建筑技术，都有新的进步，对于手工业各领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主要在官方支持和倡导下发明的新的天文历算技术、雕版印刷技术，以及医药学领域的技术进步，对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播，更是功不可没。

由国家出面，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集中兴办一些大的基础工程，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经常采取的一项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隋唐时期经济社会得以较快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隋和唐初大规模地营建长安和洛阳，以及对一些地处要冲的城镇的集中建设，都有利于经济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始于隋文帝、毕于隋炀帝的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对沟通南北，方便漕运以及沿河经济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唐朝前后期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出面组织力量修建的许多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对于保持当时农业生产在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上持续发展，贡献很大。当然，在由国家出面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必须注意量力而行，注意社会各方主要是人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否则。就会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如果本来就不含多少好意，情况就可能更糟。隋炀帝修大运河，营造东都洛阳，就有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实行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自身的重要途径，隋唐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与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密切相关。

隋唐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即不仅在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对外开放，就是一直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禁区的政治领域，也实行对外开放。正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全方位的开放，给隋唐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增添了许多活力，注入了许多创新的动力，造就了这一时期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可以说。没有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隋唐的封建文明就要打许多扣折。如果隋唐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都能坚持这种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那么中国社会进步的速度和程度，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隋唐的对外开放，多数情况下是互通互利的。互通互利，是对外开放的本来含义。但历史上，也不乏以强凌弱、有来无往、有往无来、利益独霸的情况。作为当时世界上国力最强、文明程度极高的隋唐王朝，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到有来有往，平等相待，有时还能给予外来者更多的优待。这不能不被当时和后世所称道。正是因为隋唐王朝能做到这一点，才吸引了更多的外来者，在带来国外文明的同时，传播着中国的文明；而且促使许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在传播中国文明的同时，带回世界许多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相互促进着那个时代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隋唐时期对外开放的全方位、互通互利的特点，是隋唐王朝自身强大的表现，又是隋唐王朝强大自身的途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实行对外开放是需要有勇气和自信心的，没有勇气和自信的国家与民族，是不敢和不能实行对外开放，尤其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种勇气和自信，通常植根于自身强大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来自统治者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之中。否则，就只能是强大之国才可以对外开放，弱小之国就必须闭关锁国。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可以说，隋唐王朝的对外开放，既来自统治者基于自身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又来自统治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实行开放的正确认识。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才持续地保持在空前的规模和水平之上，促使隋唐王朝走上强大自身之途。

在总结隋唐时期治乱兴衰的基本经验时，除了上述各条外，还有三条很重要的经验，即：广开言路，重用贤才，依法办事。“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无不因此而实现，反之，衰乱就会接踵而至。

广开言路，是治世的前提，在隋唐治世时期，是较好的。封建时代的广开言路，实质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这要求君主有一定的气度，能够虚心纳谏；臣下有一定的胆略，敢于和善于进谏。皇帝求仙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制度中，只有广开言路，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个人决断可能造成的种种失误，实行比较科学民主的决策，使封建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就是以唐太宗能够虚怀若谷地纳谏，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大臣敢于和善于进谏为基本特征的。当政前期的唐玄宗，也是在姚崇、宋璨等一批忠直贤能之士的匡谏之中，实现“开元盛世”的。“元和中兴”时期的唐宪宗，更是对转衰为兴的谏言广为吸纳。相反，隋炀帝的拒谏饰非，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本人后来的志得意满，不听谏言，又直接导致了治世、盛世和中兴局面的逆转。

任用贤才，是治世的关键。在隋唐治世时期，表现较突出。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强调用人要有正确的导向，用一个好人，好人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坏人都来钻空子。“贞观之治”的形成，与他任用一批贤良之才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任为宰相，对他的辅佐极大。“开元盛世”、“元和中兴”时期，也是贤相毕至的时期。姚崇、宋璟、武元衡、裴度等都是后世仿效的一代名相。除了相才外，凡治世时期，又都十分重视对州县等亲民官员的任用，唐太宗、唐玄宗都是把州县长官的人选牢记在心的，并不时亲自加以简拔。通过广开言路、科举考试等途径来发现、选择人才，不避亲仇，不讲门第，坚持以德才为标准，以有无实绩任用升降官吏，也是这一时期治世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最高统治者背弃这些根本的原则，远贤近佞，朝政马上就会出现弊端，乃至酿成大乱。唐玄宗后来对李林甫等奸佞之辈的任用，就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依法办事，是治世的重要保障，在隋唐治世时期，也比较明显。多少年来，人们有个误解，似乎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制可言的，也谈不上依法办事。其实不然。只要稍微仔细研究一下封建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封建社会中，是有法制可言的。尤其隋唐时期，更是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治乱盛衰，又都与法制建设的好坏直接相关。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与《开皇律》的制订和实施不无关系；隋炀帝时期的衰乱，更是直接与法制被践踏相关，这是几乎所有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人们所无可否认的事实。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更是强调法律的统一、稳定和严格执行。有许多典型的事例，表现这一时期在依法办事方面，的确做到了有法必依，赏罚严明，并出现了一批能坚持依法办事的良吏、循吏，他们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也堪为楷模。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坚持依法办事的执法官员，才能使社会上遵纪守法蔚为风气，使守法为国者能得到扶持重用，使贪赃枉法者能受到严厉惩处。就是皇帝本人，有时也不得不在他们面前收敛自己不够检点的言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君主专制下可能发生的不法行为得到遏制。当然，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又是不可能做到完全依法办事的。专制皇权及其代表的封建剥削阶级的利益，总要与法制相冲突的，即使这个法制本来是由他们自己制定并基本上代表了他们的意志的。这也就决定了依法办事，只能是暂时的，不能坚持到底，由此而来的封建治世，也只能是一时的，不能长治久安。“贞观之治”后的武则天的坏法，“开元盛世”后的“安史之乱”，“元和中兴”后的国家再度分崩离析，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君主专制与依法办事相冲突的必然结果。隋文帝的武功文治久乱之后，人心思治，久分之中，孕育一统。这时，只要顺应时势，是极易取得成功的。但，易得者，又往往易失。因为顺势成功的人，功成之后，是极易放纵自己本性中需要克制的东西的。而一旦自我失控之后，所作所为就会与初衷大相径庭，使成功之中，潜伏下失败。在隋文帝杨坚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魏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业，在隋文帝手中得以最后完成；封建时期的许多重要典章制度，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得到整合与创新，并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位值得称赞的一代良主，晚年的很多作为，又给臻于至治的王朝播下了衰乱的种子。

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人物诞生后，凭借祖辈的勋业扶摇直上。使用各种手段剪除异己和敌对势力，实权在握，步步紧逼。周静帝终于以“禅让”的形式将皇位腾给杨坚，宇文氏的周朝变成了杨氏的隋朝。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杨坚出生在冯翔（今陕西大荔）般若寺。据说，当时寺院内紫气缭绕，祥云笼罩。天明，从外地来了一个尼姑，声称这个小孩生来异常，不可按世俗的方法抚养，便把杨坚带到另外的地方照料。史书上还说杨坚的头上长角、身上有鳞甲，有玉柱直通头顶，眼光外射，手上有像“文”字的纹理，身材上长下短，面部表情威严庄重，不苟言笑。完全是一副“真龙天子”的形象。

其实，杨坚诞生的神话，与避讳其生母吕氏出身微贱有很大关系。杨坚是东汉以来有名的“弘农杨氏”的后裔。杨坚的先祖杨震，曾是东汉的太尉，以后祖宗几代都是北朝高官。杨坚的父亲杨忠，因在宇文泰执政和宇文觉建立北周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被赐姓普六茹氏，封随国公。杨坚的生母吕氏是杨忠在东游时所娶，家境贫寒，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地位，故杨忠与吕家后来失去了联系。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父母出身微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所以用天降祥瑞的迷信加以弥补和掩饰。

古代人物凭借着“弘农杨氏”祖辈的勋业与地位，杨坚在宦海中一帆风顺。

从14岁开始，他就进入仕途。在北周的官场中，他可谓一帆风顺，步步高升，37岁时便当上了大前疑（相当于丞相）。当时统治北周的宣帝年少无知，又非常昏庸荒淫，上下都有怨愤。杨坚趁机做取而代之的工作。周宣帝后来有些警觉，曾在召杨坚进宫前，暗嘱卫士：“若他表情一旦有不正常之处，就立刻杀掉。”但杨坚却能做到不动声色，使周宣帝无法下手。为了逃避周宣帝的猜疑，并掌握地方实力，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的帮助下，杨坚出任扬州总管，准备南伐工作。正在这时，周宣帝病重。在召来小御正刘昉、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欲托后事时，已不会说话。刘昉与郑译、杨坚密谋，矫诏让杨坚做辅政大臣，杨坚乘机控制了京师卫戍部队。周宣帝死后3天，才宣布消息，让8岁的宇文衍即位，史称周静帝。杨坚掌握了军事、政治大权，接着又自任丞相，设丞相府，拉拢重用高颎等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使相府成为中央真正的决策机构。

为了彻底控制朝政，并取代周室，杨坚在这一时期使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为自己登上皇位铺平道路。

首先是剪除周朝宗室宇文氏的势力。

在初执政时，杨坚曾以欺骗的手法，把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劝回家中，使其远离了朝政。之后，又采用阴谋手段，诛杀了宇文泰的5个儿子，并对周朝宗室大开杀戒，宇文氏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然后是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一些土木工程，以此争取人心，取得广泛支持。

与此同时，出动当时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镇压地方起兵的敌对势力，派韦孝宽攻打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难的尉迟迥，派王谊攻打在郧州（今湖北安陆）起兵的司马消难，派梁睿攻打益州（今成都）反抗的王谦。经过半年的战争，平定了三方武装反抗。

在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登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自封为相国，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军政大权，宣扬自己的家世，废除周朝皇帝对汉人的赐姓，使其各复本姓，以获得汉人的普遍拥护。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杨坚征求了亲近的意见，都认为取代周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元581年2月，周静帝被迫退位，以“禅让”的形式把皇位腾给了杨坚。杨坚因自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新朝国号定为“随”。但他感到“随”字有“辶”，与走同义，不大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为开皇。

杨坚建立隋朝以后，立即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准备工作。原本依附于北周的后梁，轻而易举地被收拾。腐败无力的南陈王朝，也是不堪一击。北部边疆的突厥，在软硬兼施下分裂衰弱，不再成为威胁。一个侔于秦汉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在隋文帝手中重建。

隋朝建立以后，杨坚在革新内政，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积极进行统一南方的工作。

南朝的梁朝亡于陈霸先后，西魏立萧督于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为后梁，一直是北朝的附庸。杨坚代周后，为了巩固内部，进行了改革，对后梁政权则采取笼络的政策。当杨坚的统治已经巩固，经济与军事力量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准备后，就不能再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存在一个独立王国。开皇七年（587年）八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乘机派崔弘度率大兵以助其防守为名，开进江陵。梁国百官率男女十余万人投奔陈朝，梁国遂亡。

这时地处江南一隅的陈朝皇帝陈叔宝，史称陈后主，仍然生活在“无忧天子”的梦想之中。他大兴土木，建筑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所有的门窗栏杆都用珍贵的沉香木、檀香木做成，微风吹来，满院生香。三阁建成后，陈后主和他宠爱的妃子张丽华、孔贵妃，带着江总、孔范等人，经常登临游宴，并作《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乐词，整天沉湎在歌舞酒色之中。上层社会为了满足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盘剥欺压。当时在南方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反映出陈朝人民十分痛恨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渴望有人来消灭这个政权，重归统一。

在陈朝君臣醉生梦死的时候，杨坚灭陈的动作一一出手。陈后主即位之际，杨坚就派大将韩擒虎任广州总管，进驻庐江（今安徽庐江），派贺若弼任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隔江钳制了陈朝首都。开皇八年（588年）末，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次子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领平陈战役，以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发兵50余万，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今四川奉节），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靳春（今湖北靳春县），韩擒虎出庐州（今安徽合肥），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市西北），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在东起海，西至今四川的整个长江沿岸，八面出击，水陆并进，大举攻陈。

隋兵步步进逼，陈朝边将上书告急，陈后主置之不理，还大言不惭地说：“王气在这里，从前齐兵、周兵来攻，都无所成功，今天隋军前来，又能怎样?”大臣孔范自称文武双全，也谄媚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限隔南北，隋军能够飞渡吗?这肯定是边将想邀功，妄言奏事。”于是，把告急的边报压了下来。此时，朝廷上下忙于元旦的大庆筹备。建康（今南京）的十几万军队无所防备，有能力并一再请战的萧摩诃等将领，得不到重用。

元旦之夜，陈朝皇宫里灯火辉煌，满朝文武围绕一桌桌丰盛的酒席，狂欢大嚼，陈后主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十万火急的军事奏报未拆封便丢在床下。守卫采石矶军事要地的将士，也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隋将韩擒虎乘机率领500人夜渡采石矶，全歼酣醉的陈军。元旦之晨，大将贺若弼乘漫天大雾，偷渡长江，陈朝守军竟毫无察觉。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江口（今江苏镇江），直奔陈朝首都建康。隋军兵临城下，陈朝大将萧摩诃与不学无术的孔范出来迎战。隋军集中力量先攻孔范阵地，守军招架不住，大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引隋军进了朱雀门。守城之兵准备抵抗时，任忠对他们说：“老夫尚且投降，你们还起什么事?”陈军一听一哄而散。其他各地陈军也纷纷投降。躲在景阳宫内的陈后主及文武百官，全都作了俘虏，陈朝灭亡。

隋文帝以摧枯拉朽之势南伐之际，对构成威胁的北部边疆的突厥族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予以控制。杨坚初执周政，便以千金公主嫁突厥，与之和亲，缓和双边关系。代周以后，突厥贵族沙钵略可汗声称为周报仇，大举南下，攻掠今甘肃和陕北一带。文帝派杨弘、高颎等率兵击败沙钵略。为阻止突厥南下，又在开皇元年（581年）、六年（586年）、七年（587年）三次征发兵夫修筑长城，与原来北齐所筑长城连接，加强对北边诸州的守备。不久，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向西发展，东突厥逐渐南附，受隋朝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隋朝统一南北，并控制了突厥以后，使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动乱不已的国土重归统一与稳定。到隋朝极盛之时，国境东南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户近900万，人口近5000万，一个比肩于秦汉的统一大帝国再现了。这其中既有隋朝统治者的功劳，但更为重要的，是各族人民反对分裂、渴望统一安定的大势所趋。

古代渔民当初拥戴杨坚代周的几个人满以为自己会得到重用，杨坚却说：没有这几个人，我就没有今天。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重用。于是，他重用了以高颎为代表的一批贤德之才，对久乱之后的内政多有整治与革新，促使国家走向兴盛。

杨坚能够以隋代周，刘昉、郑译等人出力很大。杨坚当上皇帝后，这些人恃功自傲，满以为会得到重用，可以攫取更大的权力。但杨坚深知这些人在北周就多是依靠阿谀逢迎得宠的，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他曾明确表示：没有这几个人，我就没有今天。但我知道他们是不堪重用反复无常的小人。我若重用他们，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事；若不用他们，他们就会满腹牢骚，跟我捣乱。因此这些人逐步被疏远、罢免或者杀头。一批享有声誉的贤德之才，受到重用。如高颍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虞庆则被任命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李德林为内史令，韦世康为礼部尚书。后来又提拔了具有军事才能的杨素和有经济头脑的苏威等人。

在建立新的领导集团之后，杨坚对久乱之后的内政，进行了一系列整治和改革。

北周官制多模仿《周官》设置，既乱又滥。杨坚执政后，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恢复汉魏之制。在中央，设三师、三公及五省。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不掌实权，不置官署，是给予德高望重者的荣誉职衔。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虽置僚属，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责任，但也只是顾问性质，没有实权，且不常设。五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其中内侍省是宦官机构，只掌管皇宫中琐事；秘书省掌管国家图书历法，比较清闲，这二省在五省中不占重要位置；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协助皇帝执政的决策机构，掌管机密，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皇帝发布的诏书，签署大臣的奏章，对皇帝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对奏章可以驳回或另行处理；尚书省是主持日常政务的机构，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称民部，唐时避李世民讳，称户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部等6部，分掌各项行政事务。

在地方，北周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当时全国有211州，508郡，1124县，每州所辖平均不到3郡，每郡所辖平均只有2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非常严重，造成极大的财政浪费。开皇三年（583年），杨坚下令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又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批冗官，既节省了开支，又有利于政令的推行。

针对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权的情况，杨坚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时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并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察；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以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

为了限制士族门阀把持选举，加强中央集权，杨坚还于开皇年间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行科举考试之制。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一类属临时的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刘悼、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

北周的刑律十分紊乱而又残酷。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便令高颖、杨素、郑译等人制订新律；开皇三年（583年），又令苏威、牛弘等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北周刑律中枭首（即杀头）、轘身（即车裂）等酷刑。将刑罚定为死、流、徒、杖、笞五等；确定了“十恶”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谋叛、恶逆、不道等十恶者不在赦免之列；优待贵族、官员，对他们的一般犯罪，予以减免，可分别情况享受议、请、赎、官当等特权。《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对后世的封建法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杨坚统治的前期，比较重视依律办事，他本人也有一些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事例。

对于北朝以来的均田制等经济制度，隋文帝予以沿用。同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革新与调整。如针对北周以来人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瞒户口和诈老诈小等情况，实行保（五家为保）、闾（五保为间）、族（四闾为族）的户口编制，在此基础上采取“大索貌阅”（即调查核实户口）和“输籍定样”（即根据财产等情况评定户等，作为赋税的根据）的两项措施，以尽量准确地掌握全国户口和赋役对象。推行均田制中，在尽量多地给一般民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前提下，对贵族官员实行一定数额的职分田、永业田、公廨田，以节省财政开支，增加国家收入。对劳动人民负担的租、调、力役，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予以适当调整，以尽量公平赋税，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隋文帝还组织力量开凿了通济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东等地广置粮仓，并设立主要用于灾年救济的“义仓”；下令改铸五铢钱，完全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并统一其他度量衡。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且影响国家的租税收入。灭陈之后，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府兵制进行较大改革：所有军人的户籍全部归于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也与原来的农民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与此同时，杨坚又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应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应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功臣后代应熟读一经，作为做官台阶。开皇十五年（595年）、十八年（598年）又曾严令收缴民间兵器和大船。这些措施，当然含有明显的加强中央集权、严防作乱的政治意图，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偃武修文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形成。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后，国内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的行政工作是有效率的，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健康的，吏治也比较清明。隋文帝还经常亲自审察囚徒，甄雪冤滥，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严惩不贷，使人知畏法，不敢轻越雷池。他还非常注意身体力行，关心百姓疾苦，倡导节俭之风，并注意发现和表彰政绩突出的各级各类官员，倡导优良仕风。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办事认真，关心百姓，能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隋文帝知道后，深为感动，立即召见王伽，同时敕令全国官员向王伽学习，以诚待民，以增强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朝廷的拥戴。

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技术领域，都有新的进步。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粮食的储备情况。据史载，主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收获的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非常注意储积粮帛，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仓库，特别是一些大的仓库，如洛口仓、黎阳仓、含嘉仓等，经常是粮满为患。有人估计，到开皇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洛口仓的储积，为李密占据，西京（长安）的府库，也为本朝所用，至今没有用完。”马周的言语，颇含对隋炀帝贪婪聚敛而又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讽刺，但隋朝灭亡20多年后，他们储积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库藏之丰，也确实惊人。

晚年的杨坚，所作所为与前期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他内怀猜忌，对功臣勋将大开杀戒；苛察的本性，使《开皇律》成为具文；自身的不学无术，发展到后来的废除学校；对佛怪的崇尚，反映出他的某些意图和某种程度的无知；节俭的外表中露出了贪婪奢侈的欲望；惧内与不明，导致太子易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代良主，在晚年埋下了乱亡的种子。

隋文帝是凭借祖辈勋业，通过使用阴谋诡计登上皇位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对自己手下的文武大臣，时时警惕，处处猜忌。到了晚年，猜忌心更重。稍有不合，或弃或杀，毫不留情。如当年帮他讨伐敌对势力王谦的功臣梁睿，只因在益州总管上颇得人心，便使他动疑，终被罢官；平尉迟迥和平陈中数有大功的王世积，在遭受没有任何根据的诬陷之辞后，被立即处死。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的虞庆则，后来在讨伐李贤叛乱的回师途中，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易守难攻，被人告发后，隋文帝即以谋反罪杀了虞庆则。在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的史万岁，被杨素所谗埋没功绩，并被诬告是废太子杨勇的同党，隋文帝召史万岁进朝时，史因蒙在鼓里而大谈自己及所率将领的功绩，言辞直爽而激烈，文帝大怒之下，将史万岁乱棍打死。就连他很早就视为心腹，亲密无间，委以重任，多所建树的高颎，因在易换太子的过程中恪守正道，也遭到猜忌。当有人诬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时，文帝不做任何核实，就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杨广即位后不久，杀了高颎。

开皇初年，文帝令人制定的《开皇律》，取适于时，刑网疏阔，为后世称道，到了开皇末年，他把自己亲手制定的刑律置之脑后，以苛察的本性，肆意法外用刑。他经常派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即加以重惩。鸿胪少卿陈延主管接待四方宾客的宾馆，只因庭院中发现有马粪，文帝便令人把专门负责宾馆的主客打死，陈延也被打成重伤。为便于行刑，他让在宫廷中备放杖棒，稍不如意者，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要打死好几个人。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偷窃行为，文帝令天下人相互揭发，凡属实者，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赏给告发者。这个办法实施后，盗窃罪开始很快减少。但不久便引发出另一种现象，即有人故意把东西扔在别人前面，若东西被人捡起来，则捡者被捉送官府，成为人赃俱在古代风景的“窃贼”，他的财产便要移交给故意扔东西让他捡的人。许多人因之破产，一些无赖则因之而发家。后来，文帝干脆发布更严厉的诏书：凡偷窃1钱以上的人都应杀头，还要抛尸示众；凡地方官吏受贿1钱以上者，知情者不去告发，也要处死；4人共偷1只桶，3人合窃1只瓜，只要被抓住，就杀头。开皇初的刑罚适中，到杨坚晚年终于变成严刑苛法，乃至滥杀无辜。

隋文帝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曾承认。在他当皇帝的前期，虽然不得不重用一些有学问的贤德之士，但骨子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由于他认为文化无用，便不大重视建立学校。仁寿元年（601年），他下令全国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废除郡县的所有学校。

与不重视文化教育相反，也可以说是相应的，是他非常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和各种鬼怪。他在北周初任丞相时，便表现出对佛道的高度重视。称帝之年，即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做和尚、道士，在各地大建佛寺，当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还要多出10倍。开皇二十年（600年），又令凡毁坏佛像及其他神像者，一律处死。仁寿元年（601年），还大张旗鼓地派员到30个州送佛骨，建佛塔，大做道场，令州、县停止办公，专门做佛事。主要出于维护自己皇位的需要，他对符瑞之说大加提倡，本是学者的王劭，看准了杨坚的心事，便编造、搜集了种种“符瑞”，撰写出多种图谶纬书，受到文帝的赏识，一大批效仿者因此而升官发财。

早年的杨坚，是以节俭和仁慈闻名的，史籍中也载有不少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但这种节俭的外表，终于掩饰不住他奢侈、贪婪的本性。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城规模太小，且宫中经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并于年底完工，因他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就名“大兴城”（今西安市）。到开皇十三年（593年），他对大兴城失去了兴趣，又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主要设计者，在岐山（今陕西凤翔南）营造仁寿宫。杨素为讨好文帝，督促民工非常紧苛，两年时间，死者数万人，仁寿宫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文帝初次去验工，听说杨素把大量死掉的民工埋在这里，表示很不满意，觉得有伤自己“仁慈”的面孔。他的老婆独孤氏却说：“我们年纪已老，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地方，如今是太平盛世，这点享受也不算罪过，杨素能为我们设想，是个忠臣。”他一听，态度马上转变，赏赐杨素铜钱百万，锦绢3000段。开皇十八年（598年），他又在仁寿宫和大兴城之间，修筑行宫12座，专供往返途中娱乐休息。后人读史到此，评说道，文帝在那个时候，北边筑长城，东边巡泰岳，又修仁寿宫和行宫12座，丁夫死者数以万计，接二连三地大兴土木，役使百姓丁壮，就是没有炀帝后来的骄淫，老百姓也几乎没有求生的余地了!

杨坚的老婆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由专权而称帝，与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独孤氏有些本领，又比较强悍，且嫉妒心很强。杨坚对自己的这位皇后，一直心存畏惧。为了讨独孤氏欢心，他曾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经常参与政事。杨坚上朝，独孤氏与他同车相随，停在宫门外，并派宦官跟着他上朝，发现他对朝政处理有失当之处，便出来报告，独孤氏便把自己的意见转达进去，杨坚须马上改正。杨坚退朝，二人再同车回到寝殿。由于杨坚处处听从独孤氏，独孤氏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当时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平时，在独孤氏的严密监视下，杨坚与后宫的嫔妃根本不敢亲近。一次，杨坚在后宫偶然发现一个宫女很有姿色，心血来潮，亲热了一番，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独孤氏，独孤氏便暗中派人杀掉了那个宫女。杨坚非常窝火，又不敢公开发作，为发散闷气，骑马在野外瞎跑。高颎等人把杨坚找回后，在劝说中说了一句“你岂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天下的责任”的话，传到独孤氏的耳中，她很不高兴，便经常在杨坚跟前说高颎的坏话，终于使高颎被罢官。

也幸亏在独孤氏的威逼下，杨坚在独孤氏死前（独孤氏死时杨坚已62岁），没有走上荒淫之路。只是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本来就惧内，加之听信谗言，废除了长子杨勇的太子资格，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虽然据史传，在他临终之际，发现杨广种种不善行为，并有重新恢复原太子杨勇地位的意图，但为时已晚。他自己晚年埋下的种种不良种子，在炀帝杨广时期广为生发，终于结出了衰亡的恶果。重负覆舟的巨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古代治国的至理名言。无论是谁，要想治理好国家，要想建功立业，必须掌握好这条原则，做事适度。一个再聪明有为的帝王，如果一切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百姓的负担能力。不愿听到真实情况的反映。做事过度，一意孤行，就会事与愿违，落个可悲的下场。

隋炀帝杨广提起隋炀帝杨广，人们都知道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文帝开创的一统江山，就断送在他的手中。其实，隋炀帝时期，还是多有建树的。他的主要问题，是不切实际地好大喜功，张弛失度，并且过分奢靡，拒谏饰非，终于重蹈二世而亡的覆辙。

从少年起，杨广就历负重任，有些功业。乘兄长杨勇有失检点之机，杨广以矫情得宠，以离间栽赃等手法夺得太子之位。在杨坚病危，准备重置太子的危急关头，杨广以果断凶狠的动作，抢登皇位。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的第二子，又名杨英，小字阿。他生来眉清目秀，容貌出众，气度也不凡。当其父杨坚还是北周大臣时，就因父功被封为雁门郡公。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又封为晋王，并担任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总管。这时杨广才13岁。

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杨广被任命为伐陈的最高统帅，率领50余万大军，于次年灭掉了陈朝。隋军进入陈朝首都后，杨广诛杀了陈后主身边的施文庆等佞臣，又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方略与气度。在以后的内征外战中，又多有功绩。

随着政治资本的增加，杨广想继承皇位的愿望滋长起来。只是杨坚当皇帝不久，就立长子杨勇为皇太子，成为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杨广明白，要夺取太子之位，必须讨得父皇母后的欢心，并且要有自己的亲信党羽的配合，按照这两条策略。他同杨勇展开了一场惊险残酷的争夺战。

杨坚是一个注意节俭的皇帝，独孤氏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痛恨男子宠爱姬妾的皇后。太子杨勇在这方面缺少心眼，我行我素。他有一套蜀人精工制作的铠甲，嫌不够华丽，又装饰上漂亮的花纹，杨坚见了后，自然很不高兴。他明目张胆地贪恋女色，把父母为他娶的嫡妻元氏冷落在一边，恰巧这位红颜薄命的元氏突遇心疾而亡，独孤皇后以为被杨勇毒死，更对他心存芥蒂。冬至那天，杨勇大张旗鼓地接受百官的朝贺，引起了隋文帝的猜忌。父母都不喜欢这个太子，杨勇的太子地位开始动摇了。

杨广呢?要比杨勇聪明得多。为了博得父母的欢心，他只和王妃萧氏居处，一旦和后庭女子同居生了孩子便杀掉。有时杨坚和独孤氏到杨广那儿去，他便把年轻美貌的姬妾藏起来，让年老丑陋的人穿上粗劣衣服出来服侍，故意弄断乐器上的弦，不拭灰尘，杨坚夫妇见杨广节俭而又不好声色，非常喜欢。每当父母派人来时，杨广和萧妃都亲自到门口迎接，并用丰盛的酒席招待，临走再送些礼物，来人回去后便在杨坚夫妇面前称道杨广仁孝。杨广还用同样的方式敬待朝中大臣，声望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杨广开始离间陷害太子杨勇。他乘出任扬州总管、入宫辞别母后的机会，跪在独孤氏面前痛哭流涕，好像离开父母心里非常难过，又好像受了很大的委曲，说：“我平时以至诚对待兄弟，不知为啥得罪了太子哥，早晚要遭毒手，死在他手里!”独孤氏联想起太子的种种劣迹和杨广平日的好处，表示要为杨广做主。在窥测了母后的心思后，杨广又接受亲信宇文述的建议，用金钱贿赂深得文帝宠信的大臣杨素。杨素一方面在文帝夫妇面前称誉杨广，攻击杨勇，促文帝废勇立广；另一方面，在朝中大肆活动，广造舆论，诽谤太子，甚至还用阴阳天文之术，说明太子当废，并且诬陷太子将要谋反。于是，文帝对太子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太子惊慌失措，试图用迷信办法摆脱厄运，这又给杨素提供了图谋不轨的把柄。文帝大怒之下。将杨勇废为庶人。

杨勇被废不久，杨广如愿以偿，被立为皇太子。

仁寿四年（604年），文帝病卧仁寿宫。杨广与尚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入宫侍疾。杨广急不可耐，递信杨素问如何处理后事，不料杨素的回信被送到文帝手中，文帝看后非常生气。这时文帝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入侍，杨广在门外遇见后动了情欲，动手逼奸。文帝听知大怒，悔立杨广，命柳述、元岩速召杨勇进宫，想重置太子。杨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命心腹宇文述、郭衍率东宫卫士包围皇宫，撤换文帝的卫士，赶走服侍文帝的后宫姬妾。据说又派人入宫杀了文帝，并矫诏囚禁了柳述、元岩，杀掉杨勇。这年七月，杨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大业。

杨广即位后，曾对文帝晚年的一些朝政有所革新。同时，凭借文帝创造的丰实国力，掘长堑，建东都，修驰道，筑长城，开通大运河，这些大都有利于国计民生，但行之过急，超出了人民的负担能力。至于广治宫室、巡幸天下、荒淫无度等行为，则纯粹是蠹政害民之举了。

杨广即位之初，在内政方面，颇有一些善举。

刚办完文帝的丧事，他就下诏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的课役，男子成丁服役的年龄由21岁改为22岁。大业二年（606年），遣使者10人并省天下州县，改变以前“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次年，又改州为郡，地方行政机构成为郡、县二级制。在科举方面，创立进士科，扩大了选人渠道。恢复文帝时一度取消的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和州县学。整理、保存图书典籍，并创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针对文帝末年法令峻苛的情况，修订法律，史称《大业律》，与《开皇律》相比，虽立法技术不甚高明，但更为轻简，除去了“十恶”之条，“五刑”改重就轻的条款有200余条。

古人伐树为了巩固隋王朝的统治，消除分裂割据，他凭借文帝时坚实的国力基础，修建了一些大工程。

仁寿四年（604年），杨广调发数十万丁男，修建了一条自山西龙门，越黄河而达上洛（今陕西商县）的弧形长堑。大业三年（607年），发河北丁男开凿太行山，修驰道，达并州；又从榆林东至涿郡（今北京市）修筑长达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同年七月，又调丁男百余万，修筑西起榆林，东至紫河（今山西平鲁县）的长城，次年又发20万丁男，再修长城。

隋朝都城长安，地偏西北，政令不易远达四境，对东方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洛阳古号中州，地处全国中心，可以控制山东，威服江南。而且，当时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物产有限，各地物资供应长安，漕运艰难，耗费很大；洛阳四通八达，“水陆通，贡赋等”。为此，早在秦汉时期，洛阳就不时成为帝王都居的理想地方。杨广即位后，凭借文帝积累下来的丰厚财富，动用了200万民工，营建洛阳，以为东都。这项工程从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到次年完工。东都的建成，在当时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的过程中，使国家的政治布局趋中，物资调动平衡。

当时修建的最大工程，是举世闻名的大运河。早在开皇四年（584年），隋文帝命宇文恺率水工修广通渠，由大兴城（今西安）至潼关，长达300里。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河北的100万民工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到黄河，进入黄河后，利用黄河的一段河道直达板渚（今河南汜水东），从板渚再引黄河水南流，入汴水，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以东引汴水入泗水，最后达淮水，同时征调淮南民1220余万，整修早在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使淮水直达长江。大业四年（608年），开凿永济渠，动用百万民工，引沁水南达黄河，北到涿郡。大业六年（610年），征调10多万民工，开通从京口到余杭的江南河。这样，历时6年（不算文帝时的广通渠），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南到余杭，全长5000多华里的大运河，全部开通。大运河的开通，使南北贯通一气，成了以后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如果说，以上这些工程，虽然极大地消耗了隋朝的财力，过度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工程本身，又都具有积极作用的话，隋炀帝广治宫室，巡游天下，荒淫无度的诸种行为，则基本上属于蠹政害民之举了。

早在营建东都洛阳之时，杨广就命宇文恺、封德彝于城西营造显仁宫，发大江南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以及海内花草禽兽，充实花园。又在城西筑西苑，周围200里，其内有海，周围10里，海内修蓬莱、方丈、瀛台3座神山，苑内及海内的建筑布置，穷极华丽。杨广居玩一段后，即生厌烦。他让人准备了许多山川地图，亲自观看，寻找建筑宫室的理想之地。史书上说他“无日不治宫室”，一处处豪华的离宫别墅拔地而起。

与前代有些帝王贪恋京师、不愿离开一步不同，炀帝生性好动，喜欢游玩，而且方式要经常变换。他即位的第一年（605年），就坐船去游江都，第二年四月才回到洛阳：大业三年（607年），北巡榆林，直至突厥启民可汗帐；大业四年（608年），又到五原，出长城巡行到塞外；大业五年（609年），西行到张掖，接见西域使者；大业六年（610年），再游江都；大业七年到十年3次亲征高丽；大业十一年（615年），又北巡长城，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解围回来的第二年，又三游江都。直到灭亡，仍是马不停蹄地到处巡游。在位期间在京城的时间，还不足一年。他多数的出巡，主要是为了游玩，且每次出巡，气派大得惊人，花样不断翻新。如第一次游江都，造大小船只数千艘，皇帝坐的龙舟和皇后坐的翔螭舟，规模之大，装饰之华丽，令人叹为观止。妃嫔以及王公贵族等乘坐的船只，也都按规格装备，耗资巨大。出巡时，共用挽船士兵8万余人，一路上舳舻相接200余里，骑兵沿运河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所过州县，500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水陆珍奇，佳肴美馔，吃不了的，多在临行时埋掉。杨广就在这仪仗千里，倾动天下，靡费资财的巡游中，空度了他做皇帝的时光。他曾讥笑那些深宫常坐的南朝帝王不能到各地与百姓相见，其实他到处游幸，并不是为了与百姓相见，而百姓付出的代价，不知要比他老老实实在京师享乐大多少倍!

杨广本来是一个好色之徒。早年为了迎合母后的心态，谋取太子的地位，不得不加以掩饰。平陈朝时，听说陈后主贵妃张丽华色冠江南，惟恐不能到手，一反往日不喜女色的矫态，急令先锋留人，可惜被高颎杀掉，杨广从此怀恨在心，最终赏了高颎一刀。父皇病危之时，侍疾中企图逼奸宣华夫人，因此差点断送了皇位。即位后，宣华夫人以为自己惹恼了新皇，必死无疑，不料炀帝派人送来“同心结”，当晚二人就同床共枕了。炀帝的后宫中，除了萧皇后和众多的贵人、美人外，还有在西苑的16院夫人和宫女数千人。大业八年（612年），命江都郡每年挑选姿质端丽的童女送入宫中，无论在两都宫苑中，还是在巡游途中，炀帝都要携带她们寻欢作乐。末年住在江都，仍命王世充选江淮美女送到宫中，宫中有100多房，各房美女无数，炀帝让各房轮流做东，盛排酒席，他同萧后每日都去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一直到宇文化及把刀架在脖子上。

为了扩展帝国的疆域，杨广以经济和军事两手，四面出击。他对西域的大规模经营，既有安边通商之利，又充满虚荣与靡费。3次讨伐高丽，则纯粹是穷兵黩武之举，并直接引发了国内的动乱。

第三章

炀帝刚即位的大业元年（605年），北方的契丹族侵犯营州，炀帝命通事谒者韦云起发突厥兵讨击。东突厥启民可汗发骑兵2万，交由韦云起使用。韦诈称欲向柳城（即营州）与高丽交易，契丹没有注意，韦乘机偷袭，大获全胜。这次没有动用隋朝军队的意外胜利，引起了本来就好大喜功的杨广的兴趣，也引发了他四出扩张的欲望。

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开始大规模经营西域。

当时西域诸国商人多至张掖与隋朝贸易，这项工作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裴矩留心访问西域诸国的山川形势、物产风俗等，并撰写《西域图记》3卷。上奏炀帝，声称以现在国家的威德，经营西域易如反掌，只是西突厥和吐谷浑控制这些国家，使朝贡不通。现在西域诸国都通过商人向我们表示诚意，如果我们进行安抚，派人出使，不动兵戈就能定西域，吐谷浑、西突厥就能消灭。炀帝听了裴矩的奏言，十分高兴，并唤起了他远慕秦皇汉武之功的雄心。他派裴矩回张掖，用重金引诱西域诸国来朝。此后，西域诸国相继往来，所经州县，送往迎来，靡费动辄以万计。

为了打通与西域交往的渠道，大业四年（608年），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会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处罗遣使进贡汗血马。次年，炀帝巡陇右，处罗未来相会，炀帝采用裴矩的谋略，使其部下射匮击败处罗，处罗降隋朝。除掉了经营西域的一大障碍。大业五年（609年），炀帝派宇文述、杨雄大败吐谷浑，其王伏元逃窜山谷，隋朝在其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4郡，中原与西域的交通商贸基本打通。随后，炀帝派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率军出玉门关击伊吾，伊吾投降，薛世雄遂留兵干余人戍守伊吾。

中原与西域的交通畅通后，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西巡至燕支山，高昌王和西域27国使节同来谒见，炀帝让他们佩金玉，披锦厨，又强逼武威、张掖士女穿上艳丽的衣服，乘坐漂亮的车马前来观看，由地方官负责督察。接见时，方圆数十里，人山人海，车马填塞，以此向西域人夸示中原的富有。大业六年（610年）正月，西域诸国酋长毕集洛阳，炀帝命在端门大演百戏，戏场周围5000步，使人都穿锦绣缯彩，歌舞者穿妇人服，鸣环佩饰以珍贵的羽毛，达3万人，声闻数十里，从傍晚直至第二日清晨，彻夜不停，灯火光烛天地，一连折腾一个月。自此，习以为常，而且越演越烈，国家每年仅此项耗费达亿万。西域商人请求入洛阳市作交易时，炀帝又命排场一番，店肆檐宇，整齐划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卖菜的小贩也要使用贵重的龙须席，以至用绵帛缠在树上表示豪华。西域商人过酒食店，便请进去饱餐一顿，分文不要，并且要说：“中原丰饶，酒食从不要钱!”

如果说，对西域的经营，主要作用还是互利、进步的话，炀帝对高丽的三次讨伐，则纯粹是穷兵黩武，给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高丽是隋朝东北最强的邻国。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高丽曾侵扰辽西，被隋朝的辽西总管韦冲打退。由于高丽的领土扩展到辽河并曾侵扰营州，隋文帝曾派汉王杨谅率军征伐高丽，但一败即收兵，没有再伐。到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巡幸东突厥启民可汗帐，恰巧高丽使者也在，按裴矩的建议，炀帝胁迫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拒绝不至，炀帝便以此为借口，大兴讨伐之举。

大业四年（608年）至大业七年（611年），炀帝为讨伐高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开洛口至涿郡的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涿郡营建临朔宫，作为炀帝亲征的指挥所；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郡（今山东莱州）督造了300艘大海船，船工昼夜立于水中，不敢稍停，自腰以下，无不生蛆，役死者达十分之三四；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戎车5万辆，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作为陆路运输工具；命各军府大造兵器，务求精新，滥者立斩；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令天下富人按其资产买马备战，一匹马价值10万钱。临战前夕的大业七年（611古松年），炀帝亲至涿郡临朔宫，诏各地陆军，不分远近，都到此集中，又征发江北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充当水军。与此同时，调发江淮以南民夫和船只，转运黎阳仓和洛口仓的粮米、兵甲到涿郡，舳舻相接千余里，往返于路者数十万人，昼夜不绝，死者不计其数，填塞于道，臭秽盈路；又发山东一带车牛和民夫，运米积于泸河（今河北东北部）、怀远（今辽宁朝阳东）二镇。仅车夫就有60多万。2人共推3石米，因道路险远，3石米还不够充路粮，至镇已无粮可交，只好逃亡。百姓耕稼失时，土地荒芜，财力俱竭，长白山（今山东章丘）王薄领导的农民起义，也就在这一年爆发了。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炀帝开始了对高丽的第一次战争。隋军130万，号称200万，分24军，另有炀帝亲率的6军共30军。转运粮食的民夫又倍于此数。第一军出发后，每天发一军，相隔40里。经过40多天，才从涿郡出发完毕。前后相继，千里不绝。这是陆军主力。另外，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的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指向浿水，接应陆军。来护儿的水军进到距高丽首都平壤60里的地方，打了一个胜仗，乘胜进攻平壤城，纵兵掳掠，被高丽伏兵击败，4万人的队伍只剩下几千人，逃回到船上，仓皇撤退。陆军则在大将宇文述、于仲文的率领下，渡过鸭绿江，行进中兵士不堪兵器粮饷负担之重，偷偷扔掉粮食，才到中途，粮饷已尽；高丽大将乙支文德采用诱敌深入战术，隋军攻到距平壤30里的地方，无力再战，只好退回，退到萨水遇高丽军痛击，右屯卫将军辛世雄被打死，隋军兵败如山倒，渡江的30万人仅有3000人逃过鸭绿江，军资器械丢失殆尽。第一次对高丽的战争彻底失败。由于这次出征给国内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如齐郡王薄、孟让，北海郭方预，清河张金称，平原郝孝德，河间格谦，渤海孙宣雅等，多者数十万人，少者数万，已给隋王朝造成严重威胁。

大业九年（613年），不甘心失败的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军事部署基本与第一次相同，炀帝坐镇辽东，由宇文述、杨义臣等进趋平壤，来护儿率水军出东莱。但正当陆军到达前线，水军尚未起程时，隋朝贵族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发动叛乱，围攻东都洛阳。炀帝得知后惊慌失措。赶忙从前线撤军，回救洛阳，军资器械等全都丢在高丽战场上，二征高丽又未成功。

两次进攻高丽的失败，国内农民的起义和统治集团的内部叛乱，使隋王朝元气大伤。但炀帝不达目的，不肯罢休。大业十年（614年），又发动第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这年七月，来护儿的水军在平壤附近击败高丽军，高丽不想再折腾，遣使讲和，炀帝也感到自己无力再战，就借此收兵。但后来，当他招高丽王入朝不至时，又准备四伐高丽，不过其时国内的形势已不允许他再对高丽穷兵黩武了。

炀帝天赋不差，也有一定的文武才干。但他刚愎自用，拒谏饰非，远忠近佞，不愿也听不到真实情况。在各地农民起义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纷纷叛乱中，隋朝的一统江山土崩瓦解。在宇文化及的逼迫下，他自缢于江都，“但求死看扬州月，不愿生归驾六龙”了。

在封建帝王中，隋炀帝可算小有聪明，略具文采。他对自己的才学非常自负，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是凭借世袭而有四海，假令让我与士大夫平等选拔的话，我也应为天子。”他经常与当时的文士计较高下，妒贤嫉能，高出自己者，总要想法收拾掉。如内史侍郎薛道衡，早在北齐时，才名就冠绝南北，每有新作，上至南朝陈后主，下至一般文人，竞相吟诵。他的才名遭到炀帝嫉恨，当他被诬杀时，炀帝得意地讽刺说：“你还能作‘空梁落燕泥’的佳句不?”著作佐郎王胄，文辞为天下称道，被杀时，炀帝一边诵其佳句“庭草无人随意绿”，一边问：“你还能作此语吗?”

炀帝不仅嫉贤妒能，而且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主要用于拒谏饰非上，他曾露骨地对秘书郎虞世南说：“我生性就不喜欢人进谏，那些威望高的人为了显名而进谏，我一听就烦。至于地位低下者，我虽能容忍一时，但终不能让他活在世上，你知道吗?”尚书仆射高颎，是隋朝名臣，无论在文帝时还是在隋炀帝时都多所建树。他见炀帝纵欲声色，大兴土木，就对太常丞李懿说：“周天元帝（指北周皇帝）好乐而亡，应接受教训，怎么还可以这样?”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恩礼太多太厚，高颍深为国家担忧，对太府何稠说：“启民可汗知中国虚实及山川地形，恐为后患。”礼部尚书宇文，光禄大夫贺若弼，也同意高颎的意见，炀帝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杀了三人。三征高丽后，炀帝又要去东都游玩，太史令庾直说：“陛下连年征高丽，百姓困敝，应镇抚关内，使百姓尽力农桑，喘口气，然后再去东都。”炀帝便杀了庾直。大臣们见炀帝如此拒谏，也就不敢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只好随声附和，任其所为。

不听忠直之言，疏远忠直之士的另一面，是炀帝被一帮凶残歹毒、贪得无厌、阿谀奉承之徒所包围。如被炀帝宠信的大臣杨素，虽有文武之才，但十分残暴贪婪，住宅一再修饰，极其华丽，邸店、水硙、田宅以千百数计，家僮数千，后庭姬妾穿锦绣之服者千数，因他专会奉迎主上，虽有人检举，也曾引起过炀帝猜忌，但还是安度一生。杨素的弟弟杨约奉炀帝之命亲手缢杀了太子杨勇，炀帝高兴地对杨素说：“你弟弟果堪大用。”没几天，就封为内史令。曾帮炀帝夺嫡的宇文述，极善察言观色，随从炀帝巡游，常以奇异之物进献，因而备受恩宠。郭衍为迎合炀帝，竟劝炀帝每隔5日一视朝，以免被政事累着，炀帝不以为奸，反以为忠，说：“唯有郭衍心与我同。”尤其是在巡游中，凡搜括进献多者，炀帝就赏升，反之则贬降。最后一次游江都，江淮一带地方官来谒见时，炀帝仍然是专问礼饷丰薄，丰则超升，薄则停职。江都郡丞王世充献铜镜、屏风，迁升通守；历阳郡丞赵元楷献异味，迁江都郡丞。上有所好，下必行之，于是各地郡县肆无忌惮地刻剥百姓，竞相贡献，自己也趁机从中贪污受贿，政治日益腐败。

由于炀帝远贤近佞，拒谏饰非，不愿也听不到多少真实情况。他统治初年，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之后，更是风起云涌。他晚上睡不着觉，要几个妇人摇抚着才能入眠。即使这样，他还是要自欺欺人，只要臣下说盗贼少就喜欢，反之，就很不高兴，轻者贬官，重者杀头。内史侍郎虞世基见炀帝恶闻盗贼，凡诸将及郡县向朝廷告急求救的奏章，都加纂改或扣押，只对炀帝说：“一些狗窃鼠盗之徒，很快就会剿灭，陛下不用担心。”炀帝乐意听这样的语言。这样，起义者遍布海内，朝廷仍麻木不知。

到大业末年，炀帝终于认识到形势有些不妙。为了避开农民起义的锋芒，他再次南游江都。许多朝廷大臣都知道，他这时候去江都，怕是一去难返了，但谁也不敢明说。在宇文述等人的劝促下，炀帝留下越王杨侗留守东都，自己去了江都。

在江都一年多时间里，农民军杜伏威向江淮逼进，攻克高邮，占据历阳。中原的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也击溃隋军主力张须陀、裴世基等。他们传檄周围郡县，揭露炀帝的种种罪状，说：“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意思是：把南山的竹子都砍了做毛笔，也写不完炀帝的罪恶；把东海的水放出来冲刷炀帝的罪恶，也冲刷不尽。）炀帝派王世充率江淮劲旅与留守东都的越王侗继续与瓦岗军对抗。这时，许多隋朝将官，见隋朝气数已尽，也纷纷起兵自立。炀帝完全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了。

在深感末日来临之际，炀帝仍然要及时行乐。他与萧后说：“现在许多人都想推翻我，然而我最差也不失为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指亡国后的南陈陈叔宝和沈后），咱们还是饮酒取乐吧!”一天，他又照着镜子，悲观地对萧后说：“好头颈，不知谁来砍掉它!”还准备了毒药带在身边，准备危急时吞服。

但是，炀帝最后的下场，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毒药派上用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炀帝见天下大乱，无法挽回，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这时，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宇文化及逼缢炀帝。这个奢侈腐化一生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宇文化及率众离开江都后，江都太守陈棱将炀帝改葬于江都宫西的吴公台下。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移葬于雷塘（今扬州市北15里雷塘南平冈上，南距吴公台10里）。后人做诗嘲讽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意思是，隋炀帝早年平定陈朝，统一南北，功业很大，只因荒淫残暴，葬送了一统江山，自己死后只落得几亩雷塘田葬身了。鼎盛中原的奠基者在社会大动乱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如何选择举旗的时机?在群雄并立、政纲废弛的状态中，如何收拾整顿残局?在发生严重的宫廷变故时，如何决定取舍去留?唐高祖李渊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较为明智、妥善地处理了这些问题，功不可没。

隋末的社会动乱中，各种政治势力交相争雄。身为隋朝太原留守的李渊，雄才大略，深思熟虑。他适时起兵，定鼎关中，征服群雄，再建一统，并革新制度，奠定了有唐一代的统治基础。晚年虽因“玄武门之变”退居二线，但顺时应势，颇识大体，终获善终。在开国皇帝之中，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

出身于关陇高门的唐高祖李渊，早年颇具盛名，也有功绩。在隋炀帝末年任太原留守时，适时起兵，攻占长安。一旦时机成熟，便果断“受禅”，建立了唐朝。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自称是十六国时期凉武王李暠的七世孙。他的祖父李虎，父亲李昞，均为北周功臣，封、袭唐国公。李渊也因此在7岁时袭唐国公的爵位。青年时代的李渊，倜傥豁达，宽仁容众，加之出身于关陇高门，颇有盛名。他的妻子窦氏，是隋朝贵族神武公窦毅之女，隋文帝独孤皇后又是李渊的姨母，因此在隋文帝时，他历任谯州（今安徽亳县）、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刺史。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当时天下乱象已显，太原是隋帝国的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李渊自然十分高兴。在太原期间，他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图大举。在军事上，他以自己所统帅的五六千余军队，一举击溃由甄翟儿率领的号称“历山飞”的几万农民起义军，充分显示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军威也因此而大振。在政治上，他积极笼络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唐高祖李渊像也绪以及唐俭、武士蘸、崔善为等都投靠了李渊，其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也分别在河东、晋阳一带交结英俊之才。就在这年的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掉了太守王仁恭，并自称天子。李渊遂以讨伐刘武周为名，自行募兵，李世民、刘文静等人也在李渊指挥下，四处活动，招揽人才。

面对当时国内变乱四起、分崩离析的局面，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许多人，都劝李渊公开起兵，逐鹿天下。但李渊老谋深算，不肯轻易举旗。史传上曾说，为了迫使李渊下决心，在李世民的指挥下，太原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监裴寂，以灌醉李渊，乘机让隋炀帝的两个爱妃侍寝的办法（大臣与皇帝爱妃交接是罪不容赦的死罪），把李渊“逼上梁山”。其实，李渊不肯过早地起兵，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在不引人注目的情况下积蓄力量，在混乱中审时度势，看准时机后，果断行动，更容易走向成功。当李渊有了一定的军事、政治势力，国内的局势也有利于他起兵的时候。他当然不会只蓄不发的。

就在李渊大力发展自己势力的时候，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对李渊借讨伐刘武周之名招兵买马产生怀疑，隋炀帝也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关于姓李的人要夺江山的谶语十分警惕，王、高二人密谋杀害李渊。李渊得知后，以王、高勾结突厥准备人寇为名，迅速将二人收捕，恰巧这时突厥入侵，一下子坐实了王、高的罪名，李渊立即杀掉王威、高君雅。之后，宣告与突厥和亲，并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突厥可汗送良马千匹来太原与李渊交易，并答应遣兵护送李渊到西京长安。在得到突厥的承诺后，李渊无后顾之忧，公开传檄天下，宣布起“义兵”，以安隋朝天下。

晋阳起兵后，李渊决定进军关中，直取长安，以号令天下，图谋大业。当时的西河郡丞高德儒不服从李渊，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率军攻下西河，擒斩了高德儒。西河告捷后，李渊置大将军府，自命大将军，以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统帅三军，对裴寂、刘文静、殷开山等人也各委以官职，于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遣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亲自率兵西图关中。一路攻取霍邑、临汾和绛郡（今山西绛县），至汾阴，渡黄河，避实就虚，直指长安。此时，李渊的女儿晋阳公主招募的几万军队也来会师。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李渊及其子女所率的20万大军，攻破长安。

进入长安后，李渊下令封府库，收图籍，禁掳掠，深得人心。立隋朝代王杨侑为皇帝，史称恭帝，改元义宁，遥尊炀帝为太上皇，以表示自己仍能恪守为臣之道。同时，封自己为假黄铖、使持节、大都督内外军事、大丞相，晋位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设官治事，独揽军国大权。立长子李建成为世子，次子李世民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公：同时大封功臣，笼络人心，垄断朝政。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缢杀，宇文化及称帝后又被窦建德擒杀。这时，李渊感到时机成熟，不需再使用隋恭帝这块挡箭牌了。于是逼隋恭帝让位，“受禅”于太极殿，国号唐，改元为武德，以长安为首都。从晋阳起兵到进军长安，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建立了一个李唐王朝。显然，这与李渊巧妙地利用隋末农民起义与统治集团内部反叛造成的空隙发展势力，注意先举旧王朝正统地位的旗子，利用矛盾，缩小敌对面的策略，以及善用人才，有很大的关系。

面对农民起义军、原统治集团内部的割据势力以及少数民族力量遍布内外的状况。李渊以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把握时机，剿抚兼施，逐个征服，终于在隋王朝四分五裂的废墟上，再建一统帝国。

李渊在长安建唐称帝之时，全国仍处在四分五裂之中。具有政治抱负的李渊，并不满足于偏安关中一隅。他积极储粮积粟，厉兵秣马，开始统一全国的战争。

矛头首先指向的是对关中构成直接威胁的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原本是隋朝金城郡（今甘肃兰州）的富豪。大业十三年（617年），见天下大乱，驱逐隋官，自称西秦霸王，不久又称帝，迁都天水，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占据陇西全境，兵力达13万，虎视关中。李渊攻占长安后，薛举父子以10万兵力进逼，构成严重威胁。李渊派李世民率军迎战，打败薛军。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时，薛举又率骑兵骚扰，纵兵掳掠，并击败迎战的唐军，意欲直取长安。不巧这时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即位。李渊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命秦王李世民为元帅，再次率军讨伐薛军。薛仁杲不敌李世民，投降唐军，从此陇西并入唐域。

武德二年（619年），颠覆李轨政权。李轨为凉州豪民，曾任隋朝武威司马。隋末动乱中，李轨结纳豪民，攻克内苑城，自称凉王。在唐军与薛军攻战时。李轨又自称天子，据有张掖、敦煌等河西五郡之地。李渊意欲一统全国，自然也不能容忍李轨称孤道寡。于是，密遣李轨的户部尚书安修仁之弟安兴贵入凉，取得李轨信任，被任为左右卫大将军。武德二年（619年），安氏兄弟智擒李轨，凉亡。河西五郡并入唐境。

武德三年（620年），击溃刘武周。刘武周曾任隋朝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卫。大业十三年（617年），与同郡张万岁等人杀太守王仁恭，聚兵万余，自立为太守，北依突厥，攻占楼烦（今山西静乐县）、雁门、定襄（今内蒙清河县）等郡，受突厥之封为定杨可汗，不久又自称皇帝。武德二年（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侵并州（在今晋阳），唐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为其所败，太原危急。李渊派右仆射裴寂督军抗击，也被打败，刘武周进逼太原，李元吉逃归长安。刘武周兵势达到夏县、蒲坂一带，关中震骇。李渊命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境）渡河。进攻刘武周。李世民渡河后，休兵秣马，坚壁不出，待敌军粮草不给之时，一鼓作气，击溃刘武周。刘武周率残兵北逃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西北地区的这三股主要割据势力被消灭后，关中形势稳定下来。李渊开始了争夺中原的战争。这时中原的霸主是王世充。王世充本是隋朝江都通守。炀帝被宇文化及缢杀后，王在江都立杨侗为帝，并击败瓦岗军，收降许多将领。武德二年（619年），王世充废杨侗，自立为帝，国号郑，占据洛阳，成为河南最大的割据势力。武德三年（620年），李渊派李世民攻打洛阳，王世充所属河南州县，相继降唐。王世充见大势已去，率领群臣两千余人降唐，河北诸县也相继降唐。唐王朝基本控制了黄河流域。

在争夺中原的同时，李渊派李靖至夔州（今四川奉节县），进攻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萧铣。萧铣本也是隋朝官员，武德元年（618年）在巴陵称帝，不久迁都江陵，攻占巴、蜀等地，兵力达40余万。武德四年（621年），李靖、李孝恭围江陵，萧铣战败，投降唐朝。长江中下游地区也为唐占领。

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的上述割据势力被一一剪灭后，李渊把矛头指向尚存的农民起义军的主要力量。

费劲最大的是征服瓦岗军。瓦岗军首领是李密与窦建德。李密本是封建社会的士人，窦建德领导瓦岗军起义后，李密前去投靠，后取得首领位置。李密与李渊、李世民本有交往。李渊进军长安时，李密曾写信给李渊，约以共同灭隋。李渊从大局考虑，卑辞答谢，并假意推李密为主，以使李密的军队阻挡东都洛阳的隋军，便于自己进攻长安。正因为有李密的牵制，隋军无暇西援长安，才使得李渊顺利进军长安。王世充击败瓦岗军后，李密降唐，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王世充争夺中原时，瓦岗军在窦建德率领下，应王世充的请求，出击李世民。被李世民打败，窦建德被俘，英勇不屈，被李渊杀害。窦建德被害后，其部将推刘黑闼为主，在漳南（今山东德州一带）起兵反唐，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全恢复窦建德为首领时的所据地域。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在洺州（今河北永年）自称汉东王，并屡败唐军。后来李渊派皇太子李建成亲征刘黑闼，李建成采纳魏征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民心，瓦解刘黑闼的部队。武德六年（623年），刘黑闼终于溃败，被俘后遇害。唐王朝又控制了河北、山东之地。

杜伏威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据江淮地区，也是唐统一全国的一个障碍。大业十三年（617年），杜伏威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武德元年（618年），移丹阳，上表当时的隋越王杨侗，被任为安南道大总管，封楚王。唐军围攻洛阳时，招降杜伏威，并封杜为吴王，任江、淮以南安抚大使。刘黑闼兵败被杀后，杜伏威使部将辅公柘留守丹阳，自请入朝，李渊乘机将杜伏威留而不发。武德六年（623年）秋，辅公柘率军在丹阳反唐，自称宋帝，唐王朝便借故杀了杜伏威。后又派大将军李孝恭、李靖、李世劫等分路进攻丹阳。武德七年（624年），辅公柘被地主武装捕获，送唐营处斩。至此江南、淮南成为唐朝辖区。

唐朝最后一个进攻对象是梁师都。梁师都也是隋朝官员，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朔方起兵反隋，攻占雕阳、弘化、延安等郡，建梁国，自称为帝，并依附突厥，受封为“解事天子”。到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为唐消灭。至此，李渊父子既兼并了封建割据势力，又征服了农民起义武装，再次统一了全国。

李渊建唐后，在组织军事力量进行统一全国战争的同时，注意总结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厘定各项制度，为唐朝前期之治，打下了一定基础。

隋朝制定的各项制度，其本身大都不错。问题在后来的实施中，多有不尽本意的地方；而且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制度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变革。李渊建唐伊始，在内政方面，面临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因此，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分别轻重缓急，对许多封建制度加以重新厘定。

隋末刑律废弛，统治者肆意为虐，人民无所措手足。李渊攻占长安后，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与民约法为12条。建唐称帝后，宣布废除炀帝时期的《大业律》，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人，依据隋文帝时期的《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并强调“务在宽简，取便于时”。武德七年古树（624年），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武德律》大致以《开皇律》为准，只将53条新格订入新律，用刑较隋律有所减轻，维护中央集权统治的意图加重。虽不十分完备，但使官民有所遵循，并为后来的《贞观律》奠定了基础。

李渊建唐之初，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注重培养、收揽人才。为了笼络当时仍有一定实力的士族阶层，武德七年（624年），恢复被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依照北周、北齐之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不过，大中正在很大程度上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主要还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则是创立于隋朝的科举制。这一时期的科举制，与隋朝大体相近，但进士科显得更为重要，通常主持科举考试的为吏部考功员外郎。

隋末战乱，人口锐减，武德初年国家掌握的全国人户仅为200多万户，不及隋朝兴盛时的1／4。为了把流亡人口尽快招回到土地上，迅速恢复生产，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唐高祖沿用北魏、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并针对当时实际情况，有所损益。从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均田令来看，武德年间的均田制中，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前代放宽了，说明封建国家面对土地兼并的趋势和现实，不得不开点“绿灯”：一般妇女和奴婢不再授田，解除了妇女的赋役，表明奴婢数量大大减少，在农业生产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工商业者和僧、尼、道士、女冠（即女道士）也授田，表明商人地主和寺观势力还不容忽视。至于对官僚贵族在授田上的特权规定，则是历代一致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租庸调制，只是与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条件放宽了，隋朝规定是50岁以上的人才可以庸代役，武德之制则取消了年龄的限制，并且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显然带有轻徭薄赋的色彩。

隋末社会战乱，国家统一的府兵制遭到破坏。李渊太原起兵时只有3万人，到长安时已达20余万。为了使这支大军心归于唐，并解决军粮问题，李渊逐步把军队纳入府兵组织系统，并初具雏形。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即置军府，完全因袭隋朝，并任用功臣和投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但当时十二卫大将军一般为崇号，真正领兵的，是骠骑、车骑两将军，显然含有便于控制之意。武德二年（619年），置十二军，以关中诸府分隶十二军，又分关中为十二道，与十二军相应，每道都设骠骑、车骑府。十二军是唐初关中地区比较固定的基本禁卫部队。每军有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较为经常性的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称“番上”；若遇战争，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免本身租调，但“番上”和出征时兵器、衣服、粮食等均需自备。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在于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一种兵制，寓兵于农，也就是寓资（军资）于兵了。

作为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的晚年是无可厚非的。虽然“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与他有一定的关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是屡见不鲜的。难能可贵的是李渊能顺应时势，随遇而安，总的来说是在优乐的生活中安度了晚年。这在开国皇帝中，也是不多见的。

近代的一些史学家，包括国外的一些研究中国史的专家，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李渊建唐后在位时间不长，加之他的继任者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人物，他的许多业绩被无意或有意地抹煞了。以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李渊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但只要不存主观偏见，即使在留传下来的被精心文饰了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渊称得上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开国之主。这在以上所述中已有描述。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晚节，也无可厚非。

作为封建帝王，李渊当然过着封建特权式的宫廷生活。在他统治的武德之年，也曾有过一些不良行为：如宠爱嫔妃，以致有时怠政；听信裴寂的谗言，错杀刘文静，等等。史书上还讲，武德年间，李世民平洛阳后，他让贵妃等人到洛阳，选阅隋朝宫人，收取府库珍物，贵妃等人私下向李世民求要宝货，并为自己的亲属求官，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后，心怀不满。后来李世民因为淮安王李神通有大功，以“教”（秦王的指令）的形式给田数十顷。张婕妤（李渊贵妃之一）之父也通过张婕妤向李渊求此田亩，李渊即手敕赐予。李神通因为李世民教给在前，不给婕妤之父，张婕妤就在李渊面前告状，说：“皇上赐妾父田，秦王（李世民）夺去后给了淮安王!”李渊不问情由，大发雷霆，指责李世民：“我的手敕不如你的教管用吗?”

这些行为，当然属于不良之列，况且，在封建帝王之中，并不为尤。相反，在李渊的身上，有许多值得称道的东西。特别是他以民为本，注意虚心纳谏，如武德年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隋亡为鉴，直言指责李渊有逸乐行为，并指出对皇太子和诸王的教育，也需要更加注意，慎择左右之人。虽然言辞直切，一无所隐，颇有些让人脸上搁不住，但李渊看表后，非常高兴，认为言之有理，下令褒奖，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300匹，以鼓励人们敢于直谏。后来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虚心纳谏，不能说与李渊的影响毫无关系。

武德末年发生的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作为父皇，李渊当然应负一定的责任。但这类事件，在封建时代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当初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是符合封建社会传嫡立长的基本原则的，不能说有什么不对。至于史书上说他曾给李世民许愿更立太子，信其无则无，信其有则有。以李世民当时的功业才干和后来的成就，也不失为父皇的一种明察。说他听信妃嫔及大臣谗言，偏溺太子、元吉，危及世民安全，也不尽可信，何况就是按正史所讲，也是在李渊表示要第二天召见几个儿子评断是非之前夕，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的。这只能说明李世民动作之快之狠，连乃父也始料不及。当李渊听到李世民残杀兄弟的报告后，当时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停了好一会儿，才气愤地说：“想不到逆子竟会杀害自己的亲兄弟!”这时在旁的萧瑀说：“请陛下息怒，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本来就没有秦王（李世民）功高，陛下如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一切事都了结了。”李渊虽然十分气恼，但面对木已成舟的事实，他顾大局、顺大势，当时手敕所有军队听秦王处置，以免更大的流血事件发生，于当年六月七日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八月，让位李世民，自己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二线。

李渊以太上皇的身份退位后，徙居太安宫，不再干预朝政。这换来了李世民的隆礼相敬。贞观七年（633年）冬，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盛大宴会，邀李渊上座，十分恭敬，李渊高兴之际，令在座的突厥颉利可汗跳舞，又令南蛮酋长唱歌，李世民还亲自手捧酒杯，送到李渊面前，说现在胡越一家，四夷征服，都是您老人家教诲的结果。李渊又过了一回皇帝瘾，也就心满意足了。李渊自知李世民已控制大局，也就乐得对政事不闻不问，过着清闲优乐的生活。这种态度和做法，对减少当时宫廷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同时也对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贞观九年（635年）五月，李渊病重，崩于太安宫。享年71岁，庙号高祖，葬于献陵。作为一代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算是善终的。“玄武门”皇位之争预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以皇太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基本原则。但考诸史籍，真正按此程序登上皇位的，又不是多数。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从“玄武门之变”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在初唐的皇位接替中，“玄武门之变”是影响极大的一个事件。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对这一事件评说不一。从“玄武门之变”的基本过程和结果看，它充分显露出封建社会中皇位接班人制度中无法克服的弊端，对当今社会人事制度的改革，也有警戒作用。

唐高祖的诸子中，李世民尤具雄才大略。在佐父起兵建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世民功勋卓著。随着地位和实力的与日俱增，已是势难雌伏。

唐高祖李渊与皇后窦氏，共生有4子1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元霸（史载讳“元”为“玄”），四子李元吉，女为平阳公主。诸子中，元霸早年夭亡，其余3子1女，均跟随李渊，在建立唐朝一统江山的斗争中，各有建树。其中次子李世民的功业尤大。

李世民于隋开皇十八年（59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于今陕西武功的一座李氏别馆之中。当时其父李渊刚被隋文帝任命为陇州（今陕西陇县）刺史，荣迁新职之际，又得贵子，李渊自然十分高兴，当即为子起名“世民”，希望将来能济世安民，为李氏门庭再增光辉。

李世民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将门之后，他从小受到尚武习俗的熏陶，喜欢骑射征战，颇懂文韬武略。青少年时代，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他先后到过陇州（今陕西陇县）、岐州（今陕西凤翔）、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等地，14岁时来到京师长安。这种迁徙不定的生活，虽不免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却使他饱览各地山川河谷、军事要塞。接触民情风俗，了解社会现实，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并形成意志倔强、刚烈豪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显露出出众的才华。

古代山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年），18岁的李世民因父亲调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而随家迁居河东。这年八月，炀帝北巡边塞时，被突厥始毕可汗率领的数十万骑兵围困雁门，在万分危急的形势下，炀帝接受臣下建议，将诏书系在木头上，投入南流的汾水河，令各地募兵勤王。李世民奉父命毅然应征从军，参加了屯卫将军云定兴的勤王部队。他认真分析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向云定兴将军提出虚张声势，多设旌旗，以为疑兵的退敌策略，深得云将军的赞赏，夸李世民“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就在李世民随父进驻山西的这一年，隋王朝内部的动乱局面已十分严重。颇具雄才大略的李渊也开始密谋策划，准备伺机起兵。李世民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和参谋，参与了起兵的全部密谋和决策活动，并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他一方面协助父亲招募军队，集结力量；另一方面又在父亲授意下，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结交大批当时的英豪俊杰，隋军将领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人就在这时成为李渊父子的心腹好友，晋阳令刘文静和宫监裴寂，也在这时进入核心决策圈。据说，当李渊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有些举棋不定时，又是李世民与刘、裴商议，促成李渊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李渊在晋阳宣布正式起兵，这时李渊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女婿柴绍等也先后率领一些军士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在确定西入关中夺取长安的战略目标之际，西河（今山西汾阳县）郡丞高德儒拒不服从，李渊命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二人率军攻取西河，二人受命后，率军直逼西河，擒斩高德儒，开仓济贫，甚得民心。李渊见二子争光，十分高兴。遂在这年七月，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留守太原。自己和建成、世民率军3万，西图关中。

大军进至灵石县，在贾胡堡安营扎寨。隋将宋老生在霍邑（今山西霍县）屯兵抵挡。恰逢霪雨连绵，粮饷不给，军中又流言突厥与刘武周联合，乘虚袭击太原，李渊召集诸将商议，裴寂认为太原是军事重镇，又为义军家属所在地，应立即还师太原，再伺机西图。李渊也认为合情合理，准备回师。这时李世民指出：突厥并未对太原构成严重威胁，应义无反顾地先入咸阳，以号令天下，若现在班师，不仅会挫伤士气，而且以后也难遇大举的机会。李建成也反对回师太原。经兄弟二人苦谏，李渊追回已后撤的部分军队，按原计划行动。之后，大军力克霍邑，取临汾和绛郡（今山西绛县），到达龙门。在农民首领孙华的引导下，兵渡黄河，围攻河东。

隋朝骁骑大将军屈突通镇守河东，李渊久攻不克。裴寂主张以重兵力克河东，以绝后患；李世民认为兵贵神速，应避实就虚，先取关中。李渊权衡后，决定兵分两路，由李世民带军渡河入关，直取长安，同时以相当兵力对付河东屈突通。这时，平阳公主率招募的六七万军队来与李世民会师，李建成与李渊也先后至霸上，20万大军合围长安，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攻克长安。

占领长安后，李渊于次年（618年）称帝建唐，李建成因嫡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被封为齐王。李渊称帝后不再亲自挂帅出征，身为皇太子的李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处理日常政务。领导和指挥统一战争的重任，就主要落在秦王李世民的身上。当时年仅22岁的李世民，在西攻东伐，征服群雄的统一战争中，又建殊勋。

在平定割据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地区）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中，李世民正确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确定了坚壁不出、以逸待劳的方针。初次交战之际，李世民因患疟疾，交由刘文静、殷开山指挥军队，二人不听李世民劝诫，轻敌躁进，在浅水原一战中遭大败。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即位。李世民吸取上次战败的教训，坚守60余天不战，薛军粮尽，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李世民分兵两路，以南北夹击之势，一举破敌，并身先士卒，率少数人马乘胜追击，使薛军不能汇合，薛仁杲被迫率军投降。

当盘踞在代北的刘武周勾结突厥，南下太原，李元吉逃回长安，形势十分危急之时，李世民率军北上，渡黄河，入山西，讨伐刘武周。刘军主力宋金刚十分勇猛，李世民仍然采取坚壁不战的方针，两军对峙5个多月，宋金刚粮尽北撤，李世民抓住机会，穷追猛打。一天之内交战8次，大获全胜。宋金刚只带10名骑兵逃回太原。刘武周见此惨状，自知不敌，北遁突厥，后被突厥所杀。

平定刘武周后，李世民率军回到长安，休整两个月后，于武德三年（620年）三月又率军东征，与王世充、窦建德角逐于中原地区。面对王、窦两股强大的武装力量，李世民表现出非凡的胆略，他临危不惧，果断决策，在围攻洛阳王世充的同时，集中主力与前来救援的窦建德决战，一举击溃窦军，俘虏窦建德，使王世充闻风丧胆，出城投降。统一全国的战争，至此取得决定性胜利。

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挂帅出征，到武德五年（623年）七月胜利班师回朝，历经4年。李世民英勇善战，消灭了当时国内主要的割据势力，为建立唐王朝的一统帝国做出了贡献，成为李唐王朝中无与伦比的特殊功臣，威望与日俱增。他担任尚书令之职，位居宰相，又掌握着大量军队，权力逐渐扩大，地位迅速上升。这一切都促使他对最高权力地位产生觊觎之心。据说有一天，李世民曾和谋臣房玄龄微服拜访一位名叫王知远的道士，这位道士告诉李世民，说他有天子相，将来可登九五之尊（即当皇帝）。李世民听后，很受鼓舞，暗记在心。

因为早怀大志，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非常注意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收罗谋臣猛将，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武有秦琼、程咬金、尉迟敬德、公孙武达、徐世勣等，文有刘文静、裴寂、杜如晦、房玄龄等，均为一代俊杰名臣。武德四年（621年）七月他从关东前线返回长安后，被加封为天策上将，位在诸王之上，并设立天策府及其属官，作为他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同时他又在自己的秦王府设立文学馆，收罗四方文人学士，经过挑选，杜如晦、房玄龄等18人入选进馆。李世民让他们轮流在馆内值班。以备顾问咨询，并让著名画家阎立本为18人画像，让文学家诸亮作赞，号为“十八学士”。“十八学士登瀛州”的说法，据说由此而来。天策府与文学馆的设立，表明秦王李世民的政治核心集团正式形成。这时，就是李世民不产生争夺最高权力地位的念头，他的文武功臣也不会甘居府馆，真正是“势难雌伏”了。

面对秦王李世民“势难雌伏”的状况，太子李建成由妒生惧。双方围绕皇位继承权，以各种手法展开了一场争夺战。在文武部下的鼎力支持下，李世民在危机中先发制人，在玄武门杀兄戮弟，取得了胜利。

对于李世民的胆略、才干和抱负，作为兄长的太子李建成是深知的。因此，父皇李渊对李世民的每一次重用与褒奖，几乎都要引起李建成的嫉妒。随着李世民的实力与威望的与日俱增，李建成更是由妒生惧，越来越感到自己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受到直接的严重挑战。据说李建成出于对付李世民的需要，以许愿的手法拉拢四弟齐王李元吉，而李元吉也胸怀大志，企图先与李建成联手扳倒李世民，然后再图谋长兄之位，于是二人各怀异图，联合起来，与李世民展开了一场争夺战。

古人卖花图双方都明白各自的实力大小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都在努力扩大自己的人才实力的同时，千方百计挖对方“墙脚”，以削弱对方势力。建成利用皇太子的身份与权力，凡有调兵遣将的机会，总是竭力设法把秦王李世民的部将调开。程咬金是秦王府一员得力干将，建成便设法将程咬金调任康州刺史，使他离开秦王府（后不果行）。尉迟恭也是秦王手下一员猛将，建成先是用一车金银收买他，遭到拒绝后，又派人暗中行刺，行刺者未敢下手；建成又在高祖跟前诬陷尉迟恭，将尉迟恭下到监狱，后在李世民再三请求下，得免一死。李世民也针锋相对，在派人积极争取山东豪杰的同时，瓦解建成的部下。原为太子部曲、担任防卫宫城重任的常何、敬君弘，便在秦王的瓦解工作中，暗中脱离了太子集团，成为秦王的助手。

在互挖“墙脚”的同时，又都利用宫中各种关系，在父皇面前，诋毁对方。建成与齐王元吉常住京城，宫中关系较多，在这方面占有优势。据说二人曲意伺奉父皇跟前诸妃嫔，贿赂无所不至，以求在父皇跟前说好话。而世民则不事妃嫔父皇，遇事还要坚持原则，故多得罪之处，妃嫔们自然不会在高祖跟前说他的好话，有时还要说坏话。一次李世民侍宴宫中，因思念生母早亡，不能见到后来的情况，不禁流下眼泪来，高祖看见后不大高兴，诸妃嫔乘机进谗说：“现在天下无事，皇上年龄已大，正应该好好享乐高兴，而秦王却流泪，肯定是憎恨我们这些人。您老人家一旦万岁以后，秦王还能容得下我们母子?肯定会把我们都害了!”并痛哭流涕，说：“皇太子仁孝，陛下如果能将我们托付于太子，太子一定能保全我们!”高祖听了，自然越发对李世民不满，对李建成有了好感。只要遇有机会，建成、元吉与世民又都分别偷偷地觐见父皇，直接在高祖面前攻讦对方，高祖只好根据当时的情况，说些不痛不痒的和事的话。

随着双方矛盾的越来越激化，从肉体上消灭对方的谋害行为也时有发生。可能由于史传者的掩饰，似乎这类行为均由建成和元吉所为，世民则除了最后一次动手玄武门外，并无它举。据史载，元吉曾不止一次要亲自动手消灭世民，但建成曾加以阻止，多少反映出建成本性中厚道的一面。史载比较明显地谋害李世民的行为，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乘高祖郊外行猎之时，建成将自己的一匹烈性胡马让给世民，并请世民陪猎。世民乘此马逐鹿时，烈马几次狂跳，将世民摔出一丈多远，险些丧命。世民后来对人说：“他（指建成）想用此马害我，但死生有命，这有什么用处!”建成获悉后，又让妃嫔在高祖耳边进谗：“秦王说他有天命，将为天下主!”高祖大怒，把世民召进宫大训一顿，说：“天子自有天命，不是智力可求的，你急的什么?”并要下狱审讯，恰因突厥人寇，不得不用李世民，方才免审，让世民带兵迎战突厥。另一次是建成请世民赴宴，酒中下毒，世民饮后心痛不止，并吐血数升，幸亏回府后解救及时，方保住生命。

对双方的这种越演越烈的明争暗害，作为父亲的李渊当然比谁都感受深切。但他处在两难之中，一方是按照传统原则确定的皇位继承人，另一方是功业盖世的实力人物。手心手背都是肉。在通常情况下，他只能是居中调停，希望缓解双方的矛盾。在特殊情况下，他也曾动过解决一方的念头，但最终没有实际行动。史载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高祖带世民、元吉去了仁智宫，留建成居守京都。原任太子东宫侍卫的庆州都督杨文干私募壮士送往长安。建成在元吉陪父皇去离宫时，曾暗嘱元吉就便除掉世民，同时又派手下二员郎将给杨文干送去甲杖，欲里应外合，但这派出的两人却往离宫向高祖报告，高祖大惊，手诏建成赴离宫，建成犹豫再三，还是遵命前往，被高祖囚禁；高祖同时派人去庆州召杨文干，杨干脆举兵反叛。高祖派李世民去剿灭，并在临行前有所许愿。世民去后，李元吉与妃嫔在高祖面前，再三为建成说情，封德彝等朝臣也为之劝解，高祖又改变初衷，复让建成回京师留守。世民当然大失所望。既然作为父皇的高祖李渊不愿也无法解决问题，剩下的途径，好像就只有兄弟相残、流血宫门了。

就在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突厥南侵。建成推荐元吉率军北征，并准备乘机带走世民手下的一些将领，高祖同意。据说建成与元吉密谋，要在世民为出兵送行之际，除掉世民。有人将这一机密告诉了世民。大难临头，世民召集手下文武商议，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力主世民先发制人，迅速除掉建成与元吉。世民决心下定后，秘密入宫见高祖，告建成、元吉种种不法行为，并将欲借出兵送行之机加害自己的阴谋也一并告发。高祖听后，愕然半晌，说：“明天我亲自鞠问，你应早一些向我报告。”

世民料定建成、元吉明早会进宫见父皇，便在必经之门——玄武门设下伏兵。第二天早上——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早上，李建成和李元吉在得到宫内张婕妤派人送来密报后，果然趋马直奔玄武门而来，要进宫见高祖去辩驳世民的告状。这时早已埋伏在玄武门的伏兵袭击建成和元吉，建成被李世民砍死，元吉被尉迟敬德射杀。建成的随从本想发动攻击，但见主人和齐王元吉已被害，立刻瓦解了。李世民见大功告成，即派尉迟敬德进宫去向高祖报告。高祖当时正在宫内湖上划船，大惊大怒之余，也只好面对现实，3天后即顺势而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月后，正式传位于李世民。世民即位，号太宗，次年改元贞观。这就是“玄武门之变”。

对于“玄武门之变”，当时及后世的人们，评说不一。但无论褒贬扬抑，大都囿于事件本身及相关人物。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一些，则可以从这一事件之中，发现封建时代皇位接班人培养制度中无可克服的一些弊端，对现代社会人事制度的改革，也不无警戒之处。

第四章

“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当时的史传记载，多有曲饰。据说还是唐太宗本人非常关心对这件事的记载，几次提出要看实录。房玄龄等人把删简后的实录呈上，太宗看后，觉得文字记载，语多隐晦，就对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讨平了管叔、蔡叔的叛乱而周朝安定，季友毒死了叔牙而鲁国安宁。我做的事，其大义与这些事相同，是为了安定国家，有利于百姓的缘故罢了。史官提笔记录，何必费神去隐瞒?应立即删除虚饰多余的文字，直截了当把事情原委写出来。”魏征也趁机进言说：“我听说皇帝处在极尊贵的位置上，没有什么顾虑惧怕，国史是用来惩罚坏的奖励好的，记载不真实，后代有什么可看呢?陛下现在命令史官改正文词，符合最公正的修史原则。”无论唐太宗对自己一手策划的这件事的性质的评价是否正确，他对修史者的这种要求，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如此，后人对“玄武门之变”的史载真实程度，仍颇多怀疑。至于对这件事的评价，则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但无论是褒是贬，是扬是抑，大都是就事件和人物本身加以分析评说。直至今天，国内外的史学界，也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稍微放宽一点，将眼光稍微放长远一点，就不难发现，唐朝的“玄武门之变”，以及封建社会中其他一些类似“玄武门之变”的事件，揭示出封建时代皇位接班人制度中无法克服的一些弊端。这些弊端，对当代社会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有人曾对正史所载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朝皇位继承的情况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结果发现，按照封建社会皇位继承原则，以嫡长子为皇太子，以皇太子继承皇位的，不到历朝历代皇帝总数的一半。就是说，大多数后来登上皇位的人，并非是按正常的接班人制度和程序培养出来的人。“玄武门之变”中登上皇位的李世民，只是其中的一个。这难道不令人深思，从接班人制度中，而不是从单纯的具体的接班人身上去寻找原因吗?

预立嫡长子为皇太子，以皇太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这种皇位接班人选择培养制度，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又有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和矛盾。

古人取水首先，它不能保证所选择的继承者的优秀性。这是因为，既然是嫡长子承位，那么，不管这个嫡长子本身的素质如何，够不够格。他一生下来，就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嫡长子的皇位继承人地位一旦确定，别的优秀者就无法与之进行公平的竞争，只能诉诸非法渠道和手段，这既不能保证优秀者就一定能够取而代之，又加剧了统治秩序的混乱。嫡长子的皇太子地位一旦明确后，他往往会囿于名位而失去更多的实践机会，不能更好地培养、造就自己所需的优秀品质、才干和业绩，这本身难免给自己顺利接班带来不利的因素。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后，大部分时间坐守京师应付日常事务，李世民则经常挂帅四出征战，二人的业绩与威望差距越拉越大，随着实力的变化，地位的易换也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它极易招来各方势力的或明或暗的攻击。在权力之争中，皇位是最具诱惑力的。一个人一旦被预立为皇太子后，就等于在社会上，尤其在权力角逐场中竖起了一块最大的靶子，任各种人物从四面八方来射击。不用说那些原本平庸之辈，就是品质才干极为优秀者，也常常防不胜防，难以招架。多少被立为皇太子者，其中也不乏极为优秀者，在登上最高宝座之争中，被攻击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有的就是在到达最高宝座的一步之途中，倒了下去。在没有普遍的、平等的、公开的竞争中，以一人之身去敌万人之争，成功率能有几何，是不难想见的。

还有，它常常会造成皇储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是不可分割的，具有极强的排他性。皇权与相权的长期矛盾和斗争，就是明证。皇储（太子）与皇权（皇帝）之间，同样极易形成矛盾和斗争。在多数情况下，皇储在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中，如果与皇权尚无大的矛盾，还可抵挡一阵，若本身已与皇权发生严重矛盾，则前途就会非常不妙。多少被立为皇太子者，他的安危成败，往往系于皇帝一念之中。以一人之身敌万人之争，难；以皇太子一人之身应付皇帝一人之身，也难；有时，甚至更难。就这一点而言，在引发“玄武门之变”的过程中，唐高祖李渊自始至终没有对太子李建成采取易位的行动，是十分难得的，尽管他和皇太子之间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虽然他的努力没有成功，最终还是发生了兄弟相残的宫门喋血事件，但在这一制度的框架之中去评价高祖，确实不能苛责于他。李世民以实力问鼎并且获得成功的事实说明，符合人类社会生存进化基本规律的力量，总要与有碍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制度之间发生冲突，并在不时的胜利中推动社会进步。

对于封建时代皇位继承制度的弊端，在当时社会中也不是无人知晓。为了减少矛盾和可能发生的弊病，有时也做过一些改动。如清朝的皇位继承人，采取由皇帝选择人选后秘藏于诏而不宣的办法，这似乎减轻了被立为皇储者所受的攻击和压力，但同样没能从根本上避免上述的种种矛盾和弊端，有时，还会把问题弄得更加复杂化。如雍正皇帝即位问题，至今仍是一个谜，在他即位的过程中，兄弟争斗相残的程度，也不亚于前朝前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只有采取与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办法，尽量用平等的、民主的、公开的原则和办法选拔人才，才能确保真正有才德的人在能干事的时候走上能干事的岗位，推动人类社会一步步向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封建统治的巅峰千百年来，“贞观之治”一直是人们交口赞誉的封建治世的榜样。“贞观之治”的内涵非常丰富，广开言路，选用贤能，依法办事，是其中最基本的特色，也是一切封建治世的共同特点。而“贞观之治”之所以在唐初出现，则反映了封建社会盛衰交替中的一些基本规律。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当上了皇帝，改元贞观。贞观年间，李世民以隋朝覆亡的教训为借鉴，注意在统治阶级内部发扬民主，按照“民为邦本”的思想原则治理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

目睹隋炀帝拒谏饰非、一意孤行，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唐太宗对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话非常欣赏。他鼓励臣下直言进谏，注意广开言路，虚怀纳谏。为了兼听博采，他还在某些制度方面做了改进，把封建时代“君臣相得”的民主努力制度化。

贞观初年，刚当上皇帝的唐太宗就对王公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到自己的面容，必须要有一面明镜；一个国君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借助于忠臣。国君如果自以为贤能，臣子又不匡正，就会陷入危亡失败的境地。而一旦国君失国，臣子也不可能保全自己。隋炀帝虽很聪明，但他拒谏饰非，臣下也闭口不言。结果呢?他自己身死国亡，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诛杀。这都是发生不久的事，你们都看到了。今后凡发现我的不对之处，一定要直言规劝。”又说：“正直的国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恶的国君，也不能使国家达到治平。只有正直之君相遇忠正之臣，如同鱼得到水，这样天下才能安定。我虽然不聪明，幸而有你们匡正补救，希望你们耿直进言，使天下达到太平。”他曾问大臣魏征：“皇帝怎样才能明智，怎样做就会昏暗?”魏征回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意思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会明智；偏信一方之言，就会昏暗，并且列举历史上的一些事例加以说明。唐太宗听后非常欣赏，并注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达兼听，防偏信。

唐太宗像唐太宗仪表威武，面容严肃，臣下晋见时，大都战战兢兢，举止失当。有的本来准备好进谏意见，临到见了他时，又在惊慌之中忘了进谏；或者虽开了口，但语无伦次，表达不清。唐太宗知道是因为自己表情过于威严之故后，每次上朝，尽量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使大家敢于说话。一次，他下诏将一个叫元律师的人处死，当时主管刑律的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上书表示反对，认为这是量刑失当，元律师罪不至死。唐太宗见孙说的有道理，接受批评，并把价值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赐给孙。有人说赏赐太厚了，唐太宗说：“我登基以来，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当上书奏事提意见的人多了，内容条款也多起来，唐太宗便把它们贴在屋壁上，进进出出都观看思考，以尽量详尽地了解情况，改进朝政，有时要到半夜三更才能睡觉。

在君臣之间，一般性意见大臣们敢提，君主也好接受。一些重要问题，敢说特别是敢于直说的人就少了，因为君主难以接受，弄不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针对前代的这种情况，唐太宗提倡臣下敢于“批逆鳞”。他说：“作一个贤明的国君不容易，当一个忠直的臣子也很难。我听说龙可驯养降服。但它的颌下有逆鳞，触及逆鳞就会杀人。国君也同样如此。希望你们能不避触犯逆鳞，我一定不忘你们中肯规谏的心意。”他说此话不久，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奏事，言辞较为激烈，“触了逆鳞”。太宗看后大为恼火，认为这是皇甫德参有意诽谤朝廷。这时魏征进言道：“过去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奏事，其中说‘有可以为君王痛哭的，有可以为君王长声叹息的’。自古以来，上书奏事，通常多激烈而迫切的话，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太宗听后省悟过来，反而赐给皇甫德参20段帛。

贞观年间敢于进谏的群臣之中，魏征最为突出。有人统计，这期间仅魏征一人所谏，就达200多事。由于魏征不仅敢谏，而且会谏，只要他认准是正确的意见，就坚持到底，毫不害怕、退缩，常常弄得唐太宗下不了台，但唐太宗还是喜欢魏征进谏，只要是正确意见，不论心里痛快不痛快，大都接受。有时因畏惧魏征刚正而又锲而不舍的劲头，不得不让步。有时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遇上魏征，不等开口马上停下来，或者连忙承认不该如此。一次魏征从外面回来，见皇帝车驾已备，好像要外出的样子，不知何故忽然停下不去了，魏征见到太宗便问：“人们都说陛下准备巡幸南山，车驾已经准备完毕，为什么突然不去了?”太宗笑着说了实话：“原有这种想法，怕你生气，所以又停了。”还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犯颜直谏，使太宗在群臣面前大失面子。罢朝回到后宫，连声说：“这个乡下佬太可恶，我一定要杀了他!”长孙皇后问明原因后，立即换上礼服并对太宗祝贺说：“古人说过，君主英明，臣就正直。现在魏征这样正直，说明陛下英明啊!”太宗听后转怒为喜，对魏征一如既往。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曾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为了更好地达到兼听博采的目的，充分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唐太宗还在制度上做了一些改进。他诏令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以便自己随时召见，咨询政务。在一般政事的处理程序上，要求中书、门下两省官员要充分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诏旨写成后，要经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合适的地方要据理力争，不能苟且雷同，马虎从事。他还明确指示，宰相入阁商议军国大事时，必须让谏官和史官列席，既能让他们面对面地提批评建议，及时纠正偏差，又便于他们掌握第一手材料，记录下来以为后人之鉴。

由于君臣相得，言路广开，贞观年间的各项决策，相对来说，比较民主、科学，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把选拔优秀人才作为自己和宰相的首要职责，十分留意各种有用之才。他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德才兼备，不避亲仇，注重品德，加强教育。对地方亲民官员的任用，尤为重视。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也为广选人才开辟了重要途径。贞观时候的朝廷与地方，可谓“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早在佐父晋阳起兵建唐、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唐太宗就十分注意笼络人才。当上皇帝后，他更是深刻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不仅把选拔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而且一再告诫宰相们，要以选用人才为第一要务。贞观年间，他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心情十分迫切。

贞观二年（628年），他曾对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尚书仆射，即宰相），应当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寻求察访贤明有智的人。近来听说你们听取诉讼的状子，一天之内竞达数百件。光公文都看不完，哪里还能帮助我寻求贤士呢?”并因此下诏，凡细琐事务都由左右丞（仆射的下级）处理，以便宰相腾出时间访贤求能。当时的宰相封德彝很长时间没有推荐一个人。太宗责问时，他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有才能可荐的人。太宗生气地批评他说：“前代的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用其所长，不向别的朝代借用人才，都是在当代选拔人才。难道能等梦见傅说（商朝的名臣），遇到吕尚（周朝的名臣），然后再治理国家?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的人，只是不加注意就遗漏罢了。你自己不善知人，怎能诬一世之人没有贤才呢?”

贞观三年（629年），太宗令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所奏的20多件事，件件符合朝政实际，唐太宗既高兴又奇怪，因为常何是不涉经文的武将，按理不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经询问，才知是常何家的食客马周代拟的。于是，立即召见马周，经过交谈，发现确实是个人才，便任命他为门下省官员。同时，太宗赏赐常何上等好绢300匹，以嘉奖他能够发现人才。马周见事敏捷，有机辨，识事端，处事平允，敢于直言，深受太宗喜爱和重用，成为贞观时期著名的枢要大臣。

唐太宗在求贤若渴之中，非常注意用人的导向，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不徇私情，不避亲仇。他多次强调说：“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选拔人才要谨慎，不可滥选乱用。用一个好人，别的好人就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别的坏人也都来了!”凡是有德有才之人，他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能够并用兼收。“玄武门之变”后，东宫太子集团中曾想谋害太宗的有数百人，但他不计较这些，仍然量才加以重用，如东宫集团中的骁将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中，曾带兵攻打过秦王府，失败后逃往终南山，唐太宗把他请回来，让他在自己手下当大将；魏征、王珪、韦挺等人，都曾是太子集团中的重要谋臣，都受到太宗重用而成为贞观名臣。而当有人要求将太宗为秦王时的王府旧部下全部重用时，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旧部，用人只能唯才是任，而不可以新旧亲疏为标准。”

针对官员中出现的不注重德行修养、浮夸邪僻的情况，他又接受魏征进谏，强调要用大义来教育官员：加强“忠”的教育，使他们能成为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加强“孝”的教育，使他们成为曾参、子骞那样的孝子；加强“言”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尾生、展禽那样的恪守信约的人：加强“廉”的教育，使他们成为伯夷、叔齐那样廉洁的人。并且一再要求，把公平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将仁义作为区别善恶的准绳，通过考察官员的是非功过来确定他们堪任的职务，按照所担任的职务，去了解官员的工作优劣，戒浮夸，重实绩。

山水画对于刺史、县令等地方亲民官的选用，唐太宗尤为重视。他说：“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当中的事情，有时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所以我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和躺着都经常看看，谁如果做了好事，我就写在他的名字下边，做了坏事，也要记下来，作为升迁和黜罚的依据。我居住在深宫之中，看不远也听不远，只有委托都督与刺史，这些人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尤其需要称职的人才。”他规定，地方官每年年终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依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贞观八年（634年），他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加以升迁，对失职的官员加以惩处。

为了扩大选拔人才的渠道，贞观时期，唐太宗对科举制加以完善，增加科目，并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使更多的人能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展露才学，进入国家机构。有一次，唐太宗登临端门，看到新科进士结队而出，不禁笑逐颜开，高兴地说：“天下英才，都落入我的掌中了!”

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贞观年间，罗致了大量优秀人才，形成了“人才济济，文武兼备”的局面。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唐太宗命图画家在凌烟阁上描画的24位功臣，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是至今被人传颂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肖璃、段志宏、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瑾、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等。此外，还有著名的文士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欧阳洵、褚遂良、阎立本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在“贞观之治”的形成中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又都集中生动地体现了“贞观之治”中“任贤”的显著特点。

在《武德律》的基础上，唐太宗制定了《贞观律》及其他令、格、式，立法空前完备。他注意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强调刑赏要分明、不徇私情；量刑要慎重，要经过会审并多次覆奏。他在位时，几致“刑措”，犯罪分子也能自觉服刑，成为“贞观之治”的又一特点。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在高祖时期制定的《武德律》的基础上，修订新律，至贞观十一年（637年）完成，即《贞观律》。与《武德律》相比，《贞观律》充分体现了唐太宗的宽简、划一、稳定的立法指导思想，尤其是刑罚方面，更为轻减。此外，又定令1546条，主要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修改武德九年的制敕，把3000条精简为700条，称为格，专门规定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的依据；最后又制定出尚书省各部及诸寺、监、卫的工作章程，称为式。律、令、格、式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当时社会朝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封建国家的立法工作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作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唐太宗十分注意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他一再强调，法令一经制定，就要严格执行，不能轻易变更，否则，变来变去，使人无所措手足，又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司法人员也不易熟记和掌握，容易出现问题和矛盾。他非常注意以身作则，带头维护法律的统一。贞观初年，他发现备选官中诈冒出身者很多，就以敕令的形式让诈冒者自首，不自首者处死刑，敕下不久，发现有诈冒来自首者，他就要杀掉。这时，大理少卿戴胄出来说，按照刑律，只能处以流刑。太宗当时大怒，说：“你守法，难道想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接着说：“敕，是出于一时喜怒发布的；法，是国家取大信于天下的东西。陛下对诈冒者非常愤怒，想要处死，知道不能这样做，又按刑法来处置，这是忍小仇而存大信的美德呀!”太宗听后，觉得有道理，说：“你能这样来执法，我还有什么担忧的呢!”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他除了强调出令要慎重，令出必行，不能轻易变更之外，还反对前代动不动就赦免犯罪，虚图仁慈之名的作法。他说：“凡宽宥赦免的恩典，只给了那些不遵守法令的人。古话说‘小人的幸运，就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两次赦免，好人就默不作声。’培养害草，就伤害禾苗，施恩给犯法作乱的人，就是伤害好人。诸葛亮治蜀国，十年不赦，蜀国大治；梁武帝每年大赦几次，最终倾覆败亡。施小恩惠的人伤害大德。所以，我自从有天下以来，绝不发布赦令。”据史载，太宗的妻子长孙皇后病重，皇太子对皇后说：“现在医药都用尽了，我想请求父皇发布大赦令。并让人出家奉佛，使您得到神灵保佑。”深知太宗秉性的长孙皇后，不允许太子向太宗请求，认为这样无济于事。

在带头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的同时，太宗强调刑赏要公平严明，不徇私情。他的叔父江夏王李道宗是开国元勋，为唐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一旦犯罪，即依法免官削封邑，并且蹲大牢。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因打猎踩坏了农民的庄稼，御史柳范上书弹劾他，李恪不以为然，认为父皇不会处理他，不料太宗不仅将李恪免官，还削去了他的300户封邑。岷州都督高甑生是太宗的老部下，犯罪以后，有人在太宗面前替高说情，太宗说：“自从晋阳起兵以来，功臣很多，现在如果不处理高甑生，将来国家法令就无法推行。凡是给朝廷立过功的人，我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如果犯法，无论什么人，都要依法处理。”把说情者狠狠批评了一顿。贞观初年赏封功臣之时，淮安王李神通以宗族身份，不服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赏在己先，太宗对自己的这位叔父说：“当初起兵，你虽首先响应，但也是为了免脱你的祸患；窦建德攻山东时，你几乎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叛乱时，你又望风而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天下，论功行赏，理应在你之上。叔父虽是国家至亲，我也不能以私恩滥加行赏呀!”于是大家都心悦诚服。

对于定罪量刑，太宗一再强调要慎重行事。贞观元年（627年），他对侍臣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古人说，卖棺木的人，希望每年发生瘟疫，并不是仇恨人，只不过是为了求利而已。现在掌管刑狱的人，审案务必求严，想借此来应付考核，得到提升，要改变这种情况。”又说，古时候审理讼案，要询问三槐九棘这些官员，现在三公、九卿就是这样的官员。从今以后，判死罪的，都要中书省、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以及尚书、九卿等议论会审，这样做才有可能避免冤案和量刑过度。对于判错了的案子，一经发现，太宗就要求改正，并注意从中汲取教训。贞观初年，曾规定，死刑要3次上报中央，批准后方可执行。贞观五年（631年），太宗错杀了大理丞张蕴古，后来又错杀了都督卢祖尚，追悔莫及。在为死者平反的同时，他下制：死刑在京城要5次上奏，在地方者也要3次上奏。后来又下诏说，在京城的各执法官署，近来奏请犯死罪者处刑，虽说复奏5次，但仅仅在一天之内就复奏完毕，根本来不及认真思考，5次复奏又有什么用呢?纵然有了追悔，也来不及了。从今以后，在京城的主管机关，请求处决死囚，应该在3日内分5次复奏，地方仍按3次复奏。在具体的定罪量刑中，唐太宗比较注意以儒家礼教来衡量轻重，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基本原则。贞观五年（631年），他曾亲自写诏书告诫执法官员：“近来审判案件，都只按照条文，虽情有可原的，也不敢减轻，完全按条文办事，有的恐怕还有冤屈。自今以后，门下省再有按照条文判处死刑，而情有可原的，应记下情况上奏。”所谓情有可原，大都是礼与法发生矛盾，要求上奏，就是要以礼为准，而不是以法为准定罪量刑。

由于唐太宗以身作则，依法行政，赏罚严明，不徇私情。使贞观年间法制情况明显好于前代，社会安定，吏治较为清明，犯法的人很少，被判死刑的更少。史载贞观三年（629年），全国判死刑的才有29人，几乎达到封建社会“刑措”（即刑罚可以不用）的最高标准。贞观六年（632年），全国在押的死囚共390人，这年年底，唐太宗在察看监狱时对他们动了恻隐之心，下令全部释放回家，与亲人团聚，约定第二年秋天重回京师复刑。第二年秋天，390人全部按时回来报到，无一人逃亡。唐太宗高兴之下，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对此，后人也有批评他违犯法律，沽名钓誉，有害无益，甚至怀疑他事先做了工作，制造假象。但从中也反映出“贞观之治”中法制状况之一斑。

面对因隋末战乱灾荒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敝敞的状况，唐太宗继续推行当时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经济制度。注意轻徭薄赋，不误农时，兴修水利，增加户口，发展生产。同时大力戒奢崇简，精简机构，以减轻人民负担，节约财政开支。贞观年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呈现升平景象。

隋末的战乱灾荒，使得人口锐减，经济凋敝。虽经唐高祖时期一定程度的恢复，到唐太宗即位时，情况仍比较严重。贞观初年，又连续出现霜灾和旱灾，米价昂贵，饥馑遍地，到处是流亡人口。面对这种局面，唐太宗着力推行武德年间就已颁布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平均土地，使流亡人口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唐太宗深知隋末的农民大起义，主要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他反复引用“君臣，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戒自己，并对侍从大臣说：“当国君的必须先保护老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己，就好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虽然饱了，人却死了。”因此，他积极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山水画即位之初，他就宣布免除全国一年租税，免除遭受战乱灾荒严重的地方两年租税。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有些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尽量改在农闲时进行。他一度想征发中男（不满18岁的人）当兵，并想修建洛阳宫殿，均因接受臣下劝谏而罢。贞观五年（631年）二月，皇太子李承乾年满13岁，应举行加冕大礼，征发各地府兵作为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是农忙季节，举行大典要影响农事，便下诏推到秋天农闲时举行。在唐太宗的大力倡导下，贞观初年，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恢复，并新修了不少排水和引水工程。针对当时全国人口锐减的情况，唐太宗下诏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尚没有婚配的，由州县官负责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家贫无力成亲的，由本村的富户和亲戚资助完婚，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减情况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了切实减轻人民负担，贞观年间，唐太宗还注意从自己做起，大力戒奢崇简。他即位后，仍住在隋朝的旧宫殿里，虽然大都已经陈旧，但在贞观初年，一直没有修新。他患有气疾，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中，容易复发，有的大臣以此为由劝他新建宫殿，他也没有答应。为了减少宫中费用，他曾一次下诏释放宫女3000人。同时，严厉禁止厚葬，并明诏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和勋亲贵族都必须遵守。为了给臣下做出表率，他在安排自己的陵寝时，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容棺而已”。对地方官吏进贡珍奇宝物，他下令禁止，以防扰民。有一年，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名叫杨思奇的巧匠进宫，准备制作傀儡戏（木偶）道具，以讨好太宗，太宗不仅没有接受，反而严厉地训斥了段纶一顿，并免去了他的官职。由于太宗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并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都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辈子，家里连个正堂屋也没有，病重时，太宗亲临看望，见到这种情况，才命人为他修建一座房屋。

贞观初年，主要为了理顺政府机构的关系，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提高行政工作效率，唐太宗省并了很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官府从7000多人精简到600余人。而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节约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少浪费，减轻人民负担，为后世所称道。

每当发生水旱霜蝗等自然灾害时，唐太宗都马上意识到会发生的各种危险情况，迅速实行各种“荒政”，以解民于倒悬之中。如命令灾区迅速开仓赈济；准许百姓到别的地方“就食”；由官府出钱，帮助因灾自卖的人赎身，回到家人身边。有时主要由于灾荒和赋役过重，有的地方出现“盗贼”，当有人主张以重刑惩治时，唐太宗说：“老百姓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主要是因为赋役太重，官吏贪贿，饥寒交迫，不得不行窃为盗。我们正应该从中省悟，轻徭薄赋，去奢省费，选用廉吏，使老百姓能有饭吃，有衣穿，这样谁还会行窃为盗，哪里用得上什么重刑处置?”有一年蝗灾严重，太宗进入宫苑中，发现有蝗虫，拾了几个，祷告说：“老百姓以谷为命，而你却吃了谷，我宁愿让你吃我的肺肠。”说着举手要吞食蝗虫，旁边的人劝谏道：“这是害虫，吃了可能会中毒生疾。”唐太宗说：“我为老百姓承担灾荒，还避什么疾病!”说毕，将蝗虫吞进肚里。据说当年就没有了蝗灾。

由于唐太宗实行的这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在贞观年间得到迅速回升。从贞观三年（629年）开始，全国连续出现农业大丰收，粮价下跌，由原来的1匹绢换1斗粮食，下跌到1匹绢换10斗粮食。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以往成群结队的流浪灾民不见了，人民开始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全国户口，由高祖武德年间的180万户，增加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的380万户，增长1倍还多。尽管全国发展不平衡，但总体处在上升阶段。史传贞观中期，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一片升平景象，可谓有史以来并不常见的太平盛世。

唐太宗注意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民族关系问题。对突厥、高昌等的武力打击，维护了边疆的安宁，打开了民族交往的通道，创造了民族融合的条件。在以“和亲”等形式友好相处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时期唐朝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更加扩大，影响也颇为深远。

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题。贞观初年，唐太宗注意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国力逐渐增强的情况下，进行了统一边疆、维护国家安宁的战争，并且妥善处理了与边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和巩固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唐朝初年，东突厥支持怂恿北方各割据势力，阻挠统一，骚扰内地人民。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可汗便率20万骑兵突袭长安，一直进到长安城附近渭水桥以北的地区，唐太宗以善谋、果断、无畏的气概，震慑了突厥颉利可汗，二人在渭水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突厥暂时退兵。此后，唐太宗加紧战备工作，并充分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与薛延陀部建立联盟，使突厥另一首领突利可汗归附唐朝。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唐太宗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统帅，率领李世王勣、柴绍、薛万彻等大将，统兵10万，分兵4路讨伐东突厥。李靖善于用兵，唐军大获全胜，颉利可汗在兵败逃亡吐谷浑的途中被活捉，东突厥被消灭。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同时，也使东突厥奴役下的各族人民获得解放。这次战争的胜利，使唐王朝在当时边疆各族中的威信大增，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表示降服，并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即最高的首领。

北部边疆安宁后，唐太宗开始扫除“丝绸之路”上的障碍，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当时的西域，主要指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新疆、青海广大区域。隋末国内动乱不已，本来已开通的西域，又被两股势力阻隔。一股势力是汉族麴氏建立的高昌政权；另一股是西突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区域）地处西域和中原之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贞观初年，高昌首领麴文泰多次进行分裂破坏活动，有意堵塞中原与西域交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不满，也加剧了其国内的矛盾。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令侯君集和薛万钧率兵讨伐麴文泰，次年五月，侯君集到达高昌。麴文泰束手无策，惊吓之中，患病而死，其子智盛即位。侯君集等高昌办完麴文泰的丧事后，发动攻击，高昌本想获得西突厥的支援，不料援兵半道而返，无奈之下，只得开城出降，侯君集乘胜出击。连下22城，全部平定高昌。唐朝在高昌故地设立西、庭2州，其后又建立安西、北庭都护府。

平定高昌后，唐太宗把目光转向当时正利用龟兹破坏西域商路的西突厥。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十二月，唐太宗派阿史那社尔和郭孝恪讨伐龟兹（今新疆库车）。次年四月，从西突厥内部分化出来的叶护阿史那贺鲁率众降唐，加入唐军统一西域的战争行列。阿史那社尔军力大振，又有了向导，前后数战，破龟兹5个大城。唐朝乘机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管辖焉耆、龟兹、碎叶、疏勒4镇。从此，西域大部分统一于唐朝。到后来唐高宗初年，打败西域，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最后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太宗在通过战争手段统一边疆地区的同时，又通过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对于那些被征服的以及主动归附来的少数民族部落，注意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落的人民。同时，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被选拔在京师任职，有文职，更多的是武职，如东突厥的贵族中担任将军、中郎将官职的就有500多人，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共有100多人。有的少数民族首领甚至在唐皇室中任禁军首领，表明唐朝对他们的充分信任。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意用“和亲”的方式，来加强与少数民族间的联系和团结。他多次把宗室女儿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唐太宗战、和两手的成功运用，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密切。一方面，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入内地，对汉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国内民族和睦，边境统一安定的局面下，贞观时期，唐朝和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各种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派使者、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唐朝访问，京都长安不仅是国内各民族的大都会，也成为世界性的大都会。唐太宗对中外交流采取极为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来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来接待外商。据史载，当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达70多个。大批外国商人从陆路、海路来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城市，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与中国人通婚。许多外国植物品种如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姜等，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人中国，佛教经典也大量传入，并被译成汉文，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得以在中国传播。

与此相应，贞观时期高度的封建文化，也对亚洲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大量销往波斯等国家，又通过他们销往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也在这一官府与僧人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唐朝文化，对日本、朝鲜的影响更大。贞观五年（631年），日本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以后越来越频繁。贞观十九年（645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吸收唐代的官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刑制等，大大加快了封建化进程。中国使者、僧侣、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当时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称呼。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对隋亡这面“殷鉴”的逐渐淡忘，地主阶级政治家本身的局限性开始在唐太宗身上显露出来，尽管魏征等人曾一再提醒他要“慎终如始”，唐太宗还是未能“如始”般地“慎终”，因而给“贞观之治”抹上了一层阴影。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征曾上书太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许多国君，在秉承天命开创基业时，没有哪一个不是深怀忧虑，谨慎行事，德行显著的。而一旦大功告成之后，德行就开始衰减了。开始时做得好的事情确实很多，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则很少。这难道不是创业容易守业难吗?过去打天下时尚感到力量有余，如今守天下时却常感到力量不足，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创业时处在深切的忧虑之中，必然尽心诚意地对待下属，一旦得志，就放纵情欲，傲视他人。当尽心诚意地待人的时候，即使像北胡南越那样极其遥远的人也会亲密得像一个整体；当傲视别人的时候，即使是骨肉兄弟也会疏远得如同路人一般。虽然用严酷的刑罚来督察，用威严与愤怒去震慑，但下属总是采取苟免祸患的方法应付，内心并不怀好意。表面上恭恭敬敬，骨子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于大小，可怕在于人心背离。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所以应该高度警惕。用腐朽的绳索去驾驶奔驰的车子，它的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不幸的是，魏征担心的情况，正在出现。尽管他一再提醒唐太宗要“慎终如始”，防止“渐变”的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隋朝灭亡的这面“殷鉴”被太宗逐渐淡忘了。随着文治武功方面种种成就的取得，太宗开始傲视他人，放纵情欲了。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的本能，在他身上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贞观初年的唐太宗，不知说了多少“爱民”、“子民”，以“仁义”抚民的话，并且确有许多节俭自身、施惠于民的德政善举。到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征上疏，提出皇帝应该时刻加以警惕的10个“渐变”而难以“善终”的问题，其中第二条，就是唐太宗在对待百姓的态度上起了变化，他说：“贞观初年，陛下对待人民就像对待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关心备至，怜悯非常；爱护人民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总是保持简朴节约，没有营建什么宫室。近几年来，心思在奢侈纵欲方面，忘记了谦虚节俭，轻易地使用民力，还说，‘百姓没有事干就会放纵，劳累才容易驾驭他们。’自古以来，没有由于百姓清闲安乐而造成国家倾覆败亡的，哪有反而因害怕百姓放纵而故意去劳累他们的呢?”魏征所言，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史载贞观中后期，唐太宗过分追求奢侈，不断营造宫室，使百姓的徭役负担越来越重。贞观十六年（642年），还出现了农民为了逃避赋役，自己折断手足，谓之“福手”、“福足”的情况，唐太宗知道后，不但不肯轻减赋役，反而下令：“从今以后凡有自我伤残，逃避徭役的，要按照法律加重处罚，并仍要承担赋役。”与当年的言行对比起来，简直判若两人了。

在纳谏和用人方面，也远不如从前了。贞观初期。唐太宗是惟恐人不进谏。用各种办法鼓励人们犯颜直谏。到贞观中后期，变得厌恶直言。有时虽然勉强听谏，心里是很不乐意的。尤其是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死后，除了刘洎、马周等少数人还敢对他说点什么外，其余大臣大都是一味阿谀奉承，使得唐太宗更加飘飘然，骄横专制，为所欲为起来。在用人方面，也不再强调什么唯才是举、以德行学识为先了，许多勋亲子弟充塞于朝廷，大都没有实际工作能力，还互相掣肘，行政效率大大下降。而且，唐太宗也开始对大臣猜忌起来，特别是到贞观后期，对大臣动辄问罪，轻者贬，重者杀。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不能幸免。贞观十七年（643年），发生太子废立事件后，猜疑心更重。魏征在世时，对唐太宗易换太子的想法表示反对，魏征死后，太子因谋反罪被废为庶人，与之有牵连的大将侯君集被杀，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杜正伦也因此获罪。由于魏征生前曾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有宰相才能，唐太宗便怀疑魏征与他们是朋党，加之有人又在唐太宗面前诋毁魏征，唐太宗便解除了他曾亲口答应与魏征的子女婚约，并派人推倒了自己亲自撰写的魏征墓碑。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也走到了隋炀帝当年的老路上。他出于对外扩张的思想，两次发动对高丽的战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在对高丽的战争中，他大规模地征调人力、物力，剑南（今四川一带）的人民为建造长百尺、宽五十尺的大战船，出卖田产和儿女。雅州（今四川雅安一带）、邛州（今四川邛崃、大邑二县）、眉州（今四川眉山、洪雅二县）一带，还爆发了农民起义。这一切，都给“贞观之治”投下了阴影，使之逐渐失去了不少的光彩。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古代，大规模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几乎是一条规律。隋朝覆亡的具体原因和特征，直接警戒着贞观时期的君臣行为。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唐太宗本身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当然也是“贞观之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章

晚年唐太宗的一些不良行为，给“贞观之治”投下一层阴影。但从总体上看，“贞观之治”是值得称道的封建治世。在对“贞观之治”称颂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贞观之治”的出现是不是带有偶然性?它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

纵观中国古代史，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的出现，从一个侧面揭示出封建社会治乱兴衰的一些基本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首先，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后，出现好皇帝，出现治世，几乎是一条规律。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西汉初的“文景之治”。隋末农民大起义后，出现了唐初的“贞观之治”。宋高祖、明太祖、清康熙年间，都曾出现过类似“贞观之治”的封建治世。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自身覆亡的倾向，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可以有效限制皇权恶性发展的力量，唯有农民大起义，是可以有效制约它的社会力量。农民大起义后，往往能使封建统治者清醒一阵子，认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而产生畏惧心理。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这在主观上是为了统治阶级自己，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的恢复发展与进步。唐太宗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后不久当上皇帝的。农民起义的力量巨大，隋亡的殷鉴不远，使他常怀畏惧。纵观他一生尤其是贞观初年的言论，几乎口不离一个“怕”字。“怕”什么?就是怕惹怒了广大农民，把自己送上隋炀帝国亡身丧的道路。因此，他念念不忘要“居安思危”，要“以古为镜”。他说：“秦始皇算得上一代英雄，干了平定六国那样大的事业，也才仅仅保全了自身，传到儿子手中，就失国而亡了。历史上的桀、纣、幽、厉等帝王都自身丧亡了。我想到此，不得不害怕。”又说：“看看近代的帝王，有的传位10代，有的只是一两代，还有的是一身得又一身失，我因此而常怀忧惧。”他还对自己的太子说：“船好比是国君，水好比是百姓，水能浮起船，也能掀翻船。你刚作太子，难道还不害怕吗?”“当皇帝的，你有德行，百姓就拥戴你，你没有德行，百姓就会抛弃你，真可怕呀!”贞观时期一系列使民休养生息的内外政策，就是在这种“畏民”的思想支配下制定和实施的。

其次，唐太宗根据隋朝覆亡的具体原因和特征，非常注意研究总结“君道”。隋朝的覆亡与秦朝的覆亡有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或特征，就是二者都不是亡于土地兼并等封建社会常见的经济规律作用，而是亡于皇帝个人的残暴所引起的农民暴动。也就是说，没有注意皇帝个人的自我约束，没有掌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治国大道、为君之道。贞观初年的魏征在给太宗的奏疏中，对此说得很清楚：“隋朝统一天下，军力强盛，30多年间，声威远播万里，震动异国。一旦被百姓抛弃，就为别人所有了。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天下大治、百姓安宁、国家长久，故意要实行夏桀一类的暴政来促使自己夭亡吗?显然不能这样说。只是他一味仗恃自己的富足强大，不考虑后患。他驱使天下的人来顺从自己的奢欲，耗尽天下的财物供自己享受，搜选天下的美女，寻求远方的珍宝。宫室苑囿装饰华丽，楼台亭榭构筑峻伟，征发徭役没有时限，用兵打仗没有休止。外表显得威严持重，内心充满狠毒与猜忌，献媚进谗的人得到福禄，忠诚正直的人不能保全生命。上下之间互相蒙蔽，君臣间的礼义互相背离。百姓不能忍受这种暴政，起而反叛，国土分崩离析。于是，一个全国至尊的皇帝，竟死在普通人的手中，子孙灭绝，被天下人耻笑，这能不痛心吗?”对此，唐太宗当然是十分在意的，故他一再强调，为人君者，要讲究“君道”，而“君道”的内容与原则，是非常丰富的，唐玄宗时大臣吴兢编撰的主要记录贞观时期君臣言行的《贞观政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君道》，其中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对“君道”的研究与总结，成为“贞观之治”的纲领性指导思想。

再次，隋炀帝本身的一些不良暴行，使唐太宗有一个直接的反面教训。有人曾有疑问：西汉初年与唐朝初年的历史条件相似，两朝统治者都注意总结前朝的惨痛教训，但为什么唐太宗的很多特点，如从谏如流，知人善任，坚持法制，开明的民族政策等等，在汉高祖、文帝、景帝身上或者并不突出，或者付诸阙如呢?显然是因为，隋炀帝比秦始皇具有更多的反面教员的特点，如拒谏饰非，猜忌臣下，对人民的残暴，穷兵黩武等等，都尤为突出。唐太宗只要能反其道而行之，即是正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隋炀帝，就没有唐太宗；没有隋炀帝的“大业”，就没有唐太宗的“贞观”。

此外，唐太宗本身的品德修养，也是形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尽管他晚年有许多不良行为，但可以说瑕不掩玉，功大于过。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唐太宗与臣下探讨自己成功的原因时，总结了五条：第一，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像看到自己的长处一样高兴；第二，无论任何人都不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用其所长；第三，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抱入怀中，恨不肖者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很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第四，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我不曾罢免一个人，也不曾给一个人治罪；第五，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我能做到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来归附。次年（648年）春天，即唐太宗逝世的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12篇，并把自己所做的错事一一说给儿子听，要他以古代圣贤为师，不要效法自己。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在即将盖棺论定之际，给接班人剖腹掏心地讲明自己的过失，希望能引以为戒，这种品质，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正是尽管他晚年有错，但人们都承认他是功大于过，并没有使“贞观之治”完全失去光彩的重要原因所在。空前绝后的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空前绝后的一位女皇帝。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位女皇的是非功过，评说不一。客观地分析一下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她是一位极富进取心和创造性的人物。在她身上，既有封建时代男性帝王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也有男性帝王所无的优点和缺点。而史无前例的“武周革命”，与其说是断送了李唐江山，不如说是奠定了李唐王朝盛世的基础。

在陕西乾县，有一座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乾陵。在乾陵朱雀门外东西两面，各有一座大石碑。左边的叫“述圣记碑”，为颂扬唐高宗的文治武功而立，上刻有武则天撰文、唐中宗李哲（即李显）手书的8000余字，详述了高宗的功德。右边的，为武则天而立，虽然高、宽等规格与左边之碑大致相同，但未刻一字，故称为“无字碑”。多少年来，每当人们来到“无字碑”前时，就会对这种“有碑无字”的现象做出种种猜测，对“无字碑”的主人——一代女皇武则天，更是充满了好奇与疑问。那么，武则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武则天出身于宦家寒族。曾在唐太宗时为宫中才人，但终未得宠。唐高宗即位后，二度进宫。她凭着自己的容貌与才智，利用宫中后妃之间的矛盾，以残忍狠毒的手段，战胜对手，当上了皇后。在高宗因病倦于朝政的情况下，她把持朝政，排除异己，连废四子，镇压反抗，终于当上了皇帝，这在当时是空前的。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月二十三日，武则天诞生在唐朝开国功臣武士彟家中。她是武士彟与其继室杨氏所生的第二个女儿。据传说，武士彟当利州（今四川广元）都督时，夫人杨氏到龙潭边玩。忽然潭中跃出一条金龙，与她交欢，杨氏因此有孕而生下武则天。又说，武则天还在襁褓中时，当时有名的相术大师袁天纲为武士彟一家看相，见武则天长得“日角龙颜”、“神色爽彻”，大为惊奇，曾断言“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这些迷信传说，当然是后人对武则天当皇帝的附会，但也表明武则天的相貌天资，非同一般。

武则天的父亲虽是唐朝功臣，但原本出于富商。在唐太宗编定的《氏族志》中，不列武氏。少女时代的武则天，一方面可以宦游于荣华富贵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难免遭受寒门根底所要承受的鄙视与攻击。贞观十一年（637年），当唐太宗听说武则天貌美色丽，要召入宫中为才人（后宫中最低级的女官）时，其母杨氏非常担忧，女儿武则天却说：“见天子说不定是福气呢，何必悲伤?”

入宫后的武则天，被唐太宗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媚娘虽媚，但在唐太宗面前，并未得宠。据说，当时宫廷中盛传天象谶语，说唐朝三世之后，会由女主武王当朝。唐太宗心存疑忌，想把与谶言相似的女子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太史令李淳风加以劝止，认为人力不可挽回天意，弄不好会招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唐太宗虽然因此而作罢，但自此对武姓女子不无忌恨。故武则天14岁进宫，在宫中呆了12年，没有生育，也没有晋升，基本上是在半幽禁的生活中度过青春的。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唐太宗驾崩。这年武则天已26岁，被削发为尼，送进感业寺，空守青灯梵钟。次年，即唐高宗永徽元年，唐太宗周年祭日时，高宗李治来到感业寺进香。李治在当太子时，曾在王皇后那里见过武媚娘，并且一见钟情，据说二人私下恋情甚深。这次在感业寺进香之中，又见到媚娘。旧日的恋情，如今美人的哀容，使高宗大为感动，决心再迎媚娘还宫。恰巧这时王皇后与肖淑妃争宠，为离间高宗与肖淑妃的关系，王皇后也力主接纳武则天入宫，并让武则天蓄发等待。时隔不久，高宗不顾当时的礼教佛规，毅然将武则天接入宫中。武则天二次入宫后，深得皇帝和皇后的喜欢，很快晋升为昭仪（正二品），位于九嫔之首，仅次于皇后和四妃。

武则天并不满足，她的第一个目标，是取代王皇后。凡后宫中与皇后不好的人，她都竭力拉拢，安插在她的周围，以为自己的耳目。她先利用王皇后与肖淑妃的矛盾，联合皇后攻倒淑妃。接着，把矛头指向王皇后。王皇后因生理问题，不能生育，武则天偏生下4男2女。大约在永徽五年（654年）初，武则天第二胎生下女儿，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去看望，逗弄一番，在皇帝要来之前走了。武则天趁无人时掐死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不一会儿高宗进来，要看爱女，武则天佯装欢笑，一同来到床前，掀开被子，看着女儿的尸体，放声痛哭起来，高宗十分震惊，忙问有谁来过，侍女回答王皇后刚走不久。高宗断言是皇后亲手杀了他与武则天所生的女儿，武则天又乘机进谗，哭诉自己受的种种“委屈”。高宗本就对王皇后不能生育很不满意，遭此变故，就下了废王立武的决心。

围绕皇后废立问题，宫廷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坚决反对废王立武，理由之一就是武则天出身卑微，又曾侍奉过先帝太宗，立为皇后与礼不合，且有损高宗名声。褚遂良因此被贬官。但高宗几次动议，都没有获得重臣支持。正在这时，开国功臣李勣说了一句“这是皇帝的家事，用不着去征求别人的意见”，等于助了武则天一臂之力。武则天又指使追随自己的臣僚散布言论，如许敬宗就在朝廷中散布言论说：“种田的农夫多收几十石麦子，都想换个老婆，何况是贵为天子，这算得了个什么事!”于是，高宗决定册立武则天。

永徽五年（654年）十月十三日，高宗下诏，废皇后王氏、淑妃肖氏为庶人；十九日，诏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一日，由司空李劫主持，举行册立皇后大典，31岁的武则天，身着皇后礼服，昂首登上肃义门，李勣、于志宁献上玺绶，率领百官朝拜，开创了百官朝拜皇后的先例。

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唐高宗李治因患风疾，对朝政有所倦怠，武则天顺势把握朝政，并为登上皇位开辟道路。

当时对武则天心怀不满的朝廷元老大臣不少，尤以长孙无忌为最。显庆四年（659年）春，武则天授意许敬宗编造朋党案，将长孙无忌牵了进去。唐高宗不得不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今四川澎水），后被许敬宗逼令自杀。受此牵连的宰相于志宁免官，柳奭、韩瑷不久被杀，来济被贬往新疆一带，长孙、韩、柳、于等家庭成员几十人，或杀或流或贬。反对武则天的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垮。与此相应，效忠武则天的李义府、许敬宗等人被提升为宰相。唐高宗因对武则天的这一做法不满，与宰相上官仪密谋废后，武则天获此信息后，对高宗软硬兼施。高宗不得已将上官仪抛了出来，武则天当即指使许敬宗诬告上官仪与废太子李忠图谋不轨，将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下狱处死，籍没家属，尚在襁褓中的上官婉儿——上官庭芝之女，也随母一起没入宫中为婢。上官婉儿天资聪慧，后来反成了武则天的心腹笔杆。

自此，高宗对政事愈加倦怠，武则天协助高宗理政，形成“天下大权悉归中宫，天子拱手而已”的局面。朝廷内外，称皇帝、皇后为“二圣”。

但武则天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加紧攀登皇位的准备工作。先是命人修订《姓氏录》，将武姓列入第一等，以改变太宗时期《氏族志》不列武氏而给自己造成的不利的出身地位；接着，在唐高宗决定封禅泰山时，取得以皇后身份继皇帝之后升禅坛主持亚献的殊荣，进一步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名望。与此同时，让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的文人学士，从北门即玄武门出入禁中，参与朝政，时人称为“北门学士”，以此分割宰相权力。在上元元年（674年）进号“天后”时，又“建言十二事”，均具有政纲性质，都以皇帝诏令实行。

但在皇后与皇帝之间，还有“太子”这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栏杆”。武则天先后生有4子，依次为李弘、李贤、李显（又名哲）、李旦（又名轮）。武则天先是鼓动高宗废了并非自己所生的太子李忠，立自己的长子李弘为太子，后发现李弘不便驾驭，便毒死了李弘。又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学问才名很高，深得众望，唐高宗还特意给他配了得力的宰相班子。武则天惟恐大权旁落，设法将李贤废为庶人，在迁往巴州后，又派人杀了李贤。在两位太子被废后，立三子李显为皇太子，李显为太子期间，弘道元年（683年），56岁的唐高宗逝世，遗嘱皇太子即位。李显即位，号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以裴炎为宰相。一次，中宗在裴炎面前提到想让自己的岳父韦玄贞当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便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韦玄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这话传到武则天耳中，中宗当皇帝不到两个月，便被废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中宗废后，武则天又把自己最后一个儿子李旦扶上皇位，即唐睿宗，武则天吸取教训，不准睿宗参与政事处理，自己临朝专政，准备改朝换代。她把东都洛阳改为神都，预备作为登基后的京师，追尊武氏家族的五世祖先，更改唐朝百官名称。

正在这时，原先被武则天贬黜到柳州的柳州司马徐敬业等人，公开打出反武旗帜，聚兵10万，由骆宾王作《讨武曌檄》，布告天下，讨伐武则天。但由于徐敬业等人进军策略有误，起兵不到40天，即被镇压下去。在这次平叛期间，宰相裴炎曾乘机要挟武则天还政睿宗，武则天将裴炎斩首，并对宰相班子进行了大调整。随后，竭力渲染秉承天意的神秘气氛，为登基大造舆论。其侄子武承嗣指使雍州人康同泰献白石，上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诡称得自洛水。武则天高兴地将白石命名为“宝图”，表示要亲拜洛水，受宝图。心惊胆颤的睿宗皇帝也趁机讨好，率群臣上尊号“圣母神皇”，并制作了执掌国柄象征的神皇之玺（即玉印）。

“神皇”之号表明武则天离正式戴上皇冠的时间已经不远了。李唐宗室不甘眼巴巴地看着江山易姓。垂拱四年（688年），唐高祖第十一子韩王李元嘉首谋起兵，打出“迎还中宗”的旗号，其他一些李唐宗亲也先后响应。武则天毫无畏惧，果断地调兵遣将，将这次反抗镇压了下去。

两次武装反抗被镇压，武则天登上皇位的道路彻底打通。永昌元年（689年）元旦，在薛怀义督建的万象神宫（即明堂）举行盛大的祭典活动，武则天堂而皇之地为初献，皇帝和皇太子只能悄悄地跟在后面为亚献、终献。在这样重大的礼仪活动中，武则天成了“初献”者，向世人再明白不过地表明江山谁主沉浮了。

当然，在正式登基之前，还要像前代故事一样，来一番“劝进”的表演。于是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父老百姓900人上表请改唐为周，文武百官、和尚、道士等6万余人也跟着上书，表示拥护改唐为周，各地报送种种改朝革命的“祥瑞”。就连睿宗皇帝，也急忙上表请求赐武姓，以独尊武氏一主。

天授元年（690年）的重阳节（九月九日），67岁的武则天登上则天门楼，宣布大周王朝正式成立，终于当上了梦寐以求的名副其实的“女皇”。她自号“圣神皇帝”，以十一月为岁首，改旗帜尚赤，改元“天授”，表示她的皇位是上天所授。从此，武周王朝代替李唐王朝达15年之久。史称这一改唐为周的事件为“武周革命”。

曾在太宗面前以“驯马三策”表现出阴狠刚烈性格的武则天，深知她那个时代“女主临天下”的不易。在争取皇位的过程中，以及在取得皇位后的一段时期内，她实行了比一般男性帝王更为严酷的统治方法，因而受到时人和后人强烈的谴责。

据说还在唐太宗后宫当“才人”时，武则天就表现出阴狠刚烈的性格。当时宫中有一匹烈马，名叫狮子骢，性情暴躁，谁也不敢骑它，也不曾制服它。武则天对唐太宗说，我能制服这匹马，但需要三件东西，唐太宗问她需要哪三件东西，武则天说：“我要一条铁鞭，一把铁锤，一只匕首。马不听话，我就用铁鞭抽它；再不听话，我就用铁锤锤它；还不听话，我就用匕首割断它的咽喉。”

在武则天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要当上皇后，虽然很难，但还是可能的，因为性别就是基本条件。若一个女人要当上皇帝，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皇帝，则不仅很难，也是为封建礼教所不允的，因为性别就是基本的限制。武则天当然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她争取皇位的过程中，以及在取得皇位的一段时期内，不得不采取一些比男性帝王更为严酷的统治方法，以类似她当初说的“驯马三策”的办法驾驭臣下。

在她争取皇后位置的过程中，以狠毒的手法将王皇后和肖淑妃逐出后宫，幽禁在别院，在被幽禁的昏暗的小房子中，只留下一个传递食物的小孔，不准与任何人接触。一次偶然的机会，高宗李治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后妃的悲惨处境，突然萌发同情之心，答应想办法恢复二人的自由。李治的许诺马上被武则天得知，武则天命人将二人各打100棍后，砍掉手足，投入酒瓮中淹死，据说肖淑妃临死前，大骂武则天，并发誓来生她要为猫，武则天为鼠，经常咬断武鼠的咽喉。武则天因此而不让宫中养猫。

正式登上皇帝宝座的前后，朝廷内外潜在的反对力量很多，武则天如坐针毡。这时，侍御史鱼承晔的儿子鱼保家奉献“良策”，建议在朝堂上设置铜匦，即检举箱，收受天下投书。武则天接受建议，诏令铸造4个铜匦，分别涂上青、丹、白、黑之色，青匦置朝堂东，称“招恩”；丹匦置朝堂南，称“招谏”；白匦置朝堂西，称“伸冤”；黑匦置朝堂北，称“通玄”。并命令正谏大夫为知匦使，侍御史为理匦使，受理天下告密文书。这项措施表面上看是为了广开言路、通达下情，实施中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最要紧的，是想借此途径发现和掌握异己分子的活动，以便及时清除。为了方便告密者，武则天下令各州县，凡欲进京投书告密者，沿途给予驿马和五品官待遇；告密者不分贵贱，一律接见，告密属实者擢官赏赐，不实者也不追究。一时间，四方告密者蜂拥而来，进京投书铜匦，络绎不绝，为武则天清洗异己分子提供了许多线索。

实行告密制度期间，武则天又物色到了一批酷吏。在后来的唐中宗诏令列举名单中，共有27名，大都出身无赖，性情残忍，专以告密陷害为能事，各有一番作为和“贡献”。其中最为厉害的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来俊臣和另一名酷吏专门编写了一部告密专著《罗织经》，作为培养酷吏的教材。武则天放手任用这些酷吏。让他们给自己充当鹰犬和刽子手。

古代人物这些酷吏在审讯被告者时，创造发明了许多颇有“创意”的酷刑。如用绳索紧缚犯人的腰部，将绳端固定在架上，叫犯人向前迈进，随着前进，勒在腰上的绳索愈来愈紧，前进到一定程度，连肠胃都会扭断，这叫“驴驹拔橛”；如果犯人不肯招供认罪，就将犯人手脚捆绑起来，像陀螺似地在地上旋转，这叫“凤凰晒翅”；让犯人跪在碎砖瓦片上，高举双手，托起重物，手上沉重的压力会使瓦片碎砖刺人胫骨，这叫“仙人献果”；在很高的地方，放一根木条，令犯人站在上面，用绳索捆住腰，慢慢向后拉，即使没有惧高症的人，也会因恐惧而发狂，这叫“玉女登梯”；将犯人倒吊起来，在头发上拴一块大石头，犯人的脸和脖子很快就会浮肿，不久耳洞和鼻孔开始流血，再健康的人也会气绝，这叫“犊子悬车”，等等。此外，还有“十大枷”，分别叫“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着即承”、“失魂魄”、“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这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常常使囚犯“颤栗流汗，望风自诬”。

武则天实行告密制和任用酷吏，主要对象当然是与自己作对的李唐宗室和元老大臣。垂拱四年（688年），李唐宗室起兵失败后，高祖李渊、太宗世民的子、孙、女、婿10余人被贬、流、杀。太宗第十子贝州刺史李慎因被告与越王李贞交往过密，两人及其子孙多人被诛杀。永昌元年（689年），连州别驾、鄱阳公李（高祖之孙）秘密策划去庐陵迎立中宗李显，事情泄露后，李与太宗的孙子李炜等12人被杀，天宫尚书邓玄挺是李岳父，也以知情不报罪被杀。载初元年（690年），武承嗣指使酷吏周兴捏造谋反罪，诛杀高宗第四子李素节及其9个儿子，高宗第三子闻讯惊恐之下，自杀而死，其子7人也被杀。同年，又杀高祖第二十一子密王李元晓的长子李颖等21人，诛其亲党数百家。至此，李唐宗室几乎被杀尽。武则天也就顺顺当当地在这年（690年）登基称帝了。

在杀戮李唐宗室的同时，又防范与诛杀元老大臣。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称，武则天在位前后，诛杀的大臣有裴炎、刘祎之、邓玄挺、阎温古等数十人；诛杀的大将有程务挺、李光谊等数十人；诛杀的庶僚则有周思茂、郝象贤、薛等数百人。在大开杀戒之中，无辜受害者很多。如酷吏万国俊等六道杀流人使，分赴岭南、剑南、黔中、安南诸道按问流人，万国俊将岭南300多流人全部杀掉，刘光业杀900多人，王德寿杀700多人，其余少者也不下500人，殃及无数百姓。

当然，武则天不是一个简单的暴君。她赏告密，用酷吏，杀李唐宗室和元老大臣，目的是为自己登基和巩固皇位。一旦皇位到手，并且觉得基本巩固后，就不再那样地热衷于酷吏政治了。因此，她在任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之后，也任用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执法平允的良吏，并予以保护，以平衡政局。为了缓和政局，她还有意让酷吏自相残杀，或将他们抛出去，受到应有的惩罚。如广为流传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周兴以制造“谋反”冤狱而臭名昭著，后被人告以“谋反”罪。武则天命另一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受命后，邀周兴宴饮，酒过三巡，来对周说：“弟有一案，罪犯不肯承认，不知有何办法?”周兴随口便说：“这还不好办?取一大瓮，四周架上炭火，把犯人置人瓮中，还怕他不认罪吗?”来俊臣即刻命人抬来大瓮，四周点起火，躬身对周兴说：“有人告兄谋反，请兄入此瓮。”周兴听了，面色苍白，俯首认罪，流放途中被仇家所杀。酷吏索元礼，以告密起家，数千人丧于其手，武则天为平民愤，也将他杀了。酷吏来俊臣，因为诬告武氏诸王等谋反，后被反控，下狱处死，仇家纷纷前往，剥其皮，剐其肉，挖出眼珠，剖腹取心，踏成泥浆。武则天听说此状，顺势下制书，历数来俊臣的罪行，加以灭族罪。并从此不再专用酷吏，政治趋于缓和。

武则天颇懂治国之道。她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使用，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继续推行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各项制度，并取得成效。在对外关系方面，处理得也较为妥当。在她当政时期，除了宫廷内部的倾轧外，社会基本上是安定的，称得上是“治世”。

武则天深知为政之要，在于用人。在她当政期间，注意从实际需要出发，广泛选拔人才，为己所用。

据传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时，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代为起草《讨武曌檄》。骆宾王一生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文章极为精彩，但多悲愤之辞。武则天看完这篇文笔精彩却又极尽谩骂攻击之能事的檄文后，丝毫没有动怒的样子，反而着急地询问作者是谁。当得知是骆宾王所写时，感慨地说：“这样的人才使之流为叛逆，这是宰相不善选用人才之过。”她意识到天下还有许多类似骆宾王式的人才被埋没着，得不到发现和使用。次年，便下诏，允许群臣百姓自举为官。这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举动。

在她当上皇帝的同一年，即天授元年（690年），她曾亲自在洛城殿考试应科考的贡生，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在她当政期间，创行科考中的“糊名”制度，使评卷人不能了解答卷人的姓名，以杜绝徇私舞弊。又开设“南选”，目的在于使岭南偏远地区的人才不致被埋没。其后，又在科考中专设“武举”科目，选拔有武艺的人才。同时，她令存抚使10人分巡诸道，荐举本道人才，并亲自召见，一律让这些被举荐的人试做某官，称为“试官”，相当于后世的“见习”，以便在实践中培养人才。

由于武则天重视广泛选用人才，尤其是通过科举途径选拔人才，因此在她当政的50多年中，科举制度获得较大发展和完善。据统计，这时期共录取进士千人以上，平均每年20多人，比贞观时期增加一倍以上，成为科举史上重要的奠基阶段。当时朝廷上下，人才济济，尤其是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较多地进入仕途。而武则天又注意在大量人才中筛选出许多出色的治国能臣，如宰相李昭德、魏元忠、杜景俭、狄仁杰、姚崇、宋璟、张柬之等，都是一代名相；郭元振、娄师德、唐休景、李汉通等，又都是一代名将。连宋代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则天太后虽常滥用禄位收取人心，但若是不称职的，就加罢黜，甚至诛杀。她善于运用刑赏权柄驾御天下，政令出自一人，能够明察善断，所以，当时许多英雄贤德之人竞相为她使用。”

对于有利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各项制度，如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得到推行。从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户籍残卷中属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资料看，仍明确记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及“口分田”、“永业田”等字样，说明这些制度仍在贯彻实施。

在发展经济中，武则天像前代统治者一样，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她在“建言十二事”中，把“劝农桑，薄赋役”列为第一条，并由高宗诏令全国施行。她把“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和“为政苛滥，户口流移”，作为升降地方官员的主要标准。她还组织她的“北门学士”编写农书《兆人本业》，颁发全国各地，以指导农业生产。在她当政期间，在今天的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南、四川、浙江、江苏、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兴修了大小不等的许多水利工程，最大的工程流经几个省，可灌溉农田9万多亩。

考古和统计数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农业产量提高，储备丰沛，人口也呈上升态势。1971年，我国考古学者在洛阳发现了唐代的含嘉仓。这个仓包括290个仓窑，每窑藏谷50万斤，总共藏有580．34万余石粮食，从登记粮食的铭砖看，年代可考者有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均为武则天当政时期。从文献记载看，长安四年（704年），大臣杨齐哲说，神都（即洛阳）帑藏储粟，积累多年，非常充实，淮海的漕运，不分昼夜在转运。两相印证，不是虚言。而这一时期的人口，也由高宗末年的380万户，增加到中宗即位时的615万户，3714万口，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态势。这也是社会安宁、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对周边少数族的关系，总的来说处理得也较妥当。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武则天一次给突厥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000件，铁器4万斤，成为民族关系史上的佳话。为了加强边防，武则天在西北边境建立行政机构，大量屯田，派驻军队。长寿元年（692年），她派遣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兵击退吐蕃的进攻，重新夺回高宗时失去的安西4镇。长安二年（702年），又设置北庭都护府，统帅昆陵、蒙池两都护，与安西大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两路。在她统治期间，维护了边境的安宁和国家的统一。

除了酷政外，武则天当政期间还有不够检点的地方。她迷信佛教，晚年更是穷奢极欲，造成严重浪费。重用薛怀义、张昌宗、张易之等男宠，导引了后宫的淫乱之风。由于宠信诸武等人，在皇嗣问题上陷入两难困境。在忠于唐室的重臣的劝说与威逼之下，她不得不归政于李唐子嗣，成为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一代女皇。

从出生，到进宫，到当皇后，最后到当皇帝，武则天一生中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有意或无意的神秘色彩。她借助封建时代这些能够蛊惑人心的东西，为自己创造舆论环境；而这些封建迷信，包括佛教中一些迷信的东西，也因得到她和她的追随者的提倡而日趋兴盛。这些属于意识的东西，是要以物质的东西为底蕴的。武则天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教的虔诚，大兴土木，修建兴泰宫等，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登基之前，命男宠薛怀义督建明堂和天堂，每天动用民工数万人，在江南、岭南一带采伐木料，耗资以万亿计，整个府藏几乎为之耗竭，建筑物极其雄伟华美，后来薛怀义因武则天另有男宠而受冷遇，一怒之下，一把火烧掉了明堂，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

古代风景武则天早年在太宗宫中，颇受冷遇，当了高宗的宠妃和皇后时，床笫之间也曾欢愉。可惜高宗不久身患风疾，又在她50多岁时死去。寂寞难耐的武则天，需要有人在她身边承欢。这时，高宗的千金公主发现了薛怀义。薛怀义本名冯小宝，早年流浪在洛阳街头，以卖药为生，闯荡江湖，练就了健壮的身体，粗狂中不失几分英姿，千金公主在偶然中发现了这位壮士，留在自己身边试用后，把他献给寡居多年的武则天。小宝侍寝有术，深受武则天的宠爱。为了让他能自由出入宫中，专门将洛阳白马寺修饰一番，让小宝为僧入寺住持，改名怀义，赐以薛姓。薛怀义从此依仗武则天的宠爱，作威作福，升官至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在帮助武则天远征突厥和登上皇位之中，也多有功绩。薛怀义后来因有人告他谋反，被武则天秘密处死。这时年已七十多岁的武则天，仍是精力旺盛，需人承欢。她的女儿太平公主善解母意。又给她推荐了张昌宗，这位当时不过20岁的男宠，既善侍寝，又通音律，武则天非常满意，数日后即封张昌宗为银青光禄大夫。张昌宗半月后，又推荐自己的哥哥张易之进宫，易之侍寝更有经验，武则天马上加官司卫少卿（从四品上）。在武则天近似溺爱的宠幸下，二张势力迅速膨胀，不仅在后宫恣意专横，而且干预朝政。当时朝廷中的当权者如武承嗣、武三思、武懿宗、宗楚客、宗晋卿等人，争先恐后献媚二张，争着为二张执鞭牵马，有如奴仆服侍主人一样。在武则天养男宠的导引下，当时的太平公主、千金公主以及上官婉儿等后宫女官，纷纷或明或暗效仿，有的为了方便起见，违犯祖制，在宫外修建住室，奢侈铺排，不避嫌疑，一时宫里宫外，淫乱之风盛行。

武则天改唐为周后，立即起用武氏子侄为宰相、将军，臣下有功者常赐以武姓，又免去天下武姓之家的田赋，追封武氏先人，上谥号，立庙宇。显然，她是想百年之后传位于武氏子孙的。一些钻营投机者，也乘机联名上表，请武则天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在长寿二年（693年）元旦举行的祭典大礼中，武则天初献之后，竞让武承嗣、武三思为亚献和终献，正儿八经的皇太子李旦尴尬地站在一边。这一切，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忠于李唐王朝的元老重臣们的反感与不满。狄仁杰、李昭德等几位有见识的宰相巧妙地一再提醒武则天：“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呢?陛下若立儿子，那么百年之后，可以永享儿孙的香火，若立侄子，则从未听说过侄子当皇帝为姑母立庙奉祀的!”一天，74岁的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昨天夜里，我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了，你说这是什么征兆?”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鹦鹉者，武也，即指陛下；两翼即指陛下的两个儿子。陛下若起用两位殿下，两翼不就复振了吗?”这时宰相吉顼也为武则天正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主意：你们俩专横跋扈，深为群臣忌恨，要想保全自己，唯一的选择，是参与立储大政，借枕席之便，劝说武皇复立庐陵王（即李显）为皇太子，这样将来可免于难。二张又怕又惊，听从吉顼之言，屡次在武则天枕边吹风，促使武则天作出决断。

在这两难之中，武则天经过再三权衡，决定派人把庐陵王李显秘密接回洛阳。当时的皇嗣李旦（李显之弟，即睿宗）知趣地请求退位，李显被立为太子。武承嗣眼看着到手的太子位易人，气闷之下，怏怏而死。武则天为防止自己死后，诸武与太子再度纷争残杀，曾召集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武姓子侄，宣誓于明堂，祭告天地，立下铁券，藏于史馆，让他们宣誓和平共处，使朝廷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下来，也使武则天赢得了最后一段较为安定轻松的日子，赢得了死后的哀荣。

长安四年（704年）末，武则天病卧床上，累月不见宰相，身边只有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二人侍奉，并“居中用事”，朝臣们心神不安，惟恐继嗣发生变故。次年正月，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崔玄，左羽林将军桓彦范、右羽林将军敬晖，右台中丞袁恕己等人，经过密谋后，发动政变，由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带领军队攻下玄武门，直奔武则天病卧的迎仙宫，张易之兄弟未及反抗，即被诛杀，随即二张集团的其他重要成员也被杀掉。病榻中的武则天被“请”下御座，让位于太子李显。政变次日，以武则天名义颁布制书，命皇太子李显监国。第四天皇太子李显正式即位，乃为中宗，李唐王朝再度重建。因张柬之等5人废周复唐有功，都被封为王位，史称这一日为“五王政变”。

“五王政变”后不到一年，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二日，82岁的武则天凄冷地死在上阳宫的仙居殿。临终遗嘱：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归葬乾陵（高宗的陵墓）；赦免王皇后、肖淑妃二族及褚遂良、韩瑷、柳奭的亲属。在她临下台前，已经赦免过一大批被酷吏陷害的人们，临终赦免的这一批，是她最早的、也是最后的一批冤家。临终遗嘱表明，这位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女皇，最终还是回到正统的封建之道上去了。因而也使她成为既空前，又绝后的封建社会的唯一女皇。

虽然武则天临终时嘱咐儿子李显在陵前树碑而不立传，但时人和后人对她的评价并未因墓碑无字而稍有停缓，尤其是对她不择手段登上皇位，酷吏杀人，重用诸武，变更官制、文字，以及个人私生活方面的问题，多所指责。但客观地分析，武则天不失为一位卓异的女性，一位给后来盛世奠基的女皇。

神龙二年（706年）正月，武则天的灵柩在唐中宗李显的护送下由洛阳运回长安，与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她在临终前曾嘱咐儿子，可以为她立碑，但不须立传，从而留下千古猜测的“无字碑”之谜。对于这位在有唐290多年中，独自叱咤风云50多年的一代女皇，人们评说不一。纵观封建时代正统的史家评说，对武则天的贬多褒少，甚至有贬无褒。武则天在位时的一些政绩，可能也由此而有所遗载。今天，当我们站在封建立场之外时，可以对有些问题重新加以分析和认识。

武则天能不能当皇帝?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也是解决其他争论不休的问题的前提。若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看，武则天是不能当皇帝的。因为封建时代的皇位，是嫡长子继承制，女性是不能沾边的。即使再有本事的女性，也最多当个皇后，或者手握实权、没有皇帝称号的幕后决策者。武则天之前有吕后，之后有慈禧太后，她们也都很有些本事，但只能当个事实上的“皇帝”，却从来没有得到过正式的皇位。武则天则不然，她正儿八经地当了15年武周皇帝。仅就这一条，也就足以引起在她之后历代封建史学家、政治家的猛烈抨击。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封建立场之外来看问题，武则天能不能当皇帝的答案是肯定的。这里的关键，是看本人有没有相应的德才，不能简单地用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来加以肯定或否定。鲁迅先生曾说：“武则天当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武则天当皇帝，实在有勇气，也给社会中的女性，带来了勇气。

任用酷吏，滥杀无辜，确是如此。这在任何时候、任何人身上，都是不能肯定的，对武则天当然也不能例外。但应看到，武则天之所以这样做，固然与她的本性残忍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行之。这就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主临天下”的不易与艰难。还应看到，武则天在任用酷吏的同时，也着意任用了狄仁杰等一批良吏，使政局保持了平衡。一旦政局稳固，她就对酷吏下手，不允许再行酷政了。更值得研究的是，武则天任用酷吏杀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冤魂屈鬼，但却没有动摇她的统治，说明她虐杀的主要是与她为敌的李唐宗室和关陇士族，在客观上抑制了士族势力，扶持了庶族势力，在统治基础方面可谓“失一得一”，故能保持统治基础的稳定。

重用武氏亲族及其他小人，也是事实。这同样与她追求个人目标时的“实用主义”有关。但同时也要看到，武则天对人才的重用程度，几乎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她在位时期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了大量各类人才，后来协助唐玄宗创造“开元盛世”的重要人物，大都是在武则天时期选拔培养出来的。

武则天当皇帝后，曾别出心裁地制造了一些文字，如将山、水、土合在一起，以“埊”为“地”字；一、生合在一起，以“至”为“人”字；一、忠合在一起，以“恧”为“忠”字；千千万万的“季”为“年”字；口内八方的“园”为“国”字；改自己的名为“曌”（音zhào），取“日月当空”之意。另外，在她当政期间，中央官制屡次变更，机构名称时常更换，且大都别出心裁，有如“造字法”一般。这些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也反映出这位女性具有很强的“标新立异”的意识。文字与官制的变更，在客观上为后人断代提供了方便。

至于私生活的淫乱，也属史有明载，但不可苛求。在封建时代，男性帝王姬妾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们不以为非，女性皇帝养几个“面首”（即男妓）也不应过分指责。据说南朝时期，刘宋王朝孝武帝的女儿山阴公主，曾对做皇帝的弟弟感慨地说：“陛下在后宫拥有众多的美妃，而臣妾只有一个丈夫，这是否有点不公平?”孝武帝立刻赏给山阴公主男妾数十人。举这个例子，不是提倡男养女妾，女养男妾，而是说用男女平等的现代标准看，不能过分指责。清代史学家赵翼的看法，就比较公允：“（男性）皇帝富有四海，妃嫔常常有成百上千，太后（指武则天）既然当了皇帝，所宠幸的男妾不过几个人，实在用不着深加责怪。”

当代史学家吴晗先生对武则天的评价是这样的：

在唐代的历史上，唐太宗打下基础，接着是武则天时代，以后是开元全盛时代。武则天当权前后的50年间，生产发展了，土地开发了，人口增加了，疆土开扩了，文化提高了，和许多外国也有了广泛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而且还应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开元时代的政治家都是武则天时代培养的。可以这样说。没有武则天时代长期的巩固发展工作，开元盛世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走向全盛之时说起“开元盛世”，人们就会想到风流天子李隆基。的确，“开元盛世”在他当政期间出现，是与他的励精图治分不开的。但是，志满者易骄，贪色者易迷。聪明非凡、多才多艺的李隆基的一生，可以说是用莺歌燕舞和腥风血雨的双重笔墨，塑造了一个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帝王典型。

一代女皇武则天死后，在宫廷几度喋血之中，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皇位。这位自命不凡的天子，选贤任能，发展经济，收复失地，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把隋末战乱后百年的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巅峰阶段。可惜在他当政后期，志得意满，出现种种失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他本人也在郁郁寡欢的“太上皇”生活中离开了人世，李隆基自幼聪慧果敢，抱负不凡。他先与太平公主联手，佐父平定韦后之乱，成为皇储，继而受父之禅。在太平公主发动政变的危急关头，先发制人，粉粹政变。在宫廷几度喋血之后，掌握了最高权力。

第六章

唐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李隆基诞生于有名无实的睿宗之家。他睁眼看到的，不是李唐江山，而是武周天下。这个睿宗李旦的第三子，自幼聪明果敢，抱负不凡。他在宫中常以“阿瞒”（曹操）自诩，表示自己要有一番作为。据说7岁那年，他例行到朝堂参加祭祀仪式，当时颇为得势的金吾将军武懿宗对他的随从大声喝斥，李隆基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轻蔑，立刻声色俱厉地回答武懿宗：“这是我家的朝堂，关你什么事?你敢欺负我的随从?”他的祖母武则天知道这件事后，对李隆基马上另眼相看了。第二年李隆基被封为临淄郡王。

武则天去世后，唐中宗李显昏庸懦弱，大权操在妻子韦后、女儿安乐公主手中。曾拥立中宗复位的张柬之等功臣均遭贬逐，武三思等武氏势力重又崛起。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在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的帮助下，率千余骑兵发动政变，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等武氏同党。在进入古代人物后宫，准备追杀韦后、安乐公主时，被反戈的乱军所杀。韦后经此宫门变故后，更加凶狠起来。她向中宗诬告当时的相王李旦（李隆基之父，中宗李显之弟）和太平公主（李显之妹）参与太子李重俊的政变阴谋，要求中宗将他们处斩。中宗惊愕不定，幸亏吏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肖至忠提醒：“难道陛下就容不下一弟一妹吗?”李旦和太平公主才免遭一死。

韦后与安乐公主均非等闲之辈。韦后想学武则天的样子，当女皇，安乐公主则想当“皇太女”。太子李重俊政变失败被杀后，韦后更加肆无忌惮。她援用从兄弟韦温等掌握大权，纵容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修建寺院道观，朝政日非。景龙四年（710年），韦后与安乐公主在中宗最喜欢吃的馅饼内放入毒药，中宗中毒身亡。韦后扶持16岁的温王李重茂即位，自己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并准备在清除相王李旦、其子李隆基及太平公主后，正式登位当女皇。这时，李隆基与其姑母太平公主联手，率万名羽林军抢先突人皇宫，将韦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由太平公主出面，恢复李旦睿宗的帝位，李隆基也因功立为太子。

睿宗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太平公主既是其妹，又有平乱拥立之功，本身又具有母后武则天的阴狠刚烈的性格；李隆基自幼聪慧不凡，文兼武备，又是正儿八经的皇太子。二人由起初的联手，开始对峙起来，当时称为“太子派”与“公主派”。太子派以李隆基为首，包括姚崇、宋璟等人。“公主派”以太平公主为首，包括窦怀贞、肖至忠、岑羲、崔浞等人。两派势力旗鼓相当，各不相让。睿宗李旦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只好稀泥抹光墙。先是重用李隆基的“太子派”，后又重用太平公主的“公主派”。实在平衡不下去了，就准备退位，让李隆基接班。但太平公主岂能袖手，因为她也想当女皇。她曾以天象之变，对睿宗说：“彗星出现在天上，地下就要除旧布新，皇太子想要当皇帝了!”本想以此激起睿宗对李隆基的忌恨，不料反而促使睿宗下了最后的决心，表示要“传位避灾”。于是，先天元年（712年）八月，睿宗李旦传位给太子李隆基，但碍于太平公主的意见，规定三品以上官吏的任免和大案件大政事，仍由“太上皇”李旦亲自处理，李隆基尚未掌握重要实权。

李隆基登位之后，太平公主仍不放弃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她在宫中大量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的7个宰相中，有4个是她的亲信党羽。文武百官大多数也都依附于她。李隆基当然也在聚集力量，准备一决雌雄。先天二年（713年）七月三日，当李隆基获悉太平公主及宰相窦怀贞等，将率领羽林军于次日发动政变时，先发制人，率厩牧兵马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数十人，依附太平公主的官员尽被黜逐。至此，经过几度宫廷喋血，李隆基才真正获得最高权力。

在实际掌握朝政后，唐玄宗首先着力于整饬吏治，选用贤才。他裁汰冗员，恢复谏官参加议事之制，尤重县令的选用，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奖罚分明，使吏治焕然一新。他注重宰相人才的选用，开元期间，贤相毕至，成为“开元盛世”形成的主要因素和标志之一。

武则天当政时，出于广泛笼络人心的需要，在选用官吏方面，有极为冗滥的一面，故当时有“补阙（谏官）连车载，拾遗（谏官）用斗量”的“车载斗量”之说。中宗复辟时期，韦后、安乐公主把持朝政，在用人方面更加不守章法。安乐公主私用中宗的墨敕，纳贿卖官。她先准备好敕文，向父皇撒娇，央求中宗签上名，盖上御印，然后斜封，交由中书省，时人称为“墨敕斜封”，用这种方式获得官职者被称为“斜封官”。只要有人出30万钱，便可买到墨敕，出3万钱，则可买到当僧人的度牒（官方文书）。当时，不仅安乐公主，其他如长宁公主、上官婉儿等也都用这种方法纳贿卖官，每年少则数千人、多则上万人成为“斜封官”，使官吏队伍鱼龙混杂，甚至正不敌邪。

唐玄宗即位后，针对这一状况，首先大刀阔斧地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曾一次就裁汰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使官吏队伍面貌一新。并且明确宣布，自今以后，“官不滥升，名不虚受”，一定要量才委用，符合章程。

唐太宗时期，皇帝与宰相议事时，允许谏官与史官参加，以便“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但武则天当政时，许敬宗、李义府担任宰相，不敢把朝政公开，取消了谏官和史官参加议事会的制度。这样，谏官无法直接了解皇帝与宰相决策的内幕，很难及时提出中肯的意见，史官也只能听宰相的一面之辞，很难客观地记载皇帝的活动。唐玄宗亲自执掌朝政之后，于开元五年（717年），下令恢复贞观年间的制度，除了朝廷内特殊机密外，允许谏官、史官参加皇帝与宰相的议事会议。

对于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县令人选，唐玄宗尤为重视。他说：郡县是国家行政的根本所在，郡县长官是首要的人选，我非常留意这方面的人才，量才委用，丝毫不敢大意。他有时亲自出题，考试县官，了解应试者是否了解治国安民之道。凡是考试成绩优秀者，即加以委任，拙劣者，即被罢免。开元四年（716年），在他组织的县令考试中，有45人不合格，这些人马上被淘汰。每当县令上任前，唐玄宗还要亲自召见，面授机宜。

为了确保官吏队伍的质量，唐玄宗还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开元年间，专门颁布了《整饬吏治诏》，规定每年十月，委托各道按察使到各地巡省风俗，观察得失。将地方官的政绩按5等划分，然后上报吏部审核。上等称为“最”，下等称为“殿”，中间三等依次定优劣，按最、殿来升降官吏。同时选京官中有才识的人任命为地方上的都督、刺史，地方上优秀的刺史升任京官。开元十六年（728年），唐玄宗还亲自选拔廷臣（京官）出任刺史。通过严格的考核和交流制度，较好地改善了吏治状况。

在严格考核制度的同时，严明赏罚。唐玄宗认为，有善必赏，才能激励有才能德行的人；有罪必诛，才能有效打击无才行恶之人。开元年间，他在整顿吏治中基本贯彻了这一原则。如同州刺史姜师度，重视农业生产，任职期间，组织农民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玄宗知道后大为赞赏，专门颁布了《褒姜师度诏》，并赐帛300匹，加封金紫光禄大夫。相反，刺史裴景先非法聚敛5000匹绢，玄宗亲自下令将其处以死刑；前太子太傅肖嵩，因向中官牛仙童行贿，被贬为青州刺史。

整饬吏治，除了裁汰冗员外，更重要的是选用贤才。唐玄宗深知这一点。因此，在他当政的前期，十分注意贤德之才的选用，尤其重视宰相人才的选用。开元年间，可谓是宰相人才济济一堂，如姚崇，因善于处理棘手政务，又通权变，被称为“救时宰相”。史载姚崇与卢怀慎同时为相时，一次姚崇请假十余天，回来后发现政务堆积，卢怀慎不能决断，姚崇用了一会儿工夫，便处理得井井有条，人人叹服。某年山东发生蝗灾，地方官上书报灾，不愿捕杀，还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怎能捕杀，朝廷要行德政，灾害自然消失。”姚崇马上回书说：“依你的意见，假若地方官实行德政，飞蝗就不入境了。你那里蝗虫为害，那不就是你这个长官无德吗?”地方官被质问得无言以对，只好从命捕杀蝗虫。姚崇以后有宋璟，善于依法行政，选用人才。史称“姚宋”，成为贤相的代名。此外还有张九龄、韩休，敢于并善于进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对玄宗都有匡正；张嘉贞善于治吏；张说善文章；李元德、杜暹尚节俭。均各有所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开元盛世”的出现，与这一时期朝廷中贤相济济，有直接的关系。

在整饬吏治、任用贤才的同时，唐玄宗敢于惩治不法豪强，大规模检田括户，兴修水利，抑佛戒奢，使当时的农业、工商业及文化科技事业出现空前发展繁荣的局面，成为“开元盛世”的重要标志。

玄宗即位之前，由于政府的勒索和豪强的兼并，均田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出现“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局面。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玄宗积极支持官吏惩治地方上的不法豪强。如李元纮任京兆尹时，王公权要之家，都在郑白渠边上立水磑，妨害古代风景农田。元纮下令全部毁掉，以保证农田的灌溉，当地百姓拍手称快。薛王李业的舅父王仙童侵暴百姓，强夺民田，玄宗听从宰相姚崇的建议，依法惩治了王仙童，其他王公贵族见玄宗如此不讲情面，不以亲疏害法，都有所收敛。

为了把由豪强大族霸占的“籍外之田”收归国有，把由他们荫庇的“私属”逃户变为国家的税户，玄宗于开元九年（72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用了4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检田括户运动。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头到全国各地检查“黑地”和豪强荫庇的“客户”，并把检括出来的土地全部没收，按均田制分给无地的农民使用；对于帐外人口，一律登记注册，就地入籍。经过4年的努力，中央政府增户88万，检出大量土地，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数百万。

武周和中宗时期，主要由于朝廷的提倡，佛教势力恶性膨胀。当时全国各州都设置大云寺，寺院僧侣兼并土地，逃避税赋。时人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由于造寺不止，枉费财力达数百亿；不停地度人为僧，使免租庸者达数十万。国家财政支出成倍增加，收入成倍减少。唐玄宗即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元二年（714年），他下诏裁汰天下僧尼，当时就有1万多人还俗。接着又下令，严禁新造佛寺，禁铸佛像，禁抄佛经，并且禁止贵族官员与僧尼交往，使佛教恶性膨胀的势头得到遏止。同时，他大力倡导节俭之风，下令销毁乘舆服御、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奢侈品，宫中后妃以下都不得佩珠玉、刺锦绣；禁止天下采珠玉、织锦绣等物。又裁汰宫女，将她们送还家中；毁掉武后所造的天枢，韦后所立的天台，以示与奢侈浮华的弊政决裂。

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努力，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经济社会出现了空前发展繁荣的局面。据时人元结说，开元天宝年间，从事耕作的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四海之内，无论山川沟壑，都是一片农耕兴盛的景象。稍后的杜佑也记载道，当时天下一斗谷物的价格，多则一二十文钱，少则只卖几文钱。一代“诗圣”杜甫曾热情讴歌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农业的发展，带来工商业的繁荣，这在当时都城长安的兴盛中可见一斑。史称长安城中，东、西两市，店铺林立，四通八达，每当午时，击鼓300响，店铺落板，市者云集；市井中，货物充足，胡商络绎不绝。当时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和大食的使节、商人，数以万计，长安城中的大明宫麟德殿，就是专门用来宴请外域宾客的。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文化科技事业也随之繁荣发达起来。南北朝时期，文物典籍丧失殆尽，唐初虽然做了一些搜集整理工作，但收效不是很大。唐玄宗即位后，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他任命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另一位大臣储元量一起，组织整理和编写事务；他还下令在长安、洛阳创建集书院，组织全国著名学者，集中力量著书立说，并提供种种优惠条件。宋代欧阳修曾评论开元年间编书盛况，他说：自汉朝以来，史馆对图书的分类一直按照前代的六艺九种七略之法进行，到唐代开始按经、史、子、集四类分列；至于藏书之盛，都没有超过开元年间，当时共著录了5．3915万卷，而唐朝学者又撰写2．8662万卷，可真是空前之举。

编修图书以外，唐玄宗还重视其他艺术和科技事业的发展。他本人就是音乐家、戏剧家和诗人。在新、旧《唐书》的《音乐志》和《礼乐志》中，有不少他与妃子们唱和的记载；他还曾选乐工300人，宫女数百人，教授乐曲于梨园，号“皇家梨园弟子”，后世称戏班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即缘此而来。此外，唐玄宗还非常注意征召各种艺术科技人才，给他们创造发挥才智的条件。著名大诗人李白，就曾在玄宗朝做过翰林供奉，享受优厚的待遇。著名天文学家张遂，曾因拒绝与武三思合作而隐居到嵩山当了和尚，唐玄宗即位后，把他召到长安，让他当天文学顾问，张遂利用玄宗给自己创造的条件，刻苦钻研，终于创造出著名的《大衍历》，并指导实测子午线，成为历史上卓有贡献的天文学家。

唐玄宗即位以前，边防危机已十分严重。开元期间，唐玄宗顺应时势，改府兵为募兵，养马屯田，凭借强盛的国力和兵力，逐一恢复了失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这也是“开元盛世”的标志和保障。

唐玄宗即位之时，面临的边防危机十分严重。早在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奴隶主李尽忠利用民族矛盾，煽动其部属举兵反叛，攻占了营州，紧接着，营州都督府管辖的连昌等12城也相继失守。武则天曾派王孝杰反击，结果大败，王孝杰阵亡，全军几乎覆没。此后契丹贵族利用占据的有利地位，常常进犯内地，残害各族人民。长安三年（703年），西边的突厥贵族乌质勒攻陷了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镇，接着又攻占了北庭西部一些地方，使安西道绝，“丝绸之路”被堵。在北方地区，突厥贵族在弘道元年（683年）进攻蔚州（今河北蔚县）、定州（今河北定县），长城以北大片领土失守，唐政府于垂拱元年（685年）不得不将安北都护府临时侨置同城，一直到开元初。也就是说，唐玄宗即位，西边的碎叶、庭州，北边的云州以北，东北边的辽西12州，都已分别被突厥、契丹族攻占，陇右及河北人民经常遭受劫掠和屠杀，唐朝的边防极不安定，统一的局面也受威胁。

面对这一严重局面，唐玄宗即位后，在着力整饬内政、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备战工作。

首先是改革兵制。玄宗之前，一直沿用府兵制。府兵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高宗、武后以来，由于土地兼并等多种因素，均田制渐渐有名无实了。当时，农民不断逃亡，兵源困难，府兵多不按时上番，教习也趋于废弛。府兵本应免除的租调，也不能免除，自筹器械供养的负担沉重。因此，到开元之初，府兵逃匿，军府空虚，宿卫不足的情况已十分严重。有鉴于此，开元十一年（723年），宰相张说建议改行雇佣兵。玄宗顺时应势，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从关内召募12万军士，充作卫士，叫“长从宿卫”，或称“长征健儿”，代替了有唐以来府兵轮番宿卫之制。这项重大改革，经过十余年的实践，证明切实可行，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推行全国。从此，各地民丁再无番上戍边之苦，消耗于往来路上的大量社会劳动因此得以节省，募兵实行之初，既吸收社会上的失业丁口，缓和就业矛盾，又可常驻各地，加强训练，有利于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

接着是整顿军旅。玄宗颁布了《练兵诏》，令西北军镇增加兵员，精加选择，强化军事训练，并规定不得因他事役使兵士。为了确保训练有素，玄宗还派兵部侍郎裴漼、太常卿姜皎，往各军州督促检查诏令执行情况，处理具体问题。

同时，解决军马和军粮供应问题。玄宗即位时，军马只剩24万匹。为保证军马供应，玄宗任用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专管养马一事。到开元二十三年（725年），军马增至43万匹，牛羊数量也相应增加。玄宗这时又下令在西北万里边防线上，以及黄河以北部分地区，设置庞大的屯田，据统计，开元年间全军屯田总数为1141屯，面积有五百余万亩，为解决战时军粮问题提供了有效的供给保障。

在积极备战过程中，玄宗运筹帷幄，分别情况，逐一出击，收复失地。先是于开元五年（717年），把沦陷17年之久的营州等13州全部收复，并派宋庆礼任营州都督，重建营州防务，开屯田120区。这时，长城以北的拔也古、同罗、回纥等也见势宣布取消割据称号，与唐政府合作。唐朝重新恢复了安北都护府，统一了长城以北。

古代人物接下来，是解决较为麻烦的西域问题。第一步是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派碛西节度使盖加运打败了突骑施（突厥部落之一），捉拿其可汗吐火仙，收复了碎叶，使沦陷了37年的碎叶镇重归唐朝。第二步，是击败吐蕃、小勃律，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的门户。开元初年，西域小勃律（今克什米尔以北）可汗曾到唐朝请降，唐政府在那里设置绥远军。天宝六年（747年），小勃律王娶吐蕃王女，因此依附于吐蕃，与唐为敌。唐玄宗派安西副都护高仙芝打败了吐蕃，俘虏了小勃律和公主。这一战争胜利后，佛棘（罗马）、大食（阿拉伯）等72国都大为震恐。唐朝重新打通“丝绸之路”，不仅维护了国家安全，也有利于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盛极而衰。在“开元盛世”的歌舞升平之中，唐玄宗开始踌躇满志、高枕无忧了。他不再任贤纳谏，励精图治，而是亲近奸佞，纵情声色，渐肆奢欲，怠于政事，且又好大喜功，轻启边衅，并且将“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变为“内轻外重”的布局，终于酿出“安史之乱”。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他本人也在晚年不那么欢愉的“太上皇”生活中郁郁而逝。

唐玄宗前期出现的“开元盛世”，在唐以前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最容易使人陶醉。唐玄宗果然也就陶醉了，他踌躇满志，感到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于是，像他以前的几乎所有称得上是伟大的封建政治家一样，自身潜在的毛病一一暴露出来。

他不再乐于任贤纳谏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十月，他想从洛阳回长安，天子出朝，是会“地动山摇”的。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认为当时秋收未毕，恐怕沿路扰民，建议改期。但李林甫待张、裴二人退出后，对玄宗说：“洛阳、长安是陛下的东、西宫，随时可以往来行幸，何须择时日?即使妨碍了农民收获，到时候免去他们的赋税就可以了。”玄宗听了觉得很顺耳，就听从了。由于李林甫极善逢迎，颇得玄宗宠信，正直的宰相张九龄等反被疏远，不久又罢相。李林甫为了堵塞言路，公开向谏官说：“你们见过仪仗马吗?它的食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只要叫出一声，就被斥去，后悔也来不及了。”意思是你们少对朝廷提意见，否则就要像仪仗马一样被斥去。有人上书言事，果然第二天就被降级外调，从此谏官们很少有人再敢进谏。天宝六年（747年），唐玄宗命各地推荐人才，举行考试，李林甫不录取一人，还向唐玄宗说：“这些人的才能都很平常，可见现在天下是没有遗漏的人才了。”就是这样一个奸佞之辈，唐玄宗宠信日隆，甚至想把全部国政委托李林甫，在征求贴身宦官高力士的意见时，高未表示赞同，玄宗还很不高兴。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玄宗因宠爱的武惠妃死去，整日郁郁寡欢。当他听说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之妃杨玉环体态丰艳、绝世无双时，便命太监将杨玉环接进宫来侍酒，一见钟情，从此如获至宝，几乎形影不离。虽然杨玉环曾几次惹他生气，被逐出宫去，但又都很快被重新迎进宫中，愈加宠爱。正如白居易《长恨歌》中所描写的，“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杨玉环生在南国，喜食荔枝，但荔枝不易保存，离枝三五日色味俱变。为了使杨玉环能吃上新鲜荔枝，唐玄宗下令专门开辟了从岭南通往长安的数千里贡道，沿途设驿站，供快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给贵妃运送新鲜荔枝。故又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嘲讽诗句。唐玄宗爱屋及乌，杨玉环的三位姐姐后来也来侍奉玄宗，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从兄杨锸被封为位当四品的高官，杨镝娶了公主为驸马，杨国忠官至宰相，领有四十余职，权倾天下。而杨国忠与李林甫、安禄山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成为导致“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宫中有贵妃，身边是小人，唐玄宗日益昏聩，怠于政事，奢欲渐肆，不问民瘼了。一年大雨成灾，玄宗不知道灾情如何，这时杨国忠叫人弄了一些大的粟穗给玄宗看，说雨虽大，收成却好。玄宗竟然相信，不准下面报灾，当扶风太守房瑁报灾求救时，他大怒，下令将房琯交司法机关惩处。

如果仅仅是怠于政事，为患还小，问题是晚年的唐玄宗，还极好大喜功，尤其是在对外关系方面，轻启边衅，屡次动武，发动了一系列不义之战。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他迫使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在青海袭击吐蕃，彻底破坏了唐蕃和好的局面。天宝初年，他先命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王嗣宗进攻吐蕃的石堡城（今青海西宁西南），王嗣宗没有从命，他免了王嗣宗的官，又派继任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下石堡城，城里守兵几百，唐军损失数万。天宝十至十三年（751～754年），唐玄宗又发动征伐南诏的不义战争，唐兵战死和不服水土患流行病死的，前后达20多万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抽一丁”、“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的诗句，描绘的就是当时征伐南诏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期间，东北方面的安禄山领兵6万攻契丹，损伤大半，高仙芝攻大食国，5万军士几乎全军覆没。

更为严重的是，当时均田制和府兵制逐渐废弛，代之的是募兵制。在府兵制下，全国军事力量的分布是“内重外轻”，即以60％以上的府兵集中在京都周围的关中及其附近，以确保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实行募兵制后，这一格局被打破，而唐玄宗因为要拓疆扩土，便把大部分军事力量摆在边境上，领兵的节度使又多用少数族人，且久不调换，于是形成了“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之势，由此演变下去的必然之势，就是边将拥兵自重，叛乱割据，果然，在多种矛盾因素作用下，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皇出逃。逃至今陕西兴平马嵬驿时，将军陈玄礼以军士不满为名，杀了杨国忠，逼迫唐玄宗让杨贵妃自缢。在西行途中，太子李亨又被百姓截留，乘机北上宁夏灵武，被臣下拥立为帝，即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在郭子仪等重臣的努力下，至德二年（758年）末，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两京，玄宗也由成都返回长安。再次路经马嵬驿时，触景生情，“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白居易《长恨歌》）

回到长安后，玄宗住在城南的兴庆宫里。肃宗本就对玄宗心怀猜忌，加上奸相李辅国的挑拨，对唐玄宗更是冷漠少礼。实际上在肃宗的默许下，李辅国先是将兴庆宫中的300匹马取走290匹，只留下10匹；又将玄宗连骗带逼地转移到太极宫，以便监控；最后又把几十年的贴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今湖南黔阳县）。唐玄宗在这样的环境中，更觉寂寞、凄凉，他整日郁郁寡欢，连饭也越来越吃不下去了。上元三年（762年）四月五日，唐玄宗死在长安太极宫神龙殿，享年77岁。后人有诗形容他的晚年说：“南内（指兴庆宫）凄凉西内（指太极宫）荒，淡云秋树满宫墙。由来百代明天子，不肯将身做上皇!”“安史之乱”唐朝的兴衰封建国家的统一与安定，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最直接的因素，是中央集权的程度和军事力量的分布状况。最高统治者如果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稍有疏忽，轻易变更国家制度中防微杜渐的东西，就会酿出天大的祸乱来。发生在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

唐玄宗像唐玄宗统治后期，社会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天宝年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唐朝社会的影响极大，并使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越来越有名无实，成为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

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之中，潜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严重对立；朝廷内部的朝官、宦官、外戚、宗室之间尔虞我诈，朝政日非；边疆的战争之中，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使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开元末年的唐玄宗，已是渐肆奢欲，怠于政事，到天宝年间，更加昏聩。即位之初曾严厉实行打击不法豪强、抑制土地兼并的国策，已不再实行。均田制逐渐废弛，大批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再度沦为流民或豪强地主的“私属”，承受封建地主与封建国家的双重压迫与剥削。统治阶级的腐朽奢侈的生活，加上连年对外用兵，使朝廷所需费用剧增，财政危机日盛一日。为了解决人不敷出的矛盾，先是重新议定租赋，设法增加人民的法定负担；仍不足用时，就派出征收大员，横征暴敛，地方官吏乘机上下其手，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的百姓逃亡之后，官府又实行“摊逃”法，即将所逃之人的赋税，分摊在尚未逃亡的四邻身上。这又迫使未逃者也不得不逃。天宝时王鉷共任户口色役使，他是有名的搜刮能手，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租庸，有并征30年者。除赋税外，兵役和其他徭役也很繁重。杜甫《兵车行》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等诗句，真实地反映出在开元、天宝年间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是荒淫奢侈，挥金如土，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

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是错综复杂，倾轧不已。由于玄宗本人的昏聩，昔日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那样贤德正直之辈，已不能立足朝堂，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一批奸佞之徒，占据宰相之位；以玄宗十分宠信和依赖的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已开始崛起，在朝廷政治中成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因杨贵妃而迅速晋升的以杨国忠为代表的外戚集团，权势更是炙手可热；而李唐宗室子弟，是名正言顺的嫡系力量，在权力角逐中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几股力量明争暗斗，此消彼长，均以名利地位为目标，很少以国家大局为重，更少虑及百姓存亡，政治黑暗，朝政日非。

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也日益严重。开元末年和天宝年间，唐玄宗不停地在西、西南、北、东北用兵，袭击吐蕃，征伐南诏，进攻契丹，迎战大食，几乎均为不义之战，给国内人民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国外人民，都造成严重的伤害。尤其是北部边区的民族矛盾，更为严重。从隋朝至唐朝，有不少突厥人迁到幽州以北，在辽西又有不少奚和契丹人，他们仍保留着自身民族的风俗习惯。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营州都督赵文翙，虐待当地少数民族人民。遇有饥荒，也不赈济，把人家的酋长当奴仆使唤，导致契丹松谟都督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杀了赵文翔，攻陷营州等12州。玄宗开元年间收复这些失地后，一段时间矛盾有所缓和，但后来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安禄山经营了这一带以后，对少数族人民实行欺骗和高压政策，民族矛盾相当尖锐。

最为要害的，是这一时期“内轻外重”格局的形成。开元以前实行“府兵制”时，军事力量的布局是“内重外轻”。开元年间实行募兵制后，当兵成为一种职业，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兵士战斗力，另一方面，又容易使将领与士兵之间形成私人隶属关系。而且，“武皇（指唐玄宗）开边意未已”，边镇兵力必然扩大，首都周围军队减缩。有人统计，天宝年问，边镇兵力约为49万，唐中央朝廷直接控制的京畿诸州“弓广骑”（职业兵募）仅有8万余人。“内轻外重”的格局已经形成。

与这一格局形成相应的，是边镇蕃将势力的扩大。这主要是李林甫造成的。本来在唐初，边帅均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功名较大的，常常入朝为宰相，如李靖、李勣、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前期，薛讷、郭元振、张嘉贞、王睃、张说、萧蒿等，也是由边帅入相的。对于“蕃将”即少数族将领，虽然忠勇双全，如阿史那社尔、契宓何力等，一般也不让“专大将之任”，他们远征时，要由朝廷另派大臣为最高统帅，加以节制，如阿史那社尔讨高昌，以侯君集为元帅；契宓何力讨高丽，以李勣为元帅。这样做，并非对少数族将领不信任，而是一种国家防微杜渐的纲纪，对于防止军阀割据是有限制作用的。但开元后期李林甫当宰相后，给唐玄宗出了一个主意，用“胡人”做边帅。理由是胡人勇敢善战，在中原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孤立无党，不懂汉文，比汉将更为可靠。他的实际用意，是断绝边将入相之路，以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因为胡将既然没有文化水平，就不能做宰相。唐朝原有重用少数民族将领的传统，但专用胡将作边帅，还是新鲜事。在李林甫建议之前不久，有人诬告河西等四镇节度使王承嗣欲拥兵尊奉太子，玄宗惊怒之下，不问青红皂白，就处死了王承嗣。玄宗深感节度使如果与王公大臣有瓜葛就很危险，现在一听李林甫的建议，很快就采纳了。于是，陆续提拔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做大将。到天宝六年（747年），边镇节度使大都是胡将了，而且久任一地，兼领数镇，势力扩大，难以调拨。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举兵挥戈之事，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当唐玄宗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时，深受他宠信的安禄山举兵反唐了。这场叛乱，持续了8年之久，经过3个阶段，在唐朝3代君臣的努力下，方才平息。

“安史之乱”的主要首领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安禄山是柳城（今辽宁朝阳）人。他本姓康，叫轧荦山，后因母亲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方才改姓安，名禄山。据传他能说6种少数族语言，貌似粗憨，内实精明。少时在军中做过小军官，由于英勇善战，逐步升为高级将领。天宝元年，任平卢节度使，到天宝十年（751年）时兼领平卢、范阳、河东3镇。安禄山极善伪装，以取得玄宗与杨贵妃的欢心与信任。他初进京城，装成一个大傻瓜，见了太子也不下跪礼拜，当玄宗身边的人要他下拜时，他问：“太子是什么官?”玄宗说：“我百年后，就将皇位传给他。”安禄山才假装惶恐而下拜。他是个大胖子，体重300多斤，在宫中跳起舞来却旋转如飞，玄宗与杨贵妃很欣赏。玄宗指着他的肚子问：“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回答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一颗赤心!”玄宗听了非常高兴。玄宗要他与杨贵妃兄妹结成兄弟姐妹关系，可他硬要认杨贵妃为干娘，史传他与杨贵妃有种种暖昧关系，但玄宗从来不疑，反而更加信任有加。

凭借朝廷对他的极度信任，安禄山开始在范阳积极扩充实力。他用失意的汉族文痞严庆、高尚做谋士，对投降的或俘虏的少数民族战士，亲自用各自的民族语言进行交谈，安慰拉拢，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他又挑选8000名壮士作为主力。天宝九年（754年），为了进一步收买人心，培植心腹，提拔奚、契丹、九姓、同罗等族人，升为将军者500人，升为中郎将者2000余人。次年（755年），又以胡将32人代替汉将，使他所统帅的军队的将领基本都姓“胡”了。他还积极屯积粮草，饲养战马，使军队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了唐中央所在地军队的数量与实力。

古人建筑对于安禄山的种种不轨行为，朝廷内部不是没有人察觉。还在安禄山早年之时，宰相张九龄、太子李亨等人，都曾提醒玄宗，安禄山可能要谋反。但玄宗不信，凡安禄山所提出的一切要求，包括充实军需兵马的要求，都予以答应和满足。而当时朝中的几位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高力士等各怀鬼胎，与安禄山既相利用，又相猜疑防备。安禄山在其中游刃有余，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斗争的空隙，争取时间，做好反叛的准备。加之杨国忠后来为了证实自己预言的正确，采取了一些逼反的行动，更使安禄山下定决心，并获得了“师出有名”的口实。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反唐。他率兵15万，号称20万，以奉密旨讨杨国忠为名，浩浩荡荡，挥军南下。“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

“安史之乱”持续了8年，大体分为3个阶段，唐朝3代皇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平息下去。

第一阶段由起兵到攻占两京，约半年多时间。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时，玄宗开始认为是谣言，得到确认之后，满朝文武惊慌失措。杨国忠却自以为有先见之明，并夸口叛军必生内乱，不到10天，安禄山就会被部下所杀。玄宗与满朝文武在惊慌之中，又生侥幸心理，而安禄山却如同风卷残云般地攻城掠地，不到一月就在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渡过黄河。唐玄宗急忙调兵遣将，让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募兵抵挡，又在长安连募带凑了5万人马交由高仙芝驻陕州，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防守黄河以南。不久，封常清与高仙芝均战败，东都洛阳失守，二将退守潼关。唐玄宗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杀了高、封二将，以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潼关，进讨安禄山。这期间，在叛军的后方，平原（今山东德县）太守颜真卿、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起兵，河北17郡响应，重新归顺唐朝，安禄山在河北只剩下6郡，被迫停止进攻潼关。河南南阳太守鲁灵、睢阳太守许远、真源令张巡等也起兵抗击叛军，扼住了叛军南下的道路。安禄山就先过起了皇帝瘾，于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之后一段时间内，唐军在河北反击得胜，安禄山和史思明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将主力放在保卫河南到范阳老巢的退路上。正当两军在潼关对垒，哥舒翰坚守伺机之间，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强令哥舒翰出战，进攻陕郡。哥舒翰万般无奈之下，引兵出关，遭叛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本人也当了俘虏。这年的六月八日，叛军攻克潼关，直逼长安。唐玄宗携杨国忠、杨贵妃等仓皇出逃，西京长安失守。安、史起兵半年多，连陷唐朝两京，算是初达目标。

第二阶段从唐肃宗灵武即位到郭子仪收复两京，约一年多时间。太子李亨随玄宗出逃西幸途中，被百姓挽留，于是北上今宁夏灵武，在随臣拥戴下，于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自立为帝，改元为至德，号肃宗。这时郭子仪率精兵5万来到灵武，肃宗的密友、有“布衣宰相”之称的李泌也应邀前来辅佐。在李泌的建议下，肃宗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又向回纥借兵，联合反攻安史叛军。这期间，安史内部发生矛盾，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又不大服气安庆绪，叛军内部不稳。张巡、许远、南霁云等唐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守睢阳10个月之久，粮尽食鼠，鼠尽食人，城破之后，英勇就义。他们以1万兵力牵制了安、史叛军20余万，既防止了叛军南下，又保证了唐朝经济供应线的畅通，并为郭子仪等军的反击赢得了准备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郭子仪等将领经过充分准备，一举收复长安；十月，又乘胜收复东都洛阳。这年十二月，唐肃宗启驾回宫，叛将史思明投降，被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以两京光复为标志，唐军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第三阶段从九节度使讨伐安庆绪到史朝义兵败身亡，约6年时间。至德二年（757年）九月，长安光复后，肃宗令郭子仪等九节度使（九节度使是：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灵，兴平李奂，滑州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琮，河南崔广远，河东李光弼，关内王思礼）讨伐安庆绪，又任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督各路节度使。这时安庆绪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以让位为代价请求史思明援助。因鱼朝恩的错误决策和指挥，反攻失败，九节度使退出河北战场。史思明杀了安庆绪，留自己的儿子史朝义镇守邺城，自己回范阳去当大燕皇帝。这期间，唐军与史军时有交锋。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又杀史思明，自立为大燕皇帝。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死，代宗李豫即位。这年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兵马大元帅，与仆固怀恩、郭英人等会同回纥兵进行总反攻。次年，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范阳叛将李怀仙归降，史朝义想北投契丹，被李怀仙追击，走投无路，缢死在森林里。历时8年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后，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藩镇割据的局面基本形成，中央王朝已无力控制地方和捍卫边防，人民大量南移。这标志着唐王朝从此由盛转衰，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开始南移。

“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了，但它对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影响，却远远没有结束。

“安史之乱”对全国尤其是北方的经济破坏是空前惨重的。安史叛军步骑散漫，攻城掠地，烧杀劫掠，无所不用其极；回纥军助唐平叛，肃宗允诺：“破城之后，土地和士庶人口归唐朝，财帛子女都归你们!”因此，进入洛阳后，肆行杀掠，死者动辄以万计，火焚旬日不灭。唐军也不例外，尤其是劲旅朔方、神策军，在攻占洛阳、郑州、汴州、汝州等地时，以为这都是叛军所据之地，任意掳掠达3个月之久，使所有的房屋都空空荡荡，城中百姓只好以纸当衣穿。乾元元年（758年）九节度使围攻邺城（今河南安阳）失败后，一路掳掠，当地官吏根本无法阻止。长时间的战乱，使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黄河流域变得凋敝不堪，满目荒凉。据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为891．47万户，口数为5291．93万口。大乱之后，只剩下193．31万户，699．0386万口，十减七八，虽不准确，但也可见损耗程度是空前的。一代诗圣杜甫在《无家别》中，对此有形象的描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其中受破坏最大的是经济发达的黄河流域的4个地区，即以洛阳为中心的汴、郑等地区，河北地区，长安周围各地，以及汴河沿岸。《旧唐书·郭子仪传》中就这样说：东周（即洛阳）之地，长期陷于叛军之手，宫室焚烧，十不留一，百官办公的地方一片荒芜，连尺把长的一根椽子都没有。畿内（都城周围）的地方，人口不满千户。街道上充满榛棘，豺狼嗥叫其中。再往东千里之内，都是人烟断绝，一片萧条景象!长安周围，也是“闾井肃然，百不存一”，汴河沿岸，更是“百姓凋残，地阔人稀”。由于破坏严重，物价高涨，一斗米价少则千钱，多至7000钱，比开元年间上涨300多倍；绢价涨到4000钱以上，比开元时高出20余倍。这又迫使大量人口“转死沟壑，离去乡间”，在死亡线上挣扎、流亡。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与唐代宗的姑息养奸有很大关系。广德元年（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也纷纷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唐军本应彻底消灭叛军残部，但当时担任唐军统帅的仆古代人物固怀恩，担心一旦彻底平叛，自己就不会再受朝廷重用，于是向中央请示，要留下薛嵩、李宝臣等安史旧部，继续统帅河北诸镇，唐代宗只图眼前平安，可以早点罢兵，竟然同意了这一建议。这样一来，河朔地区基本上仍由安史降将占据。而中原一带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新设的节度使，也因朝廷的姑息（其中含有借此抗衡边镇节度使之意）而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至于缘边地区的其他旧有藩镇，自然也“坐大”起来。这些藩镇将领，“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掌有很大实权，而且职位逐渐由父子兄弟相袭，或由部下推戴自称“留后”，再逼唐王朝予以承认，实际上成为各自独立的封建军阀王国。藩镇之间，因各种关系而互相勾结，又因各种利害而相互争夺，攻伐不已，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唐朝皇帝极类似春秋时期空有“天下共主”之名的周天子。

由于以上两种局面的出现和形成，安史之乱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和对边防的捍卫能力大大减弱。对地方控制能力的减弱，与藩镇割据是互为表里的，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央王朝能够“一声喝到底”的区域越来越小。对边防捍卫能力的减弱，在“安史之乱”中和“安史之乱”后都表现得很明显。天宝十四年（755年）后，由于边防军主力到中原平乱，留在边境的，多为老弱残兵，周边少数族乘机攻占边区。至德元年（756年）十二月，吐蕃进犯威戎、神威军，强占石堡、百谷、雕窠等3城。宝应元年（762年），又占秦、渭、洮、临等州，次年侵人大震关（今陕西陇县西），攻陷兰、廓、河、鄯、岷、成等州，后来还干脆攻占长安，并肆行掠夺。到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两都护府，也被吐蕃占领。在南边，至德元年（756年），南诏攻陷清溪关（今四川犍为县附近）；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合谋，进攻茂州（今四川茂县），直达灌口（今四川灌县）。到唐文宗时期，南诏甚至侵入成都，掳掠大量人口、珍宝而去。

在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极不安定的情况下，部分人口南迁。迁移的地区，首先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汉水流域。在南迁的人中，一部分是地主官僚，但大多数是避乱的劳动人民。这一时期的人口南移，加上东晋南朝以来的人口南移，使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甚至包括政治的中心地带，都转移到了南方，这不仅在唐朝，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转折。革新运动的破灭革新朝政，历来是极艰难的事情。当国家处在由盛转衰的趋势之中时，尤其艰难，尤需慎重。如果单凭一腔热忱，单靠少数几个人的努力，想在短时间内就扭转乾坤，往往会加速革新的失败。此类事甚多，“永贞革新”就是其中的一个。

“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积弊深重。唐顺宗李诵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试图对朝政进行改革。改革开始雷厉风行，但旋即失败，犹如昙花一现。史称这次改革为“永贞革新”，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德宗晚年的新旧弊政深重。太子李诵对此深有体会，而以棋文侍奉太子的王叔文、王伍也有革新的抱负。二王利用有利身份，联络志同道合者，准备有一番作为。在德宗去世，太子因病不能言语的情况下，拥立太子即位，拉开了改革的序幕。

第七章

“安史之乱”后即位的唐德宗，本非庸主，但他性情急躁，猜忌心强，刚愎自用，且喜轻举妄动。他重用宦官窦文瑒、霍仙鸣，使他们掌握了神策军的实际领导权，成为朝廷政治中几乎无与匹敌的势力。他还专心致志地搜刮百姓，聚敛财富，聚敛的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士农工商，均怨声载道。

德宗的太子李诵，在东宫20余年，经常关心朝政，比较了解民间疾苦。太子身边的王叔文、王伾等人，也都素有革新朝政的抱负。王叔文以善围棋见长，在翰林院以棋待诏，侍读于太子身边；王伾以善书法见长，以书法待诏。二人因此经常趁便向太子提供民间情况，商讨国家大事。一次，太子与侍读们闲聊，谈起了当时的“宫市”弊政。话匣子一打开，大家都滔滔不绝，非常愤慨，太子也十分冲动，说：“你们所评论的都很迫切，我正想就此向皇上进谏，要极力根除。”大家见太子这样激奋，都称赞太子贤德，王叔文却沉默不语。太子看在眼里，待其他人都离开后，将王叔文留下，说：“方才只有先生不说话，是不是有什么更深的意思要告诉我?”王叔文说：“我蒙太子殿下爱幸，有见解还敢不尽言吗?请殿下想一想，太子之位应该以什么为重?”太子不解，问道：“你的意思是什么?”王叔文说：“太子的职位，应该是关心父皇的饮食起居，身体健康，不应该轻易谈论除此以外的其他事。当今皇上在位时间很久，一旦怀疑太子收买人心，你如何能解脱自身?”太子一听此言，吓出一身冷汗，望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师傅，真是感激万分。从此对王叔文信任有加。

在太子的信任和支持下，王叔文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开始联络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士，为将来的改革准备力量，并经常向太子推荐谁人可为相，谁人可为将，希望将来使用。当时与王叔文联系在一起的人士，主要有翰林学士韦执谊，以及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等朝士。后来又与太子妃牛昭容（太子即位后为皇后）、宦官李忠言密切联系。这批因各种因素而有不同程度改革意图的人物，经常在一起讨论朝政，互相砥砺，核心人物当然是“二王”，尤其是王叔文。

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九月，太子李诵因患风疾，不能言语，这给即位带来了麻烦。早在太子得疾之前，德宗就曾因“蛊术”事件怀疑太子，动过改立太子的念头，幸亏当时的宰相李泌力谏，才使得德宗打消了这一念头。太子染上风疾后，不能参加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的春节朝贺大礼，德宗这时也已年迈体弱，见太子不能来，涕泣悲叹，不久也生病卧床，不能视朝。20多天中，两宫（皇宫与东宫）均无消息，朝廷惶惶不安。

在这微妙的形势下，围绕继嗣问题的一场角逐开始了。以宦宫俱文珍、薛盈珍等为代表的一批人，在德宗已经去世的情况下，秘不发丧，准备改立舒王李谊为帝。当时任殿中丞的王侄，通过支持太子李诵的宦宫李忠言打探得这一密谋后，立即设法通知了王叔文。王叔文急召翰林学士凌准、御史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商议，决定争取重臣支持，拥立李诵即位。在德宗去世后的第三天傍晚，翰林大学士郑姻、卫次公、凌准、李程、张聿、王涯等人进入德宗灵枢所在的太极殿，据理力争。挫败了宦官俱文珍、薛盈珍的改立阴谋，决定于次日公开为德宗发丧，请太子李诵登基。俱文珍等人虽然口头上不再说什么，但心里想的却是太子不能言，不能行，看他明日如何登基?

但是太子李诵毅力非凡。当王伾赶回东宫告诉他，皇上驾崩，眼下内外忧疑，迫切需要他召见诸军使，以安人心时，太子“呼”地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匆匆换上紫衣麻鞋，在宫侍的搀扶下一步一步地走出殿外，坐上步辇，又走出九仙门。当太子远远出现时，一片欢呼之声，人心大安。第二天，太子身着丧服在宣政殿接见文武百官，宣布先帝遗诏。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在太极殿即位，史称“顺宗”。改革的帷幕可以拉开了。

顺宗即位之后，重用“二王”集团之人。在不长的时间内，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这次改革在后来改元的永贞年间进行，故史称“永贞革新”。

唐顺宗于贞元元年（805年）正月即位后，虽然身体极度虚弱，但仍不改初衷，坚决支持革新运动。他接受王叔文的推荐，于二月十一日，任命“二王”集团中的韦执谊为宰相。过了10余天，又任命王叔文为翰林学士，王伾为翰林待诏。在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陆质、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凌准、程异等朝官的支持下，以“二王”为核心的改革集团，迅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先拿京兆尹李实开刀。李实是宗室，封为道王。他过去在做山南节度使李皋的判官时，曾因克扣粮饷，差点被愤怒的军士杀掉，幸亏跑得快，才得以幸免，当了京兆尹后，秉性未改。贞元二十年（804年），关中大旱，严重歉收，当德宗问及京兆一带情况时，他竟回答：“今年虽旱，庄稼甚好，并无荒岁之象。”他想继续聚敛进奉，以邀德宗恩宠。监察御史韩愈看不惯，为此上谏，结果被贬职；优人成辅端只因编了几句歌谣，竟被李实以“诽谤国政”罪杀头。次年年初，德宗下令免除畿内欠租，李实违诏征缴。迫使农民典桑卖地交税，在催交过程中，有十古代人物几个人死在他手中。永贞元年（805年）二月十一日，顺宗下诏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诏书一发出，城中一片欢呼声，许多百姓拿着石头在出京的路上等着揍他。李实只得先偷跑到西苑内，然后从月营门一路往西狼狈而逃。

接着是罢“宫市”。早在德宗时，宦官就经常以为皇宫采集物品为名，在城乡市场上对人民进行掠夺，称为“宫市”。说是“市买”，实际上或以低价强购，或白抢白拿。百姓见了他们就像见了强盗一样。白居易《卖炭翁》中“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持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的诗句，是对“宫市”真实而形象的写照。如今罢此弊政，自然深得士民尤其是商人之心。

罢“五坊小儿”。所谓五坊，就是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小儿”是指在这五坊服务的差役。五坊小儿在长安内外各处张网捕雀，有时把网盖在门口或井上，不许人们出人打水，只有给了钱，才能打水。他们到饭店吃饭不给钱，有时留下一筐蛇，叫店主好好饲养，说这是用来捉雀鸟进奉给皇帝的，主人见此，惊恐不已，赔钱赔礼，才肯把蛇筐带走。还有其他巧取豪夺的恶行，百姓见了就像躲瘟疫一样。至此被罢，百姓自然拥护。

罢“月进”、“日进”。当时一些地方节度使，特别是盐、铁使，为了讨好德宗皇帝，不断进奉钱财，有的每月进奉一次。称“月进”；有的每日进奉一次，称“日进”。后来地方上的州刺史、幕僚也争相效尤，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顺宗当太子时，对此已深恶痛绝。如今当了皇帝，即除此弊。

释放宫女和教坊女乐。唐朝后宫常有两三千宫女，女乐为数也很多。有许多宫人从进宫之日起，到白了头发，也见不到皇帝一面。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道：“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就是对宫女生命与青春消耗的写照。在“永贞革新”中，放出宫女和女乐900人，并允许亲属在九仙门迎接，家人团聚，欢呼万岁!

在革除以上明显的弊政的同时，王叔文等人开始向实权领域进攻，向痼疾动刀了。

首先是控制理财权。财政问题是德宗以来的一个大问题，德宗在世时曾想解决，但终究没有成功。王叔文在太子李诵身边时，冷眼相观18年，深感财赋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朝廷政治的关键。但苦于缺乏这方面的合适人选，难以下手。经过与刘禹锡等人的商讨后，觉得以当时的理财名臣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由王叔文自己为副使，比较合适。因为一者刘禹锡曾是杜佑部下，深受杜佑赏识，杜当正使，肯定会让刘去掌握文案；二者杜佑当时因兼摄宰辅并德宗山陵使，虽为正使，但不会真的到职视事，王叔文的副使，实际是正使。经过精心考虑后，永贞元年（805年）三月十七日，颁发诏书，任命杜佑为“度支并盐铁使”，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果然让刘禹锡入府掌理文案，自己并不真的到职，一切如王叔文所料。

接着是准备剥夺宦官兵权。永贞元年（805年）五月，王叔文等人经过周密策划，任命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范是名臣宿将，担任这个职务在情理之中。因此任命下达后，并未引起宦官头子的警惕。为了确保对神策军的控制，王叔文又任命度支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以佐助范希朝。但韩泰当时已是明显的“二王”集团成员，这一任命下达后，执掌神策军实际权力的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立刻警觉起来，意识到这是“二王”的夺权行动。于是，密令神策军将不得接受范、韩的命令。范、韩二人奉旨到奉天后，很长时间无人来报到，这一着棋没有落到实处。

同时准备裁抑藩镇。永贞元年（805年）四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刘辟来到京师，对王叔文进行威胁利诱，提出要完全领有剑南三川（剑南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合称三川），以扩大自己的地盘。王叔文怒斥刘辟，义正辞严地拒绝了韦皋的无理要求。在刘辟来后的第二天，王叔文就手书给宰相韦执谊，请韦执谊将刘辟正法。王叔文想以此来杀鸡给猴看，为下一步裁抑藩镇造势，但宰相韦执谊考虑再三，没有按王叔文的意思办。这一着棋又没有实现。

后来史学家因这些改革措施均出台于永贞元年，故称之为“永贞革新”。

正当王叔文知难而进时，殿中侍御史窦群谒见王叔文，对他说：“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您怎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您当年一样的人?”

窦群对王叔文说这番话的时候，王叔文没有理睬，但革新派面临的严峻局面，已经是不容忽视的了。

“永贞革新”中的许多措施，尤其是涉及财权、兵权、藩镇的改革措施和意图，引起了从中央朝廷到地方节度使的许多人的不安、不满和愤怒，因为这已触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地位。于是，朝廷中的一批元老重臣，皇帝身边掌握实权的宦官，以及藩镇将领们，由起初的惊恐、观望、不安变为公开表示不满和愤怒，并开始联手对革新派进行反击。

反击的第一步，是立李纯为太子。李纯为顺宗李诵之子，当时为广陵王。因为李纯是长子，宦官们就极力拉拢他，想用李纯取代支持“二王”改革的顺宗皇帝。在顺宗登基不久，王叔文革新措施已陆续出台之时，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就因顺宗身体不佳，李纯又为长子之故，建议早日册立李纯为太子。但王叔文可能因为对李纯的政治态度尚没有把握，便以“立贤不立嫡”为由加以拒绝。之后，德宗时期的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等人，本来倾向于立舒王李谊为太子，但因看到当时形势与他们极为不利，便主动与郑絪、卫次公等人联系，取得一致后，闯入顺宗卧榻之中，侍奉顺宗的牛昭容、李忠言无法阻挡，郑絪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送到顺宗面前。纸条上只有4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的记忆已在风疾的折磨下变得一片空白，盯着纸条半天后，忽然点了点头。俱文珍等人眼见此状，一起叩首，口呼“万岁”，立即起草立太子诏文，正式立李纯为皇太子。王叔文在听到郑絪宣读的立太子诏时，预感到革新将要失败。

第二步，是撤销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务。李纯被立为太子后，当时的宰相韦执谊让饱学多识的学者陆质出任太子侍读。韦执谊和陆质都属“二王”集团中人，韦执谊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借此随时窥伺太子的动向，并从某些方面争取这位未来天子的同情和支持。另外，也含有他个人准备引退的意思。但陆质虽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却算不上是个精于世故的政治家，当他刚在太子面前开口说了几句时，便被太子顶了回来：“陛下是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的，谈其他事干什么?请先生不要再说了。”陆质噤默而退，回来告诉王叔文，王叔文越发感到不安。果然，之后不久的一天，当王叔文同往常一样来到翰林院时，等待他的却是一纸诏书：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削去翰林学士一职!王叔文知道这纸诏书的严重性，也清楚这是俱文珍之辈搞的鬼。他一再上疏，想通过李忠言、牛昭容等贴近顺宗之人挽回局面，甚至他亲自进宫，但最终还是没有挽回被免去事实上的宰相之职的局面，只好经常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悲愤诗句。

第三步，是逼顺宗退位，让太子李纯登基。王叔文被削去翰林学士职务后不久，因母丧不得不离职。这时韦执谊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转向太子派一边去了。王伾、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人，一方面想通过宫中李忠言一派，借助病重的顺宗的威慑力支撑局面；另一方面求助于宰辅杜佑，争取一些朝臣的支持。王伾担负这一计划的主要工作，但几经奔波曲折，毫无建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精神趋于崩溃，从此闭门不出。这时俱文珍等人看到，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并有神策军在手，“二王”集团失势无靠，太子态度明确，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下决心了。于是，在七月中旬，使顺宗贴身侍奉之人李忠言、牛昭容“失踪”。七月下旬，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即暂时处理军国大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发下。次日，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八月初四，从内宫发出皇上的“禅位诏”。次日，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只坐了7个月的皇帝宝座，被人扶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同日，又有“太上皇”诰书命太子于本月九日即位，并改元“永贞”，大赦天下。八月九日这一天，太子李纯正式即皇帝位，史称“宪宗”。支持“二王”集团改革的唐顺宗在政治舞台上名副其实地“退位”了。

顺宗“退位”，宪宗登基，意味着“永贞革新”的彻底结束。革新派人物的命运，也就由此而被注定了。

宪宗在登基之前的八月六日，便有制命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分别距京城1460里和2748里。不久，王伾死于开州；第二年，王叔文被赐死。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十三日，宪宗诏贬神策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哗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同年十一月七日，韦执谊也由宰相贬为崖州司马。同月十三日，朝议认为对“二王”集团处罚太轻，于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山水画马，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二王”集团的8位主要成员，均被贬为“司马”。故史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犹如昙花一现般地失败了。造成这场革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统治者不愿承认唐王朝已由盛向衰，还没有跌落到谷底，还没有到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时候，社会朝野之中，还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演变趋势的力量。除此以外，也还有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

首先，改革集团所依靠的唐顺宗，既是有力的支持者，又是主要的不利因素。封建时代的政治革新运动，从来都只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不可能革新政治的。唐顺宗本身，是极想改革的，尽管他身患风疾，但仍坚定不移地支持“二王”集团的改革措施。这对于革新派来说，是一个先天的有利条件。也正因为如此，当顺宗一当上皇帝后，各项改革措施就能顺利出台。但是，这个先天的有利条件，又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这就是顺宗的身体状况。他既然在多数时候不能言语，就既可以为“二王”充分利用，也可以为反对派充分利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波折，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王叔文可以借此发布种种改革诏令，委任重要官职，俱文珍等人也可以借此拥立太子，矫诏免去王叔文的职务。而且，由于顺宗所患疾病的严重性，随时都可能“龙驭宾天”，这对于“二王”集团来说，等于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最大最有力的靠山。所以说，这场改革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风险性、短暂性。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旦顺宗去世，革新运动就烟消云散了。当年的“商鞅变法”，以及封建时代其他一些变法运动，几乎都有与此相似的地方，只不过时间稍有长短罢了。

其次，改革的步伐太快，可谓之“除弊心急”。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看，都是正确的，进步的。但从改革的实施时间步骤看，显然太快了。在不到半年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涉及到朝野生活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对一些存之已久的痼疾，如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改革的意图暴露过早，措施也失之周密。比如剑南节度使韦皋派心腹刘辟对王叔文威胁利诱，要求再领其他三镇时，王叔文不受威胁利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坚定的立场和高风亮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不应该那样动怒，第二天就逼着宰相韦执谊处死刘辟。韦执谊当时认为这样做太轻率，会惹出麻烦。王叔文则又气又急地指责韦执谊忘了他们当初的约定，使韦执谊处于尴尬境地。尽管如此，韦执谊还是耐心向他解释：“我自然不敢忘记约定。但我目前行事谨慎，并不是有他意，不外乎是力图曲成吾兄之事而已!”应该说这是推心置腹之言，但王叔文并没有听进去。就因这么公开一闹，使得剑南节度使韦皋及其他藩镇首领，纷纷向朝中上书反对王叔文，并与宦官里应外合，成为断送“永贞革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任命杜佑为度支盐铁使时，马上任命王叔文为副使。在任命范希朝为神策军首领时，又马上任命韩泰为副手，显得急不可耐，立刻就引起反对派的警惕，促使几股势力迅速联起手来，共同对付革新派及其革新措施，使革新运动陷人几面受敌的困境之中。

再次，“二王”集团不善团结利用更多的人士，内部又出现裂痕。公允地说，“二王八司马”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自身的力量并不弱。但要进行一场社会革新运动，仅仅靠这十来个人，是远远不行的。王伾在主持科考时，门庭若市，每天要取用擢升数十人，好像在扩大队伍，但据他自己讲，所用“皆是素日相与往来可用之士”。“可用”是对的，但都是“素日相与往来”者，则未免太有些狭隘了。王叔文知道后，不以为非，反而强调说：“异己者决不能用。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难免使改革阵营“同”而不“和”，并且会得罪一大批人，其中并非都是反对改革者。那个提醒过王叔文的殿中侍御史窦群，就是其中一员。可惜王叔文没有重视这个小人物的直言，使自己局限于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并且优势感越来越重，使朝野上下许多人，越来越感到他们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可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就出现裂痕，而且越来越大。在因刘辟之事发生歧见后，又因“羊士谔事件”加深了矛盾。羊士谔本是进士出身，并且与“二王”集团中的吕温关系不错，但与窦群性格相似，有些好出风头。他本任宣歙节度府巡官，永贞元年（805年）五月进京出差，听说王叔文正招致许多人的批评，也就心血来潮，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王叔文对此极为愤慨，觉得这么一个小官竟如此猖狂，自己的威严何在!决心杀一儆百。于是请出宰相韦执谊，让他以诏命将羊士谔斩首。韦执谊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韦还是不同意。王叔文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满朝风雨，人人皆知，使大家都失了面子与风度，且使革新派内部的矛盾暴露于朝。故清代的王夫之批评王叔文是“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确是道出了革新派领袖人物性格中的致命缺陷。

最后，“二王”的身份与出身，也是一个不那么有利的因素。王叔文与王伾，都是南方人。王叔文虽然是怀着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来到长安的，但他没有能力博取功名，不算是士子，也没有参加科举中的进士考试，只是因为围棋下得好，才有幸整天侍奉太子。王伾从南方来到京城时，仍还操着吴语，加之他身材短小，长相平庸，让人一看就知道身世微贱，许多朝士对他不屑一顾，只是因为他字写得好，才有幸在宫中待诏。在封建社会朝堂中，出身微贱，且又非科班出身，是非常不利的。王叔文对此当然清楚，故一到长安，就声称自己是苻秦时的名臣王猛之后，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不过是一个侥幸得进的小人而已。而二王改革过程中，既把革除宦官专政作为一个目标，自己又不得不通过宦官李忠言沟通宫内外，这多少有些矛盾和滑稽，当然会让人感到不那么正大光明。有些时候，在酝酿出台改革措施中，事本可共图，而故出之于密，谋本无他奇，而故居之以险，也让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正当改革进退维谷之际，王叔文母亲逝世，按封建社会惯例，母丧须弃官守丧3年，匿而不报告，有罪。但王叔文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明明母亲已经去世，他还要亲到翰林院向大家进酒食，谎称母亲病重，告假几日，若有人在这期间攻击诽谤他，希大家能相助，当场遭到俱文珍反唇相讥：“大人既自称为国尽心，又何虑他人毁谤!”这时王叔文的两个家人又在一旁窃窃私语，说：“母亲已亡，还有心思在这儿喝酒!”被俱文珍知道。第二天，王叔文却又把众宦官们请到翰林院，在酒宴之中恫吓宦官：“我来告知诸位，圣上（指顺宗）龙体已经康复，此刻正在皇苑中猎兔，上马如飞，一如当年。敢有异议者腰斩!”这种软硬兼施、连哄带吓的手法，实在不那么高明，并使他的人格受到蔑视，正统的朝士们离他越来越远。在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只有走上失败这一条路了。再现“牛李党争”

朋党之争，是封建政治中常见的现象。但像唐朝“牛李党争”持续时间之长、为祸之烈者，却不是很多。一方面，封建帝王严禁臣下结党；另一方面，又希望臣子中有些派系之争，以便分而治之，为我所用。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驾驭臣下的心传，也是历代王朝政治黑暗与衰败的因素之一。唐朝的“牛李党争”，也不例外。

在唐朝后期的朝廷政治中，“牛李党争”是持续时间长，影响很大的事件。由于“牛李党争”反映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评价不一。但由于它与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密切攸关，多少年来，又一直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

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已种下了“牛李党争”的祸根。穆宗长庆元年的进士科考试舞弊案，则正式拉开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党争的序幕。

所谓“牛李党争”，按照通常的解释，是指以牛僧儒、李宗闵为主要首领的一方，与以李德裕为主要首领的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牛党”之中，李宗闵在实际上起的作用更大些，故有人又将“牛李党争”，称为“二李党争”，即主要是李宗闵与李德裕两派之间的斗争。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当时的科举考试，分“常科”与“制科”两种。“常科”又称“岁举”，每年定期举行，统一由礼部主试，故也称为“礼部试”。其中又分6科，以“进士”科最为重要，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制科”或称“制举”，是由皇帝委派策士官主持，科目不定，大到国家大政方针，小到朝野一事，均可策问，由应试者以“策文”形式回答，以供皇帝御古代山水览，朝廷参考。制举考试时皇帝常常亲临，故又称“殿试”和“廷试”。与“常科”相比，“制科”与政治的联系更为紧密，应试者可以通过对策表达对时政的看法，皇帝与主试官有时也引导举人申述政见，以体察下情，发现人才。尤其是“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更有“应诏直言”的特色。

因为“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具有这样的特点，故当时参加此科考试的举子们，就喜欢在策文中“切时宜，观政事”，“指病危言”，以求引起轰动效应，得到皇帝与主考官的重视与赏识。当然，这样做，有时又难免造成是非之争，甚至给自己带来政治危险。元和三年的这场考试，就引起了事端。当时参加考试的举子中，李宗闵、牛僧儒二人在策文中对朝廷的平藩战争表示了不同看法，皇甫浞则对宦官专权大加挞伐。担任这次考试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二人。考试揭晓后，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被“擢为上第”。担任考试“首座”的宰相李吉甫，是有名的主战派，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他在宪宗面前力陈己见，认为牛、李二人出言无理，含有恶意，杨、韦二主考官也有责任。当时的唐宪宗也是主战派，自然支持李吉甫。于是，下诏贬杨于陵为岭南节度使，韦贯之为果州节度使。牛僧儒、李宗闵二人，自然未予重用。而这个宰相李吉甫，正是后来“李党”首领李德裕的父亲。这样，“牛李党争”的祸根，已经在这次科考中种了下来。

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时，李宗闵、牛僧儒和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都已经入朝为官。其中李宗闵任中书舍人，相当于宰相之职。就在这年三月份，每年例行的“常科”考试开始。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谏官）杨汝士。考试前，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曾给主考官钱徽写过条子，请他照顾自己的亲属。但是，发榜以后，李绅和段文昌发现自己推荐的人，都榜上无名。而榜上有名者，大都是公卿子弟，其中还有主考官之一的杨汝士的弟弟，有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有前宰相裴度之子。段文昌大怒，向穆宗上诉，揭发钱徽等人徇私舞弊，所录取的进士都是没有才艺的公卿子弟，走了后门，通了关节。唐穆宗征求翰林学士李德裕、李绅的意见，二人支持段文昌。穆宗让白居易等人主持，进行复试。复试的结果，上次考试中举者大都落第未中。穆宗自然不能不做处理。于是，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梓潼等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从此以后，李德裕、李宗闵二人各分朋党，拉开了互相争斗的序幕。

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各执己见，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左我右，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

由两次科举考试问题引发的这场朋党之争，一发而不可收。在很长时期内，围绕当时朝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是在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往往是你左我右，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

唐朝后期，中央王朝与藩镇势力之间，进行过反复的较量。在如何对待藩镇的问题上，牛、李双方有过多次的争执与分歧。大致而言，以牛僧儒为代表的“牛党”派人士，大都主张以慎重的态度对付藩镇割据，宁愿息事宁人，也不同意轻起战端。而以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重振中央一统的权威。比如，唐宪宗元和初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镇海节度使李锜违抗朝命的情况下，李吉甫力主以强硬态度和武力征讨平叛。在对待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态度上，李吉甫也主张因时而取之，虽然未及正式开战，李吉甫就已病死。但他主战的态度是朝野皆知的。到武宗时期，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也采取了强硬态度，坚决打击割据势力刘稹，并收复5州30县。与之相反，“牛党”派人士则认为李吉甫是“炽于武功”，不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不顾恤百姓的负担与生存。元和十二年（817年），“李党”的宰相裴度全力组织讨伐淮西叛乱时，“牛党”的李逢吉、令狐楚等，或暗中阻遏，或公开反对。文宗太和五年（831年），幽州杨志诚驱逐主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儒，牛回答说：“范阳从安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八十多万缗。结果没有得到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他为合法。还可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伐呢?”

对于当时的边防安全问题，两派也有着严重的分歧。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维州事件”。维州（今汶川西北）地处与吐蕃接壤之处，隋朝时被羌族占领。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白狗羌首领内附于唐，因为其地域中有姜维城，命名为“维州”。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被吐蕃攻陷。德宗时，韦皋屡次出兵攻伐，都未成功。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请降，并率领部众奔到成都。李德裕派遣虞藏俭为维州刺史，率兵人据维州城，并向文宗汇报说：“准备遣散羌人3000名，烧掉13桥，捣西戎的腹心，可以一洗先前的耻辱。”文宗让尚书省召集百官商议，大多数人都同意李德裕的意见。牛僧儒这时却说：“吐蕃面积广大，周边有万里，丢失一个小小的维州，势力不会受什么损失。近来我们与吐蕃正在修好，约定双方罢兵，作为堂堂大邦，要以守信用为上。如果人家来责问为何失言，并起大兵前来，不过3天就可以打到咸阳桥。到那时，西南数千里不存，就算得100个维州，又有何用?不守信用，只能有害而无利。这是连草莽匹夫都不可做的事情，何况天子!”文宗听了，觉得有理，下诏让李德裕把维州城归还吐蕃，并将来降的悉怛谋及其部众也归还吐蕃。吐蕃将他们全部诛杀在边境上，极为惨酷。李德裕因此对牛僧儒恨得入骨三分。

在有关政治改革的问题上，“李党”比较重视，并采取一些实际措施，而“牛党”一般主张稳妥为上，尽量维持现状，有时还搞点“复辟”。如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秦到隋设官最多的莫过于本朝。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宪宗采纳了李吉甫的意见，于元和六年（811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官1000余名。但“牛党”人士对此不以为然，惟恐搞乱政局，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持反对态度。唐宣宗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复增383名。

“牛党”中的首领人物，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因此，比较重视科举制的贯彻实施，对科班出身的人当然也高看一眼。“李党”的首领人物，如李德裕，就不是进士出身，而是靠祖荫入仕的。这不是说李德裕就没有才干，而是他因此对科举制不那么重视，对科举考试中的弊端尤为不满。一次宴会，李、牛二人都在座，牛僧儒因不大看得起公卿子弟，就瞧着李德裕，开玩笑说：“绮纨之子，怎么也坐在这里?”李德裕后来对武宗说：“我没有名第，自然不应该指责进士。但我的祖先在天宝年问因为仕途无路，勉强应试，竟然一举中第，从此厌恶进士科考试中有浮华不实的地方，家中不准再放《文选》（当时进士科考必读之书）。我认为，朝廷显官，还是应以公卿子弟担任为好。”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李德裕早年不应举，后来又主张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他第一次入相的大和七年（833年），就对进士科进行了几项改革，如停试诗赋，罢宰相阅榜等。但不久李德裕被李训、郑注借助李宗闵的力量挤出朝廷，李宗闵执政后，自然不会贯彻李德裕的主张。后来，李德裕再度人相，又是雷厉风行地对进士科考试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两项：其一，及第进士不得呼主司为“座主”，及第后只能一次性谒见主司，此后不得聚集参谒，更不能于主司宅第置宴。这击中了科举制中“座主”与“门生”过于亲密的一个要害之处。其二，禁止“曲古代植物江大会”。所谓曲江大会，是指进士及第者在考试结束后，集体到当时的曲江池游宴，公卿大家都来参观，有的还专门来挑选东床快婿，有时皇帝也亲临曲江之畔的紫云楼，垂帘观赏，进士辈交结朋比的习气，也得以盛而不衰。李德裕罢“曲江大会”的主要目的，也就是限制同窗朋比。而“牛党”则普遍认为这是李德裕因自身非进士出身，有意打击进士及第者，故加以反对。

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双方也不一致。唐朝后期，佛教势力的膨胀十分惊人，在某些方面已危及统治。武宗会昌年间，在李德裕的具体主持下，开展了限制佛教的斗争。从会昌二年（842年）到会昌五年（845年），朝廷接连颁发诏敕，从多方面限制佛教势力的发展，到后来，甚至采取武力毁佛，强令全国僧尼分批还俗，拆毁佛寺，没收寺院财产。据当时公布的统计材料，全国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收编为国家税户；拆招提兰若（寺院的别称）4万余所，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国家税户15万人。武宗初即位时，全国共有211．5万户，到会昌末年，增加为495．5万户，在短短的5年时间内增加一倍还多。而这新增的280万户，很大部分就是从寺院括出来的。对武宗支持下由李德裕具体组织实施的这场毁佛运动，“牛党”人士并不赞成，认为有损国家形象。大中元年（847年），“牛党”人士执政，又逐一废除对佛教的禁令，恢复僧尼原来所享受的各项优惠待遇，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不仅是在重大问题上，在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问题上，双方人士也要蓄意寻对方的不是。例如，开成二年（837年）五月，朝廷任命李德裕出任淮南节度使，以接替在那里任职的牛僧儒。按规定，节度使相代，新任者一般要清点前任的帐目，核对实物，奏报朝廷，作为当时接收和今后贡赋的依据。但在实际过程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为了防止上任之后突发天灾人祸而使经费紧张，新官一般都要把前任的帐册数目拦腰杀半，留有余地。假如前任官交接的帐册上注明尚有钱帛合计100万贯匹，则继任者上报朝廷时，只讲实有50万，其余数目，以“数目与库藏不符”、“交接时差中的支用”等为由表示并未收到。当李德裕代牛僧儒出任淮南节度使的任命下达后，牛僧儒不愿与他正面接触，将事务交副使张鹭后，先行卸职赴京了。李德裕到了淮南，也就因循陋习，奏报朝廷说：帐册上扬州府藏80万贯匹，但只领到40万，其余已为原副使张鹭用掉了。他这样做可能含有对牛僧儒的不满与彰恶。这时改任东都留守的牛僧儒不肯放过，上疏为自己辩白，同党中的其他人也弹劾李德裕妄奏。朝廷只得下诏重新核验，检点下来的数目正好是80万，一文不少，这自然使李德裕很狼狈，讨了个没趣，不得不上表检讨，请求处分。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必然设法贬逐另一方。于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朝堂上，牛、李党派此起彼伏，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如果仅仅是政见不合，倒不值得有多少奇怪，问题是在政见不合的背后，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个人恩怨，根深蒂固的宗派观念以及“门生”“故吏”间的成见。虽然至今不能明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但双方犹如冰炭不相容，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这种基于利益关系的门派之分。元和时期，崔裙甫的侄子崔群在中书舍人任上曾做过一年知贡举（主持科考的长官），后来罢职，退隐林下。他的妻子有一天劝他：“为了咱们的子女后代，是不是该置点庄田?”崔群笑着回答：“我有30座美庄良田，遍布天下，夫人还有什么忧虑的!”他的妻子一脸茫然：“我怎么从来没听说你有这些产业?”崔群得意地说：“我前年知贡举，放榜30人，他们不都是良田吗?”

以“良田”来喻“门生”，真是一语破的，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李宗闵、牛僧儒等“牛党”人物，大都是“座主”与“门生”关系，利益攸关，当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了。如“牛党”骨干人物李逢吉的幕宾中，就有所谓“八关十六子”，据说大都是门生故吏。至于“李党”中的李德裕，虽然没有那么多“门生”，但既然是世宦之家，“故吏”肯定是有的。故当时朝中有谚曰：“门生故吏，非牛则李。”连李德裕自己也承认，当时朝廷中，至少有1／3的人，卷入了朋党之中。

既然是非牛则李，既然是有“良田”利益，在政见不合之争中，免不了要互相倾轧，不能相容了。长庆元年（821年）科举考试舞弊案发后，李德裕的“李党”得胜，“牛党”的李宗闵就不能再呆在朝堂，被贬为剑州刺史，这可以算是第一次倾轧，“李浮牛沉”了。

长庆三年（823年），“牛党”骨干李逢吉执政。按当时条件，牛僧儒和李德裕均有入相的可能。但李逢吉提议牛僧儒为相，把李德裕驱出京师。去任浙西观察使，而且是一去8年，未做调动，这使得李德裕怀恨终生。这次可算是“牛浮李沉”了。

武宗时期，李德裕终于入朝执政了。当时牛僧儒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德裕当然要报一箭之仇。会昌元年（841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发生水灾，李德裕把这个地区的灾害罪责推到牛僧儒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了个太子太师的虚职。与此同时，又设法把另一“牛党”首领李宗闵调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隔了一年，又贬李宗闵为湖州（辖今浙江吴兴等县）刺史，让他连东都也呆不成。事已至此，李德裕仍不肯罢休。会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讨伐叛乱分子昭义镇刘稹取得胜利，他借机揭发牛僧儒、李宗闵与昭义镇叛乱分子有勾结。唐武宗一听大怒，立即贬牛僧儒为太子少傅，贬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贬牛僧儒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刺史的副手），流放李宗闵到封州。不到60天之中，“牛党”两位首领被连贬3次，这在唐朝历史上是少见的。李德裕简直没有给“牛党”喘息的机会。这可真是“李起牛伏”了。

宣宗大中元年（847年），“牛党”骨干白敏中执政。他指使人罗织李德裕的罪名，第二年正月，就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九月，又把李德裕逐出大陆，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县东）司户。两年以后，李德裕就死于崖州。“李党”的薛元赏被贬为忠州刺史，薛元龟被贬为崖州司户。“李党”中另一位已死的李绅，也不放过，追削了三任委任状（即官职）。靠近“李党”的中书舍人崔嘏被贬为端州刺史，“李党”的支持者李回、石雄、郑亚等人，也同时受贬。与此相反，白敏中执政以后，对过去被“李党”贬谪的“牛党”人员，则积极设法营救，或改善待遇，或复其官职。如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将受贬的循州司马牛僧儒升为衡州长史，第二年，又调回东都，任太子少师。撤销对李宗闵的流刑处分，暂调任郴州（今湖南永兴）司马，可惜未到任便死于封州。大中元年（847年），调被“李党”贬逐的潮州长史为吏部尚书；第二年，调同党李珏为户部尚书。真是泾渭分明，升降不淆。不仅仅是“牛起李伏”，而且是“牛生李死”了。

这里所述的，只是两党角逐中几次较大的起伏情况。至于小一些的进退浮沉，则几乎是时有发生，一方只要稍有机会和权力，就要对另一方动些手脚。因此在宪、穆、敬、文、武、宣等6朝数十年中，犹如走马灯似的上来下去，令人眼花缭乱，难辨所以，难分是非。而每一次起伏，往往是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一个集团的首领上台，同时又有一大批高级官员随着另一集团的首领下台，反之亦然。

第八章

封建时代的朋党之争，并非唐朝仅有。但像“牛李党争”如此持久、激烈，却不多见。这与当时皇权的消长直接有关，与宦官的专权和利用交织一起，从而在权力的角逐游戏中，加速着唐王朝衰亡的步伐。

对于发生在唐朝后期的这场“牛李党争”，有许多内幕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就其性质而言，人们通常把它定性为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如果说是朋党之争，那么在封建时代，其实早已有之，汉代的党锢之祸，就很有名气。人们关心的是，形成“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和如此长久?

古代植物由于引发“牛李党争”的是两次科举考试事件，因此多少年来，人们着重于从两党的出身、身份方面去寻找形成党争的原因。一般的解释是：“牛党”之人多出身科举进士之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李党”之人多出身于仕宦之家，代表士族地主的利益。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态度问题，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身于不同的阶层。

但近代的中外学者经过详细的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却并非如此。日本的现代学者砺波护，在考察了“牛李党争”的细节和大旨后，列出了一个约63名有朋党活动的人员名单，其中“牛党”41人，“李党”22人，但有几个人很难精确地判定是“牛党”还是“李党”。他的研究表明，在“牛党”的41人中，郡望出身者20人，占49％，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7人，仅中进士举者12人，荫庇除官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5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2人，仅中进士举者2人，胥吏1人；出身不详者16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3人，仅中进士举者7人，入仕方式不详者6人。在“李党”的22人中，郡望子孙12人，其中进士和制科双及第者4人，仅中进士举者5人，荫庇除官者2人，仅中制举者1人；非郡望出身者7人，其中进士举者4人，武人出身者1人，入仕方式不详者2人；出身不详者3人，均为中进士举者。这个分析表明，两党人员在科甲人数和宫室后裔人数上是旗鼓相当的，很难说哪一方是拥护科举，代表庶族利益，哪一方反对科举，代表士族利益的。尤其是在唐代有关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断定某个人的背景，即说不清他的籍贯、直系家庭的财产状况，他在家族内部的地位以及婚姻关系等。不能说中举的士子一定出身寒素，利用荫庇的人一定是来自名门大族。只可以说，朋党斗争，主要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实际上，唐朝后期旷日持久的“牛李党争”，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皇帝，有着直接的关系。客观地讲，臣下结党营私，一直是历朝皇帝最为忌讳的。并都有最严厉的制裁规定。但是，如果是互相对立的结党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这既带来混乱、掣肘，使皇帝头疼，又能使皇帝获得好处。

就拿朋党始起的宪宗时期来说，不管朝中有几派，谁符合他的想法，他就扶植谁。元和后期，对淮蔡之战能否取胜，是宪宗对藩镇强硬政策成败的关键。这时，裴度、李逢吉两人的争辩也达到高潮。宪宗赞成平定藩镇，扫平淮蔡，就可以倚仗裴度，于是在把裴度派到前线的同时，顺从裴度的请求，罢免了反战的李逢吉、令狐楚。但到了淮蔡平定、河北三镇也相继归顺后，宪宗起用皇甫镈遭到裴度的坚决反对，这时宪宗的心思已转移到收集钱财方面了，裴度的固执己见已成了最大的障碍，所以宪宗便斥责裴度“党见太深”，并召回了令狐楚，还下令磨去了韩愈写的《平淮西碑》，以安慰由于裴度受重用而心怀不满的一些人。这是在平衡朋党之中，为己利用。

在位很短、年纪很轻的敬宗，做得也不差。宝历元年（825年），李逢吉为相，敬宗不满于他的无所作为，想召回裴度为相。但没有马上任免，而是悄悄派人告诉远在山南东道的裴度：“皇上已定下召你回朝的时间，你可凭此行事。”裴度自然心领神会，立即主动上表请求入朝。这使得李逢吉大为惊慌，情急之下，竟使出了下九流手法，编造民间流传的谶语诬陷裴度，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失败。敬宗不动声色就颠倒了乾坤。

文宗呢，在这上面费功更多。他当政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宦官专权过甚，危及自身统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放弃相互之间有成见的朝廷两党，而依靠宋申锡。宋申锡失败后，又把希望寄托在李宗闵和牛僧儒身上，但结果使他失望。于是，转而启用李德裕，并且赞成他大刀阔斧地清除李宗闵与牛僧儒党徒。这样每两三年换一次班，不论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无疑加深了两党之间的派系分野和矛盾。

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宦官。

唐朝后期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而且内部也有派系。朝官与宦官，本是水火不容，故当时有“南衙”（朝官所在地）“北司”（宦官所在地）对峙之说。但由于宦官所处的有利地位，朝官们不得不与之接交。当时牛李两党中的朝官，对宦官的态度大体可以分为3种。一种是与宦官中某些人关系较为密切。如李宗闵在文宗朝因宦官之助而入居相位，引拔同年牛僧儒并列显秩，排挤政敌李德裕出朝。第二种是虽然不与宦官同流合污，但也不敢直撄其锋，公然抗争。牛僧儒就属于这一类型。敬宗时，宦官王守澄专权用事，牛僧儒不敢多言，只是求外出为官，避祸自安。宋申锡谋除宦官事泄被贬，牛僧儒又偷偷地在文宗面前辩白，表露出不苟同于权阉的政治立场。第三种则是对宦官进行程度不同的斗争。如令狐楚、李固等人就属此类。

而宦官呢，也充分利用朝官之间的矛盾斗争，来扩展和巩固自己的权势地位。很清楚，牛李党争激烈多变之时，朝官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内部政敌间的角逐，无暇旁顾宦官的专权。大宦官王守澄历久不衰，与此有很大关系。有人因此把外朝（朝官）与内廷（宦官）之间的关系，形容为反衬关系：外朝愈见其动，内朝愈显其静；外朝转静，内廷则可能要动。而近半个世纪的外朝变动，自然给内廷宦官的不动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期与机遇。为了给自身的发展赢得时间，创造机遇，宦官们自然晓得如何使朝官们斗争不已。这不能不说是“牛李党争”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年唐文宗在面对牛李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曾十分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这可以说是他一时的由衷之言。问题是，他和他前后的皇帝一样，在有此感叹的同时，又希望在包括朋党纷争的各种力量的矛盾之中，巩固自己的皇权。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力量消耗在朋党之争中，生命操纵在宦官之手中，国土分裂于藩镇割据之中，最后，王朝灭亡于这些矛盾之中。宦官专权与“甘露之变”

本是可以由帝王颐指气使的家奴，反而可以在帝王面前颐指气使：本是可以由帝王弃之如敞履的东西，反而成为决定帝王废立死生的人物。这是什么?这就是宦官专权。唐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唐朝的宦官专权也达到空前的程度。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宦官专权是君主专制制度中无法根除的痼疾。

与牛、李朋党之争相映衬的，是唐朝后期宦官势力的日渐膨胀。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试图剪除这一危及自身的恶瘤，反遭惨败。此后宦官为害愈烈，玩弄帝王于股掌之中，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唐王朝宦官势力的消长，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到唐后期时，这股依附于皇权的恶势力，已经深入到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对它所依附的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并非唐朝的特产。早在秦汉时期，尤其是东汉后期，宦官势力的发展，曾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政治的发展，士族高门领袖与皇族共同执掌朝政，外朝扩大，内廷缩小。在豪强势力制约下，宦官小社会也随着内廷职责的缩小而迅速萎缩，在政治舞台上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虽然三国时蜀国的黄皓，北魏时的宗爱、刘腾等宦官也曾得势一时，但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宦官势力消沉的时期。

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建与发展，宦官势力也逐渐浮升起来。有唐一代的宦官势力，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由唐太宗到唐睿宗时期，是宦官势力开始抬头的阶段。

唐太宗在位时期，鉴于前代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对宦官限制非常严厉，宦官只是“门阁守御，庭内扫除，廪食而已”。从太宗贞观年间到高宗永淳年间，70多年中，未曾假权于宦官，并对稍有不轨的宦官，予以严惩。高宗以后，朝廷中皇族、外戚、后妃、大臣及禁军将垂柳领之间，尔虞我诈，矛盾尖锐。武则天执政时，集权于内廷，以牵制外朝的功臣宰相，内官用事开始增多。中宗复位后，韦后当政，为了扩大内朝权势，发展阉人势力，并授予宦官品爵，人数增至3000多，超授七品以上员外官1000人以上。中宗还派宦官外出监军，开唐代宦官监军的先河。同时，各派宫廷政治势力为了窥测上意，探听消息，纷纷巴结拉拢宦官。当时李隆基为了消灭韦后势力，就曾利用过宦官高力士等人。这说明宦官势力已开始抬头，初步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唐玄宗到肃宗、代宗3朝，是宦官势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唐玄宗李隆基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上台的。为了防止宫廷内外大臣、将领、外戚交相结纳。他采取了进一步削弱外朝、集权内廷的政策，并开始任用身边亲信宦官预政领军。如开元初，他就曾派宦官杨思勖领兵征讨安南之乱，功成后封杨思勖为辅国大将军。天宝年间，玄宗自恃升平，得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为了纵情声色，他将政事交给亲信宦官高力士处理，各地上报的书信、文件、奏章，他懒得批阅，让高力士阅后拣重要的让他过目，并授权高力士，一般政事可以自行决定、处理，不必报知，使高力士权倾朝野，宗室诸亲王称高力士为“阿翁”，皇太子李亨则称他为“二兄”。“安史之乱”中，肃宗李亨在宦官李辅国支持下即位，对李辅国特别宠信，官兼数职，权及核心，掌握了朝廷中枢机要大权，因他排行为五，贵族王公见了尊称为“五郎”。代宗即位后，又因李辅国拥立有功，备加恩宠，称为“尚父”。李辅国竟也大言不惭地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代宗）但居禁中，外事自有老奴处分。”可见朝政大权，已全在他手中。后来，代宗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过于专横跋扈的李辅国。并将皇室防卫力量的禁军，交由程元振典掌，结果使程元振的权势又超过了李辅国。程元振免官后，代之而起的是大宦官鱼朝恩，他曾被代宗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成为当时讨伐安史之乱的唐朝大军实际上的统帅，代宗还让他掌管了中央警卫部队即“神策军”，权势气焰又高出一筹，后因居功自傲，私设监狱，陷害大臣，甚至挟兵胁迫皇帝迁都，被赐死。可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发展十分迅速，从高力士，到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权势一个胜过一个。虽然内廷势力扩大，但当皇帝不满宦官跋扈时，还可利用外朝的朝官势力予以抑制和清除。

德宗与顺宗二朝，是宦官监军和专典禁军制度化的阶段。

鱼朝恩之后，皇帝曾收回宦官所领兵、相二权，宦官也不再掌握禁军。但德宗年间发生“泾原兵变”，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因率领宦官及亲王左右保驾有功，被起用为禁军统领，又于贞元十二年（796年），任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直接统帅指挥禁军。此后，神策军特设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都由宦者担任，宦官掌握禁军便由此成为定例。由于宦官典军制度化，使其势力达到左右朝政、制驭百官的程度。如顺宗时“二王”改革，派范希朝、韩泰统帅京西诸镇行营兵马及神策军，准备削夺宦官兵权，但当范希朝到奉天接管军权时，因为军中诸将已接到禁军中尉“无以兵属人”的命令，无一人理会范希朝，迫使老范怏怏回朝复命。为了根绝朝官夺军权的活动，宦官干脆又导演了“永贞内禅”，迫使支持改革的顺宗退位，并罢免放逐了王叔文、王伾等革新派官员。

由唐宪宗至昭宗末期，是唐朝宦官专权的鼎盛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势力走向鼎盛。几乎所有宦官都参与朝政，广泛深入到当时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领域。如大批宦官进入政府，担任诸司使职；掌握宫中全部机要，出纳王命；干预吏选，监视外朝官员；掌握书院、国子监等本是封建士大夫涉足的领域。至于出使、宣诏，此时更是家常便饭了。尤为严重的是，由于朝中文武大权基本落入宦官手中，皇帝也成为宦官手中的玩物和幕后操纵的傀儡。宪宗以后，除敬宗以太子身份即位外，其余皇帝，无一不是由宦官废立。皇帝为了保住帝位，也只得巴结纵容宦官。如宦官杨复恭以拥立昭宗有功，自称“定策国老”，骂昭宗为“负心门生”，昭宗也无可奈何。

“甘露之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有志于重振朝纲的唐文宗登基后，决心摆脱“天子受制于家奴”的局面。鉴于当时朝臣们忙于朋党之争，他先是选择了没有参加朋党的宋申锡，可惜未获成功。之后他又在宦官营垒中寻找帮手，消灭了专权的大宦官王守澄。他指使李训、郑注等人，准备在诱使宦官观看朝露之时全歼宦官，不幸被宦官发觉，反遭惨败，这就是“甘露之变”。

公元827年，唐文宗李昂即位。他是被宦官王守澄拥立即位的。在这之前，宪宗、穆宗都死于宦官之手。他的前任、同父异母兄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王守澄之所以拥立李昂，完全是由于当时变数仓促，要与刘克明一决雌雄时的别无选择。

唐文宗稀里糊涂被推上皇帝宝座时，只有17岁，但他已不是一个不更事的少年。文宗自幼敏感聪睿，博学多思，还在当江王时，在藩邸就是手不释卷，尤其喜读本朝史官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对先祖太宗皇帝敬慕不已。如今天降大任，自然要有所作为一番。他即位后的第三天，就发布具有很多革新内容的诏令，如释放宫女3000人，裁减冗员1200人，放五坊鹰犬，罢地方进献，等等。退朝时，宰相裴度激动得泪水莹莹：“太平可期了!太平可期了!”

其实，这才是小试牛刀，第一步，小小的一步而已。文宗革新朝政的主要目标，是消除宦官专权。他耳闻目睹宪宗、穆宗、敬宗的悲惨下场，一刻也不忘为父兄雪耻，重振皇纲。

这时的王守澄，对文宗即位后的小动作，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新天子发点新诏令，完全在情理之中。他自恃有拥立之功，仍然为所欲为，根本没把文宗放在眼里。至于宰相裴度、韦处厚、窦易直等人，更不在话下，凡是他们要办的事，王守澄就反对，并逼着文宗表态，常常弄得文宗下不来台。

文宗想在朝臣中寻找帮手。但当时李宗闵、牛僧儒与李德裕之间，正争斗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法倚恃。他左顾右盼了一年多，选中了没有参与朋党之争的翰林侍讲学士宋申锡。在证实了宋申锡的一片忠心后，文宗下诏加宋申锡“尚书右丞”之衔，不久又加“同平章事”，成为宰相。大和五年（831年）元旦前后，文宗与申锡反复商量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诛杀宦官。

在不握禁军、又无外镇后援的情况下，对手握军政大权的王守澄采取行动，必须要获得首都的行政长官京兆尹的绝对支持。宋申锡掂量再三，挑中了当时的吏部侍郎王瑶，由他接任京兆尹，配合行动。王瑶口头上答应后，权衡半天，觉得风险太大，于是找到了郑注，把这一绝密消息告诉了他。郑注是由王守澄提拔起来的亲信，立即就把这一情报透露给了王守澄。王守澄自然不会束手待毙，决定先发制人。他立即指使亲信上奏一本，诬陷宋申锡准备拥立漳王李凑为皇帝，然后又亲自去找唐文宗证实这一诬陷之辞。

文宗听了王守澄的报告后，不免有些疑惧，也可能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为了表示慎重，他让王守澄继续侦察。王守澄立即召集党羽，并准备派骑兵屠杀宋申锡全家。飞龙厩使马玄亮虽也是宦官，但比较正直，他对王守澄说：“宋申锡罪状尚不明确，你无故杀他全家，岂不要引起众怒?万一首都乱起，我们如何应付?最好先召集几位宰相了解、议论一下，然后再采取行动。”王守澄也觉得有些道理，便派人把几个宰相找来。到了中书省的东门，牛僧儒等人鱼贯而入，惟独宋申锡被阻挡。当宋质问何故时，答复是：“传诏时没有你的名字。”宋申锡自知情况有变，也只能叩头而退。

鹅关于宋申锡拥立漳王谋反一案，宰相们御前商讨不止一次，但大都莫名其妙，也没有人肯出来为宋申锡辩白几句。这更使得文宗对朝官只囿于私见党争，不顾全朝廷大局的态度和行为非常不满，也非常失望。王守澄则利用这一点，将漳王府中人员捕来，屈打成招，准备以谋逆罪诛杀漳王和宋申锡。消息传出后，谏议大夫王质、给事中李固言等跪在殿前力谏，主张把全案人犯移交外廷复审，马玄亮更是叩头不止，流着眼泪说：“杀一个普通百姓还应慎重，何况要杀宰相!”文宗趁势重新召集宰相们商量，这次牛僧儒出来说了几句：“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宋申锡既然当上宰相，他还有什么野心呢?我看他不会反对陛下。”这时泄密给王守澄的郑注，怕复审有变，叫王守澄建议文宗宽大处理，减免死刑，就此了结为好。文宗自然愿意，结果，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来宋申锡病死在开州。

宋申锡事件之后，王守澄更是威震朝野，大臣们的任免生死，都掌握在他手里。这样，也引起多数朝官的反对和宦官内部的嫉妒。文宗更是咽不下这口气。这时，在宋申锡事件之后，外放为邠宁行军司马的郑注，已于大和七年（833年）因侍奉患有风疾的文宗有功，受到重用。他给另一位原与宦官交厚，现已成为皇帝心腹的李训建议，提拔另一位宦官仇士良为神策军中尉，以分割王守澄的权力。李训报告文宗，文宗也觉得可行。于是任命仇士良为神策军左军中尉，王守澄为右军中尉，仇士良本来和王守澄有矛盾，就和大臣李训、舒元舆等合谋，提出一个消灭王守澄集团的计划。首先从追究唐宪宗的死因入手。因为当时宫廷内外都怀疑宪宗是王守澄和陈弘志谋害的，这件事经由仇士良证明，更是确凿无疑，于是朝臣们都主张追查前凶。李训就通过仇士良派人诱令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监军的陈弘志进京，几天以后，从兴元府传来消息，陈弘志在进京途中被杀。接着，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表面上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是让他离开首都，削弱他在内廷中的权力。在王守澄离开首都前夕，朝官和宦官们给他饯行，席间在酒中投毒，毒杀王守澄，宣布为暴病身亡。在这前后，流放宦官王践言、韦元素，处死宋若宪，诛杀梁守谦、杨承和等宦官。以王守澄为首领的这部分宦官势力，基本消灭。

这一切，都算是“甘露之变”的前奏曲。

王守澄被杀之后，文宗任命李训与舒元舆、王涯等为宰相。李训与舒元舆经过密商后，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宦官的计划。据一般的说法，是由李训、舒元舆等在内，由郑注在外（当时任凤翔军节度使），里应外合，一起行动。因为王守澄“暴病身亡”后，文宗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之衔。并在这年十一月下旬在城外的泸水入葬。届时，郑注以故旧情深，率亲兵人护丧事，不会引起怀疑，文宗令内臣齐集送葬，李训关起城门，郑注在城外令亲兵尽诛宦官。据说行动的日期就定在十一月二十七日。

但是，大约在十五、十六日前后，李训得到密报，说郑注率500亲兵已在赴京的路上，京内外已经有人知道了这一情况，并且很可能传到宦官耳中。李训赶忙召集大理卿郭行余（已任为邠宁军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已任为河东节度使）以及韩约、罗立言、李孝本等人商议，分头准备提前行动。在商讨采用什么方式时，李训想到了天降“甘露”的瑞兆，可以利用。

大和九年（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在大明宫紫辰殿上朝。百官鱼贯而入，依班序而立。金吾大将军韩约，这时匆匆入奏说：“在左金吾厅后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这是天降吉祥的征兆。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感动上天，不能得见甘露。”说完以后，手舞足蹈地给文宗叩头。宰相李训、舒元舆也率百官拜贺，并且请皇帝亲自观赏。文宗欣然同意，于是登上龙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他先叫李训去看看，李训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说：“甘露已经看不清了，但暂时不必宣扬出去。”唐文宗说：“有这样的事吗?”他示意叫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率领宦官前去探视。李训见仇、鱼出去，立即召集郭行余、王瑶等，入殿受诏命。王瑶却吓得全身哆嗦，不敢前去。只有郭行余受命，带领招募的亲兵数百人，携带武器等候在丹阳门外。李训召集这些亲兵，立即部署杀宦官的计划。

仇士良等进入金吾厅，正好遇见韩约，见他神情紧张，惊讶地问：“将军为什么这样紧张?”话还没有说完，忽然看见金吾厅里风吹幕起，里面藏着甲兵。仇士良与鱼弘志见状，赶忙往回跑，进了含元殿，气喘吁吁地对文宗说：“宫里要发生暴乱了，请陛下赶紧还驾。”李训等看见仇士良向含元殿方向跑去，急忙招呼金吾卫士，“赶快到含元殿保护陛下，进去以后，每人赏钱100缗。”金吾卫士刚要登含元殿，仇士良眼明手快，抢先一步令宦官抬着文宗从殿后出去。

李训见状，急忙上前拦住轿子，对文宗说：“臣奏事未毕，请陛下暂时留步。”仇士良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宫中布置武装，要谋反吗?”文宗知情，一边挣扎着一边说：“这不可能!”仇士良根本不理，抢步前来要打李训，被李训推倒。当李训抽出匕首要杀仇士良时，被宦官拦住。仇士良拥舆急奔，李训紧追不舍。这时，罗立言、李孝本各率士兵，登殿杀宦官十余人。仇士良令宦官在外抵挡，自己引文宗走进宣政门，等李训赶到时，宣政门已被关闭。

至此，李训知道消灭宦官的计划已经失败，急忙换上从吏的绿衫，化妆出宫。郭行余、罗立言、王瑶也各自寻找藏身之处。

宣政门内的仇士良，这时真是红了眼，他恶狠狠地对文宗说：“你干的好事!”转过来对各率500禁兵赶到的神策军左右副使刘泰伦、魏仲卿道：“杀!”于是，在事变不到一个时辰后，由宦官统领的禁军从北、东、西三面，向位于大明宫南部的朝官们的衙门发动了反攻。宰相中舒元舆因早知内情，已悄悄改换官服，单人匹马逃出宫外，而王涯、贾悚等尚不知情，对前来询问的朝官们说：“不知何故，你们请各自便。”众官退下，宫内各门均已被人关闭，王涯等刚刚奋身脱出，宫门就被禁兵合上。有600多名没有挤出者，均被禁兵所杀，尸横血流，狼藉涂地。宫内诸衙印鉴、图籍、帷幕、器皿等，在兵乱中一扫俱尽。下午，神策军分遣千余骑兵，出城追捕，又在城中大索，坊中地痞流氓伪托禁军，乘势骚扰，杀人越货，互相攻劫，长安城中，已是一片尘嚣。

次日清晨，百官上朝，宫城内外戒备森严，禁军全副武装，如临大敌。文武百官屏住呼吸，慢慢前进。进入宣政门大殿，文宗见没有一名宰相上殿，便对宦官说：“宰相王涯等为什么不上朝?”仇士良说：“王涯等谋反，已逮捕下狱!”顺手就把王涯“谋反”的状子及有关“罪证”呈上。此时文宗还能怎样，只好让令狐楚、郑覃为代理宰相，并且叫他们起草诏令，宣布李训等罪状。这时外逃的李训，在凤翔的路上被地方军抓住，在解往长安城中，李训为免受宦官之酷刑和侮辱，让押送者割下自己的首级进京报功。

二十三日下午，仇士良让禁军300人，挑着李训的人头，押着被捕获的舒元舆、王涯、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游街示众，然后把他们推到独柳树下，全部斩首，亲属不论远近，也一律处斩。

事变之日已到扶风途中的郑注，得知失败后返回凤翔，被监军张仲清诱杀。几天之后，另一位要犯韩约也被处死。

这就是“甘露之变”。有人称之为“失败的反击”。

从此以后，文宗精神彻底崩溃。他完全成了仇士良手中的玩物。一天，百无聊赖的文宗问侍从：“今日翰林院值日者是谁?”当回答是中书舍人兼翰林学士周墀时，文宗命人召来。赐酒三杯后，文宗徐徐道：“依你看来，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周墀一听，立即下座，恭敬地回答道：“我是个小臣，不晓得大道理。但听百官都说陛下有尧之圣、舜之明、商汤之仁、夏禹之俭!”文宗淡然一笑：“你这样说是为了维护我，其实我哪里敢跟尧舜禹汤相比!我是要问你。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一听，如五雷轰顶。周赧王、汉献帝是两个庸碌的亡国之君，文宗如此发问，可见内心痛苦到何种程度。于是，他倒身拜伏，声音哽咽。文宗见他不再说什么，只好自己说了：“我自以为连周赧王、汉献帝也比不上!周赧王、汉献帝是受制于诸侯。我却受制于家奴。我比他们差得远了!”

文宗说过此话后，再没有视朝。一个月后的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初四，驾崩于太和殿，年仅32岁。

有唐一代的宦官专权，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宦官内部的分化与火并，更加剧了朝政的腐败。而宦官监军与掌军，在客观上，又加速了唐王朝在与藩镇斗争中的彻底失败。

“甘露之变”是一场失败的反击。反击之所以失败，表明在这之前的宦官势力已到了难以消除的程度。反击失败之后，宦官势力加速膨胀。纵观有唐一代，宦官为祸之烈，超过了秦汉时期。

李光弼宦官专权干政，对功高绩显之臣，往往嫉妒如仇，必欲构陷使之失宠而罢休。如肃宗、代宗时期，大将李光弼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等就在皇帝面前诬陷李光弼，使李光弼失宠自危。郭子仪是反击“安史之乱”中的重要将领，平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甚至派人挖掘了他家的祖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犯了宦官李辅国的心病，便下一纸奏文，把颜真卿贬逐到偏远的蓬州任长史。宰相李麟“正身谨事，无所依附”，也为宦官“不悦”，不久即被罢相。如此这般，使得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

不仅是对将相，就是对帝王，当宦官势力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也常常被玩弄于股掌之中。或挟持以令下，或废立以适意，真正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从唐穆宗以后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拥立的，而有立即有废。如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恽为太子。因恽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立李恽即位，就是唐穆宗。唐穆宗是因受惊中风而死的。穆宗之后的敬宗，极喜游玩，一次夜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等人饮酒作乐，喝醉之后入室更衣，忽然殿中灯灭，刘克明等即害死敬宗，苏佐明等诏制立绛王，而王守澄、梁守谦等率禁军诛杀绛王另迎江王即位，就是唐文宗。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皇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为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怡为皇太叔，即位为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皇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率兵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而每次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造成一定时间的权力真空状态，使中央政权毫无权威可言，诱发着社会的动乱。

在专权干政的同时，宦官集团又徇私受贿，贪赃枉法，祸害百姓。宦官出使宣诏，每到一地，官吏侍奉惟恐不周到，贿赂馈赠，数额大得惊人。一些小宦官随大宦官出行，也仗势欺人，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地方官接待稍有不称意，就拳打脚踢，无所顾忌。一些无才无能的官吏，则乘机贿赂宦官，以图升迁。如宦官王守澄把持朝政后，工部尚书郑权为了得到肥缺，就用厚礼贿赂王守澄，果然就被任命为岭南节度使。宦官杨复光接受段颜谟数百两黄金后，就派段到荆南当节度使。这又加剧了吏治的腐败，损害着中央政府的威信。

随着宦官队伍的庞大和权力领域的扩大，其内部分化与火并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如玄宗时期，有大宦官高力士和李辅国两个派系集团之间的斗争；肃宗后期，又有李辅国、程元振与段恒俊、朱辉光之间的冲突；宪宗时，发生过王守澄、梁守谦与吐突承璀之间的火并；敬宗时，又出现刘克明、苏佐明、田务澄向王守澄一派的夺权弑君之变；文宗时，有仇士良反对王守澄的密谋；僖宗时，有田令孜和杨复恭之间的争斗。除了这些规模较大的内部矛盾斗争乃至火并外，大小宦官之间为了利禄荣辱而产生的纠葛、倾轧，更是不计其数。而且宦官集团内部的这种矛盾斗争，又与朝官之间的朋党之争交织在一起，互相勾结、利用，又互相排斥、攻讦，弄得乌烟瘴气，日月无光。

尤其是由宦官监军与掌军后，更造成严重祸端。宦官统军，大都指挥无能，统军无方，又骄横妄为，横行不法，贪婪好财，忌贤妒能，迫害忠良。虽然由宦官监军统军，有保持维护唐王朝后期形式上统一的意义，但同时也在加剧着中央和地方、皇帝与将军之间的矛盾。它既使李唐王朝在后期分裂割据中持续多年，又使中央王朝不能真正消弭战祸。最后，朱温尽诛宫中宦官，又诏令天下赐死诸道监军，宦官把持军权的局面才告结束；而唐王朝也随着宦官势力的覆灭而结束了形式上的统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唐朝宦官为害之烈是空前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方面，又有唐朝独特的某些方面。归根结蒂，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不治之症。

可能有人会问，唐朝宦官专权和为害，为什么会如此严重呢?

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一个必然现象。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个人又无法统辖管理庞大的官僚机器和日益繁杂的各种具体事务。依靠朝臣中的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也常常发生问题。相比较而言，只有宫中的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宦官的生理缺陷，使他不可能成为“九五”之尊，即使有此心，亦怕引起天下共怒。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历朝历代，人人都知道宦官专权为害严重，皇帝心中也很清楚，但却照样宠信不衰，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为害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包括唐朝在内的历代封建王朝无法避免的问题。

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宫中事务，与后妃一起，形成强大的内廷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唐玄宗天宝以前，中央机要大都为后妃、外戚掌握。武则天提拔“北门学士”，扩大内廷势力，主要还是发展武氏外戚力量。韦氏弄权，以韦家兄弟子侄分统禁军，把持枢要。这一时期宦官势力虽有抬头，但实力远逊于后党。直至“安史之乱”，诛杀杨氏族党，外戚势力剪除殆尽。此后，帝王在内廷只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势力也趁机发展起来。

不仅外戚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唐朝宗室内部相互倾轧和夺权的斗争，也使宦官备受重视和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旧贵族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如在皇位继承上，受“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胡俗影响甚深。从唐中叶以前的皇位继承看，除太宗第九子李治依赖其舅父长孙无忌之力登基外，其余太宗、中宗、睿宗、玄宗等，无一为嫡长子，都是依仗武力即位的。尤其是中宗后期，宫廷政变频繁。由于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来导引，开关宫门，扈从侍卫之便利，常为政变各方所重视。他们利用宦官出谋划策，窥伺帝意。而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阉人，也会因此得到新帝的宠爱。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辅国等，都是因此而受宠的。

朝臣官僚的投靠，尤其是朋党争斗时的拉拢，也使得宦官势力得以发展。如武周时期，为了摧毁关陇旧贵族集团，一面大杀勋臣旧戚，一面又大量提拔新人。这些被提拔的新贵权臣，为了巩固权势，升官晋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边的宦官来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争取这一部分人，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将军安禄山、高仙芝等，就是由巴结权阉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更善于“饷遗左右，审伺微旨，以固恩信”。即贿赂收买宦官，通过宦官察知宫中动静和皇帝的心思，然后按皇帝的心意行事，来取得恩宠，保全相位。李林甫通过宦官巩固宰相地位，宦官又依靠李林甫肃清异己，发展势力。中唐以后，更是如此，元载是通过投靠李辅国获得相位的。皇甫镈是勾结吐突承璀掌握相权的。尤其是朋党之争时，各派都在暗中勾结宦官，谋取权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如李逢吉投靠宦官而入朝为相，当上宰相后，又与大宦官王守澄勾结，排斥异己，为了阻止政敌李德裕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举荐牛僧儒入朝为相，而李德裕为了争取相位，也勾结监军杨钦义，在杨的保荐下达到目的，通过宦官的“后门”入朝为相者，自然要为宦官发展势力提供方便与支持。本是对立的两股势力，却又往往互相利用，各得其便。

帝王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则与宦官专权为害互为因果。中唐以前，政治相对清明，对宦官的限制也较严格，宦官参政的机会很少。中唐以后，皇帝渐渐失去了开国之时的那种励精图治的蓬勃朝气，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如唐穆宗奢侈放逸，纵情声色；唐敬宗整日击球、摔跤、打猎，无心过问政事；唐宪宗后来追求长生不死，轻信方术之士，炼丹服药；唐僖宗整日斗鸡走马，一掷千金。其他帝王，有的从小由宦官陪伴，长大当政后放纵亲信宦人，委以重任；有的整日深居宫中，需要宦官为自己提供享乐的条件。而宦官呢?当然乐得推波助澜，让皇帝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无暇管理政事，以便自己专权，作威作福。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有时虽对他飞扬跋扈不满，但却不愿将他除掉。史称仇士良“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这个“术”是什么呢?在仇士良告老还乡之际，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了这个“术”：“不可让皇上闲着。皇上闲了就要看书，接见儒臣，就会采纳他们的意见，智深而虑远。如果这样，我们这些人恩宠就会薄了，权力也小了。你们今后要想尽办法弄钱财，蓄养猎鹰好马，每天让皇上玩弄声色犬马，使他高高兴兴而不想闲着。这样，他必然会排斥儒学之士，无心政事，凡事全听我们的，我们的恩宠和权力还会跑到哪儿去呢?”

仇士良这番话，道出了唐代宦官专权干政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淫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宦官势力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这就是其中的因果关系。从“府兵”到“募兵”

构筑“盛唐气象”底蕴的，是国家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而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的安定，与唐前期实施均田制与府兵制，关系极大。均田制与府兵制遭到破坏之际，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之始。代之而起的两税法与募兵制，也是顺应时势变化所需之制，但在当时流弊不少。这既有制度本身的缺陷，也与王朝盛衰的大势有关。

均田制与府兵制，是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的两项重要制度。这两项制度的起源、发展、演变与当时社会的治乱兴衰互为影响，息息相关。

均田制起源于北魏，府兵制形成于西魏、北周。它们都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并在隋以前的北方各朝中实行。

北魏王朝的拓跋氏部族，在中国北部建立政权之前，其社会经济还停滞在氏族公有制阶段上。当它在长期战乱之后建立政权时，中国北半部已经被破坏成为一个地旷人稀的地带，大片无主荒田，被新的统治者和土著的豪强权贵侵占，人口依附于地主豪强的情况十分严重，土地、人口纠纷事件也时有发生。

针对这种情况，北魏政权建立后不久，曾在北方实行过“分土定居”和“计口授田”之法。所谓分土定居，就是使各部牧民与原来的大人脱离关系，转移到一定地区，重新按居住地组织编制，由北魏政府分给他们土地，让他们从事农耕或定居放牧，变成国家的地缘关系的编户齐民。所谓“计口授田”就是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除一小部分战俘作为国君的战利品赏赐给贵族、大臣和将领外，其余的大多数人，作为“新民”随拓跋部落内迁，由政府发给这些“新民”耕牛和农器，按人口授给土地，让他们在划定的范围内耕作，并设置专门的部帅对他们进行管辖。这既表明拓跋氏开始封建化，又反映出仍带有浓厚的氏族部落特征。

实行“分土定居”和“计口授田”后的基层组织，是所谓的“宗主督护”制。所谓宗主督护，对于拓跋鲜卑族来说，就是仍由族长率领同族人在内地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族长称为“宗主”，同族人称为“宗子”，宗子向宗主出租纳税，不直接负担国家赋税。对于北方汉族来说，就是在十六国时期形成的“坞壁”（结族自保式的组织）的基础上，委任豪强大族尊长进行统治。“宗主督护”制仍是半氏族半封建式的组织，具有两个明显的弊端：一是地方大宗豪强势力增大，形成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二是大量人口荫庇于宗主之下，逃避赋税徭役，使政府丧失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应得的赋税。

到了太和九年（485年），立志于改革的魏文帝拓跋宏，接受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于同年十月下达均田诏令。均田令的大体内容是：凡15岁以上的男子和妇女，都可以得到政府授予的土地，即“受田”；“受田”分为“露田”和“桑田”两种：露田男子每人40亩，妇人20亩，到年老不能劳动或死亡后，要将土地还给政府重新分配；桑田男子每人20亩，用来种植桑榆、枣树等，不种桑的地方，则给麻田，男人10亩，妇人5亩，桑麻田可以世代相传继承，不用交还；奴婢和一般百姓同样受田；耕牛也可受田，每户限4牛；桑田不足者可以买，过限者可以卖，但不能超过或少于应受田数。

与均田相应的，是租调规定：1夫1亩每年出帛1匹（麻布之乡出布1匹），粟2石；15岁以上没有结婚的，4人同1夫1妇负担相同；奴婢8人与4人未结婚者负担同；耕牛20头与奴婢8人的负担同。80岁以上者，可以有一个儿子不服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以为生者，由基层组织负责抚养。

为了保证均田制和租调制的实施，在颁布均田令的次年，孝文帝又采纳了大臣李冲的建议，用汉族传统的地方基层组织，代替“宗主督护”。具体内容是：以5家为一邻，5邻为一里，5里为一党，邻设邻长，里设里长，党设党长，合称为“三长”。三长的主要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赋税，催征徭役、兵役。

公元534年，北魏内部发生分裂，一为两魏，一为东魏。西魏的朝政大权，由宇文泰掌握。宇文泰所凭借的武装力量，基本上是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带有较为浓厚的部族兵制特点。但同时，适应形势的需要，广募关陇豪强子弟入伍，又征发当时的富户壮丁当兵，扩大了武装统治的基础。宇文泰深知要想在残酷的兼并战争中占据稳固的席位，就必须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统十六年（550年），他改革兵制，实行“府兵制”。其基本内容是：按照鲜卑族8个部落的规模，设立8个柱国大将军，来比拟过去的“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宇文泰自己也当了一个柱国大将军，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总领全军。另外一个南西魏宗室元欣担任的柱国大将军，只有空名。除宇文泰和元欣外，其他6个柱国大将军各统两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义领两个开府，每个开府为一军，约2000人，共计24个开府，约5万人。6个柱国大将军对其部属可以自相督帅，战士的武器和粮饷由六柱国提供。

北周取代西魏后，公元573年，周武帝宇文邕下令改军士为侍官，所有士兵都直属皇帝，府兵成了皇帝的禁卫军，“自相督帅”的现象不复存在；又规定，凡是设置军府的州郡，府兵就从均田户中加以征发，并定出了优待贫下户的办法，即兵士本人可免除租调徭役，他们的家庭在3年内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这样就把府兵与均田联系了起来。

据史载，北魏创行均田制后，东魏与北齐，西魏和北周，都曾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实行，并略有变革。

第九章

隋朝和唐朝前期，继续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所改革和完善。这对于唐前期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隋朝的统治者，是直接从北周王朝接管政权的，故对于均田制也加以沿用。据考证，大约在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所颁布的“新令”中，有“田令”；之后的开皇五年（585年）、十二年（592年）、大业五年（609年），又先后颁布并贯彻实施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从“田令”条文看，大体上沿用前代均田的规定，略有增删。之后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主要是整顿户籍，确定赋税标准等。

隋末唐初的长期战乱，使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以及江淮之间，出现大量荒田，唐初的人口，也只相当于隋朝极盛时的1／3左右。唐朝统治者为了尽快恢复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颁发田令，推行均田制。从目前留下来的武德七年（624年）和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两次均田令的引文看，其主要内容是从整顿户籍人手，按照人口不同情况授田，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为主的赋税制度。

首先是整顿户籍制度。唐初规定，百姓生儿育女，4岁以下称“黄”，4岁以上为“小”，16岁为“中”（后改为18岁），21岁为“丁”（后改为23岁，又曾改为25岁），60岁为老（后曾改为55岁）。每年造一次计帐（预算簿），每3年造一次户籍。凡天下百姓，4家为邻，20家为保，100家为里，500家为乡。保有保长，里有里长，乡有乡长（后废）。编造计帐、户籍时，通常由这些基层组织先进行调查登记，然后逐级上报审查，最后一直到中央户部汇总掌握。除了调查登记户口外，这些基层组织负责人还负有督察、纠举、考勤、催驱等职责，具体贯彻执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然后是推行均田制度。①确定田亩标准。唐初规定，凡天下田土，以5尺为步（有大、小之别，大尺合今0．29～0．31米，小尺合今0．24米，一般用大尺），240步（即长240步、宽1步）为亩，100亩为顷。均田时全国一律以此标准计算。②确定授田额数。丁男（21岁以上）和中男（18岁以上）每人授田1顷（100亩），其中80％为“口分田”，20％为“永业田”。丁老残疾给40亩，寡妻妾给30亩（如果当户者即户主，再增给20亩）。道士、女冠、僧尼男女给20至30亩，驿马给地40亩，传送马给20亩。③确定授田时间。每年十月至十二月农闲时间，为田亩授受和变动调整时间。其余时间一般不许变动。④确定授田先后原则。具体为：先课户后不课户（承担租调者为课户，反之为不课户）；先贫穷户后富裕户；先无田户后少田户。⑤明确“宽乡”与“狭乡”概念。即受田已足者为“宽”，受田不足者为“狭”。狭乡受田数额，可减宽乡之半。工商业者可按口分田半额授给，在狭乡则不授。荒薄之田，一易者（即种一年，可休一年）倍授。宽乡三易者（即种一年，可休三年）不倍授；狭乡不足者，听于宽乡遥授。⑥确定土地买卖原则。“口分田”在法律上禁止买卖。“永业田”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买卖，即：家贫无以供葬者；卖田以买庄宅、碾硙、邸店者；自狭乡乐迁宽乡者；官吏贵族有赐田者。如系自狭乡乐迁宽乡者，“口分田”也可出卖，但已卖者，在当地不得复授。⑦对亲贵官僚的一些特殊优待。亲王、贵族、官吏按血缘亲疏、爵位品级与官阶高下，授给自100顷以下至60亩以上不等的田土，作为“永业田”（可以出卖）。有军功者给“勋田”，官爵与勋爵俱当给者，从其大数，不二者并给。中央地方文武官吏都有“职分田”，最高者20顷，最低者2顷。此外，还有“公廨田”，供官僚机构津贴之用。“职分田”与“公廨田”是否可以买卖，缺乏明确规定。⑧对府兵户的特殊规定。凡均田之户，身任府兵，出征戍守，死于“王事”者，其子孙可以不退田。陷没而一时未辨生死者，退田期延长6年。已退田而本人又返国返乡者，应当优先授给田土。

在均田制之上，确定赋役制度，即实行租庸调制。简单地说，就是“有田则有租，有身（丁口）则有庸（以庸代役），有家则有调”。具体说，就是凡受田者，每年须交纳粟2石（斛），产稻区交纳稻3斛，岭南诸州则交米，上户1石2斗，中户8斗，下户6斗，这称为“租”。每户每年随乡所出，供绢或绫、絁各2丈，附棉3两；产麻区供布，较绢增额1／5，附麻3斤，称为“调”。每丁每年出役20日，无事折收庸，每日绢3尺；加役15日以上者免调绢。30日以上租、调全免；正役，一年之中最多不得超过50日。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方，以及各种特殊身份人的子孙。须蠲免一部分或全部租庸调，这由法令另行规定。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租调折米征收。番人游牧地区，每年收钱10文、5文等，或输一定数额的羊只。

古代竹林这是唐朝前期均田制的基本内容。与前代相比，它有几个较为明显的特点。①取消了奴婢受田的制度。这可能是为了减少奴婢数量，从而扩大国家的编户，增加财政收入。②贵族官员的永业田和职分田，较北朝显著增多；而公廨田又是唐朝新增加的，这反映均田制对统治阶层的优待，以及土地私有制的发展。正因为这样，当时奴婢不受田对他们影响也不大。③授田对象较北魏更广，即僧、尼、道、女冠和工商业者，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因为隋朝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佛道大大发展，寺院占田相当普遍，从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认这种既成的事实。允许工商业者占田，既说明当时土地尚多，又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者地位的提高。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有所松动。不仅永业田可卖，口分田在“乐迁”时可卖，官员的数目巨大的永业田和勋田也可买卖。这显然是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已到了一定程度时的必然反映。

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隋朝和唐朝前期都曾实行府兵制，并有所改革和完善。

隋初大概延用北周府兵制。开皇九年（589年），隋朝以50万大军一举灭陈后，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下诏，改变过去府兵卫士居处不定、没有土地的状况，规定府兵一方面仍由军府统治，另一方面须与百姓一样申报户籍，受还田地。这样一来，府兵既是士兵，又是均田农民，实现了彻底的兵农合一，寓兵于农。

隋末动乱，府兵组织解体，一部分府兵被军阀掌握，变成私人武装。唐朝建国后，又恢复府兵制度。到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经过多次整顿，府兵制进入全盛时期，一直到8世纪初年，府兵在宿卫和征战当中，都起着重要作用。

完备时期的府兵制度，其组织结构、分布范围、主要职责、训练供给等方面，都有一套具体的规定。

从组织结构看，全国府兵在皇帝总领之下，统领于诸卫。府兵的调发属于尚书省兵部。折冲府虽分布在全国各县，但受十二卫领导，不受地方长官管辖，折冲都尉也不干涉地方行政。所谓十二卫，是指左、右卫，领武安、武成的五十余府；左、右武卫（又称鹰扬卫）领风亭等49府；左、右候卫（又称金吾卫），领同轨、宝图等五十余府；左、右领军卫（又称戎卫），领万年、万敌等六十余府；左、右屯卫（又称威卫），领宜阳等50府；左、右骁卫（又称武威卫），领永固等49府。十二卫外，还有太子左、右卫率，领广济等各5府；太子左、右司御率，领郊城等各5府；太子左、右清道率，领绛邑等各3府。因为贞观十年府的长官改称折冲都尉，所以军府一律称折冲府。总计当时全国的折冲府为657府（包括十二卫和太子卫率所领府）。折冲府下，又有团、旅、队、火等建制，各分上、中、下三等。上等折冲府一般辖6团，1200人左右；中等折冲府一般辖5团，1000人左右；下等折冲府一般辖4团，800人左右；另有特等折冲府，一般辖5团，1500人左右。

从分布情况看，具有明显的“内重外轻”的特点。全盛时期的兵府总数为657府，其中首都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三道共有626府，占折冲府总数的80％，京兆府就有131府，占总数的20％。这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者“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的基本国策。故当时著名的政治家陆敬舆说，这是“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明矣!”意思是：集中关中以外的天下兵力，也敌不过关中的兵力，以优势重兵驾驭天下的含义十分明显。

从府兵的职责看，主要有两项。一是上番宿卫，就是定期到首都护卫皇帝和中央政府。具体办法是：距京城500里内的府兵一年之内5番，即分5个组轮流入京值班。500至1000里每年7番；1000里至1500里8番。每次上番时间都是一个月，这是指在京城实际服役时间，不包括旅程往返时间。另一项任务是征防，即与地方兵或边防兵一起，出征作战，保卫边防。

从府兵的训练与供给来看，带有更为明显的兵农合一色彩。训练分为两种，平时分散练兵，冬季集中校阅，地方刺史有检查督促之权。府兵所用马匹的补充与淘汰，也由刺史和折冲都尉共同处理。府兵上番宿卫或奉公征防，由刺史和都尉共同发给“食券”（由府兵自己收获的粮食兑换）。府兵的资粮自备，自备物品包括弓1支，矢30，胡禄（载矢器）、横刀、砺石、大角觿（解结锥）、毡帽、毡装、行滕各1件，麦饭9斗，米2升。府兵由县令在上报的籍帐丁口中直接拣点，拣点的标准虽然有资财、材力、丁口3项，但以资财为主，原则是拣点6品以上官员子弟和地主、富裕农民。但急需兵力时，贫民也常被迫点兵。唐朝3年一定户籍，与此相应，府兵也是3年检点一次，主要是补充缺额。由于拣点的3项标准均要依据户籍，而户籍的管理属于地方政府，故拣点属于地方政府职责，只有确定名单之后，才名隶军府，因此3年一定户籍与3年一点兵自然结合在一起。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户籍制度的紊乱。特别是“安史之乱”的严重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均名存实亡，被“两税法”和募兵制取而代之。

早在唐朝以前，土地兼并就一直存在着，唐朝前期的均田制，在客观上有抑制兼并、均平地权的作用，同时也留有土地私有化和土地兼并的缝隙。如规定官员可受的永业田数量大，又可以买卖。唐初时，九品以上的官员还较少。高宗时，已达1．3万多人，武周以后则更多。均田制推行百年后，大量可耕官田和荒地必然以分受永业田的名义转变为私田，使政府可用来调剂余缺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规定的“还授”只能是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高宗、武周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官僚、地主、贵族、商人都疯狂地兼并土地。如宰相李林甫在京城周围，霸占了大量的上等良田；吏部尚书王从愿占地数百顷；太平公主的田园遍于京郊良田之中；大商人邹风炽的邸店园宅更是遍布海内。土地私有化和兼并的加剧，必然使大量均田制下的自耕农户沦为贫穷之家，或逃流，或依附于地主豪强之家，这又造成户籍制度的紊乱。时人称之为“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即成丁人口死亡。已不是原来户籍上的人名；土地转移到别人手中，已不是原来登记簿上的主人名额；由贫变富，由富变贫，已不是原来评定的户口等级。）尤其是“安史之乱”，对当时社会的破坏极为严重，“人户凋敝，版图空虚”，均田制、租庸调制已名存实亡了。

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中，唐王朝的税制实际上已经在不断地变革着。如在唐代宗时期，开始征收青苗钱，这是一种新税。唐朝初期的“义仓税”，也逐渐演变成一种正儿八经的地税，数额也由最初的亩税2升增长到亩税1斗，并开始分夏、秋两次征收。原来按户等征收的户税，到代宗时期，也是数额增加，征收的范围扩大。这些都是原来租庸调制之外或不占重要位置的税种，到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或在政府的赋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加上并未正式废除的租庸调以及其他杂税，国家的赋税制度呈现一片紊乱状态。改革税制，已是大势所趋。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在总结整理以前税制的基础上，制定了“两税法”。它的主要内容是：①中央政府根据财政支出定出赋税总额，各地依据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②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人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③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杂税（但丁额不废），只征收一种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6月纳毕，秋税限11月纳毕，故名为“两税”；④两税以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⑤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1／30的税。

“两税法”的主要特点，一是简便，即将各种赋税名目整理归纳为一个主要税种，便于征收。二是主要以财产多少为征税标准，扩大了赋税承担面，多少改变了课役集中在贫苦农民头上的状况。三是征收时钱、物并行，实行以钱折物的办法，但由于后来钱重物轻，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故到唐穆宗时宰相裴珀又重定折纳标准，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四是从此以后，土地兼并不再受到任何限制，以致在“两税法”实行后的30年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全国各地，到处都可看到“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现象。

均田制逐渐遭到破坏的过程中，依附于此制的府兵制也渐渐废弛了。高宗、武周时期，天下久不用兵，府兵番役更代都已不能按时进行，府兵逃亡的也多了起来。唐玄宗开元年间，更加严重，当时连到京城宿卫皇上的兵士都凑不够数。这时宰相张说建议，在全国招募兵士，号称“弓广骑”，分隶12卫，每卫万人，这主要是禁军。到天宝年间，各折冲府徒有兵额，宿卫之人也大都是临时招募来的市井之人，所以“安史之乱”时，不能及时有效地抵御和反击。“安史之乱”后，全国兵源仍以招募为主，杂用它法。

与府兵制下的府兵相比，募兵的主要特点是兵农分离，这同时意味着兵士的成份由主要是土户（土著农业户，有产户）变为客户（无产业户）。当兵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其次，长期戍守代替了定期差遣，招募代替了强制征发，雇佣兵代替了义务兵。第三，缘边镇兵则由来自各地变为主要是本地和邻近地方之人充当。第四，兵士与家属分离也随之变为家属随军。第五，镇兵由州县差发改由节度使招募，节度使在军事上的作用进一步增大。在此之前，镇兵差自各地的有产户，家属留在后方，镇兵若反叛，尚有后顾之忧，而且镇兵定期差遣，“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边将要反叛，也比较困难。此时则情况变了，加上其他条件，边将拥兵反叛的可能性增大了。这大概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局面持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因素。第六，镇兵的装备由地方政府供应与兵士自备，改为全由朝廷承担。朝廷还要负担兵士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军费支出大增，造成财政困难。

均田制破坏后，唐朝兵制由府兵制演变为募兵制，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一般把这一过程表述为：轮番、差替的义务兵——府兵、兵募（临时招募），变为招募的雇佣兵（职业兵）——长从宿卫（禁军）、长征健儿（镇兵）。实际上，唐朝兵制的演变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仅就史实看，长征健儿代替兵募制后，强制征募继续存在。出土资料表明，在长从宿卫代替府兵轮番宿卫后。府兵在边境上还起过一定的作用。至于南衙的诸卫兵与北衙的禁军，其中又各有许多名堂，仅就禁军名称的变化，统领的易换以及在宫廷政变中所起的作用等，就很复杂。而藩镇之兵的情况，以及藩镇之兵与朝廷之兵之间的消长强弱的关系，更是直接决定着谁胜谁负，谁生谁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唐中叶后，为患最深的还是禁军。藩镇之兵之所以久削不平，与禁军由宦官统领，不能有效发挥其在平藩中的作用，有很大关系。皇帝本想以宦官掌军牢牢控制军权，却被控制了军权的宦官所完全控制，到想除此祸患之时，无论明君还是贤相，都已回天无力。最后借朱全忠之力尽除宦官，而唐王朝也随之同归于尽了。

对于隋唐时期这几项制度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和评价。客观地讲，这几项制度在当时社会中是在不同范围内得到贯彻的，也收到积极效果。当然，也难免有流弊。但任何一种制度及其变革，对于其利害得失，只能权大小，不可求有无，这是制度进步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均田制和府兵制，在隋朝和唐朝前期，是基本得到实施，并收到了积极效果的。

隋朝从开皇二年（582年）颁布田令，到大业五年（609年）再诏均田，其间曾多次采取措施，以贯彻这项制度。大概说来，从开皇二年到开皇五年期间，主要是授给官员永业田；开皇五年（585年），主要解决游民和浮客的土地问题；开皇十年（590年），主要是解决数十万大军的土地问题，使府兵与均田真正结合在了一起，实现人归于田，兵寓于农；开皇十二年（592年），主要是授给百姓土地，这是隋朝规模最大的一次均田行动，虽然由于宽乡与狭乡不均匀，受田者一般未达足额，但古代人物毕竟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加以核实与调配，包括将狭乡之民移往宽乡；大业五年（609年）炀帝再颁均田诏，虽具体内容不详，但可考的，有废除妇人、奴婢、部曲（私人武装）受田的规定，也是一种调整。至于唐朝前期，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实施，除了史载之外，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当时文书籍帐中。更得到了确凿的证明。当然也应看到，与其他任何一项制度一样，均田制贯彻的情况，会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吏治的情况，而产生宽严不一的差异。当时仍有非法的籍外田存在，土地买卖和兼并也一直在进行与发展之中，农民的逃亡也时有发生，这些又使得均田制不可能像它本身所规定的那样真正彻底施行。

尽管如此，均田制对隋和唐前期的社会发展，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农业经济及整个社会的繁荣，从均田制实施后带来的人口增加、耕地开垦及粮食产量激增和粮价的低廉中，可以得到证实。如隋唐之前，全国户口最高峰为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当时户数为1223．3万户，口数为5959．5万口。之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降得十分厉害。但到了隋唐之际，户口数陡然激增。隋大业五年（609年），户数为890．75万，口数为4601．99万；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户数为891．47万，口数为5291．93万，逼近西汉的最高水平。这些数字当然有不够精确的地方，但可从中看到大概的发展趋势。至于垦田数，也是如此。隋唐之前，垦田数的最高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8．27亿亩，之后是一路下跌，尤其是在分裂战乱时期，更为减少。一入隋唐，便又激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的垦田数为19．4亿亩，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为14．3亿亩，都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最高水平。与此相应的，是粮食储备丰富与粮价的低廉，如隋文帝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洛阳斗米值15钱，山东一带才只有5钱。这些，是造成封建盛世的基础。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实行的府兵制，对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国家负担的减轻以及边防的安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对于均田制和府兵制之后实行的两税法与募兵制，人们历来看法评价不一，争论有时相当激烈。持赞成意见的人认为，两税法和募兵制，是顺时应势的政策改革，不得不实行的制度，而且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均平赋税，增加政府收入，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两税法在实际上加重了剥削量；两税之外，又有其他杂征杂税；两税钱、物折纳法，漏洞极大，给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盘剥百姓，开了方便之门。募兵制虽有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使兵员来源杂乱，素质低下，更主要的是将可专兵，拥兵自强，直接造成了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这些不同的看法和评价，都可以在当时的历史事实中找到例证。

客观地讲，无论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还是两税法、募兵制，都是封建时代的制度，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从维护自身统治目的出发制定和实施的制度。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都具有对地主、官僚、贵族有利的一面，对劳动人民不利的一面。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统治者面临不同矛盾的时候，这种倾向程度会有所侧重。也就是说，这项制度，这个时期，可能对统治阶层更有利一些，那项制度，那个时候，则情况可能相反。说到底，从制度制定和实施者的主观意图讲，都是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在客观上，则可能不一定完全与主观意图相符，这是由各种因素决定的，我们不能单凭主观臆断去加以评论。

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均田制、租庸调制向两税法演变，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化，是在封建社会中，私有化的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为私有化的发展，必然要求土地自由买卖；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以实物为主的赋税制度向由货币为主的赋税制度转变。尽管统治阶级中某些人预感到这种发展，会给统治基础造成危害，试图以各种办法加以限制或阻遏，但经济规律必然要冲破这种限制与阻碍，给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而统治阶级中一些比较开明的人士，则顺时应势，对已经不适应发展了的情况的制度加以改革，应该说是进步的，值得肯定的。至于这种改革，特别是初始阶段，难免有漏洞，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和混乱，这也是正常的。任何一种改革，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都有利有弊，改革者只能权大小，不可求有无。否则，就会一事无成。而因循守旧与一事无成，可能给社会与统治阶级造成更大的危害。所以说，两税法与募兵制代替租庸调制与府兵制，固然与唐王朝的覆亡有一定关系，但如果不加以替代，不仅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根本无法实行，而且会加速唐王朝的覆亡。如果历史能够重演的话，我们是会看到这一种结果的。唐朝的立法与行政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惟才是举的科举制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治乱兴衰，全系于此。而如何得人，即采取什么样的途径和办法，选拔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至关重要。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就是当时社会条件下，保证相对优秀人才进入仕途的一项较好的制度。虽然到后世，科举制度的弊病越来越严重，但它在选拔人才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产生，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中的一大变革。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兴起，为后世科举制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它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显露出一些弊端。

中国古代在隋唐以前的人事制度，大体经历了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和九品中正制等几个阶段。这些制度都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有过积极的作用，也造成过严重弊端。在这些制度之中，已逐渐萌生出科举制的萌芽。

相传夏、商、周时期，较为可信的是西周时期，实行世卿世禄制。所谓世卿世禄，就是最高统治者按血缘关系的远近，分封自己的亲属；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权力，分别掌握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中，而且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这种世卿世禄制度，是与当时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互为一体的，其主要特征是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逐级逐层类推下去，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应该肯定，这种世袭制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和原因之一，是人类由野蛮向文明的一种过渡，也是原始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的必然产物。但它在对社会文明进步起到一定推动作用之后，日益暴露出内在的弊端，又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阻碍。

僧人坐禅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各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对人才的争夺十分激烈，对有用人才的选拔使用自然十分重视。有的诸侯国将一些有才干的人供养起来，以便随时使用，称为“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各养士成百上千人，以备使用；有的诸侯国注重从立有战功的人中选拔官吏，称为“军功”，如当时的秦国就着重以军功大小用人，军事力量因此而十分强大，终于征服其他六国；还有的国君任命别国的人才担任自己国家的要职，称为“客卿”，商鞅就是从卫国到秦国当官的，显赫一时的苏秦、张仪，更是身兼数国之职，十分荣耀。这一时期，还有其他一些选拔任用人才的办法，呈现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人才辈出的状况。这表明以血缘世袭为纽带的世官制，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

到了汉代，逐渐形成察举征辟制。所谓察举，就是由州、郡等地方官，在自己管辖区内进行考察，发现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以“孝廉”、“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等名目，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察举和征辟，对于原先实行的世卿世禄制来讲，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一制度又带有举士与举官不分，选举与考课不分，选举与教育分离，没有选官的专职官员，先选后考等特点，给各级官吏在察举和征辟中徇私舞弊留下很多缝隙，所以到了东汉末年，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洁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即被推荐为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举荐为孝廉的人，竟然和父亲过不到一起；举荐为德行清白的人，竟然昏浊不堪；举荐为将军的人，胆小得像只鸡）的怪现象。

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的人事制度。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它的基本内容，是各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大小中正都由中央选派当地“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将自己所辖区内的人物分为九等，或称“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央政府根据中正评定的等第授予官职。这一制度多少改变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能够选拔出一些比较有才能的人充实官僚机构。但是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官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从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积弊，使有才能的寒士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九品中正”到后来完全成了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

这几种人才选拔制度，与后来的科举制当然是不同的。但是，在实行上述几种人事制度的时期，甚至就在这些制度本身之中，又多少孕育着后来科举制的胚胎。相传周代在实行世卿世禄制的同时，还保留有前代“乡举里选”的办法，如据古代典籍《周礼》记载，乡大夫每3年举行一次“大比”，考察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之士贡献予周王，有人说这就是后世科举中“贤良方正科”的雏形；后代的进士、贡士等名称，也已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汉代的察举征辟中，科目较多，如“明经”、“明法”、“秀才”、“孝廉”、“贤良方正”等，都与后世科举中科目相同；又有所谓“特科”，相当于后世科举中的“制举”；对于举荐到朝廷的人，也要经过一定的考试或考核，只不过不像后世科举中那么严格罢了。

隋、唐初建之时，都曾沿用过一段“九品中正制”。待条件具备之时，科举制应运而生。大体说来，隋为初创阶段；唐初为恢复阶段；武周至开元天宝时期为发展阶段；“安史之乱”后的一个时期中出现过反复，到宪宗以后的唐后期，科举制基本确立下来。

第十章

隋初与唐初，由于社会尚未完全安定下来，积弊难返，故都曾一度实行过前代的“九品中正制”，以应急需。隋文帝杨坚即位后不久，即实行“九品中正”选人之制。因为杨坚的父亲叫杨忠，为了避讳，将“中正”改为“州都”。但因其时的世家大族已日趋没落，寒门士族的势力日益上升，这一做法受到较大的反对和抵制，固守旧的用人标准的两位官员还因此而丢了官。唐初与隋初情况相似，王朝建立时，人才十分缺乏，为了笼络各地的豪强势力，也曾一度恢复“九品中正制”，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不久即被废除。

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文帝在开皇年间，终于以分科取人的办法，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之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诏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已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取士，这标志着科举之制已经诞生了。

隋朝创始的科举制度，到了唐代，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第一阶段在高祖和太宗时期，是恢复阶段。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一日，发布敕令，要求诸州的学士，以及原先的明经、秀才、俊士、进士，如果确实明于治国之才理，并为乡里称誉者，委托本县考试，各州重加审核，选取合格者，于每年十月在诸州送物到京之时一并入贡。这是迄今见到的唐王朝恢复隋朝产生的科举制的最早的一道诏令。次年（622年）三月，又诏令诸州的总管、刺史举人，以备朝廷录用。唐太宗即位后，深知“致安之本，唯在得人”的道理，因此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工作。在采取各种办法广选人才的同时，尤重以科举的办法取人。据史载，有一次唐太宗走到殿后端门，见到新考中的进士们一个个排着队，规规矩矩地走出来时，心中大喜，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意思是天下的优秀人才，都落人我的圈套中了。但是这一时期的科举，只是士大夫获得出身资格即做官资格的几种途径之一，据统计，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录取的进士只有9人，明经人数多一些，约为三四十名。可见，这一时期科举制尚处在恢复阶段，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阶段，是高宗、武周到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为科举制的发展阶段。经过唐初几十年的发展，封建经济开始繁荣起来，要求进入仕途的大小地主及读书人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取士的数量比过去明显增多，如唐高宗总章（668～683年）以后，每年平均录取进士24人，比高宗初年增加70％。武则天当政以后，为了收拢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于科举取士也十分重视，尤其重视常选之外的“制举”，如从垂拱四年到大足二年（688-702年）的15年间，便有11年举行制科考试；载初元年（690年），又亲自在洛城殿策问贡人，开后世殿试的先例；长安二年（702年），又创立武举科目，专门考试选拔武将。这些都使得科举制度得到改进与发展，科举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进一步提高。据统计，高级官员特别是宰相中科举出身者的比重，由太宗时期的3．4％，上升到高宗时期的25％，武周时期再上升到50％。一般地主家庭出身中举为相者的比重也大大增加。如武则天称帝期间，明经、进士出身的20名宰相中，普通地主家庭子弟及中下级官吏的子孙即有14人。到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713-755年），科举选官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据说当时每年贡举的人数有数千名。自神龙、开元年间规定以诗赋作为进士科考试的内容之后，以诗赋取士的风气大盛。中小地主和下层读书人通过科举入仕，特别是以进士科获得显要官职的人越来越多。

螳螂捕蝉第三阶段是“安史之乱”后到唐末，这期间虽曾出现过反复，但科举制最终还是得以确立。“安史之乱”前发生的关中大族宇文融与清河显姓崔隐甫联合起来，排挤出身寒微的张说、张九龄事件，已开朝廷中朋党之争之端。“安史之乱”后科举出身者与非科举出身者的争斗更加激烈，如代宗、德宗时期，陇西冠族李揆当政时，拒绝任用家本寒微的元载；到元载为相时，又重用进士出身的杨炎、常衮等人；李揆一派刘晏掌权，杀元载；杨炎为相后，又杀刘晏：范阳大姓卢杞为相，又杀杨炎。在朋党纷争中，藩镇割据势力坐大，宦官专权严重，朝政日非。这期间又出现“牛李党争”，非进士出身的“李党”首领李德裕，主张重用门荫子弟，对科取入仕者竭力排挤。在他当政的时候，虽未完全废除科举取士，但把进士及第后的许多仪式如“期集”、“参谒”、“曲江题名”等予以取消。但是，唐代科举制毕竟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尽管遭受到门荫出身官僚集团的反对，但最终还是发展成为唐代占主导地位的选拔人才入仕的途径。据统计，从宪宗朝以后，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的份额，具体情况为：宪宗朝占58．6％，穆宗朝占57．1％，敬宗朝占85．7％，文宗朝占75％，武宗朝占80％，宣宗朝占87％，懿宗朝占81％。

隋唐科举制在考试的科目内容、考生对象、考试方法、考试手段及中举后的待遇等方面，都处在不断改进和规范之中，为后世科举制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处在兴起、发展阶段的隋唐科举制，其基本内容时有变更，大致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窥见其面貌轮廓。

这一时期科举考试的科目与内容，主要有常选、制举以及武举3种。

常选又称常科、常举，按规定每年都要进行。常选的具体科目，随时有增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比较常见的有6种。①秀才。这原是汉代察举的一个科目，历魏晋南北朝，至隋成为最高科目，唐初也是如此。秀才科主要考方略五道。初唐以后几次废置，总的趋势是地位越来越下降。②明经。汉代察举中也有此科，南朝国子生策试入仕也称明经。作为科举中的科目，大约始于隋。到唐代，明经又分为九经、五经、四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料等多种具体科目。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唐初时明经只试策，以后内容及方法不断变化。由于唐时崇文之风尚盛，故明经科不为人们重视。③进士。创于隋，发展完善于唐。考试内容及方法时有变化，大概起初只试策；后试帖经，经通试杂文，杂文通试策，共3场；如果考4场，是先试杂文，次试论，试策，试帖经；第一场杂文通过者，才能再试二、三、四场。到了神龙、开元年间，又把诗赋规定为必考项目。进士科原分甲、乙二科，武德后只有乙科。唐朝科举中，起初是考明经、进士的人最多，后来以进士为重，当时明经科录取率为10％～20％，而进士科只有1％～2％，故人们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30岁考上明经就算老了，50岁考上进士还算少）。④明法。汉代察举中有此名目。隋唐时前后多有变更。主要考律令10条，试策10条，全通者为甲等，通8条以上为乙等，7条以下不及格。⑤书。又称书学、明学、明字等，属于小学、文字科。先口试，通过后再考《说文》、《字林》等内容。⑥算。又称算学、明算等，属于数学科，主要考试《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辍术》、《缉古》等古代数学著作中的内容。

制举又称制科、特科、特举。大概来源于汉代的制诏举人，科目极其繁多，考试的日期和项目，也由皇帝临时决定，普通人和官员都可以参加。据考证，唐时制举科目达数十种之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9大类。①文词类。大致有“词殚文律科”、“词标文苑科”等15科。⑦军武类。大致有“将帅科”、“武足安边科”等8科。③吏治类。大致有“岳牧科”、“龚黄科”等13科。④长才类。大致有“绝伦科”、“拔萃科”等8科。⑤不遇类。大致有“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才高位下科”等10科。⑥儒学类。大致有“抱儒素之业科”、“文儒异等科”等10科。⑦贤良忠直类。大致有“志烈秋霜科”、“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等8科。⑧玄道类。大致有“洞晓玄经科”、“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著科”等2科。⑨方伎类。大致有“博雅典度科”、“六律五音科”、“畅于辞气聪于受领善敷奏吐讷者科”等3科。制科虽然名目繁多，但考试的内容却大多仿佛，一般都要考时务策，玄宗以后还加试诗赋。参加制科或其他科目考试得官后，还可再考制科。不过唐时人们认为制科不是入仕的正途，制科出身者往往受歧视。

武举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所置，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告停止。武举考试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等内容。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

考生的来源及对象，因科目的不同有所区别或侧重。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是生徒；二是乡贡。唐代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学校，中央有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地方有州、县学。这些学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名额。学生的入学年龄和学习年限，也有明确的规定。每年冬天，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州县学，都要将经过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生徒”。那些不在学校学习而学业有成的人，可向州县“投牒自举”，也就是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因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制科的考生，可以是已得第得官的人，也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还可以是庶民百姓。武举的考生，和明经、进士的乡贡一样，由各州选送。但唐时规定，凡是曾经触犯法令的人，工商之子，以及州县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考试的方法，主要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5种。关于口试的内容，已不得其详。其他4种方式大略如下：①帖经。凡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所谓帖经，就是将所试经书内容掩盖，只露出一行，中间又用纸帖住3个字，让考生读出或写出被帖的字。类似后世的“填空白”。②墨义。墨义又称问大义。就是对有关经文的问答。最初是口试，因口试不便事后查考，改为笔试，故称墨义。③策问。这是难度较大的一种考法。其体例源自汉代的贤良对策，与现代考试中的问答题相当。所提问题，多是有关治国方略、时务方面的，由考生据题义作出回答。④诗赋。唐初科举考试，以策问为重。永隆二年（681年）因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议，进士科加试杂文2篇，所谓杂文，即箴、铭、论、表之类，这样就使进士科向偏重文辞方面发展。到神龙、开元年间，进士科正式开始考试诗赋；到了天宝年间，制举也试诗赋，科举以诗赋取士就成了定例。

考试的程序，逐渐趋于严格。主持科考的官员，规格较高。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发生考生与考官争执的事情后，大家认为考功员外郎品位低（从六品上），不能主持全国性的考试，改由礼部侍郎（正四品下）主持，以后还有用中书舍人或诸司四品以上官“知贡举”的。制举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武举考试则由兵部负责。省试一般都在长安进行。各地举子一般都是秋季起程赴京，省试在翌年暮春“槐花黄”时举行，故当时有“槐花黄，举子忙”的谚语。应试之日，考生们须自带水、炭、蜡炬、餐具等，等候胥吏唱名，依次进入考场。场中由兵士设防，搜索衣服，以防假滥。考试一般不糊名（武则天时曾糊名）。时间以一日为限，到了晚上，如仍未交卷，许燃烛3条为限。故时人又有“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之说。考试被录取者，称为“及第”。凡落第者，可以入国子监学习，准备再试。由于当时人们重视进士科，所以考进士便渐渐成了科举的代名词。史载唐时每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多则2000人，少犹不下千人，但取中的最多不过三四十人，少的时候只有几人。当时的举子都习惯穿白色麻布袍衫，故人们把考中的进士称“白衣卿相”、“一品白衫”，称登科为“登龙门”。但常科考试登科后，不是立即授予现职，还要再经过吏部考试，这种考试叫“省试”或“释褐试”（意思是脱去平民的褐衣，准备穿上做官的紫衣），考试合格，才能授予官职。进士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新科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座师”，被录取的考生便是他的“门生”。

进士及第后，还有一系列的优遇。首先是喜报家书。当时的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叫做“片旁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由进士附家书中寄回，乡邻亲戚，以声乐相庆，称为“喜信”。其次是曲江宴游。及第进士在向主司谢恩，行座主、门生之礼后，便齐赴期集院，开始各种宴游活动，同年们宴饮于曲江者，称“曲江大会”，有时皇帝也亲御紫云楼，垂帘以观，公卿之家则乘机选择佳婿。新进士们还可遍游长安各园，每到一处即设宴，称“杏花宴”，席间有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等名堂，出任“探花”者须比别人先采得园内名花，否则挨罚。后世殿试第三名“探花”之称，即源于此。再次是慈恩题名，即新科进士宴于慈恩寺塔（今大雁塔），即席题名于塔身，称为“题名席”或“题名会”。复次有“平康之乐”，当时平康里为妓院所在地，举子高中后，在此宿妓作乐。若一旦正式通籍为官，就有不便了，故抓紧机会游乐一番。最重要的，则是亲故改容，即一身登科及第，家人亲属也马上随之荣耀起来，光宗耀祖，改换门庭，还可进入“衣冠户”（唐户口类别之一），享有免赋役等多种优待。

处在兴起阶段的科举制，对于隋唐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加强、推动社会进步、改善官吏队伍素质、促进文化事业的繁荣，都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制度的不尽完善，也出现了营私舞弊、朋党之争以及浮夸不实的形式主义等弊端，并对后世产生不利影响。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还处在兴起上升阶段。它的实施对当时社会产生的积极作用，应当说是主要的。

首先，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科举制是作为九品中正制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反映了南北朝以来寒族势力的兴起，体现了庶族地主参政的要求。它的实施，为庶族地主乃至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新的人仕途径，从而扩大了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科举制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朝廷之手，使大批比较优秀的人才为朝廷所用，不再成为豪门贵族及其他割据势力的附庸，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另外，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又有一套严格的程序，中举后可享受种种优惠待遇，这就把大批知识分子笼络、吸引到符合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上来，形成一种无形的思想导向和意识禁锢，从而削减了可能的反抗潜力。正因为如此，唐太宗见到新科进士列队走出端门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都落入我的圈套之中了!”

其次，它有利于当时社会的革新进步。当时科举人仕的人，大都政治视野开阔，头脑清醒，不因循守旧，敢冒犯陈规陋习，并且多少与下层人民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一旦入朝为官，尤其是进入最高决策圈后，大都主张革新朝政，敢于为民请命。如唐玄宗即位后，为了改革弊政，求得国内的安宁，先后用姚崇、宋璟、张嘉贤、张说、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科举出身者为相，这些人正视现实，直言谏诤，扶正祛邪，匡正朝纲，对开元盛世的形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唐顺宗时发生的“永贞革新”，王叔文、王伾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刘禹锡、柳宗元、韦执谊、程异等，都是科举出身。唐宪宗即位后，决心裁撤藩镇，而贯彻削藩政策的得力宰相武元衡、裴度，都是科举出身。尤其是裴度，在武元衡遭刺身亡，自己也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置生死于度外，平藩之志不移，终获大胜。

再次，对于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也有积极作用。因为科举入仕者，大都学有专长，肯于勤奋做事，具有强烈的上进心，所以他们进入国家机关后，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工作效率。如狄仁杰是明经出身，他在武则天时期任大理丞，一年内断决淹滞不决的案犯1．7万人，没有一个称冤的。刘晏，童子科出身，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后又兼转运、常平等使，他在任职期间，采取食盐专营，改善漕运，对唐王朝后期财政经济的贡献，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同时，科举制度注重学识，科举入仕者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他们进入官场后，又带动、诱导着其他途径入仕者的文化意识，从而使官吏队伍的文化素质得以提高。另外，科举进入仕途时，还要通过吏部的身、言、书、判四项考试，合格者，要以德行为先录用；如果两人以上德行相同，以才高者为先；才等者，以劳绩为先。这样就使整个官吏队伍的外在形象、内在品德以及才能政绩都得到重视，从而使官吏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形象得到改善和提高。

最后，唐代科举考试中，尤其是受士人高度重视的进士科必考诗赋，使应考者把相当大的时间与精力放在吟诗作赋上面，并且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诗坛泰斗，从而把唐诗的繁荣发展推向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为中国古代文化，增添了举世赞誉的奇葩。

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时期的科举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弊端，对后世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由于科举考试中有关制度尚不够健全和完善，使得科举考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舞弊营私的行为。这在科举中的几个主要环节中都有发生。比如在解送生徒和乡贡中，由于有关规定不够明确，或者没有得到执行，出现了权贵操纵举送应试者的现象，使一些真正有才学德行者在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再如，在考试前，实际上允许考生为自己制造声誉，一些考生就把自己平时写好的文章诗赋等，托关系送到礼部（称“公卷”）、达官贵人（称“行卷”）那里，为以后中举铺平道路。这中间自然少不了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行为，当然，也有一些是确有真才实学、担心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又如，在科考中，还有“枪替”（请人代考）、“挟带”（私藏参考书之类入场）等舞弊行为，使本来公平竞争的场所，也变得不那么公平了。最后，在录取时也还有“请托”，就是通过各种关系，请求主司录取，当时的韩愈就曾为多人请托。因为有这种不正之风，大和二年（828年）的进士科考试，录取的前5名，包括第五名的杜牧在内，都是通过请托、推荐或其他关系事先决定的。由于权贵控制了这几个关键环节，元和年间以后，公卿大臣子弟及第的比重在录取总数中迅速上升。到后来，原先是从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土人中选拔人才的进士科，几乎变成了公卿大臣用来世袭高位的工具。

科举考试后及第者与主考官之间，是“座主”、“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录取者又称“同窗”，及第后门生拜座主，同年结伴游，容易形成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故当时有人当上一两次主考官后，就把在自己手中及第人仕的“门生”，看成可以供养自己的“良田美玉”。这反映出科举考试潜伏着形成官僚中朋党及朋党之争的问题。当年李德裕力主革除科考后的“曲江大会”等议程，不完全是对科举出身的人存有偏见，确有防止因此而朋比为奸、不利于清明吏治的良好意图。这一点，在后世的科举制中，发展得更为严重，使本来巩固君主专制的一种良好办法，走到了它的反面。

最后，由于科举考试中注重文章辞赋，讲究格式程序，容易使应举者重文而不经世，重虚而不务实，使官场乃至社会上形成一种浮华的形式主义作风和风气，这在当时，已出现过一些笑话。如唐德宗时制举中有“怀才抱器，不求闻达”科。有人在昭应县（今陕西临潼）碰到一个书生，往长安赶路，很是匆忙，就问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回答说“要去参加‘不求闻达’科考试”。后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的兴起，则表现的尤为明显。至于有的人一味追求功名富贵，甚至连亲娘都不认的事，这时已有发生。到后来，就出现了“陈世美”式的一批新贵，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唐朝的对外开放“盛唐气象”的出现，与当时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所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就是既有经济贸易的往来，也有文化思想的交流，还有政治领域的接触。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在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保存有大量的陵墓石刻。除了石碑、华表、飞马、朱雀（驼鸟）、石马、石狮等外，还有61个（现存60个）“蕃酋石像”。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他们都是当时我国西、南一带各国的首领，因与唐朝关系密切，前来参加唐高宗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这件大事，予以刻石记功。由于年代久远，石质风化，这些石像头部已毁，背后的文字也磨灭不清，但从服饰上可看出少数民族特点，大都身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蹬皮靴，体形雄伟，生动有力。明朝的刘伯温曾作诗道：“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对盛唐的雕刻艺术大加赞誉。而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气魄是何等宏大，影响是多么深远。

隋唐时期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边境的相对安宁和陆海路线的开通，国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对外开放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一个民族和国家、地区的对外开放，是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既要吸引人，又要使人进得来，住得下。而隋唐时期的封建社会，在这些方面，条件是具备的。

与秦汉时期一样，隋唐都是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在绝大多数时候，国内社会是稳定的，没有出觋过很大的动乱和公开分裂的现象。在统一、稳定的前提下，国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包括制度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我们在前面的诸章中，曾从不同的角度作过介绍，是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的。从横向看，当隋文帝杨坚建立隋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当时西欧的封建制度才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晚于西欧，如拜占庭帝国是从7世纪，也就是中国的隋末唐初开始走向封建社会的；阿拉伯帝国是在7世纪后期，即中国唐高宗以后才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印度是在5～7世纪即中国南北朝到唐前期形成封建制度的；朝鲜、日本也是在7世纪中期，即中国唐高宗时进入封建社会的。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或者正在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隋唐王朝已是成熟的封建社会了，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这不能不对世界各国尤其是邻近国家和地区，产生强烈的吸引力。

与国内的统一、强大、繁荣相应的，是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也较和睦。隋唐时期，虽然也时有对外用兵，与周边民族和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但在大多数时期，边境是安宁的，国际间的交通路线，也是畅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的。

当时在西北方面，是陆路往来。陆路方面，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路线，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有三条大道，即北道、中道、南道。北道是循天山北路，从敦煌出发经伊吾（今哈蜜）、蒲类海（今巴里坤）、西突厥可汗庭（今巴尔喀什湖南部），转东罗马，出地中海。中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北道，由敦煌起程往高昌（今吐鲁番一带）、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越葱岭而达波斯。南道是走天山南路的南道，从敦煌经鄯善、于阗（今和阗），过葱岭及吐火罗至北婆罗国（今北印度）。

在东南方面，主要是海路。与大食、波斯及南海（印度洋）诸国的商路，都从广州出发，主要经过真腊占不劳山（今越南东200里海岛）、海峡（今马六甲海峡）、罗越国（今泰国）、佛逝国（今苏门答腊南部）、诃陵（今爪哇）、哥谷罗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莫来国（今印度西南海岸）、拔风日国（今孟买），再西行到弗利刺河（今幼发拉底河）而达末罗国（今巴拉斯）。通往日本的航线，有南北两路。北路从登州出海，过渤海海口，沿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到达新罗再转日本；南路从扬州或明州（今浙江宁波）出发，横渡东海经值嘉岛（今五岛列岛）而达博多湾。

这一时期国内的基础设施也成就斐然，有利于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和对外交往的进行。

作为内外商贸、文化等交流活动的主要载体的城市，建设成就举世瞩目。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城市，不仅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壮丽，而且结构、布局合理，便于工商业的经营和对外交流活动的开展。扬州、广州、泉州、明州等城市的发展也很迅速，既是有名的商业城市。又是当时的国际港口。其中广州是当时全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大港之一，每天平均有11只船舶到达，一年约4000余只，唐政府在广州还设有“蕃坊”，专门居住外国商人；设置蕃长、都蕃长等官员，专门管理蕃商事务。都蕃长由蕃商自己推举，经唐政府任命，都蕃长除了管理蕃商事务外，还协助唐政府招徕外商。

国内的水陆交通也很畅通。水路方面，当时的各主要河流都可以通航。隋朝修建的大运河，更是把南北水路联接一起，十分便利航运。当时从长安经渭河入黄河到东都洛阳，经永济渠可北达幽州（今北京一带），洛阳东南由通济渠可南达扬州及东南各州。另一路由长安经蓝田到商州（今陕西商州市）200里山路过后，可从商州利用丹江、汉水到达长江，由长江顺湘江南下，经灵渠（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桂江、珠江到广州。陆路方面，更是四通八达。

当时国内的主要通讯设施——邮驿，也是空前发达。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疆地区，大致是每3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有驿站1600多处，服役人员约5万人左右。邮驿分为陆驿、水驿和水陆兼办3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驿田。传递速度很快。紧急事情，驿马一天传递300里以上，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反唐，当时唐明皇正在陕西临潼的华清宫和杨贵妃玩乐，两地相隔3000里，6天之内唐明皇就接到了这个紧急情况，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唐朝诗人岑参有一首描写驿骑的诗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把驿骑比作流星，恰到好处。后代小说戏曲中常说“流星飞马来报、”“流星探马报到”，就是由此而来。

古人射龙恢弘大度，不惧往来，是这一时期对外开放的基本特征。它的具体表现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往，还有政治方面的接触，充分体现出当时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就是既有经济贸易往来。又有文化意识的交流，还有政治方面的吸纳。这在封建时代，的确是空前的，充分体现出统治者的自信与开明。

经济的往来以官方的贸易为主。隋朝在京城建国门外设有“四方馆”，管理对外贸易，主管东方的称“东夷使者”，北方称“北狄使者”。唐朝则除了设有管理陆上贸易的机构外，还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检查出港商船，同时也管理唐朝开往国外的商船，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海关机构。为了促进对外贸易，隋唐政府对外国商人采取优待，如隋炀帝时对来到京城的四方外商，从吃、住、行、玩等各个方面予以优待，虽含有夸耀自己的意思，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对外商贸活动的开展。唐朝也曾多次颁发诏令，让各地妥善处理外商来华事宜，如适当降低关税，给予交通往来的方便，并在广州、扬州、明州、登州、泉州、楚州、长安等地设置“蕃坊”，听任外商居留，在法律上予以优待。这一时期的出口商品主要是各种丝织品、陶瓷、茶叶、纸张等，进口商品主要是珍珠、宝石、香料、药品、犀角、象牙等。在官方贸易中，进口商品多以“朝贡”的形式，出口商品多以“回赐”形式进行，均带有一定的优惠性质。对外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则扩大到亚洲、欧洲以及非洲的一部分地区。

在官方贸易的同时，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如黑衣大食（今阿拉伯部分地区）除了多次向唐朝派遣使节外，民间商业往来也不可胜数，当时长安的西市，是黑衣大食商人的聚集地带。广州及东南沿海地区，还有许多从海路来的大食商人，有暂住的，也有久居的，有的还在中国成家立业。波斯（今伊朗）、新罗（今朝鲜）、日本、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地区）、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等邻近国家的民间商业贸易，更是常不间断。

文化交流方面更为广泛。以宗教特别是佛教为纽带的相互交往，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佛教产生于印度，西汉末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它有利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一面，从而加以提倡，使其日益发展，到南北朝时，已非常盛行。隋唐时期佛教更加兴盛，一方面，中国的一些学者到印度等地去学习佛教，取回并翻译佛教经典；另一方面，朝鲜、日本等国的僧人又到中国来学习佛经。一方面，印度等国僧人来中国传经布道；另一方面，中国僧人也到朝鲜、日本、印度等地讲经传法，互相往来，切磋交流。

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这一时期来中国的各种留学生人数很多。其名目有“遣隋使”、“遣唐使”、“学问僧”等等。如新罗，仅开成五年（840年）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一次由中国返回的就有105人。日本，在唐朝前后派遣了19次遣唐使，最多的一次达600多人，都挑选博通经史、娴熟文艺和熟悉唐朝情况的人担任，遣唐使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一些医师、阴阳师、乐师等，是为了进一步深造和求解疑难而被派来中国的。

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纽带，以留学生为载体的隋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丰富。既有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方面的传播，又有语言、文学、文史、典籍、音乐、舞蹈、书法、绘画、体育、杂技、天文、历法、算学、医学、律令、官制，乃至服饰、饮食、居室、礼仪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学习、交流与影响。科学发明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互交流与及时传播。如医学方面，这一时期天竺的外科手术、整骨科、眼科等，已传入中国，并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的中医又传播于日本和朝鲜，切脉术和一些重要医书还传到了中亚和西亚，影响了阿拉伯医学。中国在这一时期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先传到朝鲜，唐末五代又传到了日本，以后又传到越南和欧洲，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播事业。公元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术传人撒马尔罕，此后，又由中亚传入阿拉伯国家，纺织技术，制陶技术，炼丹术和火药，也在唐代传到国外。

除了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外，隋唐时期中外政治吸纳也在进行之中，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在来中国的留学生中，有许多人学习中国的律令和典章制度，有的还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他们学成后回国，多任高官显职，并根据唐朝法制改革本国的礼仪和法律，摹仿中国的行政体制立制设官，试用中国的科举制考选官员。这在当时的新罗（朝鲜）表现得最为明显。

当时在中国做官的外国人也很多。如隋炀帝时曾为江都通守的王世充是西域胡人。日本的阿倍仲麻吕留居中国50年，因“慕中国之风”，改名为晁衡，先后在中国任右补阙、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镇南节度使、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等职。波斯被阿拉伯消灭后，其王子卑路斯来到唐朝，唐高宗拜他为右武卫将军，中宗时又拜为左威卫将军，后来死在唐朝。阿拉伯人李彦升，曾在唐时考中进士，为唐朝立过大功。历任开府仪同三司、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另一高丽人王毛仲，也曾在唐朝当过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并晋封霍国公。安息（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李元谅，曾当过唐朝的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关防御、镇国军节度使等。这些外国人在中国政府中任职，这在当时世界上是少有的。例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唐朝当官，在唐朝看来是很寻常的事，而在当时日本，却被作为罕有事迹大肆宣传。

在这一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涌现出大量值得称道的人物事迹。其中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后世已是家喻户晓；而鉴真和阿倍仲麻吕，也是人们称赞的中日友好使者。

从《西游记》问世以来，“西天取经”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西游记》的内容是虚构的，只有其中的唐僧，确有其人，他就是玄奘。

玄奘原名陈祎，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生于河南缑氏县（今河南偃师）。13岁那年受剃度当了和尚，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明好学，出家以后，又在全国许多地方遍访高僧，钻研佛经。学得越深，疑问越多，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他注意向外国人学习天竺语文，筹集旅费，准备到“西天”取经。

贞观元年（627年，一说贞观三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抱着“若不至天竺，终不东归一步”的决心，战胜了沿途流沙雪山、严寒酷暑等种种障碍，经过现在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前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等国，终于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他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北部，游学了3年，随后来到当时印度的佛教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今伽维城西北），学习《瑜伽师地论》。在那烂陀寺刻苦学习了5年以后，玄奘继续到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求学。经过5年左右，又回到那烂陀寺，在那里主讲《摄大乘论》，发表了重要的论文《会宗论》，并在辩论中驳倒了他的论敌。公元642年，戒日王为玄奘在曲女城（今印度卡诺吉城）举行了一次佛教经学辩论大会，有五印度十八国国王和各派僧人数千人参加，在这次大会上，玄奘获得了很高的荣誉。

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想念祖国。贞观十七年（643年），他用大象和马匹，驮着657部佛经及其他物品起程回国。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二十四日，平安回到唐朝首都长安。唐太宗听说玄奘回来，派宰相房玄龄、大将军侯英、长安令李乾佑等迎接，长安市民还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

回到长安后，玄奘即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20年中，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他还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及原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锡兰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阵乐》介绍给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与唐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在举行葬礼时，长安周围500里内。有数万人来送葬，3万余人庐于墓旁，可见当时人们对玄奘是多么爱戴。

在玄奘“西天取经”后不久，公元688年，鉴真出生在江苏扬州江阴县。鉴真俗姓淳于，14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活动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遍及淮南地区，威望很高。鉴真除了戒律以外，还学习钻研建筑和医药知识。他特别热心社会活动，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还开慈悲院救济贫民，给贫病的人亲自煎药。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高僧荣睿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答应了这一请求，但他的弟子们认为日本远涉大海，不愿东渡。鉴真庄严宣誓：“这是法事，不应顾惜生命。大家不愿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动，有20多人决心跟他一起东渡，但因为种种原因，5次东渡计划均受到阻碍，未能成功。

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到扬州延光寺，拜会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这时鉴真已66岁，且已双目失明，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鉴真率弟子们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东渡，于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欢迎。

随鉴真到达日本的25人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使节团。他们到达日本后，除宣传戒教外，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对日本做出了很大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象法物，代表了我国盛唐时期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艺术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视为国宝。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专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当时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物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物品种，鉴定药物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

唐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开山堂，这就是日本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年的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史上，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代在本国度过。唐开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选人唐朝留学，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到达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都是全国的知名学者，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必修课，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阿倍仲麻吕在太学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不仅精通经典，而且善作诗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说叫“朝衡”）。

大约开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次年，转任“补阙”（从七品），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贵官职。4年以后，他又担任了仪王李燧的“友”（从五品下），职责是陪伴亲王，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就在这个时期，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在归国途中的海上遇难，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后，又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又与王维等人结成密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在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充满对挚友安危的深切关注和惜别之情。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两国友谊交往的桥梁。他既是唐朝官员，又执行日本大使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比如，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带领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进”（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吕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

大历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辞世，终年72岁。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隋唐时期的国门四开、不惧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而言，以佛教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从对外开放中吸纳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一时期的天台、法相、华严、禅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渗透到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发生着错综复杂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成熟与完善的，这从当时绝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副作用，并因之而受到统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现武力灭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时期就是如此。但这只是短暂的插曲，冲突过后，是更广泛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有人感叹，传统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里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意识领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识领域，而是十分广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门守温仿拟梵文字母体系，择定了汉语的30个字母（后经宋人修订为36个字母）。此外在大量经典翻译中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有数万之多，虽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确有不少成为中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在文章方面，当时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带有白话性质的新文体，文章的组织结构，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结构而有新的类型，有人甚至认为，唐代的义疏之学，就是从佛典的疏钞中学来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于隋唐、盛行于宋元明以后的传奇小说等，显然与佛教传播中的“俗讲”与“变文”有渊源关系。建筑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建筑领域也出现了浮屠（梵文的音译，意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举世闻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时期，为安存玄奘取回来的佛经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绘画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传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学术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传入唐朝，唐代《开元占经》中就保留有天竺数学的数码、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僧一行编制《大衍历》时，就曾参考过天竺的《九执历》。音乐、舞蹈方面。外国的音乐、舞蹈占相当比重，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麻尔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眼科等，阿拉伯传人的大量新药材品种，都对当时的中国医药学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学术、艺术领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来因素的成分，堪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共同繁荣。

在经济生活领域，一些新的动、植物品种引入中国。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尔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莴苣，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种植成功。汉武帝时由西域传来的葡萄，这一时期经过培育繁殖，已十分兴盛。长安一带的葡萄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在原有的制糖技术基础上，这一时期还从印度吸收了新的制糖技术，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从西域引人大批优良马种，进行繁殖杂交，使内地的马种得到改良，体质健壮，外形优美。还利用杂交方法制造出新畜种——骡，更是畜种科学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动、植物品种的引进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经济生活中的居室、服饰、饮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习俗的影响。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引水入室，以转风扇，据传说就是从佛菻（东罗马）传来的。唐朝宫人骑马都戴“胡帽”，并影响到民间，还学习外国的化妆技术，白居易以诗形容“元和（唐宪宗年号）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饼”等，也传入长安，当时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还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吟诗。

与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当时世界上众多国家、民族的贡献相应的，是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对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人物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成果，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天宝十年（751年）十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大败，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造纸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到公元1189年，法国有了造纸作坊，在此之前，欧洲人用羊皮纸，一部圣经需用30只以上的羊皮，用纸代替羊皮，其意义自不待言。与造纸术相应，雕版印刷术也先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欧洲，不仅对这些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与交流，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僧一行的《大衍历》传到日本，淳仁天皇于公元763年废去原有的《仪凤历》，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制定的《麟德历》，也很快传到新罗，被新罗采用。以“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为代表的中国中医药学，传到日本和朝鲜等国。并与阿拉伯医药互相交流、影响，促进着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医学事业的共同发展。

与科学发明的传播有一定联系的，是中国的文化对当时世界许多国家文化事业的影响，也很广泛。如在文字方面，日本、朝鲜等国都受到中国文字的影响。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3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人日本，如《论语》、《千字文》等都到了日本。到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到8世纪，日本正式有了文字，而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则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朝鲜在由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文字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的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乃至建筑艺术、雕塑艺术，还有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都既渗透着当时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化因素，又对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化生活领域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邻近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影响更为深远，直到今天，仍可看到当时的影子。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与之相互交往的国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唐律》对当时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法律制度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作过介绍。除此之外，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也不小。这一时期，除了朝鲜在制度方面多仿效中国外，日本也很重视运用中国的制度改造自己的旧有制度。当时来中国的日本“遣唐使”最多，这些遣唐使回国后。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他们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学生在政治上的一场革新运动。从当时革新的主要内容看，“班田制”与唐的“均田制”大体类同；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朝官制为样板的。“大化革新”推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并由此出现了与唐朝社会趋同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包括政治借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在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结合中，选择更为合理、正确的前进方向、道路和方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富强、民主和文明进步。

第十一章

李渊建唐隋朝功臣的后裔，终因不满隋朝的统治，举起起义的大旗。

镇压起义的功臣李渊出生在隋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李虎是西魏和北周最高军官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唐国公，他的父亲也是北周时的柱国大将军。李渊的母亲与北周明帝皇后和隋文帝皇后是亲姐妹。李渊幼年丧父，7岁便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隋取代北周后，15岁的李渊被任命为隋文帝的贴身侍卫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公元617年，隋炀帝派他到军事重镇太原去当留守（官名），镇压农民起义。尽管李渊镇压农民起义很卖力气，但是隋炀帝还是不信任他，派自己的心腹王威、高君雅做太原副留守来监视他。当时反隋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李渊和他的次子李世民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隋朝的统治不会长久，只有趁天下大乱的机会，夺取政权，才能保住家族的地位和利益。

并不急于称帝同年，李渊父子在太原起兵，杀掉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迈出了兴唐灭隋的第一步。随后，李渊做出了富有政治远见的重大决策：他派人出使突厥议和，表示愿意永远结为盟好，并请求出兵协助伐隋。这不仅消除了突厥挥师南下的后顾之忧，还得到外来的兵援，壮大了自己的声势。进而他又招募兵员，制造弓箭，蓄养马匹，积极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李渊广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地位争取各界人士的支持，获得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援助。在短短的120多天内，李渊便占领了关中，攻下了长安。

李渊攻进长安以后，本可以立即称帝建国，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有利于兴唐灭隋的战略角度，十分机智地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又一次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李渊立隋炀帝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侑做皇帝，就是隋恭帝，尊当时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自己做大丞相。这样，他既取消了隋炀帝的帝位，又可以利用杨侑这块招牌去招降隋朝的文武官员，把全部大权操纵在自己手里。

公元618年隋炀帝死后，李渊废掉隋恭帝，改国号为唐，当上了皇帝，称为唐高祖，定都长安。经过一段时间的东征西讨，终于统一了天下。征战七年定大唐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李世民浴血奋战，用7年的时间统一全国。

支离破碎的国家李渊登基为唐高祖的时候，仅据关中一隅，面对的却是一个群雄割据的复杂形势。薛举父子占陇右、刘武周据代北、王世充洛阳称帝、窦建德河北建号大夏、杜伏威江淮为王、萧铣偏霸两湖，自武德元年七月攻薛举，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讨平山东徐圆朗，将近七年的征战，才换来一个统一、安定的局面，为“贞观之治”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

七年征战中，除平江准、定两湖由李孝恭指挥外，李世民先后经历数战，夺陇右、克代北、攻洛阳、战武牢、决湍水、平山东，既表现了他颇知用兵之道的一面，又显示出他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一面。在历代帝王中也不多见。

京师骚动李世民（公元598年—公元649年），唐高祖李渊次子，武德元年封为秦王，九年即帝位，是为唐太宗。

公元617年，李渊父子攻占长安后不久，占据陇右之地的薛举父子便以10万兵力进逼渭水，构成对李渊势力的严重威胁。李渊称帝后，薛举联络突厥“谋取京师”。刚刚被封为秦王的李世民以西讨元帅的名义，将八总管之兵迎击，被薛举精锐包抄掩袭，士卒死者过半，大将军被俘数人，致使“京师骚动”。面对这一战局，秦王并未气馁，积极进行休整。一个月后，亲为元帅，领兵迎敌。由于“士卒新败，锐气犹少”，他便“闭壁”与敌相持两月，“待其气衰后奋击”，一战而“陇西平”，解除了唐政权西北方面的威胁。

两天不吃饭，三天不解甲陇右刚定，刘武周依其大将宋金刚之谋，“人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引突厥之众，连败唐军。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逼近太原，齐王李元吉连夜携带妻小逃往长安。高古代昆虫祖李渊发出“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的哀叹。十月，宋金刚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高祖无奈，亲写诏敕，欲“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秦王坚决反对，以太原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而一统大业未就，就要举而弃之，深以为恨，上表表示“愿假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高祖尽发关中之兵。十一月，秦王统率大军，履冰渡河以迎敌。两军相遇后，又采取“坚壁挫锐”的策略，使宋金刚粮尽计穷，不战自退。

第二年四月，秦王对后撤的敌军开始尾追。在吕州击败退军后，继续紧追不舍。有时，一昼夜行军200里，战数十合。粮草给养供不及时，总管刘弘基“执辔”劝谏说：“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秦王坚意穷追，“策马而进，将士不敢复言饥”。至雀鼠谷，一日八战。这时，秦王已是“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夜宿谷西原，军中只有一羊，烤熟后秦王与将士分而食之。天明后，继续追击。至介休，宋金刚以余众2万背城布阵，决一死战。秦王分兵挡其南、北阵，亲率精骑出其阵后，大败宋金刚，又追击数十里。刘武周知宋金刚全军覆灭，双双亡奔突厥，代北又回到唐政权的统治之下。

腹背受敌刘武周南下之时，王世充借机扩大势力，据有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收复代北两个月后，征战的重点便转向关东。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秦王第三次挂帅，大军长驱河南。在进攻洛阳的要道慈涧，为了解敌情，秦王亲率轻骑探敌营，与王世充大军遭遇。因寡不敌众，道路险厄，被围军中。“左右成惧，太宗命左右先归，独留后殿”，“太宗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顾”，逼退王世充。回到唐军营门，由于满脸尘垢，连守门的军士都认不出他是谁了。直到他解胄自言，方知是秦王。第二天，率步骑5万直逼敌营，王世充自知难敌，退守洛阳，唐军顺利地完成对洛阳的合围。半年的相持，突破洛阳外围防线，“秦王移军青城宫”。王世充以2万之众，欲与唐军决一死战。为察知敌军纵深情况，秦王又一次率精骑数十冲至敌阵背后。冲杀中，众骑失散，只有将军丘行恭一人侍从。王世充骑兵紧逼，秦王坐骑中箭。丘行恭回马紧射，挡住追兵，将坐骑让给秦王，自己执长刀步战，突阵而出，与大军会合。摸清敌阵部署，秦王挥军而进。王世充率众殊死搏斗，四次被唐军冲散，又四次迅速聚合。从早战至午，王世充军渐渐不支。秦王纵兵追杀、直抵城下。一边昼夜攻城一边拼死守城，战局处于胶着状。这时，唐军将士感到“疲弊”，“思归”心切，总管刘弘基等也建议班师。高祖李渊亦以洛阳守备坚固，久攻不下，密令秦王退兵。在这关键时刻，秦王强调：“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并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势必不还广主帅。”极大地鼓舞了攻城将士。不到一月，洛阳城中粮尽，公卿连糠屑也不足供，“死者相枕倚于道”，指日即可破城，当此之际，窦建德10万之众突然出现在唐军背后，要秦王西退潼关。

面对腹背受敌的复杂形势，秦王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各种可能性，亲率骁勇3500人马急奔武牢关。两军对垒后，秦王侦知窦建德布署后，沿途设伏，仅以四人“与之偕进”。秦王“执弓矢”在前，尉迟敬德“执槊相随”。当距敌营三里左右，大喊“我秦王也”，射杀一将，引窦营5000余骑来追，秦王、尉迟先后射杀数十敌，诱其入埋伏圈，首战告捷，唐军士气大振。窦建德数战皆不利，军心涣散，被秦王设牧马之计彻底击溃，窦被俘。武牢获胜，使王世充待援无望，只能开城投降。统一关东的进程，因这两支劲敌的溃败，大大地加快了。

七年完成的伟业班师不到一个月，窦建德旧部复起。不到半年，完全恢复了大夏政权的故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底，秦王第四次总戎出征。第二年三月，决沼水以淹敌众，一战获胜。七月，乘势攻徐圆朗，连下十余城，声振准泅。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五月，平定四方，完成统一大业。

唐朝的建立仅用了一年时间，而实现天下一统却花了将近七年的光景。秦王临敌气势夺人，遇挫斗志不减，战前亲察敌情，每战身先士卒，不避艰险，不畏劳苦，东征西讨，千里转战，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艰苦创业之主。李渊的贤内助李渊能统治天下，与他那位德才兼备、出类拔萃、全力辅佐丈夫的妻子窦氏分不开。

不让须眉的奇女子李渊的妻子是京兆平陵人窦氏，父亲窦毅在后周任上柱国，娶后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入隋后，窦毅为定州总管、神武公。据说窦氏刚出生的时候头发长过脖颈，三岁时竟然和身高相等。窦氏渐渐长大，读书识字，爱读《女诫》、《烈女传》等，并且过目不忘。周武帝见她相貌奇异、天资聪颖，十分喜爱，便把她留在宫中养育，在所有外甥中最疼爱她。

窦氏十分机敏，常有过人的见地，还极重亲情。武帝的皇后是突厥可汗的女儿，因为不受宠一直没有孩子。一天，窦氏偷偷地对武帝说：“四周边境还不安宁，突厥的力量又很强大，希望皇上克一己之私情，以天下百姓为念，对皇后多加慰藉。只要有突厥的帮助，江南和关中地区就不足为患了。”这些话出自一个少女之口让周武帝非常惊讶，他采纳了窦氏的意见。

周武帝死后，杨坚通过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听到这个消息后，窦氏扑在床上，一边哭一边说：“真恨我不是个男儿，不能帮助舅舅家摆脱危难。”窦毅和长公主听到后吓得急忙捂住她的嘴说：“千万不要胡说，传出去是要灭门的。”

仔细挑选如意郎君杨坚既已即位，大局已定，群雄一一翦灭，四海臣服。在这种情形下，窦氏一个窈窕弱女又能如何呢?窦氏到了出阁的年龄，求婚者络绎不绝。窦毅对长公主说：“我们的女儿才貌出众，非常人可比，不能轻易许人，一定要为她找个贤德的夫君。”

于是，窦毅和长公主商定，在自家的大门上画一只孔雀，凡来求婚者必须射两箭。夫妇俩暗自约定，只有射中孔雀眼睛的人才配得上他们的女儿。一会儿功夫，竟有几十人前来射孔雀。但是，他们不是把箭射到孔雀尾巴上，就是把箭射到了其他的地方。许多天过去了，竟没有一个人射中孔雀眼睛。一天，窦家门前来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他不慌不忙，慢慢拉开弓，只听嗖嗖两声，两只箭正中孔雀两眼。窦毅夫妇高兴极了，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个箭术高超的青年就是后来的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当时他是隋朝的唐国公、岐州刺史。

窦氏天资聪颖，很有才气，她还工于篇章规诫，文有雅体，善于书法，模仿李渊的字迹几可乱真，一般人很难分辨。

古代人物后悔没早听夫人之言窦氏的政治见识在嫁给李渊以后又一次得以验证和发挥。她尽心尽力辅佐丈夫，每遇丈夫有难解之事总能一语见地，提出意见。大业年间，李渊做了扶风太守，家中养有几匹骏马。一天，窦氏对李渊说：“当今皇上（指隋炀帝）又爱鹰又喜马，这您是知道的。这几匹宝马应当进献皇上，不要久留在您这里。否则，万一有人告诉皇上，您一定会受到牵累，请您仔细想一想。”李渊听后半晌无语，由于实在舍不得，还是没有采纳窦氏的意见。不久，李渊果然受到了隋炀帝的责难，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提拔。

窦氏替李渊生下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吉，四子元霸。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夏天，窦氏病死在涿郡，时年45岁，李渊非常悲痛。一天夜里，天气酷热，李渊觉得很烦躁，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往日和窦氏一起生活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特别是当年窦氏劝他进献宝马的情景格外清晰。李渊反复追思窦氏的劝告，猛然醒悟。从这以后，为了保全自己，李渊多次购买名鹰好马进献隋炀帝，从而得到了隋炀帝的称赞，不久就被提拔为将军。李渊一边落泪一边对他的孩子们说：“如果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这个官我早当上了。”

无法挽回的遗憾窦氏在生下的四个儿子中最宠爱的便是次子李世民，史书中常说：“后于诸子中爱世最笃”。后来，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有一次路过庆善宫，睹物思人，想起了母亲窦氏，回忆起当年母亲对自己的恩德疼爱，不觉悲恸号哭，旁边的随从也跟着流泪。还有一次，李世民游幸九成宫，梦中看见母亲和活着时一样。梦醒以后，李世民不知不觉潸然泪下。第二天，李世民便下诏有司开仓赈济贫瘠地区的百姓，以报答母亲的恩情。

窦氏虽然没能亲眼见到李渊登上皇帝的宝座，但是，李渊最终能成为皇帝实在是有赖于窦氏的启示啊。窦氏死后最初埋在寿安陵，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死后，和李渊一起埋在献陵。公元674年，唐高宗李治封窦氏尊号为太穆顺圣皇后。血溅玄武门一次并不光彩的宫廷政变，成就唐朝的开国盛世。

李世民广罗人才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长子李建成经常在李渊身边协助处理军国大事，次子李世民经常率军出征，他们二人都立了大功。公元618年李渊于长安称帝后，除第四子元霸早死外，立长子建成为太子，次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

秦王李世民在长期的征战中，收罗了大批军事人才，如尉迟敬德、屈突通、段志玄、秦叔宝、程知节等，班师长安后，又以开文学馆为名，收罗了杜如晦、房玄龄等18名文职官员。这样，秦王李世民便建立了一个文武兼备的秦王府集团。后来，李世民在朝中又得到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元老功臣的支持，势力日盛，这就对太子李建成的皇位继承权构成了巨大威胁，太子李建成便想伺机除掉李世民。李世民本来对高祖立建成为太子就心中不服，但鉴于当时的传统观念也无可奈何。

太子的毒计李建成心胸狭窄，虽被封为太子，但见秦王才能过己，人多势众，生怕夺去自己的太子位，便也加紧收罗人才，扩充实力。首先，他利用太子这个身份，把一些皇亲国戚、元老重臣拉在他的周围，如齐王李元吉、德妃的父亲尹阿鼠，还有文官魏征、王硅和武官冯立、薛万彻等。接着，他用计拉拢受高祖宠爱的嫔妃，如张婕妤，尹德妃等，经常在高祖面前对秦王造谣中伤，同时招募勇士二千余人，这样便又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太子集团。

太子李建成怕夜长梦多，加快准备，欲伺机将秦王害死。公元625年7月的一天，高祖外出打猎，让他们就地骑马比箭，李建成设计将一匹未驯烈马让秦王骑。秦王三上三下，才将烈马驯服。秦王知道太子用计，不由气愤道：“有人想用此马害我，但生死有命，岂能任小人所为?”李建成听到后，让张、尹二妃去向高祖诬陷秦王道：“秦王自称上天授命于我，正要我去当天子，怎会就死?”高祖听后将秦王叫来怒责道：“谁是天，自由上天授命，我还没死，你谋求帝位之心为何这等急切?”正在这时，边报突厥进犯，高祖为让秦王率军抵御，便赦免了他。李建成见一计未成，又设一计。公元626年6月1日，太子李建成将秦王李世民邀来饮酒。秦王饮后心痛难忍，吐了几口血，幸被淮安王李神通救回西宫。后来，建成建议高祖让元吉代替秦王出征，元吉又请求将秦王府的战将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归己指挥，并调秦王府部下精锐兵士充实自己的部队，高祖都一一同意。

古代昆虫不得已的政变秦王李世民闻悉觉得情况危急，急忙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叫来商议，一致决定，立即动手，先发制人。6月3日，秦王李世民上朝揭发太子李建成在后宫胡作非为以及与张、尹二妃的暖昧关系，高祖大吃一惊道：“竟有此事?”世民又道：“我丝毫没有对不起哥哥和弟弟的地方，可他们一次一次地设计要杀死我。”世民没有说完便已泣不成声。高祖对太子陷害秦王的行为已有所闻，现又听说调戏他的宠妃，更是心中不快，便对世民道：“你所说的问题，我明天就审，你最好早来参朝。”

6月4日一早，秦王便率长孙无忌等人埋伏于玄武门附近。张婕妤暗中得知秦王上表的大意，便提前通知了太子。太子和齐王自以为内有张、尹二妃，外有自己的心腹将阿常守卫，不以为然，仍决定上朝观察动静。当他们二人来到临湖殿时，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回头便跑，秦王搭箭射去，太子应弦倒地而亡。齐王见事不妙，乘骑入林。秦王催骑入林追去。不慎被树枝挂住，倒下马来，齐王一个箭步上去，掐住了秦王的脖子，眼看秦王将死，尉迟敬德急速赶来，一箭射死齐王，秦王得救。

高祖得知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已死，不胜悲痛。但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便于6月7日将秦王李世民立为太子，并颁布诏书道：“从今天起，军队和国家的各项事务，无论大小，全交付太子处置决定，然后朕再听取奏报。”6月15日，高祖李渊自称太上皇尊号；8月8日，高祖李渊颁布诏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世民；8月9日，太子李世民在东宫显庆宫显庆殿即皇帝位，是为太宗，时年28岁。论功行赏李世民论功行赏，绝对公平，让人心服口服。

让叔父当面出丑公元626年8月9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称帝，9月24日，与群臣面对面地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问题，在宣布各种任命名单后，对众臣道：“朕授予你们的官职、爵位，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在此提出来研究。”众臣开始讨论，十分热烈。

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服气，对太宗道：“太原起兵的时候，我在关西首先率部响应，赴汤蹈火，置生死于度外，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官职比我高，我心中确实感到不平。”

太宗听了之后，首先肯定了太原起兵，接着就把李神通过去怎样被窦建德打败，全军覆没，后来又败给刘黑闼，仓惶逃跑的事实，一件一件地摆了出来，尔后说：“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的尊重无以复加，但不能徇私情，与有功之臣同行封赏。”

李神通听后，自觉惭愧，低头不语，众将领听后，无不叹服，互相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徇私情，我等还有什么不感到满足的呢?”给自己的亲戚降一级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故对远房兄弟及他们的儿子都封为王，即使童孺幼子也不例外，多达数十人。太宗即位后，征求众臣的意见道：“遍封宗室王，对天下有利还是有害?”

重臣封德彝道：“以前只有皇帝的儿子、兄弟才封为王，对于他人，如无特殊贡献，皆不封王。如今太上皇亲九族，大封宗室，这是自汉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恐怕难以昭示天下的公道!”

太宗点头赞道：“卿言很有道理。朕这个天子，是天下人的天子，怎么可以只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室呢?”于是，便于公元626年11月5日下诏，将宗室郡王，除几个有功者之外，其余全部降格为县公。

事后太宗常对文武百官议论：“君主大公无私，才能使天下人信服。民众是朕和你们大家的衣食父母，故设置官职是为百姓服务的，理应选贤才，用能人，而不能以远、近、亲、疏为准，否则无法治理国家。”一代贤相房玄龄李世民的成功也离不开自己的“子房”——房玄龄。

小时候便高瞻远瞩房玄龄自幼就很聪明，他博览经史，工于草书隶书，善写文章，曾跟随父亲前往京城。当时天下安宁，大家都认为隋朝国运长久。房玄龄避开左右对父亲说：“隋朝皇帝本无功德，只会迷惑黎民，不作长远打算。他混淆嫡亲和庶出，让他们互相争夺，皇太子与诸王，又竞相奢侈，早晚会互相残杀。靠这些人国家将难以保全，现在天下虽然清平，但其灭亡却指日可待。”

房玄龄像房彦谦听后很吃惊，从此对他刮目相看。房玄龄18岁时，本周举荐他应进士考，及第后被授羽骑尉。吏部侍郎高孝基颇有知人之明，见到房玄龄后深加赞叹，对裴矩说：“我阅人无数，还未见过这样的郎君。他日必成大器，但恨我看不到他功成名就，位高凌云了。”

后来，房玄龄的父亲久病百余日，他尽心侍奉药膳饮食，总是和衣而睡。父亲去世后，他曾五天不吃不喝。后来房玄龄被任命为隰城县县尉。

帮助李世民夺取江山李渊举义旗入关内后，秦王李世民率军向渭北拓地，房玄龄驱马前往军营。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如同旧友相逢，委任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遇知己，就竭尽全力，知无不言。每当讨伐贼寇时，众人都竞相搜求珍玩，惟独房玄龄先去网罗人才，送到秦王幕府。遇有猛将谋臣，房玄龄就暗中与他们结交，使他们能尽死力。

不久，太子李建成见秦王伟德功业比他更盛，产生猜忌。秦王曾到太子住所吃饭，中毒而归。秦王幕府人人震惊，但又无计可施。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现在怨仇已成，祸乱将发，天下人心无主，各怀异志，灾变一作，大乱必起。不但祸及幕府，还怕会倾覆国家，在此关头，怎能不再三深思呢!我有一计，不如准从周公诛杀兄弟的故事，就能对外抚宁天下，对内安定宗族社稷。古人曾说‘治理国家的人不能顾及小节’，说得就是这个道理。这比家国沦亡、身败名裂不是要好的多吗?”长孙无忌回答：“我也早有这种打算，一直没敢披露出来。您现在所说的，与我的想法深深相和。”长孙无忌于是入见秦王献策。李世民召来房玄龄对他说：“危险的征兆已呈现迹象，应该怎么办呢?”房玄龄回答说：“国家遭逢患难，古今没什么不同，不是英明的圣人，不能平定它。大王功盖天地，符合君临臣民的预兆，自有神助，不靠人谋。”

房玄龄在秦王府十余年，每当撰写奏章时，他驻马路边，一蹴而就，行文简介，道理充分，不打任何草稿。高祖李渊曾对侍臣们说：“此人深知事理，完全可以委任。每当他代秦王向我陈述事情，我就像与我儿子对面谈话一样。”太子李建成看到房玄龄、杜如晦被秦王信任，十分厌恶，便在高祖面前进谗言，于是房玄龄与杜如晦一起被贬斥。

后来，李世民命长孙无忌召来房玄龄和杜如晦，悄悄带他们入府议事，帮助自己成功策划玄武门之变，入主东宫成为皇太子。为了感谢房玄龄的协助，太宗提拔他为太子右庶子。

对房玄龄的恩遇贞观元年，房玄龄又升任中书令。太宗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候君集五人为第一。房玄龄晋爵邢国公。

贞观三年，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太子太师，房玄龄坚持不受，改任代理太子詹事、兼吏部尚书，后又代替长孙无忌任尚书左仆射，改封爵为魏国公，并兼修国史。房玄龄既已总管百官事务，就虔诚恭谨、日夜操劳，尽量做到事事处理恰当。听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有长处那样高兴。他精通吏事，审定法令意在宽平，用人不求全责备，从不以自己的长处来衡量别人，随才录用，不拘贵贱，被世人称为良相。有时因事被皇上指责，他就连日在朝堂上磕头请罪，惶恐不安，似无地自容一般。

贞观十三年，太宗加封房玄龄为太子太师。房玄龄表示，若要自己接受，先要解除尚书左仆射的职务，太宗下诏书说：“选用贤能的根本，在于无私；侍奉君上的道义，责在当仁不让。你若拘泥这点小事，难道就是平常所说的辅佐朕共定天下吗?”房玄龄不好再推迟，只得带官加任太子太师。

后来，房玄龄的女儿封为韩王妃子，儿子房遗爱娶高阳公主，显贵一时。他自己又官居宰相达15年之久，于是多次请求辞官。太宗下诏宽慰，但并不批准。贞观十七年，房玄龄和司徒长孙无忌的画像被永久地刻在凌烟阁上，并赞词说：“才能兼有辞藻，思虑化入神机。为官励精守节，奉上尽忠忘身。”唐太宗兼听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和唐太宗肯于兼听纳谏有密切关系。

不让宫里的阴气过剩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说：“以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无用的宫女仍然很多。宫里阴气太盛，也会招致天灾。”唐太宗接受了李百药的建议，下令释放宫女，前后放出三千多人。

不征少年当兵武德九年，太宗派使臣征兵，封德彝建议中：男虽未满18岁，身强力壮的也可当兵。唐太宗批准了他的建议，已经写好了诏令。但是魏征坚持认为不能这样做。唐太宗很生气，对他大加指责。魏征回答说：“竭泽而渔，暂时虽然有鱼吃，但是，一次把大小鱼都捞尽了，以后就无鱼可捕。同样道理，假若毁林打猎，虽然暂时可得来不少野兽，但是将来就永远打不到野兽了。如果叫全国的男子都去当兵，那么租调徭役由什么人负担呢?况且兵不在多，全在统帅得当，何必拿幼小的人凑数呢?”唐太宗一想，魏征说的很有道理，便接受了他的建议。

自比商纣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打算到洛阳巡游，于是下令修洛阳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反对，他说：“因巡游东都，先修宫室，这不是当前的急务。当年平定王世充时，凡隋朝宏大奢侈的宫殿都拆毁了，取得了人民的拥护。现在还不到十年，又建豪华的宫殿，为什么以前的坏事，又去学呢?关中是全国的要地，应千方百计设法使其保持稳定。目前民生凋弊，陛下这样做，就是走隋炀帝的老路，那弊害恐怕比隋炀帝时还甚。”

唐太宗回答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夏桀、商纣怎样呢?”张玄素说：“如果这项工程不停，将来的命运和商纣同样可悲。”

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建议，说：“这是我考虑的不周。既然如此，就停建吧。”

魏征放过县令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当地的有关官吏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李靖住。唐太宗知道这件事很生气说：“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让这些人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都是朝廷大臣，而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朝廷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朝以后，陛下也要向大臣询问民间疾苦。官舍应作为接待朝廷官员之处，这是合情合理的事。至于宫人他们除了办理生活小事以外，根本不接待来访的客人。如果因此惩罚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不再查办县令了。

择善而从唐太宗纳谏的事例很多。他不仅能纳谏，并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论朝政，提出改进意见。例如，太宗登基不久，上朝时态度十分严肃，弄得大臣们战战兢兢，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唐太宗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主动改变作风，自己有意识找大臣交谈，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敢于批评朝政的大臣，给予赏赐。有一次，唐太宗准备把元律师判处死刑，当时孙伏伽不以为然，批评太宗说：“元律师没犯重罪，陛下判刑过严，实际这是滥加酷刑。”

他接受了孙伏伽的批评，并且把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赏赐得过分优厚了。”唐太宗说：“我从登基以来，大臣没有敢批评朝政的，这次厚赏孙伏伽，就是为了鼓励大家关心朝政多提意见。”

其次，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批评朝政的条件，建立了一种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实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及时了解朝政内幕，宰相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如果有错误，谏官有权当面指责。同时，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可以及时了解皇帝和宰相的言行，然后根据第一手材料编写起居注，对于封建统治者是一种监督。

另一方面，唐太宗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叫臣下把意见反映出来。一是令文臣武将写书面材料；二是太宗自己先提出具体问题，主动听取大臣的意见；三是组织大臣进行辩论，择善而从。例如，贞观九年（公元631年），太宗令文武大臣写书面材料评论朝政。当时有个叫马周的人，在中郎将常何家作客。常何本人目不识丁，于是请马周代笔，写出二十条建议。唐太宗看了常何送来的意见，表示非常满意，并且嘉奖了他。常何面红耳赤地说：“臣下不会写字，这些意见是我的客人马周代笔的。”太宗立即召见马周，和他谈了一席话以后，提拔他任监察御史，后来马周还当了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兼听纳谏，不怕批评，择善而从的精神，在历史上传为佳话。任用贤才为政之要，惟有得人。

看重实际的表现唐太宗经常和大臣们讨论用人问题。他曾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古代昆虫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也说过“严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通鉴》卷194）这也就是唐太宗用人的标准。他从执政以来，就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听说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有才，便亲自召见，问以治国之道，张玄素对答如流，太宗点头称赞，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

另一方面，太宗注意从官员的实际表现中考察发掘人才。例如，贞观八年，太宗修洛阳宫，当时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疏犯颜直谏，太宗认为此人忠直可嘉，立即提拔为监察御史（中央管监察各级官员的下级官职）。贞观十四年冬十月，唐太宗到东都附近狩猎，县丞刘仁轨不以为然，他说：“今秋大稔，民收获者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太宗听了很受感动，立即停止打猎，并提升刘仁轨为新安县令。贞观二十年，当时缺少一名刑部侍郎，太宗先叫宰相提出人选，有几个人被推荐上来，太宗审查后都不满意。后来他想到李道裕合适，因为这个人有见识，能坚持原则，并敢于向不良倾向作斗争。过去处分张亮时，他曾坚决反对朝廷的判决，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唐太宗因此提拔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唐太宗用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以“四海为家”，从各方面网罗贤才，魏征跟从过李密和窦建德，以后又充当李建成的谋士，曾策划消灭秦王。玄武门政变以后，唐太宗却毅然任用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提升为尚书右丞。李建成的其他部下如王硅、薛万彻以及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如程咬金、秦琼等，也都被太宗任用，并取得高官显职。

对待少数民族里的人才，太宗也委以要职，如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都当了将军。

唐太宗不仅重视京官，而且重视外职。他认为都督刺史是亲民之官，更须任用贤才，他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贞观八年，还派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对有功的官员予以升迁，对贪污失职的官员加以惩罚。诤臣魏征魏征敢于纳谏，李世民择善而从，成为历史上的君臣佳话。

提拔自己的对手魏征，字立成，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少时孤贫落魄，出家为道士，曾为唐太子李建成心腹，劝其及早除去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太子被杀后，秦王传召魏征道：“你为什么从中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魏征道：“如果已故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进言，肯定不会被杀。”李世民久慕魏征之才，听后不仅不怒，反让其为詹事主薄、谏议大夫，专门负责规讽皇帝得失的重臣。不久，唐太宗即位，便提升他为尚书右丞。

顶撞皇帝唐朝规定男子18岁至21岁为征兵的年龄。公元626年12月底，分管兵部工作的尚书仆射封德彝见征兵人数不够，便入奏扩征18岁以下身体强壮的未成年男子入伍，太宗同意。诏令发出，封德彝让魏征签字（联合签署），魏征不但不签，反而生气地说道：“即使是皇上的意见我也反对。”

太宗知道后，大怒，令人将其叫来责道：“兵员在规定年龄之内招不够，稍扩大点范围有何不可，你为何如此固执死板?”

魏征道：“军在于以道义加以统率，而不在于以多为强。陛下过去常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是想使臣以皆无欺诈。’现在陛下即位不久，已经有些地方失信于民了，如今再不按皇帝规定的去办，擅自行事，臣下实在不敢贸然签发!”大宗惊问道：“朕什么时候干过失信于民的事?”魏征道：“陛下刚即位时，下诏道：‘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掉!’但实施时，则规定过去拖欠秦王府的财物照样归还，难道秦王府的财物不属于官家吗?后来你又规定：‘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下诏说，纳税和服徭役，从下一年开始，这不是又说了不算么?我以为，陛下要取信于民，所定法令应即日开始，不应朝令夕改。”

太宗听了，当时的确觉得有点下不了台，但仍转羞为喜道：“朕以前总认为你比较固执，不通时务。今日见你议论国家大事确实件件切中时弊。如果朝廷对政令不行，百姓不知所从，又怎能治理好国家呢?仔细想来，朕的过失已经很深了。”于是，下诏废除点征中少男的诏书，并赐给魏征一只金瓶。

不愿意做忠臣公元627年12月，有人诬告魏征偏袒犯罪的亲属，太宗命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结果一无所获。温彦博对太宗道：“魏征做事开诚布公，直来直去，不避妨疑，才招致别人诽谤。故今后做事，虽无私心，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太宗听后，便让温彦博转告魏征：“今后遇事，应注意有所保留。”

魏征听说后，便去对太宗道：“我听说皇帝与臣下，应该同心，以诚相待。如果上下都有所保留，怕担风险，那么国家的兴衰隆替就难以预料，臣不敢奉诏。”

太宗惭愧道：“是朕说错了。”

魏征又道：“我很高兴为陛下做事，愿成为一个良臣，而不做忠臣。”

太宗惊讶道：“难道良臣和忠臣还有什么区别吗?”

魏征道：“是的，后稷、契、皋陶，他们辅佐君主，上下同心，共享荣耀，这是良臣；而像龙逢、比干那样，虽也面折廷争，但身亡国破，这便是忠臣。”

太宗十分高兴，接着问道：“当皇帝的何以为昏，何以为明?”

魏征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秦二世偏信赵高，天下发生叛乱自己也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直到侯景打到宫内，才大吃一惊，自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他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如此看来，人君如能兼听，权臣便不能壅蔽，下情得以上达，自然便是明君了。”

太宗听后，高兴道：“你说得非常对。”

失去镜子的悲痛由于魏征常常犯颜直谏，有时甚至闹得皇帝很难下台，故太宗对他从心眼里有点发怵。公元628年10月的一天，魏征进宫，见到皇帝的车驾仪仗已经准备停当，但不一会又撤了。为此，魏征在见到太宗时问道：“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我进来时见到外面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不知陛下为何又撤除了。”太宗笑道：“起初确有此念，但见你来了又怕你嗔怪，故又撒了。”

又有一次，太宗得到一个好雀鹰，很是喜爱，外出时将它放在臂膀上。但不巧，偏偏遇见魏征远远向他走来，便赶紧将雀鹰藏在怀中。魏征来到太宗面前奏事，很久才去，当太宗把雀鹰从怀中拿出来的时候，雀鹰却早已被闷死了。

公元643年1月17日，魏征去世，太宗对魏征常常思念，并对身边大臣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今魏征没了，使朕失去了一面镜子。”一人贤后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很好的女人。

临终的嘱托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的一天，长安宫城立政殿内一片寂静，宫娥、太监们肃立殿外，个个神色黯然。原来，长孙皇后的病情突然加重，看来将不久于人世。唐太宗李世民正在爱妻身旁，心情异常沉重。弥留之际的长孙皇后微微睁开了双眼，似乎有话要说，李世民赶紧俯下身去安慰妻子，只听长孙皇后吃力地说道：“房玄龄追随陛下最久，处事小心谨慎，军国大事、奇谋密计从不对外宣泄，如果他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希望陛下不要轻易弃之不用。再有，妾身家族的人千万不要委以重任，他们能以外戚的身份立足于朝堂也就万幸了。我死之后不要厚葬，要效仿古代圣贤，崇尚节俭，劳民伤财、大起山陵，那是无道君主所为。我死了，可依山而葬，不用棺木、木器、瓦器陪葬，薄殓送终，陛下如能做到这些也就是没有忘记妾身。”说完，这位一代贤后驾崩立政殿，时年36岁。

唐太宗李世民悲恸万分：“皇后驾崩，我再也听不到她的规劝良言了。她贤明慈爱，每能规谏，补朕之阙，失去这样一位贤内助，怎么不叫人痛心呢?”

不参与政事的女能人古代人物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河南洛阳人，魏拓拔氏的后裔。长孙氏的先人曾任宗室长，因号长孙，此后便为姓。其高祖为大丞相、冯翊王，曾祖父为平原公，祖父为左将军，父亲长孙晟博览群书，精通兵法，担任隋右骁卫将军，可谓官宦世家。长孙皇后由于受到父亲长孙晟的影响，喜好读书，尤爱图传，精通文史，常常引用古往今来的善恶以自鉴，并十分熟悉礼法。长孙晟的哥哥长孙炽是周时的通道馆学士，听说窦氏（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曾经劝后周武帝安抚其皇后突厥女心中感叹，常对长孙晟说：“这么明睿的人一定会生下不同于常人的儿子，我们一定要跟她结为亲家。”

于是，长孙晟在女儿13岁时将她嫁给了李世民。从太原起兵到玄武门之变，她与李世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夫妻之间情深意笃。李世民即位后，她被封为皇后，母仪天下，掌管后宫。为吸取前朝历代后妃、外戚干政，祸乱国家的教训，她对自己及其兄弟子侄要求甚严，充分显示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政治家的风范。长孙皇后天性节俭，日用器服够用则止。她喜欢读书，不论寒暑都不中断。有时唐太宗遇到疑难未决的军国大事，总想征询长孙皇后的意见。因为他知道皇后饱读诗书，见识深刻，但长孙皇后总是以各种借口拒绝，她常说：“牝鸡司晨，意味着一个家将贫穷，我怎么能干预国事呢?”无论唐太宗怎样恳请，她就是闭口不答，决不参与政事。

对皇帝的劝谏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李世民是布衣之交，自幼就交情深厚。太原起兵后，长孙无忌追随李世民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是唐朝开国元勋之一。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封他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左仆射，并可自由出入宫中，意即辅政。长孙皇后听说后，多次规劝太宗撤消这个决定，但太宗并未采纳。长孙皇后无奈之下只好让哥哥亲自去找唐太宗，苦苦哀求，请求逊职，唐太宗只好改授他一个一品文散官。

长孙皇后是一位很有见识的人，她并非对所有政事概不与闻，每逢唐太宗头脑不够冷静、出现偏差的时候，她总会主动出面诱导。

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后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嘴里不停地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赶忙过来好言相劝：“是什么人惹陛下发这么大的火?”“还不是那个魏征，每次在朝堂上他都敢当面顶撞我。”唐太宗怒气难消。长孙皇后心中暗暗吃惊，她知道魏征一向忠心耿耿，为了大唐江山敢于冒犯龙颜。

于是，长孙皇后第二天换上朝服，来到大殿朝拜太宗，令太宗大吃一惊。因为按照唐制，皇后只有在参加册封、助祭等盛大仪式时才穿朝服。只见长孙皇后下拜道：“恭喜陛下!我听说君主英名，臣子才正直，如今魏征敢于直言进谏，可知是陛下英名之故，妾身怎敢不祝贺你呢?”一席话说得唐太宗怒气全消。

第十二章

对孩子的培养长孙皇后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有一次，爱女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唐太宗违反旧制，下令有司将嫁妆加倍。在魏征的竭力规劝下，唐太宗放弃了这个念头。事后，长孙皇后特意赏赐给魏征钱四百缗、绢四百万匹，并对他说：“早就听说你忠诚正直，通过这件事情我真正看到了，故以此相赏，希望你一如既往，辅佐天子。”太子承乾入主东官后，长孙皇后多次告诫他要戒奢尚俭、修身养性。有一次，太子的乳母在长孙皇后面前抱怨东宫缺少器物用度，希望能增加一些，长孙皇后听了十分生气，斥责道：“作为太子，多担心的应是德不立、名不扬，哪能光想着缺少东西呢?”

人们永远的怀念长孙皇后虽然对自己要求很严，作为后宫之主，她对妃嫔们却是极其宽厚仁慈，从不滥生冤狱，妃嫔宫娥生病了，她亲自探视，还用自己的药膳资助。因此，宫中上下对长孙皇后都爱戴有加。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长孙皇后与唐太宗一起去九成宫，不幸身染重病，药医无效，太子承乾想通过大赦天下、度人入道等办法来修福去灾。长孙皇后坚决不同意：“死生有命，非人力可为，如果积德修善可以延长寿命，那我一辈子没做什么恶事，如果行善无效，还有什么冥福可求呢?大赦天下是国家大事，怎能为了我而坏了国家法律呢?”于是太子不敢以此进奏，转而告知大臣房玄龄，房玄龄又转奏太宗，太宗听了不禁赞叹皇后的美德。

长孙皇后留给后世并为历代所称道的是她采古代妇人事迹著成的《女则》十篇，并旁征博引，很有借鉴意义。长孙皇后病逝后，太宗拿着这本书潸然泪下：“这本书将用来怀念皇后，我失去了一个多么好的良佐呀!”

唐太宗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以说长孙皇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了协助太宗治理国家，她以身作则，从不因一己之私而破坏国法，可谓一代贤后。玄奘西天取经《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事。

立志成为名僧唐僧俗姓陈，名讳，隋文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生于洛州缑氏镇一个官宦之家。曾祖是后魏的上党太守，祖父是北齐的国子监博士。父亲陈慧，当过江陵县令，隋炀帝大业末年辞官回家。陈慧生有四子，玄奘最小。因为玄奘生活拖累，玄奘的二哥陈素，即后来的长捷法师，小小年纪便被送进寺院，一边识字，一边习经，后来他又到了东都净土寺，成为知名僧人。这时，玄奘家中已经变得十分贫困，二哥便把这个小弟弟带在身边，教他读书认字，传授佛学义理，并有意识地让他学习辩论技巧。玄奘11岁即能诵读《维摩诘经》、《法华经》等，早早显露了佛慧之才。13岁时出家为僧，法号玄奘，少年时代的玄奘潜心于对佛经的研究，足迹遍布四川、河南、河北、湖北等地的著名寺院，拜访求教了许多佛学大师，被人们誉为佛门“千里马”。由于他虚心求教，博采众长，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并且精通佛家经典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因此彼人们称为“三藏法师”。

玄奘立志做个像哥哥那样的名僧，对于佛理的钻研几乎到了入迷的程度。然而适逢战乱迭起，饥荒不断，佛寺的粮食无以为继，常常饿着肚子学习。玄奘在钻研佛学的过程中发现：有些经文晦涩难懂，词不达意；有些残缺不全，互为乖异；有些取舍不当，精芜杂存；有些前后相悖，存在矛盾。其实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隋唐以前，译经者良莠不齐，有的胡人不擅长汉语，汉人则不擅长梵文。而且师承派别各不相同，经典传本也有差别，加上众多佛卷多为手抄，因此难免出现混乱局面。玄奘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本溯源，求得真经。因此他下定决心，西行天竺，寻师访学，把佛经之真谛带回中华大地。

偷偷出境《西游记》中有唐太宗李世民梦游地府，如患大病，茫然不知所措。适逢玄奘在长安设法会讲经，李世民前去听讲，不禁大受感动。于是命人写了取经文牒，御赐宝马一匹，并与玄奘结为兄弟，率领文武百官把这位御弟送到长安城外，玄奘作为名正言顺的唐僧，从此踏上了西天取经的漫漫之路。

从小说的情节描写中，我们都会以为玄奘是作为唐朝的取经大使而前往西天的，事实上玄奘根本没有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玄奘二十多岁时曾经上旨，请求去天竺求法，但是被严词拒绝。因为唐初西域各国连年混战，边境不宁，从国家安全考虑，朝廷暂时禁止私人出入西域各国。玄奘只好留在京城，到天竺人居住的地方熟悉梵文梵语，为日后取经暗暗做着准备。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八月，玄奘决定违禁出国。他晓行夜宿，到达了金城（今兰州市）。在这里设坛讲经，顺便筹集一些路费。当时的玄奘已经很有名气，许多西域商人都来聆听，当得知玄奘有去天竺取经的意图后，纷纷慷慨解囊，还有的帮忙讲明路线，介绍注意事项和联络方法等。不久，玄奘就来到了姑臧县（今甘肃武威市）。他在寺院里看到了朝廷要捉拿他的公文，因此不敢白天上路，只好星夜兼程。过了玉门关，玄奘被戍边兵士发现，差点被士兵用箭射死。校尉王祥命人拦住玄奘，劝告他西天路途实在太遥远了，孤身行走十分危险，能够抵达天竺国的希望几乎没有，希望他回心转意立即东返。玄奘谢绝了王祥的好意，认为一个佛家弟子不能面对困难就畏惧退缩，表示性命不要，也要发誓前往西方。王祥见说不动玄奘，只好以逮捕治罪相威胁。谁知玄奘毫不畏惧，坚定地表明自己的决心。王祥见他连死也不害怕，不忍心再为难这位法师，便为他置备了路上用品，又派了几个心腹，向西送了一程。

烂陀寺历经千辛万苦玄奘来到敦煌，稍事停留，便大胆闯进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带。一次他失手打翻了水袋，将水全洒在地上。没有了水，在沙漠上是无法继续前进的。玄奘坚持前进，发誓不取回真经不罢休。终于在第五天夜里找到了水源，方才死里逃生。经过天山要塞，由于路险难行，耽误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来到高昌国。在这里，玄奘为国王讲经说法，使之深深服膺，二人还结拜为兄弟。高昌国王本来想要留玄奘住在本国，并答应让全国百姓都做其弟子，被玄奘婉言谢绝。国王看不可强留，于是敕令殿中郎携带绫帛500匹，书信24封，给随骑60，将玄奘安全护送到突厥叶护的牙所。当时大雪山以北六十多个国家都是突厥叶护的部属，高昌国王以玄奘兄长的身份，为玄奘西行打开了通路。

《西游记》作者正是把高昌国王盛待玄奘的事情嫁接到唐太宗身上，其实大唐的皇帝并不支持玄奘西行取经。

后世永远的称颂后来，玄奘克服重重困难，历经138个国家，终于来到西天取经的目的地——天竺最有名的那烂陀寺。在这里，玄奘经过17年的艰辛学习，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回到了长安，受到数十万人的盛大欢迎。唐太宗当时在东都洛阳行宫，在官员的安排下，玄奘转赴洛阳，受到太宗的接见，随即安排在长安弘福寺里翻译带回的佛经。玄奘除去翻译了大量佛经外，还口述成了十二卷史地著作——《大唐西域记》，详细记录了玄奘法师在西行期间所经过的山川、城邑、特产、习俗等见闻趣事，不仅为以前所有著作所未载，也为朝野人士所未闻。

麟德元年（公元664年）正月，玄奘大师感到心力不足，不得不停下手中的译笔，一个月后在玉华寺圆寂，终年63岁。他对于佛学的贡献，一直为后人所称颂。远征西域中原的封建秩序逐渐稳定，反击突厥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

一日数惊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十一月，太宗以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又以李勋、柴绍、薛万彻等为诸道总管，领兵十余万远征突厥。

李靖先领数千骑兵从云州（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北挺进，直奔恶阳岭（今山西定襄县南），使突厥“一日数惊”。颉利可汗被迫向碛石（今阴山以北）撤退。李靖乘机夺取了定襄（今山西定襄）。同时，并州大总管李勣又从云中杀了过来，颉利可汗急忙派兵防守白道，又被李勋所败。颉利可汗又从碛石窜入铁山。此时，颉利可汗很害怕，就派执失思力赴长安谢罪，准备举国投降。唐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和安修仁出使突厥，与之议和。

兵不厌诈李靖看清了颉利可汗的意图，对张公谨说：“颉利暂时虽败，但他部众仍然很多，假若放纵他们逃到漠北，有朝一日还可能东山再起。现在应当乘唐使到突厥协商停战之机，突然袭击。”

张公谨说：“目前皇帝陛下已经允许同突厥讲和，并且派鸿胪卿前去商谈，我们如果骤然发兵，岂不要伤害我们自己的使臣吗?”

李靖说：“兵不厌诈，韩信破齐就是用这个计策，牺牲一个唐俭有什么了不起?”这时正好李勋也率兵来会，李靖和李勋商议好了，立即选1万精骑，带20天口粮，尾随在出使突厥的唐俭以后。颉利可汗果然由于唐使前来放松戒备。闻报唐兵来袭，质问唐使。唐俭说：“我们二人是从长安来的，双方议和之事，朝廷尚未通知前线将士。只要我们前去向李尚书说明情况，他们会立即退兵。”

颉利可汗信以为真，就让唐俭同副使安修仁出帐而去，未加戒备。李靖乘虚进攻，杀突厥万余人，俘虏十余万人，颉利可汗逃走。

换回十年的和平这时，李勋的部队已切断了颉利可汗北逃的道路，迫使许多帐落投降，并俘获五万余人。灵州总管李道宗，从另一路追杀，俘虏了颉利，反击突厥的战争取得全胜。从此，从阴山到大漠，都被唐政府统一，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

东突厥战败以后，他们有的投奔西突厥，也有的归附薛延陀，并有十余万归附唐。唐太宗把降服的突厥安置在北方边区，设六都督府管辖。另一方面，突厥上层人员迁到长安，其中封五品官者百余人，还有少数人当了将军。

统一西域唐太宗统一大漠南北以后，接着就扫除“丝绸之路”的障碍，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

唐朝的西域，主要指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的新疆、青海广大区域。早在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就在这里设置西域都护府，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帕米尔地区。东汉继续设都护或校尉进行管理。中原和西域始终保持密切联系。隋朝平定吐谷浑以后，又重建尹吾城，西域和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频繁。

隋末农民起义以后，中原连年内战，西突厥乘机占领西域，在各地设立吐屯社，强迫征收赋税，破坏了“丝绸之路”的交通。

为了打通“丝绸之路”，彻底完成统一西域的事业，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十二月，唐太宗派富丘道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和安西都护郭孝恪讨伐龟兹（今新疆库车）。第二年四月，由于西突厥内部分化，叶护阿史那贺鲁率部众投降唐朝，自愿担任向导，参加统一西域的战争。太宗任命他担任富丘道行军总管。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九月，阿史那社尔败西突厥处月、处密两部并迫其投降后，引兵从焉耆以西奔龟兹之北境，分兵为五道，出其不意，对龟兹发动攻势。焉耆王薛婆阿那支原来和龟兹联盟，闻唐军入境，弃城投降龟兹。唐军分路围剿，薛婆阿那支无路可走，被唐军俘获后斩首示众。龟兹大恐，各地酋长先后奔逃。唐大军到达碛口的时候距龟兹城只有300里。大总管阿史那社尔派伊州刺史韩威先行，右骁卫将军曹继叔继进，各带兵数千，进抵多褐。龟兹王诃利布失毕和大将羯猎颠有众5万，前来迎战。唐将韩威手下只有千骑。韩威佯装败退。布失毕麾众急进，追赶唐军三四十里。这时，唐将曹继叔忽然从山后杀出，和韩威合兵，大败布失毕。

古代人物这年十二月，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再督众攻城。诃利布失毕带着那利和大将羯猎颠突出西门，走保都城拨换城。阿史那社尔留部将郭孝恪镇守龟兹，自率大军围攻拨换城。那利出城袭击唐军不利，弃城西逃。唐军乘胜攻进城里，俘掳了诃利布失毕和羯猎颠。唐军入城以后，召开庆功大会。忽得郭孝恪急报：那利引西突厥兵万人回攻龟兹，情况危急。韩威、曹继叔率兵赶往营救不及，城已陷落，郭孝恪阵亡，只有仓部郎中崔义起还在巷战。援军攻进城里，那利逃进深山。

过了十余日，那利又引北山龟兹一万余人，围攻都城。唐军反击，斩首八千余人，那利只身逃走，后被龟兹人捕获，送给唐军。

阿史那社尔率领的唐军，前后破龟兹5个大城。唐政府把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管辖焉耆、龟兹、碎叶、疏勒四镇，从此西域大部分统一于唐。唐高宗初年，打败了西突厥，在庭州设立北庭都护府，最后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事业。

让西域像中原一样唐朝统一了西域以后，用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实行统治。在安西北庭都护府下，设立若干都督府和州县，有效的行使统治权力，推行中央政府的政令。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又在西州设立都督府。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文书中，发现功曹、仓曹、兵曹、法曹的官衔，说明唐朝在西域设立的西州，与内地州县的机构完全相同。

西域和内地一样，也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30年代在吐鲁番发现数百件土地文书，其中包括给田、欠田、退田文书，证明在西域地区，确实推行了均田制度。

西域也实施府兵制度，据《唐会要》记载，在安西都护府管区内，设置军府126个。阿斯塔那墓葬里又发现了开元年间“西州营名簿”，簿中列举队长、伙长，而队伙的编制和内地府兵编制完全相同。在西州地区，共发现4个折冲府，这就是高昌县的前庭府；交河县的岸头府；天山县的天山府；蒲昌县的蒲昌府。在西域设置折冲府，保证了唐政府在西域地区可以征集部分军队。

关于商业和交通，唐政府在全国各地交通要道，设有关、津、镇，行人往来都需携带“过所”（通行证）。在吐鲁番文书里，发现不少“过所”，反映唐朝交通法令在西域的实施。同时，唐政府管理商业的制度，也在西域推行。药王——孙思邈孙思邈撰作的《千金方》是集前代和当时医药学之大成的医学巨著。

孙思邈从小的志向孙思邈（约公元581年—公元682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自幼体弱多病，为请医治病，几乎耗尽家产。这使他深感疾病对人的危害之重，萌发了立志从医的愿望。他天资聪敏，7岁时就能日诵千言，20岁已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唐代科举盛行，名门士族的子弟和寒门庶族的儒生都看重科举成名，并不以医学为意。孙思邈却不然，他热爱医学，不以医学为贱业，并且博阅群书，勤学苦练，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医药事业，决心为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而斗争。为了献身于医药事业，他拒绝了隋文帝给他的国子博士的官职；唐王朝建立后，他又谢绝了唐太宗授给他的爵位，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也不受。他不存个人名利之想，而以人民疾苦为重，他为行医采药，足迹遍四方，他为人民治病，人民也用无比丰富的医药知识把他培养成一位杰出的医药学家。他对当时儒士书生专意科举成名而贱视行医救人的风尚十分不满，以为“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吁可怪也。”他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批评当时重科举求功名而轻医术的风气，说明他把医学当作有关国计民生的大计来认识。他的眼光远高于当时的市俗之辈，他不随波逐流，而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做下去，因而使他的事业获得了成功。

令人赞叹的医德作为一个医生，孙思邈发扬了我国古代医生行医的优良传统，特别讲究医德，他认为：一个好的医生为人治病，必须精神集中，不能草率从事；对病人应有同情和爱护之心，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对病人要一视同仁，不论贵贱、贫富、长幼、美丑、亲疏、民族、聪愚，都应把他们看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同等对待。为人治病，不能先顾虑自己的得失，瞻前顾后；而应一心一意为病人，宁肯自己爬山越岭，饥渴疲劳，也要去救治请医待诊的病人。医生应当不避昼夜寒暑，不怕艰难险阻，一心为病人，而个人则“无欲无求”，这才是一个好医生。他特别鄙视那些在病人身上捞取好处的医生，鄙视那些偶有成绩就骄傲自矜，以为“天下无双”的浅薄的医生。他认为医生应当公而无私，应当谨慎谦虚。这种高尚的医德，孙思邈是一生言传身教，躬身力行的。

普及医药知识孙思邈医术高明，这是因为他善于学习前人的经验。他曾认真钻研古代的医书《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医药学知识。他注意向人民学习，注意在实践中学习，他的足迹印在许多名山之上，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民间，他从民间学到了许多医药知识和经验。他深知要想成为一个名医，必须刻苦努力学习，他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那种把医学看得很简单，以为轻而易举就可以学到手的人是浅见之人，他们决不会真正掌握医学，而只能自己误自己。孙思邈终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发现别人有好的医方，他便不远千里，前去求教。这种刻苦好学、虚心求教的态度使他的医药学知识有了很快的提高。

孙思邈不仅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挖掘和吸收医药学知识，而且还重视把基本的医药学知识向群众普及，他主张人人都应当掌握一定的医药学知识，为了普及工作的开展，他认为应当编一部简易实用的医药书。当时的医药书籍往往都浩繁难查，一般人家难于置办，不利因病设方。于是他遍检历代医学典籍，结合自己临床经验，参照民间验方，作《备急千金要方》。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他已是年近70的老人时，《备急千金要方》才编撰成功。这是一部包括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的诊断、治疗、针灸、食治、预防、卫生等各方面医学知识的医药卫生书。全书计30卷，编为232门，共收载方论5300首。

对火药发明的贡献孙思邈不仅是一位多有建树的伟大的医药学家，而且也是一个炼丹家。在《丹经内伏硫黄法》中，记录了火药的配方。火药是中国古代炼丹家对人类做出的重大贡献，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孙思邈的《丹经内伏硫黄法》所记火药配方是现存最早火药配方的记录。这说明火药的发明也有孙思邈的功劳。

孙思邈以高尚的医德，高明的医学论见和不朽的医药学论著为后世医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的造福于人民的巨大功绩赢得了广大人民由衷的感谢。孙思邈离世后，他的家乡陕西省耀县孙家塬的人们为他修了祠堂，在他曾经隐居过的五台山（后改为药王山）建了“药王庙”。宋代曾刻《千金宝要碑》，刻上《千金方》中部分药方。他的生平事绩也刻有石碑。而他的著作《千金要方》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和朝鲜的一些医药学家也受到孙思邈的影响。孙思邈是我国唐代医药学家的卓越代表，是我国唐代以前医药学成就的集大成者，他的光辉成就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赢得了荣誉。李世民嗜马成癖李世民在马上得天下，他一生喜马、爱马、嗜马成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轶闻趣事。

出生入死的伙伴李世民生长在边地，自幼练就了一身骑射功夫。从晋阳起兵到登基称帝，他的生涯几乎是和弓马伴在一起的。东征西讨，出生入死，强弓和骏马从未离身。

在李世民率军与薛举的儿子薛仁杲作战时，他骑乘宝马“白蹄鸟”，一天一夜连续奔驰了两百里，乘胜追击，直捣折庶城，迫使薛仁杲率残部投降；在与刘武周的主力宋金刚部作战时，李世民骑着骏马“特勒骠”，猛插敌后，宋军阵营顿时大乱，溃不成军，向北逃窜而去；在与王世充对阵时，李世民骑着“飒露紫”，仅率十余精骑，突袭敌阵，杀开一条血路直冲敌后；与窦建德在武牢关作战时，李世民乘“青骓”冲入敌营，只经过四五回合的交战就大败敌军。“什伐赤”、“拳毛驹”也都为他冲锋陷阵立了大功。唐太宗李世民临死之前，遗命雕刻“白蹄鸟”、“特勒骠”、“飒露紫”、“青骓”、“什伐赤”、“拳毛驹”六匹骏马来装饰自己的陵墓——昭陵，号称“昭陵六骏”。这六匹石马生动逼真雄健有力，造型粗犷，质感强烈。六骏形象各具风采，或原地待命，或轻步徐行，或驰骋战场，或腾空飞跃。这一杰作正是李世民驰骋沙场与嗜马成癖的真实写照。

对马情有独钟战事结束后全国统一，李世民骑射的豪兴仍不减当年。《出猎》一诗就充分反映了他那娴熟的骑射技术：“碉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唐太宗对骏马感情深厚，还写了一些咏马诗，他的《咏饮马》一诗写道：“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绕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可见对马的观察和喜爱之深。

公元647年，突厥人派使者向唐朝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为健硕，唐太宗称它们为“十骥”，分别给他们起了十分贴切的名字，如“腾自云”、“凝露自”、“发电赤”等，并予以精彩评论。

据说在贞观后期，李世民心爱的一匹叫做黄骢骠的战马病死，他痛惜不已，特诏令乐工作《黄骢叠曲》进行演奏，以表哀思。还有一次，唐太宗特别喜爱的一匹骏马突然死亡，他不禁为之震怒，竟要将养马人处死。幸亏长孙皇后用春秋时期晏婴劝齐景公不要因为马死了就杀养马人的历史典故提醒他，才使唐太宗饶恕了这个养马人。

当时，大臣虞世南和魏征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喜欢围猎都加以劝谏，一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二是怕他兴师扰民，但唐太宗仍围猎不断。只是在游猎时，尽量克制自己不妨农事，不踏稼禾。他认为，围猎是为了布阵练兵，强军防敌，因此，在鱼龙川、黄泉谷、骊山、少陵原、广成泽等地都留下他跨骏飞驰、轻捷矫健的身影。

文成公主用马来挑选女婿更为有趣的是，唐太宗竟在文成公主嫁人的大事上，出了一个关于马的难题让婚使猜。据说难题是这样的：要婚使把杂处的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驹的母子关系准确的识别出来。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使者禄东赞才智过人，巧妙地把母马和小马驹分别圈起来，暂时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过了一天，他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出，饥渴的马驹迅速地奔向自己的母亲，寻求母乳，依偎不离——难题迎刃而解，令太宗非常高兴，不但允诺禄东赞迎娶文成公主入藏，还将琅琊公主的外孙女嫁给了他。

唐太宗嗜马成癖可见一斑，其实中国古代帝王在马上打天下的数不胜数，他们对于自己的爱骑，怎能没有深厚的感情呢?唐朝时著名的唐三彩马匹，享誉海内外，是否因为当时从皇帝到百姓都对马情有独钟呢?不管怎样，唐太宗对马的偏好是无人能及的。唐太宗杀弟抢妻一见钟情的恋人，却又有血海深仇，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

花心的弟弟正当李世民统军在外、南北征战的时候，他的兄弟李建成和元吉却盘踞在京城中花天酒地，声色犬马，过着逍遥奢华的日子。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元吉迎娶了大美人杨媚为妻。杨媚原本是长安市内一个红得发紫的歌舞妓，容貌妩媚，性情妖娆，又通晓诗文，能歌善舞，曾令长安无数公子哥儿追逐倾倒，最终嫁给了李元吉，成了齐王妃。

与李世民伟岸的外貌、宽厚稳重的性格恰好相反，齐王李元吉是个相貌粗陋、性格阴险狡诈的人。成婚前，他利用自己的家世地位，再加上花言巧语，千方百计地把杨媚骗到手，婚后不久他开始对妻子的美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于是又在外面猎艳调情，把如花似玉的娇妻冷落在空房。生性多情的杨媚心里感到十分委屈，不禁悲叹自己的命运，惋惜虚度的芳华。

爱上了自己的弟媳每当李世民趁战争的短暂空隙返回京城晋见父王时，他的兄弟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常常巧立名目，邀请世民一同吃喝玩乐，作为慰劳。世民不好老是推辞，也就欣然应邀前往。一个暖阳融融的春日，三兄弟各自携带家小一同到京城近郊的山坡上嬉游赏春。春风拂面，空气清新，大家驰马原野，追逐嬉戏。李世民的心情也特别爽朗，他策马扬鞭，向远方的山脚下飞驰而去。开始还有几骑人马追随着他，渐渐地都落后散开了，待到了山地的树林里，他回头一看，远远地只有一骑跟了上来，他感到十分快活。等那匹马跑近一看，居然是他的弟媳——齐王妃杨媚，他甚觉惊讶。

马上的人儿因为追得太紧，显然体力早已透支，只见她娇喘吁吁，脸色绯红，发髻和衣衫都有几分散乱。李世民赶紧扶她下马，齐王妃脚下一软，趁势倒在了李世民怀中。李世民一时不知所措，实际上，他对这位娇柔妩媚的弟媳早就有几分留心，尤其是每次欢宴中，独有她浅笑中微露出一丝忧郁，李世民见了不免产生些怜香惜玉的念头，他也知道一些他们夫妻不睦的情况。

齐王妃斜倚在李世民怀中，一个是千般怜爱，一个是万种柔情，齐王妃与李世民的情缘就在这片春天的绿树林中萌生了。从此以后，只要李世民回朝，总是想办法接近齐王妃。正好李元吉整日纵情声色，夜不归宿，给李世民与齐王妃的私情提供了不少机会，这种婚外之情，充满新奇与刺激，令李世民与齐王妃都沉醉不已。

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夫妻由于太子李建成贪酒好色，无所作为，唐高祖时常加以训斥。相反，李世民在外征战，建功立业，地位逐渐提高。李建成开始惶惶不安起来，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联络三弟李元吉，阴谋策划除掉李世民。在手下谋臣的极力怂恿下，李世民迫不得已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一举杀死了李建成与李元吉。年方23岁的齐王妃，亲眼目睹自己的丈夫和一子一女惨死亲人刀下，鲜血淋漓的惨状深深印进了她的脑海。按照旧制，已成寡妇的齐王妃将被收入宫中，因太子李世民与她有一段不解之情，被赐给李世民，成了秦王李世民的侧妃。

难以讲明的爱恨情仇杨媚虽然接受了作李世民侧妃的事实，她心中的热情却再也难以唤回。李世民对她越是百般殷勤，她就越觉得虚伪和贪婪，整日衣妆不理，一副懒散无神的表情，这样却又更引起李世民的心痛和怜爱。为了博取杨媚的欢心，贵为大唐天子的李世民，不惜打破自己勤俭治国的原则，悉心搜罗天下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赏赐给她，杨媚居然连正眼也不瞅一下。

古代人物有一天，杨媚对太宗李世民提出个要求，希望能够恢复她前夫李元吉的爵位和太子李建成的封号。对太宗而言，这样做无疑相当于否定自己过去的行为，等于打自己一巴掌。但是太宗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立即付诸行动，这一半是为了取悦杨媚，一半也是为了追念兄弟骨肉之情。从此，杨媚一改旧态，逐渐恢复到以前的模样，对唐太宗施以柔情和娇媚，有时甚至于自我麻醉一般地放浪形骸，整日陪着唐太宗歌舞宴饮，轻歌曼舞，媚态勾人，或吟诵着南朝的艳曲，撩拨得唐太宗心摇神迷。

贞观十年，杨媚为唐太宗生下一子，取名李明，唐太宗立杨媚为贵妃，并为他们母子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自己一有时间就去那里，与杨媚母子一同取乐。贤淑温婉的长孙皇后见太宗似乎淡忘了兴业大志，便出面劝阻太宗稍事收敛，却引起了太宗不满，甚至准备废后和废太子。幸好有谏议大夫魏征极力反对，此事才就此作罢。这时，有人向唐太宗进言，说杨媚之所以极力取悦陛下，是因为她思念丈夫，将伺机杀害陛下，好为死去的丈夫和子女报仇。唐太宗对此丝毫没有顾虑，他认为杨媚原本就不忠于齐王，早在她做齐王妃时，就已经移情别恋，死心塌地地爱上自己，岂有杀害情郎为怨夫报仇的道理?

其实，杨媚最早的确是如痴如狂地爱着充满英雄色彩的李世民。但是，玄武门之变以后，由于丈夫和孩子的惨死，她对李世民是又爱又恨，内心充满了悔恨和耻辱。因此，她在为丈夫讨得一点名分作为补偿后，就索性放纵自己，麻痹自己。如此，她根本无心谋害唐太宗了。后来，经长孙皇后的同意，将李明过继到齐王李元吉名下。

贞观二十三年夏月，唐太宗患痢疾久治不愈，崩逝于长安。失去了唐太宗，杨媚也就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又因她在宫中名声不佳，于是被放逐宫外，出家为尼，就这样结束了她与唐太宗李世民的一段充满爱恨情仇的人生旅程。册立太子在选择太子方面，李世民绞尽脑汁，也算是人生中的遗憾。

胡作非为的太子唐太宗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即位，到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去世，共在位23年。在位期间，他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他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太平盛世，唐太宗也因此成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在他的14个儿子里，却选不出一个像他一样有雄才大略、智勇过人的太子来，而且在废立太子的风波中，还漾出了一股血腥味，最后继承他皇位的九子李治，他也并不称心，这不能不说是这位英明盖世的伟人的遗憾。

试看有望继承李世民皇位的三个儿子，他们分别有着令人感叹的不同经历。李世民的14个儿子中，只有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是长孙皇后所生，有资格成为太子的人选。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在登基的当年就把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为了加强对李承乾的教育，他接连不断地选派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做太子的老师，如中书侍郎杜正伦、光禄大夫张玄素、散骑常侍于志宁等，都是一些德高才茂的人。可是，这个太子颇不争气，顽劣成性，嬉戏无度，不仅不听从教诲，反而处处设计陷害老师，根本不配做李世民的继承人。

儿时的李承乾就胆大妄为，常常带领一帮人去偷百姓的牲畜，杀死后大家煮肉吃。还扮成突厥人模样，成群结队地劫掠牛羊，然后杀了煮食。肆意胡闹，乐此不疲。年龄稍长，李承乾又搞上了“同性恋”，此时东宫太子府中有个十多岁的乐童，长得十分漂亮，能歌善舞，李承乾对他十分宠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称心”，并日夜厮混在一起。李世民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杀了“称心”，并将与“称心”有牵连的人也都处死。李承乾不但不知悔改，却在东宫庭院中盖起一间房子，里面摆上“称心”的画像，又陈列了许多泥人泥马，命宫人每天早晚祭奠，他自己也常来徘徊哭泣。李承乾还把“称心”埋在宫中，立坟头，树石碑，并且从此长时间不上朝参拜太宗。

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亲自领着一队兵马，与七叔汉王元昌在宫中玩布阵的“游戏”，谁不真杀就被他绑在树上吊死。直到见了伤亡，血溅战炮，他才算玩得尽兴。他甚至狂妄地说：“如果我做了皇帝，就在皇宫中设‘万人营’，那时坐观交战才叫痛快，谁敢劝谏就杀了谁!”后来，他真的派人暗杀劝谏他的大臣。眼见这样不成材的儿子，李世民便打算废了他。于是，李承乾渐渐失去了宠爱。

正在此时，李承乾的四弟李泰想取而代之，李承乾顿起杀心。他先派人冒充李泰府中的人到父皇面前诬告李泰有种种不法行为，被太宗识破；后来派人去暗杀李泰也没成功。于是，李承乾密谋杀入皇宫以政变夺取皇位。不料阴谋败露，太宗把李承乾废为庶人，这也算“恶有恶报”吧。

暗中作祟的李泰李泰年幼时非常聪明，特别喜欢诗文。长大后，对经籍、地理之学尤有兴趣，李世民对他格外宠爱。只因哥哥是长子，才成为太子，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见太子胡作非为，渐渐失宠，他就忍不住想尽快挤掉太子而代之。于是他勾结朝臣组成死党，形成一股颠覆太子的势力。待到李承乾被废，太子之位似乎非他莫属了。可是，朝中的大臣们却为此形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立李泰，另一派主张立李治，而拥立李治的都是元老大臣。这下使太宗为难了：真若是李泰做皇帝了，那么李治和几位重臣早晚得受害，朝廷很可能会出现一场悲剧。后来，太宗又发现李泰暗中胁迫软弱的李治退出太子之位的争夺战，再联想到李泰排挤李承乾的举动，于是暗中决定不立李泰。待决定立李治为太子后，李世民为防止李泰闹事，派人把他囚禁起来。李泰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没得到好下场。李治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15岁的李冶被立为太子。若不是他大哥李承乾和四哥李泰鹬蚌相争，太子的头衔怎么也落不到他的头上。太宗虽然确立了李治的太子地位，但他内心深处对这个性情温和、天赋不高的九子并不甚满意。只因此时太宗已别无选择，只好为李治日后能胜任皇帝这一角色花费大量心血。太宗先是清洗了李承乾与李泰的同党，为李治消除了隐患，又让重臣们兼东宫官职，即让他们教育太子，让他们有亲近未来皇帝的机会。太宗还下令全国兵马都要服从太子调遣，树立李治的威信。他又让李治陪同自己朝见群臣，观摩政务，培养太子的治国能力。尤其是太宗亲著《帝范》12篇，专门论述治国之道，让李治研读。可谓用心良苦。

虽然太宗费尽心思想努力培养李治，但他始终认为李治天性宽厚，办事循规蹈矩，只能算一个好儿子，而不可能做一个精明的帝王，对此太宗始终放心不下。直到病重，太宗还为李治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才智过人的丞相李世勣故意贬到外地，让李治当上皇帝后再召回重用，使李世勣对李治感恩戴德，为新皇效力。第二件事是临终之前，把朝中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叫到病榻前，赋以重托，希望他们努力辅佐李治。李治就这样被扶上马，即位时才22岁。李治在辅政期间，既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也没有表现出特殊的治国才能。由于他基本继承了唐太宗的治国路线，本人也比较谨慎，政局基本稳定。太宗在九泉之下，也可以暝目了。才人——武则天作为唐太宗的才人，武则天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初的预言贞观四年，曾做过隋朝资官令和唐初火井令，而后又隐居民间的星相家，四川成都人袁天罡来到利州武都督家。他本是星相家，极善看相。他先看都督夫人杨氏说：“夫人骨法，必武则天生贵子”。都督便把两个儿子元庆、元爽叫出来。袁天罡一看就说：“你的这两个儿子都是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都督又把女儿，即后来成为韩国夫人的武则天的姐姐叫出来。袁天罡说：“此女当大贵，只是不利其夫。”接着，乳母又抱着一个孩子走出来，袁天罡一看，深为诧异：“如果这是个女孩，命运实在难以窥测，以后恐怕要成为天下之王。”这个孩子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父亲先是经营木材运销致富，后来做了隋朝的鹰扬府队正。唐高祖李渊在汾、晋一带行军的时候，经常到武家落脚，后来唐朝统一天下，到李世民继位后，其父累官已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武则天的母亲是隋朝宗室杨达的女儿，一方面笃信佛教，一方面又内行不检。武则天的醉心权势、胸罗机谋、信奉佛教，乃至于淫乱自恣等特性，似乎都来自父母的遗传。迷倒唐太宗的女人唐太宗辉煌的“贞观之治”笼罩着武则天幸福的童年，她属于那种早熟的女孩，年方14岁便已呈现出女性“花解语、玉生香”的艳丽风情。就在这一年，她成了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的贤妻长孙皇后在武则天14岁的这年谢世。唐太宗十分怀念她，曾在宫中筑一土台，天天站到上面眺望她的坟墓，连朝政都有些不理。以敢讲实话而著名的大臣魏征来到宫中，唐太宗请他也到台上去看一看亡妻的坟墓，魏征告诉唐太宗，他只看见了唐高祖李渊的坟墓。魏征的话使唐太宗不再去望亡妻的坟墓了，但并没有排解心中的愁苦，看到过去的六宫粉黛，兴趣索然，于是就有拍马屁的大臣建议唐太宗在天下再一次选美。历朝皇帝的选美都把天下闹得鸡飞狗跳，这一次也不例外，因郑仁基的女儿闹得风大雨大，迫使唐太宗停止了这次选美活动，但武则天却由此而选入后宫。

唐太宗一见到武则天就被她迷住了，唐太宗私下里叫她“媚娘”，封她为“才人”。

按照唐初后宫的制度，有所谓“四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编制，也就是说，除了皇后之外，还另有12l位妾侍。“四夫人”是：贵妃、德妃、淑妃、贤妃；“九嫔”是：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二十七世妇”是：婕妤、美人、才人各九人；“八十一御妻”是：宝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人。另外还有上千的没有名号的宫女。编制严谨，只能依次升补，不能巧立名目，随意更改。武则天被封为“才人”，算起来在皇帝的12l位御妻中排名第三十几位，以她14岁的年纪，不算太高，也不算太低了。

引起唐太宗的疑心武则天是在贞观十一年深秋时节被召入宫的，原本想有很好的升迁机会。她侍候唐太宗十年，尽管唐太宗对她也宠爱有加，可是一直到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驾崩，却始终未曾再予晋级加封。是什么原因呢?至少有两件事情，使唐太宗把武则天的身份固定在“才人”的地位，以阻绝她在后宫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第一件事是西域进贡了一匹宝马，名叫“狮子头”，能够日行千里，但却烈性难驯，多少年轻力壮的骑士都弄得灰头土脸甚至伤筋折骨，就连过了半生军旅生涯、爱马若狂且骑术精湛的唐太宗也被掀翻下来，无可奈何地望着这匹宝马不住摇头叹息。不料武则天却奏称：“只要给我三样东西，就能降服这马。也就是一支皮鞭、一柄铁锤、一把锋利的刀子。先用皮鞭打得它皮开肉绽，死去活来；还不听话，就用铁锤敲它的脑袋，使它痛彻心肺；如果仍不能制服它的暴烈性情，就干脆用刀子割断它的喉咙算了。”唐太宗也算是乱世中杀出来的英雄，阅人无数，但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敢作敢为的女人，如此心肠坚硬，甚至可以说狠毒的女人，唐太宗不得不对这个当时年纪还小的女子起了戒心。

第二件事是民间秘传：“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本秘记在暗中流传，被京城太史局秘记，不久便报告给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君临天下，文才武略，不可一世。可是，当他听到这个秘记的奏报，不禁大为惊骇，惶惶不安。李世民对于命运是相当信服的，在他4岁时，曾有一位相士到岐州李家替他看相，说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为此，李渊替他取名为李世民。如今，竟说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对此。唐太宗垂询太史令李淳风。得到的答复是：“这个人已经在宫中，三十年后，当有天下，杀李唐子孙殆尽，其征光已成。”唐太宗大惊失色，准备尽杀可疑的人。李淳风说道：“天之所命，人不能违，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后三十年，其人已老，或者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天如果把她杀掉，上天或者更生出一个年轻力壮的来，肆其怒毒，恐怕那时陛下的子孙更加无遗类了啊!”英武绝伦的唐太宗曾怀疑到武则天的身上，自然也就要尽可能地限制她的地位和权势。

唐太宗自恃甚高，英明神武，不可一世，他喜欢的女子自然不会是豪爽和勇武一类，他喜欢风雅、文弱的女子，喜欢温惋似水、柔婉娇媚一类。因此，才女徐惠擅宠，武则天充其量也就是赐名武媚而已。长孙无忌的结局长孙无忌为大唐王朝呕心沥血三十余年，最终死于宫廷斗争之中。

布衣之交大唐贞观年间，唐太宗依靠身边的一班文臣武将，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为表彰这些大唐功臣，让他们得以流芳百世，并为后世官员树立榜样，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特令在凌烟阁画上了他们的肖像，共有24人。其中位列榜首的便是大唐名相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府洛阳人。他的先人是北魏皇室。父亲长孙晟，曾任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兄，但两人却是“布衣之交”。隋炀帝时期，李世民就娶了长孙无忌的妹妹为妻。

唐高祖李渊即位后，封长子李建成做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三子李元吉为齐王。但三子当中，李世民的功劳最大，太原起兵是他的主意，以后又屡建奇功。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在几年的南征北战过程中，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谋臣猛将。李建成自知无论是战功、威信还是实力，都不如李世民，就联合李元吉一起排挤李世民。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天，突厥兵南犯。李建成借机请求高祖让李元吉带兵出征，李元吉接着又请求高祖把秦王府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三员大将和全部精兵划归他指挥。他们想调走秦王府精兵强将之后，再把李世民给除掉。情况危急，李世民赶忙找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商量对策。长孙无忌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终于，李世民下定决心，发动了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世民正式登基当了皇帝。长孙无忌在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世民以他功拔头筹，进封为齐国公，任吏部尚书。贞观元年，又迁升右仆射，居相位。

为江山立下汗马功劳长孙无忌深知江山来之不易，身居相位，自然要尽心尽力辅佐唐太宗。贞观初年，有些大臣看到突厥已经衰落，就建议唐太宗趁机兴兵攻取。唐太宗征询朝臣意见时，长孙无忌极力反对，说：“突厥已经衰落，不会骚扰边塞。如果我们深入他们境内，既违背了和盟，又不一定就能取胜。”唐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古人做弩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原太子承乾谋反被废。在重立太子的问题上，唐太宗犹豫不决。长孙无忌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他说：“晋王仁孝，将来为政能爱民，安定社会，是个守成之主。”太宗于是决定立晋王为太子。

贞观时期，长孙无忌前后执政二十余年，为“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孙无忌有大功于唐室，又有治国治民的才能，官居相位，本来也是自然的事。可长孙无忌却担心别人会说他是靠裙带关系上去的，心里常常为此感到不安，并几次力辞相职。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正月，刚居相位才半年的长孙无忌，就主动要求辞去相职。唐太宗在他固辞之下，被迫同意。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要封他做司徒、知门下尚书省事，他又力辞不受。他上奏唐太宗说：“我以外戚的身份，位致三公，恐怕人家会说皇上照顾皇后的家人。”这一次，唐太宗没有允许他辞职，并对别的大臣说：“我任官以才为标准。我是看中了长孙无忌的才干，才委他以相职的。”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要授他太子太师之职，又被他谢绝了。

长孙无忌屡辞相职，固然是因为他能谦虚自律，同时也与他妹妹长孙皇后的影响分不开。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贤后，为防止外戚干政，她曾多次劝哥哥不要就任宰相。她还常常提醒唐太宗注意吸取历代外戚专权作乱的教训，请求他不要委政于自己娘家的人。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唐太宗一病不起。临终前，他嘱咐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两人辅佐太子。高宗即位后，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尽力辅佐这个新皇帝。长孙无忌在政事之余，还主持修撰了《唐律疏议》三十卷，系统疏证诠解《唐律》的各项条文。这部法典不但对完善唐朝法规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古代法典。

得罪了另一个皇帝然而，在一场皇后的废立斗争中，长孙无忌这位初唐忠臣，终于因忤主而遭陷害致死。原来高宗因宠爱武则天，想要废掉王皇后。据说武则天为了陷害王皇后，竟暗中掐死自己亲生的女儿，然后嫁祸给王皇后。她很有手段，在宫里时间不长，就拉拢收买了不少人，作为自己的耳目和羽翼。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高宗执意要立武昭仪为后，长孙无忌、褚遂良认为武则天出身寒族、身份不明，极力反对。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不再受到重用。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已经当上皇后的武则天，为报复阻挠立她为后的长孙无忌，就叫党羽中书令许敬宗诬陷长孙无忌谋反。高宗竟信以为真，遂将长孙无忌贬流黔州。不久，长孙无忌被逼死于流放地。长孙家人几乎尽被处死。武则天杀死亲女儿试看古往今来，封建帝王、政治权臣为谋尊位，哪个人对自已的骨肉手软过？

逐步除掉自己的对手唐高宗永徽六年，29岁的武则天奉诏离开感业寺，二次进宫，被高宗封为昭仪。武则天进宫后，发现后宫里王皇后与萧淑妃在明争暗斗。王皇后妒忌萧淑妃生下皇子，怕“母以子贵”，失去自己的皇后地位，于是支持高宗召武则天回宫，目的是想利用武则天去夺萧淑妃的宠，自己坐收渔利。武则天是何等精明之人，很快猜中了王皇后的意图，所以将计就计，极力巴结王皇后，流露出千般万般感激之情，王皇后被她的虚情假意迷惑，竟视她为知己，不断在高宗面前夸赞武则天，贬损萧淑妃。高宗庸懦无能，不能处理朝政，常由宰相帮他出主意。武则天使出浑身解数，把李治紧紧的抓住，更以卑词屈利，稳住王皇后作她的踏脚石。一来二去，没有多少时日，王皇后的目的达到了，萧淑妃失宠了。但是，武则天并不以此为满足。她千方百计笼络后宫的人，收买太监作耳目，暗察失宠后的萧淑妃的不满言行。终于事遂人愿，萧淑妃被高宗打入了冷宫，贬为庶人。

武则天下一个对手就是王皇后了。这王皇后本是高宗的结发妻子，为人持重，举止娴雅，又有外廷的重臣们拥戴，扳倒她谈何容易?况且要废立皇后可不是小事，得跟大臣们商量。此前高宗想封武则天为宸妃时，大臣们据理反对，高宗就没敢轻举妄动。他不想为这么一件小事儿引起朝臣的不满。武则天十分清楚，这次要废掉皇后一定要争取朝臣们的赞同。为此，她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如何向皇后之位逼近。

古代明画首先，她想从太尉长孙无忌那里打开缺口。长孙无忌不仅身任宰相兼顾命大臣，还是高宗的亲娘舅，他这一关通过，其余的大臣便不在话下。一天，武则天陪高宗带厚礼亲自到太尉府，当场给长孙无忌的三个正在读书的儿子封官，还命人送来十车珍宝、金银、绸缎，然后婉转地提出废后一事，但是长孙无忌迟迟不表态，高宗和武则天只好悻悻而回。

接着，武则天又暗中指使宫人把一个写有高宗名字和生辰八字的小木偶，埋在王皇后卧榻下面的砖地里，然后派人到高宗那里密报，说王皇后怨恨皇上，跟她母亲魏国夫人用“厌胜”之术诅咒皇上早死。高宗见密告之人是王皇后的近侍，岂不生疑?待挖出木偶之后，见木偶的七窍和心口全都插着铁针，高宗气疯了，不问青红皂白，当即下令不许王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再进宫来。高宗全然没有想到这是栽赃，终于下决心要废后。

然后，在宣布废王皇后立武则天的朝堂上，武则天坐在高宗身后的珠帘内，随时替高宗出谋划策。当坚决反对武则天为后的褚遂良说了一大通理由后，武则天竟在帘内大喝：“怎么还不快扑杀此僚!”幸亏长孙无忌及时求情，高宗才未治褚遂良的罪，朝会不欢而散。就废王立武之事，朝臣们分成了三派：反对派、赞成派和中立派。其实，“中立派”明是中立，实质上等于赞同。反对派虽然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但还是少数。

武则天看得非常清楚，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最好是攻击代替防御，要争得后宫的独霸地位，非把王皇后彻底打倒不可，于是武则天深思熟虑之后，使出一记“狠招”——上演了一出残杀爱女的“苦肉计”。

最毒莫过妇人心武则天进宫后的第二年，生下儿子李弘。又过了一年，即永徽五年，武则天再次临盆，生下了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白白胖胖十分可爱。刚过百天，便会咧着小嘴，笑嘻嘻地伸着小手要人抱。高宗把她看成掌上明珠，每天下朝都要到太极宫里瞧她几眼。

有一天，王皇后因事到太极宫找高宗不遇，偶然间见到了这个小女婴一人在屋，不由得抱起来逗弄了一阵。过了一会儿，武则天回来，听说此事，便心生一计，狠下心来，把自己天真可爱的小女儿活活掐死了。不多一会儿，高宗进来，发现爱女已死，气急败坏地大叫：“谁杀死了我的女儿?谁杀死了我的女儿?”他当然不会怀疑武则天会下此毒手，再一查问，知王皇后方来过，于是“谋害小公主以泄私愤”的罪名便落到王皇后头上。

形势急转直下，浑厚懦弱的高宗终于不顾一班老臣的反对，把坚决反对立武氏为后的褚遂良贬到外省作都督，紧接着王皇后被废。永徽六年，册封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想当皇后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唐高宗还洋洋洒洒地下了一道诏书，其中特别援引汉宣帝见太子不乐，令选自己后宫美女王昭君以娱太子的故事，用汉元帝与王昭君的关系来比拟唐高宗与武则天，减轻“父子同科”带来的讥讽，真是煞费苦心。从小出家的皇帝唐中宗在他出世刚满一个月时，就举行了出家落发剃度的仪式。

满月即皈依佛门高宗在位时，与玄奘法师的私谊很厚，则天皇后又是曾经出过家的，当然对玄奘法师的才德很是钦佩。有一天，高宗皇帝在玄奘法师面前以开玩笑的口吻，指着则天皇后说：“皇后怀孕若生男子，听其出家，拜你为师。”就像两家通好，指腹为婚似的。

永徽六年十一月间，则天皇后难产，高宗即命富人在佛前上香，祈求平安。果然，上香不久，则天皇后就分娩了。唐中宗诞生时，神光满宫，自庭烛天，因此号名佛光王。高宗生了皇子，君无戏言，玄奘法师真的来向他要佛光王出家，并请求高宗实现诺言，让佛光王出家，绍隆三宝。可是真正向高宗要人出家时，高宗又舍不得了。这年十二月五日，高宗下令为佛光王度僧七人，代表佛光王出家，不过婴儿满月的那一天，仍请玄奘法师为佛光王举行剃发皈依出家礼。

佛教中有寄名出家沙弥，多是因为父母恐怕幼儿多灾难，长不大，就把小儿送到佛寺内，拜一师父寄名出家。到了此子长大成人，要娶亲结婚前，一定要去寺内向师父赎身，举行一次还俗的仪式。此时，寄名出家的假和尚要跪在佛前，由他的师父责骂一顿，说他如何不守佛家的清规，犯了不容宽恕的戒法，再假意打他两下，逐出佛门，这样寄名弟子才能够结婚。

还有一种是用金钱买人替自己出家的有钱人。由于生病而许下愿望——待病愈后出家，可是病好后又舍不得出家，就拿钱买一个人，替他出家。这个人在寺内一切生活费用，都由还愿人负责。因此有些有钱有势的替身出家后，也就仗势欺人，连寺内住持对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某某大人的替身。寄名出家、替身出家的先例，大约就是从佛光王开始吧。

从小向往佛门唐中宗即位后，因为他从小就皈依三宝，寄名出家，因此对佛教的信仰始终不退。就是退位在房州时，仍然不断持诵药师如来名号，并请义净法师，翻译药师经两卷，其他如实又难陀、菩提流志、义净法师等译经场所，中宗都曾参加协助。对于有道高僧，也都曾迎请到宫中供养，如慧安、神秀二禅师。在高僧面前，中宗都以弟子之礼相待，尤其对六祖惠能大师的仰慕特别突出，屡次派专使诏请。中宗在神龙元年四月间，又特降御札，召请六祖。中宗虽然如此的诚心邀请，可是六祖仍然以有病推脱，坚辞不去。

后来，中宗召请神僧万回入宫，赐号法云公圆通大士，住在集贤院内，并派两个宫女侍奉他。万回出生在贞观六年五月，幼小时，他的哥哥在数千里外当兵，他常常代母亲送东西给哥哥，早去晚回，万里路程，一天往回，因号万回。高宗闻其名，诏他入宫，度他出家为僧，则天在位时，常常把他迎到宫内，赐其锦衣，派有富人侍奉。有一天，万回忽然要吃他出生地阌乡河的水，左右的人一时怆惶不知所措。

万回说：“掘堂前地下有穴，你们掘地可以得水。”侍从们立即掘地，果然得水，万回大师饮水后，就安然而逝。中宗为其赐号国公，并葬在集贤院内。

景龙元年，中宗遣专使到泗洲将僧伽大师迎来宫中供养，度惠、俨惠、岸木叉三人作为大师侍者同来，中宗亲笔为大师所居住之寺题额曰“普光王”。

不久，僧伽大师又迁住荐福寺。第二年京城大旱，中宗下旨请僧伽大师祈雨，只见大师用瓶水向空中散洒，不久就看到浓云从大师住的地方涌出天空，骤然间大雨倾注而下。不久，僧伽大师圆寂，世寿80岁，神采如生，皇上本想为大师在荐福寺塑像建塔，但当圣旨下达后不久，就有秽气满城。中宗不得已，在大师灵前焚香允诺，将大师的灵柩送回泗洲，祝祷后马上就异香郁然。

神龙二年八月，中宗下诏，凡天下童子，举行试经义，如考试经义通顺，就合格度之出家为僧。试经度僧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沙门智严是于阗国王子，不过他从小就来唐为官，到了中宗登位时，已经授为将军，封为郡公。可是就在他高官厚禄之时，忽然看破红尘，在景龙二年，请求舍家为寺，中宗允诺了，但坚持让其在家中为僧。

景龙元年，中宗又诏请道岸法师入宫，为妃嫔们传授三皈五戒，并留住禁中。有一天中宗到来，诸法师们见到万岁驾临，大家都避席而起，独有道岸法师长揖而已，皇帝也不以为忤，反而认为其德量很高，并将其容貌外形绘画在林光宫的墙壁上。在图形上，皇帝还亲笔题字赞道：“戒珠皎洁慧流清净，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学妙真宗，贯通实性，维持法务，纲纪得政。律藏冀兮传芳，像教因而光盛。”道岸法师能得到大唐天子为其绘画题句，实为难得，难怪道岸法师的门徒皆以此为荣。

后来，高宗的旧宅同圣寺，有一颗在天授年中就枯死了的柿子树，这时忽然重荣复活，中宗因此大赦天下，赐封百官爵禄，普度僧尼道士数万人出家。中宗的身边，一直都有僧人为伴，而其一生，更是与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猫——李义府他很可能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结果却堕落为奸臣，这是为什么呢？

第十三章

垂柳颇有才华的年轻人唐朝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途中突遇一人才学出众，一贯爱才的李大亮立刻将此人荐举给朝廷，很快诏下，补为门下省典仪。此人便是李义府。

唐太宗想试试李义府才学深浅。一天，太宗召见李义府，令他当场以“咏乌”为题，赋诗一首。题目一出，李义府脱口吟道：

日里扬朝彩，琴中闻夜啼。

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

此诗流露出李义府渴求朝官的急切心情。太宗听后倍感满意，便说：“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场授予他监察御史，并侍晋王李治。当时，李治为太子，李义府旋即又被授为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因其颇有文采，与太子司议郎来济臣被时人并称为“来李”。

李义府很有才华，而且并非生来就是奸佞之徒。他曾写《承华箴》奉上，文中规劝太子“勿轻小善，积小而名自闻；勿轻微行，累微而身自正”。又说，“佞谀有类，邪巧多方，其萌不绝，其害必彰”。此言有文有质，以此看，他很可能会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而结果却堕落为奸臣，这是为什么呢?莫非官场乃一大染缸，要不多久皆清黑一色?

太子李治将《承华箴》上奏父皇，太宗览毕大喜，称：“朕得一栋梁也!”下诏赐予李义府帛四十匹，并令其参与撰写《晋书》。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李义府升为中书舍人，第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李义府的青云直上，颇引朝臣注目，特别是他也曾由黄门侍郎刘泊、侍御史马周引荐，又与许敬宗等相勾结，虚美隐恶，曲意逢迎。长孙无忌奏请高宗贬他到壁州（今四川通江）做司马。诏令尚未下达，李义府已有所闻，急忙向中书舍人王德俭问计。

王德俭是许敬宗的外甥，其貌不扬，但诡计多端，善揣人意。他向李义府献计说：“武昭仪如今格外受宠，皇上想要将她立为皇后，只是怕宰相们反对，所以迟迟不敢下诏。你若能进谏赞同，恐怕能转危为安。”李义府心领神会，能在武昭仪立后问题上迎合帝意，贬黜之事便好办得多。于是，他借着替王德俭在中书省值宿的机会，立即上表高宗，谎称立武昭仪为皇后是人心所向，请求立武氏为后。

高宗听了，正合心意，马上召见了李义府，不仅赐给他宝珠一斗，还将原来贬斥到壁州的诏令停发，留居原职，武昭仪也秘密派人送礼答谢。从此，李义府便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人结成了武昭仪的心腹。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七月，李义府升为中书侍郎；十月，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李义府又自中书侍郎拜为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并赐广平县男爵。李义府第一次尝到了耍阴谋的甜头。

千方百计地除掉对手李义府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人。表面上，他总是一副谦和温顺的样子，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显得和蔼可亲；而内心则阴险狡诈，偏狭刻毒，动不动就拉下脸来。人称他是笑里藏刀，柔而害物的“人猫”。李义府仰仗武后的恩宠，进爵为侯，更加胆大妄为。洛阳有一女子淳于氏因为有罪，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听说这女子貌美，淫心顿起，密令大理丞毕正义削免其罪，纳为自己的小妾。大理卿段宝玄听说此事，告到朝廷。高宗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等审理此案。李义府十分害怕，惟恐事情败露，便逼迫毕正义自缢，杀人灭口。高宗听到后，也想息事宁人，便不再追究，不了了之。

后来，侍御史王义方将调查情况，向高宗如实作了汇报：“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正义自杀，也是因为畏惧李义府的淫威。这样下去，则生杀之威，可不出自皇上之手。这种风气万万不可助长，请陛下立即加以勘正!”他还当廷陈述李义府的罪恶：“附下罔上圣主之所宜诛；心狠貌恭，明时之所必罚。”谁知，李义府顾盼左右，若无其事，见高宗毫无阻拦之意，只好退出。王义方义愤填膺，继续弹劾李义府的罪恶行径，指出“此儿可恕，孰不可容!”要求清除君侧的奸党。高宗见他愈说愈激动，而事已至此，不想再作无谓争辩，于是大声喝止，反说王义方当廷诽谤，侮辱大臣，出口不逊，将其贬到莱州做司户，而不问李义府之罪。

昆庆二年（公元657年），李义府代替崔敦礼为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监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如故，并加太子宾客，封为河间郡公。他秉承武后意旨，与许敬宗一起诬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臣与褚遂良图谋不轨。结果二人都被贬到外地，终身不得朝觐。原吏部尚书柳爽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后被诬与褚遂良等朋党构扇而被杀。李义府就是这样，对那些威胁自己权势的人，总要千方百计除掉而后快。铜山盗贼李义府利用各种手段发展自己的个人势力，因而引起一些朝官的不满。

梦想进入旺门中书令杜正伦尤其讨厌李义府，便暗地里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商量，设法查清李义府的罪恶活动，然后除掉他。可消息走漏，李义府秘密派人向高宗奏明此事，来个恶人先告状。高宗找来杜正伦与李义府，当面问询原委，二人争辩不休，互相攻击。唐高宗十分生气，各打他们五十大板，接着，杜正伦被贬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南）刺史，李义府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李友益被流放到峰州（今越南河内西北）。当时，高宗本想偏袒李义府，但朝中大臣多支持杜正伦，才不得不作了“两责之”的处罚。李义府虽被贬，仍受到武后的袒护，不到一年，便回到京城担任吏部尚书，而杜正伦则扔在一旁无人管。

一日，闲来无事，李义府偶翻贞观时修的《氏族志》，觉得自己的家族未列入志，甚是遗憾。于是，他将此事告诉武后，武后也感到《氏族志》有问题，应该重新修订。于是，由许敬宗、李义府主持重修工作，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李义府曾多次为其子向魏齐旧姓求婚，但是均未成功。出于个人恩怨，李义府请求武后下诏规定，旧有七姓崔、卢、李、郑、王等望族，不得互为婚姻，并将《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

新修氏族志，对李义府来说，是跻身于名门望族的关键一步。他曾自言本出于赵郡李氏，还常与诸李氏论亲疏远近，一些李姓子弟，也趋炎附势、附和苟同，称他叔祖的不在少数。当李义府贬为普州刺史时，本族给事中李崇德将李义府一支从赵郡李氏族谱中抹去。等李义府官复原职、重为宰相后，李义府毫不客气地加以报复，叫人罗织罪名，将李崇德下狱，迫其自杀。

盘剥百姓，不顾死活李义府出身自寒微之家，深知民间疾苦，一旦当上官便翻脸不认人，干起盘剥百姓的罪恶勾当。李义府的母亲去世，他在居丧一年后，又复起为司列太常伯、同东西台三品。不久，李义府要改葬他的祖父，墓地选在永康陵的旁边。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光宗耀祖，装潢门面；二是看看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他示意附近各县调派丁夫、牛车为他祖父修建陵墓。三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令李孝节为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大批丁夫，昼夜不停地劳作。别的县令见了，谁也不敢得罪李义府，均起而效之。高陵县令张敬业为人恭谨，是个老实人，苦于李义府的压力，终日操劳，竟累死在工地上。

这次声势浩大的迁葬活动，有出力的自然也有出物的。自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员，争先恐后地为他送礼，赠送迁葬所需物品。一时间，赶来迁葬的车马，浩浩荡荡，从灞桥到三原七十多里的道路上，人欢马叫，络绎不绝。高宗还下诏让“御史哭节”，以致“蠕媚刍偶，僭侈不法，人臣送葬之盛典无与伦比者”，成了唐王朝以来王公大臣们从未有过的豪华葬礼。

在李义府居母丧期间，有一个名叫杜元纪的风水先生，说李义府宅第有“狱气”，需要花掉积钱两千万，才可以“厌胜”，除去晦气。李义府信以为真，为了免除牢狱之灾，更加急切地收敛钱财，中饱私囊。

那时，高宗准许李义府初一、十五休假在家哭丧。但李义府并未把哀事放在心上，却利用这个机会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与杜元纪悄悄溜到东城，于凌晨登上左塚瞭望风水。此事被人发现，议论纷纷，推测他出来窥视星象，意欲图谋不轨。可李义府置人们议论于不顾，暗里继续敛财赎罪。他派儿子右司议郎李津找到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对他说：“我为你可求一官，数日后诏书便可下来。”过了五天，果然授了长孙延司津监的职务，并向他索钱70万。

铜山大贼李义府的倒行逆施，不能不引起朝臣的义愤和高宗的恼怒。在他大修祖墓而糜费钱财时，武后也委婉地劝他：“你这样不体恤民力，实为自掘坟墓之举，一旦事发，我也无力保你了。”聚敛成性的李义府，却当作耳旁风，仍然一意孤行。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向高宗上表，揭发了李义府的种种罪恶。高宗命司空李勣和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共同督办此事，经过核查和对李义府本人反复拷问，所犯之罪属实，高宗这样做，是下了一定决心的，因为他的胆大妄为已危及到高宗的统治。高宗下诏将其官爵尽除，并长期流放。他的长子李津，专门倚仗其父权威为非作歹，贿赂无厌，交游非所，潜报机密，也被长期流放振州（今海南崖县西）。次子李洽、三子李洋和女婿柳元贞等人，均被除名，长期流放廷州（今广西天峨东北）。李义府及全家受到应有的惩处，人们弹冠相庆，拍手称快。有人以民间说唱形式写了《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贴于大街小巷。所谓“铜山大贼”，是指李义府劫掠铜铁钱财，堆积如山。后遇朝廷大赦，但长期流放的人不在此列。李义府只好呆在寓所，忧愤成疾，死时才53岁。武则天篡位在那个男人们金戈铁马、尔虞我诈的时代，一道彩虹横空出世，让这一部历史多了许多的色彩。

斩草除根武则天当上皇后的同时意味着与她争宠的王氏、萧氏悲苦命运的到来，二人骤然间滑向了没有光明的无底深渊。为防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机智而富权术、阴狠而毒辣的武则天当然要斩草除根，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以后，囚禁在后宫的一所密室之中。密室四面高墙，没有门窗，只有一扇小门开了一个很小的孔，以通食器，门外有武氏派人看守。王氏、萧氏困在其中，昼夜不见日月，终日只有以泪洗面，互诉悲苦。

一天，高宗李治想起了被废的王皇后和曾经忘情恩爱的萧淑妃，不知道她们情形如何，想去看看。内监引着高宗，来到密室，见门禁森严，只有一个小孔用以通递饮食，李治不禁恻然心动，为之神伤。李治走过去，大声说：“皇后、良娣，你们还好吗?”王皇后、萧淑妃听见是皇上的声音，而且就在门外，两人喜出望外，泣不成声地说：“妾身以罪，弃为奴婢，请皇上别这么称呼我们。”呜咽流涕之后，她们喘喘气又说：“陛下若是念在往日恩情的份上，就请让我们重见天日，将这里赐名为回心院。”李治伤感之下，泪眼朦胧，满口答应“朕即有处置。”

武氏立即得到了心腹的奏报，待高宗离去，马上派人杖王皇后、萧淑妃各一百，直打得两人血肉模糊。然而，武则天还是不放过打入冷宫的王皇后和萧淑妃，终于在武则天软硬兼施、寻死觅活的纠缠下，唐高宗下诏将王皇后和萧淑妃赐死了。

按照惯例，后妃赐死不外乎鸩毒和自缢，而武则天却命人将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斩断手足，投入酒坛之中，说是让她们骨软筋酥吧!王皇后至死不发一言，萧淑妃则厉声披发大叫道：“愿阿武为鼠我为猫，生生扼其喉!”萧淑妃的话像钉子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钉在武则天的心坎上，此后纵然宫中老鼠成群也不准养猫。好一阵，武氏常梦见二人披头散发、血淋淋地前来索命。武氏大为憎恶，请来巫师镇邪，不久，徙居蓬莱宫，但还是时而梦见两人。后来，武氏便干脆迁都洛阳，终生不回长安。为表达自己对二人的憎恶，武氏下令改王氏为蟒氏、萧氏为枭氏，中宗即位以后才复得其姓。

徒有虚名的皇帝武氏进宫不到三年，就权谋夺取了皇后的地位。武则天巩固了在后宫的地位后，就加紧利用唐高宗为病魔所困的机会，将大部分政务都操纵在自己手里，向皇帝的宝座进军。为此，她还须先在那批元老重臣中树威。

武则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反对派大臣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贬官流放。没多久，李治因害了一场病，整天头晕眼花，有时难以睁眼，索性就将朝政大事全部交给武后处理。武则天执掌大权后，逐渐不把无能的李治放在眼里，使李治成为徒有虚名的皇帝。

从此，武则天更加肆无忌惮，一切任人行政大权多取决于她。她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依靠李义府、许敬宗，一连做了几件惊人的大事：废太子李忠，改立自己的儿子李弘为太子；封死去的父亲为周国公，杀死王皇后的舅舅。武后这一系列举动，令朝野百官无不侧目，一个个望风承旨。武后专权弄事，自然令外朝重臣极为不快，他们结成一体，窃窃私议，准备废后另立。而高宗也不满武后的挟制，同样有废后的想法。

千钧一发之际，武后的心腹宫女奔告武后，武后立即赶到大殿，面见高宗，质问这一切是为什么，高宗羞缩，吞吞吐吐。武后表现得无限委屈，声泪俱下，对高宗恩威并用。高宗哪经得住这个，连忙为自己开脱，说：“都是上官仪教我的！”武后找出了罪魁祸首，便指使许敬宗诬陷上官仪。于是，王伏胜、上官仪、李忠被杀。自此以后，武后不敢大意，常与高宗同朝听政，李治想有所为而不能，每次视事，政无大小，武后就垂帘于后。满朝官吏皆谏之，李治只是拱手听命而已，国人把武则天与高宗并称为“二圣”。不久，武则天自称“天后”，堂而皇之地颁布了十二条施政方针，俨然造成了一个独揽朝纲的局面。

唐高宗李治在位34年，后20年几乎不裁政，全部交给武后裁夺。武后在36岁以前，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此后便开始参与政务，醉心权术。高宗病体不支，一旦驾崩，颇得人望的太子自然会继承皇位，临御天下，这样，武后只能回到后宫，不能参政。这对于权力欲极旺的武后来说，无异于一死。因此，武后像杀死她的女儿那样轻松地决定，结束太子的生命，将太子李弘鸩杀。太子李弘死后，立次子雍王李贤为太子。不久，李贤又失欢于武后，废为庶人。武后的第三子李显被立为太子。

独断乾纲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死去，太子李显即位，为唐中宗，武后为皇太后，总揽朝政。李显即位以后，打算把自己的岳父韦玄贞升为宰相，并授给自己乳母的儿子一个五品官。这时，韦玄贞刚从普州参军升为豫州刺史，接着再拜侍中为宰相，显然升迁太快。因此，宰相裴炎坚决反对，发生争执。这位不谙世事、年轻气盛的皇帝气哼哼地说：“我把天下送给韦玄贞有何不可，何况一个侍中呢!”

裴炎把这事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召集百官到乾元殿，裴炎与中书侍郎刘某及御林将军带兵入宫，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李显这时还不明白，问：“我有何罪?”武则天斥责他：“你要把天下让给韦玄贞，这罪还小吗?”

武则天所以选中李显继承帝位，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昏庸，认定他称帝也成不了大气候，废立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另一方面，武则天也是遵照高宗遗嘱让李显称帝。而且这时武则天称帝的时机尚不成熟，不敢贸然行动，用李显作为缓冲。

李显被废后，武则天的四子豫王李旦即位，是为睿宗，居别殿，不得干预朝政，武后又幽禁李旦及诸子于宫中，不出门庭达十余年。李旦的宝座还没坐热，因武则天要当皇帝，李旦只好让位，并且请母亲赐自己姓武。尽管这样，也没有消除武则天对他的疑虑，还是把他废为庶人，赶出京城。不久，武则天又把李旦怀有身孕的妻子也赶走，致使夫妻俩沿途乞讨，风餐露宿，苦不堪言。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就是在逃难时出生在路边的破草棚里。

公元684年，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立武氏七庙，百官改名，为做女皇帝奠定基础。接着大量采用娘家诸武用事，残酷镇压政敌。五年后，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自称圣神皇帝，经过36年的经营，武则天终于获得皇帝的称号。她登位时已67岁，是中国历史上即位年龄最大的帝王，她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刚强机智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来俊臣恶有恶报自古以来阴谋家的下场就是不得善终，来俊臣以及那个周兴又为我们重演了这一幕悲剧。

古代名画靠告密发家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决心除掉那些反对她的唐朝宗室和大臣。可是，谁在暗中反对她，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呢?于是，她就下了一道命令，发动全国告密。不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只要发现有人谋反，都可以直接向她告密。地方官吏遇到有人告密，不许自己查问，一定要替告密的人备好车马，供给上等伙食，派人护送到太后行宫，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如果告密的材料属实，告密人可以马上做官；查下来不符事实，也不追究诬告。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告密的人当然越来越多了。

武则天收到许多告密材料，总得有人替她审问。有一个胡族将军索元礼，就是靠告密起家的。武则天派他专门办谋反的案件。索元礼极端残忍，审问案件，不管有没有证据，先用刑罚逼犯人供出同谋。犯人受不住刑，就胡乱招了一些假口供，这样，他审问一个人就会牵连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人。株连越广，案情就越大。索元礼向太后一汇报，太后直夸他办事能干。

有些官吏看到索元礼得到太后赏识，就学起索元礼的样子来。其中最残酷的是周兴和来俊臣。他们每人手下养了几百个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只要他们认为谁有谋反嫌疑，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捏造了许多证据。更奇怪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织经》，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

周兴、来俊臣办起案来，比索元礼还要残忍。他们想出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他们抓到人，先把各种刑具在“犯人”面前一放，“犯人”一看，就被迫招认了。周兴、索元礼前前后后一共杀了几千人，来俊臣毁了一千多家，他们的残酷天下闻名。

有个正直的大臣对太后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多数是冤案、假案，也许有人阴谋离间您和大臣之间的关系，您可不能不慎重啊!”可是，武则天不愿听这种劝告。告密的风气越来越盛，连她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勣，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下令杀了。

请君入瓮有一天，太后接到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勣同谋。太后一听，大吃一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说巧也巧，太监把太后的密旨送到来俊臣家，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边喝酒，边议论案件。来俊臣看完武则天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谈话。来俊臣说：“最近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招供，您看该怎么办?”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这还不容易!我最近就想出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谁不肯招认，就把他放在大瓮里烤。还怕他不招?”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说：“好办法，好办法。”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去搬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到大厅里来，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炭火熊熊，烤得整个厅堂的人禁不住流汗。

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站起来，拉长了脸说：“接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周兴一听，吓得魂飞天外。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上报太后。

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她干了不少事。再说，周兴是不是真的谋反，她也有点怀疑，就赦免了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去。周兴干的坏事多，冤家也多，到了半路上，就被人暗杀了。后来，武则天发现索元礼害人太多，民愤很大，就借个因由把他杀了。

可以睡个安稳觉了留下的一个来俊臣，仍旧得到武则天的信任，继续干了五六年诬陷杀人的事，前前后后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官吏百姓，连宰相狄仁杰也曾经被他诬告谋反，关进牢监，差一点被杀死。

来俊臣的胃口越来越大，他想独掌朝廷大权，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势力大，索性告到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全都揭了出来，并且把来俊臣抓起来，判他死罪。武则天本来还想庇护来俊臣，一看反对来俊臣的人太多，只好批准把他处死。

来俊臣被处死刑那天，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从现在起，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国相狄仁杰武则天十分重视任用贤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宰相狄仁杰。

不想知道谁说了坏话狄仁杰当豫州刺史的时候，办事公平，执法严明，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武则天听说他有才能，立即把他调到京城当宰相。一天，武则天召见他，告诉他说：“听说你在豫州的时候，名声很好，但是也有人在我面前揭你的短。你想知道他们是谁吗?”

狄仁杰说：“别人说我不好，如果确是我的过错，我应该改正；如果陛下弄清楚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并不想知道。”

武则天听了，觉得狄仁杰器量大，于是更加赏识他。

狄仁杰在狱中的经历来俊臣得势的时候，诬告狄仁杰谋反，把狄仁杰打进了监牢。来俊臣逼他招供，还诱骗他说：“只要你招认了，就可以免你死罪。”

狄仁杰坦然说：“如今太后建立周朝，什么事都重新开始。像我这种唐朝旧臣，理当被杀。我招认就是了。”

另一个官员偷偷告诉狄仁杰说：“你如果供出别人来，还可以从宽。”

狄仁杰这下可生了气，说：“上有天，下有地，叫我狄仁杰干这种事，我可干不出来!”说着，气得用头猛撞牢监里的柱子，撞得满面流血。那个官员害怕起来，连忙把他劝住了。

来俊臣根据逼供的材料，胡乱结了狄仁杰的案，对他的防范也就不那么严密了。狄仁杰趁狱卒不防备，偷偷地扯碎被子，用碎帛写了封申诉状，又把它缝在棉衣里。那时候，正是开春季节。狄仁杰对狱官说：“天气暖了，这套棉衣我也用不上，请通知我家里人把它拿回去吧。”狱官并不怀疑，就让前来探监的狄家人把棉衣带回家去了。狄仁杰的儿子拆开棉衣，发现父亲写的申诉状，就托人送给武则天。

武则天看了狄仁杰的申诉状，才下令把狄仁杰从牢监里放了出来。武则天召见狄仁杰，说：“你既然申诉冤枉，为什么要招供呢?”

狄仁杰说：“要是我不招，早就被他们拷打死了。”武则天免了狄仁杰的死罪，但还是把他宰相职务撤了，降职到外地做县令。直到来俊臣被杀以后，才又把他调回来做宰相。

不遗余力地推荐人才在狄仁杰当宰相之前，将军娄师德曾经在武则天面前竭力推荐他。但是狄仁杰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认为娄师德不过是普通武将，不大瞧得起他。有一次，武则天故意问狄仁杰说：“你看娄师德这人怎么样?”

狄仁杰说：“娄师德做个将军，小心谨慎守卫边境，还不错。至于有什么才能，我就不知道了。”

武则天说：“你看娄师德是不是能发现人才?”

狄仁杰说：“我跟他一起工作过，没听说过他能发现人才。”

武则天微笑说：“我能发现你，就是娄师德推荐的啊。”

狄仁杰听了，十分感动，觉得娄师德的为人厚道，自己不如他。后来，狄仁杰也努力物色人才，随时向武则天推荐。

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说：“我想物色一个人才，你看谁行?”

狄仁杰说：“不知陛下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武则天说：“我想要找个能当宰相的。”

狄仁杰早就知道荆州地方有个官员叫张柬之，年纪虽然老了一些，但办事干练，是个宰相的人选，就向武则天推荐了。武则天听了狄仁杰的推荐，提拔张柬之担任洛州（治所在洛阳）司马。

过了几天，狄仁杰上朝，武则天又向他提起推荐人才的事。狄仁杰说：“上次我推荐的张柬之，陛下还没用呢!”

武则天说：“我不是已经把他任用了吗?”

狄仁杰说：“我向陛下推荐的是一个宰相的人选，不是让他当司马的啊。”武则天这才把张柬之提拔为侍郎，后来，又任命他为宰相。

狄仁杰前前后后一共推荐了几十个人，后来都成为当时有名的大臣。这些大臣都十分钦佩狄仁杰，把狄仁杰看作他们的老前辈。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在狄公的门下了。”狄仁杰谦逊地说：“这算得上什么，推荐人才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

一代名相狄仁杰一直活到93岁。武则天很敬重狄仁杰，把他称作“国老”。狄仁杰曾多次要求告老，武则天总是不准。他死去后，武则天常常叹息说：“老天为什么这样早夺走我的国老啊!”

狄仁杰一生为官清正，不献媚逢迎，勇于直言进谏，所以仕途顺利，屡次得到高宗的提拔封赏。武则天在位期间，由于精通政务军情，当上了宰相。狄仁杰为相不居功自傲，并能不断从各地选拔能人奇士入朝为官，不愧为一代名相。苏摸棱人在官场，也就好像身处江湖，你的一言一行都是身不由己。

一身才子气唐朝高宗年间，有一位非常聪明的秀才，名叫苏味道。后来，这位秀才考中进士，也由家乡赵州（今河北省赵县）到成阳（今陕西省成阳市）任地方官。这位秀才担任官职后，办事认真，真是一身“才子”气。就这样，苏味道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公元684年以后，武则天废黜了中宗，她自己把持朝政大权。在此期间，武则天改组了原来的中央权力机构，把原来的“中书省”改为“凤阁”。官员的职务也大有变动。在这次政治变动中，有的上，有的下，有的被免官。没想到，苏味道竟被提升并任命为凤阁侍郎。在当时，凤阁侍郎是个较高的官职，仅次于凤阁令的高级职务，大致相当于当时的副宰相。

苏味道由一个七品芝麻官，一下子升至二品高级官员，真是官运亨通，世人无不羡慕他，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几起几落武则天改组的新政权，颇不稳定，朝廷内新旧官员明争暗斗，分为两派。苏味道出任凤阁侍郎没多久，就受到控告，结果被捕入狱。这样，一日间就失去了往日的权位，还受到拷问、折磨。一次，武则天到监狱巡视，看见苏味道面目憔悴，正蹲在地上吃饭，觉得他十分可怜。于是，武则天大发慈悲，下令将他释放出狱，并派他到外地（今江苏省江宁县一带）担任地方长官刺史。官职虽比风阁侍郎低了许多，但总算出了大狱，有了人身自由，而且又恢复了官员的身份、地位。

几年以后，苏味道又被调回京都长安，开始为天官侍郎。苏味道觉得自己的才能很被上边看重，他安心工作，不久，又官复原职。但是，朝廷内部两派争斗继续着，这使苏味道的好日子不久长。他再次遭到控告，朝廷又将他降级降职，又派到外地（今陕西省中部一带）去担任地方刺史。

变了一个人朝廷朋党的争斗，使得苏味道上上下下，频繁升降，当年年富力强时的那种“才子”气概荡然无存了，现在的苏味道与原来的苏味道判若两人，他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处世圆滑的老世故。在工作上，当下级官员向他汇报、请示时，他一般不表态。非要他表态时，他就一边用手来回抚摸床棱，一边慢条斯理地说：“这个事嘛，也好办。按你说的办是可以的；要是这么办，也可以。到底怎么办好?我看啊，还是你们自己好好想想，然后拿个准主意就行了，不要再来问我了。”

今天这样回答，明天还这样回答，时间久了，他的下属都摸透了苏味道的作法。有时，同僚们凑到一块，就学着苏味道的腔调、姿势来取乐，有人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摸棱手”，也有的叫他“苏摸棱”。其意思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下属们都知道他对待事情的态度，就像他那双在床棱上摸来摸去的手一样，没有一个准地方（准主意），两边来回晃荡。

后来，苏味道的一位老朋友，将下级官员的反映告诉了他，他并没有发怒，只是长长叹了口气，语气很沉重地说道：“唉，我不怪他们，他们说得没错啊。只是大伙儿不明白，这是我大半辈子处事的经验啊!你回答问题时，不能说得太明白；办事情，也不能太果断。不然，有了错误，人家要指责你，甚至控告。反之，处事只要像摸床棱那样，由这头滑到那头，再从那头滑到这头，两头都占着，就避免出差错了。”武则天的男宠因她曾拥有过几个男宠，成为亘古难泯的丑闻，也因此而成为政敌攻讦诅咒的靶子。

工作与爱情两分开武则天在个人生活方面，曾专门设置“控鹤监”，专习床前供奉，薛怀义、沈南、张易之、张昌宗等人，都先后成了他的男宠。高宗死后，首先入侍武则天的是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洛阳街头卖膏药的小贩，因为身材魁梧，强壮有力，又能说会道，善收善放，是千金公主的情郎。武则天知道后横刀夺爱，居然称心如意。当时宫中经常举行佛事活动，为使冯小宝方便出入宫中，武则天就让他剃发为僧，出任洛阳名刹白马寺的主持，又将其名改为“怀义”，赐给薛姓。凭着过人的聪明，薛怀义又因督建万象神宫有功被擢升为正三品左武卫大将军，封梁国公。后来还多次担任大总管，统领军队，远征突厥。

薛怀义仗着有武则天撑腰，一时气焰熏天。一天，薛怀义在朝堂之上与丞相苏良嗣相遇，苏良嗣看不惯他的嚣张气焰，命令左右随侍的人结结实实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薛怀义捧着红肿的睑向武则天哭诉，不料得到的答复是：“这老儿，朕也怕他，阿师以后当于北门出入，南衙宰相往来之路，不可去侵犯他。”可见武则天对于嬖幸的男宠，以及为她办事的大臣，两者的分量是分得清清楚楚的。

对这件事，武则天的最有名的宝贝女儿太平公主曾对她母亲说：“为什么不选择姿禀拔粹的人，用来帮助游赏圣情，竭除烦虑，何必去宠幸那些市井无赖之徒，为千秋万世所讥笑呢?”

武则天颇为感慨地答道：“你讲的确实很正确，早几天宰相打薛怀义的嘴巴，就正好是欺侮他是市井小人啊!假如是公卿子弟通晓文墨的，南衙又岂敢随便侮辱他!”

后因武则天宠幸御医沈南，薛怀义恩宠渐衰，气极之下，竟偷偷将明堂焚毁。武则天知是薛怀义所为，但也自觉难堪，未予追究，反令薛怀义主持重修明堂。后薛怀义愈发骄纵，并张扬武氏私事，为武则天所厌恶。在武则天授意下，太平公主率人将其缢杀。

第十四章

古代人物与大臣讨论后宫之事薛怀义死后，时过中年的沈南侍奉武则天。七十多岁的她又陷入了寂寞烦闷之中，喜怒无常，脾气暴躁。此后，太平公主把太宗时凤阁侍郎张九成的儿子张昌宗兄弟推荐给武则天。这两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不但聪明伶俐，通晓音律，而且更有侍寝的本领。武则天以为这回是公卿之子，大臣们讲闲话的可能会没有，于是马上给二人加官四品。从此，二张俨若王侯，每天随武皇早朝，待其听政完毕，就在后宫陪侍。

武则天还是遭到了反对，大臣狄仁杰原来就逼着武则天撤除了秽乱深宫的“控鹤监”，这次他又硬着脖子对武则天说：“臣过去请撤‘控鹤监’，不在虚名而在实际，今天‘控鹤监’的名虽已除去，但二张仍在陛下左右，实在有累皇上的盛名，皇上志在千秋，留此污点，殊为可惜，愿罢去二张，离他们是越远越好。”

对此武则天没有大怒，只是拐弯抹角地加以解释：“我早已知道你是忠正老臣，所以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你。但这件事情你不宜过问，因为我嬖幸二张，实际是为了修养身体。我过去躬奉先帝，生育过繁，血气衰耗已竭，因而病魔时而相缠绕，虽然经常服食参茸之类的补品，但效果不大。沈御医说：‘血气之衰，非药石所能为力，只有采取元阳，以培根本，才能阴阳合而血气充足!’我原也以为这话虚妄，试行了一下，不久血气渐旺，精神渐充，这决不是骗你的，我有两个牙齿重新长出来就是证明。”

说完把两个刚长出来的牙齿露给狄仁杰看。不可一世的女皇武则天张大了嘴巴向狄仁杰逼来，使得狄仁杰这位忠耿正直的大臣一时之间窘迫异常，狄仁杰不得不作出让步，但仍不屈不挠地说：“游养圣躬，也宜调节适度，恣情纵欲，适足贻害，但我知道陛下不会像历史上的秦、胡二皇后，希望陛下到此为止，以后不能再加添男宠了。”武则天和颜悦色地说：“你讲的是金玉良言，今后我一定会有所收敛的!”朝堂之上，君臣竟以猥亵之言争论男宠的事，可说是千古少见的事，武则天能够做到这样也算难能。

张易之和张昌宗属世家子弟，宰相之后，此二人先被任为中朗将和少卿，后屡屡加官，因武氏年事已高，政事多委张氏兄弟，二人权顷朝野，连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武三思等人都争着为二人执鞭牵马。二张恃宠而骄，不仅在后宫恣意专横，而且结党营私干预朝政，引起了众怒。神龙元年，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复辟唐朝的政变，将二张诛杀。其实二张对唐朝的复辟也是有功的。

武则天依靠历史的条件、特定的婚姻、个人的才干书写了一段辉煌的女皇历史。作为一个女皇，一个精明的政治家，武则天蓄养男宠应该说主要是为了显示女皇帝的威权。二张入侍时，武则天已年满73岁，就算生活优裕，养生得法，服用春药，也难使一个老妪返老还童。她这是在向众人炫耀，既然男子为帝可以有成群的妃嫔，女人登基也应该有侍奉的男宠。而且，武则天在宠幸面首时，唐高宗早已作古，她是孤身一人。皇帝妃嫔成群在当时是合法制度，武氏身为女皇，男宠前后不过数人，即使与历史上不荒淫的皇帝相比，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对武则天还应该全面的、历史的、公正的给予评价。大唐才女上官婉儿她是武则天的心腹，笔杆子，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她虽一生未嫁，仍丑闻缠身。

祖父成了替罪羔羊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中时，因其祖父上官仪的案子牵连而籍没入宫。那还是麟德元年，当时高宗对武则天的专横牵制甚为不满，与宰相上官仪密谋废后。上官仪附和高宗之意说道：“皇后恣意专权，天下极为不满，应当废掉以顺人心。”高宗即令其起草废后诏书。武则天听到密报后，慌忙赶到高宗身边，一把抢过诏书，瞪起眼睛看了一遍，恶狠狠地把脖子伸到高宗面前嚷道：“你杀了我算了!杀呀!杀呀!”高宗久处积威之下，对撒泼的武则天毫无办法，只得支支吾吾地说：“这不是我的意思，都是上官仪教我的。”只一句话就嫁祸于人，让上官仪成了替罪羊。武则天竟不肯轻易罢休，指使亲信许敬宗诬陷上官仪勾结前太子李忠图谋叛逆。结果，上官仪与其子上官庭芝被下狱处死，上官庭芝之女上官婉儿也随其母入宫中为婢。

留在杀父仇人的旁边上官婉儿在宫中渐渐长大，她天资聪慧，又肯用功学习，对宫中万事都了如指掌。14岁就会作诗，众人都夸她是才女。后来，武则天见她才华出众，善解人意，就封她为婕妤，协助她拟敕制诏。上官婉儿也不计较武则天杀父之仇，死心塌地地与武则天在国事上密切合作，这种不计前嫌的雅量在一般人中是鲜见的。据说当年她母亲怀她的时候，曾梦见神人送来一杆大称，占梦的说这预示着上官婉儿将掌握大权衡量天下大事，那时她家是罪臣孤子，谁也不相信，想不到竟然成真。

上官婉儿对武则天惟命是从，很受武则天的宠信，但也有一段时间屡遭训斥。不是因为她办事不力，而是因为独身半生的她，不理解武则天的变态心理。时年七十多岁的武则天因男宠薛怀义死后，御医沈南身心虚弱满足不了自己，整天陷入寂寞无聊的烦闷之中。她喜怒无常、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责骂侍女。上官婉儿虽然善解人意，但从来没尝过男欢女爱的滋味，对武则天的变态只能感到惘然。后来张易之、张昌宗两位美少年入宫侍寝，武则天才又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起来，上官婉儿这才似有所悟。据说上官婉儿额头上的一道创伤还是她与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调情时，武则天醋劲大发，一剑砍伤的。

古代名画陷入情网武则天死后，武三思是中宗与韦后最亲密、最信赖的知己，官至司空，并和韦后勾搭成奸，成为操纵中宗的“真天子”。武三思的再度猖獗得益于上官婉儿鼎力相助。其时上官婉儿由正三品女官婕妤，升为正二品昭仪，她虽然已有四十多岁，但风韵犹存，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她容貌艳丽、风度袅娜、举止大方、才华横溢，令男人们为之倾倒，中宗也垂涎欲滴。但韦后专横，中宗不敢觊觎，众大臣也惧于上官婉儿的声望可望而不可及。由于武三思和韦后的亲密关系，他可以随时出入宫廷。出于政治需要，武三思想尽办法取悦上官婉儿，使她深深地陷入情网。面对权势显赫又对自己体贴入微的男子，体验了床第之欢，欲壑难填，遂与武三思频频幽会于后宫，后来竟成为宫中公开的秘密。为了更方便地与武三思苟合，上官婉儿便要求在宫外建立私宅，把母亲沛国夫人接来同住，每天早出晚归到后宫侍奉帝后。闲暇时，她则与武三思在一起厮混。许多女官纷纷效仿，竟开了宫廷史的一个先例。

上官婉儿最爱的还是唐宗室诸王中的李逸，而李逸却爱着武则天的侄女武玄霜，最爱上官婉儿的又是长孙泰，长孙泰的妹妹恰好是李逸的妻子，这几人都是朋友至交，在这种不可言说的困境中，上官婉儿对远在天山的李逸写道：

叶下洞庭秋，思君万里余；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惆怅久离居。

搭救自己的情人中宗回宫五年后，五王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将政权交还给中宗。当五王之一的张柬之率领大队人马冲进宫时，武三思正在太子宫与韦后歪躺在床上下棋。只听见屋外人声鼎沸，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上官婉儿敏捷地冲进屋来，拉着武三思仓惶躲入阁楼之中，这才避过了一场大祸，事后只是被削去王爵而已。武三思侥幸躲过一劫，以后便千方百计消灭“五王”势力，在朝中权倾一时。

佳人之死后来，武三思被杀，韦后专权，毒死了中宗，引起了李隆基发动政变。当李隆基率众进入宫中杀死韦后及安乐公主后，上官婉儿心存侥幸，率领宫人秉烛出迎。她拿出一纸诏书的底稿让李隆基过目，说当初是她亲拟诏书立温王李重茂为帝，以相王李旦辅政的，不过韦后不肯。这个未实现的“功劳”没有打动李隆基，上官婉儿当场被李隆基的部下一刀杀死。这个聪明一生的才女佳人终究没有逃脱厄运，竟惨死于这场流血的事变之中，死时年仅47岁。倘若她生前有先见之明，与武三思和韦后等人拉开距离，或许不会遭此下场。武三思权倾朝野曾因钻营有术而得以长期专权跋扈的武三思，终于做了刀下鬼。

裙带关系武三思，祖籍并州文水人。父亲武元庆是武则天同父异母哥哥。武则天被高宗册封为皇后，武三思靠着裙带关系，年纪轻轻就被提拔做了右卫将军。高宗去世后，大权全归武后。她先是以太后名义临朝执政，没过几年，就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周，成了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周政权的出现，为武三思谋取更高的政治地位提供了条件。他一方面靠自己的外戚身份，一方面又极力施展钻营本领，终于得以跻身宰辅，位极人臣。

武则天当政初期，为巩固武氏家族的统治，采取“崇周抑唐”政策。她一方面对武家子侄加官进爵，另一方面又极力排挤李唐宗室，甚至对自己的亲生儿子中宗和睿宗也不放心，把他们都软禁起来。武三思迎合武则天这一政策，建议她斩尽杀绝李唐宗室诸王和公卿百官中不愿附和武周的人。

对武则天百般逢迎武三思还百般逢迎武则天。他领衔修撰《则天皇后实录》，借此机会为武则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有一次，武三思私下召集在京的胡人酋长，对他们说：“当今皇上圣明，功德无量。我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叫你们都出些钱，买些铜，铸个天枢，把皇上的功德铭刻在上面，然后竖在端门外面。不知你们意下如何?”酋长们听说是为皇上铸天枢，哪个还敢不交钱。武则天知道后，十分高兴，又派大臣从民间收集了不少铜农具，凑成二百万斤。

在武三思等人张罗下，耗资巨大的铜天枢终于铸成。据说，这个天枢形状像根大柱子，高达105尺，直径12尺，柱子四周环以铜龙，柱顶是个大石盖，盖上有四只蛟，各捧一个大珠，栩栩如生。武三思亲自作文，颂扬武周功德。武则天对武三思大加赞扬了一番，亲自为天枢题名，称作“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又令人把她的题名、武三思的表功文、出钱的各胡人酋长的名字，都铸在天枢上。

武三思对武则天的幸臣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也不遗余力地曲意讨好，自然是想通过他们经常在武则天面前替自己讲好话。他从不直呼这三个幸臣的大名。每次这些幸臣外出时，他总是先在门口等候着，替他们牵马、执鞭。工夫不负有心人，武三思的苦心自然赢得了武则天的宠信，以致于考虑要立他做皇太子。终于有一天，武则天征求大臣的意见。不料宰相狄仁杰坚决反对，理由是梁王武三思的威望和能力都不及庐陵王李显。武则天还是犹豫不决。过了几天，她又去问狄仁杰。狄仁杰对她剖析说：“陛下如果立庐陵王为太子，就会常享宗庙。如果立梁王，武家宗庙就没有您这个做姑姑的位置了。”武则天至此才打消了立武三思为太子的想法。

拉帮结派，打击异己武三思靠着武则天对他的宠信，在朝中拉帮结伙，残酷打击反对派。凡是愿意为他所用的人，他都加以提拔。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僚，都仰他的鼻息是从。见利忘义之徒自然也能跻身武氏集团。宰相韦方质因不愿同流合污而告病还家，武三思登门探望他时，他躺在床上相见。武三思一气之下，找个借口把他流放到了儋州（今海南岛）。

武三思手下还有一批酷吏，这些人办案子很残忍。他们经常给人罗织罪名，捏造证据，施以酷刑，逼迫招供。其中有个得力干将名叫周兴，此人不但杀人如麻，而且用刑的手段也特别残忍。

依旧权势熏天中宗复位以后，照理说靠着武则天这层关系发迹的武三思是不会受到重用的，然而，善于投机钻营的武三思竟然通过走“后宫”门路，权势不但不减于武朝，而且更加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原来，中宗是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他复位以后，实权掌握在韦后手中。这位韦皇后并不是个守本分的女人，很快与武三思私通。从此以后，武三思和韦后常常混在一起。韦后对他宠幸有加，常对中宗吹枕头风，说武三思如何有才干。糊涂的中宗信以为真，遂拜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

武三思靠着韦后的宠信，再次得以专权跋扈。中宗朝宰相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人，都是拥立中宗复位的功臣。他们为整肃朝政，革除弊政，限制武氏家族特别是武三思势力的发展，要中宗剥夺武家子弟的王位。对此，武三思怀恨在心。他通过韦皇后的关系，让中宗把他们通通加以贬谪。结果，张柬之被贬于泷州，敬晖被贬于崖州，桓彦范被贬于襄州。武三思还不解恨，又叫手下的酷吏到贬所去，将他们加以杀害。

恶贯满盈武三思的胡作非为，自然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不满。公元706年，以王同皎为首的一部分反对武三思的人，准备利用武则天灵柩下葬之际，发动政变，刺杀武三思。不料，有人事先向武三思告了密。结果，王同皎等人被处死，王家遭灭门之灾。

这次暗杀事件虽然没有成功，但反对武三思的人却越来越多。一年之后，这个作恶多端的武三思，终于在太子李重俊发动的一场夺权政变中被杀，李唐王朝也算是少了一害。李显登基唐中宗李显简直就是他父亲的翻版，只是结果还不如他父亲。

被母后发配唐中宗李显生于大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是武则天为高宗生下的第三个儿子。李显起名显，赐名哲，实指望这个儿子能成为聪颖贤达之士，以稳固她在后宫的地位。然而，李显降生后，各方面都与他的两位兄长李弘、李贤相差甚远。不学无术，得过且过，既无治国的胆略，亦无理政的才术。

武则天作皇后时，先是废掉了非己所出的太子李忠，改立她亲生儿子李弘为太子；不久又废掉李弘，改立次子李贤；最后又对李贤不满，把三子李显推上太子宝座。唐高宗驾崩后，太子李显继位为中宗，太子妃韦氏封为皇后。成了皇后的韦氏心中开始盘算弄权的计划，在她的唆使下，软弱无主见的唐中宗提拔了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为豫外刺史。无奈此时武则天虽然成了皇太后，却把实政大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使得韦后无法通过中宗为所欲为。不到一年时间，唐中宗仅因一点小事得罪了母亲武则天，武则天就出面将中宗贬为庐陵王，发配到边远的房州，另立第四个儿子李旦为睿宗，自己总揽朝政。

李显携韦后在荒僻的房州住了一年，不久又按武则天的旨意迁往均州，在均州过了两年，又被勒令迂回房州。武则天之所以这样让他们反复搬迁，就是为了防止他们长居一地，聚集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朝廷。经过几年的折腾，武则天觉得他们的锐气已经消磨得差不多了，也就允许他们长居房州了。

差点自杀的皇帝武则天几度废立太子和皇帝，大权暗握仍觉得不够过瘾，索性在天授元年又废掉唐睿宗，自己为圣神皇帝，结束了垂帘听政的时期。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消除异己，她在京城洛阳大肆捕杀李姓皇室子孙和拥戴他们的大臣。消息传到房州，中宗与韦后心惊胆战，夜不安眠，每次听说朝廷使节前来，中宗李显就吓得面无人色，生怕是皇帝母亲派人来下诏赐死。

在这种极度的惶恐中过日子，懦弱的李显失去了生存的勇气，他曾几次想要撞墙自杀，但都被韦后拦住，韦后劝解他道：“福祸无常，活着就有希望，何必自己送上死路!”

中宗心想：反正只不过是一死而已，只要没有逼到最后关头，权且活着，就可以等待时机降临，何必急急忙忙自寻死路呢!这样一想，他又稍微安定下来，与韦后共同支撑着艰难痛苦的岁月。

妻子偷情武则天称帝后，很多人对她破天荒的女皇帝做法不满，各路英豪纷纷起兵声讨。在扬州就有徐敬业揭竿而起，为了使自己的行动名正言顺，他打起了“匡复中宗”的旗号。武则天心中有些惊慌，她一面派遣大将李孝逸率领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一面又派宠侄武三思前往房州察看中宗的动静。

武三思到了房州，见到了中宗和韦后，在叙谈中竟被韦后的美貌和风韵迷住了。只见韦后身材袅娜多姿，皮肤白皙滑腻，龙髻高盘，眸含秋水。因为要讨好来使，韦后对他媚眼频送，百般逢迎，怎么不叫好色成性的武三思心神荡漾呢!

聪明的韦后早已看出武三思的心思，心里暗暗拿定主意，她深知只要稳住武三思，就可以在武则天面前讨到好处，为了这个，她自己付出些色情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个韦后，生就风流淫荡的性情，能在这穷乡僻壤制造些风流韵事，还正合她的胃口。

当天夜里，韦后精心梳洗打扮一番，然后一个人悄悄摸到武三思下榻的馆舍。武三思似乎心有所待地正秉烛夜读，其实他哪里读得进去，眼前只是飘浮着韦后诱人的身姿和媚人的神情。忽然，他闻到一阵脂粉的浓香，随即韦后飘然而至，武三思忙不迭地起身相迎，口中连称：“下官何幸，蒙娘娘深夜造访!”

韦后娇媚地一笑，已走近前来，伸出洁白的玉腕，轻轻掩住武三思的口，悄声道：“噤声!灭烛!”武三思心领神会，一口吹灭蜡烛，一把把韦后拉进了自己的怀中。如此，一个如饥似渴，一个投怀送抱；一个仗势猎色，一个卖色求利，清晨临别时，韦后叮咛道：“武郎千万不要辜负我呀!”武三思指天为誓：“我一定在皇帝面前竭力保全。”

中宗回宫送走武三思后，韦后在房州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京城传来好消息。而武三思回朝后也并未食言，他在武则天面前极力宣扬中宗与韦后的忠孝之心，然而出于种种顾虑，武则天并没有急于召中宗夫妇返朝。直到圣历元年，在宰相狄仁杰的力劝下，武则天才派人把中宗和韦后从房州接回洛阳，复立中宗为皇太子，这时距离弘道年中宗被贬房州已经15年了。

中宗回宫五年以后，趁武则天卧病之际，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晖五位大臣，率领御林军攻入长生院，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就这样，中宗在失位20年后，又被推上了皇帝宝座，韦后自然也恢复了皇后的身份。但唐中宗对张柬之等人并不感激，他觉得自己已被接回来作了皇太子，继位为皇帝是迟早的事，张柬之等人的举措，不过使他提前了些时日而已，况且还让他担了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这个软弱无知的皇帝，对排挤自己的武氏家庭的人反而没有一点恶感，张柬之等人发难之时，他还特意叮嘱说：“杀别人可以，武氏之族，系我中表之亲，不可滥杀!”让诸位力保李唐天下的大臣哭笑不得。充满争议的韦后学习武则天并无可厚非，可是如果自己的实力不够却硬要追求，那只能自取其辱了。

只知道吃喝玩乐中宗被迎回宫后，武则天的身体每况愈下，五年后，五王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这样，中宗在失位20年后，又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再次成为皇后的韦氏，权势欲开始膨胀，放荡行径也更加无所顾忌。

中宗第二次即位期间灾害连年，边患不断。然而韦后却对中宗说：“十多年的苦难我们已经受够了，现在就要过自由自在的天子生活了。”在韦后的怂恿下，中宗不顾民间疾苦，即位当年十一月，他们就一起到洛阳城南门楼观看了泼寒胡戏。当时天气严寒，北风凛冽，北方胡人裸身挥水，舞蹈自如。中宗和韦后身穿轻裘，从早到晚，不知疲倦。

次年春天，中宗又和韦后一起登上玄武门，观看宫女聚会饮酒。韦后还觉得不过瘾，又请求中宗命宫女左右分队，互相殴打，以决胜负。他们还派遣宫女开办集市，令百官公卿扮作商人前往交易，因买卖不公，大臣和宫女们互相辱骂，言词卑猥，中宗和韦后看了以后却哈哈大笑。

又过了一年，正值正月元宵期间，中宗和韦后脱去龙凤袍，换上百姓装，带领大臣们夹杂在长安市民中间，在化度寺门前的大街上观赏花灯。这一夜，中宗还依照韦后意见，放出几千名宫女看灯，致使一半以上的宫女都跑掉了。接着，他们又先后观看拔河比赛，游宴桃花园，游赏樱桃园，泛舟戏乐。

想效仿武则天韦后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并不因此满足，她更渴望着女人身心欲望的满足。中宗无力满足韦后的要求，她便寻求外欢，与武三思勾搭成奸。此后，韦后便如鱼得水，对政治的干预也更加猖狂。尽管韦后仿效武则天，也有想当女皇的野心，但她却缺乏武则天所具有的政治才干、执政者应具备的器量及神秘性，韦后所有的只是昏暴，而不讲究手段。

古代山水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族再度崛起，令政变集团成员们感到万分惶恐，当初政变时，对以武三思为首的诸武竟没有丝毫的损伤。武三思因与韦后的关系，进而成为操纵中宗的“真天子”。

张柬之等人很清楚，这时中宗的制命实际上是根据武三思的裁决颁布的。在无可奈何之下，他们秘密晋见中宗，请求诛杀武三思及诸武。然而，每次晋见，中宗皆以缄默的态度予以回敬。在中宗看来，武三思是他和韦后最亲密、最信赖的知己。中宗不仅不会下令诛杀诸武，反而将张柬之等人的密陈透露给了武三思。武三思便和韦后一起双管齐下，在中宗面前，对张柬之等人屡进谗言。武三思和韦后诬陷张柬之等人图谋不轨，怂恿中宗将他们明升暗降、册封张柬之等五大臣为王。中宗对韦后和武三思的话由衷地相信，立即下诏封五王，从而剥夺了五位功臣执政之权，把他们调出京城。接着，武三思又诈称圣旨，派刺客在流放途中将五王一一刺杀。可怜这五位忠心耿耿的大臣拥立中宗复位，可谓深得人心，可惜斩草不除根，终于冤死在小人女子手中。这样，唐朝大权完全掌握在韦后和武三思手中。

武三思等之所以会赢得中宗和韦后的信任而再度猖獗，这主要是由于后宫的才女上官婉儿的缘故。上官婉儿长期担任武则天的心腹笔杆。中宗即位后，敬佩上官婉儿的才华，继续留任她担任原职，但对这位美人他是不敢觊觎的，惟恐引起韦后的责骂。无独有偶，武三思为了取得中宗和韦后的彻底信任，想到了上官婉儿。他们频繁幽会于后宫，后宫淫乱之风由此兴起。不久，婉儿便要求在宫外建立私宅，如同朝廷官员一般，早出晚归到后宫侍奉帝后。此项先例一开，仿效者接踵而至。

中宗对武三思的信赖不亚于对韦后的信赖。常常有这种情况，韦后和中宗并排听政，回到后宫，韦后便和武三思在皇帝的龙床上下棋，中宗在一旁观战，与他们一起嬉戏调笑。武三思既然与韦后、上官婉儿久有奸情，也就有推翻中宗的心思，他时时怂恿韦后仿效武后的行动，自立为女皇，这设想也正中韦后下怀。而在武则天身边长大的安乐公主，看惯了女皇帝那种一呼百应的威风，便异想天开，说男儿可为皇太子，我女子为什么不能做皇太女?韦后听了，哈哈大笑，抚着公主的脖子说：“待母后做了女皇帝，就定立你为皇太女!”

淫乱后宫唐中宗空为天子，不但政权掌握不了，就连自己的女人也没法把握，韦后与上官婉儿倒是围着武三思争风吃醋。一个春日困人的日子，午后无事，韦后心中惦记武三思，便恹恹地打不起精神。中宗了解她的心思，便命太监宣召武三思进宫。韦后见了武三思，顿时笑逐颜开，命宫女摆上赌具，和武三思玩起赌双陆的游戏来，中宗则在一边手握筹码，替他俩计算输赢。韦后故意撒娇弄痴，逗着武三思玩笑，把中宗可怜巴巴地撒在一边。这时，内侍进来奏称，丞相李峤有要事进宫来面圣，中宗闻报连忙出去了。这里韦后见中宗身影刚闪过门口，就把双陆一掀，一耸身倒在武三思怀里，两人手拉着手进寝宫去了。在一旁站着的上官婉儿，看得牙齿直痒，但又奈何不得他们。

虽有了武三思，韦后仍然觉得不满足，因为武三思是一个手里握着无数美女情妇的人，不可能时时守在韦后身边，因而韦后宫中还养着三个美男子。

一个是杨均，原是韦嗣立家的厨子，一次韦后到韦嗣立家饮酒，觉得菜做得出色，就赏厨子黄金百两，杨均上来谢赏。韦后一眼见他少年英俊，便暗暗地喜欢上了，下诏把杨均调到宫中，专替自己做菜，每到夜深时，韦后在别室里悄悄地把杨均传唤进去，杨均因此便得到了光禄少卿的官衔。

另一个是马秦客，原是太医院的御医，一次偶然进宫替韦后治疗感冒，只因他眉目长得清秀，从此以后，韦后有病常把他传进宫去伺候，对他的宠爱，也不在杨均之下。

再一个是叶静，原是马贩子出身，善玩马技。一年的元宵节在灯会上表演马技，被微服出宫游灯会的韦后看中，就命人把他召进宫去，除为韦后表演外，还奉命陪她共度春宵。这三个人都做了韦后的幕宾，追随着韦后，不离左右，谁也不敢说他们什么。

韦后就是这样一位权势欲与情欲同样看重的女人，她既想成为女皇，更想像皇帝一般，独揽天下的美男子。唐中宗之死可怜的中宗，可以说做了一辈子的傀儡皇帝。临了他还被妻女合伙毒杀。

又一个垂帘听政的女人韦后本来就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只是由于武则天的存在，抑止了她的野心。在长期的幽禁生涯中，她代替李显成为一家的精神支柱，在忍耐中磨炼出了坚强阴狠的性格。她憎恨婆婆武则天，但对武则天的巨大能力又十分崇拜和敬畏。她思忖着，武则天可以当上女皇，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呢?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她要中宗和她共同处理国家大事，恰似武后垂帘听政的重现。中宗对韦后的话总是坚信不移。这种情形使政变集团成员们十分吃惊，恐惧但又无可奈何。中宗的懦弱和傀儡地位，为韦后的专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她千方百计地扩大韦氏家族的势力，企图造成韦氏家天下的形势。她首先追亡父韦玄贞为上洛王，又改为邦王，建庙称为“褒德陵”。对这种僭越行为，朝臣敢怒不敢言。随后，韦后借中宗之手，封堂兄韦温为鲁国公礼部尚书，韦温的弟弟韦前为曹国公左御林将军，又将成安公主嫁给韦奇之子韦捷。外戚韦氏一族的势力开始膨胀起来。

由于上官婉儿久参国政，已经在朝廷里建立了一定的势力，加上武三思的从中串通，韦后虽视她为情敌，但在谋权上还是紧紧把她拉在自己身边。这样，在中宗身边，结成了一个以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为基点的弄权铁三角，再加上武三思的参与谋划，整个军国大权也就几乎落到他们手中，中宗成了一个傀儡。

皇帝犹如不存在一次，安乐公主的新宅落成，中宗和韦后亲幸府中庆筵。席间，公主8岁的儿子跑过来拜见帝后，礼节甚是周全。韦后见了很是喜欢，便把孩子抱在膝上，并下手诏，封他为太常卿、镐国公，食邑五百户。中宗见韦后无视自己的存在，擅自作主下旨，心中十分不悦，当即便拦住说：“且慢下诏!待朕回宫去，再作计较。”韦后听了，却冷冷地说：“什么计较不计较?陛下在房州时候，不是说将来不禁止妾身所为吗?为何如今又要来干涉妾身呢?”中宗见皇后拿那种话来压他，心中愈觉气恼，但话又是自己当初说的，君无戏言，不能收回，他气得一句话也不说，传旨摆驾回宫。韦后早已不把他放在眼里，见他负气离去，也毫不惊慌，仍然在公主府中饮酒作乐，直闹到半夜时分。

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七月，李显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所生，所以韦后一心想要推翻他。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崇训也常凌辱他，呼他为奴。野心勃勃的安乐公主一心想做武则天第二，她要李显废黜不是韦皇后所生的太子李重俊，由她自己当皇太女。李重俊愤愤不平，但也无奈。

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七月，李重俊请求右御林大将军李多祚帮助，率千名骑兵发动了政变，武三思、武崇训及部分同党当场毙命。接着攻入后宫，追杀韦后、安乐公主。韦后与上官婉儿挟持中宗躲到玄武门楼上。婉儿向中宗献计，悬赏诛杀太子和李多祚。太子、李多祚被反戈的乱军斩杀，随后中宗立10岁的幺子李重茂为太子。

干政的鼎盛时期武三思及武崇训死后，安乐公主改嫁情人武延秀，继续过她的快乐日子。韦后更加变本加厉地独揽作乱，外有她哥哥韦温及宗楚客分掌大权，内有安乐公主、上官婉儿、韦后的妹妹邺国夫人及上官婉儿的母亲沛国夫人、女巫第五英儿等人，勾结成为一个营私受贿、卖官鬻爵的腐朽势力集团，形成武则天以后，唐宫女性干政的极盛时期。

古代名画李重俊政变清除了实际掌握朝政的武三思，这对武氏集团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韦后集团的势力和气焰却丝毫未减，反而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他们与宗楚客密谋，诬告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参与了太子李重俊之乱的策划，要求中宗将他们问斩。对这种过分的苛求，中宗甚感惊愕。他实在拿不定主意，便去找吏部尚书兼御史中丞萧至忠商量。萧至忠泪流满面地对中宗说：“难道陛下就容不下一弟一妹吗?”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才算免了杀头之祸。

韦后还乘机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驱逐他出京，从此独揽了大权。韦后等人大卖官职，不论什么人，只要出钱若千万就给官做。这种官称为“斜封官”，人数多至数千人。员外官比正官多数倍，都坐享俸禄。唐初时实封的功臣不过二三十家，这时封家多至140余家。国家要分60余万丁来供养这批封家。李显又喜欢击球，一时朝野竟起仿效，到处筑球场。这样就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唐朝国库告罄，而这些负担又被强加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国势的衰微，并没有让中宗清醒，他整日和韦后等沉湎于享乐奢靡之中。

一落千丈的大唐中宗朝的奢靡之风，使唐朝元气大伤，为一直虎视边塞的突厥和吐蕃提供了侵扰的最佳机会。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十二月，突厥对唐属地鸣沙（今宁夏灵武）发动了大规模入侵，突破唐军防线，直入唐境。与此同时，吐蕃又在青海和西域对唐展开了猛烈的军事行动，骚扰唐朝西境。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中宗被迫将金城公主下嫁给吐蕃赞普，通过和亲暂时获得了西部边境的安宁。通过这些波折，自太宗以来在西域苦心树起的大唐国威，一落千丈。

后宫淫乱、女主干政，朝中大臣群情激愤，议论纷纷。景龙三年（公元709年），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指斥韦后干预朝政、安乐公主危害国家，揭露她们图谋不轨，告诫皇上不可不防。中宗阅后，召燕钦融上朝当面询问。燕钦融慷慨陈词，毫无惧色。谁知燕钦融退出朝门时，韦后便指使亲信兵部尚书宗楚客派人将燕钦融抓住，当着中宗的面，在大殿的庭石上把他摔死。中宗质问宗楚客受谁指使，宗楚客回答说奉韦后之命，中宗偾愤地说：“你只知道有韦后。”宗楚客十分害怕，便找韦后商议对策。

这时的韦后本来就急于要实现武则天第二的愿望，但中宗不除，她的愿望无法实现。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的愿望与日俱增，虽然多次向父皇提出要求，但都被拒绝了。既然中宗已经心存疑虑，这样韦后、安乐公主同时萌发出了共同的邪念：只要夫（父）君不在人世，她们各自的愿望都能如愿。于是，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六月七日，母女合伙在食物中下毒，将中宗毒死，时年55岁。安乐公主淫乱后宫中宗的软弱无能，更加助长了韦后和安乐公主争夺权势的欲望。

可爱的女儿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五月二十三日，从均州（今湖北均县）通向房陵（今湖北房县）的乡间大道上，几辆马车在慢慢地行驶，第一辆车上坐着的一位青年男子，面容憔悴，目光呆滞，似乎有重重的心事和无限的忧愁，他就是唐中宗李显。武则天称帝以后，李显被废为庐陵王，幽禁在皇宫中一所冷落的庭院中。后来，又被流放到遥远的南方。此时，李显正是在流放途中。他望着原野，深深感到这充满生机的大地和自己的心绪是那样不谐调。妻子韦氏的车辆就在他后面。韦氏刚刚生了个女孩，身体还很虚弱，没有来得及准备，李显和韦氏只好用自己的衣服把女孩裹起来，于是他们便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裹儿”。和父母痛苦得难以入眠不同，裹儿常处在熟睡之中。

李显夫妇希望这个在患难中降临的女儿，能给他们的命运带来一些转机，因此特别钟爱。然而，这个女儿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运，不过倒是给他们枯燥沉闷的流浪生活增添了一份乐趣。安乐公主自小就长得十分美丽，韦后和中宗对她备加宠爱，也非常娇纵她，所以安乐公主从小就养成了骄横任性的脾气。后来，安乐公主被祖母武则天收到宫中养育，就是看中她聪明伶俐，机智可爱。

李显和韦氏到达房陵以后便定居下来。他们在房陵期间，武则天多次派遣使臣前去探望。在这里，李显整日提心吊胆、忧心忡忡。因为朝中老臣狄仁杰常劝武则天要顾念母子之情，加上此时武则天已经七十多岁，体弱多病，也时时想起远在他乡的李显，于是，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显又被迎回宫中，韦氏也相随返回。

情窦初开，风流成性再说早已回宫的安乐公主，这时已长成一位酷似韦后的小美人。武三思有个儿子叫武崇训，年纪比安乐公主大一岁，长得高大英俊，很讨武则天的欢心，因此也常在宫中出入，并时常在宫中留宿。这武崇训仗着自己年少貌美，又有姑祖母武则天的袒护，便大胆地在宫中偷香窃玉，和许多宫女都有着风流韵事。当他在宫中见到美貌的安乐公主，便深深地为之吸引。此时安乐公主正值情窦初开，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风流的禀性，很快就与武崇训勾搭上了。

后来，宫外对武崇训长住宫中的事情传扬得沸沸扬扬，竟说他与姑祖母武则天有染。为了平息流言，武则天便作主把安乐公主许配给武崇训，两人成婚不到六个月，安乐公主便产下了一个男孩。

叔嫂之乱安乐公主下嫁武崇训后，这武崇训精力过人，本也伺候得安乐公主称心如意，可后来武崇训的堂弟武延秀从突厥国回来，见到了这位天姿国色、风情万种的嫂嫂安乐公主，顿起色心。而安乐公主见这位小叔子年轻俊美，又善解风情，也十分的中意。就这样，叔嫂两人躲在公主府中打情骂俏。一天，两人正在温存之际，被武崇训撞见了，但他碍于兄弟之情和害怕公主势力，也只好把这口冤气吞在肚子里，装聋作哑地过日子。

后来，武崇训被武则天杀死，安乐公主便要求嫁给武延秀。中宗、韦后有求必应，答应了她的要求。婚庆之日，宫中喜气洋洋，而宫外京师的大街小巷，都在窃窃私语，谈论后宫的荒淫秽乱。

公主的野心安乐公主不仅私生活不检点，野心也相当的大。她一心想做第二个武则天，这也许是遗传母后韦氏的吧。在韦后纵容下，安乐公主跋扈宫中，凌辱大臣，无视王法，为所欲为，尤其对太子李重俊更是忌恨。她曾自己写下诏书，把前一部分遮住，让中宗加盖皇帝印，中宗竟笑嘻嘻地答应了女儿的要求。安乐公主还曾以自己是韦后的亲生女，李重俊不是韦氏所生，要求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以顶替李重俊皇太子的地位。对于这不同寻常、不合祖制的做法，左仆射魏元忠向中宗提出反对意见，安乐公主竟说：“元忠是山东傻瓜，他有什么资格议论国家大事。阿武子（宫中对武则天的称呼）还可以做天子，难道天子的女儿就不能当皇帝吗?”

不仅如此，安乐公主在宫中还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她卖官鬻爵，权倾朝野，为了与姐姐长宁公主比高低，曾向中宗提出，把昆明池作为她自己的私人湖泊，中宗以没有先例为由委婉拒绝。于是安乐公主大怒，她命人挖掘一个定昆池，长达数里，来表明她对昆明池要定了。安乐公主还派奴仆到民间抢夺女子，充当她府上的奴婢。有人把这一情况告到左台侍御史袁从一那里，袁从一秉公执法，逮捕了安乐公主的奴仆。安乐公主竟请中宗下令释放，软弱的中宗竟然同意。以至袁从一气愤地说：“皇上如此办事，何以治天下!”

中宗在位期间，天下由后宫的九位女性支撑：韦皇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长宁公主、宜城公主、新平公主、定安公主、成安公主、上官婉儿。女性是如此的活跃，真是前所未有。李隆基发迹被人们寄寓了希望的李隆基登上王位，开创了另一个盛世。

远大的抱负唐玄宗李隆基是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亲孙子，唐中宗的侄儿，他的父亲李旦当时被封为相王。景龙二年（公元708年），身为临淄郡王的李隆基被派离京城，担任潞州别驾。当时潞州大都督府的府衙（今山西省长治市）。李隆基虽然只在潞州呆了一年半的时间，但这一段经历对其一生至关重要，可以说李隆基正是由此发迹而登基皇位的。

李隆基在潞州时，刚刚20岁出头，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常与同僚、朋友们在一起纵论天下，挥斥方遒。在其潞邸的后花园，有一座“德风亭”（旧址在今长治市府上街），这是取《论语》“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之意而建的。亭西有条辇道直通游岭（今牛岭），岭上也建有一座“看花梳洗楼”。李隆基常和当地名士及幕僚、契友们一起在此赏景赋诗，谈论国事。据说每谈到唐太宗的赫赫功绩，他就仰天长叹，似有无限感慨；而一旦人们话及当朝的唐中宗、韦后时，他只是微微发笑，不置一言。这说明经历过武则天酷吏政治的李隆基，在政治上城府很深。但他毕竟是个有志青年，每当酒酣之时，便情不自禁地离席起舞，吟唱起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现出他远大的政治抱负。

李隆基在潞州的时间虽短，但已显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史书记载，他在潞州任上颇有德政，礼接士大夫，爱护百姓，很受当地人民称道。

第十五章

人们的希望之光当时朝政昏暗，朝野都很沉寂，在黑暗中等待希望之光的出现，潞州当然也不例外。皇孙李隆基的出现，他的远大抱负和杰出才干，使他身边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唐朝的希望。于是，他们开始附会各种自然界的奇特现象来为李隆基将来当皇帝制造舆论。据记载，他到潞州不久，就出现“月重轮”现象，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月晕”，人们就附会说这是“瑞之大兆”。当地还传说，九月初九重阳节，李隆基与同僚到壶关（今山西壶关）羊头山去游玩，人们望见那个方向有紫云出现，光彩照日。有一天，在李隆基内寝的墙上，忽有蜗牛篆成“天子”二字，他看见后，十分惊惧，立即除掉，但不几天又出现了。这些所谓的符瑞，有的是人为编造，有的是牵强附会，在今天固然不会相信，但在当时却起到了为李隆基夺取皇位做舆论准备的作用。

第二年，李隆基回京参加完“祀南郊”大典后，便再没有回潞州，而是留在长安，暗中蓄养“才勇之士”等待机会。公元710年，荒唐的韦皇后竟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唐中宗，企图效法武则天临朝称制。这种大逆不道的行径，激怒了朝野上下，李隆基抓住时机，联合他的姑姑太平公主，交结禁军高级将领钟绍京、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发动兵变，夺取玄武门，杀死韦后和安乐公主，拥立自己的父亲李旦做了皇帝，这便是唐睿宗。没过多久，睿宗就宣布传位于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

登上皇位的唐玄宗李隆基，首先铲除了骄横跋扈的太平公主，锐意进行政治革新。他先后任命贤能的姚崇、宋璟为宰相，辅佐他整顿朝政，革除积弊。开元年间，唐朝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史称“开元之治”。太平公主不太平又是历史上的一个奇女子，但最终还是败在了李隆基手上。

娇惯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女儿，从小就很得武则天的宠爱。在她幼小的时候，武则天曾将她送到庙里，为她求福。高宗仪凤年间，吐蕃王前来求婚，想让太平公主远嫁吐蕃，武后舍不得女儿嫁到那么远的地方，于是拒绝了。吐蕃王仍然不死心，连宫殿都给太平公主修好了，然而武则天还是想办法拒绝了。

有一次，武则天正陪着高宗坐在正殿上，忽见一位年轻人走上殿来。只见那人身穿紫色战袍，腰悬玉带，来到皇帝和皇后面前，又歌又舞。这时，两人才注意到，来者正是他们的女儿太平公主。武则天笑着问道：“我儿为什么这般打扮?”

太平公主指着这一身男装，笑道：“赏给我一个驸马，好吗?”两人这才明白，女儿是想选女婿了。于是，武则天便选了一个叫薛绍的年轻人为驸马，但他几年后就死了。武则天又把太平公主嫁给自己的侄子武承嗣，但武承嗣又得了病，于是公主喜新厌旧，看上了武攸暨。可是武攸暨已经有了妻室，武则天便先派人杀了武攸暨的妻子，然后把女儿嫁给他。

日益骄奢，不可一世武则天对太平公主很是优待，一些军国大事都允许她参与讨论。后来，太平公主因为拥立中宗有功，被加封万户，权倾天下。长安附近，到处都有太平公主的庄园，并且都是肥美的上等好田。远至东南沿海甚至岭南各地都有她的作坊，各州县给她运送财物的车辆相望于道。天下的珍奇宝物，太平公主家里几乎全都有。她的歌伎舞女与天子相同，穿着绸缎的奴仆就有几百人，至于其他的奴仆则有上千人。

古代人物中宗即位后，处处表现得软弱无能，朝政几乎被韦后把持。于是太平公主协助李隆基，杀死韦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将李隆基的父亲、相王李旦再次推上了皇帝的宝座。渐渐的，太平公主依仗自己的功劳，日益骄奢，不可一世。她的田园面积越来越大，几乎包括了京城附近所有的肥田沃土。她宫中的器物也越来越精细、繁多，私生活也越来越堕落。当时，她的丈夫武攸暨刚死不久，有个叫惠范的胡僧家中豪富，财宝很多，很善于巴结权贵。于是，太平公主便和他狼狈为奸。太平公主曾专门为惠范和尚在唐睿宗那里谋得圣善寺寺主位置，加三品，封公爵。

谋反的失败太平公主当时主要的对手便是太子李隆基，但是一开始她并没把李隆基放在眼里，觉得他还年轻，但后来了解了李隆基的英勇果断之后，就开始防范他。她制造舆论说，李隆基不是长子，没资格做太子，更不能继承皇位。太平公主的目的是要废除李隆基的太子身份，为自己以后做女皇帝开路。公元712年，睿宗厌烦了做皇帝的生活，虽把帝位传给了儿子李隆基，但仍然掌握着朝政大权，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和军政大事的决定权。睿宗的传位加剧了李隆基和太平公主的矛盾，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除掉对方。

不仅如此，太平公主对朝政的干涉也使玄宗不能容忍。内结将相，外连王公，专谋异计。当时，朝中宰相七人，有五个和太平公主关系密切。一个叫萧至忠的，因为依附了太平公主，就由一个州官升为刑部尚书、中书令。他随便出入太平公主府第，早晚环伺在公主的周围，成了公主忠实的奴仆。还有掌握皇宫禁兵的常元楷、李慈，也常在私下里拜谒太平公主。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三日，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雍州长史李晋、左御林大将军常元楷、右御林大将军李慈，应太平公主召见，来到公主府上密谋。他们商议第二天由御林军作乱，发动政变，推翻唐玄宗，拥立太平公主登基当皇帝。但是，这个阴谋很快被唐玄宗得知了。

七月三日深夜，玄宗颁布密旨，命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马厩中闲散马匹以及家丁三百多人，率太仆寺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数十人，出武德门，入虔化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皇宫北门门洞内，杀死了常元楷和李慈，又活捉了萧至忠、岑羲等人。这些人先后被砍了脑袋。太平公主见势不妙，急忙逃进圣善寺，在那里住了一段以后回到家中。不过，最后她还是被赐死。随同太平公主一起死的，还有她的儿子及党羽数十人。从太平公主家中查抄出来的财物堆积如山，珍奇宝物和皇宫中的相差无几，土地和牲畜遍布在许多地方，征敛几年还没有完。在太平公主宠幸的惠范和尚家中，也查抄出了价值数十万贯的家资。

唐玄宗李隆基果断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亲自率领兵马除掉了太平公主和她的手下骨干几十人，将倾向太平公主的官员全部罢官废黜，终于掌握了皇帝应有的权力。当年，唐玄宗把年号改为开元，表明了自己励精图治，再创唐朝伟业的决心。救时宰相李隆基任用姚崇为宰相，整顿朝政，唐王朝重新出现了兴盛的景象。

皇帝的充分信任姚崇，字元之，三朝为相。他才思敏捷、通达知变，武则天当政时就很受赏识，唐玄宗即位后，仍然以姚崇为相。姚崇也的确不负众望，向唐玄宗提了很多好的建议，玄宗一一予以采纳。由于君臣同心协力，励精图治，几年之间，大唐帝国百废俱兴、河清海晏、吏冶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唐玄宗也对姚崇更加信任了，凡是军国大事、官员进黜，总要先找姚崇商议，然后定夺。每逢临朝奏事，玄宗也只问姚崇，其他官员惟有随声附和。

扫灭蝗虫正在玄宗励精图治的时候，河南一带发生了一次特大的蝗灾。中原的广阔土地上，到处都出现了成群的飞蝗。那蝗群飞过的时候，黑压压的一大片，连太阳的光辉都被遮没了。蝗群落到哪里，哪个地方的庄稼都被啃得精光。

那时候，人们没有科学知识，认为蝗灾是天降给人们的灾难。再加上有些人有意搞迷信宣传，于是，各地为了消灾求福，都烧香求神。眼看庄稼被蝗虫糟蹋得这样惨，人们拿它一点没有办法。灾情越来越严重，受灾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地方官吏不得不向朝廷告急。宰相姚崇向玄宗上了一道奏章，认为蝗虫不过是一种害虫，没有不能治的。只要各地官民齐心协力驱蝗，蝗灾是可以扑灭的。

唐玄宗十分信任姚崇，立刻批准了姚崇的奏章。姚崇下了一道命令，要百姓一到夜里就在田头点起火堆，等飞蝗看到火光飞下来，就集中扑杀；同时在田边掘个大坑，边打边烧。这个命令一下去，汴州（今河南开封）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他也写了一道奏章，说蝗虫是天灾，人力是没法抗拒的，要消除蝗灾，只有积德修行。姚崇看到倪若水的奏章，十分恼火，专门发了一封信责备倪若水，并且严厉警告他说，如果眼看蝗灾流行，不采取救灾灭蝗措施，将来造成饥荒，要他负责。倪若水看宰相说得很硬，不敢不依。他发动各地官民，用姚崇规定的办法灭蝗，果然有效。仅汴州一个地方就捕灭了蝗虫十四万担，灾情缓和了下来。

古代山水倪若水在事实面前服输了，可是在长安朝廷里还有一批官员，认为姚崇灭蝗的办法，过去从来也没人做过，现在这样冒冒失失推行，只怕闯出什么乱子来。唐玄宗听到反对的人多，也有点动摇起来。他又找姚崇来问，姚崇从容不迫地回答说：“做事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讲老规矩。再说历史上大蝗灾的年头，都因为没有很好捕灭，造成严重灾荒。现在河南河北，积存的粮食不多，如果今年因为蝗灾而没收获，将来百姓没粮吃，流离失所，国家就危险了。”

唐玄宗一听蝗灾不除，要威胁国家安全，也害怕起来，说：“依你说，该怎么办才好?”姚崇说：“大臣们说我的办法不好，陛下也有顾虑。我看这事陛下且别管，由我来处理。万一出了乱子，我愿意受革职处分。”唐玄宗这才点头同意了。

姚崇出宫的时候，有个宦官悄悄扯住他的衣袖，说：“杀虫太多，总是伤和气的事，希望相公好好考虑一下。”

姚崇说：“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请你不必再说。如果不杀蝗虫，到处都是荒地。河南百姓，统统饿死，这难道不伤和气吗?”由于姚崇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百姓的生活，不顾许多人反对，坚决灭蝗，各地的蝗灾终于平息下来。

“救时宰相”的雅号姚崇办事干练是出名的。有一次，姚崇的一个儿子死了，他请了十几天的假，把政事委托给他的助手——检校吏部尚书卢怀慎。卢怀慎虽与姚崇同朝为相，但自认为才能不及姚崇，事事都要推托给姚崇处理，并因此落了个“伴食宰相”的雅号。在姚崇告假期间，许多政事他决断不了，公文越积越多。姚崇料理完丧事回朝后，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把案头的积件处理完了。旁边的官员看了，没有一个不佩服他。姚崇自己也有点得意，问一个官员说：“我这个宰相，能跟古代什么人相比?能不能比得上管仲、晏婴?”那官员说：“跟管仲、晏婴似乎比不上，但是也可以称得上‘救时宰相’了。”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底，姚崇辞官归隐，举荐宋璟为相，辅佐玄宗中兴。唐玄宗在他即位以后的前二十多年里，除了姚崇以外，还任用过好几个有名的贤相，像宋壕、张说、韩休、张九龄等，他还比较肯接受宰相和大臣们的正确意见，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这个时期唐朝国力强盛，财政充裕。据说，当时各州县的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布帛，长安和洛阳的米和帛都跌了价。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开元盛世”。梅妃江采苹说到真正的知梅嗜梅，并将梅品溶入自己灵魂的，莫过于梅妃江采苹了。

陶醉在梅花的世界江采苹是福建莆田珍珠村人，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元年，父亲江仲逊是一位饱读诗书又极赋情趣的秀才，且精通医道，悬壶济世，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儒医。江家家境富足，只生有江采苹一人，却并不因为她是个女孩、断了江家香火而不悦，反而倍加珍爱，视为掌上明珠。早在江采苹初解人事时，不知是什么契机而爱梅如狂，深解女儿性情的江仲逊不惜重金，追寻各种梅树种满了自家的房前屋后。深冬临春的时节，满院的梅花竞相开放，玉蕊琼花缀满枝桠，暗香浮动，冷艳袭人，仿佛一个冰清玉洁、超脱凡尘的神仙世界。幼小的江采苹倘佯在梅花丛中，时而出神凝视，时而闭目闻香，日日夜夜陶醉在梅花的天地中，不知寒冷，不知疲倦。在梅花的熏染下渐渐长大的江采苹，品性中深深烙下了梅的气节，气度高雅娴静，性格坚贞不屈，刚中有柔，美中有善，配上她渐渐出落得秀丽雅致的容貌、苗条颀长的身段，仿佛就是一株亭亭玉立的梅树。

生长在书香门第，父亲又极赏识江采苹的颖慧，自小就教她读书识字、吟诵诗文，江仲逊曾向友人夸口道：“吾虽女子，当以此为志。”唐朝时期人们思想较为开放，加之江仲逊是一位开明秀才，因此，对女儿寄予如此重望是不足为怪的。江采苹确实不负父望，九岁就能背诵大本的诗文；及笄之年，已能写一手清丽俊逸的好文章，曾有“萧兰”、“梨园”、“梅亭”、“丛桂”、“风笛”、“破”，“剪刀”、“绮窗”等八篇赋文，在当地广为人们传诵和称道。除诗文外，江采苹对棋、琴、书、画无所不通，尤其擅吹奏极为清越动人的白玉笛、表演轻盈灵捷的惊鸿舞，是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世女子。因此，远近的年轻人都感叹道：“不知谁家儿郎有此福气？能够娶得江采苹为妻，真是三生有幸啊!”

遍选天下美女身处遥远南国的江采苹为什么会进入皇宫为妃呢?这得从高力士替唐玄宗选美说起。当时正值玄宗开元盛世，才识盖世的唐玄宗李隆基治国有方，国家兴盛，四海承平，内有贤相，外有名将，一派昌荣之景。志满意得的唐玄宗渐渐开始追求享乐，优游宫苑，享受声色犬马之乐。于是扩建宫室、创设梨园、广征美女、巡幸狩猎，无不穷奢极欲，极尽铺张豪华之能事。岁月在安乐中飞快地流逝，朝廷名相姚崇、宋璟及得力大臣张说、王琚等相继谢世，接着韩体、张九龄等素为唐玄宗所敬畏的大臣也先后告老还乡。一时朝中得力之臣锐减，唐玄宗似乎失去了可以自如挥洒的臂膀，不由地产生了萧瑟垂暮之感，曾豪壮一时的他也不得不感叹岁月的无奈。紧接着，深受玄宗宠爱的萧淑妃因产后血虚突然离开了人世，这一打击对唐玄宗而言，绝不亚于失去众贤臣。别看唐玄宗是一个位极至尊的雄杰人物，却极重儿女之情，虽有后宫佳丽数千人，却对萧淑妃情有独钟，心灵最深层的爱系挂在萧淑妃身上。萧淑妃的卒亡使唐玄宗不胜悲痛，曾一度失去了对儿女之情的兴致，焚烧了宫中的珠玉锦绣，放出宫女数千人，自己则沉湎于往日的追忆之中，日见衰萎。

面对唐玄宗的景况，玄宗的心腹宦官，曾经屡参机要政事、倍受重用的高力士，不免忧心忡忡，担心玄宗从此一蹶不振。于是，力劝唐玄宗征选天下绝色多情美女，借以改变目前枯寂的心境。

唐玄宗被高力士劝说得动了心思，但他认为，如果按惯例由各郡、州、县推选美女。选出的不过是些庸脂俗粉而已，于是改由高力士亲自出马，选人在精不在多，而且要秘密进行，不必惊扰地方官府。就这样，高力士领了密旨，轻车简从秘密出京，从汉江顺流向东，经江汉、广陵、钱塘而至闽地，各处明察暗访，着力搜寻，却终无满意的人。

到了闽地后，一日在茶楼品茶，实际上也是为了探听一些社会上的风闻。突然听到一群儒雅的年轻茶客提到江采苹，众口一致地称赞她才貌无双、知书达礼、性情温婉、清秀脱俗。高力士心中不由暗喜，想到：“这正是皇上此刻最需要的女人啊!”

于是，高力士来到珍珠村，暗中观察了江采苹好几天，果然是一个清丽绝世的女子。他接着以宫廷特使的身份来到江家，表明来意，江家自然也只有应承的份。于是以重礼相聘，携江采苹回到长安。到长安时，正值梅花盛开，高力士早已探知江采苹性喜梅花，人品又可与梅花比洁，为了使人与花相得益彰，他特意在梅林深处安排酒宴。请唐玄宗临视江采苹。

唐玄宗龙驾停在梅林旁，徒步进入梅林，凉风微拂，清香袭面，玉凿冰雕般的梅花映入眼帘。困郁已久的他感觉到一丝怡人的清新。待见到江采苹，只见她淡妆素裹，含羞低眉，亭亭玉立在一株盛开的白梅下，人花相映，美人如梅，梅如美人，煞是清雅宜人，唐玄宗顿时心喜，积郁为之烟消云散。在美人的陪侍下，唐玄宗开怀畅饮，江采苹言语文雅，性情温柔，使唐玄宗感到一种温馨的抚慰，对她产生了深切的爱怜之意。待问到江采苹擅长何艺时，采苹回禀能吹笛。于是命人取来白玉笛，朱唇轻启，吹出一段《梅花落》，笛声清越婉转，吹笛人仪态万方，四周的梅树随着笛音不时撒落几许花瓣，唐玄宗仿佛置身于琼楼玉宇，不知是天上还是人间。随后，江采苹又奉旨表演了一段惊鸿舞，身影轻如飘雪，衣带舞如白云，使得唐玄宗不知不觉地又进入了另一个幽雅灵逸的世界。从此，唐玄宗对江采苹爱如至宝，大加宠幸，封其为梅妃，命人给她所住宫中种满各式梅树，并亲笔题写院中楼台为“梅阁”、花间小亭为“梅亭”。后宫佳丽虽多，唐玄宗自此不复他顾。

一曲舞罢，让人如痴如醉唐玄宗是个重感情的人，对兄弟十分友爱，宋王成器、申王成义是玄宗之兄，歧王范、薛王丛是玄宗之弟。玄宗即位之初，时常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不时设宴与兄弟同乐，还曾在殿中设五帏，与各王分处其中，谈诗论赋，弹奏丝竹，议谋国事，相处得十分融洽。唐玄宗获得梅妃后，迫不及待地想介绍给他的诸位兄弟，于是特设一宴招待诸王，席间他得意地向兄弟们称道：“这是梅妃，朕常称其为梅精，能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今宴诸王，妃子可试舞一曲。”

梅妃先是吹奏白玉笛一曲，笛音曲折婉转，引人神驰。宋王成器也善吹笛，歧王范善弹琵琶，玄宗更是妙解音律，五位兄弟都十分领会梅妃笛声的神韵。笛声刚落，梅妃又翩翩起舞，如惊鸿般轻盈，如落梅般飘逸，五人又看得如痴如醉。

舞罢，唐玄宗命人取出珍藏的美酒“瑞露珍”，让梅妃用金盏遍斟诸王，当时薛王已醉，恍惚中被梅妃的仪态迷住，一时神魂颠倒，竟然伸出脚来，在桌下勾住梅妃的纤足纠缠不放，梅妃竭力保持镇静，不动声色使力争脱，转身躲入梅阁不肯再出来。玄宗发觉后问道：“梅妃为何不辞而去?”左右答称：“娘娘珠鞋脱缀，缀好就来!”等了一会，不见出来，玄宗再次宣召，梅妃派人出来答复说：“娘娘突然胸腹作痛，不能起身应召。”没有梅妃助兴，这一夜的兄弟宴乐也就到此结束了。

娴淑识体的梅妃并没有把薛王调戏她的事张扬出来。但是薛王第二日早晨酒醒，想起昨夜宴席上的荒唐行为，不禁大为惊惧，于是袒肉跪行来到宫中，向玄宗请罪，羞愧地说：“蒙皇上赐宴，不胜酒力，误触皇嫂珠履，臣本无心，罪该万死!”唐玄宗宽容道：“汝既无心，朕也就不予追究。”事后，玄宗回后宫问起梅妃，梅妃情知薛王是酒后失态，所以不愿意让玄宗知道，担心影响兄弟之情，玄宗问她时，她还竭力否认。见她如此顾虑皇家骨肉之情，大度地息事宁人，唐玄宗对她不由得又产生了一种既爱且敬的心意。

辅佐皇帝以德治国又一个霜冷梅开的日子，一同踏雪赏梅的唐玄宗对梅妃说：“久闻爱妃才高，入宫前所作八赋，翰林诸臣无不赞叹称绝，卿既然酷爱梅花，何不即景作一梅花诗?”梅妃谦和地答道：“贱妾乡野陋质，怎能有大雅之作，谨以咏梅花小诗一首，聊为陛下佐酒。”随即信口吟出：

一枝疏影素，独抗严霜冷，早晚散幽香，香飘十里长。

吟完，玄宗正要夸赞，忽然内臣报岭南刺史韦应物、苏州刺史刘禹锡求见，这两位都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儒官，因听说梅妃爱梅，又能吟诗作赋，心生敬慕，特挑选了当地的奇梅百品星夜兼程到长安晋献。梅妃和玄宗都十分高兴，命人植在梅妃院中，重赏了韦应物和刘禹锡，并把梅妃所写咏梅诗赐与二人共赏，两位大家读后赞道：“果然诗如其人，是仙中女子呀!”

这天雪霁初晴，玄宗与梅妃在梅阁临窗赏梅弈棋。梅妃自小精于棋道，两人对弈，玄宗屡屡败北，因而颇有些不悦。善解人意的梅妃起身笑道：“此为雕虫小技，误胜陛下，请不要放在心上，陛下心系四海，力在治国，贱妾哪里能与陛下争胜负呢!”一番话说得人情入理，玄宗也就为之心中释然了，暗暗为梅妃的贤淑达理而欣慰。

梅妃受玄宗专宠达十年之久，这期间，梅妃以自己的品性和贤德影响着唐玄宗，使玄宗以德治国，整个国家继续保持着开元盛世的强盛。贵妃杨玉环李隆基是风情中人，对于感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专一。

爱上了自己的儿媳妇玄宗即位前，任潞州驿驾，喜欢赵丽妃。随后，又移爱于钱妃、皇甫德仪、刘才人，直至武惠妃。武惠妃四十多岁死去，这年，玄宗五十二岁。后宫美人很多，竟没有一个令玄宗中意的。这对于多情种子玄宗来说，无处寄托情怀，无异是一种酷刑。于是玄宗整日郁郁寡欢，时常发怒。这时，有近臣进奏说，杨玄琰有个女儿，名叫杨玉环，现为寿王妃，姿质天成，玄宗闻言大喜，也不管人家是自己的儿媳妇，当即吩咐人暗中招来观看。

不看不打紧，一看之下，玄宗傻了眼。杨玉环长得美艳无比，而且能歌善舞，智慧过人，聪颖异常。这样丰艳照人。风情万种的女人没法不让一个正常的男人动心，何况风流种子李隆基?李隆基傻眼一阵以后，缓过神来，觉得这令人谗涎欲滴的美女，还不能马上搂过来，因为她不是王妃，是自己的儿媳妇，起码先得改变这种身份。于是玄宗吩咐，让杨玉环先入籍女道士，赐号太真，尔后再迎入后宫，最后独享专房，令六宫粉黛失去颜色。

寿王见王妃被父皇抢去，半句话也不敢说，只好忍气吞声。玄宗为了补偿，便聘韦诏训的女儿为寿王妃。寿王除听任摆布，又能如何呢?

自此君王不早朝杨玉环擅长歌舞，通晓音律，善解人意。玄宗极为喜欢，渐渐迷恋，不能自拔。不久，杨玉环专宠后宫，宫中称她为娘子，仪体规制等同皇后。天宝初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杨玉环何以如此迷人，令玄宗神魂颠倒，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当然有原因。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杨玉环如何使玄宗如此迷恋于她呢?是她的天生丽质，肌肤自暂如“凝脂”?还是她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迷人媚态?还是她的羽服霓裳，能歌善舞?

杨玉环姿容出众，不仅体态丰腴，肌肤细腻，且面似桃花，这对于重于声色的玄宗，也是具有吸引力的。史书记载，杨玉环入宫，玄宗初次见到她时，她一身女道士打扮，鬓发腻里，纤练中度，加上气质高贵，举止闲雅，顾盼生情，其娇容美貌，活脱脱的像汉武帝倾国倾城的李夫人。玄宗喜不自胜，不能自已，吩咐她宽去衣带，沐浴汤泉，好仔细看看她的体态。玉环肌肤如雪，莹白柔嫩，从泉中出浴后，又体弱力微，无力披上罗衣，娇态浑然，容颜焕发，光彩照人。这番情景，在玄宗的眼下一一展现，怎能不被美色所迷惑呢?

杨玉环正式进见时，玄宗命乐工演奏《霓裳羽衣曲》，她跟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实在令玄宗心动不已。然而，最能使玄宗如痴如狂地迷恋杨玉环的，应是她有过人的聪颖，善于掌握男人的心理，又善解人意。例如在她被赐死时也毫无怨言，这又怎能不使玄宗皇帝日后此恨绵绵无绝期，直至抑郁而死呢!

玄宗熟悉音律，这在唐朝诸位皇帝中算是佼佼者。他自幼喜爱音乐，素质高，会作曲，能舞蹈，不少弟子曾在梨园都受过他的训练。而杨玉环身材好，体态美，又擅长旋律快速的西域舞蹈，加之杨玉环是个琵琶名手，古书记载：有一次，玄宗倡议用内地的乐器配合西域传来的五种乐器开一场演奏会，当时玄宗兴致勃勃，手持羯鼓，杨玉环弹奏琵琶，轻歌曼舞，昼夜不息。对于玄宗而言，精于音律的杨玉环当然就显得格外有魅力。

唐玄宗在统治后期对政治逐渐失去兴趣，对政事也产生倦怠感，在宰相与宦官的迎合下很快就倦怠政事，后来李林甫等专权擅政，自己落得清闲。这样就有了时间与杨玉环享乐了。后宫争宠昨日送梅今送荔，后宫的明争暗斗永无休止。

如火的贵妃开元二十八年，唐玄宗在骊山行宫遇到了自己的儿媳、寿王妃杨玉环，一下子被她的美艳和娇媚所迷惑，从此再也不能放下，至天宝四年八月，终于册立杨玉环为贵妃。自从杨玉环进宫后，梅妃在玄宗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降低，杨贵妃与梅妃成了并立于玄宗后宫的两株奇葩，如果说梅妃像一株清雅高洁的梅花，杨玉环则以其丰腴娇艳取胜，宛如一株艳丽富贵的牡丹，两人一瘦一肥、一雅一媚、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已过花甲之年的唐玄宗，十几年面对孤芳自赏、淡雅恬静的梅妃，不免有些意兴阑珊；而突然出现的杨贵妃，不但丰满性感的体态充满了逼人的诱惑，还有她那热烈的情感、媚人的眉目、活泼的性格，就像一团炽热的烈火熏灼着已近暮年又不甘衰老的唐玄宗，深深地吸引着原本充满活力的玄宗。于是杨贵妃与梅妃开始了后宫中的明争暗斗。

杨贵妃像一团火，使唐玄宗为之心惑神迷。而且杨贵妃还招来了她的大姐韩国夫人、三姐虢国夫人以及八姐秦国夫人，她们简直就是四株奇香异花，环绕在唐玄宗四周，粉白黛绿，奇幻万千，使得垂垂老矣的玄宗感受到了一种新鲜而强烈的刺激，终日与她们周旋嬉闹，无暇顾及朝政，更没有精力来管上阳东宫的梅妃了。

皇帝也惧内然而，过度的香艳又让人思念淡雅的好处。又是梅花绽放的季节，唐玄宗漫步梅园，睹花思人，心中暗生一丝悲凉，这天晚上借口身体不适，没去杨贵妃宫中，独宿在翠华西阁。夜深人静，梅妃淡雅的身影像一阵清风似地拂入他的心头，于是密遣一贴身小太监用梨园戏马到上阳东宫驮梅妃前来叙旧。见到略带惊慌的小太监，梅妃有些吃惊地问道：“既然是陛下宠召，为何要深夜暗中而来?”小太监嗫嚅地回答：“想必是担心贵妃娘娘知道。”梅妃对此大惑不解，心想：“堂堂一国之君，为何如此怕于她?”

虽然梅妃觉得心中窝囊，但又不忍玄宗久等，还是梳洗打扮了一番，乘马来到了翠华西阁。两人一见，恍惚觉得分别了一个世纪，梅妃更见消瘦而益显清雅，玄宗也比过去略显苍老，一双旧日鸳鸯又相拥在一处了。玄宗轻怜蜜爱，梅妃关切知人，说不尽地缠绵悱恻，不知不觉就相拥坐谈到了金鸡报晓。朦胧的晨光中，阁前突然闪现出金步摇翠，紧随着一阵环佩叮哨，内侍惊报：“贵妃娘娘已到阁前，如何是好?”

唐玄宗闻报一阵惊慌，连忙穿衣起身，抱着梅妃，把她藏到屋内夹墙中。杨贵妃不待宣召，推门而入，劈头问玄宗：“梅精在何处?”玄宗假装若无其事地回答：“不是在上阳东宫吗?”杨贵妃接着狡黠地说：“何不宣来，我们一同到骊山温泉享乐一番!”玄宗不知如何对付了，只好支支吾吾，最后索性装聋作哑。然而一贯骄泼的杨贵妃决不善罢干休，柳眉倒竖，勃然大怒道：“肴核狼藉，御榻下有妇人金钗，枕边留有余香，这夜是何人为陛下侍寝，欢睡到日出还不视朝，陛下可去面见群臣，妾在这里等陛下回来。”

唐玄宗见她如此放肆，有些恼羞成怒，拉上锦被面朝床里又故意睡去，悻悻地说：“今日身体不适，不能视朝!”杨贵妃眼看事情闹僵，拿出看家本领，装痴卖娇，哭闹了一番，然后愤愤地回娘家去了。玄宗心里不乐，暗想：“堂堂一个位极至尊、富有四海的大唐天子，竟然受制于一个泼辣的小妒妇，可悲可叹!”此时，梅妃心里也是这么想：“皇帝召幸妃子，原本是名正言顺的事，何苦深夜密召，现在又躲躲藏藏，像是犯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罪过，究竟是怕什么呢!真的要是当面锣、对面鼓地闹开，又能怎么样呢?”然而，她这位英武绝伦的皇帝丈夫，居然这样惊慌失措，可见对杨氏惧怕之深，实在让她又怜又恨。杨贵妃走后，唐玄宗和梅妃都觉得兴味索然，玄宗翻身睡去。梅妃在小太监的护送下，匆匆返回冷寂的上阳东宫。

新人与旧人玄宗一觉醒来，已经日上三竿，身边不见了梅妃，一问才知是小太监把她送走了，一股无名的怨气猛然迸发出来，怒气冲冲地命人将小太监推出斩首。可怜这个尚未成年的小太监，在杨贵妃与梅妃的爱情争夺战中，莫名其妙地成了牺牲品。

梅妃独居上阳东富，整日无精打采，郁郁寡欢。这天黄昏，忽闻岭南有驿使到来，梅女妃猛然精神一振，以为是像往日上一样，岭南刺史万里迢迢呈献梅树。但久久不见有人来上阳东宫禀告，经打听才知，是呈献荔枝给杨贵妃享用的，因杨贵妃嗜食荔枝，所以岭南派人以竹筒盛着新摘的荔枝，快马飞骑火速送到长安。昨日送梅今送荔，前思后想，怎不叫梅妃黯然神伤，身世浮沉，方知人情冷暖，今非昔比，梅妃不由得泪满衣襟。杨贵妃回娘家不久，唐玄宗不堪思念，派特使把她接回宫中，这次送来的荔枝，也是特地为给她消气的。

冬尽春回，翠率楼上一片花团锦簇，唐玄宗正在这里召见远道前来进贡的扶桑国使者。贡品中有许多晶莹绚丽的珊瑚与珍珠，看得唐玄宗眼花嘹乱，这时忽然想到了梅妃，又已是许久不曾顾及她了，于是命左右密封一斛珍珠赐给梅妃，是旧情难忘，也是一种怜悯和补偿的心意。梅妃此时已是心冷至极，突然见到赐品，委屈与怨恨同时涌上心头，连同涌上的还有她清高孤傲的品性，竟然冒着忤旨之险，断然拒绝接受赐品，把珍珠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附上诗一首：

柳叶蛾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湿红绡；

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玄宗见诗怅然不乐，杨贵妃在一旁则添油加醋，说了许多风凉话。玄宗对此百般感慨，觉得诗意幽怨，情意颇深，于是让梨园子弟谱上乐曲，在宫中演唱，名叫“一斛珠”，后世的“一斛珠”曲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春去秋来，梅妃在上阳东宫已经度过了十年寂寞岁月，常常对花临月，悲叹流光易逝、青春不再，她不知道玄宗的心目中，是否还有她梅妃的一丝影迹。一天，她特地把高力士找来寻问，高力士劝慰道：“皇帝绝对忘不了梅妃，只是碍着贵妃娘娘的面，无可奈何罢了!”既然皇帝旧情不忘，梅妃心中也就又萌生了一线希望，慎重地对高力士说：“我听说汉代陈皇后遭冷落后，幽居在长门宫，曾以千金买通司马相如，为她作了《长门赋》献给汉武帝，武帝见赋动情，陈皇后因而又重受恩宠。今天难道就没有像司马相如那样的才子吗?我也不惜千金，请您为我找一位这样的才子，作赋以感动皇上可以吗?”

爱情战场上的败北在这场爱情的争夺战中，杨贵妃那一方是人多势众，风头正盛，而梅妃这边则人单势薄，眼看已败下阵来。俗话说“树倒猢狲散”，虽然梅妃是高力士一手选拔出来的，但在梅妃失势的时候，他也不愿再站在梅妃一边而得罪贵妃娘娘。碍着情面，高力士不便拒绝，因而顺水推舟地说：“一时之间，没有合适的人选，娘娘文才绝世，远胜汉代陈皇后，为何不自作一赋献给皇帝呢?”

梅妃觉得他说得在理，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心中确实埋着许多感慨需要陈述，于是微笑点头，回房中苦苦构思，写成一篇《楼东赋》。赋写成后，梅妃又用心誊正，派人送给唐玄宗。唐玄宗看完《楼东赋》，回忆起如烟的往事，嗟叹良久，更想起梅妃的许多好处，不由地对她心有愧意，连续几天愁眉不舒。杨贵妃知道这件事后，竟气愤地奏称：“梅精江采苹，竟敢借赋宣泄不满，惹怒陛下，实应赐死!”玄宗颇不耐烦地说：“她无聊作赋，用来抒发心中积郁，通篇毫无谎言狂语，怎么能赐死?”

梅妃苦心经营的《楼东赋》，原本已触动了玄宗的爱怜之心，但经杨贵妃的搅和，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了。梅妃在上阳东宫企盼着《楼东赋》给他带来些命运的转机，但终究是石投大海，只是开头时泛起些轻微的涟漪，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震撼效应。就这样，受宠一时的梅妃，再也敌不过风骚霸道的杨贵妃了。李林甫得揽大权李林甫蒙蔽视听，使圣明睿智的玄宗皇帝俨然成了傀儡。

初露锋芒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李林甫由下层禁卫军官迁升为太子中允。他嫌官职太小，走科举之路，自己肚子里又没有才学。要想往上爬，惟有一条捷径，这就是拉关系，走后门，攀附权贵。于是，他利用舅父的姻亲关系，巴结当朝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浩，通过源浩代向其父恳求司门郎中（相李林甫府中的办事员）一职。不料，侍中大人平日很看不起李林甫，认为他根本不是那块料，但碍于情面，还是安排他做了东宫谕德，早晚侍候规谏太子。这种闲职，形同虚设，李林甫自然很不满意，感觉十分屈材。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林甫由御史中丞宇文融引荐，拜为御史中丞。当时，宇文融正弹劾右宰相张说，李林甫自然要帮字文融说话。张说对李林甫不以为然，认为他没什么作为，结果，却被弹劾而遭至罢相。在这件事情中，李林甫初露锋芒。

一箭双雕李林甫报答了宇文融的引荐之恩后，便另攀高枝，钻进尚书省，做起吏部侍郎。在他眼中，吏部不过是官场交易所而已。一次，吏部置“长名榜”，选官员。玄宗的哥哥宁王李宪私下见李林甫，拿出十个人名单，要他优先考虑选补入官。李林甫不问优劣，一口应承下来，只对宁王提出一条要求，即十人中有一人不能入选。发榜之日，李林甫挑选一人，指出其作风不正，曾拜请宁王前来讲情，令其下次再来参选。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仅为李林甫骗取了“公正”的美誉，而且尽量满足了宁王的胃口，既蒙骗了朝廷，又达到了巴结权贵的目的，真可谓一箭双雕。

相信枕边风的力量李林甫还十分相信枕边风的力量，极力讨好巴结权贵夫人。朝中继任侍中裴光庭夫人，原为武三思之女，李林甫暗中殷勤献媚，大得欢心，两人关系还非常暧昧。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光庭死后，李林甫伺机而动，欲谋相位。他通过新寡的裴夫人，请求高力士帮助疏通环节。高力士本来就出自武三思之家，此时很受玄宗宠信，对于武氏的请求，他不能不答应，但又不敢随便向玄宗进言，只能在暗中使劲。高力士把玄宗要用韩休为宰相的消息提前透露给武氏。李林甫得信后，抢先向韩休报告喜讯，讨其欢心。韩休受任后，果然向玄宗皇帝推荐李林甫出任宰相之职。

接着，李林甫又赶紧去巴结后宫，不惜重金贿赂。当时，玄宗的武惠妃宠倾后宫，武惠妃的两个儿子寿王和盛王也因母宠而见爱于玄宗，皇太子李瑛渐被玄宗疏远。李林甫探知内情，乘机通过宦官向武惠妃表露：“愿意帮助寿王当上太子。”这一招虽属冒险，却果真奏效。武惠妃很是感激，经常在皇帝面前替李林甫美言。这样，李林甫外有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相助，终于官拜门侍郎，受到玄宗眷顾。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又拜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朝中三宰相之一。

阻塞天听李林甫想胡作非为，他所畏惧的只有玄宗一人。但如果皇上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坏事，那他谁也不怕，就可以只手遮天。怎样才能让皇上无法察觉呢?李林甫找到了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只要让皇上闭目塞听、杜绝言路、外事不知，其奸谋何以不成?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林甫采取了几条杜绝言路的措施。首先是以杀立威。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李林甫召集朝廷所有谏官，恐吓说：“明主在上，群臣顺从还来不及，又有什么好议论的?你们不都见过立仗马吗?它终天不叫，还能得到豆子填饱肚皮，但是如果一叫唤，主人就要赶它走了，即使后来想不叫了，恐怕也得不到豆子吃了。”李林甫明日张胆封缄群臣之口，企图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对李林甫所为，有一位正直的谏官不买他的账，坚持上书言事。李林甫早想杀一儆百，正在寻找对象，这却来了个自投罗网的人。第二天，林甫就将其黜为县令，群臣震栗，此后，谏言之路就此断绝。

李林甫又收附爪牙，广布耳目，培训了一批谏官的“谏官”为自己服务，严密监视朝廷内外各级大小官吏，防止有人仗义执言，揭发他的奸恶行为。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成宁太守赵奉璋告李林甫罪二十余条。李林甫得知后，立即令御史将其逮捕，以其妖言惑众为由，当场杖杀于堂上，从此，“朝廷之士，皆容身自保，无复直言”。

其次是揽权。所有文武官员都由李林甫任命，不听他话的人自然都被这一关筛选掉了。他消除异己，“公卿之进，有不出其门者，必以罪去之”，以“蔽塞人主视听”。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李林甫安排牛仙客为兵部侍郎兼侍中，自己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二人一文一武，总文武选事，这样，将文武官员的增补铨选大权都揽在手里了。

再次是阻断取士之路，惟恐奸情戳穿。唐代从贞观起，即有皇帝面试取士，渐而形成制度。天宝六年，玄宗遵循祖制，下诏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应试对策听选。可是李林甫害怕“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就欺骗玄宗，借口“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语污浊视听”，玄宗听信，便取消了亲自过问选事这个环节。李林甫于是按照常规科试：“令郡县长官精加试练，卓然超绝者要尚书复试，御史中丞监之。”经李林甫精心安排，貌似严格公正，结果“无一人及第”。李林甫反而向玄宗上表朝贺：“天下的贤明之士都被陛下选中入朝为官了!”巧妙地阻断了对策之路。

李林甫一方面在进谏之路上作文章，另一方面以“养君欲”打皇上的主意。他极力帮助玄宗“超脱”，从生活上尽量迎合玄宗的胃口。宫中武惠妃死后，玄宗皇帝霸占了儿媳寿王妃杨玉环。李林甫身为宰相，却缄口无语。杨玉环天生丽质，倾国倾城，回眸一笑百媚生，从此玄宗不早朝。史书记载，自是“玄宗深居燕适，沈蛊横席，主德衰矣”。玄宗晚年尊崇道教，想要寻找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李林甫投其所好，在宫中兴修道观，为玄宗皇帝祈福添寿，以取悦主上。

宫中用度不足，李林甫为了保证供给皇帝的消费，于是任意增加农民的苛捐杂税。这本是轻易改变经济法令、增加农民负担的措施，玄宗反而高兴地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将政事都委托林甫，如何?”这样，李林甫在玄宗面前恩宠莫比，皇帝吃的所有甘美之物，都赏给李林甫品尝。连百官进贡的珍奇宝物，也全都送到李林甫家中，并派车专程运送。至此，李林甫田宅无数，车马衣服靡多，妻妾成群，侍姬盈芳，富贵一时，无人能及。

李林甫通过将玄宗与朝中大臣隔绝的手段，终于达到他梦寐以求的独揽朝政的愿望。口蜜腹剑用口蜜腹剑来形容李林甫的为人一点也不为过。

小人生存的空间开元末年，大唐帝国迎来了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民丰物阜，四方臣服。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二十多年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怠惰的情绪。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励精图治、纳谏如流，开始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贪图享乐。宰相张九龄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着急，常常给唐玄宗提意见。

李林甫本是一个不学无术、胸无点墨的市井无赖，他什么事都不会，专学了一套奉承拍马的本领。他和宫内的宦官、妃子勾结，探听宫内的动静。唐玄宗在宫里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他都先摸了底。等到唐玄宗找他商量什么事，他都对答如流，简直跟唐玄宗想的一样。唐玄宗听了很舒服，觉得李林甫又能干又听话，比张九龄强多了。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为宰相，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正路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到灾难。”这些话传到李林甫那里，李林甫把张九龄恨得咬牙切齿。

如愿以偿当上了宰相朔方（今宁夏灵武）守将牛仙客，目不识丁，但是在理财方面，很有点办法。唐玄宗想提拔牛仙客，张九龄没有同意。李林甫在唐玄宗面前说：“像牛仙客这样的人，才是宰相的人选；张九龄是个书呆子，不识大体。”

有一次，唐玄宗又找张九龄商量提拔牛仙客的事，张九龄还是不同意。唐玄宗发火了，厉声说：“难道什么事都得由你作主吗!”唐玄宗越来越讨厌张九龄，加上听信了李林甫的诽谤，终于找了个机会撒掉张九龄的职，让李林甫当宰相。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有一次，他把谏官召集起来，公开宣布说：“现在皇上圣明，做臣下的只要按皇上的意旨办事，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没看到立仗马（一种在皇宫前作仪仗用的马）吗?它们吃的饲料相当于三品官的待遇，但是哪一匹马要是叫了一声，就被拉出去不用，后悔也来不及了。”有一个谏官不听李林甫的话，上奏本给唐玄宗提建议。第二天，就接到命令，被降职到外地去做县令。大家知道这是李林甫的意思，以后谁也不敢向玄宗提意见了。

第十六章

口蜜腹剑李林甫知道自己在朝廷中的名声不好。凡是大臣中能力比他强的，他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掉。他要排挤一个人，表面上不动声色，笑脸相待，却在背地里暗箭伤人。有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上隔着帘子眺望，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楼下。唐玄宗看到卢绚风度很好，随口赞赏几句。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诬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降了他的职。

有一个官员严挺之，被李林甫排挤在外地当刺史。后来，唐玄宗想起他跟李林甫说：“严挺之还在吗?这个人很有才能，还可以用呢。”李林甫诡答：“陛下既然想念他，我去打听一下。”退了朝，李林甫连忙把严挺之的弟弟叫来，说：“你哥哥不是很想回京城见皇上吗，我倒有一个办法。”严挺之的弟弟见李林甫这样关心他哥哥，当然很感激，连忙请教该怎么办。李林甫说：“只要叫你哥哥上一道奏章，就说他得了病，请求回京城来看病。”严挺之接到他弟弟的信，真的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回京城看病。李林甫就拿着奏章去见唐玄宗，说：“真太可惜，严挺之现在得了重病，不能干大事了。”唐玄宗惋惜地叹了口气，也就算了。

像严挺之这样上当受骗的人还真不少。但是，不管李林甫装扮得怎么巧妙，他的阴谋诡计到底还是被人们识破。人们都说李林甫这个人是“嘴上像蜜甜，肚里藏着剑”，成语“口蜜腹剑”就是这样来的。

古人骑兽表面上看，李林甫甜言蜜语，好像很关心人，实际上，暗藏杀机，有自己的险恶用心。他还常常挑拨他所反对的人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各个击破，或在两败俱伤时，坐收渔利。户部尚书裴宽，平时为玄宗所器重，李林甫怕他有一天入相，威胁自己，便设法阻拦。刑部尚书裴敦复“平赋有功”，玄宗表彰了他，李林甫内心十分嫉恨。二裴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于是，李林甫千方百计地寻找突破口。

李林甫怂恿裴敦复买通杨贵妃的姐姐，在玄宗面前说裴宽的坏话，致使裴宽被贬为睢阳太守。接着，李林甫又采取明升暗降的手法，借口裴敦复有战功，奏请玄宗让他充任岭南王府经略使。裴敦复不太乐意，稍稍迟疑，没有及时赴任，则被李林甫反奏一状，因“逗留京师”之罪，被贬为淄川太守。就这洋，李林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裴宽和裴敦复赶出京城，何谈人相?

嫉妒成性的李林甫不仅排斥朝官，还十分注意边帅。按唐朝传统，边帅皆是忠厚名臣，其中功绩卓著的人往往迁升入朝，拜为宰相。李林甫欲杜绝边帅入相之路，于是献上一条奸计，即不用文人和贵族子弟为边帅。天宝六年（公元746年），他向玄宗再次进言：“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酸胡人（出身低微的少数族将领）。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给其，彼必能为朝廷尽死。”其花招是，少数族将领不识汉字，驻边领军，才能再大也不会入朝拜相。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边帅入相的路子，自己的相位可长保无虞。玄宗不知道李林甫的险恶用心，竟然听信他的话，选用安禄山做边帅，委以重任，这才有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的发生。

李林甫对有贤能的人或杀或贬或压制不用，而只用一些才智平庸而善于溜须拍马的小人，一个个有才能的正直的大臣全都遭到排斥。就在这个时期，唐朝的政治从兴旺转向衰败，“开元之治”的繁荣景象消失了。三狱案唐朝天宝后期，李林甫屡次兴起大狱，或诛杀或贬谪贵臣，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

兵部案由于妒恨兵部尚书兼左相李适之，李林甫制造了“兵部案”。公元745年，李林甫无端向兵部发难，诬告兵部官员以权谋私，逮捕了大小官员60多人，交给京兆尹和御史审讯。一连审讯几天后，李林甫仍然得不到任何口供，只好交给府法曹吉温处理。曹吉温也非善良之辈，深受李林甫的赏识。他严刑逼供，“或杖打或挤压，哭嚎之声，撕心裂肺”，致使这些兵部大员们个个屈打成招，没人再敢违背曹吉温的意旨，画押招供，互相揭发。李适之是太宗李世民的曾孙，面对李林甫咄咄逼人的气势，此时也束手无策，不得已，便上书玄宗要求外迁。于是，他被罢了宰相一职，出任宜春太守。

东宫案李林甫还一手制造了“韦坚案”，也称“东宫案”。韦坚是皇太子妃的哥哥，自从原太子李瑛被废、东宫虚位后，李林甫多次劝皇上立寿王为太子，可玄宗没有听他的话，另立忠王为太子。由于新立的太子早就对李林甫不满，李林甫心里也明白，所以他担心将来太子登基后自己早晚要倒霉，就想密谋推翻太子。

韦坚是新立太子忠王的姻亲，担任江淮转运使期间，很有政绩，受到皇上恩宠，又与当朝宰相李适之相处很好，所以李林甫把他看为眼中钉，恨得咬牙切齿。由于时机不成熟，阴险的李林甫要考虑影响，没有直接治韦坚的“罪”，而是采取先拉后打的办法。他表面上对韦坚很好，提升他为刑部尚书，以此麻痹他，接着，派杨慎矜暗里察看他的动静。

恰巧，太子的朋友、边防重将皇甫惟明进京述职，他看到、听到李林甫如此专权，愤愤不平，私下规劝玄宗撤掉李林甫。谁知此事泄露，李林甫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让杨慎矜诬告韦坚和皇甫惟明搞阴谋，当即把他两人收进牢狱，交给京兆府曹吉温审理。因找不出具体的证据，韦坚被贬出京城，皇甫惟明仍回边镇，降级任用。韦坚的弟弟韦兰、韦芝不服，替他的哥哥喊冤，也被贬往岭南。凡是与韦坚有牵连的人都被诬蔑为同党，贬官流放的竟达几十人。

李林甫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一路追杀过去。公元747年，他恳请玄宗，要求分遣御史到各地巡查被贬谪的官员，其用心不言自明。派往岭南路的御史罗希爽自然也是李林甫的心腹，他根据主子的授意，从青州到岭南，对被李林甫贬谪的官员见一个杀一个，搞得沿途郡县人心惶惶。李适之谪居宜春，听到这一消息后忧惧万分，想到自己大祸临头，大呼“惟愿转世不再做朝官!”说完，喝毒药自杀了。他的儿子李普奉迎父亲尸骨到东都，李林甫知道后，阴险地说：“斩草务必除根！”于是派人诬告李普，乱棍打死在河南府大堂上。趁此机会，皇甫惟明、韦坚三兄弟也都被他赐死在外地。因韦坚一直任江淮转运使，李林甫又遣使去江淮州县搜罗韦坚的“罪恶”，甚至连船夫也抓了起来，犯人一时充满牢狱。此案最终还是牵涉到太子妻族，太子整日战战兢兢，惟恐查到自己头上，赶紧上表请求休掉太子妃，才得以保全自己的性命。

杨慎矜案不过最惨的恐怕要算是“杨慎矜案”了。杨慎矜是隋朝炀帝的玄孙，玄宗察访他有才干，授以御史中丞，他因惧怕李林甫，不敢接受。几个月后，李林甫接纳他为自己人时，才敢到任并兼诸道铸钱使。这期间，杨慎矜曾帮李林甫诬告韦坚。不久，又升任户部侍郎。杨慎矜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渐受玄宗重用。李林甫却不由得妒火中烧，他怕日后难以控制，即使是自己手下的人，也绝不客气。

于是，李林甫与王拱一同谋划，因杨慎矜是隋炀帝玄孙，便诬告他与周边小国有勾结，家里窝藏图谶之书，反对朝廷，阴谋恢复祖业。为了找到罪证，李林甫诬蔑太府少卿张碹曾经和杨慎矜一起谈论过谶语，将张碹下狱。因确实没有这事，张碹矢口否认。李林甫气急败坏，用铁镣拷住他的双脚，让人抓住他脖子上的枷锁，像拉皮筋一样，用力向前拉拽，身体加长数尺，腰几乎被拉断，眼鼻出血，气绝身亡。

李林甫无奈，又找新的替死鬼，逮捕了一个名叫史敬忠的术士。史敬忠经不起严刑威吓，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了三页纸，承认自己曾与杨慎矜谈论谶语，企图谋反。获得人证后，李林甫又寻找物证——谶书，一时搜查不到，竟派殿中侍御史卢铉将伪造的谶书挟往杨慎矜的老家，说是在老家中发现。李林甫获得“证据”后，马上上报，玄宗即赐杨慎矜自杀，满门抄斩，其他受牵累遇害的达70多人。

在李林甫把持朝政期间，这样的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只要威胁到他的利益，都会毫不留情地加以迫害。因此，唐朝官场政治日趋黑暗和腐败，最终导致了天宝危机的爆发。杨国忠发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一个无赖之徒自从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受到玄宗宠爱后，不只是她家里的兄弟姐妹各有册封，就是她的远房亲戚也跟着沾光。她有个远房堂兄杨国忠，原名叫杨钊，因为图谶上有“卯金刀”三字，大不吉利，所以当他任御史中丞时，玄宗皇帝给他改名“国忠”，而其为人并不像玄宗皇帝希望的那样。他早年是个无赖之徒，不治产业，三十好几还欠了一屁股债，糊不了口，所以邻居见他都躲得远远的。后来，杨国忠在家乡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西南）呆不下去，便去四川投靠远房叔叔。

到了蜀地，就像有些植物能易地而生一样，杨国忠有堂叔的帮助，加上他能说会道，善于交际，渐渐有了名气。当地大财主鲜于仲通欣赏他的才能，不断在生活上接济他，使得他一改往日寒酸落魄样儿，竟也过得逍遥自在。当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与当朝宰相李林甫有矛盾，怕受排挤，想借杨氏势力保护自己。经过再三考虑，章仇兼琼决定派自己的好友鲜于仲通多备点货去长安疏通关系。鲜干仲通马上把杨国忠引荐给他，章仇兼琼一见其人便甚感满意，而且当时杨家势力正如日中天，杨国忠怕是最合适的人选，便备了价值数万的宝物，送他去长安。

到了京城，杨国忠给杨氏姐妹一一赠送钱财，让她们个个心满意足。这样，她们只要一有机会接近玄宗，就大讲特讲章仇兼琼很有政绩、忠于皇帝、造福一方的好话。玄宗当时耳根很软，听说章仇兼琼有此治国才干，便把他调入京城，擢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国忠本人也没少捞好处。

陪皇上赌博玄宗当时正沉溺于声色娱乐之中，听说杨国忠精于摴蒲（一种赌博方式，以掷骰决胜负），正愁没人陪他玩，立即召见。为进出名正言顺，授以他金吾兵曹参军之职。樗蒲每轮结束，杨国忠很快能口算出输赢结果，分铢不误，玄宗赞赏他说：“真有度支郎的才干呀，可令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于是便拜为户部度支郎中。杨国忠还常让杨氏姐妹探听宫廷动静，揣摩帝意，投其所好，很快就迁为监察御史。

与李林甫狼狈为奸这样一个轻率之徒短期内骤然升至监察御史的位置，不仅使满朝惊讶，也引起了李林甫的浓厚兴趣。两人真是臭味相投，很快结为知己，狼狈为奸。在李林甫制造的一系列冤狱中，如果说李林甫充当了幕后导演，那杨国忠则充当前台总指挥的角色。当时，玄宗正考虑立太子一事，出于自身的利益，李林甫建议立寿王李瑁，而玄宗却立了忠王李亨，他深感不安，知道忠王一直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害怕将来受到打击，于是便设法要铲除李亨，还叫杨国忠注意寻找“线索”。

一日，李林甫正在密室中琢磨此事，忽有人报告杨国忠来访。只见杨国忠面露得意之色，李林甫不禁内心大喜：“事情一定有望了。”杨国忠问道：“李公，太子内弟中是否有个名叫韦坚的?”李林甫不解地回答说：“是有，怎么了?”杨国忠拊掌说：“你不知道，我这几天也在琢磨这事。正巧听说他家来了个叫皇甫惟明的，说是河西节度使，二人欢饮达旦，谁知他们搞什么名堂。”

杨国忠话里有话，却欲言又止。李林甫追问说：“这人我听说过，但皇甫惟明和太子并没有交往。”杨国忠说：“李公，他两人若犯了事，还怕追不到太子身上吗?”李林甫恍然大悟地说：“是的，顺藤摸瓜，不怕整不了他。”杨国忠进而献计：“依我看，就说他们唆使太子早日篡夺皇位，你看怎样?我不好直接出面，你找一个人告他们就行了。”李林甫说：“此计甚妙。侍御史杨慎矜比较可靠，如有差池，可先杀他以灭口，千万不能走漏风声。”杨国忠说：“此事保管万无一失，他两人下了狱，太子还能消停得了吗?还愁追不到太子身上吗?今儿个叫他不死也得脱层皮!”

几天后，杨慎矜将此事上奏玄宗，李林甫从旁添油加醋，玄宗下诏将韦坚、皇甫惟明二人下狱。杨国忠纠集杨慎矜、御史中丞王铁、京兆府法曹吉温等人，在京城另设置推院，对二人严刑拷打。结果，韦坚被贬外地，皇甫惟明降级后被杀，财产籍没。

在李林甫的唆使下，杨国忠大兴冤狱，将与自己敌对的人全都铲除。最后，连办案人员也跟着遭殃，杨慎矜在审理案件中，发现玄宗无意废黜太子，所以持观望态度。李林甫与他本相友善，此时反目成仇，指使杨国忠、王供诬告他，致使杨氏三兄弟被下狱处死。

至于太子李亨，自知情事危急，忙上表父皇，声明自己与韦妃感情不和要求休掉韦妃。在危急时刻，李亨为保全自己，竟抛弃了自己同床共枕的妻子。结果韦妃被逐，削发为尼。好在太子平时言行谨慎，加上大宦官高力士有意保护，才幸免遇难。李林甫没有达到打倒太子的目的，恼羞成怒，大造冤狱，被诛杀者竟达数百家之多。杨国忠也乘机大树淫威，并受玄宗赏识，不久，擢升为度支员外郎，兼领十余使，权倾朝野，每天四方贿赂的人，络绎不绝，杨氏一门更加不可一世。安禄山认干娘一个壮年男子认一个少妇为干娘，实在是千古的笑谈。

巴结与贿赂铺成的晋升之路安禄山，原名轧牢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沈阳）的胡人。因父亲去世较早，从小安禄山就孤苦伶仃。后来，他的母亲嫁给虏将安延偃，于是改姓安。

随着年龄的增长，安禄山变得越来越世故。他十分聪明，工于心计，据说懂六蕃语言，所以就做了互市郎——即掌管蕃部商品交易的官员。

安禄山就这样凭着巴结奉承和贿赂送礼的手段，竟然步步高升，后来逐渐受到玄宗的重用。他知道杨贵妃喜欢洗温泉，便为之大加装修，从范阳运来石龙、石鱼、石鸟、石罹、石莲花，雕刻精美，巧夺天工。贵妃在沐浴时，见到这些东西就不禁想起安禄山，渐渐对他产生好感。

安禄山从范阳进宫朝见时，后面跟着长长的骆驼队伍，不仅带来战马奴婢、珠宝玉石，为了讨好杨贵妃，还特意带来媚玉箫管。每当杨贵妃吹奏时，总是会想到安禄山的忠心。

高力士是宫中的关键人物，安禄山也用钱财把他喂得肥肥的，所以通行无阻，后来，宰相李林甫由干讨厌儒臣因战功显赫，与自己在玄宗面前争宠邀功，于是就劝说玄宗专门重用蕃将。这样一来，玄宗就更加宠信安禄山这个胡人了。

外表和内心的千差万别安禄山心怀鬼胎，表面上却装出一幅憨厚迟钝的样子，以掩饰其内心的阴谋。他上书给玄宗皇帝说：“我出生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得到陛下的宠爱与重用太多了，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来为陛下效力，只有一条性命，愿随时为陛下献出。”

玄宗听了这番话，以为安禄山对自己十分忠诚，便更加信任他。

古代风景宫廷的闹剧与丑闻当时，杨贵妃深得玄宗的宠爱，安禄山为了讨好杨贵妃，便请求做她的干儿子。玄宗喜不自禁，欣然答应下来。但是在行叩拜礼的时候，安禄山却先拜杨贵妃，后拜玄宗。玄宗十分好奇，安禄山说：“我们蕃人的规矩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玄宗听了，十分高兴。玄宗为了保护干儿，采取重大的安全措施，特赐安禄山一面金牌，遇到有人劝酒，可以拒饮，以防中毒。仗着玄宗的信任，安禄山的野心更大了，命手下将领刘骆谷长驻京师。窥视朝廷的动静，以便伺机动手。

安禄山虽然身躯庞大，行动困难，但跳起胡旋舞来，飞转如风，久不知累，看得玄宗目不转睛。白居易《胡旋女》诗云：“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圃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安禄山成了宫中胡旋舞的特级教头，与杨贵妃对舞，情景更加精彩。玄宗因此更加宠爱安禄山，每次有重大活动，都特设金鸡帐，令安禄山坐在身边，别人只能腹诽，却不敢面谏。

一个少妇养一个壮汉做干儿，在外人看来真是吃惊不小，但宫里人却见怪不怪。杨贵妃给安禄山“洗三”那天，富里举行盛会，极其隆重。贵妃娘娘把安禄山当作出生刚三日的婴儿，用各种绸缎将他裹成个大粽子一般，这个几百斤重的大婴儿谁能抱得动?于是命几十个宫女用彩轿抬着，在宫里游行。狂呼浪笑之声溢于宫门。这是一场惊世骇俗、史无前例的闹剧，玄宗却极有兴致地观看。他对自己的干儿，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不知是宽容豁达，还是神经麻木，教人百思不得其解。

宫中的丑事几乎无人不知。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云：“皇儿弃不乳，椒房抱羌浑。”前一句是说玄宗杀了自己三个亲生儿子的事，后一句“椒房”是指杨贵妃，“羌浑”指安禄山，一个“抱”字，尽现个中丑态。

更有甚者传说杨贵妃的前胸曾被安禄山抓破了，由于偷偷用诃子治疗，没有留下验伤证明。这类内容愈是言之罄罄，说得有眼有鼻，水分愈多。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是无聊之徒编造出来取悦读者的，不必深究，一笑置之可也。

乱世奸贼表忠心到了晚年，安禄山的身体越来越肥胖，大腹便便，肚子一直垂到双膝，走路的时候两只手臂要伸展起来，自称有350斤。玄宗望着安禄山的大肚子觉得十分有趣，就开玩笑说：“你的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为何这样大?”安禄山讨好卖乖地回答说：“只有一颗忠于皇上的赤心而已。”傻中藏巧，愚得可爱，却奸得可怕。

由于长时期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玄宗渐渐地沉迷女色，不理政事。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个小人先后操纵朝政，祸国殃民，致使朝纲大乱，奸邪丛生。安禄山看到这种情形，认为夺取天下的时机已到，于是起兵造反。后来，杨贵妃死时，玄宗掩面而哭，安禄山得知消息也哭了，毕竟死的还是自己的“干娘”呀!安禄山发动叛乱盛极一时的唐王朝就被毁在一个小矮子的手上。

逃过死难的安禄山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

李林甫掌权以后，不但排挤朝廷的文官，还猜忌边境的节度使。担任朔方等四个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立了很多战功，他手下的将领哥舒翰、李光弼，都是骁勇善战的名将。李林甫看王忠嗣的功劳大、威望高，怕他被唐玄宗调回京城当宰相，派人向唐玄宗诬告王忠嗣想拥戴太子谋反，害得王忠嗣险些丢掉了性命。后来还是哥舒翰在唐玄宗面前苦苦为王忠嗣申冤，玄宗才免了王忠嗣的死罪，改为降职处分。王忠嗣受不了这个冤枉，一气之下就病死了。

当时，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会被调到朝廷当宰相，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唐玄宗本来最怕边境的将领谋反，就听李林甫的话，提拨了一些胡人当节度使。

在这些胡族的节度使中，唐玄宗、李林甫特别看中一个平卢（治所在今辽宁朝阳）节度使安禄山。安禄山年轻时在平卢军里当过将官，因为不遵守军令，打了败仗。边境守将把他解送到长安，请朝廷处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把安禄山判了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挺能干，下令把安禄山释放。

张九龄跟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而且据我观察，安禄山不是个善良人，不杀恐怕后患无穷。”唐玄宗不听张九龄劝谏，还是赦免了安禄山。后来，张九龄被撤了职。安禄山却靠他奉承拍马的手段，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平卢节度使。不出三年，又兼任范阳（治所在今北京市）节度使。

为叛乱做准备安禄山当了节度使以后，就尽量搜罗奇禽异兽，珍珠宝贝，经常送到宫廷讨好唐玄宗。他知道唐玄宗喜欢边境将领报战功，就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的首领割了头，献给朝廷报功。

唐玄宗常常召安禄山到长安朝见。安禄山抓住这个机会，使出他狡猾的手段，尽量讨唐玄宗的喜欢。安禄山长得特别肥胖，凸肚子，矮个子，就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唐玄宗一见到他就乐了。

安禄山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8000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一死，他就准备叛乱。

没多久，李林甫病死，杨贵妃的同族哥哥杨国忠凭着他的外戚地位，接任了宰相。杨国忠本来是个流氓，安禄山瞧不起他，他也看不惯安禄山，两个人就闹起矛盾来。杨国忠几次三番在唐玄宗面前说安禄山一定会谋反。但是唐玄宗正在宠信安禄山，哪里会相信。日子一长，安禄山谋反的迹象渐渐暴露出来了。他向朝廷要求把范阳的32名汉将都撤换了，由他自己另外委派。唐玄宗亲手写诏书要安禄山到长安，他也推托有病不去。唐玄宗开始对安禄山怀疑起来。但是无论唐玄宗或是杨国忠，都没有想到该怎样防备安禄山的叛乱。

假借皇上的圣旨公元755年10月，安禄山经过周密准备，决定发动叛乱。这时候，正好有个官员从长安到范阳来。安禄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召集将士宣布说：“接到皇上密令，要我立刻带兵进京讨伐杨国忠。”将士们都觉得很突然，面面相觑，但是有谁敢对圣旨表示怀疑呢。

第二天一早，安禄山就带领叛军南下。十五万步兵、骑兵在河北平原上进发，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地。中原一带已经有一百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老百姓好几代没有看到过打仗，突然听说叛乱爆发，远近震骇。沿路的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甚至士卒登城，听到敌人的鼓角声，竟吓得纷纷坠落城下。安禄山叛军一直向南进攻，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范阳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开始认为是有人造谣，还不相信，到后来警报一个个传来，他也慌了起来，立刻召集大臣商议。满朝官员没有经过这样的大变乱，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只有杨国忠反而得意洋洋地说：“我早说安禄山要反，还不是被我说中了吗？不过，陛下尽管放心。他的将士不会跟他一起叛乱。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头送来。”

唐玄宗听了这番话，也有些安心了。但是，没有多久，叛军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战争中，安禄山与史思明分别被自己的儿子杀死，手下部将不停发生叛变，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最终在郭子仪、李光弼、以及回纥兵的联合攻击下结束。

盛衰的分界“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在战争中，人民群众特别是黄河中下游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北方经济受到很大破坏。“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出现了千里萧条，人烟断绝的惨景。社会阶级矛盾加深了，同时，唐朝中央的力量削弱了，各地出现了40多个大小军阀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在节度使管辖的地区，唐朝中央政府既不能任免官吏、征收赋税，又不能调动军队。节度使的职位，或者父子相袭，或者部将相继。他们手握重兵，互相攻伐，对唐朝中央集权形成了严重的威胁。杨贵妃之死杨玉环这个绝色女子的最后结局到底如何，历来说法不一。

杨贵妃命丧马嵬驿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李隆基这才从温柔的睡梦中醒过来。在杨国忠的建议下，于唐天宝十五年六月十八日，唐玄宗带着杨玉环、杨国忠匆忙逃出宫去。等到百官上朝时，竟不知皇帝到哪里去了!玄宗一行出都门百余里，来到一个名叫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的地方，将士们又饿又累，疲惫不堪，队伍中出现了骚乱。龙武将军陈玄礼密启太子李亨，以谋反罪将杨国忠诛杀，随即又上奏玄宗说：“杨国忠谋反已经被诛，贵妃不宜带在身边，愿陛下忍痛割爱，将其正法。”大宦官高力士也趁机进谏，主张尽快把杨玉环杀掉。玄宗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们合谋策划，内心极不情愿，但看看鼓噪喧哗的将士，觉得还是保命要紧，于是命高力士将贵妃带到佛堂，将其勒死。随即又把贵妃的尸体摆在外面，让陈玄礼和众位将士观看。军士们见杨贵妃真的被杀死，这才整理队伍继续西行。

众说纷纭那么，杨玉环真的被勒死在马嵬驿了吗?多少年来，人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一直没有一定论。不过历代的正史中均对这种观点持肯定态度，还举出了不少证据证明。据说，勒死杨玉环的那条白锦被马嵬店的老妪所得，她深知此物的价值，声称凡是要借观的人，须付百钱，居然靠它发了大财。另外，在运送杨玉环尸体时，一只鞋子失落，也被一个老妪拾去，此人同样靠了这只“娘娘鞋”致富。大诗人杜甫在《北征》诗中写道：“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杜甫不仅说道杨玉环被杀，并且还把诛杨的主要人物陈玄礼大大赞颂了一番。杜甫与杨玉环是同时代人，他的写作态度向来比较严谨，尽管他使用的是艺术化语言，但述说的事情却是真实的。这位贵妃娘娘命丧马嵬驿，本来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对于杨玉环的最后归宿，却出现了几种说法。

古代名画死里逃生做道士有的说杨玉环死里逃生，当了女道士。唐玄宗从避居蜀地到返回长安，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待迁葬杨贵妃时却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既然找不到她的尸体，很可能是死里逃生，就一定还有找到的希望。玄宗不会不派人到处寻找，结果仍然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说明杨贵妃真的没死。还有的说，当时被缢杀的不是杨玉环，而是一位名叫蛾眉的宫女。因为陈玄礼无缘近窥“娘娘”的玉容，辫不清杨贵妃的真正面目，很容易被蒙骗过去。杨贵妃出了马嵬坡后，换装隐逃南下，具体到了什么地方，后来终老何处，则又说不清了。想起杨玉环曾经做过女道士的经历，有人猜测她很可能隐匿于某个女道士院。而唐代的女道士院形同娼家，这位昔日的贵妃娘娘，为了苟求活命，有可能作了妓女，“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恨处正在于此。

流亡日本有的说杨玉环潜逃到日本，并老死在那里。1963年，一位日本少女在电视台向日本电视观众展示了她的家谱等古代文献，言之凿凿地声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裔，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日本有种说法，说死者是替身，由于陈玄礼怜惜杨贵妃貌美，不忍心将其杀害，于是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死。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这一以假代真的计谋得以成功，而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飞快南逃，大约在今日上海附近扬帆出海，经过海上的漂泊，最后远逃至日本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当地的“二尊院”中还有杨贵妃的坟墓。大津郡的《郡志》上也有这样的记载：唐玄宗得知杨贵妃东渡扶桑，难舍旧情，派特使送来两尊佛像，并苦苦劝她回国，再享富贵。杨贵妃拔下一根玉簪答谢了玄宗，后在当地无疾而终，今日的“二尊院”即由此得名。

永远的谜除此之外，还有杨贵妃成为神仙升天的说法。道士杨通幽受玄宗之托，在天上地下，冥冥之中，鬼神之内，遍寻太真。经过无数次的波折和磨难，后来在东海之上，蓬莱之顶，南宫西庑，群仙所居的地方，找到了上员女仙太真，即杨贵妃。这位已经成仙的娘娘热情地接待了杨通幽，并公布了她和玄宗皇帝的出身。毕竟尘世苦短，好梦难长，她和玄宗皇帝缘分转眼即尽，只好尸解脱羽化归仙。白居易所写的《长恨歌》，也是表达了这种思想。

杨玉环已经死去有千余年的时间，今天要准确说出当时的真相也很困难。张巡死守孤城为了守住自己的城池，竟然杀死自己的爱妾，就是为了让士兵吃饱肚子。

誓死捍卫朝廷“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仓惶逃出长安。不久，安禄山叛军攻进长安。郭子仪、李光弼听到长安失守，不得不放弃河北，李光弼退守太原，郭子仪回到灵武，原来已经收复的河北郡县又重新陷落在叛军手里。

叛军进潼关之前，安禄山派唐朝的降将令狐潮去进攻雍丘（今河南杞县）。令狐潮本来是雍丘县令，安禄山占领洛阳的时候，令狐潮就已经投降。雍丘附近有个真源县，县令张巡不愿投降，招募了一千壮士，占领了雍丘。令狐潮带了四万叛军来进攻。张巡和雍丘将士坚守六十多天，将士们穿戴着盔甲吃饭，包扎好伤口再战，打退了叛军三百多次进攻，杀伤大批叛军，使令狐潮不得不退兵。

第二次，令狐潮又集合人马来攻城。这时候，长安失守的消息已传到雍丘，令狐潮十分高兴，送了一封信给张巡，劝张巡投降。长安失守的消息在唐军将士中传开了。雍丘城里有六名将领，原来都是很有声望的人，看到形势如此不利，都动摇了。他们一起对张巡说：“现在双方力量相差太大，再说皇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不如投降吧。”

张巡一听，很生气，但是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答应明天跟大伙一起商量。到了第二天，他召集了全县将士到厅堂，把六名将领喊到跟前，宣布他们犯了背叛国家、动摇军心的罪，当场把他们斩了。将士们看了，都很激动，表示坚决抵抗到底。

叛军不断攻城，张巡组织兵士在城头上射乱箭把叛军逼回去。但是，日子一长，城里的箭用完了。为了这件事，张巡十分忧虑。

草人借箭一天深夜，雍丘城头上黑魃魃一片，隐隐约约有成百上千个穿着黑衣服的兵士，沿着绳索爬下墙来。这件事被令狐潮的兵士发现了，赶快报告主将。令狐潮断定是张巡派兵偷袭，就命令兵士向城头放箭，一直放到天色发白，叛军仔细一看，才看清楚城墙上挂的全是草人。

那边雍丘城头，张巡的兵士们高高兴兴地拉起草人。那些草人上，密密麻麻插满了箭。兵士们粗粗一点，竟有几十万支。这样一来，城里的箭就不用愁了。

兵不厌诈又过了几天，还是像那天夜里一样，城墙上又出现了“草人”。令狐潮的兵士见了又好气，又好笑，认为张巡又来骗他们的箭了，大家谁也不去理它。哪知道这一次城上吊下来的并不是草人，而是张巡派出的五百名勇士。这五百名勇士乘叛军不防备，向令狐潮的大营发起突然袭击。令狐潮要想组织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几万叛军失去指挥，四下里乱奔，一直逃到十几里外，才喘了口气停下来。

令狐潮一连中计，气得咬牙切齿，回去后又增加了兵力攻城。张巡派他的部将雷万春在城头上指挥守城。叛军看到城头出现了一个将领，就放起箭来。雷万春没防备，一下子身上中了六箭。他为了安定军心，忍住了疼痛，动也不动地站立着。叛军将士认为张巡诡计多端，这一次一定又放了个什么木头人来骗他们。

后来，令狐潮从间谍那里得知，那个中箭后屹立不动的“木人”就是将军雷万春，不禁大吃一惊。令狐潮在城下喊话，请张巡见面。张巡上了城头，令狐潮对他说：“我看到雷将军的勇敢，知道你们的军纪确实严明。但是可惜你们不识天命啊!”

张巡冷笑一声回答说：“你们连做人的道理都不懂，还谈什么天命!”说着，就命令将士出城猛冲过去。令狐潮吓得拨转马头没命地逃跑，他手下的十四个叛将，都被张巡的将士活捉了。

此后，令狐潮屯兵在雍丘北面，不断骚扰张巡的粮道。叛军经常有几万人，张巡的兵不过一千多，但是张巡瞅准机会就出击，总是打胜仗。

以寡敌众过了一年，睢阳（今河南商丘）太守许远派人向张巡送来告急文书，说叛军大将尹子奇带领十三万大军要来进攻睢阳。张巡接到告急文书，赶紧带兵进入睢阳，与城里的守军6800人回合，共守睢阳。

尹子奇大军一到，立即展开攻城大战。本来，以十三万攻一万六千，众寡悬殊，睢阳易下，不战可知。可是，尹子奇没有料到张巡居然如此足智多谋、坚韧顽强，叛军攻城二十余次，损失大小将领六十余人，士卒二万余人，丝毫奈何不了张巡。

但是，张巡这方仍然兵力不足，且久战睢阳城内必然粮尽。一开始，张巡下令杀战马，后杀妇人老弱，还带头将自己的爱妾杀死，供将士们食用。之后，城中妇女老弱竟被守城将士们吃光，可谓悲惨至极!当时，便有人指责张巡“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但正是由于张巡固守雍丘、雎阳，使得叛军不能东进，江淮地区才因此得以保全。后来，张巡在城陷后被尹子奇杀害，但他的智慧与勇敢，真是令人钦佩。李光弼退叛军正是因为有了郭子仪、李光弼两员大将，才使唐王朝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李光弼出山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大军一开始连连失利。后来，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死自己的父亲，掌握军政大权，削弱了自身实力。于是，唐王朝逐渐收复山河。等到收复两京以后，安庆绪逃到河北，占领六十座城，继续顽抗。唐肃宗决定派大军进剿安庆绪。这一次进军，唐军一共集中了九个节度使带领的六十万兵力。这九路大军归谁统率呢，论地位和威望，应该是郭子仪和李光弼，但是猜忌心很重的唐肃宗，怕郭、李两位权力太大，故意不设主帅，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打仗的宦官鱼朝恩作观军容使（监视出征将帅的军事长官），九个节度使都得听他指挥。

唐军攻打邺城的时候，史思明又举兵反唐，从范阳带兵救援安庆绪。六十万唐军，准备跟叛军决战，还没来得及摆开阵势，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吹得沙尘弥漫，天昏地暗。九路大军没有统一指挥，就都像受惊的马群一样逃散了。唐军打了败仗，鱼朝恩把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给郭子仪。唐肃宗听信鱼朝恩的话，把郭子仪朔方节度使的职务撤了，让李光弼接替郭子仪的职务。

留给敌人一座空城这时候，叛军又发生内讧。史思明在邺城杀了安庆绪，自立为大燕皇帝，整顿人马，向洛阳方面进攻。李光弼到了洛阳，洛阳的官员听到史思明的兵势猛，有点害怕，有入主张退到潼关。李光弼说：“现在双方势均力敌，我们退了，敌人更加猖撅，不如把我军转移到河阳（今河南孟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于是，李光弼下令把官员和老百姓全部撤出洛阳，带兵到了河阳，等史思明进洛阳的时候，洛阳已成了一座空城。史恩明要人没人，要粮没粮，又怕李光弼偷袭，只好带兵出城，在河阳南面筑好阵地，和李光弼的唐军对峙。

李光弼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知道眼前的兵力不如叛军，只能智取，不能力攻。他听说史思明从河北带来一千多匹战马，每天放在河边沙洲洗澡吃草，就命令部下把母马集中起来，又把小马拴在马厩里，等叛军的战马一到沙洲，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的战马混在一起。过了一会儿，母马想起小马，嘶叫着奔了回来，敌人的战马也跟着到唐军阵地来了。史思明一下子丢了上千匹战马，气得要命，立刻命令部下集中几百条战船，从水路进攻。前面用一条火船开路，准备把唐军的浮桥烧掉。

李光弼探听到这个消息，准备好几百枝粗大的长竹竿，用铁甲裹扎竿头。等叛军火船驶来，几百名兵士站在浮桥上，用竹竿顶住火船。火船没法前进，被烧得樯倒舷裂，一下子就沉没了。唐军又在浮桥上发射石头炮向叛军的战船攻击，把船上的叛军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连人带船都沉入水底，有的挣扎着爬上岸逃跑了。

视死如归史思明几次三番派部将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打退。最后，史思明发了狠心，集中了强大兵力，派叛将周挚进攻河阳的北城，自己领了一支精兵攻打南城。这天早上，李光弼带领部将一起登上北城，观察叛军军情，只见叛军黑压压的一大片，大队人马正向北城逼近。唐军将领嘴上不说，心里先慌了。李光弼看出大伙儿的心情，镇静地说：“别怕，叛军虽然多，但是队伍不整齐，看得出他们有点骄傲。你们放心，不到中午，保证能击败他们!”

接着，李光弼就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将士们虽然打得勇猛，但是敌人退了一阵，又来了后续部队。太阳已经到了头顶上，双方还不分胜败。李光弼又召集部将商量，说：“你们观察敌军的阵势，哪个方向的战斗力最强?”部将们回答说：“西北角和东南角。”李光弼点点头，马上拨出五百名骑兵，派两名将领率领，分路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

李光弼把留下的将士都集中起来，严肃地宣布军令，说：“将士们看我的旗帜行动：我缓慢地挥旗，你们可以各自行动；如果急速挥旗，就是总攻的信号。将士们看到这个信号，必须奋勇向前，不准临阵退却。”说到这里，他拿了一把短刀插在靴子里，说：“打仗本来是拼死活的事儿。我是国家的大臣，决不死在敌人手里。你们如果战死在前线，我就在这儿自杀。”

将士们听了李光弼一番激励的话，都勇气百倍地杀上阵去。没有多久，部将郝廷玉从阵前转身奔回来，李光弼立刻派兵士带着他的剑迎上去，要把郝廷玉就地斩首。郝廷玉见传令的兵士要杀他，大声叫嚷起来：“我的马中了箭，并不是退却。”传令的兵士报告李光弼，李光弼立刻命令给郝廷玉换上战马，重新上阵指挥作战。

李光弼看到唐军士气旺盛，就急速地挥动着旗帜，下令总攻，各路将士看到城头旗号，争先恐后地冲进敌阵，喊杀声震天动地。叛军受到猛烈的攻击，再也抵挡不住，纷纷溃退，被唐军杀死、俘虏了一千多，还有一千多兵士被挤到水里淹死，攻北城的叛将周挚逃走了。

此时，史思明正在进攻南城。李光弼把北城俘虏来的叛军赶到河边，史思明知道周挚已经全军崩溃，不敢再战，连忙下令撤退，逃回洛阳。

谗言的危害李光弼与史思明双方相持了将近两年，曾连续打退史思明的进攻。唐肃宗听信鱼朝恩的话，命令李光弼攻打洛阳，李光弼认为敌人兵力还很强，不该轻易攻城。唐肃宗接二连三派来宦官逼他进攻。后来，李光弼只好冒险进攻，果然打了败仗，李光弼也被撤了主帅的职。

史思明去了一个强大对手，就乘胜进攻长安。幸亏在这个时候叛军发生了第三次内讧，史思明被他儿子史朝义杀死。叛军内部四分五裂，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

第十七章

颜杲卿遇害正是有了他，风雨飘摇的大唐王朝才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颜杲卿智取井陉关颜杲卿本来是安禄山的部下，安禄山发动叛乱以后，颜杲卿就准备反抗。叛军到了藁城（今河北省境内）的时候，颜杲卿已经招募了一千多名壮士。他知道自己力量不够，不能跟安禄山硬拼，就跟手下的官员袁履谦向叛军假投降。安禄山仍旧让他守常山，但是心里不放心，一面把颜杲卿的儿子、侄儿带到军营里做人质。一面派了一个叛将守在井陉关（今河北井陉）。

安禄山渡过黄河，攻下洛阳之后，颜杲卿决心起兵，他的堂弟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真卿也招募了一万多人马，派人跟颜杲卿联络，要他攻占井陉关，截断安禄山的后路。颜杲卿打听到守井陉关的叛将是个糊涂的酒鬼，就假传安禄山的命令，派人带了美酒好菜去慰劳他，等叛将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把叛将杀死，占领了井陉关。

搅乱敌人的后方颜杲卿攻下了井陉关，士气大振。第二天又接连活捉了两名叛将。颜杲卿派人分头到河北各郡去告诉官吏说：“现在朝廷派出三十万大军讨伐安禄山，已经出了井陉关，马上就到河北各郡了。受安禄山胁迫叛变的，趁早投降，可以受到重赏，如果顽抗，罪加一等。”河北各郡官员一听到安禄山站不住脚，都纷纷响应颜杲卿。河北24个郡，有17个郡又站到了唐军一边。

安禄山正准备向潼关方向进兵，一听到河北各郡都响应颜杲卿，后方不稳，只好改变主意，回到洛阳。他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一万人马分两路攻打常山。

颜杲卿被捕颜杲卿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是起兵只有八天，常山周围的防御工事都没修好，兵力又少，怎样敌得过两路叛军!叛军到了常山城下，颜杲卿派人到太原去求援，但是太原守将王承业不肯出兵。

史思明叛军把常山紧紧围困，颜杲卿带领常山军民拼死抵抗了四天，城里粮食没了，箭也完了，常山终于陷落在叛军手里。史思明纵容叛兵杀害了一万多常山军民，又把颜杲卿、袁履谦抓起来，押送到洛阳去见安禄山。

大骂安禄山安禄山命令兵士把颜杲卿押到他跟前，责问颜杲卿说：“你本来只是个范阳小官，我把你提拔为太守，为什么反叛我?”

颜杲卿怒气冲冲地骂着说：“你是一个牧羊的小子，国家让你做了三镇节度使，有哪点对不起你?我为国除奸，恨不得斩你的头，叫什么反叛?”

安禄山恼羞成怒，要左右兵士把颜杲卿、袁履谦拖到一座桥边的柱子上缚起来，使用残酷的刑罚折磨他们。

颜杲卿神色凛然，一面忍受着酷刑，一面仍旧痛骂安禄山。叛军兵士用刀割了颜杲卿的舌头，颜杲卿满口鲜血，还发出含糊的骂声。袁履谦看到颜杲卿受刑的残酷情景，气得自己咬碎舌头，连血带舌喷在旁边一个叛将的脸上。颜杲卿、袁履谦骂不绝口，一直到他们咽气。

颜杲卿从起兵到失败，虽然只有十几天，但是他们的抵抗，拖住了叛军的兵力，为唐王朝调兵遣将争取了时间。他们的誓死抵抗的精神，鼓舞了更多的人抗击叛军。

颜杲卿被杀后一月，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太原弓箭手三千人出兵井陉关，打退叛军，收复常山。接着，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也带领精兵到常山和李光粥会合。河北的一些百姓受尽安禄山叛军掳掠的痛苦，听到郭子仪、李光弼大军打过来，自发集合起来，修筑营垒，抵抗叛军。等郭、李大军一到，就参加了大军队伍。郭、李两支大军兵强马壮，士气旺盛，接连打击安禄山叛军，河北十几个郡重新回到唐军手中。李泌归隐山林李泌走了以后，唐肃宗身边少了一个正直的大臣。

神童李泌唐肃宗刚在灵武即位的时候，身边的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那个临时建立的朝廷，什么都乱糟糟的。一些武将，也不大肯听指挥。肃宗要想平定叛乱，多么需要有个能人来帮助他。这时候，他想起他当太子的时候的一个好朋友李泌，就派人把李泌从颍阳（今河南省）接到灵武来。

李泌原是长安人，小时候很聪明，读了不少书。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看到他写的诗文，十分器重他，称赞他是个“神童”。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已经长大了，他向玄宗上了奏章，对国家大事提了一些意见。唐玄宗看了很欣赏，于是想召见李泌，给他一个官职。李泌却推说自己年轻，不愿做官。

玄宗就要他和太子交个朋友，以后，他经常到东宫去，太子也特别喜欢接近李泌，把他当作老师看待。

后来，李泌看不惯杨国忠掌权，曾经写诗讽刺杨国忠。为了这个，他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他看到政局混乱，不愿受这个气，索性跑到颍阳隐居起来了。

这一回，唐肃宗来请李泌，他想到朝廷正遭到困难，就到了灵武。唐肃宗看见李泌，真像得到宝贝一样高兴。那时候的临时朝廷，不那么讲究礼节。唐肃宗跟李泌就像年轻时候一样，进进出出，都在一起，大小事情，全都跟他商量。李泌有什么主意，唐肃宗没有不听从的。

李泌辞相唐肃宗想封李泌当宰相，李泌可不愿意。他说：“陛下待我像知心朋友一样，这就比当宰相的地位还尊贵了，何必非要我挂个名不可呢?”肃宗见不能勉强他，也就算了。李泌在乡间隐居的时候穿的是布衣，到了灵武，还是那件旧的布褂子。

有一次，李泌陪唐肃宗一起骑着马巡视军队，兵士们在后面，指指点点说：“那个穿黄袍的是皇上，穿白褂子的是山里来的隐士。”唐肃宗听到兵士们的议论，觉得这样太显眼了，就给李泌一件紫色的官服，硬要他穿上。李泌没办法，只好穿上。肃宗笑着说：“你既然穿上了官服，还能没有个官衔?”说着，从袖里拿出一份诏书，任命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还不肯答应，唐肃宗说：“现在国家困难，只好暂时委屈你一下，等平定叛乱之后，还是还你自由。”

古代竹林那时候，郭子仪也已经到了灵武。朝廷要他指挥全国的战事，军务十分繁忙。四面八方送来的文书，从早到晚没有间断的时候。唐肃宗命令把收到的文书，一律先送给李泌拆看，有特别紧要的，才送给肃宗。宫门的钥匙，由太子和李泌两人掌管。李泌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不能好好睡。

唐肃宗一心想回长安，问李泌说：“敌人这样强大，我们该怎么办?”李泌说：“安禄山发动叛乱，真心帮他出力的是少数，其余都是被迫参加的。照我的估计，不出两年，就可以把他们消灭。”

接着，他又给肃宗定了一个军事计划，暂缓收复长安，派郭子仪、李光弼分两路进军河北，攻打叛军老巢范阳，叫叛军进退两难，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把叛军消灭。

第二年春天，叛军发生内讧，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禄山，自己称帝。要消灭叛军，这本来是个好机会。但是肃宗急于回长安，不听李泌的计划，把郭子仪的人马从河东调回，强攻长安，结果打了一个败仗。后来，郭子仪借回纥的精兵，集中十五万人马，终于把长安攻了下来。

接着，又收复了洛阳，叛乱头目安庆绪逃到河北，史思明也被迫投降。唐军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肃宗觉得心满意足，用骏马把李泌接到长安。

激流勇退唐肃宗的宠妃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嫌李泌权大，早就互相勾结，想把李泌除掉。太子发现张良娣他们想害李泌，就告诉了李泌。李泌说：“不打紧。我和皇上有约在先，等收复京城，我就归山，也就没有事了。”

一天晚上，唐肃宗请李泌喝酒，并且留他一起睡。李泌趁机会就对肃宗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请让我回家再做个闲人吧!”唐肃宗说：“哎，我和先生患难几年，现在正想跟您一起享受安乐，怎么您倒要走了呢?”李泌恳切地说：“我和陛下结交太早，陛下太重用我，信任我。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我不能不走。”唐肃宗说：“今天先睡吧，隔天再说。”李泌说：“今天我跟陛下坐在一个榻上谈话，你不答应我。将来到了公堂上面，就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如果你不让走，那就等于杀我了。”唐肃宗虽然不愿让李泌离开，但是经不住李泌一再请求，只好同意。

李泌到了衡山（今湖南省），在山上造个屋子，重新过他的隐居生活。李泌走了以后，唐肃宗身边少了一个正直的大臣，李辅国等一批宦官的权力又大起来，唐王朝的危机逐渐显现。忠心耿耿的高力士高力士，历史上最有名的宦官，他与唐玄宗之间一直保持着忠诚与信任的关系。

与皇帝结为知己高力士10岁入官，在宫中长大，身长六尺五寸，很有风采。玄宗在藩邸时，高力士倾心依附，二人已成知己，玄宗即位后，高力士负责玄宗与外间的联系，玄宗可以安然在幄内解决一切问题。高力士日夜随侍玄宗，每晚在殿内陪宿。

高力士在朝中让那些想升官的人们非常仰慕，许多人想见他一面都很难，侥幸见到他，如望见天人一样，激动不已，众宦官惟高力士马首是瞻，杨国忠、安禄山等也厚结于高力士，遗赠金银、珍奇。高力士广置田产，在京师筑建甲第、池园、占据良田。在宫中，玄宗不称其名而称将军，肃宗待他如兄长，诸王、公主称他为翁。玄宗有时还对高力士自称小字“阿瞒”。

为皇帝出谋划策高力士对玄宗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过。他身处高位仍不失持正的立身原则，在玄宗懵懂之时，能够分辨是非，劝谏玄宗。玄宗中年渐图安逸，打算把政务一概付于奸相李林甫。

李林甫阴险奸诈，肃宗在东宫时曾日夜忧惧，怕遭到他的诬陷，忧心导致肃宗的鬓发斑秃。高力士在玄宗面前力陈天下权柄不可假人，如李林甫权威既振，谁还敢议论他!玄宗面呈不悦之色，高力士只好顿首自责：“心狂易，语谬当死!”玄宗思量，终觉高力士有理，乃置酒席嘉赏他，左右臣僚见此，不禁高呼万岁。

玄宗曾为立太子的事忧烦，肃宗在诸子中最长，而玄宗偏爱寿王，拿不定主意。一次吃饭的时候，玄宗神色恍惚吃不下饭，高力士小心地问：“吃不下饭，是膳食不使您满意?”玄宗说：“你是我家的老人了，能猜出我为何这样吧?”高力士说：“是因立太子的事吧?推长而立，谁敢争?”玄宗说：“你有理。”一句话令玄宗内心的积郁释然，于是立肃宗为太子就这样定下来了。

患难与共高力士与玄宗共患难是从安禄山叛乱开始的。高力士随侍玄宗逃往蜀地。在逃亡中闻知郭子仪等将军收复两京，玄宗与高力士以手加额、庆幸之至。回到京师后，玄宗的地位有了改变，高力士继续在兴庆宫侍奉太上皇玄宗，其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翁了。

肃宗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正在走运，李辅国原是高力士手下的低级宦官，心胸狭窄，一旦小人得志，便要恣意猖狂。他见太上皇和高力士仪容高傲，对他蔑视，貌丑心黑的李辅国耿耿于怀。他向肃宗建议，要玄宗搬出装修华贵的兴庆宫，移住西内。在移仗前一日，派人将兴庆宫原有的厩马三百匹索走，只留下十匹，玄宗与高力士忍气吞声而故作从容。

次日玄宗去见肃宗，肃宗自称有病，令他人代为起拜，留玄宗吃饭，饭后温语劝玄宗继续住在兴庆官。玄宗和高力士骑马走至夹城，忽闻后面传来急促而噪耳的马蹄声。玄宗一阵心悸，回望知是李辅国率铁骑百余人奔来，直逼玄宗的面前。高力士气愤，斥责李辅国：“纵有他变，也须遵守礼仪，岂能如此惊动皇帝!”李辅国回骂道：“老翁大不解事，走开!”斩了高力士从者一人。老翁高力士忍辱负重，牵着皇帝的御马，缓缓走向西内。到西内，惊魂未定，主仆相顾凄然，玄宗忽然老泪纵横，对高力士说：“如果不是将军保护，阿瞒已是乱兵前的死鬼了。”

高力士与玄宗继续过着共患难的生活，然而为时已经不长了。玄宗的膳食中不再出现肉，但他坦然接受了这种待遇。

每天，玄宗和高力士看人扫除庭院，也过来动手修剪花枝，有时他们坐在一处，讲经论义，或者说些有趣的话。高力士文义并不很通，但这对年老的主仆相伴着打发时光，彼此也很开心。然而十几天后，高力士患上了疟疾，怕传染给玄宗，就移住到功臣阁下。高力士盼望病好了能再随侍玄宗。

流放之旅一天晚上，有人敲门进来，告他：“圣上唤阿翁。”高力士问他：“见到太上皇了?”对方说见到了。高力士欣喜又有些疑惑，他随着走出阁外，一个宦官交给他一卷文状，上面全是对他的指责，高力士要求到肃宗面前辞罪，以申明自己的冤枉，但未被允许。第二天，上面宣布高力士潜通逆党，曲附凶徒，既怀枭獍之心，合就鲸鲵之戮，以其久侍帷幄，颇效勤劳，且舍殊死，可除名，长流巫州。高力士心中清楚，这完全是李辅国的陷害。

高力士未能与玄宗再见一面，就怆然上路了。带着数月的衣粮和八、九名随从，一路凄风苦雨，过了三年的流放生活。第二年走到夷州，遇见大臣第五国珍也被贬至此，他们相见悲喜交加，饮酒赋诗，高力士对第五国珍说：“宰相都遭此厄运，其他人就更不用提了!”对国事充满忧心。一路跋涉，在停宿的日子里，高力士发现地里野生的荠菜。是京师常见的蔬菜，而这里人却不知道它能吃，不禁感慨南北遥远、风俗不同，赋诗道：

两京秤斤买，五溪无人采。

夷夏虽有殊，气味应不改。

于是拾菜做羹，觉得美味无比。

肃宗临终前几个月，诏命一切流放的人回京，几个月后，玄宗、肃宗先后离世，高力士在巫州，听到玄宗的死讯，号天叩地，悲不自胜，哀祭、服丧的程度超过了礼仪规定。高力士起程回京。要将自己的风烛残年服务于玄宗的陵寝，一路上号哭不止，每次号恸都几乎回不过气来。由于哀痛过甚，哽咽成疾，从巫山走到郎州一个多月时间，就病得不行了。临终时泣下沾襟，眼里流出的不是泪而是血。高力士在宝应元年八月十八日死于郎州开元寺西院。高力士去世的消息传播于远近，没有人不为之伤叹，他的灵柩被送往京师，陪葬在玄宗陵。段秀实不畏强暴对对方苛刻一点，也是为了对方好。

郭子仪再度出山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了大功，威望很高，他怕唐肃宗猜忌他，自己要求解除兵权，连手下的亲兵也遣散了。唐肃宗死去后，他的儿子李豫即位，就是唐代宗。吐蕃贵族趁唐朝西部边境空虚的机会，纠合了吐谷浑等几个部落共二十多万人马打了过来，一路没遇到什么抵抗，一直打到长安，唐代宗被迫逃到陕州（今河南陕县）。

唐代宗赶快请郭子仪出来抵抗吐蕃兵的进攻。那时候，郭子仪身边已经没有兵士了。他临时召募了二十名骑兵赶到咸阳，长安已经陷落。郭子仪派出将士在长安附近虚张声势，白天打鼓扬旗，晚上点起火堆。又派人进城找了几百个少年在大街上打鼓，大叫大嚷，说郭令公带了大军来了，人数多得数也数不清。吐蕃将领听了害怕了，抢掠了一些财物，逃出长安。

为非作歹，无人敢管郭子仪又立了一次大功，唐代宗回到长安后，重新封郭子仪为副元帅。过了一年，吐蕃、回纥兵又逼近邻州（今陕西彬县），郭子仪派他的儿子郭晞带兵去协助邻州节度使白孝德防守。郭晞仗着父亲的地位，骄傲自大。他部下的兵士纪律松弛，有的兵士在外面欺负百姓，干了坏事，郭晞只当不知道。邻州地方有些地痞流氓，觉得在郭家军里当个兵士，既没有约束，又有个靠山，就纷纷找熟识的兵士，在郭晞军营中挂个名，穿起兵士的服装。那批流氓和兵士勾结起来，大白天成群结队在街上为非作歹，遇到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就动手殴打，甚至把人打成残废。街上的商铺，也常常遭到他们的抢掠。邻州节度使白孝德为这件事很头痛，但是他自己也是郭子仪的老部下，不敢去管郭家的人。

不畏强暴邻州旁边是泾州（今甘肃泾州北），泾州刺史段秀实听到这情况，特地派人送信给白孝德，要求接见。白孝德把段秀实请了来。段秀实说：“白公受国家的托付，治理这块地方，现在眼看地方上弄得乱七八糟，您倒若无其事。这样下去，我看天下又要大乱了。”白孝德知道段秀实是个有见识的人，就向他请教。段秀实说：“我看到您这里这样乱，心里也很不安，所以特地前来，请求在您部下做个都虞侯（军法官），来管理地方治安，怎么样?”白孝德拍手说：“好啊，你肯来，我真求之不得。”段秀实在邻州当上了都虞侯。这件事并没有引起郭晞手下将士的留意，一些兵士照样胡作非为。

有一天，郭晞军营里有十七个兵士在街上酒店里酗酒闹事，酒店主人要他们付酒钱，他们就拔出刀刺伤主人，还把店堂里的酒桶全部打翻，酒垒流到水沟里去了。段秀实得到报告，立刻派出一队兵士，把十七名酗酒闹事的人统统逮住，就地正法。老百姓看到这批害人的家伙受到惩罚，个个称快，人人高兴。

这消息传到郭晞军营。兵士们一听到有人居然敢杀郭家的人，都大吵大嚷起来，都穿戴好盔甲，只等郭晞发出号令，就跟白孝德的兵士拼命。白孝德害怕了，直怪段秀实给他闯了祸。段秀实说：“白公不要害怕，我自会去对付。”说着，就准备到郭晞军营里去。

白孝德要派几十个兵士跟随段秀实一起去，段秀实说：“用不着了。”他解下佩刀，选了一个跛脚的老兵替他拉着马，一起到了郭晞军营。郭晞的卫士们全身盔甲，杀气腾腾地在营门口拦住段秀实。段秀实一面笑，一面走进营门，说：“杀个老兵，还用得上摆这个架势!我把我的头带来了，叫你们将军出来吧。”卫士们看到段秀实泰然自若的样子，呆住了，报告郭晞，郭晞连忙请段秀实进来。

段秀实见了郭晞，作了一个揖，说：“郭令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大伙都敬仰他。现在您却纵容兵士横行不法。这样下去，不大乱才怪呢!如果国家再发生大乱，你们郭家的功名也就完了。”

郭晞听了，猛然惊醒过来，说：“段公指教我，这是对我的爱护，我一定听您的劝告。”他边说，边回过头对左右兵士说：“快去传我的命令，全军兵士一律卸下盔甲，回自己营里休息。再敢胡闹的处死!”

当天晚上，郭晞把段秀实留下来喝酒。段秀实把带来的老兵打发走了，自己在郭晞的营里过了一夜。郭晞怕坏人来暗算段秀实，自己不敢睡，专门派兵士在段秀实宿营地巡逻保护。第二天一早，郭晞还跟段秀实一起到白孝德那儿道歉。

从此以后，郭家的兵士军纪肃然，没有人再敢违法闹事。邻州地方的秩序也安定下来。郭子仪智退回纥兵郭子仪没有动用一举一卒，就智退回纥、吐蕃兵，免除了唐王朝的劫难。

家丁的反叛郭子仪是唐朝的著名将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郭子仪出兵讨伐安禄山、史思明，后又与回纥兵配合，收复长安，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世之功。郭子仪手下有一名大将叫仆固怀恩，在安史之乱中立过战功。他不满意唐王朝对他的待遇，发动叛变，派人跟回纥和吐蕃联络，欺骗他们说，郭子仪已经被宦官鱼朝恩杀害，要他们联合反对唐朝。

公元765年，仆固怀恩带领回纥、吐蕃几十万大军进攻长安。仆固怀恩到了半路上，得急病死了。回纥和吐蕃大军继续进攻，唐军抵挡不住，回纥、吐蕃联军一直打到长安北边的泾阳（今陕西泾阳），长安也受到威胁。唐代宗和朝廷上下都震动了。宦官鱼朝恩劝代宗再一次逃出长安。由于大臣反对，才没有逃走。大家都认为，能打退回纥、吐蕃的人，只有郭子仪。

那时候，郭子仪正在泾阳驻守，手下没有多少兵力。他一面吩咐将士构筑防御工事，不许跟敌人交战。一面派探子去侦察敌军的情况。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回纥和吐蕃两支大军虽说是联军，但是也在闹不和。他们本来是仆固怀恩引进来的，仆固怀恩一死，谁也不愿听谁的指挥，两股力量捏不到一块儿去。

单身进敌营郭子仪知道这个情况，决定采取分化敌人的办法。回纥的将领过去跟郭子仪一起打过安史叛军，有点老关系。郭子仪就决定先把回纥将领拉过来。当天晚上，郭子仪派他的部将李光瓒偷偷地到了回纥的大营，去见回纥都督药葛罗。李光瓒跟药葛罗说：“郭令公派我来问你，回纥本来和唐朝友好，为什么要听坏人的话，来进攻我们呢?”药葛罗奇怪地说：“郭令公还活着?听说郭令公早已被杀，你别骗人了。”李光瓒告诉药葛罗，郭令公现在就在泾阳。但是回纥将领说什么也不相信。他们说：“要是郭令公真在这里，那就请他亲自来见个面。”李光瓒回到唐营，把回纥人的怀疑向郭子仪汇报了。郭子仪说：“既然这样，我就自己去走一趟，也许能劝说回纥退兵。”

郭子仪将领们都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但是也觉得让元帅亲自到敌营去太冒险。有人提出，派五百个精锐的骑兵跟郭子仪一起去，万一回纥人动起手来，也有人保护。郭子仪说：“不行!带了这么多兵去，反而会坏事。我只要几个人陪我一起去就可以了。”说着，就命令兵士给他牵过战马来。他的儿子郭晞上前拦住他的马说：“您老人家现在是元帅，怎么能这样到虎口去冒险呢。”郭子仪说：“现在敌人兵多，我们兵少，要真的打起来，不但我们父子两人生命难保，国家也要遭难。我这会去，如果和他们谈判成功，那就是国家的幸运；即使我有什么三长两短，还有你们在嘛!”说着，他跳上了马，扬起鞭子把郭晞拦马的手打了一下。郭晞一缩手，马就撒开蹄子跑了。

郭子仪带着几个随从兵士，骑马出了城，向回纥营的方向走去。兵士们一面走，一面叫喊：“郭令公来了!郭令公来了!”回纥兵士远远望见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又隐约地听见兵士的吆喝声，连忙报告药葛罗。药葛罗和回纥将领们大吃一惊，命令兵士摆开阵势，拈弓搭箭，准备迎战。郭子仪带着随从兵士到了阵前，他们摘下头盔，卸掉铁甲，把枪扔在地上，拉紧马缰，缓缓向回纥营靠近。

药葛罗和将领们目不转睛望着来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啊，真是郭令公!”说着，大伙一起翻身下马，围住郭子仪下拜行礼。郭子仪跳下马来，走上去握住药葛罗的手，和气地对他说：“你们回纥人曾经给大唐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错，为什么要帮助仆固怀恩闹叛乱呢。我今天到这儿来，就为了劝你们悬崖勒马。我现在是单身到这儿，准备被你们杀掉，但是我的将士会跟你们拼命的。”

药葛罗很抱歉地说：“令公别这样说。我们受了仆固怀恩的骗，以为皇帝和令公都已经死去，中原没有主人，才跟着他到这里来。现在知道令公还在，哪会同您打仗呢?”郭子仪说：“吐蕃和唐朝是亲戚关系，现在也来侵犯我们，掠夺我们百姓财物，实在太不应该啦!我们决心要回击他们。如果你们能帮我们打退吐蕃，对你们也有好处。”药葛罗听了郭子仪的话，连连点头说：“我们一定替令公出力，将功补过。”

郭子仪和药葛罗正在谈话的时候，两边回纥将士听着听着，慢慢都围了过来。郭子仪的随从一看回纥兵靠近，有点紧张起来，也挨到郭子仪身边，想保护他。郭子仪挥了挥手，叫随从让开，接着就叫药葛罗派人拿酒来。药葛罗的左右送上酒，郭子仪先端起一杯，把酒洒在地上，起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军将领万岁!从现在起，谁要违反盟约，叫他死在阵上!”药葛罗也跟着郭子仪起了誓，洒了酒。双方订立了盟约。

郭子仪单骑访回纥营的消息，传到吐蕃营里，吐蕃的将领们害怕唐军和回纥联合起来袭击他们，连夜带着大军撤走了。就这样，郭子仪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就智退回纥、吐蕃兵，免除了唐王朝的一次劫难。上清宝珠肃宗仰仗上清珠，却也做了一世太平天子。

外国使节献宝珠唐玄宗当政的时候，终日忙于国事，加之治国有方，用人得当，使得大唐王朝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国家富强，百姓安定。正所谓“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禀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财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大唐帝国出现了盛世景象，远近各国，纷纷与大唐通商通好，各国间使节往来不断。

这一天，玄宗正在当朝议事，忽听值日官来报：“外面有厕宾国使者求见!”玄宗看看左右，左右群臣均不知厕宾国在何处，玄宗只好命值日官先将使者带上殿来。不一会儿，值日官领上一人，后面还跟着两名随从。玄宗见来人穿了一身宝蓝色布制官服，上绣两只朝天的仙鹤。五短身材，脸庞瘦小，面色黝黑，目光沉静。身材虽不高，却也不失使节风采。

来人见玄宗，行了君臣大礼。玄宗命赐座，来使谢座。待那人落座后，玄宗问：“贵使出使我大唐有何贵干?”使者起身施礼道：“我国君王素闻大唐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故派小臣前来，愿与大唐永世通好。”玄宗道：“我大唐一向广交天下朋友，今日贵使亲来商议通好之事，朕正求之不得，不知贵使可曾带有国书。”来使道：“这个自然。”忙命手下人呈上国书，又道：“小臣这里还有上清珠一枚，是敝国国君的国礼，请您过目。”玄宗见来使的随从托着一只银盘，上面盖着一块绛红色的丝盖。走到龙案前，随从揭去丝盖，只见托盘正中有一颗鸡蛋大的珍珠，照得满殿生辉。玄宗心想：果是宝物。但转念一想，堂堂一国的国礼竟然只是一颗珠子，未免过于寒酸，心中不快，但又见那使者身着布衫，便想那厕宾国定然国小财微，如此大的一颗珠子，恐怕已是大礼了，玄宗也不说什么，便吩咐左右：“收入库中。”不料那来使却叫：“且慢!”玄宗问：“还有何事?”那使者道：“这上清珠可非同一般的宝珠，此乃我厕宾国传世之宝，有了它便可以定国安邦，使江山永固。”玄宗问：“此话怎讲?”那使者道：“请圣上您仔细看那上清珠，便可知其中奥妙。”

玄宗不信，命人将上清珠呈上。左右将宝珠呈上，玄宗将其托在掌中，细细观瞧。透过珠光，但见上清珠内庙堂楼阁，玉树琼花，别有一番洞天，宛若仙境一般，还有数十名舞女在其中翩翩起舞。正中一人，头戴天子冠，身穿龙袍。一看之下，玄宗便觉得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想不出是谁，忙问使者：“这中间端坐的是何人?”使者道：“那便是贵国未来的君主。”玄宗听罢，将信将疑，又仔细看了看珠中之人，更觉得十分眼熟，而且那人的左额上还有一块明显的伤痕，玄宗实在想不出这是何人，想那使节不过是故作神秘罢了。

但大唐与各国之间向来是平等往来，广交朋友，便也不计较，只当作戏言，将宝珠收库，安顺来使不提。

秉承天意时光飞逝，转眼已是十余年。玄宗做惯了太平天子，也渐渐有些居功自傲。后来又宠爱杨玉环，任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终日不问国事。各地节度使乘机扩充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和中央分庭抗礼。天宝十四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安禄山带兵逼近长安，玄宗无奈，带百官及皇眷逃亡四川。逃难途中，多有磨难。大队人马入川之时，天降大雨，道路狭窄泥泞。皇子李亨被从马上一掀到地，摔得满脸是血。虽经御医及时救护，保得性命，但左额上却留了一块疤痕。

一日，玄宗去李亨处看望伤情，一见左额这块疤痕，猛然想起当年上清珠一事，心中这才明白厕宾国使者之话并非戏言。回来后对武惠妃说：“儿子李亨将来定是一个有道的明君，大唐复兴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这是天意呀!”忙命人取来上清珠，用一块绛红色的纱巾裹好，亲自系在皇儿李亨的脖子上，并正式封李亨为太子，对他说：“好保存着它，有了它，大唐便可万世长存，这可是享国之宝啊!”李亨叩头谢恩。

几年以后，李亨登基，就是唐肃宗。做了皇帝之后，他便叫人将上清珠收好，放入国库之中。上清珠入库之后，每到夜晚，国库官总看到库中有白光闪耀，知道一定有神灵之事，不敢怠慢，连忙禀报肃宗。肃宗醒悟道：“肯定是上清珠。当年先王赐我此珠时，曾告诫我说，这上清珠乃是享国之宝，教我千万好好珍惜。我不该如此怠慢了它。”他赶紧命人从库中取出上清珠，只见当年的那块绛红色的纱巾还在。睹物思人，肃宗怀念起先王，不禁痛哭流涕，手捧宝珠遍示群臣道：“这还是我年轻的时候，先王所赐……”说到此处已是泣不成声，满朝文武无不动容。肃宗令宫中总管取来一只翠玉宝匣，将上清珠连同纱巾一起放入匣内，安放在寝宫之中，每日祭拜。

肃宗时，安史之乱虽已平复，但天下并非太平，天灾人祸不断，开元盛世的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每遇水旱灾害，刀兵之乱，肃宗都要对着上清珠虔诚膜拜，以求天助，竟然真能解燃眉之急。肃宗并非一位善于治国的君王，但仰仗上清珠，却也做了一世太平天子。到了唐朝末年，国家更加混乱，宫中也不安宁。一日宫中失窃，上清珠被盗，不知去向。也许真是上天之意，不久，唐王朝也就灭亡了。李辅国步步高升李辅国由于树敌众多，最终没有逃脱厄运的降临。

随太子飞黄腾达李辅国，原名静忠。出身贫寒，年少时迫于生计，被人阉割，送入宫中。李辅国长相丑陋，但粗通文墨，早年在皇宫的马厩中干杂役。在皇家的马厩里干活，属于最底层的宦官。皇亲贵族官僚根本不把他看在眼里。他不甘心在马厩里了却自己的一生，发誓要出人头地。开元年间，高力士权倾朝野，朝中达官贵人都攀附于他。李辅国后来因为能逢迎高力士，在四十岁时被提拔为管理马厩账目的小官。为了取悦上司，李辅国唯谨唯慎，办事一丝不苟，把马养得很好，账目也清清楚楚。

玄宗天宝年间，闲厩使王供很欣赏李辅国的才能，后来把他推荐到太子李亨宫中服役。安史之乱时，李辅国力劝太子分兵北上，收河陇兵，以图兴复。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七月，太子带部分兵士到达灵武，他又劝太子迅速称帝，以维系天下民心，成了劝驾有功之臣。依照其计，太子李亨第二年在灵武称帝，就是肃宗，改元至德。李辅国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为表忠心，将其名静忠改为护国，后再改为辅国。

李亨称帝后，玄宗为太上皇，一直留居巴蜀。至德二年十二月，玄宗自益州回到长安，住在城东兴庆宫，有时也去肃宗大明宫。玄宗身边仍有些跟随他多年的心腹，如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等，这些人对出身微贱的李辅国并不看在眼里，李辅国自己也知道。他恐玄宗再度得势，于自己不利，于是，暗里谋划铲除玄宗，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

李辅国装作很关心太上皇的样子，对肃宗说：“太上皇所居靠近市面，常常免不了要和外人往来，烦扰而又不利于养老。听说陈玄礼、高力士等人又在伺机图谋不轨，要向您夺权，禁卫六军都因此为之惶恐不安，我已无法说服他们听命，只好请您将太上皇迁入禁中，隔绝同外人的往来，才能免于发生后患。”肃宗认为玄宗年事已高，不会复出夺权。李辅国却说：“太上皇可能没这个意思，他又怎么能控制住手下那帮人呢?当今之务，必须尽快消除叛乱于未萌，迁太上皇入禁内，以杜绝与外人交往，父子还可常常相聚，有什么不好呢?”当时，兴庆宫的长庆楼南临大道，玄宗常登楼徘徊观望，老百姓路过时常对玄宗瞻拜，玄宗顺便在楼下设酒食相待。其中也不免有过往官吏，如御林大将军、剑南道入京奏事官员等人。抵不住李辅国天天嚼舌根，终于说动了肃宗。

翅膀硬了之后的嚣张于是，李辅国假传圣旨，将兴庆宫原有的300匹马减去了290匹，开令六军将士出面，强迁太上皇入居西内太极宫。

李辅国亲率一行人马来到睿武门，遇见玄宗，突然命令武士五百人拔刀挡住去路。玄宗惊讶地问他用意何在?李辅国说是奉命迎太上皇回宫内。高力士在场，怒斥李辅国胆大妄为，令他下马。出乎高力士所料，一向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李辅国如今翅膀已硬，不会再听他的了。当即，李辅国奚落嘲弄了高力士一番，并骂高力士“不识时务”，还杀死高力士的一名侍从。高力士无奈，只得奉劝将士不要乱动，诸兵士收刀听命。高力士指令李辅国与自己一道护驾，玄宗乘舆同行至西内，居于甘露殿。李辅国随后率众离开，只留下几十名老弱士兵侍卫，再也不允许高力士、陈玄礼和其他老宫人留居玄宗身旁。不久，李辅国又勒令陈玄礼退隐，将高力士流放到边远地区。高力士临行前求见玄宗，也遭拒绝。玉真公主也被强迫出居道观。从此，李辅国以自己的手下代替玄宗的亲信，名为服侍，实为监视。李辅国连对玄宗略有好意的人也不放过。刑部尚书颜真卿率领百官向玄宗问好，李辅国立即奏贬颜真卿为蓬州（今四川蓬安县）长史。此后，玄宗孤灯苦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人敢去看望，连肃宗也害怕李辅国而不敢探视父亲，致使玄宗抑郁而死。

权势熏天的太监一批政敌已被清除，李辅国有恃无恐，公开伸手要官。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八月，李辅国升兵部尚书，由御厨设食，宰相朝臣皆来祝贺。可李辅国并不满足这个正三品官，竟然提出要当宰相。肃宗颇感踌躇，对他说：“以你的功劳，什么官都可以做，但若众望不孚，怎么办呢?”李辅国便找宰相裴冕等联名上书推荐。肃宗其时也害怕李辅国权势过大，便暗中让宰相萧华告诉裴冕，转告公卿们千万不能上奏。自然，李辅国的野心未能得逞，但却增加了他对萧华等人的几分仇恨，时时伺机进行报复。

数月后，肃宗有病，李辅国乘机矫诏免去萧华相职，贬为礼部尚书，换上他的亲信元载为相，旋又贬萧华为陕州刺史、裴冕为施州刺史。不久，唐肃宗死，李辅国拥戴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自恃有功，愈加骄横无礼，对代宗说：“皇上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理。”当时，他身为兵部尚书、判行帅行军、闲厩使等，掌握着军队和车舆牛马等大权，代宗虽对他不满，表面上，仍很敬重，尊称其为“尚父”，因而事无大小，群臣均先禀报李辅国。李辅国也自觉顺理成章，泰然处之。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五月，拜李辅国为司空兼中书令，实封八百户。

李辅国权势炙手可热，朝臣多怀不满，即其党羽左监门卫将军程元振也嫉妒异常。他密向代宗建议，应削夺李辅国的部分权力。这一建议正和皇帝心意，立即解除了李辅国行军司马、兵部尚书和闲厩使等职务，任命药子昂判行军司马。药子昂自知势难与敌，辞不受命，代宗遂以程元振为行军司马。接看，代宗又以左武卫大将军彭体盈代李辅国为闲厩、群牧、苑内、营田、五坊等使，不再让李辅国住在宫内。渐渐的，李辅国失去了权势，由于他树敌众多，最终没有逃脱厄运的降临。打金枝郭暧“打金枝”的故事也流传后世，为人津津乐道。

中兴唐朝的功臣有一出京剧名本叫《打金枝》，讲的是驸马爷郭暧与妻子升平公主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出手痛打了金枝玉叶的升平公主。在帝王时代，打皇帝的女儿可是犯了杀头抄家之罪，甚至可以株连九族，然而，郭暧并没获罪，反而使升平公主成了个温顺贤淑的妻子。

古代风景郭子仪在唐玄宗时是驻守河北的领兵大将，当“安史之乱”爆发时，年老心疲、醉心酒色的唐玄宗撇下帝京，只顾携带家小往西蜀逃命，在忠国大臣们的苦苦挽留下，才勉强把太子李亨留下，以便稳住民心和军心。太子李亨移驾灵武，为了号召天下勤王义师，众大臣把他推上皇位，立为唐肃宗，尊西去的玄宗为太上皇帝。新的朝廷一经成立，天下人心为之一振，郭子仪领精兵五万由河北赶到灵武助阵，大大增加了唐肃宗的实力，为大唐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是，唐肃宗任命长子广平王李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以郭子仪为副元帅。其实，年轻识浅的广平王哪里懂得什么用兵布阵，更不用说是冲锋陷阵了，一切全得仰仗身经百战的老将郭子仪。广平王做大元帅只是名义，实权全在郭子仪手中，可见唐肃宗对他的信赖。

幸运的是，不久安禄山之部发生内乱，叛军群龙无首，势力大减。唐军趁此时机，大举进攻，势如破竹，三月之内，连克东西两京，奠定了中兴唐室的基础。肃宗回到长安后，亲自到灞上去慰问攻城的将士，当着广平王的面，肃宗称赞郭子仪道：“中兴唐室，皆卿之功。”

刚直不阿的驸马爷于是加拜郭子仪为司空，封代国公，派驻东都洛阳，负责清扫河北地区的叛军余孽。后来，肃宗之子代宗即位，为了向郭子仪表示恩宠，除了对他给予优厚的礼遇外，还将自己娇生惯养的掌上明珠升平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暧为妻。升平公主是唐代宗与沈皇后的女儿，沈皇后堪称绝代佳人，貌美如花，善良贤淑，深得唐代宗之宠。然而在唐代宗东征西讨的时候，沈皇后却失落民间，行踪不明，唐代宗便把对沈皇后的宠爱转移到升平公主身上，升平公主原本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绝世的美貌和纯良的天性，但由于父皇的娇宠，使她养成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公主脾气，时不时撒娇发横，宫中的人都得依着她的性子来。

一般做驸马的人大都抱有攀附之心，为了荣华富贵，受些窝囊气也就认了。而这个郭暧，生就一副刚直不阿的性格，他并不想借助皇家谋取什么名利，因而也就不准备怎么样地宽纵升平公主。再说心高气傲的升平公主，听说要下嫁尚无功名的郭暧，心中有些不满，但婚姻大事也由不得自己，只好尊奉父皇之命。如此一来，郭暧与升平公主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潜伏了矛盾的火种，只待某一天爆发出来。

怒打金枝新婚燕尔，升平公主见夫君仪表堂堂，气度不凡，不禁转忧为喜，对郭暧也算体贴温柔。郭暧则被升平公主的美艳吸引住了，再加上她那天真烂漫、稚气未脱的性格，也使得这个将门虎子颇感新鲜可爱。这对小夫妻陶醉在粉红色的新婚梦中，也着实和睦相处了一段时间。

然而，日子一长，升平公主的公主脾气又开始发作了，驸马爷郭暧可真有点消受不了。按照郭家的规矩，每天清晨，儿孙晚辈都必须到郭子仪面前请安。而郭暧与升平公主居住的驸马府离郭府较远，每日请安实为不便，于是郭家特别对他俩破例，允许他们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早晨，到郭府问候家翁，以尽子媳之道。对这个规定，升平公主无话可说，同意执行，但每次临行前，洗漱梳妆，总是拖拖拉拉，在郭暧的紧催慢催中勉强起程，到了郭府，郭家其他子媳早已站在郭子仪门下等候很久了。为此，郭暧对升平公主满腹怨言，但念在她公主的份上，勉强没有追究，只是每次加紧了催促。

唐代宗大历二年二月十五日，是郭子仪的70寿诞，郭暧与升平公主本已商量好，这天清晨两人一道赶往郭府为家翁祝寿。这天郭暧特意起了个大早，去叫升平公主起身时，升平公主却推说受风头痛，不愿起来，叫郭暧一人带礼品去祝寿，代她向家翁问安。郭暧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平日里你拖拖拉拉，我都忍了，今天父亲大寿吉日，你竟想躲懒不去!”于是往日的怨气连同今日的怒气一同爆发出来，对着升平公主大声吼道：“你不就是仗着你父亲是天子吗?我父亲还不愿做那皇帝呢!”讲出这样的话，实在是过于冲动，口不择言，如此糟踏皇帝，简直是大逆不道，罪当诛首。

升平公主听了气得面色发白，声色俱厉地指着郭暧反击道：“欺君罔上，罪当诛杀九族!”郭暧这时正在气头上，听了公主的话也决不相让，心想：“你们皇家诛不诛得了我郭家，还是问题!”因而又接着教训道：“皇帝又怎样?你在我这里就是郭家的媳妇，不遵孝道，我不但骂得，还能打得!”说着说着，愈发激动，一跃而起，上前抓住升平公主猛推了一下。升平公主见他竟然还敢动手，也更加愤怒，大声叫道：“看我杀了你们郭家!”郭暧闻言更加气愤，不由地对她拳脚相加，直打得公主鼻青脸肿才住手。

第十八章

皇帝做和事佬儿后来，升平公主趁郭暧往郭府拜寿之机，哭哭啼啼地乘车回到皇宫，一见到皇帝父亲，升平公主悲不自胜地扑倒在父亲脚下，声泪俱下地诉说着她在驸马府挨打的事，并坚决要求父亲惩办郭家。唐代宗见自小娇惯的女儿被驸马打成这副可怜模样，自然心痛不已，也决心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胆大妄为的驸马。然而转念审情度势，觉得还是不要扩大事态为宜，以免弄僵了与郭家的关系。主意既定，他先对女儿好言安慰一番，然后心平气和地劝解道：“就算事情如你所述的那样，为父也不便过于帮你。做天子并不是天下尽归你所有，也不可为所欲为，这个你不能不了解。你是郭暧之妻，就应谨守妇道，依从夫君，夫妻和睦为是。”待升平公主怨气稍平，就命她速回驸马府，不可再次喧闹。

升平公主虽然心有不甘，但见父皇尚对郭家忍气吞声不予计较，自己如果不知趣地再闹下去，不但没有娘家可资倚仗，到头来还得吃亏。升平公主毕竟是个聪明人，她赶紧调整了自己内心的情绪与表面的态度，乖乖地离开皇宫，返回了驸马府。

相夫教子，不辱家风就在公主回宫告状之际，郭暧给郭子仪拜寿，郭子仪见他只身而来，又有些暗藏不安，心中起了疑虑，一再追问，才问明了缘由。郭子仪听说儿子居然打了金枝玉叶的升平公主，惊惧之余，立刻命人将胆大包天的逆子用绳索绑了，亲自押解上殿，到唐代宗面前请罪。郭子仪跪在殿下，叩头称罪，惊慌不已。座上唐代宗却哈哈大笑，命左右扶起郭子仪，并为郭暧松绑，还若无其事地开说道：“俗语说：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闺房之事，何足计较。”郭子仪见皇上心存大度，不予追究，心绪也放宽了不少，称谢回府后，仍然把郭暧痛打了一顿，以示教训。从此后，郭子仪对唐皇朝更加忠贞不二，他的行为也带动了一大批与他有关系的将领，忠心耿耿地为皇朝效命。

经过这一次的折腾与教训，升平公主好似脱抬换骨般地发生了改变，性情柔顺，端庄贤淑，一心一意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循规蹈规地扮演着郭家媳妇的角色。在她的教育下，他们的一双儿女也都安分守纪，不辱家风。儿子作到大司农，一生忠耿清廉，一丝不苟；女儿嫁给唐宪宗为后，就是历史上以贤德著称的郭皇后。郭氏家风，由于升平公主的收敛从贤而流传后代。昏君唐德宗唐玄宗以后，是肃宗、代宗、德宗三个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特别是唐德宗错得最厉害。

用死人守城有一次，一个无知的妄人对唐德宗说，白起告诉他，吐蕃将要入侵，白起能够替国家守卫西边。

那时候，吐蕃侵扰边境是常事，唐朝守边的将士把吐蕃军队赶走也是常事。白起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离德宗时代都一千多年了，他怎么能替唐朝守卫边境呢?这分明是骗人的鬼话，唐德宗听了却感到很合口味，要在京城里建立白起庙，来颂扬白起的功劳。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唐德宗一向妒嫉建立了功勋的将帅，所以要用一千多年以前的白起来贬低当代的功臣。

认庸臣为能臣又有一次，唐德宗和另外一位大臣议论到卢杞。

卢杞是和李林甫、杨国忠一样坏的奸相，他出的主意没有一件不误大事。

对这样一个人，唐德宗居然说：“卢杞小心谨慎，我说的话他都听从。他没有学问，不能和我辩论，我觉得我的才能比他大得多。”这些话反映了这个昏君的自以为是，更暴露了他对正直的大臣的猜忌心理。

喜欢钱财的皇帝为了躲避吐蕃进犯和朱呲叛乱，唐德宗两次逃到奉天，还逃到了汉中，过了一段比较艰难的日子。他没有从中总结出应有的教训，却总结出了必须贪财的经验。所以他回到长安后，就拚命地聚敛财物。那些节度使和地方官，把从老百姓身上剥削来的钱财，拿出一小部分“进奉”给德宗，来讨他的欢心。有的按月进奉，叫做“月进”；有的按日进奉，称为“日进”。他每年收到的进奉钱，多的时候有五十万贯（一千钱为一贯），少的时候也有三十万贯。

这还不够，唐德宗还兴起了“宫市”。什么叫宫市呢?就是皇宫里需要什么东西，到市场上去购买，不按照市价付款，只随便给几个钱，这实际上是公开掠夺。唐德宗派遣几百名宦官，称为“宫使”。专门干这件差事，这些宫使在长安闹市游街窜巷，看到好东西拿了就走，卖主不敢追问。所以市民和商人看到宫使来了，就像碰到强盗一样地担惊害怕。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卖炭翁》的诗歌。形象地描写了宫市的一个场面。一个穷苦老翁，冒着风雪严寒，拉了一牛车柴炭到长安来卖。“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缝，系向牛头充炭值。”宫使强取豪夺、卖炭翁受害的情景，真是被揭露得淋漓尽致。通过白居易的诗歌我们对唐德宗的“宫市”就完全了解了，对唐德宗这个昏君也一清二楚了。颜真卿临危不惧快80岁的老人，深入虎穴，最后以死来体现自己的风骨。

五镇叛乱唐德宗想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结果引起了藩镇叛乱。唐德宗派兵讨伐的结果，叛乱不但没有平定，反而蔓延开来了。

公元782年，有五个藩镇叛乱，其中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兵势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向唐境进攻。

五镇叛乱，使朝廷大为震惊。唐德宗找宰相卢杞商量，卢杞说：“不要紧，只要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劝导他们，用不到动一刀一枪，就能把叛乱平息下来。”

唐德宗问卢杞说：“你看派谁去合适?”卢杞推荐年老的太子太师颜真卿，唐德宗马上同意。

颜真卿再度出山颜真卿是当时一个很有威望的老臣。安史之乱前，他担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河北各郡大都被叛军占领，只有平原城因为颜真卿坚决抵抗，没有陷落。后来，他的堂兄颜杲卿在藁城起兵，河北十七郡响应，大家公推颜真卿做盟主。在抗击安史叛军中，立了大功。唐代宗的时候，他被封为鲁郡公。所以，人们又称他颜鲁公。

颜真卿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他写的字雄浑刚健，挺拔有力，表现了他的刚强性格。后来，人们把他的字体称为“颜体”。

颜真卿为人正直，常常被奸人诬陷排挤，只是因为他的威望高，一些奸人不得不表面上尊重他。宰相卢杞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忌恨颜真卿，平时没法下手，这一回，趁藩镇叛乱的机会，派颜真卿去做劝导工作，是存心陷害他。

古代名画无法使他屈服这时候，颜真卿已经是70开外的老人了。许多文武官员听说朝廷派他到叛镇那里去，都为他的安全担心。但是，颜真卿却不在乎，带了几个随从就到淮西去了。

李希烈听到颜真卿来了，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在见面的时候，叫他的部将和养子一千多人都聚集在厅堂内外。颜真卿刚刚开始劝说李希烈停止叛乱，那些部将、养子就冲了上来，个个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围住颜真卿又是谩骂、又是威胁，摆出要杀他的架势。颜真卿毫不畏惧，面不改色，朝着他们冷笑。

李希烈假惺惺站起来护住颜真卿，命令他的养子退出。接着，把颜真卿送到驿馆里，企图慢慢软化他。

过了几天，四个叛镇的头目都派使者来跟李希烈联络，劝李希烈即位称帝。李希烈大摆筵席招待他们，也请颜真卿参加。

叛镇派来的使者见到颜真卿来了，都向李希烈祝贺说：“早就听到颜太师德高望重。现在元帅将要即位称帝，正好太师来到这里，不是有了现成的宰相吗?”

颜真卿扬起眉毛，朝着四个使者骂道：“什么宰相不宰相!我年纪快80了，要杀要剐都不怕，难道会受你们的诱惑怕你们的威胁吗?”

四名使者被颜真卿凛然的神色吓住了，缩着脖子说不出话来。

李希烈拿他没办法，只好把颜真卿关起来，派兵士监视着。兵士们在院子里掘了一个一丈见方的土坑，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在坑里。第二天，李希烈来看他，颜真卿对李希烈说：“我的死活已经定了，何必玩弄这些花招。你把我一刀砍了，岂不痛快!”

过了一年，李希烈自称楚帝，又派部将逼颜真卿投降。兵士们在关禁颜真卿的院子里，堆起柴火，浇足了油，威胁颜真卿说：“再不投降，就把你放在火里烧!”

颜真卿二话没说，就纵身往柴火跳去，叛将们连忙把他拦住，向李希烈回报。

李希烈想尽办法，没有能使颜真卿屈服，就派人逼迫颜真卿自杀了。瘫子皇帝顺宗虽然身体残疾，但他明智贤能，远超过他父亲。

谁来继承王位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李适病死在皇宫中的会宁殿。丧音发布以后，文武百官极为震惊，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紧张的神色。大臣们倒不是感到德宗死得意外，主要是不知道由谁来继承皇位，害怕皇位一旦空虚，会发生其他变故，国家又会陷入混乱之中，百姓也要再受流离之苦。就在人们担惊受怕的情绪还没有消除的时候，德宗发丧那天，太子李诵身着孝服，在九仙门接见了百官。对此，大臣们又喜又惊，喜的是国家有了新的君主，这就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政局的动荡；惊的是太子已经瘫痪，怎么还能到九仙门会见群臣呢?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两天以后，李诵正式在太极殿即皇帝位，人们称他为唐顺宗。

好不容易保住的太子位子唐顺宗李诵是怎样成了一个瘫子皇帝的?李诵是德宗的长子，母亲为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出生在长安皇宫中。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被封为宣王，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被立为皇太子。李诵最初也是一个非常缝康的人。他爱好艺术，善于隶书，德宗每次赐给大臣方镇的诗制，都是他书写的。李诵又性情宽仁，办事果断，尊敬老师，和睦兄弟，所以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好。不仅如此，李诵还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勇将，在泾原之乱时，德宗为朱呲逼迫，出走奉天（今陕西乾县），李诵随侍左右，常常身先士卒，鼓励将士，给大臣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李诵在当太子的20年中，也并不是处处顺利的。他有过厄运和处于逆境的时候，而这些，也许正是造成他后来瘫痪的原因之一。

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八月，宫廷里发生了一起“郜国公主事件”。郜国公主是肃宗的女儿，她最初嫁给裴徽，裴徽死后，又嫁给萧升，谁知不久萧升又死了，郜国公主只好寡居。又过不久，郜国公主和彭州司马李万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与此同时，蜀州别驾萧鼎、津阳令韦恽、詹事李升也都和郜国公主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丑事很快传扬开了。唐德宗知道了这些情况，非常生气，就把郜国公主幽禁到别的宅院中，又把李万乱棍打死，还把萧鼎、韦恽、李升等人流放到岭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郜国公主又大搞巫术，诅骂德宗，结果被废去公主称号。因为郜国公主的女儿是李诵的王妃，而德宗担心这位王妃会产生怨愤情绪，便派人把她杀掉了。德宗对太子李诵也越来越不喜欢，并几次和礼部尚书李泌说起要废立太子。当时德宗想立的太子是舒王李谊。李谊不是德宗的亲子，而是德宗三弟李邈的儿子。因为这孩子年纪最小，德宗怜爱他，便命为自己的儿子。李泌知道了德宗的意图，就反复规劝他，不要随意废立太子。李泌还对德宗说：“皇上对自己的儿子信不过，非要立弟弟的儿子为太子，试想如果真立了弟弟的儿子，那么多少年以后，皇系还属于您这一支吗?何况，即使郜国公主不好，也不能因为妻母的事而连累太子啊。”德宗最后才终于醒悟。就这样，李诵的太子位置终于保住了。

身残志坚李诵虽然注意谨慎地处理和各方面的关系，但他对宦官的态度却始终不好。德宗晚年因为不信任外臣，非常宠信宦官。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人经常围绕在德宗的左右，进谗言，拨是非，排斥异己，吹捧同类。对此，许多人不敢说话，李诵则敢以太子的身份和他们论争。对宦官主持的宫市，许多人也敢怒而不敢言，李诵则表示要到德宗面前详细陈述。因此，宦官便十分嫉恨他。

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九月，由于长期的心绪不宁，感情易于冲动的太子李诵得了中风病。他不仅不能随意走动，而且连话也不会讲了。正巧在这不久，德宗身体不好，诸王亲戚都前去侍奉服药，只有太子李诵卧病在床，不能前往。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病逝。宦官们匆忙把翰林学士召到金銮殿。有的宦官说：“宫里商量了，谁来继承帝位还没有定。”许多人默默发呆，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卫次公反驳宦官们说：“皇太子虽然有病，但他是嫡长子，能够维系内外之心。实在不得已，也要立广陵王。如果别有所想，国家定会祸难不断。”广陵王就是李诵的长子李纯。卫次公说完，翰林学士也随声附和。这样，李诵对皇位继承的权力才又有了保证。为了稳定人心，在德宗发丧的时候，李诵在宫人们的帮助下，克服病痛的折磨，硬是支撑着瘫痪的身体，在九仙门接见了群臣。国家有了新君，全国才相安无事。

由于唐顺宗李诵身体瘫痪不能坐立，又不会讲话，处理国政只好采取特殊的形式。他居住的地方挂上一个帘帷，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陪侍左右，百官上议，就在帷幕中由牛昭容代传是否准予其奏。顺宗任用贤能，办了几件很有气势的事情，一扫宫廷中的污浊，震动了朝廷内外。宰相屡遭暗杀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却毫无顾忌，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也敢随意暗杀。

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唐宪宗李纯是顺宗的长子，即位时已经27岁。据说，李纯小时候就很聪明，在他六岁时，一次德宗把他抱在膝上问：“你是谁的儿子，坐在我的怀里?”古代人物李纯回答：“我是第三天子。”德宗听了，很感惊讶。

宪宗即位以后，很想有一番作为，特别是针对藩镇力量过大，时刻危及中央朝廷这一情况，想方设法削藩，以图唐室中兴。宪宗即位的第二天，有人送十五个美女进宫，被他婉言拒绝。宪宗说：“太上皇都不受献，我怎么能违背祖训呢?”宪宗即位刚一个月，荆南地方的官吏就进献了两只龟，宪宗不仅没有接受，而且还特地颁布一道诏旨，称其注重的是贤才，而不是奇禽异兽，以后这类东西停止进献。

宪宗即位后，准备重用宰相，打击割据一方的藩镇。这场艰巨的战争整整持续了14年的时间，而且，中间还死伤了两个宰相。宪宗任用的宰相主要是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裴珀、李绛、裴度等人。李吉甫为了保证宪宗在用兵期间经济物资能充分供应，早在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十二月就撰写成《元和国计簿》一书，对全国的方镇、州府县、道的户口、赋役进行了详细的统计。遗憾的是，元和九年冬天，正是讨伐准西最紧张的时刻，李吉甫突然得暴病而死，宪宗不得不更换宰相。武元衡就在这种情况进入了内阁。

武元衡的曾祖是武则天的叔伯弟弟，当过湖州刺史。他自己在元和二年正月拜门下侍郎，兼判户部事。李吉甫死后，宪宗把平定淮西的重任托付给他。当时，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遣使者来朝奏事，使者在会见武元衡时，言词傲慢，受到武元衡斥责。王承宗借此上书宪宗，大肆诋毁武元衡。由此，武元衡和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之间结了仇。

离奇的死亡时间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六月初三日，王承宗派刺客深夜埋伏在武元衡住宅附近，等武元衡早晨上朝走出静安里东门时，刺客们在暗中吹灭了蜡烛，乘机用木棍打断了武元衡的左腿，驱散了武元衡的随从，然后，刺客们牵住武元衡的马，向前走了十几步，才把他的头砍下带走。等到众人呼喊持火把前来照看时，武元衡已倒在血泊中。当时，夜色还没有退尽，路上有许多上朝的官员和行旅。人们连呼带喊，都说强盗杀了宰相。消息传到皇宫，到朝的文武官员十分不安，不知道谁被杀死。不一会儿，武元衡的马跑到皇宫前，有人认了出来。天亮以后，宪宗在紫宸门排好仪仗，官员把武元衡被害的情况上奏。宪宗感到极为震惊，低声啜泣了许久，以至午饭也没有吃下。最后，宪宗派人给武元衡家中送去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并停朝五天，以表示哀悼之情。

据说，李吉甫死的时间是武元衡的生月，武元衡死的时间是李吉甫的生月，他们的死仅仅相差半年。民间传说，在武元衡死之前，长安城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打麦麦打三三三，”有人还旋转自己的袖子说：“舞了也。”许多人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有人解释说“打麦”指打麦的时候；“麦打”指的是突然袭击；“三三三”指的是六月三日；“舞了也”是说武元衡要死。也许这一谣言正是王承宗派人散布的。

幸免于难的裴度王承宗派人刺杀武元衡的同时，也派人去谋害宰相裴度。那一天，裴度刚走出通化里就遇上了强盗。强盗用剑砍杀他三次，第一次砍断了靴带，第二次砍中了背，刚好透过外面的罩服，第三次才碰到头部。裴度从马上摔了下来。因为裴度戴的是毡帽，所以才伤得不厉害。强盗见裴度从马上掉下，又挥剑追赶，被裴度的随从王义挡住。强盗砍断了王义的双手，发现裴度掉进沟中，一动不动，猜想他已经死了，这才离开。幸运的是，裴度竟活下来了。

恐怖的京城由于武元衡和裴度被伤害，京师长安充满了恐怖气氛。宪宗为了确保朝廷大臣的安全，采取了紧急措施：从皇宫到各门加派卫兵，宰相的卫队随从增加了金吾骑士，规定出入朝门可以佩戴兵刃，进出里门的人要经过严格搜查，其他官员们也可以有家兵护从。武元衡死后数日，因为一直没有抓到凶手，兵部侍郎许盂容请见宪宗，陈奏说：“岂有国相横尸路边，而捉不到凶手呢?”说完热泪盈眶。宪宗也感到无限愤慨和伤感，于是颁布诏书，凡是京城诸道能捕获杀人强盗的赏钱万贯，给五品官；敢有窝藏的全家抄斩。几天以后，神策将士王士则、王士平捉到了凶手张晏等八人，在长安正法。此后，人们的心情才稍稍有所平静。

由此可见，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是多么严重。地方节度使胡作非为，却毫无顾忌，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也敢随意暗杀。唐朝政治的黑暗和恐怖，正预示着这个王朝的衰败。李愬平定淮西藩镇经过多年的征战，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

不提作战的将军在唐代的各个藩镇中，淮西是个顽固的割据势力。公元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去，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唐宪宗发兵征讨淮西，但是他派去的统帅，不是腐朽的官僚，就是自己另有企图。结果，花了整整三年工夫，耗费了大量财力，都失败了。朝廷官员都认为不能再打下去，大臣裴度却认为淮西好比身上长的毒疮，不可不除。唐宪宗拜裴度做宰相，决心继续征讨淮西。

公元817年，朝廷派李愬担任唐州（今河南唐河）等三州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州的将士打了几年仗，都不愿再打，听到李愬要来，有点担心。李愬到了唐州，就向官员宣布说：“我是个懦弱无能的人，朝廷派我来，是为了安顿地方秩序。至于打吴元济，不干我的事。”

吴元济一开始打了几场胜仗，本来就有点骄傲，听到李愬不懂得打仗，更不把他放在心上了。

以后，李愬一点不提打淮西的事情，唐州城里很多受伤的士兵，他都一一去拜访，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次，兵士巡逻的时候，发现了敌兵，双方打了一阵，把敌人打跑了，还活捉了淮西军的一个小军官丁士良。丁士良是吴元济手下的一名勇将，经常带人侵犯唐州一带，唐军中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非常恨他。这一回活捉了他，大伙都请求李愬把他杀了，给死亡的唐军兵士报仇。

李愬不仅没有杀了丁士良，反而收降了他。李愬靠丁士良的帮助，打下了淮西的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先后收服了两个降将，一个叫李祐，一个叫李忠义。李愬知道这两人都是有勇有谋的人，非常信任他们，跟两人秘密讨论攻蔡州的计划，有时讨论到深更半夜。李愬手下的将领为了这件事都很不高兴，军营里沸沸扬扬，都说李祐是敌人派来做内应的。有的还有凭有据地说，捉到的敌人探子，也供认李祐是间谍。

保护自己的将领李愬怕这些闲话传到朝廷，唐宪宗听信了这些话，自己要保李祐也保不住了，就向大家宣布说：“既然大家认为祐不可靠，我就把他送到长安去，请皇上去发落吧。”他吩咐兵士把李祐套上镣铐，押送到长安，一面秘密派人送了一道奏章给朝廷，说他已经跟李祐一起定好攻取蔡州的计划，如果杀了李祐，攻蔡州的计划也就吹了。唐宪宗得到李愬的密奏，就下令释放李祐，并且叫他仍旧回到唐州协助李愬。

李祐回到唐州，李愬见了，十分高兴，握着他的手说：“你能安全回来，真是国家有福了。”立刻派他担任军职，让他携带兵器进出大营。李祐知道李愬千方百计保护他，感动得偷偷地痛哭。

没多久，宰相裴度亲自到淮西督战。原来，各路唐军作战都有宦官督阵，将领没有指挥权。打胜仗是宦官的功劳，打败仗却轮到将领挨罚。裴度到了准西，发现这个情况，立刻奏请唐宪宗，把宦官督阵的权力撤消了。将领们听到这个决定，都很兴奋。

李祐向李愬献计说：“吴元济的精兵都驻扎在涸曲（今河南商水西南）和西面边境上，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我们抓住他的空隙，直攻蔡州，活捉吴元济是没问题的。”李愬把这个计划秘密派入告诉裴度。裴度也支持他，说：“打仗就是要出奇制胜，你们看着办吧。”

于是李愬命令李祐、李忠义带领精兵三千充当先锋，自己亲率中军、后卫陆续出发。

出奇制胜这个时候，天色黑洞洞的，北风越刮越紧，鹅毛般的大雪越下越密。从张柴村通往蔡州的路，是唐军从来没走过的小道。大家暗暗叫苦，但是，李愬平日治军很严，谁也不敢违抗军令。半夜里，兵士们踏着厚厚的积雪，又赶了七十里，才到了蔡州城边。正好城边有一个养鹅、鸭的池塘，鹅鸭的叫声，把人马发出的响声掩盖过去了。

李祐、李忠义吩咐兵士在城墙上挖了一个个坎儿，他们带头踏着坎儿爬上城，兵士们也跟着爬上去。守城的淮西兵正在呼呼睡大觉，唐军把他们杀了，只留着一个打更的，叫他照样敲梆子打更。接着，打开城门，让李愬大军进城。大军到了内城，也照这个办法顺利地进了城，内城里的淮西军一点也没有发觉。

鸡叫头遍的时候，天蒙蒙亮了，雪也止了。唐军已经占领了吴元济的外院，吴元济还在里屋睡大觉呢。

吴元济起了床，只听见院子里一阵阵吆喝传令声：“常侍传令……”（常侍是李愬的官衔）接着就是成千上万的兵士的应声。吴元济这才害怕起来，说：“这是什么常侍?怎么跑到这儿来传令?”说着，带了几个亲信兵士爬上院墙抵抗。李愬命令将士继续攻打院墙，砸烂了外门，占领了军械库。吴元济还想凭着院墙顽抗。第二天，李愬又放火烧了院墙的南门。蔡州的百姓们受够吴元济的苦，都扛着柴草来帮助唐军，唐军兵士射到内院里的箭，密集得像刺猬毛一样。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内院终于被攻破，吴元济没有办法，只好哀求投降。

李愬取得了全胜，一面用囚车把吴元济押送到长安去，一面派人向宰相裴度报告战果。裴度、李愬平定淮西、活捉吴元济的消息传到河北，使河北藩镇大为震动，纷纷表示服从政府。唐代藩镇叛乱的局面总算暂时安定了下来。韩愈惹恼宪宗韩愈不但善于写文章，还是个直言敢谏的太臣。

古文运动的倡导人唐宪宗平定了淮西叛乱，觉得脸上有光，于是他决定立一个纪功碑，纪念这一次大胜利。叫谁来写这个碑文呢?恰好裴度手下有个行军司马韩愈，擅长写文章，又跟随裴度到过准西。唐宪宗就命令韩愈起草《平准西碑》。

韩愈韩愈是唐朝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韩愈三岁的时候，父母都离开了人世，他成了一个穷苦的孤儿，只得跟着被贬到淮南的堂兄韩会一块儿生活。韩会死了之后，堂嫂对他很好，继续抚养他。韩愈是个十分懂事的孩子，兄嫂的恩情他时刻铭记在心，因此读书也就很用功，加上他聪明过人，一天能记诵几千字的书。功夫不负有心人，等到他长大以后，已经通晓六经、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韩愈认为自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风气不好，连文风也衰落了。许多文人写的文章，喜欢堆砌词藻，讲求对偶，缺少真情实感。他决心对这种文风进行改革，写了不少散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张和写作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改革，但是也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一些传统，所以被称做“古文运动”。后来，人们把他和柳宗元两人称为“古文运动”的倡导人。

得罪了皇帝在他写完《平准西碑》之后，又做了一件得罪朝廷的事儿。原来唐宪宗到了晚年，迷信起佛法来。他打听到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宝塔，叫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这样做，就能够求得风调雨顺，人人平安。唐宪宗给人说得相信了，特地派了30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他先把佛骨放在皇宫里供奉，再送到寺里，让大家瞻仰。下面的一班王公大臣，一看皇帝这样认真，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凑个趣。许多人千方百计想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也算表示对佛的虔诚。

韩愈是向来不信佛的，更不要说瞻仰佛骨了。他对这样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劝谏宪宗不要干这种迷信的事。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

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流放之后，又被重用从长安到潮州，路远迢迢，韩愈孤单一个人，被派到那么边远的地方去，一路上的辛酸心情，就别提了。韩愈到了潮州，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也考虑到百姓的生活。他把潮州官府里的官员找了来，问当地老百姓有什么疾苦。

有人说：“这儿出产少，老百姓日子过得很苦；还有城东恶溪（今广东韩江）里有条鳄鱼，经常上岸来伤害牲畜，百姓真被它害苦了。”韩愈说：“既是这样，我们就得想法把它除掉。”话虽这样说，可韩愈是个文人，一不会动刀，二不会射箭，怎能除掉鳄鱼呢?后来，他写了一篇《祭鳄鱼文》，专门派人到江边去读这篇祭文，又叫人杀了一口猪一头羊，把它丢到江里去喂鳄鱼。在那篇祭文里，他限令鳄鱼在七天之内迁到大海里去，否则就用强弓毒箭，把鳄鱼全部射杀。韩愈不信佛，怎么会信鳄鱼有灵呢?这当然只是他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法罢了。事有凑巧，据说从那以后，大池里的鳄鱼真的没有再出现过。当地的百姓认为朝廷派来的大官给鳄鱼下的驱逐令见了效，都安心生产了。

韩愈在外地做了一年官，才又回到长安，负责国子监（朝廷设立的最高教育机构）的工作。就在这一年（公元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所杀，他的儿子李恒即位，这就是唐穆宗，韩愈再次受到重用。白居易仕途不顾白居易见到的朝政已经十分混乱，像他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第十九章

少年扬名唐宪宗即位以后，对政治进行了一些改革，任用了许多诸如李绛那样正直的大臣当宰相，但是他仍旧宠信宦官。宪宗为了讨伐藩镇，不惜任用一个宦官尖子做统帅。这件事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其中反对得最激烈的是左拾遗白居易。

白居易是唐代著名诗人，他擅长作诗的名气，很早就传开了。白居易白小聪明，生下来刚六七个月，就能辨认“之”、“无”两个字，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大概在他十五六岁那年，他父亲自季庚存徐州做官，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世面，结交名人。那时候，正是朱呲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到处闹粮荒，长安米价飞涨，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

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点才气，但是脾气高傲，遇到后生晚辈，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听到顾况的名气，便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顾况听说白居易也是个官家子弟，不好不接待。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

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随手翻着翻着，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刚才跟您开个玩笑，您别见怪。”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在长安出了名。不到几年，他考取了进士。唐宪宗听说他的名气，马上提拔他做翰林学士，后来又派他担任左拾遗。

直言相谏，得罪皇帝白居易可不是那种争名求利、向上级阿谀奉承的官僚。他一面不断地创作新的诗歌，揭露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一面在宪宗面前多次直谏，特别是反对让宦官掌握兵权。

这一回，白居易谏阻宪宗封宦官做统帅，惹得宪宗很气恼。他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怎么对我这样不敬，我实在忍耐不住啦!”李绛说：“白居易敢在陛下面前直谏，不怕杀头，正说明他对国家的忠心。如果办他的罪，只怕以后没人敢说真话了。”唐宪宗勉强接受李绛的意见，暂时没有把白居易撤职。但是，过了没有多少天，还是把他左拾遗的职务撤掉，改派别的官职。

因为诗文得罪人白居易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不少是反映现实的，像《秦中吟》和《新乐府》。在这些诗篇中，有的揭露了宦官仗势欺压百姓的罪恶，有的讽刺官僚们穷奢极侈的豪华生活，有的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但是说明他写的诗歌是比较接近群众的。

正因为他的诗反映现实，触犯了掌权的宦官和大官僚，也招来了一些人的咒骂和嫉恨。有些人想诬陷白居易，只是一时找不到借口。

无辜受到贬谪过了几年，白居易在太子的东宫里作大夫。有一次，宰相武元衡被人派刺客暗杀了。这次暗杀有复杂的政治背景，朝廷的官僚谁也不想开口。只有白居易站了出来，首先向宪宗上了奏章，要求通缉凶手。宦官和官僚抓住这个机会，说白居易不是谏官，不该对朝廷大事乱主张，狠狠地告了一状。接着，又有一批向来讨厌白居易的官员，乱哄哄造谣污蔑，向自居易泼污水。有人说白居易的母亲是看花掉到井里淹死的，白居易居然还写过《赏花》、《新井》的诗，那不是大不孝吗?经过这样罗织罪名，谁也没法给白居易辩护，白居易终于被降职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去当司马了。

白居易无辜受到贬谪，到了江州之后，心情十分抑郁。有一天晚上，他在江州的湓浦口送客人，听到江上传来一阵哀怨的琵琶声，叫人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漂泊江湖的老年歌女弹的。白居易见了那歌女，又听她诉说她的可悲身世，十分同情。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引起满腔心事。回来以后，写下了著名的叙事长诗《琵琶行》，诗中说：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后来白居易又几次回到京城，做过几任朝廷大官。但是当时的朝政十分混乱，像白居易这样正直的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于是，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诗歌创作中去。他的一生一共写了二千八百多首诗，成为我国文学宝库里的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刘禹锡两吟桃花诗刘禹锡为人忠厚，为官忠直，他在玄都观两吟桃花诗，都有相同的寓意。

二王八司马王叔文实行改革的时候，不但一批宦官恨王叔文，还有不少大臣嫌王叔文地位低，办事专断，也对他不满，到了唐宪宗即位，大伙都纷纷攻击王叔文和原来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八个官员，都被看作是王叔文的同党。宪宗下了诏书，把韦执谊等八个人一律降职，派到边远地方当司马，历史上把他们和王叔文和王任合起来称作“二王八司马”。

“八司马”当中，有两个是有名的文学家，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擅长散文，刘禹锡善于写诗，两个人又是很要好的朋友。

这一回，柳宗元被派到永州（今湖南零陵），刘禹锡被派到朗州（今湖南常德）。永州和朗州都在南边，离开长安很远，那时候还是荒僻落后的地区。要是换了一些想不开的人，心情是够难受的。幸好他们都是很有修养的人，十分相信自己的作为是正直的，失败了也不那么懊丧。到了那里，除了办公以外，常常游览山水，写写诗文。在他们的诗文中，常常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疾苦，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是在永州写的。

两个人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日子一久，朝廷里有些大臣想起他们来，觉得这些都是有才干的人，放在边远地区太可惜了，就奏请宪宗，把刘禹锡、柳宗元调回长安，准备让他们留在京城做官。

刘禹锡观桃花惹出麻烦刘禹锡回到长安，看看长安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朝廷官员中有很多新提拔的都是他过去看不惯、合不来的人，心里很不舒坦。

京城里有一座有名的道观叫玄都观，里面有个道士，在观里种了一批桃树。那时候正是春暖季节，观里桃花盛开，招引了不少游客。有些老朋友约刘禹锡到玄都观去赏桃花。刘禹锡想，到那里去散散心也不错，就跟着朋友们一起去了。

古代人物刘禹锡过了十年的贬谪生活，回到长安，看到玄都观里新栽的桃花，很有感触，回来以后就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的诗本来挺出名，这篇新作品一出来，很快就在长安传开了。有一些大臣对召回刘禹锡本来就不愿意，读了刘禹锡的诗，就细细琢磨起来，里面到底有什么含意。也不知道哪个说，刘禹锡这首诗表面是写桃花，实际是讽刺当时新提拔的权贵。

这一下子可惹了麻烦，唐宪宗对他也很不满意。本来主张留他在京城的人也不便说话了。刘禹锡又被派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去做刺史。刺史比司马高一级，似乎是提升，但是播州地方比朗州更远更偏僻，那时候还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刘禹锡家里有个老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需要人伺候。如果跟着刘禹锡一起到播州，上了年纪的老人受不了这个苦。这可叫刘禹锡太为难啦!这时候，柳宗元在长安也呆不住了，朝廷把他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刘禹锡的困难情形，决心帮助好朋友。他连夜写了一道奏章，请求把派给他柳州的官职跟刘禹锡对调，让他到播州去。

柳宗元待朋友一番真诚，使许多人很受感动。后来，大臣裴度也在唐宪宗面前替刘禹锡说情，宪宗总算答应把刘禹锡改派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以后，刘禹锡又被调动了好几个地方。过了14年，裴度当了宰相，才把他调回长安。

再观桃花又惹麻烦刘禹锡重新回到京城，又是暮春季节。他想起那个玄都观的桃花，有心旧地重游。到了那里，知道那个种桃的道士已经死去，观里的桃树没有人照料，有的被砍，有的枯死了，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他想起当年桃花盛开的情景，联想起一些过去打击他们的宦官权贵，一个个在政治争斗中下了台，而他自己倒是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见解。想到这里，他就又写下了一首诗，抒发他心里的感慨，诗里说：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花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一些大臣听到刘禹锡写的新诗，认为他又在发牢骚，挺不高兴，在皇帝面前说了他不少坏话。过了三年，又把他派到外地当刺史去了。

刘禹锡为人忠厚，为官忠直，他在玄都观两吟桃花诗，都有相同的寓意，说明为人奸猾、为官奸诈者虽然能哗众取宠、获得执政者的好感和重用，但不可能长久；为人忠厚、为官忠直者由于易遭执政者的反感而得不到重用，常常遭贬。唐宪宗之死宠爱宦官，却最终被宦官害死。

宠爱宦官唐宪宗在位15年，尽管有许多可以称颂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没有实现中兴唐室的愿望。原来，宪宗虽然重视发挥宰相的作用去平定割据的藩镇，但同时，他对宦官也非常宠信，特别是包庇宦官吐突承璀。吐突承璀年幼时以小黄门的身份侍奉东宫，和当时还是太子的宪宗关系密切。宪宗即位后，命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管理内省事务，并授为左监门将军，不久，又提升为左军中尉、功德使。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在平定地方节度使王承宗叛乱时，宪宗任命吐突承璀为河中、河南、浙西、宣歙等道赴镇州行营兵马招讨使。对此，朝廷谏官向宪宗指出，自古以来还没有人用宦官做军事出征兵马元帅的。宪宗没能听取这些意见，当吐突承璀率领禁军出征上路的时候，还亲临通化门楼送行，再三勉励。吐突承璀出师一年没有任何功绩，便秘密派人暗通王承宗，劝他上疏请罪，作为罢兵和解的条件。王承宗照办了，朝廷的军事行动遂告结束。事后，有人揭发吐突承璀的通敌行为。宪宗只得把吐突承璀降为军器使。不久，又升他为左卫上将军，管理内侍省事务。

没有皇后的皇帝宪宗不仅包庇宦官，而且在后宫里也多内嬖，还企图长生不老。宪宗生前没有册封过皇后。王妃郭氏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的长女升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郭氏为妃。元和元年八月，册封为贵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十二月，百官上表三次请立贵妃为皇后，宪宗都以种种借口推脱而没有允许。其实，宪宗所考虑的，主要是郭氏为名门望族，怕立皇后对自己约束过紧，影响和妃嫔的往来。直到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闰正月，穆宗即位以后，郭氏才被封为懿安皇太后。至于宪宗的孝明皇后郑氏，更是后来宣宗即位后才正式追封的。宪宗在位十五年中，虽然一直没有册封皇后，但他的儿子竟有二十个之多，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后宫生活的多宠。

长生不老梦宪宗还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八月，他问大臣李藩：“神仙的事是否可信?”李藩给了否定的解释。对此，宪宗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但心里却始终坚信不疑。不久，他就开始服用方士们进献的金丹。当起居舍人裴涛上表劝阻时，他还大发脾气，把裴涛贬为江陵令。

被亲信的宦官害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宪宗因服食金丹中毒，身体感到不适。就在宪宗病重时，宦官王守澄、陈弘庆等人将他杀害，死时才43岁。宪宗终究为所宠信的宦官杀死，这大概是生前所没有料到的吧!

元和十五年正月三十日，宦官王守澄、韦元素等人拥立宪宗第三子李恒在太极殿继承了帝位，是为唐穆宗，当时26岁。穆宗即位后的第二天，在宦官们的怂恿下，把宰相皇甫沉贬为崖州司户。第六天，又把道士柳泌和僧人一通乱棍打死。这样，朝中再也没有人知道宪宗是被宦官害死的了。唐穆宗不问国事因为贪玩而误国的皇帝伴随着盛唐的一去不复返也慢慢多了起来，唐穆宗只是其中一个。

将国事置之脑后穆宗是一个荒淫的皇帝，在他刚即位不久，就纵情享乐。二月初一日，他到丹凤楼颁布诏书，大赦天下之后，就宣召歌舞艺人到丹凤门内表演杂戏。穆宗完全陶醉在歌舞之中，早把国家、百姓忘在九霄云外。这年六月，皇太后移居兴庆宫，穆宗和六宫侍从又乘机聚会在太后住处纵情地欢宴。从此以后，每隔三天，穆宗都要观看一次手搏戏和杂戏，对国家政务越来越荒疏。

对于穆宗的嬉戏，监察御使杨虞卿很感忧虑。一天，他上奏穆宗，指出国家尚未平静。百姓还多疾苦，皇上不能高枕无忧，还特别强调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没什么不同，但居安思危之心却互有长短，这就是能不能成为圣明帝王的差距。谁知，穆宗对此一点也不理会。

御使大夫柳公绰的弟弟柳公权字写得非常好，穆宗召他为翰林侍书学士。一次，穆宗问柳公权：“你的字怎么写得这样好呢?”柳公权回答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宗听后，知道是柳公权乘机劝谏，脸色一下子变了。

尽管这样，穆宗依然我行我素。七月六日是他的诞辰，这一天，他在宫中尽情地游玩，致使苑内假山倒塌，压死了七个侍从。不久，穆宗又到新建成的永安殿看百戏，到安国寺观盂兰盆，妃嫔随从，车仗华丽，大家玩到尽兴而归。

国事比不上玩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二月初九日，穆宗又在麟德殿观赏杂技和音乐，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情不自禁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外面百官公卿们经常欢宴，一定是民间太平，五谷丰登，我感到非常宽慰。”

丁公著却回答说：“这样的风俗不见得是好事。”穆宗问为什么，丁公著说：“国家自天宝以来，奢靡之风日盛，竞相游宴，沉于酒色，致使政务荒废，百官怠职，这难道对朝廷和皇上有益吗?”穆宗听后，脸上露出无所谓的神色。

七月十八日，穆宗在宣政殿接受群臣册号之后，又到丹凤楼大赦天下。就在这时，幽州监军使上奏“本月十日幽州军乱，节度使张弘靖被囚禁，判官韦雍等人被害。”文武百官听了，均感震惊。穆宗倒觉得没有什么，只是颁布一道诏旨，贬张弘靖为吉州刺史。幽州就这样又成了藩镇的割据势力。八月初二日，镇州监军宋惟澄又上奏：“七月二十八日夜里军乱，节度使田弘正并家属、将佐三百余口被害。”不久，冀州刺史王进岌被杀。这样，镇州、冀州也成了藩镇割据的势力范围。过了一段时间，穆宗又得到消息说，瀛州也发生兵乱，观察使卢士玖被囚禁。就这样，由于穆宗的荒淫和不问政事，河朔三镇再次变成了藩镇割据的势力范围，宪宗年间取得的一点成绩，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全部丧失了。

短命皇帝穆宗不仅是一个荒淫的皇帝，而且还是一个希望长生不死的君王，他很早就开始服用金石之药。尽管处士张皋曾经上书劝谏，穆宗还是坚持服用。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十一日，穆宗终于中毒，病死在皇宫中的寝殿，只活了30岁。甘露之变甘露之变唐宪宗平定淮西以后，变得骄傲自得起来。他开始信奉神道，下诏求能炼长生金丹的方士。这个失败的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作“甘露之变”。

谁都不敢得罪宦官唐文宗李昂（穆宗的儿子）即位的第二年，各地推荐的举人到京都应试。有一个举人叫做刘蒉，在试卷里公开反对宦官掌权，认为要国家安定，应该排斥宦官，把政权交给宰相，把兵权交给将帅。

这份考卷落在几个考官手里，考官们传来传去，赞不绝口，觉得不但文采好，而且说理精辟，是篇难得的好文章。但是到了决定录取的时候，谁也不敢表态，因为录取了刘蒉，就得罪了宦官，他们的位子也就保不住了。结果，跟刘蒉一起来投考的二十二人都中了，刘蒉却落了选。刘蒉是大家公认的杰出人才，这次因为说了些正直话落选，大家都觉得委屈了他。中选的举人说：“刘蒉落选，我们倒中了榜，太叫人惭愧了。”

除去王守澄唐文宗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他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目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精通医道。王守澄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夫。

郑注有个朋友李训，原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到郑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求见郑注。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文宗。李训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后来，竟被提升为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祛削弱王守澄的权力。他们打听到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请文宗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王守澄失了兵权，就容易摆布了。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毒死了。

功败垂成除去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经过一番策划，联络了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原来，封建王朝是最讲迷信的，天降甘露被认为是好兆头。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

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到院子里去兜了一圈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谁知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发白，头上冒汗。这时已是秋末冬初时节，天气寒凉，仇士良发现这个情况，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

仇士良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连声大喊：“邻宁、太原的士兵，快快上殿保驾，有功的，每人赏钱一千贯!”兵士们听后，纷纷手持武器上殿。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拉进软轿，抬起就走。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就在双方抢夺的时候，四百名卫士已经来到殿上，他们挥舞刀剑向宦官砍去。顷刻间，十几个宦官已经倒在血泊中。就在这时，仇士良带领其他宦官，飞快地把文宗软轿抬进了后殿。李训再次向前阻挡时，被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挨了劈胸一拳，当即倒在地上。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进内宫去了。

宦官更加不可一世李训预谋失败，只好从小吏身上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害。李训东奔西逃，走投无路，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

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的计谋彻底失败，在这次事变后受株连被杀的一千多人，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为“甘露之变”。从这个事件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唐文宗的日子更不好过，过了五年就得病死去，死时才33岁。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这就是唐武宗。从此以后，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了。李商隐卷入朋党之争40年的朋党之争，使混乱的唐王朝闹得更加不好收拾了。

朋党之争在宦官专权的日子里，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依附宦官的，又分成两个派别——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次朋党之争叫做“牛李党争”。

牛李党争的开始由进士考试而起。唐宪宗在位时，有一年长安举行考试选拔人才，举子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考官认为这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就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见李宗闵、牛僧孺批评朝政，揭了他的短处，就在唐宪宗面前说，这两人被推荐是因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就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谁知这件事却引致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妒贤忌能。出于压力，唐宪宗于同年把宰相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了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形成了两个对立派别，但此时李德裕（李吉甫之子）、牛僧孺尚未进入朝廷供职，派系斗争色彩尚不浓郁。

唐穆宗即位后，又举行进士考试，由牛党人物礼部侍郎钱徽主持。结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的证实下，钱徽被降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对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然同情李宗闵。以后，牛僧孺、李宗闵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派明争暗斗得很厉害。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上了宰相。李宗闵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到了唐武宗即位，牛党失势，李德裕当了宰相。他竭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闵，把他们都贬到南方去了。

李商隐的失败仕途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朋党之争中，著名晚唐诗人李商隐也被卷进去。李商隐（约公元813年—公元858年）自幼家境寒微。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爱其文才，召聘入幕，并指点他写作骈文，让儿子令狐绚与他交友。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李商隐因令狐楚推荐登进士第。令狐楚死后，他无可依靠，转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之幕，被招为婿。当时朝廷牛李党争十分激烈，令狐楚父子属牛党，王茂元则近李党，李商隐因此被牛党和令狐指责为“背恩”、“无行”，成为朋党之争的牺牲品，长期受到压抑，得不到重用。

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先为考官所取，又被中书省内有权之人除名，任秘书省校书郎，后调任弘农县尉，又因“治狱”事件几乎被罢官，最后郁郁而终。

公元846年，唐宣宗即位后，把武宗时期的大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职务，又把他贬谪到崖州（今海南）。闹了40年的朋党之争终于收场，但是混乱的唐王朝已经闹得更加不好收拾了。唐敬宗死于非命敬宗死时才15岁，在位仅仅两年。这都是他自己荒淫无度造成的，真可谓自食其果。

比父亲还要昏庸穆宗由于服金石之药而中毒身亡，他的长子、十六岁的李湛即位，是为唐敬宗。敬宗依然宠信宦官。他即位之初，就下诏赏给神策军军士每人绢十匹，钱十千。在嬉戏废政方面，敬宗比穆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敬宗即位的第三个月，就在中和殿、飞龙院和宦官们击球，还在中和殿大摆乐队，唱歌跳舞，极兴而止。

长庆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文武百官已经到朝很久，敬宗还迟迟没有上殿。有的大臣年纪很大，体力不支，长久地站立，几乎要摔倒。后来，谏官左拾遗刘栖楚在一次上朝结束时，以头叩击地面，血流不止，规谏敬宗说：“皇上正是年轻体壮之时，怎么能贪图安逸、留恋女色，以至很晚还不坐朝呢?先帝的灵柩还没有葬入地宫，歌舞之声就已经喧嚣于外。我怕这样下去，国家不能长久。”敬宗看他这个样子，连忙示意宰相李逢吉上前劝阻。李逢吉会意，一边扶起刘栖楚，一边说：“你不必再叩头，皇上已经知道了。”刘栖楚站起，擦了擦头上的血，又对敬宗谈起宦官的事。刘栖楚还没有说几句，敬宗又表现出不耐烦，双手乱挥。刘栖楚愤愤地说：“皇上既然不听臣的话，我就把头叩碎!”中书侍郎牛僧孺恐怕敬宗发怒，就对刘栖楚说：“你所奏的事情，皇上已经知道，不必再讲了，可到门外等候。”刘栖楚出去后，敬宗还想让内官杖责他，只是由于李逢吉、牛僧孺再三劝阻，敬宗才没有加罪。由于敬宗整日嬉游，不问朝政，皇宫中闹起了大乱子。

闯入禁宫坐王位长庆四年四月十七日，敬宗即位三个月后，当时，长安城中有个占卜术士苏玄明，和洗染坊工匠张韶关系密切。一天，苏玄明对张韶说：“我曾为你卜过卦，你应当在皇宫中的御殿内吃饭，我可以陪伴你。”张韶听后，十分怀疑地问：“我是染工匠，你是卖卦的，我们怎么能到皇宫中的御殿饮食呢?”苏玄明很正经地回答：“我听说，当今皇上昼夜游猎，出入无常，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地好机会。”原来，张韶在染工坊干活，经常往宫中送货物，时间长了，认识了把守的卫士，卫士对他也就古代人物不再详加盘问。苏玄明和张韶就利用这个机会，秘密联络染工一百多人，把兵器和人藏在柴禾车中，装做往宫里送东西的样子，从右银台门进入皇宫。

他们相约黄昏的时候起事，不料进入右银台门时，守门的卫士发现车子和平时不同，便上前询问载的是什么东西。张韶以为计谋泄露，便将门卫杀死，命令手下的人拿起武器，一边呼喊着一边冲入了内宫。当时敬宗正在清思殿击球，听到喊杀声，不由得一惊，急忙命人了解情况。身旁的宦官外出探望，刚走出不远，张韶等人已经持刀杀向前来。宦官急忙把这一情况上奏敬宗，敬宗感到事情紧迫，仓猝之间，想带领大家去右神策军军营。有的宦官提醒他：“贼人入宫，不知道有多少人，右神策军又离这里远，容易出事，不如前往左神策军军营，路近且快。”于是，敬宗和宦官们直奔左神策军军营。左神策军中尉马存亮听说敬宗来到，急忙出迎，跪倒在敬宗面前，捧着敬宗的脚哭了，并把敬宗背入营中。随后，马存亮命令大将康艺全带领五百名神策军骑兵前往迎接二位太后来营，又命令大将尚国忠带领大队人马迎击张韶。这时，张韶、苏玄明和他们的同伙已经打入清思殿。张韶登上皇帝的宝座，拿起食物，一边吃着一边对苏玄明说：“果然如你所占卜的那样。”苏玄明看张韶自得的样子，惊问：“难道事情到此为止了?”张韶不满地回答：“这地方怎么能长久地呆下去呢?一旦禁兵来到，我们如何抵抗?”说完，张韶把殿上的宝器全部分给了手下人，并让他们攻打弓箭库。由于遭到守卫的禁军抵抗，没有成功。这时，马存亮派遣的左右神策骑兵来到，和张韶、苏玄明展开了激战。日近黄昏时，张韶等寡不敌众，最后全部被杀。到第二天，敬宗才从左神策军军营回到宫中，下令鞭答了九仙门等三十五名门监，又把染坊使田晟、段政直流放。

只做了两年的皇帝张韶事件发生四个月后，八月初一的早晨，又发生了宦官季文德勾结马文忠等1400人企图造反打人皇宫的事件。由于阴谋泄露，这1400人被敬宗降旨全部乱棍打死。由于敬宗荒淫过分，致使宫廷不断生事，许多大臣曾向他进谏，但敬宗根本不把大臣的话放在心里。敬宗越来越迷信道士，企图长生不老。他曾经派遣中使往湖南、江南等地采药；派道人杜景先往淮南、岭南等州求访异人；甚至还在内宫里修山建院，专门供奉道士二十多人讲解道术。敬宗还常常在夜间到宫中各处捕捉狐狸，宫中称此为“打夜狐”。

宝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深夜，敬宗猎取狐狸结束后，和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瑞打球，然后，又和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28人饮酒。敬宗喝得非常高兴，全身燥热，便到内室更换衣服。就在这时，殿上的灯烛突然熄灭，刘克明等人乘机把敬宗谋害在室内。敬宗死时才18岁，在位仅仅两年。这都是他自己荒淫无度造成的，真可谓自食其果。唐武宗重道抑佛佛教中常常批判“三武一宗”的灭佛行为，在唐朝就有其中一“武——唐武宗。

抑佛运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八月的一天上午，京城长安皇宫正殿里一片肃穆。唐武宗李炎端坐在大殿正中，文武百官分列在殿的两旁，中官正高声宣读皇帝诏旨，声音清悦有力：“佛教败坏国风，蛊惑人心；佛寺耗费人力，浪费钱财；一个农夫不种地，就要忍饥挨饿，一个农妇不养蚕，就要挨冷受冻。现在天下僧尼，多不可数。为革除积弊，自今以后，拆毁佛寺，僧尼还俗。”中官宣读完毕，大臣们交头接耳，有的摇头叹气，有的点头称是。散朝后，几匹快马立即从长安城出发，分赴各地，把武宗的这一旨意传到全国各地。不久，一场大规模的抑佛运动开始了。全国许多寺庙被拆毁，很多僧尼遭驱逐。一时间社会沸腾，人人惊恐。

那么，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呢?本来，武宗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最初，敬宗有五个儿子，长子晋王李晋，次子梁王李休复，三子襄王李执中，四子纪王李言杨，五子陈王李成美。敬宗死后，传位给自己的弟弟李昂，是为文宗。文宗考虑到帝位是从长兄那里继承来的，想将皇位还给兄长的儿子，所以，就想立李晋为太子。不料，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李晋病死。

在内宫妃嫔们的怂恿下，大和六年（公元832年）十月，文宗册立自己的儿子鲁王李永为太子。李永的母亲王昭仪，被封为德妃，因为后来逐渐失宠，郁闷而死。与此同时，杨昭容越来越讨文宗宠爱，她害怕李永将来即位对自己不利，便常常在文宗面前说太子的坏话。李永不能辩解，心情非常烦躁。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九月一天夜里，李永回到东宫少阳院，又听说杨昭容唆使父亲废他，便一气之下，杀死了十几个宫人。不久，他也得暴病而亡。李永死时，文宗曾前去察看，见他五官流血，四肢青紫，认为是被人毒死，但考虑到没有证据，又害怕杨昭容乘机闹事，只好不作声，把太子李永埋葬了事。

假传圣旨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文宗又和大臣讨论立储问题，在宰相李珏支持下，决定立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一天，文宗在会宁殿宴请百官，演剧作乐，有个杂技节目是“小儿爬杆”。只见一个儿童爬杆而上，一个中年男子在杆下走动，神情极为惊惶。文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便向左右大臣询问。大臣们告诉文宗，那个中年男子是孩子的父亲，担心孩子掉下来，所以表现紧张。文宗听后，想起了自己死去的儿子李永，非常感慨，哭着对大臣们说：“我贵为天子，还不能保全一个儿子。”宴会散后，文宗越想越心烦，便命人把乐官刘楚材、宫人张十十等召来，斥责他们陷害太子，并且把他们杖杀。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日，文宗得了暴病，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李成美监国。但是，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却假传圣旨，迎立穆宗第五子颖王李炎为皇太弟，李成美仍为陈王，并在一天夜里，仇士良等人带领军队到颖王住处十六宅，把李炎迎进少阳院。四日，文宗被害，仇士良等拥立李炎继承了帝位，随后又把陈王李成美杀害。李炎就是唐武宗，当皇帝时27岁。

与道士的亲密接触因为武宗李炎当皇帝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被仇士良、鱼弘志等人拥戴实现的，所以，他称帝以后，就想永远保住皇位。可是，怎样才能永远保住皇位呢?他想，那就只有长生不死，而要长生不死只有成仙才行。就这样，修道成仙成了武宗日夜向往的目标。为此，他开始和道士密切接触。

开成五年九月，武宗即位刚八个月，就把道士赵归真等81人召入宫中，在三殿修金禄道场。他还亲自到三殿，在九天坛亲受法禄。当时，左拾遗王哲上书，认为王业之初，对道教不应当崇信过分。然而，武宗不听，甚至对王哲的上书看也不看。此后，武宗一心向道，大修道观，拜请道士讲法。赵归真命手下的小道士们为武宗修炼长生不老仙药。武宗每次服后，都感到精神振奋。但时间长了，他的身体渐渐枯瘦。对此，武宗才人王氏曾劝他：“皇上日服丹药，无非是想求得长生不老，现在却日益消瘦，形似枯槁，应当小心谨慎，少服才好。”武宗回答她说：“我要的就是换骨。”这样，武宗身边聚集了大批道士，他们日夜在武宗周围大讲佛教的坏话，说其不是中国本教，白白地蠹耗生灵，应当排斥、铲除。武宗听后，很以为是，于是下令裁减全国佛寺，废除佛寺原有的特权。

武宗抑佛，而他却深信道教。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由于他吃合金丹中毒日深，损害了中枢神经，得了神经错乱症，口吐白沫，不能说话。当月二十三日，武宗身死，年仅33岁。可怜的武宗，终于死在深信不疑的道教术士手中。仇士良仇视贤良在唐朝历史上，有一个专权达二十余年的大宦官，他就是仇士良。

对皇帝毫不客气仇士良，字匡美，循州兴宁人（今广东惠州）。公元835年，李训、郑注为尽除奸党发动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时，文宗李昂曾参与谋划，结果李训等以失败丧命而告终，仇士良也因此非常憎恨文宗皇帝，多次想设计废掉他。

一天晚上快半夜的时候，翰林学士崔慎由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就寝，突然有人来传令让他立刻入朝。崔慎由不禁想到，看来朝廷要出什么事了，不然皇上不会这么急切，这样想着，便跟着来人来到秘殿，崔慎由却见仇士良一人端坐在大堂上，看上去是等候多时了，环顾四周，屋内窗帘都遮得严严实实，崔慎由心下狐疑。

等崔慎由落座后，仇士良对他说：“皇上患病已经好长时间了，自从他即位以来，很多政令都荒废紊乱了。皇太后看到这种情景，整日忧心忡忡，常跟我说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所以让我重立个嗣君。今晚急着叫你来，就是为起草诏书的事。”

崔慎由听到这，不由得警觉起来，以前可从没听人提过立嗣君的事，弄不好是要杀头的。他坚决拒绝说：“当今皇上恩泽遍施天下，在这里怎好随便议论呢?慎由亲族中表近千人，兄弟妻妾就将近三百，我怎么敢做这灭门九族的事呢?即使杀了我也不敢答应。”

仇士良本来料到他很难能满口应承，但没想到他会把话说得这么死，竟一下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仇士良打开一个小门，带他到后面的一个小殿去，文宗正在那里。当着崔慎由的面，仇士良一条一条地数落着文宗的过失，声色俱厉，直说得文宗低头不语，他把刚才的怨恨都倾泻在文宗身上。接着，他看了一下崔慎由，指桑骂槐似的指着文宗说：“当学士就得负责起草诏书。”后来慎由出来时，仇士良还威胁说：“今晚的事不能走漏一点风声。”

除去异己，毫不心软对待皇帝态度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李石任宰相时，发觉京兆尹张仲方性格懦弱，不能威服禁军，奏请皇上让司农卿薛元赏代替他，文宗答应了。薛元赏为人不卑不亢，做事雷厉风行。一天，他到李石府中办事，见李石正在厅中和一神策军将领争得面红耳赤，便大步走上去对李石说：“相公辅佐皇上治理天下，却不能制服一个小小的军将，竟使得他如此无礼，何以镇服四夷呢?”命令左右捆住这个依仗仇士良作恶多端的将领，带到下马桥候审。薛元赏回到下马桥时，那将领已被脱去军衣，跪在地上听候发落。正要动刑，一宦官急急赶到跟前，说是奉仇士良的命令，请京兆尹过去有话说。薛元赏请来人转告仇士良说：“暂有公事在身，元赏很快就到。”当即杖杀了军将。

薛元赏换上素服去见仇士良，仇士良冷笑说：“痴书生怎么竟敢杖杀我禁军大将呢!”薛元赏从容回答说：“中尉是大臣，宰相也是大臣，宰相如果对中尉无礼，能怎么样?如中尉对宰相无礼，这难道能原谅吗?元赏现在来是向你请罪的。”一番话，倒使仇士良很尴尬，一下子失去了嚣张气焰。他想人既然已经死了，薛元赏又是执法如山，只好强作笑脸，显出宽宏大量的样子，留薛元赏饮酒，实则图谋将来再报复。不久，仇士良在煽动禁军攻击新宰相李德裕的事件中，找个借口杀了薛元赏。

第二十章

暗杀行动仇士良就是这样，权欲膨胀时，只要有人阻碍他的“进取”道路，都要想方设法搬掉，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李石就是仇士良想要搬开的一块石头。公元836年，文宗升坐紫宸殿，李石因奏事上前拜谢。不久，外面风言风语就传开了：“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经谢过恩了。”一下子搞得朝廷内外关系紧张，京城百姓人心惶惶，不知会发生什么事，一连几夜都不敢解衣就寝，许多人打算出城外逃。李石不得不奏请皇上召见仇士良，向他当面解释此事，说这纯属谣传。仇士良见挑不出李石的过失，便派人准备暗杀他。

公元838年春的一天早晨，李石慢悠悠地骑着马去上朝，嘴里哼着小曲儿。当他走到石坊门附近时，只听“嗖”地一声，他大叫“不好”，身子向左侧一闪，可已来不及，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右臂，他带着箭赶紧拍马往家飞奔。经过五垛口小巷时，不料又有人设伏，寒光一闪，挥刀向他砍来，因为他有所准备，人躲过，但马尾被连血带肉砍下。李石料定这必是仇士良派人干的。李石一连几天在家养伤，思前想后，自己忘身为国，却总是遭人暗算，不如告老回家，还可颐养天年。文宗接到他的辞呈，深知其故，也无可奈何，但也舍不得这个人才，命他挂相衔出任荆南节度使。

一个月都运不完的家产文宗驾崩后，武宗即位，他表面上对仇士良尊宠，实际上对他专权干政厌恶至极。仇士良觉察后很是懊恼，他没想到自己拥立的皇帝却在疏远自己，他想扭转这种局面，但阴谋无法得逞，暗想如不再退避，不仅会丢掉荣华富贵，就是身家性命恐怕也难保全。公元843年，仇士良以年迈精力不济告退，武宗同意。当他的门生故吏簇拥着把他送回家时，仇士良感谢他们说：“你们要好好侍奉天子，不可让天子有空闲，天天以鞠毯、打猎、五声和美女来迷惑天子，极尽奢侈铺张，使他天天玩得高兴，玩得不知疲倦，那么他就会不谈经术，不知道外面的事情，这样，国家大事小事都由我们来处理，什么恩泽呀权力呀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众人听了，如获金箴，感动得一拜再拜。他死的第二年，有人在他家里发现兵器有几千件，皇上立即下诏削了他的官爵，没收了他的财产，据说他家的财物用三十辆车子运了一个月还没运完。唐宣宗当和尚唐宣宗李忱在位13年，明察慎断，执法无私，恭谨节俭，惠爱民物，具有贞现之风。

口吃皇帝唐宣宗李忱在位期间，国家安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得到了发展。据记载，大中十三年，国库充足，各种货物堆积如山，户部的钱币多得几乎无法计算。各州的情况也是如此，有的州积钱甚至多达三百万缗。

值得一提的是，李忱本来是唐宪宗的妃子郑氏所生，自幼口吃，很少开口说话，人称“痴儿”。宪宗本来是想立李忱为太子，但却被李昂抢先做了，是为唐文宗。李昂死后不久，其弟李炎即位，是为唐武宗。武宗封李忱为光王，但却经常欺负自己的叔叔李忱。不管侄儿武宗怎么取笑和耍弄他，他也毫无表示。

与高僧的渊源据说，武宗曾经逼害李忱，导致他不能居住在长安，只好潜逃为僧。传说光王李忱为僧时最初的落脚点是浙江海宁的镇国海昌院，原名庆善寺，俗称北寺，初建于粱。当家方丈齐安原系唐室宗亲落发为僧的，李忱就在此地当了一名小沙弥，取法名为琼俊。齐安发现他举止不凡，便另眼相看，倍加礼遇。

登基以后的李忱，几次派使者来迎齐安，都被婉言谢绝了。不久，齐安圆寂，李忱为此十分伤心。特地写了悼诗，还大兴土木，扩充寺院，建造舍利塔，并令光禄大夫、御史中丞卢简术书写塔碑，表达自己报答恩师的心情。

李忱与齐安为师徒的故事流传极广，所以北宋时苏轼游海宁，特地撰写七绝《悟空塔》：“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此中是指齐安早就辨识落难时的人即是光王李忱。

据说李忱还与唐末高僧黄檗禅师希运相从。他在海宁当沙弥时，有次正逢黄檗来海昌院说法，两人还曾当面谈论佛法。传称黄檗有天眼，早就看出李忱的帝王之相，就邀请他同游，就此，李忱离开了海宁，先后赴江西、湖南诸地，又随黄檗隐居安徽。

古代人物节俭的美德武宗病重时，因五个儿子年幼，未立太子，但继承皇位怎么也不会轮到李忱。大宦官马元贽趁机矫使诏命，特立李忱为皇太子，全权处理国事。他以为弄个呆子当皇帝，自己将来好控制朝政，哪里想到，李忱即位以后，待人处事有规有矩，一反痴呆性格，这才知道李忱的痴是假装的。马元贽虽然因拥主有功，受到宠信，但他也不能不佩服李忱这个有心计的人，再也不敢小看他了。

登基以后李忱的节俭表露无疑。首先是他对自己的衣食住行用度方面严格要求。在衣着服饰方面，他一反历代帝王追求奢华的风气，不讲究穿戴。平时在宫中，他经常穿着洗过的衣服。待上朝召见文武大臣时，才换上信义服。有时上朝也穿着洗过的衣服，看似旧了些，他也不以为耻。在饮食方面，李忱也不铺张浪费，每日三餐的饭菜也比较简单，从不挑剔。他的出行也不讲究排场，他曾下诏废除出行前先用龙脑、郁金香铺撒地面的陋习，认为这样做太奢侈浪费，根本没有必要。大臣们见皇帝如此节俭，都上行下效，也注意节俭起来。因此，在官场中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都以节俭为荣。

李忱对自己的子女们也严格要求。他曾下诏说：“我要用俭朴来教育天下，应当从我的家属开始。”李忱的长女万寿公主下嫁给起居郎官郑颢。按照宫中常例，公主出嫁时，乘坐的车子应该用白银装饰，可是李忱却打破常规，下诏令改银为铜，他还亲笔给女儿写了一个诏令：“假如违背了我的告诫，将招致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那样的灾祸。”他的告诫是什么呢?谨守妇道，以俭朴为德，不要轻视丈夫和丈夫的家族，不要干预政事。可谓言简意赅，语重心长。

有一次，郑颢的弟弟患了重病，李忱派人前去探望。使臣回宫后，李忱问万寿公主在哪里，回说在慈恩寺看戏。李忱听了非常生气，叹气说：“我曾经责怪士大夫家不愿和我结亲，现在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于是，立即把万寿公主召进宫来，严厉地责备她道：“哪有小叔子生病，不去探望问候，竟然去看戏的呢!”公主站在石阶下，不得不认了错，李忱这才让她回去。官员们见皇亲国戚都安分守法，都不敢骄横妄为了。

平易近人另外，李忱还有平易近人的美德。在上朝时，他听大臣们奏事，当然摆出了一副威严的架势，但却没有烦躁和怠惰的神情。下朝后，他和朝臣们说说笑笑，谈家常，说趣闻，总是和颜悦色，无所顾忌，气氛非常融洽。对身边的重臣，在平时如同对待客人一样，很尊重对方，总是客客气气的。甚至对宫中的侍从，他也不歧视。他能够叫得出每个侍役的名字，知道其干什么差事，谁要是生了病，他还亲自前去探望。有时还私下里赏给病人一些物品作为安慰。他的平易近人，使人尊敬他，他的威严又使人怕他。当这样皇帝的臣子只有兢兢业业了。

难能可贵的皇帝鉴于唐武宗与寺庵争夺劳动力和财富，几次下令灭寺，勒令僧尼还俗，而宣宗又相当崇信佛教，兴建寺庵，所以有人从这里推断，也许宣宗曾经出家为僧的说法是某些僧尼或文人捏造的。不管宣宗曾经是否出家，仅从唐代中后期几位皇帝来看，有的荒淫，有的奢侈，有的骄横，有的昏庸。而李忱能做到恭谨节俭，以礼待人，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唐懿宗奢侈无度李漼在位14年，只活了32岁，死后留下的是万世洗不掉的骂名。

九破八苦唐懿宗李漼即位时，国势衰败，时称“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指：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指：官吏苛刻；私债争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南诏也不断派兵侵扰。后来，在初步平定了内乱和外患之后，昏庸的李漼却看不到老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以为天下太平，连天下都是他家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于是他的心思就大都用在吃喝玩乐上了。

把心思用在吃喝玩乐上李漼的宴游是出了名的，那种挥霍无度、奢侈腐败，实在令人咋舌。他酷好音乐，殿前常年供奉的乐工多到五百人，每月举行大型的宴会不下十余次，山珍海味无不收集，美酒歌女，八方贡献。据说有一个叫李可及的乐工，善于作新曲，深得李漼宠爱，竟被封为左威卫将军。大臣刘蜕见此事如此荒唐，一再进谏，李漼不但不听，反而将刘蜕黜为华阴令。

李漼又不惜兴师动众，出游长安附近的名胜古迹和离宫。出游的时候，警卫和内外诸司随从前呼后拥，多达十万人，浩浩荡荡绵延数十里，耗费钱财无法统计。这还不算，他每次出游大多是临时灵机一动，事先并不通知当地官员。因此，京师周围的州郡，只得常年花费巨资养着一批仪卫、歌女，并准备车马、粮草、服装等物资，以免皇帝突然驾到而无法供应，遭至贬官甚至丧命的下场。

上梁不正下梁歪李漼如此荒淫，官僚们也竟相效仿，于是贪污成风，专以害民为能事。宰相路岩及其下属生活奢靡，弄权纳贿，他的心腹亲信边成的家产可供全国军队两年的军饷。至德令陈蟠叟上书奏报边成的种种恶行，李漼不但没有惩办边成，反而是非不分，把陈蟠叟流放到边远地区。李漼的昏庸简直到了黑白不分的程度。朝野上下，一片乌烟瘴气。皇帝身边的禁军将士中一些刁钻之徒，以成倍的利息向京都长安的富室贷款，然后贿赂皇室的亲信宦官，打通关节，可以买到节度使的职位。当就职以后，便疯狂搜刮民财，除了偿还高利贷之外，还积蓄了大量钱财。

据说，定边的节度使李师望搜刮的财富以百万计，手下士卒特别痛恨他，恨不得生吃了他。后来，李漼以窦谤代替李师望，而窦谤的贪残又甚干李师望。还有一个小小长葛县令严郜，罢任之后，在当地建造豪宅，里面有林泉花木，简直是个大花园，他还兼并良田万顷，大置庄园，而百姓被榨干了血汗，只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真是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朝廷这样腐败，统治怎能继续下去?百姓无法生活只有起来反抗了。

忍无可忍的人民成通九年，终于再次爆发农民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桂戍兵起义。起义不久，队伍便发展到20万人，动摇了朝廷的统治。后来，虽然朝廷派重兵镇压了这场起义，但李濯并未从中接受教训，奢侈无度的恶习仍没有改变，并且愈演愈烈。

留下万世骂名李漼的女儿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时，他陪送的妆奁里有好几斛用金子制成的麦粒和用银子制作的米粒。公主的家里，井栏和药臼等用具都是金银制品，门窗栊扇和壁上全部装饰着珍宝。至于衣饰、陈设等，更是穷奢极侈，耗费约五百万缗。所行婚仪的豪华程度超过唐朝以前的任何一个公主。一年之后，同昌公主病死，李漼自制挽歌，饬群臣奉和、令宰相以下所有官员都去吊祭。李漼还诬陷给公主治病的医官用药不当，把二十多个医官处死，把医官家属三百多人投入狱中。一些大臣见事不公，劝谏李漼别滥杀无辜，竟被李漼贬为地方官。同昌公主的葬礼也非同一般，仅护丧仪仗就长达数十里。乐工李可及作叹百年曲，率几百人为地衣舞。殉葬的物品全用珠玉制成，大臣们也都以金贝、车马和华服等致祭，每种祭品都是120车。这么多的贵重物品，在墓地上却一把火烧掉了。后来人们把灰烬收集起来，用水冲洗，竟淘出许多金银珠宝来。

李漼在位14年，只活了32岁，就一命呜呼到阴曹地府宴游去了，死后留下的是万世洗不掉的骂名。唐僖宗听命于宦官由于僖宗的昏庸无能，导致宦官猖獗，预示着唐朝正在走向灭亡。

贪玩的小皇帝宦官原本是宫中地位低下的奴仆，但是在唐朝中后期，宦官开始得势，甚至连天子的废立也常常由他们来决定。可以说，唐朝后期八十余年的国君都是被宦官所掌握。

懿宗共有八个儿子，唐僖宗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受封为晋王，十二岁时即位。据记载，当时懿宗病危，下诏立其为太子，还称赞他温顺谦和。宽厚孝敬，有天子的风范，仿佛他继承天子之位是由于人才出众而被父皇赏识。其实，僖宗是在懿宗驾崩之后，由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僖宗即位当天就封两人为国公，负责处理一切军国政务。

少年继位的僖宗多少有点贪玩，不安心呆在皇宫之中，常常到兄弟们的王府里玩耍、斗鹅，使得鹅价上涨到五十万钱一只。僖宗还与宫中的小太监们打得火热，使得他们侍宠而骄、横行霸道。对于跟他一起玩的伙伴，高兴起来就大肆赏赐，几乎每天都要支出上万两。

从中渔利的宦官同僖宗最亲近的宦官是田令孜。田令孜是四川人，本姓陈，唐懿宗时跟随义父田某进入内侍省当了宦官。由于他读书识字、且有谋略，还在僖宗当晋王时就负责侍奉僖宗，两人关系十分亲密，经常同床共眠。僖宗即位后，任用田令孜为左神策军中尉，把政事都委托给他处理。田令孜知道僖宗十分昏庸，因此对其玩乐不但不加劝阻，反而大肆助长。例如僖宗赏赐无度、国用匮乏时，田令孜让僖宗身边的小太监们劝僖宗没收长安的中亚商人和国内商人的宝货，如有反抗者，送到京兆府打死。得来的钱财，又用于僖宗的玩耍享乐。

田令孜摸清了僖宗的性格，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国家大事全由田令孜代办，因此他卖官鬻爵、胡作非为，根本不同僖宗交代，直接打着僖宗的名义，下发诏旨。当时朝中几乎没有人敢提出反对，连当朝宰相也对田令孜阿谀奉承，什么事情都顺着田令孜的主意行事。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后，田令孜和官员们竟然瞒着僖宗，使他依然沉迷于享乐。左拾遗侯昌蒙嫉恨这样的朝政，于是上书痛斥宦官专权，结果被赐死在内侍省。

逃出京城后来，黄巢率领大齐军进入长安，唐僖宗仓惶出逃，有几十个天真的军士不让僖宗离去，说黄巢是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这些奸臣的，结果田令孜立即将这伙人全都杀死，带着僖宗逃往四川。当年玄宗在安史之乱时避难于蜀中，没想到僖宗步此后尘，也来到四川避难。除了四川地理条件优越，还因为田令孜本是四川人，他的兄弟陈敬碹担任四川节度使。这样，僖宗来到四川，就便于他们兄弟二人的控制。

僖宗逃到四川，田令孜由于保驾有功，晋升为左金吾卫上将军、晋国公。田令孜下令犒赏从驾诸军，却不给当地的“黄斗军”（因戴黄帽而得名）任何好处，导致黄斗军叛乱。田令孜下令将其首领毒杀，以为这样就可以平定了事，结果激起黄斗军更加强烈的不满和反叛。这时，田令孜下令关闭宫门，禁止百官出入。后来，黄斗军失败，左拾遗孟昭图上书说，从长安出发时，不带百官，只带宦官，这是不合祖制的，皇帝是九州天子，不只是宦官天子，希望皇帝罢黜宦官，重用百官。结果，田令孜根本不把奏折交给僖宗，而是假传圣旨，贬斥孟昭图为嘉州司户参军，又派人在路上把他害死。

由于成都驻跸之处比长安狭小很多，僖宗十分不高兴，每日都与嫔侍喝酒赌钱来麻醉自己，有时回想起在长安的生活，不禁泪流满面。每到这时，田令孜就说些宽慰的话，赞美皇帝的圣明，一定可以很快将黄巢小贼消灭掉。僖宗也真是昏庸，听到赞美的话，居然信以为真，又接着玩耍起来。

后来，黄巢起义被镇压，唐僖宗又回到长安，田令孜以为全靠他运筹帷幄才取得胜利，于是更加恣意放肆，根本不听从僖宗的命令。说起这种情形，僖宗自己也流泪不止。但是，此时田令孜已经担任左右神策十军使，指挥的军队有新军54部，总数在10万人以上。

由于长安官员众多、兵士繁杂，财用经常不足，田令孜为了增加财源，准备在安邑、解县的盐税上打主意。原来这两处归盐铁使管辖，黄巢起义时唐朝把它交给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代管，由壬重荣向中央交一部分食盐。田令孜派义子匡佑来到河中，由于他态度傲慢，引起河中军士的不满。匡佑回到长安，劝说田令孜削除王重荣的盐铁利权，于是田令孜将河中盐利收归中央，以便用盐税补养他的军队和打击王重荣。王重荣满腹愤怒，他既不愿意放弃利益，也为了向田令孜表示抗议，于是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沙陀部，起兵反叛。田令孜亲自率领左右神策军反击，结果溃败长安，只好带着唐僖宗再度出逃，到了凤翔，又要逃往兴元，僖宗不愿再走，田令孜派兵挟持强迫僖宗前行。

后来僖宗回到长安，内外文武官员纷纷上奏请求赐死田令孜，但僖宗不忍心，只是任命他为剑南监军使，仍然留在身边。后来田令孜内外交困，不得人心，只好称病回乡，后被下令流放到儋州（今广东儋县），但他却依靠兄弟陈敬碹并不前往流放地。由于僖宗的昏庸无能，导致田令孜这样的宦官在唐朝后期无比猖狂，这也预示着唐朝正在走向灭亡。黄巢起义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率众几十万，转战十几省，接续十几年。

官逼民反唐朝末期，经过藩镇混战、宦官专权和朝廷官员中的朋党之争，朝政越来越混乱。唐宣宗算是一个比较精明的皇帝，也并没有能改变这个局面。唐宣宗死后，先后接替皇位的唐懿宗李漼、僖宗李儇，一味寻欢作乐，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更是腐朽到了极点。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税收越来越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农民纷纷破产，到处逃亡。有的忍受不了苦难，只有走上了反抗之路。

唐懿宗即位那年，浙东地区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队伍从100人发展到3万，坚持斗争八个月，震动了整个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过了八年，驻守在桂林的800名兵士（大多是徐州一带的农民），因为驻防期满，上司一再延期不让他们换防。于是，他们杀了军官，推庞勋为首领，发动起义。兵士们从桂林向北进攻，打回老家，沿路和徐州附近农民纷纷响应，到了徐州，队伍发展到20万人。这两次起义都被朝廷镇压下去。但是，百姓反抗的情绪越来越高，新的起义的规模也更大了。

唐朝末年盐税特别重，加上奸商抬高盐价，百姓买不起盐，只好淡食。有些贫苦农民，为了逃避官税，就靠贩私盐挣钱，但贩私盐是很危险的，要有一些伙伴一起干，日子一久，就结成一支支贩私盐的队伍，在他们中闻，涌现出一些首领，有的后来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

对起义军束手无策公元874年，也就是唐僖宗即位那一年，濮州（治所在今河南范县）地方有个盐贩首领王仙芝，聚集了几千农民，在长垣（今河南）起义。王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发出文告，揭露朝廷官吏造成贫富不平的罪恶。这个号召很快得到贫苦农民的响应。不久，冤句（今山东曹县北）地方的盐贩黄巢也起兵响应。

黄巢从小读过书，又能骑马射箭。他曾经到京城长安去参加进士考试，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中。黄巢在长安看到唐朝廷的腐败和黑暗，心里十分气愤。据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一首咏菊花的诗，用菊花作比喻，表示他推翻唐王朝的决心。诗中说：

“待得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和王仙芝两支起义队伍汇合之后，转战山东、河南一带，接连攻下许多州县，声势越来越大。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将领，镇压起义军。但是各地藩镇都害怕跟义军交锋，互相观望，唐王朝束手无策。

招安失败唐王朝见硬的一套不行，就采用软的手法。在起义军攻下蕲州（今湖北蕲春）的时候，他们派宦官到蕲州见王仙芝，封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衔。王仙芝听到有官做，迷了心窍，表示愿意接受任命。黄巢得知这个消息，气极了。他带了一群起义将士，到王仙芝那里，狠狠地责备王仙芝说：“当初大家起过誓，要同心协力，平定天下，现在你想去当官，叫我们弟兄往哪里去?”王仙芝还想搪塞，黄巢抡起拳头，朝王仙芝劈头盖脑地打了过去，打得王仙芝满脸是血。旁边起义将士也你一言，我一语骂王仙芝。王仙芝自己知道理亏，只好认错，把唐朝派来的宦官赶跑。

经过这番波折，黄巢决定跟王仙芝分两路进军。王仙芝向西，黄巢向东。不久，王仙芝率领的起义军在黄梅（今湖北境内）被唐军打败，他本人也被杀死。王仙芝失败后，起义军重新会合，大家推黄巢为王，又称冲天大将军。

起义军势如破竹当时，官军在中原地区力量比较强，起义军进攻河南的时候，唐王朝在洛阳附近集中大批兵力准备围攻。黄巢看出官军企图，决定选择官军兵力薄弱的地区，带兵南下。他们顺利渡过长江，打进浙东。起义军一路上势如破竹，接连打下越州、衢州（今浙江衢县）；接着，又劈山开路，打通了从衢州到建州（今福建建瓯）的七百里山路。经过一年多的长征，一直打到广州。

起义军在广州休整以后，岭南地区发生瘟疫。黄巢决定带兵北上。唐王朝命令荆南节度使王锋、淮南节度使高骈集合大批官军沿路拦击，被黄巢起义军一个个击破。起义大军顺利地渡过长江，吓得高骈推说得了中风症，躲进扬州城不敢应战。

起义军渡过淮河，向官军将领发出檄文，说：“我们进攻京城，只向皇帝问罪，不干众人的事。你们各守各的地界，不要触犯我们的锋芒!”各地将领接到檄文，害怕起义军，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为唐王朝卖命。消息传到长安，唐僖宗吓得大哭。

起义取得胜利公元880年，黄巢带领6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潼关。潼关周围满山遍野，飘扬着起义军洁白的大旗，一眼望不到边。守潼关的官军还想顽抗。黄巢亲自到阵前督战，将士们见了，一齐欢呼，声音在山谷间回响，震天动地。唐军将士听了心惊胆战，哪敢抵抗，纷纷烧掉营寨，四下逃命。起义军攻下潼关，唐王朝惊慌失措，唐僖宗带着妃子和宦官头目田令孜，逃到了成都，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

当天下午，黄巢坐着金色轿子，在将士的簇拥下，进入长安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起义军大将尚让当场向大家宣布说：“黄王起兵，本来是为了百姓，不会像姓李的（指唐朝皇帝）那样虐待你们，你们可以安居乐业了。”兵士们看到人群里的贫苦百姓，就把自己得到的财物散发给他们。过了几天，黄巢在长安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叫大齐。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但是，黄巢起义军长期流动作战，占领过的地方，都没留兵防守。几十万起义军进入长安以后，四周还是官军势力。没有多久，唐王朝调集各路兵马，包围长安。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黄巢派出大将朱温驻守同州（今陕西大荔）。但是在起义军最困难的时候，朱温竟投降了唐朝，做了叛徒。唐王朝又召来了沙陀（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族、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起义军15万迎战，结果大败，只好撒出长安。

黄巢带领起义军撤退到河南，又遭到朱温、李克用的围攻。公元884年，黄巢在攻打陈州（今河南准阳）失败之后，受到官军紧紧追赶，最后退到泰山狼虎谷，英勇牺牲。

黄巢起义摧毁了魏晋以来腐朽的士族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瓦解了唐朝的反动统治。

唐王朝的灭亡当一个王朝历经了太久的衰落以后，也就再也找不回历史的合理性了。

朱温投靠唐王朝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唐僖宗回到长安。这时候，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扩大势力，争夺地盘，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和宣武（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节度使朱温。朱温本是黄巢起义军中的一员大将，很受黄巢的重用。可正当起义军危急的关头，他带兵叛变，投靠唐朝，为唐王朝帮了大忙。唐僖宗给他高官厚禄，还赏他一个名字叫“金贯”，派他镇压起义军。当黄巢从长安退到河南的时候，兵力还很强，有一次，黄巢军攻打汴州，朱温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打败了起义军，回到汴州。朱温在庆功宴上想害死李克用，李克用拼命逃出才保住性命，从此李克用与朱温结下冤仇。这两支割据力量一直互相攻打。朱温的势力越来越大，李克用只能保住河东地区。唐昭宗即位后想依靠朝臣来反对宦官，但却失败了，反而被宦官软禁起来，另立新皇帝。朱温利用这个机会，跟宰相崔胤秘密策划，杀了宦官头目刘季述，迎接唐昭宗复位。唐昭宗和崔胤还想杀所有宦官，一些宦官就投靠另一个藩镇——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把唐昭宗劫持到凤翔。崔胤向朱温求救，朱温带兵进攻凤翔，要李茂贞交出唐昭宗，李茂贞兵力敌不过朱温，连连打败仗。朱温攻下凤翔，把唐昭宗抢了过来，带回长安。

朱温自立从此唐王朝政权就从宦官手里，转到朱温手里，唐昭宗日子更不好过。朱温掌了大权，把宦官全部杀光，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离开长安的时候，朱温派人把长安的宫室、官府和民屋全部拆光，把材料运到洛阳，还逼迫长安的官吏、百姓一起搬到洛阳去。长安百姓扶着老人，拖着孩子，在兵士的驱赶下赶路。一路上，大家一面哭泣，一面痛骂祸国殃民的叛贼朱温。唐昭宗到了洛阳，还想秘密召各地藩镇来救他。但是还没有盼到，朱温已经动手把唐昭宗杀了，另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做傀儡，就是昭宣帝。

宦官完了，皇帝也完了，留下的还有一批唐王朝的大臣。朱温手下的谋臣对朱温说：“你要干大事，这批人最难对付，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

有一个谋士李振，绰号叫做猫头鹰，因为考进士没考上，更加痛恨朝臣。他跟朱温说：“这批人平时自命清高，把自己称做‘清流’，应该把他们扔到浊流（指黄河）里去。”朱温依了他的话，在一个深夜，把三十几名朝臣集中起来杀掉，扔到黄河里。

公元907年，朱温废了唐昭宣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汴（今河南开封），朱温就是梁太祖。于是，统治了将近三百年的唐王朝到此就寿终正寝了。

第二十一章

唐朝历史大事详解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集中涿郡（今北京），准备再攻高丽。卫尉少卿李渊督运于怀远镇（今辽宁朝阳附近），路过涿郡，与宇文士唐高祖李渊像及深夜密论时事，始有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之志。与此同时，特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以为“自安之计”。杨玄感起兵后，李渊被任为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留守，关右十三郡兵马皆受其征发。炀帝以李渊貌相奇异，又名应“李姓当为天子”之图谶（古代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宣扬迷信的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征兆），颇忌之。未几，召见，李渊因病未至，炀帝问渊甥后宫王氏：“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病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颇疑惧，因而纵酒纳赂以自韬晦，收敛锋芒，隐藏踪迹，以待时变。妻兄窦抗以图谶既谓“李氏当为天子”，劝李渊乘势起兵。李渊曰：勿为祸首。继续等待时机。

大业十一年（615）春，方士劝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字金才），门族强盛，炀帝忌之。乃杀浑及其宗族三十二人，于是人怀疑惧。未几，李渊受命为山西、可东抚慰大使，前往镇压起事农民。挚友副帅夏侯端谓渊曰：“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①渊“深然其言”，反隋之志愈坚。

大业十二年（616），李渊迁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留守（太原郡治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以王威、高君雅为之副。太原乃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可“食支十年”。渊“私喜此行，以为天授”，谓第二子世民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渊袭封唐国公，传说中远古部落陶唐氏居于平阳，即今山西临汾一带）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②乃留长子建成于河东，命其“潜结英俊”；携次子世民至太原，命其“密招豪友”，二人皆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③。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避辽东之役，亡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世民善待之。晋阳宫监裴寂与晋阳令刘文静夜见烽火，密论“世事可知，何忧贫贱!”世民深与结纳。文静曾语世民曰：“当此之际，取天下如反掌耳。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可成。”④阴与部署宾客。是岁末，突厥扰马邑（今山西朔县），诏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战不利。炀帝遣使者将执渊与萝恭，送江都治罪。对此，李渊自比文王，将为商纣囚于祗（音攸）里，要建成、世民效法武王，会师盟津以讨伐隋炀帝。世民说渊曰：“今主上无遭，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以为然，秘密部署，准备起兵。随之，炀帝又遣使者赦渊及仁恭。当时农民武装震撼全国，隋室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護及唐宪、唐俭兄弟等纷纷劝李渊尽速起兵。唐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渊日：“汤、武非所敢拟，在私则图存，在公则拯乱，卿姑自重，吾将思之。”⑤大业十三年（617）初，渊使刘文静伪造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数郡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年终集涿郡，云将攻高丽。于是群情汹汹，人心息乱。二月，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三月，武周引突厥袭破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占据汾阳宫。世民复说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集将佐问计，谓之日：“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皆惧。渊继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未有外将敢得专之。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闻奏往来，还期莫测，若拘泥奏报，不予变通，势难挡贼，进退维谷，何为而可?”⑥高君雅乃炀帝旧部，与王威同为炀帝遣使监视李渊者，至此，迫于非常形势，皆曰：“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集新兵，远近应募，旬日问近万人。并遣密使往河东召建成、元吉，往长安召柴绍急赴晋阳。王威、高君雅见募兵云集，疑李渊有异志，欲借晋祠祈雨之机诛之。晋阳乡长刘世龙，与君雅相善，得知此事，密告李渊。五月癸亥夜，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次晨，渊与王威、高君雅同坐晋阳宫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刘政会至庭中，称有密状，渊示意王威等取状，政会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视其状云：“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人寇。”君雅大呼：“此乃反者欲杀我耳。”⑦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共执王、高系狱。适突厥数万扰晋阳，众以为确由王、高所引致。李渊于是斩王威、高君雅，宣示群众，铲除障碍，公开起兵。六月，建成、元吉等始至晋阳。

起兵后，刘文静劝李渊北结突厥，以解后顾之忧，并“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亲笔致书突厥，卑辞厚礼，遣使驰送始毕可汗，表示：将大举义兵，远迎炀帝，与突厥恢复和亲。如突厥能助兵马，联兵南下，愿勿侵扰百姓；若只待和亲，坐受宝货，一听可汗选择。始毕复书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将佐皆请依突厥所言，联兵南下，渊以时机未到，不可。裴寂等乃请尊炀帝为太上皇，立隋京城留守代王侑为帝，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隋旗尚赤，改用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渊许之。

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拒不听命，且为南下必经之地，渊命建成、世民率众取之。建成、世民治军严整，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遇战则身先士卒，与之同甘苦。军士虽募集未久，但一战而下西河，执斩郡丞高德儒，其余不杀一人。首战告捷，往返仅只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军，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策。于是建大将军府，李渊自为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刘政会及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其余文武，量才擢用。时募兵已得数万，建立三军，分为左右。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

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自与建成、世民率领三万大军誓师南下。誓词指斥炀帝“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辽水屡征，歼丁壮于亿兆”，致使“十分天下，九为盗贼”。表示以“废昏立明”为己任，“兴甲晋阳，奉尊代邸（即代王侑），扫定咸雒”⑧。并以誓词檄喻各郡县。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以精兵二万屯霍邑（今山西霍县），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以骁果数万屯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阻击李渊。劲敌守险，又久雨不停，渊军不得进，粮运不继，复传突厥欲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商议，裴寂等以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短期难克，刘武周勾结突厥，威胁太原，且军士家属俱在其地，“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建成、世民则以为“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并未严重威胁晋阳，自应“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阳，号令天下。”渊不听，下令左军发还太原。世民复谏曰：“今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矣。”⑨渊乃悟，令世民与建成分道连夜追回左军。

八月雨霁，太原粮运亦至。渊率军沿傍山小路趋霍邑，亲与数百骑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率数十骑至城下挑战。老生怒，引兵三万分道出东门、南门。渊后军亦至，拟使军士先食而后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布阵城东，世民布阵城南，渊军战稍退，世民与段志玄引兵冲人老生背后，“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丽之复战”渊军复振，锋刃相交，响若山崩，城楼皆震。渊军传呼“已斩宋老生”，老生兵闻之大乱，弃戈而走，争奔东门、南门欲入，建成、世民率军先已屯守门外，老生不得入，为刘弘基部下军头卢君谔所斩。渊军奋击，血流遍地，日暮下令登城，军士无攻具，肉搏而上，遂克霍邑。赏功时有人提出奴应募者应有别于良人，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勋授。”渊军继进，势如破竹，连下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禹门口），刘文静与突厥柱国康鞘利引突厥兵五百及马二千匹来援。

九月，进围河东，屈突通凭城拒守，攻之不克。时关中豪杰日有前来归附者，渊欲引兵渡河入关中，进攻长安，正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则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可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⑩。渊“两从之”，留诸将继续围攻河东，自引大军渡河西进，主力渡河后遣建成、刘文静等率军数万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面敌兵；世民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部数万人攻取渭北。渊女平阳公主于柴绍赴太原后，归雩县别墅，散家财聚众起兵，与起兵于雩县山中之李神通及聚众于司竹园之西域商胡何潘仁联兵政克鄠县，众至七万。及渊渡河西进，平阳公主、李神通等各遣使迎接。世民军至渭北，平阳公主率精兵万余前与会师，营中号曰：“娘子军。”世民引兵趋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帅众归附，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故，任为记室参军，引为谋主。大军所至皆下，吏民及各地武装“归之如流”。世民遣使请李渊会师长安战场，渊命建成选精兵趋灞上（今陕西西安东），世民率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十月，李渊至长安附近，诸军皆集，合二十余万。渊命建成攻东、南两面，世民攻西、北两面。十一月，建成部下军头雷永吉利用云梯首先登上城墙，诸军继之，遂克长安。

李渊进入长安，与民众约法十二条，悉除隋朝苛暴，迎代王侑继皇帝位，是为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恭帝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义宁二年（618）四月，炀帝凶讯至长安，五月，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六月以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以隋民部尚书萧璃瑀为内史令，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立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奉隋帝为酅（xī希）国公。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617年五月晋阳起兵），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618年五月隋恭帝禅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渊览表大悦，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并颁示远近。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4页。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2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⑤《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3～237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5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75～2376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⑧《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19～20页。

⑨《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80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⑩《旧唐书》五七《裴寂传》。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2391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唐统一全国当起义浪潮席卷全国，隋朝统治行将灭亡之际，一些地主官僚乘机打出反隋旗号，纷纷组织地主武装，形成割据势力。唐朝建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俘杀薛仁杲薛举原为隋金城府（今甘肃兰州）校尉，家资钜万，交结豪猾，雄于西边。大业十三年（617）陇右（泛指今陇山以西地区）农民起义，四月，金城令郝瑗募兵数千，令薛举率领镇压。薛举及其子薛仁杲等乘郝缓置酒飨士之机，劫郝缓，举兵反隋，囚郡县官吏，开仓赈施饥民。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招集群“盗”，攻克袍罕（今甘肃临夏）。岷山羌族首领锺利俗古代皇帝率众二万归附，兵势大振。于是以薛仁杲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宗罗元为兴王，为仁杲之副。分兵略地，攻克西平（治今青海乐都）、浇河（治今青海贵德）二郡，未几尽有陇西（治今甘肃陇西），众至十三万。七月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子仁杲为皇太子。遣仁杲攻克天水（今属甘肃），自金城迁都天水。十二月薛举遣薛仁杲攻扶风（今陕西凤翔），唐弼率领的义军十万拒之。在薛举的招降下，唐弼杀其所立天子李弘芝，请降于薛举。薛仁杲乘其无备，袭破之，兼并其众十万，因而“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①。

时李渊父子攻克长安不过一个月，立足未稳。薛仁杲率十万大军围攻扶风，意图争夺关中，对李渊构成严重威胁。李渊遣李世民率军西进应战，大破薛仁果，“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陇山东面侧坡，在今陕西陇州以西南北一线）而还”。薛举深恐李世民越过陇山穷追不舍，因问左右：“古来天子有降事否?”黄门侍郎褚亮说：“蜀汉后主刘禅降魏侍晋，被封为安乐公，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说，汉高祖屡经奔败，卒成大业，“陛下奈何以一战不利，遽为亡国之计乎!”薛举自知失言，随声自解说：“聊发此问，试君等耳。”②扶风大捷沉重地打击了薛举，有力地巩固了长安的李氏政权。

扶风之役后，薛举东进之心不死，企图勾结突厥，再度谋取京师。

李渊父子面对东都王世充、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朔方（今内蒙杭锦旗北）梁师都、武威（今属甘肃）李轨等几支武装力量群雄逐鹿的复杂形势，制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首先翦除西北方面的强敌，建立巩固的后方，然后再东面而争天下。故武德元年（618）四月，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东进中原，兵至东都城下。城中多欲为内应，李世民则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③遂引兵还长安。集中力量消灭直接威胁长安之薛举、薛仁杲父子。

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六月薛举入侵泾州（今甘肃泾川北），进逼高椠（今陕西长武县北），游兵掠岐州（治今陕西凤翔）、豳州（治今甘肃宁县）。唐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与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等率八总管兵以拒之，七月双方对垒于高上。时唐拥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的广大地区，掌握着储备丰盛的长安府库和永丰粮仓，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牧监又供给了不少战马，关中、河东一带又是隋代府兵集中的地方。所以唐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超秦军。而且李渊进入长安后，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朝苛禁，唐统治区阶级矛盾初步得到缓和，唐军有比较巩固的后方。秦军的情况是：薛举父子据有的陇右地区是隋的牧监所在，又是隋防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要地，民习战备，人务骑射，故秦军多精骑骁将，薛举父子即颇能征善战，因而秦军军锋锐盛。但陇右一带，民户寡少，经济落后，天水、陇西、金城等郡，隋盛时合计户数亦不过七万。新占地区，虽户口稍多，但地处前线，尚难严加控制。所以秦军人力、物力、财力皆感不足，难于持久作战。李世民知薛举军粮不足，意在速战，故下令军中“深沟坚壁，以老其师”④。时世民患疾卧病军营，委军事于刘文静与殷开山，并告诫他们：“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⑤刘文静、殷开山恐不出战为敌人所轻，竟陈兵于高坡西南，恃众轻敌而不设备。薛举以精锐轻骑从背后包抄掩袭，战于浅水原，唐军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元、李安远、刘弘基等被俘，薛举攻下高坡城，积唐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李世民引兵回长安，京师骚动，刘文静、殷开山皆被除名。

武德元年八月，薛举乘唐军新败，将帅并擒，京师骚动，拟进军直取长安。大军出发前，薛举突然病死。薛仁杲继位为秦帝后居于折坡城（今甘肃泾川东北）。唐再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出击薛仁杲。九月，唐军进临高坡，薛仁杲使宗罗元屡次挑战，李世民深沟高垒，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策也。”乃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⑥双方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薛仁杲粮尽，部将梁胡郎等率部投降。李世民知秦军已将士离心，令行军总管梁实率部扎营浅水原诱敌。秦将宗罗元，一直求战不得，见唐军出浅水原，大喜，全力进攻。梁实守险不出，人马断水数日，仍顽强抵抗。宗罗元急攻不下，士卒疲乏。李世民捕捉战机，复令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结阵于浅水原南，威胁敌阵右翼。宗罗元并军酣战，庞玉几不能支，李世民亲率大军突然出现于浅水原北，出其不意，宗罗元忙引兵迎战，但阵势已乱。李世民率骁骑数十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秦军大溃，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率轻骑二千，驰追溃敌，有人说薛仁杲犹据坚城，不可轻进，他说破竹之势，绝不可失，否则溃兵入折坡城，薛仁杲抚而用之，就难于攻克了。遂追抵折坡城下。日暮，唐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夜半守城秦军纷纷下城降唐。薛仁杲计穷出降。唐军俘获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李世民凯旋长安，薛仁杲被斩于市。是役为唐统一战争中第一个大战役。历时近一年，它的胜利，解除了唐王朝来自西北的威胁，消灭了争夺关中的对手。

败逐刘武周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开仓赈济饥民，驰檄降服境内属城，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三月，袭破楼娄烦郡（治今山西静乐）占据汾阳宫，以隋宫人贿突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报以战马，兵势益振，又攻陷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⑦，赐以粮头纛（dào道，又读dú毒，古军队大旗）⑧。刘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继而围克雁门（今山西代县）。宋金刚原为易州（今河北易县）农民军首领，有众万余，与魏刀儿相结。武德元年（618）窦建德打败魏刀儿，宋金刚率部救援，战败，率众四千投奔刘武周。得武周重用，委以军务，并纳武周之妹为妻，宋金刚建议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⑨。武德二年（619）四月，刘武周引突厥兵南下，兵锋甚盛，占领榆次（今属山西），包围并州（治所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为齐王李元吉击退。五月刘武周攻陷平遥（今属山西），六月，宋金刚率兵二万攻并州、刘武周攻陷介州（隋末以平遥、介休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改介州，治介休，今属山西）。唐遣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刘武同，中伏兵，大败于雀鼠谷（在介休西南），姜宝谊、李仲文皆被俘，既而逃归。九月右仆射裴寂率兵攻宋金刚，大败于介休东南度索原，唐兵失亡略尽，裴寂逃回晋州（今山西临汾）。刘武周进逼并州，留镇太原的齐王李元吉身为并州总管，连夜携妻妾逃回长安，太原失守。李渊惊呼：“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⑩宋金刚又拔晋州，陷龙门（今山西河津），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十月打下浍州（今山西翼城），军势锐盛，关中大震。裴寂无将帅之才，唯知驱赶民众入城堡焚去积蓄，民众惊扰，夏县（今属山西）民吕崇茂聚众响应刘武周。河东大部城镇，均落刘武周之手，唐仅保有晋西南一隅之地，李渊忙颁手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世民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发关中丢增益世民所部，使击刘武周，李渊亲自为之送行。

武德二年（619）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乘坚冰东渡安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屯驻浍州的宋金刚军主力对垒相持。时河东州县，为宋金刚掳掠一空，民情慌乱，无从征敛，军粮不足。世民一反裴寂所为，晓喻民众，安抚人心，号召复业，民众莫不归附，然后收其余粮，以充军食。

当时形势是刘武周军起于代北边防要地，“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战斗力强，又乘战胜余威，士气旺盛。加之得突厥支持，军锋锐盛。晋阳府库充实，刘武周占据晋阳掌握着充足的仓粮库绢。但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难得人民拥护，深入河东，就地筹粮异常困难，大部军粮皆远自晋阳输运，山重峰险粮道极不安全。唐军在屡败之余，士气低沉。但唐王朝除拥有关中、巴蜀，又得陇右、河西，后方更为巩固。人力、物力、财力优于刘武周，而柏壁距关中不过百里之遥，粮运极其安全，特别是李渊晋阳起兵后，在河东比较注意军纪，此番交战在河东就地征粮比较容易。

十二月唐将李孝基、于筠、独孤怀恩和唐俭攻夏县，宋金刚遣尉迟敬德合吕崇茂大破唐军，李孝基等四将俱没。尉迟敬德将还浍州，李世民遣殷开山、秦叔宝邀击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破之斩首二千余。尉迟敬德复引骑兵援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的旧隋将王行本，李世民自将步骑三千夜趋安邑（今属山西），敬德仅以身免，世民复归柏壁。诸将皆请同宋金刚决战，世民说：“金刚悬军千里，深人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刘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强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坚持“坚壁挫锐”之计。

所谓汾、隰，“汾”即汾州、浩州，隋之西河郡，治所在隰城（今山西汾阳）；“隰”即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刘武周大军南下后，晋州以北城镇只浩州仍在唐军之手，而浩州控晋阳至晋西南交通要冲，对刘武周军运粮线威胁极大。李世民遣刘弘基、张纶进逼西河，牵制进攻浩州的敌军。武德三年（620）三月，刘武周攻浩州，被李仲文击败，俘斩数千；张纶又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宋金刚部深人晋西南，僵持五月余，始终不得与唐军主力决战，士气逐渐下落。浩州唐军又渡过汾水，消灭刘武周的护运部队，占领平遥，介休之间的张难堡（今张兰镇），汾水东侧的运粮线又被切断。四月宋金刚被迫北撤。

李世民见敌军北撤，战机已至，立即率军尾追不舍。至吕州（即霍邑今山西霍县），大破敌军寻相部，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斗数十回合。至高壁岭，士卒饥疲，都将谏请驻兵以待军粮与后继部队，然后继进。李世民说：“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豫策马而进，将士虽一昼夜未得进食，但亦不复言饥，继续前进。至雀鼠谷，追及宋金刚，“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继引兵追至介休，宋金刚尚有兵两万，在城西布阵，南北亘七里，欲背城决死一战。李世民命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攻其北翼，翟长孙、秦武通攻其南翼。两翼唐军出战不利，李世民自率精骑三千冲其阵后，大败宋金刚，斩首三千余，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与浩州唐守军会师。尉迟敬德以介休降唐，李世民大喜，重用之为杏一府统军。刘武周闻宋金刚全军溃败，大惧，弃并州率五百骑北奔突厥，宋金刚收其余众拟再战，但已众莫肯从，指挥失灵，亦率百余骑进入突厥。李世民入晋阳，刘武周所占唐河东州县，全部收复，并进据代北一带。时“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陴乐》之风”，以颂扬秦王功业，后此曲编入唐乐府。时李世民年仅二十四。刘武周之翦灭，为唐挺进中原统一全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为统一战争中之重大事件。未几刘武周、宋金刚分别欲逃回其起兵处马邑与上谷，皆为突厥所杀。

迫降王世充王世充原为隋江都郡丞，因镇压起义有功，顿得炀帝宠任，升为江都通守。大业十三年（617），受命率江淮劲旅与各路兵马同赴东都，共讨李密。炀帝诏诸将皆受涿郡留守薛世雄节度。九月诸军会于东都，薛世雄已为窦建德击溃，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东都守军屡遭瓦岗军重创，不敢复出。大业十四年亦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炀帝凶讯至东都，留守官奉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元皇秦。以段达、王世充为纳言，元文都、卢楚为内史令与皇甫无逸等七人，共掌朝政，时人号为“七贵”。王世充受封为郑国公。宇文化及拥兵北上，六月，李密向东都乞降，皇秦帝令李密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王世充不满以朝廷官爵与李密，由是与元文都、卢楚有隙，七月李密大败宇文化及，东都皆喜，独王世充激其部下反对李密，元文都与卢楚等谋诛之。王世充勒兵攻人宫城，杀元文都、卢楚等，被任命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掌掺尔都政权。李密将入朝，闻元文都等已死，乃止。九月，王世充乘李密与宇文化及大战后劲卒良马多死，出兵击败李密，得李密将卒十余万。皇秦帝以世充为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皆入太尉府，台省监署，莫不寂然。武德二年（619）三月，又受命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郑王，加九锡。四月王世充逼皇秦帝禅位于郑，入宫即皇帝位，国号郑，改元开明。

李密降唐后，唐以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部出关招抚李密旧部。时徐世勋据李密旧境，在魏征劝说下应命归唐，开仓运粮供李神通军。唐以徐世勋为黎州总管，赐姓李氏。唐在关东声势渐震。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攻克黎阳，俘李神通、魏征，徐世勋亦降。王世充乘机夺取了唐在河南的一部份土地。唐军主力正与刘武周决战，无力东援，关东之地全部丧失。

武德三年（620）五月，李世民平刘武周后回到长安。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统诸军东击王世充。时黄河流域形成唐、郑（王世充）、夏（窦建德）三方鼎峙之局面。唐欲统一全国，必先统一北方，郑、夏是其必须解决的两大势力。王世充据守坚城，洛阳防卫严密，一时难以攻破。但他原为炀帝亲信，镇压农民起义起家，郑政权直接继承隋政权，因而其统治集团不得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郑政权统治内部，矛盾颇深，一部分关陇军事贵族一直倾向于唐。投降过来的李密旧将，如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等先后降唐。郑政权控制的州县亦不巩固，一旦看到唐朝占有优势，大部会倒向唐方。王世充的主力由江淮排手组成，善于防守，不善于进攻，而东郡距新安（今属河南）前线，不过百里之遥，全部暴露在唐军面前。唐朝方面在消灭薛仁杲和刘武周之后，关中更加巩固，后方地区扩大，后顾无忧，可大力翦除关东群雄，军事上完全转入主动的局面。武德三年（620）七月，又在关中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把军事和生产结合起来，有利于前方兵员的补充和粮秣的供应。而唐在屡胜之后，士气较高。唐、郑相较，唐军居于优势地位。

七月，李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选所属诸州镇骁迤勇集中洛阳，分遣其兄弟子侄防守洛阳五城，及洛阳外围的襄阳（治今河南叶县南）、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怀州（今河南泌阳）等要地，自己统率步骑三万，以抗唐军。李世民亲率大军进行攻坚战。唐军围慈涧（今河南新安东），王世充率兵三万救之。李世民率轻骑与之猝遇被围，苦战退敌，世民还营，尘埃覆面，军不复识。次日唐军五万攻克慈涧，王世充逃回洛阳。李世民部署兵力围攻洛阳，自率大军屯驻洛阳以北北邙山，连营以逼洛阳，遣史万定自宜阳（今河南定阳西）南据龙门（在洛阳南），遣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怀州今河南泌阳），遣王君廓自洛口（洛水人黄河之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有洛口仓）切断王世充粮道，遣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攻回洛城（洛阳故城北七里）。八月在洛阳西宛青城宫隔水对话中，王世充对李世民说：“唐帝关中，郑帝河南”，“相与息兵讲好，不来亦善乎!”世民使宇文士及答曰：“奉诏取东部，不令讲好也。”八九两月中黄君汉克回洛城，降其堡聚二十余；刘德威人怀州外郭，下其堡聚；史万宝进军甘棠宫（即显仁官在今河南宜阳附近）；王君廓循地东至管城（今河南郑州），郑属河南郡县相继降唐。至武德四年（621）二月，唐军已据管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亦降唐；王世充太子王玄应率兵数千自虎牢运粮入洛阳，被唐军消灭，玄应仅以身免，既而唐军攻克虎牢；王世充侄王秦弃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遁走，部将以城降；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保据洛口的单雄信亦遁去，洛阳外围据点多入唐军之手。于是李世民移军洛阳西宛之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率大军两万出战。李世民先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击之，然后自行骑兵南下，与步兵配合力战。为探明敌阵厚薄，李世民率精骑数十冲入敌阵，直穿其背，所向披靡，杀伤甚众，其战马中流矢倒毙，从者以己之坐骑授之，终于冲出敌阵。激战自晨至午，郑军始退，世民纵兵追抵城下，俘斩七千人，遂围洛阳宫城。王世充虽婴城自守，不敢复出，但洛阳城守御极严，“大石包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李世民昼夜围攻，旬余不克。唐将士疲弊请求班师，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于是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三月，洛阳于久围之后，城中缺粮，绢一匹只换粟三斤，布十匹换盐一升，百姓吃草根树叶皆尽，竞相澄取浮泥拌米屑作饼食之，人人皆病，死者相枕于道。瓦岗军攻人东都外郭时，居民迁入宫城三万家，至是减至三千家攻克洛阳已指日可待。正当此关键时刻，窦建德军十余万，西救洛阳陷管州荥阳（今属河南），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沿河西上，抵达成皋（今河南汜水）之东原。形成对围城唐军阵后的严重威胁。

初郑夏二国交恶，不通信使，至唐军逼洛阳，王世充遣使求救于窦建德。夏中书侍郎刘彬建议说：“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即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窦建德采纳其建议，致书李世民，请退军潼关，返还郑国土地，复修前好。世民不答，至是见洛阳危急，乃出兵。世民集将佐议对策，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认为：唐兵已疲弊，王世充据守坚城，难于立克，窦建德乘胜而来，不易抵挡，与其腹背受敌，不如退保新安，再图后举。郭孝恪、薛收等认为：王世充据东都府库，拥江淮精兵，唯缺粮草，故困守待毙。如坐视郑夏合兵，运河北之粟供应洛阳，必将使战争延续统一无期。宜继续围困洛阳，分兵东据成皋，以拒窦建德，夏兵一破，洛阳可不攻自下。李世民当机立断，采纳郭孝恪等人的主张，命齐王李元吉领兵围守东都，自率精兵三千五百人，驰赴虎牢关，扼止窦建德西进。

时双方形势：窦建德政治清明，深得河北人民爱戴，后方巩固，粮运亦较便利。但河北、山东农民不习鞍马，骑兵不及唐军精锐。唐军有洛阳的后顾之忧，对夏作战，利于速决，不利于持久。李世民抵虎牢次日即率精骑五百，出虎牢东二十余里，侦察敌营，沿途布留伏兵，最后只余四骑，直抵距夏军营三里处，引夏军五六千骑追入伏中，伏兵奋击，重创夏军，俘其骁将殷秋、石瓒等，斩首三百余。双方相持一月，建德数战不利，唐军又抄其粮运，俘其大将军张青特。其部下凌敬建议：大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越过太行山，乘虚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在（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晋（晋州治今山西临汾），趋蒲津（在今山西永洛蒲州境）。既可避实击虚拓河东之地，可震骇关中，解洛阳之围。窦建德以郑亡在旦夕，舍之而去是畏敌弃信，一心与唐决战。李世民侦知“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五月一日李世民北渡黄河，军看形势，留马千余匹，诱建德主动出战。次晨建德果全军出动，陈兵汜水，南北二十里，鼓行而进。李世民见夏军喧嚣而来，无严格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敌之心，乃按兵不出，待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夏军布阵，自清晨至中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迟疑欲退。时唐军牧于河北的群马已调回，李世民乃下令出击，自率轻骑当先，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逼夏阵。建德群臣正进行朝谒，唐骑突然出现，建德急召骑兵拒之。骑兵阻于朝臣不得过，建德令朝臣退去，进退之间，唐兵已至。世民率骑兵所向披靡，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率程知节、秦叔宝等，卷旗突人敌阵，出其阵后，张出旗帜，建德将士见阵后唐旗飘扬慌乱大溃。追奔三十里，阵亡三千余，建德坠马被俘，壮士皆溃去，所俘五万人，世民即日遣散史还乡里。

虎牢战后，世民回师攻洛阳，囚窦建德等至城下。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诸将以为所恃者唯有夏王，夏王一败，虽突出重围终必无成。王世充遂率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以洛阳降。

是役自武德三年（620）七月开始至武德四年（621）五日结束，历时十月，是唐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唐军一举镇压窦建德，削平王世充，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

俘斩刘黑闼刘黑闼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少时与窦建德为友，隋末参加起义，从郝孝德加入瓦岗军。瓦岗军失败，他为王世充所俘，世充任为骑将，使其守新乡（今属河南）。李世随攻新乡，俘黑闼献于窦建德，建德署为将军，赐爵汉东公。

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失败被俘，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地率数百骑退至洛州（今河北永年），余众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继续抗唐。独齐善行以为不可，他说以夏王之英武，士马之精强，一朝被擒，易如反掌，今丧败如此，不若请降于唐，欲得缯帛者，当散府库之物，不得扰民。于是运府库存帛数十万段，散发给将卒。凡三昼夜始尽。然后与右仆射裴矩率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玺并所得珍宝降乎唐，建德之地悉平。七月，李世民至长安，斩窦建德于市。唐官吏严厉惩处建德旧部，“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适逢李渊下令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高雅贤等赴长安，“范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时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为此同赴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欲推他为首，刘雅说：“天下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时刘黑闼隐居漳南，以种霁为业，范愿等往告其谋，推之为王。黑闼杀耕牛同饮定计，聚众得百余人，七月起兵袭据漳南县城。

古代人物唐置山东行台于洛州，以淮安王李神通为行台右仆射，统兵镇压刘黑闼。九月李神通率兵五万与刘黑闼战于饶阳（今属河北）城南，唐军大败，士马军资失之三分之二，黑闼兵势大振。十一月刘黑闼陷定州（今河北定县），俘定州总管李玄通，黑闼爱其才，欲用为大将，玄通引刀自刺，破腹而死。十二月，黑闼率兵数万，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西），黎州总管李世勣弃城走保沼州（今河北永年东南），黑闼追击，杀步卒五千人，世勣仅以身免，黑闼入洛州。另外先后杀屯卫将军王行敏、魏州总管潘道毅，败右武卫将军张士贵、左武卫将军秦武通。先后陷俞县、历亭、瀛州、观州、冀州、相州、黎州、卫州、邢州、赵州。建德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之，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武德五年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定都洛州，改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窦建德时文武百官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仍建德之旧，而攻战勇决则过之。又遣使北连突厥，屡败唐军。刘黑闼起兵后，已归附唐朝的徐圆朗亦据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响应，黑闼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等八州皆应之。河北、中原形势为之突变。

武德四年（621）十二月，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大军东击刘黑闼。武德五年春正月李世民复取相州（今河南安阳），进军肥乡（今属河北），列营于沼水（即沼河，在今河北南部）之上，唐幽州总管李艺率兵数万南下配合，在鼓城（今河北晋县）大败黑闼兵，俘斩八千人。洛水（城在今河北曲周南）降唐，李艺取定、栾、廉、赵四州与李世民会合。二月刘黑闼陷沼水城，唐名将罗士信战死，李世民再拔沼水城。三月李世民、李艺屯兵沼水南北与刘黑闼兵对峙，黑闼屡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断其粮道。时黑闼自冀、贝、沧、瀛等州水陆运粮，舟车俱进，遭唐将程名振邀击，“尽毁其舟车”。双方相持于沼水一带凡六十余日，世民估计黑闼粮食用尽，必来决战，于是使人筑堰挡水于沼水上流，嘱以待下流战起即决堰放水。黑闼果率步骑二万南渡沼水，逼唐营布阵。世民自率数骑击败其骑兵，乘胜践踏其步兵，黑闼率众进行殊死战，自中午至黄昏，势渐不支，遂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厥。余众不知，仍在拼死格斗，时上流决堰，沼水猛涨，深丈余，黑闼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河北悉平。世民引兵攻徐圆朗，下十余城。七月，班师，使淮安王李神通等继攻徐圆朗。

刘黑闼奔突厥后于当年六月引突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聚兵响应。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率总管以讨之。九月，黑闼陷瀛州（今河北河间）。十月诏齐王李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淮阳王李道玄率兵三万攻刘黑闼于下博（今河北深县南），大败，为黑闼所杀，李世民为之流涕。李道玄之败，山东震骇，沼州总管庐江王李援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刘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进据洛州。李元吉畏避黑闼，不敢进军。

十一月诏太子李建成率军讨刘黑闼，魏征对太子李建成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建成采纳其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人心，安定社会。农民在近二十年战争之后，希望恢复生产，过安定生活。黑闼失去群众支持，军中食尽，众多逃亡，在与唐军交战中大败，与数万骑亡去，武德六年（623）正月被俘，牺牲。山东悉平。二月徐圆朗山穷水尽，与数骑弃兖州出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注释①②《旧唐书》五五《薛举传》。

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④《旧唐书》五五《薛举传》。

⑤《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⑥《旧唐书》五五《薛举传附薛仁果传》。

⑦据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五载：“‘定杨’、‘平杨’，皆取平定杨氏（隋帝）之义。”

⑧旧史称突厥本狼种，牙门建狼头纛以示不忘本。

⑨《旧唐书》五五《刘武周传》。

⑩《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隋书》卷三○《地理志中》。

《册府元龟》四五《帝王部·谋略》。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唐］刘悚《隋唐嘉话》18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以九种礼物，即车、马、衣服、乐器、朱户（门上加朱漆）、纳陛（一说纳，内也，谓凿殿基为陛，不使露也，一说纳陛者致于殿两阶之间，便其上殿）、虏贲百人、铁钺（同斧钺）、弓矢、柜鬯（jùchǎn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参阅《资治通鉴》1148页。王莽篡汉之前先加九赐。嗣后禅位者多效为之。

《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

宝城（即皇城）、南城（在皇城之南）、东城（在皇城之东）、含嘉城（即含嘉仓城，在皇城东北）、曜仪城（在皇城与宫城北）。参阅《资治通鉴》5886页。余扶危、贺官保：《隋唐东都合嘉仓》1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旧唐书》八三《程名振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第二十二章

唐灭东突厥隋文帝曾击败东突厥，使突厥归附隋朝，隋与启民可汗关系极为密切。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死，炀帝立其子咄吉为始毕可汗。隋末东突厥再度强大起来，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裴矩诱杀始毕可汗宠臣史蜀胡悉，始毕由是不朝。大业十一年（615）八月，始毕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自是屡寇北边。时隋朝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封建割据势力乘机各霸一方，始毕支持北方各分裂割据势力，扩大内地分裂局面，借以坐收渔利。正如《通典》所说：“隋末乱离……（突厥）又更强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①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南下，为解除后顾之忧，并取得突厥兵马的资助，也一度称臣于突厥。李渊卑辞厚礼致书始毕可汗，并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借兵。双方约定：“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②大业十三年（617）八月，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马二千匹来助李渊。唐高祖即位后，“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③。武德二年（619）始毕可汗卒，因其子什钵蕊年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突厥遣使告丧，高祖为始毕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并遣使吊处罗可汗，送丧礼帛三万段。处罗可汗遣二千骑助李世民攻刘武周，刘武周既败，武德三年（620）六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④。处罗迎隋炀帝萧后及炀帝孙杨政道，立政道为隋王，并欲取并州（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居之。将出师，是年十一月处罗死。隋义成公主以其子丑弱，废之，更立启民可汗弟三子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又纳义成公主为妻。以始毕可汗之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按始毕父启民可汗染于本号突利可汗，什钵蓥又称突利可汗，盖袭其祖先号）。颉利遣使告丧，高祖为之罢朝一日，遣百官就馆吊其使者。

颉利可汗承父兄之业，兵马强盛，气凌唐室，妻隋义成公主，请为隋室复仇，以报隋文帝厚遇启民之德。颉利颇以为然。虽唐高祖以中原初定，国力不足，待突厥甚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继而就不断攻扰。自武德四年（621）至武德九年（626）几年中，突厥贵族发兵侵扰中原地区不下五十次。如武德四年四月，颉利扰雁门（故址在今山西雁门山上），为李大恩击退。八月扰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王孝基拒之，全军覆没，总管李大恩据城自守，月余始退。武德五年四月颉利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代州总管李大恩于新城（今山西朔县西南），大恩粮尽突围，部众溃散而死。八月，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扰并州（治所在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又遣兵扰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命太子李建成率兵出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秦王李世民率兵出泰州（时治龙门今山西河津）道以御之。唐高祖与群臣议对突厥和与战孰利，有主张言和者，有主张战而后和，方可恩威兼著者，唐高祖取后者。是月破突厥于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斩首五千级，又遣使见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颉利引兵还。武德六年七月，以突厥屡扰边，遣太子建成率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初，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以突厥屡为边患，请于太原置屯田以充军粮，岁收谷数千斛。十一月，秦王世民于并州境增置屯田。是岁，唐统一战争结束，颉利不欲中原地区出现统一强大的唐王朝，武德七年侵扰更为频繁。或劝高祖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⑤高祖、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以为然，遣宇文化及赴樊（今湖北襄阳北）、邓（今河南邓县）一带寻找建都之地。肖璃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李世民谏日：“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⑥迁都之议乃止。

武德七年（624）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侵，连营南下，京师戒严，秦王世民引兵拒之，屯兵于豳州（治今陕西彬县）⑦。颉利率万余骑突至城西，居高布阵，将士震骇。世民率百骑，驰奔敌阵，指责颉利背约入扰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以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胜负。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个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惟百骑相御尔。”⑧颉利恐秦王以百骑挑战，而伏大军合围以击之，不敢应战。世民又遣骑告突利说：“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元香火之情⑨也!”⑩颉利狐疑，闻香火之言“阴猜突利”与秦王有约，叔侄离心。世民一面遣使见突利晓以利害，继纵反问之计；一面乘积雨不晴，突厥弓矢“筋胶俱解”，雨夜出师。突厥大惊，颉利欲战，突利以为不可，乃请和亲，引兵退去。突利请与世民结为兄弟，盟誓而去。

武德八年（625）议大举击突厥。先是唐高祖与突厥书用敌国礼，七月起改用诏敕。八月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今山西朔县），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战败，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为突厥所执，囚于阴山。

古代植物武德九年（626）八月，颉利乘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与突利合兵十余万骑扰泾州（今甘肃泾州县北），进至武功（今属陕西），京城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败突厥于泾阳（今属陕西），斩首千余级，俘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得突厥主力仍进至长安附近渭水便桥之北。颉利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一面遣使入长安以观虚实，声称二可汗率兵百万抵达渭水北岸。唐太宗一面囚押突厥使臣，一面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达渭水南岸，隔水责颉利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列队而拜。继而诸军皆至，旗甲蔽野，太宗挥诸军布阵，独留与颉利对话。太宗深知突厥君臣志在金帛，若厚加赐与，理当自退，待其志满意骄，不复设备，再一举而灭之。颉利在唐太宗“啖以金帛”的情况下，又见使臣一去不返，唐太宗轻骑独出，成竹在胸，唐军军容严整，意在必战，而自己悬军深入，归路难以确保，于是请和。隔日，太宗至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渭水便桥之上。突厥始退。

突厥退兵后，唐太宗日率诸卫将卒数百人在显德殿庭教习射术，射术优良者赏赐弓、刀、帛以加强军事训练。同时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做好与突厥最后决战的准备。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令烦苛，国人不悦，又信任诸胡，疏远突厥，适遇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人民陷于冻馁之中。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叛。贞观二年（628）突利分管之奚、营等数十部，因征税无度，多叛突厥归附唐朝。颉利责突利失众，遣其北征薛延陀，又战败丧师，颉利怒，拘之十余日并加责挞，突利愤怒。颉利征兵于突利，突利拒之，表请归附唐朝。同年，唐太宗遣使问道册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入贡。至此突厥势力大衰，上层分崩离析，下层民饥畜瘦，内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敌。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变。代州（沦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六可取：“颉利纵欲肆凶……此主昏于上，可取一也。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欲谷丧师（欲谷设为薛延陀、回纥等击败），无托足之地，此兵挫将败，可取三也。北方霜旱，廪粮乏绝，可取四也。颉利疏突厥，亲诸胡……可取五也。华人在北，……一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取六也。”反攻东突厥的条件成熟了。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太宗命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与李道宗（大同道）、卫孝节（恒安道）等分道大举出击东突厥，计六总管兵力十余万皆受李靖节度。一时捷报频传，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突利可汗人朝，突厥郁射设率部降唐。贞观四年（630）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骑由马邑（今山西朔县）突抵恶阳岭（在定襄南）。驻扎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的颉利可汗不意唐军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军心惶恐，一日数惊。李靖乘机夜袭定襄，大破突厥，夺取定襄，俘获隋炀帝萧后及炀帝孙杨政道。颉利狼狈逃循。捷报传来，太宗大喜，称赞李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颉利撤军往碛口，途经自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李世勣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于白道设伏，大败突厥，其酋长率部落五万投降。颉利逃于铁山（在阴山北），余众尚数万，遣使谢罪请和，愿举国内附，身自入朝。颉利卑辞求和，实乃缓兵之计，欲俟草青马肥，逃往漠北，伺机反扑。唐太宗遣唐俭等前往慰抚。二月李靖、李世勣已会师白道，皆以为如颉利逃往漠北，则鞭长莫及，必为后患，乘双方言和颉利放松戒备，攻其不备，可不战而擒。于是李靖选精骑一万，携二十日粮，自白道出发，李世勣继其后。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帐，李靖督兵疾进。颉利见唐使，大喜，果放松戒备。李靖使苏定方率二百骑为先锋，乘雾进至去牙帐七里，突厥始发觉，颉利惊遁，部众溃败。李靖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颉利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颉利率万余人欲退往漠北，李世勣早已屯兵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切断退路，其大酋长等率众降，世勋俘五万余口而还。自阴山至大漠尽为唐有。三月，颉利西逃，往依沙钵罗设，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突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沙钵罗设举众降唐，漠南之地遂空。东突厥既亡，唐朝声威远播，薛延陀、回纥、仆固等“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自是太宗赐西北的属国或部族首领下诏书时，也乐意同时使用皇帝和天可汗的名义。

东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余众约十万口降附唐朝。其一，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其二以魏征为代表，主张对突厥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其三以温彦博为代表，主张“准（按照）汉建武，（光武帝年号25—26）时，置降匈奴于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唐太宗用温彦博策，将突厥降众按其原来部落分别安置于塞内，置于唐王朝直接管辖之下。在东起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西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区，分突利原统辖区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原统辖区置北开、丰、北宁、北抚、北安等六州，分为左右二部，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率部落还蕃。并以阿史那恩摩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并陆续任命史大奈、阿史那苏尼央、史善应、康苏等分别为丰、北宁、北抚、北安等州都督。“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

东突厥前汗国后期可汗世系表①启民可汗（汗干）

妻隋安义、义成公主②始毕可汗（咄吉世）——突利可汗（体钵苾）

仍妻隋义成公主③处罗可汗（先为俟利弗设）——阿那社尔④颉利可汗（咄苾）

隋义成公主苏尼失——阿史那忠⑤思摩岑仲勉《隋唐史》；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之子弟阴结部落四十人，夜袭御营。帝乃决定还其部落于河北，立颉利族人阿史那思摩为可汗，使率众凌河。

注释①《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④《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⑤⑥《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⑦有的书上谓豳州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实则治今甘肃宁县的豳州唐初已改为宁州。这里的豳州为西魏废帝三年改南豳州置。治所在白土（今陕西彬县西南，隋初移今彬县），隋太业二年并入宁州。唐武德元年复置。

⑧《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⑨指焚香盟誓，结为兄弟的情谊。

⑩《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新唐书·张公谨传》。

《旧唐书》《突厥传》及两《唐书》《李勣传》，均作“通漠道”，而《通典》及《资治通鉴》误作“通汉道”，今从前者。

牵靖（571—649），唐初军事家。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精熟兵法，为其舅隋朝大将韩擒虎所称道。擒虎“每扬论兵，未尝不称善”，常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隋末任马邑郡丞，后归唐属秦王麾下，屡立战功。高祖时任行军总管率军从李孝恭平萧铣，取得岭南地区，任岭南道抚慰大使，参与镇压辅公柘起义军。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著有《李卫公兵法》。

《新唐书·李靖传》。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唐灭薛延陀隋末唐初，北方强大民族除突厥外，当推铁勒。突厥盛时，铁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霄等十五部，散居漠北，诸部中以薛延陀为最强。故薛延陀为“铁勒之别部”①，其可汗姓壹利咄氏②。西突厥方强，薛延陀和铁勒诸部皆臣属之，回纥等六部东属始毕可汗。西突厥势衰，薛延陀酋长夷男率部落七唐太宗像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等相继叛之，大破其欲谷设率领的十万骑兵。贞观二年（628），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夷男为可汗。唐太宗采远交近攻之策，联络薛延陀孤立东突厥，遣使间道持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遣使入贡，建牙于郁督军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的东支，或作于都开山、乌德鞋山）下，疆域“东至棘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霄诸部皆属焉”③。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薛延陀乘“朔塞空虚”，尽据“古匈奴之故地，胜兵二十万”④，取代突厥，成为唐朝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唐在北方改为利用突厥降众以抵御薛延陀的策略。

唐太宗恐薛延陀强盛难制，利用夷男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芯分主南北二部的机会，于贞观十二年（638）遣使册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贞观十三年（639）诏以右武侯大将军、北开州都督⑤怀化郡王李恩摩（即统颉利旧众的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菇可汗，使其率安置诸州之突厥北渡黄河，还其旧部，以便世作藩屏，长保边塞。事虽与突利弟结社率阴结旧部夜犯行宫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为让突厥北迁以抵御薛延陀的进扰。突厥畏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使薛延陀玺书说：“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⑥突厥始渡黄河，建牙于河北，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夷男对此深感不悦，唐朝同薛延陀开始不和。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巡幸洛阳，准备东封泰山。薛延陀真珠可汗估计天子封泰山，士马从行，边境必将空虚，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棘辐、看诸部兵二十万，南渡大漠进攻突厥，屯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突厥俟利苾可汗率部落入长城保朔州（今山西朔县），遣使告急。十一月唐太宗命李世勣、张俭、李大亮、张世贵、李袭誉等发兵十余万，东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西至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五道出兵反击薛延陀。薛延陀越过大漠，行军数千里，人马疲困，突厥又烧割秋草，致使马啃林木枝皮略尽。十二月，大度设率三万骑逼长城，李世勣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而北走。李世勣选部下骑兵及突厥精骑六千，追过白道川，至诺真水，双方展开激战。薛延陀万矢齐发，唐战马多死，世勣命士卒下马冲敌阵，薛延陀兵溃，唐兵纵击，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率残部奔漠北，正值大雪，薛延陀人畜冻死者十之八九。

贞观十六年（642），薛延陀真珠可汗遣使谢罪、请婚、献马。唐太宗以为，遂其请求，结以婚姻，足可安静三十年，表示：“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许以新兴公主妻之。贞观十七年，真珠可汗遣使纳币（缔婚之后男家送聘礼给女家），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太宗征真珠可汗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亲迎，并将亲赴灵州与其相会。发使三道接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素无库厩，真珠可汗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往返万里，途经沙漠，死亡将半，失期不至。太宗乘机与其绝婚，停赴灵州，追还三使。褚遂良等群臣力谏不可失信其戎狄，致屯边患。太宗则认为：今我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献马请婚，实欲假朝廷之声威，以镇服同罗、仆骨等十余部。诸都不敢反抗，亦因其为朝廷所立，今若以女妻之，彼将自恃大国之婿，诸部谁敢不服，助其强大，反而易成边患。今绝其婚，诸部知我弃之，必将起而攻之⑦。

贞观十八年（644），薛延陀数攻突厥，俟利苾不善抚御其众，突厥人皆弃俟利芯南渡黄河，请求安置于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之间，太宗许之。俟利苾既失群众，遂轻骑入朝，太宗以之为右武卫将军。

真珠可汗曾请求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铁勒其他诸部；以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本部。太宗许之以分其势。贞观十九年（645），真珠可汗死，二子不和，拔灼杀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多弥可汗乘太宗亲征高丽，一引兵十万攻河南，唐军诱其深入，至夏州境，大破之，追奔六百余里而还。多弥复发兵攻夏州，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唐军再败薛延陀，“虏其众数万”⑧，多弥可汗轻骑遁走，部内骚然，国中震恐。多弥对部下猜忌无恩，国人不附；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六月，太宗命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茎何力、薛万彻及张俭等率部分道并进，大举进攻薛延陀。薛延陀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遁走，为回纥所杀。诸酋长互相攻击，争遣使降唐。薛延陀余众犹存七万余口，西归故地，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未几去可汗号，遣使奉表于唐，请居郁督军山之北。太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往安集，又恐其终为漠北之患，又遣李世宗与铁勒诸部共图之。李世勣至郁都军山，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咄摩支降唐，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薛延陀至此宣告最后灭亡。

李道宗、薛万彻分别遣使招谕铁勒诸部，太宗亦亲往灵州，行抵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铁勒十一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各遣使入贡，并请于各部置官以统辖之。九月，太宗至灵州，铁勒各部俟斤遣使至灵州者数千人，皆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太宗诗序其事日：“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⑨并勒石于灵州。至是“北荒悉平”⑩。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灵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州，阿跌为鸡田州，契瑟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蹄林州，白霫为真颜州，是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⑩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太宗皆许之。至此北方各族同唐朝的关系大为缓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四月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府、皋兰等七州。接着下令访求隋末以来，为戎狄所虏掠的边民，遣使赎还本籍。室韦、乌罗护、棘鞨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高宗永徽元年（650）所置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更名云中都护。以大漠为界，漠北州府皆隶于瀚海都护府，漠南皆隶云中都护府。高宗总章二年（669）八月，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注释①《通典》一九九《边防典十五·薛延陀》。

②《册府元龟》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③《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④《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

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考异日：“《旧传》云为化州都督，按化州为突利故地，安得云统颉利部落也。”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⑦《通典》一九九《边防典十五·薛延陀》。

⑧《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通典》作“二千余人”。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

⑩《旧唐书》三《太宗纪》。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吐谷浑附唐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徒河之寿山（在今辽宁义县东北），西晋末（公元四世纪初），其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间。至其孙叶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南北朝时先后属宋、齐、北魏；北周时其王慕容夸吕始称可汗，建都于伏俟城（故址在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有地方数千里”。隋文帝时，吐谷浑可汗世伏遣使奉表称藩，文帝以光化公主妻之。隋炀帝将通西域，因吐谷浑阻遏商路，出兵大破之。其可汗伏允率数千骑投奔党项，吐谷浑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末，伏允乘隋朝举国混乱，尽复其故地。

唐初，高祖遣李安远“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①。伏允子慕容顺曾为质于隋，高祖应伏允之请遣其归国。东突厥灭亡后，吐谷浑渐趋强大，成唐朝西南境一大势力。时伏允年迈，由天柱王用事，“数入塞侵盗”，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交通，并成为唐进攻西突厥的主要障碍。贞观八年（634），伏允扣押唐使赵德楷，太宗频繁遣使宣谕，不下十余次，仍无所动，六月，遣段志玄、樊兴等为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兵击吐谷浑。十月间大破之。追奔八百余里，直抵去青海湖三十余里处，吐谷浑仓皇驱青海牧马而遁。接着，唐亚将李君羡败吐谷浑军于青海湖南悬水镇，虏羊马二万头而还。同年十二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诸军及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九年（635）闰四月，李道宗败吐谷浑精骑于库山，伏允轻兵逃入沙漠以避唐军，为阻追兵，沿途悉烧野草。诸将以为途无野草，马已疲瘦，不可深入，不如撤军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待马肥再图进取。侯君集说：吐谷浑于库山“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侦察、候望）亦绝，看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②。李靖从其议。军分两道，分进合击，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侯君集与李道宗由南道。

侯君集南路军于无人之境行军二千余里，气候恶劣，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咬冰，马吃雪③，艰苦备尝。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一战破其主力，俘其名王。继越星宿川至柏海后始与李靖军合。

李靖北路军，先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获大批杂畜，用作军食；再败之于牛心堆；三败之于赤水源。五月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是役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是役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被困重围，兄弟皆中枪，失马步战，从骑死者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命契茎何力率数百骑救援，竭力奋击，反败为胜，敌披靡遁去。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俘其名王二十人。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直抵吐谷浑西境。伏允西走突伦川，将奔于阗。契芯何力选精骑千余，直趋突伦川，薛万均引兵从之，果敢追袭，沙漠无水，将士刺马血而饮。终于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伏允逃遁，俘其妻子。伏允率千余骑逃沙漠中，十余日，众叛亲离，为左右所杀。其嫡子慕容顺本隋朝之甥，为质于隋，久不得归，伏允立别子为太子。及慕容顺为唐高祖遣送归国，意不平而郁郁不乐，至李靖灭伏允，其国人皆怨天柱王，慕容顺顺应众心，斩天柱王，举国降唐，国人立顺为可汗。李靖奏吐谷浑已平，太宗诏复其国，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趟故吕乌甘豆可汗。又虑其不能悉服众心稳定局势，乃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由于慕容顺曾久质于隋，国人不附，为其部下所杀。幼子诺曷钵立，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侯君集等率兵援之。贞观十年（636），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贞观十三年（639）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注释①《旧唐书·李安远传》。

②③《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九年。唐灭西突厥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西突厥处罗可汗降隋入朝，国人立其叔父（达头可汗之孙）号射匮可汗。射匮开拓疆土，东奎金山（今阿尔泰山），西至西海（今里海）。射匮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立。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厨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①。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入贡。武德八年（625），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高祖许之，因颉利可汗作梗，未果。贞观二年（628），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立统叶护之子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两可汗相攻不已，皆遣使来唐求援，太宗拒绝他们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皆叛之。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被推为大可汗，西突厥暂时统一。贞观六年（632），肆叶护诛杀有功酋长，诸部起而攻之，肆叶护逃康居而死。国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要求内附，愿去可汗名号。太宗遣使立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给旗鼓，以示支援。贞观八年（634）咄陆可汗死，弟沙钵罗咥（dié）利失可汗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赐箭一枝，又号为十箭。再分十箭为左右厢，每厢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川（今楚河）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咥利失失众心，为其部下击败，西部另寺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与咥利庆大战，杀伤甚众，自是西突厥分裂，伊列水（今伊犁河）以西属乙毗咄陆，以东属呸利失。咥利失死，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继位，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可、穆、康等国皆附之。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终骨、火藜、触木昆等皆附于乙毗咄陆。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太宗立之为西突厥可汗，并赐旗鼓，未几，为乙毗咄陆擒杀，部众亦为其所并。贞观十六年（624），乙毗咄陆自恃强大，拘留唐使，侵暴西域，攻扰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为郭孝恪所败，又败其处月、处密二部。弩失毕诸部遣使来唐，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太宗遣使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礼遣过去拘留之唐使，贞观二十年（646）遣使入贡并请婚。太宗许之，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多聘礼，事未果。乙毗咄陆西奔吐火罗，遭乙毗射匮追击，部落亡散，其所立叶护阿史那贺鲁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率其余众数千帐降唐，安置于庭州（治金满，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莫贺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东）。拜左骁卫将军，立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旗鼓，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并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古代皇帝高宗永徽二年（651），贺鲁羽翼渐丰，闻唐太宗死，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合并其部众，建牙于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布），自号沙钵罗可汗，五咄陆部、五弩失毕部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入寇庭州，杀掠数千人。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发府兵三万及回纥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永徽四年（653），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与沙钵罗不和，与五弩失毕其击沙钵罗，斩首千余级。显庆元年（656）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击西突厥，先败歌逻禄、处月二部，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拨突骑施、处木昆等部斩首三万级。十二月，程知节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骑兵二万，鼠尼施等部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击二十里，杀获千五百，获马及器械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其功，矫称得诏旨，因程知节恃勇轻敌，委王文度为之节制，收军不许深入。苏定方请囚王文度，飞表奏闻，程知节不从，遂班师。王文度以矫诏罪除名，程知节追敌不力免官。显庆二年（657）高宗发大军攻沙钵罗，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等兵自金山进军为北路，以降唐的西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进军，从南路招集旧众，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北路军至金山北，先击破处木昆部，降其万余帐。泥孰部曾为贺鲁所破，至是从唐军共击贺鲁。至曳咂河西，沙钵罗率兵十万拒战。苏定方以万余人击之，大败沙钵罗，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五弩失毕部悉众来降，沙钵罗率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闻沙钵罗败，皆降步真。苏定方率部追击沙钵罗，适大雪平地二尺，诸将皆请俟雪晴继进，他说：“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②于是踏雪昼夜兼行。至双河与南路军会师，距沙钵罗驻地二百里，长驱直入，直至其牙帐。沙钵罗方将出猎，苏定方攻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沙钵罗渡伊丽河西逃石国（故地在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一带），被石国人擒获，交给唐追兵，西突厥亡。阿史那贺鲁被擒，对唐将萧嗣业说：“先帝（指太宗）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太宗墓）之前，以谢先帝。”③高宗怜之，令免其死。未几贺鲁死，葬于颉利墓侧。

唐分西突厥地置昆陵、廻池二都护府。昆陵都护府居碎叶川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迪池都护府居碎叶川西，任阿史那步真为迪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各部落酋长，按其部落大小，资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西突厥领土全部归唐所有。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置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率昆陵、漾池两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北庭都护府辖境东起今阿尔泰山西达今咸海（一说今里海）。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

②《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二年。

③《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

第二十三章

唐控西域唐初西域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唐朝要战胜西突厥，解除西北边区的威胁，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必须取得西域，即所谓“断匈奴右臂”。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引起内乱，西域震动。

贞观四年（630）西突厥属地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主举所属七城内附，并亲自入朝长安。唐太宗于其地置西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第一个据点。

第二步是灭高昌。隋唐之际，西域主要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五个王国，天山以北是西突厥人生活地区。高昌国（今新疆鄯善、吐鲁番两县地）是中原王朝通向天山南北路的出口，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国王麴氏原为兰州汉人，北魏景明元年（500）被推为王，故高昌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模仿和学习中原王朝，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厥（其）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棉花），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①。人口三万七千余，有兵一万余人。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高昌王麴伯雅遣使人贡，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长安，太宗对他赠赐甚厚。高昌除贡献拂蒜狗、玄狐裘等方物外，“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双方关系协洽。时西域通内地之碛路已于隋末闭塞，西域商贾皆道经高昌，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太宗许之。高昌王麴文泰闻之大怒，遣兵大掠焉酋，与西突厥乙毗陆可汗结盟，共同“遏绝西域商贾”，阻隔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对途经高昌的西域入唐贡使，任意拘留，抢掠贡品。并侵扰唐的伊州，扣留逃出西突厥取道高昌南返的汉人，傲慢唐使，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征麴文泰入朝，文泰称疾不至，于是决定出兵平定高昌。“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②。太宗力排众议，十二月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薛万均及契芯何力部步骑数万以击高昌。贞观十四年（640）麴文泰闻唐出兵，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得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以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但出其意料，唐军很快兵临碛口，麴文泰忧惧不知所为，随即惊吓发病而死，子麴智盛继位。时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③八月唐军至田城（即田地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晓谕不下，攻半日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大军直趋其都城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击败高昌军，直抵其城下。麴智盛力图固守，侯君集命填堑攻城，以撞车毁其城堞，炮车（《旧唐书·西戎传》作抛车，四轮，可抛石）抛石，飞石如雨，又作巢车，高十丈，可俯瞰城中。城中大惧。初，麴文泰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相约，有急相助，如唐兵至，“共为表里”。侯君集出兵，乙毗咄陆遣其叶护屯兵可汁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声援高昌。及唐军至，可汗畏惧，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唐。麴智盛援绝计穷，开门出降。侯君集分兵略地，全部收回三州五县二十二城，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

平定高昌以后，唐太宗欲将其地置为州县。魏征等认为若置为州县，则常需千人镇守，遣兵远戍，轮番更代，往来奔走，徒耗钱财，不能从中得“撮粟尺帛”之利。应援东突厥之例，抚其百姓，存其社稷，立其子孙，长为藩翰。太宗不从，以其地置西州（治所在高昌城），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留兵镇守，以可汗浮图城置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侯君集虏高昌王及其群臣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④。

第三步是灭焉耆。焉耆国（国都在今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典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其地良沃，多葡萄，颇有鱼盐之利”⑤。有户四千余，从事农牧，贞观初年焉耆王突骑支曾遣使于唐，贡献方物，并获准开通大碛商路，因而遭高昌袭掠。侯君集进攻高昌时，焉耆请为声援，高昌灭后，唐太宗诏以高昌所掠焉耆七百人还焉耆王。高昌既灭，西突厥笼络焉耆，其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突骑支女，与焉耆结为姻亲，互为唇齿，抗拒唐朝。贞观十八年（644）唐以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击焉耆。焉耆城四周环水，恃险而不设备，唐军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将士浮水而渡，至晓登城，俘其王突骑支，留王弟粟婆准摄国事而还。不久于其地置焉耆都督府。郭孝恪锁突骑支至洛阳，赦其罪，后太宗葬昭陵，刻突骑支石像列于陵前。

第四步是灭龟兹。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在焉耆之西，“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有良马、封牛（一种高背的大牛），饶葡萄酒”。矿产丰富，是我国最早用煤冶铁的地区之一。

古代龙船唐高祖即位，龟兹遣使来朝，贞观四年（630）又遣使献马，太宗赠赐甚厚，自此每岁朝贡不绝。后臣服于西突厥，唐灭焉耆时，龟兹曾遣兵援焉耆王突骑支，至诃黎布失毕即位，断绝朝贡侵扰邻国，在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控制下，与唐为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行军大总管，契芯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唐兵及铁勒、突厥等兵合十余万击龟兹。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先破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十月，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五道进军。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逃走。龟兹王诃利布失毕与其相那利率兵五万拒战，大败，逐北八十里。布失毕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攻克之，由安西都护郭孝恪驻守。布失毕轻骑西走，保拨换城（故址即今新疆阿克苏），社尔攻四十日，拔拨换城，擒布失毕。其相那利逃走，引西突厥兵反扑袭都城，郭孝恪守备不严，于激战中阵亡，唐军力战，那利兵败被俘。阿史那社尔乘胜连下五大城，遣使前往各城晓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⑥。唐灭龟兹，西域大震，各族首领纷纷摆脱西突厥的统治，服属于唐，贡使往还，通商不绝。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王伏阁信闻阿史那社尔灭龟兹，遣使送骆驼三百峰以劳军。西突厥慑于唐军威力，亦“争馈驼马军粮”。阿史那社尔立龟兹王布失比之弟叶护为龟兹王，勒石记功而还。

唐政府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称为“安西四镇”。高宗显庆三年（658）正月，龟兹大将羯猎颠，抗拒唐朝，遣杨胄率兵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与，尽诛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五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⑦。

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陷龟兹拨换城，高宗下令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勘四镇⑧。

高宗调露元年（679），西突厥连合吐蕃侵逼安西，吏部侍郎裴行俭乘送波斯质子归国之便，途经西州，“召四镇诸胡酋长”⑨以畋猎为名倍道西进，猝至西突厥部落，擒其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而归，留副使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故址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未。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⑩。至此，碎叶始为四镇之一。高宗永隆元年（680）七月，吐蕃陷龟兹、疏勒等四镇，“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686）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武后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命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番，大败之，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是为四镇之三置。是时四镇仍有碎叶而无焉耆。武后圣历二年（699），西突厥突骑施（突骑施为西突厥十箭之一）首领乌质勒移衙碎叶，其子娑葛继立，攻陷安西，四镇路绝。唐赦其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赐名守忠。守忠死，部将苏禄为酋长。玄宗开元七年（719），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忠顺可汗“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已有焉耆而无碎叶。玄宗天宝元年（742）时，“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显然其时四镇仍有焉耆而无碎叶。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时，安西北庭为吐蕃所隔，皆假道回鹘始能入奏长安。五月，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需索无厌，与西突厥别部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二千人奔西州，为回鹘所杀。北庭既陷，安西路绝，莫知存亡，四镇遂废。

注释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册府元龟》卷一○○○《外臣部》《灭亡》。

④《资殆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焉耆国传》。

⑥《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作七百余城，今从《新唐书》。

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

⑧《资治通鉴》唐高宗成亨元年。

⑨《资治通鉴》唐高宗调露元年原注：四镇：龟兹、毗沙、焉耆、疏勒四都督府也。

⑩岑仲勉《隋唐史》上册254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

《资治通鉴》唐则天后长寿元年。

逗涔仲勉《隋唐史》上册259页。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

唐复辽东唐初，朝鲜半岛仍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北部为高丽，南部东为新罗，西为百济。三国皆遣使与唐往来，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使其遣还隋末战士流亡于高丽者；亦令各州县索流亡之高丽人，遣其归国。高丽遣还中国流亡人口近万人。武德七年（624），唐遣使册高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三国互相攻击，唐遣使谕止。时唐朝正巩固内部，无暇他顾，唐高祖无意用兵朝鲜半岛，故说：“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①贞观五年（631），唐太宗遣使去高丽，毁高丽用隋战亡士卒尸骸所筑的京观，收葬战亡骸骨并致祭奠。高丽惧，自扶余城（故址在今吉林四平）西南行至海修筑长城一千余里，以资防御。贞观十六年（642）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②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自任莫离支（犹唐之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专擅国政。唐遣使册高丽主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贞观十七年（643）百济攻取新罗四十余城，又与高丽连兵，谋断绝新罗入朝之路。新罗遣使求援，唐太宗遣相里玄奖出使高丽，谕以各自收兵，勿攻新罗，否则唐将出兵攻讨。泉盖苏文却说：“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③玄奖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辽东，战国燕置郡，辖境相当今辽宁大凌河以东，汉魏皆为郡县，十六国后燕末地入高勾丽，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④泉盖苏文不听，唐太宗闻之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⑤时唐已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等亦相继内属，西突厥在西域势力也已大为衰落，西北边疆渐趋稳定，国内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唐太宗开始着手解决辽东问题，转而东向进攻高丽。泉盖苏文违命与新罗求援，使其获得出兵的时机与借口。贞观十八年（644），决定亲征高丽。群臣多上书劝阻，褚遂良建议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即可成事，不必亲征。太宗不听，并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⑥是年七月遣将作大匠阎立德等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造船四百艘，以供运输军粮。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转运粮饷，自河北诸州皆受其节度。命太仆少卿肖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作进攻辽东的准备。前宜州刺史郑元惠，已年老致仕，太宗以其曾从隋炀帝攻高丽，特召而问之。对日：“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简短数语，道出双方的长短和战争的前途。惜太宗对此未作认真考虑，只说是今非昔比，仍然大举出兵。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等地劲旅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及部分西北胡兵趋辽东，水陆两军并进合击。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太宗亲率诸军自洛阳出发至前线督战。四月李世勣军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李世勣、李道宗攻克盖牟城（在辽东城，即今辽宁辽阳东北）⑦俘获两万余人，粮十余万石。以其地为盖州。五月，张亮率舟师拔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兵抵鸭绿水。唐水陆两军皆获战果。李世勣军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李世勣、李道宗，引兵大败之，斩首千余级。时太宗率兵渡辽水，撤桥以示决心。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太宗引精兵与其会师城下，围城数百重，喊声震天地。唐军因风纵火。焚其城楼，火延城中。将士登城，守军力战不敌，辽东遂下。杀万余人，得降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继而进军自岩城（在今辽宁辽阳东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吮血，将军契苾何力中槊，裹伤力战大破高丽兵。六月，白岩城降，得男女万余口，以其城为岩州。

六月，太宗自辽东出发，进军攻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nòu）萨（类都督）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直抵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李道宗建议：高丽倾国来战，平壤守备必弱，愿率精兵五千，取平壤覆其根本，余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未用其策，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等诸军鼓噪并进，奋击安市救兵。适雷电交作，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大军猛攻，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率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对二人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⑧是役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高丽举国震动。薛仁贵以功拜游击将军。太宗写信给太子和留守大臣高士廉等说：“朕为将如此，何如?”⑨太宗以安市城险兵精，守将善战能守，谓李世勣曰：“建安（在今辽宁营口东南）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⑩李世勣以为军粮皆在辽东，若越安市南攻建安，恐被截断粮道，遂先攻安市。七月，太宗徙营于安市城东岭，八月徙营于安市城南。高丽凭城坚守，人自为战，唐军久攻不下。九月，高延寿、高惠真献计先取乌骨城（在今辽宁丹东西北），其他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直取平壤。群臣亦皆赞同，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必取万全之策，建安、新城高丽军犹有十万之众，若先攻乌骨，易致腹背受敌，不如先破安市，再古代皇帝取建安，然后长驱直人，始为万全之策。诸军继续猛攻安市，李道宗督众于城东南筑土山，高出城墙数丈，俯视城中。高丽兵出城夺据土山，唐军攻之不能下，李道宗伤足。太宗以辽东气候早寒，草枯水冻，且粮食将尽，大军难于久留，九月下诏班师，渡辽水。十月太宗人临渝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山海关），十一月至幽州。是役计拔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人内地，斩首四万级，战士死者近两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太宗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并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始还长安。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虽遣使谢罪，但仍侵攻新罗不止。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将再攻高丽，朝臣建议：高丽善守城，短期难于攻破，不如派遣偏师，轮番攻扰，使其民不得耕种，数年之间，千里萧条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不战而得。太宗用其议，三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万余人，泛海攻高丽。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兵自陆路攻扰。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见高丽困弊，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灭高丽。有人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陆路难于运载，必由水运。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百姓富庶，应令其造舟舰。于是太宗派人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长百尺，宽五十尺。剑南道所属雅、邛、眉三州僚人苦于造船之役，群起反抗，遣张士贵、梁建方率兵二万前往镇压。蜀人苦于造舰之役请纳船庸（一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雇潭州人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战事暂时停止。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遣使求援，高宗遣程名振、苏定方等发兵攻高丽，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显庆五年（660）百济得高丽支援屡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军十万渡海攻百济；以金春秋为蜗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配合作战。八月苏定方破百济兵于熊津江口，杀数千人，余皆溃走，唐军水陆并进，直指其都城。百济倾国来战，又大败，死万余人，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逃至北部边境。苏定方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隆之子逾城投降，百姓皆从之，扶余泰不能禁，唐军登城，扶余泰开城请降，国王、太子及诸城主皆降。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分统其原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留刘仁愿等驻守百济，苏定方等转攻高丽。龙朔元年（661）百济人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龙朔二年（662）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解围班师，高宗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令刘仁愿、刘仁轨撤往新罗。刘仁轨以为欲灭高丽，必先诛百济以牵制敌军。今平壤既解围班师，熊津又守兵尽撤，百济余烬复燃，高丽何时可灭?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龙朔三年（663）高宗遣孙仁师率兵渡海助之。百济王扶余丰引倭国救兵以拒唐军，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军，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艘，烟焰冲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奔高丽，王子等率众降。唐军占领百济全境。联合新罗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

乾封元年（666）五月，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代为莫离之，其弟泉男建、泉男产起而争权。男建自为莫离之，发兵讨男生，男生遣其子献诚到唐求救。六月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庞同善、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兵攻高丽，使泉献诚为响导。泉男生率众与庞同善会合。十二月以李陋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水陆诸军总管统归李勣指挥，河北诸州租赋悉送辽东供军用。乾封二年（667）九月，李勣军攻克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唐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高侃进军金山，接战失利，高丽乘胜追击，薛仁贵引兵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与泉男生会师。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攻扶余城，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降服。九月李勣会诸道军进至鸭绿江，大破高丽守军追奔二百余里，沿途诸城相继逃遁或投降。契苾何力引兵先至平壤城下，李勣大军继至，围平壤月余。高丽王高藏遣泉男产率诸首领九十八人降。泉男建继续抗拒，出战屡败，唐军登城，泉男建自刺不死被擒，高丽全境皆平。计五部，八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其有功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统兵二万驻守。

总章二年（669），高丽民众起兵反唐，令迁高丽民三万八千二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留贫弱者使守安东。咸亨元年（670），高丽酋长剑牟岑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起兵反唐。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奔新罗，此后高侃、李谨行不断用兵高丽。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逃亡民众，又占据百济故地，领导朝鲜半岛人民反抗唐朝。上元元年（674）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李谨行副之，发兵攻新罗，新罗乃遣使入贡。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迁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仪凤二年（677）以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遣归安辑百济余众。皆由安东都护府统率。高藏谋叛召还，扶余降不敢归故地，高丽、百济遂亡，新罗逐步统一朝鲜半岛。开元二十三年（735）新罗遣使于唐，唐赐以高丽膹水（今大同江）以南地。唐末五代初，朝鲜半岛再分裂为新罗、高丽、后百济，五代后唐时，高丽并新罗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姓泉名盖苏文。旧传作“西部大人”。今从《实条》。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④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⑦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胡注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1页。

另一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350页作今辽宁盖平县，《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244页作今辽宁盖县，并注明辖境相当今辽宁盖县、庄河县、岫岩县及营口市部分地区。这样盖牟城不仅跑到了辽东城西南，而且也跑到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西南。已达渤海沿岸。李世勣军于645年四月戊戌自通定镇（在今沈阳西北辽河西岸）渡辽水，副大总管李道宗兵逼新城（今沈阳东北），他们活动于辽东城东北。四月壬子李世勣、李道宗攻盖牟城。在渡辽水后十三天，即越过辽东城、安市城南下至今营口一带去攻盖牟城，无可能也无必要，后说当误。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资治通鉴》唐高宗龙朔二年。

诸城位置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l页。

唐代“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用法与初唐不同。”（岑伸勉《隋唐史》下册557页）例如《资治通鉴》6323—6338页载：661年三月“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因功于663年9月“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法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齐、北周沿袭采用，隋更将其推广至江南地区，经历各朝的发展变化，集中表现于唐朝。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新令，继续均田①。“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间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四十亩（《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奴婢受田者亲王限三百人，逐品递减，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丁牛即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麻。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②。

农民受田，一夫一妇合计为一百四十亩。其中露田，计口分配以种植谷物，必须还受，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永业田，分给男子以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可传于子孙，不在还受之限，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按北魏桑田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永业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当然，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只是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受田都不足。

官吏受田除永业田及其所拥有的奴婢受田外，另有职分田也称“职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还有公廨田，始于开皇十四年（594），时“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③。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④。拟以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官署办公经费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扰民。职分田、公廨田只充作在职时的俸禄和办公经费，要更代相付，不准买卖。

按上述规定隋代官吏受田最多的如亲王，计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假定男女各半可受田一百八十顷，合计二百八十五顷，相当于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二百倍。此外，皇帝还常将大量田宅赐予官僚贵族，官僚贵族并进而掠夺农民的耕地。如隋文帝因杨素平陈有功，“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杨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索（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⑤。正因官僚地主占地过多并继续掠夺农民的耕地，而封建政府的屯田和营田又占去大量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官田荒地都用以均田进行还受分配，故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开皇十二年（592），因天下户口日增，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⑥。均田制施行得很不彻底，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力的发展。如大贵族宇文述掠夺民田，李圆通“判字文述田以还民”⑦。杨索的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不法，华州长史荣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⑧。对农民按口受田，狭乡分田虽少，但亦聊胜于无。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均田情形史籍无载，诏书恐是一纸空文。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灾荒遍地，农业凋残。贞观六年（632）魏征谏阻太宗东封泰山时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⑨就是到高宗显庆二年（657），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⑩。为安辑流亡，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武德七年（624）四月，沿袭魏、齐、周、隋的均田制，加以修改，颁行了均田令。开元时，再次修改均田令，重予颁行。唐代均田制主要内容如下：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户籍时，里正责成户主呈送“手实”，报告本户人口、年龄和土地亩数，并保证没有隐漏。计账是依据户籍等编造的，向尚书省报告州县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征税数目，皆需“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引者注）

古代战争“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原注：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据《唐六典》六都官郎中员郎条：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又称官户，再定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引者注）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二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通典》作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原注：其地并于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莅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若未请授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按《通典》尚有‘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则六品以下官，悉有永业田）”。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补充，一品官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以其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最高二十六顷，最低二顷；地方官署最高四十顷，最低一顷。“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一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铠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

“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亦并听卖”。

唐代均田办法与前代相比，重要变化如下：

一、受田对象不同。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牛不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等新的受田对象。这些变化是由于隋末农民役，减凋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以上是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课役法之前，隋代租调力役制的主要内容。

唐初承袭隋的租调力役制，发展成租庸调法。《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说：“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绝各二丈（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为岁输绫或绢或绝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作布加四分之一，应从后者，输绫绢绝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原注：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原注：布加五分之一。按《通典》卷六说：“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亦应为布加四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原注：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王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老行闻于乡间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代上述赋役办法，唐人陆贽说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称为租庸调法。第四项杂徭亦称色役，名目很多，如守陵墓人、营墓夫、类似近世胥役的防閤、白直等，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四项之外还有杂征，如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武德年间按资产多少，分户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后不断加税，大历四年，（769）上上户四千，以下每等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另外还有按亩征税的地税。贞观初戴胄建议按隋义仓办法，王公以下每亩交税二升，贮备凶年，不得杂用，后以国用不继，挪借他用了。

“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即以丁为征收单位。从均田制的每丁给田一顷出发，只问丁身，不问财产，规定每丁应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隋朝的“免役收庸”或“输庸停防”只限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唐朝把“输庸代役”制度化，适用于一般力役。如纳绢六丈或布七丈五尺，即可代替全年二十天的力役，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用来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必然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敛，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对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释①《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作“公元581年（开皇元年）”，今取前者。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四八《杨素侍》。

⑥《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⑦《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

⑧《隋书》卷六六《荣毗传》。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⑩《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关于六品以下官员永业田，汪锾《隋唐史论稿》50页、55页有如下论述可参阅：“至于六品以下的官员，则从唐田令和唐律疏议来看，他们的应受田是和一般人同样的”。“唐制六品以下的职事、散官，虽无官人永业田，却可以通过叙勋或赐勋得受勋田。“《新唐书》五五《食货志》有‘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记录，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等较为原始的资料俱不合，不知其所据。今不取”。

《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

《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下。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册府元龟》卷一。五《惠民》。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作“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调绢绝一匹（四丈）或麻土布一端（五丈）。开皇三年（583）正月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正好减半；布一端亦当减为二丈五尺，虽史文漏载，但以理推之，布一端不应减为二丈四尺，《唐律疏议》作“布加四分之一”为是。

陆贽《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第二十四章

恢复府兵制度隋唐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屡加改革，至唐而益形完备。

西魏北周的府兵，另立军籍，家属随营转移，编为军户，住于军坊，不属州县管辖。隋文帝开皇十年（590）颁发诏书说：“隋末丧乱，宇县（犹天下）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完整房间），地罕包桑（根深柢固的桑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按照这一规定，军人除另有军籍，其军役范围内的任务和职责，仍归军府管辖外，还同自己的家属列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依照均田法令请占土地。军人平时耕作，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军人皆免租调役，从征时自备资粮，其家属仍纳租税。这是府兵制的重大改革，一变过去兵民分治而为兵民合治，完成了“兵农合一”的工作，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紧密结合，成为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取消军户后，府兵可从一般民户中简选，不局限于过去的世袭军户和部分编户，扩大了兵源，减少了财政负担，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府兵的统率，隋沿袭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十二大将军为府县最高将领，总隶于皇帝。各卫下统军府，为府兵基本组织单位，文帝时称骠骑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集中军事统率权于封建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初沿袭隋的府兵制。武德初，始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分关中为万年、长安、富平等十二道，每道皆置军府。武德二年（619），初置十二军，如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等，分统关内诸府。每军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②。武德六年（623），以天下既定，废十二军，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武德八年（625），因突厥人扰复置十二军，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坊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③。唐府兵制一开始即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贞观十年（636）唐太宗改定府兵制，改府兵基本组织单位名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分别任折冲府长官、副长官。所统府兵名卫士。折冲府下为团，团有校尉，统卫士二百人；团下为旅，有旅帅，统卫士一百人；旅下为队，有队正，统卫士五十人；队下为火，有火长，统卫士十人。折冲府分三等，上府六八百人。《新唐书》卷五○《兵志》载：“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总兵力六十八万人。唐代军府数旧史记载颇不一致，盖因军府有废置，诸书各据一时言之，故有异同。从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十道折冲府数比较表，可看，出折冲府分布情况。道名关内河东河南河北陇右山南剑南淮南岭南江南总计军府数28816474463714131065657占总数百分比43．924．911．275．62．131．981．520．910．76100京城长安所在在的关中地区置府二百六十一，拥兵二十六万，约占全国军府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使唐政府能随时调集重兵，保持强大的国防与镇压力量，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④的“居重驭轻”的形势。

全国各地折冲府主要分统于中央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另加不统府兵的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是为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各统六十府，其余诸卫各统五十府或四十府。少量军府归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各五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各五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各三府。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卫大将军是府兵最高军官，直接隶于皇帝。凡征发府兵十人十马以上，皆由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铜鱼符或木契，下至州、府，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对勘相合，始得发兵。若全府征发，折冲都尉以下皆行，若部分征发，则由果毅都尉领队；再少则由别将领队。调兵大权握于中央，地方长官、折冲都尉无权征调，卫大将军、兵部尚书亦不得专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⑤。贞观年间，边将连续领兵，一般亦“三年一易，收其兵权”⑥。以防大将拥兵擅权。

府兵的来源是从军府所在地均田制下的农民中征点，每三年征点一次。递补缺额。服兵役的年龄是“二十一入幕，六十出军”⑦。征点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⑧折冲府平时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⑨，每年冬季集中校阅。府兵任务有二：一为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番上”的办法是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以内为五番，五百里以外至一千里为七番，一千里以外至一千五百里为八番，一千五百里以外至二千里为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一次宿卫一个月）。五番即将一府应参加宿卫的卫士分为五组，每组宿卫一月后轮换，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两次多。十二番即分为十二组轮流，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一次。（上据《新唐书·兵志》。《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两说不尽一致，但离京师愈近，轮到宿卫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则是一致的）府兵另一任务是戍防出征，戍防是边防重镇需较大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从各府抽调卫士到边境戍守。府兵战时出征，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常成为中坚力量，如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于阴山之役，即以匡道折冲府苏定方的二百骑兵为前锋，直到距牙帐七里，颉利才发觉。贞观十五年（641）在唐同吐谷浑的战争中，“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⑩。

古代战争府兵除执行番上宿卫和戍防出征任务外，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亦即三时农耕，一时教战，进一步做到“兵农合一”。府兵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但“其家不免征徭”。府兵除战马、甲、弩、矛等物以外，要自备资粮。自备物品包括：“火，备六驮马。凡火，具鸟布幕、铁马盂、布槽、锸、钁（大锄）、凿、碓（春具）、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横刀、砺右、大觿（xī解结锥）、毡帽、毡装、行藤（téng裹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装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人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可见府兵负担极为沉重，所免租调远远不能抵偿。唐初，府兵立功勋可以获得勋品、勋田，可以升官，战争中还可分得俘虏、财物，因此“富室强丁，尽从戎旅”，府兵征点原则上是取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地主、富裕农民，他们一般都积极从军，借以升官致富，并不回避点兵。后来由于战争频繁，府兵超期服役，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府兵优厚待遇取消，战死无人过问，更无“敕使吊祭，追赠官爵”的荣宠。正如高宗麟德元年（664）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所说：“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行贿于官吏的随从人员），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兵役负担全落于贫苦农民身上。

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一座唐墓中，发现唐代《西州营名籍》。它是开元三年（715）的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府兵花名册，上写“西州营”四十名“火长”和随从他们的“火内人”（士兵）的姓名。每行写火长某某下注火内人某某，下边有三条横短线，是本人的“节记”（手指节纹的标记），等于签字划押。有的火长名下不注“火内人”只注“自身”。名籍上写着他们共牵押二百四十驮马。名籍一式三份，其中一份注明为给陇西县的文牒。这是由西州所辖折冲府征调兵马组成的一支运输部队，调发目的地是甘肃陇西县。《西州营名籍》的出土，说明唐代西北地区也实行过府兵制。

由于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兵士自备资粮，这就保证了兵源。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巩固了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军权集中于中央，军府集中于关内，加强了中央的力量，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精神。分番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故在贞观时期，府兵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兵制。唐初军事力量强大，战争连续获胜，府兵制是其原因之一。

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农民受田不足的现象愈益严重，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陷于贫困地位的农民，无力承受兵役的沉重负担，番上宿卫和戍边出征的府兵，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而且备受歧视虐待，“府兵人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军府州的农民为避兵役，纷纷迁移至未设军府的州县，甚至“有烫手足以避府兵者”，致使府兵兵源枯竭。玄宗天宝八年（749），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废除府兵制，以募兵制代之。

注释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③《新唐书》卷五○《兵志》。

④《唐会要》卷七二《府名》。

⑤《新唐书》卷五○《兵志》。

⑥《图学纪闻》卷一四引《家学要录》。

⑦《新唐书》卷五○《兵志》。

⑧《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

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唐会要》卷七二《府兵》。

《新唐书》卷五○《兵志》。

《新唐书》卷五○《兵制》。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八年。

“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的太穆皇后窦氏，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按照皇位继承嫡长制，应由建成继承皇位。世民继位为皇帝，是经过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和“喋血禁门”的宫廷政变而实现的。

李渊对建成、世民、元吉（玄霸早年夭折）的安排，完全按照封建伦理原则，以先兄后弟为序：617年太原起兵后，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李元吉为姑臧公、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至攻克长安，李渊进封唐王，以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秦公，元吉为齐公。618年李渊称帝以后，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立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时建成与世民战功略同，唐帝国又面临统一战争的急迫形势，薛举已进攻泾州，世民为元帅，领兵出征。建成留居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统治集团内部尚属团结。

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世民立下赫赫战功。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一战而降薛仁杲，“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①。李渊派李密迎世民于豳州，这个“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的李密，“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②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望。这对太子建成的地位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武德二年九月，“太子……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信谗慝，疏骨肉”，李渊任命的辅导建成的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③。因妒忌开始了勾心斗角的活动。

时刘武周进逼并州，留守晋阳宫的齐王元吉弃“强兵十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③的晋阳城逃回长安。刘武周据并州。继续进攻，关中大震。李世民再次领兵出征。武德三年李世民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大破刘武周部将宋金刚，俘斩数万人。刘武周闻讯，弃并州走突厥，所占州县全部收复。这一战役更加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

平定刘武周三个月后，李世民又奉诏督师讨伐王世充，指挥历时十个月的唐统一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洛阳王世充据守坚城，河北窦建德拥有巩固的后方，发兵十余万西救洛阳。面对王、窦联兵，部将意见分歧，李世民当机立断，分兵围洛阳，扼虎牢，俘窦建德，降王世充，消灭了两大势力，而他们是“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⑤的重要势力。至此，唐初统一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随着战功的显赫和自己力量的壮大，李世民逐渐产生了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治野心。李渊起兵时，著名道士王远知用密传符命的方法投靠李渊，说李渊将承天受命做皇帝。武德四年李世民在削平王世充、窦建德回师长安时，曾与秦府记室房玄龄“微服”拜访王远知，远知迎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以实对，远知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俨然又是一个李渊。世民对此一直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寐”⑥。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世民已产生夺取皇太子地位的野心。也颇有人拥护他为皇太子。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都是拥护他的。

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凯旋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⑦，前后军乐齐奏，献俘于太庙，真是荣耀已极。当年十月，李渊以秦王建立殊勋，“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⑧。世民又开“文学馆”引进四方文士，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计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款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这时的秦王是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秦王府谋臣猛将济济一堂。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更加强烈，条件也更为具备了。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的才能）。若大王守藩端拱（安分守己做藩王严肃不苟地朝见天子），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夺取皇位），非此人莫可。”⑨“世民惊曰：‘微公言，几失之。’即奏为府属”⑩。从这一段谈话可以看出秦王府的政治动向。所以支持太子的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

上述情况严重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所以“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东宫与齐王府的联合，虽然加强了东宫的力量，使秦王府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形势。这一点东宫的谋士们看得很清楚。当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征建议太子说：“秦王功盖关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山东豪杰，庶可自安。”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所以建成立即采纳这一建议，请兵出征。李渊也立即予以批准，反过去历次重大战役皆令李世民挂帅的惯例，显然是为了加强东宫在斗争中的地位，抑制秦王府声势的发展。

建成长期留居长安，出入后宫，收买高祖妃嫔，以获得她们的支持，并通过她们对李渊施加影响。世民妻长孙氏虽在宫廷“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努力从高祖妃嫔中争取支持者，但建成凭借太子的有利地位和“无所不至”的活动，获得大多数妃嫔的支持。“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⑩。世民攻克洛阳以后，妃嫔数人到洛阳，私自向世民索取珍宝。并为她们的亲属求官，都被拒绝，“由是益怨”。淮南王李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捷妤求李渊把这块地赐给她父亲，李渊“手敕赐之”，李神通不给，张捷妤告诉李渊说：“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手敕不如汝教也?”后谓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尹德妃父纵家童殴打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德妃反奏“秦王左右陵暴妾家”。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诸妃嫔密奏李渊说：秦王“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又说：“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zhǔ托附）之，必能保全。”在后宫，李建成显然占居有利地位。

武德六年以后，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胜利结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唐太宗回忆说：“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掉秦王世民，并说：“当为兄手刃之。”世民随李渊至齐王府，元吉令刺客潜伏内堂，欲刺杀世民，建成宽简仁厚，制止了这场暗杀。元吉抱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

建成、世民等在长安各自拥兵，树立自己的势力。建成的东官兵、世民的秦王府兵、元吉的齐王府兵都是公开的。另外都私养一批勇士作为自己的死党。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去仁智宫避暑，留建成居守京师，命世民、元吉随行。建成使元吉俟机除掉世民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建成又使庆州都督杨文干私募勇士送长安，并遣尔朱焕、桥公山送盔甲给杨文干。二人中途畏罪，告太子使杨文干起兵以便里应外合。李渊怒，召建成至仁智宫，并遣使召杨文干，文干遂起兵。李渊召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征讨），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出发后，内有元吉与妃嫔为建成说情，外有封德彝为建成营解，李渊改变废立皇太子的主意，仍遣建成回京师居守。

武德七年七月，世民谏止因避突厥而欲迁都的计划，建成和妃嫔乘机向李渊进谗言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李渊命三子比武驰射，建成以肥壮而喜仆倒的胡马授世民，世民乘马驰射，胡马仆倒，世民一跃站于数步之外。一连三次，世民语左右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阿伤乎!”建成令妃嫔进谗言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大怒责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也!”适突厥人寇的奏报到达，矛盾才缓和下来。李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

武德九年，世民遣温大雅、张亮等经营洛阳，结纳山东豪杰，在地方树立势力。元吉告张亮谋反，查无实据，复令其还洛阳。“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酰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一面敕建成：“秦王索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一面见兄弟不相容，为避免骨肉相残，拟遣世民“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将行，建成、元吉恐世民一至洛阳，拥有土地甲兵，必成后患，多方阻挠而止。元吉、尹德妃、张捷妤日夜向李渊进谗言，李渊相信，将治世民罪。陈叔达力谏：“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有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此事才得缓解。元吉密请杀秦王，李渊也以为秦王有定天下之功，罪状不显著，无以为辞。

形势紧急，秦王府僚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劝世民效周公诛管、蔡故事，杀建成、元吉，以求得家国的安宁。

建成、元吉加紧收买、斥逐秦府僚属。将金银器一车密赠尉迟敬德，致书招请，被拒绝。于是元吉使刺客夜刺敬德，敬德获悉，重门大开，安卧不动，刺客不敢入。又挑拨李渊将敬德下诏狱，由于世民力请，始得免死。又以金帛诱段志玄，也被拒绝。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皆遭斥逐。世民收买东宫官属率更丞王睚却获得成功，并把常何也拉到自己一边，安置他屯守宫城北门玄武门。常何先从世民消灭王世充，后从建成平定刘黑闼，这种经历可以减少建成的疑虑。世民还收买了屯守玄武门的其他将领敬君弘、吕世衡等。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入塞侵扰，建成向李渊推荐元吉率诸军北征，以免世民掌握兵权。元吉要求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并挑选秦王帐下精锐充实自己的军队。意图将秦王骁将精兵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谋杀世民。率更丞王睚向世民告密说：“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形势危急异常，秦府僚属皆主先发制人，世民私养勇士八百余人也已入寓，世民于是定计准备动手，密召斥逐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回秦府共同谋划。

六月三日，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他无负于兄弟，而建成、元吉都要杀害他，似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他若被杀，魂归地下，也耻见诸贼。李渊闻之愕然，决定第二天鞫问。

六月四日，李渊召裴寂、萧踽、陈叔达等欲审察其事。张捷妤探知世民密奏内容，飞报建成。面对这一情况，元吉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说：“兵备已严，当与弟人参（朝参），自问消息。”于是照常入朝。其时世民已在常何协助下，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盂尝等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情况异常，立即回马欲归东宫与齐府。世民跃马而出随后大呼，元吉引弓射世民，由于仓皇失措，控弦不开，再三不达有效射程。世民一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骑继至，左右箭射元吉坠马。世民马奔入丛林，被树枝绊住，坠马不能起，元吉突至，夺弓将扼世民，敬德大声喝叱，跃马而来，元吉逃向武德殿，被敬德射杀。东宫将领冯立、薛万彻、齐府将领谢叔方率东官、齐府精兵二千驰攻玄武门，与守门兵激战多时不得入。薛万彻等鼓噪欲攻秦府，形势紧急，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头出示对方，宫府兵溃散，薛万彻、冯立等逃匿。

世民使尉迟敬德人宫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李渊处。李渊大惊，谓裴寂等曰：“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李渊表示这是他素常的心愿。其时双方战斗仍未结束，敬德请李渊“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这一手敕宣读后，战斗才停下来。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皆被杀。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六月十六日李渊给裴寂等人的手诏中说：“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表示有传位于太子之意。世民做皇太子两个月后，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李渊传位于太子，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627）改元贞观。

贞观元年（627）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唐朝政治上相对清平稳定，经济上较快恢复发展，国防上日益强大，文化上初步昌盛，出现了封建社会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武德九年十月，在朝廷中就进行过一次如何统治农民以实现“天下大治”的辩论。封德彝等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意思是夏、商、周以后人心不古，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法律令，汉朝也杂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因而他们主张：欲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严刑峻法，对农民实行严厉镇压。魏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魏征主张行王道，以“仁义”治理国家，如孟子所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上下同心，不必太久，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行之数年，“国内康宁，突厥破灭。因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行王道）’”。“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可见这一施政总方针的确立，对贞观之治影响颇为深远。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之策，有的主张“重法以禁之。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也!”这就确立了贞观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政策。

古代战争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他注意勤行始终不渝的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引申为借鉴之意）故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对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他们看到既富且强的隋朝，曾“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力殊俗”。他之所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覆亡，皆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这个教训是深使封建统治者震惊的。唐太宗就曾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亡隋之辙，殷鉴不远”。贞观君臣常“思隋氏灭亡之事”，以为前车之鉴。他们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人禁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被反复引用来警励自己，教戒子孙。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皇帝如果暴虐无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唐太宗的统治政策，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中，有明确的民为邦本，农为政本，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儿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及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又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又说：“育物济人，必资于食；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壁，珍宝满目，何解饥寒?”这些话明确指出，要治国安邦，必须“先存百姓”，使百姓能生存下去；要使百姓“家给人足”，必须重视农业；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人君简静”，不“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做到不夺农时。

贞观时期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政策。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蝗虫，拾取数只，诅咒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唐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观者莫不骇跃”。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或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观者莫不骇跃”，说明这一举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预期效果。

唐太宗经常遣使赴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同诸州考使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亲自种了几亩地，有时锄草不及半亩，已感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所以要求诸州考使到各地，要“遣官人就田垅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政简静，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在贞观初期是比较突出的。唐太宗即位之初，突厥颉利可汗引兵深入到渭水便桥北，太宗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退兵后，太宗对侍臣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平，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贞观君臣深知“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贞观五年春，礼部上书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用二月为吉，请征府兵以备仪仗。太宗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肖璃奏称：据阴阳书，不如二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秦始呈营建官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在大臣劝谏下停止土木兴建、封禅等事的记载也屡见史册。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还得到法律的保证。《唐律》《非法兴造》条文中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就是擅兴土木，妨夺农时，被视为“非法”，要以贪赃论处。在太宗的倡导命令下，“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此外唐太宗在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隋末农民战争部分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改善了社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安居下来，以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末动乱造成唐初社会经济的一片衰蔽凋残，直至贞观初期，仍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二百多万户，不到隋盛时八百九十多万户的三分之一。加之贞观元年关中歉收，斗米值绢一匹，贞观二年蝗灾，贞观三年大水，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实非易事。由于广大农民勤于“耕稼”，迅速改变了农村的凋残景象。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成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

唐代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贞观政要》记述当时情况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这里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基本上反映了贞观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据《唐会要》、《通典》等书的记载，永徽三年（652，唐太宗死后三年）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末年的二百万户，增长一百八十万户，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增长近七万户，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反映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他在《帝范》、《求贤》篇中说：“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贞观十三年，他又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他把“官不得其才”，比作“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正因为如此，他在“贞观之初，求贤如渴”。载人《全唐文》的太宗所下求贤举人诏达五次之多。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所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又对封德彝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太宗除督促大臣“求访贤哲”外，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物色。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官上书指陈朝政得失。常何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家客马周代草奏疏奏事二十余条，事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怪而问之，常何以实对，“太宗即日召之（指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历迁中书令”。又如褚亮原为薛仁杲父子的太常博士，世民平薛仁杲后，因素闻其名，“乃于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并云“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发现网罗贤俊早在即位之前已在进行。而他的网罗贤俊，不分士族庶族，不分为官为民，不分故旧新进“昔仇”，不分汉族夷族，“用人但问堪否”，“惟有才行是任”，“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即位后健全科举制度，为选拔录用人才开拓了一条重要途径。

唐太宗明于知人在于他知人能兼明善恶，兼知优劣长短。贞观十八年太宗面举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八大臣的优点和缺点，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政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接着对唐俭、杨师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逐一品评，无不全面、中肯。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在于他用人能舍短取长。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用人必“弃其所短，取其所长”。“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可为范例。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有王佐之才，但不善于理狱及处理杂物琐事，太宗任之为左右仆射，并“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于是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已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良相焉”。杜如晦则“军国多事，剖断如流”，“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对日：“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太宗用人坚持“才行兼备”这一标准，许敬宗虽“文字宏奥”，马周、刘洎皆“无以过之”。但马周、刘洎皆被任为宰相，而许敬宗终贞观一代一直未被重用。“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即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官吏选授之后，唐太宗很重视对他们的考核，制定考核制度，由吏部或遣专使进行，他也亲自加以监督。他曾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由是官吏多自清谨”。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贞观时期良好的政治风气，为封建社会所罕见。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对此他深表赞同。贞观四年他对肖瑀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他深知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虑难周，必须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才能求得天下大治。

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玄武门之变后，他刚被立为太子处理军国庶事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陈述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对这些上书他非常重视，“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为了导之使谏，不仅晓以利害，而且给以奖赏，“赐（魏）征金瓮一”“赐征绢五万匹”、“赐（张）玄素彩二百匹”等记载时见史册，由于他的积极倡导，极言直谏，蔚然成风。

唐太宗屈己纳谏，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可以不做的事，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如武德九年十二月，遣使点兵，下令中男身形壮大者亦点。魏征反对，不肯签署敕令。太宗怒责其固执，魏征说：“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太宗悦服说：“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遂撤消点中男人军的敕令。不仅如此，对一些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有时也因臣下的极言直谏而暂缓施行。如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宫，认为洛阳地位适中，转运财物比较便利，此举实属必要。张玄素上书规谏说：“且以陛下今日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遂停此役。贞观五年又要修洛阳宫，又因戴胄规谏而止，许久以后才命将作大匠窦琏修建洛阳宫。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在封建帝王中无一可与之媲美，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首先是避免了许多错误，他说自己“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唐宪宗也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是避免了上下阻隔，了解下情，使国家政策的制定符合客观实际，比较切实可行。再次这种开明作风，形成贞观时期比较融洽的君臣关系。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卒，葬于昭陵，太宗思念不已，在御苑筑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一起远望昭陵，魏征说他老眼昏花不能见，太宗“指示之，征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唐高祖与太穆皇后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这种纯属家庭生活个人感情的小事，魏征竞亦直言无隐，君臣关系可见一斑。又如太宗对功臣深怀厚爱，杜如晦死后，“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即使对卷入太子谋反事件的侯君集也表现出君臣之情，侯君集被收后，太宗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至反形已具，又对侍臣说：“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于是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并“泣下”。开明的作风、融洽的君臣关系是贞观时期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贞观十五年，李世勣镇守晋阳已十六年，唐太宗曾说：“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这虽是太宗对李世勣的充分肯定，也是贞观时期边境上“烽烟不举”的恰当写照。

此外唐太宗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吸取并融合边疆各族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虽然贞观后期，唐太宗在为政简静、与民休息、居安思危、从谏如流等方面“渐不克终”，但“贞观之治”仍然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注释①②《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③④《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⑤《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⑥《旧唐书·王远知传》。

⑦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⑨《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⑩《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唐制东宫官属掌侍从、赞相礼仪、驳正启奏。

唐制东宫官属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旧唐书·后妃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贞观政要》卷五《忠义》。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政令。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孟子·梁惠王上》。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二《杜谗邪》篇。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

《贞观政要》卷十《灾祥》篇。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帝范》四《务农》。

《册府元龟》一五七《帝王部·诫励二》。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旧唐书·礼仪志》。

《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转引自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篇。

《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

《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

《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通典》卷七。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贞观政要》卷一○《慎终》篇。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

《册府元龟》卷九七《帝王部·礼贤》。

《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旧唐书·许敬宗传》《史臣日》。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旧唐书·太宗本纪》。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贞观政要》卷二《求谏》篇。

《资治通鉴》6027页。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篇。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

《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全唐文》卷一四○《十渐疏》。

第二十五章

武则天代唐称帝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因长孙皇后死，深感寂寞，闻故荆州都督武士蓑女“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①，赐号武媚，时年十四。

武氏名曌（载初元年即689年“自以望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②以避其名。），尊号则天（神龙元年即705年，中宗“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③，当年死，遗制“去帝，称则天大圣皇后”。谥曰：“则天大圣皇后。”④），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父武士彟，以经营木材致大富，隋末为府兵低级军官鹰扬府队正，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义旗起，以士韄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⑤。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武则天武氏入宫数年后，高宗被立为太子，“人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⑥。及太宗死，武氏与地位较低的嫔御皆寄身感业寺为尼。太宗忌日，高宗入感业寺烧香，见武氏，两人皆感伤落泪。王皇后闻之，阴令武氏蓄发，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因王皇后无子，肖淑妃有宠，王皇后疾之，欲以此夺肖淑妃之宠，于是武氏第二次入宫。武氏性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王皇后，后爱之，屡称誉于高宗，未久大受宠幸，拜为昭仪，王皇后、肖淑妃皆失宠。皇后舅中书令柳爽请辞，罢为吏部尚书。

武氏虽得宠幸，但高宗无意废掉王皇后。“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伺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自是有废立之志”⑦。为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高宗与武昭仪亲至长孙无忌家，拜无忌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赐无忌金宝缯锦十车，以期得无忌拥护，无忌接受赐与，仍然反对废后。昭仪母杨氏至无忌家屡次请求，无忌终不许。

高宗永徽六年（655）六月，武昭仪诬王皇后与其母柳氏为厌（ya）胜（求女巫行法术祈求鬼神加祸于敌对的人），敕令皇后母柳氏不得进宫，贬皇后舅吏尚书柳爽为遂州刺史。中书舍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将贬为壁州司马，知高宗欲立武昭仪为后，正犹豫未决，乃上表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满足万民心愿。高宗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⑧。大臣中不属于关中军事贵族的许敬宗、王德俭、袁公瑜、崔义玄、李勣等因受长孙派的排斥，皆拥护废立以投靠武氏。

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李勣称疾不人。高宗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⑨褚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联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明日又提此事，褚遂良力谏：“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武氏在帘中大骂：“何不扑杀此獠（laǒ古骂人词语）!”⑩长孙派的韩瑗、来济纷纷上表极谏，中有“妲己倾覆殷王”，褒姒灭亡周室，吴王拒谏，麋鹿逝于姑苏，废王立武荆棘将生于庭阙。语极痛切，高宗不听。他日，高宗谓李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乃下决心。许敬宗更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

十月，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肖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说武氏出于功勋门第，以才行卓越选人后官，誉满宫闱。说自己做太子时侍从太宗朝夕不离左右，在宫内端正自身言行，宫廷女官之间未曾反目而视，对此太宗每加赞赏，“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十一月，武后“遣人杖王氏（故皇后）、萧氏（故淑妃）各一百，断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

高宗显庆元年（656）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武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继而以拥护或反对废立为标准，大事贬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用李义府、许敬宗等。显庆二年三月，以李义府兼中书令，虽义府枉法释大理狱女囚，并擅杀六品大理寺丞，高宗亦不加罪。八月再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贬侍中韩瑗为振州刺史，贬中书令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显庆三年十一月以许敬宗为中书令。是岁褚遂良卒于贬所。武后以长孙无忌受重赐而反对废立，深怨之。对废立问题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因令许敬宗伺隙陷害之。许敬宗使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闻之泣下，对母舅不忍加诛。许敬宗反复诬奏，并谓无忌与太宗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如振臂一呼，群恶云集，必成大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再犹豫，恐变生肘腋悔之晚矣。显庆四年（659）四月，下诏削长孙无忌太尉及封邑，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七月遣人至黔州逼无忌自缢。受此案株连，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柳爽、韩瑗除名，继又遣人追锁来京师，继诏所至斩决。于志宁免官，长孙氏、柳氏、韩氏三家财产没收，近亲皆流岭南、褚遂良子被杀。八月，长孙氏、柳氏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降者九人，至此政敌尽除，大权归于武后。

是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许敬宗以太宗时所修《氏族志》不叙武氏门族，奏请改之，武后为提高武氏一族及宠臣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氏族及李唐皇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按仕唐官品高下，共分九等。于是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入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显庆五年七月废梁王忠为庶人，徙囚黔州。是年十月，高宗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百官奏事，高宗或使武后决之，颇为称旨，始委以政事，武后遂专国柄，威势日重。高宗大权旁落，动为武后所制。高宗怒欲废之，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命宰相上官仪草废武后诏。左右奔告武后，武后闻之遽至高宗处自诉，诏草犹在，高宗懦弱不忍，乃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武后乃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废太子忠谋反，上官仪下狱被杀，赐废太子忠死，株连流贬者甚众。自是高宗每临朝视事，武后则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武后以将行封禅礼于泰山，表请参与奠献。诏社首山（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祭地神以皇后为亚献。乾封元年（666）正月祭地于社首山，高宗初献，武后亚献。标志其非同皇后的政治地位。

乾封二年（667）高宗因久疾，命太子弘监国。上元元年（674）秋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后称王后，名为避先帝、先后之称，实欲自尊。十二月武后上表建议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徭役）。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政府手工工场）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下）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丧服）三年（过去是一年）。十，上元《年号》前勋官已给告身（委任状）者，无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人（增加薪水）。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提级）申滞。”高宗诏皆施行之。武则天能够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各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所编《兆人本业》农书，颁行天下，影响很大。上元二年三月，武后在宫廷中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且密令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官表疏，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时高宗风眩更甚，拟使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曰：“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事乃止。太子弘深为高宗钟爱，高宗欲禅位于太子。武后方图临朝，不满于太子弘，适太子弘见肖淑妃之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因母得罪幽禁宫中，年逾三十而未嫁，奏请出降，高宗许之。武后怒，继而太子死于合壁宫，时人以为武后所毒杀。五月，高宗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遗不起，宜申德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

六月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调露元年（679），高宗命太子贤监国，太子处事贤明审慎，时人称之。贤又招集当时学者注范哗《后汉书》，在士人中颇著声望。永隆元年（680）正议大夫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武后所信使，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武后曾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几次作书谴责之，太子愈不自安。适明崇俨为盗所杀，武后疑是太子所为，遣人搜查东宫，于马坊中搜出皂甲数百领，以为谋反物证，遂废太子贤为庶人，送京师幽禁。立英王哲（原名显）为太子。

高宗永淳二年（683）高宗病危，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高宗去世，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事大事取决武后。太子显（曾更名哲）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中宗欲以韦后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固争不听，告于武后；乃命裴炎、程务挺等带兵人宫，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武后继续临朝称制，睿宗居别殿，不得有所干预。

武后取代李唐之势日益明显，武后光宅元年（684）遣人逼废太子贤自杀，以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参预国政。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九月徐敬业、骆宾王等以挽救庐陵王为名，起兵扬州。敬业自号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开府库，赦囚徒，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发布檄文，历数武后“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罪，肆意诋毁。中有“一不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语。武后见檄文，问作者为谁。告以“骆宾王”，武后曰：人有如此之才华，未能招致朝廷，皆宰相之过也!同时遣李孝逸等发兵三十万讨徐敬业。武后问计于裴炎，炎对以如太后归政于皇帝，则徐敬业可不讨自平。武承嗣使人言裴炎有异图，下狱斩于洛阳。徐敬业未能一鼓作气率兵直指洛阳，而先取洎州（今江苏镇江），欲借金陵王气称霸江南。结果大败于李孝逸，敬业为其部下所杀。裴炎下狱后，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曾为之申理，遂诬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同谋，即军中斩之。则天后垂拱元年（685），下令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可“自举”，申达自己的才能以求升官或当官。

自徐敬业起兵，武后疑天下人多反对她，知唐宗室大臣心皆不服，欲大施诛杀以镇慑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至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如所言称旨，则破例授官，不实者亦不问罪，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武后任用酷吏推问告密案，索元礼讯一囚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募无赖数百人，欲陷害一人，则使数处告密，事状如一。来俊臣与司刑评事万国俊共撰《罗织经》一卷，专讲如何告密，网罗无辜，织成罪状，并竞为酷刑，使人但求速死，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武后垂拱四年（688），武后独与北门学士议明堂制度，不问诸儒。使僧怀义役数万人，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近一年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号曰万象神宫。明堂既成，又命僧怀义作夹纶大像，大像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层以藏之。“月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天堂落成，上至三层即可俯视明堂。是年武承嗣使人凿自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称得于洛水，献于武后，武后大喜，命其石曰“宝图”。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古代名画武后谋夺李氏社稷，剪除唐宗室，诸王不自安，欲起兵匡复，议未定而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先发，是年八月举兵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豫州刺史越王贞起兵豫州（治今河南汝南）以应之。武后分遣丘神勣、麴崇裕击之。琅邪王冲起兵七日败死；九月，越王贞兵败自杀。武后欲悉诛诸王，使周兴等审讯之，迫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国公譔、东莞郡公融、常乐公主等自杀，亲党皆诛。穷治越王贞、琅邪王冲党等。

武后当政期间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共录取进士205人，高宗武后统治期间共录取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武后载初元年（690），武后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是为殿试之始。是年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材，一年后各存抚使举荐一百余人，武后引见不问贤愚，悉加擢用，或为试风阁（中书省）舍人、给事中，或为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自此始，时人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语。武后虽滥以禄位收人心，然不称职者亦予罢黜，或加刑诛。明察善断，故时人亦竞为之用。为奖励告密，武后对告密者破例授官，以卖饼为生的侯思止，素无赖，因诬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被擢为游击将军、侍御史。元名流和州，其子被杀，裴贞灭族。王弘义，素无行，见间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殿中侍御史。是年杀安南王颍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至是杀戮殆尽，其幼弱幸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

是年七月，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谓武后乃弥勒佛下世，当代唐为天下主，武后下令颁行天下。命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使僧人讲解并升释教于道教之上。是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亦上表请改国号。武后准所请，改唐为周，改元天授。武后称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芷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余武氏多人为王及长公主。

武周天授二年，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勋获罪被诛，或告酷吏周兴与丘神勋同谋，武后命来俊臣审讯之。俊臣问周兴何法可使囚认罪，周兴曰：取大瓮，以炭火四周炙之，令囚人瓮中，何罪不认?俊臣如法布置毕，谓周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周兴伏罪流岭南，中途为仇家所杀。酷吏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竞为残暴，周兴、索元礼各杀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索元礼尤为残酷，武后亦杀之以慰人望。武后自徐敬业起兵以来，任用酷吏，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时告密之风仍胜，武后亦厌其烦，命监察御史严善思按问之，告密不实而伏罪者850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近臣亦上疏言告密罗织严刑酷吏之害，武后亦颇采纳，随武周政权之建立，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安西四镇于武后垂拱二年（686），由于唐军败于吐蕃而再次失守，武周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以王李杰知吐蕃虚实，命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击吐蕃，大破之。收复四镇，吸取安西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唐政府为巩固西部边防，遣军二万四千人常驻四镇，自此安西四镇始得稳定。

周长寿三年（694），武三思率四夷首领请以铜铁铸天枢，立于端门外，以颂武后功德。武后亲题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天枢铸造历时八月而成，其形制若柱，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一二尺，八面，面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环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盘上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首领之名于其上。用铜铁二百万斤，“请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

周神功元年（697），武后使武懿宗审讯刘思礼谋反事，武懿宗令刘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于是刘思礼诬引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致使皆遭灭族，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时人以为武懿宗之残暴仅亚于周兴、来俊臣。

是年，来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中宗之妹，武则天唯一的亲生女儿），又欲诬皇嗣（睿宗）及庐陵王（中宗）与南北衙共同谋反，拟一网打尽以盗国权。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其罪行，下狱处以极刑。仇家争啖其陶，须臾而尽。来俊臣凶狡贪暴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杀人不可胜计。“赃贿如山，冤魂塞路”，武后亦知天下愤怨，下制数罪恶并没收其家财。

周圣历元年（698），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当太子，几次使人对武后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后犹豫未决，狄仁杰从容对武后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武承嗣、武三思皆武后之侄，中宗、睿宗则武后之子）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祭祀于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祭姑于太庙者。又劝武后召还庐陵王（中宗）。武后由是无立武承嗣、武三思之意。乃召庐陵王还东都，皇嗣（睿宗）请逊位于庐陵王，武后立卢陵王为皇太子，命为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率兵击突厥。武后信重仁杰，常谓之“国老”而不呼其名。仁杰好诤谏，武后每屈意从之。仁杰卒，武后泣曰：“朝堂空矣!”常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周长安二年（702）初设武举，以箭法、枪法、材貌、言语、举重等项选人。是年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入侍武后，皆得幸。二人常傅朱粉、衣锦绣。武承嗣、武三思等皆等候门庭，争为执鞭牵马。武后每于内殿小宴，辄引诸武及张易之、张昌宗欢饮戏谑，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武后命昌宗以鸟羽为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赞美。武后年迈，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二张势倾朝野。昌宗弟昌仪为洛阳令，有候选官员姓薛者，以金五十两赂之求官，并呈一状。昌仪受金，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命即授官。继而张锡失其状，再见昌仪问求官者姓名，昌仪曰：“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于是候选官员中姓薛者六十余人悉授官。

邵王重润（中宗长子，出生后高宗大悦，为之改元永淳，满月后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中宗第二次为太子时封为邵王）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婿武延基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任意人宫，易之诉于武后，武后皆逼令自杀。

宰相魏元忠于武后前斥二张为小人，被诬谋反，遭贬逐。

周长安四年（704）武后卧病于长生院，宰相累月不得见，惟张易之、张昌宗侍侧。二张恐武后一死大祸将临，结党密为准备。有人屡以匿名书告二张谋反，武后皆不问。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武后病重，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宰相张柬之、崔玄旰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谋诛之，密陈其策于太子（中宗），太子许之。张柬之等乃率羽林兵（禁卫军）五百余人拥太子入宫，斩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后传位于太子。中宗复位。徙武后于上阳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恢复唐国号、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复以神都为东都。是岁武后卒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在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间，由于沉重地打击了旧土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从贞观末永徽初的380万户猛增到615万户。商业交通出现了贞观时期未有的繁荣，唐朝从此进入鼎盛时期。

注释①②《旧唐书》六《则天皇后纪》。

③《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④《旧唐书》六《则天皇后纪》。

⑤《旧唐书》五九《屈突通等传》。

⑥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五年。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六年。

王政君事见《资治通鉴》890页，汉元帝为太子时，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汉代宫人之称）可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政君之入太子宫。亦姬侍耳，以子贵，遂为正妃。

《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六年。

《资治通鉴》高宗麟德元年。

封禅：帝王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

奠献：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第一次为初献爵，第二次为亚献爵，第三次为终献爵，合称三献。

《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一则天皇后武氏传》。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诫励风俗束力》。

唐代各官署都设在皇城内，位居宫城之南故称南衙。这批文人学士出入不经南门。而经北门，故谓之北门学士。

《资治通鉴》高宗上元二年。

《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据徐松《登科记考》。

《资治通鉴》则天后延载元年。

《资治通鉴》则天后神功元年。

《列仙传》载：王子晋，周灵王太子，好吹笙，为道士引上嵩山，修炼二十年得道成仙，乘白鹤飞去。

韦后之乱唐中宗皇后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

高宗永隆元年（680），武则天废太子贤为庶人，送京师幽禁。立李显为皇太子。继而纳韦氏为太子妃。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裴炎受遗诏辅政，太子显柩前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次年正月初一改元嗣圣，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晋升皇后父普州参军韦玄贞为豫州刺史。中宗义欲以韦玄贞为侍中，（门下省长官，时裴炎为中书令）授乳母之子为五品官。裴炎力争，以为不可，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也!”裴炎瞑，奏明武后，密谋废立。二月初六，武后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与羽林将军程务挺率禁兵人宫，宣武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堂，中宗问：“我何罪?”武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禁于宫中别所。韦后同遭贬黜，中宗即位至此尚不足两个月，即遭如此骤变。同年四月庐陵王被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房州流放期间，武则天多次遣使探视。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常惶恐欲自杀。韦后常劝解说：祸福无常，岂可失之于一死。何至如此。中宗之悲愁惶惧得以排解。二人一同幽禁，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中宗常与韦后私誓：“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

十四年后周圣历元年（698），在狄仁杰等朝廷重臣的劝谏下，武则天终于下决心在皇位承继问题上传子而不传侄，乃召庐陵王还东都。托言庐陵王有疾，遣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与诸子至东都疗疾。三月初九，庐陵王至东都。皇嗣（睿宗）请逊位于庐陵王。当年九月武则天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复立韦氏为太子妃。封皇嗣为相王。继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狄仁杰为行军副元帅，出兵击突厥。先是募兵月余，应募者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满五万。加之徐敬业扬州起兵，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皆曾以“匡复庐陵王”、“迎还中宗”为政治口号，足见恢复李唐为时望所归。武则天虽确定传子，但并不想因此伤害武氏集团的利益，惟恐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乃“命太子、相王（睿宗）、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武则天侄，太平公主初嫁薛绍后嫁武攸暨）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①。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太子，中宗即位，恢复唐国号。二月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追赠皇后父韦玄贞为上洛王。大臣上疏以为异姓不封王是自古以来之通制。先朝赠皇后父为太原王（指高宗封武后父武士蘸为王）应引为鉴戒，中宗不听。

韦氏再立为皇后，即倚仗中宗“惟卿所欲，不相禁制”之私誓开始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云：“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②中宗不听。

古代风景张柬之等五大臣在拥中宗复位的政变中，诛杀了二张及其党羽，时已有人指出，不除武三思终必成为大患，张柬之等以为大事已定，不欲广事诛杀，故未采纳此议。故武则天退位，武氏集团权势并无衰减。五大臣立功后执掌国政，武三思恐其不利于己，密谋自安之计。韦后幼女安乐公主，备受中宗宠爱。安乐公主适武三思子武崇训，使武三思地位更加巩固。上官婉儿③曾为武则天掌文书，中宗复位后，益加信任，使主持撰述诏令，拜为昭容，居中用事，私通武三思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宫中，三思复与韦后私通，中宗遂与三思谋议政事，并数微服幸武三思第，武氏集团声势复振。强柬之等数劝中宗诛诸武，中宗不听。柬之等长叹曰：“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④未久，中宗命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武三思得以身居相位，掌握朝政大权。

是年五月中宗以张柬之等及武三思、武攸暨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晖等率百官上表请降诸武王爵，以安内外。中宗不许。武三思与韦后在中宗前日夜进谗言，渭张柬之、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中宗信以为然，乃封张柬之、敬晖等五人为王，皆罢政事，赐金帛鞍马。武三思令百官重修则天之政，斥逐不附武氏者，起复为五王所逐者，大权尽归武三思。

上官婉儿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改百姓年二十一成丁，六十免役为二十三成丁，五十九免役，又请天下士庶为被父所离弃的生母服丧三年。改易制度以收人心。韦后效法武则天，谋求自居帝位，为此培植私人势力，重用自己亲属，形成韦氏集团。

神龙二年（706）闰正月，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七公主皆成立府署，设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女，长宁以下皆中宗女）安乐公主恃宠骄横，势倾朝野，又自草诏敕，掩住正文，令中宗签署，中宗竞不看诏文笑而署之。又请中宗废皇太子，立她为皇太女，中宗虽不从亦不加谴责。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倚势弄权，卖官鬻爵，用钱三十万，就别降墨敕除官（不按程序，而由皇帝直接颁敕书，不经宰相审议，不由中书盖印，即拜官授职），斜封交中书省执行。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员数外别置）、向正（同正员资格）、试（试某官）、摄（摄某官）、检校（检校某官）、判（判某官事）、知（知某官事）等名义授官的达几千人。安乐公主穷极豪奢，府第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请中宗赐昆明池，不许，乃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累石像华山，引水像天河，欲以胜昆明，故名曰：定昆。安乐公主有一织成裙，值钱百万，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中宗、韦后及公主等又多营佛寺，“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⑤。

是时朝中形成以韦后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武三思忌五王在京师，先出之为外册刺史，继诬之与反武三思、韦后者通谋，皆贬为远州司马。武三思秘密使人书韦后秽行，张贴于天津桥（今河南洛阳西），请加废黜。中宗大怒，武三思诬五王使人所为，名为废后，实谋篡逆，请夷其三族。又使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内外进谗言，中宗以曾赐五王铁券，许以不死，于是流五王于恶地，子弟十六以上皆流岭南。武三思遣使矫制杀之。比至，张柬之、崔玄睇已死，余三人遭惨杀。武三思既杀五王，势倾朝野，常言：“我不知代（世）问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卿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古代风景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者处以极刑，益增其声势。

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等专权弄政，骄横胡为，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景龙元年（707）太子李重俊起兵。李重俊非韦后所生，为韦后所恶；武三思尤强惮太子；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崇训经常侮辱太子，呼之为奴，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上官婉儿因武三思之故，每起草制敕推尊武氏。重俊积久难平，于七月初六日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讳韦、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突人武家宅邸，杀武三思、武崇训及其亲党十余人。使成王千里及天水王禧分兵把守宫城诸门，太子与李多祚引兵人宫城，求索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宫中称皇帝为大家）。”中宗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与兵部尚书宗楚客等拥兵二千余人屯于玄武门楼下及太极殿前，李多祚与太子至玄武门楼下，按兵不战，中宗凭槛谓多祚所率禁兵曰：“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禁兵斩多祚、李承况等，余众溃散。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为左右所杀，政变失败。

韦后和安乐公主拟利用政变打击相王和太平公主，以铲除韦后实现称帝野心的主要障碍。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进谗言，使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重俊同谋，中宗使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肖至忠查办此案。肖至忠痛切陈词：“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⑥在吴兢等大臣一致劝阻下，其事乃止。

景龙三年（709）祭天地于南郊，在韦后为亚献，重演高宗禅社首以武则天为亚献的故事。李唐王室再度面临来自后族的威胁。

韦党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不满，不断有人予以检举揭发。监察御史崔琬检举宗楚客等潜通戎狄，受其贿赂，致生边患。中宗命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定州人郎岌上书，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先于中宗杖杀之。

景龙四年（710）五月，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韦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宗楚客等图危害宗社。中宗召见诘问，钦融顿首直言，神色不变，中宗默然无语。宗楚客矫制令禁兵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中宗郁郁不乐，韦后及其党羽始感忧惧。

韦后早欲效法婆母武则天，梦寐以求女皇帝；安乐公主希望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散骑常侍马秦客以懂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后宫，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乃合谋于饼中放毒。六月初二中宗卒于神龙殿，时年55岁。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起草中宗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想以“相王旦参谋政事”来限制韦后的大权独揽。韦后秘不发丧，调诸府兵五万屯驻京城，由韦捷、韦灌、韦璐、韦镝，韦播等分别统率，用以控制京师。以中书舍人韦元巡察六街。召诸宰相人禁中议修改中宗遗制，宗楚客率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遂删改遗制，削相王辅政而后宣行。

六月初四日始集百官发丧，韦后临朝摄政，初七日皇太子即位，史称少帝，由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南北卫军及台阁要司皆由韦氏子弟及亲信控制。宗楚客、武延秀（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再嫁武延秀）等及诸韦共劝韦后效法武则天，革唐命而称帝。宗楚客与韦温、安乐公主密谋除相王及太平公主，消灭反韦势力，为韦后称帝扫清道路，斗争日益激烈。

相王子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阴聚才勇之士，厚结禁军豪杰，积蓄力量，进行捍卫李唐社稷、反对韦后篡权的斗争，并获太平公主支持。素附韦后集团的兵部侍郎崔日用，知宗楚客等密谋，观察宫廷斗争形势，恐祸及自己，乃遣僧人普善密告隆基，劝其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⑦。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公主子薛崇睐、禁宛总监钟绍京等密谋先发制人。六月二十日晚，隆基微服人禁宛以总监钟绍京官署为政变指挥部。入夜，禁军豪杰葛福顺、李仙凫奉隆基之命直人宿卫玄武门的羽林营，斩统领羽林军的韦璐、韦播、高嵩，向将士宣布：“韦后酰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其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⑧羽林军早愤韦播等的横行，至是欣然听命。玄武门及羽林军入于掌握之中。葛福顺、李仙凫分兵二路攻玄德门、白兽门，杀守门将，三鼓，两军会师凌烟阁前。隆基帅总监及羽林兵亦入，在太极殿宿卫梓宫的诸卫兵，皆披甲响应。韦后仓惶逃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给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被斩。武延秀被斩于肃章门外。上官婉儿持烛率宫人迎接隆基，出示中宗遗制草稿，上有“相王旦参谋政事”，证明她是早已支持相王的。隆基不为所动，下令斩之于旗下。但令收婉儿诗词撰成文集二十卷传世。继捕诸韦及韦后亲信皆斩之。拂晓内外皆定。隆基出见相王谢不先报告之罪。相王抱隆基而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宫，辅佐少帝。继而紧闭城门分遣禁军，搜捕诸韦亲党。韦温、宗楚客等皆被捕杀。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让位于相王。二十四日，相王即位，是为睿宗。复以少帝为温王。

注释①《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圣历二年。

②《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③上官婉儿，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为高宗草拟废武后诏而被杀后，婉儿随母没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因忤旨当诛，武则天惜其才不杀，只黥其面，圣历以后为武则天掌文书。

④《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⑤《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

⑥《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元年。

⑦《新唐书》《崔日用传》。

⑧《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开元之治”

唐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开元（713—741）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是唐朝极盛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之一，史称“开元之治”。

中宗景龙四年（710）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谋起兵讨韦后，杀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儿及诸韦亲党，武氏宗属亦诛死流窜殆尽。睿宗即位，立隆基为皇太子，任用姚元之、宋璟两宰相，但政局并未因之而获得稳定，原因来自太平公主。

唐货币太平公主（武后女），深沉聪慧多权略，武后时特承恩宠，军国大事每预谋议，贵盛无比。神龙元年预谋诛张易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在诛灭韦党拥立睿宗之政变中又立大功，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万户。睿宗常与谋议大政，权倾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相就第议其可否”①。“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②。

太平公主深忌太子隆基英明干练，欲改立懦弱者以巩固其权势，乃集结党羽，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睿宗景云二年（711），太平公主邀宰相于光范门，提议改易太子，众皆失色，提议遭拒绝，太平公主与太子的矛盾已公开化。宰相姚元之、宋璨、张说为维护太子的地位，密奏睿宗并获准：命太子监国，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宋王、豳王皆出为刺史。太平公主闻之太怒，指责太子，太子恐惧，上奏姚元之、宋臻离间多承侄、兄弟关系，请处以极刑。睿宗为应付太平公主，贬姚、宋为远州刺史，继而宰相韦安石等五人皆罢政事，以刘幽求、魏知古、崔浞、陆象先为相，任免皆按太平公主之意。太极元年（712）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术士言于睿宗曰：“慧所以除旧布新，……皇太子当为天子。”其原意本拟借此挑拨睿宗猜疑防范太子，但睿宗却决计传位太子。太平公主力谏，以为不可。睿宗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子固辞，睿宗曰：“汝为孝子，何要待柩前然后即位也!”诏传位于太子。八月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李隆基虽登皇位，太平公主的权势仍在发展，宰相七人中四人依附太平，满朝文武，“太半附之”。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与宰相窦怀贞、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密谋于七月初四率羽兵丘入宫，废掉玄宗。宰相魏知古闻讯立报玄宗，玄宗与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先发制人，引兵入宫斩常元楷，控制羽林军。大事捕杀太平党羽，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方出，赐死于家。

自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到诛杀太平党羽，为时八年半，政局动荡不安，七度政变，四易皇帝，至铲除太平公主才结束这一混乱局面。玄宗初年迫切需要稳定政局，为此玄宗采取如下几项措施：一是加深同胞兄弟的手足之情，以免离心离德。同时对诸王严加限制，不授实职，不给实权，禁朝官与诸王往来以削弱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玄宗“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令到宫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③。开元元年（713）宰相张说密见岐王范，事为姚崇揭露。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逐出京城。二是贬斥恃功邀求权位的功臣。他们多参加诛韦后、诛太平公主两役，因立功身居要职，居功自傲，贪求无厌，动辄心怀不满。玄宗对之亦不姑息迁就。开元元年（713）十一月命中书侍郎王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面诸军，将其派出京城。十二月宰相张说和刘幽求同时被免职，张说左迁相州刺史，刘幽求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714）贬刘幽求罢为陆州刺史，钟绍京为梁州刺史，王琚为泽州刺史。开元五年（717）太常卿姜皎解职，放归田园。开元十九年（731）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求为兵部尚书不得郁郁不乐，形于词色。宦官高力士乘机进谗言。王毛仲贬讓州别驾，中途赐死。三是任用名相。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卅年未曾不四更即起”④，忧勤国政，谏无不从。决心起用姚崇为相，政绩显著，屡建战功。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借渭川打猎之机，召见姚崇，要他出任宰相，因其才兼文武，“吏道敏捷”，在武周和睿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姚崇上献“十事”，包括稳定政局、防止国亲外戚宦官干预朝政；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整顿吏治，国亲不任台省官，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严格执法赏罚分明；不求边功，停建寺观，除租庸赋税外杜绝额外贡献等方面，玄宗一一允诺陆续施行。“十事”实亦为姚崇出任宰相后的施政纲领。姚崇拜相后开元三年四年，山东诸州连续蝗灾。蝗虫食苗，“声如风雨”，民或于田旁设祭而不古代山水敢捕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埋治蝗。朝野内外多人反对，另一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玄宗颇为犹豫。姚崇坚主治蝗，并谓“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⑤。玄宗始下决心，派御史至诸道督州县组织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胜数”⑥。故连岁蝗灾尚未出现大饥荒，这对稳定政局，发展经济颇为有利。姚崇因两子及亲信受贿，数请避相位，荐宋王璟以自代。开元四年（716）末姚崇罢相，宋璟继为宰相。“姚宋相继为相，……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⑦。由于上述措施，稳定了政局，奠立了开元之治的基础。姚宋之后任宰相的张嘉贞、张说、李元绒、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皆得贤才”，这也是太平盛世的基础。

在姚崇等辅佐下，玄宗注意整顿吏治。首先废除酷吏，开元二年（714）诏周利贞、裴谈等十三人“皆酷吏，宜终身勿齿（永不录用）”⑧。继而罢免冗官，五月下令全部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规定此三项官今后非有战功及别敕特行录用外，吏部和兵部不得给授。严格控制官吏选授，开元四年，有人反映县令选授，不得其才，及新选县令入宫辞谢，玄宗召入宣政殿，试以安人策，只鄄城令韦济文理第一，升为醴泉令，余二百人不及格，且令上任，另四十五人回家读书。定内外官互换制，开元二年下令“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⑨。改变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同时并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上述措施有利于澄清吏治。

于整顿吏治的同时，着手改善“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的财政匮乏状况。措施之一是禁抑奢靡。开元二年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殴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并规定百官服带、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以玉为饰，四品以金，五品以银，以下皆禁止使用。开元二年九月颁布《禁厚葬制》，指出厚葬之为害，令所司据品位高低明加节制。“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⑩。措施之二是沙汰僧尼。中宗以来，贵戚争建佛寺，私度僧尼，建寺规模壮丽，所费巨万。“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且因僧尼免缴赋税免服劳役。於是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达官贵人倚势建佛寺度僧尼，隐占人丁户口，增加私产收入。造寺不止国家开支日增，度人无数，国家收人日减，府库自然空虚。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因伪度而令其还俗的一万二千余人。二月下令自今严禁创建新寺，旧寺维修亦需经有司检视允准。七月下令禁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这一措施有利于改善财政匮乏的状况。措施之三是改革实封制度。唐初实封家不过二三十家，中宗时增至一百四十余家，庸调绢流人实封家每年达一百二十余万匹，政府收人多则不过百万匹，少则七八十万匹，是所谓“国家租赋，太半私门”。玄宗即位后虽在几次政变中一些实封家被诛杀，封家对国家赋税收入的分割有所减少，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开元初年公主食实封由几千户甚至上万户改为五百户。诸王及长公主亦皆减少；并规定封户“通以三丁为限”，封家占有封丁数受到限制。封家的实封户数和丁数的削减使封建国家收入增加。与此同时封物的征收办法亦由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向官府领取。实封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也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由于政局稳定，吏治较为澄清，国家财政状况获得改善，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开元年间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是时土地垦闻，“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估计在八百二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至开元十三年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仸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州（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反映出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兴旺，道路畅通，行旅安全的繁荣景象。开元天宝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上升。开元二十年（732）全国户7861236，口45431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户增至8914709，口52919309，是为历代最高人口统计数。如连逃户计算在内，杜佑估计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当时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人。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昌盛，唐诗是唐代灿烂文化的结晶，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而开元天宝时三期即所谓盛唐时期的诗尤为光彩夺目。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等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李白、杜甫都曾受玄宗赏识。唐朝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亦培育于这个时代。其他绘画雕塑等艺术以及科技医药等方面无不成就显著，僧一行主要活动于开元时期。

国力强盛，国威远扬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高宗以后，吐蕃强大，后突厥复兴，契丹崛起。不少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又脱离唐朝的控制。玄宗加强多事地区的驻军。开立屯田，充实防务，设立节度使，统一指挥战守。收复失陷州县；防止吐蕃势力北上；与后突厥化干戈为友好往来；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与中亚西亚交通顺畅。唐帝国声威远达西亚，事迹将在另题叙述。

《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所载天宝时总的收支情况，岁入五千七百余万，发出五千四百余万，所余三百万左右。故天宝年间虽军费增加五六倍，宫中用度日奢，对臣下赏赐无节，而政府仓库存粮和库府钱帛仍不断增加。天宝八载（749）官仓存粮共九千六百余万石，相当于国家四年的粮食收入。

开元时期繁荣强盛的同时，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大量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及租庸调制濒临崩溃，节度使拥兵太盛，而内地军备废弛，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八三《太平公主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九，唐睿宗景云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二年。

④终南山楼观台《老子显见碑》。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三年。

⑥《唐会要》卷四四《螟蜮》。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四年。

⑧《新唐书》卷二○九《酷吏传》。

⑨《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

⑩《旧唐书》卷八《玄宗上》。

《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汪箴：《隋唐史论稿·唐代实际耕地面积》。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按其下分别记载各种仓库存粮数总和则为一亿二千三百七十余万石。

第二十六章

唐蕃和战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叶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

约两千多年前，两北地区部分羌族陆续迁徙，逐渐与青藏高原土著居民融合，成为藏族的祖先。他们分为许多部落，散处于青藏高原广大地区。公元六世纪时西藏地区各部族开始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畜牧业仍是重要生产部门，伺养牦牛、马、骡、狗、羊、猪等。部分居民已过定居农业生活，使用两牛牵引一犁耕地，种植青稞麦、小麦、荞麦和豌豆等，并兴建高地筑池蓄水，低地泄水入河的排灌工程，手工业已能采炼金属矿物，制造精良的金、银、铜、铁等生活用品和武器。

约在隋时，居住在今西藏山南地区西雅隆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君称赞普（雄强丈夫之意），相称大论、小论。其人民喜用赭色涂面以避风寒。“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修，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俗耻之”①。其武器精良，铠甲坚利，战士全身披甲，唯开两眼，可挡劲弓利刃。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卜二属相纪年，以麦熟时为岁首。其时雅隆部落成为西藏地区最强大的部族，其首领朗日论赞的统治已为吐蕃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统一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朗日论赞在奴隶主集团互相争夺中被毒死，其子尺松赞②继赞普位，因其对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密切藏汉两族关系有重大功绩，死后藏族人民追谥他为“干布”（大德之意），故藏文史料都称他为“松赞干布”（即庄严大德王）。松赞干布即位时年仅十三，当时国内混乱，父王诸官和母后诸族举兵公开叛乱，与羊同、苏毗诸部内外呼应。松赞干布“骁武多英略”“少年奋发”，在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帮助下，查出阴谋进毒勾首诸人，将其满门抄斩，消灭了宫廷内部的敌对力量。又团结支持王朝的力量，用二三年时间组织训练了一支精锐军队，随即出兵平叛，攻取叛乱者所据地区。平定内乱后，决定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③，因其形势险要，原野秀美，布达拉山居高临下，雄峙原中，就布达拉山修筑王宫，即碉堡式的布达拉宫。迁都后据有了西藏高原的心脏地区，接着征服了强大的苏毗、羊同等部，统一西藏高原，更巩固了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创立文字即今藏文，厘定法律、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参考唐历制定藏历，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措施。继而向境外用兵，击败已臣属于唐朝的吐谷浑和党项。

贞观八年（634）十一月松赞干布遣第一批吐蕃使臣访问长安，乃请婚。太宗遣使者冯德遐到吐蕃回访慰抚。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与唐通婚，复遣使随德遐入朝，以重礼奉表求婚，太宗未允。吐蕃疑吐谷浑从中作梗，遂发兵击吐谷浑，吐谷浑战败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被吐蕃掠取。吐蕃继破党项，白兰诸羌，屯兵二十余万于花州（今四川松潘）西境，遣使贡金帛欲迎公主。继而进取松州，打败唐军。唐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领步骑五万击之，贞观十二年（638）九月败之于松州城下，吐蕃退兵遣使谢罪复请婚。太宗许之。贞观十四年（640）松赞干布命大相（宰相）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妻之。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人吐蕃，带去大批丝织品、手工艺品，还有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还有芜菁（通称大头菜）种子和其他谷种。还带着通晓所带书籍的文士和制造各种物品的工匠以及乳娘、宫女、乐队等。一行人显示了唐朝国力的充沛和中原文化的繁荣，成为一支传播中原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队伍。

松赞干布到吐蕃东部边境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公主，以婿礼见道宗。日后，唐封他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公主到逻些时，吐蕃人民着节日盛装迎接联络汉藏民族友谊的赞蒙（藏语王后）。松赞干布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④以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在逻些为公主修筑了唐式宫室。松赞干布也改服唐人服装，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聘唐朝文士掌管与唐往来文书。留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多有成就，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列，皆为著名汉学者。文成公主信仰佛教，在逻些修建小昭寺，协助泥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亦松赞干布妻）修建大昭寺。她所带释迦牟尼像仍保存在大昭寺。松赞干布向唐请求给予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随文成公主入藏的工匠把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农业技术、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硝、冶金等生产技术传入西藏。唐人陈陶《陇西行》诗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说明她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文成公主于高宗调露二年（680）去世，在吐蕃生活近四十年，对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的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流传。拉萨市的布达拉官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他俩结婚的洞房遗迹。两人的陵墓也巍然尚存。汉藏人民自此结成亲如一家的亲戚关系。

古代名画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使臣王玄策出使天竺，东、西、南、北四天竺皆遣使入贡，适中天竺王死，大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攻玄策，尽掠诸国贡物，松赞干布为王玄策发精兵一千二百人攻打中天竺，俘阿罗那顺。高宗初即位，松赞干布致书于长孙无忌等：“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⑤唐朝和吐蕃王朝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吐蕃与唐发生多次战争。

高宗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卒，其孙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此后五十年问，吐蕃军政大权一直为其家族控制。为了夺取新的土地、奴隶和财富，高宗显庆五年（660）禄东赞遣其子起政率兵击吐谷浑，三年后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为吐蕃所败，率数千帐弃国奔凉州，请徙居内地。唐命苏定方节度诸军援吐谷浑。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请和亲。高宗不许，遣使责备吐蕃。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陷龟兹拨换城。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其副率军十余万击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遇事多违其意。军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将攻乌海（在青海），薛仁贵命留辎重于大非岭，率精锐部队轻装速进，倍道兼行，攻其不备。仁贵率所部大破吐蕃兵，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与辎重徐行，未至乌海，遇吐蕃兵二十余万，交战大败，尽弃辎重，逃回，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率兵四十万猛攻，唐军大败，死伤略尽，与吐蕃约和而还。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蓄。四镇土地亦大部为吐蕃所有。

周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武则天以王孝杰知吐蕃虚实，命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等率军击吐蕃，大破吐蕃军，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屯兵镇守。其后唐与吐蕃于西域青海两地多次争战，胜败略等。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蓉大相论钦陵遣使请罢四镇戍兵，并求分西突厥十姓土地。武则天采郭元振议，答以若吐蕃归还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以五弩失毕部门吐蕃，对其要求缓拒之。周圣历二年（699）吐蕃内讧，大相论钦陵兵溃自杀，大将论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论钦陵子论弓仁亦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至弃隶缩赞赞普时，吐蕃对唐政策有大改变。由于王室内部争权激烈，整个吐蕃地区统治不稳，急于与唐通好，以加强赞普的统治。中宗景龙元年（707），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弃隶缩赞赞普。景龙三年（709）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迎金城公主。景云元年（710）一月，金城公主往吐蕃，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中宗自送公主至始平（今陕两兴平，距长安约五十里），隆重的迎送表示双方对此十分重视。金城公主喜爱文艺，带去锦缯各数万匹，大批杂技百工、龟兹乐队，及《毛诗》、《左传》、《礼记》、《文选》等汉籍。进一步发展了汉藏两族的亲密关系。公主至吐蕃，赞普为公主别筑城以居之。是年十二月，吐蕃赂鄯州都督（今青海乐都）杨矩，请与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帝、后、公主收取赋税的私邑，渭以其赋税供沐浴之用），矩奏与之。其地肥饶，水甘草美，颇宜畜牧。吐蕃就之畜牧，更便于攻扰唐陇右地区。杨矩悔惧自杀。唐不得不大力加强河西、陇右两节度所辖地区的设防。开元十八年（730）吐蕃数败请和，玄宗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大喜，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在上唐玄宗表文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⑥金城公主也多次为吐蕃请盟。开元二十一年（733），许金城公主之请，唐蓿和盟于赤岭（今青海湟源西日月山）立碑以分店与吐蕃边境。由于两方守边将领贪图私利、邀功请赏，和盟后仍不时有战争发生。长期的战争导致唐蕃两王朝统治的削弱。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陇西、河西叉四镇兵力东调平乱，吐蕃乘虚据有陇右、河西，唐安西（今新疆库车）北庭地区初被隔绝，后亦沦陷。时在唐西南方的南诏因与唐失和亦降服吐蕃。此时吐蕃控制的区域，西达中亚，北至今新疆南部，东至今四川西部及甘肃陇山以西。幅圆之广阔，为汉魏以来西方诸族所不及。鼎盛时期的吐蕃，在西方扼止占据波斯的大食向东发展。在南方与天竺泥婆罗为邻，有非常密切的经济义化交流。在东方不时与唐冲突，曾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攻入长安。是年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经过泾州、分州进至奉天、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令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兵度便桥，代宗仓猝奔陕州，六军逃散。吐蕃入长安，纵兵焚掠，长安萧然一空。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至商州，收散兵合武关防兵共四千人，乃泣谕将共雪国耻，收复长安。渭北、鄜坊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合势进击。百姓骗吐蕃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子仪又遣将入城，密结少年数百，深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率众遁去。其后仍不断攻袭唐关内道、夏等州。

德宗贞元五年（789）至贞元六年（790），吐蕃与回鹘为争夺北庭而激战。此后，回鹘与唐联合抵御吐蕃。贞元九年（793）南诏亦脱离吐蕃控制，遣使上表归唐。吐蕃处境孤立，势力削弱。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可黎可足赞普遣专使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穆宗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朝国都长安西郊（821）和吐蕃国都逻些东郊（822）举行，盟文曰：“……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⑦双方预盟官员宰相以下各于盟文后自书名。长庆三年（823）建立《唐蕃会盟碑》。碑文汉文部分写道：“……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⑧藏文部分写道：“甥舅和协，扫彼旧怨，泯其嫌隙，喜兵革之不作，惟亲好之是崇……”⑨此碑至今仍屹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成为汉藏两族人民历史情谊的见证。这次会盟结束了唐蕃之间的长期战争，体现了汉藏人民亲谊的进一步发展。

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达磨赞普卒。无子，佞相立其妃兄子乞离胡为赞普，只三岁。佞相与妃专权，杀首相结都那，国人愤怒。大将论恐热举兵自称国相，吐蕃大乱。宣宗大中三年（849），吐蕃三州七关降唐。大中五年（851）沙州汉人张义潮乘吐蕃大乱，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奉表归唐，略定十州后以之为归义军节度使。河湟之地陷吐蕃百余年，至是尽入于唐。懿宗咸通七年（866），鄯州守将拓跋怀光，擒斩论恐热，其部众渍散，吐蕃自是哀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自松赞干布至达磨，吐蕃赞普共九人，历时218年，吐蕃王朝瓦解后，宋、元及明初，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吐蕃和唐朝统治者之间虽然进行过多次战争，但双方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的。自文成公主人藏后吐蕃即尊唐主为舅而以外甥自居，双方使节往还频繁。据统计自贞观八年（634）第一批吐蕃使臣访问长安，至会昌六年（846）吐蕃王朝瓦解的213年间，双方遣使达191次，平均一年零一月即有一次⑩。人数多者五十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十余人。吐蕃使臣多长期居留长安，有时达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之久。使节的往还、商旅的交易促进了汉藏两族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

注释①《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②或称弃宗弄赞、弃农赞，皆为唐代汉文史籍异译。松赞是其本名。

③赞普原居琼巴达则，汉文史籍称匹播城或跋布川，在今西藏穷结县。

④《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⑥⑦《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⑧《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拓片。

⑨《唐蕃会盟碑》藏文部分译文。

⑩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五期54页。

南诏归唐南诏是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在今云南地区建立的奴隶制边疆民族政权。乌蛮与今彝族有亲缘关系。白蛮与今白族有亲缘关系。

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多，难以胜计。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文化。战国时楚威王派将军庄率兵略地到滇池，因归路断绝就以滇池为中心建立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又增置兴古（今云南马龙县）、云南（今云南祥云）二郡。

战国以后许多汉人陆续移居云南，和土著居民长期杂居通婚，形成了白蛮族。白蛮的文字、语言、风俗大致与汉族相同①。白蛮过农耕生活，在洱海和滇池周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唐初，洱海周围有成百个被称为“河蛮”的白蛮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诸部以赵、李、杨、董等姓为首领，各据一地，互不统属。在离洱海较远的四周，则散居着乌蛮部落。乌蛮受汉族影响较小，有些乌蛮部落，语言需三译四译才能与汉族相通。唐初乌蛮仍以畜牧为业，不知耕织，多牛羊，无布帛，用牛羊皮制衣服。乌蛮妇人著黑色衣服，衣长曳地，白蛮妇人著白色衣服，长不过膝。

七世纪初叶至中叶，乌蛮部落不断向洱海地区迁移，他们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了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即六个王国。六诏的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蓓诏——居地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

二、越析诏——居地在今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今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诏——居地在今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今洱源县东。

六、蒙舍诏——居住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因地居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蒙舍诏首领姓蒙，始祖名蒙舍龙。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舍龙孙独罗（又名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遣使入贡，臣属于唐。武则天时，细奴逻子逻盛亲自入朝。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北部。唐朝为削弱牵制吐蕃，对“六诏”采取扶植、联合策略。“天子每有恩赏，各颁一诏”②。五诏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六诏之间虽有婚姻关系，但常彼此争夺。唐玄宗为了抵御吐蕃，极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从开元初至开元末，经过二十余年战争逻盛之孙皮逻阁相继兼并其他各诏，基本上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开元二十七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故址在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了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东居民以乌蛮为主，西居民以白蛮为主，西居地在滇池周围），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扩大了疆域。南诏最盛时大致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回环万里”，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政权建立后，同唐朝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十三代南诏王中，有十个接受过唐朝的委任和册封，有的还与唐朝皇帝建立了“兄弟若舅甥”的亲密关系③。但自南诏向外扩张，占据了爨地之后，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亦向云南地区发展势力，双方在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上也存在矛盾。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而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等狡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天宝九载（750）因南诏王携妻子进见都督，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竞侮辱同来妇女，对南诏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忿怨，发兵攻陷姚州，杀张虔陀，取夷州（西南夷归附后所设之羁縻州）三十二城。次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和，并谓：“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④仲通不许，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交战，唐军大败，士死者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绩叙其战功。阁罗凤遂背唐而北附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以金印，号称“东帝”，自建国号大蒙。阁罗凤在太和城刻立《南诏德化碑》，说明他不得已而叛唐，并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⑤时杨国忠升任宰相，继续征调天下兵以攻南诏。天宝十三载（754），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人，至太和城，坚守不战，唐军粮尽，又罹瘴疫，退兵遭追击，全军覆没，李宓被擒。杨国忠假报战功，继续发兵征讨，前后死者达二十万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充分暴露攻打南诏的覆败和人民因此而受到残酷奴役的情形。

安史之乱起，阁罗凤会同吐蕃乘乱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陷巂州（唐治所在越葑，今四川西昌），获唐西沪县令郑回，阁罗风爱重其学识，子凤迦异、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拜郑回为师，“每授学，回得挞之”。时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风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于大历十四年（799）与吐蕃合兵十万攻袭剑南西川，为唐所破，吐蕃南诏兵饥寒交加，坠落崖谷而死者八九万人。吐蕃以南诏为属国，不断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进驻其险要地带，南诏王异牟寻不堪骚扰，时郑回已被任为清平官（相当唐的宰相）专决国事，因劝异牟寻复归于唐，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亦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贞元五年（789），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向南诏征兵万人，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吐蕃以为少，乃增至五千，引起南诏不满。贞元十年（794）唐使崔佐时至南诏，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已到达。崔佐时密见郑回，尽知内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与封号，献其所给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并率其子寻梦湊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异牟寻按与吐蕃前约，遣五千人前行，自率万人随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继而遣使献地图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恢复南诏旧名。唐以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金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此后四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好联系。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南诏统治者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太和二年（829）出兵攻人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⑥，自是南诏工巧等于蜀中。

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亦极衰弱，南诏既无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南诏统治者“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这些掠夺战争给汉族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也使南诏劳动人民受到很大损害。在汉族人民坚决抗击和南诏人民不断反抗下，南诏统治者不得不停止对唐的战争。双方又恢复和好关系。僖宗时，南诏统治者向唐求婚，中和三年（888）唐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王。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中央官制——清平官六人，决国事轻重，职位等于唐朝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清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代国王判押处置文书。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六曹相当于唐朝六部，初期为兵曹、户曹（掌户籍）、官曹、法曹、士曹（掌营造工程）、仓曹（掌财政）。后期改六曹为三乇、九爽。三乇是：气乇、主马；禄乇，主牛；巨乇，主仓。九爽是：暮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地方官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殓（音简，相当唐朝的州），古人出殡其中六殓为南诏国家直接统治地区。其余四殓，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由国王的子弟镇守。平民实行军事编制，“百家有总佐一，干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⑦。各地方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共设两都督。另设六节度使分兵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诸部落。对外剑川、丽水两节度使防吐蕃；拓东、弄楝两节度使防唐剑南。

南诏采用唐均田制和府兵制，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和军等所谓“上官”，授田四十双（每双合汉亩五亩，共二百亩）。“上户”授田三十双，“中户”和“下户”依次减授，大约分别为二十双和十双。乌蛮和白蛮的统治者均属“上官”和“上户”，是奴隶主阶级，他们使用奴隶耕田和服役。“中户”和“下户”是自由民，他们除每年每户向国家纳税米二斗外，还要服兵役，并自备武器，马匹及军粮。每年十一、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至城邑村谷，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出兵征战，每兵自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带粮不多，急求决战。作战时南诏王派高级官吏监视，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背部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掠夺对象。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天宝四年（745）南诏王皮逻阁曾派其孙凤迦异人朝到长安，唐玄宗任其为鸿胪少卿，将一宗室女子嫁给他，回去时并送给他许多文物和胡部、龟兹两个乐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唐朝后期五十年中学成回国的人“殆以千数”。在成都就学的南诏子弟张志诚，得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字帖，带回后广为传播，多人学习。南诏把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视为圣人，为之建右军将军祠。郑回投入南诏后，大力传播儒学，大量输入唐文化，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中。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了很多工农业生产技术。如天宝十五载（756）南诏攻陷唐巂州，“子女玉帛，百里塞途”③，大批汉族劳动者进入南诏，自然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前述被俘的成都工匠入南诏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汉族工匠恭韬、徽义设计建成的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即出现于南诏时期，至今仍矗立于苍山、洱海之间。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矛盾激化，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沉湎酒猎不理国事的南诏王隆舜为其臣下杨登所杀。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执政大臣郑买嗣（郑回七代孙）乘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杀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灭蒙氏王朝，另建大长和国，南诏自贞观二十三年（649）独罗（又名细奴逻）称王，至此共254年，传十三主。南诏边疆民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云南各族的融合，密切了云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注释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谓白蛮“有文字”，字形与汉文相近；知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据考古和民族调查，八世纪南诏时期有“百文”，形近汉字，其创用当在此之前可证《通典》的记载。

②《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纪序》。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玄宗天宝十载。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三年。

⑦《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

⑧《全唐文》卷九九九《南诏德化碑》。

回纥内附回纥，唐代漠北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后亦为以回纥族为核心建立予漠北的游牧汗国名。

回纥为古代丁零人的后裔，丁零活动于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水（土刺河）以北一带地方。西汉时丁零居匈奴北，匈奴曾北服丁零。丁零俗多乘高车，南北朝时也称为高车部。高车部有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零皆同一名词的音译，隋唐时称铁勒。回纥在北魏时为高车或铁勒诸部之一，作袁纥，隋代作韦纥及乌护，唐初名回纥，又作乌纥，是团结、联合、协助的意思。袁纥、韦纥、乌纥、回纥当时Uirur的对音，今译维吾尔。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自请改汉字译音为“回鹘”，取俊健如鹘之意。

回纥是铁勒诸部之一，铁勒有回纥、仆固、浑、拔也古、同罗、恩结、契苾、阿布思和骨仑屋骨九个部落，历史上称为铁勒九姓。这九个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其中回纥势力最强又统称为回纥，回纥部落自身由九个氏族组成，即药罗葛、胡咄葛、嘱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口显索、药勿葛、奚耶勿。这九个氏族有时被称为内九姓，以与铁勒九部相区别。九个氏族以药罗葛为首，后来回纥的可汗大多产生于这个氏族。

回纥传说中的祖先为卜可汗。高车初期六姓之一的袁纥颇为强盛，与其他部落一起南迁漠南，有数万或数十万众，畜牧蕃息，渐知农耕。北魏统治者不仅在征服过程中屠杀高车人民，掠夺大批牲畜，而且在强迫高车南迁后，又经常征发他们服兵役，征收很重赋税。高车人民不堪压迫，不断举行反抗，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征发高车南厥汗国故地徙牙于乌德鞋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与腽（音蛙去）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之间，其地当即哈刺巴刺哈孙废址。天宝四载（745），击杀突厥白眉可汗，回纥领土东接室韦，西到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唐与回纥边境平静无事，呈现出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

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后十年间，为汗国草创时期，巩固汗国，完备制度。最高统治者为可汗，次为可汗的子弟称特勤，别部领兵者称设（或译作杀），大臣有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达干、吐屯等共二十八等，如突厥旧制，可汗之下还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并有都督、将军、司马等官，这表明回纥汗国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既沿袭突厥游牧汗国的传统、又深受唐朝影响而具有二重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欲借兵外夷以张军势。至德元载（756）遣敦煌王承窠（采的异体字）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以请援兵。回纥可汗以女妻承遣窠，并遣贵臣同来，肃宗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至德二载（757）回纥葛勒可汗遣子叶护率精兵四千入援，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傲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攻长安，与占据长安之十万叛军展开激战，大败之，斩首六万级。叛军弃城夜遁，大军入西京。初，肃宗欲速得京师，曾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②城破后，叶护欲践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回纥兵过城南东去。肃宗闻之喜曰：“啜不及也。”西京收复后，安庆绪调集叛军十五万抗拒官军，郭子仪等与叛军战于新店，不利，回纥袭其后路，叛军惊呼：“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叛军，大败之。安庆绪仓皇弃东京走邺郡（今河南陕县）。广平王傲入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意犹未足。洛阳父老敛集罗锦万匹送回纥，俘掠乃止。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岁给回纥绢二万匹。乾元元年（758）册封葛勒可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肃宗以亲女宁国公主嫁葛勒可汗。帝送宁国公主至成阳，公主辞别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肃宗流涕而还。回纥立公主为可敦（可汗正室名号）。未及一年，葛勒可汗死，回纥欲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宁国公主因无子，于是年八月回京师。

肃宗宝应元年（762）唐遣使于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登里可汗为史朝义所诱。有轻唐之意，唐令仆固怀恩往见可汗（怀恩女为登里可敦），始举兵入援，唐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节度使及回纥兵于陕州（治今河南陕县），进讨史朝义。雍王适至陕州，与僚属四人从数十骑往见回纥可汗，可汗责其不行督侄礼，雍王僚属与回纥将军车鼻力争久之，车鼻引雍王僚属四人各鞭一百，二人致死，以雍王适年少无知遣归营。诸军发陕州，三路会于洛阳，败叛军数万。史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洛阳，官军骤击，叛军大败，斩首六万级，俘获二万人，副元帅仆固怀恩进克洛阳，史朝义率数百骑东走。回纥入境，所过虏掠，三月方止，房屋殆尽，士民皆以纸为衣。次年登里可汗归国，带走全部掠获赃物。唐代宗为酬报回纥助战之功，册登里为颉“出登密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咖可汗”，并规定唐买回纥马，征高车，人民推袁纥部树者为首领，相率北逃，孝文帝派大军追击，被打得大败而归。后来改为招抚，树者才率众投降。隋代到唐初，回纥的住地在娑陵水（今色椤格河）侧，位于铁勒另一部薛延陀之北。当时回纥与薛延陀、仆骨、同罗、契苾等铁勒诸部同役属于突厥，时服时叛。大业元年（605）西突厥处罗可汗残酷搜括铁勒诸部，“厚敛其物”，为镇压铁勒，又诱集各部首领百人，一起坑死。回纥联合仆固、同罗、拔也占等部起来反抗，各部首领都自号为俟斤，不再要突厥的承认。在反压迫的斗争中，回纥逐渐壮大，有“众十万，胜兵半之”①。

隋末，回纥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是回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菩萨智勇善战，贞观元年（627），铁勒诸部联兵反抗东突厥的统治，颉利可汗遣将率十万骑进击，菩萨率五千骑破突厥十万之众，回纥由是大振。贞观四年（630），唐擒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前汗国亡，漠北唯回纥与薛延陀两部最强。回纥曾服属于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暴虐，诸部离心。贞观二十年（646）多弥可汗攻唐，被唐击败，国内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与铁勒其它部落共同助唐破灭薛延陀，并其部落，奄有其地，成为漠北唯一强部，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成为东铁勒渚部的总称。

唐太宗灭薛延陀汗国后，回纥等部酋长皆请归附。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在漠北设羁縻府州，给回纥、仆骨等六部以府的名称，酋长称都督；又给浑、斛薛等七部以州的名称，酋长称刺史。漠北凡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治故单于台，鄂尔浑河南流处）。唐任命都护统治诸部。唐太宗接受诸部酋长所上“天可汗”的尊号，并允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大驿道，分设六十八驿，各驿有马及酒肉，供往来贡使，称为“参天可汗道”。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酋长吐迷度接受唐所给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名号，承认自己是唐朝的官员，属唐之燕然都护府管辖。吐迷度之后六代君长皆受唐都督称号，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建立起汗国来。在唐朝与西突厥的战争中，回纥积极出兵助唐，起了很大作用。武后时，东突厥后汗国兴起，回纥诸部再次受突厥贵族的奴役，回纥君长承宗与契蕊、浑、思结等部迁往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之间，在河西居住四十余年，受中原文化影响不小；原留漠北的回纥余众这时则为后突厥役属。开元十五年（727），唐河西节度使王君毚（音辍）虐待甘凉间回纥等四部，并诬告四部谋叛，玄宗将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浑大德、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庐山都督思结归国四人长流岭南。回纥诸部起兵袭杀王君毚，逃入突厥，承宗子骨力裴罗即位。天宝元年（742），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合兵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之乌苏米施可汗。玄宗天宝三载（744），拔悉密击斩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突厥余众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破其左厢十一部。未几，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来告，玄宗册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唐放弃瀚海都督名号，承认其可汗地位，说明回纥已是漠北唯一强国，唐不可能再保持燕然都护的权力。怀仁可汗与唐互市年最高额为十万匹，马一匹换绢四十匹。唐虽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但回纥互市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付价，以求边境平安。

古代名画自安史之乱以来，回纥与唐交往密切，受唐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③。说明在唐的影响下，八世纪中叶后，回纥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建立城市、宫室，由游牧走向半定居生活。考古发掘证明：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其中哈刺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围绕着，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宫廷建筑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周围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堡不仅面积很大，残存的城垣还高达十公尺。这里不仅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一所住宅的遗址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铜块，断定这是工匠的住宅。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贵族已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定了基础。回纥采用了开元历，直到西迁后仍继续使用。在昭武九姓胡的影响下，回纥日益重视商业活动，与唐进行大规模绢马互市，得马价绢，并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两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贾居长安者常有千人，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长安的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有不少。回纥人原信萨满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带四人归国，摩尼教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六十年间，回纥可汗共历十二代，其中四代在暴力夺位中被杀，六代通过暴力夺得汗位，政权极不稳定。从德宗贞元五年（789）起，回鹘与吐蕃争夺北庭，斗争极为激烈。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双方都有利。但回纥统治者把两府看做附庸，征收苛重赋税，北庭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和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白服突厥部痕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结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于迦斯率兵救之，结果大败，北庭为吐蕃所有。次年秋颉干迦斯率全国兵数万进取北庭，又被吐蕃击败，士卒死亡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鹘的浮图川（在乌德鞋山西北），回鹘震恐，悉迁其西北部落于乌德鞋山以南以避之。正因回鹘内外多事，这一时期虽自天亲可汗（名顿莫贺达干）起四代回鹘可汗先后与德宗女咸安公主成婚，但与唐朝往来明显减少。

贞元十一年（795）奉诚可汗死，原出趺（音协）跌氏的宰相腆跌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鹘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跠跌氏。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吐蕃，取凉州，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向西经略，势力远达真珠河（原苏联锡尔河上游纳伦河）及拔汗那（原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当时吐蕃衰弱，后吐蕃又击败回鹘收回失去的土地。

穆宗长庆元年（821），崇德可汗即位，唐以宪宗女太和年最高额为十万匹，马一匹换绢四十匹。唐虽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但回纥互市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付价，以求边境平安。

自安史之乱以来，回纥与唐交往密切，受唐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③。说明在唐的影响下，八世纪中叶后，回纥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建立城市、宫室，由游牧走向半定居生活。考古发掘证明：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其中哈剌巴刺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围绕着，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宫庭建筑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周围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堡不仅面积很大，残存的城垣还高达十公尺。这里不仅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一所住宅的遗址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铜块，断定这是工匠的住宅。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贵族既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定了基础。回纥采用了开元历，直到西迁后仍继续使用。在昭武九姓胡的影响下，回纥日益重视商业活动，与唐进行大规模绢马互市，得马价绢，并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贾居长安者常有千人，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长安的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有不少。回纥人原信萨满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人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人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四人归国，摩尼教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六十年间，回纥可汗共历十二代，其中四代在暴力夺位中被杀，六代通过暴力夺得汗位，政权极不稳定。从德宗贞元五年（789）起，回鹘与吐蕃争夺北庭，斗争极为激烈。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双方都有利。但回纥统治者把两府看作附庸，征收苛重赋税，北庭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和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白服突厥部痕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结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兵救之，结果大败，北庭为吐蕃所有。次年秋颉干迦斯率全国兵数万进取北庭，又被吐蕃击败，士卒死亡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鹘的浮图川（在乌德鞋山西北），回鹘震恐，悉迁其西北部落于乌德鞑山以南以避之。正因回鹘内外多事，这一时期虽自天亲可汗（名顿莫贺达干）起四代回鹘可汗先后与德宗女咸安公主成婚，但与唐朝往来明显减少。

贞元十一年（795）奏诚可汗死，原出趺（音协）跌氏的宰相跠跌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鹘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腆跌氏。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吐蕃，取凉州，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向西经略，势力远达真珠河（原苏联锡尔河上游纳伦河）及拔汗那（原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当时吐蕃衰弱，后吐蕃又击败回鹘收回失去的土地。

穆宗长庆元年（821）崇德可汗即位，唐以宪宗女太和公主妻之。回纥与唐交往再度活跃，互市兴旺。文宗太和六年（832），回鹘内乱又起，又发生饥荒和疫病，大雪成灾，羊马多死。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都城，杀磕马及（音咳飒）可汗及宰相掘罗勿，焚毁牙帐，掳去全部财物，回鹘汗国亡。

回鹘汗国崩溃后，诸部离散。一支为居于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部共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南下边塞降唐，未几发生内哄，乌介可汗被杀，遏捻特勤被立为可汗。后转依室韦和奚，逐渐消失。一支奔吐蕃占领下的河西地区，定居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与当地人民融合，即今天甘肃省裕固族的祖先。一支西迁天山北路由回鹘宰相驳（音飒）职拥庞特勤（回鹘可汗的外甥）等人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地区，庞特勤被推为可汗。后曾攻克西州、北庭、轮台等城，势力发展，掌握了唐通天山南北路的枢纽。一支西迁天山南路，可汗居西州，称西州回鹘，征服了天山南路各城居的农业国。可汗沿唐制，对内地朝廷称舅，自称为甥。西迁天山南北路的回鹘诸部，与当地居民长期相处，逐渐发展形成为维吾尔族。

注释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唐纪三六肃宗至德二裁。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

第二十七章

靺鞨内附靺鞨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长白山或称不成山、徒太山、大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周秦时称肃慎，曾来贡中原，臣服于周。两汉至魏晋时称挹娄，曾长期役属于扶余。曹魏初年摆脱扶余的统治，向魏贡纳貂皮等物。北魏时称勿吉，势力更为强盛，逐步打败扶余，入据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属于中原政权。隋唐时称靺鞨，已拥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黑水部粟末部最为强大。棘韬人依山傍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人们群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天人居穴中。除以狩猎为生外，有农业，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稳等耐旱作物。以米酿酒，饮之亦能醉人。善养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①。

粟末靺鞨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居于各部之南，较先进，有战士数千。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粟末靺鞨败于高丽，首领突地稽②率八部大众千余家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内附于隋，被安置于柳城（今辽宁朝阳）一带，渐与当地人融合。唐初，突地稽遣使朝贡，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突地稽因立战功做到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子李谨行，为唐高宗时守边名将，做到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他与高宗同年死，陪葬乾陵。乾陵十七个陪葬墓，已发掘的五墓中，除李谨行墓外，余皆太子、公主、中书令墓，其与唐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人先后沦为高丽的附庸。唐总章元年（668），唐灭高丽，该部粟末人与高丽遗民数万人被西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人李尽忠等起事，攻陷州城据营州叛唐，造成大乱，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当地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东渡辽河，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畔的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修筑城堡（敖东城），并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朝的讨伐，曾依附于突厥。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唐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开元元年（713），唐鸿胪卿崔忻奉使宣劳靺鞨，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自此始去棘辐之号，专称渤海。大连市至今还保留着鸿胪卿崔忻完成册封使命后于开元二年五月在旅顺的凿井刻石。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立，是为武王。武艺时向周围发展势力，曾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唐宝应元年（762），第三世王大钦茂被封为“国王”后，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皆经唐廷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对唐始终和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保持着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关系。

古代风景渤海的疆域，初仅靺鞨故地，“方二千里”。经大祚荣、大武艺两代的扩充，领土不断扩大。被称为渤海中兴之主的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更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疆域至“方五千里”，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相接，东至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与黑水靺鞨为邻，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达辽河流域与唐交界，全境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前苏联濒日本海的部分地区。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唐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此后除唐贞元（785—805）时一度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西）外，一直定都于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棘鞫中又以粟末袜羯为主，另外还有高丽遗民、汉人及少量突厥、契丹、室韦人。

渤海在与唐朝发生密切联系之后，在中原文明强有力影响下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其行政组织、兵制等皆仿唐制：中央设三省（中台、宣诏、政堂，等于唐的门下、中书和尚书省），政堂省有六部（忠、仁、义、礼、智、信，相当于唐的吏、户、礼、兵、刑、工），还有七寺（殿中、宗属、大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及中正台、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地方有诸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建制，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地方官；军事上仿唐十六卫制，置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员最多时达数十万。另外也有法律、监狱等。

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渤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五京周围及南部、西南部地区得到迅速的开发。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铁农具，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培育出卢城稻这一著名品种；柞蚕与桑蚕的饲养也较普遍。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猪、马、兔等皆培育出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专业冶工达数千人以上，所产之铁、熟铜、金银佛和纳、布、绵以及玛瑙柜、紫瓷盆等工艺品远近驰名。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至其末年已达一百余座，其中上京城建筑宏伟壮丽，形制模仿长安，周长三十二里，为当时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从鸭绿江入海，经旅顺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是渤海通往唐朝的水路要道，另有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水陆干线，分别通往邻近地区及新罗、日本等国。渤海所产的马、铜等物，源源不绝地输往唐朝，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的貂鼠皮、海豹皮、鹰（海东青）、麝香、人参等都常输入内地，与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开元时渤海曾一次贡唐貂鼠皮一千张，唐朝也经常赠渤海锦、绢、缯、帛和金银器皿，如开元十五年（727）赐渤海彩练一百匹，其间赐以紫袍金带、绯袍银带、以及绢、帛百匹或数十匹者，仅玄宗时即有数十次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吉林省和龙县唐代渤海古墓中发现的不少金器，和内地唐墓中发现的金器形制相同，是为唐与渤海亲密关系的确证。由于朝贡、互市的频繁，自代宗宝应二年（763）起，唐政府在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设置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管理同渤海贸易事务。

汉族的传统文化对渤海影响很大。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④。不少学生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如高元固、乌火召（照的异体字）度、乌光赞等就在唐朝进士及第，从而带回更多的内地制度和文化。渤海不时遣使写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书。渤海使用汉字，许多汉文典籍得到流传。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地区，按中原教育模式，建立了较系统的教育体制。在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大诗人裴颈（音挺）曾被日本同辈尊称为诗坛“领袖”；渤海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在其境内各地也得到广泛流传。在生活习俗方面从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故温庭筠送渤海王子诗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敦化县近郊即渤海旧都敖东城南发掘了渤海贞惠公主墓，墓道里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贞惠公主墓碑》从碑制形式到碑文文体完全和内地相同。由于渤海大量吸取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制度，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在当时有“海东盛国”之誉。海东文化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都有推动作用。

黑水靺鞨因居住黑水（黑龙江）而得名，居于最北方，发展较慢，分十六部，黑水靺鞨和唐朝也有密切联系，遣使来朝，每岁不绝。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勃利州刺史，勃力即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前苏联称之为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725）唐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各部为都督府下属的州，以其首领为刺史，唐派长史以监领之。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赐黑水都督府都督姓李名献诚，并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黑水都督府的设置使唐代中国封建王朝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同内地的联系。黑水都督府连同室韦都督府的设置，使唐朝的疆域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包括库页岛在内。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将突地稽放在总介绍和黑水棘辐中叙述，《新唐书》卷二一九《靺鞨传》所谓唐初内附的黑水靺鞨渠长阿因郎实亦指突地稽。

③参阅《册府元龟》卷七九五、九七六《褒异》。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唐日交往与鉴真东渡继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四次遣使于隋，隋也派使臣赴日之后，唐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阶段，除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之外，更加要求学习反映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唐朝的典章制度来进一步巩固社会秩序，吸收唐朝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国家，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

早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前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自唐归国的日本留学僧惠齐等上书朝廷说，在唐留学生均已学业成就，应予召回，并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①朝廷接受这一建议，积极准备，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此后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的二百零八年间，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又准备派遣唐使，出使的主要官员已经任命，而已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上书建议中止派遣，从此遂正式停止遣唐使。从630年至894年，二百六十四年问，除上述正式遣唐使十二次外，任命而未成行的三次，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的“送客唐使”，一次是迎遣唐使归日本的“迎人唐使”，故总计为十八次②。

遣唐使团组织完备，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正式外交官员）。使团成员除约占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造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卜部（掌确定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史生（文书）、船师（航海长）、杂使（杂役）以及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其职务类别将近三十种。随行人员有长期在唐居留的留学生、留学僧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生、还学僧。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是二百多人，乘船二艘，从八世纪初开始，人数倍增，一般为四艘船，五六百人。717年派出的遣唐使为557人，733年派出的为594人，838年派出的为651人。其中有的船中途遇难，入唐的也只有少数的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的航线从七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四十年间，采取北路，即由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因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紧张，于是遣唐使船在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一百年间，航线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际的东海上，靠岸困难，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航行时间都需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遣唐使后期，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迳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航行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只需三天，但风涛之险与南岛路基本相同。

古代名画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对使团人员的选任，特别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四官的选任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正使除具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及关于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如第三次遣唐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留学三十五年，后来成了大化改新的最高政治顾问国博士。第十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曾留唐十七年。此外任过正使的多治比广成好文学、诗歌；藤原常嗣游大学，能“史”“汉”，谙《文选》；未成行的副使小野篁文章无双，草隶兼精；录事山上忆良是著名的万叶歌人。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总之，参加遣唐使团的或博于经史，或长于文章，或精于书法，尽皆风度翩翩的饱学之士。就是下层的医师、工匠、乐师、水手等也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

遣唐使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还担负着进行文化和贸易活动的任务，他们既是文化使者，又是国家商人。在文化上他们要进行考察、学习和引进，唐帝国则热情提供方便。如唐玄宗命朝衡陪同遣唐使参观府库藏书，又应遣唐使的要求，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其讲课“授经”。他们大量采购图书，吉士长丹等因从唐朝带回很多书籍和宝物而得到天皇赏赐③。使团中技术和艺术人才在唐期间也努力学习，准判官藤原贞敏善弹琵琶，人唐后拜琵琶名手刘二郎为师深造，并与刘二郎之女成亲，回日本后，贞敏出任雅乐助和扫部头，成为日皇宫廷音乐的负贡人。遣唐医师菅原棍成，在唐期间就教于名医，回国后任针博士，后来做了御医。其他木工、锻工、铸工等都是人唐参观学习该行业最新技艺的。至于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不少人后来在朝廷中任重要职务，由于他们能不同程度地接近朝廷政治中枢，便能将在唐朝期间学得的知识变通融会于日本各项制度和政治施策中去。总之，遣唐使在学习和引入唐文化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遣唐使同时也是贸易代表团，它把日本的大批“国信物”（对唐的赠品）船载以来，又把唐朝的大批“回赐”（对日本的答礼）船载以归，实质上承担了唐日之间产品交换的任务，遣唐使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绝等贵重礼品，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弥”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政府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的唐代珍贵文物中，有一部分就是遣唐史带回去的。这样的赠品和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为吸收中国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这些留学生若以学习方式和年限为准，可区分为一般留学生、请益生和还学生。请益生类似今之进修生或访问学者，在国内已有所长，入唐求教和深造。还学生亦如此，不过他们是与遣唐使同去同还。他们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计二十六人，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大部进太学学习。一般留学生学习年限较长，动辄十年二十年，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深厚友谊；有的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及第”而步入仕途。留学生在学习之余，还搜购中国典籍、书画、乐器、工艺品、文具、衣服甚至武器等，以便归国时带回。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据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保存的汉籍计分易、诗、乐……共四十家，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这些汉籍大部分是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的。留学生回国后，由日本朝廷安排在教育、医药、刑律、艺术等不同部门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学术和技术特长，在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日本人民群众一起，为这个原本落后的岛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加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贡献。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十七岁入唐，进国子监的太学学习，成绩优秀，通过唐朝的科举考试，踏上仕途，长期居留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左拾遗、左补阙、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卫尉卿兼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天宝十一年（752）藤原清河出使长安，朝衡再一次提出回日申请（第一次提出在开元二十二年，未获许可），终于得到玄宗允许。他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下了“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的诗句。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在诗序中盛赞唐日友好并期待朝衡重返中国。但他乘的船只途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人皆以为该船已失事，李白写了《哭晁卿衡》的动人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④但经历千难万险，朝衡又回到长安，终老于唐。在他逝世一千二百多年后，中日两国人民分别在西安和奈良为他树立纪念碑，表彰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历史贡献。吉备真备二十二岁人唐，在中国留学十七年，研习经史、历算、阴阳、天文等学科，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和器物。一行和尚所造的大衍历，在吉备真备带回不久即为日本所采用。他由留学生而任日本遣唐使节归国后官至左大臣，极力推广唐代文化，是早期中日交往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遣唐留学僧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人。他们和留学生一样也分为一般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了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他除研究佛经外，广泛吸收中国文化，是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由其弟子编成的《性灵集》（十卷），收录了他的诗赋、表文、碑铭等支学作品，他给最澄的亲笔信被称为《风信帖》，被定为日本国宝。他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和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同阿倍仲麻吕等日本人在唐作官、从事文化和宗教活动一样，也有不少唐人在日本作官和从事文化、宗教活动。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前后共八次，每次常常数十人。使者完成使命后即应回国，但由于航行艰险，也有不少人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维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八人。沈维岳被授从五位下，作了美作权椽，袁晋卿叙从五位上，作大学音博士，历任大学头、安房守等官职。这些唐人在介绍唐文化和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有所贡献。

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本的，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是唐高僧鉴真。

鉴真（688—763）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其父以经商为生，笃信佛教，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家庭对鉴真影响极深，十四岁（一说十六岁）时随父入大云寺朝圣，见佛像而动心，请求出家，父奇其志而允许，遂就智满禅师剃发出家为沙弥（初出家的童僧），配住大云寺，鉴真是其法号。从此开始佛学研究生涯。十八岁受菩萨戒（表明已具备作为僧侣的基本条件），此后青年时期的鉴真曾巡游东都、长安，遍投名师，潜心钻研佛教经典。同时对佛教艺术、建筑、医学等苦心钻研，极富素养。二十一岁在长安受具足戒（受戒仪式完成即具备僧籍）。在两京六年切磋，使鉴真成为知识渊博的僧侣。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自两京回扬州，定居扬州大明寺（今扬州法静寺）。其后四十余年间，在江淮一带宣讲律藏，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其中著名僧侣有二百三十余人，江淮问尊鉴真为授戒大师。同时他主持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主持建筑寺院八十多处，并指导塑造、绘制大量佛像和壁画，抄写上千卷佛经，鉴真成为德高望重名扬四海的高僧。

当时，佛教在日本受到封建朝廷的推崇，颇为兴盛。但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受戒仪式受戒，一般都只受过菩萨戒或自誓戒，没有“三师七证”由十位僧侣证明一位僧侣僧籍的具足戒。很多人不经一定手续就“自度”、“私度”作了僧尼，不少农民逃入寺院，剃发为僧以求免税免租，使封建朝廷失掉纳租人；上层僧侣凭借朝廷威势，为所欲为，腐化堕落。因此建立严格的受戒制度，控制憎侣人数的盲目增多，使僧侣遵行应守的清规戒律，抑制违法行为，提高佛学修养，成为整顿日本僧侣制度的急务。

古代名画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学习戒律，拜谒名僧，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天宝元年（742）冬，荣睿、普照至扬州大明寺，顶礼（五体投地用头去顶尊者的脚，以示尊敬）鉴真足下，具述来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愿和上东游兴化。”⑤众弟子以日本太远，沧海茫茫，狂风巨浪，百无一至，咸表沉默。鉴真表示为兴佛法“何惜身命”?毅然应请，决心东渡，时年五十五岁。弟子祥彦、道杭、恩乇等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去。

鉴真、荣睿、普照、道杭等加紧准备远航用具、食品等，道杭曾是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因请李林宗代办从扬州出发经潞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证件，以便出海后直航日本。因唐代未经政府批准私人不能出国。至于航船，李林宗也写信给侄子扬州“仓曹”李凑，命其协助。筹备工作正顺利进行之时，天宝二年（743）四月突生意外。因道杭说：此去日本，为传戒法，需德高望重者，高丽僧如海少学，不宜同行!如海怒，至官府诬告道杭勾结海贼，正造船备粮，致使道杭、荣睿、普照等被捕，船只、干粮被没收。后虽获释但第一次东渡失败。

荣睿、普照获释后至大明寺准备再次东渡。鉴真以全部积蓄买军舟一只，雇水手十八名，备办海粮、佛经、袈裟，并招聘工匠八十五名。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荣睿、普照、思乇等一百余人，同驾一舟，举帆东下。由扬州出发，出大运河口入长江，至狼沟浦（今江苏太仓浏河口附近的狼港），遇风暴，浪击舟破，离船登上浅滩，潮水逆涌，水过腰深。时值隆冬，寒风刺骨，冷水浸身，艰辛备至。第二次东渡，未曾远航，即遭失败。

鉴真亲自组织指挥抢修船只，修复后，一行人重新登船，开始第三次东渡，出长江口直指日本，不幸到舟山海面船触暗礁，人虽上岸，但船沉海底，粮水俱尽。一百余人于荒凉小岛上在饥渴寒冷中度过三昼夜，后获救安置在朗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又遭失败。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等暂居明州阿育王寺，巡游附近诸州讲律授戒。越州僧知鉴真欲东渡，告州官曰：“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荣睿被捕人狱，病重始获释。鉴真以荣睿、普照为求佛法，历尽艰辛而终不退悔。钦佩其志向，故东渡弘法决心益坚。天宝三年（744）又准备第四次东渡，遣法进等到福州办粮买船，拟从福州登船，以避江淮一带官府耳目。鉴真率门徒祥彦、荣睿、普照、思乇等三十余人，辞别阿育王寺，开始巡礼佛迹，进入天台山。朝圣佛迹后，去福建途中，又生意外。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祜向各寺僧侣说：“我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⑥出于对大师的爱护，众僧共同署名，向官府呈递阻止鉴真东渡请求书。江东道采访使下令追踪，到黄岩县禅林寺扣留鉴真一行。派兵防卫，送回扬州崇福寺。第四次东渡失败。鉴真呵责灵祜，灵祜日日忏悔，每夜一立至五更谢罪，连立六十天方得鉴真谅解。

天宝七载（748）春，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安庆）再来扬州崇福寺，鉴真虽已六十一高龄，但东渡壮志不减，决定即行造船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僧祥彦、荣睿、普照、思讬等一十四人同行，水手十八人，及其他相随者共35人。当年六月廿七日自崇福寺出发，出长江口，扬帆出海，开始第五次东渡。为等候顺风，在越州界三塔山（今定海海中的小洋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当指舟山岛附近）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风起出发，突见东南海面出现一座岛山，至日中，岛山骤然消失，继而天色昏暗，阴云密布狂风突起，巨浪滔天。岛山实为积聚之蜃气，预兆飓风将临。鉴真一行，不识气象，继续航行，至风暴来临，已远离暑风山，无法返航。时风急浪峻，水黑如墨，船飘怒涛间，忽而被涌上高山，忽而被摔人深谷，人皆晕醉，船在大海上漂流，三日过蛇海，蛇长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暗有白斑，满泛海上。一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长一尺许，遮蔽海空。一日经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船上，船重欲沉，以手推之，鸟即衔手。船上淡水用尽，每餐由普照发每人生米少许，嚼米，喉干咽不下，吐不出，饮海水，即腹胀。众人干渴欲死。次日，酐南空中云来覆船上，落雨，人皆以碗盛水，饮之甘美，始解危难。次日又降雨，人皆饱足。如此海上漂流十四天，始在南海中一岛登陆，其地虽当冬十一月，仍鲜花竞艳，树实竹笋。经四经纪人引道，经三日到振州（今海南岛南端崖县）。此后在地方官迎接护送下，鉴真从海南经雷州半岛，绕广西、广东、江西而北返。天宝十载（751）返回扬州。第五次东渡又归失败。先后有三十六名中日人员牺牲。荣睿几经囚牢，又遇险漂流，积劳成疾，在端州（今广东高要）病逝。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⑦。北逗途中，普照见鉴真长年颠簸，体质日衰，不忍师父晚年再遭苦难，决定忍痛分离，去阿育王寺等待归国便船。鉴真执普照手，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到日本国，壮志不息!”师生分手，无比感念。跟随鉴真多年的祥彦也不幸逝世。鉴真悲恸万分，抚遗体连呼“彦!彦!”由于长期艰辛熬煎，又频轻炎热，鉴真视力日减，虽经治疗，不见成效，终于双目失明。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载（753）冬，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率弟子二十多入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次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留居著名的东大寺。当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圣武上皇、皇太后和孝谦天皇授戒。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授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在他的亲自设计和领导下，奈良修建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采用三层斗拱，房脊两端鸱尾高挺，整个建筑简朴优美，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物，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是研究唐代建筑最珍贵的“标本”建筑物之一。唐招提寺的佛像雕塑也是在鉴真主持指导下由他的弟子和日本匠师完成的。传播了唐朝雕塑艺术干漆夹聍法，鉴真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夹聍座像是十分杰出的艺术珍品。鉴真携带佛经八十四部共三百余卷，大批佛像、佛具，并凭他的精深学识对日本经疏的错误一一订正。鉴真虽双目失明，但凭手摸、鼻嗅、口尝鉴定了正仓院所藏草药。唐肃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圆寂，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他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他的干漆夹聍像一直安放于该寺，被定为日本“国宝”，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回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通过以上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先进的唐文化给日本文化以积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改新，长期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曼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考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

二、教育方面，不少是照搬唐制，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寮，以后学制逐渐完备，设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各科均设博士、助教进行讲授、教科书为中国儒家经典。由于日本的门阀政治，高官必出权门，因而并未原封不动地接受唐的科举制度。

三、语言文字方面，日本古代无文字，八世纪前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汉字标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两套“假名”（即字母），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片”即“偏”），空海采用汉字草体全字造成“平假名”（“平”即“全”）。这些新体文字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文仍被尊重，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四、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被移植到日本并获得蓬勃发展，尤以唐诗影响最大，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贵族，皆以欣赏和写作汉诗为时尚。自居易诗尤为日人所喜爱。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小野篁、橘逸势等对中国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用汉文写成的《怀凤藻》、《凌云集》、《经国集》等文学著作不断出现。

五、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入唐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的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绘画给日本绘画影响极大，日画家摹绘唐人绘画的作品称为“唐绘”，日本高松壕古墓侍女群壁画与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侍女壁画十分相似。鉴真将王羲之父子真迹带到日本，引起日本学习书法的热潮，出现了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等所谓“能书三笔”。由于学习了唐工艺的先进技术和设计，日本许多手工艺品（家具、食器、文具、乐器等）甚至无法确定是唐制还是日制。

六、科学技术方面，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陆续传到日本。

七、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传入日本，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由唐朝传入日本，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注释①《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②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写作十九次，是把667年日本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也算作一次。实际上这次仅为送客而且只到百济，并未入唐，以不计为宜。

③《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④苍梧山亦名九疑山，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即此。

⑤［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40页。

⑥［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60页。

⑦［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73页。

第二十八章

大唐王朝全面解读李辅国身为宦官为什么能当上宰相李辅国（704～762），本名静忠。本来是闲厩小儿，由于略通书计，高力士便命他掌管闲厩账簿。后来转入东宫侍奉皇太子。安禄山叛乱，玄宗入蜀，在途中他劝太子李亨脱离玄宗，到灵武即皇帝位，即唐肃宗。在前往灵武的途中，至凤翔改名辅国。由于李辅国有拥立大功，肃宗遂任命他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从此专权用事，凡奏章、军符都由他掌管。收复长安后，他转升任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等使，兼陇右群牧、京畿铸钱、长春宫等使。他还在银台门决断国事，并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即侦探，到处打探官员动静，朝中官吏微有小过，没有他不知道的。后升为兵部尚书，还不满足，又要求任宰相。并指使其他宰相向皇帝推荐他为宰相，但未能如意。宝应元年（762）肃宗将死时，他与宦官程元振等杀张皇后，拥立太子李豫（代宗）即位。因为他有拥戴之功，被唐代宗尊称为尚父，加司空、中书令，终于如愿当上了宰相。此后他更为跋扈，代宗难以忍受，遂逐渐削去他的权力，在时机成熟后，罢职归家，后被代宗派人刺死。

杨炎在财政方面有什么建树杨炎（727～781），字公南，号小杨山人，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凤翔）人，著名的理财家。

杨炎出身于书香门第，曾祖父在唐初为国捐躯，父亲也曾考中进士，但隐居不仕。杨炎长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他最初在河西节度使吕崇贲手下做幕僚，很受器重。后入朝为官，他与常衮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文笔雄丽，名冠一时。元载待他“亲重无比”，屡屡提拔，后元载得罪，他也因此受到牵连。但久慕杨炎风华的德宗一即位，就任命他为宰相。

杨炎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在理财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家财赋从皇帝的私库里独立出来，有利于政府对财政的管理，朝野为之称颂。二是改变了税收制度，改“租庸调”为“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我国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它改变了长久以来以户口、人丁为标准的征税原则，确立了按财产、土地征税的原则。不但减轻了劳苦大众的负担，而且扩大了征赋范围，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杨炎是个很有影响的理财家，却不是一个豁达大度的政治家。杨炎独掌大权后，专意报恩复仇，因为刘晏在诛杀元载时出过力，所以杨炎为给元载复仇，虚构罪名将其杀害。刘晏也是个德高望重的人物，他的冤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使杨炎的声望受到极大的损害。

马燧为什么被称为唐之名将马燧（726～795），字洵美，唐朝后期著名将领，祖籍右扶风（今陕西西安西北），后徙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他治军严整，作战灵活，在平定叛将李灵耀、田悦、李怀光等战斗中屡立战功，为唐王朝的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一代名将。

马燧自幼喜读兵书，立志从军。一日他与兄弟们一起读经书，他忽然停下来感叹道：“天下有事，大丈夫应建功于当代，以济四海，怎能辛辛苦苦地去做一个儒生呢?”于是他改读兵书。

安禄山起兵后，令贾循守范阳（今北京西南）。马燧劝说贾循倒戈，断掉敌人的后路。贾循犹豫不决，事情败露后被杀，马燧侥幸逃脱。

大历十年（775）马燧任河阳三城使。第二年汴州大将李灵耀在魏博镇田承嗣的支持下起兵反唐。马燧奉命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共同进讨。但李忠臣畏缩不前，马燧只得独自杀敌。汴州平定后，马燧奉命让功于李忠臣。不久，魏博镇田悦起兵，马燧再次奉命讨敌。在行军路上，他给田悦送信以示友好，使田悦放松戒备；至邯郸后，斩其来使，大破其军，在临洺又与田悦展开殊死搏斗。后逢“朱泚之乱”，他回军太原。李怀光反于河中后，马燧先后在陶城（今山西永济北）、长春宫（今陕西大荔境内）等地大败李怀光军，逼得李怀光走投无路，被其部将斩杀，献其首而降。

马燧以其卓著的战功名盖一时，但也有失误。在吐蕃问题上他料敌失误，致使唐军损失惨重，他因此被削夺兵权。死后赠太尉，谥“庄武”。

卢杞为什么被视为大奸相卢杞（?～约785），字子良，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人。他的祖父卢怀慎是开元初年的宰相，名重一时，且治家严俭。卢杞相貌丑陋，满脸凶气，虽然承袭家风粗衣粗食，但在政治上惯于使用阴谋诡计，排斥异己，陷害忠良，是一代奸相。

古代名画卢杞仗着父祖的功德直接步入仕途，加之本人心思缜密，巧舌如簧，在仕途上难免不春风得意。一个偶然的机会，卢杞受到了德宗的重视，升任为御史中丞，一年后就当上了宰相。上任后，卢杞妒贤嫉能，立威固权，名臣杨炎、颜真卿先后被其害死，李揆、张镒纷纷被挤出朝班，其他被害、被排挤之人不计其数。

杨炎身材魁梧，气宇轩昂，很看不起丑陋不堪的卢杞，经常借故不与卢杞在政事堂一起用餐，卢杞自然怀恨在心。恰逢梁崇义造反，受命前去讨伐的李希烈因久雨没有进军，卢杞乘机说：“李希烈迟迟不肯进军，主要是因为杨炎曾建议陛下不重用他。陛下何必为了一个杨炎而耽误了讨伐梁崇义的大事呢?依我之见，不如暂且免除杨炎宰相之职，等稳定后再起用他。”德宗本来就因杨炎曾把处死刘晏的罪过推到自己头上而心怀不满，就听从了卢杞的建议罢去了杨炎的相职。至此卢杞仍不罢休，又以杨炎家庙临近王气很重的曲江而借题发挥说杨炎蓄意谋反。这一下触动了皇帝最敏感的神经，杨炎也就必死无疑了。

卢杞整人的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颜真卿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又敢说话，对于卢杞来说自然是个危险。对于德高望重的颜真卿，诬陷是行不通的，于是卢杞想出了更为毒辣的办法。建中四年（783），李希烈造反，卢杞乘机进言：“李希烈年轻气盛，一时头脑发热才如此，只要派一名德高望重的老臣前去安抚一下就行了。颜真卿三朝元老，名望最高，是最合适的人选。”得病乱投医的德宗当然顾不得颜真卿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这一事实，急忙派他前去劝降。颜真卿一去，老迈之人饱受侮辱、谩骂，直至被杀。卢杞终于达到了假他人之手去除敌人的目的。

同年，卢杞为了达到排挤李揆的目的，派七十三岁的李揆出使吐蕃。当李揆向皇帝表达了自己老迈、身体不堪远行的意见时，卢杞阴险地说：“出使吐蕃必须选老练的官员，越老经验越丰富。况且李揆这次如果去了，以后其他年轻人就再也不能推辞远行了。”李揆终于病死于归途。

如果说平日无事搞搞个人斗争尚可原谅，那么当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还继续如此就真是十恶不赦了。泾原兵变，德宗逃难奉天，李怀光前来勤王，德宗自然应该召见予以慰抚，但卢杞害怕李怀光谋害自己，就从中阻挠。李怀光觉得自己劳苦功高，皇帝连见也不见，以致怨气冲天，这成为他后来背叛朝廷的一个重要原因。李怀光反叛后，皇帝再度逃亡，平叛工作更为艰巨。

贞元元年（785），卢杞死于贬所澧州，走完了罪恶的一生。

裴延龄是什么人裴延龄（728～796），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人。他为官奸佞，以谄媚、逢迎取得皇帝信任，办事无能，却整人有术。

贞元八年（792），丝毫不懂理财会计的裴延龄被德宗任命为度支使。上任后，他故弄玄虚，将左藏库分为六个别库：欠库、负库、耗库、剩库、季库和月库。库中财务不增加，只是多费了些簿书、账目及人吏而已。德宗皇帝却认为他很有理财能力。提拔他为户部侍郎。第二年他又以开通财货为名，巧立羡余、底折（以和市场价折充）、本分钱（皇帝庖厨钱）等名目，肆意搜刮，取媚于皇帝。裴延龄处处顺着德宗的意思说话，谄媚之本领空前绝后。为标榜四海升平，德宗想以报天恩的借口建神龙寺。建寺则需要一些长五十尺的松木，裴延龄趁机报告说同州有数千棵八十多尺的大林可做木材。德宗惊喜地说：“朕听说开元、天宝时，在京师附近寻觅五六十尺的木材已十分不容易，必须到很远的岚州、胜州一带才能得到，怎么现在近处就有了这么好的大树呢?”裴延龄满脸媚笑地回答道：“臣闻贤材、珍宝、异物到处都能存在，只是要遇到圣君方才能出现。开元、天宝年间怎么能出现呢?如今这上好的树木就生长于关辅，都是因为您是圣君，方才出现的啊!”对于这样的好事，德宗自然就不去分辨真伪了。为进一步取悦德宗，他上奏：“在粪土中得白银十三万两，得缎匹、杂货百万有余，此皆是库藏羡余，应移杂库别供支用。”

德宗对裴延龄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陆贽直言极谏，指出裴延龄的种种奸邪，德宗大怒，免陆贽相位，对裴延龄愈加亲厚。裴延龄“得理”不饶人，仍不断地在德宗面前诬陷陆贽，陆贽最终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司马。裴延龄还用种种卑劣手段谋害不少朝中忠直之士及与他不和或指斥过他的人。裴延龄有恃无恐，公然对人讲他一定会得到宰相这个职位的。他生病了，唯恐别人夺取权力，竟将一切度支的账目、印章均搬到自己家中。但自陆贽后，没人再敢讲他的不是。

德宗也知道裴延龄的“诞妄”，但还是完全听任他的诡计，异乎寻常地宠信他。贞元十二年（796）裴延龄去世，中外朝臣俱称贺，唯有德宗悲伤不已，为其举行隆重葬礼，只是朝臣们都不愿去吊祭。

颜真卿生平有哪些主要事迹颜真卿（708～785），字清臣，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是北朝著名学者颜之推的后代，唐初学者颜师古的后世孙。颜真卿少年好学，文章做得好，书法也很好。开元年间考中进士，始入仕途。当他做监察御史时，一次出使到河陇地区，当时此地有冤狱，很长时间没得到正确的判决。适逢天旱，颜真卿做出裁决后，天下了雨，当地人称之为“御史雨”。

由于颜真卿刚直，坚决不依附杨国忠，被贬出京师，出任平原太守。当安禄山反迹越来越明显的时候，颜真卿未雨绸缪，以预防连绵大雨为借口，修缮城池，招兵屯粮，而表面上泛舟饮酒，若无其事，以免打草惊蛇。安禄山范阳起兵后，河朔一带望风瓦解，唯独平原城起兵坚守。颜真卿与哥哥常山太守颜杲卿联军抗叛，河北十七郡云集响应，合兵二十万，极大地牵制了敌人的进攻力量。后来因为无兵救援，力寡难支，在敌人强大的攻势下，颜真卿只得弃城奔灵武。

颜真卿忠良耿直，恪尽职守，军国大事知无不言，屡为权臣元载、李辅国等人嫉恨，出为外州刺史、长史。代宗时再次回到京师任尚书左丞，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德宗即位后，杨炎也嫉恨他的耿直敢言，改任为太子太傅，表面上予以尊宠，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的实权。

在唐玄宗刚刚听说爆发叛乱时，曾感叹地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等听到平原派来的使者奏报后，极为高兴，对左右的人说：“朕不知颜真卿形状如何，所为得如此?”

贾耽在地理学方面有什么贡献贾耽（730～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属河北）人。他既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地图学家和地理学家。

贾耽生于开元盛世，自幼喜爱读书，尤爱地理，天宝中考中明经科，步人仕途。由于才华出众，政绩突出，他从最初的县尉一路升迁到了宰相，其间曾任鸿胪卿，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节。贾耽居相位十三年，待人诚恳，克勤克俭，忧国忧民，是唐代中期重要的政治家。

除政治上的贡献外，他在地图学、地理学、方志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划时代的贡献。在我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如果说裴秀（晋代）是制图理论的奠基人和创建者，那么贾耽就是制图理论的继承人和发展者。他创造性地用“古墨今朱，古今殊文”的注记方法绘制地图，将制图的方法提高了一步。贾耽自五十五岁开始，前后用了十七年的时间，绘制了巨大而又精详的唐代全国地图——《海内华夷图》，大概有十平方米大。这不仅是中国地图学史上的盛事，也是世界地图学史上的盛事，只可惜没有流传下来。另外由于长期担任鸿胪卿工作，贾耽有条件接触更多的外国使节和地理书籍，因此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有感于陇右地区积年被吐蕃占领的现状，他绘制了《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并作图说十卷，涉及山川河流、人口、驻军等，内容丰富，希望能为唐王朝收复失地做出贡献，可见其眷眷爱国之心。

贾耽地理著作颇丰，除上述之外，还有《皇华四达记》十卷、《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六卷、《吐蕃黄河录》四卷等等。他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地记录了从广州经越南、马来半岛，南到爪哇，西到印度、斯里兰卡，一直通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海上航路情况，记述得详细、准确。

陆贽在政治上有什么建树陆贽（753～805），嘉兴（今属浙江）人，字敬舆。死后谥号为“宣”，后世亦称为陆宣公。大历八年（773），二十岁的他考中进士，继而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在诗的海洋中，他的赋文独树一帜，他亦因此而扬名。德宗为太子时已闻其名，登基后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陆贽博古通今，才识练达，审时度势，敏于应变。在仓皇危难之际，全靠他过人的洞察力和冷静的应变能力，德宗才得以避免许多困厄，渡过危难。建中四年（783）朱泚乱京师，德宗被围困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当时北面诸军受敌牵制，南方藩镇多闭境自守，观望不动，形势十分危急。值此人心向背之际，德宗在陆贽的反复劝谏下，终于在兴元元年（784）元旦向天下颁布了陆贽代为草拟的罪己诏，诏文情词恳切，一味引咎自责而毫不文饰。历数自己的幼稚暗昧：“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斥逆臣之狂肆，哀民生之多艰，武夫悍将读后皆感动得流泪，对奉天之围的化解起到了重要作用。

陆贽精于谋略，是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李楚琳原是凤翔将，乘泾师之乱杀主帅自立，归附朱泚，及奉天围解，楚琳又归附朝廷，时处危难之际，德宗不得不承认他的风翔节度使地位，但旋即反悔。陆贽为其分析了安抚李楚琳的必要性，德宗听从了他的劝谏才得以免遭不测。兴元四年（787）陆贽揭露李怀光的反状，建议德宗令李晟移军，摆脱李怀光的控制，德宗予以批准，结果李晟军得以保全；而另外的李建徽、阳惠元的移军奏议没有被批准，结果这两节度兵马尽入李怀光之手。在财政上，陆贽劝德宗节俭，戒奢侈，也堪称济世良方。正如宋代苏东坡言，假使德宗听从陆贽的建议，则有可能重见“贞观之治”的盛况，成太平伟业。

奉天之难解除，德宗还朝，陆贽开始任宰相，但终因他直言谏诤，遭他人的诬陷，在其入相仅两年的时候被贬出京师，这一贬就长达十年之久。等到顺宗即位召他还朝，诏书未至，他已去世。一代英才，未尽其用，举世叹息!陆贽以文著称。他的文章和遭遇常常令人想到汉代贾谊，后人论及他的政论文也每每用贾谊来作对比。

韦皋在保卫唐朝西南边境方面做出过什么贡献韦皋（745～805），字城武，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年轻时是建陵（肃宗墓）的挽郎，后来在凤翔节度使张镒的提携下，当上了陇州行营留后，开始掌握地方军权。朱泚造反时曾派使者劝他同反，他则杀掉使者，显示了对李唐王朝的忠心。此后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屡屡升迁。贞元元年（785），他被委以重任，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蜀地历来富庶，是唐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剑南西川节度使更肩负着镇守西南边陲的重任。四十岁的韦皋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在镇蜀的二十年中，他“服南诏，摧吐蕃”，立下了赫赫功劳，使“南诏入贡，西戎寝患”。

韦皋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他采取了以招抚为主，用武为辅，争取西南各民族以孤立吐蕃的策略。韦皋入蜀后，深感南诏在平定吐蕃中有巨大作用。南诏本来是在唐王朝支持下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但天宝末年杨国忠错误地发动了两次对南诏的战争，致使南诏改臣吐蕃，甚至南诏王阎罗凤在叛唐后刻碑于国门，表明自己为人所逼，心里还是向着唐朝的。当韦皋得知当时的南诏王异牟寻有归唐之意后，马上派人前去招抚。韦皋不仅使南诏重新归唐，而且废除了过去强迫南诏子弟入京城做“质子”的制度，帮助南诏人民发展地区的经济和文化。

同时韦皋也对其他西南边境的少数民族予以招抚，真正地实现了对吐蕃贵族的孤立。他借用武力，毫无后顾之忧地多次痛击吐蕃。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转战千里，俘虏吐蕃宰相论莽热，彻底解除了西南边疆的困扰。

韦皋一生，位兼将相，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长达二十一年，为保卫唐代西南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柳宗元的生平情况如何柳宗元（773～819），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字子厚。是北魏侍中济阴公的后代，曾伯祖柳奭（shi）曾在高宗朝任宰相，父亲柳镇是太常博士。柳宗元出生于长安，也是在那里长大的。有的书上称他为柳河东，有时他也自称晋人，其实这只是沿用祖籍的习惯说法罢了。由于晚年被贬往柳州并最终客死于此，因而人们又称其为柳柳州。

古代人物柳宗元少年时就很聪慧，尤其精通西汉诗赋，写得异常精美，为时人所称道。他儿时的文化知识主要是由他母亲卢氏教的，卢氏出身于涿郡范阳的大族，祖上也世代为官。受家庭的影响，柳宗元从小就以读书做官作为努力的目标。他父亲为官清正，刚正不阿，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于贞元九年（793）春考中进士，贞元十四年又通过了博学宏词科考试，被任命为校书郎、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时因患严重风疾而不能正常处理国事，朝政由顺宗为太子时的亲信王叔文、韦执谊执掌。这二人都很欣赏柳宗元的才华，经常在一起讨论政事。“二王八司马”事件爆发后，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还未到任又远贬为永州司马。由于永州生活比较艰苦，因而不到半年他的母亲卢氏便因病去世了。元和十年（815）又被贬为柳州刺史，这时他的好友刘禹锡由于写诗得罪了当朝新贵们而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宗元不忍心刘禹锡母子别离，因为刘母年已八十余，不可能随其子长途前往，于是柳宗元就上疏请求让自己去播州，刘禹锡去柳州。后经裴度在皇帝面前再三说情，才最终让刘禹锡改去连州（今广州北部）。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严令禁止巫术，又废除了典贴良人男女做奴婢的旧习俗。已设为奴婢的可按照时间计算应得的工钱，如达到所欠债务的数目则可以恢复自由。这项革新措施的实行，立即受到了当地广大贫苦百姓的欢迎，而且这一措施对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也是有利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

柳宗元初到柳州时，年纪并非很老，然而由于长期的贬谪生活，特别是母亲的去世和刚到柳州堂弟就暴病身亡等事情，使他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和打击，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他在文学上成就很大，尤其是散文，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鼓励后学，许多考上进士的年轻人不远千里向他学习。元和十四年（819），宪宗皇帝因受尊号而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遗憾的是诏书还未到柳州，柳宗元就于同年十月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有文集四十卷传世。

如何评价李吉甫这个历史人物李吉甫（758～814），字弘宪，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少时好学，会写文章。二十七岁时被任为太常博士。他博学多闻，尤其对国家典制及其历代沿革特别精通，很受人们称赞。曾任屯田员外郎，后改任驾部员外，深得名臣李泌、窦参的赏识。

古代名画陆贽当了宰相之后，李吉甫被贬为明州（今浙江宁波）员外长史，后遇赦，重新起用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此时，陆贽也被贬到忠州，人们颇为陆贽担心，以为李吉甫定会伺机报复。出乎意料的是，李吉甫不计前嫌，对陆贽非常友好，终于赢得了陆贽的信任，人们也更加敬重李吉甫。宪宗即位，李吉甫被任用为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又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中书小吏滑涣与宦官刘光琦亲善，经常弄权作弊，李吉甫力主除去二人。元和元年（806），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李吉甫支持宪宗发兵讨伐，并提出了合理的出兵之策，因此深受宪宗信任。第二年，升任宰相。他生性聪敏，精通政务，又因贬在江淮十五余年，深知民间疾苦。因而担任宰相后，颇重民意，多纳贤才，甚有美称。

元和三年，宪宗举行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的制举考试，有人在应试对策中指责时政之失，言词激烈，无所回避，李吉甫认为考生是在攻击自己，哭诉于皇帝。宪宗听信李吉甫的话，将主持考试的官员贬谪，攻击朝政的考生们当然也名落孙山。

李吉甫看到裴垍久在翰林院，又深受宪宗信任，主动向宪宗提出重用裴垍，代替自己为相。元和三年九月，李吉甫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宪宗亲自到通化门楼为他饯行。在扬州（今江苏扬州），他仍然关心朝政，每遇军政大事，他都密疏皇上，陈述己见。他还在高邮（今江苏高邮）筑堤为塘，溉田数千顷，为当地百姓办了实事。

元和五年（810），裴垍因病免职。李吉甫于第二年春回到京师，拜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赵国公。李吉甫再度拜相后，他针对时政之弊，提出了许多改革意见，如裁减官员、重新量定官员俸禄等。李吉甫还常为宪宗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谏议，深受宪宗的赏识与信任。

李吉甫知识渊博，学术上亦很有成就。其著述有《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国计簿》、《百司举要》等，但留传至今的只有《元和郡县图志》（图已丢失）。元和九年十月，李吉甫暴病而卒，终年五十七岁。

李吉甫作为唐后期一名政治家，史称他“该洽经典，详练故实”，虽时有沉浮，但始终对国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为人正直，且有突出的学术贡献，不愧为一代名臣。

杜佑是何许人?任宰相期间政绩如何杜佑（735～813），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出身名门望族，十八岁以门荫入仕，历任济南郡（今山东济南）参军、剡县（今浙江嵊县）丞、工部郎中、江西青苗使、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等职。后因奸臣卢杞排挤，外放到地方，先后担任苏州刺史、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等职。

古代皇帝贞元十九年（803），杜佑出任宰相。德宗驾崩，杜佑行冢宰之职，又任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当时王叔文为度支盐铁副使，杜佑因身为宰相而不能亲自处理度支盐铁之事，王叔文独揽大权。王叔文遭贬斥后，杜佑遂推荐李巽为副使。顺宗居丧期间，杜佑再次行冢宰之职，把度支盐铁之权交给李巽。当时，国家经费由度支总领，度支为了节省费用，常常让一官身兼数职，涉及各个官府，导致官员权务繁杂而又不得要领。杜佑对此进行了改革，他将营缮事务归于将作监，将木炭管理归于司农寺，将漂染业归于少府监。通过改革，简化了官员职务，理顺了管理环节。

元和元年（806），杜佑拜为司徒，封岐国公。这一年，党项暗通吐蕃在边境寻衅，边将为了邀功，力请出兵讨伐。杜佑认为唐朝政府财政紧张，不具备大规模用兵的有利条件，于是上疏极力反对用兵之事，并提出用怀柔之策安抚少数民族。宪宗非常赞成，采纳了他的建议。一年多后，杜佑因年老多病请求离职。宪宗准许他三五日一人中书省参与政事，且对他非常尊敬，每次见面时只称他的官职而不呼姓名。元和七年，杜佑连续四次上表请求离职，宪宗考虑到他的确是年迈体弱，只好准许其颐养天年。元和八年，杜佑患病而亡，终年七十八岁。

杜佑是唐朝中后期一位有名的政治家、理财家。他为人谦逊，为政宽厚，一生为宦近六十年，权衡事务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重，深得人们尊重。但是行军打仗之事，却非其所长。贞元十六年（800），徐州张建封之子擅立节度使，德宗命杜佑为主帅统淮泗之军进讨，然杜佑一味固守，不敢进军，以致贻误了战机。

杜佑还是杰出的史学家。他一生勤奋，博学多闻。夜晚灯下苦读，虽位至宰相，始终孜孜不倦。贞元十七年，他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完成了《通典》二百卷。《通典》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典章制度的通史。书中叙事上起远古黄帝，下至玄宗天宝末年，有些甚至涉及肃宗、代宗时事，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做了详细叙述，还收录了前人的评议和评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它开创了我国史书编著的新体例，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郑余庆为什么被当时人称为“一代儒宗”

郑余庆（746～820），字居业，出身名门荥阳郑氏之后。他历仕于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四朝，贞元与元和年间先后两次拜相，是唐中期著名的大臣。

代宗大历年间，郑余庆举进士入仕。德宗贞元初，他由幕职官选为翰林学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选事。贞元十四年（798），晋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后因得罪被贬官为郴州司马。顺宗时，重新起用为尚书左丞。宪宗即位后，再度拜相。

郑余庆先后四朝为官，刚正耿直，奏闻文雅流畅，言多中肯，切中时弊。他还不畏权奸，宪宗朝有个中书主书叫滑涣，他职务虽低，但为人阴险狡诈，勾结权宦，干预朝政，气焰嚣张一时。有一次，宰相们在一起议事，滑涣竟然在宰相前指手画脚，目中无人。其他宰相都不敢惹他，唯独郑余庆当场把他臭骂了一通。后滑涣怀恨在心，暗中使坏，把郑余庆罢为太子宾客。直到滑涣贪污腐败的丑事被揭发，宪宗才恍然大悟，由此更加敬重郑余庆，累迁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元和九年（814），郑余庆出任山南西道、凤翔节度使。后又历任尚书左仆射、太子少师、国子祭酒等职，封爵荥阳郡公。

郑余庆精通六经，在奏议中也能引经据典，为人所敬重。他还积极倡导儒学，一些不理解他的人都说他不合时宜。他的文集、表疏、碑志、诗赋广泛流行于世，在当时影很大。他为人清俭朴素，家无余财，志节始终不渝，不失儒者之道。他出将入相，为官显要，将近五十年，但却没有任何积蓄，所得俸禄，都分给了亲族故友。在他任节度使时，把所得的钱物都用来周济别人，很得人们的爱戴。唐宪宗知道他穷，每逢派中使外出，总是告诫他们不许向郑余庆索取任何东西。他死后，因为没钱安葬，穆宗特许给一月俸钱以帮助办理丧事。因为他的学识和品行为时人所敬仰，所以被时人称为“一代儒宗”。

韩愈生平有哪些事迹韩愈（768～824），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由于先世居于昌黎（今河北昌黎），故世称其为昌黎先生。三岁时父母双亡，靠兄嫂抚养长大。幼时聪慧好学，博闻强记。贞元八年（792）中进士，但是并未很快被任用。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韩愈被聘为幕僚。董晋死后，又为宁武节度使张建封宾佐。后来入朝，任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他生性率直，疾恶如仇。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上疏数千言，极言当时政出多门、宦官专权及宫市掠夺的弊政，触怒了德宗皇帝，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县令，又改任江陵（今湖北江陵）法曹参军。

韩愈元和初年（806），韩愈被召为国子博士，后升任都官员外郎。元和八年，韩愈为犯赃贬官的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令柳涧上疏申诉，得罪了当权者，又贬为国子博士。韩愈才高气盛，由于在官场上不得志，累遭贬黜，遂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者见到此文之后，大受感动，认为韩愈很有史才，于是将他调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次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八月，宪宗任宰相裴度平定淮西，韩愈由裴度推荐任命为行军司马。淮西平定以后，韩愈因随军有功，提升为刑部侍郎，仕途很是得意。然而，很快因《论佛骨表》之事再次遭贬。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佛指舍利，唐代每三十年迎一次佛骨，据说每逢迎佛骨之年，岁丰人和。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命中使杜英奇与宫人三十多人迎佛骨。佛骨入京后，先在宫中供奉三日，然后又遍送长安诸寺供奉，好多百姓荒废产业而虔诚膜拜。韩愈素不信佛，上疏反对，触怒了宪宗皇帝，于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在潮州，韩愈曾组织民夫将州城西一个大水池决堤放水，消除了当地百姓的鳄鱼之患，并作《鳄鱼祭》一文，以资纪念。后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他在袁州废除了当地买卖奴婢的陋习，故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拜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镇州（今河北正定）叛乱，穆宗派韩愈前去宣慰。韩愈到达镇州后，召集叛军，谕以大义。他言辞恳切，使叛军头目王廷凑敬畏不已。回朝后，升任吏部侍郎，后又任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824）十二月，韩愈病逝。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所以后世敬称他为“韩文公”。

韩愈一生为官为政，同时做诗撰文，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诗人、思想家。他的文学和思想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其作品除《韩昌黎集》外，还有《顺宗实录》流传于世。韩愈思想的主流是儒学传统，他的哲学代表作有《原道》、《原性》、《原人》、《原毁》、《原鬼》等，阐述了他的天命论、道统论和人性论。这些思想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天命论”在韩愈的世界观中占统治地位，强调天是有意志的，人是无法改变的。道统论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是以孔孟所讲的仁义道德为主要内容的。主张博爱是“仁”，行为合乎封建等级秩序就是“义”，按照“仁义”的法则行事就是“道”，内心具备了“仁义”就是“德”。认为这种“道”自古延续至今。这种儒家思想到宋朝加以发挥，被称为“道”或“理”，被宋明理学家更进一步哲学化了。“人性论”也称“性情说”，“性”是人性，即人的本性，由仁、义、礼、智、信组成。由于人对五德具备情况不同，决定了人性的不同，韩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即“性三品说”。

元稹的人品为什么前后期截然不同元稹（779～831），字微之，在二十四岁时与白居易同时考中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他又考取制举才识兼茂科，名列第一，授右拾遗。与白居易一样，在刚刚踏上仕途时，他也抱着“兼济天下”、为国除弊兴利的愿望。

元稹生性敏锐，既然身为谏官，便不愿碌碌度日。被授官的当日他便上疏论谏官之职，以后又论及西北边事，皆朝廷大事，宪宗多次召他询问方略。但元稹很快受到权贵们的嫉恨，被出为河南县尉。恰在此时他的母亲病逝，没有赴任。服丧结束后，他被授为监察御史。元和四年，元稹出使东蜀，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擅自加赋，又吞没吏民田宅、奴婢及财物。当时严砺已死，七州刺史都被责罚。元稹虽然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但引起朝中与严砺交好之人的厌恶。其后元稹又弹劾了一批不法官吏，使得他们非常不满。后来宦官刘士元在驿馆羞辱元稹，打伤了他的脸。事发之后，执政借口元稹年少气盛，务作威福，将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次贬斥对元稹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他逐渐改变了过去的信条和做法。史书上说他“信道不坚，遂失所守”。元和十四年（819），元稹回到京师任膳部员外郎。穆宗一直很欣赏元稹的文采，与元稹相厚的宦官崔潭峻进元稹诗歌数十百篇，穆宗大悦，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诰。朝中宦官因崔潭峻的缘故，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益发得到穆宗重用。长庆二年（822），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裴度同为宰相。但因为元稹在朝中没有威望，诏下之日，朝野皆讥笑之。元稹思穆宗恩宠眷顾，超次拔擢，急于有所建树以报答皇恩，堵塞众人之口。当时深州有战事，元稹的好友于方诡称有人可以说服叛贼，但需要兵部空名告身二十，以便宜行事。于方以此卖官纳贿。后元稹给于方二十个兵部告身之事暴露出来，元稹、裴度俱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谏官言此事与裴度无关，裴度不当罢，而责罚元稹太轻。穆宗回护元稹，只削去其长春宫使之职。

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整顿纲纪，出郎官无状者七人，然而因元稹威望扫地不被公议所赞扬。恰值宰相王播突然死亡，元稹四处活动，想要恢复失去的宰相之位，但没有结果。不久拜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七月，卒，年五十三，赠尚书右仆射。如何评价李逢吉这位历史人物李逢吉（758～835），字虚舟，陇西（今甘肃陇西东南）人，唐代政治家。

李逢吉在唐德宗贞元年间考中进士，被范希朝辟为振武节度掌书记，后又入朝为左拾遗、左补阙、改侍御史，充入吐蕃册命副使、工部员外郎，又充入南诏副使。元和十一年（816），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为人阴险诡诈，妒贤害能。宪宗命裴度总领兵讨淮、蔡叛军，李逢吉恐其成功后位在己上，便暗中破坏，没有得逞，却由此与裴度交恶。到裴度亲征时，学士令狐楚因制辞不合旨，遭到贬斥。李逢吉因与令狐楚相善，也被罢去宰相之职，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唐穆宗即位后，李逢吉因曾服侍东宫，觉得有侍读之恩，便遣人密结权贵，求还京师。长庆二年（822），他被召入朝，为兵部尚书。恰巧裴度也在此时自太原入朝，朝廷以裴度招降河朔有功，与工部侍郎元稹先后拜为宰相。因元稹结交内官为士人嗤笑，裴度在太原时，数次上疏言元稹奸邪。李逢吉认为二人同为宰相，势必倾轧，乃遣人诬告元稹结交小人，欲行刺裴度。元稹、裴度俱被罢相。李逢吉取而代之，成为宰相。他与朝中不得志之人结纳，把持朝政，捏造诽谤，百般中伤裴度。赖学士李绅、韦处厚数次在皇帝面前申诉力谏裴度于国有功，裴度才得以以仆射之职留在朝中。当时唐朝已失河朔，徐、汴两州动乱，天下俱思裴度再秉国政，以攘动乱。及李逢吉挟私嫁祸裴度，夺其权，四海侧目。李逢吉又厌恶学士李绅得到穆宗宠信，阴谋将其赶出朝廷。他任命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认为李绅褊（biǎn）直，韩愈木强，两人必起争执。后来李绅果然与韩愈意见不合，在朝堂上争吵不休。李逢吉乘机罢韩愈为兵部侍郎，李绅为江西观察使。敬宗时，李逢吉又企图阻止裴度入朝为相，没有得逞，乃以使相出镇山南东道。大和中，移镇宣武。大和八年（834），其侄李训当政，征拜他为左仆射，后以司徒致仕。大和九年卒，年七十八，赠太尉，谥曰“成”。

第二十九章

柳公权的生平与书法成就如何柳公权（778～865），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字诚悬，唐代著名书法家。

柳公权自幼好学，十二岁便能作辞赋。元和初年，他考中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皆侍书禁中。文宗时，累迁中书舍人，有诤臣风，授谏议大夫。开成三年（838），转工部侍郎，迁承旨学士。武宗时，为集贤院学士、判院事，累官工部尚书。

柳公权为人宽厚正直，为官时多次直言进谏。为勋戚家书写碑志获金每岁达到巨万，尽付家中主藏奴仆代为收藏，被奴仆窃去大半。他曾特意收藏银器一套于笥（sì）中，后来打开发现锁匙完好而银器不翼而飞，他询问仆人，仆人推说不知道，柳公权只是笑笑说：“银杯羽化耳。”便不复追问。唯砚、墨、册簿，自己锁鐍（jué）密藏，绝不假手他人。

柳公权善书法，尤工正楷。初学王羲之，得力于欧阳询、颜真卿笔法。书体道健，结构劲挺，虽不及颜书体局宽裕，亦别自成一家，号称柳体，与颜真卿并称“颜柳”。当时贵宦家墓碑铭志非其所书，人们就认为他的子孙不够孝顺。外邦入贡，均另备货贝曰：“此购柳书。”可见当时柳公权的书法得到许多人的喜爱，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

唐懿宗初，柳公权以太子少师致仕。咸通六年（865）卒。

白居易为什么一生仕途坎坷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太原人，后迁居于下邦（今陕西渭南北）。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又考中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从一开始，白居易怀着忧国忧民、兼济天下的抱负投入到政治生涯中。宪宗元和元年（806），他与好友元稹仔细分析当时的社会状况，写出了《策林》七十五白居易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吏治、文化等方方面面，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同年四月，白居易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因对策语直，入第四等，授盩厔（zhōuzhī，今陕西周至）尉。县尉的职责是“拜送长官”，“分判众曹，收率课调”，白居易不愿去压迫百姓。元和二年，白居易被召回长安，授翰林学士。次年，除左拾遗。左拾遗为谏官，正是他乐于担任的工作，在任左拾遗的几年中，屡屡上疏针砭时弊，并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颜直谏，极言宪宗之误。宪宗心中不乐，对宰相说：“白居易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在难以忍受。”因为家贫，元和五年改任为京兆府户曹参军，第二年因母病故回乡守制。元和九年，白居易“丁忧”（守丧）期满回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赞善大夫是一个闲职，职务只是陪太子读书，却无权过问朝政，但这并不能阻止白居易。元和十年春，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此事一出，朝野哗然，宰相在京城被杀，是藩镇对朝廷的莫大蔑视，更是朝廷的奇耻大辱，但满朝文武惮于藩镇威势，竟无一人敢上疏提出对策。白居易出于义愤，不顾不能先于谏官奏事的朝规，首先上疏请求追捕凶手，因此激怒朝中与藩镇勾结的官吏，将白居易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是诗人仕途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白居易一直徘徊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之间，但他仍然关心社会现实，渴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元和十四年，白居易奉调回京，任司门员外郎，后改授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821）十二月，爆发了“使酒骂座”事件。李景俭等人因不满朝廷在出兵讨伐藩镇叛乱时的无能，借酒闯入中书省，直呼宰相之名，面数他们的过失。事后李景俭等人均被贬黜出京。白居易虽极力上疏营救，奈何不果。同时，他的好友元稹又因积极主张讨伐河北藩镇而开罪于权贵，被贬为同州刺史。白居易深感回天乏力，自请出为外任。长庆二年，他被任为杭州刺史。宝历元年（825）又为苏州刺史。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官员，他仍力所能及地为百姓做一些好事。会昌二年（842），白居易坚持辞去太子少傅官职，以刑部尚书致仕，结束了他长达四十年的仕宦生涯。

崔祜甫在宰相任中有何作为崔祐甫（721～780），字贻孙，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中唐宰相。天宝年间考中进士，补寿安县尉，肃宗时任起居舍人，代宗时为中书舍人。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敢直言极谏。

代宗朝常衮为宰相，时中书省缺侍郎，祐甫以舍人摄省事，二人常遇事争执不下。于是常衮调他任吏部选事，崔祐甫每次拟定的官员人选，常衮总要驳回。恰逢朱泚上奏军中出现猫为鼠哺乳的怪事，常衮率领群臣去祝贺皇帝，认为这是祥瑞之事。崔祐甫则反驳道：“人养猫是要它捕食老鼠，为人除害。今猫不捕鼠反而养老鼠，是失其本职。犹如执法官吏不惩邪恶违法之人，边将不抵抗入侵之敌。我认为应当派人巡察地方贪官污吏，告诫边防守将要严加防范，则可以消除这种怪异现象。”代宗很赞同他的话，而常衮则更加嫉恨他。

代宗死后，在代宗灵前，为守丧事宜，两人再次冲突。一怒之下常衮欲贬崔祐甫，未征得郭子仪、朱泚的同意便在诏书上联署其名，被德宗视为欺君，遂罢贬常衮，任崔祐甫为相。祐甫为相后，选官允当，受到皇帝以及朝臣的认可。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为试探朝廷对他的态度，上表进献钱三十万贯。德宗不知如何应对，问计于祐甫，祐甫说：“李正己献钱是行诈，不如派使者前去劳军，将所献钱转赐军内将士，李正己若承命，士卒必感谢皇恩；若违抗，则军内自乱。这样也向其他藩镇表明朝廷并不贪图地方的贿赂。”德宗采纳了他的意见，李正己自然是哑巴吃黄连，只得拿钱赏赐部下。因崔祐甫有一定才能，为政期间政绩颇丰。建中元年（780），崔祐甫病死，时年六十岁，追赠太傅。虽在仕途，他勤于读书撰文，有文集三十卷传世。

刘禹锡的生平状况如何刘禹锡（772～842），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字梦得。一说他是中山（今属河北）人。武宗会昌二年（842），刘禹锡曾写过一份自传《子刘子传》，在这份自传中，他自称为洛阳人。

贞元九年（793），刘禹锡考中进士，又登博学宏辞科，授太子校书，后来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处当记室，受到杜佑的赞赏。贞元十九年，他随杜佑入朝，授监察御史。他与当时服侍太子的翰林学士王叔文交好，王叔文“以宰相器待之”。贞元二十一年初，唐顺宗即位。由于顺宗长期生病，不能料理国事，王叔文得到重用。刘禹锡也得以参议国政，开始了反对宦官专权的政治改革，因而遭到宦官和与之勾结的官僚们的嫉恨。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宦官俱文珍勾结大官僚与藩镇势力，强迫顺宗逊位，拥立太子李纯（宪宗）为帝。改革派全遭贬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逐居朗州十年。元和十年（815），他被召回长安，不久又因作《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一诗，触怒新贵，被斥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后改为连州（今广东北部）刺史。长庆元年（821），改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刺史，长庆四年，调行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大和二年（828），他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中，作《再游玄都观》诗，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奋斗到底的勇气。大和五年（831），他出任苏州刺史，后又相继转为汝州刺史、同州刺史。开成元年（836），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842）七月病逝，终年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的作品主要收录在《刘宾客集》中。

白敏中是什么人?如何评价他任宰相期间的作为白敏中（792～861），字用晦，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唐代诗人，白居易从父弟。

白敏中少孤，跟随诸长兄学习。长庆二年（822）中进士，辅佐义成军节度使李听，历河东、郑滑、邠（bīn）宁三府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大和七年（833），因母亲病逝守母丧退居下邦。会昌初，他以殿中侍御史分司东都。同年夏，转为户部员外郎，回到长安。唐武宗素闻白居易诗名，及即位，想要征用他。宰相李德裕认为白居易已经是衰病之躯，不能上朝谒见，以其辞艺类似白居易，举荐白敏中。遂诏白敏中为翰林学士，改兵部员外郎、承旨学士。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迁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牛李党争中，白敏中为牛党要员，不断诬陷、打击李德裕，及李德裕被贬，敏中抵毁甚力，议者訾（zǐ）恶。李德裕亦言“惟怨报德为不可测”，斥责白敏中。此后白敏中又历任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太原郡公，五年之中十三迁。

等到崔铉任宰相后，企图专辅政之权，于是担心白敏中位在己上。这时恰逢西北的党项族屡次骚扰边境，崔铉趁机向皇帝进言应派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前去镇抚。朝廷于是任白敏中为邻宁节度使、招抚制置使。白敏中到任时，属下将领已打败入犯之敌。他于是劝说党项人归顺朝廷，并在终南山至黄河间设屯卫以防外患，回绕千里。第二年，又改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在任上增骡军，完创关壁，治蜀五年，有功绩。唐懿宗即位，召他拜为中书令。咸通二年（861），出为风翔节度使。不久以太傅致仕，诏书未至，卒，赠太尉。

牛僧孺在牛李党争中充当什么角色牛僧孺（779～847），字思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德宗贞元时中进士，任伊阙尉，迁监察御史。宪宗元和三年（808），因对策中批评时政，为宰相李吉甫所排斥，久不得叙用。至穆宗时，累官至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敬宗时，出任武昌军节度使。文宗大和四年（830），再次还朝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武宗时，李吉甫子李德裕为相，他被贬为循州长史。宣宗时还朝，于途中病死。著有传奇《玄怪录》。

牛僧孺是牛李党争中牛党的首领之一，与李逢吉、李宗闵、杨嗣复、白敏中、令狐绚等结为朋党，与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牛党执政期间，则大力排挤李党人物；李党得势时，又排挤倾轧牛党，双方水火不相容，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朝廷政治。牛僧孺曾两次拜相，在任期间，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唯知排挤异己，勾结宦官，打击排挤裴度等正直官员，对藩镇采取妥协政策，把持朝政，“权震天下”。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对牛僧孺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后世学者也认为牛党在政治上不如李党积极进取。

李德裕为什么被称为“李党之首魁”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宪宗时名相李吉甫之子。少年时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传》。他自以为门第高贵，耻于与诸生共同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无意于仕进。后来先到藩镇幕府任职，逐渐升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等职。唐穆宗即位后，升任考功郎中、知制诰，转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在翰林时，李绅、元稹等人均在翰林任职，往来密切，遂为牛党李逢吉所厌恶。元稹、裴度罢相后，当时牛僧孺与李德裕拜相的呼声都很高，牛僧孺由于有李逢吉的帮助得以任宰相，而李德裕则被排挤出京，外任浙西观察使，后又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等职。所到之处，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唐武宗即位后，早就闻李德裕的大名，遂召人京师拜为宰相。在任期间，他辅佐武宗讨平了擅自袭任泽潞节度使的刘稹，沉重地打击了跋扈藩镇的气焰。他还力主对侵犯边境的回鹘坚决回击，从而保证了唐朝北部边境的安宁。唐武宗坚持抑制佛教发展，采取措施打击佛教，也得到了李德裕的支持。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牛党重新得势，他被贬为崖州（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司户，后死任上。著有《次柳氏旧闻》、《会昌一品集》等书传世。

李德裕被视为李党首魁，与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明争暗斗。总的来看，李党的政治主张更积极一些，而牛党则趋于保守。如在对待跋扈藩镇问题上，李党主张讨伐，牛党则主张姑息；在对待吐蕃、南诏等民族问题上，李党的态度比较积极，主张练兵强国，用军事手段保卫疆土，而牛党则主张姑息，以息事宁人为能事，主张消极的防御；在对待宦官问题上，两党都利用过宦官势力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牛党之人则陷得更深一些。且李党人物大都政绩突出，不像牛党人物多碌碌无为。不过李德裕以门第自高，反对科举考试，主张朝廷公卿大臣应由贵族子弟充任，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李德裕任宰相期间有什么作为李德裕一生曾两次拜相，第一次在文宗大和七年（833）二月，但是到次年九月，就被牛党排挤出朝，任镇国军节度使。第二次拜相是在武宗会昌元年（841）九月，至宣宗大中元年（847）罢相。李德裕第一任宰相由于时间短暂，很快就被排挤出朝，故没有大的作为，他的成绩主要在第二次任宰相期间。

在这期间，李德裕主要办了以下几件大事。其一，回鹘被黠戛斯击破，部族离散，无法在故地容足，余众在其乌介可汗率领下南迁，同时还带来了早年远嫁回鹘的唐朝大和公主，于会昌二年，逼近塞上，并遣使向唐朝求助兵粮，同时还要求借天德军辖区以安置公主。朝臣多主张出兵进击，而李德裕认为回鹘过去曾有功于唐朝，应该借给粮食，天德军兵寡将弱，不能抵御回鹘，先借其粮，然后静观其变，再做决定。不久回鹘发生内乱，乌介势孤，遂率军侵扰唐朝边境。李德裕命大将石雄奇袭回鹘牙帐，夺回大和公主，然后出兵击退了回鹘的侵扰，稳定了唐朝的边界。其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死，其侄刘稹不待朝命自为留后。朝臣中不少人主张授予节钺，承认其地位。李德裕认为泽潞不同于河北三镇，力主用兵讨伐。在讨伐泽潞的过程中，太原发生兵变，驱逐其节度使李石，拥立都将杨弁为留后。李德裕主张用兵讨叛，终于平定了这次叛乱，稳定了河东地区。接着官军一鼓作气，终于攻下潞州，平定了刘稹之乱。这次胜利是唐朝自平定淮西以来，在平定藩镇之乱中最大的一次胜利，对提高朝廷威望，震慑不法藩镇，稳定社会秩序都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三，在这期间，李德裕整顿朝政、吏风，限制宦官权势，发展社会经济，制定法规，使唐朝的政治气象为之一新，受到了史家的高度评价。《旧唐书·李德裕传》评价说：“德裕特承武宗恩顾，委以枢衡。决策论兵，举无遗悔，以身捍难，功流社稷”，确是比较客观的评价。

大宦官杨复光是何许人杨复光（841～883），福建人氏，本姓乔。在唐宣宗统治时期，从福建来到长安，入侍皇宫，当时只有十几岁，于是投在内常侍杨玄价门下，成为其养子，改名为杨复光。

懿宗即位以后，杨玄价以拥戴之功恩宠特异，对于军政号令、拜免将相等事都横加干预，杨复光耳濡目染，深切感到权力的重要，同时也意识到要想成就大事，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为此，他向杨玄价请求到地方担任监军。杨复光虽然身为宦官，却略涉武功，而且善于谋划布阵，所以在担任监军的期间，很多人都对他印象不错，凡有征讨作战，杨复光也一定参加。

古代名画僖宗乾符二年（875），唐末农民大起义正在如荼地发展。在此期间，杨复光历任曾元裕、宋威、王铎诸军的监军，帮助镇压农民军，维护唐廷的统治。乾符四年，王仙芝所率领的义军被曾元裕、杨复光击败。杨复光当时担任招讨都监之职，他看到农民军力量分散，就派了判官吴彦宏潜入义军内部，诱说王仙芝投降。王仙芝大为动摇，随即派大将尚君长等亲自就投降事宜展开谈判，谁知在途中被招讨使宋威派兵抢劫而去，宋威为谎报战功，奏称自己和尚君长军队在颍州西南作战，俘获了尚君长等人。杨复光向朝廷上奏，言明实情，但是宋威为了防止他节外生枝，竟抢先将尚君长一干人全部杀害，结果这一次劝降因为宋威的缘故而没有成功。

广明元年（880），黄巢义军攻入长安。不久，黄巢命令大将朱温攻打邓州，杨复光兵败，逃到许州，准备投靠忠武军节度使周岌。周岌曾是杨复光的部下，广明元年十一月任忠武军节度使。十二月农民军攻下长安后，周岌就投降了黄巢，但是周岌并不是一心降巢，杨复光此时也看出了周岌的观望之意，便想劝他复归朝廷。中和元年（881）五月的一天，周岌设宴，邀请杨复光赴宴，杨复光的左右侍从都认为这可能是阴谋，劝他说：“周岌已经投降了黄巢，恐怕对你要下毒手，千万不能去啊。”杨复光却认为这是个劝降的好机会，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对部下说：“事情已到了这般地步，也只能舍生取义了!”随后亲自赴宴。酒宴时，周岌谈起了唐朝政府的一些事情，杨复光见时机成熟，对周岌说：“大丈夫应该感恩报答，你从一般的小百姓一跃成为公使，这都是当今天子给予的，为何要舍弃天子而向贼人称臣?”第二天，杨复光派他的养子杨守亮率兵在旅馆把农民军的使者杀死，周岌便公开叛变义军，投归朝廷。

之后，杨复光又成功吞并了蔡州割据者秦宗权的部分军队，并将它分为八都，自任总指挥。不久，被皇帝升任为天下兵马都监，监督诸路大军，入关镇压农民军。王重荣为东面招讨使，杨复光率兵与他会合，向长安进发。中和二年（882）夏，王重荣、杨复光进攻同州（今陕西大荔），和朱温对峙。杨复光派奸细潜人同州城，先以高官重金收买了朱温的部将胡真、谢瞳，接着胡、谢二人又极力劝朱温投降。九月，朱温公开叛变义军，举城向杨复光投降，从而使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后，杨复光又联合沙陀贵族李克用收复长安，击败黄巢义军，成功镇压了这场起义。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杨复光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长安收复以后，僖宗回到京城，下诏晋封杨复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同、华制置使，封弘农郡公，赐号“资忠辉武匡国平难功臣”。但是杨复光还没有享受一下特权，就于中和三年六月，突然得病，死在了河中，时年四十二岁。杨复光虽然身为黄门近幸，但向来胸怀大志，善于安抚军心，战场上也常常身先士卒，屡立战功，故去世时，军中上下悲痛欲绝。

李密自愿降唐，为什么又叛唐李密率领的瓦岗军被王世充打败后，走投无路，决计投奔唐朝。早在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时，曾写信给李密，称他为兄，还推他为反隋义军的盟主。李密以为自己率领瓦岗军长期和宇文化及、王世充作战，使李渊无东顾之忧，才得以轻松入关，占领长安，对于唐朝的建立自己是有很大功劳的，李渊一定不会亏待自己，因而李密决定率部下前往长安投奔唐朝。李密原以为李渊一定会拜他为宰相，但是到了长安后，唐高祖虽然对他很客气，却只给了他光禄卿的官职，虽然位列九卿之一，但却属于事务性的官职，没有多大权力。最让李密没有面子的是，每当重大的朝会仪式，作为光禄卿的他还要主持廊下食，给百官供给食物。这使李密感到极大的耻辱，所以他很后悔投唐，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武德元年（618）十一月，唐高祖决定派李密出关招降他的旧部，李密以为机会来了，决定乘机重新起事。对于李渊的这个决定，唐朝很多官员反对，他们担心李密会重新拉起自己的势力，极力劝止李渊，不要放走李密。于是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命已经出发的李密返回长安。李密半路接到命令，以为唐高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便决意叛唐。他打算先攻下桃林县（今河南灵宝），然后收编那里以前自己的部队，补充粮饷，再北渡黄河，前往黎阳。他的旧将徐世勋仍驻守在那里，有很大的势力，他只要到了黎阳，就可以再次独树一帜，争夺天下了。十二月，李密设计攻下桃林县。在熊耳山南山道的进军途中，李密遇到唐将盛彦师的伏击，李密被杀死，死时才三十七岁。

所谓“石璧九经”是怎么回事?现收藏于何处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工部侍郎郑覃向朝廷奏称传统的经籍中颇多讹谬之处，请求召集饱学之士一起校订经典，并依据东汉蔡邕刊碑的前例，勒石于太学。文宗准其所奏。

郑覃遂奏请以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订《九经》文字，然后刻于碑石。所谓“九经”，指《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粱传》。接着，文宗又下令由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开成三年（838）十月十三日，郑覃奏称国子监《石经》修成，并《孝经》、《论语》、《尔雅》共有一百六十卷，是为“石壁九经”。

“石壁九经”现保存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内，又名《开成石经》，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石刻儒家经典书籍，为国宝级的珍贵文物。

“上巳”是什么节日“上巳节”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因为是在夏历三月初三，所以又被称为“三月三节”。在唐朝，上巳节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修禊、踏青游宴、曲水流觞等，内容丰富，妙趣横生。

修禊也就是上巳春浴。据《荆楚岁时记》载：汉代人徐肇，在某年三月初连得了三位千金，可是在三月之内又都夭折了。人们以为是有邪魔附身，于是争相到水边洗涤，来驱逐邪怪，从此以后，就相沿成习。在唐代，在上巳这一天，人们也要结伴到郊野水畔，用清水洗涤污垢，以驱除病魔。加上这时春光无限，人们相携漫游时，常在风景秀丽的地方坐下，戏水赏花，饮酒作乐。长安周围的风景名胜区，像杏园、曲江、乐游原等，成为唐人聚会的首选之地。大诗人杜甫在他的《丽人行》一诗中，描绘了盛唐时上巳日士女游春的盛况：“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此外，游人在河边谈笑取乐的同时，还常常将酒杯放在托盘上面，让盘顺水漂流，人则顺水游走，酒杯漂到谁的面前，那人就倾杯而饮。因为流水弯曲，所以称之为“曲水流觞”，又因长安的游人常在曲江聚会，所以又有“曲江流饮”的美称。

上巳节这一天，皇帝也常常参加游宴活动。据康骈《剧谈录》记载，每逢上巳这天，皇帝就在曲江大宴群臣，并有乐舞助兴。此时，湖中彩船荡摇，皇亲贵戚、翰林学士泛舟湖中，颇为壮观。

唐代社会风气开放，青年男女也往往趁此机会，在水边自由结交，彼此中意的就互表衷肠，定下终身，留下了许多佳话。上巳节传到日本以后，发展成为后来的“女儿节”。在中国，则逐渐合并到清明节中了。

“寒食节”是什么节日“寒食”是冬至以后第一百零五日，一般多在夏历清明节前一两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士介子推而创设的一个节日。介子推对晋国公子重耳有恩，重耳当了国君（晋文公）后，欲请介子推出山做官，介子推不愿，遂躲入山中。重耳为了逼他出山，遂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宁愿被烧死，也未出山。后来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天定为“寒食节”，即要禁火，吃冷食的意思。据唐人徐坚《初学记》卷四《寒食》条所载：禁火的传统可能在周代就已经存在。寒食节原先延续时间较长，大约一个月左右，后来天数逐渐减少，一月只有数天。唐代诗人元稹《连昌宫词》云：“初过寒食一百天，店舍无烟官舍绿。”描写的就是寒食节的情景。

由于寒食节过后就是清明，两个节日紧紧挨在一起，节日风俗又大同小异，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两个节日相提并论。白居易诗《寒食望野吟》就已经把寒食和清明节连在一起了，描绘了时人思念亡亲的画图：“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可见，寒食拜扫的风气在当时已经非常盛行了。

在初唐时期，寒食上墓游乐是遭到明文禁止的。直到开元二十年（732），玄宗针对寒食拜扫、浸已成俗的情况，才下旨允许上墓，但不得取乐。可是在“行乐不违亲”的观念下，饬令的严格还是禁不住人们游乐的欲望。尤其时值仲春，冷暖适宜，空气清新，树绿草青，正是踏青郊游的大好机会，元稹《寒食日》一诗云：“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韦庄《丙城年鄜州寒食》诗亦云：“雕阴寒食足游人，金风罗衣湿麝薰”，“开元坡下日初斜，拜扫归来走钿车。可惜数株红艳好，不知今夜落谁家。”这些诗句都是描写寒食节期间举家外出旅游的情景。

唐朝制造并使用过哪些天文仪器要想制定准确的历法，就需要发明和制造精良的天文仪器以观测天文，并取得尽可能准确的数据。唐朝制造并使用过的天文仪器，最主要的有如下数种：

贞观年间（627～649），李淳风发明的浑天黄道铜仪。它吸收了北魏铁仪设有水准仪的优点，又新设了一个三辰仪，加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使浑天仪由二重变为三重。三辰仪由黄道环、白道环和赤道环三圆环组成，分别用以测量太阳、月亮和恒星的位置。经过改进后的浑天仪，可以直接用来观测日、月、星辰在各自轨道上的运行情况。可惜此仪不久就亡佚了。

开元九年（721），僧一行与梁令瓒共同研制了一台仪器，开元十一年制成，铸为铜仪，并取名为“黄道游仪”。其基本结构与浑天黄道铜仪一致，但较之更为合理，同样用于天文观测。

开元十一年，僧一行与梁令瓒还制成了另外一件天文仪器，即“水运浑天俯视图”。其主要功能就是演示天象，同时还可以计时。其结构是：浑象球体安置在一个开口向上的木柜中，一半呈现在外，一半隐藏于内，柜内有许多互相交错的齿轮，木柜上缘立两个木人，一位每辰敲钟，一位每刻击鼓，十分精妙。此仪以流水为动力，类似后世出现的自鸣钟。

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天文仪器制造，由于不重要，就不赘述了。

“梨园”何时建立?它是什么性质的场所梨园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年间（713～741）为自己设立的内廷乐舞机构，因为它设置于禁苑内的梨园而得名。梨园分男、女两部，男部三百人住在梨园，女部数百人住在蓬莱宫旁边的宜春北院。这些人员都是从坐部伎和宫女中严格挑选出来的优秀乐舞人才，统由指派的中官梨园使主管，人称“皇帝梨园弟子”。白居易《长恨歌》一诗中有“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之句，便是指这批人。玄宗所创作的作品常常交由梨园演奏，并且经常亲自指导排练。此外，宫外还有梨园别教院约一千人，隶属长安太常寺；洛阳太常寺也有梨园新院一千五百人，都是“散乐”机构，他们的演技水平相对较低，其中优秀人才可以选人教坊坐部伎。

“安史之乱”以后，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解散梨园，其中部分人留在太常寺。开元时期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在“安史之乱”以后也流落江南，在逢年过节及喜庆日子时，才为人弹唱几段，在坐众人无不为之落泪。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诗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后人称戏曲表演场所为“梨园”，艺人为“梨园弟子”，戏曲行业为“梨园行”，戏曲表演世家为“梨园世家”，都溯源于此。

唐初的“十道”是根据什么划分的?后来有什么变化“道”在唐代有多种含义，在唐前期主要是指监察区。贞观元年（627）太宗分天下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都是按自然山川形势而划分的地理区域。但此后所置的巡察等使，并不按“十道”分遣，直到天授二年（691）以后，“十道”才成为定制。唐初的道没有固定的职官，贞观八年（634）仿照汉代十三部刺古代风景史的形式，派李靖等十三人为黜陟大使，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以施赏罚，并询访下情。对经过战争或受过水旱灾的地区，则另派大使巡视，以安定社会秩序，安抚人心，称为安抚使。到高宗神龙二年（706），以五品以上官二十人为十道巡察使，又称存抚使，其职责是考察各道官吏的政绩，巡视道辖的灾区。此时的“道”已是名副其实的监察区。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又新置京畿道、都畿道、黔中道，并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是为开元十五道。每道置采访处置使，并有了固定洽所，这个时期的“道”仍是一种监察区，采访使属于监察官员。

“安史之乱”以后，道的数量越来越多，名称也变化颇多。至德（756～757）以后，改采访使为观察使，天下道增至四十余，其中大道辖十余州，小道仅辖二三州，基本上以军事、行政需要划分。观察使一般兼节度使，或兼都团练使或防御使。观察使成为道的基本使职，掌监察，并兼理民事。其长官带节钺者为节度使，不带节钺者为观察使，掌管军事、民事、财货。道的性质也就由监察区逐渐变成凌驾于州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遂使唐代的行政区划由州县二级制发展成为三级制。

此外，在唐代还有其他性质的道，如作为军事行军路线的道，如引月道、金牙道等；作为军事防御区域的道，武德中（618～626）分关中为十二道；还有作为行台省统领的区域，比如武德年间的陕东道大行台省、河北道行台省等。

乾陵前的六十一宾王像是怎么回事乾陵是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今陕西乾县城北六公里的梁山上，距西安市八十五公里。乾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唐代十八座帝陵中最具代表性和迄今保存最好的陵墓。

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病逝，文明元年（684）八月葬于乾陵。武则天于神龙元年（705）病逝，神龙二年五月与高宗合葬于乾陵。乾陵的营造时间约有二十几年，原有大量地面建筑，其中六十一宾王像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批。

六十一宾王像，又称“蕃臣曾侍轩禁者”像，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前两侧，东西对称。西三十二尊，东二十九尊，两群体均作四行八列。群像曾遭破坏，如今绝大多数均首残或缺上半身。石像穿紧袖衣，腰束宽带，足踏皮靴，两手前拱，以示祈祷。石像背部刻有其人所属国名、官职和姓名。目前能辨识的有七个，他们大都是各少数民族羁縻国的首领，这些国家的位置分别在今伊朗、阿富汗和新疆一带。六十一宾王像反映了唐朝国力强盛，边疆各族和中亚各国与唐友好往来的历史。

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国力强盛，统治势力影响所及北逾大漠，西跨葱岭，达到中亚各地。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十分频繁，“四夷酋长”多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或在朝中担任十二卫大将军之职。因此，高宗下葬时，有六十一个友邦和少数民族曾派特使前来参加葬礼。武则天为了纪念当时的盛况，下令雕刻了六十一宾王像，置于陵前。另一说法认为，神龙二年唐中宗在埋葬武则天时，把当年曾在朝廷中担任职务的少数民族首领六十余人雕成石像，置于陵前，以反映唐高宗与武则天的文治武功以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无论哪种说法，六十一宾王像都反映了唐朝的强盛以及各族之间的友好往来的历史事实。

为什么说敦煌是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敦煌位于甘肃省的河西走廊之上。河西走廊是一条东西方向的狭长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从中原通向西域的孔道。它南临青藏高原，北界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古林沙漠，南北宽度从十几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降雨量稀少，年平均降水量约五十毫米，主要依靠祁连山的雪水才形成片片绿洲，而敦煌就位于走廊的最西端。古玉门关在敦煌西北一百公里处，而阳关则在敦煌西南约二十公里处。出了玉门关和阳关，就进入了广大的西域，在古代中原人看来就已经是异域。而敦煌以西则是蒲昌海（即罗布泊）和库姆塔格沙漠，所以这里也是西进商旅的最后一个休憩地，或者说是迎接西域来客的前哨。

早在新石器时代（前10000～前4000），敦煌就有人类活动，以后历代在此居住的有塞种人、乌孙人、月氏人等等。到汉代时打通了河西走廊并在此地建立了四郡：武威（今甘肃武威）、酒泉（今甘肃酒泉）、张掖（今甘肃张掖）以及敦煌（今甘肃敦煌西）。汉代时有两条路可从中原到达西域，分为南道和北道。南道经过楼兰（今若羌东北）、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朗）一带，向西到达阿拉伯半岛上的条支和地中海一带的大秦（今意大利罗马）；北道经车师前（今吐鲁番）、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到大宛、康居，直抵安息、大秦。两条丝绸之路的走向说明西方商人要想来到中原，无论走哪条道，都必须经过敦煌，此后所设的阳关和玉门关就有扼两道咽喉的重要作用。敦煌是丝绸古道上最大的交通枢纽，在宋代新开海外贸易之前，它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联结中原和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是它成为中外文化交汇之地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关于“敦煌”的得名或解释，东汉应劭认为：“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唐李吉甫也认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而近代学者认为这是匈奴语的音译，日本学者则认为是吐火罗语的音译，总之说法不一。

敦煌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所拥有的巨大石窟群及其中包涵的丰富文化艺术内容，而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的发现，更是开启了一座宝库。由于清政府未能对其进行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大量敦煌遗书和文物先后被英、法、日、俄等国家盗劫和破坏，分散于世界各地，对中国文化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东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在二十世纪形成了一门新的世界性学科——敦煌学。

敦煌石窟艺术中，到处可以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中外文化交融的痕迹。比如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量的梵文佛经写本，莫高窟壁画上的玻璃器皿出现了萨珊的艺术风格，在新发现的丝织品上也有伊朗风格的图案，等等。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传送着从中土来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另一方面又迎来络绎不绝的自西域而来的使者、商人。它不断从内地吸收传统文化，同时又汲取西域、印度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融合性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唐代为例，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画人物的风格，既有印度犍陀罗式的外形，骨子里又渗入了中国的写实手法，生动雄健中又有圆润柔和的风格。敦煌壁画、遗书中关于音乐、舞蹈的记载，既有西域、印度的特点，又有中原本土的特色。从敦煌壁画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也有许多是有关丝路贸易以及植物、动物、珍奇物等。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敦煌还对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是我国西部著名的文化宝藏。

何谓“六部二十四司”?有何职权“六部二十四司”是指尚书省下设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下属的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务、兵刑、钱谷等一切事务。六部的主要工作是发布政令，也管理部分实际事务。其中吏部，主要掌文官的铨选、考课、封爵、勋级等事。开元以前，科举考试也由吏部主持，开元二十四年（736）移归礼部。户部，掌全国户口、田赋、仓储等民政、财务方面的政令。礼部，掌全国礼仪、祭祀、教育、科举等政令。兵部，掌管军籍、武官铨选、军训讲武等。刑部，掌全国刑法及徒隶、勾复、关禁的政令，刑部的长官还与大理寺及御史台长官共同参加“三司”推鞫。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及国家农、林、牧、渔业的政令。

六部长官称尚书，龙朔中（661～663）曾改为太常伯，正三品。其次官称侍郎，龙朔中曾改为少常伯，吏部侍郎为正四品上，其余五部侍郎均为正四品下。

六部之下各设有四司，共二十四司。司的正长官称郎中，从五品上；副长官称员外郎，从六品上。其下还有主事、令史、书令史、掌固等官员。其中吏部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吏部司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假、告身、假使；司封司掌封诰、爵位、赐予之级；司勋司掌官吏勋级；考功司掌文武百官功过、考课及其行状。

户部下统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司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司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实即掌管国家财政预算；金部司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其中最主要是掌管国库出纳；仓部司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即掌管国家粮库出纳。

礼部下统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礼部司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祠部司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司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司掌外国及少数民族朝觐之事。开元二十四年（736）开始，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大大提高了礼部的地位。

兵部下统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司掌兵马名籍、武官阶品及选授、军戎调遣；职方司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防人道路的远近及周边少数民族归化之事；驾部司掌舆辇、驿传、马牛、杂畜等的簿籍；库部司掌兵器、卤簿、仪仗之政令。

刑部下统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司掌辅佐尚书、侍郎掌律法及按复大理寺及全国各地上报的大案；都官司掌配没之隶和俘囚簿录，给其衣粮医药，并理其诉免；比部司实际上是中央财务审计机关，负责勾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赃赎以及军资、器械、和籴、屯田所入；司门司主管天下诸关门禁出之政令，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

工部下统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司掌城池、土木、工程之政令；屯田司掌全国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的职田、公廨田；虞部司掌京都衢巷、苑囿、山泽、草木及百官、蕃客的蔬果、薪炭的供给及畋猎之事；水部司掌渡口、桥梁、陂堰、沟洫、渔捕、运漕诸事，是国家的水利行政主管部门。

何谓“三省制度”其详情况如何“三省制度”是指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为国家最高决策和政务机构，其中，中书省负责提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封驳，尚书省负责政务的执行。三省分工明确，相互制约，是古代中央官制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

古代名画中书省，设中书令二人，是中书省的长官，正二品（代宗以前为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661）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为右相。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为内史。开元元年（713）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为紫微令。不久均又恢复旧制。中书令总体负责中书省的事务，安史之乱以前，是当然的宰相，在政事堂议事，决策国家的大政方针。又设有侍郎二人，正三品，也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有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从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上报的奏状，发表自己的意见，并署名，称为“五花判事”。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称为“知制诰”。中书舍人中选出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六名中书舍人还分押尚书省的六部，辅佐宰相判事。此外还有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掌记言记事，季末送往史馆；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导其进退，告以礼节，并接受呈进四夷贡物；有主书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二人，右谏议大夫四人，掌供奉讽谏之事。

门下省，置有侍中二人，为其省长官，正二品（代宗以前为正三品）。高宗龙朔二年改门下省为东台，改侍中为右相。光宅元年，改侍中为纳言。垂拱元年（685）改门下省为鸾台。开元元年改门下省为黄门省，侍中又称黄门监。不久均又恢复旧称。侍中与中书令一样，在安史之乱前都是当然的宰相，政事堂会议的参与者，负责本省事务。有侍郎二人，正三品，一度称为东台侍郎、鸾台侍郎，为门下省之副属。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而奏还，谓之“涂归”；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记录天下起居。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四人，从七品上；主事四人，从八品下，分掌各类事务。左补阙六人，从七品上，掌讽谏。城门郎四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之开关；符宝郎四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

尚书省是朝廷的最高行政机构，主要负责具体政务的执行。龙朔二年改尚书省为中台，光宅元年改为文昌台，垂拱元年又改为都台，不久又恢复旧称。尚书省置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领百官。由于太宗李世民曾在即位前任此职，故此后不复置，即以原副长官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从二品，唐初也是当然的宰相，总理六部，纲纪庶务。另有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的日常事务。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一人，从六品上，为丞之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的事务。以上都是尚书都省的官员，尚书省下设有六部二十四司，分别由左右丞来统摄。唐代宰相名号是什么?是如何演变的唐代宰相名号之多，为历代所仅见。唐承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皆为宰相。中唐以后，同平章事和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正规的宰相名称，三省长官若不带同平章事（或同三品），也就不是宰相。

三省长宫中书令（中书省）、侍中（门下省）和尚书令（尚书省）在唐初皆为宰相，但尚书令因位高权重，并不轻易授人，有唐一代仅李世民未登基前曾为之。这样，武德（618～626）、贞观（627～649）年问，尚书省副长官仆射不仅是尚书省长官，与中书令、侍中同为相职，而且在众宰相中还具有超出他相的首席地位。

武德年间还没有以三省长官之外的官员任宰相的。太宗时期，以他官参预宰相事的记载逐渐增多。这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资历较浅的官员加“参议朝政”、“参知政事”之类名号行宰相之权。另一种情况是给一些老资格的功臣元勋加“平章事”或“同三品”的名号，使其继续参与宰相事务。

高宗时期，以参知政事、参预朝政等名号行宰相事的逐渐减少，安史之乱后则几乎绝迹。而“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高宗时则相继成为正式固定的宰相名号。高宗后期，“同平章事”的使用更加广泛，而“同中书门下三品”则渐渐减少，代宗之后，“同三品”的名称最终绝迹了。高宗后期，三省长官作为宰相职官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武德贞观之世，左右仆射具有实际首席宰相的地位。高宗即位时，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谓同侍中、中书令。仆射本来是从二品，为宰相正官。高宗此举开了一个先例：此后，凡除仆射者，必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方为宰相。也就是说，官员只被任命为左右仆射而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便不是宰相，不能参与宰相事务。

开元（713～741）、天宝（742～755）之后，中书令和侍中也不再轻易授人，“安史之乱”后，两省长官已基本停止单授。大历二年（767），中书令、侍中升为正二品，只有藩镇勋臣才带此称号，但只具有荣誉性质，已失去作为宰相职官的意义。

综上所述，尽管唐代宰相名号，纷繁复杂，大约在代宗大历（766～779）以后，已基本统一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来了，终唐之世不变。不论是哪一种职官，只要有“同平章事”之号，均为宰相之任。什么叫“宫市”?为什么当时人对它大加指责白居易的《卖炭翁》云：“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黄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正是中唐之世扰民的宫市的真实写照。什么是宫市呢?我们都知道京城的皇宫住着皇帝、皇后、皇子、皇孙，还有数不过来的妃子、宫女、宦官，这么一大帮人每天肯定要消费很多东西，吃、喝、用等等，而这些东西皇宫内不可能全部自产，也不可能全靠贡献，所以就要派人到集市上采购。起初有专门负责为皇宫置办物品的官员，但从天宝末年开始出现宦官代为采买的现象，而且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的逐渐扩大，到德宗贞元末年正式改由宦官为宫市使，负责为宫中采购物品。宫市使采购多压价强买，仗势欺市，因此“宫市”就是指唐时宦官承办宫中用品、在市场上以低价强购掠夺商品的方式。后来宫市使干脆又设置“白望”数十人于长安东、西两市及闹市区，凡见所需之物，则强迫卖主送到皇宫，所付价钱甚至不到十分之一。卖主把货送到宫门口时，还要被征收进门的钱。名为宫市，实为劫掠。

正因为宦官打着为皇宫采购的旗号，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市行抢、勒索，致使怨声载道，所以顺宗皇帝即位后，在王叔文等人的建议下，罢去宫市，长安市民为之欢呼雀跃。

第三十章

史馆制度始于何时?有什么历史影响史馆始置于太宗贞观三年（629）。南北朝时，修史之任属秘书省著作曹，并有了“史馆”之称。唐太宗重视修史工作，于是别置史馆，以宰相为监修，隶属门下省，开元（713～741）时又改隶于中书省。

史馆置修撰四人，其资格较老者为直馆。天宝（742～755）以后，以他官兼史职者称修撰，初入馆者称直馆。元和六年（811）又规定朝官领史职者为修撰，以高官一人判管事，未登朝官者皆为直馆。天祐二年（905）又改修撰为兼修国史，以祟其名。另外还有楷书手二十五人、典书四人、亭长二人、掌固六人、装潢直一人、熟纸匠六人。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但天地日月、山川封域、昭穆继代、礼乐师旅、诛赏废兴等事，都以起居注、时政记所记为准，以编年为其体例。唐代史馆荟萃了当时史界之精华，组成修撰集体，利用丰富的资料等优越条件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修撰人员责成事功，分工合作，开创了修撰国史的一种较好模式，它具有私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越条件。

我国自古就有设立史官的传统，但官修史书的制度化则完成于唐代，自此以后历代政府都有为前一王朝修撰史书的责任，成为一个优良的传统。史馆最主要的职责还是撰修本国国史，即当代人修当代史，并成为一种制度，保证了历史记载的延绵不断。

唐朝的科举都包括哪些科目科举制是一种允许士人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从中选择人才任官的制度。此制创始于隋，至唐趋于完善。自唐代开始，科举分为“常科”和“制举”两种。所谓常科，就是根据制度定期举行的考试；制举，则是根据需要临时和不定期举行的考试。

常科的科目设置如下：

进士科：科举中最主要的科目，始置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唐代最重进士，被看做是仕途中的正途。考试内容有：试策（对时事发表议论）、帖经（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杂文（即吟诗作赋的才能，由于这一考试内容，进士科又被称为“词科”或“辞科”）。

秀才科：唐以博识高才、强学博闻者为秀才，此科最为难考，士人多不敢报考。唐高宗时废除。

明经科：主要考查士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又细分为五经、三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唐代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为小经；而《孝经》与《论语》则要求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均须熟习。凡通三经者为明经。

明法科：属于法律科，选拔法律人才。

明算科：选拔精通数学的人才。

史科：唐穆宗（820～824）时置，分一史与三史两科，选拔具有史学才能的人才。

开元礼科：唐德宗贞元（785～805）年间置，考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修定的《开元礼》，选拔礼仪人才。

道举：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置。考试内容为《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经典，及第后待遇同明经。

童子科：凡童子十岁以下，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道全通者，授官；通七者，赐童子科出身。

制举的科目设置极为繁多，大致可归纳为文词、军功、吏治、长才、不遇、儒学、贤良忠直七科。属于“文词”科的如辞殚文律科、文以经国科、文辞雅丽科等。属“军功”科的如将帅科、武足安邦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等。属“吏治”科的如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清廉守节致术可堪任县令科、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等。属“长才”科的如文艺优长科、绝伦科、茂才异等科等。属“不遇”科的如才高位下科、才高沉沦草泽自举科、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等。属“儒学”科的如抱儒素之业科、文儒异等科、风雅古调科等。属“贤良忠直”科的如志烈秋霜科、疾恶科、贤良方正科等。

制科的考试是在内殿举行，皇帝亲临现场观摩。被录取的待遇是成绩优异者直接授官，其次则给出身（即做官的资格）。唐末五代，制科渐趋废弛。

此外，武则天在长安二年（702）创立专为选拔武官而设的科目，称为武科，亦称武举，由兵部主持。贞元十四年（798）至元和三年（808）武举曾一度中断，此后则定期举行。

“开元通宝钱”是何时铸造的?为什么这种钱流传颇广唐朝建立时，仍沿用隋朝的五铢钱，但流通中劣币充斥，亟待整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七月，宣布废除五铢钱，开始铸行“开元通宝”钱。新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这种新钱名“开元通宝”，或称开元钱。开元即开国，作为钱文有爰创轨模，创立一种新的钱制的意思；通宝，即流通的宝货之意。这种钱的行用很成功，终唐之世，除高宗及肃宗时偶铸以年号为名的“乾封通宝”、“乾元重宝”钱外，钱文均以“开元通宝”为定制。

此钱流传范围比较广，在我国新疆各地的唐代遗址中，几乎都能发现。此钱流通广的原因，一是铸造方法比较科学，有了铸造成色的标准；二是它的轻重大小比较合理；三是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货币意识增强，货币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唐开元通宝钱的创制，在我国钱币形制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不再以重量为名，而皆名之曰“通宝”、“元宝”等，金属铸币便全然脱离了以量名钱体系，而发展成为高一级的铸币形式了。这种“通宝”钱制，不仅是唐朝一代的定制，而且在唐朝以后还持续流行了近千年。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是从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从唐代中期开始的。“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成为藩镇割据混战的角逐场所，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江南地区却比较安定，又有不少北方人因避乱迁到江南，给江南增添了劳动人手。因此古代人物在唐朝后期，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仍能保持迅速发展的趋势。此外，在唐后期，江南人民掀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热潮，大量陂塘堤堰的修整和兴建，不仅增加了灌溉面积，而且也使许多荒废的土地开辟成为肥沃的农田。唐代修筑的水利工程，前期北方多于南方，后期南方则显著多于北方，这种升降变化反映了唐后期长江流域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

除了水利的兴建外，生产工具也得到改进，这都促进了江南的粮食生产的发展。在唐后期，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已居全国首位，漕运粮食到关中成了维系唐政权的命脉。江南的手工业生产，在唐后期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以丝纺织而论，这时南方已超过北方。吴越是江南地区的丝纺织中心，贞元（785～805）以后，越州向朝廷进贡的丝织品达数十种之多，因而当时有“辇越而衣”的说法。荆州（今湖北江陵）和宣州（今安徽宣城）也成了丝织物的重要产地，荆州的贡绫、宣州的红线毯，都居全国的上选。

唐后期的商业也有显著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商业更为活跃。唐后期的扬州，是漕米、海盐、茶叶等货物的集散地，故而富甲天下，商业更加繁荣。商人在这里从事珠宝一类的奢侈品买卖。益州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西南地区出产的各种货物，多在这里运销外地，所以商业也非常繁荣，时人称“扬一益二”。可见在唐后期，扬州、益州的经济地位已超越长安和洛阳。东南地区的杭州，到唐后期也发展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广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对外贸易城市。大历五年（770），外国商船到达广州的有四十多艘。它们载来丁香料、药品、象牙、犀角、珍宝等货物，从中国贩走瓷器、丝绸等物品。唐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对外商务。唐末在广州居住的外国商人数以万计，在泉州也有不少外商居住。明州则是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商船从这里出海前往日本。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与北方社会的残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遂使这里的经济逐渐超过了北方，成为唐王朝的经济命脉。所以说从唐代中期以后，全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如何评价颜真卿的书法成就颜真卿（708～784），唐代著名书法家，书法端庄雄伟，独树一帜，人称“颜体”，传世很多。墨迹有正书《自书告身》、行书《祭侄文稿》。碑刻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麻仙姑坛记》等。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的书法吸取了前代和同时代书法家的艺术精华，茶神陆羽称他的字体得王羲之之筋骨心肺，笔法师承了唐代书法家张旭，并请教过名僧怀素。颜真卿对笔法很有研究，曾作笔法十二意。他擅长于正书、行书，尤以正书而名闻后世，字形具有蚕头燕尾的特点。

他的书法遗迹一直为后人珍爱，并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他的高超书法和他的高尚品格一样，可以并传而不朽。

骆宾王在文学上有什么贡献骆宾王（627～687），字观光，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七岁就能够作诗。高宗显庆（656～660）时，为道王李元庆的属官。闲居齐鲁十余年，后赴京对策中式，授奉礼郎，兼东台详正学士。因事被贬，从军于西域。后又调赴姚州平叛，并奉使入蜀。后返回京师，历任武功主簿、明堂主簿、长安主簿，迁侍御史。不久被诬陷下狱，遇赦获释。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徐敬业起兵讨武则天，军中书檄，皆出其手，著名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文便是这时写成的。徐敬业兵败后，骆宾王被杀，一说逃亡后落发为僧。

骆宾王写诗擅长于七言歌行，《帝京篇》当时被认为绝唱。《畴昔篇》五七言间用，洒洒洋洋，可见其生平行迹及嵌崎磊落之气，对以后歌行颇有影响。其五言律诗亦时有佳作，在《在狱咏蝉》一篇中，托物兴怀，至今犹为人所传诵，吴之器称赞他的诗：五言诗则气象雄杰，构思精沉，包罗万象，卓然不群；七言诗则字字珠玉，气吐山河。《帝京》、《畴昔》是他的代表作，而《灵妃》、《艳情》也是不可多得的极品。他还擅长撰写骈体文，他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据载武则天看了后，曾经感叹到宰相怎么会让这样一个人才流失呢?他与王勃、杨炯、卢照邻等齐名，世称“王杨卢骆”。

初唐四杰的作品，在诗歌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称之为“不废江河万古流”，可见也是承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王勃是什么人?在文学上有什么成就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大儒王通之孙。从小就聪明好学，九岁读颜师古注《汉书》，撰《指瑕》十卷指出此书的失误。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上书刘祥道，刘祥道表荐于朝。三年，应幽素科举，对策高第，授朝散郎，后为沛王府侍读。当时诸王斗鸡，王勃于总章二年（669）戏作《檄英王鸡文》），王勃唐高宗看后非常生气，被逐出府。遂南游巴蜀。友人凌季友时为虢州司法参军，乃求补虢州参军。王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妒。咸亨五年（674），因藏匿杀官奴的曹达，犯死罪，遇赦革职。其父王福时时任雍州司户参军，亦受牵连被贬为交趾令。上元二年（675），王勃赴交趾探亲，途经南昌，作《滕王阁序》。自交趾返回时，渡海溺水而死。时年二十八岁。

王勃在唐初四杰中成就最大，在短短的二十八年生涯中，竟能写出内容丰富的著作，的确难能可贵。他补完了其祖父王通有录无书的著作共二十五篇，又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其文章以《滕王阁序》最为有名。诗歌中的代表作有：《采莲曲》、《送杜少府之蜀州》、《山中》等。他在纠正当时文坛积弊方面，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诗歌风格意境高远，旷达爽朗，感情真挚，为人们所广泛传颂，在唐代以及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他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而他无愧于四杰之首。

孟浩然在诗歌创作中有什么成就孟浩然（689～740），本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少年时在故园度过，后隐于鹿门山，读书写作，准备应举。玄宗开元十六年（728），赴京应试，游秘书省，同诸名士赋诗，孟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叹为惊绝，为之搁笔。次年，落第还乡。开元十八年，漫游吴、越等地，与友人张子容、崔国辅交游，前后三年。开元二十一年，孟浩然再次入长安，韩朝想向朝廷推荐他，因孟浩然爽约而未果。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镇荆州，署其为从事。开元二十七年，离幕职返回襄阳养病。次年，王昌龄自岭南北归，至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不久因病而死，终年五十二岁。王维过郢州，画孟浩然像于刺史亭，世称“浩然亭”，后更名“孟亭”。

孟浩然终于布衣，沦落平生，但在当时名气很大。孟浩然与张九龄、王维、裴朏、裴总、独孤策等人为忘形之交。与王维齐名，同为盛唐田园山水诗派的代表诗人，世称“王孟”。孟浩然擅长写五言诗，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中称其诗“清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继陈子昂、张说、张九龄之后进一步用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了下层士子的理想抱负和生活遭遇。作为盛唐诗坛年辈较高的诗人，他大力写山水行旅和隐逸生活的作品，创造出富于个性的风格，从而大大地促进了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总之，孟诗不如王维，但也能独标风韵，自成境界。他的诗是初唐诗歌向盛唐诗歌的高峰过渡的一座丰碑，对唐宋及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何评价王昌龄的诗歌创作王昌龄（697～757），字少伯，祖籍琅邪（今山东临沂），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玄宗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补秘书省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登博学宏词科，超绝群类，授汜水尉。开元二十七年，贬岭南，次年北归，经襄阳，与孟浩然相聚甚欢。这年冬季，出任江宁丞。天宝二年至三年间（743～744），因公至长安，不久即南归江宁。天宝中（742～755），被贬为龙标尉。安史之乱时，还江东，任亳州刺史，被闾丘晓所杀。

王昌龄在开元、天宝时，诗名甚大，当时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与李白、王维、綦毋潜、李颀等诗人有交往，与王之涣、崔国辅“联唱迭合，名动一时”。殷瑶编《河岳英灵集》，王昌龄诗入选的竟达十六首，居诸家之首。王昌龄尤以七言绝句成就最高，与李白七绝并称于世，明人焦竑在《诗评》中认为李、王“七绝当家，足称联璧”。他的诗作现存约一百七十余首，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边塞诗，另一类则为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在边塞诗中，他不像岑参那样对征战生活和塞外风光有真切的描写，而是长于刻划人物思想感情，善于揭露征戍者的内心世界，因而具有独特的风格。

李白的生平情况如何李白（701～762），字太白，自称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其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亚碎叶城（今托克马克城）。中宗神龙（705～706）初，随父潜回广汉，居于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南太平镇）清廉乡。一说李白生于蜀中。

李白李白少年时博览经史百家，喜纵横术，好击剑任侠。开元十二年（724），诗人出蜀后漫游江汉、洞庭、金陵、扬州等地。娶故相国许圉师之孙女为妻，遂留居湖北安陆。据近人研究，李白于开元十八年夏，西入长安求官，从张垍、崔宗之等游，并出入玉真公主别馆。开元二十年，失意东归。开元二十四年后，移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惟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时号“竹溪六逸”。天宝元年（742），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于翰林。

天宝三载（744）春，因权贵谗毁，被玄宗“赐金放还”。出京后，与杜甫、高适相会于梁宋，同登吹台，慷慨怀古，后漫游东鲁。天宝十一载，北上塞外，游幽蓟，又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安史之乱”时，李白隐卧庐山，永王李磷东巡，召至幕中，随军东下。肃宗至德二载（757），永王谋乱兵败，李白受牵连被关在浔阳狱，后被流放夜郎。乾元二年（759），遇赦东还。往来于岳阳、浔阳、宣城等地。代宗宝应元年（762），前往当涂投靠县令族叔李阳冰，不久病死，终年六十二岁。

杜甫为什么一生非常坎坷杜甫（711～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阳）。他是唐代著名诗人，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甫生在素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天宝初年（742），杜甫应试进土科不第，不断投献作品于权贵，以求仕进。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天分手，再未相会。天宝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试以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即“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京兆府兵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于叛军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风翔肃宗行在，被授予右拾遗之职。不久因宰相房管案直谏，触怒肃宗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当时战乱，关中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儿女中有几个被饿死，使得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辞官后，到达成都。在成都被严武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遂又称其为杜工部。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断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战乱而流亡梓、阆二州。代宗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举家离开成都。其时正逢杨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乱，杜甫一家居无定所，辗转江陵、公安、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两年，则漂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大历五年（770）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时年五十九岁。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炽烈情感和不惜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因此被后人公认为“诗史”，他也被尊称为“诗圣”。

杜甫杜甫现存的作品有一千多首，其中著名的有《三吏》、《三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丽人行》、《春望》等。杜甫的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千古不朽的诗句，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铭记。“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杜甫对祖国无比热爱的充分展示，这一点使他的诗具有很高的人民性。杜甫的这种爱国热忱，在《春望》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名篇中，也表现得非常充分。而在《三吏》、《三别》中，对广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爱国精神的歌颂，更把他那颗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展现在读者面前。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统治阶级奢侈荒淫的面目和祸国殃民的罪行，必然怀有强烈的憎恨。这一点在名篇《兵车行》、《丽人行》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杜甫的一些咏物、写景的诗，甚至那些有关夫妻、兄弟、朋友关系的抒情诗，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例如《丽人行》中，诗人并没有直接去斥责杨氏兄妹的荒淫，然而通过对他们服饰、饮食等方面的具体描述，将作者的爱憎态度表现得十分鲜明。

总之，杜甫的诗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艺术记录。杜甫以积极的人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评价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白居易是唐代最高产的诗人之一，也是继杜甫之后更自觉地以诗歌为武器，深刻反映民生疾苦，无情揭露封建统治者罪恶的最杰出的诗人。白居易存世近三千首诗歌，其中他本人最重视的是以《秦中吟》、《新乐府》为主体的讽谕诗，这些诗篇反映了人民的苦难与辛劳。白居易在古代人物《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口号，并与元稹积极提倡新乐府诗。他的《新乐府》五十首，主题鲜明，措辞尖锐，且整体构架精巧缜密，体现了议论与叙事的统一，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卖炭翁》、《轻肥》、《观刈麦》、《买花》等名篇固不用赘述，还有许多精彩的诗篇值得一读，如《秦吉了》嘲弄御史台官员的无能：“秦吉了，人云尔是能言鸟，岂不见鸡燕之冤苦?吾闻凤凰百鸟主，尔竟不为凤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闲言语!”《伤宅》：“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谁能将我语，问尔骨肉间。岂无穷贱者，忍不救饥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新丰折臂翁》：“臂折来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飞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几乎当时社会上每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他都注意到了。

“元和体”也是白居易对诗歌的一大贡献。所谓“元和体”，即包括《长恨歌》、《琵琶行》在内的一些诗及感伤小诗。《长恨歌》以浪漫主义手法，叙述了唐明皇、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歌颂了两人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效果，后世许多诗歌及戏剧创作皆取材于此。《琶琶行》则借长安故娼自叙身世，抒发了诗人失落受贬的情感，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引人共鸣，驱人联想。这两首长诗构思奇妙，语言瑰丽，犹如一幅活动的画卷，令人震撼。

此外白居易还有一些寄赠诗、感伤诗和闲适诗，其中亦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句，《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钱塘湖春行》：“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啼。”《花非花》：“花非花，雾非雾。天明来，夜半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等等，不一而足，皆能以小见大，以少胜多。

白居易的诗歌不仅数量多，佳作亦多，实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巨人，后世诗人均在不同程度上向他借鉴学习。

如何评价柳宗元的诗歌刨作柳宗元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健将，“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和古文一样，大多是被贬官后所作，内容多抒发自己悲愤抑郁和离乡去国的情思，也有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各种体裁均有造诣，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而他的山水诗成就最高，历来与陶渊明并称。

他的感时诗中，最著名的是《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几首，其中《登柳州城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是唐人七言律诗之名篇。此诗作于元和十年（815）他刚被贬到柳州时，诗人登楼远眺，怀念同遭贬斥的韩泰、韩哗、陈谏、刘禹锡等人，作诗寄赠。诗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寓激愤之情于景物之中，风格明净简峭，景语、情语难以分辨，染浓重之感情色彩。

柳诗中较受后人称颂的，则为描写贬谪生活而较为闲适之作，如《渔翁》、《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夏昼偶作》等，明朗圆润，韵致悠扬。《渔翁》为柳诗七言名篇：“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歙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寓实于景，寓情于景，暗含诗人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烟销日出不见人，歙乃一声山水绿”二句，构思奇特，得到后世许多名家的赞赏。

柳宗元诗歌中的意境，往往是孤独、冷清，不带一点儿人间烟火，这在他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江雪》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全诗仅二十字，便将作者摆脱世俗、超然物外的思想表现出来。

总之，柳宗元的诗歌情致深沉委婉，描绘细致简洁，艺术成就很高，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性格，也流露出被贬远荒的忧愤。

如何评价刘禹锡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刘禹锡（772～842）是中唐著名诗人，他的诗匠心独运，立意深远，在当时已享有盛名，白居易就曾称赞他诗风的豪迈、语言的犀利，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并与元稹开玩笑说：“由于你的缘故使我不能在吴越一枝独秀，这已经很不幸了；而我年老以后又遇到刘禹锡，是不是更不幸呢?”

刘禹锡的诗歌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怀古诗。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一向被推为怀古的名作。其中如《乌衣巷》已成为千古诵咏的绝唱。另一首《石头城》中写道：“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以后的诗人，虽然也写过一些金陵怀古的诗篇，但都受刘禹锡的影响，化用了他诗中的词语和意境。二、民歌体诗。刘禹锡因参与“永贞革新”，为人又耿直，不谄权贵，所以数次被贬到边远之地。在这期间，他努力学习民歌，从民间汲取营养进行诗歌创作，他在文学上的革新为唐诗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体裁——民歌体。以《竹枝词》为名的一系列作品是其代表作。《竹枝词》是巴渝民歌中的一种，刘禹锡在任夔州刺史时曾写过十余首，最有名的是《竹枝词二首》之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及《竹枝词九道》之二：“山桃江花满山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依愁。”新颖独到，不落窠臼，给人一种清新之感。三、感时诗。这类诗篇虽然不多，但集中体现了刘禹锡倔强坚韧的性格和从不屈服的勇气。关于玄都观的两首诗最典型地表现了他的这种性格和精神。元和十年（815），他在遭贬斥十年后回到长安，看到政治上投机取巧、青云直上的新贵们，便作《元和十年自郎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之句，触怒了权贵，再次被贬。十四年后，刘禹锡又回到长安，作《再游玄都观》：“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直接向权贵们挑战，表达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洁的品格。

刘禹锡的诗歌技巧高超，又极富生活气息，善于将比喻与写实结合应用，且能融化无迹，流利自然，是中唐诗歌的优秀代表。

杜牧在文学史上有什么地位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大和二年（828）中进士，历任淮南节度使掌书记、监察御史、宣州团练判官、殿中侍御史、左补阙、史馆修撰、司勋员外郎等职，还在许多地方担任职务，如在黄（今湖北黄州）、池（今安徽贵池）、睦（今浙江建德）、湖（今浙江湖州）等州任过刺史。晚年居于长安郊外樊川别业，世称杜樊川。

杜牧生活的晚唐时代，大唐帝国已是日薄西山。目睹国势的衰落、社会的黑暗，杜牧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杜牧秉性刚直，不善逢迎，自负经略之才，政治上却多有失意。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爱国忧民、怀古论今的咏史诗最为著名。有的借历史题材讥讽统治者的奢侈荒淫，有的则对历史兴亡成败发表议论。另外，杜牧抒情写景的七言绝句也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如《山行》、《秋夕》等诗都很脍炙人口。杜牧风流倜傥，有一些诗篇反映了城市生活和妓女歌姬的恋情。杜牧的诗，词采清丽，画面鲜明，风调悠扬，情景交融。而且，杜牧作诗注重思想，在晚唐浮浅轻靡的诗风之外自成一格，与晚唐另一杰出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杜牧的散文也很出色，代表作《阿房宫赋》，是他二十三岁时写的，笔力遒劲，铺陈华丽，音韵迭荡，深得赋家本色，堪称千古名篇。杜牧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有《樊川文集》流传于世。

杜牧还是一位兵学专家。他年轻时好读兵书，曾注曹操所定《孙子兵法》十三篇，成为兵学名著之一，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他还著有《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文议论当代兵事。

李商隐的生平情况如何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奚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李商隐初学古文，十九岁以文才得到令狐楚的赏识，改从令狐楚学骈文章奏，被引为幕府巡官，后经推荐，于开成二年（837）登进士第。次年，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因爱其才，举荐其为掌书记，又将爱女许之为妻。由于令狐楚为牛党人物，而王茂元为李党人物，牛党之人骂他“背恩”，李商隐卷入到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斗争中。此后牛党执政，他一直遭到排挤，在各藩镇幕府中过着清寒的幕僚生活，大中十二年（858），潦倒而死。

李商隐李商隐的诗歌具有什么艺术特点在晚唐诗人中，李商隐的诗发展了古典诗歌的艺术技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李诗广纳前人所长，他的五言古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学杜甫，《海上谣》学李贺，七言古诗《韩碑》学韩愈。他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律。这方面他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从口出的技巧，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得以畅达，使容易写得平淡的内容显得新鲜。他爱情诗中还善于用神话志怪故事，点染意境气氛，深得李贺诗神奇中见真实的想像本领。这些精湛的技巧在他七绝中也有很好的表现。当然，他用典也有很多晦涩难懂的地方。元好问《论诗绝句》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说的是有根据的。

唐代佛教共多少宗派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两晋南北朝时，各种佛教经典大量译出，译人在译出经典后又聚徒传授，因而养成了讲习经论之风，此风在南朝尤为盛行。由于僧众所习经典不同，遂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从南朝末年开始，一些佛教学派逐渐和某一特定的世俗统治集团相依托，又与日益发展、巩固的寺院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在教义和财产上排他的集团，学派遂演变成宗派。最早的佛教宗派肇始于陈、隋之际，多数的佛教宗派则形成于隋唐时期，大致情况如下：

天台宗形成于隋代，此宗的实际创始者是陈隋之际的智（531～597），他以天台山为中心，所以将此作为宗派的名称。智死后，即由其弟子灌顶继续弘传。入唐后，又有法华寺智威、天宫寺慧威、左溪玄朗相次传承。

三论宗隋代已具雏形，其祖师吉藏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智拔、智凯、智命诸法师。

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慈恩宗。是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游学印度归来后，搬用印度佛学的理论，按照印度教团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教派，其学说繁复，含义精密。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他门下的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慧沼、智周等人，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

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来加强自己的组织。唐朝的道宣继承北朝慧光到智首的系统，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的相部宗、怀素的东塔宗，都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另有义净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南海寄归传》一书。

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在楞伽禅法之外，参用般若法门，从事静坐。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慧能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经》、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后来南宗禅的势力大增。形成一些支派，如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合为五宗。

密宗。用陀罗尼（咒语）作为佛教的修习方法，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相继来唐的有善无畏、金刚智等人，他们分别传承胎藏界和金刚界的法门，后经过一行、不空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喜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就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

贤首宗。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故又名华严宗。法藏因为参加了《华严经》的新译，又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充实了观法，形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这一宗派的名号。

净土宗。北魏的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他的弟子善导来长安传教，最终形成了净土宗。

隋代信行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璃、高颎等的保护，仍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武后证圣元年（695）明令判为异端。至开元元年（713年），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不许其再行传教发展。

玄奘游学印度对我国佛学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玄奘（约600～664），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是唐代高僧，唯识宗的创始人、翻译家。俗姓陈，幼年出家，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多年来在各处讲筵所闻，使他深感异说纷纭，无从获解。特别是当时摄论、地论两家关于法相之说各异，遂产生去印度求《瑜迦师地论》以会通一切的念头。贞观元年（627），玄奘动身西行求法。由长安出发，西出玉门关，越葱岭，经中亚各国，抵达印度北部边境，然后进入印度佛教中心——摩揭陀国。他在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跟戒贤大师学法，历时五年。玄奘一面留学，一面巡游五天竺。中印度的戒日王慕玄奘之名，请他到曲女城，专为之举行一次全印度的佛教辩论大会。玄奘在会上战胜了一切论敌，被称为“佛门大乘天”，从此声名震于五天竺。离开曲女城后，玄奘即取道北印度回国。

古代名画贞观十九年初，经过十九年千辛万苦后，玄奘终于带回大量佛经归抵长安。回国后，初被安置于京城的弘福寺，后移往新修成的大慈恩寺，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他是中国佛教、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历史上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物。贞观二十年正月，玄奘译出《显扬圣教论》二十卷，并口述由辩机笔录完成《大唐西域记》。同年又译出《解深密经》、《因明入正理论》，推进了因明在中国的发展。后又奉敕将《老子》、《大乘起信论》译作梵文，传于印度。贞观二十二年五月，泽出《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并请太宗作序。十月，译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显庆五年（660），始译《大般若经》。此经梵本计二十万颂，卷帙浩繁，门徒每请删节，玄奘颇为谨严，不删一字。至龙朔三年（663）终于译完这部多达六百卷的巨著。此后，玄奘深感身心日衰，到麟德元年（664），译出《咒五首》一卷后，遂成绝笔。同年二月卒。据载，玄奘前后共译经论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些佛经后来在印度大部分失传，中文译本就成了研究古代印度文学、科学的重要文献。在印度留学时，玄奘把《秦王破阵乐》介绍到了印度。回国后，他又把老子《道德经》译成梵文，送往印度。所译经籍，多用直译，笔法谨严，对丰富祖国思想文化典籍有重要贡献，并为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世称“新译”。曾编译《成唯识论》，论证“我”（主体）、“法”皆为“识”之变现，均非真实存在，只有破除“我执”、“法执”，才能达到“成佛”境界。由于其佛教活动的卓越成就，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传说。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而来。

弘忍为什么被称为高憎弘忍（601～674），俗姓周，黄梅（今湖北黄梅）人。七岁时依蕲州黄梅县（今湖北今县）双峰山东山寺道信（580～651）出家，十三岁时，正式剃度为僧。道信常以禅宗顿渐宗旨考验他，他触事解悟，尽得道信的禅法。永徽三年（652）道信付法传衣给他。同年九月道信圆寂，由他继承法席，后世称他为禅宗第五祖。因为四方来学者日多，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他的禅学为东山法门。由其开始，禅宗传教改以《金刚般若经》代替《楞伽经》。

中国禅宗从初祖菩提达摩到三祖僧璨，其门徒都行头陀行，一衣一钵，随缘而往，并不聚徒定居于一处。到了道信、弘忍时代，禅风一变。道信于唐武德（618）初入黄梅双峰山，一住三十余年，会众多至五百。弘忍移居东山，二十余年，徒众多至七百人，两代禅徒都定住一处，过着集体生活。他们实行生产自给，把运水搬柴等一切劳动都当作禅的修行；弘忍认为学道应该山居，远离嚣尘。这是后来于深山幽谷建立丛林，实行农禅生活的指导思想。唐显庆五年（660），高宗遣使召弘忍入京，被他拒绝。上元元年（674）十月二十三日，弘忍圆寂，年七十四，葬于东山之冈。代宗时追封为大满禅师。

弘忍的禅学传自道信。道信自说他的法门：一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依《文殊般若经》的一行三昧。道信一行三昧的修法，也被弘忍继承，成为他门下建立念佛禅的理论依据。其门下高才有慧能、神秀等，因弘法的地方不同，故后称“北神秀”，“南慧能”。

神秀在佛教史上占有什么地位神秀（约606～约706），汴州尉氏人（今河南尉氏县），俗姓李，佛教禅宗北宗的开创者。早年博览经史，唐武德八年（625）在洛阳天宫寺受戒。五十岁时，到蕲州黄梅县双峰山东山寺参谒弘忍，成为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偈，表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但未得到弘忍赞许。弘忍死后，在荆州当阳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南）玉泉寺传法，声名远播。后为武则天召到京师，朝野景仰。当时神秀已年过九十，住于洛阳内道场，受到特殊的礼遇。武后时时向他问道，并令于尉氏置报恩寺，表彰他的道德。中宗即位（705）后，更受礼遇。神秀在洛阳六年，于神龙二年（706）圆寂，谥号为“大通禅师”。

神秀继承了道信、弘忍以心为宗的禅法，主张“一切佛法，自心本有”。被立为禅宗第七祖。因其在北方倡导渐悟法门，故其法系称为北宗，神秀实为禅宗北宗创始人。因南宗认为他所传的禅法是渐悟法门，故称其禅法为北渐或渐门。神秀圆寂后，普寂、义福两大弟子在帝王的支持之下，继续阐扬他的理论，盛极一时。

慧能为什么被称为禅宗南宗之祖慧能（638～713），是中国禅宗的第六祖，佛教禅宗（南宗）之开创者。俗姓卢，先世是河北范阳（今北京西南）人，其父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东），遂在岭南落籍。慧能家境贫寒，三岁丧父，迁居南海。年纪稍大一点就以狩猎养母。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所领悟，决心学佛出家。二十四岁时，慧能到湖北黄梅东山寺去投五祖弘忍为师，被留作行者。他一面舂米干活，一面随众听法。后来弘忍要选继承人，命寺僧各作一偈。神秀是弘忍的上座，饱览经史，博学多闻，当即提了一偈：“身是菩古代战争图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不识字，也请人代笔题了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看后，认为神秀偈所表达的思想只达到佛的门前，而慧能偈用“无相”破“有相”，以“顿悟”破“渐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空无观”比神秀彻底，于是就把衣钵传给了慧能。因慧能与神秀同为弘忍弟子，分别在南北之地弘法，故后世有“北神秀，南慧能”之称。

慧能得到祖传衣钵后返回广东，藏匿了整整十五年，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676），才公开露面。这年的正月初八，慧能来到广州法胜寺（今光孝寺）。一天，风扬起寺庙的旗幡，两个和尚在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慧能的说法，令众僧大为惊叹，引起了印宗法师的关注和尊敬。不久，印宗法师为慧能剃度。后又召集高僧名师为慧能举行了隆重的受戒仪式。次年春，慧能离开法胜寺，北上到南华寺开山传法，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在南华寺，慧能传教说法长达三十七年之久。慧能的言行后被其弟子法海汇编成书，这就是被奉为禅宗宗经的《六祖法宝坛经》。在佛教中，只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说法记录能被称作“经”，而一个宗派之祖言行录也被称作“经”的，慧能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后人称其学派为禅宗南宗，为禅宗正系。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慧能圆寂于家乡新兴县的国恩寺，享年七十六岁。

慧能创立的禅宗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第一，他大胆破除佛祖的权威，不承认有所谓外在的佛，认为佛就在本心中。第二，他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与儒家“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相通。慧能之后，禅宗更进一步向儒家靠拢，竭力与儒家的以孝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相调和，写了大量论教的著作，从而促使了佛教的进一步儒学化。第三，他不但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主张不用背诵佛经，不需累世修行，只要认识本心，就能成佛，即所谓“顿悟成佛”，不但迎合了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而且也为下层人民信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第四，他在宣传“顿悟成佛”的同时，还提倡自由的生活方式，促使禅宗生活的平民化、世俗化。慧能的三传弟子法海禅师，更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佛，并将这一宗佛写进了《百丈清规》，从而对后世禅寺的建设及其劳动自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禅宗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广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奚是什么民族?与唐朝关系如何奚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名。南北朝时自号库莫奚，隋唐简称为奚。与契丹同是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东晋建元二年（344），鲜卑慕容部北攻宇文部，俘其民五千余，宇文部单于逸豆归死于漠北，其残部分为契丹与奚。北魏以来，奚居饶乐水（古饶乐水包括今西拉本伦河与老哈河，奚居老哈河流域），东北与契丹为邻，西接突厥。以游牧为主，兼射猎，略知农耕。突厥汗国兴起后，臣属于突厥。奚众分五部，每部以“俟斤”一人统领。阿会部最为强盛，各部均听其指挥。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奚遣使朝唐，此后十余年，共有四次朝贡。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伐辽东，奚大酋苏支随同作战有功，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在其领地设置饶乐都督府，并封其首领可度者为都督、楼烦公，赐姓李。以五部为五州，以其各部的首领为刺史，属饶乐府，受营州都督府节制。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奚与契丹共同叛唐，依附后突厥汗国。开元三年（715）又归附于唐。唐玄宗封其首领李大辅为饶乐郡王，将宗室女固安公主嫁给他，大辅死后，册封其弟鲁苏为奉诚郡王，将东光公主嫁给他。后又封延宠为饶乐都督、怀信王，将宜芳公主嫁给他。唐中叶前，奚最为强盛，当时奚与契丹并称为“两蕃”。唐中叶以后，契丹日渐强大，奚族转衰，最终成为契丹的役属，常为契丹守疆界。

唐末，为了逃避契丹的剥削压榨，一部分奚民在首领去诸率领下背离契丹，西迁妫州（州治在今河北怀来县）北山内附，别称西奚，遂有东奚、西奚之分。公元911年，奚被辽太祖征服，奚王五部降，后分为六部奚。大多散居在辽朝的中京地区，以农为主，兼营畜牧业，手工业也颇有特点。辽中叶以后，虽然仍有契丹、奚、汉、渤海等称谓，但奚人已逐渐与契丹人融合。

室韦是什么民族?与唐朝关系如何室韦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名。公元五至十世纪，主要活动在嫩江、绰尔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流域。又作“失韦”或“失围”。中唐以后，文献上又把室韦称作“达怛”。室韦——达怛人，是东胡后裔，是蒙古族的先民。自北魏时期起，室韦各部开始与中原王朝通贡。狩猎地在黑水靺鞨的西面、契丹的北面，处在原始公社阶段。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农耕和畜牧，使用角弓和长箭猎获野兽，用鹿皮制作衣服。男子束发，妇女束发做叉手髻。语言与契丹相同，都属东胡语言的方言分支。

唐初室韦分岭西室韦、山北室韦、黄头室韦、大如者室韦、小如者室韦、婆莴室韦、讷北支室韦、骆驼室韦等九部分，小部一千户，大部数千户。每部有酋长。酋长实行世袭制，在继承人断绝的时候，才推选部内勇健者充当酋长。各部酋长定时会猎，猎后散去，互相并不统属，比起奚、契丹能够推选大酋长号令诸部，室韦显得更落后。这一时期室韦人生活主要依靠狩猎，畜牧业也刚刚开始发展，知道养犬，但不知养羊，有牛不会用，有马也不多。这样低级的经济生活，也就不会有推选大酋长的要求。贞观五年（631），室韦开始对唐朝朝贡。唐中宗时（705～710），室韦表示愿帮助唐攻打突厥。唐玄宗（713～756）时，入朝十次。唐代宗（762～779）时，入朝十一次。唐德宗（780～805）时，室韦都督和解热素等十人来朝见。唐文宗（827～840）时，室韦大胜督阿成等三十人来朝见。唐懿宗（859～874）时，大酋怛烈遣使者来朝。唐朝文化对室韦有一定的影响，有助于室韦社会的发展。

第三十一章

靺鞨是什么民族?与唐朝关系如何靺鞨是中国古代东北民族名。两汉时称“挹娄”，北朝魏时称“勿吉”，隋唐时称靺鞨。靺鞨分为数十部，互相并不统属。各部有酋长，父子世袭。隋末，酋长突地稽率部千余家内附，居住在营州。唐初突地稽立下战功，唐太宗（627～649）命突地稽改姓李。其子李谨行，唐高宗（650～683）时为守边名将。诸部中黑水部最为强大，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朝于唐，受命为勃利（即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州刺史，并设置长史对其监督。开元十三年，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军，次年又设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酋长为都督，赐姓李，名献诚。以诸部酋长为州刺史，受都督统率。此后，靺鞨不断向唐朝贡，唐朝文化也自然要影响靺鞨社会，都督、刺史的设立，有助于靺鞨诸部趋向于统一。

七世纪时，棘揭粟末诸部役属于高句丽。唐太宗李世民讨伐高句丽，粟末部众大都入唐，部分粟末靺鞨人南移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定居。武则天（684～704）时，粟末靺鞨人在其首领乞乞仲象率领下东归故地，武后圣历元年（698）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在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一带建立了政权，自立为振（一作震）国王。振国居民以靺鞨人为主体，也有部分汉人、高句丽人。唐玄宗开元元年（713），派崔忻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统地区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不称靺鞨，而以“渤海”为号。大祚荣死后，其子大武艺即位。大武艺扩大疆土，成为东北方强国。渤海与唐保持朝贡关系，经常派遣学生到长安，入太学读书，学习唐朝制度，渤海在东北方又成为文化最高的强国，公元926年，被辽所灭。

铁勒是什么民族?与唐朝有什么关系铁勒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名。秦汉到魏晋南北朝时称为“敕勒”、“丁零”，北魏到隋唐时则称为“铁勒”。唐初，铁勒由十余部落组成，即：薛延陁、回纥、都播、骨得干、多览葛、拔野古、仆骨（仆固）、同罗、浑部、契苾、思结、阿跌、奚结、斛薛、白霫等部。其中实力较强的是薛延陁和回纥。

薛延陁是铁勒诸部中最强的一部。部众有七万帐，风俗大抵与突厥相同。唐太宗曾封薛延陁酋长夷男为可汗。夷男役属于铁勒诸部及靺鞨、白霫等部，是漠北大国，有军队约二十万。贞观十五年（641），夷男出兵到漠南攻打李思摩的突厥国，唐大将李勣等大破薛延陁军。夷男死后，国内发生战乱，贞观二十年，唐军灭薛延陁。铁勒诸部酋长请求内附于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唐朝置六个都督府、七个州，以各部酋长为都督或刺史。置燕然都护府于西受降城（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东南的古单于台，统率六府七州。诸酋长奏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驿路，称为参天可汗道，分置六十八驿，备马和酒肉供使者往来，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唐太宗应允了各部的请求，从此唐势力达到漠北广大地区。

东突厥是怎样灭亡的突厥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420～534）末年，到北齐、北周时很强大，成为中原五朝的劲敌。开皇二年（582），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隋朝国力强盛，东、西突厥先后臣服。隋末唐初，突厥再度强盛，成为唐朝北边最大的威胁。唐初由于忙于削平国内群雄，同时国力又不是很强盛，所以对突厥采取和亲及妥协政策，致使突厥愈加骄横，多次进兵骚扰唐北方州县，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危害。太宗即位以后，永久解除突厥对唐的威胁，成为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

古代风景图武德九年（626）八月，太宗刚刚即位，东突厥颉利可汗突然大举入侵，企图乘太宗地位不稳之际捞取好处。后来两国在渭水便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东突厥暂时退兵。东突厥退兵后，太宗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生产，训练士卒，积极备战，决心早日消除边患。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唐朝的国力大为增强。与此同时，唐太宗还派人与西突厥结好，不使其支持东突厥，同时还结好于薛延陁等东突厥的敌对势力。

正当唐朝国力蒸蒸日上的时候，东突厥汗国内部却矛盾重重，日渐衰落。由于东突厥汗国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内部包含许多部族，如薛延陁、回纥、拔野古等。东突厥统治者颉利可汗向诸部课以重税，引起激烈反抗，诸部纷纷叛离。由于回纥等部叛乱，颉利可汗屡征无效后，派突利可汗去征讨，结果也大败而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押十余日。为此突利怀恨在心，便向唐朝上表请降。颉利便发兵进攻突利，突利派人向唐朝求援，太宗却以与颉利有盟约为由，并不出兵相救，实际上是坐观东突厥内战以收渔人之利。

贞观三年（629），东突厥汗国又发生罕见自然灾害，可谓是内外交困，唐太宗决定大举出兵，扫平东突厥。这年十一月，太宗命李勣、李靖、柴绍、薛万彻、李道宗、卫孝节六总管共率军十余万，由李靖统一指挥，分六路进攻东突厥。四年初，李靖等在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破东突厥，获隋炀帝妻萧后及其孙子杨政道，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败走铁山（阴山以北），遣使假言请和，实际是借机重新纠集势力反扑。唐太宗派鸿胪卿唐俭前往安抚。李靖与李勣商议，颉利并未遭毁灭性打击，此时应趁唐俭安抚之机，颉利疏于防范，彻底将其击溃。计议已定，李靖率军夜袭阴山颉利牙帐，斩首万余，俘获男女十余万人。颉利逃至灵州（今宁夏灵武）被生擒，送往长安。太宗赦其不死，封右卫大将军。贞观八年，颉利死于长安，葬于灞水之东。至此，东突厥势力基本被扫清，唐朝疆土扩至阴山乃至于大漠。

西突厥大体分布在今天什么地区隋朝时突厥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的疆域为东至突厥国（东突厥），西至雷翥海（今里海，一说今咸海），南至疏勒（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北至瀚海。这是泛指其鼎盛时期的版图。

西突厥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突厥十姓部落，这本是当初从蒙古高原随室点蜜西征的十大首领所率的十万部众。十部首领各持西突厥可汗所赐的一箭，因此十部又称为“十箭”。十箭分左、右两厢。左厢为五咄陆部，各部首领的官号为“啜”，即处木昆律啜、胡禄居（屋）阙啜、摄舍提暾啜、突骑施贺逻施啜、鼠尼施处半啜，这五个咄陆部落分布在碎叶（今中亚托克玛克附近）以东地区；右厢为五弩失毕部，各部首领的官号为俟斤，即阿悉结阙俟斤（该部最为强大）、哥舒阙俟斤、拔塞干暾沙钵俟斤、阿悉结泥孰俟斤、哥舒处半俟斤，这五个弩失毕部落分布在碎叶河以西地区。至七世纪中叶，十姓部落已发展到拥有精锐兵土约数十万人。

除突厥本部外，游牧的葛逻禄、处月、处密等部族和若干铁勒部落，定居的龟兹等城郭之国，位于今中亚境内锡尔河、阿姆河一带的许多小国以及吐火罗等地，也都归附于西突厥。位于今阿富汗喀布尔北的迦毕试国，喀布尔南的漕矩吒国（今加兹尼），曾是西突厥南方的属国。因此西突厥仍然是西域中亚一带最强大的汗国，在当地具有很大的影响。

突骑施是什么民族?与唐朝的关系如何突骑施为突厥十姓部落之一。分布在碎叶以东地区。武后时突骑施部逐渐兴起，招抚诸部，建立起以碎叶川为中心的大国。神龙二年（706），唐中宗封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为怀德郡王。乌质勒死后，其子娑葛即位，封为金河郡王。娑葛与部将阿史那忠节不和，互相攻击。金山道行军总管郭元振奏准令阿史那忠节入朝，将其部众迁居于瓜、沙等州。唐经略使周以悌指使阿史那忠节停留在半路，派人送贿赂给宰相宗楚客等，请发安西兵，并引吐蕃兵攻娑葛。宗楚客等受贿赂，竟按照阿史那忠节的要求部署军事。娑葛发觉唐朝阴谋后，遂于景龙二年（708），自立为可汗，发兵攻破安西（龟兹城），唐将或被擒，或被杀，娑葛上表要宗楚客的头，朝廷只好宣告娑葛无罪，并封其为归化可汗。娑葛退兵，安西四镇又得到安宁。娑葛与弟遮弩不和，遮弩逃归东突厥默啜可汗，请求做向导进攻娑葛。默啜发兵擒娑葛，对遮弩说：“你们兄弟还不能相容，能忠心为我办事吗?”于是就把二人全都杀死。

娑葛死后，突骑施属部车鼻施部继而兴起。开元七年（719），唐玄宗封其酋长苏禄为突骑施忠顺可汗，又封阿史那怀道的女儿为交河公主，嫁给苏禄。苏禄娶唐、吐蕃、东突厥三国女为可敦（皇后），是想在三国间谋利。开元十四年，交河公主派人驱马一千匹到安西城互市，使者宣读公主教书，安西都护杜暹发怒道：“阿史那女，也配来宣教!”杖责使者，并放马于雪地，使其全部饿死。苏禄大怒，发兵攻四镇，这时候杜暹已入朝为宰相，苏禄捉不到杜暹，大掠四镇人畜储积退去。此后，苏禄被部属杀死，突骑施分为黄姓（娑葛部属）、黑姓（苏禄部属）两部，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唐朝因发生内乱，也就无力过问突骑施的事情了。

回鹘是什么民族?与唐朝的关系如何回鹘，原称“回纥”，中国古代北方与西北民族名，原为九姓铁勒之一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可汗上疏唐朝，请求改称为回鹘，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回鹘就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

古代战争图隋末，时健俟斤被回纥部众推为君长，时健死后，其子菩萨继立。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朝在回纥所在地设瀚海都督府，委任回纥酋长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仍称可汗，设置官吏，建立起汗国。后突厥汗国强大时，攻占了铁勒族的住地，回纥等部经唐朝允许，迁徙到甘肃凉州一带居住，受唐朝保护。后突厥汗国衰落，回纥首领骨力裴罗联合其他部落起兵反抗，摆脱了后突厥的控制，并在开元三年（715）称可汗。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次年，怀仁可汗灭掉后突厥汗国，占有突厥故地，成了漠北的强国。

回纥的国家制度，兼采用突厥和唐制。可汗的子弟称特勒，别部领兵者称设，大臣称叶护、俟利发、达干、吐屯等，这是突厥制度。此外还设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又置都督、将军、司马等官员，这是唐制。回纥可汗在九姓铁勒等部设立都督，加以管理。回纥汗国初期是奴隶制国家，在唐朝的影响下，到八世纪时，它已明显地进入了封建社会。

回纥政权一直和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每一任可汗都经过唐朝的册封。“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曾两次派兵帮助唐朝平定叛乱。唐朝从至德二年（757）起，每年送给回纥绢二万匹。回纥每年还要向唐朝运送几万匹马，以换取内地丝绢、茶叶等货物。回纥从唐朝得到的大量绢、茶等物品，除自用外，有很大一部分远销到中亚各地，这对其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据了西域和河西，唐朝和西域的经济交流遭到阻隔。由于回纥对唐友好，唐朝和西方商人多改道经回纥进行交易，因此，回纥一时成为陆上东西交通的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回纥的商业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其商人到内地经商者常以千计，他们在内地购置资产、店铺，有的和汉族通婚，久居不归。

但是回鹘汗国内部也充满着矛盾，黠戛斯和回鹘连续交战二十多年。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回鹘地区连年发生疾疫，又大雪成灾，严重地破坏了经济。同时，回鹘统治阶级的内部又不断地自相残杀。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将军句录莫贺勾引黠戛斯十万骑入侵，攻破可汗城，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一支迁移到河西走廊定居，一支进入吐鲁番，一支迁至天山北路及葱岭以西地区。后两支定居新疆的回鹘，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人。

黠戛斯与唐朝有过什么关系黠戛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记》称“鬲昆”，汉朝称“坚昆”，魏晋时称“结骨”、“契骨”，唐朝称黠戛斯。他们活动于伊吾（今新疆哈密）之西，焉耆北白山旁（今叶尼塞河上游），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和狩猎。公元前后他们曾隶属于匈奴，后来成为铁勒诸部之一。公元六世纪中叶，又依附于突厥，当时被称为“黠戛斯”。唐王朝打败东突厥后，黠戛斯与唐加强了联系，并乘突厥内乱，向唐朝遣使纳贡。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唐朝在黠戛斯居住地设坚昆都督府，由燕然都护府管辖，并册封其酋长为英武诚明可汗。八世纪时，黠戛斯与回鹘汗国争雄，终于在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灭亡了回鹘汗国。黠戛斯曾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助唐平息李克用叛乱。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统治中心仍在叶尼塞河上游，但活动范围已南下扩大到漠北及今新疆东北部广大地区。以后二百年间，黠戛斯人不断迁往天山西部。今天我国柯尔克孜族和中亚吉尔吉斯人，就是他们的后裔。

八至十世纪时，黠戛斯人的畜牧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农业也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用古老的文字记述自身的发展，并创制历法，用动物名称纪年，编制乐舞，歌颂生活。

沙陀与唐朝关系如何沙陀，原名处月，为西突厥别部。处月分布在金娑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格多山，一说为尼赤金山）南、蒲类海（今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东，名为“沙陀”的大沙漠一带，因此号称沙陀突厥，简称沙陀，亦作“沙陋”。唐代文献将沙陀原来的名称处月，译写成“朱邪”，作为沙陀统治者的姓氏。

唐太宗贞观七年（633），处月部首领曾随西突厥贵族阿史那弥射，到长安朝见唐太宗。后来，处月隶属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贞观十六年，乙毗咄陆可汗攻唐朝的伊州（今新疆哈密），又遣处月、处密（亦作“蜜”）二部围天山军（今新疆托克逊东北）。唐安西都护郭孝恪击退西突厥军，并攻克处月俟斤（官号）所居住的城。贞观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降唐，处月朱邪阙俟斤阿厥也内属于唐。唐玄宗龙朔二年（662），处月首领沙陀金山跟随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败铁勒于天山。沙陀金山因功被授予墨离军讨击使之职。武则天长安二年（702），沙陀金山升任金满州都督，封张掖郡公。他死后，其子朱邪辅国嗣位。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处月部因避吐蕃，迁居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朱邪辅国率其部属至长安朝见唐玄宗李隆基。唐宪宗元和四年（809），范希朝调任河东节度使。唐朝命沙陀跟随范希朝迁往河东。范希朝挑选该部骁勇的骑士一千二百名，组成“沙陀军”，并置阴山府，以酋长朱邪执宜为兵马使，赐姓李。其子李克用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封为晋王。公元907年，唐昭宣帝被迫禅位于朱全忠，唐亡。朱全忠建立梁朝（史称后梁）。这年，割据四川的王建劝李克用建立割据政权，李克用谢绝王建的建议。次年，李克用病死。同光元年（923），李克用之子李存勗灭后梁，建立后唐王朝，李存勗即后唐庄宗。

渤海国是哪个民族所建?兴衰情况如何隋唐时期，黑龙江流域与长白山地区的主要居民是靺鞨。靺鞨分粟末、黑水、白山等部。唐武德年间（618～626），粟末靺鞨纷纷归附，唐设慎州、黎州安置他们。总章元年（668），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和乞四比羽率部移居营州（今辽宁朝阳），并有部分白山靺鞨和高句丽人随同前往。唐于该地设置营州都督，先后设置十七个羁縻州，以安置靺鞨诸部及其他民族。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人在李尽忠、孙万荣率领下反叛唐朝，攻陷营州。营州一带靺鞨人也卷入反唐战争。为分化反唐势力，唐册封靺鞨首领乞四比羽为许国公，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但他们拒不受命，率其众离开营州，返回靺鞨故地。唐命契丹降将李楷固率兵追击，乞四比羽被杀。乞乞仲象死后，其子大祚荣率粟末靺鞨打败李楷固，合并了乞四比羽部众，收容高句丽的遗民后，东渡辽河，返回靺鞨故地，据今长白山、牡丹江上游一带，树壁自固，筑城以居。这就是最初的都城，后称为旧国，其地在今吉林敦化县敖东城。圣历元年（698），大祚荣以其父乞乞仲象曾被唐封为震国公之故，自立为震国王。粟末靺鞨迁居营州后，受到唐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返回故地后收抚靺鞨部众及高句丽、夫余等族人，在短短几年间强大起来，有编户十余万、甲士数万人。中宗复位后，遣使前往靺鞨抚慰。大祚荣派次子入唐为质子，宿卫京师，与唐朝正式建立臣属关系。开元元年（713），大祚荣遣使入唐，请求双方在边境开展贸易。唐朝也派使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领之地设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又称渤海都督。从此，不再以靺鞨为号，专称渤海国。这个渤海政权传世十六，历国二百二十余年，一直延续到五代后唐明宗的天成元年（926），才被契丹主耶律阿保机所灭亡。

渤海极盛时疆土辽阔，东至于海，西接契丹，北抵黑龙江，南和新罗接壤。全国分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八县。其官制大抵是模仿唐朝的，为了避免和唐官职名称相同而略做变动。渤海国经济文化发达，与唐朝始终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大食国在今天哪个地方?与唐朝的关系如何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在伊斯兰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前，古代中国就已经同古代阿拉伯人发生了联系。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帝国消灭萨珊王朝（古代伊朗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同年大食王派使者到达唐朝宫廷。此后随着大食势力持续向东推进，唐与大食的接触日渐频繁。由于唐与大食均为当时世界上的强盛帝国，他们之间的交流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显庆五年（660），摩维亚即位，建立乌梅雅王朝，他们的服饰崇尚白色，中国称其为“白衣大食”。天宝八载（749），阿拉伯另立阿拔斯为王，建立阿拔斯王朝，服饰崇尚黑色，中国称其为“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建都于底格里斯河边的报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黑衣大食在唐高宗时灭波斯国，并继续向东发展势力，从而不可避免地与唐朝发生冲突。

大食的东进，引发了中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被大食消灭或受到大食威胁的国家或政权纷纷请求唐朝的庇护，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由东而西，吐蕃由南向北，大食由西向东，三方在西域展开激烈角逐。但唐与大食并未发生十分严重的冲突，唐与大食在西域唯一一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是玄宗天宝十年（751）的怛罗斯之战。此战唐军大败，但对西域形势并未产生严重影响。然而这次战役在东西文化传播史上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战争中，大批唐朝士兵包括工匠在内被俘往阿拉伯地区，被俘的工匠有金银匠、画匠，尤为重要的是有造纸匠，他们对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大食与唐朝的交往中，中国的货物大量输入大食，如丝绸、瓷器、纸、墨、香料、肉桂、姜等。在阿拉伯文中，由中国传入或与中国有关的物品大都被冠以“sini”（中国的），如肉桂作“darsini”，玫瑰作“wardsini”等。在唐与大食的交往中，值得提及的还有杜环所写的《经行记》一书。杜环是唐宰相杜佑的族子，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寓居大食长达十年之久，宝应元年（762）搭乘商船回国。他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经行记》，留下了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最早、最可靠的记录。此书已佚，但在杜佑《通典》中保留有部分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保留了早期阿拉伯风俗和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汉文记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著名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达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中国医学对大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中国脉学在唐代传入大食，十世纪末被阿维森纳的《医典》所采用。他在诊脉方面列出四十八种脉法，其中三十五种是中国传入的。

与亲历西亚的唐朝人相比，东来中国从事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大食人要多得多。阿拉伯人阿布·塞义德曾记载说：黄巢曾在广州杀害了伊斯兰教徒十二万人。上元元年（760），淮南节度使邓景山邀平卢兵马使田神功前来扬州，帮助镇压“刘展之乱”，田神功至扬州后，大肆掠夺百姓商人资产，其中就有大食、波斯商人数千名。

来华的大食人中，有些长期居住在唐朝境内，具备了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宣宗大中元年（847），唐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向朝廷推荐大食人李彦升。次年，李彦升宾贡进士及第（唐代科举科目之一，专门为外国人设立的科目），成为唯一取得进士出身的大食人。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二十件完整的玻璃器，其中大部分属于伊斯兰早期玻璃器。阿拉伯金币也随着唐与大食的贸易交往而传入了中国。伊斯兰教也在唐代传入了中国，在现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入，无疑是唐朝与大食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大、小勃律国在今天的什么地方大、小勃律二国大致在今天的中亚地区。其中小勃律国地理位置独特，对唐王朝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其所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保护国家中心之要地，而小勃律（今巴基斯坦北部）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泛称阿拉伯）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

鉴于小勃律国的重要地位，唐与吐蕃就此展开争夺战：早在开元十年（722），吐蕃就曾重兵围攻小勃律，小勃律王没谨忙求救于当时唐朝的北庭节度使张孝嵩说：“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所有了。”张孝嵩随即出兵赴援，大破吐蕃军。但吐蕃并没有就此死心，开元二十四年，吐蕃嫁女予小勃律国王，逼使他反唐，从而控制了西域二十余国。当时唐朝面临着北境外患，无力着手反击，被迫以防守为主。天宝四载（745），东突厥灭后，玄宗改变了以往以防守为主的做法，在西北方向主动出击。天宝六载，他命安西副都护高仙芝将兵万人出击小勃律。

由于唐军多次征伐小勃律，均无功而返，高仙芝此次进军颇为慎重。他先到达五识匿国（今帕米尔高原南），然后兵分三路，先突袭吐蕃的据点连云堡（在小勃律北）。吐蕃仓皇应战，一触即溃，被斩杀五千余人，俘一千余人。唐军随后挟大胜之威，深入小勃律国内地，一举擒获其国王及吐蕃公主，扫平了其军队。此役威震西域诸国，使唐朝重新控制了该地。高仙芝也以功授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焉耆在什么地方?与内地有什么交往古代焉耆在今新疆焉耆一带，东邻高昌，西与龟兹接壤。隋朝末年，群雄割据，他们忙着抢夺地盘，原来内地通往西域经过沙漠的那一段路闭塞了，东、西方的使者和商旅来往必须经过高昌，高昌常常难为他们。贞观六年（632年），焉耆王龙突骑支来到长安，请求疏通大沙漠中的那条路，让东西交往更方便些，唐太宗答应了这一请求，可惹恼了高昌。高昌王把一切怨忿全都向焉耆发泄，派兵袭击焉耆，占领焉耆的大块土地，还抢夺了大量人口和财物。为了焉耆跟高昌的关系，唐太宗曾几次派使者调解。

贞观十四年，突厥重臣屈利啜给他的弟弟聘娶了焉耆王的女儿，这样的姻亲关系使焉耆倒向突厥，加入了反唐势力。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在征得唐太宗的同意后，出兵焉耆。焉耆的都城四面环水，易守难攻，龙突骑支自以为可以凭险固守，哪料到郭孝恪率军队昼夜兼行，一天夜里，唐军来到城下，将士渡水攻城，赶破晓时分，已登上城墙，军号声、战鼓声，震天动地，唐军冲进城去俘虏了龙突骑支。郭孝恪留下焉耆王的弟弟栗婆准处理他们国内的事情，把龙突骑支和他的妻子送到长安。唐太宗下诏赦免了焉耆王，让他留在长安。唐朝出兵焉耆是间接地打击了西突厥，这也是唐太宗统一西域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唐高宗时期，焉耆人请求放归龙突骑支，高宗应允，并拜龙突骑支为左卫大将军，送他回国。

龟兹与内地有什么交往龟兹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国家，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龟兹的经济文化水平较高，龟兹的乐曲是闻名于世的。唐高祖李渊称帝以后，龟兹王苏伐勃駃派使者来到长安，建立了友好关系。苏伐勃駃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苏伐迭继承了王位。贞观四年（630），苏伐迭给唐太宗送来西域的好马，唐太宗不但赐给玺书，还送去优厚的礼物。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和睦友好。后来，随着西突厥势力的膨胀，龟兹就近臣属了西突厥。贞观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讨伐焉耆的时候，龟兹竟出兵援助焉耆，双方关系开始恶化。贞观二十年，唐朝派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和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调集了铁勒十三部兵十几万人讨伐龟兹。唐军攻克龟兹都城，龟兹王诃黎布失毕逃到拔换城，凭险固守。唐军围攻了四十天，终于攻克，活捉了诃黎布失毕。后来，唐太宗授诃黎布失毕为左武翊卫中郎将。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后，刻了诃黎布失毕的石像，列置在昭陵祭坛内。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又拜诃黎布失毕为右骁卫大将军，让他回国，仍做龟兹王。

于阗与内地有何交往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其地出美玉，崇信佛教，其王姓尉迟。贞观六年（632），于阗王派使者来到长安，向唐太宗进献玉带。唐太宗热情地接待了于阗使者，回书信表示答谢。贞观十三年，于阗王伏阇信还把其子送到长安，侍奉唐太宗，两国交好。贞观二十年，阿史那杜尔讨伐龟兹的时候，伏阁信诚惶诚恐。于阗是龟兹西边的邻居，唐朝的军队荡平龟兹以后，谁能保证他们不顺手牵羊也把于阗灭掉呢?他就让他的儿子带着一万零三百匹骆驼去慰劳唐朝的军队。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在唐朝的军队将从龟兹班师的时候，行军长史薛万备给阿史那杜尔建议：“眼下我们已经破了龟兹，国威大振，为什么不借着这个机会派出轻骑去取于阗呢?”于是，阿史那杜尔派薛万备带着五十余骑兵到了于阗。薛万备把唐朝的强盛夸耀了一番，劝伏阁信到长安朝见天子。当伏阇信随着薛万备到长安的时候，已是贞观二十三年七月，唐太宗已经去世。高宗李治拜他为右骁卫大将军，还赐给他金带、锦袍和六十段布帛。于阗王伏阁信在长安住了数月，临走时，请求把他的子弟留在长安守卫皇宫，以表示他的友好和忠诚。

倭国指什么国家?与唐朝的关系如何倭国即今日本。唐朝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的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倾慕，因此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很多。

贞观五年（631），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批“遣唐使”。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日本派出两批使团，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开元四年（716），日本使团总人数有五百五十六人。开元二十年，日本使团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日本使团总人数有九十余人。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日本使团总人数达到六百五十余人。直到开成三年（838）为止，日本共派出遣唐使十三次，另有派到唐朝的“迎入唐使”和“送客唐使”共三次。唐代宗大历十年（775），日皇还授遣唐使节刀，告诫使者，因唐丧乱，不许有非礼行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都给日本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唐后期商业发达，唐商船经常往来日本，见于记载的多达数十次。

1970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内正仓院所存放的唐代乐器、屏风、铜镜等珍贵文物，就有一部分是遣唐使带回去的。为了吸收中国的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开元初年，日本使者请儒生授经学，唐玄宗派四门助教赵玄默到使者寓所传授儒经。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长期留居中国，擅长诗文，在唐朝历任光禄大夫、秘书监等职。他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有着深厚的友情，常作诗相酬赠。日本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波斯国指哪个国家?与唐朝的关系如何波斯，即今伊朗，是西方大国，西汉时称为安息。贞观七年（633），大食（阿拉伯）入侵波斯，波斯战败，国王伊嗣候逃亡。贞观二十一年，伊嗣候遣使来朝，请求援助。因道路遥远，唐太宗不允许出兵。伊嗣候死，子卑路斯逃亡到吐火罗，又遣使来求救，唐高宗仍因路远不允许出兵。大食兵退，吐火罗护送卑路斯返国。龙朔元年（661），卑路斯奏称屡被大食侵扰，请唐援救，唐高宗置波斯都督府，任卑路斯为都督，算是表示了援救。事实上波斯土地已被大食占领，都督府只是个空名。咸亨年间（670～674），卑路斯入朝，客死在长安。波斯的余部，对唐朝颇有好感，玄宗时十余次来唐贡献方物，直到唐代宗时还有用波斯名义来朝贡的，不少波斯人（主要是商人）在唐朝居住做生意。

百济国与唐朝有什么关系百济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汉代为带方郡，北接高丽，东连新罗。祖先出自高丽，因人种复杂，有高丽人、新罗人、中国人、倭人，故称“百济”。其风俗与高丽略同。隋文帝伐陈时，有一艘渡江战船曾漂流至东海北部济州岛，回归时途经百济，百济王扶余昌资送返隋，并派遣使者奉表贺隋平陈成功。此后百济屡次遣使来隋通好。武德四年（621）遣使朝贡。贞观元年（627）太宗赐其王玺书。高宗即位，百济又遣使朝贡。

百济是在马韩故地上建立起来的国家，国王姓扶余。百济与新罗为邻，两国互相攻击，新罗较弱，就向唐朝要求更多的保护，唐朝也常为两国和解，但百济、高丽则不断抢夺新罗土地。显庆五年（660），唐派左卫大将苏定方率水陆军十三万出兵百济，以解新罗之危。苏定方大军从成山（今山东荣城）由海路出发，进军百济，船帆千里，随流东下。新罗武烈王闻讯即率军五万与唐军会师，同年七月，百济为唐、新联军所灭。于是百济国故地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个都督府。苏定方留郎将刘仁愿等驻守百济王城，自押俘虏回国。百济虽亡，但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与浮屠道深等人率部死守周留城，誓死抵抗唐军。龙朔三年（663），唐军又击败百济的反抗。唐高宗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军撤退后，扶余隆受新罗压迫，也退回长安。百济土地被新罗占据，百济遂彻底灭亡。

新罗国为什么能最后统一朝鲜半岛公元一世纪前后，鸭绿江中游一带的部落联盟逐渐统一，形成了朝鲜半岛上最早的国家高句丽。稍后，半岛西南部原马韩各个部落也逐渐统一起来，形成了百济国。二至三世纪，在半岛的东南部，以辰韩各部落为基础，建立古代皇后图了新罗国。从四世纪起，半岛上这三个国家鼎足而峙，一直到七世纪后被新罗统一。朝鲜历史上把这段时间称作“三国时代”。

三国统治者为了争夺半岛的霸主地位，展开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斗争。最初以高句丽为最强，它不断南下扩张，迫使百济首都一再南迁。百济为了挽救衰弱的局面，则不断袭击新罗。新罗从六世纪起，由于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它利用高句丽忙于对隋和唐的战争无暇南顾的有利时机，积蓄力量，始终把统一半岛当作重要目标，新兴的军事贵族金庾信和政治家、外交家金春秋起了重要作用。对内他们镇压了消极保守的大臣毗昙为首发动的政变；对外积极采取亲唐政策，力量迅速增强。高句丽看到新罗日盛，对己不利，便先后两次联合百济、扶桑夹击新罗。新罗利用唐朝与高句丽的矛盾，并使与高句丽有同盟关系的百济与唐朝对立，然后与唐朝结盟，展开大规模的反击。龙朔三年（663）灭亡百济，668年打败高句丽。唐朝在高句丽灭亡以后，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各地分设九个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个县，在半岛北部直接进行统治。

公元670年，高句丽人民在剑牟岑领导下首先在穷牟城发难，从大同江南下，以汉城（今载宁）为根据地，扩大自己的力量。新罗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同年三月动员大军，强渡大同江，投入了驱逐唐军、完成统一的斗争。经过多次斗争，挫败了唐将薛仁贵的干预，占有了原百济的大部分土地。公元674年，唐军又以刘仁轨为大总管、李谨行为副总管进攻新罗，均被击退。经过七年的斗争，唐军被迫撤走，高宗将安东都护府由平壤移至辽东（今辽阳）。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唐与新罗会盟，约定两国以今大同江为界，朝鲜半岛完成统一。

第三十二章

唐朝历史大事详解中朝交往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实属空前，在当时世界上亦为仅有。唐文化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亦为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因此唐朝受到各国尊重，享有极高声望。从这一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开始把中国人称为唐人，这一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中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对各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帝国建立者穆罕默德（57—3632）以《古兰经》鼓励其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而强盛稳定的唐朝，在政治上奉行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之方针，在文化上施行其并蓄兼行，群花同放之政策。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对国际交往不加限制。再加上对外交通发达，对扩大国际交往提供有利条件。如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河北、辽东达朝鲜半岛，西经河西走廊，出敦煌、阳关、玉门关，分三路穿新疆，一经于阗，一经龟兹、疏勒，一经碎叶、然后越葱岭，通印度、波斯、阿拉伯，此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交通自山东、江苏出海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海经越南海岸，过马六甲海峡，分别达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直至波斯湾沿岸，并初步开辟至埃及与东非的海上交通。唐代中国航海大船长20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大食海舶，可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外国船只有“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婆斯舶”等数十种。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4000余艘。可见唐代国际交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使当时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70多个。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世界都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数十国家的使节汇于长安，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商人集合于西市，大批各国留学生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外国僧人来中国研习佛法，中亚诸国艺术家在长安也异常活跃。高度繁荣的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外来新成分，选择取舍，汲取发扬，使自身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东西各国，各国依据自身文化传统，斟酌吸取，使本国文化获得助益，加速发展。唐朝经济文化对许多国家发生巨大影响。在与唐通商往来的70余国中，以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与我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唐朝时期中国同朝鲜交往十分密切。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期，三国皆遣使与唐朝往来，并相继选派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完成后，唐太宗特将一部赠给新罗。唐高宗上兀二年（675）新罗王金法敏统一朝鲜半岛后，直至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方面进一步发展。

双方互遣使节，频繁往来于陆、海两路。据不完全统计，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至武宗会昌元年（841）约190年中，仅新罗遣唐使者即达21次。其使命或为“贺正”（祝贺春节），或为赠礼，或为国丧致哀，或贺新君即位。唐朝也不断遣使赴新罗，当时海路常冒覆舟之险，代宗大历初归崇敬充新罗册立使，在海上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成惊骇①，他毫不畏惧，坚持航行，胜利完成出使新罗的使命。钱起《送陆埏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②，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使者带来珍贵礼物，如开元闻新罗使者带来牛黄、人参、朝霞纳（绸的异体字）、鱼牙锦、纳绅、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唐朝也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如开元时曾一次即赐予新罗使者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唐朝同朝鲜贸易往来繁盛，很多新罗商人来唐贸易，他们主要活动于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达楚州（今汪苏淮安）、扬州（今属江苏）一带，唐朝在楚州等地设“新罗馆”，以接待新罗商旅。在我国东部沿海尤其是山东牟平、海阴、文登、荣成，江苏江都、淮安、东海等地有许多朝鲜侨民聚居，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坊中有总管、翻译。唐朝地方政府，设“勾当新罗所”管理其事务，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是中国和朝鲜交往的中间人。山东文登县有新罗人所建佛寺，当地新罗人经常按新罗风俗举行法会，用新罗语讲经。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和尚圆仁来唐时，在文登县参加过正月十四、十五两天的讲经，每天都有新罗男女200余人听讲。唐朝与朝鲜的商船经常行驶在中、朝、日之间的航线上，常多达数十艘。从朝鲜输往唐朝的物品有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输往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③。在唐朝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新罗居各国首位。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遣更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文宗开成二年（837）旅唐新罗学生多达216人，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批就有105人，不少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进士科举考试，从穆宗长庆元年（821）至唐末，共58人考中进士，时称“宾贡进士”（意为外籍进士），他们“登唐科第语唐晋”④，有的担任了唐朝的官职，归国后使汉文学在朝鲜获得广泛传播。其中如崔志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职，29岁返新罗，他的书法和诗文在新罗发生很大影响。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二十卷，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中国的珍贵史料，至今仍为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在当时已受重视，它不仅在我国流传至今，亦为朝鲜现存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巨大，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唐以前，朝鲜已利用汉字作为表达思想和记事的工具，七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帮助阅读汉文，更加丰富了朝鲜语汇，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贞观十三年（639）至天宝八载（749）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传授生徒，如新罗医学博士即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白居易的诗歌和张鹜的文章等深受朝鲜人喜爱，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影响很大，八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政治制度改进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朝尚书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地方设州、郡、县、乡，亦与唐朝相似，德宗贞元四年（788），新罗设“读书出身科”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新罗都城平壤是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文宗太和二年（828）新罗使臣从唐朝带茶种回国，自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传到朝鲜。由于新罗大量吸取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学习汉人的诗赋辞章，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下于中国作家。新罗文物昌盛，当时被称为“君子之国”。唐朝常选饱学之士出使新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选经学家邢臻（sh6赎）前往吊祭，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⑤可见在唐文化影响下新罗文化之发达。在长期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亦产生一定影响。朝鲜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南北朝初期已传入中国。隋朝时作为宫廷乐舞，隋文帝选定“七部兵”和隋炀帝选定“九部乐”中都有“高丽乐”。唐初，唐太宗选定“十部乐”，“高丽乐”仍为其中之一，直至武则天代唐称帝时，高丽乐仍保存25套曲谱，其后逐渐散佚。中朝经济、文化交往，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由于唐朝与新罗关系密切，双方多次互相救助。一次，登州商人马行余由江苏去浙江，在海上遇暴风，船飘至新罗，新罗王闻中国商人遇险而来，即以贵宾之礼相待，并助其回归中国⑥。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唐朝，船被恶风刮至楚州盐城县，当地官府妥善安置，并及时报告唐朝廷。是年，新罗发生饥荒，“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⑦，唐朝亦予周到接待。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

②《全唐诗》卷二三七。

③《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④《全唐诗》卷五六，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

⑥范摅《云溪友议》卷上。

⑦《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玄奘取经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阳缑（gōu勾）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十三岁出家，玄奘是其法名，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

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等地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分成许多宗派，佛经译文多误，自己无所适从，想亲自到天竺学佛经，研究解决关于佛教教义的玄奘一些疑难问题，在长安结伴准备出国西游，由于唐朝初建，突厥贵族扰边，暂时禁止私人出境，同伴退缩。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偷越玉门关，然后独自西行，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访问参谒了古代无忧王为释迦牟尼佛建造的三百多尺高的“牵（音素）堵波”（宝塔）以及佛诞生处、逝世处、说法的讲堂等胜迹，还在至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省）调查了有关中国的桃、梨传进印度的传说，这样度过了四年，贞观四年（630）他到达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来到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主持（当家和尚）戒贤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玄奘到达时受到热烈欢迎，一千多人捧香、花沿路迎接，时戒贤已一百多岁，本已不再讲学，但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意收玄奘为弟子，用十五个月的时间给他讲了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并研究了波罗门教经典、印度方言，取得优异成绩。全寺除戒贤通晓全部理论外，能通晓20部的有一千人，通晓30部的有五百人，通晓50部的只有十人即十大法师，玄奘即其中之一，他并未以此满足，636年辞戒贤外出游学，一路之上多次参加各地的辩论会，战胜许多学者，声誉满天竺。

贞观十四年（640）返回那烂陀，戒贤叫他主持寺内讲座，有一位戒贤的弟子，对经论不能贯通，玄奘用梵文（古印度文）写了一篇论文，阐发义理，指明其谬误，得戒贤与僧众同声赞誉。那时曷利沙帝国已统一了天竺北部，国君戒日王崇信佛教，本人又是诗人剧作家，经他提倡备宗教学派论辩争鸣十分活跃。有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一个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脑季）举行学术大会公开辩论。戒日王非常高兴地会见玄奘，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情况，引起戒日王很大兴趣，表示要亲自到中国访问。贞观十二年（642）十二月辩论大会开始，与会者有天竺十八国的国王，佛教徒三千多人，波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那烂陀寺来了一千多人。玄奘担任大会的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制恶见论》，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没有人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十八天，大家都被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结束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三万，僧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也各以厚礼相赠，他全部谢绝了，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华幢（音床）装饰的大象游行一周，又特邀他参加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五年一次的天竺佛教盛会），表示对这位中国大师的尊敬。

公元643年，深切怀念祖国的玄奘表示将要回国，戒日王一再挽留他，一个国王甚至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愿为他建造一百所寺院，但他归志已定，戒日王只好答应。朋友们争相赠礼，玄奘一一谢绝，只接受了鸠摩罗国王送的一件鹿毛披肩，以备途中防雨。动身那天，戒日王、鸠摩罗王等以及当地人民送他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带着657部佛经，经西域回到长安。唐太宗在洛阳行宫接见他，极有兴趣地听他介绍西域及天竺见闻，并劝他还俗到朝廷任职，他婉言谢绝。三月初一玄奘回长安，随即开始佛经翻译工作，先后在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场有负责翻译的，有检查译意的，有整理译文的，有推敲字句的，各任专职，分工细密。玄奘不懈地工作了十九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1335卷，由于他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一词，表示时间的“刹那”一词就是经他确定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

玄奘还回忆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涉及地域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他把当时各国的方位、道路、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一一写下来，内容丰富生动，准确可靠，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玄奘当时可能认为他留给后世的主要贡献是取回的佛经和他的译经，我们今天看来，他那些宣扬佛教的经书的总和也未必抵得上这一部《大唐西域记》的价值。玄奘也向天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据说他曾经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这应是第一部中国典籍的外文译本，但现已散佚。

天竺朋友十分怀念他，高宗永徽三年（652）天竺和尚法长来中国，玄奘老友那烂陀寺的智光和慧天特意托他给玄奘捎来书信、著作和礼物，表示亲切的问候，信中说：“送去白布两匹，表示我们并没有忘记你，路程太远，希望你不要怪带去的东西太少，还是接受下来吧。如果你需要什么书，我们会抄出来送去的。”玄奘请法长捎去回信，回赠了礼物，并捎去一份他在回国途中丢失需要补抄的书单，在回信中玄奘感谢朋友们的深情厚谊，对戒贤老师逝世表示深切悼念，还报告了自己的译经工作进展情况，这种动人的友谊，是中印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玄奘是中印人民友谊的使者，是唐初佛教高僧，是世界著名的伟大旅行家和杰出的古代翻译家。他所以能在交通条件还极其落后的时代，用了十八年时间跋涉五万余里，征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使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极其顽强的性格，目标既经确定，就决不动摇，就要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去实现它，这种性格是十分可贵的，他的顽强精神和动人事迹，将永远留在中印两国人民的记忆中。

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玄奘圆寂于长安附近的玉华寺，葬于长安兴教寺。生平事迹由其弟子慧立、彦宗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中叶已有关于玄奘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李林甫专权李林甫，高祖从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善音律，曾任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多与宦官结交，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也因母而得帝宠异。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通过宦官告知武惠妃“愿保护寿王”，武惠妃德之，阴为内助，得拜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以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又厚交宦官、嫔妃，能伺上动静，出言相奏，甚合主意。

李林甫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均以母失宠而有怨语，驸马都尉杨洄告之武惠妃，妃泣诉于上，玄宗大怒，谋于宰臣，欲罪之。张九龄日：“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①玄宗不悦，林甫初无语，待退下后对得宠之宦官说：“此主上家事，何必向外人。”②自此，日毁誉九龄于帝前，终致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贬九龄为荆州长史。不久，玄宗又用林甫言，废太子瑛，贬鄂王、光王为庶人，封李林甫为晋国公。

开元二十五年（737），废太子瑛和武惠妃均死，储位虚空，李林甫对上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③欲立忠王玛，又犹豫不决。高力士乘间问其故：“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对曰：“大家（指玄宗）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④上遂立玙为太子，林甫以立太子非己意，遂有戒心，欲阴查事端以倾太子。

韦坚以皇太子妃兄，在朝中身居要职，李林甫密令御史中丞杨慎矜监视韦坚的行动。正月十五，皇太子出游，与韦坚见面相谈，慎矜知之，奏上。玄宗大怒，以为不轨，罢免韦坚，后又寻故赐坚自尽。杨慎矜权势渐大，李林甫又忌之，遂推荐王鉷为御史中丞，以为心腹。王缺诬奏杨慎矜左道不法，族灭其全塞。天宝六载（747），李林甫又唆使洛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说他曾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深意好，想拥兵佐助太子。玄宗不信，曰：“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⑤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凡以为上所厚者，必设法结交，然位势相逼时，辄以计去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天宝三载（744）唐玄宗纳原寿王妃杨太真于宫中，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说：“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无事，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⑥玄宗不悦，高力士自此不敢深言天下事。

林甫更加有恃无恐。天宝四载（745）李适之任左相，林甫为右相，二人争权，林甫深恶之。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改日，适之奏于圣上。玄宗问李林甫此事，林甫却曰：“臣父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育。”⑦圣上听之，认为林甫爱己，适之则虑事不周，遂疏远之。

开元、天宝年间，常有边关大将入朝为相者，李林甫志欲专权，杜绝出将人相之源，对玄宗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⑧于是哥舒翰、安禄山得为节度使，终导致安史之乱。

杨国忠以椒房之守入朝，位至中司，权倾朝列，引起李林甫妒忌。时南诏犯边境，李林甫奏请国忠赴镇，临行，玄宗安慰说：“卿暂到蜀郡处置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朝。”⑨李林甫十分不悦。不久，林甫病危，玄宗召国忠还京，国忠谒林甫，林甫流涕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⑩遂卒。

后，杨国忠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上信之，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子孙、亲信、朋党亦遭流贬。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②《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李林甫专政》。

③《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⑤《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⑥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⑧⑨《旧唐书》卷一○六《李林甫传》。

⑩《通鉴经事本末》卷三一《少林甫专政》。

安史之乱唇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治所幽州，今北京城西南）起兵反叛。

安禄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杂种胡人，初名轧荦山。其部落破散后，外逃，冒姓安，取名禄山，因懂蕃语，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充当经纪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他为捉生将。安禄山用诈诱捉契丹人，每次带数人外出，总能捉几十名契丹人回来，屡建“战功”，逐步提升，终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唐开元二十四年（733），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叛军时，因轻敌冒进，大败。张守琏奏请斩之，宰相张九龄为严肃军纪，判处安禄山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精明强干，下令释放。张九龄力争：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据我观察，他非良善之辈，不杀必留后患。玄宗不听劝谏，赦免了他。

开元二十九年（741），安禄山厚赂玄宗亲信，得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两蕃（指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第二年，又被授予平卢节度使。唐天宝三载（744），以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过三年，又兼任御史大夫。他每岁必以奇禽异兽、珍玩贡献朝廷，又竭力迎合玄宗所好，百般逗趣，以博其欢心。安禄山体胖，腹垂过膝。一次，玄宗指其腹问：“这肚子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大?”他马上回答：“无有他物，只有一颗对圣上的忠心。”又一次，入宫，见玄宗与杨贵妃并坐，便先拜见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何故，对日：“胡人先母而后父。”帝、妃皆喜，于是，安禄山认贵妃为母。

当时，常有以有功之边将人仕宰相者。中书令李林甫欲谋相位，设法杜绝边帅入相之路，他一边排挤颇有战功的朔方等四镇节度使王忠嗣，一边在玄宗面前竭力推荐安禄山，认为胡将无文化，不大可能入京为相，玄宗正担心边将谋反，于是听信李林甫，命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并赐与铁券①。玄宗又为安禄山在京师造宅第，不限财力，穷极富丽，并以金银为筹（音旁，竹笼）、筐、笊篱等。

安禄山在范阳北修建雄武城，对外说是为御敌，实则内贮兵器，广积谷物。又养同罗、奚、契丹降兵降将八千人，号“曳落河”（壮士）；有家僮百余人，一以当百；畜养战马数万匹，多聚兵器，阴谋叛乱。天宝十载（751），安禄山率三镇六万兵马进攻契丹，大败，全军覆没，玄宗却仍宠信有加。

第二年，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安禄山蔑视之，二人矛盾极大。杨国忠屡次对玄宗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不以为然。天宝十三载（754）春，杨国忠又对玄宗说安禄山必反，又云“召必不至”。玄宗派人召之而至，在华清池见驾，对玄宗哭诉：“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彼杨国忠欲得杀臣。”②玄宗安慰他，并更加信任。从此，人人皆知安禄山必反，却无人再敢在玄宗面前提及此事。

天宝十四载春二月，安禄山派人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宰相韦见素对杨国忠说：“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③二人力谏，上不听。

安禄山与孔目官太仆丞庄严、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秣马厉兵，伺机反叛。十一月，安禄山诈为敕书，召诸将矫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④遂发所部兵及同罗、契丹、奚等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大军，在范阳发动叛乱。

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反叛，才仓促布署防御：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派他去东京（今洛阳）召募兵士，十天得六万人，拆断河阳桥（今河南孟津县北），以防止叛军由此渡黄河，调任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以朔方右厢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立河南节度使，管辖陈留（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个郡，任命张介然为节度使，从内府拿出钱币，在京师募兵十天，得十一万人，号“天武军”，都是市井子弟，任命皇子李婉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丽人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军东征。十二月初，高仙芝率兵五万，出关屯守陕郡，以宦官边金诚为监军。

安禄山从灵昌渡黄河，兵临陈留城下，此时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叛军攻城，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近万名将士遭杀害。安禄山引兵攻荥阳，守城士兵闻号角声，惊得纷纷坠城，陷荥阳，杀太守崔无波，气焰益加嚣张，以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向东京进发。封常清所率皆为新募士卒，未受过训练，在武牢与安禄山对抗，兵败。安禄山陷东京。封常清率余众至陕郡，与高仙芝合兵一处，退守潼关。叛军追至潼关，攻城不下，退屯陕郡，宦官边金诚向玄宗进谗言：“封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陆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⑤玄宗遂令就地将封、高斩首，高仙芝临刑大叫：“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⑥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染病居家，唐玄宗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八万讨伐安禄山。这八万人多是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的镇兵、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以及潼关高仙芝旧部，计十几万人，号称二十万。玄宗让这支由病将统率、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去攻取东京。

安禄山攻潼关不下而归，于天宝十五载正月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年号圣武。

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平原北）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河北十七郡起而响应，归顺朝廷，安禄山仅剩下范阳、卢龙、密云、渔阳（今河北北部）、汲、邺（均在今河甫南部）等六郡。

安禄山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一万人马分两路攻打常山。颜杲卿顽守四天，昼夜拒战，终因粮尽矢绝，兵败城破。叛军杀害了一万多军民，抓获了颜杲卿，押送洛阳。颜杲卿大义凛然，痛斥安禄山，惨遭杀害。颜真卿募勇士万人抗敌，邻近诸郡纷纷响应，杀死安禄山所派守将，共推颜真卿为盟主，派兵收复魏郡（今河北大名县西）。二月，河东节度使、原朔方军将领李光弼率朔方军万余人、太原郡弩手三千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上），攻克常山，收复其九县中的七个县，安禄山守将史思明仅据九门、藁城两县与李光弼对峙。四月，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出井陉，在常山与李光弼会合，集汉、蕃兵十余万，与史思明大战。史思明败逃，唐军追拔赵县（治今赵县）。史思明奔博陵，收集散兵数万人，旋即又败于郭子仪、李光弼。安禄山在东京分出骑兵两万人，又从范阳派出郡兵一万人，与史思明残部会合，约五万人，其中同罗、曳落河兵占五分之一。六月，郭子仪、李光掰在嘉山（今河北曲阳）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捕获千余人。史思明坠马，徒步奔回博凌，李光弼追至，围城，军威大震，范阳和洛阳之间联络被隔折。

哥舒翰带兵守潼关，玄宗和杨国忠疑其按兵不动，别有他图，于是召募万余人屯于灞上，以各哥舒翰有变。玄宗令哥舒翰进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郭子仪也奏请引兵攻范阳，而认为潼关大军不可轻率出征。杨国忠又怀疑哥舒翰图谋自己，向玄宗进谗言，派出一个个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无奈，拍胸恸哭，只好引兵出关，存灵宝县西遇埋伏，大败，哥舒翰为一反叛蕃将诱捕，解送洛阳。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叛军入潼关。玄宗、杨国忠带领杨贵妃姊妹，诸皇子及一些随从朝官、宦官、卫兵逃出西京（长安）往蜀地避难。郭子仪、李光弼闻潼关失守，遂放弃河北，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去灵武，河北诸郡皆陷史思明之手。安禄山进入西京后，叛将们沉迷于酒色，争权夺利，士气大衰。

玄宗一行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将士又累又饿，皆怒气冲天，以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为借口，追杀之，并杀了他的妹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军士围驿，玄宗闻声问何故，左右答曰杨国忠谋反。玄宗出驿门慰军，令收队，军士不从。玄宗使高力士问之，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奏：“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⑦玄宗尢法，乃命高力士引贵妃至佛堂，缢杀之。留太子李亨讨伐安禄山，玄宗入蜀，至成都。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即位时，身边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想平定叛乱无从着手，于是请来好友李泌，任命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共议国事。不久，郭子仪率精兵五万到达灵武。李泌为肃宗献计说：“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③肃宗甚以为然。

唐至德二载（757）春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帝位，派遣尹子奇率兵十三万人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六千八百人，日夜苦战，杀敌两万余。三月，再败尹子奇。五月，尹子奇再围睢阳，张巡等率五十骑突人敌营，射中尹子奇左目，败走。七月，尹子奇复征兵数万，再攻睢阳，城中粮尽，以茶纸、树皮为食。八月，城内死伤之余，仅剩六百人。张巡令南霁云突围至临淮（泅州，在今江苏盱眙北水下），向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援。进明不肯发兵，尹子奇知睢阳援绝，围之益急。城陷，张巡、许远、南霁云先后遇害。张巡守睢阳，大小四百余战，杀叛军十二万人。

时史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安庆绪命他退守范阳。二月，肃宗到风翔。李泌主张先取范阳，以求彻底消灭叛军，肃宗不听，决定先取两京。从河东召回郭子仪，任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兵攻打长安。五月，郭子仪为安守忠所败，退保武功。郭子仪劝唐肃宗派人至回纥部求援。九月，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业护率精兵四千余至凤翔。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朔方镇兵及回纥、西域兵计十五万，大破叛军，收复了西京。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率败兵逃出潼关。

失西京后，叛军军心动摇。郭子仪乘胜率大军攻东京洛阳，安庆绪率残部奔河北，占据邺郡（今河南安阳）。他招兵买马，很快拥兵六万。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叛将史思明请降，封归义王、范阳节度使。

乾元元年（758）六月，史思明再叛。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攻打安庆绪。大军不立元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月，围邺郡。从十月至第二年二月，邺郡城中人相食，斗米值七万钱。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称大圣燕王。二月，引兵救邺。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战败，遂解围南行，以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史思明至邺郡，杀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鱼朝恩将罪责推给郭子仪。肃宗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重赏朔方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抑退李光弼做准备。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南下，渡河，攻取汴州。李光弼只好放弃洛阳，退守河阳。不久，史思明在河阳败于李光弼，逃回东京。上元二年（761），鱼朝恩、仆固怀恩怂恿肃宗命李光弼出兵攻打洛阳，李光弼被迫出战，在邙山（今河南偃师北）大败，因此失去兵权。

史思明欲乘胜攻击西京，朝廷大惧。正当此时，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肃宗皇后，惊死肃宗。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十月，代宗任命其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出宦官向回纥请兵，会合唐军，攻打史朝义。连战连胜，收复东京、郑、汴等州。十一月，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渡河北进，追赶史朝义，围史朝义于莫州（治在今任丘北）。

唐宝应二年（763）正月，叛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范阳降，史朝义在逃亡中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注释①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契。

②《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

③④⑤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安史之乱》。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

⑧《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

第三十三章

刘晏理财唐代名臣、理财家刘晏是曹州南华（旧址在今河南东明县东南、金代时被黄河淹废）人，从小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年幼时即被带往京师，授予正字（校对）之职。曾历任夏县、温县县令，四十岁调任侍御史。安史之乱后，肃宗任用为户部度支郎中（主管财政的收支），主管江淮租赋之事。

刘晏宝应元年（762）唐代宗即位，任刘晏为长安京兆尹、户部侍郎兼任判度支、铸钱、盐铁使及转运使。第二年，刘晏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广德元年（763）、刘晏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如故，因主管财经，被称为“计相”。后以功升“户部尚书”，管理财政经济十余年，功勋卓著。德宗继位后，户部度支仍由刘晏兼管。杨炎做宰相后，为替劣迹昭著的前宰相元载报仇，排挤、构陷刘晏，引起德宗疑虑，先将之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又“赐死”。

刘晏受命于安史之乱后的危难之秋，理财十多年，使唐王朝渡过严重的财政难关，得以延续下去。刘晏理财，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恢复，改进江淮漕运，解决向京师运粮之事。关中地区虽产粮，却难以满足供应京师百姓和大批禁军之需，每年需从江淮调运百万石粮食。水路运输，路长水远，过水势湍急的三门峡，常常船翻粮沉，走陆路则山道崎岖，牲畜拉驮，劳民伤财。安史之乱时，漕运更加艰难，京师严重缺粮，米价涨到每斗一千至一千五百钱，官府厨中都无多余粮食，京畿农民捋下田中青穗，供给缺粮的禁军。广德二年（764），刘晏率随从南下江淮，沿途察视河道，看三门峡的栈道和石渠，到河阴（今河南河阴县东）、洛口（今河南巩县）观察汴水、洛水人河口，计谋对策，组织佚丁，疏浚汴水；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县）建立十个船场，令人打造装粮千石的大船二千艘，雇用船工水手，以十只船编成一队，由军官督运，改私运为官运，保证了运粮的安全；又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往江南船只二月在扬州集中，四月入淮渡汴，六七月才到黄河口，需历时半年始能往京师运，这样耗费巨大，粮食受损严重，分段接运是将全程分为四段，各段船工熟悉本段的水情，损耗小；又以运一段，在岸上存贮一下，减少损失，三门峡一带，则采用部分人撑篙，部分人拉纤的办法，一步步将船拖过陕峡逆流，避免了船翻粮沉。

从此，汴、黄漕运通畅，粮食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人们称赞刘晏“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①。每年运粮四十万石，有时多达百万石，而且大大节省了运费，从过去“斗钱运斗米，到每石粮运费只需三百四十文钱，京师米价跃降，朝廷收人增加。刘晏刚办漕运时，朝廷年收入四百万缗，大历末年增加至一千二百多万缗。

久经战乱，朝廷财政亏空，刘晏决定从食盐专卖上获利。从唐乾元元年（758）起，朝廷实行食盐专卖，每斗一百十文。上元二年（761），元载为户部尚书，任盐铁使。他广设盐官，选派豪吏督收盐利，卖不掉便强行摊派，常常“一吏到门，百家供奉”，百姓受害非浅。

刘晏接管盐务后，首先精简管盐机构一一监院，裁减冗员，清除贪官豪吏。在主要产盐区，保留十个盐监、四个盐场。盐监是管理食盐生产和收购的机关，盐场是中转的栈场。此外，在主要城市设立十三个巡院，负责管理食盐市场、缉查盐贩走私活动等。刘晏还着手改革食盐专卖制度，由官运官销改为“就场专卖制”：即由盐官统一收购，集中到盐场后再转卖给盐商，食盐流通税包含在盐价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自由运销，即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边远地区，刘晏令存贮部分食盐，称“常平盐”，以防止盐价上涨，稳定市场。此外，还采取一些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设立盐仓，可就近调拨运销；请求朝廷严禁地方乱收费，以减少运盐成本；鼓励以绢代钱购盐，以解决将士的衣着；等等。

刘晏管理盐务后，朝廷收入大增，原江淮盐利每年约四十万缗，大历末年增到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征税方面，刘晏也一反元载的做法，废除额外的横征暴敛，派人任“知院官”，掌管各地农事，上报朝廷以决定减免或调整租税。还设立“常平仓”，注意调节粮价。在粮食上市时，商人压价，各地官府则以高于市场的价钱收籴粮食，避免“谷贱伤农”，在青黄不接或欠收年头，官府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缺粮农户，避免“谷贵伤民”，并以重价召募“疾足”（跑得快的信使）了解四方物价情况，三五日内京师就可知晓。刘晏掌握情况后，及时平抑物价。这样，既稳定了民心，又保证了官府的财税收入，“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刘晏理财的另一做法即“均输”，朝廷将赋税收入折成钱，以低价从产地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转运到京师和高价地区出售，这样，既调节了供求，朝廷也增加了收人，对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到大历末年，刘晏所辖各事总收入每年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务占百分之七十，比初任事时增加十倍。

当时，朝廷因铜料不足，钱币短缺，物价转跌。刘晏以铸钱使身份，精工足料，铸造足值的货币。他还在征收或换购的物资中，把一部分零星不值钱、供应京师都不足以抵偿运费的东西运到盛产铜砂的淮楚地区，以换回铜砂铸币，一年可达十余万贯，保证了京师等地市场流通的需要。

对于刘晏的功绩，《新唐书·刘晏传》这样评价：“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之用度足”，“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②。

注释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推行两税法唐初，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计征“户税”，每亩附加“青苗钱”，此即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

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均田制遭到破坏，户籍亦十分混乱。“不为版籍，人户寝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失去土地的人因有户籍在，仍需负担沉重的赋税，富人增加了土地，因享有特权而免税。“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下”，“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日送无休息”②。

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混乱状况加剧，以致于“王赋所入无几”。大历初年，京畿废除租、庸、调制。唐德宗年间，由于税制混乱，官吏层层中饱私囊，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开支，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式颁令实行新税法：“计算百姓及客户，纳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③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即先计算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总额，再计算国家各项收入的总额，以这两方面的数额为依据，根据财政支出所需费用的总额，确定向百姓征税的数额，把这个数额摊到各州县，各州县再按亩数和户等向百姓征收，并将量出制入落实到大历十四年的旧征额数，以防止统治阶级上层由于奢侈无度而导致横征暴敛；二，规定“户无王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贫富为善”，即不分主客户，按现居住地户籍，不分丁男中男，均以贫富定等级；三，不定居的行商人，于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一样负担租税；四，将以往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他杂税等全部并入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五，将征收实物赋税改为征收货币；六，明文规定两税之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简言之，两税征收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按资产定等，地按亩数征收，为确保税收，“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定户”④。

同时，杨炎提出将政府岁入由皇帝私藏改归政府。唐代本规定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人经费分头管理，安史之乱中，因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就将国家公赋收入和皇室经费合到一起，成为“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主张公赋仍归政府，每年提出一定数额为皇帝私用。

两税法推行的初期，对平民小户有利。以往朝廷用钱，则随意加税，名目繁多，富户或做官人家，设法逃税，而一般百姓家口多，只能按丁纳税，苦不堪言。新税法按资产而不按丁口征收，也不区分土客户，这样，一些有田产的富户、富商就得多负担税额，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负担有所减轻。

推行两税法，暂时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对象，约束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为去无名之暴赋”⑤。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建中元年，两税所得税款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干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斛。

两税法的实施，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初实行曾起过较好的作用，但不久即弊端丛生。建中二年（781）以后连年征战，军费成倍增加，朝廷借口“量出制入”，税上加税。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表请求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文加二百，唐德宗马上批准，而且通知各道均加税二百文。诸如此类，各道不时要求暂加税收，当然，各地加税后，也进奉一部分给朝廷。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客户，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定等第。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按户口增加。税钱增长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于是，地方官吏迫使老百姓分户，诱骗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这样税额又全部摊派给土著户，且限期完税，贫苦人家尽好借债卖儿缴纳。按贫富定等级，可是有人资产贵重却易于藏匿，田产物产堆在场院、谷仓，虽不值钱，却被认为富有，造成“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⑥。

规定，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以商人盈利，三十而税一，实际比农民负担轻得多，定居者分夏秋两季纳税，这般促急，造成“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⑦。而且旱涝灾年，照旧收税。此外，两税均以钱计算，“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⑧。如，农民生产粮棉，官府则将粮棉折钱收税，初行两税，定三匹绢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一万钱。到唐穆宗年间，钱愈重，物愈轻，八匹绢才抵一万钱，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虽然十室九空，仍依照丁额下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由于强行摊派，逃亡之人愈来愈多。唐宪宗年间，原有四百户的渭南县（今陕西渭河平原南部）长源乡只剩下百余户。

至于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但各种苛杂税比正税还多，且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两税法推行中的这些弊端，宰相陆贽、翰林学士白居易均有奏议，要求朝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也有人提出恢复租庸调法或实行均田法。但两税法终究没有废除，直到明代后期才由一条鞭法取而代之。

注释①②《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③《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④《新唐书·食货志》。

⑤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175页，中华书局版。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3页，中华书局版。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5页，中华书局版。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4页，中华书局版。

吐蕃犯唐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与唐建立密切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唐中宗时，又将美女金城公主入嫁吐蕃（710）。此期间，虽吐蕃时有侵扰，但唐蕃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发动叛乱。安史之乱，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边关精锐者皆征发人援，所留边兵单弱，吐蕃乘机不断入侵，虏掠杀伤，数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数十州均落入吐蕃之手。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上半年，吐蕃犯唐，陷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兰、岷（治今岷县）、廓（治今青海化隆西）、临（治今甘肃临洮）、原（治今宁夏固原）等州。七月，人大震关（今甘肃陇县西）。九月，吐蕃陷泾州。十月，又寇邠州，陷奉天县，京师震骇。

代宗诏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抵御吐蕃。吐蕃率党项、吐谷浑、氐、羌20余万人抵长安，京师失守，代宗仓猝出逃陕州。郭子仪退保商州。吐蕃入京师，剽掠府库市里，纵火焚掠。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在商州收散兵四千，欲夺回长安，以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吐蕃闻之甚惧。百姓欺骗吐蕃说：“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知其数。”①又遣将入城，阴结少年数百人，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悉众遁去，遂收复京师。年底，代宗还京。

广德二年（764）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反叛。八月，引吐蕃、回纥兵十万人寇，京师震惊，诏郭子仪出奉天以御之。十月，吐蕃两万人逼邠州，节度使白孝德一闭门拒守，先锋郭唏在梆州西斩俘吐蕃兵数百人。吐蕃兵进逼奉天，京城戒严。郭子仪屯奉天，众人请战，子仪日：“客深入，利速战。彼下素德我，吾缓之，当自携式。”②因下令：“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吐蕃不战自溃。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

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三十万人，分三道入扰，吐蕃以十万军赴奉天，京师震恐，命郭子仪等屯泾阳等地。代宗又下诏亲征。吐蕃攻醴泉，大掠男女财物而去。吐蕃退至永寿北（今陕西郴县），遇回纥，又合兵一处，来攻奉天。郭子仪知回纥与吐蕃不睦，遂与数骑飞驰回纥营，说服回纥与官军联合对付吐蕃，在灵台（今甘肃泾川东九十里）斩吐蕃五万，掠牛羊无数。

大历二年（767）九月，吐蕃又以数万人围灵州（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诏郭子仪镇泾阳，京师戒严。十月，朔方节度使破吐蕃二万余众，生擒五百人，获马一千五百匹，吐蕃败走。

大历三年（768），吐蕃又以十万人侵灵武，大将尚悉摩率两万人马寇邠州。邠宁节度使马麟破敌两万，关内副元帅郭子仪于灵州又破吐蕃六万余众，剑南西川亦破吐蕃万余众。

吐蕃连年劫掠、滋扰，至大历八年（773）吐蕃六万人又扰灵武，践踏禾稼而去。十月，吐蕃以十万人寇泾、邠等州，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使浑球拒之，初败于宜禄（在邠州西），后与马磷合力，杀数千人，吐蕃败走，夺还被掠居民、牛马。

大历十一年（776）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突厥、氐、吐谷浑、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十月，又攻下吐蕃望汉城。十二月，西川兵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级。

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派遣韦伦送归吐蕃俘虏。吐蕃人极言唐天子盛德，其赞普（首领）大悦，修道路迎韦伦，并遣使随韦伦人唐朝贡，唐蕃关系转机。建中二年（781）赞普请改敕书称贡献及赐，并请以贺兰山为界，皆许之。建元三年（782），吐蕃放归设蕃将领、僧尼等八百人。双方协议会盟之事。时朱此反，吐蕃出兵助唐收复京城。

到贞元三年（786）五月，以侍中浑瑊为吐蕃平凉会盟使，率军两万至盟所。将盟，吐蕃伏兵数万齐发，唐将卒被劫千余人，浑王瑊侥幸逃归。不久，吐蕃又遣使请和，拒之。于是又大掠开阳、吴山等地，继而围陇州、陷华亭、连云堡，扰长武城，屯原州。

贞元四年（788）盛夏，吐蕃以三万骑扰泾、邠、宁、庆、鄜等州，掠人畜约二、三万而归。十月，吐蕃又发兵十万联合云南兵滋扰西川（今四川西部）。节度使韦皋说服云南王引兵回去，而在清溪关（四川汉源西南）外大破吐蕃兵。第二年，韦皋又遣将破吐蕃兵于隽州（治今四川西昌）台登谷，斩首二千级，投崖赴水者不可胜数。

德宗贞元八年（792）吐蕃扰灵州，毁营田。六月，又扰泾州、掳屯田士卒千余人而去。八月，韦皋攻吐蕃于维州（治今四川理县），虏其大将论赞热。第二年五月，又遣董勔、张芬分出西山、灵关，破吐蕃，拔堡寨五十余所。

至贞元十七年（801），吐蕃又大举进攻，寇盐州、陷麟州、杀刺史、毁城池，大掠居民。韦皋遣将率兵两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并进，从八月到十二月，转战千余里，累破敌十六万众，拔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万余，遂围维州，擒吐蕃大首领论莽热。吐蕃元气大丧。韦皋治蜀二十一年，数次出师，破吐蕃凡四十八万，擒杀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获牛羊二十五万，收机械六百三十万。

唐宪宗元和六年（806），吐蕃遣使入唐请盟，唐亦遣使入蕃，自此遣使朝贡不绝，并开互市。到长庆元年（821），吐蕃会盟使论纳罗入唐，据吐蕃宰相钵阐布提的盟文，穆宗命宰相及大臣共十七人与吐蕃盟使会盟于长安西郊。次年，唐会盟使刘元鼎入吐蕃，与钵阐布会盟于逻些（今拉萨）东哲堆园，建“长庆会盟碑”。规定：“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③基本上结束了唐蕃之间长期的战争。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上》。

②《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下》。

藩镇割据安史之乱后，朝廷多以安史残部降将为节度使，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古代名画唐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以叛将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第二年正月，以降将薛蒿为相、卫等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等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六月，改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形成成德、魏博、幽州三个藩镇。这些节度使表面上服从朝廷，实际上蓄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河北三镇节度使与镇守淄青（治所青州，今山东益都）的高丽人将领李正己（怀玉）互为表里，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设文武将吏。朝廷对这些藩镇一味姑息，忍辱退让。

李宝臣、李正已和田承嗣议定，在藩镇确立世袭制。唐大历十四年（779），田承嗣死，侄田悦接替他，李宝臣奏请朝廷承认田悦的继承权，正式任命其为魏博留后。建中二年（781），成德镇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也要求继承其父之位，田悦屡次为李惟岳奏请继袭。唐德宗坚决不允，于是田悦、李正己、李惟岳联合起来，为争取继承权而对朝廷出兵。田悦派大将康情以八千人围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并亲率数万人围临沼（今河北永年县西）。唐德宗调各路兵马讨伐叛军。又封靺鞨人、原郭子仪部将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秋，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将李晟在临沼大破田悦军。田悦引兵夜逃，求救于李纳（时李正己死），和李惟岳。李纳派兵万余，李惟岳派兵三千，与田悦散兵合到一处，计两万余人，屯于洹水（今河南安阳以北）。淄青军在东面，成德军在西面，首尾呼应。八月，范阳节度使朱滔奉命讨李惟岳，游说易州（今河北易县）守将张孝忠归降朝廷。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十一月，宣武节度使刘洽、朔方大将唐朝臣等率兵破淄青、魏博兵于徐州。

唐建中三年（782）正月，马燧、李抱真等军在洹水破田悦军，斩首两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田悦收集残兵败将千余人，逃回魏州。朱滔、张孝忠与李惟岳战于束鹿（今河北束鹿东北），李惟岳大败，逃往恒州。李惟岳部将、契丹人王武俊因遭到李惟岳猜忌，杀李惟岳，归顺朝廷。二月，唐德宗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便，王武俊为恒、冀州都团练观察使，另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观察使，命朱滔管辖德、棣二州。朱滔拒绝交出深州，朝廷不允，因此甚为怨恨。王武俊自以为有功而不被朝廷重用，亦甚不悦。田悦得知，派人游说朱滔、王武俊，要求三镇连兵。此时，朝廷又下诏要王武俊、朱滔讨伐田悦，朱滔却率步骑兵两万五千人南下救助田悦，将士们鼓噪反对，杀了二百余人，复率兵南行，无人敢再反对。朱滔反叛，连累其兄朱泚（原镇守凤翔），被夺兵权。朱滔、王武俊南救魏州，田悦杀牛备酒相迎，大败前来征讨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

田悦感激朱滔援救，与王武俊议立朱滔为王。朱滔认为不可，遂商议共称王而不改年号。十一月，朱滔称翼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称孤，王武俊等三人称寡，四人又向怀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又派出部将四方骚扰，取尉氏（今河南尉氏）、围郑州，另有少数兵马逼近洛阳，东都震惊。战火从河北蔓延到河南。奸相卢杞怂恿唐德宗派三朝元老颜真卿为淮西宣慰使，前去说降李希烈，颜真卿利用一切机会，多次劝说李希烈，李希烈有野心，不听劝告，并将颜真卿送到蔡州拘留起来，于公元784年将他杀死。

秋八月，李希烈将兵三万围襄城，朝廷派淮西招讨使李勉救襄城。九月，又派泾原等诸道兵马救援襄城。冬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降雨天寒，士兵只有粗食劣菜，怨声载道，于是张旗鼓躁，口华变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一宫室人员仓皇出走，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过了几天，郭子仪手下大将浑城来到奉天，统率各路到京的援兵。叛军拥朱訿为王，因朱訿曾担任泾原节度使，于是朱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与河北三镇遥相呼应。

唐德宗派人去魏县行营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兵驰援奉天，神策军将领李晟也沿途收拾兵将来奉天。马燧等各守本镇，李抱真仍留在河北。朱批从东西南三面合力攻城，浑瑊苦战却敌。朱泚围城月余，城内粮尽，唐德宗也只以糙米、芜青根充饥，将士们更是困饿不堪，但士气尚可。李怀光引兵五万至长安附近，其余援兵陆续到达。朱洮闻讯退去。

李怀光生性粗鲁，自山东来救援，解奉天之围，自忖皇帝必以礼相待，厚赏重赐。不料德宗听信卢杞谗言，诏令李怀光不必入朝，可直接攻取长安。李怀光愤恨不已，说：“我遭奸臣排斥，前途可知!”屯兵不进，连连上表，揭发奸相卢杞。

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归罪于卢杞。德宗无奈，于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司马。接着，李怀光又逼德宗杀了宦官翟文秀。

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改元，下诏罪己，宣布除朱就外，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等人之罪。李纳、田悦等见赦令，皆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归顺朝廷。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本是节度使，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只有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遂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朱泚改国号汉，自称汉元天皇。

李怀光胁迫朝廷赶走卢杞等后，内心十分不安，遂有反叛之意。他屯兵咸阳，以士兵疲乏为由，不进攻长安。李晟屡奏其反状，德宗不信，派使臣前往加封，赐铁券。李怀光大怒，投铁券于地说：“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①李怀光遂与朱泚通谋，声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当须引避。”②唐德宗仓皇逃往深州（今陕西汉中）。

李晟率孤军驻长安东北边的东渭桥，夹在李怀光和朱泚之间，两面受敌，处境十分困迫。此时，驻铘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官军，纷纷接受李晟指挥，军威大振。李怀光一怕部下生变，二怕李晟袭击，急忙烧营房东逃，中途掠夺泾阳等十二县。四月，朝廷加封李晟为鄜坊、京畿、渭北、商华副元帅，任浑城为朔方节度使，引乓屯奉天，与李晟东西呼应，进逼长安。朱滔攻贝州百余日，不下。泽潞节度使李抱真与王武俊驰援贝州。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驻军。朱滔引三万人出战，抱真、武俊合兵奋击，朱滔军死者万余。当夜，朱滔焚营，趁雾逃往德州。李晟率军收复京师长安，军纪良好，秋毫无犯。是日，浑城等亦收复咸阳。朱泚想出奔吐蕃，为部将所杀。唐德宗论功行赏，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浑城为侍中。

唐德宗回长安后，以李晟兼凤翔、陇右节度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统帅，进爵西平王。加封浑城为河中绛州节度使，马燧为奉诚军、晋慈骨节度使。六月，朱滔病死，将士们拥涿州刺史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光困守长春宫，马燧、浑王成奉命讨伐李怀光，先劝降了李怀光的部将，使之孤立无援、李怀光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

唐贞元二年（786），李希烈接连派人攻襄州、郑州，均失败。四月，李希烈病，部将陈仙奇买通医生将其毒死，然后率众投降。朝廷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不久，吴少城杀死陈仙奇，朝廷只好任命他为淮西留后。

唐德宗回长安后，对宿将握兵多者渐生猜忌，如李晟、马燧、浑城等，加之回纥、吐蕃连续内侵，使朝廷与割据势力的矛盾暂退第二位，但藩镇割据并没有结束。

公元805年，唐宪宗即位。宪宗意在统一全国，因而对藩镇斗争较有决心。田承绪、田悦、田绪相继为魏博节度使时，曾选拔一万精兵充作卫兵。称牙军。后来，牙军势力越来越大。元和七年（812）秋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立子田怀谏为副大使。牙将田兴知书达理，有勇有谋，任步射都知兵马使。时宪宗与宰相李绛商议讨魏博之事。李绛反对出兵征讨，劝宪宗坐待魏博自归，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无法控制魏博局势，很快发生内讧。牙军废除田氏继承人，拥田兴为留后。十月，朝廷闻讯，采纳李绛建议，用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犒赏魏博将士。军士受赐，欢声雷动。其间，诸藩镇，如李师道、吴少阳、王承宗先后派人到魏博游说，田兴不为所动，田兴安葬了田季安，又将田怀谏送到京师。元和八年（813）正月，宪宗赐田兴名弘正。田氏割据魏博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告一段落。

元和四年（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想割除河北藩镇世袭之弊，打算由朝廷遣官去成德，如不服即出兵征讨。时淮西节度使吴少城死，其部将吴少阳杀吴少诚之子元庆而代之，自为留后。元和五年（810）七月，朝廷讨伐王承宗，失利，只好赦王承宗，任为成德节度使。元和九年（814）淮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为帅。他派兵四处滋扰，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焚业县（今业县西南），掠鲁山、襄城（均属河南）。朝廷派宣武节度使韩弘等进军淮西，讨伐吴元济。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成德王承宗请赦吴元济，不允。李师道又派人烧毁河阳军粮，遣刺客入京刺死宰相武元衡，并想焚掠东都洛阳。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坚持讨伐淮西，但数年讨伐，久战无功。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用李愬为唐（今河南唐河）、随（今湖北随县）、邓（今河南邓县）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盘据的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字元直，甘肃临潭人，名将李愬之后，为人有谋略，武艺过人，尤擅长骑射。李愬到任后，见军士厌战，为安定军心，同时为麻痹淮西，绝口不提蔡州事。故意对迎接他的人说：“天子知恝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③二月，李愬部下在巡逻中捉到吴元济的捉生虞侯丁士良，李愬义释丁士良，在他的帮助下攻取了淮西的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收复敌将李祐和李忠义。不久，裴度以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身份亲临郾城，统一指挥淮西军事。冬十月，李愬接受李祐建议，雪夜飞奔蔡州，出其不意一举攻占，进入吴元济外宅。吴元济还以为是洄曲（淮西精兵所在地）将士来讨寒衣!李愬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镇。消息传出，各藩镇多震动。于是，平卢李师道献沂、密、海三州；成德王承宗献德、棣二州；幽州刘总也要求归顺朝廷。随后，李师道反悔，不肯献地。朝廷令宣武韩弘、魏博田弘正、义成李光颜、武宁（今徐州）李愬、横海（今沧州）乌重胤共同讨伐李师道，屡战屡胜。元和十四年（819）平卢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归顺朝廷。宪宗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镇自李正己从公元765年割据以来，长达四十五年。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幽州、成德两镇反叛。第二年，魏博牙将、奚人史宪诚亦反叛，节度使田布自杀。三镇联合起来，又恢复了割据。太和三年（829），魏博军哗变，杀史宪诚，拥立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此后，动乱不止，先后拥立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直到公元912年。魏博镇自田承嗣到罗弘信，共割据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以田弘正为节度使。长庆元年（821），都知兵马使回鹘人王庭凑鼓动牙将杀死田弘正，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直到公元921年，部将张文礼杀王氏继承人。从李宝臣到王氏灭亡，成德镇割据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朱滔死后，将士拥立刘怦为节度使。后来，其子刘济接任节度使。长庆元年（821），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替刘氏后人刘总。后内部不断残杀，互相代立，直到公元913年。李存勖杀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达一百五十一年。

注释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③《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

宪宗削藩唐后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各方节度使实力大增，各霸一方，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各藩镇不仅节度使官职父子相传，不接受朝廷指派，而且有时还联兵攻打朝廷，故削藩、裁抑藩镇是当务之急。唐宪宗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致力于改革内政，而且在平藩方面多有建树。

古代名画唐永贞元年（805），西川节度使韦皋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上表请求朝廷封任，不许。以袁滋为西川节度使，以刘辟为给事中，刘辟不受，阻兵自守，袁滋不敢强进，被贬为吉州刺史。十二月，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刘辟益骄横，宪宗元和元年（806）仍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不得，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攻陷梓州（今四川三台，治所东川）。

宪宗召集群臣商议讨伐平蜀之计，众皆以为蜀地艰困难取。宰相杜黄裳却说：“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①遂拜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右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麟游诸镇兵讨伐刘辟。时朝中大将不少，人人自谓可当选，待诏令出，皆大惊。

高崇文屯兵长武县，练精兵五千。三月取梓州。四月，以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五月，刘辟在成都北一百五十里鹿头山（扼西川之要）筑城，连八栅，强犄角之势，屯兵万余，以拒高崇文。不久，崇文破贼于鹿头城下。刘辟将栅移至关东万胜堆，崇文派勇将高霞寓攻之，夺其堆，烧其栅，前后八战皆胜，刘辟军军心动摇。八月，河东将阿跌光颜深入到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刘辟军粮道。城中忧惧，于是锦江栅守将李文悦以三千军归顺。鹿头守将仇良辅以城降崇文，俘获刘辟之子、婿。崇文军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攻成都，刘辟大惧，率守军数十骑西走吐蕃。崇文派高霞寓等将急迫，刘辟走投无路，遂自投岷江，被擒，押至京师，强诛。崇文军入成都，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至此，一境皆平。授高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进封南平郡王。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原田季安手下牙内兵马使田兴有勇有谋、知书达理，经常规谏田季安的不轨行为，田季安欲杀之，先出为临清镇将，田兴佯得风瘅，才得免。田季安死后，夫人谋诸将，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怀谏年仅十一岁，军政大事决于家僮蒋士则，不断以个人爱憎移易诸将，引起军中不安。

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出兵讨伐，李绛则认为不必用兵，当可待其自归：“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以断，军政大权，必有所归……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②一日，田兴早上入府，数千士卒围住田兴，拜请他为留后。田兴惊倒在地，众人仍不散，田兴只好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众应：“诺。”田兴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政籍请吏，勿犯副大使，可乎?”③众曰：“诺。”遂杀蒋士则十数人，移怀谏于外，后送往京师，宪宗封其为右监门卫将军。

朝廷闻魏博事变，李绛力劝宪宗“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宪宗从之，加田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沂国公等，并赐名弘正。田兴感恩流涕，士卒莫不欢欣。

李绛又对宪宗说：“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宦官反对，宪宗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待贮之府库何为!”④十一月，派中书舍人裴度到魏博宣谕，赐魏博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缗，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田兴请裴度遍至所部州界，宣布朝令，魏人郊迎感悦。

自弘正归朝，幽、恒、郓、蔡各州屡遣说客，多方诱阻，而弘正始终不听。弘正于府舍起书楼，集书万卷，政事之余，与宾客讲古论今，后有《沂公史例》十卷留世，为弘正宾客所著。宪宗平蜀，魏博归朝后，大大鼓舞了宪宗削藩的信心和决心，开始讨伐吴元济。

唐德宗年间，淮西将陈仙奇毒杀节度使李希烈，夺其位，后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为留后，贞元五年（789）进拜节度使。

贞元十五年（799），吴少诚兵袭唐州，杀监军，掠百姓，又进围徐州，再掠西华。德宗诏削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军讨之。因统帅无勇无谋，宦官监军专进退，致使官军节节败退。十月，吴少诚引兵回蔡州（今河南汝南），上表谢罪。德宗召大臣议论，宰相贾耽日：“五楼军退，而少诚卷甲不追，有自新路。”⑤遂下诏罢兵、赦吴少诚，官复原职。顺宗即位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司空，徙封濮阳郡王。

宪宗元和四年（809），吴少诚死，部将吴少阳杀少诚子元庆，自为留后。朝廷因河朔用兵无力讨伐吴少阳，只好任之为淮西留后，元和六年（811）以为节度使。吴少阳阴聚兵马，时常外出劫掠，不肯朝顺宗，然而却屡献牧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及死，其子吴元济匿表不报，自为留后，并四处焚掠：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焚叶县（今叶县西北），掠鲁山、襄城（今均属河南）。十月，朝廷任用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

元和十年（815）正月，吴元济纵兵侵掠，逼东都。诏令宣武韩弘等十六道进军讨之，胜负互见。三月，吴元济遣使求救于平卢、承德。平卢李师道、成德王承宗数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许。李师道发兵二千，声言助官军，实助元济。有亡命少年为李师道献计说：“河阴者，江、淮委输，河南、帝都，请烘河阴敌库，募洛壮士劫宫阙，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⑥李师道遂遣人烧河阴转运院钱三十余万缗、谷三万余斛、仓百余区。六月，又使人刺杀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受伤。京师戒严，怀疑王承宗所为，诏数其罪恶，绝其贡赋。宪宗以裴度为宰相，坚持讨伐淮西。因严绶讨吴元济无功，改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十月，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攻吴元济；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调五地赋税充为讨吴军饷。高霞寓讨吴，在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大败，朝臣多主张罢兵，宪宗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⑦遂贬高霞寓及李逊，以河南尹刘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李光颜等攻吴元济，拔陵云栅等六栅。

年底，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以对付吴元济。

元和十二年（817），李愬到唐州，见士兵多畏战，遂说：“天子知恝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⑧众人安心。李愬关心士卒，伤病者多恤之。淮西闻之，遂渐轻敌，不为备也。二月，李想谋取蔡州，诏以昭义、河中、鹿坊步骑两千充用。李愬派十将（军中小校）马少良率十余骑外出巡逻，恰遇吴元济捉走虞侯丁士良，擒之。丁士良常来滋扰，众皆欲刳其心，而士良毫无惧色，李恕佩服，遂释其缚，丁士良表示愿效死命。丁士良对李愬说：“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⑨不久，丁士良果擒陈光洽。于是吴秀琳以文城栅降。

时淮西兵缺粮，百姓更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为活命，相率投奔官兵者达五千余户。宪宗置行县管制。

李与吴秀琳计议讨蔡州事，秀琳说：“必破贼，非李祐无与成功者。”④李想设下埋伏，果然擒获李祐，待之以礼。又重用秀琳部将李宪，更名李忠义，常与二人商议至夜半。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想待以益厚。将吏一致要求杀李祐，李想只好将之械送朝中，上表极言李祐对取蔡州的重要作用。宪宗诏释李祐，李想乃用为六院兵马使，统率三千随、唐牙兵（卫队）。

其时，李光颜数战皆胜，吴元济将兵力集中于洄曲对抗光颜，李韦占建议乘隙突袭蔡州。李愬请示前来淮西督师的宰相裴度，裴度亦认为这是出奇制胜之道，可行。李想命李韦占、李忠义以三千死士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再令三千人殿后，军队东行六十里。袭张柴村，留后镇守，以绝吴元济后路。天降大雪，天昏地暗，冷风扯裂旌旗，人马冻死道上十之一二，李想又命令东行，众将问去何处，李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皆大惊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夜半，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鹅鸭池，李想令人击之，声四起，以掩盖行军声。四鼓，李愬军至城下，无一人知晓。李祐、李忠义砍城墙为坎登城，尽杀守门卒而留击柝者（打更人），依旧打更。黎明，雪止，李想军已进到吴元济外宅。有人报告：“城陷矣!”吴元济不相信，说：“是涸曲子弟来索褚衣尔。”李愬遂擒吴元济，械送京师问斩。余众二万余人相继投降，淮西平。

收复淮蔡后，又陆续收复了幽州镇、成德镇、淄青十二州等，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统一。

注释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宪宗平蜀》。

②《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魏博归朝》。

③《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魏博归朝》。

⑤《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帝义泽潞》。

⑥《新唐书》卷二一三《藩镇淄青横海》。

⑦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宪宗平淮蔡》。

⑨⑩《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

第三十四章

宦官专权唐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唐玄宗时，宦官势力逐渐扩大。安史之乱后，宦官形成左右朝政的势力，发展到“法度隳驰，内臣戎帅”，肃宗、代宗均使用宦官执掌禁军。德宗时，改用朝官白志贞统帅神策军。建中四年（783）泾原兵东征，路过京师，因无犒赏而哗变，禁军竟无人救驾，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原泾原节度使朱訿称大秦皇帝。第二年，朱訿叛乱被平定后，德宗回到长安，由此“忌诸将”，以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古代名画马使，自此宦官统领神策军遂成定制。神策军势大人多，控制着京畿地区，将士出征，派宦官为监军使，从此“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①。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崩，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原东宫侍读王侄善书，王叔文善棋，俱有宠。顺宗患风疾，口不能言，以王侄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他们又将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人推荐给顺宗，一道商议革除时弊，夺取宦官集团的权力。时宦官借“宫市”（采购宫中用品）为名，四处敲诈勒索，成为京师一大祸害，顺宗下旨罢“宫市”，又除去以捕鸟养狗为名进行勒索的五坊小儿（在鹛、鹘、鹞、鹰、狗五坊供役者），恩免了百姓积年所欠赋税，废除了地方官吏和盐铁使的月进钱等。不久，王叔文兼任户部侍郎、度支和诸道盐铁转运副使，掌握朝廷财政大权。

“二王”改革的关键是夺宦官执掌的兵权。五月，朝廷调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车司马。遭到大宦官俱文珍等强烈反对，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又与剑南、荆南、河东等藩镇勾结，发动宫廷政变，迫顺宗立李纯为太子，是为宪宗。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不久，王侄病死，王叔文赐死。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到边远地区做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任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后又任为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等，负责讨伐藩镇，大败。宪宗想恢复朝廷的统一，起用李绛等朝臣。元和六年（811），改任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由李绛任宰相，辖京西、京北神策军，朝官势长。元和九年（814），李绛因病罢相，又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占上风。

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为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沣王李恽，王守澄等则拥护太子李恒。元和十五年（820）宦官陈弘志杀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太子恒，是为穆宗，自此，宦官掌握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

唐穆宗、唐敬宗是听任宦官摆布的两个皇帝。敬宗因打骂宦官，于宝历二年（826）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刘克明欲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刘克明、李悟，迎立江王李涵，是为唐文宗。宦官在朝中地位愈加巩固。

文宗时，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光右军中尉，横行无忌。文宗深知两朝之弊，想改变宦官专权局面。大和二年（828），文宗考试举人，进士刘黄写了一篇痛斥宦官的策文：“……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②对宦官的倒行逆施，朝官不敢过问，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要求“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③，剥夺宦官窃取的军政大权。考官叹服，而不敢取用。

唐文宗的宦官强盛，王守澄尤其跋扈，“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大和五年（831），文宗与翰林学士宋申锡商议翦除宦官，为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察知，遂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上信之，贬为开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本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反替宦官除去了宋申锡。唐文宗转而收买王守澄的党羽李训、关注。大和九年（835），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又指使人酰杀王守澄，并罢免路隋、李德裕、李宗闵三宰相，任命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当年十一月，李训指使亲信谎报禁卫军厅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准备在左右中尉鱼弘志、仇士良率众宦官前来观看时一网打尽。途中，仇士良发现有异，急挟文宗入宫，随即率兵五百出来，逢人便杀，李训、郑注均被杀。史称“甘露事变”，从此权归仇士良、鱼弘志。由是“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④。

唐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颍王李湟为皇帝，是为唐武宗。唐武宗不甚信任宦官，而以朝官李德裕为相，宦官势力有所削弱。唐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宦官立痴人、唐宪宗之子李忱为帝，即唐宣宗。

唐宣宗的痴是装出来的，他立志为父亲报仇，诛杀了谋害宪宗的宦官陈弘志和勾结宦官的郭太后。大中八年（854），宣宗又与宰相令狐绚商议杀尽宦官。令狐绚密奏：“宦官有罪必罚，有阙不补，自可消除。”

唐大中十三年（859），宣宗死，宦官王宗实等立其长子李淮，即唐懿宗。成通十四年（873），懿宗死，宦官杀其年长诸子，立年十二岁的李儇为帝，为唐僖宗。僖宗专务嬉戏，政事全交给中尉、宦官田令孜，并呼田为“阿父”。田令孜出主意，让僖宗派人去市上劫夺商人财物，敢反对者，一律交京，兆尹杖杀。光启四年（888），宦官杨复恭立皇弟寿王杰，为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之分掌兵权，又养宦官六百名为义子，分做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恨杨复恭专权，数次发动朝官翦灭宦官，均事败。唐昭宗恨极，于大顺二年（891）发兵攻打杨复恭私宅。杨复恭只身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景福二年（893），昭宗发兵攻打不听朝廷号令的原山南道招讨使李茂贞。李茂贞打败禁军，进逼京都，昭宗杀了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才平息这场风波。光化三年（900），宦官刘季述与人合谋废昭宗，率兵人思政殿，逢人便杀，昭宗惊倒床下，刘季述指责他“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数几十项犹未完，立逼帝传位太子监国，将帝后囚之于少阳院。凡帝之亲信皆杀之，出尸十数车。帝于囚所无衣穿，公主嫔妃无被盖，哭声传入外廷。刘季述想杀尽百官，再弑帝，挟太子以令天下。宰相崔胤以离间计，串通部将孙德昭、董从实、周承海等，杀刘季述，夷其三族，迎接昭宗复位。

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宦官中尉韩全诲探知，他勾结驻京凤翔兵统率李继筠，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接见朝官。后又与李茂贞一道将昭宗劫持到凤翔，为他配备百官，皇帝完全成了傀儡。903年，李茂贞败降，送回唐昭宗。昭宗派人杀了韩全诲等宦官十六人，崔胤等人在凤翔城，又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唐昭宗回长安后，顺从崔胤等要求，杀死全部宦官。几年后，昭宗终为黄巢起义军降将朱温所杀，唐朝灭亡。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传》。

②《唐书》卷一七八《刘蔷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刘蒉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

永贞革新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政，战事连年。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

德宗是个性情急躁，刚愎自用的皇帝。即位不久，即听信谗言，免去名将郭子仪的一切职务，任用臭名昭著的卢杞为宰相，朝政更加昏暗。大臣陆贽为人正直，敢于谏诤，却遭免职、贬逐出京。德宗猜忌文武官员，却信用宦官。兴元元年（784），任用大宦官窦文埸、霍仙呜监左、右神策军，后又升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十五万禁军统率权归于宦官。

古代名画德宗于“奉天之难”中吃了苦头，流亡十个月后回到长安，遂巧立名目，搜刮民财。他令宦官当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到市场上抢劫民间货物，以供宫廷日用。各地节度使也以“进奉”迎合皇上的贪欲，名目为“内外方圆”、“用度羡余”，即将他们掠夺的额外财物送给皇帝十分之一二，每月或每日送来，称做“月进”或“日进”。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重用王伾、王叔文，二人均为顺宗做太子时的侍读，王拯善书，王叔文善棋。叔文有心计，侍读时常对太子讲民间疾苦。一次，太子与众侍读论及危害民间的弊政，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叔文无言。太子独留叔文问故，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如有小人间之，谓陛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曰：“非先生不闻此言。”①心中感激，遂大爱幸，与王拯相依附。

顺宗即位后，以王丕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宫中之事，依以裁决。时顺宗病不能言，由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由帷中可其奏。二王内结李忠言、牛昭容，外引荐吏部尚书韦执谊为相，又结交了陈谏、凌准、程异、韩泰、韩哗、柳宗元、刘禹锡等有识之士，共谋革除时弊，打击宦官势力。

首先贬逐了京兆尹李实。李实为官贪暴，不体恤百姓。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大旱，德宗召李实问民间疾苦，李实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②强征租税，聚敛进奉，以固主恩。百姓只好拆房卖瓦、卖青苗以供赋税。第二年，有诏免畿内租赋，李实违诏征之，官吏多遭笞罚，顺宗即位一个月内，李实即打杀数十人于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二王通过顺宗，贬之为通州（今四川达县）长史，百姓欢呼，皆持瓦石于道旁，欲击其首，因避道而出，方免。

二月，罢百姓深恶痛绝的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贞元末年，宦官及其爪牙在长安购买民间货物，或付价极少，或不付价，称做“宫市”，甚为扰民。亦设五坊小儿——在宫中雕、鹘、鹞、鹰、狗五坊供役之人。他们横行闾里，或张网于门，不许人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许人汲水。如有违碍，则痛殴之，曰：“汝惊供奉鸟雀!”敲诈钱财，或留一袋蛇给卖主，嘱不许使之饥渴，吓得卖者连声哀求，才带走。这些时弊，顺宗做太子时已深知，故支持二王罢除进奉、宫市，五坊小儿，又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及盐铁使每月所进的“羡余”。

叔文每言：“钱谷者，国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③谋整理财政，冀得国赋在手以固权，又恐人心不服，故加杜佑度支及诸道转运使，自为副使，实际专总，控制了财政大权。

王叔文改革的关键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五月，任用宿将、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欲使神策军脱离宦官掌握，遭到俱文珍等大宦官的反对，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④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范希朝赴任奉天（今陕西乾县），诸将无一来见，数月后，只好返京。

俱文珍恶王叔文弄权，借王叔文加任户部侍郎之职，削去其翰林学士，叔文大骇：“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⑤王侄为之力争，仍不许保留学士之职，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先是叔文因王侄，丕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由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韦执谊承奏于外。韦执谊升迁后，遂逐渐摆脱叔文，曰：“非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⑥数事与叔文作梗，叔文诟怒，遂成仇。

第四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裁抑藩镇。永贞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到长安，对王叔文云：“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心相酬。”⑦叔文怒，欲斩之，逃去。

第五，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实行盐铁专卖，设盐铁使经营。后巧立名目，除正课捐税外，每月要向皇帝送羡余钱，供其私用。这项弊政加重了百姓负担，影响国库收入，永贞时罢除。

第六，释放宫女和女乐。唐代宫廷奢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诗，可见后宫宫女几千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凄惨日子，永贞年间，放出宫女、女乐九百人，使之与家人团聚。

第七，宫中禁征乳母，唐德宗时，往往要寺观选送婢女入宫，充当乳母，往往不能当选，只好卖掉产业从民间买有姿色的女子送上。这是当时一害，王叔文改革时下诏废除。

在唐顺宗支持下的永新改革，其目的是推翻宦官专政和消灭封建割据势力，革除弊政，因而遭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强烈反对。刘辟为韦皋求为三川节度使不成，韦皋就勾结宦官，上表攻击王叔文紊乱朝政，又联合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相继上表反对王叔文，要将他赶出朝廷。大宦官俱文珍等策划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又屡请让太子监国，以取代顺宗。同时，俱文珍伪造敕书，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调任吏部尚书。四月，王叔文以母丧去位。七月，王侄请宦官和杜佑建议王叔文为相，且总领北军，不获；又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当夜，王坯盛怒中风。

此时，俱文珍等又请太子监国，顺宗许之，令皇太子李纯主管军国大事。八月，顺宗亦自称太上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第二天，大宦官俱文珍便对革新派下毒手。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侄开州司马。王侄病死在贬所，第二年赐王叔文死。

二王之党亦遭贬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虞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彬州司马；人称“八司马”，永贞革新亦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公元806年，顺宗亦被宦官毒死。

注释①《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②《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

③《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丕文用事》。

⑤《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⑥《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第三四《丕文用事》。

甘露之变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劝太子李亨在灵武（宁夏青铜峡县东北）即位，以收揽人心，是为肃宗。李亨由宦官拥立，则收权力付予宦官，以大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节制九个节度使，使李辅国内掌玉玺、外管禁军。李辅国专横跋扈，终致逼死肃宗，杀死张皇后和越王，挟太子临朝听政，立为代宗。自命为定策功臣，对代宗说：“大家第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①唐代宗处处受李辅国挟制，于是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他，而程元振又替代李辅国仍独揽大权。

到唐德宗时，经过“奉天之难”，更加信任宦官，以大宦官霍仙鸣、窦文塌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掌管十多万禁军，使宦官得以挟兵操纵皇帝废立大权。德宗之后，顺宗、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

公元826年，宦官王守澄拥立唐文宗后，日益骄横，招权纳贿，文宗深患之。王守澄通过襄阳节度使李愬结识了郑注。郑注多艺，诡谲阴狡。王守澄人总枢密，郑注随任京师，日夜为王守澄计议，“出入禁军、卖官贩权”。大和四年（830），文宗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翌年，宋申锡引吏部尚书右丞王瑶为京兆尹，告之以谋宦官之事。王璐泄密，郑注知之，又告诉王守澄。二人设计反诬宋申锡欲谋立文宗之弟漳王凑。

王守澄、郑注唆使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先行揭发，再由王守澄密报文宗。漳王凑素多众望，文宗本有猜忌，于是命王守澄侦察此事。王守澄欲派二百人去杀宋申锡，遭到宦官飞龙厩使马存亮的反对，说宋申锡罪状未明，如乱杀无辜，会引起众怒，最好先召集宰相们核实一下情况。牛僧孺、李宗闵等来到延英殿，宋申锡被挡在门外，宦官言：“所召无宋申锡”，宰相们亦认为此事当慎重。牛僧孺说：“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了，宋申锡已当了宰相，他怎么会反对陛下呢?”文宗以为然，于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卒于开州。

大和八年（834），文宗中风。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竟大有成效，遂宠信。前宰相李逢吉遣侄李训以金币珍宝数百万厚结郑注，郑注又引之谒见王守澄，王守澄以其善疏易经而荐于文宗。由是郑注、李训并有宠，言无不从。郑注为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四门助教、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翌年秋，进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法，行宰相事。李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先以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

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想置之于死地，遂与李训合谋，追查当年杀害宪宗的凶手，宫廷内外均以为宪宗为王守澄与陈弘志所害。这时，陈弘志在襄阳做监军，李训奏请文宗将之召回，遣使者途中杖杀之。李训为相后，改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夺其实权，又寻故赐酰杀之。

唐文宗以功封李训、舒元舆、王涯为宰相，他们策划一举消灭宦官。大和九年（835），任大理卿郭行余为分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瑶为河东节度使，部署他们招兵买马，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训因郑注得进，然二人得势后，互相争功、势不两立，遂以内应外援谋，出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待诛灭宦官后再杀郑注。又擢选相厚者分掌兵权，以京兆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御史中丞。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百官朝拜完毕，韩约上奏：“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有甘露，臣已进状讫。”②群臣称贺。李训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③文宗许之，即乘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召宰相，侍臣、文武两班随之。又诏宰相率群臣往观之，李训回来奏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文宗目：“韩约妄耶?”令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内臣验之。此时，王瑶、郭行余部下皆执兵列于丹风门外，李训传呼：“两镇军人受诏旨!”④只有王瑶从兵人，邠宁兵不至。王瑶惧怕不敢靠前，只有郭行余拜于殿下。仇士良等至仗所，见韩约气慑汗流，不敢抬头。仇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尔?”恰风动幕布，仇士良见幕后有许多仗兵之人，大惊，急走。门者欲闭大门，遭宦者叱止。李训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⑤仇士良跑回含元殿，让宦官急推辇迎帝：“事急矣，请陛下人内。”扶辇下殿疾趋，李训抓住辇车曰：“陛下不可去!”仇士良叫：“李训反!”文宗曰：“训不反!”金吾卫士数十人随李训人。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共计四百余人，上殿来与金吾卫士斗杀，内官死伤数十人。

李训推辇愈急，至宣政门，内官郄志荣奋拳击李训胸部。李训倒地，宦官将辇推人东上阎门，门随闭，宫中呼“万岁”。⑥很快，仇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禁军五百人，持刀出阎门，逢人便杀。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捕李训余党千余人，斩之，血流成河。宰相王涯、贾悚、舒元舆均闻难出走。

李训中拳仆地，后出走终南山，投寺僧宗密，本欲剃发藏之。后又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被捉获，械送京师。李训恐受宦官侮辱，对押送的士兵说：“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⑦乃斩之，以其首上报。宰相王涯、舒元舆及王瑶、郭行余、韩约等，均遭捕杀，亲属亦无一幸免。

郑注本与李训谋为外援，自凤翔率亲兵五百余人赴京。中途闻事败，欲还。时监军使张仲清已接密诏，将之诱入监军府议事，伏兵突起，斩之。

以上史称“甘露之变”。自是，宦官之权愈大，天下之事皆决于宦寺。

注释①《新唐书》卷二八《宦者下》。

②③《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李训传》。

④以上事见《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

⑤⑥⑦《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牛李党争唐朝后期，朝官内部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其中突出地表现为牛李党争。李宗闵、牛僧孺是牛党首领，笼络一批进士科出身的人结成朋党，李德裕、郑覃是李党首领，其成员大多出身世家大族，靠门荫入朝做官。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牛党对割据的藩镇一惯持姑息养奸态度，李党则坚决主张平叛。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做宰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李吉甫为唐宪宗出谋划策，平定刘辟叛乱。

中国名画在朝中，李党主张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吉甫看到朝廷人浮于事，就建议裁汰冗员省并州县。宪宗采纳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3）精简京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外官八百零八人。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员一千余人。精简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牛李党争开始于宪宗朝，持续到宣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李宗闵、牛僧孺以贤良方正对策，策文指斥李吉甫“炽于武功”，李吉甫泣诉于宪宗，宪宗贬逐了考官杨於陵、郑敬等人，李宗闵、牛僧孺也长期不得升迁。

穆宗长庆元年（821）用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初，韩弘入朝，人多流言，其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以钱财贿交朝中权贵。公元823年，韩弘父子俱卒，孤孙弱小，不能主事。穆宗遣使至其家，取其账簿自视，朝中权贵多纳弘贿，至牛僧孺名下，牛句细字注其左：“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①帝大喜，谓左右：“吾不谬知人。”遂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李德裕与牛僧孺均有人相之望，而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以为是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为相，于是牛李之怨愈深。

第二年，穆宗服长生药致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相，勾结内官王守澄，排挤守正的朝官。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会发生变乱，于是上表辞相，出任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由于部分朝官竭力推荐，公元826年，裴度出任宰相，李逢吉遭贬，出任节度使。公元827年，宦官刘克明等弑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李悟，发禁军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唐文宗。文宗深患宦官势倾朝野，欲借助朝官力量与宦官对抗。太和三年（829），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朝夕且为相。李宗闵得宦官帮助，先入仕为相，排挤李德裕出任文成节度使。太和四年春，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排斥拥戴李德裕的朝臣，并将李德裕调至远离朝廷的西川为节度使。“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②不久，文宗又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大和五年（831），宋申锡推荐王瑶为京兆尹，且告之除宦官之谋。王瑶泄密，郑注知之，使王守澄诬宋申锡谋立皇弟李凑。文宗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信严加审讯。宰相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中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③郑注恐诈谋被侦知，乃不追究。文宗贬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向南诏索还被虏蜀人四千，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收复维州。文宗使群臣大议，牛僧孺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④文宗以为然，诏李德裕以城归吐蕃，执悉怛谋送还，吐蕃诛之于境上。牛李结怨益深。

大和六年（832），有人对文宗说：“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文宗亦后悔，牛僧孺因此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召李德裕还朝，为兵部尚书。第二年，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乎章事。李德裕人谢，文宗问：“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答：“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⑤不久，李宗闵亦罢相，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

大和八年（834）底，文宗中风。第二年，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颇见效，遂有宠；又荐“善《易》”的李训人宫，文宗欲用为谏官，李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⑥文宗不听，授为四门助教。由是王守澄、李训、郑注皆憎恨李德裕，怂恿文宗召回李宗闵为宰相，排挤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后，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吏调动频繁。唐文宗无策，只好叹息：“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⑦他原想去除朋党，却加强了李宗闵朋党，而李宗闵又依附于宦官王守澄。

唐文宗想除掉宦官，将心事告诉郑注、李训，二人为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郑注又在文宗前诋毁李宗闵，将之贬为明州刺史、再贬为处州长史、潮州司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同党，贬斥到外地，重要官位均安置上二人心腹。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李训、郑注二人劝文宗下诏曰：“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⑧人心稍定，唐文宗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合势以除宦官。

大和九年（835）11月，李训等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澄，又策划“甘露事件”谋杀仇士良，不料事败，反被宦官所杀。

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李瀍为唐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德裕入谢，对武宗大言朋党之弊：“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⑨。自以为没有朋党之嫌，岂不知已卷入朋党。时牛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恰襄州（今河北襄阳）大水，李德裕将此地遭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他的职务，调为太子太师。不久，又将牛僧孺藉故废去，又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激起牛党仇恨。

牛僧孺、李宗闵被贬，李德裕犹不甘心，于会昌四年（844）借机揭发牛、李与昭义镇叛乱分子勾结。唐武宗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把李宗闵流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两个月内，连贬三次，实属罕见。

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李忱继位，是为宣宗，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宰相，贬斥了李德裕，又起用遭李德裕贬斥的人，牛党得势。此后，李德裕、牛僧孺相继去世，朋党之争渐熄。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朋党之祸》。

②《新唐书》卷一八○《李德裕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文宗太和五年。

④《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

⑤《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

⑥《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⑦《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朋党之祸》。

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五年。

第三十五章

唐末农民战争唐朝末期，政治日趋腐败，战祸连结，地方割据势力连年争战；朝廷中宦官和官僚、官僚与官僚、宦官与宦官之间各树私党、相互倾轧。自唐懿宗以来，官僚日趋奢侈，官府为维持庞大开支，横征暴敛使之关东连年灾害，百姓实无生计，遂相聚起事。此伏彼起，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浙江东部农民在裘甫领导下起义，攻陷象山，屡败官军。第二年，陷剡县（今浙江嵊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咸通九年（868）桂林戍兵起义北返，攻入徐州。在粮科判官庞勋领导下，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活动于山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广大地区。

古代名画咸通十四年（873），关东大旱，颗粒无收，众多百姓死于饥荒。曹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元年（874），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旧城）人王仙芝聚集数千人起事，发展迅速。第二年正月初三，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濮阳西南）发表檄文，痛斥朝廷吏贪赋重，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夏六月，攻陷濮州、曹州，发展到数万人。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

黄巢与王仙芝均为私盐贩子。黄巢善骑射，曾读书、屡试不第，做诗以述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起事后横行山东，百姓争相投奔，数月间发展到几万人。河南、淮南一带农民亦纷纷起义，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太平五军节度使辖区亦多起义农民。

乾符三年（876）7月，王仙芝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唐僖宗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与王仙芝遭遇，王仙芝转向河南、淮南一带活动，一时盛传王仙芝已被打死。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城）、郏城（今河南郏县），进逼汝州（今河南临汝）。九月，攻克汝州，执刺史王镣，东都洛阳震惊。冬十月，王仙芝南攻唐、邓二州（治所在今泌阳、邓县）。十一月，攻陷郢、复二州（今湖北京山、沔阳）。十二月，王仙芝从湖北一直打到安徽，攻下五六个县，又从安徽南部打到湖北蕲州。

朝廷围剿不利，企图用招抚的办法瓦解起义军，派人到蕲州诱降王仙芝，授予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遭到黄巢的反对。黄巢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①遂殴打王仙芝。众怒难犯，王仙芝不敢接受任命，遂与黄巢分头带领义军活动，黄巢率一部分人打到山东，王仙芝则留在湖北。乾符四年（877）二月，王仙芝攻克鄂州（今湖北武昌），八月，攻陷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执随州刺史崔休征，兵锋直指襄州。

唐王朝惊慌不安，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农民。提升诸道行营招讨副史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川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曾元裕率军追击王仙芝。第二年王仙芝率众攻入江陵城，再转战申州（今河南信阳县），被曾元裕一直追到黄梅岭（今湖北黄梅）。二月，黄海一战五万起义农民战死，王仙芝亦被杀。

王仙芝死时，黄巢正在攻打毫州今安徽毫县）。王仙芝部将尚让率余众投奔黄巢，起义农民增加到十数万人，声势大振。黄巢被推为统帅，称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三月，黄巢攻破沂州、濮州，遭到曹元裕的拦阻，又转而攻打河南襄邑（今河南睢县西）、雍丘（今河南杞县），再次受到唐军阻击，转而西击叶县（今河南叶县）、阳翟，再次威胁洛阳。

唐僖宗急调驻守荆门、襄州的曾元裕军队回洛阳正面防务；并调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宣武、昭义兵两千余人守卫皇宫；又调义成军三千人守辑辕（今河南偃师东南）、伊阙（今河南龙门）、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等军事据点。黄巢见形势严峻，决定转战江南。此时，王仙芝余部王重隐、曹师雄等已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在湖南、安徽、苏北一带活动。四月，黄巢率军渡淮河、长江，进入江西境内，攻下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朝廷调荆南节度使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来对付黄巢。黄巢率军转入浙东，攻下首府越州，至衢州，无法从海路进入福建，遂开山路七百里，经仙霞岭到达建州（今福建建瓯）。十二月，攻克福州。

乾符六年（879），黄巢率军从福州南下泉州。四月，至东莞（今属广东）。朝廷以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又以李晟曾孙李系为副都统，以精兵五万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阻拒黄巢。五月，黄巢给浙东节度使崔嵺、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写信，要求转告朝廷授予他太平节度使官职。二人为之转奏，朝廷不允。又自己上表要求广州节度使，仍不允。六月，朝廷授予黄巢率府率（皇太于属官，正四品上）。黄巢闻之大怒，遂急攻广州。十月，城破，抓住李迢，杀之，又掠岭南一些州县。

这年，岭南发生瘟疫，部将劝黄巢离开岭南北还，以图大事。黄巢军先攻取桂州，编大木筏子数千个，乘筏沿湘江攻取衡州、永州；又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尚让率军一支，号称五十万，乘胜进逼江陵，王铎慌忙逃往襄阳。十一月，黄巢、尚让合兵一处向襄阳进军，在荆门中了官军埋伏，战败，损失惨重。黄巢渡江向东进击，攻下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起义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朝廷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募兵七万，准备率军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此时正屯兵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遇瘟疫，将士多死亡。听到官军进攻的消息，派人送信给高骈，表示要投降。高骈立即以代请官职相引诱，以便一举歼灭。为了独占功劳，还奏请朝廷令各镇援兵退回淮河以北。黄巢乃假降，见诸道兵退去，遂与高骈大战，败淮南兵，声势大振。六月，黄巢连续破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号称六十万人马。七月，黄巢率部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距高骈驻守的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畏惧，不敢迎战，谎称“中风”。朝廷任命淄州刺史曹全最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率军阻挡黄巢渡淮河。九月，黄巢率十五万大军突破曹全最防线，渡过淮河，攻破申州，分路进攻河南诸州。十一月，黄巢以天补大将军名义通告各节度使：“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东进洛阳，再攻长安，向朝廷问罪，与众位无关。”②黄巢向洛阳顺利进军。十一月十七日，洛阳守将投降。唐将齐克让率一万军马退守潼关。十二月，黄巢攻克潼关。十二月初五，唐僖宗带领嫔妃、亲王等逃离长安，奔成都。当天，黄巢率军进入长安。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即位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停职，四品以下官员留任。尚让通告百姓：“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③公元881年四月，朝廷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诸道行营都统，各道节度使分别屯兵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渭桥（今长安西北）、武功（今陕西武功）、元明（今陕西元明）等长安外围据点。在副都统程宗楚和行军司马唐弘夫指挥下，从长安西、北两面夹攻，黄巢弃长安东撤，官军人长安，大肆劫掠。黄巢侦知官军所为，又率众杀回长安，官军死伤十之七八。

中和二年（882）正月，朝廷又任命王铎为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以王处存、李存昌、拓跋恩慕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二月，黄巢的同州刺史朱温攻取同州，击败了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王重荣。四月，各道节度使的军队集结在渭北、兴平、渭桥、武功等长安外围重镇，形成包围之势。在官军重重包围中，长安城内粮价猛涨，斗米值三十千，黄巢人马无粮，处境困难。五月，黄巢将领尚让打败了邠宁、凤翔军，收复了兴平。九月，朱温为抵御王重荣的河中军，屡次向黄巢求援。黄巢不予理会，朱温遂投降王重荣。十月，朝廷任命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为对付起义农民，朝廷起用西北境内游牧部落沙陀族贵族李克用，十二月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今山西大同）。李克用率四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第二年自夏阳渡黄河，进驻同州。

唐中和三年（883）正月，李克用在沙苑大败黄巢之弟黄揆，王铎用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李克用进攻沙苑西南的乾阮，会合王重荣、王处存和宦官杨复光所率三路官军，与屯住在深田陂的尚让十五万军队激战。尚让大败，死伤数万人。

二月，黄巢袭取华州，李克用随之围住华州，尚让将兵来救，战败。起义农民撤出华州，以三万兵力扼守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控制了从商州（今陕西商县）出武关（今陕西武关）的道路。四月，李克用与黄巢战于渭南（今陕西渭南），一日三战，大败农民军。黄巢率军退守长安。黄巢力战不敌，遂焚宫室退出长安，自蓝田人商山。五月，黄巢部将孟楷率军一万攻下蔡州（今河南汝南）。接着，孟楷又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兵败，被杀。黄巢闻讯大怒，在陈州北面建房，设置办事机构，围困陈州达三百多天。第二年，河南大旱，围陈州之起义军严重缺粮。

是年，朝廷任命朱温（全忠）为宣武节度使，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朱温与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溥三路军马兵临陈州。但尚不敢轻举妄动，又求救于李克用。

中和四年（884）三月，李克用率兵五万，从太原出发，会合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等路官军，赶赴陈州。五月，黄巢义军失利，退到陈州北面故阳里。六月初，大雨倾盆，黄巢军营帐皆被淹没，只好北移，引军攻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并准备渡过汴水，向河北转移。渡河时，又遭到唐军袭击，损失惨重。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投降了朱温。

渡过汴水的黄巢军同李克用军在封丘（今河南封丘）激战，损失惨重，只剩下一千多人向山东兖州撤退。七月，黄巢军在山东莱芜以北的瑕丘，同武宁节度使时溥打了最后一仗，大多数人战死，黄巢在莱芜东南的狼虎谷自杀身亡。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以失败告终。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全然不能管领藩镇，政令不出长安。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昭宗李晔，自立为帝，国号梁，唐朝灭亡。

注释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七。

②③《旧唐书》卷二○○《黄巢传》。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中国印刷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拓石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

我国很早就出现的印章和拓石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近几十年来，周秦印章不断出土。战国墓出土的铜印，成为《史记》所载战国时苏秦佩带六国相印的有力证据。汉朝时印章已很流行。印章通常只刻有三四个字，两晋时我雕版印刷术国古代著名炼丹家葛洪（2817—341）的著述中，记有刻着120个字的大木印。拓石是用浸湿的薄纸敷在石碑上，轻轻拍打，有字处微微下陷，然后在纸上刷墨，再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成了墨地白字的拓本。东汉灵帝时，蔡邕把重要的儒家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读本。许多人对照校正、抄写、拓印，街道为之堵塞。后来人们又把字刻在木板上，较刻石省力。印章和拓石相结合，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雕版印刷一般是在尺寸相等的纹质细的密坚实如枣木、梨木等的木板上涂胶或浆糊，把写好的文字的薄而透明的绵纸正面贴在木板上，使字成反体，再用刻刀把文字和插图刻在木板上，即成雕版。然后在雕版上涂墨，把纸覆盖上，用刷子均匀刷拭，揭下来，文字和插图就转印在纸上并成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引《弘简录》说，在贞观时（627—649），曾令“梓行”长孙皇后写《女则》。说明七世纪前半叶即唐初已有雕版印刷。因为这里只是说“梓行”（即刻印传布），并未说开始“梓行”，故一说此前已有雕版印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琛《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如是则公元六世纪末即隋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此说尚有争论，因“雕板”二字或作“雕撰”，“雕”指雕刻佛像，“撰”是撰写佛经，而非雕版印刷。又近年英国发表了斯坦因盗自我国新疆吐峪沟的古物残纸一片，上印“延昌卅四年（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外国人曾鉴定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印刷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手迹而非印刷。学术界一般将雕版印刷的开始定于七世纪上半叶。

早期雕版印刷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仙像，发给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年五驮无余，说明唐初印刷技术已达较高水平。长庆四年（824），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至于缮写模勒，出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①“模勒”即模刻，说明在元和、长庆时市上已刻板印书出卖或以之换取酒茶。则唐中叶以来，雕板印刷使用渐广。到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每岁“以板印历日”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布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②。大和九年（835）文宗下令“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③。唐末柳王玼（音pín，频）说，他在中和三年（883）在成都书铺看到许多雕版印书，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小学等。说明唐后期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雕版印书盛行，政府亦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广顺三年（953）22年间刻印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2部，130册。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它为书籍从手抄进步到印刷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雕版印刷术逐步传播到国外，成为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唐朝时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其中包括印刷术。十二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到埃及。欧洲直到14世纪末，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的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派遣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玢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这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7张纸粘成一卷，全长488厘米，每张纸高76．3厘米，阔30．5厘米，第一张雕印佛的故事图，图为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故事，四周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是一张优美的版画艺术。后6张刻有《金刚经》全部经文，这卷雕版印刷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浓厚均匀，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现存的唐代印刷品还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僖宗中和二年（882）的日历残本和唐末印的一张《陀罗尼经》等。可惜这些珍品绝大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往国外，目前国内尚存的只有那张《陀罗尼经》，它发现于1944年成都望江楼五代墓，居中部分的正文是梵文，上面还印有佛像，纸边印有“成都府成都县口龙池坊卡家纸马铺发售”的字样。1966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704～751年之间，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日本至今留存着雕印本的（陀罗尼经》，据说印于日本宝龟元年（770），印数相当多，刻工和技术颇似初学，日本学者认为这个经书的印刷，是由中国传去的。

注释①《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②《册府元龟》卷一六○。

③《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僧一行制定《大衍历》

僧一行本名张遂（683—727），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襄州都督郯（tán）国公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多藏古书，张遂往借《扬雄太玄经》，归家读数日而还其书。尹崇说，此书深奥，我探求积年，尚未通晓，你可进一步研求，不必速还。张遂说已弄清其要旨，因而拿出他撰写的《大衍玄图及义决》僧一行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大惊，“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①。张遂由是远近知名。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结交，张遂逃匿以避之，旋即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他跋涉千里，访师求学，先后到郯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数学。开元五年（717）唐玄宗礼迎一行至长安，安置于光太殿向他征求治国安邦之道。一行切直谏净，玄宗皆予采纳。开元八年（720），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②受法，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开元九年（721），因据当时行用的麟德历所推算的日蚀多误，玄宗诏一行研究前代诸家历法，制定新历。

测定日、月、五星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它们的运行情况，对提高历法的精密程度至关重要，而以前的天文仪器基本上都是赤道装置。赤道是赤道面和天球的交线，它垂直于地球自转轴。这样的仪器所测得的天体位置，都是用赤道坐标表示的，还须经过坐标换算，才能确定天体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这就需要应用球面三角法。但那时的学者们还没有掌握这个方法，都是用近似的经验公式来计算，误差较大。一行知道这个缺点，他希望有一架能够直接测量日、月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的仪器，这样可以减少一道换算手续，并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一行对梁令瓒等与工人设计的黄道游仪木模进行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制造成器，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中视运动③的路线，即从地球上看太阳，感觉到太阳在宇宙空间一年当中运动的轨道。用黄道游仪来观测天象，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从而减省换算手续，避免误差。开元十二年（724），黄道游仪正式制造成功。惜史书缺详细记载和图样，其具体结构和形状已无法了解。大致是由几个金属圆环交织在一个“中旋枢轴”的周围，很像一个大球。“枢轴”与地球自转轴平行，指向南北两极。仪器由四个高四尺七寸雕成龙形的柱子支持着，坐落在水平槽上。在金属圆环间装有“玉衡望筒”用来观察天体，类似后来的天文望远镜。金属圆环中的黄道环，白道环（白道是月亮在天球中视运动的路线）和赤道环的交点不固定，能够开合，观测者可以从黄道环上读出所需要的数字来。一行用黄道游仪测量150余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同汉代观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很大差异，从而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在世界天文史上是一个创举，比英国人哈雷1712年发现恒星自行大约早了一千年。

开元十三年（725），一行与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这是一个球形物体，有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球和轴有两个交点，作为球的南极和北极，球面上刻着二十八宿和其他星辰，球的外围套有两个圆圈，一为地平圈，一为子午圈，交叉环套，天球半露在地平圈上，半隐在地平圈下，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边。另外，在球体上还有黄道和赤道，互成24度交角。在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24节气，并且从冬至开始，刻分成：3651／4度，每度分为四格，太阳每天辐射在黄道上移动一度，如是天体现象皆可在球上表现出来。为使浑象能自己转动，利用我国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大柜做地平，使天球一半在地下，地平上有两个木人，面前置钟鼓，每刻击鼓，每个时辰（两小时）撞钟，皆由柜中齿轮操纵，这架演示天体现象并能自动报时的仪器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

从开元十二年起，一行组织了全国十多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创举。测量任务主要是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正午各点的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测量日影的长度是把一根长八尺长的标杆（古代叫做“表”）直立于地面，至时量其影长。北极高度，即观测点和北极的联线同通过观测点的子午圈的切线所成的角度，这需要比较复杂的仪器才能解决。为了测量北极高度，一行设计了一种测量工具——复矩，并且绘制《复矩图》24幅（可能是配合复矩的天文图）。“矩”是我国古代一种制图工具，很像木匠使用的“曲”尺，“复矩”就是把“矩”倒过来放置，在“矩”的直角上安装一个由0度到91．31度的分度器（这里的度指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圆周的365．25分之一），顶点系一铅锤，这就是一件完整的工具了（见图一），用法也很简单，只要把复矩临近91．31度的直角边直指北极，使北极、观察者的眼睛和直角边的两端正好在一直线上，另一直角边“向下倾复”，这时铅锤线在分度器上就能指出观测点的北极高度来，北极高度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地理纬度。复矩不仅构造简单，灵巧，容易作用，而且合乎科学原理，在当时的天文测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观测点的北极高度都是利用它测得的，这是一行在天文测量上的一项贡献。

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四个点的测量工作最重要。这四个点是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四个观测点处于一条子午线上，他们测量了各点的北极高度、夏至日正午八尺标竿的影子长度，还测量了各点之间的距离。

这次测量彻底推翻了《周髀算经》中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派往龙编（治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一带的测量队测得夏至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夏至日影为表北一尺四寸九分，两地如以直线步量不到5000里，结果合277里左右影差一寸。南宫说等测得从白马到上蔡，距离526里270步（唐尺），夏至日表影长度差二寸有零，合263里左右影差一寸，这就证明了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不是一寸，而随着地点的不同，影差和南北距离的比率是不固定的；也证明了隋朝的刘焯和唐初李淳风的看法是正确的，从而使一行等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

这次测量最重要的成就，是一行根据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同一平原地区内同一子午线上四个点观测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唐代尺度。合129．22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这与现代测量北纬34．5地方子午线一度的弧长111．2公里仅差18．02公里，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开创了通过实测认识地球的道路，把地理纬度测量和距离结合起来，既为制定新历法创造了条件，又给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一再著文论述，认为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经过几年的观测研究，开元十三年（725）一行着手编订新历，开元十五年（727）新历法草稿完成，名为《大衍历》，一行也于这年逝世。后经张说、陈玄景等将新历草稿整编成册，其中包括：《开元大衍历经》1卷7篇，《七政长历》3卷，《历议》10卷，《历立成》12卷，《古今历书》24卷，《略例奏章》1卷，《天竺九执历》1卷。其中《历经》全文被录入新、旧《唐书·历志》，《历议》，《略例奏章》被摘要录入《新唐书·历志》因得存留至今，从开元十六年起，每年颁发根据《大衍历》推算的次年的历书。经过检验证明，《大衍历》比以前所有历法都更为精密，其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为后世历法所师从。《大衍历》最突出的成就是比较正确的掌握了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实际应当是地球绕太阳运动时速度变化的规律）。指出冬至前后日行最快，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前后日行最慢，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长；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之间共为88．99日，从春分到夏至之间共91．73日；秋分前后的情况与此相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大衍历》在日食计算中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也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科学，在当时《大衍历》是最先进的历法，故宋代科学家沈括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从唐朝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开元二十一年《大衍历》传入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甚大。

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贡献。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一行叔祖父张大素撰《后魏书》，未完成其《天文志》，一行续成为2卷。后人将此2卷补入魏收所撰《魏书》，成为《天象志》的第三、四两分卷；一行并助金刚智译《陀罗尼经》；助印度善无畏译《大日经》7卷（存）；并自撰《大日经疏》20卷（存）；奉敕撰《释氏系录》1卷；著《摄调伏藏》10卷；《梵天火罗九曜》1卷（存）。

1955年8月25日，我国邮电部发行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中，有僧一行一种，肯定了他的创造性成就和古代科学家的地位。

注释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颜子，孔子高徒颜回，敏而好学，问一知十。

②灌顶，天竺国王即位时，以四大海之水灌于顶上以表祝意，佛教密宗效此法，于堪为众僧规范之高僧嗣阿閤黎位时，设坛而行灌顶之仪式。

③视运动是直观看到的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运动。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视运动，真实运动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并绕太阳公转。

第三十六章

史学的发展唐代史学，有比较重大的发展，一为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为史学著作中出现新的创作。

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即已设立史官，以后帝王敕令修史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史官职守甚杂，到隋唐时所保存的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只是经政府审定认可而已。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zōngPǐ）人物者，皆令禁绝。”①明令禁止私人撰写国史，评论人物，表明中央集权的政府日益看重历史著作的作用，要将国史的编纂工作集中在封建政府手中，以便从中吸取统治理论和经验，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点，以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这一禁令成为封建政府即将实行官修史书的信号，为唐朝官修史书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而由宰相监修，自此，南北朝以来掌修国史的著作郎罢史职。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下设史馆修撰、直馆，从事编述。这一措施是中国中世纪史书编纂工作中一个重要变化，从此所谓纪传体的正史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唐初专设史馆，多人合修。由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纪传体史书，即唐太宗御撰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实为史官多人共同撰写，唐太宗只为宣、武二帝的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人的传写了论）、姚思廉所修《梁书》、《陈书》、李百药等所修《北齐书》、令狐德菜等所修《周书》、魏征监修《隋书》、长孙无忌等监修《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李延寿等所修《南史》和《北史》。

除官修纪传体史书外，唐朝出现了两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一为刘知几的《史通》，一为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祖父是史官，父曾任侍御史，他幼年即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②，十七岁时读完唐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氏族系录））200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如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乃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二二十卷。

古代名画《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休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如《六家》篇总结唐初以前史书著作的类别，六家指《尚书》家（纪言）、《春秋》家（纪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申述各家的源流兴废和优劣所在。《二体》篇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是不可偏废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不仅评论古人，也正是抒其所见。《史通》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指出修史必须广搜史料，明辨真伪，直言不讳，截去浮词；它认为“征求异论，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其《直书》、《曲笔》两篇，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篇，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篇叙述历朝正史（指官修的编年和纪传体史书）的源流和写作过程，问也有些评论；《疑古》、《惑经》等篇继承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对古代史事提出一些疑问，对儒家六经和整理六经的孔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手止六经的孔丘，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提出对《尚书》的十条疑问；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③；《杂说》等篇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些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在《辨职》篇中，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级：一是敢于奋笔直书，不避强御，彰善贬恶，如晋之董孤，齐之南史，此其上也；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此其次也；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礼部上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pián南方大木）楠（楠的异体字）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④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尤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刘知几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当的评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进而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史通》成书时，同时人徐坚见而叹曰：“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唐末柳璨于光化三年（900）著《史通析微》10卷，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明清以来流传渐广，为之作注、释、评、续者颇不乏人，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史通》是八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缺点在于它对史书体裁的评论，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所说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也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至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讥评过当”，批评往往失于偏颇。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以张鼎思刻本为基础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淑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史通通释》校点本，即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在《史通》中批判了史书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历史属于“人事”的范围，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如果用“命”来解释历史的事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主张写史书应清除神学迷信思想，对《汉书》等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斥之为“言元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进步的。但他在重视人事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智能、神武看成起决定作用因素，这就不能不陷于以伦理和心理来曲解历史，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范畴。刘知几在《史通》中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是春秋以来的传统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生活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刘知几把历史看做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决不能按古人的标准要求今人，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在1200年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达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为杜佑编纂的《通典》。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著名史学家。他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曾开雷陂以利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50万斛。后人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由于他历任财政大吏及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要职，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又好学不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刘知几之子刘秩仿《周礼》六官的职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写成《政典》35卷，宰相房瑁称其才过刘向。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以36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通典》200卷，《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742—756）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分门，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每一制度，必条贯古今，上自黄帝，下迄天宝，都作了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叙述和考证。《通典》取材广泛，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渚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的编撰目的既然是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12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6卷）、职官典（22卷）、礼典（100卷）、乐典（7卷）、兵典（15卷）、刑典（8卷）、州郡典（14卷）、边防典（16卷）。《通典》自序说明备门编次的理由说：“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日财；《洪范》八政，一日食，二日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着重说明首列食货的道理，当时杜佑已知经济史的重要，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见。

《通典》源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书，发展而为经济政治礼乐等典章制度的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为史书著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影响下，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再进而有“九通”、“十通”，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其中许多今已亡佚，赖《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因而《通典》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关于唐代的，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账、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皆为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

注释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③《史通》外篇《惑经》。

④《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唐诗的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在丰富多彩的唐文学中最放异彩，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许多杰出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根据清代康熙时所编的《全唐诗》统计，诗人有二千二百余家，作品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唐朝诗歌发达的原因，除封建经济的繁荣给它提供了物质基础，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给它提供了动力而外，还有以下几点：一、从高宗开始，科举考试考诗赋，这是诗歌发达的反映，反过来又给它以很大的推动；二、南北统一，南方文风与北方文风互相融合，原来南朝宫体诗，追求词藻华丽，缺乏思想内容，北朝诗，质朴刚健，却少文彩，融合后发展成既有词彩又有内容的唐诗；三、民族大融合，使诗歌题材中加人了少数民族和边疆的风光，扩大了描写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四、大量民间口语和民歌，被吸收到诗中来，使诗歌增加了新血液，加强了诗歌的生命力。

唐诗题材广泛，大地、山河、战场、边塞、农村、城市和阶级对立、政治风云、人民生活、妇女遭遇等等，无不加以描写，反映了唐朝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诗，一般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诗人犹沿南朝宫体诗气息，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自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至沈俭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及至初唐最杰出的诗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说是一扫六朝粉黛，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朴素，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时期，唐诗发展至繁荣的顶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盛况，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的边塞诗派，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在客居碎叶的汉族商人李客家中（碎叶当时辖于安西都护府，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旁）。五岁时候，随父入川，移居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在蜀中度过了少年时代。李白“十岁通诗书”，年轻时尚义任侠，向往着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常以张良、诸葛亮自比，想在政治上有一番抱负。这时他已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以诗文见赏于世。李白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浪游四方当中度过的。少年时候，游览过蜀中的许多地方。二十五岁，开始远游，由四川到湖北停留十余年，主要往来于襄阳、江陵一带；中间也曾游过洞庭，到过金陵。三十七八岁以后，他到过山西，东游山东，在任城住了几年，并在那里安了家。又南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这一过程中，祖国河山的自然景象深深地感召了他，他也接触到社会各个方面，一些游侠、道士对他影响很大。玄宗天宝元年（742）他四十二岁时，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京城长安。他很兴奋，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来到了。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到长安，去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声名大振，玄宗召见，大加赏识，任为翰林院供奉，掌管机密诏命的起草。一日，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沉香亭饮酒看牡丹。召李白作乐词，白正醉卧酒肆，召人后左右以水湎面，援笔成《清平调》诗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玄宗爱其才华，几次宴见，李白在殿上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脱靴，高力士深以为耻，以其《清平调》词激杨贵妃，因诗中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因李白诗名太高，难免指斥杨贵妃的罪责。唐玄宗召请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并没有想得到宰相之才，没有使他得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浪漫的性格和正义的主张，使他遭到权臣贵族们的排挤。在当时，只有用牺牲正义和自由作为代价，他的政治活动才能够成功，但他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杨贵妃、高力士之流，他不但没有奉承拉拢，反而毫不掩饰地予以鄙视，终于遭受他们的排挤。他在长安仅仅三年，就被变相地放逐出宫（赐金放还）。此后他漫游四方，并一度到达幽州，目睹了安禄山势力之大。安史之乱期间，他五十六岁时，被当时镇守南方的永王李磷召为王府幕僚。就在那一年，永王李磷起兵，与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次年，永王兵败，李白被捕，囚在浔阳。五十八岁时，被判处流放夜郎，途中遇赦。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在穷困飘泊中病死当塗（今属安徽）。后世有李白是醉后入水捉月淹死之说，不足为信。

李白的性格是非常浪漫和豪放的，感情是炽烈的，他热爱祖国，热心于政治。这些是建立在对于正义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上的。而这是和当时统治集团有矛盾的。所以，他一生中真正的政治生活，只有短短的两次，时间总共不过五年，并且都以失败告终。他虽已享有极大的诗名，但仍在四方浪游中度过一生。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封建经济空前繁荣，李白出身于富商之家，生活优裕，得以漫游全国名山胜地。他对自己对社会都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在作品中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以大量的诗篇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写长江：“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些诗是李白对祖国江河千古绝唱的赞歌。写庐山瀑布：“日照香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写西北高原的塞外风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写峨眉山的月色：“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即青衣江，在峨眉山东北）水流。”“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人们读了这些再现大自然的雄伟形象的诗篇，自然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古代名画李白一生的后期，正是唐朝由强盛的顶峰走向衰落的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他离开长安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破灭并和最高统治集团有过直接接触，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对宫廷腐败进行大胆揭露，并预言唐帝国大难将临。在当时只有李白的作品具有这种政治敏感。如《行路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雪谗诗赠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书情赠蔡舍人雄》、《梁甫吟》、《远别离》等。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亦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使他怀才不遇的抒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一特色也表现在一些以饮酒、游山、吟咏山水为题材的诗篇中，如《将进酒》、《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蜀道难》、《横江词》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写出描绘九土横溃和生民涂炭的悲惨景象并愤怒谴责唐统治者的昏庸与无能的名篇，如《猛虎行》、《永王东巡歌》、《万愤词》、《赠张相镐》、《流夜郎闻酺不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等。李白还有政治色彩淡薄，多以吟咏山水，抒发羁旅别情或反映与下层社会的接触为内容的作品，风格清新隽永，显示了诗人天真恳挚的性格，富于生活情趣。如《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望庐山瀑布》、《秋浦歌》、《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诗作同样是李白诗歌中的重要部分。

总之，李白的诗篇，介绍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有惊奇绝险的名山大川，有和平淡远的田园村舍，有穷边绝塞的苍茫，有曲涧清溪的幽静，有风雪怒吼，有花月争辉，有江南水乡的白鹭，有沉香亭畔的牡丹，有侠客的剑光，有美人的舞袖，有章台走马的五陵少年，有山林高卧的幽人隐士，有百战沙场的老将，有秋作夜舂的农民，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东山谢安石，有笑隔荷花共人语的若耶溪旁采莲女……这个世界是这样丰富多彩，无论那一个角落，都流贯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浩荡的气势，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奋发的情感。诗歌中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而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创造文化的动力，也就在这里得到一个极其雄辩的证明。诗人李白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在现存的李白的作品中，直接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政治情况的并不很多。但是，人民对于光明和自由的热望，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却通过诗人自己的同样性质的感情的抒写，而得到鲜明的反映。它们原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东西，被诗人吸收和集中起来，予以艺术的提高。于是随着诗篇的流传和感染，重又新注进人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去争取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李白诗篇的巨大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李白是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傲视权贵和敢于反抗的性格深受历代读者喜爱。

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李白全面地、富于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同时也总结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向乐府民歌学习的经验。因此他就用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把唐诗推向一个高峰。他融会吸取口语、民歌，写出许多感情真挚、语句自然的极其动人的诗篇，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诗作感情奔放，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并惯于采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表达感情。他最擅长乐府歌行，近体则以七绝和五律著称。现存李白诗共1000余首，有的被翻译到朝鲜和日本。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曾一度在成都做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也称他杜工部，诗中曾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世多称少陵。他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自夸，时即以诗赋受长者称许。二十岁以后，漫游吴、越、齐、赵，开始诗歌创作。登泰山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初步显示了诗人的才华。25岁考进士不第。天宝三载（744）三十三岁时，在洛阳遇李白，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诗中说他和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诗中怀念杜甫“恩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后来虽未再见，但彼此总是互相深情地怀念着。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本想凭着自己的学问能够为皇上所用，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次年应举，再次落第。当时朝政黑暗，他找不到出路，只得陪贵族做诗喝酒，维持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困居长安将近十年，在失意和贫困之中，长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不得不使诗人对现实有所认识。诗人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人民，他的笔触从个人的忧愤感伤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这个时期，杜甫写了不少深刻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如《兵车行》，揭露由于兵役苛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户生荆杞”。对朝廷贪边功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不义战争，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又如《丽人行》，斥责杨贵妃姊妹和杨国忠等的奢侈荒淫，从两个极端反映了天宝年间的社会真实。还有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755年冬，他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妻子，路过骊山时，知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避寒，肆意挥霍，尽情欢乐。而长安街头和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受冻受饿，诗人不禁感慨系之。他刚进家门，就听到一片号哭，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他由一家的贫困想到天下的贫困，又想到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愤慨地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刻反映阶级对立因而流传千古的名句。既是叛军攻陷长安前的一幅社会缩影，也包含诗人自己的切身哀痛。个人的穷通和人民的命运相沟通，杜诗成为一代诗史即始于此。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带着全家，饱尝逃亡的苦辛，受尽了穷困的折磨。一度被叛兵捉住，送往已被攻陷的长安。长安经过战乱洗劫，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的景象。757年春，他潜行曲江，见宫殿紧闭，满目萧条。《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集中表现了他当时忧愤心情。他逃出长安，到凤翔见肃宗，先后做了两年小官，因曾拜左拾遗，故称杜拾遗。不久就放弃官职，决心作野老，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诗人接触现实日多，亲眼看到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促使诗人写出很多不朽的诗篇。如《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羌村》等。759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传诵千秋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杜甫在这些诗里深刻地写出了生活在战乱和阶级压迫下的人民的惨痛遭遇，对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揭露了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把结婚才一天的新郎，没有成年的中男，以至老太婆都一起抓去服役。在《新安吏》中，杜甫还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杜甫还劝送儿子的母亲不要哭：“暮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里是说了许多的话。而在《石壕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接着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代表人民呼喊出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的哀痛，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诗中劝那些防关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对战争的性质认识的比较清醒，尤其难能可贵。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光辉遗产。

760年，杜甫来到成都，靠友人资助，在浣花溪畔修了一座草屋，暂时得到了栖身之处。除一度因兵乱又流亡一年多，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其间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参谋，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765年又离开成都草堂，由四川经湖北、湖南到处漂泊。以舟为家，居无常所。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贫病交加，在湘水一艘客船里，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卒年59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大量的诗歌揭露了唐朝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必须有高尚的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才能产生高尚的作品。杜甫早年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现实的不满还较含糊。在政治上受挫折，生活上遭流离之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目击战乱酿成的灾难，切盼早日结束战争，说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他自身生计艰难，推己及人，说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写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由于这样的抱负，才产生了高尚的意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解决的办法，只能依靠农民起义。但杜甫对社会现实深刻地现实主义的描写，却把社会疮痍更强烈更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感受它，有所警觉，引起不满。杜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阶级的局限使他能感人的描写人民的疾苦，却写不出人民的反抗斗争；能揭露某些封建统治的罪恶，却往往为皇帝开脱辩解；能反映社会矛盾，却指不出现实的出路。但杜甫能超越一般封建文人，达到了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可能达不到的较高水平。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杜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使醮满血泪写出的沉郁悲哀的诗篇，并不使读者情绪低沉，读之反倒常常精神振奋，意气高昂。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在同谷县时，穷困到每天在山谷里拾橡粟充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的开阔壮丽的诗句。《登岳阳楼》写诗人的处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可是在这四句之前，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浩瀚的景象。同样情形，当他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前面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是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白居易杜诗在艺术上被公认为唐诗集大成者，律诗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后期七律，最能体现杜诗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属对精切而毫无斧凿痕，高度凝炼却又挥洒自如，代表着唐代近体诗的最高成就。

杜甫一生写下几千首诗，留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歌广阔地、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的诗感情真挚、气势雄浑，语言凝练、自然、朴实、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都把他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屋，后人修为祠宇。解放后重建为“杜甫草堂”。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白居易和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圭（今陕西渭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出生在小官僚家庭，十一二岁时，为逃避藩镇战乱，同百姓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接触人民，了解一些人民的疾苦。他年轻时苦竭读书，不遑寝息，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赋，十五六岁时他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受到当时有名诗人顾况的赏识。27岁时考取进士，由校书郎、县尉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因反对宦官和顽固的大官僚贵族专权，四十四岁时（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在牛李党争中，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妹，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作地方官时曾做过一些好事，如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兴修湖堤，利用湖水灌田一千多顷。晚年退居洛阳，滋长了消极思想，这是他局限性的一面。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出一套进步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文学必须反映时代，不能脱离政治，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有助于现实的斗争。并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一棵果树，感情是根，语言是枝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就像无根的果树，无法成活。没有意义的诗就像不结果的果树，徒有枝叶毫无价值。他认为一首好诗，应是有感情有思想，而语言声韵也好，思想感情尤其重要。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当时诗坛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最能代表白居易文学主张的是他的讽喻诗。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左拾遗谏官。每日论事，对朝政和诏令小有遗阙他都密陈所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错。”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喻诗。是白诗中最有人民性的部分，也是白诗精华所在。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

《新乐府》中的《杜陵叟》指斥封建政府的苛敛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则斥责当时的宫市宦官掠夺人民，“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简直是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白白抢去了。这首诗很快传播到西域一带，新疆蜡羌县发现了回鹘诗人坎曼尔抄写的这首诗，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新丰折臂翁》写杨国忠征兵攻南诏时一个“偷将大石槌折臂”以避兵役的人。白居易看见他时，已有八十八岁了，尽管每逢风雨阴寒，还要“直到天明痛不眠”，却仍以得保全残生为大幸。诗人愤怒地谴责了不义战争。《秦中吟》中的《重赋》直斥官吏“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逼得人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卖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了严重的贫富对立。

白居易的讽喻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据他与友人书中说：他的诗使权贵闻之变色，执政柄者闻之扼腕，握军要者闻之切齿；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其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咏其诗者。这正是这些诗的人民性之所在。也与他的诗深人浅出，通俗易懂分不开。

除了讽喻诗外，白居易还写了《长恨歌》、《琵琶行》等优美和谐的叙事诗，显示了诗人的巨大艺术才能。后世不少剧作家把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其感人之深，据此可见。他的作品广泛为国内外读者所传诵、所仿作。

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留下诗歌三千多首。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李商隐诗隐晦朦胧，文字清丽。杜牧在艺术上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唐代古文运动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古代名画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道。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

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浞等皆为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注释①《隋书》卷六六《李谔传》。

第三十七章

传奇小说的影响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忆，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祖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

唐人小说称之为“传奇”，是由于晚唐时期出现大批小说专集，如牛僧儒《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裴铡《传奇》等，宋以后人遂以“传奇”概称唐人小说。

传奇小说的盛行，主要是三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首都长安，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扬州、成都、洛阳、广州也是闻名全国的大城市。城市聚集着贵族官僚、商人、手工业者和各行各业的市民，知识分子也在城市谋取官职。人们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大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更复杂了。封建文人的见闻也丰富了，他们不满足只用散文诗歌去表现自己的思想生活，希望扩大题材，创造出反映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这就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其次，唐代的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提高了散文技巧，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较强的新散文体，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再次，唐代士人应科举考试，求进士第，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投献达官贵人称为行卷，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提醒达官贵人，免被遗忘。如果得到达官贵人赏识，替士人向主试官宣扬推荐，及第的可能性就增大。第二次投卷，为引起达官贵人的兴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达官贵人容易看完，这就是短篇小说。如牛僧儒喜看志怪小说，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献行卷多取鬼怪事，编起来成《玄怪录》一书。因为小说“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随着中晚唐投卷风气的盛行，也促进了传奇的发展。

唐代传奇小说现存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按其历史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未全脱六朝志怪小说的窠臼，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作品有《古镜记》、《补江白猿传》、《游仙窟》等。

二、中唐时期：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作品空前增多，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艺术技巧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流传较广的作品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等。

谈神说怪的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热烈追求的飞黄腾达“出将入相”的一生，醒来时主人在他人唾前正煮的黄粱饭还没有煮熟，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灰。《南柯太守传》写谆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遭到排挤，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两国，原来是两个蚁穴。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两篇都曲折地反映了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官场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宣扬了人生如梦的主题。《南柯》一篇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代传奇小说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婚姻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它们以“郎才女貌”对抗“门当户对”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如《李娃传》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感情真挚，当某生资财用尽，她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某生。但当她看到某生被其父打得半死，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当某生高第得官，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不影响某生仕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品格高尚，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虚伪狠毒。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是可以突破的，它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而妓女可以封为“开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这篇小说艺术表现很有特色，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起伏，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成就不是很高。

三、晚唐时期：如前所述出现了大批传奇专集，这些专集虽有可喜之作，但总观之倾向于搜奇猎异，言神志怪，六朝遗风复炽，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的养刺客，于是描写剑侠这类新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晚唐传奇作品虽为数不少，但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都远逊于中唐时期那些名著。

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一大飞跃。它把小说从记述神怪的狭小天地，引向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歌颂伟大理想的广阔道路。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唐代传奇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大多结构严整，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语言简洁、准确、丰富、优美；情节惊奇，想象大胆；人物塑造比较全面地采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这些都说明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正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唐代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它不仅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并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霍小玉、李娃、红拂等的生动形象，和她们反封建势力的压制，坚持爱情自由理想的反抗精神，则成为后世小说戏曲中反复歌颂的主题。在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和“三言”中的杜十娘、花魁娘子等人物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娃、霍小玉的影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大量描写人神鬼狐间的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题材手法上显然受《任氏传》、《柳毅传》的影响。唐代传奇小说，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重要来源。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渊源于元稹的《莺莺传》，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明朝的《绣襦记》，都取材于《李娃传》。清朝洪升的《长生殿》取材于唐人的《长恨歌传》。

当然唐传奇中没有深刻反映民间疾苦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赶不上唐诗和后来的小说。敦煌艺术的形成甘肃省敦煌县东南鸣沙山的断崖上，有很多石窟。这是从两晋南北朝经隋、唐、五代、宋、元前后一千多年中陆续凿成的。这就是莫高窟，共有一千多个洞窟，也叫千佛洞。现在还保存了492个，其中60％以上是隋唐时候开凿的。隋窟95个，唐窟213个，足见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

敦煌艺术的产生，一是由于自汉代以来敦煌成了东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热闹的国际都市。西汉末年，印度的佛教就是通过这里传入中国内地的。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用以麻醉和欺骗人民。战争带来的灾祸，也给佛教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当时人们希望从宗教里得到一些安慰。因而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凿石窟、雕佛像、绘壁画等佛教活动盛行起来。于是产生了敦煌艺术。这不但是中国艺术史上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大事。

关于莫高窟开凿的年代，有人说自西晋开始，比较多的人认为是在前秦。根据唐《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莫高窟记》和156窟的题壁载，大致是：符秦建元二年（366），乐傅和尚西游至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时近黄昏，忽见三危山放射出万道金光，仿佛有千佛之状。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三危山对面鸣沙山上开凿石窟。其实乐傅看到的金光，只是落日的余辉照到山顶红色岩石上的反射。从乐傅开始，陆续开凿，到隋唐时期达到高潮。

莫高窟凿窟的崖壁，是冲积岩，质地松软，虽可凿窟，却不能用来雕刻。所以，在莫高窟看不到像云岗、龙门那样的大石雕刻。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使敦煌艺术向泥塑和壁画发展，这就给我们留下这一份丰富多彩的艺术宝藏。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素朴的浮雕、圆雕，不会这样绚丽多彩了。

莫高窟的塑像据初步统计有2415身，其中唐塑就有670身，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千佛（多用影塑或浮雕）。这些塑像，有的秀骨清风，有的肌肉丰满，有的体态玲珑，有的气魄雄伟，有的色彩朴素，有的色彩华丽，显示出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大雕塑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唐窟出现了前代不见的高大塑像。如武则天延载二年（695）的北大像高33米，玄宗开元年间（713—714）的南大像高26米，代宗大历十一年（776）的涅槃像长17米。唐塑有很大进步，头和身子的比例适当，菩萨像有高高的发髻，圆圆的面庞，风度优美，薄薄的贴身的衣服起着微波似的衣褶，在沉思，在微笑，眼腈和嘴角是那样的传神，俨然是唐代美丽的中年妇女的形象。艺术家们不是在颂扬神，而是在歌颂人类女性的善良、美丽、智慧和尊严。天王像更表现了男性的健美。或是全身盔甲，或是半露上身，用肌肉的紧张和暴露的青筋表示出勇猛、坚毅的性格，显示出唐代武士跃马横戈的神情。“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像便是怎样的”，由于对人的尊敬，对生命的歌颂，才创造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卓绝作品。

古代名画莫高窟四壁45000多平方米光彩夺目的壁画，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北魏的色彩沉着，用笔豪放。隋代的线条流利，用色柔和。唐代的构图宏伟，色彩富丽。内容主要是描绘佛教故事，如：经变，就是佛经的变相，也就是佛经的图画；本生故事，本生指释迦的前生，印度佛教徒相信轮回，认为释迦在降生前就经历了许多世，便把许多民间的寓言和传说穿凿、附会编成本生经，其中好的主角就是佛的前身。另外有供养人像，就是那些出钱修窟的人，把自己的像画在壁上，表示这窟内的佛菩萨是他们所供养的。他们是现实世界的人，穿着当时的服饰。这些供养人像，是一个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服饰展览会，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即使是佛教故事，因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的生活方式、经验等等，去设想天堂和地狱，所以它还是复杂而曲折的反映了现实生活。我们可以从壁画中看到，有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人民，把他们剜去两眼的血淋淋的场面，有农民辛勤劳动耕种、收割、打场的场面，有泥瓦匠正在修建楼阁亭台的劳动场面，有画师们在洞窟里借着微弱灯光，一笔一笔地绘制壁画的场面，有贵族官僚观看精彩的歌舞伎乐的场面。敦煌艺术所以永远保有清新的力量，主要是在于它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给我们用图画留下这一千多年的社会生活面貌，敞开了无数扇历史的窗子。也看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才能。

莫高窟里还保存有大量古书、古画、户籍、契约、小说、词曲以及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写本就有两万件以上，刊印本约占百分之一二。这些文物大约是在北宋中叶西夏占据敦煌前，和尚们逃难时藏进一个洞窟的复室里的。外面用泥壁封好，并绘上壁画，直到1900年才被人发现。后来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骗走24箱写本和五箱绘画、织绣品。法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盗购经过精选的文书经卷特制的化学胶布揭走无比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搬走几尊最优美的唐代塑像。由于人民的反抗，才使莫高窟嘲塑壁画和部分藏经保存下来。

建国后莫高窟回到人民的怀抱，洞窟得到修缮，文物和艺术品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这个艺术宝库才得以大放光彩。佛教的发展与禁佛毁寺隋唐时期，佛教有了更大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佛教影响扩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维护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①说明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等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奴隶。净土宗说：“富贵贫穷由宿造。”穷人贫贱受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富人锦衣玉食，乃是过去“慈孝”、“修善”、“积德”的结果。以此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时又编造十八层地狱的极苦吓唬人，说地狱黑壁千重，铁城四面，刀山剑树，烈焰冲天；下地狱者，死去活来，惨痛难言。并宣传西方净土的安乐，说那里“地是黄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难，享受永世极乐的地方。每个人只要诚意信佛，不厌其烦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长远”，临死时，阿弥陀佛就会在香花和仙乐中将其迎往“净土”。这些说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掩饰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诱骗劳动人民甘当统治者的顺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赐上。当时一个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为唐宣宗重兴佛教大造舆论时说，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饰彩绘的小费，却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②他说出了佛教的本质和隋唐统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说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债，可得福报，成佛。犯过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统治阶级感到，从剥削所得，拿出一点来修功德。不仅今后可以恣意作恶，还可保证来世的荣华富贵。正因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进入鼎盛时期。

北周武帝毁佛时期，佛教严重受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实行崇佛政策，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他利用曾抚养过他的尼智仙编造出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预言，宣称他当皇帝是“蒙三宝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毁佛时潜藏的僧徒，准许修复废毁的寺庙，重新雕撰废像遗经，明令“境内之民，任听出家”③。隋政府赞助翻译新的佛经，恢复佛教义学的研究。隋炀帝继续奉行崇佛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势力迅速增长。在隋代三十多年间，全国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余万躯，建塔100余座，译经82部，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④。为佛教在唐代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唐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利用其矛盾，调和其纠葛，倡导所谓三教归一，即要他们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只是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时，李渊曾舍宅建寺，写经造像，并按佛教说法，每年规定一定时间禁止行刑屠钓。全国统一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认真执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斩杀的就有一千左右，于是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大修寺刹、伽蓝，说是给死者超度，使他们走向菩提之道。在打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在镇压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镇压刘黑闼的沼州立昭福寺，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揽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为他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常召他入宫谈论，优礼备至。这都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们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并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⑤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证论狂骂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说，你著辩证论在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七日期满，问他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计，答道，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问何故?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经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谄谀奉迎免死，流放远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压制反对先道后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说：佛老尊卑，不以谁暂时在上为胜，我修佛寺比立道观早，你们应该理解我的用心。这充分表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后载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太后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图谋称帝的欲望，她即命长安、洛阳及诸州立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置高座宣讲。据考古资料，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耗巨资在洛阳龙门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于巩固武周政权的政治需要，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从于阒请来名僧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并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强调自己当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讲。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为反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徒，武则天诏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处道徒之前。“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在武则天的尊崇下，影响深远的禅宗，道门兴旺。因法藏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华严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义净，从事译经，弘扬佛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第二个崇佛高潮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那时正值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请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郭子仪等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代宗时一遇朝廷同回纥、吐蕃有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争结束，即认为僧众退敌有功，益加宠信。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统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虚的灵魂，更需佛教帮助消除蓬勃发展的人民反抗斗争。他们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财物馈赠寺庙，将许多官爵封赠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维持寺产，支持佛教的各种活动。元和十四年（819），宪宗遣中使率僧众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⑥。掀起了崇佛狂热，充分表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时期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虔诚的僧徒，为了解决佛学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不顾艰难险阻，从陆、海两路前往天竺，仅唐初半个多世纪里，就有数十人。他们携回大批麓本佛经、佛像和舍利，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涌现出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译家，有了完备的译场制度，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学家们开始用儒家注经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解释佛经的疏论，编纂了工具书，开创了翻译和研究佛经的新纪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论研究者已发现佛教许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讲经法师只讲自己熟悉的经典，对于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其他经典，一般是存而不论。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时代佛教适应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演变，有些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他们模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开始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人智凯（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的，故又被称为空宗。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的内容为宗派名称。这种学说以论证“万法（事物）唯识（心识，精神本体）”、“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那不过是由“识”幻现出的影相。教义烦琐，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只在唐初兴盛了几十年便消沉下去。华严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主要是论证所谓“尘是心缘（辅助条件），心为尘因（主要条件）。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由主观精神（心）产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无碍”说，即“事”（物质）是“理”（精神）的体现，而“理”又体现在“事”中，两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碍，但“理”却是第一性的。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为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相传“禅宗”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的。五祖弘忍有两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诗偈归纳它们的主张。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即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成佛。这是渐悟。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即可成佛。这是顿悟。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顿悟是主观唯心论。慧能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深具欺骗性；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们的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可帮他们消除人民的斗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禅宗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几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恶性膨胀。隋唐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赐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各种财物。如隋文帝曾给少林寺地100顷，封民户五十供宣州妙显寺“洒扫”。唐王朝给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疋”⑦。各寺院根据均田令和赋役令，可请授土地和蠲免赋役。当时达官贵人，舍宅为寺，长安的近百所壮丽寺庙，许多就是他们捐赠的邸宅。寺院还兼并土地，强夺民产，到代宗时，京畿地区的丰田美利，私宅公田多归僧徒所有。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种，或租给农民，灵隐山一寺，岁收租谷竟达万斛。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苛，人民相继流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剥夺了官府控制的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正如辛替否尖锐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⑧自开元以来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绝于上，佛教势力发展于下。武宗即位后，曾愤然指出：“穷吾天下，佛也。”佛教与唐王朝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唐武宗大规模禁佛毁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劝助下，会昌五年（845）七月颁发诏令，先毁中小寺院，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余寺庙，全部限期拆毁，僧尼一律还俗；田产没收，铜像钟磬熔铸钱币，铁像熔铸农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监督禁佛毁寺法令的执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贫苦百姓十分憎恨，闻朝廷下令毁佛，纷纷涌入寺庙，御史未出潼关，各地寺庙已拆毁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所，勒令260500僧尼还俗，150000奴婢改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亩。继又颁布诏令东都只留僧20人，诸州留20人者减其半，留10人者减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称“会昌废佛”。这次禁佛，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遇到阻力。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对毁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后，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复兴佛教，佛教势力逐渐复苏过来。

注释①《大正藏》卷五二《集古今佛道论衡》。

②《全唐文》卷七八八，李节《饯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④《隋书》卷三五《经籍志》。

⑤《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⑦《文苑英华》卷八五五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

⑧《旧唐书》卷一○一《辛替否传》。

花间派和李煜的词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唐歌曲中的和声，有和于句中与句尾者，如《竹枝》即以“竹枝”两字和于句中，以“女儿”两字和于句尾。由于音乐的发展和需要，整齐的五、七言诗谱入曲调中已经不合要求。于是根据和声辞的长短，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可以配合曲调歌唱的新诗体，这就是词。

李煜词产生于初盛唐，它本来自民间。根据敦煌发现的文卷编成的《敦煌曲子词》说明早在唐中叶以前已经出现的民间词，歌咏的内容比较丰富，有涉及农民起义的，有歌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者压迫的斗争的，有感伤边塞征战之苦的，有专咏疾病医疗的，有感慨赴考落第的，有自慨贫病不能还乡的，有咏夫妇离别的，也有不少谈情说爱的。其中有不少好词。有一首已失词调残缺不全的词：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

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敦煌曲子词》文字通俗，情意真切，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

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部分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开始了词的创作。张志和是较早的作家，他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描绘水乡风光，在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爱自然爱自由的情趣。白居易、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写词较多的作家。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通过自然景物的烘托，袒露了诗人的襟怀，已经离开了民间歌词的情调。

晚唐温庭筠写词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长期出入歌楼妓馆，由于他精通音律，熟悉词调，在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在晚唐其他词人之上。温词现传60多首，多数是描写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的。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也有描写闺情的，如《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

前一首写妇女服饰之华贵，容貌之艳丽，体态之娇弱，适于宫妓歌唱以点缀没落王朝醉生梦死的生活（相传是温庭筠代宰相令狐绚写给唐宣宗的）。后一首表现妇女的离愁别恨相当动人，曾赢得一些不幸妇女和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爱好。温庭筠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不仅衬托出人物的如花美貌，也暗示她的如花薄命。又如“斜晖脉脉水悠悠”，也暗示行人的悠悠不返与闺中人的脉脉多情。他在词艺术方面的探索，有助于词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推动了词的发展。但温词题材偏于闺情，表现过于柔弱，词句过于雕琢，也带来消极影响。它上承南朝宫体的诗风，下奠花间词派的基础，花间词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唐末战乱，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西蜀依靠山川的险固，受战祸较小，割据军阀、官僚地主，弦歌宴饮，昼夜不休。这些文士继续做词寻乐，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词人。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选录了温庭筠等十八家的词500首。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皇甫松、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蛊、鹿虔康、和凝、孙光宪等。其中除温庭筠、皇甫松、孙光宪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他们在词风上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更空虚。在艺术上缺乏意境的创造，只是片面发展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所以陆游《花间集跋》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他们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花间词人中与温庭筠齐名的韦庄，作品稍有内容，风格也较温词清新明朗。如《思帝乡》：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写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追逐爱情幸福，比其他花间词中的妇女形象生动得多。又如《女冠子》二首：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前词写闺中人陈诉离别之情，后词写行人叙述梦中相见，在构思布局上别具匠心。且语言生动，与专事雕琢词句者不同。韦词上承白居易、刘禹锡，下启冯延巳、李煜，可说是花间词中的别调。另外，牛希济《生查子》中的：

春山烟欲收，天淡星稀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颇有南朝乐府民歌情味；李殉《南乡子》中的：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花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把南国水乡风光和劳动妇女的形象带到词里来，颇为清新开朗。然而他们的成就在后来崇拜花间派的词家中反未得到继承。

五代时期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几个跟花间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集中在南唐的首都金陵。金陵、扬州原为长江下游最繁盛的都市。这时经济又继续有所发展，中原人士不少到此避乱，南唐国君又爱好文学，于是出现了南唐词。南唐词的生活基础与花间词并无两样，然而南唐中主李璟后期就面临周、宋威胁，面临亡国危机，这些没落小王朝的君臣，即使还强欢作乐，也不能不流露他们绝望的心情。这就决定了南唐词的感伤基调，在这一点上与西蜀词稍有不同。

南唐词重要作家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曾官至中主朝宰相，留词一百多首。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有《鹊踏枝》十几首。如：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些词逐渐摆脱了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而着力抒写人物内心的哀愁。在缠绵悱恻的“闲情”、“春愁”中，流露出对南唐没落王朝的关心和忧伤。语言也比较清新流转。冯词把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推进了一步。

南唐中主李璟，前期还能扩展国土，使南唐成为南方大国，后期只能对周奉表称臣。留词四首，如《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内容虽还是离愁别恨，但境界更阔大，感慨也更深沉了。李璨曾问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词《谒金门》的开头两句）’，干卿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即引此词。

李煜，世称李后主，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他即位时，宋已建立，南唐形势岌岌可危。他对宋委曲求全，过了十几年苟且偷安的生活，纵情声色，侈陈游宴。公元975年宋兵破金陵，他投降，被俘到汴京，度过两年囚徒生活，于978年被宋太宗派人毒杀。

李煜前期有些词写他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当南唐王朝进一步走向没落时，他还得意洋洋地写他的酣歌狂舞生活，这是十足的亡国之音。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皱。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随着南唐内外危机的深化，李煜逐渐感觉到他无法摆脱的没落命运，因而在部分词里流露出沉重的哀愁。如《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虽属描写离愁别恨的传统题材，但从“拂了一身还满”的落花和“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里，反映出他心情的沉重。

南唐的亡国，他由小皇帝降为囚徒的巨大变化，使他后期的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成就。面对亡国之君的残酷现实，在词里倾泻他“日夕以眼泪洗面”的深哀巨痛，读起来哀婉感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词里的“故国”、“江山”、“往事”实际只是小皇帝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必然没落，他本身又不可能看到更好的前途，就只能沉没在一江春水似的长愁中。这些词曾经感动过不少失去自己美好生活的人们，但不能给人看到自己的前途而为之奋斗的力量，这是以感伤为基调的诗词与格调悲壮诗词的明显区别。

李煜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更多地决定于他的艺术成就。他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倾泻自己的深哀剧痛，使词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在艺术手法上给后来豪放派词家以影响。另外他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生活感受，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构成了画笔达不到的意境。他还善于用贴切的比喻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语言明净、优美，摆脱了花间词人雕琢字句的作风。伊、袄、摩、景教的传入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达，许多西方宗教在这时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麦加人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Islan），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以犹太教、基督教之神为基础，以祈祷、清洁、斋戒、布施等为功德，尊奉安拉为唯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附从安拉的意志。《古兰经》就是安拉对穆罕默德的默示。传教三年，得信徒四十人。深为富商权贵所忌，有遭捕杀古代皇帝的危险，乃于公元622年逃到麦加东北的麦地那，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纪元的开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信徒日益众多，当地人民更委以行政立法权，于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630年穆罕默德占领麦加，632年完成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历史使命。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用武力向外推行伊斯兰教，并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伊斯兰阿拉伯大帝国。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政体。唐永徽二年八月四日（公元651年8月25日）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瞰密莫末腻”）派使者来到长安，朝见唐高宗。这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第一次正式交往。但民间来往可能较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他们来华主要从事贸易，不是传教，因而伊斯兰教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故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地区，如长安、广州、扬州等地。他们集中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作为礼拜之处，伊斯兰教就这样传入中国。7世纪中叶，大食占领了波斯，到8世纪中叶，进而控制了原来服属唐朝的康国、石国。唐天宝十载（751）唐朝将领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前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大败，伊斯兰教势力的前锋达到中国的西域。唐军中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于是中国的丝织、画法、金银制作等技术特别是造纸法由此而传入欧洲。这次被俘后才回国的杜环撰《经行记》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的对伊斯兰教情况的记载。安史之乱时唐朝也用大食兵以收复两都，这些伊斯兰教士兵，不少就落籍中国。大食商人陆路来华因吐蕃西进而被阻，唐后期多改寻海路来华，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是主要口岸，因而这些地方伊斯兰教徒也最多，黄巢起义军入广州，遇害的大食人和波斯人数以万计。

袄教原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六世纪创立的。教义备载于《波斯古经》（AVes—ta），谓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两神互相斗争着，二者为善与恶之源，人宜弃恶从善，应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国古代以其拜火及天，而关中谓天为袄，故称之为火袄，简称为袄教，俗称拜火教。三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此教为国教，遂盛于中亚。中国南朝梁时及北朝元魏时始知其教。《魏书·西域传》：“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神龟（魏孝明帝年号518—519）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梁书·诸夷传》亦谓滑国（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国邻接波斯，故渐染其俗。袄教东传，先经今新疆南部，由波斯商贾传来。《北史·西域传》谓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都有祀胡天的记载。如《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书·礼仪志》说：“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又说：“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记也。”胡天即指袄教的崇拜天神。看来北魏时传入中国的袄教，有了某些变化，如产生了对神像祈祷等现象。袄教的祭司名为萨甫、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的官名。典客署是掌管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的机构，设这样的官职，反映当时来华胡商中有不少袄教徒。唐朝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袄教的信奉者，袄教也进一步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来华经商的极多，袄教随之在长安、洛阳日益流行。唐代前期及中期，对各种宗教都很尊崇。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袄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袄祠。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有袄祠。另据宋敏求《河南志》及张骜《朝野歙载》：洛阳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坊亦有袄祠，供每岁胡商祈福。地方上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有袄祠。只称祠而不称寺，因袄教主要是在华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政府置萨宝府，设萨宝（正五品）、萨宝府袄正（从七品）等官以掌其祭，皆以胡人充之。袄教一度极盛，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禁毁佛寺，袄祠亦加禁毁，袄僧勒命还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会昌以后弛禁，到宋代还有残存袄祠，南宋以后，中国典籍就不见记载了。

摩尼教是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其教义是揉合波斯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即袄教）、印度传入的佛教和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而成。主要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意为两个本原，指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声称摩尼为光明之代表。“三际”意为三个时期，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认为，光明和黑暗原来是互相对峙着，互不侵犯，两者断然分开，这是初际的情景。但到初际末期，黑暗群魔闯进光明王国，结束了和平的初际阶段，进入激烈斗争的中际时期，自有人类直到现在，都属于中际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到世界被大火毁灭为止，这就标志进入后际时期，那时恢复到初际时的情景，光明和黑暗断然分开，黑暗将永远被囚禁。摩尼教与波斯国教（袄教）相对立，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摩尼教却传播颇为迅速，三至六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武后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摩尼教传入中国。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阁）。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它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的排斥，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只准许胡人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摩尼教自唐传入回鹘，受到可汗尊崇，可汗并自称“摩尼化身”。回鹘人以助唐有功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依仗回鹘的势力，更加推行于唐地。大历三年（768）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大江南北都有它的寺院。清末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在回鹘可汗支持下摩尼教传布的情况。此碑又称摩尼教为“明教”，后来这个称号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时回鹘破亡，会昌废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多在民间秘密传布，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用以组织群众的工具。如五代后梁陈州毋乙、董乙的起义和宋代的方腊起义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末韩林儿、刘福通的起义，用以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就是摩尼教与佛弥勒派的结合。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唐时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五世纪时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flus）是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保护，成立独立教会，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与摩尼教、袄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于中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来长安，将此教传入中国，贞观十二年唐太宗诏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许其传教。高宗时也加以保护，准于诸州各置景寺。初期景教寺因阿罗本从波斯来，我国人称其为波斯寺。唐天宝四载（745）玄宗下令将两京和各地的波斯寺一律改称大秦寺。可见景教寺院不仅建于长安、洛阳，地方府州也有。肃宗时，在两北地区亦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西域人，也有中国居民，并有翻译的经典。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大秦寺僧波斯人景净撰文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明代出土，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的话，以“景”名教，可能是取其与“基督”谐音，又取其光明辉煌之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唐末至两宋，不再见于中国。元代再度传入，被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五代更替和十国兴亡五代是指唐朝灭亡之后，相继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十国是指围绕在五代周围割据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个小国，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虽言五代，称帝的却有八姓，虽仅历时54年却更换了十四个皇帝（后唐三姓，后周二姓，余各一姓）。首尾两代的君主是汉族人，中间3代的君主是沙陀族人。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和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时期和其他三代皆都开封。疆土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十国中九国割据南方，仅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十国与五代并存，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之前，灭亡于五代结束之后。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更替后梁黄巢起义失败后的唐朝，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知名的割据势力不下20支，他们都力图扩大实力。经过不断地互相兼并，逐渐形成了几支较大的势力。在北方，主要是以汴州为据点的朱温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

朱温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叛降唐朝并帮助唐朝镇压了起义军之后，受封为宣武节度使，据汴州。在藩镇相互兼并的战争中，他逐渐扫除了割据于今华北一带的许多武装势力。天复三年（903）又战败称霸秦陇、挟持唐昭宗的李茂贞，消灭了长期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中唐以来的强藩魏博、成德也被迫归附。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元开平。五代时期自此开始。后梁建国后，除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但与宿敌河东李克用连兵不已，境内方镇跋扈依旧，加上朱温私人生活又极为荒淫。乾化二年（912）被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称帝八个月，被其弟梁末帝朱友贞起兵杀死。梁末帝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的战争更为激烈。因连年用兵，暴征于民，激起陈州人毋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义军首领80余人壮烈牺牲，但后梁统治也难以继续。同光元年（923），被后唐李存勖所灭。后梁共经三帝，历时17年。

后唐李存勖是沙陀人，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子。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本名朱邪赤心，世统沙陀部落。因助唐镇压庞勋起义，赐名李国昌。李克用又率部助唐屠杀黄巢起义军，封为河东节度使，进爵晋王，控制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朱温灭唐后，他以拥护唐朝为名，与后梁交战不休。李存勖继承晋王位，继统河东后，攻取河北，累败后梁军，彻底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龙德三年（923）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国号唐，史称后唐，是为后唐庄宗，改元同光。同年，他派兵攻占开封，灭后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不久后唐迁都洛阳，统一华北地区后，又派兵攻灭前蜀。但李存勖大修宫室，宠任伶官、宦官，朝政不修，又任用租庸使孔谦残酷掠夺人民，以至“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①。于是魏州骄兵发动叛乱，在一片混乱中李存勖为部下所杀。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原名邈佶烈，此系赐姓名）继位，是为明宗。他诛杀孔谦，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他在位八年中，战事稍息，农业生产凋蔽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有的小康之世。明宗死，子李从厚继位，明宗养子王从珂起兵夺取了帝位，国内陷于混乱。天福元年（936）明宗女婿石敬瑭攻入洛阳，灭掉后唐。后唐共经四帝，三姓，历时14年。

后晋石敬瑭沙陀人，随后唐明宗打仗，积战功屡任大镇节帅，后为太原节度使。他以太原为根据地，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勾引契丹为助，来抢夺帝位。清泰三年（936）夏，他向契丹上表称臣，并认比他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割幽蓟十六州，愿岁输帛30万匹，换取契丹援助，开始夺取后唐政权。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于太原，国号晋，史称后晋，是为后晋高祖。继而攻入洛阳，灭后唐，迁都开封。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是为出帝，或称少帝。他在主战派景延广等的影呼下，对挈丹不再恭顺。耶律德光在降将赵延寿等协助下，进攻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军攻下开封，俘出帝石重贵，将其北迁，后晋灭亡。后晋共二帝，历时11年。次年耶律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辽帝占领中原以后，不给骑兵粮草，纵使四出掠取，称为“打草谷”，中原群众群起反抗，辽帝被迫引众北还。

后汉刘知远沙陀人，原为石敬瑭部将，后任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时，他广募士卒，有步骑5万，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契丹进入开封，将出帝迂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称帝，自言不忍改晋国号，又恶开运年号，乃用出帝原天福年号，以争取后晋旧臣归附。当辽兵北退后，他统兵南下，是年六月进入开封，诸镇多降，他改国号为汉，史称为后汉，是为后汉高祖。时中原一带，因契丹掳掠而残破不堪，公私困竭。刘知远死后，其侄隐帝刘承佑继位。隐帝不甘受制于将相，杨铘、史弘肇、王章等权臣同日被杀。隐帝又密令杀邺都留守郭威未成，郭威举兵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后汉亡。时乾祐三年（950）。后汉历二帝前后约四年。

后周郭威灭后汉，于广顺元年（951）正月在开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后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改变中国北方的残破局面。周太祖死，养子郭荣（原姓柴太祖内侄）继位，是为周世宗。世宗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革新政治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显德六年（959）柴荣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次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周共经三帝，二姓，历时十年。

十国兴亡前蜀和后蜀王建在唐末据西川东和东川，天复三年（903）受唐封为蜀王，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土富饶，但自后主王衍继位后，朝政浊乱，盛行卖官，赋敛苛重，土荒民怨。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攻灭前蜀。前蜀凡历二主，共割据35年。庄宗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杀董璋，取东川。长兴四年（933）后唐封他为蜀王、东西川节度使。次年盂知祥称帝，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成都。其子孟昶继位后，于契丹灭后晋之际，又得秦、成、阶、凤诸州，拥有前蜀故地。后以君臣奢纵无度，朝政腐败，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后蜀凡历二主，共割据四十年。

吴和南唐杨行密在唐末据淮南28州，景福元年（892）唐封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他一面招合遗散，恢复地主经济，一面选练军队，战必争先。乾宁四年（897）杨行密打败朱温南下的军队，使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暂时稳定不卷入中原混战的漩涡。天复二年（902）他受唐封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杨行密死后，诸子皆政治庸人，大权旁落于部下徐温及其养子徐知诰之手。徐知诰访求贤才，采纳规谏，清除奸猾，杜绝请托，减免赋敛，休兵息民，于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顺义七年（927）杨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吴帝杨溥，吴亡，共历四主，割据46年。徐知诰废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次年改姓名李昪，改国号为唐（徐知诰本姓李，为徐温养子，冒姓徐氏。至此复姓李氏改名昪。自言为唐室后代，故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是为南唐烈祖（前主）。李昪对外结好邻邦，对内整饬朝政，遣使巡视民田，以肥瘠为等定税和调兵派役。史称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升元七年（943）李昪死，其子李璩继位，是为中主。派兵攻灭闽国，占领汀、漳、建、泉等州，加新置秦、筠、剑等州，共辖35州，成为南方大国。因李璟日益骄侈，朝政浊乱，任用非人，赋役繁重，南唐国力迅速衰败。交泰元年（953）李璟献江北淮南14州，去年号，称臣于后周。李璟死，子李煜即位，是为后主（即李后主）。开宝八年（975），宋兵渡江，攻破金陵，后主李煜被俘，南唐亡。凡历三主，共39年。

吴越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又吞并浙东。占有两浙、苏南十三州之地。唐昭宗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后梁封他为吴越王，都于杭州。吴越国土狭小，北邻大国吴及后来的南唐，钱镠戒约子孙，世代结交中原朝廷，以牵制吴及南唐的侵扰。吴越在十国中最为安定，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入朝，降于北宋，吴越亡，历五主，共经86年。

闽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任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王审知继为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统治近30年，他力行节俭，轻徭薄赋，奖励农业，促进生产，开辟海港，发展商业，建立学校，发展文化，境内富实安定。王审知死后，国内常有乱事，政局不稳。继承者都崇信道教巫术，大兴土木，费用不足，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保大三年（945）闽为南唐所灭，凡历七主，共经53年。

楚马殷在唐末割据湖南，被任湖南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楚王，在长沙建造宫殿，专制一方。马殷死后，诸子争立，政局混乱，租赋沉重，农民逃亡。保大九年（951）南唐发兵灭楚，楚历六主，共经56年。

南汉刘隐在唐末任岭南东道节度使，逐步平定那里的一些割据势力，扩大了势力范围以后，据有西自邕州（今广西南宁南）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后梁贞明三年（917），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南汉君主都极其奢侈，而且刑法惨酷，所以南汉统治下阶级矛盾尖锐，境内曾爆发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凡历五主，共经67年。

南平（荆南）高季兴于开平元年（907）被后梁封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阻兵自固。同光二年（924）被后唐封为南平王。故荆南又称南平。南平只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在十国中占地最小，势力最弱，靠征收商税和掠夺过境使者的财物维持财政开支。其统治者向四周称帝各国一概上表称臣，求得赐予。建隆四年（963）南平为宋所灭，凡历五主，共经57年。

北汉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任后汉的太原留守，郭威灭后汉称帝时，刘崇也在太原称帝，占据河东12州，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北汉占地不大，土瘠民贫，勾引契丹为援，以反对后周、北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兵攻克太原，北汉亡，凡历四主，共经29年。

注释①《旧五代史》卷三五《唐明宗纪》一。

第三十八章

契丹的强盛和南扰契丹族出自东胡，西汉时东胡为匈奴所破退保鲜卑山，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开始有历史记载。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从北魏时开始，和中原王朝以“朝贡”的形式，进行经济交往，以名马和毛皮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和纺织品等。当时他们进行交换，是各古代名画个部落独立进行，没有联合起来，没有出现共同的领袖。六世纪中叶以后，契丹受突厥控制，为反抗突厥的统治，各部落渐趋联合。隋唐之际，构成契丹主体部分的八个部落形成了契丹族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首长为大贺氏这一氏族所独占）。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和唐关系相当密切。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部落联盟长窟哥为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承认这些州刺史隶属于松漠都督府，受窟哥统辖。唐和突厥是契丹的两个强邻，随着他们力量的消长，契丹依偎于两者之间。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孙万荣并为唐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岁羽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翔，据营州反，领导了一次和唐朝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前锋，兵至数万。武后遣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击之。契丹故纵唐俘，告以“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唐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契丹设伏兵拦腰横击，擒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等，将卒死者填山谷，唐军大败，全军几尽。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机攻契丹，虏李尽忠、孙万荣眷属，武后封默啜为立功报国可汗。突厥再攻契丹新城，尽俘以归，孙万荣军心震动，唐军夹击，契丹溃败，孙万荣为部下所杀，余众降于突厥。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说明当时契丹族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这一次战争之后，契丹转而依附突厥。开元三年（715），在突厥渐趋衰败的情况下，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李失活再度投靠唐朝，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松漠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通过和婚达到密切政治联系的目的。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将可突干杀部落联盟长李邵固投靠突厥，持续了100年的大贺氏部落联盟结束。经过内部纷争，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前后，契丹将涅里推举遥辇氏阻午可汗为部落联盟首长，契丹族从此进入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直至五代开始阿保机自立为可汗为止，共延续170年。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使，重用胡人安禄山，以致酿成安史之乱。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契丹，先依附于突厥，突厥衰亡后，契丹又被置于回纥的控制之下。从唐朝玄宗天宝年间至九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内，契丹虽受回鹘控制，和唐朝交往并未中断，如代宗大历年间，十四年中，契丹“朝献”竟达十三次。九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新立屈戍可汗重新归附于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九世纪中叶以后遥辇氏部落联盟迅速发展壮大，契丹族正在加速它向奴隶制过渡的过程。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对外战争从掠夺财富和杀戮战俘演变为主要是掠夺人口。据《新唐书》记载，咸通年间（860—873）遥辇氏鲜质可汗对奚族的战争，俘奚人700户。到了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时候曾俘虏7000户奚人，由此可见，契丹族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向奴隶制社会发展。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任契丹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任总知军国事的重要职位，总揽了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后梁开平元年（907），唐朝覆灭的一年，阿保机经“国人推戴”，在遥辇氏部落联盟首长痕德堇死后，取得了契丹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从而结束了遥辇氏部落联盟170年的历史。

阿保机连年四出征讨，不但掠夺了邻近的女真、室韦、奚等族大量人口为奴隶，而且还南下河东（今山西）、河北，俘虏了大批处于封建生产关系下的汉人。契丹族的奴隶制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掠夺人口而迅速发展，基于这种奴隶占有制的政权也在迅速发展。阿保机这个部落联盟首长，实质上已经是奴隶制政权的君主。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继皇帝位，建元“神册”，立长子信为皇太子，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国号契丹。至此，契丹奴隶主政权正式建成。它不仅统一了契丹八部，征服了邻近的奚、誓、室韦等部，并且灭掉了东北的渤海，已是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政权了。

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时常南扰唐、五代北边。不过当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统治幽州时，还能抵挡住契丹统治者的南扰，他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以讨契丹。当霜降秋深，则焚塞下野草以困之，契丹马多饥死。这样一面扼守榆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东山海关）险要，一面焚烧契丹马草的办法，收到定效果，契丹统治者不能大举进扰。后梁末年，晋王李存勖攻克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命周德威镇幽州，周德威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契丹进而占据营、平二州，并曾进攻幽州，危害渐大。不过当后唐庄宗时，定州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反抗后唐，契丹派兵助王都，皆为后唐大将王晏球打败。溃逃的契丹军队投奔村落，村民到处以锄头木棒打死进扰的契丹军。说明在中原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五代的封建政权如能坚决打击进扰者，则契丹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南扰的。

至石敬瑭为乞求契丹耶律德光支持他夺取帝位，不惜称臣、称儿、割幽云十六州另加岁贡帛30万匹。当时连刘知远也进谏：“称臣可以，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石敬瑭不听，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6），耶律德光自将五万骑援石敬瑭，大败唐兵，唐兵死者近万人，被围士卒五万人投降。耶律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之后，石敬瑭割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檀州（今河北密云）、顺州（今河北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邱）、涿州（今河北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河北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马邑镇）、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十六州与契丹。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契丹既得幽云十六州成为南扰中原的根据地，进扰之祸日甚日。如单从地理角度谈，契丹和以后的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割地卖国流毒四百余年。

晋出帝石重贵天福八年（943），因出帝向契丹主称孙不称臣，契丹发兵十余万攻晋，爆发晋、契丹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南扰军，双方死伤很重。契丹军回国，沿途烧杀掳掠，方圆1000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绝灭。

两年后（945）契丹又大举南侵，所到之处杀掠殆尽。出帝征诸道兵，下诏亲征，诸将各率所部奋击契丹军，契丹大败，势如山崩。契丹主弃车，骑一只骆驼逃走，晋、契丹第二次战争，以契丹大败告终。

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仍不断进扰，晋遣天雄节度使杜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等大发兵攻契丹。下诏宣告：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杜威早存卖国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使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契丹也大举攻晋，两军夹滹沱河对阵，杜威不敢渡滹沱河与恒州（今河北正定）军合势，结果为契丹切断粮道及归路，杜威李守贞等密谋投降，派密使入契丹营要求重赏，契丹允其称帝，乃降于契丹，军士皆痛哭，声振林野。耶律德光引兵南下打入开封，晋出帝降，晋亡。晋百官藩镇皆降。

耶律德光服汉衣冠，登正殿，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契丹兵入开封，大肆抢掠。胡兵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数千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开封洛阳一带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又遣使赴诸州括借钱帛，民不聊生，争起抗拒。于是山东、河南等地，农民纷起，“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①。竞起抗击契丹。保义都头王晏和壮士们杀契丹所派保义节度副使和监军。滏阳民帅梁晖袭相州，杀契丹数百人，赶走契丹守将。晋州百姓杀契丹括钱帛使赵熙。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南）王琼起义，围契丹澶州节度使数日，契丹救兵至，王琼失败牺牲。耶律德光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由是无久留之意。

公元947年三月耶律德光被迫北撤，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归。沿途屠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妇女北去，掷婴儿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城中仅存七百余人，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中原，杀人泄忿。他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契丹自谓其国为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晋降将）还镇（镇压民众）三失也。”北撤途中耶律德光死于杀胡林。

此后，契丹统治者还不断南扰，后周时又助北汉攻周，沿边受其劫掠，耕作俱废，周世宗不得不进行收复幽云抗击契丹进扰的自卫战。

注释①《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周世宗的改革和南征北伐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郭威（周太祖）出身贫家，知道民间疾苦。他即位后，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任用贤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停止州县贡献珍贵食物及土特产；免除正税以外的一些苛敛，如斗余（概量之外，又取其余）、称耗（计斤之外，又多取之，以备耗折）等；废除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梁太祖击淮南，掠耕牛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周世宗民甚苦之），并将民间牛皮一律输官，禁止买卖的办法，改为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停废营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耕种。唐末中原驻兵所在皆置营田，募民为佃户，不隶州县，由户部置官总领。强迫编户为营田户，使封建国家纳税户减少，营田收入多被管理营田的官吏侵吞封建国家的营田收入不多），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使封建国家增加了三万多户的纳税户。农民得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提高，收成超过往年。

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继续推进改革。在政治方面如整顿科举，再开制科，注意选拔搜罗人才，破格用人；澄清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修订刑法，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又有新颁敕条，汇编附益，有的已难解释，有的矛盾重复，世宗令大臣整理、注释、删简，汇编为《大周刑统》21卷，想做到刑法不滥；下诏求谏，令臣下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特别是整军工作和严肃军纪对加强军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在后周抗击北汉和契丹联军的高平之战中，大将樊爱能、何徽临阵奔溃，世宗处决了樊爱能、何徽及中级将校70余人，使骄将惰卒无不知惧。高平之战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来充当禁军。高平战后，世宗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留用精锐，选拔特别优异者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勇猛强壮的禁军，“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①，为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周世宗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为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供纳租税。规定如田主三周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房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都相对放宽，如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二。十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二分之一。十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一。招人承佃逃户庄田，和招还逃户回乡，使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有利恢复农业生产。

二为均定田租，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制成《均田图》，颁发州县，下诏均定田租，这是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而采取的措施。元稹在同州时，见到不少民户逃亡，田地荒废。有些近河田地，被河水冲刷，变为沙碛，但农民还要按原来田亩数分摊两税。一些豪富之家，广占田地，“十分地才税二三”。于是元稹建议，除去逃户荒田和被河沙侵吞的土地，把两税税额按现有耕地分摊到田亩中。这样既可免农民分担逃户荒田和河水冲坏田地的租税，也使富豪难于逃避两税，这多少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周世宗认为此法妥善，按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遣使臣34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60州田租，连受历朝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交纳。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两税。因均定田租，具有抑制地方豪弘势力，有利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作用，故宋太祖赵匡胤继续采用它。

三为打击寺院经济势力，唐武宗禁佛毁寺，给寺院经济势力很大打击，但宣宗继位，恢复崇佛，故寺院经济继续发展。五代时各地寺院林立，大量隐匿编户，故郭威曾废开封僧尼寺院58所。世宗继位后，于显德二年（955）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开封、洛阳）、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度人为僧尼，禁止私度。申请剃度出家者，必须是男年15、女年13以上，得到祖父母、父母或伯叔兄的允许，并能背诵或读过一定数量的佛经，否则不许受戒出家。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2694所，废除寺院30336所，批准僧系籍者42444，尼1856。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继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用以铸钱。世宗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记》载镇州有一尊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此像。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铜像面胸，带以制止反对派的反对阻挠。废除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并限制剃度出家，使封建政府控制较多劳动人手，显德六年，世宗以幽、云未复，乘辽内部纷争，下诏亲征，统率水陆大军北伐。遣将自沧州（今河北沧县东）治水道入契丹境，遂通瀛莫二州。世宗乘龙舟，沿流北进，舳舻相连数十里。连下益津关（故址在今河北羁县）、瓦桥关（故址在今河北雄县）、淤口关（故址在今河北羁县信安镇），攻取瀛、莫、易3州17县，契丹守将皆举城降，不到两个月，兵不血刃而取燕南之地。正当周军向幽州胜利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不久世宗死，子柴宗训七岁继位，被赵匡胤取代，建立宋朝。

注释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第三十九章

大唐历史全面解读唐朝最盛时的疆域到底有多大经过唐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至高宗时期，唐朝的疆域东至今朝鲜半岛、库页岛，北达今蒙古及其以北西伯利亚高原，西到今中亚一带，南抵今越南及南海诸岛，成为当时世界上罕有的庞大帝国，使大唐声威远播，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高宗总章（668～669）初平高丽，设安东都护府，治所在平壤（今朝鲜平壤市），统高丽、百济、新罗及靺鞨诸部，辖境相当于今辽宁、吉林及朝鲜半岛一带。

高宗调露元年（679），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治所在宋平（今越南河内市）。统南海诸国及境内诸羁縻州。辖境相当于今越南及南海诸岛。

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地区），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今新疆吐鲁番东高昌故城）。显庆（656～660）、龙朔（661～663）期间平定西突厥并招抚原西突厥诸部落、附属国后，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统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置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西北破城子）。安西、北庭两都护府所辖之地相当于今新疆天山南北、葱岭及其以西直至中亚一带。

贞观二十年（646）灭薛延随汗国，漠北铁勒诸部降服。次年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治所在西受降城（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东南四十里。龙朔三年（663），燕然都护府与瀚海都护府合并，仍称瀚海都护府，统一管理漠北铁勒、突厥诸羁縻府州，治所在漠北回纥牙帐（今蒙古国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一带）。总章二年（669）改称安北大都护府，治所在金山（今蒙古国科布多境内）。安北大都护府辖境相当于今蒙古国及其以北直至西伯利亚高原一带。李唐皇室真的是凉武王李暠的子孙吗据史书所载，李渊自称是西凉武昭王李暠（hào）后裔。李暠生十子，次子李歆为西凉后主。李歆生八子，其第三子李重耳在亡国后投奔南朝宋，任汝南太守。北魏攻宋，李重耳以城归降，遂入魏为官。李重耳生子李熙，任金门镇将，后改镇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李熙生子李天赐，天赐生三子，即李起头、李虎、李乞豆。李虎生李昞（bǐng），李渊即李昞之子。

以上所述李唐皇室的家族世系情况，是出自唐代官修史书的记载，并不完全可信。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认为：李渊自称西凉李暠之后乃是伪托，不足为信。李熙以来的世系情况基本真实，但其镇守武川的说法又不太可靠。李唐皇室自称是西凉李暠之后，其郡望就被视为陇西李氏。这一点经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可能是赵郡李氏徙居柏仁（今河北隆尧西南尧山镇）之“破落户”的后裔，或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庶姓李氏之“假冒牌”。这样看来李唐为陇西李氏的说法亦靠不住。西魏宇文泰入关中时，曾令诸功臣自撰家谱，当时许多人都以关中、陇右诸州为其籍贯，大约李唐在这种风潮下才改郡望为陇西李氏。

实际上，李唐皇室还具有一些少数民族血统。陈寅恪先生考证：李唐的男系祖先为纯粹汉人，但就其“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李渊及其子孙具胡族血统成分为不争之事实。实际上，在民族大融合时期，此类情况非常普遍，很难说哪一个家庭是纯粹的汉族血统。李唐皇室与北周皇室有何种亲属关系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政权均是以关陇集团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李唐皇室是关陇集团中的首要成员之一。这些首要成员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婚姻关系。

李渊的祖父李虎为西魏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其子李昞娶另一八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第四女，生唐高祖李渊，后被唐追尊为元贞皇后。独孤信的长女嫁宇文泰的长子周明帝宇文毓（557～560在位），后被立为周明帝皇后。所以李晒与周明帝是连襟关系。李渊娶北周上柱国窦毅之女窦氏为妻，生唐太宗李世民。而窦氏之母为宇文泰之女，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则窦氏是周武帝的外甥女，李渊为周武帝的外甥女婿。李渊之妻窦氏是个见识不凡的奇女。隋文帝取周而代之，窦氏曾愤怒地说：“可惜我不是男子，不能帮助舅父以成大业。”嫁给李渊后，对李渊在政治上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大业九年（613），窦氏在涿郡（今北京西南）去世。李渊称帝后，追封窦氏为太穆顺圣皇后。唐高祖李渊是怎样积聚和壮大实力的大业（605～617）末年，因隋炀帝的暴政，引起天下大乱，农民军遍地而起，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离心离德。李渊在此时暗中积聚和壮大自身实力，待时机成熟便公开打出反隋旗号。

古人射龙大业九年（613），李渊担任弘化镇（今甘肃庆阳）留守，兼领关西诸军事，此时他看到天下大乱，于是便暗中交结豪杰。大业十一年，李渊任山西（今太行以西）、河东（黄河以东）抚慰大使，率部镇压山西、河东农民起义军。李渊击溃了绛郡（今山西绛县）的农民军，收降了数万之众加入他的部队。大业十二年，李渊被任为太原留守。李渊对这个任命十分满意，更加积极地做反隋的准备。当时太原的形势比较严峻，北有突厥虎视眈眈，南有历山飞（即魏刀儿）率领的农民军正在迅猛发展。针对此种形势，李渊制定了北和突厥，南击历山飞，稳固太原的战略方针。这年底，突厥南下侵扰，李渊虽然击败了突厥的进攻，但他仍对突厥采取谦恭甚至屈辱称臣的办法尽力和突厥保持友好关系。北和突厥的同时，李渊击溃了历山飞农民军，收降了大量溃散的农民军，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李渊本来就喜欢交结人物，任太原留守后，更加留意网罗人才，积极进行组织准备。李渊还指使远在河东的长子李建成“潜结英俊”，近在身边的次子李世民“密接豪友”。李渊父子结纳的关陇士族和英俊豪杰主要有下列一些人：裴寂，时任晋阳宫副监；刘文静，时任晋阳县令；刘世龙，时为晋阳县晋阳乡乡长；赵文恪，任鹰扬府司马；张平高，鹰扬府校尉；李思行，避罪居太原；李高迁，隋末客居太原；许世绪，鹰扬府司马；钱九陇，原为官奴隶，投靠李渊；唐俭，劝李渊父子创“（商）汤、（周）武（王）之业”，受到李渊器重；长孙顺德，避辽东之役逃匿太原；刘弘基，避辽东之役，亡命太原；殷峤，隋末任太谷（今属山西）县长；刘政会，太原鹰扬府司马。上述诸人在晋阳起兵和定鼎关中的战斗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建立了赫赫战功。唐朝建立后均被称为“元从功臣”。

经过多年暗中积累和壮大实力，当隋朝在各地农民起义军的猛烈冲击下即将分崩离析之际，李渊于大业十三年七月在太原起兵，公开打出了反隋旗号。《旧唐书》是如何赞扬唐高祖的皇后窦氏的唐高祖的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今陕西兴平东南）人。她是隋朝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她的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后妃传》称赞她自幼聪明过人，性情贤淑，深明大义，且有远见卓识。她不仅是个贤妻良母，还是一位女中豪杰。

窦氏是周武帝的外甥女，很受舅舅喜爱，所以从小就生活在宫中，受到了公主的待遇。据说她出生时就发长过颈，三岁时头发就长得和她身体一般长了。她聪明好学，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

古代人物北周武帝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政治家，当时出于政治目的，娶了突厥族女为皇后，但并不宠爱她，皇后一度遭到冷落。窦氏年纪虽小，却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有一天，她悄悄地对其舅说：“您作为天子，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现在突厥很强大，如果我们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江南的南朝和关东的齐朝就威胁不了我们了。希望陛下能多关心关心皇后。”武帝听后，恍然大悟，直夸窦氏见识不凡。

对于窦氏的婚嫁，父亲窦毅和母亲襄阳长公主十分重视，为了给她找到一个才干出众的女婿，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选婿的好主意，在府门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然后让来求婚的贵族子弟以此为箭靶，凡能射中孔雀双眼的，就把女儿嫁给他。来了数十人都没射中，后来李渊（即后来的唐高祖）两箭各中一目，于是就把窦氏许配了他。周武帝亲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窦氏过门后，与李渊相敬相爱，生活得很和谐，连她写的字也和李渊写的很相像，其他入根本就分辨不出来，而且她还写得一手好文章。

公元578年，周武帝去世，窦氏悲痛欲绝。公元581年，隋文帝代周建隋。窦氏对此非常不满，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

隋炀帝即位后，喜好声色犬马。当时任扶风太守的李渊，正好有几匹骏马，窦氏就劝他献给隋炀帝，还说：“这样的好马留在身边，被小人报告了恐怕会坏事。”但李渊舍不得。后来果然因此遭到了处罚，李渊这才想起窦氏的话，于是便搜求良马鹰犬献给皇上，隋炀帝果然很高兴，很快就提升他为将军。这时窦氏（去世时仅四十五岁）已经去世了，李渊十分悲痛地对儿子们说：“如果早按你母亲说的办，我早就坐到这个位置上了。”唐高宗上元元年（674），给窦氏上尊号为太穆顺圣皇后。唐高祖共生几子?其结局如何根据《旧唐书》记载，唐高祖李渊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其中太穆窦皇后生四子，即隐太子建成、唐太宗李世民、卫王玄霸、巢王元吉。其他妃嫔又生有十八子，分别是楚王智云、荆王元景、汉王元昌、酆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礼、韩王元嘉、彭王元则、郑王元懿、霍王元轨、虢王凤、道王元庆、邓王元裕、舒王元名、鲁王灵夔、江王元祥、密王元晓、滕王元婴。

隐太子李建成，是唐高祖李渊的嫡长子。在起兵反隋和建唐之始，建立了大功，被立为太子。后他在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败，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死后，追封息王，谥号“隐”，故又称隐太子。

唐太宗李世民是高祖次子，公元626～649年在位。在唐朝的建立和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李世民作为主要的军事统帅，东征西讨，削平海内，功勋卓越，威望极高。他在位期间，以隋亡为鉴，虚怀纳谏，任人唯贤，注重吏治，使社会安定，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疆域扩大，史称“贞观之治”。

卫王玄霸是高祖三子，自幼聪慧，但早年夭折。建唐后，追封为卫王，谥号“怀”，史又称卫怀王。

巢王元吉是高祖第四子。他为人骄奢，好游猎，在建唐之初，曾丢失太原，致使刘武周进逼关中。后随太宗平王世充、刘黑闼等有功。但他嫉妒李世民，联合隐太子建成多次想谋害李世民。后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死后，追封海陵王，谥号“刺”，又改封巢王，故史又称巢刺王。

楚王智云是高祖五子，本名稚诠。李渊太原起事后，李建成以智云年幼，遂转托他人抚养。后他被隋朝官吏捕获处死，时年十四岁。建唐后，追封为楚王。

荆王元景是高祖第六子。武德三年（620）封赵王，后迁荆王。永徽四年（653），因与房遗爱谋反被赐死。

汉王元昌是高祖第七子。他从小好学，勇武有力，善于骑射，精通书画。武德三年封鲁王，后改封汉王。他兼任梁州都督时，在地方多为不法，被太宗斥责。后与太宗之子太子承乾图谋造反，被处死。

酆王元亨是高祖第八子。武德三年封酆王。贞观年间，累迁散骑常侍、金州刺史。贞观六年（632）病死。

周王元方是高祖第九子。武德四年受封。贞观二年，授散骑常侍。次年病死。

徐王元礼是高祖第十子。他从小知书达理，善骑射。武德四年封郑王，贞观六年任郑州刺史，转封徐王。十七年转任绛州刺史，政绩斐然。永徽四年，授司徒，兼任潞州刺史。咸亨三年（672）病逝。

韩王元嘉是高祖第十一子。其母宇文昭仪，即隋朝武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女，生前很受高祖宠爱。元嘉从小好学，工书画，藏书万卷。武德四年封宋王，后又迁徐王、韩王。武则天把持朝政后，封元嘉为太尉，历任定州、绛州刺史。后韩王联络越王李贞等宗室密谋起兵反武，被武则天处死。

彭王元则是高祖第十二子。武德四年封荆王，贞观十年改封彭王。他历任豫州、遂州、澧州等州的刺史和都督，颇有政声。高宗永徽二年病逝。

郑王元懿是高祖第十三子。他自幼好学，武德四年封腾王，贞观十年改封郑王。历任郑州、潞州等地刺史，多次审断大狱，处理公允，声誉很高。高宗咸亨四年病逝。

霍王元轨是高祖第十四子。他自幼多才多艺，为高祖所疼爱。武德六年封蜀王，两年后转封吴王，贞观十年改封霍王。他历任寿州、绛州、徐州等地刺史，入朝供职，多次上书针砭时弊，为高宗所重。武则天把持朝政后，他因参与越王李贞等密谋起兵，被流放到黔州，在途中病死。

虢王凤是高祖第十五子。武德六年封豳王，贞观年间改封虢王。贞观时他历任邓、虢、豫等州刺史，高宗时转任青州刺史。上元元年（674）病逝。

道王元庆是高祖十六子。武德六年封汉王，八年改封陈王，贞观十年改道王。他历任赵、豫、滑、徐、沁、卫等州刺史，政绩显著。高宗麟德元年（664）病逝。

邓王元裕是高祖十七子。贞观五年封郐王，十一年改封邓王，历任邓、梁、黄等州刺史。元裕好学，善讲名理，常与卢照邻等名士交往。高宗时他又历任寿、襄两州刺史和兖州都督。麟德二年病逝。

舒王元名是高祖十八子。贞观五年封谯王，十一年改封舒王，历任寿、滑、许、郑等州刺史。他性情高远，为人庄重，门庭清净，家教谨严。高宗多次想任命他为大州刺史，他都坚决不受。垂拱（685～688）年间，他历任青、郑两州刺史，为政清明，政绩显著，被加授司空。永昌（689）初，被酷吏丘神勣陷害致死。中宗神龙初年（705），追封司徒，恢复爵位。

鲁王灵夔是高祖十九子。他擅长音律，工于书法，聪颖好学，享有美誉。贞观五年封魏王，十年改封燕王，任幽州都督。十四年改鲁王，任兖州刺史。后历任隆、绛、滑、定等州刺史。垂拱四年，他与韩王元嘉等密谋起兵反武，响应越王李贞，事情泄露后被发配振州，自缢而死。

江王元祥是高祖二十子。贞观五年封许王，十一年改封江王。后历任苏、金、鄜等州刺史，为政贪婪不法，喜聚敛钱财。永隆元年（680）病死。

密王元晓是高祖二十一子。贞观五年封王。九年任虢州刺史，后历任泽、宣、徐州刺史。上元三年（676）去世。

滕王元婴是高祖第二十二子。贞观十三年封王。十五年任金州刺史。永徽年间元婴骄奢放纵，行为不检，多次被高宗警告。后又任苏州刺史、洪州都督，因数次违犯法律被削夺爵位封邑。后又起任为寿州刺史、隆州刺史和梁州都督。文明元年（684）去世。李建成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李渊起兵反隋、夺取天下初期，李建成和李世民一起率军东征西讨，都建有军功。武德元年（618），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便很少统兵出战。在文才武略上他确实不如李世民，所以建唐之后李世民担当了平定天下的重任。这样就使李世民建立了极高的威望，把握了军权，还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开始觊觎太子之位。太子建成本来就对李世民非常嫉妒，在感到威胁后，担心太子之位不保，于是就联合四弟齐王李元吉，共同对付李世民。他们多次密谋，想杀害李世民，但没有成功。最后，李世民经过周密准备，在玄武门发动军事政变，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的箭下。

分析李建成失败的原因，除了自身才力不如李世民外，李世民潜在的军事实力也是李建成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但是就京城内的军事力量来说，李建成一方还是占有优势的，除了太子东宫本身的军事力量外，还有齐王府的军事力量支持，而李世民一方只有秦王府的兵力可以动用。这就是当政变爆发以后，秦王府的军队在战斗中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

李世民深知自己的弱点，因此抢先发动政变，夺取斗争的主动权。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使李建成缺乏准备，事出仓促，因而在玄武门授首。李建成、李元吉被杀后，群龙无首，虽然兵力占优势，但当这些士卒知道首领已经被杀后，马上作鸟兽散，完全丧失了继续战斗的勇气。

李建成之所以失败，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听不进去正确的意见。事后，魏征曾经对李世民说过，如果先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祸了。可见，魏征在政变前曾向李建成提出过具体建议，但被李建成所拒绝。此外，在政变前夕，宫中的张婕妤也向李建成通报了李世民将要发动政变的消息，也没有引起重视。同时，李元吉也建议在这关键时刻，应该勒兵不出，以观局势的变化，但李建成自以为兵力雄厚，加之玄武门守将也是他的人，所以拒绝了这些正确的建议。所以说李建成个人素质不如李世民，也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唐高祖第三子李玄霸在小说中的形象是什么李玄霸（599～614），字大德，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儿子。根据《旧唐书》记载：李玄霸幼年时聪明懂事，可不幸早年夭折了，只活了十五岁。当李渊起兵反隋，建立李唐王朝后，追封李玄霸为卫王，谥号“怀”，所以史书上也称他为卫怀王。但是在后人所写的演义和小说中，李玄霸不仅被改名为李元霸，而且被塑造成一个少年豪杰，时称“天下第一英雄”。

清人褚人获所著的《隋唐演义》及《说唐》等小说中，李元霸是一个天生神力、有勇无谋的鲁莽英雄。他先是在太原行宫，与隋炀帝麾下号称“天下第一好汉”的勇将宇文成都比武，结果几个回合，李元霸就把宇文成都打得落花流水，从此一战成名。后来当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横扫各路割据势力和起义英雄的时候，李元霸时常作为先锋出战，以一双金锤打遍天下无敌手，是建唐的第一勇将，为李唐王朝最终夺取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他后来逐渐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性格暴躁，杀人无数。最后他竟然以锤砸天，而惹天怒，被落下的自己的金锤击中脑袋打死了。当然，这些小说演义中的故事本子虚乌有，是为增加阅读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而后人演绎编造出来的。唐高祖第四子李元吉是什么样的人李元吉（603～626），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四个儿子，小字三胡。隋朝大业十三年（617），时任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反隋，由长子建成和次子李世民分统左右两路大军进军关中，而四子李元吉则留守太原。武德元年（618）李元吉被封为齐王，兼任并州总管。李元吉生性好动，喜欢狩猎，常对人说：“我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能一天不打猎。”他不爱惜百姓，纵容部下欺凌乡里，贻害民田，作恶地方，所以声誉很差，经常受到高祖的斥责。

武德二年，割据朔州的刘武周勾结突厥进攻太原，高祖派右卫将军宇文歆辅助李元吉镇守并州。但李元吉不修武备，不训练士兵，不做防御，整日只顾自己纵欲游猎，宇文歆多次规谏他也不听。结果当刘武周大兵压境时，李元吉见势不妙，就弃城而逃了，使刘武周很快就占领了河东，进逼关中。次年，秦王李世民率军打败刘武周，才收复失地，解除了威胁。自此，高祖再也不让李元吉单独领兵了。后来，李元吉跟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立有军功，进封为司空。武德六年被授予隰州总管。

武德九年，李元吉和李建成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李世民。李元吉生性残忍，他屡次建议建成除掉李世民。于是，他们先乘高祖出外巡行的时机想发动政变，杀死李世民，结果事情泄露没有成功。后来他们又邀请李世民赴宴，在酒里下毒欲毒死李世民，又没有达到目的。

武德九年，突厥南下犯边。齐王李元吉和太子建成想乘机由李元吉取代李世民统军北上，借此削夺秦王兵权，进而杀害李世民。不料，他们的部下将计划向李世民告密，李世民先发制人，率众埋伏在玄武门，发动政变，一举击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夺取了帝位继承权。李元吉被杀后，被追封为海陵郡王，谥号为“刺”，后又改封为巢王，所以历史上通常把他称为“巢刺王”。《旧唐书》为什么将平阳公主写入了开国功臣中平阳公主（?～623），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她是窦皇后所生，柴绍的妻子。隋末，李渊在太原将要兴兵起事的时候，平阳公主和她的丈夫柴绍当时都在长安，李渊就秘密派使者召他们前去。柴绍对公主说：“您父亲将要举义旗，为国家扫除患难，我去太原响应他。咱们不能一同去，但我走了，怕于你有后患。”平阳公主说：“你古代竹林应该马上就去，我是个妇道人家，事到临头也容易躲藏，到时一定会有办法的。”于是，柴绍便偷偷从小路前往太原参加起事。平阳公主随即也离开长安，回到在郡县的司竹园老家，大散家财，招募了一支几百人的军队，率先在关中起兵响应父亲李渊。

在司竹园当时还有一支部队，以胡人何潘仁为首。他聚众作乱，自称总管。平阳公主觉得他可以争取，就派家奴马三宝前去说服。结果何潘仁诚心归附，平阳公主收编了这支部队后声势大振，遂率领部下一举攻下了鄂县。接着，她又派马三宝游说长安附近的武装首领李仲文、向善志、丘师利等，与他们联合进攻隋军，以响应李渊入关。

平阳公主率军先后攻克了周至、武功、兴平等地。每到一地，她就发布命令，禁止士兵侵掠百姓，所过之处，秋毫无犯，所以深得民心，百姓纷纷前来投奔，很快就拥众七万。公主派人从小路报信给父亲李渊，李渊知道后十分高兴，立即率军渡过黄河，并派柴绍带领几百骑兵，赶赴华阴，到终南山脚下去迎接公主。不久，平阳公主率领一万多精兵与李世民主力会师渭北。之后，公主和丈夫各统领一支部队，建立了自己的战斗指挥机构，共同围攻长安。平阳公主率领的军队号称“娘子军”。攻克长安后，李渊建立唐朝，她被封为平阳公主。因为平阳公主为建立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每次赏赐，都比其他公主优厚得多。

武德六年（623），平阳公主去世。高祖十分悲痛，下诏破例以军礼下葬。负责礼乐的太常以从来无用军乐为女性送葬为由表示反对，高祖说：“过去，公主在司竹园举兵起义时，曾亲自击鼓助威，为唐朝大业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不是一般女人能比的，为什么不可以用军乐送丧?”于是，增加军乐为平阳公主举行了葬礼，以表彰她的功勋。正因为平阳公主在建唐过程中有卓越功绩，所以史臣修纂《旧唐书》时，把她也列入了唐朝开国功臣之中。晋阳起兵的真相如何隋末，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隋炀帝的统治摇摇欲坠。此时，李渊父子起兵于太原，攻克长安，歼灭群雄，建立了唐王朝。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是这一行动的起点，那么其真相如何呢?

有关唐朝的史书，大多说唐太宗是晋阳起兵的关键人物，其父李渊是被迫起兵，是被李世民拉上反隋的大船。根据记载：先是李世民与刘文静密谋，打算乘虚入关，号令天下，继而世民又派裴寂说服李渊，迫使李渊同意举兵。李渊被描写成一个遇事缺乏主见，胆小怕事的无能之辈。

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大业七年（611），隋末农民起义刚刚开始，李渊看到天下即将大乱，就已产生了反隋的想法。大业九年，李渊就曾与隋大臣宇文士及讨论过举兵反隋之事。李渊的妻兄窦抗曾劝李渊乘便起兵，当时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叫窦抗慎言不要泄密。大业十一年，夏侯端也曾劝李渊起兵，李渊同意夏侯端的分析，但仍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不可轻举妄动。武则天之父武士彟也向李渊进献过兵书和符瑞，并劝他尽快举兵，李渊告诉他不要多言，以免泄密，如果将来起事成功，则共享荣华富贵。而且李渊在正式举兵前，一方面大量招揽人才，另一方面又收编了许多农民军。可以说李渊不但是晋阳举兵的首谋，而且为此做了十分周详的准备，这才为后来顺利进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李世民在晋阳起兵的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结交了一批豪杰，招募了一些士兵，在策划举兵的过程中果敢而无所畏惧。但是他并不是晋阳举兵的首谋者，其父李渊老成持重，深谋远虑，是一位富有经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

为什么有关史书要把李世民写成晋阳起兵的主要决策者呢?这和后来的“玄武门之变”有关。“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得了胜利，也掌握了修史的权力。在事变中，李世民杀兄戮弟，逼父让位，这种行径与封建伦理格格不入，李世民要为自己辩护，最好的办法便是颂扬自己的功绩，夸大自己在晋阳起兵中的作用。既然连晋阳起兵这样的重大功绩都是由自己做出的，加上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的功绩，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中获取帝位也就无可指责、顺理成章了。后来的史书大都沿用了经李世民篡改史实后的说法，于是才产生了谁是晋阳起兵首谋的疑问。“玄武门之变”是什么性质的事件“玄武门之变”是唐高祖次子李世民与长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宫廷政变。李唐建国，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留在京城帮助李渊处理政务。李世民封为秦王，继续领军进行全国统一战争。由于李世民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先后率军打败了薛举、薛仁杲父子、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在统一战争中建立了巨大的功勋，加上他在晋阳起兵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李世民的声望是无与伦比的。与此同时，秦王手下聚集了大批谋臣猛将，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因而逐渐萌生了染指皇权的野心。秦王巨大的声望和强大的势力，使得皇太子李建成感到皇位继承权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便与其四弟齐王李元吉逐渐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王。李元吉之所以愿与太子结盟，是基于下面的考虑：先联合太子打败秦王，然后再将太子一脚踢开取而代之。这样在唐初政坛上便出现了太子（东宫）集团和秦王（府）集团两大势力，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基本结束，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与激化。太子与齐王串通后宫张婕妤、尹德妃等，在高祖面前谗毁秦王，高祖对此则态度暖昧，左右为难。一方面，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他不能损害秦王的地位；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违背封建正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改立太子。他也曾采取措施试图调解兄弟三人之间的矛盾，但没有任何效果。由于太子与秦王的争斗，在朝臣中也形成支持太子和支持秦王的两大派。

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入寇边防，太子建议齐王率军出征，并要求调秦王府尉迟敬德等将领随行，想乘机控制秦王府精兵，然后谋害秦王。秦王在此危急形势下，决定提前下手。六月四日，通过已被收买的太子旧属常何（玄武门守将），李世民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十人伏兵于玄武门（唐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为全城制高点），以待太子、齐王入宫。太子、齐王当时入朝行至临湖殿，察觉有变，调转马头准备返回东宫。李世民从后面追赶并喊他俩停下，元吉在马上张弓欲射秦王，但由于惊慌，三次都不能把弓拉满。秦王张弓搭箭，建成应弦落马，死于非命。元吉被乱箭射伤，尉迟敬德赶上去将他杀死。高祖当时正在宫中与萧璃、陈叔达等划船游乐，听到“玄武门之变”的消息，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萧瑀、陈叔达劝高祖承认既成事实，立秦王为皇太子，以免祸及自身。高祖不得已，遂下诏立秦王为太子，八月传位李世民，这就是一代明君唐太宗。次年正月改元贞观。

“玄武门之变”究其实质是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而发生的一次宫廷政变，对双方来说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是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太子被描写成一个庸劣无能，忌功妒能，好色无耻的人物。他屡次加害李世民，李世民迫不得已，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举兵将其诛杀，把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说成是一场正义的锄奸行动，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唐太宗作为政变的胜利者，自然也就掌握了修史的权力，因此对自己自然要极尽美化，而对失败者则大加贬斥诬蔑。事实上李建成也是一个具有相当才能的人物，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也有相当的功绩。还应指出，由于李世民具有比李建成更高的才能，即位后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措施，使唐朝很快强盛，出现了“贞观之治”的良好局面，所以他的即位是值得肯定的。由于这个原因，唐太宗发动的这场政变历来就没有引起史家的非议。唐太宗共有几子?其结局如何据载，唐太宗李世民共有十四个儿子。其中皇后长孙氏生有三子：恒山王李承乾、濮王李泰和唐高宗李治。其他的后宫妃嫔生有十一个儿子，分别是第二子楚王李宽、第三子吴王李恪、第五子庶人李祐、第六子蜀王李愔、第七子蒋王李恽、第八子越王李贞、第十子纪王李慎、第十一子江王李嚣、第十二子代王李简、第十三子赵王李福、第十四子曹王李明。

恒山王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自幼聪颖，太宗即位后就被立为太子。贞观九年（635）唐高祖病死后，太宗居丧，承乾受命处理日常政务，颇识大体，很得太宗宠爱。之后每当太宗出游巡狩，就让承乾留守监国。但随着承乾的日益长大，开始沉迷于声色，耽于游猎，挥霍无度。并有谋反的打算，贞观十七年（643），被废为庶人，流放到黔州，不久就死了。

楚王李宽是唐太宗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不久就过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但不幸童年夭折。贞观初年，追封为楚王。

吴王李恪是太宗三子。武德三年（620）被封为长沙郡王，后又迁为汉王、蜀王、吴王。李恪善于骑马射箭，又通文史。太宗认为他很像自己，对他十分疼爱，甚至在废了承乾后，一度想立他为太子，但因为长孙无忌的反对而作罢。因为吴王在宫中和朝官的心目中威望很高，长孙无忌为了巩固李治的太子之位，断绝吴王的众人之望，就诬告李恪与房遗爱等谋反，把他处死了。

濮王李泰是唐太宗第四子，也是长孙皇后嫡出的第二子。他从小聪慧机敏，写得一手好文章，历封宜都王、卫王、越王、魏王。李泰在性格举止上很有父风，倜傥不群，礼贤重士，喜好文学，在魏王府中开文学馆招纳文士，声誉很高，很得太宗的欢心。后来他自恃宠爱欲争夺太子之位，用心阴险，私自培植势力，事情败露后，被贬为东莱郡王，后又封为濮王。永徽三年（652）病死在郧乡，时年三十五岁。

李祐是太宗第五子。武德八年（625）被封为宜阳王，同年改封楚王。贞观时改封燕王、齐王，兼领齐州都督。他行为乖张，在齐州私自招募剑客，与群小为伴，田猎害民，行为不法。太宗多次下诏斥责，并派官员辅佐规谏。李祐自以为不受宠爱，又不甘心受限制，遂起兵谋反，但很快就被擒赐死。

蜀王李愔为太宗第六子。贞观五年（631）被封为梁王，后改封蜀王。他性情顽劣，行为不法，常无理殴打下官，又狩猎无度，纵欲无节，被太宗斥之为禽兽不如，贬为黄州刺史。永徽四年因受吴王李恪的牵连，被贬为庶人，徙居巴州，后改封涪陵王，乾封二年（667），病死。

蒋王李恽是太宗第七子，贞观五年封为王，后改封为蒋王，兼任夏州、相州刺史等职。高宗上元年间，有人诬告他要造反，遂惶恐自杀。死后赠官司空、荆州大都督。

越王李贞是太宗第八子，初封为汉王，后改封原王、越王。他擅长骑射，精通文史，颇有才干。武则天执掌朝政时，越王李贞与韩王元嘉、霍王元轨等密谋起兵匡复李氏江山。垂拱四年（688），联合诸王起兵，兵败自杀。

高宗李治是太宗第九子，是长孙皇后嫡出的第三子。他性格懦弱，贞观五年被封为晋王，贞观十七年立为太子，贞观二十三年即皇帝位，死后葬乾陵。

太宗的第十子叫李慎，贞观五年被封为申王，后又改封为纪王，并兼任州刺史。他为政清明，勤俭爱民，声誉很好，从小就聪明好学，经通文史，在皇族中与越王李贞同以文采出众而知名。高宗永徽年间，他历任左卫大将军、荆州都督等职。越王李贞起兵反武失败后，他也受到牵连，被流放到岭南，在途中病死。

江王李嚣是太宗第十一子，贞观五年封王，次年夭折。

代王李简是太宗第十二子，贞观五年封王，同年病死。

赵王李福是太宗第十三子，贞观五年封王。十八年被封为秦州都督，二十三年兼任右卫大将军。高宗咸亨元年（670）病死。

曹王李明是太宗第十四子，贞观二十一年封王。高宗显庆年间任梁州都督，之后又历任虢州、蔡州等州刺史，永昌元年（689），武则天以其与章怀太子李贤通谋造反为名，把他贬为零陵郡王，后被逼自杀。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是如何协助他治理国家的长孙氏（601～636），河南洛阳（今洛阳市）人，北魏拓跋氏的后裔。其父长孙晟，隋朝的右骁卫将军，早亡，所以长孙氏和她的哥哥长孙无忌都是由舅父高士廉悉心教养长大的。她自幼好学，知书达理。十三岁就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即位后，她被册封为皇后。长孙氏深明大义，富有远见。“玄武门事变”前，她一面积极在宫中活动，拉拢唐高祖的妃嫔为李世民说好话，一面参与密谋，请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以及尉迟敬德等鼎力协助李世民。后古代皇帝来李世民一举成功，夺取帝位，真切地感到长孙氏是一位有头脑、有能力的贤德夫人，是他的“内良佐”、贤内助。从此以后，唐太宗非常注意听取皇后的意见。长孙皇后进行规劝和进谏时，也很注意礼节和方法，因此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有一次，太宗与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出嫁，太宗因为给她准备的嫁妆超过了长公主的标准，遭到魏征谏阻和批评。太宗回宫后很恼怒地说：“朕的女儿怎么能和先帝的女儿相同呢?”还决定处死魏征。长孙皇后听后就正色进言说：“我以前听说陛下十分看重魏征，今日终于知道原因了。魏征敢于进谏，不徇私情，维护大义，真是社稷的忠臣啊。我们结为夫妇已这么多年了，我有时还不敢直说。魏征却敢于冒颜上谏，真是难得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希望陛下能好好考虑。”皇后因此还特意派中使赐给魏征五百匹帛，以示奖励。

还有一次，开国元老宰相房玄龄因很小的过失就被太宗免官归第。长孙皇后就对太宗说：“房玄龄久事陛下，屡次参与奇计密谋，为社稷立下大功，如果他没有什么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轻易贬逐。”太宗听后，也为自己的冲动感到后悔了，于是马上召回了房玄龄。

长孙皇后的进谏只是对唐太宗善言规劝，她从不参与政事的决策，自己做事一向注意掌握分寸，进退得体，同时她又不许自己的亲戚入朝专权。太宗要封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为宰相，她再三恳求太宗收回成命，还要哥哥主动推辞。她还把古代妇人的善事义举编集成了一部十卷的书，即《女则》，用来规谏后宫的妃嫔、宫人。

长孙皇后在历史上声誉一直都非常好，但不幸的是，她只活了三十六岁就去世了。临死前还一再叮嘱要薄葬，并劝唐太宗要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去谗言；减劳役，少巡游。死后被追尊为文德皇后。唐太宗的妃子徐氏为什么受到史家的赞扬唐太宗妃子徐氏，名惠，素有才华。史籍上说她生下来五个月就会说话，四岁就通晓《论语》、《诗经》，八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了。她的父亲把她写的文章编成集子，竟然广泛流行于世。后来唐太宗知道了徐惠的才名，便召她入宫，做了才人（唐代妃嫔，正五品）。她在宫中仍然十分好学，读书不辍，手不释卷。写起文章更是文不加点，一挥而就，而且行文流畅，辞藻华美。不久她又被册封为充容（唐代妃嫔，正二品）。

徐氏看到贞观末年对外战争频繁，太宗还大肆修建宫殿、行宫，老百姓的赋役和徭役有所加重，生活困苦，于是便以一篇非常有名的谏书，劝告唐太宗要减轻百姓负担，因此而受到了历代史家的赞扬。徐妃的谏书说：“陛下东征高丽，西拓疆土，兵马损失严重，物资供给艰难，不仅造成了人口的大量减员，还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致使人民疲惫，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这都是乱世的征兆啊，希望陛下慎重考虑。”又说：“陛下您修建翠微、玉华等宫，虽然说是依山傍水，不用太多的建筑材料，但还是需要大量的人力，不能不说是劳民。有道是：‘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她还说：“构建技巧都是丧国的工艺，金玉珠宝都是麻痹本性的毒药。这些奢侈浪费的事情不能不禁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整篇谏书词义精巧，用心良苦。作为后宫妃子的徐氏能关心时局，写出如此中肯的谏书，非常难得，太宗看了这篇奏章后很高兴，赐给了她许多东西，以示表彰。

太宗驾崩后，徐妃哀思成疾，不肯吃药接受治疗，说：“生前太宗待我恩厚，死后我应该去照顾他。”她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后被追赠为贤妃，并陪葬昭陵。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的原因何在依照封建法统，皇位是由嫡长子或嫡长孙承袭的，但他们是否具有政治才能，能否守住基业，这也是封建帝王所关心的，某些杰出帝王为选好继承人，可谓煞费苦心，殚精竭虑。太宗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就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

太宗长孙后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承乾有足疾，九子晋王李治为人懦弱，皆为太宗所不喜。第四子魏王李泰好文学，有才干，深得太宗宠爱。魏王因太宗宠爱而骄横无礼，并且企图夺取皇太子之位。太子承乾为了保住太子之位，与魏王矛盾很深。太宗本来对承乾抱有厚望，为他慎择师傅，加以教诫。无奈承乾并不争气，喜好声色，漫游无度，太宗知道后，深为忧虑，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而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魏王。太子因失宠而对太宗产生怨恨情绪，他便勾结汉王元昌（太宗之弟），驸马都尉杜荷等企图谋反。被人告发，太宗将他废掉。

承乾被废，最有资格做太子的是魏王和晋王。魏王为了争取太子之位，积极活动，而且还出面威胁晋王不要跟他竞争，否则后果自负。晋王受到威胁后，十分忧虑，被太宗察觉。太宗追问原因，晋王如实禀告。太宗十分震怒。

太宗召集大臣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商议立储之事，太宗十分伤心，表示立储之事扰得他十分痛苦，并且抽佩刀欲自刺，长孙无忌等冲上去，夺下佩刀，问太宗欲立谁为太子。太宗说：“我想立晋王。”长孙无忌等立即表示拥护。

唐太宗之所以立晋王为太子，是经过仔细权衡的，虽然他对晋王并不满意。第一，魏王与承乾争夺皇位，结下深仇，如果魏王继位，必然会杀掉承乾，甚至连晋王的性命也不能保住。而晋王为人仁弱，又没有积极争取帝位，他继位后，承乾和魏王便无性命之忧。第二，魏王阴谋夺取太子之位，如果立了他，就会给后世子孙树立一个“太子之位可以经营而得”的先例，这是不适宜的。所以，唐太宗尽管对李治不甚满意，但也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了。实际上，晋王李治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完全是其兄长互相斗争，他本人坐收渔人之利的结果。当然长孙无忌等大臣的支持，也是不可忽视的。唐高宗为什么要坚持废去原配王皇后唐高宗原配王皇后，并州（今山西太原）人。其父亲王仁裕在贞观时任过罗山县令。她的叔祖母即唐高祖的女儿同安长公主，因王氏姿容娇美，性情贤淑，便请求唐太宗把她嫁给了晋王李治。李治被立为太子后，王氏即为皇太子妃。李治即皇帝位后，她则被册立为皇后。王皇后与高宗性情都比较平和，婚后生活还算和谐。当一个历史上众说纷纭的女人——武则天出现在高宗面前时，遂使王皇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古代山水事情还要从太宗病危时说起。当时作为太子的高宗入宫侍候太宗起居，与当时还是才人的武则天一见钟情。太宗去世后，武则天入感业寺出家为尼，但两人仍藕断丝连，暗自来往。王皇后当时正与萧淑妃争风吃醋，知道这个消息后，遂主动提出接武则天入宫，妄想利用武则天使萧淑妃失宠，来达到巩固自己地位的目的。没想到武则天入宫做了昭仪（唐代妃嫔，正二品）后，反而利用皇后和淑妃间的矛盾，赢得了高宗的宠信，这让王皇后追悔莫及。武则天不仅在后宫大肆活动，笼络人心，还诬陷王皇后与其母亲利用巫术，蛊害皇上，使王皇后在高宗心目中的地位急剧下降。但破坏高宗与王皇后的感情不是最终目的，野心勃勃的武则天还要做皇后，于是静静的宫廷中一个莫大的阴谋开始了。

第四十章

大约在高宗永徽五年（654）初，武则天为高宗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很讨人喜欢。王皇后没有孩子，不禁前去探望逗弄一番，当时知道皇上要来，皇后就先走了。武则天遂下狠心掐死了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像没事一样。不多一会儿，高宗来了，武则天佯作欢笑，可是掀开被子抱起孩子一看，忍不住失声大哭。高宗一见孩子死了，大怒，马上询问情况，得知皇后刚刚来过。高宗认为是王皇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大怒，遂下定废除王皇后的决心。高宗先是不许皇后的母亲魏国夫人入宫，隔断了皇后与外界的联系，接着又罢免了王皇后的舅舅柳奭（shì）的宰相之职；然后听取李义府等人的谏议，在永徽六年十月正式下诏废除皇后，并贬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幽禁在宫内。

时间久了，唐高宗也觉得王皇后的事情有些蹊跷，加之毕竟是结发夫妻，于是便偷偷地去看望了王皇后。武则天知道后，妒性大发，派人把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四肢都砍去，然后将她们俩放入酒坛子中，不久两人就死去了。尽管如此，武则天仍觉得不解气，下令将王皇后改姓为蟒（意为毒蛇）氏，萧淑妃改为枭姓。李忠是唐高宗长子且被立为太子为什么却被赐死李忠，唐高宗长子，其生母是后宫刘氏。李忠出生之时，高宗刚刚被立为太子。贞观二十年（646），他被封为陈王。

高宗永徽元年（650），诸位王子都受封为各地州牧，李忠也不例外，年纪轻轻的他被授予雍州（今陕西西安）牧。当时，尚为皇后的王氏没有子嗣，为巩固其后位，问计于她的舅舅时任中书令的柳奭。柳奭极力劝说她收养李忠为子，且谋立为太子。如此一来，在后宫地位卑下的李忠生母刘氏必然会为此感恩戴德而亲附于皇后，更重要的是，因为子嗣问题的解决，后位也能够得以稳固。王皇后采纳了他的计谋，将李忠过继为己子。此后，柳奭又联合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以及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一班重臣，恳请高宗立李忠为太子。永徽三年，高宗下诏册封李忠为皇太子。

不久，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李忠因为不是武则天亲生子而遭百般陷害。武则天指使亲信许敬宗等人力谏高宗改立其亲子李弘为太子。高宗听从了他们的建议，于显庆元年（656）废李忠为梁王，徙为梁州（今陕西汉中）都督。当年又转为边远的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

李忠逐渐长大成人后，内心常忧惧不自安，有时甚至穿上妇人的衣服，以防备所谓的“刺客”袭击。一到夜里，他就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噩梦。在这种长期的心理压抑下，他经常自己偷偷地占卜以求祸福。消息传到宫中后，武则天借机怂恿高宗废李忠为庶人。高宗不得已，又将其幽禁于黔州（今重庆彭永）。麟德元年（664）十二月，李忠被诬告与西台侍郎（即中书侍郎）上官仪、宦官王伏胜等合谋造反，被赐死于贬所。死时年仅二十二岁，没有留下子女。中宗复位后的神龙元年（705），朝廷追赠他为燕王。许王李素节是唐高宗的爱子，为什么却被无辜杀害李素节，唐高宗第四子，其生母是曾受高宗宠爱的萧淑妃。他从小就十分聪明好学，据说能日诵占诗五百多言，因此深为高宗所喜爱，于永徽二年（651）晋封他为雍王。

永徽六年，李素节生母萧淑妃为武则天所残杀，他本人也屡次被斥逐，先后被徙封为郇王、鄱阳郡王、葛王及许王，并贬谪为外州刺史。武则天还禁止他入朝觐见父亲高宗。素节在外漂泊，内心十分思念父皇，就让他的王府仓曹参军张柬之想办法将自己亲手撰写的《忠孝论》进呈给高宗。武则天知道此事后，指使爪牙诬告素节贪赃受贿，并将其终身禁锢于岳州（今湖南岳阳）。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为巩固手中权力，对李唐宗室大加诛杀。李素节在这场祸变中也没能幸免，载初元年（689），酷吏周兴诬告他与泽王李上金合谋造反，并将他们一并逮捕。在押赴洛阳的途中，素节被缢杀于洛阳城南的龙门驿，遇害时年仅四十三岁。其子多为武则天所杀，唯独少子幸免于难。中宗复位以后，追赠素节为许王，以亲王的礼仪规格改葬，陪葬于高宗的乾陵（今陕西乾县北）。武则天是怎样当上皇后的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唐太宗病逝。武则天被削发为尼，送进感业寺。次年，太宗周年祭日，高宗来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重逢。高宗做太子时曾见过武则天，两人一见钟情。此次重逢，又勾起往日情愫。高宗答应将她迎回宫中。恰巧此时，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为离间高宗与萧淑妃的关系，王皇后也力劝高宗接武则天回宫，这在高宗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自然无不应允。永徽四年（653），高宗迎武则天回宫，册封为昭仪。

武则天武昭仪回宫后，百般讨好王皇后，王皇后也经常向高宗夸奖昭仪。高宗也愈发喜欢武昭仪，这样萧淑妃就逐渐被冷落了，王皇后见计策得逞，很是高兴。可是高宗转而专宠武昭仪，却是她始料未及的，王皇后很后悔迎武则天回宫，于是又与萧淑妃联合起来对付武则天。

武则天的目的是取王皇后而代之。因此她亲手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并嫁祸给王皇后。高宗本来就对王皇后不能生育很不满意，遭此变故，就决定废王立武。

围绕着皇后废立问题，宫廷内外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朝中大臣分成两派。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废王立武，理由是武则天出身寒门，又曾侍奉过太宗，立为皇后与礼不合，且有损高宗名声。即使真要另立皇后，也应另选名门，而绝不能立武则天。为此，武则天派人给长孙无忌送去重礼，恳请他支持自己，但长孙无忌不为所动。高宗几次动议，都不能获得这些重臣的支持因而十分生气，褚遂良也因此被罢官。而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等人则在朝中散布支持武则天的言论。两派相持不下之际，高宗问计于开国功臣李勣，李勣说：“这是陛下的家事，用不着去征求别人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助了武则天一臂之力，坚定了高宗立武则天为后的决心。高宗便不再顾及长孙无忌等人的反对，于永徽五年十月十三日正式下诏，废皇后王氏为庶人。十九日，立武则天为皇后。十一月一日，由司空李勣主持，举行册立皇后大典。三十一岁的武则天正式登上了皇后的宝座。武则天是怎样登上皇帝宝座的永徽五年（654），武则天被唐高宗立为皇后。皇后的位置，对于封建时代的一般女性来说，已经是最高目标了，然而武则天却不满足。随着她权势的日益增长，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武则天决心打破惯例，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女皇帝。

此时，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仍控制着朝政。回想起自己当皇后的过程中，这批重臣对她的轻视和反对，武则天便对长孙无忌等人恨之入骨。因此，她一登上皇后位置，便着手清除她的政敌，为掌握政权创造条件。武则天巧妙地利用了高宗与长孙无忌集团之间的矛盾。显庆四年（659），武则天授意亲信大臣许敬宗等编造朋党案，把长孙无忌牵连进去。结果长孙无忌被削官流放，并被迫自尽，长孙无忌集团其他成员或杀或流或贬，这个集团就这样覆灭了。武则天的亲信许敬宗、李义府则被提拔为宰相。麟德元年（664），武则天罗织罪名将不服从自己的宰相上官仪杀掉，从此朝臣中没有人敢与武则天作对了。早在显庆五年（660），高宗就因自己身体不好而让武后参决百司奏事。上官仪伏诛后，武后垂帘协助高宗理政，宫中称帝后为“二圣”。上元元年（674），高宗与武后分别称天皇、天后，武后几乎取代了高宗。

乾封元年（666），高宗“封禅”泰山，武则天利用此次“封禅”活动取得了以皇后身份继皇帝之后升坛主持亚献的殊荣，这是武后对登上最高权位的一次试探，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武则天为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抱负，用各种手段扩大自己对官僚队伍的影响，不断培植和更新拥戴自己的亲信班子。乾封（666～668）年间，武则天以修撰为名召入禁中将一批文人学土，称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不仅进行修撰工作，而且倚仗武后权势，直接参与朝政，分割相权，成为武则天控制外廷的重要力量。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武则天由皇后到临朝称制，进而造成改唐为周的形势，这些文人学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任何可能阻挡武则天登上权力顶峰的人都是不能为她所容忍的，包括他的亲生儿子。武则天生有四子：李弘、李贤、李显、李旦。其中李弘和李贤比较有才干，而李显、李旦比较平庸。唐高宗身体每况愈下，他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李弘，这将使武则天丧失辅政的权力。李弘是用儒家思想培养起来的，对母亲干政是看不惯的。上元二年，武则天终于毒死了二十四岁的儿子。李弘之死，对高宗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李弘死后，李贤被立为太子，高宗对李贤寄予厚望。然而，调露元年（680）八月，在武则天的操纵下，李贤被废为庶人，贬巴州。文明元年（684），李贤神秘地死去。废掉李贤的同时，立平庸的李显为太子。李显之所以被立为太子，而且后来还继承帝位，这是因为在武则天看来，这个儿子容易控制，不会影响她继续控制朝政。

古代人物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逝。遗诏皇太子继位，军国大事听从天后处理，这为武则天上台铺下坦途。嗣圣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借故将即位不足两个月的中宗废为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睿宗），但武则天独揽一切大权，睿宗不过是个傀儡，由此武则天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准备。

她把东都洛阳改称神都，以便作为未来的京师，追赠武氏家族五世祖先，改易百官名称等。武则天的改朝换代活动，激起了徐敬业领导的反武兵变（684年九月）。武则天镇定自若，很快就平定了兵变，并借此次兵变杀害了不忠于自己的宰相裴炎。随后，武则天又为登基大造舆论，竭力渲染秉承天意的神秘气氛。垂拱四年（688），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派人向武则天献上一块白石头，上刻“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诡称得自洛水，武则天十分高兴。为此，睿宗率群臣为武则天上尊号“圣母神皇”，并制作了作为执掌国柄象征的神皇玉玺。“神皇”之号是武则天由皇太后到女皇的过渡。此时，李唐皇室不甘沉沦，打起了“迎还中宗”的旗号反对武则天，韩王元嘉、越王元贞纷纷起兵，讨伐武则天，但很快被武则天平定，从此无人敢以武力对抗武则天。

永昌元年（689）元旦，在万象神宫举行的祭祀活动中，武则天堂而皇之地充当了初献，皇帝和皇太子则悄悄跟在后面为亚献、终献。正式改朝换代，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在此前后，武则天男宠薛怀义利用当时人们对弥勒佛的信仰，和僧法明等人对《大云经》重加注解并颁行天下。薛怀义等称武则天是弥勒佛再世，应当取代唐朝为天子。从而为武则天提供了对抗儒家男尊女卑理论的思想武器，更有利于她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天授元年（690）的重阳节，六十七岁高龄的武则天以前无古人的勇气登上了皇位，建立了大周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为什么没有立武氏子侄为继承人武则天称帝后，一直被继嗣问题所困扰。作为女皇，武则天一直在立子还是在立侄问题上犹豫不决。为了使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她对立嗣比较慎重。虽然圣历元年（698），她最终将三子李显立为皇太子，但在此之前她一度想立为皇嗣的是自己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

武则天在立嗣问题上最初的想法是立武氏子侄。因为大周政权姓武，她本人姓武，宗庙供奉的是武氏先祖，天下最尊贵的姓氏也是武。如果以儿子为皇位继承人，则自己驾崩之后，大周政权便烟消云散了。为了保住武家天下，她只能传位给自己的侄子。为此，她将侄子提拔为宰相，交给他们朝廷大权，给予他们特殊的恩宠，一步步地栽培他们，为他们继承帝位奠定基础。

当时，最有希望继嗣的人是武承嗣，他在武则天的临朝听政和取代李唐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而且自己是姑母最年长的侄子，武承嗣认为皇位继承人非自己莫属。为此，他还多次指使人劝姑母“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皇嗣者”，希望姑母早下决心立自己为太子。

在武则天称帝之初，武承嗣立为太子的希望是比较大的，从皇室十分看重的祭祀礼仪上可以看出这种情况。在永昌元年（689）正月初一的祭拜中，武后初献，睿宗亚献，太子李成器终献。长寿二年（693）正月初一的祭拜中，则变成女皇初献，魏王武承嗣亚献，梁王武三思终献。可见，此时的武则天确有立武承嗣为太子的打算。而武承嗣为了实现立为太子的目的，一方面拼命讨好姑母，另一方面又背地陷害武则天的儿子李旦，必欲置李旦于死地。这又使得武则天十分担心，一旦立侄子为皇位继承人，自己儿子的命运必定十分悲惨的。况且侄子和儿子比起来，毕竟是儿子更亲。为此，她对立太子之事始终没有轻易决定。她也曾就此问题和大臣讨论过多次，而大臣中有威望者并无一人支持自己的侄子，况且武承嗣的为人和才能，武则天心里也是有数的。经过多年的犹豫，在反复权衡利弊的基础上，武则天最终放弃了立侄为太子的打算，于圣历元年（698）召回庐陵王，立为太子。而武承嗣因立太子一事没有成功，竟在圣历元年八月一病而死。武则天为什么要在乾陵前立“无字碑”

乾陵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今陕西乾县梁山上。在乾陵前有两块石碑，一块是武则天撰写，唐中宗书写，歌颂唐高宗文治武功的“述圣碑”。另一块是武则天著名的“无字碑”。千百年来，围绕着武则天立“无字碑”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武则天作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对她的评价历来充满争议。后人对她立“无字碑”的用意，多是根据评价其功过来推测的。大致有以下几种看法：

有人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用以夸耀自己，表示其功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她执政期间，发展了科举制度，扶植了庶族地主，打击了士族地主；奖励农桑，发展生产；户口大量增加；破格用人，发现和提拔了许多人才；巩固了国防，弘扬了唐朝的国威。总之，武则天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其功绩难以用文字表述。

也有人认为，武则天是个聪明人，立无字碑的用意无非是是非功过让后人去评论，这是最好的办法。武则天是个复杂的人物，功过都很突出。她执政期间，发现和提拔了大量人才。社会经济也在向前发展，但是她的消极面也很突出，她任用酷吏，滥杀无度，崇信佛教，奢侈浪费，特别是她统治后期，政治败坏。武则天逝世前知道自己的一生人们会有种种评价，碑文写好写坏都不易，因此立“无字碑”，是非功过任后人评说。也有人认为武则天立“无字碑”是因为自知罪孽太大，感到还是不写碑文为好。她以阴谋手段夺得皇后之位；任用酷吏，滥杀无辜；她崇奉佛教，造成巨大的浪费，她执政时的经济发展处于贞观和开元两个高峰的低谷。因此，武则天上台是历史的一次逆转。她无颜为自己立传，只能用“无字碑”来敷衍搪塞。唐中宗的皇后韦氏是个什么样的人韦氏，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她出身于名门大姓京兆韦氏之后，是唐中宗的皇后，历史上称之为韦后或韦庶人。

唐中宗为皇太子时，韦氏被选为太子妃。嗣圣元年（684），立为皇后。中宗被武则天废后，夫妇俩徙居房州，过起了苦难的幽禁生活。中宗性格比较懦弱，韦氏则很坚强，那个时候，韦氏成了中宗的精神支柱。当时中宗非常怕母亲武则天会杀害他，每当听有朝廷的使者来，他都惶恐得不得了，几次都打算自杀，在韦氏的劝阻和鼓励下才坚持活了下来。因为这个原因，两人多年以来，相濡以沫，感情一直很好。韦氏先后为中宗生了一个太子，四个公主。中宗对韦氏非常感激，曾经说：“如果我们有一天能重见天日，我将好好地待你，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神龙元年（705），中宗终于恢复了帝位，韦氏也重新做了皇后。这时的韦氏好像变了一个人，似乎要为以前过的苦难日子寻求补偿，开始疯狂地聚敛财富，滥用手中的权力。她欲仿效武则天干预朝政。又勾结奸臣武三思，并与之私通，日夜游乐淫乱，丑声不断。她还大封亲族，让他们把持军政机要部门，诛杀了拥立中宗复位的敬晖、王同皎等功臣。韦后还与上官婉儿、女儿安乐公主等背着中宗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私度僧尼，大置员外官、斜封官，引用宗楚客、叶静能、纪处纳等小人参政，使得朝政混乱不堪，同时又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她们还打击排挤太子李重俊，迫使太子起兵反抗，韦后险遭杀身之祸，她非但不以此为戒，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中宗末年，韦后为了像武则天那样临朝称制，与女儿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了唐中宗，立小皇帝李重茂为少帝，韦后临朝称制，并使其亲族把持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在这紧要关头，当时的临淄王李隆基联合禁军将领起兵入宫，诛杀了韦后及其亲族，还处死了上官婉儿及韦氏同党，拥立睿宗李旦登基，唐王朝由此才得以安定，重新走上了正常发展的道路。唐中宗共有几子?其结局如何唐中宗共有四个儿子，他们分别是韦后所生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后宫官人所生的李重福、李重俊及李重茂。

长子李重润，韦后所生。本名重照，武则天称帝时给自己起名为“墨”，为避其名讳，于是改名为重润。重润生于高宗开耀二年（682），这时其父李显（即中宗）刚被立为太子。高宗对这个孙子异常喜爱，马上立他为皇太孙，并破例为之开府置官属，改年号为“永淳”。然而好景不长，李显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后，年仅两岁多的重润随即与父母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活。则天圣历二年（698），李显重被立为太子后，重润被封为邵王。两年后，十九岁的他因与妹妹永泰郡主、妹夫魏王武延基私下里议论祖母武则天宠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人告发。武则天于是下令将他们杖杀（一说为被迫自缢死）。这件事对李显夫妇打击很大，因此李显复位以后，下诏追赠重润为懿德太子，并陪葬于乾陵。

次子李重福，后宫宫人所生。初封唐昌王，则天圣历三年，徙封为平恩王；长安四年（704），晋封为谯王，并担任过国子祭酒、左散骑常侍等职。中宗即位后，按长幼顺序本应立重福为皇太子，但韦后十分厌恶重福，遂说当年重润等人被杀是重福向二张兄弟告的密。对韦后向来言听计从的中宗就贬重福为濮州员外刺史，并且不许他进京朝见。睿宗即位后，重福改任集州刺史、又转为均州刺史。还未赴任，就受洛阳人张灵均以及流贬在外的原吏部侍郎郑情的蛊惑，仓促间于洛阳起兵谋夺帝位。事发后，洛州（今河南洛阳）长史崔日知、留台侍御史李邕领兵迅速平定了叛乱。李重福走投无路，投河而死。

三子李重俊，后宫宫人所生。则天圣历元年（698）受封为义兴郡王，后进为义兴王，曾担任过卫尉员外卿之职。中宗重登帝位以后，当时重俊的长兄重润已死，二哥重福被贬在外，按理说该轮到重俊担任皇太子了。但韦后因重俊不是自己亲生子，故不让中宗马上册立他为太子，只是先立重俊为卫王，兼洛州牧。

神龙二年（706），重俊被立为皇太子，由于其庶子身份，使他屡遭安乐公主（韦后女）、武三思及其子武崇训等朝廷权贵的凌辱。颇有政治野心的安乐公主甚至公然上表请废太子，立己为皇太女。气愤不过的重俊于是联络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人伪造圣旨，调发禁军，诛杀了武三思、崇训父子及党羽十余人，并攻入宫中索要韦后与安乐公主。不久，禁军了解真相后倒戈，李重俊为乱兵所杀。睿宗即位后，追谥重俊为“节愍”太子，并陪葬定陵（中宗之陵）。

幼子李重茂，也是后宫宫人所生。则天圣历三年（700），被封为北海王；中宗复位后进封温王，授右卫大将军。景龙四年（710），中宗暴毙，韦后为控制朝政，立年幼的重茂为帝，而自己则学武则天搞临朝称制。韦后事败被杀后，重茂让位于其叔父李旦，是为唐睿宗。景云三年（712）他被改封为襄王，迁居集州（今四川南江）。玄宗开元二年，又转为房州刺史，不久就病死了，年仅十七岁。死后朝廷追谥他为“砀皇帝”。唐睿宗李旦共有几子唐睿宗李旦共有六个儿子。

长子李成器，后改名为宪。其生母为肃明顺皇后刘氏，被武则天杀害。李成器出生后不久，就被封为永平郡王。文明元年（684），睿宗初即位时，曾被立为太子。李旦被降为皇嗣后，李成器也被降为皇孙。唐隆元年（710），他又改封宋王。睿宗即位后，李成器虽为嫡长子，却以弟弟李隆基有兴复大功，深孚众望，坚持将储位让于隆基，为睿宗所允。玄宗即位后，任命他为雍州（今陕西西安）牧、扬州大都督、太子太师。后又历任尚书左仆射、太尉，改封宁王。李成器虽居尊位，却从不干预朝政，交结朝臣，以此深为玄宗所信重。死后被葬于惠陵（今陕西浦城西北），谥号日“让皇帝”。

古人称船次子李成义，后宫宫人刘氏所生。李成义刚出生时，武则天曾把他抱给高僧万回看，万回说：“此儿是西域大树之精，长大后必使兄弟和睦友爱。”武则天听后十分高兴。成义起初被封为恒王，后来又被降为衡阳郡王。中宗神龙元年（705），迁为司农少卿。睿宗即位后，改封申王，迁右卫大将军。玄宗开元年间，先后历任地方州刺史、司徒。李成义身材高大，很有酒食之量，于开元十二年（724）病逝。册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唐睿宗之陵）。

三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生母是与成器母刘氏同时遇害的昭成顺圣皇后窦氏。

四子李隆范，后因避玄宗名讳，单名范。初封为郑王，后改封卫王。武则天长寿二年（693），降封为巴陵郡王。睿宗即位后进封为岐王。玄宗先天二年（713），李隆范参与了平定太平公主的行动。后历任太子太师、太子少傅。他工于书法，雅好文学之士。开元十四年（726）病逝，追赠为惠文太子，陪葬桥陵。

五子李隆业，后单名业。生母是王德妃。垂拱三年（687），被封为赵王。长寿二年又被降封为中山郡王、彭城郡王。睿宗时，他进封为薛王，因勤于学问被授予秘书监之职。后也参与了玄宗诛除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开元初年，历任太子少保、太子太保。玄宗以其为人孝友，颇为亲重。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册赠惠宣太子，陪葬桥陵。

六子李隆悌，后宫宫人所生。初封为汝南郡王，后因病夭折。是谁铲除了韦氏乱党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因在铲除韦氏势力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被睿宗立为太子，后来即位，就是著名的唐玄宗。

李隆基先后受封为楚王和临淄郡王，担任过右卫郎将，尚辇奉御、潞州别驾等职，结交了一批英雄豪杰。中宗景龙四年（710）奉诏入朝，便留在了京师。他在京师又秘密聚集有才能、有智谋的人，图谋匡复社稷。李隆基尤其注意以厚礼结交禁军精锐力量万骑营中的重要将领，从而拥有了雄厚的实力。

古代名画景云元年（710）六月初二唐中宗被其妻女毒死，韦后总揽大权，临朝摄政，京城守备及禁军皆派韦氏本族子弟分领，其党羽则布满朝廷，占据要津。宰相宗楚客是韦后死党，他劝韦后革唐命，取而代之。在韦后的授意下，宗楚客还阴谋加害少帝，又和韦温、安乐公主策划杀害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

兵部侍郎崔日用平时依附韦、武，知道宗楚客的阴谋后，害怕受到牵连，便派人秘密报告了李隆基，并劝其先下手为强，免得遭殃。于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隆基之姑母）以及公主之子薛崇暕、西京苑总监钟绍京、前邑县（今陕西大荔）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相商，决定提前动手。万骑将领葛福顺、陈玄礼、李仙凫等人也表示愿尽死力跟随李隆基诛杀韦氏。有人建议隆基事先将此事通告相王，隆基说，“不可，我等为国家除逆，事成功归相王，事败则杀身成仁，决不能连累相王，也不能让他担惊受怕。”

六月二十日下午，李隆基和刘幽求等潜入禁苑，与钟绍京相会于官署。当时禁军屯驻在玄武门，入夜，葛福顺拔剑率众冲入禁军统帅营，杀死韦璿、韦播、高嵩等韦氏外戚和党羽，控制了整个禁军。控制禁军后，隆基与刘幽求率禁军分别进攻各处宫门，进入玄武门，守卫皇帝（中宗）棺材的卫兵也披甲随从隆基进攻韦后。韦后逃入飞骑营，被飞骑兵斩杀，献首级给隆基。安乐公主正对着镜子画眉，也被斩杀，武延秀（安乐公主夫）同时被杀。随后，又逐步肃清了韦后余党。

事成之后，迎相王辅佐少帝。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逼少帝让位相王。相王推辞，刘幽求、李隆基坚请，相王同意。六月二十四日，睿宗即位。不久，李隆基被立为皇太子。唐玄宗为什么要废去王皇后王皇后，为太原（今山西太原）王氏之后，出身名门望族。李隆基为临淄王时娶为王妃，即位后被册立为皇后。她是唐玄宗的原配，也是玄宗唯一的皇后。李隆基谋划起兵，铲除韦氏之乱时，王皇后参与其中，出了很多力，并辅佐李隆基登上了帝位。先天元年（712），被立为皇后。其亲王仁皎官拜太仆卿。

王皇后性格贤淑，好施恩惠，所以很受宫中的爱戴。但是王皇后自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在中国古代，作为皇后生儿育女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生育，特别是没有儿子，会对皇后的声望和地位产生不利的影响。此时玄宗开始宠爱武惠妃，并在其挑拨下，也开始有了废掉王皇后，立武惠妃为皇后的意思，所以王皇后心里比较着急。王皇后的哥哥王守一见状，怕妹妹皇后的位置不保，就求助于旁门左道，要一个叫明悟的和尚设法为王皇后求子。明悟先拜祭北斗星，又用霹雳木刻符并写上玄宗的名字，说：“只要皇后身上带上它，不仅会生个儿子，还能像武则天一样主政。”开元十二年（724），皇后求子的事情败露。唐玄宗在核实无误的情况下，将王守一赐死，又以此为借口废掉了王皇后，贬为庶人。同年十月，王皇后病死。

王皇后死后，后宫上下无不思念悲痛，唐玄宗自己也后悔不已。后来唐玄宗接连欲立武惠妃和杨贵妃为皇后，都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因此自王皇后以后，玄宗再也没立皇后。宝应元年（762），唐代宗恢复了其皇后的名号。唐玄宗在马嵬驿赐死杨贵妃是怎么回事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史叛军攻占潼关，玄宗决定放弃长安，南逃益州（今四川成都）。六月十三日凌晨，玄宗率杨贵妃、皇太子、杨国忠、高力士、陈玄礼等少数人，在一队禁军的护送下狼狈出逃。

六月十四日上午，队伍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将士们饥饿疲惫，愤怒异常，怨言四起。龙武将军陈玄礼召集诸将商议：“现在天子流离，社稷不宁，生灵涂炭，这难道不是杨国忠引起的吗?杀他以谢天下，诸位以为如何?”众将士异口同声说：“这是大家的共同想法。”陈玄礼和宦官李辅国向太子李亨建议杀杨国忠以安将士之心。太子犹豫未决。恰巧这时有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拦住杨国忠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军土们见到这种情况，遂借题发挥：杨国忠要与胡虏谋反!于是，大家冲上来将杨国忠杀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子杨暄及韩国夫人等。

玄宗听到外面喧哗，知已发生事变。他也无力扭转局面，只好出来安慰将士，并令收队。但无人从命，玄宗命高力士问原因。陈玄礼等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高力士回来向玄宗转告了将士们的意见，玄宗顿觉当头棒喝，十分意外，便说：“这事我自会处理。”但玄宗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儿，京兆司录韦谔说：“现在众怒难犯，请陛下早做决断!”玄宗反驳说：“贵妃深居宫中，怎会知道国忠谋反之事?”这时，高力土说：“贵妃的确没有罪，但将士们已将国忠杀了，而贵妃在陛下身边，叫将士们如何心安?请陛下慎重考虑，将士安定则陛下安全。”玄宗彻底绝望了，无可奈何地做出了将贵妃赐死的决定。

玄宗回到临时住处，与杨贵妃依依惜别，命高力士将其赐死。贵妃泣不成声地对玄宗说：“愿您多保重，妾有负国恩，死而无憾。”玄宗也悲泣地祝愿：“原妃子善地受生。”高力士在佛堂前之梨树下执行缢杀贵妃的命令。唐玄宗共有几子?其结局如何唐玄宗一生有三十个儿子，其中有七个在很小的时候就死了。

长子李琮，很小的时候不慎被动物把脸抓伤，以致破了相，也就不便做太子了。于是太子的桂冠就戴到了二子李瑛的头上。后来武惠妃宠冠后宫，李瑛的母亲失去了皇帝的爱宠。在武惠妃的积极活动下，玄宗产生了由惠妃所生的第十八子李瑁代替李瑛为太子的想法。在宰相张九龄的极力反对下，李瑛逃过了武惠妃的诬陷。在张九龄罢相后，惠妃再一次向玄宗哭诉，说李瑛与鄂王瑶（第五子）、光王琚（第八子）联合起来要害皇帝，玄宗非常生气，而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一味讨好武惠妃，谋求自己的升迁，当然不会提出反对意见，只对玄宗说：“此乃陛下之家事，臣不便过问。”盛怒之中，玄宗一日连杀三子，朝野震惊。

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立第三子亨为太子。以前为了让儿子顺利即位，大力扶植太子势力，但当太子羽翼逐渐丰满之时，玄宗发现自己圣寿延长，他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与太子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他开始贬逐太子身边的得力干将，太子整天生活在紧张中，以至于急得鬓发都斑白了，表面上还装作谦恭，小心翼翼地活着。天赐“良机”，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太子有了脱离控制的可能，玄宗南逃奔蜀，太子则北上灵武，另起炉灶，最后得以保全皇位、保全身家性命，是为后来的肃宗皇帝。

棣王琰，是玄宗的第四个儿子。由于宫人争宠，他的鞋子里被宫人放上了从道士那儿求来的符，有人就把这事告诉了玄宗，诬陷说对皇帝不利。玄宗也很生气，派人搜查，果然在琰的鞋里找到了符。尽管琰再三解释说他不知道这件事，可是一想到对自己不利，玄宗还是让人把琰关到了养动物的地方，永远不得上朝。在忧惧惶恐中，棣王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

第十六子是永王磷。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命他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大都督。见肃宗已于灵武即位，也跃跃欲试，起兵争帝位。第二年他兵败被杀。

其他诸子要么地位不高，要么玄宗在位时年龄尚小，要么死得较早，不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多得以善终。唐肃宗为什么要在灵武即皇帝位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五日，即马嵬驿兵变后的第二天，唐玄宗与太子李亨便分道扬镳了。玄宗执意要去成都躲避叛军，在马嵬驿当地群众的挽留和太子身边亲信的劝阻下，李亨顺水推舟地决定留下来，走自己的路。

古代名画和玄宗分手后，太子李亨对于下一步的行动并无成算，直到夜幕降临，太子一行仍未拿定主意。夜幕之下，李亨感到前路艰难。建宁王李倓建议说：“殿下（指李亨）曾任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将士们年节之际有些问候，我还能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反贼，父兄子弟有不少人陷入敌手，难以信任，恐怕不能往河西、陇右去。朔方方面，兵马强盛，现在趁敌军尚未追来，不如往朔方前进，先立稳脚跟，再徐图大计，岂非上策。”众人闻言，都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太子见大家都有意北上，也就同意了。

主意定下之后，太子一行渡过渭水，经奉天（今陕西乾县）、永寿（今陕西永寿）、新平郡（今陕西彬县）、安定郡（今甘肃泾川）等地，到达平凉郡（今甘肃平凉）。在平凉修整了二十余天，补充了一些军队，声势稍振。由于不能掌握朔方方面的态度，李亨也不敢贸然前往。正当李亨在平凉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朔方方面派人来平凉，迎接太子前去灵武（今宁夏灵武）主持大计。原来，在灵武的朔方节度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人在分析了形势之后，认为迎太子于灵武，利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实际上，还有一层意思他们彼此都心照不宣，那就是迎太子于灵武，借此时机获取拥立之功，捞取巨大的政治利益。太子对朔方方面的态度十分高兴，迅速北上灵武。到达后，杜鸿渐、崔漪、裴冕等人即拥立李亨即位，时在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

李亨的灵武即位，本质上是一场争夺皇位的政变。不过，在当时玄宗弃京西逃，朝廷处于分崩离析的逆境下，李亨的重振朝廷，意味着担负起抗击叛军的重任，这在政治上具有号令全国，激励斗志的巨大作用。加上灵武所处的位置，足以表明李亨对战争采取进攻的积极姿态，这对人们的鼓舞就更大了。因为李亨顺应了民意，所以其即位灵武不仅没有遭到任何谴责，反而取得了全国各方面的支持与拥护。唐肃宗皇后张氏是怎样勾结宦官干预朝政的肃宗即位后，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操纵军政大权，宦官势力日益嚣张。肃宗皇后张氏干预政事。张皇后和李辅国起初结为一党。后来，张皇后恨李辅国专权，欲谋立越王李倓为嗣君，张皇后，李倓与李辅国、程元振开始对立。上元三年（762），肃宗患病，接连几个月不能上朝视事。四月，太上皇玄宗病死，肃宗悲恸不止，病情加剧。张皇后职召见太子，皇后说：“李辅国久掌禁兵，权柄过大，他心中所怕的只的我和你。眼下陛下病危，他正在勾结程元振等人阴谋作乱，必须马上诛杀他们。”太子流着泪说：“父皇病情正重，此事不宜去向他奏告，如果我们自行诛杀李辅国，父皇一定震惊，于他贵体不利，我看此事暂缓再说吧”。张皇后送走太子，马上召肃宗次子越王李倓入内宫商议。李倓当即命令宦官段恒俊，从太监中挑选了200多名强健者，发给兵器，准备动手。有人将此情报告了李辅国。李辅国、程元振带着党徒到凌霄门探听消息，正遇太子要进宫探望父皇。李辅国谎称宫中有变，阻止太子入宫，并命令党徒将太子劫持进飞龙厩监视起来，李辅国假传太子的命令，鼓动禁兵入宫将李倓、段恒俊等人抓住，投入狱中。张皇后闻变，慌忙逃入肃宗寝宫躲避。李辅国带兵追入寝宫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受此惊吓，一时说不出话来，李辅国乘机将张皇后拖出宫去。肃宗因受惊而病情陡然转重，又无人过问，当天就死于长生殿。李辅国与程元振将张皇后杀死。拥立李豫为帝，改年号为“宝应”。唐代宗在位共多少年?对其应做何评价唐代宗李豫是肃宗的长子，公元763～779年在位，约十七年之久。年号广德、永泰、大历，谥号“睿文武孝皇帝”。

代宗初名俶（chù），于开元十四年（726）生于东都上阳宫，是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玄宗天宝年间，李林甫、杨国忠先后专权，代宗目睹了李林甫的奸诈、杨国忠的跋扈、唐朝的政局逐渐腐化。“安史之乱”爆发时，李俶已经成年，他亲眼见到了一个安定升平的盛世逐渐腐朽与衰落，统一的王朝面临割据分裂的局面。政治形势的变化犹如霄壤之隔，这一切都促使代宗对唐王朝以后的命运有了深刻的思索。

至德二年（757），广平王李傲被授为天下兵马元帅，领兵出征。当时肃宗刚刚继位，兵弱将寡，李椒身躬下士，招怀流散，没多久就招兵数万，并率领大军驰骋沙场，连续战败安庆绪，在对安史叛军的作战中出力甚多。后来，回纥叶护王子率兵援助唐军，李俶又与他结为兄弟，合兵进击叛军，收复了西京和东都。回京不久，即被立为太子。上元三年（762），肃宗病逝，李辅国、程元振等人拥立李俶即位，是为代宗。所以，史书称他是年少即经战乱，熟悉军旅形势，懂得人间世故，知道生活艰难。

代宗即位以后，在用人上颇能任贤锄奸。首先，他常利用机会，借他人之手，除掉奸臣，而不加以酷刑，对于恃功恣横的权臣，也是在尽量不引起内乱的情况下夺取他们的权力。如大家熟知的大宦官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以及奸相元载等，在铲除这些势力时都未引起大的政治动荡，反映了代宗宽仁明恕的一面。此外，代宗也颇能任用贤臣，根据当时紧迫的形势，代宗尤其抓住了军事、财政两个关键环节，军事上寄托于能以身许国的郭子仪，使代宗朝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损失大大减轻；在财政上，则仰仗于理财专家刘晏。由于军需国用有了财政支持，财源又有了军队的保障，代宗一朝的局面还是较为安定的。

代宗在位时，还对税法进行了改革，为后来两税法的实行奠定了基础。租庸调法推行日久，到玄宗末年以及肃宗、代宗时期，由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百姓失去土地，因无法承担租庸调及其他杂税，而被迫逃亡。这样，按人丁为征税标准的租庸调制就难以推行下去了，于是自代宗朝起，开始以亩定税，在夏秋两季征收，两税法进入酝酿阶段。赋税法的改革，使代宗一朝的国库收入、户口数以及垦田数等都有所增加，虽然还不能恢复到国泰民安的盛世局面，但在这一段时间，百姓起码能安居乐业，自劳其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代宗大历年间是“安史之乱”后的一个小升平期。

当然，代宗在位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他后期生活奢侈，颇有铺张浪费之嫌；用人上虽能锄奸任贤，却免不了用非其人的情况出现。最为严重的是，代宗对藩镇采取了姑息政策，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影响。但总体看来，代宗仍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正因为如此，欧阳修在《新唐书·代宗纪》中，称代宗为中材之主。而《旧唐书》对其评价则更高，认为是古代的贤君，都没能像他这样的，明显是夸大之辞。唐德宗在位共多少年?对其如何评价唐德宗李适（742～805），唐代宗的长子。李适在唐肃宗即位不久，就封其为奉节郡王。代宗即位后，他任天下兵马元帅，进封鲁王、雍王。广德二年（764），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代宗病死，他即位为皇帝，史称唐德宗。

德宗即位初期，颇想有一番作为，他改变了代宗时期对藩镇一味姑息的政策，改革政治，刷新吏治，比如他下诏罢去诸道州府所贡金银器，新罗、渤海贡鹰鹞，罢去了岭南贡枇杷，江南贡橘柑，广西贡奴婢。他还不许各地再献祥瑞，释放了梨园乐工三百人，又将外国贡献的舞象三十二匹放于荆山之野。这一切都反映了新皇帝决心改革旧貌，刷新政治的决心。但是唐德宗才智不足，为人固执，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喜欢顺从自己的大臣，这样就给一些心怀不轨的人留下可钻的空子。德宗一朝确实出现了一大批人才，如杨炎、陆贽、刘晏等，也出现如卢杞、张延赏这样的奸臣。因为德宗自身的缘故，有才之人不能很好地使用，奸臣也不能及时发现并铲除，所以德宗一朝朝臣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斗，搞得十分激烈。又由于他处事不当，引发了泾原兵变、李怀光叛乱，使唐朝的统治几乎崩溃。他还猜忌功臣，他即位不久，就罢去了郭子仪的兵权。李晟收复长安，是平叛功臣，由于他的猜忌，却搞得十分狼狈，几乎不保。影响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不相信文臣武将，不愿将兵权交给他们，却信任宦官，于是便将禁军兵权交给宦官，从此以后成为定制，遂使唐代的宦官之祸愈演愈烈，成为唐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于长安会宁殿，终年六十四岁，在位共二十六年时间。唐顺宗何时即皇帝位?在位多长时间

第四十一章

唐顺宗李诵（761～806），德宗长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生于长安大明宫，大历十四年（779），封宣王，建中元年（780），被立为太子。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初一，诸王、国戚进宫向德宗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为在年前身患中风之疾而不能前来。德宗涕泣悲叹，由此患病，一日重似一日。约二十多天过去，内宫与外廷断绝了消息，众人都不知德宗与太子是否平安。二十三日，德宗驾崩。仓促间召见翰林学士郑细（yīn）、卫次公等人到金銮殿，起草德宗的遗诏。时有宦官称：“内廷计议册立谁，还没有确定呢。”群臣都不敢答话。卫次公连忙说：“太子虽然身患疾病，但身居嫡长，为朝廷内外所归，如果没有别的办法，也应该册立广陵王（宪宗），否则肯定要出大乱子。”郑细等人也随声附和卫次公的意见，这才算议定下来。太子李诵知道此情犹疑不定，于是身着紫衣，足穿麻鞋，勉强支撑病体，走出九仙门，召见各军使，才使人心稍安。次日，德宗遗诏在宣政殿公布，太子身着丧服，接见朝廷官员。二十六日，太子李诵在太极殿正式继承皇位，是为唐顺宗。时宫中卫士仍然怀疑登位的不是太子，便跷脚向殿上张望，知是真太子，喜极而泣。

但当时顺宗仍然不能处理朝中事务，经常住在宫中，四周挂起帘幕。只有宦官李忠言、牛昭容在顺宗身边侍奉，朝中官员奏请什么事情，顺宗就在帘幕中认可他们的奏请。直到二月初三，顺宗才在紫宸门初次受朝中官员的朝见。顺宗因为他自己的疾病久久不能痊愈，遂应百官之请，在三月二十四日册立长子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不久，顺宗又颁布诏书，命令太子即位，自己则为太上皇，次日移居兴庆宫，颁布诏命，改年号永贞。八月初九，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顺宗自德宗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到八月初退位，在位约八个月时间。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十九日，太上皇李诵在兴庆宫咸宁殿驾崩，享年四十六岁。唐宪宗何时即皇帝位?如何评价他的功过唐宪宗李纯（778～820），原名李淳，唐顺宗长子。代宗大历十三（778）二月十四日生于长安。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病重而死，太子李诵即皇帝位，史称唐顺宗。由于顺宗患有中风病，不能亲理朝政，于是由翰林学士王叔文等专权，引起了很多守旧官员的不满，他们拥立李纯为皇太子，不久又力主顺宗让位，由皇太子古代名画即位。这样顺宗当皇帝不满一年，就于永贞元年（805）八月下台，由其子李纯即皇帝位，史称唐宪宗。唐宪宗即皇帝位时，已经二十八岁了，正当壮年，而且早年又历经政治动荡，对当时的政治弊病也了解颇多，于是他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改革。首先，他严惩了王叔文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曾经反对立他为太子，在他即位问题上，也设置过障碍。其次，他杜绝皇室及宫廷奢侈，整顿京城秩序，拒绝各地进献珍禽异兽，打击京师地区的豪强恶霸。再次，解决财政问题。对于德宗时期混乱的财政状况进行了整顿。经过整顿，到元和三年（808）时，财政收入就已超过了当年刘晏主持财政时的总数。最后，解决跋扈的藩镇问题。只用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制服了十余个藩镇，将他们替换的替换，调任的调任，使德宗时期一些专横跋扈的藩镇得到了初步的整顿。从而为元和由兴奠定了基础。

唐宪宗最大的贡献就是平定了藩镇叛乱，改变了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最先平定的是西川、夏绥、浙西三个藩镇，这些藩镇的平定，增强了朝野对解决藩镇问题的信心，打击了跋扈藩镇的气焰。争取了河北诸镇中最强大的魏博镇的归顺，并使河北其他藩镇纷纷表示愿意服从朝廷指挥，贡纳财赋。接着又任用裴度为相，对叛乱的淮西镇进行讨伐，经过多年艰苦的战争，终于攻破了蔡州，活捉了吴元济。宪宗对藩镇战争的胜利，是唐朝自“安史之乱”来获得的最大军事胜利，对维护中央集权，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的发展，都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唐宪宗晚年追求长生不老，服食仙丹，从而使性格暴躁，动不动就大发雷霆，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八日，突然暴毙于大明宫，终年四十三岁。对于他的死因，史书上记载说，由于他脾气暴躁，身边的宦官往往获罪，他们害怕被杀，于是在宦官陈弘志的策划下，害死了宪宗，对外则说是服丹药而暴崩。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为什么能够“福寿隆贵”数十年宪宗懿安皇后郭氏，是唐朝中兴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孙女，母亲是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她是宪宗的贵妃（宪宗没立皇后），后在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五朝为皇太后，前后荣享“福寿隆贵”数十年，唐朝后妃中无人能及。

宪宗还是广陵王时，就由唐顺宗做主，为他聘娶了郭氏。因为郭家一门忠烈，曾为大唐立过不朽功勋，所以迎娶郭氏的婚礼也荣宠之极。郭氏过门后，生下了唐穆宗。元和元年（806）宪宗即位，册封郭氏为贵妃。元和八年，朝臣再三请宪宗立贵妃郭氏为皇后，宪宗终因郭家家族势力太大，再加上他还有很多宠幸的妃子，怕以后受到郭氏的约束，册立皇后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宪宗去世为止也未册立。

穆宗即位后，尊生母郭氏为皇太后。穆宗十分孝顺，他将其母安置在兴庆宫，每逢大朝会，穆宗都要率领百官到兴庆宫向太后问安。遇到盛大节日或有什么热闹的喜事，穆宗和妃嫔、命妇们都到兴庆宫来探望太后。那时候，兴庆宫外是车马如龙，环佩之声不绝于耳。穆宗还喜欢讲排场，为了让母亲高兴，不惜花费巨资。有一次，太后到骊山游玩，穆宗就命景王率领禁军护驾。穆宗还亲自到昭应宫迎接太后，恭谨之极。穆宗死后，有人就给太后出主意，要她垂帘听政。太后听后，大怒道：“你这不是要我效仿武则天吗?现在太子还小，应该选择重臣来辅佐，怎么能让后妃干预朝政呢?”这样就使其孙敬宗顺利登基，尊郭氏为太皇太后。敬宗在位仅一年多就被谋杀了，一时间朝廷混乱，社稷不安。在这危机关头，太皇太后郭氏下令立穆宗的另一个儿子江王登基，这才把政局稳定下来。文宗也是郭氏的孙子，他为人仁孝，对太皇太后的侍奉更是恭谨有礼，四方进献的时令鲜果、珍珠宝货，都首先送给太皇太后品尝赏玩。后来穆宗的另一个儿子武宗即位后，因为太皇太后是他的亲祖母，加上郭氏家族鼎盛，门第高贵，所以对郭氏更是尊宠无比。

郭氏的丈夫、儿子和三个孙子相继都做过皇帝，她也享尽天下荣华富贵，令后人羡慕。“牛李党争”是怎么回事“安史之乱”后，朝廷官僚集团内部结党树派，争权夺利，史称“朋党之争”。“牛李党争”则是唐朝朋党之间历时最长，斗争也最为激烈的一次党争。其中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其主要成员还有李珏、杨嗣复、令狐綯等；李党以李德裕为首，其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李让夷等。

“牛李党争”始自宪宗元和三年（808）策试贤良方正科。当时应试的举子牛僧孺、李宗闵在考试中抨击时政，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将他们的策文评为上等，使宰相李吉甫大为不满，李吉甫向宪宗陈述此事后，宪宗贬斥了杨於陵、韦贯之等人，牛僧孺、李宗闵也长久不能迁任，通常认为这一件事揭开了“牛李党争”的序幕。

在这以后，双方的斗争互有胜负。唐穆宗时，牛僧孺因为得到宰相李逢吉的引荐，拜为宰相，遂将李德裕贬为浙西观察使；文宗时牛李两党并用，每逢在朝堂议政时，双方便互相攻击不已，致使文宗感慨：“除去河北的贼子（指河朔三镇）容易，要想除去朝中的朋党却实在太困难了。”武宗时，李党掌权，牛党失势，李德裕为相，李宗闵被贬死，牛僧孺被黜。宣宗时，牛党当政，白敏中、令狐綯先后为相，李党全遭罢斥，李德裕被贬为崖州（今广东儋县西北）司户，不久即死于崖州，李党被清除，而牛僧孺还朝后也病死。至此，历经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和宣宗六朝的“牛李党争”才告平息。唐穆宗何时即量帝位?在位共多少年唐穆宗李恒（795～824），宪宗的第三个儿子。贞元十一年（795）七月，生于大明宫之别殿。初名宥，封建安郡王。元和元年（806）八月，晋封遂王。元和七年（812）十月，被册立为太子，改名恒。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宪宗暴卒，皇太子李恒在王守澄等人拥护下，于太极殿东厢即位，是为穆宗。继位后，耽于游猎，不以国事为意。亲信佞庸，疏远忠臣，法制无章。又加征两税与榷茶，增加百姓负担。朝中朋党之争日炽，朝外幽州、相州、镇州兵变继起，朱克融、王庭凑扰乱定、蔚、贝等州，河朔再失，藩镇割据加剧。长庆二年（822），穆宗因击球致病，遂不理朝政。宦官王守澄与宰相李逢吉相勾结，专制国事，势倾朝野，政治更加腐败。长庆四年（824）正月，穆宗病重；驾崩于寝殿，时年三十。十一月，葬于光陵，共在位四年时间。唐敬宗何时即皇帝位?在位多长时间唐敬宗李湛（809～826），是穆宗的长子，元和四年（809）六月生于大明宫的别殿。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封景王，二年（822）十二月，立为太子。

长庆四年正月二十日。穆宗疾病再次发作，二十二日，病重，于是下令让太子李湛监国。当时宦官想请郭太后临朝称制，遭到太后的拒绝。当晚，穆宗驾崩。二十六日，太子李湛在太极殿东厢即位，时年十六。

敬宗为人游幸无常，狎近小人，每月上朝不过几次，连大臣也很难觐见。敬宗擅长踢球，喜爱摔跤，于是，禁军和诸道藩镇争相进献大力士来供他游乐；同时，敬宗自己也出钱一万缗给内园栽接使，命令他们为自己招募大力士，这些大力士陪同敬宗摔跤游玩，日夜不离他的左右。敬宗为人性情急躁，身边的力士有时恃宠而骄，出言不逊，动不动就被流放没籍，宦官稍有小小的过失，动不动就遭毒打，众人既怨又怕。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唐敬宗在夜里打猎后回到宫中，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以及踢球军士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维直等二十八人一同饮酒，敬宗酒性正浓时，到房中换衣，这时大殿里的火烛忽然被吹灭，苏佐明等乘机在房中杀死敬宗，时年十八。随后刘克明等人假传敬宗旨意，命翰林学士路随起草遗制，由绛王李悟暂时代理朝政。

敬宗自长庆四年（824）正月即皇位，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日被害，在位共有三年时间。唐文宗何时即皇帝位?在位多长时间唐文宗李昂（809～840），穆宗第二个儿子，敬宗李湛的弟弟。元和四年（809）十月出生，长庆元年（821）封江王，初名涵。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八日，敬宗遇害，宦官刘克明等人假传敬宗旨意，命令翰林学士路随起草遗制，由绛王李悟暂时代理朝政。次日，宣布敬宗的遗制，随后，绛王李悟在紫宸殿外廊接见群臣。当时，刘克明等人还打算撤换内侍省掌权的宦官，消息一经传出，枢密使王守澄、杨辛和、神策军护军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四人随即商定，派禁军前往十六王宅迎接江王李涵入宫，同时派左右神策军和飞龙兵讨伐杀害敬宗的贼党，将他们全部斩首。刘克明逃入井中躲藏，被禁军搜出，斩首示众，绛王李悟也为乱兵所害。

十二月初十日，朝廷任命裴度兼任冢宰，主持敬宗的治丧事宜；同日，百官在紫宸殿外廊拜见江王。十一日，江王在少阳院接见禁军诸位军使。十二日，江王李涵正式即位，改名李昂，是为文宗。

文宗身为亲王的时候，就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弊政，因此即位以后，励精图治，革去奢侈，厉行节约；文宗又深知宦官专权为祸甚重，所以时时准备着想削除宦官势力，但是他急于求成，用人不当，甘露之变失败以后，不仅朝中大权尽归宦官所有，文宗本人也受到宦官的监视，只好整日饮酒求醉，赋诗遣愁。史载开成四年（839）十一月某日，文宗与翰林院值班学士周墀一同饮酒，问道：“朕可以和前代的哪些帝王相比?”周墀回答说：“陛下是尧、舜一类的帝王。”文宗说：“朕岂敢和尧、舜相比!我问你的意思是，我是否能赶上周赧王和汉献帝?”周墀大惊，说：“周赧王和汉献帝都是最后亡国的帝王，怎能比得上陛下的大圣大德。”文宗又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受制于各地强大的诸侯，而今朕却受制于宦官家奴。就此而言，我实在还不如他们!”说罢泪流满面。

次年正月初二，文宗病重，不久就驾崩于大明宫的太和殿，享年三十三岁。同年八月十七日，葬于章陵。共在位十三年时间。唐武宗何时即皇帝位?在位多长时间唐武宗李炎（814～846），是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元和九年（814）六月，生于东宫，长庆元年（821）三月，封为颍王，本名瀍。

文宗本来已经立了敬宗的小儿子李成美为皇太子。开成五年（840）正月初，文宗病重，命令枢密使刘弘逸、薛季棱和宰相杨嗣复、李珏进宫，商议大事，并打算让杨、李二人辅佐太子代行皇上职权，处理朝政。时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考虑到当初立太子时，自己没有一点功劳，恐怕将来吃亏，于是上言说：皇太子年纪太小，而且身体有病，建议将他废除，重立一个太子。李珏说：“皇太子地位已定，怎么能够轻易改变!”但仇士良和鱼弘志二人不顾反对，假称文宗的诏令，立颍王李瀍为皇太弟，代理国政，而太子成美年幼，仍将他封为陈王。

当日，仇士良、鱼弘志率领禁兵到十六王宅，迎接颍王李瀍到少阳院居住。百官在思政殿拜见了李瀍。正月初四，文宗驾崩，朝廷任命杨嗣复兼任冢宰，主持丧事。接着，仇士良又劝说皇太弟李瀍下令赐杨贤妃、安王李溶及陈王成美自尽；凡教坊乐工以及曾经被文宗宠信的宦官也都相继被诛杀或贬逐。十四日，李瀍即位，是为唐武宗。

武宗为人深沉刚毅，喜怒不形于色。在位期间，重用宰相李德裕，稍抑宦官之权；同时又大力毁佛，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使朝中形势有所好转。但武宗本人也喜好神仙之术，喜欢服用金石药物，脾气日益暴躁，身患重病，不能治愈，终于会昌六年（846）三月驾崩，享年三十三岁，共在位六年时间。唐武宗有几子?为什么武宗死后其子没有继承皇位唐武宗共有五子：即杞王李峻，开成五年（840）封王。益王李岘、兖王李岐、德王李峄、昌王李嵯，皆于会昌二年（842）封王。

唐武宗于会昌六年（846）二月病重，口不能言，宦官们为了继续专擅朝政，以皇子年幼为由，遂立光王李怡为皇太叔，并改名李忱。李怡是唐宪宗的儿子，当年宪宗平定浙西李锜叛乱后，见李铸妾郑氏貌美，遂纳入宫中，生光王李怡。李怡童年时不大聪明伶俐，宫中人都以为其是弱智。长大以后，更加沉默少语，与诸王游，从不说话。他虽然是文宗与武宗的叔父，但是这两人却经常开他的玩笑，尤其武宗更甚。正因为这样，所以宦官们才置武宗之子于不顾，而愿意立光王为帝，因为这样便于控制。武宗死后，光王正式即皇帝位，是为宣宗。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皇帝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以前的样子不过是掩人耳目的韬晦之计罢了。如何评价唐宣宗的功过唐宣宗李忱（810～859），是唐宪宗的第十三子，其母郑氏，出身低贱。李忱在宪宗时被封为光王，居住在十六王宅。李忱孩童时，性格迟钝，成人后也不言不语，宫中之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痴子。因此唐文宗、唐武宗都对他们的这位叔父很不礼貌，尤以武宗为甚，经常拿他取笑。会昌六年（846），武宗驾崩，左神策中尉马元贽等大宦官认为李忱迟钝，便于控制，遂拥立他为皇帝，史称唐宣宗。宣宗即位后，在政治上较有作为，在位期间，宦官的势力得到了抑制，这时大家才知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都是假装的，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

古代名画唐宣宗即位时，已经三十六岁了，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他早年曾装作平民，游历于江淮间，寻访名山禅院，因此了解一些民间疾苦。即位后他首先将宰相李德裕贬出朝廷，任命翰林学士白敏中为宰相，将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对外方面，他出兵进攻吐蕃，利用吐蕃内乱，很快攻取了原州、安乐州、秦州以及石门等三州七关之地，即今甘肃东部及宁夏中卫一带。同时鼓励当地百姓开垦土地，发展生产，由官府拨给耕牛及种子，五年不征租税，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发展。接着又攻取了吐蕃军事重镇维州（今四川汶川西北），取得了对吐蕃的战略主动地位。大中五年（851），张义潮驱逐吐蕃人，占据了沙州（今甘肃敦煌西），接着又陆续攻占了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十州，并将这十一州图籍进献于唐朝，至此唐朝又恢复了对河湟地区的统治。唐宣宗在沙州置归义军，以张义潮为节度使。此外，宣宗统治时期，唐朝的经济情况也有了较大的好转，财政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宣宗还减少宫中用度，释放宫女五百人，放五坊鹰犬，中止营建宫室，疏理狱中囚犯。他还勤于政事，关心民间疾苦，对待臣僚如同宾客一般，礼遇有加，从谏如流。他对自己的子女管得也很严，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后，郑颢之弟患病，宣宗派人探视，使者回来后，宣宗问公主何在?回答说：“在慈恩寺观戏。”宣宗大怒，说怪不得士大夫家不愿与我家为婚，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遂把公主召入宫中，严加谴责。从此皇室贵戚之家都不敢再违背礼法。

唐宣宗在位共十三年，在他的治理下，社会稳定，生产有所发展，故人称他为“小太宗”。但是他尊崇佛教，即位不久就下诏恢复佛教，从此天下重建佛寺的工程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且使武宗“灭佛”的成果毁于一旦。大中十三年（859），他死于长安咸宁殿，终年五十岁。唐懿宗何时即皇帝位?在位多长时间懿宗李漼（833～873），宣宗长子。会昌六年（846）十月，封郓（yùn）王，本名温。大中三年（859）八月，唐宣宗因为笃信神仙，服用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等配制的仙药，祈求长生不老，却导致背部生疽而亡。宣宗生前喜爱三子夔王李滋，有心立为太子，临终前，他密召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令三人立夔王为太子。当时，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与王归长等三人不和，三人曾想派他外任淮南监军使，以免他从中阻拦，但被他识破用心，并反被叱责矫诏不法。宣宗于八月七日去世，王宗实九日下诏立宣宗长子郓王温为皇太子，摄理国政，并改名漼。因此，真正的宣宗遗诏反而得不到承认，而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立即被处死。八月十三日，李漼即位，是为唐懿宗，懿宗即位后马上升王宗实为骠骑大将军。

懿宗崇信佛教，在位期间，广修寺庙，尊崇僧尼。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懿宗驾崩于咸宁殿，享年四十一，共在位十四年时间。唐僖宗的统治情况如何唐僖宗李儇（xudn）（860～888），是唐懿宗的第五子，其母王氏。他在孩童时就被封为普王。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懿宗病重，左右神策中尉刘行深、韩文约立他为皇太子；几天后，其父死，他即皇帝位于柩前，时年十二岁。

由于僖宗年幼，所以委政事于枢密使、神策中尉田令孜，呼其为“阿父”。田令孜利用这个机会专权擅政，招权纳贿，任命官员及赐绯紫，皆不报告皇帝，全由自己做主。僖宗好骑射，击剑、算术，至于音律、赌博、斗鸡、蹴鞠等无不精妙，他曾经对人说：“朕若应击求进士举，一定是状元”。正因为僖宗不理政事，国家大事全由田令孜做主，致使朝政日非，政治黑暗。比如川蜀地区是唐朝的一个经济命脉所在地，地位十分重要。僖宗听从田令孜的意见，将西川节度使崔安潜换掉，另以田令孜之兄陈敬碹为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在西川时，治理情况尚好，社会稳定，百姓也能安居乐业，但陈敬瑄到任后，蜀人的剥削量很快就加重了，且统治残暴，致使百姓不堪忍受，纷纷发动起义。这一历史时期政治黑暗，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赋税繁重，百姓不堪忍受，终于爆发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并将唐僖宗赶出了长安，逃往西蜀。黄巢失败后，他回到长安，但城内荆棘满地，狐兔纵横，已经残破不堪了。不久，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安邑、解县盐池，双方发生冲突，田令孜调集大军进攻河中，王重荣联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大败官军，并进逼京城，田令孜伙同僖宗只好再次逃出长安，先逃到凤翔、宝鸡，后又逃到兴元（今陕西汉中）。田令孜自知不为藩镇所容，假称有病，自任西川监军使，跑到其兄陈敬碹处去了。权力遂转移到另一个大宦官杨复恭手中。光启二年（886），关中的一些藩镇拥立嗣襄王为皇帝，唐僖宗的处境更加尴尬，但也无可奈何。由于嗣襄王是唐皇室的远亲，没有号召力，李克用等举兵讨伐，嗣襄王逃到河中，被王重荣杀害。于是僖宗才于光启三年三月，由兴元回到凤翔，因长安残破，只好暂住在这里，等待修葺宫室。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患病，从风翔急返长安，三月便死去了，终年二十七岁。唐昭宗何时即皇帝位?共在位多长时间昭宗李晔（yè），懿宗第七子，封寿王，初名杰。僖宗于文德元年（888）二月，自兴元重回长安后，不到一月的时间，就一病不起，神策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皇弟寿王杰，僖宗于是下诏立李杰为皇太弟，摄理军国大事。右军中尉刘季述派兵前往十六王宅迎接李杰，迁入少阳院居住。僖宗驾崩，李杰即帝位，改名敏，是为昭宗。次年正月，改元龙纪，不久，又改名晔。

史载昭宗身体健壮，仪表伟岸，精明强干，有英武气概，喜爱文史。他深感僖宗时皇帝威信不振，朝廷地位日益低下，颇有恢复从前功业的大志，所以平时能够尊贤重能，登基不久，朝廷内外的政事就颇有起色。但是唐朝到了这时已经衰弱不堪，外有方镇干政，内有朋党之争与宦官专权，积重难返，整个唐廷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力挽狂澜。天复三年（903），昭宗虽然借方镇之力尽诛宦官势力，但唐朝天下也被藩镇分割殆尽。

随着朱全忠势力的逐渐强大，他的野心也日益膨胀，为了更进一步地控制唐廷，便强迫昭宗迁都洛阳。天韦占元年（904）八月，朱全忠派遣其谋士李振到洛阳，与枢密使蒋玄晖、左右龙武统军密谋，由蒋玄晖选龙武牙官史太等百余人进入宫中，趁昭宗酒醉将他杀害。另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枧，监军国事，不久即皇帝位，史称“唐哀帝”。唐哀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唐朝已经名存实亡。昭宗自僖宗文德元年三月即位，到天祐元年八月被弑，共在位十六年之久。唐昭宗为什么被宦官所废?结局如何光化三年（900）夏，唐昭宗因为无法忍受枢密使宋道弼与景务修的专横跋扈，于是与宰相崔胤秘密谋划铲除朝中的宦官势力，双方都结交强藩，斗争十分激烈。崔胤倚仗朱全忠的全力支持，控制了朝政，将宋道弼、景务修二人流放外地，不久又将他们诛杀。而昭宗在华州历经艰辛，终于逃脱韩建的控制，回到长安后，变得精神恍惚、抑郁不乐，他纵情酒色、喜怒无常，使得左右侍从人人自危。面对压力，朝中残余的宦官大都恐惧不安，人心思变。于是神策军两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与两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商量说：“主上轻浮而且狡诈，难以伺候；朝政也被宰相所控制，宰相早晚是要除去我们的。不如立太子为皇帝，尊主上为太上皇，外引李茂贞和韩建为援，这样我们才能高枕无忧!”宦官在暗中谋划废立之事，而昭宗却并未发觉。

这年十一月，刘季述等宦官首领乘昭宗酒醉，率近卫兵千人闯入皇宫，囚禁了昭宗，同时假传诏令，拥立太子李裕即皇帝位，并改名缜。宰相崔胤害怕被杀，未敢轻举妄动，赶忙致书朱全忠，请求援助。朱全忠闻讯后犹豫不决，于是召属下僚佐商议。天平节度副使李振力劝道：“王室有难，这是主公成就霸业的好时机啊!刘季述只不过一个宦官，竟敢囚禁废黜天子。您如不讨伐，又如何号令诸侯呢?”朱全忠大悟，立即派遣亲信蒋玄晖赶往京师，与崔胤密谋策划。深知宦官虚实的崔胤充分利用其内部矛盾，暗中联络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又极力结交右军都将董彦弼、周承诲等人，等待时机成熟就行动。

天复元年（901）正月初一，崔胤与孙德昭等人发动禁军起事，拥立昭宗复位，同时将两神策军中尉、两枢密使尽数诛杀，其党羽等也被一并清除。事后，昭宗将有拥立之功的三名神策军将皆赐以李姓，且加平章事衔以指挥宿卫禁军，当时人称：“三使相”。经此变后，崔胤在朝中的地位更加巩固，朝政则逐渐受制于朱全忠。长孙顺德与李世民有什么亲属关系?建立过什么功勋长孙顺德，是唐太宗皇后长孙氏的族叔，李世民的内亲，也就是唐王朝的外戚。他是唐初大将，开国功臣。

隋朝大业末年，长孙顺德任右勋卫。他为躲避攻打高丽的兵役，就投奔了太原，深得李渊父子的信任，被视为亲信。李渊图谋太原起兵，就以讨贼为名派长孙顺德外出征募士兵。他很快就招募了一万多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太原起兵，长孙顺德被任命为统军，随李世民挥师入关。长孙顺德先后参加了攻克霍邑、临汾、绛郡、潼关等战役，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潼关之战，长孙顺德、刘文静与隋将屈突通展开激烈的拉锯战。长孙顺德每战必身先士卒，所向披靡，率军屡败屈突通。屈突通一看不妙，就弃城逃往洛阳。长孙顺德率轻兵一直追到桃林县，终于活捉了屈突通，送往长安。唐朝建立后，长孙顺德官封左骁卫大将军，封爵薛国公。

武德九年（626）六月，长孙顺德作为李世民的亲信，与长孙无忌、秦叔宝等人伏兵玄武门，一举击杀太子建成和李元吉，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太宗登基后，作为拥立功臣，太宗赐长孙顺德封户两千户。后来，长孙顺德受家奴受贿和李孝常谋反等事的牵连，被罢官免职。

贞观十七年（643），长孙顺德作为开国功臣，在凌烟阁功臣图中也有画像。不久，太宗观看功臣图，想起了长孙顺德的功劳，十分怀念，就重新起用他为泽州刺史。长孙顺德到任后，一改以前放纵不法的作风，勤于政事，号令严肃，为官刚正清廉。他察知州府的长史等属官多有贪污受贿者，马上给予严惩。前任刺史强占民田案，也被他上奏夺回，分给了穷苦的百姓。长孙顺德勤俭爱民的作风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政绩卓著，当时被称为“良牧”。他死后，太宗为他废朝一日，以示悼念，并赠官荆州都督，改封邳国公。屈突通是怎样受到隋唐两朝重视的屈突通（577～628），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隋唐两朝名臣。他好武略，善骑射，文武兼备，在隋朝开皇初任虎贲郎将，后累迁左武卫将军。他为官刚正不阿，不避权势，秉公守法，时人称“宁服三斗葱，不逢屈突通”。大业年间，隋炀帝统治无道，各地起义蜂起，屈突通以平定杨玄感有功，升任左骁卫大将军。后又出任关内道讨捕大使，率隋军镇压了刘迦论起义军。隋炀帝南巡江都时，屈突通奉命留守京师长安。

大业十三年（617），李渊在太原起兵，屈突通据守河东，多次顽强阻击李渊义军，使李渊一度南下受挫。后屈突通连吃几次败仗，陷入困境。李渊趁机派人来劝降，屈突通公开声称“当为国家受人一刀”，坚守隋朝臣节，据守蒲州不降。不久长安被李渊义军攻克，屈突通的家属全部被俘。他率军救援长安，途中遭到伏击，在得知京师失守之后，部下更是纷纷倒戈投降。此时，李渊派屈突通的儿子来劝他投降，再次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但他手下已无兵可用，大敌当前，只得面向炀帝所在的东南方向跪拜痛哭。随后，屈突通作为俘虏被押送到长安，李渊和李世民深感他是忠义之士，就放了他，封他为兵部尚书，在李世民手下担任行军长史。

唐朝建立后，屈突通随李世民讨伐割据金州的薛举。在会战胜利后，许多将士看到缴获的大量的战利品，不由贪财心起，纷纷你争我夺，唯独屈突通不拿一钱一物。唐高祖听说后，连连称赞屈突通清正廉明之名果然名不虚传，赐予大量赏赐。后屈突通又随李世民征讨洛阳的王世充，而此时他的两个儿子都被王世充掳为人质。唐高祖担心他会因此受影响，结果屈突通作战仍身先士卒，以回报高祖的知遇之恩。王世充平定后，他因功晋封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镇守重镇洛阳。

贞观初年，屈突通因病去世。唐太宗深为惋惜，每次到洛阳时，都经常想起这位忠义老臣。丘和为什么受到海南人民的爱戴丘和，洛阳人（今属河南），唐初官员。曾镇守海南十多年，深受海南百姓爱戴。丘和从小就熟习武艺，精通弓马，为人重义气，好打抱不平。长大后，喜欢广交朋友，能折节下士，为乡人故旧所爱戴。隋朝大业年间，丘和官至右武卫将军，封平城郡公。他倾心结附权臣字文述，历任博陵、天水两郡太守。在炀帝巡行时，他率先开献食之风，为炀帝所赏识。

大业末年，因为当时海南地处偏远，官吏残暴，百姓怨望，所以地方很不安定。炀帝打算选择一个廉吏出镇海南，以整顿吏治，并安抚那里的少数民族。丘和因先后担任两郡太守都有突出政绩，就被宰相裴矩推荐，出任了交趾太守。到了那里后，丘和整顿风气，笼络地方豪强，深得各部族的拥戴。

后来，隋炀帝被宇文化及杀死，天下更加混乱。南方的地方守将多依附了大的割据势力，以求自保。广西的隋将投靠了占据江陵的萧铣，广东一带的冯盎则依附江西的林士弘。开始，丘和不知道隋朝已经灭亡了，对各方派来招降的使者理都不理，专心练兵保境。因为越南一带的小国多送给丘和一些珍珠宝物，所以萧铣看了很眼红，就派兵来攻打。丘和派部将高士廉率领精兵和各部族的勇士，一举击溃来敌，海南全境由此安定。因此境内军民多为丘和立碑颂德，非常拥护他。

萧铣被唐军平定后，丘和以海南全境归附唐朝。唐高祖非常高兴，就封他为交州总管，封爵谭国公，继续镇守海南。不久，丘和恳请入朝，晋封左武候大将军。后在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八十六岁。丘和镇海南十多年，在任时，风气整肃，御下有方，各民族和平相处，特别是危难之时，能够保境安民，恩惠一方，所以很受海南人民的爱戴。袁天纲有什么专长而被记入史册袁天纲，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唐初著名星象学家。隋炀帝大业年间，任资官令。唐武德初，授火井令。

大业末，窦轨游德阳，曾经问袁天纲。天纲曰：“君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必于梁、益州大树功业。”武德初年，窦轨果为益州行台仆射，后又授益州都督。

武则天在襁褓中时，袁天纲受武士彟之邀来至武氏府第中，对武则天的母亲说：“从夫人的骨相上看，一定会生个不同凡响的孩子。”武士彟又叫来儿子们，让袁天纲看相。见元庆、元爽说：“这两个男孩是可以护家的，可以做到三品的高官。”见韩国夫人则说：“这个女孩也富贵，但是对他的丈夫不利。”乳母此时抱则天来了，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袁天纲说：这位公子神色不同常人，不能随便说，让他走几步看看。袁天纲大惊说：“这位公子长着龙的眼睛，凤的脖子，是富贵之命啊!”又从旁边看，惊讶地说：“如果是个女孩，不能随便看啊，将来可是天下的主人啊!”

贞观八年（634），太宗闻其名，召至九成宫。先令其为中书舍人岑文本相面。袁天纲说：“岑舍人学堂成就，眉覆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又生骨，犹未大成，若得三品官职，恐是损寿之征”。后岑文本官至中书令，不久就去世了。同年，侍御史张行成、马周同问袁天纲，袁天纲说：“马侍御伏犀贯脑，兼有玉枕，又背如负物，当富贵不可言。近古已来，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门色暗，耳后骨不起，耳无根，只恐非寿者。”马周后来位至中书令，兼吏部尚书，果然四十八岁便死去了。他又对张行成说：“公五岳四渎成就，下庭丰满，得官虽晚，终居宰辅之位。”张行成后果然官至尚书右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尝对袁天纲道：“君更作何官?”袁天纲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尽矣。”果然于此月而卒。李纲为什么被称为隋唐两朝的名臣李纲（547～631），字文纪，德州蓨（tiáo）县（今河北景县）人。他少年时，就为人慷慨有志节，以忠义自诩。原名瑗，字子玉，因仰慕东汉名士张纲的志节而改名纲，以示明志。

北周时，李纲为齐王宇文宪的参军。周宣帝想要谋害齐王，就暗地指使齐王的幕僚指证其罪名，可李纲不屈，以死担保齐王无罪。但齐王还是被处死了，原来的幕僚们一哄而散，早逃之天天，只有李纲亲临刑场，抚齐王棺木痛哭，路人都为之感动。他又亲自为齐王送葬，哭拜祭祀后才离去。

隋朝开皇末年，李纲担任太子洗马，屡次规谏太子杨勇。后杨勇被废，他因刚直敢谏为隋文帝所赏识，提拔为尚书右丞。不久，被权臣杨素、苏威排斥罢官。李渊攻克长安后，李纲被授予大丞相府司录，封爵永昌县公。高祖登基后，他又出任礼部尚书，兼任太子詹事。不久刘武周进犯并州，李元吉弃太原逃回京师，河东随即陷落。高祖因此大怒，迁怒于李元吉的辅臣窦诞和宇文歆，下令将二人处死。李纲进谏说：“这次过失应该由窦诞承担，他非但不规劝齐王，让其任意胡为，还替齐王隐瞒事实，以致酿成大祸。而宇文歆则屡屡规谏，还冒死按实际情况向陛下进行了汇报。我认为要处死他是不当的。”高祖听后感悟，就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赦免了宇文歆。后来李纲又升任太子少保。有一次，高祖在宴会上很高兴，要封跳舞的优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纲随即引历史为戒规谏高祖，高祖不听。李纲身为太子建成的属官，看到李建成亲近小人，他屡屡上书直谏，为太子建成所嫉恨。

第四十二章

贞观四年（630），太宗以李纲清直，遂任命他为太子少师，辅佐太子承乾。当时李纲患有腿疾，太宗就命人用小辇接送，承乾对他也很敬重。太子处理国事的时候，太宗就让李纲侍坐。他发言慷慨激昂，无所顾忌，多切中时弊。不久病逝，太子承乾为他立碑纪念。裴矩在隋炀帝时为佞臣，在唐太宗时却为直臣裴矩（?～627）出身于名门河东闻喜裴氏，字弘大，是隋朝有名的奸臣。他在大业年间历任民部侍郎、黄门侍郎，参预朝政。他见隋炀帝好大喜功，就处处逢迎，为炀帝摆排场，耍威风，而不管朝政和国家的安危。裴矩先撰《西域图记》三卷进献，引诱皇帝西巡。他事先用厚利游说西域各族酋长，安排他们都来朝见炀帝，让炀帝过足了古代名画宗主国皇帝的瘾；又让武威、张掖的士女盛装打扮，迎谒路旁，队伍绵延几十里，制造了西域一带百姓富足的假象，使炀帝很高兴。这次西巡，不仅使朝廷花费了巨额资财，动用了大量民夫，也给河西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一时间“中国骚动”。大业六年（610），炀帝巡幸东都，裴矩以边疆部族朝贡者众多，就劝炀帝盛饰街市以夸富，胡人来往吃饭都不要钱。片面追求表面的繁荣，为隋朝的败亡埋下了祸根。裴矩还一味以谄媚皇帝为能事，总是揣摩炀帝心思，事先奏闻，为炀帝所宠信。隋炀帝骄矜自负，裴矩从来不向他进谏，唆使炀帝纵欲乱行。隋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就是在裴矩的建议下进行的。这场战争致使国内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爆发，隋朝统治崩溃。炀帝在江都时，士兵逃亡严重，裴矩又向炀帝献计，掠取民间女子配军士为妻，以防止继续逃亡，致使江淮一带百姓妻离子散，民怨沸腾。

就是这样的一位佞臣，在贞观时期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在太宗即位之初，太宗因中央各司官吏受贿现象严重，遂密令左右试探，结果刑部司门司的一位小吏收了一匹绢，太宗就下令处死。当时裴矩任民部尚书，知道此事后认为太宗处置不当，于是向太宗进谏说：“官吏受贿，罪本处死，但陛下派人送礼物给他，是故意诱使人犯法，有违为君之道啊!”太宗听后很高兴，为此专门召集五品以上的官员，告诉他们：“裴矩能当面力争，不屈从，如果大家都像裴矩一样，那么天下何忧不治?”太宗此言是对裴矩的谏诤最好的褒奖。裴矩活到八十岁，生前多用古代旧事劝谏太宗，为时人所重。

裴矩在隋唐两朝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主要是隋炀帝和唐太宗两个截然不同君主的素质和提倡的风气不同所致。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裴矩前后不同变化，正好生动地证明了这个道理。长孙无忌成为唐初开国功臣的原因是什么长孙无忌（?～659），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出身于鲜卑贵族，家门显耀，但他从小就与其他显宦子弟不同，酷好读书，精通文史，富有雄才伟略。父亲死后，他们兄妹由舅舅高士廉抚养成人。隋朝大业九年（613），妹妹长孙氏嫁给了李渊次子李世民，即后来著名的长孙皇后，长孙无忌与李世民也成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大业十三年，李世民率义军渡过黄河，长孙无忌就来投奔了他，任渭北道行军典签，负责文书和传达军令。李渊建唐后，李世民被封为秦王，长孙无忌则成为秦王府的得力干将。他随从李世民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官至比部郎中，封爵上党县公。

随着割据势力的逐步消除，李氏皇家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日趋激烈起来。太子李建成嫉妒才高功大的李世民，就勾结齐王李元吉，处处排挤秦王；而李世民也不安于做秦王，觊觎帝位，与太子明争暗斗。李建成培植自己的势力，屡次想谋害秦王，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都劝李世民先下手为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顾虑到其父唐高祖的态度，一直犹豫不决。长孙无忌急了，就问李世民：“人人都觉得舜为子孝，为君仁，圣明智慧，但如果他被继母和庶弟害死，他还能讲什么仁孝吗?”李世民被说动了，遂下定了决心。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和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经过密谋后，于六月四日协同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十多人埋伏在皇宫北门玄武门，一举击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协助李世民夺到了皇位继承权。李世民即位后，论功行赏，以长孙无忌等五人功劳第一，授予左武候大将军，封爵齐国公，赐封户一千三百户。

因为长孙无忌与唐太宗有勋臣、外戚和故旧三重关系，所以备受宠信，礼遇远高于其他大臣，贞观元年（627），他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成为了宰相。长孙无忌虽不善统兵打仗，但善谋能断，对太宗是赤胆忠心，在唐太宗即位和贞观初年稳定政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被尊为开国功臣，名列凌烟阁功臣图。房玄龄为什么被称为贤相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隋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他辅佐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被称为一代贤相，也是中国历史上名相之一。

房玄龄自幼聪明好学，十八岁就已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当时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以知人出名，他当时就认为房玄龄将来必成大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反隋。房玄龄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就安排他在自己手下，作为心腹。从此以后，他竭尽全力辅佐李世民，随其南征北战，参与军机，功勋卓著。每次战斗胜利之后，别人都忙着搜罗珍宝古玩，房玄龄却总是先打听访求当地的贤能之士，并把可用之人推荐给李世民，争取了许多人才。对于谋臣猛将，他也倾心相交，引导他们效忠于秦王。

房玄龄房玄龄博览经史，工于书法，文章写得很漂亮。他在秦王府中十年，重要的文书奏章，多出于他手，而且文字流畅顺达，往往不需打草稿。唐高祖也很欣赏他，说：“房玄龄深懂机宜，是可以委任大事的人。我儿子世民在外征战，每次派他回来奏事，都说的很清楚很明白，就好像我们父子对面交谈一样。”在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斗争激化之时，房玄龄与长孙无忌密谋除掉李建成，又当面向秦王分析利害，劝他早做准备。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李世民的亲信，所以深为李建成所嫉恨，就找机会把他们二人罢官贬逐。“玄武门事变”前夕，李世民让长孙无忌召房、杜二人。他俩化装成道土，秘密进府商议机密。结果政变一举成功，帮助李世民取得帝位。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人功居第一。

此后，房玄龄长期担任宰相，与杜如晦共掌朝政，政府部门的人事安排和典章制度多为房、杜所定。在他们的齐心协力下，不久政府工作就走向了正轨，官员各安其事，老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大唐帝国呈现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并开始繁荣的盛世局面，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房玄龄和杜如晦两人作为宰相，一直合作配合得很好。唐太宗找房玄龄商议大事，房玄龄往往说，非杜如晦不能决定。但杜如晦一来，总是又同意房玄龄的意见。当时的人评论说，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时称“房谋杜断”，历史上也把这二位良相并称为“房杜”。

房玄龄为人谦虚谨慎，办事细心周到，从来不敢有一点疏忽。他见到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的优点一样高兴。知人善任，不求人才完美，但能发挥所长。他有时受到唐太宗的责备，也从不辩驳，总是一再自责，甚至惭愧得无地自容。因此，唐太宗很信任和敬重他。太宗外出，往往让房玄龄留守长安。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住在翠微宫，授李纬为户部尚书。当时房玄龄留守京师，太宗就问他的看法。房玄龄只是表示李纬有一把好胡须。意思是说，在他看来，李纬不过虚有其表罢了。唐太宗立即改任李纬做地方官，可见对房玄龄的信任。

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不顾房玄龄和诸大臣的反对，亲征高丽，命房玄龄留守长安。房玄龄屡次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只得嘱咐太宗不可轻敌，一定要谨慎从事。结果这次高丽之战遭到惨败。后来房玄龄患病临死前对他儿子们讲：“我自知命已垂危，可是圣上的大恩我还没有报。当今天下清平，只有东征高丽是国家的大患。皇上含怒决定，臣下不敢劝阻。但我知而不言，将会含恨而死的。”于是他上表分析征高丽的利弊，犯颜上谏，让太宗很感动。

房玄龄患病时，唐太宗派御医前往诊治，每天供应御膳。当听说病情好转，就喜形于色；听到病情加重，就面容凄楚。房玄龄病危时，太宗亲往探望，握手叙别，悲痛不能自己。房玄龄死时七十岁，为表示对他的悼念，唐太宗废朝三日，下诏让他陪葬昭陵。李靖在唐朝立有哪些军功李靖一生主要军事成就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在唐高祖时期，他曾于武德四年（621），作为李孝恭的助手参与了平定萧铣的军事行动，实际负责统领三军。通过这场战争，充分地展示了李靖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年八月，长江进入了汛期，江水暴涨，三峡奇险，战船难以行驶，据守长江天险的萧铣判断唐军不会东下，就派军队参加秋粮收割，城池守备松懈。准备出征的唐朝将领也认为长江凶险，建议汛期过后再进军。李靖就对将领们分析说：“我军集结不久，萧铣还不了解情况。目前江水泛涨虽然对我军的进军不利，但敌军也会因此而放松戒备，我军就可出其不意，突然兵临江陵城下，打他个措手不及。兵贵神速，战机不容错过。”于是李靖下令大军开拔，急速进发。九月，唐军水师乘两千多艘战船，顺江而下。经过艰苦行军，唐军越过长江三峡，一举袭破萧铣在长江沿岸苦心经营的重镇宜都、夷陵和荆门，梁军大将文土弘惨败溃逃。李靖率五千精兵乘胜追击，直抵江陵城下。萧铣怎么也没料到唐军进军会如此之快，当得知已大兵压境时，顿时大惊失色。他急忙调兵遣将，集结兵力仓皇与李靖决战。结果李靖先后率军打败梁军骁将杨君茂、郑文秀，俘虏梁军号称精锐的四千多人，然后把江陵城围得水泄不通。萧铣见大势已去，只得献城投降。李靖统军进驻江陵后，他号令严肃，大军秋毫无犯。他又善意安抚优待梁军降将，不久人心依附，其他州县也纷纷归服，梁国平定。李靖因功晋封上柱国、永康县公。

不久李靖奉命为岭南道安抚大使、桂州总管，招抚依附萧铣的岭南的地方残余势力。他到任后，地方实力派首领冯盎、李光度等纷纷献土纳降，岭南九十六州，六十佘万户很快归降了唐朝。

武德六年，杜伏威旧将辅公柘据丹阳造反。李孝恭、李靖又衔命出征。李积、任瓖、黄君汉、张镇州等唐军大将为行军总管，并受李孝恭、李靖节度。辅公柘命大将冯惠亮率军三万屯兵当涂，陈正通统兵两万驻青林山，两军互相呼应，以抗击唐军。唐军将领都以为：冯、陈两军皆重兵固守，攻打很不容易，不如绕道直取丹阳。唯独李靖主张：“辅公柘身边都是精兵，骁勇善战，如果我军一旦进攻受阻，则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既然辅公柘把希望都寄托在冯、陈两军身上，我们就打破他的梦想，让他失去希望，就可以一战破敌，其余敌人定会闻风而降。”于是李靖就率军猛攻冯惠亮，以伤亡万人的代价终于攻破当涂城，然后李靖又率轻兵追击，直达丹阳。敌军果然闻风丧胆，纷纷溃败投降，辅公柘也顾不上迎战，就狼狈逃匿，不久被捕，这次叛乱也很快平定，江南从此安定。

李靖历任安州大都督、灵州道行军总管等职，多次统兵抗击突厥，唐高祖称赞道：“比起古代白起、韩信、卫青和霍去病这些名将来，李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太宗贞观年间，李靖历任代州道行军总管、定襄道行军总管，几次统兵与突厥激战，并深入大漠，俘获隋皇子杨正道、炀帝皇后萧氏、隋义成公主等，大败颉利可汗，打得突厥几次请求投降议和。有一次，李靖率军突袭突厥，唐军到达突厥牙帐，突厥还不知道，结果突厥被斩首万余级，颉利可汗差点被俘，从此突厥闻李靖统兵就吓得退走了，唐朝占据了阴山以北到大漠的广大疆域，突厥不敢犯边。

李靖出将入相，声名无人能及，为大唐名将之首。他六十四岁时，本来要求退休的，但听说吐谷浑入侵，朝廷需要他领兵时，他不顾老病，毅然主动请缨出战。他带兵出西海道，昼夜兼程，长驱两干余里，经过大小几十场恶战，终于大破吐谷浑，稳定西北边疆。

贞观十一年（637），李靖晋封卫国公，不久作为功臣，名列凌烟阁功臣图，贞观二十三年去世，太宗下令陪葬于昭陵。唐太宗为什么要找借口处死李君羡李君羡，唐洺州武安（今属河北）人。隋朝末年，他先投奔瓦岗军，又依附王世充，最后率众归唐。历任上轻车都尉、骠骑将军、马军副总管等职，跟随李世民左右，参加过讨伐宋金刚、刘武周、王世充等的战争，每战必首当其冲，破敌陷阵，勇冠三军。

贞观中，李君羡为禁军将领，官至左武卫将军、武连郡公，负责把守宫城玄武门，掌管北门宿卫。这时太白星频频在白天出现，经太史占卜，当为“女主昌”之兆。当时又流行一句谶语：“当有女武王者（代有天下）。”这令唐太宗十分厌恶，怕谶语真的应验，李姓王朝就不保了。有一天，唐太宗在宫中设宴款待武将。在行酒令中，要求每人都自报自己的小名，李君羡的小名是五娘子，太宗听后愕然，当时就取笑他说：“哪里来的女子，像你这样勇猛啊!”欢笑之后，宴会散去。但太宗回来后仔细琢磨，发现李君羡的小名（五娘子）、官名（左武卫将军）、封邑（武连郡公）甚至守地（玄武门）中都有“武”字，就觉得这些征兆和谶语应在他身上。于是太宗就免去了李君羡掌典禁军的军职，让他出任华州刺史。正好李君羡与一个术士往来密切，被御史弹劾与妖人交通，欲不轨谋反。唐太宗正要设法除掉李君羡，就以这个借口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下诏将他处死了。

后来武则天临朝称制，那些征兆和谶语都应在她的身上。李君羡的家属就在天授二年（691）上表称冤。武则天也觉得李君羡是自己的替死鬼，就下令恢复了他的官爵，并追赠他为武姓。王珪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为什么却得到李世民的重用王珪（571～639），字叔阶，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他是南朝梁名将王僧辩的孙子，幼年丧父，性情风雅，尚勤俭，从小志存高远，而且安于贫贱，品行端正，不与小人同流合污。隋朝开皇末年，他担任太常奉礼郎，因叔父参与汉王杨谅谋反，他也受到牵连，隐居终南山十几年。李渊起兵进入关中后，王珪在名臣李纲的举荐下，开始在李建成部下做事。唐朝建立后，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王珪升任太子中允，兼任中书舍人，很受太子的礼遇。在太子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的斗争中，王珪作为太子的主要谋士与魏征一起为李建成出谋划策。后来因为李建成密令亲信杨文干在仁寿宫发动政变失败，他受到牵连被流放到外地。“玄武门之变”后，太子建成被杀，李世民登基称帝。太宗是一个贤明君王，不计私怨，广罗人才，虚心纳谏，勤政爱民，他素知原李建成府中谋臣王珪和魏征都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就不计前嫌，把王珪召回京师任命为谏议大夫。王珪为人刚正，常常直言敢谏，为太宗所器重，不久晋升黄门侍郎，并兼任太子右庶子。

贞观二年（628），王珪升任侍中（门下省长官，宰相），与名臣房玄龄、魏征等一同辅佐唐太宗。他以激浊扬清为己任，以嫉恶好善、直言敢谏而知名。正是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和王珪等名臣的辅佐下，太宗贞观朝很快就出现了政治清明，国强民富的治世局面。王珪曾参与过修订《五礼》，评论执政朝臣，很有见地，为太宗所赏识。贞观八年，他担任礼部尚书，并兼任魏王李泰的老师。王珪少年时家境贫寒，一些人接济过他，他当时并没有道谢。但到了王珪在朝做官后，知恩图报，一一回报当年接济过他的人。王珪对亲属中孤寡贫困的人必定尽其所能地周济扶持，他本人生活却一直很俭朴，依然居住在破旧的房屋里。

贞观十三年，王珪病死，时年六十九岁。太宗深为惋惜，亲命魏王李泰率领百官为他送葬，谥号为“懿”。魏征为李建成谋士，为什么却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580～643），字玄成，出生在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阳西）一个地方官吏家庭，后迁到相州内黄（今河北内黄）。由于父亲去世较早，魏征从小生活孤贫，但他胸怀大志，勤奋好学，读了许多书，知识也很渊博。隋朝末年他一度做过道士，后来在天下英雄纷起的鼓舞下，就投奔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这时他已三十八岁了。

古代名画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征随李密一起归降了唐朝。开始，魏征并不被重用，他就要求去安抚山东（当时指崤山以东），被授与秘书丞，受命招抚瓦岗军旧部。他首先写信劝降了镇守黎阳的瓦岗大将徐世勣，对安抚山东起了决定作用，开始引起唐朝统治集团的重视。不久黎阳被窦建德部所攻陷，魏征被俘，直到窦建德被击败，他才得以脱身。太子李建成早已仰慕魏征的才能，就召他做了太子洗马（太子东宫官员，主管经籍图书）。当时虽然李建成的声望不如李世民，但魏征还是对太子忠心耿耿。后来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日益尖锐，魏征作为太子东宫的谋士，就积极为建成出谋划策，来对付李世民。他甚至还劝太子早日除掉李世民，以保住自己的太子地位。

“玄武门之变”发生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李世民被立为太子，马上召见魏征，别人都为魏征担心，但他却十分坦然。一见面，李世民就大声责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回答说：“先太子如果早听从我的话，就不至于有今日杀身之祸了。人各为其主，我又有什么错误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了公子小白的带钩吗?”李世民本来就知道魏征的才能，又见他临危不惧，就更加器重他了。于是李世民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太子东宫掌管文书的官员）。

李世民即帝位后，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并让他去安抚李建成在河北的残余势力，允许他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理。魏征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朝廷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党羽赦免的诚意，使他们解除了顾虑，河北很快就安定下来了。以后他历任尚书右丞、秘书监等职，并长期担任门下省长官侍中（宰相）。太宗很器重他，要他主持周、隋、陈、齐四史的撰修工作。在唐代，能主持修撰史书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修完史书后，魏征晋封郑国公，后为太子太师。魏征在唐太宗手下任官十六年，是唐太宗政治上的重要助手之一。一直到他去世，太宗都很注意听取他的意见。孙思邈为什么被后世称为“药王”

孙思邈（约581～682），世称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孙思邈活了一百零一岁，但少年时却体弱多病，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刻苦研习岐黄之术。成年以后，他曾隐居在太白山（今陕西境内）从事医学及炼丹活动。高宗永徽三年（652），著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高宗咸亨四年（673），曾担任尚药局承务郎。上元元年（674），即称病辞归。永淳元年（682），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同年孙思邈去世，遗命薄葬。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之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养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

孙思邈积八十余年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医学内容。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是：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并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在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药物学上，重视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在妇幼保健方面，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食丹药。

孙氏的著作，除上述外，见于史志记载的颇多，大多已散佚无存。主要有：《千金养生方》一卷、《千金髓方》等十八种，此外，现尚存世之眼科专著《银海稍微》乃托名孙氏之作。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崇高地位，受到历代人民的尊敬和仰慕。他死后，被尊为“药王”，为他修庙立碑，直至今日他的家乡陕西耀县孙家塬还有孙氏祠堂，内有孙氏塑像。耀县药王山有药王庙、拜真台、洗药池、太玄洞等孙氏活动遗迹。尉迟胜本是于阗国王，为什么会成为唐朝大臣尉迟胜，本为于阗王。天宝年间来朝，献良玉名马，玄宗以宗室女嫁他为妻，授右威卫将军。归国后与高仙芝击破萨毗、播仙，加银青光禄大夫。安史之乱时，命其弟尉迟曜领国事，自率五千兵赴中原，参加平定安禄山之乱，肃宗待之甚厚。广德年间拜骠骑大将军、于阗王，令其回国。但尉迟胜坚决请求留在京城宿卫，遂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封武都郡王。而将于阗王位让于其弟尉迟曜。尉迟曜曾多次遣使上书请尉迟胜之子尉迟锐回国继位，却都被尉迟胜以其子久居中原，不习于阗事务为由拒绝。他们兄弟之间推让王位之事，在当时传为佳话。薛仁贵是怎样被唐太宗发现和重用的薛仁贵（614～683），名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初名将。出身贫苦农家。贞观十九年（645），朝廷用兵高丽，向民间征募勇士从军，其妻柳氏劝说道：“我看你必有出息，应抓住机会求取功名。现在天子亲征辽东，正在招募将士，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何不借此一显身手呢?”于是薛仁贵便到将军张士贵部下应征。

同年，唐太宗出兵辽东，御驾亲征。各路兵马依次进军，薛仁贵所在部队于当年六月抵达安地（今辽宁盖县），正遇唐军郎将刘君昂被敌人围攻。薛仁贵立刻跃马向前，不但手刃敌将，还将其首级悬挂在马鞍上，继续拼杀。敌军纷纷败退。仁贵由此闻名于全军。

随后在攻打安地城的战役中，高丽重兵来援，形势万分危急。太宗命众将领分兵四面围攻敌阵，薛仁贵求功心切，穿着一袭白衣，手持长戟，腰挂弓箭，大喊着率先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无人敢与争锋，唐军乘势掩杀，初战告捷。站在高处观战的唐太宗，一眼望见薛仁贵所着的白衣，便特意派人到阵前去问薛仁贵姓名。战后，太宗亲自召见了薛仁贵，并感慨万端地说：“以往同我一起征伐的将领都已经年纪大了，难以承担军旅之任，我一直都注意选拔英勇出众的武将，但都不如你。我不因征服高丽而高兴，高兴的是得到你这样一员勇将。”于是擢任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为其崭露军事才能提供了更广泛的空间。为什么后世之人多认为狄仁杰是匡复唐室的功臣神龙元年（705），宰相张柬之等人利用武则天病重卧床不起之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武周政权，拥立唐中宗复位，恢复李唐政权。这一事件虽然是在狄仁杰死后近五年才爆发的，但由于政变集团的主要谋划者几乎都是狄仁杰门下的桃李，而狄本人临终时又表达过匡复唐室的愿望，所以这一事件历来被后人视为其门下之人秉承狄公遗愿的大举动，狄仁杰也被视为再造唐朝的功臣，千古以来受到人们的颂扬。

古代名画狄仁杰虽身为武周朝的宰相，却始终心系唐室。圣历元年（698），武则天在与其商议皇位继承问题时，他还当面劝谏武则天说：“陛下是高宗的皇后，高宗皇帝病重时您权且监国；高宗逝后，陛下于是得有天下，已有十余年了。现在商议继承人的问题，我想除了李唐子孙外，别的人选就不用再考虑了。”这种观点应该说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朝臣的愿望。

因为心系唐室，狄仁杰为匡复唐朝做出了许多实质性的贡献：首先，他凭借武则天对他的器重，积极劝说其迎回流放在外的庐陵王李显（唐中宗），为李显不久重被立为太子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正统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狄仁杰始终奉唐朝为正朔。他效忠的是身为唐朝太后的武则天，而不是武周王朝皇帝的武则天。面对武则天在选择继承人问题上的犹豫态度，他曾恳切地劝说道：“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平定了天下，就是要将天下传之于子孙。高宗皇帝以二子（指李显与李旦）托于陛下，陛下却要将天下移交给他族，这是不合天意的举动。况且姑侄与母子哪一个更亲?陛下立自己的儿子为储君，千秋万岁之后，祭祀烟火不断；若立侄儿（武承嗣），我还没有听说过侄儿为天子，却祭祀姑母的先例。”在这番亲情加利害关系的耐心劝导下，武则天在立储问题上的态度开始倾向于李氏子孙，这对后来李显被重立为太子，匡复唐朝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其次，狄仁杰为李唐政权的复兴举荐了大批的贤才。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早已意识到，武周政权必将随着武则天的逝世而结束，李唐王朝的复兴势所必然。成功迎回庐陵王只是匡复大计成功的第一步。庐陵王李显被重立为太子后，为了确保其地位，他身边必须拥有一大批辅佐之才，而这些贤才将成为李唐复兴的中坚力量。为此，狄仁杰不遗余力地举荐，发掘人才，如姚祟、李峤、魏元忠等人都是在他的力荐下成为宰相的；后来发动复唐政变的骨干分子，包括张柬之、敬晖、袁恕己、桓彦范、崔玄昁等人，也都是狄公门下的桃李。狄仁杰所引用的这批贤才，后来大多成为一代名臣。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狄仁杰在历代文人学者笔下都成为匡复唐朝的功臣，因而始终受到后世敬仰。为什么河北百姓憎恨武懿宗武懿宗（?～约706），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他是武则天伯父武士逸的孙子，其父武元忠，高宗时任仓部郎中。武周天授年间，武懿宗被封为河内郡王，历怀、洛二州刺史。武则天万岁通天中（697），契丹首领孙万荣起兵进攻河北，武则天命武懿宗为神兵道大总管，率兵二十万，讨伐孙万荣。官军到达赵州后，武懿宗闻知孙万荣兵将到冀州，就打算弃军而逃。有人劝他说：“敌兵虽多，但无辎重，依靠抢掠，只要坚守勿战，敌军必然离散，然后击之，可获全胜。”武懿宗不听，退至相州，人们都嘲笑武懿宗胆小怯懦。由于武懿宗畏敌不战，致使契丹军大掠赵州后从容退去。孙万荣死后，诏令武懿宗与娄师德安抚河北诸道。百姓中有为孙万荣胁从，后来又逃归者，武懿宗均视为通敌反叛，统统处杀，乃至于活剥人胆，然后杀之，十分残酷。契丹起兵之初，孙万荣部将何阿小攻陷冀州，屠杀了许多百姓。由于武懿宗杀人之多与何阿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在河北百姓中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唯此两何，杀人最多。”因为武懿宗封河内郡王，故称之。

武懿宗自天授年间以来，多次受诏审讯大狱，诛杀王公大臣甚多，当时人将他与酷吏来俊臣、周兴相比。中宗神龙初（705），武氏诸王均降为公爵，武懿宗也被降为耿国公，后死于怀州刺史任上。为什么说张柬之是推翻武则天统治的首倡者张柬之（625～706），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武则天、唐中宗两朝宰相。

张柬之从小就进入国子监学习深造，尤其爱好《三礼》，深得国子祭酒令狐德菜的器重，称赞他有王佐之才。后来以进士科及第，被补为青城（今江苏扬中）丞。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又参加制举的贤良方正科考试，以对策成绩第一，擢拜为监察御史，时年六十五岁。

圣历元年（698），张柬之任凤阁舍人。同年六月，武则天令淮阳郡王武延秀出使突厥，纳默啜可汗之女为妃。张柬之进谏阻止，因不合女皇心意，被外贬为蜀州（今四川崇州）刺史，不久又迁为荆州（今湖北荆州）长史。久视元年（700），在宰相狄仁杰的力荐下，擢任洛州（今河南洛阳）司马，又迁为秋官侍郎。当时另一位宰相姚崇也向武则天极力推荐他说：“柬之足智多谋，能断大事，而且此人已老，请陛下立即任用。”武则天接受了这一建议，拜柬之为风阁侍郎、同平章事。

此时，武则天年老多病，荒废朝政。二张兄弟居中用事，欲谋不轨。张柬之于是将至交——原荆州府长史杨元琰以及敬晖、李湛等人任用为羽林将军，掌握禁军，以备万一。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卧病在床。心系唐室的张柬之认为兴复的良机已到，于是与天官侍郎平章事崔玄昁、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人，秘密策划诛二张、逼武则天让位于太子李显。张柬之不仅首倡其谋，还几乎全盘参与了政变行动的谋划与实施。他负责联络朝中忠于唐室的文臣、武将，并积极寻求太子、相王（唐睿宗）与宫廷禁卫军的支持与配合，为政变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宗复位以后，张柬之以首功拜为天官尚书、凤阁鸾台三品，赐爵汉阳公。不久，又迁为中书令，主持监修国史。政变成功后，张柬之等人缺乏政治警觉，没有乘势彻底扫清诸武势力，这为以后的败亡埋下了伏笔。在中宗与韦后的庇护与纵容下，武则天之侄武三思的权势日渐壮大起来。柬之等人这才醒悟过来，多次劝谏中宗斥逐诸武势力。可惜武三思勾结韦后，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昏懦的中宗没能听取他们的意见。武三思与韦后日夜在中宗面前百般诋毁柬之等人，使其日益与有兴复大功的朝臣疏远。同年五月，张柬之被封为汉阳王，其余四名功臣也依次被封王封爵。这一处置表面上是尊崇功臣，实际上是削夺其权，五人均被罢去参与政事的权力。不久，张柬之便以养病为托辞，回乡避祸。

神龙二年五月，决心斩草除根的武三思指使其心腹郑愔诬告张柬之等人与驸马都尉王同皎通逆谋叛。不明事理的中宗下诏，将他们全部外贬到五岭之外的穷乡僻壤。张柬之被贬为新州（今广东新兴）司马。到任后不久就忧愤而死，终年八十二岁。睿宗即位后，追赠他为中书令，封汉阳郡公。德宗建中初年，又追封他为司徒。魏元忠一生为什么会几起几落魏元忠为人刚直不阿，嫉恶如仇。入朝为官后，他不畏强权，敢于同朝中的恶势力做斗争。这种刚正不屈的性格，也使他深为权贵所恶，屡遭陷害和打击，仕途上历经坎坷起伏。

第四十三章

武则天永昌元年（689），任洛阳令的魏元忠与张楚金、郭正一、元万顷等人为酷吏周兴陷害，以“谋反罪”押赴刑场准备处死。临刑前武则天念及元忠在平定李（徐）敬业叛乱中所立的大功，派凤阁舍人王隐客快马赴刑场口传赦令。当赦免的喊声传到刑场时，引颈就戮的人都欢呼雀跃，唯有魏元忠安坐不动，平静地说道：“未知敕令真假，岂可造次。”等到正式宣读完敕令后，魏元忠才慢慢站起来，以跪拜之礼答谢了皇恩。从始至终，魏元忠都镇定自若，观者无不为之动容。事后，他被流贬到贵州。

周兴被诛后，魏元忠被重新起用，入朝任御史中丞。重返朝廷的魏元忠虽历尽磨难，但仍不改其刚直不屈的个性，因此被酷吏来俊臣等视为眼中钉。长寿元年（692），来俊臣诬告他和狄仁杰等人企图谋反，酷吏侯思止负责审讯事务，面对他们的严刑拷问，倔强的元忠始终没有屈服，于是被再次流放到外地。

神功元年（697），来俊臣被诛后，很多朝臣都为魏元忠鸣冤叫屈。惜才的武则天立即将其召回重任肃政中丞（即御史中丞）。魏元忠先后三次被判死刑和流放，但都志节不屈。武则天曾在一次宴会上问他：“你多次遭到诽谤，这是为什么?”元忠自嘲道：“臣好比一只鹿，罗织罪名的人都想以臣肉为羹。这些小人诬陷臣以求功名，臣如何能躲避他们?”

圣历二年（699），魏元忠被提拔为凤阁侍郎、同平章事。不久又迁为御史大夫，兼洛州（今河南洛阳）长史。当时，女皇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权倾朝野，他们的家奴公然在街头欺凌百姓。元忠上任后对这些恶奴毫不留情，统统用刑杖笞杀，沉重打击了二张的嚣张气焰，洛阳百姓拍手称快。庐陵王李显被重立为太子后，魏元忠担任太子左庶子。此时，二张兄弟更加恃宠而专横跋扈，搞得朝政日坏。忠直的元忠当面对武则天进言说：“臣自先帝（高宗）以来，蒙受朝廷大恩，得以位列宰相，却不能尽忠死节，使小人在陛下左右逞威，这是臣的罪过。”武则天听后很不高兴，二张兄弟更是怀恨在心。

长安三年（703），张昌宗等人诬告魏元忠与司礼丞高戬私下议论说：“太后年纪老了，不如挟制太子作长久的打算。”元忠又被逮捕入狱。武则天召集太子李显与诸宰相到场，令张昌宗与魏元忠当堂对质。张昌宗暗地里威胁利诱当时的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以害元忠，但正直的张说却仗义执言：“实无此事。”武则天才明白魏元忠被诬，但因为张昌宗的缘故，还是将他流贬外地，直到中宗复位后才召回朝中任相。姚崇为什么被称为开元名相姚崇（650～721），字元之，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人。姚崇本名元崇，后避开元年号，单名崇。其父姚善意在贞观年间任地方都督。

武则天时，姚崇以孝敬挽郎的身份应下笔成章制举考试，因成绩优异，被授为州司仓参军，后迁任夏官郎中（即兵部郎中）。当时契丹李尽忠等在河北叛乱时，姚崇曾上书武则天，对叛乱问题献计献策。武则天对这份文笔流畅、条理清晰的奏折很是重视，于是破格提拔他为夏官侍郎。圣历元年（698），他又被擢升为同风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

古代名画为相期间，姚崇多次向武则天陈说酷吏政治的弊端，深为武则天所重，为武周后期政治走向清明、宽和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后，姚崇又兼任夏官尚书（即兵部尚书）、春官尚书（即礼部尚书），仍同凤阁鸾台三品。不久，因得罪了武则天内宠张氏兄弟，被贬为灵武道（治今宁夏灵武）大总管。姚崇离京赴任前，向女皇推荐张柬之为相，为后来的复唐政变做了铺垫。

神龙元年（705），张柬之、桓彦范等朝臣谋诛专横跋扈的张氏兄弟，光复唐朝，姚崇曾参与其谋，是政变的重要幕后人物。但在武则天退位，中宗即位后，正当满朝公卿大臣欢欣鼓舞时，姚崇却因感念女皇知遇之恩，独自痛哭流涕。为此他被贬为毫州（今安徽毫州）刺史。睿宗景云二年（710），姚崇再度任相。当时太平公主干预朝政，与太子李隆基矛盾非常激烈，睿宗为了缓和矛盾，遂将亲太子的姚崇贬为外州刺史。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即位后，姚崇再度为宰相。玄宗刚刚即位，留心于治道，经常和他商讨军国大事，姚崇遂向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其中包括改严刑峻法为施仁政，不妄求边功、穷兵黩武，不让宦官干预政事，罢免前朝滥设的官员，近亲宠臣犯法绝不宽贷，杜绝正式赋税之外的贡献，停造寺观宫殿，君臣间要有礼仪，不许外戚干政等。这些建议受到玄宗的赞同，这就为“开元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姚崇还主持清理了天下佛寺，勒令还俗的僧尼达万人之多；大力开展灭蝗运动，发展农业生产；整顿清理贵族封户，将过多的封户削减下来，并不许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租税。

开元初期，玄宗励精求治，许多大事都委托姚崇去处理，姚崇也能够独当重职，以辅佐圣主安天下为己任，为政清明务实，为缔造“开元盛世”的繁荣昌盛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人将他与另一宰相宋璟并称为“姚宋”，将他们与贞观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称为大唐名相。宋璟为什么能与姚崇并称名相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河北南和）人。开元初名相，以刚直无私而著称。为相期间他善于择人，对朝政得失多所匡谏，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贡献，与姚崇并称“姚宋”。

宋璟是北魏吏部尚书宋弁的七世孙，年轻时就以正直无私、勤奋好学而闻名。后来进士及第，累迁为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颇受当时女皇武则天的器重。长安三年（703），武则天内宠张昌宗诬陷宰相魏元忠谋反，武则天下旨逮捕魏元忠，并要魏元忠与张昌宗当庭对质。张昌宗暗中利诱威胁凤阁舍人张说作伪证助己。当时同任凤阁舍人的宋璟力劝张说道：“名义至重，鬼神难欺。阁下切不可依附奸邪小人，陷害忠良。万一不测获罪，我会站出来替你力争的。若不成功，情愿和君同死，万代后的名誉就在此一举了。”有了宋璟的支持，张说当堂怒斥张氏兄弟，反对他们诬害魏元忠。由于武则天的包庇，二张的阴谋虽未得逞，但魏元忠还是被贬外任。为此，宋璟叹息道：“璟不能申明魏公之冤，深感惭愧。”

宋璟不久迁为左御史台中丞。当时二张兄弟专权骄横，许多朝臣都依附于他们。宋璟却很刚直，敢于和他们做斗争。一次，有人告发张昌宗私招术士占相，语多大逆不道。宋璟屡次上书要求将其绳之于法，武则天敷衍说：“昌宗已经自己上奏承认错误了。”宋璟并不退缩，尖锐地指出：“张昌宗是有人通风报信，走投无路才上奏的，并且谋逆大罪，没有赦免之理，请予以治罪，以中国法。臣也知道二张兄弟深为陛下眷宠，此举会招致大祸，但为了伸张正义，虽死无恨。”武则天理屈，被迫同意让张昌宗亲赴御史台受审，但不久又下令赦免他。为缓解宋璟的愤怒，武则天特别让张昌宗到宋府当面谢罪，宋璟拒而不见，并回绝说：“公事当公办，若私见，则法外有私也。”

中宗复位后，宋璟官拜吏部侍郎、黄门侍郎等职，以刚正不阿又得罪了弄权的武三思，屡遭其排挤而赴外任。在外任官期间，他清正严明，属下都不敢犯法。睿宗时，身为宰相的宋璟为捍卫太子李隆基的储位，与姚崇共同反对太平公主专政。太平公主曾私召宰相谋废太子，在场的几位宰相都大惊失色，不敢言语，唯独宋璟厉声质问道：“东宫（即太子）有功于天下，乃真正的社稷之主，公主怎能有此奇怪的言论呢?”他因此为公主嫉恨，被贬为外州刺史。

开元初年，玄宗以宋璟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为吏部尚书、侍中，晋封为广平郡公，信重无比，宋璟也竭力辅佐玄宗以成王业。他行事公正无私，为时人所称。开元七年（719）四月，开府仪同三司王皎去世，其子驸马都尉王守一请求按玄宗外祖父窦孝谌的标准，筑坟五丈一尺高。玄宗为表彰功臣，答应了他的请求。对此宋璟坚决反对，他说：“俭，是高尚的品德；侈，是大罪过。高坟为贤人所戒，厚葬非君子所为。大家都追求奢靡而自己能够纠革，才是至孝之道。”他又强调不能越制，力谏道：“王皎之坟，按制度达到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高即可。”玄宗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叹息说：“爱卿能言别人不敢言之事，且能再三坚持，成就朕的美名，正是朕所期望的贤臣啊!”于是赐予他财物以示奖励。

同年，玄宗因岐山（今属陕西）县令王仁琛是自己为藩王时的旧属，就亲自批准其为五品官。宋璟知道后，劝谏说：“皇帝亲故授官，虽有先例，但王仁琛已得过优待了，若再蒙特殊奖励，恐怕就要受舆论的批评了，何况他还是皇后的族人，更要考虑影响了。请委托吏部对他加以考察，若合格，再行授官不迟。”玄宗对此非常赞同。还有一次，有位名叫宋元超的人到吏部，自称是宋璟的叔父，希望能优待为官。宋璟知道后通知吏部，说宋元超是他的远亲，已经很久不往来了，要求吏部对他一视同仁，不能以私害公。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对有罪还不断上诉者，统统交付御史台治罪，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接着他又与另一位宰相苏颞建议严禁地方私铸钱，并命监察御史荣隐之专管此事。由于荣隐之操之过急，引得百姓怨声载道。宋璟也因此辞去相位，改任开府仪同三司。

宋璟辞职后，玄宗仍对他关爱有加，宠遇甚厚。开元二十五年，宋璟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五岁，朝廷追赠他为太尉，谥日“文贞”。高力士为什么能够得到唐玄宗的宠信高力士入宫后，历任宣教博士、内府令、内给事等职。武则天下台后，他见唐中宗昏庸，韦皇后专权，重用韦氏家族中人，引起了朝野的不满，高力士知道他们不能成大事，便投靠了当时尚是临淄王的李隆基，成为其心腹。他在李隆基铲除韦氏的斗争中出谋划策，并亲自率兵攻入宫中。李隆基当皇帝之初，与其姑母太平公主斗争得十分激烈，高力士又积极参与到这场政治斗争中去。《资治通鉴》卷210载：“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可以说唐中宗至玄宗开元前这一段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高力士始终支持唐玄宗，积极奔走，出谋划策，为唐玄宗当皇帝和巩固皇位立了很大的功劳。当玄宗巩固了皇位后，高力士自然受到重用，历任内常侍、内侍、右监门卫将军、内飞龙厩大使等官。此后高力士还立过大功，天宝十一载（752）四月，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之弟王焊与邢缚密谋，欲以龙武万骑杀龙武将军，然后率龙武军反叛，他们引兵至皇城西南隅，被高力士所率的飞龙禁军击败，杀邢绰，捕获其党，平定了这次叛乱。以往的研究者都认为宦官掌禁军始于肃宗时李辅国，其实高力士才是最早统率禁军的宦官。

由于高力士对玄宗忠心耿耿，多次立有大功，所以唐玄宗对他十分信任，四方表奏，先呈高力士，小事立决，大事才上奏皇帝。玄宗多次对人说：“高力士当值，我睡觉才能安心。”可见宠信之深。由于高力士权势颇大，百官畏惧，连公主、驸马都呼其为爷。高力士之妻吕氏卒，朝野争相致祭，从高力士家至墓地，车马不绝。天宝十四载，内侍省设置内侍监一职，正三品，玄宗首先任命高力士为此官。唐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玄宗此举打破了这一定制，从而提高了内侍省的地位。不过高力土虽然权势很大，但他为人小心谨慎，从不骄横狂妄，所以始终得到玄宗的欢心。为什么唐玄宗特别看重张九龄张九龄（673～740），字子寿，一名博物，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宰相，以忠直敢谏而知名于世。

张九龄幼年聪敏，善写文章，名声很早就流传在外。后进士及第，授为校书郎。玄宗为太子时，大举文学之士，九龄因文才迁为右拾遗。

张九龄有识才之能，以知人善任而著称。当时吏部考试选拔人才，常由他与右拾遗赵冬曦负责评定等第，号称“公允平直”。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很是器重，两人互通谱系，叙为宗亲，成为生死之交。张说常对人说：“九龄将来一定会继我之后成为文坛领袖!”开元十一年（733）张九龄任中书舍人。

开元十三年，玄宗东巡泰山行“封禅”之礼，张说受命奖拔侍从官员，由于他多提升中书门下两省录事主书及自己的亲信，九龄劝说道：“官爵是国家之公器，授官应先凭才德，后与故旧。若两者轻重颠倒，必然引起非议。”张说毫不在意地回答：“事情已决定了，旁人的闲话，何足为虑?”如此一意孤行使他后来大受舆论责难。

在张说主持集贤院时，曾向玄宗力荐九龄为学士，以备顾问。张说去世后，玄宗思文才之士，立刻擢升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并主持院务。开元二十一年，又升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年，为中书令，兼修国史。

张九龄为相期间，大力整肃吏治，以图挽救“开元盛世”光环下日益严重的危机。他认为“任人当才，为政大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即选人用才关系到国家兴亡。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极力反对以私权压制人才，同时坚持废止“循资格”、不凭才学奖励晋升官员的制度。为了改变当时重京官轻外任的弊端，他还上奏玄宗说：“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因为县令与刺史代表国家直接理民，他主张，凡是没有任过地方都督、刺史之职的，即使考核成绩优秀，也不得任侍郎、列卿；没有任县令资历的，虽有治绩，也不得入中央任台郎、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主张虽未见全部实行，但对于提高外官地位，整肃地方吏治仍起到积极作用。

开元二十三年，由于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破契丹有功，玄宗打算任他为相。张九龄力谏说，“宰相是辅天子理政的，不是赏功之官。”玄宗退一步说：“只给其名不使其任职如何?”九龄反问道：“名与职是国家公器，不可滥授。守珪破契丹，陛下就要奖拔为相；若其尽灭奚与契丹，将以何官赏之?”玄宗才无言以对。一代奸臣李林甫，口蜜腹剑，深受玄宗宠信，在擢为宰相前，玄宗也征求过张九龄的意见，九龄回答说：“宰相身系国家安危，陛下用林甫为相，臣担心将来于国家不利。”玄宗听不进逆耳之言，坚持任李林甫为相，终于酿成惨痛后果。

李林甫为相后，对张九龄极力诋毁、排挤，加之玄宗逐渐怠于朝政，也厌烦直谏之臣。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迁为尚书右丞相（右仆射），被罢相。第二年。因引荐人不当，被外贬为荆州（今湖北江陵）长史。

开元二十八年，一代名相张九龄去世，享年六十八岁。追赠为荆州大都督，谥曰“文献”。

九龄不仅为官清正，且风度潇洒，玄宗曾对左右说：“我每见九龄，精神顿爽。”以后每有宰臣进用，他总先问：“风度与九龄相比如何?”安史之乱后，玄宗回想到他的忠直，特派使者赴曲江祭奠，并厚恤其家。张九龄还颇有文才，是著名的诗人，他的文集《曲江集》至今流传于世。张果为什么被赐号“通玄先生”

唐玄宗一生崇道，其崇道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即位到开元末为前期，开元末及天宝年间为后期。前期崇道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后期的崇道活动主要是企求长生不老。而玄宗对神仙发生兴趣，是从与道士张果接触开始的，时约开元二十二年（734）。

张果，本是隐居于中条山的方士，自称有神仙之术，年已数百岁。武则天曾诏其入宫，他装死不去。开元二十二年，玄宗遣使相迎，张果故伎重演，以抬身价。玄宗再次派使相请，恳求再三，张果认为玄宗确有诚意，方才出山。据说，张果入宫后，玄宗曾对其神仙之术详加检验，结果十分灵验，玄宗大为惊奇，深信不疑。玄宗命人取来有毒的堇汁让张果喝。张果连饮三大杯，如醉如痴，牙齿焦黑。但他若无其事，叫左右取铁如意敲断黑齿。从怀中取出一包药，说是神仙药，涂在断齿上。睡了一大觉，居然长出了新牙齿，粲然洁白。由此玄宗尊张果为先生，礼遇甚厚。

玄宗有两个妹妹玉真和金仙公主，皆入道观。为使张果长留宫中，玄宗决定将玉真公主嫁给张果。张果听后大哭，不肯答应，坚辞归山，玄宗无奈，尊张果为“通玄先生”，厚加赏赐送归。

由于唐玄宗对张果的推崇，在唐朝便逐渐形成了关于张果的神话传说。唐人好传奇，把一个齿落发衰的老道士传得神乎其神。到了宋代，道教神仙思想向世俗转化，张果的传说被加入了度化世人的内容，使一个单独的神仙故事开始有了劝化的意义。张果也逐渐演变成民间八仙之一——倒骑驴的张果老形象及其种种传说。王忠嗣为什么被称为唐之良将王忠嗣（705～749），本名训，唐玄宗赐名忠嗣，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县），后迁居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玄宗时名将。父亲王海宾，为开元年间的名将，战死于疆场。当时，王忠嗣年仅九岁，玄宗除赐其名外，又授予朝散大夫、尚辇奉御，收养于宫中。小时候，他常与忠王李亨（即唐肃宗）一起交游。长大成人后，他雄健刚毅，沉静寡言，颇有军事谋略。玄宗与其谈论军事，他对答如流，甚有见解，玄宗感叹道：“你将来必为良将。”后来，王忠嗣先后担任过河西节度使萧嵩，河东副元帅、信安王李袆的兵马使，以作战勇敢而知名。玄宗大悦，升任他为左威卫将军、代北都督，晋封清源县男。

古代名画当时，河西节度使杜希望欲攻取吐蕃的新城（今青海门源），有人建议王忠嗣可担此任，于是王忠嗣奉命赴河西，果然不负众望，一举攻克该城，并多次击退吐蕃军的反扑。事后，王忠嗣以功勋卓著，被授予左金吾卫将军，领河东节度副使，兼大同军使。开元二十八年（740），任河东节度使，加云麾将军。次年，为朔方节度使。

天宝元年（742），王忠嗣兼灵州（今宁夏灵武）都督，奉命北伐，与奚族怒皆部战于桑乾河，三战三捷，震动漠北。当时突厥内部相互攻伐不已，忠嗣巧妙利用各部矛盾，屡有斩获。从此，唐北部边境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安定局面，突厥部众无力入寇。天宝四载，忠嗣以功又兼任河东节度采访使。

王忠嗣年少时以勇敢自负，但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后，却专以持重安边为己任。他常对人说：“国家太平之时，为将者应该安抚士众，注意训练，不可劳师动众以为自己邀功求名。”因此，他平日里注意居安思危，养军蓄锐。军中士气旺盛，日夜思战，他却不轻易出兵，而是先派间谍出去侦察敌情。等到充分掌握对方情况后，再抓紧有利时机出击，故而每战必胜。王忠嗣还在从朔方（今宁夏灵武）到云中（今山西大同）的数千里边陲之地，沿要冲设置城堡，拓地各数百里。当时人们一致认为，自张仁宜以后四十多年来，王忠嗣是最好的安边之将。

天宝五载正月，王忠嗣擢任河西、陇右节度使，兼主持朔方、河东节度职事。像他这样，佩四镇节钺，控劲兵重镇，辖地万里的情况，自有唐以来都不曾有过。能够肩负如此重任，完全是他治军有方，战功卓著的结果。在此期间，王忠嗣曾领兵于青海（今青海青海湖）、积石（今青海东的积石山）大败吐蕃之众。又于墨离（今甘肃安西）击溃吐谷浑，灭亡其国后凯旋。魏知古为什么能名重一时魏知古（647～715），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魏知古为人正直，早年以才学知名。进士及第后，累授著作郎，参与撰修国史工作。武则天长安年间（701～704），历任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卫尉少卿，兼检校相王（即唐睿宗）府司马等职。神龙初年（705），魏知古以才德晋升为吏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仍监修国史。睿宗时，又以曾为相王府僚属的缘故，官拜黄门侍郎。

景云二年（711），魏知古任右散骑常侍。当时睿宗为当了道士的金仙、玉真两位公主修建道观。虽逢盛夏时节，工程仍在继续。知古见状，立刻上疏劝谏睿宗，请求暂停修建工程，使百姓得以休息。睿宗以其言语颇为切直，对他很是赏识。不久，魏知古就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为宰相。后又迁为户部尚书、侍中等职。他虽身在相位，但仍能时时进谏，对时政得失多有匡正。玄宗即位后，魏知古累封为梁国公。当时太平公主专擅朝政，与其党羽宰相窦怀贞秘密策划宫廷政变。在此关键时刻，得知确切消息的魏知古立刻向玄宗密报。玄宗在诛灭太平公主集团后，对魏知古特别恩宠，并亲下敕书赞誉他说：“知古为相，多所匡谏。竭忠侍君，奸臣有谋，预奏其事，忠诚志节，良有可嘉。”魏知古后来又主持过吏部选事，深为称职。

开元初年，魏知古改任黄门监，不久又提升为紫微令（即中书令），深受玄宗信重。当时同为宰相的姚崇对魏知古颇为忌惮，于是暗地里向玄宗进言，不可过分信重功臣。玄宗出于巩固皇权的考虑，终于罢去了魏知古的相权，降其为工部尚书。魏知古于开元三年（715）病逝，享年六十九岁。

魏知古生前很有知人之明，任黄门侍郎时，他向玄宗举荐了吕太一、齐浣、柳泽等人；主持吏部选事时，他又提拔过袁晖、陈希烈等人。这些人后来在朝廷多居清要之职，当时的舆论对此也多有赞誉。杜暹“不学无术”为什么却能当上宰相杜暹（?～740），濮州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唐玄宗开元时宰相。杜暹自幼丧母，由继母抚养长大，长大后对继母很是孝顺。艰难的生活条件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很强的自立能力，成年后发誓不靠亲友赠送施舍度日。这成为他一生力行的座右铭，对他为官处事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代名画不久，杜暹以明经科及第，被补为婺州（今浙江金华）参军。在期满离任时，同僚特赠送他一万多张贵重的纸张，杜暹只从中取了一小部分，以示接受馈赠之谊。当时同僚们都非常敬佩地赞叹说：“过去听说清官离任时只收象征性的一钱，杜暹此举和那些清官有什么区别呢?”此后，杜暹又历任郑县（今陕西华县）尉、大理评事，都以廉洁奉公为时人所重。

开元四年（716），杜暹迁为监察御史，前往安西（今新疆库车）边地巡覆屯田事务。当时，安西副都护郭虔瑾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献、镇守使刘遐庆等争权不休，朝廷于是诏令杜暹兼负责调查此事。杜暹奉命入西突厥突骑施部查明事情真相，而突厥见朝廷派使节前来，就拿出重金作为见面礼赠送于他。杜暹坚决推让，同行的僚属劝说道：“公远使外域，不可辜负当地人的情谊。”杜暹不得已接受下来，待到夜深人静时再命人悄悄将赠金埋于帐下。等到突厥人发现时，杜暹一行人已经走远了。

杜暹从安西返京后，仍于朝中任职。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安西都护张孝嵩任满迁职时，将当地人民希望杜暹到安西任职这个情况上报朝廷后，玄宗顺应民意，遂下令由杜暹兼任安西副都护。杜暹在安西任职数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为政清俭，不辞辛劳，且善抚士卒，因而在当地很有声望。

开元十四年（726），杜暹被召回朝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当了宰相。为相期间，他以廉洁著称，被称为“廉相”。后因与另一位宰相李元纮议事不和而被罢相，出为荆州（今湖北江陵）大都督府长史。此后，又历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太原尹等职。开元二十八年（740），杜暹因病去世，追赠尚书右丞相。

杜暹学识不是很高，但却能以清勤俭约自任。他为官洁身自好，清廉正直，深得后世赞誉，人们评价他的“远财劾奸”、“清风肃然”，实在是非常恰当。

韩休是什么人韩休（672～739），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韩休出身于官宦世家，早年就有文才之名，以制举及第，授为县丞。后来他又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当时尚为太子的玄宗亲自过问考试成绩，结果韩休以对策被列为优等，擢任左补阙。不久又升任礼部侍郎，因当时平衡内外官的需要，他被外放为虢州（今河南灵宝）刺史。

虢州地处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之间，距长安和洛阳都算近州。皇帝来往居住两京之间，都要向近州征调护驾军队所需的粮草供给，虢州首当其冲，因此当地人民负担很重。身为刺史的韩休请求把本州应交纳的草料给其他州分摊一部分，宰相张说认为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取悦当地百姓，为自己博取好名声，便将此请求驳回。为了切实减轻百姓负担，韩休准备再次向朝廷奏请，州衙的官吏们恳切地对他说：“若再次申请，恐怕会得罪宰相，对您不利，请三思而后行。”韩休回答说：“我作为州长官，既然知道百姓疾苦，而不能解救，还算什么父母官?若因此而得罪了宰相，受到处罚，我也心甘情愿。”在他的坚持下，朝廷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不久，韩休以政绩突出而调入中央任工部侍郎，后来又迁为尚书右丞。

开元二十一年（733），侍中裴光庭去世，经中书令萧嵩的推荐，韩休官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他个性刚直，不趋炎附势，在原则问题上能始终坚持正确的意见，因此深得大家的赞誉。有一次，万年（治今陕西西安）县尉李美玉犯罪，玄宗特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上奏说：“美玉官位卑下，所犯之罪并不大。而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倚恃皇恩，贪赃枉法，大修府第，车服鲜丽，僭拟无度，应先流放程伯献，再处置李美玉不迟。”玄宗刚开始不答应，他又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李美玉罪小尚不能容忍，程伯献罪大，岂能不过问?陛下若不处置程伯献，臣就不敢奉诏。”玄宗以其刚直，最后答应了他的要求。

韩休为相期间，忠直敢谏，对朝政得失多所匡正，连玄宗也惧他三分。玄宗每在后宫宴饮作乐或于禁苑打猎，若有超越限度、奢靡过度之处，即顾问左右说：“韩休知道吗?”经常是话音刚落，韩休诤谏的奏章就到了。宰相宋璟曾赞誉他说：“没想到韩休竟能够如此，真是仁者之勇啊。”

开元二十一年夏，韩休以匡正之功加银青光禄大夫。不久又转为工部尚书，罢知政事。二十四年，他被迁为太子少师。二十七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追赠扬州大都督。李林甫是怎样爬上宰相之位的李林甫（?～752），小名哥奴，擅长音律。出身于唐王朝宗族，不过到他时已是疏支远属，政治上已没有太多的特权，但是凭着这点关系，他还是担任了负责皇帝保卫工作的“千牛直长”。而后他努力钻营，结交权势之人，在仕途上得以不断升迁。

在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上，李林甫走出的最关键的一步是他结交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武惠妃是杨贵妃出现以前最受玄宗宠爱的妃子，她生下寿王李瑁和盛王李琦两个儿子。她很想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位的继承人，所以努力在大臣中寻找支持者。李林甫了解这一点后，想方设法通过太监向武惠妃表示了自己愿为效力的意愿。这样，武惠妃就对李林甫另眼看待了。她注意把皇帝的一举一动派人告诉李林甫，李林甫因此总能预先了解皇帝的想法，在玄宗询问政事时，总能“奏对称旨”，迎合圣心。开元二十一年（733）宰相裴光庭去世，另一位宰相萧嵩向玄宗推荐韩休来补空缺，诏书还没有下达，李林甫从宫中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他见缝插针，抢先在公开场合向玄宗建议用韩休为相。韩休当上宰相以后，自然对李林甫颇为感激，他不明底细，反而对萧嵩有意见。后来韩休又反过来推荐李林甫有相才，在武惠妃的暗中帮助下，李林甫很快就如愿地当上了宰相。

新上任的李林甫因资历浅，在宰相这个集体中地位较低，但他岂肯屈居人后。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搞倒其他几位宰相。他阳奉阴违，在皇帝与宰相们议事时，一旦张九龄、裴耀卿对皇帝的想法提出反对意见时，李林甫就默不作声，表现得无欲无求，而背地里却对皇帝阿谀奉承，坚决支持皇帝的想法。日渐骄矜的皇帝逐渐听不进去谏言了，他反而怀疑张九龄、裴耀卿他们联合起来欺负自己，却越来越欣赏李林甫的“忠贞”，于是皇帝罢免了张、裴的相职。李林甫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了首席宰相，可以大权独揽了，而且一干就是十六年。杨国忠是如何专权误国的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掌权十六年的李林甫去世。李林甫最后的头衔是左仆射兼右相、吏部尚书、晋国公，除了执掌最高决策和行政大权，具体负责的只有吏部铨选。杨国忠除了上述权力外还直接执掌财政以及部分地方军政大权。经过李林甫到杨国忠，宰相权力已经是非常集中了，到了除了玄宗和杨国忠，谁也不能做出决定的地步。只要这两个人不动，朝政实际上就会陷于瘫痪。

古代名画如果杨国忠很有才干，哪怕有李林甫的那点才干，情况或许会好一些。可怕的是他本人无才，他自己就说过：“我出身寒家，因贵妃的关系才有今日，很难知道将来归宿如何，大概不会有好名声，不如当前快乐一时。”因此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官运永存，生活上奢侈腐化，他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屡屡胜利而沾沾自喜。他一人身兼数十职，事务繁重，即使每天每件公文上他只署一个字，他一天也做不完，他就把这些事情推给亲信去做，以至于政治混乱，纲纪败坏，贿赂公行。杨国忠继任期间，所受中央和地方大臣的贿赂，积累起来丝织品达三千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收入。

经济上他大肆聚敛，使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而且向玄宗只报喜不报忧。当了三十多年皇帝的玄宗，日渐骄矜，杨国忠不但不劝谏，反而助长了玄宗的这种倾向，尽一切所能为皇帝提供挥霍的资本。他自己也与杨氏姐妹争相比富，田宅万顷，楼宇之盛，两都莫与之比，时人骇叹。

在军事上，他不能正确处理与番将的关系。安禄山和哥舒翰本来关系就不好，他又火上浇油，挑拨离间。面对着安禄山逐渐膨胀起来的势力，杨国忠也不能有效地加以限制。安禄山发动叛乱，就是以“诛杨国忠，清君侧”为名的。范阳起兵后，尽管太原和东受降城关于安禄山反叛的奏报很快就送到了华清宫，但玄宗由于没有收到河北州县的报告，就以为是“恶禄山者诈为之”。直到七天后，玄宗才得到确切情报。此危急时刻杨国忠竟还安慰说：“今反者独禄山耳，将士皆不欲也。不过旬日，必传首诣行在。”玄宗因此也不以为然。而后因杨国忠害怕哥舒翰手握重兵对自己不利，上疏玄宗诬奏哥舒翰拥兵关内，拒不出战，贻误战机。玄宗便诏令哥舒翰出关迎敌，结果丢掉潼关。此关键时刻，杨国忠竟对百官说：“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不相信，今天如此，可不是我的过错。此时杨国忠仍只顾保护自己的权力，又缺乏应变能力，做了四十五年皇帝的玄宗，此刻真正地成为“孤家寡人”了。安禄山的生平情况如何安禄山（703～757），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本无姓，原名轧荦山，母为突厥人，安禄山少孤，后因其母嫁与粟特人安延偃，改姓安，更名禄山，所以有人称安禄山为“杂胡”。他懂诸蕃语，身体魁伟，骁勇善战，熟悉边地情况，又善逢迎，手段狡诈，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养子，升任平卢（今辽宁朝阳）兵马使、营州都督等职。后来，他利用行贿和伪装恭顺，取得玄宗和杨贵妃的信任。天宝元年（742），升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兼范阳（今北京西南）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十载，又兼河东（今山西太原）节度使。他身兼三镇节度使，私下培植胡将，蓄养战马，笼络汉族失意文人，拥有精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他深知唐朝统治者的腐败，禁军虚弱，全国军事布局内轻外重，以讨权臣杨国忠为名，与史思明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举兵南下，攻下重镇洛阳。因一路烧杀抢掠，河北人民纷纷抵抗。于洛阳称大燕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后举兵西进，破潼关，下长安，大肆杀戮。从此唐半壁江山陷于战乱之中。至德二载（757）正月，为其子安庆绪所杀。郭子仪为什么被称为再造唐室的功臣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武举出身。郭子仪历事玄、肃、代、德四朝，在平定国内藩镇叛乱和消除吐蕃等边患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安史之乱爆发的那一年，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

在河东道北部，郭子仪率领朔方军旗开得胜，迅速收复静边军、云中和马邑。随后，他又增援李光弼，东下井陉（今河北井陉西北），进军河北中部，获得节节胜利。尤其是嘉山一战，打得敌人落花流水，军心动摇。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皇帝西逃，平叛战果付之东流。七月太子在灵武即位，郭子仪与李光弼共赴灵武，重整旗鼓。至德二载（757）郭子仪跟从广平王李俶率军十五万，自凤翔出发，进攻长安。广平王不懂军事，郭子仪肩负重任。唐军与叛军决战于京西香积寺北，叛军大溃，收复长安。而后郭子仪一鼓作气，连下陕州、洛阳、河东、河西等地皆平，平叛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郭子仪以战功加官司徒，封代国公。他凯旋班师，肃宗在灞上隆重迎接，慰劳道：“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

而后郭子仪继续南征北战，不但扫平叛军余孽，挟制跋扈藩镇，而且多次打败吐蕃的进犯，七十高龄的他还上演了单骑退回纥的绝佳一幕。他总能力挽狂澜，救唐室于危难之中，所以他无愧于“再造唐室”的美名。

前言

大宋王朝，武运国势萎弱不振，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貌似不和谐地并存于一体，从而引出历代读史者迥然不同的评价，褒贬毁誉，在在有之。

千年前的宋朝已成历史，然而宋朝的名人贤哲、才子墨客、市井生活、工艺珍玩，却依然鲜明的留存于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记忆中。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朝代。然而两宋政权却在北方民族的攻掠下，渐次衰亡。个中原因相当复杂，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颇多宋人故事。

本丛书立足大宋，介绍了五代战乱的终结、中央集权的强化、右文抑武的家法、首内虚外的战略、穷则思变的改革以及皇帝的荒唐、官僚的争斗等重大事件或现象；同时，从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的层面重新审视两宋，试图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大宋历史的始末。

第一章

宋朝的宫廷赵匡胤陈桥兵变大宋王朝建立于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宋太祖，这一基本史实并不存在疑点。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次政变过程中，有关史籍的一些细节方面描述充满着矛盾，主要围绕赵匡胤是完全被动接受黄袍加身，还是其集团进行的一次早有预谋和准备的政变?有关的史料与素材矛盾百出，使这一事件的进程变得扑朔迷离。

赵匡胤像五代末，显德七年(960)的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接到镇、定二州的军情急报，说北汉勾结契丹，大军声势甚盛，南下侵入边境，形势十分危急。宰相范质、王溥等商讨后奏准太后，立即派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诸将领兵出征。大将慕容延钊简选精锐，率前军先行启程。赵匡胤调集各路人马，领大军也即将北征。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诸将聚谋，以为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也为国家着想，不如立太尉为天子，然后北征也不晚。乃找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商议。光义以为：哥哥忠赤，不会同意。赵普认为：外寇压境，大敌当前，应先御敌，战归再议。而众将坚持，说：“若太尉不受命，六军难以向前。”此时，赵匡胤却醉酒卧营不省，众有拥立之意的将士便环立待旦。次日黎明，军营四周呐喊声起，震动原野。光义与赵普入营告知，而诸将士也直叩寝帐之门，高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惊起披衣，未及应酬，便被扶到议事厅，有人把皇帝的黄袍加披到他身上，众人都罗拜庭下，口称万岁。匡胤要推辞，众人不答应，并相与扶匡胤上马，拥逼南行。赵匡胤在马上说：“你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那就必须听从我的命令，不然我就不做这个皇帝。”众将下马回答：“惟命是从。”然后赵匡胤严肃颁布了有关入京以后士兵秋毫无犯的约法，并令众立誓，这才率军返回开封城，遂取代后周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

上述故事情节，主要意译自宋代最具权威的史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其他重要史料记载也所差不多。从其具体过程考察，此次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似乎是一次偶发事件，是遵循五代将士拥立主帅的旧例行事，赵氏集团事先并不知情，赵匡胤完全是被动接受众将的请求，不得已才同意做皇帝。然而从其他相关史料分析，却使人感到其描述是大有疑问的，黄袍加身应是一次有预谋有准备的政变，所谓“黄袍不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岳蒙泉《绿雪亭杂言》)。

赵匡胤出身将门，22岁时投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效力，因战功卓著，30岁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高级将领铁哥儿们，号称“义社十兄弟”，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显德六年(959)，33岁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执掌碟军最精锐部队。六月，周世宗去世，恭帝即位，时才7岁，太后也年轻少谋，孤儿寡妇无能力执政，几位宰相也较懦弱。而这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可以说一场政变在如此成熟的条件下已开始酝酿，问题只在于找一个怎样的契机发动而已。

据司马光《涑水纪闻》记载：“及将北征，京师喧言，出师之日将策点检为天子。故富室或挈家远避于外州，独宫中未之知也。”《续资治通鉴长编》也说：“时都下欢言，将以出军之日策点检为天子，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惟内庭晏然不知。”说明此事，早在政变之前已于京城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且能断定政变将发生于“出师之日”，此绝非普通民众所能猜测和指定的。所谓只有“宫中未之知”，应指宫廷中后周皇帝的孤儿寡妇还被蒙在鼓里。不能判定的是：这些传言是赵氏集团为政变故意所做的舆论准备，还是有一定地位的人在有关征兆的预见中所做的推测?大军在开拔途中，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苗训，也指点了当时“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天命”。这一宣传与京城传闻相配合，使人有故意做舆论准备之感觉。

此传闻在京城造成民众如此的恐慌，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会听说，那么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是否知晓呢?如果知晓，他们仍派赵匡胤率军出征，是否与赵氏集团同谋呢?不过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范质与王溥似乎又不知情。据有关记载，兵变消息传到京师，范质受到太后的谕责，退出朝门，握住王溥的手道：“仓促遣将，竟致此变，这都是我们的过失，为之奈何?”王溥听了发愣而无法回答，忽口中呼出呻吟声来，原来范质握手之指甲已掐入他的手腕，几乎出血。赵匡胤入城后，还对范质等人“呜咽流涕，具言拥逼之状……(范)质不知所措，乃与(王)溥等降阶受命”(《宋史·范质传》)。等到赵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之时，召文武百官就例，班定礼仪程序之时，独缺周帝禅位制书，这时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完成此禅位之礼，使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其中，像翰林学士之类的官员已早有准备，而宰相范质等居然一点也不知情，似乎又很难说得过去。

《宋史·杜太后传》载，杜后得知其子赵匡胤黄袍加身后，脱口说道：“吾儿索有大志，今果然。”依然谈笑自若，没有任何惊诧之表情。《涑水纪闻》也载，杜后说：“吾儿生平奇异，人皆言当极贵，又何忧也。”据说，匡胤年轻时，杜氏劝他好好读书，匡胤奋然回答：“治世用文，乱世用武，现世事扰乱，愿习武艺，安邦定国。”杜氏笑道：“儿能继承祖业，便算幸事，还想什么大功名哩。”匡胤道：“唐太宗也不过一将门之子，后造成帝业，儿想与他一样干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母亲以为如何?”杜氏怒道：“不要信口胡说，世上说大话的人，后来往往没用，还是读书去罢!”而这时，连年老的母亲都变得如此胸有成竹，遇事不惊，说明赵氏集团对这事的准备已相当充分。所以后人以诗讥讽道：“阿母素知儿有志，外人反道帝无心。”

一些宋人笔记记载，赵匡胤早年曾到高辛庙算卦，占卜功名前程，据说自小校以上至节度使，一一掷之，卦皆不应，最后唯剩“天子”时，一掷而得此卦。这事真伪已无法考定，然而从其为当时广为流传的轶闻而言，也或是赵氏集团所作的舆论准备，至少说明赵匡胤自己早已对此事有所谋划。而政变发生之际，赵光义和赵普马上派快骑入京，通知其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改朝换代的接应准备。有意思的是，此时赵匡胤居然醉酒卧营不省，而使将士们环立等待，直到次日黎明。这一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故意做作，抑或后人编造?也令人颇感困惑。

大军返回京城，城门早在石守信诸将的控制之下，不但入城顺利，整个京城也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动乱。时正早朝，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入城的殿前司勇将王彦升追杀，并诛灭其全家。这是后周将相中惟一的罹难者，他还没来得及组织起反抗，就被迅速剿灭，如没有事先布置安排，怎么会如此周全。当然，事后还要演饰一番，将韩通以礼葬之，并嘉其临难不苟，赠中书令之职。有意思的是，后来宋太祖幸开宝寺，见壁上供有韩通的画像，立即令涂去，应是内心有愧吧。

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本因边境军情告急，这才令赵匡胤率军北征，为何黄袍加身后便率军回京，而不用去抵御强敌了呢?有所谓“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查初白《敬业堂集》)。一般认为，镇、定二州是在谎报军事，以配合此次政变。这样，镇、定二州节度使也理应是赵氏集团的成员了。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镇、定二州军情并没有谎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契丹国志》诸重要史籍都有相关军情记载。而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据《宋史》两人的传记所载，宋初，郭“崇追感周室恩遇，时复泣下”。监军密奏：“崇有异心，宜谨备之。”同时，孙“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归山，诏不允。建隆二年，乃徙其帑廪，召集丁壮，缮治兵甲，欲还狼山以自固。”被人告密，令举族迁赴都城，审问后削夺官爵，勒归私第，并严惩其部下。可见，两人不可能属于赵氏集团成员。那么，为什么北汉与契丹入寇之军队没有长驱南下，确实令人不解。其后，郭崇曾来报：“契丹与北汉军皆遁。”为什么会自动撤退呢?难道是其趁后周“主少国乱”之机起兵入侵，得知政变后“宋立国安”，就自动退兵了吗?

五代诸帝多由军队拥立，如唐废帝李从珂、唐明宗李嗣源、周太祖郭威等，它是唐代藩镇割据后军人擅废立之权而留下的遗风，自然为儒家正统思想所不齿。所以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以洗刷其篡夺王位的千古骂名，由是在有关文献中遮遮掩掩，弄得历史记载矛盾百出，整个过程疑团丛生。再如邵伯温在《闻见录》中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认为赵光义压根儿就没参与陈桥兵变，那时，他正留在开封城里陪母亲杜氏。而有的史书(《太祖实录》新版)却说，陈桥兵变后军队入城，秋毫无犯，是光义叩马而谏，才有太祖约法立誓之举。这里是乘机烘托宋太宗的高大形象，亦可见官方在有关文献记载中所做的手脚。实际上，赵匡胤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动荡和中原分裂的政局，拉开了经济与文化都颇为繁荣的宋代序幕，是有功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对其如何取得政权的细枝末节已不太在意了。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历史事件，说的是宋太祖陈桥兵变夺取天下后，又对那些作为开国功臣的高级将领们产生猜忌，担心兵变夺权的故事重现，于是导演了一出用酒宴解除众将兵权的活剧。千余年来，人们一直将它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各种相关的历史书籍中重复着。然而近来有学者指出，这幕有声有色的历史剧，很可能出自宋代文人的杜撰和演绎，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果真如此吗?

建隆二年(961)七月，也就是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宋太祖召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就换了十个姓，战事频繁，苍生涂炭，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从此停止战争，为国家长久考虑，应该怎么做?”赵普回答：“陛下能考虑到这些，真天下人民之福也。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今天要治好此患，没有别的奇巧办法，惟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话还未说完，太祖插言：“卿不用再说，我已明白了。”

杯酒释兵权一天晚朝结束，宋太祖在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石守信、王审琦等一班禁军宿将。饮至酒酣耳热之时，太祖屏去左右侍从，对这些故友勋臣说：“我没有你们的帮助，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劳非常之大。但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我现在是长年累月不敢安枕而睡呵!”守信等人忙问：“这是何故呢?”太祖说：“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天子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守信等人一听，连忙惶恐地起身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再有异心?”太祖说：“不对吧，你们虽然没有异心，你们麾下的将士如果要贪图富贵怎么办?一旦把黄袍加在你身上，你想不干，恐怕也办不到吧。”众将这时已一身冷汗，知道受到猜忌，弄不好就有杀身之祸，于是一边流泪，一边叩首，连声祈求：“臣等愚钝，望陛下哀怜，指条生路。”太祖坦然开导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所以企求富贵者，不过多积攒些金银，自个好好享乐，也让子孙不再贫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选择好的田宅买下来，为子孙置下永久的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每天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以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共享富贵。这样，君臣之间，都无猜疑，上下相安，不是很好吗!”众将听罢，都一再感谢太祖为臣下想得如此周全。

第二天，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司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司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都虞侯张令铎等都上疏称病，求解兵权。宋太祖一概允准，皆以散官就第，并给以丰厚的赏赐，然后派他们出镇地方为节度使，使禁军中资深的将帅都先后离开军队，只剩下几个职位较低、资历浅薄，且才干平庸的将领，皇权比较容易驾驭。太祖还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又让弟弟赵光义做了张令铎的乘龙快婿。宋太祖就是这样用酒宴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又用赏赐金钱和联姻手段消弭了他们的离心倾向，从而解决了宋代巩固政权统治中的一大难题。

上述故事主要取自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也作了详细记载，此外，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也在其著作中记录了这件事。这样，人们就把它作为宋初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认为宋太祖此举，非常成功地消弭了五代以来武将左右政权的祸患，为加强宋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道路。几乎所有相关的历史书中，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个故事，史学界也很少有人怀疑。直到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在排比和考证史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生动又带有戏剧性的历史故事提出了质疑。

宋人首先有与这事相关的记载，是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所写的《谈录》。丁谓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宰相赵普对太祖说：“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不能再让他们领兵了。”太祖问：“难道这二人会要造反吗?”赵普回答：“这二人肯定不会造反。我仔细考察过他们的才能，担心的是他们不能制服下属。如果发生其属下将官要造反的话，他们也会身不由己的。”太祖又问道：“这二人受国家如此重用和恩惠，难道会有负于我?”赵普从容回答：“只怕就如陛下，怎么也负于周世宗呢?”太祖顿时大悟，就听从了赵普的提议。

这段记载说明，解除众将的兵权是宰相赵普的建议，且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太祖是在被说服后，才按照赵普的建议而着手进行解除兵权这件事的计划。其中没有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而赵普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

到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的《笔录》中，就出现了“杯酒释兵权”故事的雏形。不过，王曾是这样描述的：相国赵普屡以为言，宋太祖于是不得已召来石守信等宫中酒宴，谈到过去彼此亲密无间的快乐往事，就乘机明白告之：“我与诸位，兄弟相称，义同骨肉，哪里有什么芥蒂?但是言官们进说不已，我也不得不有所考虑。以今天的情况讲，不如各位自选风水宝地，出守外藩，世袭官爵，而租赋所入，也足以自奉，这样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不亦乐乎?我后宫中有几个女儿，当与诸位的公子攀亲，以示君臣无间。诸位看如何？”守信等都心领神会，叩首称谢。由是，石、高、王、魏诸人各归藩镇，俱蒙皇亲婚约。后二十多年，仍贵裔显赫。前人称后汉光武能保全功臣，也不过如此吧。

这段记载说明，仁宗时首次出现“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但其情节较为简略，没有后来那样充满着戏剧性的内容。直到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才出现了上述如此生动详尽，且充满着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就是说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反而更生动详细。南宋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他在注中如此说明：“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就是说其基本上摘抄了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然而又对照王曾的《笔录》和丁谓的《谈录》有所增益和订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居然在当时官方的文书(如《国史》、《实录》、《会要》之类)中都基本没有记录。元末，根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编成的《宋史·太祖纪》，对此事也居然不着点墨。为什么如此一件国政大事，《国史》、《实录》会惜墨如金呢?此信息说明什么问题?

首先，宋人王辟之、邵伯温、陈均等著作中相关记录，或录自王曾的《笔录》，或参考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或抄摘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元人编的正史《宋史》中的《石守信传》中的相关记载，也应来自李焘的《长编》。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主要来源于宋人笔记《谈录》、《笔录》和《涑水记闻》，而不是官方正式文书记载。

其次，“杯酒释兵权”故事之出现与记载，在北宋中后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简到详的过程，同时各说之间增益补充、人为渲染，最终演绎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戏剧化故事。可以说其故事约在宋真宗、仁宗时期出现，到神宗、哲宗年间完成，以司马光《涑水记闻》中的记载作为标志。北宋末、南宋初，王辟之、李焘等人又行摘抄，有的还擅自增添一些情节。总之，这时人们对此历史事件已没有怀疑。

再次，“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说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主要是依据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是说此前诸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记录，直到南宋李焘才将它安排到这一时间段中。而这一年的六月初二，太祖母亲杜太后病逝。这样，六月初到七月初，按照当时的惯例，应是国丧时期，朝廷上下是不准宴饮作乐的。赵匡胤这样一个孝子是不可能违反这个礼仪，而在此间设宴招待诸将。有的史籍记载，此事是发生在赵普担任宰相之后，而建隆二年时，赵普还只是一名幕僚，第一次拜相要到乾德二年(964)。可见，此事发生的年代，由于《国史》、《实录》的缺载而很成问题。

最后，对于此故事在宋代如此演绎的原委。顾吉辰先生指出，“杯酒释兵权”的后果，虽然中央集中了兵权，防止了武将的颠覆，改变了五代以来“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状况，但它在调整军事机构时采用“兵将分离”、“强干弱枝”诸做法上，使调兵者与统兵者之间，将帅和士兵之间，彼此钳制而游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导致对外战争中许多重大战役失败，影响着宋王朝整个的历史进程。一些有见识的大臣对宋太祖有关的军事改革不满，这种情绪伴随着宋王朝由盛转衰，由强至弱，由统一到偏安的历史进程而日益强烈，从而导致“杯酒释兵权”之故事越来越详细，越来越戏剧化，最后完成此经过歪曲加工的历史故事。

所以，可以说丁谓《谈录》的记载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即宋太祖是在赵普的提醒下，在北宋初期对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罢免了有关军职，目的是担心兵变的重演。整个事件主要通过太祖与赵普之间的对话展示出来，而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等有关酒宴的记载大都是后人杜撰的。

那么，这个对宋代政治军事历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杯酒释兵权”之故事，难道真是宋代文人或官员演绎和杜撰出来的吗?王曾是位忠直刚正的官员，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还任过枢密使，可谓出帅入相，遍历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真宗迷信天书时，他有所规谏；仁宗即位，刘太后听政时，他身为宰相，却裁抑太后姻亲，被罢知青州。颇有正气感的王曾，有什么必要对前朝政事进行造假呢?尤其是司马光作为一个非常严谨的史学家，其写《资治通鉴》时是如此一字不苟，对史实都做过严格的一番审核工作，难道写此“杯酒释兵权”之宋初重大历史事件，会只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没有多少根据地增加这么多的新内容和戏剧性的情节吗?

由是，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一是王曾(978～1038)虽比丁谓(966～1037)晚生十一年，但他的《笔录》成书却早于《谈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丁晋公谈录》一卷，不著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延之，谓甥也。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及寇准。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有可能是其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其成书要晚于王曾的《笔录》，所以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否定早出的《笔录》中的相关内容。再从丁谓的履历和人品两方面而言，我们虽不应以人废言，但《谈录》的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笔录》之上，这一点前人也早有定评，如《四库提要》。

二是皇太后的丧期问题。《宋史·礼志》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所谓“以日易月”，即以一天等于一月丧期，三年丧即为二十四天。所以到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当然此后还有“葬安陵”、“附太庙”诸事，整个丧期要到十一月才告结束，而不是“六月初到七月初”。然而，在严格意义的丧期内，即前24天，要禁止作乐、宴饮；脱去丧服后，除特别隆重的国宴以外，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如《宋会要辑稿·礼》中就有当年“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的记载，所以像“杯酒释兵权”那样的君臣叙旧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由此，说“杯酒释兵权”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发展过程，也许是可以成立的，或者对说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是肯定存在的。但说它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则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那个酒酣耳热的小说性传闻故事，即尽可以忽略“杯酒”之细节，而关注“释兵权”之本质。太祖收兵权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朝内罢去典领禁兵的宿将，二是朝外罢去拥兵自重的藩镇。由此，“释兵权”作为宋初建国的一件大事，不但存在，而且确为当时一项重要的国策。收众将兵权后逐渐形成了宋代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将以保身全名为大幸，太宗以后几无名将，确实影响了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在其后与西夏、女真、蒙古诸外族的较量中，在面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凌厉攻势前，宋军在军事上绝无优势可言，与此也不无关系。但不能以此来全面否定宋初太祖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必要性，因为这是当时稳固统治所必需的一项措施。尤其是它较好地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问题，选择了一种较为理性和文明的方式，将双方可能激化的矛盾化解在一种较为宽缓、平和的气氛之中，当有利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平稳的方向发展。其对宋代军事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似乎更应该追究其继任者，没有进一步完善太祖着手的兵制改革，反而在加强专制集权的过程中更增加了其中的弊端。所以认为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会将宋代军事上的积弱，都一股脑儿责怪于宋太祖建国初期“释兵权”这项改革措施之上，从而演绎和杜撰出这个戏剧性的传闻故事，看来也是很难成立的。

宋廷优待士大夫一位开国皇帝在太庙里立下誓碑，命令子孙为皇帝者，要优待前朝宗室之后裔，且不得滥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之人，否则天必讨灭之。反映出这位统治者胸怀之宽厚，执政之仁慈，这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宋太祖会做这件事吗?如果太祖没有做过，那么又是谁精心编造了这个“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于建隆三年(962)曾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平时门钥封闭甚严，誓碑用销金黄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观。规定太庙之门于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时方可开启，皇帝谒庙礼毕，必须进入夹室恭读碑上的誓词。届时只有一名不识字的小黄门跟随，其余人员皆远立于庙庭中，不敢窥视。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然后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时礼谒，恭读在心，没有泄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变，宋廷罹难，京城被劫，太庙中祭器都被金人席卷而去，大门洞开，人们方得一睹此碑尊颜。誓碑高约七八尺，阔四尺余，上刻誓词三条：一为“柴氏(后周宗室)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让他转告高宗说：“艺祖(宋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一也有相同记载。

首先，宋太祖的为人应与此誓碑的内容真实性有很大关系。太祖虽出身行武，却酷爱读书。他随周世宗打淮南时，有人揭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检查下来，主要是书籍数千卷，这应是他比较重视读书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当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对武将防范的需要，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将。”因为文臣不会很大地危及政权，而对其宽大仁厚可收买人心，这实在是他能进一步巩固统治的英明之处。同时，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不杀降王，如平定后蜀，召其国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请擒杀其君臣，以防生变。太祖批道：“汝好雀儿肚肠!”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记载此事颇详，这在历代开国皇帝中是少见的。宰相赵普好几次在太祖面前说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却回答：“倘若在凡俗尘世都能认出日后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寻找了。”其后，赵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类似话题。还据说，太祖即位之初，见一宫嫔抱一小儿，经问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问左右大臣如何处置，赵普等主张处死，潘仁美在旁独不语。太祖说：“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为。”潘仁美才说：“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太祖当即判给潘仁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宋太祖似乎可谓宽厚之君主，其豁达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筹。

其次，还应考察太祖誓碑的内容与宋代所执行国策之间的关系，从中也能透露出有关情况的可靠性如何。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待周后之厚”谈到，宋太祖登极，迁周恭帝母子于西京，易号郑王，造周六庙于西京，命周宗正以时祭享。并派官员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迁郑王至房州。开宝六年(973)，郑王过世，此距禅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号恭帝，葬周世宗陵之侧，曰顺陵。宋仁宗时，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者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又诏每郊祀录周世宗子孙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子可袭封，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宋神宗时，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柴思恭等为三班奉职。宋徽宗时，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宋时，高宗、理宗诸朝也时有封柴氏袭崇义公之爵。可见，柴氏之受封赏几与宋朝相始终，宋廷如此优待亡国之后裔，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认为，宋太祖及其后继者，确实比较严格地遵守着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对臣下较为宽容，和各朝相比，诛杀很少。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谱》)。由此，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上述誓碑的记载深信不疑。对个别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违背“祖宗誓约”之语评论之。还有学者认为，北宋出现的冗官现象，也与誓碑规定的优待士大夫政策有关。

1986年，学者杜文玉发表《太祖誓碑质疑》一文，经过详尽考证后认为，关于“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叶梦得的有关记载证据不足。靖康之变时，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内容并非他亲眼所见。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勋自金国返回南京，数月后叶梦得才调任京官，他应该是从曹勋处得到这个相关消息，再加上社会传闻，遂撰成上述故事。其余诸书中，《挥麈后录》成书最早，其在记录誓碑内容后，进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勋，云从徽宗在燕山面喻云，尔勋南归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应来自此书，《宋史》编纂时则参详《系年要录》。可以说，凡关于此事的记载，莫不在曹勋南归之后，此前竟无一点蛛丝马迹。如果说北宋百余年誓碑内容由于保密严格而没被泄漏，那么靖康之变后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此事的消息来源就不应只是单方面的。然而事实正相反，曹勋南归为此消息的惟一来源，而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太祖本纪》等重要史料及相关文人笔记中都毫无踪影。

再从史实方面看，誓碑规定优待柴氏子孙。太祖刚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迁往西京洛阳，洛阳经五代战乱时已残破萧条。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将其母子由洛阳迁往房州，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到开宝六年，周恭帝柴宗训正值二十岁之青春年华，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理应身体力行。然而查阅《宋史·太祖本纪》、《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其在位十几年中并不少杀大臣，总计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谋反罪二十二人，坐赃罪二十五人，失职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枢密直学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监察御史、县令等，皆有被杀者，太祖是北宋诸帝中杀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过于奇特，这种能平抑舆论、安定人心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的誓约内容完全可以公开，以显示统治者的仁德宽厚，达到收买人心的效果，让士大夫们感恩戴德，忠心维护赵氏的江山，这样的好事何必隐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迁金国，备受蹂躏和屈辱之后。却还牢牢记得誓碑中不杀大臣和言事官的内容，千方百计地要人转告远在千里之外的高宗，这也实在有点违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过曹勋了解此事，就应该遵守祖宗遗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斩右谏议大夫宋齐愈；八月，杀太学生陈东和上书人欧阳澈。建炎三年四月，斩中军统制吴湛；七月，杀御营军官范琼。绍兴年间，共诛杀大臣十人，最丧心病狂的，莫过于杀害岳飞父子之案。如此大开杀戒，哪里谈得上半点祖宗“誓约”的约束。那么，此事是如何作伪的呢?杜文玉推测，当时国家残破，人心浮动，为了改变这种离心离德的紊乱局面，获取士大夫们的拥戴，高宗出于此笼络人心的政治需要，协同曹勋特别构思杜撰了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遗命的外衣，宣传赵氏的深恩厚泽，以进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后，高宗确实通过这一手段，拉拢到主和派、主战派众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拥戴，初步稳定了局势。

也有学者反对将其全盘否定，认为誓碑的有无虽然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的依据。宋廷礼遇后周宗室后裔应大致不差。北宋优待士大夫，不轻易诛杀大臣也是事实。太祖在位时主要因谋反和贪污受贿罪处死过一批官吏，这是开国初期整顿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时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宋初严惩赃吏”条也谓：“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驾驭武将的国策是毋庸怀疑的，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优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并被历朝皇帝所认真执行。上引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言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就应如何处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张免死而宽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质问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侯延庆《退斋笔录》载，在神宗陕西用兵失利，准备斩一漕臣之时，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吕大防传》也载，哲宗朝，宰相吕大防说：“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请举其略……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外，《长编》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类似言论；《宋史·章悖传》，宋哲宗也有类似说法。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发着文臣士大夫的爱国热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权的文臣无所顾忌，有的甚至横行不法。当国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胁及损害时，统治者是可以将家法放在一边而开杀戒，因为家法“不杀”不等于绝对不能杀，然而诛杀大臣确实不是北宋统治国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没有太祖誓碑。与碑文类似的祖宗家法的有关誓约，看来还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对待宋代政治史上这件举足轻重的大事，只有取审慎的态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宋初皇位的继承宋初太祖去世，为什么不是其成年的儿子继位，而是由弟弟太宗继统大业?是否其母亲杜太后有临终遗嘱?这遗嘱是书面的盟约，还是只有口头形式?甚或是宰相赵普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完全假造的故事?这一系列疑问，确实已很难搞清楚。

据《宋史·杜太后传》和《续资治通鉴》诸书的记载，建隆二年(961)，杜太后病重，宋太祖服侍药饵不离左右。太后自知已病入膏肓，召宰相赵普入宫接受宋太祖遗命。太后先问匡胤：“你登上皇位已一年有余，可清楚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太祖呜咽抽泣着不能言对，太后坚持要儿子回答，匡胤随口答道：“儿臣之所以能得天下，完全是依赖祖上和母后的积德余庆。”太后摇摇头，认真地说：“不对，这实在是由于周世宗让幼儿做皇帝、主宰天下，使群心不附之缘故啊。倘若周朝有年长之君主，天下哪里会轮到你的手中。”太祖点头称是，太后又语重心长地嘱咐道：“你百岁之后，当传位给弟弟光义。四海之广，亿万之众，国有年长之君主乃社稷之福，你当牢记。”太祖泣不成声地回答：“一定听从母后的教诲。”太后回头看着赵普说：“你当同记我的话，不可违反。”接着，太后要赵普于榻前记下此遗嘱，作为给子孙的约誓书，赵普在纸尾签上“臣普书”三字，太祖手封其书，收藏于金匮之中，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这就是历史上称之为“金匮之盟”的故事。

在此后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很少有人怀疑宋初“金匮之盟”的真实性，将其作为宋初皇位继统出现兄终弟及故事的依据。直到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它提出怀疑，认为此盟约内容是虚饰之说。近代学者进一步对它进行仔细分析，许多人认为此故事是由于当时朝廷政治斗争需要而假造的。

张荫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对此事分析得最为透彻，指出“金匮之盟”存在五大不可解释的破绽：一、杜太后死时，太祖才三十五岁，其子德昭十一岁，太后怎能预知太祖死时，德昭仍是儿童?事实上，太祖去世时，德昭已二十六岁，完全成年。二、太祖既然坦荡无私地谨遵母命，又何必将盟约深藏封固?至少太宗即位之初，就应有人提出或公布盟约内容，以正太宗继统之名，然而却无人提及此事，其缘由如何解释?三、要直至五年之后的太平兴国六年(981)，才由已罢相多年的赵普密奏朝廷，太宗发金匮得誓书，这才将其盟约公之于世。赵普既是参与盟约之人，太祖在世时不敢泄露尚可理解，为什么在太宗即位后还要蹉跎多年，不马上疏奏和宣布盟约的内容，而坐失尽快讨得太宗欢心的良机呢?四、从史源上考证，太宗时修的《太祖实录》，没有记载“金匮之盟”之事，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重修的《太祖实录》才加进此事，记载中且说盟约时太宗也在场。这更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太宗如果预闻，那在其登位之初就应即时公布，何须五年后等赵普上书，发之金匮?五、“金匮之盟”可谓王室密约；藏之金匮，命可靠宫人谨密掌管，当是朝廷秘密文件；后来赵普上书又是密奏。为什么此事需如此的保密?理由可能只有一个：即与此秘密相关者有四人，其中太后与太祖都已死无对证，惟剩下知情者太宗与赵普，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其事，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金匮之盟”的真相。这些疑点已充分说明，“金匮之盟”故事是伪造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太平兴国六年。

那么，作伪的人是谁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从种种迹象分析，作伪者主要为赵普。宰相赵普识见过人，眷恋权力，又贪利好财，利用权势展建宅居，常常干些受贿营利的勾当，时还庇护违法谋利的属下官吏。在太祖后期，有人上告赵普及其属下许多不法之事，太祖震怒，欲拟旨严办，在太子太师王溥等的营救下，方得免除重惩，其属下官吏送御史台治罪，赵普被贬官，以同平章事出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太宗即位之初，赵普上表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准他回京，顺势罢其使相和地方之职，改授太子太保这一虚衔。因为赵普于太祖在位时曾阻挠太宗继统而受到冷遇，居京数年，郁郁不得志，尝够了失去权势后的世态炎凉。且在新任宰相卢多逊的排挤打击下，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这时，卢多逊与皇弟赵廷美相交甚密，引起太宗猜忌，想借赵普这位元老重臣，打击政敌，巩固皇位。

太宗便召见了赵普，赵普看准时机，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退朝以后，赵普立即上了份密奏，打出“金匮之盟”这张王牌，使太宗的继承皇位得到名正言顺的依据。果然很快又受到太宗的召见，太宗甚至当面道歉说：“人谁无过，朕不到五十，已尽知四十九年非。”接着就日后皇位继承问题试探赵普，赵普回答说：“自夏禹至今，只有传子的公例，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一语正中太宗下怀，连连颔首，两人又密谈许久。于是，赵普次日就恢复了相位，且兼领侍中和拜梁国公，这是宋初德高望重宰相的加衔。这样，太宗与赵普为了各自的目标走到一起，“金匮之盟”便是两人政治勾结的产物，是一件伪造的政治赝品。至此，经过这样逻辑的分析，似乎已拨开了疑云谜雾，窥见了历史的真相。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说这一事情是彻头彻尾的伪造，那么为什么太祖始终不立自己儿子为皇储?其长子与第三子早夭。次子德昭已二十六岁，第四子德芳也已十八岁，不闻其兄弟有失德之处，都可以做皇帝。而太祖一开始就让弟弟光义担任最有权势的开封府尹，听其网罗大批幕僚，主持京师政务达十三年，后又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进封晋王更是确认其皇储的地位，如后周世宗即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尹。而太宗即位后，也让弟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宋初这一贯的做法，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吧。

同时，赵普曾在这问题上提醒过太祖，且有过阻止赵光义继统的蛛丝马迹，从而得罪了太宗。如太宗曾对赵普说：“朕几欲诛卿!”何事使太宗如此不能释怀呢?据《丁晋公谈录》载，太宗继位后不久，曾漏出过一句话：“倘若还是赵普在中书，朕也不得此位!”赵普在其罢相后的奏章里也谈到：“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这肯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为了将来的身家性命考虑，赵普不得不作此说明。后来赵普投向太宗怀抱，取得太宗信任后曾坦言：“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矣。”所以赵普死后，太宗还耿耿于怀地声明：“赵普一向与朕有不足，众人所知。”可见，赵普曾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给过太祖许多忠告，但太祖终不听。且赵普罢相才一个月，就进封光义为晋王，位屠宰相之上，光义隐然已定为皇储。太祖为何如此听不进赵普之忠言呢?

有学者从五代诸帝在位时间最长不过十年，平均在位不到四年的历史出发，认为杜太后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因此太后临死时有可能提出兄终弟及以保持长君在位的口头遗言。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太祖迟迟不立皇储了，因为立弟弟光义有些不太情愿，而立亲生儿子又有违母训，实在左右为难。上面我们提出的“金匮之盟”故事的疑点，其实主要可以否定这盟约书面成文誓约的不存在，所以太宗即位初年无人提及，赵普也因为本来是站在反对太宗即位的立场上，所以一时不便提及此事，也没有多少根据。而等到五年之后，太宗想拉拢赵普时，这才献上此宝玉，当然是经过了再次的人工雕凿。

上述分析，其关键还在杜太后有无口头遗嘱方面，倘若真有口头遗嘱，还存在其遗嘱是“独传约”还是“三传约”的区别问题。所谓“独传约”，即命太祖传位给太宗；而所谓“三传约”，即要求太祖传位给太宗，再由太宗传之廷美，廷美再传给太祖之子德昭。以杜太后的立场比较两者，应该说“三传约”的可能性大。然而太平兴国六年赵普重新炮制时，当然不能用“三传约”，而只能改成“独传约”。因为倘若用前者，那无异是在宣传赵廷美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造假者不会如此愚蠢。而“独传约”则突出太宗，为太宗即位赢得合法依据，也为赵普树立了“顾命大臣”的高大形象。在逼死廷美后，太宗一系独传天下的局面就无可动摇了。

那么，最终杜太后的口头遗嘱是如何的内容呢?还是找不到有关的文字档案作佐证，仍带有相当的猜测成分，谜底的完全揭开恐怕已不太可能。

第二章

宋太宗弑兄夺位宋太祖五十岁时突然暴死，第二天其弟赵光义便于灵柩前即位。宋太宗是否弑兄夺位?前一天晚上“斧声烛影”的情况，古籍记载中也只是语气隐隐约约，文辞闪闪烁烁，给人留下遐想的天地，给历史留下千古之谜。

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记载：开宝九年(976)十月十九日晚，天空晴朗，星斗明灿，太祖在太清阁散步赏景，颇觉心旷神怡。忽然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急传宫人开端门，召弟弟晋王赵光义入宫。光义到后，兄弟两人在大内酌酒对饮，命宦官、宫嫔都退下。宫人们只能在稍远处伺候，只见大内烛影下，光义时或离席，好像是谦让退避的样子。饮罢，漏鼓已敲三更，殿外积雪数寸。只见太祖手持柱爷戳雪击地，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说完就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光义也留宿宫内。次日早晨将五更时分，宫人在寂静无声中发现，太祖已经驾崩。

司马光《涑水纪闻》诸书记载：当晚四更时分，太祖晏驾。宫人马上报知宋皇后，皇后命内侍都知王继恩立即召四子秦王赵德芳进宫。而王继恩以为太祖一直打算传位给弟弟光义，竟不去宣德芳，而径赴开封府召光义入宫。继恩来到开封府门前，只见长于医术的左押衙程玄德坐在门口，便上前问其缘故。德玄说：“二更时分，有人叫门说晋王有事召见，出门却不见人影。如是者先后三次，我恐怕晋王真有病，所以赶来。”继恩告以宫中之事，两人共同入见光义。光义听后大惊，犹豫不敢入宫，声称要与家人商议。一旁继恩催促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了。”一句话点醒光义，三人便踏着大雪，步行入宫。

赵光义到达宫门，继恩让光义在直庐等待，自己好去通报。德玄说：“等待什么?直接进去!”三人遂俱入大内。宋皇后听到继恩的声音，便问：“德芳来了吗?”继恩答：“晋王到了。”皇后见到光义，不禁愕然失色，等缓过神来只得怅然说道：“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官家是宋时宗室大臣对皇帝的昵称。)光义也边落泪边回答：“共保富贵，别怕别怕。”第二天，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一种意见认为，宋太宗是弑兄夺位。以《续湘山野录》所载，太祖就是在斧声烛影中突然死去，当晚光义又留宿于宫中，以便在次日抢班夺位。是时，光义虽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太祖诸子也都已成年，都可名正言顺地即位，太祖之所以迟迟不宣布皇储人选，应仍在思想矛盾之中。同时，太祖与光义兄弟间也时有矛盾产生，如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是和平收买还是武力征伐，兄弟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太祖曾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历史上皇位兄终弟及者毕竟属不太正常，太祖随时可能改变想法，就是说对赵光义来讲，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不小的变数。那么，如何抢班夺位?自然就成为光义当时最需苦苦思索的问题。而“斧声烛影”的当晚，应该说是一次极好的机会。

据《烬余录》记载，“斧声烛影”为突发性事件，存在具体生动的偶发起因。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在亡国后被召入后宫，成为太祖宠姬，而光义垂涎其美色已久。这晚，太宗趁太祖酒酣入睡之时，就乘机调戏花蕊夫人，太祖朦胧间发觉而怒斥之。太祖手持柱斧愤慨击地，并看着光义说：“好做，好做!”就是怒斥道：“你做的好事!”太宗自知无法取得兄长的宽宥，也早有抢班夺位的预谋在胸，所以乘此机会下了毒手。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是健康的。故太祖暴卒，显然不是因为生病。有人推测太祖是饮酒过度而猝死，但太祖一向以为“沉湎于酒，何以为人”，其饮酒还是有节制的。如果说此次因酒致死，其时与光义共饮，太祖贪杯猝死而光义安然无恙，这也太蹊跷，或可说明光义在其中做有手脚。因为太宗的确精于此道，南唐后主李煜就是被酒里下药而毒死；后蜀降王孟昶也因此而暴卒；吴越国主钱俶是在生日那天，太宗遣使赐宴，当晚就暴死。所以很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问题，才连声对光义大呼：“你做的好事!”

此外，太宗及其亲信是预知其政变登基之时日的。据《宋史·马韶传》，马韶私习星象天文之学，与光义亲信程德玄友善，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来见德玄。说：“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德玄连忙报告光义，光义下令把马韶看管起来。即位后才将他放出，很快授以司天监主簿之职，这说明程德玄也完全预知即将发生的政变。尤其可疑的是：程德玄是医官，《涑水记闻》卷一载：“德玄后：勾班行，性贪，故官不甚达，然太宗亦优容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其用有关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酒毒由他配制，所以他急于知晓结果，到开封府门口彻夜长坐，实是在等候宫中的消息。而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不宣召赵德芳，径赴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或早有约定。当赵光义犹豫不决时，王继恩更是直言不讳地提醒道：“时间一长，将为他人所有。”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继位出自强取。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表明太祖至死都没有确定光义是皇位继承人，由于是猝死，也不会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哪知被光义抢先一步，以其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光义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母子的性命堪忧，惊恐之余只能说：“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实际上只能认输，以求一条生路。如果赵光义是正常即位，皇后没有必要如此反映。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太祖的死与光义无关。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据，光义是回到开封府，由太监王继恩报告消息，再步行入宫。就是说太祖暴死时，光义不在寝殿。而兄弟对饮时，太祖对光义所说：“好做”，意为“好好做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改成“好为之”。从医学角度看，太祖身材矮胖，宋末元初画家钱选所摹南宋宫廷藏画《蹴鞠图》中的赵匡胤像就是如此，加上他嗜酒如命，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也有人认为，太祖死于家族遗传的躁狂忧郁症。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之故事，实是不经之谈。

有人误解史书中所说的“柱斧”，以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这是不可置信的，柱斧一为武士所用，一为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只能是文具，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况且光义也无需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太宗存在许多难解的疑点，有些细节也许永远将是历史之谜。太宗继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元太平兴国元年。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元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元，急到还有几天都等不及的程度，后人估计是出于逆取皇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还有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卜相诸书，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太宗又下令对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于甄别后，把其中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其余近三百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太宗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8)，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打得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疑太宗或已蒙难，诸将遂谋立太祖之子德昭继位。未成事实，太宗很快返回军中，闻知经过，心中愤懑异常。归朝后，德昭请太宗论功行赏，主要是对剪除北汉的有功之臣。太宗不待侄儿言毕，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为帝时，再行赏也不晚。”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估计一定受到什么威逼，然而史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只载，太宗闻讯，抱着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其弟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殁。太祖过世才四五年时间，他的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看来，当年宋皇后之担忧，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最让人深感蹊跷的是，事隔一百五十多年之后，赵光义的后代，南宋高宗赵构的唯一幼子早夭，而高宗也就此丧失生育能力，就是说没有儿子继承皇位了，那怎么办呢?绍兴年间，官员中暗暗谈论着天下战乱，二帝北虏，实为冥报的传说，早有的“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说法也更为流传，有的官员甚至上言，希望高宗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立为皇储。这时隆佑太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在诸臣的请求下，高宗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赵构终于找到了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琮，后把皇位传给了他。这是否为上天感知，而强迫太宗的子孙赵构以实际行动作一些弥补呢?

宋太宗的为人宋太宗是宋朝第二个皇帝，他即位时，中原尚未统一，政权还刚草创。他“性嗜学”，酷爱读书，讲究文德致治，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却又多疑褊狭，刚愎自用，更是手段狠毒，喜欢女色。那么他是怎样的一位皇帝?其历史作用又该如何评价呢?

《宋史·太宗本纪》载，赵光义自幼喜欢读书，“性嗜学”。其父赵弘殷总兵淮南时，每攻破州县，必到处搜求古书，给光义学习。由于刻苦钻研，且坚持不懈，所以“工文业，多艺能”，热衷诗文，挚爱书法，耽迷围棋。据说在战事频乱的年代，他领兵作战，也常利用闲暇时间，在军帐中秉烛夜读，书籍、书袋成为他的随身之宝。他从书中学到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了解古今帝王成败的故事，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

称帝后，实行抑武尚文的统治政策，任用大量文官主持政务。曾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尤为重视发展文化事业，而卓有成就。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只有小屋数十间，且湫隘卑痹，仅蔽风雨，周庐徼道，朝夕喧杂。太平兴国二年(977)，太宗视察三馆后，看着左右大臣说：“这些小屋如何蓄天下之图籍，待天下之贤俊?”即日下诏有司，另辟开阔地区营造新三馆，其栋宇之制，太宗亲为规划，然后令中使监督工徒，昼夜兼作。建筑期间，太宗还两次临幸，察看工程进度。第二年完工，三馆宏伟壮丽，甚至甲于内庭。太宗赐总名为“崇文院”，图书分贮数廊，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凡六库书籍，正副本八万余卷。其后又在崇文院中新建秘阁，用来收藏三馆的珍本图书和大内的古画墨宝。

太宗时期，命人编辑了三大类书：《太平御览》一千卷，《文苑英华》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太宗还组织学者校勘典籍，主要是历代重要的正史、字书和医书。如命国子监重行校刊九经，开雕前四史及《说文解字》诸书，后又命集《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雍熙广韵》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二百卷等。太平兴国九年(984)，太宗命令三馆将现存藏书与唐代《开元四部书目》进行核对，将图书阙目公布中外，凡献书三百卷以上者，酌情授官或另行安排。至道元年(995)，又派人专程到江南、两浙诸地购募图书。这类要求民间献书及购募书籍的措施，太宗一朝并不少见，所得图书也均藏于崇文院内，崇文院及其馆阁实际上成为宋代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

崇文院西序留有便门，以便太宗光临。太宗在新院建成后，的确常到院中看书，并常召大臣到院浏览藏书。他请国子博士为自己与中央大员讲解《周易》，听后龙颜大悦，说：“足为鉴戒”。他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决心每日读三卷，一年内通读一遍。于是令史馆每日进呈三卷，不论寒暑，持之以恒，终于按时读完，于是将是书原定名《太平总类》改为《太平御览》。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太宗自称每天退朝后“不废观书”，不论政事多么繁忙，都能坚持读一点书，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能做到这点真不容易。太宗还力劝武将读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对枢密使王显说：“今掌枢密，无暇读书，读此可免面墙。”在他的影响下，不仅文臣向学，武将也读起书来。

太宗读书范围颇广，各种学派的书籍都曾涉猎，且对书中的观点略作评论。如读《阴符经》时，批点道：“这是一部诡诈奇巧之书，不足为训。”在读《道德经》时，又感慨道：“书谓‘不善者，吾亦善之’，是说修身治国者应该有所包容，否则如何治理好天下呢?”他还勤于写作，常与朝中群臣进行诗文唱和，以为乐事。如平定北汉后，他作《平晋诗》令群臣唱和。有一年游览雪景，又作《雪诗》令随从唱和。曾把自己的诗文编为《御制诗文》四十一卷。《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他的《太宗御集》一百二十卷。

太宗对于书法的历史、笔法、字学等方面，也都虚心向史家请教，使自己的书法达到较高的造诣。他不但精通草、行、篆、籀诸体，且风格自成一家，被后人列入宋代著名书法家的行列中。淳化三年(992)，他把唐太宗、唐玄宗、王羲之、王献之、柳公权、颜真卿等名家精品编成《淳化阁法帖》，成为中国最古老的书法宝帖，流传后世。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在黑白世界里，照样运筹帷幄，纵横驰骋，显示出较为卓越的才华。据说，当时著名的国手杨希紫、蒋元吉等人都曾败在他手中。当然和皇帝下棋，谁敢操输赢之权，不过太宗时常能与国手过招，也足见其棋艺不差。一些大臣见太宗与人对弈绞尽脑汁，不知疲劳，就劝他注意身体。太宗则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想借此躲避六宫的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似乎有不喜女色之意。

从以上事迹看，赵光义就像是一个十足的书生。然而考察其为人，宋太宗绝非善类，可以说是一位令人侧目的奸雄。

首先是多疑褊狭。经过十余年的处心积虑，太宗终于登上皇帝宝座。也许深知权力角逐的阴险狡诈，即位后用主要精力防范内变。曾坦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长编》卷三二)其所谓“内患”，指朝廷内部危及皇权的变乱，这话充分反映出太宗整天忧心忡忡，主要是考虑如何确保皇位的稳固。在这一心理支配下，太宗养成多疑褊狭的心术，所以其施政事必躬亲，大权独揽，且任人惟亲。如他在开封府尹任上就广招幕僚、军校，有学者考出至少有六十六人，即位后更是信用幕府亲随，由此探事者横行。还有太宗一朝，相不久任，更换频繁。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共用九人为相，一般多在两年左右。不但席不暇暖地换相，还用各种办法削夺中书事权。他口头上提倡黄老无为之学，实际上采用法家专制一套。所以有学者认为，太宗是宋代君主专制独裁有关体制的创始者。

其次是手段狠毒。本书中已叙述了“斧声烛影”太宗弑兄夺位的故事，“王室冤狱”是讲太宗之弟谋篡的罪名加以迫害，还有逼死侄子，不敬嫂子诸事。《默记》记载，南唐国主李煜是被太宗以牵机药毒死。据《烬余录》甲编，后蜀国主孟昶和吴越国主钱傲也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而致死的。此酒毒也犹如太宗之心毒。

再者是刚愎自用。太宗两次攻辽战役，都以大败告终，其实都是他刚愎自用的结果。第一次在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军用五个月时间讨平北汉后，实已师老饷乏，不宜再打新的战役。何况这时辽国在景宗的统治下，经过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大有进展，政治也算清明，勇将不少，边境稳固。而太宗偏要乘胜扩大战果，率军北上，围攻辽南京(今北京)半月不下。辽国援军南下，与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激战，结果宋军全线崩溃，太宗中箭仓皇奔逃，被辽军追杀三十里，使宋军精锐元气大伤。第二次雍熙北征，本书“杨业之死”中有详尽描述，由于太宗的刚愎自用，此战输得更惨。至此，宋朝君臣将士中普遍产生恐辽心理，彻底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梦想，对辽只能采取一味保守的战略防御态势。不久，在辽国的进攻下，只能订立澶渊之盟，背上沉重的岁币包袱。

还有好色。《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太宗淳化四年(993)，有官员乞放宫女三百，太宗对执政说：“宫中无此数。”执政为讨好太宗，请以狂妄罪名惩处该官员，太宗释而不问。然而到至道三年(997)，太宗刚去世，真宗即位不久，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朕已令择给事岁深者放出之。”事隔不过四年，两个皇帝的说法就大相径庭，既然嫔御甚多，那宫女之多自然不在话下。为什么太宗不愿释放宫女，还要扯谎?《默记》载，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时，看中一个十几岁的青州女子，派人强行窃买，此事太祖都颇为恼怒。又载南唐后主的小周后每次入宫则被太宗留数日之事，宋人画有《熙陵(即太宗)幸小周后图》。还载有太宗将李煜宠信的宫人乔氏纳入宫中诸事。《烬余录》载有太宗灭北汉而尽收其王室嫔妃之事，还有太宗与后蜀花蕊夫人的风流韵事等。均可证太宗实为好色之徒，且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尤其令人发指的是，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宋官妓营妓》考证出：“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宋太宗居然是军队配备随营妓女的始作俑者，这又可见在宋太宗眼中妇女地位之卑贱。

宋代是在太宗手上完成统一大业，经济与文化事业均有较大发展，皇权统治也基本稳固，然而对外族的军事行动屡败，农民起义时有爆发，积贫积弱之形势已萌芽……有学者认为，在宋初历史上，太宗朝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太宗终不能臻于治，给宋后世带来很大后患。总之，其历史作用甚为微妙，其人品也确实令人难以定论。

宋初政事堂刻石真伪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无南方人拜相当国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说太祖曾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语，刻石于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孙。此事是历史事实，抑或是传闻蠡测，抑或是后人杜撰，难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钦若为相。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也就是说是南方人。淳化间进士及第，后钦若一路升迁，咸平四年(1001)已为参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军大举南下，他密请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苏南京)，躲避北方战事，为寇准所叱责而止。出判天雄军(治今河北大名东)，闭门待敌，束手无策。次年还朝，与寇准不合而去职，判尚书都省，领修《册府元龟》，功揽于己而咎归于人。不久又升大学士，以尚书左丞知枢密院事。其为人奸邪险伪，若拜他为相，国事前境很难设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谏道：“王钦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枢密，已属高位。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土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说明不愿以王钦若为相者，乃朝廷众官员的公议。宋真宗只得作罢。等到王旦去世，王钦若才得任相，其愤愤不平道：“为这王老头，迟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一语，出自《宋史·王旦传》，应该说王旦此语说得如此铿锵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听从。其实。王钦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枢，一直都位居执政，虽没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对他言听计从，作用远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语而晚得宰相名分，那么此语为北宋初期之国事惯例，还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据宋人笔记《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曾提出过“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为相”的家法，并亲笔书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孙。到宋真宗时，先有王钦若为相，后又以苏州长洲(今属江苏苏州)人丁谓为相，据说该刻石被吏辈移至他处。宋神宗时，有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王安石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章悖为相，其时该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确无南方人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无可怀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重要史籍，却未见对这重大事件著录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学者张荫麟认为，“政事堂刻石”之说虽言之凿凿，却实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谏之事为例，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为何不直接引以为据，而要说：“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只是摆出有关的历史事实。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后仍用王钦若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违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确无南方人为相，不是由于太祖定下了歧视南方人的国策，而是因为在太祖初期，国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笼络的先朝重臣和所信托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资格者，其中确无南方人。其后逐渐收复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为南国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时，开国已三十多年，随着南方综合实力的加强，南方人科举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枢机构的比重，都与时俱进。此时，以科第起家而当宰相之任的南方人，开始逐渐产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权地位发生动摇，对南方人难免侧目，真宗朝歧视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钦若确实为人奸邪，后来拜相的丁谓也是一个小人，都为朝中正直官员所侧目。到宋神宗时，北方人的地位逐渐落于南方人之后，王安石为相，其变法又存在许多弊端，而变法派以南人为主体是不争的事实，由是招致很多官员的不满，为了表示对南方人的歧视，尤其是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说，欲从根本上否定王安石当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说是不可信的。

上述观点虽说得颇合逻辑，但也仍是一种推测，并没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证据来直接推翻《道山清话》中有关“政事堂刻石”的记载。所以宋初太祖是否制作过这块“刻石”，仍是个没有解开的谜。

宋真宗泰山封禅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成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澶渊之盟后，宋真宗赵恒心情一直不好。原来想到世人对其父宋太宗皇位合法性问题的非议，及对自己替代兄长继承皇位问题的种种看法。心里就一肚子的不高兴。此时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又告诉他：“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与辽国立城下之盟，难道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是旧患未除，又添新耻，真宗心里就像吃了一只苍蝇，说不出来的窝囊和憋气，心病不轻。

王钦若揣摩到皇帝的心事，也为了迎合真宗好大喜功的心理，提出：“只有封禅泰山，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邦。”真宗听了果然心动。而后，王钦若又告诉真宗：“自古都是先有‘天端’，帝王才行封禅之举，那么怎么求得‘天端’呢?难道伏羲时真有所谓河图洛书吗?不过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罢了。天端虽非人力所为，但只要皇上深信而崇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降祥端无异。”真宗又去问秘阁直学士杜稿：“河图洛书是怎么回事?”杜稿随口回答：“就是所谓‘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负书出于洛’，其实都是古来即有的圣人设神道为教而已。”真宗听了，心领神会，决定施行。

真宗感到需要先将以宰相王旦为首的一批官员买通，让他们也心悦诚服地加入到这一剧情的演员行列中，那戏才会演得逼真。王钦若去转达了真宗的有关“圣意”，王旦半信半疑地勉强表示顺从。不久，真宗召群臣欢宴，提出不分君臣而以主宾就座，知枢密院事陈尧叟、权三司使丁谓，及王旦、杜稿等大臣不敢，真宗说：“今天只想和爱卿们乐乐，就不要讲君臣大礼了。”喝到高兴当口，真宗命侍者给每人一个红包，打开一看，都是大颗珍珠。真宗请大家继续喝酒，说等会还有赏赐，席终果然还有良金重宝之赐。尤其是特赐给王旦御酒一樽，嘱咐回家与妻儿共享。王旦回府打开一看，见樽中都是亮晃晃的大颗明珠，联系到前些天王钦若传达的“圣意”，顿然有所领悟。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的早朝上，内侍来报说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有两丈多长，黄帛上隐约有字。真宗便向群臣讲了一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去年十一月某日夜里，有神人来告，谓来月在正殿建道场一个月，将降下《大中祥符》天书三卷。朕自十二月朔日已在正殿设了道场，恐内外起疑，所以未曾宣布。今日之帛书想必是天书下降了。”王旦带领群臣马上称贺，随后真宗率领众人来到左承天门，焚香望拜，让内侍上城楼取下“天书”，由真宗跪受。“天书”上写：“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其中“付于恒”，当然是指真宗赵恒，可见真宗即位是天命所归，且可“传世七百”，永葆宋祚。真宗大喜，把“天书”收藏于金匮之中，然后大宴群臣，令改元为“大中祥符”，“大中”有万事适中之意，“祥符”就是“天端”。接着大赦罪犯，官员普加薪俸，京城放假五天，公费欢宴庆祝。并遣使祭告天地、宗庙、宫观，群臣也纷纷上表称贺，一场闹剧拉开序幕。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兖州知州率千余人赴京上表，称天降祥符，万民称颂，请圣上封禅泰山，以报天地。真宗命朝臣讨论此事，众臣以为封禅泰山是帝王将自己统治天下的功德昭告天地的大礼，秦皇汉武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大宋建立以来，国泰民安，丰衣足食，天下大治，完全有必要举行这一大典。四月，又有“天书”降于宫中功德阁，进一步表明了天意。宰相王旦率领文武百官、外来使臣、僧道耆寿等各界代表二万四千余人伏阙上表，请求真宗封禅。这样规模大代表广的上请，竟达五次之多。这班老臣也的确配合默契。

真宗遂决定当年十月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曾问权三司使(财政大臣)丁谓经费有无问题?丁谓回答：“大计有余。”这更坚定了真宗过封禅瘾的决心。六月的一次朝会上，真宗又继续演绎着上回那个故事说：“去年那位神人又托梦告知，将有‘天书’降于泰山。”果然，王钦若上奏说，泰山下有醴泉涌出，泉旁的亭中有“天书”下降。于是群臣再纷纷上表称贺，乞加尊号“崇文广武仪天尊宝应章感圣明仁孝皇帝”，真宗拜受。至此，封禅的舆论准备，可谓相当完满。其他准备工作也正风风火火地进行着，如令匠人们专门制造了奉迎“天书”使用的“玉辂”。

十月初四，以玉辂载天书为前导，赵恒在庞大的仪卫扈从下居中，文武百官紧随其后，封禅队伍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了。大队人马走了十七天，才从京城来到泰山脚下。仪仗、士卒遍列山野，两步一人，数步一旗，从山下一直排到山顶，其气势着实宏大。十月二十三日清晨，赵恒在斋戒三天后，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乘金辂，备法驾，在众臣簇拥下，登上南天门，来到岱顶神庙。次日，举行隆重而繁琐的仪式，封祭吴天上帝及五方诸神，礼毕下山。再以同样隆重的仪式，在杜首山祭地祗神。最后登上朝觐坛，接受百官、外使和众僧的朝贺，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然后大赦天下，文武官员进秩，赐天下大酶三日，各地举行公费宴庆。

这里顺便提一下泰山中天门之下，海拔八百米的“回马岭”，这里山重水复，峰回路转，景色优美。传说宋真宗到泰山封禅，骑马上山，至此坡路高峻陡峭，马不能行，只得在此回马。现有石坊—座，额刻“回马岭”三字。可是从历史记录来看，宋真宗并不是骑马上山的，而是坐山轿上的山。泰山岱庙的《宋真宗封祀坛颂碑》记述：“上乃乘轻舆，陟绝嗽，跻日观，出天门。”即乘坐山轿，攀盘道石阶而上。而这“回马岭”，据说唐代就有此名。有人认为应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回马之处，也有人认为应是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回马之处，不知哪个推断的可信度较大?

十一月，真宗的大队人马还拐到曲阜谒拜了孔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命近臣分奠七十二弟子，然后参观了孔府，游览了孔林，赐钱三百万。以封禅礼成，诏改乾封县为“奉符县”。真宗还作《庆东封礼成诗》，令诸臣唱和，最后盛宴群臣。回到京城开封，诏定“天书”下降京城之日为“天庆节”，“天书”降于泰山日为“天贶节”，命文臣将其封禅泰山之行编成《大中祥符封禅记》一书。封禅大典前后历时五十七天，此后天下争言符瑞，群臣也争上表章，竞献赞颂之词，举国如痴如醉。

在其后的日子里，各地不断有符瑞吉兆像卫星一样放出来。如陕州报告说：“黄河自清”了，解州又发生“池盐不种自生”的奇迹，河中府百姓居然在中条山苍龙谷发现了黄金护封的仙书《灵宝真文》……真宗都深信不疑。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河中府士人、父老、僧道一千二百人恳请真宗到汾阴祭祀后土，其后又有文武官员和各界代表三万余人到京请愿，要求真宗亲祀汾阴后土祠。真宗这时对制造大排场以抬高声望的做法似乎已经上瘾，决定明年春天亲祭汾阴地神。

大中祥符四年(1011)正月二十三日，赵恒又率众启程，西祀后土的队伍仍以“天书”为前导，经洛阳，出潼关，沿黄河北上，直趋汾阴(今山西万荣县西南)。历时二十一天才到山西宝鼎奉柢宫，以封禅泰山的隆重礼仪祭祀后土地祗。完成后，真宗又过黄河，折道向西，来到华山，补上拜谒祭祀西岳庙的礼仪。归途中，又在洛阳停留了二十多天，再去巩县(今属河南)拜祭祖宗三陵(太祖之父的永安陵、太祖永昌陵、太宗永熙陵)。直到四月初才回到京城，前后闹腾了近七十天，这趟“西祀”比“东封”耗费更大。准备工作就做了年余，修行宫、治道路、征民夫、役兵卒、贡钱物，动辄上万人，几十万钱帛。一些正直的朝臣上书劝谏，真宗根本听不进去。回来后，又是加官进俸，又是派使臣分赴五岳，为诸岳册封帝号，仍忙得不亦乐乎。

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的一天，真宗又忍不住演绎上回的故事，还说那位神仙托梦，传达天帝的旨意：“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不久，这位先祖果然托梦告诫真宗：“要善为抚育苍生。”真宗认下这位子虚乌有的先祖后，马上出台了一连串举措：一是命天下为圣祖避讳；二是为圣祖上尊号，并配上一位圣母；三是在京城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其规模仅次于太庙；四是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宫观大殿里供奉玉皇和圣祖的塑像；五是下令天下州县天庆观增建圣祖殿，官员上任和离职都必须拜谒；六是命宗正寺修订皇室家谱，增入圣祖事迹。由是真宗带头撰写《圣祖降临记》，王钦若的《圣祖事迹》、盛度的《圣祖天源录》等也纷纷出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老子故里亳州的官吏和父老三千多人进京请愿，强烈要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官，拜祭老子。数天之中，群臣们也凑热闹，再次吁请。于是，真宗下诏，明年春天驾幸亳州，加老子“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命丁谓判亳州，筹措相关事宜。几个月后，丁谓又称瑞兆频生，从亳州献上灵芝三万七千枝，真宗另辟一殿展览这些灵芝。次年正月，仍以“天书”为前导，真宗率众又浩浩荡荡地开赴亳州(今安徽毫县)，在太清宫拜谒老子后，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半年过后，真宗又想出崇道的点子，宣布天帝的尊号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一，在隆重的礼仪中，真宗在玉清宫向天帝正式奉上尊号，参加这一仪式的除文武百官外，还有少数民族领袖、宗教界僧道代表和外国使者等。同时命令天下官员和百姓都须在家中设案焚香，向玉皇大帝致敬，地方官要派人检查，民间“玉皇大帝”的称呼也始于此。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又到玉清宫向玉皇大天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也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以供民众僧道烧香跪拜。这样，将全国都卷入这一敬拜“玉皇大帝”的狂热迷信活动之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京城和全国大兴土木，营建宫观。其中最大的玉清昭应富有二千六百多座殿宇建筑，役使数万工匠夜以继日，用了七年多时间才竣工，并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其宏大豪华之规模，超过秦之阿房和汉之建章。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各州县都必须建天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千所以上。真宗还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境内)建景灵宫，有一千三百二十多座建筑，以供奉圣祖赵玄朗，又造太极观供奉圣祖母。由于曲阜太远，真宗不便亲致礼拜，就在京城也分别建造景灵宫和太极观。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总算结束了长达15年的荒唐闹剧。真宗晚年已完全沉浸在这出自导自演的荒诞戏剧中，满口胡话，神魂颠倒。当然还有大量的必不可少的配角，才能把这场戏演得如此生动鲜活。其中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和刘承规五位配角最为重要，他们相互勾结，行踪诡秘，号称“五鬼”，将朝政搞得乌烟瘴气。然而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王钦若为人奸巧，智数过人，胆大妄为，又懂道教，这出戏由他首创建议，作用最大。丁谓狡黠机敏，开始主要是推波助澜，后来居上累官宰相，成为真宗末年政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林特工于算计，善于逢迎附和，接任三司使，主管封祀和营造的财政大计，几乎把太祖、太宗朝的家底积蓄都挥霍殆尽。刘承规是宦官，官居皇城使，当时伪造“天书”，多由皇城司奏报，或兼负责道具的制作。陈彭年擅长礼法，颇有学问，为东封西祀参订仪制，历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天禧大礼，为天书仪卫副使，负责闹剧场景的设计。宰相王旦名为正直，以美珠一樽，竟箝其口，且屡次力请封禅，冒称众意，利令智昏到如此程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道、耆寿、外臣乃至大量士人、百姓都参与了进来，搞得举国如痴如醉，进入迷狂状态。

那么，是什么魔力能动员起全国这么多的各阶层人士，最后完成这令后人深感可笑又可悲的荒诞闹剧呢?其中有多少人在不同程度的参与作假?多少人明知“天书”等符瑞吉兆有假，却依然崇信有加，痴狂不已?为什么此类文化现象有如此之感劭而在中国历史上能常演不衰?

宋仁宗生母之谜演绎宋代宫廷故事的元代杂剧《抱妆盒》和包公戏《狸猫换太子》等剧目，都是讲述宋仁宗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如何遭到刘皇后的陷害，仁宗也差点险遭不测的传奇故事，其遭遇之坎坷，情节之跌宕，令人扼腕。为什么民间对宋代宫廷的这段故事如此津津乐道呢?其历史的真相又是如何的呢?

第三章

元代杂剧《抱妆盒》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的李宸妃生了一子，刘皇后十分忌妒。便令宫人寇承御假传圣旨，说皇帝要见儿子，诓出婴儿勒死，再抛尸河中。寇宫人有怜悯之心，但不知如何救这孩子。正好此时，真宗派太监陈琳怀抱妆盒到园中采摘新果，送与御弟楚王祝寿，在金水桥巧遇寇宫人。寇宫人请陈琳帮助，陈琳便将婴儿放入妆盒，带出宫来拜见楚王，细禀此事，楚王将孩子收养家中。十年后的一天，楚王带此子谒见皇兄，刘皇后见宋仁宗此子声容举止都酷似李宸妃，心生疑窦。回宫后拷问寇宫人，寇宫人不甘屈辱，当即头撞石阶而亡。数年后，楚王将此子身世婉转告之真宗，真宗将他立为太子，由刘皇后收养。五年后，真宗驾崩，仁宗继位。仁宗怀疑自己身世，亲自查审此事，陈琳这才和盘托出。此时李宸妃早已过世，可怜母子生前没能相认，仁宗下旨尊母亲为纯圣皇太后。刘太后逆天悖理，手段残忍，应严加惩办。但仁宗考虑到先帝的尊严，刘太后年岁已老，也算有养育之恩，姑且容之，奉养如旧。加赐封赏楚王与陈琳，并重建寇宫人之墓，封为忠烈夫人。

包公戏《狸猫换太子》讲述的相关故事却如此演绎：开封府尹包拯外出巡视，一天在路上，突然被一阵怪风吹落了帽子。包公感到这风来得蹊跷，就随飞滚的帽子追去，来到一座破窑前。窑中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妇人，衣衫破旧，面容憔悴，行动中却隐隐透出一些宫廷风范。包公上前问候，并报出姓名。老妇人得知来者是当朝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时，不由得泪流满面，喊出一声“包卿，可要为奴家伸冤啊!”这声叫得包公大惊失色，这“包卿”岂是普通人可随便叫得的?仔细询问后得知，老妇人实为当今天子宋仁宗的亲生母亲，宋真宗的李宸妃。因为给真宗生下皇子，却被生不出儿子的刘皇后调包夺走。刘皇后勾结太监郭槐，买通接生婆，用剥去皮的狸猫换出皇子，诬李宸妃生下怪胎妖孽，打入冷宫加以陷害，要将李宸妃治罪。多亏宫人冒死相救，宸妃才得以逃出深宫，隐名埋姓，流浪颠簸至今。包公开始半信半疑，老妇人取出当年真宗留给她的玉佩，包公见是宫中之物，才知老妇人所言不假，可怜她身为国母，却母子不能相认。于是包公将老妇人带回京城，设计使仁宗认母，并惩办了此案的郭槐等恶人。

上述两个故事虽然都是讲述仁宗生母的悲凉遭遇，而情节却相距甚远。其实二者都为后人虚构，与历史真相存在较大差距。那么后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演绎这段宫廷故事呢?它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吧?有关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先说刘皇后，原为真宗的德妃。真宗的原配是潘仁美的女儿，即位前已去世。即位后所立的郭皇后，也在景德四年(1007)病故。其后，中宫虚位多年。在众多的嫔妃中，真宗属意的是刘德妃。德妃名刘娥，太原(今山西)人，后徙益州华阳(今四川成都)，出身低贱，却生得玲珑秀眉，擅长播弄鼓乐。十来岁就嫁给当地匠人龚美。雍熙初年，夫妻来京城谋生，龚美因为贫寒准备叫刘娥改嫁。此时，真宗为襄王，很想娶一个有才艺的川妹子为妾，经襄王府给事张耆的张罗，刘娥就这样进了襄王府。这时她年才十五，风华正茂，大受宠爱。太宗知道此事，嫌其出身卑贱，令将刘娥逐出王府。真宗实在舍不得，就暗中让她寄居在张耆家。十余年后，真宗即位才将她接回宫中，立为美人，重得宠幸，她在后宫的地位也升得很快，大中祥符初已为德妃。当真宗打算立刘德妃为后时，大臣们以其出身为由而激烈反对，但真宗力排众议，终于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将德妃立为皇后。

刘皇后虽出身低贱，入宫后却也好学，逐渐通晓史书，加上生性警敏，关心朝廷与宫闱有关要事。真宗也常退朝后在其宫中批阅封奏，便询问一些政事，她都能妥善应答，其政治才干颇受真宗倚重。天禧四年(1020)春，真宗一度病重，朝政就多由皇后决断。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刘氏为太后而垂帘听政。改元天圣，“天圣”拆字即为“二人圣”，指皇帝与太后二人当政。由于仁宗年少，实由刘太后一人当政，长达十一个年头，成为宋代第一位临朝的母后。

刘太后听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听从大臣王曾和吕夷简等人的建议，把“天书”随同真宗一起葬入永定陵，下令禁止兴建宫观，有力地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朝野的迷信狂热。既借用过奸相丁谓，也很快免去其权位，贬为崖州(今海南)司户参军，实为流放。接着，在全面把握朝政期间，时也从谏如流，颇有建树。如创设谏院，完善科举，兴办州学，澄清吏治，重视水利，连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交子，也是在她的批准下得以发行。当然也存在贬逐寇准、李迪等较为正直大臣，及稍有倚用宦官、放纵外戚等的过失。不过大体而言，史官对其治绩一般持基本肯定的评说：“内外肃然，纪纲具举，朝政无大阙失。”

再说仁宗母亲李宸妃，她开始只是刘德妃宫中的侍儿，即一位平常的宫女。由于生得还较端正庄重，且肤色明丽，言语不多，真宗一时高兴，让她侍寝而怀上了孕。生下仁宗后，封崇阳县君，又生一女(后早夭)，方进为才人，不久迁婉仪。刘德妃为皇后，因无子，便把襁褓中的仁宗夺为己子，并让杨淑妃抚育，而李婉仪从此就失去了亲自抚育儿子的资格。仁宗从小就叫刘皇后为大娘娘，叫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感情融洽，而不知自己还有生母在宫中。李氏因为地位低下，不能论理，默然杂处在先朝宫嫔之中。直到仁宗少年即位，由于还是刘太后掌权，李氏也不敢有一点母以子贵的表现。人们都畏惧刘太后，也没有人敢对仁宗说出事情真相。而刘太后却让李氏去为真宗守陵，用隔绝其亲生母子的手段，来确保自己权力地位的稳固。同时，太后也派人访得李婉仪失散多年的兄弟李用和，给这个原本衣食无靠的小工匠当上三班奉职，做得也不算太绝情。

明道元年(1032)，李氏病重，方得进位宸妃，不久去世，享年四十六岁。可悲的是，宸妃贵为一国君主之母，并与仁宗同住一宫廷中，却生前不能与儿子相认相聚。刘太后打算用一般宫人的礼仪在宫外治丧，宰相吕夷简上奏建议丧礼应从厚。太后怕在座的仁宗听出破绽，急忙引皇帝走开，然后单独回到帘下，责问吕夷简：“一宫人死，你提出厚葬，是要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从容回答：“太后若不想到刘氏族人，就算臣没说；若为刘氏后人着想的话，则丧事宜从厚。”一句话提醒了刘太后：日后万一仁宗得知自己的身世，痛感生母生前死后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待遇，一定会怨恨自己，就会迁怒于刘氏后人。于是就问该如何厚葬?吕夷简请下诏以一品之礼安葬于洪福院。同时，吕夷简还密令经办人员，要以皇太后的服饰装敛，且要用高档的水银宝棺。

明道二年，刘太后病卒。宋仁宗号泣忧伤，悲痛过度，茶饭不思。章惠太后(即杨淑妃)劝道：“她非帝母，帝自有生母。”燕王诸人也告知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宸妃死于非命。”在一番询问后，仁宗方知自己的身世，号恸顿止，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生母为皇太后，谥号章懿。又亲临母亲所殡之洪福院祭告，同时派兵包围了刘氏府第。然后亲自哭着开棺验视，见生母穿着皇太后的冠服，在水银的养护下肤色如生，没有毒杀的痕迹，才感叹传言之妄，下诏将母亲棺椁陪葬真宗永定陵。于是撤去刘府围兵，又到刘太后灵前焚香泣告，对刘氏仍然恩礼有加。为了弥补对亲生母亲的愧疚之情，仁宗对李氏家族的恩宠益厚，一再提升母亲弟弟李用和的官职，拜为彰信军节度使、检校侍中，还将福康公主下嫁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上述历史真相中，刘太后应该说是一位还算不错的垂帘听政者，她掌权的天圣、明道年间，基本恢复了真宗早年咸平、景德间的小康发展势头，也为仁宗的庆历盛世奠定了基础。史传曰：“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她的政治才干决不在其夫真宗和其子仁宗之下，临朝时的个人品德也并无大的阙失。虽说刘太后未必不想效法武则天，但宋代限制后宫干政的家法颇为森严，众臣的监督谏阻也算有力，使刘太后只得明确表态不做有负祖宗的事情。晚年，太后召见曾反对她预政的大臣李迪，问道：“我今日保护天子与大宋江山至此，你以为如何?”李迪表示心悦诚服。

当然，在对待李宸妃的问题上，刘皇后有自己的私心和不当行为，但这也与当时的后宫制度有关，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不得不这样做。同时，她也并没有使出如其他朝代一些后宫之间的残忍手段，应该说对李氏并没有完全绝情，仍还有一点天良，故使李氏得以善终，且还提携了李氏家人。这与民间小说戏剧中刻画的刘皇后，一个有着阴狠毒辣之心肠与手段的皇后形象相去甚远。说到这里，仁宗生母的谜团已清晰解开。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民间社会对这样一位还算清明的刘皇后形象要进行如此的歪曲?把一位实有功于宋朝统治的太后描绘成一个丧尽天良、恶毒卑劣的刽子手?

郭皇后暴卒的细节宋仁宗即位之初所立的郭皇后，实是太后强加于少年皇帝的婚姻，所以久不得宠，却又骄纵泼辣。一次后妃之间的争风吃醋，失手打了皇帝，闹出废后风波。宰臣与宦官的推波助澜，使郭后终被废黜，出居道教宫观。问题是，仁宗后有悔意，打算召郭氏回宫，这时郭氏突然暴卒。是被人暗害而死，还是上天无情?留下永久之谜。

宋仁宗的婚姻一直很不顺心，主要是由于刘太后在其中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开始为仁宗挑选皇后时，蜀人王蒙正的女儿姿色冠世，入京备选，仁宗一见倾心，刘太后见了却认为此女过于妖艳，恐对少主不利，就将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子刘从德。眼看绝代佳人成为他人之妇，仁宗久久不能释怀，然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准备正式立后之时，仁宗属意于张美人，但刘太后又坚持立平庐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胳膊扭不过大腿，仁宗只能顺从母意。天圣二年(1024)，郭氏立为皇后。

宋仁宗仁宗对母亲硬塞给他的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仰仗着太后的偏心而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嫔妃，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不久，刘从德去世，仁宗内批封王氏为遂国夫人，允许她出入宫禁，因朝臣竭力反对而作罢。从中也可看到，由于郭皇后始终没有博得仁宗的欢心，所以仁宗总把旧情放在心上。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八事，劝帝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宰执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随口与郭皇后说到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独独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罢了。第二天早朝，宣读了皇帝的诏令，除上述诸相被依次免职外，末后吕夷简也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也大惑不解，这样被出乎意料地罢相，不知是何事忤旨而遭此遣，就托入内都知(宦官)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遂对郭皇后怀恨在心。

宋仁宗复召李迪、王随等人执政，还用旧相张士逊，他曾是仁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所以颇得信任，但张很快就坐事罢相，出判许州。半年后，仁宗感到新班底并不是十分满意，还是有点思念吕夷简，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不时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侍谈，没说几句，又起口角。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起座拦阻，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掐成两道血痕。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遂找宰执近臣商量。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废后的支持，仁宗也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由是他不但赞同废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还提出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说得仁宗遂下决心，下诏废郭后，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居于长乐宫。

废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章奏，所以反对废后的奏疏无法上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至中书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事帝后，就像儿子服事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奈何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废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请对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请对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废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景祐元年(1034)，被废的郭后又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一有机会就缠着仁宗，几乎每晚都共同陪侍上寝。为此，仁宗搞得圣体疲乏，或累日吃不下饭，不久一场大病，数天不省人事，内外忧惧。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主要是二美人侍寝过于殷勤之故，杨太后(即真宗时的杨淑妃)与内侍阎文应轮流劝说仁宗，黜逐二美人以保重龙体，仁宗无可奈何之下只得点头同意，阎文应便把二美人用车送出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出为尼姑(一说别宅安置)。九月，立大将曹彬的孙女为皇后。

仁宗身体康复后，一天游览御花园，见到郭后原来乘过的轿子，触景生情，黯然泪下，颇有悔意，作《庆金枝》词一首，派内侍给郭后送去。郭后见词也觉伤心，答和一词，凄怆哀婉，动人情怀。仁宗看后颇为感触，又派人告之有重召郭后回宫之意。郭氏一想到被废时的情景，顿感万分屈辱，表示若再受召回宫，必得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吕夷简、阎文应听到此消息，大为吃惊，两人在仁宗面前说过郭后的许多坏话，担心郭后回宫将对自己不利。恰好郭氏得病，仁宗派阎文应带太医前去诊治，几天后，郭氏暴卒。

郭后的暴卒，当时就引起不少传言。有人怀疑是吕夷简、阎文应所害，认为二人力主废后，与郭后已势不两立，而仁宗欲郭后回宫复位，这必定造成二人心理上的恐慌，从而采取措施将郭后害死。还有消息说，阎文应在带太医诊治郭后的过程中，故意用药引发其病，使其病体加重而亡；或说是阎文应乘机进毒，致郭氏暴亡。甚至有人传言，郭后在病体加重，但尚未断气之时，阎文应就向仁宗报告郭氏病亡的消息，然后急忙用棺木收敛。当时有谏官王尧臣等人对此反常现象提出疑问，要求重新察验郭后的病历起居记录，但仁宗不同意，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史载，仁宗得知郭氏病亡，“深悼之，追复皇后”，却不加谥号，也不行附庙之礼，仍葬于佛舍而已，这一做法也是够奇怪的。联系前面仁宗并不深究郭氏暴卒的原因诸事，也让人看不懂。就是说，郭后究竟在仁宗心目中是个什么地位，其实也是一个谜。

后来，范仲淹回朝任天章阁待制，他虽提不出什么过硬的证据，但始终认为郭后之死应与宦官阎文应有关，阎带医就治郭氏小疾，几天后暴卒，起码有失职之咎，于是上书弹劾，阎文应终于被贬逐岭南，死在路上。吕夷简对此事颇感不快，就递过话来：“待制乃是侍从之任，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却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范仲淹虽对吕夷简也有看法，但拿不出任何有关凭据，后在揭发吕夷简存在结党营私诸行为的斗争中，又被贬出朝廷，出知饶州。

总之，前面怀疑吕夷简、阎文应加害郭后的种种说法，应该说都只是社会传言，而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此郭氏之死留下一个永久的疑问。

北宋亡国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发展，不管从人口、疆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可谓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尤其是其经济的繁荣、文化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也可算一个巅峰时期。然而，东北地区刚刚崛起的金国，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用铁骑摧毁了这个庞然大物，其原因何在呢?

北宋王朝经历了一百四十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或可说进入了一个“太平极盛之世”。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叙写，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描绘，我们都可看到北宋都城汴京的繁荣景象。从人口方面说，宋徽宗初年，户数已超过两千万，一些学者估计人口已过一亿，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是衡量国家强弱的主要尺度，而一亿人口，还有近百万的兵力，这在当时的世界上，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从疆域方面看，自崇宁以来，随着对西夏战争的节节胜利，“斥大土宇，靡有宁岁”，直到宣和元年(1119)，宋军在统安城战败，方被迫与西夏休兵。后又攻辽，从金军手中讨得燕云诸州，增置燕山府及云中府路；宋徽宗对这时国家的富盛，也颇自鸣得意，时时粉刷太平，好大喜功。词臣奉命进诗：“四海熙熙万物和，太平廊庙只赓歌。”

然而就是这个看上去庞然富强的宋王朝，这个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宋帝国，在与东北刚刚崛起的小国——金国的较量中，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座外观金碧辉煌的大厦竟然轰然倒塌，京城陷落，二帝及大批人员被掳，万民涂炭，其怵目惊心的惨状，实在惨不忍述。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貌似富强的帝国会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这个上亿人口的宋王朝会如此迅速地被金兵的铁骑所摧毁?尤其是这摧毁仅仅用了两国军队交锋后的一年时间，这到底是金兵有这么大威力，还是宋王朝自取辱败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北宋最后的两个皇帝，及其周围人们在北宋王朝最后的日子里的各色精彩表演，或能对这个问题有所领悟。

宋徽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天才艺术家，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方面确有不俗的才华，如在书法上独创瘦金体，他的花鸟画精致逼真，他懂音乐，词也填得不错。然而处置军国大事的昏聩，生活奢侈腐化的程度，手下奸臣贪官的数量，也都和历代昏君有一拼。他指挥着规模空前的宫殿、后苑等的建造，穷侈极丽，设立造作局、应奉局，开运“花石纲”，挥霍民脂民膏，用之如泥沙而不惜。他酷嗜女色，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即授名号或进阶，退位时出宫女六千余人，总数盖以万计。甚至还不满足，专设行幸局，毫无顾忌地微行于妓馆酒肆，追声逐色，寻花问柳。其纵情于声色犬马，竭天下以自奉，浩大的宫廷开支，完全由人民的血汗在供养。

同时，宋徽宗口头上也自诩“永惟继志之重，深念守文之艰”。很快沿袭哲宗“绍述”神宗的变法方针，进一步惩罚反变法派，采取了财政、教育诸方面的新政，如继续方田均税，重视农田水利，进行盐法、茶法改革，奖励开发矿业，还有学校科举改革。加重赋税，崇奉道教等。其一系列新政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不能说其中没有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成分，但大多是搜括民脂民膏的内容。而崇奉道教就更是荒唐可笑，自封“教主道君皇帝”，一大批自吹道术高明的道士被徽宗尊为上宾，玩着自欺欺人的把戏。

宋徽宗周围的一帮宠臣，人们号称“六贼”：有宰臣蔡京、王黼、朱和宦官童贯、梁师成、李彦。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梁师成为隐相。其实，当时的奸佞决不止上述六人，再如宦官杨戬、兰从熙、谭稹等，官员李邦彦、高俅、蔡京诸子蔡攸等及孟昌龄、孟扬、孟揆父子等，这些人窃据要津，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如蔡京之子六人、孙四人同时为执政、从官，其他奸臣同样效仿，一时乳臭童稚，目不知书，而官已列禁从者比比皆是。于是招权纳贿，货赂公行，尤其是对民众的各色残酷掠夺，有关史料俯拾皆是。

不要以为这些奸佞都是草包，其中一些人也是才子。如蔡京就是大书法家，进士及第，文章也写得漂亮，首倡“丰亨豫大”之说，鼓吹太平盛世，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其弟蔡卞与京同年进士及第，王安石招为女婿而从安石学，官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时，“文饰奸伪，尽改所修实录、正史”，二任宰执之官。蔡京诸子也颇有文采，如蔡僚著有《国史后补》、《北征纪实》、《西清诗话》、《铁围山丛谈》等。王黼《宋史》本传称其：“为人美风姿，目睛如金，有口辩，才疏隽而寡学术，然多智善佞。”

尽管官场上一片乌烟瘴气，宋徽宗仍在标榜要惩治腐败，针对官员的受贿作弊，朝廷也处分了一批官员。如河北路转运副使李昌孺、河北监司贺希仲、滁州知州唐恪、提点江东路铸钱王阐等官员，都因贪墨而遭贬黜。然而，其体制中没有多少权力制衡机制，尤其是对最高当局，基本上没有监督能力。从而其体制腐败的根子就在皇帝本人，他其实就是最大的受贿者，其周围一大批高级贪污犯更备受皇帝的青睐，恩赏有加。

面对隐伏危机的表面盛世，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和太学生，起而痛陈时弊。如官员李纲上疏，被贬谪某县税务。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被贬官池州。太学生雍孝闻力诋蔡京家族，被流放而死于海南。甚至有人上奏历数蔡京、童贯诸奸臣之罪，“中外大骇”，而宋徽宗却对此类忠言完全置若罔闻。

燕人马植由童贯荐引，献联金灭辽之策，宣和二年(1120)入金谈判，缔海上之盟。宣和四年(1122)，金人约宋攻辽。在长期作战中，陕西军成为宋军精锐，然而在童贯率领下两次进攻辽都燕京，都被打得一败涂地。金军乘势拿下燕京，这时也看清了大宋王朝外强中干的实质。金军在向宋横敲一笔军费后，将古城洗劫一空，留下几座残破不堪的空城给宋。而宋朝君臣却还在自我陶醉，为收复燕云诸州，“功臣”们一一加官晋爵，徽宗还命人撰写《复燕云碑》来歌功颂德，似乎太祖、太宗未竟的事业，真的由他来完成了。所以，在金兵进攻之前，大宋王朝始终给人们一个盛世富强的印象。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太宗下诏伐宋，兵分两路：一路攻太原，一路攻燕京，然后会师开封。领枢密院事童贯在河东听到金军南侵的情报，竟以赴京汇报为名丢下军队，逃之夭夭。十二月，燕京宋军投降，不过金兵在山西太原、河北保州一带还是遭到宋军的殊死抵抗。此时，徽宗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被迫下诏罪己，承认种种弊政，并于二十三日匆忙传位于钦宗，不负责任地把一副烂摊子撂给儿子。应该说此次金军初攻南方，宋军尚有抵抗能力，而徽宗却已吓得仓皇南逃，蔡攸、童贯、高俅等也随同而去。

靖康元年(1126)年初，宋钦宗见父王南逃，也想逃往陕西，在李纲的一再苦谏下，这才打消去意。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东京防务。金军打到东京城下，宋军防守严密，金兵死伤累累而不能得手，只得遣使入城议和。钦宗求之不得，在宰相李邦彦的力主下，答应割地赔款的苛刻条件，派兄弟亲王为人质赴金营，并派官员向民间勒索准备和议的金银。后各地勤王兵陆续抵京，名将种师道也率军到来，其将姚平仲立功心切，说动钦宗偷劫金营，李纲也不反对。然而劫营失败，姚弃军亡命。金军向钦宗追究责任，钦宗恐金症再次发作，罢免了李纲和种师道，遣使谢罪，准备交割北方三镇。可见，钦宗面对险恶的局势毫无应对能力，只是来回摇摆于投降和冒险之间。

消息传出，群情激愤。二月五日，太学生陈东率千余学生伏阙上书，军民不期而至者数万，要求罢免议和奸臣，复用李纲、种师道，反对割地乞和。群众把登闻鼓抬到东华门外，擂得震天价响，并围攻和诟骂主和奸臣李邦彦等。开封府派兵围住学生，指责学生胁迫中央。学生反驳道：“以忠义要求朝廷，不比你们以奸邪要挟天子强吗!”陈东挺身于斧钺之间，凛然无惧。钦宗自知大义有亏，众怒难犯，只得宣布李纲、种师道复职，并让李纲出面安抚学生，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金帅得知宋廷主战派占了上风，外围勤王兵又在不断增加，自己久攻开封不下，怕处于不利境地，在得到钦宗同意割让三镇的诏书，并带着勒索来的金银，引兵北去。开封被围近四十天，到二月中旬终于解围。

四月三日，徽宗一千人悠然自得地返回京城，似乎只是做了一次江南旅行。这时要求惩办众奸臣的呼声弥漫于朝野，去年年底，陈东就率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严惩“六贼”，钦宗于是将“六贼”流放和赐死。然而其以为危机已过，把名将种师道罢职赋闲，后在其他官员的要求下，才让种师道出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师道建议集中兵力扼守黄河以北军事要塞，阻遏金军的再次南侵，朝廷置之不理。

六月，钦宗将李纲排挤出朝，去太原指挥军事。由于前线武将直接听命于皇帝，李纲指挥不动，只得提出辞职。钦宗居然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将李纲贬官流放，安置夔州(今重庆奉节)。另一方面，钦宗以为和议可恃，不思备战，且压制抗金舆论。同时，钦宗与徽宗父子之间在权力问题上又勾心斗角，也根本无心备战。

八月，金兵再分两路南下。九月攻克太原，十月攻陷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十一月，金兵安然渡过黄河，并遣使到东京，提出两国割河为界。钦宗满口答应，还急派官员前往交割。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兵会师东京。开始大规模攻城。钦宗这才想起已被流放的李纲，驿召他进京主持防务(然而李纲还在途中，东京就已陷落了)。这时开封还有禁军、勤王兵与民兵近二十万，如合理调配，至少可抵挡一段时间。而钦宗偏偏相信道士郭京的妖术，所谓只须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扫荡金兵。二十五日，郭京驱兵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兵乘机攻入城门。次日，钦宗遣使金营乞和，金帅提出割地和人质等条件。钦宗又亲往金营为质，献上降表，受尽凌辱，才被放回。

金帅已摸透徽、钦二帝的心理，不立即俘虏他们，而是先让他们下令收缴城内的武器、马匹，剥夺宋人的反抗能力；而后又让他们下令官府为金军搜括民间所有的金银财物和妇女。钦宗回来后，即下令搜括计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及妇女一千五百名，弄得城内翻江倒海，搜财抢人，根刷殆遍，民不聊生。靖康二年(1127)正月十日，将钦宗与亲王、大臣等再召到金营囚禁。二月六日，令钦宗跪听金帝诏书，宣布徽、钦二帝废为庶人，另立他人为王。而后下令剥去钦宗帝服，礼部侍郎李若水抱帝大骂，被毒打砍死。次日，徽宗与皇族也押到金营，徽宗哀求能留广南一小郡奉祀祖宗，遭到拒绝。十一日，百官不得已推举张邦昌为帝。三月七日，金帅为张邦昌行册命礼，张一再痛哭，表示不忍叛立，然已身不由己。

四月一日，金军押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启程北撤，俘虏包括二帝、皇后、妃嫔、太子、亲王、公主、宗室、外戚、宰执和其他官员、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人群，共计十余万人。金银、马匹、丝帛、车辂、法物、礼器、文物、图书等战利品，不可胜计。而此时的开封城也已被战火焚毁，形同废墟。昔日繁华、富裕、昌盛的大宋王朝，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基本被摧毁。它毁于猖獗一时的金兵铁骑，更毁于这两个卑劣低能的皇帝。他们在压迫摧残自己的民众方面，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在抵抗外族的侵暴面前，又显得如此的懦弱无能和卑鄙无耻。当然，那些奸臣也难逃助纣为虐的谴责。那么，何为主要因素呢?

这使我们想到：为什么面对如此卑鄙、昏聩的君主之统治，人民根本就无可奈何?人民几乎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只有听从命运的安排：来一个所谓的“好”皇帝，便以为是人民的大救星，感谢帝王恩赐的太平盛世；遇到昏君暴主，也只有痛苦的承受，同时许多人仍在高歌皇恩浩荡。最多只有少数人在作一些无谓的上书痛陈之类的抗争。这就是中国传统君主专制体制的运作特色，这个体制有时也的确能构造起外表相当金碧辉煌的大厦，然而它绝不是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其质地是极其脆弱的。约一百五十年后，蒙古铁骑也只用了年余时间，就从北方誓如破竹般地南下，攻克南宋都城临安。皇帝与后宫、众臣数千人被俘北迁，靖康之难一幕又逼真地重演，元政权很快就取代了宋王朝。通过上述的实例分析，我们领悟到这座大厦突然就会轰然倒塌的主要原因了吗?

真假公主柔福帝姬是徽宗的女儿，曾随父被金兵北掳。三年后，她居然从北方逃了回来，受到宋高宗的优遇。但十二年后，又被高宗母亲韦太后指为假冒帝姬而被处死。不过，民间却认为是韦太后为个人隐私而杀害帝姬。不知何者是历史事实。

柔福帝姬一般来说，皇帝的女儿被称为公主。北宋政和三年(1113)，宰臣蔡京建议，可仿照周代“王姬”的称号，宋廷公主一律改称“帝姬”美名，这一制度维持了十多年。这样，宋徽宗有三十四个女儿，也就是有三十四帝姬，柔福帝姬约在其中排位二十。靖康之难，这三十四帝姬，除十四人早夭外，其余二十人都随父亲徽宗、哥哥钦宗及赵氏宗室一起，被北掳金国，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

在被金兵北掳的成千上万的俘虏中，嫔妃妇女的结局是最悲惨的，不说道途中大批受虐死亡，到达金国后更是倍遭蹂躏。如《靖康稗史笺证》诸书载，金主“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剌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大批妇女被送入洗衣院，金酋将官们可随意掠娶洗衣院的女俘，其在某种意义上实为军营妓院。不能忍受肆意糟蹋而自尽者，也不在少数。

《鹤林玉露》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有一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柔福帝姬，经千辛万苦终于从金国逃了回来。宋高宗下诏，遣老宫人去察验，觉得这女子的相貌确实颇像柔福帝姬，便再问以宫禁旧事，也能答出个大概。惟一值得怀疑的是这女子的一双脚似乎长大了许多，这女子不胜悲苦地解释道：“金人驱逐我们就像赶牛羊一样，曾光脚走了万里路，哪里还能保持原样呢?”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该女子还能直呼高宗的小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让她下嫁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高宗仍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近四十八万缗财物。

《四朝闻见录》载，绍兴十二年(1142)，高宗生母显仁韦太后被金国放归，见到儿子悲喜交加，拉着高宗的衣袖垂泪不止。突然，她停止哭泣，对高宗说：“你被金人笑话呢，说你错买了颜子，柔福早已死了。”当年东京有条颜家巷，制作和买卖的器物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极不坚实不耐用，所以人们称假货为“颜子”。《鹤林玉露》也载，韦太后回来说：“柔福死沙漠久矣。”高宗闻言大惊，便下令将柔福帝姬交诏狱审讯。审理的结果，帝姬原来是一女巫。该女巫曾经遇到一个流落民间的宫女，宫女说她的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便告诉她许多北宋宫中的秘事，教她如何冒名顶替。于是她假称柔福，来宫中享受了十几年的荣华富贵。此案以柔福认罪伏诛告终。

《宋史·公主传》是说，有名开封尼姑叫李静善，有人说她容貌像柔福帝姬，她便自称帝姬，由蕲州兵马钤辖韩世清送至宫中。最后被韦太后识破，送法寺惩治后处死。另有一名宦官从金国北还，又说柔福帝姬在五国城，曾嫁给徐还，死于绍兴十一年(1141)。后其骨灰南还，朝廷以礼葬之，追封和国长公主。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如《随园随笔》引《琐碎录》言：“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事，故亟命诛之。”就是说，柔福帝姬知道一些韦太后在金国受辱之事，如她被金将完颜宗贤所占有，并生有二子等，这些事确实非常令太后难堪，怕人泄露，便强指帝姬为伪。就连高宗也煞费苦心地把母亲被俘时年龄从三十八岁增高到四十八岁，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年已五旬的老妇绝不可能会有那号事的。同时，高宗实奉母命杀人，容不得柔福辩解，终使柔福死于非命。当然，这一说法也没有什么真凭实据，且死无对证，所以柔福帝姬的真伪，只有上帝知道了。

第四章

宋高宗禅位宋太祖在斧声烛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当时天下就传言“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一百余年后的南宋高宗果然绝后，且其近亲后裔大都已被金兵掳去，只得“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高宗居然在身体还相当强健的五十六岁盛年，主动让位给太祖之后的孝宗，这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对是罕见的。

靖康之难，金军押解了二帝及宋宫“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等北还，其中就包括赵构康王府的三位有名位的妻妾和五个女儿，其正妻邢氏已有身孕，结果在北迁的路上“以坠马损胎”。惟有妾潘氏也已妊娠，因无名位，住在开封自己家中，独得躲过这一劫，后回到赵构身边。赵构即位一个多月之时，即建炎元年(1127)六月，其子赵旉降生，潘氏也晋立为贤妃。

建炎三年(1129)，武将苗傅和刘正彦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高宗逊位，立他的三岁幼子为帝。后韩世忠统兵历时一个月平定了叛乱，处苗、刘以磔刑。然而此事变最严重的后果是：赵构在此次事变中受惊吓而从此阳痿，才二十三岁就丧失了生育能力。不久，三岁太子也受惊吓而离开人世。在潘贤妃妊娠期间，正值金军破开封府前后，她成天提心吊胆，生活艰难，故所生之子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据说七月间一天，赵旉患病时，恰好有一宫女，不惧踢翻了一只鼎，“仆地有声，太子即惊搐不止”。高宗大怒，“命斩宫人于庑下”，然而仅过片刻，赵旉就停止了呼吸。两件事发生于同年，如此巧合，莫非天意。

而这时，年近六十的隆祐皇太后孟氏，突然“尝感异梦”，梦见太祖赵匡胤说：“只有把皇位传给我的子孙，国势才能有一线转机。”太后自二十四岁时被宋哲宗废黜，长期过着痛苦的幽居生活，不过也由此而没有被金兵北掳，也算不幸中的大幸，此时看到宋廷所遭劫难也时有所思，于是“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悟”。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高宗也知道自己恐无希望有子嗣了，不如顺水推舟，便说：“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悯。朕若不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宋史·孝宗纪》)于是同意“广选艺祖之后宗子”比自己低一辈者。

选太祖后裔比赵构低一辈者，就是在其“伯”字辈的宗室子弟中访求。据说太祖后裔香火还特别旺盛，其“伯”字辈约有一千六百余人，当然朝廷只从七岁以下儿童中遴选。最后选出儿童十人，再让高宗逐一审看。据说，一次审看两人，某次一瘦一胖两个孩子出场，让高宗仔细端详，突然有一只猫走过来，胖的为童心驱使，踢了猫一脚，高宗以为，胖孩“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把胖孩淘汰，而那位瘦的，就是后来的宋孝宗赵伯琮。最后，高宗选了两个孩子：赵伯琮和赵伯玖，时为绍兴二年(1132)。

两个孩子来到妃嫔面前，张婕妤用手一招，赵伯琮便向她的怀里扑去，高宗便命张婕妤养育伯琮，命吴才人养育伯玖。伯琮后赐名赵瑗，伯玖后赐名赵璩。赵瑗天资聪颖，博闻强记，异于常人，颇受赵构钟爱，还亲自教之读书。绍兴五年(1135)，封赵瑗为保庆军节度使、建国公，入资善堂上学，并诏：“建国公禄比皇子”。然而，高宗却不正式立赵瑗为皇太子，原因是对自己能否恢复生育能力，仍抱有一定的希冀，就是说心里还是不太情愿由这个太祖的后裔入继大统。绍兴八年(1138)，又封赵璩为节度使、吴国公，使两个孩子处于平列的地位。由此，高宗表明自己尚无立储之意，诸大臣提出不同意见，尤其左相赵鼎竭力反对，据理力争，高宗只得收回成命。然而到第二年，依然封赵璩为保大军节度使、崇国公，“赴资善堂听读，禄赐如建国公例”。

此时，右相秦桧进谗言道：“赵鼎欲立皇子，是谓陛下终无子也。宜待亲子，乃立。”此话说到高宗心里。后秦桧独相十八年，是赵瑗成长中最为艰难的岁月，时或与奸相产生嫌隙。直到秦桧病死，总算扫除了立皇储的一大障碍，高宗对自己的生育能力也已不抱希望。这时，赵瑗为普安郡王，赵璩为恩平郡王，两人都已长大成人，且才能不相上下，高宗一时踌躇不决，不知立谁为皇储。

最后灵机一动，决定用女色进行试探。他给两人各赐靓丽宫女十名，过一段时间后再将二十名宫女招回，进行身体检查。赵瑗听从老师史浩谨慎对待的劝告，不近女色，所以其宫女依然是处女，后“完璧归赵”。而赵璩则采尽了秀色，十名宫女都已不是处女了。高宗并未将此事公布，但心中已有定数。此事载于周密《齐东野语·高宗立储》之中，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本人就是一个荒淫好色之徒，他怎么会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子嗣呢?其所用方法，以当时的科技条件能进行比较准确的鉴别吗?周密的记载会不会想立奇而作假呢?或只是采之于无法考据的道听途说?

绍兴三十年(1160)，高宗下诏：“以瑗为皇子，仍改赐名玮”，进封建王。任命赵璩为判大宗正事，置司于绍兴府，并改称皇侄。至此，拖延了近三十年的立诸问题，终于在宋高宗五十四岁时得到解决，时赵瑗已三十四岁。高宗教导皇子说：“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实是要赵玮学习做帝王的机谋权术。

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大臣草拟立皇太子手诏进献，高宗下诏说：“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惮。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初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又赐名眘，宋廷举办了一系列立皇太子的典礼。六月，高宗又出御笔说：“思欲释去重负，以介寿臧，蔽自朕心，亟决大计”。“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一应军国事，并听嗣君处分。朕以澹泊为心，颐神养志，岂不乐哉!”随后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皇太子先不肯接受，退到大殿一侧，经赵构再三勉谕，大臣一番苦劝，太子方才答应，接受了皇帝的宝座。

可见高宗的逊位完全出于自愿，无一丝一毫勉强的成分。年初，高宗曾带太子“扈跸”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值天寒，雨雪不止，父子骑马而行，“雨湿朝服，略不少顾”，而随从大臣中，反而多有乘轿者。五十六岁的高宗能骑马而行，说明其身体还相当强健。退位后，高宗至高寿八十一岁才去世，也足以说明当时的身体状况。在身体还相当健康，又处于五十多岁的中年，且国事平稳的情况下，国家最高统治者自动退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少有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宋高宗主动退位呢?

有人会说，其父宋徽宗还是在四十四岁时就禅位于钦宗了。那是什么时候?那时金军重兵压境，国家危在旦夕，徽宗这才被迫撂担子。而高宗退位时南宋正当“边事寝宁”，去年金海陵王率军南侵，最后不但采石一战大败而退，且为部将所杀，金国政局动荡，而这时南宋正好可过略为安稳的日子。有人或说，乾隆也在晚年禅位于嘉庆。那时乾隆已多大年纪?八十五岁，这一年纪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已是十分不得已。而宋高宗才五十六岁，且身体强健，确实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说：“他固然贪恋皇帝的尊荣，却又苦于国事之‘忧勤’，故在逊位诏中还是说了一些实话。他愿意以太上皇的地位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免于国事的‘忧勤’。他认为在‘边事寝宁’的形势下，正是自己‘释去重负’之机。”或者说，赵构做皇帝已做得身倦神疲，想罢脱这国事操劳之苦，而过太上皇的清闲日子，所以就把这副担子扔给了皇太子赵眘。

这样的解释似乎颇合情理，也符合赵构自己的说法。但是太上皇并没有如其禅位时宣称的那样，从此不问朝政，在深宫颐养天年，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就会多方掣肘，出面干涉。如新任命的宰执必须到他那儿“入谢”，面听“圣训”，尤其在与金战、和问题及恢复大计方面，太上皇更是寸步不让，说明他对权力还是有些不舍。尤其是做皇帝真是如此“忧勤”辛苦，主动退位就犹如“释去重负”吗?那为什么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绝少有皇帝做出如此举动呢?要知道“皇帝”在中国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别人都是奴才，只有他才是主子，整个“天下”都是属于他的。在一定意义上他可以为所欲为，可以驾驭任何人、任何财物。所以上述退位即可“释去重负”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有点勉强，不怎么到位，然而又找不到更确当的原因。

“不孝”宋光宗退位的宋孝宗驾崩，作为儿子的当朝皇帝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病重时不事探侍，甚至不肯主持父丧，这一绝对有悖于传统人伦礼制的罕见现象，就发生于南宋中期的皇帝家族之中。其原因人们众说纷纭，让后人猜测不透。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六十三岁的宋孝宗禅位给四十三岁的儿子赵悖，是为宋光宗，又诏立光宗元妃李氏为皇后。孝宗于是为太上皇，养老于重华宫。光宗为表示对父王的尊敬和孝心，下诏“五日一朝重华宫”，后又改为一月四朝。次年宋光宗改元“绍熙”，光宗初政就暴露出一些有违明君之德的嗜好，如对优伶歌舞乐此不疲，还饮宴无度等。开始两年，父子关系还较为正常，然而自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光宗发病以后，光宗与孝宗之间的父子关系，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绍熙三年(1192)前后，我们还可时常看到“帝朝重华宫”，就是光宗去看望其父王宋孝宗的有关记载。问题似乎出在绍熙四年的九月，“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此后即不断有大臣上疏，请帝朝重华宫，但都往往没有结果。如十月“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听。”后有二百多名太学生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而后“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直到十一月，“帝朝重华宫，都人大悦”。但好景不长，到绍熙五年(1194)的四月，光宗又旧病复发，不再朝重华宫。

尤其是五月，太上皇孝宗病危，宰相留正等请光宗去重华宫侍疾，光宗还是不同意，留正等“乃泣而出”。起居舍人彭龟年叩首苦谏，额血渍红了龙墀，也没能感动光宗。此后众大臣不断有人上书恳请或当面叩头请光宗朝重华宫，然都不果。丞相等甚至以罢职为手段力请，但一切努力都见效甚微，最后光宗只同意让皇子嘉王赵扩诣重华宫问疾。孝宗一直不见儿子侍疾，或显凄然不快，这时见孙子来问疾，才颇感安慰。孝宗弥留之际，丞相和众臣及皇子嘉王都泣请光宗去见父王最后一面，光宗还是不听。

六月，太上皇宋孝宗驾崩。而他的儿子、当朝天子宋光宗不仅在其父王病重时未去问候探视，此时也居然借口有病，不肯主持父丧，只下诏：“俟疾愈，过宫行礼。”大臣留正、赵汝愚率群臣拉住光宗泣谏，衣裾为裂也无济于事，以致连老皇帝的国丧都无法正常进行。朝臣们都手足无措，人心浮动，政局动荡。最后其祭奠大礼只得由年已八十的太皇太后(宋高宗后)代行主持，这在古代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反常现象。

皇帝父子如此不和，使满朝文武为之不安，认为于社稷不利，于人伦有悖，一时朝野议论纷纷。宰相留正在一次上殿时扭伤了脚脖子，迷信自己流年不利，是不祥之兆，又面对如此棘手的政局，心里发慌，便称病辞职，很快逃回老家。知枢密院事赵汝愚根据众大臣要求立太子的奏章，及光宗自己也有“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御批，便主张光宗马上退闲，禅位给太子。在有关官员的建议下，赵汝愚遂请外戚官员韩侘胄助一臂之力。韩为太皇太后吴氏妹妹之子，便通过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经过劝说，太皇太后终于同意禅位之事。经过周密布置，在太后的主持下，光宗缺席的情况中，勉强禅位给太子赵扩，是为宋宁宗，而光宗被尊为太上皇。

那么，光宗为什么不肯探视重病的父亲，甚至不肯主持父丧，做出这等违背传统礼制的事来呢?为什么大伙又急匆匆要光宗退位，而立其皇子嘉王赵扩呢?要知道，光宗此时才四十八岁，正是能做一番事业的壮年，且其在位也仅仅六年。据有关史籍记载，原因也颇为纷杂，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光宗患有精神病。据《宋史·光宗本纪》诸书载，光宗的李皇后生性妒忌残忍，而光宗的嫔妃却越来越多。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因黄贵妃有宠，李后无法容忍，便乘光宗离宫祭天的机会将黄妃杀害，再派人到祭天斋宫报告黄妃暴病以卒的消息。当时，光宗正在圜丘举行合祭天地的礼仪，一听此噩耗，光宗只是哭泣。事也凑巧，次日清晨祭天时发生火灾，差点把光宗烧伤。又突然风雨大作，礼坛黄烛尽灭，不能成祭天之礼而罢。诸多变故交织在一起，光宗内心深受打击，以为获罪于天，震惧而感疾，“噤不知人，张口呓言”(《朝野遣记》)，从此神经失常，后宫暗称之为“风(疯)皇”。主要表现是“帝自是不视朝”，一个月后才“始对辅臣于内殿”。第二年，还常常“帝有疾，不视朝”，三月份时，“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不过已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时好时坏。其理智清醒时，还想做个明君，然而犯混的时候并不会少。主要是史籍对此事语焉不详，大臣也往往讳莫如深，所以光宗真正的病情，后人不得而知。

二、光宗惧内受制于李后。《宋史·光宗本纪》载，绍熙四年九月，光宗首次不朝重华宫过后的几天，在众臣的劝说下，“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齐东野语》也载，光宗将朝父王，百官班立以候，当光宗刚走出御屏，李后拉住皇帝的胳膊说：“天冷，官家再喝一杯酒。”百官侍卫都大惊失色。陈傅良马上趋前拉住龙袍大襟，请帝毋再入宫，并随上至御屏后。李后叱责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难道不要脑袋了吗!”傅良只得出来，遂大恸于殿下，李后派人责问：“此行为算是何礼?”傅良回答：“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李后更怒，遂传旨回宫。李后居然能够阻止光宗，不让他去看望父母，亦可见这位皇后的蛮横专权，那么李皇后为什么如此嫉恨公公呢?

《齐东野语》诸书载，李氏出身将门，天姿悍妒，飞扬跋扈，为太子妃时就容不得太子身边的宫女，一再到孝宗面前告状，孝宗让她学点后妃之德，并警告她：“如再争吵，宁可废掉你。”做皇后时更专擅朝政，骄奢淫逸，任人惟亲，政事腐败。且不敬婆婆谢太后，太后教训之，李后反而说：“我与皇帝是结发夫妻”。言外之意是说太后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而是嫔妃册立的，太后告之孝宗，孝宗听了也大怒，屡加训斥，声称若不思悔改，有失皇后风范，定将废之。《朝野遣记》载，宋孝宗听说儿子得病，便亲临大内抚视，见光宗已神志不清，嘴中喃喃自语，不由十分担忧，且怒斥李皇后道：“皇上为社稷之重，你不好好照顾，使他发病如此。万一不能恢复，当族灭你李氏。”可见，李后与公公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暗中与公公已势不两立。好几次，光宗准备去见父母，都被李后阻拦。可知光宗软弱多病，不能自主决事，往往听从李后之意。

三、光宗与孝宗父子有隙。《西湖志余》载，光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年已过四十，很想父王早些内禅皇位，又难于当面说出口。便数次给太后提暗示，太后有些搞不懂，旁边有人就帮太子说：“是想娘娘帮太子去与皇帝说说。”太后这才听懂。一天，孝宗来东宫，太后从容说：“官家是否可传位与太子，自己也好早点休息取乐了。”孝宗却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太子年纪尚小，又没有经历，所以还不能传位给他。”太后也不能勉强，就对光宗把事情说了。光宗很不高兴，说：“我的头发都已白了，还拿我当小孩子。而当年爷爷早就传位给他了。”又过了几年，光宗才终于坐上皇帝宝座。

一天，光宗找太上皇要求立皇子嘉王赵扩为太子，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如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事情是这样的：光宗的大哥早夭，而孝宗这时立三儿子光宗，使二儿子郁郁病死，孝宗对二儿子怀有嫌疚心理，同时孝宗觉得嘉王“不慧”，而二儿子之子早慧，所以有意想改立。光宗在情理上不能反驳父亲，内心却是老大的怨怼，父子关系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李后更是大为不满，不断在光宗面前进谗言，所以光宗对父王一直心有芥蒂。

四、有宦官从中挑拨其父子关系。《四朝闻见录》载，光宗即位，对近习宦官没有好感，一天甚至大发脾气，要取其中狡猾者的首级。太监们哭诉到孝宗那里，孝宗下旨：“吾儿息怒。”光宗虽奉父旨，但心里更不快，意欲他日尽诛此辈。由是，宦官们面面相惧，商量如何离间三宫。不久，光宗发病，孝宗担忧，派人到处找秘方良药，得草泽大药丸一颗，据称可药到病除。孝宗想宣旨赐药，又怕李后可能会从中作梗，不许光宗服一间草药，便想等儿子来重华宫看望时，再当面让儿子服药。某宦官得知此事，便想阻止光宗吃药，便与李后说：“太上皇只等皇帝过去，便会赐一种草药。”李后派人去打听，重华宫果然准备了大药丸。便拉着儿子嘉王找光宗哭诉，挑唆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给你准备了一丸药，好让你侄子早点即位。”使光宗相信其父准备了有毒的药丸，要他当场服下，所以再也不肯朝重华宫了。由是，光宗始终也没吃得此良药，病也没好，主要是为这些宦官和李后所误。

各种不同原因的说法，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人们无所适从。不过，其中光宗有病和李后跋扈或是主要原因，但光宗到底病到如何状态，李后又专权到什么程度，人们依然知之不详。宋朝的名臣包公为长嫂扼养宋代清官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在一些戏曲和民间不断流传。这不是历史事实，因为包拯是独子，然而包拯的次子确实由长嫂抚养长大，故事还相当感人。那么，包公的家庭情况到底有何秘密?其故事又是如何进行父子间演绎转换的呢?

包拯字希仁，是宋代杰出的政治家，祖籍庐州合肥(今属安徽)。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二十九岁时考中进士甲科，出知建昌、天水县，历任监察御史、工部员外郎、知谏院、河北转运使，在知开封府任上最为出名，迁御史中丞，拜三司使，官至枢密副使。一生秉性刚毅，处事严明，坚持惩恶扶善，深得百姓好评。

吉剧《包公陪情》和京剧《赤桑镇》等戏剧的内容，都描写说包公自小双亲早逝，由长嫂抚养长大，所以对嫂子的感情十分深厚，待嫂若母，或称嫂娘。又描述他的侄子包勉，进士及第，却为官奸猾，且贪赃凌弱，罪恶累累。包公秉公执法，大义灭亲，铡了嫂娘的亲骨肉。事后，包公回家向嫂娘赔罪，嫂娘痛失亲子，责怪包拯不顾亲情，忘了当年的养育之恩，激愤中举剑欲砍包拯。包拯晓以大义，讲述了被害百姓的苦难，其一片忠心终于打动了嫂娘。嫂弟间捐弃私愤，和睦如初。

几百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包公由长嫂抚养长大而待嫂如母的故事。然而，查遍有关史籍和论著，却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相反，有关传记资料表明，包拯其实是独子。其父包令仪，字肃之，曾进士及第，授朝散大夫，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外放过地方官。后退居乡里，不再出仕，这位忠厚长者一生只有包拯一个儿子。包拯没有兄长，更何谈嫂子。《宋史·包拯传》载，包拯“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就因为是独子，所以解官归养双老。“后数年，亲继亡，拯庐墓终丧，犹徘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数来劝勉，久之赴调。”可见其与父母感情笃厚，而没有什么嫂娘。那么包公由长嫂养大的故事难道完全是空穴来风?

经过有关史料的考察，包公的长媳崔氏实有前述故事中那位长嫂的风范。《宋史·包拯传》载：“初，有子名德，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尝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抚其母，使谨视之。繶死后，取媵子归，名曰绶。”再查有关资料显示，包拯四十六岁时，长子包德二十余岁就病故，长媳崔氏守寡。包拯六十岁时，把一位已经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崔氏对她暗中妥善照顾，不久生一男孩，崔氏把他接回家中，即包拯的次子包绶。合肥包拯墓碑铭刻有：“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绶，五岁儿也。”可见，包拯在嘉祐七年(1062)病逝时六十四岁，而次子包绶才五岁。

包拯墓附葬区内其长子包繶与长媳崔氏的合葬墓碑铭，有这样一段记载：“(包拯)晚得幼子绶，其母出，节妇慈养之为己子”，“当姑夫人捐馆舍时，绶犹孩童，节妇迎师教导之，以至成人，为择取良妇。绶事节妇如母，复立族子永年，为祝史嗣”。在次子包绶与次媳文氏的合葬墓碑铭中也记载说：“公有寡嫂崔氏，素以节义闻，公以母礼事之。”这些记载都告诉我们，包拯的长媳崔氏把包公媵妾所生之子即年幼的包绶领回家中，精心抚育，请师教导，为择良妇，犹如自己儿子。包绶与寡嫂的感情也很深厚，就像母子一样。

再查《庐州府志》等资料，“节妇”崔氏的事迹的确颇为感人。崔氏嫁到包府第二年，其丈夫就得暴病去世了。才二十一岁的崔氏生下一遗腹子，名文辅。包拯见媳妇如此年轻，意思让她改嫁，并使左右去劝劝媳妇。崔氏哭着对包拯说：“公公为天下名臣，媳妇能在家干些粗活，服侍公婆，已很满足了。我生为包妇，死为包鬼，誓不改嫁。”不幸，其子文辅养到五岁时夭亡，从此崔氏就一心侍奉公婆。后来探得公公媵妾有子，便暗中妥善照顾，后抱回精心抚养。包拯病逝时，次子包绶才五岁，婆婆也已年老多病，寡居多年的崔氏就完全担负起对弟弟包绶的养育之责任。

崔氏的母亲吕氏闻听包拯去世，就从家乡湖北赶来包家，欲劝女儿改嫁。崔氏说：“倘若要改嫁，也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氏说：“丧夫守子，子死你守谁呢?如今公公也去世了，应该改嫁了。”崔氏答道：“过去没有改嫁，并不单单是为了儿子。如今公公去世了，婆婆年老体弱，又有小叔年幼如儿，其门户待我而立，难道忍心离去吗!”吕氏听了很不高兴，甚至以死相威胁。崔氏哭着说：“母亲远地而来，义不当使母独自回归，儿可陪同回荆州。倘再以不义相迫，必自绝而以尸还包氏。”母女俩回家乡后，吕氏见女儿决心已定，只能将女儿再送还包家，崔氏以守节终。此事后来还惊动了朝廷，追封崔氏为永嘉郡君，由苏轼亲撰旌表，褒奖其门闾。

这一感人的故事中，埋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谜：就是包拯六十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其怀孕的媵妾孙氏遣送回家?当时包拯的长子已过世十余年，年将老而膝下无子，是非常寂寞和苦恼的事，所以此时应是包家盼子心切之际，而其媵妾这时能怀孕应非常值得庆幸，包家应该非常高兴才对。而这时包拯却将其遣送回家，实际上是不承认这个儿子。同时，孙氏生子后，据说包拯仍十分歧视，且在与皇帝的交谈中还声称：“臣年六十，且无子”(《宋史·包拯传》原为“臣年七十”)，也是不认这个儿子的铁证。此外，崔氏是偷偷打听到孙氏生子，且暗中加以照顾，估计是包拯去世后，才力排众议把这个弟弟接到家中抚育。这样，人们或有权利怀疑包绶是否是包拯的亲子?否则就很难理解以公正严明著称的包拯的这一行为。

剩下的另一个谜是：包拯长媳崔氏与小叔包绶的故事，怎么会演变成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就是说这一子冠父戴的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有学者认为，可能与包氏家族墓碑的记载有关。包拯的墓碑其称呼是：“宋枢密副使包孝肃公拯之墓”；长子包德与崔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德节妇永嘉郡君崔氏之墓”；次子包绶与文氏合葬墓碑的称呼是：“宋朝奉义郎潭州通判包公繶蓬莱县君文氏之墓”。“公”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包公”则是人们对宋代清官包拯的专称，然而上述包氏父子墓碑上都称“包公”，人们一般只知道清官包拯，所以后人有可能将这几位“包公”的事纠缠在一起，都加在清官包拯的头上，以讹传讹，由此产生出包拯由长嫂抚养长大的故事。这样的解释，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包公的墓地包公墓葬，史籍记载有两处：安徽合肥和河南巩县。二说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和地方上的实际墓冢。如今合肥的包拯墓葬经过考古发掘，已得到专家的确认，那么巩县宋陵中的那个墓冢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南宋淮南西路安抚司干办公事林至撰写的《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包公墓在安徽合肥市，“合肥，公之乡里也，中更兵火，子孙流离，故宅废为民居，独庙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谓东原村者，公之墓也”。包公葬后的百余年间，经历了战火和荒顿的岁月，到庆元年间，地方官曾加以重修。另外，《大明一统志》、《合肥县志》和《包氏家谱》等文献，也都清楚记载，包公墓在安徽合肥。

然而据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修的《巩县志》明确记载，包拯墓位于县西宋陵之中。清代顺治以后各朝的《河南府志》皆承旧说。到实地考察，包公墓坐落在河南巩县宋真宗永定陵和宋仁宗永昭陵之间，离真宗刘、杨二后陵只半公里，是一座高约五米的墓冢，封土扁圆，直径有十余米，墓前尚有望柱一坐，石虎两个，石羊一个，均为北宋风格。规模上看，确是座北宋高级官员的墓葬。如今墓前还立有清代石碑一通，高二米，正中楷书“宋丞相包孝肃墓”。冢大碑高，气象威严。

1973年，因合肥钢厂扩建的需要，对合肥市东郊大兴乡双圩村的包拯及其家族墓地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历时四个月，发掘出包拯的一号墓，实为迁葬墓，墓中有一具基本完整的男性骨架，据鉴定年龄在四十岁以上，与包公情况大致相符。出土的墓志石铭有三千多字，由当时的枢密副使吴奎撰写，确凿记述了包拯的生平，说他策论国事能高瞻远瞩，主张“薄赋敛、宽力役、救灾患”，加强市场管理，增益国库收入。以大义为重，不惧贪官豪强，敢于查办权贵。重视调查研究，执法如山，自身廉洁清白，不谋私利，颇得民众的尊敬和赞扬。称他“其声烈表暴天下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朝廷士大夫达于远方学者，皆不以其官称，呼之为‘公’。”可知包拯生前已被人们尊称“包公”。

包公墓还有包拯长子包德与崔氏的夫妇合葬二号墓；长孙包永年的三号墓，他是崔氏的继子；包拯次子包绶夫妇合葬的四号墓。及南宋以来一直被人当作包公墓膜拜的五号墓，实为包拯妻室董氏之墓。南宋庆元五年(1199)重修时，把包拯之妻董氏的五号墓当作包公墓，供人长期祭奠，因此民间流传着“包拯墓是假的”之说法。最后，根据当地老人追忆的祖辈传言，在墓地的最北端，意外地发掘出包公原葬的六号墓，还存有石板和东西残墓壁，其中的陪葬木俑“十二时神”，是确定包拯墓的重要物证。墓地已在南宋初年被金兵所破坏，棺骨迁至一号墓重葬，原墓废为耕地。

此外还有一个疑冢，就是在墓地中轴线的西南部，有较大的封土堆，高约四米，底径十米，布局均称，整个外形要大于包拯夫妇的迁葬墓。从这个封土堆的地表往下深挖，都是一色的生土，没有坑位，可知是个典型的“疑冢”。令人感兴趣的是：包公墓为什么要设此“疑冢”?它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总之，在一块墓地上，出现包拯的原葬墓、迁葬墓、以假乱真的五号墓及张冠李戴之疑冢，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在相关墓址的考古发掘上也是罕见的，为什么包公墓要建得如此神秘呢?也不免有一些混乱。当然，包氏族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也为史学界补充和修正有关史实，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如今合肥墓地从各方面考察，都已能够确认是包拯之墓。其大型石室墓的规格，似乎超出了《宋史·礼志》的有关规定，也足见墓主生前受到朝廷的特别恩宠。其出土的洋洋千言的墓志，也同样毫无疑问地诉说着此地包公墓的由来。尤其是包拯遗骨三十五块，专家鉴定已予以确认，并移葬于合肥新建的包公陵墓。至此，似乎千年的包公墓址之谜已经解开，包公墓应在安徽合肥市的东郊。

但是，巩县的包公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它修于何时?为什么要建这个墓?它与合肥的包公墓是否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里面到底埋葬着什么?这一连串的疑问，还是难以回答。据说此墓已经被盗过，盗墓贼说墓中没有砖石、棺骨，也没有盗到什么东西，这可信吗?从最早明嘉靖三十四年修的《巩县志》记载来看，至少明代中叶巩县宋陵就已存在这个包公墓，到如今也至少经历了四五百年，但元、明两代的有关史籍对此均无说明。由于合肥包公墓园考古发掘中仍出现一些较为混乱的情况，所以至今还有学者坚持包公真正的墓地是陪葬宋皇陵的巩县包公墓。

如果说此墓确为宋代陪葬大臣所建，也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巩县的包公墓离宋仁宗的永昭陵远，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近，有的史书说是“陪葬真宗陵”。但是，包公的全部政治活动却都在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要他陪葬宋真宗呢?这基本违反了中国帝陵中大臣陪葬的一般规则。于是有学者推测，包公墓中埋葬的，可能是另一位陪葬真宗的大臣，由于年月长久，原大臣的名字被遗忘了，就附会于包拯。也有学者指出，包拯死于开封，到最后定葬，中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时间，猜想可能当时要求陪葬帝陵而安放于巩县一段日子，最终仍迁葬合肥，但在巩县留下一个衣冠冢。人们出于对包拯的敬意，不忍心废弃，并进一步修缮，使之符合包公的身份，从而使包公出现两个墓，并让人真假难辨。

巩县包公墓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考古的实地发掘，才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连列宁也盛赞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然而其变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是对人民有利的进步事业，还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倒退?其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非但没有定论，且有关学者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或全面肯定，或基本否定。问题是这些迥然不同的观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足够的证据，洋洋洒洒地写成论著，让人看后无所适从，真可谓中国古代社会重大事件中一直无法猜透的谜。

宋神宗刚即位，就有大臣向他奏报：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征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不断扩大的军队，还有就是每年必须向辽、夏支付的岁币。庆历之后，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三百万贯左右，到治平年间，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万贯。王安石当年在度支判官任上，就向仁宗上过要进行变法的万言书，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日子里，其名声得到不断提升，天下舆论大有“安石不起，奈百姓何”的企盼。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希望他能重新调整国家有关的统治政策，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辅佐自己完成富国强兵的伟业。很快，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领导，筹划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和政策，揭开了这场变法的大幕。然而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入，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有关新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以下就一些重要新法的内容和人们的不同评估，略作介绍。

一是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目的在调整各地物资的供求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发运以节省国家开支，减少“支移”、“折变”诸税种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物货价格和打击不法商贩。具体办法是：朝廷拨出一定数量的钱粮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司则根据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肯定派认为，此法改变了各地物资供求关系紊乱的局面，节省了发运司的大量运费，减少了运输中物资的损耗，并相对减轻了农民“折变”税种的负担，平稳物价的同时也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操作。此后，楚、泗等州仓库经常储积的粮米不下数千万石，每年运到京城的粮食亦有六百多万石，使京城物资供应得到满足。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对官府发运司的工作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对人民“支移”、“折变”诸税种负担是否有所减轻，则很难说清楚，有时甚至还会加重。如在颁布该法一年后，朝廷按照王安石等人的建议，要求将东南三分之一的漕运米，约二百万石米变易为二百万缗钱，并下令发运司在诸路米贵处折变为钱，这自然加重了有关地区民户的“折变”负担，并造成当地“钱荒”，使得米价一路飙升，如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文，今年却增至九十文以上，人民的负担显然增加一倍以上。它到底给国家节省了多少乱运物资的开支?为农民减轻了多少负担?恐怕效果甚微，所以均输法在实行两年后就无声无息地匿迹了。

二是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年九月颁行。目的在缓和佃农或自耕农在青黄不接和天灾人祸之时遭受高利贷盘剥后的贫困化趋势，抑制豪民的高利贷经营。具体办法是：由官府将地方常平仓中的钱粮贷给贫困农户，秋收后连本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息随同二税一起缴还。因为官府仓库中也有各种损耗，所以需收取二分至三分的利息。由于是一年二次贷款，所以实际收取的利息率达四分至六分。同时规定“不愿请者，不得抑配”。然而事实上，各地在执行此法时，大都按户等高低强行抑配借贷数额。

肯定派认为，此法压制了豪民高利贷的盘剥，尤其是在灾年，减少了农民贫困破产而被豪强兼并的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青苗钱的抑配，主要是针对乡村上户，其使豪强兼并之家也付出一定的利息，而对乡村下户为害甚小。年息为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比之百分之一百到三百的民间高利贷，是相对较低的，一般农民愿意借贷，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青苗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官府也由此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

否定派认为，问题在官府把持的青苗借贷其目的主要在多收息钱，所以在实际操作时会产生种种的弊端。如有的地方名为二分之息，实收八分之息。有的地方“吏缘为奸至倍息”，如陕西诸地贷陈米一石，秋后须还一石八斗七升。各地因人因时而各不相同，但大大高于二三分，即年利高于四分至六分息的情况，应该是相当普遍的。由此，官府发放的青苗钱又比豪民的高利贷好多少呢?这样，许多贫民下户借贷青苗钱，也无异于饮鸩止渴，更何况很多地区是采取按户等派给的方式在发放，就是说官府事实上在利用高利贷对民间进行搜括。此法后演变为一种赋税，叫青苗钱，持续征收到北宋末年。其中到底在多少程度上抑制了豪民的高利贷盘剥?很难有一个较为准确的估计，但官府从中获得大利，是无须赘论的。单以熙宁六年(1073)为例，青苗利息就达二百九十二万贯，为数可观。青苗法颁行令上所谓：“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的说法，绝对是一种欺骗。

三是农田水利法，也称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颁行。目的在兴修水利，开垦农田，提高农业生产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具体办法是：各地对需要修建的水利工程，各阶层的人都能向官府提出实施办法和建议。经官府调查商议，确实可行者，绘制成图，呈报上级官府批准。小者州县自行解决，私人也能出钱兴建，大者奏报朝廷，官府集资施工。凡提出合理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者，官府都给予奖励。

肯定派认为，此法令积极推动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包括湖陂塘库的兴建，河道的疏浚(如汴水、漳河、蔡水等颇有成效)，水田和淤田面积的扩大，荒地的开垦等，几年中共兴修“水利田”一万多处，灌溉农田数千万亩，许多地区都由此在凶年减轻了灾情。如漳河的疏浚，使周围诸县二三十年来的水灾得以免除，数千顷土地获得丰收。这一事实体现出人民的创造性智慧及其辛勤劳动的成果，且丰裕了民财，无疑值得肯定。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的实行，单从数字统计上看，似乎成果累累。但其中有相当的虚假成分，有些工程实际在仁宗、英宗时期就已完成；有些工程实为劳民伤财之举；有些工程显然就是地方官在虚报业绩。熙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认为其“颇有不实，互相隐蔽”，主张进行察验，对其不实之人“重置于法，以戒欺罔”，但朝廷在这方面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其中多少确实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工程，多少是劳民伤财的虚假工程?也只能是一个无法说清的谜。如疏浚黄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而没有什么成效，不久就河道大决，水分二派，灾情严重。许多荒地水田的开辟，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如在一些地方围湖造田，“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使有关湖泊几乎消失，给后代埋下生态隐患。

四是免役法，也称募役法或雇役法，自熙宁二年开始讨论试行，到熙宁四年十月才正式颁行。目的是免除乡村主户轮流负担的差役，如主管官物供给和运输的衙前，课督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还有耆长、弓手、壮丁、承符等州县职役，其职责如有缺失，要承担赔偿责任，重役户往往倾家荡产，最为扰民。具体办法是：乡村主户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原不需服役的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等也按户等半数出助役钱。为防灾年役钱征收困难，另加征二成，称免役宽剩钱。然后募人充役，给以雇值。

肯定派认为，此法用交货币的办法代替了大部分差役，从而使劳役制进一步缩小范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一般按户等高低和产业多少缴纳役钱的做法，也使拥有大量田产的豪强大户必须多负担一些，是抑制豪强兼并的一个重要手段。农村下户不出役钱，这在开封府界内诸县执行较好，其他州县执行不利，但认为所有下户都出役钱，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总的来说，它对一般中等农户是很有利的，国家也获得一定利益，除有关事务通过雇役完成外，其役钱的剩余部分也成为国库中一笔重大收入。

否定派认为，按理说差役主要是乡村上户的事，现改为收钱雇役，是不应向乡村下户(四、五等户)征收免役钱的。王安石发布的第一道免役令也是明确规定四、五等户不纳钱。可是在向全国推行时，第二道免役令中就已确定乡村下户须纳役钱。此后又根据家中的产业或税收多少摊派免役钱，下户不得免除而被普遍增加了役钱的负担。甚至在有些地区，第一、二等户依仗权势，输免役钱少于第四、五等户。同时。免役钱的征收与支出，剩余率几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就是说官府每年在其中可得三百余万贯的净收入。此外，所谓“免役宽剩钱”的征收也为数不小，如熙宁年间，成都府路达六七百万贯之巨。尤其是实行保甲法后，既征免役钱，又令保丁服有关差役，双倍盘剥，无耻之极(详保甲法)。以后，免役钱成为常赋，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且数额不少，成为两税之外的乡村重要赋税之一。

五是保甲法，熙宁三年十月颁行。目的是兵民合一，既省养兵之费，又能防范乱民暴动。具体办法是：相邻十家为一小保，设保长；十小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都副保正各一人。每户两丁抽一，称为保丁，组织起来训练武艺，巡查值夜“除盗”，维护地方治安。后隶兵部，听从枢密院指挥，集中训练，成为民兵组织。同时，保内有人犯法，知情不报，伍保连坐，严加治罪。

肯定派认为，此法实行后，对地方治安起到很好的作用，“盗贼”比过去十减七八；国家军力也有所增强，全部保甲民兵总数达六百九十余万人，主要是沿边地区组成义勇军，以“团教法”进行训练，也有数十万之众，成为禁军的重要辅助力量，有的还代替巡检司兵士巡逻。它有利于对禁军的整顿和减裁，节省国家军费开支，也增加了国防力量，所以此法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否定派认为，实行保甲法后，官府干脆取消耆长、户长、壮丁等差役，用保甲法中之保丁变相服役。此种做法，就连宋神宗都感到说不过去，曾谓：“已令出钱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税，失信于百姓。”然而王安石却强辩道：保丁“催税不过二十余家，于人无所苦。”事实上，保丁多由乡村下户充当，从上户那里往往催不到税，以至破产填赔，卖鬻子女。后来哲宗恢复免役法时，不得不改由上户充当的保长催税。由是，乡村主户既出免役钱，又服差役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末年。另外，所谓“兵农合一”，这部分恢复征兵的做法，更使老百姓加重了负担。甚至有些地区，保甲为盗，百十成群，反而使地方不安。尤其是伍保连坐，实用严酷手段加强对民众的控制，是非常反动的。

六是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目的是抑制富商对市场的垄断和对物价的操纵，改由官府垄断市场，平衡物价。经商取利，国库增收。具体办法是：在京城设立都市易司，各州、县大都设立市易务，形成全国市易官商经营体系，朝廷拨给本钱，平价收购商品，在垄断货源的条件下经商取利，包括贸迁物货、长途贩易、抵当业、地区茶、盐的专卖、边境蕃汉贸易，也向商人发放贷款或赊贷货物，收取年息二分的利息。

肯定派认为，市易法抑制兼并，打击了大商人垄断资本，平物价，通有无，有利于中小商人的经营，使得市场进一步繁荣。市易务的经营也获得大量赢利，增加了国库的收入。所以其立法宗旨是进步的，此法的实施过程虽有弊病，也有一定成效。

否定派认为，市易务利用权势垄断市场，套购倒卖，左右物价，苛征息钱、税钱，违法抑配，敲诈勒索，使用五花八门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市易务不但自己经营混乱，贪污腐败，毫无成果，同时还妨碍了国家其他方面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如使得商税大亏、房廊日空、市舶司亏损等。尤其是市易务公开“夺商之利，一切归于公上而专之”，就连中小商人向市易务赊贷钱货也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大批商人都因负债而破产，“兼并之家以至自来开店停客之人，并牙人又皆失职”，沉重打击民间工商业，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王朝的衰败。

七是免行法，熙宁六年八月颁行。宋代宫廷、官府所需物资，大都通过科配制度向有关行业强行摊派，只象征性地支付部分钱款，甚或白拿，行户们苦于应付，其称为“当行”。这年，开封肉行派代表向官府提议缴纳一定数额的免行钱，便不再向官府供应肉，即免除相关的当行摊派。其他行业也纷纷效仿，提出纳钱免役的办法。市易务同意了这一做法，制定了所谓的“免行条贯”，规定各行业可根据其收入，大体上将行户分为三等，每月缴纳免行钱后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

肯定派认为，原来每年行人为供官不给，常遭到官府的迫害。以免行钱代替当行，将商行从为官府“当行”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显然在商业经营中缩小了国家劳役制的范围，这变革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否定派认为，表面上看，好像行户通过交纳免行钱就摆脱了官府的科索之苦，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把官府的非法勒索给合法化了，因为官府的科索摊派本来就是一种非法掠夺。此法实行后，官府又贪得无厌，普收广征，且层层加码，就连贫寒小户也不放过，致使王安石都认为：“当立法限定钱数，不许更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后来糠米行等又提出：“乞不纳钱，依旧祗应”。就是说交了免行钱，也并不比科索好多少，那还不如不交了。而官府更是变本加厉地掠夺，造成“米行有当旬头曹斌者，经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自雉经死”的惨剧。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往往是收了免行钱，而官府科索依旧，免行钱遂成为一种杂税。甚至金兵入侵中原都以“不签汝为军，不取汝免行钱”为口号，足见免行钱已为害到何种程度。可以说，在工商业者没有取得任何人身基本权利的条件下，此类向统治者交钱免役的乞求，常常并不能得到多少实际效果。

八是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行。目的是通过丈量耕地，清查出隐瞒的田亩与偷漏的税收。以全国耕地数而言，真宗时达五百二十余万顷，到仁宗后期竟只有二百二十余万顷，就是说各地至少隐瞒田亩达三百余万顷，其所偷漏的税收数目就相当可观。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农闲时丈量所有耕地，各县以千步见方为一丈量单位，登记造册，丈量完毕后，揭以示民，按土质定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

肯定派认为，此法推行于开封、京东、河北、陕西、河东五路，共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的耕地，约占全国征税田亩的百分之五十四，元丰五年全国耕地数为四百六十余万顷。有力打击了隐田漏税的豪强地主，也使“贫弱地薄而税重”的不合理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使负担有所均平。并准许民户使用山林陂塘而不加税，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田税的正常征收。

否定派认为，此法只限于宋朝北部一些地区，并没有在全国铺开，在这部分地区就能清丈出二百四十八万余顷耕地，是难以令人凭信的。依靠封建官僚机构是不可能医治地主与农民赋税不均之痼疾的，在丈量过程中不法官吏和豪强地主往往徇私舞弊。如“每方差大甲头二人，以本土上户充”，清查地主的瞒田隐税，却令地主自己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法令规定官员不得乘机增税，它恰好说明增税的势不可免。一些记载表明。不少地区将原所免税项目重新加入旧籍，以增税额。甚至一些地区乘机增加两税的情况也层出不穷，结果反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化。总之，量地均税的初衷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

九是保马法，熙宁五年五月颁行。目的是通过民间养马，改变朝廷牧马监养马少，占地多，花费大的局面；以给军队输送更多的战马。因为与契丹、西夏作战的主要是骑兵，而战马是关键所在。具体办法是：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其义勇保甲凡自愿养马者，每户一匹(有物力养马二匹者听)，由官府配给或给钱自买。开封府界保马户免去原纳束草，并补贴钱数，其他五路保马户免去每年折变和沿纳等杂税。三等户以上养马户十户为一保，马死独自赔偿；四五等户养马户十户为一社，马死同社诸户共同按马价之半赔偿。

肯定派认为，此法节省了官府的开支，“募民牧养，(岁)可省杂费八万多缗”。同时也降低了战马的死亡率，又可训练保甲骑战武艺，一举数得。主要是这一养马办法，可给军队提供更多的战马，适应了当时迫切的军事需要，是值得肯定的。

否定派认为，此法的基本精神是：罢废牧马监，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养殖。将牧地出租，收取高额地租，受害的是一般乡村下户和客户。将官马分配给民户饲养，按当时官府的估算，“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间养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十四千四百”，只及官养马费用的一半，自然大大加重民户的负担，所以往往强行抑配。马死，民户要赔；生马驹，却须上缴。保甲有马，平时也可习骑战，袭逐盗贼。官府可谓一举数得，而民户则被加重了剥削。

十是学校科举改革。熙宁四年二月，颁行科举新法，考试取消诗赋等内容，改为考儒家经义和时务策论。十月颁行三舍法，由州县考选入学的太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经考试合格者为内舍生，限二百人，再经考试，选一百人为上舍生，上舍生考试分三等，上等者可以不经科举直接授官。太学增设直讲十员，每两人主讲一经。又令诸州置学，赐予学田，考核学官，掀起办学热潮，史称“熙宁兴学”。熙宁八年二月，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取士的惟一标准。

肯定派认为，旧有的科举取士办法使人闭门学作诗赋，而不讲求治理国家之大计，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要求。这一改革纠正过去科举和教育中的弊端，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其统治服务，其中大力吸收变法的支持者，有利于变法的开展。整顿学校教育亦是整顿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促进了当时的教育办学的发展，太学之外，还建立了武学、律学和医学，以适应国家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

否定派认为，从封建王朝取士的角度看，科举考试用儒家经义自然胜于用诗赋。但如果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一改变并不能说是进步。苏轼当时就指出，自唐朝以来，以诗赋考试而取得人才很多，没有废除的必要，“专取策论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的做法，较过去的害处更大。自宋以降，经学取士，遂成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统治，厉行君主专制的重要法宝，而王安石正是始作俑者。此后，统治者承袭其衣钵，用功名利禄为诱饵，将千百万士人的聪明才智，禁锢于儒学的牢笼之中。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合撰的《三经新义》，视其他儒学流派为异端，实行王学思想的垄断，学生要入仕为官只能做《三经新义》的应声虫，实乃进一步禁锢思想的反动措施。

最后是对变法历史作用的整体评价。

肯定派认为，变法对宋代国家财政方面的整顿是有利的，扩大了税收来源，朝廷中央与地方州县的库藏丰盈，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财政困难的局面。教育与选拔制度的改革，网罗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才，相应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军事方面的改革，有效地加强了西北边防，又镇压了各地农民的暴动，巩固了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变法基本达到了它“富国强兵”的目的，是给大宋王朝注射了一强心针。

否定派认为，变法加强了对贫民下户的搜括和镇压，破坏了私营商业经济的原有成果，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更为走向专制。如果说农田水利法在一定程度上起过多少作用，也只是其变法的次要方面。总之，富国有术，但强兵无方。由于军政腐败，其将兵法又何尝能训练出什么强兵锐士，当时的宋夏战争，宋军是失败多于小胜，其军事能力没有出现由弱变强的转变。而此富国之术也无非是采用超经济强制手段的一种掠夺，而且是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增税的结果，也使农民起义高涨，甚至连保丁们也纷纷起来反抗。最后，变法由蔡京诸奸臣继续执行，只是加速了北宋王朝的亡国行程。

有学者深刻指出：这次改革主要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改革几乎没有触及政治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军事和教育方面，而经济领域更是其重中之重。变法的真正兴奋点是富国，绝不是富民，其成效是国家财政明显好转，但这主要是加重赋税和大力搜括的结果，并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其富国是建立在穷民的基础之上。随着统治集团的日益腐败，这样的变法只能走向失败。

人们对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作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判定，真让人有些目瞪口呆。当然也有一些折中分论的评价，但也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那么，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其事实到底如何呢?看来任何人想做一个盖棺论定的评判，都是不自量力的，它确实已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史家难题，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

第五章

王安石为人之谜既然王安石做的事情如此难下定论，那么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对王安石的为人，包括其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个性特征、生活情趣等方面，人们同样众说纷纭，个人形象相当复杂，褒贬毁誉参半，难以准确评判。

《墨客挥犀》说，王安石“性酷嗜书，虽寝食间，手不释卷”。《宋史·王安石传》说：“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可以说，王安石是一位颇有天赋的读书人，其嗜书之痴，运笔之神，令人慨叹。“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并胸有大志，决心不做俗儒，学以致用，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签书淮南判官。数年后任鄞县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似也颇有政绩，迁知常州，改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又调三司度支判官。上仁宗皇帝万言《言事书》，直指朝政弊端，提出一些初步的改良方案，表现出一个朝廷官员的责任心。

王安石不迩声色，慷慨钱财。《邵氏闻见录》载有这样一件事：王安石官知制诰，吴夫人为他买了一妾。安石见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妾回答：“夫人要我来服侍大人左右。”安石又问：“你从何处来?”妾说：“我丈夫原是一低级军官，在运输粮草的过程中，船翻粮沉，家资全给没收还不够赔偿，就把我给卖了以作抵偿。”安石听了颇为动容，就问：“夫人用多少钱买了你?”答：“九十万。”安石把夫人叫来，令将此女送回，使其夫妇如初，还送给一些钱财，让其渡过难关。

王安石做宰相后，仍清廉朴实，生活简约。《独醒杂志》记载了一个颇为生动的故事：王安石任宰相的时候，其儿女亲家萧氏至京要来参谒，安石约其来府吃饭。第二天，萧氏整装盛服而往，以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过午，萧氏已觉饥饿，但并没有开饭的迹象，又不敢离去。过了好一会，才上了胡饼两枚，猪肉四片，酒一杯。很快供饭，也只加一道菜羹而已。萧氏平时在家吃得不错，面对如此简单菜席，“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淡泊名利，晚年生活更是恬淡安然。《东轩笔录》载：“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舆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

南宋开始，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其新学也遭到批判。理学家朱熹虽然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但对王安石的为人与志向仍称赞有加：“安石行己立朝之大节，在当世为如何，而其始见神宗也，直以汉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为言，复以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为者自任，此其志识之卓然，又皆秦汉以来诸儒所未闻者，而岂一时诸贤之所及哉。”陆象山对王安石的人品操守也给予高度赞扬：“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

《宋史·王安石传》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这一“公言”评判，在其后的几百年中成为后世所遵奉的圭臬。其中的逻辑：有如此高洁品行之人，却做出了如此害人乱世之事。实在让人无法理谕，难道真会如此矛盾吗?当然，朱熹等人也指出过王安石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其为人，质虽清介而器本偏侠，志虽高远而学实凡近。”还有就是王安石平素生活不拘小节，衣着不整，不修边幅和性格强拗等方面小事，这些也还是不能自圆其说。

清代至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些史学家根据列宁的定论，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完全肯定的论述。这样，似乎王安石从道德人品到做事效果，都是比较完美的一个封建官僚的典型。真是如此吗?

首先在变法过程中，有些事就颇令人怀疑王安石之品行。如一天，神宗说起民间颇苦新法之事，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老百姓连祁寒暑雨都要怨嗟的，不必顾恤!”神宗不满道：“不能让老百姓连祁寒暑雨的怨嗟都没有吗?”安石老大不高兴，居然称病不出视政。熙宁七年，大旱引发饥荒，而各种征敛新法依然逼迫着灾民变卖田产，流离失所的灾民只能扶老携幼地向开封等城市逃荒乞生。监开封安上门的郑侠便把民众饥寒交迫的现状绘成画卷《流民图》，写了论时政得失的上疏，由于正常途径遭到梗阻，于是假称紧急公文，用马递的方式送上朝廷。神宗看了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交给安石看后，新党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处郑侠以杖刑。作为执政大臣，如此不顾百姓之死活，能说其品行高洁吗?

所以在当时，就有人认为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欺世盗名。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章弹劾参知政事王安石，指斥其有十方面的奸邪：倨傲不恭，慢上无礼；见利忘义，好名欲进；自取师氏之尊，不识上下之仪；自居政府，用情罔公；常怀忿隙，徇私报怨；卖弄威福，怙势招权；妄言圣衷，专威害政；任性专权，凌轹同列；离间宗族，勾结朋奸；商榷财利，动摇天下。《宋史·吕诲传》说：“诲性纯厚，家居力学，不妄与人交。”“诲三居言责，皆以弹奏大臣而去，一时推其鲠直。”去世时，“海内闻者痛惜之”。这样的“鲠直”大臣首先向王安石的人品操守发难，或能反映一些问题。

《邵氏闻见录》引申发挥了上述事件的一些背景故事：一天早朝，翰林学士司马光与吕诲相遇而同行，司马光问：“今日上殿将奏言何事?”吕诲举起奏章说：“我将弹劾参知政事。”司马光愕然道：“王安石素有学行，朝廷正喜于得人，奈何弹劾之?”吕诲回答：“你也这么说啊，其实王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人情，轻信奸邪，喜人佞己。听他说话好像很有道理，而施于用就会出乱子。他若在一般的侍从官位置，或也可以忍容；若作为宰辅大臣，天下必受其祸!”司马光说：“未见王安石有什么不善之行迹，这样论奏恐怕不妥。”吕诲答：“皇上新即位，年富力强，朝夕与之谋议国家大事者，二三执政耳。执政苟非其人，则败政亡国啊!此乃腹心之疾，惟恐治不及时，难道可以缓后吗?”不久，官员中有传阅吕诲之奏章者，多以为说得太过。王安石变法开始，新法专务聚敛，天下骚然，台谏官奏议不能有所改变，于是有人遂叹服吕诲可谓知人。司马光最后也被迫退出朝廷，闲居洛阳。每想起此事，慨然叹曰：“吕诲有先见之明，我不及也。”

《邵氏闻见录》又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术类如此，故吕诲中丞弹章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其中，王安石劝神宗理财的这句话“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完全把“天下”作为皇上的私产，皇上处理自己的私产，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还有苏洵的《辨奸论》，更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认为王安石“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实是个“阴贼险狠”之人，性情乖张，不近人情，大奸似忠，其人品之恶劣，可集历史上众奸臣之大成，断言一旦王安石当政，天下“将被其祸”。似乎苏洵比吕诲更早看清王安石之真面目，清朝有人考证，断言此文乃邵伯温伪作，近人又有论其非伪者。此谜，本书另章有叙。

此外，《宋史·王安石传》载，安石“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寻召试馆职，不就。(欧阳)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閤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其中的一些表演，已非一般人和常理所能解释，似乎有故意做秀的痕迹。苏轼在当时的奏议中，已一针见血地说：“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论周穜擅议配享札子》)。鲜于优更直指其“沽激要君”，即与皇帝讨价还价(《宋史·鲜于优传》)。数为当时口碑颇佳的贤能之臣。“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缜，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宋史·王安石传》)。还有曾公亮、范纯仁、吕诲、杨绘、刘琦、刘敛、刘恕、刘挚和苏轼、苏辙兄弟等。总之，御史、谏官论列变法非是而被罢官贬黜者，不计其数，其中也有许多正直敢言者。

而王安石信任重用者，许多都是奸臣小人。如邓绾为人鲜廉寡耻，趋附新党就为升官发财，其乡人笑骂他，他却声称：“笑骂由他，好官我自为之。”官员王岩叟曾列举其变法派集团中的小人：曾布“强悍而险刻”，邓绾“善柔而阴谗”，薛向“剥下附上”，韩绛“苛佞”，李定“藏奸包慝”，蔡确“狂诞轻狡”，章悖“阿谀辩巧”，程昉(宦官)“暴横凶忍，荼毒一方”，吕惠卿“奸邪之才，又冠其党”。还有练亨甫、吕嘉问等，不一而足。安石引荐这些人担任要职，支持其有关活动，乃至主持变法的重要方面。以致许多人都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就是“排斥君子，任用小人，败坏政纲”的结果。以后大奸臣蔡京(其弟弟蔡卞还是王安石的女婿)一伙，从总的政治倾向上看，仍属于变法派，其继承着王安石变法的敛财路线，直到北宋亡国。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呢?如果说王安石是“君子”，那为什么要与这么多“小人”为伍?如果说其变法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好事，那为什么主要是依靠一些“奸臣小人”在操作呢?总之，王安石是“君子”还是“小人”，你能分辨吗?

《辨奸论》是谁写的在宋代攻击王安石个人品行方面的文论，影响最大的，就数苏洵的这篇《辨奸论》。然而到清代，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是时人伪作，信者不少。到“文革”尊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变为法家，该文的“伪作”观点便成定论。“文革”结束，这一问题才又被提起重新讨论，真、伪二派观点针锋相对。你想参与评判吗?

宋仁宗嘉祐后期，王安石由三司度支判官迁知制诰，其在官场上的声誉日隆。当时只任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苏洵，却在极为冲动愤慨的情绪下写就《辨奸论》，文章为士大夫不能“辨奸”而发。而其所说之“大奸”，就指王安石。全文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讨论，先提出晋、唐时两位奸人：王衍、卢杞，作为开场白，希望人们冷静地观察，然后能见微而知著，终不使坏人逞奸，以维护社会之正道。

让我们来读一段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它不点名地影射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语言，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未形之恶，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当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之患，必然无疑者。

苏洵在其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指责王安石为人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自比颜孟复出，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二是认为王安石做人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而“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三是指出王安石恶未形而名盖世，这样治君贤相会“举而用之”，从而必为天下之患害。文章最后表示，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以为他的话说过了头；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获知言之名”，“天下将被其祸”。

文章问世后，张方平的《文安先生墓表》，苏轼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录》等书，包括苏洵的《嘉祐集》，都载其全文或摘录。此外，方勺的《泊宅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叶梦得的《石林避暑录话》等，也均记载有苏洵写此文的有关情况，颇为可信，没人怀疑。

然而到了清代，李绂的《穆堂初稿·书(辨奸论)后》提出质疑，认为张方平的《墓表》与苏轼的《谢书》，包括《邵氏闻见录》中的这篇文章，都是邵伯温为攻击王安石变法而创作的“赝品”。他以这样的逻辑进行论证：马贵与《经籍考》列苏洵《嘉祐集》为十五卷，而世传所刻多至二十卷，书名也不同，有的又增附录二卷，意必有他人赝作阑人其中。近访得明嘉靖壬申年太原守张镗翻刻巡案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确为十五卷，其中独无所谓《辨奸论》之文，可证此文为邵伯温伪作。

有学者指出，上述论证是不可信的。欧阳修《苏允明墓志铭》就说：苏洵“有《文集》二十卷。”曾巩《苏允明哀词》也说：“明允所为《文集》有二十卷行于世。”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还是说：“所著《文集》二十卷”。可见苏洵最早的文集就已为二十集，后来有人编的十五卷本，定有不少遗漏。其实，除十五卷本以外各种版本，包括南宋绍兴年间刊刻的十六卷本等，都收有《辨奸论》。

李绂还以为，《辨奸论》一文始见于《邵氏闻见录》，该书编于绍兴二年。到绍兴十七年，婺州州学教授沈斐编苏洵文集，才载有张方平的《墓表》和苏轼的《谢书》。由此认定“三文皆赝作”，“疑《墓表》与《辨奸》皆邵氏于事后补作也”。尤其是《墓表》中有如此表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李绂驳论道。荆公命相制辞在熙宁二年(1069)，而苏洵卒于治平三年(1066)，“皆非其所及闻也”。

有学者指出，北宋时张方平《乐全集》卷三十九所载《墓表》中就已引用了《辨奸论》全文。而《墓表》中“其命相制”四字“显有鲁鱼之讹”，因为它与上下文不合。一是时间不合，上下文内容都是载嘉祐元年之事，二是所引“其命相制”词开头语，与现存王安石命相制词显然不同。苏轼的《谢书》见《东坡集》卷二十九。此文集是苏轼亲手编定，在苏东坡生前就已行于世。所以认为《辨奸论》首见于《邵氏闻见录》是说不通的。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也旁征博引，详加考证地断定《辨奸论》是伪作。最早记载苏洵作此文的方勺《泊宅编》谓，嘉祐元年某天，欧阳修在翰苑请客，宴罢客去，独苏洵少留。洵问欧公：“刚才囚首丧面者何人?”公答：“就是王安石，你不闻他的大名吗?”洵说：“我看此人若得志立朝，异时必乱天下，明主亦为其诳惑。欧公为何与他交友?”苏洵退而作《辨奸论》行于世。当时安石方作馆职，而苏洵犹布衣。蔡上翔辨说：士大夫一起吃饭，居然终席不交一言。饭后才问主人，同坐者为谁?既不交一言，应为首次见面，退而作《辨奸》，对此人能追索既往，又逆推将来，怎么会知道得如此之详?对刚认识的人，怎么会攻击其丑恶到如此极端的程度呢?

现代学者也有认为，王安石刚到京任职，苏洵与其接触不多，怎么会一见面就咬定王安石是坏人，并预见到若干年后天下将“被其祸”呢?王安石当时已名重天下，苏洵为什么会一反众议，一眼就看出王安石是“大奸臣”呢?

有学者指出，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安石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辨奸论》即作于这一年。而文中的基本观点，苏洵早在嘉祐元年以前就已雏形，且向欧阳修表露过。如张方平也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这正是后来写《辨奸论》所要阐述的主要看法。人们在交往中，主人请客同桌吃饭，其中有某人不熟，主人又忘了介绍，散席后才向主人打听，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事，没有什么不合情理之处。

再比较一下苏氏父子与王安石这一时期的有关著述，我们也可发现两者的政治主张有很大的不同，矛盾也由此进一步加深。如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中认为，天下“患在不知法度”，“患在治财无道耳”。而苏洵《上皇帝书》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同时“赋敛之不轻，民之不聊生”，而财政拮据是“费出之无节”造成的。苏洵上书，名震京师，而王安石“独不嘉之”。其他作诗相诋之类事，不一而足，可见其交恶，由来已久。到嘉祐六年，王安石与苏轼兄弟之矛盾也露出端倪，如苏轼应制科试所作的《进策》，就有明显反驳王安石观点的一些看法。所以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的文章也大为不满，曾对人说：苏轼的制策“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邵博《闻见后录》)。特别是对苏辙，因其极言治政之得失，得罪了某些权贵，把苏辙置于“下等”，任他为商州军事推官。而王安石作为知制诰，甚至不肯撰词，结果苏辙未能赴任。可见，在嘉祐末年，苏洵作《辨奸论》之际，苏、王交恶几乎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同时，苏洵写《辨奸论》也并非“一反众议”，当时对王安石称颂有加者不少，其名声确实颇盛，然而抱反感的士大夫也有一些。如张方平就不满意王安石凡事“皆欲纷更”。鲜于侁也曾对人说：“是人若用，必坏乱天下。”李师中说得更清楚：“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俱见《宋史》本传)这和苏洵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且还要早于《辨奸论》若干年。

蔡上翔还说：“《辨奸》为一人私书，初传于世，亦诡秘莫测。”现代学者也有认为，苏洵既然肯定王安石一旦立朝执政，必为天下之大患，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看法公之于同道，以期防患于未然，而偏偏秘而不宣，待自己死后许多年，王安石变法已成事实，才由别人将该文传布出来呢?所以其流传情况也相当可疑。

有学者指出，从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有关此文的流传经过记载考察，《辨奸论》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写出后密献张方平，而不以示欧阳修，知道的人不多。此时苏洵地位低下，王安石名声日隆，两者无法抗衡，所以是处在“秘而不宣”的状况。二是元丰至北宋末年，张方平将它载入《墓表》，同意苏洵的预言。此时王安石虽然罢相，但神宗、哲宗、徽宗都支持新法，而苏轼兄弟都因反对变法而接连被入狱、贬谪，甚至远流岭南，朝廷禁毁三苏文集，处境相当艰难，基本上没有机会张扬《辨奸论》。三是南宋初年，当时舆论倾向多把北宋之亡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苏氏父子得到表彰，这时《辨奸论》才可能得到广泛流传。所以说该文的流传情况合情合理，并不“诡秘莫测”。

20世纪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权威中，邓广铭先生始终认为《辨奸论》是伪作，他在《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修订本)中明确指出：《邵氏闻见录》“尤其卑鄙恶劣的则是假冒苏洵之名炮制了一篇《辨奸论》”，“邵伯温还假冒张方平之名而炮制了一篇苏洵的《墓表》。把《辨奸论》全文录入。”这一权威的结论可信吗?

王雱的智力与为人王雱(1044～1076)，字元泽，王安石之子。据说他是王安石变法时的得力助手，曾参与新法的策划和制定，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也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时人对其为人与智力及有关方面的描述和评价或睿智神奇。或尖刻贬损，或骇人听闻，令人大惑不解。

《宋史·王安石传》后附有王雱的简传，说他“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十三岁的时候，听到军人谈论西北边境之事，曾说：“此地应采用安抚的办法去保有。如果让西夏得到此地，则敌强而边患不止矣。”后朝廷派王韶开熙河，安石也力主同意其策略，就是听了儿子的这番话。其描写，简直就是一神童。王安石也曾题诗：“斯文实有奇，天岂偶生材。”盛赞其儿子的才华。

治平四年(1067)举进士，授旌德县尉。“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可以说对当时社会作了相当的研究，才能如此驰骋笔端。“又作《老子训传》及《佛书义解》，亦数万言”，看来对道家、佛学都有相当的造诣。王安石欲扩大其影响而引起朝廷的重用，就将儿子所作策文及注《道德经》镂版鬻于市，说明其学问还有一定的市场效应。皇上召见，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之职。乃至学校科举新法改革时，《三经新义》中二经《诗义》与《书义》，受诏撰写，又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成，迁龙图阁直学士，以病辞不拜”。可见其对儒家经典也是熟能生巧，而可另辟新义。三十岁不到，已俨然一学问大家。

不过，《宋史》其《传》还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主要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邵氏闻见录》也说：王雱“心险恶，凡荆公所为不近人情者皆雾所教”。二书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设置三司条例司为新法主持机构，任用太子中允程颢为僚属。一天盛暑，安石与程颢在家中对坐议事，王雱赤着脚，披头散发，手中拿着妇人的冠帽走了出来。问父亲道：“你们在谈些什么?”王安石说：“因为新法数次受到人为的阻挠，正与程君商量呢。”王雱以一种极为轻慢的姿势坐下，然后大大咧咧地嚷道：“砍韩琦、富弼的头于市，则新法就可实行了。”安石马上说：“我儿说得不对。”程颢正色道：“正与你爸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应干预。请退下。”王雱才快怏不乐地走了。

这里，王雱是个狂妄自大，不知礼仪的公子哥儿，根本不像是个饱读硕学之青年。李绂《穆堂初稿·书邵氏闻见录后》辩诬道，元泽以治平四年登进士第，明年即熙宁元年授旌德县尉，远宦江南。所以安石与程颢在熙宁二年议新法时，元泽并未在京。要到熙宁四年，召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元泽然后才入京，而这时程颢因为政见不合离京外任已年余了，所以不可能发生王雾听安石与程颢议政之事。同时，程颢是熙宁二年八月任条例司官，次年五月已外放为地方官，任此官始于深秋而讫于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因此上面描述元泽赤脚披发之盛夏情形，也显属捏造。再者，韩琦、富弼年辈都在荆公之前，且曾为宰执，是时德高望重，绝非程颢可比。程颢长元泽仅九岁，第进士也只早十年，且时为安石官属。而王雱敢对韩琦、富弼大喊“斩首”，却被程颢正色一斥，便即避去，这于情理也实在说不通吧。可见此故事不但是明显伪造，且是邵氏所录中“最骇人听观者”。

此外，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王家的一段生活琐事：王雱娶同郡庞氏女为妻，年余生有一子，王雱以此子相貌不像自己，怀疑不是自己亲生，就千方百计想杀害他，最后此子竟被惊吓而死。王雱与其妻也就日日争吵。安石知道是儿子有病，而媳妇并无过错，如果就这样让其夫妇离异，恐其媳妇要背黑锅而担恶名，就另外选择了一夫家，把她改嫁了出去。这时，工部员外郎侯叔献去世，侯乃安石学生，关系甚好。侯的妻子魏氏，为人泼辣，且在侯死后不守妇道，轻薄招摇。荆公便上奏朝廷，把魏氏逐出侯门而归本家。京城有谚语说：“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工部死后休妻。”

魏泰是当时变法派官员曾布的妻弟，章悖也数次对他称赞有加，同时与王安石本人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王雱的朋友。《玉壶清话》就载有，元泽病中，魏泰去探访的事情。如果说邵伯温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要在自己的书中对其造伪诬毁，那么魏泰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如此中伤自己的朋友。何况，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孔平仲，其所著《孔氏谈苑》中也载有相同的故事情节，直指王雱“不慧”，说他虽娶妻，却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王安石怜惜其无辜的媳妇，所以另择人嫁之，而王雱处之泰然。并录有相同的谚语，说明此谚语确实曾一度在京城流传。此外，《墨客挥犀》、《闻见杂录》诸宋人笔记也都记载了略为相同的故事，看来不像在集体造假。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离奇的事呢?王雱有什么病呢?《东轩笔录》说：“王荆公之次子雱。素有心疾……荆公知其失心”。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也称：“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古人所谓“心疾”，往往指其脑子有毛病，所以或称：“失心”、“不慧”。如果说王雱的脑子有病，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著述?有的还是受诏撰著的。怎么又能胜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诸职呢?如何又能参与新法的制定和推行呢?有学者认为，史称元泽未冠就著书数万言，不像是脑子有病。如果说是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或应是病痿。“不然，人即失心，亦无遽嫁其妇之理，荆公虽执拗，当不至是。”可惜，王雱的著作多已散佚，仅《南华真经新传》传世，其才学到底如何，也已无法考实。

近人余嘉锡博采群书，认真考辨，得出王安石有二子，后人弟冠兄戴，以至搞错的结论。他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查得，王雱“先病疡，后病疽，不治而死”，所以其并非死于“心疾”。又在《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找到王勇曾有一子一女，及其妻在政和初卒于夫家的记载，证实王雱的家庭生活正常，不存在生前嫁妇的怪事。再从《名臣碑传琬琰集》中得知，王安石应有二子：王雱与王旁。于是断言：患“心疾”者为弟弟王旁，生前嫁妇当然也是王旁。而雱与旁二字，形声相近，后人只知有雾而不知有旁，刻书者、校书者凡见王“旁”尽妄改为王“雱”，以致弟冠兄戴。所以《渑水燕谈录》中：“王荆公之子滂，少有心疾。”其“滂”即“旁”。而《东轩笔录》中应是“王荆公之次子旁，素有心疾。”此说颇具说服力，如无其他有关史料的再发现，可说此谜得到一定程度的破解。

不过，王雱枉担近千年有“心疾”的虚名或可摆脱了，但他与王安石变法之间的关系，仍然扑朔迷离。有学者指出：王雱治平末、熙宁初就远宦江南，而在熙宁二、三年王安石变法最关键的开创阶段，他几乎是无法参与的。所以在吕诲等人弹劾王安石变法的奏章中，未尝有一言论及其子。等到熙宁四、五年，王雱回到京城，变法已次第尽行且初具规模。所以有人以为王安石变法中许多内容，其子都参与策划和制定的说法应是有问题的。其后，王安石也不是什么都听其子谋划，如变法后期，王安石与吕惠卿不和丽公开相倾，王雱组织官员弹劾攻击吕惠卿，并夹上有关文书私自送到审案部门。昌惠卿得到情报，向神宗告状，说安石“违命矫令，罔上欺君”。“帝以示安石，安石谢无有，归以问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愤恚，疽发背死”。(《宋史·王安石传》)其矛盾错综复杂，王雱在其父的变法中的作用封底处于一个怎样的地位?为什么后来一些反对变法者往往要将有些恶名加在王雱的身上?仍然说不清楚。或者说，王雱的为人还是一个谜。

秦桧回归南宋秦桧先作为北宋官员，曾随二帝一起被掳至金国。然而仅仅四年之后。他突然神秘莫测地回到了南宋，且是“全家得还”。秦桧归宋到底是自行逃归还是金人纵归，也就是说秦桧是否为金人的奸细?对于这一问题，八百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秦桧，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政和五年(1115)进士，历任太学学正、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之难，全家随二帝、众官员被掳至金国。从二帝秦桧像至金燕山、上京、韩州诸地，闻康王即位，代宋徽宗修书，请求和议。桧又厚贿金人，以此获得金人的欢心，为完颜昌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随金兵南征，金攻破楚州(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携带家眷，自金人占领区楚州孙村进入涟水军(今江苏涟水)宋军水寨，回到南宋。秦桧归宋，究竟是自行逃归抑或金人纵归，这是判断秦桧是否为金人奸细的关键所在。

宋人对秦桧南归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一为逃归，一为纵归。

先看逃归说。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靖康之难，秦桧因不愿立张邦昌而遭拘北去，其妻王氏、小奴砚童、小婢兴儿、御史卫司翁顺同行。至金，金主将秦桧赐其弟完颜昌，为任用(主管秘书之类)之职。建炎四年，完颜昌率金兵南征，以秦桧同行。秦桧担心夫人王氏不能随行，便假装至燕山府留下王氏，自己独行。王氏故意喧闹道：“我嫁到你秦家时，有嫁妆二十万贯赀财，家翁欲使我与汝同甘苦，共度一生。今大金国以你为任用要从金军南行，而弃我于此地吗?”王氏叫骂不休，反复哭诉。果然有人传话告于完颜昌，金人便只得批准秦桧夫妇及砚童、兴儿、翁顺都得同行。金兵攻破楚州后，完颜昌任秦桧为参谋军事、随军转运使。金兵多去抢夺财物，兵营空虚，秦桧便乘机说动梢工孙静，以催督淮阳海州钱粮为名，与妻王氏。兴儿、砚童、翁顾及亲信高益恭等人夺舟而去。至宋涟水界，被宋将丁祀水寨的巡逻兵捕获，把他作为奸细而进行拷问凌辱。秦桧急忙告之：“我御史中丞秦桧也。”可士兵不认识他，秦桧大叫：“这儿有士人吗?”恰巧有个卖酒秀才王安道在附近，便被唤来辨认。这王安道其实并不认识秦桧，却长揖道：“中丞辛苦了。”兵众信以为真，也就将秦桧放行。在王安道等人的陪同下，一行人总算到达行在，后孙静、安道等都得授官。

秦桧的《北征纪实》也有自己的一番描述，主要是从楚州出逃过程的某些细节。说他在楚州时原打算深夜骑马出逃，但看到金兵四面都有埋伏，难从陆路出走，决定从水路逃跑，再访能操舟行船之人，“遂定计于食顷之间”，乘机夺船而走。当夜行舟六十里，次日到达丁家寨，拜访将军丁祀，丁推辞有病不见。第三天丁祀派副将刘靖等人以酒招待，刘靖没安好心，欲谋财害命，秦桧识破阴谋，席上面责刘靖，刘靖不敢下手，秦桧方得脱身。他又亲自到丁祀军营，丁仍拒绝接见，秦只好返回舟中，从海上发舟赶赴行在。

上述解释，当时就有不少士人提出质疑，指出下列疑点：秦桧与众官员一同被拘，掳至金庭，为何惟独秦桧能逃归?金军令秦桧从军办事，为防其逃跑，必留其妻子为人质，怎么可能让他们夫妇同行呢?甚至还有小奴、小婢、侍卫也一同逃归，简直让人不可思议。从楚州南逃，也有千里之遥，途中要跋山涉水，难道金国毫无防禁之设?刘靖既欲图财害命，说明秦桧必有可观的随身之物，这哪会是“定计于食顷之间”的仓猝出逃呢?再有，如丁祀果真在当时关键时刻拒绝接见秦桧，那么秦桧得势后必定会加以报复。但事实却是，秦桧为相，丁祀即得提升，且官运亨通，权倾一时。秦桧有如此胸怀吗?这一连串的疑点，让人们怀疑其南逃脱险经历的可信度。

在逃归说中，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记载却颇为另类。说秦桧在山东计划南逃时，船只都已备好，惟独怕金营中有人告发，所以仍犹豫不决。适遇一个略有交情的金人，便将自己的想法告之。金人说：“何不找监军商量一下?”秦桧说不敢。金人说：“不然，我国人一旦许诺你，就会担起有关责任，虽因此死都没有什么遗憾的。若你逃而被抓获，即使想宽恕你，也不敢了。”秦桧便听其言，找监军商量。监军说：“中丞果然想南归吗?我们契丹人亦有逃归者，但回去后更受怀疑。怎么知道你南归后，宋人会认为你忠呢?你若果真想走，不必顾虑到我。”秦桧喜出望外，赶紧道谢说：“公若允许，也不必问我南归后的祸福。”于是，监军同意秦桧南归。

不知陆游这段记载的来路，有学者以为“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因为《老学庵笔记》成书较晚，当时秦桧已死四十年，所以绝非作者的亲历。其内容所载，也有颇令人困惑之处：就是那个金军的监军怎么那样富有人情味，居然同意秦桧南逃，甚至还愿意承担有关责任，这与古代战争环境所规定的文化氛围似乎也不太协调。但也有学者认为，《老学庵笔记》的创作态度严肃而认真，史料价值较高，可信程度较大。尤其陆游是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物，政见与秦桧截然对立，若可知秦桧真是金人纵归的奸细，于情于理，陆游都决不至于为其护短。当时要想揭露秦桧的种种丑恶罪行，已经无所顾忌，根本没有必要为其掩饰什么。可见，陆游的这条史料是值得重视的，然而这条史料又仅为“孤证”，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

再看纵归说。首先是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的记载，它是指认秦桧为金人纵归的最早出处。其说秦桧随金人北去，为金人达兰郎君所任用。金骑渡江，秦桧同来，回到楚州，金人遣舟送归。秦桧为王仲山女婿，有产业在济南，金人在那里取了一千缗钱作为秦桧南行离别的赠礼。秦桧南归之初，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但全家同舟，甚至奴婢也一起得回，人们都知道其不是逃归也。此说对后人影响很大，《林泉野记》等书的记载，基本上就是沿袭此说。史学家李心传为“胪采异同”，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小注中对这段话加以收录。

其实这段话中疑点不少：如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金人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之钱以为赠礼呢?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就是五千斤，秦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能带这么重的东西吗?更何况是称言逃归，这样不是露出马脚了吗?如果说这“千缗”并非铜钱，而是指金银的价值，那朱胜非又从哪里得而知之?秦桧《北征纪实》及上述逃归记载材料中，并无“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要知道秦桧随金军南征，既有人监视，像秦桧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哪有这么容易就可将监视之人杀死而逃走呢?所以此说不知朱胜非从何而得来?本书既如此不利于秦桧，在朱胜非生前就颇难流传，反之就很难说没有后人的附益之辞，如末句“人皆知其非逃归也”，在朱胜非有生之年，朝野不会有此共识，当为后人推测之词。

所以有学者认为，《秀水闲居录》的这段记载不可信。朱胜非为南宋初大臣，早年曾追随黄潜善，诋毁李纲，排斥赵鼎，为时论所轻。他与秦桧的积怨也颇深，秦桧首次罢相，就由吕颐浩联合朱胜非、黄龟年等人排挤弹劾所致。及秦桧复相，就对朱实施报复，朱被罢官居湖州八年而卒。《秀水闲居录》就撰成于他晚年退居秀水的日子里，其间朱胜非对秦桧已恨得咬牙切齿，不能排除朱因嫉恨而报复的可能性。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朱胜非真的掌握了秦桧为金人纵归的确凿证据，此事关系到南宋政权的安危，更是他再次扳倒政敌秦桧、邀功请赏的极好机会，他怎么会仅仅写于私记而不向朝廷报告呢?所以这段记载，可能来自于道听途说，也可能是个人的臆测，恐怕是攻讦的成分多于事实。

其次是无名氏的《中兴姓氏录》记载，说秦桧在大金国时，为徽宗作书上粘罕，以结和议。粘罕喜之，赐钱万贯、绢万匹。建炎四年，大金军攻楚州，乃使秦桧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使结和议为内助。秦桧至涟水军贼丁祀寨，诸将猜度说：“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追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说：“此人是朝廷大臣御史中丞，万一事平，朝廷追究起来，我军将被加罪，最好还是送之朝廷。”丁祀便令安道、由义送到镇江府。秦桧见大将刘光世，首言讲和为便，光世送之朝廷。

这段话的疑点也颇多：此时是宋急欲求和，而金往往拒绝之。秦桧为已成俘虏的宋徽宗上书粘罕，“以结和议”，粘罕怎么会高兴得赐他巨额钱、绢呢?金人如派秦桧作奸细，为何要使其“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如此招摇，这不是自暴身份吗?秦桧至涟水军，尚未查实身份，诸将就要追杀这位原朝廷大臣，于情理也不太相合。秦桧南归并未经镇江府，何以能见到大将刘光世?为什么秦桧在这时要说一番“讲和为便”的话呢?文中称南宋军队为“贼”，而称金国为“大金”，用词之颠倒乖异，其作者也令人生疑。

再次是署名金通直郎秘书省著作骑都尉张师颜的《南迁录》。其记载说：根据金国史，天会八年(1130)冬，金诸大臣考虑南宋君臣正在竭力复仇，要想办法制止它，而形势的发展看来难于使它自行屈服。鲁王说：“惟有派个宋臣先归，对其君臣示以威胁，使他们顺从和议，而我方假装不从，然后勉强同意，事情或可以定。”忠献王说：“此事在我心里已考虑三年了，只有秦桧可用。秦桧初来，说赵氏得人心，必将有人继承其业；说张邦昌不为人所悦服，虽立又何济于事?不及半年，其言皆验。我颇喜欢这人，放在军中，试以办事，能委曲顺从，问或也语以形势利害，始终言南自南、北自北。若纵之归国，宋人喜慷慨说事，秦桧必能得志，也只有此人能助我金国。”等到忠献王掌得权位时，其计划开始执行。

《南迁录》主要记载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金南迁汴京事迹，成书时间较《老学庵笔记》更晚。作者张师颜，不详其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此书为宋人杜撰以雪忿之词，俱假造事实以佐证之，其间有明显牵强附会者，而岁月时间又皆抵牾不合，更证其伪造妄作。清《四库全书总目》也指出：通观全书，“舛错谬妄，不可胜举，赵与时《宾退录》、陈振孙《书录解题》皆断其伪”。如上述所谓鲁王、忠献王云云，纯系宋人口吻，与金朝国史语言毫无相似之处。书之伪作，可成定议，所言秦桧事，当然不足信。

最后还有一件事，其真伪与否也与秦桧是否为“奸细”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兀术遗桧书”。据说在绍兴十年(1140)，岳飞取得颖昌大捷之后，金将兀术曾有一书寄给秦桧。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查龠曾谓人曰……”金人谓桧曰：‘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桧于是杀先臣以为信。”岳珂还说，岳飞颖昌大捷“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并在另一外说，夏金吾即兀术之婿。这条记载及相关材料别无旁证，因而引起后世的争议。

有学者认为，此条史料为“孤证”，向以资料丰富著称的《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籍，可谓网罗荟萃，然都不载此事。与查龠同对代的胡铨等人，都是坚决的反秦派，一贯竭力声讨秦桧的卖国行径，可是都没有提到过秦桧有这桩内外勾结、卖国求荣的事情。所以很可能是岳珂的杜撰，因惟恐犯“指责乘舆”的大罪，便把罪名加在秦桧头上，以此解释秦桧要害死岳飞的背景原因，也为其祖昭雪提出最有力的证据。同时，《金佗粹编》卷十六所录《王贵颖昌捷奏》中，未见有金将叫夏金吾者，连《金史》中也没有“上将军夏金吾”其人。退一步说，即使金国有夏金吾其人，也不可能是兀术的女婿，因为女真习俗禁止与外族通婚，贵族尤其这样。另外，如果杀岳飞是宋金和约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么绍兴和约的达成应在岳飞死后，而实际上和约产生在岳飞被害前一个多月。而和约缔结前，秦桧曾经把屠刀指向韩世忠，这不是与金人的要求相左了吗?还指出：高宗与秦桧尽管求和心切，如果认为他们相信只要杀害了岳飞，就能保证狡诈凶恶的金人会接受和议，似乎将他们两人看得过分天真了一些。总之，这条材料为“孤证”，并不可信。

也有学者反对简单否定此事。由于秦桧父子当权时肆意篡改历史，而使当时有关岳飞的记载残缺不全，漏洞百出，其中不乏荒诞离奇、面目全非之处，所以不能苛求岳珂《金佗粹编》有关的错讹和疏略，也不宜对缺少旁证的史料一概否定。宋朝的奏捷，常常不用金军将领的全部官衔和真实姓名，而往往用习惯简称。如“龙虎大王”在战报中屡见不鲜，却无姓无名，后人只得根据其他史料推断为“突合速”。其他如“翟将军”、“镇国大王”等都不见于《金史》，但并不能否定此人的存在，“夏金吾”也属此类情况。还有，女真并无与外族通婚的禁令，其金主嫔妃中不乏外族人。金世宗曾下诏安排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趋融合。最后，和约达成协议到全部履行，中间应有一个时间过程。绍兴和议一个月后杀害岳飞，是完全可以作为其协议的一部分。宋高宗下决心杀岳飞，可以是向金表示和议诚意的一个重要行动。当然，也没有“兀术遗桧书”的确凿证据。

尽管秦桧南归后的所作所为，确实很像一个金国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人们也确实拿不出一条确凿的证据来加以证实。秦桧死后的一百余年间，人们对他十分痛恨，对他的南归，尤其是“全家得还”，觉得甚为可疑，但依然无一人能够提供出确凿的史料来证明秦桧就是金人纵归的奸细。若没有更新的史料发现，这个谜难以解开。

第六章

权臣韩侂胄的为人南宋权臣韩侂胄，在宋宁宗时期主持了两件大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或者说如何评价韩侂胄这个人，自南宋以来就有不同看法，至今史学家们的分歧还是很大。因为这问题确实令人费解。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名臣韩琦曾孙，父亲韩诚娶高宗皇后吴氏的妹妹，官至宝宁军承宣使。以父任入官，淳熙末，以汝州防御使知阎门事。光宗以疾不执父丧，中外舆论汹汹，赵汝愚议定策立太子。因韩与太皇太后吴氏的关系，赵汝愚遂请韩侂胄助一臂之力。韩便通过熟人太监向太后转达了诸大臣的建议。后在太后的主持下，太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

扭转国事危机，韩与赵谈及论功请封之事，自以为起码能得个节度使之类的封疆大臣的职位。不料，赵汝愚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应论功求赏。”于是韩只迁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韩感到非常失望，遂与赵汝愚有隙。而宁宗皇后韩氏，又是韩侂胄的侄孙女，韩一身兼两重国戚，更持有定国策立新君之功，在朝中的权力渐增。宁宗年轻幼稚，对这位国丈爷也就很迁就，韩逐渐在朝中培植党羽，主要是安插亲信于台谏。

朱熹奏劾其奸，韩怒而使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使宁宗感到迂阔好笑，将朱熹罢职奉祠，贬出政坛。吏部侍郎彭龟年请留朱熹而逐侂胄，被出为地方官，而韩进保宁军承宣使。赵汝愚为相，两人貌合神离，怨仇益深。韩与言官谋，奏劾汝愚谋危社稷，以宗室居相位，将不利国家。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罢相，出知福州。一些官员见状，上疏苦言汝愚之忠，罢相不当，俱遭到降黜。六名太学生也联名上书，指斥言官枉害大臣，尽遭流放，人称“庆元六君子”。

韩侂胄拜保宁军节度使，其党羽斥朱熹理学为伪学，搜罗朝野，将赵汝愚、留正、周必大、朱熹、彭龟年等一批官员，统统列入“伪学逆党”的名籍中，网尽有关名士，共59人，一并坐罪，或贬黜，或流放，兴“庆元党禁”。后赵汝愚暴卒于贬地，朱熹在福建故土离世。而韩侂胄拜少傅，迁少师，封平原郡王，进太傅、太师，一路飙升，成为权臣。嘉泰初，有人提醒韩，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遂解伪学党禁，追复赵汝愚、朱熹职名，留正、周必大等先后复秩还政，一大批健在者复官自便。

开禧元年(1205)，韩除平章军国事，序班丞相之上，三省印并纳其第，权倾朝野。用进士毛自知策，以苏师旦等为心腹，谋开边自固，恢复中原。其间，罗致了一些名士，如薛叔似、叶适等，起废显用辛弃疾等抗战派官员。又追封岳飞为鄂王，夺秦桧王爵，改谥谬丑，这一举动大得人心。并输家财二十万以助军用。

开禧二年四月，拉开北伐战幕，兴兵分东、中、西三路攻金。初战泗州小胜，后因所用非人，措置失当，中路先败，东路又遭宿州之役惨败，而西路副帅吴曦叛变投敌，为忠义之士所杀，北伐失利。遂遣使请和，因金人要索甚苛，复锐意用兵。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命人将韩骗至玉津园杀害，函首送金廷乞和，终签嘉定和议。

韩侂胄死后，人们多以奸臣论之，尤其是以理学为宗的士人们。如在宋人笔记中，其事迹也大多以讥嘲、贬斥的口吻加以描述。如韩曾褒岳(飞)贬秦(桧)，然而岳飞的孙子岳珂，却在其笔记《程史》中讽刺韩侂胄兄弟，鞭挞其权倾一时，已有“霍氏之祸萌于骖乘”之迹象。元初《宋史·韩侂胄传》，极为鄙夷他的为人和任政，说他如何权欲熏心，从一得势就“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常常背着皇上，私下处理政务，却又谎称御笔批出。言路皆安排亲党，残酷打击异己，迫害道学。为巩固地位和盗取功名，不自量力，轻率北伐。最后战事惨败，祸国殃民而自取其戮。这一观点遂为正统史家所沿袭。

不过，也有为韩抱屈者。南宋末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首先提出异议，说韩侂胄“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许多有关韩的丑事恶事，“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所谓僭逆之类，悉无其实。李心传蜀人，去天万里，轻信纪闻，疏舛固宜。而一朝信史，乃不择是否而尽取之，何哉?”可见有些史载也不可轻信。近代史学家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也认为：韩侂胄“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无不臣之心，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不尽如宋史所诋”。如“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

韩侂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如何评价这两件事，也就是评价韩侂胄为臣为人的关键所在。恰恰在这两件事上，人们也各执己见，或截然对立。

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歪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权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人们毁方为圆，变真为佞，其弊不可胜言。同时，韩氏借此走上权臣之路，专断朝政。(《细说宋朝》)

也有学者认为，庆元党禁使“道学的虚伪、欺骗的本质被揭穿，孔、孟、程、朱的门徒，无地自容，是理所当然的”。(《中国通史》第五册)理学后成为一统天下之官学，它严重束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对它进行些揭露，不无益处。当然这类对理学的打击，也只是统治者内部的党争而已，斗争过于残酷。

否定开禧北伐者，如虞云国《细说宋朝》认为发动者纯属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不认真衡量敌我的力量对比。“南宋自个儿未有振起之形，却要去打‘宇内小康’的金朝，其结局不言而喻”。所以，其是在专制独裁政体之下，以民族或统一的名义，贸然将国家拖人一场“不度事势”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郦家驹也认为，把金章宗时的形势估计为乱亡之势指日可待是缺乏根据的，韩发动的北伐是对辛弃疾的曲解，不但用人不当，错误估计形势，而且是为巩固自己权位的一种政治投机，不见得是坚定的抗战派。

而周密《齐东野语·诛韩本末》说：“寿皇(宋孝宗)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侂胄习闻其说，且值金虏寝微，于是患失之心生，立功之念起矣。”是说开禧北伐乃继承孝宗皇帝恢复中原之遗志。当时抗战派人士也深受鼓舞，如辛弃疾嘉泰末入朝，在分析金朝的国内形势后，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要求宋廷委付大臣备战北伐。北伐初胜时，辛弃疾还作词赞颂韩侂胄。陆游也对韩侂胄北伐寄予很大希望，八十二岁了还作诗言志：“中原蝗旱胡运衰，王师北伐方传诏。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似乎还想上战场，从这位老人身上能折射出当时民众的振奋精神。韩侂胄被害，嘉定和议后，陆游又写了一首《读史》：“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取，天意从来未易知。”诗人借古讽今，认为由于韩侂胄之死，才导致宋军抗金的失败，反对史弥远的投降。

由此肯定开禧北伐者，认为北伐动机不纯说不能成立，北伐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统一，对一个大官僚追求这样的“功利”，我们不必苛求其“动机不纯”。当时金政权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过程中，蒙古、西夏北方诸族的一连串反抗斗争，还有旱荒等灾害，使其统治有一定危机，而南宋有一定的潜在实力，国内也较稳定，北伐条件是基本具备的。这时发动北伐战争是正义的，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不能全盘否定。“军事惨败”说也值得怀疑，其失败主要是政治上指挥的失误和史弥远集团的妥协投降所致，所以史弥远一伙的求和投降才是北伐失败的罪魁祸首。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宋史》相关章节概括评论道：“韩侂胄执政前后十三年，反道学，贬秦桧，发动北伐战争，虽然由于用人不当，遭到叛徒和投降派的破坏而失败，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岳飞因抗金得胜而被谋害。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被暗杀。他们都是因为坚持抗敌遭受迫害而牺牲。但由于韩侂胄大力反朱熹，长期遭到孔、孟、程、朱门徒的咒骂。元代儒生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崇程朱，又立《奸臣传》不列入史弥远，反而将韩侂胄与秦桧并列，辱骂他是‘奸恶’。这段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

虞云国《细说宋朝》对韩持基本否定观点，前已略述，分析得也相当透彻。但又指出：“韩侂胄是权臣。却不是奸臣与逆臣，《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显然有失公正。”正如郦家驹也认为把韩侂胄与秦桧并列为奸臣确实不公平，应作重新评价。其实从上述分析的各种情况而言，如何评价韩侂胄的历史功过，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绝非是一个“权臣”概念所能包含的。

朱熹是哪里人朱熹的祖辈为江西婺源人，不但祖坟在婺源，而且皇帝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还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然而朱熹父亲带着祖父较早就移居了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部分岁月都在福建度过。你说朱熹的籍贯在哪里呢?

朱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别号晦庵，六十岁后称晦翁、晚号遁翁，又号云谷老人、沧州病叟、遯翁、紫阳等。在古代社会中，出名的文人有众多别号，并不稀奇。奇怪的是，朱熹著述文章，往往采用不同的籍贯，作为署名时的定语：如邹县朱熹、吴郡朱熹、丹阳朱熹、平陵朱熹、新安朱熹、婺源朱熹、紫阳朱熹……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籍贯?尤其是邹县、吴郡、丹阳、平陵等地，宋时早已撤置，朱熹为什么将这些地方作为自己的籍贯呢?

这要从朱熹的先祖说起，答案只能在其祖上不断改变的迁徙地中找到。据考索，朱熹的始祖邾子所居邾国，就位于山东南部的邹县，“沂”通“熹”，所以朱熹时会署名“空同道士邹诉”，“邹诉”即“邹县朱熹”。到战国末年，邾灭而迁沛，沛地属徐州，朱熹的先人移居江苏徐州一带。后汉时又迁回山东北部的青州，然后再南迁过江至吴郡(今江苏苏州)、丹阳(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南的当涂县境内)等地，东晋时朱氏再迁平陵县(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唐时再迁至徽州黄墩，隋唐时或称新安郡。上述朱氏先祖的迁徙情况，主要得之于族谱的记载，而族谱中采于传说、自行附会之处俯拾皆是，许多地方是不可靠的。而朱熹将其作为籍贯别号，可见其怀祖思想之浓烈。

朱熹之宗族真有史实可考的家谱，是从唐末开始。其远祖朱古寮当时在歙州刺史陶雅手下为将，率兵戍守婺源，遂在此安家，当地的紫阳山颇有风光，遂成为地方的一个标志。朱氏在这里生活到第八代，就是朱熹的父亲朱松，进士出身，北宋宣和年间授建州政和县尉，正逢睦州方腊起义，危及家乡，便携全家寓居政和(今属福建)，其父朱森(朱熹祖父)随子赴闽，后病死也葬于政和县。朱松调任剑州尤溪(今属福建)县尉，家又迁居尤溪，建炎四年(1130)，朱熹就诞生于此地。

朱松后又当过秘书省正字、校书郎、著作郎、度支员外郎诸职，性情刚直，不久辞官，退隐尤溪城外毓秀峰下。绍兴七年(1137)，移居建州建瓯(今属福建)。绍兴十三年(1143)，朱松过世，托孤于朋友、右朝议大夫刘子羽，刘在其家乡崇安(今福建武夷山)的五夫里盖房，安置朱熹母子，生活颇为安逸。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参加贡举考试，说明朱家早已取得当地的户籍。

朱松虽携眷长期寓居福建，但作为“婺源著姓”，在婺源老家仍有一定的产业，且还不时怀念故乡。朱松在福建做官，曾以“紫阳”之名刻其印章，以念故土。朱熹后在崇安寓居时，“在五夫里之潭溪，晦翁筑室于此，匾曰：紫阳书堂”(《崇安县志》)。据《朱子年谱》载，朱熹曾两次回婺源老家：第一次是绍兴二十年(1150)春，朱熹二十一岁，回老家省墓。第二次是淳熙三年(1176)春，朱熹四十七岁，也是回去修整祖墓。说明朱熹与老家婺源一直保持着联系。

然而，朱熹一生七十一岁，有五十多年生活在福建武夷山及其周围的闽北地区，其中在尤溪约八年，在建瓯约七年，在崇安(今武夷山)一带生活了约三十余年，而外出为官或活动的时间合计才十三年多。晚年根据父亲的遗嘱，移家定居于建阳县(今属福建)的考亭，约生活了五六年时间，其实此地离武夷山也很近，世称“朱考亭”，死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后人称朱子学派也或作“考亭学派”。

从上述情况看，作为“婺源著姓”的朱家，从唐朝末年到北宋末年，在徽州婺源生活了二百余年，那么，朱熹的籍贯应该是“徼州婺源人”，《宋史》本传也如是记载。南宋度宗曾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元代又诏旨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清代已形成如此观念：婺源之有朱子，犹如邹县之有孟子，曲阜之有孔子。所以婺源是朱熹的籍贯，应无疑问。问题是徽州处于浙江、安徽、江西的三省交界处，清康熙年间此地属安徽省，有人据此以为朱熹是安徽籍。民国时期，婺源划归江西，故也有人以为朱熹应为江西籍。

最麻烦的是，有人提出朱熹应为福建籍，理由是朱熹出生时，其祖父、父亲两代人已移居福建。朱熹不但出生在福建，且一生大多数时间也在福建度过。就以古代户籍制度而言，有正籍、寄籍、占籍之分，祖父、父亲及本人三代都居于当地，立有户籍，即为“正籍”，正籍就意味着取得了当地籍贯的法定资格。其十八岁时在建州参加贡举考试，便是最好的佐证。然而，朱熹出生在尤溪、户籍科举在建州，一生主要的读书写作生涯在崇安渡过，晚年及葬在考亭，其中哪一个算其区域籍贯呢?

从上述情况来看，要确定朱熹的籍贯是不容易的。问题是中国在确定一个人的籍贯方面所使用的标准还颇模糊，一遇上像朱熹这样较为复杂的人物就无能为力了。

“朱、唐交奏”案大理学家朱熹与学者型官员唐仲友在南宋中期突然交奏起讼，彼此攻讦，大有不共戴天的味道。朝野舆论顿时哗然，人们纷纷猜测，其原因何在呢?在分析了各种因素之后，还是理不出个所以然来。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发生了一桩轰动朝野的弹劾公案，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章，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之事，措辞激烈，举证繁杂。唐仲友也不甘示弱，驰奏辩白，并反过来指责朱熹弄虚作假，执法违法。朝野上下顿时舆论哗然，士大夫们议论纷纷，或尊朱抑唐，或褒唐贬朱，毁誉相半，莫衷一是。

宋孝宗接到朱熹的弹劾状和唐仲友的声辩疏，互相揭发的都是一些当时士大夫中司空见惯的“不法行为”，如私狎官妓、私役工匠、经商谋利等，一时也难以判别是非，只得问宰相王淮，王淮只轻描淡写地评论道：“只是秀才争闲气罢了。”最后，朝廷只得“两平其事”，没有加罪于唐仲友，只是撤销了对唐的江南西路提点刑狱的任命而已。

唐仲友，字与政，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颇有才华，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历任建康府学教授、秘书省正字、知信州、知台州。曾上万言书论时政，做学问方面偏重儒家经制，代表作是《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六经解》一百五十卷，还有《孝经解》、《九经发题》等，大都已失传，不过说明唐仲友也是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型官员，学者称说斋先生。朱熹是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著作等身，时已为理学大家。那么，两位饱学之士，为何彼此攻讦，发动这场公案呢?

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上才一年，就一连奏劾了好几个贪官污吏。如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四千余石，弹劾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衢州守臣李峄，奏劾元差监酒库张大声、孙孜等人检放不实，还弹劾了依仗权势兼并土地、赈粜济米时减克升斗的县尉朱熙绩，又奏劾知江山县王执中、知宁海县王辟纲等渎职……作为监司，就应该监察各地方官吏的行政行为，这是朱熹的职责，所以朱熹同样弹劾知台州唐仲友的不法之事，这也应在情理之中。况且朱熹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紧张的审讯，掌握了唐仲友在台州大量不法行为的证据，案件牵连到数百人。根据当时朱熹和唐仲友的地位和处境，朱熹不可能凭空捏造唐仲友的罪行，就是说，朱熹的六道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大都是事实。所以，它为什么不可以是正常的官场行政行为呢?

可能因为朱、唐二人都为学界名人，名人交讼，且又连上数道奏章，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由是各种猜测纷纷出笼。一般以为，朱、唐矛盾，主要是由两人学术见解的分歧而引起的。在理学方面，唐仲友的许多观点与朱熹相左，有的还针锋相对。唐仲友与宰相王淮是同乡，还有姻亲关系。王淮曾擢迁郑丙为吏部尚书、陈贾为监察御史，使两人协力攻击朱熹的道学，开庆元伪学党禁之先声。唐仲友与郑丙等的关系也都不错，也曾跟着王淮反对道学，自然与朱熹产生嫌隙。

还有人以为先是吕祖谦曾与唐仲友同书会时有龃龉，而朱熹总是袒护吕祖谦，而故意抑制唐仲友，因此两人埋下了不和的种子。其实，当时士人之间的学术见解有分歧是正常现象，如陈亮与朱熹友善，然论学则冰炭不相容，两人曾进行过多次“王霸义利之辩”。朱熹与陆九渊、吕祖谦之间，也都曾用书信往来或讨论会的形式，进行过激烈的学术争论，但互相间相处还是一如既往。所以，朱、唐间发展到两人在政治上互相攻击，乃至你死我活的尖锐程度，想必还应有其他相关的一些原因。

周密《齐东野语·朱唐交奏本末》认为，是唐仲友平时恃才傲物，轻侮朱熹，而陈亮颇为朱熹所推重，与唐仲友却时有矛盾。有一次，陈亮游历台州，看中一名官妓，就嘱托唐仲友为其赎脱官籍，以便自己能与之相好，唐答应了。唐仲友在一次集会上遇到这个妓女，就说：“你果真想跟从陈官人吗?”妓女被问得不知如何回答，唐却接着说：“那你就要做好忍饥受冻的准备才行。”此妓听了若有所悟，显得非常怨愤。自此，陈亮再去此妓女家时，再也看不到从前她那曲意奉承的样子了。陈亮知道被唐仲友所玩弄、出卖，便去见朱熹。恰巧朱熹任两浙东路监司，问起：“近日小唐又在说什么坏话了?”陈亮乘机挑唆道：“唐仲友说你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朱熹听了，心中不快，一时新恨旧账一起涌上，借口部内有冤狱，要求再次巡查。朱熹到达台州时，唐仲友偏偏又出迎怠慢，朱熹就更相信陈亮的话了。于是马上收缴了唐的官印，交付给随从官员，开始搜集唐在台州为官时的种种越轨和不法行为，写成奏状向朝廷告发。

其中主要是说陈亮在其中挑唆。陈亮，字同甫(或同父)，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饱读史书兵法，下笔数千言立就，政论气势纵横，词作才气豪迈，还喜谈边塞攻略之事，学者称龙川先生。几次诣阙上书，极论时事，反对和议，力主抗金。遭人嫉恨或被人诬告，几度入狱。然而出狱后，志气益励。绍熙四年(1193)，中进士第一，授签书建康府判字公事，未行而卒。为人脾性豪放，他会做出上述偏狭小家之举吗?同时，朱熹也会为唐仲友“连字都不识，如何当监司?”一句类似玩笑话。就恨得咬牙切齿吗?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断言：“宋人小说多不足信……所记朱、唐公案，恐亦未足信也。”

然而有学者指出，陈亮挑唆一说还是有蛛丝马迹可寻。陈亮在淳熙十年写给朱熹的一封信中透露：“去年之举，‘震’九四之象也……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常出于虑之所不及，虽圣人犹不能不致察。奸狡小人虽资其手足之力，犹惧其有所附托，况更亲而用之乎!物论皆以为其平时乡曲之冤一皆报尽，秘书(指朱熹)岂为此辈所使哉!为其阴相附托而不知耳。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唐与正乃见疑相谮，是真足当田光之死矣!”话中一方面反驳“物论”所说朱熹把唐仲友平时造就的“乡曲之冤”全部报尽，指出朱熹是不会受唐的“乡曲”指使的。一方面也极力为自己辩护，表白“至于人之加诸于我者”，“亮平生不曾会说人是非”。由此判断，唐仲友确曾怀疑是陈亮从中挑唆。那么，到底陈亮是否在其中有所挑唆?又对唐仲友加以何等不实之词?而促使朱熹最终采取这极端手段，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朱熹的思想价值朱熹完成的理学思想体系，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长久的、深刻的影响。然而人们对于它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却大相径庭，其波动幅度之大，真可谓一个捧上九天，一个打入地狱。其中，各类学者采各自完全不同的说法，其观点也或有天壤之别，这在学术界实在是非常少见的。

朱熹受业于父亲朱松及胡宪、李侗诸师，得程颢、程颐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诸人的学说。以儒家的政治伦理观为中心，糅合佛、道思想，把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问题融为一体，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完成了一个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影响巨大的理学思想体系。主要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伊洛渊源录》、《资治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书集传》、《诗集传》、《楚辞集注》、《周易本义》等，后人为其编纂了《朱子语类》、《朱子遗书》、《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等。可称成就斐然。

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十九岁登进士第，后授同安县主簿。乾道时为枢密院编修，至淳熙中，年近五十才迁知南康军，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光宗时，历知漳州、秘阁修撰、知潭州等职。《林下偶谈》载：“晦翁帅潭，一日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宁宗)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内，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或可见其为官作风。宁宗即位，朱熹六十五岁，除涣章阁待制兼侍讲，给皇帝进讲《大学》。但只做了四十六天侍讲，就被免职。时朱熹见权臣韩侂胄结党把持朝政，便直言上疏，指斥韩侂胄任意进退大臣，紊乱朝纲。韩大怒，遂把朱熹看作眼中钉。

绍熙五年(1194)十月的一天，宁宗召倡优们进宫演戏，韩侂胄特别安排，让戏子峨冠阔袖，扮成朱熹讲学模样，并把朱熹倡导的性理之学擅改为诙谐迂阔的空淡，让宁宗感到轻浮好笑。韩便向宁宗说道：“朱熹所讲道学实是伪学，毫无用处，此人不可再用。”当时一些文人在诗词、文章里也时或斥责其道学的空谈性理、无用误国。宁宗本来就不太喜欢这个古板的教书老头，便正好下诏解除了朱熹的侍讲官职。朱熹只得带着提举宫观的闲职，回到福建崇安，在家乡召徒讲学，从此被逐出政坛。

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家讲学，听到朝中一些大臣无辜被害，上章力辞其闲虚职名，以表愤慨。而权臣见辞章，又奏劾朱熹十大罪状，下旨削去朱熹职名。学生蔡元定等也被指责佐熹为妖，编管道州(今湖南道县)。这十大罪状中，虽有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在用一些事实揭露其道学的虚伪方面也不无价值，如揭发讥讽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谓其修身可乎?”“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其身”等。朱熹在《落秘阁修撰依前官谢表》中也承认：“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规学官之地，而改为僧坊。”不久，朝廷又加以“伪学逆党”的罪名，进行大肆迫害。朱熹作为“伪学”之首，被官员学人们纷纷横加指责和攻击，所有著述被查封，甚至有人上书乞斩朱熹。其门徒有的进山隐居，不敢露面；有的易衣冠，狎游市肆，以示与“伪学”划清界限。朱熹晚年就在如此寂寞惨淡的境遇中，遭受煎熬。

庆元六年(1200)，朱熹在悲愤交织中病卒，享年七十一岁。官府的罪名约束和严密监视，使其众学生不敢前来奔丧吊唁，葬礼十分凄凉。这位一生为封建统治呕心沥血的思想家，结果却被统治者列为“伪学之师”而含恨离开人世。他的有关“理学”的思想体系全被作为“伪学”，受到禁锢和排斥，朝廷还立《伪学逆党籍》，株连所及，有记载的就有五六十人。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论价值愈来愈被统治者所赏识，也愈来愈被推崇。朱熹死后第九年，朝廷就诏赐朱熹遗表恩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把朱熹《论语·孟子集注》列入字学。到宋理宗时，皇帝进一步认识到“理学”有补于治道，遂特赠朱熹为太师，追封信国公，按祭祀孟子的礼仪来祭祀朱熹。宋度宗进一步下诏朱熹故乡婺源为阙里，“赐(朱)文公阙里于婺源”，已有把朱熹抬高到孔子相当地位的味道了。

元代时，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复科举。这样，朱熹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渐次确立。后又下诏在婺源兴建朱熹祠庙，命其五世孙朱勋管理，受历代统治者的朝拜。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改封朱熹为“齐国公”，追谥朱松为“献靖公”，又改封“粤国公”。明代太祖、成祖都极尊崇朱学，不但继续以其为官学，规定《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名臣奏议》等为读书和科举的范围，且下令天下学宫，祭祀朱熹，朱熹后裔可世袭爵禄，朱熹几乎取得与孔子同等的地位。清康熙令编《朱子全书》，且亲为作《序》，直把朱熹喻孔子，预言“朱子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康熙五十一年(1712)谕旨，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十哲之次”，配享先圣，其统治地位已无可动摇。

朱熹被抬入孔庙，理学被捧为官方御用哲学，甚至许多士人把程朱理学诸籍与衣食完全等同起来。有学者认为，朱熹独能兼孔、颜、曾、孟之长。有人说：“天不生孔子，三代以上如长夜；天不生朱子，三代以下如长夜。”朱熹有这样一句话：“非徒有望于今日，而又将有望于后来也。”(《戊申封事》)这句话是应验了。

然而近代以来，人们也愈来愈感到以朱熹为旗帜的宋明理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其思想核心观念严重阻碍社会进步。朱熹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就是把“三纲五常”看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而把一切不合“三纲五常”的思想行为都视作“人欲”，是大逆不道的，务必革尽除绝。为了加强君主统治这个“天理”，必须消除一切对社会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因为这些都是“人欲”。统治者便可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残害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明、清两代如此惨烈的文字狱，就是在这个理论下，名正言顺地杀人，迫害无辜的生命。统治者将自己崇奉的思想捧为“天理”，然后不择手段残酷迫害“异端”，逐渐成为根深蒂固的体制传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文化基因障碍。

同时理学又大力提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封建礼教杀人，其中受害最深、最烈的就是妇女。在朱熹祖籍的安徽，据《休宁县志》载，在“灭人欲”观念的引导下，明代“节妇”、“烈妇”就有四百余人，清道光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者达二千余人。朱熹老家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有百余处，南宋至清光绪四年，有关妇女达七千余人。在朱熹长期生活的福建，据《福建通志》载，就闽南十二县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就有近千人，其中受朱熹影响最深的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受害最甚，如晋江城郭的旌表贞节牌坊，几乎触目皆是。施可斋《闽杂记》说：“福州旧俗，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挞使从者。”

清代戴震就说：“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朱熹所谓的“天理”，其实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较之以刑罚杀人更具欺骗性。再如“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朱文公守漳时，立法令之缠足极小，使不良于行，藉革其淫俗，故成为今日之现象也。”(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清末谭嗣同批判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吾故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天理善也，人欲也善也。”现代学者蔡尚思说：“程朱派理学家最不讲理，最无良心，阳儒阴法。以理责人，甚于以礼责人；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

“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维逻辑，与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普世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在此思想束缚下，人们也不会有任何创造力，只会在无上权威的君主面前，培育起根深蒂固的奴隶性。这一“理学”思想发展了原儒家学说中的糟粕，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君主专制统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它统治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成为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秩序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鲁迅诸人深恶痛绝的国民劣根性，其实就是由宋明理学为思想基础的奴性，鲁迅还专门写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与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针对的是孔家店，还不如说人们要摧毁的其实是朱家理学体系。它实为中华民族几百年以来愚昧落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如果中国人民在思想上不破除对这一理论的迷信。不打破这理学中所谓“天理”的窠臼，将不可能走向现代社会。

不过到了现代，又有许多学者对朱熹的学术成就作出基本肯定的评说。如肯定他撰写、编次、注释、校刊了不少著作和典籍，为保存和发展祖国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他建立书院，聚徒讲学，总结教育经验，在中国教育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他还对自然科学作过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甚至说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也是适应了巩固中央集权君主统治体制的要求，也起到了一些进步作用。

尤其是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对朱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子崛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其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也说：“朱熹，或称朱子，是一位精思、明辨、博学、多产的哲学家。光是他的语录就有一百四十卷。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系统才达到顶峰……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占统治地位，绝不是偶然的。”

然而，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朱熹的彻底否定和大力批判，其疯狂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我们只要浏览报刊上的几个标题，就会瞠目结舌。如“彻底批判朱熹的天理论”，“剥去朱熹伪科学的画皮”，“可恶的朱熹”，“戳穿朱熹的画皮”，“从神道碑看朱熹的丑恶嘴脸”，“朱熹丑史”，“朱熹《中庸章句》的反动实质”，“朱熹《四书集注》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朱熹在浙江的罪恶活动”，“撕破朱熹在湖南的反动嘴脸”，“朱熹在崇安的罪恶活动调查”……

朱熹是一位古代的大思想家。如今在大学和社会科学院中，研究朱熹的学者不少。尤其是武夷山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重世界遗产，其文化方面主要就是以朱熹为首的闽学所留下的许多历史遗迹。学人们还成立了“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准备对朱熹理学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我们期待它能取得可喜成果。宋朝的战争史杨业北征的兵败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宋太宗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驸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仁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乾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仁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优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仁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仁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已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已……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优。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优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优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优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优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优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优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优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仁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仁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仁美。雍熙北伐初期，潘仁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仁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仁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优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优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仁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性。潘仁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仁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优坚持要杨业出兵，潘仁美无权违抗。其实，潘仁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仁美性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仁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予为侄，潘仁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却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性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性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优除名，发配金州，而潘仁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日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享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佘太君的家世关于杨家将的传说，北宋仁宗时期已经在民间流传开了。皇祐三年(1051)，北宋文豪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永叔集》卷二十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大约从这时开始，杨家将的传奇故事在人们的传说中日益丰富，同时也产生许多谜团。杨业之妻佘太君，就是一个不见于正史的传奇人物，她的姓氏、身世、事迹令学界疑惑不解。

第七章

据小说戏曲及有些地方志描述，佘太君出身将门，性情敏慧，善于骑射，作战勇敢，曾帮助杨业立过军功。杨业兵败殉国之际，潘仁美、王优畏罪而欲掩盖事实，甚至捏造出杨业逞能，孤军深入，导致兵败身亡的谎言，蒙蔽宋太宗。杨六郎从战场回来，告之母亲实情，佘太君毫无畏惧地上书告御状，力辩丈夫苦战获死之由，终使宋太宗了解实情，处分了王、潘诸奸臣。太宗下诏褒恤，有谓：“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如果不是佘太君挺身敢告御状，甚至有的剧本还写佘太君大闹朝堂，得到一些正直大臣的帮助，则很可能杨老令公要屈死敌国，那些奸臣也会逍遥法外。

杨业殉国后，佘太君在家中训练子女、婢仆习武，组成杨门女将，时刻准备效力于国家。据说其武艺和战斗力要超过朝廷所统辖的正规禁军，后来，果然产生了杨排风英勇杀敌，穆桂英挂帅，十二寡妇西征等感人故事。原来深居闺阁的柔弱女子，在杨家能训练成为驰骋疆场的战将，且出现这样一个女将团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佘太君的将门豪迈风范从中可见一斑。

然而上述事迹乃至佘太君为杨业之妻等基本史实，都不见于宋代正史，或宋代文人的有关笔记。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元代杂剧，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中，杨六郎自道：“母亲佘太君。”《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中也有“老身佘太君的便是”等台词。到清代方志和文人笔记中，开始出现杨业娶折德扆之女的说法。如乾隆《保德州志》(今山西保德县)卷八载：佘太君墓在州南四十里折窝村。《北宋纪说》日，杨业娶府州(今陕西府谷县)佘氏，称太君。其父折德康为麟州刺史，又迁火山军节度使，杨业为代州刺史，距离都不远，故两家缔姻。其他，如乾隆时毕沅的《关中金石记·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乾嘉时康基田的《晋乘搜略》、光绪时《岢岚州志》等也有类似记载。《晋乘搜略》还说：“岢岚州掘地得石，拭视为杨氏墓碣，载折太君事。”晚清李慈铭《苟学斋日记》甚至谓：“折窝村有大中祥符三年折太君碑。”不知是否真有此事。反正这些墓碣现都已不知下落，所以我们无法了解佘太君更多的事迹。

折德扆在《宋史》中有传。佘家原为云中(或称云州，今山西大同)大户，约五代动乱中迁居府州(陕西府谷县)。从五代后唐时起，太君祖父佘从远为府州刺史。从远抵抗辽兵有功，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时，置永安军于府州，从远为节度使，又迁武胜节度使。太君父佘德康，后周时为府州防御使，屡挫北汉军的进攻，升永安军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周恭帝即位，德康自检校太尉加官太傅。入宋以后，仍任永安军节度使，曾率军破北汉诸城。乾德二年(964)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有子佘御勋、佘御卿，应为佘太君的兄弟。先后袭爵知府州。佘御卿还率军征战北汉与辽、西夏，战功累累，淳化五年(994)授永安军节度使，次年，牺牲在抵抗辽军的战场上，时年三十八岁。其子惟正、惟昌、惟忠，先后袭知府州事，乃为佘太君的侄子辈。直到北宋后期，其后代佘克行袭位，守边三十年，善抚士卒，在抗击西夏战役中功勋卓著，谥武恭公。今陕西府谷孤山堡南有折克行墓，勒有《佘武恭公克行神道碑》。可见，佘氏为世代将门之家，世守府州。

光绪刊《山西通志》卷五十六，对杨佘婚事提出质疑，说：“按德扆守府州，屡败北汉兵，宋乾德中卒，而业是时则为北汉将也。存以备考。”不妨认真考察一下：佘德扆于乾祐三年(950)为后汉的府州团练使，时年三十四岁。如有女儿的话，约十六岁左右，亦可出嫁了。杨业这时二十岁出头，也在后汉刘崇部下为军官。如这时两家攀亲，可谓门当户对，没有什么可疑的。山西临县有七星庙，传说是杨业与太君喜结良缘之地，晋剧《七星庙》还用戏剧形式演绎此事。至北汉和后周对立，佘德康归后周而杨业跟北汉，岳父女婿分属两国，那是后来的事，也属不得已。

近代学者常征、余嘉锡、聂崇歧等人以大量的地方志资料进行考证，最后同意佘太君即折太君之记载，佘、折二音相近，西北有些地区“折”音如“蛇”，与“佘”差不多，所以佘、折一音之转而致误。虽然许多人赞同此说，但仍有人怀疑，因为《宋史》折德扆传中，仍不见其嫁女与杨业之记载，上述《山西通志》之质疑也颇有道理，一是两家门当户对的时间相当短促，二是届时三十四岁的折德康是否已有十六岁以上的女儿，三是两家如已结姻，岳父女婿又很快分属两国的情况也难以自圆其说。总之，由于正统史籍记载阙如，而主要靠清代地方志及一些文人笔记保留下一些北宋佘太君的痕迹，其可信度如何，确难判断。

杨延昭排行与称呼杨家将中除杨老令公外，就数其子杨延昭的名声最为如雷贯耳了。他智勇善战，在边防二十余年，军功卓著。史书载，契丹军屡为其败，“惮之而目为杨六郎”。今天晋西北宁武关周围各县，也遗存有好几处“杨六郎寨”，这些都是杨延昭生前率军活动的区域。据学者考证，延昭并非杨业的第六子，那么“杨六郎”的称呼是怎么产生的?是辽方还是宋方先有此称呼?其真实含义杨延昭又是什么?

杨延昭本名延朗，年幼时沉默寡言，喜为军阵之类游戏。杨业尝言：“此儿最像我。”成年即入军伍，跟从父亲征战，史载杨业生前，“每征行，必以从”。太平兴国中，补供奉官。雍熙北征，杨业率军攻打应州和朔州，延昭担任先锋，在朔州城下冲杀时，被流矢射中手臂，却愈战愈勇，杀敌无数。战后，授崇仪副使，出知景州。又迁崇仪使，知定远军。

咸平二年(999)冬，延昭任保州缘边都巡检使，驻兵遂城。辽军在萧太后的统领下，长驱直入，宋军节节败退，遂城被围。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急攻数日，城小兵寡，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壮丁，发给武器装备，登城顽强抵抗。会一夜寒流降温，延昭令士兵汲水灌到城墙之上，清晨该城变为冰城，城墙坚固溜滑，辽兵无法攀登，只得撤退而去。延昭乘机尾随出击，截获很多武器铠甲。以功拜莫州刺史。宋真宗高兴地说：“延昭为名将之后，治兵守边有父风，真应该称赞啊!”

景德元年(1004)，契丹主与萧太后指挥二十万人马，大举南伐。宋廷没有坚决抵抗的勇气，最后与之签订澶渊之盟。这时，朝廷也只给杨延昭统帅刚满万人之军队，但延昭并不气馁，提出建议：敌顿澶渊，离境千里，虽人数多，且为骑兵，但人马疲乏，只需令诸军扼守要路，伏击掩杀，便可歼其大部，幽、易数州也可乘时袭取。可惜一味屈辱求和的宋真宗，并不理会这一建议，还特别下诏，令前线诸将按兵不动，使辽兵从容退回，且在途中再次掠劫。延昭只得率领部属单独行动，“抵辽境，破古城，俘获甚众”。真宗得知后，马上派人到前方监视延昭的行动，不许继续打下去。

此后，朝廷不断下令，明白警告杨延昭，他的官任是维持保州境内治安，不准越出边境与契丹发生冲突。不久官徙高阳关副都部署，戍守屯所，边境安然。延昭所得奉赐悉犒军，与部下同甘苦，身先士卒，号令严明。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忌惮之，称他为杨六郎。大中祥符七年(1014)，延昭过世，享年57岁。没过多少年，杨家将的故事开始流传，延昭的智勇善战又被进一步传奇化，特别是其“杨六郎”的称呼，几乎家喻户晓。

杨业应有七个儿子，或者说杨延昭兄弟七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谓杨业殁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贵子二人”，共为七人。《宋史·杨业传》说杨业与其子杨延玉殁于陈家谷之役后，“朝廷录其子延朗为崇仪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并为殿直”，也为七子，问题在于其兄弟的排行。按照中国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所形成的规范，朝廷赠官必须服从长幼有序的原则，既然《长编》与《宋史》都将诸子的顺序以延朗“领衔”，那他分明应为长子。惟一的问题是牺牲的杨延玉，他与延朗，孰为老大，史书中没有交待。因为有可能老大牺牲后，由老二领衔。延朗即延昭，或称杨六郎，他在兄弟七人中并不排行老六，是可以肯定的。

宋末元初徐大焯著《烬余录》则说，契丹“犯寰，(杨)业出战，死之。长子渊平随殉，次子延浦、三子延训，字供奉；四子延环、初名延朗、五子延贵，并官殿直，六子延昭，从征朔州，功加保州刺史。真宗时，与七子延彬，初名延嗣者，屡有功，并授团训使。”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认为，上述“所载诸子次第，乃颇有据。史称延浦为次子，则延玉必为长子，延昭为六郎，则排行必第六，故其次序如此。民间之流传亦有不诬者，此类是也。”徐大焯把延朗、延昭判为二人，将延玉改为渊平，并未标明出自何处，而余嘉锡先生竟笃信不疑，殊使人不解。

《宋史·杨延昭传》开头就说：“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东都事略·杨业传》也曾明白交代：“延朗下一字犯圣祖名，改延昭。”宋真宗时，迷信道教，尊道士赵玄朗为“圣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下诏：“圣祖名上日玄，下日朗，不得斥犯”。此年十一月，改地名朗州为鼎州(《长编》卷七十九)。就是说，杨延朗在五十五岁时不得已才改的名。这一点就足以否定徐大焯《烬余录》中所谓的延朗兄弟之排行。而其他元代杂剧和明代小说演义之类，也都将延昭、延朗分为二人，往往把延昭、延朗分别排为老四和老六，也是不可信的。

那么，杨延昭为什么被称为“杨六郎”呢?一般认为，这是延昭在杨氏宗法大家族中的排行，即在同一先祖的同辈兄弟中的排行。据史书记载，杨业有弟弟杨重勋，为麟州刺史。有学者指出，杨业之长子与其叔父之子一起排行的话，一般也不会排行老六。如据欧阳修的《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所载，重勋有子杨光康，系延昭之堂弟，所以在家族的大排数中，延昭也不居老六。当然，杨业是否还有其他兄弟、堂兄弟，我们不得而知。

《晋乘搜略》说延昭“小字(乳名)六郎”，恐怕也只是猜测之词。

《长编》、《宋史》、《隆平集》、《东都事略》等书说杨延昭是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契丹风俗有关。或说古代往往以天上星宿比拟世间大人物，如唐代大臣狄仁杰，被誉为“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契丹称宋为“南国”、“南朝”，就有可能赞许杨延昭为“南斗”，而当时“南斗六星”已为习惯语，久之“六星”或昵称“六郎”，这样“杨六郎”的称呼就出现了，这和称杨业为“杨无敌”是同一意思。此说也谈不上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又是一种主观蠡测而已。

穆桂英与杨宗保杨家将中穆桂英之形象，也可说是家喻户晓。她不但貌美端庄，且武艺高强，曾挂帅率领宋军抗辽，保家卫国，是杨家将中之巾帼英雄。其夫杨宗保也是少年英雄，其武艺韬略更胜其父辈，指挥宋军，大破辽兵天门阵，给契丹以致命打击。然而，正史中却没有这一对夫妇的名字，宋人笔记中也没有其夫妇相关的事迹，她们是否为小说戏曲中虚构的人物，还是历史上真有其人?

小说戏曲中，穆桂英是穆羽的女儿。穆羽字洪举，河南人氏，做过汝州兵马统制。穆桂英从小在父亲的传授和熏陶下练习武艺，练得一手百发百中之箭，舞得一口威武有力之刀。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占据山东穆柯寨，为一寨之主。杨宗保率宋军抵抗辽兵，为了破辽军的天门阵，必须用“降龙木”做斧把的大斧，而这“降龙木”只有穆柯寨中生长有两株。穆桂英不同意借用此木，杨宗保便率孟良、焦赞诸将攻打穆柯寨。宗保在战穆桂英时，桂英卖个破绽拍马而走，宗保以为得胜便乘势追赶，不防被她用箭射中坐骑，翻身落马，被押回山寨。穆桂英倾慕宗保的英武刚强，亲解其缚，主动求爱，两人即日成婚。于是，穆桂英带上“降龙木”大斧，帮助杨家将大破辽兵的天门阵，取得抗战的胜利。

小说戏曲中，说杨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与正史不同。《宋史·杨延昭传》、《隆平集》等史籍，明明说延昭之子是杨文广，而没有杨宗保其人。如《隆平集》载：“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杨文广或是延昭的第三子。而明初宋濂的《杨氏家传》则说，延朗(即延昭)之子名充广，充广之子名贵迁，贵迁有三子，曰光震、光荣、光明。光震有子五人，曰文广、文真、文锡、文贵、文宣。按此说，文广为延昭的玄孙，中间隔了好几代，不知其所本。而文广与其曾祖充广，同用一个“广”字，这也是不太可能的，估计这家谱有伪造的嫌疑。总之，都不见杨宗保其人，应是小说家的虚构了。只有《烬余录》说：“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大概是沿袭宋元话本的说法。

小说戏曲在述说杨宗保攻打天门阵后的活动，有“兵征西夏”诸事，这和杨文广的事迹颇接近。《宋史·杨文广传》载：宋神宗熙宁初，杨文广任兴州防御使，在秦凤副都总管韩琦属下，筑城抵御西夏军马，在西夏军退却时，文广遣军追袭，斩获甚众，得诏书褒谕，曾长期领兵抗击西夏。后迁官定州路副都总管、步军都虞侯。熙宁七年(1074)，辽人来争河东地界，双方在代州开会协议。文广献出阵图，并提出袭取幽燕的战策。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去世，朝廷“赠同州观察使”，这又与《烬余录》所说的杨宗保的官位同。有学者以为，杨宗保就是杨文广的影子，小说家将一人拆成父子两人，以增加杨家将故事的传奇色彩。

也有学者认为，既然杨延昭有三子，宗保有可能与文广是兄弟。《欧阳文忠公集·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李公墓志铭》云：其墓主“女四人，长适皇侄右屯卫大将军、吉州团练使、建安郡公宗保”。是说宋仁宗有宗室族弟赵宗保，恰与杨宗保同时，或因与皇家宗室同名，于是将杨宗保改为杨充广，或为杨传永。是否有此可能，不得而知。

最近更有一种令人瞠目的说法。是说前些年在洛阳新安县五头乡潼沟村出土一块北宋杨老令公的停灵碑，碑文有这样的记述：“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义，居庐于此，遂人道而为观焉。”于是，有人相信此碑所记，认为杨宗保是杨业的孙女，杨延昭的女儿(见《人民日报》1985年7月报道)。就是说杨宗保实有其人，但是位女性。那么，难道是后人把这位女性杜撰成一员威风凛凛的大将?其实，北宋时人们记事不可能出现“北宋朝”这样的名称，就是说这碑记绝不会是出自北宋时人的笔迹，至少是数百年后有人所作的一个追记，那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穆桂英的姓名与事迹，不见于宋人的有关史籍。但在雁门关南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关于她的遗事传说，及与其事迹相关的一些地名。如山西繁峙县北三十里有穆桂英山；县西南有“木阁村”，据说“木阁”原是“穆柯”的转音。浑源县城南也有穆柯寨。并有穆桂英攻打浑源的传说。这些地方，正是宋辽边界的交错区域，当年许多战争在这一带展开。小说戏曲中的“山东穆柯寨”，如系指恒山或雁门山之东，就和这些地区颇为接近。

乾隆《保德州志》卷二载：“延昭子文广，娶慕容氏，善战。今州南慕塔村，尤其故地云。”该部方志中，断断续续地记述着杨家将事迹，往往与正史比较接近，而很少元明小说戏曲的影响，比较真实可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段记载，是杨文广娶慕容氏为妻，“慕容”二音相拼，也就是“穆”音。“慕容”氏转为“穆”氏，正如“折太君”转为“佘太君”。慕容氏为西北边地的鲜卑族姓，骑马“善战”也正是穆桂英的形象。杨家将长期在西北地区守边，其子孙中有娶鲜卑族女子也并不奇怪。由此，穆桂英或为杨文广的妻子，原姓“慕容”，为鲜卑族人。

宋濂的《杨氏家传》载，杨充广持节广西时，娶穆族女子为妻。穆族居桂、贵、湘交界地区，或称木族，其酋长自称木天王，以有田禾的山谷名柯，酋长居于有田禾的寨子名穆柯寨。查《宋史·杨文广传》，文广早年曾官任广西钤辖，知宜、邕二州。这样的话，穆桂英也有可能是广西穆族或木族，有一些小说中就称“木桂英”。总之，在没有更直接的史料佐证之前，上述种种说法都只能是一种推测。

杨家将八贤王的轶事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小说、戏剧，百花纷呈，争奇斗妍。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机智地周旋于皇帝与杨家将之间，往往在皇帝偏袒奸臣的危急时刻能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或将奸臣绳之以法。在《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并不小。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他是哪一个历史人物的化身呢?

在小说戏曲中，八贤王首先在宋太宗率军进攻太原时，献上反间计，然后派使者说降了杨业。就是说杨家将由北汉降宋，八贤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七年后，杨业为奸臣所害，殉国疆场，佘太君或杨延昭到朝廷告御状，要求惩办罪魁，不料奸臣反咬一口，幸亏八贤王在旁相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后杨延昭为将，属下小校治事犯法，宋真宗在奸臣挑拨下要严办延昭，八贤王及时赶到，以延昭军功请朝廷从轻发落，终得真宗允准。不久边事告急，八贤王请得赦令，杨六郎重披战袍，招集兵将北上抗辽。最后，六郎率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并捉得奸臣，又在八王协助下，将奸臣正法。杨延昭病殁于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年间，八贤王时也旧疾复发，病重归天。

许多戏曲小说中，将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为宋太祖的小儿子，《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病故，才二十三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毫无关系，那为什么戏曲小说中要说赵德芳是八贤王呢?

有人认为，八贤王或许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形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得知后更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当指宋太宗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曰：‘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惟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问题是翻遍宋代史籍，都找不到这八大王与杨家将有关系的记载。

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享年六十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二十七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京剧传统剧目《贺后骂殿》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贺后为宋太祖之皇后，因太祖死因不明，命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反遭太宗痛斥，德昭撞殿柱而亡。贺后又携次子德芳上殿，痛骂赵光义不仁。太宗只得向嫂嫂谢罪，赐其尚方宝剑，加封德芳为“八贤王”，贺后母子这才含泪而去。这大概是赵德芳封“八贤王”的由来，人们出于对其孤儿寡母的同情，便将赵德芳虚构为朝中正直力量的化身。以后又有《八大王开诏救忠臣》诸剧，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抗辽事业联系起来，留传民间，成为当时民族感情的一种寄托。总之，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他的出现增加了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在历史上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与之事迹、生平相对应、吻合的人物，八贤王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宋朝大将曹彬曹彬是宋初名将，两宋其实名将不少，然而，独曹彬久负盛名，声誉最高。有宋一代，曹彬被誉为“勋业最隆、功冠群雄”的“本朝第一良将”，极为引人注目。后世对他也推崇有加，盛名一直不衰。那么，这位名声显赫的大将，究竞有哪些了不起的战绩军功，值得人们如此推崇呢?近有学者在考察了曹彬的生平战绩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负盛名，这是怎么回事?原因又何在呢?

曹彬字国华，是真定灵寿(今属河北)人。父亲曹芸，为成德军节度都知兵马使，可谓出身将门。据说他周岁时，父母以百玩之具布放床席之上，观其所取，他左手拿起武器戈，右手取祭祀用的俎豆，一会儿又抓住一官印，对其他东西看都不看，人们颇觉惊异。

后汉乾祐时为成德军牙将，后周时补供奉官，迁河中都监。出为晋州兵马都监。入宋，迁客省使，以战功改左神武将军，俄兼枢密承旨。在太祖、太宗朝，他披坚执锐，平后蜀、攻太原、伐江南、征北汉、战契丹，南征北战，为北宋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深得君主宠信，官至枢密使、检校太尉、忠武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999)卒，享年六十九，赠中书令，追封济阳郡王，谥武惠，是宋代第一位死后全国举哀的武臣。且赠其妻高氏韩国夫人，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并与名相赵普一起配享太祖庙庭。可谓生荣死崇，地位显赫。

欧阳修《归田录》赞道：“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将，勋业之盛，无与为比。”李攸《宋朝事实》、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宗锷《曹彬行状》，都称颂曹彬：“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将，称为第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说：“汉惟一赵充国，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将帅气象。”宋人有关称誉，不胜枚举。后世也对他推崇有加，盛名不衰。

20世纪80年代，学者张其凡在认真考察了曹彬生平及其战绩之后，认为他在军事方面其实非常平庸，实乃庸将而负盛名，并对宋代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纵观曹彬一生，他所参加的军事活动主要有四次：

第一次是乾德二年(964)十一月至次年正月的平定后蜀之战。曹彬以枢密承旨为都监，随刘光义军进蜀。在曹彬的严禁约束之下，这支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褒奖。然而在平定后蜀，留驻成都的日子里，诸将争功而竞相掳掠，民众还是大受侵扰。战后有谓“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于是受朝廷特赏，升为宣徽南院使，跻身大将之列。但此战他并非统帅，且后蜀政治腐败，已不堪一击，没有经历激烈战斗，更未见曹彬有什么奇计巧谋。总之，这次战役决无可夸口的战绩使他得以称为名将。

第二次是开宝七年(974)正月至次年十一月的平定江南之役。这次曹彬身为统帅，率军沿长江东下。包围其首府金陵(今南京)之时，曹彬称病，诸将来问候，又提出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以约束将士，禁止掳掠，众将许诺，使富庶的江南及首府金陵免遭战争洗劫。班师之时，曹彬船中只有图籍和衣衾而已，这一功勋为人称颂不已。献俘开封，官升枢密使。平定江南是曹彬一生最得意之战，然而此战是以强对弱，在南唐国势日颓之时，曹彬率十万大军，却打了一年多才把江南平定，尤其是围困首府金陵近十个月，才得以攻破。可以说治军不严，姑息太过，致使战争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主帅难辞其咎。

第三次是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至五月的平定北汉之役。宋初，曹彬曾经在他将麾下几次率军与北汉作战，取得过一些小胜。开宝二年(969)随太祖进攻太原，战败而回。此次是随太宗出征，虽然攻灭了北汉，但曹彬在其中并没有指挥战斗，自然也没有什么谋略和战绩可言。接着太宗乘胜北伐，结果与辽军高梁河一战，大败而回。

第四次是雍熙三年(986)正月至七月的北征攻辽战役。此战，曹彬统率约二十万人马为东路主力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向辽南京(幽州，今北京)进发。开局颇为顺利，曹彬率军很快攻占了歧沟关(今河北)和涿州(今属河北)等地。三月与辽军相持在涿水以北，十余天后，终因粮草不济，只得放弃前所攻占之地，退回雄州以便就粮。太宗得知消息后，认为指挥失策，令他与东路军副帅米信的军队集结，养精蓄锐，等待战机。此时，中、西路军捷报频传，东路军为了争回北征主力的面子，再度向涿州进发。因辽军以轻骑不断偷袭，曹彬命军队排成方阵行进，一边行军。一边在两边挖掘壕堑，以防敌骑侵袭。然而此举，使将士们疲惫不堪，从雄州到涿州百余里路，竟走了二十多天。大军到达涿州，发现辽国大军已埋伏于涿州东北，曹彬连忙决定撤退，而辽军精锐开始了全力追击。

五月，宋、辽主力激战于歧沟关。宋军逐渐被辽军包围，宋军只得以粮车环绕自卫，实成关门打狗之势。曹彬、米信趁夜色率部突围，渡拒马河时，遭到辽军袭击，溺死者不可胜计。曹彬率军溃退至易州(今河北易县)，驻营沙河。听说追兵又至，宋军如惊弓之鸟，争过沙河，又死者过半，河水为之不流。残余宋军向高阳(今属河北)溃逃，又被辽军追上，一阵砍杀，死者数万，丢弃的兵甲高如山丘。至此，宋军主力伤亡惨重。损失十余万之众，导致全线崩溃，雍熙北征以惨败告终。这次战败使宋朝北部边防极大削弱，辽军乘胜南下，河朔震动。时议认为，北征输得如此惨烈，主要是将帅疏于韬略，指挥无方所致，其中曹彬之无能最为明显，不堪为帅，实为庸将。

总之，曹彬作为大将，既无指挥才能。也无神机韬略，更无出色战绩，往往指挥无方，应敌无谋，最多是一个谨小慎微、奉守军法、有仁人之心的庸将。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庸将得负盛名呢?其一，曹彬为人值得称道。廉洁俭朴，在其他将帅聚敛成风之时，他却身居陋宅，未尝修广，衣着素袍，安于俭德。出使吴越，不受馈赠。后不得不收，却上交朝廷。居朝俸入，常接济族人，非常难得。宽厚谦恭，心胸较为宽广，喜愠不形于色，对同僚和下属都能友好相处，遇小吏亦以礼，接人待物和气，不言人过，不记人嫌，不以富贵骄人，唯以谦恭自处，还常助人于危难之中。读书好学，每次出征，往往带大批书籍回来，勤奋求知，学识益广，能与朝士清谈终日，鸿儒硕士也常叹不如。这些人品与涵养，是他获得盛名的重要基础。

其二，曹彬后裔在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一直地位显赫。其女儿为真宗嫔妃，其孙女被选为仁宗皇后，英宗时为皇太后，神宗即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其长子，官至河阳节度使，同平章事。其他任节度使、宰执，乃至封王者有多人，其家族名望于北宋时一直隆盛。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士大夫自然多行称誉，在当时官修史书中，更是不吝褒奖。曹彬名声之鹊起，且久负盛誉之情况，可以想见。

其三，朝廷的推崇。宋朝皇帝的御将之道是不求其善战，必求其忠诚，以巩固赵氏江山。对能征善战、多有才干的将帅反而常常猜忌、防范，以尽力减除对最高统治者的威胁。由是，崇文抑武、压低武将的地位，用将但求忠诚循谨，不求有勇有谋，这些都成为大宋王朝的祖传家法。而曹彬为将忠实驯良，谨小慎微，这正是统治者最看中的优点，抬其为宋代第一良将，作为武臣的表率，完全符合最高当局的意愿。所以曹彬这样的庸将得以久负盛名，正是反映了时代的风尚，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们看到，宋代真正可以称为名将的北宋狄青，遭猜忌而死；南宋岳飞遭构陷被害；南宋余玠，遭怀疑暴卒……名将都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宋代统治者容不得善战名将的铁证。其结果，必然导致军政之不修，兵势之不振，武力之积弱，而屡战屡败，宋室由一统江山，至南宋偏安一隅，最后被蒙古军铲灭，这也叫自食其果吧。

上述主要是张其凡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也言之有据，论之成理。不过曹彬之久负盛名，主要还是在赞扬他严肃军纪，不滥杀无辜方面，尤其是江南一役，使城市与民众免遭战争洗劫之功，无论如何还是值得称誉的。从这方面讲，他也有良将的成分，不是吗?

第八章

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康保裔是宋初名将，战功卓著。《宋史·忠义传》说他于成平年间在与辽军决战中以身殉国，此事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东都事略》诸史中均言之凿凿。然而《宋史·路振传》却说他于成平中被契丹军俘获，《辽史·圣宗纪》中也有辽军擒俘康保裔的记载。总之，有关记载矛盾百出，不知孰是。

康保裔为河南洛阳人，谨厚好礼，善于骑射，飞弋引矢，百发百中。父亲康再遇，后周时任龙捷指挥使，随赵匡胤出征而战殁。保裔在后周为将也屡立战功，后继父官职，在石守信麾下，率军破泽州、攻广阳。宋太祖开宝年间，从众将于石岭关败契丹军，迁龙卫指挥使，领登州刺史。太宗端拱初(988)，徙定州、天雄军驻泊部署，又迁高阳关副都部署，加侍卫马军都虞侯，领凉州观察使。身经百战，身披七十多处创伤。真宗即位，委以要职，任并代都部署，徙知天雄军，后复任高阳关都部署，为边关大将。

咸平三年(1000)，契丹兵大举南下，与宋军诸将战于河间一带。诸将向高阳关求援，康保裔挑选精锐部队，前往会战。康保裔率军到达前线，天色已暮，便与诸将约定次日清晨合师与敌决战。契丹连夜调兵遣将，布下重重包围。天色渐明，探子来报敌军步阵严密，人数众多，而友军并没有到达。左右见形势不利，都劝康保裔易甲换装，带部分人员飞马突围。保裔却坚决予以拒绝：“临难不求苟免，今天是我战死之日矣。”于是决意死战。一连两天的厮杀，双方伤亡惨重，土地都被战马践踏得陷深二尺。宋军救兵不至，终寡不敌众，弹尽矢绝，康保裔战死疆场。

消息传来，朝廷为之震惊，两天不行朝会，以示哀荣。真宗下诏：追赠侍中，赐白金五千两，恩加诸子官职，遣使慰问其八十四岁的老母亲，封为陈国太夫人，追封其妻为河东郡夫人。由于康保裔的忠勇精神和为国捐躯的感人事迹，史官们将他列于《宋史·忠义传》的卷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称《东都事略》、陆游《老学庵笔记》等史籍笔记对此事也有详尽描述，究其史源，应都出自《真宗实录》。

然而，《辽史·圣宗纪》载：“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保)裔，获兵杖器甲无算。”如果说《辽史》有可能站在敌对的立场上，在战事的叙述中故意贬低宋军歪曲史实的话，那么，《宋史·路振传》亦载：“咸平中，契丹犯高阳关，执大将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特遣将王荣以五千骑追之。”这里不但说康保裔被契丹俘获，且真宗也知道此事，并曾派军队去追击。《宋史》中自己的一事二说，就足以使人产生疑问：康保裔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被敌所俘?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学者，又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发现“康被擒，王师未有胜捷”等记载，似乎进一步找到了康保裔是被敌人俘获的蛛丝马迹。

《宋史·夏守赟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保裔与贼战，没，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密诏(夏)守赟往察之。守斌变服入营中，廉问得状，还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其中“部曲畏诛”很值得玩味：如果按上述记载，说康保裔挑选精锐去会战，由于寡不敌众，战场上殉国的话，那么没有挑选上的“部曲”为什么要“畏诛”呢?康保裔战死不应该由留在高阳关的“部曲”承担责任，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康保裔如果降敌，反倒与这些部曲会有一定牵连，因为主将降敌，其部曲也会受到一定的猜疑。这样，“部曲畏诛，声言保裔降贼”，就非常奇怪了：这些部曲为什么给自己下索套。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异”中有一段记载或能令人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夏守斌传云：守斌还，言保裔因送客，猝与敌遇，援兵不至，遂死。奏称旨，诏恤保裔家。”就是说，康保裔只是偶然出关送客遇敌而战死。其中“援兵不至”，那就是高阳关中部曲们的责任了，主将在关外遇敌，部众居然不出援救。如果说是保裔投敌而去，那么这些部曲自然就没有责任，他们不跟主人投敌，似乎对大宋还是有功之臣。前引《宋史·路振传》说：“成平中，契丹犯高阳关”，也与此事背景暗中相合。

这样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就是说连康保裔是如何失踪的都存在两种说法：是在河间战场，还是在高阳关外送客?此后才是战死。还是投敌?在事情还如此不确切的情况下，朝廷对待此丧事为何会这样隆重?其一连串的赠官与赏赐，难道都建筑在捕风捉影之上吗?

有学者指出，宋在对辽战争中节节败退，丧权辱国，是宋真宗及其大臣们感到十分丢脸的事，为了掩盖宋军惨痛的败绩，摆脱大将投敌的难堪，朝廷便竭力把康保裔装扮成忠义之士，再对有关战事忠勇壮烈之场景进行加工与渲染，以掩人耳目，实是打肿脸充胖子。以致造成有关之记载矛盾百出，扑朔迷离。

宋以后的史家也注意到了这些疑点，如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就认定是康保裔投敌。当然，这一认定也由于缺乏足够的史证而显得有点勉强，所以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宋初名将康保裔的结局，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只有等待新的史料的发现。

南宋将相张浚张浚是南宋初年一位主战派大臣，几度执政，几次率大军与金决战，兼为将相，权倾一时，颇为显赫。然而八百多年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褒之者誉之为抗战派英雄；贬之者斥之为害国之狗熊。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张浚(1097～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政和八年(1118)，二十二岁时进士及第，历褒城令、太常寺主簿诸职。建炎元年(1127)，赴行在南京，除枢密院编修官，擢殿中侍御史。建炎三年(1129)，杭州发生苗刘之变，张浚以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同节制诸路军马驻守平江，遂联络吕颐浩、韩世忠诸路军马起兵勤王，一月后平叛，高宗复辟，有功而除知枢密院事，成为执政大臣。

张浚力主抗金，建议经营川陕，以保东南，遂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九月，合陕西五路兵马四十万人，与金兵会战于富平，诸路兵皆失利，关陕失陷。此后三年，退守四川，擢吴蚧为大将，每战辄胜，赵开为转运使，善于理财，刘子羽为上宾，颇有才略。人谓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绍兴四年(1134)，遭御史弹劾而罢职奉祠。九月，伪齐入寇，十一月，复除知枢密院事。绍兴五年，除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命岳飞进讨洞庭杨幺义军。绍兴六年，伪齐人寇，张浚督张俊、刘光世、杨沂中诸将击退之。绍兴七年，张浚“总中外之政”，部署淮西军不当，大将郦琼率四万人马叛降伪齐，张引咎辞职。

此后，秦桧执政，被排斥在外二十五年，或知州郡，或为贬黜。因坚持抗金立场，不附和议，其名愈高，“四方之士，莫不倾心，健将悍卒见之者必咨嗟太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大举南侵，朝廷复召张浚，及浚至而敌兵已破。官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老当益壮。孝宗即位，有恢复志，除浚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封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擢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八万北伐。终因将领不和，符离之战失利。次年四月，张浚由是解职，朝廷遂作求和之议。八月，去世。

肯定褒扬者，如宋高宗曾将张浚誉之为东晋之王导，多次谈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宋孝宗对张浚也“倚之如长城”，曾说：“今朝廷所恃惟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朱熹评论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诸事件中的表现时赞赏道：“自靖康后，纪纲不振，王室陵夷。公首倡大义，率诸将诛傅、正彦，乘舆返正，复论琼罪，而后国法立，人心服。自武夫悍卒，小儿灶妇，深山穷谷，裔夷绝域，皆闯公名，盎然归仰，忠义之感。实自此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杨万里《诚斋文集》更是对张浚赞不绝口：“身兼文武全才，心传圣贤之绝学”，“出将入相，捐躯许国”，“忠义勋名，中兴第一”。

《宋史·张浚传》同样赞不绝口，认为富平之战虽败，但张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势牵制东南，大大减轻了东线金军对南宋朝廷的压力，江淮得以平安。并载金将粘罕临终时话：“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后“浚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绍兴末，“时浚起废复用，风采隐然，军民皆倚以为重”。把张浚描绘为一个深得人望也颇有功绩的抗战派大臣。

现代一些学者的论著中，也时把张浚与岳飞并称为“抗金英雄”，或称为当时“朝野上下热烈拥护”的“抗战派的代表”等。

否定贬抑者，如当时太学生就说张浚“有中兴之心，无中兴之才”，“侈言诞计，专权误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在数次战败后，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隆兴北伐前夕，曾告诫孝宗：“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齐东野语》)后果不出其所料。元人揭篌斯甚至说：“宋之不能中兴，由张浚之逐李纲，杀曲端，引秦桧，杀岳飞也。”(王士稹《池北偶谈》卷九《李忠定公》)史学家王鸣盛《蛾术篇》卷六十，说张浚“无分毫之功，有邱山之过”。那么这又如何理解呢?

现代学者杨德泉指出，张浚于建炎中为御史时，亲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彦、黄潜善，首劾抗战派宰臣李纲，纲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罢相，浚犹论劾不已。建炎初，李纲入朝，首正张邦昌僭逆之罪，斩宋齐愈等从逆之臣，中外鼓舞。汪、黄却百般阻挠，而张浚首劾李纲“以私意杀侍从，典刑不当，有伤新政，不可居相位”，还论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数事，于是李纲遂罢相奉祠。而张浚犹抨击不已，诬称靖康之祸，二帝被掳，皆李纲之罪，甚至直指为“国贼”(《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于是李纲落职，责鄂州居住。所以史学家王鸣盛不平道：“人知沮纲而逐之者汪、黄也，而浚实沮抑之。史以汪人奸臣传，而曲誉浚，乌得为公论乎!”(《蛾术编》卷六十)此后。汪、黄把持朝政，培植私党，国事日非，广大军民无不切齿痛愤，而身居言职的张浚，对汪、黄误国之罪却“缄口不言”。原来，其御史之官乃黄潜善所提拔，后张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同时，张浚奏劾李纲时所论救者，多为伪臣叛党，所攻击者，如陈东、胡珵等抗战派人物，无一幸免。王鸣盛指出：“陈东力言汪、黄不可任，李纲不可去，东竟坐诛，东之死，浚有力焉。”(《蛾术编》)陈东既死，张浚又奏劾秘书省正字胡理曾笔削东书，“意欲使布衣草莱之士，挟天子进退大臣之权”。于是胡理罢官，编管梧州。

曲端是南宋初年一位文武双全的爱国将领，他长于兵略，治军严明，屡与敌角，威名远播，最后却被张浚以“谋反”罪处死，实为南宋初年仅次于岳飞的一大冤案，激起军民的纷纷叛变，致使陕西五路全部落入金人之手。张浚初入陕，曾拜曲端为威武大将军，曲端反对张浚进攻战略，即被收缴兵柄。当曲端直言张浚此战必败时，又被怀疑有“反心”。后果如曲端所料，富平一战大败，此时参谋王庶提出曲端写有“反诗”指斥皇上：“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张浚便入其罪名，将曲端捕进监狱，随即用火刑迫害致死，年仅四十一岁。其后，张浚还不敢向朝廷报告处死曲端的实情，也编造不出其“谋反”的证据。明人马贯感慨道：张浚之杀曲端，“此何异于秦桧之死岳飞乎!岳飞之见杀，百世之下，虽妇人亦知怜其冤。若曲端之见杀，及浚之屡败，史册事俱难掩，而中不无掩饰，故不谓其杀戮忠良，败坏国事，而反谓其能雪仇复土，谬归以中兴之功。后世儒臣不加详察，误入帝王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与忠良之心必羞与之列矣!”(《野获编补遗》卷二)

秦桧之投降倡和，千载唾骂，其奸谋之所以得逞，除与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谋而合外，与张浚之称赞引荐也不无关系。秦桧第一次罢相后，高宗曾将其罪状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复用。但绍兴六年(1136)时，张浚为了排挤赵鼎，乃引荐秦桧为行宫留守，权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而召至行在，后又授秦桧枢密使。“而桧为枢密使，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于是赵鼎被挤出朝廷，张浚与秦桧共同执政，最后张浚因淮西军叛而罢相，秦桧遂得以重新执掌大权，南宋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代。

绍兴七年(1137)，张浚为相，部署江淮诸路兵马准备北伐，与诸将协商。刘光世请守，韩世忠请进兵，“惟岳飞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浚以飞为玩寇，议不协而罢。”(《三朝北盟会编》)后张浚又与岳飞讨论淮西军诸将问题，岳飞指出诸将都不合适，又引张浚恼恨。(后准西军叛，说明岳飞有先见之明。)高宗先命岳飞尽统淮西诸军以图中原，后出尔反尔又收回成命，岳飞遂乞解兵权，奔丧归庐山。张浚勃然大怒，“累陈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纪》)。所以，首先给岳飞加此“并兵”、“要君”数端罪名者，张浚也。而后秦桧诬陷岳飞诸罪，实操张浚故技而已。数年后，岳飞冤狱成，韩世忠之辈犹能责问秦桧，而张浚于岳飞之死却不置一词。

张浚一生主要指挥了宋金之间三次大战役：即富平、淮西、符离三次大溃败。富平之战前，许多将领与官员都反对此战，张浚却一意孤行，集陕西诸路四十万人马，与敌决战，激战只半日，诸军皆溃，致使关陕全失，而金人缴获堆积如山。此战是宋金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兵团决战，败得也最惨，说明张浚基本不懂军事，断送了关陕形势之地，中原永无恢复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南宋书·高宗纪》谓：“此后而议恢复，亦萎人之望起矣!倚秦桧以偷安，固势所必然。”所谓减轻东线金军压力以保全江淮之说，实微乎其微，东南抗金主要靠岳飞、韩世忠等军的积极抵敌。

淮西之役，宋军还没开战就已败北，大将郦琼率所部精兵四万余人叛降刘豫，创造宋金战争史上又一次可耻记录。初，张浚谋北伐，淮西军帅刘光世持守论，而兵部尚书吕祉每有平戎之志，张浚遂欲罢刘光世兵柄，而以吕祉节制淮西诸军，以刘的部将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郦琼出身流寇，与王德有积隙。许多官员提出此人事安排非常危险，岳飞还明确告之：“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齐东野语》)而张浚依然一意孤行，等看出事故端倪，密谋夺郦琼兵权并处其死刑，然而消息走漏，郦琼抢先叛变投敌，最终导致如此不堪之败局。

隆兴北伐，张浚为枢密使，集江淮兵八万，号称二十万，分两路挺进。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率军出定远；邵宏渊为副使，率军出盱眙。李显忠是陕西骁将，全家遭金军杀害，抗敌坚定，五月先克灵壁，而邵宏渊却久攻虹县不下，还是显忠派灵壁降卒前去劝降，虹县守将才放弃抵抗。后李显忠率军又克宿州，进入巷战，邵军才投入战斗。攻下重镇宿州，孝宗闻报深受鼓舞，升李显忠为招讨使，邵宏渊副之。邵耻居李之下，向张浚表示拒绝接受李的节制，张浚居然迁就了邵的要求，使邵更有恃无恐。其后两将又在赏赐问题上发生矛盾，士兵一经挑唆，人心浮动。李显忠部很快遭到金军反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谓众曰：“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战乎?”军心遂摇，无复斗志。“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此战也使“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齐东野语》)

宿州旧郡名符离，故史称“符离之溃”。此战中张浚为帅，非但不知用将，且指挥部远离前线而不达军情，人或以为是情况不利时能率先奔逃。如清人昭裢在作了有关考证之后说：“今考其出师颠末，富平之败，魏公方在邠州；淮西之失，公方在行在；符离之溃，公方在泗州，皆去行间数百千里，安得使士卒奋勇而能保其不败哉?”(《啸亭杂录》)

南宋之不振，高宗秦桧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祸首。但张浚三战三败，实从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朝人马贯说：“宋高宗之不能中兴者，岂特坏于秦桧之主和，张浚之为将，有累中兴者多矣!”(《野获编补遗》卷二)由此亦可推论，张浚一生倡言恢复，坚持抗战，实际无此能力，往往空富误国。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谓，张浚“平居好大言，以忠义自许，轻用大众，为侥幸之举，故苏云卿料其无成”。

所以一些持基本肯定论者，就常以张浚“才智不足”、“志广才疏”为辞，替张浚开脱。如朱熹说：“张魏公材力虽不逮，而忠义之心，虽妇人孺子亦皆知之。”后高宗问张浚：秦桧可否继任相位?他答：“今与共事，始知其暗。”应该说对秦桧的本质似有所认识。现代学者虞云国的《细说宋朝》作如此评价：“张浚是南宋前期主战派重要代表，但从富平之战与隆兴北伐看来，他在军事上的全局决策是并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当时当地宋军素质与双方力量对比等客观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于求成的个人因素，也是无可讳言的。王夫之批评他‘志大而量不弘，气胜而用不密’，可谓知人之论……总之，他一生坚持抗金，虽受秦桧迫害而不改初衷，终究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但持基本否定论者，却以为张浚的根本问题并非才智的长短，而是“心术”不正。即愚蠢固执而不纳善言，心胸狭窄而又刚愎自用。如确“有中兴之心”而“无中兴之才”，那也可大量荐用一些忠义才能之士，但张浚却是一个专权自恣、以高明自许，不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杀人才的人。如“富平之役，李纲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举，岳飞在营，浚恶之听其归而不能留；符离之战，虞允文远在川陕，浚虽闻其贤而不能举以自副。”(《野获编补遗》卷二)这一点，连为张浚作《行状》的朱熹也不否认：“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自为之意。”自己没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谓抗战，无非“欺世盗名”而已。

从上述分析来看，张浚一生似乎过失累累，劣迹斑斑，恶果昭昭，在抗金斗争中实无功勋而为害甚大。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他赞赏肯定呢?

金兵与“拐子马”

金兵的王牌部队“拐子马”，究竟是怎样的兵种?历来以为就是“连环马”，其实骑兵打仗，马怎么能连环呢?乾隆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所以现代专家只能重新寻找解释，最后大致定义为：左右翼骑兵。结果只是这么简单平常的一个军事术语，你相信吗?

绍兴十年(1140)，岳飞由鄂州(今湖北武汉)率军北上，抗击金兀术统帅的南侵金军，七月在郾城(今属河南)遭遇金兵精锐的围攻。岳飞先命岳云率军迎敌，打垮敌骑的数次冲锋，大将杨再兴突入敌阵，杀敌近百，自己也中数十枪，但仍英勇奋战。金兀术见先头部队没有占到便宜，就命最为骁勇的拐子马，铁浮图投入战斗。岳飞令步兵上阵，手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之类兵器，专劈马足。岳飞也亲率诸骑突出阵前，诸将挽住战马，说：“相公为国重臣，安危所系，不能轻敌!”岳飞马鞭一挥，说：“非尔所知。”就跃马驰于敌阵之前，左右开弓，敌骑应声倒地，箭无虚发。将士们见到统帅亲临战场杀敌，士气倍增，杀得敌骑人仰马翻，金兵尸横遍野。到天色昏暗之时，金军已一败涂地，狼狈溃逃。

郾城之战是宋军空前的大捷，宋廷也不得不在奖谕中作出极高评价。在平原旷野之中，能战胜金军最精锐的骑兵，尤其是打败了金兵神勇的“拐子马”、“铁浮图”，这确实令人鼓舞。那么，这“铁浮图”、“拐子马”到底是怎样的兵种呢?

据岳飞孙子岳珂所编《鄂王行实编年》载：“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凡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又号铁浮图，堵墙而进，官军不能当，所至屡胜。”“韦索”就是皮绳，三匹战骑为联，又全披重铠，应即连环马，或者说是“身穿铁甲的连环骑兵”，其整队冲锋时，就如一堵墙在前进那样，势不可挡。此说一出，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拐子马”就是“连环马”的定义，也不胫而走。人们在描写此场战斗时，都按岳珂的说法，岳飞命步兵以麻扎刀入阵，无须仰视，只管低头砍马足。拐子马既相联，一马被砍跌倒，其他二马也都不能行进，或相继倒下，坐以待毙。在岳家军的奋战下，拐子马被成片砍倒，僵尸堆积如山丘。金兀术悲痛地大哭：“自起兵发来，皆靠它取胜，如今完了。”岳珂最后的结论是：“拐子马由是遂废。”

此后，章颖《南渡四将传》、元人《宋史·岳飞传》和明、清时《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及《说岳精忠全传》之类小说，都照抄岳珂的蓝本，或按此说行文，没有任何怀疑。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清乾隆帝令其臣僚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到此说根本不合使用骑兵的军事常识，遂写了一条“御批”，指出：

北人使马，惟以控纵便捷为主。若三马联络，马力既有参差，势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连，或勇怯不齐，勇者且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马之说，《金史》本纪、兵志及兀术等传皆不载，唯见于《宋史》岳飞传、刘锜传，本不足为确据。况兀术战阵素娴，必知得进则进，得退则退之道，岂肯羁绊己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时列队齐进，所向披靡，宋人见其势不可当，遂从而妄加之名目耳。

乾隆的这段批驳，可谓切中要害，颇有说服力，但依然没能解释何为“拐子马”，只是说，可能当时宋人看到金军骑兵“列队齐进，所向披靡”，遂以为是“拐子马”。

宋史专家邓广铭《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对此做了详尽考证。认为“拐子马”一词首次出现在绍兴十年(1140)五月的顺昌战役中，出自被金人强征入伍的河北汉人之口，其以为金军中有战斗力者，“止是两拐子马”。所以此词应是汉族语言而非女真语，北宋时人们的习惯用语中有“拐子”一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武经总要》中有“东西拐子马”之称，是指“大阵之左右翼”。如《东京梦华录》和《三朝北盟会要》中有“拐子城”一词，是指拱卫城门的两道各成直角的对立垣壁。这样，“拐子”就是“侧翼”之意，“两拐子”就指左右两翼，而“两拐子马”或“东西拐子马”就是左右翼骑兵。

“铁浮图”是指重铠全装的金军铁骑，主要指金兀术的侍卫军等，又号“铁塔兵”，主要指其用铁盔甲防御严密，马背上还铺毡枕，它与“拐子马”是两个概念。最早对“铁浮图”作出错误解释的是顺昌战役时的顺昌府通判汪若海，他写了一个《札子》送呈朝廷，称金军的“铁浮图”：“三人为伍，以皮带相连”；而对金军拐子马的解释是对的：“以铁骑为左右翼，号拐子马”。而到岳珂编写《鄂王行实编年》时，便把两者合一了，以此便以讹传讹。

那么，为什么南宋岳珂等人对“拐子马”的含义已毫不知情了呢?邓老的解释是：“在北宋灭亡之后，这一语词竟跟随着中原和华北地区而一同沦陷，它虽还保存在中原和两河地区居民的口语当中，却不曾被南渡的军民人等带往南方。”或者说，它原是北方人的用语，南方人完全听不懂，如果说南宋初期还有一些北方移民南下，略懂一些北方的风俗，而到南宋中期以后，人们已茫然不知“拐子马”为何物了。

此外，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中还认为，金人自起兵以来，凡有拐子马参战都战无不胜，至岳飞才识破其弱点，用步兵砍其马足，大破其阵，从此拐子马便退出历史舞台。这些说法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郾城大战前的大仪镇战役和顺昌战役，岳家军并没有参加，宋军都采用了砍“拐子马”马足的战术，取得不错战果，尤其是顺昌大捷，金人“震惧丧魄”。而郾城大战二十余年之后，史籍中仍有金兵使用“拐子马”的记载。

说了半天，“拐子马”就是左右两翼骑兵。这么简单的答案，为什么古人居然会误解和附会了几百年?作为一个习惯用语，为什么知道的人这样少?使用的时间也这样的短?尤其令人不解的是：既然“拐子马”仅指左右两翼骑兵，那么只要是古代大规模战役，正面阵地以骑兵为主力，就有配置左右两翼骑兵以协同作战的需要，中国古代自战国开始，至清朝后期，都经常采取这一常用的骑兵战阵，为什么史书上单单称金军的两翼骑兵为“拐子马”呢?上述的这个简单解释可信吗?

十二道金牌的由来民族英雄岳飞和岳家军抗击金兵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其中岳飞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逼迫班师回朝的故事，也最令人扼腕痛惜，真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哪!不过，这十二道金牌是怎么回事知道吗?它的历史真实性又如何呢?

绍兴十年(1140)七月，岳飞率领岳家军挺进中原，经过艰苦卓绝的鏖战，大败猖狂南侵的金兀术大军，接连取得郾城、颖昌大捷，破“拐子马”，可谓扫荡金兵，势如破竹，前锋已抵开封南郊的朱仙镇。收复北宋东京(即河南开封)已指日可待，战局发展鼓舞人心，南宋抗金战场面临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岳飞兴奋地准备乘胜北伐，渡过黄河，“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在七月二十日前后，一天之内，岳飞却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措辞严峻，不容争辩地立召岳飞班师回朝。

此时，岳飞悲愤填膺，肝胆欲裂，眼看恢复中原的绝好时机白白丧失，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他不禁仰首长叹，顿足捶胸，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班师回朝之日，百姓遮道恸哭：“我们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打败金兵，如今官军退师，金兵再打回来，我辈哪还有活路?”岳飞也悲泣不已，取朝廷诏旨示之说：“我不得擅留。”此际，哭声震野，人心绝望，只得看着官军南退，部分民众跟着官军一同南撤。

所谓“金牌”，并非用黄金制造，它只是宋代邮驿传递制度的一种形式。宋代邮传一般分步递、马递、急脚递三等：步递要求日行二百里，马递要求日行三百里，急脚递要求日行四百里。宋神宗时期增设了金字牌递，或称金字牌急脚递，主要传递紧急诏旨和军事方面的特急件，要求日行五百里，为当时最快的马递邮传。金字牌用长尺余的木牌，涂上红漆，刻上“御前文字”数字，涂上金黄颜色，十分耀眼。遇到特急的机密军务，皇帝亲自发出金牌诏旨，连中书枢密院也不得预闻。传递时要求不分昼夜，鸣铃奔传，前铺闻铃，兵卒出铺等候，就道交接，不得入铺，以免耽搁。人们形容：“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

事实上，纸面规定的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往往是达不到的，这是由于道路条件和战争环境等方面原因造成的。如上述临安到郾城之间大约有两千里路程，如按规定要求，金字牌递日行五百里，需要四天时间，但实际行程需十天以上。用金字牌递有关诏令和军事情报，一个来回，约需二十天以上。也就是说，都城临安的皇帝与前线郾城的岳飞，通一次信息就需二十余天的时间。

据有关史料推测，岳飞在郾城之战前夕，约七月五日给朝廷上一奏报，报告了军队的战况，说明“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奏报过后十余天，朝廷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熬过了郾城、颖昌两场恶战之后，约十八日前后，却迎来了一道班师诏。就是说，高宗在七月八日前后，约正值郾城大战之际，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岳飞不愿舍弃大好的胜利进军形势，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就此班师回朝，一再告知朝廷“时不再来，机难轻失”。然而，只隔了两三天，就在一天之内收到高宗命令班师回朝的十二道金牌。

这里就产生这样几个疑问：高宗并没有收到岳飞十八日的奏章，也就是在没有收到任何反馈信息的情况下，为什么要连发十二道金字牌递诏令?加上第一道班师诏，就是接连颁发了十三道班师诏令。皇帝用金字牌递发诏令，已说明其命令非常紧急。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估计其诏令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动，那么如此频繁地发出同一道诏令有意义吗?岳飞生前在各地所收到的诏令御札，大都收录进岳珂后来所编的《金佗粹编》之中，其中虽也说岳飞“一日而奉金书字牌十有二”，但就是独独不见这十二道金牌的内容。连发十二道诏旨，为何连一道都没有保存下来呢?

有学者指出，在朝廷向岳飞发出令其班师回朝的金字牌诏旨的前后，抗金战场的形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是这次对金军南侵的抗击，多路人马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而岳家军一路血战北进，已有孤军深入的态势。这时，朝廷又令张俊、杨沂中、王德诸部从前线后撤，使得岳家军孤军更突出在中原战场之上。在郾城、颍昌诸次战役之中，岳家军作出了最大的努力，也承受了最大的牺牲，实已很难独力支撑这一中线战局。或者可以说如不班师，岳家军便处于有可能被围丧师的危险境地。如邓广铭《岳飞传》指出的，岳家军已陷入孤军无援的境地，将“成为金军并力合击的惟一对象，如再奋力前进击敌，那就等于自行跳入赵构、秦桧所设下的陷阱”。所以这时只需一道金字牌急递诏令，岳飞只能听令回撤。否则，岳飞不但是违抗朝命，还有可能被金军围困而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援助，前景是惨淡的。

所以，高宗应该是没有必要连发这十二道金牌。从另一方面讲，这几乎一个小时就要发一道相同诏旨的局面出现，只是说明在外的将领是如何的不听诏令，似乎也有损大宋皇帝的尊严和威信，深通权术的宋高宗会这样做吗?何况，宋代应该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样，就让人们有些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过连续递发这十二道金牌的军令诏旨?这个让岳飞饮恨悲叹、壮志难酬的十二道金牌，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或小说家的杜撰，以增添岳家军班师回朝的悲壮气氛。你怎么看这一问题呢?

韩世忠墓址在哪里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墓一直在苏州灵岩山，不知为什么民国以来学者们对其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应在湖州菁山，并进行了实地考察及详尽的论证。也有学者依然坚持苏州说，同样著文进行了充分的反驳。在缺乏考古明证的前提下，问题的定论似乎还有些困难。

韩世忠像南宋爱国将领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属陕西)人，一说绥德(今属陕西)人。他出身贫苦，十八岁从军，平西夏扰边，剿方腊起义，平苗刘之变，屡建战功，建炎三年(1129)，授武胜军节度使，御营左军都统制。次年春，以水师八千阻拦金兵十万渡江，与金兀术军相持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附近)四十余天，此役扫灭了金兵的嚣张气焰，颇为后世传诵。此后，在与金军的对峙中，时有捷报传来。如绍兴四年(1134)，大破金兵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西北)，时论以此役为中兴武功第一。统三万兵，扼守淮河达七、八年之久，使敌人望而却步，与岳飞同为“中兴名将”。反对议和，力图恢复，终不得遂其志，反而遭到猜忌。绍兴十一年(1141)，与岳飞、张俊同时解除兵权。曾为岳飞冤狱叫屈，面诘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自此辞去官位，杜门谢客，不再言兵，常纵游西湖，怡养天年。六十三岁辞世，葬于苏州灵岩山。

苏州灵岩山西麓的韩墓，前面矗立着一座很有气势的“蕲王万字碑”。这是淳熙四年(1177)，宋孝宗追封韩世忠为蕲王时所树立，孝宗还亲题碑额“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大字。同时，命赵雄为墓碑撰文，令周必大书丹，二人都为当时俊才，官至相位，不论文或字都属上乘。特别是记述韩世忠生平的这篇碑文，有约一万四千字，恢宏的文章令人感慨，虽不免有宣扬“愚忠”的一面，但主要篇幅还是着力于抗金恢复，将韩蕲王的英武忠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测，墓碑宽近九尺，连同龟趺底座在内高达三丈余。如此高大的雄碑，加上有万余字的碑文，这在国内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人称天下之冠。加上周围地势开阔，其墓的气度的确不凡。

据有关记载，明弘治和清道光年间都对韩墓进行过修整。1939年6月，飓风吹倒了墓碑，碎了十余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当地灵岩寺主持妙真等僧人请工扶正，由于难复其原，只得分两段并做一排胶固。1949年之后，又对其进行修整加固，列为江苏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外表仍颇壮观。数百年来，谒韩墓者不知凡几，其中不少诗人名士借碑抒情，留下许多感人的诗作悼文。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在1928年至灵岩山拜谒韩墓。后作诗云：“不读蕲王万字碑，功名盖世复何为。”

然而，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对此墓是否为韩世忠真墓提出怀疑，认为充其量只是一座衣冠冢，韩世忠的遗骨并不在其中。由此，争论遂起，因证据不足，成为悬案。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进行了实地考察，并查阅了有关历史资料，赵呜、培坤、金康《韩世忠墓址考辨》提出真的韩世忠墓应在浙江湖州市西南金鸡山之东麓的青山坞。其论据为：一是明《万历湖州府志》有“蕲王韩世忠墓菁山”的记载。菁山是山名，也是古集镇名，后改“青山”。因此坐落在青山坞的韩墓与文献记载相合。二是民众的口碑材料，当地老农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附近有一桥，名“韩家桥”，当地老农说，据传是韩府守墓家丁所造，而守墓家丁的后代，一直在这里生活到清同治年间。三是墓址气势非凡，金鸡山突兀于墓之西北，山脊绵延一公里，呈龟龙状。韩墓所在地即为“龙首”右侧，居高临下，极目远眺，气吞山河。按“文左武右”，韩世忠为武将，葬之右侧，礼仪得当，也符合其蕲王之身份。四是墓的规格、形制，背高十米，直径二十五米，有坟祠痕迹。墓前一坪台，曾设有龟驮的墓碑、华表、牌楼、界碑和祭奠用的石桌、石凳等，现还存有石人、石马、石羊各二，排场不小。再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呈斜坡形，有明显的坟城迹象，是个顶边宽四十米，底边宽一百六十米，两边各长一百四十米的梯形坟城。总之，其墓阙之宏伟，气势之浩大，非“王”莫属。

再看苏州灵岩山韩墓，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一是碑高三丈，宋代任何一个皇帝的墓碑都未达到过三丈，韩世忠的墓制规格怎么能僭越犯上?所以，此墓碑必定是明清时所造。二是韩世忠卒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到孝宗追封蕲王，这一时期，苏州、镇江、扬州一带一直是宋金争夺的区域，韩墓不会葬于这战乱频仍的地方。相反，湖州地区是韩氏统兵后期的辖区，韩家在这里有相当基础，归葬于此较为合适。三是灵岩山地形较露，山不成龟龙之势，不是王墓的理想之地，远不及群山环抱的湖州菁山。四是有关韩世忠葬在灵岩山的记载文字甚少，只有清同治《苏州府志》一条史料。而菁山韩墓却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其编纂时间距韩世忠离世仅五十余年，可信度不言而喻。可以推测，由于韩世忠率军队在苏州一带驻屯多年，坚持抗金，奋勇杀敌，有关战役及其夫妇的轶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这里的人民忘不了这位抗金英雄，为了永久的纪念，所以修筑了灵岩山韩墓。

但也有学者提出商榷，张志新、姚勤德《也谈韩世忠的墓址问题》指出，南宋嘉泰《吴兴志》不仅版本差，且也没有关于韩世忠墓的任何记载。又查明嘉靖《吴兴掌故集》、清乾隆《湖州府志》、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吴兴记》、光绪《乌程县志》等，均未见有载韩世忠墓的任何材料。所谓湖州菁山韩墓“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其中最早的是南宋《嘉泰吴兴志》”的说法，是缺乏依据的。

那么，为什么明万历《湖州府志》会有蕲王韩世忠墓在菁山的记载呢?在查阅了诸多吴兴的地方志乘后，初步推断是：万历《湖州府志》将清河郡王张俊之墓误载为蕲王韩世忠墓了。理由是：一、张俊与韩、岳同为南宋大将，还曾助秦桧陷害过岳飞，事迹昭昭，且同封为“王”。二、张俊之墓确在菁山，《吴兴掌故集》、乾隆《湖州府志》诸书都有载。三、万历《湖州府志》恰恰未载张俊墓，所谓民众口碑材料称菁山墓为“王墓”、“元帅墓”，还说墓主“官大得很，同岳飞一起打过仗”等也都与张俊的身份相符，可见其误载的可能性很大。而明确说这是“韩世忠墓”的，也许只是少数人的误传。

最主要的还有墓葬的规模问题。宋代是比较讲究礼仪的，诸臣丧葬都需按《礼院例册》的有关规定进行，如：“诸一品、二品丧……诸葬不得以石为棺槨及石室”。《宋会要》也载：“勋戚大臣薨卒……坟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乾德年间规定，一品礼“墓方园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宋史》卷一百二十二卷)菁山大墓既发现了石槨，墓上还设有石人、石马、石羊和众多的石制品，可见此墓的形制与宋代的礼例不符。华表、牌坊、石人、石马、石羊等的配列情况，在明清墓上较为多见，因此很可能是明清墓，而不是宋墓，就是说既不是韩世忠墓，也不是张浚墓。

至于所谓苏州灵岩山韩墓诸不合情理之处，并不能成立。一其墓碑由宋孝宗敕命所建，还亲笔题有碑额。实测碑高有五米三五，龟座高一米七，额高一米二，总高八米二五。与明代徐达墓神道碑差不多。问题是宋皇陵碑的高度，未能找到有关资料。但据有关情况估计不会比韩墓碑小，说韩世忠墓僭越制度，缺乏根据。二说苏州为当时的战乱地区是不对的。建炎四年(1130)，金军在抗金力量的打击下开始北退。绍兴四年(1134)，南宋诸路大军均有战绩，绍兴和议后疆域基本保持在淮河、秦岭一带。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大举南侵，也没有越过长江。三灵岩山成不成“龙”势，并没有一致的标准，不能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去判断。如《灵岩山志》对其山的形势就倍加称颂，明黄习远《韩蕲王墓诗》就称灵岩山有“龙脉”。四记载灵岩山韩墓的文字不少，如明洪武《苏州府志》、正德《姑苏志》、《吴邑志》、《吴中灵岩山志》、清《江南通志》等记载都非常详尽，有清以来，几乎没有一部苏州、吴县的地方志不载韩墓在灵岩山的。

韩墓神道碑碑体过高而龟趺显得较小，这与明清时代龟大碑矮，比较稳健的风格不同。碑文基本均已风化，字迹漫磨殆尽，说明碑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与明清诸墓文字清晰的碑体又不同。韩墓神道碑之边饰云纹比较古雅；碑额之夔龙显得短拙而简洁，雄浑而有力，与明清时代盘曲多鳞，细长天矫的风格不同。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韩墓碑不同于明清碑刻的显著特点。可以说，韩墓碑流传的序，有明显的宋代风格，《宋史·韩世忠传》又本之于碑文，可见其碑不可能是伪作。

最后，韩世忠为什么要葬在苏州?其直接原因就是碑文中所说：“敕葬于此”。即是宋高宗敕命将他葬在苏州灵岩山的。其间接原因，应与韩世忠领军长期居住苏州有关，韩府曾设置于苏州城内。那么其是不是衣冠冢呢?据《宋史》记载，韩世忠大葬时，“赐朝服，貂蝉冠，水银，龙脑以敛”。“敕命徐伸护其事，吴、长洲两县令奔走供役”等。韩墓不可能是衣冠冢，当时也没有建衣冠冢的制度。更不可能像某些学者推测的那样，为防备金人的其他人的破坏，而去建造这样一座巍伟的假墓。

学者的辩论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苏州灵岩山韩墓，这次辩论是否真的搞清了韩世忠墓址，似乎仍有待进一步作考古的判断。

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历时凡三百二十年，国祚之长，秦代以后，仅次于汉(四百零九年)，超过了唐、元、明、清，约占封建社会历史的七分之一。其间，由于金国之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6)和南宋(1127～1276)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为两宋。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三百多年间，北、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对峙共存。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往往称辽、金为“北朝”。所以，从整个中国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南北相互抗争、对峙和各兄弟民族互相影响、融合的时代。元人修撰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将宋、辽、金三史并列，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许多旧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并与“炎汉盛唐”形成鲜明的对比。宋之所以被称为“陋宋”，主要因为它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及政治上的因循守旧。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开国皇帝消极吸取了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这二百零五年间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历史教训的必然结果。在军事方面，为了彻底改变“方镇大重，君弱臣强”的状况，宋太祖于建国之初，首先将禁军的统兵权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又通过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枢密院掌握了调兵权，同时还用文臣取代武将以为藩镇，并下令将各州的强兵升为禁军，使地方厢兵徒有虚名。宋朝皇帝又常常对司要职的武将频频调动，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尴尬局面，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除了建国之初统一了一些汉族割据政权外，宋朝的军事始终处于孱弱状态，不仅燕、云十六州未能收复，而且外患频仍，辽、西夏、金和蒙元相继骚扰、蚕食、吞并宋地，最终导致宋朝的覆灭。

在政治方面，为了分散大臣的权力，中央实行的是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是行政首脑，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则是财政方面的负责人。与此同时，中央又设有御史台和谏院，控制言论，弹劾大臣，最后的裁决权也归于皇帝。在地方上，各路设有漕司、宪司、仓司、帅司四个机构，其中前三司负有监察州、县官员的职责，通称为“监司”。州设知州，又设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使之互相监视、牵制。但是由于宋代官职名实分离、叠床架屋，导致了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至于对外政策，由于开国之君全力防止内部政变，加上燕、云收复战的失利，所以在宋初实际上已形成“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其后更是一直被奉为“祖宗之法”，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侵扰，基本上都是采取守势。宋代虽然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也以敢说话而闻名于史。守内政策的奉行使得宋朝自始至终没有出现汉、唐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及边将、外戚或宦官专权的内乱。

与军事上的孱弱和政治上的因循相反，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这是宋朝的优势所在。国内的政治统一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守内政策进一步优化了这个环境提供的有利条件。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均取得了长足发展。

宋代政府用租佃制代替了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制，大大提高了佃农的积极性。宋政府又鼓励农户开垦荒田，并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使耕地面积得以扩大，既增加了粮食产量，又增加了政府的田赋收入。

宋代的手工业规模也日渐扩大，分工更为细密，纺织、矿冶、造船业、造纸业、制盐业等都相当发达，还出现了一些专业性的著名城镇，如以产瓷器闻名的景德镇、以雕版印刷著名的建阳(今福建建阳)等。

宋代商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朝的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甚至出现了百万户的城市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作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还出现了“瓦子(歌舞场所)”，内有“勾栏”、酒肆、茶楼等娱乐场所，热闹非常。留传至今的著名宋画——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就是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汴京城的繁华景象。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宋代出现，代替了铁钱在市场上的流通。

宋代的对外贸易较唐朝更为繁荣，北宋时就在广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当时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主，由海路与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

宋代的文化也极为昌盛，著名的史学家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确如此，宋朝的科举使得大量读书人得以进入社会上层，在言论相对自由和文化事业相对发达的条件下，他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热心于文化事业，促进了宋代文化的勃兴。

哲学上，不仅涌现出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王安石、李觏(gòu)、二程、朱熹、陆九渊、叶适等大家，还涌现出濂学、洛学、荆公新学、闽学等流派。

文学上，则有可与唐诗比肩的宋词。谈及散文，人们熟知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而宋诗也别具特色，具有含义理、重意念的特征。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白话小说的“话本”，也在宋朝现身。

此外，宋代的史学也非常发达。官修史书有政府组织专门机构修撰的起居注、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私家著述的质量也非常之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郑樵的《通志》等，而袁枢的“纪事本末体”则开创了史书的新体裁。

宋代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在此时出现即为明证。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了十一世纪我国在科学技术上的巨大成果，在世界科学史上亦具很高地位，被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起着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央集权制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得到高度强化，同时也给元、明、清的统治者提供了模板。而它在文化上的兴盛可说是整个封建王朝中最为突出的。只有军事可说是最软弱的，没有一个王朝在如此强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下竟然出现这样一种几乎乏善可陈的军事状况。

陈桥驿“黄袍加身”是怎么回事陈桥驿“黄袍加身”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这得从赵匡胤在后周末年慢慢发迹，最终掌握重要军权说起。

赵匡胤出身将门，家境优裕，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后汉乾佑元年(948)，他投到枢密使郭威帐下当一名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不久，赵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显德六年(959)，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然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做天子”的谣言，世宗有些坐卧难安。回朝后，世宗身染重疾，开始安排后事。为防军事政变，他罢免了名位较高的后周太祖女婿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而代之以名位较低的赵匡胤。

此时的赵匡胤周围已聚集了一批高级将领，有他以拜把子的方式聚集的一批生死与共的号称“义社十兄弟”的铁哥们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yūn)等，又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等。此外，还有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等。

世宗死后，恭帝尚幼，赵匡胤军权在握，时机已经成熟。显德七年(960)春天，边境报称北汉勾结契丹联合进攻边境，后周宰相范质匆忙派赵匡胤率禁军北上御敌。一个号称通晓天相的军校苗训对人说起“日下复有一日”的异象。正月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临时驻扎。将士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说：“如今主上幼弱，我们拼死御敌，有谁知道?不如先拥立点检做天子，然后再北征也不迟。”于是，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赵光义和掌书记赵普，两人十分赞同。他们一面派人连夜赶赴汴京，向石守信、王审琦密报，以做内应，一面组织将士，加强守卫。次日黎明，众将士集结在赵匡胤的帐外，赵光义和赵普直闯进去。此时的赵匡胤酒醉才醒，睡眼惺忪地被请出来与大家相见。将校们大呼：“众将士无主，甘愿立太尉为天子。”还未等他答话，已有人把黄色的龙袍披在了他的身上。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的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子。”众将士一齐下马，答道：“唯命是听!”于是，他颁布入京后的纪律，率大军返回汴京。

城门早已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进城。时早朝未散，后周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变，想逃回家中召集人马进行抵抗，被军校王彦升紧追不舍，韩通全家遇害。宰相范质、王溥等被军士挟持来见赵匡胤，他们不得已跪地礼拜。当日，行禅让大礼，正愁没有禅让书，原后周翰林承旨陶榖(gǔ)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好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宋，是为宋太祖。

第九章

宋太祖为什么“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

建隆三年(962)二月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对侍臣说：“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怎么样?”左右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五代时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不是在外拥有重兵的藩镇节度使，就是一些在中央典领禁军的宿将。而宋太祖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这一武将的身份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他当然越发明白这一点。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宋太祖定下了重文轻武的家法。建隆三年(962)，他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了一块誓碑，其中有一条誓词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疏言事人”。有一次他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朕欲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比不上一个武人。”所以，在宋太祖看来，任用文士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像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宋太祖虽然出身武将，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时，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达数车之多，一检查，发现只有书籍数千卷。世宗说：“你做将帅，应该致力于坚甲利兵，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答道：“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常怕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很多书看，只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罢了。”他曾作过一首咏日诗：

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

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

字里行间充满了霸王之气。

太祖之所以说出“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的话来，不过是想告诫武臣们不要一门心思放在用兵上。太祖的一句话让近臣们惶惑不已，殊不知，这不过是太祖对武臣心存疑虑的外在表现。

宋王朝是怎样吞并荆、湘的宋朝建立时，政局与五代时相同，同时存在着很多割据政权，其中有表示臣附的南唐、吴越、泉漳、荆南、湖南，还有称帝的后蜀、南汉、北汉，即使不算上北方的辽·西北党项李氏、回鹘和西南的大理政权，光是汉族聚居地区，就有九国并存。宋初统治者在巩固政权的同时，继续进行着后周世宗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

建隆三年(962)，湖南武平军(今湖南常德)节度使周行逢病死，他十一岁的儿子周保权继任。周行逢病危的时候，召集将校，把儿子周保权托付给他们说：“我属下那些凶狠不听话的人，已经被我杀得差不多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张文表。我一死，张文表一定会叛乱夺权。希望大家好好辅佐我的儿子，不要丢掉疆土。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带着全族人归附朝廷，千万别落入虎口啊。”

周行逢死后，张文表果然据衡州(今湖南衡阳)叛乱，并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知留后廖简一直就没有把张文表放在心上，毫无防备。张文表兵临城下时，他正和宾客们饮酒作乐。探子来报说张文表已率兵前来，廖简却笑着对宾客说：“张文表不过是个黄口小儿，他来了我就立刻把他拿下。咱们接着喝，不必理他。”等张文表攻进府中，廖简已经醉得拉不开弓了，于是被张文表杀死，座中十余名宾客也没有一个幸免的。

占据潭州后，张文表向朗州进发，准备尽灭周氏。周保权慌了，修书上报朝廷，请求宋太祖派兵支援。这对宋太祖来说，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以应湖南周保权请求的名义，起用老将慕容延钊率军南下，讨伐湖南叛将张文表，出兵的时候，授权慕容延钊以借道南征的名义，在途经江陵时先灭荆南。

二月初，宋军到达荆门(今属湖北)，荆南节度使高继冲派叔父、掌书记高保寅前往招待宋军并打探消息。当夜，慕容延钊在欢宴高保寅之际，派数千骑兵偷袭江陵。高继冲闻讯惊慌出迎，宋军迅速占领江陵，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一个割据政权，宋朝得到了三州十七县。

宋军吞并荆南后，日夜兼程向南进发。二月中旬，宋军先锋丁德裕到了朗州城下。这时张文表已经被消灭，而宋军还继续进兵不止，周保权的牙将张从富等人担心朗州不保，相互联络坚守。张从富等人不仅将丁德裕拒于城门之外，还把桥梁全部拆除，沉掉船只，砍了好多树堵塞道路，摆出一副死守的架势。丁德裕因未受命攻城而退兵等候朝廷命令。三月，慕容延钊率兵到了朗州。城中军民惊慌出逃，宋军进入朗州。周保权年幼，弃城逃走时，被他手下的大将王瑞劫持，藏匿在长江三角洲南岸的寺庙中，最终被宋军擒获。赵匡胤对他不予追究，赐给他衣服、金带、鞍马、银钱，任命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让他在京城居住。湖南成为被宋朝消灭的第二个割据政权，宋朝得到了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

宋王朝是怎样收取后蜀的宋军迅速消灭了荆南、湖南，使西蜀后主孟昶十分惊恐，他企图与北汉联合攻宋。

西蜀皇帝孟昶的父亲孟知祥本是后唐时期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自立为帝，孟知祥死后，孟昶即位，当时只有十六岁，由权臣赵季良、张知业等人执政。几年以后，孟昶找理由杀了这两人，开始亲政。契丹灭后晋之际，后晋秦州节度使何建、风州防御使石奉頵带着城池来投降，孟昶势力有所扩大，便有些骄傲起来。他任用王昭远、伊审征、韩保正、赵崇韬等分掌机要，总管内外兵权。他的母亲李氏劝他说：“我曾经见过后唐庄宗及你父亲打仗的情形，当时他们任命的将领都是有着赫赫战功的，所以兵士们才敬畏心服。现在你任命的王昭远，出身微贱，只不过从你小时一直在你身边罢了。至于韩保正等人，都是一些世家子弟，从来也不懂得用兵之事，一旦边疆告急，这些人怎么能领兵御敌呢?”但是孟昶不听李氏的劝告。

宋乾德二年(964)十月，后蜀派往北汉的密使赵彦韬向宋告密，把孟昶写给部下刘钧的信献给赵匡胤，赵匡胤知道孟昶有进犯宋朝的意思，大喜。十一月，赵匡胤便以此为借口，命令忠武军节度使王全斌率主力南下，刘光义率偏师沿长江西上，征讨孟昶。孟昶急派王昭远、赵崇韬等统军北上迎敌。十二月末，王全斌军连续攻占兴州(今陕西略阳)、西县(今勉县西)、三泉(今宁强)，俘虏蜀主将韩保正、李进，进至嘉川(今四川广元)。蜀军烧掉了栈道，退保葭萌(今昭化南)。宋军一面分兵修复栈道，一面派小股部队出敌背后，与主力合击蜀军，蜀军连连退却，最后退守剑门(今剑阁北)。

次年(965)正月初，宋军王全斌又以小部队由小路出剑门后，与宋军主力夹击剑门。孟昶见势大惊，急忙用金帛招募兵丁，并派自己的儿子蜀太子孟玄喆做统领前往救援。但孟玄喆素不习武，部将也都是庸碌无能之辈。孟玄喆离开成都时还携带大群姬妾、大批乐器及伶人，仍然每天从早到晚饮宴游戏，不理军机大事。而此时宋军已攻占剑门，俘虏了蜀军副统帅赵崇韬，并随即攻占剑州(今剑阁)，俘虏蜀军统帅王昭远。孟玄喆此时刚刚抵达绵州(今绵阳)，闻讯大惊，随即逃回成都，所过之处将村舍、粮仓焚烧一空。孟昶自知大势已去，派人请降，说：“我朝中内外亲人二百余口，还有老母亲年近七十，我请求能奉养老母，并让列祖列宗及蜀中百姓免于灾祸。”正月初九日，宋军于魏城(今绵阳东北)受降，宋得四十五州一百九十八县，割据一方的西蜀孟氏王朝至此灭亡。孟昶五月到开封，受封为秦国公，六月中旬就病死了。

全师雄兵变是怎么回事乾德三年(965)正月宋朝灭蜀后，降宋的后蜀士兵备受歧视，每人十贯钱的治装费竟然也被无理克扣，加上平蜀的将士居功自恃，不仅私自开启府库，侵吞金银财宝，还掠人子女，抢夺百姓钱物，使得后蜀军民怨愤，人人思乱。就在同年的二月间，后蜀将士赴京到达绵州(今四川绵阳)，发现守城的宋军不过百余人，其余都是降宋的蜀军，于是便抢夺库存武器叛乱。碰巧原后蜀文州(今甘肃文县)刺史全师雄也正携带家属赴京途经绵州，由于他曾担任过后蜀将领，在军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遂被乱军推举为主帅。

全师雄率军叛乱后，王全斌派朱光绪率军前往招抚，但朱光绪搜捕得全师雄家属后，不仅将其财产纳为己有，还纳其爱女为妾，将其他人全部杀死，全师雄遂绝了归降之念。

在进攻绵阳失利后，全师雄迅速转攻彭州(今四川彭县)，并一再击败宋军，占领绵州。两川州县纷纷起兵响应，起义的军队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全师雄自称“兴蜀大王”，还委派官吏。这年七月，全师雄连续在新繁(今新都西)、郫县(今属四川)被宋军击败，退到灌口寨(今都江堰)。乾德四年(966)六月，宋军攻占灌口，全师雄退守保金堂(今金堂西)。同年秋天，全师雄病死，谢行本继续领导兵变部队并退往铜川(今中堂西南)，但是此后不久，就被宋军将领康延泽所破，这次反宋的兵变终于失败。

乾德五年(967)初，宋太祖将激起兵变的主要将领王全斌、王仁赡、崔彦进等全部召回京城，他们虽然取得了攻灭后蜀的首功，后又平定了全师雄兵变，但还是被剥夺军权，降职闲居。

宋王朝是怎样平定南唐的南唐原是南方割据势力中比较强大的一个。显德四年(957)，后周世宗取其淮南十四州，使南唐顿成惊弓之鸟。宋朝建立后，南唐随即表示臣附。南唐中主李琛因为都城金陵(今江苏南京)隔江就是宋朝国境，遂于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二月，迁都南昌(今属江西)。六月，李璟死于南昌，他二十五岁的儿子李煜在金陵即位，仍以金陵为都城，这就是南唐后主，史称李后主。

李煜李后主(937～978)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文学艺术家，工书善画，精通音律，诗词文赋无所不通，词成就尤其突出。他的词作清倩流丽(亡国后的词则风格深沉凝重)，清人王鹏运在《半塘老人遗稿》中甚至称誉他说：“以谓词中之帝，当之无愧色。”然而李煜作为皇帝却庸儒无能，他对宋朝谨修臣节，曾两次遣使致函南汉劝其臣附，竭力想保持割据政局。宋朝平定南汉以后，李后主害怕宋军继而攻打南唐，当年不仅加倍进贡，还改国号为江南，进一步表示为宋朝属国以求保持割据现状。然而宋太祖消灭割据势力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反而加紧了攻打南唐的准备。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九月，赵匡胤下诏，要南唐后主李煜前来京师归降，李煜因害怕被扣留而称病不赴。十月，赵匡胤以曹彬、潘仁美为帅，自江陵顺流而下进攻南唐，水陆并进。宋军连续攻克池州(今安徽贵池)、铜陵、芜湖(今皆属安徽)，到了金陵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在此之前，有一个叫樊若水的江南进士，因不受南唐重用，为了寻觅投靠宋朝的资本，在采石矶附近以钓鱼为名，往返于两岸，用丝绳精确地测量出了江面的宽度，并向宋朝提出了造船建浮桥以渡宋军的大胆建议，被宋太祖采纳。在造桥过程中，南唐君臣认为长江自古无桥，讥笑宋军是在做儿戏，根本不加重视。十一月中旬，宋军在采石矶建成浮桥，宋军主力得以渡江长驱南下，南唐国都金陵被宋军包围。

直至此时，李煜才大为着急。他派大臣徐铉到开封，恳求赵匡胤缓师。赵匡胤按剑厉声大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吓得徐铉惶恐而退。

开宝八年(975)初，宋军进攻金陵，再次击败城外的守军。李煜派兵逆流而上想夺取采石浮桥，被宋军击败。李煜又命镇守湖口(今属江西)的朱令赟统兵十万东下金陵抗击宋军。九月，朱令赞率舰、筏顺江大举东下，进至皖口(今安徽安庆西)，被宋军击败而俘。金陵自春至冬，被困近一年，屡战屡败，粮尽援绝。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宋军攻占金陵，李后主肉袒出降，南唐灭亡，宋得十九州三军一百零八县。宋太祖任命李后主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辱封“违命侯”。太宗即位后，去违命侯，封陇西郡公。据王铚《默记》记载，因李煜做的“小楼昨夜又东风”、“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满含哀怨之情，使宋太宗衔恨在心。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七日李煜生日宴饮，宋太宗密遣其弟赵廷美进牵机药，李煜被毒，次日死于赐第，时年四十二岁。

宋王朝是怎样消灭北汉的北汉长期割据山西中部和北部，是一个小国。它最害怕中原出现一个强盛的王朝，因此，总是不遗余力地破坏宋的统一。宋朝建立后，北汉投靠辽国继续与宋朝为敌，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宋军虽然胜多败少，但是并没有多大进展。宋太祖在建国之初一直致力于消灭南方政权。开宝元年(968)七月，北汉皇帝刘钧死了，他的养子刘继恩即位。这个时候，宋朝已经消灭了荆南、湖南、后蜀三个南方割据政权，宋太祖认为刘钧新死，这是一个攻打北汉的极佳机会。八月，任命李继勋、党进为正副统帅进攻北汉。正当宋军进入北汉境内时，北汉发生内乱，刘继恩被杀，刘钧养子刘继元即位。十一月，辽军救援北汉，宋军被迫退回宋境。开宝二年(969)、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又曾两次率大军亲征，但第一次因夏雨连绵、疫病流行不得不班师回朝，第二次则因赵匡胤病故中途罢兵，所以两次都未能剿灭刘继元。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三年(978)迫使陈洪进“纳士”、吴越“归地”以后，决心消灭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赵炅任命潘仁美为主帅，另派郭进扼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切断辽军的救援之路。四月，宋军围攻太原城。刘继元外援无望，粮道断绝。从春天围到夏天，宋军昼夜攻城，赵炅亲临城下督战，将士们勇气倍增，几万士兵轮番向城上射箭，每轮放箭都多达数百万枝。从被捕的俘虏口中得知，刘继元用十钱一枝的价格从百姓手中买箭，已经买了数百万只。赵炅笑着说：“此为我蓄之!”

五月，北汉的部将纷纷出城投降，太宗又“下诏劝降，刘继元无可奈何，只好奉表请降。宋朝终于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得十州一军四十一县。宋太宗赐给刘继元金带、银器等物品，授官检校太师、右卫上将军，加封彭城郡公，以环卫官居京师。北汉从此灭亡。刘继元于雍熙三年(986)十二月任保康军(房州，今湖北房县)节度使，淳化二年(991)十二月去世。

“杯酒释兵权”是怎么回事宋太祖赵匡胤在宋朝统治稳定之后，马上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首先是收回那些地位与自己相近的高级将领的兵权。建隆二年(961，即赵匡胤即位的第二年)春末，首先免除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同时还免去了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军职，令两人都出任节度使。这样，宋去掉了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由皇帝直接掌握禁军。

七月，赵匡胤又对自己的亲信和开国元勋下手。据说在一个秋天的傍晚，宋太祖赵匡胤布置了丰盛的筵席，召集开国功臣、指挥禁军的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张令铎、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等高级将领宴饮。酒过三巡，赵匡胤令左右退下，显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对在座的将领们说：“我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可是，这个皇帝很难当，远不如做节度使快活。我现在长年累月不敢睡上一个安稳觉啊!”石守信等人感到很奇怪，急问：“这是怎么回事呀?”赵匡胤回答说：“这不难明白，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石守信等听了这话，连忙离座叩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大局已定，谁还敢怀有二心哪!”赵匡胤接着说：“你们的忠心我一点也不怀疑。但是，人生在世，谁不贪想富贵荣华?如果有一天也有人把黄袍披在你的身上，你就是不干，也由不得你了!”在座的将领们都吓得满头大汗，他们知道受到猜忌，一边叩首，一边流泪，连连谢罪，请求赵匡胤指明一条出路。于是，赵匡胤开导道：“人生短暂，犹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不如多积攒钱财，多购置几处房产以留给子孙后代，自己过着儿孙绕膝、歌舞宴饮的日子颐养天年。这样，咱们君臣之间没有猜忌戒备，上下相安，岂不很好?”见赵匡胤交待得如此明白具体，第二天，石守信等人就上疏称病，请求解除他们的兵权。赵匡胤一一应允，仅保留每人的节度使官衔，但并不赴任，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散官。从此，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取消了，而总领禁军的权力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宋太祖、宋太宗是怎样加强皇权的首先，集中兵权。宋太祖赵匡胤本身便是因为掌握了后周的兵权，最后才得了天下，因此，他深知兵权的重要性。他不仅于建隆二年(961)免除了殿前都点检等最高军职，同年七月又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乾德四年(966)，赵匡胤又命令各地选送精兵编入朝廷的禁军，地方遗留的老弱军人编为厢军，从而削弱地方节度使的兵权。中央朝廷的禁军由皇帝直接掌握，并指派文臣代替地方的武将。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兵权都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其次，集中行政权。在中央，实行政事堂(中书)与枢密院“对掌大权”的二府制。宰相(包括侍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行政首脑(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宰相之权)，枢密使是军事长官，而地位仅次于二府宰执的三司使(被称为计相)掌握财政。这样，使政、军、财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对于地方上的府州，则由文官任州郡长官，且不得兼任多职，并另设可向皇帝直接奏事的通判以抑制知府、知州的职权。宋太宗还削弱节度使的权利。太平兴国二年(977)，他命令节度使属下的支郡全部收归朝廷，节度使只领一府或一州。以后，更将其留在京城，使节度使终成宗室、将相大臣的虚衔。至道三年(997)，宋太宗将全国划分为十五路，各路设转运使，后又设提点刑狱，除负责转运财物、审理刑狱外，还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称为监司。

再次，集中财权。中央由三司使掌管全国财政，号称“计相”；又通过转运使、通判、主簿等把各级财政统一起来。乾德二年(964)，宋太祖命令各地财政收入除留下日常经费外，全部运送到朝廷。

最后，完善科举制度。严格科考制度，举人必须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使科举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直接效忠于皇帝，还增加了录取名额。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中，科举得官的学子就有近一万人。

宋太祖、宋太宗采取的上述措施，在北宋建立初期，对于防止藩镇割据，巩固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让他们预想不到的是，它也带来了军事力量削弱、官僚机构臃肿等副作用，埋下“积贫积弱”的祸根。

为什么说宋太祖是一个“创业垂统之君”

宋太祖赵匡胤，行伍出身。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登上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亲眼目睹了后晋、后汉、后周的灭亡过程。借鉴活生生的历史经验登上皇位后，一边对有功的军官们升官晋爵，安稳军心，另一方面，礼遇后周的皇帝、大臣，收拢民心。赵匡胤做事非常有魄力，后周节度使李筠、李重进叛乱，他都亲自率兵出征并一举平定，使后周许多节度使闻名生畏，全都俯首听令。等国家稍微稳定之后，赵匡胤又开始实行收兵权的措施，收回了慕容延钊、石守信等宿将、亲信的兵权。

兵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了，不用再担心“陈桥兵变”的事件重演了，赵匡胤便开始实行他统一全国的宏伟目标。从乾德元年(963)起，到开宝八年(976)十一月，赵匡胤用了十四年的时间，先后扫平了荆南、湖南，夺取了后蜀，消灭了南汉，吞并了南唐。只有北汉，赵匡胤虽然两次亲征，但都无功而返。他的弟弟赵炅即位后，继续他的事业，消灭北汉，使泉漳纳土，吴越归地，使宋朝初步实现了统一。

赵匡胤喜欢自然行事，不喜欢装模作样。刚当上皇帝那会儿，还很喜欢微服私访。有大臣劝谏叫他不要轻易出去，他满不在乎地说：“要想当上皇帝，自然有天命。以前周世宗看到将领中有方脸大耳的就把人家给杀了，而我却天天陪在他身边，也没把我怎样嘛!”

赵匡胤还很节俭，宫里的帘子，全部都是青布做的，常穿的衣服也是洗了又洗的。攻破后蜀时，他看到孟昶用的便盆都用珠宝装饰，一把就打碎了，说：“你这个东西都用珠宝装饰，也不知你该用什么样的容器盛饭了。这样行事，不亡国还等什么呢?”魏国长公主衣饰翠羽，太祖不让她穿，对她说：“你做公主的一穿，宫闱亲戚争相仿效，京城翠羽的价钱就会上涨。小民逐利，捕捉伤生，便都由你而起。你生长富贵，怎能造此恶业之端呢?”

宋太祖赵匡胤不仅创建了宋朝，还于开国初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初步统一了国家，重法处置了贪赃枉法的贪官，就是州郡的长官也是他亲自委派，甚至诏令都一一过目。他重视农业，兴办教育，慎罚轻敛，使人民休养生息，国家安定太平。所以，赵匡胤在位虽然只有十七年时间，却是整个宋朝三百年基业的根基，是子孙后代的典范。他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基本统一了南方，并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强化了中央集权，彻底消灭了中唐以来造成地方割据的动乱因素。宋代以后再没有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宋太祖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高梁河之战是怎么回事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三“契丹和战”记载，宋朝建立后就一直和辽(即契丹)通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讨伐北汉，辽朝遣使来问：“你们以什么名义讨伐北汉呢?”太宗回答说：“他们违背圣命，理当问罪。你们如果不支援他们，我们的和约就照旧，反之，就只有一战了。”但是，为了对抗宋朝，辽还是派了军队援助北汉。

事实上，自建国之日起，宋朝就认定辽国是宋在北方边境上的威胁。在宋太祖、宋太宗的心中，夺取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才能算是完成了统一大业。照宋太祖的意思，本想储备巨额资金向辽赎买，如果辽不同意就以这笔开支作为讨伐辽的军费，武力夺取燕、云等州。为此，宋太祖曾在经济上做了多年的准备。但是，宋太祖的宏伟战略没来得及实施就死了。宋太宗继续着太祖未竟的事业。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宋太宗灭北汉后，就想乘胜直取燕、云，众将都认为将士已经疲累，粮饷也不充足，不宜再行。唯独崔翰说：“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宋太宗亦决意继续出兵。六月，宋军从太原直接进入燕京外围，辽的东易州(今河北涿州西南)刺史刘宇、涿州(今属河北)判官刘厚德等先后以城求降。七月初，宋军进至燕京(今北京)城南，后又四面把燕京包围了起来。

正在这时，辽景宗派大将耶律休哥率军赶到。宋辽两军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大战。辽军耶律沙部战败退却，宋军乘胜追击，却遭到辽军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二部的左右夹击，而耶律沙部又率部反击，宋军大败，全线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自己也在中箭后随乱军往南逃，辽军穷追不舍，太宗因伤势过重不能骑马，直到涿州才乘上驴车幸免于难。辽军乘胜追击，到了满城、火山军等地反被宋军击败。这次攻辽战争才告一段落。

岐沟关之战是怎么回事雍熙三年(986)，宋太宗听信雄州(今属河北)知州贺令图等的进言，认为辽国皇帝辽圣宗年幼(年仅十二)，承天太后(即萧太后)专权，宠臣韩德让掌权，内部不稳，是攻辽的好时机。本来宋太宗准备御驾亲征，但高梁河之战的狼狈逃跑记忆犹新，于是采纳大臣建议，命曹彬、崔彦进为统帅率东路军出高阳关，持重缓进，等待中、西路军到达后会攻燕京；又以田重进为主将率中路军出飞狐口(今河北涞源北)，攻山后(今太行山西北)诸州；西路以潘仁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将，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东进，然后一齐会师燕京。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宋朝的三路军节节胜利，中路军完成预定任务，攻占了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河北蔚县)等山后要地，西路军也很快攻下寰州(今朔州东)、朔州(今属山西)、云州(今大同)、应州(今应县)等地，东路军则攻占了新城(今新城东)、固安(今属河北)、涿州等地。

然而东路军却并没有按预定计划缓进，而是在粮食转运困难的情况下，迅速进军，占领涿州，又以粮乏退回雄州。但东路军听到中、西路军胜利的消息后，急于争功，重又攻至涿州。时至五月，天气炎热，人困马乏，粮食又快没了，只好再次退兵。恰在这时，辽援军耶律抹支部赶到，与留守燕京的耶律休哥会合，趁机攻击从涿州南退的宋军，在岐沟关(今涿县西南)北追及宋军。宋军环粮车以自卫，大败后乘夜渡过巨马河(今河北南拒马河)。因宋军主力仓皇南逃，岐沟关城中只剩几万运粮军民，辽军不知虚实，因而未加强攻就退兵了，数万运粮军士与民夫得以顺利退回宋境。此战实际上主要是辽军追击溃退的宋军，并未发生重大战斗，史称“岐沟关之战”。

东路军的溃败影响到整个战局，于是，宋太宗命令各路撒军。结果中路军田重进全军而返，西路主力也已撒回，宋太宗又命令潘仁美、杨业保护云、应、朔、寰四州的百姓南撤。而此时辽的十万大军已向西猛攻，并攻下蔚州、寰州，给掩护百姓南撒的宋军以严重的威胁。宋西路军统帅潘仁美、监军王侁不听从副帅杨业的合理建议，迫令杨业在不利的形势下，前往朔州接应南撤的居民，杨业要求潘仁美在陈家谷口设下伏兵。等到杨业与辽军激战于朔州南，为辽军伏兵袭击，按预定战略退回陈家谷口时，潘仁美等却已违约率军逃走。杨业终于全军覆没，自己也在身负重伤后，为辽军所俘，绝食三日而死。西部战事也告结束。杨业子杨延昭(延朗)、孙杨文广后亦是抗辽名将，后世将杨家三代抗辽事迹，演绎为“杨家将”故事，流传至今。

宋朝收复燕、云的战争再次大败，且损失惨重，宋太宗从此放弃攻辽，改而采取防御战略。

后来，辽军为了报复，又挥师南下，宋辽两军发生了多次战争，辽虽然小占优势，但得失大体相当。辽国深感连年战争，劳民伤财，于是也长期采用休民息兵的政策，宋辽边境因而得以相安数年。

为什么说宋太宗是一位贤君宋太宗即位后，立即实行完成统一大业的计划，继续实施消灭割据的政策。南唐灭亡之后，清源军(泉州)节度使陈洪进因与吴越素来不和，颇不自安，便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亲自入朝。太宗对他礼数优厚，但过了大半年也不放他回去。敏感的陈洪进意识到宋朝消灭割据的决心，便主动上表献上泉、漳十四县，史称泉、漳纳土。吴越的钱俶在太祖时颇受优遇，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再次入朝，恰逢陈洪进被迫纳土，他迫不得已上表献上了吴越国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

太平兴国四年，南方的割据局面彻底结束，宋太宗决心消灭北汉，他御驾亲征，于五月消灭了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接着，太宗决定乘灭北汉的余威，夺回后晋时割让给辽的燕、云地区。然而由于师老饷乏，加上战术上的失策，在决定性的战役高梁河之战中，宋军大败。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的伐辽战争也以失败告终。从此，宋太宗把战略进攻改为战略防守，对辽采取守势。

太宗虽然使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士，并消灭了北汉，但在收复燕云的战争中却一再失利，所以他把精力转移到内政上来。措施之一，就是大开科举之门，据统计，太宗朝一共开科八次，共取进士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太宗朝不仅取士多，而且提升也快，进士出身是最受优待的，如吕蒙正和张齐贤，在登科七年后就已位至执政，十二年后吕蒙正则担任宰相之职，无怪乎宋人有“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指宰相府)”的说法。他又开始用文臣统兵，以文制武。宿将曹翰作了一首《退将诗》，中有两句云：“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武臣地位日渐下降的事实。太宗还命人遍访图书，组织人员校勘，又编修大书昭示太平。被清人称为宋朝四大书的《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前三部都是在太宗朝修成的。

宋太宗以仁慈节俭为宝，穿的衣服常常是洗了再洗的旧衣。他毁坏那些珍奇精巧的器物，辞却女色宴乐之献，也不喜欢出去守猎游玩。他注重农事，极力表彰敢于直言的大臣。据说有一次在宫廷宴会上，太宗早年担任开封府尹时的旧僚贾琰及判官窦偁都在座。贾琰花言巧语，极尽献媚取宠之能事。听着听着，窦偁再也忍不住了，拍案而起，指着贾琰说：“如此巧言令色，你不觉得羞耻吗?”一时间举座愕然，太宗只好宣布宴会结束。之后，窦偁被一再提升，直至参知政事。太宗对他说：“朕所以提升窦卿，乃因为当年窦卿敢于以公正之心当面指责贾琰的虚伪。朕是在表彰正直的大臣。”

史官评价宋太宗时说：“故帝之功，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考之太宗的所作所为，如此评价，不为溢美。

王小波起义是怎么回事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官府却依然“赋敛急迫”，逼得广大农民失业，没有办法生存。宋朝政府又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贱价强行收购农民的布帛细绢。后来，又把茶叶也列入了专卖，使茶农和茶贩都面临破产和失业。

王小波原是永康军青城县(今都江堰市南)的茶农。淳化四年二月，王小波聚集失业茶农、破产农民等一百多人发动起义。他对起义的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因为这正好说出了农民们的心里话，所以，附近的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率领起义军随即攻下青城县城，挥军南下，同月又攻下彭山(今属四川)，杀死了县令齐元振，因他平日贪赃枉法，爱钱如命，愤怒的农民甚至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一时间民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数日益增多。

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起义军从彭山北上，猛攻成都西南的交通重镇江原(今崇庆西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了大战。当时宋西川都巡检使张圮正驻守江原，王小波率众奋战，冲锋在前，不幸中箭。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指挥战斗，打败了宋军，并杀死张圮，取得了川西大战的胜利。可是王小波终因伤势过重而死。王小波死后，起义军推举他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

李顺起义的战绩及结局如何起义军在李顺的领导下又接连攻下蜀州、邛州，杀死了知州桑佃绅、监军王亮等官吏十余人。李顺军又先后攻占永康(今四川崇州西北)、双流、新津等地，分兵驻守。在进攻成都失利后，起义军转而攻占汉州、彭州。

淳化五年(994)正月十六日，李顺起义军占领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称蜀王，建元应运。并发行了“应运通宝”、“应运元宝”新钱币，还实践了“均贫富”的口号，没收富人的财产分散给贫民。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召集当地的“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此时起义队伍已经扩展到十几万人。以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所向无敌，一时间北到剑门关(今剑阁北)，东到巫峡(今重庆、湖北接界处)，全部都在农民政权的控制之下。

淳化五年正月下旬，宋太宗得知川西的严峻形势，立即命心腹宦官王继恩率兵入川镇压。二月初，宋军还未入川，起义军攻占成都并建立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开封，宋太宗大为震惊，加派兵力，分北路和东路攻蜀。

起义军在宋的大军入川前，曾派杨广率军北攻剑门以便占领川北的门户，但因人少力单，未能攻下。相反，却用了二十万大军，花费八十多天时间，围攻梓州这样一个没有多大战略意义的城市，最终没有攻下，反被宋军击溃。宋军于是顺利入川，直扑成都城下。五月六日，宋军攻占成都，李顺被俘，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起义军余部又推举张余为首领，继续进行斗争，转战云南、川东。至道二年(996)二月，张余在嘉州(今四川乐山)兵败牺牲，其他残部也相继为官府招降或消灭。李顺起义最终失败。

澶渊之盟是怎么回事咸平二年(999)冬，辽承天太后、圣宗亲率大军南下大举攻宋。宋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被围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杨延昭命令士兵乘夜色把水浇在城墙外侧，第二天水冻成冰，辽军无法靠近，未能攻城，于次年正月退兵。但，从此以后，辽军每年派兵南下入侵。

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太后、圣宗又以收复被后周世宗占领的关南地区为名发动大规模战争。北方州县告急的文书一夕数次传至开封，宋廷朝野大为震惊。真宗平时常夸海口说，如果辽军来犯，他一定率兵亲征，可此时他却有些胆怯。参政知事王钦若请真宗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去避难，枢密院的副长官陈尧叟又让他到四川去躲风，只有宰相寇准陈明利害关系力请真宗立即亲征，鼓舞士气，打退辽军的进攻。真宗虽然同意亲征，却求和心切，还没离开京城，就派曹利用和辽将王继忠议和。十一月间，宋真宗才从京城开封北上，却一路顾望不前，行军迟缓，前进不到二百里到达韦城(今滑县东南)时又想南逃金陵。在寇准和禁军统帅高琼多次催促下，才渡过黄河，于十一月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记载，当真宗的黄龙旗插上澶州北城时，宋军欢呼，“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

在此之前，辽军已进至澶州城下，主将萧挞览被宋军射死，而宋朝重兵驻守的定州(今河北定县)也威胁着辽军的后方。这时，宋朝的百万大军已至澶州近处，辽军顿感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于是也想议和退兵。十二月，双方订立盟约，规定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称为“岁币”。澶州的郡名为澶渊，所以这次盟约被称为“澶渊之盟”。从此，宋辽和平相处直至北宋末年。

为什么说宋真宗时“一国君臣如病狂”般崇道宋真宗澶渊之盟的结果，令宋真宗和寇准都自我感觉良好。真宗庆幸自己“亲征”的英明和“花钱消灾”政策的正确，对寇准也敬重有加。这让王钦若很是嫉妒。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澶渊之役陛下为什么不以为羞耻，反认为寇准有功于社稷呢?”真宗吃惊地问：“这话怎么讲?”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所耻。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之盟，还有比这更可耻的吗?”真宗听了很不高兴。王钦若又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吗?钱快输光时，赌徒总是孤注一掷。而您当时就是寇准的孤注，够险的。”真宗的自尊心一下子扫除一空，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日渐消退，加上之前寇准用人不拘一格，也招来其他同僚的不满，而寇准自己在澶渊之盟后也颇有居功自得的架势，让真宗老大不快。景德三年(1006)，寇准被罢去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次日，王钦若就被再用为参政知事。

后来，真宗一想到澶渊之盟，就感到奇耻大辱。王钦若揣摩真宗不再愿意谈论兵事，故意对他说倘若攻取幽、燕，便可雪洗耻辱。真宗说：“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忍为此?可思其次。”王钦若这才托出本意：“只有封禅才能镇抚四海，夸示外国。”并称自古需有天瑞，帝王才可以封禅，但天瑞也可人为。真宗动心了。于是，一系列的闹剧开始了。

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初三，承天门出现了天书。真宗于是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并大赦天下。

三月，真宗命朝臣讨论封禅事。封禅是祭天仪式，属于帝王代兴、天下太平以后封祀泰山昭告成功的大礼，秦始皇、汉武帝都举行过这一大典。后世帝王虽然都难免有封禅之心，却都要掂量一下自己的功业能否匹配，不敢贸然行事。宰相王旦等五次率文武百官等两万四千余人上表请求真宗封禅，三司使丁谓又称经费“大计有余”，真宗于是决定封禅。十月初四，封禅队伍以天书为前导，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十七天后到泰山脚下，斋戒三日，举行封禅礼，又大赦天下。十一月，还到曲阜拜谒了孔庙，赐钱三百万。封禅大典前后共五十七天。从此，天下争言符瑞，竞献赞颂，举国如痴如醉。

大中祥符四年正月二十三日，真宗又西祀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汾阴后土祠建于汉武帝时，祭汾阴就是祭地神。此次西祀又持续了六十八天。

大中祥符五年，真宗对大臣说自己做了一个梦，说神仙传达玉皇之命“令先祖赵玄朗授你天书”。于是，真宗马上命天下避圣祖讳，并为他杜撰了名字赵玄朗，为圣祖上尊号“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配了号为“元天大圣后”的圣母。又在京师建造景灵宫，供奉圣祖和太祖太宗像，在京城最大的道教官玉清宫昭应大殿供奉玉皇和圣祖塑像。

大中祥符六年，老子故里亳州(今安徽亳县)的官吏百姓等三千余人进京，请求真宗亲谒亳州太清宫。次年正月，仍以天书前行，真宗率队从开封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一个月后才回开封。

天禧元年(1017)正月初一，真宗到玉清官向玉皇大帝献上宝册和龙服，全国各地于同日分设罗天大醮，供军民烧香礼拜，全国人民都被卷入这一活动当中。

为了把以天书为中心的崇道活动搞得场面壮观，从大中祥符元年开始，真宗就在全国大兴土木营建道观。其中最大的是玉清昭应宫，共有二千六百一十座殿宇，动用了全国最好的建筑物资，工人三四万人夜以继日耗时七年方才建成。次年，真宗又命令全国州县必须建立庆观供奉三清玉皇，总数在一千所以上。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真宗命令王钦若等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经增补抄录了七藏，真宗重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这在道教史上倒是有重要的地位。

乾兴元年(1022)，真宗去世，天书也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

王均兵变是怎么回事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宋朝廷对川蜀地区的政策也作了一些调整，减少了一些税赋徭役，但是，川蜀地区的人民依然人心未定，加上该地地方军政官员并未从全师雄兵变及王小波、李顺起义中吸取教训，还是过着享乐腐化、刻剥军民的生活，终于激起王均兵变，其时距离王小波、李顺起义不过五年。

真宗咸平三年(1000)正月初一，戍守益州(今四川成都)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所部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王均称帝，改元化顺，国号大蜀。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最初，益州的神卫军是由都虞侯王均、董福分领的。董福带兵很有一套，他所带领的军队供给充裕，而王均却喜欢饮酒赌博，军装都被拿去当酒钱赌资了。这个时候。兵马钤辖符昭寿和益州知州牛冕来阅兵，蜀地的人们都争着去观看，却发现两军的衣服新旧程度相差悬殊，王均的兵士又羞又愤，加上符昭寿素来骄恣侵虐，兵士们一直很讨厌他。正月初一，赵延顺等八人杀掉了符昭寿，拥王均为王。

蜀州知州牛冕逃往汉州(今四川广汉)，汉州随即被王均攻陷，他们又逃往东川(今四川三台)。王均率兵攻打绵州、剑门，企图占据川北门户，但均未成功，只得退守益州。二月，王均又想向南发展，遭到蜀州知州杨怀忠部的阻击。不久，杨怀忠部又图谋再次攻入城内，孰料两军势力相当，杨怀忠只得退守鸡鸣原(今四川双流东)，王均也闭门守城。

二月十六日，北巡到德清军(今河南清丰西北)的宋真宗得知王均叛乱，立即从抗辽前线抽调负责督运粮草、曾参与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有功的前益州知州雷有终再任益州知州兼主帅，并抽调石普为副帅，率步骑八千，赶往川蜀镇压，以后又派宦官秦翰率军增援。

王均未能向外发展，困守益州城，没能引发群众参与斗争，兵变没能发展成起义。虽千方百计抗敌，然困守孤城，九月初不得不突围南逃，经广都(今四川双流东南)、荣州(今四川荣县)，到富顺蓝(今四川富顺县)，正准备南渡沱江，进入当时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戎州(今四川宜宾)图发展，却被杨怀忠追上，仓促间还没来得及应战，王均就被杀了，兵变失败。川蜀地区又趋平静，宋朝对于川蜀的统治终于稳固。

第十章

为什么说宋仁宗“恭俭仁恕”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初名受益，是真宗的第六个儿子。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十四日生。宋仁宗在位时间四十一年，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仁宗一朝还算是宋朝的治世，除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颇有些盛世气象。治世的出现，与仁宗“恭俭仁恕”的个人秉性与治国方针有关。仁宗最大的优点就是宽容仁厚，能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即便是对他的私生活妄加非议，听了也不会挟愤报复。

有一次，仁宗对近臣说起昨天夜里肚子饿想吃烧羊肉，近臣问他为何不让人索取，他回答说：“我担心从此以后他们为防不备之需，每夜都要宰羊等着，这样不是杀生害物了吗?”

对于一些被判处死刑但是还有疑问的案件，仁宗总是命人重审，每年都要救活上千人。吏部在选人时，如果有谁一旦误判人死罪，一辈子也不能获得升迁。他常常告诫辅臣说：“我从未过分地责备过谁，更何况是滥用死刑呢?”

有一则轶闻尤其能说明仁宗朝言论的宽容度。据说仁宗“犹恶深文”，有一个举子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本来这诗完全可以视为反诗，知府抓了这个人，上报给仁宗，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才写的，可让他做个小州郡的司户参军。”可见仁宗的为政风格。

正是仁宗的这种仁恕宽容，才形成了当时“忠厚之政”的风气，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是什么造成宋仁宗时重大政治经济危机宋仁宗庆历初年，北宋王朝隐伏的危机终于慢慢地暴露出来，主要是被称为“三冗”的“冗官”、“冗兵”、“冗费”。宋初内外官员只有三五千员，由于宋朝实行官职名称与职务分离的制度，且官员不问有没有才能均能按资历升迁，加上科举和其他途径进入仕途的人数日益增多，到景德年间(1004～1007)已有官员一万余位，而皇祐年间(1049～1054)更是多达两万余人。仁宗时期，出现了“州县不广于读史观天下前，而官五倍于旧”的局面。

宋初有军队二十二万，宋太祖时，由于加强军事集权，禁军数目不断增加，开宝年间(968～976)全国禁军连同厢军也不过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995～997)年间为六十六万余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达到九十一万，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竟扩充到一百二十五万多。一个国家养了如此多脱离生产的军队，不但影响农业生产，巨额的军费支出更是占国家收入的大部分。

所谓“冗费”是指皇帝举行各种祭祀活动、修建豪华的佛寺宫观以及各种赏赐等等的开支。

冗官、冗兵、冗费导致宋朝廷入不敷出，造成了政府重大的经济危机，而过度膨大的官僚队伍又使宋朝政治陷入濒临瘫痪的境地，仁宗之时，这所有的危机都已经暴露无遗。

北宋皇帝是怎样换取边境安宁的宋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真宗与辽朝在澶州订立“澶渊之盟”，规定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换取了北方边境的和平，并一直持续到北宋末年。

但是，到了仁宗时期，新兴于西北的夏(西夏)又成了宋朝边境上的另一威胁势力。宋仁宗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1038年10月31日)，李元昊称帝，国号夏，史称西夏。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在宋太宗时起兵反宋，后归附辽朝受封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宋朝曾多次派兵攻打，均以失败告终。真宗即位后李继迁表示愿意归附宋朝，宋朝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名李保吉，但是李继迁还是不断侵扰宋，并攻占了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改为西平府。景德元年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即位，先接受辽封为西平王，景德三年(1006)又与宋议和，被宋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与宋朝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但与此同时，却积极发展势力，在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建城为兴州，并把它作为新首府准备称帝，可是，在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没来得及称帝就死了。宝元元年李德明的儿子元昊称帝，建立夏。从此，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政局被打破。

从宋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二年(1042)，宋朝和夏分别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开三次大战，宋军三次都被打败，西夏军也死伤过半，双方都损失惨重。宋夏终于谋求妥协，庆历四年(1044)十月双方订立和约，西夏臣附于宋朝，宋朝每年“赐”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并开放边境贸易，宋夏关系又趋于缓和。

而辽朝看到宋朝正与西夏作战，无暇北顾，庆历二年九月，故意说要索取后周世宗所占关南十县，宋仁宗没办法，为了换取和平，只得答应每年增“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北宋皇帝信奉的是拿钱消灾的原则，纳银赐绢来换得边境的所谓“和平”。

庆历新政是怎么回事宋朝经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仁宗初年刘太后执政时期，立朝已有七十余年，积弊日深。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死后，仁宗亲政，真正掌握了大权。

庆历三年(1043)，士兵王伦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发动起义，陕西商州张海、郭邈山领导饥民起义。此时，正值宋与西夏交战而连战皆败，而就在前一年，宋廷又刚刚被辽胁迫答应每年向其增纳银绢。内忧外患交相侵迫，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想要改革弊政，三月，吕夷简罢相，仁宗重新起用欧阳修、余靖等人为谏官，议论时政。四月，又任命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仁宗想依靠他们改革弊政，更新政局，多次督促他们拿出变革方案。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上《十事疏》作为系统改革的基本方案。十事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见《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这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建议，全部被仁宗采纳。范仲淹提出的十事，绝大多数以诏令的形式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

新政从十月起陆续实行，首先实行的是“择官长”，意图改变从前即便是无能、老弱、贪污的官员也能依资格选任的状况。同月末颁布了改革考绩的诏令(即“明黜陟”)，改变原先文官三年、武官五年，一律升迁等方法。在罢黜了一批贪浊不才的地方官后，整个官僚集团受到很大震动。十一月下旬，先后颁布诏令“抑侥幸”，不许权贵子弟担任馆阁职务，又对“恩荫”进行改革，分别限制及降低以“恩荫”取得官资的人数、等级，并规定担任实际职务的最低年龄等。月末，又下诏“限职田”(即“均公田”)，将各级地方官的职田标准降低，但要限时补足数额，使他们都能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促使有才能的官员乐于担任地方官。庆历四年三月，改革科举制度(即“精贡举”)，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为重视德行与策论以求取德才兼备人士的新制，力图从根本上改善吏治。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都认为改善吏治才是根本，尽管改革的措施都尽量照顾到官吏们的既得利益，变革的幅度并不大，但还是限制了豪贵的特权，侵犯了官僚阶层的部分利益，于是遭到权贵们的猛烈抨击。夏竦甚至指使婢女临摹石介的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和一份石介替富弼起草的诏书，说是要废仁宗另立新帝。虽然仁宗并不相信，夏竦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此时范仲淹、富弼等人已深感政治形势险恶，不能自安于朝廷。正好这个时候西北地区局势紧张，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离开朝廷。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职务，富弼、韩琦亦被罢枢密副使出任地方官。至此，改革派的核心人物全部调离中央朝廷，守旧派代表贾昌朝等掌握了朝政，这场因在庆历年间进行而被称作“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

为什么说宋英宗是一个明哲的皇帝英宗赵曙的在位时间可算是最短的，从治平元年(1064)到治平四年，只有短短四年，但《宋史·英宗本纪》却称他“以明哲之质，膺继统之命”，对英宗评价颇高。在众多的宗室弟子中，仁宗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曙，主要还是英宗自己的品性让仁宗最后把皇位放心地交给了他。事实证明，英宗的确是一位明哲之君。

英宗一直就以孝德闻名。他父亲濮安懿王死了以后，把所有的东西分给几个儿子，英宗却把他所得的那份全部送给了王府一些要离去的老佣人。

有一次，宗室中有人从他这儿借走了金带，最后却拿了铜带来还，主事的官员告诉他，英宗却说：“这就是我的那条带子呀!”

又有一回，英宗命殿前侍卫去卖一条值钱三十万的犀带，侍卫却把它丢了，英宗也不过问。

当初，仁宗下诏要册封英宗为皇太子，英宗一再推辞，上奏十余次没有得到应允才应召，离家之前告诫家人说：“好好守着咱们的屋子，一旦皇上有子嗣了，我就马上回来。”

即位后，一天，英宗对儿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说：“咱们国家的旧制，士大夫的儿子如果娶了皇帝的女儿，全都提升行辈以避公婆之尊，这样不好。我每每想到这个，就睡不着。怎么能因为富贵的原因就不顾人伦长幼的次序呢?可以让有关部门把这个制度给废了。”没想到碰上生病，这件事没能做成。

为什么说宋神宗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宋神宗(1048～1085)，名赵顼，原名仲铖，是英宗赵曙的长子，母亲是英宗高皇后。嘉祏八年(1063)，赵顼授安州观察使，封兴国公。后又加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十二月立为皇太子，次年正月英宗驾崩，赵顼即位，时年二十岁。

神宗自幼好学，“日晏忘食”，害得英宗总是让内侍加以制止以免他劳累过度。赵顼特别注意衣冠整洁，讲究礼议，大热天也不用扇子。当太子时他就喜欢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治国理财思想非常赞同。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一是实行元丰改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神宗力排众议，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揭开了变法的序幕。为了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别命令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并起用了吕惠卿、蔡确、曾布、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一年，新法陆续出台、实施，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但神宗不为所动，继续支持新政。熙宁三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高潮。宋神宗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他对王安石绝对的支持，保证了变法的成功，对改善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增强国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这次变法在前一阶段取得了胜利，但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触及大商人、大地主的利益，变法中存在的弊端也日渐明显，反对派攻击愈加猛烈。宋神宗开始犹豫，并力图平衡两派关系，勉强维持新政。然而，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外戚也反对变法，神宗无奈，于熙宁七年二月罢王安石相。后虽又重新起用，却不太信任，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自求罢相，出知江宁府。

元丰年间(1078～1085)，神宗亲自主持改制，希望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使改革有所推进。富国强兵是熙宁变法的主线，并确使国用丰饶，国家财政状况明显好转，但神宗亲自主持下的元丰改革却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理财问题，把重点放在了整顿冗官、强化军兵保甲上。元丰三年(1080)八月，神宗正式起动官制改革，诏令撒消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元丰五年，又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虽然这次改革局限性很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及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至于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元丰四年及元丰五年的两次对西夏的战争均大败，损失惨重，神宗力图雪耻强边的梦想彻底破灭。

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病逝，在位十八年。

哲宗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宋哲宗(1077～1100)，名赵煦，是神宗的第六个儿子。赵煦曾被授检校太尉、天平军节度使，封均国公。元丰五年(1082)，迁开府仪同三司、彰武军节度使，进封延安郡王。元丰八年二月，宋神宗病危，三月一日，神宗的母亲英宗高皇后垂帘听政，宣布立神宗第六子赵煦为皇太子。五日，神宗去世，赵煦即位，年仅十岁。

哲宗即位后，政权一直掌握在太皇太后高氏手里。直到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去世，十八岁的哲宗才亲政。亲政之初，哲宗就恢复免役法，复行青苗法、市易法等，在教育科举等方面也恢复了神宗时的制度。另外，哲宗还对西夏再次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在沿边诸路构筑了一道长达千余里的防御工事，又与西夏重开战事，并在元符元年(1098)的平夏城之役中取得了宋夏战争中少有的大胜利，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迫使西夏求和。

然而哲宗时期改革派重新上台后，却不遗余力地对有不同意见的人士进行打击报复，苏轼、苏辙、吕大防、范祖禹等人先后遭到贬斥。而所谓的改革派主要成员热衷的是自己的权位，不仅主管军事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对保甲等改革措施敷衍了事，执政章惇也与曾布貌合神离，严重影响了改革的进程。

哲宗的身体一直很糟糕，少年时便有咯血等疾病。元祐七年(1092)，在高太后的安排下，哲宗娶了大他三岁的孟氏为妻。而对这桩婚事，哲宗并不乐意。所以，元祐八年高太后一死，孟后便被废黜，出居瑶华宫。

年少的哲宗初即位时，还是颇有一番抱负的，也起用了一些贤臣，使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到后来却假借绍述的名义，在政治上以牙还牙，务反前政，报复打击了很多无辜的官员，造成了“党籍祸兴，君子尽斥，而宋政亦敝”的局面。

什么叫元祐“更化”

“更化”即改制，改革的意思。

哲宗即位初期，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帘执政。高太后出身将门，曾祖是宋初大将高琼，外高祖是太祖时的大将曹彬。神宗生前她就对变法改革持否定态度，只是因恪守宋朝家法才没有出面干预。高氏执政后，立即起用守旧派首领司马光，任命其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参与朝政。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神宗去世时，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更是夹道欢迎，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可见当时司马光在民间的呼声很高。

司马光执政后连续上札，有《乞开言路札子》、《乞去新法病民伤中者疏》、《乞罢保甲状》、《乞罢将官状》等，他把新法比作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变法派放出抵制的言论，援引孔子的话说：“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司马光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非子改父”，并以此作为废除新法的理论依据，新法于是被逐渐废除。七月，首废保甲团教。十月，罢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市易法和保马法也相继被废。

元祐元年(1086)春，司马光、吕公著先后升任左、右相。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史称“元祐更化”。三月，司马光要求各州县五日内罢免役法。在江宁闲居的王安石听说，不禁惊愕失声道：“连这都要废除吗?”许久，又说：“此法终不可罢!我和先帝讨论了两年才实行的，连细节都考虑到了。”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苏轼、苏辙等人也反对仓促废除，认为应进一步考察利弊。然而司马光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八月，再罢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去世，废除新法的活动由右相吕公著继续进行。这时，新法其实已经废除得差不多了。

元祐更化虽然纠正了熙丰变法中的部分弊病，却给北宋后期政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什么叫绍圣“绍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逝，哲宗亲政。

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对她一味废罢新法、打击变法派不满。亲政后，哲宗一心想继承其父神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不久就恢复变法主将章惇、吕惠卿的阶官、职名。元祐九年二月，哲宗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左丞。李清臣在殿试发策时直接否定元祐政治，令绍圣之意呼之欲出。绍述是绍圣年间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其原意是继承前人的做法，对哲宗而言，就是继承其父皇的遗志与事业。四月，哲宗改年号为绍圣，明确宣示要继承神宗的改革事业，不同意再行新法的苏辙被贬出任知州，袒护他的首相范纯仁也被贬出任知府。哲宗任命章惇为首相，曾布入主枢密院，蔡京、许将等先后任执政，林希任同知枢密院事，变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项新法先后恢复，还根据神宗时推行新法的弊病，作了一些改进，并采用了部分元柘时制定的法规。但是，变法派此时也开始打击守旧派，守旧派的重要官员如吕大防、刘挚、苏辙等先后被贬往广南东路(今广东)。守旧派的首领司马光、吕公著不仅被追夺赠官和谥号，连哲宗当年为他们亲笔题写的碑额和奉敕撰写的碑文也被追毁。朔党成员韩维等三十人相继被贬官，蜀党首领苏轼被远贬于惠州(今属广东)，又进而贬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北)。洛党首领程颐也被贬往涪州(今重庆涪陵)。据《宋史·蔡卞传》记载，仅元符元年(1098)重新惩处的元事占旧党就达八百三十家之多。由此可见，在哲宗亲政时期，虽然他想绍述之本意是为了继承乃父的遗志，最终却演变成了激烈的党派之争，主要政事已不是集中精力改革，而是变为以打击守旧派为主，从而使北宋政权进一步地走向衰弱。

徽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母为神宗陈皇后。元丰五年(1082)十月生于宫中。第二年正月赐名为佶，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哲宗即位后，封遂宁郡王。绍圣三年(1096)，封端王。

元符三年(1100)九月，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病死。哲宗刘皇后本来生过一个儿子，但不久就夭折了。父死子立，哲宗没有儿子，皇室继立储君成了大事。神宗共有十四子，健在的五子依次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向太后(神宗皇后)哭着对宰相章惇等大臣说：“国家不幸，先帝无子，天下事要早点定下来。”章惇说，依照礼、律，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向太后不同意，说：“神宗诸子中，申王虽然年长但是眼睛有残疾，接下来应该立端王。”章惇则对答道：“按年龄则申王居长，依礼律应是立哲宗同母弟简王。”向太后强调，她自己没有儿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乃十三子，没有僭越诸兄的道理，还是立端王最合适。章惇提出，赵佶轻佻，不宜君天下。知枢密院曾布乘机进言：“章惇根本就没有和我们商议，皇太后所说极为妥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跟着表示赞同太后圣旨。于是，向太后在曾布、蔡卞、许将等执政的支持下，召端王赵佶进宫，即皇帝位。

为什么说徽宗是佞道昏君宋徽宗赵佶，是北宋继真宗之后又一位以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在位二十余年间，北宋的统治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但是以徽宗和蔡京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是积极改良政治，克服危机，而是变本加厉地排斥忠良，任用亲信，大建园林楼阁，纵情享乐，并狂热地崇奉道教，企图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神化其统治，挽救行将灭亡的北宋王朝。

徽宗即位之初，便开始“兴道”，宠信茅山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龙虎山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等上层道士。到了政和、宣和年间(1111～1125)，他对道教的尊崇达到高潮。他效仿唐玄宗和宋真宗，编造所谓“天神托梦”的神话。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徽宗自称梦见太上老君，老君告谕他：“汝当宿命，当兴吾教。”从此，徽宗更加尊崇道教。

政和六年，左道录徐知常推荐道士林灵素来见徽宗。林灵素原名噩，温州人，本在佛门为僧，因不堪师傅的打骂，改作道士。他善幻术，为人机敏而能言，在徽宗面前自吹能“上知天上，中识人间，下知地府”。林灵素利用徽宗急欲神化自己的心理，对他说，上天有九霄，最高者为神霄，神霄府中有一位神霄玉清王，乃上帝之元子，号长生大帝君。徽宗即神霄玉清王转世，下降为人主。林灵素又称自己是神霄府仙卿，降临人世辅佐帝君。蔡京、童贯等大臣也是神霄府仙伯、仙吏，就连徽宗宠爱的贵妃刘氏也是上天“九华玉真安妃”。一番话听得徽宗大喜，立即赐林名为灵素，赏赐无数，命他随意出入宫禁，地位与大臣相似。只因后来林灵素太过恃宠跋扈，竟与太子争道，乃于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遭贬斥，还故里后不久病死。

徽宗进行着一系列的扶植道教的活动，他大兴土木，除了为林灵素兴建上清宝箓宫外，又下令天下各州府所建的天宁万寿观也都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供长生大帝君及青华帝君之神位，耗费甚巨。徽宗还多次下诏在全国寻访有道异人，并规定道士可入州县学校培养，又比照政府官吏品级，设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徽宗又下诏全国搜访道书，并敕令编成《政和万寿道藏》，还亲自注解《道德经》、《南华真经》等书。

徽宗迷信道教，原想借助宗教神化自己，然而他溺信虚无，困竭民力，只能加速北宋的灭亡。当宋朝君臣崇道达到高潮时，金人已兵临城下，而昏庸的宋徽宗到这时犹自相信道教法术能抵御金兵。金兵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后，兵部尚书孙缚仍迷信方士郭京能以“六甲法”生擒金兵二帅，结果郭京驱使“神兵”开城不战而溃，金兵却乘势登上城墙，加速了京师的陷落。徽、钦二宗连同北宋宗庙神器，府库蓄积，都被金兵掳去。这位“教主道君”皇帝作了囚徒，犹且身着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作道流打扮。

什么叫做“瘦金书”

“瘦金书”实为“瘦劲书”的美称，为宋徽宗赵佶所创，指的是北宋末年一种具有瘦细、劲挺特色的楷书。

宋徽宗赵佶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在艺术上却是才华横溢，颇有建树的。他不但擅文辞，通音律，精鉴别，尤工于书画。清代王文治有诗赞曰：“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指虞世南)。善鉴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赵估的花鸟画超妙入神，栩栩如生；书法则正、行、草无所不工，而最有名的、最有特色的是他所独创的“瘦金书”，不但在宋朝独树一帜，也可以说亘古未有。

关于“瘦金书”的渊源，论述颇多。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云：“祐陵(赵佶)作黄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明朝陶宗仪在《书史会要》里则说：“……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所以从历代记载和书体本身看，赵佶的正书应是学褚遂良、薛稷一派的早期黄庭坚书体。不过，他善于运用，能糅合众家之长，使“散花天女舞瑶台”的褚派书体，参合薛稷的清新笔法，变得更为多姿。“瘦金书”不仅以瘦细挺劲得名，还有腴润飘逸之美。现存的瘦金书作品有《千字文》、《申霄玉清官碑》、《牡丹诗》等。

宋江起义是怎么回事徽宗君臣的黑暗统治，终于在政和、宣和之际激起了民众起义，其中以北方的宋江和南方的方腊规模最大。

宣和元年(1119)，宋江于河北路起义。同年十二月，已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农民起义军，被称为“河北剧贼”，北宋王朝曾下诏招降。宋江未受招安，继续进行战斗，转战于京东各地，出没于青、济、郓、濮等州之间，又被称为“京东贼”。宣和二年冬，南方的方腊举行起义，且发展势头迅猛。亳州(今属安徽)侯蒙上疏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徽宗于是任命侯蒙为梁山泊附近的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安宋江，但侯蒙还没到任就死了。南宋时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是这个时期。

不久，宋江力图向南方发展，途经沂州(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乘机袭击，起义军猝不及防，损失不小，只好往北回撒，在龟蒙一带活动。

宣和三年初，宋江起义军在结集力量后，再次移军南下，并进入淮南路的楚州(今江苏淮安)一带，又被称为“淮南盗”。稍后，起义军在转向东北途经沭阳时，遭到县尉王师心军队袭击。二月，在海州(今连云港附近)遇知州张叔夜伏兵攻击，损失惨重，部分起义军向张叔夜投降。据《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也于此时向张叔夜投降。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约在宣和四年夏季，折可存参与镇压方腊起义班师回朝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

宋江究竟向何人投降，现在已经无从考证。只有李若水在宋江投降后的第二年写的《捕盗偶成》这首诗的前半部分里对这件事有所记述：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方腊起义是怎么回事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今安徽、浙江地区。这一带受封建剥削特别严重。北宋的军粮、布帛、茶盐及金银等，都来自东南。崇宁元年(1102)，北宋政府在苏、杭设置造作局，役使大批工匠，制造各种皇家奢侈品。崇宁四年，又设立应奉局。大肆搜刮民间财物。

方腊是两浙路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西部山区帮源洞的漆园主，也是“造作局”酷取的对象。宣和二年(1120)十月，他利用包括明教(摩尼教)在内的各种秘密宗教组织准备发动起义，却被帮源里正发觉，遂杀里正，在漆园誓师起义。十一月初一日，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署官命将，建立政权。方腊起义军迅速占领青溪县城，并随即攻占睦州(今浙江建德东)、歙州(今安徽歙县)。消息传到开封，宋徽宗立即派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最高军事长官)童贯统领十万原准备攻辽的大军，迅速南下。与此同时，方腊起义军占领了杭州，但他没有听取太学生吕将关于先进军江宁，抢占长江天险以阻击宋军过江的建议，而是命主力南下，进攻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和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这一战略上的失策使宋官军得以乘虚而入，起义军陷入了被动局面。

宣和三年正月，宋官军首先抢占江宁、润州。二月，又攻占杭州。三、四月间，又陆续攻占衢州、婺州等地。四月中旬，方腊被迫退回西部山区帮源洞，但是在宋官军两路夹击下，起义军战败，方腊为当时还是宋军小军官的韩世忠所俘，起义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送开封，八月下旬被杀害。

什么是“海上之盟”

北宋末年，宋徽宗的腐朽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但是，宋徽宗和蔡京、童贯统治集团还想乘辽朝衰亡之际，联金灭辽，收回五代后晋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

政和元年(1111)，郑允中、童贯使辽。辽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李良嗣，并带回开封。李良嗣上疏给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并说女真(即后来于宋政和五年1115年建国的金朝)对辽恨之人骨，如能派使臣从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属山东)渡海到辽东与女真结盟，共灭辽朝，就可以谋取燕、云地区。徽宗听了大喜，赐李良嗣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宣和元年(1118)，宋遣马政使金。次年，金遣粘木喝等使宋，商议结盟事务。宣和二年(1120)，宋再遣赵良嗣、马政先后使金，金朝也多次遣使来宋，最后双方商定，两军夹攻辽国，金取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宁城西)等地，宋取辽的燕京析津府，灭辽后，燕、云地区归宋朝，而宋朝将原来纳给辽朝的岁币转给金朝。宋、金约定，不能与辽讲和。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之盟”。

宣和三年、宣和四年，宋数十万大军两次攻打辽南京(燕京，今北京)，均被辽守军击败，辽南京由金军攻占。宣和五年四月，金朝将燕京及其所属九州中的西部六州归宋，但是，燕京居民大部已被金掳往东北做奴隶，宋所得的只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的残破不堪的一座空城。

第十一章

金是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南侵的金向宋移交燕京后，升平州(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降金辽将张觉为留守。宣和五年(1123)五月，张觉打出复辽的旗号据平州叛金。昏庸的宋徽宗竟想通过招降张觉获取用武力及金钱都没能从辽、金手上得到的平州地区，以高官厚禄对张觉进行招诱。六月初，张觉暗中降宋。但是，不久平州就为金军所得，张觉兵败逃往燕山府，宋朝给张觉的任命状全为金军所得。招纳叛亡破坏了宋金盟约，虽然宋朝随后就将张觉处死并将其头颅函送金朝，但是，张觉事件还是成了金太宗侵宋的借口。

宣和七年，辽天祚帝为金军所俘，辽的残余势力基本被扫除。十月，金太宗下诏攻宋。兵分两路，西路军以粘罕为主将，由大同府(今云州)南攻太原，东路军以斡离不为主将，自平州西攻燕山。

十一月，东路金军接连占领檀州(今北京密云)、蓟州(今天津蓟县)。十二月，西路金军主帅粘罕派使者到太原见童贯，要宋朝把河东、河北地区割让给金，宋、金以黄河为界。童贯立即逃往开封。粘罕随即挥军南下，攻占朔州(今山西朔州)、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属山西)，进围太原。同月，东路金军也已进至燕山府城下，宋朝守将、原辽将郭药师投降，并成为金军先锋，跟随金军南侵。

徽宗对金之南侵持什么态度金军进围太原，占领燕山的消息传到开封，北宋君臣慌作一团。《宋史纪事本末》载，徽宗立即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又诏宇文虚中来问：“现在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该怎么办呢?”宇文虚中回答道：“现在陛下应该先下诏罪己，改革各种弊端，等到人心天意回转，就可以抵御外敌，任命将帅了。”于是徽宗忙令宇文虚中起草罪己诏书，承认自己任用非人，过听妄议，劳民伤财。并下令罢除了最为东南人民痛恨、成为方腊起义导火线的“花石纲”，同时罢除了内外制造局以及“西城所”的租课，命令把“西城所”掠夺来的土地归还给原来的业主，还把大晟府、行幸局和教坊、待诏额外人及艮岳宫的官吏等等也都罢除和裁减了。

不久，太常少卿李纲和门下侍郎吴敏商议说：“建牧的意思，不就是想让太子担负留守的职责吗?如今敌势猖獗，不把名号给太子就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吴敏问：“让他作监国行吗?”李纲认为还不行。吴敏把李纲的意见告诉徽宗，徽宗立即召李纲商议。李纲刺破臂膀以血书进谏，认为非常时期不可守常礼，必须把名位给皇太子，使他能够号召天下，收将士心，誓死抗敌，天下才能保全。徽宗急于逃往南方，这才不得已同意退位。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假装得病，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大臣们急忙灌药后，又装着醒过来，索要纸笔，用左手写道：“传位东宫。”经过几番辞让后，十二月，赵桓即皇帝位，这就是宋钦宗。而宋徽宗则自称道君皇帝，退居龙德宫。

宋钦宗是在什么背景下成为皇帝的宋钦宗赵桓(1100～1161)，初名亶，是徽宗皇帝的长子。曾封韩国公，后又进封京兆郡王。大观二年(1108)正月，进封定王。政和五年(1115)二月，被立为皇太子。

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在金军大肆南侵之际，赵桓被徽宗任命为开封牧。后来，徽宗又企图以太子“监国”名义，把抗金的重任交给他。为了尽快逃跑，在吴敏、李纲的近乎逼迫下，徽宗于十二月下旬被迫把皇位传给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次年，改元靖康。

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东路金军在攻占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信德府(今河北邢台)后，又占领相州、浚州，黄河南岸的守军焚桥溃逃。初三日，消息传到开封，作为太上皇的徽宗立即于当天半夜出逃，百官也有一些偷偷逃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钦宗也想南逃。在李纲的激励下，钦宗暂时安心，并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对大臣们说：“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这才制止了钦宗的逃跑。

初七日，东路金军已迅速渡河南下，到达开封城下。开封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打退金军的多次进攻。金军损伤惨重，斡离不遣使入城，要求宋朝派出大臣与金议和。斡离不提出，只要宋朝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为人质，金军就可以退兵。钦宗求之不得，派九弟赵构、少宰张邦昌前往金军中谈判。二月初，各地勤王援兵赶到，钦宗不顾李纲先断金军粮草的建议，指挥宋军夜袭金军，大败。为了显示宋朝求和的诚意，钦宗将李纲罢职，并同意割让三镇。以陈东为首的太学生及数万居民群起反对，钦宗不得已又恢复了李纲的职务并兼京城防御使，但却继续进行着割地求和的活动。主战的李纲等人的重新被起用，加上“勤王”援兵多达二十余万，这种种情况迫使斡离不考虑退兵，况且宋朝已经答应割地赔款，又以肃王赵枢代替了康王赵构，张邦昌也由少宰(次相)改为太宰(首相)，满足了金军的要求，二月初十日，金军开始退兵。

“靖康之耻”是怎么回事靖康元年(1126)二月十七日，钦宗接到报告说金兵已经渡过黄河北归，亡国的威胁暂时没有了。当初，徽宗逃到镇江以后，以太上皇帝圣旨，将东南地区的“递角(报告)”、“纲运(物资)”和“勤王”的军队扣留，掌握东南地区的军、政、经济大权，企图重新上台当皇帝。钦宗为了维护帝位，贬逐并处死了徽宗的亲信王黼、李彦，随后又把徽宗身边的童贯、蔡攸、蔡京贬官，并下诏太上皇不得干预政事。

钦宗好不容易把内务处理好了，可是这时太原、河间、中山三镇拒不接受割地诏书，李纲等又坚持抗金，二月中旬，钦宗宣布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

八月上旬，金太宗以宋废除割地和议为由，命斡离不、粘罕分率东、西路军第二次侵宋。粘罕率西路军围攻太原，太原军民在王禀的率领下，英勇抗击，坚守太原达八个月之久，然而终因粮尽援绝于九月初被金军攻破，王禀率军巷战兵败后投水自尽。而东路金军也再次越过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围攻真定(今河北正定)，四十天后真定城破，守将刘翊兵败自杀。

太原、真定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钦宗忙派康王赵构、刑部尚书王云为正、副使，前往金军讲和，再次表示同意割让三镇。此时东路金军已再次渡河南下，金使提出划河为界，这时，赵构、王云刚到磁州(今河北磁县)，王云就被磁州城人民杀死，赵构慌忙退还相州。钦宗同意金军划河为界的条件，立即又派执政耿南仲、聂昌为正、副使前往议和。可是，闰十一月中旬，聂昌刚到达绛州，就被坚决反对割地的绛州人民杀死了，金使也仓惶逃往相州。这样，钦宗两次派出的人都未能完成议和使命。

闰十一月初，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多次攻城，均被开封军民击退。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相信术士郭京撒豆成兵的“六甲法”，说是只须用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便可生擒敌帅，扫荡金军。二十五日，郭京命守城军民退下城头，驱“神兵”出宣化门迎敌，谁知一触即溃，金军却乘机攻入开封城。

十二月初二日，宋钦宗奉上降表。靖康二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帅命钦宗在青城金军营中跪听金太宗诏书，宣布废除徽宗、钦宗二帝，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四月，金军押着徽、钦二帝、皇后、妃嫔及其宗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归，同行的还有外戚、宰执和其他在京大臣，伎艺、工匠、娼优等各色群众，共计十余万人。而金军押走的战利品包括金银绢帛、图书文物等，数目不可胜计。北宋徽、钦二帝，分别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和三十一年(1161)死于金朝。

宋高宗即位前干过哪些事宋高宗赵构(1107～1187)，字德基，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大观元年(1107)五月，生于开封大内。次年，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进封康王。

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兵临开封城下，在多次进攻均被击退后，遣使入城，要求宋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并以宰相、亲王为人质，便可退兵。徽宗于是派赵构为使前往，少宰张邦昌同行。金帅斡离不把他留在军中半月余，赵构照样过得悠闲自在。二月，在各地勤王兵到之后，徽宗派姚平仲夜袭金军，金人责怪宋使，张邦昌吓得涕泗横流，赵构却不为所动，斡离不颇以为奇，便要求宋朝更换人质，钦宗遂以肃王赵枢代康王。八月，金军第二次南侵并攻陷太原、真定。十月，赵构又作为使臣前往斡离不营中求和。刚到磁州(今河北磁县)，当地百姓便杀掉了与他同行的刑部尚书王云，而此时斡离不已率兵围攻开封了。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知州汪伯彦的建议下，退到相州。

闰十一月，在开封被攻危急之际，钦宗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十二月，赵构建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此时金军早已攻占开封城墙，北宋处于存亡之间，钦宗再次以腊书诏令赵构率兵入援开封。赵构派少量部队南下汤阴(今属河南)作疑兵，自己却带着近万军队出北门，经临潭(今河北临漳西南)，踏河冰渡过黄河，到达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副元帅宗泽主张迅速南下解开封之围，然而赵构只派宗泽率数千兵马打着他的旗号南下，自己却逃往东平(今山东东平)，继而又逃往济州(今山东巨野)。

宋高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立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皇帝的消息传来，汪伯彦劝赵构南下宿州(今安徽宿州)，准备向江南逃跑，由于将士反对才最终没有逃成。宗泽在向开封进军的途中，得知金军已带着徽、钦二帝北上，便立即传檄四方，欲邀夺二帝，同时率军赶回大名，准备渡过黄河，拦截金兵归路。但是，其他勤王军马都没赶来，宗泽只得放弃组织各路宋军援救二帝的计划，转而上疏赵构，劝他即位，前往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兴王之地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建宋王朝。

四月，金兵退后，伪楚皇帝张邦昌遭到开封军民的唾弃，以吕好问为首的一部分旧宋臣僚，也要张邦昌退位。勤王兵马此时也陆续赶来，一并声讨张邦昌。这个时候，宋徽宗的近属多被金军掳走，只有宋哲宗的废后孟氏和在外的康王赵构幸免。张邦昌不得已，先把孟氏迎进宫内，让其垂帘听政。接着，又以孟太后的名义，布告中外，由赵构嗣位当皇帝。张邦昌不仅赶到南京把玉玺送给赵构，还当面向他认罪。赵构见时机成熟，遂于五月初一日(1127年6月12日)在南京应天府即位，改元建炎，这就是宋高宗，时年二十一岁。后来因建都(行在所)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高宗即位初期政治、军事形势如何宋高宗即位之初，首先将张邦昌贬官赐死。这个时候，南北军民抗金热情高涨，高宗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表面上装出一副“抗金”的姿态。他起用主战派李纲为宰相，又任宗泽为东京留守。但与此同时，他又任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

李纲上任后，积极布署抗金。建炎元年(1127)六月，入朝上“十议”，力主恢复中原。宗泽也提出“条画四事”，并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积极从事抗金军事部署。然而，高宗害怕抗金可能会招致金把徽、钦二帝送回来，从而影响自己的帝位，于是，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决意走避江南。当时，东京留守宗泽请高宗回开封，李纲也提出“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一慰都人之心”，但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八月，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欧阳彻等要求贬黄、汪而留用李纲，也遭到惨杀。十月，高宗逃到扬州(今属江苏)。同年十二月，金军开始第一次大举南侵，兵分东、西两路，分别由粘罕、娄室任主帅。建炎三年(1129)正月末，金军由徐、泗(今盱眙北)二州奔袭扬州，二月初金军临近扬州之际，高宗仓皇渡江逃到镇江，还没立稳脚跟，又逃往临安(今浙江杭州)。三月初，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迫使高宗把皇位让给他三岁的儿子赵旉，由孟太后垂帘听政。四月初，同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闻讯，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高宗复位，苗、刘二将被处死。

高宗在仓皇逃跑的同时，还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高宗逃到江宁(今江苏南京)时，派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被扣留。同年八月，又派杜时亮到金军求和。然而，使臣还在途中，金军的第二次大规模南侵已经开始。金军仍分东、西二路，西路攻陕入蜀，东路则越过长江追击高宗。十月，高宗从临安逃到越州(今浙江绍兴)，十二月初，又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并决定下海避敌。接到金军逼近临安的消息后，高宗又连忙坐船逃往定海(今浙江镇海)，继而渡海到昌国(今浙江定海)。建炎四年(1130)正月，金军攻占明州，高宗逃到台州(今浙江临海)，被金军追击，高宗被迫逃往温州。二月初，金军退回临安。宋将韩世忠、岳飞分别击退两路金军，加上其他战场的胜利，金军被迫北退。高宗这才从温州泛海北上，回到越州，结束了四个月的海上亡命生活。次年，高宗改元为绍兴元年(1131)。绍兴二年(1132)，高宗把小朝廷迁回临安。

由于前方军民的英勇抗击，绍兴二年(1132)，宋军逐步形成了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战线。绍兴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临安建都，维持着半壁江山的统治。

为什么说宋高宗“偷安忍耻，匿怨忘亲”

宋高宗即位之初，就重用主和派黄潜善和汪伯彦，让他们分别参与政务，执掌兵权，一开始就暴露出他放弃中原，偏安一隅的思想。建炎元年(1127)十月，高宗退至扬州，从此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他根本就不相信军民抗战的力量，只顾仓皇逃跑，又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在给金朝的信中卑躬屈膝地说：“今以守则无人，奔则无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又说：“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并尊无二上。”

与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宋高宗在朝内猜忌武将，重用奸佞。高宗猜忌武将一方面是源于宋太祖以来防范武将的家法，还有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就是高宗害怕将领们恢复中原后，迎回徽、钦二帝，钦宗将会夺了他的帝位。个中原委高宗当然不便明言，但他的实际行动却颇能说明问题。早在建炎元年八月时，太学生陈东等就因上疏请求高宗北伐，迎回徽、钦二帝而被斩首。而高宗虽然在口头上说要迎回“二圣”，但实际经过“和议”的反复交涉，最后却只是迎回了徽宗的灵柩和自己的生母韦后，而让钦宗客死异乡。

在抗击金兵的战争中，高宗对将帅们更是严加控制，生怕他们“张皇事势”，“却致引惹”，而甘愿放弃胜利成果，与金议和。绍兴四年(1140)，岳飞等在郾城大败金军，并得到抗金义兵的热烈响应，准备收复河南全境，高宗却接连下令要岳飞退兵回朝，迫使岳飞不得不将十年之功毁于一旦。而高宗为了除去心腹之患，献媚金人，又将岳飞父子杀害。明代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词曰：“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真可谓一针见血。

尽管高宗一心只想偷安于东南半壁江山，总是积极谋求与金议和，并多次与金达成和议，但金却并不满足，一次又一次撕毁和议，挥军南下。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兵又一次南犯失败，金朝发生内乱，南宋朝野纷纷要求北伐，高宗却坚持屈己称臣，维持和议。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军民的抗战声中，高宗再也难以维持了，只好宣布退位。此后，他以太上皇的名义赋闲二十余年，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病死。

伪楚政权、伪齐政权是怎样建立并灭亡的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朝在废宋徽宗、钦宗二帝后，决定另设傀儡政权以统治黄河以南原宋统治区。三月，金太宗下诏册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在开封登基为帝，定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张邦昌是宋东光(今属河北)人，从宣和元年(1119)起在宋朝执政，以少宰身份先后陪同赵构、赵枢使金，同为人质。他力主割地求和，后升任太宰。四月初，金军在册封他为伪楚皇帝后，撒军北回。然而，开封的民众并不承认这个金朝册封的皇帝，部分旧宋臣僚甚至胁迫张邦昌退位，加上勤王兵马陆续赶来，迫于形势，张邦昌迎废后孟氏为宋太后，并主动将玉玺交给赵构，这样，金朝为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而设立的伪楚政权，实际上仅历时三十二天便自行消灭了。高宗赵构即位不到一个月，张邦昌就被赐死。

伪齐是金继伪楚政权后在黄河以南重建的又一个傀儡政权。金军进军南宋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消灭南宋。金军在渡江追击高宗没有抓获后，不得不北返，并决定在已经占领了的黄河以南地区建立傀儡政权。建炎四年(1129)九月，金朝立刘豫为皇帝，作为金的子皇帝，国号齐，史称伪齐，建都大名(今河北大名东)，次年迁都汴京(即原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原任宋朝济南知府。后降金，先后任金京东、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兼诸路马步军总管，子刘麟任济南知府。伪齐实际控制区为原北宋的京东、京西两路及淮南路的大部分地区，绍兴元年(1131)，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诸路划为伪齐辖区。这样，伪齐成为南宋与金的缓冲地区。

伪齐政权建立后，对内镇压抗金活动，并对南宋开展诱降。宋将李成、徐文、孔彦舟等先后投降伪齐。绍兴三年(1133)，刘豫派兵攻陷南宋河南的唐州(今河南唐河)、湖北的襄阳府等地。但第二年又被岳飞收复。同年九月，金、伪齐联合进攻南宋。名将韩世忠大败金军于扬州，金兵被迫撒退。

绍兴六年(1136)，伪齐再次攻宋，在滁州附近的藕塘镇(今安徽定远东南)又被宋将杨沂打得落花流水，伪齐从此一蹶不振。伪齐的表现让金朝大为不满，加之主张建属国的金太宗去世，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伪齐被废，金设行台尚书省于汴州。刘豫降封为王，绍兴十六年(1146)死于金朝。

宋金是如何争夺川陕一带的建炎元年(1127)冬，金军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南宋，兵分东、西两路，东路由粘罕为主帅，负责率军追击宋高宗，西路则由大将娄室率军攻陕窥蜀。西路军很快占领同州(今陕西大荔)、华州(今陕西华县)。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军进入长安、凤翔。这年春夏之交，高宗正从扬州渡江南逃，因在苗刘之变中勤王有功而颇受高宗青睐的原礼部侍郎张浚此时已入知枢密院事，他对高宗建议说，关陕地区非常重要，如果金军由陕入蜀，东南也将不保，愿意身任其事。于是，高宗任命他为川陕京湖宣抚处置使，赋予便宜处置之权，全力经略关陕。七月，张浚到任。建炎三年(1129)十月，张浚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练兵于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任用吴玠、吴璘两兄弟为统制。南宋与金在关陕展开的争夺战从此开始，从建炎四年(1130)到绍兴四年(1134)前后五年中，宋金之间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分别是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及仙人关之战。

建炎四年三月，进攻江南的战事一结束，金军就将战略进攻目标转向关陕。七月，金军将领宗弼从建康渡江到六合后，随即引兵往陕与娄室会合。九月，张浚误以为金军主力还滞留江淮，合熙河、秦凤、泾原、永兴、环庆五路军四十万，战马七万多匹，在渭水北富平丘陵地带与金军决战，金军反败为胜，宋军五路皆溃不成军，史称“富平之战”。张浚退守秦州，再退至兴州(今陕西略阳)。

金军乘富平之战的余威，尽夺关陇六路。张浚命吴玠扼守大散关东的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控制由关陕入汉中的要塞。绍兴元年(1130)十月，金军为了夺取关中，进窥川蜀，发兵进攻和尚原。吴玠选派劲弓强弩，发箭如雨，连绵不断，金兵稍退后，吴玠又派军邀击，激战三日，大败金军，宗弼也狼狈逃走，这是南宋在陕西最后一道防线的保卫战，史称“和尚原之战”。

绍兴三年(1133)春，金军和伪齐联合攻陷宋金州(今陕西安康)，吴玠率数千兵马自河池一天一夜奔驰三百里，赶到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北)救援，他把黄桔扔给金军，开玩笑说：“大军远来，聊用解渴。”金将大为吃惊：“来何速也!”然而由于叛徒告密，饶风关失守，吴玠退守河池南的仙人关，筑垒号“杀金坪”，严阵以待。绍兴四年(1134)二月，金将率步骑十万进攻仙人关(今陕西略阳西北)，吴玠兄弟以万人坚守，以长刀大斧砍杀金骑兵得胜，金军被迫退屯凤翔(今陕西凤翔)，史称“仙人关之战”。吴玠乘胜收复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凤州镇)和陇州(今陕西陇县)。

这三次战役，对争夺陕西、保卫川蜀安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金军从此“乃不敢窥蜀”。

两河、两淮的主要抗金义军有哪些金军南侵黄河、长江流域的时候，两河、两淮义军纷纷起来抗击金军。两河指河北、河东。两河地区的抗金义军，主要有八字军、红巾军和五马山寨义军。

八字军原是河北招抚使张所派遣王彦率领的七千官军。建炎元年(1127)九月收复新乡(今河南新乡)，被金军打败后退到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太行山地区继续抗金，他们以战士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抗金的决心而得名。八字军是太行山义军中最有名的一支，附近各地人民纷纷响应起兵，人数达十万以上，势力扩展到并、汾、相、怀、卫、泽等地区。八字军在王彦的领导下，多次打败金军，并夺回无数被金军掠夺的河南人民。八字军后来归属宋东京留守宗泽，与宋军并肩作战，功勋卓著。

河北路中部还有一支著名的抗金义军，即五马山(今河北赞皇境内)寨义军，是由武翼大夫赵邦杰在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冬组建的。建炎二年(1128)二月，和尚洞(今河北正定西)义军首领马扩被俘后逃出至五马山寨，被推举为首领之一。这支武装一度发展到几十万人，给金兵以致命的打击，后被金军挞懒所率主力攻破。

河东地区的抗金义军也很活跃，活动在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地区的被称为“红巾军”，以头包红巾为标志。他们在一次袭击金兵大营的战斗中，几乎活捉金兵主帅粘罕(宗翰)，可见力量之大。遇见有从金兵蹂躏下逃亡出来的穷苦人民，红巾军总是设法供给他们口粮，并护送难民安全出境。

两淮地区的抗金组织被统称为两淮山水寨，这是两淮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他们依山阻水，据险负固，与金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时间从建炎三年(1129)金军自江北徐、泗进攻扬州开始，到绍兴四年(1134)金军北还为止。其中著名的山水寨为泰州缩头湖水寨。这支武装的领导人张荣是梁山泊(今山东梁山南)渔人，两宋之际他把好几百人聚集到了梁山泊，攻击金军，人称张敌万。建炎三年金军攻扬州时，张荣率部南下楚州(今淮安)鼍潭湖筑水寨抗金，所部万余人。建炎四年(1130)，张荣率船队南下通州，转入缩头湖作水寨坚守。金将挞懒带兵来犯，张荣弃舟登陆，围攻金军，迫使金兵北退。

这些由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义军，给金军以沉重的打击，后来他们大部分都主动与抗金名将宗泽联系，接受宗泽的领导，准备合力大举北伐，然而没有得到高宗的首肯。宗泽忧愤成疾病死后，由他招抚的抗金义军也纷纷离去了。

钟相、杨么起义是怎么回事钟相、杨么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发生在建炎四年(1130)二月。当时，正是宋高宗建立政权不久。农民之所以会起来反抗，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南宋一建立，就打着抗金的名号，巧立各种苛捐杂税，军队的馈饷和朝廷的开支，都要由江南农民来承担，老百姓赋税特别重，简直无以聊生。与此同时，两宋之际残酷的战争破坏也使人民无法生存。建炎四年宋王朝招募了一个人数过万的流寇集团，他们在匪首孔彦舟的带领下，窜到洞庭湖区，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钟相利用这个有利时机，于建炎四年二月十七日，发动起义。

钟相，武陵县人(今湖南常德)人，出身于小商人家庭。早在起义之前的二十多年，他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左道”为农民治病，联络各方群众。他提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吸引了很多群众。

二月二十一日，钟相在其故乡建立农民政权，定国号大楚，自称楚王，改元天载，立子钟子昂为太子。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荆南(今湖北江陵)的群众首先加入进来，起义军势力很快扩充到洞庭湖周围的十九个县，军队也发展到四十余万人。

三月，宋朝廷以孔彦舟为荆南湖南北路捉杀使，派他前往鼎州镇压起义军。三月十六日，孔彦舟派兵突袭钟相大营，钟相大败，父子战败被俘后均被杀害。

钟相起义失败后，余部继续战斗，其中以杨么、杨钦、杨华势力最大。绍兴三年(1133)四月，杨么自号“天圣大王”，拥立钟相少子钟子仪为太子做领袖。杨么是一位青年农民，原名杨太，当地农民都称最小的孩子为“么”，杨么是一个十分亲热的称呼。十月，宋荆南府制置使王燮总领舟师，率兵到达鼎口，与杨么起义军展开大战，官军被打得狼狈逃窜，死伤无数，只好奔返鼎州。十一月，王燮所部又在岳州之南的阳武口被起义军用车船打得落花流水。同年十二月，宋朝廷派人招安，杨么不予理会，杀了使者。

绍兴五年(1135)南宋朝廷派抗金名将岳飞前往洞庭湖地区镇压起义军。几个月时间，就招降了不少起义军，杨钦也率所部三千人投降。岳飞对降兵给予优厚待遇，南宋朝廷又对洞庭湖起义军根据地减免赋税。同时，岳飞加紧对起义军进行围剿，在环湖周围多筑堡垒，堡堡相连，切断了起义军与陆上的联系。又命令士兵砍伐树木，堵塞湖中要道，以腐木乱草垫积湖中，使起义军的车船优势无法发挥。岳飞派牛皋等进攻杨么水寨，众多起义军将领投降，杨么投水而死。余部夏诚寨也被岳飞攻破，杨么起义最后失败。

第十二章

什么叫绍兴和议宋高宗自即位以来，谋求与金议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标。绍兴七年(1137)，金熙宗在挞懒等人的支持下，废伪齐，采纳挞懒的建议，准备把刘豫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让宋高宗像刘豫那样向金称臣，贡纳岁币。高宗得到被金朝放回的王伦带回的消息，喜出望外，他不顾主战派将领及群臣的反对，任秦桧为右相，于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代他拜接金人诏书，金将原伪齐统治区河南、陕西地区划给南宋，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贡银五十万两、绢五十万匹。

然而，绍兴九年(1139)七月，金朝主和的宗磐、宗隽以谋反罪被处死，八月，挞懒也以谋反罪被杀。主战派斡本、兀术等掌权。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朝撕毁和议，再次挥兵南下，却遭到岳飞等抗金力量的沉重打击。可悲的是，宋高宗并没有让抗金将领继续战斗，反而一心只想与金议和，保住他的半壁江山。为了向金表示他议和的决心，正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金军即将崩溃的关键时刻，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他不仅收回张浚、韩世忠、岳飞三大将领的兵权，还将岳飞逮捕下狱。绍兴十一(1041)年十一月，南宋与金达成新的和约：南宋继续向金称臣，以东自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割去河南、陕西半数土地，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就是史书上所称的“绍兴和议”。从此，宋、金在大体力量相当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

顺昌保卫战是怎么回事绍兴十年(1040)五月金朝撕毁和议后，决定兵分两路重新占领已划归南宋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金朝将领兀术率东路军自黎阳(今河南浚县)南下，河南各地相继投降。

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以原“八字军”为主的一万八千人的部队正在前往开封的赴任途中。他们刚由水路到顺昌(今安徽阜阳)，金军占领开封的消息就传来了，并且知道金兵已占领了陈州(今淮阳)，距顺昌还不到三百里。刘铸立即命令凿沉船只，修筑防御工事，决心与顺昌府年近七旬的知府陈规共守顺昌以抗击金军。五月底，金军围攻顺昌，被宋军击败。六月初，金将兀术亲率十余万金军赶到，他看到顺昌城简陋，笑着对手下说：“这样的城墙，用靴尖踢踢就倒了。明天早上咱们府衙里吃早餐吧!”根本没把刘铸等放在眼里。九日一大早，金军大举攻城，兀术的亲军是重装骑兵，都是铁兜重甲，号称“铁浮图”(铁塔)，又惯用左右翼骑兵迂回侧击，号称“拐子马”，他们常以此取胜，被称为“常胜军”。这时正值盛夏，刘镝巧妙利用天气变化来部署军事行动，早上天气凉爽时就只守不攻，中午过后，当身穿重甲的金军经过烈日暴晒，力疲而气衰时，派精兵突起进攻，不用长枪，只用短兵器，刀砍斧劈，甚至徒手相搏。官兵们殊死奋战，身中刀剑也不退却，终于打败兀术的亲兵，杀敌五千。兀术大败后，退守城西，掘濠自卫，企图坐困宋军。没想到当晚天降大雨，水积一尺多深，刘铸不断派小股部队袭击金军。几天后，兀术再也支撑不住，退往开封。刘镝以不满两万的兵力，击败金军十万人。顺昌之战惊动朝野，这是一场以少胜多，以逸待劳，击败金军精锐的著名战役，不仅大灭金军的嚣张气焰，还阻挡住了金军自两淮南侵的势头。

陕西保卫战是怎么回事在兀术率东路金军南侵的同时，右监军撒离曷也于绍兴十年(1040)五月中旬自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渡黄河进入同州(今陕西大荔)，没几天，就占领了永兴军(今西安)，随即向西直奔凤翔。这样一来，川陕宋军被拦腰截断，半数以上的宋军被隔在了渭河以北。四川宣抚副使胡世将急派吴璘率军两万自河池赶往宝鸡。五月下旬，金军前锋到达凤翔的石壁寨时，为吴璘部将姚仲打败，金军只得退回武功。

六月初，吴璘、杨政主动致书金将撒离曷会战。在这场会战中，金军大败，退守扶风，宋军乘势进攻，占领了扶风。撒离曷大怒，列阵二十余里，还是被姚仲等打败。吴璘、杨政等在渭河两岸严密布防，抑制金军南下攻蜀。撒离曷见宋军已有防备，加上吃了多次败仗，就率领所有驻在凤翔的金军，改攻泾州(今泾川北)，不料又被宋军田晟部打得大败，伤亡惨重，只好再次退回凤翔休整，不再出战。宋军也撒离了河池退保仙人原(今陕西风县西南)，防止金军攻蜀。

宋军经过苦战，使西线金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被金军隔在渭水以北的宋军也得以全师而还，保存了川陕宋军的有生力量。但是，陕西已被金军占领。

采石之战是怎么回事南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金副相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后夺取帝位。完颜亮在帝位稳固以后，决定破坏“绍兴和议”，消灭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完颜亮迁都大兴府(今北京)，积极备战。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完颜亮遣使到临安，明确提出要南宋派出大臣到开封，商议割让淮南地区给金。战争迫在眉睫，南宋政府被迫作出防御部署，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又任命成闵为京西、湖北制置使，率军前往武昌，扼守长江中游。任命名将刘锜为江、淮、浙制置使，负责长江下游防务。

七月，金迁都开封，随即进行侵宋部署，几路大军先后南侵。九月下旬，完颜亮也自开封南下，至此，侵宋战争全面展开。金军南侵的消息传来，抗金名将刘镝扶病从镇江进驻扬州，对部将们发出“取重阳日到京师(开封)”的豪言，仍采取顺昌保卫战时坚壁清野的战略防御措施，并决心在扬州与金军决一死战。然而，负责淮西防务的主将王权却不听从刘锜的指挥，在听到金军已经自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渡淮时，立即率部南逃，由于淮西完全没有防务，金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庐州、滁州。刘铸被迫回军守江。

得知金军马上就要到达长江北岸的消息，文武百官纷纷把家人送走，宋高宗也决定再次入海避难。在宰相陈康伯等人的坚决反对下，高宗表示亲征，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任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任参谋军事，统一指挥江淮战事。此时，王权已弃和州(今安徽和县)，逃到长江南岸的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南)。金军很快占领和州，完颜亮率军抵达长江北岸采石矶附近的杨林渡。另路金军也已占领真州(今江苏六合)，并进攻扬州。已是重病在身的刘镝等退守瓜州(今扬州南)，再奉命渡江退守镇江，扬州被金军占领。

金军主力虽然取得重大进展，进抵长江北岸，其他各路却进展不大，水军甚至还没出发，就被宋将李宝率部消灭于胶西东南海湾中的陈家岛金水军基地。

然而，就在十月金军渡淮大举南侵之后数日，金朝后院起火，反对完颜亮穷兵黩武的将领拥立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完颜雍为帝，这就是金世宗，改元大定。一个月之内，黄河以北地区很快归附新皇帝。十一月初，完颜亮得到消息后，决定立即渡江进攻南宋，占据江南。他们决定初七日在采石矶渡江南侵。

这时，宋督视军马叶义问将王权罢官，改任李显忠为都统制。十一月八日，参谋军事虞允文到采石矶犒军，旧将王权已被罢职，新将李显忠未到，宋军没有统帅，将士们零零散散地坐在路旁，骑兵也丢失了马匹，士气十分低落。遥见江北金军的大量水军船只已出杨林渡口，形势非常危急，虞允文立即召集诸将议事。有人对他说：“你只受命犒师，又没有受命督战。别人做坏事，你来承担责任吗?”他叱责道：“危及社稷，岂能退避!”于是迅速部署防御，并命当涂县民兵乘海鳅船冲击金水军船队，击败金军。次日，命宋将盛新率军乘船防守长江江心，控制金水军基地杨林渡河口，不放一艘金军船只出河入江。宋军以火攻烧毁金水军的大量船只，完颜亮被迫退往扬州。采石之战宋军大胜。

李显忠到达采石时，战争已经结束，他立即派李捧率军万余人随虞允文前往镇江防守。完颜亮得知水军全部被宋军消灭，利用水军攻占临安的企图已经破灭，加上黄河以北地区已归附新帝金世宗，他已是后退无路，于是孤注一掷，决定占领江南地区，命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过河，不渡者处死，激起了金军内部的矛盾。十一月二十七日，金都统制完颜元宜率军杀死了完颜亮，并以金世宗名义行牒镇江宋枢密行府，表示要退兵以修旧好。金军随即退兵，十二月中旬渡淮北归。

孝宗是太祖七世孙，他是如何成为皇帝的宋孝宗(1127～1194)，名赵昚，字元永。长大后，命名伯琮。他并非高宗赵构的儿子，而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匡胤的少子赵德芳的后裔。

貌似强盛的北宋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被金所灭。而新建的南宋王朝，则被金军追赶，颠沛流离，几乎是居无定所。加上早在三十年前，高宗赵构的独子元懿太子赵鼻就因受惊吓而三岁夭折，此后，赵构一直别无子嗣。于是，上自孟太后，下至低级官员，都产生了一个共识，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宋太宗杀太祖夺位所致，只有还位于宋太祖后裔，宋朝才能保存。

史称，约在绍兴元年(1131)正月，孟太后以做梦的形式秘密建议高宗选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作为继承人，巩固宋朝的统治，高宗“大悟”。此后，宰相范宗尹又向高宗提出相似的建议。高宗大为感慨，说：“太祖以神武之功定天下，子孙后代却屡遭危难，动荡漂泊，没能安享天下，真是可悲可叹。我愿意效仿仁宗虽无子嗣，却能传位于宗室之后的做法，以社稷苍生为念，告慰祖宗在天之灵。”当即颁诏，从太祖后代“伯”字辈中选贤择嗣。绍兴二年(1132)，高宗选中宋太祖的少子赵德芳的六世孙赵伯琮为继承人选，接入宫中。

绍兴三十年(1160)，赵伯琮被立为皇子。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金将杀死完颜亮北归。十二月中旬，金世宗派左监军高忠建为使前往南宋。三十二年(1162)正月，金使将到之际，南宋君臣再次对继续与金作战还是议和这一问题争论不休，高宗仍坚持求和，但是在群臣的建议下，也企图收回河南地区，改变臣属关系。然而，宋高宗料想金朝不会同意，宋金必将大战，于是想退位，把责任推给嗣子赵伯琮。五月末，赵伯琮被立为太子，改名昚。六月十一日，高宗宣布退位，太子赵昚即位，这就是宋孝宗。

隆兴和议是怎么回事宋孝宗还是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随即任命指挥过采石之战的兵部尚书虞允文出任川陕宣谕使，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一指挥江淮的军事。随后，又为岳飞平反昭雪，起用由于反对乞和而遭贬的胡铨，这些抗金的名将的起用大大鼓舞了抗金士气。但是，此时孝宗还受制于太上皇宋高宗，朝中大臣也多主和，尤其是参政知事史浩，更是不断散布求和的言论。

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金帅纥石烈志宁致书南宋枢密使张浚，要求“凡事一依(金)皇统以来旧约(指绍兴和议)”，并索取侵地和贡赋。南宋关于地位平等和重议划分疆界的要求，遭到金世宗的完全拒绝。

宋孝宗决定对金作战以改变宋金臣属关系。隆兴元年四月，孝宗命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张浚督军北伐。然而，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世宗即位，十一月完颜亮被杀，到次年九月，金军主力一直在北方镇压内部叛乱，而高宗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才传位给孝宗，这一段攻金最佳时间已被延误。到孝宗北伐时，金军已抢在南宋之前作好了准备。

五月，在张浚的部署下，宋将李显忠等攻占灵璧(今安徽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继而又攻下淮北重镇宿州，使南宋君臣大为振奋。孝宗随即任命李显忠为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使，孝宗还下诏亲征。金世宗得到消息，也迅速派中使督战，命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立即率精兵进攻宿州(今安徽宿州)，与李显忠部连日激战，双方胜负相当。在这关键时刻，副帅邵宏渊不仅按兵不动，还散布谣言蛊惑军心，其中军统制周宏甚至带头逃跑。宋军被迫于夜晚撒军南还，移军守淮，史称“符离之战”。

符离之战后，主和派汤思退重新上台任右相，他竭力主和，而主战的张浚则竭力反对议和并得到孝宗的支持，然而汤思退公然以太上皇宋高宗压制孝宗，使孝宗最后终向主和派屈服。隆兴二年(1164)四月，张浚被罢相，不久就病死了，临死还以不能收复中原为恨。朝政完全为汤思退等主和派把持，他们撒消了张浚生前的所有抗金部署。十月，金军乘机南侵，迅速占领了濠州、滁州，但是，接下来的战役里，宋将却接连击退金军的进攻。孝宗这时遣使到金议和，表明不再向金称臣，改“岁贡”为“岁币”，数目减十万。闰十一月，宋使与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就上述条件初步达成协议。十二月，宋使以正式国书出使金朝。乾道元年(1165)，宋使到金都面呈金世宗。因和议于隆兴二年(1164)已基本达成，所以史称“隆兴和议”。

为什么说在南渡诸帝中宋孝宗卓然称首在南渡诸帝中，宋孝宗是一个真正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锐意恢复，即位之初，就在张浚的支持下北伐。然而，由于已经错过了攻打金朝的最佳时机，加上用人不当，副帅邵宏渊在关键时刻按兵不动，使“符离之战”没有取得胜利。之后，又在太上皇高宗的安排下被迫起用主和派汤思退为相，朝政完全为主和派把持。隆兴二年(1164)，孝宗和金朝议和，这便是“隆兴和议”。隆兴和议虽然是宋金所达成的和议中最接近于平等的和议，但毕竟还是不平等的。隆兴和议绝不是宋孝宗期望的结果，他的目的是收复中原，恢复北宋边疆。在太上皇宋高宗的迫使下隆兴和议虽然最终达成，却让孝宗心里一直愤愤难平。他决定用武力恢复中原，一雪国耻。

然而，陈康伯、吴璘、张浚等将领相继去世，孝宗只好把恢复的期望都寄托在采石之战的指挥者虞允文身上。乾道三年(1167)，孝宗任命他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替代去世的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五年(1169)八月，又召虞允文入朝为右相。八年(1172)，升虞允文为左相，再命他出任四川宣抚使，封襄国公。孝宗与虞允文相约，虞允文由四川出兵攻金，他派兵由江淮北上响应，会师河南，一起攻金。为此，孝宗整军练武，积极备战，并几次以接受金朝国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引发军事对抗。但是，虞允文到川后，想准备充分，迟迟没能定下发兵的日期，却于淳熙元年(1174)病死，使得孝宗失去了唯一可以依靠的抗金大将。加上孝宗背后有随时制约他的太上皇高宗，又得不到大臣的支持，终于使他“用兵之意弗遂而终”。

虽然宋孝宗最大的理想——恢复中原没能实现，但是他在发展经济和文化、兴修水利和轻徭薄赋等其他方面还是颇有成效的。

宋孝宗时期的文化学术非常繁荣，他对主流学派王安石新学及新兴起来的程朱理学采取兼容并蓄、共同发展的政策。孝宗朝可说是南宋思想界最活跃的时代，这个时期著名学者辈出，如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等，而著名的文学家陆游、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等，也主要活跃在宋孝宗时期的。孝宗时教育也很发达，除了国家办的府、州、县学，还兴加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等著名官修书院，另外，朱熹的武夷精舍、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等私人书院也非常有名。

孝宗还注意发展经济，他多次下诏减轻人民负担。孝宗一改将灾年税赋移到丰年的做法，下诏不准到丰年再补收。孝宗又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不断派官员复查兴修后的水利工程，优奖劣惩，使得“年谷屡登，田野加辟，虽有水旱，民无菜色”，卓有成效。

孝宗十分勤政，以至“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孝宗在位时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经济文化最繁荣兴盛的时期。可惜的是，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倒有二十五年受太上皇制约。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高宗终于去世，而此时孝宗已是年过花甲的垂垂老者了，当年的锐气已不复存在。淳熙十六年(1189)，孝宗传位于儿子宋光宗。然而，光宗的所作所为，令孝宗大失所望。绍熙五年(1194)六月，孝宗悒郁而死，南宋政权从此日趋衰亡。史称宋孝宗“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是很恰当的评价。

光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光宗(1147～1200)，名赵惇，是孝宗的第三子。绍兴十七年(1147)九月出生于王府府邸(那时孝宗尚未即位)。绍兴二十年(1150)，赐名惇，授右监门卫率府副率，转荣州刺史。孝宗即位后，拜镇洮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封恭王。庄文太子死后，孝宗觉得赵惇“英武类己”，想把他立为太子，又因为赵惇非次子，所以迟迟未定。乾道六年(1170)，虞允文为相时，劝孝宗早立储(立太子)。孝宗说：“其实我早有此意，心里也早定下了人选。只是担心太子位置一定，他就容易骄纵放逸，不勤于学。之所以一直没定，是想让他练历庶务，通古知今，以免后悔。”乾道七年(1171)二月，赵惇立为皇太子。

淳熙十四年(1187)，高宗去世。此时，孝宗亦年事已高，他已无复当年的锐气，早就失去北伐中原收复失地的信心，对朝政也渐生倦怠之意。同年十一月，孝宗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开始让太子参与朝政。次年十一月，宰相周必大请求辞职，孝宗对他说：“我一年比一年老了，也深觉疲倦，想把皇位传给太子，你还得稍微留一段时间。”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正式禅位，皇太子赵惇即位，改元绍熙，这就是宋光宗，时年四十二岁。

绍熙政变是怎么回事绍熙五年(1194)五月，宋孝宗病重，丞相留正等请光宗前去探视，可是拉着他的衣裾一直跟到福宁殿，光宗也不答应。六月，孝宗在南宋日益衰退，子、媳不孝的情况下悲惨过世。李后以光宗有病为由，拒绝主持孝宗丧礼。丞相留正、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请八十岁的高宗吴皇后以太皇太后之尊垂帘听政，但吴后不许，只同意代行祭奠礼，并向外宣布“皇帝有疾，可在南内服丧”，以遮掩朝廷体面。

然而这种局面未能长久继续，丞相留正请求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光宗表示同意。但是，当留正第三天要光宗正式立太子时，光宗却御批“历事岁久，念欲退闲”，根本不提立太子之事。而这似意带双关(自己想退或留正应退)的含糊语，使留正极为害怕。七月，留正假装生病，出城逃回老家。这一消息令朝臣民众惊骇惶恐。工部尚书赵彦逾以山陵使来向赵汝愚辞行，建议他根据“念欲退闲”的御笔，发动宫廷政变，扶持嘉王赵扩上台。于是，赵汝愚一方面争取到殿前都指挥使郭杲的支持(禁军向来是宫廷政变的关键)，又派外戚韩侂胄设法面见太皇太后，决策秘密内禅。他们选定孝宗大除孝服的日子，并秘密制作黄袍作嘉王登基之用。七月初，太皇太后于孝宗灵前下诏，宣布皇子嘉王赵扩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嘉王听了，绕着殿柱逃避不止，坚决推辞说：“恐负不孝之名。”在众人的扶持下，嘉王赵扩被穿上黄袍，还未坐稳，赵汝愚等早已率群臣倒头便拜，这样，赵扩即位，就是宋宁宗。这场内禅，史称“绍熙政变”。

“伪学”之禁是怎么回事宋宁宗(1168～1224)，名赵扩，是宋光宗赵惇的第二子，母李氏。乾道四年(1168)十月，生于王府府邸(时光宗尚未即位，封恭王)。乾道五年(1170)，授右千牛卫大将军。后迁安庆军节度使，封平阳郡王，再进封嘉王。绍熙五年(1194)七月，即皇帝位，时年二十六岁。

宁宗即位初，下诏让群臣勇于直言。两个月内，绍熙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宗室”赵汝愚由知枢密院事而兼参知政事，升枢密使后再升右相，独掌政权(当时没任左相)。而韩侂胄先受新任右正言黄度弹劾，不久又受由赵汝愚引荐的朱熹奏劾，接着吏部侍郎彭龟年也上疏弹劾他，三人虽然都被逐出朝廷，宁宗还是被迫免除了韩侂胄的具体职务。从此，韩侂胄遂与赵汝愚势不两立，决意排挤。

韩侂胄通过外戚的特殊身份逐渐向宋宁宗荐用亲信，慢慢掌握了实权。而赵汝愚是宋太宗长子汉王赵元佐的后裔，在宁宗即位前为了制造舆论，曾对人说“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来说明自己扶持宁宗登位是先有梦兆。而李沭等又奏劾赵汝愚以宗室而任丞相，又“唱引伪徒，谋为不规”，引起宁宗猜忌。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罢相。而监察御使胡纮又诬陷赵汝愚“自称裔出楚王元佐，乃正统所在”，又称他准备挟持太上皇帝赴绍兴，称绍熙皇帝。于是，赵汝愚被贬往永州(今湖南零陵)，后死于贬所。

赵汝愚及朱熹等人的贬逐引起朝野不满，朝臣、太学生纷纷上疏，其中多为理学人士。同年六月，刘德秀上疏请考道学真伪。庆元二年(1196)，何瞻等要求将道学正式定为“伪学”，禁止传播。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又定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朝野文武官员五十九人为“伪学”党籍，重要成员全部遭到贬斥，一般官员则不予升迁。嘉泰二年(1201)初，韩侂胄感到权势已固，才解除了伪学之禁，列入党籍的人士也逐渐恢复官职。

“开禧北伐”是怎么回事庆元伪学之禁全面扫清了韩侂胄的敌对势力，在庆元、嘉泰的十年间，他的官职也一路飙升。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出任平章军国事，这是高过丞相的重要官职。为了建立奇功，他决意北伐，开始积极部署攻金。之前，韩佗胄也已对北伐做好了舆论准备。早在嘉泰四年(1204)，南宋朝廷就为韩世忠在镇江建庙祭祀，又迫封岳飞为鄂王，为攻金制造了气氛。

开禧元年冬，金使进见宁宗时态度傲慢，引起宁宗和朝臣的不满。开禧二年(1206)三、四月间，南宋全面部署攻金。为了鼓舞士气，追论秦桧投降误国之罪，削夺王爵，改谥谬丑。四月二十六日，东路宋军不宣而战，迅速攻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虹县(今河南泗县)，中路宋军也占领新息(今河南息县)、内乡(今西峡)，对金战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消息传到临安，韩侂胄认为时机已到，宋宁宗遂于五月七日下诏伐金，对金战争全面展开，史称“开禧北伐”。

金章宗于南宋下诏“伐金”后的第五天，也下诏“征南”攻宋。金朝本以为宋军非常强大，谁知多数宋军一战即溃，五、六月间，已占领宿州(今安徽宿州)、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的宋军纷纷退回南宋境内。八月，金朝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八万金军主力分成几路南下。由于宋军西线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暗中投降，金军西线毫无后顾之忧，集中力量攻打南宋两淮和襄樊地区。十月，金军攻占了淮南、汉水流域及川陕边境的一些州县，然而在围楚州(今江苏淮阴)、襄阳、和州、庐州、六合等城时，被宋将毕再遇、田琳、周虎等击败。

嘉定和议是怎么回事金军到达长江北岸后，宋朝有些害怕了。十一月中旬，两淮宣抚使丘密遣使向金左副元帅仆散揆求和。十二月中旬，东路金军开始退兵。下旬末，宋军西线主帅吴曦叛宋降金，接受金国封的蜀王称号，割关外的凤(今陕西凤县)、阶(今甘肃武都东)、成(今甘肃成县)、西和(今甘肃西和南)四州给金。开禧三年(1207)正月，吴曦正式在兴州(今陕西略阳)称蜀国王，割据川蜀。然而，吴曦的叛变并不得人心，二月初，兴州将领李好义与杨巨源等七十多人在伪丞相安丙的支持下，冲入“王宫”杀死了吴曦及其死党，宋军随即收复了被割让的四州。安丙窃取了镇压吴曦叛变的功劳，被任命为四川宣抚副使。之后，他和原吴曦部将王喜勾结，在李好义与金军作战连连得胜的情况下，阴谋害死了李好义、杨巨源，摧毁了西线的抗金力量，破坏了整个北伐战争。

在西线战争进行的同时，宋金议和也在不断进行中。十一月初，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密谋，伙同参知政事李壁，伪称得到宁宗密旨，指使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时，秘密将其杀害。宁宗得知后，也已是无可奈何。主和派得势，史弥远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又改宰相，控制朝政。他们倒行逆施，竟又恢复了秦桧的王爵和赠谥。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按照金朝的无理要求，刨棺割取韩侂胄首级送到金朝。他们与金达成和议，改金宋叔侄关系为伯侄关系，改岁币每年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三十万匹(宋金和议中“岁币”最多的一次)，另犒军费三百万贯，宋金维持原来的边界。史称“嘉定和议”。

宋理宗是怎样成为皇帝的宋理宗(1205～1264)，名赵昀，是宋太祖的十世孙。他的父亲赵希瓐是赵匡胤次子燕王赵德昭的后裔，母亲全氏，家住浙江绍兴山阴。

宋宁宗没有儿子，他曾立燕王赵德昭后裔赵询为太子，但赵询于嘉定十三年(1020)病死。八月，他仿效高宗赵构当年的做法，从宋太祖赵匡胤第十世孙中挑选年龄在十五岁以上的加以教育，作为候选人。次年六月，宁宗选中高宗赵构的弟弟、沂王赵抦的嗣子赵竑为皇子。赵捅没有儿子，赵骇是宗室赵希瞿的儿子，过继给赵捅的。

当时朝中大权都掌握在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手中。赵竑对于史弥远的擅权十分不满，他的言论被史弥远安插在他身边的耳目告发，史弥远于是不断在宁宗面前诽谤赵竑，企图废赵竑，另立他人为继承人，但宁宗不予理会。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之前，史弥远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见宁宗没有子嗣，而和宁宗的关系最近的沂王赵捅也无后，就想借为沂王置后为名，密令他府中的童子师余天锡物色宗室中可立之人，以备皇子之选，日后便于驾驭。余天锡在赴临安府主持乡试的时候，天降大雨，进入当地全保长家避雨，意外发现全保长的外甥竟是宋太祖长子燕王赵德昭后裔。于是，将其带到临安孩子的父亲赵希瓐处扶养。赵竑被册立为太子后，史弥远把这个叫赵与莒的孩子补秉义郎，赐名贵诚，过继给沂王赵抦。

嘉定十四年(1224)八月，宋宁宗病重。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乘夜密召赵贵诚进宫，并派杨皇后哥哥的儿子杨谷、杨石对杨皇后说，宁宗遗旨要废皇子赵竑，立赵贵诚为帝。杨氏兄弟一夜往返七次，杨皇后始终不答应，最后两兄弟哭诉道：“如不同意，必生祸变，杨氏一门恐无遗类!”杨皇后知道史弥远的手段，这才不得不屈服，被迫答应。为了说明赵贵诚即位的合法性，史弥远宣称：宋宁宗在世的八月份，即已“诏以贵诚为皇子，改赐名昀”，并授武泰军节度使，封成国公。当夜，废赵竑为济王，令往湖州(今浙江吴兴)居住，命皇子赵昀即位，这就是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拥立赵兹为帝，史称“霅川之变”(霅川，即霅溪，今苕溪下游，为湖州别称)。赵竑后虽讨平潘壬，还是被史弥远迫害至死。

宋理宗对宋代理学态度如何宋理宗是史弥远通过夺嗣政变扶立的，他自己也深知不得人心，因而，他仿效史弥远，推崇理学，以期改善形象，赢得士大夫的支持。宝庆三年(1227)，理宗下诏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励志讲学，缅怀典刑，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这是最高封建统治者首次褒崇朱熹及其《四书集注》，为确立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绍兴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死，理宗亲政。他信用史弥远的同党、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理宗和郑清之都知史弥远擅权时期的所作所为很不得人心，于是，同年十一月，理宗下诏改明年为端平元年，以示“更化”，又将史弥远的帮凶李知孝、梁成大、莫泽等人贬逐。与此同时，理宗对被史弥远陷害而死的朱熹的弟子李燔、陈宓及名士李道传等都赐谥赠官，并随后重用真德秀、魏了翁等十余位名士。其中真德秀被认为是朱熹以后最大的理学家，声望很高。端平元年(1234)，真德秀被召为户部尚书，后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魏了翁也受到重用，先后任同签书枢密院事、督视京湖军马，又兼任督视江淮军马，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全部抗蒙军事重任，然终因受郑清之排挤，被迫称病辞职。

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诏将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从祀于孔庙，分别封前四位为汝南伯、郿伯、河南伯、伊阳伯。接着，以王安石为万世罪人，将其赶出孔庙。至此，正式确定了理学为南宋官方的统治思想。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士大夫们纷纷学习理学。理宗因而被修撰《宋史》的元代理学信徒称赞曰：“后世以理学复古帝王之治者，考论匡直辅翼之功，实自帝始焉。庙号曰理，其殆庶乎!”

宋理宗享国久长，但治效却不及庆历、嘉祐时宋理宗在位时间共计四十年，在宋代的十八位皇帝中，除了仁宗皇帝(在位时间四十一年)，他在位时间是最长的。但是，他虽然享国久长，却完全没有仁宗皇帝的政绩。

理宗因出身宗室远族，加上史弥远为了遮掩其擅自废立的罪责及对付可能出现的政局动荡，有意将杨皇后推在第一线，所以，理宗即位时虽然已经二十岁，还是由杨皇后垂帘听政。但杨皇后实际上并不干预朝政，并且于次年(即宝庆元年，1225)四月归政。

理宗在史弥远当权期间心甘情愿地充当傀儡。因而，理宗前期，朝政完全被史弥远把持。宝庆元年正月发生的“霅川之变”引起了许多正直之士的愤慨，著名的理学家真德秀、魏了翁等不顾罢官流放，接二连三为济王赵竑鸣冤叫屈。史弥远为了笼络人心，开始大力提倡理学。而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因对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深为不满，先后以“谤讪”、“诬诋”罪名，被落职闲居。但史弥远为了改善他的形象，继续举着推崇理学的大旗，宝庆三年(1227)正月，追封已故理学大师朱熹为信国公，特赠最高官衔“太师”，又下诏表彰朱熹的《四书集注》。史弥远长期擅权，正常的封建朝典法制，几乎被摧毁殆尽。

绍定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死，长达二十六年的擅权政局终于结束。理宗亲政。宋和蒙结盟，联合消灭了金国。此后，宋蒙战事不断，直至宋亡。理宗在部署对蒙防御措施的同时，重又举起崇奉理学的大旗，甚至委理学家魏了翁以抗蒙军事大权。淳祐占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下诏将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南宋集理学大成的朱熹从祀于孔庙，理学被确认为南宋官方统治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可算是理宗最重要的政绩了。而理宗亲政后的一些改革(指端平更化)，如罢黜史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等，亦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第十三章

宋蒙是如何联合灭金的当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北伐，宋、金两军在江淮地区进行大战的时候，蒙古的成吉思汗已崛起于漠北。成吉思汗进攻的主要对象金国，金国当时表面上还很强大，于是，他决定先进攻金的盟国西夏。宝庆三年(1227)，蒙古灭掉西夏后，于绍定五年(1232)十二月，派遣王檝使宋，提议与宋联合攻金，南宋也派邹伸之为使者前去，双方达成协议，灭金后蒙古将河南地区归宋。

绍定六年(1233)四月，金将武仙、武天锡等力图把金哀宗迎往四川以负隅顽抗，兴师进攻南宋。南宋将领孟珙先后在光化、吕堰打败进犯的金军，并乘胜进攻金将武仙的据点顺阳，武仙被迫率部逃往马蹬山，再次被宋军击败。孟珙占领了邓州(今属河南)、唐州(今河南唐河)等地，金军逃往四川的计划彻底破灭。

金哀宗逃到蔡州后，八月，蒙将塔察儿使王槭至襄阳，约宋攻蔡。月末，金哀宗派金将完颜阿虎带来宋借粮。临行前，他对完颜阿虎带说：“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大元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予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但是，宋朝廷不予理会。十月，宋将孟珙应约率军两万余人与蒙将塔察儿合兵围蔡。这时金军全靠民丁防守，民丁不足，就让养老壮健妇女穿上男人的衣服，运送大石木头防御。金哀宗试图突围，没有成功，只得再次退回守城。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正月，蒙古与宋联军急攻蔡，此时蔡州已断粮三月，守军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形势十分危急。初十日晚，金哀宗召集百官，传位于族人、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完颜承麟拜泣不敢受。金哀宗说：“我把皇位传给你，也是不得已呀!只因我太胖不便于骑马逃走，你平常就很矫健，也有谋略，万一你能幸免于难，咱们金朝就还有一线希望，这就是我的想法。”完颜承麟不得已，接受了玉玺，是为金末帝。然而，即位仪式刚结束，宋军已攻入南城，金哀宗自缢而死，蒙古与宋联军遂攻占蔡州，末帝为乱兵所杀，金朝灭亡。

元蒙是何时开始大举侵宋的宋端平元年(金天兴三年，1234)，蒙古和宋合力灭金后，蒙将窝阔台可汗撕毁了将河南归还宋朝的协议，只以陈、蔡东南归宋，而以北归蒙古，南宋政府被迫承认了这一改变，各自退兵。在南宋一些官员的提议下，宋理宗决定乘河南空虚，收复三京。然而由于没有经过周密的准备，宋军收复三京的轻率行动终以失败告终。

同年十二月，蒙古遣使责问宋出兵河南破坏盟约事，并以此为侵宋的借口。宋连忙于次年正月派孟珙进驻襄阳(今湖北襄樊江南部分)，分屯樊城(今襄樊江北部分)、新野、唐、邓间，防备蒙古入侵，并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

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大举侵宋。之后几年间，中路蒙军侵占了随(今属湖北)、郢(今属湖北)两州及荆门军(今荆门)，东路蒙军则攻入了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潜山)、光(今河南潢川)州，而西路蒙军攻陷了成都府、利州及潼川(今三台)府。然而蒙军的入侵遭到了宋军的激烈抵抗，蒙军没得到什么新进展。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窝阔台病死。蒙古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汗位的斗争。一直到淳祐十一年(1251)初，蒙哥才继承汗位。宝祐五年(1257)春，蒙哥下诏大举侵宋，并于次年十月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攻蜀。可是，开庆元年(1259)七月，蒙哥在攻城时受伤最终死于钓鱼山下。此后其弟忽必烈继承汗位，并于宋咸淳七年(1271)改国号为元，迁都大兴府(今北京)。忽必烈继续侵宋，宋祥兴元年(1279)元灭宋。

从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窝阔台汗对宋用兵到宋祥兴元年(1279)南宋灭亡，元蒙侵宋的战争持续了四十余年。

宋度宗是一个怎样的皇帝宋度宗(1211～1274)，名赵禥，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他是理宗的皇侄，宋理宗的同母弟赵与芮的儿子。嘉定四年(1211)出生于绍兴府。据说赵禥七岁才开始说话，理宗深以为奇。理宗没有儿子，所以对赵禥很注意。宝祐元年(1253)正月，理宗立赵禥为皇子。景定元年(1260)正月，立为皇太子。景定五年(1264)，理宗去世，赵禥即皇帝位，是为宋度宗。

度宗即位以后，贾似道继续当宰相。据《宋史纪事本末》载，因为是贾似道向理宗提议立度宗为储的，所以度宗对他特别宠信，“每朝皆答拜，称之曰‘师臣’而不名(不叫名字)，朝臣皆称为‘周公’”。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假装辞相，回到绍兴私第，同时又让京湖安抚使吕文德谎报蒙古来攻的军情，度宗吓得不知所措，一个月里连下几次诏书，八次派人专程往绍兴请他回朝。咸淳二年(1266)，贾似道再次辞相，度宗急得拜求他留任。执政江万里实在看不下去，说：“自古君臣无此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度宗根本就没有主见，对贾似道也过于依赖。咸淳三年(1267)，度宗升贾似道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三日上朝一次，上朝后就到都堂(政事堂)处理重大军政事务。咸淳八年(1272)九月，贾似道因胡贵妃的哥哥一点小事没有请示他便要求罢政，度宗固留不得，只得哭着出胡贵妃为尼姑，贾似道才作罢。从此，贾似道开始以平章军国重事的身份独揽朝政。

度宗在位期间，所有的朝政，全委托给贾似道处理。而批答臣僚章奏的事，据说都是他最宠爱的妃嫔王秋儿等十四人所为。史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贾似道执国命。度宗继统，虽无大失德，而拱手权奸，衰弊寖甚。”

宋端宗赵昰结局如何宋端宗赵昰(1269～1278)，是宋恭帝的异母兄。德祐二年(1276)正月中旬，元兵兵临临安前夕，赵昰被封为益王，判福州，而恭帝的异母弟赵昺被封为广王，判泉州。元兵到皋亭山时，驸马都尉杨镇等护着二王历尽艰险由婺州(今浙江金华)亡命温州。礼部侍郎陆秀夫听说二王出朝，也追随而去，终于在到温州前追上了二王。而前朝宰相陈宜中也于此前私自逃到了温州，于是一行人一起前往福州。五月一日，陈宜中等在福州拥立年仅七岁的益王赵昰为帝，这就是宋端宗。端宗母杨太后垂帘听政，改福州为福州府，作首都，重建南宋王朝，改元景炎。封陈宜中为左丞相，李庭芝为右丞相，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签书枢密院事，晋封赵爵为卫王。不久，文天祥在被元军押往大都途经镇江时逃脱，这时由淮南来到福州，被任命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小朝廷初具规模，继续进行抗元斗争。

此时南宋疆域已大部丧失，仅余的闽、广等地也随着守将李庭芝、姜才、张玉等的先后战死而相继失守。七月，元兵分三路侵闽。同年十一月，元军到达建宁(今福建建瓯)，端宗小朝廷只得再次登舟南逃，刚出海口，就与元军水兵相遇，幸好当时一场弥天大雾帮助小朝廷船队躲过了一劫。元兵迅速占领了福州。十二月，端宗等率舟师到广州港口，被元守兵抗拒没能上岸，舟还大海，只好驻师秀山(今东莞西南海中)。张世杰保护小朝廷船队到井澳(今广东中山南海中)，遇上了飓风，船只倾覆，将士溺死众多，损失达十之四五，端宗也惊悸成疾。次年春天，小朝廷走投无路，只得在硇州(今湛江东南硇州岛)暂时驻泊。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病死。

卫王赵昺结局如何卫王赵昺(1272～1279)，恭帝的异母弟，德祐二年(1276)正月中旬元兵兵临临安前夕，被封为广王。之后与益王赵昰一起由杨镇等护送到温州，再到福州。赵是被立为皇帝后，赵爵被封为卫王。景炎三年(1278)四月，宋端宗病死后，群臣都打算散伙，陆秀夫拿出他代拟的《景炎皇帝遗诏》，宣布卫王赵昺继承皇位，他正色道：“古人有以一旅成就中兴大业的，如今百官具备，士卒数万，难道还不能立国吗?”众人感奋，于是立时仅六岁的赵昺为帝，是为南宋末帝，改元祥兴。杨太后继续垂帘听政，张世杰任枢密副使，陆秀夫任左相，他还每天亲自书写《大学章句》，为小皇帝赵昺讲课。

雷州(今广东海康)是硐州的陆上屏障，对小朝廷的安全至关重要。五六月间，张世杰率兵与元兵展开了雷州争夺战，但最终失败。小朝廷不得不在张世杰的建议下转移到崖山(今广东新会东南，当时是一个海岛)，崖山与其西的汤瓶山对峙如门，阔仅里许，故又被称为崖门。在张世杰看来，崖山进可乘潮而战，退可据险而守。但是元军已下定斩草除根的决心，对南宋小朝廷紧追不舍。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率军从潮阳(今属广东)由海路到达崖山，包围了张世杰的部队。二月初六日(1279年3月19日)，元军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面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陆秀夫看到大势已去，对赵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应为国死。德祐皇帝(指恭帝赵昺，此为他的年号)受辱已甚，陛下不可再受耻辱!”说完，背起七岁的赵昺投海自尽，杨太后亦投海死，南宋灭亡。

李继迁是怎样附辽侵宋的夏太祖李继迁(963～1004)，是唐朝宥州刺史拓跋思忠的后代。父亲李光俨曾为银州防御使。建隆四年(963)二月，李继迁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无定河侧的山寨中(今名李继迁寨)，母亲罔氏。据说他生下来就有牙齿，自幼喜欢习武，善骑射。十余岁时，他带领十余骑随从出猎，突然一只猛虎从山坡上冲下来。李继迁命从骑躲入柏树林中，自己爬上树梢，一箭射中老虎眼睛，老虎死了，从此，李继迁的名字在部落中妇孺皆知。开宝七年(974)，授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

李继迁是李继捧的族弟，继捧入朝时，他刚刚二十岁。宋朝使者来召族人入京师时，李继迁不愿意去，假称乳母死了，要到郊外葬乳母，和十几个人逃到距夏州三百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托克旗境)。从此，他以地斤泽为根据地，出示祖先拓跋思忠像，联络党项各部族。他还娶了野利部首领的女儿为妻，自此势力日益扩大。

李继迁随后不断侵扰宋朝，然而多次失败，没有得到什么进展。雍熙三年(986)二月，李继迁派张浦到辽朝归附，辽圣宗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十二月，李继迁又向辽求婚，辽圣宗答应以宗室女义成公主下嫁。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李继迁被辽封为夏国王。

在这种形势下，端拱元年(988)五月，宋太宗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授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并令其回夏州，谋召李继迁归宋。李继迁则暗中勾结李继捧，于淳化二年(991)七月攻占银、绥二州，宋太宗被迫授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赐名赵保吉。同年十二月，李继捧反被李继迁策诱以夏州降辽，封为西平王。淳化四年(993)，李继迁派兵连续进攻宋朝庆、原、环等州。淳化五年(994)，宋朝命李继隆率兵攻打李继迁，继迁再次避居沙漠。至道元年(995)，继迁在上表请求宋朝归还夏州不许后，出兵攻乌白池(今宁夏盐池)、清远军(今银川东)等地，不断劫宋军粮草。至道二年(996)四月，又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五月，围攻灵州(今宁夏灵武)。至道三年(997)四月，辽封李继迁为西平王。这时宋太宗已死，真宗即位。继迁向宋表示臣附并再次索要夏州，真宗遂于同年末授李继迁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兼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李继迁终于收回了“故土”。

咸平五年(1002)三月，在辽朝的鼓动下，李继迁集兵五万攻陷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之后又迁居西平府。同年十月，李继迁在攻取吐蕃首领潘罗支统治下的西凉府时，中箭受伤。景德元年(1004)正月，死于西平，其子李德明即位。李继迁一生，联合辽朝抗宋，收回了故土，保住了党项根基，又占据了西平，西夏以后的一统疆域和累世大业，都是他所奠定的，因而西夏建国后，他被迫尊为太祖。

李德明是如何倚辽惠宋的夏太宗李德明(982～1032)，小字阿移，是李继迁的长子，母野利氏。景德元年(1004)其父李继迁去世后，二十三岁的李德明即位。据《西夏书事》卷六记载，李继迁临死前嘱咐儿子说：“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李德明在位期间，确实听从父亲的遗言，倾心内属，以待时机。对外则采取“依辽和宋”的方针，同时向两国称臣，接受封号。即位当年七月，辽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十二月，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关系缓和。为稳定人心，景德二年(1005)，李继迁遣使到宋请和，直到景德三年(1006)双方才正式订立和约，宋也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并赐予大量物资。景德和约，给李德明的西平政权带来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对巩固政权，发展社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德明即位时，为报杀父之仇，当年就派兵攻打西凉，杀死了潘罗支，占据了凉州。之后，吐蕃多部都归附李德明。

而回鹘也依靠宋朝对抗党项。李继迁在世时一直谋攻回鹘，没有成功。李德明即位后，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次年十二月，四次出击回鹘，都失败了。天圣六年(1028)，李德明派儿子元昊攻占了甘州(今甘肃张掖)。八年(1030)，瓜州回鹘首领贤顺率部归附李德明。明道元年(1032)九月，元昊又从回鹘手中收复了一度被其占领的凉州(今甘肃武陵)，这样，回鹘的威胁解除了。

李德明同时臣服于辽、宋，倚辽之势，得宋实惠。而辽、宋两朝也为了各自的利益竞相拉拢他。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辽进封李德明为夏国王。天圣九年(1031)，辽兴宗又封宗室女为公主嫁给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宋朝也不甘示弱，明道元年(1032)，也加封李德明为夏王。

景德和议后，李德明在位期间，一直与宋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事实上，这只是李德明图谋发展西平政权，摆脱对宋的依附地位的一种手段。他养精蓄锐，慢慢地征服了吐蕃、回鹘等河西诸族，为西夏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辽、宋对他的竟相讨好笼络更是助长了他想称帝的野心。天禧四年(1020)，李德明在灵州怀远镇修建都城，改名兴州，正式建都。但是，他还没来得及登上皇帝宝座，就于明道元年(1032)十月病死了。

西夏与宋的主要战争有哪些元昊建国称帝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摆脱宋朝的控制，实现党项政权的独立。但是，他又希望他的建国称帝能够得到宋朝的承认。于是，元昊在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即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就以臣子的身份，遣使到宋给宋仁宗上表，追述、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的关系及其功劳，说明其建国的合法性，要求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朝不能容忍藩属成为敌国，当即削去了元昊的赐姓及官爵，断绝互市，并张榜称有能将元昊俘获或斩首的就封为定难军节度使。

外交手段没有取得成功，元昊决定用武力夺取。从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到五年(宋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1042)，元昊对宋朝发动了三次大战。

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率大军突袭保安(今志丹县)军，一举攻克延州外围重镇金明寨，直逼延州(今陕西延安)。宋知延州范雍急召部将刘平、石元孙前来救援，当二将率二万援军到达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时，元昊的伏兵突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宋军失败，刘、石二将被俘。元昊又乘胜猛攻延州七日，无奈天降大雪，元昊担心后方有失，遂撒军北归。史称这次战役为三川口之战。

四年(宋庆历元年，1041)二月，元昊在宋朝还没布置好战局时，又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宋朝新任陕西经略副使韩琦命部将任福为大将迎击。元昊命西夏军诈败，一路丢弃马羊骆驼，宋军紧追不舍，一直到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才发现中了元昊的圈套，宋国再次大败，主将任福战死。史称好水川之战。

五年(宋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兴兵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宋知渭州王沿派部将葛怀敏出击。葛怀敏轻敌冒进，进入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宋军两次陷入元昊的包围圈，全军覆没。史称定川寨之战。

三次大战西夏均大胜，但连年征战，西夏已是民穷财尽，加上宋朝关闭互市，使得西夏境内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奇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因此，当北宋提出议和时，元昊也积极响应。经过多次交涉，双方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1044)达成和议。宋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岁赐”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宋、夏恢复贸易往来。

何谓“濮议”

“濮议”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濮指濮安懿王赵允让，乃宋英宗的生父。议，就是讨论。“濮议”指英宗即位后让朝臣讨论其已故生父的名分问题。

赵允让(995～1059)，字益之，是商王赵元份的儿子。他天资浑厚，喜怒不形于色。真宗儿子周王赵祐死后，允让曾被叔叔宋真宗接入宫中扶养，仁宗出生后，允让才被送回自己家。仁宗即位后，因在位久无子，乃以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宗实(即后来的英宗)为皇子。嘉祐四年(1059)，濮安懿王赵允让病死，就在英宗为生父守丧时，被仁宗立为皇子。仁宗去世后，英宗即位。位居九五之尊后，血浓于水，英宗总想把生父也升格为皇帝。治平二年(1065)，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按儒家旧制，帝王由旁支人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至于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朝臣们很快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以台谏官司马光、贾黯、吕诲、范纯仁等为主体，还包括部分礼官、侍从如翰林学士王珪、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他们主张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另一派则都是一些大权在握的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等。他们认为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因为“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争论得不亦乐乎。宰执坚持皇考说，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派，他们上疏弹劾说“臣权太盛，邪议干正”。然而英宗却是偏向于宰执一边的。于是，台谏官纷纷被解职，权御使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也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次年三月，侍御使吕诲联合御使范纯仁、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英宗只得下诏书不称濮王为“皇”，而称为“亲”，又把濮王的坟茔称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和仁宗并列。

吕诲等见弹奏不被采纳，集体辞职，英宗最终把他们全部贬出京师。而出使契丹回来的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使赵瞻等见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这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可见宋代台谏言事不屈从于君权之一斑，然而英宗又把他们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最终在君权和相权的联手下收场，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为什么说范质是“北宋开国首相”

范质(911～964)，字文素，大名宗城(今河北清河西南)人。他的父亲范守遇，当过郑州防御判官。据说范质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梦见神人送其一支五色笔。范质九岁时就能作文，十三岁就研究《尚书》，且教授学生。后唐长兴四年(933)举进士。后汉初，范质任户部郎中，乾祐三年(950)升任枢密副使。后周广顺元年(951)，范质升为宰相后又兼任知枢密院事，掌握了军政大权。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病危时，以范质为顾命大臣，辅佐世宗年仅七岁的儿子柴宗训，被封为萧国公。

显德七年(960)，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不久，范质就被兵士们带到赵匡胤的殿前司公署内，面对如狼似虎的将士，范质进行着挽救后周的最后努力，他质问赵匡胤说：“先帝养太尉如子，今先帝身犹未冷，奈何如此?”赵匡胤呜咽流涕说：“我受世宗厚恩，现在为六军所迫，到了这一步，实在是愧对天地，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范质还没来得及答话，殿前司散指挥都虞侯罗彦瓌立刻举着刀来到范质跟前，恶狠狠地说：“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范质虽有志恢复后周，但此时他自知已是回天乏力了。于是，在赵匡胤答应他提出的“事太后如母，养少主如子，无负先帝旧恩”的条件后，范质“不得已从之”，率百官成礼，赵匡胤得以顺利地建立宋朝。

赵匡胤深知争取后周有威望的大臣的重要，于是，在为开国元勋及亲信升官晋爵之后，范质的宰相官衔也由同平章事升为侍中，范质于是成了北宋的开国宰相。但是，赵匡胤对范质这种旧臣并不完全信任，在升范质相衔的同时，也免去了他原先兼任的知枢密院事，成为只问政事的行政长官。去掉了重要的军权，这其实是明升暗降。

本来，宰相见皇帝议重大政事，一定是受命坐下当面讨论，从容赐茶退下，唐、五代一直都遵循这一制度。但是，有一天范质去面见赵匡胤的时候，按惯例仍旧还是坐着，赵匡胤却说：“我可以自己拿着看。”于是范质就起来把文书呈上，然而退下想坐回原位时，位子却已经让赵匡胤悄悄命人撤了。范质由此知道，已经该辞相位了。乾德二年(964)正月，范质请辞相位，赵匡胤丝毫没有挽留，还匆忙地在同一天将同是留用的其他两位宰相王溥、魏仁辅也一并罢免了。同年九月，范质病死，终年五十四岁。

“义社十兄弟”谓谁赵匡胤发动兵变代周建宋的基本力量之一，据李攸《宋朝事实》载，就是以他为首的所谓“太祖义社兄弟”，也称为“义社十兄弟”，他们就是赵匡胤、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和王政忠十人。至于他们何时结成“义社兄弟”，最初又是以谁为首，现在都已无从知晓了。十人当中的赵匡胤、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韩重赟及刘廷让，在《宋史》及《东都事略》中都有纪、传，他们都是后汉时投入枢密使郭威部下，当时都是低级军官，地位大体相当。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和王政忠等想必情况也差不多。因此可以断定，他们结成“义社兄弟”的时间可能就在这个时候。因为到后周世宗初年时，每个人的发展情况已经有很大差异，地位也已相当悬殊。这时“义社十兄弟”中地位最高的，不是赵匡胤，而是时任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并领昭武军节度使的李继勋。赵匡胤主要是在世宗后期得到迅速提拔，成为殿前司的最高长官。赵匡胤和义社兄弟的关系，显然有亲疏远近的差别，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赞三人可能与赵匡胤的关系较为密切，他们都参与了兵变，成了开国功臣。而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王政忠几人，升迁最慢，与赵匡胤的关系可能较为疏远。

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赞等参与兵变的义社兄弟，在建国之初得到了很高的礼遇，并且作为赵匡胤的亲信入主禁军，石守信当上了侍卫军副都指挥使，后再升马步军都指挥使，王审琦则提为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赞任侍卫军马军都指挥使。然而，赵匡胤对这些故人并不放心，建隆二年(961)七月，在建国仅一年半时，赵匡胤就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兄弟们的兵权，代之以优厚的物质待遇。

石守信父子在宋王朝有何军事权石守信(928～984)，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汉时，隶枢密使郭威帐下。后周广顺初年，累迁禁军亲卫都虞侯。因从世宗出征淮南、南唐，攻辽，官职一路飙升，由亲卫左第一军都指挥使做到了殿前都虞侯、殿前都指挥使。世宗死后，子柴宗训即位，石守信加领义成军节度使。在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时，石守信作为殿前司留京的最高长官，为兵变的内应，使赵匡胤的兵变部队得以顺利进城。

宋朝建立后，石守信位列六位主要开国元勋之首，升任侍卫马步军副指挥使，领归德军节度使。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军(潞州)节度使李筠反宋，石守信被任为主帅率军进讨，并先后在长平(今属山西)、泽州(今晋城)南击败李筠军。后来赵匡胤御驾亲征，攻下泽州，泽、潞叛乱被荡平，石守信以功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在扬州发动叛乱，石守信再次受命出征。十一月，石守信率军攻破扬州城，李重进自焚而死，淮南遂平。

建隆三年(962)九月，石守信自己上表请求免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军职，专任天平军节度使。开宝六年(973)，石守信升为侍中。太宗即位后，升为中书令并改任西京(洛阳)留守。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亲征北汉，起用宿将石守信督前军，高梁河大战中，宋军大败，宋太宗把责任推给诸将，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兼中书令，不久又进封石守信为卫国公。太平天兴九年六月，石守信去世，终年五十九岁。

石保兴，字光裔，本名保正，太祖取兴宗之意而改保兴，是石守信的长子。太祖曾召功臣之子询问他们对时事的看法，当时保兴年纪最小，却应对明白，太祖深以为奇，拜为如京使。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时，任御寨四面都巡检。李继迁侵宋时，保兴转为银、夏、绥、府都巡检使。有一次保兴巡视罨子寨和黑水河一带，不觉到了山谷之中。西夏人知道后，派出数千骑兵，占据了险要之处，过河想要开战。保兴当时所带之兵不足两千，于是，他让持刀剑的士兵埋伏在岸边，等到敌兵渡河到一半的时候突起进攻，夏军不备，大败而逃，保兴又率军北追数十里。至道二年(996)，任延州(今陕西延安)都巡检兼署州事。真宗时，在与西夏的战争中立功，后历任知州。咸平五年(1002)，保兴病逝，时年五十八岁。

石保吉，字事占之，石守信的次子。他以荫补天平军衙内都指挥使。开宝五年(972)，娶太祖之女延庆公主，历任刺史、观察使、节度使。咸平二年(999)，真宗出巡河北，保吉受命任河北诸路行营都部署，屯定州(今河北正定)。景德元年(1004)十一月，辽军南侵，真宗御驾亲征至漕渊，石保吉和李继隆同为驾前排阵使。辽骑兵数万突然到达城下，保吉马未披甲，就充当前锋，飞驰向前，辽军只好撒退。二年，改镇安军节度使。大中祥符三年(1010)死，年五十八，谥庄武。

为什么说高怀德是“练习戎事”

高怀德(926～982)，字藏用，真定常山(今河北正定西南)人。他出身将门，祖父高思继，在唐末卢龙军(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帐下任中军都指挥使。父亲高行周历仕五朝，十余岁时即补入刘仁恭帐下，后唐时任节度使，后晋时任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汉时为中书令，封齐王，后周时加守尚书令。

高怀德忠厚倜傥，有武勇。他青年时一直在父亲高行周幕府任牙校，后晋、后汉时皆领刺史衔。广顺二年(952)，高行周死。之后，高怀德被后周世宗召为东西班都指挥使，后又改铁骑都指挥使。显德元年(954)，世宗亲征抗击北汉入侵，高怀德任先锋都虞侯，高平之战后，以功迁铁骑右厢都指挥使，领果州团练使。后从世宗从征淮南，升为龙捷左厢都指挥指挥使。南唐将刘仁赡占据寿春，舒元占据紫金山，并以连珠寨为援，对抗后周部队。世宗派怀德率帐下亲信十几人去侦察敌军的营垒。怀德乘夜渡过淮水，天快亮的时候，敌人才发现并发动攻击，怀德以少击众，抓获他们的副将回来，并且把敌军的形势强弱侦察得一清二楚。世宗大为高兴，赐给他金带、银鞍勒马等以示奖励。有一天世宗正在淮州城墙上骑马慢行观察敌军情况，突然看见一将奋力追击着很多的敌军，还夺回敌军的长矛，忙派左右问这将是谁，原来就是高怀德。于是把他召过来慰劳他，并许诺将来定要拜怀德为节度使。显德六年(959)六月，世宗死，恭帝即位。七月，高怀德任侍卫军都指挥使，领宁江国节度使，与石守信同时建节。

因陈桥兵变有功，宋朝建立后，高怀德位于“诩戴”功臣第二，仅次于石守信，移领义成军节度使，并升任殿前都副点检。赵匡胤把自己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怀德，是开国功臣中第一个皇亲国戚。扬州李筠叛变时，高怀德任前军副都部署，在泽州大败北汉军，俘获了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李筠叛变平定后，高怀德以功改忠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开宝六年(973)，加同平章事为使相。太宗初年，升为侍中，太平兴国四年(979)从太宗灭北汉，改彰信军(曹州，今山东省定陶西南)节度使，封冀国公。七年(982)，改武胜军(邓州，今属河南)节度使。同年七月病死，终年五十七岁，追封渤海郡王，谥武穆。

高怀德出身将门，从小就练习打仗，不喜欢读书。他性格简单直率，不拘小节。还擅长音律，自作的曲子极其精妙。又喜欢打猎，三五天就要出去露宿打上一回猎，猎获的狐兔有好几百只。

为什么说赵普为相，“上视如左右手”

赵普虽是开国功臣，开国之初也实际承担着宰相的职责，但他直到乾德二年(964)才真正做上宰相。此前四年，为了稳定政局，赵匡胤留用了后周的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赵普由于原来的身份太低不断得到升迁从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做到了兵部侍郎、枢密副使，最后升到了枢密使，掌握了军事大权。乾德二年范质、王溥和魏仁浦被同日罢相赵普取而代之被任命为新宰相。

史载，赵普拜相后，“上视如左右手，事无巨细，悉咨决焉”。赵匡胤经常会到功臣们的家里微服私访，为了防太祖突然到来而来不及接驾，赵普退朝后到家一般不敢换下朝服。平定二李后，十一月的一个雪夜，赵普心想这样的天气皇帝肯定不会外出的。谁知正想着，就听到敲门声，却是赵匡胤立在风雪之中。

不久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也来了。赵匡胤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都是他人家。所以来见你。”赵普问：“您有什么打算?”赵匡胤说：“欲收太原。”赵普沉默良久，方说：“太原(指当时的割据政权北汉)挡住了西北三面，我们一旦拿下，北方边患就要由我们一力承当。不如暂且留着它，等到咱们消灭了其他各国，这个弹丸之地，还能逃到哪儿去?”赵匡胤大笑，说：“我也正是此意。刚才不过是试试你罢了。”“雪夜访赵普”的故事表明了赵匡胤对赵普的信任，国家大事经常咨询他的意见。

这个由赵普协助定下的统一方略，被后人总结为“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八个字。

建隆二年(961)的一天，太祖又问赵普为何自唐以来兵戈不息，帝王频换，并问国家长治久安之法。赵普说：“陛下问到这事，真是天地神人之福啊!那些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如今根治的办法，只要削夺兵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后来，太祖按照赵普的建议，削弱节度使的特权，集中财权，又把地方的精兵全部抽调为禁军。

太祖对赵普的信任还有一件事可以一说。开宝六年(973)，吴越国主钱俶派人送了海产十瓶给赵普，恰巧太祖来到赵普府上，仓促之间赵普没能把瓶子藏起来。太祖看到瓶子，就问是什么东西。赵普答道：“是海产。”太祖笑着说：“这海产必定极佳。”命人打开一看，却是满满十瓶的瓜子金。赵普吓得惶恐顿首，说自己并不知底细。太祖大笑道：“但受之无防。他还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这个书生做主呢!”一笑之间就化解了一件可以问罪的大事。

宋太祖对赵普深为信任，让他独居相位达十年之久。赵普也尽心辅佐太祖扫平各诸侯国，统一天下，稳定了政局。然而，后来赵普颇有点独断专行，加上贪财好货，营邸店，夺民利，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太祖任薛居正和吕余庆为参政政事，分割赵普的相权。八月，赵普罢相，出知为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三城节度使。

第十四章

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真的是被部下“逼扶上马”的吗？他自己意图黄袍加身的动机到底有多少？

武夫的天下乱世是武人的天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混乱的时期，当时武官当政，战乱频繁、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极度渴望统一，希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后周世宗柴荣在位之时，锐意改革，着力于统一大业。然而柴荣英年早逝，留下七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军事大权则掌握在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手中，朝廷内政外交大事则交由文官宰相范质和皇太后主持。

上天的启示周世宗驾崩次年，即公元960年元旦，正值后周君臣欢庆新春佳节之际，探马突然从北方送来紧急军事报告大辽联合北汉十余万人马，准备南下入侵。敌兵压境，情况危急，小皇帝幼不知事，皇太后束手无策，惶急之下，只有与文官出身、不谙边务的范质、王溥两位宰相商定。仓促之间，二人匆忙决定派遣赵匡胤率兵前去迎击。后周军队出发后走到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时天就黑了。赵臣胤下令让将士们就地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吃饭时，赵匡胤一反以往战前谨慎的常态多喝了几杯酒醉卧床上，似乎已经完全将辽兵大兵压境的事置于脑后了。此时，军中有个叫苗训的人，他精通天文，他与门徒夜观天象，这时天上也出现了奇怪赵匡胤像的景象，发现红日之下又有一日，两日共悬天上，四周黑光隐烁，经久不退。赵匡胤之弟赵光义与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则带领一批将领吃过晚饭就秘密聚集到了赵光义的大帐中，赵普反复几次地说：“小皇帝年幼无知，我们拼死拼活为他打仗，到头来还不知落个什么下场呢!只要我们拥立赵点检作皇帝，大家就都是开国元勋，夺取江山后我们就可以永保富贵了!”此话说得一伙将领群情激昂。但是，赵光义却没表态，只是推诿着说：“我兄长自幼深明大义，万事以义字当先，他和柴荣有八拜之交，怎会忍心去夺小皇帝的宝座?”只听部将高怀德大声说道：“你下决心吧!只要决心下定，我有办法让点检穿上龙袍。”赵光义接着说：“这件事好像很难办，你如何来干这件事呢?”众人一听这话中包含着赵光义同意拥兄为帝的意思，纷纷表示支持，赵普又与高怀德在旁密谋大事。

黄袍加身次日早，赵臣胤还未醒来，将士们就已围住赵匡胤的大帐，让赵光义进屋告知。赵匡胤惊醒后急忙出帐查看，一些将领上前说：“现在朝中无主，我们要点检做天子。”还不等赵匡胤回答，高怀德从赵普身后转过来，几步来到赵匡胤身后，二话没说就麻利地把一件黄袍披在了赵匡胤身上，众将士一起跪下山呼万岁，并将赵匡胤拉上坐骑。那些不明真相的士兵们一看自己的长官都跪下了，也纷纷放下手中武器跪在地上，口中喊起万岁来。

赵匡胤觉得不妥要取下黄袍，但被高怀德按住，赵匡胤无奈说道：“各位兄弟，你们自己贪图一时富贵，要立我为天子，这不是害我吗?如果你们真心让我当皇帝，需答应我几个条件，否则我宁死不从。”众将高呼：“愿听指挥。”赵匡胤说道：“我本是太后、恭帝的臣下，你们不得侵犯他们。朝中大臣，本都是我的同事，你们不得凌辱。朝廷的府库，百姓的家，你们也不得强扰侵犯。遵令者有重赏，谁若违犯，格杀勿论。”听到满意的答复后，赵匡胤立即整顿兵马回转京师。

留守京师的大将石守信等人也是赵匡胤的心腹将领，他们早已在城内做好接应的准备，等赵匡胤的军队一到城外，石守信就下令大开城门迎接新皇帝。宰相范质、王溥等官员纷纷逃回各自家中，整个入城过程，果真纪律严明，不像五代时期其他朝代更换时纵城抢掠，丧失民心，赵匡胤的军队受到了人们的拥护。

赵匡胤进城后，登上明德门城楼，命令将士们各回营房，自己仍回原来公署。不一会儿，诸将拥着宰相范质等前来。见面后，赵匡胤流着眼泪说：“我违心从事，实在愧对天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真不知该如何是好?”范质一看赵匡胤的样子，马上想劝说他，但还来不及答话，将领罗彦环就按剑大叫：“国中无主，点检应做天子。”范质等朝臣相顾无言，迫于无奈，只好跪伏朝拜称臣。周恭帝年幼无知，皇太后一个妇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只知哭泣。朝中百官见大势已去，只得请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赵匡胤封周恭帝为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然后请周恭帝与符太后住进西宫。

赵匡胤称帝的千古之谜是年正月，赵匡胤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隆，国号称“宋”，赵匡胤即为宋太祖。

从上面叙述的“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来看，似乎赵匡胤当这个皇帝是情非得已，但是仔细看来赵匡胤在整个兵变过程中应付自如，适时适地，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赵匡胤的这次兵变可能是有预谋的，与五代其他几次兵变毫无区别，只是手段更为高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黄袍加身”的“黄袍”是早已准备好的，私藏皇袍的人在古代是要杀头的，如果不是预谋反叛，黄袍是从哪里来的呢?其二，宋太祖登基后，史书既没有记载关于辽兵入侵的任何结果，也没有记载北宋有否发兵制止辽兵入侵，辽的所谓攻袭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岂不可疑?其三，宋太祖之母杜太后得知陈桥驿之夜，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一点都不惊慌，不但不感到其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将使得全家被诛的悲惨结局，反而还称赞赵匡胤“一向有大志，现在果然如此”。

可见，赵匡胤谋权篡位之心早有，杜太后所说的“大志”，不是指当节度使而是当皇帝。所以赵匡胤真的是被部下“逼扶上马”的吗?他自己意图“黄袍加身”的动机到底有多少，这些问题随着昔人已逝，早已成为历史之谜了，后人只是妄加揣测罢了。

杯酒释兵权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王朝。

朋友也不能分权太祖即位后不出半年，就有两个节度使起兵反对宋朝。宋太祖亲自出征，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平定。为了这件事，宋太祖心里总不大踏实。有一次，他单独找赵普谈话，问他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换了五个朝代，没完没了地打仗，不知道死了多少老百姓。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赵普说：“道理很简单。国家混乱，毛病就出在藩镇权力太大。如果把兵权集中到朝廷，天下自然太平无事了。”宋太祖连连点头，赞赏赵普说得好。

后来，赵普又对宋太祖说：“禁军大将石守信、王审琦两人，兵权太大，还是把他们调离禁军为好。”

宋太祖说：“你放心，这两人是我的老朋友，不会反对我。”

赵普说：“我并不担心他们叛变。但是据我看，这两个人没有统帅的才能，管不住下面的将士。如有一日，下面的人闹起事来，只怕他们也身不由己呀!”宋太祖敲敲自己的额角说：“亏得你提醒一下。”

杯酒释兵权宴会背后的危险过了几天，宋太祖在宫里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几位老将喝酒。

酒过几巡，宋太祖命令在旁侍候的太监退出。他拿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帮助，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地位。但是你们哪儿知道，做皇帝也有很大难处，还不如做个节度使自在。不瞒各位说，这一年来，我就没有一夜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谁不眼红呀?”

石守信等听出话音来了。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谁还敢对陛下三心二意?”

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听到这里，感到大祸临头，连连磕头，含着眼泪说：“我们都是粗人，没想到这一点，请陛下指引一条出路。”

宋太祖说：“我替你们着想，你们不如把兵权交出来，到地方上去做个闲官，买点田产房屋，给子孙留点家业，快快活活度个晚年。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毫无猜疑，不是更好吗?”石守信等齐声说：“陛下给我们想得太周到啦!”

酒席一散，大家各自回家。第二天上朝，每人都递上一份奏章，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照准，收回他们的兵权，赏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打发他们到各地去做节度使。

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

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过了一段时期，又有一些节度使到京城来朝见。宋太祖在御花园举行宴会。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老臣，现在藩镇的事务那么繁忙，还要你们干这种苦差，我真过意不去!”

有个乖巧的节度使马上接口说：“我本来没什么功劳，留在这个位子上也不合适，希望陛下让我告老回乡。”

也有个节度使不知趣，唠唠叨叨地把自己的经历夸说了一番，说自己立过多少多少功劳。宋太祖听了，直皱眉头，说：“这都是陈年老账了，尽提它干什么?”

第二天，宋太祖把这些节度使的兵权全部解除了。

宋太祖收回地方将领的兵权以后，建立了新的军事制度，从地方军队挑选出精兵，编成禁军，由皇帝直接控制；各地行政长官也由朝廷委派。通过这些措施，新建立的北宋王朝开始稳定下来。宋太祖文武之道天下由马上得到，却不能在马上治国。

禁军身怀绝技公元960年，赵匡胤策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宋朝。他为确保宫廷安全，选精锐兵卒近万人组成禁卫军。他颇为重视这些士兵的能力训练，不时进行抽查测试。

一日，赵匡胤巡视水师，对侍卫人员说：“若池内有刺客潜藏，你们如何应付?”侍卫刘浩转身跃入水池，过了好大一会儿，才从水中钻出。高声回禀道：“启奏万岁，刺客已除。”赵匡胤对刘浩的忠诚和潜水能力很是赏识，当即予以厚赏。

随后，赵匡胤又指着五凤楼的楼角铜铃，问身边的禁卫军：“谁能取下那个铜铃?”有位侍卫挺身而出，“陛下稍候，卑职去取来。”说罢如猿攀树，灵巧地登上二楼房顶，摘下铜铃，奔回献给皇帝。整套动作干净利索，赵匡胤心中大喜，重重赏赐这名侍卫。由于他对禁卫军要求甚严，因而禁卫军个个身怀绝技，英勇善战。

重用儒臣宋太祖武人出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戎马生涯。然而当皇帝之后，很快又成了一个善于以文治国的政治家。

公元963年3月，太祖欲改年号，让重臣讨论，并指出：“须求古来未尝有过的。”于是便改元为“乾德”。

公元965年1月，宋灭后蜀，选了一个蜀国的宫女入宫。太祖在观赏其奁具时，忽然发现一个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五字，不由大惊道：“我改元‘乾德’今刚三年，怎么会有四年铸此镜?”

于是，便召翰林学士陶谷、窦仪询问。窦仪答道：“前蜀于公元919年，王衍曾用‘乾德’年号，故此镜必得自蜀地。”太祖听了疑云顿开，并从中领悟到：“天下虽然由马上得之，却不能马上治之。今后武将，亦当使其读书，让他们懂得治国之道啊!”自此，太祖大重儒臣。

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雪夜访赵普太祖稳定了内部，雄心勃勃，准备出兵统一全国。当时，五代时期的“十国”，留下来的北方有北汉，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后蜀、南汉、南平等。要统一全国，该先从哪里下手呢?先打北汉，还是先打南方呢?宋太祖想了几天，还是决定不下来。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赵普正在家里烤火取暖，忽然听得门外一阵敲门声。赵普心里奇怪，这么寒冷的夜里，还有谁会来找他?他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人披着斗篷，在雪地里站着。赵普定睛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来的竟是宋太祖。

赵普连忙把宋太祖请进屋里，拨红了炭火，在炭火上炖上肉，叫他老妻拿出酒来招待。

赵普问：“雪下得这么大，陛下为什么还要出来?”

宋太祖说：“我想起一件事，反正睡不着，就来找你商量一下。”

赵普想了一会，说：“如果我们先打下北汉，就会受到辽朝的威胁。还不如先削平南方，回过头来再打北汉。小小北汉，不过像弹丸一样大，晚一点收拾也跑不了。”

宋太祖笑着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宋太祖和赵普决定了先南后北的计划以后，约摸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出兵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这样，南方的割据政权只留下南唐和吴越两国。

风花雪月的南唐后主南唐是“十国”中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那里土地肥沃，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到战争的破坏，所以经济繁荣，国力富裕。但是，南唐的国主都是政治上十分昏庸无能的人，后来弄得国力渐渐衰弱下来。

最后的一个国主李煜，历史上称南唐后主，是一个著名的词人，对诗词、音乐、书画，十分精通，可就是不懂得处理国事。北宋建国后，李煜每年向北宋进贡大量金银财宝，想维持他的地位。

后来，他看到宋太祖接连消灭了周围三个小国，才着慌起来，赶快派使者给宋太祖送去一封信，表示愿意取消南唐国号，自己改称“江南国主”。但是这一点小小让步，怎么能改变宋太祖统一中国的决心呢。

毫不知道危险的后主公元974年9月，宋太祖派大将曹彬、潘美带领10万大军分水陆两路攻打南唐，很快就占领了池州(今安徽贵池)，进驻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潘美带领的步兵到了江北，被辽阔的江面挡住了进军的道路。

有人向宋军献计，如果用竹筏和大船搭成浮桥，步兵就可以全部顺利过江。潘美听了这个计策，马上赶造浮桥。

这个消息传到南唐的国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南唐君臣正在喝酒。李后主问周围大臣该怎么办?大臣说：“自古以来，没听说搭浮桥过江的，一定办不成!”

后主听了，哈哈大笑说：“我早说他们是小孩子闹着玩罢了。”

过了三天，宋军搭好浮桥，潘美的步兵像在陆地上行军一样跨过长江；南唐的守将败的败，投降的投降。10万大军很快就打到金陵城边。

那时候，李后主还正在宫里跟一批和尚道士诵经讲道，宋军到了城外，他还蒙在鼓里。有一天，他到城头上巡视，发现城外到处飘扬着宋军旗帜，这才大吃一惊，回宫后，派大臣徐铉到东京去求和。

“我的床上，容不得别人酣睡”

徐铉见了宋太祖说：“李煜待陛下，就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孝顺，为什么还要讨伐他?”

宋太祖反问说：“那么你倒说说，父亲和儿子能分成两家吗?”

徐铉没话说，回到金陵向李后主回报。过了一个月，宋军围城越来越紧，李后主又派徐铉到东京去。

徐铉苦苦哀求宋太祖不要进攻金陵，宋太祖听得不耐烦，一手按住利剑，怒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多说了。李煜并没有什么罪，但是现在天下一家，我的床边，怎么能让别人睡着打呼噜呢!”

徐铉眼看再哀求也没用，只好再回到金陵。李后主听了回报，知道求和没有希望，连忙调动驻守上江的15万大军来救。兵到皖口，受到宋军两路夹攻。南唐军放火烧宋军，哪知正碰到起北风，火反烧了自己，南唐军全军覆没。

问君能有几多愁曹彬派人进城告诉李后主，劝他趁早投降，免得城里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后主还想拖下去，曹彬就下令攻城。第二天，城被攻破了。曹彬率领宋军整队进城秩序井然。李后主叫人在宫里堆了柴草，准备放火自杀，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勇气。最后还是带着大臣出宫门，向曹彬投降。

李后主被押到东京，宋太祖对他还比较优待。但是李后主从一个尽情享乐的国君变成一个亡国的俘虏，心里十分辛酸，每天流着眼泪过日子。他本来是写词的能手，在这段时期里，写了一些感情忧伤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他这段时期词作中的名句。

开明的皇帝赵匡胤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是难能可贵。

千里送貂裘公元964年11月，太祖赵匡胤下令兵分两路(凤州、归州)攻蜀。12月，宋将王全斌、崔彦所率一路到达风州，稍事整顿，即向后蜀发动进攻。兵马刚出凤州，便有一个京城使骑马赶来，王全斌以为朝中来了重要命令，急忙上前跪接，但使者递过来一个包袱。王全斌解开一看，原是一领紫貂，是太祖穿的。

王全斌不知其意，便问京使道：“是陛下要来吗?”京使笑道：“非也。”王全斌道：“那为什么把陛下的衣帽送来了?”

京使道：“将军有所不知，只因前几日京城下了一场大雪，陛下身穿此衣与众臣议事，忽对众大臣道：‘朕着此紫貂，坐在殿上，尚觉寒冷，而攻蜀将士，现今正顶风冒雪，不是更冷吗?’陛下说着，便将此衣脱下，令我急急送来。且让我转告将军，紫貂只此一件，不能为全军将士御寒，只想略表陛下正时刻惦记着大家之心。”众将士听了京使一番言语，无不眼含泪花，感激涕零，面向京都方向，跪拜在地，高呼万岁。后来，宋军将士奋勇杀敌，从出兵到后蜀灭亡，先后只用了66天时间。

郭进治军北宋初年，将军郭进治军严整，奖惩分明，不徇私情，将士都很畏惧他。宋太祖知人善任，命他为洛州防御使。每次有士卒前往洛州戍边，宋太祖都警告他们：“遵守军纪，否则，郭将军将严惩不怠。”有一位军校因受郭进的惩罚，心存怨恨，进京诬告郭进，宋太祖查明是诬陷郭进，就派人将那名军校押送回郭进营中，责令郭进严厉惩处他。

恰巧，北汉军队前来攻打郭进，郭进便对那名军校说：“你胆敢去皇上那里诬告我，我的确很佩服你的胆量。这次暂不杀你，让你戴罪立功。功成我保举你做官，兵败你就自己投河自杀吧，不必再来见我。”

那名军校因大难不死，上阵后英勇异常，大败北汉军队。郭进立即上报他的功劳，奏请宋太祖恢复了他的官位。从此，郭进营中军纪更为严整。郭进善于治军用人的作法，被世人所称道。

教女崇尚节俭太祖赵匡胤即位灭蜀后，见蜀后主孟昶用的小便器具竟装饰七种珠宝，当即把它打碎，并叹道：“他用七种宝石装饰便器，那么应该用什么器皿盛放食物?他这样的所作所为，不亡国才怪呢!”

他汲取后蜀亡国教训，在生活上很注意俭朴。他穿的衣服常常是洗过多次还在穿，乘坐的车子装饰也为素色，宫中帘帷也没有华丽的装饰，只用青布包边。

他有三个女儿，其中魏国公主，却爱穿戴打扮，常常穿着贴绣铺翠的短衣出入宫禁。有一次，公主又衣着华丽出入宫禁，被太祖看见了，立即命人将其叫入宫训道：“你把这件衣服脱下给我。从今以后，不许再穿这种服装。”

公主不以为然道：“只此一件衣服，能用多少翠羽?”

太祖道：“此话不对，这一件，是用不了多少，可你身为公主。你一穿，宫内宫外都会仿效，翠羽的价格就会升高，商贾为了追求利润，也会转价贩卖，伤生害民，这都是由你所造成的。你生于皇室，自当珍惜，岂能开此恶业之端?”

公主听了很受教育，当即将那件贴绣铺翠的衣服脱下交给父皇，表示改过。

又有一天，太祖与皇后、公主一起闲谈。皇后道：“你已做了天子，要长期使用轿子，难道还不能用黄金装饰一下吗?”

太祖笑道：“我身为天子，以四海之富，不用说用黄金装饰一下轿子，就是将整个宫殿用金子装饰，也不难办到。但我为天下之主，就应为天下守财，岂可妄用!古语道，‘以一人冶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以天下奉一人，不仅天下人要背离你，且亡国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皇后、公主听了都点头称是。赵匡胤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有如此清醒的认识，确是难能可贵。

赵普的功过是非宋太祖拜赵普为宰相，事无大小，都跟赵普商量。

半部《论语》治天下赵普出身小吏，比起一般文臣来，他的学问差得多。他当上宰相以后，宋太祖劝他多读点书。赵普每次回家，就关起房门，从书箱里取书，认真诵读。第二天上朝处理政事，总是十分敏快。后来，家里人发现，他的书籍里藏的不过是一部《论语》。于是人们就流传一种说法，说赵普是靠“半部《论语》治天下”的。

赵普的软磨硬泡宋太祖信任赵普，赵普也敢于在宋太祖面前坚持自己意见。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个人做官，接连两天，宋太祖没有同意。第三天赵普上朝的时候，又送上奏章，坚持要求宋太祖同意他的推荐，这下可触怒了宋太祖。宋太祖把奏章撕成两半，扔在地上。

赵普趴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扯碎的奏章拾起来，放在袖子里。退朝回家以后，赵普把扯碎的奏章粘接起来，过了几天，又带着它上朝交给宋太祖。宋太祖见赵普态度这样坚决，只好接受了他的意见。再有一次，赵普要提拔一名官员，宋太祖不批准。赵普就像前次一样坚持自己意见。宋太祖说：“我就是不准，你能怎么样?”

赵普说：“提拔人才，都是为国家着想，陛下怎能凭个人的好恶专断!”宋太祖听了，气得脸色变白，一甩袖就往内宫走，赵普紧紧跟在后面。宋太祖进了内宫，赵普站在宫门外不走。

宫门前的卫士见宰相站在门口不走，只好向宋太祖回报。这时候宋太祖气已经平了，就叫太监通知他，说皇上已经同意他的请求，叫他回家。

海产原来是金子赵普做了十年宰相，权力很大。日子久了，就有人想走他的门路，不时有人给他送礼物来。

宋太祖经常到赵普家里去，事先也不派人通知。有一次，吴越王钱叔派个使者送信给赵普，还捎带了十坛“海产”。赵普把十坛。“海产”放在堂前，还没来得及拆信，正好宋太祖到了。

宋太祖在厅堂里坐下，看到这十只坛，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着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把它打开来看看吧!”

赵普吩咐仆人，打开坛盖，在场的人一看都傻了眼。原来坛里放的不是什么海产，竟是一块块金子。

宋太祖向来怕官员接受贿赂，滥用权力，看到这情况，心里窝了一肚子火，脸色也就沉了下来。

赵普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看信，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冷冷地说：“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是由你们书生决定的呢。”

打这以后，宋太祖对赵普就有点猜疑起来。不久，又有官员告发赵普违反禁令，贩运木料。

原来，当时朝廷禁止私运秦、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大木。赵普曾经到那里运木料为自己造住宅。他的部下趁机冒用赵普名义，私运一批大木到东京贩卖。这件事牵连到赵普，宋太祖大怒，要治赵普的罪，尽管其他大臣为他说情，太祖还是撤了赵普的宰相职位。

为贞节而屈死的何芳子在古代，在女人的手臂上点上一颗鲜艳的红痣，用来验证女人们的贞操，这就是“守宫砂”。

“守宫”的缘由及流行“守宫”其实就是大家常见的壁虎。据说，古代人用瓦罐一类的东西把抓到的壁虎养起来，天天喂给它丹砂，吃到七斤丹砂的时候，就把它捣烂，用来点在女人的肢体上，只要没有发生性关系就终身不灭，一有性生活则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礼教规范渐渐严格的宋代。

这种守宫砂据说非常灵验，但是却只能用在未结婚的女子身上，已婚妇女是不灵验的。在宋代由于这种方法刚刚开始流行，许多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各种事项，结果闹出了许多笑话，也弄出了许多是非。

妙龄少女何芳子就是受了这“守宫砂”之累，成了这种习俗的受害者。

从千金到小妾何芳子本来是后蜀政权兰台令史何宣的女儿，宋朝灭了后蜀，何宣因为不愿意投降宋朝。被宋军杀死，年幼的女儿何芳子一下子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官家小姐沦落民间，后来成了四川万县的一个土财主林宓的第五房小妾。这时她刚刚18岁。

宋朝的军队进入了四川以后，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选拔地方上的人才出仕为官。这个土财主林宓也用钱买了一个官职。按照规定，他必须到当时的首都汴京去朝见皇上，接受宋太祖的面试，等待任命。

林宓除结发妻子外，还有五位如花似玉的侍妾，最小的侍妾就是何芳子。何芳子是位千金小姐，人既长的秀丽端庄，读的书也很多，很有一股迷人的气质。在她的人生蓝图中是希望找到个如意郎君，比翼双飞，最终想不到却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乡间土财主，还要和一群庸脂俗粉天天争宠斗气。她本无意于这种无聊的争斗，但由于她年轻貌美，知书达礼，气质高贵，从来不掺和那些女人的争风吃错，反倒使得林宓天天黏着她，冷落了那些女人。于是那些女人就结成统一战线，处处与她为难。何芳子嫁给林宓以后不但没能过上比较安稳的日子，反而事事不如意，受了不少苦。

为一个“守宫砂”而死林宓这时准备动身前往汴京，家中的所有事物都已经交待妥当了，唯独对自己这些年轻貌美的侍妾放心不下。他的一个道人朋友就给他想了一个馊主意，从江湖术士的手上购买了一些守宫砂，如此这般地把用法交给了林宓。林宓听后如获至宝，回家之后一一亲自点在妻妾们的臂膀上。

轮到何芳子点守宫砂了，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拒绝了这种近似屈辱的作法。她认为从一而终、守贞固节是女人理应遵守的本分，根本不必一定要有任何形式上的约束，倘若由于被迫而守贞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何芳子振振有词，但就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林宓怎么也听不进去，而那些不怀好意的妻妾们这时也莫不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何芳子，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情。何芳子实在拗不过，只好在自己的手臂上也点上了那么一点红。

那些女人们自林宓离家之后，一个个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她们手臂上红豆般大小的守宫砂痣，不敢洗涤，不敢擦碰。何芳子却痛恨它，好像那是涂在她身上的一个污点，她满不在乎，照样的沐浴洗涤，不久，守宫砂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下，那些俗气十足的女人终于找到了攻击的借口，讽刺她、嘲笑她，甚至公开骂她偷人养汉，更有不辞辛劳的，夜夜躲在何芳子的窗下偷听，随时准备捉住淫妇奸夫，准备看看何芳子勾引的男人到底是谁。

半年以后，林宓已经奉派在汴京任职，就派人前往蜀地把一妻五妾一同接来京城。当天夜晚，林宓就迫不及待地在灯下一一检视妻妾们的守宫砂，当看到何芳子时，那带着得意笑容的脸顿时僵硬下来，一怒之下，当即就给了何芳子两记耳光，问她这是为什么?何芳子把头低着，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牙齿紧紧地咬着嘴唇。

林宓火冒三丈，下令严刑拷打，何芳子自认不仅行动上没有越轨，就是感情上也不曾越轨，抵死不肯承认自己有什么情夫。那一记一记的鞭子，把何芳子希望的心一点一点地敲碎，她彻底绝望了，当晚留下一封血泪交织的遗书，自缢而死。

那个糊涂无情的林宓却以为何芳子是羞愧而死，对何芳子以死告白的遗书根本看也不看就撕成了碎片，草草地就把何芳子埋掉了事。

官府的介入林府死了个小妾的事，第二天便在开封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以往林宓在万县财大势大，打死一名奴仆或冤死一个侍妾，只要花些银子，摆平家属和各种关系人，便可不了了之，然而现在却是在天子脚下的汴京城，这个人命关天的大事可就非同小可了。主管京城治安的开封府听到消息，立即加以侦察，第一步就是开棺验尸，结果发现何芳子皮开肉绽，全身都是鞭打的伤痕。

接着就是提林宓前来审问，林宓无法隐瞒，只好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讲出来。于是，判官用林宓所剩下的朱砂，点染在三名妇人臂上，然后把一条活壁虎放在其中一人的手臂上，瞬间就把那些守宫砂舔得干净净了。事实上，守宫砂点在处女的手臂上，经过数日不加洗涤，就可以深入皮下，再经擦拭或洗涤都不会抹去，而且愈见鲜艳，但一经房事，颜色就自行褪去，但是对于已经成婚的女性来说守宫砂就毫无用处，何芳子是受了莫大的冤枉。开封府尹判何芳子是清白的，林宓则因为滥用私刑，逼死侍妾，被免去官职，并加以重罚。

后来，这件案子闹得很大，连中央专管刑狱的大理寺也启动了，就在大理寺准备重判的时候，林宓神秘地死去，那个给他提供守宫砂的道人也投湖自杀了。

当时听说了这件事的人们都非常同情何芳子的遭遇，可怜她含冤蒙屈地死在异乡，于是就有人发起建了一座“贞女庙”。这座庙自宋代到现在，历代加以重修，千年以后，至今河南开封城南仍有此庙，人们也叫它“守宫庙”，意思是纪念这个千年以前因为“守宫砂”而冤死的无辜女子。

宋太祖的死亡之谜宋太祖赵匡胤死因蹊跷，宋太宗赵光义又弟继兄位，有悖常理。两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

多年前认识的道士传说太祖还没有做皇帝的时候，曾经和太宗与一位道士游历关河。这位道士是个奇人，他没有姓名，身世也不太清楚，可是却有一项绝活变金之术。他们三人一同交游，每次没有银两时，就见他从自己随手携带的空袋中掏，一掏准能掏出金子，要多少就有多少，十分神奇。太祖、太宗与这道士都爱饮酒，有一天仨人再次喝得醉醺醺，那个奇怪的道士唱起了《步虚》曲，冥冥之中赵氏兄弟听到了那么奇怪的一两句话，当下两兄弟就觉得奇怪，可旁边的人却说连道士大声唱歌都没有听见。等到赵氏兄弟俩酒醒再问，道士却矢口否认，说什么都没有说。后来等到赵匡胤登基称帝那日，正是猴年正月初四，应验道士所说的那句话，太祖猛然惊觉，遂下诏全国找寻这位道士，然而斯人已去，音信全无，道士隐身不拜。

雪夜的烛光斧影直到宋太祖登基16年后，一日太祖祭祀完毕回宫途中，忽见道士醉卧在道边树荫下，笑着向太祖问安。太祖急忙命人将道士请至皇宫后殿，又担心他逃走，匆匆上朝完毕即从前殿回来见他。两人像以前同游关河一样，畅饮纵谈，太祖盛情款待，令道士住在后花苑。守苑的官吏见他天天住在树梢的鸟巢中，行为也很是怪异，几天之后竟神不知鬼不觉地不见了踪影。太祖牢记道士所说过的话，到十月二十日夜间，登上太清阁观察天气。起先天气晴朗，太祖心中一阵暗喜。可是不久天气陡变，风卷残云，雪雹骤降。太祖叹气，移步下阁，当夜即召见赵光义。回到寝宫，太祖遣散宦官和宫妾，只留赵光义，两兄弟对饮畅淡。两人谈话内容现已不得而知，只是宦官宫女在远处依稀望见烛光之下，赵光义时而避席，似乎不胜酒力。饮罢酒，已是深夜，殿前的积雪已有数寸，太祖拿着斧子砍殿前的雪，还回头向赵光义说着话，而后便悄无声息。这一夜，后来成为宋太宗的赵光义留宿禁宫之中。而到天明之时，人们发现太祖早已驾崩，赵光义于灵柩前受遗诏继位。

关于太祖之死的种种疑点第二，赵匡胤临终交待后事，赵光义灵柩前即位，这些都是朝廷中的头等大事，本来应当在官修史书《国史》和《实录》中提到，可是太宗朝在修《国史》与实录时为什么却未记载太祖遗嘱，对于太宗即位更是没有提到一个字。另外，据各种文献所载，赵光义在其他场合，对这件事也是闭口不谈。这些都给后人留下了疑惑。

赵光义第二，赵匡胤身患重病，到了生命垂危才急召赵光义入宫受命是有疑惑的。史料记载，赵匡胤患病时间较长，他应当提早处理传位的问题，对于相关问题也一定会早有安排，为何要等到病情危急时才召见晋王受命。还有正史中说既然是临终遗嘱，那必定病得很重了，为何又在召见晋王时能饮酒，举斧戮雪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

第三，对于这样一个病危的皇帝，手下人自然应当寸步不离地守在皇帝身边，可是从十月二十日晚赵光义入宫，直到次日太祖去世，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皇帝的身边竟然没有一个人，这实在是太不合情理的事情。就是赵匡胤向赵光义交待后事应当屏退左右，但是难道英明的宋太祖赵匡胤竟会愚蠢到如此地步，让赵光义既充当遗嘱受命的当事人，又充当遗嘱受命的见证人，以至于自毁遗嘱的权威性吗?

第四，赵匡胤曾召赵光义入宫受命，可是正史记载宋皇后却在赵匡胤临终前派宦官王承恩火速召德芳入宫，看到赵光义到来又惊愕地说不出话来，这些都说明赵光义在太祖临终受遗嘱丝毫无根据。更令人怀疑的是，给太祖看病的医官程玄德竟然在太祖驾崩的当天凌晨守在开封府门口，随同赵光义一同入宫。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个医官又怎么会到开封府门口等着赵光义呢?(当时赵光义任开封府知府)而后来程玄德在赵光义手下很是得宠，这又说明什么呢?

种种迹象都表明，赵匡胤不明不白的死亡与赵光义篡位有着直接的联系，很可能赵匡胤就是死于亲兄弟赵光义的谋杀。

第十五章

宋太宗是一介武夫吗宋太祖是武人出身，宋太宗是否也是只知南征北战的一介武夫呢？

弃武尚文的风雅之人宋太宗继位之初，使用政治压力，逼迫吴越王钱做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士归附，又亲征太原，灭掉北汉，可说是有些战功战绩，但是他在与辽朝及党项拓拔部势力这些强敌对抗的过程中，却屡战屡败，战功并不显著，可见宗太祖并不是一名能指挥大军的指挥家、军事家。

其实之所以说太宗不是一个武将，还因为在宋太宗统治期间，实行了弃武尚文的统治政策，大量任用文官主持政务。另外，其本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粗俗武夫，还是一个真正的附庸风雅的人呢。

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宋太宗从幼年开始，业余爱好与兴趣首先就是读书。他的父亲赵弘殷总兵江南的时候，每当攻破州县，必定到处搜寻古籍供他学习，并且时时激励他，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读书从未有间断的时候。那时书籍和书袋成为赵光义的随身之宝。太宗即位之后虽然政事繁多，却仍然不改初衷，像以往一样喜爱读书。他曾经对身边近臣说：“朕没有别的爱好，只是喜欢读书，想从中知道古今成败的道理，好的加以采纳，不好的引以为戒。”他尤其对《太平御览》情有独钟。《太平御览》这本书多达1000卷，他决心发奋每日读三卷，争取一年内通读一遍，于是命史馆每日进呈三卷，昼夜苦读，到天明时才小睡一会儿就去上朝。到了天寒日短之时，每日读三卷，宰相等考虑到如此读书容易使身体受到伤害，就劝告宋太宗不要把时间抓得太紧，宋太宗却说：“朕天性喜好读书，开卷有益啊，这不会损伤我的身体的。好学之士读万卷书都不当回事，这千卷书又何足挂齿呢。大凡读书应该发自内心喜欢。如果不是这样，读也不会真正读进去的，白白浪费时间。”

于是太宗仍旧坚持不懈，终于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太平御览》这部巨著。宋太宗读书范围甚广。各门各类的书无不涉略，还常常加以评论，另外将其中有益于治，太宗读书学以致用，并不死读书，不仅将其心得用于治理国家，还大规模地开科取士，所以得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像吕蒙正、寇正等名臣都是北宋初期录取的进士，他们后来都成了太宗的得利助手。在读书过程中，他的文才不断增长，常与群臣诗文唱和，有时是消遣之用，有时是歌功颂德，这在宋太祖时是没有的。在平定北汉后，宋太宗就作了《平晋诗》要求随从的大臣们唱和。到了春天万物复苏，冬天大雪初降之时，宋太宗都多次与臣下唱和作诗。宋太宗还曾将自己写的诗文编成《御制诗文》41卷，收藏于宫中书库，其诗作已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读书写诗之余，宋太宗还苦练书法，精通草、行、飞白、篆、籍、八分书，在书法上具有很高造诣，被列入宋代著名书法家之列。其书法遣迹也被选入供人临摹的碑帖之中。他对近臣说：“朕君临天下，为什么非得喜欢书法?只不过从内心喜欢，不能舍弃。”即位后，他还经常观摩古碑刻，向古人学习，常向吕文仲请教书法历史问题和笔法问题。

王著是当时的书法名家，宋太宗曾派侍臣王仁睿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看，王著看完，淡淡地说：“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太宗知道后，更加勤奋练习，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派侍臣王仁睿给王著看自己的作品，王著回答仍与前次一样，王仁睿责问王著是否藐视宋太宗书法时，王著笑着回答说：“帝王开始练习书法就称赞他写得不错，以后就不留心了。”

太宗还是个围棋高手，他曾自创围棋三势，一叫“独天飞鹅势”，一叫“对面千里势”，一叫“大海取明珠势”，他亲自讲解给内侍裴愈，然后派裴愈讲给众学士，众人无不佩服太宗这三势的高妙。他在围棋小小的黑白世界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显示出了作为一代帝王驾驭全局的才干。当时著名的围棋国手，像杨希紫、蒋元吉都无法与太宗对抗。太宗嗜围棋，与人对奕绞尽脑汁，不知疲倦，许多大臣就劝他注意身体，可太宗却说：“朕不是不知道，只不过借此躲避六宫诱惑，众爱卿不必多言。”

宋太宗喜好读书、热爱诗文、挚爱书法、围棋，而又不讲奢靡，不讲淫乐，其中无不包含着一种弃武尚文统治政策的转变，“尚文”正是太宗不同于一介武夫之处。

杨无敌杨业痛杀辽兵，威名远扬。得了一个外号杨无敌。

杨业奉命扼守雁门关宋太祖花了13年工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就出兵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不久，宋太祖也得病死去，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皇位。这就是宋太宗。

杨业宋太宗决心完成统一北方的事业，公元979年，他亲自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宋太宗派兵截断援兵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国主刘继元没法，只好投降。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杨业，也归降大宋。打那以后，辽军不断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雁门关大捷公元980年，辽朝派了10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兵力相差很大。杨业是个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后方。辽兵向南进军，一路上没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忽然，后面响起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支骑兵从背后杀来，像猛虎冲进羊群一样，乱砍猛杀。辽兵毫无防备，又弄不清后面来了多少人马，个个心惊胆战，阵容大乱，哪儿还抵挡得了，纷纷向北逃窜。杨业带兵追赶上去，杀伤大批辽兵，还杀死了一名辽朝贵族，活捉了一员辽将。

雁门关大捷以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杨”字旗号，就吓得不敢交锋。人们给杨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

宋太祖对杨业充分信任杨业立下大功，也引起一些边防将领的妒嫉。有人给宋太宗上奏章，说了杨业许多坏话。宋太宗正要依靠杨业，不理睬那些诬告，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杨业。杨业见宋太宗这样信任他，自然十分感动。

知道自己走上了一条死路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死去，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重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

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因为孤军深入，后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

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四个州的百姓撤退到狼牙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兵势很猛。杨业建议派兵佯攻，吸引住辽军主力，并且派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

监军王倪反对杨业的意见，说：“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地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害怕。”

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王倪带着嘲笑的口吻说：“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

这一句话把杨业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怕让兵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主将潘美也支持王倪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我本来想看准时机，痛击敌人，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避敌，我不得不先死。”

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峪(今山西朔县南)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连宋军的影都没有。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了呢?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倪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撒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到杨业兵败，又往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搏斗，兵士们个个奋勇抵抗。

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兵士。他含着泪，高声向兵士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

兵士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感动得都流下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兵士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

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一支箭飞来，正射中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俘虏了。

誓死不降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被奸臣陷害，落得全军覆没。哪还有脸活在世上呢?”他在辽营里，绝食了三天三夜，就牺牲了。

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东京，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倪革职查办。

千古流芳杨家将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诵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发展起来的。

杨门女将在杨家将中，不仅男子英勇善战，而且女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精通武艺的佘老太君佘老太君，原名佘赛花，是杨业之妻，杨府的老祖宗。后代在戏曲中演她百岁高龄，在面临辽兵入侵宋境，仍能挂帅领兵，赶走辽兵，实在是让人敬佩。但是很多相关史料却不见记载有佘老太君的事迹，这不禁让人们产生疑问：究竟佘老太君有没有挂帅领兵?甚至有人发出疑问：究竟历史上是否真有佘老太君其人?

有学者经过考证，历史上确实存在佘老太君其人，不过佘老太君不姓佘，她本姓折，后人讹传，所以就改成了佘姓。杨业年轻时，在离石、临县一带的七星庙驻防，迎娶了府州折家的女儿。折家屡世居住在陕西府谷，从折氏曾祖以来，世袭军职，多次参加抗辽战争，而杨家也是世居此地，代代习武，两家正所谓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那么佘老太君的称谓又是怎么来的呢?按照宋制，凡是有功之臣的妻、母都要有所封赠，以示奖励。宋太祖赵匡胤当初建制之时，就下诏制定文武群臣母妻的封号，其中庶子、少卿、刺史等的母亲封为县太君，妻子封为县君。而折氏的儿子如杨延昭等，位居刺史之上，他母亲应受封为某县太君的，所以后来人们就叫她佘老太君了。

折太君精通武艺，善骑射，训练以婢仆为主的家兵，上阵打仗，助夫立功，但是对于杨门这样的习武家庭而言，这本是平常的事情，所以没有为折太君立传也不足为奇。

穆桂英是否存在杨门女将中除佘老太君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受人瞩目的女将，就是穆桂英。戏曲中多次讲穆桂英领兵挂帅，充当大将，频频扭转战局，说的是玄之又玄，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像穆桂英这样一位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在正史中也未有记载，既然曾拜大将，又曾力挽狂澜，为何死后却默无声息?对此，后人十分不解。

既然正史没有记载，不少人就对穆桂英本人的存在提出了质疑，认为是戏曲中的虚构人物，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传说穆桂英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妻子，她敢做敢为，性格开朗，坚持女性独立，婚姻自由，当初杨宗保不同意与她结婚，穆桂英拿出刀来架在杨宗保脖子上逼其成婚，最终二人也是美满幸福。

穆桂英生为巾帼，不让须眉，过门不久就领兵挂帅，年过半百还跨马领兵，她被塑造成一位内外有度，勇敢有为的巾帼英雄。但由于在史料上找不到记载，人们认为她是虚构的人物，甚至有人提出观点说不仅穆桂英是虚构的，而且杨宗保这人在历史上压根就不存在。也有人说穆桂英这个人是虚构的，但却可以从杨氏的眷属中找到原形。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有位堂兄叫杨琪，此人曾娶慕容氏为妻，而穆桂英的姓也许是“慕容”氏的转音，“桂英”也只是民间通俗的名字，戏曲小说本就允许改编，这样以慕容氏为原形在的穆桂英这一形象就很快流传开来。况且，慕容氏是当时鲜卑大族，也是世代习武，与杨家通婚也是不无可能，不过终归猜测，没有真凭实据。

民间的千古佳话有些人则认为关于杨门女将的真相如何，并没有任何史料加以对证，而民间传说出于褒善抑恶的传统观念，逐渐塑造而创造出了像佘老太君、穆桂英这样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但是艺术与史实并未完全脱节，对于这些艺术形象加以细察，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史实影子的。就说传统戏曲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那回，穆桂英率军大破敌兵，让宋朝子孙扬眉吐气。然而历史上却是南宋将领折可求在天门关与金兵激战，大败后许多人仓皇南逃，兵败如山倒，宋朝河山损失无数，许多人背井离乡，饱受战败的恐惧。为彻底抹掉战争阴影，话本小说的作者将此事巧妙移到穆桂英身上，由大败变为大胜，在心理上寻求了安慰和平衡。

众所周知，传说中的杨家将故事，多是以小说和戏曲演唱等艺术形式流传下来的，中间加上了无数人的艺术加工和改编。不过尽管有些情节与人物史书没有记载，也没有真凭实据，但杨家将的故事主体是事有源流的。杨门九代精彩而又悲壮的故事代代流传，经久不衰，受到了社会各层的广泛喜爱。

吕端大事不糊涂小事糊涂得要命大事却毫不含糊，这就是真正能救国的贤人。

不会处理家事的宰相吕端，字易直，北宋幽州(今北京市)人，他是北宋初年有名的大臣，人们都说他“小事糊涂得要命，大事却毫不含糊”，他的做法为后世很多人效仿。

宋太祖后期，赵普做宰相时，吕端已经做到副宰相，地位显赫，权势很大。吕端虽然身为朝廷一品，但是却从不关心财产积蓄的事情，甚至连家事也不过问。做官十几年里，吕端的家中没有添置任何财产，生活还常常十分窘迫。有时，吕端刚刚领到一些俸禄，路上碰到穷人，马上就施舍给他们了，自己分文不留。一次，吕端的妻子告诉吕端家中的粮食只够吃三天了，要他快点想些办法，他却满不在乎地说；“先过了这三天，再想办法吧?”气得他的妻子直骂他糊涂。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家事糊涂的人，宰相赵普却说他很有才能，赵普在世时就经常对宋太宗说：“吕端为人沉稳有度量，受到陛下的表扬时，不喜形于色，在朝廷上碰了钉子时，也不发愁。有做宰相的才能，臣百年之后，请陛下一定要任用他为宰相。”太宗听到后有些诧异，因为他一向对吕端可没有什么好印象，于是就对吕端暗暗观察。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宋太宗就在至道元年四月提出，任命吕端为宰相。

但是，马上有官员极力反对说：“吕端为人糊涂懦弱，家事都处理不好，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

太宗这时已经胸有成竹，再加上老宰相在位时就曾竭力推荐过他，所以还是决定任命他为宰相，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出处。

效仿曹操收徐庶吕端升任宰相后，果然对于国家大事一点都不含糊，兢兢业业，每一件事都做得无可挑剔，让大家心服口服，成为太宗皇帝的得力助手。

宋太宗时，集中全力意图收回幽云地区，和辽国频繁地发生战争。西夏国首领李继迁总是趁火打劫，经常率兵侵犯宋朝的西北地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宋朝的军队俘虏了李继迁的母亲。寇准向太宗建议把她就地斩杀，以儆效尤。当吕端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进宫上奏，反对杀李继迁的母亲。他对太宗说：“西夏并非礼仪之邦，孝顺不孝顺也许看得并不是很重；况且李继迁并非等闲之辈，那些意图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在关键时刻是不会考虑父母安危的。汉刘邦和项羽交战时，刘太公被项羽俘获，项羽威胁说要把刘太公煮了吃，刘邦不是还要向项羽分一杯羹吗!我朝的敌人是辽国，对于西夏我们要有适当的拉拢。杀了李继迁的母亲只会加重他对我朝的仇恨之心，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太宗认为言之有理，就问他怎样才能较好地处理这件事。吕端回答说：“最好仿效三国时曹操对徐庶母亲的做法，把李继迁的母亲软禁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安排给她舒舒服服的生活，再加以劝慰，让她捎信给李继迁，或许能让他不战而降。即使他不来投降，也可能会惦记他的母亲还活着，不会经常大规模地向内地进攻了。”太宗于是下令按吕端的建议执行。后来李继迁确实收敛了很多，不再经常骚扰宋境了，他死后，他的独生子归顺了宋朝。

辅佐太子登基另外在宋太宗晚年病重时，政局稍微有些混乱，人心也是惶惶不安。吕端作为宰相，主持大局，严谨稳当。那时皇后不喜欢太子，便和宦官王继思谋划，企图采取计策，更换太子，控制朝政。吕端察觉此事后，不加声张，暗自布置了防范措施，以防有变。吕端在太宗病重期间，让太子日夜守护在病床前照顾太宗，寸步不离左右。粉碎了皇后和王继恩等人意图在太宗神志不清时进谗言废太子的诡计，同时，吕端还设计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了太监王继恩，使这些有反叛之心的人群龙无首。

直到太宗死后，真宗即位，吕端还亲自上殿，仔细辨认一番，确信真宗坐在龙椅宝座上后，吕端这才率领文武大臣下拜，确定君臣名分。皇后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因为吕端的措施实在是无懈可击。吕端的“大事不糊涂”使得真宗顺利即位，得以避免了一场大的宫廷政变。为此人们心服口服，纷纷称赞吕端办事谨慎，是国之栋梁。后人有诗赞叹：“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宋初的农民起义宋初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险些断送了宋朝的几百年基业。

茶叶商的末路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曾经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因为远离中原，地处偏僻，反而幸运地避免了各政权之间的争斗，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到了后蜀时期，国家的粮库积贮得满满的，人民十分富足。但是宋太祖灭了后蜀以后，有一段时间纵容将士在成都四处抢掠，还把后蜀贮积的财富运往东京，激起了当地百姓们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朝廷更加变本加厉，又在那里设立衙门，垄断买卖。曾经是当地主要经济来源的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先后都被官府垄断了。一些地主和大商人也都趁机囤积居奇，贱买贵卖。这样一来，蜀地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当时，四川的青城县(今四川灌县西南)有个农民叫王小波，他和他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卖茶叶后，王小波被断了生路，实在没有办法讨生活了，于是就决心铤而走险，发动起义。

并不正规的起义军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一百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均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了官府、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表示热烈拥护，还推举王小波作了起义军的领袖。消息一传开，临近各地的贫民都纷纷来投奔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马。这些人平日里饱受欺凌，现在一个个摩拳擦掌，都准备和朝廷大干一场。

王小波有了人马，先打下了青城县。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今四川彭山)。彭山的县官齐元振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为了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派钦差到蜀地调查。齐元振提前听说了钦差要来，就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富商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的官员有贪污行为，就糊里糊涂地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于是下令嘉奖齐元振清白能干。从此以后，齐元振变得更加贪婪无度了，对百姓搜刮得更厉害。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元振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里应外合之下，起义军很快占领了县城，杀死了大贪官齐元振，把他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全都分给那里的贫苦百姓。然后，王小波又带兵北上，向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进攻。驻守江原的宋将发兵反击，双方在江原城外展开了一场大战。

王小波的起义军虽然不是什么正规的军队，也没有得手的武器，但是大家的士气十分高昂，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到了最后，宋将实在招架不了，眼看朝廷的军队就要崩溃了。但不幸的是，在一片混战中，王小波没有防备，被一支冷箭射中了前额。他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宋军，把宋将杀了。起义军的队伍胜利地进占了江原，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了。

起义军建立政权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又推举他的妻弟、起义早期的领导人李顺做了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

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越聚越多，连续攻下许多城池，杀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逃跑了。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他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攻占州县，四川境内到处都是起义军的势力。

四川农民叛乱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宋太宗大吃一惊，赶快召集宰相商量镇压农民起义，下令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消灭起义军。

宦官出兵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四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

剑门关正是四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但是剑门的地势易守难攻，驻守的官兵也都是精兵强将，李顺派去的军队不幸遭到官军阻击，打了败仗。因为剑门仍然握在朝廷的手里，王继恩就得以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形成了对四川一省的合围之势，并且开始派兵进攻成都。

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经过英勇激战，许多人都战死了，成都城也终于被攻破，李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宋朝出动了几十万的兵马，终于镇压了这次王小波和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后来的传说后来，有人传说在成都陷落的时候，李顺其实并没有死，他化装成一个和尚，秘密逃出了成都，继续率领农民军战斗。听说宋军在进城时，曾经抓到一个胡子很长、外貌很像李顺的人，就把他当李顺杀了。又过了40年，广州的街上出现了一个老翁，有人认出他就是当年的起义领袖李顺。官府听说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把他抓起来，在监狱里秘密杀死了。关于李顺的下落还有很多的说法，人们心里都希望这位勇敢反抗朝廷暴政的民间英雄没有死。

寇准断案轶事他年轻有为、机智灵敏，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几百年来人们都十分尊敬和爱戴他。

各执一词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邦人，他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少年时英俊豪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时，就考中进士，做了知县的官职，那时他年轻有为、机智灵敏，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几百年来人们都十分尊敬和爱戴他，他的事迹也广泛流传。其中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寇准智审铜钱案。

一日，寇准像往常一样正在县衙处理公务。忽然，有两个人拉拉扯扯、争吵不休地来到大堂告状，其中一个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里面盛着铜钱。寇准一拍惊堂木，问大堂上跪着的两个人：“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状告所为何事?快快与本官讲来。”

寇准话音还未落，两人就大声嚷嚷着说：“青天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

寇准再拍惊堂木，呵斥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你们两人都会是原告呢?你们不要争，一个一个慢慢地说。”这时，只见其中一个向前走了两步，说：“我是本地一个专卖羊肉的屠夫，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们两人都是单身汉，同住在一起。我辛辛苦苦卖了一年多羊肉，攒了两千铜钱，让他替我保管，原准备是用这钱娶个老婆的。这几日，媒婆给我说了户人家，我急等着钱用，就让他把钱给我，不料他竟想吞掉这些钱，说钱是他的，还说是我敲诈他。青天大老爷在上，请您为我评评这个理。”

接着另外一个来告状的人忙不迭地说：“大老爷，别听他胡说。我天天上山砍柴卖掉，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这么多钱，今天早晨，他硬是要把这些钱全部拿走，说是他的。小人冤枉啊!这确确实实是我卖柴挣来的钱。请大老爷为小人作主。”

“你胡说，分明是想吞了我的钱，我实在是看错你这人了。”“什么，这是我的钱，天地良心，我没拿你的钱。”这时，卖羊肉的与砍柴的两人又在大堂上争吵起来。

奇特的断案方法寇准明白事情的原委了，他又拍惊堂木，转向卖肉人问：“你说钱是你的，可有什么证据?”卖肉人一听寇准问这样的话，跪在地上又磕头又是作揖，口里说道：“大老爷，我们两人是亲戚，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我每天卖肉的钱都是他替我保管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这是实情啊!”

砍柴的人大声申辩说：“他是胡说，他挣的钱怎么可能会让我保管呢?他怎么自己不保管呢，大老爷，别听他的，没有这回事。”卖肉的已经气得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喃喃地：“你，你，你昧了良心!……”

寇准看到这里，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沉思了一会，然后对一个衙役说：“去拿个盆来，里面要盛满清水。”又对另一个衙役说：“你去找个火炉子来。”两个衙役马上出去奉命办事。片刻功夫，他们就把火炉和盛满清水的一个盆弄到了大堂上。众衙役和告状的两个人都很奇怪，猜不透寇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只听寇准命令两个衙役：“把钱袋子里的两千铜钱全部放水中，把水盆放到火炉上。”不一会儿，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寇准起身离座到水盆边看了看，扭身又回到了座位上。这时他已胸有成竹，用劲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道：“这些钱是卖肉人的钱，大胆刁民，你拿人家的钱，反说是自己的，该当何罪?”

砍柴人不理解，还想狡辩，寇准命令一个衙役把他带到水盆边，让他亲眼观看盆里的铜钱。”堂上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看盆里的钱。只见盆里的水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一股革膻味也从盆里散发出来。这时真相已经很明白了，砍柴人也不敢说什么了，低下了脑袋，就差没有地缝钻进去了。所有的人都点头称赞寇准聪明，接着寇准斥问砍柴人：“砍柴的刁民，你今天要给本官解释清楚，你卖柴得来的铜钱，上面如何有这么多的羊油?”砍柴人再也不敢狡辩了，跪在地上浑身直打哆嗦，口中叫道：“是小人一时贪财，请大老爷饶命!请大老爷饶命!”

最后，为了严肃县风，砍柴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千铜钱分文不少地归还卖肉人。从此寇准机智断案的名声也越传越远了。

寇准的结局寇准是宋朝有名的官吏，他在历史上留下美名，深受人们的爱戴与尊敬。

直言犯上的年轻人寇准一生刚直不阿，嫉恶如仇，遭到了反对他的人的仇恨和敌视，但他却能得以善终，这实在是他的优秀品格受到了人们的爱戴之故。寇准从小喜爱读书，聪颖异常。8岁时，就写过一首《华山诗》。十几岁时，把《春秋》三传读得烂熟，且能说出其中异同。19岁时，就考中了进士，当时科举取士，年纪轻的考生往往不被录取，曾经有人让他增报年龄，可是寇准却回答说：“我刚要上仕途，怎能欺骗君主呢?”结果，寇准考中了进士，被授予大理评事，知大名府成安县。31岁时，他做到北宋的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年轻有为，才能出众，既不玩弄权术，哗众取宠，也不阿谀奉承权贵，以保全自己的官位，这样年轻有为的副宰相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他为官清廉，处处为国为民，在历史上留下了美名。

端拱二年的一天，寇准上朝奏事，不知因为什么原因触犯了宋太宗，太宗大怒，拂衣而起准备退朝。文武大臣早吓得大气都不敢出，惟恐太宗怪罪到自己的头上。年轻气盛的寇准却一点也不害怕，不但没有跪下领罪，而且还拉住太宗的衣服，要他坐下来听自己把话说完。太宗无奈，只好生气地坐下来听寇准详细解释。最后太宗不得不承认寇准说得有理。事后，太宗也觉得寇准和那些阿谀奉承、只讲好话的大臣们不同，国家的富强需要寇准这样刚直无私的人，所以心里还是十分喜欢这个敢于直言犯上的年轻人，并把他比作是唐朝的魏征。

和众人唱反调有一年，中原地区大旱，一连几个月滴雨不下，宋太宗整日愁眉不展。一天，在朝堂上，许多喜欢溜须拍马的大臣引经据典地劝解太宗说：“水旱灾害自古以来就是上天决定的，即使是古代的圣明君主在位时也都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比如，著名的圣王商汤在位时，曾经大旱六年，庄稼颗粒无收。这难道能说是商汤不贤明吗?所以陛下不必为这件事过分自责。”

太宗听完这些话后，心中才略感宽慰。不料正在这时，年轻的寇准出班奏道：“陛下，臣以为旱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朝廷的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古书上说，商汤在位时，六年大旱，圣王商汤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自己甘愿斋戒三日，沐浴更衣，端坐在干草堆上，以自焚来向天地谢罪。上天为商汤的诚意所感动，立即降下大雨，大火被浇灭，圣王不但免于一死，六年的旱灾也一下子得到缓解。”

同样的一件事，经寇准的口中一说出来竟变成了这种味，太宗的脸一下子又变阴了。“寇准!你今天给朕说个明白，朝廷的刑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太宗愤怒地喊了起来。只见寇准不慌不忙地回答道：“不知陛下还记得不记得，去年，有两个州府的小吏因犯了贪污罪被处死。可是今年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王准，贪污国家的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给他的刑罚却是在大理寺堂上轻描淡写地打了几十棍就完事了，不久他又官复原职。这样的刑罚难道说是公平的吗?”

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王沔也低头不语。太宗觉得寇准说得有理，于是下诏清查全国的冤狱，这样不少被冤枉的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寇准假借天命对太宗进行了一次直言劝谏。

“擦须”事件后来，寇准被真宗任命为宰相，丁谓充当他的副手，任职副宰相。丁谓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小人。有一次，寇准和丁谓一块参加了朝廷的一个公宴。处处想讨好自己顶头上司的丁谓专门和寇准坐到了同一张桌上，不时起身为寇准倒茶水、倒酒、夹菜，卑躬屈膝的小人之样显露无遗。寇准虽然很恼火，但碍于众文武大臣的情面，不好发作。正在恼怒时，寇准一不小心在低头吃菜时，胡子也伸进了菜盘子里，还未等寇准反应过来，一直在紧盯着他的丁谓已经拿了一块干净的手绢走过来，弯腰屈膝准备为寇准擦胡须。当着这么多大臣的面，胡须被菜汤弄脏已经使寇准很是难堪，丁谓的这一举动更是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到这张桌上来了。寇准的怒气再也压不住了，对丁谓说：“你官居参知政事，是堂堂的国家大臣，怎能做出这种为自己的长官擦胡须的举动呢?”声音虽然不高，但却是那样的严厉，丁谓好不尴尬，红着脸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刚直的寇准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和丁谓的合作仍然和从前一样自然、顺利。

但是，丁谓是个小人，后来罗列了寇准的几条罪状，背后暗算曾经提拔自己的寇准。

坟墓边的枯竹长笋寇准一生为官清正，他直无私，疾恶如仇，受到了人们永远的敬仰。寇准去世后，人们将他的尸体运回洛阳安葬。途中经过他曾为官多年的荆南公安县时，县里的人都聚集在路两旁，哭着祭奠他。当地老百姓还为他建了一座庙，每年都按时祭祀他。传说祭奠他的人折下竹子插在地上，在上面挂上纸钱，过了一个月再去看时，那些枯竹已长出竹笋来。在寇准去世11年后，朝廷恢复了他太子太傅的官衔，追赠他为中书令、莱国公，后来又赐谥号“忠愍”。

第十六章

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被认为是北宋朝廷软弱无能，退让妥协的标志。

寇准力主抗战真宗继位以后，宋朝也曾攻打过辽国，但都失败了。此后不敢再主动出击，完全采取了守势。公元1004年，辽国又调动了20万大军，南侵直打到靠近黄河的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这已威胁到宋朝的都城汴京。这下，宋真宗可慌了神，立即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如何对付。当时有不少朝臣主张迁都，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群臣议论纷纷的时候，宰相寇准义愤填膺地说：“主张迁都逃跑的人，应该杀头!现在最需要的是，上下齐心合力，与敌人决一胜负，力保大宋京都。京都万万不得丢弃，京城一失，人心崩溃，敌人便长驱直入，大宋就危在旦夕了。现在，陛下应当机立断，抓住机会，亲自出征，以鼓舞士气和民心。”

寇准性格刚强果断、为人正直，曾受到宋太宗的信任和器重。到宋真宗即位，由于参知政事毕士安的鼎力举荐，就在辽军大举入侵的前夕，宋真宗任命寇准和毕士安为宰相。

真宗亲征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宋真宗景德元年)，在寇准的极力劝说下，宋真宗亲自率领大军，从汴京出发，直达韦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这里距离澶州已不远了，驻守在那里的宋军听说皇上亲自出征，士气高涨，军心鼓舞，一气打退了辽国的进攻，还打死了一位辽国的大将——萧挞览。被打死的这位辽将，有名气，地位也很高。他的死，使辽军的锐气大挫。这一仗，狠狠打击了辽军的嚣张气焰。

软弱的皇帝让寇准心急如焚这时，若能乘胜追击，定能大败辽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可是，就在此时，宋朝统治集团内的主和派又提议迁都金陵。本来就没有决心抗敌的宋真宗，在吃了远途行军的辛苦后，在主和派的极力怂恿下，又对抗敌发生了动摇，派人找来寇准商量迁都之事。

寇准据理力争，他铿锵有力地对真宗说：“陛下，如今敌军迫近，虎视眈眈，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群臣胆小无知，他们不忧国而为自己，陛下万万不能听信他们之言。”说到这里，寇准见真宗没有话说，又接着说：“如今在河北前线的我军，日夜盼望陛下前去，他们信心百倍。倘若这时撤军后退，百姓失望，军心涣散，敌人乘机杀来，我军势必不打便瓦解溃散，那时，恐怕连金陵也难保啊!还请陛下三思!”

软弱的真宗，听寇准这一番话，觉得有道理。但是，他对抗敌还是信心不足，意志不坚。后来，寇准找来殿前都指挥高琼，他俩一道去再次劝说真宗，以坚定抗敌之信心。这样，宋真宗才答应带领大军到了黄河边上，这是很勉强的。一路上，他胆战心惊。登上黄河大堤，举目一望，北面密密麻麻，全是敌军的营垒。看到这情景，宋真宗又惊慌起来，不敢渡河。回顾中华历史，英气浩然长存，哪有这样软弱无能的皇帝!寇准见状，心急如焚，急忙上前催促说：“陛下速速过河，若再拖延时间，迟迟不过河，人心惶惶，后果将不堪设想啊!”一旁的高琼也上前说道：“请陛下赶快去澶州。全军将士愿意保驾保国，敌军不难破。”

就这样，宋真宗才只好下令进军，渡过黄河，进入澶州城。进城后，在寇准的督促安排下，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上，很快召见了众将。

宋军的将士听说皇上来到了澶州城，精神大振。远近将士望见宋真宗的御盖，欢声雷动，士气高涨。真宗见了，多少增加点抗辽的信心。于是，把军事大权交给了寇准。

不多时，数千名辽军骑兵，挥舞大刀、弓箭，飞奔前来攻城。寇准分析了敌情，下令开城出战。宋军个个奋勇冲杀，誓死报国。城门一打开，宋军犹如决堤之洪，迅猛异常，势不可挡。宋军一鼓作气，消灭敌军大半。辽军纷纷溃散四逃，宋军士气更加高涨。

放弃大好形势的议和宋军得胜后，宋真宗回了行宫。寇准命令宋军严密把守，以防辽军再次侵袭。这时的寇准与将士说说笑笑，谈笑自如。真宗回行宫后心里仍不踏实，就派人来看寇准在干什么。真宗听打听消息的人说寇准与别的官员饮酒，还有说有笑，他这才安心上床休息。

辽军吃了大败仗，暂不敢轻易出兵进攻宋军。寇准主张乘胜收复燕云16州，以除后患。就在寇准考虑如何说服真宗出兵与辽决胜负的时候，在宋真宗出征以前就已被派到辽国去谈判的宋官员，正与辽国进行谈判。

因辽军吃了大败仗，处境很不利，就同意了和宋朝议和。辽国同意与宋议和的消息传来，一些主和派死灰复燃，谣言四起，说寇准想利用军队，夺取权势，有野心等等。

主和派势力强，再加上宋真宗始终就没有抗辽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寇准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同意议和。

澶渊之盟议和是有条件的，要每年给辽国一些银子和丝绢等。宋真宗曾对去议和的宋官员说：“只要讲和，不得已，即使每年给一百万也答应。”这真是卖国求和啊!但寇准对派去议和的宋朝的官员道：“皇上虽许诺百万银绢，可是，你答应的数目不得超过30万，成败在你。超过这个数，我就杀你的头!”这样，宋辽议和谈判各执己见，反复多次，最后终于在公元1005年初，双方订立和约，规定北宋每年要给辽国白银10万两，丝绢20万匹。这已是不小的数目啊!无疑这将加重宋朝人民的负担。因为这次和约是在澶州(即澶渊)订立的，所以史称“澶渊之盟”。和约订立以后，主和派们以为天下无事，自此太平了，他们奔走相告。殊不知，这是屈辱的和约啊!接着宫内又误传为每年给辽国300万银绢。宋真宗听了，开始也大吃一惊，认为太多了。很快，他又说：“姑且了事，这也可以。”当他知道确切数字后，竟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宋朝的谈判的“胜利”，还亲自写诗以示庆祝。这一心妥协无能的宋真宗，真不知天下还有屈辱和可耻之说。

此后，宋朝统治者加紧向人民榨取更多的钱财，以付给辽国。宋朝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而辽国统治者，虽每年得到大量银绢，但仍不满足，经常骚扰宋的边境。后世人们，视“澶渊之盟”为北宋朝廷软弱无能、在外族入侵时只能退让妥协的标志。

宋真宗重用李沆气度不凡的李沆，忠心耿耿辅助皇帝，真是皇帝的好帮手。

气度不凡的贵人李沆，字太初，北宋年州(治所在今河北广年)肥乡人。李沆幼年时期十分好学，气宇风度超过常人，他的父亲就曾对人说过：“我的这个儿子以后必定会做到宰辅官职的。”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72年)，李沆中进士，踏入官宦之路。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李沆升任掌铨判吏部主管。一次，宫中宴会时李沆曾经侍坐在太宗皇帝身边，散席后宋太宗目送他回家，说：“李沆气度不凡，可真是个贵人啊。”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便拜他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也就是宰相之位。太宗去世，真宗即位后，他又迁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那么李沆有什么才干呢，为什么能够一直受到朝廷的重用?

皇帝的左膀右臂那年，契丹军队侵犯宋朝的北方边境，兵临开封附近的澶州城下，于是宋真宗御驾亲征，临行前命令由李沆来留守京都。李沆将城内治理得井然有序，受到众人好评，都说他可比贤良有才干的汉初丞相萧何。宋真宗退金兵以后还师开封时，李沆率军队到京城外迎接，下令设座置酒，为皇帝和宋朝军队接风洗尘，对他们的功绩加以慰劳。真宗对李沆的所为十分满意，于是给李沆再加官职一级，让他兼门下侍郎和尚右仆射。

宋真宗一次，宋真宗问他，治理国家应当以什么事为首先的要务。李沆回答说：“以用人为首要之务，而用人最为紧要的是不要用浮薄好事之人。这类人上不足以服务君王，夸夸其谈，不干实事；下不足以体恤百姓，对搜刮百姓不以为然。可是他们很容易迷惑君王，所以皇帝您千万要注意识别。如果用人上皇帝能够做好，那国家就会政事昌明，安然有序了。”皇帝问他当今朝中哪些人是浮薄好事的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人就是这种人。”后来曾致尧做了温仲舒的副官去巡抚陕西，到任没过多久就向朝廷上书称温仲舒不足以共事。因为温仲舒一向刚直、容易得罪人，所以当时的轻薄之人无不称快，可是宰相李沆却不高兴，他认为温仲舒是个踏实干事的人，于是就罢免了曾致尧，改用其他人来辅助温仲舒办事。

真宗曾经与他谈到唐朝群臣牛李两党树立党羽，在政坛上互相争斗长达40多年，皇上难以控制，终于导致王室衰弱。真宗认为这实在是由于奸邪难以辨别造成的。李沆同意真宗的见解，说：“奸佞的话语听起来十分忠诚、可信，好像是处处在为皇帝着想，其实是心怀异端，在为自己的私利打主意。像唐朝的卢杞总是蒙蔽唐德宗，后人看来是个小人，而在唐德宗当朝却被视为大忠臣，还有唐德宗朝的李勉勤勤恳恳为皇上办事，反而却被当做奸臣，被唐德宗一再贬官，历史上好像忠奸臣子就是这样的。”宋真宗说：“你分析得十分在理，不过朕相信奸邪的表象虽然难以辨别，但时间长了自然会败露出来。”

一天晚上，皇帝派使者拿着诏书前来告诉李沆，说要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却让使者用烛火烧了诏书，附上奏书称：“臣李沆认为这个不行。”皇上立贵妃的这个提议也就此罢了。又有一次当时的驸马都尉官石保吉请求做使一级的相官，皇帝又与李沆商议，李沆说：“每次赏典官员的举动，朝廷都应当要有所缘由，石保吉并没有攻战的勋劳，仅仅是个皇帝国戚。如果就这样能够拜位台相，恐怕会引起朝臣非议。”过了几天，皇帝又再三地问李沆该怎样办，李沆还是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松口，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再议，终于不了了之了。当时朝臣们十分喜欢用密奏，真宗皇帝问李沆：“其他人都有密奏，而独独公卿你却没有，这其中有什么理由吗?”李沆回答说：“臣身为宰相，公事就在公堂直接言说，密奏正是臣常常厌恶的，怎么能够去效仿他们呢?”真宗听了十分高兴，更加器重李沆了。

看人很准李沆很能察人，奸佞的人从不重用。后来官至参知政事的丁谓原来出自寇准门下，是寇准的学生，这个人有才干，但是为人却喜欢谄媚上级，是个小人。当年丁谓还是小官的时候，他侍奉寇准十分谨慎。寇准觉得他是个人才，多次向李沆推荐丁谓，可是李沆却并不重用他。寇准问他，李沆回答说：“看他的为人，能够让他位居人上吗?”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人，相公又怎么可以永远压制呢?”李沆笑道：“你以后后悔时，一定会想起我的话。”

丁谓后来得势，果然与其他小人相互勾结，将寇准排挤出阁，还向皇帝屡次进谗言，将寇准一贬再贬，最后死于谪地，可是这时寇准后悔都来不及了。

李沆这样的人在朝让奸佞无法存身，他不虚媚献谄皇帝，而是实实在在地辅助皇帝，实在是皇帝的好帮手，所以真宗一直都很重用他。

宋真宗专为王旦设使职宋朝专门设置使职便是从王旦开始的。王旦有何德何能，为何受到真宗如此器重呢?

皇帝离不开的人王旦，字子明，大名莘(今山东莘县)人，与寇准同朝为相，也是名重一时，他懂得如何做官，人品也好，所以受到人们的爱戴。

王旦考虑事情周全，很受真宗信任。当初真宗想人降天瑞、封禅泰山来宣扬自己的美名，但是却害怕遭到宰相王旦的反对，于是找机会叫来王旦一起饮酒，席间君臣很是高兴。在王旦告退时，真宗还赐给他一坛美酒，说：“这是一坛极好的酒，送给你吧!”等到王旦回府打开坛一看，原来里面装的全是珠宝，王旦顿时明白真宗的意思。从那以后，有关天书、封禅这种事，王旦从不反对。从此以后真宗更加信任王旦，凡有大臣请奏，真宗总是说：“不知王旦怎么看?”王旦性格沉默寡言，神情严肃，朝廷每次议事时，大家众说纷纭，可是只要王旦慢条斯理地说一句话，就能把事情定下来。封禅泰山前，契丹要求在每年宋朝给的30万岁币之外再借些钱币。真宗和王旦商量该怎么办，王旦说：“陛下即将外出封禅，契丹不过是想乘机试探我朝。他们所要的只是些小钱财，不必在意就行了!”于是王旦下令在每年给予的30万以外再借出6万，并通知契丹，这6万将在明年所给的岁币中扣除。又有西夏赵德明向宋朝声称国内遭逢饥荒，求讨粮食万斛，如果不给，即日攻宋。众臣都说：“赵德明刚刚与我大宋订立誓约，现在却要违背，希望朝廷发书谴责。”真宗又与王旦商量，王旦却请求真宗批准让有司运各地粮食百万斛到京师，通知赵德明来取。赵德明得到诏令后，十分惭愧地下拜说：“宋廷确有能人啊!”真宗处理好了边疆问题，所以得以顺利封禅。

重用贤臣王旦重用贤臣，不以权谋私，这也是真宗看重他的原因之一。寇准虽然常说王旦的短处，可王旦却极力称赞寇准。真宗有时看不惯，把这些和王旦直说了，可是王旦说：“从事理上说应该是这样。我长期为相，政事上可能犯了不少的错误而不自知。寇准能对陛下直言相告，说明他忠诚正直，这也正是我所敬重他的主要原因。”真宗因此更加器重王旦了。当时寇准在枢密院，王旦在中书省，某次中书省送到枢密院的文书格式有误，寇准马上奏给真宗，结果王旦受到了责备，并亲自到寇准府上谢罪，中书省的堂吏也都受到了惩罚。没过几天，枢密院送文书到中书省，文书的书写格式也有错误，众堂吏都非常高兴地拿给王旦看，王旦却让人送回枢密院告知修改。寇准见了王旦很惭愧，问王旦怎么有如此度量，王旦没有回答。尽管寇准屡次和王旦过不去，可是王旦却不计较，他在寇准被贬官后，仍旧向真宗推荐寇准，使他升武胜军(治所在今四川武胜县)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以为国家效力。寇准有时生活过于铺张，甚至超过皇上，真宗就对寇准有了看法，一次和王旦提到，王旦只慢慢地说：“寇准确实贤能，只是有时呆得没有办法。”真宗觉得说得也是，就没有追究寇准。王旦对于贤臣重用，不计个人得失，可是对于那些奸佞小人，王旦却是丝毫不让他们得势。当年真宗想以奸臣王钦若为相，王旦极力反对，使得在王旦生前，王钦若没在朝中得宠。直到王旦逝后，王钦若才被任为宰相，他对人说：“因为王公的缘故，我为相晚了十年。”还有真宗朝的另一奸臣丁谓，王旦也不重用他，说：“丁谓才气虽好，但人品不行，如果将来能居人上，让他独当大权，定会祸累其身。”后来丁谓的结局，正如王旦所言。

为官清廉王旦为官清廉，他从不置办田宅，还勉励子孙要自立，不可过于依赖祖宗。一次真宗看到他的住所简陋，想要赐给他新居，可是他却以先人遗留的旧舍为由婉言辞谢。旧宅大门坏了，主管的人拆掉重新修复，暂时从侧门出入，王旦到了侧门，俯在马鞍上而过，大门修好后，又从大门走，从不问起这件事。

王旦从泰山封禅复命后，身体多病，每年都要求解职，真宗只是褒奖他，却当面谕告他不准辞职。他后来又向真宗奏请，真宗仍然不允。一天，王旦单独和真宗见面时又提到这事，真宗却命皇太子(仁宗)出来拜见王旦，王旦惶恐要走，太子追着拜见他，王旦说：“太子盛德，他日定能承担起陛下交付的重任。”并向太子推荐了十余人作为大臣，后来这十余人只有李及、凌策未至相位，但也是名臣。王旦再次要求解职，真宗这时看他去意已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仍旧给他一半宰相俸禄。辞去相位之后仍任使职，宋专门设置使职便是从王旦开始的。

临死前的遗言王旦病危时，告诫子弟说：“我家一向有清德盛名，今后你们要勤俭朴素，保持门风，千万不要奢侈，我死后不要把珠宝放入棺柩之中，更不许厚葬。”他还将好友杨亿请到卧室，托他代撰遗表，并说：“我曾任宰辅，不可在临终为宗亲求官；只是叙说我生平受圣上恩遇，希望圣上能够妥善料理朝政，任用贤能之士，但也不要操劳过度。”表呈上后，真宗十分难过，于是亲自到他府中探望，并赐白银五千两。王旦坚决推辞，再次上表，表末亲自写了几句话：“臣一向不喜积藏财货，更何况我也用不着，不如把这些银两散赏别人。”财物送回内宫之后，真宗再次下谕王府，可是内侍刚到王府，王旦就去世了。真宗亲临王府吊唁，十分悲痛，下令废朝三日，追赠王旦太师、尚书令、魏国公。

真宗与民女的爱情宋真宗的皇后刘氏原本出身卑贱，只是京师街头一个摇鼓卖艺的孤儿。

美名传遍京城刘皇后原名刘娥，她的父亲姓刘名通，官拜虎捷都指挥使，蜀地人氏，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一次战役后，他随军班师回京途中，不幸染上了病疾，死在了路上，留下孤妻弱女独自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在听到丈夫死讯后，刘通的妻子龚氏非常焦虑忧伤，没过多久也撒手人寰，只撇下了她孤苦伶仃的女儿刘娥。就这样，刚刚出生不久的刘娥便成了孤儿，只好由年迈贫穷的外公外婆来抚养。

春去秋来，花开花落，十几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刘娥也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豆蔻年龄。这时刘娥的外公、外婆、舅舅、舅妈均已过世，只留下她与表哥龚美相依为命。龚美一直做着锻银的生意，他听说京城汴梁生意好做，便带着刘娥不远万里来到京师，在京城开了一家小小的银坊，算是在京城落了脚，而刘娥则在作坊前面的铺面给表哥看店。

按说龚美的锻银技术本来很一般，可是他的银作坊里却时常有公侯王孙们前来光顾，只因为他有个如花似玉、会播鼓的漂亮表妹刘娥。

其实刘娥播的鼓，只是小孩子无聊时玩的拨浪鼓而已，本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可是由于她人长得实在漂亮，所以那些纨绔子弟还是照来不误。时日一久，刘娥的美名也传遍了京城。

得到王爷的垂青直到有一日，刘娥正静静地坐在一边看表哥干活时，猛然间抬头竟看到一男子正微笑着盯着她看，她心里颤了一下，细声问道：“客人是要锻造银器吗?”

那个男子说：“不是。”

刘娥接着又问：“那您是要整兑银元吗?”

那男子也说：“不是。”

这时刘娥十分疑惑地问道：“那么您来是为了什么?”

只听这位来客回答说：“孤家是特意来听你播鼓的。”

刘娥一下子惊呆了，一方面是奇怪他那火辣辣的目光，一方面是奇怪为什么他称自己是孤家。刘娥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要知道孤家可只有皇帝、王爷才可这样称呼啊!这时只听这位来客身后的侍从发话了：“见了王爷还不下跪，你有几颗脑袋啊?”

刘娥吓得目瞪口呆，侍从接着说：“襄王爷，这是襄王爷，我们是襄王府的人，你总该知道了吧!”在汴梁，谁不知道襄王爷呢?当年太宗皇帝叫了一个道士为几个皇子看相，几个皇子都看过了，道士都没有说话，只有当时襄王还睡着，道士没有看准备要走了。可是这时襄王身边几个随从过来了，道士马上问太宗这几个随从的主人是谁，太宗说是襄王的随从，道士向太宗贺喜说大王的这个儿子有天命。太宗问道士：“你没有看到襄王怎么知道的?”道士回答说：“单看襄王身边的几位随从就知道他们以后都是出将入相的官职，那能让他们全都出将入相的一定是他们的主人了，所以襄王是大富大贵的人。”从此以后，襄王就成为太宗皇帝的几个皇子中最有名的，也是最有希望成为太子的人，他后来果真成为宋朝的第三个皇帝，也就是后来的真宗皇帝。

刘娥听说这位又年轻又英俊的来客竟然就是襄王爷，她立刻感到无限的荣光，陶醉在一股莫名的虚荣心里，襄王是何等人，竟然来听我小小的一个店面艺人来播鼓!她顿时拿定主意，也不再害怕，深深给襄王爷道了个万福，然后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出了看家本领，把平日里本来就很精彩的摇鼓技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襄王听得如痴如醉。她是用摇鼓来表达她自己心中的情感，襄王也好像听懂了一样，他快乐得好似找到了老朋友一般，觉得眼前的这看似平凡的女子竟然带给他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是不同寻常。襄王爷立刻就将刘娥带回了襄王府，两人自是花前月下百般恩爱。

无法阻隔的爱情这男欢女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襄王府中有一个人不愿意了，像大多数宫廷里的老婆婆一样，襄王从小的乳母孟婆婆认为襄王这样沉溺于女色会坏大事。于是她就把刘娥进了襄王府并且成日与襄王作乐的事情告诉了太宗皇帝，还添油加醋地说刘娥让襄王不思进取，于是太宗命襄王将刘娥遣送出宫，可是刘娥早已在襄王的心中住下了，所以虽然表面上刘娥离开了襄王府，可是太宗和孟婆婆哪里会料到刘娥被真宗藏在了与他关系较好的臣子家中，真宗随时可以去看望她。没有谁会阻挡他们之间的感情。后来，太宗皇帝驾崩，襄王继位，即为宋真宗。他马上把刘娥接进皇宫封为美人，百般恩宠。由于得到真宗的宠爱，刘娥终于由出身卑贱的社会底层人物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峰，做了皇后、皇太后。

刘美人入主后宫刘氏出自寒微，临朝十几年时间，号令严明，恩威分明，受到了后世史家的美誉。

出身寒微的刘皇后刘美人也就是真宗后期的刘皇后，仁宗时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后世史家说她“虽政出宫闱，而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对她评价可以说是很高了。宋真宗原配是大美人潘氏，是忠武军节度使潘美的第八个女儿。潘氏是早在真宗封韩王时太宗替真宗聘娶的，封菖国夫人。但自古红颜多薄命，真宗还未即位，潘氏便早早地离真宗而去，真宗即位后追封她为皇贵人。真宗第一任真正的皇后是宣微南院使郭守文的次女。淳化四年，真宗封襄王时，太宗为他聘娶，封鲁国夫人，进封泰国夫人。真宗即位后，即册立为皇后。十年后即景德四年郭皇后病逝，年仅32岁。郭皇后俭约谦恭，深恶奢靡，受到了皇宫上下、朝廷内外的爱戴。

郭皇后病逝，皇后一位空缺。宫中候选人有两人：一是宰相沈伦的孙女沈才人，她父亲是光禄少卿沈继宗。另一个是刘美人，出身寒微。沈才人以将相家子女入选后官，她本人又没有大小姐般的骄纵之气，文静贤淑，俭约朴素，在宫中历才人、美人、婕妤、充媛，再到德妃，很受真宗宠爱。朝中的大臣、皇亲国戚几乎众口一词要求立沈才人为后。相比之下，刘美人不仅是出身寒微，而且襁褓而孤，立刘氏为后，大臣们激烈反对。翰林学士李迪甚至公开进谏，说刘氏出身寒微，不可以母仪天下。但是历史却和人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真宗没有立沈才人为后，却立了众人皆不以为然的刘美人为后，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真宗虽喜欢沈才人，沈才人的家世也好，但令真宗更为着迷的却是刘美人。刘美人秀美动人，聪颖灵悟。15岁入襄王府，真宗就对她神魂颠倒，大加宠爱。真宗乳母认为刘氏妖媚，偷着向太宗奏报。太宗即命襄王逐出刘氏。襄王却暗地里把她寄放在王宫指挥使张耆家。太宗死后，真宗即位，这才将刘氏召回后宫，授美人，旋进修仪，再进位为妃，宠冠后宫。再加上刘美人天性敏悟，通晓书史，使得真宗对她敬爱并重，真宗于是不顾朝臣反对把出身低下的刘美人封为皇后。

垂帘听政刘美人加封皇后之后，对朝廷大事小事，都能熟记本末。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天下奏章，直到深夜，刘皇后总是陪同，并且一同理政。宫中有什么事，她也能妥帖解决，真宗对她又爱又敬。刘皇后干政受到朝廷官吏的阻挠。天禧四年二月，真宗执政22年以后突染风疾，不能理事，政务多交刘皇后裁决。宰相寇准、李迪认为自古皇后干政是国家的大忌，所以谋划让太子监国。结果太子并未掌权，寇准与李迪二人反被罢去宰相，贬到地方做官。后来又有宦官周怀政以身试法，谋立太子即帝位，奉真宗为太上皇，罢刘皇后干政。其间周怀政联合寇企图杀权臣丁谓而复寇准相职，不幸谋事又泄，寇准再次遭贬。

其实，太子赵祯是刘皇后韵侍女李氏所生，李氏是刘皇后的心腹，为真宗侍寝，生下赵祯后，刘皇后收养于宫中，为自己的儿子。而李氏则进为才人，而后又封为宸妃。太子对刘皇后言听计从，与刘皇后如同亲生母子，所以刘皇后平息两次谋太子监政的事件之后，即诏太子参议朝政，开资善堂，太子裁理政务，皇后则决于内。一年以后，真宗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宋仁宗。遗诏刘皇后为皇太后，权职处分军国大事。

仁宗是年只有13岁，亲政后大权自然只会由权臣包揽，而权臣丁谓又以新皇即位，奏请太后别御殿。刘太后十分不满，遣张景宗、雷允恭宣谕丁谓，质问他别御殿是怎么回事，丁谓不敢言语。自此，刘太后便和仁宗同御大殿，垂帘听政。刘太后恨寇准、李迪搞阴谋，对二人是一贬再贬。随后又杀了不忠的雷允恭，罢丁谓相职，任吕夷简、鲁政道参知政事，王曾同平章事。刘太后完全统揽了朝中、宫中的一切大权。

多年之后，皇帝才知道生母是谁明道元年，仁宗生母李宸妃死去。从刘太后收仁宗为自己的儿子起，李氏一直沉默，至死那日，仁宗仍不知李氏是他的生身母亲，仁宗只知道刘太后是他的母亲。朝廷大臣这时很为难，他们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到底在李宸妃入葬问题上，该持什么态度呢？

刘太后本人并不想声张这件事。她认为李氏身为自己的侍女，能享圣恩，怀龙胎，已是很幸运了，还能企盼些什么呢？李氏由侍女而跻身嫔妃之列，成为宫中的主子之一，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因此，刘太后觉得只按宸妃礼仪下葬李氏就可以了。

可是朝中大臣却不这么想，尤其这帮臣子明白，一旦太后驾崩，皇上亲政，一定会有人告密这件事，到时候皇上问起，身为辅政的宰相该如何交待呢?又该如何去面对皇上呢?所以宰相吕夷简，一再劝说刘太后，要为自己的家人想想，因为一旦刘太后驾崩，仁宗必定会知道真相，那时定会牵怒到太后的家人。刘太后觉得有理，最后以皇后礼下葬了李宸妃。

后来，刘太后去世，仁宗才被告知其生母是李宸妃。感念刘太后的抚育，辅佐之恩，对刘太后家族待之更厚。

刘氏出自寒微，由美人到皇后再到太后，临朝十几年时间，号令严明，恩成分明，受到了后世史家的美誉。

仁宗掩饰太后的过错一个国家有如此贤明的太后，实在是国家之福。

贤明的太后宋仁宗赵渍是真宗的第六子(公元1023年—1063年在位)，他亲政前刘太后垂帘掌政11年，虽然政事决定出自内宫，但是号令严明，恩威遍于天下。但是，靠近她身边的人，很少有沾光之处。后宫里面的制度，她从不随意改变，内外的赏赐都有所规定，赐给亲族的饭食，一定要换上铜制的盘子，她说：“皇帝的器皿不能给家里人用。”三使司奉献一幅武则天临朝掌政的画，太后把它扔到地上，说：“我不做这样对不起前辈皇帝的事。”有个运粮大臣叫做刘绰的，从京西回来，说他在粮仓里有剩余粮食千余石，请求献给户部等三司。太后问他：“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四个人吗?这四人难道是因为进贡盈余之物才升为大官的吗?”晚年渐渐有她外祖父母家的人进朝为官，任命宦官罗崇勋、江德明等访查外事。罗崇勋等因此势倾中外，显赫一时。

等到太后去世，仁宗看到身边大臣就边哭边说：“太后病到不能说话的地步，还多次拉着我的衣服，好像有什么要嘱咐的，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薛奎说：“太后的意思是说她穿的礼服和礼帽不合规矩，穿戴它怎么可以见先帝于地下呢?”

仁宗明白了，于是给她换上皇后的服装入殓。按过去的制度，作为皇后只能有两个字的谥号，可是给太后加上四个字的谥号：“章献明肃”。太后留下诏令，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共同商议军国大事。满朝文武都为此而祝贺。

第十七章

皇帝亲政御史中丞蔡齐，示意负责上朝退朝的官吏，不要退班。他进去对宰相说：“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解天下的情况，懂得治国的道理。现在应该独自掌管朝政，怎么可以让太后继续掌权呢?”殿中侍御史庞籍，立刻关上大门把垂帘听政那一套摆设给烧掉了。从此只尊奉杨太妃为皇太后，删掉了诏书中同议军国大事的话。

从此仁宗才开始亲政，停止修建寺庙，裁减不正当上来的官吏；召回宋绶、范仲淹、罢免宦官罗崇勋等，朝廷内外非常高兴。刘太后爱护仁宗如同亲生，仁宗也尽心孝顺她，所以母子俩始终没有丝毫的隔阂。

等到仁宗亲自管理政务，一些好发议论的人不时诋毁太后掌政时所办的一些事情。范仲淹对仁宗说：“太后受先帝托付调护、协助陛下十年，现在应该掩盖她的微小过失，以保全她的大德。”仁宗说：“这也是我很不愿听到的事情。”于是发下诏书申诫整饰朝廷内外，不得谈论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

郭皇后被废皇后乃六宫之首，如果轻易被废，必然会掀起轩然大波。

不合帝意的皇后宋仁宗的皇后郭氏是平卢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仁宗在做太子时，特别宠爱的妃子是张美人，即位后，就想立张美人为后，可是刘太后却不同意，并且在天圣二年，为仁宗立郭氏为皇后。虽然郭皇后对仁宗体贴备至，可是仁宗却不喜欢郭皇后，仁宗喜欢的是尚美人、李美人和张美人。所以郭氏虽贵为皇后，但一直得不到仁宗的宠爱，如同住在冷宫。

误打皇上一巴掌受宠的美人知道皇上的心思，所以互相争宠，并且总是逮着机会就损毁郭氏，都想取皇后而代之。尚氏、杨氏等就多次和郭皇后发生争执，双方都忿恨不已。

有一天，尚美人又在仁宗面前说郭皇后的坏话，恰巧被郭皇后听见了。郭皇后怒不可遏，上前挥手就想抽她一耳光。

不料，在一旁的宋仁宗救美人心切，扑过去就挡住了尚美人。可是郭皇后盛怒之下，这一巴掌实在是又快又狠，等到她见到皇上扑过去，却实在也没有办法停止，就这样巴掌被仁宗挨上了。仁宗只觉得颈上火辣辣的，脑袋昏昏沉沉，一股股怒气直往上蹿，被随侍扶入冬殿。

各怀心思，支持废后内都知闫文应一向善于迎合宋仁宗，是个溜须拍马的小人。他知道皇上不喜欢郭皇后，可是又没有机会废掉，所以仁宗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废后的绝好机会的。他马上就给仁宗出了主意，建议仁宗把皇后留下的手印给宰相辅政大臣们看，这样仁宗就能立刻废掉皇后。仁宗接受了这个建议，真的召来大臣吕夷简，告诉他事情的经过，还请他看皇后的手印。果然是红痕刺眼。吕夷简以前曾经被废相，他以为是郭皇后向皇帝说了坏话，早就怨恨郭皇后，于是乘机向皇上进奏说：“废后的事情，古代就有先例，所以皇后如果有错，您可以废掉皇后。”侍臣们也纷纷跟着附和说：“郭氏身为皇后九年，却没有子嗣，实在是应当废去啊。”宋仁宗听着大臣们没有反对废后，还站在自己这一边批评郭后，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本来是十分高兴的，可是当真说到废去皇后，宋仁宗又有些犹豫不决了。这时宰相吕夷简就在一边鼓劲说：“光武帝是汉代的明主，当时他的郭皇后只是心中有怨言就被废了，何况是打伤了陛下呢?更是罪不可恕。”仁宗于是决心废去郭皇后。废后的消息不胫而走，宫中、朝中都紧张和热闹起来，御史中丞孔道辅、谏官范仲淹、段少连等十余人力谏，声称：“废后是件大事，郭皇后没有过错，不可废啊!”吕夷简却吩咐有司不得接纳台谏奏章。仁宗也下诏说：“皇后没有子嗣，自愿入道，现在经过特许封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住在长乐宫。”

其他大臣反对也无用废后诏书已经颁发，台谏的奏章又不能上达，御史中丞孔道辅和谏官范仲淹只好连同知谏院孙祖德，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侍御史蒋堂、郭劝、杨偕、马绛、右正言宋郊、左正言刘焕等在宫门外等候皇上召见，极力想劝阻仁宗垂听谏官的话，不要废掉郭皇后。孔道辅、范仲淹等要进去见皇上，可是守候殿门的内吏却把宫门关得紧紧的，不去通报给皇上。御史中丞孔道辅一时间十分着急，双手使劲叩着宫门的铜环，还大声疾呼皇上：“皇后被废，为什么却不听台谏进言呢?”孔道辅等人看没有效果，又接着去拜见宰辅吕夷简。孔道辅还质问吕夷简：“我们作为臣子来侍奉皇帝皇后，就像子女侍奉父母一样。父母不和，本来就应当劝和的，怎么能只顺从父意却将母亲扫地出门呢?”一席话说得吕夷简实在没有话说。朝中百官都很生气，纷纷指责吕夷简。吕夷简被逼无奈，只好又搬出先例，争辩着说：“废后的事，本来就不是本朝首创，古代就有很多。”孔道辅、范仲淹十分气愤地指斥他说：“为人臣子应当用明君来教导君王，怎么能引出汉光武帝那种失德的事情来劝皇上呢?这并非是人臣之道啊!”吕夷简只好拱手说：“我无能为力，你们自己面见皇上吧。”可是没等孔道辅等见到皇上，他们已被贬官，逐出京城去了。

来不及的反悔郭皇后就这样被废入道。不久尚美人也失宠了，废入了洞真宫，也成为道姑。杨美人也被安置在其他的宅子，不能见到皇上。仁宗则赐郭氏金庭教主、冲静元师等法号，来表示安慰。后来宋仁宗很想念他的结发妻子郭氏，于是常常遣使去问候，还赐赏乐府。郭氏为感谢圣恩，常常书信作答，言词凄凉悲伤。仁宗又有些割舍不下郭氏了，于是就派人秘密地召郭氏回宫。郭氏要求仁宗如果要再想见召，那么应当百官立班受册才行。可是仁宗没有答应，不久郭氏竟然染病去世了。死前内侍闫文应曾经奉命带御医前去诊视，可是本来病不重的郭氏没过几天却暴病身亡。宫中和朝廷都怀疑是闫文应下毒，但也只是怀疑，没人敢查证，不过没过多久那个闫文应就被仁宗皇帝流放走了。

曹皇后稳坐后位在关键的时候，文弱的曹皇后却镇定自若，临危不惧。

曹氏加封皇后宋仁宗明道二年，郭后被废后，枢密使周武惠王曹彬的孙女曹氏便被诏聘入宫。次年，曹氏便被册封为皇后，入主后宫。

曹皇后天性面目慈善，非常节俭，注重稼穑，又知书达礼，文质彬彬，还能写一手漂亮的飞白书。

更值得人们称赞的是在关键的时候，文弱的曹皇后却镇定自若，临危不惧，因此后人认为正是曹皇后这样的人格和修养，才得以在明争暗斗的宫廷生活中得以颐养天年。

临危不乱救皇帝在曹氏被册立为皇后的第二年冬天发生了一次变故。那天曹皇后刚侍奉好仁宗就寝，就突然听到殿外传来呼号声、喊杀声和撞门声。仔细一听原来是很多侍从意图集体越脊冲进殿，劫掠兵仗，夺取兵权，欲杀死仁宗，抢夺宫中财物。

曹皇后急忙吩咐近侍将门窗关紧并且统统堵死。当时仁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吓得全身直发抖，惶惶张张地就想逃出寝殿，曹皇后拦住了仁宗，并且果断地派人告知都知王守忠，带兵攻入寝宫。在王都知还未到时，就听到殿外阵阵惨叫，原来是叛兵杀死一些宫嫔、侍女，气氛一时间恐怖阴森。宦官也担心发生兵变，多次建议殴打宫女发出惨声，以掩盖真相。曹皇后怒声呵斥他们：“贼就在眼前，你们瞎说什么啊!”接着，曹皇后下令宫人准备冷水，因为她听到殿外的叛兵没什么动静了，估计是这些人撞不开门放火去了。曹皇后真是料事如神。没过多久，贼兵果然开始放火，火势蔓延，眼看着就要烧毁宫门和挂帘，宫人立即泼水浇火。有叛兵冲进来，曹皇后就鼓励宦官努力杀贼，并承诺一律重赏，这才没有酿成大祸。都知王守忠带领卫兵及时赶到，擒杀了叛兵，平息了这场血腥的兵变。可是令人意外的却是仁宗十分糊涂，而且糊涂至极。这场变故仁宗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全靠曹皇后的决断明智，因而曹皇后不可置疑的有护驾、保驾之功。可是，这样贤慧明智的皇后却赶上了一个糊涂皇上，仁宗不仅不念皇后有功，颁给奖赏，他反而说是张美人有功，想颁发诏书，升张美人为贵妃。后宫一时间怨气汹汹，朝臣们也大为气愤。知谏院王贽、御史何郯则上书力谏，直言其不可。翰林学士张方平则婉转劝皇帝，舍皇后而礼尊美人，古来没有此礼。但仁宗不听，还是晋张美人为贵妃。曹皇后大度大量，什么都不计较。

选了一个疯子皇帝在仁宗病危期间，宰相韩琦等鉴于仁宗的三个儿子都过早去世，奏请仁宗早日建继嗣。嘉佑七年八月，仁宗下诏，立异母兄弟孔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曙为皇子。这年赵曙虽然年已30，身体却很孱弱，于是他托病不受皇子。仁宗命使者往返了多次，可是赵曙却仍然不接受，使者只好用肩膀扛着他进到了皇宫。次年仁宗过世后，曹皇后就紧闭宫门，妥当安排宫中事宜，然后召皇子赵曙入宫，遗诏嗣位。赵曙坚决不肯即位，他转身就逃走了，曹皇后和辅政大臣截住他，为他解散头发、又为他披上御衣，拥立他即皇帝位，这就是昏庸无能、一身是病的宋英宗。宋英宗即位没过多久，就突然得了癫狂病，不认识任何人，也不吃任何药，话也不说一句。次日，宋英宗病情就加剧了，他狂号着前后奔走，实在无法履行皇帝职责。于是曹太后只好垂帘听政。

到元丰八年时，宋英宗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有时他的举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动不动就骂后宫嫔妃，有时甚至谩骂曹太后，弄得后宫人心惶惶，剑拔弩张。

大臣司马光和吕诲等都曾上疏极力劝解，但是两宫还是不能和解。有一次，韩琦、欧阳修在帘前奏事，却听到帘后曹太后呜咽抽泣起来。大臣们忙问何故，曹太后泣不成声，告诉大臣原来是宋英宗整日行为异常，疯疯癫癫，对自己临政总是耿耿于怀，时常出言不逊。韩琦连忙上言劝慰太后，说是由于皇上病重的缘故，还劝太后要担待一些。欧阳修也进行劝解，说太后侍奉先帝数十年，仁德传遍天下，朝野谁人不知?当年张美人受宠，太后都能处之泰然，今日母子之间反倒不能相容?太后听他们这样一说，果然心里舒服了不少。欧阳修担心太后有废嗣之心，便说道：“先帝在位期间，对天下百姓广施德泽，所以一日驾崩之后，天下人奉从先帝遗言拥护嗣君，不敢相背。现今太后只是一个妇人，臣等五六个人而已。如果不是先帝遗意，天下人谁人能服啊!”太后听了默默无语。韩琦这时接着又说，皇太后深处内宫，臣等作官在外，如果皇帝有何调护不周的情况，太后断不能推究责任!曹太后又惊又气，这无异于说皇上一旦有什么事，惟太后是问!于是便愤愤地说：“这是什么话，儿子有病，我更为关切!”

几天后，韩琦又单独见英宗，英宗见了他就说太后对他少有恩德。韩琦却回答英宗说，父母慈爱而后子孙孝顺，这是天下常理，不值得称道。值得人赞美的是父母虽不慈爱而子孙却很孝顺!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实在很多，但为什么只说舜是大孝?难道其他的帝王不孝吗?实在是由于舜做到了父母不慈而他却一直孝顺父母。更何况现今曹太后仁慈，天下哪有父母不仁慈的呢!英宗也不言语。

宋英宗就这么闹腾了四年，治平四年正月在福宁殿去世，即位的是宋神宗，曹氏被尊为太皇太后。

好水川之役宋军对西夏侵略的抵制不利，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

西夏国的兴起在北宋西边的党项民族，长久以来就一直雄心勃勃，不甘心臣服于宋朝。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元昊称帝，建立了西夏王国。随着国势的强盛，元昊不断率军侵扰宋朝边境。使宋朝的西北地区不得安宁。宋仁宗年间，为了抵抗西夏向内地的侵扰，皇上命韩琦、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进军西北，共同负责防御西夏。

范仲淹来到西北以后，对边疆军事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以前，西北边疆的宋军和西夏党项族作战时，不是根据敌人的兵力多少出兵，而是根据统兵的西夏将领的官位高低来相应排兵布阵，这样的结果是宋朝打仗十分机械，很容易陷入对方的计策里。所以在范仲淹以前，宋朝对西夏的战争是胜少负多，以守为主。范仲淹的改革，首先是巩固边防设施，注重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其次，加强宋军的练兵、备战，并且根据来侵扰边界的敌人的兵力情况轮番出战，灵活机动性较强。由于范仲淹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有力得当，再加上领导指挥有方，所以宋军暂时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宋夏边疆形势也有了明显的好转。在这种情况下，宋仁宗被这些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至在西北边疆上意图改变了以往守的方针，想要对西夏大规模进兵，可是又担心宋朝的兵力财力不足，所以一直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仁宗的犹豫不决让镇守边疆的将领们很为难，他们难以形成一致的抗敌意见。

元昊的“鸽子战术”

元昊正是趁宋朝军队战和思想不统一这个绝佳的机会，开始对宋朝边界地带大规模地用兵。公元1041年，元昊亲自率领大军进攻渭州，直逼宋军驻地怀远城。当时，驻守渭州的是大将韩琦，他一直都主张对西夏用兵，并且他的对敌策略是重在进攻，以攻为守。所以韩琦一见西夏军队又来侵扰，立即就命大将任福统领一万人马迎战。

元昊这次采取了奇特的“鸽子战术”，他首先让10万大军埋伏在渭州北边的好水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北)两侧，然后又将一百多只鸽子装在几个大盒子里，外面用泥巴封起来，放在了大路的两边。他将任福的军队引出来之后，自己带领为数不多的兵马就西向而去了，好像没有丝毫的战斗力，沿途还故意丢弃了不少武器、马匹等物资，装作不胜体力的样子，来引诱任福追击。任福求功心切，没有想到是元昊设计，于是就率领着万余人大意地追了上去，想要活捉元昊。

可是，当任福的军队到达好水川口时，忽然，先行部队发现大路两旁有几个密封的泥盒子，里面不断发出扑愣愣的响声。士兵们十分好奇，但谁也不敢轻易打开看个究竟。等任福飞马赶到时，立刻下令让士兵打开看看是什么东西。结果一百多只鸽子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盒子，飞上了天空，在宋军上空盘旋。任福一看不好，中了西夏人的奸计，马上就要命令部队回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这些鸣叫的鸽子正是西夏军队的出击信号。西夏军看到进攻的信号后，立即从四面八方合围过来，没过多久，就把宋军团团围住，任福所带领的宋朝军队仓促应战，被元昊打得难以招架。

任福一看形势不好，十分着急，立刻命令全军向山谷的两面进攻，夺取制高点，以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没想到当宋军往山坡上冲时，却只看到在西夏军上空猛地飘起了一面长两丈多的大旗，宋军十分诧异，都莫名其妙地望着这面大旗。惊疑之间，只见西夏兵异常得意，将大旗摆向左方，埋伏在左山后的西夏兵就出来，大旗摆向右方，右山后的伏兵也出来。这两边的伏兵好似悬河决堤一般气势汹汹地向宋军冲杀过来，直战得惊天动地。

任福不愿意苟且偷生任福当时已经身中十余箭，仍然在不停地奋力拼杀。旁边保护他的卫士们都劝他不要再管部队了，赶快冲出重围，可是任福却说：“我身为大将，不慎中了敌人的诡计，败军之将还有什么脸面再在世间苟且偷生，如今只有以死报国了!”说完，就奋力冲入敌阵，再次中了毒箭，终于以身殉国。任福手下的几十位将领中也只有一人侥幸生还，其他人全部战死。

西夏人的得意好水川战役，宋军伤亡惨重，兵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朝野上下都十分生气，仁宗皇帝也将这次战争的统军大将韩琦革去官职以泄民愤。西夏的国主元昊在战争胜利后，特别高兴，他命手下文人作诗为自己歌功颂德，讽刺宋朝军队的惨败，还把这首诗绑在箭上射到宋军的阵地，诗中说：夏竦(宋朝将领)何曾耸?韩琦(宋朝大将)未足奇，满川龙虎辈(戏指宋军的尸体)，犹自说兵机。

之后，乘着胜利之机，西夏军队又跑到宋朝边境地带大肆抢掠了一番后，才满意而去。宋军对西夏侵略的抵制不利，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

狄青出身寒门仁宗曾多次对大臣们说，自己为大宋能有狄青这样一位出自寒门的大将军而自豪。

立志变成金凤凰的麻雀狄青，字汉臣，汾州(今山西汾阳)人，是北宋仁宗时期著名的将领。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苦练武功，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超人的武艺，加入军籍。狄青虽然出身寒门，可是在军营中却老是看不起周围的士兵，引用当年秦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陈胜的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言下之意是发誓要凭自己的才能做一名真正的大将军，立志为国效力。在当时一伙地位低下的士兵当中，狄青天天以这样的言谈举止自处，受到周围士兵们的挖苦讽刺：“麻雀怎么能成了金凤凰?你别作美梦了。”在古代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狄青出身寒门，是没有可能走到上层阶层中的。可是尽管狄青受到多次打击，他的信念依然丝毫未变，他对人们的讽刺不以为然，还勉励自己要多多努力，以实际行动让人信服，最终成为一名大将军。建功立业的机会终于来了。

范仲淹送他一本《左氏春秋》

宋仁宗时，宋朝和西夏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在西北战场上，狄青作战勇猛，他常常披头散发，戴着铜面具，冲在最前面和敌人拼杀，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士兵们被狄青这种顽强战斗的精神所感动，而那些蛮横的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总是胆战心惊，退避几分，还没有交战就先在勇气上输了一截。狄青的智谋超人，作战勇敢，在宋军中名声大震，得到了一些名将的赏识。当时，被贬官任陕西经略使的范仲淹就连连赞叹狄青说：“狄青真是国家的良将之材，应该受到培养和重用，使他能有一个更好的用武之地。”并专门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作为一个年长的人，我希望你能成材，所以想劝你把这本书认真地读一读。因为领兵作战，如果不懂得古今的用兵方法，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是以担当军事重任的。”狄青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就抓紧一切闲余时间来阅读兵书。但是，由于狄青出生在贫苦农家，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文化水平很低，读起书来十分费劲。再加上他十几岁就参军作战，东奔西跑，根本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刚开始阅读这部兵书，总是静不下心来。但是狄青并不自暴自弃，而是尽力约束自己坐下来读书，并且不耻下问。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通读了几遍，成为一个既满腹韬略，又勇猛善战的一代名将。

狄青请命出兵公元1052年，位于宋朝西南地区的侬智高发动了叛乱，宣布脱离宋朝控制，建立大南国。宋仁宗先后派张忠、蒋偕二将前往讨伐叛军，可是两位大将却由于指挥不当大败而归，损失了不少士兵。仁宗皇帝忧愤交加，几天几夜茶饭不思。就在仁宗皇帝苦苦找寻合适平叛人选时，狄青毛遂自荐，恳请仁宗给自己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他甚至向皇上立下一份军令状：“狄青本来就是行伍出身，我义不容辞担负着保家卫国的职责，我愿意带兵前去平定叛乱，不杀叛贼誓不回，甘愿军营受斩。”

仁宗听了狄青的一番肺腑之言，十分感动，立刻命令狄青挂帅出征。仁宗为自己手下能有狄青这样忠心耿耿的大将而高兴。狄青果然不负仁宗所托，到阵前首先惩治了战斗不力的将领，整顿了军纪，使得宋军士气为之大振。后来又经过和侬智高叛乱军队的一番苦战，终于取得了胜利，收复了失地，侬智高也被迫在大理自杀。

这次平叛战役中，狄青战功卓著，解除了仁宗的顾虑，得到了仁宗的赏识，被仁宗破格提拔为枢密使，成为朝廷中掌握军权的最高长官。

保留脸上的刺字按照宋朝兵制，士卒地位十分低贱，甚至连普通囚犯都不如，要像被处黥刑的罪犯一样在脸上刺字，用来防止士兵逃跑。狄青十几岁就来到军营，脸上自然也有刺字，这说明了他的出身低贱，可就是这样一位士兵，最后却升为枢密使，的确十分不易。在狄青升为枢密使后，宋仁宗觉得将军脸上有刺字可能会被人笑话，有损于狄青的威严，所以就劝狄青用药水把脸上的刺字去掉。可是狄青执意不肯，并指着自己脸上的刺字对仁宗说：“多亏了陛下不问出身和门第高低，论功行赏，我一个普通士兵才有了今天，我之所以要保留脸的刺字，一是为了表示陛下的英明，二是为了时刻让自己戒骄戒躁，三是为了激励后人建功立业。”仁宗听了十分高兴，就不再提让狄青除去刺字的事。狄青将军直到去世时，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见。

仁宗曾多次对着大臣们说，自己为大宋能有狄青这样一位出自寒门的大将军而自豪。

先天下之忧而忧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少年苦读，成为奇才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加强了。

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仗，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才暂时稳定下来。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住在一个庙宇里读书，穷得连三餐饭都吃不上，天天只得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读书到深更半夜，实在倦得张不开眼，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继续攻读。这样苦读了五六年，终于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几起几落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揭发。这件事触犯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才把他调到陕西去。

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在跟辽朝和西夏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发生恐慌。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力主改革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召见，要他提出治国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不可能，准备一步一步来。但是，禁不住宋仁宗一再催促，就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看了范仲淹的方案，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司的人选。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发现有贪赃枉法行为的人员，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

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呀，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

范仲淹严肃地说：“要不让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

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高明。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了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大臣，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坏话，说范仲淹一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宋仁宗看到反对的人多，就动摇起来。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自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就把他打发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命令把新政全部废止。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岳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谅，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篇纪念文章。范仲淹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那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来的人传诵，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包拯判案铁面无私开封府来了个新任知府包拯，北宋朝政日渐腐败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巧断牛舌案包拯是庐州合肥人，早年做过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的县令。有一次，县里发生一个案件，有个农民夜里把耕牛拴在牛棚里，早上起来，发现牛躺倒在地上，嘴里淌着血，掰开牛嘴一看，原来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这个农民又气又心痛，就赶到县衙门告状，要求包拯为他查究割牛舌的人。

这个无头案该往哪里去查呢?包拯想了一下，就跟告状的农民说：“你先别声张，回去把你家的牛宰了再说。”

农民本来舍不得宰耕牛，按当时的法律，耕牛是不能私自屠宰的。但是一来，割掉了舌头的牛也活不了多少天；二来，县官叫他宰牛，也用不到怕犯法。

那农民回家后，果真把耕牛杀掉了。第二天，天长县衙门里就有人来告发那农民私宰耕牛。

包拯问明情况，立刻沉下脸，吆喝一声说：“好大胆的家伙，你把人家的牛割了舌头，反倒来告人私宰耕牛?”那个家伙一听就呆了，伏在地上直磕头，老老实实供认是他干的。原来，割牛舌的人跟那个农民有冤仇，所以先割了牛舌，又去告发牛主人宰牛。

打那以后，包拯审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让百姓击鼓伸冤包拯做了几任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都取消了一些苛捐杂税，清理了一些冤案。后来，他被调到京城做谏官，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宋仁宗正想整顿一下开封的秩序，才把包拯调任开封府知府。

开封府是皇亲国戚、豪门权贵集中的地方。以前，不管哪个当这差使，免不了跟权贵通关节，接受贿赂。包拯上任以后，决心把这种腐败的风气整顿一下。

按照宋朝的规矩，谁要到衙门告状，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一些讼师恶棍，就趁机敲榨勒索。包拯破了这条规矩，老百姓要诉冤告状，可以到府衙门前击鼓。鼓声一响，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控告。这样一来，衙门的小吏要想做手脚也不敢了。

对权贵毫不手软有一年，开封发大水，那里一条惠民河河道阻塞，水排泄不出去。包拯一调查，河道阻塞的原因是有些宦官、权贵侵占了河道，在河道上修筑花园、亭台。包拯立刻下命令，要这些园主把河道上的建筑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除，开封府派人去催促，那人还强词夺理，拿出一张地契，硬说那块地是他的产业。包拯详细一检查，发现地契是那个权贵自己伪造的。包拯十分生气，勒令那人拆掉花园，还写了一份奏章向宋仁宗揭发。那人一看事情闹大，要是仁宗真的追究起来，也没有他的好处，只好乖乖地把花园拆了。

一些权贵听到包拯执法严明，都吓得不敢为非作歹。有个权责想通关节，打算送点什么礼物给包拯，旁人提醒他，别白操心了，包拯的廉洁奉公是出了名的。他原来在端州(今广东包公墓肇庆)做过官。端州出产的砚台，是当地的特产。皇宫规定，端州官员每年要进贡一批端砚到内延去。在端州做官的人往往借进贡的机会，向百姓大肆搜刮，私下贪污一批，去讨好那些权贵大臣。搜刮去的端砚比进贡的要多出几十倍。后来，包拯到了端州，向民间征收端砚，除了进贡朝廷的以外，连一块都不增加。直到他离开端州，从没有私自要过一块端砚。

那权贵听了，知道没有空子好钻，也只好罢休。后来开封府的男女老少，没有人不知道包拯是个大清官。民间流传着两句歌谣：“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包拯对亲戚朋友也十分严格。有的亲戚想利用他做靠山，他一点也不照顾。日子一久，亲戚朋友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再为私人的事情去找他了。

宋仁宗很器重包拯，提升他为枢密副使。他做了大官，家里的生活照样十分朴素，跟普通百姓一样。过了五年，他得重病死了，留下了一份遗嘱说：后代子孙做了官，如果犯了贪污罪，不许回老家；死了以后，也不许葬在咱包家的坟地上。

由于包拯一生做官清廉，不但生前得到人们的赞扬，在他死后，人们也把他当作清官的典型，尊称他“包公”，或者叫他“包待制”、“包龙图”。民间流传着许多包公铁面无私、打击权贯的故事，还编成包公办案的戏曲和小说。虽然其中大都是虚构的传说，但是也反映了人们对清官的敬慕心情。

王安石变法三不怕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宋神宗寻找得力助手宋仁宗做了40年皇帝，虽然也用过像范仲淹、包拯等一些正直的大臣，但是并没有改革的决心，国家越来越衰弱下去。他没有儿子，死后由一个皇族子弟做他的继承人，这就是宋英宗。英宗即位4年，就害病死了。太子赵顼即位，这就是宋神宗。

宋神宗即位的时候才20岁，是个比较有作为的青年。他看到国家的不景气情况，有心改革一番，可是他周围的人，都是仁宗时期的老臣，就是像富弼这样支持过新政的人，也变得暮气沉沉了。宋神宗想，要改革现状，一定得找个得力的助手。

宋神宗即位前，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常常在神宗面前谈一些很好的见解。神宗称赞他，他说：“这些意见都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宋神宗虽然没见过王安石，但是对王安石已经有了一个好印象。现在他想找助手，自然想到了王安石，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调到京城来。

王安石曾经失望万分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西)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20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都县)当县官的时候，正逢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每逢青黄不接的季节，穷人的口粮接不上，他就打开官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秋收以后，要他们加上官定的利息偿还。这样做，农民可以不再受大地主豪强的重利盘剥，日子比较好过一些。

王安石做了20年地方官，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当管理财政的官，他一到京城，就向仁宗上了一份万言书，提出他对改革财政的主张。宋仁宗刚刚废除范仲淹的新政，一听到要改革就头疼，把王安石的奏章搁在一边。王安石知道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跟一些大臣又和不来，他就趁母亲去世的时机，辞职回家。

变法需要三不怕这一回，他接到宋神宗召见的命令，又听说神宗正在物色人才，就高高兴兴应召上京。

王安石一到京城，宋神宗就叫他单独进宫谈话。神宗一见面就问他说：“你看要治理国家，该从哪儿着手?”

王安石从容不迫地回答：“先从改革旧的法制，建立新的法制开始。”

宋神宗要他回去写个详细的改革意见。王安石回家以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份意见书，第二天送给神宗。宋神宗认为王安石提出的意见都合他的心意，愈加信任王安石。

公元1069年，宋神宗把王安石提升为副宰相。那时候，朝廷里名义上有四名宰相，病的病了，老的老了，有的虽然不病不老，但是一听见改革就叫苦连天。王安石知道，跟这批人一起办不了大事，经过宋神宗批准，任用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并且设立了一个专门制定新法的机构，把变法的全抓了来。这样一来，他就放开手脚进行改革了。王安石的变法对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增加国家收入，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

有一次，宋神宗把王安石找去，问他说：“外面人都在议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人们的舆论，不守祖宗的规矩，你看怎么办?”

王安石坦然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事，这就可说是防止天变了。陛下征询下面的意见，这就是照顾到舆论了。再说，人们的话也有错误的，只要我们做得合法有理，又何必怕人议论。至于祖宗老规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王安石坚持三不怕，但是宋神宗并不像他那么坚决，听到反对的人不少，就动摇起来。

《流民图》逼王安石下台公元1074年，河北闹了一次大旱灾，一连十个月没下雨，农民断了粮食，到处逃荒。宋神宗正为这个发愁，有一个官员趁机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宋神宗，说旱灾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要求神宗把王安石撤职。

宋神宗看了这幅流民图，只是长吁短叹，晚上睡不着觉。神宗的祖母曹太皇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哭啼啼，诉说天下被王安石搞乱了，逼神宗停止新法。

王安石眼看新法没法实行下去，气愤得上疏辞职。宋神宗也只好让王安石暂时离开东京，到江宁府去休养。

第二年，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城当宰相。刚过了几个月，天空上出现了彗星。这本来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但是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预兆。宋神宗又慌了，要大臣对朝政提意见。一些保守派又趁机攻击新法。王安石竭力为新法辩护，要宋神宗不要相信这种迷信说法，但宋神宗还是犹豫不定。

王安石没法继续贯彻自己的主张。到第三年(公元1076年)春天，再一次辞去宰相职位，回江宁府去了。

欧阳修与唐宋八大家文学上的大家，政治上的正人君子。

向先人韩愈学习欧阳修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庐陵(今江西永丰)人。他4岁的时候，父亲病死。母亲带着他到随州(今湖北随县)依靠他叔父生活。欧阳修的母亲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就用草杆儿在泥地上画着字，教欧阳修认字。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早就爱上了书本。

欧阳修10岁时候，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有时候还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一次，他在一家姓李的人家借书，从那家的一只废纸篓里发现一本旧书，他翻了一下，知道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文集，就向主人要了来，带回家里细细阅读。

宋朝初年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文风讲求华丽，内容空洞。欧阳修读了韩愈的散文，觉得它文笔流畅，说理透彻，跟流行的文章完全不一样。他就认真琢磨，学习韩愈的文风。长大以后，他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

《醉翁亭记》

欧阳修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在文学上的声誉已经很大了。他官职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四年，才回到京城。

这一回，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罗织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除了处理政事之外，常常游览山水。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写的散文《醉翁亭记》，成为人们传诵的杰作。

唐宋八大家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宋仁宗想起他的文才，才把他调回京城，担任翰林学士。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以后，有一批人落了选，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

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就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学着写内容充实和朴素的文章了。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文采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赋诗戏“才子”

欧阳修写农村自然景色的小诗《田家》，多少年来，被世人称颂为精品传诵下来：

绿桑高下映平川，赛罢田神笑语喧。

林外鸣鸩春雨歇，屋头初日杏花繁。

这首小诗，诗人用细致的工笔画，描绘出江南地区的一派浓丽的春光。动、静结合，从动中表现静。人们笑语喧哗，自然界花开鸟叫，这一派热闹风光，更加深了农村自然景色中恬静的诗意。欧阳修的诗写得如此好，被世人称道，很快就成了著名诗人。但某公自以为才高八斗，听说欧阳修擅诗，心里颇不服气，于是就去找欧阳修，欲一比高低。

一天，这人吃完早饭，离家去见欧阳修。他行至半路，见一大枯树，口出两句：“门前一枯树，两股大桠权。”吟出这两句，想了半天，硬是想不出后两句来。恰巧，欧阳修从此公身后经过，见此状，随即替他续了两句：“春至苔为叶，冬来是雪花。”

此人听了不禁大喜，便说道：“你也会作诗，正好咱俩一同去和欧阳修一比高低。”这样，他俩一同往前赶路。

来到河堤上，一群鸭子正在下水。那人又口出两句：“一群好鸭婆，一同跳下河”。

说出这两句，停了半晌。欧阳修用大诗人骆宾王的名句为他续了下句：“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那人听了后，虽有些尴尬，但仍不自量力说：“好啊，这就成了一首好诗了。”欧阳修听了不语。后来，二人一同渡河，那人似诗兴不减：“两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不动声色，一语双关：“修已知道你，你还不知修(羞)。”

王安石教育苏东坡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苏轼的狂傲引起王安石的不满苏轼，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人称苏东坡。他年轻时期就已经出人头地，诗词功夫尤其了得，于是心高气傲，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后来苏东坡当了翰林学士，在宰相王安石门下做事，成天都能听到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的声音。王安石虽然也十分佩服苏东坡的才华，但是却对他的这种言行轻薄的举动很是不满。王安石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不谦虚的人，不过苏轼是晚辈，他作为长辈还是想找个机会教育一下苏东坡。

王安石上折贬苏轼一次，王安石忽然想起自己在地方做官时碰到的一件事，灵感一来，于是提笔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刚写罢第二句，后宫的侍卫就过来请他，原来神宗要召见他。王安石放下笔，马上就进宫面见皇帝去了。平日里，苏东坡经常出入王安石的书房，这天他又来了。一进书房，就看到了桌上未写完的两句诗。苏东坡读了一遍就发现了其中王安石的错误“秋天已至，如何能吹落黄花遍地金呢，岂不荒谬?”他猜想一定是宰相弄错了。于是提笔在后面依原韵写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和神宗讨论完朝廷大事后，心情特别愉快。他兴致勃勃地赶回书房，准备把自己刚写了两句的诗续完。可是一进书房，他却发现桌上的两句诗变成了四句。等他看完这后续的两句诗，猜想一定是那个才高气傲的苏东坡写的，心里顿时很不高兴，写诗的兴致也一下子没有了。

第二天，他便暗地里向神宗写了一道奏折，意思是让神宗下诏，贬苏东坡到黄州做一个小地方官。王安石有自己的目的，苏东坡学识渊博，但是社会经验却不丰富，在朝廷上，常常给自己新政挑刺，如果让他远离朝廷，静静地反思反思，同时杀杀他的轻薄之气，倒不失为一个好主意。没过几日，神宗果然下诏贬苏东坡为黄州团练使。苏东坡纳闷不已，他并无什么过错啊!临行之前，王安石亲自登门好言抚慰，并交待他三年任满回京时，一定记住从三峡的瞿塘峡(中峡)替自己带一瓮水回来，说想用三峡水泡茶。

终于明白王安石的良苦用心苏东坡天生是个乐天派，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得失。到黄州后，他认真办好自己的公务，空闲时间就和新结交的朋友陈季常等人一起游山玩水，骑马打猎，饮酒赋诗，心情也好得很。一转眼两年多过去了，到第三年的重阳节时，陈季常邀请苏东坡到自己的后园喝酒赏菊。苏东坡一脚刚踏进后园，顿时目瞪口呆。陈季常急忙问他是怎么了，他还以为苏东坡病了，苏东坡这才道出实情。原来他看到后园满地都是金黄色的菊花，而枝上却没有一朵。陈季常乐得哈哈大笑，说：“苏兄，你到黄州三年，怎么到今天才知道这是黄州一景啊!这就是鼎鼎有名的满地铺金啊!”苏东坡这时才为自己给王安石改的那两句诗而脸红。他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这次被神宗皇帝贬到黄州是王安石的意思，是想让自己专门来看看这黄州的“吹落黄花满地金”，真是用心良苦啊!苏东坡是个知错就改的人，从这天起，他就盼望着早日回到京城，当面向王安石道歉。

学问茫茫无尽期在回京城的前一天，陈季常等朋友专门陪苏东坡游览长江三峡。可是当船快走完三峡全程时，苏东坡才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赶忙命令随从的佣人从峡中打一瓮水带回，陈季常等人不知用意，都以为他是留作纪念，所以谁也没有问他。

第二天，苏东坡动身回京。一到京城，他家也没回，就带上从三峡中打来的水急急忙忙地赶往相府。苏东坡见到王安石后，主动向王安石认错，承认自己眼界不宽，错改了宰相的诗。王安石这时心中也很是高兴，因为见他去黄州三年，比在京城时老练多了，浮夸之气也少了很多。他哈哈大笑说：“大诗人啊，这三年可真是委屈你了，不过昨天我已经启奏万岁，让你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推荐你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呢!”苏东坡这时不好意思地笑了。他忽然想起带来的水还没有交给相爷，赶紧弯腰把水瓮端到桌子上。王安石一见大喜，吩咐家人快去把上好的茶叶拿来，他笑着对苏东坡说：“我让你专程从三峡带这水，是专门用它来给你接风的。一会儿，你就明白了。”苏东坡被搞得糊涂了，他不明白王安石的话是什么意思。茶泡好了，王安石刚轻轻抿了一口，就呸的一声，把茶水全吐到了地上，脸色一下也变了。只听王安石厉声说，“你这瓮水真是从瞿塘峡盛来的?”苏东坡大惑不解地说：“确实是三峡里的啊，不过不是瞿塘峡的水，而是下峡之水。”难道三峡里的水还不一样吗?苏东坡嘴里小声自语着。王安石看到苏东坡窘迫的脸色，又开心地笑了。他细心地向苏东坡解释说：“三峡水是不一样的，中峡水泡出的茶水最好喝，上、下峡的水则不是这样。你以后可以专门到三峡去品尝一下。苏东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来，他还专门找了个机会到三峡品茶，果真如王安石所说。最后，王安石送给苏东坡一句话以为勉励：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

苏东坡把王安石的一番教诲一直牢牢记在心间。后来还经常把这件事讲给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教育他们戒骄戒躁，谦虚谨慎。

第十八章

乌台诗案皇帝差点要砍苏轼的脑袋，这是为何呢?

生不逢时的才子苏轼出身于书香门第，学问十分了得，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合称“三苏”。苏轼曾在21岁那年，与弟弟苏辙一起参加殿试，并且都中了进士。当朝皇帝宋仁宗赞叹说朝中得了两个奇才。主考官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也预见说：“30年后，苏轼的文章将会超过我。”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诗、词、散文、书画都有卓越成就。他一生留下四千多首诗，感情充沛、清新流畅、热烈豪放。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传诵。就连当时的许多文人学士都很佩服、景仰他，都以能够同他结交为荣，以能够得到他的指教为幸。

可是，苏轼却是个时运不济的才子。他生前多次受到同僚的排斥打击，还被皇帝几次贬官。

有一次，甚至被抓了起来，押到首都汴京冶他的罪。晚年的苏轼遭到了皇帝的放逐，被皇帝贬官到遥远的两广地区当小吏，直到死前半年才被赦回。还有一次，与他有隔阂的官员为了打击他，竟然告发他的诗中影射了某种特别的意思，皇帝差点为此砍了他的脑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遭到别人的诬陷北宋神宗皇帝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坚决反对，总是阻挠新政实施。所以，当时在朝野内外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是势不两立的。可是，苏轼一向是个不会见风使舵的人，他总是实话实说，所以遭到了新旧两党的厌恶。起先苏轼反对变法，受到了新党的排斥，后来，旧党上台，苏轼出于实际情况的考虑又不同意全盘否定新法，遭到了旧党的戒备。再以后，新党又把旧党打了下去，为了争权夺利，又把苏轼归于旧党。

元丰三年，他被调任为湖州太守，当时依照惯例，调职官员要写一份“谢恩表”，然后刊行在“邸报”(当时北宋官方的报纸)上。他在表上写的一些话又让新旧两党产生了愤恨。表中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这样的：“皇上您知道我愚昧，难以追随那些新进的权贵，又不能适应形势；可是您看在我已经年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在他的这份“谢恩表”中的“新进”、“生事”这两个词让人听出了弦外之音。谁是“新进”?谁又爱“生事”?人们对新党一阵嘲笑，当然还有那些自愿“对号入座”的人对苏轼就极为不满了。

当时，一位姓舒的御史大夫趁机向皇上奏了一本，说：“苏轼的谢恩表讥讽时事，包藏祸心，怨恨皇上，讥谤皇上，渎职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现在人们已经在争相传诵，他这一举实在是搞得朝野轰动，万死也不足以谢皇上。”

此外，这位舒御史还从苏轼写的诗文中摘出了六十多条词句作为证实苏轼不满朝廷的材料，他诋毁苏轼“讪上骂下”，还举出具体的例子：“陛下教群吏学运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接着，御史中丞李定也跟着上表，还列举了四点苏轼该杀的理由。一时间，苏轼因为一份“谢恩表”竟然惹祸上身。皇帝将这件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

不久，苏轼就从湖州被抓回京城，过了一个月，又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获罪的这件案子之所以被称为“乌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因诗获罪是由御史台一手操办的，而御史台常植柏树，柏树上又常常栖着乌鸦，人们常称御史台为“乌台”。

起初，苏轼并不承认自己有怨谤之心，只是说其中的一些诗句的确反映了民间疾苦。可是后来，在御史台官员吩咐手下，手下对苏轼进行了轮番的审讯和折磨，苏轼一个儒生，实在忍受不了这种心理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疼痛。所以就承认自己有罪，还写了“供词”。一首描写普通农村人家生活的诗“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苏轼自己说是讥讽了朝廷的青苗立法，他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香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便使却……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看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可是这番话是多么牵强附会!苏轼还说，在《山村绝句》“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中是讥讽了新法实施中的“盐法”太急，使得山中之人饥贫无食，经数月。其实这首诗与盐法哪里有半点瓜葛，苏轼当时已经完全绝望了，就等着御史台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待皇帝批准后杀头了。可是，苏轼竟躲过这场大难，神宗皇帝下令只是对苏轼贬官了事。在这场来势汹汹的“乌台诗案”里，苏轼究竟是怎样解脱出来的呢?

众人纷纷相救据说，当时太皇太后曹氏的一条遗嘱，救了他一命。据说，曹氏病危，神宗皇帝去看她，她说：“当年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回来，见到苏轼两兄弟的文章，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如今不但没有重用他，反而要把他下狱论死。苏轼无非是作了几首小诗，发了一点牢骚罢了，这是文人的习性，若是抓到了一点小小的不慎之言，就罗织成罪，何以对得起仁宗皇帝?何以对得起太祖皇帝非叛逆不杀士人的祖训?”于是，神宗决心放了他。

另外，也有人猜测神宗本来就不打算杀他，当时的宰相看到神宗要宽恕苏轼时，就进谗言说：“苏轼讥讽臣下的罪可恕，但藐视皇上的罪不可恕。”还举出了苏轼的一句诗“世间惟有蛰龙知”说，“苏轼不认为陛下是飞龙，竟求知于地下的蛰龙，就是藐视皇上。”神宗却说：“文人的诗句，怎么能这样来推论呢?他咏自己的诗，与我有什么关系?”旁边的一位大臣和苏轼关系要好，就又加了一句：“龙未必专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称龙。”神宗说：“是呀，孔明被称作‘卧龙’，东汉还有‘苟氏八龙’，难道都是人君?”说得那个宰相哑口无言。

后来，神宗又看到苏轼在狱中写的诗，更是动了慈悲之心，所以就赦免了他。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昧自忘身。

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家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另外，苏轼确实是个人才，那些正直的人们都不愿他落难，所以纷纷解救。据说，从苏轼被捕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飞到京师。王安石的女婿上疏，扬言在皇帝实录上记下神宗不能“容才”；南京张安道在南京上疏，府官不敢接，他派儿子持至登闻鼓院投进；苏轼的弟弟苏辙愿意用自己的官职和薪水为哥哥抵罪。所以，神宗最终决定不杀苏轼。不久，苏轼被贬，“乌台诗案”就这样结束了。

苏东坡官场失意游赤壁才华横溢的苏轼却官场失意，游赤壁时写出千古绝唱。

才华横溢，众人折服司马光执政后，把宋神宗贬谪的许多大臣都召回朝廷，其中有两个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轼和苏辙。苏轼兄弟俩，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20岁刚出头的那年，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和苏辙到京城去考进士。主考官欧阳修，正在注意从考生中物色有才华的人。第一场考试下来，他在阅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高兴得拍案叫好。考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京城里有点名气的文人，欧阳修多少了解一点，这篇文章究竟是谁写的呢?他猜想了半晌，觉得从文章的风格看，很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是曾巩是他门生，评得高了，怕人们说他偏袒，就把它评为第二。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那个写精彩文章的不是曾巩，却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苏轼考取以后，照例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欧阳修跟他谈了一阵子，觉得他气度大方，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苏轼走了以后，欧阳修跟他的老同事梅尧臣说：“像这样出众的人才的确难得，我真应该让他高出一头呢!”欧阳修这番话一传出去，一些读书人听了都不服气。京城里这样多的人才，难道比不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后来，大家读到苏轼才气横溢的诗歌和文章，才不得不服输。

“三苏”出名苏轼出了名，他的弟弟(19岁的苏辙)也在同年考取了进士，他们的父亲苏洵的高兴劲儿就不用说了。但是苏洵另外有一番感触。原来苏洵也是个擅长散文的人。他在少年时期，没认真读书，到27岁那年，看到别人一个个都上进了，才发个狠劲读书。过了一年，考进士没考中，回到家里，一气之下把他过去写的文章，一把火烧了，从头学起，果然进步很大。

这回，他带儿子到了京城，眼看儿子年轻轻的就考中了，怎么不感慨呢。他听说欧阳修是最重视文才的，就把他几年来写的二十多篇文章托人送给欧阳修，请欧阳修指教。欧阳修一看苏洵的文章，文笔老练，别具风格，就向宰相韩琦推荐，韩琦也很赞赏。后来，没经过考试，破格把苏洵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样，苏家父子三人在当时京城中都出了名。后来，人们把他们父子三人合起来称做“三苏”。王安石实行新法的时候，苏洵已经死了。苏辙在王安石手下干过事，后来，因为跟王安和合不来，被降了职到外地去了。苏轼主动要求外调，先后当过杭州、湖州(今浙江吴兴)等地方的刺史。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提倡生产，做了一些对人民生活有益的事。

苏轼的牢狱之灾后来，苏轼在湖州看到了地方豪强官吏的横行霸道，很不满意，写了一些诗，讽刺这些事。没想到这些诗传到京城，几个反对苏轼的官僚从苏轼的诗文里摘出几句话，诬陷苏轼诽谤朝廷，大逆不道。他们撤了苏轼的职，把他押解到东京，关在大狱里，想把他处死。

苏轼在监牢里足足被关了100天，受尽折磨。后来，因为实在算不上什么大罪，宋神宗才下令把他释放，贬谪到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到了黄州，挂了个小小的空头官衔，实际上过着流放的生活。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靠朋友的帮助，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起来。他还亲自整理场地，在东边山坡上盖了一间屋。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东坡居士。后来，人们常把苏轼叫做苏东坡。

千古绝唱苏轼在政治上失意的日子里，常常游览山水，写作诗歌，抒发他的心情。有一次，他打听到长江边有个名胜古迹叫做赤壁，就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里，约了几个朋友，乘着小船到赤壁去游览。在那里，他想起三国时期曹操和周瑜大战的情景，触景生情，十分感慨。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赤壁赋》。

苏轼不但是写散文和写诗的能手，而且在词的写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他写的词，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豪放风格。在游赤壁之后，他又写了一首《念奴娇》，词的上半首是：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轼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但是他在地理上却出了一个不小的差错。原来黄州的赤壁并不是周瑜火烧曹军的地方。三国的赤壁在现在武汉的上游，而黄州却在武汉下游。不过，黄州的赤壁却因为苏轼这一个差错出了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文学家，就称它为“东坡赤壁”。

沈括画地图沈括是个精通地理,研究兴趣广泛的科学家。

辽国的狼子野心自从宋真宗以后，宋朝一直依靠每年送大量银绢，维持了几十年跟辽朝暂时妥协的局面，但是辽朝欺宋朝软弱，想进一步侵占宋朝土地。公元1075年，辽朝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划定边界。

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双方争论了几天，没有结果，萧禧硬说黄嵬山(今山西原平西南)一带30里地方应该属于辽朝。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没法反驳他。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谈判。

沈括的谈判才能沈括，杭州钱塘人，原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官员。沈括不但办事认真细致，而且精通地理。他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把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都查清楚了，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他向宋神宗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就要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看，萧禧才没话说。

宋神宗又派沈括出使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南)。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都背熟。到了上京，辽朝派宰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边界。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对答如流，有凭有据。杨益戒一看没有空子好钻，就板起脸来蛮横地说：“你们连这点土地都斤斤计较，难道想跟我们断绝友好关系吗?”

沈括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背弃过去的盟约，想用武力来胁迫我们。真要闹翻了，我看你们也得不到便宜。”

辽朝官员说不服沈括，又怕闹僵了，对他们没好处，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出使的真正原因沈括带着随员从辽朝回来，一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调查得清清楚楚。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献给宋神宗。宋神宗认为沈括立了功，拜他为翰林学士。

沈括为了维护宋朝边境的安全，十分重视地形勘察。有一次，宋神宗派他到定州，(今河北定县)去巡视。他假装在那里打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详细考察了定州边境的地形，还用木屑和融化的蜡捏制成一个立体模型。回到定州后，沈括要木工用木板根据他的模型，雕刻出木制的模型，献给宋神宗。这种立体地图模型当然比绘制在纸上的地图更清整了。宋神宗对沈括画的地图和制作的地图模型很感兴趣。

第二年，就叫沈括编制一份全国地图。但是不久，沈括受人诬告，被朝廷贬谪到随州(今湖北随县)去。在那里，环境虽然很困难，但是他坚持绘制没有画完的地图。后来，他换了几个地方的官职，也是一面考察地理，一面修订地图，坚持了12年，终于完成了当时最准确的一本全国地图《天下郡国图》。

《梦溪笔谈》

沈括不但在地理研究上作出了出色的成就，而且是个研究兴趣很广泛的科学家。他在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数学等方面，都十分精通。他很早就研究天文历法。后来，他担任司天监的工作，发现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少是不学无术的人，不懂得用仪器观测。他到了司天监以后，添置了天文仪器。为了观察北极星的位置，他一连三个月，每天夜里用浑天仪观察，终于计算出北极星的正确位置。沈括晚年的时候，闲居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他把一生研究的成果记载下来，写了一本著作《梦溪笔谈》。

活字印刷术在那本书里，除了记载他自己研究的成果以外，还记录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许多创造发明，其中特别有名的是毕昇的活字印刷技术。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北宋之前，已经有了雕版印刷术。但是雕版花费工夫大，而且刻好一块木板，要改动一个字，就要全部重刻。沈括在钱塘老家看到一位老工匠毕昇，用一种很细的黏土，做成许多小块，刻上字后放在窑里烧硬，成为一个个活字。用这种活字排版印刷，比雕版印刷方便多了。沈括看到这件新鲜事，十分感兴趣，就进行详细的观察和了解，还把毕昇的发明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里，后代的人读了他的书，才知道活字印刷术的来历。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一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小就喜欢读史书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酷爱史书。五司马光岁时就能熟练背诵《论语》、《孟子》等古文篇章，7岁时，听人讲解《左传》，就能理解它的基本思想，并且还能生动地讲给家里人听。除此之外，年少时，他就读了《史记》、《汉书》等史书，对于这些书籍，稍能了解文章大意，就手不释卷，甚至忘记饥渴寒暑。他热爱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自幼至老，嗜之不厌”。仁宗宝元初年，也就是司马光刚满20岁那一年，他考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司马光的这些早年的经历对他以后治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在长期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他对于中国古代的史书有着深切的感受，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很多，可是由于没有一部书系统地记载从古到今的历史，所以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纲目不清，给研究历史的人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和不便。

所以，他决定要集采众家史书的长处，着手编写一部以年为经，以国为纬，有鲜明时间和空间特色的史书，方便后人读史，也使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不再由于朝代的更迭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编写新的史书而当时的皇帝宋英宗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也很想请那些学识渊博的大学士编写一部有关历代君臣事迹的书，供后世帝王借鉴和仿效。司马光把自己的一些设想和英宗的想法糅合到一起，就承担了这项工作，开始着手编写新的史书。

司马光采用《左传》编年记史的方法，从战国开始写到秦二世时期，起草完成了《周纪》5卷，《秦纪》3卷，总共是8卷的编年史，合称为《通志》。

到公元1066年，就把他作为样书呈送给英宗皇帝。结果，这部《通志》受到了英宗的肯定和支持。英宗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并且还下令设置书局(在汴京城的崇文院)，让司马光带领着一批历史学家如范祖禹、刘恕、刘颁等进行编写。这批历史学家根据各自的爱好和特长，进行了不同的分工，与司马光密切配合，正式开始编撰从古至今的一部通史。

宋英宗去世后，继位的宋神宗也十分重视这部史书的编写工作，他建议把书名定为《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作序，命司马光每日进读。“资治”就是帮助皇帝治理好国家，“鉴”是镜子的意思。“资治通鉴”就是这部书能够使皇帝借助历史这面镜子来分清是非功过和利害得失，以求作为统治阶级巩固封建政权的借鉴。

司马光在编写过程中，态度特别认真，史料记载说他在每次编写一个内容之前，都要先广泛收集史料，包括正史、杂史等，然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考证史料的真伪，继而拟定总提纲和分目提纲，根据时间先后顺序排比史料，删繁就简，咬文嚼字进行编写。

因为司马光是总纂官，所以他还要呕心沥血地修改稿子，手下的历史学家所写的每部书稿他都要亲自过目，据说当时经他修改过的书稿堆满了两间屋子，里面没有一个草字，写的都是楷书。

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他从公元1065年开始，到公元1084年成书，前后共用了19年时间。他19年如一日，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

为了不使自己因过度劳累睡过了头，耽误写书的时间，他曾经专门请人制造了一个圆木枕。睡觉时，只要圆木枕轻轻一动，头就会落枕，把自己从睡梦中惊醒，这样他就可以早点起来继续写书，司马光的那个圆木枕就被人们称为“警枕”。司马光的这种勤奋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广为人们称道。

司马光所编写的《资治通鉴》一书中记述了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总共1362年的历史，共294卷。完整地介绍了各个朝代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成就。还记录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和思想。司马光编写《资冶通鉴》的目的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可是客观上，《资治通鉴》一书也继承和完善了我国史书中的编年体记史的体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佳丽三千，独选孟娘她一味的好性格却成了后来成为哲宗的新宠刘妃用来赚取后位的工具。

为皇帝选择皇后宋神宗赵顼去世之后，他的第六子赵煦就继承了皇位，也就是宋哲宗。当时，宋哲宗刚满10岁，不怎么懂事，所以只得暂且由他的祖母高太皇太后掌握国家大权。

一晃五年就过去了，宋哲宗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其实，中国古代皇帝结婚的年龄也未有任何限制，一般都在16岁左右。但是太皇太后与皇太后认为神宗已满15岁，是应当举行大婚的年龄了，所以高太皇太后就下诏为哲宗选后。因为高太皇太后下令不从宫亲贵戚中选皇后，所以就挑选天下各地的美女进宫，要从中为宋哲宗选出一位母仪天下的皇后。没过几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好几千名美女就进到了皇宫。首先由皇宫里的总领太监进行第一轮挑选，选出一百多名。然后，再由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再亲自从这一百余名美女中为哲宗选出皇后。

百里挑一选后那日，高太皇太后仔细地端详着这一百余名美丽的女子，看过一个又一个，都不太满意。直到后来，高太皇太后突然发现队伍的最后几个女子中，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地与众不同，她身着紫红衣裙，仪态端庄，面如桃花，模样长得实在俊俏，于是高太皇太后禁不住在这女孩子身上细细打量起来，越看越满意，暗自点了点头，只觉得皇后的最佳人选就是这位姑娘了。这时，诏令官察言观色，发现高太皇太后眼睛一直不离开这个女子，于是赶紧走上前说：“启禀太皇太后，她叫孟娘，是马军虞侯孟元的孙女。”高太皇太后听到这里，就招呼孟娘走上前来，她笑着说：“你过来，让我好好看看。”孟娘也十分乖巧，轻盈地走到高太皇太后面前，跪下轻启朱唇：“民女孟娘叩拜太皇太后，皇太后。”高太皇太后叫她起来说话，可是这孟娘却不肯起来，还是跪着对高太后说：“太皇太后德高望重，人所共仰，民女应该跪拜听话。”

高太皇太后当下就更喜欢这个女孩子了，觉得像这样知书达礼、性格温顺的好姑娘就应该贵为皇后，所以马上就停止了这次审验，把孟娘接到了后宫。

第十九章

皇帝大婚宋哲宗这孟娘是什么样的出身和为人呢?孟娘当时18岁，是北宋马军虞侯孟元的孙女。孟娘因为从小长得漂亮，性格温顺，受到了爷爷孟元的特别喜爱。爷爷孟元曾为孟娘请过当地最好的老师来教她诗词歌赋和经文，使她知书达礼，有学问、有知识，并且一点都不俗气。

高太皇太后弄明白这些情况后，十分满意，就和向太后商量，向太后也同意了，于是就准备挑选日子，为哲宗完婚。哲宗本人早已听说孟娘的美貌，却一直没有亲眼所见，本来就已经很向往，现在又听到高太皇太后和向太后对他说这女子贤惠有教，受到她们的喜爱，所以也没有二话，说：“孩儿愿意听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安排。”高太皇太后于是下令五月初八那日举行册封孟娘为皇后的大典，接着为哲宗举行大婚。她还专门派人教孟娘一些宫里的礼仪，还有皇帝大婚和册封皇后的规矩，直到孟娘一一记在心里，高太皇太后才命人把孟娘先送回了家，到时再来迎娶。

五月初八那日，天还没亮，孟娘就早早起来梳洗打扮，高太皇太后也从宫中专门选了一些宫女为她打扮。

天刚亮，奉迎使、尚书左仆射吕大防就带了奉迎卫队来接孟娘。

那时，礼炮声震耳响彻云霄，鼓乐齐奏欢天喜地，孟娘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渴望，也带着对爷爷和父母依依不舍的心情，坐在了精美绝伦的乘舆里，由奉迎卫队护送去了皇宫。

皇帝大婚在中国古代是十分重要和庄严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皇帝皇后将合天下之好，上事宗庙，下继后世，为天下夫妇树立仁德典范，所以大婚自然不同寻常，礼仪也就极为复杂。

孟娘接受了宋朝迎立皇后的“诰命”，也就是册宝，册用珉玉50简做成，宝则用纯金制作，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上面刻有“皇后之宝”四个大字，接受册宝也就代表着孟娘愿意做皇后，愿意入主后宫，接着她将册宝交由司言、司宝掌管，再由司仪引导坐上了皇后宝座，坐北面南，接受内官们的叩拜。这样，册立皇后的仪式告一段落。

皇帝大婚的仪式比起册后仪式更是复杂，孟娘哪里经过这样的大场面，经过这样的折腾，她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不过也只有等这些礼仪全部结束，孟娘才住入了属于皇后的坤宁宫，成为大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的皇后。

孟娘嫁入了皇家，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温顺贤惠的性格，对下人十分宽厚，也从来不去压制其他的嫔妃，所以在成为皇后的前几年受到了皇宫上下的尊敬和爱戴，称得上是宋朝典型的好皇后。只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她一味的好性格却在后来成为哲宗的新宠刘妃用来赚取后位的工具，最终哲宗废掉了孟后，另立心狠手辣的刘妃为皇后，实在是让人觉得世事弄人。

刘婕妤搞孟皇后孟皇后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就被废掉皇后之位。

贤淑的皇后哲宗的皇后孟娘是高太皇太后与向太后亲自为哲宗挑选的百里挑一的好皇后，她温柔贤淑，知书达礼，又性格极好，宋哲宗在新婚燕尔对孟娘也是一往情深，两人恩爱有加。

司马光孟娘比哲宗年长四岁，她侍奉高太皇太后与向太后周到备至，友好地对待其他妃嫔，对宫女十分关心和照顾，所以孟皇后被公认为是贤良淑德的好皇后，受到了皇宫上下一致的尊敬和爱戴。

刘婕妤争宠后宫然而好景不长，高太皇太后病逝，哲宗亲政后由于政务繁忙，开始只是偶尔冷落孟皇后，这也是在所难免，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孟皇后就感到事有蹊跷了，她发现宋哲宗对自己有些爱理不理了，甚至十分冷淡，有时甚至半月不上她的坤宁宫一回。孟皇后纳闷于皇帝的冷淡，急忙打听事情原委，原来哲宗喜欢上了擅于讨好人的刘婕妤，甚至宠爱刘婕妤到说出让刘婕妤为皇后的地步。孟皇后也不便计较，再加上她本身性格就很温顺，也就听天由命去了。不过，这个刘婕妤可不是盏省油的灯，她听到皇帝偶然间说出的立她为后的话，心里便一下子怦然跳动了起来，她有些蠢蠢欲动了。可是要想当皇后障碍却有很多，首当其冲就是孟皇后。于是刘婕妤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将孟皇后扳倒，自己做皇后。

刘婕妤仗着哲宗的喜爱，寻找着契机压倒孟皇后。绍圣三年的一天，孟皇后带着嫔妃们去朝景灵宫谒，在礼仪结束后，孟皇后坐下来休息，其他妃嫔都恭敬地站在皇后周围等待，可是刘婕妤却胆大地一个人站在门边用背对着孟皇后，她这明显是给孟皇后难堪，孟皇后本来应当按宫中的规矩，治刘婕妤的罪，可是孟皇后天生宽宏大量，她没有那样办，而是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回宫去了。这时刘婕妤认定了孟皇后的懦弱，从此欺负孟皇后的气焰更加嚣张了。

还有一次，冬至节将到，孟皇后率领众嫔妃前去隆佑宫朝见向太后，在向太后未出来之时，孟皇后与众嫔妃要坐下来等候。按宫中规矩，孟皇后要坐金饰的椅子，而其他嫔妃则坐木椅子，刘婕妤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当宫女为刘婕妤搬来木椅子时，她却不愿就坐，眼睛还总是瞟向孟皇后坐的金饰椅子。众人都心知肚明，也不知该怎样处理这件事。这时一个调皮的宫女搬来了另一把金饰椅子，刘婕妤高兴坏了，心安理得就美滋滋地坐在了上面，嫔妃们虽然很气愤，可是孟皇后不说话，她们也毫无办法。

这时，一个宫女高喊：“太后到。”刘婕妤听到赶忙站起来，生怕得不到讨好向太后的机会，可是太后并未到，孟皇后只好叫大家坐下。刘婕妤只好也随大家灰溜溜地坐了下来，可是哪里料到那个调皮的小宫女早已将金饰椅子撤了去，刘婕妤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嫔妃见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刘婕妤生气极了，再加上摔得疼痛难忍，她连太后的影子也没见到，就跑去向哲宗诉苦去了。这件事让哲宗对孟皇后起了疑心，当晚上就到坤宁宫向孟皇后问罪，孟皇后一见皇上脸色不对，马上就跪在地上将白天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把责任归到自己的身上，说是自己平时管教宫女不严所致。其实这件事本来就不关她的事，是那个刘婕妤自讨苦吃。可是孟皇后不懂得自我卫护，在与刘婕妤的次次交手中屡屡居于下风，这没有平息刘婕妤已经点燃的嫉妒的火苗，反而更助长了刘婕妤扳倒孟皇后的气焰。

皇后被扳倒了从此刘捷妤寻找一切机会来搞垮孟皇后，她派了亲信耳目监视孟皇后的一举一动，她买通皇帝身边的亲从郝随为她效力。时日长久，果真让她逮住了机会，孟皇后的养母宣夫人燕氏看孟皇后一直没有为皇帝生下皇子，内心十分着急，于是便私下里请了尼姑法瑞设祭坛，祈求观音菩萨赐福给孟皇后，让她早生龙子。却哪里料到福没赐到，却被宫里的人传了出去。刘婕妤的耳目郝随得知这个消息，乐得简直发狂，忙不迭得告诉刘婕妤。刘婕妤高兴地直拍巴掌，马上让郝随写好奏章呈给皇上，说孟皇后指使人暗里诅咒皇帝，哲宗看完郝随的奏折，虽然心里不相信，但还是有些将信将疑，派了梁从政等几位大臣负责审讯这件案子。

刘婕妤听说之后，赶紧叫来梁从政等人，吩咐他们务必要拿到口供，说是孟皇后指使干的。梁从政几人抓来三十多位太监和宫女，严刑挎打，逼问口供。可是孟皇后平日里对这些宫女太监十分照顾关心，这些太监、宫女不忍心诬陷这么好的皇后，没有一个人诬陷皇后，甚至有的太监被打断了肋骨，有的宫女被割掉了舌头，也毫不昧着良心说话。最后，梁从政没着了，只有按着气息奄奄的太监和宫女们的手在早已写好的供词上按下手印，拿给皇上看了。宋哲宗接过供词一看，是孟皇后指使人来诅咒他的，大吃一惊，他不能相信贤惠的孟皇后会害他，于是就让御使董敦逸重审这件案子，务必要查个水落石出。哪里知道这个董御史却辜负了皇帝对他的期望，在郝随的旁敲侧击下，竟又将原判原封不动地退回给哲宗。哲宗这次没辙了，但他也生气孟皇后没生下儿子，所以下旨废掉孟皇后，收回皇后册宝，孟皇后即刻搬出坤宁宫，贬送瑶华宫，赐号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法号冲真。

孟皇后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就被废掉皇后。直到她进到瑶华宫，才得知是养母宣夫人为她祈求早生皇子，而这件事又被刘婕妤利用才使自己遭受灾难的。孟皇后虽然心里十分难过，但她不怪罪任何人，只怪自己不能给皇帝生下皇子。她为人太善良，直到住进瑶华宫还真诚地希望别的妃子，特别是刘婕妤早日为哲宗生下龙子传宗接代。

宋徽宗的少年时代谁也不会想到，他那及时行乐的生活观点，他那些玩乐的癖好，竟会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无拘无束宋徽宗赵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赵佶上面有十个哥哥，其生母也只是神宗的一个妃子，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赵佶此生本没有当上皇帝的指望，只能与其他没有取得太子资格的兄弟一样，被封为亲王，他三岁被封为遂宁郡王。

宋徽宗当时正是比他年长5岁的六哥赵煦即位称帝的那年。14岁时他又被封为端王，按习惯从这时他得离开深宫，到专门为他建成的端王府去居住。

后来因为昔日的端王爷赵佶做了皇帝，所以人们说端王府是“潜龙”的地方，因而端王府也被称为潜邸。按照宋朝家法，赵佶虽然是皇子龙种，但是因为只是亲王，所以不得过问政治，更不得与朝中官员交往。并且为了避免有“问鼎”的嫌疑，甚至于不能有自己的抱负与事业，所以他的一举一动无疑都是有无形拘束的。

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赵佶的几个兄弟，精神十分空虚，整日只知道花天酒地，而端王没有用酒精来打发消遣寂寞无聊的时光，而是狂热地热爱上了绘画、书法、诗词等。他经常把当时擅长书画，喜爱诗文、经史的名士邀到自己的府上，摆上酒席，高谈阔论，酒过数巡之后，便各自即兴挥墨，或诗或唱或画。当时的书画家吴元瑜、王先和赵令穰等人，都是他的座上常客。这些文人和端王的相交很好，可以不拘礼节，端王也将他们看做知音，还常常把自己填的曲子让歌妓们演唱。有时干脆自调琴弦，引吭高歌，也会博得满堂喝彩。在这样的环境里，赵佶的艺术造诣达到很高的水准。他现在存世的画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两者都是公认的珍品。

他的字体初学黄庭坚，后来受另一大书法家薛稷的影响，逐渐推出新意，形成了别具风格的“瘦金体”，另外徽宗的诗与词，也有很多的名篇佳作。

热爱足球除了诗词书画，平常赵佶还喜欢打球、驯兽之类的娱乐活动。在唐宋时期，球类游戏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骑在马上打的称为马球，另一种是用脚踢的也就是“蹴鞠”。端王对于这名叫“蹴鞠”的玩意非常喜爱，“蹴鞠”是用脚踢的球，有双层皮。里面用一种动物尿泡做球胆，可以用来充气；外面再用霉软而结实的皮子包起来缝合，踢起来十分经久耐用，实际上“蹴鞠”就是当今风靡全球的足球的最初雏形。

这种球可以组织对抗性的集体竞赛，也可以一个人玩，因而在当时的整个上流社会十分流行，不仅皇帝、大臣踢球，连闺中少妇仕女也都以踢球为时髦。赵佶在自己的院中建了一个十分漂亮的球场，平日里与手下人一块踢球，后来又招来一班王孙公子在这里角逐切磋技艺。

端王因为攻门准确，在比赛中常常被推举为某一队的攻门手，也就是“球夫”。当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副攻门手把球传给他后，他能在很远的地方，起脚将球踢入球门。端王自己爱踢球，也极为看重球艺高超的人。比如那位在《水浒》中有名高俅，原本是苏东坡的一个档童，写着一手好字，球也踢得很漂亮，后来转到王先门下。有一次，高俅奉了王先的命令给端王送东西，正好碰上端王在踢球，端王府的仆役便将高俅引入球场，并且禀报说：“王爷，王先大人派人求见”。端王正一个人踢得入迷，只说了一声“知道了”，就继续去踢球。高俅在一旁垂手而立，毕恭毕敬地等着，也不敢搭话。这时，正巧球滚到了高俅脚下，高俅也是个爱球之人，他看到端王踢球，本来就已经脚痒难熬，这时看到球到了脚下，哪有放过之理，当下起一脚，球便唰得一声冲入了球门。“好球!”端王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球技这样好的人，于是没有觉察到地喊出声来，他也忘了问来人是干什么的，当下邀高俅进场对踢。

高俅本来就十分爱踢球，于是就痛痛快快地和端王踢起了球，两个行家在场上对阵玩得很是高兴。

尽兴玩过之后，端王才问了高俅姓名和所属，于是命令手下人告诉王先说端王把东西和人一块留下了，于是高俅转到端王门下。

哲宗皇帝英年早逝后，因为没有留下儿子，向太后又十分喜欢文学艺术造诣很深、声名当时已经响誉开封城的端王，所以后来端王当上了皇帝，高俅也随之飞黄腾达，端王手下的另一些人非常眼红高俅，对高俅也流露出不满的情绪，当了皇帝的赵佶便说：“你们谁要有高俅那样的脚下功夫，也让你们高升。”

少年时代的端王赵佶只是按照一个命定的亲王资格生活着，在这个天地里，他活得无忧无虑，放荡自在，没有谁想用“皇储”的条件要求他，也没有向他灌输儒家的“节欲”、“仁厚”精神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谁也不会想到，他那及时行乐的生活观点，他那些玩乐的癖好，竟会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宋徽宗鹰击长空展鸿图他挥笔绘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鹰击长空图》：一只临空翱翔的巨鹰，背负青天，俯瞰着江山万里。

鹰击长空不少史籍都记载了赵佶做皇帝之前作为皇帝贵族成员的一些琐事。我们从中发现，比起其他皇室成员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来，赵佶显得胸有城府。他很少参与其他那些胸无大志的亲王们组织的宴游活动，成天深居独处，不是练字作画就是习兵舞剑。对朝中大臣，他也总是彬彬有礼，随时保持着一个谦虚的姿态。这使得朝廷上下对他怀有一致好感。有一天，负责观察天象的官员郭天信来到他的居室，悄悄告诉他说：“王星将入宫室(星座)，端王将君临天下。”这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但这种话多说几句也无妨。说对了算是拍准了马屁，说不定有朝一日仅凭这几句话就平步青云，说错了也不会被人知道，因为亲王如果把这话传出去，招来杀身之祸的只能是他自己。所以郭天信这类官员经常玩弄这种投机钻营的把戏，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佶竟然因此高兴得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觉。他挥笔绘成了一幅气势非凡的《鹰击长空图》：一只临空翱翔的巨鹰，背负青天，俯瞰着江山万里。

高俅赵佶梦想成真万万没有想到赵佶居然几天之后便梦想成真——他病了一年的哥哥宋哲宗赵煦去世了。哲宗无子，该从弟弟中选出一人继承皇位。尽管哲宗的弟弟很多，但赵佶依然充满信心。凭他平日与朝中大臣的良好关系，以及当时掌有国家大权的向太后对他的厚爱，他相信皇冠最终会落在他的头上。终于如愿以偿，但远不是赵佶所想象的那样顺利，要不是向太后的力争，他的愿望终将化为泡影：哲宗刚一驾崩，向太后便召来群臣商议皇位继承人，她哭着对群臣说：“国家不幸，皇帝无嗣，亟应择贤继立，慰安中外。”大臣章悖回答道：“依照律令，应立简王。”向太后反对道：“说起来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谈不上该立谁不该立谁。”章悖又说：“即使如此，也该立庶子的长子申王。”太后又反对道：“本来是该立申王，但他有眼病，不便作君王。所以依次下来，也就只好立端王了。”大臣章悖一听反驳说：“端王自来有些轻佻，怎能做天下君主呢?”太后说：“这就不对了，先帝在世时就曾经说过，端王有福寿，而且仁孝，与诸王都有所不同。”其他大臣见向太后如此固执己见，都明白了向太后的心思，于是纷纷附和起来。一个叫曾布的大臣吼道：“章悖从未和我们商量过，如今怎能在这里擅作主张呢?依我看还是太后出一道圣谕也就行了。”蔡卞、许将也齐声应道：“合依圣旨。”章悖见自己势处孤立，知道争执下去也没有用，只好缄口不言。这时，赵太后趁机宣读圣谕，将皇位的继承权交给了赵佶。

不过这一切对于后来已经当了皇帝的赵佶来说都并不重要了。他在以后的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只有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初八那个难忘的日子。哲宗去世的消息是那天早晨从宫中传出来的。

当时，寒风卷着漫天黄沙，呼叫着冲向京城的千家万户，也从紫禁城中那些辉煌巍峨的飞檐斗拱间匆匆掠过。他当时正在离紫禁城不远的端王府内，听到这一消息，他预感到将要发生一场改变他今后命运的大事，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时而侧耳倾听，时而翘首张望，焦急地在殿廊下踱来踱去，还一次次望空合掌，默默地祈祷……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乘风而来，两个小黄门冲进王府，还没有收紧缰绳就叫了起来：“太后圣谕，端王即刻进宫!”赵佶未等到话音落地，便翻身上马，带领一群护从跃出府门来到了皇宫。他刚进皇宫就被带到了宋哲宗灵前。他在灵前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举行告别哲宗的仪式，而是举行皇帝登基典礼。

宋徽宗贪玩误国宋徽宗这个“贪玩”皇帝将宋朝变得鸟烟瘴气：官吏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

贪玩的皇帝宋徽宗是历史有名的“贪玩”皇帝，他少年时代喜爱诗词书画，对于蹴鞠、玩乌、赏石一类的技术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即位后更是置国家大事于一旁，任用阿谀奉承的奸臣蔡京辅政，重用童贯为其搜括玩物。他在杭州设立造作局，挑选东南的能工巧匠，为他制造玉器，雕刻象牙：，又下令设苏杭应奉局，专为皇帝搜集江南的奇异花木，怪石珍玩，用大批船只运往京城，称作“花石纲”。

其实，纲是自唐宋以来，对全国各地运往京城的同一种类的大批货物所编的组名，以前有“盐纲”、“粮纲”，专为救急使用，而宋徽宗时运往京城的“花石纲”，却为享乐用。“花石纲”船队，日夜行走在淮河、汴水之间，首尾上千里，影响农业生产。有时甚至拦截州县运送粮饷的官船和私人的商船，给东南地区和运河沿岸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少人甚至为之倾家荡产。宣和二年，江浙等地百姓不堪忍受“花石纲”之苦而爆发了方腊起义。

为皇帝寻找珍玩的朱家父子当时苏杭应奉局的主管叫朱冲，他专为皇帝搜集江南的奇花异木，怪石珍玩。朱冲本是苏州的市井之徒，后来由于与蔡京相识，蒙蔡京的栽培，受宠若惊，办事格外卖力，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官宦之家，只要有些稍可观赏的花石，朱冲和他的儿子朱耐便叫人贴上黄色封条，表示已属于“御用之物”，稍有违抗者，差官立刻借口“对皇帝大不恭”，轻则罚款，重则抓起来投入监牢，任意治罪。他动不动就拆屋毁墙，弄得鸡飞狗跳，比强盗还凶恶。民间搜遍了，就到长江和太湖中去打捞怪石。此外，应奉局还要替皇帝采办荔枝、龙眼，椰子等时令佳果，网罗供皇帝玩赏的珍禽奇兽。在几千里长的京杭大运河上，行驶着运送花石、贡果的船队，这些船十几只编组为一纲浩浩荡荡地向开封进发。有一次，为了运送一块巨大的太湖石，曾用上千人拉纤，悲凉的纤歌响彻运河两岸，在路过城镇桥梁时，大石难以通过，便扒开城墙，拆毁桥梁，总要按时将奇花异石送往京城。

朱家父子如此用心为皇帝办事，自然不愁高官厚禄的报酬，而且还可以出入皇帝的内殿，直接感受到天子的深仁厚泽。一次，朱耐在皇帝这边侍宴，酒兴浓时，皇帝突然起身说：“卿父子为朕日夜操劳，无以为报，朕今为卿斟满这杯酒。”朱耐哪里敢受如此大恩，连忙诚惶诚恐地下跪，把头叩得捣蒜似地咚咚响，口里还不住地称“死罪，死罪”，弄的皇帝也紧张起来，他连忙伸手去拉朱耐的胳膊，并笑着说：“卿是朕喜欢的忠臣，往后内廷不要多礼。”朱耐这才稍稍定神。从此之后，朱耐便用一块黄布把皇帝碰过的地方缠着，名义上是对皇帝摸过的地方不敢冒犯，实则是给自己贴上了“御用”商标，增加个人的身价。东南的地方官对朱家父子更是毕恭毕敬，谁要是不买账，用不了几天就得卷铺盖走人。朱家的奴仆也都衣紫腰金地当上了官，因此人们称朱家父子为“东南小朝廷”，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金腰带，银腰带，赵家世界朱家坏。”

宋朝的动植物园对于“花石纲”所运来的珍奇花木，宋徽宗先后役使上万工匠，修建了举行祭祀活动的“明堂”，举行宴会活动的“延福宫”和为祈求多生儿子而在方圆十里垒土建成的假山艮岳。艮岳是以人造山岳为主体的综合风景区，它巧夺天工，也是当时最大的动植物园。

而为了造成艮岳上的袅袅云雾，徽宗要工匠们制造了一些很大的油布袋，在水里浸湿以后，由宦官们在黎明时设在怪石之间，以捕捉早晨的云雾，然后妥为保藏，一旦皇帝游幸于此，便打开这些口袋，顿时，山间云雾缭绕，使人有置身洞天福地之感。这个花样叫做“贡云”。这里还饲养着天南地北网罗来的各种动物，由专人驯养它们。有一次，赵佶领官僚去游万岁山，山上上万只鸟的声音响彻四野，赵佶大喜，这时，近侍忙说：“万岁山珍禽迎驾”，赵佶立即封了这人高官。宋徽宗常常将价值百万贯的装点有奇花异石的华丽宅第赐给那些吹牛拍马奉承自己的大臣。宋徽宗宠爱的人有六个，被人们称为“六贼”，即蔡京、朱耐、王辅、李彦、梁师成和童贯六人。他们像苍蝇一样守在皇帝身边，奉承着皇帝，而背地却干着贪污受贿，搜刮民财的勾当。

迷信的宋徽宗宋徽宗不仅爱玩，还很迷信。在他统治期间，全国各地都在忙着搜集天神降临的征兆，今天是天神显灵坤宁殿，明天又是什么地方飞龙出现，要么在什么地方又看见了天书、地诰之类的东西，他都一封赏。他喜欢道教，自封为“道君皇帝”，也喜欢别人称呼他“道君”或“道君皇帝”，有时甚至亲率道士数百人，前呼后拥去祀天。赵佶不仅自己信仰道教，还要下令让他的子民全都信奉道教。他每年拨给道士们大量钱财，一个寺院的上千亩田地也可以免税。在他的带领下，宋朝道士人数空前增多，而这些道士领到国家的钱后，就到处招摇撞骗，成为社会的寄生虫，腐化着社会的肌体，侵蚀着宋朝这个国家的活力。

宋徽宗这个“贪玩”皇帝将宋朝变得乌烟瘴气：官吏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边境更是毫不稳定，北宋政权摇摇欲坠。到了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被金人俘虏，自此，统治中国167年的北宋王朝宣告灭亡。

宋徽宗寻妓徽宗赵佶风流好玩，实实在在是误了国家，败坏了江山。

宋徽宗与李后主的惊人相似宋徽宗赵佶的一生与南唐后主李煜的一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在政治上都重用奸邪，十分地腐朽昏溃；在生活上都是挥霍无度，穷奢极欲；在艺术上，又都是十分有才华的，有着很深的造诣和对书画诗词的独到见解；在宗教上，二者都好道；并且二人最终都作了敌国的俘虏。不过二人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后主不嗜女色，可是徽宗赵佶却生性轻浮，除了爱好花木竹石、鸟兽虫鱼、钏鼎书画、神仙道教外，还嗜好女色如命，后来更是终日沉湎其中，放浪形骸，不能自拔。

迷恋妓女赵佶是17岁正式大婚的。婚后，他不喜欢相貌平平的皇后，却宠爱太后的侍女郑氏和王氏以及出身寒微的刘贵妃等人。因为这些女人个个袅娜动人、姿色出众。有的是善解人意，温柔多情；有的是能说会道；还有的心灵手巧，温柔体贴。这几个人各领风骚，人人都能够擅古代妓女一时之宠。她们曲意奉承，对徽宗无微不至，直令得徽宗赵佶与这些妃子日夜缠绵，朝夕相拥。不过再美味的佳肴吃多了也会腻烦，再绮丽的景致眼熟了也不再新奇。徽宗是个有着艺术气质的人，他讲求新奇。十几年如一日地享受太平之乐，早已使风流成性的赵佶对宫中那甜得发腻的谄媚和刻意的奉迎，感到索然寡味了。一天，他闲得无聊，在一个团扇上提笔写了“选饭朝来不喜餐，御厨空费八珍盘”十四个字，忽然文思枯竭，让一位大学士续下一句。那人特别会揣摩赵佶的心思，就续了句“人间有味俱尝遍，只许江梅一点酸。”是啊，甜酸爽口的杨梅当然会解御厨八珍之腻。赵佶的人间女色“一点酸”就是名满京师的青楼歌妓李师师。

徽宗虽然贵为皇帝，可是他信奉着中国古代男人中流行的一句话“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他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他不喜欢后宫中的那些嫔妃们的虚伪与争风吃醋，他喜欢狎妓时的轻松、自然，没有丝毫做作，所以徽宗也不管什么皇帝尊严，也不受那些封建礼教的束缚。他好像甚至不把自己当做万人之上的皇帝，他习惯了端王的生活，只是在敷衍着皇帝的责任罢了。他贪恋女色，追求的是色声俱佳的丽人，也追求那种风流才子与绝代佳人互相倾慕的意境，李师师正好圆了他的风流梦。

李师师原本是京城的一位穷染匠的女儿，本姓王，小时候因为父母双亡，所以为隶属娼籍的李姥收养，从此改姓李，名叫师师。经过李姥多年的悉心调教，李师师成为风姿绰约、技艺卓越的歌妓，芳名远扬开封城。可能由于童年凄凉的生活在李师师心里刻上了深深的烙印，成名之后，她给人的感觉始终总是淡淡的忧伤，她喜欢凄婉清凉的诗词，爱唱哀怨缠绵的曲子，常常穿着乳白色的衣衫，轻描淡妆，这一切都构成了一种“冷美人”的基调，徽宗第一次见面就被她的这种气质迷倒了。

徽宗赵佶第一次去妓院是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他见到李师师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倚门卖笑的荡妇，却反而有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她没有半点曲意讨好的媚态，言语中更是没有一些庸俗的气味，她有礼貌地接待赵佶，看起来淡雅，闻起来馨香，直令人神清气爽，心情大好。徽宗被李师师的气质所折服了，特别是当李师师知道赵佶真实身份后，依然保持着自我尊严，不卑不亢。当她与赵佶有了感情后，她也没有特别的感恩戴德，更没有过分的需求，而是与他论诗词、评书画、弹琴曲、下围棋，倾听他的烦恼，分享他的喜悦。徽宗赵佶认为李师师不染半点世俗泥尘，心甘情愿地拜在她的石榴裙下。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此时用来形容徽宗十分恰当。可是徽宗赵佶依然我行我素，在李师师那里留连忘返，有时到第二天也不回来，还传旨给百官，说自己有些小风寒，不能上朝了，真是把江山都丢在脑后了。

不愿意进宫的妓女徽宗赵佶与李师师相交越深，越觉得她珍贵，徽宗三番两次想请李师师入宫为妃，都被李师师拒绝了。久而久之，徽宗也不提这件事了，认为她自由惯了，也许不想当那种毫无自由的皇家玩物。于是，赵佶只得仍旧偷偷摸摸溜出宫门，到李师师身边去享受那种若即若离的爱情生活。后来，他怕人家发觉自己狎妓的丑事，干脆打着给禁卫军建造宿舍的名义，从宫苑侧门开通了安全保密的通道。不过，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徽宗赵佶狎李师师的事情，就闹得尽人皆知了。

徽宗赵佶风流好玩，实实在在是误了国家，败坏了江山，辜负了祖宗社稷，最后自取其辱，客死敌国。一代名妓李师师，在国破家亡后，却没有继续沉沦，当了女道士，也不枉徽宗疼爱她一场。后来兵荒马乱中，据说李师师流落南方，实在是令人无限同情。后人曾经写诗感叹：

辇毂繁华事可予，师师垂老过湖湘。

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小御街小御街，是妓院聚集的地方，怎么会和皇家有瓜葛呢?

周邦彦倾心李师师传说李师师不仅美貌超人、艺压群芳，而且侠骨柔肠，结交了不少的风流才子、达官费人，风月场上人称“飞将军”，像词人周邦彦、晁冲之等都拜倒在她的罗裙之下。著名词人秦观还专有《赠汴城李师师》的诗作：

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

妆罢立春风，一笑千金少。

归去风城时，说与青楼道；

看遍洛阳花，不似师师好。

皇帝嫖妓当时汴京城传遍了李师师的名字，徽宗皇帝很想去会一会这个名冠京师的李师师。可是，皇帝嫖妓这可是祖宗家法中所不允许的，万一走露风声，一定会闹得全天下风言风语，徽宗皇帝的颜面何存?不过徽宗皇帝原本就是个风流公子出身，宫中那些妃子，他早就感到索然寡味了，他才不管什么颜面，什么家法，就给手下人透了信。

那些奸臣如童贯、王黻等人猜透了皇帝的心思，就开导徽宗皇帝说：“陛下您可以稍稍化装一下，遮掩了行人耳目就可以了。并且他们设法不让李师师接待外人，这样就不会走露风声了。”徽宗皇帝十分高兴，于是在一个黄昏的傍晚，打扮成一个生意人模样，乘着一顶轻便的小轿子，童贯等人装作随从，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进了金钱巷。

到了李师师的门楼前面，只见往日车马云集的李师师住所，今天显得格外清静，原来宰相王黻一伙人早就把一切打点得顺顺利利，他特意关照李师师不要接待外人，说是晚上一个朋友要来一睹芳颜。宰相的话谁敢不听，于是李师师只能静静地恭候宰相的那位“朋友”。

不一会儿，徽宗皇帝就来到了李师师房内，与李师师客套一番，自称姓赵在外地做生意，这次来京因为久慕师师的芳名所以前来讨扰，李师师也向皇帝道了万福，然后请他们在正厅入座，这时徽宗皇帝和李师师各自打量着对方。李师师果真名不虚传，风韵袅娜多姿，又丝毫不娇柔造作，实在是“出淤泥而不染”，言语不俗气。

李师师也觉得面前之人跟一般嫖客相比，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

双方说了些不关痛痒的话后，李师师就照例开宴席款待客人，酒过数巡后，李师师拨弄丝弦，演唱几支小曲，声声柔美之中带着哀婉，更使人生出无限爱怜，徽宗听着又连饮数杯，飘飘欲仙。

到夜阑人静，皇帝并无要走的意思，王黻放心了，他把李师师悄悄叫到身旁低声说：“我这位朋友可是位稀客，你要好好招待，日后会有你好处的。”

临走时冲她诡异地一笑，就与其他人告辞离去，顺便还在李师师的院子外边布置了一些便衣的禁卫人员。

李师师也是聪明的人，她从王宰相的口气与神情中马上就猜出来人是谁，不过不敢肯定。于是这一夜李师师便与皇帝双双入帐同床共枕，自然如鱼得水，只可惜春宵苦短，不知不觉天色已亮，徽宗这才想起要赶回去上早朝，连忙起床穿衣，临走想起身无分文，于是解下随身用的丝帕递给李师师说：“你拿丝帕到童贯那里领取赏钱。”

李师师连忙下跪笑着说：“臣妾谢主龙恩。”徽宗发现自己说露了馅，也笑了起来：“不必多礼，过两天再来看你。”这才动身回宫。

周邦彦吃皇帝的醋两天之后的黄昏，徽宗果真再次来到金钱巷李师师处，这一次还有一段诗词典故。原来李师师与周邦彦十分投缘，周邦彦每隔一两天就来相会李师师，这天周邦彦刚刚在李师师的屋里坐定，就透过竹帘看到了走进院子的皇帝，他不禁全身发抖：“在这种场合碰见皇帝，我还能活命吗?”可是眼看这皇帝就要进来了，周邦彦来不及问情况，马上趴进了床底下。皇帝从外面掀帘而入，也不知房中还有他人。李师师正要下跪，皇帝却说：“你我二人之间，不要有这么多礼数。”

说罢，还拿出一颗鲜美的橙子要李师师吃，说是用快马专门从江南刚送来的，两人在床上缠绵温存，周邦彦在床下又想笑又觉得有些吃醋。

他在床下窝着不敢动，直到皇帝走后周邦彦才从床下钻了出来，他向李师师追问了事情的原委，后来写了《少年游》一词来讽刺皇上：

并刀如剪，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帐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家宿?严城上已三更，刀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一首词惹出大祸周邦彦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他填的新词，酒楼妓馆的歌儿舞女往往争相演唱，所以周邦彦的这首《少年游》很快就唱开了。

后来渐渐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他越想越觉得是在说自己，不禁龙颜大怒，把蔡京叫来说：“快把周邦彦给我办案!”蔡京也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他派人查了吏部的档案，才知道周邦彦在开封府下面的一个县当酒税官，于是马上找来开封知府，要他调查一下周邦彦的政绩，开封府报告呈上说周邦彦勤于职守政绩显著。

蔡京也没招了，就要这个人想点办法，将周邦彦贬官治罪。开封府实在为难，问蔡京怎么回事。

蔡京急了只好说：“你别再问了，我不明白，是皇帝一定要治他的罪。”开封府只好找了罪名，将周邦彦发配边疆，并勒令立即出城。周邦彦知道是那首《少年游》惹下的大祸，于是赶来向李师师告别，自然千言万语难诉一腔离愁。

当天，徽宗再次临幸李师师，李师师乘机向皇帝求情并劝说皇帝饶恕周邦彦，皇帝为了讨好李师师，这才让周邦彦官复原职。时间久了，皇帝对李师师越发喜欢，而李师师又不入宫，所以皇帝只好三天两头往这里跑，没过多长时间，皇帝嫖妓的事就成了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谈资了，金钱巷也被人戏称为“小御街”。

方腊落入谁手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就是由于江浙等地的百姓不堪忍爱“花石纲”之苦而爆发的。

花石纲与方腊起义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他爱玩，爱享受，最后把北宋王朝的基业玩得一干二净，赵佶最爱玩的是搜集天下奇花异石，将其中的珍品送到京城，供自己享受，史称“花石纲”。为制造，搜刮这些奇花异石，并把它们运往京师，耗费了百姓大量的人力物力，“花石纲”船队更是浩浩荡荡、经年累月地行驶于淮水，汴水之间，首尾上千里，给东南地区和运河沿岸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宣和二年的方腊起义，就是由于江浙等地的百姓，不堪忍受“花石纲”之苦而爆发的。起义的领袖方腊原名方十三，祖居歙州(今属安徽省)，后迁居于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西北)。方腊原来在青溪县某村保正方有常做佣工(一说自为漆园主)，不堪忍受官府的压榨剥削，于是在睦州一带利用明教秘密组织群众，进行起义准备。

宋徽宗宣和二年十月，方腊认为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比较充分，于是假托“得天符牒”，聚众杀死保正方有常一家，宣布起义，号召百姓起来反对官吏侵通、赋役繁重。十一月建元永乐，自称“圣公”，设置将师六等，起义军以头戴方巾为标志，分开几路出击，发展十分迅猛。十几日内起义军就扩展为几万人之多，起义军首先攻占青溪县息坑大镇，全歼宋两浙路驻军5000多人，然后又接连攻克睦州(今浙江建德)、寿昌(今浙江建德南)，遂安(今浙江淳安西)，歙州等7州48县。后来，朱言、关邦、师囊、陈十四等著名明教首领也在各地纷纷响应，起义军一下子发展为百万之师，声势震动东南，他们提出了“划江而守”的战略口号，宣称十年之内推翻赵宋王朝。这引起了朝野上下恐慌，宋徽宗这时才意识到“花石纲”的运送已激起了民愤，赶紧撤销那些搜刮奇花异石的机构，还专门颁布“罪己诏”，假惺惺地向臣民们公开检讨，另外立刻任命童贯为江准荆浙宣抚使，率领京师禁军及原拟征辽的秦晋蕃汉兵15万，奔赴睦州征讨方腊。很快就从起义军手中夺回歙州等地，这号称“二十万”大军，以众欺少。宣和三年四月，方腊率军被迫退至青溪邦源洞山区，转入防守状态。宋将刘镇率领精锐部队从小路上山，偷袭方腊起义军，刘镇精锐部队与方腊起义军展开了决战，最后，邦源洞终于失守。起义军有一部分人侥幸突围，有7万多人壮烈牺牲，剩余的起义军力竭被俘，其中方毫、丞相方肥等三十多位要员也都做了俘虏被解送汴京杀害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方腊落入谁手方腊被杀之后，宋徽宗大开庆功宴封赏了上自统帅童贯，下到普通士卒千余人。然而，许多人很疑惑方腊是怎样被抓住的?又是被谁抓住的呢?当时的朝廷虽然也作了模糊的封赏。但以后却又出现了各种说法的史料记载和文艺作品，所以方腊到底落何人手仍旧是个谜。方腊被俘，最常见的说法是《水浒传》中第一百十九回“鲁智深浙江坐化，宋公明衣锦还乡”。所说：方腊从邦源洞山顶落路而走……连夜退过五座山头，走到一处山凹边，见一个草庵，嵌在山凹里。方腊肚中饥饿，却待正要去茅庵内寻讨饭吃，只见松树背后转出一个胖大和尚来，一禅杖打翻，便取条绳索绑了。那和尚不是别人，是花和尚鲁智深。宋江见拿得方腊，大喜，便问道：吾师，你却如何正等得这贼首着?鲁智深道：酒家自从在乌龙岭上万松林里厮杀，迷踪失径，迤逦随路寻去，画龙点睛到旷野琳琅山内，忽遇一个老僧，引领酒家到此处茅庵中，嘱咐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间等候。但见个大汉从松林深处来，你便捉住。夜来望见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间山径路数是何处。今早一见这贼爬过山来，因此，俺一禅杖打翻，就捉来绑，不想正是方腊。《水浒传》中说宋江归降后率军攻打方腊，可是宋江有无归降，又有无攻打方腊这本身就是一个谜。

有人认为宋江确实攻打过方腊，这在《中兴奸邪姓氏录》中就有所记载，说方腊谋反于睦州，很快就攻陷了温、台、处、杭、秀等数州，朝野上下颇为震动，派童贯做江浙宣抚使，领精锐部队20万前往攻讨，其中宋江也是副将之一。

另外《林泉野记》中也说，宋江与宋朝别的将领一道俘虏了方腊及方腊起义军所立将相，立了头功。然而宋朝人范圭在其所写的《折可存墓志铭》却直接否认了宋江招后率军攻打方腊起义军的事情。他说，折可存作为童贯的亲信，统领大军奉御旨前往征讨农民起义军，首先率领三军将士，奋然用力，歼灭了方腊起义军，俘获了方腊；而后又班师攻打梁山好汉，不几日又将宋江捉拿住了。可见据《折可存墓志铭》记载，方腊与宋江赵义军都是为折可存所破，并且两位起义军首领，也是为折可存所俘获。

虽然墓志铭中通常未免对死者有溢美之辞，但却侧面讲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宋江并未俘获方腊，当时他甚至还在自顾不暇地迎战朝廷的征讨。

另外一种说法是《宋史》中说韩世忠俘获了方腊。宣处二年，方腊谋反，扬言数十年推翻宋朝，江、浙一带的官僚大族人心惶惶，惟恐祸及己身。朝廷则四方调兵赶赴江浙。当时韩世忠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将，也随军出讨方腊。

队伍到达杭州，方腊起义军的活动十分频繁，规模也很大，众将都束手无策，独独韩世忠派兵二十多人伏击在北关堰，一等到方腊起义军出现，韩世忠率埋伏的将士冲出，起义军大败而逃。之后，在睦州清溪洞之战中，方腊起义军经不住征讨大军的攻击。很快溃散了，方腊则准备逃路以图东山再起，然而韩世忠对方腊一伙穷追不舍，直追至睦州清溪洞，方腊率残余部将以岩屋为穴，不肯出来。

征讨各将毫无计策，这时韩世忠悄悄走下山向山野百姓寻问到入洞路径，而后挺身而出，从暗路直捣方腊老穴，将方腊从洞中赶出。

恰好此时，忠州防御使辛兴宇带领军队赶到洞口擒住了方腊，于是将擒方腊之功掠为己有，韩世忠本人憨厚率直，职位又仅是偏将，远远低于辛兴宇忠州防御使的官职，所以也就不与人争功，让辛兴宇去领了大赏。

前面关于宋江擒获了方腊是民间小说中的说法，其中为增添艺术感染力有一些虚构的成分，而韩世忠力擒方腊是出自正史记载，可信度较高。

第二十章

宋徽宗宠信蔡京徽宗对蔡京信任有加，将朝中大事都交给他处理，蔡京于是成了朝廷中的权臣。

宋徽宗喜欢蔡京的字徽宗喜欢以字识人，蔡京本来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因为写着一手好字，所以深得徽宗喜爱，官职逐渐越做越大。哲宗前期，蔡京曾任户部尚书，后来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徽宗即位后，臣僚上书说蔡京专爱钻营，因此被贬官杭州。

一日，蔡京正闷闷不乐地斜躺在太师椅上，忽然一个贴心的侍者兴冲冲地走了进来：“老爷，好事来了!”“什么好事?”蔡京一下子站起来问：“童贯到了杭州。”童贯是徽宗非常宠爱的一个宦官，蔡京原来就想和他拉拉关系，正苦于无法接近，不想侍者如此善解人意，把这个消息搞到了，这真是天赐良机。接着，侍者又告诉蔡京，童贯这次来杭州，是替皇上搜求字画、珍玩的，这更是令蔡京喜出望外，他真想马上见到这位皇帝面前的红人。但一想，白天童贯那儿客人一定很多，自己是个获罪之人，与宦官结交已招惹嫌疑，更不好深谈些什么，于是吩咐侍者：“晚饭以后，准备五千两银子，随我去童贯那儿。”

蔡京为什么听说童贯来杭州搜求宝画便如此高兴?原来，蔡京的书法、绘画也是一流的。当年，他在翰林院供职，手下有两个属员对他极为殷勤，大热天一人一把白团扇，轮流为他扇风纳凉，蔡京一喜之下，在他们俩的扇子上各题杜甫诗一首。几天之后，这两个人忽然穿戴一新。原来，这两把题有蔡京字迹的扇子，不知怎么被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看见了，用几万贯钱的高价把扇子给买下了。可见徽宗对蔡京的书法是极为欣赏的，这次童贯来东南搜求字画，只要打通他的关节，由他把自己的字画转送给皇帝，最好顺便在皇帝面前为自己美言几句，自己今后不仅能摆脱目前沦落失意的光景，还可能飞黄腾达。

蔡京打通童贯的关节一切都如蔡京想象的那样顺利，天刚黑，蔡京便乘了一顶小轿来到了童贯的住处，递上名刺(名片)，即由童贯手下人引入正厅。因为蔡京是获罪被贬之人，童贯在厅内迎接，拱手落座之后，蔡京又说了一番旅途劳累之类的套话，接着二人便谈起东南的名草，西湖的山水来。童贯自然知道蔡京的醉翁之意，他也很清楚本朝素有厚待文官的家法，朝臣中几起几落的事是常见的，因此他对蔡京并不敢有所怠慢。更紧的是，像蔡京这种急于重返政治舞台的人，身上更有油水可挤。果然，蔡京起身告辞之前，要他那位侍者捧上了红布包裹的五千两银子，并用一种很不经意的口气说：“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望童大人笑纳。”那个时候，官蔡京场中送礼之风极盛，时人称之为“通关节”，因此童贯推辞一番之后，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了下来，但他知道，往下还会有戏。果然又隔一日，蔡京邀童贯泛舟西湖，面对着一片湖光山色，蔡京大谈其报国爱君之心，并自认与童贯是相见恨晚的同道。童贯也觉得，自己在外朝的官僚中，至今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党羽，蔡京倒是个可信的人，于是蔡京如愿以偿，童贯不仅答应把他的字画献给皇上，同时还为他谋划如何牵动更多的人，以影响皇上的视听，到此，蔡京的东山再起只是时间问题了。

童贯从杭州满载而归，把搜来的字画、珍玩呈送御前，并有意把蔡京字画放到最后呈上，皇帝果然睹物思人，说：“蔡京的翰墨，朕在端王邸中时即十分喜爱，只是人家都说他品行不正，专务钻营。你这次到杭州，有否听到一些对他的议论?”童贯赶忙回答说：“臣所听到的与朝中说法不大相同，人们都说蔡京忘身为国，才可大用。这次贬官是遭了旧党的一些小人算计。”皇帝听了些话，嘴上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却为之一动。正在这时，宰相曾布为了挤去另一个政见合不的宰相韩忠彦，也向皇帝力荐蔡京就其是天下大才，可用以为相。而后宫的一些妃嫔，以及一些专门负责谏议的言臣，因为从蔡京那里得了不少好处，也一致称赞蔡京，八面来风把皇帝吹昏了头，于是徽宗终于起用蔡京为宰相，把治理国家的重担交给了这位在当时颇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物。

成为权臣面圣之日，蔡京向皇帝力陈他的治国方略，要想国家安定，必须继续哲宗的“绍述”之政，推行神宗新法，为此也必须将那些爱发议论，惹是生非的旧党请出朝廷。这正和皇帝当时的心思，于是便放手让蔡京实施这些政策。蔡京对旧党发动接二连三的攻击，最后，凡是与旧党稍有牵连的，都被列入“邪等”，与旧党合为一籍。本人及子孙永远不得为官，并石刻天下，以便对他们的罪恶永志不忘。后来凡是与蔡京政见不和的人，也统统被赶出国门，蔡京爬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高峰。铲除了异己之后，蔡京又开始揣摩皇帝心思，为给皇帝纵情享乐提供依据。他马上就钻营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理论，宋徽宗更是以此为据心安理得地纵情享乐，将追求享乐做为了国家的头等大事。徽宗对蔡京更是信任有加，将朝中大事都交给他处理，蔡京于是成了朝廷中的权臣。

《清明上河图》的遭遇一幅《清明上河图》为后人展示了当时汴梁京都的繁荣和整个宋朝时期社会的繁荣景象。

惊人的传世之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不朽之作。《清明上河图》以其宏伟壮阔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北宋宣和年间，汴河及其两岸的风貌。长卷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画晨曦初露，郊外河边道上一支负重驴队，缓缓走来，行过在城道上。寂静村头，略呈寒意，房屋稀落，嫩柳初放，渐见抬轿、骑马行列来到都城边沿。第二部分描写汴河之上交通穿梭往来的繁荣景象。当时汴河乃是全国交通枢纽，各地形形色色的船只来往栖息于其上，而于汴河之中，有一巨大的拱桥连接着两岸的陆上交通，其桥无墩无柱，以木质结构对跨两岸；坚固优美，犹如彩虹飞渡，故称“虹桥”。虹桥上下车过船经，是重要的交通要道。人们前呼后拥，熙熙攘攘，桥上车水马龙，各种姿态神情被描绘得惟妙惟肖，精彩至极。这是一个紧张忙碌的画面，是画卷的高潮部分。最后一部分是描绘市区街景的。进入城门，街道纵横交错，歌楼酒肆，茶坊店铺，脚店门诊，士、农、工、商、僧、道、医、车、船工、妇孺，无所不至，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上行人，稠密繁拥，摩肩接踵，来往不绝，一直延至“赵太丞家”，方才结束。全卷所绘人物五百多个，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多艘，房屋众多，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道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图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景，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宋徽宗成了第一个收藏者《清明上河图》问世以后，受到了历代鉴赏家的珍视，成为宫廷皇室、达官贵人、收藏家甚至阴谋家追猎的对象，人们都为能得到其真品而感到荣耀。最早收藏这幅名画的是北宋徽宗皇帝赵佶。赵佶对绘画、书法都很有研究，也深知《清明上河图》的艺术价值，因此，对《清明上河图》格外珍爱，专门用他所特有的瘦金体为此画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字，并盖上了他的双龙小印。

金人攻陷汴京之后，徽宗皇帝被金人掳往北国，此画也就流落到民间，在许多人手中辗转流传。元朝建立之后，《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藏入皇家藏珍阁中，后被赵宗室后人，翰林院学士、著名书法家赵孟颊从藏珍阁中秘密抽出，潜送老家湖州，之后以假充真，用摹本替代藏于藏珍阁。二百多年后，《清明上河图》真迹又从赵氏家族手中流落到苏州。

严嵩曾收藏此画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得知此图收藏在员外郎王振斋手中，便派蓟门总督王抒去找王振斋购买此画。王振斋惧怕严嵩的权势，又舍不得交出这幅画，于是便找名家临摹了一幅送给了严嵩。严嵩不知道这是一幅假画，公开炫耀，被一位曾经装裱过此画的装裱师看破。装裱师遂告诉了严嵩。严嵩得知受骗，怒不可遏，随即以“欺相”之罪抓捕了王振斋。王振斋受刑不住，招出真迹藏在他的舅舅陆治手中，严嵩又利用权势，从陆治手里获得了真迹，可怜的王振斋最后还是死在狱中。严嵩以权势掠取真迹的内幕王抒是最清楚的。嘉靖三十八年，王抒于雁门战败，严嵩乘机以“治军失机”的罪名将他杀掉，达到了灭口的目的。为了一幅图，两人被杀，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玉根据这一史实，编写了《一捧雪》传奇并被搬上了戏剧舞台。

后来严嵩逐渐失宠势倒，其子被处斩，府邸被封，财产被查抄，《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入皇宫。

明隆庆年间，因皇宫失火，《清明上河图》被成国公朱希忠得到，后辗转易主，以后又被一内臣窃得，藏于御沟石缝之内。画藏御沟之时，恰逢天降暴雨，沟内水涨，淹及石缝，待到雨停水退，画已被浸泡得不成样子，这幅名画就这样受损失传了。

不过这时在民间还流传有另一幅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那是北宋灭亡，张择端南渡以后，因思念故园，又重新绘制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这幅《清明上河图》真迹被湖广总督毕沅买到。后毕沅因获罪被处死，家产被抄没入宫，这幅《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皇宫。

至今在故宫博物馆收藏辛亥革命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溥仪离开皇宫时带出的大批文物珍宝中就有《清明上河图》真迹。

溥仪在伪满州国当了“执政”之后，又将此画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日本投降后，此画流落民间。1946年长春解放，解放军的一位干部通过地方干部收集到了这幅《清明上河图》真迹。现这幅张择端南渡后重新绘制的真迹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以假乱真的赝品由于《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传世名画，历代名画家竞相临摹，出现了不少摹本，其中不乏有临摹水平较高的，赝品达到了乱真的程度，很难辨别其真伪。

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真伪，自明清以来就有传闻。清代的两本小册子《识小录》和《消夏闲记》，都提到一位叫汤勤的裱褙匠识破《清明上河图》赝品的故事。《识小录》写汤勤装裱一幅《清明上河图》时，发现图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的人张着嘴叫“六”状，希望也出现一个六点。汤勤认为，开封人呼“六”字是用撮口音，而画中人都是张着嘴叫“六”字，这是福建人的口音形状，他由此怀疑这图是伪作。《消夏闲记》中记载，汤勤在装裱该画时，发现画中有只小麻雀的两只小脚爪是踏在两片瓦角上的，他认为原作者绝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这肯定是临摹者的败笔。但汤勤这个人，名不见经传，所以也有人怀疑这些说法是否真有道理。其实，真伪与否只是收藏者一种慰藉，无论是真品，还是赝品，后人都能从中领略到当时汴梁京都的繁荣和整个宋朝时期社会的繁荣景象。

李纲燕云十六州，收复质疑金国看到北宋政治如此腐朽，所以在灭辽后，没过多久就对北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侵略战争。

决心收回十六州燕云十六州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是整个华北平原的中枢。它原本属于汉族人居住的地区，可是在后唐时，却被后晋高祖石敬瑭用来改朝换代送给了辽国，直到宋朝建国，燕云十六州也没有回到汉族人手中。北宋初年，宋太宗曾经对辽发动了高梁河战役和雍熙战役，意图用武力夺回燕云十六州，但由于宋朝刚刚建国，国力不强，再加上将领指挥的失误，所以大败而回。这两次战役的惨败使宋朝放弃了用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而对辽国采取防守的策略，与之相对抗。

到了北宋徽宗皇帝时，辽国统治区边境的女真族逐渐强大起来，女真族早年深受辽国的欺负与压迫，所以强大了的女真族在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国，并且开始攻打辽国。辽国这时国力已经衰退，根本招架不住女真族的进攻，眼看就要亡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徽宗决定乘虚而入，联合金国攻打辽国，然后收复燕云十六州。

梦想着与金国结盟于是宋徽宗借为辽天子祝寿之机，派奸臣童贯率人前往辽国拜贺，其实是乘机去探听辽国的真实情况。

当时，辽国有个叫马植的人，此人一向不学无术，专爱钻营，以赚些小利为生。这次他听说童贯来到辽国，立刻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拜见了童贯并且献上了一条“锦囊妙计”——“联金灭辽”。童贯一看此人的观点正合徽宗之意，于是欣喜万分，就十分器重这个马植，还为他起了个新名字“李良嗣”。童贯给辽天子拜完寿，马上就领了马植回去面见圣上了。

“李良嗣”面见徽宗时，滔滔不绝，献了一大堆计策，不过说得概括些，就是让徽宗下令官兵从登、莱州渡海至契丹后方，然后联合金兵一定能一举将辽国灭掉，然后乘忙乱之机收复燕云十六州。

徽宗听了“李良嗣”的意见，也不和大臣们商量，马上就派大臣马政出使金国，与金国取得联系。宋金联盟虽然短时间内对辽构成了威胁，但有大臣进谏，极力劝说徽宗不要联金，他们说：“一旦辽灭亡，金兵万一掉过头来攻打宋朝，那么就算后悔也来不及了。”

可是徽宗已经“鬼迷心窍”，他一心想与金国结盟，而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做件光耀史册的事。公元1120年，宋金终于达成协议：宋金联合攻辽，金兵负责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折津府；宋金灭辽之后，宋朝将原本进贡辽国的“岁币”转交金国。这项协议本身就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所以结局也就注定了是不平等的。

宋军的贪生怕死公元1122年，金兵先后攻陷了辽国的中京、西京、逼迫辽国天祚帝仓惶西逃，辽国一时朝中无人，面临亡国的危险。这时，一些辽国贵族就拥立幽州留守耶律谆为皇帝。宋徽宗匆忙之间，派童贯与蔡攸(蔡京的儿子)做正副统帅，带兵进攻辽军。童贯只是个宦官，虽然对于溜须拍马、搜刮百姓很在行，但是对于打仗却是一窍不通；而蔡攸只是一味听从童贯，根本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所以宋军士气低落。而辽国耶律谆一边则团结一致，誓死将敌人赶出国，士气空前高涨。宋辽两军刚一碰面，宋军就被打得落花流水，童贯与蔡攸立刻率军南逃，辽军紧迫不舍，宋徽宗吓得急命班师回京，宋朝与辽军的第一战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一战之后，耶律谆就病倒了，没多久，竟然去世了。宋徽宗得知耶律谆病死的消息，立刻又让童贯、蔡攸率领数十万大军出兵幽州。宋军仗着人多势众，一路上趾高气扬，以为必胜无疑，十分看不起辽兵。可是，在前往幽州的路上，宋军遇到了辽军大将萧干的部队，一下子就被打得落花流水。此后，宋军将领收兵，再也不敢出战了。

辽军人将萧干十分了解宋军贪生怕死的心理，所以就计划用宋军俘虏来“不战而胜”。萧干命令将宋军的几个俘虏松松地关在军营里，然后半夜时，他故意在辽军大营里大声与其他将领说话：“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了，总共有30万人，明天各队人马要准备好，我们点火起兵，一定要将宋军杀个片甲不留。”这几个俘虏心里害怕极了，哪里还能分辨其中真假，赶忙挣脱绳子，偷偷跑回宋营。

宋徽宗所派大将各个贪生怕死，听完几个俘虏的报告，早已吓得两腿发软，即刻就想撤兵。次日早上看到辽营真的点起了一片大火，他们一想：这下子算是完了，快些逃跑吧!于是宋将下令烧毁营帐，往南逃跑，萧干率领部将一路狂追猛杀，宋兵惶不择路，自相践踏，兵马死伤不计其数，宋军再次大败。

收回城池却也卖了国童贯压住战败的消息不发回朝廷，而是秘密派人到金营请求出兵攻打幽州。金兵出战攻下幽州后，宋徽宗就派人向金国索要燕云十六州。金太祖看到宋朝没有一点战功，国家衰弱，于是打心眼里瞧不起宋徽宗，准备南下攻宋。只是由于攻辽战争耗时日久，金国损伤也很大，所以暂时将燕云数州还给宋朝，但是向宋朝收取燕云每年的租税100万贯，宋徽宗竟然不顾羞耻地同意了。从此，金国得到宋朝每年进贡的大量钱财，更加强大起来。

宋徽宗就是在每年向金朝大量纳贡交租的情况下，终于“收复”了燕云地区的七座城池，可是这样的“收复”是建立在对金国屈膝让步的基础上的。金国看到北宋政治如此腐朽，所以在灭辽后，没过多久就对北宋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侵略战争。

李纲守京城由于皇帝的软弱无能，苦心孤诣的李纲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大军兵临城下两宋时代的中国虽然号称是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却一直处在分裂的状态中，而且几百年间一直战事不断。在宋、辽、金、元、西夏等国家之间常常发生战争。在这种种纷争中，也涌现出了无数的民族英雄、仁人志士，像名扬千古含冤而死的大将岳飞，甘愿拼却一死而青史留名的文天祥。还有一位不经常为人所知的民族英雄李纲，也同样在宋金的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金太宗灭了辽朝之后，借口宋朝收留了一名辽朝逃亡的将领，分兵两路进攻北宋。西路由宗翰率领，攻打太原；东路由宗望率领，攻打燕京。两路大军约好在北宋的首都东京会师，一起攻打东京城。

北宋的军队简直不堪一击，在金朝大军的进逼下节节败退，前线的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向北宋朝廷。金太宗又派使者到东京，明日张胆地胁迫北宋割地称臣，满朝文武大臣都吓得不知该怎么办，许多人主张弃城逃跑。正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只有正作太常少卿(掌管礼乐和祭祀的官)的李纲站出来独排众议，坚决主张抵抗金兵。

这时战场上的形势已经越来越不利于宋朝军队了，西路金兵攻下燕京后，宋将郭药师投降。宗望就让郭药师做向导，领兵南下，直取东京。

不当亡国君宋徽宗见形势危险，急得团团转，却又想不出什么退敌的办法，拉住大臣的手连连叹气说：“唉，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话还没说完，一口气就塞住了喉咙，昏厥过去，倒在床上。大臣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扶起来，把太医请来急救，总算把他救醒过来。徽宗眼看没什么办法可想，自己又不想承担一个亡国之君的恶名，就把责任推给自己的儿子。他向左右侍从要来纸笔，写下了“传位东宫”的诏书，宣布退位，作了太上皇。不久，他就带着两万亲兵逃出东京，到亳州去(今安徽亳县)避难，而把京城的乱摊子留给了新皇帝。

太子赵桓即位，就是宋钦宗。宋钦宗把主战的李纲提升为兵部侍郎，并且下诏亲自讨伐金兵。其实，宋钦宗虽然如此做，但心里实在没有什么把握，七上八下的也没主意。

这时，宋军在前线接连打了几个败仗，东京的局势日渐危急。一些怕死的大臣开始纷纷劝宋钦宗逃跑，宋钦宗也动摇了。

李纲请命李纲得知这个消息，立刻求见宋钦宗，说：“太上皇(指宋徽宗)传位给皇上，正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么能走呢?”

宋钦宗还没开口，宰相白时中先搭了腔，说：“敌军声势浩大，眼看就要攻进东京，哪里能守得住?”

李纲驳斥他说：“天下的城池，没有比京城更坚固的。再说，京城是国家的中心，文武百官集中在这里，只要皇上督率抗战，哪有守不住的道理?”

旁边有个宦官也嘟嘟嚷嚷说东京的城池不牢固，抵挡不住金兵进攻。宋钦宗叫李纲视察城池。李纲回来报告说：“我视察过了，城楼又高又坚固，护城河虽然浅狭一些，只要安下精兵强弩，不愁守不住。”他还提出了许多防守的措施，要求钦宗团结军民，共同坚守京城，一旦等到各地的援军到来，就可以开始组织反攻，到时形势就会大变。

宋钦宗听了还是有点犹豫，说：“那么，谁能担当守城的重任呢?”

李纲把目光向大臣们扫视了一下，说：“国家平时用高官厚禄供养官员，就是为了危急的时候要大家出力。白时中、李邦彦身为宰相，应当担当起守城的责任。”

白时中、李邦彦正是最主张迁都的人，这时在旁边听了李纲让他们防守京城，都急得直翻白眼。白时中气急败坏地嚷道：“李纲你说得好听!你能带兵打仗吗?”

李纲神色从容地说：“如果陛下不嫌我没有能耐，派臣带兵守城，臣甘愿用生命报答国家!”

宋钦宗看李纲态度这样坚决，就派他负责全线防守。

李纲受命督战以后，马上离开皇宫去部署防卫。可是，白时中等人并不死心，等李纲一走，又偷偷地劝钦宗逃跑。

第二天一早，李纲上朝的时候，只见禁军列队在皇宫两边，车马仪仗都已经准备停当，只等钦宗上车出发了。

李纲大为恼火，厉声对禁军将士说：“你们到底愿意守卫京城，还是想逃跑?”

将士们齐声回答说：“愿意保卫京城!”

于是，李纲就和禁军将领一起进宫，对宋钦宗说：“禁军将士的家属都在东京，不愿离开。如果强迫他们走，万一半路上逃散，敌人追来，谁来保护皇上?”宋钦宗一听逃跑也有风险，才不得不留下来。

李纲立刻出宫向大家宣布：“皇上已经决定留守京城，以后谁再提逃跑，一律处斩。”兵士们听了，都高兴地欢呼起来，都说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愿意为国家誓死一战。

李纲誓死守城白辛苦李纲稳住了宋钦宗后，就积极准备防守，在京城四面都布置了强大兵力，配备好各种防守的武器。还派出一支精兵到城外保护粮仓，防止敌人偷袭。

过了三天，宗望率领的金兵已经到了东京城下。他们用几十条火船，从上游顺流而下，准备火攻宣泽门。李纲招募敢死队兵士2000人，在城下列队防守。金军火船一到，兵士们就用挠钩钩住敌船，使它没法接近城墙。李纲又派兵士从城上用大石块向火船投掷，石块像冰雹一样泻了下来，把火船打沉了，金兵纷纷落水。

宗望眼看东京城防坚固，一下子攻不下来，也怕自己孤军深入，一旦宋朝的援军到来就会陷入包围之中，就派人通知北宋，答应讲和。宋钦宗和李邦彦一伙人早就想求和，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派出使者到金营谈判议和条件。

宗望一面向北宋提出苛刻条件，一面加紧攻城。李纲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作战。因为将士们都齐心协力，坚决抵抗，金兵纷纷应弦倒下。

李纲又派几百名勇士沿着绳索吊到城下，烧毁了金军的云梯，杀死几十名金将。金兵被杀死的、落水淹死的不计其数。战场上的形势一时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李纲本来就打算等援兵到来，一起合围金兵的。现在看到战场形势好转，非常高兴，知道京师可以保住了。但是，正当李纲指挥将士拼死抵抗的时候，宋钦宗的使者却带来了金营的议和条件。

后来，宋朝就和金朝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合约，甘心向金朝称臣纳贡，李纲的一番反攻的苦心计划没有用武之地了。

火箭起源轶事在众多关于火箭起源的说法中，学术界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火箭箭起源于中国。

火箭起源于中国火箭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这种武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气体的反作用力将它推向前进，从而产生强大的攻击力。关于火箭的起源，在现在的学术界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火箭是起源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在北宋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第二种说法是火箭起源于印度，这种说法是英、法学者在18—19世纪所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在公元前300年，印度就已经发明出了“火枪”或“火箭”，这要远远早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还有第三种说法是在公元1488年，宋朝人丘璇(也就是道士丘处机)在他自己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所提到的，他认为火箭起源于拜占庭，而那些火药、火器则是在公元6世纪时从中亚传入中国的，英国的汉学家梅辉认同这一观点，并且他还认为中世纪的拜占廷帝国和希腊已经可以用火箭发射。

在众多关于火箭起源的说法中，学术界中占主流地位的观点是火箭起源于中国。其实火箭利用反冲力前进的原理，中国在北宋时期就掌握了。在火药发明之前，“火箭”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火箭，而是一种专用于火攻的箭，箭头附着油脂、松香、硫磺一类易燃物，将这些易燃物点燃后，再用弓弩发射出去，这种“火箭”的杀伤力要远远好于一般的弓箭。火药发明之后，箭头上附着的就不是简单的易燃物了，而是环绕箭杆绑附着的一个球形火药包。对于这种附有火药包的“火箭”，人们在使用之前先点着球形火药包的包壳，然后用弓驽发射至敌阵，燃烧着的包壳很快就引燃了火药，可以小面积烧伤敌军人马。

李纲曾经使用过火药箭北宋时，我国出现了一种和现代火箭的发射原理一致的火药箭。这种火药箭不再需要弓弩发射，而是利用火药燃烧喷射气体产生反作用力，将箭头射向敌方，就可以大面积杀伤敌人。北宋靖康元年，金兵南侵攻到汴京城下，尚书右丞李纲在汴梁保卫战中，就使用了这样的火箭，当时这种火药箭已经十分先进，可以大面积杀伤金军，有效地抵挡了金军的猛烈进攻。这样的火箭，是在箭杆上绑着类似爆竹一样的火药筒，上面有引火线。将引火线点燃后，药筒里的火药燃烧，热气流立即冲出药筒，这时由于火药筒的尾部已经封口，所以气流向后喷射，热气流动产生了反作用力，推动火药筒向前运动，火箭就飞入了敌军阵营之中，立刻杀伤无数金兵，十分厉害。

领先世界的武器到了明代，火箭的品种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火箭被制作出来了，火箭的装置也大大改进，使用更是十分广泛。在明代的著名军事著作《武备志》中，作者就绘制有各种样式的火箭图：有同时发射10支箭的“火驽流星箭”，有同时发射32支箭的“一窝蜂”，还有同时发射49支箭的“四十九矢飞廉箭”和同时发射100支箭的“百矢弧箭”、“百虎齐奔箭”，这些火箭比宋朝已做了很大的改进。它们把箭装在筒里，把每根箭上绑着火药线，再将每根箭上的火药线连在一根总线上，使用时只需要燃烧总线，就可以燃烧所有的火箭，等到各箭的火药筒一齐射出去，杀伤力是非常大的。

《武备志》这本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名叫“火龙出水”的两级火箭，这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当然这种两级火箭只是两级火箭的雏形，但是“火龙出水”却是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根据《武备志》的记载，“火龙出水”这种两级火箭，一般是取一段5尺长的竹筒。把里面打通磨光后，在竹筒的一端安装木制的龙头，在另一端则安装木制的龙尾，竹筒身就是龙身。龙头向上，龙尾向下，龙腹内装有几支火箭，将火箭的药线连在一起，再把火箭的总药线放在龙身外的火箭筒底部。使用时，点燃龙身外前部的两个火箭筒，龙身就按一定的弧线在空中飞行。当前部的两个火箭筒(第一级)燃烧完时，就产生接连效应，引起后部的两个火箭筒(第二级)继续燃烧。等到箭筒里的火药燃烧完，就引出龙腹内的火箭，飞射出去杀伤敌人，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明代火器研制家赵士桢为保证火箭的发射质量，还研制成功了火箭发射装置——“火箭溜”。“火箭溜”是滑槽式的装置，这种滑槽式的装置有效地保证了火箭能沿着目标方向飞行，很像近代火箭导轨的样式，它成为我国古代火箭发射技术的又一重大飞跃。

火箭的发明就是这样一步步由粗糙起步，发展到现代宇航技术中能“一冲入天”的水平。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北宋时那种火箭的雏形，就可以体会到在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多么的不容易。

徽、钦二帝成为阶下囚刻骨铭心的“靖康之耻”，提醒无数后人，勿忘亡国之痛。

两代皇帝只知道烧香北宋朝廷和金国联合攻辽时让金朝摸透了宋朝的家底，也让北方的金国看到了宋朝的腐败与无能，所以金国要乘着宋朝内乱的时候前来发笔横财。于是灭辽以后，在公元1125年冬，金国就兵分两路南下攻宋，企图消灭北宋政权。

这时北宋已多年没有战争，军队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以前，抵抗不住金兵凶猛的进攻。到了第二年初，金兵就渡过了黄河，兵临汴京城下。

可是这时宋徽宗还是整天花天酒地地生活着，自以为天下太平无事，丝毫没有抗金的准备。面临金国的进攻，他并没有立即组织军队进行抗击，而是在宫中让道士作法，堂堂一国皂帝竟然把解围的希望寄托在道士郭京的六甲法上。这些道士的法力虽然能欺骗皇帝，却阻挡不了金兵的猛烈进攻。

徽宗万不得已，为了欺骗百姓争取民心只好连下罪己诏，言辞恳切地向人民道歉，表示悔恨。另外还下令全国各地的军队增援京师，保卫皇帝，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金兵已经逐渐逼近。徽宗这时已经完全被吓昏了，他不知所措，他所宠幸的“六贼”干尽了坏事，也早已受到人民的唾弃，不能领导抗金。徽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写下“传位太子”四个矍铄的瘦金体大字，自己躲在深宫中整日烧香。

在国难当头之时，太子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宋钦宗即位的第二天，徽宗就以烧香为名，带着一批宠臣日夜兼程，渡过准河逃到扬州，还把太上皇后丢在扬州，自己带了一帮妃子过长江逃到了江苏镇江。随行的妃嫔们受不了奔波之苦，落在沿途很多人。

宋徽宗南逃后，钦宗起用抗战将领李纲，京城军民在李纲的率领下，奋勇抗敌，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但就在这时，宋钦宗却在一伙投降派的鼓动下，罢免了抗战派领袖李纲，原因是根据祖宗家法防止李纲篡权，保全皇位；另外为了防止抗金后再招惹是非，得罪金人。并且这时宋徽宗还以太上皇的名义不准京外军队回师救急，宋钦宗抗金一时陷入了困境，只好放弃抵抗，派人向金屈膝求和，满足金人的一切无理要求。恰好这时孤军深入的金兵在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下，也认识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宋钦宗又满足了他们索要的金银、财物、土地等要求，所以金兵就撤兵回师了。

这时，宋钦宗赶紧迎回那位危险的太上皇，宋徽宗这时以为天下太平了，急忙高兴地赶回汴京重新过起了荒淫奢靡的宫廷生活。

靖康之耻这时，一些大臣劝告钦宗要准备抵御金兵的再次南侵，可是钦宗却满不在乎地说：“金兵一退就万事大吉了。”钦宗和徽宗一样，都不思忏悔，也不作任何准备，甚至还认为这些话太危言耸听了。半年后，金兵又卷土重来，再次兵分两路南下灭宋。他们飞速渡过黄河，再次包围汴京。宋钦宗又仿效前计，前往金营求和，却遭到了金人的百般戏弄。随行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气愤不过，痛骂金兵，被金人割舌而死，钦宗当即被金人扣押。在金兵的猛烈攻击下，汴京陷落。公元1127年4月，金兵把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二人连同北宋的后妃，亲王、内侍等共三千多人俘虏北去。宫中所藏的金银、绢帛、文物、图籍、宝器等被抢一空，此年，北宋灭亡。此事件史称为靖康之难，又叫靖康之耻。北宋旧臣和南宋的君臣们为了避讳这一不光彩的史实，又经常自欺欺人地称之为二帝北狩，意思是徽钦二帝去北方打猎去了!

徽钦二帝被金兵押到金国后，金国皇帝立刻下令把二人带到远离南方的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关押到一口地窖中，以防宋人来救。在天寒地冻的北方，宋徽宗痛楚地写下了一首诗：

彻夜西风撼破靡，萧条孤馆一灯微。

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诗中凄凉悲惨的亡国之情，真是有如那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徽、钦二帝被俘后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宋徽宗为“昏德公”，称宋钦宗为“重昏侯”。

“没想到金人会如此对我”

宋徽宗赵佶是位昏庸的皇帝，他崇尚豪华，爱好艺术，这种秉性使他并不适合于应付摆在面前的艰巨挑战。他虽然长于书法、诗词和绘画。诗、书、画被称为“三绝”，但他对于政治感到沮丧，据说金兵直逼东京时，他又气又急，拉住一位大臣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对待我。”话还没说完，便气塞喉咙，昏厥过去。大臣们急忙请来太医，好不容易才把他救醒。醒来之后，他便要来纸笔写下“传位东宫”的诏书，把皇位传给太子。继位的太子就是宋钦宗。宋钦宗和宋徽宗一样，也是苟且偷安、不思自强之辈，钦宗企图通过向女真人支付赎金的方法来防止灾难的发生，但他后来食言，违背了约定，因此女真人重新进行了围困。结果是断送了大宋江山，徽、钦二帝也做了俘虏。

公元1127年，女真人攻下了城池并且兜捕皇室的所有成员，除徽、钦二帝外，还有他们各自的皇后郑后、朱后和几十名妃子，钦宗的哥哥、弟弟及他的32个儿子，22个女儿，除九子赵构为在外勤王、幼女仅一岁外，大约三千多人被金军掳到了北方。为了防止中原军队索要这些被俘人员，女真人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野蛮地用牛车赶往北方。

受尽百般的凌辱钦宗临行时，金兵令他换上青衣，头戴毡笠，乘坐黑马，并派士兵监押。当时正是四月天气，北方还很寒冷，徽宗、钦宗二帝和郑氏、朱氏二皇后衣服都很单薄，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觉，只得找些柴禾、茅草燃烧取暖，夜里睡在地上，又湿又潮，破屋四面透风，活像囚徒一样。金兵每天只供给他们一次饭水，饭是发了霉的干饼和豆饼，朱皇后由于吃了变质的食物病了，宋钦宗低声下气地求金兵给她水喝，竟无一人理会。皇帝和他父亲身边的女人被金人掳去，充当了妻子和奴仆，钦宗的朱皇后当时26岁，艳丽多姿，经常受到金军官兵的调戏。

一次，一个叫骨碌都的金兵调戏她，吓得她心腹疼痛，这个骨碌都竟上去用手摸她的肚子说：“病好了，病好了。”后来朱后又成为一名女真军官的目标——这名军官为了羞辱皇帝，要求皇帝把朱后交出来。“同别的男人分享皇后，你为何如此吝啬呢?”他问道，“你落得今日下场，真是上天的报应。活该!”

金军官兵饮酒作乐时，还常常强迫两位皇帝像侍从一样侍立一旁，让两位皇后一旁陪饮或唱歌助兴。被掳人员到达金朝京师会宁府时，金人举行了献俘仪式，命令二帝及其后妃、宗室、诸王、驸马、公主都穿上金人百姓穿的服装，头缠帕头，身披羊裘，袒露上体，到金朝的骨打庙去行“牵羊礼”。朱皇后忍受不了如此奇耻大辱，当夜自尽了。她的尸体随便用草苫子一裹便抛弃了事。过了一段时间，徽宗的皇后郑后病得十分严重，再也不能走路。钦宗不肯把她单独留在路边任她慢慢死去，就背着她走路，但她在第二天早上就死去了。

两位悲痛欲绝的皇帝虽然侥幸没有在乘坐牛车的旅途中丧生，却在做俘虏的生活中为各自的余生而憔悴不堪。徽宗不久就双目失明，据说，那都是为他那去世的皇后和自己昔日的荣华富贵不停哭泣所造成的后果。金人还为两位皇帝起了侮辱性封号，称宋微宗为“昏德公”，称宋钦宗为“重昏侯”。

充满耻辱地离开入世二帝被劫持到北方后，先被关押在五国城。一天，二帝遇到一位来自宋朝京师的老者，同忆往事，放声大哭，恰被路过的五国城统领遇到，二帝遂被打了十几鞭子。一日徽宗将衣服剪成条，结成绳准备悬梁自尽，被钦宗抱下来，父子俩抱头痛哭。后金人又将二帝移往均州，此时徽宗已病得很厉害，公元1135年死在土炕上。钦宗发现时，尸体都僵硬了。徽宗的尸体被架到一个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浇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这样做可以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但被人拉住，说活人跳入坑中后坑中的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徽宗死时54岁。徽宗死后，钦宗继续遭受折磨，20年后，钦宗也惨死在北国。

第二十一章

宋钦宗是软骨头吗赵桓到金国后，头戴斗笠，骑着马，由人监管。

墙头草做皇上北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兵大举南下，攻城掠地，嚣张之极。此时宋徽宗却将皇位传给了毫无统治经验的太子赵桓，即钦宗。赵桓本来就生性温和，遇到这种对付凶悍金兵的入侵的难题更是显得方寸大乱，处处优柔寡断。赵桓上台伊始，就惧怕金人，主张讲和，但是议和没有坚持几天，在主战大臣们的力谏下，他又变成了主战，后来又变成主和，整天徘徊在战和二者之间，有时甚至战与和双管齐下，并行不悖，既主战又主和，他作出和还是战的决定不是依靠自己作为一个君主的判断，而是依据不时变换的各种耳边风的强弱，他的命令很多时候都是一天之内变几变。在变来变去、朝令夕改中终于演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宋钦宗赵桓在太上皇赵佶南逃之后，首先召集宰相等人议事，他们主张赵桓跟着向南逃，来避金兵锋芒。后来兵部尚书李纲为钦宗出谋划策，希望钦宗坚持守城，等待各地勤王之师共助退金，正好这时燕王、越王赶到，都主张固守京城，赵桓这才稍微安定下来预备迎战，当天白天钦宗还对李纲说：“朕今天是为你留下来的，治兵退敌，全由你来操办。”然而夜里，赵桓就告诉宰臣，准备离京。第二天早晨赵桓等人被李纲拦住，六军将士也表示愿意誓死守城，赵桓这才又勉强留下来。但是，他又派人偷偷出城，到金人营中议和去了。宋朝廷提出，愿派亲王、宰相到金营议和，同意每年增加岁币，另外还答应犒劳金军。但不同意割地。而且当时就派人押送去一万两金子及酒果等物，送给金军统帅宗望。宗望喜出望外，收下礼物，还不肯罢休，又提出犒师金银帛绢各以千万计，马驼骡驴等各以万计，宋朝尊金国为伯父，以河为界，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另外让宋朝的亲王、宰相到金国作人质。宋朝君臣商议后不答应，于是第一次议和破裂。金兵开始攻城，宋军顽强抵抗，两军相持半月不下。这时各地勤王之师十余万人陆续到达，金兵恐慌，稍作撤退。李纲等人为钦宗献策说，我方目前已有二十多万人，而金兵只有六万人左右，他们又是孤军深入，现在不能迅速攻下汴京，必然要撤退。那么宋军就可趁其回撤渡河之际，加以攻击，然后联络河北各地，从背后袭击拦截金兵，这样就可以全歼金军。这个作战方案可谓天衣无缝，只要执行肯定胜券在握。可是赵桓却毫不理会，又错误地采纳了姚平仲夜袭金营的计策，背着李纲出兵，结果劫营失败。朝中主和派乘机抱怨此次劫营使勤王之师及京城部队尽被金兵消灭。赵桓吓得急忙罢免了李纲的职务，并下诏不准再战，去向金人谢罪。太学生陈东等人听闻李纲被罢免，数百人齐上书为李纲喊冤，京城数万军民也闻讯赶来，人们打破了登闻鼓，呼声动天。赵桓只好又恢复了李纲尚书右丞之职，并任京城四壁守御使。此时金兵派人责问赵桓为何派兵袭营，赵桓连忙说这不是朝廷的命令，一定治罪偷袭之人。然后，让人带着同意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前往金营，并让皇弟赵构到金营作人质。金人拿着割地诏书，押着赵构，慌慌张张地撒军了。宣抚使种师道请示趁金兵半渡河之际，出兵攻击，赵桓竟然不许。而主和派李邦彦等人则宣布军法，谁敢擅自出动攻击，格杀勿论。种师道等人眼睁睁地看着金兵渡河而去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相信一个江湖术士金兵退去，北宋朝廷又恢复了以往那样平静的生活，钦宗赵桓更是以为天下太平，丝毫没有加固边防的意思。只有大臣李纲忧心忡忡，多次上书请求加强战备，以防金兵再侵。赵桓不仅不采纳李纲的意见，反而通知门下侍郎耿仲南等人对于李纲上书不得上报，全部扣押。金国派出的刺探回报说宋朝廷没有什么举动，金国认为宋朝软弱可欺，于是仅仅过了半年，又卷土重来，再度南侵。靖康元年，两路金军会师围住汴京城。此时各地勤王兵由于接到不得妄动的命令，因此离京城甚远，不能解燃眉之急，而赵桓身边也只有卫士和弓箭手七万人左右，这下钦宗急坏了。他病急乱投医，听信一个自称能撒豆成兵，生擒敌帅的骗子郭京，赐金帛数万，召来市井无赖7777人，于次日出城决战，结果“神兵”一败涂地，郭京也逃跑了，金兵趁机攻进了汴京城。赵桓悔恨万分，痛哭道：“朕不用种师道之言，以至于此。”可惜后悔已晚。他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此时，汴京百姓争欲巷战，吓得金人宣布要议和退兵，赵桓仿佛捞到了一棵救命稻草，亲自出城向金人恳求，奴颜婢膝，低声下气地伏首称臣，乞求宽恕。签字已毕，赵桓又摆下香案，望金国方向拜了几拜，算是尽了臣礼，金人这才同意放他回城。

回城后，赵桓下令搜集金银、骡马、美女送与金使。计有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牲畜七千余匹、少女一千五百人，甚至连自己的嫔妃也拿来充数。但金人贪得无厌，嫌所得金银数量不足，声称要洗劫城池，并要赵桓再去金营议和。吓破了胆的赵桓只得再次前往，却被金人当做人质扣留下来。赵桓被迫下令城中官吏加紧搜刮金银，百姓各分坊街，互相监督，即使妇女的钗钏之物也在搜刮之列。直弄得汴京城里翻江倒海，民不聊生。

这次“议和”让赵桓在金营内受尽了苦头和屈辱。他整天被困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砭骨寒风，缺吃少喝，晚上蜷缩在一铺土坑上，连被褥都没有，真是生不如死。后来，他的父亲太上皇赵佶也被押来了。四月一日，金兵在大肆掳掠后开始撤退。金兵退走时，带走了大量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古董文物，百工技艺、倡优杂技人等，北宋王朝“二百年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赵桓及赵佶、皇后、妃嫔宗室、大臣两三千多人也成为俘虏，随金兵北归。

赵桓到金国后，头戴斗笠，骑着马，由人监管。每过一城池，就掩面而泣，然而，泪水再多也洗不掉这亡国之君、阶下之囚的耻辱啊。赵桓到金国后，被封为“重昏侯”，意思是他与其父“昏德公”赵佶加一起是一昏再昏。后来赵桓客死在金国，终年62岁。

宋鼻涕民间给宋朝人起了外号——宋鼻涕，是由于他们有两个爱哭懦弱的皇帝。

生不如死宣和七年，金兵南下，在大宋土地上攻城掠地，其势可谓凶猛。宋徽宗遭此巨变，整日哭哭啼啼地下罪己诏，调兵前去抵抗金兵，可是汴京的军队很久没有训练，骑兵上不去马，使开封市民看得哈哈笑。守卫黄河天险的军队，没看见金兵的影子，就放火烧了桥，向南潮水般败溃下来，金兵用小木船花了几天工夫，没受任何阻击渡过了黄河，直扑汴京城。朝中一些大臣早就不满于徽宗的弊政，他们以李纲为领袖，要求处罚祸国殃民的“六贼”，要求失去臣民信任的徽宗下台，禅位给太子赵桓，于是徽宗下诏逊位，由太子继位，是为钦宗。徽宗自称太上皇，带着童贯等一帮亲信，乘船南行，准备先去镇江。太上皇所以如此痛快地让位，一来是他已失去了臣民的拥护，二是他断定金兵是抵挡不住的，一旦汴京失陷，性命不保，不如先逃到南方去，依靠长江之险，或许可保安全，至于钦宗的死活，他是不会考虑的。

船到镇江，地方官接驾，迎入早已准备好的太上皇行宫。徽宗退位南来身边只带了童贯这些宦官和一些贴身卫队，慌忙中连妃嫔也丢在汴京，一边静待汴京方面的消息，一面与宦官们玩玩斗鸡、骨牌，以此打发时日了。但没过几天，就有点耐不住寂寞了，童贯便和手下人到处查访镇江的官、私妓院，找了一位叫彩屏的姑娘，虽不及李师师，倒也是此地无双的美人，能够得到徽宗的眷顾，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幸运，太上皇对嫖妓已是轻车熟路，因而很快就打得火热。又过了几天，汴京传来了消息，说金人包围了汴京，朝廷已经乱作一团，主战的李纲已经被贬去。眼看北边的江山就要完了。徽宗身边的人一下子精神振奋起来，他们劝徽宗赶紧控制江南，重新登上皇位，这正中徽宗下怀。

于是他以太上皇的身份，下诏江南州县，说现在汴京正在议和，各地勤王的军队原地待命，原应运往开封的衣粮武器要就地封存。这一手，对于正陷于包围之中，日夜盼望救援的钦宗来说，简直是背后被捅了一刀!于是，钦宗急急忙忙地与金兵订立城下之盟，答应割地赔款，金兵方才退兵，钦宗立刻下诏重新起用李纲，到镇江迎回这位十分危险的太上皇。

李纲到了镇江，向太上皇报告了金兵北退的消息，并告诉他，钦宗希望他回去共享父子天伦之乐，并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徽宗虽然不愿意，但天下已经无事，钦宗已是社稷之主，怎敢不听命人家!徽宗无奈，只好从镇江回到了开封。谁知钦宗并不来见他，倒是把守门的侍卫都换了，童贯、蔡京等人也先后被下诏处死，还有人在钦宗面前，追究起太上皇在镇江截留军队和给养的事来，太上皇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被软禁起来了。后来，还是李纲等人劝说钦宗，国难当头，两宫当以和好为急，以安天下之心。于是，钦宗算是勉强到徽宗的宫里去看望父亲，徽宗自然很高兴，忙叫人设筵款待，可是酒斟满了杯后，钦宗看了看忽然脸色大变，起身便走，徽宗马上明白了：这是怕我用酒毒死他啊!一下子失声痛哭起来，从此便不再出宫门。第二年，即公元1127年，金兵再次包围了汴京城，不久攻破城池，废掉二帝，另立汉奸张邦昌为伪楚政权的皇帝。四月初，金人把二帝和宗室、亲王、后妃共三千余人俘掳北退，北宋遂告灭亡。启程那天，宋朝文武百官在南薰门向二帝遥拜告辞，开封市民夹道送别，哭声震天动地，还有的人哭得昏了过去。二帝早已换下了黄龙袍，一身灰蓝布装束，钦宗泪流满面地向人们狂喊：“救救我吧，救救我吧!”徽宗的表情很木然，他不好意思哭，也没资格哭，因为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不敢直视任何一个送行的人，只觉得羞惭。

被整得没有人形的皇帝这支庞大而奇特的队伍终于登程了。两位皇帝各乘一辆牛车，妃嫔、亲王们则是几个人挤在一辆车上，像出殡似地嚎啕着北行。钦宗特别爱哭，几乎每过一个城市便要大哭一场，而徽宗仍然是默默无语。然而，他内心里是极不平静的。大概到了燕京(今北京附近)，他看到了园中闹春的红杏时，不禁触动了心事，写下了《燕山亭》一词，在描写了杏花的香艳之后，他这样写道：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只燕何曾会人言语。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他以易遭风雨摧残的杏花，来比喻命运的悲惨，绝望又凄婉地道出心中无限的愁苦，但又无法割断对往日生活的怀念，只好希望多做些怀旧的梦，但有时连梦也吝啬得不肯降临。这便是他此刻心理的写照。除了心理上饱受折磨，这一对亡国之君一路上尝尽了辛苦凌辱。押运的士兵动辄用鞭子抽打，而且吃不饱饭，喝不上水，渴得急了，只得趴在路边喝泥沟里的污水，晚上投宿时他们父子与后妃的手腕被捆在一起，为的是防止他们逃走。有一次，士兵们甚至向两个皇帝身上撒尿，而那个军官，一路都打钦宗妃子朱氏的主意，有几次当着这父子的面对她动手动脚。没等到燕京，这些人已是蓬头垢面，没有人形了。

二帝到了燕京，由金朝的皇帝举行了受俘仪式，便辗转到了五国城，五国城在今天黑龙江省依兰，松花江的下游，当时是极北边的所谓“沙漠之地”，原来辽国的皇帝曾在这里囚禁过几个少数民族的酋长。为了度过极端寒冷的冬天，二帝也和当地人一样，住进了几尺深的地窖里，睡在金人发明的火炕上。这时父子俩都已欲哭无泪，恶劣的气候、凄惨的遭遇，使徽宗到此不久即头发脱落，耳聋眼花。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宋徽宗死在五国城，享年54岁。当时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朱弁，闻讯后朝夕痛哭，并作哀辞一首，其中有“叹马甬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龙髯而莫逮，泪洒冰天”的名句。从此，宋朝人便被金人讥为“宋鼻涕”，以后还流传了开来。

宋高宗骑马脱险宋高宗其实说崔府君显灵也好，说“泥马渡康王”也罢，这些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杜撰出来的。

泥马渡康王宋高宗赵构曾经是康王，在靖康年间受宋钦宗差遣，前往河北金兵统帅那里请求援师，路过磁州(今河南省磁县)，那时磁州守臣宗泽劝谏他说：“肃王(徽宗的另外一个儿子)已经一去不返，现在金人又来骗大王。大兵压境，再去有什么用处呢?”磁州的百姓也纷纷请求赵构留下，没有多长时间，金兵攻破汴京，将宋朝徽、钦二帝和宗室后宫三千余人掠出了汴京城。由于赵构不在京城，才逃过此劫，接着登基即位，做起了南宋朝廷的皇帝，偏安于东南一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可是人们是否知道宋高宗也曾在金国为人质，他是如何逃出虎口，又是如何平安回到宋朝境内的昵?人们对此有种种传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泥马渡康王”的说法，说的就是崔府君显灵，让泥马运送后来成为南宋高宗皇帝的康王逃离金兵虎口的事情。

当年康王赵构在金国做人质时，金国皇帝命令康王和金国太子一同射箭比武，康王发箭三支全都中靶，让金国皇帝大开眼界。金国皇帝与朝臣商量后，一致认为宋朝派的来人并非皇子，而是找个擅长武功的人冒名顶替，所以就将康王遣还要求换真皇子过来。于是赵构得以从金营脱身，火速赶往宋朝属地。途中在崔府君庙中打盹，梦见崔府神君出现了，还催赵构赶快骑门口的马走，说金兵马上就追了过来。赵构一下就从梦里惊醒了，看到马就在他的身边，于是翻身一跃上马向南疾驰而去。途中遇到一条很深的河，那马也是一跃而过，毫不费力，可是等过了河再看，这匹马就不动了。赵构十分奇怪，下来一看原来这竟是匹泥马。人们都说是崔府神君救了赵构的命。

崔府神君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南宋时比较普遍地认为他是东汉的崔瑗。崔瑗曾经在河内郡汲县做县令。也有人认为崔府君是唐朝贞观年间滏阳令，后来升任蒲州刺史，崔府君在滏阳有爱民如子的美名，死后百姓立寺安葬供奉为神，以后人们就把他传为崔府神君了。崔府君的传说在唐宋时期的北方地区流传很广。

其实，说崔府神君显灵，助赵构骑泥马过河脱险，这只是民间传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传说，无非是赵构为了给自己继承皇位作的宣传，用来迷惑百姓，让人相信，他有天道神助罢了。

越传越玄的故事靖康元年，金人掠走了徽、钦二帝及皇朝宗室妃嫔三千余人，徽宗皇子中仅剩下康王赵构滞留在河北、山东一带。这期间金人曾扶持宋朝原宰相张邦昌为楚帝，继位汴梁。可是由于张邦昌是个卖国贼，深为中原人民痛恨，这个政权得不到人们的承认，充其量不过是走狗而已，所以这个政权没有几天就瓦解了。这时众人扶持赵构作了皇帝，举兵反金，虽然大部分人同意赵构危难时刻继位，但是赵构的新政权毕竟刚刚建立，还很脆弱，另外徽、钦二帝都在世，继位的合法性也时常受到质疑。高宗登基之时就有人提出，说他登基时不应穿正黄色，因为父皇帝和兄皇帝都在，所以应当穿淡黄色的龙袍称制，并且年号不应变动。建炎三年，大将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兵变，胁迫赵构交权，另立三岁的小太子继位，由隆佑太后垂帘听政。赵构被迫无奈，只得暂时让位，到后来才又寻到了机会重新夺权。这些事情令赵构十分头疼，他的继位一天得不到充分承认，他就一天不得安宁。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赵构开始寻求神灵的支持，他的神道设教意识也逐渐凸现出来了。建炎年间，赵构的幕僚曾对其他人讲述高宗在靖康元年一天晚上所作的梦，那日高宗突然对幕僚说昨晚上梦见当今皇上也就是钦宗脱下了御袍送给了高宗，高宗也毫不客气地脱下旧衣服穿上了御袍。另外，靖康之变后，高宗在一次召集四方兵马大元帅的聚会上，就曾指着随身佩戴的方玉带对大臣们说这条玉带是徽宗送给钦宗的，而钦宗又亲自送给了他。宋高宗极力地想告诉大家他就是命定的天子。

宋高宗还听从大臣李纲的建议，用权术来借神灵行人事收买人心。当时崔府神君在民间香火很盛，高宗就将崔府神君请来作他的护身符，还在绍兴年间下令建庙奉祀崔府君。传说建炎二年，孝宗的母亲王夫人(孝宗并非高宗之子，高宗所立的太子死了，只得从宗室中选立太子)在生孝宗前还梦到崔府神君再次显灵，怀抱一只小羊和她说以羊相识，接着孝宗就出生了，属羊。人们将这些故事越传越玄，最后都认为崔府神君就是宋高宗的保护神，赵构得皇位确实有天命相助。

其实说崔府君显灵也好，说“泥马渡康王”也罢，这些都是为了统治的需要杜撰出来的，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它们成为历代的政治家们手中的有力武器，也确实起到了蒙蔽世人的作用，有时甚至是武力所不能比的。

宗泽死前高呼过河金军将士对宗泽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做宗爷爷。

临死前的悲壮绝唱宗泽是两宋之交的一员名将，就凭他一人在开封坚守不退，金朝的大军就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始终认为收复河北失地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事，屡次上书要求进攻金朝，但是他的奏章都被朝中的奸臣扣押了。壮志不能伸的苦闷加上年老重病，终于打倒了这位老英雄，但是就是这样，他念念不忘的仍旧是为国收复失地的事情，在临死之前他高呼三声“过河!过河!过河!”才气绝身亡，令在场的将士们无不落下眼泪。这三声“过河!”，也就成了这一代名将的最后绝唱。

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北宋灭亡以后，康王赵构一路南逃，到了公元1127年5月，他在南方大臣的拥护下，在南京即位作了皇帝，就是宋高宗。这个偏安的宋王朝，后来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历史上称做南宋。

宋高宗即位以后，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把守卫东京有功的李纲召回朝廷，担任宰相。李纲提出了许多抗金的主张。他还跟宋高宗说：“要收复东京，非用宗泽不可。”

宗泽是一位坚决抗金的将领，北宋灭亡之前，宋钦宗曾经派他当和议使，到金朝去议和。宗泽这次出使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他跟人说：“我这次出使，不打算活着回来。如果金人肯退兵就好，要不然，我就跟他们争到底。宁肯丢脑袋，也不让国家蒙受耻辱。”可是宋钦宗还一心想求和呢，听到宗泽口气那么硬，生怕他妨碍和谈，就撤了他和议使的职务，派他到磁州去当了一个地方官。

金兵第二次攻打东京的时候，朝廷命令各地的守军都去支援东京。宗泽按照命令，就率兵去打击金兵，一连打了好多次胜仗，形势很好。他写信给当时的康王赵构，要求他召集各路将领，会师东京；又写信给三个将领，要他们联合行动，救援京城。哪知道那些将领不但不愿出兵，反嘲笑宗泽在说疯话。宗泽没办法，只好单独带兵作战。

有一次，他率领的宋军遭到金军的包围，金军的兵力比宋军多十倍。

宗泽对将士说：“今天进也是死，退也是死，我们一定要从死路里杀出一条生路来。”将士们受到他的激励，以一当百，英勇作战，果然杀退了金军。

宋高宗早就听说了宗泽的抗击金军的勇敢事迹，这次听了李纲的推荐，就派宗泽为开封府知府。

这时候，金兵虽然已经撤出开封，但是开封城经过两次大战，城墙全部被破坏了。百姓和兵士混杂居住，再加上靠近黄河，金兵经常在北岸活动。开封城里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很乱。宗泽一到开封，就马上着手整顿当地的秩序。他下了一道命令：“凡是抢劫居民财物的，一律按军法严办。”命令一下去，城里仍旧发生了几起抢劫案件。宗泽就当众杀了几个抢劫犯，开封的社会秩序这才逐渐安定下来。

积极准备抗金当时，金朝的军队在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河北的人民实在忍受不了金兵的掠夺烧杀，就纷纷自发地组织义军打击金军。李纲知道这些义军正是抵抗金军的急先锋，就在朝中竭力主张依靠义军力量，组织新的抗金队伍。宗泽到了开封之后，秉承了李纲的策略，积极联络义军。河北各地义军听到宗泽的威名，都自愿接受他的指挥。

河东有个义军首领王善，聚集了70万人马，想袭击开封。宗泽得知这个消息，单身骑马去见王善。他流着眼泪对王善说：“现在正是国家危急的时候，如果有几个像您这样的英雄，同心协力抗战，金人还敢侵犯我们吗?”王善被他说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说：“愿听宗公指挥。”

杨进、王再兴、李贵、王大郎其他义军也都有人马几万到几十万。宗泽也派人去联络，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抗金。这样一来，开封城的外围防御巩固了，城里人心安定，存粮充足，物价稳定，恢复了大乱前的局面。

但是，就在宗泽准备北上恢复中原的时刻，宋高宗却嫌南京不安全，准备继续南逃。李纲因为反对南逃，被宋高宗撤了职。

这时候，宗泽手中的军队和河北各地义军民兵互相呼应，宋军的防御力量，越来越强了。他一再上奏章，要求高宗回到开封，主持抗金。但是这些奏章根本就没能送到皇帝的手里，在半路上就被那些奸臣扣押住了。

没有多久，金兵又再次分路大举进攻。宗泽下定了决心，要坚守开封。当金朝的军队接近开封的时候，宗泽派出几千精兵，绕到敌人后方，截断敌人退路，然后又和伏兵前后夹击，金军大败而逃。

不允许临阵脱逃宗泽曾经派部将郭振民、李景良带兵袭击宗翰，但是这两个人打了败仗，谁都不敢回去复命。后来，郭振民投降了金军，李景良则是畏罪逃走。宗泽派兵捉拿到李景良，责备他说：“打仗失败，本来可以原谅，现在你私自逃走，就是目中没有主将了。”说完，下令把李景良推出斩首。

郭振民投降金军之后，与一名金将来开封劝宗泽投降。宗泽在开封府大堂接见他们，对郭振民说：你如果在阵地上战死，算得上一个忠义的鬼。现在你投降做了叛徒，居然还有脸来见我!”说着，喝令兵士把郭振民斩了。宗泽又回过头对劝降的金将冷笑一声说：“我守这座城，早准备跟你们拼命。你是金朝将领，没能耐在战场上打仗，却想用花言巧语来诱骗我!”金将吓得面无人色，只听得宗泽吆喝一声，几个兵士上来，把金将也拉下去杀了。

可怕的“宗爷爷”

宗泽一连杀了三人，表示了抗金的坚定决心，大大鼓舞了宋军士气。他号令严明，指挥灵活，接连多次打败金兵，威名越来越大。金军将士对宗泽又害怕，又钦佩，提到宗泽，都把他称做宗爷爷。宗泽依靠河北义军，聚兵积粮，认为完全有力量收复中原，接连写了二十几道奏章，请高宗回到开封。不用说，那些奏章都被黄潜善他们搁了起来。

这时候，宗泽已经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他受不了这个气，背上发毒疮病倒了。部下一些将领去问候他，宗泽病已经很重。他张开眼睛激动地说：“我因为国仇不能报，心里忧愤，才得了这个病。只要你们努力杀敌，我死了也没有遗憾了。”将领们听了，个个感动得掉下热泪。大伙离开的时候，只听得宗泽念着唐朝诗人杜甫的两句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接着，又用足力气，呼喊：“过河!过河!过河!”才闭上眼睛。开封军民听到宗泽去世的消息，没有一个不伤心得痛哭流涕。

宗泽去世后，宋朝派杜充做东京留守。杜充是个昏庸残暴的人，一到开封，把宗泽的一切防守措施都废除了。没多久，中原地区又全都落在金军手里。

宋高宗出海避敌南宋高宗时候，皇帝将朝廷搬到海上，这可是亘古未有的奇事。

只商量往哪里逃跑高宗“出海避政”其实是当时宰相吕颐浩的主意。吕颐浩(公元1071年—公元1139年)字元直，齐州(今山东济南)人，进士出身，宋高宗即位后，知扬州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当时的宰相朱胜非在平定苗傅、刘正彦的杭州兵变之后，就自动辞相，同时还推荐吕颐浩、张浚继任。吕颐浩和张浚都是有才之人，高宗特别信任他们。吕颐浩后来迁任户部尚书，高宗因为张浚年少，于是就任命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右相)兼御营使。后来张浚主动请缨，前去西北带领军队抗金，这样南宋朝廷内的大小事务就都由吕颐浩一人主持。

就在这一年十二月，金兵突然南侵，当时的东京(今河南开封)留守杜充迎战失败，逃回都城，这时其余各路兵马也都抵抗不力，或者不战而逃，或者全军覆没。金兵快马加鞭，连破数城，直逼南宋都城。高宗面临着生命的危险，他吓坏了，赶紧从扬州逃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可是还没有在江宁站稳脚跟，金兵又尾随到了江宁。高宗为了虎口求生，接连几次遣使向金军主帅求和，语气卑下，甚至主动提出：只要金军撤回，南宋愿意除去尊号、改用金的年号，并且可以降格为金的藩臣。对于这样耻辱的求和条件，那些准备渡江南下的金人却不屑一顾，他们只管南下，争夺战功。

形势十分紧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的危险，高宗这时却不是和吕颐浩等人积极准备怎样抵御敌兵，而是天天商量着向哪里逃跑，才能摆脱金兵。有人提出可以迁都到湖南一带，可是韩世忠等主战派认为，湖南无险可守，金兵很容易攻破。朝廷已经丧失河北、山东，如今再要放弃江、准，根本就没有可逃的地方了，还不如守住江、淮，背水一战呢!就在大家主意不定的时候，吕颐浩站出来说：“事情已经到了如此急迫的时候，大家还是这样，再争论下去也是有弊无利。”高宗看到一直沉默寡言的吕颐浩站出来说话了，慌忙问他有何高见，吕颐浩说：“近年来，金人的行动专门指向皇上，皇上停留之处，必是金人争夺之地。臣认为当今之计，应边战边退，把皇上护送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去，臣情愿留在前线对抗金军。”高宗看到有人给自己拿了主意，很是欣慰，忙说：“朕身边没有宰相可不行，吕相应该跟着我一道同行。”然后，高宗让将领杜充布置江、准一带的防务，自己带着吕颐浩等人向南撤退，先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来金兵追来，就向越州(今浙江绍兴)方向退走。

在海上度过的春节谁知就在高宗率军撤退的时候，驻守建康(今江苏南京)的杜充开城投降了金兵。此时，金兵已经渡江，直追高宗而来。高宗和吕颐浩商议，又向明州(今浙江宁波)方向逃窜，可是金兵骑兵一向厉害，再走陆路，高宗一行很快就会被追上，吕颐浩没有办法，他只好对高宗说：“宋金战争以来，金人以善于骑马打仗闻名。现在皇室百官家眷太多，队伍庞大，如果继续在陆地上跋山涉水，一旦断了补给，情况难以预测。即使金兵不消灭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发生内乱，现今不如将朝廷搬到海上，这样金军的骑兵就没有用武之地。再加上金人不习惯江浙地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所以一定不会长期停留。我们只要等到金兵走了，然后登陆，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可是高宗还没有说话，就立刻有大臣站出来表示反对。高宗心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让群臣再作讨论，看到底该怎么办。

可是这时，金兵已经占领临安，马上就会追过来。吕颐浩力劝高宗出海躲避，高宗害怕落个钦宗和徽宗的下场，于是就命令侍从迅速准备海船，告知文武百官、皇亲宗族，朝廷要出海避敌。各类官员、皇室人员都带着自己的箱子细软，争相挤上船，吕颐浩看到这种情况，就告诉高宗如果带这么多人下海，目标太大，容易被金兵发现，如果追赶上来，情况一定不妙。他请求高宗下令只带少量的人，其余的人员解散，高宗当即反驳道：“朕为什么要解散朝廷，如果带着几个人出去，那和流寇土匪又有什么两样?”于是，高宗此次出海，郎官以下多半随行。可是吕颐浩认为人数还是太多，便又奏请每一条船上只留60名卫士，每名卫士只能带家小两人。高宗同意了，可是吕颐浩的规定引起了将士们的强烈不满，他们拦住吕颐浩，责问朝廷为什么要逃跑，他们表示愿意与金兵一决胜负，不愿这样东藏西躲。吕颐浩也不顾众将士的反对，他将那些聚众抗议的将士和反对航海避难的人全部捕杀、关押，稳定了局面后就和高宗匆忙出海了。

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春节，本来这是个合家欢乐的高兴日子，可是南宋的君臣们却狼狈地坐船出海，在海上过了一个凄惨的春节。好不容易等金人后撤了，君臣这才上岸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高宗这时立即罢免了吕颐浩的右相职务。

杜充降金古语“士为知己者死”，可杜充为何要背叛高宗呢？

好大喜功的庸臣杜充，字公美，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是徽宗时的进士，曾任沧州的知府。南宋初年，高宗以为杜充是徽宗朝的老臣，一向富有威望，应当能够担当重任，又加上高宗当时的得力臣子吕颐浩与张浚的推荐，所以十分重视杜充，将他一升再升。可是后来，杜充竟然投降了金人，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这样一位受到重用的将领，为何要背叛高宗呢?

建炎初年，南宋著名将领宗泽死后，原任北京留守的官员杜充接替了宗泽的职位担任东京开封的留守。杜充为人十分歹毒苛刻，靖康年间，他任沧州知州时，从北方来的一些难民流落到沧州地。因为当时金人正在南下，所以杜充怀疑其中有金人的奸细，便将这些人全部杀死。杜充还十分好大喜功，熟悉他的人们都说他是有志而无才，好名而无实。本来此次杜充来东京上任，人们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不久之后，杜充的表现就令军民感到很失望。宗泽一手集结起来的抗金部队纷纷离开了东京开封，杜充几乎成为光杆司令，抗金事业受到了严重影响。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八月，杜充担心金人入侵会危及自己的性命，于是就借口东京城内粮食已经吃完，准备逃回扬州。岳飞当时是他的部将，就劝阻他说：“中原土地不能弃置，现在如果稍一松懈，敌人就可能乘机占领，以后再要夺回，可就不容易了。”杜充听后，不以为然，不加理睬地离开所部，回到了扬州。高宗召见杜充时，以为他是老将，所以不但不加斥责，反而任命他为枢密院长官。后来又多次提升他，甚至最后任命他为宰相。

只知道花天酒地事隔不久，金兵又南下侵扰，这次高宗离开建康城，前往临安逃命。临走时，命杜充为江、淮宣抚使，留守建康，并命令江东宣抚使刘光世和浙西制置使韩世忠接受杜充的指挥。可是刘光世和韩世忠一向对杜充的刚愎自用很不满，就离开原驻地不听他调遣，杜充又成了光杆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杜充根本就没有打算和金人作战，他不但不操练兵马，修固城墙，做好防御准备，反而天天纵酒狂欢，还肆意辱骂部下将领，滥杀无辜，弄得部队人心浮动，有如一盘散沙。原本江、浙一带的百姓对杜充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他能担负起打击金兵入侵，保卫江、浙的重任。可是现在看到他全然不顾军国大事，于是百姓们都开始收拾家里的金银细软，准备随时逃难。果然没过多长时间，金兵就攻破长江防线，渡江南下了。杜充这时仍旧按兵不动。当时，仍是他的部将岳飞多次请求他出兵增援，可是都没有音信。直到金兵打到建康城附近，杜充这才慌了，急速命令陈淬与岳飞领兵2万抵御金兵，王燮为后应。宋军收到命令，仓促应战，王燮临阵脱逃，陈淬英勇捐躯，岳飞孤军也遭到了惨败。

枉费了皇帝的信任金兵扑向建康城的消息让杜充更是吓破了胆，他急命部下准备战船，就想逃走。可是刚把水门打开，所有的士兵、百姓都涌过来了，大家争着要夺门而出，反倒把杜充的船塞在中间，进退不得。杜充欺骗众人说他要出去迎击金人，谁知没人理会他，还高声喊着说：“我们才是去迎击敌人呢!”杜充没有办法，只好带领亲兵3000人改道从别的城门逃出。杜充不敢与金兵交战，又不知该逃往何处，征询诸将的意见，他的将领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杜充就命令将士们渡江北上，还十分得意地说：“金人是要到建康，我们离建康越远就越平安无事。”于是，杜充领军渡江北上到了真州。高宗派使者送信慰劳杜充，激励他重振雄风。杜充谎称自己正在敌后招集散军，准备联合泗省(安徽泗县)、徐州(今江苏徐州)守将出兵截断金兵的归路。这时，真州的守臣向子志劝杜充从通、泰进入浙江，与宋军大部队会师，还说愿意与他一道抗金。可是，杜充不答应。其实他是在观望形势，准备伺机降金。不久，杜充的老朋友凌唐佐派人送信，里面写着劝他降金的字句。原来，凌唐佐已投降金人，这次是来做说客。杜充想降金，但是又担心自己身败名裂，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金领军大将兀术派人告诉杜充：如果降金，可以像当年立张邦昌一样，把中原之地交给杜充。杜充看到金人许下如此优厚的条件，就毫不犹豫地投降了金国。他慌忙跑回建康，等到金军一到，他马上打开城门前去迎接。大敌当前，杜充不主动迎战，反而按兵不动，待价而沽，开门投降，真是枉费了高宗对他的信任。

这时，南宋君臣也听说了杜充投降的事情，高宗起先还不肯相信这件事，等到杜充的手下将士陆续逃回，将亲眼所见的杜充打开城门迎接金军的事情禀告高宗时，高宗还是特别不理解，说：“朕并不曾亏待过杜充，他为何要这样做呢?”后来高宗下令削掉杜充的官职和爵号，将他的亲属发配边疆。杜充在金营也受到鄙视，金将粘罕曾经故意奚落他是否要重返南朝，杜充慌忙说：“就是元帅敢回，充也不敢。”

黄天荡一战黄天荡大捷，确实大大振作了宋军士气，鼓舞了南宋军队抗战的信心。

议和美梦的破碎黄天荡一战之前，南宋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宋高宗与奸臣黄潜善、王伯彦为了表明与金议和的决心，不仅遣散了李纲、宗泽好不容易才有规模组织起来的南宋官军，而且还强行遗散了在黄河流域附近的各路起义军，甚至出动官军去攻打起义军，造成了宋朝官民混乱的情况。金军看到这种情况，十分高兴，其实他们并不是要与宋朝议和，只是要找借口削弱宋军实力罢了，因此当宋高宗将各路起义军遣散后，金军并没有屡行诺言与宋议和。金兵在公元1129年2月初时，乘宋朝兵力空虚之时再次发动大军，渡过黄河，直向南宋都城攻打过来。宋高宗这时正在做着议和、安守的美梦，一听到金兵突然冲过黄河，攻打了过来，立刻吓得跳上了马，也不与大臣商量，带了一些随身侍卫就径自逃走了，先坐船渡长江到镇江，后来觉得镇江也不安全，再次逃跑直到杭州，后来安顿在建康城。金兵这次只是抢掠了些东西就径自回去了，也没有再南下攻宋。不过没过多长时间，到公元1129年9月，金兵大将兀术再次率兵南侵，发誓要把宋高宗活捉，灭亡南宋。宋高宗害怕极了，急忙跑到杭州，又跑到越州，金兵在后面紧追不舍，于是高宗又从越州逃到明州，再从明州下海，逃到定海，再到温州。金兵因为兵马众多，从海路上行走不便，这才放过宋高宗，在沿途州县抢掠一番才往北方撤军。

上阵夫妻兵宋朝军民感到十分羞愧，南宋的一些爱国将领尤其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君王而自责。于是这些将领在金兵撤回北方的途中，处处设阻，拦截金兵，使兀术率领的金兵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大将韩世忠和他的夫人梁红玉所指挥的黄天荡一战差点使金兵全军覆没。

韩世忠是宋朝一位著名将领。他和他的夫人梁红玉武艺都很高强，打仗也很勇敢。他们和南宋所有的爱国将领一样都十分气愤金国言而无信的小人伎俩，他们夫妻两人决定在镇江和正在北撤的金军打个痛快。

韩世忠首先派一小部分士兵守卫在青龙镇，另一部分士兵驻守在江湾，还在海口安排了一些士兵，都是一副严整以待的样子，看起来好像要伏击金军。其实不然，韩世忠是在施行声东击西的战术，他在青龙镇，江湾和海口设路障，其实都是些小兵小将，只不过为了骗过金兵，不让金军走这条路，而是乖乖地听他的话去走镇江这条路，以便他带领的主力部队在镇江把金军消灭。

金军的将领兀术果然被骗了。他们真的相信宋军是在青龙镇、江湾和海口设路障，所以兀术下令过镇江到建康，然后渡过长江回北方去了。可是他们没有料到，韩世忠和他的夫人正带领大军在镇江等着他们呢!

兀术带领金军来到了镇江附近，这时候才发现镇江城的四周都是南宋的军队，长江口也已经被宋朝军队封锁住了。兀术率领的金兵被包围在一个叫黄天荡的死港湾里面，已经没有办法渡江回北方去，也没有办法后退。兀术十分地着急，他亲自带领了四名将领，悄悄地骑马到长江边上的龙王庙，想偷看南宋军队的情况。兀术没有想到韩世忠早已派了200名精兵埋伏在庙里，又派了200名精兵埋伏在山下，准备一下子把他抓住。后来，因为庙里的伏兵和山下的伏兵没有配合好，才让兀术给跑了，匆忙之间只抓住了兀术的两员大将。兀术损兵折将，十分生气，再加上兀术的金军已经被围在黄天荡里几天了，可是还是找不到出路，金兵一个个都急得要寻死。兀术只好宣布要和宋军决战，觅得一条出路。决战的时候，韩世忠上阵率领将士和金兵决斗，并且身先士卒，冲在前面，韩世忠的夫人梁红玉也亲自敲响了战鼓。士兵们一看主帅夫妇都参加战斗，所以都竭尽全力，十分英勇，终于把金军打得大败，抢夺了很多武器和马匹。

韩世忠拒绝金兵的求和金军既打不出去，就只好被围在黄天荡又待了四十多天，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兀术这回只好派人来向韩世忠求和。他请求韩世忠能放他回北方，交换条件是把掠夺走的财物都留下给韩世忠，还送给韩世忠一匹好马。虽然这些条件很优厚，却被韩世忠拒绝了。

不久，在长江北岸留守的金军听说兀术领军被围困在镇江，就派出了一支军队乘船过江来救他们。

可是韩世忠又把这些北岸的金兵打败了，剩下来的金军只好跑回去，也没救成兀术。兀术又去请求韩世忠放他们回去，这次韩世忠告诉兀术：“我们放你们回去是可以的，但是要有交换条件，首先，金朝先把宋徽宗和宋钦宗还给我们宋朝；其次，金军抢了宋朝的土地全都还给宋朝，如果你不能保证答应这两个条件，就决不放你们回去。”

兀术对这两个条件当然没有办法保证，所以只好到处打听怎样才能逃出去。问来问去，终于有个宋朝的奸细告诉他，说：“办法有一个，只是比较困难。”兀术一听有办法，特别高兴。原来在黄天荡的北面有一个老鹅河古道，现在虽然已经淤塞起来，但是只要派人在这古道上把淤泥挖掉，把黄天荡和秦准河连接起来，就可以从秦淮河逃走了。兀术一听，立刻派士兵连夜去挖，这些士兵已经被困了很长的时间，原以为没命了，现在一看有了活命的希望，所以一个个挖得特别卖力，一个晚上就把黄天荡和秦淮河连接了起来。兀术的全军慌忙从这地方逃出去。这就是韩世忠和他的妻子梁红玉指挥的黄天荡大捷。

梁红玉为夫击鼓助阵梁红玉协助丈夫保卫国家的壮举以及英勇作战的精神，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世家出身的奇女子梁红玉原籍池州，也就是现在安徽省贵池县，生于宋徽宗崇宁元年，祖父与父亲都是武将出身，她自小聪明颖慧，善于织蒲，而且还跟父兄练就了一身功夫。后来，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居民方腊，啸聚山民起义，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连陷州郡，官军屡次征讨失败，梁红玉的祖父和父亲都困在平定六腊之乱中贻误战机，战败获罪被杀。梁家由此中落。

沦落为军中艺妓北宋末年，当金兵侵犯到淮河流域时，为避兵祸，梁红玉随着母亲一起来到镇江，在这种战乱纷纷的局势下，梁红玉不幸沦落为妓，做了军中的一个艺妓。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她结识了一位年轻勇武的部卒韩世忠，两个人一见钟情，不久便定为百年之好，她还给韩世忠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韩亮。后来韩世忠屡建奇功，被升为浙西制置使，驻守秀州。

第二十二章

夫妻平叛乱北宋灭亡以后，康王赵构一路狂逃来到临安，建立南宋王朝，改国号为建炎，史称赵构为宋高宗。高宗是一个意志薄弱的皇帝。邻近的金国利用他优柔寡断的弱点，经常入侵，使宋朝国土遭受到巨大的破坏，民不聊生。

当时南宋朝中有两个大臣御营统制苗傅与威州刺史刘正彦拥众作乱，袭杀了执掌枢密的王渊，分头捕杀了宦官，强迫高宗让出帝位，内禅皇太子，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以为妇人孺子执政，可以为所欲为。在这次叛乱中，梁红玉和儿子韩亮也被扣押在京城中。不过，因为韩世忠手握重兵，作战勇敢，威名卓著，苗傅等人对他颇为忌惮，所以对梁红玉母子颇为客气。

事变发生之后，宋高宗已是行动毫无自由，宰相朱胜非与隆裕太后密商，派梁红玉出城，驰往秀州，催促韩世忠火速进兵杭州勤王，并由太后封梁红玉为安国夫人，封韩世忠为御营平寇左将军。

这里商量妥当，朱胜非就对苗傅说“韩世忠听到事变后，不立即前来，说明他正在犹豫，举棋不定，如果你能派他的妻子前往迎接，劝韩世忠投奔你，那么你力量大增，别的人就用不着惧怕了。”苗傅听后大喜，认为是一条好计，立即派梁红玉出城，梁红玉回家抱了儿子，踌上马背，疾驰而去，一昼夜赶到秀州。韩世忠了解情况后，当即会同刘俊，带兵平定了苗傅等人的叛乱。宋高宗喜出望外，亲自到宫门口迎接他们夫妇，立即授韩世忠武胜军节度使，不久又拜为江浙制置使。

贤内助献策，助夫杀敌公元1130年，金军又大举南侵，高宗闻风而逃，一直逃到了温州。金军统帅金兀术大破杭州城后，率领10万大军，满载劫得的金银珠宝，经现在的嘉兴、苏州，沿着大运河来到镇江，企图通过镇江北撤，当时43岁的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率领水军守卫镇江。敌众我寡，他的军队只有8000人，而敌军却超过10万人，这区区的军队，又怎能阻止金兵渡江呢?

就在韩世忠苦思行兵布阵之法时，梁红玉从船后走出来对韩世忠说：“我少敌多，倘若与他奋力战斗是难以取胜的。明天交战不如把我军分为前后两队，四面截杀敌人。中军由我暂时管领，专事守备，并发号令，倘若金军杀来，只用枪炮矢石射住他，不让他前进。中军无懈可击，金兀术必定带他的部队向左右冲突，准备脱身。这时你就带前后两队军马，只看中军的旗号行事，我坐在船楼上面，击鼓挥旗，我的旗往东，即往东杀去，我的旗往西，即向西杀去。如果能一举歼灭金兀术，那就是特大的胜利。”

韩世忠听了后，连声喊妙计，说：“好，那我前去诱敌!”

“那我就在这山顶上给将军击鼓助威!”

第二天交战，宋朝军队不与金兵正面交战，他们尽量利用埋伏，并用“火箭”攻打敌人。梁红玉亲自挥旗击鼓，指挥士兵作战。宋军人数虽少，在梁红玉的指挥下，却个个士气高昂，奋勇杀敌。

这样的战略果然奏效。后来虽然金兀术用了奸细的计谋，突破了韩世忠的包围圈，但韩世忠用梁红玉的计谋，以少于敌军十倍的兵力包围敌军达48天之久，也足以名震华夏，名震夷狄。黄天荡一战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随便过长江南侵。

杨国夫人金兵败北之后，梁红玉不但不居功请赏，反而因金兵突破江防，上疏称韩世忠“失机纵敌”，请朝廷“加罪”。这一义举，使举国上下，人人感佩，传为美谈。朝廷为此加封她为“杨国夫人”。

不久之后，韩世忠又被任命为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准东路宣抚处置使，驻守楚州。梁红玉随韩世忠率领将士以淮水为界，旧城之外又筑新城，以抗击金兵。经过战乱的浩劫，楚州当时已遍地荆榛，军民食无粮，居无屋，梁红玉亲自用芦苇“织蒲为屋”。在寻找野菜充饥时，在文通塔下的勺湖岸畔发现马吃蒲茎，便亲自尝食，并发动军民采蒲茎充饥。淮人食用“蒲儿菜”，相传即从梁红玉始。蒲儿菜因此称作“抗金菜”。由于韩世忠、梁红玉与士卒同劳役，共甘苦，士卒都乐于效命。经过苦心经营，楚州恢复了生机，又成为一方重镇。梁红玉韩世忠驻守楚州十多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楚州人民得到了短时间的休养生息。

后来，奸相秦桧掌权后，力主和议。宋高宗听信秦桧的谗言，下令前线撤退，更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

韩世忠听说秦桧竟以“莫须有”三字杀岳飞于风波亭，当面责问秦桧：“‘莫须有’三字，怎么能服天下人心?”不久韩世忠也被罢去兵权，韩世忠乘机上表请求解职，夫妻二人从此闭门不出。

梁红玉在公元1135年因病逝世。宋高宗得知梁红玉去世的消息，特地赐给她的家人贵重的礼物，以示哀悼，并对她的贡献，表示赞扬。梁红玉对丈夫的忠心，协助丈夫保卫国家的壮举以及英勇作战的精神，使她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留名青史，永垂不朽。

岳家军大破金兀术收复建康的岳飞，是南宋抗金的名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深受宗泽的喜爱岳飞岳飞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出生那年，黄河决口，家乡闹了一场水灾，家里生活很困苦。岳飞从小刻苦读书，尤其爱读兵法。他力气大，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拉300斤的大弓。后来，他听说同乡老人周同武艺高强，岳飞就拜周同做老师，学得一手好箭，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

后来，岳飞从了军。金兵南下的时候，他在东京当小军官。有一次，他带了一百多名骑兵，在黄河边练兵，忽然对面来了大股金兵，兵士们都吓呆了，岳飞却不慌不忙地说：“敌人虽然多，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兵力多少。我们可以趁他们没准备的时候击败他们。”说着，就带头冲向敌阵，斩了金军一名将领。兵士们受到岳飞的鼓励，也冲上去，果然把金军杀得七零八落。

这一来，岳飞的勇敢出了名。过了几年，他在宗泽部下当将领。宗泽很器重他，对他说：“像你这样智勇双全，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但是光靠冲锋陷阵，毕竟不是常胜的办法。”他交给岳飞一份古代的阵图，说：“你拿这个去好好研究一下。”

岳飞接过阵图，向宗泽道谢了，接着说：“按照阵图作战，这是兵法的常规。至于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还得靠当将领的善于用心。”

宗泽听了，连连点头，赞赏这个青年将领的见解。

誓雪靖康之耻岳飞跟宗泽一样，把抗金作为自己的职责。宋高宗即位以后，他就马上写了一份奏章，希望高宗能亲自率领宋军北伐，激励士气，恢复中原。他还批评了黄潜善、汪伯彦一伙投降派的主张。

奏章一上去，宋高宗不但不听，反而嫌岳飞小小将官，多管闲事，革了他的军职。

宗泽死后，岳飞归东京留守杜充指挥。金兵大举进攻，杜充逃到建康，金将兀术攻打建康，杜充又可耻地向金军投降。杜充手下的将士都散了伙，只有岳飞的队伍仍旧坚持在建康附近战斗。

这回趁兀术北撤的时候，他跟韩世忠配合，把兀术打得大败。

金兵北撤以后，宋高宗从温州回到临安。金朝在中原地区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刘豫，国号大齐，充当金朝的帮凶，骚扰南宋地界。岳飞率领将士多次打退了金齐联军，建立战功。到他32岁的时候，已经从一个普通将领提升到节度使的地位，跟当时的名将韩世忠、刘光世并驾齐驱了。

就在这个时期，他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词《满江红》，抒发了他抗金的壮志豪情。词的上半首是：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岳飞一心恢复中原，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宋高宗曾经为他造一座住宅，岳飞推辞了，他说：“敌人还没消灭，哪里顾得上家呢?”有人问他说天下什么时候能够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天下才有太平的希望。”

岳飞平时十分注意练兵。部队休整的时候，他也带将士穿着铁甲冲山坡，跳壕沟，要求像打仗时一样严格。有一次，他儿子岳云在骑马冲山坡的时候，因为战马失足，摔倒在地。岳飞知道了，狠狠责打了岳云。别的兵士看到主将对自己的儿子也这样严格，就格外认真操练了。

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在岳家军里，军纪特别严。一次，有个兵士擅自用百姓一束麻来缚柴草，被岳飞发现，立刻按军法严办。岳家军行军经过村子，夜里都露宿在路旁。老百姓请他们进屋，没有人肯进去。岳家军中有一个口号，叫做：“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

岳飞对待将士要求十分严格，又关心爱护。兵士生病，他常常亲自替他们调药，部下将领出征的时候，他就叫妻子岳夫人慰问他们的家属；将士在战争中阵亡，就抚育他们的子女；上级赏给他的财物，一概分配给将士，自己家里丝毫不留。

经过这样的训练和照顾，岳家军将士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岳飞在作战之前，总是先召集将领，一起商量作战方案，然后才出战。所以打起仗来，每战必胜，从没有打过败仗。金军将士见到岳家军，没有一个不害怕，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南宋有岳飞、韩世忠等一批名将，再加上各地百姓组织的义军的配合，要打退金兵本来是有条件的。但是宋高宗不顾岳飞等人反对，一味向金朝屈辱求和，公元1139年，竟向金朝称臣，每年进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朝把陕西、河南一带土地“偿还”南宋。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公元1140年10月，金朝又撕毁和约，发动全国精锐部队，以兀术为统帅，分四路大举进攻。不到一个月，根据和议还给南宋的土地，全被金军夺去。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危险。宋高宗这才不得不下诏书，要各路宋军抵抗。

岳飞得到这个命令，立刻一面派部将王贵、牛皋、杨再兴等分路出兵，一面派兵打起岳家军的旗帜，到处打击金军，截断金军的运粮线。金兵吓得心惊胆战。

岳家军节节胜利，一直打到距离东京只有45里的朱仙镇。

河北的义军听到岳家军打到朱仙镇，都欢欣鼓舞，渡过黄河来同岳家军会合。老百姓用牛车拉着粮食慰劳岳家军，有的还顶着香盆来欢迎，个个兴奋得直流眼泪。

岳飞眼看这个胜利的形势，也止不住心里的兴奋。

他鼓励部下说：“大家努力杀敌吧。等我们直捣黄龙府的时候，再跟各路弟兄痛痛快快喝酒庆祝胜利吧!”

岳飞斗智废刘豫宋朝抗金名将岳飞，公元1134年，屡次击败金朝傀儡政权刘豫的军队，收复大片失地。为了瓦解分化金朝与刘豫的关系，岳飞探知刘豫同金朝大太子粘罕交往甚密，而四太子金兀术十分讨厌刘豫，决定用反间计除掉刘豫。一日，岳飞军中捉获一名金兀术的密探，岳飞便故意责问他说：“你不是我营中的张斌吗?我派遣你去联络刘豫，让他诱四太子来，你为何去而不返。我已又派人去联系，刘豫已允诺，今年冬在以会合寇江为名，将四太子诱至清河。你这个人太不讲信义，拿了我的书信却不出使，为何要背叛我?”那名金营密探也顺水推舟，请求饶命，愿将功折罪。

于是，岳飞又制蜡书一封，内书和刘豫同谋诛杀金兀术之事，对那名密探说：“此次暂且饶恕你。”令人将蜡书藏于密探大腿的皮肉之中，一再告诫他不要泄露机密。那名金人密探返回金军大营后，割肉取书交给金兀术，兀术一看大惊失色，马上派人回禀父皇，刘豫乃为金人废黜。岳飞反间计成功，不费一兵一卒就去掉了刘豫。

岳飞畅谈千里马宋朝名将岳飞入朝拜见高宗皇帝。高宗从容问道：“你有良马吗?”

岳飞答道：“我曾有过两匹良马，它们每天要吃几斗草料，喝一斛泉水，但如水不干净，草料不精，它们就不吃不喝。披上鞍甲让它们奔跑，起初并不太快，等到跑上百来里才开始奋蹄奔驰。从午时到西时，还可以跑二百多里，卸下鞍后既不喘，又不出汗，像没事一样。这种马要求高，却不随意索取，气力充足，却不好表现，确实是千里马啊。可惜它们相继死去。现在所骑的马，每天不过吃几升草料，且吃草料也不选择，笼头尚未上好，就放开蹄子飞奔，刚开跑百余里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这种马要求不高，容易满足，好逞强但易力衰，是低劣迟钝的材料呀。”高宗对这番话颇为赞赏，说：“你今天的这番议论，极为精辟。”

岳飞严于律子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共有五个儿子，他们是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和岳霭(后由宋孝宗改名岳霆)。岳飞不仅治军严谨令出必行，训练出一支使金兵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而且严于律子，对儿子从小要求就十分严格。

岳飞自身朴素，只穿寻常百姓穿的麻布，不穿丝绸，他也不愿让家人沾染奢侈的习气，要求孩子们穿粗布衣服，吃素面蔬菜，不准饮酒。他常告诫几个儿子，要他们知道稼穑的艰难，并要他们从事农业劳动，以便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

岳云是岳飞的长子，12岁就被岳飞带到军队进行严格训练。岳飞把岳云编到部将张宪的队伍中，当一名小军士，让他接受严酷战争环境中的锻炼。

岳飞的母亲姚氏曾在他背上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勉励岳飞要一心报效国家。岳云从父亲那里接受精忠报国的教育，加上随军征战，见到百姓受金兵蹂躏的悲惨生活，更激发他要杀敌报国，挽救民族危亡的雄心壮志。他同大人们一样，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岳飞也从不给予他特殊照顾。相反，岳飞对岳云的要求比对一般士兵的要求更为严格。

在一次训练中，岳云违章操练，骑马下坡，本应放慢速度，他却疾驰下坡，由于坡陡路滑，连人带马翻进沟里。岳飞见了怒气冲冲训斥道：“若是同敌人作战，你这样岂不坏了大事!”说完，不顾众将的劝阻，坚持军法从事，打了岳云100军棍。此举使全军上下皆受震动，将士们训练更加刻苦认真了。

岳云在岳飞的严格要求下，武艺精进，16岁便成为一位臂力过人、骁勇善战的战将。他双手各持一杆几十斤重的铁锥枪，冲锋陷阵，威震敌胆。岳飞认为，作为将领，只有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去要求别人；作武将的，只有身先士卒，才能率领三军前进。在遇到苦战时，他总是要岳云冲锋在前，给大家作榜样。

公元1134年，岳家军举行第一次北伐，16岁的岳云参加了攻打隋州的战斗。他勇冠三军，手持两杆铁锥枪，第一个冲上城头，立了头功。岳飞因岳云上一年被高宗授以正九品保义郎时，还未立下战功，所以，他把岳云的战功如实上报。随后，在攻打邓州时，岳云又第一个登上城楼，立了头功，这次岳飞却没上报。事隔一年，朝廷查明此事，才将岳云升迂为武翼郎。但从此以后，岳飞怕岳云年少居功自傲，凡岳云立下的军功一律不予上报。

公元1140年，金兵统帅兀术以优势兵力围困岳家军驻地河南郾城。面对强敌，岳飞令岳云先率骑兵冲击破阵，他严令岳云：“不胜先斩汝。”岳云以少击多，奋勇杀敌，出入敌阵如入无人之境，直杀得金兵尸横遍野。郾城之战刚结束，岳飞又令岳云火速去颍昌(许昌)增援部将王贵。岳云连续作战，率800铁骑长途奔袭，冲入数万敌兵之中，负伤一百多处，人、马都被鲜血染红了。这次战斗，岳云斩了兀术的大女婿，又立大功。以后岳云在父亲严格要求下，征战南北，打了无数胜仗，直至他们父子被高宗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遗臭万年的卖国贼秦桧秦桧当了宰相之后，就干起卖国求和的勾当来。

有了秦桧，宋兵必败岳飞在朱仙镇大捷，逼近东京。兀术眼看在东京待不下去，决定渡过黄河北撤。当他带着金兵离开东京的时候，有个书生拦住他的马说：“大王别走了。岳少保马上会撤兵。东京一定没事儿。”

兀术很奇怪，问那个书生说：“岳飞用500骑兵打败我们10万大军，百姓日夜盼他们打过来，东京还能守得住?”

秦桧像那个书生说：“朝廷里有权臣，大将要在外面立功，是不可能的。依我看，岳少保自己性命难保，哪儿还谈得上立功?”兀术听了，恍然大悟，马上拨转马头，带兵回到东京。那个书生说的那个“权臣”，就是秦桧。

秦桧当上宰相秦桧本来是北宋时期的大臣。当宋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到北方去的时候，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也跟随他们一起被俘到金京。秦桧在金太宗面前，低声下气，百依百顺。金太宗认为他很有才干，就把他派到大将挞懒部下当军事参谋。这时候，金朝发现南宋抗金力量越来越强大，又有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坚决主张抗战，不好对付，就决定把秦桧放回南方充当内奸。公元1130年，挞懒攻打楚州(今江苏准安)的时候，把秦桧和他的妻子放回南宋。

秦桧来到越州宋高宗的行宫求见，天花乱坠地编造了一通谎话，说他在楚州怎样杀死敌人的看守，怎样夺了一条船逃出来。当时就有不少大臣怀疑，楚州到这儿路远迢迢，秦桧越过金兵防线逃回来，难道金兵没有追捕?再说，即使敌人防备不严，让他偷跑了，一定十分匆忙，又怎能带着王氏一起走?

但是，当时的宰相范宗尹跟秦桧是老朋友，竭力在高宗面前帮秦桧说话，并且说秦桧是个既可靠又能干的人才。宋高宗本来日思夜想要跟金朝讲和，听说秦桧从金朝回来，熟悉金朝内情，立刻召见秦桧。

秦桧第一次朝见高宗，就劝高宗跟金人讲和，还送上了代朝廷起草的一份求和信。

宋高宗接见秦桧之后，觉得秦桧的主张很合他口味。他对大臣们说：“秦桧比谁都忠。有了他，我高兴得晚上也睡不着觉呢。”他立刻任命秦桧做礼部尚书，过了三个月，又提升他当副宰相。再过半年，秦桧就成为宰相兼枢密使，掌握了南宋军政大权。

劝皇上让岳飞退兵秦桧当了宰相之后，就干起卖国求和的勾当来。因为遭到许多朝臣的激烈反对，曾经被罢免了宰相职位。但是昏庸的宋高宗还是把秦桧当做心腹看待，过了几年，又重新任秦桧为宰相。秦桧利用他的权力和地位，勾结金朝，千方百计破坏抗金将领的活动。这回听到岳飞连战连胜，准备直捣黄龙府，大起恐慌。因为金朝是他的后台，金朝一败，他在南宋也就站不住脚。于是，他就唆使宋高宗发出命令，要岳飞从前线撤兵。

岳飞突然接到宋高宗的撤兵命令，弄得莫名其妙。他派人送奏章给高宗说金兵已经丧尽士气，我军士气高涨，胜利就在眼前，时机不能错过。他请求高宗取消撤兵命令，允许他继续进军。秦桧接到岳飞奏章，又想了一个恶毒的手段，先命令张俊、刘光世等大将的人马从淮北前线撤兵，然后对高宗说，岳飞的军队在中原已经成为孤军，不能再留，叫宋高宗发出紧急金牌，叫岳飞撤军。

十二道金牌岳飞在前线等待高宗的进军诏令，没想到接到的却是朝廷催促退兵的紧急金牌。岳飞接到第一道金牌，正在犹豫，送金牌的快马又到了。从早到晚，快马一个接一个，一连接到12道金牌。岳飞知道要改变高宗的决定已经没有希望，气愤得泪流满面，说：“想不到我十年来的努力，一下子全给毁了。”

岳飞要从朱仙镇退兵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的百姓十分震惊，纷纷聚集在街头。他们拦住岳飞的马，哭泣着说：“我们顶着香盆，运着粮草，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现在相公要回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岳飞看到这个情景，也禁不住流下眼泪，他叫左右兵士拿出高宗的诏书来给大家看，说：“朝廷下了紧急金牌，我不能擅自做主留在这里啊!”百姓们见留不住岳飞，都放声痛哭。兵士们也个个心酸，掩着脸哭。整个朱仙镇响起一片哭声。岳飞心里不忍，宣布暂缓5天撤兵，让愿意跟随他们的百姓一起走。过了5天，岳家军开始撤兵的时候，当地百姓成群结队随军南迁。后来，岳飞奏请朝廷，把这些百姓安置在南方安家垦荒。

兀术打听到岳家军已走，马上重整旗鼓，向南进攻。本来被岳飞收复的河南许多州县，一下子又丢失得精光。

秦桧和宋高宗决心向金朝求和，他们恐怕受岳飞、韩世忠等人的阻挠，把他们召回京城，让韩世忠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名义上是提升，实际上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绍兴议和秦桧夺了岳飞的兵权，就派人向金朝求和。公元1141年11月，金朝派使者到临安。谈判议和条件。谈判结果：宋、金之间，东面以淮河为界，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南宋向金朝称臣，每年向金朝进贡银绢各25万。历史上把这次屈辱投降的和约叫做“绍兴议和”(绍兴是高宗的年号)。

罪名就叫——莫须有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万俟禹和张俊四个反剪双手的跪像。

奸臣的陷害绍兴和议之后，兀术派使者送密信给秦桧说：“你天天向我们求和，但是留着岳飞，我们不放心。一定得想法子把他除掉。”秦桧接到主子的密信，就向岳飞下毒手了。秦桧先唆使他的同党、监察御史万俟禹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攻击岳飞骄傲自大，捏造了岳飞在金兵进攻准西的时候，拥兵不救，放弃阵地等许多“罪名”。万俟禹开了第一炮以后，又有一批秦桧同党接二连三上奏章攻击岳飞。

岳飞知道秦桧跟他过不去，就主动要求辞去枢密副使的职务，高宗马上批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大将张俊原来是岳飞的上司，后来岳飞立了大功，遭到张俊的妒嫉。秦桧知道张俊对岳飞不满，就勾结张俊，唆使岳家军的部将王贵、王俊，诬告另一个部将张宪想占据襄阳，发动兵变，帮助岳飞夺回兵权，还诬告岳飞的儿子岳云曾经写信给张宪，秘密策划这件事。秦桧根据王贵、王俊两个奸徒的诬告，先把张宪抓起来送进大理寺大狱，严刑拷打，张宪宁死不招。接着，秦桧又奏请高宗下令逮捕岳飞、岳云，到大理寺受审。

天日昭昭秦桧的使者去逮捕岳飞，岳飞笑着对使者说：“上有天，下有地，会证明我是无罪的。”

岳飞、岳云二人被逮捕到大理寺的时候，张宪已被拷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不像个人样儿。

岳飞见了心里又难过，又气愤。

审问岳飞的就是万俟禹。万俟禹拿出王贵、王俊的诬告状，放在岳飞面前，吆喝着说：“朝廷哪里亏待你们三人，为什么要谋反?”

岳飞说：“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地方。你们掌管国法的人，可不能诬陷忠良啊!”

旁边一些官员们也七嘴八舌地附和万俟禹，硬说岳飞想谋反。岳飞知道这批家伙都是秦桧的同党，申辩也没有用，就长叹一声说：“我今天落在奸贼的手里，虽然有一片忠心，也没法申诉了。”

秦桧又派御史中丞何铸审问，岳飞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扯开上衣，露出脊梁让何铸看，只见岳飞背上刺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痕迹很深。

何铸一看，大为震动，不敢再审，就把岳飞押回监狱，再看了一些案卷，觉得说岳飞谋反确实没有证据，只好向秦桧照实回报。

秦桧认为何铸同情岳飞，不再让他审问，仍叫万俟禹罗织罪状。万俟禹一口咬定岳飞曾经写信给张宪，布置夺军谋反的计划。他们没有物证，就诬说原信已经被张宪烧毁了。

万俟禹反复拷问岳飞等三人，岳飞受尽酷刑，什么都不承认。

有一天，万俟禹又逼岳飞写供词，岳飞在纸上只写下8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这个案件拖了两个月，审讯毫无结果。朝廷官员都知道岳飞冤枉，有些官员大胆上奏章替岳飞申冤，结果也遭到秦桧陷害。

老将韩世忠忍不住亲自去找秦桧，责问他凭什么说岳飞谋反，到底有什么证据。秦桧蛮横地说：“岳飞给张宪的信，虽然没有证据，但是这件事莫须有。”

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个字，怎能叫天下人心服!”

韩世忠反复力争，没有结果，就自己上奏章把枢密使职务辞了。

妻子比丈夫还歹毒有一天，秦桧上朝回家，跟他妻子王氏在东窗下一起喝酒。秦桧手里拿着一只柑子，心神不定地用手指甲在柑子皮上乱划。王氏是个比秦桧还狠毒的人，她看出秦桧对要不要马上杀岳飞，还在犹豫，冷笑着说：“你这老头儿，好没有决断，要知道缚虎容易放虎难啊!”

秦桧听了王氏的话，狠了狠心，马上亲手写了一个纸条，秘密派人送到监狱。

公元1142年1月的一个夜里，这位年仅39岁的民族英雄在牢里被害牺牲。岳云、张宪同时被害。

岳飞被害以后，临安狱卒隗顺偷偷地把他的遗骨埋葬起来。直到宋高宗死后，岳飞的冤狱得到平反昭雪，人们把岳飞的遗骨改葬在西湖边栖霞岭上，后来又在岳墓的东面修建了岳庙。现在，在庄严雄伟的岳庙大殿里，端坐着全身戎装的岳飞塑像，塑像上方悬挂的匾额上，刻着岳飞亲笔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使人肃然起敬。

在岳飞墓门对面，还放着用生铁浇铸的秦桧、王氏、万俟禹和张俊四个反剪双手的跪像，反映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景仰和对卖国贼的憎恨。

疯僧扫墓自从《疯僧扫墓》剧曲被创作演出以来，就受到人民的喜爱。

千古英雄和万世奸贼千百年来，岳飞被看做是历代忠臣良将的代表，他以“精忠报国”的精神不知感召了多少人。他智勇双全，爱国爱民，治军有方，极力主张“扫尽胡尘，把金瓯重补”。金军的将领十分地畏惧他，都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见岳飞的盖世神威和凛凛正气在当时就十分受人敬仰。然而，南宋高宗和宰相秦桧却将岳飞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卖国求荣，为了向金人求和，连连发出十二道金牌将岳飞逼回，最后又设计将岳飞害死在狱中。不仅如此，秦桧因为手握重权，又积极议和，所以凡是主张抗金的文臣武将都以不同罪名遭到了他的毒手。秦桧的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遭到了世人的仇恨。中国民间创作了许许多多的以痛恨秦栓为主的戏剧，有元代著名剧作家孔文卿所创作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代戏曲家李梅实所创作的《精忠旗》、晚明时所创作的《精忠记》及《岳母刺字》，其中以元代的《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的创作最为有名。

疯僧笑骂秦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秦桧准备诬杀岳飞时，曾经事先在东窗下与人密谋过，剧中地藏王来证实了秦检的恶行，所以人们把这次谋杀案称为《地藏王证东窗事犯》。这个戏里有一折叫《疯僧扫墓》，是这部戏曲中十分重要的一节。传说秦桧杀掉岳飞、岳云和岳飞的部将张宪以后，人们十分气愤，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坏蛋，人人都想得而诛之，义士施全曾经刺杀过秦桧，但是施全刺杀没有成功，反而被秦桧的手下人捉住杀掉了。临刑前，施全面不改色地大骂秦桧：“我虽然没能一刀宰了你，死后也要变成厉鬼，捉拿你，油炸刀劈，为冤死的忠魂报仇雪恨。”秦桧经过这次谋杀后，非常恐惧，整日茶饭不安，就到灵隐寺去烧香拜佛，希望老天保佑。

可是秦桧到了庙中，还没有拜神，却看到墙上有一首自己写的诗，他十分吃惊。急忙大问：“什么人写了此诗?”庙里的老和尚就把写诗的和尚找了过来，原来写诗的这个人是庙里的烧水和尚。老和尚慌忙介绍说：“这个烧水和尚早些时候就已经疯疯癫癫了，万望大人见谅。”秦桧也不答话，只是看着疯和尚说道：“我只道是怎样一个疯僧，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疯僧。”疯和尚也看看秦桧，说：“我只道是怎样一个秦桧，原来是这样一个秦桧。”秦桧怒了：“什么规矩?你怎能擅自喊我的名字?你可知道我是谁，我是当朝宰相。”疯和尚哈哈大笑：“没错，你可是个上瞒天子，下欺群臣的大奸臣啊……”秦桧问：“墙上的诗是你写的吗?”疯和尚说：“是你做的，是我写的。”

秦桧这时似乎看出了这和尚有些来历，于是便问他：“你知道我的来意吗?”疯和尚就说：“你的来意很简单，只是因为受了惊恐，所以来到寺里。”

秦桧问他：“你手里拿的什么?”疯和尚说：“是里通外国的吹火筒。”秦桧又问他平常做什么功课，他却说：“没什么功课，有功的都杀了。”秦桧又叫他把功课拿出来，疯和尚就从身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秦桧，上面写着：“久闻丞相理乾坤，占断朝纲第一人，都为群臣朝北阙，堂中埋没老元勋，闭门杀死忠良将，塞上欺君虐万民……”秦桧没话可以说了，疯和尚却渐渐十分生气，说：“你在路上遇到施全就该死了。”这几句话看着是答非所问，可是把秦桧说得心惊胆战，只好说：“这个和尚有些累了，快拿份斋饭给他。”斋饭端出来，疯和尚把它倒了，接连端了两次，疯和尚全都倒了。秦桧十分生气：“你不吃就算了，为什么坏了我两份斋饭?”疯和尚更是气愤不已：“我只坏了你两份，你就十分恼火，可你怎么不想想你坏了他们三个呢?(指秦桧杀了岳飞父子及部将张宪)”后来疯和尚又给秦桧呼风唤雨，说那雨是秦桧屈杀岳飞父子老天垂的泪；那风是朱仙镇上黎民的怒气。

原来这疯和尚是地藏王的化身，地藏王在古代社会里是正义的化身，表达了人们对千古忠奸的判断。本来秦桧就心情慌乱不安，想到庙里来求神，可是却反被疯僧搅得十分恐惧，有些不寒而栗了。昆曲《疯僧扫墓》的剧作者常常以独立一折来演出，自从这一剧曲被创作出来，就受到了所有那些热爱正义，痛恨邪恶的人们的喜爱，一直流传到今天。

柔福帝姬柔福帝姬的真伪，成了真正的千古之谜。

公主改名叫帝姬柔福帝姬是宋徽宗34个女儿中的一位，她是南宋高宗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按照习惯，皇帝的女儿都被称为公主。可是宋朝的这位公主为何却叫做“帝姬”呢?这件事和徽宗时的改制有关。徽宗政和三年，在大臣蔡京的建议下，宋朝廷仿照周代王室中“王姬”的称号，进行改制，宣布“公主”一律被称为“帝姬”。这种制度维持了十多年，直到南宋初才恢复旧制。柔福帝姬本来因为北宋的灭亡，也随之消失在金国的土地上，可是令人感到特别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位弱女子，竟然从金兵的爪牙下逃了出来，还历经艰难回到南宋朝廷，南宋的高宗皇帝和文武大臣，对柔福帝姬的虎口逃生本来感到十分高兴，可是这实在太出乎人们意料了，在欣慰的同时，不禁会产生疑问：这个长得酷似公主的人真的是柔福帝姬本人吗?

柔福帝姬活着回来了靖康二年，金兵的铁蹄横扫中原，一直南下攻到北宋都城汴京，然后将宋朝徽钦皇帝、宗室、后宫妃嫔三千余人作为俘虏押送到金国，柔福帝姬作为宫廷的一员自然也不例外，她与徽宗、钦宗及赵氏大部分宗室成员一起，离乡背井地被掳往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亡国奴，沿途受到了金兵的百般侮辱。柔福帝姬在靖康之难被掠到金国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传回宋朝，所以人们一直都以为她早已经死了。可是，到了南宋高宗建炎四年时，竟然有一个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从北方逃归的柔福帝姬。

宋高宗虽然惊喜万分，但是又担心这是个假冒帝姬身份骗取荣华富贵的人，于是就命令几名老宫女前去察验，这几位老宫女都觉得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柔福帝姬，并且对宫中旧事也是了如指掌，能够回答得八九不离十，所以就禀告皇上，这确实就是当年被掠往金国的柔福帝姬。老宫女的担保让人们渐渐不再怀疑其中有假。可是众人还有一个疑问，柔福帝姬身为金枝玉叶的公主，从小就是三寸金莲，怎么竟会生了一双大脚呢，这实在是让人太怀疑了。那女子面对一双双怀疑的眼睛，丝毫没有惊慌，不胜悲苦地解释说：“金人对宋朝宫室成员不加怜悯，像牛羊一般地驱逐，我们连鞋都不曾穿上，光着脚步行了几万里路，就是三寸金莲又怎么能保持原样呢?”宋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并且又听到这女子能够直呼他的小字，便认定她就是真的柔福帝姬，不再怀疑。于是马上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又为她选择永州防御使高世荣为驸马，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从此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神仙般的生活。这以后，高宗认定这是唯一的姐姐，所以对她恩宠有加，先后赏赐的东西折合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错把颜子当公主可是在绍兴十二年和议结束后，南宋高宗的生母显仁太后从北方回来了，见到高宗后，没说几句话就急急忙忙地告诉高宗说：“金人都在笑话他，因为他错把‘颜子’(颜子就是冒牌货的意思，当年京师有颜家巷，制作的各类器物都是假品次品，极不坚实，因此人们用‘颜子’来称呼冒牌货)当公主。”

高宗一向信任他的生母显仁太后，刚一听到这番话，非常地吃惊，也十分地愤怒，于是立即下旨捉拿柔福帝姬，但他还是有些疑惑，如果公主不是真的，怎么会对宫中的事情知道得那么详细昵?

第二十三章

真假公主案于是高宗下令将“柔福帝姬”下狱审讯，没过多久就真相大白了：这女子确实是个假公主，她原本是个尼姑，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曾经遇到一个在靖康年间从京城逃难出来的柔福帝姬的贴身宫女。那宫女一见她就惊呆了，告诉这女尼说她的容貌与柔福帝姬十分相像，又告诉她许许多多的宫中琐事。

女尼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无以为生，于是就冒名顶替柔福帝姬，可没想到竟然蒙混过关，居然还享受了十多年的荣华富贵。这个假公主逍遥多年，致使南宋王朝受到金人的耻笑，宋高宗不能忍受这样被人捉弄，他生气极了，在以极大的耐心听完上报的假公主的原委后，立刻怒气大发，派人即刻将假的柔福帝姬处死。轰动一时的真假公主案就这样结束了。只是那驸马高世荣最可怜，人们纷纷嘲笑他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意思就是说他福分太浅了。

不过，这个柔福帝姬虽然被诛，可是民间却流言纷纷，很多人都为她抱屈不平。在民间流传的《四朝见闻录》、《随国随笔》等笔记中，都记载了另外一种说法：柔福帝姬其实真的是公主，历经了千辛万苦才到达南宋国土。可是显仁太后回来后，由于她在北方多年，有许多不愿为国人知道的隐事，见柔福逃归，怕她泄露，因而强说她是假的柔福帝姬，令高宗将她杀掉。

高宗为奉母命，也容不得柔福辩解，最终使她死于非命。这一说法虽然流传甚广，可惜没有真凭实据，又死无对证，于是柔福帝姬的真伪，就成了真正的千古之谜。

太后在金国的遭遇韦太后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才回到临安，结束了她在金国屈辱的生活。

母子意想不到的重逢“靖康之变”时，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作为金人的俘虏，同宋徽宗、郑皇后一起被押解北上，当时她不是徽宗的正宫皇后，只是一名贤妃。金国把俘虏分作七批送至燕云，她被编在第二批，一共35人。他们自汴京附近的刘家寺皇子塞出发，长途跋涉了两个月之久，才到达金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韦贤妃被分配到洗衣院浆洗衣服。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直到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她才有幸被金人释放，来到徽宗被羁押的地方——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原来被俘入金的宋朝女子，差不多都被集中到了上京洗衣院。

这是金朝为惩罚宋朝女俘而专门成立的机构，不论是皇后皇妃，国戚贵族，只要进了洗衣院，统统都是奴隶。金朝的达官显贵经常到这里寻花问柳，稍有姿色的不是弄去当做妾媵，就是买去当做奴婢，不到几年，洗衣院便荒凉败落了。金人干脆关闭了洗衣院，将剩下的妇女分别遣往他处，韦太后就这样才来到了五国城。

但是传说，韦太后到底没有摆脱厄运，后来被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索去当了夫人，不过，这些记载不见于正史，只见于稗史野乘，是真是假，已经无从查考了。据说，钦宗在徽宗崩逝于五国城后，被金人拘押到了北京大定府(令辽宁宁城西大名城)，完颜亮迂都燕京之前，金国的首都就设在这里。金人把钦宗关押在安养寺里，并派阿计替严加看守。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四月的一天，阿计替偷偷告诉钦宗，盖天大王与韦夫人将来寺里作斋。钦宗知道盖天大王就是完颜宗贤，但韦夫人是谁却毫不知情。

到了这一天，只听见车轮辚辚，马蹄得得，钦宗从门缝中望见韦夫人同一虬髻长官翩翩而来。旁边有一侍婢抱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孩子，不时呼韦夫人为母亲。一行人一律胡服装束。那钦宗与高宗虽然都是徽宗之子，但钦宗之母是王皇后，这时早已去世，高宗之母是韦贤妃，不过韦贤妃与钦宗名分上仍是母子。二人自“靖康之变”分手以来，一直没有见过面，过了十多年，钦宗才第一次看见韦贤妃，但自己身居囚室，不便叫她，而韦贤妃也不曾料到钦宗会在这里饱尝铁窗风味。钦宗想起已故的母亲，不禁潸然泪下。盖天大王与韦夫人作完斋事，略略憩息，便启程而去了。

钦宗被关在斗室之中长达数年之久，寺中人迹罕至，只有些达官显贵偶尔来作作法事。一天，寺里住持僧告诉钦宗：他是东京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大观年间为僧，宣和年间因事北走契丹，其后契丹为金所破，他便滞留未归，受盖天大王之命主持此寺，如今已五十多年了。他因与盖天大王熟稔，也常到韦夫人处行走，韦夫人也经常打听钦宗动静。钦宗问他：“前日那个小儿是谁?”回答说：“韦夫人所生，今年五岁了。”又过了几天，住持僧人支开了阿计替，告诉钦宗说：“韦夫人要我向你致意，南北已经通和，以黄河为界，你归期有望了。”钦宗听后沉默不语。住持僧又说：“前日韦夫人得知太上皇(指徽宗)驾崩及朱、郑二皇后死讯，暗暗堕泪了好几天，悄悄交给我金钗一股，让我作佛事追荐。请您宽心，归期不远了，您多保重。韦夫人已同大王生子，决无回去之理。”

此后，钦宗再也没听说过韦夫人的消息，约摸过了一年多，住持僧躲开监守，隔着窗户对钦宗说：“南朝皇帝(指高宗)多次派人索要韦夫人，如今盖天大王已同韦夫人一起去江南了。钦宗想想自己身陷囹圄，回归无期，忧惧交并，不长时间头发便全白了。

迎太后回国高宗即位后，母子情深，无时不挂念自己的生母，便遥尊母亲为宣和皇后，封外祖父韦安道为郡王，恩泽所及，韦家有三十多人被授为官。只要一有使节赴金，便让他们打听母亲消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徽宗、郑皇后崩逝的消息传来，高宗号恸不已，对大臣们说：“宣和皇后春秋已高，朕每念及，不遑宁居。忍辱负重，与金讲和，正是为了迎回皇后。”大臣朱震上疏，请遥尊之为皇太后，另一大臣吴表臣请求等为徽宗守丧三年后，再册封为皇太后，高宗准允所请。当即播告天下。

这年春天，高宗派王伦为迎奉梓宫使，迎护徽宗、郑皇后尸骨回国，并为韦后、钦宗各带去黄金二百两。临行，高宗叮嘱王伦说：“金人若能依从朕的请求，归还韦太后，割地赔款也在所不惜。”这年冬天，王伦从金国归来，说金人允许归还徽宗灵柩及韦后，高宗听了非常高兴。第二年，王伦再次出使到金。金熙宗完颜直为他设宴三日，并派遣大臣萧哲、张通右为江南诏谕使，与王伦一起回到南宋复命。两位使节拍胸保证，韦后安然无恙，不久便会送回南宋。高宗欣喜若狂，赶紧筹建慈宁宫，等待太后归来，并派奉迎使等候。但是，金人口惠而实不至，一直到绍兴十年，韦太后仍滞留未归，高宗在慈宁殿册韦太后为皇太后，以后，每逢她生辰，都遥行贺礼。

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羁留在金的南宋大臣洪皓得到了韦太后的一封书札，派人送回朝廷。高宗大喜过望说：“朕不知太后的情况已近二十年了，虽然遣使百人，不如见到太后一封书信。”金国派遣萧毅、邢具瞻来议和。高宗又告诉金使说：“朕已得天下，而不能赡养双亲，徽宗皇帝已经弃世，太后年逾六十，风烛残年，来日无多，每念及此，痛彻心肺!今天在这里立誓，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讲和，否则朕将用兵到底。”萧毅等辞行归国，高宗又是恳求又是恫吓说：“为太后之故，我朝决定割让唐、邓二州，其余疆土以准水中流为界。若太后今年从金方归还，朕当谨守誓约，如若今年太后不归，誓约便是一纸虚文。”

没有多久，南宋又派遣大臣何铸、曹勋到金朝答谢，高宗又把二人召到内殿叮嘱说：“朕北望庭帏，已逾十五载，几乎无泪可挥，无肠可断了!之所以忍辱负重，奉币求和，都是为了太后的缘故，一片诚心，皇天可鉴。”说着，不觉泪流满面，左右也都掩袖而泣。高宗又说：“你等见了金国皇帝，可以朕言相告：我朝皇亲贵族赖金方安顿，朕心甚为铭感。然而岁月既久，朕为人子，深不自安，何况亡者未葬，存者亦老，兄弟族属，剩余无几，每遇岁时节序，未尝不北向陨涕，若金国使朕父兄母子团聚，此恩此德，当没齿不忘。况且太后在金朝，不过是一个寻常老人，若在本国，则所系甚重。你们要以此天性至诚相告，想来金国皇帝也会受到感动的。”

何铸等到了金朝，第一个请求便是归还韦太后。金熙宗完颜直说：“先朝业已如此安置，现在怎么好更改呢?”何铸说：“先前两国干戈不休，如今已签订了‘绍兴和议’，南北通和，遐迩一家，还请归还太后。”经过再三请求，金熙宗才答应归还太后，并派大臣高居安、完颜贤等扈从以行。宋高宗也派王次翁为奉迎使，迎接韦太后回銮。

韦太后身陷异域，对回归祖国已不抱任何希望，忽然得知回銮有期，不禁欣喜若狂。和她一起入金的乔贵妃听了消息，特地前来探望，又勾起了韦太后的往事。原来韦、乔二入出身寒微，入宫后都在郑皇后处服役。

二人私谊甚笃，便结为姊妹，并相互约好先贵的人不要忘记旧好。不久，徽宗宠幸乔贵妃，贵妃不忘前言，积极荐引韦氏，徽宗对韦氏颇为钟情，封她为贤妃。徽、钦北迁，韦氏与乔贵妃也一路同行，在金国度过了15年囚犯一样的生活。当时金使高居安已在韦太后处，乔贵妃从身上掏出50两黄金递给高居安说：“些许薄礼，不成敬意，请太尉笑纳。此次太后回奎，还望太尉妥为照管。”又斟了一杯酒望着韦太后说“姐姐回去就是皇太后了，一路多多保重。妹妹我永无还期，只能成为异域之鬼了。”太后一阵心酸，泪珠夺眶而出，乔贵妃也泣不成声了。韦太后说：“还有什么话要说?”乔贵妃说：“姐姐到快活处，莫忘了此间的不快活。”韦太后说：“怎敢忘掉今日!”寒暄过后，乔贵妃才依依惜别。

南归前夕，韦太后又见到了钦宗。原来“绍兴和议”后，金人虽不肯归还钦宗，但看管松得多了。钦宗挽着韦太后的车轮说：“倘我能与太后一起南归，没有其他奢望，只要能管理太一宫就心满意足了，请太后转达九哥(南宋宫廷称钦宗为八哥、高宗为九哥)。”

韦太后回答说：“我南归之后，如不派人来迎你，当瞎了我的双眼。”钦宗无语堕泪，伫立良久才蹒跚而去。

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夏，韦太后自沙漠南归，高宗派遣参知政事王庆曾与韦太后之弟韦渊在国境迎接。金熙宗也派近臣护送。到了燕山，金使惧怕天气炎热，逡巡不前。韦太后从金朝副使那里借得黄金三百两，答应到达南宋国境时加倍偿还。

她笃信佛教，三百两黄金除用少许营办佛事外，其余的全数犒赏了随从。随从们欢声雷动，冒着溽暑护送太后南行。到了宋朝国境，金朝使节要求偿还借款，然后前进。韦太后让韦渊想想办法。

韦渊说自己虽受封为郡王，其实是闲散官职，要筹措金钱，应当与朝廷大臣王庆曾商量，他无能为力。而王庆曾出发之日，事无巨细都听宰相秦桧安排，秦桧没有吩咐的，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坚持不肯付钱。

双方在边境上相持了三天，韦太后急得七窍生烟，愁得五内俱焚。后来还是专门为奉迎而来的王瑛慷慨解囊，其他人也拿出散碎银两，才勉强凑足六百两黄金交给金使，金使这才高高兴兴地办了交接手续，回朝复命去了。

韦太后一行从燕山迤逦东行，来到东平(今山东省)再由东平经安徽，然后到达楚州(今江苏淮安)高宗亲自到临平镇迎接。为了表示隆重，高宗下诏用半副銮驾迎接韦后，仪卫竟有2483人之多，这是当时的最高礼遇。自北宋灭亡，金国以礼送回人质，这是第一次。

高宗虽然割地赔款，但毕竟争回了面子，因而兴高采烈。宰相秦桧、大将张俊、韩世忠等人自帷幄外拜见太后。太后在北方时就听说韩世忠骁勇善战，特地召到帘前慰问说：“这就是韩将军吗?我在金国就久闻大名了。”

韩世忠也慰问了一番，方才欠身离去。韦太后又问：“为何不见大小眼将军?”岳飞两眼一大一小，所以人称大小眼将军。一位大臣悄悄告诉她：“岳飞已经死在狱中了。”太后责备高宗说：“岳飞是国家栋梁，打得金人望风逃遁，为何置他于死地?”说着，便忿忿然要出家，慌得高宗连忙伏地请罪，韦太后这才消了怒气。据说，她从此之后终身都穿道士服装，表示对忠将岳飞悼念。

韦太后栉风沐雨，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了临安，结束了她在金国的屈辱的生活，太后被掳往金国时只有40多岁，归来时已年逾60，是一个垂垂老妇，太后一直活到80岁才溘然长逝。

红楼女子喜嫁卖油郞在那些红尘女子的归宿中，莘瑶琴恐怕是很幸运的。

自古红颜多薄命许多容貌出众，才识过人的优秀女子都被迫沦落风尘，成了受尽欺凌侮辱的红楼名妓。她们表面上被士人富商环绕着，吹捧着，好像过着优越的生活，实际上却也只不过是这些有钱人的掌中玩物而已。所以，每一个被迫沦落风尘的女子，最渴望的就是能够赎身从良，找个能够知己惜己的一生伴侣了。但是这种愿望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的，无数风尘女子在这片罪恶的欲望之海中痛不欲生地挣扎着，最终被强大的黑暗所吞噬了。不过，在无数不幸之中，也有着一些例外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弱女子终于遇到一个真心爱护自己的如意郎君，于是历史上就有了一段段这样的佳话。莘瑶琴就是那些不幸沦落风尘的女子中，最终得到了一个安稳宁静生活的幸运女子。

红楼的花魁南宋年间，杭州妓院有个才艺容貌都很出众的花魁娘子，她的原名叫莘瑶琴。莘瑶琴很小的时候，就在战乱中和父母走散了，几经周折被卖进了杭州的一家妓院。当她长到14岁时，出落的美艳异常，人人都说她的美貌能勾人魂魄。许多有钱的人都争着想作她的第一个入幕之宾，最先摘取这朵名花。但是，莘瑶琴只想做一个青倌人，卖艺不卖身，说什么也不肯接客。后来，贪财的鸨母就找了个机会把她灌醉，把她的初夜卖给了一个姓金的员外。莘瑶琴第二天醒来时知道了真相，痛不欲生，同行的其他姐妹却劝她说，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抗拒也没用了，接客，才能找到一个如意之人好尽早从良，而且也可积攒一些银两为将来赎身做准备。于是，莘瑶琴只好任命，从此不再反抗，无奈地接受了自己这种悲惨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她才艺双全，不久就被称为红楼“花魁”，成了杭州城内顶尖的名妓。

老实的卖油郎这时，杭州城外有个开油店的朱十老，他收养了一个从汴京逃难来的小厮，名叫秦重。朱十老给他改名叫朱重。如今这个朱重已经长到了17岁，成了一个勤劳朴实的小伙子，他每天都帮朱十老榨油卖油，非常能干，朱十老也很喜欢这个一直跟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但是，朱十老有个使女兰花，却因为曾经向朱重示好被拒绝而对朱重心怀怨恨，她和伙计邢权互相勾搭，用尽方法挑拨离间，终于让朱十老将朱重赶了出去。

朱重从此只好走街串巷以卖油为生，日子过得非常辛苦。有一天，他到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去卖油，恰好寺中要做九昼夜的功德法事，来的人很多，所以他一连九天都挑油到昭庆寺来卖。到了第九天，朱重卖完了油，正坐在寺前的一块大石头上歇息，忽然看到一位美若桃李的女子从寺中走出来，后来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那个美貌女子就是杭州城有名的花魁娘子。朱重知道，凭自己的身份是没办法再见到这位绝色美女的，但是他又始终不死心，每天更加辛勤的工作，一分一钱地积攒银子，一年以后，他终于攒到了十来两银子。用这十两银子，他买了一身体面的衣服，又拿着剩余的银两来到莘瑶琴所在的妓院。但是莘瑶琴这样的名妓是相当忙的，每天都有应酬，朱重去了几次都扑了空。后来，连最无情的鸨母都被他的痴情感动了，就让朱重在莘瑶琴房中等她。

两情相悦莘瑶琴晚上回来时，又喝醉了，一进屋就和衣而卧。朱重就在她身边躺了一夜，除了为她盖被、倒茶之外，就是欣赏她的花容月貌，没有一点侵犯她的意思。第二天莘瑶琴知道了这件事，非常感动，沉浮在妓院中的她从未见如此诚恳老实的男子。于是她芳心暗许，给了朱重二十两银子让他去做生意。

这时，朱十老染病在床，邢权与兰花深夜卷走了柜中的银钱。朱十老这才想到朱重的好处，想找朱重回来。朱重也不计前嫌，又回到了老人的身边，用莘瑶琴给他的银子做本钱，重新做起了生意。后来，朱十老的病越来越重，不久就死了。朱重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招揽了一位从汴京逃难来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阮氏。这位中年汉子名叫莘善，正巧就是花魁娘子莘瑶琴幼年走失的父母，但是这时朱重还不知道。

美满的结局杭州城中有个吴八公子，人品恶劣，一向对莘瑶琴垂涎。有一天，他强行把莘瑶琴带至湖中船上，想要轻薄。莘瑶琴平时就很反感他，死不从命，吴八公子就脱了她的绣鞋和缠脚布，让她自己走回去，想羞辱她。要知道，那个时候女子的小脚是不能随便给人看见的。莘瑶琴倍感羞辱，痛不欲生之时，正巧碰到了路过此处的朱重，朱重就把她送了回去。莘瑶琴从此对他更是欣赏有加，就连鸨母也觉得他是个难得的忠厚之人。后来，莘瑶琴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让朱重为她赎了身。他们两人在成婚之时，莘瑶琴又得以和失散多年的父母相认，真是双喜临门。在那些红尘女子的归宿中，莘瑶琴恐怕是很幸运的。

武将南逃书生退敌没想到退兵不是武将，竟然是一个文弱书生。

充分准备与纸醉金迷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有20年没有发生战争。宋高宗和一批投降派大臣对于这个偏安的局面十分满意，在临安修筑起豪华的宫殿府第，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把收复失地的事忘记得一干二净。在这段时间里，金朝统治集团发生内讧，贵族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历史上称为海陵王。完颜亮把金朝的京都从上京迁到燕京，一心想发动战争，消灭南宋。

有一次，他做了个梦，梦里他上了天宫，天帝命令他讨伐宋朝。

他跟大臣谈起这个梦，一些凑趣的大臣都说这是个好兆头，向他祝贺。完颜亮就把发兵南侵的事决定下来了。

完颜亮准备发兵的风声，传到临安。有些官员要朝廷早作准备，反而被宋高宗斥责是造谣生事。

有一回，金朝派使臣施宜生到临安。宋高宗叫大臣张焘接待。

张焘想从施宜生那里探听消息。施宜生原来是宋朝的官员，也想透露点消息给张焘，但是旁边有金朝的随从官员，不好明说，只好暗示说：“今天北风可刮得厉害啊!”又拿起几案上的笔说：“笔来，笔来!”张焘得到施宜生的暗示，连忙把金兵要大举南下的消息告诉宋高宗，但是宋高宗只当耳边风。

书生统领全军公元1161年9月，完颜亮做好一切准备，发动全国60万兵力，组成32个军，全部出动，进攻南宋。出发之前，完颜亮趾高气扬地跟将领们说：“从前梁王(指兀术)进攻宋朝，费了多少时间，没取得胜利。我这次出征，多则一百天，少则一个月，一定能扫平南方。”

完颜亮的大军逼近淮河北岸，防守江北的主帅刘铸旺在生病，派副帅王权到淮西寿春防守。王权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听到金兵南下，吓得丧魂落魄，根本没想抵抗。完颜亮渡过淮河，王权还没见到金兵的人影儿，早已闻风逃奔，一直逃过长江，到采石才停下来。

宋高宗听到王权兵败，才害怕起来。他把王权撤了职，另派李显忠代替王权的职务，并且派宰相叶义问亲自去视察江准守军。

叶义问也是个胆小鬼，不敢亲自上前线，另派一个中书舍人(文官名)虞允文，慰劳采石的宋军将士。

虞允文到了采石，王权已经走了，接替他职务的李显忠却还没到。对岸的金兵正在准备渡江。宋军没有主将，人心惶惶，秩序混乱。虞允文到了江边，只见宋军兵士三三两两垂头丧气地坐在路旁，把马鞍和盔甲丢在一边。

虞允文问他们说：“金人都快要渡江了，你们坐在这里等什么?”

兵士们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文官，没好气地说：“将军们都跑了，我们还打什么仗?”虞允文看到队伍这样涣散，十分吃惊，觉得等李显忠来已经来不及了，就立刻召集宋军将士，告诉他们说：“我是奉朝廷的命令到这里来劳军的。你们只要为国家立功，我一定报告朝廷，论功行赏。”

大伙儿见虞允文出来做主，也打起精神来了。他们说：“我们吃尽金人的苦，谁不想抵抗。现在既然有您做主，我们愿意拼命作战。”有个跟随虞允文一起去的官员悄悄地对虞允文说：“朝廷派您来劳军，又不是要您督战。别人把事办得那么糟，您何必背这个包袱呢?”

虞允文气愤地说：“这算什么话!现在国家遭到危急，我怎么能考虑自己的得失，逃避责任。”

书生打了个大胜仗虞允文是个书生，从来没有指挥过战争。但是爱国的责任心使他鼓起勇气。他立刻命令步兵、骑兵都整好队伍，排好阵势，又把江面的宋军船只分为五队，一队在江中，两队停泊在东西两侧岸边，另外两队隐蔽在港汊里作后备队。

宋军布置刚刚结束，金兵已经开始渡江。完颜亮亲自挥动着小红旗指挥。几百艘金军大船迎着江风，满载着金兵向南岸驶来。没有多少时间，金兵已经陆续登岸。

虞允文命令部将时俊率领步兵出击。时俊挥舞着双刀，带头冲向敌阵。兵士们士气高涨，拼命冲杀。金兵进军以来，从没有遭到过抵抗，一下子碰到这样强大的敌手，就都垮下来了。

江面上的宋军战船，也向金军的大船冲去。宋军的战船虽小，但是很坚实，就像尖利的钢刀一样，插进金军的船队，把敌船拦腰截断。敌船纷纷被撞沉。敌军一半落在水里淹死，一半还在顽抗。

太阳下山了，天色暗了下来，江面上的战斗还没有结束。这时候，正好有一批从光州(今河南潢川)逃回来的宋兵到了采石。虞允文要他们整好队伍，发给他们许多战旗和军鼓，从山后面摇动旗帜，敲着鼓绕到江边来。江上的金兵听到南岸鼓声震天，看到山后无数旗帜在晃动，以为是宋军大批援兵到来，纷纷逃命。

金军遭到意料不到的惨败，气得完颜亮暴跳如雷，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兵士身上，把逃回去的兵士全拷打死了。

虞允文料想完颜亮不会甘心失败。当天夜里，就把战船分为两队，一队开到上游，一队留在渡口。到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完颜亮果然又派金军渡江，虞允文指挥两队战船夹击。金兵尝过虞允文的厉害，没心思反抗。300只大船被困在江心和渡口，宋军放起一把火，把敌船全烧了。完颜亮在采石渡江不成功，又把他们的兵士乱杀了一批，才带着留下的人马到扬州去，想到那里去渡江。

让金兵全军覆没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十分钦佩。虞允文对李显忠说：“敌人在采石失败之后，一定会到扬州去渡江。对岸镇江那边没准备，情况很危险。您在这儿守着，我到那边去看看。”

李显忠马上拨给虞允文一支人马，由虞允文率领前往镇江。

镇江原来是由老将刘锖驻守。那时候，刘锖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虞允文到了镇江，先去探望刘锖。刘锖躺在床上，紧紧拉着虞允文的手，心情沉重地说：“国家养兵30年，没有立过一点战功，想不到立大功的还是靠您这位书生，我们当将军的实在太惭愧了。”

虞允文安慰他一阵，就回到军营。他命令水军在江边演习。宋军制造了一批车船，由兵士驾驶，在江边的金山周围巡逻，来回像飞一样。北岸的金兵看了十分吃惊，赶快报告完颜亮。完颜亮大怒，把报告的人打了一顿板子。

金兵内讧，南北议和这时候，金兵打了几次败仗，都害怕作战。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颜亮发现后，下了命令：兵士逃亡的杀死将领，将领逃亡的杀死主将；并且宣布第二天全军渡江，畏缩不前的处死。

全军将士对完颜亮的残酷统治再也忍受不住，还没等完颜亮发出渡江命令，当天夜里拥进完颜亮的大营，把他杀死。完颜亮一死，金兵就撤退了。

完颜亮带兵南侵的时候，金朝内部也出了事。一些不满完颜亮统治的大臣，另外拥戴完颜雍为皇帝，这就是金世宗。采石大战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又暂时停了下来。

宋高宗用处女选太子后人对赵构曾经有所评价，说他一生所行败事很多，可是在选立太子这件事上却很是公允。

无人继承皇位宋高宗赵构虽然后宫妃嫔如云，但是儿子却只有元懿太子一人，这元懿太子又偏偏短命，年仅三岁就夭折了，这件事使得赵构十分悲痛。最不幸的是宋高宗赵构，太子已经死了，他却又在南逃途中受到惊吓，患上了不育的疑难病症，不可能再有皇子。另外靖康一难中，宗室三千余人又全部掠走，这么看来，一时之间，竟然不能选出皇储来继嗣，这可如何是好?南宋刚刚建立，储君是一国安定的根本，如果不立储君，朝野就不能安心，国家的稳定也会随之受到很大的威胁。

宋高宗赵构为了保住赵家江山，只得在太祖的后裔“伯”字行中“访宗求室”。其实从北宋初建到南宋初年，“伯”字行的太祖后裔已达1645人，挑选的余地很宽，可是要从这一千余人中挑选出一人，那可就难了。宋高宗先挑出七岁以下的儿童十人，然后逐一审看，最后只剩一胖一疱两个小孩。胖的是伯玖，瘦的是伯琮。

用处女选太子高宗赵构在从伯玖和伯琮中挑选合适接班人时很费了一番周折。粗看时决定“留胖去瘦”，留下伯玖，并赐伯琮三百两白银遣回原地。伯琮正要捧银出门，赵构又说没看仔细，让他二人叉手并立，自己站在一旁反复端详比较。正在高宗犹豫不定的时候，忽然间二人脚边窜过一只猫，伯琮立着未动，仍然目不斜视，可是伯玖却飞起一脚向猫踢去，高宗赵构这时很不高兴地说：“如此轻狂，怎能担当社稷重任!”于是决定“留瘦去肥”。这样，伯琮便以候选人的身份被养育在宫中了。

伯琮入宫时年方六岁，走路摇晃还需要人护持，高宗赵构便让张婕妤养育。伯玖也被孤独无依的吴才人抚养。伯琮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与常人不同，受到高宗的钟爱。而伯玖也并非草莽之辈，才能也很出众，长大之后伯琮被加爵普安郡王，伯玖也被封为恩平郡王。二人才能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赵构又犹豫起来了，不知道该下诏立谁为嗣才能不愧对列祖列宗。为了检验二人的品质优劣，赵构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采用“处女”选太子。于是给伯琮、伯玖各赐宫女十人，几天之后，赵构将宫女召回，一一检验。结果，赐给伯琮的十人都未破身，赐给伯玖的十人都已被其奸过，不是处女了。宋高宗虽然并未将此事告诉别人，但内心已经分辨出谁更优一筹，当下决定立伯琮为皇储。伯琮本就不是好色之徒，宫闹生活也很值得称道，再加上他的老师史浩提前告诉他要谨慎从事，才能经受住高宗的重重考验，所以伯琮事事谨慎，从而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伯玖。

赵构禅位绍兴三十年，宋高宗赵构宣布立伯琮为皇子，更名为玮，封为建王，并诏告天下。之后，确定伯玖为皇侄，这样就确立了皇位继承人，免除了后顾之忧。绍兴三十二年，赵构又正式册立伯琮为太子，并下旨在紫宸殿行内禅之礼。

可是赵玮死活不肯接受，他默默地退到了大殿一侧的旁门，想返回东宫。后来宋高宗不得不再次降谕旨，太子这才勉强答应。可是赵构为什么要在此时禅位呢?难道又是在检验太子的品质吗?其实这时高宗真的已经心生退意了。原来，他自即位起，终日颠沛流离，半生戎马生涯已经使得他神疲身倦，早就想当太上皇享清福了。

而在绍兴年间，金人屡次入侵，他带兵征讨多次失利，后来两准又迅速失守，朝臣们已经被金兵吓破了胆，争相提出退避之计，却没有一人响应抗金。赵构说不敢抗金，可是又万万不能继续推行会招致天怒人怨的投降政策，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只好把这副担子扔给太子赵玮。

太子赵玮他却不同于宋高宗，他年轻气盛，讨厌秦桧专权卖国，并且数年随赵构在军中供职，早已熟悉了朝中文武及军中将士，也许会扭转僵局，所以高宗坚持着要退位。太子赵玮只好接受了这一重任，可是他还是心有余悸，在行内禅礼时，文武百官齐聚殿门下，宣读禅位诏书后，按官阶高低鱼贯进入紫宸殿迎接太子登基。

过了一会儿，太子赵玮身着朝服，由内侍扶掖来到御座前，但却拱手侧立不坐，七八次扶掖之后才稍稍就坐，宰相率领百官祝贺，太子赵玮又忽然从座上跳起来，特别难过地说：“我父高宗的命令太过独断了，天子的位子很重，我年纪尚不足以担当此重任啊，还是容我退避吧!”

群臣苦劝一番，太子赵玮又再三推辞几番，看实在拗不过众人，这才只好听从所请，继承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以孝著称的宋孝宗。即位仪式才刚刚结束，宋孝宗便身着龙袍，佩玉带，亲自送太上皇还宫，直到出了宫门还不肯止步，太上皇赵构再三辞谢，他才停下。赵构特别高兴，直说自己所托得当。

后人对赵构曾经有所评价，说他一生所行败事很多，可是在选立太子这件事上却很是公允。

陆游休唐婉陆母为什么逼着他们离婚呢?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才子配佳人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字务现，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诗文闻名于世。陆游12岁就能吟诗作文，18岁师从曾几，约在12岁时，与表妹唐婉结为夫妻。陆游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唐婉秉性贤淑，爱好诗文，二人志趣相投，琴瑟相和，可谓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

婆婆执意休掉儿媳然而，陆游的母亲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她看重了王家女儿端庄贤淑，要儿子休掉唐婉重新娶妻，陆游不愿意休掉唐婉，但是又不敢违抗母命，只得极不情愿地写了休书，骗过母亲，但暗地里却悄悄地置了一所别宅让唐婉居住，暗中与其幽会。然而纸里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这座宅子就被陆母查到，还差点酿成乱子，到了这种地步，陆游只得与唐婉挥泪告别，之后与母亲中意的王氏成亲。

鸳鸯被拆散而唐婉则嫁给了本地一个名叫赵士程的大户子弟。从此两人相隔异地，空余一番思念，直到十年后的一天，陆游因被秦桧罢黜出朝，郁闷之余，回到家乡闲居。在暮春的一天，出游在故乡禹迹寺南的沈家花园，恰巧遇上唐婉与其后夫也来游玩，陆游看到了唐婉，想起年少时夫妻欢乐地吟诗作对，又想到他们本是一对鸳鸯却被活生生地拆散，还有这别后十年的物是人非，不禁无限怅然，提笔写下了千古爱情名篇《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厄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婉见了陆游的题诗，自是更触动了她的“一怀愁绪”，看看这变化无常的世事人情，想想那物是人非的昨夜之宵，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又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从此唐婉就卧病不起，整日抑郁以泪洗面，不几日，就撒手人寰了。这一幕婚姻悲剧，给诗人陆游带了难以抚平的伤痛，虽然时过境迁，可是陆游总是缠绵悲戚，多次写诗来抒发自己心头之痛。后来，陆、唐二人的这段故事又被人写成《沈园恨》、《题园壁》等古戏曲到处传唱。到了现代，有人又写成地方戏，拍成电视剧上演。陆游与唐婉这一对痴情男女，让多少人为之落泪，为之感叹。人们叹息之余，对陆母让儿子陆游休掉其情投意合的妻子唐婉发出质疑，加以种种猜测，按说儿子儿媳情投意合，为什么逼着他们离婚呢?实在是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辛弃疾活捉叛徒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参加了抗击金军的斗争，曾经活捉叛徒张安国。

参加抗金义军辛弃疾出生在靖康之耻13年后，那时金兵已经将他的家乡山东历城全部占领。辛弃疾的父母双亡，他从小与年迈的爷爷辛赞相依为命。当时，由于金兵肆虐中原大地，爷爷辛赞从辛弃疾懂事起，就不断地给他讲述岳飞等爱国将领和那些抗金义军的故事。辛弃疾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到战场上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年轻时，辛弃疾曾跟随老师蔡伯坚学习知识，但是他更多的是关注金兵在中原地区的一举一动。

在辛弃疾21岁那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率领金兵南侵，辛弃疾立刻就组织了老百姓二千余名奋起抗金，没过多久，辛弃疾的这支部队就被整编到农民领袖耿京领导的抗金义军中。耿京十分信任辛弃疾，让他当上了主管大印、信符和处理重要文书的“掌书记”。

追回义端，避免叛变当时，和辛弃疾一同来投奔耿京的，还有辛弃疾的一个叫义端的朋友。义端原本是个和尚，积存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可是被金兵抢走了，所以他就率领一千多人起义抗金，也把队伍带去投奔了耿京。义端不服从别人的领导，总想把起义军的大权骗到自己手里。可是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义端又想去投降金军。

义端准备以耿京的大印为见面礼去投降金军，于是就趁辛弃疾出去巡逻还没有回来时，偷偷地溜进辛弃疾的营帐里到处乱找，把辛弃疾放在床上的耿京的大印偷走了。然后，义端就骑上快马往金军的营地奔去，辛弃疾回来后发现大印不在，人们告诉他义端来过，可是却到处找不见义端的人影。辛弃疾就断定大印是被义端偷走了。他马上告诉耿京，耿京一听，就气得要杀掉辛弃疾。辛弃疾请求先去追回大印，回来再受刑。耿京同意他的请求。辛弃疾立即骑上快马，顺小路追上义端。辛弃疾很勇猛，终于杀掉义端，夺回大印，避免了义端的叛变和起义军的损失，后来耿京也就原谅了他。

活捉叛徒第二年，金世宗自立为金国皇帝。他让起义军投降他，说如果投降的话，就给起义军好处，否则就要全力攻打，直到消灭他们。辛弃疾和耿京商量：应该马上和南宋军队联合，两面夹击敌人。于是耿京就派他到建康，把这个建议告知宋高宗。宋高宗就让他们把队伍带到南方海州去。辛弃疾高兴地回去复命。可是，就在辛弃疾路经海州，去拜见当地的南宋将领李宝和王世隆时，他们却告诉辛弃疾，耿京队伍中的叛徒张安国暗中杀害了耿京，带领队伍投降了金军。辛弃疾听了，大骂张安国是个大叛徒。骂完了，就跃上战马，跟王世隆一起，带领了50个士兵，去济州(今山东巨野)捉拿叛徒张安国。这时候，张安国已经当了济州知州了。

辛弃疾到济州城时，张安国正在和金军主帅喝酒。他知道辛弃疾才智在常人之上，所以就想劝降辛弃疾来归顺他，可是没料到辛弃疾见到张安国，二话不说，一手举剑，一手抓住张安国，就提到了马上，而随行王世隆则迅速地拿出绳子把张安国捆绑在马上，他们一行人就飞奔而去了。而此时张安国的部将还愣在那里呢!辛弃疾把张安国带回南宋，朝廷下令把张安国杀了，还给辛弃疾升官。后来，辛弃疾就一直在南方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做官，进行抗金。可是，南宋的抗金斗争立场很不稳定。一会主战，一会又主降，后来辛弃疾因为主张抗金被罢免了官职，他心中非常担心南宋的江山，就常常用诗词来抒发心中的感情。他的词作风格也随着他的抗金情绪而时起时落，有时表现出雄心壮志没法实现的沉重和忧郁的心情，有时却又充满了爱国的热情和抗金必胜的信心。人们看了他写的词，有时会和他一起感到悲哀，有时又会受到很大的鼓舞。辛弃疾是南宋有名的爱国词人，人们常把他和北宋的大词人苏轼合称“苏辛”。

满腔爱国热情的诗人辛弃疾晚年写了非常有名的一首词，抒发他哀叹南宋的北伐都没有成功的失落心情。这首词叫《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就是说：千古的江山还在，可是像孙权一样的英雄却没有了。他所有的辉煌业绩也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去了。遥想当年，刘裕时的北伐是多么壮观宏大。宋文帝刘义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北伐，落得大败而还。金军攻打了扬州43年了。可现在，南宋统治者却生活在醉生梦死之中。是谁问的，廉颇老了，还能带兵打仗吗?这首词是说南宋朝廷非常腐败，辛弃疾感到南宋再也没有希望了，纵有满腔的爱国热情，希望为国效力，可是却没有人能了解他。后来，辛弃疾得重病去世了，弥留之际，他还用尽所有的力气连喊“杀贼!杀贼!”。

弱女申屠希光为夫报仇申屠希光死后，一些好心的人就把她和丈夫董昌葬在了一起。

一段美满的婚姻南宋时候，福建一带虽然还算宁静，但由于金人的不断南侵，整个国家却战事不断，民不聊生。

当时的福建威武军长乐县有一个叫申屠希光的女子，她的父亲申屠虔，以诗礼传家，渔耕为业，不慕荣华富贵，但求苟全性命于乱世。申屠希光有一个哥哥申屠希侃，一家人父慈子孝，兄友妹恭，其乐融融。申屠希光是远近知名的孝女，也是远近知名的美女，更是远近知名的才女。

与此同时，威武军侯官县有一个穷书生董昌，他家里十分贫寒，母亲早亡，14岁的时候，父亲又一病去世。他的后母一向尖酸刻薄，为人凶悍。为了躲避如狼似虎的后母，图一个耳根清净，董昌于是外出游学，一味埋头读书。董昌游学来到了长乐县，申屠希光听说了他的名声，又看了哥哥特意为她找来的董昌的诗词，不禁暗自倾心。于是她的父亲申屠虔就亲自找到董昌，说明来意，董昌也早就听闻了申屠希光的才女之名，立刻欣然应允，就这样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结婚之后，夫妻俩恩爱非凡。董昌决定带着申屠希光回到家乡。于是，申屠希光随丈夫董昌回到了侯官县。在侯官重新举行婚礼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非常顺利，亲友邻居们都很喜欢这个美丽多才而且知书识礼的新娘子，只有董昌的后母十分不满，百般刁难，不肯出来受礼。本来，董昌夫妻应该再去请的，但是董昌为人一向十分不羁，竟没有去理会，徐氏心中更加痛恨，从此，天天寻事聒躁，捉鸡骂狗，一股怒气发在新娘子申屠希光的身上，申屠希光不在意她乱闹，只是和颜悦色，好言劝解，不与她一般见识。

心怀不轨的恶人董昌娶了个如花似玉又贤淑刻苦的妻子，许多人都羡慕不已。但是也有一些心怀不轨的人，听到申屠希光的才情与美色，不禁垂涎三尺。当地有一个很有权势的好色之徒名叫方六一，本来就是一个纨绔子弟，自从见到申屠希光后，就天天在董昌家的房前屋后乱转，有意无意地想和申屠希光接近，希望能够一亲芳泽。申屠希光发现这个人总是不怀好意，就有意地远远避开他。为此，方六一非常愤恨嫉妒，他曾经愤愤地对别人说：“董昌何物小子，怎么能消受这样的绝代佳人!”

方六一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得到申屠希光这个少见的美女。于是，他就在与董昌有仇的长舌妇姚二妈的帮助下，逐步展开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他先送了一份重礼给董昌，董昌见送礼的人自己不认识，以为是认错了人，准备把礼物退回去。方六一却说了许多恭维话，一阵推让，硬逼着董昌收下了礼品。没有办法，董昌到第二天也只好备了几样礼物去答拜，送的也不过是些书、文、扇之类，根本不能与方六一送的重礼相提并论，方六一也都收下。就这样一来二去，方六一终于如愿的与董昌套上了交情。董昌为人诚恳率直，见方六一这样小心克己，便认定他是个好人，日亲日近，竟视为莫逆之交。

方六一见董昌上了自己的圈套，不禁心中暗喜，准备下一步行动。方六一买通一批强盗，叫他们诬告董昌策划谋反，又在自己所在县的衙门买通一批衙役，要他们不断地向县老爷吹风，说董昌谋反，让县老爷先入为主。再假捏地方邻里人的口气，做一个证据说董昌常和一些异言异服的外地人来往，行踪诡秘，举动叵测，终于一举告倒董昌，把他抓进了县衙大牢。方六一又通过衙役放出风声，说是衙里还要捕捉董昌的余党，吓得董昌亲族中个个潜踪匿影，就连仆人也走得一个不剩。他则仍然每日出入董家，做出一副为董昌的案子不停奔走的样子。方六一怕事情久了会露出破绽，又花了一大笔钱，买通各路关节，将董昌火速送到泉州害死了。可怜董昌临死之前，还把家里的事托方六一好好照顾。

董昌死后，方六一又假惺惺地装出一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样子，极力为董昌鸣冤。董家的亲族故旧，对于方六一的鼎立相助都感恩不已，申屠希光在这个悲痛万分的时刻，也被方六一蒙蔽住了，还十分感激他的帮助。

知道真相，为夫报仇幸亏申屠希光的哥哥在家乡听说了一些关于方六一用计害死董昌的流言，赶来把这个消息告诉妹妹。申屠希光本来早就知道方六一的为人，这时经过哥哥一提醒，顿时如梦初醒。

方六一还不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败露了，派人来向申屠希光求婚。申屠希光为了给丈夫报仇，忍辱负重，答应了他的要求。在新婚之夜，申屠希光见到了几个曾经在自己丈夫的案子中作假证的人来喝喜酒，更加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愈发坚定了她报仇的决心。

当天夜里，正当方六一性急难耐地想占有这个让自己日思夜想的美人时，申屠希光手中暗藏的一柄利刃一下子刺穿了这个阴险狠毒之徒的心脏。接着，为丈夫报仇的怒火在申屠希光的心中燃烧，她觉得单杀一个方六一还不解恨，又连着把方六一的两个保镖兼帮凶一一诱杀，然后又杀死参与害死丈夫的姚二妈，再杀死方六一的儿子。她本想杀尽方家所有的人，但一连杀了五个人后，气力用尽，便把方六一的头割下来，装在事先准备好的皮袋中，提着它，来到董昌的坟前，把方六一的头摆上去，拜了几拜，放声大哭，最后哭累了就睡在丈夫的坟墓上。

第二天一大早，县衙接到方家的报案循着血迹寻到坟上，她站起来，把身上抖了一抖，没有惊慌和恐惧，跟着捕役们安安静静地走了。申屠希光死后，一些好心的人就把她和丈夫董昌葬在了一起。

李皇后独霸后宫飞扬跋扈、工于心计，都在这个女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多年前的预言成为现实宋光宗赵悼的皇后李氏，是一个飞扬跋扈、工于心计的女人。

她出生于安阳，是庆远节度使李道之女，小名凤娘。

李道驻节湖北时，听说道士皇甫坦擅长相面之术，便请到家中，让几个女儿出面拜见。及至凤娘行礼时，皇甫坦显出惊恐之状，不敢受拜，告诉李道说：“此女相貌不凡，将贵为天下之母。”李道只当他是信口开河，不以为意。皇甫坦云游京师，在高宗面前极力吹嘘凤娘，说她端庄贤淑，可以母仪天下。高宗深信不疑，即聘凤娘为恭王赵悖之妃。

说来凑巧，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81岁的退位皇帝高宗赵构撒手尘寰。孝宗虽非亲子，但叔侄一向情笃，因而十分悲恸，不免心灰意懒，无意朝政，也想效法高宗，禅位给太子悖。只是大臣苦谏，他又孝服在身，不好马上行禅让之礼，只得作罢。好不容易挨过了两年，63岁的孝宗皇帝自觉心神交瘁，体力不支，而守丧也已满期，便不顾丞相周必大、留正等的劝阻，在紫宸殿举行了受禅大礼，由光宗赵悖承继大统。老皇帝被尊为寿圣皇帝，退居重华宫，孝宗皇后谢氏为寿成皇后，高宗皇后吴氏为寿圣皇太后，并大赦天下，册立凤娘为皇后。那凤娘见皇甫坦的话已经应验，自己真的成了皇后，不由高兴得心花怒放。

分庭抗礼凤娘虽然艳若桃李，但却生性悍妒。为太子妃时，就曾多次在太后、皇后宫中拨弄是非，诉说太子亲信的过错。高宗知道后很不高兴，对吴太后说：“太子之妃本是将种，不堪母仪天下，我被皇甫坦的花言巧语所误了。”孝宗也屡屡训教她：“应当像皇太后那样雍容大度，宽以待人，不然便废掉你。”凤娘听了，不仅毫无悔改之意，反疑心太后饶舌，因而怀恨在心。现在自己既为六宫之主，儿子赵扩也已晋封嘉王，位尊势重，便时时寻找机会，挟嫌报复。

光宗即位以后，看到宦官为非作歹，干预朝政，便想寻机诛杀，以肃朝纲。但他生性优柔寡断，迟迟未能下手。宦官得到消息，大为疑惧，合谋离间三宫(即高宗皇后吴太后、孝宗、光宗)，并退请李后庇护，李后欣然答应。以后每逢光宗对宦官有所举动，李后便从中作梗，光宗郁郁寡欢，渐成心疾。寿皇(即孝宗)听说儿子有病，焦虑不已。一面让御医细心调治，一面遣骑四出，求购良药，打算等光宗来重华宫朝见时授给他。宦官知道了这事，就在李后面前挑拨说：“奴婢们听说太上皇购得药剂，专等皇上过宫朝拜时让他服用，万一出了意外，岂不危及大宋江山!”李后派人察，果然属实，便极力阻止光宗到重华宫去省亲。光宗原本没有重病，调治了几日，也就痊愈了。李后特地摆酒设宴，酒过三巡，李后突然说道：“扩儿已经成人，陛下既封他为嘉王，何不索性册立为太子?扩儿颇有才干，定能助陛下一臂之力。”光宗答道：“皇后所见极是，我也有此意，待禀过父皇，再行册立吧。”李后听说要寿皇批准，心里好生不快，忿然厉色地说：“陛下贵为天子，难道作不得主?何况册立太子，乃祖宗常例，何须禀告寿皇?”光宗道：“太子重为国本，非比寻常之事。有道是父在子不能专，岂能不禀告寿皇，擅作主张?”李后无话可说，便悻悻而去。光宗自与李后成婚以来，事事让李后三分。久而久之，不管李后出了什么主意，就赶忙言听计从，从来不敢违拗。只是立储关系重大，光宗不敢自专，才没有答应。隔了一日，寿皇听后并没有通知光宗，竟一个人跑到重华宫来。寿皇问她：“皇上不是痊愈了吗?怎么没有同来?”李后叹口气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本来已经好了，今天又偶染风寒，故尔臣妾一人前来见驾。”寿皇说：“正在壮年，便如此虚弱，将来又该如何呢?”李后趁机说：“臣妾也为此忧心忡忡，皇上既然多病，不如册立嘉王扩为太子，也好作为皇上的辅弼，不知父皇意下如何?”寿皇沉吟了片刻道：“皇上受禅刚刚一年，就要册立太子，未免过于匆忙，何况嗣君事关社稷，还须从长计议，岂可草草从事?”

李后受了申斥，勃然变色说：“臣妾系六礼所聘，扩儿是妾亲生，册为太子，名正言顺，有何不可?”原来孝宗既非高宗亲子，谢氏也是由贵妃晋升为皇后，李后如此唐突，无异于指着和尚骂秃驴。于是寿皇大怒，拂衣而起。李后也怒气冲冲地登辇回宫去了。

恶人先告状。李后回到宫中，立即携嘉王赵扩向光宗哭诉说：“寿皇将要废逐臣妾，另立中宫，陛下可知道吗?”光宗如堕五里雾中，茫然看着李后说：“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呢?”李后便添枝加叶地把朝见寿皇的情况叙述了一遍，说完竟抽抽噎噎地大哭起来。光宗不辨真假，竟然相信不疑，并安慰她说：“朕自即位以来，海内承平，没有失德之举。我既身为天子，难道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儿?”从此之后，光宗再也不去重华宫省亲了。

斩断宫女的手腕，独揽大权一天，光宗在宫内洗手，一位宫女捧着脸盆在旁边侍候，只见她皮肤细腻，指若春葱，不由得称赞了一声，当下李后也没有说什么。隔了几天，光宗正在便殿批阅奏疏，李后派人送来一个食盒。光宗以为是美馔佳肴，打开看时，却是这位宫女血肉模糊的两只断手。光宗内心惊悸不已，忧惧成疾，多日不能痊愈。转眼到了冬至，照例须由皇帝亲祀宗庙。光宗不得已，带病出宿斋宫。李后竟乘着这个空隙，将光宗所宠爱的黄贵妃杀死。那黄贵妃本是谢皇后宫中的侍女，温柔贤淑，光宗为太子时，孝宗见他没有别的侍姬，便将她赐给光宗。光宗对她非常宠爱，在即位之后，即封为贵妃。李后早想除掉情敌，但苦于无机可乘。这次趁光宗离开宫中，便将黄贵妃杀死，然后以暴死上奏光宗。祭礼这天，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蜡烛全被吹灭。光宗无法行礼，只得作罢。光宗本在病中，回宫后又听到黄贵妃暴亡的事，又遭了风雨袭击，病情愈加沉重，他终日辗转床褥，不能料理朝政。李后趁机把大权揽在手中，骄横恣肆、擅作威福，朝野上下，人人怨忿。但李后我行我素，毫不收敛。

寿皇闻知光宗染疾，亲自过宫探视。适值光宗睡眠未醒，寿皇告诫左右不要惊动他。直至光宗醒来，小黄门方才奏知。光宗矍然而起，下榻叩头请罪。寿皇安慰数句，忽然想起李后不在宫中，询问之下，才知她越俎代庖，忙着替光宗处理奏章。按照宋朝惯例，后妃不得干预朝政，李后竟然违反祖宗规矩，公然批阅奏疏。寿皇大为恼火，便把她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李后虽然不敢强辩，但对寿皇已是恨得咬牙切齿了。

毫无原则地惧内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三月，光宗病体稍好，开始听政。宰相率百官恳请他到重华宫朝拜寿皇。光宗推说久病初愈，不能前去。于是文武百官纷纷上疏，流着泪苦谏。光宗无可奈何，才在绍熙四年间前往朝见寿皇一次。此后便一连半年没有再去过重华宫。直到十一月，丞相留正率百官至重华宫朝贺，兵部尚书罗点等上疏请光宗见寿皇，光宗竟拂袖退朝。大臣彭龟年慷慨激昂地说：“寿皇当年侍奉高宗，极尽人子之道，陛下亲眼目睹。何况寿皇只有陛下一人，听说陛下有病，亲自探视，圣上爱子拳拳之心，尽人皆知。如今陛下误听小人离间之言，长久不去省亲，有亏于孝道，怎能慰天下之望?”宗室赵汝愚也反复进谏。光宗又同李后商议，方点头答应。原来李后想归谒家庙，怕群臣谏阻，才做个顺水人情，答应过宫定省。寿皇却以为李后幡然悔悟，非常高兴，父子相聚，无话不谈。直到天色将晚，光宗夫妇才返回宫中。接着，李后便归谒家庙。在这以前，李后就把家庙修建得富丽巍峨，几乎与太庙相差无几，而护卫之士，竟然多于太庙。李后父、祖、曾祖三代都已封王，这次归谒家庙，又有亲属26人、故旧172人各授官职，甚至李家的门阁，尽管是鸡鸣狗盗之徒，也都封了官。这种反常现象，在宋朝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不觉到了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重阳节。百官上寿已毕，请光宗朝见重华宫。光宗未得李后同意，不敢答应。大臣谢深甫上谏说：“父子至亲，天理昭然，太上皇爱陛下，就像陛下之爱嘉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太上皇春秋已高，倘不去朝见，千秋万岁之后，陛下何以见天下之人?”光宗听后怦然心动，当即传旨往朝重华宫。群臣得旨，非常高兴，鹄立静候。不料光宗刚刚走出御屏风，李后突然出现，拉住光宗的衣袖说：“天气寒冷，皇上久病，快回去饮酒御寒吧。”光宗只得转身退回，百官、侍卫见此情景，一个个相顾失色，大臣陈傅良急中生智说：“百官都已齐集，陛下千万不可还宫，暮秋天气，并不严寒，请圣驾还是前往吧。”李后听得真切，一把拽住光宗，转入屏风后去了。陈傅良穷追不舍，也跟到了屏风里边。李后大声呵斥道：“这里是什么去处?酸秀才难道不怕杀头吗?”陈傅良无可奈何，嚎啕大哭着走了出来。从此以后，京城之中，街头巷尾，从百官到庶民百姓，没有不对李后议论纷纷的。

寿皇在宫中望盼欲穿，却不见光宗前来探视。于是他郁郁寡欢，几乎寝食俱废。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68岁的寿皇悒郁成疾，到了四月，疾势越来越重。群臣请光宗过宫问候，光宗却与李后前往玉津园游玩去了。以后不管众大臣怎样上疏力谏，光宗始终不肯前往重华宫探望重病的父亲寿皇。万不得已，只好派遣太子嘉王前去探病。尽管如此寿皇也感动不已。

六月九日，寿皇病逝。群臣奏知光宗，光宗不肯过宫。

到了十三日，寿皇大殓之日，光宗车驾仍未到来，群情汹汹不安，丞相留正等只好奏请吴太后主丧。吴太后是孝宗之母，见光宗不肯出面，只得代行祭奠之礼。朝野上下，见此情景，以为政事要有大变故，乱作一团。有的藏匿金帛，有的不告而辞，有的携眷归乡。

后赵汝愚等大臣同吴太后商议以皇帝有病之由推立太子继位，是为宁宗皇帝。

李凤娘自成为太上皇后，无法干预朝政，只好退居宫掖，颐养天年去了。

赵汝愚扶助宁宗即位宁宗皇帝前去拜见光宗时，光宗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做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母后主持儿子的丧事南宋时期，以宁宗取代光宗，是宰相赵汝愚一手策划的。他看到光宗昏庸不理事，从南宋朝廷的立场出发，置个人荣辱于度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权利过渡。

宋光宗即位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健康状况十分不好，经常称病不上朝，也不亲理朝政，国家的朝政被荒置起来。可是他也不立自己已经成年的儿子赵扩为太子，众臣对此十分忧虑。光宗皇帝做事十分不明事理、不懂人情，再加上李皇后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他与太上皇孝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连起码例行的叩见礼仪都置之不理。所以以留正为首的群臣耳官多次劝谏和敦请光宗，还有大臣愤愤不平地说光宗不顾天理人情，可是光宗还是不予理睬。直到有一天孝宗病重，希望在临死前见见光宗。可是，光宗却推脱说身体不适，直到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六月孝宗去世，光宗也没有去探望父亲。面对这样一位昏庸的君王，众臣苦苦地规劝，期盼着光宗以朝廷大局和国家大事为重。

可是，光宗还是让大家失望了。孝宗去世是在半夜时分，本来得知消息后，宫人马上要报告光宗，当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汝愚担心光宗知道后，再使出以前所使用的伎俩，于是立刻拦住进宫报告的人。到次日早晨，光宗刚刚坐稳，赵汝愚立即把孝宗驾崩的讣告上奏光宗，请光宗尽快换上孝服为孝宗治丧。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光宗不能再借口推辞，只好答应回宫准备。可是留正、赵汝愚等却一直等不到光宗出来。留正、赵汝愚看当时的情势紧急，只好议请高宗的吴皇后也就是吴太皇太后暂主丧事。母后主持儿子的丧事，这真是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第二十四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留正等大臣看到光宗“病重”得连父皇的葬礼都不能主持，就提议由太子管理国事，可是没有想到光宗竟然下诏给留正说希望退位，留正虽然很有才干，但是十分胆小，看到“念欲退闲”的御旨，怕陷入是非之中，借故年老体衰，辞相不干，离开京城。留正出走的消息很快在朝廷内外传开了。人们不知朝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胡乱猜测、谣言四起。驻守在外的宋军将领怀疑秘不发丧，定有内乱，纷纷做好了应急准备，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境地。危急之中，枢密使赵汝愚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维持朝廷安危的重担。他审时度势，认为不如顺水推舟请光宗禅位嘉王赵扩，由新皇帝出面来平息事态。

于是，赵汝愚先从安抚军队入手，他委托工部尚书赵彦逾前去说服御林军统帅郭呆。虽然赵汝愚知道郭呆与自己一样关心朝政，一向忠心为国，但是在这生死攸关的大事上，不知郭呆是否理解自己要光宗退位的想法。赵彦逾虽然说与郭呆也是至交，但是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赵彦逾临走时，与赵汝愚约定，如果说服不成郭呆，就取而代之。终于赵彦逾带回了令人满意的答复，惊喜中的赵汝愚这才发现自己的双手竟冷汗涔涔。赵汝愚部署郭呆立即调集将士保护皇宫和京师。接着，赵汝愚又听从侍从意见，派知阖事韩胄前去说服吴太皇太后出面作主，让光宗传位给赵扩。韩胄果真不负众望，说服吴太皇太后次日上朝垂帘听政。赵汝愚又经过一番周密安排后，就命人悄悄通知嘉王赵扩：第二天务必参加早朝，太皇太后要与群臣一起商讨军国大事。

第二天一早，在赵汝愚的率领下，文武百官都来到宫内，向坐在帘后的太皇太后跪拜。赵汝愚向太皇太后叩拜后，就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番话告诉太皇太后：“太上皇帝驾崩之时，光宗皇帝自称有病，不能亲自治丧，我等作为臣子，就曾请皇上立嘉王为皇太子，皇上先是批注‘甚好’，后来又写下了‘念欲退闲’的御笔，虽然皇上有所吩咐，但是册立太子此事关系重大，还请太皇太后做些决定。”吴太皇太后当然也是事先有所准备地回答了：“既然皇上已有吩咐，你们奉命行事就行了。”赵汝愚接着对吴太皇太后说：“这件事关系着江山社稷，责任重大，不但要公布众人，而且还要记录在史册之内，所以臣等不敢乱来，还请太皇太后亲自下诏施行。”说罢，就从衣袖中拿出事先备好的诏谕呈上太皇太后。吴太皇太后自然早已知晓，就传下了“照此办理”的旨令。赵汝愚思虑周全，他又提出在新皇帝即位后要总揽朝政，如果两宫父子发生矛盾，还望太皇太后日后调停。太皇太后都同意了，就命皇太子赵扩即位。赵扩毫无准备，直到这时才明白所谓的商讨军国大事原来是自己的登基仪式，他一下子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是不肯即位。赵汝愚十分生气赵扩的懦弱，就说：“天子当以国家和社稷的安定为孝顺，如今朝廷内忧外患，如果有所闪失，太上皇帝也无法担待啊!”接着，不由分说地就命人将黄袍披在了赵扩的身上，让人把赵扩扶上了皇座。还没有等赵扩坐稳当，赵汝愚已经率领着群臣百官三叩九拜地行起了大礼，赵扩就这样做了继位皇帝。

“是我儿吗?”

后来，宁宗皇帝前去拜见光宗时，光宗才明白自己原来是做了有名无实的太上皇，他望着前来拜见的宁宗皇帝，有些目瞪口呆，半晌才说出一句：“是我儿吗?”然后，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既定事实，结束了他昏庸的统治，让位于宁宗。

宋理宗继位史弥远篡改宁宗遗诏，拥立宋理宗登基。

为己私，选皇子宋理宗的继位与宁宗末年的权臣史弥远有关。史弥远在宁宗嘉定末年独揽相位，有十余年之久。史弥远为相之时，作威作福，十分风光，可是他仍旧担心这样的富贵荣华长久不了，总有一天会随着宁宗的去世，新皇帝的上台而消失，为此他十分看重宁宗选嗣这件事情。宁宗曾经选立荣王为皇太子，当然史弥远并不担心荣王的即位，因为荣王曾与史弥远联手定计除掉了韩胄，二人的交往也由此加深，如果荣王能顺利继承皇位，史弥远自然不用担心他的地位问题。可是在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荣王竟然在宁宗之先病逝了，史弥远这才开始关注宁宗的选嗣问题。因为宁宗只有荣王一个皇子，现在荣王英年早逝，宁宗就必须另外挑选皇子来备立储君。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宁宗选定沂王的儿子贵和为皇嗣，赐名为赵闳，然后宁宗托付史弥远为沂王另选嗣子。史弥远因为对赵闳的为人不很了解，不敢把自己将来的官场生涯轻率地押在赵闳身上。他密奏宁宗要小心立嗣，想乘机多选出一两个宗室子弟安置在宫中，作为皇子的候选人。宁宗还以为史弥远考虑周到，处处为皇室打算，却不知道史弥远的用心险恶，是在处处为自己打算。于是，宁宗糊里糊涂地将事情全部委托给他。史弥远就堂而皇之地把大宋朝选立后嗣的重大责任揽在了自己的手里。

史弥远想到宋廷南渡时，曾有不少宗室子弟流落到他的家乡浙西，就拜托为人谨厚的老乡余天赐回乡打听。在临行前的酒席宴上，史弥远特地嘱咐余天赐要仔细留意物色。余天赐回乡那天，在途中避雨亭里，就恰好碰到了两位宗室子弟，很快就带到京城给史弥远看。史弥远十分欢喜，急忙相见，见这二人气质不凡，确有富贵之相，认为是奇货可居。于是，就在宁宗面前多次夸赞这两位宗室子弟是天资过人、品行超群。宁宗立嗣心切，也害怕所托非人，所以就急切地想见到这二人。史弥远这时才将二人带进宫里，宁宗见了十分满意，当日就把那个年长的宗室子弟与菖立为沂王的嗣子，赐名贵诚，授秉义郎。

用美女获得情报史弥远暗地里对贵诚和赵闳进行了多次考察。史弥远发现贵诚为人乖巧，每次上朝，衣冠整齐，面容严肃，不苟言笑，并且他对史弥远也总是毕恭毕敬，谦称小侄。史弥远觉得这个贵诚值得托付和合作，所以在众人面前常常夸奖贵诚，称他有大器之材，为贵诚树立威望。可是相比之下，皇子赵闳却对史弥远十分傲慢，有时甚至不理不睬，他对史弥远专权擅政也有不满的表示。在这两者对比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史弥远自然更倾向于贵诚。可是赵闳是皇帝所设的皇子，要推翻重来，也很不容易。

赵闳喜欢弹琴，为了监视赵闳的一举一动，史弥远投其所好，为赵闳献上一位擅长抚琴的美女。赵闳知道史弥远的用意，起先对这位美女时时刻刻加以提防，可是时间长了，赵闳竟然放松警惕，还把那美女引为自己的红颜知己，把自己的心里话全告诉了她。当然这些话全都一字不漏地传到了史弥远的耳朵里。史弥远十分吃惊，他知道赵闳对他不满，可是他不知道赵闳竟然十分怨恨他。

原来，赵闳对于史弥远与杨皇后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诛杀大臣的事情早已经心存不满，他厌恶史弥远独权擅政的奸臣伎俩，曾经暗自记下了史弥远的数条罪状，并且还在旁边写批语：“(史)弥远当决配八千里。”他还指着地图对那位美女发誓：“我日后要是做了皇上，一定要把史弥远贬到最南边的琼崖(今海南)去。”这一切都被史弥远知道了，他暗自捏了一把汗，幸亏自己明智，不然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他立刻决定先发制人，将赵闳除去，以绝后患。史弥远于是开始着手对贵诚进行皇储的训练，他为贵诚偷偷地找了老师教授，他准备在宁宗去世前，把废立之事定下来，所以故意在宁宗面前，抑赵闳，扬贵诚。可是宁宗始终没有反应。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八月，宁宗大病不起，史弥远立即派人转告贵诚拥立他为皇帝的事情，贵诚十分谨慎，一言不发，既不明言拒绝，也不明确接受，只是慢条斯理地说道：“我绍兴还有老母，怎么能做决定?”史弥远认为贵诚的确做事稳重，值得共事，于是就趁宁宗病情加剧时，假传圣旨，立贵诚为皇子，赐名赵昀，封成国公。宁宗去世的消息传出之后，赵闳就穿好孝衣，等待宫中振人前来宣召。可是却始终不见人来，他十分着急，也感觉情况不妙，但是始终没有想到皇位从此与他无缘。后来宁宗的拜祭仪式结束，百官人殿恭听宁宗遗诏时，赵闳还没有被授意登位，他十分疑惑，问：“现在怎么还要让我站在这呢?”侍卫按史弥远的授意告诉他：“宣读遗诏后才可登位。”可是片刻之后，内宫中走出一位身着黄袍的少年，从容登上金銮宝座，群臣伏地叩贺，这位少年就是赵昀，即为理宗皇帝。赵闳这时才明白是史弥远私造了遗嘱，可是又没有掌握这个权臣的任何把柄，赵闳只好自认倒霉。

解除后顾之忧其实在朝廷中，人们也对史弥远的做法十分不满，可又都不敢反对。在宁宗去世当晚，史弥远命杨皇后的侄子杨谷石将废立皇储的事情告诉了杨皇后，杨皇后不愿意改变宁宗的意思，可是又担心心狠手辣的史弥远对自己和家人不利，所以忍气吞声，没有反对。朝中一些人也不满史弥远擅自废立皇储，在理宗即位之初就起兵造反。史弥远乘机穷追不舍地残酷镇压，乘这个机会逼死了赵闳，解除了后顾之忧。

史弥远废立储君的阴谋如愿以偿后，因为拥立有功，所以他深受理宗信任，又继续专权达九年之久，直至病死。

南宋理宗信谗误国理宗误用奸相，听信谗言，把国家推向了灭亡的道路，故称他为“误国之君”也不为过。

三凶公元1224年8月，史弥远用计废掉原皇太子赵闳，拥理宗赵昀即位后，进而又逼死赵闳，追回王爵。对此，满朝文武都觉得赵闳死得冤枉，史弥远心太狠毒，但由于他权大无边，故皆敢怒而不敢言。名士魏了翁、真得秀等人不管这一套，纷纷上书为皇太子赵闳鸣冤。史弥远听说后大怒，指使心腹诬告魏了翁、真得秀与赵闳有私，逼理宗罢了他们的官。史弥远为了对付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任用狂徒梁成大、李知孝、莫泽为心腹官吏。这三人个个凶狠无比，嗜杀成性，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凶”。凡是意见与丞相不一致的人，这三个便使出种种诬告手段。使其不是被杀死，就是被罢官，从而使史弥远牢牢掌握了朝中生杀大权。

接二连三的奸相公元1223年10月，史弥远病死，理宗任用史弥远的侄子史嵩之为相。这史嵩之专会弄虚作假，迎合理宗，致能独揽朝廷大权。太学生黄恺伯等144人曾上书朝廷，指出其心术不正，阴险叵测，其在朝廷一天，国家受害一天，在朝廷一年，国家受害一年。理宗对此不理。后又有武学生、京学生等二百余人先后上书，理宗也不置可否。倒是史嵩之本人知趣，感到众怒难犯，便主动请求回家为父守丧，理宗才勉强忍痛割爱，表示同意。

继奸相史嵩之后，理宗用的第3个奸相便是丁大全。此人专会钻营取巧，揽权后飞扬跋扈。宰相董槐敢于直言，上书理宗，指出丁大全乃奸佞之徒，不可重用。理宗却说：“大全并无大错，你不必疑心。”丁大全知道后，对董槐恨之入骨，上书诬告弹劾，未经理宗指示，便私自派兵围捕家中，送交刑部，后被罢相，丁大全被任为相。公元1258年2月，蒙军南下侵宋，边防危急，丁大全却哄骗理宗，说“边疆有备，不必惊慌。”宋军屡战失利，边境沦陷，群臣不满，上书揭露丁大全罪恶，理宗却置之不理。直到公元1259年9月，蒙军包围了鄂州，丁大全无法再行遮盖，理宗始得知真相，才将其罢相。

继丁大全之后，要算是贾似道败国了。贾似道的姐姐为贵妃。他少时就不务正业，是靠他的姐姐贾贵妃受宠和丁大全的下台才官运亨通，拜为宰相的。公元1259年11月，忽必烈攻鄂州，他以右丞相之职领军援鄂。此时，蒙古可汗病死，忽必烈为了争可汗的位置，决定北撤。在北撤前，忽必烈虚晃一枪，扬言要攻临安。贾似道听说后，不辨真伪，竟十分害怕，不经请示，便私自派人去蒙古求和，蒙古正要北撤，见宋未败求和，当然同意，规定蒙古和南宋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向蒙古贡奉银20万两，绢25万匹。忽必烈退兵后，贾似道隐瞒了私自签订卖国和约的真相，反而对理宗谎报军情：“我们这次打了个大胜仗，逼着蒙古退了兵。”理宗信以为真，加封贾似道为太师、卫国公。贾似道又设计罢免了敢于直言的吴潜的左丞相职务，从此便总揽了朝政大权。

宋理宗用了这么一帮人做宰相，致使朝政日益衰败，民众怨声载道，国家的灭亡已不可避免了。

忽必烈攻宋势如破竹忽必烈稳定了内部，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在公元1271年称帝，改国号为元。这就是元世祖。

战局比王位重要忽必烈像蒙古、南宋联合灭掉金朝以后，南宋乘机出兵，想收复开封、河南一带土地。窝阔台借口南宋破坏协议，进攻南宋。打这以后，蒙宋双方不断发生战争。到窝阔台的侄儿蒙哥即位后，派他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控制了西南地区。

公元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进攻南宋。他自己亲率主力进攻合川(今四川合川)，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另一路由兀良合台率领，从云南向北攻打潭州(今湖南长沙)，准备三路会师后，直取临安。蒙哥的军队进攻合州的时候，合州宋将王坚和全城军民奋起反抗，坚守合州东面的钓鱼城。蒙古军把钓鱼城围了五个月还没有攻下来，蒙哥却在攻城的时候被炮石打中，受了重伤，回到大营不久就死了。

忽必烈正向鄂州进兵，还没过江，得到蒙哥的死讯，有人劝他赶快回到北方去争夺汗位。忽必烈说：“我奉命来攻打宋朝，哪能空手回去?”忽必烈观察了沿江的形势，就派几百人的敢死队当先锋，强渡长江。宋兵没有防备，果然溃败。蒙古兵就大举渡江，把鄂州围住。警报一个接一个送到临安，把南宋王朝震动了。

宋理宗命令各路宋军援救鄂州，又任命贾似道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到汉阳督战。

纨绔子弟做丞相新任丞相贾似道，原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靠他的姐姐是宋理宗的宠妃，才得了官位。他当上官后，什么事都不干，经常带着一批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有一天晚上，宋理宗在宫里登高眺望，看到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左右侍臣说：“这一定是似道这小子。”

侍臣知道宋理宗宠着贾似道，就凑趣说：“别看他年纪轻轻，喜欢玩乐，他的才能大着呢。”

这回，宋理宗要他上汉阳前线督战，他只好硬着头皮去了。有一次，他听说前面有一队蒙古兵，吓得直打哆嗦，嘴里连声叫着：“怎么办?怎么办?”后来，蒙古兵抢了一些财物走了，贾似道才拍拍胸口，喘了口气。

弥天大谎忽必烈攻城越来越猛。贾似道眼看形势紧张，就瞒着朝廷，偷偷地派个亲信到蒙古营去求和，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就愿意称臣，进贡银绢。忽必烈急着想回去争夺汗位，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订下了秘密协定。贾似道答应把江北土地割给蒙古，并且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20万。忽必烈得了贾似道的许愿，就急忙撤兵回北方去了。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却抓了一些蒙古兵俘虏，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敌人势力全部肃清了。

宋理宗听信了贾似道的弥天大谎，认为贾似道立了大功，专门下一道诏书，赞赏他奋不顾身，指挥有方，立刻给他加官进爵。

忽必烈回到北方，得到大多数蒙古贵族的支持，即了大汗位。他想起了在鄂州跟贾似道订下的和议，就派使者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履行和约议定的条件。郝经到了真州(今江苏仪征)，先派副使带信给贾似道。贾似道一听郝经要到临安来，怕他的骗局露馅，赶快派人到真州把郝经扣了起来。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气得要命。那时侯，蒙古内部发生了内讧，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跟忽必烈争夺权力，发生了战争。忽必烈全力对付阿里不哥，只好暂时把南宋一头搁起来。

贾似道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做了十几年的宰相。宋理宗死后，太子赵禥即位，就是宋度宗。宋度宗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地位高得没人能跟他比。贾似道一面故意要求告老回家，一面又派亲信散播谣言，说蒙古军又要打过来了。刚即位的宋度宗就苦苦留他，这样一来，他的地位就越来越高了。度宗专门给他在西湖葛岭造了一座豪华的别墅。贾似道每天在葛岭过着享乐的生活，朝政大事都得由官员到别墅去找他决定。

贾似道封锁消息忽必烈稳定了内部，打败了阿里不哥以后，在公元1271年称帝，改国号为元。这就是元世祖。

元世祖借口南宋不执行和约，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了5年。贾似道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宋度宗知道。有个官员上奏章向宋度宗告急，奏章落在贾似道手里，那个官员马上被革职了。

有一天，贾似道上朝的时候，宋度宗问他：“听说襄阳城已经被蒙古兵围了几年，怎么办?”贾似道故意装出惊讶的样子说：“蒙古兵早就给我们打退。陛下从哪儿听来这种消息?”

宋度宗说：“刚才听到一个宫女说起。”

散朝以后，贾似道查明了那个透露消息的宫女，找个借口把她杀死。打那以后，宋度宗再也听不到蒙军进攻的消息了。

襄阳在蒙古兵围攻下，越来越危急。贾似道却每天躲在他的葛岭别墅里。有一次，有个亲信官员去找他，他正趴在地上跟他的几个侍女斗蟋蟀。那个官员拍拍贾似道的肩膀说：“这难道也是国家大事吗?”贾似道玩得正起劲，也没当一回事。

襄阳终于被元兵攻破了。南宋王朝大为震动。这个时候，贾似道要再瞒也瞒不住，就把责任推给襄阳守将，把守将革职了事。

南宋无力回天元世祖看到南宋这样腐败，决定一鼓作气消灭南宋。他派左丞相伯颜率领元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

这时候，宋度宗病死了，贾似道拥立了一个4岁的幼儿赵昰做皇帝。伯颜攻下鄂州，沿江东下，直取临安。贾似道一面带领7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伯颜拒绝议和，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全线崩溃，贾似道逃回扬州。到了这个时候，南宋灭亡的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了。

知有似道不知有度宗贾似道不把度宗放在眼里，度宗也以贾似道为虎狼，事事不敢自作主张。

新帝登基宋度宗原名赵孟启，太祖十一世孙，理宗胞弟的儿子。出生于公元1240年，卒于公元1274年。理宗虽然嫔妃众多，然由于淫乐无度，却只有一个儿子，还未成人便死去了。为此，于公元1253年1月，宋理宗只好立他的亲侄子孟启为皇子，赐名为赵禥，封忠王。公元1260年6月，立为太子，成了理宗的合法继承人。公元1264年10月，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不理朝政，只重酒色宋度宗赵禥即位之前，便天生愚钝，奢淫无度。即位后，他想好好地玩玩，然朝廷军政要务，都要他去处理，如何吃得消?结果上了三五次朝，感到头昏脑胀，便不想干了。他见丞相贾似道立他有功，又好专权，便索性把一切军政要务都交贾似道去处理，而自己则一头扎进了酒色二字之中。

贾似道比皇上还大贾似道专权后，对大臣规定，凡有军政要务，不经过他同意，谁也不许报告皇帝；皇帝有什么诏旨，不经他看过，任何人也不许下达。即使如此，贾似道仍嫌不足，常以辞职归乡相胁。度宗全靠贾似道掌政，贾似道一走，谁还理朝?每当上旨，度宗便苦苦相留，将其官职一升再升。每当贾似道入朝，度宗便起座答拜，称之为师，不呼其名。时间一久，贾似道便不把度宗放在眼里，度宗也以贾似道为虎狼，事事不敢自作主张。

公元1272年7月的一天，度宗去景灵宫祭祀。事毕，正遇大雨，度宗无法回宫，当时胡贵嫔的父亲显祖随驾，建议乘逍遥辇，度宗低头不语。显祖已看透了度宗的意思，便哄他道：“此事已禀报过贾太师。”度宗闻言，方转忧为喜，遂起驾回宫。

然第二天，这事便传到了贾似道的耳中，他大发雷霆，当即罢了显祖的官，把胡贵嫔赶出宫门，而度宗则连气也不敢哼。此后，贾似道几日不上朝，间或入谒度宗，度宗必起身避席及其退朝时，又目送出殿后，方敢就座。故当时在朝廷百官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只知有贾太师，而不知有度宗的局面。

公元1273年1月至2月，当樊城、襄阳连续为蒙军攻陷的时候，贾似道还在扣压前线危情，不断向度宗报捷呢。公元1274年7月，宋度宗死，时年仅35岁，在位10年。

群臣死守崖山南宋末年那些有骨气的大臣们仍然不愿投降，他们率领着部下做着顽强的抗争。

誓死不降，为国捐躯南宋末年，凶悍的元军铁蹄南下，一路上横冲直撞，很快兵临临安城下，谢太皇太后、全太后与年仅三岁的恭帝孤儿寡母无力抗元，所以拱手投降。全太后与宋恭帝被押解到元大都，软禁了起来；谢太皇太后虽已年迈，体弱多病，但是仍被元军拉来拉去，到各处劝降那些为数不多的还未投降的南宋臣子。在国主投降的情况下，南宋末年那些有骨气的大臣们仍然不愿投降，他们率领着部下做着顽强的抗争。

元军攻打扬州城，攻了很久都没有攻下来，那时镇守扬州的大将是李庭芝、姜才，元军就拿来谢太皇太后的诏书，命令他们向元朝投降。李庭芝回答说：“我只知道奉诏守城，从来没听说过要奉诏投降。”后来，全太后北上经过扬州时，元军又让全太后命令李庭芝和姜才投降。全太后无奈，只得下诏说：“现在我皇帝都已经投降了元军，你还为谁守城呢?”使者要李庭芝和姜才接全太后的谕旨，他们也不答话，命令士兵放箭，当场射死了招降而来的使者，其他人都狼狈逃走了。随后，他们又带4万人出城袭击元军，想夺回全太后和皇帝恭宗。但是敌强我弱，经过激烈的战斗，没有获得成功，只好回到扬州城里。元军主帅阿术亲自派姜才原来的好友前去劝姜才投降，姜才对这个好友说道：“你怎么做我不管你，可是我宁可死掉，也不做投降的将军。”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又派人招降李庭芝，李庭芝大怒，他不仅把使者杀死，而且烧掉了元世祖的招降诏书。元军看到李庭芝和姜才都不肯投降，还对元军如此无礼，就派大军将扬州团团围住，连着几十天攻城。由于扬州被围了很长时间，城里的粮食都吃光了，李庭芝和姜才就跟士兵一起煮牛皮等东西充饥，有的士兵杀死自己的儿子充饥。但是，扬州军民仍然不肯投降，继续抵抗元军的进攻。直到后来，陆秀夫和张世杰拥立端宗在福州即位后，端宗急令李庭芝和姜才带兵前去保卫福州，李庭芝和姜才这才离开扬州，前往福州，却不料走到泰州的时候，被元军包围了，双方经过激烈战斗，李庭芝、姜才被元军俘虏，最后为国捐躯。

宁愿自杀不愿降当时，南宋有一个名叫夏贵的将领投降了元朝。他家从前有个名叫洪福的家童，后来经夏贵提携做了官，守卫镇巢县(今安徽省巢县)。在夏贵投降后，洪福仍然在继续抗元。夏贵就派人去劝洪福投降，洪福拒绝投降，还把来劝的人也杀了。后来元兵攻破镇巢县城，洪福被元军俘虏后，夏贵来看他，他却痛骂夏贵不忠，最后要求面南而死，表明自己没有背叛宋朝。还有将领李芾，在湖南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率领军民坚持抗战三个多月。可是潭州城还是被攻破了。那天，他叫来部下沈忠，对他说：“我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今天决心一死，但是我的家人决不能当俘虏。我实在不忍杀他们，你帮忙先杀尽我的家人，再杀死我。”沈忠说什么也不愿意，可是李芾坚决要他照办，沈忠只好哭着答应。于是李芾让家人全部喝醉，让沈忠一一把他们杀死，然后，放火烧掉李芾的住所。沈忠看着熊熊的烈火，悲痛自绝，就回家杀了妻子，然后又自杀而死。潭州城的许多百姓听说后，也都让全家自杀而死，坚决不投降元朝。

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元朝军队势如破竹般向福州方向逼近，没有多长时间，元军就开始进攻福州。陆秀夫、张世杰见福州守卫不住，就护卫着端宗和他的弟弟，乘上海船沿着海岸往南逃到了广东。宋端宗身体很虚弱，受不了这种艰苦的生活，不久就病死在广东砜州(今广东省雷州湾中的一个小岛)。当时，福建和广东的军民都在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而那些作了叛徒的人则受到人们的唾弃。当元军打到兴化(今福建省莆田县)时，元朝人劝守卫兴化的宋将陈文龙投降，可是陈文龙却两次杀死元军派来招降的人。部下有人贪生怕死，劝他投降，他说：“人生本来都有一死的，与其屈辱地死，还不如英勇抗敌而死。”人们都很敬佩他。可是，后来叛徒出卖了陈文龙，他被俘仍然没有投降，后来就在福州绝食死去了。他的母亲当时也被押到福州，她为儿子为国牺牲而自豪，在临死前说：“我和我的儿子一块儿死去，又有什么怨恨呢!”

端宗病死后，陆秀夫和张世杰又拥立端宗的弟弟做皇帝，即卫王，他们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卫王任命陆秀夫为左丞相，专门掌管文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专门掌管军事。可是，元军又跟着打到了广东。当时，张世杰和陆秀夫认为砜州是个小岛，就护卫着卫王来到新会的崖山，他们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收复失地，恢复宋朝。他们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准备长期战斗的工作：征集粮食，修筑工事，建造兵船，还招兵买马，训练军队。可是，元将张弘范很快就率军攻打到了崖山附近。张弘范到达崖山之后，立刻就派兵封锁海口，切断了宋军砍柴、打水的道路，由于崖山是一个小岛，岛上的一切都得靠大陆和海南岛运送，现在元兵切断了大陆的供应线，宋军没有淡水喝，只能吃干粮，实在没有办法，就只有舀海水解渴。海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喝了就得病，为此，许多人都病倒了。张世杰又带兵去攻打新会，想夺回海口，但大战几天都没有取胜。

公元1279年2月，张弘范率元军攻打崖山，张世杰的军队由于士兵大都生病了，所以很快就战败了。元军登上了崖山，张世杰只有和陆秀夫等保护着卫王和他的母亲杨太妃，乘上早已准备好的船撤退。元军紧迫不舍，把宋军的船队冲散了。陆秀夫看到元军近在眼前，不愿意被元军活捉，就含泪背起小皇帝，跳进了茫茫的大海。而张世杰和杨太妃坐的船，也由于遇上了飓风翻了船，张世杰和杨太妃都被淹死了。南宋王朝彻底灭亡了。

宋恭帝被杀宋恭帝是位有智慧的人，可是幼年继位，又生不逢时，想必心中自是有许多苦处。

亡国的小皇帝南宋成淳十年(公元1274年)，宋度宗病逝，太子继位，即是宋恭帝，历史上人们又称他为少帝、幼帝、德祜皇帝。宋恭帝即位时，年仅四岁，当时由谢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恭帝年幼即位，从宋度宗手中所承接的江山早已是千疮百孔，命系累卵了。

公元1276年正月，元朝大军南下入侵已经到临安城下。眼看着元兵即日就将攻进城内，南宋朝廷大势已去。

于是，谢太皇太后立刻派大臣杨应奎，前往元军驻扎地献上了传国玉玺，并且以恭帝的名义向元军统帅伯颜献上降表，降表言辞十分卑下可怜：宋朝奸臣误国，天数已尽，元朝国运兴旺，我愿率百官称臣降服于大元；今谨奉太皇太后之命，削去帝号，将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两淮等宋朝州郡，全部献给大元圣朝，祈求元朝可怜宋朝三百年江山不至断绝，使赵氏子孙以后有靠，使宋朝百姓能够安享天日。如果这样，那么元朝的大恩大德，将永不忘，日日思报。

虽然这篇降表写得很哀婉，充满了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的辛酸，可是元朝还是没有放过这位小皇帝。

囚禁的岁月伯颜很快就攻陷了临安城，接着元世祖急速下诏，命令宋朝皇帝前去大都会见。皇太后带着小恭帝在随行一行人的护从下匆匆奔赴大都，谢太皇太后称病未去。

恭帝当时也只有七岁，什么事情都不懂，全太后只是个妇道人家，只是感激元世祖不杀之恩，根本不知什么民族气节，所以这孤儿寡母到了大都，特别被元朝人看不起。他们将恭帝与全太后软禁在深深的宫苑里，横加凌辱，更不许他们与外界有丝毫的接触。当时随全太后到大都的四位宫女都不堪忍受凶悍的元朝人的虐待，到大都后没有十天就全部自缢身亡了。其中一位宫女还留下绝命诗一首：“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元世祖十分看不起全太后的忍辱偷生，所以就砍下了那四个宫女的头颅悬在全太后的门口，以示羞辱，全太后顾念年幼的恭帝，不忍自杀。不过，由于这时南宋遗臣已经立赵昰为端宗，老奸巨猾的元世祖就将恭帝封为开府仪同三司、检点大司行政、瀛国公，做样子给天下人看，其实就是为了利用恭帝潜在的号召力，对端宗形成制约，顺便招降那些尚未归附的宋将。

全太后提出水土不服，向元世祖请求迁往南方，元世祖的皇后对全太后的遭遇特别同情，就帮全太后求情，但是元世祖担心节外生枝，没有同意，不过他并没有打算杀害全太后和宋恭帝，传说元世祖已经准备让恭帝与全太后在大都的深院中慢慢了却此生。可是到了公元1282年底，却突然命恭帝迁出大都，并将他安置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东边闪电河北岸)。还让全太后到大度正智寺庙削发为尼，不久全太后就悄无声息地死在了那里。原来福建有位僧人向元世祖解说了近日天相方面的事，说他夜观星相，发现土星有侵犯帝祚之势，所以按常例来推算，恐怕不几日将会有人要加害元世祖，希望元世祖多加提防。元世祖本来不相信这位僧人所说的话，可是在这位僧人离开没有多久，就有离大都不远的中山县(今河北省定县)官员禀报说：县内有一个狂人，自称是宋王，扬言要聚集人马，前往京师劫掠宋丞相文天祥，起兵复宋。

元世祖一听，这还了得，也不由得相信那位僧人说的。马上就把恭帝迁到了上都，然后杀害了已关押了四年的南宋宰相文天祥。次年又把降元的宋朝官员全部迁往内地，免除了后顾之忧。

一心向佛，仍然被杀至元二十五年，恭帝已经19岁了，元朝的统治也逐渐巩固了下来。这年冬天，元世祖赐给恭帝大量钱财并将他送到了吐蕃(今西藏地区)学佛。

恭帝到西藏后，入住萨迦大寺，并改名为合尊法宝，还学会了藏族的语言。恭帝聪颖灵慧，性情好合，他钻研佛经，还当上了萨迦大寺的主持。按理说，恭帝此时既已入佛，早已心无杂念，潜心修炼了。可是到元英宗至治三年时，恭帝却突然被赐死在河西(今甘肃省河西走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他无意间所写的一首诗闯了大祸：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诗中所说的黄金台指的是战国时燕昭王在大都朝阳门附近筑的土台，燕昭王放黄金在台上，招揽天下贤士尽归己用。林和靖则是北宋著名的钱塘高士，一生孤傲，以梅为友。就是这首诗，恭帝便被元英宗以煽动天下人心的罪名处死了。

元英宗杀恭帝也是历朝历代的惯例。恭帝死了，天下宋人的心也就死了；恭帝不死，宋朝遗民总会在心中隐隐作想：宋朝江山仍旧还在，因为虽然端宗、卫王死去了，可是恭帝还活着，恭帝还会回来，他只是在某个地方出家而已。

宋恭帝是位有智慧的人，可是幼年继位，又生不逢时，想必心中自是有许多苦处，可是他潜心研究佛经，成了一代佛学翻译大师，曾经翻译了佛教中著名的《因明人正理论》作品，也算没有枉过一生。

第二十五章

陈桥兵变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世宗柴荣（又称郭荣）亲统大军北伐契丹，欲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料身染重病，回师京城后不久病逝，其子柴宗训继立为帝，是为恭帝，年仅7岁。世宗统一北方大业未尽，“主少国疑”①，文武群臣忧虑重重，朝廷内外惶恐不安。职掌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因此而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赵匡胤像赵匡胤（公元927—976），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人。其父赵弘殷，行伍出身，历任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禁军高级将领，家住洛阳（今属河南），赵匡胤即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因受家庭和当时社会尚武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喜欢武艺。青年时，他曾赋《咏日》诗，以言己志：“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抱负与豪情壮志。后汉时，赵匡胤应募从军，投奔在枢密使郭威帐下。乾祐占四年（951），郭威于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发动兵变，随即统领所部闯入开封（今属河南），后汉隐帝为乱兵所杀，郭威遂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此次政变，赵匡胤积极参与并拥戴郭威为帝（是为周太祖），功绩卓著。事成之后即被授予东西班行首，典掌禁军。郭威养子柴荣（原为周太祖皇后柴氏之侄）任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府尹后，又改授赵匡胤为开封府马直军使。郭威病故，柴荣继位，不久擢升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成为禁军高级将领。显德六年，柴荣病危之际，为防范皇族内部争权夺利而导致政变的发生，下诏，将郭威的女婿，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免除军职，而以赵匡胤接替，使之掌握禁军大权，以辅佐柴宗训。

显德七年正月元旦，赵匡胤以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二州名义，谎称契丹与北汉相勾结，大举南下，入侵后周边境，因而请求朝廷急速派兵阻击、增援。宰相范质、王溥等人不辨真伪虚实，立即令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待赵匡胤领兵出城之际，开封城内却到处传说“策点检为天子”②之谣。一时间，“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③。然后周朝廷对此却一无所知。初三清晨，赵匡胤率军离开京城，日暮，驻军于距开封城东北40里处的陈桥驿（位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他将军中诸事悉交由其弟赵光义和亲信、谋士赵普代为处置，自己则入帐内饮酒，全然不问军中之事，直至醉卧榻上。

不多时，军营之中有都押衙李处耘、殿前都虞候李汉，超、内殿都虞候马仁踽、散员指挥使王彦升等禁军主要将领鼓噪而起，与赵光义、赵普等人商议，要拥立赵匡胤为帝。赵普对众人说：“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④众人莫不赞同。第二天清晨，赵匡胤尚未起身，诸将领即蜂拥至其寝帐之外，赵光义入帐中请出其兄。赵匡胤出帐，众人纷纷拔刀抽剑，排列于庭院之中，齐声说道：“诸军无主，愿策太尉（时赵匡胤尚有检校太尉之衔）为天子。”⑤不等赵匡胤答话，众人便拿出事先已准备好的用于皇帝登基时穿着的黄袍，披戴在他的身上。赵匡胤无可奈何，便对诸将领说道：“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人异口同声道：“唯命是听。”⑥赵匡胤又说：“太后（指符后）、主上（指周恭帝），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戮汝。”⑦众将领纷纷拜伏于地，表示遵从圣命。

赵匡胤立即派人赴开封，先与守卫京城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联络。之后，他便自陈桥驿回师开封。进入城中，将士们遵从赵匡胤之令，秋毫无犯。守城的后周军将，不敢轻举妄动，唯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骑马径自皇宫内廷疾驰而出，欲集结部众负隅顽抗。当其行至街上，被王彦升察觉；遂紧随某后，直追至其家中，将其家人全部杀死。赵匡胤入城，登上明德门，命令兵士各返回所属军营驻地，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官署。

不多时，诸将领簇拥着范质等后周朝廷要员来到赵匡胤官署。赵匡胤一见他们，顿时痛哭流涕，呜咽道：“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范质等人还未及对答，军校罗彦环却手按利剑，厉声说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⑧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只好屈身退至阶下，列队朝拜。随即，赵匡胤于官署堂上召集文武百官，依据每人功劳高下确定入朝列班次序。翰林承旨陶其不毂自袖中取出事先写好的禅位制书，当众宣读，称柴宗训退位，由赵匡胤即皇帝位。随后，宣徽使引导赵匡胤下堂，来到庭院中，面向北方行拜礼。又引他出官署入宫中，进崇元殿，更换朝服，头戴衮冕，正式登基称帝，是为宋太祖。另又将柴宗训及符后等人迁至西宫，去其帝号改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后周历史至此结束。

次年正月，赵匡胤下令大赦天下，改元建隆，仍定都于开封。因他曾于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出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故以“宋”为国号，史称北宋，其后，赵匡胤对有功官吏将士，分别封官授爵，给予赏赐。以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其余禁军诸将领亦分授官职，并兼领节度使。朝廷各重要官署机构均重新任命长官，从而建立起宋朝的统治秩序。与此同时，他又遣使向各地郡县、藩镇通报称帝换朝之事，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归顺宋朝。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很快激起原后周一些藩镇首领的反抗，其中主要有占据上党（今属山西）的李筠，盘据淮南的李重进。

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经营上党长达8年之久。他在自己的统辖区域内，擅自征收赋税，召集亡命之徒。颇具一定实力，以至于后周朝廷亦曾感到李筠“倔强难制”⑨。得知赵匡胤称帝代周，他遂积极准备举兵反宋。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四月，李筠勾结北汉，发动叛乱。消息传入宫中，赵匡胤果断决定速战速决，以“服天下之心”⑩，巩固刚刚建立的宋朝统治。为此，他一方面令石守信领兵前去上党征讨叛军，一方面又令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出东路，以策应石守信。李筠自以为宋军将士多与自己是旧友故交，必会念旧情而临阵倒戈，因此掉以轻心，未作认真设防。宋军与叛军一交锋，即发起猛攻，全然无旧友故交之情。首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叛军。随后，宋军几路并进，步步紧逼。赵匡胤亲临前线指挥各路人马围歼叛军。石守信会同江宁军节度使高怀德于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境内），再大破李筠军主力，擒获叛军大将范守图，杀戮北汉降兵数千。李筠率残部逃入泽州城中。宋军团团围困城池，连续攻城数十日，终于破城。李筠知大势已去，投火自尽。其子李守节献上党降宋，李筠的反宋叛乱被平定，北方的局势得到控制。

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为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权势显赫。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曾一度与赵匡胤分掌朝廷内外兵权。后领命出镇淮南，坐镇扬州（今属江苏）。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即令韩令坤接任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之职，并令其移镇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李重进十分清楚赵匡胤此举旨在削夺自己的权势，故而拒不从命，反而派遣亲信翟守殉北上，准备与李筠结盟，南北夹击刚刚建立的宋朝。然而翟守殉非但未与李筠联合，反入开封向赵匡胤陈述此事。返回扬州后，他又劝说李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致使李重进未敢贸然起兵反宋。李筠兵败身亡后，李重进自感大祸临头，决意孤注一掷。九月，他于扬州发动叛乱，并派人入南唐求援。不料，南唐主李璟恐引火烧身，不肯派兵相助，李重进陷入“内乏资储，外无救援”的窘困境地之中。赵匡胤先遣石守信统军南下征讨。十月，又率兵亲征。宋军浩浩荡荡沿汴河南下，直抵淮河北岸。李重进不甘心束手待毙，严令兵士作殊死抵抗，妄图阻止宋军渡河南下。石守信指挥宋军强渡淮河，发起猛攻，叛军溃败而逃。宋军迅速包围扬州。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举家自焚而亡。宋军入城，尽杀叛军，淮南地区随之得以平定。

在李筠、李重进被平定前后，原后周地方藩镇政权，虽亦不满赵匡胤以兵变取代后周，可又惧怕宋朝的兵威，自感无力与之抗衡，只得听命归顺。赵匡胤对此采取恩威并用的策略，一方面仍名义上保留其藩镇，允许留驻原地，但同时又派监军入其藩镇，行使职权。原后周成德军节度使郭崇时常为后周的覆灭而悲哀流涕，但当监军陈思海到任，他也只好强忍悲痛，表示拥戴宋廷。原后周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得知赵匡胤代周后，日夜整修军械，操练兵士，欲对抗宋廷。然而宋廷派潘美前去监军，并令他入朝时，袁彦也不得不俯首贴耳，单骑赴京城。周太祖郭威妃杨氏之弟、原后周建雄军节度使杨庭璋曾与李筠关系密切，时有往来，当赵匡胤调其改任定难军节度使，令他人居开封时，亦丝毫不敢拒命。至此，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的宋朝政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中原地区的局势得以安定。

注释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一。

②③④⑥《长编》卷一。

⑤⑦⑧《宋史》卷一《太祖纪》。

⑨《宋史》卷二五九《张美传》。

⑩王僻《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东都事略》卷二二《李重进传》。

《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赵匡胤对皇权的垄断自唐末以后，各地藩镇割据林立，天下分崩离析，战火蔓延，连绵不断。及赵匡胤称帝建宋，欲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一则要削平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二则要铲除割据的根源，防止和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辙。为此，他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宋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镇压了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叛乱之后，更感到消除分裂的隐患已迫在眉睫。

杯酒释兵权一日，赵匡胤召见亲信、谋臣赵普入朝，向他询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普的话还未讲完，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地说：“卿勿复言，吾已喻矣。”①欲彻底改变“君弱臣强”的弊政，其首当其冲的便是收缴臣僚及地方兵权，集中控制于中央朝廷。对此，通过“陈桥兵变”称帝建国的宋太祖赵匡胤十分清楚兵权的重要和“节镇太重”的隐患及其严重后果。为此，他即位后，即废去“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自己直接掌握和控制禁军。然而禁军高级将领多是昔日与赵匡胤出生入死的“义社”兄弟，是为自己“黄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如何体面地收缴他们手中的兵权，而不致发生流血之争，更使赵匡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甚至一度陷入优柔寡断之中，不忍心冷遇旧友故交。

一次，赵匡胤欲令久负盛名的大将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闻讯，数次上奏劝谏，激烈反对委任符彦卿职掌禁军重权，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重柄”。赵匡胤拒不采纳。不料宣敕下达，却被赵普扣留。他将敕书藏入怀中，入朝请求面见赵匡胤。赵匡胤得知赵普求见，即迎上前，问道：“岂非以符彦卿事耶?”赵普担心先提及此事恐宋帝难以接受，便答道：“非也。”待到其他事情陈奏完毕，他才从怀中取出敕书。赵匡胤一见，十分惊奇。赵普忙解释说：“臣托以处分之语未备，复留之。唯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患。”赵匡胤道：“卿苦疑彦卿何也?朕等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赵普反问道：“陛下何经负周世宗?”②赵匡胤无言以对，遂撤回对符彦卿授官的敕书。由此，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收缴兵权。

一日晚上，朝会散后，赵匡胤传令召集几位与自己关系甚为亲近密切的禁军高级将领入宫，且专为他们设摆酒筵。其中包括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君臣欢坐一堂，开怀畅饮。至酒兴正浓之时，赵匡胤摒退随从和卫士，对石守信他们叹息道：“吾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又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将领忙询问何故?赵匡胤继续说道：“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众人一听此言，顿时惊慌失色，匆忙跪拜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答道：“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众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一时痛哭流涕，叩头不止，连声说道：“臣等愚不及此，唯担心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

赵匡胤于是一面宽慰众人，一面劝导说：“人生如自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无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人听到此处，再次拜谢说：“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③酒筵到此，众人哪有心思饮酒，纷纷告辞而去。

第二天，参加酒宴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均声称自己患病，未来上朝，并请求罢免自己所担任的军中要职。赵匡胤随即另授予虚衔：石守信改授为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改授为归德军节度使，王审琦改授为忠正军节度使，原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张令铎改授为镇守军节度使。从此，这些禁军主帅“皆罢军职”④，就连禁军“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亦无职掌，实为武官高级虚衔，秩从二品，但厚其待遇。“皆以散官（为有官称而无固定职守之官）就第，所以慰抚赐之者甚厚。与结婚娴，更度易制，使主亲军”⑤。

宋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再次设摆酒筵，盛情款待前来入朝的藩镇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军将统领。席间，赵匡胤语调和缓地对众人说：“卿等皆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指事务繁忙），非朕所以优贤之意。”王彦超立刻听出赵匡胤的弦外之音，即上前奏道：“臣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唯有武行德等人却执迷不悟，竭力陈述自己“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赵匡胤淡淡地说道：“此异代事，何足论!”⑥第二天，赵匡胤便下令，罢免王彦超、武行德等一批藩镇节度使，削夺其权，亦另授高级虚衔。至此，赵匡胤又一次以赎买的方式，收缴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地方割据局面的再度形成，使藩镇听命于朝廷。

赵匡胤两次“杯酒释兵权”，极其平静地达到“收其精兵”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调整军队统帅机构，于禁军设置殿前司和侍卫司，分置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合称为“三帅”，均受赵匡胤节制。又另设枢密院，“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⑦。旨在分离三帅统兵之权与枢密院调兵之权，使三帅有统兵而无调兵之权，枢密院虽调兵却不得统兵，以相互牵制。此外，赵匡胤亦大力整顿军队，裁汰老弱病残，补充精壮。甚至亲自制定“兵样”，作为选兵的标准，派遣使臣赴各地依照“兵样”精选兵卒。此举又将原地方藩镇军中骁勇善战者大部选入京城，入补禁军。赵匡胤经常亲临校场训练禁军兵士，严肃军纪。他曾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⑧由此极大地加强了禁军的实力。他积极奉行“守内虚外”⑨的基本国策，而将22万禁军，分一半驻扎于京师及京畿地区，另一半则分戍地方要冲之地，并称之为“内外相制”⑩。赵匡胤的此番举措，有其重要的原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此事，皆可预防。唯担心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⑩。基于此因，他一则选授资历较浅，易于驾驭者充任禁军将领，且频繁调任。二则实行更戍法，即间隔数年便更换禁军屯驻地点，使将帅经常调换，将兵间无法相结为死党，有效地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极大地集中了全国的兵权，又加强禁军，形成威慑地方的格局，从根本上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然而，将兵分离又导致作战不相协调，战斗力削弱的后果，致使与辽、西夏交战屡遭失利。

注释①②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③④《长编》卷二。

⑤《涑水纪闻》卷一。

⑥《宋史》卷二五五《王彦超传》。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

⑧《长编》卷一二。

⑨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屯田》。

⑩朱卉《曲洧旧闻》卷九。

《长编》卷三二。

削平南方割据北宋建立后，即面临统一分裂割据局面的首要问题。时北方有兵势正盛的辽朝和依附辽朝的北汉改权，南方则有各据一方的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小朝廷。宋太祖赵匡胤欲一统天下，却对如何削平割据而大伤脑筋，举棋不定。

起初，赵匡胤有意先出兵翦灭北汉，平定北方后再举兵南下，逐一除灭大江南北诸政权，为此他曾询问宰相魏仁浦：“朕欲征太原（今属山西），如何?”魏仁浦认为此举会“欲速不达”①。他又征询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下并（治今山西太原）、汾（治今山西汾阳）之策”。张永德亦认为“彼兵虽少而悍，加之北虏（指契丹）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间谍离虏心，设游兵以扰其穑事，待其困弊，乃可图耳”②。诸大臣反对赵匡胤先攻北汉之策，是考虑北汉虽距宋朝很近，威胁很大，然其背后有契丹相助，灭此政权并非易事，况且宋朝初建，国势不强，力不从心。宋太祖见众臣反对，遂与心腹谋士赵普商议。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属天津）人，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后周时，他曾于赵匡胤帐下供职，初为军事判官。赵匡胤出任同州节度使，他改任推官。其后赵匡胤移镇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他又任掌书记，一直充任赵匡胤的高级幕僚和重要谋士。他积极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为赵匡胤黄袍加身，而被授予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建隆元年（960），他力劝赵匡胤立即发兵平定李筠之乱，并自请随御驾扈从，因功得迁至兵部侍郎、枢密剐使。同年，他再请赵匡胤速出兵平定李重进之乱，从而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三年，被擢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乾德二年（964），又替代范质任宰相，充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其间，他为扭转唐末以来节度藩镇飞扬跋扈，君弱臣强的局面，而建议赵匡胤收缴地方权利，深得赏识。正因如此，赵匡胤也常征询他对朝廷大政方针及治国之术的见解。

赵匡胤常爱微服私访大臣，故赵普每次退朝回到家中，不敢更换衣冠，依然身着朝服，以备皇帝突然来访，不致失礼。一天深夜，漫天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赵普以为赵匡胤必不会雪夜私访，不料忽听敲门之声，他连忙开门，却见赵匡胤正立于风雪之中。赵普忙行礼，将皇帝迎入屋中。赵匡胤告之赵普：“我已约晋王光义来你家中。”不多时，赵光义到。赵普侍奉他们坐定，便烧炭煮肉，又让妻子为二人斟酒，赵匡胤亲热地以嫂相称③，君臣饮酒谈笑。

席间，赵普试探地问道：“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赵匡胤道：“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又故意问道：“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赵匡胤答道：“吾欲收太原。”

赵普沉思了许久，说：“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缘由，赵普慷慨陈辞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挡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听罢，笑着对赵普说：“吾意正尔，姑试卿尔。”④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最终奠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决定先用兵江南诸小政权，待统一南方后，再北上灭北汉，夺回辽占据的蓟（治今天津蓟县）、幽（治今北京西南）、云（治今山西大同东）等16州之地。此后，宋廷密切注视江南诸政权的动向，设法寻找出兵的借口，捕捉战机。并积极储备粮草，招募精壮，修缮兵甲，操练兵士，随时准备兵进江南。早在建隆三年九月。占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危，临终前，嘱咐其子周保权，一旦发生变故，迫不得已时，可“自归朝廷”⑤，即投降宋朝。周行逢死后，盘据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起兵，袭取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又欲攻占击保权所在的朗州（治今湖南常德），企图取而代之，独霸湘湖地区。周保权一面派杨师瑶率兵抵抗，一面派人北上向宋廷求援。

赵匡胤即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调集各路人马，会师于襄阳（今属湖北），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兵湖南。

宋军进兵湖南，须途经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继冲控制下的南平政权。此前宋朝使臣卢怀忠已侦知南平虚实，认为“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即军队）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今属湖南），东距建康（今江苏南京），西迫巴蜀（今四川），北奉朝廷（指宋朝），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⑥。于是，赵匡胤又派使臣入南平，向高继冲提出宋军“假道”的要求。南平政权内部为此而争论不休，高继冲更是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结果宋军未及南平同意，已兵临江陵（今属湖北）。高继冲见宋军压境，只得出城迎接。宋军不等他反应过来，其前锋已冲入城中，“分据冲要，布列街巷”⑦，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荆南，得3州、17县、143500户。

宋军继续南下，进逼朗州。此时杨师瑶已击败张文表，平息了叛乱，因此周保权拒绝宋军入城。慕容延钊毫不理睬，依旧指挥大军攻入城中，生擒周保权。又镇压各处的反抗，迅速占领湖南，得14州、1临、66县、97388户。

宋占有荆湘，为统一南方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也直接威胁到盘据四川的后蜀政权。

后蜀皇帝孟昶对宋军南下，一举灭亡南平、楚政权十分恐惧。乾德二年（964），他派使臣北上勾结北汉，请求发兵渡黄河南下，自己则出兵自四川北上，占据潼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使中原表里受敌”，牵制宋军，解除对后蜀的直接威胁。孟昶此举，恰成为宋廷出兵的借口，赵匡胤笑道：“吾西讨有名矣。”⑧十一月。赵匡胤派6万人马，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统领，自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南下，进攻剑门（今四川剑阁北）；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统领，自归州（治今湖北秭归）逆长江西上，直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孟昶即以其子孟元哲为元帅，与知枢密院王昭远指挥后蜀军队抵抗宋军进攻。不料，剑门一战，蜀军一触即溃，王昭远被俘。王全斌攻破蜀军防线，挥师进逼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献城投降。不久，刘光义亦率兵抵达成都。至此，宋军前后仅用66天，即灭后蜀，而得州45、县158、户534039。

宋军平定巴蜀后，却大肆抢掠，屠杀后蜀降兵，激起四川百姓的反抗。三年，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上官进、全师进领导的蜀兵和百姓的反宋斗争。历时3年，方被宋军镇压平息。为安抚四川军民，赵匡胤下诏，将王全斌等将帅降职处罚，并肃正军纪，逐步稳定四川局势。

后蜀灭亡前后，占据岭南的南汉政权，正因刑罚严酷，滥杀无辜，加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统治岌岌可危。大臣邵廷瑁认为宋军大举南下：南平、楚及后蜀诸国相继覆灭，宋朝“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⑨，建议后主刘鋠与宋通好。刘鋠非但不采纳，反而以谋反罪将其处死。其后，赵匡胤也设法通过后唐劝说刘镟归顺宋朝，亦遭拒绝。宋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令潘美统行营前军，尹崇珂为副帅，领大军讨伐南汉。宋军自郴州（治今广东韶关），敲开南汉北边的大门。四年正月，宋军再克英州（治今广东英德），逼近广州。

面对接踵而至的失利，刘鋠竟孤注一掷，调集全国军队救援广州，又于城外编竹木为栅栏，以阻挡宋军的进攻。潘美施以火攻。他下令征调数千民夫，每人手持两只火炬，待天黑以后，悄悄接近南汉军营。一声令下，万火齐发，刹那间，火光冲天，火借风势，广州城外一片火海，南汉后主抱头鼠窜。宋军趁势猛攻，杀死南汉兵士数万人，随即，破城而入。刘跟下令焚烧府库，正欲出逃海岛，适逢宋军追赶而至，束手就擒。宋军一鼓作气，继续攻占岭南各州县重镇，很快平定了岭南，得州60、县214、户170263。

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当属南唐最为强盛?然而五代末期，后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夺得江北、淮南14州、60县之地，与其划江为界，为此南唐君臣惊恐万状。自赵匡胤称帝后，南唐后主李煜便百般讨好宋朝，企图以此维持自己的割据小政权。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宋军在统一南方之初，也未与之宣战，但却与地处南唐东南的吴越政权结成军事同盟，以此钳制南唐，构成对它的包围形势。

灭亡南汉后，宋军进行休整。宋开宝七年（974），赵匡胤命曹彬、潘美为大将，统兵10万，自荆南乘战舰顺长江而下，开始了统一南唐的战争。

李煜自以为与宋结好而苟且偷安，军不设防，当宋军进入南唐辖境，沿江屯驻南唐兵士还以牛酒犒赏宋兵。及至发觉宋军翦灭南唐的意图，为时已晚。南唐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守将戈彦弃城而逃，兵卒不知所措。宋军沿江推进，只遇到一些小抵抗，便顺利到达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使大军渡江作战，宋军采纳江南人樊若冰（一作水）的建议，将大船串联排列，于江上搭建一座浮桥，使江北的宋军得以跨越天堑，进入江南。还在宋军搭建浮桥时，就有消息传入金陵，可南唐君臣却以为长江自古无桥，宋军此举不过是儿戏罢了，丝毫不予理会。待得知浮桥架成，宋军已顺利渡江时，国都金陵已陷入包围之中。此时，宋廷又约吴越出兵夹击。吴越派兵攻克常州（今属江苏），于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兵围攻金陵。

南唐后主李煜虽身处重兵围困之中，仍梦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便委派大臣徐铉前往开封（今属河南），恳求赵匡胤缓兵。赵匡胤按剑厉声呵斥道：“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⑩徐铉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退下。李煜见乞求不成，又欲殊死相拼，下令调集十几万军队急速救援，分别驻扎于金陵城内外。又令江西派兵增援，企图切断采石浮桥，阻截宋军后援，但均未奏效。

八年十一月，金陵被围已达一年，李煜再次派遣徐铉入见宋帝，恳请退兵，又遭赵匡胤断然拒绝。宋军在击败南唐援军及地方武装，并于金陵城下多次大败南唐兵后，终于攻陷城池。还在出兵南唐之前，赵匡胤曾专门召见曹彬、潘美等将帅，告诫道：“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因而宋军入城，秋毫无犯。后主李煜无计可施，只得投降。曹彬等令其写文书致南唐诸州县长官，命他们投降宋朝。诸州县多遵命而行，唯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杀刺史，据城固守，拒不从命。5个月后，被宋将曹翰攻破城防，死者数万人。宋朝彻底平定了南唐，得州19、军3、县180、户655060。

吴越王钱傲因出兵助宋进攻南唐，也曾得到宋帝的赞赏，得以“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及南唐灭亡，钱傲于开宝九年（976）偕子钱惟溶等入朝开封，觐见赵匡胤，并进献银绢、乳香、吴绫等物，其值数以亿万计，旨在恳请宋廷允许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中自宰相以下官员均向赵匡胤奏请扣留钱傲父子，乘机出兵夺取吴越之地。赵匡胤未作应允，依旧允许他们返回吴越。待钱傲父子等辞行之时，赵匡胤“取群臣留己章疏数十轴，封识遣傲，戒以途中密观。傲届途启视，皆留已不遣之章也”。钱傲读毕奏章，悲喜交加，既对宋帝感恩不尽，又对宋臣的上疏恐惧无比。此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倾心竭力亲近宋廷，百般殷勤顺从。

与吴越相毗邻还有一处割据政权，即占据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一带的陈洪进。在江南诸政权中，以陈洪进的势力最为弱小。为保全自己，不为其他政权所兼并，陈洪进积极与宋朝交往、靠近，并请求加封，而被赵匡胤任命为节度使。其后，他一直向宋廷称臣纳贡，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宋廷像对待吴越一样，未派兵进剿陈洪进。不过，陈洪进还是从宋廷对待吴越王钱傲的态度上，觉察到其中的用心和意图。因此，当赵匡胤去世，赵光义（是为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惶恐不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亲自入开封朝贡，并主动向赵光义献出漳、泉二州及所辖14县、151978户和兵士18727。赵光义授予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陈洪进的“纳土”，亦使先期到达开封城朝贡的吴越王钱傲坐卧不宁。在这种形势逼迫下，钱傲只好向赵光义请求罢免自己的吴越国王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等官衔，并乞求允许自己返回吴越。但这一请求又遭到宋帝的拒绝。钱傲的谋臣崔仁冀告诉他：“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钱傲亦感到，仅去王号，免除官衔，而保留原有地位，绝非宋廷所能应允，况且此刻身处宋都，距吴越千里之遥，自己已被握于宋人手中，插翅难逃。他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效仿陈洪进，向赵光义献出吴越所辖13州、1军、86县、户550686和115036兵士。赵光义欣然接纳了钱傲的献地，亦给予优厚的待遇，封他为淮海国王，其子钱惟溶为淮南军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

至“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土”，最终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江南诸政权并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亦完成其统一南方的战略，版图迅速扩大，国势日渐强盛。

注释①王僻《东都事略》卷一八《魏仁浦传》。

②《东都事略》卷二一《张永德传》。

③《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

⑦《长编》卷三。

⑥⑦《长编》卷四。

⑧《长编》卷五。

⑨《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⑩《东都事略》卷二三《李煜传》。

《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长编》卷一九。

第二十六章

征伐北汉宋朝建立后，其西北边尚有割据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北汉政权。它以太原为中心，尽管是“地狭产薄”①，国势并不强盛，然而由于依附于契丹族，得到了辽朝的扶植和保护，声势壮大，竟得以于五代后期的动荡局面中维持住自身的统治。宋廷在制定消除分裂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到“太原（指北汉）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②，而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姑且先搁置北汉，而集中兵力翦除南方诸割据政权，以统一南方，完成第一步战略后，再北上灭亡北汉。

不过，由于北汉毗邻宋朝，威胁很大，因而赵匡胤曾一度设想先用兵太原。即使是统一的战略制定后，其主观愿望仍想寻找战机，一举消灭之。北汉自建立后，始终是“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③，国内统治极不稳定。宋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承钧病亡，由其养子刘继恩继位为帝，此举立刻招致北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遂部署出兵征伐，令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等将领率兵北上。九月，宋军一路征战，屡败北汉军，直逼太原城下。北汉更陷入混乱，权臣郭无为谋杀了刚即位的刘继恩④，拥立其弟刘继元为北汉主。且火速派人向契丹求援，以解救太原之危难。辽穆宗迅速派兵入援，宋军腹背受敌，无功而还。

宋与北汉的初次交锋虽未达预期目的，但赵匡胤仍不肯罢休，依旧寻机出兵灭亡北汉。二年二月，他再次决定发兵，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令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为前军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统兵正面进攻北汉。又令彰德军节度使韩仲赞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为副都部署，领兵北上防御辽军南下救援。各路人马由赵匡胤亲自统帅，自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北上。首战，李继勋于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赵匡胤随后亲临城下，仔细察看城池地形，认为可以引汾河水灌淹太原城，遂下令沿汾河修筑长堤。又于太原城外四周构筑营寨，部署兵力，以李继勋驻军城南，赵赞驻军城西，曹彬驻军城北，党进驻军城东。宋军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后，随即北引汾河水灌城。

太原告急，求助辽帝，辽廷遂再次出兵入北汉救援。何继筠指挥宋军奋力截击，于阳曲（今山西太原北）击败辽军，斩首数千级，暂时阻止住辽军的南下。赵匡胤令兵士将所获辽军首级、铠甲陈列于太原城下，以示北汉君臣尽早投降。然而，辽军此次救援北汉，分兵二路：一路人援太原，一路则入侵宋境，以此分散、牵制宋军，达到救援的目的。韩仲赞虽于定州（今属河北）北与辽军交战获胜，但形势依然十分危急。赵匡胤令兵士连续猛攻太原，守城北汉兵拼死抵抗，宋军伤亡惨重，“诸军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⑤。赵匡胤见太原久攻不下，遂下令决堤，水淹太原城。辽军亦加紧攻势，宋朝边境频频告急。尽管太原城下已激战数十日，终未能攻陷，宋军疲惫不堪，且形势日趋严峻，无奈，赵匡胤只得下令撤军。临撤退时，他又下令将北汉境内数万百姓迁往山东，以削弱北汉实力。宋军撤离太原后，又分兵赴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潞州镇守，并于河北广筑城池据点，以防御辽军南下。

此次战役的失利，表明宋朝尚不具备彻底消灭北汉的实力，因而，赵匡胤只得暂时放弃这一意图，按照既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调兵遣将，集中兵力先统一南方。‘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宋朝消灭了南方诸割据政权，统一南方的大业已告结束。宋太宗赵光义便继续赵匡胤未竟事业，决定再度征伐北汉，实现统一天下的夙愿。四年，他派遣官员分赴国内各地，征调粮草、军械，陆续运往太原行营，以备战争之用。随后又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彰信节度使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各配以卫府将帅，领兵四面进讨。又以侍卫马军都虞侯米信、侍卫步军都虞侯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率领所辖马军、步军为后续；西上阎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迥负责监护。鉴于太祖征伐北汉，失利于辽军救援的教训，赵光义特任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专事阻击燕州（治今北京西南）、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人援北汉的辽军。经过一番精心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二月，赵光义离开京城，指挥各路人马，浩浩荡荡进兵北汉。

三月，战争全面展开。首战，郭进率先攻克西龙门砦，俘获北汉将兵甚众。随后又于石岭关南大败辽军援兵。宋左飞龙使史业亦大败北汉鹰扬军。党项族拓蹬部首领，夏州节度使李继筠也率部东进，助宋进攻北汉，并分兵阻击辽军。北汉军队不敌宋军的猛烈进攻，连失重镇，节节败退。于宋军捷报频传之际，为防止辽军趁宋朝后方空虚入侵骚扰，以尽快消灭北汉，赵光义又以孟玄韶、则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为总领马步军，一同驻守镇州，以增强御辽兵力。

四月，赵光义亲临前线，指挥宋军全线出击，对北汉发起强大攻势，先攻占岢岚军（今山西岢岚），俘获军使折令图；又克隆州，俘虏北汉招讨使李询等将；再克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斩杀北汉宪州刺史郭翊，擒获夔州节度使马延忠。很快，宋军便推进到太原城下。赵光义下诏，令北汉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刘继元借城防拒守，不肯束手就擒。赵光义随即下令，命诸将领指挥兵士发射机石攻城，并于太原城外遍筑营寨，相连为城，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层层封锁。

五月，宋军首先进攻太原城西南，经过浴血奋战，攻陷羊马城，生擒北汉宣徽使范超。进而，又于城西北发起猛攻。在宋军的猛烈攻势下，北汉政权孤立无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太原城危在旦夕。北汉指挥使郭万超见大势已去，遂出城投降。宋帝诏令太原城守军投降，然而诏书传入城中，却未见有何动静。宋军便再度攻城，将士人人奋勇当先，攀援城墙，拼死杀敌，北汉兵士已难以抵挡，攻克太原城指日可待。刘继元深感覆灭将临，已无计可施，连夜派遣使臣出城，面见赵光义，表示愿意归顺宋朝。第二天，刘继元率北汉文武大臣，出城投降。至此北汉灭亡。

北宋削平北汉，又得10州、1军、40县、户35220，亦基本实现削平割据，一统天下的战略，更由此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社会局面和历史。此后，赵光义又命祠部郎中刘宝勋知太原府，调整更定原北汉所辖州县。并对投降的原北汉将校官吏给予优厚的赏赐和待遇，原北汉主刘继元授封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为庆贺平定北汉大捷，赵光义特作《平晋诗》，令随从大臣和韵。遂又将自己于太原的行营更名为“平晋寺”，令匠人将己所作《平晋诗》刻石立于寺中，以示自己克复天下的志向和豪情，故而史称之“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⑥。

注释①《长编》卷四。

②《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九○。

④《宋史·太祖纪》则称，“北汉供奉官侯霸荣弑其主继恩”。

⑤《宋史》卷二《太祖纪》。

⑥《宋史》卷五《太宗纪》。

高梁河之役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亦称契丹国），因援助后唐节度使石敬塘称帝建立后晋，遂得以割占“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之地，为其染指中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如平坻，步骑之便，较然可知”①，从而对中原构成极大威胁。

后周世宗柴荣（即郭荣）励精图治，亲统大军攻辽，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中的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莫州（治今河北任丘）、易州（治今河北易县）3州和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益津关（位今河北霸县境）、淤口关（位今霸县东）等“三关”之地，威震契丹国。然而正当其实现统一北方的宏图战略时，不幸染病去世，十六州失地未能尽收。

北宋建立之初，辽朝正值国势强盛之时，且又与北汉结好，雄踞于北方。宋太祖赵匡胤与臣僚商讨削平南北方割据政权，统一天下的战略时，亦想统一幽云，然而又对辽朝存有重重忧虑，深感自身实力难与之相对抗，曾设想用赎买的办法，即用金帛与辽交换这一地区。为此，赵匡胤于宫内专门设置了一个封桩库，贮藏金帛财物。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讲：“石晋（指后晋皇帝石敬塘）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日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②此后，宋军出兵南方，翦灭割据政权时，赵匡胤十分留心聚敛财富，以充储封桩库，一则以此赎回幽云之地，二则用作武力收复时的军饷。然而此事后来未有结果，但赵匡胤却始终惦念着夺回北方这片土地。宋开宝九年（976），灭亡南唐，统一南方已成定局。捷报传入京城开封，群臣激昂，以为可喜可贺，奉表请加赵匡胤尊号为“一统太平”。赵匡胤婉言谢绝，认为：“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③不过，他终未及实现“一统天下”的夙愿，便在一天深夜，与其弟赵光义密谈时，于“烛影斧声”中突然逝去。

赵光义（后更名为炅，是为宋太宗）继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兵灭北汉。宋军曾一举击败由辽南院宰相耶律沙率领的援军。夺取太原（今属山西）之后，赵光义以为一统天下已万事俱备，错误地低估了辽军的实力，以一役的胜利而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便决定趁灭北汉之大捷，一举收复幽云之地。他不顾群臣的劝谏和反对，在未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出兵进攻燕京（今北京西南）。六月，赵光义开始部署北伐幽蓟，他先设置北面行营，作为攻辽的据点，“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④。并决定自己亲统各路人马，任命将帅分兵指挥。宋军自太原出发，一路无阻，顺利抵达北边重镇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因不熟北上路线，乃从当地百姓中募得百名向导。宋军的大举北伐，是辽未预料的，因而北上几乎未遇辽兵阻击。宋军进兵东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刺史刘宇献城投降。赵光义留下千余名兵士守卫城池，又继续指挥宋军东进。后抵涿州（今属河北）城下，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开城请降。宋军直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城郊，方与辽军正式遭遇。宋军驻扎于城南，辽军则屯兵于城北，两军对峙，剑拔弩张。赵光义见辽军孤立无援，遂亲自率兵出击，经过一番激战，辽军不敌，大败而逃。

幽州城郊失利，燕京辽军随即积极备战，并向辽廷求援。宋辽争夺燕京的大战在即，赵光义亲临阵前部署，令定国节度使宋僵、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信节度使刘遇、定武节度使孟玄哲分兵从四面进攻燕京城，又以潘美知幽州，职掌府事。部署完毕，赵光义又将自己的行营移到城北，便于直接指挥各路兵马攻城。

在宋军强大的攻势下，燕京周围的诸多辽军据点及重镇纷纷倒戈，辽地方官吏相继率部投降。幽蓟之地本是汉人聚居地区，百姓亦不满契丹人的统治和欺凌，宋军的到来，使当地的汉人百姓欣喜若狂，纷纷“以牛酒犒师”⑤，支援宋军攻城。宋军将士受此激励，斗志愈发高昂，拼死杀敌，欲攻陷城池。七月，统领顺州（治今北京顺义）的辽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叛辽降宋。随后，辽知蓟州刘守恩亦开城降宋。至此，燕京城处于宋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城内辽军官兵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已无心固守城池，而城中汉人百姓更是“民怀二心”⑥，急切盼望宋军入城。在此有利形势下，赵光义更感胜利在望，他不顾一切，亲自乘坐于战车之上，每天都要到近城之处督军，指挥攻城。

宋军的大举北伐及燕京地区的危急局势，使辽廷大为震，辽景宗耶律贤立刻派大将耶律休哥火速赶往燕京救援。耶律休哥领命，率军直奔燕京，给宋军以措手不及。燕京城下，赵光义正全力指挥宋军攻城不止，不想辽军援兵突然来临，只好于阵前调兵遣将，仓促应敌。两军遂于城外高梁河（位今北京东南）展开激战。初战，宋军阵容齐整，将士顽强杀敌，令辽军兵将望而生畏，勉强抵挡住进攻。再战，耶律休哥于阵前观察到宋帝亦在宋军阵中指挥作战，随即命令辽军主力径直冲入宋军，直扑赵光义的卫队。这一突如其来的冲杀，立刻打乱了宋军的阵脚，赵光义也一时忙于应敌，顿时乱作一团。辽军趁势猛攻，宋军无力抵抗，顷刻溃不成军。辽兵于宋军阵中横冲直撞，刀劈斧砍，万余宋军兵将被杀，伤者无计其数。赵光义在众将士的护卫下，左突右冲，经过一番殊死拼杀，才得以突围脱险，撤退到涿州，“窃乘驴车逃去”⑦。宋军犹惊弓之鸟，沿途丢盔弃甲，损失军械物资“不可胜计”⑧。

宋军全线败退，辽军则乘胜追击，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已占据的蓟、顺等重镇相继失守陷落，宋朝北边更是形势严峻。赵光义唯恐辽军尾随其后，长驱直入，特令孟玄酷屯兵驻守定州（今属河北）、崔彦进领兵屯守关南（指瓦桥关南）、潘美带兵屯驻河东三交口。对于北伐燕京中失职的将领一律贬职，原西京留守石守信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刘遇贬为宿州观察使。经此番举措方才得以稳定军心；缓解了紧张的形势。

不久，宋镇州都钤辖刘廷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大败南下追击的辽军。忻州（今属山西）、关南的朱军亦先后击退辽军的进进巳，杀死辽兵数万。五年，宋宣徽南院使潘美又于雁门（位今山西代县北）再败辽军。并于阵前斩杀辽驸马、侍中萧吐李，俘获辽都指挥使李重海，从而遏制了辽军南下的势头，稳定了北部边防。

此后，赵光义又对北疆的防御作了周密的安排，派出众多军队分别屯驻于关南、镇州、定州；征调自京城开封至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一线附近民夫，修筑直达北疆的驿道，以作为传递军情及调兵之用；又令禁军统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负责定州屯兵之事。这一系列安排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北部边防，其后边境局势确实相对安稳。

赵光义既稳定北疆防御，有效阻止辽军的南侵，但仍不忘前师之耻，依旧寻机北上征伐契丹。十一月，赵光义再度指挥宋军北伐。宋辽首战于关南，宋军大破辽军，赵光义遂任命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继续领兵征讨。再战，两军交锋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宋军虽竭尽全力拼杀，终未获胜。二次北伐再度失利，使赵光义感到宋、辽两国势均力敌，夺取幽云之地绝非易事，不敢再贸然用兵，而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加强北部边防，委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西路部署，为信为定州都部署等；一面则“诏渤海琰府王助讨契丹”⑨，欲夹击辽朝。宋军自此基本处于守势中，除局部地区与辽发生战事，取得一些战绩外，再未有大规模的战争。

注释①《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②《长编》卷一九。

③《长编》卷一七。

④⑤《宋史》卷四《太宗纪》。

⑥《辽史》卷八三《耶律学古传》。

⑦⑧《辽史》卷九《景宗纪》。

⑨《宋史》卷四《太宗纪》。

雍熙北伐辽乾亨四年（982），辽景宗耶律贤病故，由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时年12岁，改元统和。因耶律隆绪年幼，故耶律贤临终前遗诏由皇后、耶律隆绪生母萧燕燕（汉名绰）摄政。其后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

耶律隆绪印萧燕燕本为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耶律贤即位后，册封其为皇后。史称她“习知军政”①。耶律隆绪初立，承天皇太后临朝称制，辽廷内部极不稳定，军政大权多握于宗室贵戚手中。且国主年幼，朝臣多怀观望的态度。南邻的宋朝不断窥视幽云之地，随时可能再度出兵北进，形势十分紧张。承天皇太后毅然启用守卫南京幽都府（今北京西南）有功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后受赐姓名耶律德昌）总领宿卫事，后又兼政事令；任命于燕京（今北京西南）、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二度大败宋军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兼南面行营总管，总领南面军务，许便宜从事；提升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为枢密副使，继而进为北院枢密使、都统。几位受宠重臣同心戮力，共同辅佐辽帝、太后，使辽朝政局很快得到控制，并迅速趋于稳定，国内各种矛盾亦得缓和。

然而，辽朝易主的消息传入宋朝，群臣却以为是北伐幽云的极好战机。知雄州贺令图等人上奏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②一心想收复幽云诸州的宋太宗赵炅（即赵光义），遂调兵遣将，决定再次发动对辽的大规模征战。宋雍熙三年（986）正月，部署宋军兵分三路北上。东路，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将，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统兵10万，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直进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统兵自定州（今属河北）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北），直取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路，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以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将。统兵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进攻山后诸州。待中、西两路宋军攻克各自的既定目标后，再与东路军会师，合围燕京。临发兵前，赵炅叮嘱曹彬：“潘美之师但先趣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卿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治今北京西南）。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今北京西南），不暇援山后矣。”③即要他统兵牵制辽军主力，掩护西路军进攻，待中、西路军得手后，集中兵力进攻燕幽。

三月，三路大军相继发兵，与辽军交战。战争伊始，宋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东路，曹彬率军与辽军首战于固安（今属河北）南，一举攻占城池，继而，兵进涿州（今属河北），再战又克，且于涿州城南大败辽军援兵。斩杀奚人宰相贺斯。中路，田重进率兵与辽军首战于飞狐北。大败辽军。再战，采用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袁继忠计，伏兵刊飞狐南口，大教全胜，生擒辽骁将、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监军、康州刺史马君页（一作斌），副将、马军指挥使何万通及渤海军3000余人，斩自数千级，俘虏辽军兵士万余。田重进指挥宋军追击辽逃兵，长驱直入40里，迅速发兵攻飞狐，辽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献城投降，宋廷遂改飞狐县为飞狐军。随后，田重进又挥师进围灵丘。西路，潘美、杨业率大军自西陉进兵辽境后，即与辽军相遇激战，辽军溃败而逃，宋军紧迫至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刺史赵彦辛出城投降。而后，西路军继续北进，包围朔州（治今山西朔县）。杨业之子、杨业军先锋将杨延昭（原名杨延朗）率兵攻战于朔州城下，激战中他臂中流矢，依然顽强厮杀，战斗不止，辽守将、节度副使赵希赞开城请降。宋军占据朔州，又进兵应州，宋将、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慑于宋军兵威，亦献城请降。

四月，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继续推进，再攻陷云州。田重进率中路军于飞狐北，两度重创辽军，斩杀两员辽将。进而挥师蔚州，辽守军牙校李存璋、许彦钦诛杀大将萧啜理，擒获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率城中吏民降宋。西、中二路宋军节节胜利，连克辽山后重镇，尽收要害之地，兵势大振。曹彬率东路军亦连下辽境州县，然而因其进兵过速，粮草不济，至涿州10日后，竟无粮供食，只得退兵雄州等待粮草。赵炅闻讯，十分恼怒道：“岂有敌人在前，后退军以援刍粟，失策之甚也。”④立刻派遣使臣前往军中，令曹彬速率兵沿白沟河与米信会师，而后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以声援西路宋军，等潘美、杨业全部占据山后重镇，与田重进合师东进，三路会合共取幽州。命令虽已下达，然曹彬帐下诸将得知潘美、田重进两路军已累建战功，而自己尽管兵力精壮，却未能有所攻取，战绩平平，遂谋议蜂起，纷纷请求出战。曹彬见众将争功请战，不得已，乃下令携带有限的粮草再度进兵涿州。

时辽援军未至，耶律休哥力寡势单，不敢贸然出战，只于夜间派轻骑深入曹、米两军之间，斩杀流动于营外的零散体弱的宋军兵士，以恐吓宋兵；白天则布列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忙于防御，疲惫不堪。时值五月，天气炎暑，宋军人马困乏，军中粮草又将告罄。耶律休哥又派兵设伏于林莽之中，截断宋军粮运。曹彬等宋将见粮草不济，令兵将移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北）驻守。一月之后，曹彬指挥宋军再度北进涿州。耶律休哥仍不断派遣轻骑沿途骚扰，抢夺宋军食粮，袭击离队落伍者，边战边退。宋军常顾此失彼，自顾不暇，只得收缩阵容，集结方阵而行。酷暑当头，沿途缺并少河，将兵干渴难忍，多就沼泽泥潭饮水，行进迟缓，四日方抵涿州。此时萧太后已亲统援军赶赴城下，兵势倍增。曹彬料难以制胜，便率兵冒雨后撤。萧太后指挥精锐紧追不舍。米信独自率领麾下300龙卫卒断后，被辽军重重包围，宋兵奋力拼杀，辽兵放箭，矢下如雨。米信殊死搏斗，射死辽兵多人，终因寡不敌众，龙卫卒多阵亡。宋军不敌辽军的进攻，便环列于粮草之外，边反击边撤退，等行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时，终被耶律休哥所领辽军团团围困。日近黄昏，米信手执大刀，率随从骑士呼喊着冲向辽军，杀死数十人，辽军稍稍后退。米信随即带领百余骑冲出重围，曹彬亦在众将士护卫下，突围而去，其余兵将皆溃败而逃，死伤无计。突出重围后，曹彬、米信收拢散兵，连夜渡过拒马河，退守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军紧随其后，亦追击至易州东。耶律休哥侦知宋军于沙河边集结有数万之众，急令辽军前往攻击。宋军竟然望尘而逃，未及交战已溃不成军，以至为夺路逃生而相互挤撞坠落岸下或自相践踏而亡者过半，致使沙河水流阻断。

东路宋军的失利，使宋廷北伐战略难以实现，赵炅下令各路人马撤军，并召曹彬、崔彦进、米信等将返朝，令田重进屯守定州，潘美退守代州。进而又令潘美、杨业所部护卫，将云、应、朔、寰四州之民及吐浑部族分别迁入内地河东、京西地区。此时，辽萧太后与大臣耶律斜轸、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率领十余万大军，已攻陷寰州，形势危急。杨业认为，辽军兵势正盛，不可与战。朝廷亦只令迁徙4州之民，可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待我军出代州之日，各州民众即出城南下；我军行至应州，辽兵必定会来阻截，再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再派千名强驽手布阵于谷口，派骑兵于中途接应，那么四州之民可安然撤退。不料此议却遭到监军、西上阀门使、蔚州刺史王优的嘲讽，认为杨业领有数万精兵却如此怯懦，而当大张声势，直趋雁门关北。监军、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此议。杨业坚持己见，不同意进兵。王优竟讥讽道：“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无奈，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土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他负气出征，临行前，哭泣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以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避敌，业当先死于死!”⑤他又指着陈家谷口，约潘美在此设伏，待自己引辽兵至此，即发步兵左右夹击。

杨业领兵出击。耶律斜轸闻业且至，即令辽军佯败而退，杨业指挥宋军紧追其后，遂误入伏击。等辽军伏兵出击，耶律斜轸与萧挞凛联兵夹攻，杨业难以抵挡，乃败退后撤，辽军穷追不舍。白杨业领兵出发后，潘美与王优等先是率杨部兵士于陈家谷口布阵设伏。自寅时至巳时，始终未见杨业踪影，王优命人登山颠托罗台嘹望，亦不见动静，竟以为辽军败走，他又欲借机争功，立即带兵离开谷口，追击辽兵。潘美见此情景。亦不能制，只得随同大队人马沿灰河进发。行进约20余里，忽然传闻杨业遇敌战败，宋军顿时紧张异常，潘美与王优等人不顾与杨业有约在先，竟率部迅速后撤。杨业孤军力战，自午时直杀至傍晚，边杀边退，终抵达陈家谷口。杨业于马上眺望谷口，指望得到接应，然而竟未见宋军一兵一卒，不禁捶胸失声大哭。他深知已无路可退，随即调转马头，率领帐下将士，再次冲向辽军。经过一番苦战拼杀，终因寡不敌众，人疲马乏，杨业帐下将士相继阵亡，其子杨延玉亦不幸身殁，他自己身上伤痕累累，只身一人陷入辽兵的团团围困之中。杨业于马上挺刀，依旧奋力杀敌不止，百余名辽兵死于其刀下，直至其马受创倒地，他才为辽军擒获。杨业被押禁于辽军营帐中，他叹息道：“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⑥遂绝食，三日而逝。

宋军北伐全线受挫，辽军乘胜大举进犯宋边，夺回为宋军攻占的缘边州县城池。赵炅无可奈何，只有对北伐失职的将领给予处罚：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潘美则降官三级，改授检校太保；监军王优、刘文裕革除名籍，分别发配至金州（治今陕西安康）、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对北伐之中阵亡的将士则给予赈抚，并赐其家眷三月口粮；特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眷布帛千匹，粟千石。同时，赵炅重新调整、部署北边戍守兵将，以阻止辽军南下。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田重进率兵入辽境，攻下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杀死辽兵千余。缴获一批牛马辎重，暂时稳定了北疆局势。

是冬，萧太后再度统兵南下。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大败宋军于望都。宋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率兵迎敌，于君子馆与辽军交战，他分出精兵交予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为殿后，缓急为援。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宋军弓驽手不能拉满弓驽。无法射杀辽兵，刘廷让所部遂为辽军重重包围。李继隆见状，非但不救援，反而引兵退守乐寿（今河北献县）。刘廷让孤立无援，虽奋力杀突围，终未成功，其先锋将贺令图被俘，高阳关部署杨重进阵亡，全军数万将士战死，刘廷让仅率效骑冒死杀出重围，得以生还。此战失利，致使河朔地区宋军戍兵毫无斗志。

辽军因此长驱直入，先后攻陷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祁州（治今河北无极，后移至安国）、德州（治今山东陵县）等州，杀戮宋朝官吏，掳获百姓，抢夺金帛财富，留下几座空城和一片焦土，遂满载而归。

此后，赵炅再不敢用兵北伐，宋廷对辽由攻势转为守势。注释①《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②③④《宋史》卷二五六《曹彬传》。

⑤⑥《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青城起义北宋建立后，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对“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①的土地兼并现象，不加任何限制，致使社会贫富不均，差距悬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椎之地”②。尽管如此，北宋政权仍将因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而造成的巨额支出转嫁到百姓头上，不断加重赋税的盘剥。故自宋初之后，农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其中尤以四川地区最为突出。

茶马古道四川物产丰饶，自唐朝中叶以来，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官僚富豪纷纷逃亡四川。他们疯狂搜刮掠夺，侵占田地，甚至将自己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转交佃户承担。宋灭后蜀，又纵兵掳掠，并将后蜀府库贮存的金、银、铜、币、珠宝等“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运往京城，为此，强行征调大量民夫，水陆并运，直延续10余年才运完，此举更加重了四川地区百姓的负担。宋廷又于四川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农民和商贩私下交易，豪强地主趁机“释贱贩贵”③，投机倒把，从中渔利，而使更多的农民丧失田地，商贩破产。不仅如此，宋廷还在四川推行茶叶专卖，严禁茶贩贩茶，而由官府以极低的价格从茶农手中收购，使茶农、茶贩无以为生，整个四川地区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而官府依旧“赋敛急迫”④，在天灾人祸的沉重压力下，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地区最终爆发了武装起义。

二月，因“贩茶失职”⑤的青城茶农王小波率百余众揭竿而起，他鲜明地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⑥、“均贫富”的主张，深得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贫民多来附者”⑦，仅10天之内，起义队伍便发展到万人。

起义军在王小波的带领下，一举攻占青城县。义军又乘胜转战于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蜀州（治今四川崇庆）、眉州（治今四川眉山）等地，并攻占眉州彭山县，生擒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曾被宋廷标榜为“清白强于”，受宋帝亲诏嘉奖，然而他勾结豪强，贪婪残暴，勒索无厌，民愤极大。起义军处死齐元振，将他搜刮聚敛之财全部分发给贫苦百姓。这一举动在农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附近各县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不断扩大。十二月，王小波率领义军自彭山北上，攻打成都东南战略重镇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四川都巡检使张圯正驻守于此，乃亲自督阵，令驻扎江原的四川宋军主力拼死抵挡，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王小波与义军奋勇杀敌，交战中其额部不幸中箭，仍带箭继续指挥战斗。义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终于攻克江原，打死张圮，夺取川西大战的胜利。然而不久，王小波因箭创甚重而牺牲。

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遂推举其妻弟李顺继任义军首领。李顺原亦为青城县茶农，也是起义军中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此后，他继续执行“均贫富”的纲领，利用江原大捷的有利形势，率领义军扩大战果。他下令召集乡里富人大姓，责令他们开具各自家中所藏钱财粟帛清单，呈报义军，“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⑧。与此同时，他于义军内部建立严格纪律，“录用才能，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⑨。李顺的这些举措，深得百姓称颂，起义军因此声势大振，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江原大捷后，成都周围各州县如临大敌，惊恐万状，轻易不敢与起义军交战。四年四月，李顺再率义军主力攻克蜀州，杀死宋军监军王亮等十余名官僚。随后又攻占邛州，处死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等一批贪官污吏。之后，义军再向成都门户新津（今四川成都西南）江口挺进。据守于此的宋巡检使郭允能率宋军向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烈交战。在义军强大的攻势下，宋军惨败而逃，郭允能被击毙，同巡检使毛俨徒步脱逃。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先后攻占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重镇；一路则由李顺统领直逼成都。于成都城西郭门交战中，义军欲焚烧城门，失利，遂转而攻陷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彭州（治今四川彭州市）。起义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斗志，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壮大到数十万人。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惊了宋朝的统治者。东上閤门使、知成都府吴元载滥用刑罚，民众积怨，且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而遭革职。宋太宗改任东上閤门使郭载知成都。镇守成都的西川转运使樊知古与都巡检使郭延溶运?睿等将领更加强了成都府的防御，以抵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

李顺率领起义军迅速攻占汉、彭二州之后，又突然回师成都。淳化五年正月，义军再度对成都发起猛攻，守城宋军难以招架。十六日，义军攻陷城池，郭载与樊知古带着万余残兵败将拼死突围，逃往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起义军进驻成都后，建立大蜀政权，李顺称“大蜀王”，建年号“应运”，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地方官署设刺史、知州等职。义军脸上刺有“应运雄军”四字。大蜀政权还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玉”铁钱，供辖区内流通。政权建立后，大蜀军派兵四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⑩，很快控制了北至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南至巫峡的川峡大部分地区。其影响更超出了这个范围，秦陇地区由赵包率领的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和峡路数千名漕卒均闻讯准备响应。

宋太宗得知农民起义军向剑南（今四川剑阁以南）诸州进兵，遂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兵自剑门入川，且委以“便宜决遣”，镇压起义军。二月初，太宗又闻成都失守，大为震惊，执意再增兵入川，又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同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谓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另以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王杲领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统兵由峡路入川，一切部署及行动均受王继恩节制。与此同时，太宗还多次下诏招抚，却又责令宋军严厉镇压，“尽加杀戮，不得存留”。李顺于成都建立政权后，分遣数千人，由杨广率领北攻剑门，以夺取川北门户。驻守剑门的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指挥兵士出击御敌。正在这时，从成都败逃的监军、供奉官宿翰率部下投奔剑门，两支军队合击大蜀军。杨广所领部众人少力单，非但未能攻陷剑门，反而遭致惨败，伤亡几尽，仅300余人退回成都。李顺恐消息走露，惊扰军心，下令将逃回的将卒全部斩杀于东门外。剑门争夺战失利，使宋军一直担忧的入川栈道被打通，从而长驱直入。北攻剑门的同时。李顺又派遣相里贵率20万主力军前去围攻梓州。梓州战略地位远不及剑门重要，右谏议大夫，知梓州张雍仍做守城准备，训练城中3000余兵，又招募千余强勇，贮藏金帛，熔铜钟铸箭簇，伐木为竿，绞布为绳。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援救成都，未果退还，被张雍委以监护之任。大蜀军行至梓州城下，派老弱兵士佯攻，诱宋军出城。卢斌率兵突出城外，与大蜀军击战50余回合，大蜀军不敌，稍稍后退。不久，大蜀军又设云梯、冲东、火车连夜攻城，梓州城中兵民惊恐万状。张雍召集百余名敢死之士，自城上悄悄吊出城外，放火烧毁大蜀军攻城器械。尽管如此，大蜀军攻势更加猛烈，连续攻城长达80余日，城中守军人心涣散。正当梓州告危之时，王继恩派内殿崇班石知颐率数千人前来救援，大蜀军处于前后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被迫撤兵，退回成都。梓州一役，大蜀政权不仅损失了数万兵士，更因战略进攻的失利，致使由攻势转为守势。

四月，王继恩率宋军自小剑门路入研口寨（位今四川剑周北），大蜀守军战败。宋军遂翻越青强岭，攻陷剑州（治今四川剑阁），控制入川要塞。随即，宋军连克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北）、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巴州（治今四川巴中）、逢州（治今四川仪陇南）等地，疯狂屠杀大蜀军民，并形成对成都的包围。五月，宋军尾随自梓州撤退的大蜀军，追至成都城下。成都城中十几万大蜀军在李顺等人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战斗异常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六日，宋军自坍塌城墙上突入城中，大蜀将士死者3万余人，城池陷落。太蜀政权的重要首瓴李顺、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等人被俘，后被宋军押往开封（今属河南）途中，于风翔（今属陕西）遭杀害。

成都陷落后，大蜀军民继续在四川各地顽强抗击宋朝官兵。宋将尹元统兵自峡路入川，“捕斩收集，久未得进”。即使是王继恩占据成都后，“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在分布于各地的大蜀军中，有两支队伍声势较大：一支由中书令吴蕴率领。有十余万众，曾一度攻打眉州（治今四川眉山）长达百余日。得知成都失陷后，吴蕴遂放弃围城，仍活动在眉州一带，到处打击宋军，处置官僚富豪。另一支为张余率领，有万余人，活动于川东地区，连续攻陷嘉州（治今四川乐山）、戎州（治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属四川）、渝州（治今四川重庆）、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忠州（治今四川忠县）、万州（治今四川万县）、开州（治今四川开县）8州，声势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此后，张余乘胜率部进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白帝城），又分兵进攻施州（治今湖北恩施）。五月下旬，张余在围攻夔州中，受到如京使白继斌与巡检使解守颐所率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惨重，不得不撤离，退回嘉州。

大蜀军民的反抗斗争，再度引起宋廷的不安。十一月，宋军对农民武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镇压和围剿。王继恩派遣宿翰、都头梁继明统兵围攻吴蕴一部，大蜀军战败，吴蕴阵亡。眉、陵（治今四川仁寿）、简（治今四川简阳东）等州农民武装先后遭镇压。十二月，宿翰等又领兵自眉州直扑嘉州。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张余被俘，余部退往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不久亦为宋军所败。至道元年（995）二月，张余于嘉州遇害。此后，散布于各地的农民武装多转入崇山峻岭之中，继续坚持反抗斗争，虽宋朝官府镇压、招抚并举，未能翦除。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率部众活动于邛蜀山区，且自称“邛南王”，兵进邛、蜀（治今四川崇庆）二州，未几亦遭镇压。其余地区的农民武装也坚持斗争长达数年之久，才陆续被宋军剿灭。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③⑤曾巩《隆平集》卷二○《王小波·李顺》。

④王傅东都事略》卷四二《石普传》。

⑥⑦《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⑧⑨⑩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

《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东都事略》卷一七《削平僭伪》

关于李顺下落，史载不一，或称城破时遇害，或称撤出成都，30年后于广州遇害。

《续遭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第二十七章

澶渊之盟北宋自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两度失利后，宋廷内部恐辽情绪日渐滋生。继而党项拓跋部首领继行叛宋臣辽，国内又爆发青州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外忧内患，今宋廷不得不重新调整内外策略。端拱二年（989），左拾遗田锡在回答宋帝赵炅（宋太宗）询问边备之策时，即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①未几，赵炅亦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甩心，常须谨此。”②至此，宋廷“守内虚外”的内外策略已是基本定局。至后代，更有“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③之说，明确提出预防“内患”乃为关系社稷安危之首要大事，“守内虚外”遂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

在此策略下，宋廷一改对辽朝的攻势，而代之以守势。辽帝耶律隆绪（辽圣宗）自大挫宋军攻势后，亦对宋朝采取攻势，先后攻占宋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束城、文安等沿边重镇。同时，辽廷又利用继迁的叛宋归附，对他大加册封，授予“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④，并应继迁之请，将契丹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之，结成联姻，而使党项拓跋势力与辽朝合成对宋朝的钳形攻势，首尾相应，夹困宋朝。面对此种形势，宋廷却一味消极防御，令宋军西起保州（治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姑海口，沿宋辽边境，利用河渠塘泊，筑堤蓄水，蜿蜒长达900余里，以为屏障。于沿边设置26寨、125军铺。布置兵士3000余人，使“部舟百艘，往来巡警”⑤，企图以此阻止辽军的长驱直入。但对于入侵宋境的辽军，宋廷竟然规定，“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⑥。宋廷旨在息事宁人，与辽和解。然而辽廷已从中清楚地看到宋朝的虚弱，遂进一步加紧入侵和挑衅，不断派兵深入宋境，掳掠人畜财物，屠杀百姓，毁坏民宅庄稼，宋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邢州（治今河北邢台）守名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等10余州军百姓惨遭涂炭。

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帝耶律隆绪及其母萧太后亲统辽军，以收复瓦桥关（位今雄县旧南关）一南10县为名，大举南下，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一路挺进，迅速围攻定州（今属河北）。辽军的迅猛进攻，使宋军措手不及，北方州县纷纷告急，公文一夕数次频传开封（今属河南），宋廷上下为之大震。此时在位的宋帝赵恒（宋真宗）虽曾表示要亲自统兵抵御辽军入侵，但事到临头，又心虚胆怯，犹豫不决。臣僚意见纷纷，参知政事王钦若劝说赵恒迁都升州（治今江苏南京）以避战乱，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张迁都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惟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赵恒亲征北上。经过朝廷中主战派的力争，将王钦若调离，出镇天雄军府兼都部署，赵恒被迫同意北上。

临亲征北上前，宋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除倚重抗辽前线屡立战功，“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⑦的杨延朗（杨业子，后更名延昭）、杨嗣外，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洛路都部署。又令兵部尚书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权三司恒丁渭兼郓、齐、濮安抚使。诏令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超等将领率兵赴宋帝临时驻扎之地，大将魏能、张凝、田敏统兵屯驻定州。还以山南东道节度、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鸳前东面排阵使，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为了防止党项拓跋部趁势侵扰宋疆，宋延义委任西凉府六谷吐蕃部落首领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巡检、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以牵扯党项。在完成了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后，赵恒才终于踏上北巡的征程。

南侵辽军号称20万，在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的统领下，继续南下，又先后攻陷宋德清军（今河南清丰）、通利军（今河南浚县西北）等重镇，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北。但辽军此番南侵，目的在于掠夺物资财富，并向宋廷炫耀武力，施加压力，因而在用兵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向宋廷表示和谈的意图，以为试探。辽帝通过降将，原宋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向宋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送去一封书信，表示须由宋廷首先提出议和。此信转到赵恒手中，赵恒亲笔手一书，答应王继忠所提条件，并委派閤阎门祗侯曹利用前往辽军给予明确答复。

辽军兵临重镇澶州城下，对宋都开封构成极大的威胁。宋军守城官兵坚守城池，以阻止辽军的继续南下。澶州前军西线宋军设伏驽射杀辽兵，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一作挞凛）率游骑攻城，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宋帝赵恒自开封北上，一路顾望不前，进军迟缓，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才于十一月到达澶州南城。时澶州城跨黄河而建，故分为南、北二城，河上用船并联架设成一座浮桥，成为联系二城的通道。赵恒抵达南城后，即表示不愿过河，寇准又与禁军将领高琼再三劝说，高琼甚至用鞭子抽赶为宋帝抬轿的兵士，方才将赵恒请到北城。当赵恒登上北城城楼，召见抚慰诸将领时，宋军一片欢腾，“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⑧，士气为之大振。与此同时，宋军已有数十万人马集结于澶州一带，与辽军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辽军深感孤军深入，难以相持长久，急于和谈。而赵恒北上的真实目的并非武力驱逐辽军，而是指望通过和谈，不惜用金帛换取辽军的北撤，稍后到达澶州的宰相毕士安也力赞赵恒以重金厚赂辽军，以求双方议和。尽管此时澶州前线局势对宋军十分有利，但在宋帝及宋廷主和派的积极倡导下，一味忍辱议和，再度派遣曹利用作为使臣，向辽乞和。

曹利用受命出使，临行前向赵恒询问议和所许银绢之数，赵恒告诉他，如实在不得已，只要能议和，以百万银绢作为交换的条件也是可以的。寇准闻讯则叮嘱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见准，准将斩汝。”⑨曹利用到辽军果真以30万银绢达成和议，待他返回澶州行宫入见宋帝时，赵恒正在进食。得知曹利用自辽军归来，赵恒迫不急待地想知道具体情况，便先让内侍询问应允辽帝多少银绢?曹利用推辞道：“此机事，当面奏。”后见推辞不成，他以“三指加颊”为示。内诗人内秉告：“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赵恒听罢，失声说道：“太多。”既而又道：“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正站于门外，先闻宋帝抱怨太多，顿时惊慌失措。之后再听宋帝之语，他又转忧为喜。待他入见赵恒，又故作姿态，再三称罪，直至最后才说明与辽议和是以30万银绢成交。赵恒听罢，竟喜出望外，给予曹利用极丰厚的赏赐⑩。

十二月，宋辽经过几次交涉，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终于订立盟约。双方约定：宋辽维持原定疆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且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双方相互遣送对方的逃亡入境者，沿边城市只能依旧修葺城池，不得新增修筑城堡、开挖或改移河道；辽军北撤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澶州又称澶渊，故此盟约又称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廷委任何成矩、李允则、杨延朗等强帅勇将分驻北疆沿边重镇，谨守边境。又“改威虏军日广信、静戎日安肃、破虏日信安、平戎日保定、宁边日永定、定远日永静、定羌日保德、平虏城日肃宁”，以示对辽的友好。此后，宋、辽之间长期并立，双方再未爆发大的战事，边境相对安宁，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使臣往来不断，“二方既定，中外略安”。

注释①《长编》卷三○。

②《长编》卷三二。

③《长编》卷一六三。

④《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⑤噬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⑥《长编》卷一五三。

⑦《长编》卷四八。

⑧《长编》卷五八。

⑨《涑水记闻》卷六。

⑩《长编》卷五八。

《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庆历新政宋乾兴元年（1022），宋帝赵恒卒，庙号真宗，其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时朝柄大权操纵于真宗刘皇后手中，她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内外矛盾不断发展，官僚冗滥，办事效率低下；军队将兵元员，作战能力低弱；朝廷费用入不敷出。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廷靠增加赋税以充实府库，导致百姓生活贫困，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辽又与西夏相呼应，严重威胁着宋朝北部赵祯像与西北部的边疆。北宋再度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卒，赵祯才实际控制朝政。此时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士兵暴动与农民起义相互交织，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京东、郑州（今属河南）、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滑州（洽今河南县东）、解州（治今山西运城西南）、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清平军（今山东章丘）、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峡州（治今湖北宜昌）等地，先后爆发了各种形式的起义斗争，规模大小不等。其中有影响的反抗斗争包括庆历三年（1043）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壬伦率众哗变，杀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①。同年，京西、陕西两路有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间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②。又有荆湖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③。此后，还有河北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王则领导的起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北宋朝廷，不禁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④宋廷官僚多已看到社会潜伏的诸多危机，不断提出革新的倡议。

此前，地方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大理寺丞郭谘与秘书丞孙琳于沼州肥乡县（今属河北）试行“千步方田法”，基本改变了当地“田赋不均，岁久莫能治”⑤的局面。而更多的官吏则指盼宋帝赵祯能革除积弊，消除危机，扭转局面。庆历三年，赵祯令枢密使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旋即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为“兴致太平”，赵祯期望他们能尽快提出更张朝政的革新方案。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始入仕途。他对宋廷的种种弊端耳濡目染，身感不安。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充大理寺丞，即向赵祯上书，提出恩荫冗滥之弊。五年，再奏《上执政书》，抨击朝廷粉饰太平，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充，贤才乏匮等诸多弊政。希望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⑥。八年，他改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再度上疏请求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宽民力；但范仲淹的多次上疏，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依然因循守旧。不过他的主张与见解，越来越多地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称赞，“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⑦。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一批有志青年官僚，纷纷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倡议，不满吕夷简等人的墨守陈规。景韦占二年（1035），他升任权知开封府，又一次向宋帝极言更张之措，因反对吕夷简的擅权，而遭谪贬，出知饶州（治今汀西波阳）、润州（治今江西镇江）、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次年，他与尹洙、欧阳修等人又被吕夷简等权臣斥为“朋党”，宋廷上下官僚因此而咋舌，不敢言事。直至庆历初年，因内外交困，宰相吕夷简难以应付，在日益高涨的更张呼声中，宋帝赵祯乃重用范仲淹为宰相。

是年九月，赵祯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日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日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日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日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日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日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日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日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日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日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此10项革新主张，大多在庆历三年五月至四年五月间，由赵祯下诏书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其间，富弼还上疏陈当世之务10余条和安边13策，韩琦亦前后上疏陈述15事，是为对“新政”的完善与补充。

范仲淹、富弼等人更张的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以达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从三年十月起，宋廷即着手进行吏治的整顿，先是赵恒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长官共同择选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选定转运使人选时，十分慎重，凡属庸碌无能之辈，一律免去，最后确定张昆之赴河北，王素赴淮南，沈邈赴京东，施昌言赴河东，李绚赴京西，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治绩。对此富弼尚存疑虑，担心免除庸才之职，会生悲泣之感。范仲淹则坚持认为，如若任其贪赃枉法，则本路百姓将受其盘剥。未几，赵恒又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选定各路转运使与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复设置各路转运使司判官。不久，再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商议并颁行“新定磨勘式”，以作为考核官员及官吏升迁的条法依据。十一月，宋廷更定“荫补法”，且下令限制职田数额。

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首的“新政”派，主要从整顿吏治人手，却因此触及了官僚地主的特权及利益，多数官僚恐仅此已更张过甚，不便于推行。部分守旧派官僚更是横加指责，百般刁难，暗地里甚至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集贤殿大学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对“新政”极为不满，他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革新派及其新政，诬陷他们结为“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枢密使夏竦则令其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草诏，诬蔑富弼要废赵祯，另立他帝。守旧势力的破坏与诋毁，令范仲淹等人难以安身，新政更难以推行。四年六月，范仲淹借“秋防”之名，离开朝廷，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亦宣抚河北。范、富二人出朝后，守旧派更是肆无忌惮，又编织各种罪名，将支持新政的官僚刘巽、王益柔、苏舜钦等10余人贬出朝廷。宋帝赵祯迫于压力，也向守旧派妥协，十一月，他下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⑧。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相。二月，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三月，韩琦亦遭罢相。五月，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朝，又罢各路转运使司判官。至于各路转运按察使，多以“苛刻”之罪名，或罢或贬，曾惩治贪官污吏卓有成效的江南东路转运使杨绂及其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等人，竟被诬为“江东三虎”⑨，遭到贬斥。

在守旧势力的陷害和打击下，新政官僚人人自危，“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⑩。守旧派官僚控制朝政后，基本废止了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旧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为解决朝廷庞大的开支，满足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拼命盘剥搜刮，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结果朝廷府库仍旧亏空，社会矛盾继续激化。皇枯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此后不久，原参与新政的官僚又多被重新启用，至和二年（1055），富弼受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占元年（1056），韩琦任枢密使。三年，富弼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韩琦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三年，富弼改授昭文殿大学士。五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尽管他们再度复官，却失去昔日新政时革新的锐气；并陷入守旧与保守之中，不再有“妄非”之举。不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可主张“更张”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释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二。

②《长编》卷一四三。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九。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四。

⑤《长编》卷一四四。

⑥《范文正公集》卷八。

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

⑧《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⑨《宋史》卷三五《杨纯传》。

⑩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一。

庆历兵变北宋建立后，采取“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收缴藩镇节度兵权于中央，“强干弱枝”，极大地加强禁军。又实行“养兵”政策，凡遇饥荒之年，即由官府派人赴灾区，招募大批强壮饥民充军入伍，以此防止饥民作乱。因此宋朝军队庞大，军费支出巨大。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加之官吏、军将肆意克扣军饷，随意役使兵士，亦引起下层军校和士兵的极度不满，时有反抗，进而发展为士兵暴动。宋真宗在位期间（998—1022），即发生了四川王均的兵变和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陈进领导的士兵暴动。这些兵变虽遭到镇压，但将士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兵变愈演愈烈，且与农民起义交织一起，他们“陵侮朝廷”，“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招募徒众”，甚至，称王称朕，与朝廷抗礼”①，给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宋庆历三年（1043），京东安抚使陈执中，大肆搜刮民财，强令农民修筑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城，百姓怨声载道。五月，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趁势纠集四五十名兵士发动兵变，杀巡检使朱进，直入青州境。陈执中遂遣巡检使傅永吉率官军抗击，王伦乃率众转攻淮南地区，先后活动于沂、密（治今山东诸城）、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盱眙北）、真（治今江苏仪征）、扬（今属江苏）诸州，转战千余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高邮军（今江苏高邮）时，已有部众二三百人，皆为贫苦百姓，他们于脸上刺“天降圣捷指挥”六字，以示必胜。

自宋初以来，淮南地区多年无警报，州县防卫怠懈，及闻王伦来攻，竟不知所措。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泰州（今属江苏）守臣不敢迎战。知高邮军晁仲约欲保全自家性命，张榜令富民向王伦所部赠送“金帛牛酒，使人迎劳”②。然而王伦率众转辗迁移，虽四处攻击官军，却未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致使势单力薄。

宋廷对王伦率众转战于淮南十分不安，唯恐其阻断汴河漕运，遂令傅永吉率官军追击王伦，于扬州山光寺南击败之。七月，王伦率残部转至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渡江南下，至江南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官军所俘，未几即遭杀害。

庆历七年（1047），宋宣毅军小校王则又于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兵变。王则，涿州（今属河北）人。其家境贫困，后因饥荒逃难至恩州，给人牧羊。之后参加宣毅军，升为小校。恩州、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一带多信奉弥勒佛，王则便以宗教的形式，组织当地百姓，以《五龙经》、《滴泪经》及图谶诸书作宣传，声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③，以此号召民众反抗宋朝统治。随后，他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主，派人赴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发展信徒，约定庆历八年正月初一起兵，阻断澶州（治今河南濮阳）浮桥，于河北地区活动。但因其信徒潘方净向北京留守贾昌朝告密，王则不能再等待，遂仓促于庆历七年冬至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兵变。

当日，知州张得一正率官僚祭拜天庆观，王则乘虚率众冲入府库。张得一闻变，逃入骁捷营，欲借军营保全其性命。王则夺得兵器、财物后，即领众人直扑骁捷营，放火焚烧营门，杀入营中，生擒张得一。兵马都监、内殿承制田斌率所部与王则军激烈巷战，战败出逃。王则攻入城中，令兵士关上城门。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丢弃家眷，持府印自城上吊出城关。王则军杀通判董元亨，打开军资库，又得大批物资。随后，王则又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司理参军王奖、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湙。且打开囚牢，释放囚徒，深得城中百姓的支持。

王则首战告捷，遂以“东平郡王”为号，建国号“安阳”，年号“得圣”。又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立政权。称其居所为“中京”，居室等皆立名号。城中则以一楼为一州，上书州名，任命知州。而于城上依四个方向各置一总管。又改历法，以十二月为正月。凡年龄12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皆刺面日“义军破赵得胜”。而旗帜号令，皆以“佛”为称。

宋廷急令澶、孟（治今河南盂县南）、定（治今河北定县）诸州及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官军严加防守。又调集禁军十万，前往镇压。不久，赵祯以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督统诸军，进围恩州。恩州城民汪文庆、郭斌等人，自城上以箭系书信，射入明镐军营帐中，约为内应，且定以夜晚自城上垂下绳索，以接应官军入城。官军如约乘黑夜攀绳登城，数百人占据城墙，即焚烧城楼。王则等发现官军已入城，遂率众反击。官军先登城者，急欲争功，故砍断绳索，不令后继者入城。及战，官军无后继援兵，寡不敌众，只得与汪文庆等内应缒城而逃。

恩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辽人入宋常经于此。王则得知辽朝派入宋使臣将途经附近，遂决定出兵劫持，以示抗辽。然而消息走露，明镐派殿侍安素于思州西门外设伏。深夜，王则派数百人出城袭击辽使，中伏，全部被官军俘虏。

恩州城池坚固，城墙高峻，官军屡攻不破。明镐令兵士于城南暗挖地道，而每天指挥官军佯攻北城，以分散其注意力。不久宋廷见恩州城久攻不下，又以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使，继续攻城。文彦博至恩州城下时，地道已挖，至城内。文彦博与明镐便自官军中挑选了一批精壮兵士，连夜由地道入城，向恩州发起猛攻。

官军入城后，遂占据城墙，王则率部众与官军激烈交战，且在牛身上绑草泼油，点燃后令火牛冲击官军。官军以枪刺牛鼻，迫使火牛掉头，又直冲王则军。王则军顿时大乱，官军趁势猛攻，王则军不敌，开东城门出逃。

阎门祗侯张絪于城外凭借城壕，迎击逃出城外的王则军，但未能奏效，自己亦被斩杀。王则军陷入官军重围之中，经一番殊死搏斗，王则军又败退，王则为总管王信所俘。其残部又退守城郊村舍。官军随即又团团围困村舍，王则残部依旧顽强抵抗，宁死不屈。唁军依仗人多势众，猛烈进攻，放火焚烧村舍。大火熊熊，王则残部仍无人投降，终于全部被烧死。

王则起兵前，曾派人赴河北、京东地区，联络10余州县信徒，起兵反宋。然王则提前起兵后，与10余州县中断联系。而未能得到及时响应。齐州禁军兵士马达、张青、张握等人得知王则起兵后，亦欲率众起事占据州城，以策应王则，然因部众泄密而遭镇压。

宋廷于王则兵变遭镇压后，即令各州“大索妖党”④，残酷镇压百姓，以巨于“被系者不可胜数”⑤。

王则兵变自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庆历八年闰五月失败，历时66天。其后，王则、张峦、卜吉等兵变首领被押解至开封遭杀害。

注释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弭盗门》。

②《范文正公集》卷一《年谱》。

③《宋史》卷一二九二《明镐传附王则传》。

④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

广西战事北宋时，广南西路多聚居溪峒蛮，其中尤以侬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大姓氏人多势众，各雄据一方，而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广渊）及西原州的蛮族势力最为强大。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宋承唐制，于其地多设置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长官。

侬氏世代居住于广源州。广源州地处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南）之西南，位于宋朝与交趾王朝之问，隶属邕州管辖，但因其距邕州较远，宋廷鞭长莫及。宋初以后，交趾（今越南）日渐强盛，因广源州地产黄金、丹砂，便不断向北蚕食，欲吞并此地。交趾派兵进击广源，俘虏其首领侬全福，且每年于此掠走大批金货，“赋敛无厌，州人愁苦”①。依全福被俘后，其妻另嫁，生子名智高。及侬智高长大成人，仍被部众推举为首领，遂率领部众反抗交趾的盘剥与奴役，曾一度于傥犹州建立政权，号“大历”。交趾对侬智高此举十分恼怒，便出兵北上，攻陷傥犹州，俘虏了侬智高。然交趾又欲笼络、收买侬智高，以为北上扩张之策，便释其罪，且委他为知广源州。但与交趾有深仇的侬智高，却不为之所动，依然与交趾时有抗争。及后，交趾又胁迫他归顺，又遭其断然拒绝，积怨日重。

宋皇枯事占元年（1049）九月，侬智高率部众攻陷安德州，于此建“南天国”，改元景瑞。他亦不满隶属宋邕州的地位，欲建割据政权，便率部众侵扰宋境，又向北攻击邕州横山寨。对侬智高的割据活动，首先感到不安的仍是交趾，一枚未过许久即发兵攻打侬智高。迫于交趾咄咄逼人的进攻与压力，侬智高不得已乃向宋廷请求内属。然而宋廷恐滋生边事，竟然拒绝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既不得内属宋廷，又与交趾为仇，便凭藉着广源地区川泽之土利，招募亡命之徒。又与广州进黄玮、黄师宓等人日夜谋划，人攻宋境。一日黄昏，侬智高令人焚毁所藏积储，而对部众声称：“生计穷，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②遂率部众人侵宋境。

宋皇枯四年（1052）五月，侬智高率部众5000人，沿郁江东下，破横山寨，进而攻陷广南西路重镇邕州，杀知州陈珙及广西都监张立，于此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自黄师宓以下官吏，皆授官，称宋廷官称。随后，侬智高率兵连克横州（治今广西横县）、贵州（治今广西贵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属广西）、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康州（治今广东德庆）、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其时，广南州县皆无防备，州县官吏畏懦，一旦仓促应战，竟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而遁，而宋军则一战即溃，死伤甚众。侬智高得以长驱直入，进围广州。

侬智高对广南地区的大举进犯，引起宋廷极大震动。宋帝赵祯下诏，令钤辖陈曙发兵征讨。侬智高率兵围攻广州，长达五六十日，城未能克，他却于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后侬智高又率兵进击贺州（治今广西贺县），又木克；乃转攻昭州（治今广西平乐西南），遂破城而入。昭州数千百姓逃入山谷间避难，侬智高令士卒放火，百姓全部遇难。宋廷又以孙沔为广南安抚使，令他平息侬智高叛乱。然而侬智高丝毫不受节制，继续进兵侵扰，宋帝赵祯深感忧虑。侬智高请求充任邕、桂节度使，赵祯甚至准备接受。参知政事梁适以为不可，若依侬智高之请，则岭南之地不属宋廷所有。适逢枢密副使狄青上表，请求征讨侬智高，赵祯委以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率兵进击侬智高。谏官韩绛认为狄青为武将，不宜专任其一人。赵祯为此征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庞籍，庞籍极力荐举狄青，且言：“号令不专，不如不派。”赵祯方消除疑虑，又下诏，将岭南诸军皆隶届狄青统领。

十月，侬智高兵进宾州（治今广西宾阳），知州弃城而逃。侬智高陷宾州城，又复入邕州。侬智高于广南的叛乱，使交趾感到有机可乘，竟向宋廷请求出兵，协助宋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宋帝赵祯急欲息事，遂应允交趾之请。经制广南西路、知桂州余靖亦认为交趾可信，乃于邕州、钦州（治今广西灵山西）屯积万人粮草，以备交趾所需。赵祯亦下诏，以缗钱3万赐交趾，作为军费，还许平叛之后再加以厚赏。狄青到达广南后，即传檄余靖不许借助交趾军队，随即又上奏朝廷：“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依）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③赵祯罢交趾派兵助攻。狄青知侬智高叛军擅攀高履脸，宋兵不习山地作战；故交哉·必败，遂召当地少数族兵随从作战。

宋皇枯五年（1053）正月，狄青合孙沔、余靖所部自桂州进驻宾州（治今广西宾阳）。此前，军将蒋偕、张忠皆轻敌，结果与侬智高交战，皆兵败战死，军队士气受挫。狄青则严明军纪，统一号令，告诫诸将不得擅自与叛军接战，听候命令。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未至，率步卒8000进攻侬智高所部，果于昆仑关（今广西南宁东北）溃败。狄青闻讯，认为：“令之不齐，兵所以败。”④清晨，狄青于堂上召集诸将，将陈曙、殿直袁用等30名将领斩首。孙沔、余靖相顾惊愕，诸将皆两腿颤抖不已。

随后，狄青便按兵不动，且令将士休整10日，众人不知意图何在。侬智高派人侦探，回报称宋军不会马上用兵，侬智高遂怠懈。次日，狄青即集合军队，自己亲统前军，孙沔率军随后，余靖领兵殿后，发兵进击邕州。行至黄昏，即抵达昆仑关下。时值上元节（正月十五日），狄青于军中大设酒宴，款待将士。侬智高探报侦知，叛军亦不为备。是夜，大风雪。次日凌晨，宋军营帐竖大将旗，诸将环列于狄青营帐前，候命进击昆仑关。有军校来报，狄青已连夜率前军攻入昆仑关，令诸将速领所部过关集结。众得方知主帅已破关进击叛军。

狄青既入昆仑关，又率兵出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且于此部署军阵。侬智高指挥所部，倾巢出击，迎战宋军。宋军前锋将领孙节与叛军激战于山下，不幸阵亡，叛军由是气焰嚣张，孙沔等将领见叛军猖獗，不禁惊恐失色。狄青则沉着自若，手执白旗指挥蕃部骑兵，自左右两翼夹击叛军。叛军大败而逃。狄青率军追杀50里外，又斩首数千级，俘获500余，侬智高幕僚黄师宓、依建中、侬智中等57名官属被斩。叛军严重受挫，侬智高连夜焚烧邕州城池出逃，自合江口逃入大理国。

次日凌晨，狄青统军进入邕州城，缴获金帛巨万，各种牲畜数千，下令释放被侬智高胁迫、掳掠的百姓。又收敛叛军尸体，堆积于城北，内有一尸着金龙衣，众人皆以为是侬智高，欲上奏朝廷邀功。狄青则反对此举，告之众人：“安知非诈邪?宁失（依）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⑤二年后，侬智高死于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迫索之下，大理国函其首送交宋知邕州萧注。

交趾欲借侬智高叛事侵蚀宋边的企图未能得逞，侬智高被镇压后，交趾便又寻机向宋境扩张，进行武装入侵，劫掠财富。宋嘉枯四年（1059），交趾兵扰钦州。次年，交趾与甲峒蛮合兵侵扰邕州。赵祯为此下诏，令广南西路诸州发兵征讨。此后，交趾对宋境的侵扰与劫掠始终不断，边境不得安宁。

宋熙宁九年（1075）九月，交趾再次发兵侵入宋广西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月，交趾则发兵6万，号称8万，分水陆两路，大举入攻宋广南西路。水军白海上（今北部湾）直进，攻占廉州（治今广西合浦）、钦州；步卒则进兵邕州。宋邕州知州苏缄闻讯，立即调集军队，共2800人，部署防务，以迎击来犯的交趾军队。

交趾为掩饰其扩张，兵进之处，遍布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⑥。宋廷君臣对此愤慨已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亲自起草文告《讨交趾榜》，给予驳斥，且调兵赴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以援应广南西路宋军。

宋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趾王李乾德率兵围攻邕州。知州苏缄率军队奋力抵抗，城破，苏缄令家人自尽，遂放火自焚，全城军民5800余人亦拒不投降，悉为交趾兵屠杀。

二月，宋廷任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以天章阁待制赵离为招讨副使，统兵号称10万，南下讨伐交趾军队。宋帝赵顼同时下诏，令占城（今越南南部）、占腊（真腊，今柬埔寨）出兵合击交趾。宋廷又支钱5万缗予广南东路转运司，令修筑州军城濠，以防范交趾军入侵。

郭逵、赵离统兵南征至长沙（今属湖南），先遣军将领兵收复邕州、廉州。随后大军入广西，进兵广源州，交趾守将刘应纪献城投降。至九月，宋军收复广南西路全部失地。十一月，宋帝赵顼再次下诏，令宋军继续反击交趾军。在宋军打击下，交趾军节节败退，逃回交趾国。十二月，郭逵、赵率军进入交趾境内。李乾德于决里隘屯聚重兵，以阻截宋军进攻。宋军攻隘，交趾军以象军迎击，宋兵以强驽射象，以刀砍象鼻，击退象军的进攻，遂乘胜反击，大败交趾军，攻占决里隘。

决里隘失守，李乾德又令交趾兵于夹口隘设伏。宋军绕过夹口隘，越兜顶岭向南推进，相继攻陷桄榔、门州等重镇，直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距交趾国都城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仅90里。然因无船渡河，欲战不得，而与交趾军隔河相峙。郭逵设伏兵于北岸，仅以少量将兵隔河邀战。交趾兵见宋军兵微将寡，发兵数万过江来战。郭逵指挥宋军发起猛烈攻势，伏兵出击，与交趾军激烈交战。此战，交趾军死伤无计，其王子李洪直亦为宋兵所杀，大将阮合被生擒，李乾德损兵折将，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廷奉表乞降。

其时，宋军随军兵夫30万人，负责运送军粮给养。时值酷暑，交趾又多瘴地，兵夫多染病，死者过半。郭逵因此被迫撤兵，而交趾国亦不敢窥测宋境，只得恢复每年入朝贡献方物，广南西路遂得安宁。

注释①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③④⑤《宋史》卷二九○《狄青传》。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

第二十八章

熙河之役宋治平四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正月，宋帝赵曙病故，谥号英宗，太子赵顼（劝旭）继位，是为宋神宗。其时，宋廷内忧外患，辽与西夏交相侵扰，赵顼急欲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朝廷有识之士亦希望富国强兵，革除朝政之弊逐渐成为潮流。

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入朝，上《平戎策》3篇。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早年因试制科未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故对宋夏关系及西夏扰边侵疆颇为熟知。他在《平戎策》中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治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因而建议先招谕吐蕃确氏贵族，使率其部族居于河西，“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①。赵顼对其所言颇感惊奇，令召其入官，详细询问治边方略，随即委他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首领俞龙珂的部众于青唐羌（吐蕃族的一支）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渭源羌（吐蕃族的一支）与西夏都竭力拉拢他，欲使之隶属于自己。宋秦凤路经略司诸将力主发兵先征讨俞龙珂部，王韶正巡视边境，遂亲率数骑人吐蕃境，直抵俞龙，珂帐下，向他申明成败大义，招谕其归顺宋廷。直交谈到深夜，索性留宿其帐中。次日凌晨，王韶将返回，俞龙珂等即遣其首领随王韶赴宋境。以后，俞龙珂又率其部众12万人内附。

宋熙宁二年（1069）十月，王韶主张修筑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上下两城，以屯驻军队，安抚、招纳居住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的叶蕃各部落。此议交泰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再议，李师中则以为不可，认为：“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因而他主张：“今不若先招抚青唐（今青海西宁）、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归心。”②李师中之议遭宋帝反对，遂下诏，罢免其经略使职。

王韶又主张“渭源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③，请求官府贷钱为本。赵顼从其所请，下诏令秦风路经略司将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交子务钱交予王韶，且令他提举市易司。李师中又上奏以为不可。宋同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则力主王韶之议，遂削李师中职，贬为知舒州。另以窦舜卿接替，且派李若愚核实王韶募人耕种缘边土地情况。李若愚到边境，向王韶询问耕田所在，王韶无言以对。窦舜卿又查寻文簿，仅得垦田一顷，然而该地主人对此有诉讼，只得将地归还本人。为此，李若愚上奏朝廷，称王韶欺诈。王安石又将窦舜卿罢免，再改任韩缜。韩缜则附会此事，谎报耕田。于是王韶又升任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其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统帅郭逵亦上奏，称王韶贪污秦凤经略司所贷市易钱。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将郭逵改任为镇泾原。正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方得以排除众议，悉心经略河、湟，扭转了西部的战局。

赵顼决意收复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下令筑古渭城为通远军，委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廷置洮河安抚司，令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进击河、湟地区吐蕃部，筑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吐蕃蒙罗角、抹耳水巴等吐蕃部据守险要，以迎击宋军。宋军诸将欲于平坦之地布阵，与吐蕃军交战。王韶则认为：“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徙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④乃指挥宋兵直趋抹邦山，居高临下，压敌军而阵。王韶告诫众将士：“敢言退者斩!”未几，吐蕃部兵向宋军阵营发起猛攻。宋军虽奋力抵抗，仍稍有后退。王韶见状，亲自挽弓，披挂上阵，指挥帐下卫兵迎击敌兵。吐蕃部兵大溃而逃，遂焚毁其庐帐。宋军大捷，洮西地区为之大震。

吐蕃瞎征部闻宋军来攻，即起兵援应蒙罗角、抹耳水巴部。方渡洮水，即遇溃败之兵，瞎征遂聚集溃兵，欲迎击宋军。王韶令其别将大张旗鼓，自竹牛岭进军，而自己则率兵悄悄越过武胜（今甘肃临洮）。王韶领兵进击，与瞎征首领瞎药所部遭遇，宋兵勇猛冲击，再大败之。随后，王韶令兵士于此筑武胜城，建成镇洮军。城成，瞎征集部兵来攻，宋军再击败之，且收降其部众2万，余众溃逃而去。王韶此次出击，屡败吐蕃部兵，拓地1200余里，收降吐蕃部众30余万口。宋廷论王韶之功，进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不久，赵顼令镇洮军更名为熙州（治今甘肃临洮），且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四州以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合为一路，置熙河路，治所设于熙州，王韶则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又进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然而其时河、洮、岷三州犹未收复。

宋熙宁六年（1073）二月，王韶统兵进击河州。于击败吐蕃兵后，占领河州。不久，宋军收降的吐蕃部众复又反叛，王韶立刻率兵返熙州平息叛乱。瞎征乘宋军大部撤离之机，重新占据河州。王韶闻讯，又领兵回击，攻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宋军进兵所经之地，山地崎岖，道路狭窄，马不能行。王韶遂令兵士下马步行，因此进军缓慢。瞎征认为有机可乘，遂留下部分兵士戍守河州，自己率兵尾随宋军，寻机进攻。王韶令宋军与之激战，终击退追兵，瞎征再度败逃，宋军又乘胜收复河州。九月，王韶率军又连续攻占岷州、宕州（治今甘肃岷县西南）二州，洮州、迭州（治今青海西宁）的吐蕃首领相继献城宋熙宁通宝降宋。此次王韶出兵连续行军54天，长途跋涉1800里，尽据河、岷、宕、洮、迭五州之地，斩首数千级，缴获牛、羊、马匹以万计。先后“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⑤，其所经营的河湟地区，幅员已达2000余里。宋廷为王韶所取得的胜利大为振奋，百官人朝向宋帝祝贺，赵顼甚至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赠予王安石，同时升任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端学土。次年，又召王韶入朝，加资政殿学士，且赐第崇仁坊。

宋熙宁七年（1074）二月，宋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不敌，战败，景思立亦为吐蕃兵所杀。青宜结鬼章遂率兵进围河州。一时间，吐蕃气焰复炽，吐蕃部将木征亦率兵围攻岷州。宋军处境极为危急，宋朝臣甚至主张放弃熙河路，赵顼也感到左右为难，而下诏告诫王韶坚守城池，持重勿出。

王韶返回熙河，行至兴平年（今属陕西），即闻景思立兵败，河州遭围攻，遂日夜兼程，急驰至熙州。熙州守将方部署城防，欲守城御敌。王韶入城，下令撤除城防，乃选精兵2万，与诸将商议进兵去向。诸将认为当进兵河州，夺回城池。王韶向众将分析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⑥遂领兵直奔定羌城，拔之。又击败吐蕃结河部，切断吐蕃与西夏国的通道。继而又兵进宁河，分兵令偏将统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兵。瞎征正围攻河州，见援军相继为宋军击败，料河州难以破城，只得拔寨而去。围攻岷州的木征部，亦为宋将高遵裕击败。撤围而走。宋廷得知王韶击退吐蕃军，熙河路安然无羌，极为欣喜。

王韶还师熙州，随即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后，袭击集结于此处的瞎征部众，焚毁其8000余帐。瞎征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军乞降，宋兵俘获瞎征，熙河路自此稍得安宁。

熙河之役为北宋建国以来，对外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使北宋重新据有河湟之地。王韶亦因此再擢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未几，复召为枢密副使。然而，其后因与宰相王安石及赵顼有隙，遂罢职遭贬。

注释①《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④《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⑥《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熙宁新法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韦占年间（1049 ～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猛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枯元年（1049），岁入12625余万缗，“而所出无余”①。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11613余万缗，岁支出12034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1152余万缗，当年即亏1573余万缗。朝廷收人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②。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③。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④。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人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人，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⑤，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占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枯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⑥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伤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⑦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已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⑧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像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土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枯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⑨，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来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继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⑩。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变法虽是维护和加强宋朝的统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老臣旧僚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指责、抨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赵顼施加压力，迫使废止新法，因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极为激烈。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的一批朝廷内外官僚，更是不择手段诋毁改革派，造谣生事。判大名府韩琦为反对实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称此法是“官放息钱”，并谎称百姓亦不愿请贷青苗钱。赵顼看后，却认为“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王安石虽据理力争，仍无法解除赵顼的疑虑。且赵顼的动摇，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行，王安石无奈，只好称病，请求辞职。赵顼虽对变法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希望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不过与改革之初的态度相比，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已明显减弱，变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危险。六年，免行法颁行后，皇亲国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对变法的高潮，赵顼也因此更摇摆不定，甚至亲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实行。在此形势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缩不前，附和守旧势力，抵制变法，排挤王安石。七年初，天下干旱，反对派利用天灾攻击变法，向赵顼上《流民图》，诬蔑“王安石变乱天下”，赵顼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王安石感到新法难行，自己已无法继续执政，遂恳请辞官。四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辞相后，曾推举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但吕惠卿却未继续推行变法，而是标新立异，结果“民不胜其困”。更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复相，威胁自己的宰执地位，便于朝中处处争权，从不将韩绛放在眼里。吕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不满，一时间，“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韩绛借机向赵顼请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复宰相之职，以继续推行变法。八年（1075）二月，赵顼采纳韩绛的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诏令，立即赴开封就职。

王安石复相后，重又恢复新法，以期尽快富国强兵。可此时变法更是困难重重，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吕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寻机打击、诽谤。六月，王安石因患疾，赵顼为使其养病，特许他少预政事。然而吕惠卿却上奏称他“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公开与王安石对抗。虽然十月间，吕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弹劾，出知陈州，权三司使章停也因受牵连遭贬，出知湖州。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已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变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昔日的变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忧心忡忡，自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被常出于交游之事”。不仅如此，赵顼亦不再重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经常不采纳他的建议，变法实际上已无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屡次上书，请求辞官。六月，其爱子王雾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十月，赵顼接受请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宁府。但他并未上任履职。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一职，从此闲居。赵煦元事占元年（1086），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执政，废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闻讯悲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②《长编》卷一九八。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

④《长编》卷二七。

⑤《长编》卷一七四。

⑥《长编》卷二一。

⑦《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⑧《朱子语类》卷一三○。

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

⑩《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长编》卷二二○。

《长编》卷二二七。

《长编》卷二二○。

《宋会要辑稿·食货》。

《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

《长编》卷二五二。

《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长编》卷二六○。

《长编》卷二六五。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长编》卷二七八。

元丰改制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颁行的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法，虽经历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王安石的最终遭罢相，虽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废止。王安石罢相出朝后，在赵顼的主持下，新法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推行。元丰元年（1078），赵顼曾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仍有延续变法之意。直到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前，熙宁新法的主要措施仍在执行，部分内容又作了变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制的改革。

自宋初以来，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采取分割相权的办法，军、财、民三权分立，使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又置副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以此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使皇帝得以独断专行。但因此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署职掌纷繁，又相互交插。而机构既无定员，又无专职，出现众多徒有虚名却无职事的冗闲官署及官员。加之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体制，又造成莅其官位而不履其职的现象，官称与实际职掌往往相悖，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熙宁年间，王安石虽对一些闲散机构进行了调整，并新设一些机构，以利新法的推行，但未彻底改变官职分离、混乱的局面。且王安石主持变法，重在发展生产，提高军队战斗力对官僚机构的弊端也未过多涉及，仅认为各机构能复其职掌即可，故官制固有的问题依旧十分严重。赵顼对此深感不便，遂执意对官制进行改革。

熙宁十年（1077），赵顼诏令校勘《唐六典》，以此作为官制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元丰三年（1080），又诏令中书省详定官制。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硅、参知政事蔡确等人的协助下，赵顼着手改革官制。

宋初于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是为中枢最高官署，亦为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又称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又称中书门下内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中书门下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之分散。其事权，又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赵顼改制，罢中书门下，其职掌分归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三省不设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恢复唐朝“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之制，实际权归中书，为右相所握。改参知政事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原宰相处理政务之所遂移至尚书省，改称都堂。

枢密院仍为最高军事机构，但废枢密使、副使，长官改为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同知枢密院事，同为执政。与三省长官合称为宰执，是为宋廷的最高宰辅官僚。

同年八月，赵顼下诏，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使各机构有固定的职掌，有定编、定员，因而许多机构被裁减或合并。宋初置盐铁、废度、户部三部，合称“三司”，是为宋廷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赵顼撤销三司，将其大部职权归入户部与工部，又将审官院并入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在此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六部的职权。

赵顼改革官制的重要内容是“正名责实”，即改定“寄禄官”制度。宋初虽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然其官名仅为官阶之用，是为虚衔，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及序迁，因此称为“阶官”，亦称“寄禄官”。元丰改制，将原有的文官散阶由29阶改为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24阶，作为新的寄禄官阶，定为《元丰寄禄格》，此后官员升迁、领取俸禄，一律依照新定寄禄“以阶易官”。而原寄禄官阶中的三省六部官名，则恢复其实际的职掌，使官、职相符相称。

赵顼对官制所进行的改革，确实裁减、撤并了一些冗闲官员和冗散机构，这使得宋廷每年可节省2万缗的开支，赵顼因此而感到满意。但改革仅对机构设置作了某些调整，官职、差遣，相权分离，相互牵制的基本政策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赵顼有些后悔。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赵顼又从强兵入手，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对原有的兵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为加强京城开封地区和西北边疆地的防御和战斗力，元丰二年（1073）十一月，先于开封府界试行“集教法”，即将开封府所属各县2800多名大保长集中于11处教场，每10人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禁军教头负责操练，传习武艺。次年，待大保长们武艺学成后，宋廷又推行“团教法”，即将每一都保的保丁分为五团，每团分别由一名大保长担任教头，训练保丁，教授武艺。此举对维持地方治安，防范盗贼，协助地方官府捕盗，亦有积极作用。

四年，宋廷又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等5路的义勇兵为保甲，随即将“集教法”与“团教法”推行于上述地区，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使多达69万余保丁掌握了一定的武艺。

熙宁年间推行的保马法，在元丰年间也作了一些变更。宋廷规定，城镇坊郭户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家产及5000缗者，须养马一匹。如家产超过所定标准一倍者，则须增加养马一匹，但最多可养马3匹。这不同于由官府发给监马或给钱令养马户自行购养的保马法，而是将马交由拥有一定家产的物力户承养，故称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此法主要推行于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地区，并收到一定的成效。元丰七年，宋廷又于京东和京西两地推行另一种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须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这两种养马法，与熙宁变法中的保马法相比，虽具体的做法有所区别，但基本内容都是交由民间养马，旨在扩大养马的范围，为军队提供更多的马匹。

与此同时，赵顼对宋朝军队的主力军——噤军的数量也作了调整，扩充了这支正规军队的编制，使总人数由熙宁间的56万余人，增加到61万余人。

不过，元丰年间所行新法中也有与熙宁新法相悖之处。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宋廷又借推行新法之机，随意敲诈勒索，原行免役法中规定，州县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所需募役费用按户资产多募，划等级征收，内又分免役钱和助役钱。元丰年间再行募役法，则采取扩大免役钱、助役钱的征收范围的办法。两浙路即不按原法规定，以降低承担役钱的标准多收役钱。原定“坊郭户”家产不足二百千者，可以不交纳助役钱，此时则将征收助役钱的家产最低征收限额降至五十千，仪此一策，即使众多家资微薄的民户承担纳募役钱的义务，所以尽管“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①。到元丰七年，所征收的募役钱，竟比熙宁年间多收入三分之一。募役法当为便民之法，然而此时所行则又为扰民之举。

赵顼继王安石之后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改制与变法，目的仍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对改革的态度远不及王安石坚决，尤其是不敢触及权贵及大地主的利益。每遇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放弃改革，这使得新法无法贯彻始终，所以收效甚微。赵顼既避免触犯权势的利益，只能千方百计从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赵顼在位年间，宋廷每年征收二税、青苗、免役、市易等赋税达6000余万贯，比英宗嘉祐年间的3680余万贯增加了2300余万贯。赵顼还于宫中特设元丰库，储存岁入积剩钱物，仅元丰五年，元丰库即收进坊场各剩钱500万贯，常平钱800万贯。经过熙宁到元丰年间的变法与改革，朝廷收入确有很大的增加。基本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亏空局面。不过，同时百姓所遭受的盘剥也更加严重了。

注释①《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元祐更化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由元老重臣和一些士大夫组成的守旧派因反对变法而多被逐出朝廷。赵顼即帝位之初，曾尊其母高氏为皇太后，其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曹氏为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代，高氏则为太宗时名将高琼的后代，两家均为高门贵族，她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强烈反对“改弦更张”。为了限制皇亲国戚的某些特权，王安石变法时曾制定了一些政策。熙宁二年（1069），颁定《裁宗室授官法》，规定“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后各封国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三年，“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恩泽”①。这一举措对世代享受特权的皇亲国戚及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即王安石）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尸’”。②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更是痛哭流涕地劝说赵顼：“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悉罢之。王安石变乱天下，怨之者甚众，不若暂出之于外。”③在王安石的一再解释和坚持下，赵顼才未采纳守旧派的意见，新法得以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逝，庙号神宗。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逾年改元“元枯”。是年赵煦尚不满10岁，赵顼时的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她一主持朝政，立即起用反对熙宁新法的守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守旧派的核心人物，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人同为宰相。又以元老重臣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又任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结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守旧派官僚集团。在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旨意下，司马光打着“以母（宣仁太后）改子（宋神宗）”的旗号，攻击熙宁新法。司马光首先将矛头对准王安石，诬蔑“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④。继而否定新法，指责变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⑤。为了堵塞言路，进一步排挤和迫害变法派官僚，司马光令刘挚、王岩叟等人充任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要职，从而控制了专事监察纠劾百官的重要机构——御史台，让他们对变法派提出弹劾。由此掀起反对和废止变法的狂潮。

司马光首先废除免役法，而恢复旧有的差役法。元祐元年（1086）正月，他两次上奏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对比二法利弊时，却又举不出免役法的弊端，或称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⑥，或云“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⑦，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实在无法，司马光又说：“凡法久则难变。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虽愁苦，上户颇优便，常情议论已是非不一，若不于此时决志改之，恐异日遂为万世膏盲之疾，公家不得民力，贫民常苦，富民优矣。”为达此目的，他竟不惜哀求臣僚赞同此举，“光观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如此行之，可以降久弊，苏疲民”⑧。司马光的行径，激起了朝中变法派官僚的不满和抵制。知枢密院事章悖说他“旬日之间，两人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司马光称：“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⑨章悖则上疏奏说：“臣着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⑩造谣不成，司成光又称免役法实行后，“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取为资贼”。章悖指出：“自行法以来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尽管司马光竭尽造谣中伤之能势，可却被章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这就招致守旧派的憎恨与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的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直至将他罢官，贬出朝廷，出任知汝州，最后赋闲家居方才罢休。

在司马光等人的独断专横下，免役法终被废止，重行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秉承司马光旨意，令下仅5日，即在辖境内全面恢复差役法，具扰民之害远远胜熙宁之前。此后，司马光又提出其他新法均应废罢，这一论调不仅变法派官僚反对，就连守旧派官员也难以接受，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就曾公开表示不赞成司马光的这一做法，其他许多官员也都先后上书，表示对废止新法的异议。至于民间百姓更是不愿恢复旧法，“天下皆思雇役（即免役）而厌差役”。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司马光的作法，继元牛八年明令废罢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后，元韦占元年又继续罢止青苗法，免役法等。

在废止新法的同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变法派及支持变法的官僚。除章悖外，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及一批官员先后遭排挤和打击，或贬或逐。守旧派罗织罪名，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元枯四年（1089），守旧派将蔡确所作《东盖亭诗》引申评论，认为是讥讪宣仁太后，在此罪名之下，蔡确终被贬死于新州（治今广东新兴）。不仅如此，守旧派还将近百名变法派官员的名字分列于王安石、吕惠聊、蔡确的名下，冠以“亲党”之称，“榜之朝堂”，使他们永远不许重返仕途。这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令变法派官僚人心惶惶，被贬至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吕惠卿在谪籍9年之中，竟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因此患病，而受守旧诬蔑，指责自己悲戚愁叹。

守旧派对待新法和变法派可谓痛恨之极，但面对西夏的讹诈却又俯首贴耳。宋神宗时，宋廷大举发兵，两度征伐西夏，虽战场上失利，但战后，宋廷于宋夏边境要冲之地，建起塞门、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寨堡，从而加强了对西夏的防御工事，遏制西夏军队的进犯，也对西夏构成一定的威胁。神宗之后，西夏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元祐元年派使臣入宋，提出归还失地的要求。司马光和文彦博却不顾群臣反对，“只欲卑弱请和”，硬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4寨拱手送与西夏，以此换取一时的苟安。

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病重时，新法尚有部分未予废罢，为此他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他一面将废除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吕公著，一面则抱病上奏，以求尽快悉废新法，“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守旧派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引起朝野人士的普遍不满，希望司马光等人能以社稷为重，悉心辅佐宋帝赵煦，但这均无济于事。司马光虽为相一年后即病逝，但执政的宣仁太后依旧推行废止新法，恢复旧法的举措。直至元祐八年（1093）九月病逝，在整整的8年之中，司马光及其后继者全部废除了熙宁年间颁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这些守旧派官僚除依附于宣仁太后，有恃无恐外，几乎无视小皇帝赵煦，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待宣仁太后病故，赵煦亲政，遂再度起用变法派。严厉打击守旧派官僚，“元祐更化”终遭罢止。

注释①《皇宋编年备要》卷一八。

②陆游《老学庵笔记》。

③《长编》卷二五二。

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七。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

⑥《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

⑧参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⑨⑩《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长编》卷三六七。

《朱子语类》卷一三○。

苏辙《栾城集》卷四三。

《朱子语类》卷一三○。

《长编》卷三五五。

《长编》卷三九四。

第二十九章

洛蜀朔党争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故，年仅10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英宗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她早就对熙宁新法不满，临朝称制后，立刻纠集和起用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官僚，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等元老重臣的主持下，不仅废罢了熙宁新法，又对变法派官员进行打击和迫害，或贬赵煦官出朝，或罢官免职，一时间保守势力气焰嚣张，变法派人人自危。然而，司马光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朝野变法派的反对，也激起守旧派内部一些官僚的不满，尤其是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①的一概否定新法的作法，曾招致守旧派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在熙宁年间因反对并拒不执行新法，而被贬出朝，被司马光重新起用后，却不同意不加区别而一概废罢新法，建议“去其太甚者可矣”②。他认为推行青苗法“利国利民”，当继续实行。对于免役法，他更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③。为此曾劝说司马光谨慎行事。但这一切非但未能引起司马光等人的重视，反而招惹不满。中书舍人苏轼也曾是一位新法激烈的反对者，复出后，亦不满司马光悉废新法，主张渐改，尤其反对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甚至提出用积存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买田，实施给田募人充役之法，这与变法派的“给田募役”是一致的。在廷议役法时，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支持免役法，当面告诉司马光“罢募役而复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④。尽管已惹怒了司马光，但苏轼依然抗争不已，“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⑤。就连吕公著也提出新法不宜全废，对其小的弊端应予以矫正而后复行。其他又如中书舍人范百禄、兵部尚书王存、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一批为司马光所重用的守旧派官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司马光的做法，或主张推行部分新法，甚至上疏陈述复行旧法的种种弊端。

不仅在废罢新法问题上，守旧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待变法派官僚的态度上也绝非统一。范纯仁曾不满于对变法派的残酷打击与迫害，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使“吾辈将不免矣”⑥。

尽管如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势力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们把持着朝廷大权，继续废罢新法，复行旧法，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秘书省正字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十二、王存、李常、盛陶等人。事实上，守旧派官僚中只有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及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守旧派内部的分歧随着新法的废罢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一场朋党之争。

元事占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病逝，80余岁的文彦博以“班宰相之上”⑦揽政。又擢升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守旧派中的顽固势力继续拽政。但此时由于政见的不同及学术主张的分歧，已导致相互间的倾轧，开始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形成以崇政殿说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及其门徒、左司谏朱光庭，殿中侍御史贾易等人为首的“洛党”；以中书舍人、知制浩、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人为首的“蜀党”；以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刘挚，右谏议大夫梁焘、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刘安世，监察御史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中以把持朝政的“朔党”势力最为强大，三党之间明争暗斗，一场混战。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占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著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⑧。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占四年（1089），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汕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⑨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⑩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六年，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与尚书右仆射刘挚同为宰相，然二人因争权多有不和。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依附于吕大防，交相上奏，以刘挚有“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意指“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又奏劾他与蔡确、章悖、梁焘等人交结，“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祸”。高太后闻讯，对刘挚多有不满。刘挚上章自辩，其党人官僚也多为他辩解，高太后却认为：“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刘挚因此而被罢相，出知郓州。郑雍、杨畏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于是刘挚又改任知大名府，改迁知青州。在刘挚为吕大防党人所弹劾时，王岩叟连续上奏为他辩护，结果被指责为刘挚同党，被罢官，出任知郑州，次年又受排挤，出任河阳府知府，不久，便死于任上。另一位同党，给事中朱光庭驳斥郑雍、杨畏的捕风捉影之论，“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也因此被免官，出朝任知毫州。

起止于元祐年间的蜀洛朔党争，实际是守旧派官僚内部的一场争斗，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而造成了政局更大的混乱。

注释①《长编》卷三九四。

②③《范忠宣公集》卷一九。

④苏轼《东坡七集奏议》卷三。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

⑥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⑦《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

⑧《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

⑨《宋史》卷三四二《梁焘传》。

⑩《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宋史》卷三四○（刘挚传）。

绍圣绍述赵顼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宣仁太后）的身份辅佐朝政。她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熙宁新法，恢复旧法，残酷打击、迫害变法派。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刘挚等守旧派官僚继续执政，他们依附于以太皇太后为代表的皇亲国戚，更有恃无恐，根本无视幼帝赵煦，“每赵顼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①。以至于臣僚每有奏事，均面对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而幼帝“只见臀背”②而已。赵煦虽极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病故，赵煦开始亲政。他有志继述宋神宗赵顼在位时颁行的新法。而在守旧派执掌朝政时，不仅是受排挤的变法派官僚，就连守旧派内部的许多官僚都对刘挚等人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心怀恢复新政的强烈要求，然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更视皇帝亲政为扭转政局的契机，这与赵煦的意图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愿望下，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绍述先帝遗业”的潮流。赵煦一亲政，立即着手恢复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合称“熙丰新政”），并于次年四月下诏，改元“绍圣”。宋廷政局自此再度发生急遽的变化，故史称，“绍圣绍述”。

赵煦下令依照《唐六典》重新修订官制。随即又相继罢免原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等守旧派，即所谓“旧党”官僚的官职，门下侍郎苏辙劝说赵煦不可轻易变更元枯之政，不能复用变法派执政，赵煦大怒，罢免其官职。随后再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对先期已罢贬的苏轼也不放过，又落职知英州，再谪贬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数月后，吕大防又“以监修史事贬秩，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居住”③。对于在元祐年让（1086—1093）追随守旧派，肆意诬蔑徘谤变法派及持不同政见官僚的礼部侍郎范祖禹、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等人也陆续罢官，贬逐出朝。与此同时，对于元枯更化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变法派官僚则给予极高的褒崇礼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对蔡确追复右正议大夫，进而又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赐谥号“忠怀”。重新起用原变法派的主要人物，委以资政殿学士章悖悖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后又以曾布为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黄履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经过一系列的任免，基本清除了守旧派势力，组成了以宰相章悖为首的所谓“新党”的官僚集团，为“绍圣绍述”扫清了障碍。

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掌握政权后，继续严厉打击守旧派，甚至连中间派也不放过。绍圣四年（1097），赵煦下诏，追贬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又夺原同知枢密院事赵瞻、中书侍郎傅尧俞所赠谥号，降文彦博为太子少保。变法派仍感不足，继而又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别驾，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统统流放岭南，分别安置于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东北）、永州（今属湖南）等五州。原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亦被迫贬为光禄少卿，以太子少傅致仕的韩维不仅被迫夺官爵，还与其他30余人同遭贬官。为使打击守旧派的这场斗争成为世人之鉴，赵煦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④负责为起草眨黜元祐；群臣的中书舍人林希不仅用词“极其丑诋，”甚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⑤，欲以守旧派与太皇太后相互勾结，谋废宋帝的罪名，追废宣仁太后，诛杀守旧派官僚。此举因引起朝臣们的愤慨，加之赵煦的反对，才未扩大株连。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宰相章悖等变法派逐步恢复新法。赵煦于改元“绍圣”的当月，即下诏令各路恢复元丰年间的免役法，随后又复行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恢复设置提举常平官，以及义仓等。

到元符元年（1098），又将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名为《常平免役敕令》，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在此期间，还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国史》、《神宗帝纪》等记录神宗一朝政事和变法情况的史书，并将王安右所著《目录》载入《神宗实录》，又于宫中建成显漠阁，用以专门收藏《神宗御集》。以此为神宗赵顼及其熙宁新法正名。针对元韦占年间守旧派修改的科举和学校制度度，进行更改。

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人仕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习不许进士科考时引川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

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

历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悖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

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悖、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绍圣二年八月，宋廷终止与西夏关于订立两国疆界的谈判，采取进筑寨堡，拓土扩疆的战略，在泾原路、鄜延路、环庆路等西北沿边地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T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并且占据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至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这一系列的战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廷对西夏所处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也迫使西夏于次年“叩关”⑥求和。二年，变法派控制的朝廷再度发兵攻占吐蕃族占据下的青唐（今青海西宁），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不久，吐蕃族大举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廷被迫放弃青唐撒退。

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悖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

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悖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而原来政见一致的章悖与蔡京、蔡卞兄弟。也因权势之争渐生积怨。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深入推行。

元符三年（1100）正月，赵煦病逝，庙号哲宗。皇太后向氏为皇亲国戚中的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悼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以继承神宗新法为宗旨的“绍圣绍述”遂告废止。

注释①《宋史》卷三四○《苏颂传》。

②蔡僚《铁围山丛谈》卷一。

③④《宋史》卷尸八《哲宗纪二》。

⑤《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

⑥《宋大诏令集》卷六三。

崇宁绍述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②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十二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硅、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悖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③，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韦占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韦占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枯诸臣各已削秩，白今无所复词，言者亦勿辄言”④。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日元丰，右日元韦占，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⑤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迥避，推辞道：“询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⑥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⑦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两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君前安得失礼!”⑧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藉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效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人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占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枯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枯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悼，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韦占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⑨。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⑩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韦占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为了彻底打击守旧派及政见不一者，清除他们的影响，赵佶下诏毁掉放置于景灵西宫中的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的画像。诏令各地官府收缴并焚毁已刊行的苏轼、苏辙、苏过等人的文集。凡元符末年曾向朝廷上书的进士，虽未入奸党名籍，但所书内容有诋毁、诽谤新法者，由地方州郡将其遣送至州学。依据太学的三舍生规定，让他们自己学习。一年后，能“革心自新”者，准许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如仍坚持旧有立场及观点者，则流放到边远地区编管。赵佶还令皇亲宗子不许与元枯奸党成员的子孙结为婚姻。

为了自我标榜，蔡京之流打着变法派“新党”的旗号，为两位推行新法的先帝更改谥号，改神宗谥号为“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哲宗谥号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在推行所谓的新法上，他们一面参照熙宁、元丰新政，一面肆意滥改，借机安插亲信党羽。更定官制时，蔡京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而他自称“公相”，总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罢开封权知府，置府牧、府尹、府少尹之职。改定六部，以士、户、仪、兵、刑、工为称，并增加各部定员数额。又仿《唐六典》变更胥吏官称。令各路知州、通判官名中加入“主管学事”四个字。与此同时，其子蔡攸、蔡惰等子孙10人相继入朝，窃据高官要职。他还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相勾结，结成死党，左右朝政。宋初，凡皇帝下达诏令，均须交中书门下审议，而后命翰林学士撰书。至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诏令不交中书门下共议之事，其问即有权臣从中营私舞弊。蔡京执政后，唯恐群臣非议自己。遂在“绍述”的名义下，“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又罢科举选士之法，令州县学校均仿太学设置三舍考选之制。于城南另建辟雍外学，广招四方之士。令各地推行方田之法。对江、淮七路实行榷茶，而官自为市。彻底更定盐钞法，规定凡旧钞一律不准使用，商人须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再凭盐钞去产盐地换盐，只许到指定的地点贩卖。

蔡京之流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真正的目的已绝非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这一违背熙宁法法宗旨的“变法”，也遭到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和抵制，但在蔡京之流的迫害和打击下，很快即被压制下去。更定盐钞法后，“富商巨贾尝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绰对此情景哀悯不已，遂上奏，称“改法误民”。蔡京见奏章勃然大怒，下令将他革职罢官。但仍余怒未消，又令人铸造“当十”大钱，以此“尽陷（章）縡诸弟”。

宋帝赵佶重用蔡京等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并以此为满足，统治愈发黑暗、腐朽。在“崇宁绍述”的幌子下，赵佶与蔡京之流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统治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注释①《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②《宋史》卷四七一《章悖传》。

③《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④《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⑤⑥《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

⑦⑧《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⑩《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九。

《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第三十章

六贼当道蔡京北宋末年，蔡京身居高位，操纵并控制朝政。这位所谓的变法派，却是一位极善投机钻营，惯用权术的奸佞之臣。他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元丰八年（1085），他投靠当时的变法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宋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随即又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5天的期限内，便将畿县已行的募役法改为差役法，司马光称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废止“元祐更化”，蔡京因“挟邪坏法”，遭台谏官弹劾，屡屡罢贬。然而他又很快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蔡京重返朝廷。适逢哲宗“绍述”熙宁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悖欲废役法，复行募役，为此他专门设置机构评议两法，但久议未决，蔡京则对章惇建议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蔡京乃以变法自居。蔡京反复无常，完全是为了谋取私欲，“十年间（蔡）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①。在绍圣年间，蔡京俨如一位坚定的变法派，对刘挚、梁焘、王岩叟等守旧派一再论诛弹贬，其目的是觊觎执政。但因与曾布有隙而未能如愿。哲宗去逝，向太后垂帘听政，再废新法，尽逐变法派官僚，蔡京于是再度受贬夺职。直至被赵佶再次起用，登上宰相之位。蔡京最后的上台，“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②。他极力发展和培植自己的势力，朝中遍布党羽。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蔡攸、蔡假、蔡惰、蔡行先后拉入朝中，官至大学士，等同执政，也对联姻亲家宋乔年、胡师文等人委以握兵之重，更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勖、李彦等人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并操纵朝迁军政大事，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时人称为“六贼”。

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俏、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予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勋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人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肘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佞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寸：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勖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动密取江浙——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动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勖“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勖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舢舳由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职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酌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动”。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人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就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⑩。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赵佶、蔡京一伙为保障自己的巨额消费，不惜将地方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对各路每年向朝廷上缴的钱谷数额重新制定，较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又增加十几倍。不仅如此，宋廷还借“支移折变”敲诈勒索百姓。宋初因对辽、西夏用兵或有其他变故，官府常以此为由强迫百姓将应交本地官府的赋税送交到他地，是为支移。交纳赋税原有周定之物，官府以种种借口，令百姓折成其他钱物上缴，以代原定赋税，是为折变。这二项正赋以外的附加税十分扰民，支移，路途遥远，往返耽误农时，不支移则交“地里脚钱”。折变，则加重农民负担，利于官吏、商贾从中牟利。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至赵佶时，又令一向不征收“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1斗粮竟加收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额。西蜀地区原定税钱300文，折变绢一匹，几经折变后，竟增至23贯，增加七八十倍之多。此外，更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如绢帛即有私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项，米谷又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私籴等各日。名为预买，却不付钱，名为私籴，低价购买。

朝廷如此敲诈勒索，胥吏更是敲骨吸髓，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众多的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们疾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⑩对赵佶及蔡京等“六贼”深恶痛绝，迫切盼望改变自身悲惨的境地。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③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政通鉴》卷一六。

④《宋史》卷四七○《朱动传》。

⑤《宋史》卷四七○《王黼传》。

⑥王傅《东都事略》卷一。

⑦《宋史》卷四七○《朱勋传》。

⑧方勺《青溪寇轨·容斋逸史》。

⑨《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附《李彦传》。

⑩《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

方腊起义方腊赵佶（宋徽宗）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等“六贼”，统治陷入极度的腐朽和黑暗之小。百姓倾家荡产，无以为生，他们对把持朝政的“六贼”“恨之如骨，欲食其肉”①。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两浙路一直是北宋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年提供数额巨大的财赋。赵佶即位后，先后于杭州（今属浙江）、苏州（今属江苏）设置造作局、应奉局，交由童贯、朱动等人主管，在他们大肆的搜刮、掠夺下，百姓的处境更加危难。宣和二年（11加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揭竿而起。

方腊（方十三）为青溪万年乡帮源洞地主、里正（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他有漆园，是为漆园主）。十月初九，他假托“得天符牒”，准备举兵。不料消息走露，被方有常发觉，派人报告官府。方腊得知后，立即率领农民冲入方有常家，杀死其家人40余口。他以帮源洞为据点，聚集附近的贫苦农民，号召举义旗，反抗宋朝的统治。随后，方腊召集百余人于漆园誓师，酒至数巡，他起身历数宋朝统治的罪恶，指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略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他告诉众人：“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②在方腊的号召下，远近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义军很快发展为上万人。

十一月初一，义军尊方腊为“圣公”，建元永乐，设置机构及官员，以方腊为相，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红巾及其他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建立起农民政权。

起义爆发后，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报朝廷，而宰相王黼不以为然，反而严厉斥责张苑“张皇生事”。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两浙路制置使张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统精兵5000进剿青溪。方腊据险坚守，诱做深入，二十二日，于息坑（今浙江淳安西）斩杀蔡遵、颜坦。青溪县知县陈光弃城而逃，义军猛攻县城，俘虏县尉翁开。占领青溪后，方腊率2万义军转攻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城防空虚，知州张徽言连夜逃遁。十二月初，方腊相继攻占睦州及所辖寿昌（今浙江建德西南）、分水（今浙江桐庐境内）、桐庐（今属浙江）、遂安（今浙江淳安境内）等县。“起义军以诛朱勖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③，所到之处，杀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

不久，方腊率义军西进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全歼宋东南第三将、“病关索”郭师中所部，杀郭师中，占领歙州及所辖诸县。歙州战役后，方腊兵分三赂：一路北上攻宁国（今安徽宁国西南）、宣城（今属安徽）、广德（今属安徽），一路南下攻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一路由方腊率领义军主力，直趋杭州。

杭州为两浙路首府，亦为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朱勖的造作局即设置于此，更聚集着大批官吏、富商、地主及其财富，因此也屯驻有重兵。赵佶见义军攻势迅猛，声势浩大，欲招安方腊，乃下诏称；“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予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④义军不为所动，兵临杭州城下。攻城开始后，义军将领身先士卒，妇女和儿童也上阵助威。知杭州府赵霆弃城而逃。经过5天激战，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杭州城，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于城内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坟墓，暴其骸骨。

义军连克重镇，诛杀贪官污吏，深得人心，也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温州永嘉俞道安，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人，纷纷率领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人领导当地摩尼教徒起兵响应，湖州（治今浙江吴兴）、常州（今属江苏）、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等地农民也聚集众人，准备攻打州县。一时间，反抗宋廷黑暗统治的浪潮迅猛高涨。

面对骤然壮大的农民起义军，赵佶一面下诏“罪己”，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罢免朱劢父子兄弟官职。一面令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禁军和驻淮东、荆湖北路的军队，以及陕西六路汉、蕃精兵，约20余万，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宣和三年正月，童贯、谭稹统兵出发。临行前，赵佶亲自为童贯饯行，嘱咐道：“东面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⑤童贯到达江南后，依赵佶事先的部置，派兵进驻金陵（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今属江苏）两大重镇，扼守江防。而后分兵两路：东路由谭稹、王禀等统领，欲经苏州、秀州，进攻杭州；一路由刘延庆、刘镇等统领，自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直进歙州。两路宋军约定合师于睦州。赵佶随后又派郭仲苟、姚仲平另统一军南下浙东，以为接应后援。

方腊占据杭州后，未采纳太学生吕将的建议，先进兵江宁（今江苏南京），抢占长江天险，阻止宋军过江增援，而是将主力调集到南面，进攻婺州、衙州。这一战略上的失误，给宋军的大举进剿提供了乘虚而人的有利时机，而义军自举兵以来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亦由此而丧失。正值童贯统兵南下之时，方腊也正分兵南征北伐。北伐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方七佛领8万义军，一举攻克崇德县，进围秀州，又派一支队伍进入湖州境内。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义军攻城不下。正在激战之时，王禀所率东路军亦进到秀州城下。方七佛腹背受敌，他仍指挥义军于秀州旷野上与数倍于己的宋军拼死厮杀，方七佛身负重伤，所部9000余人阵亡，最后突围退守杭州城。西路由八大王率领，由歙州向江宁进发。二月初，连克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西南）、旌德县，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宋西路军总指挥刘延庆令刘镇移军广德救援，令杨可世率兵进驻宣州，以阻止义军北上。八天王率义军阻击杨可世所部，终因寡不敌众，3000义军阵亡，旌德县复为宋军占据。随后义军又遭刘镇所部围击，战败，宁国县城亦为宋军占据。宋军随即缩小对杭州的包围圈。

在此之前，方腊率领义军主力南征，相继攻陷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及开化、江山、常山等县。郑魔王统领一支义军进攻衢州，守城将领韩起弃城出逃，知州彭汝方被斩，衢州为义军占领。另一支义军队伍由洪载率领，亦攻占处州（治今浙江丽水西）。正当起义军节节胜利之时，方腊得知宋军大举进攻杭州，急令义军回师救援。义军将领吕将认为南线兵力分散，大部主力未及撤回，建议暂时放弃杭州城，而发兵直进宋军后方的金陵，再寻机攻取杭州。方腊仍未采纳建议，却与方七佛等率领义军坚守城池。

二月，宋军在完成对杭州城酌包围和进攻的布置之后，开始发起猛攻。初七日，义军首先于城北的清河堰阻击宋军的进攻。宋军轮番攻击，双方激战六天六夜，义军伤亡惨重。城中粮尽，难以固守，义军只得突围转移。方七佛领2万义军留于城中掩护方腊及其他义军出城，他与宋军直杀至深夜，又下令焚烧城中的官府、道观、寺庙、学宫等，最后突围出城时，仅存千余人。宋军实际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起义军撤出杭州后，仍坚持在杭州以南地区抗击宋军。三月初，义军试图扭转局面，突然回师攻打杭州，但在宋军的反扑下，再度失利，方腊见久战未捷，遂转移睦州。三月中旬，宋军将领杨可世、刘镇各统所部合击由八大王统领的西路义军，义军不敌，被迫放弃歙州。随后，八大王又于歙州潘村指挥万余义军迎击宋军，又派万余义军绕到宋军后方出击，以夹击两支敌军。战斗异常激烈，至半夜，义军力不能支，后撤，1500余名将士阵亡。次日，义军又偷袭宁国县城，再次失利。至此，义军的西路军已无力抗击宋军，步步退守。宋军紧追不舍。

王禀占领杭州后，于三月初十自杭州向西进剿，连续攻占富阳、桐庐、睦州。是月底，宋廷再派刘光世率鄜延兵、张恩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增援。四月初一，刘光世部进攻衢州，郑魔王统万余义军与宋军激战，2300多名义军将士阵亡，郑魔王被俘，衢州城陷落。初七日，刘光世再领兵东进婺州。自衢州退出酌义军乘城中宋军主力东进之机，发动反攻。守城将领叶处厚落水身亡，义军攻入城中。刘光世急速回师，衢州城重新落入宋军手中。十七日，宋军攻陷婺州。十九日，王禀指挥宋军攻占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青溪县。方腊被迫退守帮源洞。

宋东路军紧随义军之后，追至帮源。四月下旬，童贯又调集西路军，层层包围帮源洞山区，总兵力达20余万。此时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有20多万人，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四下设置陷阱和埋伏，准备殊死抵抗。宋军曾向门岭发起过攻击，但未能奏效。刘镇又领精锐自小路偷袭门岭。门岭失守，帮源洞被打开了一个门户。二十四日晨，宋军以“纵火为号”，分别由刘镇、王禀率部从两个方向进攻帮源洞。义军顽强抵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深夜，有万余名义军战死，方腊退守到一个石洞中。二十六日，在原里正方有常之子方庚等人的带领下，宋军校韩世忠率一支人马猛攻义军据守的石洞。八大王指挥义军与宋兵殊死搏斗，7万多将士先后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毫、（二太子），丞相方肥，以及八大王等首领先后被俘，被解往杭州，又押解到都城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父子遭杀害。帮源洞攻破后，宋军对俘虏的义军将士及家属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死者无计。

“方腊虽就擒，而友党散走浙东，‘贼’势尚炽”。⑥起义军余部转移浙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抗宋斗争的义军首领吕师囊、裘日新、霍成富等各支义军共同战斗。童贯派遣郭仲苟、刘光世、姚平仲等将领率部分兵进攻义军。郭仲荀进兵三界镇，裘日新组织义军迎击失利。姚平仲兵进义乌（今属浙江）等县，攻占裘日新的石洞，裘日新战死。刘光世一部进剿婺、衢等地的义军余部，致使浙东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失。

闰五月初，宋廷以方腊义军已遭镇压，北方与辽战事正紧，下令将大部分宋军调往北方，仅留2．5万军队继续剿灭剩余的义军。下旬，方腊起义军余部在方五相公，方七佛率领下仍坚持斗争。宋军在姚平仲的统领下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等40余洞。六月，吕师囊率义军转移黄岩（今属浙江），宋将折可存追击至山区受阻。义军扼守断头山，凭借山势抵抗，宋军死伤甚众，多日不得前进。宋将杨震指挥兵士自山后包抄，义军战败，吕师囊等30余位首领遇害。七月，义军首领俞道安率义军，号称10万人，自永嘉（今属浙江）转战乐清（今属浙江）等地，并于乐清重创宋军，随即又攻打温州（今属浙江），攻城30多天未破，遂转入处州境内永康山谷中。十月，宋军进山围剿，俞道安战败牺牲。

尽管各支起义军相继被宋军镇压，但余众仍于两浙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杀官吏，捕官军，直至宣和四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注释①曾敏行《独醒杂志》。

②《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方勺《泊宅编》卷五。

④《宋会要辑稿·兵十》。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

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黄淮义事政和元年（1111），赵佶任用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人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10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重和元年（1118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宣和元年（1119），以宋江等36人为首的农民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宋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宋廷对宋江义军恨之人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贼”。二年十一月，宋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的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猛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农民起义。由于宋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他率领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①。赵佶见武力镇压宋江义军未能奏效；遂改用诱降、招安之策。中书侍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②随即受任为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宋廷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都未能使宋江就范，相反义军声势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③。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及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领义军南下，途经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宋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郓州等地。宋江重新集结力量，三年初，他再次统领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宋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义军在夺得大船10余艘后，转而向东北方向进军，驾船渡海，途经沐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邀战，义军迎战失利。二月，宋江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州张叔夜派奸细混入义军，侦得宋江义军动向，遂招募干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义军队伍的宋军士卒寻机焚烧义军船只，且又以少量宋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宋江副将被俘，大部分义军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投降了宋廷。余部则撤退回京东地区。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宋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36名义军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而被封官拜爵④。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依然继续。直至宣和六年（1124），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正值宋江起义失败之时，宋廷与金朝开始联合攻辽。灭辽后，赵佶及权臣蔡京一伙将原输辽的“岁币”再每年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转输给金朝，以此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西南）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等6州之地。宋朝得到燕京等地后，设官府，置官僚，同时派遣军队驻防，其中所需给养就近摊派到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区百姓的头上，且令交纳时一律“支移”运送到燕京交予官府。这一规定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一石粮食从产地运至燕京，沿途盘费所需高达十几至二十几石，且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此后，宰相王黼又将灭辽用兵时征发民夫充役的办法，改为征收免夫钱，并推行到全国。一次即搜刮免夫钱6200余万贯，竟相当于宋朝中期一年的税赋收入。宋廷规定，凡抗拒不交纳免夫钱者，一律依军法治罪，甚至连违期交纳者也将处以斩刑。为如数如期交纳免夫钱，州县官府及官吏对百姓逼督甚急，直至渴泽而渔，百姓被逼卖子鬻女，家破人亡。而宣和初年又遇连年灾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死者相藉，黄淮地区百姓陷入更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

宣和五年（1123），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这些起义，少则数百、数千人，多则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白昼横行”所到之处攻打州县，杀官吏，除地主，杀富济贫，或于崇山峻岭之中建立据点，聚众自保，寻机出击，致使“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靖、沂州临沂武胡、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杨天王、郓州李太（李太子）、何子威、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莒县（今属山东）徐大郎等领导当地农民的起义。而规模较大的又有河北路焰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张迪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多达数十万众，攻陷了一些州县城池，曾围攻漕州（治今河北浚县）长达5日之久，之后又攻打漕州，声势大震。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领导的起义军号“敢炽”，称10万人。河北高托山于望仙山组织当地农民举行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的青（治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沂等州一带。

宣和六年，赵佶以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统兵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宋廷又以诱降、招安之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赵佶下诏，称起义军如能自首，“一切不问”，对于首领自首，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次年正月，赵佶又下诏“罪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⑥同时下令，免去部分赋役。以此缓和与农民起义军之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宋廷武力镇压和诱降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投降。张仙起义军于礌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后，张仙接受招安。贾进起义军曾拒绝宋廷多次劝降，并杀死每一次前来劝降的官吏，宋军将领辛昌宗带兵进剿，被义军打得全军覆没，但不久，也投靠宋廷。不过。更多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高托山领导的义军先后遭到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所领宋军的追击：屡遭挫折，甚至高托山一度接受招安，但义军将士始终末放弃斗争，直到建炎二年（1128），这支义军仍活动在河北、京东地区，转而抗击金军。

注释①②王傅《东都事略》卷一○三《侯蒙传》。

③张守《昆陵集》卷一三《蒋圆墓志铭》。

④关于宋江投降的时间，一说为宣和三年，受张叔夜招安而降；一说为宣和四年，受折可存招安而降。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入七。

⑥《宋会要辑稿·兵一二》。

海上之盟北宋末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日渐强盛。宋政和五年（1115），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完颜曼）正式称帝，建立大金国。长期处于辽朝残暴统治下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统领下，奋起反抗。金收国元年（1115），金军在大败前来镇压的辽军后，即向辽朝发起进攻。辽军节节败退，北方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金朝的建立和强大，使宋朝统治者感到有一线希望，可以借机收回后晋敬瑭割让给辽朝的北方之地，以此转移和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

在此之前，宋政和元年（1111），赵佶曾派童贯出使辽朝，以了解辽的国内局势。路经卢沟（今永定河）时，深夜有燕人马植求见。童贯与他交谈后，十分惊喜，便于出使归来时，亦将他带回，并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回到京城开封后，童贯即将他荐举入朝。朝上，李良嗣献策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治今山东蓬莱）、莱（治今山东掖县）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待赵佶召见时，他又提出：“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①赵佶十分欣赏他的建议，赐其国姓赵氏。并委以秘书丞。从此宋廷开始策划谋取燕京。

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派遣武义大夫、登州防御使马政等人取海路首次出使金朝，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并提出“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地。”②第二年正月。金遣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人小散多（散靓）、生女真人渤达，持国书随马政至宋朝，书中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③待金朝3位使臣返回时，马政及其子马宏（马扩）再度受命出使金朝，再议夹攻辽朝，求归还辽占汉地，应允岁币等事。但小散多因使宋时受宋廷所赠团练使之官，阿骨打对此大为恼怒，下令杖击且夺其官职。故马政返回时，金廷改派李堇辞列、曷鲁等人为使臣，赴宋再议夹攻辽朝事宜。

经过宋、金间互派使臣，反复商议，终于取得一致。宋宣和二年（1120），宋再派赵良嗣为正使、王晖（王环）为副使，仍由登州乘船浮海入金境，与金朝最后商定：宋、辽相约攻辽，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灭辽以后，宋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此即为“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订立后，赵佶下令于河北地区集结军队，准备攻辽。然而此时，方腊率领起义军在两浙地区给予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快镇压方腊起义军，赵佶遂下令，命童贯统领已集结的军队南下征讨。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的消息也传入辽朝，赵佶担心辽朝会因此用兵以报复自己，不禁“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④。宋朝攻辽举棋不定，使金朝十分不满。宣和三年，金朝派出使者，催促宋朝按原定盟约如期发兵，赵佶仍犹豫不定，一拖再拖；半年后，才让金朝使臣返回。是年年底，金帝完颜曼以忽鲁勃极烈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吴勃极烈完颜昱、移赍勃极烈完颜宗翰，以宗斡、宗望、宗磐等人为副都统，亲征辽朝。宣和四年正月，金军克陷辽中京大定府，辽帝耶律延禧西逃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军紧追其后，三月再度战败辽军。辽军屡战屡败，节节退缩，留守燕京的辽宗室耶律淳在宰相李处温与皇族耶律大石的拥立下称帝，辽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宋廷君臣由此感到进攻燕京的时机已到，加之金朝再一次派遣使臣入宋催促出兵，赵佶唯恐坐失战机，燕京会被金军攻占，这才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宣抚副使，屯兵于北部边境，准备北进。但同时又令招谕驻守于幽（治今北京）、燕等地的辽军，妄图以大兵压境辅之以招降之策，即可使燕京辽军拱手献城。甚至提出如遇辽军抵抗，则“按兵巡边，全师而还”⑤。

五月，童贯统领大军到达雄州（治今河北雄县），命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路进兵。童贯、种师道等人虽握有重兵，仍无心与辽作战，幻想辽军会自己投降，因此亦下令，宋兵“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⑥。宋军自雄州几路进发，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与辽军遭遇，战败。继而又于白沟与辽将萧斡交战，又战败。另一路宋军在统制辛兴宗率领下，与辽军战于范村，亦败绩。六月，宋军各路人马均惨遭失败，种师道只得领兵退守雄州，很快，辽军又追击到城下。赵佶得知前线兵败，惊恐万状，立刻下诏，令各路人马撤回。

宣和四年（1122）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继续西征追击辽帝。六月，金帝完颜昱自上京临璜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出发，亲征辽帝。辽帝耶律延禧兵败，率残部退入沙漠之地。于燕京自立为帝的耶律淳病故。这些形势的变化，又一次使宋廷君臣感到有机可乘，宰相王黼以耶律淳病故为由，又命童贯、蔡攸再度集结兵力，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打算对辽燕京守军宣战。但与此同时，宋廷君臣仍对用兵燕京抱有幻想，甚至惧怕。朝散郎宋昭上书劝谏朝廷出兵北伐，竟招致王黼恼羞成怒，赵佶下诏，对宋昭“除名、勒停，广南，编管”⑦。不久，金朝使臣徒孤且鸟歇等入宋又一次商议宋军出兵日期。赵佶、王黼与群臣议而不决，只得再派赵良嗣赴金朝暂时应付。正在这时，辽、宋前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宋朝，并献涿、易二州，燕京周围的防御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而郭药师所部战斗力很强，其降宋后亦壮大了宋军的声势。这一变化又使宋廷君臣感到兵取燕京大有希望，十月，兵马未动，宋廷先改燕京为燕山府，对涿、易等八州也同时赐名改称。而后，刘延庆、郭药师等将领才统兵出雄州，北上驻扎于涿州。

郭药师见刘延庆所部行军毫无纪律，散不成军，遂劝说，刘延庆应于军中设防，否则辽军设伏出击，宋军首尾不应会溃败于一旦。刘延庆却置若罔闻。宋军行至良乡（今北京西南），遇辽将萧斡率兵阻击，刘延庆指挥宋兵与之交战，战败，遂闭垒不敢出战。郭药师向刘延庆请战，认为萧斡兵力不过万人，如今倾巢出动迎击宋军，燕京城防必然宰虚。请求拨给5000名精骑兵卒，偷袭燕京，即可攻取城池。同时希望刘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兵作为后援接应。刘延庆应允，派大将高世宣与郭药师领兵6000袭击燕京。郭药师统兵绕道而行。待天亮时，部将甄五臣率领5000骑兵夺取迎春门，攻入燕京城中。随即，高世宣、郭药师也率部入城作战，宋军与辽军于城中展开激烈的巷战。辽萧后闻讯，密令萧斡迅速撤回救援。郭药师攻入燕京城后，力战辽军。然刘光世所率援兵却失约未至。大将高世宣阵亡，郭药师亦坠落于马下，险些被擒，只得退出燕京。刘延庆见偷袭燕京不成，遂下令于卢沟（今永定河）安营。萧斡见宋军驻防，便分兵袭扰，阻断粮运，擒获宋护粮将王渊和2名兵士。萧斡令将宋兵留于帐中，深夜他谎称辽军3倍于宋军，将以精兵冲击宋营，另分左右翼为策应。随即将一名宋兵释放，被俘宋兵入归宋营，报告给刘延庆。次日清晨，刘延庆果见北岸火起，真以为辽军前来攻击，慌忙烧毁营帐，狼狈逃窜。慌乱撤退之中，宋军兵士相互践踏，死者抛弃于百余里的道路之上，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来储存的军械装备损失殆尽。

宋军两度北上进攻燕京均未得手，反而损兵折将，宋廷君臣只好请求金朝出兵，与宋军夹攻燕京。

金天辅六年（1122）十一月，完颜曼下诏，告诫燕京官吏，金军所到之处，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罪，官职依旧。十二月，完颜曼亲自统兵讨伐燕京，以宗望率7000兵士为先锋，命迪古乃（完颜忠）率部出得胜口（今北京北），银术哥（银术可）领兵出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又以娄室所部为左翼，婆卢火所部为右翼；取居庸关。金军大举进攻，使辽军闻风丧胆，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投降。完颜曼自南门进入燕京城，令银术哥、娄室于城上列阵。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加政事康公弼等奉表请降，金军占据燕京城，唯辽萧后与少数官吏逃遁。金朝占有燕京后，于次年派遣李靖入宋，以“海上之盟”有约为由，提出将燕京地区每年的赋役归金朝所有，金则归还燕京及六州之地。宋廷君臣先是以为不可，后经双方多次使臣往来，反复商议，方达成协议：宋廷除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外，每年再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一并交予金朝。金朝则将燕京，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6州之地归还宋朝。

然而，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交还燕京及其属州之议尚存分歧。辽降臣们亦不愿让宋廷接管燕京，认为既然是金军占领，则不应划归宋朝。作为金军统帅的完颜宗翰亦有同感，随即向完颜曼提出废止已订协议，只将先期由郭药师率部投降宋朝时所献易、涿二州划归宋，而燕京及其他州县，则归金朝所有。完颜曼力排众议，坚持如约履行交割事宜，才得使燕京及所辖州县得以归还宋朝。但金军在撤离燕京之时，尽掠城中金帛财富及官吏、富商、百姓，待童贯、蔡攸等领兵进入燕京城，已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⑧，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宋、金“海上之盟”中也涉及到辽西京大同府及所辖武（治今山西神池东北）、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蔚（治今河北蔚县）等州的归属问题。及燕京及所属州县以“代税钱”赎回后，宋廷君臣又提用“加币”的办法再赎买大同府及州县。这一请求遭到金廷百官的反对，只有金帝完颜曼表示为与宋朝“永远交好，特许西京地土并民户”⑨，且只要求宋廷向金朝支付犒军费。但西京未及交割，完颜曼即于天辅七年（1123）八月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金天会二年（1124），宋遣使依协议入金，索取西京大同府及所属州县，金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求完颜晟不要割大同府等地给宋朝，完颜晟认为这样做“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⑩。不过宗翰等人并未遵照金帝的旨意，反而变本加厉地阻挠交割大同府。不久，他又提出宋廷“招纳叛亡”，且辽帝西逃尚未擒获，如依约将西京大同府等地划归宋朝，金军则将失去“屯居之所”。完颜晟同意这一建议，决定废止原协议，不再归还西京等地。

注释①《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

②③《金史》卷二《太祖纪》。

④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⑥《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⑦《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

⑩《金史》卷三《太宗纪》。

第三十一章

开封保卫战金天辅七年（1123）正月，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投降金朝，金廷遂升平州（治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辽降臣张觉为留守。不久，张觉等辽旧臣错误地认为已被金军追赶得逃入沙漠的辽帝耶律延禧兵势复振，便积极准备“勤王侣义，奉迎天祚，以图兴复”①。五月，张觉等人打出辽的旗号，反叛金朝。消息传入宋廷，赵佶视此为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用招降张觉之策，即可得到平州地区，遂以高官厚禄招诱张觉降宋五月，金太傅、中书令左企弓，枢密使、侍中虞仲文。枢密副使曹勇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康公弼同赴置于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的枢密院，途经平州宿于粟林下。张觉派人将他们全部杀害，遂以金南京投降宋朝，宋廷欣然接纳。张觉的背叛行径及宋廷的招降引起金廷极大的忿慨，尤其是张觉拥兵5万屯驻于润州近郊，威胁到迁、来、润、隰4州，更是不能容忍。金廷立刻派南路军帅阁母统兵征讨，几次交战，阁母军取胜，然再战于兔耳山，阁母军大败，张觉遂向宋廷报捷。宋廷改平州为泰宁军，以张觉为节度使，并赠银绢数万作为犒赏之费。

金帝完颜曼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为帝（金太宗），再令宗望统领阁母所部讨伐张觉。张觉于南京城东与宗望军大战，惨败而逃奔宋朝，进入燕京城。宗望随即以招纳叛逆为由，责问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司，并索要张觉。起初，三路宣抚使王安中将张觉藏匿于甲仗库，而谎称未见张觉。宗望依旧索要，王安中便斩杀一位貌似张觉者，交予金军，但被金人识破。无奈，王安中只得令张觉出来，历效其罪，张觉破口大骂。王安中下令将他斩首，将首级送交宗望。原燕京辽降将及辽常胜军闻讯皆涕泣，人人自危。

金天会三年（1125）二月，金军统帅娄室率所部歼灭辽残余军队，俘获辽帝耶律延禧，辽朝灭亡。金臣阁母、斡鲁相继上奏，陈述宋廷违背“海上之盟”誓约之事，宗翰、宗望则请求朝廷发兵，征伐宋朝。十月，金帝完颜晟下诏，以谙班勃极烈完颜呆兼领都元帅，以赍勃极烈宗翰（粘罕）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条睹为元帅右都监，统兵自西京南下太原（今属山西）；以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为副都统，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阁母为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南下燕山府（今北京西南）。不久，又以阁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为副都统，宗望为阁母、刘彦宗两军监战。东、西两路金军相约会师于宋都城开封。

十二月，金军两路南侵。在此之前，宋廷侦知金军集结，遂派童贯赴太原，宣抚河北、燕山。童贯立刻派马扩、辛兴宗出使金朝，以缓和局势，宗翰则指责宋廷纳降张觉，且遣使告之以武力征伐，又劝说童贯速割让河东、河北两地给金朝，以示谢罪。童贯不知所措，却打算一逃了之。太原留守张孝纯责备说：“金人渝盟，王当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纵而去，是弃河东与敌也。河东入敌手，奈河北乎?”童贯反而怒叱道：“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张孝纯叹息道：“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慑，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②童贯全然不顾张孝纯等人的反对，逃回开封。与此同时，宗望也派使臣赴开封，要挟宋廷。大臣李邦彦等人竟面无人色，鄙言探询求和之法，金使厉声答道；“不过割地称臣尔。”宋廷君臣随即遣使人金求和。

东路金军侵入宋境后，连克檀、蓟二州，进围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于白河迎击金军，不敌战败。郭药师遂献城投降，燕山府及所辖州县悉为金军占据。宗望继而指挥金军继续南下；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击溃阻击的宋兵，再克信德府。西路金军则相继攻占朔、武、忻（今属山西）、代（治今山西代县）等州。进而围攻太原。耶律余睹于汾河北击败宋河东、陕西的援军。宋太原守将王禀率领全城军民奋力抵抗金军的进攻，从而牵制了西路金军的继续南下。东路金军在收降郭药师后，又委以他作为先锋，随大军直奔开封。

金军两路南侵的消息传入开封，宋廷君臣慌作一团。赵佶急忙下诏“罪己”，令朝廷内外直言极谏，评论朝政得失。同时下令罢除浙江诸路“花石纲”、“西城所”和内外制造局，停止营建延福宫，撤销册封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归还“西城所”所括土地给原来拥有者。又令各地官民起兵“勤王”。赵佶的一系列举动实际是为遮掩自己躲避战争威胁的目的。为了利于随时撤离开封。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赵佶委以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欲令其“监国”，而派户部尚书李税先行出守金陵。权直学土院兼侍讲吴敏认为：“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③太常少卿李纲甚至刺臂沾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人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札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④在其他臣僚的坚持下，赵佶终于同意内禅，让赵桓继位为帝。此时东路金军长驱直入，进至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时，守将詹度指挥军民顽强抗击，斩杀金军大将蒲察、绳果，使金军于城下一再受挫。金军见一时难以破城，遂绕城南下，距开封尚有10天左右的路程。吴敏再次请求赵佶于3日之内传位赵桓，否则时间紧迫，赵桓继位已来不及组织军民抗金。赵佶为了尽快脱身，同意立刻传位。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装作患病，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大臣们见状，慌忙灌药。须臾，赵佶假装苏醒。伸臂示意取纸笔，颤抖着用左手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赵桓随即继位，是为宋钦宗，赵佶则以“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之名，退居内宫。

宋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征已接近黄河。宋廷急，速派兵北渡黄河增援溶州（治今河南浚县），可是兵士多年不训练，毫无作战力，而军将只饮酒作乐，风闻金兵临近，竟不战自溃，溶州随即陷落。驻守黄河南岸的宋兵亦慌乱烧毁黄河上的桥梁，夺道而逃，致使黄河防卫顷刻空无一人。金军到达黄河北岸，起初只搜索到十余艘小舟，每舟乘六七人渡河，后来又找到几艘稍大的船，故连渡数日方使金军南渡完毕。然而渡河未遭受宋军的丝毫抵抗，竟使金军将领也感到难以置信。正月初三，金军渡黄河南下的消息传入朝廷，原打算第二天赴亳州（治今安徽亳县）的太上皇赵佶当即决定逃离开封。深夜，他与大臣蔡攸仅偕几位内侍慌忙出通津门东逃。一路上，他嫌船行太慢，改乘小轿，又改乘运砖船，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再改乘骏骡，到符离（今属安徽）才乘上官船，一路折腾，直到泗上方敢稍事休息。稍后，童贯、高俅率“胜捷兵“赶到，赵佶方有扈从侍卫。他随即继续南逃到扬州（今属江苏），竟顾不得太上皇后，自己先逃过长江到达京口（今江苏镇江）。而未能跟上的皇子、皇女们，则只好暂时栖居于沿途州县。赵佶的南逃，亦引起朝廷内极大的恐慌，许多臣僚也悄悄紧随其后，逃离京城，寻找安全之地。

刚刚即位的赵桓对劝说赵佶“内禅”的吴敏、事纲等人给予重用，以吴敏为门下侍郎，李纲为兵部侍郎。此时朝野人士对蔡京等人的祸国殃民罪行已是深恶痛绝，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勋之罪，谓之“六贼”，请求将其诛杀。赵桓出于无奈，只好将“六贼”或贬官流放或赐死，以平息民忿。

面对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宋廷君臣人心惶惶，众说纷纭，出现抗击与逃避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李纲主张赵桓应像当年宋真宗那样，亲自统兵北上征讨，在其他王战派官僚的要求下，赵桓被迫下诏“亲征”。其时，金兵已逼近开封。口称“亲征”的赵桓心里却想着出逃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及邓州（治今河南邓县），遂委以李纲为东京留守。统帅开封城军民抗击金军，便于自己脱身，故当给事中王寓直谏“亲征”之事，竟给予罢官。李纲得知宋帝的真实意图后，立刻劝谏他不要退却，并明确告之臣僚：“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尸⑤于是最终制止了宋帝的出逃。李纲随即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第二天，又改任他为亲征行营使，以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矇为副使，负责开封城的防卫之事。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李纲立即组织军民积极备战，修城楼，挂毡幕，安炮坐，架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守战之具无不齐备。又于开封城四面，每面配备正兵1200余人，另有厢军及保甲兵协助作战。同时组织马步军4万人，分作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8000人，每日操练习武。以前军驻守通津门（东水门外），保卫内储粮40万石的延丰仓；后军驻军于朝阳门（宋门）外，防守城濠；其余三军为总接应。心虚胆怯的赵桓对此仍不放心，一面遣使赴各路，督催地方官府尽快发兵救援开封，一面又派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出使金军，进行谈判。

李纲积极备战才数日，金军已到达开封城下，驻扎于城西北郊牟驼岗。是夜，金军分乘几十艘船，沿汴河而下进攻宣泽门（西水门）。李纲派出2000名敢死队布列于城下，待敌船临近，即用长钩钩住，拖至岸边，投掷石块砸烂船只。又于水中钉入木桩，阻挡敌船。另搬运蔡京宅第内的山石堵住宣泽门。经过一夜的激战，金军在损失百余兵士的情况下，于清晨被迫撤兵。李纲来不及休息，赶入朝中禀报战况。有军士人报，金兵复又进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急忙率一千名射手，赶赴酸刺门、封丘门，指挥抗敌。他们刚到达，金兵已渡过城濠，搭云梯攻城。正当危急之时，李纲急令兵士射杀金兵，并翠官员登城督战。又派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放火烧毁数十座云梯。城上守军用檑木，弓箭进行还击，多次击退金军的攻城。金军随即又转攻通津门、景阳门等处，李纲仍亲自前往督战，从卯时（今5至7时）直战至酉时（今17至19时），杀死金兵数千人。金军多处强攻均遭挫败，死伤颇多，只得再次退兵。李纲率领城中军民终于胜利地保卫了京城。

金军未能攻入城中，统帅宗望遂改以议和，以迫使宋廷让步，他要求宋帝委派大臣前来金军营帐商议。李纲请求派自己前往，但赵桓既希望李纲领兵抗击金军的围攻，又唯恐他过于刚直强硬，于议和不利，而另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悦为谈判使臣。李纲劝阻赵桓说：“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悦怯懦而误国事也。”⑥赵桓不听，反而授权李悦可以增“岁币”三五百两、犒军费三五百两，另赠宗望黄金一万两及酒果之物。不料宗望却提出以宋纳金犒军费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杂色缎100万匹、绢帛100万匹、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3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皇室亲王、宰相作为人质?护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李悦不置可否，还回城中禀报。李纲坚决反对以增币、割地、遣亲王为质的做法，主张派遣能言善辩之十与宗望论议所提条件，拖延数日，待宋军增援集结于开封，金军孤军深入，即使得不到犒军费，也会急速撤兵。然而赵桓与大臣却同意宗望的议和条件，李纲抗争不成，遂提出辞职。赵桓不许，令他出宫巡视城防。可待他一出去，赵桓却将应允议和的誓书交予金军，又将康王赵构与宰相张邦昌作为人质派往金军。李纲返回宫中，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发出，即令扣留不发。

宋廷发出誓书后，便每天向金军输送币帛，金军邀索不已，并于开封城郊肆意屠杀掳掠。而宋“勤王”援兵纷纷赶到，达20多万兵力。李纲希望由自己统领各路援军，但群臣却主张另置宣抚使臣，以河东、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为宣抚使，总领“勤王”援兵及驻于开封城外的亲征行营使司所辖前、后军。李纲又提出切断金军粮道，夹困金军，索回誓书，逼迫其退兵。可都统制姚平仲却提出夜袭金营，生擒宗望，劫回赵构。赵桓同意姚平仲的主张，并订于二月初一实施夜袭行动。姚平仲急于邀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出发，不料消息已泄露，金军早有提防，姚平仲偷袭大败，惧怕治罪竟弃军而逃。半夜，李纲接到赵桓谕旨，称姚平仲已率兵出发，令他急速增援。李纲火速领兵出击，但刚出封丘门（永太门），即与金军遭遇。李纲指挥兵士射杀，才击败金军的进攻。太宰兼门下侍郎李邦彦将夜袭金营失利的责任推给李纲和种师道，赵桓遂罢免李纲，以示向金军谢罪，又废亲征行营使司，先后派驸马都尉曹晟和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携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赴金营议和。

宋廷的投降举措，于朝廷内外激起极大的忿慨。二月初五，太学生陈东等率诸生数百人到宣德门上书请愿，要求复用李纲、种师道，罢免李邦彦。京城数万民众赶来声援，正遇李邦彦入朝，众人历数其罪行，投掷砖瓦，李邦彦慌忙骑马夺路出逃。众人砸烂登闻鼓，呼声惊天动地，并打死宦官数十人。赵桓不得已，只好宣旨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出，开封军民为之振奋，次日，再次挫败金军进攻。开封城外20万“勤王”援军亦准备出击，李纲下令重赏杀敌者，将士无不为之奋跃，抗金形势再度好转。但执意议和的宋帝赵桓仍旧派遣使臣前去金营，答应金军提出的支付犒军费和割让3镇等项条件，又以肃王赵枢替代康王赵构，又改少宰兼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完全满足了金军所提出的各项苛求。金军统帅宗望眼见开封城外陆续集结了20多万宋朝援兵，开封城又固若金汤，自己所统6万金兵是孤军深入，难以长久对峙，况且所提议和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所以不等宋廷凑足金银，遂于二月初十下令撤军。开封之围随即解除。

注释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

②《宋史》卷四六七《童贯传》。

③《宋史》卷三五二《吴敏传》。

④《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⑤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

⑥《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降战之争木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军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侵，一心想逃离京城开封的赵佶（宋徽宗）下诏内禅，让位给长子赵桓。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次年改元“靖康”。当金军逼近开封之际，赵佶与蔡京子蔡攸竟连夜出城南逃。蔡京、童贯等人也相继携家眷、财富，慌忙逃跑。童贯竟然拒绝接受赵桓委以其东京留守之职，而与高俅等率“胜捷兵”紧随赵佶之后，妄图下两浙路，再拥戴他为帝。赵佶一伙于大敌当前出逃，引起宋廷的极大恐慌，臣僚纷纷逃离京城，激起朝野有志之士的忿慨，指责“六贼”祸国殃民，卖国求和。太学生陈东先后3次上书，揭露“六贼”的罪行，“误我国家，离我民心，天下困敝”。恳切希望赵桓“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旨四方，以谢天下”①。当初赵佶内禅，赵桓推让之际，王黼等人曾引郓王赵楷上殿，企图拥立他为帝。而此刻，这一伙人相继逃到东南以后，又以“太上皇帝圣旨”之名，截留了这一地区上缴朝廷的物资，甚至扣留“勤王”援兵，实际把持了东南地区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控制大江之险，奄有沃壤之饶，东南于百郡县，必非朝廷有”②。甚至准备在镇江（今属江苏）请赵佶重新登极。这对刚即位的赵桓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赵桓对童贯一伙的行径大为不满，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他重申了赵佶于退位时所表示“除教门（指道教）事外，余并不管”③的诺言，以此下诏剥夺赵佶、童贯等一伙的权力。继而又将未随赵佶南逃的梁师成、王黼、李彦等人“赐死”。二月初，赵桓准备派知开封府聂昌挂淮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之职，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朱动等人。尚书右丞李纲恐处置不当节外生枝，建议将他们贬官，并请赵佶返回京城。不过，赵桓与其父赵佶只是在权力的分配上暂时出现了矛盾，而在对待金军入侵的问题上，父子都是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赵桓不顾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力抗击金军和20万“勤王”援兵集结于开封近郊的有利形势，依旧满足了金军统帅宗望提出的赔款、割地等议和的条件，换取到金军的撤退。二月十七日，他听说金军已渡黄河北返，第二天便下诏，贬蔡京、蔡攸、童贯官职。蔡京病死贬所，长子蔡攸、次子蔡倚被诛。赵桓又派御史于南雄州（治今广西南雄）杀死童贯，朱勋亦被赐死。赵桓的做法使赵佶感到不妙，极力为自己开脱、辩解，又给赵桓写密信，表示要“甘心守遭，乐处闲寂”④，无意再当皇帝。

金军虽然北撤，但威胁尚存，赵桓还想依靠李纲等主战派保卫自己的安全，便委任他为知枢密院事，主持军事。此时，金军统帅宗翰率西路金军继续南下，宋廷再度惊慌失措。赵桓一面任命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二路制置使，分别领兵人河北、河东。一面又派使臣前往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向金军述说订立和议之事，请求宗翰退兵。种师道、姚古统兵分赴两地，枢密院令他们进攻金军，宰相府却令他们让金兵出境，竟使他们不知如何行事。宗翰知道宋、金已有和议，遂班师返回太原等待宋使前来交割。

为了表现议和的诚意，以换取一时的太平，投降派官僚竭力讨好金人，赵桓向被割让的三镇之地派出割地专使，与金军办理交割事宜。但投降派丧权辱国的求和行径，遭到力主抗击金军的主战派官僚的坚决反对和抵制。自西路金军南下时就已受围攻的太原城军民，拒绝出城接受宋帝的割地诏书，继续反击金军的进攻。宗翰见太原城一时难以克陷，便让银术可率部分金军继续围攻太原城，自己则统军退回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宗望率东路军自开封北撤到达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两镇时，守城的军民拼死固守，拒不投降。宗望令随军的宋朝人质、肃王赵枢，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和割地专使到城下劝说守城军民献城投降，但得到的回答是城上射出的利箭和投掷的石块。

金军北撤，宋廷曾令种师中与姚古等统兵将金军“逐出境”。姚古所部遂乘宗翰北上之机，一举收复隆德府和威胜军等失地。种师中统兵尾随北撤的宗望金军之后，到达真定（今河北正定）时，即接宋廷命令，进援太原，与姚古部互为犄角，以解救太原之围。种师中随即挥师西进，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北），相继收复寿阳（今属山西）、榆次（今属山西）。五月初，前锋部队进抵置巨太原城仅20里的石桥。种师中一路西进，几乎未遇金军的抵抗，只有零散放牧的金兵。探报以为金军大部已北撒，知枢密院许翰亦信以为真，几次派人到军中督令种师冲出兵攻击。种师中也以为金军无主力在此，未作认真布置。金将翰论活女率主力金军前来攻击，宋军仍认为是小股军。种师中遂令后军出击收捉。于寿阳石坑，宋军遭到金军袭击，宋军仓促应战，五战三胜，又返回榆次。种师中在出击前，曾与姚古、张灏两军约定共同发兵，且均不带辎重。然而种师中孤军进发，姚古、张灏却失期未至。街种师中进至杀熊岭时，因粮草断绝，兵士饥饿难忍。金军侦知，遂集中兵力猛攻，宋军右翼和前军先后溃败。种师中率领部将与金军死战，自卯时（今5—7时）直激战到巳时（今9-11时），宋军用神臂弓多次击退金军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种师中身中数枪，力战阵亡，余部退守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姚古率部增援，被金军阻地盘陀，遂退至隆德府。张灏所部亦遭金军攻击，失利后撤。宋军出战失利，终未能解救被金军围攻的太原城。

宋军战场上的失利，再度引起朝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的争论。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力主割让3镇以求和，李纲等人则坚决反对。为了排挤李纲，耿南仲借太原之围未解之机，向赵桓提出：“欲援太原，非纲不可。”⑤赵桓令李纲接替因病归朝的种师道，出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清楚赵桓、耿南仲等人的用意，便以自己是书生，并不懂得用兵，恐会殆误国家大事为由，请求辞去此任，又以身患疾病，请求辞官，都被宋帝拒绝。陈过庭、陈公辅等臣僚也认为这样做是陷害李纲，他不能离开朝廷。不料，赵桓竟为此大怒，下令罢免陈公辅等的官职，依然坚持令李纲出朝任宣抚使。

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仅有兵士1200人。且马匹甚少，因此李纲受命后提出要在京城“括马”。赵桓先是应允，继而又出榜称：“宣抚司括马，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⑥李纲请求拨给银绢钱各百万，以解决军需，却只得到20万。李纲考虑出任宣抚使还有许多事尚待办理，请求延缓出发的日期，赵桓指责他是“迁延拒命”。李纲上疏陈述不能如期出发的理由，仍未获准。临行之时，他又告诉赵桓，朝廷若重用奸臣，必将误国。

李纲出任宣抚使后，先处置了谎报军情、搅乱军心的将领，以严肃军纪。又宣布对不月艮从军令、抢劫百姓财产者给予正法，以扭转宋军腐败涣散的状况。进驻河阳后，李纲利用10余天的时间训练兵士，修整军械装备，为进击金军，解救太原之围做准备。继而又进驻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准备汇集“防秋之兵”再进兵太原。可就在这时，赵桓下诏。罢减各地调集的防备金军秋季入侵的军队。李纲为此上奏抗论，指出：“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对朝廷朝令夕改的作法，他认为已于抗金极为不利，故自己“不足以任此”⑦。赵桓对李纲的上疏毫不理会。反而批复令他马上起兵赴太原解围。李纲无奈，只好于隆德府召集诸将领，定于七月二十七日各自统领所部进兵太原。然而各路主将均接受朝廷的直接指挥，凡事皆需禀报朝廷，或执行朝廷的指令，李纲的宣抚使司徒有指挥的虚名。为此，李纲再次上书，力陈宣抚使司无实权的弊端，可仍未见赵桓答复。

约定出兵的日期已到，唯有威胜军一路宋兵开拔，而平定军、汾州（治今山西隰县）、辽州（治今山西左权）三路宋军“皆逗留不前”。威胜军行至南北关，与金军遭遇，两军转战4日，互有胜负，伤亡相当。金军增援部队赶到，合力进击，威胜军却无援应，力战不胜，遂败退。李纲准备将各路宋军聚拢，缩短战线，避免为金军各个击破，而后由他亲自统领，赴太原与金军交战。此时，宋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臣僚间的抗争亦愈演愈烈，赵桓为首的投降派已将原定割让3镇的议和条件，改为用代税钱替代，并积极与金朝协商洽谈。投降派已于朝廷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主战派官僚随之相继遭排斥，被赶出朝廷。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被罢官，贬为知东平；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被罢知扬州；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官，贬为知亳州。而投降派官僚则被擢升，以中书侍郎唐恪为少宰兼中书侍郎，以尚书右丞何桌为中书侍郎，礼部尚书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聂山为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为签书枢密院事。李纲闻讯，叹息道：“事无可为者矣!”八月，赵桓又命种师道重新出任，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使司，而召李纲返回京城，不久便被免职，出任知扬州。九月初，他未及到任，又以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被贬官。

投降派控制朝政，给抗击金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除部分主战派军将领兵与金交战外，朝廷再未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再过问被围困的太原城。而局部的抗金斗争，也因孤军作战，无一取胜。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军战于文水县（今属山西），战败。都统制张恩正又夜袭文水县金兵，失利。次日再战，又溃败，阵亡数万人。张思正逃至汾州。都统制折可求于子夏山与金军交战，亦遭惨败。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与宋廷的投降求和，更使河东一带的百姓对抗击金军入侵失去信心。威胜军、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汾州、晋州（治今西临汾）、泽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等百姓恐金军侵掳，纷纷渡过黄河南逃，以至“州县皆空”。

注释①《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

③《靖康要录》卷一。

④《靖康要录》卷四。

⑤《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⑥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三。

⑦《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靖康之难开封保卫战之后，金军北撒，宋廷内的投降派势力再度甚嚣尘上，在赵桓的支持下，先后将主张以武力抗击金军的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贬出朝，李纲也被责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遭贬去职。而以原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礼部尚书陈过庭、开封府尹聂昌、御史中丞李回为代表的一批力主议和的官僚相继被擢升，执掌朝廷要政。

这时，另一位投降派的重要人物、太上皇帝赵佶也自江南返回开封，宋廷随之又恢复了“文恬武嬉”的局面。赵桓一伙极力粉饰太平，对“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①。他们非但不积极组织兵力防范金军的入侵，反而下令命各路赴开封的“勤王”援军撤回原驻地，而使防务更加空虚。对遭金军连续数月围攻的太原城（今属山西），亦不作认真的救援部署，只是将率领全城军民拼死抗击金军围攻的主将王禀由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改授为建武军节度使，以“录坚守太原之功”②。宋廷的腐败使朝野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百姓亦对抗金失去信心，“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③。

宋廷的虚弱无能，更助长了金廷的嚣张气焰。宋靖康元年（1126）八月，完颜晟（金太宗）下诏，仍以宗翰、宗望分统西、东路军，自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南下，目标仍是开封。

太原城自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王禀的率领下，城中军民已击退金军无数次的进攻，在外无援兵，内乏粮食军械的情况下，仍抗拒赵桓停止抵抗，献城交割的诏书，坚守城池。金统帅宗翰到达太原城郊后，又指挥金兵加紧围攻，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势。他令金军于城外修筑保垒，环围城池，彻底阻断太原城内外的联系与交通。城中军民存粮已尽，则以弓弩之筋泫、皮甲、树皮及草根充饥。在数月的激烈战斗中，城中军民伤亡及饥饿身亡者甚众，尚存者亦体力难支。九月初三日，坚守长达近9个月的太原城终被金军攻破。王禀又率领太原军民与金军巷战，身中数十枪，投水自尽，全城军民大多壮烈牺牲。

东路金军在宗望的统领下，再次经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直扑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真定府于金军第一次南侵时，全城军民在守将刘耠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未能使金军破城。金军北撤后，城中大部分兵力随刘袷前去救援太原，故金军再次围攻时，城中守军尚不足2000人。真定知府李邈、守将刘翊（靖、靖朔）依然率领全城军民顽强抵抗，并上书宋廷求援，但先后30多次的奏请竟被朝廷搁置不理。在坚守了40余天后，真定府陷落。刘翊又率军民与金兵展开巷战，力竭自尽。李邈被俘，押往金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不屈被害。

太原、真定相继失守，金军东、西两路遂长驱直入。正抱病出任宋同知枢密院事的种师道立即檄召方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令南道都总管和西道都总管府所属陕西制置使，急速率“勤王”兵赴开封。又上奏赵桓指出金兵必会大举再侵，请朝廷及早作好御敌的准备。赵桓见到奏疏，却认为种师道是大惊小怪，遂以议事为名，又将他召回开封。种师道扶病赶回京城，不久病故。

此时，西路金军又克陷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知州张克戬、兵马都监贾直阵亡，又攻占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宋廷仍欲以三镇代税钱向金朝求和，令王云出使金军。王云返回，称金军坚持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府（今河北河间）3镇，才接受议和。赵桓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少宰兼中书侍郎唐恪、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坚决请求割让3镇，以求与金军议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痛哭恳请。赵桓派尚书左丞王寓随从康王赵构前往宗望军中谈判，王寓随即提出辞官，赵桓即将他贬官，又以知枢密院事冯懈替代。而金军继续南攻，西路金军又相继攻陷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南）、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东路金军也已推进到黄河北岸，宋宣抚副使折彦质率领12万兵前去阻击，被金军击溃，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竞弃城而逃。康王赵构与冯湃未至金军便返回开封，赵桓很生气，将冯湃罢官，再令刑部尚书王云随同赵构出使宗望军中，同意割让3镇，向金帝进献衮冕、车辂，并尊金帝为皇叔，上尊号。金军又渡过黄河，折彦质与提刑按察使许高再相继兵败。金军遣使入开封，要求宋廷尽割让河北之地。赵桓又派资政殿学士冯獬和李若水为割地请和使，赴宗翰军中求和。

十一月中旬，宋东路割地请和使赵构和王云一行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知磁州兼河北义兵都总管宗泽率领兵民方击败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之赵构；金军已从邻县渡黄河南下，请求他们不要北上求和，而应起兵进援京城。有人发现王云行囊中夹有“番巾”，指责其为奸细，人们气愤已极，将他打死。赵构无人随同，只得暂留磁州。相州知州汪泊彦闻讯，邀请他前来本州，赵构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赵桓为了满足金军不断升级的苛求，尽快议和，以求得金军后撤，在第一批割地请和使分赴东、西路金军之后，又派耿南仲出使宗望军中，聂昌出使宗翰军中，同意与金朝划黄河为界，河北之地悉归金所有。然而宋廷一系列的求和活动，丝毫没有阻止金军向开封的推进。十一月底，东、西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

金军兵临城下。赵桓一伙一面任命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他督催“勤王”兵人援开封。又派人秘密出关召兵，约康王赵构和河北地方守将领兵赶赴开封。一面又害怕大量的宋军聚集城下，会激怒金人，影响割地求和的谈判，竟下令命已率兵奔赴开封的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和陕西制置使钱盖不得妄动，一律返回原驻地。对金军提出的划黄河为界，赵桓表示：“一一专听从命，不敢依前有违。”④并且派朝廷重臣与金使一同前往河北各地，办理交割事宜。

宋廷投降行径，再度激起河北、河东地区军民的反对和抵制。聂昌与金使在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交割时，一齐被当地百姓打死。耿南仲与金使在卫州（治今河北汲县）交割时，也险遭“乡兵”的处置，金使仓皇出逃，耿南仲也连夜逃人相州，且不敢再提割地之事。开封城内军民对投降派也恨之入骨，宰相唐恪于巡视城防途中，险遭百姓的痛击，赵桓只得将他免职，以平民愤，又以主张抗金的门下侍郎何桌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派人持蜡书到相州，委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并令尽发河北兵人援开封，又诏诸路兵马火速赶往京城。但赵桓于金军兵临城下之际才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已为时太晚。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对开封城进攻，通津门、善利门、宣化门先后遭到金军猛烈的攻击，守将范琼、姚仲友等率兵士顽强击退金军的进攻，范琼反击出城，焚烧金军营寨，守城将士甚至“缒城”杀敌，焚毁敌炮架、鹅车等军械。宋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统制官高师旦等众多将士阵亡。赵桓雨雪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赐十卒，自己则食兵士之食。但进入闰十一月，天气骤寒，雨雪纷纷，滴水成冰，兵士握不住兵器，甚至有冻死者。可“勤王”之师迟迟不到，城中兵力可用者只有3万，亦已失去十之五六。金人攻城愈急范琼率千余兵士出城迎战，渡河时因冰层破裂，淹死500余人，士气大挫。赵桓又听信成忠郎郭京的妖言，令其率“神兵”出击，二十五日，郭京打开宣化门，“神兵”出城，随即大败。郭京又声言下城作法，却领余兵开城逃跑，金军乘机攻上城墙。

金军虽攻占城墙，城中军民抗金斗争并未停止，他们杀死前来“议和”的金使，并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金军，仅到官府请求领取甲胄和武器的民众就多达30万人。金军下令纵火屠城，何桌率领百姓与之巷战，金军急忙于城上修筑对内的防御工事，不敢下城。尽管开封城内军民仍在顽强地与金军战斗，可赵桓已吓得魂不附体，当金军女一次提出议和的要求时，他立刻表示接受。金军要求太上皇赵佶前往金军营帐议降，赵桓以太上皇“惊忧而疾”为由，提出自己亲往。他从金军返回城中不久，又上降表，并派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随金朝官员分赴河东、河北两地交割土地。两河地区的百姓坚决反对宋廷的投降割地求和，除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地降金外，其他地区的民众与军队均坚守城池，拒不执行诏令献城投降。赵桓只得再次下诏，令两河百姓“开门出降”，但收效依然甚微。

宗望、宗翰进一步提出，要求宋廷收缴民间百姓手中的武器，又向宋朝邀索犒师之费：绢1000万匹、金100刀锭、银1000万锭。缎1000万匹。宋廷竭尽全力于城中收罗搜刮，可除绢凑够要求酌数额外，其他物品“十分未及所需之一”。宗望、宗翰等人对此很不满意，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再次要求赵桓赴金军营地，随即被扣押，声言待交纳足数，方可放还。宋廷于是在全城拼命搜刮金银，凡钗钏在铢两以上皆被强行收走，一时间满城悲戚愁叹，民不聊生。

百姓请求官府发放武器，却遭到拒绝，于是铤而走险，私自打造兵器，乘黑夜捕杀下城剽掠的金兵。宋廷对金兵“为百姓掩杀甚多”，感到十分惊恐，下令严禁“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⑤，还将违反禁令的百姓斩首示众，以此阻止城中百姓的抗金斗争。

二月初六日，宗望、宗翰令宋廷臣僚推举异姓为帝，并废赵佶、赵桓二帝。初七日，金军又要求太上皇赵佶人金营，且根据内侍邓述提供的赵氏宗室名单，将诸王及其子孙尽收人金营，十一日，宗望、宗翰又强迫赵佶召皇后和皇太子赴金营，同时追令张邦昌为傀儡。他们见提出的搜括金银数量仍未凑足，认为宋廷官员搜刮不力，竟然杀死户部尚书梅执礼、户部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

三月初七日，金人扶植下的张邦昌正式称帝，建立伪楚政权，不久，金军按照名单人城收取赵氏宗室成员，以便全部带到金营之中。开封府尹徐秉哲竟下令，要求百姓相互结保，不得藏匿宗室成员及子弟。三月底，金军带着赵佶先行北上，返回金朝。

四月初一日，宗望、宗翰又带着赵桓及皇后、皇太子，以及赵氏宗室、大臣3000余人，和掠夺的金银财宝，“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⑥等，满载北归。宋廷府库的积储，遂为之一空。北宋亦随之灭亡。

南宋绍兴五年（1135），赵佶死于金朝，三十一年（1161），赵桓亦死于金朝。

注释①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三。

②《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③《宋史》卷三五入《李纲传》。

④《大金吊伐录》卷上。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

⑥《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赵构重建宗室宋靖康元年（1126），金东、西两路军长驱直入，进逼宋朝都城开封府（今属河南）。宋廷中投降派把持朝政不断派遣使臣赴金军谈判。十月，宋帝赵桓令其弟康王赵构与知枢密院事冯湃前往金军议和。十一月，赵桓再令赵构与刑部尚书王云为割地请和使，赴金东路军统帅宗望军营，且进奉衮冕、车辂，尊金帝为皇叔，上18字尊号。赵构一行自开封经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溶州（治今河南浚县），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此前，金军于磁州遭宋守将宗泽的抵抗，未能破城而径直渡河南下。宗泽因此劝阻赵构，认为肃王赵枢与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作为人质已随第一次金军北撤，至今未归。而此刻金军又再度南侵，还要去北方有什么用?遂请他留居磁州。磁州军民发现王云的行囊中夹有“番巾”，认定他是金朝的奸细，准备挟持赵构去金朝，愤怒的百姓群起将他打死。赵构因此暂时留下，可随从却认为磁州不安全，不可久留。相州知州汪伯彦闻讯，派人持蜡书来请赵构，于是他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

其时，金军在开封城下发起进攻。闰十一月，天气骤冷，开封守城宋军冻饿而亡者甚众，伤亡亦十分惨重，而“勤王”兵却迟迟不至，开封城危在旦夕。赵桓又命赵构为天下（一说河北）兵马大元帅，并写“蜡诏”（密诏），令阀门祗候秦存前往相州，严交赵构。又令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秦存见赵构，自头发中取出蜡诏，赵构宣读诏令，在场的军民无不悲泣。不久，尚书左丞耿南仲急速赶到相州，向赵构面授赵桓旨意，令他召集河北地区的宋军入城。赵构遂与耿南仲一起招募兵士，准备“勤王”。十二日初一日，赵构于相州建立大元帅府，有兵士5万，分为五军。令武显大夫陈淬为都统制军马。大元帅府方置，圈门祗候侯章又持“蜡诏”自开封赶来，急令大元帅赵构速发河北军队，由州县守将各自统领所部，入援京城。赵构随即命令各州县长官与将领，迅速领兵南渡黄河。初四日，赵构率军离开相州，自冰上穿过黄河，到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宗泽率领2000兵土先期抵达这里，随后知信德府梁扬祖也领3000兵到达。其中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数位将领，赵构的兵力因此得到加强，继续开赴京城。

正在这时，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又持“蜡诏”赶来，称金军已占据开封城墙，宋廷与金军刚刚议和，令赵构领兵屯。驻于邻近开封地区，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惹怒金人，议和不成。汪伯彦等人都相信宋廷能与金军和议，只有宗泽不信，建议马上领兵直趋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再步步为营，推进开封，以解金军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①。宗泽的建议遭到汪伯彦等人的非难，他们授意赵构派遣宗泽率所部先行，而请赵构移军至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宗泽领万人进屯澶渊，并扬言康王在此军中。汪伯彦等人此举的用意是排挤力主抗金的宗泽，此后宗泽再也不能参预大元帅府的谋议和决策。待宗泽统兵离开大元帅府，赵构随即离开大名府，进驻东平府，于是河北地区的军务要政，全由大元帅府决策。

靖康二年（1127）正月，宗泽领兵进至开德，与金军13次交战，大获全胜。他上书赵构，请他发布檄文，召集各路兵马会合京城。同时他又移书北道都总管赵野，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范讷，知兴仁府曾楙，请他们合兵入援开封。然而他们竟认为宗泽狂妄，未予理睬。宗泽孤军奋进，都统陈淬称前方金军兵力太强，认为不可贸然用兵。宗泽听后极为气愤，准备将他处死，诸将领纷纷乞请，让他戴罪杀敌立功，宗泽便令陈淬领兵进军。陈淬指挥兵士奋勇杀敌，击败金军的阻击。此后，宗泽又派部将孔彦威于开德府大败金军的进攻，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等地多次打败金军，随即兵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南。宗泽考虑到自己将孤兵寡，不深入敌军则不可能取胜，遂挥师再进。正行之际，先锋军报告前方有金军营帐，宗泽指挥将士直扑金营，迅速歼灭金兵，又移师东进。金军召集大部兵力围歼宗泽部，部将王孝忠阵亡，宋兵陷入金军前后堵截的困境。宗泽告诫兵士：“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从死中求生。”②宋兵无不以一当百，拼死杀敌。金军被斩首数千级，大败，后退数十里。宗泽看到金军十倍于己，如今一战就败退，必会卷土重来，如果出动铁骑夜袭宋军，自己将处境危难。他立刻下令乘天黑转移。入夜，金军果然出兵袭击，见到一座空营，吃惊不已。从此，金军害怕与宗泽交战，也不敢再出兵追击。

赵构移大元帅府于东平府后，河北地区的宋军纷纷投奔府下，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率数千兵士到东平。赵构令黄潜善领兵进驻兴仁，留杨惟忠为元帅府都统制。二月，赵构应汪伯彦等人之请。自东平移到济州（治今山东巨野南），大元帅府拥有官军和前来投奔的义兵已号称百万，分兵驻守于济州、濮州等诸州府，可是各路准备人援开封的“勤王”兵却被安置于此，不得发兵。而此时太上皇赵佶、宋帝赵桓均已被金军掳入营中。三月，金军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消息传来，赵构失声痛哭。大元帅府官僚中，有人主张赵构南移至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再南下江浙，但未成行。依据宋朝官制，赵构以宗泽为徽猷阁待制，又以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充元帅，黄潜善为徽猷阁待制、充副元帅。

不久，完颜宗望挟赵佶北撤。四月初，完颜宗翰又挟持遭废黜的赵桓北归。宗泽闻讯，立刻起兵直趋滑州，经黎阳关（今河南浚县东），到大名府准备径直渡河，直插金军北撤必经之路，劫回二帝。可“勤王”兵却按兵不动，没人响应。听说张邦昌僭位称帝，宗泽又准备先出兵诛讨张邦昌。但却得到大元帅府的令书，让他将所部带往靠近开封的地方，按兵不动。宗泽致书赵构：“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顷而中藏祸心，未有窃据实位、改元肆赦、恶状昭著若邦昌者。”③希望能出兵征讨张邦昌。与此同时，在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正率幕僚劝说赵构称帝即位，赵构推辞不肯接受。汪伯彦等人又借天命、人心再请他登极，甚至还说“靖康”纪元年号，即蕴涵有“十二月立康”的预兆，赵构提出仍需考虑后再说。正在这时，张邦昌派遣总閤阎门宣赞舍人蒋师愈等人持文书前来拜见赵构，自称将归还大宋印玺，退让皇帝之位。赵构见张邦昌有“避位”之意，随即向诸将领下令，不许领兵前往开封，已到开封也不许入城。并日派人告谕宗泽等人，称“受伪命之人义当诛讨”，然而出于权宜的考虑，不要轻易出兵。

不久，门下侍郎吕好问派人送来“蜡书”，称赵构若不自立为帝，恐怕就会有不该称帝而自立为帝者。伪楚大臣谢克家也送“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赵构跪受印玺，且命谢克家返回开封，备办各种仪物。济州的百姓纷纷来到军营门前，请求赵构在此即位称帝。恰在这时，宗泽赶到，认为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为当年太祖赵匡胤封王之地，且应天府地处国家中心，漕运极为便利。赵构于是决定再迁至应天府。这天晚上，张邦昌于开封亲笔手书，为已被宋哲宗罢废的皇后盂氏上尊号为元枯皇后，派尚书左丞冯懈为奉迎使；迎孟氏入居皇宫。孟氏随即派其侄、卫尉少卿孟忠厚持手书赴济州，面呈赵构，请他即皇帝位，自己则垂帘听政。在以吕好问为首的部分原宋廷臣僚的反对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改任尚书左仆射。为了缓解宫廷内外对他的非议，他率领在京城的百官，上请赵构即位。孟氏又以手书告之朝廷内外，宣布由赵构承袭帝位。

在大元帅府官员和原宋旧臣的再三请求下，赵构终于同意称帝。他派宗泽统兵分驻于长垣（今属河南）、韦城等县，以应付意外。不久，东道副都总管朱胜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西道都总管王襄分别统领所部相继投奔赵构，赵构遂以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这才从济州动身，到达南京应天府。两天后，张邦昌也自开封来到应天府，见到赵构便伏地痛哭，请求一死了之，赵构却极力安抚宽慰他。随后赵构又以汪伯彦为显谟阁直学士，黄潜善为徽猷阁直学士。很快，权吏部尚书王时雍等人给赵构送来车舆、服饰等仪物。官府也于应天府门东侧修筑天地坛，供登极祭祀之用。

五月初一日，赵构登坛受命，即位于应天府官署，下令改元建炎。随后便任命臣僚，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河东、河北宣抚使范讷为京城留守，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兼门下侍郎。又以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为副使，真定府路副都总管王渊为都统制，都延路副都总管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为京城抚谕使，龙图阁学士耿延禧为副使。以保静军节度使姚古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知府，以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对于靖康年间“主和误国”的臣僚李邦彦、吴敏等人一概贬官，发配地方管制。但对张邦昌，赵构却认为“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④，仍留于朝中，特许他每月两次赴尚书省议事，不久又进封为太傅。御史中丞颜岐甚至提出：“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体。”⑤由于新任臣僚威望不高，赵构遂委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令他赶来应天府。可朝廷中的主和派势力却反对和阻挠李纲任右相，颜岐先后五次上硫，认为：“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直到赵构出面干涉，指出“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才不再声张。但颜岐仍不罢休，竟又派人将他的奏章面交正行于途中的李纲，企图阻止他入朝。赵构因朝廷刚立，且金军北撒后威胁仍在，感到“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任用李纲不可，故拒绝了李纲辞去宰相职务的请求，而将范宗尹、颜岐等贬出朝廷。

李纲入朝后，立即向赵构上书，提出“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等“十议”之事，指出应罢和议，积极备战，严明军纪，改革朝政弊端，并请求严厉惩处以张邦昌为首的降金官员。第二天，赵构令臣僚商议李纲所奏之事，但却留下僭逆、伪命二事，不交廷议。李纲仍力主处置张邦昌，黄潜善极力主张留用，吕好问则推托交由赵构裁决。在李纲一再坚持下，赵构只好下诏，将张邦昌等一批降金官僚贬谪，又以李纲兼御营使。

注释①②③《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④《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⑤《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第三十二章

宋室南逃宋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称帝，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

此时的宋廷中，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和以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黄潜善为首的主和派并存。由于宋廷重建，百废待兴，且金军威胁依然存在，为“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①，赵构在李纲的主力下，采取了一些防御的措施，令河北、陕西、京师等地卅、军、县、镇募人修筑城防；以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马忠为河北经制使，负责招募设置民兵；各县增置弓手，设武尉统领；置沿黄河、沿淮河、沿长江帅府19处，要郡39处，次要郡38处，由帅守兼都总管，郡守兼钤辖、都监，总兵力，达967500人，另置水军77将。又诏陕西、河北、京东、京西诸路募兵10万人，更派人卫应天府，还命京东、京西两路大造战车。经李纲的荐举，赵构又起用原北宋时的监察御史、“声震河北”的张所，提任河北西路招抚使，以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经过主战派官僚的苦心经营，宋朝兵势复振，形势稍得好转，河北、河东两路百姓心系宋廷，不断有抗金杀敌的捷报传入应天府。围攻河北、河东诸州县的金兵，亦纷纷撤兵离去。而自发组织的抗金义兵应招抚司、经制司之招募者甚众，赵构因而召集河北等五路兵马前来应天府，以保卫宋廷。

北宋都城自被金军攻陷，太上皇赵佶、皇帝赵桓被金军北掳后，开封府长官一直空缺，李纲认为要恢复旧都，非老将宗泽不可。在他的极力荐举下，时年69岁的宗泽被委以知开封府。宗泽到开封时，金军的骑兵还屯驻于黄河边，金鼓之声，朝夕相闻。而京城的城墙门楼尽遭毁坏，城内外兵民杂居，盗贼横行霸道，人心惶恐不安。宗泽因此下令，“为盗者，贼无轻重，并从军法”，并处置了几名盗贼，又收降了河东巨寇王善，及往来于京西、淮南、河北、河南等地的强寇杨进、王再兴等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他积极修筑城池，加强城防，开封形势得以好转。

赵构虽重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官僚，积极整饬军备，扩充军队，修筑城池，但他却害怕金军，想远离河北。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下诏令成都（今属四川）、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今湖北襄樊）、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治今河南邓县）、扬（治今江苏扬州）二州，储备粮草，修筑城堡，以备巡视。宗纲上疏赵构，认为开封经过整治，形势已恢复到承平之时，而且将士、农民、商旅、官吏人心所向，均盼望宗帝返归京城，故请赵构马上回京师主持朝政。赵构对此却无动于衷，除去擢升宗泽为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外，依然留居南京应天府。

这时金朝派人以出使“大楚”朝为名，来到开封府。宗泽立刻拘捕来使，上书朝廷请求处置。赵构则下诏，要求将金使安置于馆驿。宗泽上疏抗旨，认为金人借出使之名觇窥虚实，“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②。赵构又亲笔写札致宗泽，令他放金使回国。黄潜善以此指责宗泽拘留金使，尚书左丞许景衡抗疏力辩，认为宗泽任开封尹，成绩卓然，无人能比。此事方得以平息。

金朝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之间屯集了大量的军队，秘密修治军械兵器，准备再度入侵宋境。朝廷将相不以为虑，不布置任何防御措施。宗泽忧心忡忡，亲自北渡黄河，召集各州守军将领商议战备之事，准备收复河北失地。同时又于京城四周分别派使统领招募汇集的抗金义军。他为了加强和巩固开封城的防卫，又根据地势地貌，在城外修筑了24处坚固的壁垒，沿黄河依序排列而相接为“连珠寨”，从而连接了河东、河北山水寨的忠义民兵。这一系列的举措影响颇大，陕西、京东、京西诸路人马都表示愿意听宗泽指挥，抗金形势极为有利。

在这样的形势下，主和派官僚依旧畏金如虎，黄潜善、汪伯彦劝说赵构逃往江南，李纲等人则极论不可，且指出赵构曾“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于，遽失大信于天下?”③在李纲等主战派的坚持下，赵构只得先将盂太后等送过江南，并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战。”④又迁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黄潜善则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主战派与主和派分操左、右相。在主和派的牵制与破坏下，李纲等人的抗金举措举步艰难。黄潜善、汪伯彦见南逃的企图被李纲等人所阻，便蓄意诋毁和破坏抗金斗争。张所请求于宋北京燕山府（今北京西南）设置招抚使司，待一切准备就绪，即发兵渡黄河北上。然而黄潜善的党羽、北京留守张益谦却诬陷河北招抚使司扰民，甚至声称自从建立招抚使司后，河北地区的盗贼日益猖獗。李纲反问道：“张所尚在京城，招抚使司还未建立，如何知道扰民之事?河北百姓流离失所，相聚为盗，难道是设置招抚使司后才有盗贼吗?”黄潜善一伙仍不甘心，又下令，由宗泽“节制”傅亮立刻渡河北上，傅亮认为，准备尚未就绪就急令渡河，恐要误大事。李纲更是向赵构一针见血地指出，黄潜善、汪伯彦此举的目李纲的是针对自己的抗金主张，然而赵构却以黄潜善等人所称“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为由，下令撤销河东经制司。李纲知自己处处被排挤，抗金已难以进行，便多次提出辞职请求。赵构遂以“买马招军”之罪，将任宰相仅75天的李纲罢官。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认为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用，李纲不能罢官，因此而遭杀害。

李纲被罢官后，张所亦被贬，傅亮则以母病为由，辞职归乡。不久，河北招抚使司也被撤销，李纲已制定和实施的抗金措施，全部遭废止。在打击和排挤主战派官僚的同时，赵构与黄潜善一伙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南逃的准备。赵构亲笔书诏，称“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⑤。先是决定去南阳（今属河南），不久又退到淮甸，同时诏令荆襄、关陕、江淮地区官府，准备迎接“巡幸”，并派徽猷阁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庙列祖列宗的神位到扬州。赵构南逃的意图为世人所知，宗泽多次上书，恳请他返归开封，不要“巡幸”东南，但始终得不到赵构的重视。为此，宗泽抗书疾呼：“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⑥他指责黄潜善、汪伯彦力主南下为误国之举。宗泽一次又一次的上书，经过三省、枢密院后，便落人黄潜善等人的手中。他们每见宗泽的奏书，都讥笑他颠狂。

金军自攻陷开封北撤后，一直整修军械，寻找机会再度南侵。自傀儡皇帝张邦昌被废黜，伪楚政权夭折，金朝即以此为借口，准备发兵征讨南宋。宋、金局势日益紧张，主战派再次力主抗金，原河北招抚使司都统制王彦率7000兵士渡过黄河，北上攻击金军，一举收复新乡县（今届河南）。河东、河北大部分未被金军占据的州县，也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金军。可是以赵构、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和派却加紧了南逃的步伐。九月初，赵构听说金兵入侵河阳，未经证实就已坐卧不安。为了彻底扫清南逃的障碍，排除各种非议，赵构竟下诏：“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⑦十月底，赵构到达扬州。宋室的南逃，招致金军再度发兵南下。金军此次出兵南下，旨在攻战河东、河北地区尚在宋军控制之下的州县重镇，以巩固其在两河地区的统治。面对金军的进攻，各地百姓与宋军将士奋起反抗金军的残暴掳掠，尤以抗金义军最为活跃。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一带的义军与金军多次交战，曾进攻金军大营。几乎俘获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声势浩大。王彦收复新乡后，遭数万金军围攻，战败后，王彦与所部官兵突围。转移到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面的太行山区抗击金军。他们于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以示决心，而被称为“八字军”。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10余万义军投奔到王彦帐下。王彦“缮甲治兵”，多次击败金军，并一度准备北上收复太原（今属山西）。河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位今河北赞皇）上有宋武翼大夫赵邦杰与原保州路廉访使马扩领导的抗金义军，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的人作为号召，队伍一度发展到10多万人，四出打击金军。

河东、河北地区官军与义军的抗金斗争，给南侵的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客观上掩护了刚刚建立的南宋政权。但赵构与其父赵佶、其兄赵桓一样，并非真心抗金。赵构下诏“一人一骑不得渡河”⑧，致使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得不到援应，长期孤军作战，遭受极大的损失，五马山寨等义兵据点相继落入金军手中。河北重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军民自靖康元年（1126）十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知府陈遘的率领下，顽强抗击金军的进攻。陈遘殉职后，城中军民依然拒不献城投降，直到建炎二年（1128）三月，由于城中早已断炊，军民伤亡及饿死者大半，城池终为金军占据。沼州（治今河北永年东）自建炎元年五月间被金军围攻，守将王麟畏敌投降，城中军民坚决反对而将他杀死，另推举韩一领导抗金。之后，皇族赵士晤自金军逃出，于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召集义兵数万人，半夜袭击围攻铭州的金军，乘势进入城中，而使铬州城防得到极大的加强。他们包围金军，俘虏金军将领，迫使金军撤退。不久金军又纠集兵力再次围攻溜州，守城军民浴血奋战270余天，大小57次战斗，给金军以很大的损伤。但也因城中粮尽，军民被迫突围，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沼州遂被金军占据。

守卫开封的宗泽为让赵构重返京城，派人联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军，南下云集于开封城周围，总兵力达百万，迫使金军不敢贸然进犯。他多次上书，恳请赵构来开封，“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然，何敌国之足忧乎?”⑨他前后上书20余次，但都被黄潜善等人扣留，宗泽忧愤成疾，于七月病故。临终前一天，他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嘱托部将继续抗金。翌日，宗泽依旧不提及家事，临终前连呼三声“过河”，便与世长辞。宗泽死后，赵构又派北京留守杜充改任开封尹，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一改宗泽的抗金举措，原宗泽招抚的抗金义军，对此极为不满而纷纷离去。

赵构的南逃和消极投降的行动，又一次为金朝所蔑视，南侵宋朝的气焰日趋嚣张。建炎二年七月，金廷再次发兵，大举进攻步步退缩的宋朝，宋廷又陷入大敌压境的困境。

注释①《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②《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③《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④《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一。

⑤《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⑥《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⑦《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五。

⑨《宋史》卷三六○《宗泽传》。

苗刘兵变赵构建立南宋后依然承袭北宋对金朝屈辱投降的政策，不敢还朝开封，自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退避到扬州（今属江苏）。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助长了金廷力主用兵宋朝的气焰。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十二月，金廷又一次举兵，分3路大规模南征。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统东路军自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渡黄河，进攻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等山东地区；以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统中路辱自河阳渡黄河，进攻河南地区；以完颜娄室统西路军进攻陕西地区。

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正月，3路金军连克南宋重镇，青州、潍州（治今山东潍坊）、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邓州（治今河南邓县）、襄阳（今湖北襄樊）、均州（治今湖北丹江西北）、房州（治今湖北房县）等相继落入金军手中。金军原以为赵构仍在应天府，兵渡黄河后才得知他已逃到扬州。金军并未作出长驱直入的准备，难以继续向南推进，完颜宗辅便留驻大军于黄河南北屯田，自己则返回北方。完颜宗翰在攻占洛阳（今属河南）、唐州（治今南唐河）、蔡州（治今河南汝阳）、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颍昌府（今河南许昌）、郑州（今属河南）等地之后，将当地的百姓强行迁徙到河北各地，也留下一部分军队屯田于黄河南北，自己率余部返回山西。完颜娄室统兵入攻陕西，连克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今陕西风翔）等地，但在西进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后，遭宋军伏击战败，被迫撤兵。

金军此次南征，主要是为了攻占河北地区尚未被宋军驻守及控制的州县重镇，以彻底清除宋朝在北方的势力。不过，出兵虽然遭到一些抵抗和抗金义军的攻击，但宋朝的虚弱本质已暴露在金军的面前。于是，七月，金帝完颜晟又诏令金军讨伐南宋，穷追宋帝赵构，以灭亡南宋王朝。以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各统一路人马，分别自河北、河东南下，合击宋朝。同时仍以完颜娄室统所部人马进攻陕西，以牵制四川、陕西的宋军，不得入援中原。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出兵后，一路顺利，十月，两军会师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随即围攻城池。濮州守将姚端、杨粹中率军民顽强抵抗，且领兵出其不意，夜袭金营，直攻金军中军。完颜宗翰慌忙逃命，竟连鞋袜都未穿上。不久，完颜宗辅部主将完颜宗弼（兀术）进攻开德府（今河南濮阳），遭宋御营统制韩世忠、权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范琼，以及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马扩所率援军的反击，亦退至濮州。濮州城外金军增兵，攻城更紧。城内军民坚守，击退金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但终因得不到援应，遭围攻一月之后陷落。姚端率军突围而出，杨粹中不幸被俘。

宋帝赵构一面派兵救援遭金军进攻的重镇，一面又将隆枯太后陈氏送往杭州（今属浙江），为自己的继续过江南逃跑做准备。在宋廷的退却战略下，抗金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和影响。进入十一月后，宋于河南、陕西的州县重镇，如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开德府、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德州（今属山东）、淄州等相继落入金军手中。面对金军强大的攻势，赵构连忙派魏行可充任金国军前通问使，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向金军求和。而东京留守、开封尹杜充竟然决黄河堤，使之自泗水入淮河，企图以此阻止金军继续南下。但这些消极的措施都未能阻止金军的南侵。十二月，金军转攻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京东西路制置使范延世弃城而逃。金军再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知府刘豫献城投降。又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转运判官裴亿出城投降，提点刑狱郭永被俘后，不屈而死。随后，金军连克袭庆府、虢州（治今河南灵宝）等，步步逼近扬州。

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正月。金军统帅完颜宗辅、完颜宗翰派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拔离速与大将马五等率5000骑兵，奔袭扬州。三十日，金军进至泗州（治今江苏洒洪东南）。金军的快速推进，使宋帝束手无策，二月初一，“始听士民从便避兵”，又令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率部兵护送皇子和六宫后妃去杭州。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兵在淮河阻击金军，然而还未等到金军临近，宋军却先溃散而去。金军随即攻占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知州朱琳投降，之后又攻陷天长军，距离扬州仅百余里地。初三日，消息传到扬州，赵构竟连宰相黄潜善、汪伯彦都不告诉，即与杭州制置盗贼使王渊等数人身着甲胄，骑马狼狈出逃，于瓜洲乘小舟渡江至镇江（今属江苏）。马五所率5000金军骑兵一路急驰，当天傍晚时分赶到扬州，又闻讯赵构已过江南逃，便立即追到瓜洲渡口。宋太常少卿季陵正带宋军护送太庙列祖列宗牌位准备过江，金军得知马上派兵拦截，季陵夺路而逃，竟丢失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牌位。拔离速部奔袭扬州，未能俘获宋帝，孤军突进，却激起江淮地区百姓及官兵的奋起反抗，宝应县（今属江苏）在李纲的组织下，以五马山寨义军和红巾军的旗号召集百姓抗金，对远离金军主力的拔离速部构成很大的威胁，迫使这支金军不敢于扬州久留，而迅速北撤。

赵构逃到镇江，在王渊的建议下，又决定再逃杭州。他命令中书侍郎朱胜非留下，镇守镇江；以吏部尚书吕颐浩为资政殿大学士，江淮制置使都巡检使刘光世为殿前都指挥使，充行在五军制置使，驻守镇江，扼守京口；主管马军司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守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但随着他的东南逃却，又对东南地区的肪务不断进行调整，除加强沿江的驻防外，又增置“沿海托防”官，募海船守卫海湾江口。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与退怯，赵构下诏罪己，又对犯死罪以下的囚犯一律赦免，对已遭罢贬流放的官吏允许返回家乡。可对李纲却不赦免，也不许离开流放地，仍想用治罪李纲讨好金朝。

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的屈膝投降，激起朝野极大的忿慨。赵构迫于舆论，采纳了御史中丞张激的建议，下令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的官职。三月初，赵构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而以御营都统制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原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同伙，因主张护送赵构南逃镇江、杭州而倍受恩宠，得以擢升，扈从统制苗傅对此十分妒嫉，忿忿不平。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也因自己曾镇压淮西丁进等大盗而赏赐甚微，大为不满。二人遂合谋，借官僚对王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和对仗势欺人、专横跋扈的宦官康履等人的愤恨，趁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大将分守江防要塞之机，于杭州发动政变。三月初五日，苗傅、刘正彦等设伏兵于城北桥下，等王渊退朝行至桥上，伏兵出击，刘正彦指责他勾结宦官阴谋反叛，亲手将他杀死。又包围康履宅第，狂捕滥杀，凡无胡须者全遭杀戮。随后，苗傅、刘正彦提着王渊的首级，拥兵闯入行宫，扬言“苗傅不负国，止为天下除害”①。

杭州知府康允之、殿帅王元得知兵变，立即保护赵构登上阁楼。赵构凭栏询问起兵缘由，苗傅厉声呵道：“陛下信任中官，军土有功者不赏，私内侍者即得美官。”赵构只得宣布授予苗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刘正彦为渭州观察使、副都统制，并请他们退兵回营。但苗、刘仍不退兵，赵构问左右如何使之退兵，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军器监叶宗谔建议除掉康履方可平息兵变。赵构无奈，只好令中军统制吴湛捕捉康履。吴湛于宫中清漏阁的灰尘中抓到躲藏于此的康履，苗傅即于楼下当众将他斩杀。不料，苗傅、刘正彦除掉康履后，仍拥兵不退，却又提出让赵构退位。赵构请朱胜非缒楼，与苗傅、刘正彦等人谈判。苗傅又提出请隆枯太后孟氏一同听政，且派遣使臣与金朝议和。赵构当即应允，下诏请太后垂帘听政。诏下，苗傅竟不拜，进一步提出让赵构3岁的儿子即皇帝位。一时间，阁楼上臣僚各持己见，或赞同或反对，争论不休，赵构遂表示自己退位，随即下令，请隆祐太后临朝，自己则起身站立于楹柱之侧。

须臾，隆祐太后乘轿来到楼下，苗傅、刘正彦请她临朝称制，并声称立皇子为帝。盂太后则表示：“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儿，何以令天下?”刘正彦见孟太后不应允，便以自杀相要挟，苗傅则在一旁催促她答应垂帘听政。直至赵构派人奏告孟太后，自己已决定退位，孟太后仍未应允而返回宫中。朱胜非哭泣着请求赵构下诏治罪苗傅、刘正彦二凶。赵构摒退左右，告诉他：“当为后图，事不成，死未晚。”②当天晚上，赵构便搬出行宫，进住显宁寺中。第二天，孟太后垂帘听政，尊赵构为睿圣仁孝皇帝，改显宁寺为睿圣宫，其身边仅留内侍15人。

初八日，赵构退位，孟太后临朝的赦令传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侍御史张浚拒不拜受。初九日，赦令传至江宁府，江淮制置使吕颐浩致书张浚，陈述兵变原委，张浚随即举兵勤王。初十日，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到平江府，张浚劝说他起兵救援赵构，张俊欣然领命。此时杭州城内，朱胜非等人则设计麻痹和稳住苗傅、刘正彦等人，孟太后也百般“劳勉”，使之深信不疑。张浚还致书苗傅、刘正彦，褒奖其“忠义”，以示“慰安”。苗、刘自以为得势，又提出改元和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孟太后恐全部拒绝，将引起其疑心，遂应允改元。十一日，改元“明受”。次日，百官始朝睿圣宫，赵构命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在稳住苗傅、刘正彦后，张浚便派进士冯幡入杭州，请赵构复帝位，总揽朝政。又致书苗、刘党徒马柔吉、王钧甫，要他们及早反正。随后，他传檄诸路统帅，约吕颐浩和殿前都指挥使、行在五军制置使刘光世领兵会合于平江府，准备入杭州讨伐叛逆。

正在这时，苗傅以堂帖让张俊赴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而令两浙提点刑狱赵哲统领张俊所部，赵哲不从。改令陈思恭领兵，亦不从。苗傅又以其党羽、御营中军统制吴湛主管步军司，而以武功大夫王彦为御营司统制时，王彦则佯装颠狂，当日即致仕而去。一时间，南宋政局极度动荡不安。为了防止金军乘虚而人，张浚一面准备平定兵变，一面令节制司参议官辛道宗以防备海寇为名，征集海船以便应急之用。十六日，苗傅、刘正彦又操纵宋廷，将内侍蓝珪、曾择等6人贬谪至岭南诸州安置。苗傅对此仍不罢休，竟追杀曾择；又提出以所部替换禁卫军守护赵构所在的睿圣宫，并请赵构离开杭州，前往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或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御史中丞张潋和朱胜非婉言劝阻，赵构才未被赶出杭州。进士冯辂梧受张浚之命，劝说苗、刘二人反正，苗傅勃然大怒，按剑怒视冯幡，刘正彦则提出，只要张浚亲自前来劝说，即可反正。随后他们派朝官赵休与冯幡同赴张浚营十，招其反叛。

苗傅、刘正彦的反叛，特别是他们兵变后非但不号召抗金，反而认为逼迫赵构，就可以向金朝讨好求和，激起了朝廷内外诸多的抵制和反抗。吕颐浩与张浚、张俊、韩世忠相继发兵“勤王”。苗傅、刘正彦闻讯，又利用朝廷下令，以韩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知凤翔府，张浚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发配郴州（今属湖南），企图以此解除他们的兵权，但韩世忠等将领对此不屑一顾，吕颐浩兵至丹阳（今属江苏），刘光世率所部赶来与之会师。张悛见韩世忠兵少，便自张俊军中分2000兵力给他。苗傅、刘正彦见朝廷命令竟成一纸空文，便立即调兵遣将，派苗璃、马柔吉率“赤心队”及王渊旧部进驻临平，以阻止各路“勤王”之师进入杭州。

吕颐浩等各路“勤王”兵马相继到达平江府。张浚于进兵途中得到罢贬自己官职的命令，恐部将兵土因此人心浮动，而谎称是朝廷的召见之令，从而稳定了队伍。经各路统帅的合谋，由吕颐浩、张浚传檄四方，号召起兵讨伐叛逆之贼。不久，吕颐浩等率兵到达吴江（今属江苏），上奏朝廷请赵构复位。苗傅、刘正彦听说“勤王”之师大会师，惊恐不已，立即请朱胜非、冯幡至尚书省商议赵构复位之事。朱胜非随即率百官三次上表，请赵构还朝。

四月初一，孟太后下诏还政赵构。赵构遂重返行宫，尊孟太后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副使。初三日，下诏，恢复建炎年号。同日，吕颐浩、张浚率军到达临平，苗翊、马柔吉派兵于河上阻截。韩世忠亲自率领先锋兵发起冲锋，张俊、刘光世领兵策应，苗翊不敌，败逃，“勤王”之师遂进入北关。苗傅、刘正彦见大势已去，便去尚书省取出孟太后赐予的铁券，带领2000精兵，连夜打开涌金门逃走。初四日，吕颐浩、张浚统兵入杭州，盂太后撤帘，停止听政。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兵变遂告破产。

苗傅、刘正彦出逃后，又率叛军进犯富阳（今属浙江）、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二县，遭统制官王德、乔仲福的追击。此后，他们继续负隅顽抗，屡犯两浙州县重镇。四月十八日，赵构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与御营副使刘光世合兵追讨叛军。二十二日又下诏，除苗傅、刘正彦、苗瑶、苗翊等首犯不赦外，余党免罪。在官军的追剿下，叛军到处被动挨打。五月初三日，叛军统领官张翼斩杀马柔吉、王钧甫投降朝廷。十二日，韩世忠于浦城县（今属福建）俘获刘正彦。苗傅弃军而逃，改换姓名连夜逃入建阳县（今属福建），被当地土豪詹标认出，将他抓获送入韩世忠军中。韩世忠讨平叛军后，返回建康，苗傅、刘正彦等叛军头领遂被处置。

注释①②《宋史》卷四七五《苗傅传》。

洞庭风云在北宋末年，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即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作掩护，建立互助团体——乡社。他宣扬“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环洞庭湖周围数百里内的贫苦农民，自备钱粮，纷纷投奔钟相，以至络绎不绝，昼夜不息。宋廷闻讯，屡次下令禁止，皆“不能尽法绳之”①。经过20余年的宣传与组织，加入“乡社”者已遍布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后，钟相以抵御盗匪、保卫乡里为名，于武陵县唐封乡水连村的山岗上建立栅寨，组织“乡社”民兵，操练习武，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农民武装。

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金军再度南下，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钟相招募300民兵，交其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然而一心投降求和的宋廷，唯恐“勤王”之师会惹怒金军，求‘和不成，竟下令就地遣散“勤王”武装，令其“归原来去处，各著生业”②。钟子昂率300名民兵返回鼎州（治今湖南常德）。钟相对宋廷的屈辱投降极为愤慨，执意不遣散民兵，而于天子岗筑垒浚濠，制作旗帜器甲。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初，完颜宗弼（兀术）所部破江西后，移师湖南，围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宋将、直龙图阁向子湮与宗室赵聿之率军民守城御敌。8天后，潭州城失守，金军屠城而去，洞庭湖一带亦遭洗劫。不久，一支溃兵土匪武装由匪首孔彦舟所领，窜扰洞庭湖地区。二月，孔彦舟率所部自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南窜，直犯潭州、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等地。又在鼎州大肆抢劫财物，强迫百姓当兵，更激起这一带百姓的强烈反抗。钟相于二月十七日，发动农民武装起义。鼎州、澧州、荆南等地民众群起响应，杨么、杨广、夏诚等人亦相继于当地率众起义。二月二十一日，钟相以武陵为中心，建立政权，被推举为楚王，并以钟仪为太子，建国号“楚”，改元“天载”，又对其他义军将领分授太尉以下官职，各领其责。

随后，钟相派兵进击桃源县（今属湖南），入城斩杀知县钱景诗。又派兵攻克澧州，捕杀澧阳县丞及澧州守臣黄琮等。很快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岳州（治今湖南岳阳）、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等州境内19县，陈部分城镇外，悉为义军占领。义军声势日益壮大，号40万。义军所到之处，“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谓‘贼兵’为爷，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为劫财为均平”。正因如此，“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⑧。义军更于占领之地，“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④。大楚政权“均贫富，等贵贱”的政策，使更多的百姓摆脱宋廷苛捐杂税的侵扰。

大楚政权的建立，亦令宋廷大为不安，视之为“腹心之害”、“咽喉之疾”。遂委以匪首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领兵镇压义军。又令驻守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的宣抚访察使李允文派兵进击义军。李允文令步卒进攻益阳、水军进击澧口、战舰游袭洞庭湖，以围击大楚。钟相将义军分作左、右翼迎击。孔彦舟于澧州城遭义军攻击，“弃甲而走，仅以身免”⑤，蜷缩于鼎州城不敢出战。他佯称与义军休战，欲引军东向，同时派手下人以“人法”混入大楚内部，作为内应。钟相麻痹轻敌，三月二十六日，孔彦舟趁义军不备，里应外合，袭击钟相营帐。钟相及太子钟长昂奋力突围，于山谷中被俘。孔彦舟令将钟相父子押往京城，途经湖南攸县时，将他们杀害。

钟相父子遇害后，义军在杨幺率领下，继续与官军作战。杨幺原称杨太，因楚地方言称排行最小者为“幺腰）”，故亦称杨幺。杨幺利用洞庭湖区河湖港汉密布，山地丘陵起伏的地形，令义军“农兵相兼”、“陆耕水战”，很快扭转被动局面，于洞庭湖区建立起70余处山水寨。“大段紧密，水泄不通。日逐离寨二十里，陆路使人巡逻，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绰，寨门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虫（老虎）、豹子也则入去不得”⑥。寨内则“茅竹为舍，密比如栉”⑦，且养牛、育蚕，饲养猪、羊、鸡、鸭，“田蚕兴旺，生理丰富”⑧。

六月，宋廷以程昌寓为鼎、澧路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自荆南出发赴任，令水军、步兵直趋鼎州。官军一路抢劫，搜刮军费，行至龙阳县鼎口，遭到义军截击，官军船队亦被包围。义军奋勇杀敌，程昌寓只身逃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南），又改由陆路到鼎州。他要报“鼎口之辱”，对俘虏的义军兵士施以酷刑，直至斩杀。到达鼎州后，程昌寓募得1000余名弓弩手，以充实步军。又募匠人打造车船，加强水军。欲水陆并进，夹击义军。他密谋募人潜入水寨，刺杀杨幺，因无人应募而罢。

宋绍兴元年（1131）春，程昌寓合水陆两军，进攻大楚重要据点夏诚寨。夏诚寨扼守沚江，设防坚固。义军大开寨门，诱官军车船驶入祉江口。浊江狭窄，车船无法调转，义军发起攻击，大败官军，缴获全部车船。程昌寓再次狼狈而逃。

官军进剿连遭败仗，宋廷又于绍兴二年十月，令湖北安抚使刘洪道与程昌寓合兵招捕义军。十一月，又令湖广宣抚使李纲、荆南镇抚使解潜与刘洪道、程昌寓4路合兵，以李纲为主帅，总领各路官军，围剿义军。不久，李纲遭罢免，又改派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为主帅。然各路官军既不协调，又无心作战，进抵鼎州附近，即为义军杀伤甚众，遂以粮草不济，纷纷撤兵。此次围剿义军再度受挫。

在击败官军多次进剿之后，大楚政权声势大振，义军“据湖山，扼当路，阻吴蜀之通流”⑨。绍兴三年（1133）四月，杨幺自号“大圣天王”，且以此纪年，又拥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使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义军的壮大与发展，使宋廷惊恐不安。六月，赵构以神武前军统制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王玻为荆南、潭、鼎、澧、鄂制置使，率6万大军镇压大楚政权。十月，王玻率水军方抵鼎口，即被义军车船截住。刚一交战，官军水军便被击败，王玻亦中流矢，急令撤退。他与程昌寓于十一月，再度对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水军主力交由统制官崔增、吴金统领，据守下游湘江口、洞庭湖口一带。自己则领步军自德山（今湖南常德南）直攻龙阳（今湖南汉寿）的义军大寨。企图自上游发起攻势，迫使义军向下游败退，再用下游水军拦击。此次官军进攻异常猛烈，自月初至十三日，战斗激烈。义军被迫放弃龙阳的部分水寨。王琏为剿灭义军，奔波于上下游官军之间。下游官军得知义军丢失水赛，以为胜利在握。义军识破官军意图，遂自上游放下几艘车船到下游引诱官军。船上不竖旗枪，兵士则藏于船舱中。崔增、吴金领水军于下游停泊日久，终不见动静，便派小船逆流而上，前去打探。小船正行驶间，忽见有空船顺水漂泊而至，探报误以为义军已败，急报崔增、吴金，官军水军随即驾舟船迎车船而上。官军舟船将靠近时，义军车船突然擂鼓发炮，义军踏车回旋，于官军船队中横冲直撞。顷刻间，官军大小数百艘船只悉被击沉。留于沙滩上的官军亦被义军掩杀抄截，全部歼灭。一日之间，万余官军被消灭，器甲兵械全为义军所缴获，崔增、吴全被击毙。义军于下游全歼官军水军主力后，立即挥师上游。

王玻、程昌寓尚不知下游官军已全军覆灭，直至百余义军携缴获的百余枚官告、印章、器甲牌等物，前来嬉戏取笑，方知败局已定。是夜，月明如昼。义军发车船8艘，相衔而进。船上悉载精锐铁甲之士，各持雁翎长刀，直扑官军船队。官军舟船不敢应战，拼命逃离。义军随即又发大小车船无数，紧迫不舍，又重创官军，迫使官军不敢再派水军进剿。王连败两仗，损失两员大将，无心再与义军交战。十一月底，王玻置程昌寓的再三劝阻于不顾，甚至未经朝廷允许，即率残兵败将退回鄂州。不久，宋廷乃以其“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军心坐离”⑩等罪名，将王玻连贬三官。

宋军屡战屡败，宋廷乃改以“恩威并济”之策，令官军“且招且捕”。绍兴四年（1134）二月，赵构命王玻与折彦质，共同措置招安。可义军“未有降意”。

在宋廷武装镇压和招抚诱降均未奏效之时，由金廷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亦欲拉拢义军，借以攻宋。十月，伪齐太尉李成奉金帝及刘豫之命，派间谍进入义军水寨，以金帛文书约义军与李成伪齐军水陆并进，进攻宋廷。且许愿“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事成之后，许杨幺“裂地而王”。但义军拒绝了伪齐的协约。一个月后，李成又派出35人的使团，携官诰、金束带、锦战袍及羊靶干肉）等物，入义军大寨，相约联兵攻宋。义军将士于夜晚将来使用酒灌醉，全部杀戮，沉尸江中。伪齐自此不敢再有此议。

宋廷见招安不成，复行武力征讨。绍兴四年（1134）八月，赵构以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将他自淮西抗金前线调往洞庭湖区，取代王。五年三月，张浚赴湖南部署、指挥官军进剿义军。张浚调集大军沿洞庭湖区布防。同时又采取诱降政策，以分化瓦解义军。官军到处张贴诱降黄榜，甚至释放被俘在押的义军兵士，发给文书，以此动摇义军军心。岳飞统军到达洞庭湖区后，即派人不断潜入义军恐吓、利诱，“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不久，义军重要首领之一黄佐叛降，岳飞令他返回湖中伺机行事。四月，黄佐偷袭义军首领周伦大寨，义军损失惨重。继而义军另一首领杨钦亦叛降，向岳飞密报义军于湖区的据点，及设防部署。且向岳飞献计，派人打开义军所修堰闸，泄湖水入大江，使义军大车船不得行驶；又建议将水草捆绑投入港汉之中，以缠绕车船水轮，使之转动不得。

五月，岳飞所部进驻鼎州城外。他令叛降者加紧招降活动，又派兵佯攻，引义军出寨迎战。适逢大楚军马太尉杨钦率3000余兵士，400余艘战船投降，严重削弱了大楚政权的军事实力。杨钦又串通全琮、刘诜等一批首领叛降，且献计诱使杨幺统兵误入官军设伏之地，而使义军数次蒙受重大损失。鉴于杨钦所统寨堡中，尚有不降者，岳飞将杨钦放还，岳飞使其前往劝降，以为内应。杨钦返回义军后，对凡抗拒不降者悉尽杀戮。官军的进攻与招降，义军内部的叛降，使大楚政权处境日趋艰难，局势极为严峻，而以杨幺为首的义军首领，仍欠警觉，未及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黄佐、杨钦等人叛降后，竟能屡次出入义军水寨，进行诱降，甚至带出人马和船只，而给官军造成可乘之隙。

张俊和岳飞在作完周密的军事进剿部署之后，又自义军叛降首领口中探知各水寨的设防虚实，遂于绍兴五年（1135）六月，向义军据守的各个水寨发起全面攻击，此时率领义军坚决抗击官军的尚有楚王杨么与夏诚。岳飞令兵士以木枝、杂草拥塞河道，迫使义军车船行驶不得。在官军猛烈攻击下，义军水寨相继失守，战船被夺，众多兵士被杀。杨么所部陷入官军包围之中，杨幺仍率军奋力抵抗。正激烈交战时，部将陈瑶突然临阵叛逃，且劫走太子钟仪所乘大船。杨么立即保护钟仪拼死突围，但随即被岳飞水军团团包围。杨幺见突围不成，便先将钟仪推入湖中。自己亦跳入水中，不幸被官军俘获。杨么于被害前，仍连声高喊“老爷（义军对钟相的称呼）”，以示不屈。在克陷大部义军水寨之后，岳飞指挥官军围攻最后的一处义军据点——夏诚据守的大寨。经过极其紧张、激烈的厮杀。官军攻入寨中，夏诚被杀。

张浚、岳飞镇压了洞庭湖区的大楚政权后，即将起义军的五六万强壮农民收编为官军，而将10余万老弱者解散归农。

注释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②岳珂《金佗续编》卷二五。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④李纲《梁溪全集》卷七三。

⑤熊克《中兴小纪》卷入。

⑥《杨幺事迹》卷下。

⑦《金佗续编》卷二七。

⑧《杨幺事迹》卷上。

⑨《金佗续编》卷二五。

⑩胡寅《斐然集》卷一二。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

《杨幺事迹》卷下。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入一。

《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六。

宋金江淮之战田、刘兵变被镇压，宋帝赵构复位后，以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刘光世为太尉、御营副使，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四月，赵构又自杭州（今属浙江）返回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更名为建康。此时，江淮局势刚刚得以稳定，为求苟安享乐，五月，赵构派朝散郎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赴金朝表示“愿去尊号”，“比于藩臣”①，再次献媚求和。六月，赵构又放弃开封，召东京留守、开封府尹杜充领兵赴建康，先任户部尚书兼侍读，随即又改授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为了掩人耳目，赵构诏谕天下，表示“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应接中原”②，然而中原地区的防备已是极大地削弱了。

七月，正值秋高马肥之时，金帝完颜晟又令金军分四路侵宋，以六部路都统、元帅左监军挞懒领兵进攻山东、淮北地区；完颜宗弼（兀术）进兵归德（今河南商丘南），再南下渡江，取建康，追击宋帝；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拔离速与大将马五统兵入河南，再南进过江；完颜娄室继续率军进攻陕西。挞懒一路进犯山东后，连下潍州（治今山东潍坊）、莱州（治今山东掖县）。金军又一次威胁到赵构在江南暂时获得的安定，他感到建康临江，极不安全，遂改杭州为临安府，以为退路。同时，又派崔纵出使金军求和。八月，赵构再派杜时亮、宋汝为前往金军，并于所携求和书中乞求金军统帅、左副元帅完颜翰（粘罕）不要进兵。但宋朝请和使臣未及与金军谈判，南下金军已进入淮北。

面临金军南侵的威胁，赵构连忙调兵遣将，沿长江布防：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充兼江、淮宣抚使，守卫建康；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戍守镇江（今属江苏）；御营副使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镇守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韩世忠、刘光世同受杜充节制，而且赵构下诏，只允许戍江将领在用兵上可随宜行事，其他均受节制。知枢密院事张浚则赴襄阳（今湖北襄樊）招募官军、义兵，分别屯驻于襄阳、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邓州（治今湖南邓县），且交程子秋、李允文指挥。尽管宋军江防已部署停当，赵构依旧放心不下，闰八月，他在先行安排隆枯皇太后孟氏离建康南下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后，自己也在二十六日，撤离建康，经镇江，于九月初六日，到达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此时，完颜宗弼部已连克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兴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迅速向南推进。临时住在平江府的赵构又急忙调整和加强这里的防务，同时又派张邵等人为金国军前通问使，再赴金营求和，可金军毫不理会，依然大举进兵，再克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赵构自感平江府临近长江，仍不安全，便再次撤往临安府。十月初八日，赵构到达临安，十五日，又渡过钱塘江东逃，十七日，到达越州（治今浙江绍兴）。

金拔离速部得知孟太后在洪州，遂径直南下，先克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再陷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北）。二十六日，金军乘木筏和小舟渡江，宋将刘光世率兵逃去，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韩楣也弃城而逃。拔离速过江后，指挥金军自大冶县（今属湖北）直扑洪州。十一月初一日，完颜宗弼率兵进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李会献城投降。再进兵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知州李俦出城降金。又兵进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守将李知几弃城而逃，金军随即渡江。孟太后得知金兵直进洪州，立即退往虔州（治今江西赣州），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献竟轻易丢弃洪州，仓皇撤退。拔离速率军攻占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又陷洪州，而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袁州（治今江西宜春）二州知州也先后阵金。

完颜宗弼所部于十一月中旬渡过长江后，下旬即入建康城。赵构闻讯，很快便由越州逃往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完颜宗弼率金军经溧水直逼临安府。赵构胆战心惊，又认为明州不安全，决定“航海避兵”③。十二月十一日，完颜宗弼进攻临安；知府康允之弃城出逃，钱塘县令朱跸遭杀害，临安陷落。赵构闻讯立刻率大臣登楼船驶离明州。十五日，驶抵定海县（今浙江镇海）。赵构——行在登船出海躲避之时，仍不忘留下参知政事范宗尹与司勋员外郎赵鼎，在明州专程迎候金朝使臣，以便面商求和退兵之事。十九日，赵构一行驶抵昌国县（今浙江定海）。完颜宗弼占据临安后，派大将阿里、蒲卢浑领兵4000追击宋帝。二十四日，兵进越州，安抚使李邺献城投降，殿前都指挥使、两浙宣抚副使郭仲苟竟丢弃所统军队，只顾自己逃往温州（今属浙江）。二十六日，赵构的船队南下到达温州、台州（治今浙江临海）沿海，并漂泊于海上，不敢贸然靠岸。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金军进攻明州，右军都统制兼浙东制置使张俊与知明州刘洪道先是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但当金军于初七再度进攻时，张俊却领兵撤退，随后浙东副总管张思政及刘洪道也临阵逃脱。10天后，明州陷落。是夜，金军乘胜攻破定海，又乘海船经昌国县追袭宋帝的船队，途中遇狂风暴雨，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指挥大海船迎击金军船队，交战中，宋船将金军船只冲散，阻止了金军的追赶。金军只得乘船返回明州，阿里派人赴临安府向完颜宗弼报告，称“搜山检海已毕”④，遂放弃追击宋帝。赵构知金军已被击退，方敢令海船停泊于温州港口。

二月初三日，金军自明州撤回临安府。十三日，完颜宗弼率金军自临安北撤，宋帝赵构命刘光世率兵追击。但金军沿途抢掠，宋军却不敢与之交战。十八日，金军攻陷秀州（治今浙江嘉兴）。二十三日，当金军游骑出现在平江府附近时，宋同知枢密院事兼两浙宣抚使周望竟放弃守城，逃入太湖，知府汤东野也随其后逃走。二十六日，金军进入平江府，纵兵焚掠。三月初十日，金军北撤到达常州（今属江苏），知州周杞亦弃城而去。当初完颜宗弼统金军南侵时，韩世忠率兵自镇江退守江阴（今属江苏）、华亭、秀州一带。得知金军北撤，韩世忠即领所部8000余人，募得海船百余艘，重返镇江戍守，以阻断金军退路。待金军到达镇江时，韩世忠已屯守焦山寺，封锁住通道。完颜宗弼见金兵不得进，遂派使入韩世忠军中，约定双方交战日期。三月十五日，宋、金两军各派精锐水师，于长江之上展开激战。韩世忠亲自统兵，于江上“乘风使篷，往来如飞”⑤，如战马驰骋。力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韩世忠妻梁红玉亦披挂上阵，亲自擂鼓以助宋军之威。宋军兵士奋力杀敌，金军难以招架，只得败退而未能渡江北去。完颜宗弼知难以突破宋军防线，便向韩世忠请求，以江南所掠财富及人口为条件，求他让路放金军渡江，韩世忠断然拒绝。完颜宗弼又提出以进献良马借道，同样遭到拒绝。在潍州（今山东潍坊）的金将挞览得知金军受阻于江南。即派李堇太一率兵火速赶往淮东以作援应。完颜宗弼见镇江渡江不成，又指挥船队溯江西上。韩世忠随即也令宋军船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并行，且战且行，从而将金军船队围进黄天荡。黄天荡距建康东北70里，系一处死水港。韩世忠令宋军以船只堵住出口，金军多次突围均遭失败，受困于黄天荡达20余天。后有奸细奏报沿老鹳河故道可抵秦淮河，完颜宗弼随即下令，于一日深夜金军倾巢出动，开挖老鹳河故道30余里。金军方于四月十三日逃出黄天荡，进抵建康府。第二天清晨，宋军发现金军逃遁，旋即起锚追赶，于建康以北的江面上，再次堵住金军退路。

此时江北有太一所领金军援兵，江南则为完颜宗弼所统南侵金军主力，韩世忠的船队则横亘于中间江面上。韩世忠将铁链穿以大钩，交付骁健军卒，以钩曳敌船。次日凌晨，金军船队鼓噪而进。企图突破宋军防线，渡江北撤。韩世忠令宋军船队分左右，自金军船队后面发起进攻，宋军用索钩勾住一艘艘金船，随即将其曳沉。金军船沉人亡，始终不得北渡，只得再返回南岸。完颜宗弼走投无路，再次乞求韩世忠放行。韩世忠义正严辞，提出：“还我两宫（指为金军北掳的宋太皇帝赵佶与宋帝赵桓），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⑥完颜宗弼对此无言以对。几天后，完颜宗弼又请求与韩世忠会面。因其出言不逊，韩世忠引弓欲射之，完颜宗弼见状，慌忙令兵士驾回船仓皇逃去。

金军北渡屡遭挫败，完颜宗弼便募求破宋军海舟之策。有闽人王某，进献舟中载士之法，教金军兵士于舟船上铺以平板，又于两侧船板凿洞，插入船浆。此法即使船行平稳，又加快船行速度。王某建议此舟有风勿驶，无风则出，缘因宋军海舟无风则俘驶之故。四月二十五日，适逢江上无风，完颜宗弼令小舟出击。金军小舟靠近宋军海舟，遂射火箭以焚烧宋船，矢下如雨，而宋船却动弹不得，遂大乱，只得顺水而退。金军驾驶小舟紧追不舍，攻击不止，直追击数十里外。长芦（今河北沧州）崇福院僧人普伦等与百姓千余人驻于杨家洲上，得知韩世忠兵败，船队又为金军小舟所追击，便驾无数小船，头裹红巾，船插赤旗，迎头抵挡金兵。

金军小舟不敌，随即退回建康。此役，完颜宗弼统兵号称10万，而韩世忠仅有8000兵士，却将金军堵截于长江南岸近50天。宋军败退，长江防线旋即瓦解，五月十一日，完颜宗弼所领金军在纵火焚毁建康城后，携所俘宋户部尚书李税、知府陈邦光渡江北归。淮南宣抚司统制岳飞于静安镇袭击北撤的金军，继而收复建康府。

拔离速、马五所统一路金军，继攻占洪州后，又连克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等重镇，进击至万安军（今广东万宁），终未能追赶上南逃的隆韦占皇太后盂氏。随即转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于建炎四年二月末，渡江北撤。四月二十五日，自荆门军北归的金军行至宝丰（今属河南）境，于宋村遭留守司同统制牛阜所领民兵的攻击。金军大败，狼狈而逃，大将马五则被民兵生擒。

挞揽一路金军南下久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不下，知州赵立率领城中军民殊死抵抗，坚守长达10月之久，后因城中粮尽，赵立不幸中炮阵亡，军民部分夺门突围，城中则展开激烈巷战。金军虽最终得以占据城池，然伤亡甚众，且被拖于此城，南进不得。之后，挞揽统军南侵，又于潭湖（今江苏淮安境）、樊梁湖（今江苏高邮境）一带，遭到粱山泊渔民张荣所领义军的截击。挞揽令金军进攻张荣设于缩头湖（今江苏兴化东）的义军水寨，时值水退，金军舰船不得靠岸，义军则乘机奋力杀敌，杀死及俘虏金军数千人，仅有2000余残兵逃奔回楚州，缩头湖因此而更名得胜湖。挞揽见南下屡遭挫败，遂下令金军经宿迁、东平北撤。

金军的大举南侵，既未能擒获宋帝赵构，消灭南宋政权，且又遭到南宋军民的抵抗，故无力建立对江淮地区的统治。南宋政权更无意北进，只贪一时安宁，故金军北撤后，江淮地区的局势重新恢复平静。

注释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

②③《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

⑥《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川陕御金南宋建立，金帝完颜晟决定再度发兵南下征宋。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十二月，金军从东、中两路进攻山东、河南，另以金军统帅完颜宗翰所派完颜娄室统领西路军进攻陕西。

完颜娄室兵入陕西，即败宋将范致虚所部，随后相继攻克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俘虏宋河东经制副使傅亮，河东经略使唐重、副总管杨宗闵、提举军马陈迪、转运副使桑景询等众多官吏死于战火之中，川陕军民为之大震。宋军多闻风弃城而逃，致使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延安府（今陕西延安）、绥德军（今陕西绥德）等16处重要城寨为金军占据。宋陕西安抚使、知府州折可求于金军入攻之时，竟以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丰（治今陕西府谷西北）三州及9处堡寨，降于完颜娄室。唯有晋宁军在守将徐徽言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使金军久攻不下。然而晋宁军城中无井，军民每日需取河水饮用，完颜娄室遂令兵士于河东开挖水渠，引河水东泄，城中乏水，处境极其艰难。数日后，李位、石乙等宋将开城郭门投降，金将随即统兵入城。徐徽言率领城中军民退守子城，激战3日，终因寡不敌众，徐徽言为金军所俘，与统制孙昂一同被害。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完颜娄室再度进兵陕西。十一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奉命出行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部署陕西地区防务。十二月，完颜娄室领兵围攻陕州（治今陕西陕县），知州兼安抚使李彦仙请求张浚派兵援应，又提出自陕州撤军，以避实击虚。张浚不许放弃陕州，而命其死守。金军分作10队，以鹅车、天桥、火车、冲车等军械，轮番攻城。城中军民在李彦仙率领下，顽强抗敌，击退金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金军伤亡甚众。城中受金军围攻，储粮告罄，将士分粮而食，李彦仙亦只饮豆汁。四年正月，经历大小200余战后，陕州城终遭陷落，李彦仙身负重伤殉难。城中百姓仍旧以巷战抗击金军，妇人则登上屋顶，以瓦块砸击金兵。四月，金军又攻克腆（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及三原（今属陕西）、乾（治今陕西乾县）、邠（治今陕西彬县）等州县重镇，且驻军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此时，南侵各路金军已陆续北撤，陕西地区则因受战火摧残，生产凋敝，百姓存者无几，且已被金军占据的州县重镇又纷纷叛金。张浚也在积极组织力量反击金军的进攻，陕西局势极不安定。完颜娄室见此情景，只得退兵河东。

完颜宗弼撤回江北后，屯驻于六合（今属江苏）。江淮地区的局势依然严峻。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夏，宋廷恐金军秋后再度南侵，即令张浚于陕西向金军展开攻势，以分散和牵制金军主力。张浚领命后，进行精心部置，下令诸路宋军分道进兵关中。宣抚处置司都统制、鄢延经略使、知延安府曲端认为此时用兵仓促，主张应充分备战而后与金军交战。张浚不允，即将他罢官。

完颜宗弼（兀术）得知张浚于陕西起兵，原为金军占据的州县相继叛金归宋，且完颜娄室所统兵力不足抵挡宋军的进攻，已向金廷求援，故于是年七月，奉金帝完颜晟之命，率2万精兵自六合直趋陕西救援，又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总领陕西军事。张浚令于陕西部署基本完毕后，即指挥宋军夺回被金军所占失地。八月，张浚令统制吴玢玠领兵一举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遂以他为权永兴军经略使。随后又用兵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收复所辖诸州县重镇。九月。张浚调集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二三万。号称4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张浚亲临邠州督战，指挥大军进兵富平（今属陕西）。宋军大规模的用兵，令金廷紧张万分，完颜宗辅与完颜宗弼、完颜娄室合兵西进，亦至富平。张浚令都统制刘锡统五路兵马与金军大战，宋、金交战后，泾原路军将刘绮亲自率领将士杀入金军阵中，斩杀俘获金兵甚众。完颜宗弼等人陷入宋军重围之中，金将韩常亦被宋军流矢射中眼睛。金军经过拼死厮杀，方突破宋军包围，完颜宗弼得以幸免于难。

正当宋、金两军激烈交战之时，宋环庆路军将赵哲竟擅离所部，适逢完颜娄室领兵来攻，赵哲所部无主帅，将校见前方尘土飞扬，惊慌失措，赵哲临阵弃军自逃，所部也随后奔逃。宋军御敌部置全被打乱，金军趁势猛攻，宋军全线溃败。张浚领兵屯守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宋军的溃败，使金军得以长驱直入。陕西地区再度失陷，诸多州县官吏投降金军，宋军士气大受挫折。张浚于阵前召来赵哲，当众处斩，以平定士气，又令诸将领各领所部回归本路防守。同时派刘子羽赴秦州招集溃散的宋军，一时间前来会合的宋兵已达10余万人。宋军兵势稍得恢复。金军攻势愈发猛烈，张浚随即命吴劲聚兵扼守凤翔府境内大散关、和尚原（位今陕西宝鸡南），以堵截金军的来路，又令关师古等将领统领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宋军，驻守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大潭；以孙渥、贾世方等将领统领泾原路（治今甘肃平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宋军屯守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风（治今陕西凤县）3州，以加强入川之道的防卫。张浚则率兵退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复命陕西节制使、知京兆府王庶为知兴元府、利夔两路制置使，节制陕西诸军。王庶随即招集到2万余溃散的宋军及抗金民兵。张浚入川 后，募集新兵，操演训练，精心治军，苦心经营，尤注意用人之长。他以刘子羽“慷慨有才略”奉为“上宾”，以赵开善理财而使为都转运使，以吴蚧每战皆胜使为大将，从而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①。而吴劲亦于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建立起山寨，在此训练兵士、屯蓄粮草，作为死守之计。

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五月，金将没立自风翔出兵，别将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出散关，约定合兵于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到达，布阵于北山，且向宋军挑战。吴蚧令诸将领坚守阵地，以逸代劳，轮番作战。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兵舍马步战，吴蚧指挥宋军据险反击，金军大败而逃。没立所部攻打箭箐关，也遭吴玢派兵击退。十月，完颜宗弼会集各路金军10余万人，亲自统领，架浮桥跨过渭水；直扑和尚原。他令金兵自宝鸡向南建“连珠营”，垒石为城，相互衔接，便于援应，且夹山涧与宋军对阵。吴蚧与其弟吴磷率领宋军英勇反击，令诸将选劲弓强弩，轮番射杀金兵，号称“驻队矢”，连发不绝，箭如雨注。金兵死伤无计。金军阵势稍退，吴蚧即派兵侧击，又派兵断其粮道。激战3日，杀俘金兵万余人。吴蚧料敌必将撤兵，又出奇兵设伏于神坌。

未几，金兵果然退兵途经于此。宋军突然攻击，金军顿时大乱。入夜，吴蚧再纵兵袭击金营，金军大败，完颜宗弼亦身中2箭，竟剃去髯须，方未被宋兵识出，得以逃脱。他惊魂未定，即自河东返回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复以撤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驻于风翔，与吴玢对阵。战后，张浚以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磷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

二年，张浚又以吴蚧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治今甘肃文县西）、龙（治今四川平武东南）3州。时金军窥视四川已久，只因吴磷驻兵于和尚原，扼守得逞要冲，金军难以得逞，遂欲出奇制胜。撤离喝用宋叛将李彦琪驻守秦州，以牵制吴蚧；令游骑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自己则率兵避开和尚原，迂回自商州（治今陕西商县）直插上津。三年正月，撤离喝率军攻洵阳（今属陕西），击败王彦部宋军后，即沿汉水西进。占据金州（治今陕西安康）。二月，金军长驱直入，进逼洋（治今陕西洋县）、汉（治今陕西汉阴）等地。宋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知府刘子羽急令宋将田晟统兵扼守饶风关，且以驿书招吴蚧入援。吴蚧于河池接到求援驿书，立即率数千兵将日夜兼程，急驰300里赶到饶风关。他令人送黄柑给金军，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撤离喝为之大惊，用杖击地，说道：“尔来何速耶!”宋、金两军随即大战于饶风关。金兵身披重铠甲，登山仰攻，一人在先，二人拥后，前者伤亡，后者继续进攻。吴蚧令兵士弓弩齐射，滚石砸砍，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金军死者堆积如山，但仍进攻不止。吴玢又招募敢死兵，每人千银，得敢死兵5000人，准备夹击金军。

正在此时，吴玠军中有一小校叛逃，引导金军绕到饶风关后，居高临下攻击据守关口的宋军。宋军不备，且腹背受敌，终于不敌而溃败。吴蚧退往仙人关，王彦退守达州（治今四川达县），刘子羽退保三泉，筑潭毒山寨堡固守。未几，金军因伤亡严重，亦退兵北撤。四月，金军自兴元府北归，吴蚧闻讯，立刻派兵于武休关掩杀其后军，金兵仓皇应战，坠涧身亡者多达千人，丢弃辎重狼狈逃回凤翔府。

饶风关战后，吴玠因和尚原距四川甚远，粮运不便，遂令吴磷放弃据守，另于仙人关右侧修筑堡垒，号“杀金平”，调和尚原守军驻扎于此，准备迎击金军的再次进攻。而金廷亦令完颜宗弼重返陕西，指挥并策划金军入川。十一月，金军占据和尚原。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二月，完颜宗弼统领金将撤离喝所部和伪齐刘夔所部共10万人马南侵，自铁山凿崖开道，绕山岭东下，进抵仙人关下。吴玠派出1万宋军抵抗，吴磷率轻兵由七方关驰援，经与金军转战7昼夜，才得以和吴蚧合兵。金军首攻吴蚧所部，遭反击败退。随后金军又用云梯进攻堡垒，宋守将杨政指挥兵士用撞竿撞碎云梯，以长矛刺杀金兵。吴磷拔刀画地，对诸将士说：“死则死此，退者斩!”②宋军将士人人奋勇杀敌，击退金军进攻。完颜宗弼又将金军分为两部，自己领一部布阵于东，令大将韩常领一部布阵子西。吴磷则亲自率领一队精兵穿梭往来于东、西两部金军之间，寻找战机，左右攻击金兵。交战已久，吴磷所部兵将已疲惫不堪，迅速退守第二隘。初，吴磷见“杀金子”所处地势开阔，且距仙人关远，不易固守。若前阵失利，须后阵阻击，故于“杀金平”之上又急修第二隘。吴磷方率兵退至第二隘，金军主力即接踵而至。金兵身着重甲，以铁钩相联系，鱼贯而上。吴磷令以“驻队矢”交替射杀金兵，顿时矢下如雨，金兵中箭而亡者层层这积。然而金军又踏着死尸，强攻不止，金将撤离喝甚至勒马四望道：“吾得之矣。”

翌日，完颜宗弼令金军进攻第二隘西北楼，宋将姚仲领兵登楼与之酣战。激战之中，楼忽然倾斜，姚仲立刻以帛为绳，将楼挽正。金兵攻楼不下，又改以火攻，姚仲率守楼将士用酒坛砸灭烈火。形势极度危难之时，吴玢急遣统制田晟率兵挥舞长刀、大斧冲入金军阵中，左突右击，一时间，火炬照亮四周山岭，喊杀声震天动地。第二天，吴蚧指挥宋军全面反击，令统制王喜、王武率领精锐兵士分作2队，各以紫、白旗为前导，冲人金营，金军阵营顿时大乱。宋军奋力厮杀，交战中又射中金将韩常的左目，金军不敌，连夜溃逃。吴蚧又令统制官张彦于横山寨拦劫金军，王俊伏兵于河池扼守金军退路，再次大败金军。

金军败退后，吴玢又统兵出击，四月，先后收复秦、凤、陇（治今甘肃陇县）等地，金军自此不敢轻举妄动。

注释①《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②《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

第三十三章

岳飞抗金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农家出身。少年家境贫寒，仍刻苦学习《左氏春秋》、孙子和吴起兵法，习练武艺。未及成年，即能挽300斤弓及8石力弩。

宋宣和四年（1122），真定宣抚刘招募勇士，岳飞应募，投军抗辽，曾仅率百骑一举歼灭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境内巨盗。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大举南侵，宋帝赵桓令康王赵构置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赵构至相州，岳飞前往投奔，且受命招降抗金义军，而补承信郎后赴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解围，于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与金军对峙。岳飞率百骑于黄河岸边与金军遭遇，独自闯入敌军阵中，大败金军，而迁秉义郎，后改随东京留守宗泽。宗泽极赏识其才干，亲自授予战阵之法。宋建炎元年（1127），北宋灭亡，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岳飞上书力请赵构还都开封，亲征金军收复失地，却被宋廷以越职为由，削夺军职。此后，岳飞又投河北招讨使张所麾下，任中军统领，受命从都统制王彦北渡黄河收复新乡（今属河南）。后因与王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屡立战功。宗泽逝世后，宋廷以杜充为东京留守，岳飞仍以统制隶其麾下。

宋建炎三年（1129），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举军南侵，杜充弃开封南逃建康（今江苏南京）。岳飞力谏不可，亦随之南下，充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未几，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兵直插江南，杜充竟紧闭城门不行御敌之事。直至金军自马家渡渡江，兵抵建康城下时，杜充方令诸将出击，独岳飞顽强抗击，而他将皆溃败而逃。建康陷落，杜充逃奔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叛宋降金。所隶部将多溃散劫掠，唯岳飞军秋毫无犯。完颜宗弼兵进杭州，岳飞领兵攻击金军，接连获捷。又招集散兵游勇，整饬所部，转战于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等地。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屯驻宜兴（今属江苏）。完颜宗弼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等地“搜山检海”之后，率军北撤，再攻常州（今属江苏）。岳飞与金军四战皆胜，又尾袭金军于镇江（今属江苏）之东；又战于清水亭，再报捷，使金军横尸15里。此后，岳飞数次击败金军，收复建康，遂受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屯兵驻扎于江北泰州（今属江苏）。不久，金军进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宋帝赵构令御营前军统制张浚领兵救援，张俊推辞，又改令岳飞出兵，另以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世领兵援应。岳飞率所部赴援至承州（治今江苏高邮），与金军三战三捷，俘虏金军将校70余人。然而刘光世等却畏敌不敢进兵，致使岳飞所部孤军奋战，与金军鏖战数日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兵江南，楚州失守。宋帝又令岳飞回师驻守通州（治今江苏南通）、泰州，且称能守则守，不可则掩护该地百姓渡江。岳飞认为泰州无险可守，便放弃拒守，率领军民渡江。然而宋廷却以泰州失守，令岳飞停职待罪。

宋绍兴元年（1131），岳飞所部隶属于张俊部下，转战于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筠州（治今江西高安），击破盗匪李成军，收降张用。绍兴二年，以岳飞为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且交予金字牌、黄旗，令招降盗匪曹成军。岳飞又转战于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西路，彻底击溃盗匪，曹成被迫投降。绍兴三年，奉命镇压吉州（治今江西吉安）、虔州（治今江西赣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宋帝赵构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制成旌旗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绍兴四年，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是时，伪齐军与金军联兵南侵，岳飞受命统兵北上，连破敌军，克复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襄阳府（今湖北襄樊）、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唐州（治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是年冬，完颜宗弼与伪齐帝刘豫合兵围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宋帝亲笔书札令岳飞前往解围。岳飞领兵直趋庐州，于城下击溃伪齐、金联军，解救庐州围困。绍兴五年，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又授荆湖南、北两路、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受命赴洞庭湖诱降，镇压了钟相、杨幺的起义军，又升任荆湖南、北两路、襄阳路招讨使。

绍兴六年，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张浚至长江会诸大帅，独称岳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令岳飞屯守襄阳府。岳飞移军京西路。又迁宣抚副使，遂于襄阳置宣抚使司。随即再次出师北上，攻占伪齐镇汝军、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商州（治今河南商县）、伊阳（今河南嵩县）、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七月，伪齐刘豫派其子刘麟、侄刘猊打着金军的旗号，分路入侵淮西地区。宋军将领刘光世、张浚畏敌，欲放弃各自驻守的庐州和盱眙（今属江苏），宋廷再令岳飞率兵自襄阳东下，迎击伪齐军。岳飞不顾目疾严重，得诏书当日即发兵，一直进至蔡州（治今湖南汝南）。但是宋廷不许，而未攻下蔡州。

绍兴七年，岳飞赴临安府入见宋帝，拜太尉，授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岳飞多次与宋帝谈论克复北方失地，力主出兵北上进攻伪齐，收复河北、京畿、陕西失地。宋帝十分赞赏其主张，表示“中兴之事，一以委卿”①。岳飞领命正欲筹划举兵，枢密使秦桧却竭力与金廷求和，破坏抗金部署。岳飞又与张浚商议遣将之事，因遭猜忌而自除兵权，还乡为其母服丧。直至宋帝数次下诏，令岳飞还职，方入朝待罪。仍以出兵北上，收复失地劝谏宋帝，且建议屯兵于淮甸，以伺机进兵。宋帝不许，而令其驻兵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以即时援应两淮及两浙地区。八年，岳飞所部回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但因上言请无子嗣的赵构建储，因而再遭宋帝的猜忌。在复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倡导下，宋廷又欲与金求和，以换回建炎元年（1127）被金军俘虏北去的太上皇帝赵佶的梓宫，岳飞的北伐计划及部置因此而遭废止。绍兴九年，金帝完颜亶归还宋廷河南、陕西之地。岳飞认为金人不可信，上表不赞同赵构与秦桧等人的投降乞和行径，提出“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的豪言壮语，甚至一度曾拒绝宋帝所赐开府仪同三司之官爵，指出：“今日之事，或危而不可安，可忧而不可贺”②，仍主张整饬军队，训练兵士，积极备战。但这一切都被秦桧所阻止。

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金廷毁约，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统领大军，分四路攻宋。相继攻陷宋东京开封府、拱州（治今河南雎县）、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重镇，河南、陕西之地复为金军所据。宋帝急令岳飞出兵救援，岳飞接令，派遣张宪、姚政、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部将，分别经略一方，又令梁兴北渡黄河，纠集河北各地的抗金忠义民兵，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另派兵东援淮西制置使刘绮，西援知永兴军兼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郭浩。岳飞则亲统大军长驱中原。宋帝又授予他为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不久，岳飞所遣各路将领相继告捷。宋军大举北伐，主力屯聚于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诸将所部分路出击，岳飞亲自率领一支轻骑，驻扎于郾城（今属河南）。数万岳家军屡败金军，又先后自金军手中夺回淮阳府（今河南淮阳）、郑州（今属河南）、西京河南府等河南大片失地。

面对岳家军的大举北伐，完颜宗弼极度恐慌，忙召集部将商议对策。认为岳家军诸将尚可对付，唯有岳飞不可挡，遂议定孤注一掷，合兵与之决战。完颜宗弼侦知岳家军诸将分路进击，兵力分散，而岳飞仅带少量军队驻于偃城，决定亲统精锐骑兵15000人，直扑偃城，企图一举歼灭之。宋廷闻讯，大为担忧，宋帝下诏，要岳飞“审处自固”③。岳飞不以为然，依旧每日出城挑战，于金军营前骂阵。完颜宗弼大怒，遂与金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等将领合兵，进兵偃城。七月初八日，金军于偃城北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领轻骑直冲敌阵，并告诫：“不胜，先斩汝!”岳云领命，即率军闯入金军阵中。往来冲杀，鏖战数个回合，金军死尸遍野。完颜宗弼令其精锐重甲骑兵“铁浮图”作正向攻击。另以骑兵为左右翼，侧面进攻，号称“拐子马”。岳飞则遣背嵬亲军与游奕军马军迎战金军，又派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等兵器，冲入金骑兵军中，上砍敌兵，下砍马足。金军战马纷纷倒地。岳飞指挥余部掩杀坠马金兵，勇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欲生擒完颜宗弼，斩杀金兵数百人。完颜宗弼见“铁浮图”遭如此惨败，伤心已极，随即又命金军增援。岳飞部将王刚正领50名骑兵侦察敌军，忽遇金军援兵，即奋力拼杀，斩杀其将。岳飞亲临前线视察战地，望见远方黄尘蔽天，料金军前来救援，遂率领40骑突入金援军，击败之。完颜宗弼与岳飞两军自下午直激战至天黑，金军大败。

十日，完颜宗弼再度派兵进攻偃城。岳飞率军于城北五里店与之交战，于阵前斩杀金前锋主将李朵孛堇，追杀20余里。完颜宗弼见偃城再度失利，遂调集12万重兵，屯驻于临颍（今属河南），又一次进攻偃城。十三日，岳飞部将杨再兴率300骑兵巡逻至偃城北小商桥时，突然与金军遭遇。杨再兴与300骑兵当即冲入敌阵，杀死2000余金兵及万户撒八孛茧等100多名金将。终因力寡，被金军团团包围，杨再兴和所部将士全部殉难。岳家军将张宪闻讯，即率兵赴小商桥，次日晨，于临颍城南与金军交战，大败金兵，又径直追杀，将金军逐出临颍县界30余里。金军残部向尉氏（今属河南）溃逃。岳飞料金军攻偃城屡败，必将转攻颍昌府，随即令岳云速援颍昌守将王贵。十四日晨，完颜宗弼果然亲自统领金军主力3万骑，直抵颍昌城西门外。驻守颍昌的岳家军主力倾城出战，迎击金军，血战数十回合，直战至午后，胜负难分。岳家军部将董先、胡清率精兵突入敌阵，打乱金军布阵，扭转战局。岳云率援兵赶至颍昌，王贵率游奕军、岳云率背嵬亲军与金军再战于城西。岳云指挥800骑兵与金军决战，又派步军自左右翼继后掩杀。双方激战，岳家军再次大破金军主力，斩杀完颜宗弼女婿、金将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完颜宗弼率残部逃离。

岳飞统兵北伐，数挫金军精锐主力，令金兵闻风丧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中原及河北民众亦盼望宋军克复失地，恢复宋朝江山。河北抗金义军首领赵俊、乔握坚等，趁金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克陷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岳飞部将梁兴、董荣两军赴河北敌后，抗金义兵及百姓纷纷归附。完颜宗弼深感局势严峻，下令“老小渡河”，先以8000人渡河北撤，准备随后再全线撤兵。岳飞因此上奏朝廷，提出要诸路兵马“火速并进”，继续北上进击金军。并激励部下：“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与诸君痛饮耳!”④然而以宋帝赵构、宰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当初令岳飞北进，并非想光复宋朝江山，只是指望击退金军南侵，保住半壁江山即可，也想以此作为与金廷议和的条件。因此得到岳飞的奏疏后，宋帝下诏，令他“措置班师”。为了阻止岳飞继续北进，秦桧甚至提出划淮河为界，以北地区全部放弃。他深知岳飞志坚且倔犟，竟先私自命令张俊自毫州（治今安徽毫县）、宿州（治今安徽宿县）退兵至淮南。又令各路大军停止前进，撤回原驻地屯守。而后以岳飞所部孤军深入，请赵构令其撤兵。宋帝为使岳飞尽快退兵，竟一日连下12道金牌，且令东京副留守刘绮放弃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岳飞见朝廷如此举措，愤然泪下。尽管此时其所部一支已兵进朱仙镇，距开封（今属河南）仅四五十里，岳飞迫于宋帝的命令，只得奉诏班师。他愤慨万分，说道：“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⑤为了防止金军乘岳家军退兵时再度南侵，岳飞于临班师前，扬言将进兵开封。金军闻讯，不敢出战。中原百姓得知岳飞撤兵，众人拦住岳飞的马，失声恸哭。岳飞也悲泣落泪，只得以宋帝的诏书出示众人，一时间，哭声震野。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岳飞下令所部驻留5日。背井离乡的百姓纷纷南下，道路拥塞，人流如潮，岳飞又急奏朝廷，请求于汉水沿岸六郡安置中原南徙百姓。

七月十九日，岳飞下令，岳家军自偃城退兵。此时，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又遭金军围攻，岳飞立即分兵前去解围，之后所部诸将领兵退至鄂州。岳飞则取道顺昌，南渡淮河直往临安府。岳飞北伐征金，收复河南大片失地，且于偃城之战中，以少胜多，令金军闻风丧胆。加之梁兴等将领于河北敌后的抗金活动，岳家军北上克复旧疆故土，形势极为有利。然而宋廷投降派的破坏，致使北伐的胜利成果顷刻间被断送。岳家军数十日浴血奋战夺回的失地，在岳飞撤兵后，复为金军占据。此后，岳飞虽多次主张北上进击金军，但都遭到赵构与秦桧等人的拒绝，而只令他防守，最终解除其兵权，制造冤狱，以求与金廷议和。

注释①②③④《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

伪齐覆灭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金廷分兵四路南下侵宋，完颜宗弼率军渡江追击赵构，迫使他乘楼船漂泊于海上，终得以逃脱。在南宋军民的英勇抗击下，金军北撤。为确保金廷于黄淮地区的统治势力，避免中原百姓与金朝的直接对抗，四年九月，金廷扶植南宋降臣刘豫建立伪齐政权。

建炎通宝刘豫，景州（治今河北东光）阜城人。少年时，曾偷窃同窗好友的白金盂、纱衣等物。宋神宗元符年间（1098-1100），登进士第。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拜殿中侍御史，即遭到朝廷官员的讥讽。不久，刘豫屡次上奏，评议礼制局，又遭徽宗训斥，贬为两浙察访使。宣和六年（1124）改判国子监，除河北提刑。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侵，刘豫弃官逃到仪真（今江苏仪征）躲避战乱。建炎二年（1128），刘豫通过巴结中书侍郎张慰，被荐举为知济南府。此时山东地区强盗肆行，刘豫不愿前往赴任，请求朝廷改任东南地区一州之长，遭拒绝后愤然北上。是年冬季，金军进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刘豫派其子刘麟出城迎战，被金兵包围，州副官张柬带兵前来援助，方得以解围。刘豫仍念不得改任他州之忿，遂阴谋策划叛宋。他杀死抗金将领关胜后，欲献城降金，但百姓反对投降，刘豫只好缒城投奔金军。三年三月，完颜宗弼得知赵构已渡江南逃，江淮地区宋军实力减弱，便徙刘豫为知东平府，充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节制大名、开德府、濮、滨、博、棣、德、沧等州。又以刘麟充任知济南府。原黄河以南的宋地，均归他统治。

建炎四年（1130），刘豫派刘麟持名贵珍宝贿赂金左监军完颜凸（挞懒），请求册封自己为帝。完颇昌应允，派人赴刘豫所部征询民意，众人尚未及答复，即有刘豫同乡张浃先行请求册立刘豫。完颜昌随即奏请金廷，金帝完颜晟下诏：“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①九月，刘豫在金廷扶植下，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史称伪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仍称北京。委任原宋安抚使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张柬为右丞，李俦为监察御史，郑亿年为工部侍郎，王琼为汴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太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兼知济南府，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

刘豫为建傀儡政权，千方百计拉拢宋朝地方官员。他多次派人劝降宋东京副留守上官悟，又贿赂其僚佐共同劝说上官悟降金，上官悟不从，将来人及僚佐一并斩杀。又招降知楚州赵立，亦遭断然拒绝。相反，刘豫的倒行逆施更招致众叛亲离，诸多僚届纷纷离去，或逃入山谷间。然而宋廷主和派却十分害怕伪齐政权，于国书中称刘豫为大齐皇帝。伪齐官僚张孝纯、郑亿年、李邺等人家眷均在南宋，宋廷对他们倍加抚慰。金廷虽册立刘豫为帝，亦只视为傀儡，处处加以防范。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廷与伪齐以黄河故道为界，但又恐河东、河北金朝占领地区百姓逃入伪齐，金廷遂下令检括户口，或将百姓转卖他国，或强行押送云中（今山西大同）地区，以此防备刘豫。此后，完颜宗弼（兀术）等出兵陕西，宋军退守四川，金廷又划陕西给伪齐。

五月，宋朝叛将李成遭江淮招讨使张俊进击，大败，遂率数万人马自淮西投奔伪齐势力，伪齐势力渐强。十月，刘豫派伪齐军入侵宋境，令其将王世冲率蕃、汉兵进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王亨设计斩杀王世冲，大败伪齐车。十一月，伪齐秦风军帅郭振入寇宋境，遭宋均、金、房州安抚使王彦和关师古领兵反击，大败而还。宋河南镇抚使翟兴屯守伊阳山，刘豫深感其威胁之大，绍兴二年三月，刘豫派人招降翟兴，且许以王爵。翟兴焚烧伪诏，处死来使。刘豫见招降不成，又暗地收买翟兴部将杨伟以除心腹之患。杨伟杀害翟兴，投降伪齐。四月，刘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军占据黄河、淮河及陕西、山东地区，刘豫的伪齐政权凭借的军事力量只有由10余万乡兵组成的皇子府13军。不仅如此，中原地区自北宋末年以来，屡遭战火摧残，农田荒芜，经济凋敝。刘豫为解决财政收入，分别设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专事搜刮民间财富，两京地区的坟墓都盗掘一空。伪齐统治区域内，赋税征敛烦苛，民不聊生，纷纷奋起反抗。伊阳（今属河南）人翟进兄弟筑山寨对抗伪齐，在伪齐军与金军的联合围攻下，依然坚持斗争。

五月，宋襄阳镇抚使桑仲遇害，刘豫立刻派人前往襄阳（今湖北襄樊）招降桑仲部将，又派人赴随州（今属湖北）、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分别招降守将李道、李横，均遭拒绝，所遣使臣皆被杀戮。桑仲死后，宋廷遂委李横为襄阳镇抚使。十二月、李横于扬石大败伪齐军，遂进兵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守将彭出城投降。绍兴三年正月，李横军又攻破颍顺军，守将兰和投降。又败伪齐军于长葛（今属河南），随即率军进攻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伪齐安抚使赵弼据城固守。宋军发起猛攻，赵弼弃城而逃。二月，宋河南镇抚司统制官李吉也于伊阳台击败伪齐军将梁进所部，且斩杀梁进。南宋对伪齐的攻击，尤其是颍昌府的失守，令刘豫焦虑不安，只得求助于金廷。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令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统兵赴援。刘豫亦遣部将李成率2万伪齐军会合金军，于颍昌府西北牟驼冈与宋军大战。李横不敌，败退，颍昌府陷落。四月，金与伪齐联军再克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宋镇抚司统制官谢皋剖腹自杀，以示拒降。不久，金元帅府派使臣萧庆至汴京，与刘豫商议联兵征伐南宋。刘豫建议以轻兵直趋长江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渡江攻宋。正议而未决之时，宋阎阁门宣赞舍人、明州守：降徐文率所部海舟60余艘、官军600余人自海上驶抵盐城（今属江苏），投降伪齐。徐文告之刘豫，南宋沿海无备，可白海上进兵，袭取昌国（今浙江定海），劫取宋廷屯积于此的粮船，再进抵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登陆攻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刘豫将徐文所言上书金元帅府，完颜宗弼与完颜宗翰对用兵南宋意见相左，完颜宗弼因有前次受困于黄天荡之鉴，便以“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②为由，不愿南下，故金廷仅遣元帅左监军完颜昌（挞揽）率兵南行，然而兵至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即北归。

刘豫见金廷无意白海上南侵，遂派其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率伪齐军与金军联兵攻宋。十月，相继攻陷邓州、襄阳、随州、郢州（治今湖北钟祥）。伪齐将领王彦也自毫州（治今安徽毫县）统兵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欲窥视江南。时宋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驻军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扼守马家渡，又令部将郦琼率兵进驻无为军（今安徽无为）。王彦见势，不敢贸然南侵，只得北撤。十二月，金廷派使臣李永寿、王翊入宋，为伪齐要挟宋廷，要求宋廷送还所俘伪齐兵士及逃入宋境的西北地区民众，且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北地区给刘豫。宋廷主战派官僚力主不从金议，赵构派使臣章谊赴云十（今山西大同），与金无帅府再议此事。完颜宗翰提出宋军不得驻军淮南，章谊拒不屈从，返回时，刘豫欲扣留之，章谊巧妙脱身，返回宋境。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正月，宋熙河路马步军总管关师古于左要岭与伪齐军大战，战败后投降，刘豫遂占有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岷州（治今甘肃岷县）等地区。五月。宋舒、蕲等州制置使岳飞率兵北上征伐伪齐，大败李成所部，相继收复襄阳、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随州、邓州等地。刘豫向金廷乞求增援。同时令伪齐军掠夺民船500艘，装载战具，以徐文为前军，扬言进攻定海（今属浙江）。九月，刘豫派刘麟入寇宋境，又诱说金统帅完颜宗辅、完颜宗弼、完颜昌分兵南侵，步军自楚（治今江苏淮安）等地出兵，骑兵自泗州（治今江苏泅洒洪东南）直插滁州（今属安徽）。而后又派遣伪齐知枢密院卢纬赴金廷请求出兵。金帝完颜晟召集诸将廷议，完颜宗翰与完颜希尹认为不可，唯完颜宗辅力主出兵，金帝从其议，委任完颜宗辅权左副元帅，完颜昌权右副元帅，调集渤海军、汉军5万余人马援应伪齐。又以完颜宗弼熟知江南地形，遂命其统领前军。刘豫闻金廷派兵援应，即以刘麟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率兵与金军分道南渡淮河。守知楚州樊序弃城而逃，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亦自承州退守镇江（今属江苏）。

面对伪齐与金军的联兵进攻，赵构在主战派臣僚劝说之下，决意迎敌。十月，赵构令江淮招讨使张浚率军援助韩世忠，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移军建康。韩世忠随即率兵渡江进驻扬州（今属江苏），不久便于大仪（今江苏仪征北）大败敌军。

十一月，赵构下诏讨伐伪齐。宋军士气大振，准备渡江决战。淮西军将王师晟、张琦合兵攻陷南寿春府，俘虏伪齐知州王靖。十二月，岳飞派牛皋、徐庆于庐州击败金军。在宋军的反击下，金军退兵，刘麟亦慌忙丢弃辎重，连夜北逃。

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正月，刘豫于淮阳（今江苏邳县东）集结伪齐军，准备反攻，韩世忠得知后，迅速出军包围。完颜宗弼与刘猊合兵火速救援，均为韩世忠军击败。刘豫见宋军大举反攻，且闻宋帝将亲征伪齐，忙告急于即位不久的金帝完颜直。金领三省事完颜宗磐认为刘豫无能，不当派兵援应，完颜直因此告之刘豫，许之自行处置，且派完颜宗弼领金军驻扎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以观察事态变化，实不欲与伪齐联兵南侵。刘豫无奈，又以刘麟复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李邺为行台右丞，冯长宁为行台户部，许清臣为兵马大总管，李成、孔彦舟、关师古为大将，征调30万民兵，分三路南侵：刘麟总领中路兵，自寿春（今安徽寿县）进攻庐州；刘猊率东路兵，取紫荆：山出涡口，进攻定远；孔彦舟统西路兵，进兵光州（治今河南潢川）攻六安（今属安徽）。十月，韩世忠所部受刘猊阻击，退回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麟统伪齐中路军自淮西（今河南汝南）架三座浮桥南渡淮河，10万伪齐军屯驻于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与寿州之间。江东、淮西安抚使张俊前往迎击。宋帝又诏令神武中军统制兼权殿前司杨沂中赴泗州与张俊合兵。正当宋军北上御敌，行至濠州，刘光世却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南退。张浚闻讯，派人连夜急驰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拦住刘光世，且告之：“敢渡江南下者斩!”刘光世只好统兵返回庐州，与杨沂中相呼应。宋统制王德、郦琼自安丰（今安徽寿县）出兵。与伪齐军遭遇，宋军一举击败敌人。刘猊率数万兵过定远，欲进兵宣化，再进兵建康。杨沂中所部于越家坊与之遭遇，伪齐军战败后移军，又于藕塘再遇杨沂中部，又大败。刘猊遂撤军北退，刘麟亦拔寨而逃。伪齐攻宋以失败告终。

金廷得知刘豫南侵失利，始有废黜之意，刘豫亦有所觉察，便请求立刘麟为太子，以试探金廷意向。金廷答以派人咨访河南百姓，而后决定。伪齐攻宋失败，刘豫极为沮丧，中原百姓则日夜盼望宋军北上。三月，宋统制郦琼率3万兵马投降伪齐，令刘豫喜出望外，亲自于文德殿召见他，且授之以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郦琼劝说刘豫出兵攻宋，刘豫又以此乞请金军援应，而且声称郦琼将亲自效力。金廷害怕刘豫兵众难制，正欲设计除掉他，便谎称郦琼投降恐怕有诈，命令遣散其兵。

不久，金帝先令完颜昌、完颜宗弼假称南侵，兵至汴京，将刘麟骗出城，派骑兵自两翼夹击，将他生擒，随即金军急驰入城。完颜宗弼仅领3骑突然闯入东华门，下马拉住刘豫手，一起行至宣德门，强令他骑在一匹瘦弱的马背上，两旁金军骑士以刀刃将他夹在中间，驶离宫城。次日，完颜昌、完颜宗弼召集伪齐百官，宣读金帝诏书，废黜刘豫。又以铁骑数千包围宫门，派小校巡逻于街巷之中，以稳定局势。又于汴京置行台尚书省，以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李成、孔彦舟、郦琼、关师古等各领一州。另以女真人胡沙虎为汴京留守，李俦为副留守。原伪齐诸军悉令解甲归田。宫人任其出嫁。被囚禁于汴京金明池的刘豫苦苦哀求，完颜昌则以当年宋帝赵桓赴金营时，忭京百姓哭泣挽留时的情景相比较，告之刘豫：“今汝废，无一人怜汝者，何不自责也。”③刘豫无言以对，遂请求迁居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原韩琦宅第，得以应允。十一月，金废刘豫为蜀，王，伪齐政权被废止。其后刘豫与其子刘麟又被迫迁居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改封曹王。

注释①②③《金史》卷七七《刘豫传》。

顺昌川陕保卫战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把持金廷朝政的尚书令完颜宗磐、东京留守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等人，力主与宋和议，将陕西、河南之地交还南宋，以诱使宋对金称臣。次年，金帝完颜直在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国论左勃极烈完颜宗斡（斡本）、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希尹的支持下，先后除掉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昌等人，完颜宗弼升任都元帅，掌握军政大权，遂废止与宋和议，再度出兵南下，欲夺回割让之地。

绍兴十年（1140），宋帝委以梁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刘锜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然而其所部仅有原王彦“八字军”37000人，刘绮率此部及随军家眷沿水路北上，准备军驻汴京（今河南开封），把家眷安置在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铸率军日夜兼程，五月，得悉金军重据汴京。当兵进至顺昌府时，金军又举兵来侵。刘绮决定据守顺昌城。为了表示固守御敌的决心，刘锜下令将所乘舟船凿沉，以示退路断绝。又将自己的家眷安置寺庙中，于寺门堆积大量柴草，万一失守时，则引火自焚，以示必死决心。刘绮所部士气高涨，男子备战守，妇人磨刀剑，争相高呼：“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①顺昌城防薄弱，无险可据，刘绮令兵士将伪齐所造凝车搬上城墙，将轮辕埋入土中，又拆下民户门板，围在车的四周。且在城外靠近城墙之处，修筑一道羊马垣，于垣上挖洞为门。并将数千户百姓迁入城中，而后焚烧其庐舍。经过6天紧张的准备，城防初具规模，金军游骑亦已渡过颍河来到顺昌城下。

赵构下诏抗金，且派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王德率军进援顺昌。五月，金军围攻顺昌。刘绮于城下设伏，生擒金千户阿黑等将。得知距城30里有金营，便于深夜派千余兵士袭击，杀俘甚众。不久，金三路都统王衰率3万兵，与金龙虎大王合兵，亦进至城下。刘锜与部将许清隐蔽于羊马垣后，金兵射箭，或射于垣上，或自垣上方飞过，未能伤宋兵一人，而刘锜则令兵士用破敌弓，两翼用神臂弓或强弩，自城上和垣门射杀金兵，箭无虚发，金军稍稍退后。刘绮即令步兵出击。金兵大乱，坠入河中溺死者不可胜计，金军数千铁骑溃败。金军继续增兵围困顺昌，且于距城20里的东村安营扎寨。刘铸派骁将阎充招募500壮士，夜袭金营。当天夜里，大雨将降，电闪雷鸣，宋兵于闪电中，见有发辫者即用刀斧砍之，又迫使金军后退15里。随即，刘镝又令100名兵士连夜再袭金营，每人口衔一哨，闪电时奋力厮杀，闪电熄灭则藏匿不动，金营顿时大乱。宋兵闻哨声则聚拢，神出鬼没，金兵无法辨认，竟自相残杀一夜，至天明时分，已是积尸盈野，只好退兵至老婆湾。

完颜宗弼于汴京得知金军围攻顺昌遭惨败，立刻穿靴上马，与宋叛将孔彦舟、郦琼、赵荣等统领10余万金兵赶赴顺昌。途中仅于淮宁停留一宿，准备战具和粮草。不到7日，金军进抵顷昌城下。刘锜得知完颜宗弼亲统大军来攻城，遂召集诸将于城上商议对策。有将领认为如今应乘屡胜之势，准备舟船，领军南撤。刘绮认为不可，乃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刘绮向金军下战书，完颜宗弼不以为然，认为“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②。刘锜部将见他如此嚣张，又告之非但要与金军约战，且谓太子不敢渡河，特献浮桥5座，供金军渡河交战。天亮时，5座浮桥果然架设于颍河之上，金军即自桥上渡河。

刘绮派人于颍河上游及丛草之中投毒，且告诫兵士，即使渴死，亦不准饮用颍河水，有敢饮者，杀无赦。其时正值六月，天气炎热，金军长途跋涉，人疲马惫，夜不敢卸甲，而宋兵轮番休息进食于羊马垣下。金军人马饥渴，但一饮水、食草即中毒。至清晨清爽凉快时，尽管金军叫骂，刘镝始终按兵不动。待至未（今13-15时）、申（今15-17时）时之间，金兵已精疲力尽之时，刘绮突然派数百人出西门与金军交战。随后又派数千兵士出南门，悄悄接近金军。此时完颜宗弼身着白袍，骑佩甲战马，率领3000牙兵于阵后督战。牙兵皆着重铠甲，戴铁兜鍪，号称“铁浮图”。宋兵冲入金军阵中，即用枪挑去金兵头上的兜鍪，用大斧砍断其臂，碎其头颅。金军号称“拐子马”的左右翼铁骑，是为“长胜军”，专用以攻坚，自南侵以来，所向披靡，无坚不克，是役亦为刘绮兵土砍断马足，斩杀兵卒。双方激战至申时，金军不敌。刘绮随即令兵士于城外设置拒马木作为阻挡金军骑兵的障碍，而令所部将士稍事休息。顺昌城上鼓声不绝，宋军将士从容进餐，与平常之时无异，可金军却不敢进兵。待用餐完毕，刘筠再派人拆除拒马木，令兵士冲入敌阵厮杀。金军再次大败，弃尸死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堆积如山。完颜宗弼所依仗的主力军，竟十损八九。退至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后，完颜宗弼历数诸将之罪，鞭打大将韩常以下诸将领，以泄心头之恨。

顺昌保卫战，刘绮投入的兵力不足2万，而实际出战进击金军的兵士仅5000人。金军则投入数十万兵，仅营帐长达15里。刘绮以逸待劳，以少胜多，使“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③。宋廷主战派臣僚主张乘胜分兵北上追讨，生擒完颜宗弼，收复汴京。然而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却令宋军撤退，再次放弃有利的战机。

在完颜宗弼率兵南侵河南的同时，金陕西经略使撤离喝亦自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西渡黄河，入侵陕西。数日间，即占据长安（今陕西西安），直扑凤翔府（今陕西风翔），而将驻守川陕的宋军拦腰截断，大部宋军被阻于渭水之北，川陕地区人心震恐。其时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杨政驻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宋枢密院都统制、节制陕西军马郭浩驻腆延（今陕西延安），只有吴磷随同四川制置使兼宣抚司事胡世将驻河池（今陕西凤县东）。胡世将急召诸将来河池商议御敌之策，唯有泾原守将田晟与杨政赴会。参谋官孙渥认为河池不可守，欲退守仙人原（今陕西宝鸡南），吴磷厉声反驳，请求胡世将派百人即可破敌。胡世将也指着自己居住的营帐，表示将战死于此，众将因此斗志激昂。胡世将古代弓弩遂令田晟领兵3000迎击金军。吴磷则派部将姚仲戍守凤翔石壁寨。五月，金军前锋进至石壁寨，姚仲领兵抗击，金军败退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

六月，吴磷、杨政致书撤离喝，约定交战日期。会战之日，撤离喝派大将鹘眼郎君率骑兵3000，直冲吴磷军。吴磷指挥部将李师颜领骁骑迎击，双方激战一团，金军终溃败。鹘眼郎君退人扶风（今陕西兴平西北），李师颜又率军追击，夺回扶风，俘虏金军3将及女真兵士百余人。撤离一喝亲自统兵至百通坊（今陕西扶风西南），欲与宋军决战。金军列阵长达20里，气势汹汹。吴磷又派姚仲奋击金军，撤离喝刃；渭北郭浩所部击退金军对耀州（治今陕西耀县）的包围，且派部将郑建充调集滑北各地宋军，合兵攻下醴州，与吴磷相呼应，夹攻金军。

撤离喝屡遭失利，再派部将胡盏、习不祝合兵5万进攻吴磷所部，交战于剡家湾。吴磷以“叠阵法”迎击金军：以长枪居前，兵士持枪坐地；之后为强弓、强弩，射手跪膝而发；最后为神臂弓，射手站立而射。敌军攻至百步内。神臂弓先射杀；进至70步，则强弓弩齐射。凡布阵侧重于阻击金军骑兵，于阵前布置相连的铁钩。先以两翼骑兵遮蔽于阵前，待战阵布置完毕骑兵撤去，即谓之“叠阵”。胡盏与习不祝精通兵法，率军据险固守，所扎营盘前临雄峰峻岭，后控腊家城，认为宋军不敢轻易进攻。吴磷领兵欲与之交战，召集诸部将商议攻击之策。姚仲认为战于山上则胜，战于山下则败。吴磷欣然采纳，便派人入金营请战，胡盏与习不祝见战书，讥笑吴磷不懂兵法。半夜，吴磷派姚仲、王彦二将领兵自山崖攀登上山，令兵士人人口中衔枚，约定待二将登上山岭后，发火为号。姚仲、王彦率兵士上得山岭，金军毫无觉察，宋军于山岭上集结已毕，遂点燃火炬。刹那间，万炬通明，金军顿时惊愕不已，乱作一团。习不祝、胡盏二人主张相左，金兵无所适从。吴磷随即派兵至金营前挑战，胡盏果然出兵迎战。吴磷指挥宋兵以“叠阵法”迎击，自己着轻裘衣，亲临前线驻马督战。宋兵轮番射杀，轮流下阵休息，金兵于宋军阵前中箭倒仆者无计，终于大败，有万余金兵投降。胡盏下令退守腊家城。吴磷指挥宋军又围攻腊家城，宋兵奋勇进击，强攻不已，克城指日可待。正在这时，赵构、秦桧为与金廷议和，派人诏吴磷“班师”。眼看到手的胜利又白白丧失，胡世将不禁仰天长叹不已。

在胡盏、习不祝进击吴磷所部同时，撤离喝又尽起风翔金军，北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宋将田晟领兵迎击，大败金军。撤离喝在正面与宋军激战之时，另遣一部绕到田晟军后出击。宋军措手不及，有部分兵将惊溃而逃。然而田晟所部主力“右护军”万余将兵临阵不乱，奋力拼杀，金军死伤甚众，撤离喝被迫退守凤翔，不敢再出战。

泾州一战，陕西金军主力遭受重大损失，渭北宋军遂得以全师回到四川。但宋军亦因粮尽而退守仙人原，未能再进击金军残部。宋、金双方军队遂于川陕地区处于对峙之中。然而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在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策划下，宋廷与金廷订立和议，割让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又一次葬送川陕抗金的胜利成果。

注释①《宋史》卷三六六《刘倚传》。

②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

③《宋史》卷三六六《刘铸传》。

绍兴和议金完亶即位（即金熙宗）后，太宗子、尚书令、宋国王完颜宗磐蒲鲁虎）晋封太师、领三省事。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宋派王伦为迎奉梓宫使，入金面见金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乞归还陕西、河南之地。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同意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宋廷，且派左司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赴江南与南宋朝廷议和。在此之前，完颜昌已通过宋使王伦，向宋帝赵构通报金廷欲以归还二地换取宋廷称藩的意图，赵构欣然同意，且擢升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专主与金求和事宜。秦桧深知议和不得人心，必遭朝臣非议，故在其一再坚持之下，赵构决意仅委托他一人全权操办求和之事，不许其他臣僚插手干预。

尽管如此，朝臣闻讯，依旧纷纷上疏，切谏议和。吏部侍郎魏杠拒绝出任馆伴使，秦桧婉言相劝：“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豇反唇相讥：“第恐敌不以诚待相公尔。”①秦桧只得另选他人。枢密副使王庶，先后7次上疏，抨击主和派的屈膝投降。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对秦桧一伙的卖国行径深恶痛绝，表示要斩杀秦桧、王伦“以谢天下”②。一时间，朝廷内外哗然。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理理等6人联名上疏，指出：“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恩汉之赤子。

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到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③面对朝廷中臣僚的激烈反对，秦桧竭力稳定住赵构，诬陷道：“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④同时又擢升亲信死党，诸如勾龙如渊之流，充任御史中丞等御史台官，弹劾、排挤，直到迫害主战派官僚，使“中朝贤士，以议论不合，相继而去”⑤。

不久，金遣使臣张通古、萧哲等人入宋，仍以诏谕江南为名。秦桧清楚此名称难以为宋廷臣僚所接受，亦恐因此再遭主战派的攻击，遂与金使商议，乞请更改“诏谕”，为“国信”，改“江南”为“宋”。金使傲慢的态度及嚣张的气焰，更激起宋廷臣僚的不满和愤慨。京淮宣抚处置使韩世忠连续数次上疏，请拒绝与金议和，表示愿捐躯报国，与金军决一死战。然而赵构唯恐惹恼金军，而断然拒绝。

金使入宋，接伴使范同秉承秦桧之意，奴颜卑辞，军民见者，往往流涕。金使要求宋帝依照藩属之礼，跪受金帝诏书，接受金帝册封。秦桧欲使赵构向金使“行屈己之礼”。赵构左右为难，认为“朕嗣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册封”⑥。在众多臣僚的激烈反对下，秦桧表示代表宋帝跪受金帝诏书与封册。金使提出受诏书须百官备礼，秦桧恐百官不从，遂令省吏着朝服，导从充数。又恐诏书外露，引起朝臣的攻击，待诏书到手，随即藏于襟中。秦桧代宋帝接受金帝诏书。实际全面接受金廷的议和条件，从而将南宋朝廷变成金朝的藩属，宋帝向金帝称臣。金廷将陕西、河南两地归还，宋廷则每年向金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对于如此屈辱苛刻的议和条件。以赵构为首的宋廷臣僚竟表示庆贺，极力粉饰太平。

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金正式向宋归还陕西、河南之地。宋令王伦为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同时又派遣其他官员前往接管两地。但赵构仍抱定“守内虚外”的国策，对新得两地无意固守，只欲保全一隅之地，甚至不准动用朝廷财赋。他告诫宰执：“河南新复，宜命守臣专抚遗民，劝农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虚内以事外。”⑦朝廷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于上奏贺表之中多有讽喻，认为“祸福倚伏，情伪多端”。然而群臣的忠告，却遭到秦桧的黜责。

七月，金廷政变，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杀完颜宗磐、完颜昌（挞懒），且于中山府（今河北定州）拘禁王伦。此前，王伦已先知金廷有变，曾密报宋廷，秦桧却毫不理会，令王伦继续前去交割。韩世忠请求趁金廷内乱，出兵攻金。赵构、秦桧则以“《春秋》不伐丧”为由，不许韩世忠发兵。

十年五月，金廷败盟，由都元帅完颜宗弼统领金军，分4路入攻宋境。刚交割不久的河南诸州县相继失陷。赵构竟不知所措，只知下诏历数完颜宗弼罪状。而秦桧则力排众议，以和议自任。金毁约入侵，再度激起南宋军民的愤慨，在韩世忠、王俊、岳飞等将领的组织和指挥下，宋军英勇反击，全线告捷，岳飞一路进至距开封（今属河南）仅数十里处。完颜宗弼连遭战败，已做好撤逃河北的准备。

死抱议和的秦桧却于此时力主班师收兵，宋帝见反击已确保了半壁江山，遂令岳飞“措置班师”，“不许深入”。抗金斗争再度受挫，“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⑧。

赵构、秦桧等主和派既已葬送了宋军将士抗金斗争的胜利成果，仍不罢休。赵构担心主战派抗金，将迫使金廷求和，进而放还赵佶（宋徽宗）、赵桓（宋钦宗）父子，会与自己发生皇位的争夺。秦桧亦唯恐岳飞等将领的抗金斗争会惹怒金廷，于议和不利，更害怕岳飞等功迹卓著，于己不利。因而他们又千方百计地破坏抗金斗争，直至迫害抗金将领。十一年四月，赵构与秦桧以犒赏拓皋之捷为借口，召韩世忠、张浚、岳飞3大将，论功行赏。授韩世忠、张浚并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又以宣抚司军隶属枢密院，实则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七月，又解除抗金名将、淮北宣抚司判官刘绮兵权，改授知荆南府。八月，再罢夺岳飞的官职。与此同时，赵构、秦桧更加快了议和的进程。完颜宗弼放还宋使莫将、韩恕后，秦桧又派刘光远、曹勋出使金朝，另以魏良臣为通问使，进一步向金乞和。不久，魏良臣偕金使萧毅等入宋，提出以淮河划定宋、金疆界，且要求宋廷割让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秦桧满口应允。

九月，秦桧与投靠自己的张浚收买岳飞部将、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及王贵，诬告岳家军名将、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今湖北襄樊）策划兵变，进而据此诬陷岳飞谋反。十月，完颜宗弼再度侵宋，以胁迫宋廷尽快接受且订立和议。金军攻陷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秦桧见金军来势汹汹。唯恐议和不成，竟然不许宋军渡江抗击，同时加紧投降求和的进程。他大兴岳飞之狱，将岳飞投入狱中关押，令其党徒、谏官万俟莫齐谢）断狱论罪。岳飞及其子岳云被送大理寺后，秦桧又令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理逼讯。何铸指出岳飞无辜蒙冤，秦桧遂恼羞成怒，又换万俟治理岳飞之狱。

在迫害岳飞之时，秦桧对金廷则百般卑屈。由于宋廷不加抵抗，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渡淮河，进至六合（今属江苏）。金军进兵如此顺利，竟始料不及，以至粮运不济；金军人心惶惶，无心渡江南侵。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竭力稳定军心，继续于江北虚张兵威，以施加压力，逼迫宋朝投降求和。赵构、秦桧哀求宗弼“先敛兵，许敝邑拜表阚下”⑨。一月，宋派魏良臣出使金军，他拜见完颜宗弼时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完颜宗弼遂许以淮水为界作为和议条件，且遣审议使萧毅、邢具瞻与魏良臣入宋订立和议。最终达成和约如下：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赵构为宋帝。二、双方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境，以北归金境。宋将唐、邓2州及商（治今陕西商县）、秦（治今陕西天水）2州之大半割让给金。三、宋每年向金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绍兴十二年始，每年春季运送到泗州交纳。

除正式订立的“绍兴和议”外，完颜宗弼还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秦桧便将岳飞残害于大理寺中，将岳云、张宪斩杀于市，其家属流放广南。对支持岳飞抗金，为岳飞鸣冤的文武官员，则以诋毁和议之罪，滥施弹劾，给予贬斥。在赵构、秦桧的指使下，坚持抗金，反对投降的主战派遭到严酷的打击，或罢或贬，从而使投降求和的政策得以无阻碍地推行。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赵构以“臣构”的名义向金帝完颜亶上誓表，正式承认了和议中的条款。三月，金帝遭左宣徽使刘箐入宋，对赵构行册封礼。经赵构再三的请求，金廷方送归其母后韦氏及宋徽宗赵佶的灵柩。

绍兴和议的订立，使宋与金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两国间也自此结束了长达10余年的战争，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满足于半壁江山的赵构、秦桧又将每年向金廷的纳贡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头上，致使“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⑧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七。

⑨《金史》卷七七《完颜宗弼（兀术）传》。

秦桧祸国秦桧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政和五年（1155），登进士第，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教授，历太学学正。靖康元年（1126），金军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遣使入城向宋帝提割让太原（今属山西）、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属河北）三镇。秦桧上书，言军机四事，反对宋廷割地求和，主张抗击金军入侵。又改任职方员外郎，不久命隶属少宰兼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干当公事。秦桧认为此职“是行专为割地”①，与自己的主张相悖，遂辞官不从。后为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拜荐举，开殿中侍御史，迁司谏。未几，金军再度南侵，二次进逼汴京。十一月，宋帝赵桓召集百官于延和殿商议割地求和之事，范宗尹等70名臣僚力主割地，秦桧等36人坚决反对。不久，秦桧升任御史中丞。闰十一月，汴京失守，金军命赵佶、赵桓人金营。二年二月，完颜宗翰命宋廷臣僚推举异性者为帝。东京留守王时雍等随即召集百官军民共议拥立张邦昌为帝，众人皆失色不敢答话。监察御史马伸主张应仍立赵氏为帝。秦桧亦认为理当如此，上书状反对建立张邦昌的伪楚政权，遂被金兵掳入金营。不久，即随赵佶、赵桓及文武百官同被金军北掳至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后又迁徙至韩州（治今辽宁昌图北），旋即降金。

不久，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即位。金帝完颜晟得知后，致书完颜宗翰，与南宋和议，且交秦桧润色文字。秦桧随即又以重财贿赂完颜宗翰，后完颜晟（吴乞买）将秦桧赐给其弟完颜昌（挞懒）任用。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完颜昌领兵进攻宋山阳（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与其妻王氏，以及奴婢、仆人取道海上南下，到达杭州（今属浙江）。随即入见赵构，次日便任命为礼部尚书，且赐予银帛等物。

秦桧自金朝归来，宋廷议论纷纷。秦桧自称是杀死监视自己的金兵，才逃出归来的。而大臣们多认为“靖康之难”，独秦桧选回，且燕山府（今北京西南）距北地甚遥，需跨河越海，秦桧如何能杀死监兵，千里迢迢南奔?又如何能携妻一家返还?尽管朝臣多有怀疑，但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秦桧相好，百般为他开脱、辩解，极力荐之其忠。宋帝赵构也认为：“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②秦桧入宋后，便提出：“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③而且又上奏自己起草的与完颜昌的求和书。自此，宋廷开始改变且守且和的对金策略，专与金廷解仇议和。因秦桧被掳至金朝后，曾力主议和，故实为完颜昌有意放他返回宋朝，以促成南宋的投降求和。

绍兴元年（1131）二月，秦桧任参知政事。不久，排挤掉宰相范宗尹，八月，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九月，秦桧又将一同执掌朝政的尚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排挤出朝，令他于镇江（今属江苏）建都督府，专理军队事务。秦桧独揽朝政，于朝中培植党羽、亲信，排挤异己，一时间，求和论调甚嚣尘上。二年，吕颐浩不满秦桧的独断专行，自长江江防返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赵构亦对其“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深感不安。秦桧不久即遭罢免，且榜示朝廷，不再复用。

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晟死，完颜直继位，是为金熙宗。完颜昌等人力主与宋廷议和。宋廷中的投降势力视此为求一和的极好时机而加紧活动，秦桧也因此得以再度起用。七年，金廷在罢废刘豫的伪齐政权后，金帝完颜直在左副元帅完颜昌，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丞相太保、领三省事完颜隽等权臣的一再坚持下，将原属伪齐统治下的陕西、河北地区划归宋廷，以换取宋朝向金朝称臣。时任枢密使的秦桧唯恐岳飞等将领的抗金会使议和不成，极力破坏抗金斗争。他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劝说赵构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军的成命，致使岳飞气愤已极，一度弃军还家，更导致淮西军大将郦琼率几万兵马哗变投降伪齐。张浚因此引咎辞职，荐举赵鼎为宰相。秦桧随即又离间张浚与赵鼎的关系，以图从中谋利。十二月，宋请和使王伦自金朝返回，带回完颜昌的口信，“和议自此平达”。宋帝与秦桧喜出望外，加快求和的步伐。

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官复原职，重登右相之位。十月，秦桧借宰相、执政官入见宋帝之机，单独留下，向赵构进言：“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赵构当即表示：“朕独委卿。”④秦桧仍担心宋帝议和决心不坚；或为群臣所阻，议和难成，便有意拖延了几天。直到摸透宋帝议和之意坚定不移，方向赵构呈递与金求和的文书。且明令禁止群臣干预议和之事。不久，秦桧再借赵构建储之议，排挤赵鼎与参知政事刘大中，二人随即罢官谪贬。从而秦桧得以独揽朝政，专主议和。为实现与金的求和，秦桧变本加厉迫害和排挤朝中的主战派官僚。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官朝铨、赵雍、校书郎许忻、礼部侍郎尹焯等一大批官僚均因上疏反对议和，指责秦桧的屈膝卖国的行径，相继被贬逐出朝。秦桧的所作所为激起朝廷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与切齿痛恨。胡铨在其上书中即明确表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秦桧、宋请和使王伦、孙近）头，竿之藁街。”⑤临安府民众得知胡铨上书后，纷纷传抄，全城“暄腾数日不定”。殿中侍御史陈刚中在胡铨遭贬后，为他送行，称赞他：“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⑥更有人将胡铨的奏疏刻版刊行，广为传布，深得民众的同情。

十二月，金廷使臣张通古、萧哲以诏谕江南为名，入境南宋。秦桧自感此称谓将招致朝廷群臣非议，遂与萧哲商议，乞求改“江南”之称为“宋”，改“诏谕”之名为“国信”。金使南下，再次激起抗金军民的反对。宋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韩世忠先后五次上疏力谏，希望能废止议和，与金军决一死战。但宋廷始终不许。金使入朝，声言金廷册封赵构为帝。秦桧甚至要求赵构“引屈己之礼”，接受金廷的册封。赵构对此难以接受，而朝廷内外更难以容忍。淮西制置使扬沂中、权主马步军司解潜及殿帅韩世良相继告之秦桧，如若军民群起攻之，将如何办?且告秦桧党羽，领兵在外的岳飞、韩世忠等将领若责问此事，又将如何作答?秦桧见此情景，不免心虚，更恐怕宋帝难以接受金廷的要求而改变初衷，便以辞职作为试探。赵构虽不愿屈己受金廷之封，但求和之意甚为急迫，见秦桧欲辞职，竟声色俱厉，依旧要他主持议和之事。秦桧知宋帝仍坚持求和，遂又与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右谦议大夫李谊、给事中楼照等人商定，由秦桧摄家宰接受国书，而后将金廷国书藏于禁中。宋帝赵构同意此议，下令由秦桧赴驿馆面见金使。金使又提出，让宋廷文武百官备礼参拜，秦桧无奈，只好令三省属吏着朝服导从，自己则代表宋帝正式跪拜，接受金帝诏书。根据金帝诏书称，南宋作为金朝的届国，向金称臣，每年贡金银25万，绢25万匹。而交换的条件为，金廷将河南、陕西之地划归宋朝，且允许归还太上皇帝赵佶的梓宫，以及放还原宋宗室成员。此屈辱和议一定，宋廷竟视为喜事，大加庆贺。而张浚、岳飞、徐俯等将领强烈反对投降求和的行径，于上表中讥讽秦桧的投降卖国，表示要誓死抗金，使“秦桧读之大怒”⑦。

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金廷履约归还宋廷陕西、河南之地。宋帝赵构与秦桧立刻派王伦以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官、交割地界使的身份与副使蓝公佐等人赴金廷办理议和、交割事宜。七月，金帝完颜亶以谋反罪处死操纵朝政的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及完颜隽等人，而以完颜宗斡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弼（兀术）为都元帅。完颜宗弼等人反对议和，遂拘留王伦等人，且决定再次南侵。十年五月，完颜宗弼等撕毁盟约，率领金军南下攻宋，河南诸州县重镇相继失守，宋帝为之大惊。宋军官兵奋起抗击，淮西宣抚使张俊领兵攻克毫州（治今安徽毫县）；军将王胜占据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攻占郾城（今属河南）。尽管各路捷报频传，执意与金议和的秦桧却怂恿宋帝下诏，令各路宋军“班师”。九月，北上抗金的宋军被迫放弃收复的州县重镇，退回原驻守地。秦桧的投降政策，招致金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自两淮南侵，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金将韩常所部突入庐州（治今安徽合肥）。赵构急令东京副留守刘绮率军渡江往援淮西；又令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统兵3万，自临安赶赴前线；再令岳飞军东进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以为策应。刘锜与王德、杨沂中等军合兵，于庐州东南柘皋镇大破金军，局势转危为安。岳飞等主战派官僚再次上奏，请求北伐，收复失地，重建一统江山。可是秦桧等投降派通过宋帝连续下诏，令锜岳飞停止进兵，火速救援淮西。秦桧命令杨沂中及张俊先行撤兵，致使抗金斗争在关键时候再度受挫。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宋廷未能出兵抗金。

为了扫清与金求和道路上的障碍，秦桧又阴谋尽收诸将兵权。四月，他与宋帝赵构以赏赐柘皋之捷为由，密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临安府，论功行赏，授予韩世忠、张俊同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实际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而其中的张俊早已秉承宋帝、秦桧的旨意，自请解除兵权，枢密使因此控制在投降派手中。六月，秦桧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他朝柄在握，不顾岳飞的一再反对，解除抗金将领刘镝的兵权。又派刘光远、曹勋出使金朝，再派魏良臣为通问使，亦赴金朝，以尽早促成议和。不久，魏良臣偕金朝使臣萧毅等人返宋，带来金廷的议和条件；以淮河为宋、金疆界，宋须割让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予金。秦桧立刻派御史中丞何铸入金，表示接受所提议和条件。八月，宋帝罢免岳飞。九月，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及部将王贵，诬告岳飞及其勇将张宪阴谋窃据襄阻府（今湖北襄樊）反叛。十月，金完颜宗弼又发兵南侵，攻占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以胁迫宋廷尽快议和。秦桧、张俊等人唯恐惹怒金廷，不敢派兵北上，任凭金军于江北肆虐。相反，却于朝中大兴岳飞之狱派与岳飞有隙的监察御史万俟及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等亲信党羽审讯论罪。岳飞入狱后，历尽严刑拷打，毫不屈服。

完颜宗弼提出杀害岳的请求，秦桧立刻指使其党羽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十二月，抗金名将岳飞终被秦桧一伙害死于狱中，时年仅39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亦遭杀害。亦遭罢官的韩世忠得知岳飞被害，责问秦桧。秦桧搪塞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斥责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⑧随后，秦桧一伙又将支持岳飞坚持抗金的官员以破坏议和之罪名，陆续罢贬，凡先前之异己者，亦未能幸免。赵鼎、王庶、胡铨等人更是一贬再贬，且“皆遇赦永不检举”。就连曾与秦桧狼狈为奸，迫害岳飞，鼓吹议和的张俊，之后亦受秦桧的排挤而被罢官。

赵构与秦桧等不惜出卖抗金的战果，以称臣纳币换取与金朝的议和，从而使宋廷偏安东南一隅，厮守半壁江山。“绍兴和议”签订后，秦桧被加太师，进封魏国公，不久再进封秦、魏两国公。成为继北宋奸臣蔡京、童贯之后，又一位受封两国公者，权势益发炽盛。他大肆宣扬祥瑞，粉饰太平，宋帝亦因此苟安杭州（今属浙江），自此不再赴长江巡幸。秦桧自执掌朝政后，一面继续打击、排斥异己，一面竭力培植亲信、党羽。一时间，秦桧党徒遍布朝廷，他们为博得主子欢心，以求加官晋爵，吹捧秦桧为“圣相”、“元圣”，百般歌功颂德。秦桧为牢固控制朝政，命擢升其子秦焰自秘书少监领国史，历翰林学士兼侍读，直至知枢密院事；又竭力堵塞言路，凡臣僚所上奏章中有指责自己者，或由秦吾以职务之便，加以篡改，或烧毁丢弃。甚至连文人著述中有涉及此类之处，皆予禁绝。不仅如此，秦桧又下令禁止私人作史。凡有私作野史者，许人告发。

更为甚者，秦桧目居相位，一手遮天，隐瞒、扣留奏章，擅自行事，连宋帝都深感不满。秦桧的倒行逆施，激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于秦桧上朝途中行刺，未成被捕，临刑前，他怒斥秦桧道：“举国与金为仇，尔独欲事金，我所以欲杀尔也尸⑨慷慨就义。此后，秦桧每逢外出，必带50名兵士保卫。

绍兴二十五年（1155），已病入膏盲的秦桧再次大兴文字狱，翦除异己。他甚至于一德格天阁书写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⑩。他始终忌恨张浚，时张浚贬至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秦桧便派死党张柄出任知潭州，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张浚。又使人诬陷张浚等人谋大逆，株连贤士53人。十月，秦桧病死。

秦桧先后两度为相，长达19年，倡和误国，谋害忠良。“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惜屈膝投降，拱手相让半壁江山，与金求和。他“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南宋统治陷入极度的黑暗之中。秦桧死后，“其党祖述余说，力持和议，以窃据相位者尚数人”。继秦桧之后，万俟又升宰相，依旧遵行投降求和的路线。

注释①②③④⑤《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五。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

⑨《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八。

⑩《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采石之战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刺杀金帝完颜亶（熙宗），自立为帝。二十三年（金天德四年，1152），完颜亮迁都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下令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关闭除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外，所有与宋交易的榷场，宋金问边境贸易被中止。二月，完颜亮又下令建造战船，征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凡是年25岁至50岁者，全部编入军籍。且遣使赴诸总管府督造兵器，以备战争所需。为了便于和指挥南侵的金军，完颜亮令加紧修建开封（今属河南）宫殿，以尽早迁都至此。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完颜亮下诏签发诸路汉军，以扩充南侵的金军兵力。三十一年春，完颜亮南下开封，六月，金都南迁至此，更加紧了进攻南宋的准备。九月，完颜亮亲统32总管兵马征伐南宋，以太保、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贰；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副贰；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宣徽使许霖为左都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皆随从完颜亮出征。金军兵分四路南下：西路，以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为副都统制，统兵自凤翔府（今陕西风翔）进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而后驻兵待命，以进取四川；中路，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为副都制，自蔡州（治今河南汝阳）进攻荆襄；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亲统，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南侵；水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为副都统制，率领水军自海上直趋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南侵金军以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另又令徒单贞领军2万人驻淮阴（今属江苏）。金军的如此部署，旨在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金军南侵的准备，宋廷有所风闻，金朝派遣的贺宋正旦使施宜生也向宋廷透露这一消息。宋帝赵构一面告诫宰臣要“自治”，以为安边息民之计；一面又册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普安郡王赵瑗（原名伯琮）为皇子，更名玮，且进封建王，以便于形势不利之时，退位内禅，一走了之。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赵构派同知枢密事叶义问为金国报谢使，赴金朝探听动静。其后又遣权同知枢密院事贺允中再度出使金朝。两位使臣皆带回金廷必叛盟约、金军即将南侵的情报。不久，淮东总管许世安上奏朝廷，称完颜亮已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统领50余万重兵，屯驻于宿州（治今安徽宿县）、泗州。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与兵部尚书杨椿随即调兵遣将，部署两淮地区的防务，以便对付金军的大举入侵。以抗金老将刘绮为镇淮都统制，以荆南右军统制李道为都统制。面对金军即将入侵的严峻局势，宋廷中的主战派官僚纷纷指责和攻击主和派的投降退让行径，深感不安的宋帝赵构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不得不罢免秦桧的党徒、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汤思退官职。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二年，1161）三月，宋廷调整御敌部署，且重用主战派官僚。以破敌军统制陈敏统所部屯宋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以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拱为知襄阳府，率兵3000人戍卫。又以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椿为参知政事。五月完颜亮到开封后，即遣使借贺天申节入宋，又提出要求宋割让淮河、汉水两地。陈康伯、杨椿等宰执立即召集禁军主帅等人商议举兵退敌事宜。赵构亦下诏，令将金帝的无理要求告谕诸路统制、帅守、监司，令其随机应变，毋失机会。随后又以吴磷为四川宣抚使，制置使王刚中同处置军事，另命主管马军司成闵率兵3万戍守鄂州（今湖北武昌）。命两浙、江、湖、福建诸州征发禁军弓弩手，分部送往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以及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太平州等地和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军前。六月，在刘绮的请求下，赵构同意他渡江进兵，令骑兵屯驻于扬州（今属江苏）。又委刘锜为淮南、江东西、浙西制置使，且遣步军司都统制戚方提总江上诸军策应军马，听刘镝节制。又诫谕吴拱严加守备襄阳，视军情急缓，与鄂州都统制田师中和成闵合兵救援。同时允许淮南诸州迁移治所，坚壁清野。下诏令诸路帅臣教习、检阅士兵、弓手等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为了阻击和防备金军水师白海上入侵宋境，宋廷任命早年曾跟随岳飞抗金的将领，带御器械李宝为浙西副总管，负责提督海船，驻扎平江。又命两浙、江东地区临海诸州积极防备，随时准备迎击金军水师。正当宋廷主战派臣僚积极备战之时，主和派势力亦加紧投降活动，甚至主张放弃临安南逃。左相陈康伯怒斥退却之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①方制止了主和派逃却的企图。

八月，淮北忠义兵魏胜领兵收复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李宝闻讯，依宋制援魏胜为海州知事，又自请率领120艘战船，3000名弓弩手，乘船北上。不料船队自江阴（今属江苏）出发后，遇大风浪。李宝船队退回，停泊于明州关澳避风，稍事休整后，重新鼓帆北上。刘绮不顾自己年迈，统兵沿江驻守于扬州，且派统制王刚领兵5000，驻守于宝应（今属江苏）。宋廷又以吴拱为鄂州诸军都统制；成闵为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

九月，西路金军首先南侵大散关，驻于青野原的吴磷立刻派大将高松等领兵救援，迎击金军。同时又派部将彭青率军奔赴宝鸡（今属陕西）渭河，连夜袭击金军桥头寨，大败金军。随后，又派部将刘海收复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金守将萧济投降。吴磷部将曹淋一举收复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彭青再收复陇州（治今陕西千阳西北）。从而遏制了西路金军的进攻势头。中路金军南下攻入宋通化军，守将张超率所部英勇抗击，杀退金军，夺回城池。金帝完颜亮所统金军主力，亦向两淮进兵。他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令于淮河上架设浮桥，指挥金军渡淮南下，号称百万大军。

抱病进驻扬州的刘绮很快派兵北上，除宝应外。又于盱眙（今属江苏）、淮阴驻扎军队，以加强了淮东的防务。然而负责淮西防务的建康府都统王权却始终呆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迟迟不进兵江北。经刘绮再三督催，王权方无可奈何地与妻妾凄凄惨惨地挥泪告别，领兵进驻江北的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却又按兵不动。刘绮再次下令催促，王权才到达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但又不作任何设防，淮西地区的防务依旧十分空虚。十月。刘绮统兵赶赴淮阴，此时金军亦到达淮河北岸，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因刘绮已精心部署，东路金军遂受阻予淮河，不得南进。可中路金军却因王权失职，从容渡淮，推进淮西，犹入无人之境。王权得知金军渡淮，慌忙自庐州南逃和州，随后又自和州逃回建康。金军一路无阻，迅速进兵至滁县（今安徽滁州），兵临长江。由于淮西失陷，宋廷急令刘绮退兵，回守江防。正于前线指挥抗金作战的刘绮，接到朝廷“金字牌”后，知金军已入淮西，王权临阵南逃，江南防务空虚，只得领兵退回扬州。

金军渡淮南下。王权弃庐州，刘绮回防江南的消息，使宋廷内外大为震惊与恐慌。宋帝赵构甚至准备登船逃往海上避难，陈康伯坚决反对退却，力主宋帝亲征。朝廷文武官员纷纷送家眷离开临安，四下躲避，唯有陈康伯与国子司业黄中的家眷未撤离。赵构见状，被迫表示“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时金军已南下攻占真州（治今江苏六合）、扬州，刘绮退守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为表示抗金的决心，稳定军心，刘绮特将妻、子从镇江（今属江苏）接到瓜洲。然刘绮毕竟年迈且病重，而宋帝令他专守长江，故只得率军退守镇江。自此淮西、淮南相继陷落。

正值金帝完颜亮长驱直入，直逼江南之时，金征南万户完颜富寿、完颜谋衍等将领统所部还师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发动政变，拥立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帝，是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改元大定，下诏废黜海陵王完颜亮，很快黄河以北地区相继归附于完颜雍。完颜亮陷于困境，气急败坏，孤注一掷要与宋军决一死战。

十一月，完颜亮统兵直进抵长江北岸，日夜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渡江。宋廷因王权失职，将他解职罢官，召回临安，另派将领李显忠接替。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奉命前往芜湖（今属安徽）督促李显忠赴任，且代表宋廷到采石劳军。随王权南逃的所部18000人方退至采石，因主帅已应召而去，新帅尚未到任，军中无帅，士气低落。虞允文抵达采石时，军士三五成群，散布江岸边，解鞍宽甲坐于道旁，毫无斗志。虞允文以为坐等李显忠到任必将贻误军机，遂召集诸将，激励斗志。众人道：“今既有主，请死战。”亦有人认为：“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虞允文斥责道：“危及社稷，吾将安避?”②虞允文来到江边，遥见江北已筑高台。台上对插2面绛色旗、2面绣旗，中间建有黄屋，完颜亮正踞坐其下。有谍者告之，前一日，金军已宰杀白马、黑马祭天，与众将盟誓，约定今日渡江，先登岸者赏黄金1两。时江北金军达40万，战马80万匹，与宋军兵力悬殊甚大。虞允文乃命诸将布列大阵，不得擅动。又将兵船分作5队，2队沿东西江岸而行，1队停泊于江中，余下2队隐蔽于小港之中，以备援应。布置将毕，江北已鼓噪大作，完颜亮手挥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船绝江而来。瞬间，金军70艘船已驶抵南岸，金兵弃船登岸，直扑宋军，宋兵军阵稍稍后退。虞允文见状，立刻冲入军中，手抚军将时俊之背，说道：“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③时俊听罢，立即挥舞双刀冲入金军阵中，宋军兵士亦争相冲杀，与敌军殊死战斗。停泊于江中的宋军水军于江中阻截金军船只，用霹雳炮向敌船射击，一时间江面上弥漫着烟雾和石灰，金军水军无力抵挡。虞允文又令当涂（今属安徽）民兵驾车船攻击金军船队，船行如飞，船卜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喊声震天。在车船的撞击和拍竿的拍砸下，金军船只多沉入江中。渡江金军在宋军的顽强抗击下，伤亡过半，但余下者依旧与宋兵厮杀，直杀至日暮时分仍不退兵。适逢有自光州败退的一支宋军途经采石，虞允文令人将溃军截住，授之以旗鼓，令他们绕至山后出击。金军见后方有宋兵来攻，以为宋军援兵赶至，不敢再战，遂全线退却。虞允文令弓弩手以劲弓尾击追射，大败金军，杀死金兵4000余人，且斩杀金军首领、万户2人，俘虏千户5人，以及金人500余。宋军首战告捷，虞允文激励、犒赏将士，又告之：“敌军今日战败，明日必定再来。”深夜，虞允文派军将分乘海舟，逆流而上，停泊于上游江中。又令宋军水军另出一支船队，直逼江北杨林渡口，以拦击金军。

金军渡江大败而还。完颜亮恼羞成怒，处死生还的金兵。次日，完颜亮令金军再次渡江进攻。虞允文指挥江上、岸上宋军全线出兵，夹击金军。由宋将盛新率领的船队直攻杨林渡口，焚毁金军战船300余艘，金军再受重创，退回江北。不久，完颜亮派使臣携诏书渡江，‘企图施以离间之计，虞充文识破金人的诡计，遂复一书，表示誓与金军决一死战。完颜亮得此书大怒，知难以于采石渡江，便烧毁龙凤车，又斩杀汉人向导及造船工匠，匆匆撤离北岸，直奔瓜洲，企图另择渡江地点。

采石之战，击败金军主力，南宋化险为夷，此时，李显忠亦自芜湖赶至采石。虞允文告之：“敌人扬州，必与瓜洲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公能分兵相助乎?”④李显忠遂分兵6000交予虞允文。虞允文赶至京口时，金军已于滁河屯驻重兵，且堵塞了瓜洲渡口。为阻止金军南渡，叶义问亦调集20万宋军据守京口（今江苏镇江东北）。然而宋军水军战船不足，虞允文令兵士砍伐木材，锻造铁件，改修民船为战舰。又令军将张深戍守滁河入口，扼守长江要冲，以军将苗定驻扎于下蜀，以援应张深。未几，完颜亮亦进驻瓜洲。虞允文闻讯，令兵士踏车船于江中试船，且绕金山3周。金军以为宋军来攻，持弓待命，见宋军战船行驶如飞，惊愕不已。完颜亮却不以为然。一军将跪奏：宋军有备，不可轻敌，请求回驻扬州，再寻机进取。完颜亮不从。

此前，苏保衡所统金军水军于密州胶西县陈家岛驻屯，准备按完颜亮部署，于十月十八日驶抵钱塘江，直攻临安城。但因风向不对，正候风待发。宋将李宝率战船北上，先解海州之围，与魏胜会师后，继续北上，驶至陈家岛南。借南风，宋军水军向金军船队发起猛攻，一时间，火箭齐发，600余艘金军战船被焚毁。数十艘幸免于难的金军战船企图顽抗，李宝指挥宋船靠近敌船，宋军将士借机跳上敌船甲板，奋勇杀敌。金军水军在宋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除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脱外，副统制完颜家奴以下及全部船只，均被歼灭。李宝于陈家岛全歼金军水军后，得知完颜亮率军南下，遂统水军退回江南。

完颜亮知水军覆灭，且完颜雍已称帝即位，自己无路可退，遂拼死欲占据江南地区。他召集诸将，命令3日内金军全部渡江南进，否则将全部处死。完颜亮此令引起军将不满，遂发动兵变，杀死完颜亮，向北撤兵。宋军乘势收复两淮失地。

注释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

②③④《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第三十四章

隆兴和议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大定元年，1161），正当金帝完颜亮南下攻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拥立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帝。完颜亮南侵失败，又为部将所弑。宋军乘势收复淮东淮酐西末地。

自绍兴七年（1137）遭罢免的宰相、著名的抗金将领张俊，于谪居20余年后，直至完颜亮兵临江北之时，方被重新起用，接替因临阵逃脱而被解职的王权，受命出任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张浚自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出发，日夜兼程，至岳阳（今属湖南）买小舟冒风雪而行。途中遇东来行人，方知金军正犯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路人请他慎行勿轻进。张浚不顾，径直驶入长江。时金军已占据两淮，江北金军骑兵出没无常，长江上无一舟敢行北岸。张浚却乘小舟依旧顺江而下。待他赶至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金军已因完颜亮被杀，相继撤回淮北。张浚复出，为众望所归，“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军民皆倚以为重。就连赵构也认为：“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①随后又委他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池州、江阴军军马。张浚受任后悉心经营；招集忠义民兵，招募淮楚地区壮勇之士，任命陈敏为统制。考虑到金军长于骑兵，宋军长于步兵，故须扬长避短，令兵士制弩造车。

完颜雍即位之初，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于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正月，向宋朝派遣使臣，要求恢复和维持宋、金间原有的关系。宋帝赵构虽于金军大举南侵之时，迫于形势而重用主战派将领，而当威胁解除之后，却依旧苟且偷安，企盼与金求和。主战派臣僚希望朝廷能重用张浚。主持军务，但赵构却任命主和派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全面负责军务，又以虞允文为副使。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上奏指出：“若圣上以为虞允文不能独自担当此重任，宜别择重臣。”赵构为之大怒，认为是指未任用张浚，遂改命杨存中负责淮东、淮西地区防务，虞允文改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负责招军买马及与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招讨使吴磷议事，而拒不任命张浚。此前，抗金名将刘绮因病重免官，故张浚已成为朝野上下企望的主战派首领。

三月，金使臣入宋，到达临安（今浙江杭州）。尽管赵构一再表示仍将奉行对金廷纳贡称臣之策，宋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等人却更定金使入境接伴、馆伴旧仪，强制要求金使以对等的态度与南宋君臣相见，遏制了金使以往傲慢无礼的态度。同时，两淮、川陕地区宋军继续与金军作战，捷报频传，又相继收复一些失地，抗金形势再度好转，对南宋王朝极为有利。这使得宋帝难于再硬性推行投降求和政策，不得不重用张浚。五月，赵构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江淮东西、沿江州郡军马，又命他招募淮南之民，设置御前万弩营。但并未因此而最终改变宋廷的对金政策。在此之前，宋曾遣洪迈等使臣入金，贺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与金议和。是战是和，令赵构左右为难。五月底，他册立养子赵玮为太子，更名奋（爸慎）。六月，以自己“倦勤”休养为由，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实际是将悬而未决的战和之议推卸给继承者，不过他在退位之前，下令撤销为抗金而专设的招讨司，为宋廷与金廷的议和铺平道路。

同年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赵眘入宫为赵构养子时，即主张抗金，及即位，便召张浚入见，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②且授其为少傅、江淮东西路宜抚使，进封魏国公。再次表示：“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播夺。”③金见宋迟迟不议和，遂派兵10万屯驻河南，声言将用兵准东、准西，又移文向宋索取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泗洪东南）、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商（治今陕西商县）诸州之地及岁币。张浚向宋帝进言，称金廷诡诈，不当因此而动撼，遂以大兵驻守于肝眙（今属江苏）、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庐州（治今安徽合肥），迫使金军未敢进犯。

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正月。赵眘进张浚为躯密使，都督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军马。在重用张浚的同时，赵眘又追复岳飞的官爵，起用主战派胡铨，并下令将秦桧党人逐出朝。

但是太上皇帝赵构安插于赵眘身边的翰林学士史浩，却是主和派臣僚，及他升任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后，极力散布求和言论，阻挠张浚的抗金部署。在史浩的建议下，抱有无须动武而能求得与金平等地位幻想的赵眘，竟不顾张浚等人的反对，派遣使臣入金通报即位之事。由于金廷坚持要求宋廷履行“绍兴和议”，宋使被迫退回。宋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吴磷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迎击金军对川陕地区的进攻之后，乘胜收复秦风路（治今甘肃天水）、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永兴军路（治今陕西西安），等大片失地。然而赵膏却下诏，要吴磷“审度措置，保全川蜀”④。随后又诏令四川宣抚司退兵，吴磷只得放弃已攻占的德顺军（今甘肃靖宁东北），于撤追途中遭金军邀击，伤亡惨重，3万兵士仅有7000余人侥幸生还，川陕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夺回的失地得而复失。

赵眘对战和之议举棋不定。隆兴元年（1165），他在任命张浚为枢密使时，亦擢升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是为有相，位高于张浚。又起用曾因反对投降求和而遭贬逐的御史中丞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时金将蒲察徒穆及金知泗州大周仁率军屯驻于虹县，都统萧琦领兵屯驻于灵璧（今属安徽），忙于积储粮草，修缮城池，以作为南侵的准备。张浚欲于金军尚未备战完毕之前，先发制人，进兵北伐，收复中原之地。适逢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提议发兵，先捣毁虹县、灵璧二城。张浚遂合议上奏赵眘，力陈北伐中原之策。不久，张浚应召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见赵昚。在张浚的请求下，赵眘终于同意出兵渡淮河，北伐中原，且可以不预先与三省、枢密院通报。

张浚命李显忠统兵出濠州，直进灵璧；邵宏渊率军出泗州，直逼虹县。自己则亲临前线指挥。李显忠所部兵进灵璧，大败萧琦；邵宏渊所部亦于虹县击败金军，收降蒲察；徒穆、大周仁。宋军乘胜攻占宿州（治今安徽宿县），金朝；统治下的中原地区为之大震。捷报传入临安（今浙江杭；州），赵眘亲笔手书慰劳前线将士：“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⑤虽然捷报频传，鼓舞人心，但北伐金军实际已因史浩等人的阻挠及赵眘的犹豫，贻误了极为有利的战机。此前，金帝完颜雍已2平息内部叛乱，巩固了统治。金大定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至十一月间，完颜雍已部署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所部进驻睢阳（今河南商丘）。又令尚书右丞相仆散忠义前往南京（今河南开封），指挥金军南侵。因而宋军的北伐是在金军有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李显忠占领宿州后不久，纥石烈志宁即率兵赶到。宋、金两军激烈交战，宋军击退纥石烈志宁所部。随后又击败金军援兵。正值金军源源不断赴援，李显忠所部奋力抗击之时，邵宏渊却按兵不动，甚至散布流言，动摇军心，致使李显忠所部孤立无援，终不敌而败。而邵宏渊所部中军统制周宏及邵宏渊之子邵世雄、殿前司统制官左士渊竟于大敌当前之际，率军逃遁。李显忠召集余将与金军再战，又反败为胜。但邵宏渊与李显忠的不和，已引起军中的混乱。殿前司统制官张训通等7人及12名统领官借机亦逃遁。宋军内部的不和，最终使宋军于符离县（今安徽宿县）被金军击溃。

宋军北伐失利，张浚立刻遭到主和派的攻击。他一面上疏请罪，一面紧急部置：以魏胜戍守海州，陈敏戍守泗州，戚方戍守濠州，郭振戍守六合（今属江苏）。整修高邮（今属江苏），巢县（今安徽巢湖）两城，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又修筑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关山寨，以扼守金军南下要冲。同时于淮阴（今属江苏）集中水军，于寿春（今安徽寿县）集中马军。以此防备和阻止金军南侵。对张浚的上疏请罪，赵眘起初颇能宽容，他赐书张浚：“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而当张浚再次请求致仕时，赵昚又表示：“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⑥甚至在称谓上从不呼其名，只称“魏公”。还常遣使了解张浚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之后在主和派官僚接二连三的攻击下，赵音只好将张浚降职，改授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对李显忠、邵宏渊亦降职。此后，赵昚又任用主和派官僚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废止江、淮宣抚司“便宜行事”的权力。

隆兴元年八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遣使持书入宋，索求宋廷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之地及岁币，不然则于秋季发兵入攻。张浚认为金人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于议和与不议和。身为右相的汤思退原为秦桧党人，仍急于与金求和，他借退居于德寿宫的太上皇帝赵构的暗中支持，迫使赵眘应允议和。张浚、虞允文、胡铨等一批主战派臣僚纷纷上疏，坚决反对议和。汤思退却指责他们“大言误国，以邀美名”⑦。在主和派的压力下，赵眘只得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等人持书赴金元帅府，但告诫他不许应允归还四州之地，岁币也当差减。十一月，卢仲贤自宿州返回，带来金都元帅仆散忠义致宋三省、枢密院的文书。由于卢仲贤于出使金元帅府时，擅自应允归还四州之地，而被夺官，交大理寺治罪。宋廷遂改任王之望、龙大渊为金国通问正、副使。张浚等人再度力争，反对派使议和。张浚借应召入见之机，向赵眘力陈和议之失。赵眘终于同意不向金廷递交和议誓书，令王之望、龙大渊留驻待命，另派通书官胡肪、杨由义前往金元帅府，通报金廷四州之地不可割让。如金廷非求四州之地，则召回使臣，停止和议。十二月，左相陈康伯因病罢相，赵眘以汤思退继任为尚书左仆射、同十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以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仍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

胡昉等使臣至宿州后，金人对他们威逼利诱，以胁迫他们应允割地之议。胡叻等毫不屈服。隆兴二年（1164），在主战派的一再请求之下，宋帝赵音准备自临安府移至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同时下诏，召回通问使王之望等人，中止与金和议。左相汤思退闻讯，大为惊恐，表面乞求辞职，而暗地却与其党羽密谋，设计陷害张浚。不久，奉赵眘之诏，张浚巡视江、淮。为加强江淮地区的防务，张浚招募山东、淮北地区的忠义民兵，充实建康、镇江两军，人数多达12000余人。又召集淮南壮士及江西地区的起义军万余人，组成万弩营，交陈敏统辖，戍守泗州。凡属要害之地，皆筑城堡，低洼之地则蓄水为阻。还增置江、淮上的战船，使诸军备齐弓矢器械。淮北、山东之民亦纷纷归属投奔张浚，或表示受他节制。汤思退遂令王之望极力诋毁张浚的守备之策。以为张浚的部署不足以抵挡金军的进攻。令其他党羽肆意诽谤、攻击。一时间，主和派气焰甚嚣尘上，张浚见此情景，先请求罢免江、淮都督府，继而请求致仕。四月，张浚被罢相，从此主和派在朝廷更加不可一世。六月，赵昚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虞允文拒不从命，亦被撤职。八月，张浚于“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的遗憾之中病故。朝廷完全为汤思退、王之望之流所控制，很快便废除了张浚生前精心部署的江、淮防务。十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宋朝国书未按原定格式书写。拒绝接受，提出对商州、秦州两地的割让要求。明确表示岁币为20万。之后不久，金军便大举渡过淮河南侵，宋军节节败退，连失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濠州、滁州。金军的再度入侵，宋廷主和派毫无作为，赵眘因此罢免汤思退、王之望等人。十一月，大学生张观等72人上书，请求处死汤恩退、王之望等人，贬逐其党羽，起用陈康伯、胡铨等主战派。赵眘一面派国信所大通事王忭赴金元帅府商议和议条款，一面任命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虞允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希望能阻止金军的南侵。陈康伯领命，即扶病兼程赶至临安，部署抗金。步军司统制崔皋及胡铨等分别击退进犯的金军，但王之望等人却千方百计破坏抗金，拒不执行命令。虽赵眘亦给予撤职贬斥，却又不得不顾忌太上皇帝赵构的求和意图，致使抗金斗争软弱无力，最终只得再遣使臣与金议和。其内容主要为：改宋、金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两国疆界同“绍兴和议”；改“岁贡”为“岁币”，减每年银、绢各25万两、匹为各20万两、匹；宋割让商、秦二州予金；金国人逃宋境人员不再追回。史称此和议为“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是于宋帝赵昚主张抗金，却为以太上皇帝赵构为首的主和派阻挠与破坏的背景下订立的屈辱条约，多少改变了宋、金间原有的不平等的关系。

注释①②③⑤⑥《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④《宋史》卷三三《孝宗传一》。

⑦《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宫闱之乱宋乾道三年（1167）六月，皇后夏氏去世。七月，刚册立2年的皇太子赵愭去世，谥号“庄文”。庄文太子死后，赵眘在选定新太子时，未按排行顺序，由次子庆王赵恺继太子位。而是因三子恭王赵悖“英武类己”①有意册立为太子。遂于七年（1171）二月，正式册封赵悖为皇太子。为避免诸子间的权力之争，赵悖主张：“朕既立太子，即令亲王出镇外藩。”②他进封赵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魏王，判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使之离开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赵音既宠爱赵悖，便欲使之掌握治国本领，四月，命他判临安府，不久又改领尹事。赵音到任后，“究心民政，周知情伪”③。赵眘得知，更为欣喜。

宋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赵构病重。赵膏竟罢朝，侍奉太上皇。不久，赵构病故，赵眘悲恸不已，两日未进食，提出要为太上皇服丧三年。文武百官多次上表，请求赵膏还朝听政，却遭拒绝。十一月，赵眘亲笔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④十五年二月，赵悖开始赴议事堂，与辅臣相见，商议朝廷大事。左谕德尤袤告诉赵惇：“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薄厚，一付众议而后定。”又认为，太子之位，只在侍奉圣上用膳、问安，不与外事交往。因此请赵悖待圣上祭奠完太上皇之后，恳请辞去参预决策的重任。但赵昚自太上皇赵构去世后，即欲效赵构故事，传位给太子赵悖。为此当丞相周必大请求辞官时，赵眘便极力挽留，“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⑤。赵眘认为，礼仪最重者，莫过于侍奉宗庙，而其中首要的享祭却因自己患病，不能常去亲自主持。孝敬最重者。莫过于为亲人服丧，而自己则未能每日去德寿宫。因此准备退位休养。

个二月，赵昚将赵构当年传位的手札秘密交给周必大，让他以自己“倦勤”、侍奉太后等原由，事先起草退位诏书，执意内禅。

十六年二月，赵眘身着素服，正式行内禅礼，退位，居住于重华宫。赵悖继位，是为光宗，遂尊赵眘为至尊寿皇圣帝，皇后为寿成皇后。未几，至尊寿皇又下诏，册立赵眘元妃李氏为皇后。

皇后李氏，安阳（今属河南）人，为庆远军节度使、追赠太尉李道之女。高宗赵构时，召她为恭王赵昚妃。宋乾道四年《168》，李妃生子赵扩，是为嘉王。七年，李氏被册立为皇太子妃。

李氏生性好妒嫉、凶悍。曾向赵构、赵眘诬告太子东宫官僚之过。赵构对此极不高兴，认为她是一位操纵权柄者。赵昚亦因此而多次训导她：“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⑥赵昚的规劝反而招致李氏的忌恨，她疑心此话出于太后吴氏之口，遂对吴太后心怀不满。及皇太子赵惇继立为帝，李氏亦册立为皇后，便伺机报复。

宋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赵悖欲因故诛杀宦官，近侍随从因此惊恐万状，便设计离间寿皇圣帝、赵悖锜与李后三者的关系。赵悖对他们的举动深感怀疑：却又不便橙清事实。不久，赵悖患心疾，寿皇圣帝赵音得知后，便买到良药，欲待赵悖入重华宫时，亲自送给他。宦官随即将此事告诉李皇后。且谎称：“太上（指寿圣帝）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⑦李皇后亲自赴重华官窥测，确实见寿皇圣帝手中有药，遂相信宦官之语，对寿皇圣帝赵眘更加愤恨。

继而，赵沓于重华宫设宴，李皇后手席间向赵眘请求册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赵眘不许，李皇后随即责问道：“妾‘六礼’（指婚礼的六种礼仪）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⑦赵眘勃然大怒，李皇后只好退下。随后她又领着赵扩向赵悖哭诉，称寿皇圣帝有废赵悸拐立他子为帝之意。赵悖对此十分困惑，便不再入重华宫朝见寿皇圣帝。

李皇后挑拨了赵眘、赵悖父子间的关系，又欲进一步控制赵悖。一日，赵悖锜于宫中洗手，见侍奉的宫女手很白净，十分喜爱。此事为李皇后所知，几天后，李皇后派人送来一副盛饭的盒子，赵悖打开饭盒，里面上盛放着那位宫女的双手。他惊悸成疾。赵悖极宠爱黄贵妃，李皇后万为妒嫉。她趁赵悖锜郊祭，住宿于斋宫之时，竟将黄贵妃杀害，谎称暴病而亡。当天夜里，风雨大作，堆筑的黄土祭坛被冲毁，蜡烛全部浇灭，无法再行祭祀之礼。赵悖既遭风雨惊吓，又闻黄贵妃暴死，病情加剧。以至于不能上朝听政，朝廷大政多由李皇后决断。

李皇后亲操权柄。益发骄奢蛮横，无所顾忌。她凭藉手中之权，封李氏三代为王。又重修家庙，其规模超过宋代典章的规定，且派卫兵守卫，其数量远远多于太庙的卫兵。李氏家庙修成，李皇后借返乡拜谒家庙之机，推恩亲属26人，使臣172人。甚至连李氏的门客，亦奏请补官。李氏家族因此而鸡犬升天，不可一世。寿皇圣帝得知赵悖病情加剧，便亲自入宫探视，当面责怪李皇后。李皇后对赵悖锜的怨恨益发刻骨。赵昚见赵悖精神恍惚，不能视朝，故凡遇自己生日、寒暑之季，以及节日之时，皆传旨免去赵惇入重华富拜见、问候的礼节，令他好生休养。

绍熙三年（1192）三月，赵悖病情好转。消息传出，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皆请求他拜谒寿皇圣帝，甚至有撩衣叩头。号啕大哭劝谏者。赵倬亦有所醒悟，准备赴重华宫，然而尚未出发，即改变主意。临安城官民对李皇后的干预深表忧虑。同知枢密院事陈骙上书，陈述30余事，其中说：若后妃不能严守本分，则权力会转移；暗地告状之风不加以制止，则无法明断是非；策划台院谏官堵塞言路，则私党膨胀；与近臣商议将帅的任选，则会使贿赂盛行；不求正直之言，则过失必会暴露；不慎重对待旧的章法，则取舍定有失误；馈赠赏赐不加限制，则财用匮乏。陈骙骥所言，皆切中时弊，却不为赵悖锜所重视。

十一月，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等人上书，再次恳请赵悖拜谒寿皇圣帝，赵惇锜依旧不同意，吏部尚书赵汝愚入宫对策，又反复规劝，赵悖铸方回心转意。赵汝愚又叮嘱秀王伯圭精心调护赵悖锜，调解和缓和他与寿皇圣帝的关系。在群臣的努力下，赵悖终于入重华宫，拜见其父。李皇后见此情景，无可奈何亦随后入宫，与赵音相见。然而李皇后仍不甘罢休，事后依旧如故，阻止赵眘、赵悖关系的恢复。

绍熙四年（1993）六月，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去世。自赵悖染病，不能视朝，胡晋臣即与左丞相留正悉心协力辅佐朝政，使朝廷内外无不顺从，秩序安定。他数次向赵悍陈述子女孝敬父母之理；劝说当亲君子，远小人，抑制侥幸得志者，及消除宗派，广开言路等。但在李皇后的阻挠下，胡晋臣的劝谏全被搁置一侧，赵悖锜亦再未入重华宫。九月，正值重阳节来临，群臣相继上疏，请求赵悖与赵睿共度节日。赵悖照例不从。中书舍人陈傅良上书，恳切劝说，给事中谢深甫亦进言，认为寿皇圣帝宠爱陛下，如同陛下疼爱嘉王一样。如今寿皇圣帝年事已高，一旦故去，陛下又将如何见天下臣民?赵悖下诏，令随从即刻起驾，前往重华宫，向赵眘问安，又令文武百官列班迎候。百官闻讯，即列班于朝廷，迎候赵惇镝出宫。赵惇方步出御屏，却被李皇后阻留，硬将他拉回内宫。百官、侍卫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唯有陈傅良疾步上前，扯住宋帝衣裙，恳请他不要回宫，亦随之来到御屏之后。李皇后便厉声呵斥道：“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⑨陈傅良只得退下，失声痛哭。李皇后大发雷霆，派人责问，陈傅良有何理号泣?陈傅良答道：“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⑩李皇后益发怒不可遏。赵悖令人传旨。罢止拜谒寿皇圣帝，退回宫中。陈傅良见此事已无法挽回，遂径直出宫。赵悖随即下诏，改任他为秘阁修撰，陈傅良拒不受命，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等人亦相继上书，恳请赵悖拜谒寿皇圣帝，均遭拒绝。

十月，工部尚书赵彦逾等入上书重华宫，请求寿皇圣帝赵眘不要传旨撤销会庆节（赵昚生日）朝会。不料到会庆节时，宋帝赵悖却声称身体有病，停止朝会。于是自丞相以下文武百官皆上书自责，请求罢黜官职。嘉王府翊善大夫黄裳上疏，请求诛杀内侍，彭龟年上疏请求驱逐内绍熙元宝侍押班，以向天下臣民请罪。太学生汪安仁等118人，联名上书，请光宗赴重华宫。但这些请求，均遭拒绝。只是在赵彦逾等人的再三劝说下，赵悖才于是年十一月，开始恢复视朝。

绍熙五年（1194）正月，赵眘染病。此后，群臣纷纷上书，请求赵悖前往重华宫探视、慰问。赵悖非但拒绝，反而与李皇后前往玉津园游玩。兵部尚书罗点劝说宋帝先去重华宫，且认为，如陛下深居简出，长久不履行做儿子的义务，待众人抱怨、诽谤之时，即生祸患，切不可掉以轻心。而赵膏仍犹豫不决。罗点又偕侍读、侍讲等官，再向赵眘进言。赵音敷衍表示：朕心中何尝不思念父皇?罗点直言指出：陛下虽有此心，却久居宫中，将作何解释?

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续三次上书，欲求与宋帝面谈，均未获许。待赵惇上朝听政时，彭龟年于列班之内，伏地叩头不止，鲜血染红阶石。赵悖询问原由，彭龟年遂上奏说：如今再没有比探望寿皇圣帝更重要的事情了!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亦诚恳地表示：自己额头叩于陛下台阶上，是何等忠诚恳切。臣下已做到这一步，难道还不够吗?但赵悖虽表示明白臣下之意，却仍不赴重华宫。一时间，群臣接二连三地为此事上书，而赵悖仍无转变之意，臣僚遂又纷纷请求辞官罢职，竟多达500余人。赵悖既不从群臣之请，又拒绝辞官之求。群臣无计可施，遂谋他议。起居郎兼中书舍人陈傅良建议自亲王及宰执中择一人充重华宫使，代赵惇向赵眘问候、探视。御史台、谏院亦上奏表章，以离间陛下与寿皇圣帝之罪，弹劾内侍官员。此议亦不获准。

五月，赵膏病情加剧。陈傅良以宋帝不去重华宫探问而呈交告敕，出临安城待罪。左丞相留正等进宫劝谏，赵悖拂衣而起。留正忙拉住其衣襟，哭泣着好言相劝。罗点亦以寿皇圣帝危在旦夕，如今日不见，恐后悔莫及相劝。赵悖听得极不耐烦，起身而去。群臣又尾随其后，待赵悖入福宁殿寝宫，内侍宦官竟将殿门关闭，群臣被阻于殿门之外。众人实出无奈，悲泣着离开内宫。

次日，赵悖召罗点入宫。罗点引三国时，辛毗扯曹丕衣襟之典，以喻众人之意。彭龟年见劝谏赵悖无效，便改而请隶让嘉王赵扩赴重华宫，向寿皇圣帝慰问、请安。赵悖应允，令赵扩前往探视。卧于病榻的赵眘见孙子前来问候，不禁感慨万分。

六月，68岁的赵昚病逝，遣谥孝宗。其子赵悖不肯出来主持丧礼，留正等人只好率文武百官前往重华宫发丧。将行丧礼之仪时，仍不见赵悖到来，留正遂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商议，派少傅吴踞请赵脊之母、寿圣皇太后暂且垂帘，主持丧葬之事，方使赵眘丧礼得以进行。

七月，留王以赵悖患病，礼当册立皇太子，协助治理朝政，而后再请赵悖退位，太子即可以亲政。赵汝愚却主张请求太皇太后降旨，令赵悖退位，由太子直接继位。留正以皇太子尚未册立，令他即位，恐日后会有人因此发难，认为此议不妥。他遂率宰执入宫上奏，以为皇子、嘉王赵扩已具备仁义忠孝之德，当尽早册立为太子，以安定人心。赵悖毫不理睬群臣的上奏。六天后，留正等人再次请求此事。赵悖竟下书称“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留正得书，惊恐跌倒，随即托病不辞而别。

留正突然出宫而去，朝廷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恰于此时，赵悖又突然于上朝之时，倒仆于地。赵汝愚唯恐宋廷因此而生变故，遂决意令赵悖退位内禅。乃令工部尚书赵彦逾联合殿帅郭杲，又与左选郎官叶适、左司郎中商议，请太皇太后降旨内禅。随即遣知阀门事韩侂胄设法告诉太皇太后。韩侂胄通过内侍省宦官，终得太皇太后应允。此时已近日暮，赵汝愚即部署内禅，急令郭杲等将领连夜派兵守卫南北宫城。

次日，群臣入重华宫祭奠孝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汝愚率群臣向太皇太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且言赵悖有御笔“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太皇太后随即应允，赵汝愚自袖中取出已草拟好的太后谕旨，以“皇帝有疾，至今未能执表，曾有御笔，欲自退闲”。而册立嘉王赵扩为帝。尊赵悖为太上皇帝，李氏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以为谕旨甚妥，令赵汝愚依谕旨向朝廷内外宣布：皇子赵扩继皇帝位。

嘉王随即于寿皇圣帝帷帐中即位称帝，是为宁宗。

注释①《宋史》卷三六《理宗记》。

②③④⑤《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⑥《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⑦⑧《宋史》卷二四三《光宗慈懿李皇后》。

⑨⑩《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第三十五章

大宋的案件岳飞被害的事实一些史书和许多文艺作品，都把它描绘成基本由奸臣秦桧一手制造的一件千古冤狱。通过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元凶应是宋高宗的观点已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赵构为什么要杀害岳飞呢?这其中还是疑团重重。

岳飞宋代不署撰写人名字的《朝野遗记》这样记叙岳飞被害前的一幕：

绍兴十一年(1141)腊月二十九日，南宋临安的丞相府内，秦桧在苦苦思索着如何了结已被关在大理寺狱中两个多月的岳飞父子一案。此时，夫人王氏走了进来，她料定丈夫正在考虑如何处置岳飞案的问题，便趋前阴狠地说道：“相公竟这般缺乏果断吗?要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呀!”秦桧这才恍然大悟，拿过纸笔写了几个字，派人送往狱中。御史中丞万俟卨遵命再次提审岳飞，逼迫岳飞在一张事先杜撰好的供状上画押。岳飞无限悲痛地仰视了一阵天空，便提笔在供状上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过了不大一会功夫，岳飞就被毒死，张宪和岳云被斩首。这就是所谓“秦桧矫诏害岳飞”，其中宋高宗赵构只是一个听奸臣摆布的糊涂皇帝而已。

然而，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岳少保诬证断案》中，保存有此案完整的判决书。前面都为狱司的造谣诬蔑之词和罗织的罪名，其判决是：“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当然“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后载：“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余并依断。”从中可见，此案是奉圣旨办案，最后也由宋高宗最终裁决，这样赵构应为此案的主谋。

岳飞平反昭雪后，其子岳霖开始搜集资料，整理父亲的历史，临死又将重任托付给儿子岳珂。岳珂靠人们的帮助，先后编成《金佗粹编》二十八卷和《续编》三十卷，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部分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祖父既然还是在赵宋政权之下恢复名誉，作者自然只能竭力回避赵构与岳飞之间的矛盾，而客观上为高宗开脱罪责，以至不得不歪曲某些历史真相。尤其是岳珂应该看过上述案卷的有关材料，却宁肯引用野史的描述，说秦桧写出纸条交付狱官，而杀害了岳飞。其中的苦衷，自然可悯，但这样苦心掩饰的结果，给后世有关此事的记载，尤其是小说、戏剧的演绎，产生极大影响。所以宋、元以来，史家文人对此案的说法仍各执一词，众说纷纭。

明朝中叶，苏州名士文徵明曾为杭州的岳飞庙题写了一首《满江红》：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作者清楚表明了写此词的用意，那就是指出杀害岳飞的主谋和元凶，应是宋高宗赵构，而不是奸臣秦桧。词意从高宗极不愿意岳家军恢复中原，迎回徽、钦二帝的内心出发，判断赵构最怕的就是“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所以为了保住皇位，赵构宁肯把岳飞和他的军队先消除掉，免得再有此类后患。所以，赵构杀害岳飞，是这一矛盾的必然结果。而秦桧在这一冤狱中的作用，只是迎合或依照宋高宗的旨意而加以执行罢了。

此后，赞同文徵明观点者不时在提出更为确凿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论证。如有学者指出，此案在当时是被称为“诏狱”的，也就是皇帝交办的大狱，哪里有高宗不知情的道理。有学者认为，绍兴七年(1137)，岳飞在奏请立储问题上，以武将干预朝廷立储大事，引起高宗的极大不满。还有学者指出，秦桧死后，赵构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臣僚，对金媾和乃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因秦桧死而对此提出异议，以动摇既定国策。而岳飞案也应从属于此“与金媾和”的既定国策，所以元凶应是宋高宗赵构。

然而秦桧为主凶的说法在社会上仍然占有优势。如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把秦桧描写成是金国派来的一个奸细。岳飞在朱仙镇大破金兀术的大军，兀术写信令秦桧想办法将岳飞害死。于是秦桧说动高宗，发十二道金牌将岳家军招回，又传下一道假圣旨，将岳飞逮入大理寺狱问罪。在万俟卨、张浚、罗汝楫诸爪牙狼狈为奸之下，给岳飞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并诱捕了岳云、张宪诸将，终日用酷刑拷打逼供，但三人宁死不屈，决无口供。一拖已两月有余。秦桧担心事情传到高宗耳中，一旦放了岳氏父子，如何向金兀术交待，便与其妻王氏商量。王氏提议在黄柑中下一道密令，命大理寺今夜三更就将其父子三人结果了。秦桧听了大喜，立刻照办。岳飞以为圣旨下来，并亲自捆绑了企图造反的岳云和张宪，最后引颈受戮。

这类故事在民间已传得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罪魁祸首是奸臣秦桧，所以在如今杭州的岳坟前跪着秦桧、王氏、万俟卨、张浚等奸贼，受万人的唾骂。其实近代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在史事考证方面也给予大力的佐证，如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该书第十九章以“秦桧、张浚肆意罗织诬陷，岳飞、岳云和张宪惨遭杀害”为题，着力论证了“岳飞被劾罢官”、“王雕儿诬告张宪，意在牵连岳飞”、“岳飞的入狱、受审和惨遭杀害”，都是以秦桧为首的一群奸臣所故意陷害。并论证了“当最初制造这一冤案的谋划时，赵构并未与闻其事，但在他闻知之后，也不过只是表示了一下‘惊骇’而已，也并无要加以制止之意；再以后，则更是听任秦桧放手去干，并不稍持异议。”

邓广铭《岳飞传》再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论证“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认为秦桧、万俟卨们在加害岳飞父子的过程中，对有关罪状和刑名，“匆遽间无法炮制出来。因此，是在对岳飞父子下了毒手之后，才用倒填月日的办法把判决书炮制出笼，也借此对其事实上的先斩后奏的行径痕迹稍作遮掩”。并反驳了文徵明“区区一桧亦何能”的观点，确认秦桧是金国派遣到南宋王朝秦桧的一个奸细，以为秦桧已逐步获得擅权朝中的地位，完全可能矫诏杀人，所以岳飞的狱案“名曰诏狱，实非诏旨”。

而宋史专家王曾瑜《岳飞新传》经过较为全面地论述，在努力阐明这个观点：宋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指出赵构绝非无能之辈，他文能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武能“挽弓至一石五斗”，即能拉开一百六十多斤重的劲弓，其能力在当时应算上乘。在经历了南宋初期这段艰难险恶的历程之后，至绍兴十一年(1141)，赵构已当了十五年的皇帝，由一个深宫的花花太岁而变为深通机谋权术、极其狡猾阴险的最高统治者。这年的十月，即杀害岳飞的一个多月前，赵构还在儆戒众臣说：“人主之权，在乎独断!”

秦桧虽为宰相，但没有这么大的权势，能够不经过皇帝而谋害像岳飞这样一个武功赫赫、威名远震的勋臣。绍兴初年，秦桧为赵构看中而拜相当政，但由于秦桧急于植党专权，很快就被罢免，高宗还亲自写其罪迹，榜告朝野，以示不能容忍之意。绍兴八年(1138)，赵构应迫不及待地想与金求和，才再次起用秦桧为相。这次，秦桧不得不吸取前次的教训，惟高宗的马首是瞻，小心翼翼做事，以求稳步发展。这年冬天，秦桧为展开议和活动，又心存当年罢相的余悸，害怕高宗反复，便单独对高宗说：“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预，则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高宗首肯后，他要皇帝“精加思虑三日”。三天之后，他还要高宗“更思虑三日”。再过三天，当秦桧“知上意坚确不移”时，才奏上和议方案。由于其能仔细揣摩高宗的内心世界，然后再审时度事，去迎合赵构的需要，才开始深得皇帝的宠信。

一般以为高宗与岳飞的矛盾主要在军队北伐及迎回“二圣”方面，因为如果钦宗回朝，高宗就保不住帝位了。这其实是后人想当然的猜想，并不太可信。宋金之间谈判，几次谈到“迎还二圣”之事，绍兴八年还差点成功，高宗曾下诏：“渊圣皇帝(即钦宗)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准备让钦宗回来优养天年。因为高宗心里清楚，经过如此惨痛的俘虏生涯，钦宗定已心力交瘁，回来也不会威胁到自己的宝座。可见，赵构无须在“迎还二圣”问题上深忌岳飞。高宗对岳飞产生嫌隙，继而到后来“始有诛飞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间有一个发展积累的过程，其与岳飞的个人脾性也大有关系。

如绍兴七年(1137)，高宗一时冲动，委岳飞以北伐重任，又立即取消成命。岳飞一怒之下擅离职守，上庐山给母亲守孝去了。此举使高宗震怒，儆戒岳飞“犯吾法者，唯有剑耳”等等，内中已隐含杀机。最使高宗恼火的，莫过于岳飞坚决抗金的态度及其一系列行动。如第二年，岳飞又提出增兵要求，再一次触犯赵构的嫌忌而遭拒绝。事后，岳飞再上奏折，力申“不可与和”之志，并乞整兵“复取旧疆”。高宗完全不予理睬。绍兴九年(1139)，宋金讲和初定，岳飞沉痛地提出辞呈。翌年，金兀术毁约大举南犯，岳家军鏖战初胜，却又被迫班师，“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又愤而辞职。高宗虽对岳飞的屡次辞呈照例不准，但对岳飞刚直不阿行为的嫉恨在不断加深。

绍兴十一年(1141)正月，金兵又以十万人马直侵淮西。朝廷派张浚、杨存中、刘镝率军迎敌，并命岳飞领兵东援。等岳飞率军赶到，金兵已渡淮北撤。岳飞此次增援慢了半拍，其理由一是本人“寒嗽”(感冒)，一是军队“乏粮”，是否夹杂有对高宗阻挠北伐的不满，不得而知。但这次援淮的无功很快成为岳飞受迫害的口实。据秦桧党羽所撰笔记《王次翁叙记》透露，约在绍兴十一年的二、三月间，“上始有诛飞意”，并将此旨意秘密传下。秦桧就是在此旨意之下，开始组织部署对岳飞进行迫害的冤狱。

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秦桧的权势达到什么程度?是否已经能够“挟虏势以要君”，玩高宗于股掌之上?有学者指出，秦桧虽极受高宗宠信，但也只是宠信而已，决不能任意摆布高宗，不能用矫诏的手段铲除异己。如绍兴九年(1139)，枢密院编修官胡铨上疏反对与金和议，并要求“斩秦桧之头挂诸街衢”，以谢天下。该声讨雄文很快广为流传，高宗下令将胡铨“送昭州编管”。秦桧虽对胡铨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却始终对这位职位低微的编修官无法动用屠刀。对胡铨这样的小官尚且如此，对有赫赫战功而曾任枢密副使的岳飞就更不能擅自处置了。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审理大案和诏狱，在表面上依然有一套较为严格的司法程序，尤其是大理寺治狱，其审讯、详断、判刑、评议、定判、复核等都有详细规定，秦桧诸奸臣虽然能于其中起一定作用，但最终裁决权在皇帝手上，秦桧的权势再大，也是无法公开“矫诏”杀害大臣的。秦桧死后，高宗曾为一些人平反，不少大臣上疏要求为岳飞恢复名誉，但高宗始终不予理会，从中亦可见赵构对此案的肯定态度。

也有学者认为，在杀岳飞问题上，高宗与秦桧是各怀鬼胎、互相利用的关系。在秦桧看来，岳飞是他向金投降的最大障碍，不杀岳飞，难成和议；而在高宗看来，更重要的是所谓“示逗留之罚与跋扈之诛”，是杀鸡儆猴，以便他更自如地驾驭诸将，控制朝政与军权。所以，高宗与秦桧玩弄的是“交相用而曲相成”之把戏，所以，岳飞非死不可。

目前或可说，史学界许多人已倾向于元凶是宋高宗的观点。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赵构为什么要杀害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大将岳飞?其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岳飞在“迎还二圣”问题上，触犯了高宗的心病。有人以为，防范武将兵权过大，一直是赵宋王朝恪守的家法，功高权重的岳飞，就被看成是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有人认为岳飞个性耿直倔强，往往锋芒毕露，不搞韬晦之计，不知明哲保身而我行我素，便使高宗觉得岳飞自恃掌有兵权，难以驾驭，以致在收缴兵权之后，仍不想放过岳飞，要杀一儆百。也有人以为是岳飞在立储问题上，越职言事，犯了大忌。还有学者认为，据说金兀术在绍兴和议前有“必杀岳飞而后可和”之条件，为了表明求和的诚意，赵构只有除掉岳飞这一障碍。甚至台湾有学者提出，高宗特别思念被金人掳去的生母韦太后，曾向金人表示，只要放回太后，什么条件均可答应。金人利用了高宗这一心理，以释母必杀岳飞为交换条件，迫使他下此毒手。或者说，其各类矛盾的综合，遂使高宗做出这一决定。

杀害岳飞的元凶之争，似乎日趋明朗；然而高宗杀害岳飞的原因之争，依然是扑朔迷离。这也可算是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统治的一大特色吧。

岳飞案中“莫须有”含义岳飞一案中“莫须有”罪名之典故，几乎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小皆知。但是人们清楚其准确含义吗?人们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吗?现在告诉你，这故事中有几个关键问题存在不解之谜，你会感到惊讶吗?不信的话，请读下文。

《宋史·岳飞传》载，当岳飞一案以谋反罪判定上报之际，大将韩世忠听说岳飞父子入狱蒙冤，且被判死罪，心中很是不平，鼓起勇气来到相府质问秦桧。秦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愤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上述故事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们来说也早已耳熟能详，其“莫须有”三字也逐渐成为冤狱的代名词，如世称岳飞冤狱为“三字狱”。然而仔细推敲，秦桧的这句话实在有些不合逻辑。“莫须有”历来被解释为“恐怕有”、“或许有”之类的“两可之词”，那么，秦桧的话应这样翻译：“岳飞儿子岳云给张宪的那封书信(指奸臣所诬岳云有封要求张宪帮助岳飞夺回兵权的信)虽不确实，但这事情或许有。”秦桧这样回答质问，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岳飞的罪名“也许有”，也许没有，他不清楚。从秦桧要杀害岳飞的立场出发，他可能说出这种模陵两可的话吗?不管秦桧是此案的元凶，还是帮凶，其要害死岳飞的目的是一样的，那就至少应该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韩世忠的质问。所以这段话，令人颇生疑问。

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认为，秦桧的那句话应如此断句：“其事体莫，须有。”这里的“莫”相当予后世流行的语末助词“嘛”，从语音上看，莫、嘛也是同音，它是考虑问题时的一种语句拖音，似乎含询问之意，实际上只是没有含义的语气词。而“须”字的用法，宋人常用作转折连词，相当于“却”，如朱敦儒《水调歌头》中“中秋一轮月，只和旧青冥，都缘人意，须道今夕别般明。”所以，此句的翻译应该是：“这件事情嘛，却是有的。”是一个完全的肯定句式。同时，宋代也颇流行这种句式的使用，如王明清《挥麈后录》中，就有“当时议法论罪莫，须是宰相否”和“此事莫，皆不虚否”等句。总之，上至《左传》、《论语》，下到宋人的说话习惯，都有这种结构的句子。俞正燮还指出，当韩世忠质问秦桧时，秦桧的态度依然非常骄横，反诘世忠道：“其事体莫……”略加迟疑而审度之，然后自决言：“须有”。在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判定有罪。韩世忠不服，故横截其语，牵连为一句，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以诋秦桧之妄。

俞氏在断秦桧后面那句话时，在通释其“莫”字为语末助词“嘛”时，可谓不无道理。但在解释韩世忠那句反问时，就显得不太令人信服了。因为如果将“莫”作为前一句末的语气助词的话，它只是一个拖音，并无含义，如何能将其横截到后句中来呢?

现代有学者认为，宋人口语中多用“莫”字作“当”字解，如宋徽宗曾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指蔡京)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铁围山丛谈》卷二)苏轼给文同的信中，也载“惟谨择医药，痛加调练，莫须燃艾否”的话。可见“莫须”二字连用。是宋人的习惯，意即“当须”如何。这样的话，“莫须有”三字应理解为“当须有”。“其事体当须有”是一个肯定句式，意为“这事情应当是有的”。此句话从秦桧口出吐出，其中也包含一定的强词夺理的味道在内，所以韩世忠才有后面的反驳。

也有学者以为，宋时“莫须”两字常连用，如《金佗粹编》卷二载高宗手诏：“据事势，莫须重兵持守，轻兵择利”。其“莫”有“岂不”之意。再如《永乐大典》卷一九七三五载宋哲宗主张恢复保甲军训，说“府界莫可先行”。《宋史·兵志》载同一语，作“府界岂不可先行”。所以，“莫须有”即“岂不须有”，意为“难道不应该有吗”，是一种以反问为形式的肯定语句。

然而，“莫须”在宋人口语或文章中确有“或许”、“大抵”的解释。如《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载：“兼前番临时曾言夏税秋赋。如碎杂豆油之类。如何搬运?设若本朝委曲从之，莫须折当，元帅与郎君皆言甚好。”《朱子语类》卷七三载：“占法则莫须是见豚鱼则吉，如鸟占之意象。”此外，“莫须”也有解释“莫非”、“可”的，表疑问语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五有云：“馆使、侍读莫须与他商量了?”《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二记：“不知本朝所须底事，莫须应副得么?”这样，“莫须有”可作“当须有”、“岂不须有”、“或许有”、“莫非有”等多种解释，哪一种才是秦桧的本意呢?

有学者通过有关的史料考证分析，认为“莫须有”之说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无名氏《野史》编造出来的，后人失于考证，以假为真，辗转抄录，才使之成为“历史典故”。首先，一些重要宋代史籍中不载有这件事情，如史学家李焘，他与岳飞、秦桧、韩世忠是同时代人，经历过靖康之难、绍兴和议等重大事件，一生著述弘富，其《续资治通鉴长编》取材广博，考订精核，但在他所有著述中却只字不提有关“莫须有”之事。其子李也有文名，他的史著中同样不取此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王明清的《挥麈录》也都没有相关记录，后者所记秦桧之事不下二三十条，却没有一处涉及“莫须有”。

其次，宋人记载此事的史籍有十余种，其中绝大多数在行文上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是互相辗转抄录的，有的稍作增删，有的干脆一字不动，也有脱字或讹字的。如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了此事。正文下自注，曾查阅过《王俊首状大理寺案款》、《刑部大理寺状》等资料，惟有吕中的《大事记》载有此事。在众多有关史籍中，只有熊克的《中兴小记》明确注明其材料出自《野史》，至于《野史》的作者是谁?其故事从哪里得来?就没人知晓了。所以其他记载此事的史籍，如《名臣琬琰集》、《宋宰辅编年录》、《皇宋中兴纪事本末》及《宋史·岳飞传》等，可以说都几乎辗转抄袭于《中兴小记》，难怪后来引用这条史料时，竟是这样惊人地雷同。

岳飞被害后，高宗、秦桧力主议和，抗战派官员遭到打压，许多人同情抗战派，又不能公开宣传，只能私下通过著述立说，抒发对朝中政治斗争的看法。估计《野史》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得之于传闻，撰写出这一段有关“莫须有”的对答。岳珂《金佗粹编》中也有几处记载了这一故事，他在岳飞死后七十余年才编此书，为了给祖父增添光彩，寻访有关的遗轶之文，看到“莫须有”一事，能增加对秦桧之流的斥责力度，自然收容入书，而无须考辨真伪，这是很正常的事。

综上所述，秦桧所说的“莫须有”三字到底是什么含义，乃至历史上秦桧说没说过“莫须有”这句话，都需要重新探索一下了。

“九曲丛祠”埋忠骨岳飞是被迫害致死的，肯定不会有像样而确凿的墓地。二十余年之后才平反昭雪，当时要以一品官位的礼仪重新进行墓葬。那么，岳飞的遗体是从哪里找来的呢?它初葬时候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改葬地就是如今的栖霞岭吗?

南宋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这是个阴霾沉沉、天色晦暗的日子，三十九岁的抗金名将岳飞冤死在临安(今杭州)的大理寺狱中。消息传出，平民百姓无不凄怆落泪，文人志士又都扼腕叹息，这千古奇冤令多少人悲痛万分而又忿忿不平。时至今日，杭州栖霞岭的岳飞墓前，观瞻游览者仍络绎不绝，人们为岳飞一生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所感动，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仰慕之情，来凭吊这位曾以爱国壮举惊天地却换来悲惨结局泣鬼神的历史人物。当人们向这位民族英雄深深鞠躬之时，有没有想过这个墓中是否真有岳飞的遗骨呢?

岳飞是作为罪犯被处死刑的，当局肯定不会允许进行什么像样的墓葬。那么，当时岳飞先被草葬在何处?什么时候再改葬栖霞岭的呢?

据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诸书载，当天，狱官将岳飞在风波亭拉胁而死，按照规定，在狱中处死的犯人尸体应该埋在监狱的墙角下，好心的狱卒隗顺冒险背负岳飞的遗体，躲过奸党们的监视，偷偷走出监狱，翻越过高高的城墙，于临安城西北的钱塘门外，将遗体偷偷地埋葬在九曲丛祠中王显庙旁的北山之水边。岳飞身上一直怀有一玉环，也许是对妻子深切感情的一种标记，即将它殉葬在遗体的腰旁，然后在坟前种两棵橘树，作为标记。周必大《龙飞录》还说，钱塘门外的岳飞初葬之墓假称“贾宜人之墓”。“宜人”原系宋代命妇的封号，为了不让秦桧党徒们发现，只能以此作为掩饰。那么，哪里是“九曲丛祠中王显庙旁的北山之水边”呢?《咸淳临安志》载，钱塘门以北，有九曲昭庆桥、九曲法济院、九曲宝严院。此地多湖泊，故城垣曲折，九曲城、九曲丛祠也因此得名。王显庙就在此九曲城下，绍兴年间所建。明嘉靖《西湖游览志》也说：“钱塘门沿城而北，旧有九曲城。”可见九曲丛祠与王显庙应在钱塘门外，估计即今昭庆寺以北一带，所谓“北山”，即今之宝石山。而南宋大理寺是在钱塘门内，所以隗顺负尸出钱塘门，到九曲城下的北山水边葬尸，较合情理。

我们知道《朝野遗记》曾编造出“秦桧矫诏害岳飞”之故事。而上述隗顺的故事似乎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明万历十年刊本《汤阴精忠庙志》、嘉靖年间刻本《西湖游览志》、清康熙时编的《钱塘县志》等，均采用此说。有的学者还猜测，如上述故事可信的话，从上述整个墓葬活动来分析，要将岳飞尸体偷偷运出监狱，并翻越城墙，然后入棺葬在宝石山之水边，似非只身单人所易做到。也许同“隗顺”一起机智勇敢地保护岳飞遗体的，还有其他人，《朝野遗记》所载之“隗顺”，只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或许是他们一伙人的代称。可以说，这也可算岳飞初葬时的一谜。

然而，《宝庆四明志》载，岳飞“死于棘寺，藁葬墙角”。是说岳飞死后，用草垫之类包裹，葬于大理寺的墙角。《三朝北盟会编》却说：“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民间还有另一个传说，以为岳飞曾被葬于杭州的众安桥下。李汉魂《宋岳武穆公飞年谱·遗迹考》中记：“今杭州市众安桥河下十七号忠显庙，其地南宋为北郭丛葬之所，传即岳王初瘗处。”清朝许多学者如胡兴仁、沈祖懋、杨昌浚等，都同意此说。到道光十三年(1833)，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认此地为岳飞初葬地，并筹集资金，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刊刻《岳忠武王初瘗志》，一时影响颇大。一些现代学者认为，南宋时临安的众安桥，位于钱塘门内，也就是在城内，是临安城中的商业繁华地段，如桥南还有“北瓦子”等娱乐场所，又紧靠御街的必经之地，怎么会成为北郭丛葬之所呢?

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继位。他十五岁时目睹了岳飞案的处置过程，知晓岳飞之深冤和民心之不平，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表明自己的抗金态度，即位不久，便接受了太学生程宏图“昭雪岳飞之罪”的上奏。七月，迅速颁布了“追复指挥”，即追复岳飞官位之命令，为其平反，恢复名誉。此时赵构刚刚禅位给孝宗，称“太上皇”，而为岳飞昭雪，决非赵构所愿，所以孝宗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当然在《追复指挥》中，不但只字未及“冤案”，还要装着是仰承“太上皇”的圣意，以给足赵构以面子。

皇帝《追复指挥》决定，要对岳飞“以礼改葬”，就是要以一品官位的礼仪改葬，所以朝廷贴出悬赏寻找岳飞遗体的告示。据《朝野遗记》载，隗顺临死时将葬地详细情况告诉儿子，并嘱咐说：“朝廷日后必会悬赏求找岳飞的遗体，可以这样告诉官府，该棺木旁系一铅筒，上有大理寺的勒字，便是岳飞埋殡之符。”隗顺的后代便将九曲丛祠旁的岳飞初瘗地报告了官府，当官府找到岳飞的葬地，打开棺木时，发现“尸色如生，尚可更敛礼服”。于是，以少保之礼重新安葬。岳飞之子岳霖等人在淳熙六年(1179)所上的《赐谥谢表》中有：“葬以孤仪，起枯骨于九泉之下”的话。中国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所以称“葬以孤仪”，可见以少保之礼改葬应没问题。但《朝野遗记》中“尸色如生”的记载肯定有问题，一是岳飞遇害已二十一年，当时草草下葬，且葬在“北山之水边”，应相当潮湿之地，怎么可能还“尸色如生”呢?二是岳飞的后代们都说是“起枯骨于九泉之下”，如当时“尸色如生”，后辈们决不会如此用语。可见《朝野遗记》中的描述，有多少是确凿可信的?多少是夸大其词的?多少又是杜撰编造的?也让人摸不着头脑。

最后，岳飞的改葬地是否即在今天栖霞岭的岳墓所在地?大多数学者持同意的观点。《梦梁录》卷十五载：“忠武岳鄂王墓，在栖霞岭下。”《武林旧事》卷五也载：“栖霞岭口，古剑关，岳王墓。岳武穆王飞所葬，其子云亦附焉。”栖霞岭岳墓改葬时的确颇为隆重，其墓道两边立有石人、石马，并将边上的智果观音院改为“褒忠衍福院”，以充岳鄂王香火，还存列着岳云所用铁枪。后屡经修建、改建，如明朝重建岳王庙，变动较大。最近一次修复，发现墓道两侧埋有石人、石马，估计是两宋改葬时的遗物。

可见，岳飞遗体的初葬地还有颇多疑点，改葬地在栖霞岭应该问题不大，不过也还是有人提出一些怀疑，致使有关岳飞墓的真伪，目前仍有争议。大宋的艺术《雪景寒林图》的真伪北宋前期画家范宽的名作《雪景寒林图》再现，令人兴奋。不过画上有“臣范宽制”四字的题款，又令人迷惑，甚至有学者怀疑此画是否为范宽的真迹。引起书画鉴赏家们的一些争论，其中疑难处在哪里?为何令人费解呢?

在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宋代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这件古代绘画珍品原系民间私人收藏，“文化大革命”中作为抄家物资转入博物馆。“文革”结束，北京举行“各省市征集文物汇报展览”，此画最引人瞩目。因为范宽传世之作有《溪山行旅图》《秋山萧寺图》和《雪山楼观图》等，此画却久已湮没，突然面世，令人惊异，这画是真迹吗?

雪景寒林图范宽生于五代末，耀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有关画史类书籍所记，其仪状峭古，举止疏野，嗜酒好道。至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犹在，一生失意潦倒而不得志，“落魄不拘世故”，常来往于汴京与雍洛之间。工山水画，曾师从荆浩、李成，后悟“师人不如师物，师物不如师心”。卜居终南山、太华山，终日危坐，纵目四顾，饱览岩壑云烟，随后雄健落笔，独辟蹊径地塑造着峰峦浑厚、气势雄伟的关陕山川形象，最终自成一家。北宋前期，与李成、关仝为北方三大山水画派的代表，后人评其“得山之骨”，尤长雪山之景，使人见之凛凛，只感寒气逼人。米芾《画史》评之为“本朝自无人出其右”。

《雪景寒林图》是绢本水墨山水大立轴，长一百九十五厘米，宽一百六十厘米。以老辣沉稳的笔墨表现了大雪覆盖下的北方山水奇观：主峰高耸，群峰屏立，山势嵯峨，岩壑幽深，有河朔气象。山头遍作寒柯，通幅一无杂树。山腰萧寺，危径长桥，皆得自然。瑞雪满坡，寒林孤秀，物态冰凝，俨然三冬在目。山下岩体棱角分明，岸边有大树数重，后有村居，一人张门而望。空间虚实相应，笔法苍润雄伟，加上其淡墨烘染出的阴霾气候，都显示出作者确为写生妙手，体现出高深的艺术造诣。

从《雪景寒林图》的近景看，树干上隐约有“臣范宽制”四字。按上述范宽生平和脾性，也未闻其曾被召入宫廷，那为什么称“臣”呢?同时，范宽是否名“宽”也存在疑问。据《圣朝名画评》载：“范宽，名中正，字中立，华原人，性温厚有大度，故时人目为范宽。”《图画见闻志》“范宽”条有注：“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宣和画谱》也说：“范宽，一名中正，字中立。”“蔡卞尝题其画云，关中人谓性缓为宽，中立不以名著，以俚语行，故世传范宽山水。”似乎都表明这“宽”不是他的本名，是时人以他的脾性而称他为“宽”，因而使他的真名反而被淹没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也载：范宽“原名中正，字仲立(一作中立)。性豁达大度，人呼之为范宽，本名反不显。”

由是，著名书画鉴赏家启功先生写了《鉴定书画二三例》一文，认为《雪景寒林图》确是范宽的画法，三拼绢幅也是宋画的特点。但从此画的题款来看，此图应是宋代范派的作品，而不是范宽的真迹。宋画多半无款，这是文物鉴赏方面的常识，但此画中的一株大树干上却有“臣范宽制”四字，纯属画蛇添足。同时，范宽只是时人称他的一个诨号，他会将诨号题为画款吗?就如包拯会自称“包黑”这个诨号吗?此外，这个“臣”字也大有疑问，以范宽生平和举止而言，他就是题画款，也不会称“臣”。

陈传席《〈雪景寒林图〉应是范宽作品》一文提出商榷，认为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四范宽条是写：“范宽，字中立，华原人，工画山水。”“宽”为其名，“中立”其字。记载并不含糊。而且古人的名和字是相配的，名“宽”配字“中立”也颇相合，倒是所谓“名中正，字中立”有点不配。而“或云名中立，以其性宽，故人呼为范宽。”只是其条后的一个小注。其不作正文，表明只是出于传说。而后人不辨真伪，以此传说为真，有关记载大抵皆根据《图画见闻志》那一条小注的传闻，这种说法应属误传。如米芾是北宋人，不可能不知道范宽的名字，然而他的《画史》所记，皆用“范宽”，显然并不以此为诨号。

其实，范宽在自己画上题款并非只此一件。如米芾曾在丹徒(今江苏镇江)僧房里见到一幅如荆浩风格的山水画，“于瀑水边题‘华原范宽’，乃少年时所作。”米芾是当时的书画大鉴赏家，他岂有搞错之理，可见范宽少年作画就已有题款的习惯，且自题“范宽”，“宽”必是其名，而非诨号。最有力的证明是，台湾学者也在肯定是范宽真迹的《溪山行旅图》上发现了“范宽”的款字，该画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艺苑掇英》第十五辑有文载，其图右下树阴处有“范宽”二字。这就更说明问题了：范宽性宽厚，只能说是人如其名，而并非因性格而得名。一些专家从作品的用笔风格上也认定，《雪景寒林图》和诸画史记载的范宽作品风格尚没有不符合之处，所以应看作是范宽真迹。

唯独这“臣”字还是令人费解，这是其他画上所没有的，从逻辑上分析，范宽不应以“臣”自称，此画也非献给皇帝之作品，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否会由后人添加的呢?另外，范宽的名字问题，上面的解释也并不是已毫无疑问。毕竟《图画见闻志》没有明确“宽”就为其名，后注只是传说，其他诸书也未必尽抄《图画见闻志》。当然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之前，仅凭这些怀疑是不能轻易否定此画的作者是范宽的，只是此题款确实存在一定的疑问。目前书画界有持肯定论者，也有不置可否者。

第三十六章

柳永人品与作品柳永是北宋前期著名的词作家，是第一个大量创作长调慢词的专业词人，其毕生精力都献给了词的创作。他的词吸收了许多民间俚言口语，通俗易懂，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风气。且精通音律，善于铺叙，曲尽委婉，对宋词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流传至今的《乐章集》，保存有近二百首词作，是一位有着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作家。然而人们对其作品和人品的评价，却褒贬不一，甚至差之千里，也可谓一历史之谜。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其生年不详，或说雍熙四年(987)，或说景德元年(1004)，莫判孰是。因为在家排行老七，世人或称柳七。出身于一个重儒世宦家庭，少年生活在京都开封。时代和环境给他安排的出路，无非只是熟读圣贤书，然后于科场追逐名利。但是，柳永有“善为歌辞”的天才，于是他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向社会，融入民间，成为乐工的朋友，“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柳永为此结识了许多青楼歌妓，为她们填词作曲，尽心尽才，有求必应。其词作在内容上颇有特色，艺术上的造诣更是不俗，传播很广，有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一时蜚声朝野。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柳永又不得不走科举应试之路，但此路走得十分辛苦和坎坷。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载：“(宋)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撰《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所写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坊。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的确很有个性。怀才不遇，科场失意使他激愤填膺，转而对功名富贵采取冷淡和狂傲的态度，常常以“自衣卿相”自居，把功名官位看成“浮名”，还不如“浅斟低唱”、“偎红倚翠”畅快。怪不得宋仁宗看了非常反感，特意排斥他。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也有一段相似的记载：“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薄子纵游娼诸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由于最高当局的不满与打压，柳永屡试不第，流浪于开封、苏州、杭州等大都市，在秦楼楚馆中讨生活，依然以填词作曲为娱，与歌妓们流连忘返，使柳永有感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同遭遇，从而替她们唱出对所受凌辱和践踏的控诉，同时寻求生活的安慰。其中，乐工借柳永传其新制乐曲，妓者藉柳永增其缠头声价，柳永也凭她们远扬才名，可谓相得益彰，风流倜傥。

据说，直到景祐元年(1034)，柳永方才及第，遂改名永，字耆卿。以后，只做过睦州团练推官、余杭县令、昌国晓峰盐场监官、泗州判官和屯田员外郎等小官，故亦柳屯田。然而其仕途仍很渺茫，游宦生活飘泊不定，充满辛酸。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皇祐年间，柳永已近人生晚年，天上出现老人星，时以为是“祥瑞”。一位姓史的宦官，爱惜柳永之才而怜其潦倒，再次向仁宗推荐，拿着柳永甚为得意之作《醉蓬莱》词给仁宗看，以期获取欢心，以助其仕途升迁。哪料词中有“此际宸游，风辇何处”一句，刚巧同仁宗悼念其父真宗的挽词相合；又有“太液波翻”一语，仁宗过于敏感，以为“翻”字不祥，看后竟气愤地将词稿扔在了地上。

有学者认为，上述事件应发生在柳永“久困选调”的庆历三年(1043)。张舜民《画墁录》说：“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放改官。”由是其仕途不顺，一再受到阻碍，长期沉沦下僚。柳永大约病死于皇祐五至六年(1053或者1054)，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

从北宋开始，人们对其词作就褒贬不一。王灼《碧鸡漫志》载，当时对柳词评价相当高的文人，有“《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的说法；对柳词诟骂最甚的宋代文人，则有“遭柳永野狐涎之毒”的说法。那么，其词作本身是否存在如此的复杂性呢?

当时的上层社会，包括仁宗皇帝、宰臣晏殊在内，众口执词，大都攻击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封建正统派的理学家们都指责他在科场失意后，便沉沦于都市繁华的诱惑中，只追求灯红酒绿的放荡生活，创作一些淫歌艳曲。此后，一些自命高雅的文人，也往往贬斥“柳耆卿曲俗”。总之，历来自命高雅的士人们对于柳词“颇以俗为病”，对其内容和格调大多持否定态度。最多说柳词在艺术上有所独创，促进了慢词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如此而已。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云：“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帖，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尤工于羁旅行役。”

近现代以来，许多人仍认为，柳永是一个没落士大夫阶级的浪子，其主要精力都耗费在“偎红倚翠”放荡不羁的生活中，同时创作了大量的“猥词”，思想颓废，趣味低级。他也与其他士大夫一样，以玩弄的态度对待妓女，描写中充满了色情的东西。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如此指责柳永，说他“沉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他们唱为喜乐”，“他的一生生活，真可以说是在‘浅斟低唱’中度过的。他的词大都在‘浅斟低唱’之时写成的，他的灵魂大都发之于‘倚红偎翠’的妓院中的，他的题材大都是恋情别绪，他的词作大都是对妓女少妇而发的，或代少妇妓女而写的。”

然而，也有学者对柳永的作品与人品，持相当肯定的正面评价。指出封建社会根本不把妓女当人看待，宋代更是妓馆林立，士大夫狎妓成风，只把妓女当作玩物、货品，任意买卖、转赠乃至处罚。就像苏东坡这样温文尔雅的官员加文豪，也没有什么例外。而柳永的词却不鄙视她们，写出对她们的同情，给她们以人的应有地位。他置身于妓女、乐工间，同她(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她们作歌，付出辛勤劳动，实际上成为她们谋取生活的得力助手，这与一般纨绔子弟青楼买笑、寻欢作乐完全不同。

柳永叙写妓女的理想与要求，表达她们的苦闷心情，其中对妓女的苦难遭遇深表同情，如《燕归来》词中描写被侮辱的妓女的处境时，“肠成结，泪盈襟”。在描写妓女的技艺时，也是采用欣赏与歌颂的笔法，如在《木兰花》中对其歌舞技艺的赞美。在谈到自己与妓女的关系时，大都感情真挚，没有虚饰的玩弄态度，如《雨霖铃》中“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在大量的怀妓作品中，同样表现出把妓女当作知己的心情，如《洞仙歌》中“共有海约山盟”；《十二时·秋夜》中“祝告天发愿，从今永无抛弃”；《蝶恋花》中“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视妓女为知己，因而也受到她们的爱戴。相传柳永“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每寿日上冢，谓之吊柳七”。(《方舆胜览》卷十一)

柳永以妓女为题材的词作中，毋庸讳言，也有一些风流韵事的描写，甚至有些语句写得近乎色情。但是，一则这类作品在柳词中所占比重不大；二则其描写时仍将妓女置于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与其他士大夫玩弄妓女的态度相异。所以，他的词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尤其在下层民众间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在士大夫中，也有人相当赏识柳永，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载，苏东坡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将柳永与秦少游等同看待。前面提到时人还有把柳词比作“离骚”，也有人把柳词与杜诗相提并论的。

尤其是他的《鬻海歌》，柳永作为晓峰盐场的监官，却能够站在制盐民户的立场上，描写其艰苦的劳作和穷困的生活及其悲惨命运，抨击官府对他们的残酷剥削，大声疾呼：“鬻海之民何苦辛!”要求改变有关的榷盐制度，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地方官吏对民瘼的深切关注和真挚同情，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它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是一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

一般以为，柳永由于怀才不遇，科场失意，转而对追求功名富贵不以为然地进行嘲弄。他的词中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功名利禄的非议，吐出“图利禄，殆非长策”诸语，以为“才子词人，真是白衣卿相”，从而对“蝇头利禄、蜗角功名”颇为冷漠鄙夷，逐渐看破红尘，绝意仕进，专以填词作曲为业。如他在《西江月》中依然如此自嘲：

腹内胎生异锦，笔端舌喷长江。纵教片绢字难偿，不屑与人称量。

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上述自嘲只是其仕途失意时的几句牢骚，谈不上是对科举功名的一种反抗。前引《鹤冲天》一词，也同样表现了落第后自嘲自解的一种心情，在故作旷达的背后，不难看出其深深的遗憾和日后为榜上“龙头”的潜在企望。柳永并不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清高超脱，相反常常为谋个一官半职，会费尽心机地拉关系、走后门，甚至求助于和他结交的那些歌妓。《青泥莲花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早年和柳永有过交往的孙何，官任杭州太守，柳永很想求见，以图推荐，但官府“门禁甚严”，一直无缘求见。于是作《望海潮》一词，盛赞杭州的繁华与美景，其中隐约透露出当地官员的儒雅风度和前程无限。写好后，就拿着去见名妓楚楚，恳求道：“想见孙太守，恨无门路，愿借朱唇歌于孙前，若问谁作此词，但说柳永。”果然，孙太守听了楚楚的歌，非常高兴，终于接见了柳永。此后，柳永的放荡生活开始收敛，狂胆怪情也逐步消减，经过认真准备和故友帮助，考取进士，在浙江诸地做了几任小官。

持折中态度的学者也不少。认为柳永词的主要内容是反映了封建社会中部分知识分子在怀才不遇、仕途潦倒后的悲愤和不满的情绪，表达了他们对功名利禄的某种淡漠，但还未具有陶渊明那种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高洁理想，或像李白那种蔑视权贵的叛逆精神。同时，柳永从一个失意文人的角度描写了社会中被压迫的妓女及有关下层民众的生活，对她们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对词作的传统题捌也有一定的突破。但其词也表现了封建知识分子的庸俗颓废的一面，写过一些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阿谀逢迎的作品，其思想倾向是相当复杂的。总之，不论是恋情词还是羁旅行役词，都深深烙印着柳永的人生遭际。它们以其特有的直率和真切，唱出了生命的欢乐和悲愁、追求和厌倦。

看来，柳永的作品和人品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要做出简明的评价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学者们的看法如此众说纷纭，甚至鲜明对立，这倒更增添了此谜的魅力。

范仲淹创作《岳阳楼记》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人品行止犹如一块丰碑，耸立在中国历史的长廊中，后人在仰慕他的风采时，往往要咏诵他的千古绝唱《岳阳楼记》，其浩渺雄浑的自然景观，光风霁月的人格境界，让人心旷神怡，思绪万千。然而，一些学者在经过详尽考证后，居然提出范仲淹一生从没到过洞庭湖，更没登过岳阳楼的观点。那么，《岳阳楼记》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这些学者的这一观点能成立吗?

庆历六年(1046)九月十五日，范仲淹五十八岁，在知邓州(治今河南邓县)任上，完成了这篇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呼!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座岳阳楼，乃江南古代三大名楼之一，位于今湖南岳阳市西边的洞庭湖畔。据说，早年是岳阳城的西门楼，三国时吴国名将鲁肃曾将它作为阅兵台，在其上检阅了浩浩荡荡的东吴水师。唐宋以来，久负盛名，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登临赋咏之所。经历了数十次的重建与修葺，还有三次迁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迥然有别的风景与外貌。然而在读过此篇《岳阳楼记》的人们的心目中，它却始终是范仲淹笔下的那座能俯瞰八百里洞庭，景色气象万千，使人心旷神怡的千古名楼。

楼以文显，文以楼传，千百年来，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名篇而声誉益著。该文对岳阳楼景物描写得如此生动逼真，人们不由被那风云变幻的洞庭山水所深深吸引。文章的抒情也独具匠心，表现出作者非凡的抱负，演绎出一种光风霁月的人格精神，令人高山仰止。凡是读过此名篇的人，谁不向往到岳阳楼一睹其卓绝景观和精神风姿呢?

然而，在对《岳阳楼记》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查阅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有关史籍，却发现范仲淹“少长北地”，成年后考中进士，就一直在其他各地做官，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更未登过岳阳楼。我国四大淡水湖区域，范仲淹曾守苏州、饶州，在两地留下过有关诗文，所以到过太湖、鄱阳湖；他任京官和外放之间，也多次经过洪泽湖；唯独没有资料表明他去过洞庭湖。有学者对范仲淹在成年后的行踪和宦历作了详尽排察，绘成往返路线图，最后的结论仍是：范公无法到达洞庭湖区域。

既然许多学者认为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没登过岳阳楼，那么这篇如此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是如何写出来的呢?范仲淹是怎样把有关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呢?

一种说法是，范仲淹的祖籍是苏州，所以说他是生在苏州，长在苏州，甚至断言范仲淹“诞生在苏州郊区的香山镇”，曾经在苏州的天平山下发愤苦读。所以他从小在太湖的岸边长大，对湖泊那种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气象万千的景观十分熟悉。

其实，范仲淹的出生地及其少年成长之地都存在不同说法。据富弼所撰《文正范公墓志铭》记载，唐代后期，范氏从长安举家南迁，有一支定居苏州吴县。五代时，范氏数代在吴越做官。范仲淹的父亲范墉于太平兴国初归宋，先后任一些地方的幕僚官。端拱二年(989)八月，范墉官任武宁军(徐州)节度掌书记，其继室谢氏生下小儿子范仲淹。楼钥《范文正公年谱》明确记载：“太宗皇帝端拱二年已丑秋八月丁丑，公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就是说，范仲淹生于山东徐州，而不是苏州。

也有学者认为，范仲淹出生地应是当时的北道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而不是徐州。范仲淹对自己的出生地有非常明确、极为清晰的表述，就是在庆历八年(1048)致挚友韩琦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真定名藩，生身在彼，自识别以来，却未得一到，谅多胜赏也。”对自记事以来，未能对出生地重游，怀着无限的惆怅。问题是出在范墉原为真定府节度掌书记，应在范仲淹出生后，才调任武宁军，后人误以为范公出生在武宁军(徐州)。上述二说不知孰是?然而“苏州说”肯定不对，它大多是地方史话的产物。

当然，范仲淹即使不是生长在苏州，也在苏州做过官，对太湖的风光还是了解的。但是说其《岳阳楼记》是模拟太湖来写洞庭湖，还是颇为牵强。因为两湖的气势其实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如据有关姑苏人士所说，太湖基本没有惊涛裂岸、浊浪排空的景观。范仲淹也有《苏州十咏》，其描述太湖的“万顷湖光里”，大多是“无风还练静”的胜景。

另一种说法是，巴陵郡守滕子京在请范仲淹作记时，曾写来《求记书》，并附送来一本《洞庭晚秋图》，供其“涉毫之时或有所助”。范仲淹形象思维能力很强，虽未亲临洞庭，但以来信和图中描述为依据，再参考前人的有关诗赋，便写出了《岳阳楼记》中洞庭湖的浩瀚场景。此说也难以令人信服，我们知道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所谓“神游物外，心与景接”。认为仅凭一幅画，加以想像，就能将洞庭景色描写得如此出神入化，恐怕勉为其难吧。且古人写游记，未亲历而着笔墨者极为少见。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岳阳楼记》是范仲淹根据鄱阳湖的风光加以联想而描绘完成的。范仲淹知饶州一年半，未留下关于鄱阳湖的片言只字，说明其对鄱阳湖的景观印象不深。既然对鄱阳湖都没有多少印象，何谈以此来描绘洞庭湖呢?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范仲淹不但到过洞庭湖，甚至在湖边生活过一些岁月，对八百里洞庭之景观曾有过细致入微的观察与体验，否则写不出如此脍炙人口的神来之笔。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就因病去世，母亲谢氏贫无所依，只得带着襁褓中的儿子改嫁，其青少年时代的生平行实在史籍中几乎是空白，其实就应从这里寻找范仲淹与洞庭湖的关系。其时，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宦游四方，曾经到过澧州安乡(治今湖南安乡西南)，还有池州(今安徽贵池)、淄州(今山东淄博南)诸地，度过了他少年苦读的岁月。

学者方健经详尽考证后指出，约在至道、咸平年间(995～1003)，少年范仲淹约在七至十五岁的时候，其继父朱文翰任安乡知县，仲淹就从母随朱氏生活于今湖南的安乡县，这里正位于水势浩渺的洞庭湖畔。在此“县三面皆大湖”的安乡度过了其难忘的少年生涯，数年中，洞庭壮丽秀媚的湖光山色。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范仲淹就是在这时与洞庭湖结下了不解之缘。

宋末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都载：“范文正公读书堂，在安乡县。仲淹幼孤，从其母归朱氏，朱宰安乡，与俱来读书此地。”《范文正公文集·褒贤集》卷三有南宋宝庆三年(1227)时所记的《澧州范文正公读书堂记》，其详细记载了安乡县范氏读书堂的情况，南宋初曾毁于兵火，庆元中再重修。康熙《安乡县志》中保存了最早记录范仲淹在安乡遗事的文献，为庆元二年(1196)时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写的《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其更为翔实地叙述了安乡范氏读书台的来龙去脉，尤其是相当精确地描绘了读书台的地理位置，在澧阳县南八十里处，正位于洞庭湖畔。而“书台夜雨”已成为安乡著名的八景之一。此外，从县志中一块残碑上考证出范仲淹在安乡读书的启蒙老师为太平兴国观中的司马道士，所以范仲淹对道家学说有较为精湛的研究，实源于此。其他有关佐证不胜枚举。

其后，朱文翰调任淄州长山县令，仲淹与母亲也自然随之来到山东，曾苦读于长白山醴泉寺僧舍，此时仲淹约十六岁上下。此山位于山东中部，即今邹平县以南的白云山，因山中云气长自而得名。范仲淹在这里发愤苦读，博览群书，山中溪水清澈，读倦了就“以水沃面”，从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所以，今天这里也有范仲淹的读书纪念堂，它与安乡的范氏读书台并没有矛盾，而两处读书堂之遗迹，正好填补了范仲淹青少年时行迹记载的空缺。

在离开洞庭的四十余年之后，当他应巴陵郡守滕子京之请，写《岳阳楼记》之时，少年时候的一碧万顷、浮光耀金的洞庭风光再次浮现脑海，真是文思如泉涌，笔锋在八百里湖面上纵横驰骋，将浩渺壮观的湖光山色尽收笔底，写出这一千古绝唱的名篇，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人们还是比较一致地认为，范仲淹没有时间去登临写此名篇的前一年滕子京重修的岳阳楼，所以在行文至此之际，只能采用“避实就虚”的手法，仅记“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也轻巧简雅。

总之，流传千古的《岳阳楼记》，是晚年的范仲淹根据四十余年前少年时的洞庭印象而写就的。你相信吗?

“苏老泉”的称呼《三字经》中把苏洵称作“苏老泉”，有一定证据，且已广为流传。然而许多学者指出，其实它应是苏轼晚年的别号，证据也更为确凿。后人为其父子俩争一个别号，而大打笔墨官司，也颇为稀奇。

南宋末年出现的《三字经》载：“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激。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此书相传为南宋学者王应麟编撰，或说是宋末广东人区适子所作，后由广东人黎贞续编加注。其注曰：“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轼之父。”《三字经》作为孩童的启蒙读物，流传很广，“苏洵号老泉”的说法也被普遍接受，“苏老泉”几乎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

苏洵是北宋著名的学者，苏轼和苏辙的父亲，眉州(今四川眉山)人，生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治平三年(1066)，享年五十八岁。据说，他年轻时“游荡不学”，有谓“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其父亦不强之，甚至“纵而不问”，乡党亲族都觉奇怪，或问其故，其父笑答：“非尔所知也”。果然，从二十七岁开始发愤为学，闭门苦读。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记：苏洵“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而这时，苏洵也颇自信：“吾自视，今犹可学。”此后熟读儒家经典，还通晓百家之说，“专志于学，卒成大儒”。

然而，其科举之路还是走得十分坎坷，几次应试不中，于是“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在益州知州张方平的推荐下，嘉祐元年(1056)，苏洵送二子入京应试，拜访了欧阳修、韩琦等诸位名臣大家，呈上自己的文章。欧阳修大加称赏，并立即将其文章呈献朝廷，一时士大夫争相传阅，名动京师。后朝廷任命他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又以文安县主簿的身份参与《太常因革礼》的编纂。晚年主要从事政论与学术著述，笔力雄健，议论畅明，世人将他与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后人又将他们一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中。苏洵大器晚成的故事，通过《三字经》，数百年来一直激励着少年学子们。

不过，自明清以来。不断有学者指出，“老泉”应是苏轼的别号，《三字经》张冠李戴地将它误加到苏洵的头上，是作者的疏忽。最早提出质疑的是明代学者郎瑛，他在嘉靖年间所著的《七修类稿》中指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苏轼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以其所居之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老茔有老翁泉，故用此号。又，梅圣俞有老人泉诗，东坡自注说：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并称曾在卷册间见“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之印。而其友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老泉”实为苏轼的别号。叶、苏同时，当不会有错。如果说苏洵号老泉，难道有子犯父号之理吗?欧阳修与张方平为苏洵所作墓志，也都言人称“老苏”，而没有“老泉”之号。由此，郎瑛断定，是后人误将“老苏”改成了“老泉”。

古人讲究避讳，不但避名，也要避号，父子决不会同号。既然苏轼有“老泉”之号的明证，那么其父苏洵决不会有此号。郎瑛拿出的史料颇为可信，推断也较为有理，明清时不少学者赞同此说。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清袁枚《随园诗话》，考证后认为“老泉”是苏东坡的别号。戚牧《牧牛庵笔记·东坡别号》说，原版《晚香堂帖》尾有“东坡、老泉”二印，钤苏轼名下，此其明证。吴景旭《历代诗话》引苏东坡《老翁泉》、《老人泉》诸诗后指出，如果父亲号“老泉”，东坡是不会如此作诗讽喻的，“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苏淘之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

其实，坚持旧说的仍大有人在。如明末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著的《醒世恒言》第十一卷《苏小妹三难新郎》中，仍说苏洵别号“老泉”。有关故事改编成评话、戏曲，在民间广为传播，所以“老苏即老泉”之说久盛不衰。再如王文诰在《苏诗总案注》中，还是把“老泉”之号加在苏洵的头上。近数十年来，许多出版的论著和工具书在介绍苏洵生平的时候，还是袭用“号老泉”的说法。如《历代文选》、《三字经》等，曾枣庄《苏轼评传》也取此说。甚至有人旧话重提，学术界又为此打了几场笔墨官司。

持“老泉”为苏洵别号的学者，也能拿出宋人笔记《瑞桂堂暇录》为依据，此书称：“老泉携东坡、颖滨谒张文定公(张方平)……文定语老泉，皆天才，长者尤明敏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这样看来，宋人也有称苏洵为“老泉”的了。似乎两说旗鼓相当，都有宋代文献为证，真让人有点越搞越糊涂了。

不过，目前倾向于“苏轼为老泉”的人较多一些。他们又提出进一步的辩论理由：《瑞桂堂暇录》的作者不详，应该是南宋时人。而与苏洵同时代人的文章中，人们从未见过有称苏洵为“老泉”者，如果苏洵确有此号，同时代人不会不知，也不会不用，因称人字号为古人的习惯。苏洵夫妇葬于老人泉，苏氏子孙就以“老泉”称其墓地，而南宋文人不察，遂出现以墓地名称苏洵的情况，甚至又讹为其别号。这一点又可从苏轼行文从不避讳“老泉”二字为证，如其诗《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中有“却有老泉来唤人”之句，其“老泉”纯属戏呼。在避讳之制颇严的宋代，儿子行文不避父亲之号，是难以说得过去的。所以，“老泉”是苏轼晚年因思念故里先茔所给自己取的别号，这时他作画毕或书“老泉”之号，或钤以“老泉山人”、“老翁泉”等印章，由于这时已是东坡晚年，所以知之者甚少，以至造成后世的谬误。

看来是“苏轼说”占上风，但真相的显现，仍有待更为清晰的证据。

第三十七章

苏东坡《洞仙歌》创作苏东坡的名词《洞仙歌》，有人以为是改编自孟昶的词或诗，也有人不同意这一说法，遂引起文学史上一番争论。那么，东坡的《洞仙歌》到底是原创，还是改编他人作品，这一问题确实颇为复杂。

苏东坡苏东坡在《洞仙歌》前序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七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峨眉山老尼，姓朱，名字已经忘了，年纪约有九十岁。她自己说年轻时曾随其师傅进入五代时后蜀国主孟昶的宫中。一个大热天，蜀主孟昶与其贵妃花蕊夫人，夜里在宫中的摩诃池上纳凉，雅兴上来作了一首词。朱尼也在边上侍奉，便记下了此词。到今天又过了四十年，朱尼也早就过世了，再没有人知道这首词。我也只记住了最前面两句，有空仔细想想倒也颇有味道，它难道不就是《洞仙歌令》吗?于是便将它填写补足。全词如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何如?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这首词画出一幅优美静谧的宫中夏夜纳凉图：贵妃天生丽质，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摩诃池上宫殿中吹来的风，含有阵阵香气。拉开绣帘，只见一轮明月照着人间。美人还没有睡。靠在枕边，头钗和鬓发已有些乱了。天气炎热睡不着，拉起美人的手出来散步，宫廷中已鸦雀无声，只见天上的星星在暗渡天河。试问美人：夜已至几时?夜已至三更。月光恬淡，星移斗转。屈指算算西风几时再来，时光如流年，在不知不觉中逝去。

按照苏东坡的前序，他是七岁的时候听得眉州老尼念过那首《洞仙歌令》词，四十年过去了，也就是在东坡年近五十岁之时，只记得前两句“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由于感觉颇有味道，便提笔为其补足。也就是说这首词除前两句外，基本上是苏东坡的作品。那么眉州老尼那首《洞仙歌令》又是怎样的一首词呢?这就引起后世研究者的兴趣，一些人还对此作了详尽的探索和考证，不过其结论却大相径庭。

南宋赵闻礼所编的《阳春白雪》中这样记载：“宜春潘明叔云：蜀主与花蕊夫人避暑摩诃池上，赋《洞仙歌》，词不见于世。东坡得老尼口诵两句，遂足之。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全词如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贝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更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

赵闻礼，字立之，号钓月，南宋人，祖籍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县西南)，曾官胥口监征。工词，有《钓月轩词》。所编《阳春白雪》保存了不少宋词作家的资料。如上述资料可靠的话，就是说眉州老尼所传的那首《洞仙歌》，在南宋蜀将谢元明整理成都摩诃池时所得的石刻上发现了。这样今传前面的这首《洞仙歌》，确系苏轼所创作。

然而，南宋王明清在《挥麈余话》中却说：“‘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孟蜀主诗，东坡先生度以为词。”王明清，字仲言，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少承家学，习知各朝史实与典章制度。历孝、光、宁三朝，官来安县令、泰州通判、浙西参议等。鉴于南渡后史料散佚，因采逸闻遗献，成《挥麈录》二十卷，所记颇为详尽，为当代国史所采，说明其可信度及其价值。那么按他所言，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并非为原作，而是将孟昶的有关诗句再扩度为词。那么孟昶的全首诗是如何的呢?

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载，《漫叟诗话》云，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其词。予尝见一士人诵全篇云：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悄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也载：“近有李公彦《季成诗话》乃云：杨元素作《本事曲》，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其说不同，予友陈兴祖德昭云：‘顷见一诗话，亦题云李季成作，乃全载孟蜀主一诗’。”所录诗与《苕溪渔隐丛话》基本相同，只有“起来琼户悄无声”一句改为“三更庭院悄无声”，而“暗香暖”为“暗香满”。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也载有这首诗，不过说它是花蕊夫人所作。

这样，南宋的《漫叟诗话》与《季成诗话》都是说“钱塘有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且都录下了孟昶的这首诗。就是说苏东坡的这首《洞仙歌》，完全是根据孟昶这首诗进行的再改编，而与苏东坡《洞仙歌》前序所说全然不同。《墨庄漫录》载其友陈兴祖的话：“东坡少年遇老人，喜《洞仙歌》，又邂逅处景色暗相似，故隐括稍协律以赠之。”其评论是：“予谓此说近之。”“隐括稍协律”，即是说苏东坡根据原作内容只稍加改动。《墨庄漫录》还说：“《洞仙歌》腔出近世，五代及国初皆未之有也。”就是说五代时还没有《洞仙歌》词牌，孟昶如何会作《洞仙歌》一词呢?所以后人把孟昶这首诗题为《玉楼春》。

清代著名词学家朱彝尊在《词综》一书中这样说：“蜀主孟昶，避暑摩诃池上，作《玉楼春》云云，按苏子瞻《洞仙歌》本隐括此词，未免反有点金之憾。”清代陈栩、陈小喋在《考正白香词谱》中说得更是不客气，认为孟蜀主诗《玉楼春》“且人相传诵固未佚失”，“东坡此词实全用其本句而成，乃必托之眉山老尼。岂欲避抄袭之诮也”?这就干脆在说苏轼的《洞仙歌》是在抄袭孟昶的诗，托眉山老尼云云，只是遁词而已。今人胡云翼《宋词选》这样说：“苏轼喜欢隐括、改动前人所作以为词，如《哨偏》隐括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水调歌头》隐括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这首词是隐括孟昶的作品。”

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如文学家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中认为，《洞仙歌》一词系东坡根据有关材料写成：“若有原作，则东坡既抄袭了又讳言其所出，这当然是不会有的。”沈雄《古今词话》认为是：“东京人士隐括东坡《洞仙歌》为《玉楼春》，以记摩诃池上之事。”(见张仲素《本事记》)就是说完全有可能是宋人隐括了苏轼的《洞仙歌》为《玉楼春》，然后托名孟蜀主以记成都摩诃池上之事，后人不查，却以为是《洞仙歌》隐括《玉楼春》。

那么，到底是苏轼的《洞仙歌》创作在先，还是所谓孟昶的《玉楼春》创作在先呢?要搞清这个问题，看来还真不容易。

《宣和书画谱》是谁做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分别著录了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数千幅作品，并为其数百名作家写传和精作有关的艺术评论，可谓中国最早的皇家艺术品收藏录。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作者为谁，却无人知晓。

《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各有二十卷，分别记载了宣和时期宫廷内府收藏的历代书法和绘画的名作，叙述了上古至北宋的书画史概要，作品前还附有书画家的简传。《宣和画谱》所录画家共二百三十一人，绘画作品计六千三百九十六幅。《宣和书谱》是北宋最为浩繁的法书著录，所录书法作品也有数千幅之多。这两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较为完整和系统地收录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书画作品，并作了有关的人物介绍和书画评论的艺术史类的著述，它给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书画史，提供了较为珍贵的资料，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其书中都没有作者姓名，宋代几部重要的目录书也未予著录其撰写人。因此，谁是这两部书的作者，曾引起人们的多种猜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书中所录作品，如“宋人之书，终以蔡京、蔡卞、米芾，疑即三人所定欤。芾、京、卞书法皆工，芾尤善于辨别，均为用其所长。故宣和之政无一可观，而赏鉴则为独绝”。书中对“元韦占党人”的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法作品皆排斥不录，从其政治立场分析，作者有可能是二蔡。《铁围山丛谈》载：“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认为书画二谱大抵都由米芾所鉴别。从其艺术鉴赏力及曾掌管御前书画所的条件而言，则其作者很可能是米芾。

但有学者指出，据书中所载的事实及有关语气分析，不像出自蔡京、蔡卞和米芾的手笔。如《蔡卞传》云：“自少喜学书，初为颜行，笔势飘逸，但圆熟未知，故圭角稍露。”若出自蔡氏自己的手笔，岂肯在本传中自贬如此?此外，这两部著作写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而米芾则于大观元年(1107)去世，是在成书的十几年前。且书中《米芾传》谓：“异议者谓其字神峰太峻，有如强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其为论或如此。”其对米芾书法颇有微词，这与米芾在自著《海岳名言》中批评古人，自以为是的语气迥然不同，因而作者也不可能是米芾。

有人以为是宋徽宗御撰，书中有些篇目很明显就是徽宗的语气，如称“朕”，称宋仁宗为“我仁祖”，称宋神宗为“我神考”等。《宣和书谱》的《蔡京传》称：“其所以辅予一人而国事大定者，京其力焉。”完全是徽宗“予一人”的口气，书前还有徽宗的《御制序》，可见有徽宗是作者的可能。

有学者指出，宋徽宗也可算书画大家，其瘦金体与花鸟图在当时的艺术世界中都可算得上乘之作。他不但自己喜爱书画，还曾令臣下整理、鉴定和著录宫中的书画精品，《宣和书画谱》就是在他的亲自关心和督促下完成的。如果说书中有几篇文字为徽宗心血来潮时的御撰，则尚称可信；如果说全书都出于御撰，这就无异于梦话了。自来称帝王御撰之书，大抵出自臣下的集体编撰，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御制序》中有称今天子云云，完全是臣子之颂词，可见所谓徽宗亲笔的序文都如此做假，何论其他部分。

有人根据元代郑构《衍极·造书篇》注：“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宣和谱》，二十卷。”以为作者是元代的吴文贵，这更是捕风捉影了。书中于宋朝皆称“本朝”、“我宋”，绝非元人口吻。另据明王世贞《古今法书苑》所载吴文贵的书跋云：“《宣和书画谱》当时未尝行世，传写讹舛，余窃病之，博求众本参校，遂锓诸梓。”可见是吴文贵据旧传抄本校刊印行了这两部著作，而非撰写人。

仔细品味二书，显见其忠实地反映了官方在艺术方面的理论见解和审美态度，叙史系统周到，持论亦较平实，就是缺乏创见。观点时有前后自相矛盾之处，看来执笔并非一人。约为宣和年间由善书画、精鉴赏的内臣奉敕命编撰而成。徽宗本人可能也参与了二书的编撰，并亲自还撰写了其中几篇文字。其他如蔡京诸宠臣对其编撰过程的影响也应是很大的，如在对作品的选录与评论方面。甚至有学者认为，蔡京诸子也很可能参加了其书的编撰。如近代学者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认为，当时蔡京长子蔡條正提举秘书省，二书必出自蔡條之手。此说也不无几分道理，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宋徽宗画迹的真笔宋徽宗赵佶虽然是个昏君，却是个大艺术家，尤其是他的花鸟画，可谓一代宗师。然而有许多被题为“宣和殿御制御画”作品，其实却不是赵佶的亲笔，往往由当时皇家画院的画师代笔。所以现存传为赵佶所亲制的二十余幅图画，要分清哪些是赵佶真迹?哪些是赝品?还真是个难题。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宋神宗子，哲宗弟，曾封端王。元符三年(1100)哲宗无嗣而即位，到宣和七年(1125)传位钦宗，做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作为君主，他在政治上昏庸腐败，对内贪暴荒唐，对外懦弱无能，十足一个蠹国害民的统治者。然而他却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能诗词，著有《宣和宫词》已佚，近人辑有《宋徽宗诗、词》；工书法，自成一家，称“瘦金体”，有《千字文卷》等墨迹传世；擅丹青，花鸟山水，精巧深微。天机盎然，艺术上都有所建树，许多作品流传下来，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历史文献中著录有宋徽宗赵佶的大量绘画作品，他曾对臣下说：“朕万机余暇，惟好画耳。”可见他在绘画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仅以流传到今天的作品而论，其质量之高，人或称他为划时代开派之宗师；其数量之多，在宋代画家中也是非常突出的。据初步统计，赵佶的重要作品如今还流传在国内外的，共有二十余件。问题是这些传世作品中，到底有多少是赵佶亲制的手笔?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艺术界就有不同看法。

宋蔡絛《铁围山丛谈》说：“独丹青以上皇(赵佶)自擅其神逸，故凡名手，多人内供奉，代御染写，是以无闻焉尔。”这是说当时的名笔画手，大多被招入御画院，都曾为皇帝代笔作画，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被湮没了。徽宗在位二十余年，其间对画院特别有兴趣，也特别重视，大量吸纳人才，佳作自然喷涌，所以北宋画院是我国历史上皇家画院最鼎盛的时期。可悲的是，许多画家都需为风流皇帝代笔，成为御用画家。而赵佶作为皇帝，在侵占别人成果为已有的过程中也绝无羞耻之感，反而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元汤垕《画鉴》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诸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然徽宗亲作者，自可望而识之。”史载，赵佶曾将从各地掠夺来的花石禽兽视为“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而陆续加以图绘，以十五幅为一册，累至千册，名曰《宣和睿览集》。这样庞大的画册，其中万余幅画，怎么可能是赵佶一人所绘呢?显然，其大部分是画院中画家的代笔，这些人有时需专门“供御画”。其中许多画上虽有赵佶手书“御制御画并书”的字样，却也不一定是他的亲笔。《画鉴》说，赵佶的真迹，他“可望而识之”，但没有说明赵佶的亲笔有些什么特征，也没有举什么例子，所以不免是在自我吹嘘。

元王恽题《宋徽宗石榴图》诗：“写生若论丹青妙，金马门前待诏才。”也是说赵佶绘画，大有捉刀之人，许多作品，赵佶只是在画上加以自己的题印而已。南宋《秘阁画目》、《中兴馆阁录·储藏》对赵佶亲笔的“御画”和赵佶在别人画上题字的“御题画”，进行了分别记载，但后人仍有各种怀疑。

今人对传世的赵佶画也作了大量的分析考订，以下略作介绍。

如《听琴图》诸画，谢稚柳先生从画的题字方面推论其画的真伪。《听琴图》旧为清内府所藏，胡敬的《西清札记》说是赵佶自画像，画中弹琴者为赵佶，下右首低头静听者是大臣蔡京。图右上角有赵佶所书“听琴图”三字，左下角签署着“天下一人”款押，钤“御书”朱文一印。正中有蔡京题诗，传世的赵佶画，有蔡题的不止一幅，如《文会图》、《雪江归棹图》、《御鹰图》都有蔡题，可见当时在皇帝画笔上题字似乎还较随便。问题是所题诗的内容，差别很大。《听琴图》蔡所题诗为：“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问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这诗中，蔡没有一字对皇帝画笔加以颂扬。而《雪江归棹图》却题着“皇帝陛下，丹青妙笔”，还说：“盖神智与造化等也。”《御鹰图》蔡也题“皇帝陛下，德动天地”与“神笔之妙，无以复加”等等肉麻的颂扬之词。可见后两画应出于赵佶真笔，如为代笔御画，蔡京就不可能加以如此的颂扬，因为对于一个善画的皇帝来说，给予代笔御画加以过分的恭维，这就会有讽刺皇帝的嫌疑了。

此外，《文会图》有赵佶的亲笔题诗：“题《文会图》：儒林华国古今同，吟咏飞毫醒醉中。多士作新知人彀，画图犹喜见文雄。”蔡京的和诗为：“明时不与有唐同，八表人归大道中。可笑当年十八士，经纶谁是出群雄。”谢稚柳先生认为，如果此图为赵佶亲笔，怎么会用“画图犹喜见文雄”这样的语气呢?这明明是在观赏他人作品时所用的语气，包括开首所写“题《文会图》”，也不像在题自己的画。蔡京的和诗在画的左上角，与右上角和赵佶题诗遥遥相对，而蔡京的诗也只是依韵和皇上的诗，引申赵佶的诗意，标榜当时要胜过唐代，却没有一字涉及皇帝画笔。这与《听琴图》的题诗风格一致。所以，《听琴图》与《文会图》都不是赵佶的真笔，或也不是代笔，而是画院画家的作品为皇帝所满意，便加以御笔题诗，蔡京也只是奉命题诗，故没有对画本身加以赞扬。

而赵佶的《竹禽图》、《柳鸦芦雁图》、《枇杷山鸟图》、《金英秋禽图》、《四禽图》、《祥龙石图》、《杏花鹦鹉图》诸画，其大体的艺术主旨，在追求一种雍容高雅、无微不至的写生，笔致秀挺温婉，形象俊俏生动，或也有雄健的格调，其笔势纯然一体，散发出一种静穆的墨气。所以上述作品应大都出于赵佶亲笔，当然有的仍存争议。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芙蓉锦鸡图》与《腊梅山禽图》，画上虽有赵佶题诗和签押，谓“宣和殿御制并书”，都为赵佶传世名作。但从画笔风格方面看，似乎与上述真品有异，没有赵佶骨子里那种笔情墨意。同样，《听琴图》与《文会图》中的那些人物与山水竹木，也与上述亲笔有别，实为“御题画”。

《画鉴》还说，宣和时画院画家周怡专“承应摹仿唐画”。就是说画家周怡专门为皇帝描摹唐画，可见一些传为赵佶临摹唐人的作品也是靠不住的。如赵佶的《摹张萱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都不是赵佶真迹。前者笔势冗弱，殊不流畅；后者所画马的四蹄呆滞无神，与赵佶的艺术手法很不相类。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最奇怪的是宋徽宗赵佶的绘画，几乎百分之八九十出自当时画院高手的代笔。他既不是年老力衰，也非疲于应酬他人，因为所有的画幅大都存于宫内为自己欣赏——著名的所谓‘积至千册’的《宣和睿览集》，尽管题上‘御制’、‘御画’、‘御书’，但实际上那些‘御画’没有一幅是亲笔的，自己欺骗自己，真不明白他是一种什么心理，可能是要托以传名后世吧!”

而谢稚柳先生为之辩解道：“有一个推想，这些画绝非‘代御染写’，事实上赵佶的画并没有‘代御染写’之作。那么，这些不提作者名氏的御题画，看来都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者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这已经是显示了皇帝的恩宠。然而，被人说成是‘代御染写’，这是这位善画的皇帝尊严始料所不及的吧!”(《宋徽宗赵佶全集》序)

总之，如今要在所有题有赵佶“御画”的作品中，分别出哪些是赵佶的亲笔画，哪些不是，已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同时，宋徽宗如此自欺欺人的原因，恐怕也很难完全猜透。

《满江红》是岳飞写的吗人们都知道，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词作《满江红》，是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作品。然而近代以来，不断遭到学者的质疑，也有不少学者为之辩解，展开了几轮激烈的争论。由于双方都拿不出过硬的证据，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岳飞这首慷慨激昂、气壮山河的《满江红》，曾激起古今多少能人志士的英雄豪情。认真读来，确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写此词时，中原人民正遭受着北方少数民族铁骑的践踏和蹂躏。其雄壮激昂的词文，抒发着岳飞对外族侵略者和朝廷投降派的满腔悲愤，表达了岳飞决心驱逐敌寇、收复国土的豪情壮志，更反映出岳飞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爱国思绪。这首千古绝唱似乎也浓缩了岳飞一生征战的业绩，其所铸就的文化精神，一直在神州大地上为人们所传颂。

然而从近代开始，此词作者是否为岳飞的问题引发了学术界不断的争议，看来问题确实还颇为棘手。首先提出质疑的是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它是根据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而收入的，赵宽对这首弥足珍贵的词作之源流出处，却无一言提及。在此前也从未见有宋、元时人的记载或题咏跋尾，更不见于岳飞孙子岳珂所编的《金佗粹编·岳王家集》。要知道，岳珂在收集岳飞的遗文时，曾是如此的不遗余力，此集从编定到重刊，经历了三十一年，为何如此长时间内仍没收到此词?为什么此词突然出现在明朝中叶?而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朝人的考证是伪作。所以该词的来历同样可疑，可能是明朝人的伪托之作。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岳飞被害时，家存文稿被查封，家人无法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余党把持朝政数十年，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佚。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虽得平反，但已历数十年的劫难，经岳霖、岳珂两代人的努力，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全部的遗文，也是很自然的事。据现有的史料来看，岳霖父子的收集确有遗漏的实证，如《宾退录》中载有岳飞的《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岳王家集》中。后又历经元朝异族的统治，岳飞的声名还是受到压抑，直到明朝才逐渐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满江红》不见于宋、元人著录，而到明代中叶才出现和流传。同时，历史上一些作品湮没多年，历久始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末韦庄的《秦妇吟》就被湮没了九百年，但人们并不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古代私人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易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后方才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对余氏持赞同意见，并进一步提出，词中的“贺兰山”位于今河套之西的宁夏境内，南宋时属西夏，不属于宋金交战的境域之内。而岳飞伐金是要“直捣黄龙府”。该金国的大本营位于今吉林省境内，与贺兰山几乎是南辕北辙。如果此词真出之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此外，“贺兰山”不同于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记诗文，唐宋人一般都是实指，明朝中叶也同样如此，不应该只在岳飞此词中是泛指。在明代，北方鞑靼人常取道贺兰山入犯甘州、凉州一带，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率军就在此与鞑靼打了个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说法的。这首词出现在明代中叶，正是作者对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的反映，所以推测作伪者可能是进士出身的王越或其幕僚。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贺兰山应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词中写“胡虏肉、匈奴血”，而不用“女真肉、金人血”一样，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当时，辛弃疾曾将长安比作汴京，陆游也将天山比作中原前线，不能说他们都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而且西夏与北宋向来就有战事，用贺兰山实指敌境也未尝不可。有学者还指出，根据河南浚县的有关县志，查明在王越总督军务，专办西事而率军宁夏之时(1471)的十四年前，即在天顺二年(1458)，就有汤阴庠生王熙书写了《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庙。王越后亲去祭拜岳庙并赋写了《谒岳王祠》七言诗，更是在弘治元年(1488)之后。所以认为王越或其幕僚作伪的可能性也是不存在的。

持支持意见的学者还从词的风格上进行探究，认为《满江红》是如此慷慨激昂，英雄气概横溢，而岳飞的另一首词《小重山》，却是那样的低徊婉转，惆怅失望，两词的格调和风格大相径庭，似非出自一人之手。同时，《满江红》所云“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都是尽人皆知的典故和材料，这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一个作伪者还是比较容易写就的。

持不同意见的学者指出，文学史上兼擅两种风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师苏轼、辛弃疾诸人，也不乏婉约清丽之作。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激昂的名篇，也写了一些情调幽怨缠绵的小曲。因此不能断定写了《小重山》的岳飞，就写不出《满江红》。其实《满江红》的一些思想与笔法，在岳飞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中有“蹀血虏廷，尽屠夷种”，与“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上引诗句“不问登坛万户侯”，可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词同工。再如岳飞《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说“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及上引诗句“暂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都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满江红》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情感的反映，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问题。

还有学者对岳飞的履历和词的内容作了详尽考证后，得出该词是岳飞三十足岁时的作品。“三十功名尘与土”是真实的写照，此时，岳飞战功卓著，正成为朝廷新擢升的名将，被任命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成为朝廷执掌方面大权的大臣。时岳飞置司江州，九月气候适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有“潇潇雨歇”之句。又从九江奉旨入朝谨见，“计其行程，足逾八千里”，又与“八千里路云和月”相合。将要被皇帝召见，“因责任重大，身被殊荣，感动深切，乃作成此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从而断定此词作于绍兴三年(1133)秋季九月的九江，是当时岳飞所处境遇的真实感受。

在人们一致肯定这首词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作用的同时，人们也同时希望这首词的作者还是民族英雄岳飞，但到底其历史事实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和争论。

流放中的《好事近》作者胡铨与高登，同为南宋朝臣，俱怀抗金之志，抗忤奸臣秦桧，都被贬黜流放，放逐中一阕《好事近》，愤慨“豺狼当路”。然而此词究系何人所填?各种说法不一。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记载了这首词创作的背景故事：绍兴八年(1138)，秦桧再相，怂恿高宗与金议和，且不顾主战派官员的反对，遣王正道为计议使，去金修订和盟。十一月，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舍身抗旨，上书请斩秦桧等主和官员。“疏人，责为昭州盐仓，而改送吏部，与合入差遣，注福州签判”。绍兴十二年，秦桧又喻台臣加论其罪，胡铨再次被除名勒停，编管新州(今广东新兴)。词人张仲宗正寓居三山(今福州)，以一阕《贺新郎·梦绕神州路》为胡壮行，胡到新兴，亦赋词《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薛萝风月。

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第三十八章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宣和末金兵南侵，他于江西赣州招募丁壮，保卫乡里。后至临安，建炎间进士及第，为枢密院编修官。这首词抒发了胡铨当时的心绪：他离别故乡，是为了帮助朝廷抵抗金兵，并非为富贵而来。总算进士及第，刚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哪知奸臣权贵当道而时机不对，所以“空使猿惊鹤怨”，自己还被流放。很想驾车归去，归故乡或归朝廷，但有豺狼当路，哪里回得去呢?

绍兴十八年(1148)，秦桧的表兄王鈇接任广东经略使，问新州郡守张棣：“赵鼎、李光都远贬海南，胡铨为什么还不过海?”张棣正好得到此词，连忙向朝廷检举，加以“讪谤”、“怨望”诸罪名，胡铨被再移送吉阳军(今海南崖城镇)编管。三年后，秦桧又读到张仲宗那首词，便以他事将其投入大理寺狱，因找不到更多的“罪证”，只将张除去官籍了事。而胡铨一直坚持到秦桧死后，才由海南移往衡州，也就是说他被放逐到海南这样荒僻的地方有八年之久，那是需要怎样坚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支撑下来。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胡铨才又被重新起用，时已入古稀之年，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诸职。

应该说，对照胡铨的政治生活里程，尤其是那二十余年颠沛放逐的经历，他在词中引东汉张纲斥责外戚梁冀“豺狼当路”的典故，痛诋当朝奸臣秦桧，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记载此故事的还有《宋名臣言行录·别集》和元人韦居安《梅大硐诗话》等。

然而也有不同的记载，就是这首词还被刊刻在与胡铨同时代人高登的《东溪集》中。这样，就有学者对王明清《挥麈录·后录》的记载表示怀疑：这个记载后面注有“此一段皆邦衡之子澥手为删定”，为什么这件事要由胡铨之子亲为删定呢?尤其是在亲为删定之后，仍是存在错误。如对照《宋史》本传，胡铨上疏后，秦桧是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判胡铨编管昭州(今广西乐平)，而并非“责为昭州盐仓”。由于营救者不少，迫于公论，朝廷将其处分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才改签书威远军(治今福州)签判。这个错误似乎是胡铨之子所不该犯的。

此外，《独醒杂志》载：“邦衡在新州，偶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新州守评其诗曰：“‘无尽”指宰相。’盖张天觉自号无尽居士。‘有穷’则古所谓有穷后羿也。于是迁儋耳(海南)。”就是说郡守张棣向朝廷检举胡铨的并不是那首《好事近》，而是另外一首含有“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之句的词。

事隔几百年之后，清代王鹏运刊刻《东溪词》时，在跋语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宋名臣言行录》说，胡铨贬新州，偶为此词。郡守张棣迎合秦桧之意，奏劾胡铨“怨望”，于是送南海编管，被贬黜流放二十年。“按此词乃《好事近》歇拍，载《东溪集》，盖彦先亦发策忤桧被谪，事衅略同，棣遂牵合为澹庵作。”就是说，高登亦曾上书触犯秦桧，而被贬谪，五十多岁时，死于贬所。其政治生涯与胡铨略同，却要早于胡铨许多年，张棣就将高登这首词牵强为胡铨所作，以作为其奏劾胡铨的依据。

高登(?～1148)字彦先，号东溪，漳州漳浦(今属福建)人。北宋末为太学生，宣和七年(1125)，金军南侵，国家危亡，徽宗禅位于钦宗，他与陈东等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靖康元年(1126)，京城开封被困，为反对议和及李纲罢相，又与陈东率太学生与军民伏阙上书，后被斥还乡。绍兴二年(1132)廷对，极言时政缺失，无所避忌，授富川县主簿。后诏赴都堂审察，遂上万言疏及《时议》六篇，秦桧恶其讥己。知静江府古县时，拒绝为秦桧的父亲建祠，终得罪秦桧，编管容州(今广西容县)。

有学者认为，同是这首《好事近》，《东溪词》与《澹庵词》略有差异，如《东溪词》中是“空惹猿惊鹤怨”，“囊锥刚强出头来”，“欲命巾车归去，恐豺狼当辙”。这些不同可能是告发胡铨者所加工。此外，该词风格与高登其他词作如《渔家傲》、《多丽》的格调情韵较为相似，尤其是高登崇尚陶诗，“欲命巾车归去”全系从陶渊明《归去来兮》“或命巾车”中脱出。所以王鹏运的推测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但日前尚无充分的证据说明此词是高登所作，抑或胡铨所作，甚至张棣奏劾胡铨是否用这首词?也并不十分清楚。

青史不留名《新修南唐书》作者《新修南唐书》在宋元时期的传本往往不署名，《宋史·艺文志》就干脆说“不知作者”。从而使人们产生疑问：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学者们经过激烈的辩论，似乎可以肯定作者为陆游，但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

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一个政权，公元937年，李昇代吴称帝，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国号“唐”，史称“南唐”。一度计划北伐，但时机尚不成熟。943年，其子李景继位，是为中主，虽非残暴昏君，却也志大才疏，好大喜功，任用群小，渐趋腐朽。曾灭闽楚，极盛期有今江苏、安徽淮河以南及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周世宗南征，战败而割江北地，并奉表称臣。961年，其子李煜继位，是为后主。李煜擅长诗文、音乐、书画，却不懂政治，国力日衰。975年，为北宋所灭。共历三主，凡三十九年。

南唐中主与后主都很有文采，尤其是李后主的词，在文学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人们对于其人的生平及其政治统治的历史还是颇感兴趣，宋代写南唐史事的人不少，如龙衮的《江南野史》十卷，郑文宝的《江表志》三卷、《南唐近事》一卷、陈彭年的《江南别录》一卷等，单著《南唐书》者就有三人。明人毛晋在《汲古阁书跋》中说：“是书乃马令、胡恢、陆游三本。先辈云：马、胡诠次，识力相似，而陆游独遒迈，得史迁家法。今马本盛行，胡本不传，放翁书一十八卷，仅见于盐官胡孝辕秘册函中。”可见胡本早已失传，《南唐书》还剩马令、陆游二种。

陆游所著又称《新修南唐书》，是根据马令《南唐书》及其他相关南唐史书的内容重加修订，删繁补遗，编撰而成的纪传体史书，共十八卷。此书章法严谨，文字简洁，可称南唐史事著述中的佳作。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说：“《新修南唐书》十五卷，宝谟阁待制山阴陆游务观撰，采获诸书，颇有史法。”评价不低。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也沿袭此说。

不过，《宋史·艺文志·霸史类》却载：“《南唐书》十五卷，不知作者。”元人戚光在天历初年作《南唐书音释》，他所看到的《南唐书》也没有署作者之名，他在作了一些考索后说：“惟陆游编取折衷成此书也，游也不署名。”就是说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此后，一些学者也时有疑问，但多数人还是信从了南宋陈振孙的说法：陆游为其作者。

近期，又有学者提出《新修南唐书》非陆游所撰。理由约为四方面：一《宋史·艺文志》收录之书甚全，既录了不署名之《南唐书》，也录了各种陆游著作，为何单不录陆游的《南唐书》?宋元间的《新修南唐书》传本多不署作者之名，因此，不能断定该书为陆游所撰。二陆游本人及同时之人，无一提及陆游撰过《新修南唐书》，而且后世作陆游年谱者多家，也无一提到此书，显然是无法将此书与陆游生平联系起来。三《新修南唐书》之叙事、观点及文字多处与陆游著作不符。如与《入蜀记》相比，两书记事详略不同，语言轻重悬殊。所记李家明献诗事，两书措辞各异，一为七言之四句，一为五言之二句。两书对韩熙载等人的评价也不一致。因此，两书为二人所写无疑。四据《新修南唐书》所提及的人名和时代风尚考察，该书应出现在北宋中期，不晚于神宗朝。当时南唐名人之风流逸事为朝野广为传播，与南唐有关之作品也纷纷问世。最后推测可能是胡恢之作，当然这还没有充分理由和直接证据，但非陆游所作是可以肯定的。

此后，有学者进行了反驳，坚持此书的作者是陆游。理由有三：一陈振孙与陆游同为浙江人，生活的年代也前后相接，陈长期游宦于浙东、浙西地区，对陆游的生平非常熟悉，对陆游的著述也相当了解，并十分推崇，说明对其作过深入的研究，所以他说《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作，必定有其可靠的依据。二《新修南唐书》卷十三《刘仁赡传论》中，有一段陆游的自叙，其中有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号，提到本书作者的“先君会稽公”说明是绍兴人，并曾寄寓寿春，提到作者曾于乾道、淳熙年间曾游于蜀，这些都与陆游的籍贯生平相合。这篇文字，可谓此书为陆游所著的铁证。三《新修南唐书》与《入蜀记》，只因体裁不同，而使得行文有详略。至于有关诗句的长短，其实改写后并不失原意。还有个别人物的褒贬，因牵涉人物的不同方面，有褒有贬都是很自然的事。总之，两书无论在叙事、观点和文字方面，不但都不矛盾，甚至还可以互相印证，就是说《入蜀记》可作陆游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旁证。最后，考定陆游自淳熙八年(1181)到十二年，在家赋闲的五年正是撰写《新修南唐书》的时间。

通过上述辩论，应该说肯定《新修南唐书》为陆游所著的观点占有优势。从历代学者对此书的评价中也可窥见一斑，除上述陈振孙、毛晋外，再如元赵世延在《南唐书序》中说：“陆游著成此书，最号有法。”《四库总目提要》谓：“游书尤简核有法。”清周在浚《南唐书注·凡例》云：“陆书发凡起例，简略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以正统归之，其识较马令超越，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

不过这“不署名”而使人“不知作者”的情况，还是让人们有些疑惑：陆游为什么不署名呢?是因为这南唐在历史上不过一偏霸之小国，历年又不太久，由是其《南唐书》多被人视同“伪史”，所以陆游羞于署名。还是元人戚光考索后说的有道理，陆游认为此书是“编取折衷”前人的著述而成，所以不署自己的名字。如《新修南唐书·浮屠传》所载止四十六字，其文盖据马令《南唐书》删润而成，马书所载共四十四字，陆文止增两字。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新修南唐书》是陆游编撰而成的，其中多少成分是取自别人的成果，多少成分是自己的撰写，由于修此书时所参考的书籍大多已佚失，所以这个问题永远是个谜。

《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为宋代画匠张择端的杰作，是中国绘画史上的瑰宝。然而，自此画问世以来，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到底有多少个不同版本，也没人说得清，致使今日存世的《清明上河图》鱼龙混杂，真伪难辨，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呢?

画家张择端，字正道，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幼年时在家乡读书，长成游学于京城开封，后学绘画，本工界画，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传说北宋徽宗时曾供职于翰林图画院。他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的形式，生动细腻地描绘了汴京东南城区河道两岸街市的繁华图景，展现了北宋都城的面貌特色及各类市民生活的现实场景。图系绢本，淡墨着色，画幅高约二十五厘米，长约五百二十八厘米，绘人物千余，动物百余，船二十余艘，车轿二十余乘，此外“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珍奇市易”，“八方争凑，水陆成通”，一派繁荣太平景象。图卷真实、全面、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时代气息浓厚，刻画生动入微，提供了许多文字无法描述的形象资料，对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为第一手的重要材料。此图的艺术手法也十分高超，横向的全景式构图，将极其繁复的场景处理得有条不紊，统一和谐，笔法精细谨严，设色清淡典雅，人物生动传神，器物细致逼真。作为举世闻名的风俗画佳作，此图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难以估量，代表着宋代社会风俗画的最高成就。

张择端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画卷呈现给了皇帝，酷爱书画且擅长丹青的徽宗见画甚喜，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皇帝专门用以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然后珍藏秘府。

然而靖康之难很快发生，繁华的汴京城转瞬毁于战火，宋代皇家秘府中的名画与全部财宝也一起被金兵掠夺一空，《清明上河图》也沦落到金兵手中。这幅画是否引起金国上层统治者的注意，现已很难说，如《清明易简图》上据说有“金太祖题字”和“金章宗题签”。不过它很快就以普通字画的身价在民间辗转变卖，北宋遗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硐、张世积等人先后得到过此画，赏画思故国，他们分别于画后题咏，留下感人诗篇，张著等还写了记事题跋。

同时有人认为，张择端随着难民的队伍流亡到南方，目睹了国家和民众所遭受的灾难，他的爱国情怀和艺术造诣，经过这段生活的磨炼有了新的升华。来到南宋临安(今杭州)后，决定重新再作此图。当时国破家亡的痛苦，震撼着广大人民的心灵，一切爱国爱乡的人们都对故都难以忘怀。张择端也同样怀念着汴京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缅怀往日的繁盛景象，常觉怆然欲涕。他早年熟悉且描绘过的汴河、街市、宫观、楼阁，再次信笔绘来，一架架桥梁，一艘艘航船，一家家店铺，一群群人物，绮妮的景色更加动人，都市的生活更加繁华。张择端重绘此图，不仅仅它是自己的得意之笔，更由于能在其中寄托深沉的感情。明代画家董其昌《容台文集》中评论道：“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但也有学者以为，根本不存在张择端南渡后再绘一说。

不过，思念故国，收复失地，是南宋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清明上河图》成为了表现这一主题的重要艺术作品。随着人们怀念汴京之情的日益强烈，这幅画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也不断提高，于是有摹本开始出现，摹本所绘，人物愈多，事物愈繁，笔路愈细，价格也不断攀升。总之，南宋以后，描摹仿绘者就代不乏人。

据说，元代时《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曾被重新收入皇宫，但不久就被翰林学士赵孟頫用赝品调包而盗了出来。也有人说，元宫真迹是被一装裱匠用临摹本换了出来，并随即卖给了一位酷爱书画的显官。至正十一年(1351)，江苏泰和人杨准购到此画，曾将此画的流落经过录于图后。明代弘治年间，画落到大理寺卿朱文徵手中，常与文人雅士共赏，李祁、吴宽等人落有题跋。正德年间，画为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所得，他在图后二次书写长篇跋文，对画推崇备至，评价极高。到嘉靖年间，画转至兵部尚书陆完的手中，他亦作跋留念。此后为奸臣严嵩搞到，隆庆时，严家被抄。此画再度收入皇宫。传说，一小太监打开内府藏阁的箱子，盗画后正欲逃走，却撞见来人，只好将画藏在御花园的石罅中，不料当晚天降暴雨，接连二日三夜不停，石罅被水淹没。等到雨停水退，小太监再来取时，一代名画已糜烂不可复理。此画真迹遭此灭顶之灾而失传，钱谦益《牧斋初学记》诸书对此事有较详的记载。

也有人认为，此画真迹遭毁是个谎言，实为一个叫冯保的太监从宫中偷走，为掩人耳目便捏造了这个故事。万历六年(1578)，冯保在图后题跋，称自己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干事司礼监太监”。以后，此画又被变卖，清乾隆年间，为学者型官员毕沅购得，其弟毕泷也极赞赏，画上钤有兄弟二人的印记。毕沅死后，毕家被抄，此画遂入清宫，收在迎春阁内，乾隆加以题跋，嘉庆也对其珍爱有加。1911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弟弟溥杰为名，盗出宫外。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此画又来到长春的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皇宫失火遭劫，大批文物失散，包括此画。第二年，解放军攻下长春，收集到伪满失散的珍贵字画十余幅，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此画最后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可惜，相传徽宗所题五个字画名的御书题签，及皇帝专门用以收藏艺术品的双龙小印，到明朝中叶就已亡佚，今日不复可见。也有学者认为，本来就没有宋徽宗的题签。

上述有关《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历史，其实只是许多种说法中的一种。由于摹本与真迹时或难分真伪，所以其流传过程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还有许多流传国外者。据有关资料统计，仅清代皇宫所藏摹本就有十二幅，溥仪曾将其中四幅赠给胞弟溥杰。目前国内外公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有三十多幅，大陆藏十余幅，台湾藏有九幅，美国藏有五幅，法国藏有四幅，英国和日本各藏有一幅。至于流传到社会上还有多少幅，没有人能弄清楚。究竟哪一本是张择端的真迹?书画界与学术界经过长期探讨，目标已集中在分别收藏于台湾、北京和美国纽约的三本《清明上河图》。

台湾学者刘渊临认为，收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清明易简图》，图上有张择端的亲笔题款“翰林画史臣张择端进呈”，因而是“道地的真本”。学者郑振铎、徐邦达认为，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石渠宝笈三编》注录本《清明上河图》，从宋至今的流传经过头绪清楚，有关题跋、印鉴也都历历在目，此画具有浓郁的北宋画风，应是张择端的真迹。而学者董作宾则认为，美国孟义君得自于抗战胜利后之北平的《清明上河图》，有北宋宣和年间的特殊证迹，认为该图是张择端献给皇帝的真迹，定为“元秘府本”，现藏纽约的博物馆。

有学者指出，要鉴别真伪，关键在于搞清《清明上河图》别本产生初始的情况，及其历史流传的脉络，方能还各本以历史本来面目。据有关文献资料分析，《清明上河图》别本最初发现于元代，当时有“秘府本”与“似本”两幅。当时，杨准跋文中称：“图初留秘府，后为官匠装池者以‘似本’易去。”就是上面说到的元代时，装裱匠以临摹本偷换了真迹，这临摹本后称“似本”，实为元代作品，显然是赝品。到了明代，又出现张英公收藏的“稿本”。王世贞《弁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卷一六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说到，张择端的“稿本”，“于禁烟光景亦不似”。清明寒食，民俗禁烟，“不似禁烟光景”就是说画得不是清明时节，或许是张择端此画的早期手笔。

先来看台湾的《清明易简图》。沈德潜《清明易简图疏解》记：“张择端清明画图，本有二幅，一在张英公家者，名《上河图》，有张著跋；一留汴京者，无跋，意即《易简图》也。”沈氏明确告之，《清明易简图》是张公英所收藏的“稿本”之外的另一本《清明上河图》。而“秘府本”真迹如果在明末的灭顶之灾中失传，那么《清明易简图》最多是元代的“似本”，元人苏舜举在元贞元年(1295)首跋《易简图》时，就开宗明义道：“清明易简新图成。”说明它是新近画就的，图中还可见一些元代事物：如元代独有的官方文化机构“奎章阁”，棉纺技术经黄道婆改良后才传到北方的“吴淞细密花布”等。所谓张择端的亲笔题款一事，实是不可信的，主要是“翰林画史”之称，宋画院并无此官称；刘渊临把张择端称为金人，而金朝也无此官称。尤其是其画上还有“金太祖题字”，从时间上就可看出这在作假，所以清乾隆题跋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出于庸手妄作。”尤其是整部画的风格，经仔细比较，与宋代画院风格截然不同。所以判断台湾的《清明易简图》基本是赝品，至于是元代作品，还是明代作品，学术界还有争论。

再看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除了上述题跋、印鉴、画风诸证据外，其画面上却出现了扇子、西瓜、新酒、光身儿童、遮阳草帽等显然是秋天的景色，恰如上述“于禁烟光景亦不似”的特点，那就有可能是“稿本”。此画还不见有宋徽宗瘦金体的签题和他的双龙小印之印记，那么是因为此“稿本”没有呈现给皇帝，还是年代久远，赏玩时时磨坏而在装裱时被裁割了呢?然而也有学者不同意它描绘的是秋景(详后谜)，并认为它就是真迹。指出判断真伪几个关键是：一看城墙画得如何?宋代东京的内城与外城均为土墙，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画的是土墙，其他各本均为砖墙。二看虹桥画得如何?据《东京梦华录》载，此桥是木结构的单孔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宛如飞虹”。也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属于这一桥式，其他图本均为大型单孔石拱桥。三看城楼画得如何?北京《宝笈三编》本仅画城楼，并无瓮门，类似东京内城之制；其他图本均有瓮城，不符合东京外城之制。四从绘画风格上看，只有北京《宝笈三编》本符合宋代画院的笔法。以上诸点，可以证明北京《宝笈三编》本就是张择端的真迹，不过这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关于美国纽约收藏的“元秘府本”，董作宾进行了详尽考释，根据徽宗瘦金体题跋，认定该图是张择端“宣和二年七月”之前进献皇帝的真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清明上河图》的晚期赝品，其题跋与别本往往有些许不同，但也难辨真伪。学者那志良1977年出版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成果，对台湾、北京、美国纽约三个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比较研究，最后还是不敢肯定哪个是张择端的真迹。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可称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在它问世后的八百多年中，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所赞叹欣赏，也时为艺术家和商人所描摹仿制，更是帝王权贵们搜罗豪夺的对象，它辗转飘零，历经劫难，最后人们却不识庐山真面目。除了其真伪难以辨认考订以外，再如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证，《清明上河图》的最前面还应有一段远郊山水，但在现存画卷中却阙如。专家们还认为，此画后半部不应该在刚一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才结束。那么，《清明上河图》有没有被后人裁去最前一段，或佚去后半部呢?

《清明上河图》名称的由来《清明上河图》为什么以“清明”命名?历来有不同的解说。一说是描绘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图绘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景象；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那么，到底作何解呢?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三个段落，首先是汴京郊外的景物，薄雾疏林，杨柳新绿，菜园阡陌，茅檐低伏，商队旅人，穿梭往来。中段描绘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大河上下，货船往返，拱桥飞虹，行人如织，道路之中，商贩云集。后段是市区街景的写真，城楼高耸，酒肆茶坊，店铺稠密，车水马龙，各行各业，生意兴隆。仔细品味，图中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各个神形兼备，极富情趣。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一气呵成。尤其是画中“虹桥”一段，那街头市景的热闹气氛扑面而来，观画人恍如身临其境，体验着宋代社会的文化风俗。其技艺备受世人赞赏，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并不见徽宗瘦金体“清明上河图”的题签，所以“清明”一词最早见于金代大定二十六年(1186)张著的题跋，张著引《向氏评论图画记》称，张择端作有《清明上河图》和《西湖争标图》，于是其图名便确定下来。有关“清明”的解释，经过这些年来学者们的争论，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说该图描绘的是汴京开封城清明时节的景象，即清明节时汴京的春天景色。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称，此图宋徽宗曾题诗，诗中有“如在上河春”一句，可见描绘的是初春的汴京。近代郑振铎等人更大张“清明节”说：“时节是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春天三月三日。”把具体日子都定了下来。据宋代文献记载，人们在清明时节前后，家家禁断烟火，门上轿上插柳条，然后蜂拥出城扫墓踏青，在郊外亲友相聚，歌舞宴饮，尽情游玩，直至日暮才回城等等。那么，《清明上河图》中有这些内容吗?

有学者指出，该图画面景物的物候表现及有关人物的生活状况，显然与“清明”时节明显不符。画面许多地方显示出中原地区余热未退的初秋时景，而不是春寒料峭的清明时节。如画中某一角绘有摊贩的桌上陈放着切开的西瓜，如是清明时节，河南一带哪来的西瓜?再如图中手执扇子的人物多达十余人，与北国清明时节的春寒气温也明显不符。尤其是画中有一些孩子在大路两旁嬉戏，由于热不可耐而光着身子，非常活泼和自然，如在清明时节，孩子们裸着身子是会冻着的。图某一角的农家短篱内，长着果实像茄子一类的作物，似有秋熟的迹象。赵太丞家门口的垂柳，已经枝叶茂盛，也非初春的杨柳。图中商店林立，各种店铺门前差不多都顾客盈门，颇为热闹；唯独纸马店前门庭冷落，没有什么顾客光顾，看不到清明时分当地上坟祭祖风俗的影子。而临河的一家酒店，在条子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这是告诉人们当时是“中秋”时节。总之，作者如要立意表现“清明节”这个主题，是不会如此处理画面的。

也有学者进行了反驳，指出关于用扇子的节令，开封在清明前后用不着，而中秋时分也基本上不用了。从社会风俗上考察，当时有“博扇子者最多，以夏之迩近也”的情况，就是在清明时节，人们以扇子为赌博之利物，用以推销扇子。再看西瓜，图中的块状物并非西瓜，北宋以前，中原人不熟悉西瓜，也不曾种植西瓜。新酒问题，《东京梦华录》说：“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而画中的几处酒店，只有一处旗子上写“新酒”。况且一年四季均可造酒，所以酒店随时可卖新酒，也可卖陈酒。最明显的是，图中一百七十多棵树木，其中柳树都是细叶嫩芽，其他树木则是光秃秃的，正是清明前后的情景。如中秋前后，所有树木都枝叶繁茂，决不会是光秃秃的样子。图中郊外的路上，两位老者骑着毛驴，头戴风帽，与少数赤膊小孩恰成对比，说明老人尚觉春寒未尽，正是清明时节。总之，从画面景物看，该图所绘并非中秋时节，应是清明时节，当然不一定非在三月三日。“上河”之“上”，按宋人的习惯。指到或去的意思，“上河”就是到汴河去。清明时节，东京人上河去观赏汴河及两岸风光，“汴渠春望漕舟数十里”，形势非常壮观，是有一定特别意义的。张择端的风俗画选择这个时节，画的题款用这个命名，应该也是独具匠心的。

一说“清明”是汴京的街坊名，即以地名为画名。当时汴京内、外城及郊区，共划分一百三十余坊，而外城东郊区共分三坊，其第一坊就是清明坊。图中所绘是汴京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的这一段“上河”的景色，所以就以此街坊名为画名。

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现存该画的起点是汴京郊外小道，并非是什么街坊。据《清明上河图记》有关题跋所载，原先那幅有徽宗御笔题签且加盖御玺的真迹，所绘内容幅度很大，系从汴河东水门外十余里的荒郊开始，一直画到城中宫苑，而不止是清明坊到虹桥汴河西岸这点距离。清明坊不过是一个极小的地名，画家此作品是呈献给皇帝的重要礼品，不应选此小地名作为一幅画面如此宏大的作品的名字。还有学者指出，从《东京梦华录》诸书上反映，人们习惯上已多用街巷名来称呼某个地区或某建筑物所在地，而不是用街坊名。这一点张择端应该清楚，所以如用“清明坊”来命名此画，不说东京以外的人不明白其含义，就是东京城内的人也未必都能知晓。更何况此画所绘东京市容究竟属于哪个部位，争论分歧也很大。如有人认为是位于东京新城东水门内外到旧城里东南部，有人认为全是东水门外的虹桥上下一带，也有认为应位于旧城东角子门内外，或笼统认为是汴京城郊的汴河到城内街市。其实不管它反映的东京市容有多逼真，既然是艺术品，就必然有虚实，有夸张。所以称此画面如此恢宏的作品，主要在画某一街坊的说法本身就难以成立。

一说“清明”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常用的作为“太平盛世”的称颂之辞。《诗·大雅·大明》曰：“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毛传：“不崇朝而天下清明。”《后汉书·班固传》有谓：“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可见“清明”本义在于指统治的平顺，往往称颂盛世。张择端初绘此画，于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当时社会虽然危机四伏，处于动乱前夕，但表面上依然歌舞升平，京城繁华，宫廷内外，成颂“清明”。金代鉴赏家所写的跋文中说：“通衢车马正喧阗，柢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其中已点明此画的主题在于表现宋朝的“承平风物”，而“清明”就是“承平”、“太平”的同义词。此画龙点睛之名称，自然也获得徽宗的赞赏。《式古堂书画汇考》记有“图成进入绢熙殿，御笔题签标卷面”。靖康之难后，画家流亡南宋杭州，回首北望，勾起国恨家仇，追慕故都风物，再画《清明上河图》，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

持不同观点者指出，一方面在说张择端此画在歌颂北宋末年的为“太平盛世”、“清明政治”，一方面又说张择端在开封画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已不复存在，现存北京故宫的那幅图是张氏在遭遇靖康之难后南渡杭州时再画的，两者似乎已不大协调。张择端在宋代留下来的画著中默默无闻，在函院中凭其如此高超之技艺却并无多高的官位，大概是一位不肯苟合封建统治集团上层的人物。尤其在南宋初年，正当抗金派批判蔡京等“六贼”把北宋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从而招致国破家亡之时，一位有爱国心的画家会再把那时的状况当成太平盛世去歌颂吗?当然，张择端是否到杭州，也还无法定论。主要是此画实为北宋东京的社会风俗画或景物画，不是一幅宣扬统治清明的政治宣传画。

《清明上河图》的命名，似乎和它的真迹一样，令人难以琢磨。期待专家们再作深入的研究，以期有新的突破。

第三十九章

“宋四家”中“蔡”氏中国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宋四家“苏、黄、米、蔡”的说法，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其中前三位苏轼、黄庭坚、米芾自然不存在问题，问题是最后之“蔡”，其指蔡襄还是蔡京，人说不同，历来就有争议。

中国书法发展到宋代，一反唐代的平整森严，而标举优美抒情的书风，讲求书家的散怀舒意，强调书法的风神天姿。书法成为文人寄情达意的形态艺术，书家的精神风韵与文化情趣在其中得到绝好的抒发。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书法风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诞生，他们也成为宋代文化精神某方面的代表。

苏东坡的书法风格，用笔丰腴跌宕，常能自创新意，得天真烂漫之趣，时凝练端庄，或豪放不羁，或风神萧散。黄庭坚的书法风格，用笔纵横拗崛，努力自成一家，尽奇藏郁拔之能，时气势磅礴，或意趣自然，也姿态多变。米芾的书法风格，用笔俊迈豪放，提倡天真率意，走沉着痛快之路，时癫狂不俗，或风流倜傥，也清旷恬淡。各人书风自成一格，时人后人都推崇备至，列于宋四家之中，向无异议。

惟独列于四家之末的“蔡”，时有争议。一般认为应指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天圣进士，历知福州、开封、杭州等地，入为翰林学士，迁三司使，为官有能名，卒谥忠惠。他在书法上可称五代之后卓然为宋朝领先的大家，他力挽狂澜改变了宋初书坛的靡弱风气，可以说是他开启了宋朝书派的主潮。他用笔委婉秀劲，讲究晋唐古意，得法度精神之气，时锋利流畅，或简约含蓄，也清灵拔俗。楷、行、草诸体都可在书法史中占一席之地，如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帖富于变化。总之，功底深厚，技巧全面，精妙得体，自成一格。

欧阳修对其书法曾称赞不已，说：“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尤称精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文集》)。苏轼也认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东坡题跋》)。邓肃曾评论道，“观蔡襄之书，如读欧阳修之文，端严而不刻，温厚而不犯，太平之气，郁然见于毫楮间”(《跋蔡忠惠书》)。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谟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宋史·蔡襄传》曰：“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仁宗尤爱之。”曾诏命制诸贵族碑文。可见其书法得到社会的重视及文豪们的赞赏，甚至“为当时第一”，那么，将蔡襄列于“宋四家”之中，应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明清以来有学者提出：四家之末的“蔡”原本应指蔡京。如明代孙犷在《书画跋》中说：“宋四大家其蔡是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清代书画鉴赏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也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耳。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确实存在先后辈份的问题，苏轼比蔡襄小二十五岁，黄庭坚比蔡襄小三十三岁，米芾比蔡襄小三十九岁，将蔡襄排于其后，真是辈分倒置了，更何况蔡襄又可称是宋朝书法开派之大家。而蔡京比苏轼小十岁，比黄庭坚小两岁，只比米芾大四岁，将蔡京排在最后，这方面问题应不大。清杭世骏《订讹类编续编》就将“苏黄米蔡非蔡襄”，作为人们讹误的一个事例。可见，明清时“蔡京说”颇有市场。

蔡京(1047～1126)，字元长，与蔡襄同乡，熙宁进士，徽宗朝曾四度为相，长达十七年之久，坏事做绝，为“六贼”之首。然而平心而论，蔡京的书法还是有一定成就的，据说徽宗之所以看中蔡京，主要是其书法的魅力。其用笔简捷飘灵，显得自然流畅，无犹豫雕琢之痕，时秀劲潇落，或婉约柔美，也带几分矜持。一般以为书法是人生的艺术，由书而论人，或由人而论书，人品与书品往往相辅相成。然而在蔡京身上，我们却看到人品与书品极不和谐的一幕：其人品是如此阴暗龌龊、狡诈可恶，其书品却常常清秀明快，境界颇妙。可见书法作品有其一定的独立性，不能和人品混为一谈，但中国历史传统却常常因人废书，或以人评书。由此，史料中评述蔡京书法活动的有关资料很少，其留给后人的作品也不多。

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有关蔡京书法较为客观的评论。如《宣和书谱·蔡京》评其《十八学士图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元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姿媚豪健的蔡京书法，与较含古法的蔡襄书法相比，似乎也更富有新意，更能体现宋代“尚意”的时代情趣。所以安世凤《墨林快事》就认为：蔡京胜过蔡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近人《中国书法大观·蔡京的书法艺术》也评价道：“蔡京《跋唐玄宗鹊钨颂》在纵笔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平心而论，此幅作品已可追蔡襄了。此跋较其他作品显得圆活，清劲姿媚……可谓已入唐人行书的风范，结字也迫近唐代柳公权，内紧外松，主笔舒展清健，灵运独到，浑然天成。通篇作品能在经意之中表达出一种随意的风流藉蕴，确为不易。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甚得晋唐人神韵。”

另外，蔡襄书法虽在前期被推为“当时第一”，但自北宋中期书法新貌形成之后，人们对蔡襄的字渐有微词。苏轼在《东坡题跋》中就提到“近岁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仆以君谟这当世第一，而论者或不然”。主要是蔡襄的作品有时过于纤弱柔媚，如米芾曰：“蔡襄如少年女子，体态妖娆，行步缓慢多饰名花。”(《宝晋英光集·补遗》)黄庭坚也说：“君谟书如蔡琰胡笳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豫章先生遗文》卷十)主要是蔡襄在追求风流韵趣的同时，没有把握好阴柔与阳刚二者之间的尺度，过于阴柔而缺阳刚之气。可见，到北宋中后期，人们对蔡襄书法的评价已不那么一致了。

对此，坚持“蔡襄说”者提出反驳，认为“宋四家”之说，虽然迄今未见于宋人文献，但南宋遗民、元初王存在《跋蔡襄洮河石砚铭》墨迹中称蔡襄书法“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苏轼)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黄庭坚)瘦硬通神，襄阳(米芾)纵横变化，然皆须从放笔为佳。若君谟(蔡襄)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其中已明确提出“四家”之说，且“蔡”是为蔡襄。至于排列次序，近人张伯驹曾在《宋四家书》一文中指出：“按次序应是蔡、苏、黄、米，普遍读为苏、黄、米、蔡，以阴阳平上去顺口，遂成习惯。”说明这一排列是因读音上的顺口而形成的，与四大家的年龄辈分高下并无关系。

另外，在书法史上，蔡襄的书法作品以全面著称，楷、行、草诸体都能有所成就，而其许多非行非草的作品，随意纵逸，更具魅力。同时，他还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奠基人，重振了宋初靡弱的书坛。因此，从总体上看，其书法成就显然是要超过蔡京的。而蔡京的作品，与其他诸家比较起来，不免有单薄的感觉，用笔不太周到厚重，尤其是笔法的不丰富，显得不够熟练和老辣，所以米芾说“蔡京不得笔”(《海岳名言》)。蔡京以复古为新，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艺术品味的局限很大，他所继承的晋唐风范实质上已是被“歪曲”了的晋唐，没有了神韵的洒落，其作品仅是优雅的“案头小品”罢了。所以蔡京比蔡襄略逊一筹，难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相提并论，在宋四大家排列中，应是蔡襄的地位更牢固。

看来，“蔡襄说”颇有道理，“蔡京说”也非无稽之谈。而从蔡京是个大奸臣，且做了如此多的祸国殃民之事的历史来说，人们从感情上自然要倾向于蔡襄说。不过，如从纯粹艺术上讲，二蔡之争看来很难会有最后的定论。薄命的红颜争妓李师师传说李师师北宋名妓李师师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不但与亡国君主宋徽宗有过一段浪漫恋情，并且与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风流雅士关系密切，据说太词人周邦彦还在皇帝与名妓之间插上一脚，使恋情故事演绎得更为有滋有味。历麓史上的李师师真有如此魅力吗?

宋人张端义的笔记《贵耳集》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宋徽宗道君皇帝微行到歌妓李师师的家中。刚巧，大词人周邦彦已先到那里，听说皇上驾到，慌忙躲到床底下。徽宗不知情，拿着一只新橙进到房中，得意洋洋地说，此是江南才进贡来的，很是新鲜，便和李师师亲昵地说起私房话。不料其中隐私全被床下的听去，周邦彦后来写了一首词《少年游》影射此事：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此后，李师师非常喜欢此词，并在徽宗面前唱起了这首曲子。徽宗听得若有所悟，便问是谁所作?师师答云：“周邦彦词。”徽宗勃然大怒，一拂袖而去。第二天上朝，徽宗对宰相蔡京说：“开封府有个监税官叫周邦彦，听说他负责的税额没有完成，你们怎么不抓他来审办。”蔡京听得莫名其妙，也只得唯唯诺诺地回答：“容臣退朝后招呼开封府尹审办。然后再禀报惩处结果。”蔡京把开封府尹喊来，将皇帝谕旨告之，开封府尹说：“本府周邦彦超额完成了征税定额。”蔡京说：“皇帝要惩办他，只得照办。”于是，以渎职罪名罢黜了周邦彦的官位，并派人押送出京城。

过了几天，徽宗又来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其家人，知道是去送周邦彦了。徽宗暗暗高兴，总算将此人送走了，但等了很久，李师师才愁眉苦脸地回来。徽宗看着师师那憔悴的样子，生气道：“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师师回答：“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被押出京城，所以去和他道别，不知皇上驾到。”徽宗赶忙问：“有没有作词赠别?”师师说：“有一首《兰陵王》词。”徽宗道：“唱一遍听听。”师师强作笑脸，奉上一杯酒说：“臣妾歌此词为皇上贺寿。”曲终，徽宗听得入迷，赞赏不已，便高兴地下了诏书：复召周邦彦回京，并委任以大晟乐正的官职。

此外，南宋周密的《浩然斋雅谈》、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及陈鹄的《耆旧续闻》诸书，也都有些相似的记载。只是周密说周邦彦作《少年游》一词得徽宗赏识而得官，自此出名并跻身仕途。上述都属于南宋较有影响的文人笔记，作者熟谙宋代的掌故，因此长期以来该故事总为人们津津乐道，并添油加醋地述说着徽宗与李师师的风流韵事，以及大词人周邦彦也加入其间的这段三角恋情。

据说，李师师是京城一位穷染匠的女儿，本姓王，自幼父母早亡，后为隶属娼籍的李姥收养，才改姓李，艺名师师。经过拜师学艺和悉心调教，师师成长为一名风姿绰约、文才出众、色艺双绝的歌妓。其气质优雅，通晓音律书画，招来许多文人雅士的追捧，遂与汴京名士来往频繁，如她和当时著名文人周邦彦、晁冲之等人都有诗词相赠。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词属于音乐文学，它必须通过歌唱才能充分为人们所欣赏，才能广泛传播。唱词，宋代叫做“小唱”，歌妓便是主要从事这种特殊伎艺的。最后，徽宗这位风流皇帝也慕名上门，与之吟诗唱曲，并演绎了一段浪漫恋情。

宋代宫廷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言官们对皇帝的私生活也时有规谏，而宋徽宗居然能够经常微服私访歌妓之家，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宋史·曹辅传》说：“自政和后，帝多微行，乘小轿子，数内臣导从。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谓之有排当，次日未还，则传旨称疮痍不坐朝。”据说，宋徽宗怕别人发现自己狎妓之事，于是以给禁卫军建造宿舍之名，从宫苑侧门到李家的镇安坊修起一道三里多长的夹墙，使之成为一个皇帝嫖娼的安全保密的通道。这就更让人感到惊讶了，宋代皇帝能做出如此出格的事吗?况且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皇帝嫖妓在当年的东京开封城中早已为一大新闻，徽宗有必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到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这段皇帝、词人与名妓的三角风流恋情提出异议。他在《清真先生遗事》一文中指出有三个疑点：一是“徽宗微行始于政和而极于宣和。政和元年先生(周邦彦)已五十六岁”，应该不会再有章台游冶之事了，说他与李师师有私情，并能够在床下呆一晚，这是不合情理的。二是周邦彦当时官至卫尉宗正少卿，品位颇高，不可能兼任开封府监税这样的小官，也不可能发生以“课额不登”为由被罢官并驱逐出京城的事情。三是历史上根本没有大晟乐正这一官职。因此，王国维先生断定《贵耳集》中的故事纯属杜撰，著名词人周邦彦与李师师之间不可能发生什么风流韵事。

周邦彦生于仁宗嘉祐元年(1056)，卒于徽宗宣和三年(1121)，徽宗即位时，他四十五岁。其实，唐宋时官员五十岁以上狎妓者，大有人在，并不稀奇。《贵耳集》也没说他在床下呆了一晚，当然“遂匿床下”之描写本来就有些夸张，不必这么认真。开封府监税的官职，周邦彦是没有担任过，被罢官驱逐出京城也是杜撰，他担任的是国子主簿、秘书监、徽猷阁待制诸职。然而徽宗时，周邦彦确实做过“提举大晟乐府”之职。这和“大晟乐正正”一职应没有什么大的差异。而这个故事的关键问题是：当时周邦彦和宋徽宗能否喜欢同一名妓。宋徽宗比周邦彦小二十六岁，即位时十九岁。这样如在崇宁大观年间一位二十几岁的皇帝与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官员，同时喜欢上一位名妓，我们觉得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周密的《浩然斋雅谈》说：“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时周邦彦为太学生，每游其家。”这种说法失于考证而几近荒唐，宣和初，周邦彦已六十四岁，怎么可能是太学生。此时，他正出知真定府，改顺昌府，次年归居睦州，宣和三年经扬州西上，卒于商丘鸿庆宫。就是说，宣和中，周邦彦不但年纪老迈，也根本不在京都，不会再与皇帝去为一位名妓争风吃醋。

后又有香港大学罗忼烈先生发表文章《谈李师师》，对其生平作了考证。认为北宋词人张先(字子野)熙宁末年(1077)最早在《师师令》中提及李师师，称当时李师师只有十五六岁。这样算起来，她约比周邦彦小六岁，而比宋徽宗就要大二十岁，所以李师师与周邦彦产生私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与宋徽宗之间应该是不会产生什么风流韵事的，或者说这位风流皇帝是不会去“幸”这位“妈妈级”美女的。同时指出，周邦彦的《少年游》为元丰年间初入太学时的少年艳词，和作《兰陵王》一词相隔大约有四十年，而《贵耳集》却把它们凑在一起，可见其牵强附会。

有人注意到，张先的《师师令》中只提到“师师”之名，而未提及此人之姓。这样，或许北宋曾有两个“师师”，一个与周邦彦有私情，另一个与宋徽宗交欢，因为都叫师师，所以后来的文人骚客将两人混为一谈，由是杜撰了一出“忘年”的三角恋情。

不同意张子野《师师令》与徽宗时的李师师有关联的看法，早在清代就已有人提出。吴衡照在《莲子居词话》中说：“张子野《师师令》相传为赠李师师作，按子野熙宁十年，年八十九卒。自子野之卒，距政和、重和、宣和年间又三十余年，是子野不及见师师，何由而为是乎?调名《师师令》，非因李师师也。”就是说《师师令》为流行曲调名，而非为李师师而作，直接否定了张子野《师师令》是赠徽宗时李师师的说法。丁绍仪在《听秋声馆词话》中也说：“子野系仁宗时人，少游(秦观)于哲宗初贬死滕州，均去徽宗时甚远，岂宋有两个师师耶?”秦观、晏几道等人的词咏中也有赠“师师”的作品，秦观卒于哲宗末年(1100)，晏几道虽晚几年去世，但微宗即位时已有七十高龄，其所咏赠的都不应是徽宗时的李师师。其实，由于宋代民俗，歌妓名“师师”者甚多。从上述情况看，可以说在北宋中期至少有一个出名的歌妓“师师”，有别于北宋末徽宗时的李师师。

而徽宗时的李师师，《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小唱李师师……诚其角者。”《墨庄漫录》卷八说：“政和间，李师师与崔念月二妓，名著一时。”《浩然斋雅谈》又说：“宣和中，李师师以能歌舞称。”有学者估计，自崇宁迄宣和的二十余年间是李师师活跃歌坛的出名时期，如以崇宁元年师师为十六岁计，到宣和六年她便是三十八岁。而周邦彦从哲宗绍圣四年(1097)至徽宗政和元年(1111)都在京城为官，尤其是政和六年至七年(1116～1117)，正是他提举大晟府之时，李师师既是汴京角妓，其所居镇安坊又和大晟府互为邻近，所以两人的交游完全可能，且由于业务上的需要，周邦彦、晁冲之等官员都可召师师来官府，以了解民间新曲和小唱艺术，或将新词以之试歌，当然也不排除周、晁之辈可径至师师家采风。宋人记述师师与周邦彦的关系虽有传讹的可能，但确有根据，只是在流传过程中给人们添油加醋，则是免不了的。

《宋史》载，“自政和后，帝多微行”，其实政和以前，徽宗也已偶有微服出幸之事。《李师师外传》记徽宗初幸师师家是在大观三年(1109)，这年师师约二十三岁，二幸、三幸在大观四年，四幸于宣和二年(1120)，五幸于宣和四年。这与正史中徽宗“多微行”的描述基本上是吻合的，当然其幸师师家的次数当不止于此。徽宗本是个昏庸荒淫的皇帝，李师师“色艺绝伦”之民间歌妓的特殊风韵，引起徽宗的强烈兴趣，从各方面条件分析，《贵耳集》中描写的皇帝、官员与名妓的三角恋情，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至于它是否是历史事实，则就难说了。今人所作的《宋词通论》，就相信这三角恋情是历史真实的故事，说：“堂堂之尊的宋徽宗，竟不惜迂尊降贵，常微服夜幸其(师师)家，后来因感不便，竟从内宫通了一个潜道到她家里……我们若读了周邦彦的《少年游》……一首清清小调，我们可以想见一个风流自赏的天子和一个浪漫少检的词人，演出一段三角恋爱喜剧的韵事。”

那么，你如何看待这一段浪漫的恋情故事呢?由于徽宗的穷奢极欲，败坏了江山社稷，北宋为金兵所灭，宋徽宗被俘后，北迁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据说，徽宗这时犹提笔为李师师立传，恐佳人事迹湮没，其痴情若此，你相信吗?

李师师的凄凉归宿李师师是北宋末年冠盖满京华的名妓，她的事迹虽不见于正史纪传，但在笔记野史里却也够热闹的，成为徽宗时期的一个风流人物。那么，北宋亡国后，这位风尘女子的下落如何呢?笔记野史中也众说纷纭，其遭际悲凉透心。

一位名妓与天子搞上关系，其地位之腾起就不言而喻了。《瓮天脞语》载有：“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李师师”等语。连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为了招安都要找李师师帮忙，可见她当时在东京的风光程度了。加上其风姿绰约、慷慨大度，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人称“飞将军”。甚至有人说，后来宋徽宗干脆把她召进后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查风流天子徽宗的嫔妃，确要比其他皇帝多，在政和年间就“册妃至六七人”，如政和六年(1116)仅贵妃就有四名，为两名王氏和乔氏、崔氏，其中并不见有“李明妃”。不知是史载有漏，还是后人故意锦上乱添花。不过这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师师深受宫廷宠信，社会地位日隆，生活条件优裕，且积累有相当私有财产，这在歌妓中是少有的。

然而好景不长。徽宗慑于金兵的淫威，禅位给太子钦宗，自己慌忙南逃，后又躲进太乙宫，号称道君教主，不理天下政务，李师师失去靠山。据《三朝北盟会编》载，靖康初(1126)钦宗为搜括金银财宝以向金人乞和，居然下旨籍没了李师师等“娼优之家”的家产。也有记载说她自知难逃抄家之灾，时值金兵侵扰河北，“乃集前后所赐之钱，呈牒开封府，愿入官，助河北饷”，并自乞为女道士。(《李师师外传》)无论是抄家籍没家产，还是自愿缴纳入官，经过这次浩劫，李师师几乎一贫如洗，地位自然也一落千丈，真所谓从天上落到人间。而随着北宋王朝的灭亡，她更为凄惨的命运还在后面。

《李师师外传》这样描写：金兵攻破北宋都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金兵主帅还点名索要李师师，声称金国君主也听说了她的名声，一定要得到活人，以进献金主。然而追查了几天，都还没有线索。奸臣张邦昌为讨好金兵，帮助搜寻李师师的踪迹，终于将她献到金营。金营摆出宴席为师师接风，而师师对张邦昌骂道：“你们得到高官厚禄，朝廷哪点对不起你们，为什么事事帮敌人来危害国家?我蒙皇帝眷宠，宁愿一死，别无他图。”乃脱下金簪刺喉自杀，没有马上咽气，又折断金簪吞下，才气绝身亡。此结局，李师师不甘凌辱，颇有侠士风度，得到后世通俗小说和一些文人的称道。一些史学家却持有异议，如邓广铭《东京梦华录注》称“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但其描写的历史背景却是真实的。如《靖康纪闻》载：那些被官府搜捕到，并送往金营的各色妇女，对着这些卖国的官吏斥骂道：“尔等任朝廷大臣官吏，作坏国家至此，今日却令我辈塞金人意，尔等果何面目!”当然，李师师的这个结局是否真实，已不可考，但写作这篇传奇小说的作者，至少是在借李师师之死来鞭挞奸臣之罪恶，抒发亡国之感慨。

有人或说，她被金兵俘获后，押解北上，一路上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容颜憔悴，求死不得，只能嫁给一个病残的老军士为妻，最后凄凉悲惨地死去。清人的《续金瓶梅》等书皆宗其说，这一说法有没有根据呢?汴京失陷后，金人除大肆掳掠外，还乘机要挟，大量索取金银、宫女、乐工，乃至妓女。而开封府官员竟也可耻地追捕宫女、妓女，捕至教坊选择后押送往金营，络绎不绝，哭声遍野，惨不忍闻。《靖康要录》卷十五记：金人“胁帝传旨取……教坊乐工四百人……”又取内人、街巷子弟、女童及权贵戚里家细人……凡千余人，选端丽者。府尹悉捕诸娼于教坊中，以俟采择，里巷为之一空……粉黛盛饰毕，满车送军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观者莫不嘘欷陨涕。”最后，金兵在汴京掠走成千上万名各色俘虏。在这种情况下，金人或会指名追索李师师，官府也会帮助搜索，然而她是否被官府捕着，却很难下结论。许多人认为她应该没有被官府捕着，也未被押往金营。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师师在被抄家后，其自身的地位与国家的势态均已非常不妙，这时李师师惟一的出路只有藏匿于民间，大多会随着难民离开京城，从而开始了她历尽艰辛的南方流浪生涯。

中州词人朱敦儒也是逃难到了南方，他曾在一次宴会上听到师师的歌声，激动而感慨地写下了这首《鹧鸪天》：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有李夫人。

自从惊破霓裳后，楚奏吴歌扇底新。

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

尊前忽听当时曲，侧帽伫杯泪满巾。

其“李夫人”就是对师师的尊称，同在异乡为异客，“忽听当时曲”，怎不令人“泪满巾”呢。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靖康间，李师师与同辈赵元奴诸人，流落到浙江，“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宋人评话《宣和遗事》是说，师师南下流落到湖湘，嫁作商人妇，过起寂寞无闻的日子。宋刘子翚《汴京纪事诗》也有“辇毂繁华事可纷，师师垂老过湖湘。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的诗句。所以明代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说，“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清人陈忱《水浒后传》记述了师师来到临安(今杭州)，仍操旧业的故事。都沿袭上述说法而来，应该说师师晚年在南方的说法较为合乎情理。

当然，富于传奇色彩的李师师，由于其身世不记于正统史籍之中，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传闻难免有讹传和臆测之处，因此她的晚境究竟是如何度过的，恐怕永远是一个谜了。

李清照改嫁李清照才气横溢、文笔秀婉的女词人李清照，在国土沦丧和丈夫去世的悲痛中，晚年颠沛流离，飘泊于越州(今浙江绍兴)、杭州、台州及金华一带，屡遭打击，“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谢世后还给人们留下一个不可轻易而解的谜：她晚年改嫁张汝舟没有?

第四十章

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中存有李清照的一封信《上内翰綦公(崇礼)启》，此信约写于绍兴三年(1133)之后，其述说中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讲了这样一段自身的经历：绍兴二年(1132)，这时离丈夫赵明诚去世已有三年，四十九岁的李清照重病在身，孤身一人，境遇颇难。官员张汝舟对她频频致意，以甜言蜜语殷勤通问，清照“信彼如簧之说，惑兹似锦之言”，被骗得分不出东西南北。“既尔苍皇，因成造次”，便与张汝舟结婚。婚后，清照发现两人“视听才分，实难共处”，丈夫时时暴露出的市侩嘴脸，让清照日益觉得此次婚姻是个错误，“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尤其是张汝舟开始以暴力虐待，“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在实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正好张汝舟以不正当手段得官的事情有所暴露，清照便甘愿冒坐牢之险而去官府揭发其丈夫。后张汝舟被撤职除名，编管柳州，其婚约也得以解除，但是宋代刑法规定：妻告夫，虽属实，仍需服徒刑二年。当清照被关入监狱，“被桎梏而置对，同凶丑以陈词”之时，翰林学士綦崇礼伸出援助之手，使李清照在被关九天之后得以释放，免受牢狱徒刑之苦。于是，清照以无比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封书信，对綦崇礼“感戴鸿恩”，深表谢意。

关于李清照此次改嫁之事，除清照自己在这封书信中有详细告白外，还有七八种当时的宋人著述提及，如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清照“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王灼的《碧鸡漫志》也说清照“再嫁某氏，讼而离之”，还有洪适的《隶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尤其是著名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都记载了此事，其书在绍兴二年九月戊午朔载：“右承奉郎、监诸军审计司张汝舟属吏，以汝舟妻李氏讼其妄增举数人官也。其后有司当汝舟私罪徒，诏除名，柳州编管。”其继夫张汝舟，字飞卿，早在赵明诚任建康知府之时，就曾携一玉壶来访，此时正以右承奉郎衔在池州为监诸军审计司之职。有学者以为，他娶李清照是看上她还有一些古物宝器诸财产，一旦财产到手，便露出庐山真面目，且对清照加以虐待，以致清照只能以控告手段谋求离异。所谓“妄增举数人官”的罪名，是指犯人因谎报参加科举的次数而得官的不正当手段。宋代对屡试不举的士人给予一种“特奏名”的优待，就是只要到一定次数和年龄，都可直接参加殿试而授予官职。张汝舟显然在这方面欺骗了朝廷而谋得官位，这一情况正好让李清照掌握。张汝舟在事实面前无言以驳，最后受到编管柳州的重惩，李清照也因此得以与其离异。

然而到明代，有一位叫徐的学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提出质疑。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绍兴二年，清照已年近五十，似无改嫁的可能。当时国破家亡，作为南逃的官员家属，清照还会有多少财产?说如此市侩之张汝舟会追求如此年纪之李清照，令人不可思议。二是宋代官宦出身的妇女，一般是不允许改嫁的。清照父李格非，工词章，有笔力，熙宁进士，历官太学博士、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其夫赵明诚，出身宰相之家，由太学生入仕，历守莱州、淄州，终知江宁府，著有《金石录》。这样官宦家庭出身的李清照不可能改嫁，所以改嫁之事不可信。

清代更有许多学者为李清照改嫁“辩诬”。学者卢见曾根据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真挚坚贞、生死不渝的感情生活，夫妇志趣相投、同研金石的人生佳话，及清照对《金石录》卷轴百般爱护，明诚过世后，她又为《金石录》的出版耿耿于怀、尽心尽力，约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清照以六七十岁高龄，还表上《金石录》一书于朝廷诸有关事迹，推断改嫁之事不可能发生。清照曾言：“虽处忧患而志不屈”，其他一些词文作品，也都可作相关佐证。卢氏在《雅雨堂本金石录》中这样感叹道：清照曾经丧乱，犹复爱惜丈夫留下的一二不全卷轴，如见故人一般。其眷恋明诚若是，安有一旦相忍背负之理?

学者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从几个方面论述了清照改嫁的不可信。他先采用史家编年的方法排比岁月，从中指责有关著作记载的不可靠，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其所居之地与李清照远隔万里，很可能是误传误听而误载的结果。然后考证了李清照的生平经历，也认为没有改嫁的可能。最后是指出上面清照那封信的可疑之处，如信中记载了改嫁、不和及矛盾加剧的整个过程，由是清照告发张汝舟的罪行，涉讼要求离异，应该是正当的行为，为什么信中后面又称此事为“无根之谤”?且以为“已难逃万世之讥”，更“何以见中朝之士”?以至“清照敢不省过知惭”，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呢?再如男婚女嫁为世间常事，朝廷不需过问，但信中怎么会有“持官文书来辄信”诸语呢?此信前后矛盾，文笔劣下，却又杂有佳语，定是经后人篡改过的本子，信中有关改嫁方面的内容，定是后人恶意添加上去的。居此信的内容分析，应是李清照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一案的信函。这是清照在建炎三年(1129)遭遇的冤案，有人诬蔑她曾把玉壶献给金人，为了洗清罪名，清照追随御舟作了辨明，此案拖续了二年多时间。

近代学者况周颐写文考证了李清照与张汝舟在赵明诚死后的行踪，结论是两人的踪迹各在一方，判然有别，不可能有婚配之事。学者黄墨谷还补充道，綦崇礼与赵明诚有亲戚关系，清照如果真的改嫁，且还因改嫁而涉讼，会好意思向前夫的亲戚求援吗?赵明诚的表甥，綦崇礼的亲家谢圾在《四六谈麈》中引用李清照对赵明诚表示坚贞的祭文，仍称清照为“赵令人李”，难道他对清照改嫁之事会一无所知?清照自传性文章《金石录后序》约作于绍兴五年(1135)，却只字未提自己改嫁之事。清照晚年曾自称“嫠妇”，意即寡妇，若改嫁后又离婚的话，她能这样自称吗?所以清照前面那封书信只有为了感谢綦崇礼解救“颁金通敌”一案而作，那才说得通。写信感激朋友数年前的帮助，也是常有之事。

尽管上述学者提出这么多有价值的理由，现代学者王仲闻、王延悌、黄盛璋等人，还是坚持李清照改嫁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一文中指出，胡仔、洪迈、王灼、晁公武诸人都是李清照同时代人，其著述的性质又都是史书、金石、目录等严肃的东西，胡仔一书写成于湖州，洪迈一书写成于越州，离清照生活之地并非遥远，不至于讹传如此。况且这些著作成书时，清照尚健在，难道这些学者敢于在清照面前明目张胆地造谣中伤，或者伪造那封书信，这是不合情理的。何况，南渡后赵明诚的哥哥存诚、思诚都曾做到不小的官，赵家那时并不是没有权势。而“颁金通敌”案发生于建炎三年，清照那封信写于绍兴三年之后，之间相隔好几年，二事应并不相关。谢伋之所以仍称清照为“赵令人李”，是在看到清照改嫁后仍眷眷于明诚，为完成前夫遗志而不辞辛苦的事实之后，存心避开有关旧事的做法。中国古代妇女守节之风要到明清两代才趋严格，而改嫁在宋代是极为平常之事，有关官员家中妇女改嫁之事史书中时有记载，甚至对皇室宗女都有诏准许改嫁，所以，宋人对李清照改嫁一事是不会大惊小怪的。至于明、清时期有关学者的那些“辩诬”，主要是卫道士们不能接受一代才女没有从一而终的这段历史“污点”，从而拼命加以掩饰，力图否认她改嫁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近年又有学者提出“强迫同居”说，认为是张汝舟利用官府司法的力量，强迫李清照同居。过去人们对清照那封书信中“弟既可欺，持官文书来辄信”一句中的“官文书”，错误理解为“告身”、“委任状”之类的证明文件，张汝舟以此来骗取清照的信任。其实，“官文书”在这里应指司法判决书之类文件，清照因“颁金通敌”之谤而被官府问罪，从而成为“犯妇”，按照当时的规定，其出路之一就是沦为官婢而被强卖。张汝舟对李清照这位才女仰慕已久，便用手段搞到有关的官文书批条，并骗取清照的信任，将她据为己有，所以书信中接着说“呻吟未定，强以同归”，终被强迫来到张家。这样，一个孀妇因冤狱被官府错判而为人强占，这类强迫同居的性质与自愿“改嫁嚣的婚姻是两回事。由此，前面反对“改嫁”和肯定“改嫁”二说的观点都不能成立。

此说虽有新意，但能成立吗?有学者以为也不足信。张汝舟作为一名有特权、有地位的官员，有必要用司法判决书之类文件去强迫一个近五十岁的女词人为自己的妻室吗?再者，既然将“犯妇”李清照断给张汝舟有“官文书”，且只是强迫“同居”，就无所谓婚姻关系，那为何后来李清照要涉讼去谋求官府批准离异呢?同时，赵明诚的两个哥哥都为朝廷命官，权势不小，怎能对弟媳如此受辱之事袖手旁观?尤其是官任“内翰承旨”的綦崇礼，也早该在清照被逼为人妇之际出手营救，何必等到清照涉讼要坐牢之时再费力气昵?总之，“同居”一说也经不起推敲。

上述诸说，都能说出一定的理由，然而也有臆测的成分，孰是孰非，谁能判断呢?

陆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这位南宋著名文学家和学者，一生创作了近万首诗篇，被誉为南宋诗坛四大家之一，还有散文、史书等作品，其成就卓著。然而，仕途坎坷，屡遭贬黜。其婚姻生活更是不幸，与唐琬的爱情悲剧几乎家喻户晓。其原因何在呢?

陆游约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与温柔多情、能诗会词的唐琬结成夫妻，婚后感情融洽，两人相亲相爱，堪称伉俪相得，生活非常美满。可是，陆游的母亲却对唐琬百般挑剔，十分不满，没到数月，就逼着陆游与唐琬离婚。据说陆游不忍和唐琬分离，又不敢违背母命，就在外边搞了一所住宅，让唐琬搬去居住，且时时前去幽会。老太太听到风声，前往别宅查究，陆游事先得知，带着唐琬避开了。但这样掩饰下去，总非长久之计，最后陆游只得忍痛与唐琬诀别，自此两人天各一方。不久之后，陆游娶了一位姓王的女子，唐琬也改嫁给一个叫赵士程的士人，日子在淡淡的愁云中荏苒。

几年之后的一天，春光明媚，陆游到沈园游览。沈园在山阴城(今浙江绍兴)东南四里，禹迹寺的南边，是当地的名胜古园。凑巧的是，赵士程、唐琬夫妇也来这里踏春。这对被迫分离的有情人又见面了，可是千言万语从何说起呢?陆游只能陷入痛苦的沉思，在百感交集之后，怅然写下了这首令人心酸的《钗头凤》：

陆游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汜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据说唐琬见词；悲愤不已，回家也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倚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唐琬从此郁郁成病，不久便含恨离世了。此和词实为后人伪托，不过也写得情真意切。而陆游在余生之年，始终不能忘却昔日的深情和沈园的最后一面，曾多次赋诗缅怀，直到八十多岁的晚年。陆、唐的悲欢离合，唱出一曲千古流传的爱情悲歌，也给后人留下疑问：一般以为唐琬是陆游舅舅的女儿，或者说唐琬是陆母的侄女，陆游和唐琬是表兄妹关系，那么陆母为什么对自己的侄女如此狠心，要将这对恩爱夫妻活活拆散，竟毁了两个至亲骨肉的幸福呢?这点确实让人难以理喻，这其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陆游与唐琬的亲戚关系。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就是说唐琬是唐闳的女儿，和陆母是姑母与侄女的关系，那么唐闳与陆母应是兄妹。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和陈鹄《耆旧续闻》，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后世的论著也大多沿袭这一说法，如朱东润的《陆游传》。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他们查考了《宝庆续会稽志》，发现唐琬的父亲唐闳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鸿胪少卿唐翊之子，而陆母则是江陵(今属湖北)人唐介的孙女。两家虽同姓，但两地相隔遥远，并无宗族血亲关系。再查陆游舅舅辈中，有唐仲俊、唐居正诸人，却没有一个叫唐闳的。既然唐闳与陆母没有血亲关系，那陆游与唐琬也不可能是表兄妹了。

不过，宋人有关记载言之凿凿，而且有多人记述此事，虽说野史笔记有采录传闻而不暇考证的毛病，但周密、刘克庄等人毕竟与陆游的生活年代相接，所言总应该有些根据。于是，又有一些学者详细考证了唐琬的家世，排列出唐琬家族的世系表，认为唐琬与陆母之间确有宗族关系，只不过是一种远房的疏族亲戚，或者说两人可称“同谱姑侄”，而非“嫡亲姑侄”。所以，唐琬终究不是陆母的至亲骨肉。

那么，陆母决意逼迫这对恩爱夫妻离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刘克庄《后村诗话》以为，陆游的父母亲对陆游的管教甚严，期望很高，希望他早日科举及第，入仕为官。而陆游结婚后对学业有所荒废，对政治没有多大兴趣，只是写诗抒情。早几年的科场不利，仍让二老记忆犹新，很是担忧，于是决定拆散他们，由陆母出面，迁怒于唐琬，让陆游屈服，从此一心苦读，以求取功名。总之，是一番苦心，想让儿子成材。

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指出陆游第一次应考失败时是十八岁，如果陆游父母真为儿子的科举仕途着想，为什么在他二十岁时，落第不到二年就急急忙忙给儿子成婚?其实，古人成家与立业一般并不矛盾，结婚后再举科第之事也很平常。绍兴二十四年(1154)，陆游应礼部试，名列前茅，因论恢复，激怒奸臣，被黜落下榜，时年二十九岁，已早与唐琬离异。所以，陆游的科场失利，和唐琬、婚姻是毫不相干的。

细读陆游的《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或可找到此事原委的蛛丝马迹。诗有曰：“所冀妾生男，庶几姑弄孙。此意竟蹉跎，薄命来谗言。”古代称婆婆为“姑”，“姑恶”即影射婆婆可恶，蛮不讲理。诗意谓：婆婆“弄孙”心切，希望儿媳快点“生男”，不意唐琬婚后不育，婆婆“此意竟蹉跎”，又听信谗言，才威逼儿子休了这个不能传宗接代的儿媳。估计，这才是陆游爱情悲剧的主要原因。

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指出一般要数年才知其能否生育，唐琬进门才数月，就被强迫离异，不应和生育有关。应是唐琬不通世故而礼节不周，惹得陆母心生不满，或者说就是婆媳不和，婆婆看不惯媳妇的为人，强逼儿子休妻。南宋陈鹄《耆旧续闻》卷十直言：放翁先妻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妻之情，实不忍离。这是最早记录这一悲剧的一则史料，那么为什么唐琬不得婆婆欢心呢?人们一般也只能泛泛而说陆家封建礼教严格，容不得豁达开朗的唐琬，所以后改娶端庄婉顺的王氏。其实，清官难断家务事，该悲剧的具体原因恐怕是不会找到确切答案的。

朱淑真的生活时代朱淑真是宋代著名女诗人兼词家，通书画音律，自号幽栖居士，后人辑其诗词三百余首，题名《断肠集》。她和李清照并列为宋代最有影响的才女，可称我国古代女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但女诗人到底生活在北宋?还是南宋?仰或两宋之交?人们提出各种史料根据进行论证，结论却大相径庭，至今都是悬案。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平江府通判魏仲恭在路经都城临安(今杭州)时，常听到人们惋惜地谈起一位赍恨以殁的女郎，并交口传诵着她生前的许多诗词作品。魏仲恭觉得这些诗词“清新婉丽，蓄思含情”，并不比花蕊夫人、李清照等前辈女词人的作品逊色，便和一些士人们留意搜访采集，最后竟辑得其遗作三百余首。这位女郎的名字叫朱淑真，其诗词中充溢着一种特有的怨怅之情，表明其人生遭遇的悲剧色彩，魏仲恭就为其作品集起名《断肠集》。其作品集不仅在数量上居于历代女诗人的前列，且以其清空婉约、恬新流丽的风格、温柔真挚、幽怨悱恻的深情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然而，这位才女的生平事迹却湮没不彰，各种信息语焉不详，显得扑朔迷离，人们众说纷纭。

明代田汝成《西湖志余》说：“与淑真同时有魏夫人，亦能诗。尝置酒邀淑真，令小环队舞，因索诗，以飞雪满群山为韵，淑真醉中援笔赋五绝。”而朱淑真诗作中确有题为《会魏夫人席上命小环妙舞曲终求诗于予，以飞雪满群山为韵作五绝》的五首七绝，把小环队舞描绘得生动可人，栩栩如生。后人称赞道：“不惟词旨艳丽，而舞姿之妙，亦可想见也。”许多人认为，向朱淑真索诗的魏夫人是曾布之妻，一位颇有诗名的妇人。曾布即“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生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神宗时官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助王安石变法，死于大观元年(1107)。考魏夫人约生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卒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朱淑真如与曾布的妻子为诗友，则应是北宋时人。再如明、清时的沈际飞、况周颐等学者都断定朱淑真为北宋人，其生卒年要略早于李清照。

然而有学者指出，朱淑真在《夜留依绿亭》诗中写道：“水鸟栖烟夜不喧，风传宫漏到湖边。”这皇宫边上的“湖”，应指临安(今杭州)的西湖。诗中描写的生活环境，多处出现南宋临安的影子，如“坠翠遗珠满帝城”、“沉沉春雨暗皇州”、“天街平贴净无尘”之类的句子。杭州自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起，成为南宋政权的行都。上述诗句或可证明：朱淑真是生活在南宋的都城临安，而不是北宋的杭州。如果说朱淑真与魏夫人是忘年诗友，以两人悬隔三十岁推算，朱也当生于神宗熙宁年间，到南宋定都临安，已是七八十岁的老妪了。这显然不符合《夜留依绿亭》诸诗作者的年龄。这段时间，朱淑真还有《元夜三首》诸作品，描写元夜与情人相会，在歌声和鼓乐中，两情无猜的情形。可见是一位妙龄少女。所以上述“魏夫人”不应是曾布之妻，而是另一位魏姓的贵妇而已。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能表明朱淑真曾在北宋时代生活过的证据。

明人田艺蘅的《纪略》则说朱淑真是朱熹的侄女，朱熹生于建炎四年(1130)，卒于庆元六年(1200)，那么朱淑真应是南宋中叶人。然而朱熹是江西婺源人，晚年迁居福建建阳考亭；而朱淑真一说是海宁人，一说是钱塘下里人，家居杭州涌金门内如意桥北的宝康巷，朱淑真就出生在这里。总之，朱熹是江西人，朱淑真是浙江人，虽说都姓朱，但两地相隔遥远，又如何会是叔侄关系呢？朱熹《晦庵说诗》言：“本朝妇人能词者，唯李易安、魏夫人二人而已。”说明谙熟浙中掌故的朱熹，并不知道作了如此多诗词的“朱淑真”其人，何谈是其侄女。也说明朱淑真的出名，远在李清照之后，到南宋中叶仍没有多少诗名。有学者还指出，朱淑真的一些作品中，有明显受李清照影响的痕迹。如她的《得家嫂书》咏；“添得情怀无是处，非干病酒与悲愁。”与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变”的名句如出一辙。

清代文学家王士祯，自述曾亲睹朱淑真所作《璇玑图记》，其文末有“绍定三年春二月望后三日，钱唐幽栖居士朱氏淑真书”的落款。绍定三年为公元1230年，果如其言，那么朱淑真就该是南宋晚期时人了。有学者还指出，朱淑真的名句“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是化用南宋爱国诗人郑思肖的诗句“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而来，郑思肖是宋末元初人，那朱淑真也应是宋末元初时人了。然而现存最早的有关朱淑真的文献资料，是魏仲恭在淳熙九年(1182)所作的《断肠集序》，其中明确指出：诗词集的作者朱淑真已经过世。所以，有学者指出，《璇玑图记》遗墨问题，很有可能是发现者在年代上产生误记的结果。而“宁可抱香枝上老”的诗句，实是被郑思肖化用在自己的诗中。然而王渔洋《池北偶谈》却又认为“绍定三年”或是“绍圣三年”之误，两个年号相差一百三十多年，这样又把朱淑真硬拉回到北宋，真让人有点不知所属。

上述各执一词的说法，其时间跨度前后竟相差有二三百年之多，实际都经不起仔细推敲。现代研究者往往取调和的办法，将这位女诗人的生卒年系于北、南两宋之交。不过，下述南宋中叶说，逐渐取得多数人的共识。

有学者指出，魏仲恭的《断肠集序》，作为最早的相关文献，所包含的信息应最有可信度。其中说到：“比往武林(即杭州)，见旅邸中好事者往往诵朱淑真词……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传者百不一存……予是以叹息之不足，援笔而书之，聊以慰其芳魂于九泉寂寞之滨，未为不遇也。如其叙述始末，自有临安王唐佐为之传。姑书其大概为别引云。”所说王唐佐的传记早已不存，但这篇序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淳熙九年时，朱淑真已经离开人间。其中所谓“芳魂”，应表明她死时还年轻。她死后，父母尚在，且将那些断肠诗稿都付之一炬，也说明朱的享年不长。而从《断肠集》来看，其中也确实没有一首作品涉及中年生活的内容。

同时，从宋人为逝者作传、编诗文集的惯例来看，一般距离死者下世的时间不会太远。再从“旅邸中好事者往往诵朱淑真词”而言，也说明此人过世时间不长，其悲悯的一生必有牵动人心的地方，以致人们在来往中还记得她，将她作为一个话题，诵读她的作品。如果去世时间已很长的话，恐怕人们会将她淡忘。此外，同里的文人还愿意为她作传，而王唐佐的传记由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书其大概为别引”，也说明其流播的时间还不长。加上搜集其遗作本身需费一定的时日，估计魏序作于朱淑真卒后的三四年至十年之间，也就是说朱淑真约卒于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五年(1178)。

接着的问题是，朱淑真大约在多大年纪时辞世的?明代周源清考证说，朱淑真死时才二十二岁芳龄。然而从人们搜集到她三百余首诗词，且还是“百不一存”的情况而言，恐怕如此年轻是难以完成的。她皈依佛门后自号幽栖居士，如才二十出头一点的年龄恐怕还不会有如此心境。尤其是她还写过关注民生疾苦的诗篇《苦热闻田夫语有感》：

日轮推火烧长空，正是六月三伏中。

旱云万迭赤不雨，地裂河枯尘起风。

农忧田亩死禾黍，车水救田无暂处。

日长饥渴喉咙焦，汗血勤劳谁与语?

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无成熟。

云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头向天哭。

寄语豪家轻薄儿，纶巾羽扇将何为!

田中青稻半黄槁，安坐高堂知不知?

诗中对在三伏苦热天用水车抗旱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安坐堂上摇扇消闲的豪家纨绔发出了不平的斥责，可以想象，如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知，一个大家闺秀绝对写不出如此有深度的诗作。可以肯定，朱淑真不可能在二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完成这首诗。有学者提出，朱淑真可能在人间度过大约三十个春秋。如此说较为合情理的话，那么，她应生于绍兴十三年至十九年(1143～1149)。

那么，这最后的南宋中期说能经得起岁月的推敲吗?应还需更为确凿的证据。

朱淑真婚姻生活朱淑真凭着她灵秀的才情在文学史上脱颖而出，留下清丽的芳名。遗憾的是，她在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华就香消玉殒。从其诗词作品中或可看出，她是在极度神伤肠断中郁郁而终的，出身大家闺秀的朱淑真到底是何原因导致精神崩溃的呢?

朱淑真的诗词中充溢着一种幽愤怨怅：如“逢春触处须萦恨，对景无时不断肠”；“梨花细雨黄昏后，不是愁人也断肠”；“肌骨大都无一把，何堪更驾许多愁”；“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沈雄《古今词话》引《女红志余》描写朱淑真“每到春时，下帏趺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也怕听秋雨，因为“点点声声总断肠”!……为什么女诗人如此神伤肠断呢?

南宋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在《断肠集序》中这样述说：朱淑真“早岁不幸，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乃嫁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这一解释给予后来的小说家发挥极度想像力的创作空间。

明代周清源在他的《西湖二集》中如此彩描这段故事：朱淑真出身于一个杭州的小户人家，然而她却从小“聪明伶俐、生性警敏，十岁以外自喜读书写字”，才气横溢，无师自通，加上天生丽质，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的才女，成为公子哥慕名追求的对象。悲剧就发生在朱淑真的婚姻问题上，其舅父吴少江好赌博输了钱，借了金三老官的二十两银子，却又无力偿还。为了顶债，就劝妹妹把朱淑真嫁给金三老官的儿子，吹嘘金家富贵，过门后就不愁吃穿了。朱淑真父母没有认真考虑和调查，就同意了这门婚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摆布下，朱淑真只有顺从地嫁到金家。哪知金家儿子外号“金罕货”，又叫“金怪物”，长得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从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朱淑真只有暗自啼哭，默默流泪了。其父母亲就是这样断送了如花似玉的女儿的终身。

周清源的描述虽说有声有色，但终不过是小说家之言罢了，应该说是缺乏根据的。

王渔洋《池北偶谈》指出，朱淑真出身于官宦门第，家大业大。况周颐《蕙风词话》也认为，朱淑真是大家闺秀。据称，她父亲在浙西做过地方官，还特别喜欢收藏字画古玩。而从她诗词作品中的描述中，可见其家中建有“东园”、“西园”、“西楼”、“水阁”、“桂堂”、“绿亭”等供休憩娱乐的场所，俨然是个大户人家。家境也颇为殷实，她所喜欢的东西，往往能不惜重金以购置。从她的作品中，也可以窥见其婚前天真闲适的情态，对生活充满了极大的乐趣。请看她当时游家中“东园”的诗：

红点苔痕绿满枝，举杯和泪送春归。仓庚有意留残景，杜宇无情亦晚晖。

蝶趁落花盘地舞，燕随柳絮入帘飞。醉中曾记题诗处，临水人家半掩扉。

其游“西园”时，更为欢愉：

闲步西园里，春风明媚天。蝶疑庄叟梦，絮忆谢娘联。

踏草翠茵软，看花红锦鲜。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

还有《夏日游水阁》、《纳凉桂堂》、《夜留依绿亭》等诗，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她所过的优哉游哉的家园生活。她在《春园小宴》中说得最为青春爽朗：“穷日追欢欢不足，恨无为计锁斜晖。”在这样的家境条件下，朱淑真的学习环境自然也较为优越，自小聪明伶俐的她，就在这书香门第中接受了文学的熏陶，如在她的作品中，会发现其所吸取的苏东坡诗词中的一些营养，加上她天生的诗人悟性，她很早就开始作诗填词。在与家族的聚会盛宴中，在与朋友的游山玩水中，都能一逞才思。从心中流出一首首笔触细腻的小诗，这甚至成了她的一种生活习惯，所以青少年时期就已写下了大量的诗篇。此外，她还工书法，擅丹青，识琴谱，解音律，俨然是闺秀淑媛的典范。

问题还是出在结婚之后，关于其丈夫，留下的记载实在寥寥，连姓名都无从查考。不过决非上述描绘的长相丑八怪的市井平民，而是一位读书士人。可能是南宋州学的“外舍生”，曾数次科举落第，后来便留在朱家东轩书房中借读。她作有《送人赴礼部试》一诗，鼓励丈夫发愤图强，不要由于应试失败而气馁，要学东汉马援六十二岁仍能率师出征，老当益壮，力争再试成功。可以想见，她此时对丈夫寄予的一片深情和厚望。

可能她丈夫始终没能在科场上取得佳绩，不过通过某种办法，也终于获得了一官半职。由于官职卑微，所以《断肠集序》有“嫁为市井民家妻”的误说。此后，朱淑真一度随丈夫游宦吴、越、楚、荆诸地。其间所作诗词，不见有对各地名胜古迹的游览吟咏，常有度日如年之感觉，表达出异乎寻常的思家之情，最终出现“巧妻常伴拙夫眠”的哀叹，说明两人已产生感情裂痕。雪上加霜的是，丈夫在此时竟然寻花问柳，公然讨起了小妾，甚至明显冷落了原配之妻。朱淑真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怨愤，其《愁怀》道：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与花为主，何以休生连理枝!

另一首说得也同样清晰：

荷叶与荷花，红绿两相配。鸳鸯自有群，鸥鹭莫入队。

对于这位在青少年时期如此热爱生活，且又“才容冠一时”“罕有比者”的大家闺秀来说，追求幸福的未来已不止是理想，而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信念。然而，婚后的生活发展到这样的结局，不啻是当头一棒。旧日美妙的梦想已成泡影，过去曾有的感情也荡然无存，婚姻如此快的走向死亡，让朱淑真猝不及防。问题是：朱淑真在这一家庭情变中是如何应对的?

有学者认为，朱淑真赌气回到娘家，和丈夫断了音信而独守空房。其《菩萨蛮》叹道：“山亭水槲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对丈夫还是时时在苦苦思念，如《恨春》中说：“春光正好多风雨，恩爱方深奈别离”也很想写几封书信去表白和规劝，其《初夏》这样说：“待封一掬伤心泪，寄与南楼薄幸人。”但其丈夫就是不回心转意，甚至连一点慰藉之语都没有，就是说受到丈夫的遗弃，终令朱淑真愁断肝肠，恨断肝肠!一病不起，含恨而逝。

也有学者认为，按朱淑真的性格，要爱就爱得轰轰烈烈，不爱就干脆毅然决绝。是她主动提出夫妇离异，并断定她回到临安娘家之日，便是夫妻断绝往来的起始，从此两人分道扬镳。朱淑真虽主动摆脱了婚姻的桎梏，但她的身份毕竟是一名“弃妇”，在封建礼教和传统偏见的双重压迫下，其处境是不难想像的。这一时期的哀音怨歌，在《断肠集》中俯拾皆是。为了解脱苦闷，朱淑真尝试皈依佛门，以“幽栖居士”为别号。

如果朱淑真仅是在以泪洗面或斋房拜佛中度过余生，那她只是一名可怜可悯的弱女子，她的作品也不会引起我们太大的震动。难能可贵的是，她不甘心屈服，她还年轻，爱情的火焰还没有熄灭，她不惜用生命的力量，向礼教作了勇敢的抗争。具体来说，就是又发起一段“牵情于才子”的恋爱故事。

一次西湖春日的诗会中，朱淑真邂逅了一位风流倜傥的青年诗人，顿时萌生了好感，两人作诗唱酬，建立了友情，此后常常互送诗笺，孤灯相思。第二年的元宵节灯会，他们又相会在一起，互相倾吐了情愫。朱淑真的诗作《元夜》，记录了这销魂的时刻：

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此诗记载了朱淑真当时复杂的感受：有意外的欣喜，也有沉痛的经验，有真情的陶醉，也有清醒的展望。自此以后，两人的约会和吟笺渐少，从春至秋，现实越来越明显告之：这段恋情是不会有收获了。到下一年的元宵夜，没有灯火，没有笙歌，在黑夜中只有女诗人在流泪抽泣。朱淑真可能就死在此后不久，从《断肠集序》所谓“不能葬骨于地下”及“九泉寂寞之滨”诸语的暗示来看，她可能是投水自尽的，她用生命向黑暗的现实提出了最后的控诉。父母将她的诗作付之一炬，看来是遵从她遗嘱的要求所为。这一悲剧，与《红楼梦》黛玉焚稿相似，是这位薄命才女对人世间的彻底绝望和彻底决裂。大宋的礼仪与习俗书画家米芾行为特异北宋大书画家米芾，行为举止相当特异，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怪癖和嗜好。人们因此猜测他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的后裔，有学者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然而其中还是推测成分为主，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那么米芾为什么如此怪异?实在让人费解。

第四十一章

米芾书法米芾(1051～1107)，初名黻，字元章。以母亲曾侍奉宣仁后旧恩而补官，历知诸县、军。宋徽宗时被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诗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迹，王安石尝摘其诗句书扇上，苏轼亦喜誉之。尤擅长书法、绘画，是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及鉴赏家。他的行、草书用笔俊迈豪放，“沈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为书法史上“宋四家”之一。画山水人物，虽师法董源，然别出新着，多以水墨点染，重意趣不求工细，天真发露，开创横点积叠的写意画法，人称“米点山水”或“米氏云山”。又精于赏评鉴别，好收藏金石古器与名家书画，尤嗜奇石，撰著有《山林集》一百卷已散佚，另有《书史》、《画史》、《砚史》、《宝晋英光集》、《宝章侍访录》等。

米芾杰出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论。然而此人举止怪异，与常人往往不同，世称“米颠”。如《宋史》本传谓他：“冠服效唐人，风神米芾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别号也多：鹿门居士、襄阳漫士、海岳外史、淮阳外史、火正后人、鬻熊后人，人还称“米南宫”、“米襄阳”、“米海岳”等，可见与一般的中原人有别，那是什么原因呢?

查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及邓椿《画继》等宋代文献，米芾家族世居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往襄阳(今属湖北)，最后定居润州丹徒(今江苏镇江)。宋初勋臣米信是他的五世祖。元初所修《宋史》本传，因米芾长期生活在润州，故称他为“吴人”。那么，米芾是中原汉族人吗?有人根据种种迹象，提出米芾可能是西域少数民族，但终因缺乏其祖籍的有关资料而证据不足，从而未得大多数人的认可。

1988年，罗绍文《米芾为西域人后裔考》一文，重新详尽考证了这一问题，提出十方面的理由：

一是唐中叶以前中原没有米姓。以后偶有米姓者，如米嘉荣、米和、米都知、米遂等，皆西域胡人，不入姓谱。自汉至唐的各种姓氏书中都没有米姓。直到宋代郑樵的《通志·姓氏略》和邓名世父子的《古今姓氏书辨正》中才出现米姓，其云：“西域有米国，后人以国为姓。”所以中原地区的米姓人都系西域米国胡人的后裔。《姓氏略》以为楚国之后有米姓，其他辞书也加以引用，这是由于对米芾印记的误解所造成的错误。米芾有“楚国米芾元章”印记，及号“鬻熊后人”，鬻熊为楚国先祖，故《姓氏略》说：“宋米芾，以米为楚国后。”其实，这不过是米芾在楚国旧都襄阳等地居留过而已。

二是“众香国”问题。明毛子晋辑《海岳志林》载，米芾临死前遍请郡僚，举佛示众说：“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佛，合掌而逝。所谓众香国，就是西域崇佛之国名。

三是“火正后人”之印。米芾有图章百余枚，其中有一方为“火正后人芾印”。这是米芾对其本人及先人所信宗教——火袄教的揭示，包括米国在内的昭武九姓，在唐初皆信奉火袄教，米芾借汉民族的火官名“火正”来比喻他是信祀火神的后人。宋代时期，西域的火袄教早已被伊斯兰教所取代，米芾此举是对故乡及其宗教的怀念。

四是米芾非同寻常的洁癖。任太常博士时，朝靴偶被他人所持，屡洗以致损坏；祭服上的藻火章饰因经常洗涤而磨损，为此还遭到贬黜。常戴高檐帽，坐轿为顶盖所碍，他宁愿撤去轿顶，也不愿将帽交给从人持拿，以致其轿撤去顶盖，米芾露帽而坐。米芾洗手，以银为斗，置有长柄，仆人执以泻水于手，已而两手相拍至干，不用巾拭。有关事例不胜枚举，应是火袄教徒和米国的传统习惯。

五是重复书写《天马赋》。米芾的小楷，贵重而不肯多写，然而却多次书写《天马赋》，至少重复四本以上。原因就是天马出自西域大宛，米国与大宛毗邻，米芾见物思乡。

六是葬亲礼俗的迥异。《海岳志林》载，米芾葬其亲属于润州山间，不聚土为坟，也不立墓碑。据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旅行记》中谈到，火袄教徒的墓地也是“平坦的墓穴”。《通典》引《西番记》说：“收骸骨埋殡，无棺廓。”与米芾葬亲礼俗相类。

七是米芾“冠服效唐人”。唐人衣冠的特点就是仿效胡服，或者说宋时的米芾仍着胡服，以致“人聚观之”，以为稀奇。其实，唐服对宋初的人们并不生疏，而人们稀奇的可能是米芾的相貌。《魏书》、《北史》曾记西域人的特点是“深目、高鼻、多髯”。而明王圻辑《三才图会》中的米芾画像确也是深目、高鼻、多髯。

八是米国人“诡诈不情”的精神，在米芾身上的体现。米芾酷嗜书画，凡见名书古画，总要以多种招数巧取，攫为已有。如《清波杂志》载，米芾曾以投江坠船相要挟，从蔡攸手中换得王羲之字帖。或借人古画临拓，完毕之后，同时以真、赝本归之，使其自择而莫辨，米芾就以这种办法巧取了许多古画。据说这与米国善商贾的传统教育精神有关。

九是米芾的图章与名号。汉人往往以祖籍地望为号，而米芾以他所有居留过的地方为名号，数量又多，实际上否认了他是中原任何一个地方之人。

十是米芾先人迁入中原的大致轮廓。《文献通考·经籍考》载，米芾“其上世皆武官，盖国初勋臣米信之后也。”据米芾三世孙米宪曾录《米氏谱》，似乎只有从米信起的八代谱系，米信之前已不清楚。可以推断，米国人东迁定居中原地区，一部分是随沙陀突厥东来，一部分就是唐王朝请来的沙陀勤王军的“武官”。这是公元883年至947年的事，米芾的祖上就是在这时迁往中原。

上述分析确实颇为周详，但许多地方仍不免只是猜测，且得之于文人道听途说的笔记。尤其是一些艺术家的怪癖性格，也把它与数百年前的西域国风俗联系起来，恐怕有些牵强。其中第一条理由最为重要，中国姓氏往往来源多头，而米姓是否在中唐以前完全不见，此后只来自西域的米国移民。看来，要下这个结论，还得做更深入的考证。

布衣能手毕昇沈括毕昇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的创始人。由于有关的历史记载太少，所以毕昇的身份始终没有搞清。他到底是刻字工人，还是锻工，或者是读书人，乃至书商，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对其活字是何物制成，学者也有争论。

沈括《梦溪笔谈》中有两处分别提到毕昇和毕升，其一是卷十八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是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用胶泥刻成一个个“薄如钱唇”的活单字，用火烧硬，然后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松脂、腊和纸灰，再放一个铁框，把活单字按要求一个个排进去，密布满铁框后，放在火上加热，使松脂和腊熔化，同时用一板压平活字，冷却后，铁框中的活字变得坚固而平整，即可上油墨印刷了。印刷完毕，也可再用火使脂腊熔化，活字便从铁板上脱落，按音韵装在专用木格中，以备下次使用。

其二是卷二十载：“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尝以罪配沙门岛，能作黄金，有老锻工毕升曾在禁中为捷锻金。”是说毕升是个熟练的冶金能手，曾在宫廷中为方士锻金，其方法是先造好炉灶，使人隔着墙鼓风，因为不想让人看到炉子的启闭和锻造运作。炼好的金，初从炉子中出来时，颜色尚黑，凡百余两为一饼，每饼可辐解为八片，称作“鸦嘴金”者即是，当时人就有收藏此金者。

上述一人是印刷高手，一人是冶金能手。两人生活的年代略有差距，一个在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两人的名字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一个升字有日字头，一个升字没有。那么两人有什么关系吗?

有学者认为他们俩是一人，身份是布衣，职业是锻工。如王国维、胡适等。冯汉庸在《毕昇活字胶泥为六一泥考》中还提出更为详尽的考证，他否定了毕昇用粘土制活字的流行说法，认为用粘土制成的活字，再经火烧加硬，便成了陶活字或瓷活字，瓷的吸水率近于零，陶的吸水率仅百分之二十，都是不能着油墨印刷的。而炼丹时封炉鼎用的“六一泥”，是由七种矿物研细活合后再入醋搅拌而成的泥状物，此种泥用火烧硬后，可以着油墨印刷。而作为锻工的毕升，曾和方士一起炼丹和冶金，掌握了“六一泥”的制作方法及其特性，才将它采用到活字印刷方面。所以，印刷高手的毕昇，也曾经是个锻工和冶金能手。

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运用多种旁证材料证明以泥土铸成的字是能够印书的。《梦溪笔谈》记毕昇在印书过程中，遇到“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革火烧，瞬息可成。”其泥字瞬息即可烧成，用的又是温度很低的草火，估计并未将胶泥字烧成陶字或瓷字，只烧成瓦字，其吸水率较高，可以着油墨印刷。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介绍自己藏有毕异活字版印成的《韦苏州集》十卷，书中“字厕时若啮缺”，说明应是瓦字印成的，因为瓦字不够坚固，造成笔画时有断缺。元朝农学家王祯自著自印的《农书》，就是用了工匠制造的三万余个陶活字(《造活字印书法》)。就是在朝鲜、日本，用陶活字印书之记载也不乏其例。此外，历史上学毕昇造活字印书的事迹中，我们还时可见有瓷活字的记载，其印刷质量也非常清晰。如清代印《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两书，所用磁字称“泰山磁版”。因此，泥活字无论烧成瓦字、陶字、瓷字，都能印刷，且印得很好。所以，毕昇不是锻工，也没有为道家方士做助手炼丹，自然不知道什么“六一泥”的制作。

也有学者从其他有关方面推断，他们完全是两个人。首先，古代“昇”和“升”是同音异字，而古代人名用字，一般不会通假。治学严谨的沈括，不可能将一人的名字写成两个字。其次，从时间上看，大中祥符和庆历相差二三十年，在大中祥符年间已经“老”了的锻工，说他在二三十年后居然发明了活字印刷，似乎也可能性不大。再次，从地域上看，锻工毕升在宫禁中和方士冶金，那是在汴京开封；而造活字的毕昇是在沈括的家乡，印刷业发达的杭州。一南一北，相隔几千里，也很难是一个人。所以刘国钧、胡道静、徐仲涛等学者，都认为毕昇就是一位刻字工人，这种说法还颇为流行。

也有学者认为，活字印刷术从铸造单字、铁板排检到加固印刷，有一套完整的方法。尤其是先要铸造出数以万计的单字，其中哪些字应各造多少，然后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音韵分类排检法”按规律编排起来，其中的工作操作起来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的。同时，其工作量不小，需要雇用工匠，甚至花费数年的时间进行试验和改进，如从木活字到泥活字的改进过程定有不少困难，它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是难以办到的。如元代王祯为印《农书》，单用工匠制活字就花费了两年时间。清代瞿金生使用了十五个人力，经三十年才造出十几万泥活字。宋朝的工匠地位低贱，一般很少读书识字，不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同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不拥有一定的经济财力，所以一般刻字工人是难以完成这项艰巨工作的。

那么，是否可以假定刻字工人毕昇是在出版商人的支持下创造了这项技术的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如果真是如此，其发明成果必然会冠以出版商的名字，有关印刷器材也必然归主人所有。而《梦溪笔谈》最后说：“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由此，从发明、试验和使用活字印刷术所必须具备的文化素质、资金财力及技术助手等方面的条件分析，毕昇决非是一般工匠，而应该是有殷实家底和热心图书出版事业，并有一帮“群从”的实力人物，可能就是书商。《梦溪笔谈》说毕昇是“布衣”，泛指平民，有可能是颇具文化素养的读书人，有可能是未入仕途的乡绅，有可能是民间的文化出版商人。

总之，种种说法其实都拿不出确切可靠的证据，而只能作一些猜想罢了。

最早的石刻地图《禹迹图》

现存中国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宋代的《禹迹图》，现存有相同的两方，分别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和镇江博物馆。李约瑟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然而它的创制者却已湮没，学者有所推测，但拿不出过硬的证据。

宋代绘制的《禹迹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现存两方基本相同的石刻《禹迹图》，一在古城长安，即今陕西西安，保存在陕西博物馆的碑林中，此图约制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间，刻石于南宋时伪齐阜昌七年(1136)，其背面还刻有《华夷图》。一在古城润州，即今江苏镇江，藏于镇江博物馆内，此图制于北宋元符三年(1100)，“依长安本刊”，刻石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华夷图》相传为宋辽人根据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缩小十倍的制图，而《禹迹图》内容是根据《海内华夷图》中心《禹贡》九州部分缩制，因而称《禹迹图》。其比较着重水系的表示，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主要支流画得较为准确，也最为醒目，颇接近今天的地图。

此石刻地图长宽各一米左右，图中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就是将石面地图分成等份的方格，横方七十，竖方七十三，总共五千一百一十方，是目前看到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画有方格的地图。上面再画以水系、海岸，标上山川、州郡的名称。标名的州郡区划有三百八十多个，标名的河流近八十条，标名的山脉有七十多座，还有湖泊五个。其图布满方格，是带有一定数学基础的全国性地图，表示中国古代的地理绘图已达相当水准。英国的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书中，称此图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是宋代制图学家的一项最大成就。”

以镇江的图碑为实例，其高约九十五厘米，宽约九十厘米，厚有十一厘米，上方写有：“禹迹图，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元符三年正月依长安本刊。”左下角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左迪功郎充镇江府府学教授俞篪重校立石，冯遂镌。”原立文庙墙上，作为府学教学用图。元、明、清数百年中历尽劫难，曾被掩埋，曾遭兵火，总算得以保存了下来，此图为研究中国地图学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然而其行政区划的体例存在较大弊病，就是图中古今地名交错，保留有部分的唐代地名，甚至有更早时期的地名，如夜郎、珍州、儋州等，但主要为宋代或者说当代地名，混乱的是当代地名下不注古地名，古地名下也不注当代地名，没有一处是互相对照的，使人们颇费猜测：它到底算古代地图，还是宋时的当代地图?

其图中没有标明作者为谁，宋代有关的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使得后世学术界对该图的绘制者产生多种推测。有学者推测其制图者可能是北宋初年的乐史，他是当时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作者，该书有二百卷，取材广博，考寻精密，内容丰富，足见乐史在地理知识方面的学涵功底。不过他只绘制过《掌上华夷图》，疑为唐代贾耽《海内华夷图》之简缩本，这可能与西安《禹迹图》同一石刻背面的《华夷图》有一定关系，而与《禹迹图》是否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制作时间要相差百年左右，还是提不出多少有力的证据。

有学者认为，绘制者是北宋名著《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沈括曾长期从事地理学和地图绘制的工作，熙宁九年(1076)，他在三司使任内曾奉敕编绘《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于元祐二年(1087)完成，进献朝廷。此图共包括“大图一轴，高一丈二尺，广一丈；小图一轴，诸路图一十八轴。”(《长兴集》卷十八)而《禹迹图》很可能就是其中的“小图一轴”。另外，元丰三年(1080)时，沈括在陕西任延州知州，也很可能就是这时他在长安绘制了《禹迹图》。晚年，沈括回镇江定居时，又将长安《禹迹图》的副本交给府学保存。于是，镇江府学根据此“长安本”再次绘制刻石，这就是《禹迹图》在长安和镇江有相同的两方石刻的由来。似乎其证据非常有道理。

但很快就有学者提出反驳，理由有六条。一是图的名称不同，沈括奉敕绘制的是《天下州县图》，或称《守令图》，其他还画过《熙宁使虏图抄》及相关的地形模型图，从没有与《禹迹图》相关的记载。二是图的比例不同，沈括的《守令图》其比例是“二寸折百里”，而《禹迹图》则“每方折百里”，缩小了一倍。三是图的内容不同，《守令图》标录“天下州、府、军、监、县、镇”的所有名称，内容详实；而《禹迹图》只标州、郡名称，没有县、镇名称，其实连州郡名称也遗漏不少。四是图的体例不同，《守令图》是以熙宁五年(1072)之前全国分为一十八路时的政区体例和地名为准；上已指出《禹迹图》体例混乱，如将其少量的古地名略去不计，看成宋时的当代地图，其依然没有一定的标准，地名的取舍在时间尺度上还是相当混乱。五是图的绘制水平不同，《守令图》十分精细，图分二十四至，以天干地支命名；而《禹迹图》则仅有分格，并未用干支卦名标明行格次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四川荣县发现的绘制于北宋末年的《九域守令图》，几乎全部包括了北宋末年所辖的府、州、军、监和县，应比较接近沈括所绘制的《守令图》，其州县的相对位置，山东半岛、杭州湾、雷州半岛的海岸线，都要比《禹迹图》准确得多。六是沈括知延州时，忙于官府公务与西夏战事，几乎无暇制图立石，也并未到过长安，后来战事失利，沈括被罢官而编管随州。晚年虽在镇江，但镇江《禹迹图》并非“依沈括原本刊”，而是“依长安本刊”。总之，找不到沈括绘制《禹迹图》的直接证据。

那么，这幅《禹迹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还是无法回答。

最早的纸币北宋钞版北宋钞版作为中国最早纸币的印板，当然也是世界最早纸币的印板，有人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但是由于版面图案文字与宋代有关记载不符，学者们猜不出它到底是宋代的何种纸币。更令人疑惑的是，现只存拓片，而实物已不知去向。那么它果真是宋代纸币的印板吗?

宋代出现了纸币，它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人们往往颇感自豪，以为宋代的商品经济和相关文化已经发展到如何的高度。其实不必太过于沾沾自喜，因为宋代的纸币发行实在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低级阶段，不但种类繁多，有交子(官交子、私交子)、钱引、会子、关子、小钞、关外银会子等，而且各地有别，如分四川交子、陕西交子、四川钱引、陕西钱引、淮南交子、湖北会子、四川会子等，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清。发行时，虽说有“界”，有限额，然而一旦国事需要，官府便会滥印而导致市价大跌，国家常以这种令钱币大幅度贬值的手段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

有关中国货币史的著作，大都会存有一张宋代纸币印板的拓片照片，此印板俗称钞版，或被看作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钞版拓片呈长方形，长约十七厘米，宽约十厘米。上半部顶端是两排圆形的钱币图形，每排五枚，一共十枚。下面竖立七行文字：“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下半部为木屋人物图画，好像在一个仓库中，有三个人在搬运一大袋一大袋的货物。钞版无纸币的名称，且只有一个版面，不知是否还应有另一版面?所以它在宋代究竟属于哪种纸币的印板?长期以来，中外历史学家、钱币学家，尤其是货币史学家都一直在试图寻找正确的答案。

宋代钞版约出现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能很快流入日本。1937年，日本人奥平昌宏在《东亚钱志》上撰文，认为钞版是南宋的“会子”。1942年，中国钱币学家王荫嘉在《泉币》第九期上发表文章，认为钞版是北宋的“交子”。然而“交子”主要在四川行使，而此钞版上却有“除四川外”的文字，可见一般不应是四川交子。不过学者们大都开始认定它应是北宋时的纸币。1950年代，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认为它是“官交子或钱引”。1960年代再版时，又改为“钱引”，“可能是崇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所行的钱引”。到1980年代，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把它称为“北宋的官交子或钱引”。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认为是“北宋的钱引”。其实，北宋末的钱引主要是替代四川交子的新纸币，虽然发行范围有所扩展，但四川依然为其行使地区。

1983年，刘成仁《略论两宋商业的高涨繁荣》和叶世昌《钱引乎?小钞乎?》两文，分别提出此钞版应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朝廷为收回当时钱而发行的“小钞”的印板。叶世昌详尽论证了有关理由：小钞是北宋末年发行的四川以外地区流通的全国性纸币。所谓“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按宋代以七十七文为百的省陌制度，这是一张面值一贯的小钞。发行小钞是官府临时性的措施，没有正式的纸币名称，所以印版上没有名称。文章引举了宋人《浮沚集》、《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诸史籍的有关史料加以论证，似乎颇有说服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吴筹中、吴中亚《两宋钞版新探》也认为是北宋小钞，指出朝廷发行小钞收回铜钱，而四川不用铜钱，所以有“除四川外”字样。并对钞版的名称、面值、图案、文字等作了辨析，认定是真品，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明珠。

南宋后期人谢采伯《密斋笔记》载：“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引)法……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泉山；下段平写‘一贯省文’，守悴姓押子(字)……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这段史料记载的小钞版面与上述钞版文字图案完全不同。问题是这“大观二年第一料”是首次发行小钞，还是此前崇宁五年已发行了一界?如果有二界小钞，那么其文字图式是否一样?这些问题，没有史籍资料可以做出满意的解说。不过我们以为，即使承认有二界小钞，只相隔二年所发行的同一种纸币，其版面文字图案不应差别如此之大。

次年，乔晓金、卫月望撰文《宋代钞币“官交子”、“会子”质疑》认为，北宋版钞应与私交子或私钱引接近，而不应是官府发行的官交子或官钱引。因为它缺少封建官府典章文物的严肃性，丝毫没有官造文书的气息，更不是小钞。并指出北宋版钞发表时，未谈出土地点与流传经过，皆属来历不明之物。所以它是否为真品，是值得讨论的。质疑发表后，引起美国、加拿大，以及台湾等地学者的响应，纷纷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其中，怀疑它是私交子的说法也是基本不能成立的，私交子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且钞版上“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之语，也应是官府的口吻，私交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权能。

不过，对这块钞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确是很有道理的。此钞版今已失踪不见，或说其流往日本，或说其不知去向。那么，制造这块钞版的材料是否为宋代之物?这块钞版到底是如何流传下来的?这块钞版如今又在哪里?这些问题难以解决，又何谈其他呢?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指出：此印板肯定不是四川交子或钱引的印板，因为拓片文字标明它不在四川行使。如果假定它是宋代纸币印板，它只能是四川以外的钱引或小钞的印板。但疑点重重：一、来历不明，它不是出土文物，究竟是怎样流传下来的不见记载。二、它的图形文字过于粗糙，文字歪歪扭扭，特别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印刷品比较，更感到它不像官方纸币印板。三、拓片文字也有可疑之处，如“公私从便主管”、“流转行使”这样的话，不但不通，也似不见于同时期的其他文献。四、无法见到原物，无法考察其质地、外观等。所以，尽管比较而言，讲它是小钞印板更近于合理，但是要证明这一点，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传世哥窑瓷器窑址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哥窑”，其传世的数十件作品可说价值连城，为北京、上海、台湾的博物馆所收藏，它在中国陶瓷史上可说是辉煌过一时。然而，其产地在哪里，如今却无人知晓。

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上，宋代陶瓷兴盛繁华，占有光辉灿烂的一页。宋代陶瓷，历来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之称。其中除定窑外，其他四座均属官窑。所谓“官窑”，即为适应宫廷皇家贵族的特殊需要而进行生产，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官办瓷窑。其瓷器的造型、釉色、装饰，主要根据朝廷有关专家设计的样式进行生产，在工艺上要求精益求精，不惜工本，工匠也是挑选民间最为优秀者。其产品完美典雅，质地优良，制作精细，专供宫廷享用，只准收藏于宫中，严禁流散民间。其工艺技术也对民间绝对保密，甚或其产地也是秘密的，决不允许民间模仿和推广，同时宫廷需要时就兴盛，不需要时就废弃，生产范围很小，延续烧造的时间一般也较短，于是更增添了其皇家器物的高贵神秘性。

哥窑瓷器是宋代官窑也是中国古代瓷器中一种很有特色的品种，它以器身满布大小开片为主要特征。其作品胎厚釉润，制作规整，造型素雅古朴，庄重不俗，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颇合宋代崇尚典雅的时风。釉色主要有灰青、浅青、米黄等。大小开片，大呈深褐色，小呈米黄色，两种纹片纵横交织，颇有奇趣，被人冠之以“金丝铁钱”和“文武片”等美称。是传供宫禁内苑、帝王之家鉴赏把玩的高级艺术品，深受上层社会的喜爱，于是获得极好的声誉。后世竭力加以仿制，所仿者确也难辨真赝。近世为古陶瓷爱好者所追捧，古董商常常不惜高价收购这种格调高雅的精美瓷器，研究者也对它倍加关注。

哥窑瓷器的真品，主要就靠在皇宫中世代相传而保存下来。宫中历代御用的官窑瓷器，流散民间者极少，如有关考古和墓葬发掘中还从来没有发现过，即使在外边见到一二，也是由宫中偷偷流传出去的。然而到近世动乱之时，开始有所流失。现今留传于世的哥窑瓷器并不多，按照粗略的估计，大约有数十件，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湾故宫博物院，少部分流落至国外。

然而，宋代哥窑的烧窑遗址诸问题，迄今还尚未完全搞清楚，专家们对于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成为中国陶瓷史上引人注目的悬案。

先从文献记载上进行一些分析。关于哥窑，宋代的有关史籍中只字未提，可见这类官窑在当时对社会上是保密的，一般文人基本不知道。记载最早的恐怕是元末至正二十三年(1363)刊刻的《至正直记》，其在“窑器不足珍”一节里说：“乙未冬在杭州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就是作者于至正十五年(1355)，在杭州买了一件“哥哥窑”烧制的鼎，瓷质虽然很新，但其釉色莹润很像旧货。说明“哥哥窑”于元末仍在烧制瓷器，有的制作精良，“绝类古官窑”。不知此“哥哥窑”是否即宋代“哥窑”。

明初宣德年间，《宣德鼎彝谱》有云：“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这是说明代国家内库收藏有“哥窑”之瓷器。同时，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考证古瓷器时说：“旧哥哥窑出……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土脉粗躁，色亦不好。”此段文字说明哥窑有新旧之分，元来所烧成群成队的批量瓷器称新哥窑，质地不太好。《至正直记》所载亦为元末之器。可见“哥哥窑”延烧年月还相当长，从宋代一直到元末或明初。

百余年后编撰的《浙江通志》中讲述了这样一个传说：在处州(今浙江龙泉)县南七十里的琉华山，山下有个叫琉田的地方，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至琉田窑烧青器，粹美冠绝当世，兄日哥窑，弟日生二窑”。书中注明此事得自传闻，不知其兄弟为何时人。到了明代后期嘉靖末年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编》进一步说：“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章生二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这样就把章氏兄弟肯定为南宋时人，有关哥窑、龙泉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此后人们对哥窑、弟窑故事的进一步演绎，大都来源于此。那么，这哥窑是否在宋代著名产青瓷的龙泉窑附近呢?

值得注意的是，《格古要论》中，哥窑与龙泉窑是分为两条来描述的，文中没有提到两窑有什么关系，只是说哥窑有新旧之分。刊刻于明嘉靖年间的陆蓉《菽园杂记》，对龙泉窑记录得比较详尽，诸如其地理分布、原料出处、制作工艺、装窑方法，直到烧窑工序，都有相当细致的描绘，是研究龙泉窑的重要参考书，然而它对于“哥窑”却只字未提及。由是，人们对于南宋时章氏兄弟于处州各主一窑的故事，产生了一定的疑问。

1956年至1961年，浙江省文管会对龙泉窑和哥窑诸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大规模的发掘。除大批烧制白胎青瓷的龙泉窑遗址外，人们还发掘了烧制黑胎青瓷的大窑、溪口等五处窑址，这些黑胎青瓷窑烧制的器物，与文献记载“章生一”哥窑主烧的瓷器所具备的特征较相吻合，证明这就是文献所记载的“哥窑”。然而问题是现今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传世哥窑瓷器，如三足鼎、鱼耳炉、胆式瓶等一批典型的南宋器物，却在所有窑址中均未发现。而它与上述龙泉“哥窑”的黑胎青瓷有较大区别：传世哥窑瓷器胎厚釉薄，胎色不一，有沉香色、浅白色、杏黄色、深灰色等；龙泉哥窑瓷器却胎薄釉厚，以墨胎为主。前者釉不透明，润泽如酥；后者釉为透明，有玻璃光泽感……不同处很多，不赘列举。

这样，问题又紧随其后来了，到底是哪一种瓷器为正统的哥窑作品?对于龙泉的黑胎青瓷，目前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黑胎青瓷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正统的哥窑产品，它与文献记载的特点相吻合，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结论是：“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是有相当根据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龙泉的黑胎青瓷不是正统哥窑，而是仿官窑的作品，由于哥窑、弟窑故事本身值得怀疑，所以其文献材料也是不可靠的。《格古要论》在谈官窑时提到：“有黑土者谓之乌泥窑，伪者皆龙泉所烧者，无纹路。”另外，其器物造型与杭州官窑有不少共有的式样，所以，龙泉的黑胎青瓷是仿官窑的作品。部分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黑胎青瓷标本后，也同意其仿官窑的说法。这样，有关文献记载的“哥窑”其实不是真正的哥窑，而只是龙泉窑。

科研工作者在化验了诸种瓷器的标本后认为，“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这些传世哥窑瓷器的产地在哪里呢?许多人认为它在江西，有人指出传世宋哥窑在好多方面和景德镇的同类作品比较接近，所以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制的。有人指出景德镇明代仿官、仿哥成风，这类仿制品流传下来的很多，且许多都仿制得相当成功，可以假乱真，所以传世哥窑作品很可能是景德镇仿烧的伪品。也有人以为，景德镇能够仿制哥窑，说明哥窑不在景德镇。还有人认为在江西的吉安永和窑，也就是宋代的吉州窑，《格古要论》中提到，此地还有一个碎器窑。两窑明代都仿烧过哥窑，也仿制的相当逼真，而碎器窑的可能性更大。

此外，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在谈到“官窑”时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窑在凤凰山下……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从后两句分析，似乎哥窑的烧制地点在杭州。高濂此说不知何本?

也有学者指出，这数十件传世哥窑作品，有各式瓶、炉、洗、盘、罐等，论胎有薄厚，胎色也不一，胎质又有瓷胎和砂胎之分。釉色也有粉青、月白、油灰、青黄等。从时间上讲，也应有出产早晚之别，如上述所谓旧哥窑、新哥窑。那么其产地也恐并非只有一个地方的瓷窑。总之，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人们的各种猜测也只能是猜测而已。

宋代“不举子”风俗“不举子”即生子不育现象，古代社会一般发生在极少数极端贫困的家庭之中，或发生在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的民不聊生时期。而宋代却演变成一种社会风俗，并盛行于社会秩序相对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它与中国历来多子多福的思想文化传统完全相悖，那么宋代东南地区出现这一风俗的原因何在呢?

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一首》中说：荆湖北路(今湖北一带)，“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东坡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县)，见“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东坡志林》)。朱熹父亲朱松《韦斋集·戒杀子文》说，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杀溺幼婴的风俗最盛，朱松在福建为官，“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虽有法而不能胜。”陈渊《默堂先生文集·策问》也说：“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王得臣《麈史·风俗》谓，在一般情况下，“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据《道山清话》载，宋神宗、哲宗时的宰执大臣章惇，家在建州浦城(今属福建)，“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载，江南东路(今江苏、安徽、江西一带)，“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宣、歙(今安徽)为基，江宁(今南京)次之，饶、信(今江西)又次之。”而两浙路(今上海浙江一带)是宋代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一些地方杀婴弃婴之风也很严重，“衢、严(今浙江建德)之间，田野之民，每忧口众为累，及生其子，率多不举。”

从上述史料归纳，宋代东南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地，溺杀婴儿的现象与风俗已相当普遍。“不举子”之风严重败坏了社会的伦理道德，当时一些士大夫曾加以严厉斥责，“东南不举子之俗，伤绝人理”(《宋史·范如圭传》)，要求政府严刑禁止。官府确也采取多种措施，企图加以制止，如从刑法上严杀婴之禁，甚至对地方官吏也予一定处分；颁布胎养法，在徭役诸方面予孕妇之家以宽免；设立举子仓和置举子田，以资助贫困之家养子；立养子法，准许民户领养被遗弃的幼儿等。尽管政府做了很大努力，申严劝诱，纤悉备至，但不举子风俗并不见好转，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还愈演愈烈，它与中国千余年来多子多福的文化传统完全相悖，其原因何在呢?

学者陈广胜撰文进行了一系列分析，指出首先是人多地少的生产关系矛盾在起主导作用。在我国人口发展史上，宋代首先突破一亿大关。比汉唐人口最高额几乎增加了一倍多。人口增加最快的东南地区，其耕地开垦得也最彻底，以至于很少再有荒地旷土，尤其是福建路，“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寝贵”(《宋史·地理志》)。随之而来的是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所以《宋史·食货志》分析说：“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也说，荆湖北路“鄂州之民生子，计产授口，有余则杀之，大抵类闽俗”。说明人多地少，不能维持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给，是宋代不举子风俗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沉重的人头税。宋代官府不但承继了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其中丁赋(人头税)成为广大民众的沉重负担。其丁赋承继五代，以东南地区最重。蔡襄《端明集》卷二六谈到，福建“泉州、漳州、兴化军，人户每年输纳身丁米七斗五升”。《淳熙三山志》卷十载，三山地区(今福州)“咸平初，夏税及身丁钱总二万九千七百有余，大中祥符四年，诏放身丁钱，独夏税七千六十九贯有奇”。身丁钱高达夏税的三倍之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说，南宋初期，荆湖南路(今湖南一带)“道州丁米，一丁有出四斗者”。朱熹《朱子语类》中也说到，两浙地区“丁钱至有三千五百者”。可见宋代的各色人头税花样百出，沉重不堪。蔡襄接着说：“南方地狭人贫，终年佣作，仅能了得身丁，其间不能输纳者，父子流移，逃避他所，又有甚者，往往生子不举。”范成大也说：“处州(今浙江丽水)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宋会要辑稿·食货》也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赵善臻《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纳，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江南东路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民生子必纳添丁钱，岁额百万，民贫无以输官，故生子皆溺死”(《生生四谛》)。可以说统治者残酷的人头税压榨，是民众生子不育的重要原因。统治者一方面立法想制止这一风俗，一方面又以超强剥削法推动这一风俗。连皇帝都承认，“民为身丁钱，至生子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但统治者根本不会有改变这一赋税结构，来“救救孩子”的念头。

还有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问题。不举子之风不只盛行于贫困之家，而且也蔓延到衣冠富户和士大夫之家。杨时《龟山集》卷三谈到，福建的建州、剑州、汀州和邵武诸地，民众多计划生育，习以成风。虽士人间亦如此。富民之家，不过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所以许多地区，衣冠之家，往往唯有一独子继嗣。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父兄惧怕继生子弟分割家产，常常溺杀婴儿。如《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在述及福建民风时称，衣冠之家，家产一旦分割之后，继生嗣续，不及襁褓，一切杀溺。主要是担心其更分家产，建州一带此风尤甚。宋代财产私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土地兼并激烈，衣冠之家如果不加限制地生儿育女，家产被分割过散，不但不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而且很可能被人兼并而沦为贫民，为避免家道中衰，只有出此下策。朱松《韦斋集》就谈到，即使“父母容有不忍者，兄弟惧其分己赀，辄从旁取杀之”。这似乎是衣冠之家防止自己的社会地位遽然下降的一种手段，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宋代生子不育，尤其以溺杀女婴为严重。其中除中国文化的重男轻女思想传统之外，还有厚嫁之风普遍的原因。当时无论地主还是一般平民，嫁女之费，常常多于娶妇之用。如《宋史·礼志》载。皇家宗室的公主下嫁，朝廷赐给驸马的嫁娶费用“倍于亲王聘礼”。吕祖谦所订《宗法条目》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使富裕之家不愿分赀，而贫困之家又力所不及，故进一步加剧了溺杀女婴的风俗。

有学者以为上述诸条都非根本方面的原因，其终极根源乃在于生产力的不充分发达。指出宋代社会生产力比前代无疑是有很大提高。但人口也比前代倍增，由于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消极制约，其生产力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充分发展。我们以为，单靠生产力的发展，其实也并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它需要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对“人”的认识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缺陷，恐怕就是不重视“人”，不懂得“人”到底是什么，而主要围绕着“皇帝”生活，依靠“皇帝”生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产力再发展，也不能摆脱不把人当“人”的悲剧的重演，近现代的中国史其实一直在重复着类似的悲剧。当然，其中还有许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整个民族去认真思索。

北宋宫廷女子马球队打马球在我国古代体育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北宋的宫廷女子马球队之风采就更是令人赞叹。下面有关记载，读者可细细品味。但遗憾的是，女子马球运动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女子马球队为什么在南宋时突然消失了?这些问题恐怕人们已经很难找到相关的答案了。

中国古代就有踢球的游戏，最初为军中练武之用。而唐代从西藏方面又传进来骑马击球的马球运动，使得人们的体能得到更强劲的锻炼，在帝王中也时有出色的马球手。据说唐玄宗年轻时就球艺不凡，《封氏闻见录》说他在球场中“东西驰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后来女子球队也开始出现，《旧唐书》载，剑南节度使曾“聚女骑驴击球”，这是女子驴球队。五代后蜀花蕊夫人费氏，有一首专门歌咏蜀国王宫中女子马球队的《宫词》：

自教宫娥学打球，玉鞍初跨柳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认，遍遍长赢第一筹。

北宋宫廷中也有一支女子马球队，技艺超群。王珪的《华阳集》卷六中有几首《宫词》，就是描绘宋仁宗时期，一年一度的春季金明池百戏汇演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支宫廷女子马球队的精彩表演：

内苑宫人学打球，青丝飞控紫花骝。

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真珠络控头。

银盆著水洒球场，马嚼衔声立两行。

齐上玉鞍随仗列，粟金腰带小牌方。

到宋徽宗时期，在这位风流皇帝的倡导下，宫廷中各项文化艺术活动都得到了惊人的发展，不但书法绘画、苑林建筑，而且踢球、百戏之类，这位“浪子陛下”都为其中“圣手”。当然女子马球队也是重要项目，甚至连女子击剑手都出现了，让人讶异不浅。我们来欣赏徽宗有关的几首《宫词》：

宫人击剑斗乘骑，宝带幞头烂锦衣。

凤尾杖交团月令，龙门球过一星飞。

金鞍宝辔簇骅骝，乐奏相从共击球。

花帽两边成锦阵，谢恩长喜上头筹。

控马攀鞍事打球，花袍束带竞风流。

盈盈巧学男儿拜，惟喜先赢第一筹。

可以看到这支宫廷女子马球队豪华的服饰“花袍束带竞风流”，和出色的技艺“龙门球过一星飞”。而女子击剑手居然也是在坐骑上争奇斗艳，其场景真让人大开眼界。

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有关宫廷女子马球竞赛活动的描写是最生动形象的，一年一度的金明池宝津楼下的“百戏”活动正在上演，我们先看女子马球队上场之前的情景：“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燃金丝番段窄袍，红绿吊敦柬带，莫非玉羁金勒，宝轻花鞯，艳色耀日，香气袭人。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轻帘鼓声，马上亦有呈骁艺者。”可见马球队由百余名妙龄少女组成，其头饰如男子，身着锦绣紧身缎袍，跨在马上，确实“艳色耀日，香气袭人”，有人还提前在马上作秀，以“呈骁艺”。

接着是在宦官的指挥下，作赛前马上武术表演：“中贵人许畋押队，招呼成列，鼓声一齐，掷身下马，一手执弓箭，揽缰子，就地如男子仪，拜舞山呼讫，复听鼓声，蹁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便随男子礼起居。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枪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引退。”这些妙龄少女骑在马上，一手执弓箭，一手揽缰绳，就像俊男般英武。其后随着鼓声操演，双双出阵，或左右开弓，或枪棒交战。马上武艺绝不亚于男子。表演结束，暂退于一旁。

下面是男子驴球队的赛程，谓之“小打”。最后的压轴大戏，就是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孟元老如此描绘：“有黄院子引出官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这是数十年之后的追忆，萦绕在老人脑海中的印象虽然深刻，但毕竟已不怎么具体，只有一些总体上的感觉：“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之类，所以最后感慨道：“人间但见其图画矣!”由于描写过于简洁，便留下一个悬念：这宫廷女子马球队的“大打”是如何进行比赛的?或者说其游戏规则是如何的?

孔宪易先生参照当时男子马球队的一些记载进行了猜测，认为其球场、球门、马球、球杖诸设施应与男子相同，这从上述男子驴球队“小打”与女子马球队“大打”使用同一球场，便可推知一二。这女子马球队“百余人”在球场中如何分配和操作，今天我们已无从得知。再据《文献通考》卷一四六及其他有关男子马球队比赛方面的资料推测，女子马球队也应分为两朋(队)，每朋约十六人，两朋为三十二人，进行对抗。而其他人约为递补队员、鼓乐队员、唱筹队员等。比赛时，就如上述男子驴球队，“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采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

其实，男子驴球队的比赛是“小打”，而女子马球队的比赛算“大打”，这两者应该有所不同。据《宋史·礼志》对这项运动的介绍，“有司除地，竖木东西为球门，高丈余”，参加者分左右两队，“以承旨二人守门，卫士二人持小红旗唱筹(报告胜球数)”。而上述“小打”只有一个小球门，两队一队攻一队守。这里“大打”是有“高丈余”的双球门，两队互相攻门。那么，女子马球队的“大打”应该与哪种规则相近呢?

上述完全根据男子马球队的规则而进行的推测，到底有多少可信度?当时如此激烈的体育项目，男子女子会没有多少区别吗?我们不得而知。还有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疑问是：南宋之后，女子马球运动在历史中突然消失了，其原因何在呢?孔宪易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用费浩大，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一理由很难成立，请问：当奢侈的统治者竭力提倡或欣赏某种活动之际，什么时候会因费用问题而永远搁置起来呢?

美国的汉裔学者刘子健先生撰文《南宋中叶马球衰落和文化的变迁》认为，南宋马球的衰落，主要是儒臣们阻止宋孝宗以及太子(宋光宗)击球为戏，它是个关键因素。从北宋起，一直到南宋高宗，君主对于武艺球戏，还是相当重视的，有关史例不少。不过从宋孝宗开始，谏官开始批评朝廷宠臣以击球为戏，给孝宗的上谏也不少。一次，孝宗骑马击鞠，坐骑有点疲乏，跑到矮檐的走廊里，眼看要碰到横梁，两边的人惊呼失色，赶快跑过去救护，这时马已驰过，孝宗两手扳住横梁，悬空垂立，大家扶他下来，孝宗神色不动，而大臣们已经一身冷汗。尤其是乾道五年(1169)，孝宗射箭伤目，谏官们又旧事重提，恳劝皇帝不要冒险戏球。孝宗受了臣下的影响，终于放弃马球。不过有时还爱看别人打马球，大臣也劝阻太子击球，尤其是光宗即位几年后，因精神病而逊位。从此，史籍不再有宫廷击马球的记载。以此推论，当然更不会存在宫廷女子马球队了。

也有学者认为，南宋马球衰退落的主要原因是马匹数量的减少，质量的降低。南宋丧失西北产马地，马源主要来自贸易和监牧饲养，马匹的缺乏，致使骑兵战斗力都减弱，所以使马球运动客观上受到限制。同时，南宋文弱之风日盛，儒臣力谏击球之戏。在社会上，仕宦之家子弟不为，主要是富豪风流子弟与闲人所习，故马球也从贵族风尚降为贱人恶习，从肯定的体育降为被否定的玩耍，马球在中国社会逐渐消失。

而陈高华教授又提出不同看法，其在《宋元和明初的马球》一文中，举出了大量的史例，论证了南宋打马球风尚并没有因儒臣劝驾而衰落，也并没有降为“恶习”。因为儒臣们主要是怕皇帝出危险，而并不是反对打马球运动本身，所以当时马球运动还是非常时尚的，在军队中最为流行。辽、金、元代也有许多相同的记载，贵族、将领们每遇节庆日就会举行马球比赛，宫廷中也如此。直到明初，宫廷中和贵族们依然乐此不疲，有关方面的记载同样丰厚，说明当时这项运动之普遍。问题是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的情况如何?人们还不得而知，至少是有关材料愈来愈少，或者可以说在逐渐消亡。

综上所述，明代中叶以后这项运动为什么消亡?确也是一大疑问，不过这是大明王朝之谜了。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既然南宋、金、元时期，马球运动还颇为时尚，那为什么南宋之后有关宫廷女子马球队会突然消失呢?笔者以为可能应与当时理学的发展有关，那么，这理学是如何具体的在这方面压抑妇女的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四十二章

中国最早的火箭弹宋代在军事上开始采用火药兵器，且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功效。但这些火药兵器的构造与性能，往往在史籍记载中含糊其辞，令人不得要领，须颇费心思去猜测。这里所谓的“霹雳炮”就是如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火箭弹，你以为有可能吗?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率军南侵，由于宋军在淮河没有设防，金兵从容渡淮南下，直抵长江边。十一月，完颜亮决定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再取宋重镇建康(今南京)。这时南岸的宋军不但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且主将不战而退已被罢官，刚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赶到犒军，遂毅然担负起军事指挥的重任，立即组织军队沿江布防，亲临前线鼓舞士气。

十一月八日，完颜亮指挥十余艘战船渡江，向宋军阵地凶神恶煞地迎风冲来。宋水军采用两种战术双管齐下：一是以轻快而结实的战舰海鳅船冲撞和拦截敌船；一是密集施放火器霹雳炮，敌船或被撞沉，或中霹雳炮而起火燃烧，不少金兵掉落江中，被宋水军击杀。个别到达南岸的敌舰，约有数百名金兵在强行登陆中，也被宋军悉数包围歼灭。战事持续到日暮，金军损失惨重，难以抵挡宋军的反攻阵势，只得退回江北。次日，敌船企图再度强行渡江，遭到宋水军战舰的夹击，同时在霹雳炮强大火力的攻击中，金军船只大量起火燃烧，金军大溃，完颜亮率残部败退，未几为部属所杀，金军南侵失败。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宋采石之战，它不但在军队数量上以少胜多，而且在水战中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火器霹雳炮，使采石水战的威名远扬。不过，据说首次在世界海战史上使用火药兵器的战役，应是在此一个月前，宋将李宝率水师三千，战舰百余艘，在海州的东海县(今江苏连云港南)击退金朝水军的进攻。此战金朝水军同样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李宝指挥有方，他不是以战舰去硬拼，而是准备了大量的火器，命令火箭环射，中火器的敌舰燃烧起火，烟焰连天，延毁数百艘敌船。这次海战也摧毁了金军准备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计划，这两次水战中，宋军的火药兵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威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或者说，南宋的半壁江山这次能得以转危为安，其火药兵器的作用不可忽视。

那么，南宋军队用的是什么样的火药兵器?或者说霹雳炮是一种怎样的武器呢?南宋文人杨万里的《海鳅赋后序》中对霹雳炮如此描绘：“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撤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吾舟驰之压贼，人马皆溺，遂大败云。”此后，明人方以智的《物理小识》，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基本都按照杨万里的记载来描述霹雳炮。

这段文字经翻译，更引起许多外国汉学家的兴趣。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认为，霹雳炮未必是火炮，但无疑是一种爆炸物。而梅辉立则认为，霹雳炮属于火药武器的爆炸物。美国汉学家富录特及中国作者冯家升合写的论文，把霹雳炮理解为炸弹。而普鲁塞克从原著中没有提到药料内含有硝石这一点出发，判断霹雳炮不含火药，所以不是火药武器。帕廷顿把霹雳炮解释成西方早已掌握的“自动火”，就是与古代“希腊火”类似的引燃物，且主张它经由阿拉伯传入中国。其实，“自动火”不是火药混合物，它应该与霹雳炮没有关系。

日本学者有马成甫的研究较为细致，觉得杨万里所述“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之句，让人看了莫名其妙。他说，当石灰遇水时可产生一定温度，但只有达到硫的燃点才会发火，而硫在空气中的燃点是二百六十一度，石灰遇水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高温。同时，“纸裂而石灰撒为烟雾”也无法使石灰与水产生反应。所以史料虽然可靠，但是难以理解。原因在于杨万里战后虽亲临现场采访，他也是战役指挥者虞允文的朋友，但他对于兵器制造肯定不甚了解，对火药武器更是没有多少知识，因而对霹雳炮的构造、性能的描述就不确切，以致使读者不得要领或迷惑不解，使研究者对霹雳炮的认识产生众多歧义。

中国学者张子高认为，霹雳炮“是利用火炮的爆炸力量，把石灰粉末喷射成为烟雾，使敌人失去战斗力”。但不清楚其结构究竟是如何的。冯家升后来猜测说，霹雳炮可能“上节装火药，下节装石灰”，“纸制的炮始于此，它是日后花炮的原始形式。”其实，相关的烟火炮仗应早于此数十年，所以霹雳炮应是纸制“花炮”的发展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前苏联学者沙皮罗认为，霹雳炮及宋代烟火中的地老鼠应属于火箭装置。中国学者董师彦等人也同意这一观点，问题是他们只提出结论而没有具体论证和说明。

中国学者潘吉星指出霹雳炮确应是火箭武器，并进行了详细论证。他认为根据杨万里的描述，霹雳炮升空后发生爆炸，用一般纵火剂是难以产生如此作用的，只有火药的爆炸才有这种效果，所以断定其纸筒内的药料除硫磺、石灰外，还应有硝石和木炭，后两种成分为杨万里漏记。中国古代非军事性质的一般作品，在谈到火药成分时往往只举其一二，而略其余，有关例子不少。这样，纸筒中火药点燃后，腾空而起，接着便在空中或从空中下降到水面的过程中爆炸。在水面爆炸时，纸筒“自水跳出，其声如雷”，就很自然了。北宋末、南宋初盛行的娱乐烟火中的“起火”就是这样的，因此料想这霹雳炮就是大型“起火”，也就是将娱乐用的起火纸筒再制造得粗大一些，内可装更多的发射药和炸药即可，这是宋代将民间娱乐品转用为军事武器的一个实例。也就是说霹雳炮是一种能散出烟雾、借火箭原理推进的炸弹，或者说是散发烟雾的原始火箭弹。

这一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有如此威力且大有发展潜力的火箭弹，为什么宋代军民没有进一步发展其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力度，以增强国防军力呢?可以肯定的是，宋代的火药武器基本只停留在用人力或机械力投掷的炸药包、燃烧器阶段，最多有一种竹竿火药喷射器，所以对于这火箭弹的说法，还是令人颇感怀疑的。动荡的社会王小波、李顺起义原因北宋初期，天府之国的四川，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发展迅猛，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在攻打下一些县城的基础上，第二年就在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朝廷派出远征大军，好不容易才把起义镇压下去。北宋政权才建立三十多年，为什么在四川会爆发如此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呢?

北宋淳化四年(993)二月，西川大旱，官府追迫赋敛，民众生活窘困。青城县民王小波率领百余农民点燃了斗争的烈火，提出“均贫富”口号鼓动民众，周围农民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一举攻占了青城县(今都江堰市西)城。起义军像霹雷闪电般地震动着四川，转战于川西诸州。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城。十二月，王小波率军在成都西南的江原县(今崇庆县东南)，与西川宋军主力展开大战，他不顾个人安危，英勇指挥战斗，一鼓作气打垮了敌人，取得川西江原大捷，自己却不幸中箭，伤重牺牲。

起义军随即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为首领，继续英勇战斗，乘胜攻克蜀州、邛州，宋军节节败退。起义军在各地惩办贪官污吏，其气势席卷着山西平原最富庶的几个县。第二年初，攻下成都，并遣兵四出，扩大战果。其势力范围“北抵剑阁，南距巫峡”，都在农民军控制之下。很快建立“大蜀”政权，建元“应运”，起义军在脸上刺字“应运雄军”，任命了有关官职，录用才能，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还铸造了“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活跃经济。由于号令严明，深得民心，起义军声势不断壮大。

那么，为什么这时四川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

一般认为，四川地区富饶，以出产丝麻、茶叶等闻名全国，许多农民、手工业者、商贩都赖以为生。宋初，中央政府将原后蜀府库中的财货，以四十兵为一纲，水陆兼运，十余年间悉归中央内库，使当地财政陷入拮据，民间怨愤积聚。到淳化年间，政府又在那里设置“博买务”，垄断各类主要商品的贸易，布帛、茶叶等都被官府控制，致使许多专业农户与手工业者、商贩生境窘迫。王小波的家乡永康军青城县是著名的茶叶产区，茶农以采茶、制茶为生，茶商以运茶、贩茶为业。而“博买务”强行收购茶叶，垄断茶叶买卖，大肆勒索民众，使茶农、茶商面临破产和失业的困境。王小波、李顺就是茶户或茶贩，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自称“我土锅村民也”，“土锅”或为制茶所用之锅具，由于失业最后被逼上揭竿而起之路。苏辙在后来的《论蜀茶五害状》中这样说：“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即宋太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此外，《隆平集》、《渑水燕谈录》、《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朝事实》、《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宋史纪事本末》诸书在谈到此次起义原因时，都提到蜀库归内府和“博买务”设置之害，激起民怨。可见，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主要是“博买务”垄断专利，导致当地民众“贩茶失职”等后果。此说由来已久，诸书重复提及，渐成定论。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苏辙之说只是孤证，当时熟悉四川情况的沈括、曾巩、李心传等人都没有类似的记载，官史实录中也未见相关的佐证。当时对蜀地茶叶贩运，官方也并无禁榷，王小波、李顺也不是茶户或茶贩，许多史书上只说他们是“青城县民”，没有种茶贩茶之记载，“贩茶失职”之说难以成立。据《全蜀艺文志》载，起义前就不时有人预言“蜀将有变”。《宋史·程戡传》也载：“人言：岁在甲午，蜀且有变。孟知祥之割据，李顺之起而为盗，皆此时也。”说明起义是经过长期酝酿，并非“博买务”垄断茶叶买卖后导致的。总之，王小波、李顺起义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起义也应与当地的土地兼并和宗教崇拜等因素有关，不能局限于“贩茶失职”一事。

针对上述意见，有学者指出：如果说“贩茶失职”不是这次起义的主因，但作为起义的导因是能够成立的。苏辙本是四川人，十分了解川峡的社会，对蜀茶也一向关心，所记看似孤证，其实有不少相关材料可以佐证。蜀茶在川峡境内是无禁榷，却禁其出境。“贩茶失职”可以理解为：茶农王小波、李顺等人“因不能交足应贩售的茶叶而破产失业”。茶农因破产失业以致穷困，起而造反，还是比较贴近历史事实的。起义者肯定会利用民间宗教作为组织民众的手段，但民间信仰并非是起义的直接缘由。总之，“贩茶失职”是这次起义的真正导因，苏辙的总结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些学者认为这次起义主要是因为川峡地区土地高度集中，豪强地主残酷剥削雇农佃农，不但贫富差距很大，而且佃户所占人口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其所受到的人身束缚也相当严重，造成社会运作与人们心理的不平衡所致。如《隆平集》在分析此次农民起义的原因时，不但提到“博买务，禁私市物帛”，更提到“而兼并者籴贱贩贵，小民者，失家田业”。《宋史纪事本末》诸史书也谈到：“蜀地狭民稠，耕稼不足以给，由是小民贫困，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小波因聚众为乱。”尤其是所谓“李顺之乱，皆旁户鸠集”(《宋史·刘师道传》)，“蜀川兆乱，职豪民啸聚旁户之由也”(《太宗实录》卷七八)。“旁户”是“旁下客户”的省称，是一种地位近似奴隶或农奴的佃户，就是说他们比一般佃户的身份地位还要低，对地主豪强有着强烈的世袭依附性。这种旁户的大量存在，说明社会不公已到了什么程度，其中也包括了青城一带的佃耕茶农。针对这一情况，王小波才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是一句完全针对当时社会实际状况的口号，所以能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旁户的呼应，起义队伍一下子能云集数万之众。

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只强调川峡土地高度集中，还不足以概括宋初川峡地区纷繁复杂的社会形势，也不能准确说明川峡反宋武装起义在北宋初期爆发的主要原因。指出当时川峡地区社会的主要矛盾应是川峡人民同北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川峡地主阶级同当地人民的土地占有矛盾只是第二位的。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谈到此次农民起义原因时说：当地官员“颇尚苛察，民有犯法者，虽细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乐，人用胥怨，王小波起为盗”。太宗曾考核川峡州县长吏，不法者多达百余人，只有彭山县令齐振元以所谓“清白强干”受到表彰，而其实际上是个专暴的贪官，百姓恨之入骨。其吏治之污浊，可以想见。淳化五年二月，正当农民起义掀起惊涛骇浪之时，朝廷把分封在四川的益王(太宗之子赵元杰，任成都府尹、西川节度使诸职)迁徙到东南改封吴王，原因显然是为了平息以益王为首的四川官府激起的民众怨愤，缓解官民矛盾，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平定起义后，太宗下的罪己诏中也如此阐述：“朕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唯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同时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是政府的赋役苛重，不但二税的征收比其他地区繁重，还有各种苛捐杂税，官府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参加镇压此次起义的宋军“行营先锋”石普，见宋太宗时说：“蜀乱由赋敛苛急，农民失业。”(《宋史·石普传》)所以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主要是由于赋役沉重所引起的，而不是土地兼并的结果。宋代农民其实对土地问题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其“均贫富”口号主要是针对赋役负担不均的不满。

还有学者认为，这次起义的爆发与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有关。如与青城县一带的水神崇拜有密切关联，起义领袖之一的李顺曾主持了灌口二郎神的祠祀活动，《皇朝事实类苑》卷二三《官政治绩·程文简》条载，程琳知益州时，曾取缔此类迷信活动，谓“李顺由此而起，今锄其根本，且使蜀中数十年无恙”。《老学庵笔记》载，王小波曾在起义前宣传：李顺是蜀王孟昶的遗孤，蜀国为宋军灭亡时，摩诃池边有一锦箱，里面锦衾中裹一婴儿，有纸片书“国中义士为我养之”。知道其出于宫中，遂将李顺养育成人。王小波之所以选择李顺来冒称蜀王之遗孤，很可能因为李顺是灌口神祠祭祀活动的领袖之一，宣传其起义也有恢复大蜀政权的合法背景。《老学庵笔记》卷五说，“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美髯一丈夫，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邦人云：蜀贼李顺也。”陆游在成都为官，离此次起义已隔一百八十多年，而这堵壁画还保留着，说明李顺在四川民间信仰中仍有相当威望。总之，民间宗教信仰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原因之一。

农民“均贫富”的口号1949年之后，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不断升温，不少论著在评述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对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给予极大的关注，往往将其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的一个里程碑来加以肯定和宣扬，认为这个带有农民革命纲领性的口号，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对推动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功绩。然而，近年来有学者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

起义初始，王小波就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大声疾呼：“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这话真说到农民心里去了，表达了广大农民要求平均土地财富的强烈愿望，得到贫苦大众的广泛响应，以致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不久，起义军又攻下眉州彭山县，把曾受皇帝亲诏嘉奖的“清白强干”的县令齐元振抓了起来，处以死刑，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家的钱财，表达了农民对这类贪官污吏的蔑视，主要是将其所搜括的大批财物散发给贫民，剥下了贪官“清白”的画皮，也进行了一次“均贫富”的实践。

王小波牺牲后，李顺为王，也努力贯彻此“均贫富”口号，对此实行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据《梦溪笔谈》诸书记载，起义军每占领一地，李顺就悉召当地乡里的富人大姓，令其如实报上家里的所有财产和粮食，扣除其家人所用之外，其余全部调发，大赈贫乏民众。对不肯听命的官僚地主，就发动百姓揭发，指引豪家老财的收藏地窖，将其中隐藏的财物挖出来。经过激烈斗争，地主家的“屋宇”、“车马”、“财货”、“粮食”之类，大都分配给群众。查考起义军的事迹，似乎此口号曾为这次农民起义的革命纲领。

1985年，顾吉辰先生对此口号的存在表示怀疑，提出一系列论据。

首先，宋人对此口号的有关记载，最早是北宋神宗时期曾巩的《隆平集》、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和徽宗政和间李攸的《宋朝事实》，然后是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最后是元末脱脱的《宋史·樊知古传》和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北宋曾巩、王辟之主要活动于神宗时期，相去此次起义至少也有六七十年。其他诸人在南宋及之后，离起义相远二三百年以上。然而从记载的文字和内容上看，几乎相同，毫无新见，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

其次，查检北宋太宗时人们修撰的载有与此次起义有关内容的官私书册，均不见此口号。如《宋会要辑稿·兵，刑法》、《宋太宗实录》卷七七、《宋大诏令集》卷二，还有太宗淳化五年知成都府事张咏的《乖崖先生文集》、《乖崖集存卷》，及其他有关淳化五年前后的实录、诏书、文集、碑铭……都找不到王小波的这个口号。乃至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诸朝人在记载此次起义时，也同样不载这口号。如宋祁《景文集》卷六二，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一，韩琦《安阳集》卷五，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苏舜钦《苏学士文集》卷一四，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二，吕陶《净德集》卷二四，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八九，苏辙《栾城集》卷三六，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曾巩《元丰类稿》卷四七，王素《文正王公遗事》，还有《玉壶清话》、《湘山野录》、《东轩笔录》等，都不见有此口号的记载。另外，两宋之交和南宋时期一些人的著述中，在提到此次起义及相关人物时，同样没有这口号的记载。

再看上述记载此口号诸书籍的渊源关系。南宋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三书文字主要录自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然而查阅李焘《长编》的有关章节，却根本找不到此口号的记载，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三书有擅增之嫌了。《长编》记录史事恪守“宁失之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其取材之广博无须赘言，它不载此口号，说明当时应该没有此事，因为李焘不会疏忽到这个程度。可见是由于杨氏的擅增，而彭、陈二书照抄，而出现三书之记载。

李攸的《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视其文字内容，大致依据《隆平集》所载，且相袭了有关讹误。查《宋史》有关纪、传，如《太宗纪》、《真宗纪》及《吴元载传》、《赵昌言传》等，一些直接镇压此次起义的官吏、将领和宦官的传记中，都不载此口号。而樊知古这位与此次起义关系不太密切的人物中，却出现了这口号，令人颇感不解。

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书中所记大都是当时士大夫的“谈议”，为道听途说之间接材料，其真实性就令人怀疑。在王安石变法时，他的政治态度是站在司马光一边，因此很有可能利用太宗在蜀设置博买务一事，借古讽今，来反对王安石的市易法，同时用“燕谈”的形式编造了这个口号。

曾巩的《隆平集》，恐怕是宋人最早记录此事的书籍。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早有人提出过批评，还怀疑《隆平集》并非曾巩所撰。《隆平集》中《王小波李顺传》的记载中，确实是错误百出，如时间、人名不对，事实细节有误，不一而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巩反对王安石变法，其所撰史事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倾向。这里主要是借太宗在川峡设置博买务和垄断商品贸易等事件，来反对王安石的市易法，即认为在成都设立市易务，也就会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之类的事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有一段记载说，熙宁七年正月，朝廷派三司官员李杞考察成都府设置市易务的利弊。其后，神宗与诸臣论及市易法，御史中丞冯京说：“过去西川因榷买物，导致王小波之乱，故今许多人以此论说市易法。臣查阅《太宗实录》，实无此说。”宰臣王安石也说：“王小波之乱是饥民太多，官府又不管，遂相聚为盗。而史官乃归咎于朝廷搬取蜀物上供太多而导致的，不知中央取后蜀府库之物上供，与饥民有什么利害关系?”冯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他都认为博买务导致王小波起义之说不能成立，也没有根据，说明此事的有关记载应有问题。王小波起义的主要原因，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是川峡旱灾严重，政府赋敛急迫，物价涌贵，农民失业，饥民众多所引发的。而《隆平集》、《渑水燕谈录》所记搬物上供、博买务等是别有用心地捏造，其中“均贫富”口号也是捏造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有关内容的，所以有关此口号的记载是不可信的。

几年后，张其凡先生提出反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其一，称“均贫富”口号为曾巩炮制，这是无稽之谈。《隆平集》自宋以来就有人怀疑其作者，疑非曾巩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得出结论：“其出于依托，殆无疑义”。既然不能确定曾巩是否是《隆平集》的作者，就说曾巩在《隆平集》中炮制此口号以反对王安石变法，这是不足为据的。

其二，称《宋朝事实》和《宋史·樊知古传》的记载抄自《隆平集》，是不明史籍渊源所致。李攸撰作《宋朝事实》严谨可信。内容多取材于《国史》、《实录》、《会要》，其成书时间应与《隆平集》大致相近，说其有关口号记载抄自《隆平集》，是没有根据的。《宋史》一书所据主要为宋代国史，说其抄自《隆平集》，同样不知何据?元代史臣袁桷《清容集》卷四一称，元翰林院中不备《长编》、《长编纪事本末》、《隆平集》等书，可以推知元代修《宋史》时，未曾见到《隆平集》。再说，此次起义发生在樊知古任西川转运使时，因不能弭盗而逃，被贬官，终以惭死，不能说他与起义关系不大。

其三，称《长编》未记载“均贫富”口号，而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擅增”，是作者仅凭转抄材料而不细检原书之过。广雅书局本《长编纪事本末》该条下，光绪时廖廷相加：“案《长编》脱此条。”廖廷相在覆校此书后指出：“以见存李氏《长编》校之，此书有而《长编》脱者一百四十余条。”故不能断言是杨仲良“擅增”。

其四，说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的记载也是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编造的，这本是揣测之语，并无确凿根据。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九记载，冯京所说应为：“臣检实录，实有此事。”这段记载恰恰证明，冯京与王安石都承认，实录记载王小波起义是因搬取蜀物、置榷买场所致，与《渑水燕谈录》及《隆平集》记载相同。实录当指《太宗实录》，成书于真宗咸平元年(998)。其时王安石尚未出生，史官如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呢?元祐党人范镇，反对王安石变法比曾巩更力，他所著《东斋记事》中赞赏知成都府事“张咏在蜀……均贫富矣”。可见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元祐党人并不反对“均贫富”，也不专用其语攻讦政敌。

总之，王小波起义发生在西川严重贫富不均之时，其提出“均贫富”口号是顺理成章之事。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李焘据以写入《长编》，李攸据以写入《宋朝事实》，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反驳是纠正了一些问题，但还是有许多疑问的确是很难解决的。如说此口号最早当见于《太宗实录》，那为什么现存《实录》及上述相关的一系列史籍中都不见其记载?李焘《长编》到底是后来“脱此条”，还是根本就没有记载此条?记载此口号的上述诸史籍的文字和内容，为什么如此相同，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差异?显然是互相转抄的结果，那就是说其有关口号内容的记载其出处的确非常狭窄。而《隆平集》记事多误，《渑水燕谈录》又大都为当时士大夫们道听途说之“谈议”，作为最早记载此次起义口号的两本北宋史料，确也很让人不放心。这后面几部书中的相关内容到底是根据何书?是如何转抄的?还是谜团丛生，不易解决。

第四十三章

起义首领李顺王小波、李顺起义在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后，被残酷镇压，三万多名起义军战士英勇战死，八名首领被俘遇害。惟独李顺的下落不明，其结局到底如何?究竟死于何时，这一问题自成都被官军占领时起就不得而知，此后歧义丛生，一直没有弄清楚。

四川农民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宋廷，淳化五年(994)正月，宋太宗任命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军入川，镇压起义。二月初，起义军攻占成都建立政权的消息再次传到京城，朝廷为之震动，太宗又命诸路军马受王继恩节制，浩浩荡荡开进四川。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宋朝事实》卷一七载，淳化五年五月，宋军破贼兵十余万，斩首三万级，俘获李顺及伪官甚众。《宋史·太宗纪》也说宋军在成都镇压起义后，俘获李顺，后杀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时人对其不验明正身，也不押送京都就处死的做法就已产生疑惑。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李顺之乱平定后，有军官张舜卿密奏说：“臣闻李顺已逃走，诸将所俘获的不是李顺。”太宗说：“讨平乱贼才几天，你怎么知道的?是妒忌众将之功，而想害他们吗?”太宗怒叱之，甚至想杀了他，最后免其官职。说明统治者不愿正视李顺逃脱的事实，宋太宗确认李顺已被捕杀，并定下调子，不允许有其他说法。但也正反映了当时的确可能存在这一事实：李顺并没有被官军俘获和被杀。所以如《东都事略》的记载就已比较模糊，其卷三云：淳化五年五月，“破贼十万，遂克成都，李顺之党并伏诛”。

其次，说李顺在成都陷落时，被乱兵杀害的可能性较大。杨升庵《全蜀艺文志》卷四五，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的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于袅首。”刘锡是亲身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所俘获，应是有确凿根据的；然而说李顺在战乱中被杀，由于没有找到尸体和首级，也只能是一种猜测。

再有，说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去向不明。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云：在宋军进攻成都，即将破城之际，李顺忽然召来数千僧人，以菜饭招待，以念经祈福。又招儿童数千，皆就府第削发剃度，穿好僧衣。早晨天微亮之际，这些僧人分东西两门出去，一直到走完，李顺也不知去向，估计是剃度后混在僧人队伍中逃遁了。第二天，宋军入城，逮捕得一位有美髯之壮士，相貌颇似李顺，遂杀之，其实不是李顺。当时川人的确有传言，说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

那么，李顺逃脱后的结局如何呢?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元年(1017)，判决广州居民李延志黥面发配安州。咸平年间，四川王均兵变，延志时居益州(今四川成都)，与王均裨将崔麻胡较熟，兵变平定后，延志回广州。与当地怀勇许秀等饮酒，常谈及王小波故事，许秀怀疑他就是李顺，便到当地官府告发，又叫其他营卒来作证。官府把李延志逮捕并扭送到京都开封。御史审讯此案后认定，此李顺是假的。所以判李延志发配，许秀等杖脊而遣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御中台审问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

上述故事在《宋史·吕夷简传》中也有相同记载，就是说元禧年官府所抓捕的李延志，御史台审讯的结论是假李顺，为这事御史吕夷简与枢密使王钦若之间还产生过争执和矛盾。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竟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捕捉到的是“假李顺”之含意，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处极刑，此时若再“诛之于市”，无疑是不妥的，但可以秘密杀害，所以“即狱中杀之”。那么，《长编》与陆游哪个正确呢?不过它至少证实了李顺的确没有在淳化五年成都攻破后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仁宗景祐年间，有人报告李顺尚在广州，后被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年已七十多岁，推验正身，乃真李顺。于是用囚车押送京城，复审此案，皆得实情。朝廷因平蜀将士功赏已行，李顺也早已宣布斩首，所以不欲再公布此事，只在狱中暗中处死李顺，赏陈文琏升官二级。还说：文琏是泉州人，与自己认识，文琏家有李顺案卷，本末甚详。李顺虽失败了，人们还颇怀念，所以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有人还说他富有科学研究精神。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凿凿有据。20世纪30年代，张荫麟先生就明白肯定沈括之说，指出：“盖沈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因此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就是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

近年，也有学者认为陆游的“天禧说”更可靠。一者，沈括说李顺得逃脱三十余年，而从景祐元年上溯到淳化五年，足有四十年。二者，二人所记都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城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数千里外的广州，是不会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的，估计是一件事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天禧说较为可靠，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三者，《长编》所记是朝廷所玩弄的欺骗手段，意在以伪乱真，障蔽人们的眼睛，好把真相隐瞒过去。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年(1017)。

上述“天禧说”中，三十余年与四十年之差，并不是什么大疑问，关键是其一事二记之推测是否有理?为什么在二十年时间内，广州就不能发生一真一假两桩李顺案呢?总之，天禧说抑或景祐说，哪个更可信?似乎仍然难以下结论。

方腊身份及相关事迹方腊起义是北宋末年东南地区一次颇有规模的农民起义，数十万之众，坚持了半年多时间，然而它的余波一直延续了二十余年。由于史籍记载的歧义，有关起义首领方腊的一些事迹，至今没有完全搞清。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穷奢极欲，赋役沉重。徽宗在六贼的怂恿下，更竭天下以自奉，大肆搜括民间奇花异石，以纲船运入都城开封，建筑宫殿苑圃，时称“花石纲”。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一带出产各种花石竹木，民众受害尤深，百姓忍无可忍，终于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爆发了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两浙苦花石纲已久，人民争起响应，聚众至数十万，攻破睦、歙、杭、处、衢、婺等州，声震东南。方腊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官分职。第二年，朝廷发兵十五万南下镇压。四月，方腊退守青溪帮源洞，因腹背受敌，战败被俘。八月，在京城被杀。这次起义，有一些细节问题，由于载籍歧异，存在不少疑点，这些疑点实为方腊起义中的关键问题。

一是方腊的出身与籍贯。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刘时举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还有方勺的《青溪寇轨》及所附洪迈《容斋逸史》等史籍，都记载“方腊家有漆园”。曾敏行《独醒杂志》说得最为详细：“方腊家有漆林之饶…”腊又为里胥，县令不许其雇募。腊数被困辱，因不胜其愤，聚众作乱。”其中方腊还自言：“吾家本中产”。如此看来，方腊至少属中小地主阶层。方勺《青溪寇轨》还明确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竭村居人”。《宋史·方腊传》也清楚载：“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

保存在《桂林方氏宗谱》中的元人徐直之、刘彭寿的两篇传记，即徐直之的《忠义彦通方公传》(即《方庚传》)和刘彭寿的《宋故承信郎彦通公墓亭记》，载方腊为睦州青溪县万年乡地主方庚的“佣人”。还有，清人方象璜《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序》中称，方腊为方世熊家佣，方世熊为方庚的兄长。此外，歙县、淳安的方氏谱牒，也一般称方腊是“佣工”，是“桶匠”，如南宋的《甲戌谱》到近代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等。诸谱都载方腊为“歙人”，《山郭方氏宗谱》详细考察了方氏宗族的源流，认为方腊出于歙县柘源方氏。也就是说，方腊是徽州歙县人，而来睦州青溪县佣工。

有学者指出，家谱的记载一般是不太可信的，如上述《桂林方氏宗谱》中关于宋代事迹的记载矛盾百出，是不能作基本史料来用的。尤其是写《方庚传》的徐直之，他是方庚一个五世孙女的孙子，他记述方腊为方庚家的“佣人”，只是来源于他祖母在他幼年时的口述，并没有任何宋代的文献史料作依据。元人刘彭寿是当时的淳安县令，他是应方庚的六世孙、七世孙的要求而写《墓亭记》，既然要称道方庚之“忠烈”，自然主要根据家谱中原有的材料略加拔高而已，所述方腊事迹无非抄之家谱。

也有学者指出，方腊家有漆园的说法，以《独醒杂志》记载最为详尽，而此书“下至谑浪之语，细琐之汇……是皆近世贤士大夫之言或州里故老之所传”。《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该书：“盖以记录为主，不以考证为主。”所以对旧说错误之处“皆不辨而述之”。所以其有关方腊成分的记载，也是难以深信的。《宋史》方腊“世居县碣村”之言来自《青溪寇轨》，而后者说方腊是“睦州青溪县碣村居人”，其“居人”顾名思义并非指其籍贯。

两说势均力敌，谁也说服不了谁。不过从史籍的作者方面来看，北宋末至南宋初的方勺、洪迈、陈均都异口同声地肯定方腊“家有漆园”，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对方徐直之、刘彭寿诸人都在离方腊起义已有二百余年之后的元代，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徐直之是以一些与方庚生前活动直接相关的原始材料作依据的，但我们毕竟没有看到这些原始材料。由此是否可以说，方腊为中产阶层的说法要略占上风呢?

二是方腊是否为摩尼教的首领。众多史籍都把方腊起义与妖魔鬼怪、旁门左道牵扯在一起，如《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诸史籍说：“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哨聚响应者至数万人。”《宋史·方腊传》其言“托左道以惑众”。“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诛”。《宋会要辑稿》也说：“方寇者，本狂愚无知之民，传习妖教，假神奇以惑众，遂谋僭道。”所载江东转运副使奏曰：“访闻贼徒虽多，全少器械，惟以人众为援……童子妇人在前，饰以丹黛，假为妖怪，以惊我师……又为长人服大衣，作机关以动，上执矛戟，旗帜饰以丹黛，为鬼神之貌，以惑官兵，皆不足畏。”此类记载，不一而足。

那么，方腊起义军的上述情况，到底是一般的鬼神迷信活动，还是用当时流行的摩尼教在组织起义呢?《宋会要辑稿·禁约》载，宣和年间，江浙一带诸州村民多学妖法，自称明教，又号吃菜事魔，各村建有斋堂或道场，其经文与道、佛诸教不同，人们夜聚晓散，时而结集社会，习以成风。这就是摩尼教，其敬摩尼为光明之神，或尊张角为教祖，提倡素食、戒酒、禁欲、裸葬等教规。如起义与此教有关，方腊就应该是摩尼教的首领。然而此点，宋代史籍记载相当含混，致使近代学者的看法也完全不同。

不少史学著作认为，方腊起义时盛传的“妖术”、“左道”应与当时的摩尼教有关。首先，起义队伍中不少将领都是摩尼教徒或首领，如教徒兰溪朱言、剡县仇道人裘日新、仙居吕师囊，还有郑魔王、方七佛、八大王、俞道安等人。其次，史籍中关于摩尼教的“妖法”记载，常与方腊起义有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说：“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陆游在《条对状》中这样说：“淮南谓之二桧之，两浙谓之牟尼教，江东谓之四果，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谓之明教、揭谛斋之类，名号不一，明教尤甚……汉之张角、晋之孙恩、近岁之方腊，皆是类也。”《容斋逸史》说得最清楚：“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煸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袒葬。”庄绰《鸡肋篇》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当时，睦州一带确是吃菜事魔教秘密活动的重要地区，信教的人很多，所以方腊以宗教为掩护，组织起义队伍，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有人认为方腊是青溪摩尼教首领，或称其为睦州一带的魔头，或称其是食菜事魔教的首领。

宋史专家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一文提出异议，认为方腊不可能是摩尼教的首领，甚至不可能是教徒。首先，许多史籍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方腊“托左道以惑众”，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素以治学严谨出名，也只说方腊“善妖术”。如果方腊果真是摩尼教首领，史籍不载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方腊的身份职业也不允许他当摩尼教首领。按照教义，摩尼教徒不能积聚财产，且禁止结婚。如方腊为中产之家的漆园主，就不能为摩尼教首领。如方腊为一贫如洗的佣工，为了维持生活，须终岁勤劳，他也不可能有什么闲暇时间去进行传教活动。方腊有妻室、儿子，起义失败时一同为宋军俘获。再次，摩尼教主张断荤戒酒，而方腊起义伊始，就召集百余名骨干“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以发表著名的誓师演说，这些做法显然与摩尼教教规格格不入。由此，方腊起义所采用的“妖术”、“左道”之类，应是当时农村中流行的一些“星云神怪”、“役使鬼神”、“指挥阴兵”等迷信活动，或也利用了有关道教、佛教的一些活动。

当然如吕师囊、裘日新、郑魔王、俞道安等人，根据史料分析应是摩尼教的僧侣或首领，他们率领部分摩尼教徒参加了方腊起义，接受方腊的领导，作为起义军的几个方面军与官军进行着殊死的战斗。但他们不是方腊起义军的主力，因此在整个战场上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这几支队伍参加起义军都较晚而先后不一，也使他们没能在对付官军的镇压方面，发挥出更大的威力。所以，方腊起义只存在部分摩尼教徒参加的情况。

三是有无政治纲领及其口号的读法。有学者认为，方腊起义没有政治纲领，理由是在史料上没有发现其起义过程中提出过什么简明口号类的纲领。而史学界一般认为，方腊起义是利用了佛教《金刚经》的经文“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作为口号，表达了农民要求平等的愿望，所以其政治纲领是“法平等”。

然而，史籍却如此记载起义者对这句口号的读法：《鸡肋篇》载，食菜事魔教“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说经如：‘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就是说《金刚经》中的经文，教徒们读作“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读法一改，意思就相反了，即认为佛法所谓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容斋逸史》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是“其说经”，改为“其说不经”。而叶梦得《避暑录话》还谈到了如此读经的原因：“近世江浙有事魔吃菜者，云其原出于五斗米，而诵《金刚经》，其说皆与今佛者之言异，故或谓之《金刚禅》。”就是说，吃菜事魔教徒不是照本诵读佛经，而是往往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变动原意地诵读。所以，这只能说起义者在用佛经解释现实世界，而谈不上是什么政治口号。

有学者如此进行辩解：教徒们这样解释佛经，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佛经上所谓的“平等”，不过是欺骗，从现实社会中他们深深感受到等级的森严，人世的极不平等。所以将《金刚经》的改读，是对当时社会本质的揭露，也是对佛经的一种批判。起义农民在批判佛经的过程中，反映出他们向往一个真正“法平等”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是他们奋斗的目标。所以，尽管起义首领方腊没有直接宣布“法平等”主张，但这一主张就从批判佛经的经文中折射出来，并指导着这次农民起义的实践。

也有学者提出，食菜事魔教的信仰者并不会误读佛经，《鸡肋篇》等史籍这样描述起义农民对佛经的错读，实是对方腊起义的诬蔑。

四是方腊起义失败被谁擒获。许多学者根据苏州灵岩山《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认为方腊就擒于韩世忠。碑文详细记载了方腊在青溪帮源洞被俘的经过：韩世忠时为王渊裨将，率军潜行溪谷间，询问村妇路径，终于到达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越险数里，直捣巢穴，先抓缚八大王，格杀数人后，遂擒获方腊，并缚俘以出。这段碑文收入《名臣碑传琬琰集》，与《容斋逸史》的记载也可相印证。后来，《宋史·韩世忠传》、《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以及《续资治通鉴》诸书都采用这一说法。

然而许多史籍却说方腊为陕西名将辛兴宗等捕获。《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宋史·徽宗纪》亦载：“忠州防御史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载，官军合围击败方腊起义军，在“翌日搜山”中“王禀、辛兴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徽宗皇帝》也说：王“禀寻及辛嗣宗、杨惟忠生擒方腊于帮源山东北隅石涧中”。此“辛嗣宗”应是“辛兴宗”之误。应该说，载“辛兴宗擒方腊”的史籍并不少于载“韩世忠擒方腊”者，是否因为韩世忠以后成为中兴名将，后人便将此功往名将身上揽呢?然而《宋史纪事本末·方腊之乱》又这样讲述：韩世忠率兵入洞“擒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洞口，掠为己功”。《续资治通鉴》也采此说法。当时辛兴宗为剿方腊官军的主将之一，而韩世忠只是裨将，那么是否主将在掠取裨将之功呢?

有学者根据《桂林方氏宗谱》所载徐直之的《方庚传》，认为方腊是为方庚所诱捕。其如是说：宣和三年四月，起义已大部被官军镇压，就是没有捕得方腊。不离方腊左右的方京，一次出洞寻食品，被方庚抓住，方庚以利诱之，使方京回去骗方腊，说：“刚出洞，就看到两个太阳在相斗，天象如此，不是在说圣公要东山再起嘛!”并请方腊出洞观看，方腊以为是真的，便走出帮源洞以观日影，方庚正埋伏了打手，将方腊生擒，献给官军。这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小说的片断，你觉得可信吗?而清人方象璜的《重修桂林方氏宗谱叙》是说，方庚奔命江淮，迎领官军，为韩世忠军向导，乃诱擒方腊，并其党羽。方庚本人在《上郑寺丞札子》中也说：“投身军前，为之乡导，大破贼徒，安复州县，立功非一。”这好像有一些可能，然也只是韩世忠军的向导，其作用有多大呢?

有学者根据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认为也可能是折可存捕获了方腊。铭文说：折可存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将士用命，方腊被擒，迁官武节大夫。有学者指出，据《宋史·杨震传》，杨震虽“从折可存讨方腊”，但折可存当时率军是在浙东一带镇压吕师囊等部，没有参加围剿帮源洞的战斗，所以铭文不可信，不如理解为：方腊起义被镇压后，折可存官升武节大夫。另外，《舆地纪胜》卷八说：“宣和初，腊陷睦州，命刘光世、姚步仲擒之，斩于都下。”似乎方腊是被刘光世、姚平仲二将擒获的。其实，查有关史籍可知，刘光世当时正率部攻打衢、信等州，俘获郑魔王，后又攻下龙游、兰溪、婺州等地。姚平仲也正率部征讨浙东一带，四月下旬才攻下浦江县。两将都不可能参加四月下旬围剿帮源洞的战斗。

此外，据《严州府志》等书记载，擒获方腊者，还有王马、余木杓、余宗德诸将，但也均没有多少确凿的证据。另有方腊就擒于宋江说，由于宋江是否投降官军都还存在疑问，所以此说更悬，且看另一专节的分析。

《容斋逸史》究竟是谁做的“容斋”是南宋著名学者洪迈的号，所著《容斋随笔》，史料价值颇高，历来为史家所重。《容斋逸史》记载了方腊起义过程中的两件重要史事，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容斋逸史》也是洪迈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开始，史学界有人怀疑它的可靠性，认为它可能是一部伪作。

《容斋逸史》是宋方勺《青溪寇轨》附载的两则文字。一则是记载方腊起义的始缘及其被官军镇压的经过，其中对方腊“漆园誓师”的演说与经过，描述得非常生动而具体。另一则是记载宋代摩尼教的有关情况及其与方腊起义的关系，其中对该教的一些教规和习俗进行了颇为详尽的介绍。如谈到其教“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人多者，则可成佛。故结集既众，乘乱而起，日嗜杀人，最为大害”。令人毛骨悚然。

怀疑论者认为，从未见洪迈使用过“容斋逸史”这个名称，他本人更没有提到过有这本著作，在他的《容斋随笔》和《夷坚志》中也找不到相关文字的记载。洪迈作为洪皓的儿子，又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学识博洽，论述弘富，历宋徽、钦、高、孝、光宗五朝，享年八十，在南宋时名声已很大，其议论、记事常为史家所采摘引用。然而，南宋以来许多历史著作记述方腊起义事迹，多引用方勺《泊宅编》的材料，《容斋逸史》中这些极其重要的记载却从未被转引过，或者说此书在南宋时竟无人知晓。再者，《容斋逸史》中方腊在“漆园誓师”的演说词，不像是一个普通佣工的口吻，倒像是士大夫的一篇政论。其后面谈到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密切关系，但在其鼓动起义的演说词中却毫无相关的宗教内容。誓师时还“椎牛酾酒”、“饮酒数行”，与其信奉的食菜事魔教的教规不符。此外，其中对某些基本史实也有说错，如写到方勺著《泊宅编》时，韩世忠“犹未知名”。实际上当时已是南宋绍兴年间，韩世忠已为战功显赫的中兴名将了。总之，从种种迹象看，《容斋逸史》不是洪迈的作品，既然作者是伪托的，其前一则史料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了，而其后一则史料其实主要是节录自南宋庄绰的《鸡肋篇》。

肯定论者指出，洪迈对方腊起义的有关史料是非常熟悉的，他不仅可以看到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还可从他兄长洪适那里得到此次起义的第一手材料，所以《容斋逸史》历来被认为是研究方腊起义的珍贵史料，它是洪迈主要依据宋朝《国史·童贯传》所附《方腊传》等材料撰写的，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无须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如其中关于摩尼教的一则记载，与庄绰《鸡肋篇》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样。洪迈的著述是经常被人采摘引用，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未被引用的著述就是伪作。其中说方腊“家有漆园”，也就是漆园主，而并非是一个普通佣工，所以有一定的文化，能说出一些颇有逻辑的政论性言词。当然并不排除其中参有士大夫作者的一些思想在内。如果方腊是佣工，他也不可能有余力去长期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秘密组织“贫乏农民”，“赈恤结纳之”，最后鼓动武装起义，这是当时东南地区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与宋朝统治者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方勺《泊宅编》有三卷本、十卷本之分，主要是方勺遇事的随时记录，其中有些条目肯定作于北宋末年。当时韩世忠确实“犹未知名”，不能以此以为作者搞错了基本史实。总之，怀疑《容斋逸史》作者及其史料价值的证据是不充分的，不足以判定此书的真伪。

还有学者指出，《容斋逸史》既有可能是洪迈所撰，又有可能是其他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所撰，尚不能最后定论。从《容斋逸史》的有关内容分析，其作者必定是生活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到南宋末年，其间凡是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都有可能为其作者，所以它不是后人编造的伪作。当时以“容斋”为号的士大夫，除洪迈外，还有刘元刚、唐廷瑞、庄圭复三人，其中刘元刚、唐廷瑞都曾撰《容斋杂著》一书。尤其是唐廷端，博洽多闻，还为徽州歙县人，和方腊同乡，又曾在建德府遂安县任主簿，这里也曾经是方腊起义军浴血奋战的地点之一，所以《容斋逸史》很可能是他的《容斋杂著》的部分内容。当然，洪迈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今存的作品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都散佚，所以也已无法确凿考证。其实，《容斋逸史》究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还是附于某一著作中的几卷或单篇文章?《容斋逸史》究竟是原作者自定的名称，还是《青溪寇轨》的编纂者擅自命名，或是在原名《逸史》上冠以原作者之号“容斋”?这些问题现在都难以一一搞清。

《容斋逸史》是研究宋代方腊起义的最重要史料之一，如果其真伪难定，作者不知，那么想破译上述方腊起义诸谜，自然就更难了。

官逼民反与宋江受招安《水浒传》以宋江为核心人物，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官逼民反的故事，然而最后还是受了朝廷的招安，结局颇为悲哀。那么，历史上宋江是如何被招安的?招安后，他们是否跟从官军去征讨方腊起义?这些问题由于史料记载的错综复杂，矛盾百出，所以史学界也分歧很大，看法不一。

北宋徽宗时期，在方腊起义之前，北方山东、河北地区就爆发了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相传曾驻水泊梁山。后来声势发展壮大，他们采用流动战术，“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对大宋王朝构成一定威胁。《宋史·侯蒙传》载，宋江寇京东，知毫州侯蒙上奏说：“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诸地，官军数万都打不过他，宋江必有过人之才。今青溪方腊盗起，不如赦免其罪而加以招安，让他率军去讨伐方腊以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宋史·张叔夜传》载，张叔夜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时，派出间谍侦察起义军动向，宋江率军向海州进发，夺得十余条装载货物的官府大船，遂将其作为大本营。张叔夜招募了千名敢死队员，预先设下埋伏，然后派轻兵引诱起义军上岸作战，藏匿海边的壮卒乘机举火焚其船，起义军一看大本营起火，皆无斗志。此时敢死队伏兵再包围突袭其大本营，多名副将被官军擒获，损失惨重，宋江于是投降。上述相关历史资料，王称《东都事略》也有类似记载，应是主张宋江投降官军观点的主要根据。

主张宋江没有投降的学者认为，在北宋一代的官私案牍记载当中，全都没有说过宋江战败而投降宋王朝，也没有宋江这支起义军到过海州境内的说法，更没有宋江受招安后从征方腊的事迹。这些故事都是进入南宋后，人们才编造出来的，《东都事略》是南宋人写的，《宋史》是元朝人写的，皆不足信。

有学者指出，宋江起义已在北宋末年，所以南宋人写的有关史料应有可信度，同时也可找到北宋末的相关记载以作佐证。如《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八引《张叔夜家传·以病乞致仕宫观札子》说到他“出守海墟，会剧贼猝至，偶遣兵斩捕，贼势挫创，相与出降”。据说离海州城南十五里的沿海古战场，其附近还有一大冢，相传埋着当年战死的梁山好汉们，如今民众还称它为梁山好汉墓。还有《丹阳集·王登墓志铭》说：王师心任海州沐阳县尉时，“遇京东剧贼数千人浮海来寇，公适就养在邑，命引兵邀击境上，馘渠酋数十人，降其余众”。其“剧贼”虽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在《文定集·王师心墓志铭》中，便明确写出是“河北剧贼宋江者”。所以，宋江战败投降官军的说法似乎是有确凿的史料根据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张守《毗陵集》卷十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圆)墓志铭》。其载：“宋江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公独修战守之备，以兵扼其冲，贼不得逞，祈哀假道。公呒然阳应，侦食尽，督兵鏖击，大破之。余众北走龟、蒙间，卒投戈请降……陛见赐对，上问宋江事，公敷奏始末，益多其才。”这段文字表明，宋江起义军曾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被蒋圆所率官军所打败，而后撤退转移，终“投戈请降”，受招安后，徽宗还在大殿接见了宋江。蒋圆死于建炎四年(1130)，张守在绍兴五年(1135)为他写此墓志，其资料价值也颇引人注目。其中，说宋江投降与蒋圆在沂州大破其起义军有着直接关系，由于沂州之战离宋江受招安的时间可能较为接近，所以也不能说作者在捕风捉影，重要的是它为宋江受招安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当时任元城县尉，后官至吏部侍郎的李若水所作《捕盗偶成》一诗，却如此描述宋江接受朝廷招安的经过，它也是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相关史料，特全引如下：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剪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啖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徭，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其中，朝廷是在宋江诸人“横行”齐魏大地而官军难于征服之时，才飞敕招安的。宋江等三十六人接受招安后，授官拜爵，骑马入城，意气骄昂的样子跃然纸上，连民众看了都惊愕不已。就是说，宋江并不是在战败而迫不得已投降的情况下，再接受朝廷招安的。反过来说，如果宋江起义军已战败投降，也就不用朝廷“飞敕”招安了。所以，尽管宋江接受招安已无需怀疑，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宋江才接受招安的?还是让人颇费猜测。有学者以为，如果说一定要将宋江招安与海州战役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张叔夜也只能是担任了官府的说客，在与宋江谈判后，才取得上述结果。《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宋史·徽宗纪》也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那么，《宋史·张叔夜传》中有关宋江战败投降的描写就与此有明显的矛盾。

然而还有问题，有史料显示，宋江在宣和三年的五月，就是官军在镇压方腊起义军之后，又出兵镇压宋江，这时宋江被擒获。如《东都事略·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串，宋江就擒”。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中也说：折可存在平定方腊后，“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所以有学者提出，宋江等人在接受招安一段时间之后。再度反叛，所以官军在镇压方腊后，朝廷又颁布“捕草寇宋江”的命令，一个月后将宋江捕获。那么，这样的假设能成立吗?

下面再考察一下，宋江受招安后是否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斗。相关史料有四条：

一是《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奸邪姓氏录》：“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据《宋会要辑稿》、《宋史·童贯传》等史料的记载，童贯是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任命为江浙诸路宣抚使，所统之兵为“陕西六路汉蕃精兵”，所派将官为“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脚延兵，马公直统秦风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其中并无刘光世和宋江，据方勺《泊宅编》诸书所载，此时“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直到第二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因此，宋江绝对不可能在童贯出兵镇压方腊时，便挤入诸将行列。此外，方腊并没有攻“陷温、台、秀州”，“辛企宗”这个名字也搞错了，都证明这条史料是不可信的。

二是《三朝北盟会编》引《林泉野记》：“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青溪洞。光世遣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这条材料的前半段没有异议，刘光世确于宣和三年二三月间率军从江西向东进攻，一路攻下衢州、龙游、兰溪、婺州，是与王禀、辛兴宗、杨惟忠从镇江、秀州、杭州而来的东路军，与刘延庆、刘镇、杨可世从金陵、广德、宣州、歙州而来的西路军，都不同的“别将一军”。问题是后半段材料出现异议：有学者认为，宋江于二月在海州招安后，便随刘光世南下，有可能赶上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刘光世这支部队没有绕道淮海，宋江如何随军南下呢?刘光世部后一直在衢、婺一带活动，没有参加围攻方腊帮源洞的战役，如果宋江真在刘的军中，也无法参加擒获方腊的战斗。而且“光世……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一语文理不通，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并进”，那么“遣宋江”三字是后来硬加进去的。如是“刘光世与杨可世派遣的宋江并进”，那么，杨可世早就随童贯率军南下，宋江是什么时候加入这支军队的呢?疑问不少。

有学者提出，从海州宋江投降到方腊起义失败，前后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即使朝廷调宋江及其部下去增援江浙战场，要求他们在镇压方腊的战斗中发挥作用，而事实上在时间方面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这首先要由地方上报和朝廷批准，往返手续需要时间。批准以后，宋江部队必须整编，这也需要一段时间，再加上从海州行军到江浙，起码十天以上。这其中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完成。更何况皇朝对起义军的投降者历来十分猜忌，怎么会这么快就保留其原来统属和实力而让其行军出征呢?

三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在描述官军组织帮源洞围攻时的部署时说：“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与《宋会要辑稿·兵》中的有关文字相比，《宋会要》为“刘镇、杨可世、王涣、马公直率劲兵从间道夺贼门岭”。可见《纪事本末》是经过了修改，修改后产生了明显的毛病：原来王涣与马公直的地位差不多，现在却成了上下级“统领”关系；原来赵明与杨可世的职位也约相等，现在杨可世为后军主将，赵明却成了“裨将”；原来没有“宋江”的名字。现在却硬挤了进来。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呢?也有学者引用《宋会要辑稿·讨叛四》中的有关文字，来与该《纪事本末》的记载相互印证，而认为宋江在从征方腊军中是可能的。

四是《皇宋十朝纲要·徽宗》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我们知道，辛兴宗是陕西名将，官任忠州防御史，为熙河兵主将，随童贯南下。而宋江刚受招安，怎么会有资格与他相提并论呢?尤其是前面我们已看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这又如何解释呢?如果说宋江四月份还在为官军出生入死地与方腊拼命，也不至于五月份官军就要“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了吧。再说，称宋江为“草寇”而不是“叛贼”，也说明此人没有投降过，也就是没有跟从官军征讨过方腊。而这里，又说六月份，宋江还出现在与官军共同剿灭方腊余部的战场上，真让人如入迷雾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解释，这“六月”应是“三月”之误，四月宋江从征方腊后，朝廷仍对他不信任，所以最后杀了宋江。或说，宋江从征方腊后再度反叛，而折可存军是在宣和四年三月才把方腊余部完全讨平，然后才奉命“捕草寇宋江”，所以“宋江就擒”应在一年之后的“五月丙申”。

也有学者提出，范圭《折公(可存)墓志铭》的记载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如两宋时期任何历史记载中都没有人说过方腊是折可存擒获的，而铭文含义中却有此意。然后又说“不逾月继获”宋江，就是铭文把“俘腊取江”两件大功都加在折可存头上。折可存死于靖康元年(1126)，享年三十一岁，那么在宣和三年，他仅二十六岁，无论以他的资历或地位，恐怕都不足以担得起“俘腊取江”之大任的，更不会受到“奉御笔”的特殊“荣宠”。由于范圭是折可存的女婿，所以其溢美之词也是不可信的。

问题的错纵复杂，真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有人便提出一个令人瞠目的假设：当时有两个“宋江”。一个“剧贼”宋江于宣和三年二月在海州接受朝廷招安，随官军从征方腊；一个“草寇”宋江没有投降官府，所以在剿灭方腊后，官军又与之交战一月，方得平定而擒获。这一降一战两个宋江，决非一人所能为的。当然，也许是有些农民军为了更好地鼓动群众，利用“宋江”的声望，打着他的旗号，在河北、山东一带继续活动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此宋江”是“彼宋江”投降朝廷又镇压方腊之后，继续活动在北方的另一支农民军首领。这样的解释，你会认同吗?

梁山宋江三十六好汉《水浒传》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其中一百零八将的名字也都能叫出一些。然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其实只有三十六好汉，宋江及其结拜兄弟聚义造反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起义军是否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们又是哪些英雄?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载：“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说明宋江起义至少爆发于宣和元年(1119)之前，要使朝廷发诏招抚，说明起义已达一定规模，且呈现出有相当的力量，使官军围剿感到非常吃力。但是此时的具体情况，史载阙如，人们不得而知，现在只有小说家的传奇故事。不过，既称“山东盗”，说明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应在山东，而相传梁山泊聚义，应就在此起义初期。《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谈到，作者曾路过梁山泊，坐舟遥见一峰，篙师介绍，此山就是当年宋江三十六好汉聚义之处，宋之为人，勇悍狂侠，至今山下分赃台置有石座三十六所。山东《寿张县志》载，梁山在县治东南七十里，山上有宋江寨，即山冈上一小垣，周围村邑中风气强悍，圩寨甚多。

宣和二年十二月，“京东贼宋江等出青、齐、单、濮闻”。此处称“京东贼”，而北宋京东路其实就是以山东地区为主，只在其西面包括今河南、江苏与山东交界的很少一些区域。其中，青州治今山东益都，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所以其基本活动范围还是在山东。可以说，起义军横扫青、齐、单、濮一带，势如破竹。但是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为蒋圆的伏兵所败。蒋圆虽然战胜宋江，却也“益其多才”，就是承认宋江确有不俗的才能。

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此时称“淮南盗”，北宋的淮南路包括今江苏、安徽及河南南部的一些地区，淮阳军治今江苏邳县东，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镇，说明起义军在运动战中有向南方发展的趋向，或者说是其战略方向有所转变。南下的一路上，也把官军打得晕头转向，所谓“转略十郡，官军不敢婴其锋”。但在海州沭阳战败，后又中张叔夜的埋伏，起义军估计损失不小，于是在张叔夜的说降下，宋江接受朝廷招安。

上述也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从短短几年时间中，宋江一伙横行河北、山东、淮南等一大片地区，说明其应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然而从在海州曾夺取官府大船作为大本营，说明其有水战的习惯，似乎完全可能在梁山泊一带活动过，上述有关地方志和口传史料也留下一定痕迹，但究竟规模如何?待了多长时间?恐怕也只能是历史之谜了。起义军受招安后，其前景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么，后人为什么对宋江起义以梁山泊为“大本营”如此感兴趣呢?梁山泊或称梁山泺，古称钜野泽，绵亘数百里，确为当时京东巨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和《宋史》“蒲宗孟传”、“许几传”、“任谅传”等载，梁山泊在北宋就是著名的“盗薮”。整个北宋时期，梁山泊这一带的农民起义几乎史不绝书，如天禧中“盗寇所伏”，庆历中“京东贼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皇祐中“寇盗群起”，元祐中“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尤其是北宋末年，这里农民起义更是层出不穷，“梁山泺渔者，习艺为盗”，官府的镇压也极为残酷。《夷坚志·蔡侍郎》说，蔡居厚知郓州时，有“梁山泊贼”五百人投降，都被他杀了。蔡居厚是政和八年(1118)由郓州卸任的，杀降应还要早于此年，有人以为他杀的就是宋江一伙之人，不知根据何在?可见人们把梁山泊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是有道理的。

最早记载宋江起义三十六好汉有关情况的，大概是南宋末年的那部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其描述宋江是从九天玄女庙中所得“天书”上看到这三十六人的姓名，他们是；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同、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清、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三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著云杜千、铁天王晁盖。最末一行还有：“天书付天罡院三十六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这可说是世人最早有关宋江三十六好汉的整体记载，可能也应算较为接近历史真实的一个档案材料。

与其差不多时间的另一个资料，是宋末元初学者周密的《癸辛杂识》，其续集上收有宋末元初画家龚圣与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序谓：宋江事迹见于街谈巷语，然不足采著。自己年少时钦佩其为人，想作一些画赞之类，但未见有关事实的记载，不敢轻易下笔。后看到《东都事略》中的《侯蒙传》，他曾奏盲“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诸语，才知宋江之辈真有非凡事迹存于当时。由是，龚圣与开始搜集有关资料，终于完成此三十六人画赞，人为一赞，估计参考过《宣和遗事》的记载。

所赞三十六好汉是：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条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文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周密在此赞后评论道：上述都是相关群盗的记录，龚圣与既为各人作赞，又写序论之。这是为什么呢?就如太史公司马迁序游侠列传，而又为其中的奸雄立传，此虽免不了后世之讥，但司马迁还是有勇气首次为陈胜、吴广立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中的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读者当自能体察。说明这“宋江三十六人赞”，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然而，毕竟时间已过了百数十年，又经过了民间文学的加工，所以其中定会有经修饰而改动的地方。就以上述两张名单作一比较，也已有不少区别，如李进义与卢俊义，李海与李俊，关必胜与关胜，阮进与阮小二，朱同与朱仝，王雄与杨雄，张岑与张横。此外，《宣和遗事》中的公孙胜、林冲、杜千，《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解珍、解宝，都只此一家，就是说此时在民间的传说中至少已有近四十位英雄的名字。由此我们想到，这三十六人中除宋江外，哪些人的名字还能基本保持原貌呢?

我们在《三朝北盟会编》卷六中看到宣和四年五、六月间，将军赵明与“招安巨寇”杨志“将先锋军”，随大将辛兴宗等北上抗辽的记载。《宋会要辑稿·兵》载，此时由童贯、蔡攸所统领的征辽大军中，杨志为东路军将军之一。后杨志还随种师道解救太原之围，均立有战功，受到过皇帝的嘉奖，皇帝御批：“当优与推恩”。说明“青面兽杨志”确有其人，他在招安后已成为宋王朝官军的大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贼史斌据兴州，僭号称帝。斌本宋江之党，至是作乱”。第二年十一月“泾原兵马都监兼知怀德军吴玠袭叛贼史斌，斩之”。有人猜测此“史”姓好汉应是“九纹龙史进”，由于年月的荏苒，“史斌”已被民间修改为“史进”。这里称“叛贼”，可见史斌曾随宋江接受招安，已为宋将，建炎初乘国事动乱，再次起事，然而第二年就被镇压了。

此外，最出名的大概要算景阳冈打虎的武松了，两张名单上都有“行者武松”的名字，但在宋代有关史籍中却并不见其大名，更不用说其打虎事迹了。大约在元人的杂剧中，开始出现武松故事。如在《义侠记传奇》中写到，武松自幼与贾氏订婚，因逼上梁山而与之失散，后来宋江受了招安，诸英雄都得了官职，武松也找到了贾氏，由宋江等作主，两人结了婚。明朝中叶流行的水浒故事《菽园杂记》有一个情节，说官府曾经悬赏一千万贯捉拿武松，这个数目仅次于宋江，据称此说源自张叔夜招安时的梁山泺榜文。《宣和遗事》载，武松征方腊回来，因战伤残废。遂于杭州六和塔出家为僧。清朝时，有人说在杭州铁岭关附近掘地得石碣，上题“武松之墓”。有人认为此恐杭人附会为之，不然为何南宋无一人言之，历四百余年却有此异闻?反正武松在杭州的各种传说不少，以致抗战前夕，杜月笙、虞洽卿等人还在西湖秋瑾墓附近搞了个“宋义士武松之墓”。然而，武松是否确有其人，还很难说。

晁盖其人也同时见于上述两张名单，以“铁天王”为号，然而排名却颇后。前者排在最后，后者排在倒数第三，可能这比较接近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宣和遗事》中记载了晁盖、吴加亮等八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接着是官府追捕，郓城押司宋江星夜报信，叫晁盖逃走，八条好汉上梁山落草为寇。然后宋江杀阎婆惜，也上梁山入伙，后为众好汉之首领。可以说后来《水浒传》故事开张的骨架已经在这里具备，但是这一基本事迹是否历史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还有晁盖是什么时候死的?当宋江三十六好汉横行齐魏时，他是否还在其中?我们还是不清楚。民间故事与《水浒传》中的晁盖，也有很多差别，但人们一般都认为晁盖是实有其人。如清朝初年，山东寿张县知县曹玉珂写的《过梁山记》就说：“晁(盖)、宋(江)皆有后于郓(城)。”至今山东郓城县西北晁庄村的晁姓人，都自称是晁盖后裔。然而翻开那里的《晁氏宗谱》，其记有九世祖“晁盍”，人们说他就是晁盖，因为造反，砍头入谱，所以把繁体字上的“艹”头去掉，就成为“盍”字了。这种说法能成立吗?

还有人以为，与西门庆共同害死武大郎的淫妇潘金莲，历史上也可能真有其人。她是山东阳谷人，阳谷潘氏自认是潘金莲的母系后裔。清初王世祯《香祖笔记》说：“阳谷西北有冢，俗称西门冢。有大族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门嫡室吴氏、妾潘氏之族。一日社会，登台演剧。吴之族使演《水浒记》，潘之族谓辱其姑，聚众大哄，互控于县令。”这样的记载，你相信吗?《水浒传》中，武松不是把潘金莲给杀了吗?怎么还会有潘的母系后裔呢?

当然，《水浒传》只是历史小说，那么其中包含有多少历史真实的成分呢?

辛弃疾诱杀赖文政这个故事说，南宋茶贩起义首领赖文政居然能用替身来避祸，最终逃脱官军的镇压。八百多年前的古人，且是一个茶贩，竟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护身，不知是真是假。

第四十四章

辛弃疾宋代随着种茶、制茶经济的发展，饮茶文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然而，官府通过茶叶专卖制度对茶农与茶商的剥削也日益加强，同时州县的“额外科扰”，巡捕的“邀求无厌”，胥吏的敲诈勒索，茶农茶贩们被压榨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因而时有群起反抗之举。南宋孝宗时期，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茶贩，经常聚集起几百上千人的队伍。其中一人担茶，两人“横刀揭斧”为保卫，进行武装贩茶，以对抗政府对茶叶的垄断。官府诬指为“茶寇”、“茶盗”，常派军队进行镇压，斗争异常激烈。

淳熙二年(1175)四月，湖北路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正式举起义旗，公开与官府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支约几百人队伍由湖北突入湖南，多次打败官军，六月转攻江西，在吉州永新县山区与官军进行游击战，依靠山谷丛林和民众的支持与官军周旋。不久又进入广东，岭南地区为之大震，朝廷接连派官兵堵截追杀，都遭失败。起义军又回兵江西永新山区，因这里已有民众基础，起义军如鱼得水，活动“诡秘莫测”。

七月，朝廷任用辛弃疾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军进行镇压。辛弃疾派出敢死劲旅，深入山区搜捕，起义军在军事上陷于被动，伤亡较大，军心动摇。辛弃疾乘机派人到义军中进行劝降，很快把赖文政诱骗到江州，加以杀害，平定了这次起义。

不过，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却有与众不同的说法，他讲：“自古盗贼如黄巢、侬智高，败绩之后，皆能脱身。”赖文政起兵时已六十多岁，足智多谋，他早就估计成事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暗中寻访相貌类己的替身，后得一个靠卖煎油饼为生的刘四，长相酷似自己，便一直带在身边执役。辛弃疾率精锐官军与义军角斗，义军力量不支而退败，赖文政率几个首领被迫到官军营垒请降，约定不日束兵投诚。回来后，赖文政对部下说：“看辛提刑的眼色，他必将杀我。”于是想趁夜逃遁，部下不同意。赖文政则说：“难道想割我首级?去投降也是死，不过先后数日罢了。”部下也不忍心下手，于是赖文政斩了刘四的首级，冒充是自己的头，派人献给官军，自己却乘乱逃走了。最后约有七百余人向官府投降，而被官军改编。辛弃疾始终不知其首级是赖文政替身的，以全胜向朝廷报捷。

如果罗大经所说属实，那么辛弃疾诱杀的竟是煎油饼的刘四，赖文政最终得以逃脱。古代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居然会采用如此诡秘的手段：用替身来避祸，真让人惊叹不已。不过，此说也只此孤证，很可能是当地民众出于对起义军的怀念而编造出来的，罗大经取于道听途说而已。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大宋王朝的全面解读赵廷美、卢多逊谋篡案此狱案是继宋初金匮之盟、斧声烛影两大疑案后的延续，到底是赵廷美、卢多逊阴谋篡位，还是宋太宗、赵普刻意谋害，以完成太宗皇位的一脉单传，从史书上我们已很难找到历史原本的答案，不过读者可以自己进行理性的判断。在这些疑案中，令人深感震撼的是：在皇位权力前面，即使是父子兄弟，人性也已完全泯灭。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有关传记等史书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宫中金明池、水心殿落成，宋太宗正准备召宗室成员泛舟游览。突然，有官员密告：秦王赵廷美欲于此时行刺皇上；若不得手，再诈称病于府第，候太宗车驾临省，再作乱以篡位。太宗听罢大怒道：“朕尚强壮，秦王何性急乃尔!”冷静一想，又不忍暴露其事，以败坏皇家宗室的名声。遂下诏罢去廷美的开封府尹官职，出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为掩人耳目，还赐给御弟裘衣、犀带、银钱、绢彩诸物，差枢密使曹彬代皇上给廷美饯行。同时，褒奖两位同告秦王阴谋的官员，如京使柴禹锡迁枢密副使，翰林副使杨守一迁枢密都承旨，也贬降了一批与廷美友善的官员。

此事一发，宰相赵普很快上密疏，告宰相卢多逊与秦王暗中交通诸事。太宗览奏章后，立即下诏将卢多逊及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等统统逮捕入狱，命翰林学士承旨李防等官员组成特别法庭，严加审理。案犯很快招供伏罪，卢多逊承认曾多次遣官以中书机要密告秦王府，去年还令属下传话给秦王说：“愿宫车(指太宗)早晏驾，尽心事大王(指秦王)。”廷美也回告之：“卿言正合我意。”并私赠卢多逊弓箭等物。还有秦王府小吏恣横不法诸事，法官们一一结案具状奏上。太宗再召文武大臣集议朝堂，太子太师王溥等74位官员联名奏议，要求对此大逆不道之案严惩不贷，宜行诛灭之刑以正朝章。最后，朝廷定案判决：削夺卢多逊官爵，并同其家属流放崖州(今海南岛)。有关属官、秦王府小吏数人并斩首于都门之外，籍没家产，其亲属也流配海岛。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不再称皇子皇女。朝中凡与廷美、多逊有关系的皇亲国戚、各级官员，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刑罚和贬黜，相关的势力被彻底扫尽。

其后，赵普又唆使知开封府李符上奏，谓廷美虽已谪居西京，但仍不思悔过，怨恨不已，应徙流远郡，以防他变。太宗见疏，遂降诏贬廷美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房州位于今湖北房县，地处大巴山区，不但远离东京开封，且偏僻荒凉人烟稀少。雍熙元年(984)，廷美至房州，太宗还派出亲信为房州地方官以日夜监视，廷美被软禁而没有行动自由，忧悸成疾而死，时年三十八岁。太宗听说，呜咽流涕着说：“廷美自少刚愎，长益凶恶。朕以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于法，使居房陵，冀其思过。方欲推恩复旧，遽然殒逝，伤痛奈何!”其悲泣之情，感动左右。次年，卢多逊也病卒于海南岛，终年五十二岁。

此案从表面上看，有好些个官员一起告密，还有那么多官员共同审讯和朝堂集议，赵廷美与卢多逊欲政变谋篡似乎已属实无疑。其实该案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故事，绝非上述史书记载的如此简要和单纯。

宋太祖赵匡胤共有五兄弟，太祖是老二。老大光济和老五光赞早夭。老三光义，即宋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老四廷美，比太祖小二十岁。三人是一胞同母之兄弟，若按其母杜太后的遗嘱，太祖应将其皇位传给弟弟光义，太宗也应将皇位传给弟弟廷美，再由廷美传给太祖之子，如此一直保持年长之君在位，赵家江山便能得以永固。

赵廷美在太祖时，历任诸地防御使、节度使，加检校太保、侍中、京兆尹诸职。太宗即位后，也让廷美任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从征北汉，改秦王，表明沿用太祖时皇弟尹京的旧制，廷美也基本获得准皇储的地位。这一情况其实是太宗最为忧虑的心病。

宋太宗即位才四五年，太祖的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离世。秦王廷美见此情景，心中很不是滋味，便忿忿而言太宗“有负兄恩”。此话传入太宗耳中，加上一班小人在旁又添油加酱，说秦王骄恣跋扈，将有篡位阴谋，不可不防。太宗本有心病和疑惑，如此一来，兄弟间的猜忌日益加深。

卢多逊，博学多谋，太祖时颇得信任，屡迁官爵，至拜参知政事(副相)。多逊与宰相赵普不和，每在朝中揭发其短，赵普自然记恨在心。多逊老父亲也曾在官场沉浮，深知其中三昧，时已退休在家，听说儿子与宰相赵普为仇，不禁长叹道：“赵普是开国元勋，小子无知，轻诋先辈，将来恐不能免祸。反正我已不久于人世，能不亲历此难，还算是侥幸的。”然而，赵普不久因不法事被贬官出京。

太宗即位之初，卢多逊得拜相执政。赵普回京改任太子太保虚职，多逊仍多方阻毁，将赵普妹夫奏调广西边陲，战殁边事，令赵普恨得咬牙切齿。赵普之子承宗官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娶京城官员之女，来开封完婚，未满月，多逊又奏遣承宗归任，赵普敢怒不敢言。两人至此积怨成仇，彼此恨之入骨，不共戴天。

太平兴国六年(981)，赵普密奏“金匮之盟”故事，重获太宗信任，再度拜相，且官爵地位在秦王廷美之上。赵普仰仗太宗的有所依托，权势一时更胜太祖当年。赵多次讽言要卢多逊引退，多逊虽觉不安，然终不肯就范。接着，就发生了上述大案。

“斧声烛影”的传说已令太宗有弑兄夺位之嫌疑，太宗即位后，太祖之二子又死得不明不白。此案中廷美被贬死房州，其实也始终未见显罪确情；都说是几个官员的密告，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有关属官、小吏和证人也都被斩首，来个死无对证。尤其是连太宗的长子楚王元佐都看不下去，为营救四叔而直接向父王申辩，因为他平时与四叔的关系不错，廷美的死讯传来，他受刺激而发疯，后竟纵火焚烧宫廷。太宗在廷美死后，还对他进行一系列的人身攻击：如《宋史·杜太后传》明载杜氏生五子，廷美位序老四。太宗却对宰相们说，廷美是乳母耿氏所生，以贬低廷美的出身，故意编派出谎言来掩饰自己逼死廷美之行径，甚至不惜向自己父亲的脸上泼脏水。这也让人怀疑太宗说“廷美自小刚愎，长益凶恶”，诸评价的真实性到底如何?这一连串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因已告诉了人们有关的隐情。

可以说，宋太宗亲自导演了这桩栽赃诬陷亲弟弟的冤狱的可能性非常大，《宋史·赵廷美传》将这一冤狱的主要责任归咎于赵普，实际上赵普不过是帮凶而已，他乘机除掉了对手卢多逊，终于出了一口恶气。然而赵廷美是这一狱案的关键，廷美不死，太宗就难以传位给自己的嫡系子孙，元凶应是太宗。然而，史书上依然是赵廷美想抢班夺位，最后自取灭亡的记载，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冤情的痕迹。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当权者这方面的手段都是相当高明的，使后人根本找不到什么确凿的不利于他们的史证，因为其中的关键史实早已被篡改，许多事实真相都已随着历史的波涛而永远逝去。

名相寇准冤狱寇准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颜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王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乾祐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人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人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天禧四年(1020)，真宗忽患风疾，病情时好时坏，不能上朝视政，事多决诸刘皇后，丁谓和知制诰钱惟演等人联合起来迎奉刘皇后。寇准和参知政事李迪等人却有后宫擅权的担忧，正好宦官周怀政此时向寇准传达了真宗要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一天入宫请安，寇准便向真宗说：“皇太子不负众望，愿陛下传以神器。”真宗点头称是。寇准既得皇上允准，便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草表，请太子监国。此时寇准已觉丁谓奸佞，有意让杨亿代丁谓之职。然而，寇准一时酒后漏言，传入丁谓耳中，丁谓当即入诉刘皇后：“皇上稍有不适，即当痊愈，奈何令太子监国?寇准谏立太子，当有异图。”

此前，发生过刘氏宗人在蜀地不法事，真宗以皇后亲属之敌，便赦其罪。而寇准却偏提出要依法处置，所以与刘皇后早有芥蒂。此时寇准又站在太子立场上，想限制刘后之权，所以刘后早就想整一下这个寇老儿，便向真宗诬告，说寇准要太子监国将有异图，丁谓也在真宗面前极力诋毁寇准。而真宗不知是病体晕晕，还是出尔反尔，竟记不起自己曾允准过寇准的有关建议，便下诏罢去寇准的相位，以丁谓代之。

宦官周怀政在内廷颇有权势，前因伪造“天书”事，更恩宠有加。此次寇准欲令太子监国，怀政亦预谋其事。寇准因此被罢相，怀政亦遭斥责，并渐被疏离。怀政在忧恐略定之后，想挽回败局，便阴谋杀丁谓，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立刻传位太子，并恢复寇准的相位。怀政与其弟怀信，潜召大臣杨崇勋、杨怀吉等人密谋，约以共同举事。不料，有人向丁谓告密，丁谓与枢密使曹利用计议后，入奏宫中。真宗立即下令逮捕有关诸犯，组成众大臣审理法庭，周怀政很快招供伏罪，被斩首示众。此案被牵连的有关官员、亲属有数十人，都被发配边远，寇准也因此被远贬，出知相州。

丁谓又揭发永兴军巡检朱能也是周怀政伪造“天书”的同党，朝廷接着便派使者去永兴军捉拿朱能等人，朱能自度不能免罪，竟然武装反抗，杀死使者，率军造反。最后在数路大军的围剿下，很快溃败，朱能自缢而亡。而寇准曾是朱能上司，且联手进奉“天书”，所以再坐朱能反叛之事，贬为道州司马。

不久，真宗驾崩，仁宗即位，才十三岁，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丁谓更是飞扬跋扈，与太后再次将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雷州半岛为广南最边远地区之一，与海南岛遥遥相望，自然环境相当恶劣，生活条件更是艰苦，将寇准这位六十余岁的老人谪放此地，无疑是要将其置诸死地。越年，寇准便病殁于雷州。

此冤狱中，奸臣王钦若的贬损、丁谓的诬害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寇准自己的行为也存在相当的阙失。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寇准居然与军官朱能、宦官周怀政联手，附和当时全国痴愚病狂的迷信闹剧，用“天书”下降当地的谎言和伪作来博取皇帝的宠信。这样，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为什么会一改初衷，最终也扮演了一个小丑的角色，而采用这种低级手段来博取相位呢?据说名臣张咏认为寇准有奇才，可惜学识不足。这一行为仅仅是学识不足的原因吗?或者说寇准为了再次入相掌权，而不择手段，哪怕利用奸人和做荒唐事。这就不是学识不足的问题，而是政治品质的问题了。有人说这是中国大多数政治家的一种习惯性思路，它是中国皇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所以毁坏自己的名誉或走向冤狱的结局，这都是宿命。那么，寇准到底属于哪一类性质的官员呢?

这案中宋真宗扮演的角色，最令人迷惑。明明是自己先有让太子监国的想法，也亲自同意了寇准的提议，最后居然出尔反尔，不但将寇准罢去相位，贬其出知小州，甚至还要差点追究太子的责任，幸亏参知政事李迪提醒道：“陛下有几个儿子，竟要这么做。”真宗这才觉悟，自己仅此一个继承人。不过也有迹象表明，真宗晚年已病重而糊涂，许多诏旨实为刘皇后一人擅行，就是说寇准冤狱主要是刘皇后矫诏制造的。所以，在寇准早已被贬出京城，真宗还时或会问：“眼前为何久不见寇准?”左右不敢据实回答。总之，此案约在天禧四年之后所下的诏令，已很难分别哪些是真宗清醒时的旨意，哪些是刘皇后矫诏擅行的。在君主专制的中国，每到皇帝晚年，这样的宫中之谜，其实是经常性的节目。

包公断割牛舌案包拯立朝峭直刚毅，为官刚正不阿，似乎一生为民审冤，办了许多大案要案，被誉为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大清官。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这个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惟一的断案文字，而就是这惟一的断案文字，也存在真伪的复杂问题。其中的蹊跷，真有点让人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包公在知扬州天长县的任上，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来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三十四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如果说两案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那么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想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这都还说得过去。而最后罪犯模仿众人皆知的故事去县衙告发，实为自行投案，使得穆衍有机会再演一遍包公的角色，似乎让人不敢相信：世界上真有如此愚蠢的罪犯吗?

总之，两案毕竟过于惊人地相似，历史会这样重新演绎吗?牛舌案在北宋是发生了一起还是两起?如果只有一起，那么谁是真正的断案者呢?又是谁在故意抄袭呢?

欧阳修“艳词”案欧阳修为北宋大文豪，得唐韩愈真传，发动古文运动，一改当时的浮靡文风。撰有《新五代史》、《新唐书》、《集古录》，有文集百余卷，著作等身，文辞严谨，正气凛然。然而，其词集中“艳词”、“情曲”不少，写得非常柔媚和女性化。这难道也是大文豪的作品吗?为什么如此不谐调?是否有人作伪呢?欧公还因此被牵连进一桩艳情案中，差点陷于牢狱之灾。

庆历五年(1045)，以范仲淹为首的新政改革失败。作为言官的欧阳修，曾首论范仲淹之才能大用，一直站在新政大臣一边，积极支持其有关改革，此时又上疏范仲淹、韩琦等执政大臣不应被罢职，得罪了反对派大臣。加上此前论劾有关权贵的一系列奏章，早就引起政敌的嫉恨，也被很快罢去言官，以龙图阁直学士出为河北都转运使。不久便陷入一桩“盗甥”罪案之中。

当初，欧阳修有个妹妹嫁给张龟正，没有子女。而张龟正病死时前妻生有一女张氏，七岁时无所依靠，便由其后母带回外婆家欧阳氏扶养。等到张氏十五岁成年，由欧阳修为媒，嫁给了族兄之子欧阳晟。欧阳晟自虔州司户任上罢官回家，发现其妻张氏与奴仆管家通奸，遂扭送张氏到开封府。知府杨日严在前知益州任上，欧阳修曾弹劾他贪赃枉法之事，此次接到案状，一看与欧阳修有关系，便暗下指使狱吏，想办法将案子牵连到欧阳修。

谏官钱明逸得到此消息，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奏劾欧阳修与张氏之间早有私通之情，且贪图其家财。证据之一是欧阳修写的“艳词”《望江南》：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间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旱留心，何况到如今。

在狱吏的刑讯下，张氏只得诬认还未结婚时，就与欧阳修通过情，此“艳词”就是当时欧阳修所作，还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内情”。一位朝廷大臣居然如此腐败，案情似乎相当重大，朝廷遂派户部判官苏安世和宦官王昭明进行复审。二位复审官还算正直，不敢胡来，最后查明许多事情纯系诬陷和捏造。此审理结果使得朝中掌权的反对派大臣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最后仍以欧阳修用张氏嫁妆中的财产购置田地，而以欧阳氏的名义立田契的罪名，将欧阳修贬谪，降知滁州。苏安世等官员也受到贬降的处分。

上述是一般学者从史籍中读出的狱案故事，也有学者认为此案中欧阳修与张氏确有暧昧关系。如胡适就在《欧阳修的两次狱事》一文中说：“大概张氏一案不会出于无因。狱起时，欧公正三十九岁，他谪滁州后，即自号醉翁，外谪数年而头发皆白，此可见当日外界攻击之多了。”还有谭正壁的《恋张女欧阳修受劾》也持同样的看法，当然他们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只是一种猜疑而已。

那么，这首差点害欧阳修坐牢的《望江南》是其本人所作的吗?有人估计此“艳词”或出自谏官钱氏，其乃吴越国钱氏之后，因欧公《五代史·吴越世家》和《归田录》中多有贬毁吴越钱氏之词，揭露其烦苛淫侈之政，所以故意作此伪词诬诋欧阳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说：“欧阳永叔所集歌词，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问他人数章，群小因指为永叔，起暖昧之谤。”所谓“暧昧之谤”，即上述欧阳修的政敌以《望江南》一词诬蔑他有“盗甥(张氏)”之疑的狱案。王灼以为，许多“艳词”都并非欧阳修所作，其词集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欧阳修自己的作品，其他都是好事者或群小的恶作剧。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此艳词系欧公所作，储皖峰《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演变》以为：“他(欧阳修)受了‘情’的支配，便投身于情网中了。他认定着‘人生自是有情痴’，他认定着‘办得黄金须买笑’，便在人群里面肆弄他的轻狂，结下了不少风流情债。”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累官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诸要职。正直敢言，力求改革，是北宋文坛上的领袖人物，儒学大师。为文以韩愈为宗，反对浮靡的文风，倡导有内容的古文，以文章负一代盛名，其文笔对宋代文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人们从他的诗文中，看到的是一位严谨古朴的学者，正气凛然的贤臣。然而他文集中的一些词曲，却又让人们看到的是几个风流倜傥、柔媚动人的少男少女的影子。比如《南歌子》：

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完全是在描绘温柔多情、活泼可爱的少妇对情郎的挑逗和欢爱。再如《鹧鸪天》：

学画宫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

只知一笑能倾国，不信相看有断肠。

双黄鹄，两鸳鸯，迢迢云水恨难忘。

早知今日长相忆，不及从初莫作双。

也在描写少女倾城倾国之美貌，及男女情人们的相思之苦。这类男欢女爱、轻柔妩媚的小词，数量还不少，有的写得浅薄庸俗，情趣低下，有的写得大胆直率，有伤大雅，与上述道貌岸然的欧阳文忠公形象简直判若两人。于是，自南宋时候起，就有人出来为之辩解，认为这些“艳词”绝非出自欧阳修的手笔，而是一些小人别有用心的托名伪作。如南宋绍兴年间，曾憷编选《乐府雅词》在其“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五载，江少虞也说：“公(欧阳修)不幸，晚为险人撰淫艳数曲附之，以成其毁。”

那么，这些“艳词”是什么人所伪作的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认为：“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蔡條的《西清诗话》则直接指出，其作伪的“仇人”、“小人”是刘煇。《名臣言行录》载：欧阳修“复知贡举，为下第刘煇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南宋末年，罗泌在整理欧阳修的词作，校订《近体乐府》时，也说：“元丰中，崔公度跋冯延巳《阳春录》，谓其问有误人《六一词》者。今柳三变词亦有杂之《平山集》中。则其浮艳者，殆亦非皆公少作也。”“公尝致意于诗，为之本义，温柔宽厚，所得深矣。今词之浅近者，前辈多谓是刘煇伪作。”

这“刘煇”又是怎样的人呢?刘煇原名几，字子道，后改字之道，信州铅山(今属江西)人。宋仁宗后期，他写文章“好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气”，人称“太学体”。欧阳修正倡导文风改革，对此深恶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刘几前来应试，其文写得奇奇怪怪，似通非通，欧阳修在他的试卷上批上斗大一个“谬”字，毫不客气地将他刷下榜来。欧阳修排抑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文风为之一变。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再度主考，刘煇易名再试，并一改险怪文风，写得务实通畅，欧阳修读其文，大加赞赏，擢为状元。放榜后欧阳修才知，刘煇原来就是刘几。因为刘煇与欧阳修有这段瓜葛，好事者便把这作伪的“仇人”、“小人”附会为刘煇。

应该说这一附会并没有什么确凿的根据，相反从刘煇的为人来看，似乎并不会做这样鄙劣之事。据有关记载，刘煇是一位诚实磊落、宽厚仁道之人士。进士及第后，授官大理评事，曾乞归侍养祖母。在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任上，祖母没，辞官归行丧礼。回家乡后，曾置田数百亩，作为救济族人中贫困人家之义田。又建房屋设义学，接待远方前来求学的士人。由于这些善行，官府改称其乡里日义荣社，名其学馆日义荣斋。如此善良之辈，会因一次考试落第而嫌恨，而写些“猥亵之词”嫁祸于欧公吗?所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虽说欧公艳词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但并不同意这“仇人”便是刘烊。更何况据考证，欧阳修的词集《近体乐府》编定时，欧阳修仍健在。这时刘煇如何作伪呢?

不过，欧公艳词即使不是刘煇伪作，也不排除有其他人伪作的可能。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欧阳修嘉祐知贡举时，为力革其浮文之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平日一些小有名气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不满之情向欧公报复，“因造为丑语”。可见当时落第的一些士人都有作伪的可能。南宋末年罗泌校订的欧阳修《近体乐府》就已相当混杂，估计混有冯延巳、柳永等人的作品，由于无法断定。罗泌不敢将有疑问的作品悉行删去。据后人考订，其中其实杂有白居易、吴融、韦庄、冯延巳、柳永、张先、晏殊、黄庭坚等人的作品，达二十七首之多。欧阳修的另一本词集《醉翁琴趣外编》凡六卷，不知何人所辑，收词二○二首，比《近体乐府》多八十三首。这八十三首词作中，有数首见于词总集《花间集》、《尊前集》和《乐府雅词》，有数首分别见于冯延巳的《阳春集》和张先的《张子野词》等词集中。可见欧公词集的确有点混乱。

有学者认为，《醉翁琴趣外编》是欧阳修手辑，其中包括北宋民间流行的歌词，及冯延巳、晏殊、柳永、张先等词人的作品，当然也有自己的作品。编这样的集子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风尚，用来让相识的官妓和家里的家妓们习唱，以便花问尊前遣兴娱宾。其中许多作品收入之时并未标出作者姓名，许多本为无名氏之作，但经南宋书商的数次编纂，又伪制苏轼之序，便署撰人为“文忠公欧阳修永叔”，刊印以广为流传。致使许多原为北宋无名氏的作品，后人都认作是欧公所作，如《望江南》、《醉蓬莱》诸艳词都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俚俗之词，而别有用心者甚至将其与欧公的“盗甥”案联系起来，进行诽谤。总之，《醉翁琴趣外编》中的七十余首艳词，均非欧阳修所作，他不过搜集编辑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欧公词集中可能有少数伪作，但说“庸俗”、“浮艳”者全属伪作，未免太过。其实，宋代许多文人都是既写雅诗，又作艳词，非独欧阳修为然。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存在公、私两个部分，“志”和“情”的两个侧面。史料记载有欧阳修玩妓、赏妓，及为妓女作词等日常琐事，作为其真实生活的反映，欧阳修作些艳词也毫不为怪。其实写艳词，倒往往是词人真性情的流露，真生活的享受，何必讳言其事。此外，如确有人作艳词相诬，欧阳修的儿子、门生，岂有不辩之理?而恰恰是他们并未提出过这一问题。到南宋时有人提出怀疑，主要原因是理学逐渐盛行，士人们开始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尤其是道学家将这些“艳词”视为有害儒学文明之作，而百般贬责之。当然，欧阳修这一代儒宗的形象，怎么能和这些“柔媚娇艳”的词作联系在一起呢?由此为之诡辩，实乃一厢情愿。

总之，欧公艳词间或有他人伪作，不必疑其皆伪。当然哪些应为欧公真性情的反映，哪几篇又是他人伪托，哪些是南宋书商搞错，确实已难以断定。

第四十五章

苏轼与王安石乌台诗案苏轼和王安石都是大宋王朝的风云人物、文学大家。在政坛上他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敌，在文坛上却又有些惺惺相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东坡遭际了变法派官员的残酷迫害，乌台诗案后被贬谪黄州。然而就是在遭贬谪的日子里，东坡却道经金陵去谒见了安石，据说两人握手言欢，同游唱和。两人关系到底如何?确令后人颇为难解。

元丰二年(1079)六月十八日，御史皇甫遵奉令到湖州缉拿知州苏轼。苏轼这时刚由徐州改任湖州，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就遭到一场凶狠的暴风雨袭击。堂堂一位太守，正坐公堂办事，就被两个狱卒像驱逐鸡犬一样，逮到城外的船上，押送汴京。

苏东坡这次受到四个变法派官员的弹劾：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人先后四次上书，罪证是别人为苏东坡所刻的一部诗集，诸御史择其要害部分汇编成册，在神宗面前大进谗言，而导火线还在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所上的《谢表》。罪名便是在“谢表”和“诗文”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新法肆意诋毁，无所忌惮。此案牵涉到东坡的许多作品，也牵涉到一些朋友，其后都受到不同的惩处。

在苏东坡的作品中，确有一些是攻击和嘲讽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熙宁变法开始之初，苏轼就已表明了态度。写出《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极论新法之不便，对新法进行了比较激烈而又全面的攻击。如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以为“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借口批评商鞅，指责王安石“怀诈挟术，以欺其君”，诋毁新党中“新进小生”是“小人招权”，并把新法比作毒药。实行后“四海骚然，行路怨咨”，所以“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就是说新法将会招致国家的败亡。因此，他劝神宗不要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徐徐求进，积十年之功，何事不立。

苏东坡与反对变法的官员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曾巩、刘挚、刘恕、孙觉等人交往日深，成为反对派阵营中敢于从正面出击而直面敌人的一员勇将。如在送官员刘恕的诗中，东坡就直接攻击王安石，把他比作曹操、张汤，而把与王安石绝交的刘恕比作孔融、汲黯，褒贬反差强烈。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又独持异论，公开加以反对。开封府考试进士，苏轼主考，又发策问影射王安石变法独断专行，将败坏国事。后来司马光曾回忆说，与新党作战，苏轼最为勇敢。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与其父苏洵写《辨奸论》，对他有一定影响。

王安石在这种情况下，也给苏轼以牙还牙般的回击。范缜曾推荐东坡担任谏官，如果推荐成功，那将对变法派十分不利。王安石就通过他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在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王安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进行刑讯穷治。但由于这是个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调查很久，结果一无所获。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压力的沉重，处境的困难，就坚决请求外补，朝廷批准他通判杭州。

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抵达杭州上任。三年后移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再过三年，改知徐州。其间，王安石曾于熙宁七年罢相，次年复相，由于变法派内部倾轧，年余又再次罢相，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退居半山园。总之，在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王安石已不在中枢执政。然而当政的变法派还是对东坡的讥嘲心存宿怨，决心要除掉苏轼，便上书攻击苏东坡包藏祸心，讪上骂下，嘲讽新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甚至要求将苏东坡正法，以正风俗民心。

苏东坡确有一些嘲讽新法的作品，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个人感慨和内心牢骚，其中往往夹杂着对人民的某些同情，及忧国忧民之情怀。而有些加在东坡身上的罪名，纯属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诬陷。如东坡《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中有“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诸御史指斥为反对农田水利法。东坡《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宰相王琏居然在神宗面前挑拨道：“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知己，反欲求地下的蛰龙，非造反而何?”可以说纯粹在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苏东坡从七月十八号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不断受到审问和各种重刑折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变法派也只是为了加给苏轼一个“讥讽朝政”的罪名。最后，苏轼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供状”，承认了有关罪名，表示“甘服朝典”。由于写作而惹出这样的大祸，这是东坡所始料不及的。期间，诗人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屡次想自杀以结束生命。那么为什么神宗这时要惩治苏轼呢?当然对苏轼这样有影响的官员以文字攻击新法，他不无恼怒，但问题是苏轼反对新法的态度早已表明，嘲讽王安石的诗作也早已有过，为什么过了八九年，神宗才严惩苏轼?

同时，又是什么原因最后使神宗宽恕了苏东坡?据说此案也惊动了内宫，由于文才与名声，宫中上下也早知苏轼之名。尤其是仁宗曹皇后在病重之际还想到此事，神宗原想为了祖母病情的好转而进行一次大赦，曹太后却说：“当初仁宗主持科举，回宫曾高兴地说：‘吾今又为子孙得到太平宰相两人。’就指苏轼兄弟。现在你难道要把他杀掉吗?不需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神宗只得听命。

或说众臣的救助与说情，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大臣张方平、范镇曾上书援救。弟弟苏辙为恳求神宗免哥哥一死，上书乞纳在身官职，以赎兄之罪。变法派官员中也有不同态度者，如宰相吴充就对神宗说：“曹操尚能容忍祢衡，陛下为什么不能容一苏轼呢?”王安石的弟弟、中书舍人王安礼也劝神宗不要杀苏轼。据说，连王安石也说了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的话，传到神宗的耳中，才最后决定宽恕苏轼。

或说还是太祖誓碑起了一定作用，神宗不敢开本朝杀士大夫的先例，怕被后人指责。此外，神宗也颇赏识东坡的才华。据说苏轼在狱中自感凶多吉少，便作《寄子由》二首以嘱托后事，其第二首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其兄弟诀别之深情，使人读了凄然泪下，神宗读后也大动恻隐之心，加上本来并无杀意，所以最后的处分是：责受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这场冤狱虽然结束了，但苏轼于其中所受的迫害与侮辱应是无法忘怀的。甚或后世士大夫提起这件诗案，都会谈虎色变。由于它是王安石变法所引发的，那么苏轼与王安石是否进一步势不两立了呢?历史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东坡抵达黄州，过起谪居生活。这个富有理想、富有才华、更富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困厄中艰难度日，其文学创作还走出了一个小高潮。四年后，神宗下诏：“苏轼量移汝州(今河南临汝)。”苏轼只得别离黄州，坐船上路。经过江州、高安诸地，道过金陵，通过几个朋友的斡旋与安排，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这是元丰七年(1084)的七月，艳阳高照，气候颇热。苏东坡在朋友的陪同下，上蒋山谒见王安石，已经六十四岁的王安石也热情接待了这位比他小十六岁的后辈。有的说是王安石野服乘驴到船上与苏轼相见，然后相游蒋山。十四年来，两人各处异地，未曾一晤。朝廷政坛也已今非昔比，主要是两人在政坛中的地位都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位过去曾经相互对立的政敌，如今抛却了从前的不愉快，开始握手言欢。东坡与安石同游数日，共览江山之胜，尽论文章学术，互作诗词唱和，甚或谈佛说禅，气氛相当融洽。

王安石对苏轼当然不无成见，不过也看好东坡的文学天才，爱读苏轼的诗文。如对东坡所作《钱氏表忠观碑》一文，认为“绝似西汉”，“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在读到东坡的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时，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读完苏轼在黄州所作《胜相院藏经记》后，称赞道：“子瞻，人中龙也!”所以在文坛上，王安石也是当时最了解苏轼的天份，并能给予高度评价的人物之一。

苏轼反对新法，对王安石的一些诗文也时有揶揄，如安石《字说》谓：“坡者，土之皮也。”苏轼以“滑者，水之骨也”相讥。但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对王安石的个人人品，尤其是安石在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还是能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曾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当他读到王安石的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也赞叹道：“此老乃野狐精也。”所以两人在文章学术方面应是同路人，仍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当时王安石大病初愈，就舍宅作寺，又约苏轼卜居秦淮河边，东坡也不无感激地在和安石的《北山》诗中说：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看来此次会见，两人在感情上有所沟通。王安石曾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在离开金陵后，曾写给王安石两封信。王安石也给东坡回了信，劝他“跋涉自爱”。但两人是否已尽释前嫌了呢?似乎也未必。王安石谢世后，由苏轼替朝廷撰写“制词”《王安石赠太傅》，南宋还是有人以为：“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尤其是制词中对王安石变法诸事避而不谈，说明苏轼对此问题采取了保留的态度。苏轼又作“制词”《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对吕惠卿是持谴责和否定的态度，有人以为也“都是把王安石包括在内加以指斥的。”不过，元祐更化时，司马光欲全废新法，而苏东坡却又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如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

总之，苏、王两人的关系，确实极为微妙，迷雾不少，令人无法看透。

史官为何以曹彬为“宋良将第一”

曹彬(931～999)，字国华，真定灵寿(今河北正定)人。曹彬曾在后汉、后周为将，赵匡胤掌握禁军时，见曹彬为人中立不倚，不是公事，曹彬决不会登门造访，至于社交宴游，更是很少参与，因此对他很器重。宋太祖即位后，曾对曹彬说：“我过去总想和你亲近，你为何却老是疏远我呢?”曹彬说：“我为前朝旧臣，又是前朝近亲，忠于职守，常恐自己一不小心就获罪，哪里还敢随便结交呢?”随即，太祖升迁他为官省使，与王全斌、郭进率领骑兵进攻河东乐平县，招降了敌方将领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多人，并且俘虏了敌方一千多人。不久敌方又派遣考进等率兵接战，曹彬率部连续三次击败了对方。乾德初(963)，辽州刚刚平定，河东召请契丹六万骑兵前来攻取平晋，曹彬与李继勋等率领将士严阵以待，大获全胜。

曹彬乾德二年(964)冬天，讨伐蜀国，曹彬为都监。当地郡县被攻克后，将领们都打算用屠城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私愤，只有曹彬下令部下不得滥杀无辜，因此曹彬所到之处，民众都心悦诚服。太祖得知后，下诏褒奖了他。两川平定后，其他将领昼夜宴饮，纪律松散，部下士卒到处抢夺，蜀人为此特别苦垴。于是顷刻之间，蜀人在全师雄的率领下，拥兵十万，与宋王朝的军队对峙。曹彬与刘光毅率部在新繁击败了对方，蜀地最终才平定下来。战争结束后，许多将领大都夺取美女及金银珠宝，只有曹彬的车厢中全是书籍。等到返回京师，太祖认为曹彬廉洁谨慎，于是封他为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入见太祖，辞让说：“征伐蜀地的将士都违法犯纪了，唯独我受到奖赏，恐怕不能服众。”太祖说：“你有大功，而不夸功，应当受到奖赏，不应该辞让。”

开宝八年(975)，太祖派曹彬与南唐后主李煜作战。曹彬每每延缓进军的速度，希望李煜归服。十一月，曹彬又派人告谕李煜说：“形势发展到今天，所该珍惜的应该是全城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您能归顺宋王朝，这才是上策。”等到城快要被攻克时，曹彬忽然称病，所有的将领前来问候。曹彬说：“我的病并不是药物可以治好的，只要你们诚心诚意地发誓，等到攻克城池的那天，不要滥杀一人，我的病自然就好了。”将领们都焚香为誓，许下了诺言。城池攻陷后，李煜率领他的臣属一百多人请罪，曹彬用宾客之礼加以款待，然后请李煜人宫改换衣装。左右的人悄悄对曹彬说：“李煜入宫后倘若有什么不测，怎么办?”曹彬答道：“李煜素来优柔寡断，既然已经投降了，肯定不会自杀。”李煜及其群臣，也因此得到保全。等到凯旋归来，入见太祖时，只称自己是“奉敕江南干事回”。当初，曹彬统兵攻伐李煜时，太祖许下诺言说等到攻克了李煜，定当封他为使相。副帅潘美庆贺，曹彬说：“不会如此，行军打仗，依靠的是天子的威望，遵循的是祖先的功德，才能成事，我有什么功劳呢?更何况使相是官位的极品!”潘美说：“这怎么说呢?”曹彬说：“太原还没有平定。”及平定李煜还朝后，太祖果然说：“本来应该封你为使相，但太原尚未平定，你稍微等待一下。”

太宗即位后，升曹彬为同平章事。太宗决议要征伐太原，召见曹彬问道：“后周世宗与太祖都亲往前线征战，为什么不能攻克?”曹彬回答道：“世宗时，史彦超在石岭关吃了败仗，军情动摇，因此只能班师回朝；太祖把军队驻扎在草原，刚好碰上多雨，士兵大多生病，所以只好中止。”太宗又说：“我打算征讨太原，您的意见如何?”曹彬答道：“以国家现在的实力，攻打太原这样一座孤城，就像摧枯拉朽一样，有什么不可以的。”太宗于是拿定了主意。太平兴国三年(978)，曹彬随从太宗征伐太原，因有功又加封了侍中的职务。太平兴国八年曹彬，被弥德超诬陷，罢为太平军节度使。十多天后，太宗发觉这是诬陷，所以进封曹彬为鲁国公，对待他更加信用。

咸平二年(999)，曹彬病重，太宗亲往探询，赏赐白金一万两。并问曹彬打算怎样安排后事，曹彬说：“我没有什么事可说，我的两个儿子颇有将才，如果我能举荐的话，他们两人都堪当将领。”太宗又问谁更有才干，他回答说：“曹璨不如曹玮。”这年六月，曹彬逝世。八月，太宗下诏让曹彬与赵普配享太祖庙，以示殊荣。

所以史官评价道：“君子谓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为宋良将第一，岂无意哉?”

“平岭表、定江南、征太原、镇北门”，潘美有何功绩潘美(921～987)，字仲询，大名(今河北大名)人。潘美年轻时曾对同乡人王密说：“后汉将亡，天下有改朝换代的征兆。大丈夫不在这个时候取得功名，获得富贵，碌碌无为与普通人同生死，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开宝三年(970)，太祖征伐岭南，任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进攻富州，刘鋹长派遣将领率兵一万多人前来支援，与潘美相战，潘美大获全胜，乘胜攻克了贺州。这年十月，潘美率部又连续攻克昭、桂、连三州，而西江的各州也先后投降了宋王朝。于是接着进攻韶州。韶州是广州的北门，敌方在此聚集了十多万兵马。潘美挥兵进军，攻占韶州，消灭了敌人几万人。刘钱迫于形势，只好派遣他的大臣王珪前来请求和好，又派遣他的左仆射萧漼、中书舍人卓惟休上表求降。潘美把太祖的旨意告诉了敌人：如果敌方能战，就和他们战到最后；如果不能战，就让他们把守；不能把守，就劝他们投降；不愿投降，就让他们死；他们不死，就让他们逃亡，如果不符合这五个条件，就不要接受敌人其他的请求。

刘鋹只得派遣他的弟弟刘保兴率领士卒抵抗宋王朝的军队，潘美当即率部前往，来到距离广州城一百二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刘鋹拥兵十五万，环绕山谷，坚壁以待。潘美视察军情后，对其他将领说：“敌方使用竹木为栅栏，如果用火攻，对方必然溃乱，然后用精兵左右夹击，肯定会大获全胜。”因此潘美分别派兵几千人，每人手持两把火炬，秘密潜伏在栅栏旁边。等到天黑，一齐点火，火借风势，燃烧得特别旺盛，潘美挥兵急攻，刘鋹长大败，被斩几万人。于是潘美乘胜追击，长驱直入广州，并擒获刘铱，随即送往京师。

开宝七年(974)，太祖商议征讨江南。九月，太祖派遣潘美与刘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又令潘美与曹彬同行，向秦淮方向进军。当时舟楫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潘美就下令说：“我接受诏令，率领几万强将精兵，旗开必胜，怎能被秦淮河水隔而停滞不前呢?”于是挥兵渡河，大败了南唐的军队。接着进逼金陵，李煜在金陵城中布防水、陆兵共计十万，潘美率兵袭击，大败对方。国主李煜感到非常危急，只好派遣徐铉前来请求不要急于攻城，太祖不答应，仍然诏令各方将领进攻，以促使李煜归附朝廷。李煜优柔寡断，潘美和大将曹彬日夜攻城并进，最终平定了南定。

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派遣将领征讨太原，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判太原行府事。平定并州后，接着征伐范阳，任命潘美为幽州行府事。等到班师回朝，太宗又任他兼领三交都部署，留守捍卫北部边境。三交在西北三百里之外，地名叫固军，这里地势险阻，是北部边境的咽喉。潘美派兵偷袭，因此据为宋有。又积粮屯兵于此，从此北部边境得以安宁。

为什么说李沆是“圣相”

李沆(hǎng)(947～1004)，字太初，沼州肥乡(今河北肥乡)人。李沆年少好学，器度宏远，他的父亲李炳曾对人说：“我的这个儿子他日必定能够当上宰相。”太平兴国五年(980)，李沆考中进士甲科，由此走上仕途。

淳化二年(991)，李沆判吏部铨，某日陪侍太宗游宴，太宗对其熟视许久，说：“李沆风度端庄高雅，真有贵人之相!”第二年，便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后因事被罢。真宗即位，又迁其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并于咸平初年(998)，升任宰相。当时契丹侵犯边境，真宗赴边督战，命李沆留守京都，京都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真宗曾询问治理国家的关键，李沆回答说：“不要任用浮薄新进、喜欢生事邀功的人，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真宗又问具体指的是那些人，他说：“像梅询、曾致尧等就是。”

一个傍晚，真宗派使节持手诏告谕李沆，打算立刘氏为贵妃，李沆当使者的面把手诏烧掉，并让使者附带上奏说：“就说微臣李沆以为这件事行不通。”真宗最终取消了立刘氏为贵妃的念头。时间长了，真宗对李沆从来就没有密奏感到特别奇怪，便问李沆：“朝中大臣人人都有密奏，唯独你没有，这是为什么?”李沆回答：“我是宰相，公家的事就以公开讲，哪里用得上密奏?况且作为臣子而有密奏，不是谗臣就是佞臣，我特别憎恶这些人，怎么还能效法他们呢?”

当时，李继迁叛逆已久，实力日渐强大，企图谋取朔方。朝廷内外都认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是必争的战略要地，如果丧失，则周围的郡县都不能保全。真宗很疑惑，于是垂询李沆。李沆说：“李继迁一天不死，则灵州一天不能回归朝廷。倒不如给当地州将发密诏，让军民迁入内地，这样，李继迁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由于议论各异，真宗没有采纳其策，没过多久灵州就陷没了，真宗于是对李沆更加信重。

李沆为宰相时，王旦为参知政事，西北边境战事非常频繁，王旦感叹道：“我们如何才能等到太平，享受优游无事的快乐呢?”李沆说：“稍微有点忧患，可以引起警戒。以后如果四方太平，朝廷未必就没有事了。”后来契丹主动请求和亲，王旦问他怎么样?李沆说：“好是好，然而边患没有了，恐怕皇上的奢侈之心就会产生了。”王旦以为不会如此。李沆又以境内四方的水旱盗贼之事上奏，王旦认为琐细小事不应当烦劳皇上。李沆正色说：“皇上年少，应当知道四方的艰难。要不然，血气方刚，不是留意于声色犬马，就是沉溺于土木、甲兵、祷祠之事。我老了，已看不到这个结局了，但这正是您日后之忧啊。”等到李沆死后，真宗以为契丹已和，西夏献纳款项，于是日渐骄奢，大搞封禅，大营宫殿，而且还起用佞臣王钦若、丁渭等。王旦方才大悟李沆的先见之明，于是叹道：“李沆真是贤圣之人啊!”当时的人也称李沆为“圣相”。

为什么说沈伦为官“清介醇谨”

沈伦(909～987)，字顺宜，开封太康(今河南开封)人。太祖即位，沈伦自宋州观察推官召为户部郎中，奉旨出使吴越，上奏了十多件与民有利的事情，太祖均听纳了。归朝，道经扬、泗两州，恰逢饥荒，郡中长吏对沈伦说：“郡中的军用储粮尚有百多万斛，如果借贷给农民，到秋收后回收新粮，这样，公私都受利，不过，这件事只有由您上奏才行。”入朝，沈伦便把这件事悉数奏上。朝廷官员反对说：“现在以军粮赈济饥民，如果到时候回收不了，谁来承担这个责任呢?”沈伦回答道：“朝廷以军粮济民，必当招来祥瑞之气，导致五谷丰收，哪里还有什么水灾旱灾呢?这件事应当取决于皇上。”太祖当即命令发放军粮，以赈济百姓。

建隆四年(963)，宋王朝征伐蜀国，沈伦被任为随军水陆转运使。蜀平后，大将王全斌、崔彦远进入成都，巧取强夺民家的玉帛子女，沈伦却独居佛寺，只吃素食，有人把珍异奇巧的宝物进献给他，都被他严词拒绝了。还朝，沈伦囊中所有，仅仅是几卷图书而已。太祖知道后，于是贬斥了王全斌等，以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

起初，沈伦居第简陋，但他淡然处之。当时的权贵大多违犯禁市，买来秦、陇间采伐的高大树木，营造自己的私人住宅，筹事情败露后，才向太祖启奏。沈伦因为母亲的缘故，也曾买了这样的木材营建佛寺，于是也向太祖上奏。太祖笑着说：“你哪儿犯禁令了?”又知道沈伦没有营造私第，便派遣中使按照指示，给沈伦营建私宅。沈伦又私下对使者说，但愿规模狭小一点，使者告诉太祖，太祖也就依从了沈伦的意见。

沈伦为官“清介醇谨”，还表现在他担任宰相的时候，如果遇到饥荒岁月，乡闾邻居向他借粮的，都会借给他们，累计超过了千斛，一年后，沈伦却把所有的借券都给焚烧了。

宋太宗为什么说“蒙正气量，我不如”

吕蒙正，字圣功，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吕蒙正以进士第一名的成绩登第。不久，即升迁为都官郎中，人为翰林学士，又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着他讥讽说：“这就是参知政事吗?”蒙正假装没有听到，便走了过去。同僚为蒙正抱不平，于是诘问那位朝士的姓名，蒙正急忙阻止他们说：“假如一旦知道他的姓名，那么终身都不能忘怀，倒不如不知道更好。”当时的人由此都非常佩服他的度量。

李肪罢相，吕蒙正得拜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蒙正为人平和宽简，名望很高，以正道为己任，遇事敢言，讨论时政时，他认为有不妥处，会坚决地宣称不可以，太宗于是赞赏他没有隐讳。赵普作为开国元勋，而蒙正只是后进，二人共同担任相位，赵普也对蒙正颇为推许。

太宗曾经设宴，蒙正侍候左右，太宗对他说：“五代以来，生灵涂炭，当时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太平日子了。而我鞠躬尽瘁，日理万机，达到今天这样的繁盛，于是知道兴衰治乱乃在于人事。”蒙正从席位上站起来说：“皇上所在的地方，各色人马都聚集在这里，因此特别繁盛。但我曾看到都城外不出几里的地方，因为饥寒交迫而死亡的人，实在不少，所以，并不是全国都这么繁盛。还望皇上更多地体察民情，这才是苍生的大幸。”太宗神色忽变，沉默了下来。蒙正却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的席位，同僚都赞叹他直率。

有一次，太宗打算派遣使节出使契丹，诏谕中书挑选人才，吕蒙正推荐了一人，太宗不许。过了几天，太宗连续问了蒙正三次，蒙正三次都以这个人作答。太宗说：“您为什么这样偏执呢?”蒙正回答说：“我并不是偏执，大概是皇上您没有理解我。”接下来吕蒙正又说：“这个人可以出使，其他的人都不及他。我不想用谄媚之道，随便依从皇上您的意愿而耽误国家大事。”同僚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太宗退朝后对左右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于是用蒙正所推荐的那个人出使契丹，果然十分称职。

为什么说温仲舒与寇准并称“温寇”

温仲舒(944～1010)，字秉阳，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太平兴国二年(977)，温仲舒进士及第。端拱三年(989)，被拜工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知三班院。这年秋天，出现彗星，太宗以为不详，于是在别殿召见群臣商议。温仲舒上言，认为这是因为朝廷平定太原以来，战祸连年，黄河以北农桑废弃，而赋税却不断增加，因此民生凋敝，户口锐减。所以温仲舒劝谏太宗推恩保民。太宗深为赞赏，下令罢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赋税。

淳化四年(993)，温仲舒出知秦州。秦州人口杂居，有羌、戎等少数民族，聚居在渭河以南。当时的大洛、小洛门寨出产木质优良的木材，都被这些少数民族所占据。朝廷每年派兵卒到此采伐树木供给京师，都必须先向这些少数民族献纳钱财，即便如此，还是经常遭到抢夺，甚至杀掠，因此成了大患。温仲舒到任后，马上在这些少数民族的关键部位部署兵力，并以恩威诚信告谕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许多部落纷纷献地，归附朝廷。不久，温仲舒又把他们的部落迁移到了渭河以北，并且建立军事基地，以限制他们的扩展。当地的民众很感激他的恩惠，把他绘成画像加以祭祀。

温仲舒为人敏于应酬。少年时与吕蒙正相交很厚，又是同年登第。温仲舒开始时仕途不畅，废弃多年，吕蒙正位居中书，极力引荐他。等到温仲舒被任用后，反而攻击吕蒙正，因此被人鄙薄。又因为温仲舒自从被拜右正言开始，到两度出任枢密使止，都与寇准同进，所以被当时的人并称为“温寇”。

为什么说陈恕是“宋人能吏之首”

陈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今江西南昌)人。太平兴国二年(977)进士，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洪州。陈恕以洪州为自己家乡推辞。改任澧州。澧州自从唐末以来，都为节度藩镇共同管辖，当地官吏因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混乱，而大多作奸犯科，违法乱纪。陈恕到任后，除掉了这积淀已久的种种弊端，郡中的人都称他英明果决，因此以吏才闻于当时。后被召为河北东路营田制置使，太宗问他有关农战的情况，陈恕回答道：“古代的士兵都出自农民，没有敌人就耕田，有敌人来了就作战。现在的士兵都来自于招募，衣食供给都来自官府，如果让他们既要抵抗敌人，又要耕种田地，万一有什么变化，那就后悔莫及了。”太宗于是打消了让士兵耕作的念头。不久，陈恕知代州，入判吏部选事，拜盐铁使。陈恕很有计谋，将以前的弊病统统去掉，太宗非常器重他，在宫殿的柱壁亲笔题词“真盐铁陈恕”。随即被迁升为给事中、参知政事。

几个月以后，太宗与陈恕谈论，提到了户部使樊知古玩忽职守，不能完成本职工作。陈恕与樊知古交好，因此在聊天的时候，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樊知古，想让其严格履行他的职责。樊知古却向太宗陈诉，太宗知道是陈恕泄露了机密，盛怒之下，罢免了陈恕的官职，并出贬江陵府。在江陵府，陈恕大力揭发当地贪官污吏，而且流放、罢免了气节相当恶劣者，江陵府因此得到大治。

淳化四年(933)，太宗听从魏羽、段惟一的请求，把三司分为十道，召陈恕为工部侍郎，充总计使，判左右计事，所有事务都令陈恕参预。陈恕认为这些部门过于庞杂，政令不能统一，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因此极力上言太宗。实践一年多后，果然证明陈恕的看法是正确的，太宗只好停罢了把三司分为十道的做法。真宗即位，加封陈恕户部侍郎，命他尽快把府库中有关钱物的数目呈交上去，陈恕却久不进献，真宗多次催促他，陈恕才加以进献，并对真宗解释说：“皇上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实，担心会让您产生奢侈之心，我因此不敢进献。”真宗听后，对陈恕颇为嘉赏。

陈恕精通历史，颇识典故，精于吏治，并且为政深刻，别人不敢私下求他帮忙。他前后掌管国家的经济权柄十多年，忠于职守，强力干事，同僚畏服，有称职的美誉，因此被前史官人评为“宋人能吏之首”。

“杨无敌”说的是谁杨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年少时倜傥任侠，善于骑射，喜欢打猎，所获猎物常常是同伴的数倍。他曾经对同伴说：“我将来为将用兵，也会像老鹰、猎犬追击兔子、野鸡一样。”二十岁时事奉刘崇，被任为保卫指挥使，以骁勇闻于当时。被升迁为建雄军节度使，又屡立战功，所向披靡，因此被称为“无敌”。

宋太宗征伐太原，很早就听说他的威名，打算用高价聘求他。不久，太原陷入危险境地，杨业劝谏他的主帅继元投降，以免生灵涂炭。继元投降后，太宗立即派人召见杨业。入见后，太宗特别高兴，任命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太宗以杨业素来熟悉边境事务，因此又迁升他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有一次，契丹派兵侵入雁门关，杨业带领几千骑兵从西陉出发，沿着小路来到雁门关北边的关口，从背后猛击契丹兵卒，契丹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杨业因为战功又被升为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从此以后，契丹只要望见杨业的旌旗，就会主动引退。戍边的主要将领大多忌妒他，有的甚至暗地里向太宗上疏指斥杨业的不是，太宗看后都不予理睬，把它们封好后一同交付给杨业本人。

雍熙三年(986)，宋王朝大举北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杨业为潘美的副将，又以王侁、刘文裕率兵加以接济。各路军马相继攻下了云、应、寰、朔四州。不久，太宗下诏让四州的民众内迁，并令潘美等用军队护送。当时，契丹的国母萧氏，与大臣耶律汉宁等率兵十多万，再次攻陷了寰州。杨业于是对主帅潘美等说：“现在辽军气势很盛，应该避其锋锐。朝廷只是命令争取这几个州郡的民众，只要领兵从大石路出来，先派人秘密地告诉云州、朔州的守将，等到大军离开代州的时候，让云州的民众先出来。然后我们的军队进驻应州，契丹肯定会来阻挡，这样便可让朔州的民众出城。之后我们的军队直奔石碣谷，并派遣一千多名弓箭手守住谷口，用骑兵从中路支援，这样，三州的民众，便可万无一失了。”王优当即反对说：“率领几万精兵而如此惧怕敌人，肯定会遭人笑话，倒不如从雁门关的北川直接向敌方发动进攻。”刘文裕对王侁的意见表示赞同。杨业坚持认为这样不可以。王优便挑衅地说：“您向来被称为无敌，现在看见敌人气势嚣张，您却逗留不战，是不是有反叛之心呢?”杨业迫不得已，只好违背自己的意愿，主动请缨，担任前锋。将要出征的时候，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次出战肯定会不利，不过既然各位将领都以为我是贪生怕死而避让敌人，那么我就请求担任先锋，以表达我对朝廷的忠心。”接着又指着陈家谷口说：“您和各位将领应当在那个地方部署步兵和弓箭手，作为支援，等到我转战到这个地方，您就下令夹击敌人而营救我们，否则，我方将会全军覆没。”

潘美和王优于是率领士兵部署在陈家谷口。过了几个时辰，王倪派人登上托逻台瞭望，契丹佯装败走，王优想争战功，随即率领部下离开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于是也令部队沿着灰河的西南方向行进了二十里。顷刻，王倪听说杨业战败，马上又挥兵逃遁。杨业孤军奋战，从中午战到傍晚，果然来到陈家谷口。杨业一看谷口空荡无人，抚膺大哭。只好率领部下再次全力出击，在自己身上有几十处伤口，士卒将尽的情况下，杨业还亲手杀了百来个敌人。后来，因为战马遭受重伤，不能前进而被敌人俘获，杨业的儿子延玉也英勇战死。杨业于是叹息说：“我为奸臣所追，以致战败，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呢?”因此绝食三天而死。杨业死后，太宗深为痛惜，并下诏褒奖。王优、刘文裕则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杨业为将忠烈武勇，颇有智谋，又能和士卒同甘苦，所以深受部下的爱戴。朔州战败后，他的部下还残存一百多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和我一同战死也于事无补，倒不如各自逃命去吧。”部下泪流沾襟，却没有一个肯离去，因此没有一个生还的人。

第四十六章

宋太宗为什么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寇准(961～1023)，字平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寇准年少英迈，通晓《春秋》三传，十九岁中进士第。太宗取士有一个习惯，中进士者必须当面考核，年纪太小的人往往会被斥退。寇准进士及第前，有人便教寇准增加年龄，寇准愤怒地说：“我正处进取之际，怎么能够欺君罔上呢?”中第后，被太宗授为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不久，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寇准曾在宫殿中上奏陈事，言语不合太宗的旨意，太宗愤怒地站了起来，寇准拉住太宗的龙袍，让太宗重新坐了下来，事情解决了，才让太宗离去。太宗事后非常嘉赏他，曾对左右说：“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991)春天，大闹旱灾，太宗召见近臣谈论时政得失，其他大臣都认为这是天命，唯独寇准认为这是刑罚不公平导致的。太宗极为生气，拂袖进入禁宫。顷刻，又召见寇准问其不平具体表现在哪里?寇准说：“陛下如果把二府之官召来，我便把这件事说出来。”太宗即令二府官员王沔入殿，寇准于是说：“不久前祖吉、王淮都违法受贿，祖吉受贿少而被诛，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的弟弟，受贿至千万，只是杖打一顿，仍然恢复了他的官职，这难道还公平吗?”太宗责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因此太宗知道寇准可以大用。随即便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同知院事。

寇准与张逊一向不和。有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同行，在路上碰到一位狂夫高呼寇准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相友善，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张逊，张逊立即向太宗禀奏。寇准让温仲舒作证，张逊则让王宾启奏，争执特别激烈，互揭短处，太宗发怒，贬谪了张逊，寇准也罢知青州。太宗素来器重寇准，寇准外任后，太宗颇为想念，常常郁郁不乐，曾对左右说：“寇准在青州还好吗?”左右回答道：“青州是一个好地方，应该不会很苦。”过了几天，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左右揣知太宗想召还寇准，于是对太宗说：“陛下时刻不忘寇准，听说寇准每天纵酒，不知是否也在想念陛下?”太宗不语。第二年，仍拜寇准为参知政事。

至道元年(995)，太宗又加封寇准给事中。当时太宗在位已经很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君，太宗颇为恼火，把冯拯贬斥到岭南，朝廷内外再也没有谁敢议论这事。寇准刚从青州召还，入见太宗，太宗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寇准：“我的诸多儿子中到底哪一位可以继承皇位?”寇准回答道：“陛下为天下选择未来的君主，与妇人、宦官谋议，这不可以；与亲信的大臣谋议，也不可以；这件事只有陛下您自己单独决定。”太宗沉思了许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襄王可以吗?”寇准说：“知子莫如父，陛下既然认为可以，愿立即决定。”太宗于是立襄王为皇太子。庙祭回来的路上，京师的人们夹道欢庆，说：“真是少年天子。”太宗听后不高兴，召见寇准说：“人心忽然之间全都归属太子，我将处于怎样的位置?”寇准称贺道：“这才是国家的福祉。”太宗才高兴起来。

至道二年(996)，太宗在南郊祭天，朝廷内外的官员都得加官晋爵。寇准平时看中的官员，大多得到了请要的官职。冯拯愤怒，上奏太宗寇准擅权专任，又上陈岭南官吏升迁不平的事实。广东转运使康戬也上言说吕端、张洎、李昌龄都是寇准引荐，因此寇准得以胡作非为，败乱朝政。太宗于是引见寇准，并说到冯拯的上奏，寇准自我辩解。太宗说：“如果是廷辩，那么你便有失执政的大体。”寇准仍然力争不已，又拿了中书省的判决来到太宗面前，太宗更加不高兴，因而叹道：“鼠雀都能知道人的意思，何况是人呢?”因此谪寇准知邓州。

为什么说丁谓“几败国家”

丁谓(966～1037)，字谓之，苏州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丁谓年少时与孙何友善一同拿着文章去拜谒当时的文坛盟主王禹偁，王禹偁大为惊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间始有此作。所以当时人将他与孙何并称“孙丁”。淳化三年(992)，丁谓登进士甲科，被任为大理评事、通判饶州。景德五年(1008)，丁谓因防河有功，被封为权三司使，掌管财政大权。

大中祥符初(1008)，真宗商议封禅泰山，未作出决定，真宗问丁谓经费是否够用，丁谓回答说有余，因此封禅之事得以最终确定。接着，真宗又准备修建玉清昭应宫，以存放“天书”。对此，许多官员上谏反对。真宗召见丁谓询问，丁谓说：“陛下拥有天下之富，建筑一宫侍奉上帝，用来祈祷陛下的后代。如果群臣中还有谁反对，就这样回答他。”宰相王旦秘密上疏劝谏，真宗如法回答，王旦再也不敢议论了。后来，祭祀汾阴，修建会灵观，再建景灵宫等，丁谓都担任了主要的角色，浪费了不少朝廷的财政开支。

真宗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事罢相，寇准再次入相。丁渭本来是寇准的门生，这时已当上参知政事，并且事奉寇准非常谨慎。有一次，同僚会餐，羹汤沾到了寇准的胡须上，丁谓立刻起身，来到寇准跟前仔细地把它擦干净。寇准很厌恶他的为人，便讥笑他说：“参知政事是朝廷的重臣，怎么能够为上司擦胡须呢?”丁谓因此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天禧四年(1120)，寇准欲以太子监国，由于计划不太周密，被丁谓等告发寇准试图谋反，寇准因此被贬到岭南，丁谓最终爬上宰相的位置。

仁宗即位，丁谓又进封司徒兼侍中，为山陵使，寇准被再贬，并且凡与寇准友善的官僚，丁谓把他们全都逐出。由于仁宗年幼，政事大多取决于刘太后。丁谓于是私下勾结内侍雷允恭。这样，翰林学士拟订的制诰，雷允恭都先让丁谓过目，然后才进见。因此，二人狼狈为奸，肆无忌惮。随后，雷允恭为山陵都监，负责真宗陵殿修建，但因择地不当而受罪。丁谓极力庇护雷允恭，为刘太后所知，刘太后便与仁宗在承明殿召见大臣冯拯、曹利用等，并对他们说：“丁谓身为宰相，却与宦官交结。况且，丁谓以前依附雷允恭奏事，都说他与你们议定，因此奏章都得以批准。更为罪不可赦的是，负责营建真宗的陵殿，却擅自迁移地方，差点误了大事。”冯拯等上奏说幸亏太后与陛下发觉了丁谓等的奸邪之状，这真是国家的福祉，于是贬降丁谓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不久，丁谓作奸犯科的旧事一一败露，因此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因为丁谓而受牵连的官僚自参知政事任中正以下有十多人。

不过，丁谓为人机敏，有智谋，记忆力超人，几千字的文章，均能过目不忘。而且喜欢做诗为文，至于绘画、下棋、博戏、音乐等，无不精通。但是他的才智不用于正道，而是勾结小人，残害忠良，贪财贪权，贻误国家，所以史官评价他说：“党恶丑正，几败国家，(丁)谓其尤者哉。”

“鱼头参政”谓谁鲁宗道鲁宗道(966～1029)，字贯之，亳州谯(今安徽亳县)人。年少丧父，寄养于外公家，他的几个舅舅都是习武之人，因此对鲁宗道颇为轻视。鲁宗道更加发奋读书，进士及第后，被任为濠州定远尉，调为海盐县令。海盐县的东南原来有港口，引导海水到城邑之下，年久岁深，港口被泥沙堵塞，失去了功效，鲁宗道因此征发县里的壮丁疏理，不久就完工了，人们得到了极大便利，而这个港口则被改名为“鲁公浦”。天禧元年(1017)，擢为右正言。鲁宗道利用职务之便，对朝廷大事多有议论，真宗对他颇为厌烦。一天，真宗召见他，他乘机上言道：“陛下用我，难道只是想猎取纳谏的虚名吗?我自己对尸位素餐感到羞耻，还是请您罢免了我吧。”真宗对他安抚了许久。过了一段日子，在宫殿的墙壁上写下了“鲁直”的字样。随即授鲁宗道为户部员外郎兼右谕德。

仁宗即位后，迁鲁宗道为户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判吏部流内铨。他在任内精简办公程序，严厉惩罚为非作歹的官吏。当时，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问鲁宗道说：“你认为唐代武后与高宗相比，谁更有能耐?”鲁宗道回答道：“武后是唐代的罪人，差不多断送了国家社稷。”章献太后沉默了许久。这时又有官员请为刘太后家立七庙，章献太后向辅臣征询意见，没有谁敢回答。鲁宗道站了出来，说：“如果为刘太后家立七庙，那么皇上又该如何处置呢?”章献太后觉得有道理，于是接纳了鲁宗道的意见。

仁宗在朝时，朝廷的高级官员多让自己的孩子在馆阁读书，鲁宗道不平地说：“馆阁应该培育天下英才，岂能只是纨袴子弟独受恩泽的地方。”枢密使曹利用此时恃权骄横，鲁宗道在仁宗面前屡屡指摘他。因此，皇帝国戚及朝廷高级官僚都很害怕他，把他视为“鱼头参政”，这是从他的姓中取得，而且还包含了他为官言事就像鱼头一样鲠直的含义。

鲁宗道为人刚正，嫉恶少容，遇事敢言，不拘小节。这还表现在他担任谕德时，有一次曾微服在外边的酒店饮酒，真宗有急事召见他，使者到他家等了许久，鲁宗道才从酒店回来。使者把情况告诉他后，又对他说：“如果真宗怪罪下来，我将如何回答?”鲁宗道对使者说：“你就实话实说。”使者又疑惑地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您又当获罪。”鲁宗道又说：“饮酒是人之常情，而欺君却是滔天大罪。”真宗果然责问使者，使者就原原本本按照鲁宗道所说的做了回答。真宗又诘问鲁宗道，鲁宗道谢罪道：“有朋友从乡下赶来，我家贫困，没有酒食款待他，因此就请他去酒店了。”真宗因此认为他忠实，可以大用，曾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后来，太后临朝执政，鲁宗道因此被委以重任。

为什么说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蔡齐(988～1039)，字子思，祖籍洛阳(今河南洛阳)。蔡齐以状元及第，真宗见他风神俊伟，举止端庄，于是对宰相寇准说状元得人。仁宗朝，蔡齐被召为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章献太后死后，留下遗嘱让杨太妃为皇太后，与仁宗共同裁定军国大事。朝廷百官都前往祝贺，唯独蔡齐让御史台的官员不要跟随而去，并且亲自去见宰相说：“陛下正值年富力强，周知天下情伪，如今刚刚亲自执掌政事，怎能让后妃们又相继称制执政呢?”于是否决了让杨太妃参预执政的遗嘱。这就是史官所说的蔡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

“神将”说的是谁高继勋(958～1035)，字绍先，祖籍燕(今北京)。高琼不仅晓达军政，而且善于教子，他的儿子高继勋、高继宣、高继忠等在当时都很有名气，以高继勋最为有名。咸平三年(1000)，王均在益州叛乱，高继勋以崇仪副使为益州兵马都监，提举西川诸州军巡检公事。招安使雷有终给高继勋分兵五百，让他进攻城东的二处大门，适逢叛贼进攻弥牟寨，高继勋引兵出战，在嘉州大败了敌方。雷有终又给继勋增派精兵再次进攻这二处大门，顷刻攻破，在城上飘扬起官兵的旗帜。雷有终于是领兵向天长门进发，王均派兵抵抗。战斗到傍晚时分，雷有终打算让军队稍为修整一下，高继勋进言道：“敌方气势窘迫，应该火速进攻，才不会丧失战机。”便亲自率领骑兵与敌方激战，高继勋身上多处负伤，鲜血流满了铠甲，战马也战死了，但他更换战马后又继续驰入敌阵，奋勇杀敌。这时，人内都知秦翰前来支援，敌军只好退保子城。当天夜间，敌军想趁机逃遁，被高继勋探知，设计全歼了在逃的敌军。

后来，高继勋徙屯岢岚军。契丹聚兵五万驻屯草城川，高继勋登高探望后，对军使贾宗说：“对方军队数量虽然众多，但战阵混乱，缺乏战斗力。我方士兵虽少，但可以以奇取胜。依据我的意见，先在山下埋伏士兵，敌方见我方势单力薄，必会急速进攻。我引诱他们向南行进，等到时机成熟，你们乘势前后夹击，敌军肯定大溃。”契丹军队果如高继勋所料，当被引诱到寒光岭的时候，宋军全力出击，契丹军队首尾不顾，死伤人数达一万多，余众只得狼狈逃窜。

高继勋性格谦让，胸有谋略，善于抚恤和驾驭部下，每战必胜。他在蜀地之时颇有威名，被当地人号为“神将”。

为什么尹洙说狄青是“良将才”

狄青(1008～1057)，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初，赵元昊反叛朝廷，仁宋下诏挑选士卒守边，并任狄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当时的边将多次为叛军所败，所以守边士卒都很畏怯。狄青到任后，在四年之内，经过大小战役二十五次，攻破了金汤城、宥州等地，剿灭了咙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少数民族。又在桥子谷修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等城堡，于是控扼了边境的要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狄青每次出战，都是披头散发，带上铜面具，在敌阵当中来往穿梭，所向披靡，敌军没有能够抵挡的。

尹洙为经略判官时，狄青曾与他会面，二人在谈到军事战略时，尹洙连连称善，于是把狄青推荐给韩琦、范仲淹，并对他们说：“狄青是一名难得的良将”。韩琦、范仲淹见到狄青后，都颇为惊奇，对狄青特别照顾。范仲淹把《左氏春秋》赠送给他，并告诫他说：“为将不知古今，只是匹夫之勇罢了”。狄青因此折节读书，对秦、汉以来的将帅兵法都很精熟，他的名气也就更加显著了。

宋代的军队有个规矩，士兵入伍之前都要在脸上刺字，以防他们逃跑，狄青出身行伍，当然也不例外，十多年后，狄青脸上的刺字仍然清晰可辨。这时，由于战功显赫，宋仁宗亲自赐药要狄青除去脸上的刺字，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功提拔我，不注重门第，我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因为这脸上的刺字，我愿意保留下来，以激励士卒”。宋仁宗因此升他为枢密副使。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少数民族发动起义，在侬智高的率领下，攻陷邕州，又攻破沿江的九个州郡，进而包围广州，岭外一片战乱，狄青于是上表请战。起初，大将蒋偕、张忠都冒险轻进，为义军所杀，因此士气不振。狄青便告诫各路将领听自己指挥，不要轻易与义军发动正面战斗。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没有赶到，就率领八千步兵先行讨伐，在昆关惨败；殿直袁用等都落荒而逃。事后，狄青把陈曙、袁用等三十人按军法问斩，所以军中的纪律得以整肃。然后命令部下休整十天，得到侦探的消息后，狄青率领骑兵，出其不意，大败义军，追奔五十里，斩首几千人，生擒五百多人，招降七千二百个曾为依智高所胁迫的士兵，对他们进行了安抚。当时，义军的死尸中有个穿着金龙衣的，大家都认为侬智高已死，打算上奏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这其中不是有诈呢?宁可相信侬智高逃掉，也不能欺骗朝廷以贪功受赏”。仁宗称赏他的功勋，因此拜他为枢密使。

狄青为人谨慎寡言，带兵打仗，赏罚分明，又能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所以士卒争相为他效劳。而且，狄青喜欢把军功推给别人。开始，与孙沔讨伐侬智高，谋略都出自狄青，等到义军平定后，他却把这些功劳归结给孙沔。孙沔原先只赞叹他勇敢，这时才佩服他的为人，认为自己远远不如狄青。尹洙因事被贬死后，狄青便全力救济他的家人，以报答尹洙的知遇之恩。

宋天子为什么说“詠在蜀，吾无西顾之忧”

张詠(946～1015)，字复之，濮州鄄城(今山东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980)，张詠进士及第，被授为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后出知益州，适逢李顺在西蜀发动农民起义，王继恩、上官正领兵征讨，故意拖延不进。张詠便激将上官正，劝勉他亲自率兵出击，又设盛宴为他饯行。喝酒喝到正浓的时候，张谅突然举起酒杯对军校们说：“你们蒙受朝廷厚恩，绝对不能推卸责任，这次出行，你们必须直捣义军的城堡，平定叛乱。如果久无战功，这便是你们死的地方。”上官正听了张谅这番指桑骂槐的话后，才决定深入叛军阵地，最后果然取得了胜利。王继恩由于驭下无方，他的部下经常有出城逃跑的，巡逻的官吏抓获这些逃跑的士兵，把他们交给张谅，为了免除与主帅王继恩产生矛盾，尽快地平息农民的起义，张詠当即把这些逃跑的士兵投入一口枯井，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这时，李顺的起义得到了许多农民的响应，张詠又令人四处发放文书，告谕老百姓归田耕作，不要为害作乱。而且，由于战乱频繁，谣言随之四起，当时就有人讹传，有一个白头老翁在中午过后，就会出来吃人家的小孩，因此益州一郡都处在紧张害怕当中，一到傍晚，路上就再也不见人影。不久，张谅把制造谣言的人缉拿归案，严刑处置后，民众的生活才逐渐平息下来。张詠为政，恩威并用，所以蜀民都很敬畏和爱戴他。

真宗即位，张谅被加封为左谏议大夫。咸平二年(999)，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杭州头年粮食欠收，老百姓大多私自贩卖食盐来获取口粮，这些违反朝廷政令的人，被当地官府抓获了几百人，张詠放宽了对他们的处罚，把他们全放走了。下官疑惑地对他说，如果不严厉地处罚他们，恐怕无法禁止这类事件的再发生。张谅说：“钱塘郡十多万户人家，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占据了十分之八、九，如果不用卖盐所获的利润养活他们，一旦发动起义，那么祸患就更大了。等到秋天粮食收获后，再加以禁止。”随后，有一农民家的儿子与他的姐夫因为家财的分配问题而分别上诉。姐夫说岳父临终的时候，妻子的弟弟才三岁，因此让自己来掌管他家的财产，并且写了遗书，今后把财产的十分之三分给弟弟，十分之七留给自己。张詠看了遗书之后，说：“你妻子的父亲，是一位聪明人，因为儿子还小，所以托你抚养。如果把十分之七的财产留给儿子，那么他的儿子肯定已经死在你的手下了。”于是命令把财产的十分之七判决给儿子，把余下的十分之三判决给女婿，当时的人们都佩服他的明断。

咸平五年(1002)，马知节从益州迁往延州，朝廷选择可以取代马知节的官吏。真宗认为张谅以前在西蜀政绩颇佳，因此又命他担任益州知州，还加封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碰巧转运使黄观上言褒美张谅的政绩，又派谢涛巡抚西蜀，真宗于是让他告谕张谅说：“得卿在蜀，吾无西顾之忧矣。”

“东州逸党”是怎么来的“东州逸党”指的是北宋初期活动于京东路诸州、军、监(今河南商丘、江苏徐州、宿迁等地区)的一个文人团体和文学流派。这些文人旷达豪放、任情不羁、经常交游，时称“东州逸党”。代表人物有范讽、张炎、石介、李冠、徐追等。“东州逸党”之名，最早见于宋代颜太初的一首长篇五言诗《东州逸党》，诗中对这个文学团体进行了讽刺和鞭挞。

这些文人之所以被称为“逸党人物”，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整日交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另外，认为这些人目无礼法、妄自尊大、行为放浪、创作粗俗、言不由衷，非但无益于世，而且有违道统。实际上，这些看法是极为偏颇的，这个诗人群体在当时应该是一个进步的诗人群体，他们大多官位不高(除范讽之外)，但关心国计民生。他们性情大都旷达奔放、不拘细节、“喜豪放剧饮”不顾流俗。据说，有一次石延年、刘潜在京城酒楼对饮，京师王氏正好路过，上酒楼见二位豪饮，甚为诧异，而石、刘二人旁无他人，依旧谈笑风生，第二日便传出了酒楼二酒仙的佳话。这些诗人大多是山东省人，并且彼此关系密切。范讽是这个文人团体的代表人物，范讽年轻有为，做官很有政绩，不仅体恤百姓，还敢于谏言，不畏权要。在他知青州时，青州发生灾荒，他大胆发放前帝相王曾家中数千斛粮食以济灾民。他曾弹劾皇亲贵族、朝廷重臣钱惟演，认为他有不法之事，应当降官。仁宗不听，范讽于是恳请皇帝说：“如果皇帝您不听劝谏，我自己宁可辞官。”仁宗最终降职钱惟演。

逸党人物在当时豪放不羁、不顾流俗，极不合时宜，因此受到了一些保守派、卫道者的嘲讽和鞭挞，他们用“东州逸党”的称谓来贬低这些文人。“东州逸党”也就由此而来。

杨亿“首以词章擅天下，为时所宗”

大宋统一王朝建立之初，在诗坛上影响很大的是称之为西昆体的一个诗歌流派，杨亿就是这个诗派的领袖人物。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传说杨亿快要出生的时候，他身为县令的祖父，做梦梦见一个道士，道士告诉杨亿的祖父他是来谒拜的。没过几日，杨亿就出生了，奇怪的是婴儿的身上长满了毛，并且很长。过了几个月，就自然脱落了。小时候，杨亿就能说会道，母亲教他经诗，立刻便能诵背如流。十一岁的时候，杨亿的才识已被皇帝所闻，皇帝派江南转运使张去华去考查杨亿的学识，张去华将杨亿送到都城，出诗赋五篇，杨亿下笔即成。宋太宗对杨亿的才华赞叹不已，杨亿也由此步入仕途。

景德年间，杨亿和一大批馆阁文人奉旨编修《册府元龟》，他们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吟诗酬唱。三年之后，修书完成，这些空暇时的诗作也由杨亿汇聚成集，并取名《西昆酬唱集》。此集一出，轰动了当时诗坛，这种含蓄、绵缈富丽的诗风令时人耳目一新。于是，西昆诗大为盛行，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杨亿作为西昆体的领袖诗人，他的诗作在这些文人雅士中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多数作品描写的是他们优越的生活和日常琐事，缺少真情实感、内容空洞，但西昆诗的艺术成就却是相当大的。杨亿主要师法李商隐，得其形而未得其神。如语言含蓄婉约、好用典故、诗词充满了香艳之感；笔法非常细腻，特别在描写物品上，在形式上达到了纯美之境。杨亿也写过一些咏史诗，借古喻今，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如他的《汉武》诗，就是借汉武帝用尽方法寻求长生术，终究徒劳无益，难免一死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真宗求仙活动进行了讽喻。

杨亿在宋初的文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所作的诗、词、文章被当时人纷纷传诵，竞相摹仿，而且西昆体对后来的宋代诗、词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说李迪是“贤相”

李迪(971～1047)，字复古，濮州(今山东鄄州)人。真宗、仁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两度被罢。李迪为相正直敢言，不为利害祸福所动，与丁谓之徒势不两立，是宋初被人称颂的贤相之一。

当初，李迪步入仕途不久，真宗常常听说亳州盗贼猖獗，就命令李迪知毫州。到任之后，李迪明察暗访，摸清了敌情，又派遣骁勇善战的士兵擒贼，抓住盗贼之后，并斩首示众。不久，就平息了盗贼，亳州又是一片祥和、安宁之地了。李迪也曾多次劝谏真宗，有一次，真宗要在蝗旱的大灾之年大兴土木，李迪当面力谏，陈述利弊，真宗深深地信服了。还有一次，驻守陕西的边帅曹玮上疏，请求朝廷增兵固防，朝廷不同意增兵，他就辞了官职。真宗认为曹玮很懦怯，就问李迪：“有没有人可以代替曹玮?”李迪对陕西的驻兵和储粮情况十分熟悉，他给皇帝分析了当时的战势，又力陈曹玮谋略有余，非胆小之辈，并预言曹玮日后定能在边关大捷。皇帝觉得李迪言之有理，就向陕西增兵。后来，果如其言，曹玮打了胜仗。

李迪因与丁谓素来结怨而遭受排挤、迫害。虽然如此，他在皇帝面前仍旧据理力争，鞭挞丁谓擅权弄术，但皇帝听信谗言只将其贬至郓州。仁宗即位后，太后垂帘听政，丁谓得势，派人暗地里迫害李迪，几近致死。后来，王曾为相，丁谓垮台，李迪再次被起用。后又被吕夷简排挤陷害，再次罢相，贬官亳州。

元吴攻打延州时，宋军损失极为惨重，李迪请战，但仁宗不同意。李迪报国无门，积郁成疾，辞官告退，庆历七年(1047)，他病逝家中。皇帝亲自为他篆碑：“遗直之碑”。

为什么说杜衍有“大臣之概”

宋真宗、仁宗时期，贤相辈出，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四人皆为当时贤相。

杜衍(928～1057)，字世昌，山阴(浙江绍兴)人。祥符元年进士，初任平遥、乾州的地方官，很有政绩。离任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边境，无奈地感慨道：“为什么要夺走我们的好太守啊?”后来，他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提点河东路刑狱，依据事实平复了许多冤案。有一次，章献太后派遣使者安抚淮南，使者返回宫中后，章献太后先问杜衍的情况，使者把他的政绩报告给太后，太后听到后感叹地说道：“我知道这些已很久了。”

契丹与元吴在黄河之外交战，范仲淹安抚河东，欲要带兵跟从。杜衍认为不必带兵，他说：“契丹和元昊两国交战，肯定不会来侵扰我们的，我们的军队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妥。”范仲淹在皇帝面前，坚持己见，诋毁杜衍，而有大臣之概的杜衍并未因此与范仲淹结怨。

契丹人刘三嘏潜逃到朝廷避罪。很多大臣建议留下他并厚待他，以追问契丹的事情，连当时的谏官欧阳修也请求留下刘三嘏。皇帝征求杜衍的意见，杜衍缓缓地说：“中国历来以信守誓约而闻名天下，如果自己违背誓约，接纳叛国逃亡的人，这样不但毁了我们的名誉，并且这对朝廷是很不利的啊!何况刘三嘏还是契丹的近亲，他在此安身，定会招惹麻烦，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早早遣送回契丹吧。”皇帝听从了杜衍的建议，将刘三嘏遣送回契丹。

杜衍为相，十分清廉，私产极少。他辞官后在南都居住了十几年，屋子十分简陋，出入随从仅仅有十几个人，他穿着也非常简朴，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说晏殊为相“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

大宋景德年间，江西临川出现了一位才识非凡的“神童”晏殊。

晏殊(991～1055)，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谥号“元献”，人们称他“晏元献”。仁宗时期，他曾数度出任宰相，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少年得志的宰相之一。

晏殊小时候聪慧过人，七岁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真宗景德元年(1004)，当时任宰相的张知白安抚江南，发现了少年博学的晏殊，并且以神童的身份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真宗殿取进士，小晏殊气度不凡、文章高妙、品性淳直，颇得真宗赏识，赐进士出身，伴在真宗身边。晏殊日益受到真宗的眷注，小小年纪便身居高位，担任要职。据说，真宗每当有头痛之事，就写在一块小纸上请教于他，足以看出真宗对他的器重。

晏殊不但自己做官，而且极喜荐拔人物，他所举者之人大多成就非凡，也证明了晏殊独具慧眼、善识贤才。

仁宗天圣五年，晏殊因用笏板击落随从牙齿，被贬官知宣州(今河南商丘)。到位之后，他大力兴办学校，还请了范仲淹教授学生。过了没多久，朝廷又将他召回做官，由于他很看重范仲淹的才识，就向朝廷举荐了范仲淹，范仲淹的仕途也由此开始，最终成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北宋名相、一世之师。

晏殊一生喜荐拔人物，特别是他任宰相时期，更是利用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的有利身份，广揽天下有识之士，热情举荐、提携天下贤士，乐善不倦。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富弼、欧阳修、韩琦……都得到了晏殊的大力提携。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成了他的女婿。他们人人都成就非凡，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当时被皇帝所倚重的贤相、名臣，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代文宗。仁宗对晏殊广揽贤士也十分高兴，认为人才会聚，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一些小人却妒忌晏殊，攻击他“胶固乱党”、“布满要路”。有一次，晏殊想提拔欧阳修做河北都转运，刚刚上奏皇帝，就遭到了谏官的反驳，他们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其实是害怕欧阳修担任要职，对他们不利。结果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欧阳修出任之事未被皇帝允许。

尽管在举荐、提拔人物时，屡遭挫败，但晏殊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关键人物，因为新政重要人物的任用、提拔都与晏殊有很大的关系。一时间，天下名士会聚，聚合成了一股强劲的进步的政治势力，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晏殊一生好贤，提携贤良众多，遍布台阁。欧阳修在为他写挽辞时道：“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

宋仁宗时，韩琦为什么能“名重一时”

韩琦(1007～1075)，字稚圭，相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年间进士。仁宗时，任枢密副使、按抚使、枢密使等职，封仪国公。英宗即位后，封魏国公。神宗时，又官拜司空兼侍中。韩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在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韩琦以学士身份亲临边疆处理事务，年纪刚刚三十，天下之人都尊称他为“韩公”。他曾经与范仲淹共事，商讨防御西夏入侵的计策，时称“韩范”。在仁宗朝，为朝廷做了许多事，因而“名重一时”。

韩琦在任右司谏期间，敢于说话，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宰相王曾说韩琦的谏言“切而不迂”，是说韩琦的话恳切而不迂腐。韩琦听到王曾的话后，更加自信。当时益、利两地闹饥荒，韩琦以体量安抚使的身份前去慰问，驱除贪官污吏，淘汰多余官员几百人，使一百九十万的饥民存活下来。

此后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夏竦为副手。元吴谋反，占领了镇戍。韩琦在自己比较了解西北边境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攻守两个方案，并上奏朝廷。仁宗看过之后准备启用进攻策略，而许多大臣都不赞同。这时韩琦说：“元昊即使倾尽西夏一国之力，也只不过四五万人。如果我们让宋军分路进攻，说不定会碰上强敌，到时会因兵力不支而败。倘若所有的军队一起行进，趁着敌人攻城胜利之后存在的骄傲轻敌的心理，一鼓作气，一定能够大败西夏军。”于是朝廷就下诏令驻扎在鄜延、泾原的宋军一同出征。过了不久，元昊请求和解。细心的韩琦说：“没有盟约就来求和，这其中一定有诈。”就下令所有将士戒严，不可掉以轻心，西夏军果然在山外进犯。韩琦将军队交给大将任福，并命令他从怀远城出发到德胜寨，从敌军后方攻击敌人。如果不能战胜，就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埋伏下来，切断敌军退路。任福临出发时，韩琦告诫再三，后来又传送檄文重申约定，说如有违背，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杀头。但是在两兵交战的过程中，任福还是被西夏军引诱，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全军覆没。虽然这次战争宋军失败，但责任不在韩琦，相反，韩琦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只是由于用人不当才造成失败。

韩琦与范仲淹呆在兵营，时间长了，声名大振，人心归顺。二人合力夺取横山，谋取河南。这时元昊向大宋称臣，韩琦也被召为枢密副使。后来元昊又凭借着契丹的支援，强行向宋朝索要钱财物品，贪得无厌。宰相晏殊怕战事再起，处处迁就元昊。韩琦认为宋朝廷不应该这么做，还罗列了朝廷中应该先采取的七项措施，如实行清政、招揽人才、收拢民心等，仁宗对此全部采纳。后来韩琦又扫平群盗，淘汰军营之中年老体弱者，讨回敌方所侵占的土地。接着又提出了对付西北边防的四项政策，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韩琦的这些策略对于西北防御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欧阳修曾称赞韩琦说：“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去世时六十八岁，谥号“忠献”，赠尚书令之职。

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何重要贡献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十县土地给契丹。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

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文彦博(1000～1092)，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年间进士，始任翼城知县，后来升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当上宰相。任相期间，与庞籍商议裁减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后出制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国公。英宗时，任枢密使。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河阳。文彦博在职有五十年，历任四朝，很有威望。

宋夏战争爆发后，文彦博向皇帝指出当时将权不专，军法不严的弊病，并得到仁宗的称赞和采纳。后来宋将刘平在与西夏作战中，被西夏军俘虏。黄德和趁机用金带买通了刘平的奴仆，诬陷说刘平向西夏投降了。刘平一家二百多人也因此全部被关押大牢，等候处置。朝廷命文彦博处理此案。文彦博经过仔细审查，终于查出了案情的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同党就声援黄德和，并请朝廷另派官员审理此案。文彦博坚决反对黄德和同党的做法，在朝廷派遣的官员到来之前，就将黄德和和被买通的刘平的奴仆一同处死。由此可见文彦博执法从严、行事果断的处事风格。

至和三年(1056)，仁宗皇帝上朝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寝宫休息。文彦博非常担心皇上的身体，就召来服侍皇上的宦官史志聪，询问皇上的病情，但史志聪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可随便乱说。文彦博听后大怒，呵叱道：“你们这些人出入宫中禁地，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这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皇上的病情一定要如实禀告，如有不从，就军法处置。”还与大臣刘沆、富弼等人在大殿内留宿守候。史志聪对文彦博说：“以前没有大臣在大殿留宿的例子”，文彦博质问道：“这是议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史志聪无言以对。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来敲宫门，文彦博没让他进。等到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禁卫兵告发都虞侯要谋反。听后刘沆就要逮捕都虞侯，而文彦博却召见都指挥使许怀德，仔细询问了都虞侯的情况。许怀德将都虞侯的情况告诉了文彦博，并自愿担保说都虞侯不会叛乱。文彦博当机立断，说：“这样看来，一定是这个士兵与都虞侯有仇，所以就诬陷都虞侯。既然这样就应当将这个士兵斩首，以此稳定众人之心”。于是就把后面的事交给刘沆处理，刘沆将诬陷都虞侯的士兵斩首，全国上下，人心大定。等到仁宗病好之后，文彦博等人才搬回各自的府第就寝。在仁宗生病期间，国家的安定很让人担忧，多亏了文彦博、富弼二人主持朝政，才维护了社稷的安宁。

文彦博继承父亲文洎的遗志，修理整治了唐朝时期的运输河道，增加了麟州的军饷储备。为相期间，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八万人。朝中议论纷纷，担心这些人聚众谋反，皇上也有相同的疑虑。文彦博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入不敷出，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测，愿意以死谢罪。但在这项政策实施以后，被裁减的士兵都平静地回到家中，没有什么事发生。文彦博的这个措施节省了朝廷军费开支，意义重大。

作为一代名臣，文彦博声名远播，契丹使臣远远地看见文彦博，脸立刻都变了颜色，说文彦博是“天下异人”，羌族的首领温溪心也将心爱的名马赠送给文彦博，可见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程度之深。文彦博去世时九十二岁，追赠太师之职，谥号“忠烈”。

第四十七章

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写得很出色，有《范文正公集》。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

范仲淹的诗《江上渔者》，只有短短的四句，但作者巧妙运用对比，突出反映了渔民的疾苦。他的诗句“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反映出范仲淹对生活要求极为简单，能解决温饱就足够了，富贵对他来说乃是身外之物。

在范仲淹的词作中，《苏幕遮》十分引人注目。首句“碧云天，黄叶地”被元代王实甫化用在《西厢记》中，结句“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被广泛传颂。作者用哀婉缠绵的笔触，采用秋天凄美景色作映衬，深刻地描绘出羁旅行人的相思之情。另一首词《御街行》充满柔情，也是此类作品。宝元三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的人生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上阙写广漠萧瑟的边地风光，下阙客观地反映战士戍边生活的艰苦和久戍边关的思乡之情，抒写报国立功之志。词风悲凉苍劲，独树一帜，开拓了宋词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散文《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为劝勉好友滕宗谅而作的，也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全篇先叙写创作缘由，点出“谪”这一关键字。而后写景，极写登楼之所见，既有细笔勾勒，又有浓墨渲染，对景致的刻画栩栩如生，接着写面对如此美好景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劝勉滕宗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处处以国家前途为重，从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既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后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格言。全文结构精巧，骈散结合，藻饰华美，颇具诗的韵味，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评为古文的“传奇体”。

“阎罗包老”说的是谁所谓“阎罗包老”是指北宋的包拯。

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天圣(1023)进士。他早年因父母老迈坚决不做官，等父母去世后才出任地方官。先后做过三司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又知江宁(今江苏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等职。特别是在开封府任职时，他执法严峻、平冤狱、抑豪强，当时的贵戚宦官对他无不惮惧，把他比作“阎罗”，在京城内传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老百姓也称赞他的清廉，连妇女和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名字，称他为“包待制”。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清官，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史书也多有记载。他在做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时，有一个人前来告状，说自己家养的牛被人偷割了舌头。包拯说：“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吃。”时隔不久，又有一人前来告状，说牛的主人在家私自杀牛，包拯说：“为什么割断了牛的舌头又来告牛主人的状呢?”这个盗贼听了这话非常惊讶又十分叹服。

包拯虽做了大官，但衣服、日用、饮食和平民时一样简朴，为官也清廉。他在端州(今广东高要)为官，端砚非常有名，以前的官员往往借向朝廷贡奉之机向民间搜刮十倍于进贡所需的砚台，以便拿去巴结权贵，然而包拯除了完成进贡数目外，再无所取。他在临死前交待后人说：“后世子孙当官者，如果贪赃犯罪，不能让他回本家来；他死后也不允许把他埋进祖宗的坟地。如果有人不按我的意愿做，那么他就不是我的子孙。”从这里可见其为人，“阎罗包老”的称呼还是较为恰当的。

唐介因何被士大夫赞为“真御史”

唐介(1010～1069)，字子方，江陵(今湖北江陵)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有人借钱给他赌博，他没要。擢第以后，历任平江令、殿中侍御史、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参知政事等职。他为人正直敢言，许多人都很怕他，每当他论及官吏缺失的时候，其他官员都安静地望着他，看他的风彩。在他任殿中侍御史一职的时候，启圣院制造了一辆龙凤车，皇宫大内拿出珠宝玉石给车子做修饰之物。唐介知道后说：“这是太宗神御所在之处，不可喧闹亵渎它；后宫里这些奇珍异宝浮靡的东西，不应该超过规定限制。”因此，给龙凤车加修饰的诏书立即被废除，官员张尧佐一下子被授予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唐介与包拯、吴奎等据理力争，又请中丞王举正留文武百官在朝廷上论争，张尧佐终于被罢去二使。不久，张尧佐再次被授予宣徽使、知河阳县。唐介知道这个消息后，对其他官员说：“这是要给张尧佐宣徽使一职，却假以河阳令作为名目罢了。”在其他官员都不出来反对的情况下，唐介挺身而出，一人抗议。宋仁宗不听，并告诉他说：“这是中书省的任命。”于是，唐介转而弹劾宰相文彦博，说文彦博未做宰相之前每天拿金银珠宝，通过太监送到后宫嫔妃手中，以求执政；现在他这么重用张尧佐，更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请皇上罢免文彦博而重用富弼为宰相。同时，谏官吴奎也弹劾文彦博，话语非常恳切率直。仁宗听了大怒，将唐介的奏折未看退回，并说打算将唐介贬往远地。唐介不但不惧反而说道：“臣忠心耿耿，义愤所激，就是被鼎镬煮了也不怕，难道还会对被贬有所推辞吗?”仁宗急忙召集人告诉唐介说：“你直言论事是你的职责，但你说文彦博是借助嫔妃的关系做了宰相，这从何说起呢?宰相的任用是有司决定的，你怎么能干预?”当时文彦博也在眼前，唐介责问他说：“文彦博应该自己反省，如果有这样的事，不可隐瞒。”结果文彦博磕头谢罪不已，仁宗怒气更盛，贬唐介为春州(今广东阳春)别驾，王举正为他说情，仁宗第二天命改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并罢去文彦博相位，吴奎也得到重用。仁宗又担心唐介在路上死去，自己会担上杀直臣的罪名，就命中使护从唐介去英州。因为这件事，朝野都称赞唐介的直名，梅尧臣、李师中还专门做诗来赞美他，由此唐介“直声动天下”，士大夫说到真御史，一定说“唐子方”，而不敢称“唐介”这一名字。

欧阳修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有何贡献欧阳修在从政方面有很多建树，但他在史学、文学两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

宋朝自建立以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然而文章体式仍旧延续着五代时的风气。这种五代余习的显著特点就是：精雕细刻，讲究对仗、对偶，文风绮靡不振。受这种风气影响，士子们做出来的文章都词气卑弱。苏舜元、苏舜钦、柳开、穆修等人都有心改变这种风气来振作士气，但是成就都不大。嘉佑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奉召知贡举，当时的士子们依旧崇尚五代这种险怪奇涩的文章，并把这种文章风格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对这种文风坚决予以痛斥和压制，凡是做“太学体”这种文章的士子，都被罢黜。事后，先前那些气焰嚣张的轻薄之徒在欧阳修出来的时候，围住欧阳修的马头聚众闹事，结果就连街上巡逻的吏卒也无法平息这种骚乱。尽管如此，“太学体”还是被抵制下去了，五代以来的文风由此发生了改变。

欧阳修在随(今湖北随县)游览的时候，曾经得到一本唐韩愈的遗稿，读了之后对韩愈十分仰慕。他精心钻研韩愈的文章，以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并下定决心一定要赶上韩愈，取得和韩愈古文运动一样伟大的成就。欧阳修写出来的文章具有自然天成、繁简合度的风格。他使用的语言简练明朗，平实而又畅达，在援引事物进行比较的时候，常常能传达出人生的至理，所以能够打动人心。这种成就是别人难以达到的，所以天下的读书人都尊他为师，向他学习。

欧阳修还对史学有浓厚兴趣。史书载，凡是周代、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他都有所收集。他经常钻研它们，把成果和心得写在《集古录》一书中。此外，在做翰林学士时，欧阳修还奉诏撰写《唐书》，他执笔《唐书》的纪、志表等部分，并且还写了《五代史记》一书。他写的史书具有“法严词约”，与《春秋》的写作风格一脉相承。

苏轼对欧阳修很是敬重，他在文章里谈到了欧阳修在史学、文学两方面的成就，他说道：“欧阳修在谈论大道这方面就像韩愈，在论事方面就像陆贽，记事方面如同汉代司马迁，而他做的诗赋成就如同李白。”

作《四贤一不肖诗》的蔡襄有何政绩与才能蔡襄(1012～1067)，字君谟，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举进士后，任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馆阁校勘等职。范仲淹被贬后，余靖上疏营救，尹洙请求有司将他与范仲淹一同贬往外地，欧阳修也写信责怪当时的司谏高若讷，说高若讷不知羞耻，这三人因此都被贬。蔡襄有感此事，作《四贤一不肖诗》，京都的人士都争相传写，卖书的人把这首诗拿到集市上去卖，还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当时恰好契丹的使者也在此地，这个使者也买了这首诗并带回了契丹，把诗陈列在幽州(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馆里。

蔡襄博学多才，他的书法是当时第一，宋仁宗特别喜欢他的字，曾经让蔡襄写过他自己作的《元舅陇西王碑》一文。后来，仁宗还诏令蔡襄写《温成后父碑》，蔡襄认为这是越职，没有奉诏。

蔡襄书法第一，人品也为人称道。《四贤一不肖诗》已表现出他正直敢言的一面，他对朋友也是讲究信义的，他的朋友如果死了，他就会不吃酒肉表示哀悼。蔡襄曾与朋友们在会灵东园饮酒，有一个人不小心射出箭来并误伤了人，这个人慌乱中指出是蔡襄所射。过几天，皇帝问蔡襄是否有这件事，蔡襄再三表示愧意和道歉，始终不曾为自己辩解一句。

蔡襄为政期间表现出不凡的才能。庆历三年(1043)，仁宗更用辅相，亲自提拔了余靖、欧阳修及王素等人为谏官，这三人同时荐举蔡襄，仁宗命蔡襄知谏院。当时国内正有旱蝗、日食和地震等灾异现象出现，蔡襄上疏说：“灾害的到来，都是因为人事方面做得不好。数年以来，这种天戒屡屡到来。推究这种灾害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君臣上下都有缺失。陛下的缺失之处在于号令不被百姓信服，恩泽没有施及百姓身上，而大臣们的缺失之处却在于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和谋略来矫正时弊，也未能尽到自己作为臣子的忠诚和职责。朝廷有不好的政策却不能矫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陛下处理事情宽仁而不能决断，大臣们明哲保身而不能斥离佞臣，这些都是臣子们的罪过。”这个奏疏一出，所有的人都心生畏惧，蔡襄因而被召进直史馆，兼修起居注一职。

在此期间，蔡襄在政治方面又有建树，保州(今河北保定)一带兵卒发生动乱，事后这些兵卒推出十几个懦弱胆小的人出来算作首恶，并把这十几个人杀了来求朝廷招抚。蔡襄提议道：“天下有兵百万，如果没有诛杀决断这样的命令，一定会成为兵卒们骄傲轻慢以至形成暴乱的祸源。今天保州的兵卒杀官吏，关闭了城门，不去讨伐他们，反而还要招安他们，不是要被所有人嘲笑吗?我恳求朝廷把这些兵卒召进城中，全部杀掉。”朝廷听从了蔡襄的建议。

蔡襄任知制诰一职的时候，三御史提议梁适应当罢官，蔡襄不同意。此后，每当有司部门在授予官职时有不恰当的地方，蔡襄都不写诏书。因此，皇帝对他更加礼遇，赐他母亲凤冠霞帔，又亲笔写下“君谟”二字派人给他送去表示恩宠，迁蔡襄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蔡襄精于吏事，谈笑之间就能明断是非，揭发奸邪隐秘之事，所以官吏们都不敢对他有任何欺瞒。以枢密直学士再知福州，后召为翰林学士、三司使，英宗时拜为端明殿学士。卒后朝廷赠吏部侍郎一职。因为有这些功绩，所以史臣评价说，蔡襄、王素、余靖都是昭陵贤御史。

仁宗、英宗时王安石有何建言与事迹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从小就酷爱读书，写的文章，读过的人都说精妙。曾巩把他的文章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对他十分称赞。

王安石文章写得好，思想也常能出新，有志于矫世变俗，为此他曾上万言书，内容大致为：如今天下财力日益匮乏，民风民俗也日趋败坏，原因就在于朝廷没有建立法度，没有实行王安石先王的政策。实行先王的政策，就是实行先王政策的思想，那么我们实行变法改革就不至于惊世骇俗了。我恳请陛下能废除那些因循守旧的弊政，实行新法以跟上时代的变化。以后王安石登上相位实行的新法，思想依据都源于此书。

不久，王安石入直集贤院，在此以前，他一直拒绝做官，士大夫们以为他无意仕途，都想结识他，朝廷每次想要给他官做，也都担心他不接受。入直集贤院的第二年，朝廷任他做同修起居注，王安石又推辞了许多天才肯接受。不久，朝廷命王安石掌知制诰一职，负责纠察在京城中的所有刑狱，这以后他才不再辞官了。在此期间，他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少年得到一只斗鹑，被他同伴抢去，这个少年情急之下杀死了这个同伴。开封府判处这个少年死刑，王安石不同意，他说：“按照法律，这个被杀的人因为少年不给他斗鹑就动手抢去，属于强盗行为，少年追上去把他杀死，属于捕盗行为，因此即使死了人也不应判少年的罪。”王安石据此纠劾府司失职，府官不服，提出上诉，结果审刑、大理都认为府官判断的对，朝廷让王安石道歉，王安石认为自己无罪，坚决不肯。当时又有诏令说舍人院不能申请涂改文字，王安石争辩说：“如果像这样审理的话，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实行他的职权了，一切都得听从大臣的意思去做，立法不应该这样。如今懦弱的大臣不敢坚守陛下的法度，有权势的大臣则拿陛下的旨意任意下达命令，谏官、御史都不敢违逆这些大臣的意思，这种状况，实在令臣忧虑恐惧。”这番话语都是针对执政大臣而言的，王安石由此得罪了权贵，正赶上为母守丧，王安石辞官，整个英宗朝，王安石虽几次被召用，但屡辞不就。

什么叫新学新学，也称荆公新学。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后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的三年时间里，著有《淮南杂说》一书史称“自先王泽竭，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王介甫临川集》)。这句评价已把王安石的《淮南杂说》与一代大儒孟子相提并论了。这是王安石创立“新学”的开始。嘉祐八年冬至治平四年秋(1063～1067)间，王安石居丧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在那里聚徒讲学。后来推行新政时，王安石与吕惠卿、王雱等人重新训释《诗》、《书》、《周礼》，先儒们所做的传注一概废而不用，终于在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三经新义》在学官中颂行，学官和士子们为了登科都不敢不用。《三经新义》的颁行标志着王安石学派的完成，当时称为新学，从此新学大行，不久即成为宋学中的最大学派。王安石后来被封荆国公，史称王荆公，因此他的新学也称荆公新学。

沈遘、沈辽、沈括各有什么特长沈遘、沈辽与沈括被合称为“沈氏三先生”。

沈遘(1028～1067)，字文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为人博学通达，善于吏治，所到之处，令行禁止。百姓有因为贫穷而不能给亲人下葬的，沈遘给他们公钱办理丧事。他还帮几百个孤苦零丁的女子找了婆家，如果有人逼良家子弟作了倡优，沈遘就会派人把这些良家子弟夺回来，再还给他们的父母。沈遘待手下人十分仁慈，这些手下都愿意竭尽全力为他做事，闾巷里的是是非非，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被沈遘的人了解到，所以一旦有案子出现，沈遘往往能当机立断。

沈辽(1032～1085)，是沈遘的弟弟。沈辽在年幼时就挺拔不群，长大后爱好读书，并广泛结交朋友，为人不喜进取傲睨一世。他的文章自成一家，志趣高远，不同流俗。王安石过去很赏识他，曾给他写过一首诗，其中有“风流谢安石，潇洒陶渊明”两句，表达了对沈辽诗风的赞赏。后来，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沈辽与王安石意见相左，友情就日益生疏了。

沈辽在做地方官时，留连山水，更加傲睨人世，曾在齐山上建了房子。并起名“云巢”，许多好事的人都去游玩过。到了晚年，沈辽对自己不羁的生平很是后悔，改去了年轻时的所有陋习，杜门谢客，就连笔砚也终日染上灰尘。偶尔，沈辽还会作篇文章，雄奇峭丽，人们评价很高，但更善于写诗，当时曾巩、苏轼、黄庭坚都与他唱酬往来。

沈括(1031～1095)，是沈遘的堂弟。多年辗转四方，担任地方低级官吏。虽然职位低微，沈括还是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政绩。在沭阳主簿任上，沈括整治了该县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使危害多年的沭水得到治理，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嘉祐八年(1063)，沈括进士及第，除扬州司理参军。熙宁五年(1072)，任太子中允、检正刑房公事的沈括又被任命为兼提举司天监，主持司天监的工作。在此期间，他任用卫朴编修了新历《奉元历》；在对天文仪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又写出了《浑仪》、《浮漏》、《景表》等三篇论文，建议制造更精确的浑仪、浮漏和圭表，并于熙宁七年完成这些仪器的制造。

沈括还参与了王安石新法的系列活动，汴河水利就是沈括负责的项目之一，他通过实地考察，从治汴的历史和现状出发，说明了治汴工程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变法。此外，他还在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兼提举该路保甲时，就兴修防御设施、推行保甲法等问题提出过三十一项建议。沈括在熙宁七年九月受命兼管军器监，在近两年时间里，军器监生产的兵器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提高，还重订了《九军阵法》，编成《修城法式条约》等。

沈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但他博闻强识，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方面无所不通。他的著作很多，今存《梦溪笔谈》、《补笔谈》、《续笔谈》、《苏沈良方》以及综合性文集《长兴集》(原有四十一卷，仅存十九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将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形式写下的不朽著作，现存《梦溪笔谈》共分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十七门，分类系事，考辨精邃，共有六百零九条。它不仅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典籍，而且是一部科技史资料汇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在史学、文学方面有何重要贡献司马光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突出贡献，是编写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三百多万字，共分二百九十四卷，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后代五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跨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它网罗了众家之长，包括正史、别史、杂史三百多种，取材的广泛性是任何一部史书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但记载了政治史，还涉及到了经济、文化、天文等等，史料翔实，叙事客观准确，文字朴实生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的编纂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开始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结束，历时十九年，可以说凝聚了司马光毕生的心血。

司马光《资治通鉴》是在司马光领导下集体编写而成的。早在熙宁三年(1070)他还在京城时，就举荐了范祖禹同修；后来他退居洛阳，又聘请了刘恕、刘攽参预此事。他们分工合作，草拟初稿，最后由司马光定夺成篇。在编纂之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共同遵循的方法和原则，就是先作从目，然后修长编，最后由司马光勒定成书。这样的修史方法，既保证了全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也保证了它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性。

修撰这样一部巨著，作为主编，工作量本来就大，加上司马光为人又谨慎细致，精益求精，因此工作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到了五更初，挑灯再干。相传，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贪睡，他专门用圆木做了一个枕头，取名“警枕”，入睡后只要稍稍一动，“警枕”就会翻滚，人也马上就醒了。他用这种方法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寸时光，经过十几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他们终于在元丰七年十一月完成了这部巨著，这时的司马光已经累得发白齿落，完全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了。

司马光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的散文不事华藻、朴素通畅却能够寓情于辞、言之有物；诗歌则平实流畅，通俗易懂，也能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实。

为什么说吕公著是“守成之良相”

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他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吕蒙正、父亲吕夷简都官至宰相。吕公著从小酷爱读书，以至废寝忘食，所以父亲吕夷简大胆预言公著“他日必为公辅”。他通判颍州(今安徽富阳)时，得到了欧阳修的器重，不仅与他结为讲学之友，还向朝廷推荐他和王安石一起担任了谏官。后来欧阳修出使契丹，契丹主问他中国有哪些有学行的士人，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吕公著。仁宗也对吕公著的恬退精神非常赞赏，任命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读。英宗即位后，又加龙图阁直学士。后来英宗要追崇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有人就建议称“皇伯考”，吕公著进言表示反对，但是英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又贬斥了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吕诲等人。吕公著一气之下，坚决请求外放，英宗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

神宗熙宁初年，吕公著知开封府。夏秋时节，大雨成灾，京城又发生了地震。他借机上疏，提醒神宗要提高警惕，认为只有君臣上下一心，才可以消除灾害；作为君主不能偏信独断、不能以先人之语为主，这样才能远离小人。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极力反对；后来神宗要任用吕惠卿为御史，他又对神宗说：“吕惠卿确实有才，可是他是一个奸邪小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重用呢?”王安石本就生他的气，这次火上浇油，于是很快就把他贬到颍州。元丰八年(1085)三月，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派使臣迎接吕公著回朝。他立即上十事疏，认为人君即位，要注意修德以安定百姓，而修德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办的是“学”，有十件事最为重要，即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又请求增加谏官，广开言路。终于在元祐元年(1068)，他升任宰相，与司马光一起辅政，废除新法。司马光去世后，他继续推行司马光的政策，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可专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出题也不准涉及佛学内容，并恢复了贤良方正科。

元祐三年，吕公著拜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在整个宋代历史上，只有四个人享受过这一殊荣，吕公著和他父亲吕夷简都位列其中。次年二月，吕公著去世，终年七十二岁，太皇太后哭着对大臣们说：“国家真是不幸啊，司马相公已经过世了，现在连吕相公也去了!”非常悲伤。哲宗亲临赐奠，追赠他为太师、申国公，定谥号为“正献”。与司马光一样，吕公著身后也受到了党争风波的影响，哲宗绍圣初，他被削谥、毁碑，徽宗时也被列入了“元祐奸党碑”，直到南宋初年才得以平反。

在文学方面，苏轼有什么重要成就和贡献苏轼是北宋杰出的文学大家，他才气横溢，在散文、诗、词等文体的创作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是人们公认的天才、全才。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在他刚刚崭露头角时就断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宋神宗也曾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在散文上用功最勤，成就最大。他现存各种体裁的散文四千多篇，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记叙文、杂著几类。议论文中最重要的是史论和政论，如《思治论》、《六国论》、《教战守策》等。这种评史议政性质的文章，大都语言明快，气势雄浑，说理透彻，他尤其善于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哲理。记叙文包括碑传文、山水记等。他的碑传文善于运用描写对象在日常生活中的素材和细节刻画其个性，以《方山子传》为代表；山水游记除了描写景物和叙事抒情外，还特别喜欢议论，阐发哲理，名作如《喜雨亭记》、《石钟山记》等都是如此，而其中最著名的是《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两篇赋不仅抒发了作者的人生哲学，而且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不愧是宋代文赋中最出色的作品。除了议论文和记叙文外，书札、序跋和杂文，在苏轼的散文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或记友情，或写抱负，都能夹叙夹议，挥洒自如，充分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和风趣。

在艺术上，苏轼的散文在前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和开拓。他的散文豪放自然、气势纵横，艺术手法多变，往往突破固定格局，使情景事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仅以议论见长，而且常常向思辨化的最高层次升华，尤其善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可以这样说，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除了以散文著称，苏轼也是一位博采众长、别开生面的大诗人。他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敢于用诗歌来揭露时弊，在现存的二千七百多首诗中，社会政治诗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乌台诗案”以后，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歌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充分吸取了前代陶渊明、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的不同风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貌，融豪放、雄浑、清新、典雅、婉约、朴实、幽默于一炉。他用诗歌来抒发对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的关心，用诗来表现山水风光的优美，用诗来表达对亲朋好友的深情厚谊。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是苏诗非常突出的艺术特色，在《百步洪》一诗中，他连用了七个比喻来形容水势的磅礴，奇思妙想，生动形象。在诗歌史上，苏轼是继李白、杜甫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词的创作上，苏轼以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来填词，在柳永发展长调慢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词的意境，把歌者之词变成了诗人之词，打破了“词言情”传统，开创了豪放的词风。苏轼用词来说爱言情、怀古、咏史、说理、谈禅，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什么叫蜀学宋代儒学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少派别，除了理学外，王安石创立的“新学”，以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都对当时或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蜀学不仅与新学对峙，也曾经与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鼎足而立，在宋代儒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蜀学的创立者是苏洵，完成者则是苏轼、苏辙兄弟。因为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因此这个学派被称为“蜀学”。嘉事占元年(1056)，苏氏父子三人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次年，苏轼、苏辙中进士，蜀学才开始逐渐形成，苏洵著《六经论》阐述了他的观点。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临终前嘱咐苏辙继续完成《易传》。元丰三年(1080)，苏轼被贬到黄州，以后的几年中，苏辙也把所著的部分《易解》寄给兄长，可以说这部《易传》是苏氏父子三人的合作，也标志着蜀学学派的基本完成。除了《易传》外，苏轼还著有《论语说》，苏辙还有《老子解》、《孟子解》、《诗集传》、《春秋集解》等儒学著作。

三苏虽然都是著名的文学家，但他们却都认为为学最深处在于性命之学、经世之学，而“杂”是蜀学最突出的特点。他们公开接受佛学的影响，也讲求道教方术，三教合一的宗旨在他们的学说中体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理论中甚至还包括了纵横家的思想，思想成分十分驳杂。

高宗初即位时，李纲对军民大政有何建言及规划宋高宗即位后，任命了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是他认为这两个人声望不高，于是又拜李纲为右相。这个任命遭到了御史中丞颜岐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的反对。颜岐连续五次上奏章，他认为金人非常厌恶李纲，应该趁他还未到任把他罢免，高宗冷冷地反驳他：“恐怕朕做皇帝，也不是金人愿意看到的吧!”一句话使颜岐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退。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刚刚到任就向高宗上了十议书，提出了一系列抗金立国的建议：整顿朝政，维护朝廷纲纪；严惩叛徒，表彰忠臣烈士，以整顿士风；在对待金人入侵的问题上，一定要首先使自己强大起来，坚决抵抗金人的进攻，不能只想着乞和，投降卖国；要加强河北、河东地区的防务；要积极组织民间的武装力量，参加抗金斗争；要重视人才；修城池，整军器，造战船，加强军纪；严惩张邦昌等叛贼；反对迁都到建康等。他积极支持两河地区人民的抗金活动，筹划设置了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向高宗推荐了张所、傅亮，于是高宗封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北经制副使，又任命老将宗泽为开封府知府。他认为只要上下一心，就一定能够报仇雪耻。经过李纲的苦心经营，南宋政局逐渐稳定下来。

张浚为何使“天下占其出处为安危”

张浚在平定苗刘之乱中居首功，高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张浚认为川陕地区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应该从川陕开始加强治理，于是高宗又任命他为川陕宣抚制置使，并给予他先斩后奏的权力。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张浚在秦州(今甘肃天水)设立川陕宣抚处置使司，开始经营川陕。他体察民情，罢斥奸吏，整顿军政，很快改变了当地各路军队彼此排斥、不肯相互援助的混乱状态，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局面也为之一新，但是后来由于他指挥失误，导致在与金兵的作战中大败，陕西的大部分地区都被金军占领。张浚痛定思痛，重用善于理财的刘子羽、长于作战的吴玠等贤才，又接受了刘子羽的建议，决定确保四川。他深入部队，自我检讨，逐渐安定了军心，使宋军的战斗力得以迅速恢复。金军统帅粘罕病危时，曾嘱咐部下，自从我进入中国，还从没有人敢阻挡，只有张浚能够与我对抗，我活着的时候，都无法攻取四川，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应该放弃攻打四川的念头。但兀术却不服气，在绍兴元年(1130)十月大举进攻和尚原，被吴玠痛击，大败而逃。川陕战局终于稳定下来，有力地支援了淮南军民的抗金斗争。

绍兴三年五月，张浚被召回临安，随后遭到宰相朱胜非、御史中丞辛炳等人的攻击，被逐出朝廷。次年春天，吴玠指挥守军在仙人关大破金军。张浚断定金军进攻四川失败后，一定会进攻江淮地区，就上疏高宗要求积极备战。不久，金伪齐联军果然向江淮发起进攻，于是高宗罢免了朱胜非，又下诏为张浚平反，重新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派他前往江淮前线督战。韩世忠、张浚部下将士见到张浚到来，勇气大增。兀术接到消息，大惊失色：“张浚已经被贬到岭南去了，怎么能在这个地方?”立刻撤兵。绍兴五年，张浚被任命为右丞相，他先是都督岳飞等将领镇压了洞庭湖杨公的起义军。次年，又督战江淮前线，再次挫败金齐联军，由此深得高宗信任，大小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下达给诸将的诏书，也往往让他草拟，而张浚也不断提醒高宗要报仇雪耻，鼓励高宗到前线督战以激将士。

秦桧当权后，张浚因为坚决反对议和，遭到了秦桧的迫害，诬蔑张浚为国贼，想除掉他。但是高宗毕竟念着张浚立下大功，所以他虽然谪居十多年，秦桧也始终没能得逞。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张浚始终没有忘记抗金救国大业，不断上疏抨击秦桧的卖国投降政策。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南侵，高宗又重新起用了张浚。他的复出使军队十分振奋，他不负众望，指挥军队连续击败金军。孝宗隆兴元年(1163)正月，张浚被任命为枢密使，主持北伐。他派李显忠、邵宏渊于五月初率军渡过淮河，先后攻占了虹县(今安徽泗县)、灵璧宿州(今安徽宿县)等军事重镇。但由于李、邵两人失和，加上犒赏不公，宋军很快出现了大溃败，所幸金军不知底细，不敢贸然追击，宋军才在淮河一代稳住了阵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符离之溃”。这场败仗使朝廷内主和派又占据了上风，七月，主和的汤思退被任命为右相，开始主持议和。因为金国的条件太苛刻，所以年底孝宗又改汤思退为左相，任张浚为右相，准备与金人再次开战。张浚赶到两淮积极备战，他招募山东、淮北忠义之士一万多补充建康、镇江的正规军，增修两淮城堡工事，添置战船，随时准备与金人一决雌雄。但最终孝宗还是屈从了主和派的压力，隆兴二年四月，孝宗召张浚回朝，罢去了他的相位。四个月后，张浚在离京途中病死，遗嘱说：“我曾担任宰相，却不能恢复中原，洗雪祖宗的耻辱，死后不配葬在祖宗的墓旁，葬在衡山下也就可以了。”

在抗金事业中，韩世忠有何战绩

第四十八章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今陕西延安)人。他出身贫寒，勇武过人。十八岁时，韩世忠应募从国，参加了抵御西夏、镇压方腊起义、征辽等一系列战役。靖康年间，又多次与金人交战。高宗即位后，任命他为御营左军流制。建炎二年(1128)，他护送高宗到扬州后，又率部北上，在宗泽的指挥下与金军在河南一带作战。建炎三年春天，苗傅之变发生，韩世忠赶到平口与张浚等人商议勤王，他慷慨激昂地对张浚说：“今日之事，世忠愿与张浚以身担当，您就不要担心了!”这时他的妻子和儿子都被扣留在临安作人质，幸而被宰相朱胜非设计救出，于是韩世忠正式打出勤王平叛的旗帜，联合张浚、刘光世等人，大败苗、刘叛军，高宗得以复辟。接着，韩世忠率军一路追到福建，直到把苗傅、刘正彦全部擒获。同年十月，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再次大举南侵，在江南大肆掠夺了一番，率兵北返，韩世忠奏高宗，请求在长江上进行截击。当时正是一年一度的上元节，到处张灯结彩，他带领八千水军，集中了一百多艘战船沿长江布防。三月，金兵先头部队退到镇江，遭到宋军的伏击，金将李选被迫投降，于是兀术下战书要与韩世忠决战。双方在江面上摆开阵势，守军战船如离弦的利箭，迅速冲向敌阵；梁夫人亲自擂鼓以激励宋军将士，杀得金兵丢盔弃甲，沿江溃退；韩世忠指挥宋军堵截，把金兵驱入了黄天荡，金兵成了瓮中之鳖，进不能战，退不能出；兀术只好向韩世忠求情，表示愿意归还所掠夺的珍宝并献上宝马，换取一条生路，被韩世忠严词拒绝：“还我两宫，复我疆士，则可以相全。”韩世忠以八千兵马将金军十万人堵在黄天荡长达四十八天，这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战”。可惜后来金军开掘了一条连接江口的水渠逃入长江，又乘风纵火宋军船队，才得以退回江北。绍兴四年(1134)，韩世忠被任命为建福建康、镇江、淮东宣抚使，驻扎镇江，金与伪齐联军分路入侵。他驻兵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正逢朝廷派魏良臣使金经过此地，于是他佯装后撤，魏刚一出境，他马上集合部队，沿路设下十多处埋伏。金兵一进入伏击圈，就听战鼓轰鸣，伏兵四起，金兵猝不及防陷入一片沼泽地，人马践踏，生擒二百多人，死伤不计其数。随后，他又派部将董叹、解元、成闵等人在天长县、高邮军打败金军，最后迫使金齐联军退兵。绍兴六年，他被任命为武宁安仕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楚州在经过长年战乱后，早已是残破不堪。他亲自参加劳动，夫人梁氏也参加纺织，还积极招募流亡的百姓，发展工商业，很快楚州就成为一方重镇。在此期间，刘豫伪齐军队几次入侵，都被他击退，使淮东成为了保卫东南的重要屏障。史称他“在楚州十余年，兵仅三万，而金人不敢犯。”

宗泽为什么说岳飞“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是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家里世代为农。据说岳飞出生时，有一只长得像鹄的大鸟在他家屋子上空飞旋鸣叫，家人就为他取了“飞”这个名字。岳飞还没有满月的时候，黄河决口，家乡突发大水，他的母亲姚氏抱着岳飞坐在大瓮中，竟然没有被淹死，人们都感到很惊奇。

岳飞从小就志向远大，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家里尽管贫穷，岳飞却努力读书，对《左氏春秋》和孙膑、吴起的兵法特别感兴趣。他天生具有神力，拜周同为师学习射箭，左右手都能够射箭。他的父亲教导他说：“你如果能为国家出力，一定要誓死报国。”

宣和四年(1122)，岳飞应募被征。当时相州(今河南安阳)有陶俊、贾进和两个贼人作乱，岳飞请求主将给他百名骑兵来消灭贼人。岳飞先派兵丁伪装成商人混进贼人队伍，又派一百名士兵在山下设下埋伏，他自己率领几十人去诱敌，他假败逃走，贼人前来追赶，结果中了岳飞设下的埋伏，陶俊、贾进和这两个贼人头目都被抓获。

康王到相州，靠刘浩的引见，岳飞得到了康王的召见，康王命他去招安吉倩等贼人，结果吉倩等三百八十个贼人全部归降。康王命岳飞补承信郎一职。此后，岳飞先是以三百骑兵获得李固渡(今河北大名)战役的胜利，后又跟随刘浩解了东京(今河南开封)被围的局面，朝廷升任他做秉义郎，属于留守宗泽的下属。岳飞在此期间又取得了开德、曹州(今山东曹县)两个战役的胜利，宗泽为此大感惊奇，说：“你在勇智才艺方面，就连古代那些良将也不能超过啊。”

为什么说岳飞之死是千古奇冤宋金议和的事情决定下来后，秦桧担心岳飞不与自己同心，就开始设计陷害岳飞。

岳飞是各个将领中年纪最小的，但是建立的战功却超过了其他人，尤其是超过了韩世忠和张浚。金人攻打淮西的时候，张浚不敢发兵迎敌，岳飞却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发兵，从而解除了庐州(今安徽合肥)被围的困境，获得了皇帝的嘉奖，张浚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后来岳飞又平息了杨么的叛乱，分别给张浚、韩世忠一艘楼船，上面兵械齐备，韩世忠十分高兴，张浚却更加嫉恨岳飞。

秦桧使用参政王次翁的计策，利用岳飞、韩世忠与张浚之间的矛盾来陷害岳飞和韩世忠。绍兴十一年(1141)五月，秦桧矫诏命张浚、岳飞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视察韩世忠的部队，搜查韩世忠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让三大部将之间彼此离异反目。当岳飞看到韩世忠的部队阵容整齐时，不禁暗自称赞，而妒功嫉贤的张浚却认为高宗有意让他与岳飞分掌韩世忠的军队。岳飞当面斥责了张浚的不良用心，张浚因此对岳飞更加怀恨在心。回到杭州后，张浚反咬一口，诬告岳飞，这给想谋害岳飞的秦桧等人留下了口实，他们开始了谋害岳飞的阴谋。万俟卨首先发难，他捏造了岳飞的两大罪状：一是增援淮西时，违背圣旨；二是楚州之行，有意沮丧士气。要求朝廷将岳飞解职。与此同时，秦桧又指使中丞何铸、侍御史罗汝楫上章弹劾岳飞，岳飞有口难辩，只好向朝廷请求罢去自己枢密一职。但是秦桧余恨未消，又找到了王贵、王俊二人。这两人先前都在岳家军效力，后因怯战或行为不轨，受到岳飞责罚，因而心中不满。其中，王俊是岳家军中的副统制，是一个最惯于反复变诈、喜欢出卖同僚的人，外号“王雕儿”。他一意取得秦桧欢心，在张浚的威胁利诱下，他搞了一份《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到襄阳去造反。而王贵是岳家军的都统制，他与张宪本就不和，因此，对此诬告自然也是十分赞成。这年年底，秦桧亲自下令提审岳飞，先是派万俟卨抄了岳飞的家，搜走了高宗给岳飞的全部诏书，让岳飞无以自辩，后又令大理寺评事官元龟年将岳家军西征日期进行窜改，因此“临军征讨，误期三日，律当斩”这一罪名就成立了。岳飞被罢免了枢密副使后，韩世忠也罢去了枢密使之职，自此他杜门谢客，绝口不提论兵之事。然而，对于岳飞的冤祸，他是十分了然的，为此他特意去会见秦桧，质问他说：“王俊在《告首状》里告发的一些事体，究竟哪些是可靠的?”秦桧含糊地说：“飞子云与张宪书的内容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当即愤然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岳飞虽受尽各种酷刑，但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有谋反的念头和计划，并绝食以示反抗。万俟卨为此一筹莫展，这时有人提议再让王雕儿提供一些别的罪证，王俊因此又被拉来告发岳飞多次说过“反话”，在威逼利诱下，王俊、孙革等几个人又做假证，于是岳飞又蒙上大逆不道之罪。

这年十一月，秦桧等人判定岳飞两大罪状：一、据旁证称，岳飞曾说自己与宋太祖一样三十岁就封节度使，为大逆不道罪，当斩；二、金兵犯淮西时，高宗曾给岳飞十三道诏命，岳飞却没立即行动，犯“拥兵逗留”罪，当斩。绍兴十二年(1142)一月二十七日，时为除夕，岳飞父子及张宪遇害风波亭，岳飞临死前写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他相信自己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以昭雪，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

岳飞的冤狱纯系秦桧等人凭空捏造而成，所以史臣说，岳飞的死是千古奇冤。

为什么说刘锜“神机武略”威震敌国刘锜(1098～1162)，字信叔，德顺军(今宁夏德隆)人，他的父亲曾为泸川军节度使。刘锜外表俊美，善于射箭，声如洪钟，在高俅的荐举下，朝廷特意授予他閤门祗侯一职，后历任陇右都护、宣抚司统制、江东路副总管、提举宿卫亲军、果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东京副留守、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侯等职。

绍兴十年(1140)，金人撕毁盟约攻打南宋。金人攻陈(今河南淮阳)时，刘锜与知府事陈规商议对策，当时各个将领都说：“金兵是打不败的，我们还是让精兵杀出血路，保护老人小孩子回到江南去吧。”刘锜说：“东京(今河南开封)虽然失守了，但主要军队还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守城，怎么能弃而不顾呢?我心意已决，如果有人再说逃跑的话就把他斩首示众!”这时，将领中有一个外号叫“夜叉”的许清站起来慷慨地说道：“太尉刘锖奉命辅助守卫汴京(今河南开封)，军卒家人也都跟随而来，如果现在躲避逃走，是很容易的事。然而逃跑时如果不管父母妻儿，我们心中不忍；如果我们带上他们一起逃跑，敌人要是进攻，我们又怎么能逃得了呢?还不如大家奋力一战，死中求生。”这个提议与刘锜的想法完全一致，刘镝非常高兴，命人把船击沉，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于是将士们都士气高涨，就连妇女们也帮着磨砺刀剑，人们呼喊着说：“平时人们都看不起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将要为国家杀敌立功!”

当时，军队守备方面没有可凭借的地方，刘锜亲自指挥布防，六天以后才粗略布置完毕，这时金人已到城下。这一天，金人围攻顺昌(今安徽阜阳)，因为刘锜预先在城外设下了埋伏，金军千户阿黑等两人被擒获，刘锜从他们嘴里知道了金人的情况，于是派一千多名士兵夜袭金军，杀死、俘虏金军无数人。金人不甘心，又派三路都统葛王率领三万士兵与龙虎大王的士兵汇合向顺昌城迫近，刘锜令士兵大开城门，金人反而怀疑有埋伏不敢进入。当时顺昌已被围四天，这天晚上，刘锜派猛将阎充招募士兵五百人夜袭金军大营，正赶上天要下雨，不时有闪电出现，刘锜的士兵见到有辫子的人就杀死，结果金人退兵十五里。刘锜又招募一百人去攻打金营，有闪电时士兵就出来杀金兵，没有闪电士兵就藏起来不动，金兵为此乱了阵脚，被杀得尸横遍野，只得再次退兵。

金兀术听到兵败的消息立即赶来，亲自指挥战斗。双方约好战斗时间，刘锜命人在颍河(今安徽颍上)下毒，用激将法让金兀术来渡颍河，又赶上暑热天气，金兵远道而来，疲惫不堪，纷纷下马喝颍河的水，因此金兵及马匹都中了毒，金兵人困马乏。刘锜的士兵在早晨凉爽时休息，在午后金兵无精打采时，突然杀出，奋不顾身，统制官赵撙、韩直身中数箭仍不肯停止战斗，金人大败，死了近一万人，金兀术的“铁浮图”、“拐子马”、“长胜军”等厉害阵式，都被刘锜破除。

这场战役，刘镝只有不超过二万的兵力，用于作战的只有五千人，而金兵却有几十万人，但刘镝屡出奇谋，终于以少胜多，打败了自恃无敌的金兀术。以后，金人对刘锜闻名丧胆，刘锜大名威震全国。

为什么说陈俊卿“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

陈俊卿(1113～1186)，字应求，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进士。宋枕孝宗时官至宰相，史称他“斥奸党，明公道”、“洎居中书，知无不为，言无不尽”，为一朝名相。

高宗时，陈俊卿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弹劾了曾经依附秦桧、陷害忠良的韩仲通和不服从朝廷调遣的刘宝；汤思退专权，陈俊卿对高宗说：“宰相上不当天心，下不厌人望。”汤思退终于被罢免。

为了抵御金人的入侵，陈俊卿上疏高宗，极力推荐深得人心的张浚，最后高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派张浚守建康；接着陈俊卿又请求以军法惩处主张逃跑的内侍张去为，高宗称赞他有“仁者之勇”，升任他为权兵部侍郎。

孝宗即位以后，陈俊卿对孝宗说：“治国之要有三，用人、赏功、罚罪。”希望孝宗能够做到这三点。隆兴元年(1163)，张浚北伐失败，被汤思退、尹穑等人排挤出朝廷，陈俊卿也被迫辞官。乾道元年(1165)，他又被任命为吏部侍郎。外戚钱端礼私下派人对他说，如果陈俊卿帮他做了宰相，他一定会引荐陈俊卿共同执政。陈俊卿不仅当场拒绝了他，而且第二天就告诫孝宗应该谨守外戚不得干政的家法。孝宗在潜邸时的旧臣曾觌、龙大渊，倚仗皇宠，横行不法，陈俊卿向孝宗揭露了他们的恶行，于是孝宗把两人贬出朝廷，当时人人拍手称快。龙大渊死后，孝宗想把曾觌召回，被陈俊卿阻止了，他对孝宗说：“如果把曾觌召回，一定会大失人心。”曾觌任职期满以后，陈俊卿又建议孝宗任命他为浙东总管，始终让他远离朝廷。直到后来陈俊卿离开朝廷，曾觌才被召回。

隆兴四年十月，陈俊卿被任命为宰相。任相期间，他兢兢业业，为国家选拔人才。他向孝宗举荐了虞允文，认为他具有宰相之才。于是两人一同担任宰相。但后来他们政见不合，陈俊卿又自请离开朝廷到地方任职。临行前，他还劝告孝宗要亲贤臣，远小人，修明政治以振兴国家。

淳熙十三年(1186)一月，陈俊卿去世，终年七十四岁。

为什么说南渡直言之臣，辛次膺“宜为首称”

辛次膺(1092～1170)，字起季，莱州(今山东莱州)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后人推他为宋室南渡以后第一敢于直言的大臣，对他评价很高。

辛次膺的大胆直言，是不分对象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儿子在秘阁任职，辛次膺认为不妥，就上奏宋高宗：“带兵打仗，是韩世忠的功劳，与他的儿子有什么关系?石渠、东观，是国家藏书的地方，与武功又有什么关系?这个先例一开，恐怕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不因为韩世忠曾为国家立下大功，就有所迁就。秦桧帮他的妻兄王仲薤升官，他弹劾王仲薤曾经对金人卑躬屈膝，罪在不赦；又弹劾秦桧另一个妻兄王蝜；最后干脆将矛头指向了秦桧和高宗本人：“秦桧以权谋私，陛下纵容他这样做，国家的纲纪、大臣的责任何在?”甚至毫不客气地指出：“就算是外戚、皇室成员，只要陛下过分任用、宠信，我都一样能够弹劾他们。外戚、皇族尚且如此，难道大臣的亲戚，我反而不能弹劾了吗?”

在国家政治、军事等大事上，辛次膺同样不遗余力地向皇帝进言。他反对屈辱地向金国求和，和议成功之后，他上疏高宗说：“臣以前常说金人狡诈，不讲信义，希望陛下能够为国家好好地考虑一下。朝廷屈辱地与金国议和，臣认为是不对的。一些大臣不为国家着想，只想着奴颜婢膝地向金人求和，还荒唐地认为这很合适，不知道天下人都认为合适吗?忘记了国家的仇恨和耻辱，放弃自己的尊严来取悦敌人，难道天下人都能像陛下想的那样真的没有怨恨了吗?”

后来辛次膺被罢官，因为他名气太大，所以秦桧想把他收为己用，对此辛次膺只是笑了笑，却没有理睬他。孝宗即位后，他就用人、军事、财政等问题向皇帝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直到辞官回家之前，他还劝孝宗不要重用汤思退，他认为：“今天的局面，不是汤思退所能够解决的；汤思退这个人，恐怕会误了国家大事。”孝宗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辛次膺去世，终年七十九岁。

陆游才气超逸，尤长于诗，为何“君子惜之”

陆游(1125～1201)，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陆游才气纵横，在文学创作上成就突出。他的诗、词、散文都有自己的特色，尤以诗歌的艺术成就最高。现存陆诗有九千三百多首，反映的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可以说陆游是南宋诗坛上首屈一指的大诗人。陆游也很有政治才干。孝宗即位时曾亲自召见过他，并称赞他“言论剀切”，特赐他进士出身。在朝期间，陆游向孝宗陈述了有关定都、备战以及革新政治等方面的许多建议。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陆游就因为反对权臣龙大渊、曾觌，被贬出了朝廷。此后虽然他先后得到过张浚、王炎、范成大等人的赏识，但是仕途却一直坎坷，屡贬屡起，屡起屡贬，而且调动非常频繁，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夙愿始终没有实现，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恢复故土。当韩侂胄于宁宗嘉泰二年(1202)主张北伐时，七十八岁高龄的陆游毅然出山，主持修撰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历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为韩侂胄撰写了《南国记》、《阅古泉记》等文章，遭到了舆论的非议，朱熹也批评他“不能全其晚节”，这就是“君子惜之”的原因。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经为陆游辩诬。其实这件事也确实无损陆游的光辉形象，他为韩侂胄撰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勉励他为国建功立业，表现出了一片拳拳爱国之心。然而韩侂胄的北伐却最终失败。嘉定二年(1210)，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己任的陆游在凄凉中含恨离开了人世，他的绝笔诗《示儿》是这样写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在文学方面有什么杰出贡献辛弃疾不仅具有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干，在文学创作上，他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辛弃疾诗文词俱佳，他在词的创作上用力最勤，现存词作约有六百二十多首，在两宋词人中首屈一指，成就也最高，对当时和后世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辛弃疾一生以杀敌报国为己任，却始终不能施展抱负，他的一腔爱国之情，满怀悲愤之气，往往通过词的创作表达出来。在大量的词作中，他以炽热的情感、激昂的音调，抒写了渴望恢复故国的强烈愿望和提戈跃马、立功沙场的壮志豪情。“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是这种心情的突出体现。直到晚年，他还发出“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壮语，充分表现出强烈的战斗精神和爱国情怀。然而长期的得不到重用，又使他内心郁结着无穷的苦闷，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首词中，他抒写了自己报国无路的悲愤。他痛恨主政者的昏庸懦弱，在一些词作中或辛辣、或婉转地加以讽刺，有时甚至进行尖锐的抨击。总之，辛弃疾的词，饱含着浓烈的爱国热情。

辛词的艺术成就也独步当时。辛词题材丰富，反映现实生活深广，举凡登山临水、怀古伤今、写景咏物、谈禅说理，乃至嬉笑怒骂，无不一一入词，大大开拓了词体的表现范围。前人论词，常以“苏辛”并称，苏轼是“以诗为词”，而辛弃疾则是“以文为词”，不仅将古文辞赋中常用的章法和议论、对话等手法运用到词的创作中，而且创造性的运用散文中的词汇入词，从而扩大和丰富了词的语汇。

辛弃疾在词体创作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他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传统，使词境变得更为雄奇阔大。其苍凉悲壮沉郁雄浑的词风，对当时以及后世词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带动了一大批词人，如刘过、陈亮、刘克庄、文天祥等人，形成了所谓的“辛派词人”。他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兴亡高声呐喊，直至南宋灭亡。

为什么说孟珙“忠君体国”

孟珙(1195～1246)，字璞玉，随州枣阳(今湖北枣阳)一人，南宋中后期的著名将领。

孟珙家世代为将，他从小受先人影响，很快在军中脱颖而出，屡立战功。理宗时宋蒙合力攻打金国，绍定六年(1233)蒙古将领那颜倴(bèn)盏追击金主完颜守绪，逼近蔡州(今河南汝南)时让孟珙戍守鄂州配合作战，征讨金将武仙。孟珙先一举打败了与武仙形成犄角之势的武天锡部队，又率仅有八千人的部队在吕堰(今湖北襄阳北)与金军展开激战。金人大败，邓州守将移刺瑗投降。这样一来武仙就失去了左膀右臂。孟珙热心安抚归附的军士和官员，向归顺的武仙爱将刘仪打听虚实。他按照刘仪的建议，先攻破了离金寨和王子山寨，使马蹬、沙窝两寨陷于孤立，然后将其各个击破，又派部将攻占了小总帅寨和默候里寨招降了板桥寨。这时，武仙所据的九寨中只剩下了石穴山寨和蛄(hù)山寨。孟珙料想武仙遭此大败，一定会上蛄山顶上观察地势，就预先派兵在天亮时夺取了蛄山，埋伏在山脚下。不久，武仙果然率众到来，宋军在他们登到半山时发动了突然袭击，金兵惊慌失措，丢兵弃甲，死伤无数。武仙不肯投降，孟珙又率领宋军冒雨夜夺石穴山寨，武仙改变行装逃走，他的部下七万人全部投降。至此，金主想经河南入蜀的计划落空。

孟珙率军与蒙古将领那颜倴盏一起攻打蔡州。当地有一口潭叫柴潭，潭水深不见底，潭水上方有金字号楼，楼中埋伏着弓箭，金兵凭恃柴潭，以为蔡州不可破。孟珙攻到这里时，见将士们畏惧不前，就让他们开怀畅饮，然后说：“柴潭不是天险，楼上的弓箭只能射到远处而不能顾及远处。我们只要把潭凿开，把薪草塞进去，潭水干涸以后就可以攻城了。”将士们依计而行，一举攻下了金字号楼。

蔡州孤城一座，到端平元年(1234)正月时城中已经断粮三个月了，每天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发生。孟珙知道时机已到，于是派兵从南门登云梯攻入城中，又打开西门，把蒙古军放进来，宋蒙联合，终于攻下了蔡州。金主完颜守绪在城快攻破时自杀，金国灭亡。

端平三年(1236)，蒙军攻克了襄阳(今湖北襄樊)，湖北九郡相继陷落。南宋听说蒙军直逼江陵(今湖北沙市)，急忙派孟珙前往救援。孟珙下令封锁了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在江上遍布火把，照亮了数十里的江面。他还让部队改变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然后他和表弟赵武等人共同作战，亲自指挥，焚毁了蒙军准备渡江的二千多只船，攻破了二十四座寨。蒙军被迫退走，长江防线得以保全。从此，理宗把京湖战场的防备交给了孟珙。在他去世之前，蒙军始终不敢贸然渡江。

孟珙一心为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和，孟珙知道后叹道：“国事如此，齐心协力还来不及，他们俩却为一己之私互相争斗，岂不愧对廉颇和蔺相如?”他写信给陈隆之和彭大雅，他们读后惭愧不已。孟珙在军中和众将讨论事情时，大家往往意见不同，他用只言片语把他们的意见折衷后，众人皆欢。他名位虽重，但只是在指挥作战、巡查军队时神色凛然，平日里则安抚兵卒，招贤纳士，和蔼可亲。

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暗中投降，孟珙一面做好了受降的准备，一面向朝廷请示。得知朝廷没有批准后，他悲愤地叹息道：“我三十年来一心想收复中原，现在却有志难伸了!”淳熙六年(1246)自春至秋他先后五次因病请求辞官未被获准，在知道这个消息后，他的病情很快恶化，不久就逝世了，享年五十二岁。

为什么说宋朝廷重赵葵“如长城之势”

赵葵(1186～1266)，字南仲，潭州衡山(今湖南衡山)人，南宋著名将领赵方之子。他和哥哥赵范从小就立有大志，父亲很器重他们，就请郑清之、全子才、李燔等名士指点他们的学业。

赵葵从小在军中长大，少年时代就经常随父亲抗击金兵。每次金兵袭来，他都和诸将一起出去，深入敌军中间作战。诸将怕长官的儿子有闪失，总是拼死救他，所以打仗屡屡取胜。一天，赵方犒赏将士，大家嫌赏赐太少，愤愤不平，眼看就要激起兵变，赵葵觉察到以后急忙高呼：“这是朝廷的赏赐，本司另有厚赏!”听了他的话，军心马上安定了。当时，赵葵才十二三岁，事后大家都夸他机警过人。

嘉定十年(1217)，金将高琪、乌古论庆寿包围了枣阳(今湖北枣阳)。赵葵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带领下前去救援，击退了金人。嘉定十三年，赵葵受父亲的派遣和都统扈再兴一起领兵出战，连败金兵。嘉定十四年，金人进犯蕲州(今湖北蕲春)，赵方命令赵葵兄弟二人前往救援。在久长(今湖北新洲东)，宋军与回撤的金兵相遇，赵葵见敌方只有几十名骑兵，就率领杨大成等十四人追上前去，没想到后来金兵逐渐增加到了数百骑，赵葵奋力拼杀，等到赵范、扈再兴前来救援才脱围。第二天晚上金兵发动了夜袭，宋军早有准备，大败金兵。

李全之乱发生后，赵葵多次上疏指出不能姑息养奸，要及早歼灭，但朝廷却对这件事一放再放。理宗绍定三年(1230)，李全进兵扬州(今江苏扬州)，朝廷派赵葵率领一万四千人马赶去增援驻守扬州的赵范。十二月十日，李全开始攻城，多次被赵葵兄弟击退。绍定四年正月十五日，赵葵、赵范利用李全狂妄自大的弱点，让数千名精兵换上经常被李全击败的宋军部队的旗帜和服装，引诱李全出战。李全果然中计，大败而逃，结果陷进了数尺深的泥淖里，被赶来的宋军杀死。宋军又乘胜反攻，收复了淮东的失地，很快平定了叛乱。后来理宗召见赵葵时说：“你们父子三人为朝廷出力甚多，你打仗时又能身先士卒、舍身报国，这对一个儒臣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理宗和宰相郑清之都想乘机收复河南，于是赵葵上疏请求出战，被任命为权兵部尚书、京河制置使兼淮东制置使。赵葵出兵时正值盛夏，河水泛滥，粮食缺乏，不久就大败而归了。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失败，赵葵被降官一级。嘉熙元年(1237)，赵葵知扬州。他前后在扬州任职八年，开垦农田，加强战备，成功地抵御了蒙古的入侵。淳祐九年(1249)，赵葵出任右丞相，但很快就罢相了。咸淳二年(1266)，赵葵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文天祥文学成就如何文天祥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非常突出，他的诗、文、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他的爱国之作中最感人的是那首《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特别是最后一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千古传颂的名句，激励了后代无数忠臣志士为国尽忠而自死不悔。他在大都监狱中所写的“正气歌”也是一首名作。这时诗人已经被关押两年，身体的创伤，精神上的折磨，自不待言，“时劣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支撑着文天祥继续斗争的，在他看来，就是“正气”，即临危之大节，这首诗前半部分以古代英雄人物鼓励自己，是抒情，后半部分描写自己在狱中的艰苦生活，是记实，最后又以抒情结尾，激励自己要舍身取义，确实是一首声振千古的正气之歌。

文天祥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表现爱国精神方面却毫不逊色，他继承了辛弃疾开启的风格，词作慷慨悲凉，直抒胸臆，代表作是和友人邓剡《驿中方别》的《念奴娇》，全词以悲壮激越的语言，明确表示了自己虽历尽磨难都依然决心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精神，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文天祥的散文中，最著名的是《指南录后叙》。这篇文章真实地再现了他从德祐二年出使元营被扣留一直到逃脱后辗转到达永嘉这段时间同敌人、叛徒的激烈斗争，以及途中九死一生，颠沛流离的辛酸历程，充分反映了这位民族英雄百折不挠的意志。

什么叫理学“理学”，兴起于在宋代，也称为道学，是儒家的学术思想。宋儒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抛弃了汉儒偏重章句、训诂的学风，他们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把一切合乎愿望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说成是“理之自然”，把一切违背自己意志的事物、意念和行为都贬为与“理”相对立的“人欲”，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把“理”定为宇宙的本原，所以这一学派称为“理学”，又因为宋儒常常“理”、“道”并称，因此《宋史》专门设立了《道学传》，记载的都是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及其门徒的事迹，所以这个学派又称为道学。

理学之理，除了有些地方保留了规律、法则的意义外，更多的时候是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用的。理学不仅认为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它的思想成分是较为复杂的，它以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为核心，还融合了佛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作为补充，因此它的理论思想要比传统儒学要深刻、精致，容量也大得多，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理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备，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它开创于北宋初期，孙复、胡瑗、石介这“宋初三先生”大力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宣扬儒家道统说，对后来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是理学的先驱。理学的开山祖师是周敦颐，他在代表作《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开始使用“理”这个概念。他的理论体系已经初具理学雏形，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到南宋时为人所承认，朱熹、张械等人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对理学也有重要贡献，他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开程、朱等人以“理”为宇宙本体之理论的先河。理学的真正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理”成为哲学最高范畴，是从他们开始的。二程完成了儒学向哲学化、抽象化的理学过渡。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他用毕生的精力，对理学的所有基本范畴和概念，都作了详细论证和发挥，他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无人能及的。与朱熹同时，在理学内部还产生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陆九渊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以“发明本心”为宗旨，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

为什么说周敦颐“得圣贤不传之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州(今湖南道县)人。他为官尽职尽责，断案公正清明。早在分宁(今江西修水)任主簿时，就因为清理积案果断准确赢得了百姓的称赞。后来他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当时转运使王逵断案失实，因为他为人暴躁凶悍，所以没人敢提出异议，周敦颐却据理力争，最后甚至还要辞官：“靠滥杀无辜取悦别人，我不做这样的官。”王逵终于被他的正气折服了，冤案得以纠正。在担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时，为了了解案情，他不顾当地地形复杂、瘟疫流行的险恶环境，到处查访，为百姓洗雪冤情，最终因此得病，不得已移居庐山莲花峰。神宗熙宁六年(1073)六月，周敦颐去世，终年五十七岁。

周敦颐的人品很受时人的称赞，黄庭坚就称他“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被后人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朱熹、张轼称他为“先觉”、“道学宗主”，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太极图说》和《通书》，其中《太极图说》是他学说体系的基础。《太极图说》一文虽然只有二百五十多字，但周敦颐通过对《太极图》的解说，以太极为本体，提出了他的宇宙和世界观，由阴阳刚柔的变化，说明了万事万物与人类的产生，进而提出了形、神以及性、欲、善、恶、仁、义、道等范畴、概念。朱熹称赞这部著作“粹然孔孟渊源”，“得千圣以来不传之秘”。可见它在理学史上的重要影响。

司马光为什么认为程颐“力学好古”

第四十九章

程颐(1033～1107)，字正叔，他是程颢的弟弟，世称伊川先生。十四五岁时，与哥哥一起在周敦颐门下学习。十八岁那年，他进入太学读书。当时胡瑗在太学任教，有一次他用“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试，当他看到程颐的试卷后，大加赞赏，立即召见他，并且给他安排了一个学职，不久程颐就名声大振。嘉祐四年(1059)，程颐参加科举考试，在殿试时落榜，从此致力于钻研学问，兴办教育，不再应考。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年间，吕公著等大臣多次向朝廷举荐他，他都以学问不够为由，不愿出来做官。神宗熙宁五年(1072)，哥哥程颐罢官回到洛阳，兄弟二人就在家乡讲学，“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程颐讲学庄重有体，非常严谨，特别讲究师道尊严，著名的“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发生在这时。由于他们教育得法，培养了大批门人，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流派——洛学。哲宗即位后，司马光等人再次推荐程颐，称赞他“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尊礼法”，年过五十，不求仕进，请求皇帝加以重用；元祐元年(1086)三月他被召进京后，王岩叟又上奏称赞他是学者中的“完人”。召对之后，他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每次进讲，都要反复推明儒家经义，又常常对哲宗进行劝谏，议论时政，无所顾忌回避。后来他与翰林学士苏轼产生了矛盾，他们各自为首的两派互相攻击，苏轼一派的孔文仲极力诋毁程颐，把他贬得一无是处，说他是“五鬼”之首。于是在元祐二年八月，他回到洛阳继续从事教育。绍圣四年(1097)新派得势后，把他贬到涪州(今四川涪陵)，在那里他完成了重要著作《易传》。徽宗即位后，程颐被赦免，于大观元年(1107)在家去世，他一生从事教育活动长达五十年之久。

程颐和程颢的哲学观点虽然小有差异，但他们哲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还是一致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程颐在哲宗元符二年(1099)完成的著作《伊川易传》代表了他的基本观点，这部书也是宋代理学的经典作品。他强调理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是世界上各个事物各有其特殊情形，各有其理，这就是“理一分殊”的思想。后人研究宋代理学，通常“二程”并称，实际上，程颢的主要贡献，一是为洛学的建立作了发端工作，二是培养了一批学生。而程颐比程颢晚去世二十多年，在程颢之后，他完成了对理学体系的改造，从而奠定了理学的基础。

横渠先生为什么成为“关中士人宗师”

横渠先生是士人对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的尊称。张载(1020～1078)，字子厚，今陕西眉县人。

横渠张载少年时代喜欢谈论军事，二十一岁那年他去拜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范仲淹，提出要邀集豪士，夺回西夏侵占的国土。范仲淹看他很有才华，就劝他说：“儒士还是应该从名教中寻找乐趣，怎么能只谈军事呢?”张载受到启发，开始读范仲淹向他推荐的《中庸》，读完之后并不满足，又研读道家佛教的书，但没有收获，于是他又反过来从“六经”中探求学理。

张载在京师时曾经坐在虎皮垫上讲《易》，听讲的士人特别多。一天傍晚，程颢、程颐兄弟来和他讨论《易》，第二天他就对人说：“见到二程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在《易》上的造诣不及他们。”于是就停止讲学了。但在和二程深入地探讨道学的精义之后，他又不无自信地说：“我的学问能自成一体，还用得着到别人那里去求道吗?”

熙宁二年(1070)，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神宗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张载认为应该效法三代，神宗听后很满意，让他任崇文院校书。后来张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调到明州(今浙江宁波)处理苗振一案。案件处理完毕后，他就称病辞官了。在此后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把书和笔放在身边，一会儿低头读书，一会儿抬头思索，有心得就提笔记下来，有时半夜还要起来点着蜡烛写书，到熙宁九年他终于完成了学术著作《正蒙》。

熙宁十年张载被召入朝，朝中有些官员与他议礼的见解不合，他又身患重病，于是再次辞官，死在回乡的路上。他一生清贫，棺木还是门徒们凑钱买的。

张载以为世界的本体是“气”，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气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天地之性”，但“气质之性”的不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为了成为圣人和君子，人们应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气质之性”。张载的学术又称为横渠之学，他创立了关学，是“关中士人宗师”。

“鹅湖之会”是怎么回事孝宗朝是南宋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南宋的著名学派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朱熹就是在孝宗时期逐渐建立起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形成了集理学大成的学派。由于他出生于尤溪，主要活动于建阳(今福建建阳)、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地区，因此他这一派也被称为闽学派。这一时期理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学派，是陆九渊创立的心学学派。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世称象山先生。因为他是抚州金溪(今江西金溪)人，所以心学学派又称为江西学派。两派在宇宙观、心性论、方法论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宇宙观上，陆九渊认为“宇宙一理”，主张唯理一元论；朱熹则认为“理先气后”，有理气二元论的倾向。在心性论方面，朱熹把人心分为天理、物欲两部分；陆九渊则认为心理是完全合一的。在方法论上，朱熹主张“格物致知”；陆九渊则提倡顿悟式的内省道德修养。为了调和朱、陆两家的分歧，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邀请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和朱熹在信州鹅湖寺(今江西铅山鹅湖寺)进行了一场哲学辩论会，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以及刘子澄、赵景昭等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在会上，朱、陆双方各持己见，并赋诗明志。陆氏兄弟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讥讽朱熹的格物功夫支离，免不了要浮沉。朱熹对此非常不满，主张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辩论了三天，到最后观点也没有得到统一。

为什么说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之所以能够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首先在于他具备广博的学问和探究事理的“穷理”精神。他不仅总结了北宋以来各派学说并融会贯通，同时也吸取改造了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将之纳入了自己的理学体系；对佛、道思想也是剔除其有悖于封建伦理的观念，吸取其哲理的部分；对自然科学知识也表示了一定的尊重，认为它虽是“小道”，却不是“异端”。朱熹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理学家中是无人能及的。

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以理气说为中心内容。“理”是朱熹思想的最高范畴，以“理”作为宇宙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强调理本气末。在政治上，他的“理一分殊”学说是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做论证，而万物各自的分殊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体现。另外，他肯定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说法，指出“凡事无不相反相成”，认为质变是在渐变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观点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一个新贡献。

关于知行学说，朱熹强调知先行后，但又认为“知行相须”，注意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性命之说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性是一切有生命的生物所具有的天理，人类禀受天理的因素，因而有仁义礼智的道德。但是人也是物质的形体，禀受的气有清浊的不同，所以有智愚善恶之分。朱熹从先天气禀的不同来论证人的贤愚善恶，从而说明了封建社会善恶是非的先天根据。对于“理”和“欲”的问题，他提出“人欲中自有天理”，“然天理人欲，同情异行”，认为道德意识与物质欲望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凡是超越了封建道德原则规定的人欲，就是与“天理”对立的，所以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在历史观上，他认为尧、舜、禹的时代“天理”流行，体现为“王道”政治；三代后就“人欲横行”，体现为“霸道”政治。

总之，朱熹的学说可以说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著作丰富，对理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论述，他是理学的最后完成者，也是孔子以后对儒学贡献最大的思想家，他创立了一整套完整、精密、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了元、明、清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志》是谁所著《通志》是一部重要的通史著作，和《通典》、《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它是由南宋的郑樵编著的。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自号溪西遗民，人们称他为夹漈(jì)先生。他家境贫寒，在家乡夹漈山建筑房屋，谢绝亲友，专心苦读。学成之后，他开始游览名山大川，增长见识，碰到藏书丰富的人家，就千方百计地请求人家把书借给他读。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经史之学、礼乐、文学、天文、地理、虫鱼、草木等各门各类的学问都有研究。

由于得到侍讲王纶、贺允中的推荐，郑樵得到高宗的召见。后来他监潭州南岳庙，高宗下令给笔札资助他抄写《通志》。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命令郑樵进献《通志》，三月郑樵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郑樵编著的《通志》共二百卷，是我国现存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体例分为本纪、列传、年谱(即年表)、略(即志)、世家、载记，上起三皇，大部分内容下限到五代。《通志》的精华主要在二十略上，这二十略依次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chóu)、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二十略可以被视为一部广义的文化史，受到了后人的重视。

真德秀为何被“内外交颂”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希元，号西山，世称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他四岁开始读书，过目不忘，十五岁父亲去世，同郡的杨圭见他器宇不凡，就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学习，还把女儿嫁了给他。

真德秀于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开禧元年(1205)中博学宏词科，嘉定元年(1208)升太学博士。他对奸臣史弥远的降金政策十分不满，指出对金唯唯诺诺，每年献上“岁币”，只会使金国日益富强而宋朝日益衰败。

嘉定六年(1213)十月，真德秀任金国贺登位使，行至盱眙(xúyí，今江苏盱眙)边城时金国发生了内乱，不能过界。他一直等到第二年年初，但还是无法到中都(今北京)庆贺金宣宗即位，只好返回京师。他一再上奏陈述宋金形势，但宋朝偏安江南，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打算。同时，史弥远专权擅国，笼络天下名士，真德秀悲愤地说：“我一定要离开朝廷，让权臣知道这世上还有不阿附权贵的人!”于是极力要求外调。

真德秀出任江东路转运副使时，江东地区正在闹旱灾蝗害，他到任后奏罢贪官，并在自己分管的灾区广德(今安徽广德)、太平(今安徽当涂)两地开仓赈灾，政绩卓著。赈灾结束后，数千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并指着路旁的荒坟说：“这里埋的都是往年饿死的人。要是没有您，我们也早就进坟墓了。”以前都司胡槻(guī)、薛拯常常讥诮真德秀过于迂腐，没有实际才干，从江东赈灾以后真德秀的政誉才逐渐显著起来。

真德秀又被调任知泉州(今福建泉州)。泉州是重要的外贸港口，但外商苦于苛税繁重，一年只有三四艘商船进港。真德秀上任后，宽待外商，并组织民兵剿灭海盗，进港的外国商船一下子就增加到了三十六艘。

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史弥远扶植理宗即位。理宗下诏已经成为著名理学家的真德秀入朝，并在真德秀还未到位以前连续为他升官。真德秀对史弥远废立国君非常不满，坚持不任直学士院，只任礼部侍郎，并多次为济王赵竑(hóng)辩白。赵竑原本是皇位继承人，被史弥远害死，当时朝廷内外没人敢公开为他申冤，真德秀的这一行为大大触怒了史弥远。正好王堲(jì)、盛章、莫泽、朱端常先后弹劾真德秀，真德秀被罢。监察御史梁成大又弹劾真德秀，请求把他加以贬窜，但理宗没有这样做。史弥远被诛后，真德秀重新得到了重用，但他已经疾病缠身，不久就逝世了。

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是当时名望非常高的理学家，虽然遭到奸相嫉恨而不被任用，但他的名声反而因此更加显著。他在朝内任官不到十年，却写了数十万字的奏疏，直指朝政，任地方官时政绩卓著，深得民心，因此被“内外交颂”。

魏了翁去世，理宗为何“有用才不尽之恨”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邛(qióng)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他年龄很小时就和哥哥们一起读书，悟性极高，过目不忘，被乡里人视为神童。十五岁的时候，他写了一篇《韩愈论》，抑扬顿挫，已经和成熟的文风相去不远了。庆元五年(1199)他以第三名中了进士。

开禧元年(1205)，魏了翁被召试学士院。当时韩侂胄积极准备北伐，想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朝中很多大臣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担心北伐失败，损耗国力，但没有人敢公开反对韩侂胄。于是，魏了翁在策论中指出“国家纪纲不立，国是不定”，而“金地广势强”，如果不顾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贸然出兵，那就只会孤注一掷，后果不堪设想。魏了翁的策论一出，朝内一片哗然。

开禧北伐失败，史弥远秘密害死了韩侂胄。他为了改善形象，开始起用名士，崇奉理学，理学家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但魏了翁一开始就觉察到史弥远专断国事，于是极力推辞。不久父亲去世，魏了翁辞官守丧，在白鹤山(在今四川蒲江县北)下建成了鹤山书院，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积极宣扬理学，土子们争着从各地赶来求学。

后来魏了翁知眉州(今四川眉山)。他礼遇老者，提拔才士，每月初一、十五亲自去学宫讲学，推行礼仪教化，做了很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使当地习俗为之一变。

嘉定十五年(1222)，魏了翁被召入朝。史弥远想把他收为己用，不断升迁他的官职。嘉定十七年，宁宗逝世，理宗不太光彩地登上了皇位。国事的突然变易使魏了翁积忧成疾，三次请求担任闲职，但没有得到批准。宝庆元年(1225)正月，原来的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hóng)被史弥远害死，魏了翁对此极为不满，多次请求为济王平反。史弥远见他始终不向自己低头，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以欺世盗名、结党诽谤国事的罪名降了他的官职，贬往靖州(今湖南靖州)居住。

史弥远被诛后，魏了翁表面上得到了重用，但他在各方力量的牵制下根本不能有所作为。他一再请求辞官，但直到去世朝廷也没有下达诏书。死后他累赠至秦国公，谥文靖。

魏了翁是著名的理学家，和真德秀齐名。他为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请谥，并建立书院讲学，为理学的传播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他去世的消息传到朝内后，理宗十分悲伤，“叹息有用才不尽之恨”。

为什么说刘克庄是南宋末年文坛宗主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号后村居士，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曾经拜理学大师真德秀为师，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虽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政治业绩，但在文坛上，他是南宋后期的“江湖诗人”中官位最高、年寿最长、阅历也最为丰富的作家，在当时就被看作是文坛的宗主，是继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

刘克庄学问渊博，在诗、词、骈文、散文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诗词的成就尤其突出。他早年的诗就很受大儒叶适的赏识。刘克庄今存诗约有四千五百首左右，数量之多在南宋仅次于陆游，刘克庄生活的年代，南宋王朝正在死亡线上苟延残喘，苦苦挣扎。他感时伤怀，写了许多慷慨悲壮、笔力雄健的佳作；有对中原未复、时无英雄的悲愤(如《有感》)；有对当权者昏庸、苟安的强烈抨击(如《戊辰即事》)；还有对忠勇之士的赞颂和悼念(如《梦豊宅之》)，都表现出诗人关心时政、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刘克庄也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现有词二百四十六首。他对辛弃疾非常仰慕，因此在创作中有意识的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表现出豪迈奔放、雄健疏宕的主导风格，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伤时的情怀。他虽然没有辛弃疾在金占领区生活二十多年的切肤之痛，但是悲愤中原的沦陷、渴望国家的统一却是与辛弃疾相通的。在《贺新郎》《九日》中他写道：“湛湛长空黑，更那堪斜风细雨，乱愁如织。”表现了对中原未复的凄凉、萧瑟之情。在反映抗战的另一首《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中，他忧心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朋友投笔从戎，挽救国难，“闻说北面吹风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超柱”。感情激越，语重心长。充分显示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满腔报国热情。

除了诗词创作成就突出外，刘克庄还是南宋时期一位著名的诗论家，著有兼论诗词的《后村诗话》，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特别是对陆游、辛弃疾的爱国词给予了很高评价，对推广辛词起了一定的作用。后人认为《后村诗话》“论诗则具有条理”，“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李穆为什么赞叹徐铉、徐锴之文“二陆不能及也”?

徐铉(917～992)，字鼎臣，徐锴(901～974)，字楚金，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他们是兄弟俩，都以文才扬名于当时。

徐铉十岁就会写文章，与韩熙载齐名，江南的士人把他们合称为“韩徐”。他刚开始在南唐做官，宋军包围金陵(今江苏南京)后，李后主想派他出使宋营，正好都将朱令赞(yūn)带领十余万士兵从长江上游赶来救援，后主为了确保徐铉的安全，想下令朱令赞暂时不要东下，徐铉却说：“现在要先为社稷考虑，不要担心我。”南唐投降后，徐铉入宋，曾经从征太原，他起草的书檄诏令辞理精当，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徐铉恬淡寡欲，坦率正直，不喜欢佛教而爱好神怪故事，写有《稽神录》。他做诗学习李白和白居易，风格平淡自然。同时，他还精通小学，受诏校对过《说文解字》。由于他曾在北宋担任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现存作品有《骑省集》三十卷。

徐锴小的时候，母亲忙着教哥哥读书识字，顾不着管他，他就自己主动去学习。后来李璟(南唐中主)见到了他的文章，称赏不已，就让他做了秘书省正字。徐铉奉命出使宋营时，他忧虑而死。徐锴也精于小学，作有《说文解字韵谱》。除诗文以外，他还写过《方舆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

徐铉兄弟在宋初享有很高的声誉，李穆出使江南读了他们的文章后，感慨地说：“二陆不能及也!”意思是说，连西晋的著名作家陆机和陆云兄弟也比不上他们，可见他们的确才华横溢。

为什么“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柳永(约980～1053)，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勤奋学习，致力于举业。柳永兄弟三人都以擅长文学著称，号称“柳氏三绝”。青壮年时期，柳永主要生活在汴京，因为他长得舒朗俊逸、仙风道骨又风流多情、善于作词，所以深得歌妓舞女的青睐，终日流连于秦楼楚馆，为歌儿舞女填词，过着纨绔子弟、风流才子式的浪荡生活。虽然他文才出众，然而却屡试不中，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鹤冲天》词，表达了自己的失望之情，其中有“才子佳人，自是白衣卿相”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两句。这首词盛传一时，仁宗知道后非常不高兴，因此柳永当再次应举并通过考试时，仁宗在放榜前把他黜落，理由是“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在皇帝眼中，他就是一个有才无德的文人。尽管后来又有爱才的人向皇帝推荐他，但是仁宗还是一句：“且去填词!”科举功名上的失意，使他更加放浪形骸，自嘲“奉旨填词柳三变”，混迹于秦楼楚馆之中，还多次外出漫游。在经历多年坎坷之后，他终于在景祐元年(1034)考中进士，但是长年沉沦下僚，无法升迁。皇祐中，他好不容易升为屯田员外郎，但不久就因为《醉蓬莱》一词再次触怒了仁宗，从此“不复进用”。皇祐五年(1053)前后客死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他的一生是非常不幸的。

柳永以词成名，也以词受累，他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在词史上的突出贡献是发展了慢词的形式，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

在柳永之前，词坛上占优势的是小令，慢词的数量很少。柳永开始大量创作慢词，使词这种文体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更加丰富。于是在他的词中，出现了繁华富庶的都市(如《望海潮》)，飘泊四方的羁旅行役情怀(如《八声甘州》)，以及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如《雨霖铃》)。因为他长年生活在市井之中，与下层市民有着较多的接触，所以他能够从平民的真实感受出发，客观真实地描写繁华的都市、发达的经济以及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这些都适应了都市生活和市民娱乐的需要。在丰富词作的艺术手法和表现力方面，柳永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词铺叙委婉、描述精细，尤其善于以曲折委婉的白描手法写景、叙事和抒情，给人以结构细密、布局严整、层次分明、意赅情深的感受。柳词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俗”。这不仅表现在它的内容多是反映世俗生活，也表现在它的语言多采用民间的俚俗之语，通俗易懂，形象鲜明，有的词(如《爪茉莉》)几乎全篇都是用口语写成的。这种浅显生动的语言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了在此前文学作品中较少出现的市民情调，这也是柳永的词能够风靡一时，广泛流传，深受下层市民喜爱，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重要原因。

梅尧臣诗歌成就如何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安徽宣州)人，是宋初著名的诗人。

梅尧臣出身于农家，所以虽然他的诗写得很好，却一直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后来他凭借叔父梅询的门荫担任了河南主簿，才在西京洛阳得到西京留守钱惟演的赏识。钱惟演和他结为忘年之交，并和他互相酬唱，以帮助他提高声誉。不久，欧阳修也到了洛阳，他和梅尧臣一见如故，二人开始共同倡导诗文革新。

梅尧臣屡试不中，仕途很不得意，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诗歌创作上，成了宋初为数不多的著名诗人之一。他关心百姓疾苦，写了许多反映百姓生活的诗歌。仁宗康定元年(1040)，他知襄城县事，当时朝廷正在和西夏作战，人力、物力缺乏，因此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和徭役，梅尧臣目睹百姓的惨状，愤懑之下写了《田家语》等诗。

梅尧臣不但擅长写《田家语》之类的古体诗，而且近体律诗也写得得心应手。《鲁山山行》描写山行经过之处的景物，出语乎淡而情趣盎然：“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他的名句有“野凫(fú)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东溪》)，“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闲居》)等。

梅尧臣的诗简古平淡，“平淡”是他一向的艺术追求。所谓平淡，不是平庸浅俗。他曾经对别人说：“好诗要写得有新意，要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能把难写的景物写得跟它就在眼前一样，能让人读完以后觉得诗中还有话外之音，这样的诗才是最好的诗。”梅尧臣有明确的艺术追求，并不断地向这个方向努力，最终达到了平淡有味的境界。欧阳修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却声称自己的诗不如梅尧臣写得好。有人得到一件西南少数民族的衣服，上面竟然绣有梅尧臣的诗。从这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梅尧臣的诗名是很高的。

“贺梅子”谓谁“贺梅子”指的是北宋著名词人贺铸。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一词广为流传，其中“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几句特别著名，于是人们称他为“贺梅子”。

贺铸(1052～1125)，字方回，卫州(今河南汲县)人。他身长七尺，面黑如铁，眉目耸拔，长相十分奇伟。他喜欢谈论时事，即使是权贵显要，只要稍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也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曾和一个权贵子弟同事，那人骄傲不倨，贺铸看不惯他，就拿来盗贼偷东西时用的工具，屏退左右后把他关进了密室里，然后拿棍子指着他说：“你过来!你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作为某用，你又在某年某月某日偷了某件东西带回家，是不是?”那人一听，吓得连忙说：“是是是”。贺铸又一下子把他的衣服撕开，拿棍子狠狠地打了他好几下，那人疼得呼爹喊娘，连连叩头求饶。贺铸见他已经被制服了，就哈哈大笑，把他放了。当时，江淮一带有米芾以魁伟傲岸出名，贺铸和他不相上下，两人每次碰见都怒目相视，互相辩驳，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人们都说贺铸有侠士之风，但他却擅长写缠绵悱恻的词作，前面提到的《青玉案》就属于这类作品。又如他在妻子死后写的《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原上草，露初曦，旧栖新垄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淮复挑灯夜补衣。”这首悼亡词和苏轼写的同一主题的《江城子》一样，打动过无数痛失爱侣的人。贺铸善于化用别人的句子填词，他曾经说过：“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句常常为我所用。”他的《石州引》“芭蕉不展丁香结”一句就是李商隐《代赠》中的名句。

贺铸是个个性奇特的人，他曾把自己的词作编为《东山乐府》，请好友程俱作序。程俱在序文中生动地描绘了他既有豪侠之气又具儿女之情的形象。这种个性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就是风格有时柔婉缠绵，有时豪放激越。但是，从总体来看，“贺梅子”的词作仍以婉约为主。

为什么说苏洵文章成就最高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人们把他的儿子苏轼、苏辙称为二苏，把他称为老苏，也以他的号称他为苏老泉。

苏洵名列“唐宋八大家”，是北宋中期重要的散文家。他早年也读过书、学过诗，但都没有下过苦功，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在妻子程氏的支持下谢绝交游，发愤苦读，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器晚成的文学家。

苏洵不擅长声律对偶，因此多次在科举中落榜，这使他在古文上用力最勤，取得的成就也最高。苏洵的文章主要是议论，书翰和杂文，其中《几策》、《衡论》论政，《权书》论兵，《六经论》谈经，都是自成系统的专著。

苏洵的文章往往针对现实展开议论，能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如《六国论》批评六国贿赂秦国，就一针见血地直指宋朝怯敌退让的政策。又如研究敌情的《几策·审敌》对敌我态势作出了具体分析，也能鞭辟入里，切中实际。

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笔老辣，析理精微，常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管仲历来被认为是一代贤相，苏洵却在《管仲论》中批评他临死前没能识拔和举荐人才，导致了后来的权臣乱国，因此应该对齐国大乱负责。这是一篇翻案文章，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无懈可击，充分体现了苏文笔锋犀利的特点。

苏洵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不是以诗词而是以散文见长的。

第五十章

李格非父女有何文学成就李格非(生卒不详)，字文叔，济南(今山东济南)人。他在熙宁九年(1076)中进士，曾经受到过苏轼的称赏，哲宗时官至礼部员外郎，和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为“苏门后四学士”。徽宗时，蔡京专政，打击元祐党人，他被列入旧党遭到了罢免。他有《洛阳名园记》流传至今。

李清照(1084～11557)，自号易安居士，是李格非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名臣王拱辰的孙女，也能诗会文。建炎南渡(1127)以前，李清照的生活幸福美满，她十八岁时嫁给了赵挺之的儿子赵明诚，夫妻二人情投意合，虽然因为赵明诚做官他们有过离别，但时间都很短暂。靖康元年(1126)的战乱彻底改变了李清照的生活。先是建炎元年(1127)金兵南下，李清照被迫漂泊江南，紧接着建炎三年赵明诚在金陵病逝，李清照悲痛之下得了一场大病，但形势危急，她不得不继续南奔避难。一路上，她历经艰险，几经辗转，直到绍兴五年(1135)才在临安定居下来，直到去世。

李清照是一位才华横溢、抱负非凡的女作家，她的诗风意境宏阔，笔锋犀利，像“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这样豪气逼人的诗句丝毫不让须眉。但是，真正奠定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是她的词作。

李清照有《漱玉词》，她的词以靖康之乱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作主要表现了一位少女、少妇悠闲适意的生活情趣，如《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人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在人争渡、鸟齐飞的动态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词人天真活泼、热情洋溢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位女词人，李清照也有多愁善感的时候，流传千载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作于她和丈夫短暂的离别之后，其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轻缓的叹息中包含着无限的柔情，是妇孺皆知的名句。

南渡以后，李清照词中的离愁别恨加重了分量，常常在哀叹之余流露出家国之恨，《永遇乐》“落日熔金”、《声声慢》“寻寻觅觅”，都是这时的代表作。其中《声声慢》的开头几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以十四个叠字组成，真实地传达出当时词人凄清悲苦的心境，在感情深度上明显超过了前期作品。

李清照作词善于运用浅近、清新的语句，采用白描手法，在一个动作、一个细节中准确地传达出微妙曲折的心理活动。她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被称为“易安体”，受到了后人的赞扬。

为什么说文同诗、文、书、画皆工文同(1018～1079)，字与可，自号笑笑居士，梓州梓潼(今四川梓潼)人。他长得方口秀眉，气格高洁，司马光、苏轼都很器重他，文彦博守成都时也写信给他说：“您襟怀洒落，就如同晴日里的白云、秋夜里的明月。”

文同诗、文、书、画无不精通。他在诗里描写自然风景常和绘画结合起来，如《晚雪湖上寄景孺》中的“独坐水轩人不到，满林如挂《暝禽图》”二句直接把山水比作名画，又如《长举》中“峰峦李成似，涧谷范宽能”二句以李成、范宽这两位画家的作画风格来比喻山水。钱钟书先生认为从文同开始，“这就成为中国写景诗文里的惯技”(《宋诗选注》)。文同篆、隶、行、草、飞白皆工，在书法上有一定造诣。他还是最早作文人画的文人之一，善画墨竹。刚开始他只是自娱自乐，但渐渐名声在外，有很多人拿着缣(jiān)，一种质地细薄的丝织品，古代常用来书写文字)帛来登门求画。文同很讨厌他们，把缣帛都扔到了地上。元丰初年(1078)他被任命知湖州，第二年在上任的路上休息，端坐而卒，后人称文同为“文湖州”，称他的墨竹画风为“湖州竹派”。

为什么说米芾“妙于翰墨”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书画学博士，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米芾擅长诗文，精于鉴别书画古玩，作画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山水，画史上有“米家云山”之称。但米芾最著名的不是诗文，也不是绘画，而是他的书法。

米芾(fú)是“宋四家”之一。他的书风与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米芾穿戴仿效唐人，风神萧散，吐音清畅，有洁癖，经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无为州的治所(今安徽无为)内有一块巨石，奇丑无比，米芾见到后大喜，说：“这块石头当得起我一拜!”于是整整衣冠就拜了下去，口中还称石头为“兄”。米芾的气质风神与魏晋六朝时期的士大夫如出一辙，而他的书法也多借鉴六朝，传世的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据说不少是他摹制的。他在临摹六朝书法的过程中仔细揣摩，又加上天姿聪颖，转益多师，逐渐形成了姿致俊美而不失豪爽雄强的书风。米芾的行书与苏轼的天趣、黄庭坚的古朴、蔡襄的隽远不同，他以潇洒取胜，却又不失于单薄。他在某种程度上发扬了晋人洒脱的风度，但又能以清癯沉静为根基，虽然墨迹淋漓却又不失检点。米芾的书法作品传世较多，著名的有《千字文》、《方圆庵记》、《苕溪诗》、《多景楼诗》、《蜀素帖》、《鲁公仙迹记》等，而《兰亭序》更是一件书法佳品。

李公麟、周邦彦各有何长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潜山)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元符三年(1100)因病辞官，归老于龙眠山。李公麟一生官运不佳，艺术成就却很高。他的文章、书法都有可取之处，在古代器物的鉴赏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但他主要还是一位画家。

李公麟最擅长于人物和鞍马画。他的人物画能表现出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而且特别注重构思立意，往往能引起人们的联想。据文献记载，他画西汉名将李广夺得匈奴马匹回到汉营的故事时，李广在马上引弓瞄准了匈奴骑兵，箭在弦上而人马已经倒地了。这种构思不合常理，但却充分展示了李广箭术的准确神奇，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李公麟的鞍马画有《五马图》传世，画的是西域进献给北宋王朝的五匹骏马，技巧娴熟，线条洗炼，流畅含蓄。他的好友黄庭坚在画的后跋中说到，当李公麟画完其中一匹名叫“满川花”的马以后，这匹马不久就死了，因为它的精气魂魄已经被李公麟的画笔取走了。这件事可能是一种巧合，但却反映出黄庭坚对李公麟的高度评价。

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青年时期就博涉书史，但生活放浪，没有引起州里的重视。元丰六年(1083)他到京师向神宗进献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汴都赋》称颂新政，受到赏识，由太学生升成了太学学正。元祐二年(1087)起在各地任地方官。元符元年(1098)哲宗召见他，再次进献《汴都赋》，授秘书郎省正字。徽宗时官至提举大晟(shèng)府。

周邦彦虽然以赋受到两位皇帝的称赏，但他主要是以词出名。周邦彦的词大多写爱情和身世之感，写爱情的词作有些寄寓了真情，但多数是酒筵歌席上的赠妓应酬之作。他写身世之感的词作则多以羁旅、思归、惜别为题材。周邦彦词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仍以婉约派的传统题材为主，他在词史上能占有很高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在艺术技巧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周邦彦擅长写长调，他的长调在严整的章法结构中富有变化，往往能把人情物态写得生动传神。他还善于借用、化用前人的诗意词句入词，并使之浑然天成，比如名篇《西河》《金陵怀古》全篇借用了唐代刘禹锡的《金陵五题》，《尉迟杯》(隋堤路)中“阴阴淡月笼沙”一句化用杜牧《泊秦淮》的“烟笼寒水月笼沙”。周邦彦精通乐律，所以他的词作音律优美，抑扬有致，这也是他的艺术成就之一。

周邦彦在词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代的许多词论家都认为他是两宋词坛上一位承先启后的大家。

为什么说陈与义“尤长于诗”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其祖先世居京兆(今陕西西安)，从他的曾祖父希亮开始迁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于宋徽宗政和三年(113)年中进士，曾官至参知政事。史称他“尤长于诗”，是两宋之交的著名诗人。

陈与义现存诗六百二十六首。他一生经历了北宋末期、南宋初年两个阶段，以靖康之变为界，他的诗歌创作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时期。靖康以前，他虽然一度以诗名为朝廷所用，但很快就遭到贬黜，大部分时间郁郁不得志。诗歌创作受黄庭坚、陈师道的影响很大，咏物、抒怀、唱和、酬赠等是他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内容。通过这些题材，他或抒发壮志难酬，或嘲讽庸俗世风，或感叹地位卑下，无论是内容和情趣都与黄庭坚、陈师道相近，一表现出他对自身遭遇的不满和对庸俗世态的厌恶。但是突如其来的靖康之变使陈与义的生活和思想都发生了变化。从靖康元年(1126)到绍兴元年(1131)，这五六年的时光陈与义是在不断逃亡中渡过的，后来虽然在朝廷中做官，但是国家却时刻面临着强敌的严重威胁。他对此忧心忡忡，因此感叹流亡、忧愤时政、歌颂报国以及怀念故土等就成了他后期诗歌创作的主流。如那首著名的《伤春》“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疲兵敢犯犬羊峰”。这首诗做于建炎四年(1130)，当时金兵把宋高宗一直追到了海上。这首诗全篇雄浑沉郁、忧愤深广，以精美的语言、洪亮的音调，抒发了作者的爱国之情，而伴随着这种爱国精神的发扬，他的诗歌在艺术上也有了重要的发展，由黄庭坚的奇巧和陈师道的朴拙发展为雄浑沉郁，从而突破了江西诗派的范围，成为两宋之间最为杰出的诗人。

“希夷先生”是谁的赐号陈抟(?～989)，字图南，亳(b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他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河边玩耍，有个身穿青衣的老妇叫他过来喂奶给他吃，从此他就变得越来越聪明了。长大后他读经史书籍，总是过目不忘。后唐长兴年间，他没有考中进士，后来就不愿做官了。陈抟自己说他曾经遇见孙君仿和獐皮处士，他们告诉他武当山九室岩可以隐居。他在那里修炼了二十多年后又到华山隐居。陈抟在当时很有名气，周世宗、宋太宗都曾亲自召见他，还赐给他很多东西。他能看透别人的心事。有个叫贾休复的道士想要挂在陈抟房子里的大瓢，被他看了出来，就叫手下人取下大瓢送给了贾休复。贾休复非常吃惊，认为陈抟简直就是神仙。有个叫郭沆(hàng)的人，小时候有一次住在陈抟所居的云台观中，睡到半夜突然被陈抟叫醒，让他赶快回家，陈沆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陈抟又说：“可以不回去了。”第二天，陈沆回到家里，才知道半夜母亲突然心疼得几乎死过去，不过过了一会儿又好了。

太平兴国九年(984)，陈抟去京城朝见太宗，太宗派人好好招待他，并叫宰相宋琪等人接见他。当时陈抟已经在华山居住了四十多年，快一百岁了。他被送去见宋琪，宋琪等人问：“先生您修炼的方法可以教给外人吗?”陈抟回答道：“我只是个山野里的小人物，对国家没有用处，也不知道什么修炼的方法。当今皇上英明贤能，博通古今，确实是个有道明君。你们同心协力辅助皇上治理国家，这就是最好的修炼之术了。”宋琪等人把他的话告诉了太宗，太宗龙心大悦，好好赏赐了他一番，还下诏为他赐号“希夷先生”。

端拱元年(988)的一天，陈抟忽然对一名弟子说：“你帮我在张超谷中筑一间石室，我要去那里静养。”端拱二年秋天的七月，石室建成了，陈抟给朝廷写了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大致是说自己将在这个月的二十二日死在莲花峰下的张超谷中。后来果然是这样。他死后的七天尸体还有余温，有五色云彩弥漫在洞口，几个月都没有散去。

“梅妻鹤子”者是谁“梅妻鹤子”指的是北宋的林逋(bǔ)，他是著名的隐士，也是一位诗人。

林逋(957～1028)字君复，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从小是个孤儿，苦学成才，性格恬淡，家里穷得缺衣少吃，他却一点儿都不发愁。他游览了在江淮间很多地方，后来回到了杭州，在西湖的孤山定居下来，此后二十年中再也没有进过城市。林逋擅长行书，喜欢做诗，每次写完一首后就随手扔掉了，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诗保存下来流芳后世呢?”林逋说：“我隐居在山林里，并不想靠做诗成名当世，何况留名后世呢?”但是还是有人暗暗把他的诗记下来了。林逋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风格恬淡清幽，人们所熟知的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就出自他的诗作《山园小梅》。

林逋曾经在房子旁边为自己立墓，临终前写的诗中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两句。他死后仁宗赐谥和靖先生。

由于林逋一生没有娶妻生子，却以观鹤赏梅为乐，所以人们送他了一个“梅妻鹤子”的雅号。

秦九韶对数学有何贡献秦九韶(1202～约1261)，字道古，普州安岳(今四川安岳)人。就个人品行而言，秦九韶可以说相当恶劣，他是一个自私、专横和唯利是图的人。他出任琼州(今海南琼山)太守时，不到一百天，就因为贪暴被免职。但后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有着杰出的数学才能，美国科学史家萨顿甚至称赞他是“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他对数学的贡献，体现在他的数学著作《数书九章》中。

《数书九章》的成就可以与名著《九章算术》相媲美。这部著作，南宋时称为《数学大略》或《数术大略》，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四库全书》都称为《数书九章》。全书共十八卷，八十一题，分为九类，每类九题，每个题答案的后面都有“术”，说明解题方法；“术”后面有“草”；说明演算步骤，有的题目还有图画。这本书最重要的成就是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和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解法)。秦九韶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把以增乘开方法为主体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发展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比意大利数学家鲁菲尼和英国数学家霍纳早了五六百年。一次同余式问题的解法是适应天文学家推算上元积年的需要产生的。三世纪以后，中国各家历法都有一个特定的上元积年，但各个时期的天文学家们尽管掌握了上元积年的推算方法，却没有人明确提出系统和完整的一次同余理论。秦九韶经过深入研究，在《数书九章》中明确给出了一次同余组的一般解法，提出了著名的“大衍求一术”。

除了上述两方面外，《数书九章》还在代数学、几何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外，它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数学、天文历法乃至雨雪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还可以从中了解到南宋时期户口增长、耕地增长、赋税货币流通等社会经济领域的真实情况。可以这样说，《数书九章》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它所包含的高次方程解法以及一次同余组解法，代表了中世纪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和最高水平。

为什么天下人认为蔡京是“六贼之首”

徽宗宣和六年(1125)十二月，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疏，请求诛杀“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动，以平众怒。从此，蔡京就被认为是“六贼之首”，成了历史上妇孺皆知的大奸臣。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司马光秉政时恢复旧法中的差役法，限期五日内完成。大家都因为时间太紧没有完成，只有蔡京一个人把辖区内的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全部改过来了。司马光知道后，高兴地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蔡京后来因为奸邪乱法被贬职。绍圣初，蔡京代理户部尚书。章悖想恢复雇役，但职能部门久久不能决定。蔡京为了取悦章悖，就对章悖说：“按照熙宁年间的旧例施行就行了，有什么可商量的?”章悖听了他的话以后，就决定恢复雇役。差役和雇役是两种不同的役法，司马光和章悖分别属于旧党和新党，蔡京竟然取得了两个人的欢心，从他在这件事上的反复无常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奸邪本性。

徽宗即位后，曾把蔡京贬到太原，蔡京不愿意离开朝廷，迟迟不去上任，御史又上奏他的恶行，他因此被夺职，住到了杭州。正巧宦官童贯到江浙一带为徽宗寻访书画奇巧，蔡京就极力巴结他，天天陪着他游山玩水。童贯每天都派人把蔡京匦的屏障之类进献给徽宗，徽宗逐渐对蔡京有了好感。有个叫徐知常的道士经常出入元符皇后宫中，也常推荐蔡京，以至于宫妾、宦官众口一词，都对蔡京称赞不已。于是，徽宗又起用了他。

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曾布相继罢相，蔡京取代曾布任右仆射，在徽宗面前表示愿意尽心竭力辅佐皇上继续推行新法。随后，他又被升为左仆射。

蔡京通过卑劣的手段当上宰相后，就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培植亲信，铲除异己。他勾结宦官童贯、梁师成、杨戬(jiǎn)，凡是重要事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监泽、赋调、尹牧等，他都派自己的亲信每三个人主管一事。蔡京家中喂马的人都是大官，媵妾都被封为夫人，他的权势可见一斑。他动不动就以推行新法为借口改换官制，以满足自己的私欲，甚至为了怕有人弹劾自己而作假圣旨，即使有些作得不像，群臣也都不敢直说。他不遗余力地扫除政敌，把“奸党”司马光、文彦博等一百二十人的名字刻在了端礼门上，并把五百四十余人列为“邪等”。除打击旧党之外，还以“为臣不忠”的罪名打击章悖、曾布等新党，为的是铲除可能威胁到自己相位的人。

蔡京经常在徽宗面前进言，说当今天下和平富足，应该及时享乐。有一次徽宗大宴群臣，拿出玉盏、玉卮(zhī)对辅臣说：“朕想用这些东西，只是担心别人说朕太奢华了。”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时，他们拿石敬瑭时代的玉盘玉盏向臣夸耀，说大宋没这些东西。现在皇上用它们，没有什么行不通的。”徽宗不放心地说：“先帝造了一座几尺的小台，就有很多人上奏劝谏，朕十分担心又有人来劝朕。”蔡京说：“如果事情做得合理，有人说也没什么大碍。陛下应当享受全天下的进奉之物，区区一些玉器，有什么大不了的呢?”蔡京不但在徽宗面前大肆宣扬“丰亨豫大”之说，教唆他尽情享乐，自己家的生活也卜分奢侈豪华。他在开封有两座庄园，杭州还建有大宅院。他喜欢吃鹌鹑，一顿羹汤往往杀数百只鹌鹑，家库中储存的黄雀肫就装了满满三大屋。

蔡京拜相有四起四落，由于他的关系网牢不可破，每次下台后总有人帮助他东山再起。他执政期间搞得民怨沸腾，民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反映了百姓对他的憎恶和不满。后来他死在前往贬所的路上，天下人还都认为太便宜他了。

为什么贾似道被称为“蟋蟀宰相”

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他凭借姐姐贾贵妃的裙带关系当上了官，并且屡屡升迁。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乘蒙古兵撤退的机会杀死了一百多人，然后隐瞒自己与忽必烈议和的真相，向朝廷谎称大捷。理宗大喜，把他召到了临安。贾似道入朝后，排挤掉左丞相吴潜，并把吴潜的亲信全部逐出了朝廷。从此，贾似道就开始专断朝政，直至去世，达十七年之久，尤其在度宗在位期间，贾似道的实际权力远远大于皇权。

咸淳元年(1265)三月，贾似道上章辞职，暗地里却让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谎报蒙古兵已经攻来，把智力低下的度宗吓得魂飞天外，一个月里八次派人专程去迎他回朝。度宗一直称贾似道为“师臣”，并特许他人朝不用拜见礼，甚至退朝时度宗还要站起来目送他走出金殿。度宗的无能更滋长了贾似道的气焰。

贾似道身为宰相，却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每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天的朝政大事，都由书吏把文书抱到他的葛岭私第，他自己放在一边不管，整日与姬妾花天酒地，却让门客廖莹中和翁应龙去处理政事，自己只是在最后画个押了事。有个亲戚来到他家，怕打扰贾似道的玩兴，就先站在府门前向里面看了看，正好贾似道看见了，马上就把他捆起来扔进了火里。有人来看到贾似道正和群妾趴在地上斗蟋蟀，就开玩笑地说：“这也是军国大事吗?”此后，人们就常用“蟋蟀宰相”来指代贾似道。

贾似道虽然不认真处理政事，但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他批准才能实行。李芾、文天祥、陈文龙、陆达、杜渊等人都因为触犯贾似道而受到了责罚。于是，官员们都争着贿赂他以谋求高官，有个叫陈奕的竟然把他的玉匠当成哥哥一样对待，想以此来接近贾似道。贾似道也怕自己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谴责，就用尽手段拉拢名士，对太学生施以小惠，企图从舆论上恢复声誉。

咸淳四年(1268)襄阳被围后，贾似道每次上疏都假惺惺地请求派自己去前线，背后却指使台谏上奏章让皇上把自己留在朝中。吕文焕告急，贾似道又请求行边，朝中大臣认为这样不合适。监察御史李旺等人认为高达可以去救援襄阳，贾似道却说：“如果用高达，怎么安置吕文焕呢?”李旺等人出来以后叹息道：“吕文焕有地方安置了，朝廷却要面临危难了!”由于贾似道对襄阳的战事掉以轻心，久久不去救援，吕文焕终于被迫投降，贾似道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说：“我好几次都想去前线，先帝总是不答应，如果早点儿让我去，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襄阳失守后，长江中游防线迅速崩溃，元兵马上就会攻到临安。这时，朝廷已经陷入混乱，贾似道也乱了方寸，勉强凑了一支军队出师应战，但已经于事无补了。元军南下激起了朝中大臣长久以来对贾似道的不满，王爚面见太后说：“本朝有很多权臣祸国殃民，但都没有严重到贾似道这种程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史，路上被押解他的会稽尉郑虎臣杀死。

前言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兴会飙举于大漠草原的蒙古贵族，凭借着金戈铁马，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成为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广袤的东亚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蒙古统治者通过不断征战，统治了欧、亚广大地区。他们在中亚先后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这些汗国名义上为大汗的藩国，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元朝与这些汗国有驿路相通，交通十分方便，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往来十分频繁。元明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

本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详细解读了元朝的历史，使成吉思汗、忽必烈、元顺帝、耶律楚材等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今人的面前；将蒙古军西征、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以及蒙元历史上的各种历史事件娓娓道来。对于今人正确认识元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章

文化交相辉映的元朝到公元12世纪，旧大陆的许多部分开始被整合到一个对彼此都颇有裨益的交换体系之中。这个过程在13世纪未、14世纪上半叶臻于极至；这时欧洲和中国之间也建立了虽仍有限，但无疑是直接的相互接触。

——J．L·阿卜·卢迦德：《欧洲称霸之前》

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按照传统的说法，元朝的历史，从后来被元政府追尊为“太祖皇帝”的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1206）开始，直到元顺帝于1368年在北伐明军的攻击下逃离大都（今北京市）为止，总共有163年。

但在实际上，这163年的历史显然应当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来看待，第一阶段从1206年到1259年。这时候大蒙古国的统治重心在蒙古高原，先后经历成吉思汗、窝阔台合罕（成吉思汗第三子）、贵由（窝阔台子）、蒙哥（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之子）共四个大汗的统治。所以它也经常被称为“前四汗时期”。在这个时期，蒙古帝国的版图囊括了欧亚旧大陆的相当一部分。蒙古统治下的北部和西南部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这个世界帝国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蒙古帝国简单地看做是“扩大的”中国。第二阶段从1260年忽必烈（蒙哥弟）即位起，迄于元末。由于忽必烈的汗庭在漠南汉地，这时大蒙古国的国都从哈刺和林（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的哈尔和林）南移，先有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东北，后称上都），以后又建立大都，并且正式采纳汉式的国号“大元”。所以第二个阶段也叫“元时期”。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成吉思汗像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蒙哥死后，蒙古高原上还出现过第五位大汗阿里不哥（蒙哥幼弟），据漠北与忽必烈相抗，前后四年，最终失败。阿里不哥在元代的官方历史中被宣判为“叛王”，但他的名字曾被冲制在钦察汗国发行的钱币上，表明钦察草原上的蒙古诸王其实是承认他的第五任大汗的地位的。

1206年，45岁的成吉思汗经过近20年的浴血奋战，终于统一了塞北高原上的游牧各部落，建立起庞大的草原帝国。它的蒙语国号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意即“大蒙古国”。自从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以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经历了360多年的曲折和反复，才重新形成一个更为巩固的游牧人共同体。与此同时，“蒙古”作为塞北游牧人共同体的认同名称也逐渐赋有地域指称的派生涵义，用来称呼蒙古人兴起和长期活动的欧亚草原的东部地区。

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成吉思汗就已开始了对蒙古草原以外地区的军事征服活动。1206年后，对外征服更成为他全力以赴的事业。从1207年到1227年去世的21个春秋中，成吉思汗有16年在外领兵征战。他逼迫金朝把首都从燕京（今北京市）迁到河南，从而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大片金旧土。经过四征西夏、围困西夏国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他差不多完成了对西夏的军事经略。他带领的蒙古第一次西征大军转战于花刺子模的东部各省区，偏师横扫里海、咸海以北的钦察草原。震动欧亚的武功将骇人听闻的残暴带到蒙古马蹄所至之处。汉文史料描写说：“王钺一挥，伏尸万里。”这其实并不算太夸张的言辞。

对蒙古草原毗邻地区的军事征服，在成吉思汗的继任者们在位时仍继续进行。窝阔台即位后发动的“长子西征”确立了蒙古人对花剌子模的大部分领土、钦察草原乃至俄罗斯各公国的统治。在蒙古草原之南，西夏和局促于河南一隅的金朝先后灭亡在窝阔台的手里。蒙哥汗在位期间的西征军，在蒙哥汗弟弟旭烈兀统帅下，摧毁了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由蒙哥本人发起的对南宋的新一轮攻略，则在十多年后最终由他的皇弟忽必烈完成。蒙古语或突厥语成为从长江下游到伏尔加河、德聂伯河上游和西亚两河流域的大片领土上最权威的官方语言。

按照蒙古游牧分封制的原则，全体蒙古游牧平民都是成吉思汗的“黄金氏族”的领属民。这种领属权应该像家产一样在黄金氏族直系成员之间予以分配。领属民是连同供他们游牧的土地一起被分配的。于是草原帝国“大兀鲁思”内部就被分解成一系列由黄金氏族各支所领有的兀鲁思：成吉思汗诸弟的兀鲁思在蒙古高原东部，从鄂嫩、克鲁伦河中游直到呼伦贝尔地区和大兴安岭两侧称为东道诸王或“左手诸王”（蒙古帐幕坐北面南，故以东方为左手）；诸子的兀鲁思分布在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勒台山两侧，称为西道诸王或“右手诸王”；东、西道诸王兀鲁思之间，则是由大汗本人控制的黄金氏族的共有家产，称为“中央兀鲁思”或“在内的兀鲁思”。每个兀鲁思都拥有自己的“汗”；大汗则作为诸汗的汗，直接统治着中央兀鲁思。

相比而言，西道诸王的兀鲁思显然比东道各兀鲁思具有更多的向外拓展的可能性。因此，术赤（成吉思汗长子）的兀鲁思西界遂越过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大幅度向西推进，将整个钦察草原囊括入内，较早就形成为疆域辽阔的钦察汗国（俄文史料称为金帐汗国）。察合台（成吉思汗次子）、窝阔台的兀鲁思向天山以南和西部天山扩张势力。阿姆河以西则在后来成为受蒙哥之命西征的皇弟旭烈兀所建立的伊利汗国地盘。除去上述四大汗国，蒙古草原及其以南的汉地社会，乃是大汗治理下的大兀鲁思或中央兀鲁思的所在。

在整个前四汗时期，蒙古对被征服的各农耕城郭地区采取间接统治的方法。无论在汉地还是西域，凡在两军争战之际举一城、一郡之地降附者，即用为守令，得自辟僚属、世袭官职。这样的人，在汉地叫“世侯”，在西域多称为“篾力克”。他们在按时向蒙古统治者缴纳贡赋、遵照规定把子女送到大汗处作为人质、按时到汗廷入觐、奉调随蒙古军出征、接受派驻本地的蒙古“达鲁花赤”的监督等条件下，控制了地方上的行政、军事、财赋、司法等大权，其地位可以世袭。这些人中有一些属于蒙古征服前的政府官员，更多的是乘社会动乱而崛起的地方豪强。所以汉文史料称他们“由鼠而虎”；波斯诗人提到西域发生的类似现象时吟咏道：“时代的面孔已翻转来……驴子的身份不再卑贱，它们被安上豹皮雕鞍，还戴上了金冠。”

蒙古游牧制下国家的最高中枢行政官是“大断事官”，蒙语称为“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们的书记官叫“必阁赤”，是协助大断事官处理国务，尤其是掌管财政事务的最重要的助手。必阁赤班子里有汉人、波斯人、突厥人等各种被征服民族的知识人，帮助他们的蒙古长官从各征服地区征收赋税粮食、处理其他重要的行政问题。窝阔台汗在位时，给必阁赤机构一个“中书省”的汉语称号，使其中的一些契丹人、汉人必阁赤得以称“中书右丞相”、“中书相公”等官号以自娱。其实在蒙古人眼里，他们的真正身份仍然是书记官。

随着蒙古对各农业定居社会的征服越来越深入地从军事管制转变为秩序化统治，窝阔台汗前期，除已经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术赤兀鲁思外，大汗将蒙古本部以外的统治地区划分为中原汉地和西域两大部分，分别派驻大断事官和必阁赤署事。到他统治的末期，又以阿姆河为界，将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治。到蒙哥朝，三大被征服区的划分和派驻大断事官分治其地的体系成为定式，汉语文献称为“燕京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辖有自今新疆西至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河中诸城”）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辖阿姆河以西地区）。三大行政区的大断事官衙署，分别设立在燕京、别失八里（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和徒思城（在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中国古籍将燕京大断事官衙署称为“行尚书省事”、“行省”，称大断事官为“丞相”、“行省丞相”；穆斯林史籍则称大断事官为“大异密”。

现在我们看到，大蒙古国在将其版图扩大到毗邻的各农业社会的最初半个世纪里，实际上是把草原体制下的蒙古式行政中枢直接引入三大被征服区，辅之以遍置于地方的达鲁花赤就近弹压，藉此辖制和支配专制一方的世侯或篾力克，由此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间接的军事、行政统治。这种情况，在忽必烈夺得汗位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蒙古游牧国家的汗位继承问题，一直困扰在两种互相对立的原则冲突中。一方面，根据“幼子守产”的家产制原则，当儿子长大成家、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时，有权带走属于父母的一部分财产（主要是牲畜）。最小的儿子不离开家庭，由他继承父母留下的大部分家产。这一原则影响到人们关于汗位继承权的观念，赋予幼子以某种优先权力。另一方面，从身为大汗所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阅历、个人威望等资质条件考虑，往往是年长的儿子占有更多的优势；因此蒙古游牧社会在政治权力的继承问题上也有优先选择年长子嗣的传统。成吉思汗的妻子是在被敌对的游牧部落篾儿乞人俘获期间怀有长子术赤的。术赤的可疑出身更增加了当时汗位继承问题的复杂性。早在第一次西征之前，黄金氏族内就为此爆发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明初从蒙古语译为汉语的《蒙古秘史》用十分生动的白话记述了这次争执：

“临行时，也遂夫人（成吉思汗的诸妻之一）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太祖（指成吉思汗）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即术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什么?’拙赤未对，察阿歹（即察合台）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篾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皇帝见指望你。当你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指孛儿帖夫人）不幸被俘。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太祖说：‘如何将拙赤那般说?我子中他最长。今后不可如此说!’”一场风波，终于以勉强推举第三子窝阔台作为大汗继承人而暂时了结。

大概是出于成吉思汗的声望，他所支持的窝阔台在他死后很顺利地登上了汗位。窝阔台死后，术赤系后王拔都（术赤子）不满窝阔台之子贵由即位，托辞足疾拒绝参加推举大汗的宗亲大会。贵由为此忿懑不已，即位后就领兵西驰，想攻打拔都。只因为他在西行途中突然死去（据当时谣传，一说为拔都派遣的奸细毒死，一说与拔都弟昔班酒后斗殴致死），宗亲间的一场内讧战争才得以避免。贵由死后，拔都力主推戴拖雷之子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系后王先是消极抵制，后来两系部分诸王又以朝会为名，企图率军突袭蒙哥；事泄，遭到蒙哥的清算。蒙哥在位10年。1259年，他因攻宋受伤，染疾而死，由是酿成蒙古高原和中原汉地两汗对峙的汗位继承危机。

蒙哥汗蒙哥汗有三个同母胞弟。他即位后，命忽必烈到汉地主持攻宋，旭烈兀西征穆斯林世界尚未臣服的部分。忽必烈虽然因为治理汉地“得中土心”而招致蒙哥猜忌，一度被召回漠北，但不久还是被重新遣往中原配合蒙哥汗攻宋。因此在蒙哥亲征四川以后，留守漠北大营的是他的幼弟阿里不哥。蒙哥死讯传到漠北，阿里不哥立刻调兵遣将，按图籍号令中原诸道，多方钳制忽必烈，诱逼他返归漠北。这一番动作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是为夺取汗位做准备。

在当时黄金氏族的成员中间，忽必烈似乎是最留心汉地治乱的一个人。中原士人和统治层中的许多人也都把“用汉法治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按往昔惯例，在接获丧报后，忽必烈应当尽快停止攻宋，回赴草地“会丧”。但是，尽管他确实采取了“断然班师”的行动，却在退到燕京附近后逗留不进将近三个月。他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在漠南汉地，返回蒙古草原，他就只能受制于阿里不哥和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和术赤系后王。观望再三，他决意利用中原汉地的经济、人力和政治资源，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0年4月，他抵达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抢先宣布即大汗位，建元中统。支持他的蒙古宗亲，主要是东道诸王。消息传到漠北，阿里不哥连忙在他驻夏的阿勒泰山麓召集大会，即位称汗。随即爆发的争位之战时断时续地打了四年多，以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被迫向忽必烈输诚结束。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对蒙元历史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到底由谁来继承大汗宝座这个问题本身。一方面，忽必烈依靠汉地资源战胜阿里不哥，为蒙古贵族中主张变通祖制来解决“汉地不治”的一派把统治重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建立对中原的秩序化统治，提供了一次恰逢其时的契机。另一方面，蒙古统治重心的南移，必然地给予大蒙古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以重大影响。如果说一个立国于蒙古高原的王朝有可能同时控制中原汉地和西域诸地，那么立国于中原的政权要同时有效地控制蒙古高原和西域就会经常显得力不从心。蒙古高原是黄金氏族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确保蒙古本部，蒙元政府不得不逐步放弃对大蒙古国建立在西域的两大行政区的直接统治。

在争位战争之初，西道诸王的立场对忽必烈十分不利。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系后王都支持阿里不哥：留守旭烈兀老营的药木忽儿（旭烈兀子）也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忽必烈乘西道诸王对阿里不哥渐生不满的形势，明确宣布自阿姆河以西直到马木鲁克（当时统治埃及的穆斯林王朝）疆界的全部“塔吉克地面”归旭烈兀守卫，阿姆河以东直到阿勒泰山之地则归察合台后王阿鲁忽镇守。于是，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今阿富汗西北部和伊朗霍腊散省）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离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这样，1260年就成为大蒙古国的行政体制和政治地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在中统元年他登上皇位一个月之后才颁行天下，表明当时他筹措抢先即位，是何等忙乱仓促。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依汉制发表即位诏。忽必烈在诏书里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此后十多年间，新政权大规模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的局面，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1271）；定制以开平为上都（1264）、燕京为大都（1272）；国家的行政、军事、监察、司法、财税等制度体系也逐渐完备。

隋唐王朝的行政中枢机构采取三省六部制。以后中书、门下两省权势渐衰，金朝废二省，止用尚书省领六部。由于大蒙古国时期借用“尚书省”作为大札鲁忽赤衙署的汉语译名，忽必烈改用“中书省”作为行政中枢的名称，以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元初用重臣带中书省职衔到地方协调处理特殊事务，称为某处行中书省事，事毕撤罢。到忽必烈后期，派驻各地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逐渐成为常设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依元代定制，除中书省直辖地区（含今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内蒙等省区的大部或一部），全国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余个行省，并设宣政院兼理吐蕃（今西藏及云、贵、川、青藏地区）军政。天山南北的诸多绿洲城池，元代中后叶大都在察合台系后王的控制下。原驻畏兀儿地区的高昌王亦都护家族退居永昌（在今甘肃）。元廷在位于元西北边境的哈迷里（今新疆哈密）安置了忠于元朝的一支察合台后裔，封为豳王。

中统三年（1262），山东益都世侯李璮趁忽必烈正与北边的阿里不哥开战，降宋反元。李璮经营益都近30年，势力及于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南至与宋交界的淮水北岸。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势力范围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的便利，“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益兵自雄。这一次他仓促发难，声称降宋而不曾事先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自以为华北各地会群起响应，但大多数世侯却加入了朝廷组织的讨璮大军；在战略上他犹疑保守，坐失主动出击、扩大战果的时机。占领济南后，李璮屯兵不进达几十日，坐等元廷调度各路军队，包围济南。从这些情况看，李璮本人似乎先已陶醉在本为迷惑元廷而布设的虚张声势的烟雾中。他的失败自然不过是时间问题。

元军从中统三年夏历四月初起树栅凿堑，围困济南。五月中旬，将之完全困死。至六月中旬，城中以屋檐茅草喂马，人相食。又历一月，城破。李璮自沉于大明湖，因水浅不死，生擒后被处死于军前。

李璮称乱后，汉地世侯们虽然多站在朝廷一边，但李璮敢于盼望他们起而响应，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某种隐秘不法的交往。忽必烈抓住这些在地方上尽专兵民之权的世侯们人人自危的时机，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潜销诸侯之横”的措施。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许多世侯被削去军权，保留文职；接着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者，规定兵民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河北大军阀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此后又制定官员俸禄，颁职分田；确定官吏员数、官职品从；省并州县，减缩地方建制二百余处。李璮之乱反而成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忽必烈朝在行政体制的临民部分大规模采纳汉法，并不意味这个北族政权会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实行“汉化”。公元10世纪的辽政权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与它们之前的北族王朝（如“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绝大多数非汉族政权，北魏及其继承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在统治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原居地的汉族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龙兴之地”作为种族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因此它们的制度体系必然会包含这样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与保障该支配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维护支配种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大元”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大蒙古国”的蒙语国号。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蒙语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者“大元大蒙古国”，或者译作“大蒙古国”。与汉、蒙语国号并行使用一样，元代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元历代帝的尊号，亦有汉、蒙两种名号。如忽必烈的汉式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蒙语尊号作“薛禅合罕”，意即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存在不同语辞之间的对译关系，而是各自出于两个本不相同的符号体系。元帝的即位仪式，也需要依汉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别履行。可见即使是在元时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实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对蒙古民众，他仍然是一个大汗。

所以，处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的转型时期，忽必烈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在蒙古人、汉人、回回人（蒙古统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财）之间保持着适当张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体系。他的汉族谋士们反复向他宣传的“用汉法治中国，则为中国之主”，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汉地纲纪粗张、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议事日程。元朝攻取宋重镇襄阳的军事行动从至元五年（1268）开始，至元十年，襄阳破。翌年元军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至元十三年，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献降。又越三年，漂流在压山（在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追灭。同年，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军也被迫款附。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与征服中原期间蒙古军队大规模的杀戮相比，元军在攻灭南宋的过程中，已明确地意识到尽可能避免残破南方经济、扰动江南社会的必要性。南中国在此期间遭受的破坏，总的说来不算太严重。

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仰慕汉唐“万方来朝”的声威，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去“宣布朕意”，招谕他们入朝。由于招谕的结果不能满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诩的期望，遂使他渐生开边之心。他自称不取爪哇，“犹痒在心”，所以需要得力的战将为他“爬搔”。忽必烈朝后期，元军连续征讨日本、安南、占城、缅国、爪哇等“海外诸番”。这些远征的后果，重者全军覆灭，轻者“粮尽师老”、无功而返，徒然给元朝本国和战争所在地的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生命牺牲。这时候，为筹划海外战争引起的对元代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征服南中国的大规模平宋战争。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初，80岁的忽必烈病死于大都。他曾经册立第二子真金为皇太子，可惜真金早死。忽必烈晚年属意于真金幼子铁穆耳，授以皇太子旧印；并且将全真道士张留孙推荐给真金遗孀，说他“必能善事太子”。病危之前，他选择平宋战争的主帅伯颜为顾命大臣，代表自己在帝位继承问题上“扬命群王”。铁穆耳靠伯颜“握剑立殿陛，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终得即位为帝，是为成宗。事成后，伯颜表示从此只愿“与诸王饮于宫前，余非所知也”。另一位顾命大臣玉昔帖本儿也如释重负地说：“大事既定，吾死且无憾。”可见忽必烈的遗志并非是在风平浪静中实现的。

成宗即位后起用的军国重臣，差不多全是忽必烈后期政府的原班人马，这从人事方面保证了按忽必烈遗规“持盈守成”的基本国策。但他虽然能够承袭忽必烈的“成宪”，却无法轻易地将乃祖在半个多世纪的文治武功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声望据为己有。他只有到自己更熟悉的草原传统中去寻取必要的资源。因此，强调宽宥“惟和”，成为成宗时期朝政的重要特点。元廷在这时罢征安南，拒绝臣下再次用兵日本的建议，已奏准弹压广西洞寨骚乱的成命，廷议后也被追回，改为遣人招谕。虽然在西南和西北仍有过军事经略，为远征“八百媳妇”地区（在今泰国清迈一带）而调运馈饷还引起过荆湖全省民怨沸腾，但总的说来，经历了忽必烈治下几十年朝廷多事的时期后，本朝对内对外凡事“处之以安静”，给予整个社会以休养生息的时机。成宗的“垂拱而治”，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古代风景画鉴赏1307年初，成宗在连年衰病后死去。皇后卜鲁罕惟一的儿子已死于此前。卜鲁罕企图以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辅国，临朝称制。阿难答本人因手握重兵，也有以忽必烈嫡孙（忙哥剌之子）身份夺取皇位的意图。两人互为奥援，可能与他们对伊斯兰教都颇有同情乃至信仰之诚有关，甚至还可能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私通情节。而蒙古高级贵族中反对卜鲁罕的人，利用汉式官僚中枢在皇权暂时中断时对政治结构的关键性影响力，竭力阻挠卜鲁罕的计划，一面秘密遣人分别远赴漠北和怀州（治今河南沁阳），邀成宗兄答刺麻八剌的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迅速赴都。爱育黎拔力八达在汉人谋臣的反复敦劝下，为避免卜鲁罕“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而束手被擒的命运，勉强赴都。接着他又在随行心腹的鼓动和反皇后集团的蒙古大臣配合下，于阿难答发难前一日率卫士秘密驰入禁中，拘捕阿难答和卜鲁罕，最终以争位斗争中实力最弱的一方“廓清宫阙”。

虽然爱育黎拔力八达对近在手边的皇位难免有垂涎之心，但他的兄长、真金嫡传中“次序居长”的海山这时已踌躇满怀地从阿勒泰军营返抵和林，在那里大会诸王勋戚，接着又分三路率领大军南下，来与“宗亲毕会”。是年夏，海山会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于上都，接受宗王勋臣“推戴”，即位为新汗，他就是武宗。

武宗入都前“捍御边陲，勤劳十年”的经历，赋予他个人性格的塑造以最后的影响。他在位的三年半，专从对贵族官僚“溥从宽大”、滥封泛赏的角度去加倍发挥成宗的“惟和”国策。对诸王勋戚从优颁发朝会赏赐，致使给者未及半而两京府库空虚。获得“遥授”职衔而佩相印的人以百数计，甚至宫廷演员、贩肉卖酒的人、和尚道士都有授予中枢政要职衔的，称国公、司徒、丞相者相望于朝；朝廷有大事，诏告尚未脱稿，“奸民已复群然诵之”。官僚机构的膨胀和吏治的腐败，最终的受害者是广大民众。武宗像前两任大汗一样，重用回回大臣主持理财大事，虽然使长期存在的慢性财政危机获得缓解，但势家权要侵贪蔽占、征敛横出，种种负担都落在一般民众的身上。

《元史》的编者写道，武宗一朝，“至元（忽必烈年号）、大德（成宗年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就社会关系逐渐恶化而言，这样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就元朝统治体制来说，成宗和武宗基本上是延袭忽必烈蒙古法和汉法相参并用的格局而少有变动。恰恰是在武宗之后，元代政治中进一步汉化的趋势明显增强。它最初似乎表现出冲破前代的体制格局从而使制度一新的迹象，但随着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反复较量，最后却演变为一系列粉饰“文治”的行动。

在元武宗千里迢迢赶到漠南，登上皇弟为他预备的皇位后，就把爱育黎拔力八达立为“皇太子”，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旧历正月似乎是对元朝诸帝很不吉利的月份。武宗在即位后的第四个年头（1311）正月病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刻意韬晦的“潜龙”岁月，即位为帝。他后来以“崇文右儒”而获得“仁宗”的庙号。他先后建立过“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两个年号。皇庆、延祐时期以用汉法进一步改革元王朝体制而著称于世。

但是，仁宗的改革实际上在延祐中叶差不多就停止了。就像他的哥哥海山一样，现在轮到仁宗为推翻兄弟叔侄相继的前约而煎心焚内了。为换取母后答己和权相铁木迭儿对他立嫡子硕德八刺为皇储的支持，仁宗后期几乎完全放弃了锐意于“安百姓以图至治”的初衷。又是一个旧历正月（延祐七年正月），被顺利传子的迫切愿望搅扰得身心疲惫的仁宗死于大都，年36岁。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

少年英宗是元朝历帝中没有受任何困厄体验就临朝执政的惟一一人。他在聚集起足够强大又可以信赖的政治势力之前，急于推行孤家寡人式的新政来贯彻他所仰慕的儒家学说。虽然几乎处于“孑然宫中”的境地，未经磨炼的刚愎之心和偏隘的个性却促使他走向果于刑戮以实现个人意志的极端。不出三四年，由于引起全部蒙古上层的普遍怨惧，英宗最终被权臣刺杀在行帐里。

仁、英二朝推行汉法的中心，都是以加强皇权，来抑制诸王贵戚基于蒙古旧制而获得的权益；以儒术澄清吏治，来强化官僚君主制下的政治运行程序。但是蒙古宗亲和军事集团成员心目中的大汗角色，与中央集权制下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有极大的差别。在当时情形下，大汗企图仅依靠汉地的政治文化资源强行将蒙古种人集团纳入中原王朝的君臣体制，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仁宗因为别有所求而中途妥协，所以还能善终；英宗锐气过盛，结果在危机似乎已进入余波时惨遭杀身之祸。

英宗被刺后，真金长子甘麻刺的次子、镇守漠北祖宗故地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被蒙古的宗亲勋贵拥戴为新汗，史称泰定帝。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刺麻八剌系转到甘麻剌系，既是因为晋王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也因为具有蒙古本位倾向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仁宗和英宗牺牲他们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行为深为不满。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力气行来”，在蒙古上层中口碑应当说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刚经历了一次重大变故的情形下君临天下。他在位期间自然灾害频仍不断。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西到苏北沿海屡次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蝗旱。也孙铁木儿先建元泰定，末年又改年号为致和，表明他的国策又回到以惟和来求稳定的着重点上。在竭力弥平蒙古、色目贵族怨情的同时，泰定帝也注意到笼络汉族大臣以增强元王朝的合法性。过去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员，死者获昭雪，生者召还录用。英宗朝的汉族老臣或受“三老”尊礼，或得常朝免拜跪。许乘小车至殿门下。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儒术的作法，在泰定元年（1324）正式发展成为经筵制度。南方名儒吴澄在他的文集中留下一篇为泰定帝执经进讲的白话文讲稿。其中这样写道：

“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然而，虽然有这些虚崇儒术的措施，与汉人儒臣们在仁、英两朝的高涨情绪相比，他们在泰定帝治下始终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是消沉的。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度夏期间病死。他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早在五年前就已立为皇太子。但在八月初，钦察部出生的高级军事将领燕铁木儿，以迎立武宗“圣子”为号召，在大都拘捕异己，公开发难。拥护阿剌吉八的上都军和大都军队之间遂挑开战幕；翌月，阿刺吉八和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分别在两都被推戴为大汗。元代汗位之争至此发展到全国性的内战和不惜以暗杀手段来推动骨肉相残的地步。

孙铁木燕铁木儿是元武宗镇守阿勒泰山边地时最宠信的钦察战将床兀儿之子。武宗赴上都即位时，他以宿卫身份随驾南来。泰定帝朝，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左卫亲军和由族人组成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以佥枢密院事总环卫事，有权调度保卫京畿的其他宿卫军。所以他能顺利举事，迅速左右大都局势。由武宗带来的漠北旧部子女中，不少人在仁、英两朝受到冷遇。燕铁木儿声称要把帝位夺归海山系，在当时颇有响应者。支持大都最得力的河南行省首脑伯颜（与平宋主帅伯颜不是同一人），就铁心拥戴“吾君（指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亲自勒兵护送他北上。伯颜不仅献出本省财赋，而且还截留了东南诸省经河南北解的“常赋”，一起供给大都。站在大都一边的还有湖广、江西等省。

公开支持上都的，除辽阳而外还有陕西行省。两都之战开始时，上都方面分兵四路。其中三路分别叩击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另一路绕行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大概带有与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这种用多头进攻撕开拱卫大都的前方防线、进而对之实施包围的战略，对一时无法从南方省份调集足够兵力的大都集团确实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呼应，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队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除分出一小部分兵力把守长城诸关隘以外，他将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本人直接指挥之下，在40天时间内，东西奔突、迅速转移近十次，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到了十月中旬，上都军虽曾有不止一次逼近大都城下的战迹，四路进攻却被悉数击溃。随着形势的渐次明朗，部分持观望立场的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很快倒向大都，起兵进围几近空城的上都。上都集团首脑或遁或降，阿刺吉八去向不明。十一月中，转战于山西、河南的几支关陕军队也先后在大都招谕下罢兵撤还。

铁木迭儿踩灭了两都之战的余烬，但帝位的归属问题仍使他心烦意乱。武宗有两子。长子和世依叔侄相继原则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在仁宗逼迫下出京，后来流亡到西北察合台后王领地；次子图帖睦尔在泰定帝死时出居江陵，在燕铁木儿发难当月到达大都。出于“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的形势，图帖睦尔立即在大都称帝，改元天历，并声称“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

和世怀着乃父当年同样坚定的信心飘然从察合台封地启程，抵达和林后，便经随行的察合台宗王和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匆匆宣布即大汗位，史称明宗。他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以阿勒泰山前线统帅身份、藉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而他本人却只有1800名贴身卫士。和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结果被迫付出致命的代价。

天历二年（1329）四月，携玉玺北迎和世的燕铁木儿至大汗南下的行帐入觐。和世对他虽然有所封授，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同时对与自己一起流亡草原的亲信旧人大加委任。很明显，如果和世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际遇，随和世入朝的新贵必定要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的边缘。他不愿接受这样的命运。而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很快销蚀，处在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之中。于是，“武仁授受”的正剧在第二次排演时变成了一场血淋淋的闹剧。

八月初，和世和图帖睦尔相会于连接大都与上都的驿路之上的旺忽察都行宫（在今河北张北县境）。不满五天，明宗“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而后立即在燕铁木儿簇拥下，拥皇帝宝玺驰还上都，在那里再次匆忙即位，是为文宗。

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变故，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忽必烈朝以后，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安，以文宗朝为甚。文宗本人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所以也不便像泰定帝那样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完全倒向燕铁木儿，在朝中养成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燕铁木儿前后娶宗室女40人，纳泰定帝妃为夫人。文宗甚至把自己的儿子也寄养在他家里。天历年间也是一个气温偏低、自然灾害严重的时期。

由于政治气候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的四年，只好专意于追求一种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他在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奎章阁设学士院，搜罗天下名士，聊备问对，入侍燕闲。奎章阁学士们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为了“示治平之永则”，文宗朝对大量的政府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排、删削润色，纂修了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经世大典》。

在旺忽察都“隐亏天伦”的行迹，给元文宗的心理蒙上了一层终生卸不脱的阴影。至顺三年（1332）夏他死于上都，皇后不顾燕铁木儿的坚请，“导扬末命，申固让初志”，执意要把帝位传给和世的儿子。和世长子妥懽帖睦尔当时出居静江（治今广西桂林）；次子懿磷质班时年7岁，在京师。燕铁木儿急于立幼，遂拥立懿磷质班即位，史称宁宗。这个小皇帝即位后五十余天病死。燕铁木儿再次建议拥戴文宗之子燕帖古思，仍被文宗后拒绝，不得已乃迎妥懽帖睦尔到京。但迁延数月不得立。恰巧这时燕铁木儿因纵欲过度溺血而死。妥懽帖睦尔才顺利即位。36年后，朱元璋派遣的北伐大军进逼大都，妥懽帖睦尔仓促出逃，翌年因痢疾死于应昌（故址在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元代流亡政权这时处境狼狈，所以他没有庙号；明政府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给予他“顺帝”的称号。此后作为蒙元王朝的一个继承国家，“北元”政权在蒙古草原还存在了很长一个时期。

在它的最后几十年中，元政权的积弱之势日益凸现。元代后期蒙古、色目各族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迅速提高。自1340年代后，高层蒙古、色目官僚集团争论军国大事时所使用的，差不多全是儒家政治的语言，但这种情势似乎反而刺激起统治层内种族认同和种族防范意识的强化。仁、英二朝之后，汉人、南人官僚层中普遍存在的被朝廷疏离的心理状态一直积重难返。顺帝初权臣伯颜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臆想虽然虚妄愚蠢至极，但它无形中极严重地销蚀了元王朝君临汉地社会的合法性。顺帝采选宫女的消息在江南民间引起待字闺女争相出嫁的社会骚动，说明一种深刻的社会焦虑和不信任感正在全国弥漫。元顺帝好玩弄权术操纵臣下，导致上层官僚集团的政治意志麻木懈怠。吏治的腐败成为整个官僚系统的通病。经历过那段艰难时世的人评论说：“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

至少在顺帝朝前半期，元政府仍然具有动员相当巨大的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可惜它所从事的两项大规模行动，即变钞和开河，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开河变钞祸根源”成为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句民谣。至正十一年（1351）发行新纸钞“至正交钞”和新钱币“至正通宝钱”，用新钞使在民间行用已久的至元宝钞自动贬值。大量发行新币导致“物价腾踊、价逾十倍”的通货膨胀，以至所在郡县以物货相易。变钞没有改善国家财政状况，反而使政府信誉和社会金融状况蒙受巨大损失。

牧童放牛图1330年代以后。夺淮入海之前的那一段黄河河道，在今河南北部、山东西南部发生剧烈的由南向北的摆动。至正前叶，河溢造成的白茅堤决河和金堤决河，已清楚地显示出黄河干流北移的形势。河患危及元朝漕运的生命线即大运河以及山东沿海的盐场，大片地区的农业遭到严重破坏，岁饥民贫，所在盗起。至正十一年，元廷经过几年犹豫，定议用贾鲁治河。采用辟地凿沟和疏浚旧道的方法，将北摆的河道勒回南方，接入故道，由淮入海。治河共动员民夫、军队近20万，经八个多月完工。至正十七年以后，黄河干流又始而北摆，改由今渤海湾入海。所谓北河绝流、故道复通，终于落空为治河派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而已。不仅如此，开河之役正好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发动者提供了动员上的便利。

即使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元朝的灭亡似乎仍未成为必然的结局。到至正十四年，元政府在对各地农民军的镇压中差不多取得了完全的主动。泰州盐贩出身的张士诚被脱脱统率的百万元军团团围困在高邮城内，天天讨论投降的事。正在这时，顺帝突然下诏解除脱脱的兵权和官爵，将他就近安置淮安路。在高邮城指日可克的形势下临阵易帅，使围城的百万之军不战而人心自溃。张士诚反败为胜。从这时起。元政权真正进入江河日下的颓势，而农民军中的朱元璋则逐渐由弱而强，并灭各支反元势力，北伐中原，于1368年定国号为明，成为取代蒙元统治中国的新王朝。换一个视角看元朝在元王朝的皇帝宝座上，始终坐着一个蒙古人出身的“天子”。元朝历史因此而具有不少独特性。

元政权曾经被人们称为“外族”政权、“异族”政权。其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从来就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和文化，而是汉族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遗产。在历史上，汉族的中央王朝经常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为什么到中原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就要被视为“外族”甚至“异族”?元人自己把当国的蒙古人称为“国人”；在需要强调族属之别的时候则名之曰“国族”，或者“北族”。使用“北族”王朝来指称辽、金、元、清等等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与以“外族”、“异族”来对它们进行界定相比，显然要有更多的历史包容性。

13世纪后半叶，进入汉地和南部中国的蒙古人口，最多不会超过70到80万，而当时居住在宋、金旧土的汉族人口大约有7000多万（不包括云南和吐蕃之地的人口数）。人数不多的蒙古人，为了统治人口稠密、疆域辽阔的国家，把全国人口划为四等，即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元朝中央政府的行政、军事、监察机构和各行省的首脑，按制度照例由蒙古人担当，军机重务尤其不让汉族官僚与闻。“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河西的党项人和从党项以西的西域各地进入华北及南中国的各族则被统称为色目人。元中叶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下降，色目军队成为元朝统治最重要的军事后盾。色目人中的畏兀儿（今译维吾尔）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是帮助蒙古统治者从事财政管理和商业经营的得力助手。中原的旧金臣民（包括北方汉族、女真、契丹、高丽等族）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居民属于汉人。中原和南方各地一般临民官员有很多是汉人。最晚征服的南宋旧土的居民称为南人。南人在元代的地位最低。想做官的南人千里迢迢地去大都接托权贵，常常带着南方的土特产腊鸡作为馈赠的礼物，以至北方汉人将南人戏称为“腊鸡”。他们的南方口音也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四等人制并不完全是按民族区别来划分的，但它确实体现了元朝政治和法律中民族隔离、民族防范和民族压迫的特点。元末的农民军还用“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来概括和抗议当时的民族不平等现象。但是民族间的不平等并没有体现元代社会关系的全部内容。当汉人为蒙古贵族“富夸塞北”义愤填膺的时候，漠北也经常传来蒙古饥民倒毙于风雪的讯息；蒙古穷人的子女，同样地被当做奴婢买卖。在色目军队也像蒙古军那样腐化以后，元朝最后十多年间镇压农民军的主力，其实是中原和南中国各地结寨自保、率兵“勤王”的“义军”，即汉族地主武装。可见元政权并没有一视同仁地代表全体蒙古人的利益，而汉族地主则在他们的穷苦同胞揭竿而起时也义无返顾地站到捍卫朝廷的立场上。明初被朱元璋镇压的江南各地大地主中，很多人在元代早已富甲一方。

第二章

元朝的统治还常常被人与经济残破的黑暗时代联系在一起。自北宋以后，河北、山东、山西、关中等地经济长期衰敝，这笔账当然不能全记在蒙古人南下的头上。1230年代以后，上述地区的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逐渐趋向于缓慢恢复乃至略见增长，四川的社会经济在蒙宋间的长期对峙中破坏惨重，当地户口十亡七八；河南在金末20年里遭到女真政权的疯狂掠夺，尔后又成为蒙金决战的场所和蒙古攻宋的前沿，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战祸使这里一片萧条；江淮之间也因宋元之战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以上三个地区的经济在入元之初都已濒临崩溃境地。在元王朝统治下，江淮地区的经济获得较快的恢复，大体上回升到宋代的水平。河南的复苏也相当快，虽然它似乎未能再现北宋时代的繁荣。四川经济状况的好转最为迟缓，直到14世纪上中叶，仍然“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但是入元以后这里也一直处在逐步恢复当中。元朝平宋战争虽然造成南部中国某些地区的严重破坏，但由于元军着意贯彻忽必烈以“不杀”而取江南的意图，节制屠戮和破坏行为，因此所遭受的战争损失总的说来相当有限。在农业生产的基础本来已比较好的南方各地，社会经济得以基本上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甚至还有某些增长。杭嘉湖地区的可耕田到南宋后期已大体开垦完毕。元代将农田改造的重点从过去的筑堤围田转移到疏河排水、熟化低温耕地的方面，由此进一步开发对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一地区推行稻麦两作制的面积也比前代有所扩大。棉花种植的普遍推广、瓷器作为一般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对提高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质量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在元代还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之业，在与内地政治经济交流显著扩大的推动下发展很快。漠北的繁华和农业垦殖也盛况空前。不过这种“殷富”是在元廷运用政治权力调动中原和南中国巨大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予以支持的情形下实现的。正因为成本太高，元中叶以后漠北繁荣渐呈难以为继之势。

如果说中世纪汉文化的“天下”是一个以“夷夏之别”为原则确立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那么古代蒙古人观念中的“天下”乃是位于“有星的天”、“有草皮的地”之间的没有中心的无限空间。开放的世界观念滋育了蒙古人在文化上的开放观念。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元朝统治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的著名时代。

在大都之北，燕山横亘数百里；著名的居庸关就位于燕山支脉军都山的隘谷中。山沟南北长30里。元在南北两端构筑大红城门，派色目宿卫军镇守，这里是来往两都之间的咽喉要道。至正二年（1342）到五年，元廷在居庸南口红门之内建立过街塔，以汉白玉为石台（即今居庸关云台遗址）；下有券门洞穿，石台上矗立三座瓶式（圆形覆钵状）白塔。当时人吟咏这座过街塔楼的雄伟时写道：“浮图压广路，元殿出层麓”；“三塔跨于通衢，车骑皆过其下。”置白塔于过街城楼上。用意是让往来穿门的过路人“皆得顶戴”，“普受法施”。

古代人物画像图高耸在汉地边关的这组元代白塔，其形制和风格属于由藏地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系统。过街塔基座门券壁面上镌有四天王等“金容”和用梵文、藏文、八思巴字（元吐蕃高僧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用来拼写蒙、汉、藏文等文字的字母）、蒙文、畏兀儿文、西夏文和汉文等六种文字书写的陀罗尼经咒语，以及除梵文以外其余五种文字的功德记。云台上的白塔可能毁于十四五世纪之交前后；刻在塔基上的多语种铭文存留至今，成为色彩斑斓的元代文化的重要见证之一。

居庸关的西夏语铭文尤其宝贵。党项被蒙古灭国是在1220年代。大德年间元廷曾下令刊印西夏文大藏经。居庸关铭文出现在元末，表明直至党项亡国一百多年以后，西夏语言仍保持着它的生命力。党项人在河西消失，大约应当是在15世纪和16世纪前期西域的回回人大批迁入西北地区的前后。

元京师大都也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点。大都城四周共有11座城门，出于混通三教、精于术数并带点诡秘的刘秉忠的设计。据说南、东、西三墙各三门分别象征哪吒的三头和六臂，北二门则象征他的两足。皇城内的殿阁池苑大多数是汉式的，也有少数非汉式的建筑，如“畏吾儿殿”、“棕毛殿”等等。皇城之中还有称为“茶迭儿”的召对之所，意即蒙语chadir的汉语译音，意思是“帐幕”。可见蒙古皇帝把草原上的“帐殿”也搬进了大都。举行各种朝仪的大明殿前种着“莎草”，据说是忽必烈为使子孙不忘祖业而特地从漠北移植的。大明殿上并设帝、后的座榻。蒙古大汗有好几个正妻，每人主持一个斡耳朵（宫帐）。大汗就在这些斡耳朵中轮番居住；他处理公务时，所在斡耳朵的当家妻子也总是坐在他身旁。元朝皇帝和皇后在举行重大典礼时，分别由仪礼官擎执“导从”（前趋护卫称导，后行护卫称从），引领升殿，同坐于“御榻”。这实际上是变相的蒙古旧制。大明殿上又有高一丈七尺的大酒瓮，可贮酒五十余石，称为“酒海”，又叫“大樽”。这也来源于大汗宫帐中设置盛马奶子酒之“古鲁额”（蒙语guruge，意即贮酒器）的草原旧制。大都的其他宫殿中也多有这样的“酒海”。万寿山顶广寒殿大玉瓮可盛酒三十余石，今日仍陈列于北京市团城公园内。

皇城以外，大都城里最醒目的周边民族建筑之一，是它西南隅“色白如银”的“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即今北京市西城妙应寺白塔。这是经由藏地密宗的影响而在汉地建造的第一座喜马拉雅地区佛教塔寺；设计者为尼波罗国（今译尼泊尔）匠人阿尼哥。塔身取净瓶（佛教徒随身携带的贮存净手之水的瓦瓶或金属瓶）之像，与上述居庸关过街楼三塔形制相同，俗称“喇嘛塔”；白塔内外的配置摆布则由吐蕃僧人亦邻真依密教仪轨安排。

藏传密教对汉族地区的影响并不止于大都。阿尼哥在五台山上也设计建造了一座类似的白塔寺，又在涿州（今河北涿县）造护国寺并塑“摩诃葛刺”（大黑天神）像。五台山作为密宗的胜地，从元代开始在藏地民众中享有盛名。在杭州，总摄江南佛教的党项族藏传密教僧人杨琏真伽拆毁南宋的宫殿、陵寝，共建五寺。凤凰台之东的大般若寺有“西番佛塔”。尊胜寺建于宋寝宫基址之上；有“镇南塔”用以镇压宋诸帝陵墓之王气，“其形如壶，俗称一瓶塔，高200丈……垩饰如雪，故又名白塔”。尊胜寺正殿诸佛“皆西番形象，赤体侍立”。西湖东岸的宝成寺，也有由至治二年（1322）官府差人雕造的大黑天神龛像。

元朝的统一打破了150年来“天限南北”的局面，使汉文化得以重新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交流。宋金对峙时，北方民间社会连《资治通鉴》都难以寻觅。金、元之际北方很少有人听说过朱熹、陆象山的学说。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原儒生辗转获得朱熹的著作，读后感叹说：“过去所教所学，实在太粗率了。今天我才懂得使学业进步的根本所在。”宋亡以后，南方的书籍成船成车地运到北方。北方士人到南方访友问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南方士人则终于有机会游历中原诸多的名山大川或孔孟故里等人文胜地。与理学的北传相逆。大都和山西的杂剧、小令渐次南传；杭州后来居上，逐步成为全国杂剧艺术的中心。

多语种交际的环境极大地推动了官方和民间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对译的研习和实践。元代官方汉语公文由此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硬译”公牍文体裁，就是逐个地将非汉语文本（主要是蒙古语文本）中的词汇机械地对译为汉语中的相应词汇，而不改变它们的原有语法秩序。下面就是一份裁定秘书监官员署名先后问题的“硬译”体圣旨节文：

延祜三年九月初七日……苫思丁奏：“冯少监如今教做太监、萧同知做少监。阿的迷失、张少监他每都是先勾当来的人有。如今递升的新人来的，要他每旧勾当的之上画字有。我他每根底依例说呵，他每不听有”么道奏呵。奉圣旨：“那般体例那里有?随朝衙门有先来后到。教递升的冯僧儿，阿的迷失之下画字者：萧少监，张少监之下画字者”么道〔圣旨有来〕。

由于这种“硬译”公文体的语言完全不符合古汉语句法，所以翻译者干脆尽可能地避免采用古汉语语辞，而改用元代汉语中的口语词汇，以求风格的古拙质朴。元代汉语书面语文大量采纳口语词汇，是前近代时期汉文化主流加快朝大众化趋势变迁的重要体现。

元代中国瑰丽多彩的文化中，有很多成分来自境外的各民族。

随着穆斯林世界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伊斯兰化突厥人大批的以被征发的战士、战败的俘虏、商人、工匠、宗教士等身份，被强行签发或自愿地徙居中土，伊斯兰教信徒的建寺活动从过去仅限于东南沿海的几个城市扩大到华北和内地许多地方。据当年镌刻的一通建寺碑铭可知，除大都、杭州、开封这样的大都会以外，“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在蒙古旧都和林也有回回经学院。镇守关中夏陇地区的蒙古宗王阿难答甚至带领他所部蒙古军一起皈依了伊斯兰教。10世纪以后，东部穆斯林世界逐渐通行波斯文。元代从西北进入中国的回回人大部分来自这个地区，所以北方的伊斯兰文物往往显示出波斯文化的痕迹，与元代东南沿海都市（尤其是泉州）伊斯兰教遗迹所反映的阿拉伯文化的特点有一定的区别。什叶派、苏菲派等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派系，都在元代中国留下了它们宗教活动的踪迹。为向境内的回回人颁布伊斯兰教历即“回回历”，元政府在司天监责成专人每年“推算写造”，经复审后印刷官售。

回回文化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元代在上都建立回回司天台。在这个阿拉伯式的天文台里有“西域仪象”七件。有“苦来亦撒麻”，《元史》译作“浑天图”，即天球仪；有“苦来亦阿儿子”，即地球仪；又有“鲁哈麻亦渺凹只”，安置在暗室中，用以观测太阳光线以求春分和秋分的精确时刻。不过回回天文学在当时和后来都未能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理论、方法、仪象器具的设计与使用充分地结合起来。

保存在回回司天监所属元秘书监图书馆里的，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数学、说阴阳灾福、看相、医药等方面的图书文献。欧几里德几何学最早就是由回回学者介绍到元代中国来的。秘书监所藏该书的汉语译名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是书名直译可作“关于算学的欧几里德之书”。

很多别具风味的回回饮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回回居民介绍到中国。织金锦缎“纳失失”（源于波斯语）和长毛呢“速夫”（波斯语）成为蒙古贵族和其他上层人物十分喜爱的衣料。用水果熬煮而成的果露和以药物香料煎造的医用糖浆制剂，是两种回回人擅长制作的饮料。这样制成的果汁露在中亚至今叫做“舍儿别”。舍儿别的制作方法载入当时被广泛印卖的日常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书》而为民间所熟知。上述日用百科手册还介绍了许多种“回回食品”的做法。卷煎饼、“秃秃麻食”（羊肉炒面片）、糕糜（羊肉糯米粉酥羹）等恐怕已不止是回回人喜爱的面点。汉族虽然早就知道西域的葡萄美酒，但汉地开始大量酿制葡萄酒很可能始于元。回回人制作的高浓度烈酒“阿刺吉”（阿拉伯语的音译）以及蒸馏法制酒的技术也在这时传入中土。汉族从此学会酿制烈性白酒。蒙古人也依法把“马奶子酒”（即发酵而成的奶酒）再加蒸馏，提纯为无色的含酒精度较高的酒。回回医药在元代被汉族视为“西域奇术”、“海上奇方”，足见一般民众对其疗效的认可。《回回药方》一书搜集西域医方近600首。全书既然有汉文译本，则应当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处方手册，而不会是束之高阁的点缀品而已。

古代人物画像图元代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再度传入内地的时期。这个教派曾以“大秦景教”的名称活动于唐代长安和其他地区，后因唐政府的取缔而在内地消失。但在辽金两朝的西北边地民族中它一直拥有大批信徒。自13世纪初叶起，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西北诸部相继被蒙古灭亡，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内地各处，聂思脱里信仰也就被他们带到所至之地。河西党项旧地和大同分别是聂思脱里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驻节之地。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聂思脱里派教堂“十字寺”一直存留至今。镇江和扬州则是聂思脱里教在江南的重要基地。杭州也有聂思脱里派建立的教堂。聂思脱里派甚至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也争取到了皈依者。忽必烈时，东道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乃颜叛乱，他曾在战旗上描画十字架。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在元代中国都有少数信徒，但其影响与聂思脱里教相比，都要小得多。聂思脱里教的文献，到13世纪之末约有300多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聂思脱里教或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文献在元代被译为汉文，这表明它们当时并不被汉族所信仰，而是西北诸部落和少数蒙古人崇奉的宗教。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但又“右衽”，就是衣襟开在右侧，这是蒙古袍服的特点。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这类“胡俗”，主要应当流行在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至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

“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

“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除蒙古部以外，在当日大漠南北游牧的大部落集团还有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

塔塔儿部分布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贝尔湖）周围，即蒙古高原东部水草最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它们应当是较早迁入草地的室韦—鞑靼部落。突厥人把讲蒙古语的东邻统称为鞑靼，这个名称当来自塔塔儿。这说明它从前曾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室韦—鞑靼族游牧民。在“蒙古”业已成为高原游牧民共同体的统称以后，金朝和宋朝人甚至仍在沿用从突厥人嘴里听来的“鞑靼”一名作为对他们的统称，把蒙古人叫做“鞑靼”、“鞑子”或“鞑人”。

篾儿乞部在蒙古部兴起时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译色楞格河）中下游两岸以及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拉施特说它“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

从11世纪至13世纪初，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集团是克烈部。它分布在漠北草原腹心地带，即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和杭海岭（今译杭爱山）地区，东至克鲁伦河南，南控大漠。克烈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回鹘汗国过去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的所在地。克烈人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西欧基督教世界当时盛传东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可能就是有关克烈部首领的一种讹传。他们大概是最早西迁的那部分室韦—鞑靼部的后人，所以成为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蒙古语族的游牧部。

在克烈以西，是另一种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自杭海岭以西，分布在阿勒泰山西麓，西北至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南至准噶尔沙漠。乃蛮部后来被成吉思汗攻灭，部落离散，加速了其成员蒙古化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它恐怕是一个突厥部落。

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

田园风景画鉴赏游牧人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由于草场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明显，他们一般按照相当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每年春季草青，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起移，向最合适的夏季牧场（一般是在较北的高地）进发。夏季草原的植物生长旺盛，因此夏营盘的选择以水源作为最首要的考虑。在那里驻夏直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肉肥膘厚的羊群再度动身，边牧边行，到向阳背风的冬营地（一般在较南的山谷中）驻冬。冬季有雪，水源较充足，所以冬营盘的选择以草料为首要考虑。入冬以前，体力不好、难以熬过严寒的牲畜都被宰杀。秋末和冬季也是游牧民组织集体狩猎的季节。这是对游牧生产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一种常规的准军事训练。入春后，新一轮的移牧重新开始。早春是对蒙古游牧民来说最危险的时节。牲口经过一冬消耗都已极度虚弱。乍寒乍暖的气温使融雪结冰，增加牲畜饮水吃草的困难。降温一次，就会有一大批虽已熬过冬天但仍过于虚弱的牲口倒毙。春季还是牲口瘟疫最易流行的季节。

古代蒙古游牧民的饮食结构集中在两种最基本的食品上：肉和奶，此外再加上非有不可的一点蔬食品。肉和奶的比例随季节变化，夏季奶制品较多，冬季则以肉为主。最普通的肉是绵羊肉，还有山羊肉和牛肉；马肉一般不吃。所有的雌性牲畜都产乳。他们也饮动物的血。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在农业经济中，人直接吃地里长出来的植物；在游牧经济中，则是由牲畜吃地里的植物，人再吃牲畜的肉和乳。消费的环节复杂了，消费本身却变得较为单调。所以游牧民更喜欢大红大绿的色彩，喜欢对着大自然放开喉咙唱歌，藉以调剂单调而有点寂寞的生活。

因为处于经常流动的状态下，游牧民当中很难形成农耕社会里那种地域性组织，联系游牧社会的纽带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崛起前，古代蒙古的基本社会组织是氏族和氏族部落。在每一个氏族中间，真实的或者虚拟的血缘联系把许多个扩大的父家长大家庭结合在一起。氏族成员都承认，他们都是同出于若干世代前某一位始祖的后裔。但一般只有该氏族中的贵族家族各成员，才有可能清楚地追溯他们与那位始祖之间逐代传嗣的世系。氏族中的一般民众并没有这样的可以追溯的世谱。但贵族的世系谱却被看做是全体氏族成员身份认同的象征，于是每一个氏族里都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血缘纽带：一种是属于贵族家庭的可以逐代追溯的血统联系（虽然这种血统联系在很大程序上同样地带有虚拟的性质）；另一种是平民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贵族家庭之间普遍而湮远的血缘联系。他们世代属于同一氏族的事实本身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的证明。不同氏族的贵族家庭之间的同祖世系谱，又进一步将这些氏族结合为更大的氏族部落。

在12世纪，氏族贵族和平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早已演变成为血缘外壳掩护下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按照当时草原社会的观念，平民都被氏族贵族所“领有”，就像古代蒙古谚语所说，“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

除贵族和平民的身份区别以外，另一种社会分层是“使主”（蒙语作额毡，ejen，“主人”）和“奴婢”（蒙语作孛斡勒，bo’ol）间的身份区别。在民族冲突中，战败一方被俘获的人口经常被分配给战胜一方的贵族和平民，成为各人的“门户内奴婢”。“门户内奴婢”虽然可以组织家庭、与使主分家，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不能摆脱与使主之间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仍需为使主家庭服各种劳役，并在使主需要时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使主家内作“门户内的奴婢”。这种世代承袭的奴婢在当时被称为使主的“老奴婢”（斡脱古孛斡勒），在他们与使主之间也会结成特殊的亲密关系。古代蒙古社会里“孛斡勒”的身份与经典意义的奴隶有很大差距。他们与使主的社会关系更接近于领主和家臣间的封建关系。

游牧民的父家长大家庭都有各自独立的个体经济，但同一氏族或其分支又一起在该氏族固定的牧地上放牧。氏族或氏族部落之间常常为牧地纠纷而引发武装冲突甚至战争。在游牧状态下的突袭式战斗中，主动进攻的一方总是很容易取得优势；而失败的一方也比较容易恢复势力，再采取主动的进攻行动以复仇雪耻。战争与和平成为十一二世纪漠北游牧社会里快节拍变奏曲的双旋律。蒙古文的诗歌这样描写那个扰攘不安的时代：“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

以上所述，就是成吉思汗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漠北游牧社会的形势。蒙古部的兴起蒙古部的强盛，大约开始于成吉思汗的曾祖父合不勒时代的前后。合不勒是蒙古乞颜氏的始祖。他继自己的叔父、泰赤乌氏始祖之后，被推选为蒙古部的首领。他是蒙古部中称汗的第一人。合不勒汗死后，汗位曾在泰赤乌、乞颜两支之间轮转。

1162年，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难河畔的蒙古乞颜部营盘里。这时他的父亲也速该刚刚在一次胜利的战争中俘虏了一个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于是就按蒙古人给婴儿取名字的习惯方式把他叫做铁木真。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蒙古翁吉剌部去求亲。订亲以后，铁木真遵照当时风俗，留在岳父特薛禅家里。也速该在返回途中被世仇塔塔儿人毒死。

也速该之死为忌恨他的势力的泰赤乌部提供了一个反目的机会。他们夺走乞颜部的部众，撇下铁木真母子而去。也速该寡妻带领几个孩子和少数忠实部民，在不儿罕山过了好几年艰难的日子，元气稍有恢复。这一家“莫不似飞禽的雏儿般毛羽长了；走兽的羔儿般大了”?泰赤乌部对此十分警惕，带人来攻，抓走了铁木真。多亏泰赤乌部的属民琐儿罕失剌的暗中相助，铁木真得从泰赤乌部逃脱。

经过这次危难，铁木真开始通过两种手段加紧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是寻找和吸引渴望冒险、成功的年轻战士，与他们建立用个人效忠的誓约来约束的首领—那可儿（“伴当”，即伙伴、战友）关系，逐渐形成属于他个人支配的中坚力量。二是凭依着父亲也速该与克烈部首领王汗互为安答（即契交）的关系，他带着妻子从前“上见公姑的礼物”即黑貂鼠袄子，去主动投附王汗。他的策略很快发生了效用。不久，他遭到篾儿乞部的袭击，被迫仓促撤退；他妻子找不到坐骑，也被篾儿乞人俘虏去。王汗闻讯，不但自己派军队来帮助他，还促成蒙古札答阑氏出兵相救。篾儿乞人在不兀刺川（今译布拉河，在蒙古国北部）的老营被捣袭，铁木真夺回了妻子；他的长子术赤就出生在这次动乱之后，所以他的血统一直被认为十分可疑。

对篾儿乞部的复仇之战成为铁木真一生事业的重大转折点。以强大的克烈部和札答阑氏蒙古作为后盾，再加上他日益展露的个人魅力，他身边很快聚集起一批以渴望战功和崇拜英雄的那可儿为核心的私属部众，以及带着多少不等的部落民来与他结盟的乞颜部旧贵族。1180年代末，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氏的首领。自也速该死后被泰赤乌人拆散，乞颜部经过近20年波折，终于在铁木真手里重新团聚在怯绿连河上游，形成漠北一支独立政治势力。

乞颜部的复兴引起泰赤乌氏和札木合的强烈敌意，他们联合起兵3万偷袭铁木真。铁木真获悉后整顿军马迎战。于是在怯绿连河上游某个沼泽地区发生了著名的“十三翼之战”。这场会战的得名，是因为双方兵马都组成十三个圈子。《史集》说，“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称做古列延。……当敌军临近时，他们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交战结果很可能是铁木真处于劣势，他被迫后撤。他的第十三翼主力是从泰赤乌氏投奔他的赤那思部，在被札木合围捕后遭到严厉报复，札木合下令“将赤那思地面有的大王每。教七十锅都煮了”。

1196年，金朝出兵进攻塔塔儿部。塔塔儿在怯绿连河被金军打败，逆斡里札河（今译乌勒吉河，在蒙古国东北）奔命。铁木真获得塔塔儿部在金军追逼下“带着头口、茶饭”西向退却的消息，立即遣人报告王汗说：“他（指塔塔儿）正是废了我父祖的仇家。父亲可以助我夹攻。”王汗遂亲自领兵与铁木真会合，顺斡里札河东进，与金军夹攻倾巢出逃的塔塔儿人。经此一战，铁木真不仅给予他东面的劲敌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因为主动配合金军作战被授以“札兀惕忽里”（即“幺军统领”，幺军是辽、金王朝在边疆地区组织的部族军队）的官职。金王朝在漠北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接受金朝的官职，有效地加强了铁木真号令诸部的政治权威。接着他就趁征讨塔塔儿新胜之势，回过头来引兵擒拿乞颜部内最桀傲不驯的长支贵族主儿乞氏。铁木真当众谴责他的阶下之囚背弃从前的盟誓，问他们：“你在前与我说甚么来?”两人说：“俺自说的言语不曾依。”遂伸颈就戮。主儿乞氏部众是当年合不勒汗从属民中专门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量、有气力、刚勇能射弓的”百姓。这支“无人能敌”的游牧军队从此变成铁木真的“梯己百姓”。

随着乞颜部日渐兵强马壮和铁木真政治声望的不断提高，与泰赤乌氏一决雌雄的时机终于成熟了。1200年，铁木真与王汗会合，出攻泰赤乌部。双方在斡难河畔交锋。泰赤乌北退月良兀秃剌思之野（在今俄罗斯赤塔南鄂良古依河流域）。铁木真追至其地，再战。泰赤乌部众溃散，其首领西遁。

塔塔儿和泰赤乌相继溃败，使驻牧于呼伦贝尔地区的蒙古各部直接感受到乞颜部的威胁，于是居于草原东方的这些部落与塔塔儿残部会盟阿雷泉（在今海拉尔河下游），谋袭铁木真。铁木真闻讯，与王汗东进至捕鱼儿海子，将其击败。翌年，诸部又与塔塔儿、泰赤乌等被打散的贵族一起，在犍河（额尔古纳河支流，今译根河）边聚会，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意即普上的汗），联合对抗铁木真与王汗的联盟。尽管他们口头上指天发誓，营造出一种“举足蹋岸，挥刀斫林”的壮烈气氛，实际上却是一班心中各怀私计的苟合之众。札木合率领着拼凑的兵马才动身，他的阵营里就有人设法给铁木真报信。铁木真遂领军相逆，在海剌儿河（今译海拉尔河）畔击溃札木合所部。乞颜氏的姻亲部落蒙古翁吉刺氏（迭列列斤蒙古）投降铁木真。

1202年秋天，早先被铁木真击溃的篾儿乞首领邀约草原西部大国乃蛮部的不亦鲁汗进击铁木真和王汗。前一年在海剌儿河之役战败后作鸟兽散的东方各部也卷土重来。这时铁木真和王汗正在呼伦贝尔草原之南、大兴安岭西麓休整人马，于是隐蔽辎重，在靠近金边墙处倚险据守，以逸待劳。乃蛮、札木合联军追踪而来，双方对峙于一个名叫阙奕坛的地方（阙奕坛系蒙语，意即“冷”。该地应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地区）。史称札木合令部下用巫术招唤风雪，“不意风雨逆回，天地晦暗”，反而朝自己的方向刮来。乃蛮方面军心大乱，以为“天不护韦占，所以如此”，乃溃散而去。东、西部草原联合对抗蒙古乞颜氏与克烈部联盟的战线，不经一击便顷刻瓦解。

自从铁木真曲意攀结王汗以后，一直称后者“汗父”。随着他的实力越来越强，王汗开始对这个“自的孩儿”暗怀疑惧。做过几天“古儿汗”的札木合，现在也去投靠王汗并竭力拉拢王汗的亲子桑昆，企图离间克烈和蒙古乞颜部的关系，从中渔利。受札木合唆使后力主与铁木真决裂的桑昆对父亲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意即他就不拿我作数）。汗父你教白的呛着、黑的噎着呵（意即若父亲你一日故去），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1202年春，优柔寡断的王汗在半信半疑间，勉强同意借议亲诱铁木真赴宴，把他捉获。谋泄，不得已先发制人，往攻铁木真。

铁木真来不及作充分的战争动员，被迫仓促应战。双方交锋于合兰真沙陀（当即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的“额里彦沙陀”）。铁木真以劣势苦战不支，队伍溃败，结果只带了19人逃窜，退至哈勒哈河（今译哈拉哈河），检点陆续会集的残部，也只有4600骑。跟着铁木真落荒奔命的一群人，在班朱泥河（班朱泥意为沼泽）边饮浑水止渴。“同饮班朱泥水”成为铁木真艰难创业的一段最有代表性的故事。

合兰真沙陀之战并没有真正摧毁铁木真的实力。但反复无常的札木合自以为已经得逞，于是又挑起王汗阵营的内讧，想夺取王汗的部众。事情败露后，札木合被迫投奔乃蛮。至秋，铁木真经过休整，带重兵日夜兼行，偷袭王汗。他成功地将王汗的大营秘密包围起来，然后发动进攻。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克烈部被铁木真全部征服。逃入乃蛮边境的王汗，被乃蛮边将杀死。被俘虏的全部克烈百姓，都在铁木真的部众中被“各各分了”。

古代风景画鉴赏战胜王汗使铁木真成为中部和东部草原最强盛的游牧领袖。但从辽代以来久盛不衰的乃蛮人却不把他放在眼里。乃蛮国王塔阳汗说：“这东边有些达达……看来他敢要做皇帝么道。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如今咱去将那达达取了!”为了“要将他每的弓箭夺来”，1204年初春，塔阳汗亲自领兵东趋。札木合纠合的泰赤乌等残部也余勇再贾，参加征讨。

正在帖麦该平川（今在大兴安岭中）围猎的铁木真，就围猎处与部属商量。众人多说马瘦，不主张迎战。斡赤斤（铁木真幼弟）说：“您如何推辞马瘦?我的马却肥!既听了这等说，如何坐得住?”别勒古台（铁木真异母弟）接着说：“若生时被人将弓箭夺了呵，济甚事!男子死呵，与弓箭一处岂不好?如今乃蛮恃其国大民众，敢发大言。我可趁此夺他弓箭又何难?”铁木真遂回到哈剌哈河边点视人马，按十户、百户、千户的十进位制统一组编人马，成立由1000多亲信勇士组成的亲卫军。然后率领新整编的军队溯怯绿连河而上，在萨里平川（今在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二水上游之间）布设疑兵。至夜，令人各烧火五处。乃蛮前哨报告塔阳汗说：“达达军马塞满了萨里平川的地面。”塔阳汗斗志已经动摇，很想领兵回撤，诱敌深入，促其马瘦人乏，再找机会与之决战。但他的儿子却轻蔑地讥评道：“那妇人塔阳又是怕了!”塔阳汗被儿子激怒，于是决意东渡斡儿浑河驻营。札木合眼看恶战已经难以避免，又一次临阵脱逃。乃蛮军法衰弛，交锋一天后就军心瓦解，纷纷乘夜弃营出逃。到第二天，铁木真就完全击败乃蛮人。塔阳汗死于重伤。铁木真乘胜进至阿勒泰山地区。将塔阳汗属众尽行收捕。塔阳汗的母后曾骂蒙古人是“歹气息，衣服黑暗”。铁木真现在得意地问她：“你说达达歹气息。你却如何来?”于是将她纳为诸妻。札木合虽然又一次遁脱，但追随他的大部分东部草原氏族贵族，其中许多人与铁木真同属蒙古部，“全都在这次战争后屈服了，俯伏在铁木真脚下”。大蒙古国的建立乃蛮塔阳汗部败亡后，铁木真可以说已经处于漠北无对手的地位，剩下的不过是草原周边一些较弱小的部落，以及少数不止一次被他打败，但仍多少有一点部众，所以还在负隅顽抗的破落贵族。铁木真用两年多时间最终平定了蒙古草原残存的对立势力。

札木合的被擒，事在1205年。他是被他的五个伴当（随从伙伴）出卖，缚送到铁木真处去的。铁木真似乎对这个早年的安答仍怀有念旧之情，倒是札木合在最后的时刻表现出旧式英雄的气概。他对铁木真说：

“咱年小做安答时，不可消化的饮食曾共吃，不可忘的言语曾共说。因为将咱离间，所以分离了。想起在前说的言语，自羞面不敢与安答相见。如今安答欲教我做伴。当做伴时不得做得伴：如今你将众百姓收了，大位子定了，无可做伴。你若不杀我呵，似衣领上虱、底衿（指垫褥）内刺一般，反使安答日间心不安、夜间睡不稳。你母聪明，你又俊杰，弟每有技能，伴当每豪强，又有73匹骟马。我自小亡了父母，又无兄弟，妻好说长话，伴当不中倚仗。为这般所以有天命的安答胜了。如今恩赐教快死呵，安答得心安。倘又教不出血死呵，我死后于你子孙行，永远护助也者!”

于是铁木真下令，用“不出血死”的行刑方法，处死札木合。那就是把受刑人的身体整个地用毡毯裹实，让马匹或者人力践踏，直到毯子里的人完全死去。这是古代蒙古人处死贵族时常用的方法。当时他们还禁止用割喉管放血的办法宰羊，而是先剖开羊的胸膛，把手伸进去紧压住羊的心脏，使羊血凝结在羊肉里。可能他们认为这样做会有利于被宰杀的对象死后重生，所以蒙古贵族都宁可忍耐受刑时的剧烈痛苦，“教不出血死”。

1206年丙寅，古代蒙古人按十二生肖纪年法称作“巴儿思只勒”即“虎儿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头的祖先旧营地树起有九根牦牛尾装饰的幡帜，召集大聚会（蒙语quriltai，汉语译音为忽里台；今蒙古国批准立法和组织、监督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称为大“呼拉尔”，即源于此词），正式举行登上“大汗”宝座的仪式。

古代蒙古人信奉一种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巫教。他们崇拜的万事万物最高主宰是“长生天”（即永恒的天），同时也崇拜日月、山川、土地的神灵，崇拜火。能在活着的人与长生天、天上和冥间万神以及死去的祖先之间保持联系的巫师，当时称为“孛额”，在西方使用突厥语的蒙古人中也按突厥人的叫法称他们为“甘”（突厥语kam的音译）。孛额“骑白马，着白衣，坐在众人上面”，是草原上到处受人敬重的角色。当孛额与上天、各种自然神灵或死去的人们沟通的时候，经常会发生全身的痉挛、颤抖和狂乱的动作。人们通过他们向上天祈求保护，消除各种灾祸，增进幸福。因此传说中法力无边的男、女巫师本身也成了蒙古人崇拜的对象。他们用毛毡、丝绸制作成模拟他们的小偶像，放在帐幕里作为家庭的保护神。现在一般都把这种原始巫教叫做“萨满教”。其实“萨满”最初是女真—满洲人给予同类巫师的名称，13至14世纪的蒙古语中并没有使用这个词汇。

铁木真想称霸草原，当然需要神权的支持。尼伦蒙古部的巴邻氏贵族世代有孛额的身份，所以在铁木真的部众中有很高的地位。铁木真又选择迭列列斤蒙古部晃忽坛氏的蒙力克作自己的继父。蒙力克的诸子中有一人名阔阔出，也是一个有名的孛额，有“帖卜腾格里”的名号，意思是“真正天上的”。人们相信他经常在隆冬时裸坐在斡难—怯绿连最寒冷一处地方的冰上，用体温融化凝冰，然后乘升腾的蒸气，骑着白马上天去。阔阔出不断地向铁木真传达长生天的意志说：“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又说：“天神跟我谈过话。他说，‘我已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命他为成吉思汗’。”

如今，按照长生天的意志作“普世的君主”的时机终于成熟了。就在1206年的大聚会上，铁木真称“成吉思汗”，登上了统治全体草原游牧民的“大位”。“成吉思”的字义，有人说是“伟大”的意思，有的说是来自他即位前五色吉祥鸟鸣叫的声音“青吉斯”，有人说是蒙语“坚强”、“有力”的意思。现代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它是突厥语tengiz（译言“海洋”）一词的变音，是“海内的”（亦即普天下的）之意。

第三章

历史文献没有记载铁木真称汗那一次大聚会的详细情景，而他的孙子贵由汗的即位仪式，却被当时正在漠北访问的教皇使节、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迦尔毕尼很具体地记录在他取名为《蒙古史》的著名游记里。让我们借用迦尔毕尼的游记，去体会一下推选大汗的忽里台上庄重、粗犷而热烈的气氛吧。

推选大汗的会议场所，是一座足可容纳2000多人的白色毛毡的大帐幕。帐幕四周树起木栅，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图案。所有的首领都集合在那里，骑着马在各处走来走去，身后跟着全副武装的随从。这些人都驻扎在帐幕周围的小山和平地上，排成一个圆圈。在同一天里，所有的人都穿同一颜色的彩袍，第二天又一律换成另一种颜色，如是者凡三四日。帐幕周围的木栅有两个大门。一个门只有大汗才能进入。虽然开着门，却没有卫兵看守；因为当时大汗尚未产生，所以没有人从这个门出入。所有其他的人都从另一个由手执弓箭和刀剑的卫兵看守的门进出。当人们进帐的时候，他们的坐骑都停在距帐幕大约二箭射程之处。木栅外面很远的地方，守候着从各邻国来的王公、使节、商人和各地的长官，为他们预备了饮料。到中午前后，帐幕里的人开始喝马奶，一直喝到傍晚。他们喝得如此之多，看了令人吃惊。公推大汗的会议就这样持续了几星期。

然后大家都来到正式举行即位典礼的地方。它位于群山之间一条河附近的一片美丽的平原之上。那里已经树立起另一座帐幕，他们称为“金斡耳朵”（蒙语ordo译言帐幕）。帐幕的柱子贴以金箔，帐柱与其他木梁连结处则施以金钉；帐幕里面，穹顶和四壁都覆以织锦。大汗即位那一天，人们都在帐幕之外朝南站立，一列一列队伍之间相隔一掷石之远。他们集体诵读祷词，一边朝前走去，再向南跪拜。这样跪拜了很长时间，他们才回到帐幕里。贵由在宗亲中的年长者扶持下登上宝座。首领们在他面前跪下；所有在场的民众也在首领们后面跪下。然后他们开始喝起马奶来，并按风俗一直不停地喝到傍晚。这时候用车子运来了没有放盐煮的熟肉，每四五人分给一大块。大帐内的人除了分肉以外，还发给放了盐的肉汤作调味。他们就这样宴会了好多天。

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叫“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大蒙古国的制度，最重要的有分封制、千户百户制、怯薛制、大断事官制，此外蒙古文字的创制也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草原上原先分别属于这支或那支氏族贵族的游牧部众，现在连同旧日的贵族一起，全都成为成吉思汗一家的领属民。“蒙古乞颜氏”中间这一支贵族的胜利，一方面把“蒙古”的名称变作被他们征服的漠北游牧民共同体的共称，另一方面则使乞颜氏几乎完全丧失了作为一种高贵的社会身份的认同功能。而今只有成吉思汗及其兄弟的直系子女们才能有“可兀迭”（“大王每”）的身份。“黄金家族”凌驾于其他所有蒙古人之上，包括与他们同属于尼伦蒙古的贵族宗亲们在内，并且像划分家产一样地将后者在本家族成员中分配。每人分得的部分，称为他的“忽必”（“分子”）。草场牧地好像是游牧人口的天然附着物。分配游牧人口同时意味着分配附着于游牧人口的草地资源。草地也构成“忽必”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分民分地的分封制。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就在诸弟、诸子中间实施分封制。各人的封地后来不断有所调整。在他的晚年，东、西道诸王的牧地分布已大体定局。

作为忽必分授给黄金家族成员的游牧人口，事先已按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组织起来了。出征乃蛮前，铁木真就整编过一次部众，当时大概划分了65个千户。1206年该编制扩大到95千户。成吉思汗死时，草原上的“基本千户”共有129个。千户的组编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对主动投附的氏族或氏族分支，基本上不再拆散，即按其原有划分改编为若干千户或百户。漠南汪古部，因此被改编为五个千户。二是将已离散的各部落人众合并混编。三是命令出自某部的功臣将原已分散的部落成员重新收聚，编为千户。

自匈奴以来，漠北游牧社会用十进位制组织军队，在蒙古之前早已有1000多年断断续续的历史。但直到大蒙古国的建立，千户百户制始终是游牧人以原有的氏族部落为单位调集和编制军队的形式，它与氏族、部落组织并存，而且相对于后者处于补充和附属的地位。成吉思汗却用千户百户制取代原先的氏族、部落组织。尽管还有相当多数旧日的氏族贵族担任着千户长、百户长等角色，但他们与其部众之间再也没有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而变成了替黄金家族管理领属民的“官人”（蒙语作“那颜”），连自身也成为黄金家族的领属民。领属权的转移像釜底抽薪一样破坏了旧日氏族的血缘联系的外壳。一个半世纪之后，成吉思汗的千户百户组织不再存在于蒙古高原，但明代蒙古社会里的“部族”组织，与13世纪之前以血缘为外壳的旧氏族组织相比，已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

1206年，成吉思汗把征乃蛮前组建的小规模亲卫军扩大到1万人，形成一支庞大的直属于大汗的中央常备军。因为它们分成四班，每班执勤三天，轮番护卫大汗，所以被称为“怯薛”，就是“番值”的意思。怯薛成员来源于千户长、百户长和较富裕的“白身人”（即平民）的子弟。在游牧条件下，一支万人常备军有力地强化了大汗的政治权威，而怯薛的质子军性质也有利于大汗与统治精英层始终保持一种特殊的个人联系。怯薛还是大蒙古国军事、行政官僚的预备学校和人力资源库。整个蒙元时期，中央高级官僚绝大多数是从“大根脚”的怯薛出身的。

怯薛制带有明显的家臣制度的特点，集执役于内庭和治理国事于一体。在大汗帐幕中值夜时，怯薛“杂妃嫔候侍，休寝榻下”。有一次，大汗中夜有需，招呼在脚后假寐的值夜卫士。这个怯薛因为太劳累，没有及时醒来，大汗遂命睡在一旁的妃子用脚把他踢醒。这个例子虽然不是发生在成吉思汗时代，却生动地反映出大汗与怯薛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怯薛成员夜人宿值、朝出治事的体例在元代始终维持不坠。

古代风景画鉴赏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的第一个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是婴儿时被他从塔塔儿营盘拣来收养的失吉忽秃忽。当时成吉思汗对他说：“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怯薛的头目们在白天与失吉忽秃忽“一同断事”。札鲁忽赤制后来演变为大蒙古国中央行政制度的主要部分。

命失吉忽秃忽掌管户口青册，似乎说明这时已经有了蒙古文字。蒙古文字的创制，与畏兀儿人有密切的关系。所谓蒙古文字，实际上就是采用畏兀儿字母来拼写的蒙古语，由是形成畏兀儿字蒙文。忽必烈朝又命八思巴据藏文字母创制八思巴字母，用以拼写各种语言。此后畏兀儿字蒙文和八思巴字蒙文并行于世。16世纪以后，伊斯兰化的畏兀儿人放弃传统字母，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本族语言。而在蒙古人中间，原先从畏兀儿人那里借用的字母仍沿用不衰，于是人们就把它称作“蒙古字母”了。

建国后不久，成吉思汗与孛额阔阔出之间渐生敌意。阔阔出拥有传达“长生天的圣旨”的特权，逐步构成对汗权的威胁与侵犯。在他那里，聚集了“九等语言的人……多如成吉思汗处聚的人”，连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百姓也跑去投靠他。斡赤斤派人去索回自己的部众，却被阔阔出打了一顿。斡赤斤亲自前去说理，结果受到阔阔出兄弟的围攻，被罚跪在帐后。

次日清晨，成吉思汗的妻子，在床上听说此事后。“欠身用被遮了胸，垂着泪说：‘他是如何的晃豁坛?在前将合撒儿（成吉思汗弟）打了，如今又要斡赤斤跪，是何道理?你今健在，他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久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鸟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说罢哭了。”受到这件事的刺激，成吉思汗决定召见阔阔出兄弟，指示斡赤斤设法处置阔阔出。

“于是斡赤斤起身去，准备了三个力士。少顷，蒙力克领着七子来。帖卜腾格理（即阔阔出）至酒局（大帐内盛酒的坛子）西边。才坐，斡赤斤将衣领揪住，说：‘你昨日教我服罪，我如今与你比试。’斡赤斤揪向外去中间，帖卜腾格理帽落于火盆边。其父拾起嗅了，置于怀中。成吉思汗说：‘您出去斗气力。’揪着出时，门限外原准备的三个力士，迎着拿了，将他脊骨折断，弃于左边车稍头。……自帖卜腾格理死后，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大蒙古国的三次西征“天!我们活在残暴的年代，倘若我们在梦中看见他们，我们要给吓坏。

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死者倒值得释怀。”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长生天之鞭”

1210年，亚洲东西方同时出现两个急速扩张的世界强国。东面是大蒙古国。这时候，它已在西夏都城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外用重兵胁迫夏政权由联金抗蒙转为依附蒙古攻金，继而逼金从中都（今北京市）迁都河南，夺得中原大部。大体同时，它在西线先后扫荡吉利吉思，不战而收复畏兀儿、哈剌鲁（时驻牧于今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楚河等地区），稍后又击杀篡夺了西辽政权（都城为虎思斡儿朵，在今吹河畔）的乃蛮王子屈出律，拓地至锡尔河以北不远的地带。

蒙古国之西，花刺子模恰恰也是在这个时期达到它的全盛阶段。当时的花剌子模沙摩诃末（沙即王的意思）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奴隶后裔，他的家族受塞尔柱王朝的支持，以突厥人承袭古老的花刺子模沙的统治地位已历数世。12世纪上半叶，这个家族乘塞尔柱朝的衰落，以阿姆河下游古花刺子模故地（都城离阿姆河下游注入咸海处不远）为基础，不失时机地扩张地盘。它先后从塞尔柱朝手中夺得西呼罗珊和伊拉克阿只迷（即今扎格罗斯山以北的伊朗西部地区）。从古儿王朝（都城在今阿富汗伽兹尼）手里夺得巴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也里（今译赫拉特，在今阿富汗西北部），并最终消灭古儿朝，从西辽手中夺得锡尔河北的讹答剌（在今哈萨克斯坦齐穆耳）、讹迹邗（今吉尔吉斯坦乌支根）等重镇，又讨灭河中的撒马尔干汗而据其地，并以撒马尔干为新都。在短短的1／4世纪之中，花刺子模膨胀成为囊括了自阿拉伯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以东直至锡尔河之地的一个霸权主义的大国。摩诃末自称算端（今译苏丹），因得不到哈里发的承认，竟引兵西攻报达（今译巴格达，哈里发王朝首都）。虽然兵败而归，但仅稍挫其锐气而已。

两大强国都正处于全面拓地的亢进状态，而今在锡尔河一线正面遭遇。一场恶战势必不可避免了!

当日中亚的回回商人，从事于草地与西域城邦间的东西贸易早已是轻车熟路了。在遣贩来自花刺子模的三个富商的商队时，成吉思汗派出一个使团随行。使团成员都是已经服务于蒙古的西域人；首领之一花剌子模人马哈木，后来以牙剌瓦赤（突厥语，意即“使者”）著名，他和他的儿子日后都成为帮蒙古人治理西域和中原的亲信大臣。1218年初，使团在花剌子模新都撒马尔干晋见摩诃末。成吉思汗一方面通过使团表达了互通贸易、和睦相处的愿望；另一方面又称摩诃末为“爱子”。正像他本人从前称王汗为“汗父”，现在把畏兀儿统治者变成自己的“第五子”一样，父子关系的比拟意味着成吉思汗把“天下”全都视作自己臣属之地的政治观念。这未免使同样沉浸在做世界霸主的狂热之中的摩诃末感到不快。他曾在夜里单独召见原籍花剌子模的马哈木，向他打探蒙古虚实。马哈木只以媚语相奉承，更增强了摩诃末自大轻敌的心理。

大约与派遣使团同时，成吉思汗在蒙古贵族中筹集资金，组成450人的回回商队，委托他们去花剌子模贸易。这支用500头骆驼驮运货物的庞大商队要迟于使团抵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的花刺子模守将觊觎这笔巨大的财富，于是向摩诃末诬告商队从事间谍活动，谎称蒙古人对当地居民肆行骚扰，并已引起普遍恐怖。摩诃末遂漫不经心地下令处死商队成员，没收全部货物。成吉思汗接着派去问罪的使臣又遭到这位不可一世的“算端”的屠戮和侮辱。

“取了天下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本来就是黄金家族心目中天经地义的信条，或者和平收附，或者用武力夺取。摩诃末轻起战衅，终于促成成吉思汗发动大规模的“西征”。

1219年秋，蒙古大军由成吉思汗亲自统帅，从驻夏的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向西进发。西征蒙古军的兵力，大约有十多万。

当日花刺子模幅员辽阔，总兵力达40多万，主力由土库曼人（指波斯化程度很高的突厥人）和康里人（游牧在咸海以北的突厥语部落）构成。摩诃末的母后出身康里氏，她培植和纠结起来的康里军事贵族集团与摩诃末之间有很多摩擦。摩诃末拓地虽广，却来不及充分消化短期内军事征服的成果；国内伊斯兰教宗派繁多，互相仇视。花剌子模王朝的政治统治，并没有赢得太稳固的民心作为后盾与基础。但摩诃末本人却昧于形势，采取分兵拒守河中各城池的下策。人力上的优势既被他自己瓦解，指望各地居民出力死战的算盘落空，摩诃末的失败差不多已经注定。

蒙古军在花剌子模境内分为四支行动。其中三支分别往攻锡尔河上、下游北岸的军事要地，成吉思汗本人和幼子拖雷则领军择便利处径渡锡尔河，穿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沙漠地区，进围不花刺城。经略锡尔河北岸的诸军大都遭到顽强的抵抗。讹答刺拒守五月，方被窝阔台和察合台完全攻破。忽毡（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守军的卫城之战也异常激烈，以至其统帅骄傲地声称，他的勇敢“有群星为证”。除大汗一支以外的其他三路军事行动，在1220年春夏之中相继完成第一阶段的军事部署。

不花剌是东部穆斯林世界最繁荣的学术中心。1220年初春，成吉思汗兵临不花剌。他的“人马一支接一支抵达，就像大海起伏，绕城扎营”。围城刚刚开始，不花剌城内的部分守军和大半数居民就趁夜离城逃命。这批花刺子模军队大概想从阿姆河渡河南奔，但遭到蒙古军尾随追击，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清晨，不花刺开城门迎降（内堡仍有花剌子模军固守）。耳闻这一系列同时代事件的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他的名著中用强作平淡的语调这样描写成吉思汗进入不花刺的情状：

“他纵马入礼拜五清真寺……其子拖雷下马登上祭坛。成吉思汗问那些在场者，这是否算端的宫殿？他们回答说，这是真主的邸宅。于是，他也下马，踏上祭坛的两三级，喊道：‘乡下没有刍秣，把我们的马喂饱!’于是他们打开城内的所有粮仓，动手搬出谷物。他们又把装古兰经的箱子抬到清真寺院子里，把古兰经左右乱扔，拿箱子当马槽用。然后，他们传杯递盏，召城内的歌姬来给他们歌舞，蒙古人放声用他们的调子歌唱。……古兰经的书页在他们自己的足下和马蹄下被踩成烂泥。”

全体居民都被驱赶到城外举行祈祷的空地上。“他（指成吉思汗）开始讲话。话中谈到算端的背信弃义。然后他对他们（指不花剌百姓）说出如下一番话：‘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是你们当中的大人物犯下了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就是上天之罚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天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尽管没有让他们丢脸出丑，蒙古人却从这些人身上勒索金钱。……每天，当太阳升起时，卫士要把一群名绅带到世界皇帝的朝见殿。”

成吉思汗自称的“上天之罚”，志费尼书中的原文是“安拉的惩罚”；译成欧洲文字时，它变成“上帝之鞭”。实际上成吉思汗这句话的原意，只可能是指他代表了“长生天的惩罚”。

不花剌城区被成吉思汗下令焚毁。除了砖墙结构的大清真寺和几座宫殿，市内房舍都化为灰烬。接着，蒙古军驱迫不花刺人一起去进攻内堡。这是他们惯用的行动方式，即征用作战当地的人力从事运输、造作等辅助性的准军事活动，在攻坚时又把他们用作蒙古军人的肉体盾牌。内堡的康里守军一直抵抗到该堡被完全攻陷，成年男子被屠三万多人，家属和幼小子女全数沦为奴婢。接着，成吉思汗领军，带着从不花剌居民中强行征发的从征队伍，往攻撒马尔干。

作为花刺子模的新都，撒马尔干的防御工事被当时人认为起码能经受几年的进攻。摩诃末在这里屯聚了五六万的守军。但他本人怯于和蒙古人交锋，这时已退至阿姆河以南。成吉思汗与攻克讹答刺后西驰的窝阔台、察合台会师于此。他用了两天时间观察地形，选择攻击的突破口。布阵围攻从抵达后第三天开始。经过两个白天的激烈交战，城中民心已经涣散，遂于第三日献出城区与外堡。蒙古人在拆毁内堡以外的全部城防工事之后，集中兵力猛攻内堡，当天克陷之。三万突厥和康里士兵被赶到城外，按十人、百人分组后分配给蒙古军人看管。至夜，他们遭到集体屠杀，“为死亡的火焰所焚化”。河中的两座绿洲名城，就这样成为“市井半丘坟”的废墟。

在撒马尔干城下之前，成吉思汗获悉摩诃末已渡阿姆河南逃。因此他抽调精锐，命哲别和速不台率领偏师远指，去追击摩诃末，务必得之而后已。

经过1220年夏季的休整，蒙古主力在入秋后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窝阔台、察合台军奉命沿阿姆河西北行，与术赤会师于玉龙杰赤城下，去攻克这个花剌子模的旧都。成吉思汗与拖雷则由河中西进，逾阿姆河扫荡呼罗珊地区。

成吉思汗三个儿子率领的军队。在玉龙杰赤城下围攻数月不能得手。术赤和察合台互相不服调遣，纠纷日深，只好“差人来说：‘如今俺三人内听谁调遗?’太祖（指成吉思汗）教听窝阔台调遣”。翌年夏，城克。术赤因为早已将此地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意过分破坏它。但在他两个弟弟的坚持下，蒙古军还是把全城居民赶出城外，从其中挑选出数万名工匠，把余下的人口全数分配给手下将士，对成年男子实行集体屠杀。妇女儿童则被掳为奴婢。蒙古军又决阿姆河堤，灌水入城中，藏匿在城中欲躲避兵祸的居民尽溺死水中，玉龙杰赤这个古代中亚的著名都会从此成为废城。三兄弟把军前掳掠所得全部瓜分，连给父亲的“分子”也没有留出，恼得成吉思汗后来“三日不许三子入见”。

强渡阿姆河的战役由拖雷指挥。花剌子模军队在对岸“筑十余垒，陈船河中”。蒙古军采纳汉人将领郭宝玉建议，待风涛暴起。发火箭延烧河中船舰，乘大火抢渡，击败5万守河敌军。拖雷由是率先进入呼罗珊。成吉思汗本人则趋兵东南行，去攻拔阿姆河北岸的战略要塞忒耳迷（今译捷尔梅兹，在乌兹别克南境）。经过11天强攻，忒耳迷城下。全城居民按例在城外被“有比例地分给军士”，遭受灭绝性屠杀。

在屠城过程中。有一妇人以献出一颗大珠子为条件，乞求免于一死。“但当他们索取珠子时，她说：‘我吞下肚了。’因此，他们剖开她的肚子，找到好几颗珠子。由于这个缘故，成吉思汗教把所有死者的肚子都剖开”。

这时已临近冬季，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北岸驻冬。待1221年春初，乃由忒耳迷渡阿姆河，趋巴里黑（在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早在将近一年以前，当哲别、速不台领兵经过时，巴里黑人就已献礼纳款。现在他们又奉重币馈饷出城相迎。成吉思汗藉口清点人户，将巴里黑全城居民驱赶至郊外，用老办法全部屠杀。那个地区在此后很长时期内尸横遍野，豺狼出没，一片凄惨的景象。接着，他麾兵去进攻险塞塔里寒（在今阿富汗木儿加布河上游北岸）。这次攻坚战耗去他整整7个月的时间。

扫荡呼罗珊的战略行动，主要是由拖雷完成的。那时，呼罗珊分为四个大区，分别以巴里黑、马鲁（在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你沙不儿（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为中心城市。除巴里黑由成吉思汗本人摧毁之外，其他各城所在地区，包括数十座大小城镇，都由拖雷指挥，分兵予以征服。在短短几个月内，“一个遍地富庶的世界变得荒芜，土地成为一片不毛之地。活人多已死亡，他们的皮骨化为黄土；俊杰被贱视，身罹毁灭之灾”。最后遭殃的是也里。从那里，拖雷奉召去与他的汗父会师。他回军至塔里寒。在他的援助下，这个要塞才被攻克。

拖雷和成吉思汗对呼罗珊的烧杀抢掠，只是该地与更西面的伊拉克阿只迷地区屡遭洗劫与屠杀的开始。此后几十年里，这里的人口长期及不上繁荣时期的1／10。相比之下，河中地区只经受了1219至1220年间的一次毁灭性的残破。它的命运，还应当算是十分幸运的。

在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诸子中，札兰丁较有气概。但摩诃末的母后喜欢出自与她同族的康里氏儿媳的孙子，所以札兰丁一直受排挤。1221年初，他从被围困的玉龙杰赤突围，驰越位于咸海西南与西呼罗珊之间的阿拉库姆大沙碛，南至奈撒（在今土库曼斯坦阿什哈巴德东），寻机击败在附近游弋的一小队蒙古骑兵。这虽然是一次微不足道的小胜，但依其同时代传记作者的见解，却是“穆斯林信徒对蒙古军的第一次胜利”。随着蒙古军步步紧逼，札兰丁不久退至你沙不儿、也里，从那里趋赴他原先的封地哥疾宁（今译伽兹尼，在阿富汗境内）。这时聚集到他手下的花剌子模旧部有近10万人。于是他进屯八鲁湾（在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先击败一支蒙古的小部队，继而与闻讯进剿的失吉忽秃忽数万大军相战，竟然又将之击溃。是为蒙古入侵花刺子模以来遭到的最大一次败仗。呼罗珊已降诸城受这次胜利鼓舞，纷纷发动反抗蒙古的起事。

是年秋，成吉思汗和拖雷攻陷塔里寒；察合台和窝阔台军摧毁玉龙杰赤后也回师与汗父会合。蒙古主力遂自塔里寒南攻哥疾宁。札兰丁部已因内讧势力大损，被迫退至申河（即印度河）边。蒙古军尾追至其地，击溃札兰丁部。札兰丁几次试图突围失败，最后跃马入申河。成吉思汗很敬重札兰丁的刚勇不屈，所以阻止部下向他射箭，眼看他带领余部逃入印度。

成吉思汗于是再次遣军，分别镇压已降复叛的西域各城池。1222年春夏，他的大营一直在大雪山（即今兴都库什山）南。在这里，他接见了奉诏从中原赶来觐见的全真道士“长春真人”邱处机。成吉思汗向他哲别打听“卫生之道”。邱处机说了一通“节欲保躬”、“好生恶杀”之类的大道理。成吉思汗没有获得什么长生不死的真诀，未免有一点失望。不过，他还是把统领华北道教的权力交给了这位“邱真人”。入秋后，蒙古军循旧道班师。沿途走走停停，于1223年东渡锡尔河，翌年夏至于也儿的石河。应当就是在此前后，从撒马尔干城下奉命去追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取道草原路与成吉思汗会师。1225年春，成吉思汗回到他在斡难河头的大斡耳朵。术赤没有随大军东归，而宁可留在也儿的石河以西自己的营地里。他死于1227年初，由次子拔都继承他的兀鲁思。

尾追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遵照成吉思汗的指令，遇坚不攻，遇降不杀，惟以紧追摩诃末不舍为务。拉施特这样描写这两万人马的行动：他们“每到一地，不停歇地用暴力掠夺粮食、衣服，然后开进”；“他们日夜进军，得到算端的消息就追上去”。就这样长驱直入，忽分忽合，哲别和速不台抄掠呼罗珊半年多。“不管在什么地方，摩诃末还没住够一天。蒙古军就追上来了”。摩诃末最终被逼到宽田吉思海（即今里海）南岸的一个岛上。1220年末，他因肋膜炎死在那里。

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后，哲别和速不台调转兵锋，逼降阿哲儿拜占（今译阿塞拜疆）；复挥戈北去，到里海西南岸边的木干草原（在今阿塞拜疆境内阿拉斯河下游）驻冬。1221年至1222年，他们往返驰突于木干草原邻近各地区，并曾南下哈马丹，最后循宽田吉思海西岸北行，在位于今高加索山和里海间的隘口打耳班（在今阿塞拜疆境内）逾岭，进入信奉基督教、属于伊朗语族的阿速部和属于突厥语族、游牧于今南俄草原的钦察部境域。蒙古军用离间计对两部各个击破，于1222年末驻冬于南俄草原。被击败的钦察人向斡罗思（今译俄罗斯）王公求援。

自乞瓦（今译基辅）大公国瓦解以后，在斡罗思形成诸多各自独立的小公国。在伽里赤公国（位于今乌克兰西北地区）王公密赤思老的力主下，部分斡罗思王公出兵钦察草原，援救钦察部。1223年5月，斡罗思王公与钦察部的联军在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卡里奇克河）会战。斡罗思王公各怀异计，号令不一，战败求降。蒙古军遂深入南俄草原，转战克里米亚半岛，恣意抄掠。1223年底，哲别、速不台挥军东归，取道里海、咸海以北草原与成吉思汗会师。他们单独作战的时间，已远远超过了成吉思汗当初相约的三年之期。

第四章

长子出征1229年，窝阔台在漠北即位，继前年死去的成吉思汗称大汗。他需要靠建立战功来树立新汗的个人威望。所以他对察合台表示：“汗父的见成大位子我坐，有甚技能?今有金国未平，我欲自去征他，以为如何?”察合台深为赞同，提议窝阔台“老营内委付下好人着”，然后出兵。次年大汗就率军“南伐”。从发动大规模征服的次第来看，中原汉地在蒙古贵族心目中的地位，似乎从一开始就要比西域更重要一些。

1234年夏天，窝阔台在灭金之后，召集诸王大会，决定再次西征。《蒙古秘史》这样记述窝阔台与诸王商议西征事宜时发表的训谕：“再有康里、乞卜察（即钦察）等十一种城池百姓，曾命速别额台（即速不台）征进去了。为那里城池难攻拔的上头，如今再命各王长子巴秃（即拔都）、不里（察合台孙）、古余克（即窝阔台长子贵由）、蒙格（即拖雷长子蒙哥）等，做后援征去。其诸王内教巴秃为长，在内（指中央兀鲁思）出去的叫古余克为长。凡征进的诸王、驸马、万、千、百户，也都教长子出征。这都教长子出征的缘故，因兄察阿歹（即察合台）说将来，长子出征呵，则人马众多，威势盛大。闻说那敌人好刚硬。我兄察阿歹谨慎的上头，所以教长子出征。其缘故是这般。”

会议之后，拔都回到也儿的石河西自己的营地，可能于翌年即1235年即先行西进，漠北诸王的军队则还要在晚一年即1236年的春季才整军出发，拔都虽然是术赤次子，却是术赤兀鲁思后王，即王位继承人，乃以长支宗王的地位据有统率全军的名义。以前锋身份实际指挥作战的主要将领，则是上一次统领偏师深入南俄、驰骋整个内陆亚洲的速不台（这时候哲别已死）。蒙古第二次西征所投入的人力，总数大约有15万。1236年秋天，拔都与从中央兀鲁思出发的诸王军队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的不里阿尔境外会合。

不里阿尔部落的核心成分，大概是西迁匈奴（在西方称为“匈人”）的余部。5世纪末，当我们最早听说这个部落的名称时，他们活动在今里海以北的草原上。7世纪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不里阿尔王建立了由七部构成的稳固的部落集团。这时他们中的大多数部众讲突厥语，但其中可能也包括讲芬—乌戈尔语的匈牙利人的祖先。7世纪末，这个部落集团中的一支向西迁徙，占据了今天的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西文作Bul，garia，意即“不里阿尔人的地方”）。这支不里阿尔人在新居地逐渐丧失自己的语言，改操斯拉夫语。差不多应当与此同时，别支不里阿尔向北迁徙，进入今伏尔加河流域的山林、草原地区居住。他们的统治中心在伏尔加、卡玛两河交汇点。依靠渔猎，也依靠沟通北部林木中人和不里阿尔南邻的中介贸易活动，定居的不里阿尔人在这里创造了相当繁荣的经济。

蒙古大军会齐后，以速不台为先锋，协同进攻不里阿尔，破其都城不里阿尔城。不里阿尔人先降，又起而反抗。于是蒙古军再度兴兵征讨。不里阿尔城从此变成一片废墟，遗址存留至今。

1236年冬，蒙古从不里阿尔移师亦的勒水下游的钦察诸部。钦察人中一部分迎降，一部分西迁，以八赤蛮为首领的一支则遁入附近密林中，以不时偷袭的作战方式阻遏蒙古人的军事行动。1237年春，蒙哥率部包围森林，进剿八赤蛮。八赤蛮逃至亦的勒河汇注宽田吉思海处的一个岛屿上。蒙古军继踵而至，见海滩水浅，乃涉浅滩追到岛上。八赤蛮被擒。蒙哥命他下跪。他回答：“我身为一国之主，怎能苟且求生?况且人不像骆驼。为什么要向人拜跪?”他还劝蒙哥说：“今水回期且至，军宜早还。”蒙哥即腰斩八赤蛮，从岛上退回。滩水回升，走在后面的部队终以“漂渡”方得登陆。

蒙古远征军用1237年春季所剩不多的时日，分兵讨略分布于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北的钦察旁近诸部，驻夏休整。至秋，他们召开出征军队中各支宗王的大会，决定继续向西北挺进，侵入斡罗思诸公国领地。

征服斡罗思的军事行动，是大体上分两个阶段实施的。1237年冬，蒙古军由钦察部境域向北进入弗拉基米尔大公国，主力进围也烈赞（今译梁赞）城，令其献纳城内居民财产的1／10。也烈赞人守城拒降。蒙古军攻城凡五日，城破，尽屠城中军民，焚掠其地。1238年2月，至公国首府弗拉基米尔城。攻城数日后克之。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二子死于卫城之战，大公家眷、城中显贵及主教人等避匿于教堂乐室，都被大火烧死。蒙古军从这里分兵四出，一个月内连下10多城。3月，往攻移兵在外等待援军的大公军营。大公战死，士卒多被歼灭。蒙古军乘胜北进，入诺夫哥罗德公国。

在距离诺夫哥罗德首府不远处，他们突然停止推进，择道南撤；一面沿途抄掠，一面向顿河左岸的钦察草原西部行进。蒙古军改变作战方向的原因，可能是阴冷潮湿的北欧平原湖沼地区成为阻挡其骑兵的天然屏障；这时已经入夏，在那里没有可供马骑士卒休养的合适驻夏地点。

从1238年夏天蒙古军主力回到钦察草原，他们似乎有一年之久没有再采取什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这时候在拔都和察合台、窝阔台系宗王之间很可能发生过某些争执。拔都后来秉告窝阔台说：“靠长生天气力、皇帝叔叔的福荫，将十一种国土（指钦察、阿速等部）百姓都收捕了。因大军将回，各人分离，会诸王做筵席。于内我年长些，先吃了一二盏。不里、古余克两个恼了，不曾筵会成，上马去了。不里说：‘巴秃与我一般，如何先饮?他是有髯的妇人。我脚后跟推倒踏他。’古余克说：‘他是带弓箭的妇人。胸前教柴打他。’额勒只吉歹（成吉思汗同母弟合赤温之子）子合儿合孙说：‘他后头接与他个木尾子。’如此说了。为俺每征了这异种的百姓，恐事有合宜、不合宜处。说间，被不里、古余克两个这般说着，不商量散了。皇帝叔叔知也者。”诸兄弟在宴会上不欢而散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后来，但互相的怨毒一定是已郁积很久了。

1239年入秋后，战火又重新烧起来。蒙哥、贵由进围在钦察草原西部的阿速王国首府蔑怯思，经三月始克其功。阿速国王杭忽思投降。蒙哥从杭忽思所部签军从征，由杭忽思子阿塔赤指挥。1240年春，他们仍转战于钦察草原。驻夏以后，奉窝阔台之诏先行东归。阿塔赤指挥的阿速军被蒙哥带回东方。它后来是元代中国很著名的一支色目部队。

差不多与出兵蔑怯思同时，蒙古军从亦的勒河畔再入斡罗思，开始征服斡罗思的第二次强大攻势。这支军队的主力很可能是拔都所部。它西逾今乌克兰平原，先后进攻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两公国。斡罗思王公不顾大敌当前，正忙于争权夺利。乞瓦（今译基辅，在乌克兰）王公见弗拉基米尔大公父子俱亡，乃以大公之弟入据弗拉基米尔，继承大公位；契尔尼果夫王公又乘机进据乞瓦。

在攻克契尔尼果夫和别列雅思老勒后，蒙古遣使至乞瓦谕降，被乞瓦拒绝。1240年秋，蒙古军由拔都亲自指挥，围攻乞瓦。入主乞瓦的新王公此前已逃亡孛烈儿（即今波兰），乞瓦首府由伽里赤王公派遣大将守御。8月，城破。这个斡罗思的古都惨遭大劫。几年后经过该城的目击者说，他们看到的只是“无数死人的骷髅和骨头，狼藉满野。乞瓦过去是一座很大的和人口稠密的城市，但是现在它几乎什么也没有了，因为在那里目前剩下的房子还不到200所，而居民们则被置于完全的奴隶状态”。

蒙古军从乞瓦进入伽里赤公国。伽里赤王公出奔马札儿（位于今斯洛伐克、匈牙利，南至亚德里亚海的地区）。在残破伽里赤首府及境内诸城后，他们继续西进。在斡罗思范围内的战事遂告一段落。

从征服斡罗思及其以东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得益最多的，是拔都及其后人。因为这片地域后来全成了拔都的领地。术赤后王的营地遂从也儿的石河西迁到亦的勒河畔。作为斡罗思的宗主，他和他的继承者被斡罗思人称为“金帐汗”。斡罗思本部到处有蒙古人派去的“达鲁花赤”，斡罗思民户也被按万户、千户的名目划分，由划入一个万户或千户的居民负责对相应的蒙古军事单位承当饷馈的供应。在西方蒙古人当中十分通行的突厥语，成为斡罗思地方上层人物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大量的突厥语词汇，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进入俄语。

古代风景画鉴赏从斡罗思向西推进的蒙古军分为两大支。北路由察合台子拜答儿、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统帅，指向孛烈儿；南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兵分三道，进入马札儿。两路人马同时于1241年春开始行动。

在这次大举入侵之前，蒙古军队已有两次由伽里赤突入孛烈儿的试探性进攻，因此这年3月他们很顺利地由原路渡维斯杜拉河进至克剌可夫。等待他们的是一座空城。于是焚毁全城，向西进入西里西亚（今波兰西南，当时是孛烈儿的属国）。西里西亚王亨利二世时屯兵里格尼茨（在今波兰西南），纠集了西利西亚、孛烈儿、日耳曼战士及条顿骑士团凡3万人。蒙古军闻讯，急趋里格尼茨，寻求与之决战。4月，亨利率军出里格尼茨城，与蒙古交锋，一战溃绩。亨利战死阵前。传说蒙古军割取战死敌军之右耳，共盛满9大皮囊。蒙古军由该城南下莫拉维亚（在今捷克东部），受到强硬阻击，遂改道驱驰马札儿。

拔都所统军，于1241年3月逼近马札儿首都佩斯城（与布达城相连，今合称布达佩斯）。驻节城中的大主教不堪蒙古人百般挑战，擅自率兵出战，大败。时马札儿国王为别刺四世（《元史》称他“马札儿部主怯怜”，怯怜实为匈牙利语kiraly的音译，意为“国王”）。4月，征集的援兵渐至，别剌遂出城相攻。蒙古军先稍却，将别刺引至城郊远地，再合而围之。别剌军苦战不得突围，终至溃散。佩斯城陷落。这年夏秋，蒙古军在多瑙河东岸驻营，其游骑曾至维也纳城附近。蒙古追击别刺的偏师远至亚德里亚海岸，取道塞尔维亚北返。1242年，窝阔台汗死讯传来，拔都于是经今罗马尼亚班师。

蒙古人西侵欧洲的残暴行为，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极大恐惧。他们沿用突厥人的叫法，称蒙古人为“鞑靼”（tatar）：这个字正好与tartarus（即生前邪恶的人死后所堕入的遭受惩罚的地方）的拼法十分接近，这更加强了他们把“鞑靼”当做“来自地狱世界的人”的印象。所以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鞑靼人（tatar）赶回地狱（tartarus）去。”

话是这样说，处在晚期中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小国林立的世界，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各种世俗势力之间都矛盾重重。即使面对强敌入侵的严重威胁，欧洲仍很难组织起真正强有力的抵抗联盟。蒙古军队在欧洲战场上屡屡占据优势，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长子出征表面上是由于窝阔台之死而中止的。实际上，西征中军事行动的节奏后来似乎越来越缓慢，很可能这与蒙古马匹由于不适应长期进食欧亚草原西部地区草料而引起的体力衰竭有关。在蒙古本部，游牧战士靠轮换乘骑备用从马来保证战骑体力的恢复。但是到了欧洲，马力衰竭的加快使这种从马制度难以获得原有的效应。随着时间的推迟，蒙古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的战斗力渐成强驽之末。如果窝阔台不死，西征要是继续进行下去，他们亦将很难避免日益陷入被动的局面。灭阿拔思哈里发朝1251年蒙哥汗即位。蒙古掀起新一轮对外征服的浪潮。两个皇弟，忽必烈和旭列兀，分别被委任为进攻南宋和西域未降势力的军事统帅。蒙古军对南宋的经略颇经波折，蒙哥汗本人最后也死在征宋前线；第三次西征却在他的在位期间大体完成。作为第三次西征和蒙哥汗死后政治局势变化的综合后果，蒙古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留下了一个伊利汗王朝。

成吉思汗和拖雷对阿姆河以南的狂飚式扫荡，虽然摧毁了花刺子模统治该地的基础，也把少量蒙古军队和官员散布在那里，但总的说来，他们留下来的行政和军事设施都极其薄弱。哲别和速不台更是得地不守。因此，一待蒙古主力东归，札兰丁立即从印度返回波斯，曾在那里动员起一场短暂的复国运动。窝阔台即位后，又派出3万军队追讨札兰丁。1231年，札兰丁在东躲西藏的流亡过程中被杀，花剌子模亡。蒙哥汗即位时，在阿姆河以南的方向上，蒙古人的未竟之业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把蒙古先后设立在徒思城的呼罗珊总督府、阿哲儿拜疆军政府和怯失迷儿（今译克什米尔）军政府进一步协调起来，在这一方地面上确立稳固统治；二是摧毁盘踞在今里海西南厄尔布儿士山脉中的“山老”暗杀团；三是迫降都于报达（今译巴格达）的阿拔思哈里发朝，如其抵抗则攻灭之；四是从报达继续西进，征服今小亚地区，完全打通从西亚进入东地中海的道路。实现上述后三个目标，就是旭烈兀在西亚军事行动的基本内容。

山老暗杀团虽然将自己的渊源追溯到伊斯兰教什叶派里的神秘主义分支伊斯玛因教派，但它真正在厄尔布儿士山和忽希斯坦（在今伊朗霍腊散省西南部）山地中许多险隘处构筑堡寨，从而形成纪律严明的独立宗教王国，却是在12世纪晚期。这个王国的世袭教主宣传一种“革新”的教义，废除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戒条，让信徒吸食一种含少量麻醉成分的植物“哈西希亚”，藉以获得进入“天国”的片刻幻想，并且大批训练刺客，用暗杀来扩大其影响。山老暗杀团被其他伊斯兰教派别称为“木剌夷”（阿拉伯语“迷途者”的意思）；又称为“哈西夏辛”（hashshashin），即吸食哈西希亚的人。欧洲基督教世界则叫他们“暗杀者”（英语作assassin，这个字即来源于hashshashin）。

木剌夷王国曾受塞尔柱王朝和花刺子模王朝的镇压。花剌子模覆灭后，他们的势力再度扩大。尽管他们与大蒙古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政治关系，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两家在西亚的利益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冲突。1238年，木剌夷甚至遣使英、法两国，希望与它们结盟，共同对付蒙古。

按照蒙哥的命令，旭烈兀除了有权征调指挥原先已在阿姆河以西的全部蒙古军队外，还从漠北的全体游牧军人中，每10人抽出两人，由所属的各支宗王子弟带领，随同他出征。中原汉地还有一支专门制造和使用火药的部队参加这次西征；引爆火药的制作大概就是由他们传入西亚，并且又通过穆斯林世界而传至欧洲的。

1252年，西征前锋1，2万人由怯的不花统领，先行出发。旭烈兀本人于次年秋踏上征途，1255年秋至撒马尔干，在那里宣谕大汗对他的各项委命。1256年初，他渡过阿姆河西进，在5月间攻灭了忽希斯坦山区的木刺夷堡塞，遂移兵厄儿布儿士山地。

1256年8月至9月间。旭烈兀进至山老暗杀团的大本营。木刺夷原教主适在上一年底被人暗杀于大醉之中。他的儿子忽儿沙即位后，颇欲舍弃伊斯玛因教义而改从伊斯兰法。面对蒙古的军事威胁，他一面停止直接对抗，表示愿意归降；一面仍凭险而守，图以实力促成和平交涉。10月中，旭烈兀调四路人马包围忽儿沙所在山堡，实施强攻。忽儿沙原先指望拖到冬季，待雪封山，自可迫使蒙古军不战而退。但这一年严寒未至，忽儿沙遂被迫于11月中旬出降。木剌夷平。

旭烈兀的下一个目标是阿拉伯帝国。从750年起，阿拔斯家族一直控制着帝国最高统治者哈里发的王座。到蒙古兵侵西亚时，在位的是该家族第三十六代哈里发谟斯塔辛，但这时阿拔思哈里发帝国的强盛早已成为“光荣的昨天”。9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的各省区逐渐演变为一系列半独立的地方王朝，甚至出现了像塞尔柱、花剌子模这样的突厥政权，将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的大部分疆域纳入自己的统治。蒙古兴起时，哈里发的实际领地只剩下报达及其以南今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之地。他虽仍保有富贵，但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最高领袖和宗主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一种虚名。

1257年春天，旭烈兀移师哈马丹。经过一个夏季的休整，完成进攻报达的战前准备。9月，旭烈兀遣使至哈里发处谕降。妄自尊大的哈里发无视蒙古已经占有他的“帝国”的绝大部分疆域的事实，骄傲地对来使说：“你从我这里得不到你所要找的任何东西。”这无疑是一道战表。同年11月。蒙古军开始实施包围报达的军事行动。至1258年1月，“多如蚁蝗的蒙古人从四面八方和附近地区逼进来，在报达周围密集地形成包围圈。并筑起壁垒”。出城迎战的报达军被击溃。哈里发企图依旭烈兀从前提出的条件议和，被旭烈兀拒绝。2月初，报达无条件投降。城内军队出降后被分配给蒙古军士全部杀死。“留在城里的人跑散了，躲藏在地窖和澡堂的炉子里”，阿拔思家族的末代哈里发被处死。有的史书说，他是被饿死的。据说旭烈兀在哈里发面前摆满金银珠宝，却不给他饮食，意思是讽刺他只知贪图金宝，终至亡国。也有记载说他被装入皮囊，由马驰践而死。不懂得蒙古传统的西亚人想象说，这样做是因为旭烈兀相信了一些伊斯兰教长者的威胁。他们声称，如果哈里发人血溅地，那么这个世界就将被伴随着狂风的地震所毁灭。

摧灭阿拔思哈里发王朝的次年秋天，旭烈兀西进叙利亚。当时叙利亚大部分疆土为著名的库尔德族将军撒刺丁之孙统治，称艾育伯王朝。1260年1月，蒙古军强攻阿勒波城（今译阿勒颇），历一周城破。叙利亚军队从此丧失斗志。4月，大马士革陷落。这时蒙哥汗的死讯传到西亚前线。旭烈兀留怯的不花统2万人继续经略未服诸城，自己从前线东返，预备回到蒙古，参加推选大汗的斗争。1260年9月，埃及玛木鲁克王朝出兵小亚，怯的不花所部全军败亡。玛木鲁克军队连克大马士革、阿勒坡等城，还有自幼发拉底河西至叙利亚全境。

旭烈兀在赶赴蒙古本部途中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两汗相争的消息。于是他停止前进，作壁上观。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宣布把阿姆河以南全部交给旭烈兀。本来蒙哥在委命旭烈兀西征时曾对他说：“你完成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来吧。”这就是说，阿姆河以南是属于黄金家族共有的财产，旭烈兀不过是统领黄金家族的各支人马去完成征服的代表而已。蒙哥死后的汗位危机，迫使忽必烈承认了旭烈兀在西域的既得权益。从此这片地面变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梯己分子”。

旭烈兀对大汗自称il-khan，意思是“附属的汗”、“藩王”。il-khan的称号应当表示，他自己的地位要略低于成吉思汗时代所封的各兀鲁思汗。这个词过去都译作“伊儿汗”。其实元代从不用“儿”、“尔”等汉字来作的译音。按照当时译写非汉语词汇的体例，旭烈兀的王朝，应当译作伊利汗朝。平灭南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元史·世祖本纪》

襄樊之役前后1220年，蒙古在攻金过程中，就已开始与南宋有军事接触。不过，当时其形式主要还是游弋抄掠而已。1234年初，蒙古灭金，不久便撤师北归，把一个“寂无烟火，骨殖横道”的河南留在他们的身后。南宋朝廷轻信邀功之臣，以为找到了一个“绍复”的机会，于是派军队去接收“三京”（指东京即开封，西京即洛阳，南京即归德）。他们没有想到会被重行南返的蒙古军设伏击溃。是年为宋端平元年。“端平入洛”之役遂以近乎笑话的悲壮色彩载于史册。翌年，蒙古便以南宋“开衅”为由，组织大规模的侵宋攻势。蒙宋间自此在两淮和四川战场上长时期胶着。

蒙哥汗即位以后，以忽必烈负责经略南宋。忽必烈奏准先攻大理国（在今云南省），期以大范围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1255年大理平；忽必烈在此前一年已先行北还。不久，蒙哥汗发动对宋新攻势。他命令左翼军趋兵河南，征大理蒙古军由西南回师荆湖，他自率右翼军主力南下川东。三路大军相约会师长江中游，再挥戈东向。这一战略计划，因为蒙哥战死四川而中止实施。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接到蒙哥汗死讯时，忽必烈正在指挥左翼军南下的途中。他仍坚持渡淮南行，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蒙古军围鄂近两个月，粮尽疾作；由西南北驰的蒙军又被阻隔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不克增援；再加上担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发制人、夺取汗位，忽必烈这才决定退兵。返回北方。

在称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内，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对付阿里不哥，接着是趁平息李璮之乱解决华北世侯擅权的问题，所以在对宋关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他虽然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山东两大都督，与宋朝的京西湖北、淮东淮西两制置使犄角相峙，但其意图只在镇边，而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宋朝拘留在边镇，他不过遣官诘问；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下令宽赦，发还其货物。甚至当戍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他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而已。两方的军事对抗在这个时期稍见缓和。

至元三四年以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渐趋稳固，元对南宋的战火于是重燃。

这时候，元朝的攻宋战略，与前两任大汗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虽然由于南宋的泸州（在今四川）守帅刘整叛宋投元，蒙古当时得据有泸州辖境内的部分土地，但因为泸州城难以守卫，蒙古军遂将刘整从宋兵包围中接出，弃守而去。宋元在四川的对峙态势与此前相比，并没有太多的变化。尽管如此，忽必烈却决意暂缓用兵四川，集中力量从中路突破宋荆湖防线，然后向东、南两线推进，克定大业。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挥左翼军讨宋时，汉地就有人向他建议过“据有上游（这里的“上游”实指长江中游的江汉流域），戈船东下”的平宋方略。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议的正是从泸州降元的刘整。他在陛见忽必烈时鼓动他说：“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指偏安一隅的南宋）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他提出的“先攻襄阳，撤其扦蔽”的战略方针显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召见刘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刘整率汉军驰赴河南前线，与屯驻在那里的阿术“同议军事”，规划进攻宋荆湖重镇襄樊（在今河南）事宜。同年又派姚枢至河南经理屯田，“张平宋本”。

把主攻目标从长江上游转移到长江中游，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策。蜀地险厄，易守难攻，又因长期战争而凋蔽不堪。在当时条件下，即使花费巨大的代价强攻而得之，对改变宋元对抗的总战略态势未必会有多少益处。而争夺荆襄，兵临大江，再顺流而东，是中国中世纪历史上一再重演过的战争伟剧。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盘山一直是他们驻牧休养的一个大本营。对他们来说，从那里途经汉中，进入川地，甚为近便。于是攻蜀似乎变成了蒙古侵宋战略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在后人看来，数经挫折后改弦易辙乃势所必至，但对当事人而言，这仍然是了不起的战略转移。

1268年秋，元军开始实施包围襄樊的军事行动。樊城在汉水之北，较易为元军控制，所以围城重点在襄阳。元军很快夺得襄阳周围诸要隘，筑寨戍守，包围圈长达数十里。1269年春又围樊城。但这时襄阳犹得与其以南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两城隔汉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贯以铁索的浮桥相连。所以襄、樊之间及其与外界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汉人官僚中资望最高的史天泽带枢密副使衔，偕驸马、枢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线督师。史天泽视察形势后，又在襄阳外围地区加筑一道围城工事，“筑万山以断其西，立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在南线则将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围之内。翌年再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敌船。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于襄阳城南的岘山、虎头山一线。襄阳通往外界的陆路基本上被断绝。在这之前，一心想建灭宋头功的刘整已开始制造船舰，训练水军。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画地为船”坚持操习不懈。

从元兵对襄樊实施围城战的次年早春起，宋军就不断地由水、陆两路增援襄樊。战事之初，宋水师大概还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攻击元军和运送衣粮进襄阳，更多地使用舟师取道汉水行动。张世杰、范文虎、夏贵等名将都曾参与援襄之战。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两次统舟师大举应援，兵力都在10万上下，但均被蒙古军击退。甚至当1271年秋，元军在汉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圆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军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涨，以轻舟强行突破水上障碍，将馈饷送入襄阳城中。这时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军应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张顺、张贵率领下护饷突入襄阳城的壮举。1272年夏，二张率装满军需的船队，从襄阳上流乘夜浮水而下。他们以“此行有死而已”的气概，冲入元军布防于汉水中的水阵，与敌船水手短兵相接，奋力搏杀，竟杀开一条血路，冲过防线。于天明时分驶至襄阳城下。这时张顺已战死。张贵留在襄阳历数月，乃于秋天驾船舰出城，顺流下走，与围城的元水师激战数十里，杀出重围。后因接应的宋军失期不至，被元军袭败擒获，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军因襄阳围久未下，决定先取樊城，以夺宋师军心。至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汉水上的浮桥，对樊城实施攻坚战。他们用巨型的西域抛石机“回回炮”猛击樊城，在樊城四周同时发起进攻，先后从三面攻破内城。1273年2月初，樊城宋守军巷战失败。城南尚未战死的军民，被元兵悉数屠戮。

从军事上讲，樊城失守并不对襄阳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却极大地强化了襄阳守军因孤立而产生的绝望感。襄阳现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

元军克樊城后，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阳城下。这时城内粮食尚可支撑，衣装、薪柴则都已断绝。时值冬末，军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烧。襄阳守将吕文焕每次上城楼巡视，总是忍不住“南望恸哭”。

2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击襄阳，打中城内谯楼，军心大惊。吕文焕困守襄阳首尾六年，战至兵尽力竭，被迫降元。这时距离樊城之破不足20日。当时人作诗曰：“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指贾似道）。”诗歌批评宋朝当局坐视襄阳孤军苦守，这一点不尽符合事实，但它表明舆论对吕文焕不得已而献城出降，颇抱同情之心。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军的虚弱。在前方有过作战体验的元朝高级将领，纷纷建议忽必烈乘这个机会全面攻宋。襄樊前线统帅阿术说：“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能再。”阿里海牙说：“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游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让相臣们讨论，却久议未决。阿术于是再谏道：“如今是明主君临天下，却放过这个衰乱的小朝廷不去征讨。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只会比今日更难了。”根据夸扬阿术功德的他的庙碑碑文记载，忽必烈听到这番议论后大喜，他说：“你的话正好符合我意。”元廷乃决意大举灭宋。

实际上，还有两个人，应当对忽必烈的决策起到更关键的促进作用。一个就是襄阳降将吕文焕。他的哥哥吕文德生前曾是宋朝“声望、知略高出流辈”的名帅。沿江一线将领，很多人是吕氏旧部。吕文焕本人长期在前线带兵，对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他虽然以李陵自比，表白自己力屈而降，心中犹不忘报宋，但时迁势转，终于身不由己。当时人作诗嘲讽他说，“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廷议之前，忽必烈驿召吕文焕至大都面谈，显然使他对灭宋信心大增。元朝人乃至把宋的败亡归因于刘整、吕文焕之降，说若无刘整，元朝无由知宋之虚实；若无吕文焕，则元军“无以周知渡江之谋”。另一个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泽。他显然也赞成灭宋，对忽必烈说，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计日而待矣”。他虽已年老，仍主动请命，自谓作一个副帅，“犹足为之”。一个多世纪前，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汉人，大多数都强烈地反对金军进一步渡淮灭宋。因为金朝从北宋手里抢得中原，逼宋南迁，华北汉人尽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事其主”，但对南宋多少总还有一点“父母之邦”的认同心情。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北方汉人完全将南宋看做是“使介交通”的“与国”。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对“席卷三吴”再没有什么其他犹疑之心了。

襄樊之役结束的次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不久因老疾召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后改为河南行省），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行省淮西（后改为行枢密院，由河南行省节制），驻扎淮水之上的正阳，南逼大江，截断宋在沿江设置的东、西两大布防区之间的联系；淮东元军则由察罕统帅。这样就形成以伯颜为主力的三路灭宋态势。七月，伯颜等将领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辞。忽必烈以本章开头的那段话训谕诸将，要他们取法北宋攻灭南唐时的主将曹彬，以“不杀”取江南。九月，伯颜从襄阳前线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元王朝大举灭宋的战幕掀开了。“太后传宣许降国”

恰恰是在元廷发表建荆湖、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个月，南宋权相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贾似道居丧的三个月，本应当是宋政府加紧备战部署的关键时日，但这位皇帝的“师臣”要尽孝道，按常例不署理军国重事，朝廷竟在束手观望中任时光白白流逝。七月宋帝度宗死去。在大都，伯颜正为离朝南征陛辞；在南宋的“行在”杭州，将相们却弃国是于不顾，忙于举朝缟素，表白各人的忠君之忱。

对国难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的惊人麻木，似乎是南宋一朝权相专制、党派间互相攻伐和虚伪的道德化政治共同培育的产品。小朝廷苟安于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北宋首都开封）”。国用不敷，甚至向民间“预借”赋税达十多年。民间骂他们把西湖当成了糟蹋民脂民膏的“销金锅儿”；还有人作诗，讽喻气量狭小、没有远见和长久之计的政府是“小小人家短短桥”。

这个“小小人家”在最后十多年中，差不多完全被操纵在贾似道的手里。1259年忽必烈从鄂州前线退师，主持荆湖防务的贾似道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上奏，名声大震，入朝为左丞相。他很快步入权势的巅峰，在集百官议事时，居然能厉声斥责他们：“诸君若不是似道提拔，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以至时人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的诗句。杭州有1，6万名太学生，以道学相标榜，经常用匿名诽谤、散发“揭贴”（即传单）等手段制造政治风潮。他们虽然难逃“空谈误国”之咎，却对权臣多少有一点制约的作用。但贾似道在当政期间，竟然能有本领笼牢一时名士，以虚崇道学而使太学生沉默不言。高压和利诱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回应各种刺激的必要弹性。南宋虽未亡国，国内却早已弥漫亡国气象。“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整个朝廷就这样在文恬武嬉中坐待灭亡。甚至当襄阳失陷，元军旦暮伐木造船，整兵练众，预备渡江时，宋朝的沿边守帅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浩渺”，北兵必定攻不破“长江天堑”。朝政掌握在这样一班君臣手中，虽然兵力并不弱小，虽有军民一城一池的英勇抵抗，终于不可能挽回亡国的可悲命运。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舟师由襄阳浮汉而下，进趋郢州。时宋军聚重兵10万于郢州，分屯于汉水东、西岸的郢城和新郢，以炮弩夹江而列；两城之间连以铁索，又在江面水中密植桩木，用以阻挡船舰南行。伯颜在郢城北20里扎营，决定“耀兵不攻”，暗遣人马袭克郢城下流的黄家湾堡，乃挽舟上陆，至黄家湾堡，由堡西河汊驾舟入藤湖达汉，如是绕过郢州而南。在汉水沿岸的沙洋（在今湖北荆门东南）、新城（在今湖北潜江西北）、复州（在今湖北沔阳）等要塞，元军都曾遇到顽强的抵抗，或以强攻克城，或先经苦战，再以谕降得之。

元军原欲夺取汉口，由此渡江。因宋水师严阵以待，乃开坝引船，由沦河出沙芜口（在今湖北黄陂南境），而达于长江北岸。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伯颜在进攻沙芜口以东十余里的长江南岸要塞阳逻堡的同时，命阿术分水军溯江，“为捣虚之计”，袭攻沙芜口对岸的青山矶（在今武汉东北二十余里）。元军乘雪夜实施强攻，攀岸步斗，经反复搏杀，遂得南岸。明日，伯颜得阿术报，指挥诸将急攻阳逻堡，下之。宋军伤亡惨重，“流尸蔽江而下”。元军历数昼夜方才陆续过江。

渡江后议兵所向，阿术建议先取鄂州、汉阳，“虽迟旬日，可为万全计”。元军遂回师西向。鄂州与汉阳隔江对峙，所恃为汉阳水师。元军先焚汉阳军船舰3000艘。“火照城中，两城大恐”，未久皆不战而出降。伯颜遂以渡江大捷驰驿入奏。

岁末，伯颜分兵4万，命阿里海牙规取荆湖，以绝东进之师的后顾之忧。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在洞庭湖口与宋将高世杰聚集的水师交锋，败溃宋舰船数千艘，乘胜攻占荆湖南部的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阳）。元军从这里西北行，移攻江陵。四月，围攻江陵门户沙市，破其栅，纵火焚之。沙市款降。江陵守将斗志瓦解，接受招降。阿里海牙即占有荆湖南、北的制胜之地，“分道遣使招谕未下州郡”。长江中游全体动摇，谕降诏书所至，“无不降者”。除死守的潭州而外，元军在洞庭湖南北几乎没有遭遇过大的抵抗。

自从命伯颜出师灭宋以后，忽必烈一直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前方的战报。他对元军能否一举平宋，并没有充分的把握。他派到南宋境内的间谍，曾潜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替他问天命于张天师，得到肯定的答复，而且还带回来张天师的符箓以为凭信。尽管如此，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结果会怎么样，究竟不是一纸符篆就足以担保得了的。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忽必烈为之“方念之深”，只好靠卜卦排遣忧虑。算命的人“待诏公车，百十为辇”（在宫廷等待召见的卜者，要用数十成百辆车来接送）。大军渡江、克鄂州的捷报传来，他依然不敢完全释怀，深夜把姚枢召往内廷，对他说：“过去我才渡江，家里就发生内乱（指1259年末从鄂州城下撤兵，与阿里不哥争位事），上天不肯终结对宋的护佑而让我北归。现在伯颜虽然已经渡江，天到底是否会终止宋朝命运，还不知道!赵官家有天下三百年。天命没有赐降到我家，而先在他们那里。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宋朝!”直到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切断四川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完全排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的隐患，忽必烈这才可以放心舒气，声称“东南之势定矣”，于是兴致勃勃地在京师排宴三日志庆。

至元十一年末，元军从鄂州出发，顺流而东。前锋是吕文焕，伯颜自领水陆大军随后征进。长江中游一线的宋将，许多人是吕氏旧部门人，所以临江诸城往往“望风降附”，传檄而定。十二年（1275）二月，元师已到达池州（今安徽贵池）。

自从鄂州失陷的消息传到杭州，宋廷合朝震动。贾似道这时葬母已近两月。代4岁的小皇帝赵显主持朝政的谢太后诏命贾似道都督诸路兵马抗拒元军。1275年刚过旧历元宵节，贾似道便领兵13万、舰船2500艘西行，溯长江师次芜湖（在今安徽）。他虽然嘴上说“决于一行以求必胜”，实际上却已有退却的安排。行前，他与亲信约，如出师失利，要他们将赵氏宗室迁至庆元（今浙江宁波），与他在海上合会。他幻想袭用南宋初年的“蹈海之危”，避过蒙古讨宋大军的兵锋，坐待其退军，再图兴复。

出师芜湖后，贾似道仍在幻想避免同元军作战。先与新近降元的吕师夔（吕文焕侄辈）拉关系，想通过二吕求和；继而以遣返被俘的元朝军官为由，直接试探伯颜对议和的态度。两招都未能生效，乃于二月初正式以称臣纳贡为条件遣使求和。伯颜坚持要贾似道到元军帐下“面议”，才肯举行和谈，实际上是拒绝与宋和议。贾似道的一厢情愿全部落空，于是“阴备快船”，随时准备从前线逃走。

二月中旬，元军从池州移师，进至宋前锋孙虎臣所驻之丁家洲（在池州下流，今安徽铜陵东北）。元军以步骑举炮弩夹岸推进，用巨炮轰击宋水师；又以数千艘战船“蔽江而下”，突击宋水营。宋先头部队将领姜才奋起迎战，甫交锋，孙虎臣却跳上随军小妾所乘舟。宋军见主将换船，都大叫“步帅遁矣”!前锋军水营乱作一团，又遭元军反复冲杀，尸流江面，江水变红。

元军乘胜追击，逼近夏贵部勒的水阵。夏贵也不战而走，以扁舟驶掠位于他下流的后军指挥舰，对贾似道喊叫：“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错愕失措”，鸣钲令诸军逃散；他自己撤至扬州，预备漂海。13万宋军顿时不战自溃。实际上，元兵直到次日，才进抵贾似道主力驻扎的鲁港（在丁家洲下流，今安徽芜湖南）。二月末，它不战而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三月初进据镇江。周围数十城望风披靡。元军遵旨在这里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东南地区的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将赵晋、张世杰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用示死而后生的决心。这时候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张世杰一直被元军追至大海。经鲁港师溃和镇江水战后，宋朝几乎已没有可供调遣的机动作战部队。除江北的扬、泰等州，以及江南常州等地婴城固拒长达数月外，宋人已基本上没有力量再与元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的阵地战了。元军在东南方向上的推进遂成破竹之势。

至元十二年八月，伯颜还至军前。十一月，命阿术驻瓜洲以绝扬州之援，余部则分三道发动对宋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在今浙江长兴西南），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和南宋降将范文虎率水军从镇江循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主力万人，水陆并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而趋临安。常州举城相抵抗，元军强克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

第五章

自鲁港败溃，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但除了痛哭之外，他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救国之策。贾似道的办法是请三宫移驾庆元，出海漂流。谢太后不许。同党陈宜中眼见舆情翻转过来，连忙反戈一击，上书要诛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谢太后把贾似道贬职远谪。路上，贾似道被解送人员擅杀。他罢相以后，陈宜中主持朝政，力斥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元军决战的建议，一心一意向蒙古求和。宋廷在灭亡的最后岁月里，以向敌军乞讨和平的行为，使自己永远蒙受洗不清的历史耻辱：

1275年夏，太皇太后谢氏发诏书，向“叛将”吕文焕、范文虎“招谕”，要求他们从中斡旋，促使元廷罢兵许和。

1276年初，又遣柳岳往伯颜军营求和，这时元军已至无锡。柳岳垂泪哀求说：“现在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嗣位的君主幼小，而且还在为先帝服丧期间。兵不伐丧是自古以来的礼制。恳望大丞相可怜、宽恕我们，退兵北归，免得引起敝朝三宫不安、陵寝动摇。我们怎么敢不年年进奉，岁岁修好!今日之事，确实是奸臣贾似道失信于贵方，因而贻害了我们的国家呵!”虽然忽必烈当时或许还有许和之意，伯颜却已抱定宗旨要灭宋，所以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当初我朝圣天子即位之初，曾遣使奉国书来与你们交好。你们国家无赖，拘留我朝使臣十六年（指郝经被宋拘禁之事）。所以要来兴师问罪。去年又把我朝派来的廉希贤等使节无故杀害。这到底是谁的过失啊!如果你们的太皇太后要我停止进军，为什么不学习吴越践王献出国土，或者像南唐李后主那样投降?你们宋朝过去从后周柴氏的小儿手里夺得天下，今天也失于小儿之手。天意如此，你何必再多说?”

20天后，宋使再见伯颜，声称除纳岁币外，愿尊元帝为伯，世修子侄之礼。如不许，称侄孙也可以。再不许，只求封一小国保存赵家的宗庙。这次求和，终因伯颜大军兵临杭州城下而流产。

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一桩诈骗案。当时传说有一个当涂人的妻子叫赵孟桂，被伯颜纳为小妾。谢太皇太后异想天开，派人备厚礼去寻访她，想通过她打动伯颜。使臣回来说，赵氏担保将达成和约。宋廷为此颇感兴奋，后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几年后，人们才发现赵氏从来没有收到过宫廷的赏赐，她也没有做过伯颜的妾室。大概是有人借宋室求和心切骗攫财产吧。

移驾也不是，求和也不成，朝臣们开始弃职出逃。其实这种现象还远非始于宋朝临终的最后时刻。谢太后为此出过一份朝堂榜，措辞差不多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她说：“像这样避难偷生，你们还要做什么人?死了又怎么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逼近杭州城。高级官员不辞而别更达到“接踵宵遁”的程度。正月五日临朝，文官只有六人。到十三日，“朝中为之一空”，连当初“哭声震天”的热闹情景也看不到了。

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晚，赵氏的孤儿寡母们大概通宵未睡。他们决定向元军献传国玉玺求降，宋朝的求降表也在那天夜里准备就绪。时距贾似道出师抵拒灭宋元军刚刚一年多一天。同时代的一个诗人描写那天晚上宫内的景象说：“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十八日，宋奉传国玺和降表至临安城外元军大营。寻以降表“不称臣、仍书宋号”被退还。

二十五日，修改过的降表送达伯颜。

二十六日，元军进入杭州城。余波的平息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尚处于南宋控制下的领土大面积地为元所有。在荆湖方面的战场上，阿里海牙所部经过三个月的围城，攻破荆湖南部的重镇潭州（今湖南长沙）。守帅李芾令家人登楼醉饮，固命帐下亲信把全家杀死，他本人也从容引颈受刃，实践了自己“以家许国”的誓言。阿里海牙入城，禁止杀戮，发仓廪赈饥，湖南诸郡纷纷降附。元廷又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立都元帅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元军从荆湖到浙西，遂完全连成一片。杭州投降后，太皇太后谢氏奉元之命颁诏，令江南未下诸郡停止抵抗。诏文称：“现在元兵攻克杭都，国家根本已被拔除。各地城市虽然还想拒守，但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而要再遭战祸呢?自奉接诏书之日起，切望你们各自降附蒙古，或许还可以让生民免受荼毒之苦。”东南诸多州郡守令乃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严州（治在今浙江建德西北）守臣方回一向以“死于封疆之所”相标榜，元军逼近时，方回忽然不知去向。人们都以为他一定已实践自己的诺言自杀了，到处找寻他的尸体而不得，后来才知道他已到三十里外拜降。此后不久，他竟然“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文武官员出杭州城，各以宋朝所授职衔行谒见礼于元军大营。他们“谒见”的，乃是攻灭他们父母之邦的元军统帅伯颜。本月，伯颜以元廷的授权，任命元“浙西都督府”进驻杭州。三月，伯颜入杭州城。南方大国昔日的都城，现在成为元“行中书省”的治地。江南“新主”开始收缴宋百官诰命符印，罢废宋官府，“阅实”宋国库，“检括”所藏各种珍异宝玩，籍没宋室礼器、祭器、仪仗、户籍档案和大量图书。宋王室收藏的历代名画、法帖等也悉数北运，使北方宫廷中的儒臣们大开眼界。元廷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三月十二日，伯颜遣人向宋皇室宣诏。当宣诏人读到元廷对宋幼主、太后免于系绳于颈、牵羊于手表示亡国之臣向征服者献诚的时候，幼帝的母后全氏涕泪沾襟，对儿子说：“蒙圣天子慈仁，留你一条活路，应当朝京阙礼拜致谢。”幼帝拜毕，母子一起乘轿，“即日俱出宫”。只有谢后生病，留杭未行，但不久后还是被驱北上。临行之际，赵氏母子求见伯颜。伯颜以“未入朝，无相见之礼”回绝。

古代隐居者南宋朝廷降元不久，江淮西部尚未被元军攻克的诸城，很快因防区统帅夏贵出降而尽为元有。江淮东部则在戍守扬州的防区统帅李庭芝指挥下固守。谢太后、幼主先后遣使至城下命李庭芝投降，他回答：“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宋皇室北觐途中，谢太后又写信劝降说：“如今我和少主都已经臣服，你还在为谁守城呢?”李庭芝命弓箭手从城上射退信使，出兵劫持“圣驾”，失败。不久，元军围攻扬州。元将阿术遣使持忽必烈诏书谕降。李庭芝斩使焚诏，誓以必死。

1276年盛夏，扬州附近诸城多力竭纳款，扬州城里也很快粮尽。士兵至有烹子而食的现象。正在这时，出逃到南方的宋流亡小朝廷召李庭芝南下。李庭芝乃与姜才出城，想经泰州入海南航，结果被元追兵包围在泰州城中。留守扬州的朱焕早已萌生降意，李庭芝和姜才一走，即以孤城投元。李庭芝、姜才被泰州降将出卖，在元营不屈死节。扬州一失，淮东宋军残部人心动摇，元军乘势尽得其地。

杭州城被元军占领以前，宋廷匆匆封幼帝的两个庶弟赵罡、赵呙为益王、广王，分镇福州、泉州。两王在宋廷奉表请降的次日逃离杭州，稍后取海道进入福建。于此前一日晚间出走的丞相陈宜中，也往投二王谋复国之举。1276年6月中，益王赵星在福州即帝位，后来被称为端宗。弟赵晶再受封为卫王。南宋流亡小朝廷建立。杭州投降前出使元营，被伯颜羁留军中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罡。这个流亡政权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也“在在起应。蜂屯蚁附”。东南地区南宋残部的抗元斗争，由是形成两次声势较大的短暂高潮。

闽廷建立之初，即分遣诸军，企图收复两浙沦陷各城。不少降元州城重新起兵，而且连军攻元，“民多应之”，一时造成云从景附的振奋局面。宋军势力，曾经到达江西东南部。但是不出两个月，抗元宋军先后失败。元军反而渡过钱塘江，完全克灭两浙的残余势力，又在秋末分三路进攻闽广。流亡政权遂从福州取海道南逃。元军全线向南推进，到1277年初，宋在福建的势力几乎陷于崩溃。正在这时，元廷为集中精力应付西北诸王之乱。撤回征宋军队戍守中原。于是宋军绝处逢生，乘机在福建和江西展开第二次规模较大的抗元攻势。如果说前一次攻势是据闽攻浙，那么这一次是退据广东而攻闽、赣。流亡政府已差不多是在作困兽之斗了。

在江西的攻势，主要是由文天祥指挥的。他自从参加流亡政府以后，一直在前线督师。先开府南剑（治今福建南平），复移治汀州（今福建长汀），执行据汀攻赣的战略任务。1276年秋末，他分军进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联络赣州城里的抗元力量，准备“结约取赣”。江西各地义军起而响应。但是由于元军大举进攻福建，文天祥不得不抽回兵力以抵御元兵东来。江西的宋军失去相互应援，阵脚大乱，纷纷败绩。1277年6月，乘元军主力北归，文天祥从梅州（今广东梅县）北逾梅岭，再次进入江西。宋军连下会昌、雩都、兴国，收复赣州、吉州大部。江西其他地区也多有呼应的行动。荆湖、闽广甚至江淮都有抗元力量与文天祥联络，愿意受其节制。这时候，南宋流亡小朝廷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然而二次入赣的声势持续不过两个月，便被元军摧败。至元十四年（1277）七月，元廷立行中书省于江西，专事进讨。八月，元军袭攻文天祥设在兴国的指挥部，“又击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降其众廿余万”。文天祥差不多是只身脱走，妻妾儿子都被元军俘去。江西战局至是骤然逆转。其他地区的义兵亦都被击灭。

江西绥靖后，元军一路逾梅岭进击广东；另一路扫荡福建，从那里进入广东。这段时间，益王政权由潮州移驻广州浅湾内的秀山，再奔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又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的南中国海域）。次年春，还广州，又移硐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罡受惊吓死于硐洲。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8岁的卫王赵爵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欲收复雷洲（治今广东海康），失败。于是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的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厓山。这时他还有舟船800余艘，士卒万人。

即使到大难临头的时刻，这个小朝廷仍不肯放弃内斗。文天祥过去曾要求带兵入朝护驾，被陈宜中拒绝。益王死前不久，他在硐洲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癔）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州、惠州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就在广王政权移驻厓山的同一个月，即至元十五年（1278）六月，元廷召汉地最著名的世侯之一张柔的儿子张弘范，委以蒙古、汉军都元帅，命他往歼广王政权。张弘范荐李恒为副帅，率水陆军2万，灭宋残部。十二月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擒之。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元军从潮阳循海路往压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初，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厓山水师发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陆秀夫仗剑驱妻子人海。自己背了广王赵昺跳入水中自沉。张世杰率10余艘船舰连夜突出重围趋交趾而去，途中遇飓风船坏，溺死。南宋流亡小朝廷灭亡。

厓山之役的前一个月，宋合州钓鱼城（为合州治所，在今四川合川东北）守帅王立出降。至是，南宋的疆域，基本上全为元王朝据有。

南宋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不过它却因为文天祥的慷慨殉国而拥有了一个悲壮的尾声。这个尾声，至少让那些目睹耳闻宋室君臣北觐耻辱的人们对这个堂堂大朝不至于完全蔑视。

亡宋的少帝、太后和宋室官僚于至元十三年（1276）四月到达忽必烈的驻夏地上都。五月初一，就是赵显的庶弟益王在福州宣布登基的同一天，赵显和他的太后母亲及由从前的宰相等高级官僚充任的“祁请使”，奉命到上都城西的元王朝太庙礼拜。五月二日，忽必烈正式接见被他打败的亡国君臣。接见的地方在上都城南的草地帐殿里。赵显被封为“瀛国公”。然后举行国宴庆祝平宋。宋朝的君臣也奉命参加，实际上是把侮辱作为荣耀赐给他们。忽必烈对南宋的降将一向很有一点看不起。他曾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投降得如此容易?”诸将回答：“宋有权臣贾似道擅断政柄，总是优容礼待文士，而就是轻视武官。臣等早已有不平之心，心离体解，所以都望风而款降啊!”忽必烈大概是用蒙语作答，让董文忠译成汉语说：“即使贾似道真的轻视你们这班人，那也仅只是贾似道一人的过错而已。而你们的君主又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呢?即使事实如你们所说，那么贾似道轻视你们也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在那天宴会的场合下，忽必烈还不至于这样奚落他们。他只是好奇地问以宋宰相身份担任“祁请使”的吴坚：“你年纪已很大，为什么还要当丞相治理朝政?”吴坚回答，因为朝中人都逃走了，所以他才当上丞相。他连忙要求忽必烈准许他归老。

蒙古人参加宴会自然“众皆欢甚”，但也有人体味出其中的辛酸，聪睿的察必皇后就心中不乐。忽必烈问：“我现在平定江南，从此天下没有战争。大家都喜欢，只有你不高兴，这是为什么?”察必跪下来说：“我听说自古无千年之国。但愿不要让我的子孙也落到今天赵官家母子的地步，那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忽必烈把宋国库中的宝物都展放在殿庭上，叫察必来看。察必看一眼就走。忽必烈叫人追问她想要什么，她说：“宋人贮蓄这些宝物传给子孙，子孙守不住它们，现在归于我家。我不忍心拿走其中任何一件东西!”

古代人物图鉴赏与宋皇室不一样，文天祥却在屈辱的处境中庄敬自重，以四年被囚禁的苦难谱写了一首“正气歌”。

被元军俘获不久，他就被押到元军前线统帅张弘范处。张弘范一心想劝他投降，文天祥的回答就是反复“请死”。压山战后，张弘范问他：“国家已经灭亡。现在杀身成仁，谁来替你记录?”文天祥回答：“人臣以死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哪管记录不记录。”

至元十六年十月，文天祥被元朝押至大都。与文天祥同样是状元宰相的留梦炎先去劝降，受到一顿痛斥。然后是亡国之君“瀛国公”来劝，文天祥一见即“北面拜号”，乞求“圣驾”回驭，不让赵显开口。于是轮到元朝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回回人）视狱。文天祥长揖不拜，径自就座。阿合马当时正气焰冲天，问他：“你把我当做什么人?”文天祥答：“刚刚听人说，宰相要来。”阿合马问：“既然知道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答曰：“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什么要跪?”阿合马不高兴，对左右随行人说：“这个人的死生还在我手中。”文天祥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在你手中不在你手中?”阿合马悻悻而归。

于是元朝将文天祥长期关押起来，想由此逐渐消磨他的意志。但事经两三年，文天祥不改初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以元朝宰相或枢密使的高官劝他投效元朝。文天祥仍长揖不肯跪拜，声言“天祥为宋状元宰相。宋亡，惟可死，不可生”。同月，忽必烈决定处死他。文天祥得到消息，镇定地说：“吾事了矣!”神态高扬而不稍变。至刑场，又写下两首诗。其二曰：“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天荒地老英雄散。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乃从容受刑，死时47岁。蒙元时代的中外关系“如果……我们写了你们所不知道的任何事物，你们不应该因此就称我们为说谎者。”

——普兰·加尔毕尼：《蒙古史》

传奇人物和传奇事迹700年前的一天，“有三个男子汉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浆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砌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星期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没有人到码头上迎接；要不是他们衣着槛褛，引人注目，这次归国可能湮灭无闻。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几乎把自己的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双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钢钮扣扣住。

“他们到家后一下子就脱去破烂不堪的皮袍，换上长可拖地的绯红色威尼斯式绸面大袍。接着他们拾起又脏又破的蒙古袍，撕开衬里。那些原先藏放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纷纷掉落在地上”。

以上是弗朗西丝·伍德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该书汉译本已出版）中转述的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200年后的人们对当时情景的追记。保存到今天的一份1305年的威尼斯城葡萄酒走私案卷宗提到了马可·波罗，因为他是此案中葡萄酒走私商的保证人之一。这份文件称他为“马可斯·波罗，米利恩”，意即“百万先生马可·波罗”。今天，人们都相信，他所以会有这样的别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甚至经常言过其实的人。他“每次谈起蒙古大汗的巨大财富，都说他们拥有数以百万计的金币”。不过，如果没有那本著名的《世界记》（或译《环宇志》），几百年后的人就很难了解，这个在威尼斯历史档案里偶然露过两三次面的“马可斯·波罗”，究竟是怎么样的人。

大约13世纪末叶，马可·波罗在一次战争或商船间的武装冲突中被热那亚人俘虏监禁。他与一个至少写过几种关于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传奇故事的通俗小说作家鲁思梯切诺关在一起。《世界记》序言说：“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纪元1298年，他（指马可·波罗）因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之中，很想打发空闲时间并向读者提供消遣读物，于是让囚于同狱的比萨人鲁思梯切诺先生将他所述这些内容全部笔录下来。”这部书在欧洲被广为传抄、译介，因此使马可·波罗成为一个声名远扬的传奇式英雄，当然也因此使各种写本或译本的内容及文字之间发生极大的差异。这曾让近代最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绞尽脑汁，“为了译出一部条理清楚，又引人入胜的文本而引用了令人分辨不清的多种抄本，以致有些页引用各式文本达四十二种之多”。

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都是威尼斯商人，所从事的，是西部欧亚、西亚以及西南欧之间的居间贸易活动。所以他们可能经常要去里海北岸的商业城市。根据《世界记》的介绍，1260年初，他们在那里经商时，正遇到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间的战争。由于担心归途受阻，他们就继续东行，盘留于锡尔、阿姆两河间的不花刺等地。后来随旭烈兀派到元朝的使臣一起到达上都。这时应当是1265年中叶前后。据说在回国的时候，波罗的父亲和伯父把元朝的一封国书带达罗马教廷。1271年，他们又谒见新上任的教皇格利高里十世。最终携带教皇写给忽必烈汗的信函重访中国。这一次，他们还带上了年轻的马可·波罗同行。1275年，他们到达上都。从这时候起，直到1291年春与远嫁伊利汗的阔阔真公主和伊利汗的奉迎使一起从泉州坐船西行，马可·波罗一行在中国留居长达17年之久。

根据马可·波罗在《世界记》里的自述，在中国的17年中，他先留在大汗的朝廷里学习有关礼俗、语言文字等，其后奉忽必烈之命出使哈剌章（指前大理国所在地，当时，也用作对云南的泛称），“离开汗八里（蒙语“大汗之城”，指大都），西行整整四个月”。这趟西南之行的时间，据专家推算，大约是在至元十七年（1280）或稍后。以后他又奉使各地，包括在扬州任职三年（不一定是做那里的行政长官），多次到杭州城办事；往返行程，大多是经由从大都南行到扬州，再到杭州，南至福州、泉州一线的元朝驿站主干线。大体是在至元二十四至二十六年（1287~1289）左右，马可·波罗可能曾远行印度，行迹所至主要应是马八儿地区（即印度半岛南端的东岸地区）。1290年春夏之际，他因为熟悉航海西行的情况，被选定陪同伊利汗国的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西域，然后归国。

正像几乎所有的回忆录一样，马可·波罗对自己中国之行的回忆，在具体年代、事实（尤其是数目字）、地理状况等方面有不少不准确的和前后不相一致的地方，很多的地名、人名更因游记文本被辗转传抄变得难以释读。但是其中有很多描述，不是曾经身历其境，或者亲身得之于当时统治层内的口耳相传，是很难讲得像《世界记》中那样详实、具体而准确的。例如，马可·波罗这样描写西湖上的游艇：“在湖上还有许多游艇和画舫，长十五至二十步，可乘坐十人、十五人或二十人。船底宽阔平坦，船行时不会左右倾斜摇晃。那些爱好泛舟游览的人，或携家带眷，或邀请一些朋友，雇上一条画舫，荡漾在水平如镜的湖面上。画舫上桌椅板凳、宴客的设备，无不布置得整齐清洁，舒适雅观。船舱上铺一块平板或说甲板。船夫站在上面，用长竹竿撑船前进。湖水不过三四米深。他们长篙轻点，直达目的地……船身两侧均有窗户，可以随意开关，便于游人坐在桌边，倚窗眺望，饱览沿途绮丽的湖光山色。……因为湖面宽阔广大，相当于全城的长度，假如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不仅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以及长在小道上的参天大树，都可以尽收眼底，同时又可以观赏其他画舫载着游湖行乐的男女，轻轻地在湖上穿梭似地来来往往。”

在讲述位于大运河流入长江处的瓜州镇（在今江苏扬州）时，马可·波罗提到，“在瓜州城对面的大江中心，屹立着一座岩石构成的岛屿，岛上有一个大寺院，住着两百名和尚，敬奉偶像”。这里说的“岩石构成的岛屿”和岛上的大寺院，就是镇江的金山和金山寺。

马可·波罗对中国北方的熟悉程度，显然还要远远超过南部中国。他很详细地叙述了发生在至元十九年（1282）的王著刺杀当朝宰相阿合马的事件，说：“当上述这一切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在那里（指大都）。”他还有声有色地讲述了元朝平定东北叛王乃颜的战争经过。他说到，忽必烈亲征乃颜时乘坐的是象轿。这一点与汉文史料的记载相符合。他又说，乃颜是一个基督教徒（应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信徒），他把十字架画上了自己的战旗。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为汉语文献虽然讲到乃颜“离佛正法”（就是信奉一种有异于佛教的宗教）、“惑于妖言”，却没有留下关于他究竟信奉什么宗教的明确记载。从聂思脱里教派当时的传播情况看，乃颜皈依这一教派是完全可能的。马可·波罗还提到乃颜是按照“不出血死”的方法被处死的。而根据汉语文献，我们只知道乃颜死后被扔进了附近一条名叫失列的河里。他被按照处死蒙古贵族的传统方式执行死刑，也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势。马可·波罗的这些讯息，无疑是从元朝官场知情人的口中获得的。乃颜之乱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马可·波罗大概要从马八儿回到中国以后才能听说这件事。这时候离他南走泉州、航海西归已经没有多久了。

在汉语史籍中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马可·波罗的直接记载。汉文文献中先后提到过好几个“孛罗”或者“孛罗丞相”。但他们都是蒙古人，其名称乃是蒙古语（Bolod译言钢铁）的译音，与马可·波罗的欧洲姓氏Polo也不相干。那么，这个在威尼斯以“百万”先生著称的人，真的到过中国吗?很久以来，总是有人在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

古代风景画鉴赏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提出以下这些理由来支持自己的看法：

首先，虽然马可·波罗讲述的旅程大体上是自西向东，再从东亚回到西方，但他的经行路线时常中断，突然跳跃到另一个端点重新开始，顺序颠三倒四。所以“虽然现在还有人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继续进行考察，但一些卓越的旅行家在有人向他们详细询问时承认，在波斯以远地区一步不差地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旅行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其次，他在书里谈到的若干情节明显地属于自我吹嘘和作假的性质，例如他说自己是元军攻占襄樊时在前线制造回回炮的人，又说自己曾做过三年扬州城的长官，等等。

再次，他在中国生活长达17年，为什么一句也没有提起关于中国的许多最独特的事物，例如女人的小脚、茶、长城、筷子，还有汉字，而这些本来应当是最能吸引马可·波罗本人以及他的本国读者的好奇心的。

最后，就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中国的汉语文献汗牛充栋，但居然没有一件直接提到过这个传奇人物。“不见经传，耐人寻味”，因而使人生疑。

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人，于是把他的《世界记》看做是由一个讲故事的能手和一个三流的通俗传奇作家合作，根据一本通商指南或导游手册之类的读物编写而成的世界地理概述，而不是真正的具有行程日记风格的个人游记。在他们看来，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知识与他所宣称的17年在华体验是根本不相称的。

中国学术传统历来强调“说有容易道无难”的原则。怀疑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们，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理由全部迭加起来，似乎仍不足以排除他本人的说词。要一个人在事隔十多年后“一步不差地”把过去的复杂旅程回忆出来，这差不多是一种苛求。马可·波罗的旅行路线，除了几次明显的中断和插叙，基本上是可以按元朝政府所设驿站的走向予以复原的。他确实在有些地方自我放大，浮夸吹嘘（如在襄阳造炮），不过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而将他的全部叙述视为不可信吗?

在中国生活了17年的马可·波罗，对于这个国家里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居民的文化和习俗，了解得确实很少。不过，它发生在元朝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就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元代早期，统治上层中间蒙古、色目人的影响仍具有压倒的优势。真正受信任的汉人大多会说蒙古语，可以不资“舌人”而与蒙古君臣对话。有些汉人对蒙古语的掌握甚至能精深细微到连蒙古皇帝也深为吃惊的程度。从西域到中国来的“回回人”，有些人的母语是与蒙古语十分相近的突厥语，有些人的母语虽然是波斯语，但因为长期被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所统治，也都会说突厥语。所以元初在上层社会里最重要的交际语言并不是汉语。一个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的外国人，对汉语和汉族的文化所知不多，并不见得完全不可思议，尽管汉文材料中没有直接出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我们至少有一件史料直接与马可·波罗的在华事迹相关。这就是元朝向伊利汗出嫁阔阔真公主之事。据马可·波罗说，伊利汗阿鲁浑在他的王妃死后，派遣三名使臣到元朝，要求娶一个与已死王妃同族属的女人。忽必烈选择了一位公主让三名使臣带回去。公主和三名使臣的名字，分别是Cocacin（阔阔真），Oulatai（比较下文中的“兀鲁癑”）、Apusca（比较下文中的“阿必失呵”）和Coja（比较下文中的“火者”）。在《永乐大典》摘抄的关于元代“站赤”（即驿站管理系统）的公文中，有一条材料说：

至元二十七年（1290）八月十七日，尚书阿难答、都事别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疲、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内九十人已支分例（按指支发沿途的食宿津贴），余七十人，闻是诸王所赠遗及买得者，乞不给分例口粮”。奉旨：勿与之。

这一则材料所说“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的三使臣，就是护送阔阔真西行的奉迎使。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所说完全符合。更重要的是，使团回到波斯时，三人中除火者外已死去两人。所以波斯语文献中就只有火者一人的名字。除非马可·波罗能在西域某地抄到上引汉语的文献（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的），他怎么可能遥在千万里之外知道包括已死去的两位在内的三名使臣的名字?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与三使臣从中国同行西航。

此外，《世界记》中有关当时事件的若干详实叙述，包括最新近发生的平息乃颜之乱的情况，显然不会包括在导游书中间。如果不是在中国当地，而要远在西亚却打听得这么细微准确，其实也都是很难的。

马可·波罗来华的怀疑论者对现实存在的《世界记》一书充满根本的怀疑，却很愿意假定曾经存在过某种详细记载中国种种事情的“导游手册”，并断定它是《世界记》关于中国知识的来源。虽然关于这本“导游手册”本身，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但它却对怀疑论者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他们就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是从哪里获得这么多有关中国的详细情报的?

不过相信马可·波罗来过中国的人也面临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自称具有很高地位，但又“不见经传”的外国人，在元朝到底担任何等的角色?

他自然没有像他所吹嘘的那样做过扬州路的总管，或类似的高级行政官僚。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马可·波罗主要是用一副敏锐的“商人的眼光”观察他所经历的世界。在他描述各地情况时最经常提到的一项内容，就是那里的特产，尤其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宝石、香料、纺织品、瓷器等等商品。他对中国的盐税似乎很注意，北方的盐场经常是他的行经之处。他甚至能相当准确地说出至元中期杭州所管地面盐税收入的总额。所以曾经有人怀疑他是元朝地方政府中管理盐政的小官员。还有人推想他出使马八儿，其实是到那里去买采红宝石。当然也有人认为他不断地在各地跑来跑去，执行的是做皇帝“听底耳、见底眼”、到处刺探民情的职务。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身份的一种较新颖、也较有趣的推想，认为他是为元朝政府或皇室成员做买卖、替为他提供资本的主人生息的“斡脱”。蒙古人进入汉地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懂得管理财产，“只是撒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撒花”即强行敲榨勒索“人事”（即礼物）的意思。他们靠掠夺、搜刮而攫获财产，却不知道怎样经营，怎样利用它生利增值。所以他们特别仰仗从西域来的回回人，向他们提供资本，让他们贸易生息，称为“斡脱”（突厥语伙伴、合伙人的意思）。回回斡脱依靠蒙古贵族的势力做生意，为蒙古贵族，也为自己图利。他们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最高的是高利贷，利率达到100％，利上滚利，如羊羔下仔，所以称为羊羔儿息，又称斡脱钱。很多斡脱商人不但经营国内贸易，也从事巨额的国际贸易，有的还向政府“扑买”各种赋税（即承包某个地区的某种赋税）。马可·波罗比较熟悉的，不是汉语，也不是蒙古语，而可能是突厥语，甚至是波斯语。这说明他所接近的人有很多是回回人。他又经常奔波于国内外各地。因此，他成为皇室斡脱商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从西欧世界直接地，而不是通过很多中介环节间接了解中国的角度来观察，马可·波罗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传奇人物。不过无论他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他都不是西欧与元代中国之间直接沟通的惟一见证人。这是一个中国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直接建立外交联系和互相了解的时代，虽然双方都是带着错位的期望而这样做的。种豆得瓜自从11世纪初以来，西亚的聂思脱里基督教圈子里，逐渐传出一则关于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首领如何带领他的“二十万众”皈依聂思脱里教的故事。现代学者多相信，这则故事大概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蒙古克烈部有关。它的大意说，这个首领在草原上迷路，得到一位基督圣徒显灵指引，方才脱险，从此崇拜基督。在克烈部的聂思脱里信徒中，上述圣徒的名字薛里吉思成为最常见的教名之一。

尽管聂思脱里派很早就被东罗马教廷判为异端，远东草原之王率部皈依天主的消息传到欧洲，仍然使中世纪西欧深感振奋。在那里流行的东方一个名为约翰长老的国王曾打败了穆斯林的传闻，很可能与上述故事相互附益。在马可·波罗转述的关于约翰长老的故事中，就把主人翁指为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克烈部首领王汗。

蒙古的扩张打通了亚洲东部世界与西欧基督教社会之间的阻隔。罗马教廷和西欧君主们对寻找约翰长老的部众现在备感迫切，他们希望借助基督上帝的威严和感化力，来阻遏蒙古人对西方的入侵；希望基督教在富庶的东方广泛传播，甚至仍然希望与蒙古人联手攻击伊斯兰世界，夺回穆斯林控制下的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一批批穿黑袍的教士，怀揣教皇或国王谕书，不畏艰险地踏上东来旅程。

1245年，在里昂宗教大会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向蒙古派出了两个使团。关于前往驻扎在波斯地区的蒙古军事长官的使团，我们所知甚少。还有一个使团被派往蒙古，由葡萄牙人劳伦斯和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迦尔毕尼组成。这两个人都是圣方济各会的修士，各持教皇的谕书一封。前者所持，很像是一篇布道词，内容主要是劝谕达达国王、人民“成为基督教徒，信仰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们除此外别无获得拯救之路”。后者所持则像一封外交国书，内容是“劝告、请求并真诚地恳求你们全体人民：从今以后，完全停止这种袭击（指蒙古的侵略），特别是停止迫害基督教徒”，要求蒙古大汗与派去的修士诚实商谈，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你去毁灭其他民族，你未来的意图是什么”。劳伦斯后来是否真正成行不详；迦尔华尼则于1245年复活节前一个多月进入里海北部草原。他先被蒙古兵护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拔都萨莱城去见这位“金帐汗”。这时贵由汗的即位典礼很快就要在蒙古本部举行了，所以拔都汗强迫这个65岁的老头马不停蹄地向东驱驰，路上经常“一大早就动身，一直奔跑到夜里，一顿饭也不吃”。7月下旬，迦尔毕尼一行终于赶到漠北大汗的营帐，出席了贵由即位的大忽里台（“大聚会”）。

贵由汗本人倾向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接受教皇代表上帝对他和他的人民的“拯救”。迦尔毕尼得到了一封用蒙古文写成并附有“萨拉森文”（指波斯文）译本的贵由汗复教皇书，上面盖有一个畏兀儿字蒙文的红色玺印，印文作“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大汗圣旨：已服未服百姓根底，圣旨所至，敬之惧之”。他的复信说：“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等如若希望与我们讲和，为缔结和平事，你教皇及诸王公显贵应毫不迟疑地前来朝见我。”贵由汗这份复信的波斯文复本1920年已在梵蒂冈教廷的档案中被发现。1247年秋，迦尔毕尼返抵里昂向教廷报命。他留下一部《蒙古史》，讲述出使经过和所见所闻，是有关同时代蒙古人情况的珍贵记录。

教廷于1247年还向西亚蒙古驻军派遣过一次使节，同样不得要领。但是在这一方向上的联络，不久便由于贵由指派的西域新统帅野里只吉歹的莅临而似乎变得有了一线希望：因为这位将军是一名聂思脱里教的信徒。1248年，率领十字军出征埃及途中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遇到野里只吉歹的信使，称“普天下之王合汗”（指贵由）愿与基督教各派和睦相处，并支持他们“战胜那些蔑视十字架的敌人”。尽管这种表态大概更可能是出于野里只吉歹本人的意愿，它却使路易九世深感兴奋。他立即派出一个隆重的使团回报大汗，由多明俄会教士安德鲁·龙如美率领，携带的礼物中包括一座深红色的帐幕教堂，帐中悬有刺绣的镶板，上绘基督耶稣的一生经历。1249年初，使团出发。这时贵由汗死去早已经半年多了。安德鲁在叶密立河（今译额敏河）畔的六皇后大帐见到摄政的乃马真氏，但是获得的答复仍是责令西欧各国纳贡称降的老话。他失望而归。

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再度遣使东驰。这次受命的圣方济各会修士鲁不鲁克不再以国信使身份，而是以传教士的身份，请求在金帐汗国的部众中传教。结果他却被金帐汗派人护送到和林去觐见蒙哥汗。1253年冬，鲁不鲁克抵达和林地区，在那里住到1254年的夏天方才西归。他在和林遇到各色各样被掳掠来的欧洲人，有再嫁给一个年轻斡罗思人的洛林寡妇，有名叫威廉的巴黎金首饰匠，也有来自阿儿美尼亚的基督教修士，等等。他回国后撰写的《东游记》是我们今天了解和林城内社会生活的最重要的资料。他带回法国的由蒙哥汗口授的信件，仍然是以蒙古人一如既往的风格写成的，即要求法王按长生天的意志向蒙古投诚。

第六章

入元之后。罗马教廷的修士到中国传教仍史不绝书。1289年。教皇尼古刺四世派教士孟特高维诺到东方传教。他从罗马出发，取道伊利汗国，从当日著名的海港忽鲁模子（今译忽尔木兹，在波斯湾口）坐海舶至马八儿，又于1293年乘夏季的西南信风从马八儿渡洋来华，于1294年到达大都。

孟特高维诺在大都的最初几年，似乎处于当地聂思脱里教徒的围攻中。他们散布流言指责他是间谍、魔术师和骗子，又说他是谋杀了教皇派遣的真使节、窃取了他所带礼物的假冒者。孟特高维诺为此经常受到盘问，三四年之后，情形才逐渐好转。他先后在大都建立了两座教堂，至少其中一所有设置了三口钟的钟楼。他逐渐买下40名男童，为他们施洗礼，教他们唱诗。他还把《新约》和祷唱用的《诗篇集》翻译成“鞑靼人通用的语言”。孟特高维诺在近10年内争取了6000名信徒，其中包括著名的皇室驸马、汪古部首领阔里吉思及其部众。他是在孟特高维诺影响下从聂思脱里派改宗“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不过在他被西北诸王俘杀后，汪古部其他贵族又重新被“诱入邪道”。孟特高维诺处在聂思脱里教徒的包围中，充分意识到应当尽可能依靠大汗的保护，“不能离开皇帝大汗”。据说大汗在宫中可以听到他的教堂里唱诗的歌声。他传教的范围，主要应是宫廷附近的上层社会。受洗礼的信徒中，很大一部分是被蒙哥汗从南俄草原徙至中国的阿速部军队。

古代田园画鉴赏1300年中叶，孟特高维诺连续从中国给他在欧洲的教友去信，诉说自己在远方势单力弱，要求教会派人来协助他。于是罗马教皇在1307年任命他为汗八里（即大都）及东方总主教，并派遣主教热拉德、帕力格利诺、安德鲁等人到中国辅助孟特高维诺。热拉德一行亦取海道来华，途中曾在印度逗留，于1313年前后抵达大都。孟特高维诺在泉州分设一个主教区，三人先后担任泉州主教，大概都死在泉州。安德鲁的拉丁文墓碑已在泉州发现，他死于1332年。被欧洲教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还远远不止上面提到的这几个。14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积极活动，可以说一直没有停止过。泉州城的最后一任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思，死于1362年的元末社会动乱中。

罗马教廷在整个“中世纪派往远东的最后一个重要使节团”，是1342年从陆路到达中国的一个大型代表团，由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率领。这是教皇对1336年元廷遣使访问教皇驻锡地阿维农城的回应。元朝的这个遣使团就便任用一个在中国的欧洲人安德鲁，威廉和阿速人脱海等为使。其所携致教皇书，要求教皇“告天祝寿”，似乎没有从前那套“若不款附，惟天知之”一类威胁的话。在大都的阿速将领等天主教信徒也通过使团向教皇递呈请愿书，诉说自孟特高维诺死于1328年之后，大都主教缺任，恳情教廷派人莅治。马黎诺里等人遂于1338年底从阿维农启程。循陆上商道到达上都。他们献赠的礼物中，有一匹“异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二蹄皆白”，其他西域马与它并立，只及它的肩胛处。元顺帝“临观称叹”，命群臣写诗赋、作画来加以表彰。当时人为此留下不少颂赞“天马”的篇什。因为写诗作赋的大多是汉族文臣，他们不由自主地把“佛郎国（元人笼统地把欧洲称为佛郎）进天马”看做了“怀柔远人”、“万方来朝”式的盛事，所以有的歌赞写道：“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这自然不过是一篇昏话而已。

欧洲基督教世界访问过中国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是意大利教士鄂多力克。他约在1321年至广州，游历全中国。不清楚他在中国是否有什么宗教活动。他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和尼哥刺·康梯合称中世纪四大旅行家。

欧洲的僧俗统治者想请出“天主”来制止蒙古的西犯。尽管此后蒙古确实没有再向西欧进军，但它显然不是基督耶稣出面弥兵的结果。他们想联合蒙古夹攻穆斯林世界，收复在耶路撒冷的圣地。但除了伊利汗朝前期与英王之间微不足道的、不成功的协作，总的说来蒙古人对此颇为冷谈。他们想在中国“履行我们教皇对他们（指中国人）的天职”。但是元代中国的罗马天主教基本上是极少数外国移民的宗教。再从元朝统治者的立场来看，从日出到日落之处的百姓，如果想要“安乐与和平”，就必须君王入朝、子弟入质，作蒙古的附庸。西欧在蒙古人的世界观念中绝不可能有任何特殊的地位。东西方统治层之间近百年的交涉，就这样变成双方都不克遂愿的“聋子对话”。然而重要的是，随着这种没有外交成果的对外关系的开展，中国与西欧之间不经由任何中介环节的直接了解毕竟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可能要增长得更快一些。

与天主教修士相继东来同时，中国也有两个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教士踏上西行之路。他们是大都籍的列班扫马和东胜州（治今内蒙托克托县）人麻古思。列班是叙利亚语法师的意思。从两个人仅有的聂思脱里教名，很难辨别他们的确切族属。有的史料说他们是畏兀儿人，也许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大可能是汉人。

列班扫马和麻古思西行的目的，是去耶路撒冷朝拜圣迹。他们跟随商队穿越河西走廊，经过窝阔台汗国进入呼罗珊，至西亚，结识驻铴报达的聂思脱里大主教。由于耶路撒冷被与伊利汗国敌对的马木鲁克埃及控制，二人朝圣失败，被迫返回报达。以后麻古思被报达大主教委命为“契丹及蛮子田地（分别指北部中国及南宋旧有疆域）教区”的聂思脱里主教，列班扫马为巡视总监。他们返回中国的旅程被元朝与西北守藩之国的战争所阻断，只好重回美索不达米亚。

不久，报达大主教去世。聂思脱里信众希冀推举一名“在族属和语言方面都与蒙古人系统较近”的新主教，以便与蒙古人斡旋。麻古思于是当选为新的报达总主教，虽然他读不懂用来书写聂思脱里经典的叙利亚文。

麻古思的新职位得到了伊利汗阿鲁浑的允准。这时他正在打算重新征服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所以派列班扫马到西欧去寻求同盟。列班扫马自报达西北行，道经里海至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又乘船到意大利，继而又访问法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晤见新任罗马教皇尼古刺四世。列班扫马到处遇到热烈的欢迎，在教皇和枢机主教们面前按聂思脱里派方式主持礼拜，从教皇那里领受圣餐，也为爱德华一世举行领圣餐仪式。这位聂思脱里教的高级僧侣在西欧受到的隆重接待，表明“使得东、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的古代神学上的对立，现在已经被忘记一半了”。列班扫马虽然是以伊利汗使节的身份出行的，但他仍然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莅访西欧诸国的第一次，如果“长子西征”不算在内的话。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分别死于1294年和1317年。炮舰沉处商帆过中国古代的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总是以为自己居天下之中，而把周边的毗邻国家、少数民族政权看做是在文明程度上低自己一等的番夷“下国”。中央王朝对其邻邦的外事关系，就这样被纳入以夷夏之别为原则而确立的朝贡体系中。周边政权需要定期向中央王朝“纳贡”，每逢婚丧节庆，应遣使报聘；中央王朝则应在使节归国时，向来朝贡的国家颁赏“回赐”，“回赐”的价值经常会超过该国所贡方物。除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军用马以及少数稀有药材，对中央王朝来说，朝贡与回赐主要是维持宗主和藩属间政治关系的必要的符号或象征，所以虽然赔钱也义无返顾。而对周边国家来说，向中央王朝朝贡其实是做生意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可以称之“朝贡—回赐”贸易。利用这种特殊贸易形式来做生意的，不仅有周边国家的王室或政府，还有民间私商。汉文史料中记载不断的外国人贡使臣，其实就有很多是冒牌来骗取“回赐”的私商。

上述情形在宋朝有所变化。一方面，东西贸易市场的发展刺激起人们以“朝贡”换取“回赐”的胃口。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之时。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元遣兵压境。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乃借口诛讨高丽叛臣余部，迫耽罗国降附。后因高丽要求，将耽罗归隶高丽。元与高丽间此后未再发生战争。

从1280年代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准备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惟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就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经常受元朝的榨取和压迫。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派人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到处拘搜民间的独身女子、“逆贼之妻、僧人之女”。将他们发遣入元时，“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在出征日本时期，元朝又迫使高丽出兵卒、船夫、战船和军粮，种种征派成为高丽军民沉重的负担。

进入14世纪后，元与高丽的文化、经济交流逐步发展。元代有许多高丽人侨居中土，甚至在中国做官。很多高丽学者、僧人都与中国文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310年代前期，高丽国王王璋让位给儿子，自己以驸马、沈王身份在大都筑万卷堂，读书闲居。高丽儒生李齐贤奉召陪侍王璋。也长期侨居中国，与当时名臣大儒论学唱和，是这个时期高丽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家。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后，高丽士人往往不远千里赴试大都，其中有些人其实早已通过本国自行举办的科试而做了官。他们宁可脱去官袍，重新以“诸生”身份来中国竞技于场屋，是因为“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

高丽“密迩日本”。忽必烈将王植扶上王位不久，就一面督其“阅军造船”备征日本，一面派国信使从高丽渡海，去招谕日本“来朝”。从1267年后的七年间，元国信使或递送国书、牒文的专人五至日本。日本天皇曾命朝臣拟就答元朝书，但因镰仓幕府力主不予回牒的强硬态度而没有送达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以忻都为都元帅、高丽人洪茶丘为副元帅，率蒙古、汉军和高丽助征军共2，5万人，从合浦（今朝鲜马山）渡海，进袭日本的对马、一岐两岛，在筑前博多湾（在今日本福冈县）等地登陆。元军在这里遭到日本的强烈抵抗，不能深入，又遇飓风，战舰多触礁摧毁，被迫班师。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次年，忽必烈又遣使日本。幕府欲使元廷“永绝窥觎”。遂杀元使，仍不予回牒。日本在沿边海守戍以备蒙古的同时，又制定“征伐异国”的计划，在国内限日登记大小船舶、水手舵手、出征将士的年龄及武器等，宣布“若及遁避者，可被行重科”。此后数年内，日本军不断骚扰高丽和元朝沿海，可能就与这个“征伐异国”的计划有关。

元使在日本被杀的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初才传回中国。至夏，忽必烈召见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不久即建征东行省，筹备再次征日。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元东路军由忻都等人率领，从合浦再渡朝鲜海峡。江南军主要由降元的宋朝水师组成，包括“张世杰溃军”，乃至“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在内，由范文虎统率，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航海。元用宋降军去替它拓地，顺便也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灭的目的。两军相约在日本一岐岛会师，总兵力达14万，共有船舰4400多艘。江南军失期迟至。汇合后大部分元军进屯鹰岛。未经大战，即遇飓风。元军缚舰为城，仍经不起风涛颠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东征将领弃十余万士卒于岛，择坚好船只逃回。日军乘势进攻，尽杀蒙古、高丽、北方汉人军卒，而虏南宋降军为奴。日本史称此战为“弘安之役”。

打渔图终元之世，中国与日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政府间的关系。但即使是在交战期间，两国的民间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断。停战后，日本商船来中国货贸的更多。庆元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自大德九年（1305）到至正十年（1350）的46年间，有33年留下了日本商船来华的确切记载。中国商品出口，最大量的是瓷器、铜钱、铜器也是日本来华购买的主要产品。从日本进口的货物，有黄金、精制刀剑、扇子等等。除商人以外，大批日本僧人到中国交流佛法。同时中国禅僧也因日本僧人乃至镰仓北条氏的邀请，搭乘商船渡海东去。日本有些学者甚至将13世纪前后的100年称为日本的“渡来僧世纪”。据考证，这个时期东渡的中国僧人，有姓名事迹可考者不下30人。其中除少数出自四川外，大部分是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台州（今在浙江）、温州、漳州等江南临海都市的高僧。他们多在日本镰仓、博多、京都等地主持禅寺。这时的建长、圆觉等著名寺院，竟因为历代主持以“渡来僧”居多，乃至寺内以汉语为日常用语。

进入14世纪以后，日本镰仓幕府陷入政治危机。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相邀结，到中国沿海口岸强买强卖、武装走私，“即不满所欲，燔炳城郭，抄掠居民”。这就是所谓“倭患”。到明代中后叶，由于政府厉行海禁，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与少数真正的日本浪人勾结，倭寇之患遂成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

1250年。忽必烈灭大理国后北归，留下兀良哈台继续经略云南未服诸部。1258年，这支蒙古军侵入安南（在今越南北部）。安南王迎战失利，从京城升龙（今越南河内）走避海岛。蒙古军因暑热撤兵。安南王旋即遣使求附，“乞三年一贡”。忽必烈前期，元廷以入朝、纳质、括户、签军、输赋、置达鲁花赤监临“六事”责安南王。安南王巧辞抗命，与元政府周旋达十余年。灭宋后，元朝将有事于海外，想在安南置省，以便控制相邻的占城（在今越南部）、真腊（即今柬埔寨）、暹国（在今泰国境内）、缅国（即今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乃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假道征占城的名义侵犯安南。

安南之地林密雨多，暑蒸疫厉。当地军民抵抗外敌的惯用战略，是先以狙击拒敌，破其锐气，继而坚壁清野，走匿山林，等待暑雨疫作，使敌粮尽师老，被迫撤兵；这时他们又主动围追堵击，处处设伏，把入侵军队的撤兵行动变成一场大溃退。1284年的对元战争，以及1287年、1288年两次举国抗元的行动，安南所采取的都是这样的作战方略。元军回国后，安南王遣使求和，向元朝贡献一个金人代替自己亲朝天子。此后两国通使往来，元朝也没有再提出要安南王入朝和置官钤压的事情。

占城在元初尚是安南属国。1280年，占城国主向元称臣。贡宝物、犀象。次年元封之为“占城国王”，又设占城行省，作经略南海各国的前沿。至元十九年（1282）末，元廷以占城拘留经行其地的元朝使臣，诏原先受命“即其地主省以抚安之”的唆都由海道率师进征。占城军先在国都（在今越南归仁）西郊筑木城抵拒，失败后退兵入山。又借安南、真腊等国兵抗元，诱其深入而围击之。元军作战逾年，不能结束战局。至元二十一年（1284）三月，元朝增援军队赶到占城，这时唆都已奉命从占城北攻安南。元后至之师谕降占城王，乃还军。嗣后占城遂同时向元廷和安南纳贡，试图倚仗元朝阻止安南侵吞其国土。1320年代，占城打败安南军事进攻，停止向安南入贡，但仍维持向元朝的贡奉。

元朝从占城退兵次年（1285）。占城入贡。同来的还有真腊国的使臣。至元二十九年（1292），与元朝出征爪哇的军队一起南行的使臣曾访问真腊，但这次使节一去后即不见消息。元成宗即位后，乃再遣使招谕，使团中有周达观。他们在元贞二年（1296）从明州浮海，秋天抵真腊。周达观在真腊留居一年，归著《真腊风土记》，记录了吴哥时代柬埔寨社会文化的许多有趣现象。真腊国势已在下衰，国内有些地方因与暹人交战而成旷土。柬埔寨的名称也出现在元代汉语史料中，作“干不昔”、“甘不察”等。

11世纪后期，散布在今澜沧江、湄公河下游直到萨尔温江上游之间的暹人（属泰语族。今亦称泰族人），逐渐摆脱真腊控制，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小邦国。1238年，湄南河上游的暹人攻占了真腊西北的首府速古台（今泰国宋家洛附近），成立暹人国家，称速古台王朝。经过半世纪左右的发展，它东据今老挝大部，西至缅国之南的白古，南面可能控制了湄南河下游的罗斛（今译老挝），乃至马来半岛北部的一些小城邦。至元二十九年（1292），暹王遣使到广州向元朝致意。忽必烈遂于次年派使节赴暹。据《元史》，成宗即位初，有“必察不里城敢木丁”使臣入贡。必察不里是暹国的属城之一，敢木丁即kamorntengaan的音译，意谓国王。这时候速古台王朝在位国王为坤拉玛甘王。成宗初遣使来华的这个“敢木丁”，究竟是速古台朝的国主坤拉玛甘王，或者只是必察不里的城主，现在很难确定。中国的瓷器制作技术，大约就在这前后传入速古台朝。

罗斛是孟族人建立的政权。罗斛与元通使，略早于暹国。14世纪中叶，一个出身泰族的孟族君主女婿控制了暹国大部，迫使衰落中的暹国臣属罗斛。这个兼并了速古台朝的大国于1350年移都阿瑜陀耶（Ayuthaya，“大城”的意思，今译犹地亚，即今泰国大城府）。明代史料称之为暹罗。

今苏门答腊岛中部詹卑河流域，十三四世纪时是马来人建立的明囊伽宝王朝中心地区。蒙古人依据该王朝建立者的族属，称它麻里予儿或木刺由。王朝的势力，北面到达今马来半岛。13世纪下半叶，暹国势力南下，与麻里予儿争夺马来半岛。麻里予儿向元朝称臣后。大概想请求元朝出面，调停与暹国的关系。所以元成宗即位之初，曾诏令暹国“勿伤麻里予儿”。

麻里予儿以南的爪哇国，在元朝灭宋后开始经营南海时，正由新柯沙里王朝统治。爪哇国王对元朝的招谕令心怀不满，乃于1289年将元使黥面遣归。至元二十九年（1292）冬，元军由泉州出海南讨，于次年春到达爪哇。这时新柯沙里王朝正与它的邻邦小国打仗，国王被杀。国王女婿土罕必阁耶假降元军，要求元军助其破敌。乱平后，土罕必阁耶倒戈相向。元军因为助其攻战时已遭受损耗，无力与争，被迫撤兵归国。土罕必阁耶建麻喏巴歇王朝，于1295年遣使与元朝修好。

元朝与缅国的联系，多取道经由云南的陆路，所以蒙缅交涉略早于元廷宣谕南海各国。1270年代前期，元使两至缅国。一次没有见到缅王，一次因违反上座部佛教的戒规被缅王处死。1277年，缅国又出兵进犯云南边界上已降附元朝的金齿部落（今泰族的先民部落）。元云南行省驻军大破缅军象阵，追至江头城（在今缅甸蛮莫县）。至元二十年（1283），元朝在灭四川宋军残余、荡平西南后经过四年准备，由云南出师征缅。缅王从都城蒲甘（在今缅甸敏建西南）出逃，并于1285年向元军求和。1287年，缅王在返回蒲甘途中被己子毒杀，缅国内乱。元军在云南王忽哥赤率领下再入缅甸，进占蒲甘城，不久退兵。蒲甘王朝瓦解。各地贵族和操泰语的掸族势力急剧扩大。从这时起至13世纪末，许多自王一方的掸邦各自降附元朝。

这时候，蒲甘王室仍据有昔日的首都和附近地区，并向元朝入贡。1298年，缅国北部的掸族部长阿散哥也攻克蒲甘，尽杀蒲甘王族。大德四年（1300），元军入缅征讨阿散哥也。阿散哥也趁元军不服水土，用重金贿赂元将，使其撤兵。元政府被迫承认阿散哥也兄弟统治缅国的既成事实。

1300年入缅之役，是元王朝在境外东南亚国家最后一次侵略性的军事行动。

宋元时代印度半岛的南端，东岸称马八儿，西岸称马拉八儿。马八儿较为发达，其中尤以俱蓝城邦国势力最大。至元十六年（1279）元遣使招俱蓝。马八儿、马拉八儿诸多城邦小国相继与元通使聘问。

北印度的德里王朝与元也建立过外交关系。元后期曾遣使至德里王朝，向算端馈赠男女奴婢百人、锦绸、麝香、宝剑等礼物，要求德里算端在印度某地重建一所被毁的佛寺，好让元朝百姓朝拜。据丹吉尔港（在今摩洛哥）出生的著名旅行家伊本·拔都他说，当时他正在德里，遂被德里算端任命为回访元朝的使团首领。拔都他在途中流连数年，到达广州后，似乎没有去大都觐见元朝皇帝。

元朝人对非洲的知识比前代有所增加。元廷派遣出去购买珍禽异兽和各种方物的使臣，有远赴木骨都束、刁吉儿之地的。木骨都束即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刁吉儿即今摩洛哥的丹吉尔，从中国浮海而至其地，往返要走三年。“宗藩”之间蒙古在欧亚极西之地和南海的军事失利表明，纵然它的铁骑似乎无远弗届，仍然不足以征服整个“天下”。于是十三四世纪蒙古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就划分为两个大部分。一部分是直接划入蒙古政权疆域版图之内的地方，包括大汗所在的元王朝和它以西的“四大汗国”，即察合台、窝阔台、术赤后王的兀鲁思，以及旭烈兀建立的伊利汗朝。另一部分，则是未加入蒙古版图，但是因为受蒙古军事威胁而被迫“入贡”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附庸于蒙古的程度，或者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附庸于蒙古的程度，都有很大差异。还有一些国家虽然也被元朝单方面地纳入“朝贡”体系，其实根本不在元势力范围之内。它们遣使通元，不过是与元保持外交上的联系而已。性质上处于上述两个大部分之间的，东有高丽，西有斡罗思各公国，西南方向上有若干位于伊利汗国周边的城邦小国。

古代蒙古社会中的政治关系，有一些是用亲属关系的概念来比拟和表述的。由一方主动降附而形成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被比拟为父子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要称王汗为“汗父”。元朝与被它降服的属国间的上下关系，被当时人认为“义虽君臣，欢若父子”，也就是这个意思。与父子关系所蕴涵的上下之别的特征相对立，在血统上身份平等的黄金家族的所有成员，都以兄弟相互对待。蒙古语称为“阿合答儿迭兀迭儿”，元代汉语译为“哥每弟每”。意思是说，他们都是同出一父（指成吉思汗）的哥哥弟弟们的后代。元朝与它西北诸王的兀鲁思之间，就具有这种特殊的、由相同的高贵血统所缔结的“哥每弟每”的关系。元代汉语把它表述为“宗藩”关系。不过应当注意，它与由朝贡体系所确立的广义的宗藩关系仍有很大的不同。

从理论上讲，大汗的“宗藩”，应当包括东西两道诸王各自的兀鲁思。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诸弟后人。他们在黄金家族内的影响，自然不及成吉思汗的诸子及其后人。因此分封之初，他们的势力就都不很大。蒙古草原以东可以拓展的土地也不像西面那样辽阔，又在大汗就近弹压之下。由于没有足够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东道诸王的兀鲁思后来没有能够发展成相对独立的政权。西道诸王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自成吉思汗西征后就已开始的各汗国独立化过程，因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而基本完成。元朝与术赤兀鲁思和伊利汗朝的关系，于是构成元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窝阔台和察合台后王兀鲁思的领土，有一部分在今日中国境内。但为叙述方便，把元朝与这两个兀鲁思的相互关系顺便放在本章内一起介绍。

术赤在世时，他的兀鲁思封地，大体上是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以北，东自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西至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的辽阔草原，最南到咸海西南沿岸地区。长子出征后，札牙黑河以西、今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以及斡罗思各公国都落入术赤后王的控制下。于是术赤死后即位为兀鲁思汗的拔都把大帐移至亦的勒河下游的撒莱城（在今俄罗斯阿斯塔拉罕附近）。因为地处钦察草原，故有钦察汗国之称。15世纪以后的俄文史籍又叫它金帐汗国。札牙黑河以东的原封地由术赤长子、拔都之兄斡儿答统治，成为封国中的封国，史称“白帐汗国”。

术赤生前与察合台、窝阔台多次发生矛盾，旧怨很深。他的妻子和幼弟拖雷的妻子是姊妹，所以这两系后王感情较好。贵由汗死后，拔都以长支宗王身份强行干预，把大汗人选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拔都也因此获得新汗蒙哥（拖雷长子）的格外尊重。根据在此前后南草原路访问蒙古的鲁不鲁克的印象，大蒙古国好像是在拔都和蒙哥两人间西、东分治，而且拔都在帝国东部的威望和影响，甚至还要超过大汗蒙哥在西半部的声望。

钦察汗国虽然较早就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但仍长期尊奉元朝大汗为黄金家族名义上的最高权威，术赤后王相对于大汗（gaghan，“合罕”）自称“汗”，直到1340年。钦察汗国的钱币上曾铸有称阿里不哥为大汗的铭文，表明他们承认阿里不哥是大蒙古国的第五任大汗，忽必烈只能算是在他之后的第六任大汗。

1260年初，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为争夺太和岭（今高加索山）以南之地发生武装冲突，撕裂了术赤、拖雷两系间近半个世纪的亲近关系。钦察汗国为寻求支持还与伊利汗的敌国、埃及的马木鲁克穆斯林王朝结盟。这个事件成为大蒙古国瓦解的重要标志之一。此后四十年中，元朝与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之间结盟与对抗的阵容，依领土利益、实力消长、政治情势变动等因素为转移，发生过多次改组与变化。其中与钦察汗国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一是在窝阔台后王海都倡议下召开的1269年塔刺思河（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以东）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窝阔台、术赤、察合台三系后王达成协议，共同反对拖雷系的元朝和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参加这个联盟凡十四五年。二是十三四世纪之际，钦察汗家族中有人为争夺权势，私结窝阔台、察合台后王以为奥援，钦察汗脱脱乃与元军配合，进攻二汗国，并且从此与元朝结好。三是中亚最有才干的黄金家族成员、窝阔台后王海都死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决意与元约和。钦察汗国也参加了1304年举行的蒙古诸汗国间的约和行动。

这时，元朝皇帝又以大汗的身份恢复行使对钦察汗的册封手续。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遣使册封即位已18年的钦察汗脱脱为“宁肃王”。1313年月即别即位，元仁宗又派使臣去册封。1330年编成的《经世大典图》称钦察汗国为“月祖伯（即月即别）所封地”。1336年，月即别派人到元朝，要求支领他在中国的封地岁入，用以补贴军站的赡给。可见从窝阔台时代起开辟的从亦的勒河流域东行的驿路，这时还维持着。所以当时流传于欧洲的一部《通商指南》说，从顿河河口南岸的塔纳（在今俄罗斯罗斯托夫南）到元朝的甘州有通道贯穿。月即别在位时代，伊斯兰教在钦察汗国统治的中心地区广泛传播。到他的儿子札尼别即位（1342）时，改汗的称号为大汗。大概是伊斯兰教的信仰终于冲淡了他们对黄金家族的身份认同。这以后不久，钦察汗国就衰落了。

伊利汗国在西道兀鲁思中建国最晚。它的疆域，东北到阿姆河，西北至太和岭，南临波斯湾，西面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国都先后在蔑刺合（今译马腊格，在伊朗阿塞拜疆。旭烈兀曾修建著名的蔑剌合天文台于兹）、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逊丹尼牙（今伊朗苏丹尼耶）。

伊利汗国与元朝长期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旭烈兀死后，西域诸王大臣推戴他的儿子阿八哈即位。阿八哈回答：“忽必烈合汗是长支。怎么能不经他的诏赐就即位呢?”由于国事急迫，他后来在众人劝说下登位治事，但在忽必烈的委命诏旨到达时，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举行了第二次即位仪式。时在第一次即位的五年后（1270）。阿八哈于1279年颁发的一张敕书上，钤有“辅国安民之宝”的汉字方印，显然是元朝赐予的王印。在他的儿子阿鲁浑（继阿八哈弟帖古迭儿为汗）于1289年写给法国国王的信上，也盖着这方汉字的印章。这封信的开头语是：“长生天气力里，大汗福荫里，阿鲁浑谕佛郎国王。”与元王朝官方文书开头的套语格式一样。把“大汗”与长生天并称，表明中央兀鲁思（即元朝）的大汗仍是伊利汗王室尊奉的最高权威。阿八哈以后，伊利汗朝每遇汗位继承危机，争位者总是要把父亲曾受过大汗册封列为其身份合法性的最重要的根据。夺得汗位的人，也总是立即向元朝要求册封。

1295年，阿鲁浑子合赞起兵，从他的庶叔拜都手中夺得伊利汗国汗位。起兵前，“合赞汗和全体异密们……宣读了‘除安拉外没有别的神’的祷言，他们全成了伊斯兰教徒”。合赞开始称自己为“合汗”和“安拉的奴仆”。尽管我们此后仍然把旭烈兀的兀鲁思叫作伊利汗国，但自合赞以后其实再也没有伊利汗了。合赞1302年致法国国王的信上有“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的汉字印文：学者们推测，这枚王印应当也是来自元朝。而1304年继合赞袭位的完者都合汗，有一颗印文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汉字印玺。由元朝皇帝给另外一个“真命皇帝”颁赐印章，似乎有些难于理解。这颗印，会不会是迁到伊利汗国的汉人为他们在西方的“真命皇帝”刻制的?

古代山水画无论如何，合赞及其后王们仍与他们在元朝的“哥每弟每”有频繁的交往。1298年，合赞遣人出使元朝，元成宗命来使把旭烈兀名下历年所得的“岁赐”（元王室对诸王一年一次的赏赐）带回去。1310年代，伊利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发生战争。伊利汗国的重臣阿必失哈在这前后出访元朝，很可能负有与元朝商议协同对察合台汗国作战的使命。阿必失哈归国时被察合台后王拘留。他不慎泄露元军备战的机密，遂引起察合台汗国军队渡阿姆河侵入伊利汗国境内，全靠元军从东线发动进攻，才迫使察合台汗国军队从阿姆河南撤回。完者都之子不赛因即位后，为权臣出班向元王朝请封。泰定帝遣使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的官号，并赐银印、金符。

在伊利汗朝时期的伊朗，中国和波斯文化发生了广泛的交流。1290年前期，伊利汗国仿效元代中国的钞法，在全国范围取缔金属货币，强制推行纸印钞币。这种钞币为长方形，上面还印有八个汉字。钞法只推行了极短促的时期，便因市场瘫痪而被迫取消。波斯语中的“纸币”（chaa）一词，至今保留汉语“钞”字的发音。合赞在位时奉命编写《史集》的拉施特，在了解有关蒙古的历史方面，从一个出使伊利汗朝并留居在那里的元朝官员孛罗丞相那里得到重要的帮助。拉施特的《史集》里还记录了直到南宋为止的中国历代王朝的年代记。中国医学名著《脉经》（王叔和著）也在拉施特的主持下被译为波斯文。蒙古驿传制度和元朝整治驿站的办法被伊利汗国仿效。元朝向文武官员颁发牌符作身份、权力象征及乘驿凭证的制度，也传入伊朗。波斯语中至今保留着“牌子”（paiza）这个词。伊利汗依蒙古制度组织轮番宿直的“怯薛”作自己的侍卫军。“怯薛”一词由此进入波斯语，到今天仍有“轮值”、“值班”的意思。

成吉思汗在世时，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兀鲁思都被分封在今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草地上。在蒙古大汗的汗位转移到拖雷系（1250）的斗争中，窝阔台系诸王遭到严厉的镇压，份地被切割分离，势力大衰。察合台后王则因乃祖曾经出镇西域的便利，逐渐向天山以西直到阿姆河北的绿洲诸城伸展势力。而按蒙古旧制，农耕城郭之地本来应当是由大汗负责掌管的黄金家族共有财产。1260年初，忽必烈为争取西道诸王的支持，把阿尔泰山以西直至阿姆河之地交给察合台后王治理，标志着大汗正式承认了察合台后王对这个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不过这时候畏兀儿地区和今新疆南疆诸城镇还没有被察合台汗国所据有。

但是察合台汗国的势力，立即受到1260年前期迅速崛起的窝阔台后王海都的挑战。这个杰出的草原骑士是蒙古宗王中极少不嗜酒的人。他团聚窝阔台系诸王，乘当时多变的形势，将锡尔河以东的大片草原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并因此与察合台汗国起衅。1269年，海都约察合台后王八刺、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在塔刺思河举行三系忽里台，共同反对忽必烈和伊利汗朝。塔刺思大会标志了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正式脱离大汗的政治控制。八剌因为在河中的牧地不够，在海都支持下逾阿姆河攻击伊利汗国，兵败，不久死去。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听命于海都的附庸。

从1270年直到14世纪之初，元朝与以海都为首的窝阔台、察合台汗国为争夺畏兀儿及其以西的塔里木盆地沿边城市反复交战。为牵制元朝在天山南北的军事行动，海都多次攻入岭北（即蒙古草原），用这种战略迫使元军收缩在西部的战线。1290年，元朝被迫把畏兀儿王族迁到甘肃永昌。十三四世纪之交，元军退出畏兀儿及以西地区。火州（在今新疆土鲁番）成为察合台汗国东境的边城。1301年，海都率两系大军在阿尔泰山岭中的帖坚古之地与元朝交战，重创元军。但此后不久，他因病死去。中亚形势遂发生三方面的重大改变：一是由海都扶持的察合台后王都哇，在海都死后乘机坐大。两汗国之间势力对比开始逆转。二是两汗国改变与元对立的立场，以元朝承认他们在西北地区的既得权益及其政权的合法性为条件，与元朝约和。1304年，约和实现。三方共同向伊利汗朝诏告和平。这个消息，还通过伊利汗国传播到欧洲基督教世界。其三，元朝畏忌海都余威，趁察合台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不睦，帮助察合台汗国削弱窝阔台汗国。1300年末，窝阔台系诸王曾掀起过一阵短暂的复兴活动，仍遭失败。不久，窝阔台汗国灭亡。

1310年前期，察合台汗国与元朝通使。但是不久以后，两家为瓜分交界地区的窝阔台牧地发生争执。西北战火重燃。这时伊利汗朝也采取行动，将渡阿姆河南侵的察合台军队逐回河中，由此形成东西夹击察合台汗国的形势。察合台大军再侵伊利汗境，后来在东线元军的军事压力下退兵。元朝乘这次攻势，曾将其军事布防线重新推进到畏兀儿地区，但为时不长，又复退回。

1331年，都哇之子答儿麻失里即位为察合台汗。这位有一个梵文名字的汗却放弃佛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从1330到1340年，察合台后王权威下衰，汗国逐渐形成分裂局面，中亚蒙古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加快了融合进当地突厥语主体居民之中的节奏。

第七章

元朝对西藏的管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元史·释老传》

前四汗时期的藏地藏族称呼自己为Bod，称藏地为Bodvul，即“Bod人之域”。蒙古人把他们叫做Tbed，元代汉语音译为“土波”。藏人和藏地被称为Tbed，应当不自蒙古始。唐代汉人用来指称他们的“吐蕃”一词，很可能就来自一个类似Ted的称谓。这个名称最初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今天不大清楚。“吐蕃”一名在元明仍沿用不衰。

根据西藏的传说，梵文经典流入藏地，最早约在5世纪。不过当时藏地还没有人能看得懂它们，所以人们只好把它们秘密收藏起来。7世纪时，著名的吐蕃王国赞普松赞干布（?～650）分别从唐朝和泥婆罗（今译尼泊尔）迎娶信奉佛教的公主为王妃。两位公主都把佛像、法物等带进吐蕃；这时，从汉地和印度也都有一些僧侣，循穿越藏地的中国与南亚的交通路游历吐蕃。佛教在吐蕃真正获得“弘通”，是在松赞干布的五世孙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9世纪前叶赤祖德赞在位时，佛教势力在政府扶持下急剧扩大。赤祖德赞甚至把两条丝带系于头发，让垂下的丝带铺在赞普王座两旁的僧人的座席上，再命僧人坐在上面，称为“头顶两部僧伽”。赤祖德赞用残酷的刑罚肆意处置对佛教稍有不满的人，引起举国反对。841年，赤祖德赞被反佛大臣暗杀，兄朗达玛继为赞普。843年朗达玛下令灭佛，在吐蕃各地关闭佛寺，掩埋或沉没佛像，焚毁佛经，勒令僧侣还俗。藏地佛教的“前弘期”就此结束。846年，朗达玛被刺，统一的吐蕃王国瓦解，藏地出现小王林立、内乱不已的局面。

仲敦巴佛教在藏地遭到取缔时，部分僧侣逃出劫难，隐避到吐蕃政权势力较弱的藏地东、西部。今青藏高原东北的湟水流域逐渐成为佛教传承的中心。藏地西部的纳里（今译阿里）地区，是西藏佛教复兴的另一个基地。920年代，从藏地中部遴选的10人东赴宗哥（Tsong-kha的汉语译音，藏语称湟水为Tsong，河滨为kha,Tsong-kha译言湟水之滨）学习教法。以后回藏复兴佛教。这件事被看作西藏佛法“后弘期”的开始。差不多与此同时，纳里地区的吐蕃小王不断用重金聘请印度、尼婆罗等地的高僧前来译经阐教，又派人西行求法。东来的高僧以印度班智达大德阿底峡最为著名；西去求法的纳里僧人中，最有名的是三至迦湿弥罗（今译克什米尔）的译师仁钦桑波（958-1055）。10世纪末叶，尤其是进入11世纪后，佛寺在全藏各地又普遍地兴建起来。由于所传教法不同，这些寺院根据各自的传授系统分别归属于以一个或几个大寺院为据点的教派。

寺院势力最初是在世俗小王的支持和保护下重萌生机的。但当他们积累起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宗教影响后，他们也起而参与地方的政治活动，于是形成很多以大寺院为中心的神权政治的势力。教团领袖开始时是由寺院僧众推举的，后来经常变成世袭职位。较大的世俗宗族往往会以叔侄相继的传承方式世代把持某个大寺院住持的座席。世俗贵族与僧侣集团之间就这样结成一种很特殊的“赐主—福田”关系。较小的世俗贵族甚至还要反过来寻求教团的保护。在十一二世纪，藏地存在着以下这些势力很大的教派集团：

噶当派（bkah-gdams-pa），由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1005~1064）所传。它在前藏拥有很大的势力。著名的热振寺就属于此派。吐蕃赞普后裔雅垄王族成员曾长期据有噶当派主寺的住持职位。

萨斯迦派（Sa@skya-pa）的根据地在后藏的萨斯迦（今译萨迦）。萨斯迦大寺的历任住持多出于款氏家族。这个教派在元代藏地政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影响力。

帕木古鲁派（Phag-mo-gru-pa，今译帕木竹巴），因其祖寺建于帕木古鲁之地（在今前藏泽当东北）而得名。该寺住持由郎氏家族世代把持。帕木古鲁派有若干分支，如必里公派（hBri-gung-pa，今译“止贡”派），思答笼派（sTag-lung-pa），牙不藏派（gYa-bzang-pa）等。

搽里八派（mTshal-pa），此派创立较晚，后来其主寺的住持席位为资助建寺的噶尔氏家族所控制。

葛哩麻巴派（Karma-pa），祖寺在葛哩麻谷（今西藏昌都西北），后来又建一新的主寺于堆隆（在今西藏拉萨西北）。它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葛哩麻巴派“黑帽”系的第二世转世活佛葛里麻拔噶希（KarmaPakshi,1206-1283，藏语pakshi译言“大师”，或当源于汉语“博士”），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有神奇法术的僧人之一。

噶举派（bKah-brgyud-pa），其祖师玛尔巴多次入印度学习密宗教法，注重口耳相传的传习形式，故以“噶举”（藏语bkah-brgyud译言“口传”）为教派名。这种传习法当然最容易因不同的师承而分衍支派。帕木古鲁、搽里巴、葛哩麻巴等教派都是从噶举派分离出来的。

宁玛派（rNying-ma-pa），这一派宣称自己所传是吐蕃王国时期的教法，由8世纪时入藏的印度高僧莲花生所授，故名（藏语rnying-ma译言古旧）。宁玛派法服为红色，所以后来俗称红帽派、红教。

唐王朝和吐蕃王朝解体以后，汉族继续用“吐蕃”称呼他们的西邻。但是五代和宋朝人所说的“吐蕃”，经常是指今甘青河湟一带的某些部落或部族。其中有一些是藏人，也有一些是过去臣属于吐蕃王朝，由于吐蕃统一政权的衰亡而得以自立的小股部众。吐蕃把他们称作od-bar,汉语文献音译为“咀末”。1030年，这里形成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瘾厮哕政权，一度在西夏、余王朝以及自蒙古高原西迁后的回鹘（即元代的畏兀儿）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扮演过不可忽视的角色。12世纪初，由于宋军的进攻，它被迫降夏，以后这个地区又被金军占领，但在十二至十三世纪的汉、藏关系中它已失却过去曾有过的那种重要性。

藏文史料说，西藏僧人最早进入蒙古地区，大概是在1209或1210年之间。那是搽里八派的藏巴东廓哇和他带领的六个弟子到蒙古弘扬佛教。因为不通蒙语，他们只能以手势传法，结果可能不太理想，所以他们从蒙古转道前往西夏。据说成吉思汗进兵西夏时，藏巴曾去向他说法，并获得一道保护僧人的谕旨。

在最初二十多年兵侵漠南的军事行动中，蒙古军队有好几次掠地至藏区边缘的今甘青、川北一带。在哲别统率的西征偏师中有“吐蕃帅”，他的部众应当就是在蒙藏早期接触中被蒙古收编的藏兵。

蒙古正式经略藏地始于1230年。分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的窝阔台次子阔端曾在1236年派兵降服甘南的几个藏人部落。1240年，他又派遣一小支军队，在朵斡耳答答剌罕率领下，深入吐蕃本部。蒙古军进至前藏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两寺均属噶当派）。据藏文史料，蒙古军“给热振寺造成重大损害。思答笼寺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名出家僧人被杀。必里公寺的住持扎巴迥乃降下石雨，故必里公寺未遭损害。但是蒙古人要住持去当应供喇嘛（即把住持带回去接受蒙古人的供奉）。扎巴迥乃说：‘有个适合当你的应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扎巴迥乃所指的，就是后藏萨斯迦派的法王萨斯迦班智达公哥监藏（1182-1251）。在当时的藏地中部，噶当派的寺院最大，必里公派住持的威望最高。但他们和前藏的其他法王们都对于面觐阔端心存畏忌，于是把今后100年间在藏域承制宣化的机会，拱手让给了萨斯迦派法王。

萨斯迦班智达果然接到了阔端召见的令旨。在由他编纂和创作的《萨斯迦格言》里，他曾经写道：“弱小者如把伟人依靠，乃是获得成功的诀窍。”“请看由于攀附于大树，藤蔓也到树尖高处。”他决定带着不满10岁的侄子八思巴（1235-1280）和八思巴之弟恰纳朵儿只（1239~1267）去应召。1246年夏天，他到达阔端在凉州的大营。这一年他65岁。

萨斯迦班智达叔侄抵达凉州的时候，阔端正在漠北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大会。他们的相见，要到第二年春天阔端回到凉州大营以后。他当然不是被邀请到这里来做端坐莲台的“应供喇嘛”的。他的真正角色，乃是代表藏域各教团来同蒙古统帅商谈向蒙古归顺的事宜。对这次谈判的结果，萨斯迦班智达在写给藏地僧俗领袖的一封信里，向他们作出详细的介绍。他转达阔端的保证说，只要藏域不进行武装抵抗而全面归附，“则汝等地方各处民众部落原有之官员仍可加委供职”。归附各部应将头目姓名、百姓数目、贡赋数额造册缮录，一份呈递阔端，一份存于萨斯迦，一份由当地头目留存。阔端还把金银牌符颁赐给萨斯迦派的首脑们，授予他们管领藏地众官员的权力。萨斯迦班智达警告他的同胞说，如果企图设法逃脱蒙古的统治，或指望蒙古因路远而不会前去镇压，或期待与之交战而胜之，或以欺骗办法对待蒙古，则“最终必遭毁灭”。关于向蒙古的贡赋，他在信的最后写道，乃以金、银、象牙、大粒珍珠、银珠、藏红花、木香、牛黄、虎皮、豹皮、草豹皮、水獭皮、蕃呢、藏地中部之毛织品等物为佳。“此间对一般财物颇不屑顾，故各地可以本地最好之方物进献”。

由于萨斯迦班智达的斡旋，再加上1250年初由蒙哥和阔端分别派出的两支军队对未服地区的军事进攻，迫使藏地很快接受了蒙古的统治。1251年末，萨斯迦班智达在凉州入寂。他的年轻的侄子八思巴似乎接替了萨斯迦班智达原先的角色。他在1252年为报告叔父去世而致藏地僧团领袖的信里，传达新近即位的蒙哥汗的谕旨说：“皇帝并宣谕于我：‘已派金字使臣（指佩带用以乘驿的金字牌符的蒙古使臣）去吐蕃各处清查户口、划分地界。汝可遣僧人同往。’”

这次清查户口，并不局限于吐蕃一地，而是在从汉地直到斡罗思的广阔地面上统一施行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吐蕃括户以后，藏地人户在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四兄弟等黄金家族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各人还分别与被分配在自己位下的人户所在地最有势力的那些教派结成了“赐主—福田”的关系。蒙哥供奉的是必里公派和藏古儿木哇派（gtsangmGur-mo-ba），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分别供奉搽里八派和思答笼派，旭烈兀供奉帕木古鲁的牙不藏派和宁玛派，阔端则仍然供奉萨斯迦派。

萨斯迦派在这次分配中被安排在一个颇为不利的地位上。蒙古大汗的汗位已经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但萨斯迦派所得以结纳的，却是显然已经失势的窝阔台系诸王。萨斯迦班智达已经不在人世，现在要由年轻的八思巴来承担扭转上述不利局势的重任了。八思巴与元代政治虽然古代蒙古人信仰的是崇拜“腾格理”（天）的萨满教，多神崇拜的倾向却使他们很容易对各种宗教的高僧大德提起注意。忽必烈早在1240年就曾将汉地的名僧海云禅师召赴漠北问对。听说萨斯迦班智班已在凉州，他就派人到阔端处，要求阔端把大师护送到蒙古草原与他见面。使者驰至凉州时，萨斯迦班智达已经死去。阔端回复忽必烈说：“大师已经圆寂。他有一个侄子叫八思巴，意思是‘圣寿’。年纪只有十几岁，却精通佛法。请允许我送他前来复命。”不过八思巴不用再像海云那样长途跋涉远去岭北了。1252年秋，忽必烈奉皇兄蒙哥之命领兵南下，进征大理。1253年初夏他驻牧于“凉陇羌浑之交”的六盘山。在这里，八思巴第一次见到忽必烈。

忽必烈忽必烈似乎对见不到萨斯迦班智达仍有点遗憾。他问八思巴：“你的佛法，与令叔相比怎么样?”八思巴回答：“叔父的佛法浩如大海之水。我所掌握的，不过像用手指探海，点水于舌而已。”随行军中的忽必烈王妃察必先请八思巴传授金刚灌顶，就是请八思巴施行以水灌洒头顶的密宗仪式，表示由八思巴引进佛门，从此可以把喜金刚作为最根本的尊崇对象来修行。随后，忽必烈也要求接受灌顶。但是由八思巴传授灌顶就是以八思巴为师。从此“上师”就要坐于弟子的上座。这使忽必烈十分为难。经由察必调解，双方约定：今后八思巴讲论佛法或人少时，可以坐在上座；吐蕃之事先征求八思巴意见再下令旨；忽必烈处理俗界政务的正式场合则坐上座，八思巴不得对他徇情干预。

忽必烈即将从事的南征要经过藏地东部边缘。大概忽必烈曾与八思巴商讨蒙古军道经吐蕃时向藏人征发钱粮人力的问题。八思巴力图劝说忽必烈豁免藏地助军的义务，当然使忽必烈感到不大中意。所以这次会面时间似乎不长。八思巴“旬日即乞西还”，回到“凉州王宫之佛殿”。

1254年初，蒙古军攻灭大理国。忽必烈分军留滇经略未服诸部，自己取原路班师，于当年夏天再次驻牧于六盘山。这时八思巴已从凉州动身，正在赶回萨斯迦的途中，听说忽必烈北还的消息，八思巴中途折返，“驰驿径往王府”。他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接待，获得忽必烈颁赐的藏文令旨。根据藏学家陈庆英的汉语译文，令旨说，这位蒙古宗王已从“上师”八思巴处获得信仰，接受灌顶，乃以教法和僧伽的施主自任，“故此特赐给上师八思巴此项褒护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伽不受侵害之诏书”，并在过去赏赐之外，加赐白银56大锭、茶叶200包、锦缎110匹。作为一个宗王，忽必烈不能给予八思巴什么实际权力，所以只在这份令旨中重申保护藏地佛教和寺院的诺言而已。但对八思巴来说，重要的是，在阔端对西藏的决定性影响消失之后，萨斯迦派的新法王终于及时地找到了自己的新“施主”。他显然极其看重这一点。从1255年直到1280年去世，八思巴几乎每逢旧历新年都要给忽必烈写吉祥祝辞。他在1255年的新年祝辞中这样写道：“祈愿你这权势如大海、如须弥山、如日月珍宝之神中神健康长寿，所愿俱得成就!……你出身家族洁净高贵，财富受用等同如意宝树，祈愿你在尊胜众神所依止之须弥山胜于各方!……祈愿你像太阳照临各方!……为皇子胜于各方之故，持守清净戒律、智慧无畏之说法僧八思巴撰此祝辞。”佛教的“清净戒律”并不禁止高僧大德使用最华丽铺张的辞藻，为被他们认为是“真命有归”的统治者招徕吉祥与佛的护佑。

这时，在藏地佛教界以神奇的法力闻名的葛里麻拔噶希也应邀来到忽必烈在汉地的大营。忽必烈显然被葛里麻拔噶希的法术所倾服。出自萨斯迦派的藏文史料说，八思巴在他的忠实信奉者察必王妃提示下，用刀截四肢而不受伤来证明自己受“五部佛护佑”的功德。噶举派的文献则说，葛里麻拔噶希拒绝了忽必烈要他留侍左右的请求，不辞而别，后来又在漠北受宠于蒙哥。所以当他中统年间来到汉地时，被忽必烈拘捕并流放海边。无论如何，随着蒙哥汗去世、旭烈兀远走西域、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庇护下的萨斯迦派取得了在元代藏传佛教各派中定于一尊的地位。

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八思巴被新即位的忽必烈封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这时，忽必烈在全力应付与阿里不哥战争的同时，已开始为系统地建立元朝对藏地的行政统治做准备。中统三年初，他派遣专使持金字牌符入藏，向各寺院布施，实际意图是探视藏地的局势。八思巴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藏地佛教各派的领袖，要他们慎重接待朝廷特使。在他的信里，八思巴再次强调，他以国师身份留住汉地，不是为了萨斯迦一派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佛法及所有众人之事”。

争位之战结束以后，忽必烈正式着手进一步治理藏地。至元初，在藏地最东北的边区（今甘青地区）设立“吐蕃宣慰司”。元军在这里“随地厄塞设屯”，用“恩威并著”的手段“镇抚”藏人各部。对今川北藏区，元廷也置司“招谕”、“镇抚”。与此同时，八思巴兄弟被派回吐蕃本部，去整治藏地政教事务。

1264年，他们从大都启程返回萨斯迦。八思巴的弟弟恰纳多儿只娶阔端的女儿为妻，于是以黄金家族“古儿干”（蒙语，译言女婿，亦可用于专指成吉思汗家族的“驸马”）的身份受封为白兰王。大概用以象征蒙古统治藏地的世俗权力。这一年又新建立“总制院”，掌管佛教和吐蕃之境，由国师统领。所以，八思巴此行是以统领总制院的国师和萨斯迦法王的地位，代表朝廷号令藏地佛教各派。临行前，忽必烈颁赐了一份诏书给八思巴，让他传谕各地。诏书“绣以白绒，网以真珠”，所以称为“珍珠诏书”。诏文宣称，忽必烈“已从明白无误之上师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封彼为国师，任命彼为所有僧众之统领。……僧人们不可违了上师之法旨”。由此可见，两兄弟中，真正具有元廷在藏地代言人地位的乃是八思巴，而不是白兰王。

回到萨斯迦以后，八思巴按照护卫蒙古大汗和诸王的怯薛组织的形式，改造了萨斯迦法王的侍从机构。在这个称为“剌让（bla-brang）”的机构里，除了“内大相”的官号大概源于古代吐蕃王朝的“内大相”一词外，其余职官名称的构成，差不多全是模仿怯薛的各种执事官名称，其中包括：索本，负责法王饮食的官员；森本，管理卧室、卧具和服装的官员；却本，负责供奉仪式的官员；皆本，接待来人的官员；仲本，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佐本，管理财务的官员；真本，负责引见的官员；迦本，管理驮畜、运输的官员；达本，管理坐骑的官员；作本，管理牦牛、奶牛的官员；其本，管理狗的官员，等等。八思巴还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西藏各重要的地方修建萨斯迦派的寺院。萨斯迦派的势力在前、后藏乃至甘青、川北地区都获得很大的扩展。

1267年，恰纳朵儿只在萨斯迦病死。八思巴在处理完丧事后离开藏地重返大都。这一年，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争中曾经站在阿里不哥一方，因而与元政府和萨斯迦派结下怨恨的必里公派起而反抗。元军再次深入吐蕃本部镇压叛众。史料没有提到八思巴在藏地的活动与此次必里公之乱是否发生过直接关系。

恰纳朵儿只之死和必里公之乱的平息，对13世纪吐蕃本部的政治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白兰王本来是元王朝建立在藏地的地方政权的象征（八思巴相当于中央政府的佛教领袖和主管吐蕃之境的负责官员）。白兰王死后，元廷遂设立“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府”作为统治吐蕃本部的地方权力机构，后来改名为“乌思藏宣慰司”。它的长官经八思巴推荐，由朝廷任命，授予水晶官印。首任长官是正在萨斯迦法王府中代理主持政教事务的释迦藏卜。在这前后，元廷又乘平定必里公之乱的余威，在吐蕃本部调查户口。这次括户分两组进行。一组从藏地西部开始调查，逐渐往东进入后藏之地，由阿衮和弥陵负责实施；另一组则从后藏向前藏推进，由司徒阿昔吉实施。新上任的乌思藏宣慰司长官释迦藏卜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次括户。吐蕃本部著名的“十三万户”，大概就是在这次括户的基础上确定的。

至元五六年（1268～1269）之交，八思巴回到大都。蒙古王公和朝臣、市民到大都郊外远迎。八思巴在“香华幢盖、天乐仙音”的簇拥下，经过结扎着彩带的街道，进入宫中。一路上“万众瞻礼，若一佛出世”。

回京师后不久，八思巴就把他根据藏文字母创制的一种方形直书的字母体系呈献元廷。用这套字母，既可拼写蒙语、藏语，也可以拼写汉语。它于1270年被元朝指定为书写蒙古语的法定字母体系，叫做“蒙古新字”，现在学术界通称它为“八思巴字母”。元朝有很多官方汉语文书，也使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在一个多语种环境中，用一种通用的字母体系来拼写各种文字，这个设想似颇有可取之处。但八思巴字母除拼写藏文较贴切易通外，用以拼写多音节的蒙语词汇，就必须把本来应当连书的字母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切开，给认读带来很大的困难。汉文本不是拼音文字，改用八思巴字母来拼写汉语，认读方面的障碍也很大。例如元武宗时发行的铜币“大元通宝”，钱面上铸有八思巴字母拼写的汉文，作tayytienthungbaw。用ytien来拼写“元”，用thung来拼写“通”，这样的“谐声”一般人也很难掌握。所以虽经政府强行推广，这种字母还是无法真正被社会接受。元朝灭亡后，八思巴字母在任何一种书面语中都未被继续行用。

至元七年（1270），元廷颁行八思巴字母后，即把八思巴的身份从国师升号为帝师，颁赐比诸王所用金印品位更高的玉印，大朝会时得坐在皇帝之侧傲视群臣。他的封号很长，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这句话的意思是，整个天下只有一人在他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知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藏文史料说，在被加封为帝师时，八思巴第二次为忽必烈传授金刚乘灌顶，并因此领受“吐蕃三区”作为供养。藏文“吐蕃三区”，直译当做“Bod地的三个chol-kha”。这里的chol-kha是蒙文chlge的音译。蒙古人既接受金、宋政权把“路”作为较大的施政区划的观念，用chlge意译“路”；又用这同一个蒙语辞汇来翻译大于路的辖区“道”。这里用chlge来称呼的藏地的三大部分，即位于它东北的甘青地区、东部的昌都和川北地区，以及吐蕃本部，意思是藏域三“道”。用吐蕃三区供养八思巴的意思应当是说，现在八思巴不再仅仅以一个统领总制院的“僧官”和萨斯迦一个教派的法王身份去号令藏地佛教各派，而是利用元政权的力量取得了全藏佛教领袖的地位。八思巴到达了他一生中权力的顶峰。

这时，经他提携而进入总制院任职的一个甘青藏人桑哥，替他在宫内造了一座豪华的佛堂。为此，桑哥受御史台弹劾而下狱。八思巴很不高兴。适逢忽必烈邀请他参加一次与佛教有关的庆典，八思巴回答说：“在藏地，儿子入狱，父亲即使行走在小巷里也觉得羞愧。我的桑哥为向我学法造了一座小屋，竟被台臣据以治罪，把他关进监狱。所以我不能出席。”忽必烈于是命令释放桑哥。1270年末，曾任乌思藏宣慰司长官的功嘉藏卜与回到萨斯迦的八思巴发生冲突。元朝派军入藏弹压，统帅这支军队的正是重入总制院并且做了院使的桑哥。桑哥攻杀功嘉藏卜，在吐蕃本部留下一些蒙古驻军，并且改革了藏北高原上的驿站体系。他在汉文史籍中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以敛财固宠的“奸臣”。但在藏文史书中，却是一个“有作为的善良大臣”。可见完全根据单方面的记载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是很不保险的。据说，忽必烈在下决心处死桑哥时，还向他询问有谁可以继任他的职位。

1271年夏天，八思巴离开大都前往临洮（在今甘肃）。1274年，他又从临洮继续往西，回到萨斯迦。大元帝师之职，由他的异母弟亦邻真继任。1280年末，即“功嘉藏卜之乱”为桑哥镇压后不久，八思巴在萨斯迦死去，当时他46岁。元代的吐蕃三区元朝统治藏地的中央机构，最初是由国师统领的总制院。至元七年（1270）后，总制院由帝师统领。至元二十五年（1288），由总制院使桑哥提议，改总制院为宣政院。新的院名取法于唐制。因为唐朝皇帝经常在宣政殿接见吐蕃王国的国使。宣政院品级为从一品。也就是说，该机构中最高级的职官（宣政院使）的品衔为从一品。其职权统摄军民；其人选僧俗并用。院使之上，还有一个没有品级的帝师。宣政院任命属官，具有与御史台、枢密院等同样的特权，不须经由中书省申报，可以直接向皇帝“闻奏”。当然，帝师的推荐对官员人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古代山水画元朝一代的帝师，现在可以考见的有十三四个人，其中七人出于萨斯迦的款氏，四人是八思巴的门徒，多在款氏没有合适的男性后裔时才被选出来就任此职。说款氏基本上把持了元代帝师一职，此话并不过分。帝师的法旨与元朝皇帝的诏旨“并行于西土”。著名元史专家陈得芝依元代特别的公牍文体翻译帝师法旨的一般格式为：“皇帝圣旨里，帝师某人（此为帝师名）法旨。藏、乌思宣慰司官员每根底，军官每、军人每、镇守的每、法官每、征敛赋税的每根底，来往（使臣）每、万户每根底……僧、俗人等每根底教谕的我的法旨：……（以下为法旨具体内容）。”法旨开头第一句“皇帝圣旨里”的“……里”一语，是公牍文体中的专用词，用来翻译蒙文的后缀-ghar或-ger，意即“根据……”帝师的法旨，是根据“皇帝圣旨”所赋予的权力来具体地发号施令的，法旨虽说与诏敕“并行”，却没有改变藏地是统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辖区的性质。

与元朝的其他辖地一样，吐蕃也有蒙古宗王出镇。封在这里的宗王是忽必烈的第七个儿子奥鲁赤，王号为“西平王”。奥鲁赤死后，西平王之位由次子八的麻的加继承，但镇守吐蕃的使命改由他的长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担任。铁木儿不花的长子老的封云南王，次子搠思班袭镇西武靖王位，仍分镇藏地。明初归降的镇守吐蕃宗王卜纳剌所袭仍是镇西武靖王之位。他应当是铁木儿不花的后人。镇西武靖王的大营，可能位于藏地东北的甘青一带。

驻吐蕃的最高地方政权机构，是分别设立在“吐蕃区”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

元代中国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是路、府州、县。在距离行省中心较远的地区，又分道设立宣慰司，协调旁近路府的军、民之务；治民之事听命于行省，治兵之事听命于枢密院。边疆民族地区的宣慰司机构，因为军事的功能较强，往往称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长官仍为宣慰使，无都元帅的职衔，但经常用军人任职。

因为吐蕃在元朝直属宣政院管辖，性质类似中书省直接管辖的今山东、山西、河北等地区，所以不设立行省机构。其他行省之下都有称作“路”的行政机构，管若干路的宣慰使司划区多称为“道”。吐蕃基本上没有路的行政建制。但其中两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名义上也被看做是属于路的建置，分别叫“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还有一个则名为“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上述第一个机构的全名只有一字之差。它们是统治“吐蕃三区”（或“吐蕃三道”）的最高地方机构。

在以上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间，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大约成立于至元初年（1264）。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前身“乌思藏路军民万户府”成立于至元四年或五年（1267或1268），约在1280年代乃有定名。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成立最晚。至元二十年前后，它的名称是吐蕃招讨司，以后改为安抚司，成宗期间改为宣抚司，很可能直到元英宗或泰定帝时才最后定名。

吐蕃三道的划分，完全是在藏地传统的政治—地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藏人称青海为“朵（mDo），以今青海东部为“朵思麻”（mDo-smad），意思是“下朵”。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地主要为朵思麻（西宁州除外）以及今甘肃西周部分地区，所以它简称朵思麻宣慰司。其治所在河州（今甘肃临夏）。下辖朵思麻路、河州路、洮州元帅府（在今甘肃临洮）、积石州元帅府（在今青海循化）、贵德州（在今青海）、礼店文州元帅府（治礼店，在今甘肃礼县）、松潘迭宕威茂州宣抚司（在今甘南川北）等地面。

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辖境，主要是朵甘思（mDo-khams）之地，即今川西理塘、甘孜等地区，所以简称朵甘思宣慰司。khams今译“康”，就是“西康”、“甘孜”等地名的来源。其下辖机构有朵甘思都元帅府，碉门（在今四川天全）、鱼通（在今四川康定）等处安抚使司，朵甘思、哈答（在今四川泰宁）、李唐（今四川理塘）、鱼通等处钱粮总管府：还有刺马儿刚招讨司，奔不招讨司，奔不儿亦思刚，亦思马儿甘万户府等。“刚”、“甘”都是藏语sgang音译，意即山岗。吐蕃古史有“朵甘思六岗”，剌马儿刚等地或即六岗地面之所在。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辖为吐蕃本部的前、后藏和阿里地区，简称乌思藏宣慰司。乌思即藏语dBus的音译，指前藏；藏即gTsang的音译，指后藏；纳里速古鲁孙藏文作mNgah-risskor-gsum，意即“阿里三围”，大概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原指朗达玛系三王子在今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建立的三个小王国。当时前藏的首府是拉萨，后藏的首府则是萨斯迦。

吐蕃本部的僧俗居民，约在1260年末完成括户之后被编为十三个万户。以后地方上的户口迭有变动，万户的设置也必然有增减调整。但“十三万户”却成了表示藏地居民的固定名词。汉文和藏文文献提到的乌思藏万户的数目要多于十三个，它们中间有：

“沙鲁田地里管民万户”，在今日喀则南的霞炉地方；“出密万户”，在今日喀则西南曲弥；“加麻瓦万户”和“札由瓦万户”，分别在今墨竹工卡西南的甲马和隆子东南的加玉；“拉兑洛万户”和“拉兑绛万户”，分别在“拉兑”（LJa-stod，即后藏西部）的南（lho）、北（byang）地区，即今定日、昂仁；“羊出万户”，在前后藏之间今羊卓雍湖一带。

又有“搽里八田地里管民万户”，即设立在搽里八派控制地区的万户；“迷儿军万户府”，即元代几次武装反抗朝廷的必里公教派所在地区万户；“思答笼剌万户”，“伯木古鲁万户”，“牙里不藏思八万户”，“绛出万户”（在今日喀则东北香曲河流域），则分别是置于思答笼派、伯木古鲁派、牙不藏派、香巴噶举派势力范围内的万户；“乌思藏田地里管民万户”，可能是由萨斯迦法王直属地区内的僧俗人口组成的。

此外还有一些万户情况不详，如“嗸笼答刺万户”。

上述这些万户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设置在各教派势力所在地区的万户组织，万户长的职位往往控制在各教派法王所从出的那些家族手里。另一类万户中不存在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教合一的权力，因此在性质上也更接近于地域性的行政组织。

现在可以知道的万户，几乎全都分布在乌思、藏即前、后藏地区，“纳里三围”即阿里地区与乌思藏同时被元政府括户，似乎也应当有万户或者千户的建制。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十三万户所统辖的藏地民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寺属民户，另一类是一般民户，藏语分别称为拉德（lha-sde）和米德（mi-sde）。据藏文史籍，元代在藏地设置万户时，以六千户为拉德，四千户为米德。这就是说，当时人口的十分之六隶属于寺院，向其所属寺院负担封建义务；总人口的十分之四是一般民户，要承当政府摊派的各种赋役。拉德和米德中的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都是寺院或者世俗领主的世袭农奴。前后藏所设万户的一般民户总数在34000户左右，按它占总户数4／10的比例推算，则元代乌思藏地区的民户总数，至少应当在八九万之间。

从行政体制上看，乌思藏宣慰司与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是平级并行的行政建制。但因为乌思藏宣慰司所管地面是吐蕃本部，宣慰司最高长官一职在元前期和中叶又长期在帝师萨斯迦法王所自出的款氏家族控制下，所以这一道宣慰司的地位看起来就好像有一点特殊。

藏文史籍明确地载录了首任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释迦藏卜的这个职衔，“三路军民万户”采用的是对汉字逐个音译的形式，作zam-klu-gun-mindben-hu。这个机构后来改称宣慰司，藏文同样采取音译，写作swon-we-Se（“宣慰司”）。与此同时，从释迦藏卜开始，藏文史料又相当完整地记录了统治吐蕃本部的历任长官，他们都有“本禅”（dpon-chen,dpon译言“官人”，chen即“大”。这个词也被译作“本钦”）的官号。它的意思即“大官人”。本禅的官名未见于元以前的吐蕃当地官制中。它既然始于元代，就很像是蒙语“也客那颜”（“大官人”）的对译词，用来指称中央政府所属各官僚机构中为首的长官，如宣政院（藏文译写作son-bying-dben）的院使，藏文就写作rtsa-bahidpon-chen；以至治理吐蕃的内地中央王朝本身，也可以被叫做“本巴”（dpon-pa,即“官家”或“官人”）。本禅和本巴的官号或者特指名称，表明了从元朝开始内地中央政府在藏域所享有的政治权威。

那么，此种受中央政府任命统治藏地的历任本禅，与乌思藏宣慰司乃至其他两道宣慰司，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这个问题，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本禅就是对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长官，即五名宣慰使中为首的那名宣慰使的别称。很可能蒙古人把这个为首的宣慰使径称为该机构的“大官人”，经藏语移译，遂有本禅之名。所以本禅政权也就是乌思藏宣慰司。另一种看法，则以为元代西藏存在着一个高于二三道宣慰司的本禅政府，它才是藏地最高的地方政权。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前一种意见似乎更稳妥。

乌思藏宣慰司的首席宣慰使之职，长期为萨斯迦教派的座主款氏家族所垄断，所以它被称为“萨斯迦本禅”。萨斯迦法王与萨斯迦本禅互为奥援，形成藏地中部势力最大的一个政教权力中心。但是它在吐蕃之境并非没有挑战者。元朝前期，它的对手主要是必里公派。萨斯迦在朝廷支持下击败了必里公派。元朝后期，帕木竹巴的势力日盛，终于压倒萨斯迦，成为前后藏各教派事实上的盟主。

1280年的必里公之乱始于他们攻毁一个对立教派寺院的行动（1285）。据说他们取得了与“西蒙古”的诸王的联盟。这个西蒙古诸王当然不可能是这时已在西亚立国的旭烈兀系，而大概是察合台系的诸王都哇。在他们的支持下，必里公与萨斯迦的冲突逐渐尖锐，乌思藏驿道因此堵塞。1290年，藏地的混乱局面迫使元廷命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率部进征，与萨斯迦本禅阿格伦朵儿只班合攻必里公和“西蒙古”诸王亦邻真的联军。必里公军大败，贡巴（必里公派行政和军事长官）和亦邻真被擒，教派主寺被焚毁。

除必里公以外，前藏较强大的教派还有帕木古鲁和搽里八。1320年，自赏竹监藏（又译绛求坚赞）就任帕木竹巴万户的长官后，该教派的势力迅速上升，于是成为前藏各教派反抗萨斯迦肆行威福的中坚。1329年，袭封白兰王的八思巴侄孙琐南藏卜巡行前藏，一直住到1333年仍不离去。前藏诸教派首领会商对策，想要求白兰王移驻别地。搽里八首领说：“我的地方处于关隘要地。担当不起，不敢禀告。”必里公法王因与萨斯迦早有仇隙，也不敢首先陈述，所以对赏竹监藏说：“您是萨斯迦的大弟子，您说为宜。”结果是赏竹监藏在白兰王面前首先发难。他愤懑难抑地对白兰王说：“先前承侍了四年，您尚不满足。现在前藏人已山穷水尽，无能为力了。若还不知足，我们前藏所有首领就都充任白兰王您本人的侍从……我们全体的人马都来服侍你。”这样才把白兰王强行送走。与此同时，帕木竹巴和搽里八、牙不藏、必里公各派间也因抢夺地面不断发生摩擦、争执，甚至战争。

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导致萨斯迦本禅利用帕木竹巴和搽里八、牙不藏之间的矛盾，下令传讯赏竹监藏。后者抗命不从，终被本禅撤职拘禁。赏竹监藏从被羁押处逃脱，于是爆发了本禅率领的各万户与帕木竹巴之间的战争。赏竹监藏交战获胜，巩固了称霸前藏的优势。1350年初，赏竹监藏派人到大都，为自己对抗萨斯迦本禅辩护，并请求朝廷赐还被本禅褫夺的万户职权、减免一半赋役。元廷赐万户所佩银字圆符二枚，准予除驿站差发外减免一半赋役。接着赏竹监藏又乘萨斯迦内部发生帝师二子囚禁本禅加瓦藏卜的变乱，出兵后藏，占领萨斯迦寺。加瓦藏卜本禅被救出后，表示愿意奏请皇帝，举荐赏竹监藏作本禅。后者傲慢地回答：“较之本禅，还是我目前的万户长职务好。我起誓，我根本不羡慕本禅职务。”1357年，他又从朝廷求得“大司徒”的封号和印玺。

因此，从1350年起，萨斯迦本禅虽然仍旧存在，但统治前、后藏的实际权力，早已转移到不屑称本禅、宁愿自称“第悉”（sDe-srid，译言“摄政”）的帕木竹巴派首领的手中。赏竹监藏在他的类似遗嘱的告后人书里说，“对待宣慰使司和各地大小首领，应像裁剪小孩的衣服一样临机处置”。乌思藏宣慰司在这个跋扈的“大司徒”眼中，已经完全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了。

黄金家族曾按吐蕃佛教各派所统僧俗人户在各支成员间进行分封，由此与藏地人户结成领属与被领属的关系。这绝不是一般的“施主—福田”关系，而是按家产制的观念将藏地完全纳入元朝政治统治体系的一种方式。元代藏地的政教势力把元帝的“札撒”（圣旨）、宣政院的“札付”文书、朝廷颁发的金银字牌符和印章看做自己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他们要打倒敌对势力时，务求剥夺对方所有的这些权力象征。他们在与藏域的地方政权发生对抗时，往往要派人到朝廷为自己辩解，求得元廷对其行为的认可。直到元末，他们对中央政府承担的赋役和驿站差发，未经朝廷同意豁免，也不能擅自停止缴纳。“本禅”、“本巴”等词语的产生，有力地证明了内地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力及于藏域的事实在藏人政治观念中的反映。省政、王政与段氏大理“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

——昆明大观楼长联省政与王政并莅从8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云南先后被独立于中央王朝的区域性政权南诏和大理所统治。唐王朝曾遣使与南诏王会盟于点苍山（在今云南下关）下，并树立铁柱以为见证。北宋平灭蜀地后，统兵大将王全斌向宋太祖献图，建议乘胜进军云南。宋太祖用玉斧比划着舆图上的大渡河说：“此外非我有也。”云南“正朔不加，车书不一”，长达500多年。

根据云南地方史书，元与大理之间最早的直接军事冲突，发生在1244年。大理国权臣高禾（一作高和）领军，与从灵关（在今四川雅安西南）南下的一支蒙古偏师交战于大理北境，战死。近代在云南丽江九和里白王庙遗址发现的圮塔残砖，上刻“……兵到高逾城白王在阵亡……”“……追为高逾城和高福善及战亡……”等汉字和梵文咒语。这座白王塔，显然是为纪念阵亡的高禾建造的。

蒙哥即大汗位后，命忽必烈率兵进征南宋。忽必烈奏准蒙哥，先攻取大理，以迂回包抄南宋。1253年夏，他从漠北进抵六盘山驻牧；至秋，挥兵南下，由川西入滇，乘皮囊、木筏渡金沙江，直逼大理国首府大理城。所谓“元跨革囊”，即指此。大理国主段兴智和重臣高泰祥杀谕降使臣，迎战失利后，弃城东逃。不久，高泰祥被追兵擒获，处死前叹曰：“段运不回，天使其然。为臣陨首，吾事毕矣。”1254年初，忽必烈留大将兀良合台继续攻略未下诸地，自己由原路北返。秋，兀良合台克鄯阐（今云南昆明），追获段兴智。乌良合台转战云南各地再历两年，遂收服“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段兴智被遣送到大汗处北觐。翌年献地图，“条奏治民立赋之法”。蒙哥许其仍用“摩诃罗嵯”（梵语，译言“大王”）的名号，管领云南诸部。

古代文人段氏灭国的最初20年间，元对云南实行的基本上是军事占领式的统治，大理国时代的行政地理概念仍得到保留。所谓“五城”，即洱海沿岸大理国的王畿内诸城；“八府四郡”都是王畿之外分封给权贵（主要是高氏）的行政区，主要分布在滇东和滇西北；“三十七部”则是散布在今滇池和抚仙湖周围广阔地带的各部族酋寨，其中的主要成分大概是乌蛮。按照蒙古人的概念，则当地云南包括了哈刺章、茶罕章、鸭赤、赤突哥儿和金齿等几大部分。作为专称，哈剌章指滇西的大理王畿或者大理城。蒙语哈刺译言黑，与哈剌相对的是茶罕，译言白。茶罕章指位于吐蕃与大理交界处的今云南丽江。两个名词中都有“章”，应当是蒙古人从吐蕃那里听来的他们对云南地区及其居民的称呼，因为吐蕃把南诏称为hJang。至于hJang的来源就更加古老了，它原先是吐蕃对南北朝时期南中著名统治家族痞氏的姓氏之音译。鸭赤指今昆明。这是蒙古人从云南地区最先归附他们的丽江“茶罕章”（纳西人）那里听来的。纳西语至今称昆明为Yichi（纳西语南方的意思），因为它是纳西人居地南方的大城。赤秃哥儿是蒙语chitkcr的音译，意思是“鬼”。元代蒙古人用它指称滇东北和黔西地区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乌蛮（罗罗斯）诸部。从宋代开始，这里就有一个著名的地域性部族集团“罗氏鬼国”（或称罗鬼）。蒙语的赤秃哥儿即对罗鬼之名的意译；再从蒙语倒译为汉语，遂产生了“鬼蛮”这样的名称。金齿“国名百夷”，指大理西部的傣语居民。上述五部分中间，最核心的地区是哈刺章和鸭赤。南诏、大理立国于滇西500年，哈剌章又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这个名称亦可用来泛称整个云南。

忽必烈即位后，始而加强对云南的控制。中统年间先后置大理国总管（仍用段氏）、大理元帅府。至元四年（1267），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王府之外又置大理等处行六部，用云南王和行六部限制段氏的行政权力。朝中有人对于派忽哥赤到“荒服”之地表示担心。忽必烈说：“我实在很喜欢那里的风土。如果不是天命落在我的身上，我一定会请求把自己分封到那里去的。”忽哥赤莅镇云南不出四年，被都元帅宝合丁和行六部尚书兼王傅阔阔带合谋毒死。此后云南局面一直不稳。十一年（1274），元廷命赛典赤瞻思丁带中书省平章政事的相衔行省云南。元对云南的统治遂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赛典赤祖先是中亚不花剌城（今译布哈拉）的贵族。他本人从侍奉成吉思汗起家，历仕诸汗，“功闻五朝”，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回回人长于理财，他曾经是蒙哥得力的财政官僚。他也曾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首脑，甚至还作为统军将领，在前线带兵与宋军对垒。忽必烈要找一个谨慎、宽厚的官员去“怀柔”云人，结果选中这个兼有治军和经济才干的全才型政治家。他确有知人善任的高明本领。

以赛典赤为首的新的统治云南的机构，没有设立在大理城，而建治于鄯阐。这不但摆脱了段氏对行省治政的干扰，而且反过来把世任大理总管的段氏的势力钳制在滇西，尤其是大理地区范围之内。因赛典赤的建议，元廷改变对云南实行军事占领式统治时期以当地首领充任万户、千户官员兼摄地方行政，军民不分治的局面，在各地遍置郡县。郡县行政官员均由朝廷委派。由于离开中央政府太远，元政府后来规定，三年一次遣使云南，会同行省首脑长官，就便委任或迁调六品以下官职，事后呈中书省追授。五品以上官员则仍需移咨中书省铨注。边远地区的土官有品秩但不入迁流，死后由其兄弟子侄袭职。为鼓励内地官员到云南任职，至元后期宣布，中书省直辖地区的官员迁调云南，可升二等任用，去极边重地任职甚至可升三等。在云南做吏员，出职进入流官行列也比内地容易一些。官员病死云南任上，可由政府提供驿站服务，归葬原乡。云南地方官本来有权擅决死罪，至元二十年诏，自后死刑判决仍须像其他地方一样，报中央政府审核。行省建立后，对云南的治理逐渐被纳入与元对其他省区的统治相一致的体系，虽然云南比在中原汉地罢世侯、军民分治、立迁转法晚了十多年。

除行政建置方面的大规模调整，赛典赤在云南的治绩，在纪念他的“德政碑”里被概括为：“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兴儒教，备水抗旱灾，礼接贤士。削去冗官，建屯田，制楮币（发行纸币），设路食以待劳民，薄征税以广行旅。”元代云南社会，在建省后的二三十年，也就是赛典赤和他的儿子纳速刺丁、忽辛等在云南任职的时期最为繁荣安定。这表明赛典赤的上述治滇方针是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效的。

元成宗以后，元朝封在云南的出镇宗王势力渐大，世袭大理总管的段氏也羽翼再丰。双方“一恃宗亲，一恃故物”，因两不相下而交恶，同时又都对行省形成牵制。三种政治势力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逐渐把云南统治当局的内部矛盾推向尖锐。

赛典赤入滇时，有“宗王脱忽鲁方镇云南”。至元十七年（1280），即赛典赤死于云南任上的次年，被毒杀的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得袭封云南王。至元二十七年，忽必烈复以皇孙甘麻剌（真金子）为梁王，镇鄯阐，地位在建藩哈刺章的云南王之上。二十九年，甘麻刺徙封晋王，移镇漠北。次年，其子松山袭封梁王。至大元年（1308）初，也先帖木儿从二字王进封为一字营王，离开云南。武宗怕梁王势大难制，以其“有风疾”将他召回，另任诸王老的（忽必烈第七子奥鲁赤之子）代镇，仍封云南王。老的出镇不久，就想把势力伸向大理总管段光控制下的滇西。至大二年，双方的冲突发展到以刀兵相见，段光战败。他惧梁王遣兵西袭，派高蓬守重镇罗那关（在今云南牟定西）。梁王想收买高蓬，高蓬写诗回绝。诗云：“寄语下番梁王翁，檄书何苦招高蓬。身为五岳嵩山主，智过六尺缩地公。铁甲铁盔持铁槊，花鞍花索驭花聪。但挥眼前黄石阵，击破孤云几万重。”梁王乃重赂高蓬的厨人刺蓬。厨人以蓬首出献，梁王杀之以自解。

七年之后，老的北觐仁宗，未详以后他是否返回云南。我们只知道英宗（1320）即位后，又把云南王转封给松山的儿子王禅。松山和继承英宗皇位的泰定帝同为甘麻剌之子。所以泰定帝一即位（1323），就把王禅由云南王晋封为梁王，又以王禅子帖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

泰定帝死后，王禅和帖木儿不花都支持他的儿子阿刺吉八即位，成为上都集团对大都派发动汗位继承战争的中坚。上都战败，王禅赐死，甘麻刺系在云南的势力瓦解。由于两都之战的战场在北方，云南本地未受其害。但在紧接着发生明宗（和世）被文宗（图帖睦尔）集团毒死的事件后，驻扎在云南的效忠于明宗的诸王秃坚等终于由观望和消极抗命的立场转而公开称兵，史称“秃坚之乱”。从至顺元年（1330）正月到翌年夏初，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在此之前，云南无战事已历半个世纪之久。变起仓卒，人心危惧。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平乱。云南社会经济因此遭受不小的破坏。

元统二年（1334），元廷又封阿鲁为云南王。继任阿鲁的孛罗是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的幼子。至此，莅视云南的出镇宗王重新由忽哥赤系来担当。这时候云南王的王府大概已设在中庆（治今云南昆明）。孛罗何时由云南王晋封梁王不详。元末的梁王也可能是云南民间对云南的俗称。

1350年代后，元朝统治被红巾军起义后形成的几个农民政权严重削弱。至正二十三年（1263），建立夏政权于四川的明玉珍遣兵攻滇。梁王从中庆退至威楚（治今云南楚雄），向当时的大理总管段功求援。段功领兵东驰，与明玉珍军转战于从吕阁（在今云南南华）到古田（在今云南寻甸）的广阔地域，屡败之。段功在夏军中劫得明玉珍母亲写给儿子的家书，乃模仿明母笔迹伪造一封家书，命入滇兵马“蚤归”。夏军遂退兵四川，临行大呼“待明年来复仇”。段功追至七星关（在今贵州赫章东北），大胜而还。

第八章

为报答段功出兵求助，梁王以女儿阿公主嫁之，并奏请朝廷授段功为云南行省平章。这位大理总管贪恋新欢，留在中庆城里迟迟不肯西归。他的正夫人高氏从大理寄给他一首词说：

风卷残云，九霄冉冉逐。龙池无偶，水云一片绿。寂寞倚屏帏，春雨纷纷促。蜀锦半闲，鸳鸯独宿。好语我将军：只恐乐极生悲，冤鬼哭。

段功乃归大理，但不久他又重返中庆。梁王受谗人挑唆，开始怀疑他有“吞金马、咽碧鸡”（金马、碧鸡是中庆远郊的山名）之心，于是密召阿公主曰：“亲莫若父母，宝莫若社稷。现在段功不灭我不肯甘休。你失去他，还可以再嫁其他高官以保富贵。现在给你一副孔雀胆，可以找机会毒死他。”阿褴把此事告诉段功，表示愿与段功一起西归大理。段功却不肯相信，说：“我对你们家有功。我脚趾伤，你父亲还亲自为我裹扎。你为什么要这样骗我?”

虽经阿三谏，段功终不悟，遂于1366年被梁王设计杀害在通济桥（在今昆明市内）。阿闻讯，欲自尽以示“不负信黄泉”，因梁王看管深严，不克遂愿。据说她曾经写诗明志云：“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里彩指彩缎被褥）。吐噜吐噜（意谓无知，或云可惜意）段阿奴（公主称段功为阿奴），施宗施秀（指与段功前后死去的两个大理人）同奴歹（歹意即死去）。云片波磷不见人，押不芦花（此处作西域传入的起死回生药解）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肉屏原指骆驼，此处疑为玉屏的谐音，指昆明近郊的玉案山），西山铁立（指昆明西郊的西山松林）霜潇洒。”诗写得不算好，却充分反映了阿思念段功的真情实意。权力倾轧无情地粉碎了骨肉之爱，只留下受害者的哀吟让后人凭吊。

梁王害死段功后，先后七次派人暗杀段功子段宝，都没有成功。1367年西攻大理，不克制胜，乃在大理土官杨宝调解下与段氏勉强和解。1368年，元顺帝被明朝军队侵逼，退出大都。段氏与梁王虽各守其土，但都奉北元为正朔。此后明氏夏政权曾再度南侵鄯阐境。梁王“奉金印玉书”向大理借兵，被段功子段宝拒绝。段宝致梁王诗有“自从界限鸿沟后，成败兴衰不属吾”之句。

明洪武四年（1371），割据四川的明升（明玉珍子）政权亡。明廷派王祎（即明初修《元史》的主编之一）谕梁王归附。梁王犹疑两年多，杀王祎拒降。洪武十四年（1381）秋，明军30万，由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一路由永宁（治今四川叙永西南）经由滇东北南下，主力从湖南穿越贵州境，渡北盘江至石城（今云南曲靖），向西进逼中庆。双方会战于坂桥（在今云南昆明东），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溃败，弃中庆城遁走。明军出师不满百日，克云南首府。十五年（1382）初，威楚降；梁王眼看大势已去，在晋宁（在今云南晋宁西晋城）投滇池自尽。

在大理，段宝死于1370年，子明嗣。明军进征云南前后，段明死，由叔父段世权国事。洪武十五年明军至威楚，段世遣使致书，请依“唐、宋故事”，奉正朔、修岁贡，在大理保持相对独立的段氏政权。明军不许，进灭大理。

至此，元朝对云南的统治，在它的中央政府退出大都十三年后，终于完全结束。段宝的二孙，被朱元璋派到西北卫所做军官。据说甘肃永昌曾有大官庙、小官庙，就是祀奉他们两人的。“汉佛”入滇云南一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分布最复杂的地区。大体上讲，说壮侗语的部族集团自东向西，说藏缅语的部族集团从北到南，苗瑶语集团从东北向西南，古代还有说孟—高棉语的部族集团由西南向东北，交叉、重叠地分布在这块多高山峡谷、盆地零碎的亚热带土地上。除平面上的交叉分布外，不同的种落集团往往还因相对海拔高度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在同一地区内形成水田稻作、旱地农作和山地畜牧等经济形态各异的立体分布的部族文化。在古代，这里的有些部落与汉族之间需要经过“重译”（即不止一次的翻译），才能互相沟通。

自两汉以来，汉民族人口也曾不断迁入云南，两晋时代“南中”著名的痞氏，就是汉代迁到那里的汉族大姓。随着后来的战争和长期隔绝状态的发生，人口数量上占据劣势的汉族逐渐融合在当地土著居民中，但同时也毕竟把一部分汉文化传播到所在地区。南诏国建立以前，洱海周围的白蛮中，有杨、李、赵、董等大姓，可见汉族的姓氏已进入一部分讲彝语的部落民中间，汉文在南诏的乌蛮与白蛮上层似乎已是一种通用的文字。研习汉文无法与学讲汉语的过程完全割裂。所以，要说在南诏和大理的上层集团中流行双语制，大概没有太大的问题。汉语和汉文又将一部分汉文化中的文物制度带入云南，因此有人说，大理国时期，“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

汉文化对元代云南的影响，由于此疆彼界的消除和长期和平环境的滋育，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前代。如果说从后唐到南宋，“中国相寻于干戈，独云南一隅享太平者三百余载”，这是以洱海和滇池两个地区为中心的云南文化进一步整合为一体的时期。那么元代开启了云南与中国内地大面积经济文化交流和整合的崭新时期。官僚、兵士（很多变成屯田的农民）、商人、宗教人士、手艺人，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内地居民到这里长期生活，甚至就定居在那里。因《大理行纪》而闻名的郭松年当时就意识到，云南被纳入统一的全国政权之中，将会对它的经济文化繁荣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他在中庆筇竹寺中写的一首诗说：“南来作使驻征鞍，风景还惊入画看。梵宇云埋筇竹老（筇竹寺在玉案山上，故云），滇池霜浸碧鸡寒。兵威此日虽同轨，文德他年见舞干。北望乌台（指御史台）犹万里，几回挥泪惜凋残。”

云南与内地的交通条件，在元代获得很大的改善。元以前，北方与云南之间最主要的通道，就是忽必烈征大理时走的“忒剌道”。即从临夏向南到今甘肃迭部，再一直往南偏西穿越东部藏区至理塘，进入今云南丽江地区。元置云南行省，政治中心从大理东移中庆，遂逐渐建立以今昆明为中心的辐射状交通体系，先后接通与四川、湖广等省的驿道。从省治东北行，一路往乌蒙山区出省，可至四川叙州（今四川宜宾），一路取道曲靖、乌撒（今云南威宁）出省，可至四川永宁、纳溪。自中庆出发，还有一条驿路北达川陕地区。其路经武定向北，贯穿罗罗斯部居地（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经大渡河至黎州（今四川汉源北）、雅州（今四川雅安），与成都陆路通。不过这条道路“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所以使用率或许不高。至元末，在中庆至曲靖、普安的站道以东又加设四站，贯穿罗殿及其以东的八番顺元地区（两地分别在今贵州的西部和中部），达于黄平（在今贵州）、镇远（在今贵州），而与湖广行省的驿道干线沟通，经辰州（今湖南芷江）、沅州（今湖南沅陵）北趋。这条路“山势少通，道径平稳，又系出马去处”，日益成为云南与内地相联系的交通要道之一，后来明军主力入滇，所循即此线路。此外，由东南出省至湖广南部（今广西地区），由东北出省至亦奚不薛（彝语。意为“水西”，指今鸭池河以西地），也都有驿道相联。

古代司塾元代开省云南的第一任长官赛典赤瞻思丁，在推进云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当时云南各地种植的水稻，主要是糯稻，很多地方没有粳稻；当地虽有桑麻，但因“未得其法”，也不能获得充分的收益。这时候粳稻种植的推广和桑麻技术的改进，对改善民众的吃、穿两件大事，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赛典赤以漏籍民户组织民屯。以官给田补充民间私有田的不足。参加民屯的农户共14000多户，在中庆地区的有4000户，垦田8万亩。滇池出水道淤塞，“夏潦暴至，必冒城郭”，造成水患。赛典赤命张立道疏通滇池下游泄洪道；浚修滇池以北的盘龙江，减轻滇池蓄纳北部山水的负担；又在滇池周围灌区浚沟造坝，改善了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条件。

文献还记录了赛典赤确立云南赋税体系的经过。赛典赤问来访的“夷”民：“我想以土田招你们分种，要借给你们耕牛粮种、耒耜蓑笠之具。估计一亩可以收多少?”回答可收二石。他又问：“能给官府缴纳多少?”答曰一半。赛典赤说：“太重，以后将不能承受这样的负担。要是今后不再借牛、种和耒耜之具给你们，牛死了要买牛，农具坏了要修理，一家衣食所须。收成的一半怎么能够供给?”“夷”人答曰：“那么就以三分之一缴官。”赛典赤说：“你们虽然能缴得起，只怕你们的子孙会缴不起。今后继我上任的人，一定要你们缴满这个数目，那就上下之间互相敌恶了。我与你们相约，你们不要违反我，一亩缴纳二斗，千万不要拖欠!”民情大悦。有人问：“地租很轻，就是路太远，无法运来完纳，怎么办?”赛典赤调查了各人所在地区的物产之宜。规定宜产马处则缴马，宜产牛处则缴牛，都与租米之价值相当。不产马牛之地则缴银。明初转录这件事的作者接着说：“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据《元史》，赛典赤死后，忽必烈“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看来这条诏令终元之世都在实行。

入元以前，云南的汉文化虽然已有一定范围的传播，但比较受到重视的是在器用服食、辞章文彩方面。当地最受人尊崇的汉族人物，是书法家王羲之。他们不大知道孔子，而把“王少逸”（即王羲之）当做“先师”来祀奉。云南建省后，元政府命令各地官府设立儒学孔庙。当地人自此知道崇拜孔子，把他看做“汉佛”。当时在一般民众中间，男女往往自相配偶。父母亲人死后就用火葬，没有什么丧祭。跟孔孟之学一道传入云南的，有所谓“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这一套礼仪，今天看起来当然有很多消极的成分，但在当时却是催化一个文化共同体的感性经验和共同心理意识的必要符号体系。

至元十一年，赛典赤抵云南当年，即在中庆、大理两路设儒学提举。中庆首建文庙，岁祀于春秋二季的第一个丁日，招收学生入儒学研习。十九年，云南诸路普遍建学立庙，“以祀先圣”。由于这一批学校的建立，使云南诸生有可能比较系统地研读儒家经典。这对于改变云南先前以儒附释的“儒释”或者“释儒”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与此大体同时，元代又是云南佛教摆脱藏传密宗的支配性影响而大规模改密为禅的时代。南诏、大理政权时，云南佛教“皆西域密教”，实际上是藏密，“初无禅讲宗也”。密教僧人叫阿叱力或阿阁梨，或称轨度僧、轨范僧。没有出家的阿叱力叫“师僧”，有妻室。最早在云南开寺收徒传播禅宗的，是1250年从云南到内地学禅，历25年后回到中庆筇竹寺的雄辩禅师。大约在十三四世纪之间的四五十年间，从汉地传入云南的禅宗很快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阿叱力僧几乎落到民间巫师的地位。这个转变，很可能有当时云南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作为基础。但它刚刚发生在汉地的文化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施加于云南地方的时期，因而有效地加快了云南上层文化从它本身的体系中脱逸出来，向中原汉文化靠拢的过程。到元明之际，在云南中心地区的城镇和士人中流行的，已基本上是与内地相同的汉文化了。

不过，从上面的叙述中间，也不应该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即元代云南的人口主体，已经由汉族百姓、或者至少是由汉化程度很深的那些非汉族居民所构成了。各种少数民族的部族、部落或部落集团，占据了人迹所能至的高山、水滨、坝区和林木中的大部分地区，尽管其人口密度很低，但在人数的绝对值方面，仍要大大超过在元政权保护下集中于少数城镇，尤其是大城市里的汉族居民。汉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这些城镇向其周围辐射。在大理和中庆城之间，这些辐射点大概能基本上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网络。在它以外，汉文化的辐射力仍不足以穿透广袤的多民族交叉分布区。

到明代，甚至清代，汉文化在云南依旧是按照辐射网络式的格局传播的，不过分布在网络上的辐射点增加了，网络的外沿铺向更大的地域，网络保持信息能量和复制信息的功能也更为明显地增强了。明初有大批宁镇地区的“良家间右”被强行迁移到云南落籍。他们带去的方音，竟使明代云南很多汉族聚居点“言音绝似金陵。但呼院曰万，街曰该，鞋曰孩，虹曰水桩，松炬曰明子，蓄水曰海子，岭曰坡子，沟曰龙口。民呼官，太守以下皆曰父母；监司以上皆曰祖”。

因此，从13世纪直至近代，云南文化变迁的格局，正是在元代奠定的。边庭风情多异彩元云南行省的辖境，比今天的云南省要大。其东界基本与今云南省界吻合，而与湖广行省（含今广西和贵州）接邻。其北界将今四川西昌囊括在内，自西向东分别与吐蕃东境的朵甘思、朵思麻以及四川行省接邻。它的西部、西南部、南部和东南部则分别与元代中国的西南邻国接界。

行省西部的边界与南诏、大理国时期相同，即在今缅甸北部与印度分界的那加山脉，它是恒河水系和伊洛瓦底江水系的分水岭。在它的西南，元初边界基本上与大理国边境线相同，位于今德宏所辖诸县地界略西、略南，与缅国相邻接。1270年和1280年，元军两次征缅，遂将云南行省的这一段边界向西南推进到原缅国辖境，大体将北纬23°以北的萨尔温江和伊洛瓦底江两河流域之间的地面括入版图。元朝后期曾更南至于邦牙（今曼德勒西南）置宣慰司，但不到五年就放弃了。

西部边界地区有景咙金殿国（在今西双版纳），是傣族先民建立的地方政权，为大理国的属国。元朝1300年前后才在这里设彻里路军民总管府，正式行使对该地的统治权。彻里与它之南的八百媳妇国的疆域犬牙相错，大体上以今南垒河分界，河北属彻里，河南属八百媳妇。元成宗时曾准备出征八百媳妇，兵马尚未进入云南，就因沿途扰民激起今黔西、滇东北各部族的武装反抗，元军被围穷谷，得脱者仅十之一二，被迫罢征。彻里置司以后，八百媳妇国部酋相继归附元廷，1320年、1330年，元先后设蒙庆宣慰司、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于彼地。今缅甸南掸邦的南垒河以南地区、泰国清莱府和清迈府的部分地区也被纳入元朝统治。此外，1320年，元还在越南莱州省境内置宁远州。1330年，设老告军民总管府统治今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一带。

云南行省的东南与安南（在今越南北部）接界。这里的边界基本上与今中越边境线吻合，惟临安道宣慰司（治今云南建水）所属阿月部的地域，还要超出今马关县境，达到今越南河江省的部分地区。

沿着不同方向散布到云南境内的许许多多种落集团，在无数由自然环境造就的相对隔绝的聚居区中形成差异极大的经济和文化景观。见于元代史籍的各种土著居民，就其大的族类而言，有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斡泥、峨昌、撬人、土僚、蒲人等等。

白人是今白族先民，是以南徙入滇的古代氐羌族当中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一些族系为主体，并融合了汉魏以后移入南中的汉族大姓瘤氏以及其他一些汉族人口而逐渐形成的共同体。南北朝以后，它以“白蛮”见于史籍，而与“乌蛮”（分布在云南的另外几支氐羌人后裔）相区别。元代又称他们为阿、（寸白）、白人。其分布地区，以中庆、威楚、大理、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为主，东至普安、曲靖，北至丽江，南及元江。他们多居住在坝区，以农耕为生，有水田，称五亩为“一双”，种植麻麦蔬果。其农业经济与汉人颇接近，所以元代入滇的汉人，认他们为“汉之遗裔”。尤其是城镇或其附近地区的白人，在与汉族交往中风俗逐渐接近汉族。到明朝，“近城汉、焚人风俗”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中庆晋宁的元代白人王惠临终时遗训子孙，“忠孝丧礼完全遵照古风（这里的“古风”其实是指汉人风俗），不要追随焚俗”。这个例子既说明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人对汉地仪文之制的仰慕，同时也说明当时流行的“焚俗”毕竟还保持着若干固有特点。在写成于元代的《云南志略》中，李京这样描写当时白人风俗：

男女首戴“次工”，制如中原渔人之蒲笠，差大；编竹为之，复以黑毡。亲旧虽久别，无拜跪，唯取“次工”以为馈。男子披毡椎髻。妇人不施粉脂，酥泽其发，青纱分编，绕首盘系，裹以攒顶黑巾。耳金环，象牙缠臂。衣绣方幅。以半身细毡为上服。处子孀妇（即未嫁女子和寡妇），出入无禁。少年弟子，号曰妙子。暮夜游行（晚上出来闲游走动），或吹芦笙，或作歌曲。声韵之中，皆寄情意。情通私耦，然后成婚。居室多为回檐，如殿制。食贵生，如猪、牛、鸡、鱼，皆生醢之（意即把猪牛鸡鱼等肉生剁成肉酱），和以蒜泥而食。每岁以腊月二十四祀祖，如中州上冢之礼。六月二十四，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天，小儿各持松明火，相烧为戏，谓之驱禳（禳即灾）。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无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恭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诸种蛮夷，不知事神佛，唯白人事佛甚谨。……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棋子，俗呼作见八。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人死，俗尸束缚令坐（即将尸体缚束成端坐的姿势），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其贵人被服，近年虽略从汉制，其他亦自如也。

上引史文中提到白人在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晚缚火炬照天、持松明相烧驱灾，就是至今仍在白族和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中流行的火把节。

白人的语言，按现代语言学分类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从汉魏至元代，白蛮的语言中吸收了大量汉语借词。唐朝人说，在西南诸部中“言语音，白蛮最正”，大概就因为白语中有一部分名词能与汉语的相应词汇相通。李京说，白人语穿衣曰衣衣，吃饭曰咽羹茹，樵采曰拆薪，帛曰幕，酒曰尊，鞍曰悼泥，墙曰砖垣，等等。白语基本语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应当是白人在社会生活中间长期使用双语的结果。从大理国后期开始，白人利用汉字和在汉字基础上稍加创造的一部分新方块字来记录他们的书面语，形成所谓焚文。在元代中后期，焚文在云南地区已相当流行。焚文中的自造新字比例并不大。焚文所使用的汉字，虽有一部分类似表音符号，纯粹用来记录白语词汇的发音，但绝大部分仍同时保留了汉字原来的字音和字义。因此，焚文与其说是白语的书面形式，或许不如说更像是一种俗体的汉语书面语。

罗罗即“乌蛮”，是现代彝族的先民。元时乌蛮各部仍多有各自的部名，罗罗则是对他们的统称。南诏时乌蛮七部中有“鹿卢蛮”，当即罗罗一名的来源。蒙古人又在这个名称之后加上复数后缀，汉语音译为罗罗斯，用来专指集中居住在今四川凉山和西昌的罗罗人。元置宣慰司于其地，称罗罗斯宣慰司。乌蒙、乌撒也是罗罗人集中居住的地区。此外，罗罗的分布还遍及云南大部分地方，多与诸族杂居。他们或耕或牧，农业经济大体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李京说：

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剜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趾。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镓，贱者披羊皮。乘马并足横坐。室女（指未出嫁的姑娘）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虽贵，床无缛，松花铺地。……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竿，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

金齿、百夷都是今傣族先民。其俗尚以金银、漆等涂饰牙齿，所以很古以来就被称为金齿、银齿、黑齿等。元代的回回人和蒙古人用波斯语zar-dandan称他们，也是金齿的意思。元以后，这种以金饰齿的俗尚在有些百夷部落中演变为死后用金箔镶二齿而后葬。金齿并不是他们的古代风景画鉴赏自称，而是他族的外称。唐代汉文记载中有裳魔，明代有歹摩，都是“傣勐”一音的不同写音形式，这才是金齿百夷的自称。李京说，“西南之蛮，白夷（即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行省的西南及东南边地是他们的主要居住区。南诏、大理时代，这一带的傣族先民大体上可以今澜沧江为界分为两部分，西部是金齿（或黑齿），东部是白衣（即百夷）。入元以后，金齿、百夷之称经常混用，已不复区别。西南的金齿百夷，由大理金齿等路宣慰司管辖，东南地区诸部归隶于临安道宣慰司。行省的彻里（景咙金殿国）宣慰司所管，与更南的八百媳妇地区，也是在语言和族属上与百夷同类的居民。世传八百媳妇国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以之名其国。

百夷诸部多从事农业经济。其地多桑柘，四时皆蚕。由于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土地又肥沃，所以“地利不能尽，然多产牛羊鱼果”。大多数金齿部落元时还没有使用文字，刻木为约。百夷妇女特别能吃苦耐劳。据《云南志略》，他们“长眉睫，不施脂粉，发分两髻，衣文锦衣，联缀河贝为饰。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指分娩生育）方得少暇。既产，即抱子浴于江，归付其父，动作如故”。由于居地偏南，风土下湿上热，金齿百夷“多起竹楼，居濒江。一日十浴”。“交易五日一集。旦则妇人为市，日中男子为市。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百夷诸部到明代后期才开始奉佛，在元代惟信巫祝而已。惟彻里的傣族先民则早已是上座部佛教的信徒了。

至正之初，随着元朝中央政府和元行省统治势力的衰落，麓川（今云南瑞丽）百夷土官思可发举兵抗命，“盗据一方，侵夺路甸”。据傣文《麓川思氏官谱》，思可发为土语音译，意为擒白虎之王。元明官方文献多以死可伐名之，是一种诬称。思可发兵起之后，邻近诸部“相率纳贡”。元廷曾几次派兵往征、下诏招谕，都不能见效。至正十五年（1355）思可发降元。但此后，他实际上仍长期控制麓川四周“三十六路”之地，“虽奉正朔、纳职贡，而服用制度，拟于王者”。一直到洪武中，他才重新被明朝招抚。

么些即今纳西族先民，《华阳国志》中记为摩沙夷。从南诏、大理以来，他们一向以丽江为聚居中心，其“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依江附险，酋寨星列，不相统摄”。么些人在云南地区最早被蒙古征服。元廷先设察罕章宣慰司治其地，后又以金沙为界，分为东、西五城地。分别隶属于北胜府（今云南永胜）和丽江路。元初的么些大姓有和氏、木氏等。察罕章管民官一职曾由和氏担任，木氏是其属下。至明初，木氏势力渐大，其后代写成的《木氏官谱》一书，遂将元代的察罕章管民官之职安到自己的祖先木良（即麦良、阿良）头上。

关于么些人的风俗，《云南志略》写道：

善战喜猎，挟短刀，以砗磲为饰。少不如意，鸣钲鼓相仇杀，两家妇人中间和解之，乃罢。妇人披毡，皂衣，跣足，风环高髻。女子剪发齐眉，以毛毡为裙。……不事神、佛，唯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俗甚俭约，饮食疏薄。一岁之粮，圆根（指芜菁）已半实粮也。贫家盐外不知别味。有力者尊敬官长。每岁冬月，宰杀牛羊，竞相邀客，请无虚日。一客不至，则为深耻。人死，则用竹箦舁至山下，无棺椁，贵贱皆焚一所，不收其骨；非命死者则别焚之。其余颇与乌蛮同。

斡尼亦作和泥、禾泥等，与现代的哈尼为同名异译，主要分布在临安（今云南建水）西南、今元江流域。他们多巢居山林极险，而与河谷平坝地区的金齿百夷以及山居的其他部族错落杂处。李京记其习俗云：“家有积，具以一百二十索为一窖，藏之地中。将死，则嘱其子曰，我平日藏若干，汝可取几处，余者勿动。我来生用之。”

临安西南的斡泥散布地区，实际上是民族杂居区。上述白人、罗罗、金齿百夷、么些等族的主要聚居区内，同样存在着其他民族杂居其间的情况。例如以么些为主要居民的丽江，“蛮有八种，曰磨些（即么些），曰白，曰罗落（即罗罗），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候”。峨昌即今阿昌族名之异译。撬与俅音近，今云南高黎贡山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发源于西藏察隅县东）。撬人应即俅江流域的居民，后来逐步南下，徙至独龙江一带，今称独龙族。伊人即今傈僳族先民。傈为专名，即的别译，僳是少数族语音译，意为人或族。伊人居地在“兰州冰琅山外”，即今云南兰坪西碧罗山（怒山）外的怒江流域。另一方面，除其主要聚居区之外，白人、百夷、罗罗等族也有许多部落散布于行省各地。罗罗的分布尤其广泛，从行省腹地到边远地带，其足迹几乎随处可见。

土僚人是构成近代壮族的成分之一。“叙州南、乌蒙北皆是。男子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羊同室而居。无匕箸，手抟饭而食。足蹈高橇，上下山坡如奔鹿。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附大双环，衣黑布，顶带锁牌以为饰。出入村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颠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常以采荔枝、贩茶为业”。这个地区土僚人以击齿为成年标志的习俗，一直保留到明代。它东面的亦奚不薛地面的“葛蛮”，即今仡佬族先人，也有悬棺折齿之俗。蒲人，“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迤西。性勇健，……骑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膝颈皆露。善用枪弩。首插雉尾，驰突如飞”。他们是今布朗族先民。

元代云南的民族构成中，还包括蒙古人和回回人。蒙古人中大部分是戍守其地的蒙古军户。回回人的来源有二：一是镇戍云南的色目军人；二是跟随在云南任职的色目官员一起迁去的人户。今云南各地纳、丁、赛等十余姓回族都以赛典赤为先祖，虽然出自传闻，但还是可以反映出与色目官员一起来到云南、后来又羁居在这里的回回人，数目是不小的。明初人讲到云南各族的居民，就已把“鞑靼（指蒙古）、回纥（即回回）”也列举在内，看做“土著之民”的一部分了。中元政治中“国俗”与儒术“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

——张养浩：《赠李秘监》

延祐“复科”

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海山死于大都。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以武宗册立的“皇太子”身份，从东宫入主朝政。武宗死了不过三天，他就下令罢撤前朝垄断治国大权的尚书省。又过四天，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五人全部诛杀。“武仁授受”表面上是和平即位，实质上却充满了流血政变的色彩。

爱育黎拔力八达杀脱虎脱等人的理由，是“变乱旧章，流毒百姓”，其实他另有不得已的隐衷。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召成宗堂弟安西王阿难答进京，想用阿难答辅国，自己倚恃他手中的兵权临朝称制。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元朝中枢官僚的支持下，于卜鲁罕发难前一日先发制人，把他们一网打尽。这时候他的哥哥海山已经以阿勒泰山前线军事统帅的身份，带领大军东返，等待漠南派人迎他即位。爱育黎拔力八达虽然对已到手边的皇位暗生凯觎，但慑于海山的兵威，只好以兄终弟及为条件，推戴在名份上“以嫡以长”理应居先的海山作皇帝。

海山即位以后，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1310），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乃授意权臣三宝奴召集亲信商议改立皇太子事。早已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拉拢的朝中要人脱脱回答说：“皇太弟（指爱育黎拔力八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从此兄弟、叔侄世世相继，怎么敢做破坏这个秩序的事!”三宝奴问：“如果今日兄弟相授，以后就要由叔叔再传位给侄子，能担保他这么做吗?”脱脱回答：“在我们不可以违反约定，如果他们失信，上天是会明鉴的。”当时，事情不了了之。现在武宗死了，三宝奴如果宣布武宗改储的遗诏，就可能发生变起肘腋的曲折，使爱育黎拔力八达白熬提心吊胆地“蛰居”东宫的四年辛苦。像四年前的“清君元武宗侧”一样，爱育黎拔力八达再次使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击败对手。至大四年的大清洗，是政见之争，同时也是权力之争。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先后有两个年号，即皇庆和延祐。

成宗和武宗都具有蒙古军事贵族的气质。成宗即位近五年，还认不清中书各部的汉人长官。武宗用人，差不多全在从征西北的蒙古、色目将领中挑选。宫廷卫士以“角斗屡胜”，也可以获得平章政事的大官衔。两人都在统治圈里讲“惟和”、讲“宽大”。忽必烈朝的遗老旧臣陆续去世之后，由这批靠“宽大”发迹的官僚来执行忽必烈定立的“祖制”，使原来就存在的慢性政治危机和财政危机都逐渐恶化。仁宗是元朝第一个即位前始终生活在汉地的皇帝，他的“潜邸”有一大批汉族名士，以上党人李孟为首，还聚集了很多对汉文化和儒术有较深理解和同情的蒙古、色目侍臣。仁宗的施政方针是要遵用儒术来改革朝政。与成宗、武宗两人相比，他才是真正执意更改世祖“成宪”的人，但他诛杀政敌，用的却是“变乱旧章”的罪名。久感压抑的儒生阶层似乎感到某种鼓舞。当时人以《三宝奴伏诛》为题写诗说：“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奴才自许齐三宝，主寿谁能保万年。”

从至大四年开始，仁宗颁布了一系列整顿朝政的法令。元廷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这时还废除了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任以流官；诸王位下所辟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为后盾夺取帝位，仁宗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含有暗中防范镇北多年的晋王拥兵坐大的用心。朝廷又下诏，严禁近侍擅自传旨中书任用官员，如有敢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此外，政府还明令规定，内侍只授内廷官职，不予外朝文官官阶；由吏员晋职为官者，不得超过从七品。而这时社会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则是恢复科举的制度。

仁宗登基伊始就曾宣布：“我所希望的，是使百姓安宁，从而求得天下大治。但如果不用儒生，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把大规模起用儒生看做是安国安民的前提，这是有针对性的。

自隋唐以后，随着中国中古贵族政治的解体，科举取士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政府官员的一种重要途径。尽管通过“庇荫”制（品级较高的官僚可以保荐一名或若干名子女做低品级的官员）和由吏员出职为流官的渠道进入仕途的人始终占据很大的比例，但以科举进身几乎变成挤入高级文官圈的惟一体面的途径。唐朝人就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张玄素在隋朝由令史入品流，入唐后位至三品。唐太宗当着诸朝臣的面问他“历官所由”，玄素窘迫不堪，从殿阁中出来时，差不多抬不起腿来，“精爽顿尽，色类死灰”。科举取士的人数虽然十分有限，但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读书做官”的道路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奋身场屋，一旦及第，“指日金马玉堂”，变作成千上万贫穷士人终生的幻想。利用科举制度来编织数以万计的中下层平民人生理想的政权，同时也就为自己编织出统治天下的合法性。

但是元朝前期却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忽必烈朝曾几次讨论恢复科举的问题，甚至连“程式”都拟定过，但最终仍搁置了。元廷长期停科，原因当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元朝的文武高级官僚大多出于宿卫近侍，这些人都是“世勋子孙”，构成与蒙古皇室俱荣俱损的半世袭官僚集团。中下级，尤其是下级官员不得不较多地利用汉人和南人，但选拔的标准是“趣办金谷”、“勾稽朱墨”，也就是收刮钱财、填报簿书和舞弄刑名的能力。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认为利源一启即“不可复塞也”；又反对兴利，提倡救弊，认为兴一利则必生十弊，会因此造成救不胜救的局面。朝中儒生的这些主张完全不能适应成立伊始的元政府急于扩大财源、充实国用的需要，自然受到忽必烈的冷淡，被他斥为“不识事机”。所以，至元中叶后，“凡言科举者，闻者莫不笑其迂阔，以为不急之务”。这是科举制不得恢复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取代以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由吏入仕制度的扩大化，反过来成为推行科举制的阻碍。

中国古代本来就有儒道和吏道之分。儒道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大计，吏道指具体处理行政、司法、理财等方面事务的技巧和才能。东汉前后儒道和吏道合流，但读经书出身的人做起官来不见得就有实际办事能力，所以不得不依靠被他们所役使的吏属、椽史来处理具体事务。吏的势力在金统治下的北方迅速抬头，其势在元初有增无减。元代人说。当时到郡县做官的，“往往是带毡帽、穿羊毛织衣的蒙古人，才放下弓箭、跨下战马，就叫他们作守作令。但他们对法律规定的宽严、民间情况的曲折隐秘，做不到广泛了解、详细考究，于是只好把过去曾做过胥吏的人叫来，命令他们写成文书呈上，又详细地加以指点解释”。元人还说，“治理一县的长官有二三四员，竟有一概不识字的情况。一县之政，要想不出于胥吏之手也就难了”。结果地方的行政公事，往往被吏擅断。在官员缺任时。由吏补官就成为再自然不过的补缺办法。元代中下级官员主要靠由吏出职者担任的情况，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既满足了元政府对中、下级官员精于“钱谷、转输、期会、工作、计最、刑赏”等具体行政技巧的要求，同时也以越来越大的惰性力量阻遏了可能危及其利益的科举制的推行。

南宋灭亡后，反思亡国之痛的知识分子曾经把“科举程文”看做误国误民的一个大害，说“士风颓弊于科举之业”。但是，当缺乏正统的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取代儒生，大批涌入中下层官僚机构时，情况就变得更糟糕了。用当时人的话，他们以刻薄文法、精深簿书相尚，捱蹭岁月，一旦做官，“如猛虎之脱槛、饥鹰之掣”。国家即使有善政良法，付诸实行，也“往往误于胥吏。将以除弊，反足厉民”。这种选拔官员的制度，破坏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

因此仁宗决意抑吏用儒。皇庆二年（1313），元廷颁行开科举诏，决定于次年在各地举行地方级科举考试（乡试），再次年举行全国性的会试和殿试。举行分试的地方共有17处，取录“乡贡进士”凡300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名。会试从中取100名，其中四等人各25名。殿试不再黜落，只是重新厘定名次。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为标准，它与宋金科举注重词章注疏之学的传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程朱理学正是由这个蒙古人做皇帝的王朝倡率，变成中国专制社会中的正统哲学。

古代风景画鉴赏皇庆二年的科举诏，在南北士人阶层中引起极大的刺激和震动。北方从金亡以后，科废已近百年；南方因宋亡停科也已有三四十年了。读书做官的路走不通，士人有的去行医、卖卜、看风水，有的去做生意赚钱，有的进衙门去做刀笔吏求升迁，也有的“独自呆坐在蓬蒿园子、土围墙的屋子里，愦然而已”。很多人靠做学官养家糊口。方回住在杭州，常有四方之士出远门做官，请他写文章赠别。问他们去做什么官，则不是教谕、山长，就是学录、学正或教授。读书人想从学官晋升，获得真正做父母官的机会是很不容易的。辗转岁月，能做到州学中教授的，大概10人中不到三四个，这时差不多要致仕（即退休）了。能做到路学教授的人，不过百分之七八。能做到县主簿这种小官的，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当时做学官的人都有“皓首不调”之叹，他们写诗道：“热选尽教众人取，冷官要耐五更寒。”

正因为这样，科举诏颁，士人一时间都欣喜不已。“废简回春冷灰外，寒窗读赋万山中”；“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有些地方本已科废学散，如今“一朝科复梦惊回，却恨穿杨无妙手”。怅然之余，他们便急忙“摇官船去买官书”，甚至一些年逾古稀的南宋遗老也怦然心动。被誉为“老子复出”的赵仪可这时已75岁，还要应考，“然终不自得”。陈大有是宋咸淳乙丑（1265）进士，行省请他做乡试阅卷官，他执意不就；参加考试不中，当时已经74岁。

延祐二年（1315）的首次京师会试和殿试，就是在这种热烈气氛中开场的。深得仁宗知遇的李孟受命知贡举，他兴奋地赋诗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生平。”张养浩也以礼部侍郎预知贡举。有人主张严格取舍，他说：“科场废罢已历百年。一旦使考生由失望而生怨懑，一定不能广收士人之心，恐怕会妨碍今后收罗人才。”在他的坚持下，元廷对被淘汰的考生也授予官秩。发榜后，新进士呈递名刺（即名片）求见。张养浩不见，书《免谢帖》于方寸纸曰：“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养浩复。”张家门人即以此纸传谕诸生，一时传为佳话。

延祐占首科取士56人，其中蒙古、色目人16人。终元之世，共举行科举16次，累计取士共1200余人。

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被有些历史学家看做是元王朝继忽必烈时期之后的“第二期儒治”，但它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在武宗朝初任宣徽使（时归太后掌管）时就与答己太后关系密切。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但是他竟偷偷“离职赴阙”，回到答己身边，被发现；仍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仅这一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即达千余人，其中很多是过去因犯罪被罢废的人。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去衡量，相差实在太大。于是朝内朝外自然形成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

仁宗对母后答己的肆行威福，心中显然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其中就有制约太后内降旨除授身边亲信的意思。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到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重新任命他为中书平章政事。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出，李孟即行乞退。延祜元年末他虽然仍拜授中书平章，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自此即以“衰病”不复任事。仁宗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希望用他来牵制铁木迭儿。中书省内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反映出帝后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太后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其实除了他个性上的原因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仁宗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他几经犹豫，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本应当立为皇储的武宗长子和世被封为周王，次年三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川之云南就藩。和世到皇宫辞行，若不是有人力谏，连饯行的酒饭也差点吃不到。他行至陕西，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失败后狼狈改道西奔，到阿勒泰山外去投靠察合台后王。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为皇太子，并于次年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把仁宗胁迫和世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说这是铁木迭儿为“固位取宠”，与答己“定谋禁中”的结果。仁宗改储无疑取得了母后的支持，但他不可能不为此付出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西等地实施的“经理法”也因激起民变而中止。这一挫折更促使仁宗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与后党妥协。

延祜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是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土地，纠正有地者逃避赋役、无地者产去税存的情况。从延祐元年冬起，元廷遣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但由于地方吏治腐败，经理官吏奉行过当，针对百姓“自实土田”的检阅与查验活动，到处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房、“夷墓扬骨”以虚增征税亩积，结果在延祜经理最惨烈的江西宁都逼出蔡五九的反元起事。尽管朝廷镇压了起事，但由于怨情沸腾，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赋税三年；后来又下诏罢征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的印象里，变成仁宗在位时期一项重大的劣政。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影响，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风动天下”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便悄然消退。他的个性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契丹人回会某次奉召入对，进殿时看见仁宗近臣匆匆退出。他徐缓入殿，只见仁宗神情非常不高兴。这时左右没有他人在场。回会行礼后退立一旁。仁宗不作声，用手势命回会把殿门打开，很久，又用手势命他关上。又过了很久，仁宗命令他取某物敬奉御前。然后回会退出，左右侍臣方重新入殿。第二天，仁宗对他的一个亲信说：“我昨日端坐沉思时，神情显得很忧虑，左右侍臣看见后都吓得溜走了。但回会神色不变。那些溜走的人都是自觉问心有愧。回会自信没有什么亏心事，我也相信这一点。”仁宗对左右的猜忌也许没有什么道理，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白。

正是这种心态促使改革在仁宗在位后期明显陷于退坡。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柘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封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同月，御史台四十余人联名参劾铁木迭儿受赂六万贯、占夺晋王田产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把太师印击碎在地。铁木迭儿躲进太后近侍的家里。仁宗无可奈何，以罢其相职了事。对诸王的滥封滥赏亦复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26颗。为统一国家政制法程而早在延祐三年已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没有颁行，也反映出仁宗后期中央政府的疲软和涣散。

这时他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于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就已为硕德八刺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又连续将原来属于他自己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以及新组编的右卫率府划隶于硕德八剌。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在此前后，他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我听说前代都有太上皇的称号。现在皇太子已经成年了，可以居大位。我想做太上皇，与你们一起游览西山，以终天年，不是也很好吗?”

延祜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于36岁上。硕德八剌在祖母扶持下继承皇位，后来被称为英宗。他不幸成为元代历史上第一个权臣弑宫的牺牲者。南坡之变元英宗自出生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家教育，与他之前的历代元帝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但他父亲的苦心安排，又使他成为元朝惟一的一个没有直接经历过任何风波曲折就临朝执政的皇帝。面对祖母答己太后，他实在是太稚嫩了。仁宗一死，答己梅花图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逐个加以迫害。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3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相互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重孝在身，“日瘤（音绰，吸或喝的意思）一粥”时，铁木迭儿已摇身一变，成了当朝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懿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被调入中书。仁宗朝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推行汉法的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前已遭到清洗。幸免于难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逼慑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加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范围，派人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大为不快，回答说：“现在难道是委任官员的时机吗?而且这些人都是先帝旧臣，怎么能轻易惊动他们。且等我即位后，与宗亲、元老商议，才可以贤者任之，邪者黜之。”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在大都即位。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上，帝后之间长期争执不下。太皇太后早有“我不该养这个小儿”的悔言出口。英宗即位两个月，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人以谋废立被人告发。英宗不待问出口供，急忙下令把他们诛杀了事。大概他估计到这件事会与太皇太后有牵连，所以立即杀人灭口，防止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为了绝太皇太后废君另立之心，英宗不惜骨肉相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兀都不花。

尽管有后党的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他下诏，由吏入官者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毁上都回回寺，改建帝师寺；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增加国家岁入，政府决定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不过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继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后半个多月，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之命。这些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已经实施，后来就不必再下诏罢章庆等司。第二次诏令是否生效仍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章庆司、群牧监和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可见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得不到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这一时期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

从至治二年（1332）起，英宗一方的势力似乎稍见上升。大概这时候太皇太后病势已经不轻，所以铁木迭儿和他的死党、中书左丞张思明都采取守势，“称疾”家居不出。三月，诏建木华黎祠于东平。英宗的亲信、左丞相拜住（木华黎后人）奉旨前去立碑。铁木迭儿听说拜住出行，以为可以到中书省莅政了。他想入朝请命，但刚走到内门，就遇到英宗派来赐酒的使者，对他说：“你已年老，应当自爱。等新年时入朝不晚。”那就是表示除了元旦朝会一类礼仪性场合外，皇帝不愿再见到他。铁木迭儿“怏快而还”。不久，他一定也真的生起病来。秋七月，英宗召张思明到上都，“数其罪，杖而逐之”，并籍其家。八九两月，铁木迭儿和答己先后死去，英宗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因而大为加强。“二期儒治”由此进入最后的高潮。

至治二年十月，英宗擢升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表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拜住已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铁失则兼领左、右阿速及中翊卫事。这两个人，前者是与英宗同样仰慕儒学、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又同样迂阔不谙世故的年轻的蒙古贵族，后一个早在宣徽院共事期间就与铁木迭儿互相勾结，做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大概是在太后集团的有意安排下，铁失的妹妹嫁给英宗为妃。英宗被这一层“情过骨肉”的关系所迷惑，以致最后成为其妻舅的刀下鬼。把朝廷的中枢行政、监察和皇家近卫军的大权如此集中地托付在这两个人手里，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并不很多。

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一、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痨、王结、王约、吴俭等人都被诏令超擢。对过去遭到屏弃的士大夫，都根据他们的特长加以收用；对从前没有做过官的文人名士，都给予特别的提拔任用。为了召虞集入朝，先派使臣到他的本贯四川，没有找到；又到他曾寄居的江西，还是碰不到；其实这时虞集正在江南探视祖墓。使者追踪而至，终于把他召往京师。一个南方文人这样地受到朝廷重视，对当时士人是莫大的振奋。二、推行“津助赋役法”，就是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由承担差役的人户经营，用出于这部分土地的收入补贴应役带来的经济负担和经济损失。在江南，“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里所谓“入官”，是指名义上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自种或招租，以收入作为应役补贴。三、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诏令及其他官方文书，并把延韦占二年以来新颁格例分类增补进去。二月，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收断例（司法判例）、条格（政府各部门颁发的各种行政、监察等方面的法规）、诏敕、制令（以皇帝名义颁布的公文）共2539条。这部具有法典性质的官颁政书对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出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四、清算太后集团的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才两个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专门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一下子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难免使这一本来正常的行政决定带上雷厉风行、捣其巢穴的色彩。与此同时，拜住又把原先被铁木迭儿压制而无法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因此处死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他的另一个儿子琐南也被黜职。追查涉案人的行动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所谓诳取官币案，是指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赂结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沫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12，5万锭偿其值，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员驰驿至浙西，去核收这片田产，却古代文人发现它们全都是当地百姓的私产。事情涉连几十万户，他们所有的地产都被追夺入官，造成浙西社会的普遍骚乱。这件事经过所属监察机构上报到御史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人从中阻挠，没有让英宗知道。事隔一两年之后，拜住再次提出这个案子，御史台重新审理后，把夺归官有的田产发还原主，刘夔、八里吉思坐罪处死，其他人也按情节轻重受到刑罚。只有铁失，因为亲联天家而获得特赦，但他从此疑惧之心日益加重，终于在将近半年以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第九章

元英宗对铁失的信用之专，似乎并没有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生在此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又突然发生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地加深到无法自抑的程度。就在这个月，英宗毁铁木迭儿父祖碑；七月，又抄了他的家，家产全数没收。英宗的怒火并开始发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身上。是啊，铁木迭儿的党徒布列朝中，甚至在他生前“称疾”不出时，这些人不是仍然“事必禀于其家”，接受他的指使行事吗?而今元凶已死，他要将这郁积有年的怨气一吐为快了。

这时候，英宗正在上都避夏。大概因为心事重重，他“夜寐不宁”，想作佛事消灾，被拜住劝阻。拜住这时好像已经深刻感觉到剑拔弩张的“新政”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君臣之间有一番推诚置腹的对话。拜住说：“我年轻无能，承蒙陛下提拔，力不从心地在丞相位置上做事。现在正想除恶进善。求得大治，促进太平，可是大家一齐来加以反对阻挠。我估计是不能有所作为了!”英宗回答：“你有话尽管说；别人的话，我不听就是了。”刚愎自用的英宗以为，只要他的态度不改变，那么“致治隆平”就指日而可待。死到临头，他竟对自己的危险处境还没有一点意识。

但是漏网的铁失却日益感受大难来临的恐惧。作为铁木迭儿集团中幸免于难的要犯，他有多大把握能侥幸逃过这场报复性的清洗?他曾怂恿藏传佛教的僧侣建议英宗以作佛事、行大赦来消除他的失眠症。拜住在一旁厉声斥问：“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拜住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这句话对心怀鬼胎的铁失究竟意味着什么。研究南坡之变的一位学者用十分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铁失对这番话的反应：

“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当然立即会传到铁失及其亲信耳里。他们大惊失色了。拜住这时已对英宗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又欲庇有罪耶’，只能被铁失认为是进一步论罪的明确信号。

“铁失无路可走了。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七月下旬铁失好几个不眠之夜中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当时，元英宗和拜住即将从上都返回大都。在铁失看来，宣布他的诛刑是指日可待了。大驾南返途中，又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除了纠集一伙亲信党徒和朝中仇恨英宗的人采取果断的刺杀外，在他看来似乎已无其他选择了。谋刺，也许能在绝望中带来一线希望。”

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返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

在汉族文人的心目里，元英宗的形象完全被按照儒家观念理想化了。他们怀念这个皇帝。在仁、英两朝做大官的张养浩，南坡事变多年后碰到在至治年间曾为英宗画过“御容”的画师，仍满怀深情地吟道：“封章曾拜殿堂间，凛凛丰仪肃九川。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拜住丞相也赢得汉人朝臣衷心的赞赏。同一个张养浩，在拜住的画像前题诗曰：“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视群奸不足倾。壮志未酬还中彼，披图老泪雨如倾。”

南坡之变的发生，与英宗个人的性格其实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张养浩的诗，说英宗“凛凛丰仪肃九川”，其实也是在描写他的“威严”。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心理上的受挫感，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所以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对黄金家族成员的处罚在英宗朝也显得较多而较严厉。元廷每年要向诸王颁赏“岁赐”。历朝皇帝中加倍赐赍者不乏其人，而《元史·英宗纪》却有两年没有提到朝廷对诸王宗亲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书于史，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这种做法，与仁宗之前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他的另一种发泄方法是酗酒，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当时有一个宫廷演员叫史骡儿，很得英宗宠幸。英宗经常“酒纵威福，无敢谏者”。有一天他在紫檀殿饮酒，命史骡儿唱歌助兴。史骡儿就以“殿前欢”的曲子应制，歌词中有“酒神仙”之句。英宗听到这里大怒，命左右杀之。酒醒以后，又找史骡儿。近侍告诉他已奉命处决，英宗颇有后悔之意，说：“史骡儿是拿‘酒神仙’来劝谕我啊。”他还因御史台官员劝谏他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痨、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

英宗这种个性，不但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反而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政敌的一边。答己、铁木迭儿相继病死，本来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对答己党羽先稍示宽恕，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等待他们互相间渐生离心，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那么他也可能安然度过危机的余波。可惜他自以为对立面已经完全瓦解，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终于逼迫铁失下决心孤注一掷，以死求生。

铁失究竟是否真在英宗准备处罚的人员当中，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了。但是英宗反复无常、“果于刑戮”的性格，使铁失即便有一个“贵为君配”的妹妹，仍然不敢有片刻安心。他决定铤而走险，也正因为他知道，在蒙古人中间，这个“孑然宫中”的皇帝除了他的“孤忠”丞相，已经没有什么同盟者了。史称南坡之变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样看来，即使没有南坡弑宫这样的突发事件，英宗的新政，到底能取得多大成果。也是十分令人怀疑的。统治圈外的元人“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

——关汉卿：《窦娥冤》

驿卒佟锁住、贯云石海牙传延祐四年（1317），张养浩为元政府收购粮食，两次在兴和（今河北张北）驿站中逗留，认识了一个在驿站中供役的人，叫佟锁住。以下就是张养浩讲述的关于佟锁住的故事：

近几年来，京师居民中的未成年男女，离开家门外出时往往被奸民拐胁、隐藏起来。女的强迫她们作婢女，男的则被强制作奴仆。不肯服从的，就把他们运送到边远地区，如辽东、漠北等地，用他们换取羊、马、牛、驼，获取赢利。幸而因事情败露获救的人，为数是很少的；不幸而被互相转卖，使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死生不能相闻者，则到处都有。呜呼!处在皇帝眼皮底下，习俗尚且如此，难道不是大怪事吗?

丁巳年（1317）春天，在兴和驿站，驿卒佟锁住把他的亲身经历向我述说。他原来是江西泰和县人。七岁时与一群儿童在街巷中游戏，被经过附近的一个骑者劫持而去。向北一直渡过了三条大河，翻越了不知道多少山岭，才到得兴和。骑者到一家酒店饮酒，就叫佟锁住在那里打杂。酒店老板一目失明。这时佟锁住才知道骑者已把他卖给酒店老板了。因为总算可以留在这里，不必继续北行，所以佟锁住没有抗辩。

古人出行图住了几个月后，店老板又叫他跟随几个骑马的人北行，说是跟他们去取还一笔债务。走了两天还一无所得，只是说住的地方还很远，等到了，就让他拿了钱回去。佟锁住已猜到他又被偷偷转卖掉了。但他听说当地的习俗，奴婢如果逃亡，被抓获后就要用烙铁烫印，所以只好假装很愿意离开旧主人去服侍新主人。所经之处，都是秃山，没有城镇住家。天气稍阴就刮大风雪，使人难于前行。这里的人们都以所养头畜的多少来区别贫富，身上穿的都是皮衣毛衣，食物只有马奶和大块煮肉，没有菽、粟之类粮食作物。家家户户都住在用毛毡做的庐帐里。

新主人把佟锁住叫做“察罕”（蒙语，译言白，经常被用作人名），又给他一领羊皮衣，2000多只羊，令他放牧。主人警告他说：“如果羊瘦了、伤了、逃失了或者无缘无故死了，我就要打你。”住的地方离牧地有20里，每次出去要携带路上吃的东西，与其他牧者相约共行，不然就会迷路，回不了家。同行的羊合在一起有一万多只，其他的牧畜也差不多一样多。从坡高处望去，满山遍野，就像云霞铺散在地上。各人的羊群都互相混淆，认不出来，佟锁住又担心又害怕。其他放牧的人告诉他：“不要紧张。到回去的时候。它们就各归自己的群落了。”等到傍晚，果然如此，他才放下心来。与一起牧羊的十几个人交谈，都是中原的良家子弟。被奸民辗转贩卖到那里去的。于是佟锁住想，原来背井离乡、与父母亲戚不通音讯、流落到异域之地、变作他人奴婢的，还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心中也就稍获安慰。

有一天，他的羊群正在山坡的坡脚流连，突然有百余头牛从山顶冲下来饮水于溪流，羊群来不及躲避，被踩死十几只。想想难逃一顿毒打，佟锁住遂脱下皮衣丢在山上，以迷惑追寻的人，下决心逃离那个地方。当时他十六七岁，所以很能行走。一开始每天走100里，几日后，可以走200里，甚至300里。只是一路朝南。饿了就抓一把野葱和溪水咽下去。到夜里则找一家有灯火的庐帐借宿。有人问话，就用蒙古语回答，所以倒也没有人怀疑他。后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个朝廷使臣，于是佟锁住跪在他面前诉说自己的经历。使臣有点同情他，就给他一匹备用的马骑，让他骑乘。佟锁住这才重新回到兴和。

这时候他到官府去告那个酒店老板。老板以贩卖人口被治罪，佟锁住则被安置在当地驿站中当役。我在那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兴和作驿卒已经有一年多了。

听了佟锁住的身世，我十分同情他。于是就问他：“我要让你回到家乡去，与你的父母、兄弟相见，怎么样?”佟锁住叩头流泪说：“当然是我极愿意的。”我就命令有关部门下一道公文给沿途，供给佟锁住衣粮，护送他回到乡里。于戏!天下像佟锁住这样的人何其多呵!怎么能都像他那样碰到我，所以能够回到家乡呢?

贯云石海牙（1286~1324），畏吾儿人，元初著名的将领阿里海牙之孙，父亲为阿里海牙次子，名贯只哥，故以贯为姓氏。传说他的母亲尝夜梦神人摘天星为明珠以授，被她吞下肚里，因怀贯云石。

少年时代的贯云石俨然是一个“善骑射、工马槊（即长矛）”的将门之子。他在十三四岁时，曾经命壮士驱恶马疾驰。贯云石持长矛迎着奔马凝立。待马驰至面前，他翻身腾越马上，舞动长矛，四周生风。初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驻永城（在今河南）。他开始对汉文化发生强烈兴趣，大概就在部令行伍的这几年当中。有一天，忽然对弟弟忽都海涯说：“我生来做官的志趣淡薄。祖父的爵位，当时不敢不承袭。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应该让你来做了。”他当天就写信把决定告诉父亲，并正式向政府呈交公文说明情况，解下虎符交给弟弟收掌。此后，贯云石整天和相与结交的文人游山玩水，互相唱和。

或许是在姚燧作江东廉访使、养病太平（今安徽当涂）的期间（1301-1304），贯云石去向这位名声很大的文人问学。他的文章、词曲都给姚燧留下很深的印象。姚燧被召到仁宗潜邸做侍臣后，再三向仁宗推荐贯云石。仁宗早已听说过贯云石把三品的大官让给弟弟的事，于是把他召去做自己儿子硕德八刺（即后来的英宗）的“说书秀才”。仁宗即位后，贯云石在翰林院做学士，参加了科举考试条规的制定。这时他颇有一点恃才用世的雄心，曾向仁宗上书条陈“六事”，建议朝廷释边戍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国本，立谏官以辅圣德，表姓氏以旌勋胄，定服色以变风俗，举贤才以恢至道。这六条建议表明，贯云石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以传统儒学作为资源而形成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1310年代的后半叶，贯云石突然放弃了他的政治抱负。据说他向人宣布：“过去我辞去高官显爵而甘居卑位，现在接受翰林侍从的职务，它的名位比我辞让的军职还要高。人们会批评我沽钓美誉，贪恋高官。现在应该离去了!”于是他立即辞去官职，回到江南。

壮年南下的贯云石海牙，很快变成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他遍历名胜古迹。所至之处，高人韵士、年轻学子、方外奇人，都愿意与他相交接，“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璧”。贯云石有点倦于应酬了。于是变姓易名，躲到杭州隐居晦迹。过去游历梁山泺（在今山东梁山）时，他见到渔夫织芦花絮为被，心里很喜欢，要用自己的绸被子来交换。渔夫看见他以贵易贱，知道他不是平常人，对他说：“你要想得到这条被子，你就要写一首诗留给我。”贯云石“援笔立就”，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芦花被》：“探得芦花不痫尘，翠蓑聊复藉为菌。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无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瘢乃声中别有春。”隐居杭州之后，他就自号“芦花道人”。他曾经入天目山，去见当时闻名的禅师中峰明本，自是每夏坐禅杭州郊区的包山，暑退方始入城。

学禅以后，他写的文章境界渐入深邃，诗歌也比从前更加冲淡简远，草书、隶书等变化古人，自成一家。晚年的贯云石，诗、曲、书、文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当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还数元曲（又称乐府）。所制小令、套曲，清新流畅，“俊逸为当行之冠”。他旧以“酸斋”为号。同时另有徐某号“甜斋”，也擅长写曲，故时称“酸甜乐府”。他有一首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只用二十余字，活生生地描绘出与情人初别之夜的缠绵感情。又有《［双调］清江引》：“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号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随着他的性情越来越淡泊高洁，贯云石的行踪也“与世接渐疏”。白日正午已过，他还“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僮仆受他的影响，也以昼为夜。他就这样于“道味日浓”之间，死于钱塘寓舍，年39岁。贯云石视死生如昼尽夜来，没有什么虑惧。临终前不久，他写过一首诗云：“洞花幽草（大概是他两个小妾的名号）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

在寄迹杭州的最后十几年间，贯云石留下了不少戏谑人生的轶事。据说他曾在杭州“卖药市肆”，但是又有一则轶闻说，他在那里立碑兜售的，乃是“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当真有人来购买这种“快活丸”时，贯云石对买者伸展两手，大笑一声。领会了他的意思的人，于是也大笑而去。某日，杭州有一群衣冠士人到虎跑泉燕饮游观。席间赋诗，以“泉”字为韵。当轮到其中一人时，他只会哦哦呻吟“泉”、“泉”、“泉”，却作不出诗来。这时有一老叟拖着拐杖走过来，随口接应道：“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这群人大吃一惊，问道：“你就是酸斋贯吗?”答曰：“然，然，然。”众人于是邀请他同饮，尽醉乃去。汪元量、金姬传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先生，钱塘人。南宋度宗时，以善鼓琴供奉内廷。宋元鼎革之际，当朝中重臣纷纷不辞而别的时候，他却以区区供奉琴师，虽不与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始终与赵氏的孤儿寡母共患难。他不仅相伴他们直到杭州城归元，而且追随三宫北上，长期羁留大都，直到宋皇室的遗孀们先后去世。

作为一个在深宫之中目睹南宋亡国全过程的见证人，汪元量用他行吟诗人快逸奔放的才气，留下了大量的记事诗。著名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1276）正月十日三”开篇，一直写到“三殿”在大都的凄窘岁月。所以有人说，“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指杜甫），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他描写杭州城破之日的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銮。童儿癉遗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说和亲能活国，婵娟应是嫁呼韩。”

宋宗室北上以后，虽然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摆阔，但生活富足似乎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悲哀，主要是来自亡国之痛的刺激。一些男女宫人在这时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意志。陈氏和朱氏两个宫娥，与两名婢姬在一起自缢身亡，在朱氏衣袖里留下的绝命诗写道：“既已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愿以自新。”被留用于元内廷的一些宋内官中，有一个人叫罗太元，后来因病遣出。他的侄子与当日达官贵人多相交接，后来成为泰定帝时很得宠的宦官，罗太元在当时却不肯见他。有一次侄子又来求见，罗太元闭门不纳，从屋里对他说：“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罗太元是杭州人），便是救我!”离开大都之日，罗太元对着所自出的齐化门说：“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大笑离去。

汪元量采取的态度，与上述诸人有些不一样。据说他曾奉命为忽必烈奏琴，于是得赐为“黄冠师”，从此“羽扇纶巾”。但他不得已与元室相周旋，好像是为了更方便用琴声去慰藉在大都的亡国君臣们。他演奏的时候、往往使听众宛若“出于人间，落乎天上”。时人说，汪氏之琴，像是天意为了让北渡的亡国君臣稍得“娱清夜、释羁旅”而有心安排的。“琴本出于怨，而怨者听之亦乐，谓其能雪其心之所谓也”，他时常与度宗的昭仪王清惠（这时已奉诏命出家为尼）消遣。所作《秋日酬王昭仪》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隗少知己，碧玉调湘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人短襟。”

这时文天祥被软禁在大都。他曾去拜会文天祥，以“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相敦促，就是要他赶快去死。他为文天祥弹琴，演奏了‘拘幽’以下十操”。汪元量留下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记述他与文天祥的会面。这首诗的题目是《文山丞相丙子自京口脱去，变姓名作清江刘洙。今日相对，得非梦耶?》。诗云：“昔年变姓走淮滨，虎豹纵横独怆神。青海茫茫建故国，黄尘黯黯泣孤臣。魏睢张禄梦中梦，越蠡陶朱身后身。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元是姓文人。”粤人谢翱将归死江南。临行之时，旧宫人会者十八人，在城边宴饮告别。汪元量也抚琴相送，“行泪雨下，悲不自胜”。

他是宋朝宫室中好几个人的送终者。“女道士王昭仪”、“太皇谢太后”都先他死去。汪元量为谢太后的挽章写道：“大漠阴风起，羁旅孤血泪。忽闻天下母，已赴月中仙。哀乐浮云外，荣枯逝水前。遗书乞骸骨，归葬越山边。”少帝赵显比汪元量活得长，他被忽必烈遣往藏地学佛。汪元量为他送行的诗曰：“木老（赵显受封为“木波讲师”，故云）西天去，袈裟说梵文。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文天祥被处决后，汪元量也写诗咏之：“压山擒得到燕山，此老从容就义难。生愧夷齐尚周粟，死同巡远只唐官。雪中绝寒魂何在，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

古代风景画鉴赏赵显被遣往藏地萨斯迦寺，事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汪元量在大都已没有什么人需要陪伴。他回到江南，当即在此不久后。在江南，他著黄冠、据枯杖，出入于名山大湖之间，若飘风行云，世人无法知道他的去留之迹。江西人把他当成神仙，甚至图画他的形象来供奉。

汪元量以他的“南吟北啸”来记录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时人说，读汪公之诗而不坠泪者，差不多不能再叫他人了。还有人说，他的歌诗，就像“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此指坟墓），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因为他的诗哀而不怨，只是“欷歔而悲”而已，所以在元代就流传于世，而没有被禁止。

自然也总会有人对他持批评的态度。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末年，元兵压境。两宫居然仍以琴酒自娱。据说度宗在宫中就随时拿着酒壶，尽日不醉。这种情况表明，一定有人在用声色之乐蛊惑皇帝。说者婉转地指斥汪元量以琴惑君，接着说：“及大事已去，独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嘻亦晚矣!”中国传统文人总是把亡国的责任推在女人身上、皇帝的某个“左右”身上。现在我们又看到，还有人要把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一个琴师去负担。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宋三宫蒙尘时，像汪元量这样“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清代的四库馆臣要说，宋季公卿若面对汪元量，“实视之有愧”。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金姬名金儿，济南章邱（在今山东章邱北）人李素的女儿。

金姬的外曾祖李某也是章邱人，至元年间被元政府派役，运送粮钱到大都。在大都，李某遇到宋旧宫人金德淑，被她的姿色所迷，乃留都不归。生了一个儿子，因名都生。李某死后，都生从母姓金。与章邱李某的旧族不通音讯。都生成家后生了一个女儿，也长得很漂亮。这时大都城里有一个章邱籍人，叫李素，想要娶一个美人为妻。都生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她就是金儿的母亲。

金儿从小聪慧明敏，资质妙丽。识字以后，日诵古今经史和佛、道百家之书。李素得名医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之道，把他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金儿。金儿对卜筮之术特别有兴趣，很快便“自极玄妙，言人祸福皆响应”，连李素也自觉及不上她。

这时已经是在元末，政局动荡。李素决定携家投奔章邱族人。他们很可能坐船从大运河南归。由于山东兵乱道阻，李素一家只好沿河继续南行，辗转曲折，来到盱眙（在今江苏）县城。相传金儿在初渡淮水到达盱眙后，曾在客舍题诗，曰：“马足燕山雪，船头泗水云。客身和雁影，飘泊过孤村。”但她的闲情逸致很快被突兀其来的一场家庭风波搅得粉碎。

他们客居盱眙时正值酷暑。李素的妻子金氏身着短袄。李素偶尔发现金氏肘下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黑痣，与自己身上所长的完全一样。于是互相细问家世。这才发现，李素原来是至元年间那个留都不归的李某在章邱老家的亲孙子。这就是说，李素的岳父都生实际上是与李素生父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李素之妻金氏竟是他自己的从妹辈。这对夫妻“相顾惭恨，不能自存”。遂决定改为兄妹相称，别居于二室。他们的女儿金儿听说这件事，剪去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以赎骨肉之耻”。这时正是至正十四年（1354）。苏北私盐走私贩张士诚举兵反元，为躲避元廷遣往征进的苗兵军锋，从扬州移至高邮，并抄掠邻郡。李素一家在盱眙为张士诚军俘掠。不久，金儿被分配到张士诚母亲“太妃”曹氏的帐中做婢女。

这年九月，元廷发师号称百万。由丞相脱脱亲自统率，将张士诚团团围困在高邮城里。曹氏命金儿卜凶吉。金儿卜之，得“无亡之小过”，于是对曹氏宣称，“取威定霸，决于此矣”。到了十一月，城中人心危畏，张士诚想投降，又怕元廷不肯赦免他，犹移再三。曹氏召金儿再卜。时值二更，忽然听到冬雷响空。金儿拜贺说：“明天可以出城应战了!”中夜，她登城楼仰视天象良久。天将曙，入告曹氏说：“龙文虎气，都显现在我方营上。时不可失，请赶快出兵击敌。”

据说正是同一夜，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的消息传到元军兵营。临阵易帅，兵心激变，元军在一夜之间气丧魄散，围城阵线顷时瓦解。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金儿由是名声大振，大家都叫她“金姑姑”。虽然她从此不再剪发、穿道服，但仍修炼如故。

张士诚本来没有什么大志，满足于在苏北做自王一方的土皇帝，听说江南“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贪心渐起。但又不敢贸然深入江南，态度十分犹豫。曹氏命金儿再卜。金儿称得吉卦，并且套用当时已经流传的《扶箕诗》写成一绝云：“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人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张士诚这才决定派兄弟张士德先行领兵渡江，攻取江南。当时“吴会（指苏州）未下，雌雄未决，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测之险”。张士诚此举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金儿的卜算，大概真的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张士德攻占苏州。三月，张士诚奉母亲曹氏至通州（今江苏南通），预备过江。母子登狼山（在今南通市郊）观长江之险。这时候张士诚第一次见到“金姑姑”。金儿奉命出见时，“青衣跣足，垂涕而出。”曹氏连忙叫她回去改装。金儿换装后再与张士诚见面，张士诚“凝志忘言，注目谛视，唯唯再三”。下狼山的时候，他对金儿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堂则在算卦人之中。诚如太夫人所说，你是真天人。怎么能让你埋没在婢女侍儿之中!”

长江水深浪阔，张士诚又命金儿卜渡江吉日，金儿口占十六字曰：“羊肠九索，相推稍前。止须王孙，乃得上天。”这时正好有福山富户曹氏发江船百艘、杀牛担酒来为张士诚“犒师”，于是张士诚大举渡江。乃至福山，仍纵将士肆行掳掠。曹氏虽迎降在先，不过免遭屠戮而已。

在此前后，金儿似乎已看透张士诚不足以成大事，她奉命为张士诚卜“国运短长”，以“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创业大数”为对。张士诚大喜。但她回去对父母却说，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张士诚的运命只有“天运一周”，即以十二辰为一纪；十二年之后难保“颠踬殒坠”。李素大惊说：“如今江南已下，鼎足势成，正好与他同享富贵，为什么出此不祥之言?”金儿作色答道：“千里马不能与跛驴套在一起拉车，凤凰不能与燕雀为群。贤明的人也不能与不肖者混迹在一起。我可不愿做他们那等人的臣下。”父亲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帮他占卦，动中事机?”金儿说：“君子虽然想高蹈远引，但还是愿意略显德泽于人，为群民除害，来显示天的好生恶杀之性。我这样做，只愿有功德于人间，不求个人的尊荣。父亲你是不能理解的。”李素大怒，骂道：“女人就以容貌颜色来服侍人。闺门以外的事情都不是她的本份。从来没有听说女人能以王霸杂术而闻名于世的。”父女争辩再三，才不欢而散。

但是张士诚却匪夷所思。他想试探金儿的心思，于是对她说：“我心中已默有所祷。你能卜得出是一件什么事吗?”卦成，金儿对曰：“不敢以告。”强之再三，她才说：“有二三条蛆，因为追逐飞蝇掉进大锅里，灌饱了锅里的沸水，沉淹殪气而死，与母亲永别。”张士诚不甘心，说：“听说用龟甲占卜才能知真凶吉，你用的是中间空枯的鸡骨头，怎么可以完全相信?”他把一枝桃花插在金儿头上，说：“就以它为聘金吧。”

金儿自知不能免，于是要求先回去稍作安排。她与父母家人见面后，向天列拜，长跪私祷，然后就闭目绝虑，奄然无语。父母大惊，冲过去把她抱起来，大声叫她。金儿已经气绝身亡。

据说，明军进入苏州，乱兵发金姬之墓，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蜕去”，棺椁中只有衣衾还在。

后来的人追述这段故事，说金儿“周旋戎幕，口不治腥膻之味（因为她修持吃斋），心不慕金玉之屋。……使强暴之主，朵颐（在这里指垂诞的意思）凝注而不敢肆为侵凌。譬之白璧夜投，贪夫自避”。金儿不满意元末社会的“不平”，却又找不到真正能解救天下的人，最后空有一副侠义心肠，只落得抱恨而死的可悲结局。丛脞众生杂传人们经常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戏剧大舞台。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大的缺点。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很有限的几个主角的故事。但在实际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是众灵杂癊的一份子，都有一样活生生的灵魂，有自己的幻想、自尊、追求、辛酸和快乐。可是，要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找到有关丛脞众生的详细故事，又真是太难了!关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米价——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日常基本生活——我们就没有任何资料。政府编制人口统计的数字，往往为了赋役的征收，所以这些数字是不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人口，也经常让历史学家猜测不已。以下讲述的，就是保留在片断资料中的元代商人、“烈女”、“节妇”、“孝友”和普通读书人的故事。

商人崔聚的故事。

崔氏本来是姜姓。姜太公之孙叔乙把封邑让给别人继承，自己跑到崔邑去居住，因以为氏。崔聚的上世是河北枣强人。北宋末遇水灾，六世祖徙家阳丘（在今山东），就在那里占籍。世代以商业致富，名著乡里。崔聚的曾祖和祖父之名已佚失，父名泉，有四子，崔聚为长子。他天质博厚，有才干，懂交际。小时候正好是金末丧乱之际，家中的财产损失殆尽。入元以后，崔聚已成人，于是以长子身份担当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他经营商业的原则，是以信用诚义为本，买卖交易灵活多变，坚持勤俭之道。不论寒暑昼夜，他都兢兢业业地盘算货物的进出有无，从来不懈怠。南宋灭亡后，崔聚更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湘湖之间，因此家赀钜万，在当地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

家业既已丰饶，崔聚做人更加小心谨慎，和气宽厚，以诚德责己。借贷钱银与人，如果是贤人韵士，常常不收利息；遇到贫穷还不起钱的，干脆把借据销毁，不再讨还。有断炊之家，连忙去给济，生怕帮助晚了。乡里的人户都知道他的德行。

崔聚有五个儿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把家产平分，每个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他在80岁上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商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写碑当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考察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风尚所崇。

商人的活动有时在诗歌中倒被描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元末明初人杨维桢有古诗《盐商行》：“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瘛之成霸道。如何后世严立法，祗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要用剪刀把江河剪短，好让在外行商的丈夫早日归来。商妇的离怨又是何等深刻啊!

“烈女”和“节妇”的故事。

胡烈妇，渤海刘平的妻子。至元七年（1270），刘平当戍枣阳（在今河南），用车子装载了家人、行装共行。夜晚宿于沙河（在今河北邢台南）旁。突然蹿出一只老虎，衔了刘平逃去。胡烈妇惊醒过来，连忙追上去，抓住老虎的一条腿不放，高声叫车中的儿子取刀杀虎。老虎死，她扶持刘平到附近城镇求医，因伤势太重，终于没有救活。胡烈妇受朝廷旌表。远近闻名。时人多以“胡烈妇杀虎”为题作图。又有人题诗于图上曰：“丈夫不作屠龙举，健妇能成刺虎威。试看五行参运化，二阴（当指胡烈妇及其小儿）何盛一阳微!”

古代风景画鉴赏霍家有两个媳妇，分别来自尹、杨两户，夫家是郑州人。至元间，尹氏的丈夫霍耀卿死了。婆婆要尹氏改嫁。尹氏说：“妇人的德行只有贞节。再嫁而失节，我不愿意这样做。”婆婆问她：“世上的妇人，丈夫死了都要改嫁。人们并不以为她们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只有你觉得可耻?”尹氏回答：“人的志向本不相同。我只知道要按我自己的志向去做而已。”婆婆也就不再强迫她。后来霍显卿又死了。杨氏担心婆婆会叫她改嫁，抢先对婆婆说：“我听说妯娌之间就像是兄弟，应当互相敬爱。现在您的大房媳妇守寡没有离开，我可以独自离家吗?我愿意与她一起共修妇道，终生侍奉婆婆。”婆婆说：“你如果真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这件事被上奏朝廷，受到政府的旌表。

只鲁花真，蒙古人。26岁时，她的丈夫忽都病死，发誓不再改嫁，奉养婆婆，超过25年。婆婆去世后，尘衣垢面，不事修饰，终身守在建于墓旁的陋屋里。至元间受到朝廷的表彰。

冯淑安，字静君，出身大名官宦之家，被山阴县（今浙江绍兴）的县尹李如忠娶为继室。李如忠的前妻是一个蒙古族女子，生一子名任，才去世不久。大德五年（1301），李如忠病重，对冯氏说：“我很快就不行了。你怎么办?”冯氏引刀断发，誓不改嫁。李如忠死后两个月，她生下丈夫的遗腹子，取名李伏。李如忠和他前妻的族人都在北方。听说李如忠死于任上，留下很多遗产，两家一起赶到山阴。冯氏正在大病，他们乘机把李如忠的赀财和蒙古族母亲生的李任带回北方去，撇下冯氏母子和李如忠及其前妻的灵柩。冯氏没有与他们计较，只是面对“一室萧然”早晚哭泣，邻里惨不忍闻。以后她卖掉陪嫁的衣妆，勉强把两人的灵柩浅埋在蕺山（在今绍兴附近）下，带着李如忠的遗腹子住在搭建于墓旁的小屋里。这时她只有22岁。身体虚弱，苦自砥砺，靠做女师儒授徒维持生计。父母听说后来探视，舍不得她孤苦零丁，劝她改嫁。冯氏爪面流血，不愿答应。这样过了20年，才凑足钱把李如忠灵柩迁葬到汶上老家。齐鲁地方的人听说她的事，莫不叹息。

李顺儿，许州（今河南许昌）儒生李让的女儿，生性聪慧，能读经书。至正十五年（1355），她18岁，未嫁在家。红巾军攻陷钧州（今河南禹县），离许州很近了。李让对妻子说：“我家世代知书达礼，现在这个女儿要连累我们了。”女儿听见父亲的话，哭着说：“父母尽管去逃难，不要为我担心。”她立即跑到后园自缢而死。

陈淑真，富州（今江西丰城）人陈璧的女儿。陈璧是一个很老实的儒生。陈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元末，一家人避兵于龙兴（今江西南昌）。至正十八年（1358），陈友谅军进攻龙兴。陈淑真见邻人仓皇来告变，乃取琴坐在窗下弹起来。曲终流着眼泪说：“我从此再不能弹琴了!”父母听了很惊异，问她是什么意思，陈淑真说：“城被攻克以后，我一定会遭到侮辱，不如趁早死。”次日陈友谅军进城。陈家寓所临近东湖，陈淑真投湖而死。

周如砥，女，19岁，未嫁。至正二十年（1360），乡民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周如砥父是新昌县（在今浙江）衙门中的典史，与女儿一起到县城西面的客僧岭避难。女儿被造反的人俘执。领头的说：“我还没有娶妻，就拿你作妻子吧!”周女说：“我是周典史的女儿，死就死，怎么能答应你?”于是被杀死。

《元史·列女传》记录了100多个妇女的事迹，用几乎相同的笔调讲述她们年青守寡，或在元末乱世中恪守贞操而慨然自杀或被杀的“烈节”。中国中世纪后期严重摧残妇女的两种恶劣习俗，即缠足和丈夫死后不许再嫁，都在元代，尤其是元代江南开始逐渐流行。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旌表褒谥的阴险手段，把残酷的“礼教”内化成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的要求，再利用她们的行为催发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压力，渐渐把绝大多数妇女驱入痛苦的深渊。元代“节妇”的故事，只能是一部当时妇女的血泪史。

《元史》有《孝友传》两卷，用来“劝奖”、“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等等“善俗”。这些“善俗”中间，当然沉淀着可以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再建设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因素，但它们强调吞噬个人和个性的宗族权威和父权，用死的拖住活的。所以这种“善俗”，即使在当时，也往往流于虚伪做作；在今天看来，更未免有些怪诞、悖情甚至不必要的残酷。

张闰，延安延长县（今属陕西）人，隶属于汉军军籍。一家已经历八代而不曾分过家。家庭成员有百余口，互相没有闲言碎语。每天都令未出嫁的闺女和入门的媳妇们各聚一室做女红；完成的，收贮在同一库房里，各小家庭都没有私蓄。幼童啼哭时，凡有乳的妇人谁见到就由谁抱哺。嫁入的媳妇回娘家省亲，留下儿子，也由大家一起哺乳，不问是不是亲生的。儿辈也往往不知道谁为生母。张闰在哥哥张显去世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侄子张聚。张聚推辞说：“叔叔是父辈，应由叔叔主持。”张闰则说：“侄子是一家长支的后裔，应该由你来主持。”互相推让了很久，最终交给张聚。官绅大户听说张闰家的事迹，都自叹不如。至元二十八年（1291），得到朝廷旌表。

孔全，毫州鹿邑（今属安徽）人。父亲孔成病，孔全割下自己的股肉为父亲进补，使他痊愈。后来父亲死了，孔全居丧尽哀，在墓边搭棚守墓，亲自背土为父亲堆坟，每天背60次。因为风雨不能满数，等天晴后补足。为此三年，堆起广一亩、高三丈多的坟堆。

张子夔，安西（今陕西西安）人。父死，每天夜半以背负土。用手肘、膝盖触地，匍匐到墓葬父亲的地方，筛细土为坟。

李鹏飞，池州（今安徽贵池）人。生母姚氏是父亲的妾室。为正妻不容，把她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李鹏飞年幼不知情，19岁时知道了这件事，思念生母，心情哀痛。于是立志学医救人，希望积功德，早日见到母亲。走访了整整三年，才在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找到生母。这时朱家正在生流行病，李鹏飞就把她接回到自己家中奉养，很久以后，才重新送回朱家。从此时常渡江去探视。母亲死后，他总是在祭扫时节带子孙去祭墓，终生如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今属河北）人，天性笃孝。从小失去父亲，乃全力奉养母亲。母亲生病，医治不痊。哈都赤取下自己佩带的小刀，磨得十分锋利，拜天哭泣，说：“慈母生我不容易，今天我要捐身报答她。”于是割开左胁，取肉一片，作成汤羹让母亲吃。母亲说：“这是什么肉，会这样甘美?”几天后，她的病就好了。

赵一德，龙兴新建（今属江西）人。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伐宋，被俘至大都，为郑留守的家奴，历事郑家三世。至大元年（1308），他对主人郑阿儿思兰及其母亲说：“一德自从离开父母，幸得保全生命依附门下，已经30多年。故乡万里，还没有回去省视过。虽然思念父母刻骨铭心，从来不敢说。如今父母都老了，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就永远要作天地间不孝的罪人了。”说着伏地而泣，站立不起来。阿儿思兰母子都被他感动，准许他回家，为期一年当归。

赵一德回到家里，父、兄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在，已经80多岁。他择地把父兄的棺木下葬，想稍多留几日奉侍母亲，又怕得罪使主，于是如期回到大都。阿思兰母子感叹说：“他是一个低贱的仆隶，还能这样守信，我们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吗!”立即毁掉文契，释放他为良人。赵一德正准备回家，阿思兰以冤罪被处死，家里遭抄籍。奴仆们纷纷逃散。赵一德奋然挺身说：“主家有祸难，我怎么能像陌生人一样!”他留在大都不走，与张锦童一起到中书省诉冤。事得昭雪，抄没的财产都发还了，阿思兰母亲对赵一德说：“我们被抄家时，亲戚不相顾，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枉。疾风知劲草，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都是你出的力。我应当怎样报答你?”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赵一德说：“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但绝不是为图利才这样做的。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所以留下来报答他。如今老母80多岁，可以回去侍养她，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不受而去。皇庆元年（1312），朝廷旌表他的家门。

第十章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

至正八年（1348），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乡贡进士”，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元朝科举考试分左、右两榜发表，右榜为蒙古、色目人，左榜为汉、南人）王宗哲，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所以被人称为“三元”。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惟一的“三元”，却是因为考试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做成的。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说：“此人是天下奇才，应该列为第一名。”但王伯恂是一个“南人”，考官中另有人主张，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想把他置于第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但主张“宜置第一”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说：“我们评判考卷，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要把他置于第二，我宁可不取录他。”互相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发榜的日期迫近，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发榜以后，考官们自己也觉得不公正，互相谴责；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

鲁钝生，其名不详，江南某地人。六岁喜爱读书，每日记诵万余言；10岁会写古诗歌；成年后专攻《春秋》经学。他的外貌奇古，被人以为是畏兀儿人。他笑着说：“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只可惜他生在江南。因此以孤独高洁的行为落魄于湖海之间，随心所欲，自暴自弃。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鲁钝生深不以为然，手抱文书对大官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乃辞职而去。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他酒后必歌诗、写字、画画，直至尽兴。鲁钝生性刚直，容不得别人的过失，经常当面责斥之；人有一善，必也称道不止。晚年著书，自号“金马子”。有《太平万言书》。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说：“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我懒得自我介绍。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鲁钝生传》。红巾起义与元朝的灭亡“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陶宗仪：《辍耕录》

石人一出天下反元顺帝在位的三十六年（1333~1368），元朝政治进入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这时候，蒙古和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和文化，越来越全面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漠北军事贵族对中央政府和漠南政治的干扰程度大为削弱；朝廷中虽然出现很多派别，但他们表达不同的政见、维护各自小集团的权益时，所用的差不多却全都是儒家的观念和语言。但是，元朝上层集团为汉文化所浸润，并不意味着他们种族意识的消解；相反，北族统治上层在观念意识上为汉文化所全面涵化的初期，经常伴随着某种强烈的种族本位的政治倾向。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和清朝“十全老人”乾隆在位的时期，就都发生过同样的现象。元朝中、下级官僚的腐败在顺帝朝已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地方官公开勒索的花样百出。下属初次参拜要奉“拜见钱”，每逢时令佳节要讨“追节钱”，生辰有“生日钱”，公务过手要“公例钱”，送往迎来要“人情钱”，拘追人犯要“赍发钱”，审理诉讼要“公事钱”，没有事情白要叫“撒花钱”“撒花”是波斯语的译音，译言礼物），勒索的钱多叫“得手”，得到一个富裕地方的官职可以肆行敲榨叫“好地分”。连监督吏治的廉访司官员也污浊不堪，民间把他们看作“与贼不争多”（与贼没有多少差别）。进入汉地的世袭蒙古军官只会饮酒食肉，双手不知道怎样操执槊戟，临战时一见敌手就先自溃乱；色目军队的战斗力也严重衰退。所以小股的反政府武装，常常可以横行郡县，如入无人之境。在一个种族关系非常敏感、而统治者的吏治和军事机器又十分衰败的时期，元朝统治产生并发生全面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极大地增长了。

元顺帝顺帝即位后的前八年，基本上是权臣伯颜擅政的时期，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用政变式的手段废黜伯颜，起用脱脱实行“更化”。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身体不适、“年月不利”请辞十七次，获准；又于至正九年复相。1340年代，元朝的政局稍见平稳，但政府面临的两大难题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一是金融危机。至正前期，钞币的含银价值跌落到元初的二十分之一。国库空虚，靠印钞填补缺额，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市场上伪钞流行，法律对印造伪钞惩处虽重，仍有非常多的人为获暴利而甘冒风险。二是黄河水患。黄河中上游的雨季洪峰把大量泥沙夹带入河，中下游的河床遂因日积月累的泥沙淀积而逐渐抬高。为迫使河水伏槽，历代都被迫沿河筑堤。到了元代，河患区北岸河堤已高出地平面三四尺，南岸更高出八九尺。至正四年（1344）夏天，黄河相继在白茅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金堤北决，从白茅堤以东到今微山湖以西，北至东平路的汶上（今属山东），大片地区遭受水患。至正八年正月河再决，冲入运河，不但危及从南方通向大都的物质供应生命线，而且可能冲没分布在济南、河间两路的几十个盐场，威胁到元政府赋税来源中最重头的盐税收入。水患所至，疫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死者满路，生者“为鬼非鬼，为人非人”。脱脱复相以后，决意铤而走险，明知“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仍“必欲去其疾”。

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力排众议，同时实施变钞和开河两大行动。元政府发行“至正中统交钞”（即在原来设计的中统交钞钞面上加盖“至正交钞”字样）和铜币“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币一起流通，以发行的新钞来对折贬抑民间行用的至元宝钞价值，从而弥补入不敷出的财政困难。新钞发行不久，便如纵火止燎，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在大都用新钞五百贯还买不到一斗粟。很多地方干脆恢复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变钞完全失败，民怨沸腾，严重损害了元政府的合法性。与变钞同时开始的治河工程由贾鲁主持，动员人力近20万，历时六个多月。工程采取新开“引渠”和疏浚故道结合的方法，修整自白茅决口以南不远的黄陵岗起、东南至虞城（在今河南虞城北）县境的哈只口一段水道，又开减水河以分其水势，再堵塞白茅堤决口，将呈扇状北摆的河道勒回它的南线干流，东行至清江（在今江苏），夺淮入海。由于这次工程，黄河中下游水患区在此后数年间没有发生大的决口。贾鲁治河本身，应当说是收到一定的积极效果的。

虽然在参加治河之役的10多万民工中似乎没有酿起大的变乱，但开河一事，却成为黄陵岗南千里之远的白莲教徒以“挑动黄河天下反”来动员反元武装起义的一个契机。

白莲教是渊源于佛教天台宗和弥陀净土宗的一种民间宗教。它得名于东晋慧远（334～416）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正式成为一个教派，则始于南宋绍兴（1131~1162）年间的昆山僧人茅子元。在佛教中国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即隋唐时期，虽然形成了若干探求精深的教理奥义的中国佛教宗派（如华严、天台、法相、三论、律宗等）。社会影响最深刻的却是带有极大世俗倾向的禅宗和弥陀净土宗。禅宗在士大夫中间最受欢迎；净土宗则拥有最多的社会下层信徒。所以当时流行“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的说法。

佛教主张一切皆苦。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生时靠修行证得涅槃，那么死后就会重新堕入“六道”（即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间、天上）轮回的苦海。但要修成正果又是很难的。弥陀净土宗恰恰为那些还不能成佛，又害怕掉进六道升沉苦海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中间站”的方便法门：只要在世时愿意常念“阿弥陀佛”名号，那么在死后便可由阿弥陀佛“接引”，到他掌管的那一方净土世界去。那是一个无上美妙的幸福世界，人在那里不再会“退转”到六道之中，可以安心修行，直到成佛。往生净土甚至变成了比成佛更有吸引力的一般中国人追求的理想归宿。

这个大众化的教派以“普化”世俗信徒为宗旨，以不出家的职业传教人为中坚，所以很快变成一个庞杂的信仰体系。在元代白莲教中，融合了“弥勒下生”的劫变观念（即“未来佛”弥勒将把人类从他们陷入的“末世”状态中解救出来），摩尼教的“明、暗二宗”说（即世界有明、暗两大势力，代表明的“明尊明王”将最终战胜黑暗，指引人类社会走向光明的极乐世界），以及五公符、推背图、驱妖的血盆、异端天文图书等各种民间巫术的“左道乱正之术”。白莲教在比较平缓的社会环境里长期以非暴力的形式活动着，有世袭教主、成文经典和独特的仪轨。一旦社会动荡不安，和平传教的系统也就有可能被很方便地用作从事暴力反抗的动员。弥勒劫变的观念在这种场合显得尤其有用。点燃了元末民众暴动烈火的韩山童就用“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来作社会动员的旗帜。

韩山童出身在河北栾城的一个白莲教世家，祖父韩学究曾因组织白莲会“烧香惑众”，被强行迁徙到广平永平县（在今河北永平县东南）。韩山童继承祖业，成为河南、江淮地区很有势力的一个堂主。至正十一年春夏间，元廷要治河的消息传来，他们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公开发难。乃凿石人，面上只开一眼，背上刻“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字句（一作“石人一眼，天下四反”），预先埋在黄陵冈、颍水（今颍河）上的界沟（在今安徽界首）等地点，并且散布民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黄陵冈的石人出土，大概至多引起工地人心的一时骚动。界沟石人则当由韩山童指使的人掘出。只眼石人，再加上开河之役已经启动，算是应了民谣里的两兆。

于是韩山童在同年四五月之际纠合杜遵道、罗文素、刘福通等，聚众3000人于颍州颍上（在今安徽），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宣布起义。但他们还来不及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被闻讯前来袭击的元地方武装驱散，韩山童被颍上县官擒获处死，妻杨氏、子林儿奔武安（今属河北）。突围而去的杜遵道、刘福通等集合散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布，故号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为其中很多人信仰白莲教，烧香拜佛，所以又号香军。元廷派6000阿速军马偕汉军驰赴颍州镇压。阿速兵将领在阵前眼看红巾军势大，便扬鞭大叫“阿卜!阿卜”!（阿卜，突厥语。意为“赶快”，此即赶快逃跑之意）元军溃败。杜遵道、刘福通等人相继攻占颍水和淮水之间的诸多州县，势力北至距黄河南岸不远的毫州州治（今安徽毫县），兵马发展到10万之多。

韩山童部颍州首难的成功，很快在几乎整个江淮、江汉流域激起白莲教徒众的广泛响应。各地揭竿而起的人马虽然彼此不相统属，但都以“红巾军”为号，推波助澜，互为呼应。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支。邳县（在今江苏邳县北）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于至正十一年八月攻占徐州，拥众10万，势力逐渐扩大到黄河（今废黄河）与淮水下游之间各州县，北达黄河（今废黄河）以北之丰、沛（今江苏丰县、沛县），南至淮水以南的安丰（今安徽寿县）。同月，潜伏于江淮间的南方白莲教“祖师”彭莹玉重新起兵淮西，率部南下，与差不多同时起事的麻城（今属湖北）人邹普胜、罗田（今属湖北）人徐寿辉会合。十月，徐寿辉部由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南）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都于兹，国号“天完”，在“大元”两字之上加“一”、“宀”，表示要克定元政权。徐寿辉为帝。天完政权遣兵四击，势力浸润自黄冈（在今湖北）以西、江陵（在今湖北）以东的长江北岸和汉水下游两岸各地；彭莹玉所部并深入江西，转战今安徽、浙江、苏南广大地区。在今河南西部，王权（又名布王三）等人于至正十一年十二月举义，攻占了元南阳府境内的一大半城市，并进至河南府路（治今河南洛阳），称“北琐红军”。他们南面，则是至正十二年正月称兵的孟海马，占据元襄阳路及其西南邻郡的广大地盘，称“南琐红军”。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行动较晚。他在至正十二年二月底带几千人杀进濠州（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因为事先同颍州首领杜遵道联络过，一同起事的五个人都奉命称濠州节制元帅。他们与颍州红巾军之间在名义上有隶属关系。这些造反者的首脑，有的是白莲教的职业传教士；有的是富豪出身，如郭子兴、刘福通。徐州的李二家有一仓芝麻，饥荒时用以赈济饥民，所以有芝麻李之称，可见也是很富实的。起义首领中还有一些是走南闯北的商贩。徐寿辉和王权就都是贩布商人。

乘乱而起的，还有两个武装走私盐货的豪霸，即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方国珍和泰州（今属江苏）人张士诚。方国珍较早被官府逼反，以后叛服不常，靠控制在手上的浙东海盗武装，向元廷邀官请爵，自霸一方。张士诚起义于至正十三年正月，部众都是苏北沿海盐场的官役户，先后攻占泰州、兴化、高邮，称雄苏北。并在次年正月称诚王，国号大周。这两支势力与白莲教和红巾军都没有什么联系。

自至正十二年起，元政府从最初受到的打击所引起的休克状态中缓慢地复苏，因此调兵遣将，分头进征各地的反叛。元军虽然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毕竟逐渐占据上风。除了长围濠州五月之久竟无功撤去外，到至正十三年末，元军在各个战场上差不多已将红巾军各系都逼入绝境。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丞相脱脱总兵号称百万，进征苏北的张士诚。十一月，元军大败张士诚部于高邮城下，遂将高邮团团围死，又分兵经略苏北其他城池。张士诚在高邮城中意志溃颓，“日议附降”。到十二月，元宫廷内党争的形势陡然变化，脱脱以“师老财费”、“曾无尺寸之效”被削去兵权。在诏书正式到达之前，脱脱在朝中的政敌担心他会拥兵对抗，所以先遣人到军中，声称诏书宣读之后，“不即散者当族诛”。因此一俟脱脱奉诏，百万大军，一时四散。张士诚得绝处逢生，而元朝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无法抑制死灰复燃的燎原大火烧遍大江南北。“小明王”的盛衰元军高邮之溃，使转入低潮的红巾军各系顿时压力大减。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杜遵道、刘福通迎最初出逃武安的韩山童妻杨氏和儿子韩林儿于砀山（今属安徽）夹河，在毫州（今安徽毫县）建国，国号宋。年号龙凤。韩林儿称帝，又号“小明王”。鹿邑之东的太清宫被拆毁，木料用于替小明王盖建宫殿。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次之，为平章政事。杜遵道曾在大都枢密院里做吏职，见过世面，从颍上举义时就是韩山童系最核心的人物。这时他与韩林儿的母亲“皇太后”杨氏又有很不寻常的关系，所以对刘福通颇有一点颐指气使的架势。他是文人，手中没有兵权，要想“专权”，又不知道笼统人心，只能是自取败亡。大概在下半年，刘福通设伏兵击杀杜遵道，自己做了丞相，又加封为太保，从此成为宋政权中的第一号实际领导人。

龙凤元年（即至正十五年，1355），宋政权与元军之间的交战，主要在毫州以西的颍水、涡水（今涡河）上源地区展开。宋政权虽能保住毫州不失，也打过几次胜仗，但在战略上却陷于消极应战的被动状态。为了扭转在河南地区的被动局面，刘福通决意用外线作战来牵制、调动敌方。于是，自龙凤二年，他陆续遣兵向外拓展，最终形成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宏伟场面。

在三路北伐大军相继成行前后，刘福通自率中央红巾军力图扩大在河南的地盘。龙凤三年（1357）攻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克，逾河北攻大名（今属河北）、卫辉（治今河南汲县）两路，下之。四年五月，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将竹贞弃城走。小明王移都汴梁。这时候，龙凤政权达到它短暂的极盛阶段。“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这样辉煌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与三路北伐将士艰难卓绝的浴血奋战所作出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西路军由李武、崔德带领。于龙凤二年九月最先出兵。他们欲西趋潼关，沿途克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西）、虢略（今河南灵宝），因被元军追击，遂掉头北逾黄河，进取平陆（在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在今山西运城东北）。在那里被元追兵击溃。次年初，李、崔二将西出武关，攻商州（今陕西商县），据蓝田（今属陕西），一面进逼奉元（今陕西西安），一面分兵东趋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元军和由河南地主组织的“义军”入援关中，红巾军乃放弃攻取奉元。这年秋天，刘福通又遣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增援西路红巾。他们从今秦岭南麓绕行陕西西南境，取兴元路（治今陕西汉中）、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陇州（今陕西陇县），西至巩昌路（今甘肃陇西）。十月，回军东向，进攻凤翔（今属陕西）。红巾军的死对头、河南“义军”将领察罕帖木儿（内迁河南后落籍在那里的畏兀儿人）率部驰援，红巾军战败。龙凤四年（1358），李喜喜率一部分西路红巾入川，退出西征的军事活动。李武、崔德等局促于陕西西北边隅，虽曾在次年（1359）攻占灵州（在今宁夏灵武西南）、宁夏路（治今宁夏银川）等地，但难以再进入关中核心地区。龙凤六年（1360）五月，崔德、李武向陕甘宁地区的地主武装头子李思齐投降。至此，西路军完全瓦解。

东路红巾军由毛贵率领。他是龙凤政权置于淮安（今属江苏）的“行中书省”将领，在海宁州（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被元军追袭，航海攻取山东。东路红巾军的北伐实际上从这时已经开始。龙凤三年（1357）二月至四月，毛贵占领了山东半岛大部，扼守益都（今属山东）。虎视全鲁。七月，镇守黄河的元“义兵”万户田丰倒戈，在鲁西南与毛贵东西呼应。四年正月，田丰取东平（今属山东），元漕运水路被切断。二月，毛贵克济南。从东西两面相向伸展的红巾势力遂得贯通山东。毛贵立“益都等处行中书省”，置“宾兴院”选用官员治理地方，在莱州（今山东掖县）建立屯田，征租十分之二。

龙凤四年二月，毛贵亲率红巾从山东攻入河北。曾在济南与毛贵恶战的元将董抟霄这时奉命回防河北，驻兵南皮（今属河北）魏家庄。他营垒尚未建完，毛贵已至。董抟霄匆忙应战败北。毛贵溯大运河北上，克沧州（今河北沧县）、清州（今河北清县）、蓟州（今天津蓟县），进逼大都城东南的枣林、柳林（在今北京通县）。元枢密院副使达国珍战死。大都朝野震动。时在龙凤四年三月。但毛贵以孤军深入元朝守备最严密的京畿地区，虽能用突袭方式逞一时之效，终究难以实现捣其心腹的意图。不久，他败于元枢密院同知刘哈剌不花之手，被迫退回山东。

龙凤五年（1359）四月，因淮东红巾军受创而投奔益都的赵均用为争夺对山东的控制权，击杀毛贵。七月，毛贵部下的续继祖杀赵均用。山东红巾军因此元气大伤。田丰和王士诚继而分称花马王和扫地王，互不相服，自相攻杀不止。龙凤七年（1361）夏，元军在察罕帖木儿指挥下全面进攻山东。田丰、王士诚先后降元。山东大部分地区被元收复。十月，察罕帖木儿围益都。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复反，刺杀察罕帖木儿，进入益都城。察罕养子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城破。山东红巾至此也完全失败。

古代集市图中路红巾军原为盛文郁所部。龙凤三年（1357）九月，中路军从盛文郁占据的曹州（今山东菏泽）出兵，西逾太行山，攻略陵川（今属山西）、高平（今属山西）、潞州（今山西长治），又西北行，进逼冀宁路（治今山西太原）。因遇元重兵屯聚，退回太行山区。这一支红巾军，由关先生、潘诚（又名破头潘）等率领。龙凤四年春，毛贵出兵河北时，遣王士诚、续继祖等由鲁西南绕行太行山南端，克怀庆（今河南沁阳）。进至晋宁（今山西临汾）。中路红巾遂兵分两路，一路趋绛州（今山西新绛）接应王士诚等，另一路再度向西北挺进，攻取冀宁。到四五月间，毛贵已退回山东，元军得以从容应付山西红巾军。察罕帖木儿分兵收复冀宁、追击晋南红巾。关先生等人转战于太行山北端两麓。这时要穿越河北与毛贵部会合已经十分困难了。十月，中路红巾主力从定州（今河北定县）西北行，攻占大同（今属山西），再折朝东北，由兴和（今河北张北）向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境东北）进发。十二月，上都被红巾军攻克。关先生等下令焚毁宫阙，留驻七日后趋兵辽东。自忽必烈朝起，历代元帝都在上都避夏。巡幸两都成为一代定制。由于上都全城毁灭，顺帝从此停止在那里驻夏的祖制。

关先生、破头潘入辽东后，攻占辽阳路（今属辽宁），在这个地区活动了两年半多。龙凤七年（1361）九月，经过两年试探性的进攻，关先生等率中路红巾主力十余万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高丽国境；十一月攻克高丽王京开京（今朝鲜开城）。龙凤八年（1362）正月，高丽军队反攻，收复开京，关先生战死，破头潘率败众退回辽东。四月，他在辽阳被元军擒获。中路红巾军覆没。

三路红巾北伐之初，确实与河淮之间的中央红巾军形成一种中心爆炸、四面开花，互为呼应、互相奥援的局面。但是各支兵马都相宜转战，越打距离龙凤政权越远，相互间也缺乏联系和配合，加上往往得地不守，“常无留行”，于是逐渐被以地主武装“义军”为主干的元军分割打击。毛贵虽曾在山东半岛建立根据地，但离开龙凤政权所在地区仍太远，后来又被内讧所削弱，所以也无法有力地接应中央红巾。龙凤五年（1359），随着三路北伐兵马的声势由盛转衰，元军重新以主力来对付在汴梁的龙凤政权。五月，察罕帖木儿领诸路元军实施合围汴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八月，汴梁城破。城内数万士兵和宋政权官属被俘，刘福通护韩林儿突围，重新退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此后近两年内，宋政权虽然仍在名义上号令在外诸将，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积极操纵战局的能力。

龙凤九年（1363）三月，已经把势力扩张到濠州的张士诚遣吕珍西攻安丰。刘福通率部固守孤城。城中食尽，出现人食人的现象，甚至已埋入地中尚未腐烂的尸体也掘出来吃；有的剜井泥做成丸子，用人油炸而食之。眼看安丰危在旦夕，刘福通于是向这时候坐镇应天（今江苏南京）的朱元璋求救。

安丰的告急信送达应天，在朱元璋的帅府中引起一场争论。著名的谋士刘基（即刘伯温）竭力反对发兵相援。朱元璋虽然早已独断于一方，但他在名义上仍是韩林儿的臣下，用的还是龙凤的年号。不过他自己和他的亲信们心里都很清楚，他将来的目标是要自得天下。既然如此，不如就让吕珍杀了小明王，反倒落得一个干净，否则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处置他才好呢!这就是刘基的意见。所以他心照不宣地问朱元璋：“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但是朱元璋考虑再三，还是发兵前去救援。由常遇春为先行，朱元璋自领大军随后。吕珍闻讯，撤围而去。刘福通奉韩林儿乘夜雨出安丰南奔，见朱元璋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兵营中。朱元璋设銮驾伞扇，将韩林儿接到滁州（在今安徽），又为他建造宫殿，撤换了他左右的侍从人员，用优厚的物质条件把他供养起来。龙凤政权虽然在名义上维持到1366年（是年为龙凤十二年），即小明王和刘福通被朱元璋谋杀之时。但从移驻滁州之后，它差不多就变成了朱元璋手中的玩偶。“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

至正十一年韩山童颍上首难，唤出一个天地易色、豪杰并起的时代。为数众多的举义领袖们大概谁也想不到，从二十多年的浴血搏杀中最终夺得天下的，竟是参加到起兵最晚的那支红巾军中间的一个其貌不扬的“小兵”。他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朱元璋是滁州钟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原名重八。他家境贫寒。至正四年（1344）春天，淮河流域大旱，继而瘟疫蔓延，他的父母和哥哥都病死，乃于秋天入皇觉寺为僧。因为庙里养不起和尚，他一个多月后就外出化缘，在淮西云游三四年，才重回寺内。至正十二年，元军为防止佛寺与烧香拜佛的红巾军相联结，焚毁附近的庙宇，皇觉寺也在其中。朱元璋走投无路，遂往投起事不久的濠州郭子兴部，当了一名小兵。

郭子兴起义后，五个首脑互不相服，在濠州无所作为长达半年多。同年秋，元军在攻克徐州芝麻李后，分兵进围濠州。次年春，围濠将领贾鲁病死，元军退去，固守五个月的濠州终得解脱。朱元璋不愿再在濠州这个是非窝里混下去。这时他已经娶了郭子兴一个养女为妻，于是征得郭子兴同意，他回到家乡招兵买马，在自己周围团聚起一批以少年伙伴为主体的亲信骨干。不久，他又南出定远（今属安徽），把被收降的当地“义军”兵众整编为一支两万人的精锐。从此他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他攻下滁州。后来又把郭子兴从濠州也接到滁州。

龙凤元年（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病死，所部由其子郭天叙、妻弟张天佑和朱元璋统领。三人中朱元璋地位最低。这时他们已攻略和州（今安徽和县）。因为和州缺粮，乃渡江夺取太平（今安徽当涂）。在这个过程中又兼并了巢湖水师的大部。七月，三人率军攻集庆（今江苏南京）失败。九月，郭天叙和张天佑再攻集庆。参与此役的还有不久前被擒伪降的“义军”元师陈野先。朱元璋知道陈野先必定要再叛，却故意让他与郭天叙、张天佑一起行动。陈野先在集庆城下倒戈，向集庆元将擒献郭、张二帅。从此郭子兴部全归朱元璋指挥。

龙凤二年（1356），朱元璋三攻集庆，下之，改名为应天府。他开始以应天为基地，遣兵四出，经略沿江以南各府州。这时候，在他的东面有以平江（今江苏苏州）为中心的张士诚，西面有自高邮元师大溃之后东山再起的徐寿辉，这时他建都汉阳，以重建天完政权过程中出力最多的倪文俊为丞相。朱元璋的正南，自太湖以西的浙西及皖东南一带则仍是元朝控制区。朱元璋势力的扩张，当然同时引起与三方的冲突，但在占领集庆后的近十年中，他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西面的天完政权。

这时天完政权内部连续发生了两次重大变故。先是倪文俊企图杀徐寿辉自立未遂，被部将陈友谅追杀（1357）。1360年夏，陈友谅挟徐寿辉沿江而下，东攻朱元璋。天完军克太平，陈友谅在采石杀徐寿辉，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汉。次月，他又率舟师东趋应天。朱元璋用计以弱克强，命部下康茂才以陈友谅故友身份伪降陈友谅。陈友谅轻信康茂才，自以为有了内应，万元一失，结果被“老康”骗入伏击区，在龙湾大败而逃。朱元璋乘机把势力伸入江西。龙凤七年（1361），陈友谅又遣军东攻，朱元璋亲征江州（今江西九江），败之。陈友谅奔武昌。此后不到一年，江西大部被朱元璋夺得。陈友谅疆土日蹙，人心涣散，遂决意倾其国力与朱元璋一决胜负。

龙凤九年（1363）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救小明王于安丰，率兵号称六十万，发特制铁甲大舰数百艘，载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汉军先围洪都（今江西南昌）。由于朱元璋事先已将城墙撤至赣江岸数十步外，汉军只得弃舟登陆进攻。洪都被围八十余日。七月，朱元璋率军20万往援。陈友谅欲以水战克敌，遂率军进入鄱阳湖，等待决战。

汉军船大人多。陈友谅联舟为阵，固以铁索。朱元璋的兵士乘小船，要仰头才能看到对方。他封锁鄱阳湖出口，切断了陈友谅的饷源，用火攻延烧敌舰。两军会战近四十天。八月间，陈友谅粮尽力竭，企图强行突破湖口防线逃入长江，受到朱部阻击。陈友谅死于流矢，汉军最终全师溃败。陈友谅子陈理逃回武昌。

龙凤九年对朱元璋极其关键。他出兵安丰，名义上是救援，实际上从此把小明王软禁起来了，但他差点为此而遗悔终生。当日群雄中论兵多地广居首位的陈友谅如果乘机顺流直下应天，朱元璋就可能丢失这个经营多年的立足基点。幸亏陈友谅不攻应天而攻洪都，又幸而洪都苦守三月而不下，这才使朱元璋反而力克强敌，一举歼灭汉政权赖以立国的主力部队。

龙凤三年攻克徽州时，当地儒生朱升曾劝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为此忍耐了六年多。现在他羽翼已经丰满，不需要再韬光晦影了。龙凤十年，他自立为吴王，建百官，以李善长、徐达为右、左相国，以“皇帝（指韩林儿）圣旨、吴王令旨”颁布教令。在他之前，已有张士诚先自立为吴王。所以民间称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再下一步，就轮到西吴去攻灭东吴了。

至正十四年元军在高邮前线不战自溃后，张士诚立即伺机反扑，很快成为“北有淮海、南有浙西”的一方霸主。他占有的是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民脂民膏，一方面被他们用来尽情享受；另一方面则用以与元廷交换高官贵爵。以江南财赋为钓饵，张士诚一再向元朝要官做，如不能逞其愿，就断漕运起兵相抗。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叛服不常。

由于他原本就不想自得天下，因而也就不思进取。从至正十七年（1357）起，张士诚所据江阴（今属江苏）、长兴（今属浙江）等战略要害地点先后被朱元璋夺去。他的势力从此不得再向外进一步伸张。他倒好像不太在乎，趁朱元璋要先对付陈友谅，张士诚从元政府那里讨到一个“太尉”的头衔，安心做他的土皇帝。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263），也就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会战鄱阳湖的那一年，他想要封“吴王”，元廷不答后，这才重新反元，自封吴王，同时停止向大都发运漕粮。翌年，朱元璋也称吴王，并开始着手准备攻灭张士诚。

龙凤十一年（1365）八月，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领兵20万，东攻张士诚。徐达等先取苏北、淮东诸城。次年五月，朱军略地浙西，十一月围攻平江。朱军筑长围将平江困死，架三层木塔觇视城内。并于每层置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轰击城墙。这时候，平江已变作一座孤城。张士诚被围在里面，粮草日少，突围又不成。他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

龙凤十二年（1366）十二月，张士诚既然已成瓮中之鳖，朱元璋需要除却他最后的一块心病了。定鼎的形势越来越成熟，可是滁州的小明王、刘福通这一对君臣当如何处置?当初出援安丰前刘伯温提出的问题，现在已再也无法回避。朱元璋终于下定了决心。

于是，他派心腹廖永忠到滁州，假意具舟揖迎小明王君臣去应天。船队沿清流水而下，在进入长江口的瓜步，廖永忠下毒手将韩林儿和刘福通沉于江中。朱元璋公开宣布的消息，则是二人乘坐的船只在瓜步“遇风浪，掀舟没，刘太保（指刘福通）、小明王俱亡”。龙凤政权由于这个自然事故而自然消亡。因此朱元璋称明年（1367）为“吴元年”。这一年是丁未羊年。据说当时民间流传“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的谶言。假如不是后来的追加附会，那么它一定是早已安下此心的朱元璋指使人暗中散布的。洪武八年（1375），廖永忠因“越制”被杀。朱元璋叫他的十七子朱权在承旨编成的《通鉴博论》中写下“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一句，把沉杀小明王的责任全部推到已无法自辩的廖永忠身上。

张士诚固守平江城长达11个月。吴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率卒巷战，最后没有人再肯为他卖命。他放火烧死家眷，自杀未遂，被俘获，送到应天。朱元璋与他讲话，他一语不肯吐。丞相李善长来问，被他骂了一顿。朱元璋大怒，下令将他打“御仗”四十，乃死（一说命其自杀）。

削平陈友谅和张士诚以后，南方的其他割据势力都已难与朱元璋相抗。为了克定大业，北伐元政权于是提上议事的日程。

在灭亡前的最后十多年里，元政权朝政的昏暗腐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只是因为中国版图扩大，除了中央政府以外，任何势力都很难有效地动员起全国性的行动，所以它得以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竟然又拖过了十几年的时日。

元顺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半世明君半世昏”的皇帝。脱脱罢相（1354）以后，他很快便不理朝政，整天陶醉在两件事情上。一是自己设计、打造精致巧妙的“龙舟”、“宫漏”，自己画图样做宫殿模型，一尺来高，门窗楹梁，一色俱全，做好了就叫工匠按式样仿造，京师中称他“鲁班天子”。二是自从学会了权相哈麻引“西番僧”传授的“大喜乐”，就是把藏传佛教高僧“男女双修”的修炼方法（后在宗喀巴改革时被禁止）变成宣淫纵欲的游戏，与朝中10个亲信和众多打扮成“天魔”的宫女鬼混，以昼继夜，寻欢作乐。皇太子想夺位自帝；顺帝也有自己的支持者，宫廷中分裂成两个党派。两派分别勾结在北方靠“义军”起家、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不已的军阀集团。朝中的党争和朝外的军阀混战结合在一起，把元朝政治搅得乌烟瘴气。

古代风景画鉴赏吴元年（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在派兵扫荡南方残余割据势力和元朝守军的同时，命徐达、常遇春帅师25万北伐。朱元璋在发表的北伐檄文中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大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等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檄文称韩林儿为“妖人”，表明他已经同龙凤政权完全划清界限。因此想一笔勾销过去15年中他从红巾军的小兵变成龙凤政权的吴国公、吴王的那段历史。

从吴元年十月开始的北伐，基本上按朱元璋的预定部署渐次实施。主力渡淮北进，“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经三个多月的征战，朱军完全控制了山东局势。

到这一年年底，山东已大体平定。朱元璋决定正式称帝，他的左右，自然也早就在巴望做天朝将相了。因此，按规矩由群臣“劝进”三次之后，朱元璋于来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明。这一年就是洪武元年（1368）。

洪武元年三月，明军由山东“旋师河南，断其羽翼”。兵马分两路征进。一路经由归德（今河南商丘）趋许州（今河南许昌），与先前派出的由襄阳东北进的偏师会合，从南面包抄汴粱。另一路由郓城（今属山东）西南行，渡黄河而至陈桥，从北面进逼汴梁。汴梁不战而降。明师西进至洛水（今洛河），在这里打败元军，洛阳降。明偏师驰克陕州（在今河南三门峡西），西扼潼关，切断关中军阀李思齐入援中原的孔道。不出两个月，河南全境略定。五月，朱元璋亲莅汴梁与诸将会商，最终确定进兵大都的具体方略。

七月，徐达领兵经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邯郸（今属河北）进至大运河中段的临清（今属山东），毕会三军，率马步舟师沿运河北上。这时，元政权刚刚从内讧厮杀中转过神来，想遣调人马阻遏徐达，为时已经太晚。明军一路所向披靡。闰七月底，师至通州（今北京通县）。元顺帝连夜逃往上都。据说他曾经写了一首蒙语诗歌哀吟大都的失守曰：

清晨登高眺望，烟霞飘渺。……

我哭也枉然，好比遗落营盘的红牛犊。

以各种技巧建立的八面白塔，宣扬大国威仪以九室装饰的我的大都城，宣扬四十万蒙古声威的四方四隅的大都城，恰在宏扬佛法之际，以我的名义而失去……

八月初，明军会集大都城外，“一鼓而克全城”。明政府改大都为北平。

洪武二年（1369），明军出喜峰口，进逼上都。六月，顺帝奔应昌（在今内蒙达里泊西），翌年患痢疾死去。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不久他在明师追击下退至漠北。他取杜甫《北征诗》中“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之句中“宣光”二字为年号，寓意将重建元朝天下，实际上不过以此自慰、自娱而已。他的政权，史称“北元”。他死于1378年（洪武十一年）。弟脱古思帖木儿即位，不断南下与明军接战。

这时候，明军已相继击溃山西和陕西的残元势力扩廓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子）和李齐思。在漠南，还有辽东的木华黎后人纳哈出屯兵辽河北岸，号令该地区各支元军；在他更北，则是盘踞大兴安岭东南山麓的元宗室辽王阿札失里；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大理段氏也都奉北元正朔。明军先南后北，于洪武十五年（1382）平定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平灭纳哈出。明师乘势北进，“肃清沙漠”。脱古思帖木儿从呼伦贝尔地区西奔，明与北元之间的战争由此告一段落。二十三年（1389），辽王阿札失里以势单力薄，被迫降附明朝。漠南的元朝版图，于是全部归明朝所有。

第十一章

蒙古的第一位可汗历史上一般称海都为蒙古的第一位可汗，也许自有它的道理。

身世悲惨在伟大的成吉思汗称可汗之前，蒙古部落只有三个人曾称可汗，他们是海都大儿子伯升豁儿的一个孙子合不勒汗；二儿子察剌合成吉思汗领昆的一个孙子俺巴孩汗；合不勒汗的四儿子忽图剌汗。这三个人是成吉思汗以前的三个可汗（“khagan”皇帝之意），而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虽有可汗之实权，却无可汗之名号，不算。海都也只能算是汗（“khan”王之意）而非可汗，因合不勒汗是第一个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落的人，因而被推举为可汗。那么，海都为什么被人尊称为蒙古的第一位可汗呢?

海都是成吉思汗的六世祖，蒙古人称为“不兀迪”。其祖父为蔑年吐敦，蔑年吐敦是始祖孛端察儿的孙子，也是那孥伦（又称莫挈伦）的丈夫。据《史集》作者拉施特说，他曾亲眼见过蒙古的金字谱牒，蒙古各代祖先正是从篾年吐敦开始才有了专门的称呼，篾年吐敦被称为“都塔浑”。都塔浑死后，一切财产、权力都归其妻那挈伦掌管。据《元史》记载，“那挈伦性刚急”。一天，一群被辽军杀掠过的幸存者，大约70个帐幕的札剌亦儿人逃难迁徙到那挈伦的牧场。他们饥饿难忍，只好挖草根为食。那挈伦看到自己的牧场被挖掘的一片狼藉，勃然大怒，一边叫骂，一边驾车冲了过去，当场碾死了几个幼小的孩子，许多人被撞伤。那挈伦的残暴令札剌亦儿人忍无可忍，便将山坡上放牧着的几百匹马抢走了。那挈伦的六个儿子顾不得披甲便策马赶来。札剌亦儿人怕被他们包围，又怕惊动了他们的亲属，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掉转马头，将那挈伦一家全都杀死。海都年幼，被乳母藏在乱木堆中，才躲过此劫。

扩充势力、追赠可汗那挈伦的小儿子纳真于八剌忽（巴尔虎）部为赘婿，闻家被祸，策马急回，救出侄儿海都和十几个老太婆。纳真骑着马追寻札剌亦儿人的下落。《元史》上称他向父子二人问路，见其臂上之鹰乃自家之物，于是将他们杀了，夺回了猎鹰。又走到一座山坡下，见到了几个“方击髀石为戏”的童子，自己家的马正在山坡上吃草。纳真四顾无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孛尔只斤氏险些亡族灭种，海都成了孛尔只斤氏唯一的继承人。

海都长大后，原来家族的部众都收附了许多，一时成名大振。而纳真也率八剌忽、怯谷等部落来归附海都，并“共立为君”。海都整治军队，率军向札剌亦儿部进攻，以报家仇。在海都的强大进攻下，札剌亦儿人终于“臣属之”，做了海都的奴隶。海都的部落也因收附了札剌亦儿部“形势大寝”。后来“列菅帐于八剌合黑之上，跨河为梁，以使往来。”这个渡口被称为“海都札罗鲁木”，（海都之渡）于是归附者日众，势力也日益大增。为蒙古部落和孛儿只斤氏在以后草原上的争霸奠定了基础。

正是由于海都让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亡而复兴，香火继续下去，并使蒙古部落势力增强，地盘扩大，才被后人追赠为可汗。其实海都的势力在当时草原上各族部落之间只能算是较为强大，但并没有统一各部，因此可以称其为汗，而不能称为可汗。第一可汗的称号显然是后人为尊敬他为孛儿只斤氏和蒙古做出的突出贡献而追赠给他的称号。一代天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是一个曾经让世界都为之发抖的人物。”

少年初识愁滋味在成吉思汗出世前，蒙古诸部混战不已，社会极不安定。加上金朝统治者挑拨离间和迫害，更加深了蒙古人民的苦难。蒙古各部流浪荒漠，不得安居，对金朝统治者“怨入骨髓”。在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下，人们都渴望和平安定，期待有一个强大的中心力量来领导全蒙古的统一，加强反抗金朝民族压迫的力量，结束分崩离析的局面。

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公元1162年—公元1227年），出生在蒙古孛儿只斤氏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合不勒汗的曾孙，也速该把阿秃儿的长子。

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由于遭到塔塔儿部的谋害而早死，家道中落。铁木真幼年时期，经历了颠沛无依的生活遭遇。

铁木真九岁时，其父也速该让塔塔儿部的人毒死。孛儿只斤氏族失去首领，许多奴隶和属民改投其他势力较强的部族，甚至连一些乞颜氏的贵族也离开了铁木真和他的寡母去依附强大的泰赤乌氏了。少年铁木真一家顿时陷入困境，母亲诃额伦带着几个孩子和仅剩下的少数部众住在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一带，过着困苦的生活。他们经常只能靠采集野果、挖野菜、草根过日子。母亲含辛茹苦，艰难度日，困难抚育自己的孩子。

铁木真从小就很聪明懂事，在艰苦岁月的磨炼下，逐渐长大成人。他长得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神，养成了不怕困难的坚强性格和善于观察事物、富于谋略的杰出才能。

第一次遇难泰赤乌氏族的首领担心铁木真长大后会报仇，就纠集族众袭击铁木真的驻地，企图除掉铁木真。泰赤乌氏包围了铁木真一家，他们扬言，只要交出铁木真一人就行。铁木真为了不使家人和族众受难，就孤身一人逃往高山密林之中。

泰赤乌氏人紧追不舍，把山林包围起来，又在各个路口布置了岗哨。铁木真在密林中整整躲了七天七夜，什么吃的也没有，只以草根野菜充饥。到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便走出密林，结果被泰赤乌氏人抓住了。

铁木真被套上木枷，送往泰赤乌氏的营地。他们百般嘲笑、侮辱铁木真，铁木真只是咬着牙，默默地忍受着一切。一天晚上，铁木真乘看守不注意跑了出来，却又被泰赤乌氏的属民锁儿罕失剌发现了。但是锁儿罕失剌并没有声张，而是偷着对铁木真说：“你有出类拔萃的卓越才干，他们嫉恨你。你就藏在这里，我不泄露给别人。”接着，他又说服部众，停止了搜捕。

第二天，无法脱身的铁木真又找到锁儿罕失剌，请求把自己藏起来。锁儿罕失剌的儿子解下铁木真带的枷锁投进火里，把他藏在装羊毛的车上，并嘱咐妹妹合答安好好照料他。在锁儿罕失剌的救助下，铁木真骑马逃走，与母亲会合。

这是铁木真早年第一次遇难。

夺回爱妻此后不久，铁木真又遭遇了两次大难。一次是几个强盗偷抢铁木真的马匹，铁木真奋勇追赶，独自与强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途中遇到了阿鲁剌氏族纳忽伯颜的儿子博尔术和他同心协力才杀退了强盗，夺回了马匹。从此二人结成终身相助的莫逆之交。

第三次遇难，是在铁木真新婚后不久。篾儿乞部为了报仇，突然袭击铁木真。铁木真没有力量抵抗，只好指挥家人和部族逃进了深山，才躲过一场劫难。由于撤退仓促，他的妻子孛儿帖被篾儿乞人掳去了。

铁木真悲痛不已，决心救出妻子。他知道自己兵力不够，就向克烈部的首领王罕请求支援。在这之前，也就是铁木真在娶了妻子孛儿帖的时候，铁木真为了扩充实力、振兴家族，曾把妻子的珍贵嫁妆黑貂皮献给了克烈部首领王罕，并认王罕为义父，取得了王罕的信任。当时，王罕就答应铁木真愿意为他收集离去的部众，帮助他把孛儿只斤部再建立起来。如今，铁木真遇到困难，就请王罕帮忙，王罕一口答应了。

铁木真又去借札答阑部的人马。札答阑部的首领札木合是铁木真小时的朋友，一见铁木真求援，立即表示同意。

于是，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的帮助下，出动联军，进攻篾儿乞人的驻地，把篾儿乞人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铁木真救回了自己的妻子，还俘虏了许多篾儿乞人。

这一仗，显示了铁木真的政治才能。他乘击败篾儿乞人的机会，收拢和团结了一批人，组成了自己的军队，从此走向了兴旺发展的道路。

壮大力量、成为可汗在王罕的荫护下，铁木真开始积聚力量。他先收下了折里麦，后又有很多自由的骑士、勇敢善战的勇士接踵而来，铁木真周围群英汇集，积蓄着力量。

一两年后，铁木真摆脱了对札木合的依附，从斡难河中游的札木合营地迁到怯绿连河上游的桑沽儿小河，独立建营。铁木真不问出身，善于容众，吸引了很多弱小的氏族，被大家拥戴为领袖，表示愿为他去“砍断逞气力者的颈项，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铁木真的亲信。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贵族也向铁木真靠拢。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兄捏坤太子之子忽察儿等人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挟其部众回到铁木真身边。他们在部族长联合会议上，共同推举拥有较强势力的铁木真为可汗，并表示服从。

铁木真经贵族会议推举为可汗，立即建立起一套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他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博尔术和折里麦为总管，并分设了主管不同部门的十种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员，除其弟外几乎全是他的亲信。通过这套制度，铁木真组成了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队伍。他制定并实施严格的纪律和制度，以便使他们更适合于大兵团活动，从而为统一蒙古奠定了基础。统一蒙古的天可汗铁木真经过长期征战，初步完成统一事业。后被推举为“汗”，尊称成吉思汗。

找到靠山本来，“蒙古”一词早先只是指蒙古草原中的一个部落，自铁木真统一各部之后，大漠南北概称为蒙古地区，所辖各个部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一词始成为各部的共同名称。

新建立的以铁木真为首领的乞颜氏政权，只控制着怯连绿河上游的一小块地方，部众也不很多。铁木真知道，要扩张自己的势力，还必须继续依靠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的支持。于是，在铁木真就任可汗后，他立即派使臣向王罕报告此事。王罕对自己的干儿子继承汗位非常满意，欣然允许。

消除内忧十三翼之战以后，铁木真针对泰赤乌氏内无统纪、互争雄长、矛盾重重的现实，采取了笼络人心、分化瓦解的作法。在围猎中，甚至故意将野兽驱入泰赤乌的猎场，让他们获利，然后与之结盟。

塔塔儿本是金朝的属部，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他们劫夺了金人的羊马之后反叛。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当塔塔儿人逃奔到斡里札河时，铁木真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要求王罕出兵，并同金军兵合一处，将塔塔儿人围歼。古代风景画鉴赏塔塔儿人以前曾把蒙古部的首领抓住献给金朝处死了。因此，这次胜利实现了蒙古部落复仇的愿望，大大提高了铁木真的威望。同时，金朝还授予铁木真以“扎兀惕忽星”（诸部统领）的称号，使铁木真成为蒙古部名正言顺的首领。他的政治权力大大提高，从此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了。

在战争之前，乞颜氏贵族内部的矛盾已经暴露。撒察别乞等人虽然推举铁木真为汗，但他们并不愿意服从他的管辖，而是一直怀有争夺权位的野心。特别是攻打塔塔儿时，撒察别乞等不仅不听号令，反而乘机劫掠了铁木真的老营。战争结束后，铁木真乘胜兴师问罪，主儿乞氏在怯绿连河附近被彻底击溃，其部民牧地全被吞并。

撒察别乞和泰出两个人也被捕获，铁木真责以背弃盟誓，将其处死。

征战草原消除了内部的叛乱之后，铁木真从此开始不断削弱旧贵族的权力和地位，迫使他们从属于自己，从而在他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又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为创建帝国，铁木真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发兵攻打泰赤乌。经过激战，泰赤乌氏被击溃，其首领塔儿忽台等被杀。

此后，王罕和铁木真的进攻目标转向东部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合答斤、散只兀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王罕、铁木真，最终也遭到失败，其部众、牲畜多被王罕、铁木真兼并掠夺而去。

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札木合搜罗一批败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弘吉剌、泰赤乌等共11个部族的首领，在忽兰也儿吉集会，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讨伐王罕与铁木真。因战斗激烈，铁木真脖颈血管被射伤，血流如注。部将折里麦用嘴吮血，精心守护。他又赤身裸体潜入敌阵，取回酸奶，终于挽救了铁木真的性命。

第二天，曾救助过铁木真的锁儿罕失剌领着只儿豁阿歹前来归顺。只儿豁阿歹爽直地说：“从山上射伤你的就是我。如果你让我死，只不过溅污手掌大的一块土地。倘若饶我一命，我将为可汗赴汤蹈火。”

铁木真非常喜欢这种直率和勇气的人：“作为敌人的人，总是避而不谈自己杀过人，采取过敌对行动。而你却直率相告，毫无忌讳，真可以作朋友。”铁木真又说：“那你就把只儿豁阿歹改作哲别（箭镞之意）吧。”之后，哲别成了一名骁勇善战的猛将。

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铁木真的武力更加充实，经过一场激战，彻底歼灭宿敌塔塔儿部，报了杀父之仇。从此，蒙古高原富饶的东部土地和众多部落几乎全都归并在铁木真统治之下，其势力愈益强大起来。

收局之争王罕对这一新兴势力的发展过猛有所顾虑。铁木真曾为长子术赤向王罕之子桑昆的女儿求婚，结果被拒绝。骄横自大的王罕仍未把铁木真当成平等的同盟者，双方关系逐渐恶化。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春，王罕父子伪许婚约，邀请铁木真赴宴，想乘机杀了他。铁木真信以为真，带领十名随从前去。行至中途被知悉内情的王罕部下蒙力克劝阻。

桑昆知道奸计泄露，准备偷袭铁木真。这件事又被在阿勒坛的弟弟也客扯连家放牧马群的巴歹和启昔礼听到，他们连夜驰报铁木真。王罕发兵来袭，铁木真仓促整军迎敌，大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铁木真当时仍处于劣势，虽经苦战，抵挡了一阵，但终因寡不敌众，队伍溃散。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铁木真平生最艰苦的一场战斗，是他第一次单独与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贵族势力进行较量。失利以后他一面遣派使者历数王罕背盟弃约诸事，并请求媾和；一面利用喘息时机，休养士马，收集部众，驻扎在班朱尼河。他与追随的伙伴们一起盟誓：“如果我取得天下，我将与你们同甘苦、共命运。若违背誓言，就像这河水一样。”

经过短时期积聚，铁木真的军事力量又迅速发展。铁木真探知王罕正搭起金帐，大摆宴席，毫无戒备，遂用偷袭战术秘密包围折运都山王罕驻地，发动突袭。经过三昼夜激战，王罕父子终因力不能支，落荒而逃。

完成统一消灭了以王罕为首的蒙古诸部中最为强大的克烈部及其部众，是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论功行赏、封地分民之后，他的势力范围已与西部的乃蛮部接界了。

由于乃蛮部是当时蒙古高原上唯一还有力量能与铁木真抗衡的部族，所以铁木真早已将乃蛮部确定为下一个进攻目标。他对军队进行了整编，并建立了护卫军。军队的整编和护卫军的建立，使铁木真的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它不仅加强了铁木真的权力，而且使追随他的将领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更忠诚、更勇猛地为他的“帝业”战斗。

经过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和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的两次大战役，铁木真终于战胜了乃蛮部落。至此，铁木真终于统一了蒙古高原。蒙古帝国的制度蒙古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壮大，这和成吉思汗实行的各种制度是分不开的。

统治制度成吉思汗为了巩固统一，加强统治，首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军事制度。当时的蒙古国是一个军事行政的联合体，建立在军事编制和领户分封的基础之上。

它按照十进制的办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统一划分为十户、百户、千户、万户，打破了原来的氏族组织，并相应地设立了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

在这个军事编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领户分封制。万户长和千户长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

万户长和千户长按其等级高低，领有一定范围的大小不同的疆域作为封地，并领有封地内数量不等的封户，成为大小领主。享受领户分封的是宗亲和异姓功臣。

怯薛制度在军事编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怯薛制度。铁木真在称汗之后，下令挑选各部贵族子弟及“自身人”（自由民）中古代风景画鉴赏“有技能、身体健全者”，组成一支一万人的怯薛。这支军队由他直接指挥，驻扎在他的大斡耳朵（殿帐）周围，分为四班，由四个亲信的那可儿任怯薛长，每三日轮流值班。这是蒙古军的精锐，也是对地方加强控制的主要武装力量。

其次，成吉思汗下令把许多习惯法固定下来，编成法典，称为“大札撒”。任命他的末弟失吉忽秃忽为全国最高断事官（蒙语为也可札鲁花赤）。

他发表的训话和命令编为《训言》，也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行政组织上，如掌印、狩猎、马匹和牲畜的管理，军务的总管，军需的供应等，也都定下制度，责成专人负责，初步形成了一套行政管理的体系。

蒙古文的形成在意识形态方面，成吉思汗意识到宗教对政治的作用。当时在蒙古游牧社会中，萨蛮教巫师称为“别乞”，最有势力，是最高僧侣。成吉思汗委任兀孙老翁为别乞，使宗教领袖成为国家高级神职人员，为他的统治服务。

12世纪时，乃蛮部人已直接向邻近的畏兀人学得了文字拼写的方法，用以纪录蒙古语。当时畏兀人用的是粟特体突厥文字母，这种蒙文习惯上称为畏兀体蒙古文。成吉思汗本人不懂蒙古文，但他在征服乃蛮后，令被俘的乃蛮掌印官畏兀人塔塔统阿教导蒙古青年读和写。从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训言）就是用这种文字记录下来的。风雨皇后孛儿贴孛儿帖作为蒙古汗国的皇后，成吉思汗的正妻，备受成吉思汗喜爱。

青梅竹马公元1170年，9岁的铁木真与10岁的孛儿帖在“金秋打籽”之季，由父母做主定了娃娃亲。本该留在德薛禅家做赘婿的小铁木真因父亲也速该的中毒死亡而不得不离开孛儿帖回到千里之外的家中挑起家庭的重担。被族人抛弃的铁木真一家生活十分艰苦，靠坚强的诃额伦母亲挖野菜、草根来喂养几个年幼的孩子。其间，铁木真差点儿被泰赤乌人杀害，幸得锁儿罕失剌救助才得以逃脱虎口。铁木真在苦难的生活中一天天长大了，于公元1179年“亥猪多子之年”与健壮美丽的少女孛儿帖喜结良缘。两个年轻人沉浸在蜜月的欢乐之中，却不知厄运正悄悄地来到他们的身边。

历经坎坷雨季的一天早晨，天色苍黄还没有大亮，人们正在酣睡，大地上响起了震颤的声音，是一队300人的蔑儿乞人找到铁木真一家报仇来了，因为诃额伦应是蔑儿乞人首领脱黑脱阿的弟弟也客赤列都的妻子。大地震颤的声音被老仆人豁阿黑臣听到了，她把全家都快速的叫起来。

铁木真母子六人（铁木真、诃额伦怀抱帖木仑算一人、合撒儿、合赤温、别勒古台、帖木格）和那可儿博尔术、者勒篾每人骑上一匹马，另备一匹做从马，铁木真家里的九匹马一下子就分光了。只剩下新娘孛儿帖、别勒古台的母亲和老仆人豁阿黑臣无马可骑，难以逃跑。铁木真狠心丢下孛儿帖，保护着父母兄弟向不儿罕山逃去。

孛儿帖只好坐在牛车里，与豁阿黑臣逃命。但是牛车的速度是如此之慢，很快便被蔑儿乞人的军队追上了。当头一人问驾车的豁阿黑臣，你是什么人?豁阿黑臣说：“我是铁木真家里剪羊毛的，我如今回家里去。”那伙军人被骗过去了，豁阿黑臣急忙猛抽花牛，车子飞速跑起来。不料，车子碰上了一块大石头，车轴断了。那伙军人又抓了别勒古台的母亲回来，这次他们提高了警惕，从车中搜出了美丽动人的孛儿帖。由于不儿罕山周围都是陷泥险林，蔑儿乞人无法进山抓住铁木真，只好带着3个被抓获的妇女回去了。

他们相互安慰说：“夺要诃额伦的仇，已将铁木真的妻拿了，这仇也报了。”为了报复也速该，脱黑脱阿强迫孛儿帖与也客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儿结婚。孛儿帖无力反抗，只好听天由命，等待铁木真前来搭救。

借兵夺妻借兵夺妻孛儿帖是被三姓蔑儿乞人抢走的，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要从他们手中抢回孛儿帖，不能只凭少数人的力量，必须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如何组织起这样的一支军队呢?这也成为铁木真从患难中崛起的契机。铁木真无法靠本氏族成员来编制军队，因为他的同族成员已抛弃了他。铁木真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他的“安答”了。

“安答”者，“义兄弟”也，“犹言盟友也”。由于贫富差别的产生和阶级分化的加剧，这种“安答”关系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不同氏族的人在利害关系一致时的相互利用。结交安答的目的在于联合盟友，扩充势力，以便进行掠夺和自卫。铁木真现在就利用这种关系来组建军队。他结婚时，曾将岳母搠擅夫人带来的珍贵礼物——黑貂端罩（黑貂皮做的短大衣，不沾水，不落雪），送给了“安答”或“义父”——王罕，克烈部的首领。王罕得到了这件珍贵的礼物，兴奋地对铁木真说：“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我心里好生记着。”

现在铁木真就来求王罕帮他救妻。因王罕七岁时，被蔑儿乞人掠去舂米，对蔑儿乞人怀恨在心，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去年你与我将貂鼠袄子送时，我曾说离散了的百姓，我与你收聚。我心常记着有来。如今我依着那言语，将蔑儿乞灭着。”并建议铁木真联合札木合一起进攻。札木合与铁木真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曾数次结为安答，根据蒙古传统，结为安答后，要同生死，不相弃。因此，札木合也同意帮助铁木真，并帮助铁木真将也速该的百姓收集了1万人，铁木真从此有了自己的百姓和军队。王罕、札木合和铁木真聚集了4万人的军队，以压倒性的优势向蔑儿乞人发起了进攻，蔑儿乞人大败而逃。铁木真夺回了失去9个月之久的孛儿帖，并尽诛围困他的300个蔑儿乞人。

无情未必真男儿孛儿帖虽然抢回来了，但当初蔑儿乞人猝然侵入的时候，铁木真将她干脆地抛弃了，铁木真心里始终感觉愧对妻子，所以当孛儿帖被夺回不久便生下术赤被人议论时，铁木真并不曾责怪她一句。

对于术赤，铁木真既不十分亲近他，但也不鄙视他，足见他对孛儿帖的愧疚之深!是啊，连外人都有马骑，还备有一匹从马，却不肯让新婚的孛儿帖骑，铁木真该对孛儿帖的牺牲做出多大的补偿才能弥补孛儿帖的伤心啊!谁能猜想，孛儿帖一个人坐牛车逃跑时，心里没有恨意?没有对铁木真的失望?尽管史书不会记载，但时隔千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孛儿帖在牛车里无助而恐惧地哭泣。

孛儿帖在铁木真最落魄时嫁给了他，虽然被人抢去为妻，却仍爱着铁木真，在他一生的事业中，忠心服侍他。铁木真也是知思必报的真汉子，一生尊重自己的妻子，并不因极度宠爱自己的妃子而薄情于她。大概铁木真心中的愧疚是他一生珍爱孛儿帖的重要原因吧。六征西夏成吉思汗在攻金之前，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决定先用兵西夏。

为什么选择西夏开刀西夏自公元1038年元吴建国至公元1227年被蒙古灭亡，经历了大约200年的时间。西夏与蒙古素无恩怨，亦无瓜葛，成吉思汗为什么连续发动6次征伐西夏的战争，必使其国破人亡，才肯善罢干休呢?

这得从西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当时的历史环境来分析。西夏位于黄河以西，因此又被人称为“河西，其国土狭小，方二万公里”，其辖境相当于今宁夏、甘肃以及青海、陕西等部分地区，北靠蒙古，西连西辽，东邻金国，南界大漠，居于各大国强权之间，是蒙、金必争的中间地带，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因它东与金接壤，北与蒙只有一漠相隔，助蒙则蒙军可居高临下，直抵金朝心脏——河南；助金则可使蒙古腹背受敌，受到左右夹攻，无论蒙古还是金国都不敢轻视西夏的重要战略地位。

当时，成吉思汗虽然羽翼渐丰，觊觎金国日久，但金国兵多地广，军力雄厚，不可小视，所以成吉思汗没有草率发兵攻金，“未敢轻动也”。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形之下，西夏的地位日益重要起来。而西夏正与金联盟，使蒙古备受威胁。成吉思汗要解除后顾之忧，就必须征服西夏，这是成吉思汗对西夏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而且西夏相对于金国势小力弱，较宜取胜，况且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方法，正是成吉思汗一贯的作战方针。攻取西夏除了战略决策的需要外，还是很好的物资配备和兵源补充地。西夏“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岁无旱涝之虞”，是西部的天然粮仓。除盛产粮食外，西夏的战马、乘骆亦相当出名，这对以骑兵作战的蒙古人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素享盛名的还有西夏的“良弓”与“甲胄”。据《兵策》记载，西夏甲胄“由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沈括也在《梦溪笔谈》中对西夏良弓大加赞赏，“（西夏）神臂弓，最为利器”。战马、良弓是蒙古骑兵的最佳配备，西夏的30万骑兵如果臣属于成吉思汗，则蒙古骑兵的力量会大大增加，以上这些无疑也是成吉思汗征伐西夏的原因。

试探性进攻公元1205年，成吉思汗终于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征伐战争。但这次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并未深入其地，仅“拔力吉里寨，经落思城，大掠人民及其橐驼以还”。西夏虽国小力弱，但也曾是能抵抗北宋几十万大军的劲旅。因此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征伐仅是一次以追击逃敌为借口的抄掠性战争，其目的是观察一下西夏的反应和其军事实力。这次试探性战争，西夏军队还未来得及反应，蒙古军队已大掠而还了。它造成了西夏朝廷的极度恐慌，甚至导致了一场宫廷政变。

公元1206年，夏桓宗李纯佑被废，李安全继位，称夏襄宗。夏襄宗登基后，依然主张联金抗蒙，自甘为臣，以求共同抗蒙，这无疑是对蒙古的挑衅与威胁。成吉思汗于公元1207年秋，再次出兵征讨西夏，历经数月，“克（西夏重镇）斡罗孩城”。后因粮草不继，夏天已到，遂撤军回蒙避暑。第二次征伐战争宣告结束。

尝到甜头吃够了不善攻城之亏的蒙古人，经过一年多的练兵备战，于公元1209年秋卷土重来，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三次征伐战争。面对有备而来的蒙古骑兵，西夏军队步步为营，顽强抵抗。双方在黑水城之野摆阵厮杀，西夏军队本想依靠人多取胜，但却忘了自己不是早先的西夏劲旅。长期缺乏训练的西夏军队，交战不久，便被凶悍的蒙古人冲乱了阵脚，被杀得落花流水、尸横遍野，落得个副帅被杀、主帅逃跑的可悲下场。蒙古军队乘胜轻松攻克西夏重镇斡罗孩城、克夷门，使得西夏无险可守。

蒙古军队如入无人之境，直逼西夏首都中兴府下。夏襄宗求救于金，而金章宗已死，卫王永济懦弱无能，不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竟然声称：“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也”，拒绝出兵救夏。

夏襄宗求救无门，只好困守中兴。亏得中兴府城高池深，蒙古兵屡攻不下，后来蒙军竟引贡问之水淹城，但城墙高厚，水不能进，却差点倒淹了蒙古军队。成吉思汗派人前去招降，夏襄宗走投无路，不得已献女求和。蒙军掠夺了大量的人民、财物及牲畜满载而归。这次战争不但解除了蒙古的后顾之忧，而且成为蒙古攻打金国的桥头堡。

消磨对手第三次征伐战争后，蒙军开始向金国进攻。西夏又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夏襄宗李安全被废而死，夏神宗李遵顼夺取政权。他仇恨金人见死不救，正式宣布与金朝断交，开始助蒙攻金。

西夏降蒙之后，“合兵攻金，役为藩属。”在蒙古利用下与金作战13年，大小战役25次，动辄征兵数万人。“继征发日多，（西夏）不堪奔命，礼仪渐疏。”

当成吉思汗准备西征，派使前来征兵之时，西夏大臣阿沙敢不出口相讥，“气力既不足，何以称汗为?”惹得“蒙古主怒，渡河来攻”。蒙古军队再次兵临中兴府下，夏神宗走西凉，遣使来降，因成吉思汗急于西征，遂罢兵息戈。第四次征夏战争暂告结束，但成吉思汗留下话说：“待西征胜利归来，却再理会之。”李遵顼让位于次子李德旺，称夏献宗。夏献宗企图改变依附蒙古、屈辱投降的政策，欲与金重修盟好，共同抗蒙。金国也看到只有两国联手，才能自保，他们企图趁成吉思汗西征之机，“阴结外援，蓄异图”。

但这一情况还是被成吉思汗知道了，他密令木华黎之子孛鲁征讨西夏，“斩首万余级，获牲口马驼牛羊数十万”，又使西夏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夏献宗的错误西夏作为一个小国，长期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生存，只得用投降与对抗的巧妙方针周旋于各国之间，一会联辽抗宋，一会联金抗蒙，一会又反过来联蒙抗金，有时甚至同时臣服于两国。但这次西夏人分析错了形势，在受到孛鲁的第五次征讨后仍坚持联金抗蒙。

当成吉思汗西征归来，看到唐兀惕人乘他不在时变得倔强，动摇于降叛之间。于是他意识到，西夏反复无常，不灭之难以灭金，成吉思汗不顾七年西征的疲劳，毅然发动了对西夏的第六次征伐战争。但成吉思汗已64岁，是一位老人了。在一次打猎时，不慎从马上坠下，生起病来。西夏本应趁此机会言和，却口出狂言，“要打便打，要作战便作战”。惹得成吉思汗狂怒不已：“听彼出此大言，即死也，亦应就其言而行之。”并下令破城之后“自唐兀惕百姓之父母甚至其子孙之子孙，尽殄无遗矣。”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从西面和东北夹击西夏，一路攻城陷镇，无坚不摧，直奔中兴府而去。

蒙古兵沿路烧杀抢掠，西夏人挖洞躲避，幸免者百无一二。战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城池接连丢失，可怜的夏献宗李德旺早已没了当年的勇气，在惊惧中死去。

西夏灭亡西夏南平王李睨在忧患中继帝位，得知蒙军正攻灵州，亲率50万大军前去支援。成吉思汗见西夏倾全国兵力来援，便亲自坐镇指挥，并趁黄河结冰，用弓箭射退援兵，强渡黄河，大败西夏援军，攻克灵州城，西夏兵将全军湮没。李睨困守中兴府，蒙古兵第三次兵临城下。

公元1227年6月，“帝遣察罕入城，谕以祸福”。夏王李睨自知西夏已无力与蒙古相抵抗，决心投降蒙古，永不再叛，并“向成吉思汗表示奴隶般的顺从”。他请求成吉思汗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准备，其实是借此观察成吉思汗的病情，以决定降或不降。

当时，成吉思汗旧伤未愈，又添热病，果真一月不到便驾金车西去。但成吉思汗料事如神，在留下的三条遗嘱中，其中一条便是如何灭西夏的。因为成吉思汗曾发誓，“既死也，亦应就其言而行之。”成吉思汗密令：“我死之后，不要发丧、举哀，好叫唐兀惕人不知我已死。待一月期到，唐兀惕国王和居民从城里出来时，你们可将他们一下子全部消灭掉。”臣子们依计行事。西夏人不见蒙军举哀，以为成吉思汗未死，乖乖出城投降，蒙古军队一涌而上将他们全部杀死，中兴府无一活人。西夏人在抵抗了蒙古4年之后，终于寿终正寝了。

蒙古消灭了西夏，解除了后顾之忧，为南下攻金作好了充分准备。“唇亡齿寒”，金人已领悟到了，南宋却还未尝到苦头。结果，金亡了，南宋也亡了，历史的重复有时真简单的可怕。灭金的野心成吉思汗从蒙古的统一开始便思量着如何向自己最大的敌人下手。

探察金国公元1227年春，成吉思汗见西夏灭亡大局已定，只留少量兵力在夏境等候接收投降，自率主力进入金国西境，攻陷临洮（今属甘肃）、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抱罕）、西宁、德顺（今宁夏隆德）等地。

蒙古士兵闰五月，他避暑于六盘山，精心筹划灭亡金国的军事大略。

成吉思汗首先考察了蒙金战争的新形势。他得知金国在近十年期间，曾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金宣宗完颜殉在权臣术虎高琪操纵下，为了补偿对蒙古作战的损失，发动了进攻南宋的战争。结果却是劳民伤财，徒伤国力，并且激化了金、宋矛盾，迫使南宋更加向蒙古靠拢，自陷于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后来又在木华黎、孛鲁指挥的蒙、汉、虬军沉重打击下，疆土日蹙，岌岌可危。

金哀宗完颜守绪于公元1224年即位后，为了集中力量抗蒙，主动停止了攻宋战争，重新调整兵力部署，把数十万主力部队屯驻潼关附近，并沿黄河两千余里，分为四段派20万大军坚守。摆在成吉思汗面前的就是这样一种金军与蒙古军隔河对峙的局面。

蒙、宋、金的三角关系成吉思汗又考察了南宋与金国的世仇关系。宋朝从公元1126年以来，一直备受金国的欺凌。公元1127年，北宋为金国灭亡。南宋建立后，又屡遭金军南下攻掠，先后于公元1141年、公元1164年、公元1208年被迫与金国订立了“绍兴和议”、“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宋割让六个州土地给金国，年年向金国纳贡，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南宋向金国称伯父。

自从蒙古发动攻金战争以后，一向对金国卑躬屈膝的南宋朝廷态度逐渐强硬了起来，并为金国有难而幸灾乐祸，乘机停止了向金国交纳岁币。宋、金历来战争的结局，从来都是以金胜、宋败而告终，唯独公元1217年至公元1224年的宋金战争，南宋因有黄河以北的蒙古军作为不结盟的盟军，形成对金军的南北夹击之势，故而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还仔细地考察了蒙古与南宋的关系。蒙古、南宋之间，初期因有金国、西夏的阻隔，两国不相邻、不相属，也不直接交往。随着蒙、金战争的进程，蒙古和南宋双方都逐渐把对方当作可以借用的力量，成为不结盟的同盟关系。公元1221年，成吉思汗在西征中，驻夏铁门关（原苏联俄罗斯杰尔宾特西），曾经亲自接见了南宋派来的使者苟梦玉，双方进行了沟通，在攻打金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和支持。公元1223年，苟梦玉第二次出使西域，成吉思汗再次接见来使，并且进行密谈。史料对二人的会谈内容没有记载，但史家从尔后双方的言行分析，可能在两个方面达成协议：第一，蒙、宋双方都把金国看作共同的敌人，并把对方视为对抗金国的同盟军；第二，蒙、宋在适当时候联合起来灭金。

蒙、宋在以后的交往中，因为双方有着金国这个共同敌人，存在着许多一致性，但因为双方有着许多根本的利害冲突，又存在着对抗性。所以，蒙、宋关系也时好时坏。

胸有灭敌计公元1227年春，成吉思汗为探察绕道宋境攻金的路线，特遣一支游骑偏师，深入南宋利州路（今四川北部、陕西南部及甘肃东南部一带），抄掠了“五州”——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今甘肃西和县西）、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天水州（今甘肃天水市西南）。由此，成吉思汗已经十分清楚地洞察了从侧后迂回包围金国都城南京（今河南开封）的进军路线，但是必须向南宋借道并联合南宋，这是唯一的出路。

古代风景画鉴赏于是在成吉思汗的脑海中，一个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宋境、联宋灭金的大迂回、大包围战略逐步形成了。同年六月，成吉思汗从六盘山移营清水县（今属甘肃）的西江。当时天气酷热，66岁的成吉思汗患病，发起高烧。自知病情严重，活不多久了，而自己苦心谋划的灭金战略也只能交由别人去实现，所以召集拖雷及亲密部将，把胸中方略口授于众。

成吉思汗的灭金战略，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对蒙、金战略形势的客观、冷静分析。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他认为，鉴于金军还有主力数十万，地处要冲，只靠蒙古军自身的力量从正面攻击，在短期内灭亡金国是不可能的。

其二，确定了利用宋、金世仇，绕道宋境，实施大迂回的作战方略。他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终成遗愿成吉思汗这一灭金战略，在其去世后，由儿子窝阔台、拖雷实施，公元1231年春蒙军兵分三路：东路出山东济南，以作牵制；中路由窝阔台率领，从白坡（今河南孟县）南渡黄河，从正面进攻西路系三路之主力，由拖雷率领，从宝鸡（今属陕西）南下，绕道宋境，经由川北、陕南入河南，包剿开封。公元1232年正月三峰山大战，歼灭金军精锐15万人，俘杀金帅二人；八月郑州大战，歼灭金军主力十余万人，至此金军精锐几尽，金哀宗被迫逃离南京，辗转至蔡州（今河南汝南）。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金国临时首都蔡州，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成吉思汗的灭金战略全部得到兑现。由他亲自发动的蒙、金战争，历时24年，至此以胜利告终。西征伟业蒙古士兵的铁蹄跨越万水千山，震动了亚欧大陆。

虚假和平在蒙古铁骑向西挺进的征程上，首当其冲的是地处中亚的花剌子模国。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位于阿姆河下游。其王号花剌子模沙（波斯语，意为王）。它摆脱了西辽和墨尔柱帝国的统治之后，发展成为伊斯兰世界最蒙古部族强大的国家。铁木真攻入金国的消息传到中亚后，花剌子模国国王摩诃末为证实这一消息并探听蒙古实力，在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底，派以巴哈丁剌只为首的花剌子模使团到达中都，亲睹了战争带来的惨状。

铁木真在驻营地款待了使者，并提议：“朕为东方的统治者，贵国就为西方的统治者吧。我们双方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要允许商人自由通行，进行贸易。”当时铁木真并无征服西方的计划，只是着意于通过贸易获得异国物品。他曾颁布一道法令：凡商人至其境者，将保证其安全营业；凡有贵重物品，需先送到他那里由他选购。

铁木真也派出使团携带大量贵重礼品去花剌子模回访。

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春，使团到达河中，转达了铁木真愿与花剌子模缔结和约、互通贸易的旨意。

摩诃末于夜间单独召见使团首领马哈木，探间铁木真的虚实。马哈木谎称铁木真的军队数量装备与花剌子模不能相比，明显处于劣势。这正符合摩诃末自恃强大的狂妄心理，他听后非常满意，答应与铁木真缔结和约。

激怒可汗随蒙古使团一起出发的蒙古商队共450人，他们用骆驼驮载金银、丝绸、毛皮等到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讹答剌长官亦难出贪图商队财物，竟诬指他们为间谍，将他们扣押起来，然后写信报告摩诃末。摩诃末命令将商人全部杀掉，货物没收。

铁木真闻讯后，流下了愤怒的热泪，决意兴兵复仇。他派三个使臣到花剌子模指责摩诃末背信弃义，并要求交出凶手。摩诃末严辞拒绝，下令杀死为首的使臣，将其余两个剃去胡须，驱逐出境。胡须对伊斯兰教徒来说是权力的象征，割掉它是奇耻大辱。不斩来使、不杀说客是国家间交往的惯例。自己的使节蒙此厄运，雄狮一样的铁木真再次被激怒了。他登上山巅摘下冠帽，祈祷达三天三夜，求神灵佐助，决计攻伐花剌子模。

风卷残云的征战他派遣先锋哲别率领一支军队，消灭了盘踞西辽的屈出律，扫除了进兵路上的障碍。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铁木真待马群肥壮之后，率领蒙古军和金国、西夏新归附的契丹军、汉军、河西军和畏兀儿、哈剌鲁首领率领的军队以及大批能工巧匠，翻越阿尔泰山，开始了西征。

铁木真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但其军威严整，战斗力很强。当时花剌子模拥有约40万军队，但其组织庞杂，训练不足，士气低落。在大敌压境之时，摩诃末有些惊惶失措，他采纳了分兵把守城堡的策略，他自己则准备退缩到阿姆河以南，并随时准备放弃河中。

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秋，铁木真统率全军向花剌子模进发，抵达讹答剌。经过五个月的苦战，蒙古军队终于攻破城防。守将亦难出率余部继续抗击，最终被生俘。蒙古军杀掠之后夷平了讹答剌城。亦难出被送往驻屯在撒麻耳干的铁木真处。铁木真下令往爱财如命的亦难出的眼睛和耳朵里灌注熔化了的银块，将其杀死，给死于非命的商人报了仇。经过若干艰苦卓绝的战斗，在强大的蒙军攻击下，花剌子模的国王最后逃到黑海的一个小岛上，不久就病死了。他的儿子札兰丁屯兵于八鲁湾（今阿富汗喀布尔北），继续和蒙军抵抗。铁木真派兵围剿，最后在中河（今印度河）边大败札兰丁，札兰丁逃入印度境内。世界征服者从一个历经磨难的孤儿成为蒙古草原的统治者，又因为西征变成了世界征服者。

第十二章

世界各国的敬仰虽然西征中，由于扩张思想的错误，使其犯下了超越复仇、屠杀无辜的严重错误，但纵观主流，成吉思汗仍是一个功大于过、叱咤风云的世界性历史巨人，是一位丰富了世界思想文化宝库，成名震撼欧亚的中国蒙古族杰出政治家。志费尼将其称为“世界最伟大的征服者”，一点也没错。

纵览世界历史，凡是被称为世界征服者的人物，其首要因素无不是军事力量称霸当时，用武力打开世界的大门，扩张了广大的国土，给世界造成了极大影响。与其他世界征服者相比，成吉思汗在军事上无疑是最伟大的统帅。成吉思汗的兵法之高超几乎是举世公认的，正如万耀煌将军在布尔霖《成吉思汗》序言中写道的：“中国之兵学，至孙子而集理论之大成，至元太祖成吉思汗而呈实践上的巨观。此二人遥遥相距千载，一则援笔而言，一则仗剑以行，卒以造成历史上中国军威震烁欧亚之伟业，发扬数千年中国兵学养精蓄锐之奇辉。”

许多世界著名学者、政治家也都盛赞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罗马帝国之衰亡史》的注解者伯力曾说：“蒙军布置精密，战略优良。欧洲任何军队所不能及。”志费尼更是如此评价成吉思汗：“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用计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掠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奠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此语确实将成吉思汗捧上了天，有过誉之嫌。

但尼赫鲁也认为：“无疑地，成吉思汗如果不是世界最伟大的军事领袖，也是最伟大的领袖之一。”此话甚是，依成吉思汗的军事能力，是足以当之无愧的。

丰功伟绩成吉思汗在长期战争中，既吸收和继承了游牧民族尚武精神的传统和以马文化为特色的战略战术，又在进攻中原和西征的战争过程中吸纳汉地先进军事技术、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的军事文化，使其军事思想整合了当时游牧军事文化和农耕军事文化，集中了欧亚两洲军事思想文化的精华。这种在实践中形成的军事思想，比较系统地解决了建军，治军和用军的基本问题，最终形成了成吉思汗军事思想的科学体系。蒙军获得一次次战争的胜利，是与成吉思汗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军事天才分不开的，“当时和他作战的国家统帅是没有一个能和他匹敌的”。西征中，成吉思汗仅用15万军队在二年内就打败了花剌子模40万军队，取得了威震欧亚的西征决定性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除了军事战争，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的规模，历史上无论古今还没有能与其相媲美的国家。它远远超过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罗马军的利剑，以及拿破仑的大炮所征服的地域。而且成吉思汗在一次次战争实践中培养出的儿孙，个个文武双全，所以蒙古帝国的后继发展也是其他世界征服者难望项背的。值得一提的是，不可一世的亚历山大大帝死后，手下高官为争帝王宝座，闹得帝国分裂，其子孙落得一个个出外逃亡的境地。而成吉思汗死后，手下大权在握的重臣元帅竟无一人觊觎汗位，其子孙后代一直统率帝国达一个世纪之久，这不能不令人敬佩。

当然，成吉思汗的成功并非仅靠其武力的强大就能达到的。许多游牧民族国家的首领，其武力都曾煊赫一时，如匈奴、回纥汗国等，但往往都是拥有百万雄师的一代枭雄而已。尽管也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建国，如北魏、辽、金国，但他们的王朝既没有对统一中国有多大积极影响，更谈不上对世界有什么作用。但成吉思汗却能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小蒙古族突然间崛起，不但统一了中原，使中国的疆域恢复到汉、唐时代的管辖范围，而且西征的结果给世界也造成了震撼性的影响。

蒙古族因为成吉思汗赋予它的新的文明和生命力，没有像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一样迅起迅落，而是以蒙古草原的主人和一个世界性的现代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烙下特有的痕迹，至今存在。这都是成吉思汗的功劳。

世上再无第二个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曾被人认为是一个“从始至终的草原人”，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野蛮人。但史实证明，成吉思汗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更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内政、外交、治国、用人、法治、商贸等方面都有突出建树。尽管成吉思汗不识字，脑中还存在着蒙古主义及其主体文化意识，但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帝国却是凝聚了世界先进文化、多元文化以及当代智者智慧的结晶。因为成吉思汗竟然能把一个伦理无常、盗贼横行的混乱社会，治理成骚乱止息、天下太平、出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文明社会，这不能不说是治国史上的奇迹!另外，从治国政策、经济思想、用人观念以及宗教政策等方面，也可以看出成吉思汗是一个多么优秀卓越的政治家。

能够做到成吉思汗那样成功的人，世上再无第二人。但成吉思汗能够被称为最伟大的世界征服者，不仅仅是由于他天才的军事才能、卓绝的治国本领，还由于他有着开明的思想、坚定的信念、无畏的勇气和战死杀场的决心。另外，成吉思汗改革国家体制，解放奴隶，并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创造了一条那个时代了不起的群众路线。

正是由于成吉思汗调动起了广大奴隶与平民的积极性，才打了一场成功的古代人民战争。正是由于成吉思汗身上集中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天赐优点”，才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征服者。血性美人歌璧歌璧是大草原上最美丽的女子，因美丽享受荣华，又因美丽饱受痛苦。

母嫁儿子在蒙古的西部是地广人多、势力强大的乃蛮国，国主老太阳罕有一位妖艳盖世的妃子歌璧（亦称古儿别速）。她貌美性媚，集温顺柔古代风景画鉴赏美与酷爱血刃于一身，身体有异香，是天生尤物。老太阳罕亦难察必勒格汗死后，两个儿子台不花和不亦鲁首先要争夺的不是太阳罕的王位，而是这位有漠北第一美人之称的后母。

台不花双管齐下，将王位与歌璧都弄到了手中，他成了新的太阳罕。太阳罕根据当时“妻其后母”的习俗，将歌璧收为自己的妃子。于是，歌璧便由继母变成爱妃，成为第二代太阳罕的妃子。骄纵的女人歌璧不仅以其美貌专宠后宫，而且专权擅政，好干预政事。当她听说王罕被铁木真打败，又被自己的边将杀死后，马上对太阳罕说：“王罕乃曩昔年迈之大罕也，可取其首来，若然，则俺其祭之乎!”即要求太阳罕将王罕的头颅拿来，她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若是，还要以礼祭祀一下。

首级很快被送到宫里，乃蛮大臣有许多人见过王罕，都确认这头颅真是王罕的。太阳罕依言下令给王罕以君王之礼举行祭奠仪式，让大臣们以臣子礼节、儿媳们以儿媳的礼节祭祀他。王罕的头颅在太阳罕的宝座上摆了若干天。一天，太阳罕望着头颅出神，恍惚中看见王罕对他一笑，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歌璧笑话太阳罕胆小无用，将王罕的头颅掷于地上，用脚踩碎了。

乃蛮老臣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对此十分不满，并说太阳罕您庸暗怯懦，歌璧又“治道锋锐”，我们怎么对付蒙古人呢?太阳罕听了，以十分轻蔑的口吻说道：“听说东方有为数不多的蒙古人，用弓箭吓唬年迈的老王罕，使老头子出走，死在我们边将手中。莫非铁木真想做皇帝不成?我要亲自去讨伐他!”歌璧接过话头，以一个大国皇后的口吻说：“蒙古人浑身膻气，衣服油污不堪，要这些蒙古人有什么用?若有清秀的媳妇、女孩，让她们洗干净，倒可以派个挤羊奶的差使。”太阳罕为讨其欢心，便说我要到蒙古那里，把他们的箭筒、弓矢统统夺来。他们就这样口出大言，轻率地做出了进攻蒙古的命令。

乃蛮军的失败面对强大的乃蛮国主的挑战，还很弱小的蒙古人心里也十分恐惧，许多人借口马瘦不敢去跟太阳罕的军队作战。但是成吉思汗的弟弟斡惕赤斤和别勒占台却主张迎敌，并鼓励士兵们，男儿应当做大丈夫，死则要与弓矢同卧，乃蛮人以其国大民众而口出大言，我当就其大言而伐之!成吉思汗十分欣赏他们的勇敢，他立即下令将营地迁徙到客勒帖该合答地面，准备与乃蛮军队作战。

当成吉思汗率领着军队到达斡儿寒河一带时，已是秋天了。成吉思汗为了掩盖自己兵少马弱的情况，命令“凡有性命者，人各点火五处”，以造成人马众多的假象。太阳罕果然被迷惑了，准备后撤。但是儿子屈出律和部将豁里速别赤都认为太阳罕太怯懦无能了，“叩鞑而去矣”。太阳罕被激怒了，“人死的性命，辛苦的身躯，都一般。您那般说啊，咱迎去与他厮杀。”但是成吉思汗的军队如猛虎入羊圈一样杀得乃蛮兵节节败退，太阳罕的勇气也不见了，害怕地一步步撤退到山顶上，最终被蒙古人乱箭射死。

太阳罕死了，妖艳的歌璧被蒙古兵押送到了成吉思汗的宫帐中。歌璧一见成吉思汗便柳眉倒竖，咒骂不绝。铁木真问她：“汝非谓蒙古之味恶欤?今何以来也?”此话令歌璧羞愤难当，一头向几案撞去，却被成吉思汗一把搂入怀里。亡国灭种，为人妻妾，血性的歌璧殉情不成，只好做了成吉思汗的妃子。

成吉思汗十分宠爱这个娇艳盖世的美人，连出征也常携其相伴，几至专宠，长久不衰。这个先后成为三个可汗之妃的美人，因其出色的美貌，至老都未失宠。全真道人丘处机蒙古军营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道的丘处机。

闻名天下的道士丘处机幼年父母双亡，19岁入山学道，拜全真教祖师王吉为师。在雪山讲道之前，丘处机已是非常著名的道士，以有“治天下之术”和“长生不老之术”闻名天下。

在蒙古大军西征之时，耳顺之年的成吉思丘处机像汗，直面老年将至的现实，从谋士耶律楚材那里了解到丘处机有真才实学，决定发诏邀请。丘处机面对盛情邀请，难以推却，只好前往。

当然，丘处机去西域谒见成吉思汗也是有其自身目的的，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活“神仙”

丘处机到达撒麻耳罕时，成吉思汗驻军在哥疾宁附近的八鲁湾，当他得知丘处机到达撒麻耳罕的消息后，马上差人迎丘处机到八鲁湾附近的成吉思汗行宫。

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他高兴地说：“今日，你不远万里来西域，朕无比喜悦。”丘处机回说：“我奉诏前来，是天所使然。”

成吉思汗询问道：“你有何高见于我?”

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于是进言说：“欲统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

成吉思汗尽管心中急于知道长生之道，但觉得丘处机所言有理，便点头称是。丘处机又进言说：“治国之术，以敬天爱民为本。”

成吉思汗点头同意，并且马上转入正题，接着问道：“你有什么长生不老药献给我?”丘处机说：“世上只有卫生之道，可使人延年益寿，从来没有长生之药可以保永生。”接着，丘处机举例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想长生不老，也只活了50虚岁；开辟从长安到欧洲罗马帝国‘丝绸之路’的汉武帝，迷信长生不老药，服过仙丹，也只不过活了70虚岁。”

丘处机感慨道：“短命者，大多不懂卫生之道。”成吉思汗问道：“何谓卫生之道?”丘处机解释说：“清心寡欲为要，一是清除杂念，二是减少私欲，三是保持心地宁静。”丘处机的这些见解，虽然同成吉思汗挥军西征的现实不无抵触，但句句都打动了成吉思汗的心。

于是，成吉思汗饱含激情地说：“您真乃天赐仙翁，句句真言，使我茅塞顿开，眼明心亮。”

他命耶律楚材速将丘处机所言，一一记录在案，以便训戒诸子和将臣，并赐给丘处机虎符及玺书。他叮嘱部将和侍者，说：“自今以后，不称仙翁，只称神仙。”

勿杀生有一天，成吉思汗在一座山下打猎，射杀一只野猪，马失前蹄，豕傍立不敢前，左右进马，遂罢猎还行宫。

丘处机入谏说：“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

成吉思汗认为很有道理，于是对左右人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他。”丘处机辞行，成吉思汗赏赈牛马等物，丘处机师徒皆不接收。

成吉思汗问：“汉地神仙弟子多少?”丘处机说道：“甚众。”

成吉思汗下令说：“应于门下之人悉令蠲免，仍赐圣旨文字一通，且用御宝。”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看到蒙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不久，成吉思汗允准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

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回荡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由此，全真道得以大盛。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自成吉思汗会见丘处机以后，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人数迅速增加。成吉思汗的陵墓成吉思汗作为一代千古帝王，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叹号与问号。

关于陵墓关于成吉思汗的葬地，有很多讹传，最具代表性的是将从漠北移到鄂尔多斯的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当为成吉思汗的陵寝。所谓“八白室”，即祭祀成吉思汗的八座白色帐篷，当然不是成吉思汗的陵寝。那么，成吉思汗的陵寝在哪儿呢?

《元太祖本纪》曰：“二十二年丁亥，帝（成吉思汗）留兵攻夏王城（西夏）……闰月（夏四月），避暑六盘山。是月夏主李岘降，帝次清水县西江。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寿六十六岁。”史书载成吉思汗是在攻取西夏的秋天死于今甘肃省六盘山下的清水县境内，却未指出其葬身之地。是不敢说，还是不知道，这得从蒙古人的葬俗说起。

蒙古人丧葬的传统蒙古人盛行土葬，葬地对外保密，因此地面上不留坟冢等标志。蒙古国时期“其墓无冢，以马践蹂若平地”。据《草木子》载：“国制不起坟垅，葬毕，以万马蹂之使平，……以干骑守之，宋岁草及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更对埋葬死者的习俗做了详细的描述：蒙古人在埋葬他们的首领时，会到秘密的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坑的边缘，挖一个地下墓穴，把尸体放入墓穴中，然后他们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没有人能发现这个地点。成吉思汗的陵墓和其他蒙古贵族的墓地一样，地面上不留痕迹。原来是孤树的地方，后来成了一片大树林，即便是守护那里的老守林人，也无法找到成吉思汗的确切埋葬地点。

古代人物画如此看来，成吉思汗的葬地委实难以确定，但为何其陵园像谜一样令人猜不透呢?

涉足草原之外的蒙古人，一般死后归葬草原。南宋使者徐霆记道，假如死于军中，其奴隶能将其尸首送回蒙古的则将其全部畜产送给奴隶；若被别人送回草原的，则其妻奴财产尽归别人所有。

由此可以看出蒙古人是如何强烈地希望死后能归葬草原。成吉思汗虽然死于西夏境内，但毫无疑问其尸身一定是被运回蒙古，葬于蓝天白云之下的绿色大草原上。

留下了一个谜“诸将奉柩归蒙古，不欲汗之死讯为人所知，护柩之士卒在此长途中遇人尽杀之。至怯绿连河源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始发丧……”至于葬在何处，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进攻西夏途中，路过一处叫起辇谷的地方，见这里天高云阔，绿海无边，不禁被这迷人的景色所陶醉，对侍从说道：“这儿做我的墓地不错!”于是死后人们便将他葬在了这里。至于此地究竟在哪里，因无墓冢标志，又无史册记载，所以争议颇多。

有人说，成吉思汗的葬地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出使草原的南末使者徐霆记道：“霆见忒没真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未知果否。”《元史》记载成吉思汗“葬起辇谷”，史学家多赞同此说。据亦邻真考证，“起辇谷”是《蒙古秘史》中的“古连勒古”的译写，而“古连勒古”正在不儿罕合勒敦山南，具体说应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

为什么成吉思汗陵会有如此多的地方?虽然墓穴不知详细所在，但墓园之地甚是广大，为何史书也不能明确记之呢?

后世子孙继承前制自成吉思汗开始，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及拖雷汗等人，都埋葬在起辇谷，并且遵从成吉思汗死后的葬仪。蒙古统治者便有了自己专门的陵地，这块陵地，在元代文献中被称为“起辇谷”，是皇室成员的专用陵地，有守墓人守护。除此之外其保密措施还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如拿忽必烈及以后的元代皇帝死后归葬起辇谷的记载来看，元代皇帝死后仍然按照蒙古旧俗行事。

王恽曾详细记述了元皇帝的归葬仪式“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岁次甲午，帝崩于大内紫檀殿，既殓，殡于肖墙之帐殿，从国礼也。越三日乙亥寅刻，灵驾发引，由建德门出，次近效北苑。有顷，祖奠毕，百官长号而退”。从中可以看出汉人官僚不能参加蒙古皇帝的丧葬仪式，所以将灵驾送到大都建德门外就必须止步了。等棺木“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员，居五里外”。在元皇帝下葬时，连蒙古贵族都要避之五里之外，并且“往葬日，遇行路人，尽杀殉葬”，避免了外人泄密。

“八百室”

蒙古帝王如此深埋之，不留痕迹，难怪后世之人不能寻到。但史书记载元皇帝都葬于同一地方起辇谷，既然无人可知道先帝之陵寝，后人又怎能找到并归葬于此呢?据《黑鞑事略》和《草木子》说：“其墓无冢”，葬后“以马践踏，使如平地”，然后“杀骆驼子其上，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处，则知葬所矣。”然而，时间一长，母骆驼也难以识别了。

《史集》记成吉思汗葬后，“讣闻传到远近地区时，后妃、诸王奔驰多日从四面八方来到那里悼死者。”他们是到成吉思汗坟上哀悼的吗?不是，他们是在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宫帐）里为死者举哀的，谁也不能接近墓地。因为成吉思汗的墓地已成为草原上的“大禁地”，蒙古语为“也可忽鲁黑”，有专人守护。“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逻骑以为卫”。后来为了保密，也为了方便祭祀，便设立了象征成吉思汗灵寝的“八白室”（八个白色帐篷），渐渐地后人便把“八白室”所在地当成了成吉思汗的陵园。

随着蒙古族政治中心的变动，“八白室”辗转大漠南北，清初移至伊金霍洛，伊金霍洛的蒙古意思是“主人的陵园”，在鄂尔多斯的蒙古人民心中，伊金霍洛便成了成吉思汗的安葬地。现存明代、清代成吉思汗陵旧址各一处。公元1939年，为避日寇和蒙古汉奸的劫持，“八白室”曾先后转移至甘肃（公元1939年—公元1949年）、青海（公元1949年—公元1954年），今有甘肃兴隆山大佛寺纪念堂旧址、青海塔尔寺排家尕哇纪念堂旧址。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八白室”于公元1954年从塔尔寺迎回到鄂尔多斯草原，公元1956年建成现在供游人参观膜拜的成吉思汗陵。兄弟争位历朝历代的帝王之后无不对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垂涎三尺，成吉思汗的后人也不能免俗。

决定传位成吉思汗临终之前，钦定三子窝阔台为汗，但成吉思汗老了（死了，蒙语之讳语）以后，汗的宝座却长达二年空缺，一直由幼子拖雷监国摄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成吉思汗究竟将汗位传给了谁呢?拖雷敢违抗成吉思汗的遗命而同窝阔台争夺汗位吗?

当年，成吉思汗西征之时，已是花甲之岁的老人。也遂妃担心后嗣未定，成吉思汗征战途中万一有所不测，恐怕会国内大乱，天下大乱，于是向成吉思汗建议道：“合罕越高岭渡大水，所以出征长行者，唯思平定诸国矣。然风有生，万物皆无常也。若汝似大树之躯骤倾，则将似绩麻之百姓，其委之与谁乎?若汝似聚今之百姓，其委之与谁乎?所生英杰之四子中，其委之与谁乎?”

因成吉思汗是自己打的天下，没有考虑到选定汗位后嗣的问题，且“未尝有遭死之事”而忽略了这件大事。

今经汗妃也遂一提醒，觉得也是时候了，于是在呼日勒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敏感的话题。

立储风波成吉思汗意定三子窝阔台为汗，而哈敦（皇后）孛尔帖所生的另外三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四子拖雷为此大吵起来。术赤与拖雷一党，察合台与窝阔台一党，争得不可开交，察合台与术赤之间简直就要爆发一场决斗。后经成吉思汗和大臣们的劝解，争吵暂告平息。

成吉思汗以古老的“折箭训子”的故事和五头蛇冻死，一头蛇却能钻进洞中保命的故事来教育四个儿子要团结，并最终确立窝阔台为汗。临终遗嘱明确说：“吾殆至寿终时矣，我为汝等创此基业，无论东西南北，自此首往彼首，皆有一岁期程。我遗命无他，汝等欲能御敌，多得民人，必合众心为一心，方可长享国祚。我死后汝等奉窝阔台为主……”他并要诸子立下文书，保证在他死后不许改变窝阔台为汗的决定。

但是，成吉思汗的遗嘱虽起到了直接作用，由于汗位继承的规矩和蒙古“幼子守产”的制度，从而使窝阔台登上汗位也是困难重重。不管从哪个角度说，窝阔台坐上汗位是不会一帆风顺的。拖雷也不会轻易让本应属于自己的汗位落入别人之手，他一定会阻挠并伺机争夺的。

拖雷幼子守产蒙古人素有“幼子守产”的风俗，即蒙古人的家产继承法。当父亲在世时，年长一些的儿子们就各自分得一份家产（包括牲畜、奴婢和属民等），从此分家立业。余下的家产及父亲的营帐等全归长妻所生的幼子继承，这就是“幼子守产”的风俗。整个大蒙古帝国也是成吉思汗的家产，也要按这一原则分配。而且根据蒙古草原习惯，正妻所生的长子与幼子有优先继承权，因而成吉思汗立三子窝阔台为汗，术赤与拖雷怎能不有怨言。

长子术赤因孛尔帖被抢，夺回后不久即生产，被人怀疑不是成吉思汗的亲儿子，所以汗位难以定他。但拖雷是成吉思汗最宠爱的儿子，征战时必携与俱，并亲呢地称其为那可儿（伴当），但汗位的继承权却没落到拖雷头上，拖雷应是最愤怒的。当然成吉思汗心中也是觉得有点对不住拖雷，这从他分配给儿子们的职务与领地上就可看得出来。

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说，成吉思汗根据四个儿子的才能，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职掌：长子术赤管狩猎，次子察合台掌法令，三子窝阔台主朝政，四子拖雷统领军队。

另一位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也曾记道，成吉思汗考查了诸子才能之后，给了他们相适宜的职务。但对汗位的安排，有所犹豫，时而想到气度恢弘、宽厚明达的三子，时而又想到勇敢善战、有勇有谋的幼子。经过再三权衡，说道：“王位和国家的事是桩困难的事，让窝阔台去治理吧。我的禹儿惕（宫帐）和家室，及军队、财宝等，都交给拖雷管。”并且拖雷的领土分的是“帝国的中心”——蒙古本土，足可见成吉思汗对幼子的愧疚之心。

在成吉思汗时代，拖雷便有也可那颜（大官人）的称呼，在许多人心目中拖雷才是未来汗位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当选，拖雷内心一定是反对的，且拖雷分掌军队，成吉思汗死后，一定会发生宫廷争权斗争，呼日勒大会上的争吵便露出了这种苗头。

大忽里勒台会阻碍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另一个原因是汗位的继承制度——汗必须由家族成员、高级将领、贵族参加的大忽里勒台会上被众人推举出来，才算正式而合法地坐上汗位。因为这一规定，窝阔台不能只依据成吉思汗的遗命继位，古代瓷器而要等大忽里勒台的最后决定。在汗位空缺的两年里（成吉思汗去世到大忽里勒台召开），由拖雷以幼子的身份监国摄政。

波斯史学家载：公元1229年举行的大忽里勒台会议是欢乐与团结的，宗王们一致同意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为汗。但汉文史料里大会却不是风平浪静的。

《元史》之《耶律楚材传》中曾记拖雷以“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企图把大忽里勒台的日期延后。又据李微朋《耶律楚材墓志》记，大忽里勒台的原定结束日期为公元1229年8月24日，但至22日“尚犹豫不决”。忽里勒台一般为40天，三天狂欢，以后开始商议，这个会议整整讨论了35天还未定下，显然，宗王们并不是一致拥立窝阔台的。

会上有争议，窝阔台的对手必然是拖雷。窝阔台谦让的话里包含了问题的实质：“虽则成吉思汗遗诏在此，然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胜此任。再者，遵照蒙古风俗，长室之幼儿为父亲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拖雷）是长斡耳朵（宫帐）的幼子，始终日夜晨昏侍成吉思汗，耳闻目睹和熟悉他所有的律令。这些人都健在，我怎能继承汗位呢?”一言道出拖雷的对抗地位。

明争暗斗拖雷监国两年，也不会轻易交出大权。但史书中却载拖雷尽心尽力扶窝阔台登上汗位，此不与争斗的行为，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然事实绝非如此。只因当时术赤已死，拖雷一人无法与察合台、窝阔台争斗，势孤不能取胜。时间紧迫，拖雷也只好采取暂且退让的策略，转而支持窝阔台，使斗争真相被遮盖起来，并获得个好名声。

但窝阔台又怎能不心知肚明呢，在他登汗位不久，拖雷便不明不白死去了，窝阔台有没有动手脚，天知道。两个人的矛盾，转化为两派的斗争。拖雷未得推立，在术赤与拖雷两系产生了深刻不满，两系的后人始终认为，汗位应属拖雷，他们的斗争更明朗化。

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各个儿子又手握重兵，各踞一方，成吉思汗无疑没有为后代留下一个明确的答案。元朝的短命，皇权争夺，子孙不团结，无疑是成吉思汗最不愿又不得不看到的局面。堪称有为的窝阔台史书上说窝阔台以庄严、聪明、能干、善断、谨慎、坚定、老成持重、宽宏大量、公正著称。

自评功过窝阔台对自己的功过有过一番评价，他曾说：“继承父亲大业后，我做了四件好事：第一，征服了金国，讨平了中原的百姓；第二，在各地设立驿站，沟通了东西南北的交通，便利了使臣往来和运输物品；第三，在干旱的地区掘井，使百姓获得丰美的水草；第四，在各城池派军队镇守，使百姓安居乐业。

“继承父亲的大业后，我也有对不起百姓的地方：第一，我嗜酒如命，整日沉湎于葡萄美酒；（后来果然死于酗酒。）第二，我曾强夺叔父斡惕赤斤部落的女子，愧对叔父；（史载：窝阔台曾命该部落七岁以上的姑娘和少妇4000人聚集一处，当着她们的父兄丈夫，列为两行，自选最美的纳入宫中，其次赏给诸臣，再次的交给妓院。挑剩的任凭在场的士卒蹂躏。）第三，暗害了功臣朵忽鲁。他曾为我父亲效力，我却杀了他，如今悔之莫及；第四，我贪图天地所生的野兽，为防野兽跑到兄弟的领地，立寨筑墙加以阻拦，招来兄弟的怨言，这也是我的过错。继承父亲汗位后我做了这四件好事，犯了这四大过错。”

窝阔台自述有四功四过，作为皇帝有这样的态度也算难能可贵了。但《元史·太宗纪》对他的评价却是“举无过事”，意思说他从来没干过坏事。这显然是封建史家的阿谀之词。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古今中外，岂有例外?

宽厚的一面当时蒙古人的习俗规定，在春天和夏天，任何人都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置身水中，不在河中洗手，不用金银器汲水，也不把湿衣服铺在草原上。因为他们认为这样会引来雷击。这不难理解，在科学还很落后的古代，草原上的电闪雷鸣的确是够吓人的。

有一次，窝阔台和二哥察合台一起外出打猎，看到一个人在池塘里洗澡。严守习俗的察合台要立刻杀了那人。窝阔台说：“现在没时间，我们已经很累了，让卫士今晚先把他看守起来，明天再审讯处死吧。”趁察合台不注意，他把一枚银币丢入池塘，私下关照那个违禁的人在审讯时说：我是一个穷人，我的钱掉到水里去了，我下水是想把它捞起来。第二天审讯时，那人就这样说了。派人到池塘去打捞，果真找到了银币。窝阔台说：“谁有胆量敢违反禁令呢?要知道这个不幸的人是为了这点小钱而冒险下水的啊。”于是那人在保证今后决不重犯后被宽恕了，窝阔台还赏了他十个银币。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窝阔台确实比较开明，因此也颇得人心。愚蠢的国王以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威势，聪明的君主则反其道而行之。

慷慨的大汗成吉思汗生前对他几个儿子有过一番评价，他说：“想要精通礼俗、规矩、律法的人，就到察合台处去。追求勇敢、荣誉、武功的人，就去效力于拖雷。喜好慷慨大度和想发财致富的人可去亲近窝阔台。”史书上确实记载了不少窝阔台慷慨施舍的轶事。

有一次，窝阔台走过集市，小铺里的蜜枣散发出诱人的香味。他很想尝一尝，回到宫里就吩咐侍卫官去买那个小铺的蜜枣。侍卫买回一盘蜜枣，窝阔台一边品尝，一边问道：“付了多少钱?”侍卫道：“付了一两银子。”窝阔台说：“这么好吃的蜜枣，一两银子太少了。”侍卫说：“我所给的已经超过它们的价值十倍了。”窝阔台把他痛骂一顿说道：“在店主的一生中，什么时候他还能碰得上像我们这样的买主呢?”他命令侍卫立刻再送十倍的银子给店主。

有个穷人用羚羊角做了一只大杯子，坐在窝阔台的出行之处。当窝阔台走过来时，他站起来献上杯子。窝阔台收了下来，并吩咐侍从给他50两银子。一个极普通的杯子，居然要给这么重的赏金，侍从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就又问了一下。窝阔台生气地说：“对你们说过多少次，不要回驳我的赏赐，也不要对穷人吝惜我的财富!如今我就要和你们作对，快给他一百两银子吧。”

中亚某国曾将一条用宝石镶嵌的金腰带献给窝阔台，他十分喜欢，平时经常佩带。有一次金腰带的扣子坏了，就把它交给工匠修理。工匠私下把腰带卖了，却总是推托还没修好。最后把他抓起来严加审讯，他才承认已卖钱花掉了。工匠被投入死牢，窝阔台知道真相后说：“虽然这也是一桩大罪，但做出这样的事来，正证明他极端穷困、无路可走，给他150两银子，让他重新做人，今后不许重犯。”工匠做梦也想不到居然因祸得福，自然是感激涕零，逢人便称颂大汗的宽宏大量。

一个贫穷的伊斯兰教徒向一个官员借了四两银子的债，但无力偿还。那个官员便把他抓去审问，威胁如三天之内不还清债，就要逼迫他改信基督教，并要把他脱光了在市场上打一百棍。穷人急中生智，跪在大汗的宫前告御状。窝阔台赏给他一百两银子，下令把债主抓来，把他的妻子和房屋判给穷人，还把债主脱光了在市场上打了一百棍。看热闹的穷人无不拍手叫好。

赢得身后名在财富和名声之间，窝阔台似乎更看重后者，他曾说：“热衷于聚财的人是缺乏理智的，钱财的好处有限，人无不死，纵然有金山银山，死后又有何益?人又不能从彼世回来，所以我们要把真正的宝藏保存在心中，把尘世的财富散发给臣民，使美名远扬。”

窝阔台确实是够慷慨的，不过对他这样的一国之主来说，这些赏金不过是九牛一毛。何况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库里的钱财本来就是从百姓头上刮来的。出格的施舍毕竟起到了广告效应，为大汗买来了好名声。蒙古西征的继续成吉思汗的子孙继承了其骁勇善战的品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开疆拓土。

诸子分得领地第一次西征大胜以后，成吉思汗把占领地区作为“兀鲁思”（汗国封建领地），分封绐他三个儿子。

长子术赤封于钦察、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今成海以西，里海以北之地皆属之。）术赤比成吉思汗早死，这一封地归于其子拔都。

次子察合台封于西辽及畏兀故地，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包括新疆天山南北路等地，后来称为察合台汗国。

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令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均属之，后来被称为窝阔台汗国。依照蒙古惯例，在成吉思汗死后，幼子拖雷获得其父的直接领地，即斡难古代风景画鉴赏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

蒙宋灭金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而金朝则失去了犄角之助。窝阔台（元太宗）成为大汗后，他在三年内（公元1230年—公元1233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积极与南宋取得联系，制定出联宋灭金的军事计划。公元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谈判，应允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划归于宋。

公元1233年，蒙古包围了金的南京（开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逃往归德，南京旋降于蒙古。完颜守绪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阳，约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蒙古军与南宋会师蔡州。次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南门，然后招蒙古军入城。完颜守绪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前后约120年，至此结束。

拔都西征公元1234年金亡之后，次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除了在经济上企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公元1236年至公元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今保加利亚），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适逢公元1242年四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蒙古军营，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旭烈兀西征公元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贵由继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公元1252年至公元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今伊朗）。

公元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今巴格达）。公元1259年，进军苫国（今叙利亚）京城大马司（今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今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吾国撒野合里耶律楚材以长胡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当年成吉思汗亲切地称呼他“吾国撒合里”。

佛门英才耶律楚材（公元1119—公元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契丹人。耶律楚材本是契丹贵族后裔，曾为金国官吏，后来降蒙为臣，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大展宏图，尽其才智于国家大事，被窝阔台封为中书令，成为蒙古国的治国良臣，一代开国名相。耶律楚材是如何从一名金国降吏一跃而为开国名相的呢?

公元1189年，金国尚书左丞耶律履于花甲之年得子，异之。耶律履颇通占卜之术，他给儿子相面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必成伟器，只是当为异国用。”遂引《左传》之“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历史典故，为其取名为耶律楚材，字晋卿。耶律楚材长到3岁，耶律履去世，由母亲杨夫人抚养成人。耶律楚材自幼聪颖好学，至17岁博览群书，无书不读，“为文有作者气”。耶律楚材最通经史，于天文、地理、医卜、律历、释老、术数之类均有相当造诣。

公元1206年，耶律楚材“中科甲”，年仅17岁；24岁授开州同知；25岁拔为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因见金章宗无能南逃，又目睹连年战乱，于是皈依佛教，拜万松老人为师，自称湛然居士，法号从源。焚膏继晷，几近3年。耶律楚材虽然身在佛门，“以佛治心”，却心系朝野，希望“以儒治国”，大展雄心。所以他这个彻底汉化了的崇佛尊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并未真心入佛教。

第十三章

入仕蒙古公元1215年，蒙军攻占中都。耶律楚材自此降蒙。成吉思汗听说他有才智，能占卜，命其觐见。成吉思汗知道了耶律楚材原来是被金国灭掉的辽朝东丹王突厥的八世孙，便对他说：“辽金世仇，今吾以替汝报耶?”耶律楚材回答道：“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金，既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素喜忠义之士，见耶律楚材言语之中仍忠于故主，不禁心中喜欢，命“处之左右，以备咨访”，又见耶律楚材丰姿长髯，遂亲切称其为“长髯公”，而不直呼其名。

古代山水画鉴赏其实耶律楚材并未受到成吉思汗多大的重视，只是因他善占卜、懂术数，才受到礼遇。成吉思汗起初用一批畏兀儿人观测天象。有一次他们预测说今年五月十五日要有月食，耶律楚材却说月食将发生于明年十月十五，结果耶律楚材胜。成吉思汗更加佩服耶律楚材的占卜，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

尽管如此，耶律楚材仍得不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只能继续充当神职人员。

有一个名叫常八斤的西夏人，因善造弓矢得宠于崇尚武力的成吉思汗，他很看不起耶律楚材等一批手无束鸡之力的儒生。有一次他对成吉思汗说道：“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立即针锋相对地回击：“自古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冶弓尚需用尔等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之甚善，日见亲用”。成吉思汗病危，召窝阔台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渐成大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与拖雷开始暗中争夺汗位。由谁来做大汗将会直接影响到蒙古国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方向。耶律楚材希望选择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来当大汗，而窝阔台见识颖敏，意志坚定，是理想的人选。拖雷跟成吉思汗一样，崇尚武力，不喜儒生。因此在选汗大会上，耶律楚材没有倒向占多数的拖雷一边，而是以成吉思汗遗诏有命为依据，督促拖雷“早定宗社大计”，从而使拖雷打消了故意拖延选汗日期的打算，使窝阔台终于登上大汗宝座。耶律楚材因此功，被太宗誉为“社稷臣”得到信任和重用。

蒙古立国未久，又连年征战，国库急需补充。而蒙古人只知掳掠，不懂休养生息，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耶律楚材设十路征收课税所，起用著名儒生20余人，使税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上缴白银50万两，金帛、粮食等财货无数。太宗奇之，于是在中央设中书省“即日拜中书令”，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耶律楚材，并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至此，耶律楚材才由掌管文书、占卜者的必阉赤变成了蒙古大汗的亲臣、重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国相。

治国良臣耶律楚材当上中书令之后，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推行封建化政策，将儒家治国思想运用于实践当中，从而使蒙古帝国接纳了中原封建文化的洗礼，绕过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暗礁，大大促进了蒙古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为此，耶律楚材进行了提拔重用儒臣，施行军政分立，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反对屠杀，对统治区的人民实行汉族编产制度等，对蒙古国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做出这些丰功伟绩的背后，是说不完的艰辛与艰难。当时“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天下一片混乱。而朝堂之上，诸国人皆有，其言语不通，意见及思想也各不相同，楚材‘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学，戛戛乎其难哉!’”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耶律楚材以己主力“草创万有，权兴百度，兴礼乐于板荡之际，拯诗书于煨烬之余。黼黼皇奠猷，经纬政体，变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使得国有制，法有度，礼乐兴，社会初步安定下来。

蒙古国之所以没有骤兴骤亡，与耶律楚材开国创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耶律楚材“以唐虞吾君为远图，以成康吾君为己任”，“尽弥沦之术，人酬酢之汁”，终于使成吉思汗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巩固下来，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作为一代开国名相，功不可湮。

孔门弟子耶律楚材特别提倡尊孔兴儒，因为统治者对儒学的赞同与否其实就是是否实行封建政策的分水岭。为此，耶律楚材举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为衍圣公，建庙立林。并召名儒进宫讲经，传授蒙古贵族子弟以圣人之道。在他的努力和支持下，各地陆续兴办起了庙学，以致各地儒生群起响应，“四海钦风”，读书之声响彻大江南北。

耶律楚材上奏元太宗说：“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太宗于是答应“可官其人”。第二年大会科试，虽“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这次考试“得士4300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这批人中，出现了大批杰出人才。只可惜这种考试举行了一次，并未形成制度。耶律楚材还十分注意搜索、保存儒家经典，在征伐战争中，“诸将争取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许多史书皆因耶律楚材的保存才得以留传下来，元朝修《辽史》就是以他保存的《辽实录》为资料的。耶律楚材平时爱吟诗，曾留《湛然居士集》、《西游录》等传世，堪称一代奇才。

贤相辞世耶律楚材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就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首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公元1244年，享年55岁的耶律楚材仙逝，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所有，足见他的清廉。遵其遗命，将其葬于燕京玉泉山下翁山泊之滨（今北京颐和园内昆明湖畔）。明代墓被盗，及清乾隆帝下令在原址重建祠宇，以弘扬“褒贤劝忠之道”。并在其碑文上写下了《耶律楚材墓诗及序》，其诗为：“曜质潜灵总幼观，所嘉忠赤一心惮。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此诗高度评价了耶律楚材作为一代名相的历史功绩。蒙哥登汗位元宪宗蒙哥之所以能登上汗位，主要得利于贵由与拔都之间的矛盾斗争。

获利于兄弟矛盾贵由与拔都斗争的后果是蒙哥渔翁得利，使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蒙哥的母亲拖雷妃唆鲁和帖尼（或“莎儿合黑帖尼”）也巧妙地借助二人的矛盾，为自己的儿子夺取汗位立下大功。

拔都与责由一直感情不和，既有父辈的矛盾在里边，也有二人的怨仇掺杂其中。据说贵由汗因拔都不觐见他而欲西巡攻打拔都，死于途中。贵由汗死后，他的皇后斡亦剌惕氏海迷失摄政。

海迷失没有治国才能，又一心沉迷于巫术，偏信女珊蛮法迪玛，搞得朝廷一片混乱。加上时逢大旱，饿殍遍野，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海迷失与女珊蛮成天于密室中策划，以实现她摄政的妄想。她的行为使人们感到失望，宗壬们越来越感到，贵由之死，已使窝阅台系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

推举新大汗拔都作为蒙古帝国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的宗王，以兄长身份向各方面派出使者，请全体宗王到他的领地钦察草原来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会期定在己酉年（公元1249年）阴历四月，但是前来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人并不多，只有拖雷的几个儿子、合撤儿、帖木格及别勒古台的子孙和几个大将兀良哈台、速尔带、忙哥撒儿等人前来参加。

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们以开会地点不是成吉思汗的根本领地为由拒不参加大会。海迷失慑于拔都的威望，派了两名使者前去参加大会，一个是贵由汗的亲信在叙利亚当司令官的额勒只吉歹（野里只吉带），另一个是巴剌斡罗纳儿台。他们主张：“从前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命以皇孙失烈门（阔出之子）为嗣，谅诸王百官都听说了。海迷失后抱失烈门听政，实是遵着太宗遗嘱，想来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吧?”

古代风景画鉴赏忽然，忽必烈高声打断了他的话语：“太宗既立失烈门，应该早立，为何以前你们不早一点遵从，反而选出了贵由为汗?”拖雷四子忽必烈的反问令巴剌和额勒只吉歹两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会上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本来大多数人就是拖雷系一边的人），众人在拔都的提议下，一致同意立蒙哥为汗。

直到此时，海迷失皇后和两个儿子忽察、脑忽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们以阿拉特忽拉兀不是可以举行忽里勒台大会的地方，坚决不承认那次会议的结果。

正式成为可汗拔都虽然生气，但还是同意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于是决定在蒙古人的发祥地——斡难河与克鲁伦洛河的河源阔迭兀阿剌伦召开会议，时间定为次年的春天。但是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宗王们仍然拒绝前来，海迷失皇后竟然连代表也不派了。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的参加，大会依然无法召开。

拔都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你（别儿哥）只管安排大会的事，那些胆敢违背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反对的人听说拔都发怒了，都十分害怕，陆续派出了使者。海迷失也派儿子忽察和脑忽前往，但二子却迟迟未到。察合台系的也速蒙哥也未到会。但是，忽里勒台大会已不会再等他们了，于公元1251年2月23日，在拔都的支持下，蒙哥被推举为可汗，并顺利地举行了登基大典，汗位由此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

在这场可汗争夺中，蒙哥的母亲唆鲁和帖尼也起了重要作用，她一直在暗中积极准备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汗位。她看好了贵、拔两人的矛盾，决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在拔都召开第一次大会，几乎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便劝儿子说：“拔都正患足疾，宗王们也不肯遣使诏见探望，你应当前去。只要他肯鼎力相助，你说不定还有做大汗的希望呢。”当蒙哥风尘仆仆地赶到时，拔都果然大为感动。另外，唆鲁和帖尼的贡献就是还未证实的挑唆拔、贵二人的关系。若为真事，功莫小焉。

蒙哥的继位，既是一件歪打正着的巧事，也是宫廷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南宋悲歌日益壮大的蒙古帝国统一天下的野心一发而不可收拾，元朝的建立吹响了南宋灭亡的丧歌。

蒙古南进蒙古与南宋于公元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宋将孟珙如约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开封、洛阳、归德），蒙古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收复河南诸地，揭开了长期斗争的序幕。

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对南方虽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孟珙击败。

蒙哥（宪宗）继窝阔台和贵由即大汗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进。但蒙古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遇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大理国，灭掉了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

进攻南宋公元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师攻广西、湖南，北上与忽必烈在鄂州会师。蒙哥军一路进入四川后，沿途不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当时合州守将是知州王坚。他利用前任修筑的防御工事，和部将张珏坚守力战达五个月之久。

公元1259年7月，蒙哥亲自上阵督战，结果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退，合州之围始解。张珏继为合州守将，积粮练兵，与蒙古军长期对抗。公元1267年蒙古军数万来攻，又被击退。一直到公元1278年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张珏兵败被俘，自缢而死。

元朝建立当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急于北返。这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应了议和条件，撤兵北归。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今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公元1260年3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4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

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公元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深知，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先坐稳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变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采取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帝位继承人，并于公元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公元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南宋灭亡为防临安的失陷，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公元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

公元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

公元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13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全两太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蒙哥之死南宋抗敌的最大胜利便是在合州射杀了蒙古可汗蒙歌。

命丧合州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汗死后，拖雷长子蒙哥在术赤之子拔都和大部分蒙古将领的拥戴下，继大汗之位，是为元宪宗。窝阔台汗时期，曾追随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屡建奇功，使欧洲人闻风丧胆，被称之为“上帝之鞭”。

其弟忽必烈势力在中原地区迅速发展遭蒙哥猜忌，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也战功赫赫。久在蒙古的蒙哥跃跃欲试，也想和西征时一样亲领大军出征，以显大汗威风。他将主持中原事物的忽必烈召回蒙古，于公元1258年，亲率大军进攻南宋。

公元1259年，在蒙军大举进攻之下，“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州亦来附”，四川州县相继失守。但就在蒙军一路攻槭拔寨的强烈势头下，蒙哥却“折鞭”嘉陵江，在合州钓鱼山下丢掉了性命。

钓鱼山“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汹涌的嘉陵江水直扑钓鱼山而来，绕山屈曲环西折南而流，使钓鱼山一山拔地，三面环江，成为天险之地。守将王坚率南宋军民顽强抵抗，拒不投降。蒙哥二月围山，至七月不克，蒙军先锋总帅汪德臣至城下劝降，被宋军飞石击中，伤重而亡。不久蒙哥也死于合州城下。

蒙哥一死，蒙军便撤回蒙古，合州之役以南宋军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钓鱼城因此成为“上帝折鞭处”，被誉为“东方的麦加城”。

死因众说纷纭蒙哥是怎么死的呢?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或史料记载内容不一致，使蒙哥的死因众说不一。

送别一、炮石所伤或炮风震伤而死。有人认为蒙哥是被宋军炮石击中，伤重不愈而死于军中。钓鱼城旧址脑顶坪据说是蒙哥受伤的地方，而喊天堡则是因蒙哥受伤后顿首呼天而得名的。而类似的说法则认为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亡”。

二、中箭而亡。南宋诗人刘克庄《蜀捷》一诗云：“吠南初谓予堪侮，折北饿闻彼不支。挞览果歼强弯下。”意思是说蒙哥南下攻宋之时，曾狂妄地叫嚷要消灭南宋，但却中途撤军北还，看来蒙古军队还是不够强大啊，挞主果然被射死。马可·波罗也称蒙哥腿上中箭，受伤而亡。明代所建钓鱼山忠义祠，其《新建二公祠堂记》中也说蒙哥被宋军飞矢射中而死。

三、病死军中。此说最早见于《元史·宪宗纪》：“公元1259年6月，蒙哥患病‘不豫，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毕沅《续资治通鉴》，清代魏源认为蒙哥是“触暴雨，不豫”而死（见《元史新编》）。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说：“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52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蒙军水土不服，又值盛夏，各种疾病流行，说蒙哥死于疾病也是有道理的。

四、焦虑过度，染疾死亡。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说：“（蒙哥）因屯兵日久，得疾而死。”蒙哥曾在攻城之时，将合州城视为小菜一碟，以为不出一个月便能攻克。不料五个月了，也不能攻下。《万历合州志》载，南宋守将把两尾30斤重的鲜鱼和一百多张面饼抛向蒙军，并嘲笑道：“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10年，亦不可得也。”蒙古军半个世纪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数月不克又遭嘲笑的境状使蒙哥的大汗颜面尽失，无功而返会遭到蒙古大臣和众兄弟们的嘲笑，有失大汗尊严。但一时却又攻克不下，不禁使蒙哥焦虑，烦躁，身体素质下降，极易得病。但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蒙哥还是死于疾病上。

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蒙哥是被淹死的。公元1307年，朝觐过蒙哥的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口授东方史《海屯纪年》中说，蒙哥在合州作战时，战船被宋军凿沉，蒙哥被淹死于嘉陵江中。但此说法似乎不太可靠，无人响应。

这些说法都各有其理，但又毫不一致，无法让人肯定谁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蒙哥之死的原因只有待史学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大白于天下。丹心照汗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少年得志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公元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令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宦海浮沉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文天祥挺身救国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仅4岁的赵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

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准将张全却奉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500人除4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公元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

坚持抗元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公元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零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10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准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兵败被俘公元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迫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悲痛欲绝。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此恨凭谁雪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又唤起了逃跑的希望，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10月初，辗转万里，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9岁的赵又来了，文天祥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

再往后，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上，始终没有屈服，通事（翻译）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古人出行图快快处置罢!”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统治者又将他投入监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使他读到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使他已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凛然作《正气歌》，颂历史人物不朽业绩，抒“是气所磅腐，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之志向。

一日，忽必烈亲自劝降，说：“现在你如能用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文天祥便被杀害，时年47岁。衣被天下在遥远的海南有一位伟大的妇女默默地为她的国家做着极有意义的事业。

黄道婆黄道婆，又名黄婆，我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元贞年间，她将在崖州（今海南岛）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在当时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对当时植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离乡背井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人。南宋末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江南地区人民长期蒙受统治者的掠夺与压榨，遇到旱涝之年，人们纷纷逃荒。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数盛行的社会中，妇女更是如牛马般在苦水中煎熬。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追，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海南学艺我国是纺织业的发祥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古墓出土的200多件织工考究、色彩斑斓的丝麻织品，说明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纺织技术。宋朝时纺织业在内地逐渐发达起来，海南岛在11世纪（北宋中期）为满足人们日用之需，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植棉。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

棉布比之丝织物有着许多长处，王祯《农书》里说它“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海南岛的。她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在海南生活劳作的黄道婆不觉已度过了20多个春秋。中年之后，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年—公元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

回乡劳作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力也必然要向前发展。棉纺织业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改变，发生在宋末元初这一历史时期，黄道婆对这一重大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道婆重返故乡的时候，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乡后，看见妇女仍然用红肿的手剥棉籽，男人依旧用小竹弓弹棉花，而且织出来的布还像从前一样粗糙，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起来十分辛苦，生产效率又极低。

黄道婆先改革了纺织工具，“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然后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精湛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故乡人民，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革新技术黄道婆首先从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轧棉去籽”着手，她最初教人用铁杖来擀尽棉籽，以代替原始的用手剖去籽的方法。

后来黄道婆又把黎族人民用的搅车介绍过来。搅车又名轧车，是由装置在机架上的两根辗轴组成，上面的是一根小直径的铁轴，下面的是一根直径比较大的木轴，两轴靠摇臂摇动，向相反方向转动。把棉花喂进两轴间的空隙辗轧，棉籽就被挤出来留在后方，棉纤维（皮棉）被带动前方。

应用搅车后，完全改变了当时用手剥籽或用铁杖擀去籽的落后状况，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是当时皮棉生产中一件重大的技术革新。

然后，黄道婆认为原先弹松棉花的操作太原始粗糙。

经过试验她不仅把原来的小弓改成1米多长的大弓，用粗绳弦代替细绳弦，而且还用檀木做的椎子击弦弹棉。这样既比以前用手指弹拨的小竹弓提高了效率，又使弹出的棉花均匀细致，不留杂质，提高了纱线的质量。

在纺纱这道工序上，黄道婆所用的心力最多。她发现当时人们使用的旧式单继（一个纺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对加快织布速度障碍很大。黄道婆就与木工师傅一起，经过反复的试验和不断的改进，终于研制出了一种三繀式（3个纺锭）的棉纺车，使纺织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操作也比原先方便省力。黄道婆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繀脚踏纺车，代替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单繀手摇纺车，这是棉纺织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是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卓越贡献。这种新式纺车很快被人们接受与运用，在江南一带推广普及后，生产的棉布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为改观。这种纺车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工具。

黄道婆元初著名农学家王祯在《农书》中介绍了这种纺车，其中的《农器图谱》还对木棉纺车进行了详细的绘图说明。

这是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有力证明，同时也显示出黄道缕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国际棉纺织史上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另外，黄道婆还充分利用和改进了传统的丝绸生产工具和技术，精益求精地提高了整丝和织布工艺质量，使当地人民能用纱线织出各种色彩的棉布，其绚丽灿烂的程度能与丝绸相媲美。

王桢在《农书》中记载当时已用拨车、线架等纺织工具来分络各色棉纱，还记载了织布机与丝绸机的相同之处。这是黄道婆与劳动人民一起，把丝织生产经验运用于棉纺织业，改进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织布机的又一革新创造。

无私传技黄道婆的历史功绩，还在于她把从海南岛人民那里学来并掌握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向乌泥泾人民介绍并推广了织造崖州被面和其他精美棉织品的方法。

她总结了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丝线絮花”的织布技艺，推广运用后，使当地的棉纺织业形成了全新的格局，当时乌泥泾地区以棉织业为生的增至千余家。

经过黄道婆的热心传授，乌泥泾人民能织出宽幅的被、褥、带等多种棉纺织品，上面织有传统的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桀然若写”的生动图案。

“乌泥泾被”一时成为名闻全国的产品，附近地区都竞相仿效，“尽传其法”，产品美名不胫而走，蜚声各地。

黄道婆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和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对当地落后的棉纺工具做了大量改革，创造了一整套的“擀、弹、纺、织”工具。

由于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做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当地劳动人民都深情地热爱她，怀念她。她死后大家把她公葬了，并且还在镇上替她修建了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地方也都先后为她兴建祠堂，表达了人民对这位纺织工人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

其风悠悠黄道婆去世后不久，松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纺织业中心，历数百年之久而不衰。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公元1521年），当地的棉纺织业达到高峰，织出的棉布一天就有上万匹。松江棉布远销各地，还出口到欧美，深得各个国家人们的赞赏，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从此，内地的衣着用品逐渐以棉布代替了丝麻，棉织业迅速在全国发展起来。“衣被天下”的松江布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更蕴含着黄道婆这位棉纺织革新家的心血和精力。正是由于黄道婆的不懈努力和非凡创造，拓展了我国棉纺织业的广阔天地，谱写了纺织科学的崭新篇章，其遗风所及，至今犹存，泽福后人，永垂青史。

棉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的伟大实践和贡献，人民是永志不忘，一首上海地区世代流传的民谣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位杰出妇女的赞颂和铭记：

黄婆婆，黄婆婆，教戒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

第十四章

旷世一帝元世祖忽必烈，这位中国历史上拥有土地最多的少数民族皇帝留给了后代太多的感叹。

“不可马上治天下”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成吉思汗去世时，忽必烈的父亲拖雷曾临时任监国，后由拖雷之兄窝阔台继汗位，为太宗。太宗死后，皇权转到了拖雷系，由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兄蒙哥继位，为宪宗。

太宗在位时，年轻的忽必烈身为藩王，就初显锋芒，他同诸多中原汉族士大夫，有识之士建立密切联系，虚心请教治国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忽必烈的治国思想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兄弟的方向发展。

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时，汉僧刘秉忠就提出了“以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

他还进一步论述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职、饬赋税，采用汉法，这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

南宋淳祜二年（公元1242年），另一汉族知识分子怀化（今属山西）人赵壁也奉召来到忽必烈的府下。赵壁曾跟随著名文人李微、兰光庭学习，颇通儒术，很受忽必烈的信任。通过他们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已颇为了解。

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主鹗为师，学习“治道”。

展露政治才能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六月，蒙哥继承汗位，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手中，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即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关中地区作封地。

但是，忽必烈所面临的漠南地区绝非遍地珠宝、庶富繁荣，而是一片横遭兵燹破坏、苛政盘剥下的焦土。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进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窝阔台继位之后，掠夺形式有所改变，他任用耶律楚材进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旧的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不时需索，以便保持在汉地的统治。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初行税法，小见成效。但由于蒙古贵族的反对，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冶”的情况更为严重，时人许衡认为，由于虐政的压迫，人民困弊至极，眼看就要到聚而为乱的地步了。登基伊始，蒙哥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但是由于蒙哥一系列的征争，这些措施很快就瓦解了。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人们为了逃避债务催逼，纷纷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面对“汉地不治”的情况，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法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恢复中原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今河北邢台），金朝时8县共有80292户。在蒙古贵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民户已急遽地下降到500至700户。忽必烈决定以治邢为试点，派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协力，洗涤蠹敝，革除贪暴，务在安民，不到一个月，户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从治邢的成效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

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经常发生。宪宗的断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儿等，一天内竟判决28人死刑。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妄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杀以示众，致使诸军凛然，几乎没有敢违犯命令的，对掳获的战俘，不杀也不掳为奴，而是主张释放。

忽必烈另外，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并在京兆（今西安）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很大一部分财权。

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户逐渐地增加，经济慢慢恢复起来，为忽必烈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隐忍避祸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必然损坏了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病，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

忽必烈岌岌可危!当时的情况下，忽必烈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断难与蒙哥一决雄雌。

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反把妻子、儿女送到汗廷作人质，表示并无异志。当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动了手足之情，不让忽必烈再说什么，而表示谅解。忽必烈也撤消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

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武装夺权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后来，蒙哥因塔察儿军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率左路军征宋。在征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东路军的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七月，蒙哥在攻宋战争中身负重伤，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州）钓鱼山下。留在漠北和林的忽必烈的弟弟、倍受蒙哥信任的阿里不哥在蒙哥诸子和亲信大臣的支持下，急忙策划继承汗位。一场权力争夺战旋即展开。

宪宗蒙哥是在南下伐宋的战争中死于合州城下的，因此，他生前没有像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那样对嗣位问题做出安排。这就在蒙古王室内部引起了关于汗位的归属的激烈争吵。忽必烈有资格接替大汗地位，但其皇弟阿里不哥和宪宗的儿子们也可以继承汗位。这样，争夺汗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在拖雷系诸人间发生了。

宪宗蒙哥南征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大兀鲁思，管理留守军队及诸斡儿朵，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优越的地位。另外，皇后忽都台以及蒙哥诸子都拥护阿里不哥，这就增加了阿里不哥政治上的声势。在军事上，他拥有留守和林的军队，随从宪宗南征的军队也有一部分归附了他。蒙哥去世后，大军在攻宋前线，阿里不哥先发制人，派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派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机调兵，进至离开平100余里的地方。开平一带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阿里不哥的军事行动给忽必烈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蒙哥去世时，忽必烈正奉命南征。为争夺王位，忽必烈决定返回漠北。正好南宋贾似道派使讲和，忽必烈当即同意，断然把大军留守在江北，自己率一支亲军先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到达开平，召集忽邻勒塔。在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合丹、末哥等以及大臣再三劝进下，忽必烈在和林自称奉遗诏，在另一些王的拥戴下继承汗位。至此，只有用武力来解决汗位问题了。经过4年大战，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七月，不得已归降了忽必烈。

统一全国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把中央政权机构设于此地。这一举动一方面避开了叛乱诸人的威胁，立足于人力、物力俱丰的中原地区，以驾驭幅员辽阔的大蒙古国；另一方面，显露了忽必烈在取得蒙古大汗地位之后，志在灭掉南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宣布将“大蒙古”国号改为“大元”，以一个新朝雄主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

在即位的最初几年里，忽必烈致力于巩固汗位，对南宋只求维持现状。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作了长期备战之后，便举兵南下伐宋。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正月，元军攻克襄阳。

元军占领襄阳之后，就等于一脚踢开了南宋的大门，南宋王朝的灭亡是无可挽回了。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南宋的最后据点崖山被攻破，南宋灭亡，全国统一于元。元朝建立忽必烈建立元朝，结束了自唐以来的分裂时期，使中国再次实现了大统一。

汉化政策和制度的确立元朝建立后，有意识地保留了中原的一些封建制度，但关于采用什么政策来统治汉地的问题，从蒙古建国之初就有争论。元世祖即位后，围绕着采用汉法问题，斗争更为激烈。当时蒙古已统治中原地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其统治，忽必烈不得不大量任用汉人，采用汉法。

所谓汉法，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是与保守落后的蒙古“旧俗”相对立而存在，相比较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汉法的采用，反映着当时蒙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达到的新高度。汉法的采用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并使元王朝的统治取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

中央集权制度忽必烈为了贯彻汉法，巩固对全国的统治，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在中央设中书省总理全国行政事务，枢密院掌管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在地方上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行中书省各设丞相一人，掌管全省军政大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当时全国共有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至于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作为中央特区，由中书省直辖。行省制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上得到了保证。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对后世有巨大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忽必烈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事。虽然军职世袭的旧制被保留了下来，但军队的调遣、军官的任命，都由枢密院直接掌握。元朝军队分为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等。探马赤军是在蒙古灭金时组成，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汉军是以汉人地主军阀的武装为基础，经过整编而成的部队。新附军是南宋投降后改编的部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是骨干，主要驻防于京师和腹里，而汉军和新附军多驻江淮以南。

歧视汉民族元朝统治者为了削弱各族人民的反抗，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在建国之初就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忽必烈时，把全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

这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经济上的负担，都有不同的规定。如在法律上规定蒙古、色目和汉人犯了罪，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只能向司法部门申诉，不能还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汉人者，只要交出一份埋葬费，就算了事。汉人、南人不准集体打猎，不准举行宗教活动，不准执持弓矢等武器。在政府机关中，蒙古人任正职，汉人、南人只能充当副职。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总管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蒙古人由科举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从六品官，而色目、汉人、南人则递降一级。诸如此类等等制度，都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色彩。

联合专政元朝统治者制定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但那些早期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真定董氏、易州张氏、大兴史氏、阳城郑氏等，元朝政府对他们都与蒙古贵族同样看待。元世祖就曾亲昵地称呼董文炳为董大哥。到了他的孙子成宗即位后，也称呼董文炳的二儿子董士选为董二哥。董文用“每侍燕，与蒙古大臣同列”。

按当时惯例，每年皇帝去上都时，枢密院官员除随行外，在京师大都要有一人留守。由于留守官员责任重大，从来不派汉人充任。至元二十五年时，元世祖破例让郑制宜作留守。

古代风景画鉴赏在取得江南后，元朝统治者又注意重用南方的汉族地主。至元二十四年诏命程钜夫为御史中丞。又下诏求贤于江南，过去诏令用蒙古文，元世祖还下令改用汉文。程钜夫乘机推荐了赵孟等江南名流，世祖都授与他们一定的职位，企图借此取得江南地主的拥护。

对汉人、南人中一般的中小地主也采取笼络的办法。元世祖时，蠲免兵赋的儒户，多数是汉族地主阶级分子。通过汉族大地主的投靠，又笼络了一大批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重用了当时的名臣窦默、姚枢。姚枢又推荐了许衡。这样，汉族地主在元朝政府里形成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元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地主如此优容，对其他各族的上层，也都采取笼络的手段。早在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就注意争取他们，如契丹旧族耶律楚材每天在成吉思汗左右，参与决策大政。按民族等级的规定，只有蒙古人才能担任达鲁花赤，而实际上畏兀人的世家子弟们任达鲁花赤的不少。李祯和高智耀都是西夏的贵族，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军中事须访（李）祯以行。”元世祖呼高智耀为高秀才而不名。回回人赛典赤一直为忽必烈所器重，让他去云南任行省平章，他死后，其子纳速刺丁继续守滇。对吐暮等族上层也竭力拉拢，喇嘛首领八思巴等被封为“国师”。大理段氏的子孙如信苴日等，也都曾享受过特殊的优待。

由此可见，元朝政权的性质仍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人士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忽必烈治国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

平定诸王叛乱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公元1289年7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公元1302年，海都败死。公元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元世祖运用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这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阿合马、桑哥事件元世祖对内镇压诸王叛乱和人民起义，对外穷兵黩武，因而财政拮据，迫切需要理财之臣。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畏兀人桑哥就是元世祖宠信的三个理财能手。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阿合马任诸路转运使，他兴办铁冶，增加盐课，获得大利。忽必烈升他为中书平章。阿合马恃功骄傲，安插亲信，诬陷异己，为皇太子真金和其他大臣所恶。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等，假借皇太子的名义将阿合马击杀。

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等措施。元世祖很宠信他，但其他官僚纷纷上章弹劾，不到一年，卢世荣被杀。

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元世祖起用桑哥理财，任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财政危机好转。于是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继而清理江南钱谷，增加赋税、盐课，引起天下骚动，起义不断发生。公元1291年，桑哥被杀。

边疆政策西藏和中原的联系，源远流长。当窝阔台次子阔端于公元1239年派遣道尔率兵进驻吐蕃后，喇嘛教萨迦派领袖萨班于公元1247年以66岁的高龄，应邀与阔端会晤。

通过协商，代表西藏地方势力同蒙古建立了宗藩关系，派员向蒙古呈献了贡礼，西藏正式归蒙古管辖。

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萨班之侄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六盘山会见了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并派他担任总制院的第一任长官。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公元1279年八思巴卒，元世祖又追封他为大元帝师。元朝中央机构所设的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冶之”。

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13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戌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世祖即位后，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第一任云南行省的最高长官“平章政事”。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元代，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关系有了新的发展。至元时，在澎湖设立巡检司，“隶泉州晋江县”。元朝通过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与台湾。这是中国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的行政权力机构。

大一统元朝大统一的政治形势，促进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过去视为边陲绝域的地区都和中原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原有的地域观念逐渐减弱。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中国的回族，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的。在元代“回回”一词最初是指由中亚、阿拉伯、波斯等地迁到中国的人。经过长期在内地与其他各族杂居，彼此互通婚姻，文化上互相渗透，逐渐在中国境内形成了具有独特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的新民族——回族。回族的形成，说明元朝时期中国民族融合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设立驿站元代的驿站制度，在窝阔台汗时代就具备了雏形。

随着蒙古疆土的扩大，特别是征服了欧亚广大地区之后，日益显示出这个制度对巩固统一的重要作用。后来不断有革新和整顿。

元世祖定都大都后，驿站制度就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在全国交通线上设置了站赤（蒙语音译，意为管理驿站的人），以便“通达边情，布宣号令”。在当时，蒙古地区的驿站，专设通政院管辖；中原地区的驿站，则归兵部掌管。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用马、牛、驴或车，辽东有些地方运输时用狗拉橇行于泥雪上，故又有狗站。水站则用船。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10里或15里、25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400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海纳百川元朝就像一个大海，虽有歧视部分民族的色彩，但又吸引不同种族的能人志士为其效劳。

元代帝师——八思巴八思巴（公元1235年—公元1280年），又译作帕克思巴、八合思巴、拔思发等，本名罗追坚赞。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5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

八思巴出身名门望族，自幼聪慧过人，通晓佛学，相传3岁时就能口诵莲花修法，8岁能背诵经文，9岁时就在法会上给别人讲经说法，故被称为“八思巴”（“圣者”、“神童”之意）。

南宋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八思巴与其弟恰那多吉随伯父萨班赴凉州（今甘肃武威）谒见蒙古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十一年（公元1251年），应召赴六盘山谒见忽必烈。八思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谦虚谨慎的美德，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他备受崇敬，被尊为“上师”。同年，萨班病逝，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新法王。自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随侍忽必烈，忽必烈及王妃、子女皆从其受密教灌顶，皈依藏传佛教。

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八思巴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成为第一个朝拜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元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八思巴受封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元法主，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

同时，根据道路情况，设置驿站，保证道路的畅通，为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有效控制和施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沟通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区事务，成为中央政权的藏族高级官员。二年返藏，为元朝在西藏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建立起藏族史上著名的政教合一政权——萨迦地方政权。该政权代表元朝中央政府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管理。

六年（公元1269年）返大都（今北京），献所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字”，颁行全国。次年升号“帝师”，加封“大宝法王”，赐玉印，统领西藏13万户。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由真金太子护送返萨迦，兴办曲弥法会，任萨迦寺第一代法王，僧俗并甩，军民兼及，此为西藏实行贵族僧侣统治之始。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在萨迦南寺的拉康喇让圆寂。忽必烈追赐他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为表彰他一生的功绩，忽必烈还在大都为他修建了舍利塔，供人们瞻仰。元仁宗时，又为他修建了帝师殿。

作为佛学大师，八思巴一生著述颇丰，有30多种，传世之作有《萨迦五祖集》。他生前还将内地的印刷术、戏剧艺术等传至西藏，将藏族的建筑和雕塑技术介绍到内地，促进了内地和西藏之间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作为政治家，他协助元朝实现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今日中国版图的确立，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尼哥与刘元我国元代美术史上，有两位值得介绍的雕塑家，这就是阿尼哥和刘元。阿尼哥和刘元都曾在我玉元上都（今正蓝旗境内）的佛寺道观中留下了大量的雕塑作品，而且凝结着中尼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史话。

阿尼哥是尼泊尔人，在我国元代，喇嘛教盛行，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封西藏喇嘛教萨加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同年又命八思巴在西藏建黄金塔。尼泊尔选派80名工匠协助建造。当时，年仅17岁的阿尼哥也自愿前往。

西藏黄金塔落成后，阿尼哥受了佛戒，成了八思巴的弟子，并随八思巴到京都去朝见忽必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以后就留在元朝服务。

他设计的大圣万安寺自塔（今北京阜城门内妙应寺白塔）至今巍然屹立，极为壮观，也是中尼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

另一个与阿尼哥相关的雕塑家，就是与他同时期的刘元。刘元是河北省宝坻人，早年曾在山东为道士，在道观他接触了雕刻技术，其成就比阿尼哥更大。他把中国传统的雕塑技术和外来艺术融会贯通，自成一家，据《元史》载，“凡两都名剁、塑土、范金、转换成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尤其是上都三皇像，塑造最为精彩，据认为是充分把握了三位圣人微妙的神韵。近几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遗址调查时，在华严寺的废墟中，出土了一些彩色的泥塑和鎏金的泥塑像残片，据认为可能与刘元有关。

阿尼哥和刘元两位艺术大师的真迹已很难找到，但是，在北方草原的众多喇嘛召庙中，他们的技法风格却随处可见，带着中尼两国文化色彩的雕塑，千姿百态地遍布我国北方各召庙。

元上都天文台长札马鲁丁元代天文学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有很大的发展。兴建天文台两座，一座是上都天文台，建于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台长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是“西域”人，是中亚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中国时带来一批阿拉伯天文书籍和几件仪器。当时忽必烈尚未登汗位，曾以诸王身份召见札马鲁丁等，称他们是“回回星学者”，希望他们安心在中国研究天文。札马鲁丁等经过长期努力，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完成了一部《万年历》和七件天文仪器，献给了忽必烈。

《万年历》是阿拉伯系统的历法，忽必烈决定用这部历法代替正在使用的《大明历》。札马鲁丁设计制造的七件天文仪器也是阿拉伯系统的，名称都是阿拉伯文的译音，如“咱秃哈剌吉”（多环仪）、“咱秃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撒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和“兀速都儿刺不定”（观象仪）。

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星汉的郭守敬元代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但是要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必然首推“学究天人”的郭守敬。

勤奋治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

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不吃闲饭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

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钓鱼图万世历表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清官维吾尔族出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屈一指的就是元初的名臣廉希宪。

以“廉”为姓廉希宪的父亲在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三朝做官，居官清廉，执法公正，功劳卓著，死后追封为魏国公。在蒙古大汗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廉希宪的父亲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廉访使，也就是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的长官。

任命的当天，次子希宪刚好出生，他非常高兴，对家人说：“古时候有人用官职为姓氏，上天大概是要我以‘廉’字为宗族的姓吧。”从此，他的子孙便都用“廉”为姓。

“廉孟子”

廉希宪字善甫，从小就很热心读儒家的经书和历史，刻苦而认真。经过数年的苦读，他成了一个学问很深的青年，这时正好忽必烈在到处招贤纳士，听人说廉希宪学识渊博，就召他入邸为臣，对他很是器重。

进入忽必烈的府第后，廉希宪仍然苦读经书。一次，他正专心地读《孟子》，忽必烈派人来叫他，他揣着书就去了。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见利忘义、仁义爱国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他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就以“廉孟子”著称，成为当时一大名人。

在公元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在廉希宪等人的辅佐下，击败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后来他就任京兆道宣抚使。两年后，担任中书省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廉希宪还担任过北京、江陵的行省长官，在公元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仅49岁，可谓英年早逝。

以廉闻名廉希宪不但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且品格也很高尚，一向推功揽过。志元七年（公元1270年），因为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尼赞马丁，惹恼了忽必烈而被罢官。忽必烈很快又后悔了，问侍臣他在干什么，侍臣说他还在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读书确实是朕曾经倡导过的，但是读书不用，还不如不读。”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他哪里是在读书，不过是在整天吃喝玩乐!”忽必烈听了脸色大变，怒斥道：“胡说!希宪清贫廉洁，人人皆知，拿什么吃喝?”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两袖清风廉希宪官虽然做到了宰相，但为国效力却始终保持着清廉作风，俸禄之外从没有贪私之物。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一张琴和几箱书，没有其他私产，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归顺元朝的南宋将官都带着很多金银去见元朝的地方长官，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要罪加一等了。”说得送礼的人无地自容，惭愧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公元1277年，廉希宪被召回京，江陵百姓拦路哭送，后来又建立祠堂纪念他。回到北京后，他随身携带的东西仍然是琴和书。

第十五章

一世英名回京两年之后，廉希宪病重，皇太子派人去探望，并请教治国之道。廉希宪请求太子劝谏皇上赶快除去贪赃误国的阿合马一伙，以免后患无穷，祸及国家。身为廉吏，廉希宪对专权纳贿、肆意掠夺民产的阿合马一直心存戒备，恨自己不能为国锄奸。两年之后，阿合马被义士王著杀死，罪行暴露，忽必烈立诛其党羽，罢撤扰民衙门171所，为国除了一大祸害。临终时，廉希宪仍然不忘叮嘱儿孙谨守清廉：“你们知道狄梁公吧，梁公有大节殊勋，但儿子却玷污了他的清名，你们要谨记为戒!”狄梁公即唐朝名相狄仁杰，死后其子贪暴，百姓愤而毁了狄仁杰的生祠。廉希宪的六个儿子都时刻遵守父亲的遗训，为将为相都能清廉自守。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为“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思想与宗教的繁荣元带给世人惊奇的不仅有稳定的政治，而且还有它的思想与宗教的繁荣。

理学的发展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公元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反理学的斗士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矛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

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古代风景画鉴赏宗教的兴盛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他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

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不仅本国宗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外来的宗教也在元朝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历史可谓少有。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公元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三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马可波罗东游记忽必烈的努力使得元朝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的庞大帝国，由此吸引来更多的仰慕者。

漫游东方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也是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士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了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

公元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

他们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

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

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半，于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后马可波罗等人到达大都，并居住10多年。

半个中国人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

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自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大概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的昆明。

他还去过江南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取道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准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3年。此外，马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荣归故里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旅居约17年之后，于公元1291年初以护送元室阔阀真公主前往波斯，而离开大都顺路回国。

他们的回程取海道，从福建泉州出海，西南行，经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马拉巴海岸，直驶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自此登陆，经大不理士到特勒比遵德，由此坐船经伊斯坦布尔，于公元1295年回到了离别20余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已经有点名望了，虽然禁锢在监狱里，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

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公元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二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公元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

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百科全书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160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之煤。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不朽的影响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公元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都津津有味地看过马可波罗的书。哥伦布小时候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钦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公元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作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血雨腥风的朝廷斗争为了黄袍加身，兄弟叔侄之间争得你死我活，先辈创下的基业也就在这种内耗中渐渐腐烂，走向崩溃。

吓死太子忽必烈本打算传位给太子真金，不料真金却比他先死，真金之死与忽必烈也不无关系。真金一向看不惯忽必烈所重用的阿合马等亲信，受到一批儒臣的拥护，但对忽必烈则唯唯诺诺，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独断的忽必烈手中。

阿合马死后，余党心有不甘，欲伺机陷害皇太子。这时有一大臣上书称：“皇帝年事已高，应当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可加以干预。”忽必烈权势欲极重，决不会在生前交出政权，大臣上书要求皇上退休无疑是虎口拔牙，对太子有百害而无一利。真金得知此事后深为恐惧。御史台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就将大臣的奏章暗中压了下来。

阿合马余党探知此事，决计发难，准备向世祖揭发。拥护太子的右丞相安童知道此事已瞒不下去，干脆抢先向忽必烈陈述事情本末，指出阿合马余党欲借机陷害太子。忽必烈听到有人居然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勃然大怒，厉声责问道：“你们就没罪吗?”安童带头认罪，但同时向皇上指出，阿合马的党羽此举目的是要危及太子，搞乱天下。经过劝说，忽必烈才怒气稍解。阿合马的余党虽然没有成功并受到严惩，太子真金也给吓得心惊肉跳，忧郁成病，不久撒手归天，年仅43岁。

培养后人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接班人只能在真金的儿子中选。真金与其妻阔阔真共生三子，长子晋王甘麻刺，次子答刺麻不剌，三子铁穆耳。阔阔真偏爱小儿子，怂恿大臣劝说皇上立铁穆耳为皇储。为使铁穆耳积聚掌权的资本，就先遣他出镇北边，争取军功，并委派重臣玉昔帖木儿辅行。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曾屡立战功，深受忽必烈重用。他在受命之际，劝忽必烈把真金的旧玺授予铁穆耳，以正名分，为以后登基抢占先机。

阔阔真又搞到一块秦朝的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交给铁穆耳，以为“受命之符”。

刀剑拥立的皇上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宗室诸王会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议立新君。宗王大臣讨论了三个多月，仍难拍板。

当时，惟一能与铁穆耳分庭抗礼的是他的大哥晋王甘麻刺。甘麻刺也曾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宫帐和北方诸军，管辖蒙古本土，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支持甘麻刺的宗王认为长孙继承帝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铁穆耳一派坚持先帝已有遗言，不可更改，而且铁穆耳掌有天命之符。最关键的是铁穆耳得到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个重臣的支持。

为了排斥诸王的异议，在大臣集会上，伯颜手握宝剑，立于殿阶，大声宣读祖宗宝训，陈述立铁穆耳为帝的理由。伯颜词色俱厉，诸王吓得大腿发抖，纷纷跪下连连磕头。玉昔帖木儿则向甘麻刺施加压力说：“先帝逝世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祖宗的基业不可无人继承，国家不可一日无主。铁穆耳既有先帝的遗言，又有受命之符，你身为宗盟之长，怎么能一言不发?”甘麻刺情急之下，只得无可奈何地表态：“皇帝一旦登基。我自然北面事之。”于是在群臣的劝进下，铁穆耳终于当上了皇帝，是为元成宗。

垂拱而治成宗继承祖宗创下的偌大家业，史书上称他“垂拱而治，善于守成”。实际上也就是坐吃前人的遗产，混混日子，无所作为。成宗即位五年，还不知六部官员是谁。成宗一朝，政府机构庞杂，贪官污吏横行。

成宗晚年多病，更是不管国家政事，皇后、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各自拉帮结派，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不料德寿比成宗先死。

公元1307年，成宗去世，大元内部为争帝位又起纷争。成宗晚年多病，政事多由皇后卜鲁罕做主。卜鲁罕对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刺的妃子答吉十分忌恨，将她贬出京城，却未曾料到自己最终栽在答吉所生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手中。

争权开始海山19岁时就带兵出征，镇守漠北，手中握有军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企图垂帘听政，左右国事。她唯恐海山回来夺位，不把成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山，打算推举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为帝，其理由是：阿难答是成宗的亲叔伯兄弟，国家事重，宜立长君。

但右丞相哈刺哈孙坚决不同意。皇帝一死，他就把京城官衙的印信全部收缴，封存府库，然后装病躺倒，对内宫传出的旨令拒之门外。这时正好海山派遣康里脱脱至大都（今北京）议事，哈刺哈孙让他赶紧逃回，向海山通报大都的情况。海山闻讯大怒，马上发兵南下，无奈路途遥远，一时难以赶到大都。

迎接海山与此同时，哈刺哈孙又遣密使通知答吉母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密报后，忙与部下商议。谋士李孟劝他：“当带上母亲，以奔丧为名，速往大都，尽快挫败对手的奸谋。”公元1307年2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哈刺哈孙连夜送去密信说：“海山路远，不能及时赶到，夜长梦多，还宜事先而发。”谋臣阿沙不花也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先下手：“先入者胜，后入者败。皇后一旦垂帘听政，我辈迟早都是她的阶下囚。”

皇后卜鲁罕和阿难答正准备在三月初三动手，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先发难，于初二率领卫士闯入皇宫，将阿难笞、卜鲁罕其依附他们的大臣一网打尽。

这时，诸王建议爱育黎拔力八达乘势登上帝位，但他顾忌长兄海山手握重兵，不敢贸然称帝，只是号称监国，以李孟为参知政事，遣使去迎接海山。

答吉都是“算命”惹的祸答吉见大局已定，就请阴阳先生给她两个儿子算一算命，结果算出来海山“荒落有灾”，运祚不长。答吉派人给海山传话说：“你们兄弟俩都是我的亲骨肉，我没有什么偏心，但阴阳家的话也不得不考虑。”

海山听罢，沉下脸一言不发。他找来康里脱脱说：“我十多年来一直守卫在边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我是老大，理应我坐皇位。现在太后居然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天道茫茫，谁能预知?如果我登基后，实施的政策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即使只做一天的皇帝，也将名垂万年。怎么能因阴阳家的几句话就违反祖宗的规矩?一定是朝中那帮权臣平时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怕我日后跟他们算账，故意造谣生事，企图阻挠我上台。脱脱你先去京都见我母亲，观察动静，有什么情况火速回报，我整军随后就到。”

答吉听说海山已兵分三路南下，大惊失色，忙对脱脱解释：“那些话是阴阳家说的，不信就算了，我不过是出于爱，为他们考虑罢了。大敌已经清除，宗王大臣也已决定让海山继位，太子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叫他快来京吧。”

她又屏退左右，私下对脱脱说：“海山这个孩子天性孝友，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这回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挑拨，你赶快回去为我弥补过失，使我们骨肉之间不发生误解，和睦相处，你就立下大功了。”

脱脱说：“太母不必过虑，我随海山多年，颇得信任，我马上回去向他解释明白，只要你们能相互信任，不起内讧，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尘埃落定为了消除海山的疑心，答吉先派了大臣阿沙不花迎接海山。阿沙不花向海山汇报了这场宫廷政变的始末，以性命向他保证：“你老弟之所以当监国是为了以防不测，他正等着你回去当皇帝呢。”脱脱赶到后又传达了答吉的意思，海山这才放下心来。

公元1307年5月，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拔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各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将她赶到外地赐死、诛杀阿难答及其亲信，一致推举海山为皇帝，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当然也不能亏待“平定内难，为兄清道”的胞弟，于是在同年6月，立其弟为皇太子，使其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兄弟俩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再由海山的儿子继位。一场皇位争夺战总算尘埃落定。

国力的恢复统治者一方面为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在维持元朝当时大国实力。

重农政策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至元七年二月（公元1270年）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组织村社元人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扩大屯田网，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据历史记载，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

此外，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听民自买荒田旷土，延期课税，对贫困的屯田户和迁民，给以牛具、农具和种粮；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推行大规模的“籍户”（调查登记户口），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等等。

恢复农业这段时间，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郭守敬作督水少监时，曾亲自到华北、西北一带进行规划，增辟水田数万顷。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这些工具在当时能够广泛应用，是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第二，表现在粮食产量的提高上。到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农业发展的成果还表现在：元代我国南北各地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也是当时农业生产上一项重要成就。

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当然，在恢复与发展中，各地情况是不平衡的。由于封建统治机构的腐朽，在元世祖晚年，部分地区在水利、屯田、劝农等项工作上已出现了停滞和衰败的现象。到元代中后期，水利建设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兼并加剧，加上旱、疫、蝗、水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进一步衰败了。

兴盛的海运大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农产品又无法满足首都的需求，于是，京都的粮食不得不“仰给于江南”。元政府除了利用陆路交通和运河外，又开辟了一条海运航线。

元世祖派遣伯颜平江南的时候，就曾利用海运把南宋皇家图书馆所藏书籍全部运到大都。但大量运输粮食则始于公元1282年。这一年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今天津），开始时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自苏州刘家港开航，“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海运比陆运和内河航运要省费得多，不仅“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而且便于在政治上控御东南。

大运河的重生大运河自隋唐迄宋，大运河主要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一条南北运输线，经过元朝整修以后，大运河就成为以大都为中心的新型运河了。

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元政府利用汶泗诸河的水源，沿着山东丘陵地的西北边缘，向南开凿了济州河，从山东的济宁到东平开辟了一条人工河道。

公元1289年又开凿了一条会通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和旧运河（即御河）接通。到了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当时任都水监的科学家郭守敬建议，在金代运河的基础上开凿一条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利用北京西山泉水及白河水接济运河水量，总长160余里，这样从通州就可以顺白河到天津。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这三条河道的修成，就从当时黄河所经的徐州，向西北直达卫河上的临清打通了一条捷径。粮船可以从徐州直接北上，不必再绕道河南了，省去了六七百里的路程。

从此，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贯通起来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政治上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五朝元老、一代奸相元朝自忽必烈以后，统治层开始走下坡路，铁木迭儿便是在此期间出现的著名奸相。

不倒翁武宗海山沉溺于酒色，坐上皇位不到四年，就一命呜呼了，年仅31岁。太后答吉也不得不叹服算命先生的未卜先知。按照原先的约定，公元1311年3月，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即皇帝位，是为仁宗。仁宗上台后尊孔崇儒，力行汉法。他曾紧握拳头对臣下说：“我之所以重用儒者，因为他们能牢固地维持三纲五常。”他实行科举选士，重用汉人，但在与奸臣铁木迭儿的斗争中，却始终占不到上风。

铁木迭儿是五朝元老，平时作恶多端却像个不倒翁，根本原因就在他的后台是皇太后答吉。早在武宗时期，做云南地方官的铁木迭儿就因玩忽职守受到处分，但被答吉保了下来。武宗死后，答吉趁仁宗尚未执政，就下旨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天性慈孝，在老母面前总是十分软弱，只得承认既成事实。

铁木迭儿居相位两年就因罪罢官，但他通过皇太后的关系，不久又官复原职。

过街老鼠复相后的铁木迭儿愈加肆无忌惮，受贿卖官，强占民田，无所不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几个儿子也先后当上了大官，家奴也狗仗人势胡作非为，连不少朝臣也得让他们三分。

有个富人张弼因犯杀人罪被关入牢中，向铁木迭儿送了五万贯钱。铁木迭儿派家人胁迫有关官员，要他们放人。事情给捅出来后，中书平章萧拜住、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胜联合御史台四十余名官员，联名弹劾铁木迭儿的罪行，所列罪状，有根有据。他们揭发铁木迭儿欺下瞒上，蠹政害民，搞得天怒人怨，要求将他车裂斩首，以快人心。

仁宗向来看不惯铁木迭儿，早就想杀他，又不敢得罪母后，就提拔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以牵制削弱铁木迭儿的权力。这回看了大臣的奏书后，怒不可遏，下诏逮捕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见势不妙，干脆逃到太后的宫中藏了起来。投鼠忌器，皇帝也对他这一招毫无办法，仁宗闷闷不乐了好几天，毕竟不敢得罪太后，只得把铁木迭儿罢相了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小人得意铁木迭儿罢相不到一年，又东山再起，当上了太子太师。朝廷内外，一片哗然。御史中丞赵世延拍案而起，又联络四十多人，联名上疏责问：“这种坏东西怎么能当皇太子的老师?”但太后仍多方庇护，皇帝还是对这个头号奸臣无可奈何。公元1320年正月，仁宗去世。三月，仁宗之子硕德八刺即位，是为英宗。仁宗死后的第四天，皇太后一道懿旨，铁木迭儿又当上了中书右丞相。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铁木迭儿开始大肆迫害政敌。

英宗尚未登极之前，铁木迭儿就传太后旨，将曾经弹劾过他的萧拜住、杨朵儿只抓来审问，罪名是他们过去违背太后的旨意。杨朵儿只反问道：“以中丞的职权恨不得杀掉你以谢天下。如果我们真的不从太后的旨意，你还能活到今天吗?”铁木迭儿又找来两个朝臣，让他们证明杨朵儿只有罪。杨朵儿只对二人吐了一口，说：“二位也是御史台的人，想不到会干这种下流的勾当。”二人惭愧地低下了头。铁木迭儿可不管这些，借太后的旨意将萧拜住和杨朵儿只当众斩首。不久，铁木迭儿又找了个借口，杀了曾经弹劾过他的贺胜，罪名是“便服迎诏”大不敬，就是身穿便服接皇帝的诏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贺胜死时，百姓纷纷为他烧纸钱，围在尸体边上痛哭不已。

对于第二次弹劾他的赵世延，铁木迭儿派人对他威胁利诱，如他告发同谋，就许以高官，否则将大难临头。赵世延不吃这一套，铁木迭儿就将他逮至京师，交法官严刑拷打，欲置于死地。英宗知道后两次赦免赵世延，但铁木迭儿还是不放人，将赵关进死牢，逼他自杀。赵世延在大牢里呆了两年，宁死不屈，在大臣的呼吁下，终于得旨获释。铁木迭儿听说赵世延出狱，说：“这是朝臣欺骗皇上干的事。”英宗知道后说：“这是我的主意。”赵世延这才得以虎口逃生。

诛奸相铁木迭儿排斥异己，结党营私。英宗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太后答吉死后，铁木迭儿的权力就被逐渐剥夺，不久生病死了。英宗气仍难平，下旨砸了铁木迭儿的坟碑，追夺其官爵，抄了他的家，诛杀了他的党羽，但是却赦免了铁木迭儿的义子御史大夫铁失。斩草不除根，留下了无穷的后患。文化盛世元朝继唐宋以后造就了又一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

官修史籍元朝建立之后，沿袭中原旧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国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而未及编写。明洪武二年修《元史》就是以元代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等为蓝本的。《元实录》今已佚，仅能从《元史》中略窥其梗概。元代官撰的主要史籍流传下来的有《宋史》、《辽史》、《金史》。元代官修的大型史籍还有《大元一统志》和《经世大典》等。

由翰林国史院用蒙文编写、类似汉文《实录》的《脱卜赤颜》是蒙古皇室的秘史。由蒙古近臣编写，藏在奎章阁。《脱卜赤颜》后来不断续修，原本已佚，但在后来编写的《黄金史》等书中，尚保存一些片断。

除了官修史籍以外，民间的史学家的成就也不少，马端临（公元1254年—公元1323年），字贵与，饶州乐平（属江西）人。他见杜佑《通典》自天宝以后阙而未备，就仿《通典》的体例，写成了《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一部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分类通史。全书348卷，分为24类。它以《通典》为蓝本，但在选材范围和规模上都超过了《通典》。内容不仅采用经史，而且摘引奏疏议论，尤详于宋代史实，反映出他重视近现代史研究的精神。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其门人刘安世曾为之作注，但此注已佚。元代胡三省重为注释。胡三省，字身之，浙东宁海人。宋亡，他隐居不仕，写成了294卷的《通鉴注》。《通鉴》内容繁富，需要训释之处较多，《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

特别的元曲元代的元曲，是这个时期文学上最突出的成就。元曲包括剧曲和散曲两种。剧曲当时称为杂剧，在元代极为盛行。据统计，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80多人，作品有500多种，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60多种。

在元以前，传统的文学体裁是抒情的诗歌和散文，而从元以后，文学作品的体裁出现了有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的戏剧。

元初城市经济的逐渐复苏和繁荣，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荡，儒学封建道德思想的约束在各少数民族文化冲击下的相对松弛，专业剧作家的出现，这些，都是杂剧兴起的有利条件。蒙古统治者对歌舞戏曲的爱好，更助长了这个文艺形式的发展。

在至元、大德时期（公元1264年—公元1307年），出现的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世称元曲四大家。他们的代表作品是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光祖《倩女离魂》等。此外，王实甫的《西厢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名著。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歌颂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都有空前的成就。

第十六章

“浪子”关汉卿关汉卿生活在公元13世纪的元朝，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的政权。这期间，不同民族相融合，原来汉族正统礼教思想势力相对松弛，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民间俗文学的兴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戏剧的兴起。

在中国古代，戏剧作家和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因此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史册上只有一些零星的材料。他可能原居山西解州，后来长期居住在都城大都。有人说他“不屑仕进”，也有记载说他曾在皇家医院任职，但是他对医术似乎兴趣不大，却热衷于编戏演戏。

关汉卿关于关汉卿的为人和个性，元人熊自得《析津志》说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正如他那首夫子自道的小曲所言，此人于吟诗、吹箫、弹琴、舞蹈、下棋、打猎等各种技艺无所不能，什么都玩。不过玩得最拿手的是“杂剧”，关汉卿不仅写剧本，还亲自参加演出，常常“面敷粉墨，躬践俳场”。艺人社会地位不高，但关汉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长期混迹于勾栏瓦肆，毫无惭色地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

关汉卿可能不是个合格的医生，但他更关注的是人间的疾苦，在玩世不恭的背面，隐藏着冷峻悲凉的内心世界。他愤世嫉俗，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诉说着民众的困苦与无奈。

《窦娥冤》，万人泪七百年来，一曲《窦娥冤》，赚得多少观众泪。《窦娥冤》的全名是《感天动地窦娥冤》。取材于汉代流传下来的“东海孝妇”民间故事，但剧本反映的时代生活与人物遭遇，却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

窦娥因家贫被卖给蔡家做童养媳，丈夫早死，婆媳相依为命。流氓张驴儿闯入这个家庭，胁迫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为妻，遭到窦娥严辞拒绝。张驴儿欲毒死蔡婆，结果反毒死了自己的父亲，便嫁祸给窦娥。昏聩的太守严刑逼供，在公堂上，窦娥因不忍见婆婆被拷打而承担了被诬陷的罪名，临赴刑场时，还怕婆婆见到伤心，特意请刽子手绕道而行。违法的人并未得到制裁，守法的人却被“法纪”送了性命。

戏剧的锋芒直指酷虐的封建统治。当幻想破灭时，这个弱女子愤怒地呼喊出：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一曲《窦娥冤》充溢着愤懑的情绪，关汉卿借窦娥之口责天问地，发泄了他对现实世界的强烈不满。社会对于弱者从来就是不公平的，作者对天地不公的诘难自然会引起无数受压迫的大众的共鸣。

窦娥冤世上波澜涌笔底，民间疾苦入戏文。关汉卿写作勤奋，一生共著杂剧67部，今存18部。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写情则沁入心脾，写景则在入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倾注了作者对现实与人生的痛切感受，具有社会批判的价值和震撼人心的力度。

近代学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如今关汉卿的戏剧已被译成多种文字，走上世界舞台，这个七百年前的浪子，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江山换年代，美丑贯古今。当流氓无赖都成了道貌岸然的大人君子，关汉卿这种刚直不阿的文人也就只配沦为烟花路上的“浪子”了。“愤怒出诗人”，愤怒造就了关汉卿这位奇才，“浪子”千古，究竟幸还是不幸?

散曲与传奇除元曲外，还有和杂剧中的曲牌一样而没有念白和折子的歌曲，称为散曲，是元代的民歌。其中包括成套的“套数”和“小令”，也出了一些有名的作者和优美动人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散曲作家中有姓名可考者有187人。

在南方，以南曲腔调演唱的温州杂剧等地方戏发展成为南戏，亦称传奇。著名的有四大传奇：《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

杂剧、散曲和南戏（传奇）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后来戏剧文学的发展和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运用汉文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元代也很多，如回回人萨都剌、畏兀人小云石海涯（汉名贯云石，字酸斋）等，都以写散曲而驰名于时，对汉文的造诣很深。此外，回回诗人乃贤、丁鹤年等人，在当时也都有声誉。

蒙、藏史诗元代我国各民族的作家，运用自己民族文字或兄弟民族的文字，写出或翻译了不少的优秀文学作品。如作者不可考的《元朝秘史》（即《蒙古秘史》），不仅记录了蒙古的起源和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的历史，而且也是诗歌、口碑、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汇编，是一部蒙古民族的史诗，也是蒙古族可考的第一部历史文献。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一部藏族民间说唱体的英雄史诗，在元代写完，当时在全国广泛流传，为汉、藏、蒙等族所喜闻乐道。《米拉日巴传》的作者署名是后藏疯人海如嘎，成书约在13世纪后期，写僧人米拉日巴的一生，是研究藏族社会和文学的重要资料。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杰作，都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伯颜专政蒙古统治由盛转衰，前人留给他的是一个破烂的摊子。

两虎相斗年幼的元顺帝根本不懂治国安邦，只知同女子游玩嬉戏，朝中大权全由伯颜和燕铁木儿两大家族把持。

伯颜曾被授予中书右丞相的头衔，燕铁木儿的弟弟撒敦担任中书左丞相，伯颜的弟弟马札儿台与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并为御史大夫，文宗在位时期，伯颜的权势与威望远远比不上燕铁木儿，而今登上中书右丞相宝座，权势跃居燕铁木儿家族之上。

对此，唐其势忿忿不平地说：“天下本是我家的天下，伯颜是什么人?竟然官职比我还高!”唐其势几次想刺杀伯颜，终未得手。伯颜则不露声色，静观事态的发展，暗中却在寻找时机剪除这个死对头。

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撒敦死去，唐其势晋升为中书左丞相。他见小皇帝越来越宠信伯颜，便抓紧行动，暗地里与他叔叔答里、弟弟塔剌海和宗王晃火帖木儿密谋策划，决定发动宫廷政变，废黜元顺帝，另立文宗的儿子燕铁占思为帝。

可是阴谋败露，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六月三十日，当唐其势率领几位勇士闯入皇宫时，伯颜伏兵以待，将唐其势及其同党团团围住，唐其势当即死于乱刀之下。

两宫皇后塔剌海逃进后宫，躲入姐姐座位底下。伯颜随即闯入后宫，从伯牙吾氏的座位下拖出塔剌海，挥刀即斩，鲜血溅了伯牙吾氏满身。伯颜立即上奏元顺帝，指责皇后伯牙吾氏窝藏大逆不道的弟弟，并欲将伯牙吾氏抓走。

伯牙吾氏向元顺帝求救，高喊：“陛下救救我!”

两年来，伯牙吾氏见元顺帝日益宠幸奇氏，非常恼恨，多次无故痛打奇氏，元顺帝表面上虽不敢作声，暗中则对伯牙吾氏咬牙切齿，而今她的兄弟犯上作乱，无论如何不能轻饶了她，所以当元顺帝听到伯牙吾氏向他呼救，冷笑一声，说道：“你的兄弟想置我于死地，我岂能救你!”

接着下令将她逐出宫门，贬为平民，不久被伯颜毒死。伯牙吾氏被黜，元顺帝打算立奇氏为皇后，但遭到伯颜的反对，结果，在伯颜的荐举下，伯颜忽都做了皇后，奇氏被立为二皇后。据说，两宫皇后并立，就是从元顺帝开始的。

伯颜忽都素来庄重朴实，整天端坐宫中，从不伴随皇帝游乐，元顺帝觉得她缺少魅力，很少出入她的宫中。

独断专行燕铁木儿家族败亡后，元顺帝将一切大权委付伯颜，听他决断，朝中不再设置左丞相，伯颜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独专相权。不久，元顺帝授予伯颜世袭的答剌罕封号。按照蒙古惯例，受封者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并享有许多特权。

这样一来，伯颜身价就更高了。他当政期间所得的封号、官衔加在一起长达246个字，其权势之显赫，为元朝历代宰相中前所未有。

自从诛灭唐其势后，伯颜专政自恣，肆行贪暴，越来越不把当朝小皇帝放在眼里。

一天，他对15岁的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不要让他读汉人书。汉人读书，实在太欺负人了。”

中书省官员建议废除科举，深得伯颜赞赏，他立即上奏皇帝，请求批准。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十一月，在伯颜的煽动下，元顺帝下诏停止科举取士，把各地儒学贡士庄田的田租改拨为宿卫士的衣粮，又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

伯颜自恃功高权重，毫无顾忌，又向蒙古诸王下了毒手。当时，蒙哥的后裔彻彻秃受封为郯王，伯颜的先祖是蒙哥家中的奴隶，按照蒙古传统，伯颜一家应该世代尊蒙哥后裔为使长。

伯颜觉得这是自家的奇耻大辱，愤怒地说道：“我身为皇太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何要尊蒙哥后裔为使长?”于是，他在元顺帝面前诬陷彻彻秃谋反，请求将他处死，元顺帝不允，伯颜竟擅自行刑，使彻彻秃蒙冤而死。元顺帝对伯颜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却又拿他没办法。

古代山水画鉴赏可怜的顺帝尽管伯颜觉察到了元顺帝已对他不再信任，但他仍然肆意妄为，毫不顾忌。他的亲信布满朝中，他的居宅门庭若市，朝廷官员进进出出，好不热闹。每次退朝，他在众臣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走出宫门，宛若宫内空无一人。

他在京城街道上通过，诸卫士精兵前呼后拥，挤满街头。相比之下，元顺帝的仪卫则寥若晨星。

元顺帝明明看见伯颜多次夜间进入皇太后宫中，通宵不出，也耳闻京城上下议论纷纷，说伯颜“上把君欺，下把民虐”，但也无计可施。

宫中忠心耿耿为元顺帝效力的只有两个近侍官员，一个名叫阿鲁，另一个名叫世杰班，这二人职卑权小，哪里能够与伯颜相抗衡。元顺帝苦于没有得力之人帮助他铲除权臣伯颜，不免时常暗自伤心落泪。脱脱杀伯脱脱算得上能挽狂澜手既倒的惟一人才，不过贤人也难逃小人的阴谋。

目无主上的伯颜脱脱自幼时拜浦江名儒吴直方为师，16岁即精通经史，且武功超群，膂力过人，被任为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他的出名是因为他的“大义灭亲”。

元顺帝在执政后期不再设置左丞相，导致右丞相伯颜独专相权，加号为大丞相，权势炙手可热。由于伯颜的威风，以致“天下贡赋尽人伯颜家，天下之人唯知伯颜而已”。作为蒙古贵族，伯颜极端仇视汉族文化，极力排斥汉人官员。他对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儿书。汉儿读书，好生欺负人。”有个巫婆给伯颜算命，说他要死在南方人手里。于是伯颜重申汉人南人不得执持兵器，北人殴打南人，不得还手，禁止汉人南人学习蒙古文字。

当时，广东等地爆发人民起义，伯颜看到起义者都是汉人，就向皇帝建议，杀光张、王、刘、李、赵五姓的汉人，以为由此就可杜绝祸患，幸亏顺帝没有答应。

密计杀伯伯颜的骄横跋扈激起其他官员的嫉恨，顺帝也极为恼火。伯颜的侄子脱脱，自幼被伯颜收养，视若己出。脱脱文武双全，立有军功，为亲军都指挥使。他见伯父如此胡作非为，担心早晚将祸及家门，私下对亲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自家将遭灭族之灾，不如先设法除了他。”他父亲觉得有理，但一时又下不了手。脱脱又去请教幼年时汉人老师吴直方。吴直方说：“古代的先哲说‘大义灭亲’，大丈夫只要忠于国家，不必有太多的顾虑。”脱脱向顺帝自陈忠忱，起初皇帝还有些不放心，就派心腹官员与脱脱交往，发现脱脱确实忠于国家，就对他加以重用。

伯颜唆使朝臣上书，说汉人不可为廉访使。脱脱向顺帝奏请，遵守祖宗法度，不要排斥汉人。伯颜大怒，对顺帝说：“脱脱虽是我的养子，但袒护汉人，必当加以惩罚。”顺帝说：“脱脱是好人，用汉人是我的意思。”对伯颜的专横，顺帝极为忿恨，在和脱脱谈到这些事时禁不住掉下眼泪，脱脱也为之泣下，君臣决心要除掉伯颜。

养子灭父公元1340年2月，伯颜出城打猎，脱脱封锁京师城门，奉顺帝命起草诏书，列举伯颜罪状，驱逐伯颜，贬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派人到城下询问，脱脱说：“驱逐伯颜是皇帝的旨意，其余的人无罪，趁早回家。”伯颜手下的人一哄而散，伯颜还不死心，要求进城向皇帝告别，被脱脱断然拒绝。

伯颜南行到半路，皇帝又传旨将他贬到岭南。伯颜没料到自己会栽在养子的手中，愤愤不平地对一个过路老人说：“可曾听说过儿子杀老子的事情吗?”老人答道：“不曾见过子杀父，唯见臣杀君。”伯颜想起当年的威风，低下头面有惭色。走到江西，伯颜病倒了，没几天就死在驿站。江南汉人无不拍手称快，写诗歌嘲讽道：“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元顺帝的挣扎元顺帝虽废除旧政、改革弊政，但其虎头蛇尾，最终图治之心消失殆尽。

初显“文治”

元顺帝铲除伯颜时，已21岁，他封马札儿台为太师和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总领诸卫亲军，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父子总揽军政大权。

马札儿台做了中书右丞相后，自恃辅佐皇帝铲除伯颜有功，私自在京城附近开酒馆、糟坊，派人去南方贩卖食盐。脱脱恐遭非议，祸及自身，暗中让人向元顺帝告了一状，上任仅半年的马札儿台被迫辞职。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三月，元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元顺帝决定任用脱脱进行改革，废除伯颜旧政，重振祖宗大业，大有恢复元朝盛世的向慕之志。

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元顺帝恢复了中断六年的科举取士制度，亲试进士78人，以笼络汉族士大夫，同时大兴国子监，选名儒雅士传授儒学。他下诏将四个素有声望的儒士欧阳玄、李好文，黄潜、许有壬召进宫内，让他们五日进讲一次，帮助他读四书五经，练习书法。为了表达对儒学正统思想的尊崇，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元顺帝派人到曲阜祭祀孔庙，第二年，下诏编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监官，许多汉人文士参加了编纂，形成了元顺帝新政中“文冶”的重要内容。

元顺帝任用脱脱废除旧政、改革弊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脱脱因而也获得了“贤相”的美誉，可是没过多久，朝中形势发生微妙的变化。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是元成宗时逆臣阿忽台的儿子，素与脱脱不和。他上台后，多次在元顺帝面前说脱脱的坏话，元顺帝本人也觉得脱脱权势太重，恐怕他走上伯颜独揽大权的老路，渐渐疏远脱脱。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被迫称疾家居，辞去相位。这时候，元顺帝尚存励精图治之心，任用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四代孙阿鲁图为中书右丞相。

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遣使巡行天下，意在广布圣德，询民疾苦，寻访贤能，罢黜地方贪官污吏，规定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五品以下处决。可是奉命巡行各省的宣抚使不仅不按皇帝旨意秉公办事，反而借此机会敲诈勒索，虐害百姓，元顺帝的一番苦心全成了泡影。

救命稻草脱脱罢相后的几年中，右丞相一职数易其主，朝中大臣彼此倾轧，日甚一日，元顺帝的向慕之志渐渐消失。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六月，他听信别儿怯不花谗言，罢免太师马札儿台，将他徙于西宁州，后又移居甘肃。脱脱忧郁不得志，请求随父同行，以尽孝道。

先前，太子爱猷识里达腊降生后，一直养于脱脱家中，因而二皇后奇氏与脱脱关系甚密，在脱脱罢相的日子里，奇氏一再在元顺帝面前为他求情，元顺帝也觉得，脱脱任中书右丞相的四年中为他出尽气力，其后任命的丞相远不如脱脱精明能干。

一天，有人进献佛郎国马，元顺帝看着膘肥体壮的良马，感慨地说：“人中有脱脱，马中有佛郎国马，都是世上出类拔萃的。”

不出半年，马札儿台病亡，奇氏得知后，立即对元顺帝说：“脱脱是好人，不能让他久居外地。”

元顺帝点头赞同，下诏命脱脱回京。

脱脱到京后，元顺帝任命他为太傅，综理后宫事务，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七月，复命脱脱为右丞相。

“米价贵似珠”

元顺帝再一次起用脱脱后，把一切大权交付与他，自以为高枕无忧。而实际上，这时的元朝仿佛人到暮年，虚弱无力，几乎达到了无可整顿的地步。元顺帝开始深居宫中，与嫔妃嬉游玩乐，不理朝政，对国内形势茫然无知，前几年的“向慕之志”、图治之心早已消失殆尽。

脱脱复相后，虽有一番抱负，却从施展，而且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上台后，他在各官署安插自己的亲信，将以前与自己结冤的官员一一贬黜，逐渐专横跋扈起来，为此得罪了一些皇帝近侍官员。朝中大臣为争权夺利，结党拉派；地方官员则互相勾结，鱼肉百姓。

古代山水画鉴赏元顺帝为了笼络人心，对贵族、官僚滥行赏赐，挥霍无度，造成国库入不敷出。脱脱复相后，元廷财政十分拮据，于至元十年（公元1850年）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至正宝钞”，用它来代替流通已久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政府拼命印造这种纸币，物价一下子暴涨十倍，老百姓来不及倒换新钞，只好以货易货，全国出现“米价贵似珠”的局面，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从至正四年（公元1334年）开始，黄河接连在白茅堤、金堤决口，河水暴溢。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沿河地区受灾，有的地方水深达两丈左右，接着又发生旱灾和瘟疫，灾区人民死了一半。山东地方的盐场也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了政府的收入。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脱脱决定修治黄河，他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征发黄河沿岸15万民工和庐州（今合肥市）两万戍卒充当劳役，人们在监工的皮鞭下出苦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治河工地，终于引发了“红巾军”起义。

元顺帝调了几千名官兵前往镇压起义军，元军开赴前线后，主帅只顾饮酒作乐，士兵们则乘机抢掠，与红巾军刚一交战，主帅扬鞭高喊：“阿卜!阿卜!”（快跑!快跑）回马便逃，元军不战而败。

脱脱自误脱脱这时候变得奸诈狡黠，他不仅向元顺帝隐瞒事情真相，而且每当朝中商讨军事，他一概不让汉人官员参预。

这时候，红巾军迅速发展，各地纷纷响应，以致义军遍布大江南北。后来，红巾军形成两大分支。

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郭子兴等人的队伍为主，南方红巾军由彭莹玉、徐寿辉等人发动和领导。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十月，南方红巾军攻占薪水（今湖北浠水），徐寿辉称帝，建国号为“天完”，“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其势力逐渐发展到两湖、安徽、江浙、福建、广西等地。

脱脱见带兵镇压义军的弟弟吃了败仗，怕皇帝知道了怪罪下来，于己不利，所以不在皇帝面前提及红巾军起兵主事。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一个名叫哈麻的近侍官员向元顺帝告了脱脱一状：元顺帝闻知天下大乱，而自己还蒙在鼓里，急忙召见脱脱，气愤地责备他说：“你曾说天下太平无事，现在红巾军遍及半个国土，你丞相有什么计策对付?”脱脱吓得瑟瑟发抖。

一代贤相终有已时脱脱膺命出兵高邮以后，哈麻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博得了元顺帝的信任，傲了中书平章政事，弟弟雪雪也任了高官。

之后，哈麻告诉奇氏和爱猷识里达腊说，脱脱与其弟也先帖木儿拖延立嗣，有不轨之举。其实，在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元顺帝已立爱猷识里达腊为皇太子，哈麻此举别具用心，奇氏和爱猷识里达腊心领神会，指使监察御史三次上奏元顺帝，指责脱脱出师三个月，空耗大量人力财力，毫无战功可言，请求罢免脱脱。

元顺帝听信了该言，派使臣急赴军中下诏，以脱脱“劳师耗财，坐视寇盗”为借口，削除他的军权和官爵，将他贬居淮安（路治在今江苏准安县），改派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替脱脱任前线指挥。

消息传开，军心大乱，脱脱的心腹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劝他不奉圣旨，待攻下高邮，小人谗言自会大白干天下。脱脱摇了摇头，说：“天子召我而我不从，这是与天子作对，君臣之分何在?”说完，骑马向北奔去，百万大军失去主帅，顿时溃散，使走投无路的红巾军抓住战机，反败为胜。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元顺帝再下诏书，将脱脱流放到云南大理，其弟也先帖木儿流放于四川，脱脱的两个儿子也因此受到牵连，分别被放逐兰州、肃州。是年十二月，哈麻假托元顺帝之命，派人毒死了脱脱。

元顺帝不辨是非，临阵易帅，使元朝军队功亏一篑，从此，元朝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优势，而高邮之战却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由衰入盛的转折点。落日帝国元朝，这个强盛的、征服过几乎整个亚欧大陆的超级王国也走上了一条衰亡的不归路。

剥削加重随着蒙古族统治者封建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他们利用土地的剥削也日益加重。如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占江南田1230顷，每年收租50万石，平均每亩收租高达4石。利之所在，贵族们都趋之若鹜，他们往往采取包税制形式，争着承包政府的官田，然后分租给佃户耕种，从中进行剥削。南方汉族地主对佃户的剥削，和蒙古贵族相比也毫不逊色。南宋亡后，元世祖有意识地把江南地主经济保全下来，因而江南地主对农民一直没有放松过控制和剥削。他们任意奴役佃客家属，干预“佃客男女婚姻”，甚至将佃客随田佃卖。

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贫苦劳动者身上。据记载，当时“浙右病于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在赋税和徭役的双重盘剥下，广大劳动人民一遇灾荒，就只能流亡了。列为一二等的蒙古、色目人中的广大下层劳动者，同样遭受残酷的封建奴役和压榨。沉重的赋税、军役和站役，加上大封建主之间频繁的内讧和战争，官吏们的贪暴，以及自然灾害的袭击，使脆弱的蒙古、色目劳动者个体经济受到严重摧残，不断破产。关于蒙古人被卖给色目、汉人、南人为奴婢的记载，也是史不绝书。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元政府为了收容赎回被卖为奴的蒙古子女，成立了宗仁卫。到公元1323年正月，仅这一处收容的人数就“额足万户”。

统治腐朽元朝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在其后期是十分惊人的。每一新帝即位，赏赐贵族们的金银钞币，都在数百万锭以上，田地的赐与也动辄千顷。如顺帝赐丞相伯颜田地，一次就达五千顷。他还花费大量财物于迷信活动，挥霍浪费，国库为之枯竭。当时各级官吏都贪污勒索，巧立名目。如有拜见钱、撒花钱、追节钱、生日钱等。政府卖官鬻爵，高下有价。到了后期，就更加腐败了。

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由于国库空虚，开始发行至正钞，用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钞和至元钞。这种不计后果的办法，当时人称为“钞买钞”。恶性通货膨胀，引起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火并也经常发生，元朝的统治已面临崩溃的边缘。

红巾军大起义韩山童的祖父，原来就是北方白莲教的一个领袖人物。到了韩山童时，白莲教在教义宣传、群众基础、政治斗争目标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韩山童以白莲教主的身份宣称：“明王出世”即“弥勒佛下生”。“明王”、“弥勒”是当时人民幻想中的救世主，只要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人民就可以翻身。这一通俗、简明的号召，有力地吸引了当时陷于贫困绝境的农民。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在自茅堤（山东曹县境）决口，溢入运河，又淹了沿河的盐场。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元政府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

征发汴梁（今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黄河南北13路15万民工及庐州（今合肥）等地两万多军队到河上服役。河工们原来就是贫苦遭灾的饥民，被强征为河工后，又被迫在军队监视下劳动，越发产生不满的情绪。活动在永年、颍州（安徽阜阳）一带的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利用这一个时机，发动起义。

石人造反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同时散布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开工的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河道上。当河工们掘出独眼石人后，奔走呼告，人心浮动，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

公元1351年5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在颍州颍上县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多教徒，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旗帜，宣誓起义。但立即遭到元地方政权的镇压，刘福通冲出包围后，重新组织起义力量，一举占领了颍州。义军头裹红巾，人称“红巾军”。

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南北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起兵响应。北方地区还有：芝麻李（李二）、彭大、赵均用等起义于徐州；布王三（王权）占领唐、邓、南阳等地，称“北琐红军”；孟海马占领均房、襄阳等地，称“南琐红军”；郭子兴占领濠州（今安徽凤阳）。

在南方进行反元活动的领导者是彭莹玉、徐寿辉。以后，徐寿辉称帝，建立了政权，国号天完，年号治平。他们占有了湖北、湖南、江西一带的广大地区，给元朝南方的封建政权以沉重的打击。随着各地的紧急情报纷至沓来，元朝统治者们已经感到自己的龙椅坐不稳了。由治而乱农民军的赵都没有惊醒蒙古贵族，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享受着最后的晚餐。

“秘密佛法”

高邮之战后，哈麻为了获取高官厚禄，极尽献媚之能事，想尽办法迎合元顺帝喜欢玩乐的心理，暗中向元顺帝推荐了一位西天僧（印度僧），教皇帝学习淫术，号称“演揲儿法”，又称“秘密佛法”，汉语意为“大喜乐”。

不久，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又向元顺帝推荐了一个善行“秘密佛法”的西藏僧人，这位僧人对元顺帝说：“陛下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也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几何?当受我秘密大喜乐禅定，其乐无穷。”元顺帝受此诱惑，很快迷恋上淫乱不堪的“秘密佛法”，对国家大事也就不管不问了。在西藏僧人的建议下，元顺帝选了十个皇亲国戚，称为“十倚纳”，在宫中练习“秘密佛法”，其中有元顺帝的母舅老的沙。他又派人四处搜罗美貌女子，召进皇宫，伴陪他与“十倚纳”从事“秘密佛法”，元顺帝整天与倚纳们偕同宫女相与亵狎，男女裸处，惟淫戏是乐。

元顺帝的丑声秽行，闻于内外。他还下令在避暑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建立穆清阁，连延数百间，奇妇美女充实其中，供他夏季到上都避暑时与亲信们行“秘密佛法”。元顺帝还嫌不足，又挑选了108个僧人进宫演练“秘密佛法”。并说，他之所以整日从事“大喜乐”，不理政事，乃是为天下生灵之故，真可谓荒谬绝伦。

鲁班天子由于朝廷中不少人投靠了红巾军，元朝政府军队一蹶不振，元顺帝不得不改变排汉政策，鼓励和依靠豪强地主武装去镇压农民起义。他廉价地授予地主武装头目以万户、千户等官衔，这样，相继出现了几支靠镇压农民起义发迹的地主武装，其中最主要的是答失八都鲁和察罕帖木儿两股势力。元顺帝起用搠思监为中书右丞相，汉人太平（原名贺惟一）为左丞相，他自己则不问政事，整天与嫔妃嬉游宫中。

元顺帝常常学着当初西藏僧人教他淫亵时的腔调说：“百年光阴就像驰电一样，能有多少呢?日夜作乐还不满十万日，况且其间疾病相侵。有朝一日死去，富贵可就不归我所有了，何必自讨苦吃，虚度一生呢?”于是他亲自动手设计龙舟，龙舟长120尺，宽20尺，舟身及舟上殿宇皆饰以五彩金，舟行时龙首、眼、口、爪、尾一齐摆动。元顺帝经常乘舟在宫苑湖内往来游戏。他又选了十六个宫女，称为十六天魔，让她们身披缨络，头戴象牙佛冠，载歌载舞，供他与亲信观赏。元顺帝还为大臣们设计庭院房阁图样，然后交给工匠，照此修建，附炎趋势者为博得皇上欢心，称他是鲁班天子。

元顺帝古今只我一人而已近侍官员看到元顺帝设计的房阁饰以金珠，就对他说，所建房阁不如某某官员居宅别致。元顺帝不服气，下令拆毁重建，近侍官员则把金珠刮去，装入自己腰包。元顺帝为了防止大臣们劝阻他与天魔舞女嬉游，竟想出了一个十分荒唐的主意，他秘密让人在宫内挖掘地道，在地道内与天魔舞女厮混，达到了昼夜不分的地步。他倾国家资财，把府库积粟全都赐给女宠，而百官俸禄则只给茶、纸等杂物，朝野上下，怨声不绝。二皇后奇氏实在看不下去，再三恳求他爱惜身体，不要受天魔舞女迷惑，停止土木兴建。元顺帝听得此言勃然大怒，高声吼道：“古今只我一人而已!”

互藏杀机哈麻担心自己向顺帝推荐西天僧一事心有余悸，怕一旦朝臣知晓，自己名誉扫地，于是他找借口将西天僧打了170大板，放逐西北边远之地。可是，哈麻并未因此除却心病。当初，他向皇帝推荐西天僧时，他的妹婿秃鲁帖木儿是知道的，现在秃鲁帖木儿越来越受宠于皇帝，权势渐增，完全有力量与哈麻抗争，这使哈麻很不自在。更重要的是，哈麻开始感到，身为一国之主的元顺帝整天沉迷于宫廷享乐，不理朝政，对大臣们放任自流，这样下去国家危在旦夕。最后，哈麻决定站在二皇后奇氏和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一边，逼迫元顺帝退位，并借机干掉秃鲁帖木儿。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二月的一天，哈麻秘密对他父亲说：“我们兄弟二人身为丞相、大夫，仰赖的是祖宗恩德。而今秃鲁帖本儿为取悦皇上，教他淫亵，必遭天下士大夫讥笑，我们兄弟有何脸面见人?我要除掉秃鲁帖木儿，而且皇上日趋昏愤，何以治天下?现在皇太子已长大成人，聪明过人，不如立他为帝，让元顺帝做太上皇算了。”不料，他妹妹正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到哥哥与父亲的谈话，慌忙跑回家中告诉了丈夫，秃鲁帖木儿大惊失色，决定借元顺帝除掉哈麻。

又一场政变秃鲁帖木儿急忙面见皇帝，不敢直说哈麻指责皇帝荒淫失道，只是笑着对元顺帝说：“哈麻之所以想让陛下退位，是因为陛下年纪大了。”元顺帝听罢，十分惊讶地说：“朕头发不白，牙齿没掉，怎么能说我老了呢!”在秃鲁帖木儿的挑唆下，元顺帝决定先发制人，铲除哈麻和雪雪。君臣二人商讨好计策后，秃鲁帖木儿躲入尼姑庵中暂避风声。

第二天，元顺帝遣使传旨，令哈麻、雪雪二人居家听命，不必入朝，兄弟二人不知是计。在这当口，元顺帝暗中授意御史大夫搠思监劾奏哈麻兄弟罪恶，没过几天，元顺帝下诏罢免哈麻、雪雪官职，将兄弟二人分别流放惠州（今河北宽城县北）和肇州（今黑龙江肇州县东），兄弟俩还未来得及动身，就死于刑杖之下。元末大混乱农民起义军的各自为政造成了天下混乱的局面。

方国珍与张士诚元末大起义开始以后，经过优胜劣汰，留下了可成霸业的几支，初期最著名的是公元1348年起兵于浙东的方国珍和公元1353年起兵于高邮的张士诚。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初年，方国珍的仇人向官府告发方国珍私通海盗、坐地分赃。方国珍杀了仇人，带领家属和邻里逃命到海中，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并占据庆元、台州、温州等沿海地区，成为元末拥军割据的一支实力，称雄浙东20年。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人（今属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们的欺侮，愤而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谋，举兵反元。在攻克高邮后，以高邮为都城，国号大周，自称诚王，建元天裙。公元1354年，元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围高邮，因被右丞哈麻所劾，削职远徙，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反攻，取得高邮战役的重大胜利。公元1356年张士诚南下，据有平江（苏州）、湖州、杭州等地区，迁都平江。

红巾军北伐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二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称帝，国号大宋，改元龙凤。又利用“明王出世”的宣传效果，称韩林儿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刘福通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分兵三路北伐：东路军以占领山东的毛贵为主力，直插河北，指向元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为统帅，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迂回包围；为了分散元军对东路和中路的压力，又组织了西路军作策应，由白不信、李喜喜、李武、崔德等经潼关和武关入陕西。

由毛贵率领的东路军，曾一度进攻到离大都不过百多里的枣林（今北京通县西南）和柳林等地。但由于孤军深入，被元军所败，毛贵最后撤回济南，东路军北伐失败了。

刘福通被杀中路军占领了大同、上都等重要城市，大大震撼了元朝腐朽的统治，又转战辽东各地，直入高丽。西路军在陕西受到挫折。公元1358年，一部分红巾军进入四川，一部分红巾军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

红巾军三路进军的同时，刘福通也于公元1358年5月攻占汴梁，把韩林儿从安丰（今安徽寿县）迁来，宣布以汴梁为首都，出现了北方红巾军全盛的时代。当北伐各路失利之时，宋都汴梁也受到元军的围攻。公元1359年8月，元朝察罕帖木儿部攻下了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公元1363年2月，张士诚部下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被杀害。朱元璋解安丰围后，迎韩林儿到滁州居住。公元1366年12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船沉，韩林儿淹死，以龙凤纪年的宋政权至此结束。

朱元璋的强大公元1352年2月，定远土豪郭子兴起义于濠州，自称红军。闰三月，出身贫苦、曾为游方僧的朱元璋也参加到这支队伍中来。公元1355年郭子兴死，朱元璋掌握了这支军队的实际领导权，并归大宋政权统辖。公元1355年6月，朱元璋南渡长江，夺取了太平路（今安徽当涂）一带大片地区。次年三月，他又亲率水陆大军攻克集庆路（今南京），改名应天府。他以应天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当时起义军中的一支劲旅。攻下集庆前后，朱元璋对封建士人逐步采取了优容的态度，以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为令史。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后来刘基、宋濂等儒士也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在农业生产上他开始设置营田司，又令将士屯田，“且耕且战”，“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保证军粮供应，恢复社会生产。

古代风景画鉴赏兼并豪杰公元1358年12月，朱元璋亲自统率10万大军包围了婺州，元守将开城迎降。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浙东行省。接着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先后占领了诸暨、衢州和处州（今浙江丽水），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据点次第消灭。这时朱元璋的占领地区东北邻张士诚，西邻陈友谅，东南邻方国珍，南邻陈友定。

公元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勾结张士诚，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朱元璋采纳了刘基的主张，设好埋伏，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慑于形势，未敢出动。

公元1363年，陈友谅竭尽全力，企图与朱元璋决一胜负，因而爆发了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当时陈友谅拥兵60万，大舰数十艘，而朱元璋只有20万人，用小船。朱元璋采用火攻，把陈友谅用铁索联在一起的大舰焚毁了不少。激战的结果，陈友谅中流矢丧命，其子陈理突围奔回武昌，朱元璋取得全胜。公元1364年，朱元璋又亲率大军征武昌，陈理请降，陈友谅的割据政权灭亡。

朱元璋在收拾了陈友谅之后，回师东进。公元1365年，他派遣徐达为大将军，先攻取高邮、淮安，又攻占湖州、杭州。到公元1367年9月攻克平江（今苏州），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公元1357年，朱元璋遣兵调将，分三路进讨方国珍，从陆上海上对方国珍形成了一个大包围。方国珍计穷势屈，不得不投降。

明朝的建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朱元璋建立起来的政权只能维持原来的生产关系，在社会改革上他所能做到的仅是“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这样做的结果，在他的文武官员中培植了一批新的封建地租剥削者，随着政治地位的变化，这些领导成员也就变成拥有众多庄田佃户的封建地主了。公元1364年正月，朱元璋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

吴元年（公元1367年12月），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第二年即公元1368年正月，改元洪武，定国号为明，以应天府为京师，开始了明朝的历史。元朝的灭亡朱元璋的军队一天比一天壮大，元朝的日子一天也比一天难过。

朱元璋的南征朱元璋平定福建的陈友谅后，占据广东的地方武装何真向朱元璋求降。这时南方只有西南一隅尚未统一。

公元1366年，割据四川的明玉珍死，其子明升即位。政权一直苟延到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才降附了明朝。

朱元璋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30万大军进攻云南。元朝梁王逃到晋宁自杀。第二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最后被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上统一了南方。

策划废帝奇氏与皇太子见政局动荡，元顺帝听任朝臣倾轧，便加紧行动步伐，打算联合太平逼迫元顺帝逊位与爱猷识里达腊，但太平严辞拒绝。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十二月，爱猷识里达腊命令监察御史买住等人劾奏太平提拔的汉人官员中书左丞成遵和参政赵中，将二人杖杀狱中，借此中伤太平。

太平见势不可留，只得上奏元顺帝，以患病为由，请求辞去相位，大臣们立即呼吁，要求皇帝留用太平，元顺帝慑于奇氏和皇太子咄咄逼人之势，被迫罢免太平。由于得不到支持，爱猷识里达腊逼父逊位未能如愿。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爱猷识里达腊与母亲奇氏加紧了策划逼父禅位的阴谋，掌握大权的搠思监和朴不花则密切配合，拉拢朝中大臣，将军政大事全都压下不让元顺帝闻知。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三月，爱猷识里达腊、搠思监、朴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图谋不轨，要求皇帝驱逐孛罗帖木儿。孤立无援的元顺帝不得不听命于皇太子，下诏削除孛罗帖木儿兵权和官爵，贬居四川。

宗王不颜帖木儿、秃坚帖木儿愤愤不平，起而与孛罗帖木儿联合，并上书元顺帝，为孛罗帖木儿申辩。元顺帝感到孛罗帖木儿忠于自己，是他与皇太子一方抗衡的重要砝码，于是复下诏书，历数搠思监、朴不花恣意弄权、欺下蒙上等罪状，将搠思监流放岭北，朴不花流放甘肃，恢复孛罗帖木儿官职。

然而，此时皇太子一方的势力已跃居元顺帝之上。所以，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二人权未解、职未卸，照常在朝中掌权。

自乱阵脚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四月，元顺帝再次屈从于皇太子，下诏命扩廓帖木儿统兵进讨孛罗帖木儿。一个月后，爱猷识里达腊再次逼迫元顺帝下令扩廓帖木儿进讨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分兵三路，一路由部将白琐住率领开赴京城御守，另外二路军队进逼孛罗帖木儿驻守的大同。

孛罗帖木儿怒杀搠思监、朴不花二人，留下一部分军队守卫大同，他自己则带着秃坚帖木儿、老的沙，率领主力大军直捣大都，扬言要尽除朝中奸臣。京城大震，爱猷识里达腊亲自率领军队迎战，结果大败而回，在白琐住军队的护卫下匆匆逃往太原扩廓帖木儿军中。孛罗帖木儿拥兵入城，偕同秃坚帖木儿、老的沙面见元顺帝。元顺帝当即任命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为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不久，又提升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总揽国家大权。

孛罗帖木儿上任后，立即杀了元顺帝宠幸的“倚纳”和近臣，驱逐西藏僧人，幽禁奇氏。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三月，爱猷识里达腊下令扩廓帖木儿与李思齐出兵声讨，并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等地军队增援。孛罗帖木儿派遣秃坚帖木儿率兵进讨上都皇太子同党，又调兵南下抵御扩廓帖木儿军队。这个时候，孛罗帖木儿荒淫无度，在数月之内，共纳四十多女子为妾，整天与老的沙等人饮酒作乐，甚至酗酒杀人。朝臣都对他心怀恐惧，元顺帝渐渐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朝中倾轧、军阀混战以爱猷识里达腊和扩廓帖木儿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步步退却的元顺帝仅仅保住了皇帝宝座。

覆灭前的窝里斗在这期间，朱元璋的队伍迅速崛起，直接威胁着元朝控制下的北方地区。朱元璋先后剪除群雄，声威大震，决定派兵北伐，灭亡元朝。

这时，元朝内部宫廷斗争更甚。爱猷识里达腊逃奔太原时，曾想仿效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为帝，扩廓帖木儿不同意。孛罗帖木儿被杀后，奇氏传旨到军中，命令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扈从皇太子入京，目的在于胁迫元顺帝退位。奇氏再次劝扩廊帖木儿出面逼使元顺帝让位与皇太子，扩廓帖木儿又予以拒绝，由此得罪了奇氏母子。元顺帝本与扩廓帖木儿不和，又忌他兵权太重，朝中大臣也觉得他年纪轻、资历浅，不把他放在眼里。在军中娇纵惯了的扩廓帖木儿做了两个月的左丞相，很不得志，在京城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上奏元顺帝，请求外出带兵。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闰十月，元顺帝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命他代皇太子总制天下军马，进讨江淮。扩廓帖木儿率大军离开大都后，不仅无意整军出战，反而借元顺帝授予他的军事大权，随意征调各路军队，引起军阀头目不满，元顺帝开始怀疑他有叛逆之心。

至正十七年（公元1367年）八月，元顺帝严厉责备皇后与皇太子，他说：“过去孛罗帖木儿举兵进犯京师，而今扩廓帖木儿总兵天下，很不得利，你们母子误了我的天下。现在国家分崩离析，困难重重，都是你们母子造成的!”说完，元顺帝怒气冲冲地打了爱猷识里达腊几拳。

尔后，下诏命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并令扩廓帖木儿率领本军自潼关以东出兵江淮，李思齐自凤翔以西进取四川，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共取襄樊。

但诏书虽下，皇太子坐视不动，扩廓帖木儿及诸路军阀也都拒命不受。此时，扩廓帖木儿的部将貊高、关保见主帅不奉君命只顾打内战，便倒向朝廷一边，转过头来攻打扩廓帖木儿，得到了元顺帝的支持。

迎接新的王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号为明。二月，徐达率军攻占山东各地，接着回师河南，兵锋直指汴梁、洛阳，而元朝军阀内战仍在继续。这年闰七月，元顺帝见局势不妙，只好再恢复扩廓帖木儿河南王和中书左丞相的职务，让他率军南下，幻想依靠他挽回败局。这时，明军已经会师山东临清，直趋大都。

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徐达率领明军攻陷通州，元顺帝闻知，不顾大臣们的再三劝阻，决意出逃。当晚，元顺帝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打开健德门逃出大都，经居庸关，奔向上都。

八月二日，徐达率军攻入大都。至此，统治了97年的元朝政权宣告结束。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四月，做了35年皇帝的元顺帝因痢疾死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其子爱猷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到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

到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占据辽东的纳哈出归降明朝，朱元璋前后用了35年多的时间，至此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起义带来的重大意义元末农民起义前后历时17年，是继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问题，经过这次大起义之后，才算获得了一次较大幅度的调整和缓和，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明初的“移民垦荒”成为可能。明初土地关系之所以能获得一定程度的缓和，正是元末农民战争之赐。

其次，在这次大起义中，大批奴隶得到了解放。奴隶在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事实，具有普遍意义。《大明律》规定：“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为良。”这说明农民起义中奴隶身份获得解放的事实，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最后，元末农民起义在当时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成吉思汗及子孙们曾在中亚和东欧建立了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元朝名义上是这些汗国的共主。元朝的崩溃覆灭，客观上起了牵制蒙古统治者镇压各国人民的作用，支援了各国人民反抗蒙古贵族统治的斗争。大元王朝全面解读蒙古族的起源情况如何蒙古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五六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室韦人。在众多的室韦部落中，有一支叫“蒙兀室韦”的，这就是蒙古人的祖先。

公元七八世纪，包括蒙兀室韦在内的一些室韦部落西迁，他们渡过呼伦湖，来到了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游牧在肯特山地区。

公元八九世纪，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南部的鞑靼部落开始强大起来。十世纪左右形成了鞑靼部落联盟，所有蒙古部落也包括其中，被称为“黑鞑靼”。

公元十一二世纪，鞑靼部落联盟解体后，在广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出现了许多蒙古部落，其中较大的有：乞颜部、塔塔儿部、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等，这些大部落又各自分为若干小部落，遍布呼伦贝尔大草原。

蒙古各部没有统一的首领，如一盘散沙，互相攻掠，纷争不已。乞颜部的铁木真经过十余年的征战，终于统一了蒙古各部，于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大汗，尊号“成吉思汗”。至此，蒙古民族便正式形成了。

蒙古族的文化习俗情况如何蒙古族的文化习俗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蒙古族信奉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的巫教，其最根本的观念是万物有灵。因此，许多自然界中的事物和现象，如日月、水火、山川、土地、树木、雷电等，都是蒙古族崇拜的对象。正是由于对那些事物和现象的崇拜和敬畏，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许许多多看上去很特殊的禁忌，如禁止拿小刀插入火中，或用小刀到锅里取肉，或用斧子在火旁砍东西；又如禁止在太阳下晒干毡袜，禁止食用被雷电击死的牲畜的肉等。

除了那些来源于萨满教的禁忌外，蒙古部族中还奉行着一些久已形成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生活规范，如禁止破坏草场、禁止乱丢火种、禁止在河水中洗衣或洗手等，这些规范都是为了保护生活环境、保障社会生产而逐渐形成的。

田园风景图蒙古人行事，多以占卜预测。其法为以铁锥烧红后烧钻羊肩胛骨，然后观察羊骨上的裂纹以定吉凶，俗称之为“烧琵琶”（羊肩胛骨俗称琵琶骨）。一般说来，如果羊骨上的裂纹呈直线，则吉，事可行；如果羊骨上的裂纹碎乱，则凶，事不可行。占卜是由萨满教的巫师来执行的，像其他原始宗教的巫师一样，萨满教的巫师也在蒙古部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除了占卜吉凶，还可驱邪治病，更可代神立言，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的政局。

蒙古族其他方面的生活习俗还有很多，如：1．服饰方面，男子的发型很特殊。蒙古男子都将头顶的头发环状剃去，额前留发，剪短散垂，左右之发垂绾两髻，悬于肩上。这种发型被称为“三搭头”。也有的人因两髻有碍于向两边回顾，而将之合编成一辫，垂于后背。2．葬制。蒙古族剖木为棺，既不封土堆起大坟，也不植树墓旁以为标识，而是将墓地周围较大区域视为禁区。成吉思汗早年的生活情况如何1162年，成吉思汗生于斡难河畔。他的父亲也速该是蒙古部乞颜氏的首领，当时正与塔塔儿人作战，因俘获了一个名叫铁木真的塔塔儿部落首领获胜归来，便给自己新生的儿子取名铁木真，以纪念这次胜利。

铁木真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带他去弘吉剌部定亲。定亲以后，按照当时习俗须把铁木真留在那里，也速该便独自回家了。回家途中，又渴又饿的也速该参加了塔塔儿人的宴会，塔塔儿人认出了也速该，在他的食物中下了毒。也速该吃了带毒的食物，回家后便死了。

也速该一死，那些松散地联合在他周围的氏族贵族们纷纷离去，接着大批的奴隶和属民也离开了，只留下也速该的寡妻诃额仑带着几个幼子，他们只有少数几个奴隶和极少的牲畜。铁木真一家陷入了十分窘困的境地，就在这时，铁木真回到了家中，帮助母亲支撑这个家庭。

铁木真渐渐长大了，他的家族的力量也有所恢复。泰赤乌部的贵族看到这一切后，怕铁木真将来要找他们报仇，便袭击了铁木真家的驻地，抓走了铁木真。铁木真在夜里趁泰赤乌部贵族们举行宴会的机会逃回了家，又把全家迁到了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在此，铁木真招募流民，发展生产，蓄积力量以图东山再起。

成吉思汗是怎样统一蒙古各部的铁木真意识到自己势单力孤，必须借别人的力量来壮大自己。他与弘吉剌部的孛儿帖结婚，从而获得了弘吉剌部的支持。但不久，铁木真的营地又遭到了篾儿乞人的袭击，铁木真匆忙出逃，连自己的妻子也被篾儿乞人抓了去。

铁木真为了抢回自己的妻子，利用蒙古诸部间的矛盾与克烈部和札答阑部结盟，这样克烈部出兵二万，札答阑部出兵一万，加上铁木真自己的士兵一万，会合起来去攻打篾儿乞人。篾儿乞人被打得大败，损失了大批的人口和牲畜。由此，铁木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公元1189年，铁木真在乞颜氏贵族们的拥戴下成为了乞颜氏的首领。他建立了一套旨在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制度，成立了亲卫军，派专门人员从事养马、牧羊、造车等工作。经过一番整顿，铁木真的实力更强了。

随着铁木真力量的壮大，他与札答阑部的联盟终于破裂。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联合泰赤乌等部发兵三万攻打铁木真，铁木真亲率所部兵三万分成十三翼与战，这就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激战之后，铁木真败退。但由于札木合极其残酷地杀死战俘，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他们又纷纷投到了铁木真的一边，铁木真的力量反而壮大了。

1196年，塔塔儿部首领篾古真反金，铁木真与克烈部首领脱斡里勒汗承金命合兵攻击篾古真，他们攻破了塔塔儿人的寨子，捕杀了其首领篾古真，掳获了大批财物。由于战功，金廷封脱斡里勒汗为“王”，加上他以前已有的尊称“汗”，从此他就被称为“王汗”。铁木真也受封为“札兀忽里”（统领）。有了朝廷的正式任命，加上“为父报仇”的美名，铁木真的威信更高了。接着他乘得胜之势消灭了乞颜氏内部几个不听他指挥的贵族首领，进一步确立了他在乞颜氏内部的统治地位。

1201年，札木合被泰赤乌等十一部的首领推举为古儿汗（意即天下之共主），然后札木合便率军攻打铁木真。铁木真与王汗联合，共同击败了札木合的军队。第二年，铁木真又率军彻底肃清了塔塔儿部的残余势力。至此，唯一阻碍铁木真统一蒙古的力量就是王汗的克烈部了。

札木合在被铁木真和王汗的联军击败以后依附于王汗，他不断地挑拨王汗与铁木真二人的关系，说服王汗出兵攻打铁木真。1203年，王汗军与铁木真军大战，铁木真败退。他一边积蓄力量，暗做准备，一面派人向王汗求和。王汗认为铁木真已失去了反击的力量，不再戒备。可是铁木真在一段时期以后对王汗发动了突然袭击，王汗失败后逃跑，为乃蛮部人所杀。强大的克烈部就这样被铁木真征服了。

札木合又从王汗处逃跑到了乃蛮部。乃蛮部的首领太阳汗在听了札木合的挑拨后，决心与铁木真为敌。铁木真得到这一消息，积极准备与乃蛮部作战。他集中军队，下令进行整顿：把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的编制分组，设置“扯儿必”（辎重管理官），又成立“怯薛”（护卫军）。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铁木真军队的战斗力。

1204年，铁木真率军进击乃蛮部，太阳汗率兵迎战。双方大战于纳忽昆山，乃蛮军大败，太阳汗被捕杀，铁木真又征服了乃蛮部。札木合又一次逃走，但已是穷途末路，不久被他手下的“那可儿”（勇士）绑送铁木真，铁木真将他处死。同年冬，铁木真乘胜又征服了篾儿乞、汪古等部落，终于完成了统一蒙古的大业。

1206年春，铁木真召集了全蒙古的贵族们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大聚会）。贵族们一致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并尊之为“成吉思汗”（意即普天之汗，诸王之王）。

成吉思汗是如何统一畏兀儿和西辽的九世纪中叶，蒙古高原上一度强盛的回纥汗国瓦解，一部分回纥人西迁至今新疆一带，逐渐发展成当地的主要民族，并建立了政权，史称“高昌回纥”，其人亦称“畏兀儿人”。

1124年，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为金所灭，其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迁，至今新疆西部一带，并建立了政权，史称“西辽”。

畏兀儿原本就臣服于辽，西辽建立后，它便成为其藩国。西辽在畏兀儿派驻有少监之官，随时监督畏兀儿。

1208年冬，成吉思汗率兵攻打盘踞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一带的乃蛮部和篾儿乞部残余。篾儿乞部首领脱脱被杀，其子忽都逃至畏兀儿，乃蛮部首领屈出律逃至西辽。

畏兀儿人见蒙古强大，不敢得罪，便发兵驱逐了忽都等人。这时，西辽派驻畏兀儿的少监十分专横，连畏兀儿的国王和大臣都要遭他凌辱。畏兀儿人便设计杀掉了西辽少监，并派使者向成吉思汗通好，表示愿臣服。1211年，畏兀儿国王亲自到蒙古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以女妻之，并让其享有“第五子”的特权。从此，畏兀儿就完全臣服于蒙古了。

乃蛮部首领屈出律逃到西辽后，西辽皇帝古鲁直对他十分优待，不但以女妻之，还帮助他收集残部，恢复力量。后来屈出律反而趁机夺取了西辽的皇位，成为了西辽的皇帝。

1218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率军征讨屈出律，屈出律被擒杀，西辽全境为蒙古所有。

蒙古国是如何灭亡西夏的西夏位于大蒙古国的南面，其疆域“东距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以兴庆府（今银川市）为都城，国中耕牧条件十分便利，手工业也很发达。加之地形有利，国虽小，却堪与大国抗衡。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想进攻金国，但认为处在金国之西、蒙古之南的西夏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为一旦西夏与金联手，自己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决定先灭西夏。

1205～1207年，蒙古军先后两次攻入西夏，但都只是试探性的进攻，未做深入，掳获到大批财物后便撤退了。

1209年秋，蒙古军第三次攻入西夏，进入河西地区。西夏派太子率军五万迎击，结果被打得大败。蒙古军直趋西夏都城中兴府（1205年由兴庆府改名）。西夏军拒守贺兰山关口，阻遏蒙古军达两月之久，后终被蒙古军突破。中兴府遂陷入蒙古军重围。但中兴府的城防十分坚固，蒙古军无法攻下，便决河堤引水灌城，使中兴府军民损失惨重。但河外堤又决，蒙古军大营也被水淹，成吉思汗只好下令撤兵。经过这一战，西夏不得不向蒙古臣服，不但纳女、称臣、岁贡，还得帮助蒙古进攻金国。

1217年，由于西夏拒绝派兵跟随成吉思汗征伐西域，蒙古军第四次侵入西夏，又一次包围了都城中兴府。西夏皇帝赶忙求和，蒙古军遂解围而去。

以后的几年中，西夏一直奉行助蒙攻金的政策，但屡屡为金所败，损失惨重，整个国家陷入了危困的境地。

1224年，夏献宗即位，一改其父神宗的政策，与金议和，相约共攻蒙古。

1224年秋，蒙古大将孛鲁率军第五次攻入西夏，大败夏军，掳掠无数而还。

1226年，成吉思汗率军亲征西夏，这是蒙古军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西夏。西夏军队坚决抵抗，无奈不是蒙古军的对手。沙洲、甘州、肃州、盐州等城相继失陷，一支十万人的西夏大军也在蒙古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成吉思汗见西夏已不堪一击，便只留部分军队继续攻打中兴府，自己则于1227年正月率军南下攻打金国。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秦州清水县（今甘肃天水）。临死留下密令：杀死中兴府的全部居民。

留在西夏的蒙古军围攻中兴府达半年之久，城中困乏已极，被迫出降。其新立的皇帝李睨被杀，而居民则由于原是西夏人而后被成吉思汗收为养子的察罕的力谏，得以免遭大规模的屠杀。

蒙古国是如何灭亡金国的蒙古诸部本来一直臣服于金，甚至成吉思汗本人也在早年接受过金国的官职。但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之后，力量已十分强大，便不愿再臣服于金国。为此金国曾设计想诱杀成吉思汗，但成吉思汗提前知道了这个计划，便决定先发制人，率大军进攻金国。

成吉思汗亲自指挥，分别于1211、1212、1213年，三次攻入金国，基本上肃清了金国在黄河以北的势力。1214年，金宣宗献公主乞和，1215年五月，蒙古军又攻克了金国的中都。

1217年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把攻击金国的任务完全委托给他，自己则积极准备率军西征。与前一时期成吉思汗攻金只重杀掠的政策不同，木华黎开始注意拉拢利用汉族地主武装，并派人驻守所占城邑。1217～1223年，木华黎率军进攻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各地。他利用各地割据武装的力量屡屡击败金军。至1223年木华黎死时，蒙古军已控制了金国的大片领土。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继父职，继续率军攻金。1227年，金国在河北、山东的势力已基本被肃清。

1227年，成吉思汗病死于秦州清水县，临死定下联宋灭金的策略。

1229年，窝阔台即汗位，次年便亲率大军攻金。蒙古军由山西入，西渡黄河入陕西，围攻凤翔，金援军被击溃。1231年春，凤翔失守，金国放弃京北，金潼关以西国土尽失。

1231年秋，蒙古军分三路向金国发起总攻。窝阔台率中路军，渡过黄河，取洛阳东进；斡赤斤率左路军从济南西进；右路军由拖雷率领，从宝鸡南下，沿汉水取河南唐（今河南唐河县）、邓（今河南邓县）二州，然后北上。三路军出发时约好在次年正月会师于汴京。

拖雷右路军向南宋借道不允，遂攻入宋境，抵金州（今陕西安康），由此东下，渡汉江，攻入邓州境。金将合达率兵二十万据险迎击，蒙古军绕过金兵主力，北上直趋汴京，金兵全力追击，1232年春，合达军追至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拖雷率军回击，金兵大溃，残部入据钧州，蒙古军又将其攻陷，合达战死。三峰山之役不仅使金国精锐尽失，而且还丢失了大片河南土地，金国的灭亡已是注定了的。

三路蒙古军会师后猛攻汴京，汴京军民拼死守御。至1233年初，金哀宗从汴京出逃。不久，金汴京守将崔立投降。

1233年夏，金哀宗辗转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被蒙古军包围。同时，蒙古派使入宋，约宋出兵共同攻金。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军二万与蒙古军同攻蔡州。1234年春，蔡州破，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

蒙古国是如何统一吐蕃、大理的1251年，蒙哥即汗位，积极谋划攻宋。有人认为南宋的长江防线难以突破，不如派军队征服南宋西南方的大理，这样就绕过了长江防线，可以从背后夹击南宋了。蒙哥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忽必烈率军进攻大理。

古代山水画鉴赏1253年秋，忽必烈率军出攻大理。这时因四川尚为南宋所控制，蒙古军若要到达大理，必取道吐蕃。吐蕃当时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无法对蒙古军组织有效的抵抗，蒙古军一路攻城拔寨，顺利穿过了吐蕃地区。吐蕃地区的各割据势力看到蒙古十分强大，纷纷来附，吐蕃就这样并入了蒙古的版图。

1253年冬，蒙古军进入大理，在征服了其北部麽、些蛮诸部之后，又击败了其西部的白蛮诸部，进而包围了大理城。大理国王段兴智亲率大军出城迎战，被打得大败，弃城而逃，大理城遂陷。蒙古军入据大理后，继续派兵出击，攻打未附各地。随后忽必烈命兀良合台率部分军队留守大理，自己则率军复经吐蕃北返。

1254年秋，兀良合台率军攻大理附都押赤（今云南昆明）。在蒙古军的猛攻之下，押赤城不久便陷落了。段兴智逃跑被俘，于1255年被兀良合台送入蒙古，蒙哥汗赦免了他，仍让他回到大理，协助蒙古军继续征服那些未投降的部落。又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兀良合台才完全征服了大理。

第十七章

成吉思汗西征取得了什么战果1219年秋，成吉思汗率大军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当时是位于蒙古西边的一个强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其商业和手工业均极发达，成吉思汗早就听说过花剌子模的富庶，一直有意攻打，但苦于没有借口。1218年春，成吉思汗派出商队携带大批财物赴花剌子模贸易。当商队到达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时，该城守将亦难出认为他们是间谍，杀掉了商人，洗劫了财物。成吉思汗随即派出使者至花剌子模要求其国王摩诃末交出亦难出，并赔偿损失。摩诃末非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请求，还杀掉了蒙古使者。成吉思汗闻讯大怒，遂发兵攻打花剌子模。

蒙古大军二十万直抵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于城下兵分四路：一路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围攻讹答剌；一路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率领沿忽章河攻毡的；一路由大将阿剌黑那颜率领南下略地；一路由成吉思汗与其幼子拖雷率领，直趋花剌子模重镇不花剌。

察合台、窝阔台军围攻讹答剌达半年之久方破城，生擒守将亦难出，并在掳掠之后将讹答剌夷为平地。术赤军一路陷城略地，将锡尔河下游诸城全部占领。阿剌黑那颜军在攻打忽毡城时受挫，后来成吉思汗派兵增援，方才占领该城，然后继续西进。

成吉思汗与拖雷军于1220年二月到达不花剌。不花剌开城投降，蒙古军于城中大肆掳掠，并放火焚烧民房，使不花剌成为一座荒城。三月，蒙古军进围花剌子模新都撒麻耳干，察合台、窝阔台军亦赶来会师。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在此之前已逃离该城，守城军民于城围第五日投降。蒙古军拆毁城墙，又驱赶居民出城，然后入城大掠。蒙古军将降卒三万余人全部屠杀，又从居民中选出工匠三万余人带走。攻下撒麻耳干之后，成吉思汗暂时停下攻势，休整军队，以待秋天来临继续进攻。

摩诃末逃至阿母河南岸，召集了一支军队沿河布防，打算把蒙古军挡在河北岸。但由于内部不和，许多将领拒不从命，摩诃末只好继续逃跑。这时，成吉思汗早已派大将哲别率一支军队专追摩诃末，摩诃末四处逃亡，最后逃到里海的一座小岛上，于1220年底病死在那里。

摩诃末死后，他的儿子札兰丁即位，札兰丁是个很坚决的抵抗者。他以旧都玉龙杰赤为中心，布置军队，防御蒙古军的进攻。但由于内部不和，札兰丁率少数部队离开玉龙杰赤。1221年初，数路蒙古军合于玉龙杰赤城下，开始了长达五个月的围攻。守城军民终于力竭请降，蒙古军入城后纵火焚烧房屋，又屠杀居民，最后决阿母河水灌城。

札兰丁从玉龙杰赤出走后，与蒙古军边战边退，最后退至自己原来的封地哥疾宁。在这里先后有两支军队共九万余人前来归附他，声势大振。成吉思汗闻讯，派兵三万前来攻打，被札兰丁打得大败。但札兰丁的军队内部又发生了纠纷，将领们纷纷率部离去，札兰丁又一次变得势单力孤。这时，成吉思汗率大军赶来，札兰丁只好再次逃跑，蒙古军穷追不舍。最后札兰丁逃人印度。蒙古军本拟追入印度，但由于气候炎热，只好退兵。强大的花剌子模就这样灭亡了。

成吉思汗率军与札兰丁激战的同时，哲别所率的蒙古军进入了钦察草原（今波罗夫赤草原）。生活在该地的钦察人向南斡罗思（今俄罗斯）诸大公求援。最后以乞瓦（今乌克兰基辅）大公罗曼诺维赤为盟主，组成了南斡罗思诸公国与钦察人的联军，并于1223年五月进至加勒加河（今乌克兰境内），与蒙古军大战。联军溃败，蒙古军横扫南斡罗思全境。同年冬，哲别率军返回蒙古草原。成吉思汗西征结束。

“四大汗国”是怎么回事“四大汗国”是指在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所得封地的基础上，其各自的后裔们所建立的半独立化的元朝的藩属国。它们分别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系的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次子察合台系的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系的窝阔台汗国、幼子拖雷系的伊利汗国。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开始分封土地给自己的家庭成员及功臣。长子术赤得到了扎牙黑水（今乌拉尔河）以东草原及花剌子模北部的土地。1235年，蒙古国的窝阔台大汗发动“长子西征”，其主帅是术赤次子拔都，他征服了扎牙黑水以西的钦察草原及南斡罗思等地。1241年，拔都因窝阔台的去世而中止西征，返回钦察草原，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汗国，史称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

次子察合台在1206年的分封中得到了天山以北的草原，后来又得到了花剌子模的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等地。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察合台又受命留守西域，而西域正与他的封地相连，察合台汗国遂在日后可以控制西域。

三子窝阔台的封地在今新疆一带，后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后，封地由长子贵由继承。后来蒙古大汗位传入拖雷之子蒙哥手中，蒙哥为了安抚窝阔台家族，大封窝阔台诸子孙于新疆、中亚地区。但窝阔台的子孙并不买账，窝阔台的孙子海都控制了整个窝阔台后裔的封地，并长期与元朝廷对抗。

1251年，蒙哥成为蒙古大汗，同年派其弟旭烈兀西征。于1257年，旭烈兀灭黑衣大食，征服了波斯地区。1260年，忽必烈即蒙古大汗位，封旭烈兀于波斯，旭烈兀遂在该地区建立了伊利汗国。因为都是拖雷的子孙，伊利汗国与元朝廷的关系一直十分亲密，是真正意义上的元朝的藩属国。

蒙古与高丽的战争情况如何1216年，反抗蒙古统治的契丹贵族金山等人率军攻入高丽。1217年，金山据高丽江东城自立为辽东王。1218年，成吉思汗以追剿契丹人为名派哈真率军进入高丽。高丽国王王瞰派兵联合蒙古军击败契丹军队，王嗷也由此向蒙古纳贡称臣。

由于蒙古的诛求无度与使臣的专横无礼，1225年，高丽人杀死蒙古使者，两国关系由此恶化。

1231年，窝阔台派撒礼塔率军攻入高丽。高丽麟州守将洪福源降蒙，引导蒙古军陷地破城，直围高丽都城。王蜟派人请降，并贡献大量财物，蒙古军许和，置达鲁花赤（监国）数十人于高丽，并于1232年初还师。同年，又因蒙古屡催进贡与送王公子女人蒙等事，高丽复反。王嗷尽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迁都于海中江华岛。八月，蒙古再派撒礼塔率军与洪福源联合攻入高丽，遭到顽强抵抗，撒礼塔阵亡，蒙古撤军。

1235年，窝阔台又派唐古率军联合洪福源攻入高丽。此后，蒙古军连年攻入高丽进行掳掠。1241年王蜟派子王准入蒙古为质，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其后蒙古又多次以“岁贡不入”为借口派兵入高丽，坚持要求王暾出岛投降并派太子入质于蒙古。1258年，王蜟派太子王俱入蒙古，两国从此才进入了长期的和平。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怎样爆发的1234年一月，蒙、宋军队联手攻破了金国最后一个据点蔡州，金哀宗自杀，金灭。

金灭后，蒙古主力部队返北，黄河以南地区几成真空。宋廷经过一番讨论，决定派兵收复“三京”，端平元年（1234）六月，宋兵北进。很快占领了汴梁，又从汴梁（今河南开封）分兵西去，占领了洛阳。但中原地区久遭兵火，赤地千里，又值元兵决河放水阻挠，宋兵粮饷不继，与元兵小规模接触后，相继从洛阳、汴梁南撤。北伐之举彻底失败了。

蒙古统治者抓住这一机会，迅速做出反应，先是派使赴宋责其“败盟”，继而于1235年春征调兵马，分四路向宋地大举进攻，宋元战争正式爆发了。

宋元战争初期的巴蜀战场情况如何1235年春，蒙古军分三路向南宋大举进攻，其中一路由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率领，进攻巴蜀地区。

巴蜀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与长江、淮河一起组成了一道南宋对北方的坚固防线。另外，巴蜀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是南宋财赋的重要来源地。

而对于蒙古来说，进攻巴蜀地区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进攻江、淮一线所必经的中原地区已十分残破，无法供给大军经过，而巴蜀地区物富民丰，极易取得给养。另外，如进攻江、淮一线，必进行大规模的水战，这对元军来说是极不擅长的，而在巴蜀地区作战则可避免水战。最后，攻取巴蜀地区后可以东进直捣江、浙，无须越长江天险，十分便利。

因此，攻守双方便在巴蜀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蒙古军对巴蜀地区的攻击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一、扫清宋军外围据点宋军为了坚守巴蜀，在川陕交界地带修筑了武休、仙人、七方三个关城以扼要冲，另外又设阶州（今甘肃武都县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今甘肃西和县）、凤州（今陕西凤县）、天水（今甘肃天水市）五州以为三关外围。在这一地区驻守着约十万宋军。

元军对巴蜀的进攻就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1235年八月，阔端率军进攻，经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激战击溃宋军主力，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率部退守川境，巴蜀门户洞开。

二、入蜀争夺1236年九月，阔端率军大举攻入四川内境，分兵数路，直逼成都。至十月下旬，成都失陷。南宋高官四川制置副使丁黼阵亡，其他军民死伤无数。攻占成都后，阔端又派兵四出进行攻击，一月之间，战火烧遍四川各地，全川残破不堪。

三、退川骚扰由于元军尚不具备长期占领四川的能力，阔端于十一月率军退出四川，在川边建立了石门、兴元两个据点后率军继续北返。以后，四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但元军为防止宋军再次经营四川，便采取了骚扰破坏的战术，屡屡派兵深入川境大肆抄掠，然后迅速退返。

1243年，余蚧任南宋四川制置使。他苦心经营，在川内修筑了数十座山城，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防御体系，有力地遏制了元军的进攻。加之蒙古内部出现了汗位之争，无意顾及四川，所以在以后的十几年间，四川的局势一直比较稳定。

宋元战争初期的荆襄战场情况如何1235年春，元太宗窝阔台在派阔端率兵攻蜀的同时，又派兵大举进攻南宋荆襄地区。荆襄地处中国腹心，北接中原，西邻巴蜀，大江横贯屏蔽吴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宋在这一地区共置六郡，以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江陵（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湖北武昌）等城市为中心，以唐州、邓州为外围，驻军五万余人进行防守。

七月，元军展开攻击，直逼唐州，南宋京湖制置使全子才弃城而逃，唐州落入蒙古军手中。九月，元军进逼邓州，南宋邓州守将降元。至此，屏藩襄阳的唐、邓全部失陷，进入襄阳的大门打开了。

十月底，元军开始进攻襄阳城。在扫清了襄阳外围的几个据点之后，以重兵围困襄阳。而镇守襄阳的南宋京湖制置使赵范却不能控制城内的局面，由于他的措置不当，终于在1236年二月底酿成了兵变，城内两支番号不同的宋兵相互厮杀了起来，在一片混乱中，赵范等人逃出襄阳。接着，城内宋军将领四处纵火，开门降元。襄阳这座宋人经营多年的重镇就这样落入了元军手中。

占领襄阳后，元军又向江陵推进。宋军将领孟珙率军驰援，在枝江县（今湖北枝江）击退了元军，保住了江陵。

同四川的情况一样，元军并不打算长期占领荆襄地区，在攻击江陵受挫后，其主力便陆续北返，只派了少数部队驻守襄阳。1238年，宋军在孟珙的指挥下收复了襄阳。这时孟珙已出任湖北路安抚制置使，全面主持荆襄地区的军务，他上奏朝廷要求派重兵防守襄阳，又在当地招募人丁，组建新的军队，使整个荆襄地区的防务得到了加强。从此，荆襄地区的局势也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宋元战争初期江淮战场的情况如何1235年秋天，进攻荆襄地区的元军分兵西进，攻击南宋淮西路各州，江淮地区成为战场。

江淮地区对南宋王朝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宋将之分为淮东、淮西和沿江三个地区，以长江为主要防线，以淮河为外围，驻有数十万精兵，另外还设有水军。

元军首攻淮西地区的光州（今河南潢州），十一月，城陷。元军继续前进，直逼黄州（今湖北黄冈）。宋将孟珙率师驰援。元军昼夜攻城，宋军则白天坚守，夜晚出袭。两军相持不下，元军采用挖地洞的办法想进入城内，孟珙则指挥宋军在元军打算穿洞而进的城墙内挖了一个大坑，等元军挖穿城墙进入城内时，全部掉进大坑，宋军趁机出击，大败元军。黄州之围遂解，宋军取得了黄州保卫战的胜利。

元军取黄州不克，转而攻击安丰（安徽寿县南），安丰守将拼全力死守。元军用巨炮攻城，一炮轰塌城楼。宋军则随坏随修，并造“串楼”以御炮，又造“平底船”搭载士兵攻杀企图填平护城河的元军。后宋将吕文德又率军入援，城中士气大振。这时城外大批南宋援军也已赶到，城里城外宋军两下夹击，大败元军，元军北退。宋军又取得了安丰保卫战的胜利。

一年后，元军经过精心准备又对淮东地区发起进攻。这次元军攻击的是庐州（今安徽合肥），而庐州守将正是一年前的安丰守将杜杲。元军造木楼高过城墙，杜杲用火箭烧之；元军又造土坝，杜杲又以巨炮轰之。元军久攻庐州不克，转而东去，杜杲又派兵追击，击败元军。元军又攻击滁（今安徽滁县）、寿（今安徽寿县）、泗（今江苏盱眙）等州，均不利，终于北退。

此后在江淮地区又发生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寿春之役。1243年，宋军开始修筑寿春城防，并派重兵驻守。寿春位于淮河北岸，是渡淮河入江淮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见宋军筑城，元军便以水师来争。宋军亦以舟师迎战。元军以骑兵置两岸夹水师而进，使迎战的宋水军三面受敌，终于不支而败，元军遂围寿春。五月，宋将吕文德率援军奋战突破包围进入寿春城。入城次日，吕文德又率兵出击，大败元军，元军遂北撤。

此后，元军在西淮地区只是屡屡骚扰，再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宋元双方在江淮地区进入了相持阶段。

元军为什么在钓鱼城之战中惨败元军在钓鱼城之战中惨败的原因就在于以己之短攻彼之长。

古代风景画鉴赏1251年，蒙哥继承蒙古汗位。之后东征西讨、屯田戍兵，积极为全面进攻南宋进行准备。他派忽必烈征灭大理，占据云南，使南宋腹背受敌；又派诸将在宋界附近屯田练兵，建立南下入宋的基地。经过五年的精心准备，蒙哥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征南宋。他兵分两路，一路攻击荆襄，一路由他亲率攻击巴蜀，又命灭大理后留守云南的元军北进，企图三面合击，一举灭掉南宋。

1258年七月，蒙哥汗聚兵十万出六盘山，大举攻蜀。元军由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入蜀，势如破竹，九月便入据汉中。接着取道金牛，直逼利州（今陕西汉中及四川广元一带）。十月破利州，元军渡过嘉陵江，力克险隘苦竹（今四川剑阁西北），再沿嘉陵江东下，破大获（今四川苍溪县东南），降青居（今四川南充市南）、大良（今四川广安县东北）诸山城，直逼重庆。当时南宋四川制置使已移驻重庆，重庆已成为新的防守核心。蒙哥汗就是要一举攻下重庆，从而彻底毁灭四川的防御。而此时，余玠十余年前守四川时所修筑的数十山城均已落入元军手中，只有钓鱼城尚存。

钓鱼城为余玠于1243年修筑，它在重庆之北一百余里，位于嘉陵、渠、涪三江交汇处，四通八达，捍蔽重庆。钓鱼城修在山上，三面临江，四围峭壁，城高二十仞，易守难攻。同时钓鱼城守将王坚也做了周密准备。他首先发丁十余万加固了城墙，又在城内凿池蓄泉水，并令军民屯田，蓄积粮草，并沿江构筑工事，置以水军，加强外围戒备。总之，钓鱼城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1259年二月，元军合围钓鱼城，攻城之战打响。二三两月，元军屡次猛攻，但由于钓鱼城城墙沿峭壁而建，高耸入云，火炮、箭矢难以企及，云梯也搭不上去，元军将士虽奋勇作战，但都被击退，伤亡惨重。至五月，城仍不克。元军士气低落，而宋军则士气高涨，屡屡夜间出袭得手。时至七月，蜀中大早酷热，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开始普遍不适，不久，军中疾疫大作，士卒多有死亡，元军斗志低落到了极点，而钓鱼城内的宋军则兵精粮足，斗志旺盛。元军无力再攻，只好围而不打，双方相持不下。七月上旬，蒙哥汗忽然死于军中，元军遂弃城不攻，仓皇北退了。

（关于蒙哥汗之死历来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得了疾疫，有的说是中了箭矢，更有的说是为巨炮之风所震。另外，在死亡的时间和地点上也多有不同。对此也不必深究，总之是死于钓鱼城之战。）

忽必烈渡江攻鄂之战的情况如何1258年，蒙哥汗亲征四川，又命忽必烈督师攻击南宋荆襄地区的鄂州（今湖北武昌），以期牵制南宋援川兵力，并相机直捣江浙。

1259年八月，忽必烈率军渡淮，进入南宋界。连破大胜、虎牢两关，控制了南宋淮西地区。大军南下，达于黄陂（今湖北黄陂）。二十九日，元军绕过武湖，到达阳罗堡，遂决定由此渡江。

阳罗堡位于长江北岸，西接汉阳，东接黄州，由此南渡可直抵鄂州，是南宋江防的重镇。宋军水陆十余万布满江岸水面。九月四日，忽必烈下令元军分三路强攻，直取南岸。一路与北岸宋军激战，一路水军与宋水军战于江中，一路进攻阳罗堡。宋军全面溃败，元军渡江成功。忽必烈命令士兵不得休息，乘胜前进，直捣鄂州。

鄂州是整个荆襄地区的关键，它向北扼住汉水与长江的交汇处，向南屏障吴越。由鄂州沿江西上可以援川，东下可援两淮，实为南宋江防的一大枢纽。而之前，由于蒙哥汗入川，大部鄂州宋军已赴川增援，鄂州城防十分空虚。

九月八日，元军抵达鄂州城下。九日，完成了对鄂州的包围。面对如此局面，南宋朝廷大为震惊，派出数路兵马增援鄂州。元军亦分兵阻拒这几路宋援军，同时加紧对鄂州城的进攻。但鄂州守军顽强抵抗，屡屡击退元军的进攻。此时，高达部、吕文德部等宋援军又已纷纷入鄂，鄂州的防守得到了加强。致使忽必烈十分无奈，对手下汉将张柔说：“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张柔遂率军猛攻鄂州，鄂州又陷入危机之中。此时驻鄂督师的南宋权臣贾似道甚感恐慌，连忙派人赴元军乞和，遭到忽必烈的拒绝。

十一月，蒙哥汗死讯及阿里不哥谋自立为汗的消息传到忽必烈处，忽必烈匆匆北返，鄂州之围遂解。

元军为什么一定要攻取襄樊1265年，忽必烈决定发动对南宋的全面进攻。关于攻击的重点，忽必烈与手下的谋臣、将领进行了长期的讨论，最终确定为襄樊。

襄樊分为襄阳和樊城两城，夹汉水南北对峙，地处河南、湖北的交界处，四通八达，所谓“西邻关陕，可以召将士；东达江淮，可以运谷粟；南通荆蜀，可以取财货；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被称为天下之“腰膂”。

元军把攻击的重点放在襄樊主要有以下原因：攻击巴蜀，虽有小胜，终究只是南宋边防，对宋廷震动不大；攻击江淮，颇有难度，因为大江下游江面宽阔，宋军多得天险之利，元军又不擅水战，渡江之战难有胜算；而攻击襄樊则可直接浮汉入江，直抵大江南岸，既可使南宋藉以立国的长江防线失去作用，又可直扑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带。正如元将郭侃所说：“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而直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

此外，元军要进攻襄樊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一是相当的攻城作战的能力，二是相当规模的水军。这两个条件在窝阔台和蒙哥时期是不具备的，因此窝阔台时期的攻宋只属抄掠性质，不能长期占领宋地，而蒙哥汗正是死于元军久攻不下的钓鱼城下。到了忽必烈时期，经过与南宋五十余年的战争，元军已有了足够的攻坚战的经验，水军的规模也大大发展，到了可与宋水军相匹的程度。

襄樊之战的失败对南宋有什么影响为了攻取襄樊，忽必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南宋边界附近屯田以建立坚实的攻宋基地，大量建造战船、训练水军、招募新兵、严肃军纪等措施。

经过上述一系列精心准备，忽必烈终于开始向襄樊发动了进攻。他先是派大将阿术率军进攻襄阳，结果元军被宋军水陆结合打得大败，但元军由此确立了进攻襄樊的策略——长期围困和大量使用水军。从1267年冬季开始，元军开始大举进攻襄樊。在扫除了襄阳周边宋军据点之后，元军开始在襄阳四周要害处修筑堡垒，做长期围困襄阳的准备。南宋襄阳守将吕文焕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救援不成的情况下，以襄阳守军出城进攻各元军堡垒，但都被击退。随后，元军又多次击退了南宋的水陆援军。到了1270年冬季，历经两年时间，元军在襄阳周围筑起了十余处城堡，又筑长城互联诸堡，水路亦设关隘，使襄阳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中断。至此，元军完成了对襄阳的全面包围。

就在元军筑堡围城期间，南宋朝廷组织了多次对襄樊的救援。1269年三月，宋将张世杰率军攻击包围樊城的元军，被击败。同年七月，宋将夏贵率大批水军乘汉江水涨入援襄阳，给襄阳守城军民送入粮食等物资，又与元水军战于汉江中，大败。同年九月，宋将范文虎率水军数万、船两千余艘来援，与元军战于汉江中，又大败，范文虎仅以身免。经过这几次战斗，元军将领看到宋水军仍有一定的实力，便在汉江中安置木桩，连绵数十里，完全封锁了襄阳与外界的水路交通。襄阳从此成了一座孤城。

在襄阳完全与外界隔绝后，宋军又组织了几次救援，大都失败，只有一次奇迹般地成功进入了襄阳，这就是所谓的“二张援襄”。1271年五月，汉江水涨，宋将张贵、张顺率水军三千人，乘百余轻舟载满物资，由汉江支流清泥河出发进入汉江，于夜间冲入布防江面的元军舰队，当时元军战船极多，密布水面，宋水军无别的路可走只有硬冲，经过一夜短兵相接的激战，天亮时宋军终于突破重围，进入襄阳。但殿后的张顺却在激战中负伤数处，终于战死江中。张贵入城后又派人秘密潜出城外，到宋将范文虎处约定夹击元军。七月七日，张贵率军出襄阳，顺汉江东进，一路杀敌焚船，断链拔桩，冲出了元军重围，到达了与范文虎约好的地点，望见满江兵船以为是来接应的范文虎的水军，到了近前才发现是元军兵船，张贵军才破重围复又力战，终于全军覆没。张贵本人全身被创，不支被俘，英勇就义。原来元军早已侦知了张贵的计划，提前占据了张贵与范文虎约定会师的地点，等待张贵自投罗网，而范文虎则见元军势众早已逃之夭夭了。

1272年春，元军开始进攻樊城。樊城与襄阳隔汉江对峙，襄樊守将吕文焕以铁锁桥连接二城，以相互声援，元军认识到若取襄阳必先取樊城，因而元军对樊城发动猛攻，取得该城外郭，宋军退入内城，继续抵抗。1273年，元军兵分五路大举进攻樊城，并调来巨炮轰击城墙，经十余日激战，终于进入内城，南宋樊城守将牛富战死。

樊城失守后，襄阳更加孤绝，形势岌岌可危。加之围城已达五年，城内物资已极度贫乏，军民的士气也很低落。1273年，元军移攻樊城时所用巨炮轰击襄阳，威力巨大，城中军民十分恐慌。同时，忽必烈又派人至城墙喊话，劝吕文焕投降。吕文焕困守孤城达五年之久，如今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得已投降了元军。襄樊争夺战就此结束了。

襄樊的失守对南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本来，南宋对元军的防线还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它分为巴蜀、荆襄和江淮三个部分，中间贯以长江等河流，一处受到攻击，另外两处可以由水路快速增援，三个地区相互声援，组成了一道十分有效的防线，南宋正是凭着这样一条防线支撑了几十年。而襄樊失守，元军顺汉江而下，可直达长江水面，长江的防线就极易突破了。一旦元军渡过长江，就可直扑南宋统治的核心地区——吴越，攻击南宋都城临安。这样，巴蜀、江淮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说，襄樊的失守意味着南宋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更意味着南宋的灭亡。

郢州、沙洋之战的胜负情况如何1274年九月，元军对南宋发起总攻。两路进攻江淮地区以牵制南宋兵力，主力则由大将伯颜率领由襄樊出发，顺汉江东下，直扑郢州（今湖北钟祥）。

郢州位于汉江东岸，南宋在此驻有重兵。襄樊失陷后，宋军又在汉江西岸与郢州相对筑城，称“新郢”，亦屯驻重兵，并在江水中植入木桩阻止舰船通过。这样，新旧郢夹江而峙，扼住了元军顺汉江南下的通路。

九月下旬，元军对郢州发动进攻，但由于郢州守兵准备充分，顽强战斗，加之地势十分险峭，元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奏效。这样南下总攻的元军一出动便被阻击在了汉江上。

不久，伯颜派人侦知郢州以南有深宽均达数丈的水渠，此渠通入汉江。时值九月，秋雨连绵，渠中水涨，可供元军通行。伯颜决定由此渠进入汉江下游，放弃郢州不攻。诸将劝他攻郢，他说：“攻城乃兵家之下计，大兵之用，岂唯此一城哉。若攻此城，大事失矣。”元军便舍弃郢州不攻继续前进了。南宋郢州守将见此连忙率军追击，伯颜回兵与战，宋军大败。

十月底，元军进至沙洋。二十三日，元军招降不成，使用巨炮猛攻沙洋，元军敢死队竖云梯爬城，登城纵火，火借风势延及内城，沙洋城中一片火海，城中居民几乎全被烧死，沙洋遂破。攻下沙洋，元军便进入了汉江的下游。

阳罗堡渡江之役的情况如何1274年十一月底，元军主力进至蔡店（今湖北汉阳），伯颜召开军事会议，谋渡长江。

当时，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领水军十万，战船万余，以阳罗堡为中心布防达十余里，加之汉口江面水流宽阔湍急，元军强渡十分困难。

伯颜派人四处察看地形，最后选中了沙武渡口作为元军强渡之处。沙武渡口位于阳罗堡西北，与武湖相通，伯颜决定由汉江入武湖，再由武湖抵长江北岸。伯颜一面制造元军将从汉口渡江的假象以迷惑宋军，一面派出骑兵迅速攻打沙武渡口的南宋守军。十二月初，元军由汉江入武湖，进而抵达长江北岸的沙武渡口。夏贵率水军来战，被打得大败。

元军全面控制了沙武渡口之后，开始布置进攻阳罗堡。十一日，元军招降阳罗堡守军不果，开始攻击该城。但由于该城坚固险要，又有宋水军在江面支援，故而始终未被攻破。伯颜便派大将阿术率兵逆江而上，到达青山矶对岸位置。是夜大雪，元军乘机发动强攻，与宋军激战于江中。经过一夜的战斗，元军击败了宋军，成功登上了长江南岸。正在北岸督军攻打阳罗堡的伯颜闻讯大喜，亲临前线指挥，元军士气大振，猛攻阳罗堡及江中宋水军，很快便击溃了宋水军并占领了阳罗堡。至此，元军在渡江之战中大获全胜。

元军成功渡过长江意味着南宋最后一道防线被摧毁，广大的江南地区完全暴露在了元军面前，南宋的灭亡为时不远了。

芜湖丁家洲之战的胜负情况如何1274年底，元军渡江占据鄂州后，稍事休整，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水陆并进，向南攻击。南宋黄州、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安庆、池州（今安徽贵池）等地相继降元。元军最终驻于池州。

1275年正月，南宋权臣贾似道以大都督之职上表出师，调集了一支十三万人的水陆军队，于正月十六日出发，北上抵御元军。二月，宋军抵达芜湖，贾似道即在芜湖设立督府，全面指挥对元军的作战。他派大将孙虎臣率兵七万驻扎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一带），又派夏贵以所率水军列于大江中，与孙虎臣所率陆军互为声援。但贾似道一方面布置作战，一方面却派人赴元军大营见伯颜求议和，遭到伯颜的拒绝。而此时忽必烈已派人赴临安敦促南宋投降，命令伯颜暂时不要进攻宋军。伯颜与诸将商议，都认为战机不可贻误，遂不顾忽必烈成命，率师而进，二月十六日，元军进至丁家洲，与孙虎臣所率宋军相距仅数里。

十八日，元军发动攻击。一路由大将忽剌出和董文炳率领攻打孙虎臣所率宋军，大败之。宋军溃逃，元军猛追，再败宋军。另一路由伯颜亲率攻击江中夏贵所领水军，元军舟师行江中，骑兵则分置两岸，夹江而进，并设巨炮轰击宋军船阵，宋水军大溃，夏贵逃跑。元军追击百余里，斩获无数。十九日晚，贾似道、孙虎臣以轻舟逃扬州，夏贵逃庐州。丁家洲之战以宋军的惨败而告终。

丁家洲之战是南宋所能组织起来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抵抗，宋军十三万全被歼灭，南宋的有生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另外，占据了丁家洲，使元军完全控制了南宋江东地区，下一步即可进入两浙，直取临安了。

荆湖南北之役的情况如何伯颜攻占鄂州后，率兵继续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但他认为鄂州乃军事要地，可以控扼上游巴蜀地区宋兵顺流而下攻击元军后方，加之荆州南北地区南宋州郡大都未附，随时会群起进攻，实为元军隐患，便派大将阿里海牙率兵四万屯守鄂州，并控制荆湖南北。

1275年初，南宋岳州守将高世杰统兵二万余人、战船一千六百余艘驻于洞庭湖口，伺机攻打鄂州。阿里海牙闻讯率兵攻之。三月，两军战于洞庭湖口。元水军分三路直冲宋军船阵，宋军大败，高世杰逃跑，元兵紧追不舍，高世杰无处可逃，降元。元军以高世杰为先导招降岳州守军，守将孟之绍开城投降。

古代画扇阿里海牙攻下岳州之后，溯江西上准备攻击江陵。江陵是一座十分重要的军事城市，它“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是宋军反击的重要据点。四月五日，阿里海牙率军进至距江陵十余里的沙市镇（今湖北沙市），江陵守军亦出城迎战，元军使用火攻，烧掉了守军设置的木栅，猛攻城垣。经激战，宋军多员将领战死，守军遂降。江陵的主要兵力在这一战中被歼灭，已无力再战。四月六日，江陵守将高达等投降。

阿里海牙占领江陵以后，传檄宋京湖路诸州郡尽早投降，一时间诸城纷纷降元，乃至“京湖北路相继皆下”。忽必烈派廉希宪至江陵镇抚荆南地区，又命阿里海牙回驻鄂州。

阿里海牙回师鄂州后又谋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潭州乃湖南重镇，南宋派有重兵驻守。但就在江陵失陷月余之后，南宋湖南安抚使为增援临安，带走了全部守军和财物，所余军队只有不足五百的老弱。南宋潭州守将李芾临时征募了一支不足三千人的队伍，又发人加固城防修缮器具，准备固守潭州。

十月初，阿里海牙率重兵进至潭州，扎下连营，包围了潭州。潭州被围后，宋廷也派出了几支援军，但都裹足不前，不敢与元军交锋，潭州遂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阿里海牙招降李芾不果，便指挥元军攻城。李芾身先士卒督军死战，多次击退元军的进攻。至十二月，元军久攻潭州不下，遂调来巨炮轰击潭州城墙，又派士兵负干草爬上城墙，烧毁了城墙上的角楼，使守城宋军失去了防守依托。元旦，元军竖云梯爬城，一举攻下潭州。李芾及多名守将自杀。

阿里海牙用兵荆湖南北为伯颜南下攻击临安解除了后顾之忧，一方面阻截了巴蜀地区的宋军入援，一方面又肃清了地方，为南下之军建立了稳固的后方基地。

元军为什么要夺取四川沿江诸城1274年六月，忽必烈下达了总攻南宋的命令。伯颜率元军主力浮汉人江，直捣南宋统治的中心地区——吴越。为了牵制宋军入援，忽必烈同时命令屯驻在四川的元军对南宋四川沿江诸城发动攻击。

1274年底，川西元军对位于岷江沿岸的南宋重镇嘉定发起了进攻。元军分数路经由水、陆两路，突破宋军的阻截，会师于嘉定城下。元军分头占领了各个战略要地，最终把嘉定府治所凌云山城团团围住。

凌云山城乃1243年左右余玢所筑诸山城之一，依山而建，地势险要，加之历年来宋守军的多方经营，可谓是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守将昝万寿率军坚守，元军也奈何他不得。至第二年五月，元将汪良臣率兵发起总攻，昝万寿率守军倾城而出，宋军大败。同时，一支元军绕过嘉定，占据了岷江下游的龙坝，切断了当时宋兵入援嘉定的唯一一条水路，昝万寿在完全孤立无援而又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向元军投降，嘉定陷落。

占据嘉定后，元军继续顺泯江东下，直扑泸州。沿途各州郡望风而降，元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六月二十二日到达泸州。南宋泸州守将梅应春杀掉主战的几位将领，投降了元军。元军在占据泸州后，即沿江向重庆推进。

1274年秋，川东的元军也对南宋各山城发动了进攻。元军在大将杨文安的带领下，先攻占达州，然后由达州直取南宋云安军（今四川云阳），在此处大败宋军。1275年初，元军又下南宋渠州、降开州。七月，杨文安率元军进至南宋梁山军（今四川梁平），宋军守将袁世安婴城固守，元军攻城四十余日，竟不能破，遂解围而去。又攻万州，南宋万州守将上官夔亦拒战甚力，元军不能破，也只好撤围而去。冬，元军又攻白帝城，宋军坚守不出，元军也没有什么办法。至此，元军已精疲力竭，不再有什么大的攻势了。

1275年秋，元东、西川驻军分别自合州和泸州出发进军重庆，准备合围重庆。西路元军占领了嘉陵江入长江的河口处，陈战船于江中，阻断了宋军援兵的通路，并分兵于重庆周围州县，以肃清外围。东路元军水陆并进，直趋重庆。一时间，重庆陷入重围。当时驻于钓鱼山城的南宋四川制置使张珏多次派兵出击，以缓解重庆的紧张局势。他派赵安率兵奔袭东川元军的据点青居，又派张万率舟师断元军架在嘉陵江上的浮桥入援重庆，又约定重庆守军共同出击元军，这一系列的行动对重庆的局势稍有缓解。

元东、西两路军合围重庆，没有统一的领导，相互猜忌，并不能全力攻城，所以至第二年五月，重庆尚未攻下。至六月，张珏遣人偷袭泸州，由于内援的接应，宋军一举克复泸州。泸州此时是西路元军的大后方，所有的补给均来源于此。泸州失守，元军大震，西路军连忙回师攻打，东路元军无力继围重庆，也撤退了，至此，重庆之围遂解。四川的战局又进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

元军是如何攻下临安的1275年二月，伯颜率元军在丁家洲大败十三万宋兵以后，沿江东下，直取建康（今江苏南京）。不日，南宋建康守将徐王荣等投降，元军入据建康。

自1274年九月伯颜率军出襄阳以来，元军屡经恶战，部队急需休整。伯颜便选择建康作为元军的休整之地。建康乃当时的军事重镇，北临大江，可据守以阻两淮地区宋军南下；南近临安，路途畅通，随时可以进击。为了巩固对建康的控制，伯颜又派出数路军队进占江东各地。不久，江东各地的重要城镇均为元军所控制。至此，元军已建立起了一个南下攻击临安的基地。

就在元军积极备战的同时，南宋朝廷也在做出努力试图挽回危败的局面。宋廷一方面下诏征各地守将率兵赴临安增援，并将这些军队布防在临安外围的战略要地；一方面又屡次派人赴元军大营乞和。同时，宋军在大将张世杰的率领下发动了一些反击，其中最大的一仗当属焦山之战。

1275年十一月，元军分三路出攻临安。西路出建康，经溧阳（今江苏溧水）、广德（今安徽广德），直趋独松关（今浙江余杭一带）；东路沿江进发，趋长江入海口，欲沿海奔袭临安后方；中路由伯颜亲率，出镇江，经常州南下。

西路元军先在溧阳击败宋兵，又克广德，于二十日进抵独松关，二十二日与守关宋军激战，守将王濡战死，宋兵溃逃，元军遂占独松关。

中路军进抵常州。早在同年八月，伯颜已派兵围攻常州，但由于常州军民的奋力抵抗，历时四个月之久，元军始终未攻占常州。十一月十六日，伯颜率中路元军抵常州，随即督师猛攻。元军堆土成台，高与城墙齐，架巨炮于台上向城中猛轰。十八日城破，常州军民转入巷战，守军大部战死。伯颜对常州军民的顽强抵抗十分恼怒，下令屠城，绝大部分常州军民死于屠杀。

东路元军由江陵出发，顺江东进，在长江入海口处招降了一支海盗队伍后，迅速沿海南下，以达其控扼钱塘江口的目的。

1275年十二月中旬，三路元军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作战任务，会师在临安城下。

面对元军的大兵压境，海上逃跑的路线也被封锁，宋廷只留下了投降一条路。十七日，宋廷派陆秀夫护送赵昰、赵昺两王南逃温州，以图东山再起。十八日，宋廷派使赴元军大营奉表请降。二月五日，伯颜受降，元军入据临安城。

元军是怎样平定东南地区的虽然宋廷已经降元，元军也已占据临安，但南宋广大的东南地区还有许多地方尚未降附，故而元军仍需对这一地区用兵。

1276年六月，在荆湖南北建立了赫赫战功的阿里海牙率军攻打南宋广西路的静江府（今广西桂林）。阿里海牙先派使劝降，遭到南宋静江守将马塈（jì）的拒绝，元军遂进，与宋军遇于严关（今广西兴安县一带）。严关为静江门户，地势险要，马塈以重兵拒守，元军久攻不克，阿里海牙便以一支元军绕至严关侧后，形成夹攻之势，宋军大败，严关失守，马塈退守静江。元军复攻静江。静江依水而城，形势险要，宋军又拼死守卫，元军攻城三月不能下。元军筑堰断水，使宋守军失去水上优势，又分兵从不同的方向攻城，终于将外城攻破，马塈率军退守内城。元军又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内城，城破，马塈率众巷战，受伤被俘，不屈被害。占领静江后，阿里海牙又派兵四出攻打广西各地。不久，元军基本控制了广西地区。

与阿里海牙进兵广西同时，元将宋都带亦率兵进取江西诸州郡。1276年初，瑞州（今江西高安）降。二月，元军入据临江军（今江西清江）。宋都带部将李恒又相继占领了吉州、赣州和南安军（今江西大余），进至广东边界，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以所辖十四郡降元。江西制置使黄万石弃建昌军逃奔福建。江西地区也基本为元军所控制。

南宋残余势力是如何抗击元军的就在元军刚刚平定了东南地区的时候，元廷北方发生叛乱，忽必烈征调大批元军北还，这使得东南地区南宋的反元力量重又兴起。

1276年夏，文天祥被福州政权任命为同督都诸路兵马，率领一支军队在东南地区抗击元军。

1277年五月，文天祥率军出福建梅州，取会昌县（今江西会昌），各地抗元武装纷来归附，文天祥军大振。六月，大败元军于雩都（今江西于都），继而又攻下了兴国县（今江西兴国），二十一日，文天祥率同督府入驻兴国。

江西各地士人纷纷起兵响应文天祥。何时收复崇仁（今江西崇仁），分宁（今江西修水）、武宁（今江西武宁）等城亦反正。文天祥乘机派出军队攻击江西各地州县，一时间，江西各地大多被宋军收复，江西的抗元形势一片大好。

与此同时，淮西、湖南等地也出现了多股反元武装，这些武装屡屡击败元军，恢复了许多州郡，使元廷陷入极度恐慌之中。

1277年，镇守江西的元将李恒率军攻击文天祥军。他一面派出大部队攻击围攻赣州的文天祥军主力，一面自率精兵循小路直接袭文天祥同督府驻地兴国。文天祥军主力被元军击败，退守雩都，而李恒亲率精兵已突至兴国，文天祥措手不及，率众避逃。幸赖部将率兵扼险阻止了元兵的追击，文天祥方得脱身。文天祥逃至空坑，喘息未定，元追兵又至，宋军大溃。文天祥乘大雾隐去，部将赵时赏伪称自己是文天祥，为元兵俘去。文天祥的大部分将领在此役中被俘或阵亡。聚集在文天祥周围的这一支刚刚兴起的抗元力量就这样消失了。

文天祥逃出空坑后辗转进入了惠州（今广东惠州），并逐渐又聚集起了一支抗元武装。1278年六月，元军分数路进逼广东。元将张弘范率军由海道直趋广东，先锋张弘正于十二月二十日中午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县一带）追及文天祥，宋军全军覆没，文天祥被俘。南宋残余势力的抗元斗争彻底失败了。

崖山之战的结束是否标志着南宋政权的彻底覆灭自1276年五月宋臣陆秀夫等在福州拥立赵昰，建立了宋末行朝以来，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这个小朝廷四处逃亡，最终于1278年六月来到了崖山。

崖山位于珠江出海口之中，西与汤瓶山对峙，其形如门，地势十分险要。宋大将张世杰选中此处，迁宋行朝于此，招募流亡军民，造船治兵，积极备战。一时间，崖山的军民达二十万之巨。

1278年十月，元军分数路进入广东。1279年正月六日，元将张弘范率水军由潮阳出海，十三日到达崖山水域。二十二日，元将李恒亦率军赶到。张弘范驻崖山南，李恒居北，对崖山形成夹击。

宋大将张世杰决计死守。他放弃崖门不守，以巨舰千余艘下碇海中结成巨阵。元将张弘范则派兵登上崖山，切断了宋军的水源；又在山上立寨，以巨炮轰击宋军舰阵。

在对峙了十余日后，二月五日夜，元军舰船齐发，集于宋舰阵对面，等待总攻。二月六日天亮时分，元军分四路对宋军发动攻击。一路居北，待潮退，水南流之时，顺流冲击宋舰阵，宋军殊死与战。至午，潮水上涨，水又北流，南路的元军又顺水发动攻击，宋军南北受敌，疲不能支。元军乘宋军疲乏松懈之时以盾障舰向宋军靠拢，待宋军矢尽，撤盾而起，向宋军发射火箭。战至日暮，风雨大作，宋军溃乱。宋臣陆秀夫见大势已去，便抱着小皇帝赵爵投海自杀，宋军遂败。张世杰等乘船逃脱，于五月遇飓风于海上，溺死。

崖山之役是宋元间的最后一仗，它标志着南宋政权的彻底覆灭。

窝阔台为蒙古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1229年八月，窝阔台继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国的第二位大汗。窝阔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他继承汗位既不符合长子优先的原则，也不符合蒙古族由幼子来继承父亲产业的习俗。但由于窝阔台为人敦厚，又有头脑，所以成吉思汗在去世前曾明确指定他为继承人。而窝阔台也没有辜负成吉思汗的信任，他在位期间（1229～1241），做出了许多有利于蒙古国发展的事情。

首先，窝阔台灭亡了金国。1231年，窝阔台指挥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向金国进攻，数月后三路军合围汴京，金哀宗南逃蔡州。蒙宋联军围攻蔡州，城破，哀宗自杀，金亡。窝阔台灭金，完成了成吉思汗的遗愿。

其次，订立朝仪，建造都城。1234年，窝阔台大会诸王百官，颁布新制朝仪。这使蒙古汗廷的威信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年，窝阔台下令营建大蒙古国的都城——哈剌和林。至1238年，该城已初具规模，成为当时的一座国际性城市。

再次，确立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制度。1235年，窝阔台下令在中原地区括户，全面掌握了中原地区的户口数，又在此基础上施行新税法，使蒙古国有了更稳定的岁入。在括户、定新税法的同时，窝阔台还逐步确立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1234年，他任命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代表大汗治理中原地区，并重新划分各级行政区域。1236年，在各级行政区域（路、府、州、县）遍置达鲁花赤。这一切措施使蒙古国能够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

再次，设立驿站制度。为了方便使臣的往来和物品的运输，窝阔台设立了“站赤”制度。每隔六十里，设一个驿站，并设有专人负责，为使臣等提供马匹、食物、住宿等。这样，既方便了交通，又减少了对百姓的骚扰。

除上述外，窝阔台还做了许多大事：1235年发动“长子西征”、确定牧场管理和赋税制度、派兵大举进攻南宋等。

蒙哥是怎样即位的?有什么作为1248年，蒙古大汗贵由去世，蒙哥在术赤长子拔都的支持下登上汗位，于1251年正式登基。贵由是窝阔台长子，蒙哥则是拖雷长子。这样，蒙古大汗的汗位便从窝阔台系转入了拖雷系。窝阔台的子孙们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密谋发动政变以夺回汗位。但秘密泄露，蒙哥先发制人，严厉地惩办了他们，巩固了自己的汗位。

蒙哥“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在位期间也有一番作为。

首先，蒙哥对蒙古国的统治机构进行了一番整顿。他任命忙哥撒儿为全国大断事官，任命孛鲁合为大必阁赤，总领全国政务。又把蒙古以外所征服的大片土地划分为三块，设置尚书省，它们是：燕京（中原汉地）、别失八里（西域诸地）、阿母河（西波斯诸地），分别委任大断事官和大必阁赤及其下属佐吏。这样，蒙哥就把蒙古国的统治纳入了一个完整、严密的体系之中。

其次，蒙哥下令大规模括户。1252年及1257年，蒙哥两次下令在中原汉地括户，以为制订赋税的依据，保障国家的兵源和收入。

最后，征服了吐蕃和大理。为了取得对宋战争的胜利，蒙哥于1251年命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以绕开南宋四川和长江防线，从侧后方进攻南宋。忽必烈征大理必须取道吐蕃，吐蕃当时正处于分裂状态，蒙古大军一过，吐蕃各割据势力纷纷降附，吐蕃被征服。

蒙哥虽有上述一番作为，但他拘泥于蒙古部旧制，不重视中原汉地的统治，始终无法完成蒙古帝国向封建王朝的转化。

1259年七月，蒙哥死于四川合州钓鱼城攻宋前线。

忽必烈即位前有些什么作为忽必烈是蒙哥的胞弟。1251年，蒙哥正式成为蒙古大汗后，为了加强拖雷家族的力量，派忽必烈治理中原汉地。忽必烈收罗了一批汉族谋士作为自己的幕僚，驻藩府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开始以汉法统治汉地。

当时的中原地区，由于久经战乱，已是民不聊生。忽必烈招募了一批汉族儒士和官吏，经选择后派往中原各地，轻徭薄赋，鼓励百姓恢复和发展生产。1251年，忽必烈设邢州安抚司；1252年，设河南经略司；1253年，设陕西宣抚司。任用汉族官员，推行汉法，建立了一套汉式的统治机构。在忽必烈的治理下，中原汉地的状况大大好转，经济得到恢复，吏治也得到改善，使忽必烈大得中原人心。

忽必烈的所作所为损害了许多蒙古贵族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向蒙哥进谗言，说忽必烈笼络中原人心，有篡夺汗位的企图。蒙哥相信了这些谗言，解除了忽必烈的军政权利，命他“回家养病”。

1258年，蒙哥命蒙古军分三路大举进攻南宋。同年十一月，蒙哥命忽必烈统率左路军攻击南宋江淮地区。忽必烈于1259年七月出兵，九月抵达长江北岸。这时，蒙哥死讯传来，忽必烈认为大军已动，不可轻易后撤，指挥蒙古军由阳罗堡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围城二月余，阿里不哥谋夺汗位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匆忙撤兵北返。

忽必烈与谁争夺大汗之位阿里不哥是忽必烈的同胞幼弟，蒙哥亲征四川时命他留守蒙古国都城和林。1259年，蒙哥死于四川，阿里不哥在近臣阿兰答儿等人的支持下谋夺汗位。当时蒙古国的大多数军队都被派往攻宋前线，阿里不哥必须征兵以扩充自己的力量，他便派人到大漠南北进行征兵。这一举动被忽必烈的家人侦知，赶忙派人把忽必烈从征宋前线叫回。

1259年底，忽必烈回到燕京，遣散了阿里不哥所征漠南之兵，又于1260年三月，在部分亲王和大臣的拥戴下登上了汗位。同年四月，阿里不哥在另一些宗王的拥戴下在和林登上汗位。兄弟二人争夺汗位的斗争终于白热化了。当时，东部诸王是支持忽必烈的，所以阿里不哥只好向西部发展。

古代打渔图1260年秋，阿里不哥指挥大军分两路南下。一路直指燕京，另一路攻向六盘山。忽必烈亲自率军迎击进攻燕京的阿里不哥军，将其击败，并于初冬攻至和林，阿里不哥仓皇西逃。进击六盘山的阿里不哥军与退驻在那里的进攻四川的蒙古军会师，一战而击败忽必烈的军队。忽必烈又派兵入援，二军再战，阿里不哥军大败，川陕的控制权又回到忽必烈手中。

1261年秋，恢复了元气的阿里不哥卷土重来，占据了和林。忽必烈率军亲征，两军战于昔木土脑儿（今蒙古境内），激战数日，胜负难分，两军遂各自撤退。忽必烈据有中原汉地，其军队的给养不成问题；而阿里不哥则不同，他只有向察合台汗国不停地征调才可保障自己部队的给养，而这种征调对于察合台汗国来说实在是太重了，其国大汗阿鲁忽便背叛了阿里不哥投向忽必烈的一边。阿里不哥只好率军西向讨伐阿鲁忽，双方相持不下，阿里不哥军的给养更是难以为继了。看到这种困境，本来支持阿里不哥的宗王们纷纷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十分孤立。

1264年七月，已是无路可走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等宗王，诛杀了参加谋反的大臣。

忽必烈为什么要推行汉法忽必烈是靠中原汉地起家的，加之他周围有一个庞大的汉人幕僚团，这使忽必烈认识到只有推行汉法方可治理汉地。所以，当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的宝座以后，立即推行汉法。

首先，忽必烈建立了一套与中原王朝相同的礼仪制度。1266年，他在燕京立太庙，以祭祀祖先。1270年，他制定朝仪，模仿中原王朝的礼仪制度。1271年，他改国号为“大元”，并使用年号纪年。他又把都城南迁，设在燕京，改称大都。

其次，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机构。设立中书省总揽全国政务，设立枢密院主持全国军务，设立御史台主掌纠察百官。这些机构在各地都有自己逐层的分支，其中各级官吏都有定员、定职和定俸，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统治网络。

再次，大力推行恢复和发展农业的政策。忽必烈规定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发展所辖区域的农业生产，并把考核官员的首要标准定为是否发展了农业生产。甚至忽必烈还专门设立了劝农司以督导全国的农业生产。通过这样一些措施，中原汉地的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最后，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忽必烈任命了许多儒士担任各级政府的官员，如任姚枢为大司农、许衡为国子祭酒等。又立孔庙，设国子监，这使中原的汉族文化传统得以保持和发展。

元成宗铁穆耳的统治情况如何铁穆耳是忽必烈早亡的皇太子真金的幼子，至元三十一年（1294），在伯颜、不忽木、玉昔帖木儿等重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这就是元成宗。

成宗即位后，谨循世祖遗训，奉行“守成”的国策。对外停止扩张，尽量减少用兵，先后罢征安南、拒侵日本。在西北，对反叛藩王的防线也多有后撤。对内则以宽民为务，如减少漕粮北运的数额，以减轻人民负担；又大力整顿南方混乱的吏治，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到了大德年间，成宗奉行的“守成”政治已取得一定效果，元朝的国力有所增强，成宗逐渐开始对外用兵。大德二年（1298），元藩属国缅国发生内乱，其士官阿散哥也兄弟率众攻杀该国国王及太子。大德四年，元廷出兵讨伐。但部分元军将领由于收受了阿散哥也的贿赂，擅自撤兵，导致全部元军撤退。大德五年，元廷又出兵讨伐曾与阿散哥也相通的八百媳妇国，引起西南许多地区的骚动，至大德七年，才逐次将其平定。

除西南地区，成宗对西北诸叛王也大举用兵。经过几年较小规模的战斗，于大德五年元军与叛王海都、都哇的军队大战于铁坚古山。经此一役，西北诸藩纷纷约和，至大德七年，所有西北藩王均与元约和，西北地区的战事平息了。

成宗的“守成”政治到了统治晚期发生了很大的弊端，主要是法纪坏废，吏治腐败。这使成宗不得不施行“更政”。大德七年，因审理漕运万户朱清、张瑄行贿一案，元廷中书省诸重臣受贿事被发现，成宗在一天之内连罢八员中书省大臣，随后任用哈剌哈孙为中书右丞相，积极整顿吏治，不过收效甚微。

成宗晚年重病连年，已不能处理政务，于大德十一年（1307）去世。

元朝为什么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发生战争1251年，经过激烈的斗争，拖雷长子蒙哥成为蒙古大汗，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了拖雷系手中。窝阔台系后王自然不愿意，密谋称兵造反，被蒙哥残酷镇压。随后，蒙哥以窝阔台汗国之地分赐无罪的窝阔台系后王，以此来削弱他们的力量。窝阔台之孙海都就在这次分封中得到了一小块封地。

蒙哥死后，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无暇西顾，海都趁机发展自己的势力。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后，海都的羽翼已成，数次拒绝了忽必烈的征召。随后，海都在钦察汗国的支持下击败了察合台汗国。1269年，三国相会，订立同盟。次年，察合台汗国与窝阔台汗国联兵攻击亲忽必烈的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军被击败，海都乘机控制了察合台汗国。这样，海都就成为了雄踞元廷西北的巨大势力。他对拖雷系夺走汗位的事耿耿于怀，决心以武力恢复自己的正统地位，由此开始了对元廷西北边境的长期侵扰。

大德五年（1301），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对抗之后，海都率大军倾巢而出，东犯元廷西北边境，两军大战，海都败退。两天后，察合台汗国大汗都哇率援军赶来，海都与之会合后，声势大振，复与元军大战。海都与都哇在战斗中都受了伤，各自引兵退去。次年，海都因伤死去。

大德七年，都哇立海都之子察八儿为窝阔台汗国大汗。次年，都哇、察八儿等人相聚谋议，认为大家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相互间多年的征战，是在“自隳（堕）祖宗之业”，遂遣使赴元廷请和，成宗许和。至此，在元朝西北边境燃烧了四十余年的战火终于熄灭了。

第十八章

元武宗是怎样登上皇帝之位的大德十一年（1307），元成宗病死，因皇太子德寿早亡，帝位没有法定的继承人，因此引发了对帝位的激烈争夺。

争夺帝位的一方是成宗的堂弟、被封为安西王的阿难答。他手握重兵，并有成宗后卜鲁罕的支持。另一方是成宗的侄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海山于大德三年（1299）被派往漠北镇边，封怀宁王，手中亦握有重兵，在朝中也有右丞相哈剌哈孙的支持。

阿难答等人密谋以卜鲁罕临朝称制，并定于三月三日发难。哈剌哈孙亦在成宗死后立即派人通知漠北的海山和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同时坚持守值中书省控制朝廷的统治中枢以与阿难答等人周旋。

海山得哈剌哈孙密报后欲率兵南下，但得知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已先至大都，遂决定按兵不动，以观动向。

爱育黎拔力八达抵达大都后立即与哈剌哈孙取得联系，得知了阿难答等人的全部计划，在手下谋臣们的再三劝说下，于三月二日突入宫中，捕抓阿难答等人，数其罪而杀之。

控制了朝廷以后，许多人都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皇帝位，但海山手握重兵在漠北虎视眈眈，使爱育黎拔力八达不敢轻举妄动，便暂以监国之名主持朝政，并派人去迎接海山。与此同时，海山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之母答己请阴阳家推算他兄弟二人之命，结果说海山寿命不长，不适合继承帝位。答己派近臣往告海山，海山闻之大怒，即率兵分三路南下，直趋大都。答己大惊，忙又派人去迎海山，说明自己的奉戴之意。1308五月，答己、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三人会于上都，海山即皇帝位，为元武宗，年号至大。

元仁宗时期的统治情况如何至大四年（1311）正月，元武宗死，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元仁宗。

仁宗在正式登基前便开始了对武宗近臣的清洗，并安插自己的亲信。武宗为了敛财以补国库空虚，曾设尚书省，任用脱虎脱、三宝奴等一批亲信为自己聚财、理财。仁宗于武宗死后二日即宣布撤除尚书省，随后几日又捕杀了脱虎脱、三宝奴等几个尚书省的主要成员。接着，仁宗又从各地召来程鹏飞、李谦等人，组成中书省基本班底，从而完成了中央最高统治机构的改组。1312年三月，仁宗正式登基，改年号皇庆。

皇庆二年（1313），仁宗下令恢复科举考试，颁《行科举诏》，以儒家经典取士。并分别于延祐二年（1315）和五年举行了两次科举考试，共录进士百余人。

仁宗即位之初，下令调集“耆旧之贤，明练之士”把各种单行的国家法律经典编修刊定总成一书。该书成于延祐三年，取名《风宪宏纲》，这就是英宗朝颁行的《大元通制》的前身。

仁宗统治期间，虽颇想有番作为，但太后答己处处掣肘，仁宗疲于应对。太后对仁宗政事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对待铁木迭儿的态度上。铁木迭儿是太后的亲信，虽作恶多端，却屡得太后的庇护，仁宗终竟奈何他不得。

仁宗朝的另一件大事是皇储的选定。武宗即位时立弟仁宗为太子，并与其约定仁宗应传位给武宗的儿子。可仁宗即位后并不想履行这一约定。延祐三年，仁宗在太后的支持下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太子。为了防止武宗子和世人的反抗，仁宗封他为周王，命他出镇云南。和世人行至陕西，即率众反叛，被仁宗击败后逃至察合台汗国。

仁宗死于延祐七年（1320），时年三十六岁。

元英宗时期的统治情况如何仁宗死后，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改年号至治。

英宗即位前，太后答己利用自己的特权任命亲信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立即诛杀了萧拜住、杨朵儿只等仁宗朝与自己有矛盾的重臣，同时又把许多自己的亲信安插入中书省担任要职。英宗即位后则立即还以颜色，也诛杀了几个中书省太后的党羽，并任命拜住为中书省左丞相，以牵制铁木迭儿。这样，元廷内部便分成了后党与帝党两大对抗的集团。

至治二年（1322），铁木迭儿和太后答己相继病死，英宗在政治上的压力顿时减轻，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施行新政。其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大量启用汉族儒臣，吴元硅、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张珪等人纷纷进入中书省、翰林院担任要职。2．行《津助赋役法》，其具体内容是：“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这对广大贫苦农民是有利的。3．颁行《大元通制》。此书是在仁宗朝《风宪宏纲》的基础上重加审订、补充而成，是一部法典性质的官方政书。4．对太后党羽的大清洗。英宗借审“诳取官币案”之机，诛杀、流放了一批包括铁木迭儿两个儿子在内的后党官员，并同时严厉整顿吏治。

英宗雷厉风行的新政，尤其是对后党的大清洗，引起了朝中一些权贵的惊恐，其中包括一直为英宗十分宠信的铁失。铁失在“诳取官币案”中亦有牵连，虽得英宗赦免，却仍日夜忧惧，遂决定抢先下手。至治三年八月，英宗从上都还大都中途驻南坡，铁失以所率阿速卫兵为外应，约同诸王、大臣十六人，先杀右丞相拜住，后杀英宗，这就是所谓的“南坡事变”，英宗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元泰定帝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泰定帝本名也孙铁木儿，是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封晋王，率重兵镇守漠北。

铁失等人发动南坡事变前曾派人通知也孙铁木儿，并表明要拥戴他为皇帝。也孙铁木儿闻讯后，立即派使赴上都告变，但使未至上都而事变已发。也孙铁木儿乃众望所归，遂于至治三年九月，即皇帝位于克鲁河畔，1324年改年号为泰定。

泰定帝于即位之初，对铁失等一班谋杀英宗之人统统加官晋爵，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但到了十月，泰定帝的态度突然改变，他先在京城外的临时驻地诛杀了也先帖木儿等人，又命近臣旭万杰南下入大都捕杀了铁失等人，从而彻底肃清了发动政变的铁失集团。泰定帝之所以在态度上有如此大的变化，大概是因为一开始他想通过封官来稳住铁失等人，后来又通过对他们的严惩来表明自己与政变绝无牵扯。

泰定帝即位后首先极力平抑蒙古贵族们的怨气，他召还在英宗朝被贬黜流放的诸王，恢复他们的名爵财产，又派多名宗王出镇内地，增强他们的权力。

在抚慰蒙古诸王的同时，泰定帝在中央机构中仍信用一批英宗朝的汉人儒臣，并给他们以相当的礼遇。他几乎保留了所有仁宗、英宗所订立的汉化制度，如一岁四祭太庙、科举制、经筵制等。

经济方面，泰定帝仍用西域人理财，通过南粮北运，减钞币发行量等措施来平抑物价，使国家的经济在泰定年间一直保持稳定。

元文宗是如何即皇帝位的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重臣武宗旧将燕铁木儿遂发动政变，谋立武宗后人。他在大都拘捕泰定帝旧臣，把他们投入监狱，完全控制了朝廷；又遣使赴江陵急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同时，积极调集军队布防在大都周围。八月底图帖睦尔抵达大都。

上都方面，泰定帝旧臣倒剌沙拥立太子阿剌吉八，并与漠北诸王和陕西、四川等行省联络，组织军队，分四路向大都进攻。

燕铁木儿集中优势兵力，数次奔驰救援，将四路军队各自击破。十月中，大都军进至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宝印出降，上都的反抗被彻底击败。

关于明宗的暴亡，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其真正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文宗作为这偶合的最大受益者，经常被后人怀疑为幕后主使者。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顺帝时期的统治情况如何元文宗死于至顺三年（1332）八月，遗命立明宗之子。燕铁木儿遂立明宗次子懿磷质班，是为宁宗。宁宗短命，即位四十余天便病死了。燕铁木儿拥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至顺四年（1332）六月，妥懽帖睦尔于上都即位，是为顺帝。

顺帝即位后的头几年，元廷内发生了燕铁木儿后人与重臣伯颜的权力之争，结果伯颜最终取得了胜利，独揽了元廷的大权。伯颜的专权引起了顺帝和朝中一些大臣的不满，这其中也包括伯颜的侄儿脱脱。后至元六年（1340），脱脱与一些大臣合力逐走伯颜，结束了伯颜的专权。

逐走伯颜后，顺帝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尽变伯颜旧政，这就是旧史家所谓的“更化”。

“更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恢复科举考试。脱脱上任一个多月后即恢复了被伯颜取消的科举取士制度，笼络汉族文人，巩固元廷的统治。2．协调蒙古贵族间的矛盾。脱脱为以前一些在政治斗争中遭贬的宗王、功臣之后昭雪复位。3．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百姓的负担。4．兴国子监，置宣文阁，选名儒进讲，推动儒学的复兴。5．官修三史。顺帝下诏，脱脱主持修辽、金、宋三史。

新政的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朝政为之一新。至正四年（1344），脱脱辞相，顺帝继续推行新政，他下令颁行新的国家法典《至正条格》；制定荐举守令法，亲自遴选官吏；派员巡行天下，纠察各地官吏等。

由上观之，顺帝在政治上还是大有抱负，意欲显一番身手的。无奈元廷的统治已是败坏到了极点，高层统治集团中矛盾重重，地方官员们贪污成风，整个统治阶级腐化奢侈，对百姓的剥削异常残酷。加之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终于在至正十一年（1351）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起义。至正二十七年（1367），顺帝在朱元璋的攻击下弃大都北逃，元朝就此灭亡了。

《元史·后妃传》记载了哪些后妃的情况《后妃传》记载了如下几位后妃：

1．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名孛儿贴，弘吉剌氏，特薛禅之女。为成吉思汗大皇后，生有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四子。

2．太宗昭慈皇后名脱列哥那，乃马真氏之女，生定宗。太宗死后，脱列哥那专摄国政达五年之久，后立定宗，却仍把持朝政。至元二年（1265）去世。

3．定宗钦淑皇后名斡兀立海迷失。定宗死后曾怀抱幼子失列门垂帘听政六个月。

4．宪宗贞节皇后名忽都台，弘吉剌氏，特薛禅孙子忙哥陈的女儿。早死。其妹也速儿继之为宪宗妃。

5．世祖昭睿顺圣皇后名察必，弘吉剌氏，济宁忠武王按陈的女儿。生裕宗。世祖中统初年（1260）册封为皇后。察必生性聪慧，通达事理，对世祖的统治多所匡正，世称贤后。至元十八年（1281）去世。

6．世祖南必皇后弘吉剌氏，纳陈之孙仙童的女儿。至元二十年（1283）立为皇后。当时，世祖年纪已大，许多朝政都是由南必皇后处理的。

7，成宗贞慈静懿皇后名失怜答里，弘吉剌氏，斡罗陈的女儿。大德三年（1299）立为皇后。

8．成宗卜鲁罕皇后伯岳吾氏，驸马脱里思的女儿。元贞初年（1295）立为皇后。成宗多病，卜鲁罕皇后居中用事，处事颇当，国政平允。成宗死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失里，不成。武宗立，贬居东安州。

9．武宗宣慈惠圣皇后名真哥，弘吉剌氏，脱怜之子进不剌的女儿。至大三年（1310），立为皇后。

10．武宗速哥失里皇后按陈之从曾孙哈儿只的女儿，真哥皇后的堂妹。

11．武宗妃二人仁献章圣皇后（天历二年追谥），亦乞烈氏，奴兀伦公主的女儿，生明宗。文献昭圣皇后（天历二年追谥），唐兀氏，生文宗。

12．仁宗庄懿慈圣皇后名阿纳失失里，弘吉剌氏，生英宗。皇庆二年（1313）立为皇后。至治二年（1322）去世。

13．英宗庄静懿圣皇后名速哥八剌，亦启烈氏。昌国公主益里海涯的女儿。至治元年（1311）立为皇后。泰定四年（1326）去世。

14．泰定帝八不罕皇后弘吉剌氏，按陈之孙斡留察儿的女儿。泰定元年（1323）立为皇后。

15．泰定帝妃二人一名必罕，一名速哥答里，皆弘吉剌氏，兖王买住罕的女儿。

16．明宗贞裕徽圣皇后名迈来迪。生顺帝而死。

17．明宗八不沙皇后成宗甥女寿宁公主的女儿，生宁宗。至顺元年（1330）去世。

18．文宗卜答失里皇后弘吉剌氏，驸马鲁王碉阿不剌的女儿。天历元年（1328）立为皇后。文宗崩，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宁宗崩，又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是为顺帝。临朝称制。至元六年（1340），贬居东安州，不久去世。

19．宁宗答里也忒迷失皇后弘吉剌氏，至顺三年（1312）被立为皇后。至正二十八年（1369）去世。

20．顺帝答纳失里皇后钦察氏，太师太平王燕铁木儿的女儿。至顺四年（1313）立为皇后。至元元年（1335），燕铁木儿势败，丞相伯颜迁答纳失里皇后出宫，毒死于开平民舍中。

21．顺帝伯颜忽都皇后弘吉剌氏，武宗真哥皇后侄子毓德王孛罗贴木儿的女儿。至元三年（1337）立为皇后。生性节俭，遵守妇德，不越礼法半步。至正二十五年（1366）去世。

22．顺帝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丽人，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出身寒微，其家族因她成为皇后而大贵。至正二十五年（1366）立为皇后。至正二十八年随顺帝北奔。

23．睿宗显懿庄圣皇后名唆鲁禾贴尼，怯烈氏，生蒙哥、忽必烈，二人均践帝位，为宪宗、世祖。至元二年（1265），世祖忽必烈追谥她为显懿庄圣皇后。

24．裕宗徽仁裕圣皇后名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弘吉剌氏，生顺宗答剌麻八剌，成宗铁穆耳。皇后为人谨慎，侍奉世祖十分孝顺，世祖称之为“贤德媳妇”。成宗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大德四年（1300）卒。

25．显宗宣懿淑圣皇后名普颜怯里迷失，弘吉剌氏，生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泰定元年（1324）被追尊为宣懿淑圣皇后。

26．顺宗昭献元圣皇后名答己，弘吉剌氏，生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二人相继为帝，为武宗、仁宗。武宗初即位，便尊答己为皇太后。答己历武宗、仁宗二朝，二帝均为其亲子，故而显赫荣耀，非比寻常。英宗即位后对答己的地位有所压抑，答己怀恨成疾，至治三年（1323）卒。

拖雷一生有哪些事迹传世拖雷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其母为成吉思汗大皇后孛儿帖。孛儿帖共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按蒙古族“幼子守产”的习俗，拖雷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拥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拖雷成年后一直跟随成吉思汗四处征战。1212年随成吉思汗攻金，破河北、山东数十城邑，又围金中都（今北京），迫使金廷献女、纳币以求和。

1219年，拖雷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先取其重镇不花剌，又克其都城撒麻耳干。同年秋，成吉思汗命拖雷率精兵攻打花剌子模国呼罗珊地伍诸城，至1221年4月，拖雷相继攻下马鲁、巴里黑、也里、乃沙不耳等重镇。其间，拖雷往往亲临前线，身冒矢石，城破后又常杀人毁城，威名震动敌国。同年夏，拖雷又随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新君札兰丁，会战于申河之畔，全歼札兰丁军队。

1226年，拖雷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第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蒙古撤军。按蒙古族“幼子守产”的习俗，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的全部军队、土地和财产。按理，汗位也应由拖雷继承，但成吉思汗生前指定窝阔台继承汗位，所以尽管拖雷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蒙古军队，也未敢造次，只以幼子身份监国。1229年，窝阔台继承汗位。

窝阔台即位后，专事攻金，拖雷屡屡率军进攻金境。1231年，拖雷鉴于金国黄河、潼关天险难克，提出向宋借道，由陕西入汉中，沿汉水而东直达金腹地。这个计策被窝阔台采纳。同年秋，即派拖雷率军按计划路线进军，同时派出另外两路大军，约定第二年春会师汴京城下。

拖雷军向宋借道不成，率军队入汉中，并派兵抄掠四川诸州县。十二月，拖雷军渡过汉水，北上攻金。金军十五万由完颜合达率领进驻邓州迎拒。拖雷兵少，不与金军正面战斗，而是以少量兵力牵制金军，主力越过金军，“散漫而北”。金军为保汴京，连忙追击。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州）三峰山设伏，大败金军，金国的精锐部队几乎全被歼，金国从此再无还手之力。三峰山之战以后，拖雷与窝阔台合军，攻略河南州县。1232年四月，蒙古军北归。九月，拖雷死于返回漠北的途中。

真金为什么被称为裕宗皇帝真金为世祖察必皇后所生，是世祖忽必烈的嫡子。中统三年（1262）封燕王，任中书令。四年，又兼枢密院使。至元十年（1273），真金被立为皇太子。

真金在忽必烈的安排下从小就接受儒家教育。少年时从儒学大师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封燕王及入主东宫后，更是收罗了一批儒臣组成自己的幕僚团。真金成为当时推行汉法派的代表。

此时，西域回回人阿合马得宠于忽必烈，任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之得宠在于他善于理财，他通过种种手法，巧取豪夺，把天下之财集聚到朝廷中来。同时阿合马还利用自己的权力谋求私利，他广收贿赂，并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高官。

阿合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以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的强烈不满，两方产生了极大的矛盾。至元十九年，义士王著假借皇太子名义击杀了阿合马。真金推行汉法的最大障碍没有了，从此开始主持一些政事。

至元二十二年，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上奏请求忽必烈禅位太子，真金闻之，十分恐惧。御史台隐匿了这个奏章，使之不能到达忽必烈手中。可是阿合马的余党答即归阿散等人报告了忽必烈，忽必烈闻之大怒，真金更加恐慌，不久，竟惊吓而死。

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真金的儿子铁穆耳继承皇位，是为成宗，他追尊自己的父亲真金为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所谓显宗皇帝是指谁显宗是指真金的长子，成宗铁穆耳的哥哥甘麻剌。甘麻剌于至元年间出镇漠北，宽待士卒，安抚百姓，使元朝的北部边境安宁无事。

至元二十九年（1292）封晋王，镇守成吉思汗旧地。至元三十一年忽必烈去世，甘麻剌赴上都奔丧，议立其弟铁穆耳，是为成宗。甘麻剌复归藩府。

大德六年（1302），甘麻剌卒，有嫡子三人：也孙帖木儿、松山、迭里哥儿不花。也孙帖木儿袭晋王爵，仍镇守北边。至治三年（1323），英宗被杀，也孙贴木儿继位，是为泰定帝，追尊其父甘麻剌为光圣仁孝皇帝，庙号显宗。

古代山水画鉴赏木华黎有什么传世功勋木华黎，蒙古部札剌儿氏人。其父孔温窟哇随铁木真，征战草原各部，在与乃蛮部的战斗中为救铁木真而阵亡。

木华黎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共事成吉思汗，号称“四杰”，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封九十五个千户，木华黎位列第三，并被任命为左翼万户。

从1211年开始至1216年，木华黎跟随成吉思汗多次进攻金国。1211年参加了抚州（今河北张北）野狐蛉之役，金兵众多，木华黎率先冲入敌阵，大败金兵。1213年，进兵涿州（今河北涿县），招降史秉直、史天泽父子及所部军队。1214年，围金燕京，迫金宣宗纳女求和。1215年，攻金北京（今辽宁宁城），破之。

1217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国王，分给他十余万军队，命他发兵中原，专事攻金，自己则率军西征。1218至1219年，木华黎率军进攻山西，横扫河东地区，一路势如破竹。1220年，木华黎攻河北。他接受降将史天倪的建议，禁止蒙古军杀掠百姓，赢得“仁厚不杀”的名声，归降者日众。同年秋，木华黎攻打山东，严实以所控制地区三十万户投降，蒙古军遂据有大片山东土地。1221年，木华黎进军陕北，攻城陷地直趋延安。金以重兵守延安，蒙古军久攻不下，复攻延安以南地区，连下数城。1222年，木华黎率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渡黄河西进，直扑长安。金兵二十万固守长安，蒙古军不能破，木华黎遂引兵西进，连克数州，又攻风翔，月余不能破。

1223年，木华黎率军退出陕西，渡黄河行至闻喜县，病死。其子孛鲁袭父爵位，继续率军攻金。

察罕有哪些事迹传世察罕，唐兀乌密氏。其父曲也怯律是夏国的大臣。察罕的母亲是妾，怀察罕的时候因不容于长妻被配给了掌管牧羊人的官员及里木。

察罕小时候在旷野里牧羊。他把牧羊杖插在地上，又把帽子放在杖端，对着帽子行跪拜礼，继而又围着帽子歌舞。正巧成吉思汗出猎，看到了这一幕，他派人招察罕过来询问。察罕对成吉思汗说：“听说有大官要来这里，我先演习一下礼仪。”成吉思汗听了很高兴，就把他带了回去，让他在宫廷里供事。察罕长大后，成吉思汗又赐给他一个蒙古姓，并把一个出身弘吉剌氏的宫女给他做妻子。

察罕跟随成吉思汗进攻金国，至野狐岭，金国重兵拒守。成吉思汗派察罕去窥探金军虚实，察罕回来报告说金军的战马随便乱动，金兵虽众，实不足畏。成吉思汗便率军进攻，大败金兵。又随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新君札兰丁拒守铁门关，蒙古军受阻。察罕受命为先锋，一举攻破铁门关，斩其守将。又随成吉思汗进攻西夏，至甘州。甘州守将正是察罕的父亲曲也怯律。察罕缚信于箭射入城内，要求与自己的父亲和弟弟见面，又派人进城招降守军。城中守军杀掉察罕的父亲、弟弟和使者，拒不投降。蒙古军猛攻，城破，成吉思汗要屠城，察罕说百姓无罪力谏而止。进而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成吉思汗派察罕进城劝降，夏守将犹豫不定。这时，成吉思汗病死，夏守将方杀了夏国王出降，蒙古军又要屠城，察罕再次力谏，并骑马驰入城中安抚百姓。

窝阔台即位后，察罕因攻占河南有功，受赐马匹、马具、珠衣等物。皇子阔出、忽都秃攻南宋，任命察罕为前锋。又随亲王口温不花攻南宋，口温不花被召回，以察罕代理全军。后被任命为都元帅，率军攻南宋淮西各地。

蒙哥即大汗位后，召见察罕，赐以金银等物，命以都元帅领尚书省事。又赐汴梁等地三千余户为其食邑。死后追封为河南王。

札八儿火者为什么能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札八儿火者，西域赛夷氏人，“火者”是官称。札八儿在军中谒见铁木真，铁木真见他长身美髯、方瞳广颡，知非常人，便留下了他。当时，铁木真正与克烈部的王罕作战。一天晚上，王罕率兵来袭，铁木真军无备，被打得大败，铁木真仅带了十九个人逃走，札八儿就在其中。

打败了王罕以后，成吉思汗派札八儿出使金国，金人不以国使礼遇，札八儿回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率军攻金。金人以精兵固守居庸关，并在通往居庸关的路上铺设铁蒺藜达一百多里，蒙古军被阻挡在距关百里处不能前进。札八儿献计说：“北面的树林中有条小路，我曾经走过。如果派兵从那儿走，一夜便可抵达关前。”成吉思汗便命札八儿为先导，引兵由小路前进。天亮时，蒙古军突然出现在居庸关前，金兵毫无防备，还在睡觉。蒙古军一举攻占了居庸关。居庸关既失，金人自知中都难保，便迁都汴梁。蒙古军遂入据金中都。成吉思汗一边观览着金中都的山川风物，一边对左右的大臣说：“我能到这儿，札八儿的功劳最多。”又对札八儿说：“你引弓射箭，一射之地全都给你。”不久成吉思汗北归，让札八儿留守中都，并任命他为黄河以北铁门以南地方的达鲁花赤。

速不台一生有哪些战功速不台，蒙古兀良哈部人，其先祖世与铁木真先祖友善，到铁木真时已达五世。

速不台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中已跟随铁木真，为百夫长，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位列“四狗”之一。1206年，大蒙古国建立，速不台以功被封为九十五个千户之一。

1211年至1215年，速不台从成吉思汗攻金，身为主将，往往冲锋陷阵，屡建战功。1217年，奉命追剿蔑儿乞部残余力量，追至垂河（今楚河），将蔑儿乞人全歼。

1219年，速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1220年，蒙古军攻陷花剌子模都城撒麻耳干，国王摩诃末逃跑，成吉思汗命速不台与哲别率军追击。速不台与哲别穷追摩诃末不舍，最后迫使其逃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的一座小岛上，不久便病死在了那里。随后，速不台与哲别又率军横扫钦察草原，击败了钦察与斡罗思（今俄罗斯）联军，于1223年回到蒙古本土。成吉思汗嘉奖说：“速不台枕戈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赐以宝珠和银罂。

1230年，速不台参加窝阔台指挥下的伐金战争。1231年，速不台转入拖雷的部队，参加了拖雷指挥下的攻金战略大迂回。拖雷与速不台所率蒙古军从陕西经南宋境渡过汉水攻入金国唐、邓二州，继而北上直趋汴京。金兵二十万南下堵截，速不台献计拖垮金兵，再予以围击。拖雷从之，三峰山一战，全歼金军精锐三十五万。蒙古军会师汴京城下后，窝阔台与拖雷北返，留速不台率军继续围攻汴京。1233年二月汴京金守军投降。速不台又派兵追击逃跑的金哀宗。1234年正月，速不台指挥的蒙古军联合南宋军队攻陷蔡州，金哀宗自杀，金灭。

1235年，窝阔台下令进行“长子西征”，选速不台为前锋。1237年，蒙古军进至斡罗思边境，主将拔都所率的军队遭到顽强抵抗，不能前进。速不台督军奋战，击败斡罗思人，蒙古军队遂横扫斡罗斯全境。1241年，西征蒙古军进入马札儿（今匈牙利），在淳宁河边与马札儿军激战。速不台因水深渡河延误了时间，受到拔都的责备。渡河后，速不台孤军进至秃纳河马茶城（今布达佩斯），拔都主力军亦至，合围该城，破之。

1242年，窝阔台死讯传来，西征蒙古军回撤，速不台亦回。1246年，速不台参加了贵由的即位大典，随后回到土拉河营地。1248年去世，追封河南王。

博罗欢是什么人博罗欢，忙兀氏人，成吉思汗麾下功臣畏答儿的后代，十六岁就担任了本部的断事官，又跟随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屡建战功，深得忽必烈喜爱。

中统三年（1262），博罗欢率本部军参加了平定李璮叛乱。随后，世祖命其治理燕南，颇有政绩，受到赏赐。这时发生了云南王忽哥赤被其大臣宝合丁等人毒死的事件，博罗欢受命前往审理，诛杀了宝合丁等人，得到世祖的赞扬，命他主持忙兀氏的一切事务，并任命他为昭勇大将军、右卫亲军都指挥使。

至元十一年（1274），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大举伐宋，命伯颜、阿术率右路军由襄樊下汉水攻击南宋长江防线；命博罗欢率左路军进攻南宋两淮地区。博罗欢率军攻城略地，牵制了南宋在两淮地区的兵力，使之不能回援长江防线。南宋朝廷投降后，淮东地区的宋军继续抵抗，博罗欢奉命清剿，经激战攻下重镇扬州，平定了淮东地区。

至元十四年，博罗欢奉命平定了只里斡台的叛乱。掌枢密院事，任中书右丞，至北京行省事。不久，又被召还大都。当时，南宋新灭，江南一带还很不安定，鉴于兵力不足，世祖下令招募蒙古各部平民成立军队，让他们一切自主不受其他人指挥去江南平乱。博罗欢闻之上奏力谏，指出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到了江南一定会烧杀抢掠，引起江南百姓更大的愤怒，江南因此会更乱。世祖大悟，撤回了诏命。

至元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乃颜叛乱，世祖欲亲征，博罗欢谏止并自荐领兵前往平定。先平乃颜，后灭哈丹，世祖以大量金银赐之。河南改置行省，博罗欢任平章政事，黄河决口汴梁以南诸州被淹，博罗欢亲自指挥堵塞决口。

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博罗欢调任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赴任，仍留河南。大德元年（1296），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福建行省并入江浙后，又任江浙等处行省平章政事。

大德二年卒，年六十三。追封泰定王。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是什么人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是畏兀儿人建立的高昌国国王，称“亦都护”。畏兀儿人是唐时回鹘人的后代，回鹘汗国灭亡后，一部分人迁至天山东部地区建立了高昌国。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成为高昌国王时，其国已臣属于西辽政权，西辽在高昌派驻有专人监其国。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了大蒙古国，势力十分强大。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听说后杀死西辽监国，遣使赴蒙古以求归附。不久，成吉思汗征讨蔑儿乞部残余，杀太阳可汗子脱脱，脱脱的四个儿子逃至高昌国境，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派兵赶走了他们，并派使赴蒙古相告，成吉思汗亦派使回复。

1211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自前往蒙古，在怯绿连河畔朝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恩准他位列四嫡子之后，称第五子。高昌国正式成为蒙古的臣属。

忙哥撒儿为什么能专宠数朝忙哥撒儿，察哈札剌儿氏人，其部世代隶属铁木真。祖父搠阿跟随铁木真征战蒙古各部，以善射著称。父那海跟随太宗窝阔台攻金，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受封洛阳等地分民一百七十五户。

忙哥撒儿为拖雷部属，从攻金国凤翔，夺得头功；又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战时冲锋在前，战后分配战利品时却谦逊退让。蒙哥因此十分器重他，命他治理太后的封地。忙哥撒儿办事认真负责，执法极严，就连拖雷正妻当朝太后唆鲁禾帖尼有小过失，也要指出。因此深得众人敬畏。随后升任藩府断事官之长。

定宗贵由死后，窝阔台后人与拖雷后人争夺汗位。术赤长子拔都以长兄的身份召集忽里台，商议汗位的归属。忙哥撒儿随蒙哥赴会。窝阔台系的人说应立皇孙失烈门，因为太宗说过失烈门可以做大汗。忙哥撒儿反驳说太宗也说过蒙哥可以做大汗，况且太宗皇后脱列哥那在太宗死后既没有立失烈门也没有立蒙哥，而是立了长子贵由，这已经违背了太宗之意。最终在拔都的支持下，蒙哥得到了汗位。

两年后，蒙哥在怯绿连河畔举行登基大典，任命忙哥撒儿为大断事官。这时失烈门等窝阔台系后王借参加登基大典之名密谋叛乱，他们将兵器藏在被掏空的车辕中，预备到达后发难。可是途中车辕折断，兵器外露，被蒙哥部属看到。得到消息后，蒙哥派忙哥撒儿率军堵截，失烈门等人措手不及全部被擒。经审讯，失烈门等人手下的官员供出了实情。忙哥撒儿将其部下七十七人全部处死，把失烈门等人发配南方充军。忙哥撒儿又派人去拘捕那些参与谋反却未到会的宗王、大臣，甚至包括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忙哥撤儿亲自组织了对他们的审问，最终处死了其中的大部分人。忙哥撤儿对反叛者的严厉惩处得到了宪宗蒙哥的赞许和信任，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宠信有加。

1235年，忙哥撒儿因饮酒过多而死。忙哥撒儿因生前执法过严，冤家殊多，如今一死，谤言腾起。宪宗专门下诏，勉慰其子。

忽辛是怎样登上高位的忽辛，赛曲赤·赡思丁第三子，至元初年以世臣子的身份担任宿卫，因其善于应对，得到世祖的赏识。

至元十四年（1277）忽辛任兵部郎中。第二年，出任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河南一带多有强盗，啸聚山林，官兵难以清剿。忽辛决定招安，派当地土豪拿着他的信去招安强盗。不久，有两个强盗来归附。忽辛赐给他们衣服帽子，并说：“你们以前是强盗，现在回来，就是良民了。”让他们连续几天跟随在自己左右，在自己家中随便出入，然后放他们回去，让其告知所有同伙。又过了几天，十几个盗贼头目来归附。这些人都身高七尺多，在堂下参拜忽辛，表现都很异常，忽辛左右的人都十分恐慌。忽辛命手下官吏把他们登记为良民，又让这些人跟随在自己左右，夜晚就让他们睡在屋外，还经常把他们叫来赐以吃喝。这些强盗都满心高兴。渐渐地，别的强盗们都来归附了。

至元二十一年，忽辛担任云南诸路转运使。第二年转至陕西道。至元二十三年，任燕南河北道宣慰司同知，不久又任南京总管。至元三十年，任两浙盐运使。大德九年（1305），升任江东道宣慰使，后改任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任为云南行省右丞。

忽辛至云南，大力改革弊政。当时许多豪民为逃避徭役而入云南王府任宿卫。忽辛核查后，将这些豪民全部又登记为民，恢复了他们的徭役，王府的宿卫一下子去掉了三分之二。马龙州的土豪谋反，忽辛反复调查研究后诛杀了谋乱者。又整理了百姓户籍姓名及仓库位置，据此订立了明确的贡赋程序，杜绝了奸吏贪污的途径。

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建立了孔子庙和学校，到忽辛治云南时，其供祭祀教养用的五顷田被大德寺所占，忽辛夺回归还给了孔庙，并在云南各郡遍立庙学，于是文风大兴。

王府马多，牧放郊外常践踏老百姓的庄稼，忽辛辟专地为草场，专门用来牧马，百姓得以安居。

广南土著酋长沙奴因曾受宋朝册封，颁有金印，而不服元廷统治。忽辛派人诱来沙奴，盛情款待，一连几个月不让他回去。沙奴要回，忽辛说：“要回可以，把金印交来。”沙奴无奈，把印交回。忽辛又命他带印朝见皇帝，皇帝十分高兴。缅国不臣服于元廷，忽辛派人对其国王说：“我是赛典赤平章之子，他老人家的规矩，我一切遵行，我国官府对你国所行的一切不方便，我都为你改正。”缅国国王大喜，遣使来归，并献白象一头。

大德八年（1304），忽辛出任四川行省左丞，又改至浙江行省。至大元年，任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年后卒。天历元年（1328），追封雍国公。

第十九章

布鲁海牙是什么人布鲁海牙，高昌国畏兀儿人，其先世为该国勋贵。布鲁海牙父母早死，从小寄养就学于舅家，精通本国的语言文字，还擅长骑马射箭。布鲁海牙十八岁那年，高昌国归附蒙古，他来到蒙古充当成吉思汗的宿卫。

1219年，布鲁海牙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勤勤恳恳，不辞辛劳，得到成吉思汗嘉奖，受赐羊马毡帐，并受命与居里可汗之女石抹氏成婚。成吉思汗死后，布鲁海牙在燕京主管当地财政。庄圣太后听说他为官清廉谨慎，便向太宗点名要来，命他管理自己在燕京、中山的分民，又赐给他田园庐舍、分民二十户，担任真定路达鲁花赤。

辛卯年，布鲁海牙任燕南诸路廉访使，不久，又被授断事官之职。当时，断事官的权力极大，可以专断人之生死，所以很多断事官都作威作福，布鲁海牙则用刑十分谨慎。有人误殴人致死，下吏判以死刑，那人的儿子请求代父受死。布鲁海牙让下吏将犯人的儿子押赴刑场，只吩咐说如果他临刑面露恐惧之色就杀了他。结果临刑时那犯人的儿子并未恐惧，布鲁海牙便释放了那父子俩，让他们出钱埋葬受害人，并把受害人家属召来开导。

当时法律还不很健全，奴婢犯了罪，主人可以任意杀死。布鲁海牙明知这样做不合法却不能阻止，只好自己出钱赎人。他这样赎出的人多至几十个。

古代风景画鉴赏那时被征召当兵的人因害怕受苦往往出钱雇人代替，而且军队中开小差的人很多。朝廷因此下令：出钱雇人代服兵役的打一百杖，开小差的处死。命布鲁海牙等人赴顺天等路清查，查出雇人代服兵役的一万一千户，开小差的二千人。但许多家听说了朝廷的诏命，已让家人赶去替回受雇者。布鲁海牙说：“雇人的人已经知罪了，开小差的人因孤单弱小而想回家，都情有可原，我要为他们说话。”便上奏朝廷，减轻了对他们的处罚。

世祖即位，任命布鲁海牙为真定路宣抚使。中统元年（1260），行新钞法。该钞以金为本，各地交上相应的金银，政府即颁发给新钞。可是真定路的金银已被庄圣太后拿走，没有金银就得不到新钞。布鲁海牙派人去说服平章王文统，指出不给真定路发新钞的弊病，王文统被说服，立即发给新钞五千锭，方便了真定路百姓的生活。

布鲁海牙后又任顺德等路宣慰使，佩带金虎符。朝见皇帝时，皇帝赐坐，并赐以海东青鹘。至元二年（1265）卒，年六十九。

布鲁海牙生性孝悌。他在燕京造了大房子，从高昌国接他母亲来奉养。小时他的叔父强占了他的财产，他不计较，又在自己的房子旁另盖了一所房子，接他叔父来住。布鲁海牙有一次得到了皇帝五千匹绫绢的赏赐，他的弟弟向他要其中的四分之一以交纳赋税，布鲁海牙毫不吝啬全给了他。

安童为什么在少年时代就得到元世祖的重用安童，木华黎后人，其父霸突鲁曾随忽必烈攻南宋，其母为世祖昭睿皇后的姐姐。中统元年（1260），安童入宫担任宿卫之长，年仅十三岁。中统四年，世祖捕阿里不哥党羽千余名，问安童如何处置他们，安童对曰：“人各为其主，陛下甫定大难，遽以私憾杀人，将何以怀服未附?”世祖听罢惊异于安童的老成，从此更加器重他。

至元二年（1265），世祖任命安童为中书右丞相。安童推辞，世祖则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意谓再也找不出比安童更胜任此职的人了。同年十月，世祖召许衡至上都让他帮助和培养安童。安童又上奏请召姚枢等儒臣入中书省议事，从此，安童成为元廷中推行汉法派的主将。

安童之所以在少年时就得到世祖的重用，原因不外有二。其一，安童自身的原因。安童出身勋贵世家，正是所谓有“大根脚”的人物，加之他又才华横溢、少年老成，自然深得世祖喜爱，早早就把他定为培养对象。其二，政治上的原因。世祖是靠中原汉地的力量击败阿里不哥而登上帝位的，所以世祖朝中汉人的势力很大，特别是那些战功卓著的汉人世侯更独霸一方，难以驾驭。经过中统三年（1262）的山东世侯李璮之乱，世祖开始注意削减汉人的力量，培养和扶持安童正是世祖削弱汉族在朝中势力的一项措施。

阿合马专权擅政却为什么被诛杀阿合马，花剌子模国回回人，曾为世祖察必皇后侍臣。

世祖即位后，开始重用阿合马。阿合马则利用世祖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敛财的心理，一方面想方设法搜刮民财，另一方面竭力打击元廷内部汉法派大臣，因此日得世祖宠信，以至到了“授以政柄，言无不从”的地步。

阿合马敛财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对一些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实行官府垄断。中统四年（1263），阿合马在河南钧、徐两州官办铁冶，铸造农具，高价卖给农民，获粟四万多石。除矿冶外，阿合马还实行了盐和药材等物的官卖，从中获取暴利。

二、加额收取百姓赋税。至元元年（1264）阿合马奏请增加解州盐课，“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从而使解州盐课从七千五百两猛增至一万二千五百两。

三、大量发行无本的纸钞，收罗民财，造成物价飞涨。

阿合马正是靠这些手法“理财”。由于赢得了世祖的专宠，他自己也敛聚了大量的财物，并安排了大量亲信担任要职。这引起了朝廷中汉法派大臣的极度不满，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阿合马千方百计迫害汉法派成员，先后罗织罪名杀害了崔斌、阿里伯、燕铁木儿等人，又把丞相安童排挤出朝廷。以皇太子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也是寸步不让，坚决与阿合马斗争。

至元十九年，世祖携太子真金赴上都，阿合马留守大都。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等人假称太子回大都做佛事，召阿合马至东宫，以铜锤击杀阿合马。

世祖闻讯，诛杀了王著等人。可是不久，随着阿合马生前所为逐渐被揭露，世祖终于认清了阿合马的罪行，遂下令对阿合马掘墓暴尸，诛其子侄，藉没其家产。阿合马的势力彻底被摧毁了。

廉希宪为什么被称为文武全才廉希宪，布鲁海牙第二子，自幼举止非凡。九岁时，家中有四个奴仆偷了五匹马逃跑，被抓了回来，布鲁海牙欲绑送官府治罪，按法律，这几个奴仆是犯了死罪。希宪哭着劝阻，布鲁海牙才罢休。又有一次，希宪的父亲外出，家中的两个奴仆因醉酒而口出恶言。希宪认为他们是欺负自己年幼，必须得到严惩，便命人绑送官府，官府判了杖刑。大家都认为希宪的见识高。

十九岁时，希宪人侍当时还是皇弟的忽必烈。忽必烈见他气宇轩昂、议论高卓，十分器重。希宪好经史，手不释卷。一天，他正在读《孟子》，忽必烈突然召见，希宪来不及放下书，揣在怀里就去觐见了。见到忽必烈后，遂以孟子仁义之旨为说，忽必烈认为很好，称他为“廉孟子”。有一次，希宪与诸近臣在忽必烈面前比赛射箭，别人都射完了，希宪还未射，有人想拿他的箭来射，希宪说：“汝以为我不能耶?但吾弓力稍弱耳。”别人便拿一张劲弓来给他，希宪三箭连中靶心，大家都惊叹道：“真文武材也。”

后来廉希宪出任忽必烈家臣，劝说忽必烈抢在阿里不哥之先即大汗位，又赴川陕稳定局面，粉碎了阿里不哥从川陕攻击忽必烈的企图。

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总攻南宋，大将阿里海牙经略荆湖重地，各地新附，秩序十分混乱，廉希宪受命往镇。希宪坐镇江陵，招抚流民，恢复生产，又大兴学校，亲自讲授。荆湖地区遂安定了下来。

晚年希宪任职中书省，受阿合马排挤，闲居养病。至元十七年卒，年五十。大德八年（1304）追封恒阳王。

伯颜在灭亡南宋的战争中建立过什么功劳伯颜，蒙古八邻部人，从小生长于西域。其曾祖曾跟随成吉思汗征战，受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其祖曾为断事官。其父随拖雷第三子旭兀烈西征波斯等地。至元元年（1264），伯颜奉命赴大都奏事，世祖一见十分喜爱，遂留下了他。至元二年，任中书左丞相。四年，任中书右丞相。七年，任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十一年，世祖决定大举攻宋，任命伯颜为攻宋元军的总帅。同年九月，伯颜及阿术等人率水陆大军二十万由襄阳出发沿汉水向南进发。

元军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郢州。郢州位于汉水北岸，宋人以石筑城，又在对岸筑城，名曰新郢，以铁索拦江，并在水中密植树桩。面对宋军如此严密的防守，伯颜决定弃之不攻，从旁侧的水道绕过郢州，继续前进。十月，元军进至沙洋、新城，宋军顽强抵抗，元军强攻，连克两城。十一月，元军至蔡店，已距汉水入江处不远。宋将夏贵率战船万余艘扼守阳罗堡附近江面。伯颜命元军佯攻汉阳，吸引宋军的注意力，同时派骑兵突袭占领了沙芜堡。然后自汉口开江坝，引船入沦河，经沙芜渡口进入了长江水面。这时，元军战船数千艘布列于沦河湾口，陆军数十万驻于江北，声势十分浩大，宋人望之胆寒。

元军急攻江北的阳罗堡，守军抵抗顽强，数日不克。伯颜遂派阿术率军奔袭上游四十里处的青山矶，阿术军趁着夜间大雪抢渡长江，占领了南岸的沙州，架起浮桥，大队元军渡过了江。这时，阿里海牙指挥的水军也在江中击溃了夏贵的水军。进攻阳罗堡的元军闻讯大振，终于攻克了该堡。至此，元军取得了渡江战役的大捷。

渡江成功后，伯颜没有冒进，而是决定攻取附近的鄂州、汉阳，建立一个稳固的南下基地。十月，元军兵临鄂州。鄂州、汉阳、德阳等地宋军纷纷投降。伯颜派阿里海牙率军四万驻守鄂州，继续进攻荆湖地区，自己则与阿术率大军顺江东下。到了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已顺利地占领了蕲州、黄州、江州、安庆等沿江重镇。

宋廷派丞相贾似道率十三万大军进至芜湖，欲阻止元军东进。二月十八日，两军战于丁家洲。伯颜命骑兵夹江而进，并竖巨炮轰击宋军中坚，水军则顺流直冲宋军。宋军大溃，主帅贾似道慌忙中乘单舸逃至扬州。此役元军大胜，基本上全歼了南宋的有生力量，使之再没有对抗的力量。

丁家洲大捷后，元军顺利进占建康。伯颜下令元军进行短暂的休整，同时对兵力部署和指挥机构进行了一番调整，以便继续进攻。

四月至八月，伯颜致力于对江北两淮地区宋军的攻击，目的在于消除元军南下进攻临安的隐患。十一月，元军由建康出发直扑南宋都城临安。伯颜率主力经常州、无锡等地，于至元十三年正月进抵临安近郊。南宋朝廷上表请降。

伯颜为了确保受降过程的万无一失，命军队不得入城，驻于临近的湖州，又派官员入城清查，封存府库，并招谕安抚城中居民。二月，伯颜正式接受宋廷降表，整个受降过程风平浪静，没有破坏也没有屠杀。伯颜灭宋，大功告成。

阿术建立过哪些著名的军功阿术，兀良氏人，其祖父为速不台，其父为兀良合台，俱为蒙古名将。宪宗时，随其父入平大理，身为先锋，立有战功，宪宗赐其黄金三百两，以资勉励。世祖即位后，阿术充任宿卫。中统三年（1262），从征李璮有功，升任征南都元帅，驻军开封，攻略两淮，战功卓著。

从至元四年（1267）起，阿术指挥元军对襄樊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围攻。至元四年八月，阿术率军南攻襄阳，随后进入南郡，攻取了仙人、铁城两处栅寨，获生口五万。九月，元军回撤，在安阳滩与阻击的宋军遭遇，阿术率军击退宋军，渡过汉江，又设伏歼灭宋追兵万余。经此战，阿术认识到若取襄樊，必对之进行长期的围困，而且还要拥有一定数量的水军。于是阿术奏请世祖增派长于水战的汉军至襄樊前线，同时，命人在襄樊周围要害之地筑城，隔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至元五年，筑鹿门、新城等堡，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断绝了宋军入援的通道。次年，筑围墙联结诸堡，切断宋军粮道，使襄樊彻底孤立起来。

至元九年，阿术率军攻破樊城外城，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宋将张贵、张顺冒死进援，阿术率军阻击，击杀张顺。后张贵突围出城，阿术追击至柜门关，擒杀张贵。同年，阿术率军破坏了襄、樊两城间的浮桥，又拔除了江中的木桩，彻底断绝了两城间的联系，集中兵力攻打樊城，十二月，拔樊城。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出降。襄樊战役以阿术所率元军的胜利结束了。

至元十一年九月，阿术奉世祖命与伯颜、阿里海牙等人率军大举攻宋。元军至郢州，宋军守备严密，阿术向主帅伯颜建议从间道绕过郢州，舍之不攻，被采纳。阿术率数十骑断后，宋郢州守军两千追至，阿术挺槊迎击，杀五百余人，生擒二员宋将。十二月，元军进至长江北岸，强攻阳罗堡，数日不克。阿术率半数水军溯流西上四十里至青山矶对岸，趁雪夜渡江，与宋水军激战中流，登上南岸沙洲，又与守军陆战，最终控制了这块沙州，架起浮桥，使大军得以渡江。

至元十二年二月，宋元两军大战于芜湖丁家洲。阿术挺身登舟，亲手把舵，冲入宋军船阵，宋水军大溃。四月，阿术奉命率军北上进攻扬州，以除元军南下进攻临安的后患。同月，阿术军至真州，大败宋军，并派兵驻守以保粮道，又在扬州四围扼守险要。七月，宋两淮镇将张世杰等人率战船万余进据焦山，声势浩大。阿术命以火攻之，宋军大溃，元军获宋战船七百余艘。从此以后，两淮宋军再也组织不起这么大规模的行动了。至元十三年二月至七月，阿术率军清剿淮西一带宋军，破扬州、泰州，擒杀宋将李庭芝、姜才。元军至此完全占据了丽淮地区。

阿术在灭南宋的战争中虽然不是主帅，但是他足智多谋，临战又奋勇当先，战争后半段他又率军攻击两淮宋兵，使之不得入援临安，所以“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阿里海牙在征服江南的战争中有哪些突出的战功阿里海牙，畏兀儿人。青年时弃农学习畏兀儿国书，后投入忽必烈麾下，担任王府宿卫。宪宗时，曾随忽必烈攻宋，立功受赏。世祖即位，渐得重用，官至参议中书省事，佥河南行省事。至元五年（1268），参加围攻襄樊之役。至元九年，亲率军破樊城，又指挥炮兵轰击襄阳。元军攻取襄樊后，阿里海牙受命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镇守襄阳。

至元十一年，阿里海牙随同伯颜、阿术等人率二十万大军总攻南宋。同年十二月，元军经阳罗堡大捷渡江后，攻取了长江中游的重镇鄂州。十二月底，元大军继续顺江东进，留阿里海牙以兵四万镇守鄂州，并控制荆湖各地，以遏止川蜀宋军顺江入援，解除元大军的后顾之忧。

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从鄂州出兵进攻江陵，与前来进攻鄂州的宋军相遇于巴陵，宋军大败，元军趁势占据岳州。四月，元军进至沙市，纵火攻城，沙市立破。遂遣人招降江陵，南宋江陵守将以城降。世祖闻讯大喜，说：“今荆南定，吾东兵可无后患矣。”命廉希宪镇抚江陵，又命阿里海牙速回鄂州。七月，阿里海牙出兵湖南，招降宋潭州守臣李芾，李芾不降。十月，元军至潭州，李芾闭城坚守。阿里海牙挥军急攻，以致胸部中箭，伤势严重。元军夺潭州外城，宋军复退入内城拒守，七十余日后潭州方为元军所据，李芾等宋将自杀。元军诸将欲屠城，阿里海牙止之，并开仓发粮救济饥民。传谕湖南各州县，命早降，不久，郴、全、道、桂阳诸州投降。十一月，阿里海牙出兵广西，至静江（今桂林），宋守将马塈杀使焚诏，绝不投降。静江凭水为固，元军筑坝截断大阳、小溶二江，破坏了宋军的水上防线，猛攻三十余日，城遂破。马塈等人被执就义，阿里海牙下令屠城。又派部将率军分徇广西各地，占领广西全境后，撤兵回到潭州。

至元十五年，阿里海牙还曾率军渡海攻击琼州（今海南省）。至元二十三年卒，至正八年（1348），追封江陵王。

土土哈有什么突出的事迹传世土土哈，钦察人，其祖先世为钦察国主。1237年，其父班都察率全族归附蒙古，参加了“长子西征”和忽必烈灭大理的战争。中元二年（1260），土土哈随父参加了忽必烈对阿里不哥的征讨，立有战功。班都察卒，土土哈袭父职，担任宿卫。

至元十四年（1277），诸王脱脱木、失烈吉叛乱，掠走了诸部部民及先代大汗的御帐。土土哈率军征剿，在纳兰不剌击败了叛军将领脱儿赤颜，抢回了被掠部民。不久，应昌部族只儿瓦台叛乱，脱脱木率军前往接应，途中遭遇土土哈军。两军将战，土土哈军生擒脱脱木军侦察骑兵数十名，脱脱木遂引兵退去。只儿瓦台失去接应，被土土哈击溃。击败只儿瓦台后，土土哈又挥军追击脱脱木军，败之于斡欢河，夺回了被掠先代大汗的御帐。至元十五年，土土哈奉命率千余钦察骑兵随大军北征。越过金山追击失烈吉，擒其将扎忽台，又败其将宽折哥。战斗中，土土哈受伤仍不后退，奋勇击敌，缴获了许多羊马辎重。回朝后，世祖亲自慰劳，赐给大量财物，并把夺回的先代大汗御帐也赐给了他，说：“以卿能归之，故以授卿。”又下旨召集钦察人中的平民及诸王名下的奴仆，全部隶属于土土哈，选其中材勇者充宿卫。

至元二十三年，宗王海都攻金山，土土哈率军往御。第二年，东道诸王乃颜反叛以应海都。元军将领也不干叛乱，叛军东进以接应乃颜。土土哈认为兵贵神速，不及上报朝廷便率军疾行七日攻击也不干叛军，大败之。世祖正在亲征乃颜的军中，闻之大喜，将东道叛王属下来归的钦察、康里部人划归土土哈。同年，土土哈从皇孙铁穆耳攻击乃颜余党，诛叛王兀塔海。至元二十五年，诸王也只里被叛王火鲁哈孙围攻，求救于元廷，土土哈随铁穆耳往救，败之于兀鲁灰，叛军逃，追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又夜渡贵烈河（今归流河），击败叛王哈丹。世祖以其功多，以也只里妹为土土哈妻。至元二十六年，随晋王甘麻剌往征海都，至杭海岭与海都军大战，元军失利，土土哈率所部军力战护卫晋王脱险。海都兵追至，土土哈设伏以待，敌兵不敢犯而退。不久，世祖至北边，亲自召见土土哈，予以褒奖。

至元二十八年，土土哈率钦察军万人至北部边境汉塔海，边境诸叛王闻之，引兵退去。二十九年，攻金山，获海都部民三千户。三十年，攻乞里吉思，尽收五部之众，以兵守之。海都引兵援乞里吉思，与土土哈军遇于欠河，土土哈军败海都军，获其将孛罗察。

成宗即位，诏土土哈镇守北部边境。大德元年（1297）卒。

李恒本为西夏人为什么却能得宠于元朝李恒，字德卿，西夏王族。其祖父为西夏兀纳剌城守将，该城于1209年被蒙古军攻破，李恒父惟忠年方七岁，被蒙古宗王合撒儿收养。嗣王移相哥被立后，惟忠因功为分地淄川路（今山东淄博一带）的达鲁花赤。

中统三年（1262），山东世侯李璮叛乱，李恒谋赴上都告变，事觉，被收系狱中，李璮乱平，方得释放。世祖嘉其忠，授淄莱路奥鲁总管。至元七年（1270），授益都、淄莱新军万户，率军从攻南宋襄樊。李恒率本部军筑堡于城西万山，断绝了陆路交通。襄樊守将吕文焕又派水军来窥伺军情，李恒设伏败之，又断绝了水路。至元十年，李恒率军渡汉水攻樊城，从南面率先登上城垣，樊城遂破。

至元十一年，李恒跟随伯颜大举伐宋。在郢州，李恒断后，败宋追兵。阳罗堡渡江之役，李恒额中流矢仍奋勇杀敌。十二年三月，李恒从阿里海牙攻荆湖，克岳州，拔沙市，镇守重镇江陵。七月，率本部军进军江西。九月，围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宋将诈降，李恒识破其计，大败宋军，遂取隆兴府。

至元十三年三月，江西各地皆下，五月，南宋江西制置使以邵武军（今福建邵武）降。六月，率军南攻福建，败宋将张文虎军十万于兜港。十四年与宋右丞相文天祥军战，自率精兵潜至文天祥驻地兴国，大败宋军，文天祥脱逃。八月，追文天祥至空坑，俘其妻女及招讨使赵时赏等人。九月，南攻福建，遇宋兵于梅岭，大败之。

至元十五年，李恒率部攻入广东，十一月，入据广州。宋将张世杰拥卫王赵爵退守崖山。至元十六年二月，李恒待张弘范军至，进围崖山，张世杰以千余艘大战船用巨索结栅固守，李恒率军自北，张弘范军自南夹攻宋军。激战竟日，宋军大败。卫王赵昺赴海死，张世杰突围遁走，不久溺死。

至元十九年，李恒随镇南王脱欢攻安南。因发生疫病，元军回撤，安南军追袭，李恒断后，膝中毒矢，至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一带）毒发身死，时年五十。

彻里有什么突出的事迹彻里，燕只吉台氏人。曾祖名太赤，随成吉思汗略定中原，任马步军都元帅，因功受封于徐、邳二州，因此定居徐州。彻里之父早亡，由母亲蒲察氏教养长大。

至元十八年（1281），世祖召见，见他谈吐非凡，便留下随侍左右。及乃颜叛乱，从世祖平定东北边境。大军所过，民不聊生，彻里向世祖进言，世祖遂命赈给边民，因此而活命的边民很多。二十三年，彻里奉命巡视江南，见许多地方卖掉学田以输官赋，及时制止了这一行为，并说：“学田是用来供应祭祀和培育人才的，怎么能卖呢?”世祖闻知彻里此举，十分赞许。

至元二十四年，诏立尚书省，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独揽朝廷大权。桑哥专任己党，钩考天下钱谷，严厉追缴各地以前所欠赋税。一时间，全国上下督责甚严，以致社会动荡，民怨沸腾。彻里面见世祖，详陈桑哥所为乃误国害民之举，并指出桑哥实乃奸滑贪污之徒，言辞十分激烈。世祖大怒，认为彻里是在诋毁大臣，命左右打彻里耳光。彻里毫不畏惧，继续争辩说：“我和桑哥没有仇，我之所以不顾自身安危揭露他的罪行，正是为了国家啊!如果我因怕您生气而不再进言，那怎么才能除掉奸臣，拯救百姓呢?”世祖听罢方才醒悟，命禁卫军三百人去抄桑哥家，抄到的珍宝有宫中藏宝的一半之多。桑哥即诛，彻里奉命往江南清查其余党，诛杀了乌马儿、要束木等人，天下大快。

彻里升任御史中丞，又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福建，率军亲征汀、漳间大盗欧狗。彻里军纪严明，与民秋毫无犯。有投降者即以酒食慰劳，遣其归家，说：“你们哪里是真要造反，实在是为贪官污吏们所逼。现在回来了，就是良民，我怎么忍心加罪于你们，回家安心务农吧，不要再担心害怕了。”别的盗贼听说后，纷纷来降。不久，欧狗被擒，彻里杀了他，其余协从者，一个也没杀。汀、漳一带安定了下来。

古代风景画鉴赏至元三十一年，世祖病重，彻里疾还大都，侍奉医药。世祖崩，彻里与诸王大臣共同拥立了成宗。

大德元年（1297）任江南诸道行台御史大夫。一日召来都事贾钧说：“朝廷设置御史台为的是督察官吏，美风俗、兴教化。现在的御史则不顾大局，以苛刻为清明，以多发赃物为有功，甚至到了强迫儿子指证父亲，弟弟揭发兄长，奴才诽谤主人的地步，真是伤风败俗至极。你替我告诉诸位御史，一定不要像这个样子。”成宗闻听，以为精当，遂命彻里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的农业十分发达，上缴税粮居天下第一。而平江、嘉兴、湖州三郡的税粮居江浙的十之六七。但此三郡地势低下，水积，形成震泽。震泽水由吴淞江入海。江口淤塞，诸豪民在此垦田，更阻塞了江道，以致震泽水泛滥，毁坏了大片民田。彻里发民工数万人，亲自督导，四个月内完成了疏导工程。

大德九年，入朝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同年十月卒，年四十七。死之日，家产不满二百缗，人皆叹其清廉。至治二年（1322），追封为武宁王。不忽木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不忽木，康里部人。其父燕真，为忽必烈心腹，宪宗时曾劝忽必烈请命南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燕真曾奉忽必烈眷属南徙。忽必烈即位，燕真未及重用而卒。

不忽木早年奉职东宫，就学于大儒王恂。后又进入国子学，师事大儒许衡。因此，不忽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被称为“纯儒”。

至元十三年（1276），不忽木与同舍诸生上疏世祖，请求恢复学校制度，以儒家思想教育百姓，得到世祖的嘉许。

不忽木信奉儒家思想，这反映到他的政治观上就是反对不顾百姓死活去求利。世祖朝由于穷兵黩武、官僚机构庞大、贵族生活奢侈等原因而往往开支浩大。在国用不足的情况下，世祖相继启用了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所谓的“聚敛之臣”，搜刮民脂民膏以备统治者享用。不忽木对此十分反对。至元二十一年，世祖任命不忽木为中书省参议，就任用“聚敛之臣”卢世荣一事征询他的意见。不忽木坚决反对任用卢世荣，说他是以种种敛财之术迷惑皇帝，任用他的结果就是国家与百姓都陷入困境，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可世祖并未采纳不忽木的建议，不忽木愤而辞去中书省参议之职。至元二十四年，世祖又启用另一名“聚敛之臣”桑哥，时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至桑哥一天指着不忽木对妻子说：“日后抄咱们家的一定是这个人。”至元二十八年，彻里弹劾桑哥，言辞甚激，世祖征问不忽木，不忽木具以实对，指出桑哥诛杀异己、任用亲信、乱政败俗等罪状，世祖大惊，下令勘验此事。不久，桑哥被拘入狱。

不忽木以儒家之“仁”治民，颇为百姓办了些好事。如至元二十三年，河东按察使阿合马以百姓羊马偿己债，诸官均不敢纠问，不忽木则亲自按问，察其不法之事百余件，依法诛之。土土哈受命以钦察人为奴者编入军队，他却征召许多在乎民户中的人，不忽木予以揭发并加以制止。又有人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指斥之为“重敛”，事遂不行。

至元三十年，世祖忽必烈死，不忽木与伯颜、月鲁那颜受遗诏，拥立了皇孙铁穆耳。大德四年（1298）卒，年四十六。武宗时，追封鲁国公。

李璮为什么要起兵反对蒙古统治李璮是金末元初著名的汉人世侯，他的父亲李全相继割据统治山东地区达三十年之久。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亲征至漠北。李璮趁中原地区蒙古兵力空虚，于中统三年二月发动叛乱。李璮首先攻击歼灭了涟水、海州、东海三城（今江苏东海县一带）的蒙古守兵，献三城于南宋。然后挥兵进攻益都，益都守将逃跑，李璮遂据有益都。最后进兵济南，济南守将张宏当时手下戍兵不足一千，只好弃城逃跑，李璮进据济南。而此时，忽必烈调集的蒙汉军队已逼近济南。四月，蒙古军总指挥史天泽确立了长期围困济南的战略，下令各军将士筑环城。五月，李璮已完全被包围在济南城中。六月，城中食尽，士卒离散。七月二十日，李璮见大势已去，只好遣散部下，让他们去自谋生路，自己则入大明湖投水，自杀不成被入城的蒙古军抓获，史天泽将其处死于军前。

李璮之所以要起兵反对蒙古统治，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个人野心。李璮父子统治山东达三十余年，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其实力在各地世侯之上。既已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加之蒙古贵族入主中原时间还不是很长，统治尚不稳定，内部又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李璮为这是他成就帝业的最好时机，便匆忙起兵。谁知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因此送了性命。

哈剌哈孙有什么政治作为哈剌哈孙，斡剌纳儿氏人。曾祖名启昔礼，事成吉思汗，有功，封为千户那颜，赐号答剌罕。祖父名博理察，曾从拖雷攻金。父名囊加台，从宪宗伐蜀，死于军中。

哈剌哈孙为人稳重，不苟言笑，有威仪。擅长骑马射箭，又精通蒙古文字，还很推尊儒术。哈剌哈孙为官廉洁方正、秉公执法、忠君爱民。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担任大宗正，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数百人得以活命。至元三十年，朝廷下令迁一万户湖广地区的富民到广西屯田，以为进攻交趾之准备。当时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哈剌哈孙忙派使人大都上疏谏止，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湖广的百姓都很感激他。不久，广西元帅府上疏请求在南丹征募五千户百姓至广西屯田，南丹距屯田处不远，本已属广西，迁移很方便，百姓也不会怨望，于国家也大有好处，哈剌哈孙立即批准，并给配发了耕牛和种子。大德二年（1298），入朝任中书左丞相，排斥那些兴利、逐利之臣，行事专以节俭、爱民为中心。遇到大事，必定要同儒臣商议后方做决定。上奏成宗，建议在大都恢复庙学，选名儒讲学，召集朝中大臣的子弟入学。大德五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因贪功，贸然发兵征讨西南八百媳妇国，结果大败，丧师辱国。正巧遇上大赦，朝廷打算不治刘深之罪。由于哈剌哈孙的坚持，朝廷诛杀了刘深。

大德十一年春，成宗驾崩，因太子早死，皇位没有法定的继承人。成宗后人鲁罕联合安西王阿难答欲垂帘听政，继而立阿难答为皇帝。哈剌哈孙认为这不合祖宗之法，欲立真金次子答麻剌八剌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时，海山兄弟均不在大都，一个率兵镇守北边，一个谪居怀州。哈剌哈孙一面派使南迎爱育黎拔力八达、北迎海山；一面收缴京城百官的印信、封存府库，称病卧居宫中，一切公文均不批署。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在哈剌哈孙的策应下直入宫中，诛杀了安西王阿难答等人，平定了内乱。五月，海山拥重兵自北至大都，即皇帝位，是为武宗。拜哈剌哈孙为太傅，一切军国事务均由其总揽。后出镇和林，至大元年（1308）卒于任上，年五十二。追封为顺德王。

阿沙不花是怎样在元朝跻身于高位的阿沙不花，康里国王牙牙之子，十四岁便入朝侍奉世祖。阿沙不花聪敏过人，善于应对，深得世祖喜爱。有一次，西北亲王派使者入朝奏事，朝廷核准后就遣回了使者。过了几天，世祖问身边的大臣：“前几天来的那个西北使者奏请的是什么事，我又是怎么答复的?”左右的大臣都答不上来，阿沙不花在一旁很详细地说了一遍。世祖便对左右大臣发脾气说：“你们都肩负治天下的重任，难道还不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又有一次，世祖故意命宫门卫士不让阿沙不花进宫，看他会怎么办。阿沙不花至宫门，卫士阻拦不许进，他便从下水道钻进了宫中。世祖见了他，问是怎么进来的，他据实回禀，并说：“我一天不进宫服侍您，就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世祖很高兴，传命诸宫门以后由阿沙不花随意出入。

至元二十四年（1287），东道诸王乃颜叛乱，诸王纳牙等人响应。世祖问阿沙不花有何对策，阿沙不花认为应先安抚响应者，使乃颜势单力孤，再对之进行征讨。世祖便命阿沙不花去安抚诸王纳牙。使计先说服了纳牙，诸王纳牙打消了响应乃颜的念头，归附了朝廷。

成宗崩后，成宗后卜鲁罕及安西王阿难答与真金之孙海山兄弟争位。阿沙不花支持海山兄弟。他先是设计使哈剌哈孙所派北迎海山的密使摆脱了成宗后卜鲁罕的阻挠，把消息顺利传到海山处；然后又与哈剌哈孙密谋定计抢先发难，制服了卜鲁罕等人；最后又亲往北边迎归海山。海山在上都即位，是为武宗，任命阿沙不花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拜住在元朝中期的政坛上具有什么地位拜住，太祖功臣木华黎之后，世祖时丞相安童之孙。拜住在元朝中期的政坛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甚得英宗信任，左右着英宗一朝的政局。

拜住以武宗至大二年（1309）入仕，袭父职，任宿卫长。仁宗朝任太常礼仪院使、资善大夫等职。延祐七年（1320），仁宗崩，英宗即位。当时，铁木迭儿任中书省右丞相，他勾结太皇太后答己把持朝政，广置爪牙，排斥异己；横征暴敛，作威作福。英宗为了牵制铁木迭儿，任拜住为中书省左丞相。铁木迭儿“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朝政不至于太过混乱。

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与太皇太后答己相继病故，英宗和拜住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了许多。十月，英宗任命拜住为中书省右丞相，开始实行新政。其新政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重用汉族儒臣。拜住担任中书省右丞相后，首先向英宗推举张珪，恢复其中书省平章政事之职。又召回许多退居家中的老臣，让他们居中书省议事。数月内启用了赵居信、吴澄等一批汉族儒臣，让他们进入中书省等重要部门。

二、减轻百姓负担。至治三年，颁行助役法，规定民田每百亩以其中三亩的收入资助承担国家劳役之人。同年六月，拜住又请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英宗批准。

三、追查铁木迭儿生前所犯罪行，惩办其余党。至元二年，铁木迭儿党羽八剌吉思、刘夔等人因冒献田，私分国家巨款事被诛杀；铁木迭儿受道士蔡道泰贿赂而赦其死罪一事亦已查明，蔡道真伏诛。至元三年六月，英宗下诏剥夺铁木迭儿官爵，推倒其所立石碑，并严惩其党羽。

铁木迭儿的党羽十分惶恐，密谋杀死英宗以逃脱惩罚。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大都，途经南坡，在此休息。以铁木迭儿义子铁失为首的铁木迭儿党羽十六人，突然发动政变，先杀拜住，后杀英宗。轰轰烈烈的至治新政就此结束了。

阿礼海牙在平定靖安王之乱中有什么贡献阿礼海牙，畏吾氏，集贤大学士脱列之子。其兄野讷，为仁宗亲信，仁宗朝官至同知枢密院事。阿礼海牙亦仕于武宗、仁宗两朝，任宿卫。至治初（1221），出为行省平章政事，历江浙、湖广、河南、陕西四行省，归朝后任翰林学士承旨。逢父丧，辞官居家。

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崩。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自江陵赴大都争位，途经汴梁，阿礼海牙至郊亲迎，图帖睦尔命他主持河南行省。阿礼海牙受命后，马上积极备战，他高价买入粮食，以充实军粮的储备；下令行省各州郡准备兵器、检阅士兵；在民间广泛征集马匹，以充军马。

不久，爆发了泰定帝皇太子阿速吉八与图帖睦尔争位的两都之战。阿速吉八占据上都，派兵分数路进攻图帖睦尔所据的大都。当时，陕西行省官员站在阿速吉八一边，受命派兵东进，攻大都。

九月二十五日，陕西行省联合靖安王起兵东出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一带），阿礼海牙急派将领率军抵御，但诸将以兵少，不敢轻举妄动。

十月一日，阿礼海牙召集行省属官商议应对之策，众官无言以对。阿礼海牙说：“汴梁地处南北之交，若陕西军占据了这里，大都和江南三个行省的交通就断绝了，当务之急就是征兵和集粮。”然后，他分别指派了将领防守各处隘口险关，并指出了潜在的兵源和获取给养的方法。结果，阿礼海牙除征集到了足够的兵员外，还屯聚了大批的粮草。他把这些兵力和给养分配给各个防区的将领，自虎牢关以南至汉江一带，全都得到了供给。

当月，陕西军又出北路一军，渡黄河，攻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指向怀、孟、磁诸州；还有南路一军，破武关，掳掠了邓州，指向襄阳。河南的形势十分危急，阿礼海牙率军督饷西进迎敌。十九日，两军战于巩县，陕西军攻占虎牢关，河南军损失大批士兵和辎重。二十二日，河南军退守汴梁。当时，河南行省与大都间音讯已断二十余日，陕西军又已逼近，汴梁军民十分惊恐。阿礼海牙亲自安抚百姓，同时修筑城防，整顿部队，严加戒备。局势虽十分危急，阿礼海牙却神态自若，就像平日一样安闲，众人的心情也稍稍安定下来。

十一月六日，陕西军已进至距汴梁城不足百里的地方。阿礼海牙整军汴梁南薰门外，欲西进与敌决战。这时，朝廷的使者赶来，说上都已被攻破，皇帝的印信即将到达大都。阿礼海牙置酒庆贺，派使四出报告。不久，朝廷也传诏放散陕西军，陕西军撤回，战争结束。阿礼海牙以功升任陕西行御史大夫，又拜中书省平章政事。

康里脱脱在武宗、仁宗朝有什么政治作为康里脱脱，康里国王牙牙之子，阿沙不花之弟。世祖时，入朝为宿卫。成宗大德三年（1299），随皇子海山出镇北边。

大德十一年，成宗卒，丞相哈剌哈孙称疾卧禁中与成宗后卜鲁罕、安西王阿难答等人周旋。正巧海山派康里脱脱至大都奏事，哈剌哈孙让他赶快回去向海山禀报大都的情形，并催其南下入大都。海山还未启行，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已同其母答己由怀州抵大都，发动政变，迅速消灭了争位者。答己请阴阳家推算海山兄弟谁更合适做皇帝，结果是爱育黎拔力八达应做皇帝。答己派人告知海山，海山大怒，认为有人从中作梗以阻挠他登帝位，便一面派康里脱脱赴大都探听虚实，一面亲率三万大军南趋大都。

康里脱脱到达大都后，立即入见答己母子及其近臣，向他们陈明了海山的意思，答己等人在海山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先后表态都欢迎海山回来即帝位。最后，答己母子又屏退左右，单独留下康里脱脱，请他在海山前多多美言，以弥母子兄弟间因帝位而起的嫌隙。康里脱脱请答己母子放心，称自己一定办到。

当时，答己母子已派康里脱脱之兄阿沙不花到海山处迎请他南下即位，海山正犹豫不决，不知该不该相信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大军行至半途，康里脱脱归至，海山大喜，与之共载一轿。康里脱脱向海山报告了大都的情形，并代答己母子表达了他们的诚意，海山疑虑顿消，派阿沙不花回大都安慰母亲和弟弟，表明自己并无敌意。随后，爱育黎拔力八达亲迎海山于上都。五月，海山于上都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尊答己为太后，又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海山兄弟的争位风波就这样较为圆满地平息了，康里脱脱奔走其间，可谓是功不可没。

武宗即位后，任命康里脱脱为中书省左丞相，宠信有加。至大三年（1311），朝臣三宝奴等人劝说武宗另立皇子为太子，武宗召康里脱脱入朝共议此事。在武宗面前，康里脱脱与三宝奴发生激烈争辩。康里脱脱认为爱育黎拔力八达铲除卜鲁罕、阿难答等人，立有大功，又与武宗约定帝位兄终弟及，天下皆知，此时更立太子，国政必得紊乱。三宝奴理屈，不再提改储之事。

至大四年，武宗崩，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康里脱脱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又迁江西行省左丞相。

康里脱脱死于泰定四年（1326），年五十六。至正初（1341），追封和宁王。

第二十章

燕铁木儿是怎样获得高位的燕铁木儿，钦察人，床兀儿之子，土土哈之孙。皇子海山镇守北边，燕铁木儿担任宿卫达十余年之久。海山即位为武宗，任命他为同知宣徽院事；仁宗皇庆元年（1312），任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官至佥书枢密院事。

作为武宗旧臣，在仁宗、泰定帝两朝，燕铁木儿很不得意，因此他一直伺机拥立武宗后人，以便在朝廷中获得高位。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凭借手中的兵权迅速控制了大都的局势，同时派人分赴察合台汗国和江陵迎请武宗长子和世球和次子图帖睦尔。图帖睦尔八月底至大都，九月十三日即位，是为文宗。此时，控制着上都的泰定帝旧臣倒剌沙等人积极行动，拥立泰定帝太子，组织军队南攻大都。所谓的“两都之战”爆发了。

九月初，上都集团以优势兵力分四路围攻大都。燕铁木儿以少量兵力扼守长城一线各关口，把精锐部队集中在自己手中，四处驰援。到十月中旬，各路出击的上都军都被燕铁木儿击溃。不久，大都军包围上都，倒剌沙等投降。燕铁木儿取得了“两都之战”的胜利。

明宗暴卒后，燕铁木儿立即护卫文宗急还上都，并在上都再次即位。随后，文宗论功行赏，任命燕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并且不置左丞相，以示独尊，总理天下事，可谓是权倾朝野。

脱脱在修史方面有什么贡献脱脱，蒙古蔑儿乞部人。其伯父伯颜在致和元年与燕铁木儿一同拥立文宗；元统元年（1333），又拥立元顺帝，任中书省右丞相，垄断朝政。脱脱因其伯父的关系很早便进入朝廷，至元元年（1335）已官至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至元六年，脱脱见其伯父伯颜多行虐政，遂自请于顺帝，设计驱逐了伯颜。同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入相后，施行了一系列新政，其中就包括修撰“三史”。

至正三年（1343），元廷下令修撰辽、金、宋三史，由脱脱担任三史都总裁官。脱脱虽未亲自参加“三史”的写作，但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三史”的写作班子是由脱脱组织的。脱脱除了起用一批汉族儒臣，还召集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学者参加修史。其次，解决了修史的经费问题。经费一直是个难题，脱脱以江南三省原南宋学田所得钱粮为修史经费，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最后，解决了谁为“正统”的问题。关于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当时的学者们争论不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修史的工作便无法展开。脱脱最终决定三朝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

察罕帖木儿在维护元朝统治方面有什么贡献察罕帖木儿，祖籍北庭（今属新疆），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大军攻取河南，祖、父俱居河南，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人。

至正十一年，红巾起义爆发，红巾军攻破了河南的许多州郡。元廷派兵征剿，屡屡失利。察罕帖木儿召集沈丘子弟数百名，与罗山（今属河南）人李思齐合兵，设奇计攻破已为红巾军所据的罗山。元廷得知后任命察罕帖木儿为汝宁府达鲁花赤，以资奖励。很快，察罕帖木儿的军队发展至万余人，屯驻在沈丘，屡与红巾军接战，连连获胜。

至正十五年，以刘福通、韩林儿为首的红巾军在毫州建立宋政权，势力很盛，相继攻占了汴梁以南的邓、许、嵩、洛诸州。察罕帖木儿率军北上，戍守虎牢（今河南荥阳一带），阻遏了红巾军南下的势头。红巾军又由孟津北渡黄河，攻陷了怀庆（今河南沁阳），河北地区情况危急。察罕帖木儿遂率军北进，大败红巾军，挽救了河北地区。元廷因其战功，任命他为中书省刑部侍郎。这时，驻守荥阳的苗军反叛，察罕帖木儿率军夜袭，大破其军，然后结连营于中牟。不久，淮西红巾军三十万来攻中牟连营。察罕帖木儿率军死战，大败红巾军，追杀十余里，斩获无数。

十六年，察罕帖木儿升任中书省兵部尚书。此时，红巾军已西进攻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一带），威胁到了陕西和山西。察罕帖木儿与李思齐奉命率军进击。红巾军渡河北上攻掠山西一带，察罕帖木儿穷追不舍，两军对峙数月，红巾军不支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任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红巾军由襄樊北上出击，陷商州（今陕西商县），人武关，直扑长安，其先锋已至灞上，同时又分兵四出攻掠陕西各地。察罕帖木儿率军由潼关进入陕西，一路长驱，红巾军屡败，只得越过南山，攻兴元（今陕西汉中）。察罕帖木儿以功任陕西行省左丞。不久，红巾军复由四川北上进入陕西、甘肃，察罕帖木儿设计大败红巾军于凤翔城下，彻底稳定了关中。

十八年，山东红巾军进击大都，元廷征兵入卫。察罕帖木儿以少数兵力扼守陕西各要塞，自率精兵应召入卫。当时，红巾军一部北越太行，攻破山西各地后又欲南下合围大都，察罕帖木儿在太行山南山关隘设伏，大败红巾军。察罕帖木儿又命部将分兵据守太行各关隘，使红巾军不得越太行南下，这支红巾军只好转而继续北上，进攻上都。察罕帖木儿以功进陕西行省右丞、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又特别下诏命他防守关陕、晋、冀，镇抚汉、沔、荆、襄。

同年，刘福通、韩林儿等破汴梁，并以此为宋政权的都城。这时，四川、湖广、江淮、山东、辽阳，甚至甘肃都有红巾军活动，其形势大好。察罕帖木儿无法与之相争，只好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率主力部队驻于沔池。红巾军来攻洛阳，被察罕帖木儿击退。

十九年，红巾军攻势转弱，察罕帖木儿谋复汴梁。察罕帖木儿大军屯驻虎牢，派兵一从汴东一从汴南攻击前进，又发陕西兵出函关、山西兵出太行，各路大军会于汴梁城下。至八月，破汴梁，刘福通、韩林儿率数百骑溃围而逃。察罕帖木儿以功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知河南行枢密院事。

二十一年，山东红巾军发生内讧，察罕帖木儿乘机谋攻山东。六月，他在洛阳大会诸将，随后，兵分数路，大举攻入山东。元朝叛将田丰复降察罕帖木儿，助其攻取东平、济宁等地。红巾军诸将会于济南，出兵抵抗，察罕帖木儿败之，遂进至济南，攻城三月，克之。察罕帖木儿以功拜中书省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

二十二年，红巾军在山东仅余益都一座孤城。察罕帖木儿率军全力围攻，益都数月不下。时田丰亦在围攻益都的军队中，他与同为降将的王士诚图谋复叛。六月，田丰请察罕帖木儿往观营垒，察罕帖木儿仅率十余骑往田丰营，遂被王士诚刺杀。

察罕帖木儿是汉化的色目地主，为了维护本阶级和自身的利益而起兵攻打红巾军，由于他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中原的红巾军几乎全被他消灭。

答失八都鲁是什么人答失八都鲁，珊竹带人。曾祖纽磷，祖父也速答儿均为元军著名将领。答失八都鲁世袭万户之职，镇守罗罗宣慰司。因镇压土著叛乱有功，任船桥万户。出征云南，任大理宣慰司都元帅。

至正十一年（1351），破格升任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率本部军三千余人随行省平章政事往荆、襄地区攻打红巾军。答失八都鲁请自率本部军攻打襄阳。当时，据守襄阳的红巾军有十万人，而答失八都鲁只有三千人，他便在襄阳一带招募士兵，得二万人。经过几次激战，红巾军不支，退入襄阳，闭城自守。答失八都鲁率军合围，断绝其外援。久之，城中大困，有城中民自愿为内应，引导元军进城。五月，襄阳城破，红巾军将领王权被俘。答失八都鲁以功加资善大夫。

十三年，答失八都鲁率军转战湖北、河南一带，破红巾军营寨数十座，因功升任四川行省右丞。

十四年，克复峡州。升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领荆、襄诸军。五月，元廷诏命答失八都鲁率军赴汝宁。十月，奉诏与太不花合兵攻安丰。不久，克复郑、钧、许三州。十二月，复河阴、巩县。

十五年，答失八都鲁受命节制太不花以下所有诸王、藩将兵马。六月，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军进屯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与刘福通部红巾军激战，被击败，士卒溃散。九月，答失八都鲁至中牟，招集溃散将士，安营屯驻。红巾军又来进攻，掠获元军大批辎重。这时刘哈剌不花率援军赶到，大败红巾军。十二月，答失八都鲁率军大败红巾军于太康（今河南太康），进围毫州，红巾军宋政权小明王韩林儿从毫州逃走。

十六年三月至十一月，与刘福通部红巾军激战；十二月，攻占太康。元廷诏命守御汴梁。

十七年，诏赴大都，升任四川行省左丞相。九月，克复沟城、东明、长垣三城。十月，达理麻失理来援，分头率军进攻雷泽、濮州。达理麻失理与刘福通战，大败被杀，所部军溃散。答失八都鲁也不支撤退。元廷对答失八都鲁产生了怀疑，认为他故意不攻红巾军，以养敌自重，屡派使者催战。红巾军伪造了一封与答失八都鲁讲和的书信，丢在元廷使者必经之路上，使者捡到后上交给朝廷。答失八都鲁得知此事后，一夜之间，忧愤而死。死后，所部军队由其子孛罗帖木儿率领，继续与红巾军作战。

彻里帖木儿在政治方面有什么作为彻里帖木儿，阿鲁温氏人，出身于贵族世家。早年即入朝担任宿卫，升任中书直省舍人，拜监察御史。当时，右丞相贴木迭儿专权，生杀予夺全随己意。彻里帖木儿直言不讳，历数其所行奸恶之事。贴木迭儿怀恨在心，久欲加害于他。正巧山东发大水，盐课大量减少，便任命彻里帖木儿为山东转运司副使，责令其补追所损之盐课，没想到彻里帖木儿很快就补足了亏损。调任刑部尚书，大都中的豪门贵戚都很怕他，不敢犯法；而那些无罪于刑法的人，大都得到了释放。

天历二年（1329），任中书右丞，不久，升任中书平章政事，放外任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当时黄河水忽然变清，属下官员以为祥瑞，请求上报朝廷，彻里帖木儿说：“我只知道大臣们忠心，儿子们孝顺，天下治平，百姓安居乐业为祥瑞，其余的对治理国家有什么好处呢?”这一年发生了大饥荒，彻里帖木儿召属吏商议开仓放粮古代风景画鉴赏之事。属吏们认为应该逐级上报，等朝廷的批示下来再做决定，彻里帖木儿愤慨地说：“百姓已经饿死很多了，你们却要按常规程序来办事。朝廷的批示下来得好几个月，百姓到那时剩不下几个了。”遂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至顺元年（1330），伯忽据云南叛乱，彻里帖木儿以知行枢密院事率兵往征。其军纪律严明，所过秋毫无犯。平定叛乱后，所得厚赏，全部分赐给部下将士。又任上都留守。当时，上都地方官员以低价购买商旅货物，致使许多商人无钱回家，有的甚至饥寒而死。彻里帖木儿为他们向朝廷请命，朝廷拨发钞四百万贯偿还商旅。又调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治事认真严厉，省台肃然。

至元元年（1335），出任中书省平章政事。所议第一事便是废除科举，又要把一年四次的祭太庙活动改为一年一次。中书省参知政事许有壬与之力争，终不能阻止科举之废。彻里帖木儿之废科举，其心源于他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时，见其地行科举十分铺张，心中不快，遂决心罢除科举。

不久，彻里帖木儿以事被弹劾，朝廷下令将他贬于南安。过了很长时间，彻里帖木儿死于贬所。

耶律楚材对蒙古帝国的创建有过什么贡献耶律楚材，契丹皇族后裔，其父仕于金世宗朝，官至尚书右丞。耶律楚材以父勋仕于金章宗朝，任职开州（今河南濮阳）。

金宣宗祐二年（1214），金朝迁都汴梁，耶律楚材留守燕京，任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破燕京后，听说耶律楚材的名声，召见了他，见他身长八尺，美髯洪声，十分喜爱，就留他在自己身边。1218年成吉思汗西征，耶律楚材随行。虽然耶律楚材甚得成吉思汗的信任，但他那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治国方案始终也得不到施行。

1229年，窝阔台成为蒙古国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即位时，由于太祖的长年征战，国库已十分匮乏，敛财成了窝阔台的当务之急。关于如何敛财，当时在大臣们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应把中原汉地的汉人全部驱逐，把空出的土地全部变为牧场。耶律楚材则针锋相对，说：“大军伐南宋，需要很多给养。而中原地区的各种税收，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万石，足够供给军队了。谁说留着汉人没有用?”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建议，命他全面负责中原汉地的税收工作。耶律楚材乃奏立十路征收课税使，大批起用汉地士人，让他们担任正副使，负责各路的税课。次年秋，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耶律楚材进所收税赋簿册，并将所收金、帛陈列于庭。窝阔台见之大喜，即日便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负责中原汉地一切事务。

1235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括户中原。失吉忽秃忽等提议按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为户。耶律楚材反对说：“这样不行。如果丁逃跑了，赋税也就没了出处，应该以户定户。”（以户定户，然后按户定赋，这是中原汉地传统的赋税制度。）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

1236年秋，括户工作完成，窝阔台决定裂土分民以赐亲王功臣。耶律楚材说：“这样做容易引起矛盾，不如多赐予他们些金帛。”窝阔台说：“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他们了。”耶律楚材说：“如果朝廷在封地上置吏，收取贡赋，岁末再发给他们，他们就不会擅自加重赋税了。”窝阔台以为然，然后由耶律楚材统一制定了全国的赋税额。

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朝中旧贵族势力大盛，耶律楚材倾全力与之斗争。但由于皇后的支持，守旧派始终占据上风。1244年，耶律楚材忧愤而死，年五十五。

张柔建立过什么军功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一带）人。

金宣宗南迁后，河朔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兵结寨自保，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一支远近闻名的地方武装。不久，金朝收编了这支武装，任命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1218年，蒙古军攻金，张柔率军迎击，战败被俘，遂投降蒙古，太祖命他仍守旧职。降蒙后，张柔为蒙古攻下河北许多州县。

同年冬，张柔移治满城。随即，金将武仙率军来攻，张柔以数百人出奇制胜，大败武仙军。从此至第二年八月，张柔与武仙大小数十战，张柔屡胜，辟地千里，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同年，张柔升任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

1220年，木华黎经略河北，张柔率军至其麾下效力，迫使金将武仙投降。1225年，武仙杀其帅史天倪复叛，天倪弟天泽向张柔求援，张柔出兵击败武仙。又派兵攻取彰德（今河南安阳）等地，拜行军千户、保州（今河北保定）等处都元帅。1226年，从木华黎之子孛鲁攻益都，守将李全投降。1227年，张柔移镇保州。

1232年，参加伐金。先后参加了围攻汴京和蔡州的战斗。金亡后，以功授金虎符。1235年，从皇子阔出攻宋，下枣阳；又随大帅太赤攻徐州和邳州（今江苏邳县一带），立有战功。随后他又参加了攻取光州（今河南潢川）、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处的战斗。1239年，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管辖河南三十余城。

1240年，受命伐宋，破寿州（今安徽凤台）。次年，略宋淮东地，师还，总诸军屯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阻遏宋军攻势。

1259年，从忽必烈南渡攻鄂州。忽必烈北返时命他总领蒙、汉诸军，筑白鹿矶，为久驻之计。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方召他回师。阿里不哥与世祖争位，世祖以张柔兵三千五百人守卫大都，以张柔子弘庆为质。

中统二年，请致仕，封安肃公，以子弘略袭其职。

张柔积极为蒙古国效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他也获得了自己的领地和种种特权，成为河北一带著名的世侯。

史天倪在元初的军事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史天倪，字和甫，燕京永清人。从其曾祖史伦开始，世代为地方上之豪强。1213年，木华黎进兵中原至河北，天倪父秉直率乡党数千人往降。木华黎遂任天倪为万户以领诸降卒，跟随他攻略三关以南地区，东到大海，所到之处，城邑皆下。天倪向木华黎献计说：“金国放弃幽燕，迁都到汴京，是失策。辽水东西诸州郡，实在是金国的腹心之地，如果我们占据大宁扼住其咽喉，金国虽有辽阳也保不住了。”木华黎认为他说得很对。

天倪选河朔诸郡清乐社壮勇者组成义兵，号曰清乐军，分三路攻掠三河、蓟州。甲戌年，赴燕京朝见太祖，上陈妙计多条，太祖喜，任命他为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随木华黎攻取高州和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

1215年，授天倪右副都元帅，赐金虎符。受命南征，围平州，金守将以城降。复攻真定，守将武仙坚守不下。移军攻大名，天倪冒矢石先登，城遂破。1216年，击败清州、平州叛将王守约、合达，斩首万级。

1217年，攻略山东各地，下赵州（河北赵县）、邢州、威州、磁州、沼州。1219年，随木华黎攻绛州，天倪设计破之，受赏。庚辰年（1220），天倪还军攻真定，真定帅武仙降。授天倪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天倪以禁止士兵抄掠劝木华黎，木华黎遂下令，有剽虏者，军法从事。

1223年，与严实合兵攻河卫，严实战败被俘，当夜，天倪伏兵道路，袭击押解严实的金兵，救出了严实。不久，天倪奉命回驻真定。

1224年夏，大名总管彭义斌叛，引宋兵攻河朔，天倪与之战于恩州，大败之，彭义斌退保大名。1225年，武仙部将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天倪攻之，尽杀其众。武仙大怒，密谋叛乱，设宴邀天倪，天倪往，终为武仙所杀。

史天倪军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武装，他投降蒙古，不仅为蒙占军攻占了河北许多地方，而且帮助蒙古贵族确立了在当地的统治。后来其弟史天泽成为元朝著名的汉人世侯。

董俊是汉人为什么却能被封寿国公董俊，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人。少时务农，长大后涉猎书、史，擅长骑射。金世宗贞韦占年间，战乱聚起，藁城令募兵，立一箭靶，能射中者超拔为将。大家都射不中，董俊却一箭中靶，便受命率领所募得的士兵迎敌。1215年，木华黎率兵南下，董俊投降。

1219年，以功升任知中山府（今河北定县）事。金将武仙据守真定，定武诸城皆依附武仙。董俊率军夜袭真定，武仙弃城而逃，定武诸城复又依附董俊。1220年春，金发重兵援武仙，李全又以中山叛，呼应武仙。董俊屯军曲阳，武仙来攻，两军激战，武仙大败，遁走。八月，走投无路的武仙投降蒙古。董俊曾对木华黎说：“武仙行事奸猾不可预测，不会死心塌地为我们效力，要防备他叛乱。”木华黎深以为然。木华黎升藁城为永安州，号董俊军日“匡国军”，该地一切事宜均委之于董俊。1225年，武仙果然杀了都元帅史天倪叛乱，周边郡县纷纷投向武仙一边，董俊以不足千人之军孤处其间。后助史天泽攻真定，击败武仙。1232年，参加对汴京的围攻。次年，金帝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董俊追击，战死，年四十八。死后被迫封为寿国公。

董文用在元世祖时期为什么受刭重用董文用，字彦材，董俊第三子。父早亡，由兄文炳教养。成年后入忽必烈藩府，主管文书，受到忽必烈推许。

1253年，随忽必烈南征大理，督办粮草兵械，参赞军务。1257年，教忽必烈的儿子读书，又受命往四方征召遗老窦默、姚枢等人。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渡江之战中，董文用固请与其兄文炳赴敌。忽必烈亲自为他整理甲胄，选大船让他乘坐，大败宋军。

1260年，忽必烈即位，文用持诏宣谕各边郡，并负责从诸军中挑选侍卫军，七月还朝，任左右司郎中。中统二年（1261），以兵部郎中参议都元帅府事。阿术伐宋，召文用人幕府，文用以兄文炳已任军职为由拒绝。

至元元年（1264），任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开渠引水，使附近州郡都得到了灌溉之利。诸王只必铁木儿的部下欺压百姓，文用与之坚决斗争，从而树立了地方官府的威信，也安定了民心。

至元八年，元廷设立司农司，文用担任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巡行劝农于山东五年，在全国的劝农使中成绩最优。

至元十三年，任卫辉路总管。其地处于交通要道，往来运输，日夜不断，当地百姓不堪重负，文用设法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百姓得以正常地生产、生活。十六年，居家赋闲。

至元十九年，朝廷选用旧臣，召文用为兵部尚书。二十年，有重臣建议以行御史台隶属于行省，文用反对，指出御史台是监察官吏的机构，一旦隶属于行省，腐败之风将会大炽。朝廷从文用之议。后转任礼部尚书，迁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聚敛之臣卢世荣正当权，贪婪刻薄，众人都怒而不敢言，唯文用毫无畏惧，当面折辱之。

至元二十二年，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以役民非时而推迟佛塔的修建，又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自以进贤为首务，举贤者十余人为按察使。当时，另一个聚敛之臣桑哥专权，文用不与之结交，上奏世祖具陈其罪状。后迁大司农，又迁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为皇孙讲经。三十一年，世祖崩，文用从成宗赴上都即位，成宗对他亲礼有加。大德元年，告老还乡，同年卒，年七十四。

邸顺是怎样成为元朝大将的邸顺，保定行唐人，落籍于曲阳县。金末，战乱四起，邸顺与其弟邸常率族党乡里数百人，筑寨于石城、玄保，分别据守。1214年，率众归降蒙古，成吉思汗任命他为行唐县令。1216年，真定发生饥荒，有伙强盗占据了城池。城中百姓挖地洞以躲藏，强盗们挖开地洞捉出人来吃掉，邸顺擒杀了数百名强盗。朝廷升曲阳县为恒州，以邸顺为安抚使。

金将武仙来攻，大败之，升任恒州等处都元帅。1220年，邸顺又败武仙。当时，西京人郝道章秘密联合武仙，发兵抄掠各州县，邸顺擒杀郝道章，武仙退守真定。邸顺随木华黎攻武仙，大败于王柳口，武仙弃真定南逃。邸顺以功赐名察纳合儿，充山前都元帅。

1231年春，从窝阔台攻金，得河南诸郡降民十余万，以邸顺掌管中山府。1239年，为行军万户，领诸路元差军五千人。随大军攻克归德府，邸顺任留守。1247年，攻宋，驻军五河口，宋兵夜袭，邸顺掩杀甚众，生俘宋兵十五人。1253年，进攻涟水。1254年，以部下肖撤八、耨瞵之功上奏，朝廷赐二人金银符，仍为邸顺部下。1256年春，邸顺卒，年七十四。

王善父子是如何成为元朝高官的王善，字子善，真定藁城人。他身姿雄伟，声若洪钟，多谋略，尤其擅长射箭。金末，群盗蜂起，众人推王善为长，率众自御。王善约束有法，防御有方，盗贼不能侵犯，升为县主簿。

1218年，代理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治中。金将武仙据真定，忌王善威名，密令知府李济等人设计除掉他。王善察觉，诛杀了李济等人，率部降蒙古，授同知中山府事。同年冬，以兵三百攻武仙。武仙派将率两千人迎战，王善擒杀其将。武仙逃奔获鹿，派其副将段琛守城，王善攻拔之，入据其城，军势大振，自中山以南，有四十二个州郡归降。

1220年，转任中山、真定等路招讨使。不久，加右副元帅，骠骑大将军，屯驻藁城。1222年，升藁城为匡国军，王善行帅府事。1223年，进金吾卫大将军、左副元帅。当时武仙请降，朝廷命他回镇真定。王善上奏说：“武仙狼子野心，日后必反，应修筑城墙以为防备。”不久，武仙果然又反，率军来攻，王善将其击退，武仙从此不再敢入真定。

1232年，从大军征河南，至郑州。郑州守将马伯坚素闻王善威名，登上城墙大呼：“王善在军中吗?我愿向他投降。”王善从军中出来与马伯坚交谈，伯坚遂以城降。1236年，王善兼河北西路兵马副都总管。1241年，被任命为中山府总管，爱民，有德政。1243年卒，年六十一。追封冀国公。

其子王庆端，字正甫，任郡中水军提领。曾在老僧口击败李璮军，以功为千户。监督修筑大都城墙。驻守清口，宋兵来攻，城将陷，庆端挥刀率众力战，击退了宋兵。升任武节将军、管军总管，领左右中卫兵。从世祖北征，回来后任侍卫军都指挥使。为卫兵筹建威武营，经营谋划其田庐宅地，使众人各安其业。又立神锋军，亲自教习士兵蹶张弩之技。

至元十九年（1283），任詹事丞，出威武营存粮数万石救济饥民。从世祖征乃颜，时年六十余，与士卒同甘共苦。

成宗即位，拜金吾卫上将军、中书右丞等职。大德二年（1298），加平章政事、佥书枢密院事等职。以病卒。

洪福源家族本为高意高富为什么会入仕于元朝洪福源，其先人为中国人。唐朝时，政府派才子八人往高丽助行教化，洪福源之祖先就在其中，其子孙在高丽世为贵族，所居之处被称为唐城。洪福源的父亲名大宣，以都领镇守麟州。1216年，契丹军攻入高丽，次年，攻占了江东城池，盘踞在那里。1218年，成吉思汗派兵进入高丽讨伐契丹军，大宣迎降，与蒙古军合攻契丹军，降其元帅赵冲。

1231年，窝阔台派兵征讨高丽，洪福源率已附之军助蒙古，进至王京（今开城），高丽王王蜟请降。第二年，高丽复叛，举国避人海岛，洪福源集合北部边界四十余城之民，等待蒙古军到来。八月，蒙古军至，洪福源率所部与之会合，进至王京，蒙古军主将撒礼塔中流矢身亡，蒙古军还，福源留守。

1233年，高丽军攻西京（今平壤），洪福源战败，其父大宣被擒，洪福源遂率部退出高丽，屯驻于辽阳、沈阳之间。甲午年（1234），福源被任命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并受命招讨本国未附人民。

1235年，洪福源与蒙古大将唐古拔都儿共击高丽，拔十余州。1245年，从阿母罕拔威州平虏城。1251年，宪宗即位，仍授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

1258年，高丽王子王綧人质蒙古，欲并统本国归顺军民，遂向皇帝诬告洪福源，福源被杀，年五十三。后追封沈阳侯。

洪俊奇，小字茶丘，洪福源第二子。中统二年（1261），上表白其父之冤，世祖遂以他袭父职，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至元六年（1270），高丽权臣林衍叛，洪俊奇与蒙古军往讨。十二月，世祖命洪俊奇屯驻凤州等处，立屯田总管府。十年，破林衍余党于耽罗。

十一年，洪俊奇参与谋划东征日本事宜。八月，授东征右副元帅，东征日本，拔对马、一岐诸岛。十四年，授镇国上将军，东征都元帅，镇守高丽。十七年，授龙虎卫上将军、征东行省右丞。十八年，东征日本，遇飓风船坏，撤回。二十四年，从世祖亲征乃颜，有功，授辽阳等处行尚书省右丞。二十七年，告病辞官。二十八年，以病卒，年四十八。

洪君祥，小字双叔，福源第五子。十四岁，随兄洪俊奇朝见世祖，世祖甚喜，命选儒师教他读书。双叔主要参加的是对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伯颜伐宋，双叔随秃满歹攻宋淮安，以牵制宋军回援。又奉使伯颜军中，为伯颜所喜爱，遂从南伐。宋平，以功授武略将军、中卫亲军千户。二十三年，任昭武大将军、同佥枢密院事。二十八年，授辽阳行省右丞。成宗即位后，先后担任过中书右丞、江浙行省右丞、辽阳行省右丞等职。武宗即位后，曾任中书省平章政事，辽阳行省平章政事等职。至大二年（1309）卒。

洪万，小字重喜，洪俊奇之子。至元十八年，袭父职，任高丽军民总管。数次参加平定北方诸王叛乱的战争，立有战功。至元二十八年，以功授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至大三年，卒，其子洪滋袭爵。

汪世显父子建立过哪些功勋汪世显，字仲明，其世系出自旺古部，巩昌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人。

开始时奉仕于金，因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亡后，固守所辖地区。1235年，蒙古太子阔端带兵临城下，汪世显认为蒙古太子“仁武不杀”，必能保全全城军民，于是就率部归降。阔端很欣赏汪世显的军事才能，让他随自己出征南宋，于是开始了汪世显父子为元建立功勋的生涯。

1236年，阔端攻蜀，汪世显为前锋，兵锋甚锐，所向无敌。在阳平关与南宋守军主力曹友闻军的激战中，他单骑突进，杀数十人，后与友军会合，杀其主将，大败宋军，冲破了进入四川的门户。

1238年，汪世显随都元帅塔海绀（gàn）卜再入四川，驻军于葭萌，宋守将依山为寨，汪世显带精兵数十骑前往夺之，乘胜攻占资州（今四川资中），攻略嘉定、峨眉。

1239年秋，汪世显又随塔海入川，驻军开州。其时正值天阴多雨，路途泥泞难行，汪世显率军由小路攀缘而进。宋守军驻于万州长江南岸，汪世显于长江北岸造船以迷惑宋军，夜率伏兵由上游乘革舟（一种皮制的渡水用具）顺流而下，袭破宋水军，一直追杀至夔州（今四川奉节），过了巫山。第二年，回师攻重庆，因天气暑热而罢。这年的秋天，汪世显以军功卓著受到元太宗嘉奖，赐金符。

1240年，汪世显随蒙古军再度入蜀。当时守成都的是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成都城池坚固，蒙古军多日没有攻下。陈隆之部将田显与元军约降被发觉，汪世显知道之后说：“事情很紧急!”马上指挥架梯攻城救田显，田显打开城门做内应，蒙古军就这样攻陷成都。之后，汪世显当即率精锐五百作大军前锋驰攻汉州（今四川广汉），斩敌三千于汉州城外，三天之后元大军到达汉州，又过三天，攻占汉州。

1241年春，阔端召汪世显入见，因为军功卓著，拜汪世显为便宜总帅，赐虎符、锦衣、玉带，统辖秦（今甘肃天水）、巩等二十余州，军民财赋都听他裁决。不久，汪世显病死。

汪世显有子七人，多有功战，最显著的是次子汪德臣和四子汪良臣。

汪德臣，字舜辅，赐名田哥。父亲病死后，袭爵巩昌等二十四路便宜都总帅，随阔端入蜀。继续攻占四川。在攻占四川的过程中，他善用兵，作战猛，智勇并用，屡建功勋，深得元宪宗的赏识与信任。益昌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宪宗非常重视，视为攻蜀大计，为了顺利建成，宪宗令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都听汪德臣节制。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南宋官兵的恐惧，经常出兵阻扰；刚开始建城时，一方面要建城，一方面又要防守，后援又少，十分困难。为了完成任务，汪德臣奏准以兄忠臣代摄总帅府，自己全心投入建城事宜。1254年春，四川大旱，嘉陵江水位低，漕运困难，粮食运不到，军心不稳，有人建议弃城，汪德臣说：“国家把蜀中事全托于我，我就是死了，也不能弃城啊!”把所乘骑马斩杀以飨士卒，又派兵袭击宋军守地抢粮，不久水运陆运的粮食到了，士兵才安心了。为了尽快把城建好，除了加快建城之外，他还以攻为守，设法招降宋将，以宋将游说宋将；同时时有出击。就这样，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建成了益昌城，还使这个地方的经济有了发展。宪宗攻蜀到益昌视察，赞他“汝身甚小而胆甚大”，赐金带并刻石为他记功。

汪良臣，十六七岁就随兄德臣征蜀。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即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和林称汗，阿蓝台儿、浑都海都拥护阿里不哥，他们企图攻占关陇地区，以威胁元世祖的统治地位。叛军与汪良臣军在耀碑谷对阵。战前，汪良臣对手下诸将慷慨发誓说：“今天的战事，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胜利可保住富贵，失败身死家亡，如果大家听我命令，即使死在战场上，也不失忠孝之名!”众将受到很大鼓舞，士气激昂。在战场上诸将唯恐落后，争先杀敌，一战而全歼叛军，活捉阿蓝台儿、浑都海。元世祖听到捷报，赐汪良臣金虎符，授便宜都总帅。

此后在攻占四川及对四川的治理中，汪良臣都立有功勋，多次得元世祖的褒奖。

史天泽为什么能在元朝始终贵宠如一史天泽，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史天泽“出将入相五十年”，是元朝唯一的做官做到右丞相地位的汉族显贵。元帝对他始终贵宠如一，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史天泽在为蒙古灭金、灭宋的过程中立了大功。史天泽兄弟在灭金过程中招降了不少金的将领，占领了不少金的土地，消灭了不少金军的有生力量，安抚了所占领地的百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天泽配合蒙古军逐灭金帝。1232年，史天泽奉命略地汴京以东地区，招降太康（今河南太康）、睢州（今河南睢县）等地，追斩金将完颜庆山奴，迫使金主从汴京突围出逃，史天泽率军穷追不舍。金主逃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史天泽追到归德，金主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史天泽追到蔡州，与元大军合围蔡州。史天泽负责北面战事，在战斗中，他结筏暗渡汝水，与金军血战几天，蔡州城破，金帝上吊而死。在灭金之后的伐宋过程中，史天泽也为蒙古立下了大功，在这些战役中，他配合蒙古军打了许多胜仗。此外，在平定元阿里不哥和李璮的叛乱中，史天泽也出力甚多，如平李埴叛乱时采取的围而不打、待敌食尽自乱的策略就出自史天泽。

其次，史天泽对古今兴亡有较深入的研究，除了精通军事之外，他还懂治国安民之道。他知人善任，长于兴利古代集市图除弊。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道，史天泽给忽必烈上的奏折建议：朝廷应当建立监督机构，安抚百姓，举任贤能等安定天下的措施。深得忽必烈嘉许。中统二年五月，史天泽被拜为中书右丞相后，凡是他先前所提出的治国安民的措施，全部先后实行。可见，他给忽必烈的奏折不是泛泛之论，而是针对当时的现实提出来的；而他的中书省的十条省规，也使朝廷政务运作井然。

此外，史天泽的人品也是一个因素。史天泽文能安都，武能定国。但他从不傲慢，但到重大关键时，“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当了丞相，门庭悄然，不事张扬。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都能以礼相待，设法举荐任职，一生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郭子仪和曹彬是唐宋时贤臣，有安邦定国之才却从不自高，也从不擅杀一人，上上下下一片和合，从无说坏话的人。）

为什么说董文炳是元朝的重要大臣董文炳，字彦明，是董俊的长子，汉人。董文炳为忽必烈立下大功，特别是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宋的战争中拼死效力，受到忽必烈的嘉奖。从而成为元朝的大臣。

1253年秋，忽必烈受命征南诏（我国西南地区），董文炳率四十六骑赶赴大理从征，一路上随从人马死了许多，到了吐蕃时，只剩两人。董文炳在两人搀扶下继续前行，饿了就吃死马肉，每天走不到三十里，但他毫不动摇。就这样到达大理，忽必烈非常感动。忽必烈组建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璮之乱后，忽必烈认为世侯权力过大，剥夺世侯权力，唯有董文炳的权力没有触动。至元九年（1272），董文炳被任命为枢密院判官，次年，拜为参知政事。

至元十年，元大举伐宋，董文炳在正阳（今安徽霍丘东北）与宋将夏贵有一场恶战。他中箭仍不下战场，宋军攻势很猛，他自己包扎伤口，握剑督战，终于挡住了夏贵的猛攻。至元十二年，在决定南宋命运的镇江战役中，董文炳建大将旗鼓，亲自乘战船指挥元军作战，他的儿子和侄子做他的两翼，与宋军进行了殊死的拼杀，声震天地，尸体、武器使江水为之不流。此役董文炳获全胜，宋军主力被消灭。灭宋后，伯颜奏称，平定南宋之后，安抚百姓招徕流亡之功，董文炳居多。至元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让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大大小小的事情，由你定夺。”有一次，忽必烈当着宗室大臣，称赞他：“董文炳是功臣啊，理应坐在上坐。”这可以看作忽必烈对董文炳的评价。

张弘范在灭宋战争中有什么作为张弘范，字仲畴，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的第九个儿子，少承家训，精通兵法，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在灭宋战争中，他既能分析与南宋作战的经验与教训，又能根据战争实际情况正确取舍定夺，加上他善于带兵，作战猛而狠，在灭南宋的战争中立了不小功劳。在襄樊（今湖北襄阳和樊城）大战中，提出彻底断绝襄阳与外界联系的建议；在攻打樊城时，他又提出断绝襄阳从水上增兵樊城的通道，实行“水陆夹攻”。这些正确的主张都被主帅采纳，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至元十二年（1275）四月，南宋被灭在即，元世祖告诫前方将领不要贪功轻敌，张弘范向主帅进言，认为元世祖不了解实际情况，现在敌人士气低落，正是元军乘破竹之势，消灭南宋的大好时机。建议得到了伯颜的欣赏，促使元世祖批准元军继续进兵。在决定南宋命运的镇江焦山大战中，正当战斗激烈之时，张弘范看中时机，率一军从旁横冲宋军船队，促成了宋军的溃败。此役他被蒙古授拔都（勇士）称号。

张弘范在灭宋中最突出的作为是力战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迫使陆秀夫背着宋帝赵昺（bǐng）蹈海而死。

崖山是宋末帝赵昺的藏身之处，宋军依仗天险，防守很严。正式交战之前，张弘范派奇兵烧了宋帝建在岛上的宫室，并切断宋军淡水的供应，使宋军只能吃干粮，饮海水，困苦不堪。发起总攻后，张弘范分兵四路攻击宋军，而他自将一军居西南，负责最难攻击的一面。元军在每只战船上都有战楼，用布覆盖，让战士藏在里面，约定鸣金而动。张弘范命令各船都以他船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他船上的乐声响起来之后，就在宋军以为元军正在举行宴会而渐渐放松了警惕时，张弘范的船径直向宋军冲去，其他战船紧随其后赶上，在与宋军战船很近时，张弘范突然鸣金进军，元伏军撤下布障，“弓弩火石交作”。“顷刻破七舟，宋师大溃”。陆秀夫知大势已去，负赵爵蹈海而死。

第二十一章

黄金家族的兴起蒙古黄金家族①自其传说中的始祖起，至公元12世纪末成吉思汗（1162—1227）统一蒙古部、崛起于漠北，经过了大约四五百年的时间。

这个家族出自蒙古部，是唐代室韦的一支。《旧唐书·北狄传》称做蒙兀室韦，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岸的山林地带，后西迁至斡难（今鄂嫩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土兀剌（今土拉河）三河河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一带。蒙古部最初只是一个包括乞颜和捏古思两个氏族的小部落，经过蒙古部族若干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强盛，原氏族发展出了很多分支。但是，直至11世纪中叶以前，它依然是一个包括大小十几个氏族的比较弱小、分散的部落。《元朝秘史》②、《圣武亲征录》③和（波斯）拉施特《史集》④等记载了黄金家族祖先的传说及其兴盛发展的历史。

黄金家族传说中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和妻豁埃马阑勒⑤从额尔古捏一昆（今额尔古纳河东山林地带）同渡腾汲思水，西迁至不儿罕山（今蒙古大肯特山）一带居住，生子名巴塔赤罕。下传11世，至成吉思汗的11世祖朵奔蔑儿干（又做脱奔咩哩犍）。朵奔蔑儿干有兄名都哇锁豁儿，为蒙古部朵儿边氏始祖。传说他额中生一只独眼，能望见三程远处的势物。一日，兄弟二人同登不儿罕山眺望，都哇锁豁儿见一群百姓顺统格黎小河徙来，一辆黑车子前坐着一个美妙的女子。便对其弟说：“那女子若尚未嫁人，索与弟为妻。”遂遣弟前去探察。朵奔蔑儿干见女子果然生得俊俏，且未嫁人。于是就娶她做了妻子。此女名阿兰豁阿（又作阿阑果火⑥），是豁里秃马惕首领豁里剌儿台蔑儿干（又作郭哩岱）之女。

阿阑豁阿先生二子，一名不古纳台，一名别勒古纳台。从此二子繁衍出两个蒙古部落。既而夫亡，阿阑豁阿寡居，又生三子。长名不忽合答吉，次名不合秃撒勒只，幼名孛端察儿。孛端察儿即是蒙古孛儿只斤氏⑦的始祖。

孛端察儿稍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其母阿阑豁阿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母死后，五兄弟分家产，诸兄以其愚弱，不分与他。孛端察儿见兄长们不以兄弟相待．便说：“贫贱富贵，命也。资财何足道。”⑧遂独乘一匹生断梁疮的秃尾青白马，愤然离去，顺斡难河至巴勒谆阿刺（又作八里屯阿懒）之地，结草庵而居。饮食无所得，遇有苍鹰猎兽，遂用马尾作套，捕鹰而养之。鹰即驯，则以鹰捕猎飞禽、野兔为食。居数月，有兀良哈部众数十家自统格黎小河之野逐水草迁至此地。

孛端察儿每日到这群百姓处讨马奶喝，夜则归宿草庵。后其兄不忽合勒吉来寻，邀与俱归。途中兄弟相谋以兵征服这些兀良哈人。既而，以孛端察儿为先锋，率壮士往征，果胜。孛端察儿掳一孕妇为妻，生一子，取名札只刺歹。他就是蒙古札答阑氏的始祖。后来曾与铁木真结为安答⑨的札木合即出自该部。

孛端察几正妻所生之子，名八林昔黑刺秃台必畜（又作把林失亦赖秃合必赤、合必赤把阿秃儿、不合）。至此，家遭稍盛，有了马群、隶民和奴婢。

成吉思汗八世祖名咩然笃敦（作蔑年土敦、土郭一蔑年，父即八林昔黑刺秃合必富。土敦当是突厥、回鹘的部族官吐屯，此人当是有吐屯官职的人）。他的妻子名莫孥气伦一塔儿浑。“塔儿浑”是蒙古语“肥胖”之意。她生有七子⑩，而后寡厣。她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富，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她常常吩咐人把牲畜赶到一起，每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山顶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和遍地蹄印时，便喊道：“牲畜全聚拢来”!莫孥伦秉性刚急，时有名为押刺伊而（又作札刺亦儿、札刺儿、阻卜札刺部）的蒙古人，遭邻族契丹人的屠掠，身材如鞭子一般高的儿童全被杀光；家具什物和牲畜也被洗劫一空。一部分离契丹稍远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逃了出来，向斡难河、怯绿连河一带迁徙，到了莫孥伦的营地境内。他们掘草根为食，在牧场上掘出了许多坑，破坏了莫孥伦儿子们驯马的地方。莫孥伦勃然大怒，驱车径出，辗伤了掘草的儿童，甚至有的被辗死。押刺伊而人怨愤，他们尽驱莫孥伦的马群以去。莫孥伦诸子不及被甲，便前往追击，为押刺伊而人所败，6子皆死，押刺伊而人乘胜杀奠孥伦，灭其家。唯长孙海都尚幼，被乳母藏于积木中得免。

此前，莫孥伦第七子纳真（又作纳臣把阿秃）按蒙古人的习俗在八剌忽部民家为赘婿，也幸免于难。事后，纳真将海都接往八剌忽之地。海都稍长，纳真与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后海都与纳真联合八剌忽部，起兵攻灭押剌伊而，虏其民为奴隶，由此势力渐强。近旁部落归之者渐众。此后，纳真一支将营地移至斡难河下游。海都先在八剌忽真之地，后又迁回不儿罕山故地。

海都死后，其次子察刺孩领忽（又作察剌合领昆）嗣为首领，他是蒙古泰赤鸟氏（又作泰亦赤兀惕）之始祖。泰赤乌部人数众多，拥有无数军队。察刺孩领忽与长子想昆必勒格二人都有辽朝的部族官号。此时，蒙古部在漠北地区已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势力。察刺孩父子的时代，当是蒙古部强盛的起点。

海都长子伯升豁儿多申（又作伯升豁儿多黑申、拜姓忽儿）生一子名屯必乃薛禅，他是成吉思汗四世祖。伯升豁儿早亡，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察刺孩领忽娶嫂为妻，又生二子。一名坚都一赤那（又作建都一赤那，意为公狼），一名兀鲁克臣一赤那（又作玉烈贞一赤那，意为母狼）。这两个儿子的后代形成了两个部落，他们被称为赤那思部落（赤那思为赤那一词的复数）。屯必乃的后裔形成了另一支强大的势力集团，并一直与泰赤乌部联合。

屯必乃薛禅生二子，长子合不勒罕（又作合不勒合罕、葛不律寒），次子（挦）薛赤列。屯必乃卒，合不勒被推举为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他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列祖中第一个称汗的首领。从他繁衍出许多氏族和分支，他的子孙被称为“乞牙惕氏”。在蒙古诸部中，他声名昭著，很受尊敬。合不勒及其儿子们都非常勇敢和能干。辽末金初，蒙古部建立起了强盛的兀鲁思。

公元1125年（金天会三年），金灭辽后，北境达到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以北。金朝皇帝闻合不勒汗强盛，欲与通好，遣使邀其来朝。合不勒汗至，金帝待之甚厚。在一次有各种美味食品和饮料的宴会上，合不勒汗大出风头。他一向认为金朝君臣生性狡猾，不讲信义。下毒害人是出了名的。因此格外小心。他水性很好，据说能在水中呆上吃掉一只羊的时间。席间，他不时到外面去，沉没到水里，仿佛是为了解暑。实则潜入水中，将吃下的东西全部吐掉，以防中毒。然后，回到席间继续照常吃喝。金朝君臣颇为惊异：“他怎么老是吃不饱、喝不醉，老不呕吐?”在这次宴席上，合不勒汗很兴奋，他拍手而舞，走到金朝皇帝面前，抓住他的胡须。廷臣和护卫见他举止粗野无礼，便向他扑过去。但金帝非但没有怪罪他，反倒把这当成友好的玩笑和戏闹，宽恕了他，并送他很多金子、宝石和衣服。彬彬有礼地把他送了回去，以免引起双方敌对。但廷臣们认为不应该忽视他的无礼，将他纵还，于是又遣使追他还朝。合不勒汗害怕被金朝扣留，杀死了使臣，逃回了自己的部落。从此，合不勒汗与金朝关系破裂。

古代山水画鉴赏合不勒汗的妻子名豁阿一古鲁古。“豁阿”是容貌洁净、美丽的意思。古鲁古是她的名字。她是翁吉剌部人。有一次，她的一个名叫赛音一的斤的弟弟病了，从塔塔儿部请了一个萨满作巫法医治无效，赛音一的斤死了。他的亲属为此杀死了那个萨满。由于合不勒汗与赛音一的斤有亲戚关系，于是他便派兵去攻打塔塔儿部。塔塔儿是金朝的属部，金朝也经常驱使他们攻打合不勒。因此，两部互相敌对，彼此争战不休。

合不勒汗有七子，长名斡勤一巴儿合黑（又作窠斤“斡勤”，蒙古语“姑娘”之意）。他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面容美净，他有一张阔大、下颏丰满的圆脸。他年轻时，就被塔塔儿人抓去送到金朝，被钉在“木驴”上处死。他是长支乞颜主儿气（又作禹儿乞、禹儿勤、主儿勤）氏的始祖。他的后裔也形成了许多部落。

合不勒汗死后，泰赤乌部首领想昆必勒格的儿子俺巴孩作了蒙古部的汗。后来，俺巴孩汗到塔塔儿部选姑娘为妻，使塔塔儿人感到受了侮辱，将他抓起来送给了金朝。金朝依然将他用“木驴”处死。

俺巴孩汗死后，蒙古部推举合不勒汗第四子忽图剌为汗。忽图剌骁勇无比。蒙古诗人为他创作了许多颂扬的诗篇。据说，他声音宏亮，以致隔开七座山都能听到他喊叫的声音。他的手犹如熊掌，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能毫不费力地像折断木杆一样将他折成两段。他攻击之猛烈，可使三河之水翻腾起来。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只三岁羊，喝一大碗酸马奶。忽图剌为了给俺巴孩报仇，统率全部蒙古军队进攻金朝。击溃了金军，缴获了无数战利品。回军途中，忽图剌轻装前进，携鹰打猎，遭到朵儿边部的袭击，军队溃散，他只身逃脱。当他走到一片沼泽时，马陷进了泥潭。他将一只脚踏在马鞍上，纵身一跳，跳到了水洼的边缘。这时，追击的人站在水洼另一边，向他喊道：“一个蒙古人丢掉马，还能有什么作为，不如回来吧!”他向敌人射了几箭，将他们赶跑。敌人退走后，他将马从泥潭里拉出来，他不愿空着手回家，于是又折回去，从朵儿边人的马群中抓了一匹驯良的公马，将母马驱赶在前边。时值春天，他又在草原上拾了一些野鸭蛋，装在靴子里，挂在马鞍上，光着脚骑在公马上悠闲地赶路。亲人们见败兵逃回而不见他的踪影，以为他已经战死，正在哀悼他。他的突然到来，使人们喜出望外。顿时，哀悼变成了欢庆。忽图剌死后，合不勒的次子把儿坛把阿秃儿（又作八哩丹、八里丹）的第三子、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又做叶速该、伊苏凯）把阿秃儿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也速该英勇过人，威名远扬，曾多次与其他蒙古部落和金朝作战。而其中的多数战争是与当时的强部塔塔儿人进行的。

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也速该在一次与塔塔儿人的战争中取胜，俘获了他们的部长帖木真一兀格（又作铁木真一斡怯、帖木真一斡怯）和豁里一不花（又作忽鲁一不花）。并洗劫了他们的马群和财产。当也速该凯旋时，适逢其妻诃额伦一兀真在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亦作跌里温一盘陀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地方生下一子。他降生时，右手握着一块如赤石般的凝血，也速该颇感奇异。由于他战胜了敌人，当然认为这奇异现象是吉祥的征兆，遂以俘获的塔塔儿部长的名字为长子命了名，这就是后来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吉思汗铁木真（又作帖木真、忒没真、特穆津）。

诃额伦是也速该的长妻，生有四子，次子名拙赤·合撒儿（又作搠只·合撒儿）。“拙赤”是名字，“合撒儿”意为“猛兽”。由于他十分勇猛，故得到了这一称号。据说他的肩与胸很宽，而腰很细，他侧卧时，能容一条狗从肋下穿过。他力气过人，能用双手抓起一个人，像折一支箭一样将他折成两段。三子合赤温（又作哈赤温），他死得早，他的儿子额勒只带（又作按只吉歹、按只带）威望很高。四子铁木哥一斡惕赤斤，他在蒙古人中间，以长于建筑、好修建“宫院”著名。铁木真诸弟，后来都是黄金家族中威名赫赫的人物。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舅族斡勒忽讷兀惕百姓处选妻，行至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之间，遇见翁吉剃部首领特兴薛禅。特薛禅见铁木真眼睛明亮，面上发光，相貌非凡，便说：“也速该亲家，我昨夜得一梦，梦见一白海青两爪攫取日月飞落到我手上。这是奇异的。你今日领着儿子前来，正是应了我的梦。你们乞颜人的吉兆来了。”接着又说：“我有一美貌的小女，请亲家去看看。”遂领也速该父子至其家。及见其女，果然容貌俊美，面士发光，眼睛明亮，很是中意。女名孛儿帖，长铁木真一岁。翌日，也速该代儿子向特薛禅求婚。特薛禅说：多次求婚才答应，则主贵；少次求婚就答应，则卑贱。虽然这样说，大凡女孩生下来，没有老留在家里的道理，我将女儿许配你的儿子，把他留在我家做女婿。于是，也速该用从马作了聘礼，将铁木真留在了特薛禅家。在回家途中，行至扯克扯儿地面，也速该饥渴，适逢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便在宴席前下了马。不意被塔塔儿人认出，他们为报往日之仇，邀他参加宴会，暗地里在食物中下了毒。也速该在回家的路上感到不适，意识到自己是中了毒。勉强回到家中，便死去了。之后，按照他的遗言，人们将铁木真从翁吉剌部接回。

也速该死后，他的儿子年幼，家道开始衰落。同族的泰赤乌部势力强大，他们遗弃了铁木真母子，迁到了别处。铁木真家的属民也相继离开他们投靠了泰赤乌部。近侍脱端一火儿真也准备离开，铁木真亲自挽留。他却说：“深池已干，坚石已碎，留复何为?”诃额伦见此情景，遂亲自上马，麾旗将兵，追赶叛离的部众，驱其大半回归。部将察剌合（又作察剌海）在厮杀中受伤，铁木真亲自慰劳。此后，仍不断有部众离他们而去。

被族人遗弃的铁木真母子流落在斡难河畔，过着贫困的生活，家里只剩下一个仆人、九匹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强的诃额伦带着幼子们与命运抗争。她束紧固姑冠，严整衣裙，奔波在斡难河边。他们采拾杜梨野果，掘取野葱、野韭和草根为食，铁木真兄弟还在河中捕鱼。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铁木真一次，铁木真因捕获的一尾金色鱼被其异母弟抢走，与之发生争执。母亲教育他们：你们是同父之子，一定要和睦相处。要知道，现在你们是“影子以外无伴当，尾巴以外无鞭子”，如果兄弟间再不和，就无法向泰赤乌人报仇。铁木真不听劝告，竟杀死了异母弟别克帖儿。为此，他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她训斥说：“败子们，你如吃胞衣的狗，如冲山崖的猛兽，如难抑其怒的狮子。如吞食活物的蟒蛇，如自冲其影的海青，如噤声吞食的大鱼，如咬其羔儿后腿的风雄驼，如在风雪里奔冲的狼，如赶不动雏儿而食之的猛禽，如护窠的豺狼，如搏食的猛虎，如疯狂的禽兽。你们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巴外无鞭子。现在正受着泰赤乌人欺凌，谁去报此仇，你们怎么做出如此手足相残之事。”

铁木真稍长，泰赤乌人惧其羽翼丰满而成后患，便前来袭击。诃额伦母子逃入密林，泰赤乌人无法进入，遂将林子包围起来。铁木真躲了几天后，牵着马出来寻找食物，被泰赤乌人抓获。泰赤乌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令他徇行各处，每营（户）住宿一夜，各户轮流看守。一天，泰赤乌人举行宴会，铁木真用枷将看守他的小孩打昏在地，逃了出来。在泰赤乌人出来搜索时，他仰卧在水沟里，将身体藏入水中。面部露出水面。速勒都思（又作速勒都孙）人锁儿罕失剌发现了他，但没有告发。前几天，铁木真曾被派到锁儿罕失剌家看管，他的两个儿子沉白和赤老温怜悯他，夜间曾给他卸掉枷锁。他认为这家人也许会救他，于是在追捕结束后，铁木真又回到了锁儿罕失剌家。沉白和赤老温说：“雀儿逃避大鹰，逃入草丛里，草丛尚能救他性命，如今有人逃到我们家里，若不能救他，反不如丛草。”遂将铁木真的枷打碎烧掉，让他藏到装羊毛的大车里。几天后，锁儿罕失剌备了一匹甘草黄白口的骒马，煮了一只吃两只羊奶的肥羔羊，装了一皮桶马奶子，给了他一张弓，两支箭，送他上路。铁木真得以同母亲、弟弟会合。不久，全家迁到桑沽儿小河（今克鲁伦河支流臣赫尔河）附近合剌只鲁格的阔阔海子地方住下，以打捕土拨鼠、野鼠为食。一天，铁木真家门前的八匹骟马被人盗走，仅存的一匹黄马又被其弟别勒古台骑着猎土拨鼠去了。他们只好等傍晚别勒古台回来再去追赶盗贼。路上，铁木真幸遇纳忽伯颜（伯颜，意为富人）的儿子孛斡儿出（又作博尔术、孛斡尔出、博郭尔济），在他的帮助下，追回了被盗的八匹骟马。

铁木真自父死回家后，一直没有再见到妻子孛儿帖。生活稍事安定后，他便与别勒古台沿着怯绿连河去寻觅孛儿帖。在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之间找到了特薛禅家，在特薛禅的主持下与孛儿帖完婚。并由其岳母将他们一直送回家。

铁木真想让孛斡儿出做他的那可儿，遣别勒古台去接他。孛斡儿出没有禀告父亲便随着别勒古台来了，铁木真非常高兴。不久，他们全家迁到了客鲁涟河源头不儿吉之地（今克鲁伦河上游布尔肯小河旁）。

艰难坎坷的历程，使铁木真深感身单势孤，难以成就大业。为应付复杂的环境，反抗泰赤乌贵族的欺压，他需要强大势力的支持、帮助。于是，他与合撒儿、别勒古台来到土兀拉兴河黑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克烈部首领、他父亲的安答王罕处，将孛儿帖见公婆时的礼物黑貂鼠皮袄送给了王罕，尊称王罕为父，以求得他的支持和庇护。王罕答应帮助他将离散的部众招集回来。通过王罕，铁木真又取得了他儿时的安答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支持与配合，开始聚集力量。

继孛斡儿出之后，居于不儿罕山附近的兀良哈部人札儿赤兀歹老翁携子者勒麦（又作折里麦）来投铁木真，表示供他驱使，为他“备鞍子，看门户”，即做门户奴隶。

当铁木真家族势力开始慢慢恢复却羽翼未丰之际，又遭到了三姓蔑儿乞人的袭击。他们洗劫了铁木真的营地，虏走了家人豁阿黑臣和别勒古台的母亲，孛儿帖由于没有马骑，坐在一辆牛驾的黑车子里，也被蔑儿乞人抢走，并给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作了妻子。蔑儿乞人来袭时，诃额伦怀抱幼女帖木仑，与铁木真五兄弟、孛斡儿出、者勒蔑等骑马逃入不儿罕山，蔑儿乞三百军马围追，终不能及。于是他们虏走孛儿帖，报了当年也速该夺妻之仇。

不久，铁木真、合撒儿、别勒古台再次前往土兀拉河黑林拜见王罕，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求援助。王罕答应起兵2万助击蔑儿乞，救还孛儿帖。同时，要他们再与札木合联系，要求他再出兵2万相助。于是铁木真遣合撒儿去见他的安答札木合。札木合也答应出兵，将作战计划通报铁木真和王罕。至期，王罕与其弟札合敢不各率一万兵马，札木合起兵一万，并统领铁木真的一万兵马。他们在孛脱罕孛斡儿只地方会师后，突袭蔑儿乞人的营盘不兀剌川（今恰克图南布拉河）。蔑儿乞首领脱黑脱阿无备，部众溃散，与兀洼思氏蔑儿乞的答童亦儿兀孙只带着少数随从沿着薛凉格河（今色楞格河）逃往巴族儿忽真地面（今贝加尔湖以东一带）。铁木真在溃逃的人群中兴找到了孛儿帖。合阿惕氏蔑儿乞的合阿台答儿马剌被俘，送往不儿罕山。为报母亲被虏之仇，别勒古台将300蔑儿乞人全部杀死。毁坏了房屋，将美貌女子虏为妻子或奴婢。公元1185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的帮助下，征服了蔑儿乞部。

这次战争后，铁木真在蒙古诸部中声威大振，致使泰赤乌人闻风逃窜。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他又迁回了桑沽儿小河驻营。蒙古部众纷纷来附。其中有兀良哈人速不台（又作速不额台）、者勒蔑的弟弟察兀儿罕，巴鲁剌族人忽必来，忙忽族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阿鲁刺族人孛斡儿出的弟弟斡哥连，巴阿邻族人豁儿赤兀孙老人等大小20余部的首领和部众。这些人多出自弱小的氏族，有不少地位低微的奴隶和属民，他们总是依附于强大的贵族势力。现在，他们投靠了铁木真，拥立他为首领。愿为他“砍断逞气力者的项颈，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如老鼠般地把收集的财产储存起来，像黑老鸦般地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似盖毡般地作为屏障，把宫屋保护得风雨不透”。他们希望铁木真事业成功，自己的地位也可随之上升；铁木真则想依靠他们壮大自己，于是他用高官、美女对他们加以笼络。这从豁儿赤与铁木真的一次对话中就可以得到反映。豁儿赤对铁木真说：“你若作国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铁木真回答：“我真个做呵，教你作万户。”豁儿赤则说：“我告与你许多道理。只与我个万户呵，有什么快活?与了我个万户，再国土里美好的女子，由我捡选三十个为妻。”

这时，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氏贵族也重新向铁木真靠拢，他们中有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莎儿合秃主儿乞及其子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捏坤太子之子忽察儿别乞等。投靠泰赤乌的原也速该的部属、札木合的族人及其麾下部众也有来归者。那些部落贵族本来是享有被拥立为汗的权力的，但现在，铁木真的势力发展了，他古代风景画鉴赏们已经无力与之对抗，反而希望借助于铁木真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于是他们共同拥立铁木真为汗。

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宋淳熙十六年），贵族们在古连勒古（又作古列勒古）地面桑沽儿小河地方召开大会，作出保证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作前哨，但虏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产，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于是，铁木真被蒙古各部贵族推举为汗，号成吉思。

铁木真即为蒙古部的首领，便开始建立巩固统治地位的制度，分设带弓箭的、带刀的、管饮膳的、掌管放牧羊只的、管修造车辆的、管家内人口的、掌驭马的、管牧养马群的、负责远哨近哨的和守卫宫帐的等10种职务。又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孛斡儿出和者勒蔑为那可儿之长。担任上述职务的，除其弟别勒古台、合撒儿外，几乎全是他的那可儿。他们不像蒙古旧贵族那样拥有显贵族望和属民，而是靠铁木真“用人肉养着，用铁索拴着”，随时可以放出去博取猎物的新贵。铁木真通过这套制度，组成了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队伍，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经过20年的抗争，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终于在漠北草原崛起了，此后，成吉思汗便开始了他统一草原各部、创建大蒙古国的历程。

黄金家族的崛起乃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大事，当成吉思汗所向无敌地扩张势力之后，他和他的家族的后裔，不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大蒙古国和元朝，并曾在今新疆，中、西亚和东欧地区建立过察合台、窝阔台、钦察和伊利四大汗国。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的后裔，作为蒙古贵族、地方统治者，在大部分蒙古地区统治了数百年，直至20世纪初中叶。

注释①“黄金家族”一称，见于《蒙古黄金史纲》等文献、参见朱风、贾敬颜等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蒙古黄金史纲》一作《阿勒坦·脱卜赤》，俗称《小黄金史》，蒙古编年史。作者佚名，成书于明末。有蒙古文、俄文、日文、英文、汉文等刊行本，有《蒙古编年史——黄金史》、《成吉思汗传》、《圣成吉思汗传》、《黄金史——蒙古年代记》、《蒙古黄金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不同译名。此外，尚有以《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为名的抄本、译本流传于世。

②蒙古语名《忙豁勒·组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文献。原文为畏兀儿体蒙古文，早已散失。作者佚名。书后有写于鼠儿年的记载，故学界有成书于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等几种意见。现存的文本是明朝四夷馆的汉文音译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古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分段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10卷和续集2卷。《永乐大典》收录本为15卷。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282节，学界一般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元朝秘史》自19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至今，此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在某些国家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22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人谱系，他的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坎坷经历和他在战乱中成长壮大以及建立大蒙古国的过程。书中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此书是经过续修的。

在现行的版本中，以1936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为最好。本文和以后各篇所引用的《元朝秘史》皆为该版本。

③又名《圣武亲征记），著于元世祖至元年间。作者佚名。某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翰林学士王鹗等人所撰。

它是一部记录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史籍，现存版本中，以《说郛》本为最早。近人王国维校注本质量较好。近年，又有贾敬颜教授《圣武亲征录校本》油印本问世。本文及以后各篇所引用的即是贾敬颜师《校本》，以下简称《亲征录》。

④一译《蒙古全史》。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1247-1318年，波斯哈马丹人）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纂，以波斯文撰写，历时10年完成。全书原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蒙古史》，第二部为《世界史》，第三部为《世界地志》。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前两部和一个残缺不全的附编《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蒙古史》包括第一至第三卷，分别记述了乌古思及起源于乌古思亲属、后裔的各部落、民族，即札刺亦儿、塔塔儿等19个部落；克烈、乃蛮、汪古、唐兀、畏兀儿、吉利吉思等9个大部族；自古以来就称为蒙古的诸部落；成吉思汗列祖纪和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成吉思汗训言、军队编制、波斯伊利汗以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史以及旭烈兀至合赞汗的诸伊利汗史以及同时代的亚洲、非洲各国君主传。是研究14世纪以前的蒙古史的最重要的史籍之一。

《世界史》包括第四至第七卷，分别记述了波斯古代诸帝王史，迄萨珊王朝之衰亡以及穆罕默德传；阿布。伯克尔以至穆斯塔辛诸哈里发史，波斯后期伊斯兰教诸王朝史，突厥、中华、犹太、拂郎、印度等民族的历史。本书流传至今的波斯文抄本有10余种。其中最古老、最佳的为伊斯坦布尔1317年抄本。百余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本书进行了校勘、翻译、注释和研究。本文引用《史集》第一、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年出版；第三卷，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出版。以下简称《史集》。

⑤旧译“孛儿帖赤那”作“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作“惨白色的鹿”。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元朝秘史》载。“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和‘巴塔赤罕’”；《史集》记载说：“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其他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并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额儿吉捏一昆。‘昆，的意思是‘山坡’，而‘额儿古捏’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是：捏古思和乞颜。又说：“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儿古捏一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他有许多妻子和孩子，名叫豁埃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合军。”

关于蒙古人的狼鹿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先民时代的图腾观念。祖传说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早已有之。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也有人主张“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乃是蒙古人男女祖先的名字。它与蒙古人出自苍狼、白鹿无关。

⑥《元史·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简称《太祖纪》。

《史集》称阿阑豁阿为豁罗剌思都人。“豁罗剌思”，多桑《蒙古史》作“火鲁刺思”。

⑦“孛几只斤”又作“博尔济斤”、“博尔济锦”、“布尔济斤”，意为“蓝眼睛”。据说，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过了一段时期，有一天，在家里睡觉。一线亮光从帐庐（毡帐）的烟孔上射进来，射入她的腰里。这个情况使她感到惊奇，她惊吓得不得了，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过了一些日子，她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当分娩临近时，她的兄弟们和丈夫的族人们聚在一起说道：“一个没有了丈夫的妇人私下勾引男子怀了孕，这怎么行呢?”阿阑豁阿回答道：“我没有了丈夫却有了孩子，不管实际情况怎样，你们猜测得对，你们的怀疑表面上看来也对。但是毫无疑问，有些怀疑真是罪过，我怎么能做出应受责备的可耻的事呢?的确我每夜都梦见一个红发蓝眼的人慢慢地向我走近来，然后又悄悄地转了回去。我看得很真!你们对我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我所生的这些儿子，都属于特殊种类。他们长大了要成为万民的君主和汗，到那时，你们和其他合剌出（即不属于成吉思汗氏族的部落或人、部落成员）部落才会明了我这是怎么回事。”自其子孛端察儿时，始称“孛儿只斤氏”。其后裔繁衍形成了许多部落，除了成吉思汗祖辈一支外，皆另有姓氏。至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罕时，复冠以“乞颜”之称。乞颜，《秘史》做“乞牙惕”。为“乞颜”的复数形式。《太祖纪》做“奇渥温”，意为“狂暴湍急的洪流”。传说乞颜为蒙古部始祖之一，其后裔遂以为氏。至成吉思汗11世祖朵奔伯颜以后，族支繁衍，各有姓氏，其称号遂湮没无闻。合不勒汗时，复其称。一说“孛儿只斤”一称，始于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时。由于至也速该把阿秃儿时出现了这个特殊的征象。据蒙古人说，这是阿阑豁阿所说的她的子孙的王权征候，这种红发蓝眼睛相貌便证实了她所说的话的正确以及她所遇到的情况的确凿可靠，无可置疑。据说，“直到现在（13世纪初，拉施特撰写《史集》时——引者注），出自也速该把阿秃儿及其诸子与兀鲁黑的后裔，大部分都是蓝眼红发的。”“兀鲁黑”，蒙古语，意为后裔，本氏族的子孙，或与札惕，即外人、外氏族的人相对，作同族人讲。被称做兀鲁黑的不仅限于本氏族成员，凡是有共同祖先的一切有血缘关系的民族成员都被认作兀鲁黑。汗的氏族被称为阿勒坦一兀鲁黑，即“黄金氏族”。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⑧《太祖纪》。

⑨安答，也作谙达、安达、按答。蒙古语音译。意为朋友、义兄弟。

此据《太祖纪》，《史集》则说她有九个儿子。

八剌忽怯谷又作八儿忽真之隘、巴儿忽真一脱窟木，其地有八儿忽真河。约当今贝加尔湖东巴尔古津河流域一带。

“领忽”或“领昆”即令稳，为辽朝小部族官；“想昆”即“详稳”，是辽朝授与大部族首领的官号。

屯必乃，又作敦必乃、统必乃。“薛禅”，蒙古语，意为贤者。

此据《元朝秘史》。《元史·宗室表》称他有六子。《史集》则说“他有九个聪明、能干、勇敢的儿子，其中每一个都是现今有声望的分支和部落的始祖。在这九个儿子中，五个大儿子是一母所生，另外四个是另二个母亲所生。他们全都是把阿秃儿和受尊敬的人”。“把阿秃儿”亦作拔都、拔都鲁、霸都鲁、巴图尔，蒙古语音译，义为“勇士”。

《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中，海都、屯必乃都带有汗（或作“罕”、“合罕”）称号；《太祖纪》亦有海都在八剌忽时曾被“共立为君”的记载；《元史·速不台传》则称屯必乃为“皇帝”。但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后人夸耀祖先的说法。根据《秘史》，真正统一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当是合不勒。

“兀鲁思”，又作兀鲁昔，蒙古语音译，原意为“百姓”，后引申为“领民”、“领地”和“国家”。

《史集》称俺巴孩为察剌合领昆的儿子速儿合黑都忽一赤那之子。速儿合黑都忽一赤那《秘史》缺载。

诃额伦一兀真，也做诃额伦一额客、月伦一旭真、月伦一额客或月伦太后。“兀真”、“旭真”、“额客”，蒙古语，意为“妻”。

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当代国内学者多主1162年（壬午）说。主要依据《元史·太祖纪》、《南村辍耕录》、《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淞》、《蒙古黄金史》等汉、蒙文史籍。清代学者主此说者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和曾廉（《元书》）等。此外，尚有生于1154年（甲戌）、1155年（乙亥）、1167年（丁亥）等意见。

铁木哥一斡惕赤斤又作“帖木格一斡惕赤斤”，“铁木哥一斡赤斤”。“斡惕赤斤”或“斡赤斤”，意为“灶火”和“禹儿惕之主”，幼子也称“斡惕赤斤”。后来斡惕赤斤竟成了铁木哥的名字。“禹儿惕”，突厥语。蒙古语音译为“嫩秃黑”，又作“纳秃克”、“农土”。《秘史》释作“营盘”、“屯营”或“住所”。《元史》解作“经界”。蒙古牧民游牧驻营的地区。蒙古各部统一后，分赐诸王勋戚的分地也称“嫩秃黑”。参见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竣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8年。

古代画扇翁吉剌部又作王纪剌、弘吉剌、广吉剌、光吉剌、翁吉剌、雍吉剌、弘吉烈、弘吉列、雍吉烈、翁吉里等。而《南村辍耕录》和《秘史》所载的翁吉剌歹、翁吉剌惕等为其复数形式。

特薛禅，又做德薛禅、德那颜。本名为“德”或“特”，“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薛禅”为号或赐名，意为贤者。德从成吉思汗起兵有功。故赐号“薛禅”。

海青即海东青，一种能猎捕天鹅的猛禽。白海青即纯白色的海东青，尤为名贵。

固姑，又作姑姑、顾姑、故故、故姑，元明时期蒙古族已婚妇女所戴的一种头冠。《黑鞑事略》记载：“妇人顶故姑。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以我朝（指南宋——引者注）翠花及五色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草木子》载：“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始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唐金步摇冠之遗制也。”

《元朝秘史》第78节。

《蒙古源流》载铁木真与孛儿帖完婚时间是1178年。

那可儿，又作那阔儿，《秘史》释为“伴当”。古代蒙古各部首领与那颜贵族的亲兵和扈从。多出身于自由民或贵族氏族成员，以“誓约”形式与贵族首领结合，接受领主的赡养和保护。平日侍从那颜，战时随主出征。后发展演变为怯薛，即护卫军。

古代风景画鉴赏初，也速该在斡难河放鹰，适逢蔑儿乞人也客赤列都从斡勒忽纳兀惕族娶妻归来。他见那女人生得漂亮，即与其兄捏坤太子和弟答里台斡惕赤斤二人前去追赶赤列都，将新娘诃额伦抢来与也速该成了亲。参见《元朝秘史》第54-56节。

铁木真曾两次与札木合结安答。第一次是铁木真9岁时。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狍子髀石（髀石，本为击兔用，也是儿童玩具，可在冰上抛掷，视其远近定胜负）；铁木真送给札木合一个铜灌的髀石，两人在斡难河的冰上打髀石游戏，遂结为安答。第二次是在一个春天，两人用小木弓射箭时，札木合将自己的一个用两个小牛角钻眼粘成的髅头（即箭头，响髅头亦即响箭或鸣镝）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则将自己的柏木髅头送给了札木合。两人再次结安答。

参见《元朝秘史》。《亲征录》、《史集》、《元史》都没有记载铁木真、王罕、札木合联兵攻打三姓蔑儿乞人的战争。据《史集》载，其时蔑儿乞人与王罕关系尚好，他们抢到孛儿帖后，将她送到了王罕处，壬罕待以儿媳之礼。铁木真遣札剌亦儿人撒巴去接，回家的路上孛儿帖生下了术赤。由于路途危险。又没有襁褓，撒巴用面粉（一说用软泥）作了个面团，将婴儿裹在里面。并将他置于自己怀中，因为他是猝然降生的，所以起名术赤。

1186年4月，铁木真与札木合间发生矛盾，铁木真离开札木合。一天夜里，铁木真率部众行经泰赤乌人营地，这些泰赤乌人闻讯惊起，连夜逃奔札木合处。他们慌忙逃走时，将一名叫阔阔出的小孩丢弃在营盘，被铁木真部众送给了诃额伦抚养。

《元朝秘史》第124节。

此据《蒙古源流》记载。参见《元朝秘史》第120-126节。当今学术界多认为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时，始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铁木真登上汗位之初，其家族的兀鲁思只控制着怯绿连河上游不大的地域，属众也不多。而蒙古诸部中的泰赤乌、札答兰等部的实力都在他之上。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蒙古诸强部都承认其权力，他仍然需要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因此，即位后，他立即派遣答孩、速格该二人向王罕报告，并得到了王罕的认可。他的崛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泰赤乌部贵族和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不安、不满与仇视，因为他们既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足以与他们抗衡的势力。因而，蒙古各部贵族间的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以札木合之弟绐察儿①抢劫铁木真马匹被射杀的事件为导火线，引发了铁木真与札木合、泰赤乌部贵族间的一场战争——十三翼之战。

时给察儿居玉律哥泉②。一日，率众至萨里川，将成吉思汗的马群劫走。成吉思汗的伴当拙赤答儿马剌连夜追赶，至马群，暗伏马上，箭射给察儿致死。以此之故，札木合联合泰赤乌部贵族，起兵3万，分十三翼进攻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驻营于古连勒古地方，得到札木合部下亦乞列思族人木勒客脱塔黑、孛罗勒歹二人的报告③，立即组织起自己的军队总共3万人编成十三翼，阵于答兰版朱思之野（又作答兰巴勒主惕、答兰巴勒渚思），准备迎击。十三翼即十三个古列延④，其中第一翼为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率领的亲族、部属、侍臣、仆役和属于她个人所有的人们；第二翼成吉思汗自己统领的诸子、那可儿和护卫队；第三翼至第十一翼是乞颜氏各贵族率领的族人和属民；十二、十三两翼由来附的旁支尼鲁温氏族成员组成⑤。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全部武装力量。

经过激战，成吉思汗溃败，退至斡难河的哲列捏狭地⑥。札木合获胜回军，对赤那思族（也称捏古思族，为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的后裔）即成吉思汗的第十三翼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将其部众煮了70大锅，又砍下察合安的头，系在马尾上拖着。由于札木合性情残暴，军纪不严，虽然取得了胜利，而各部首领却纷纷离他而去，归附了成吉思汗。当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但其“内无统纪”，各强支之间互争雄长，不能统一；贵族、首领对部众又十分凶残，常攘其车马，夺其饮食，无人君之度。

成吉思汗像与他们的残忍骄横态度相反，成吉思汗则采取了笼络人心的作法。有泰赤乌属部照烈部（又作沼兀列惕）与成吉思汗所居营盘邻近。一日，成吉思汗出猎，偶与照烈部猎骑相属，由于他们没带锅和粮食，成吉思汗遂邀他们同宿，凡留者，悉与饮食。翌日再围猎，他又令左右将野兽驱人照烈部的猎场，使其满载而归，部众不胜感激。照烈之长玉律为泰赤乌贵族欺凌，不堪忍受，遂与塔海答鲁率所部来归。他们对成吉思汗说：“我们如同无夫之妇，无主之马群，无牧人之畜群。长母之诸子（指泰赤乌部贵族）正在毁灭我们，为了你的友谊，让我们一起用剑去作战，去歼灭你的敌人!”⑦成吉思汗听后大受启发，因说道：“如我熟寐，摔发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之。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车所至，余悉力而助也。”遂与之结盟。后玉律和塔海答鲁二人食言叛去。其族人忽敦忽儿章⑧怨其反侧，遂杀之。此后，成吉思汗对部属愈加宽仁、关怀和加意笼络。时札木合和泰赤乌贵族的部属多苦其主非法，见成吉思汗仁义，有人君之度，“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以为“安民定国，必此人”。于是兀鲁兀惕、忙忽惕（忙兀）、晃豁坛、速勒都思等族以及主儿扯歹（术赤台）、忽余勒答儿（畏答儿）、蒙力克诸人，纷纷来附。十三翼之战，成吉思汗虽败犹胜，实力反而因此壮大。接踵而至的又一次机遇，使成吉思汗的威望空前提高。这就是他与王罕联兵配合金朝夹攻塔塔儿部的斡里札河之战⑨。

自金初以来，金朝一直利用塔塔儿部为他们防卫东北路边墙，使之与其他各部互相牵制，在金朝与蒙古各部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塔塔儿部是一个人数众多、强大、富有的部落，它长期为金朝属部，在金朝的支持、挑动下，经常攻击蒙古、克烈等部。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和俺巴孩等曾被他们执送金朝，处以“木驴”之刑，也速该又被他们毒死，两部遂成世仇。金章宗明昌六年（¨95），蒙古部落山只昆（散只兀）、合答斤（合底斤）联合翁吉剌等部，侵扰金朝边境，金遣夹谷清臣率师北伐，以轻骑8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完颜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清臣自选精兵1万以当后队。并征召诸牂部族军从征。金军进至合勒河（今哈拉哈河），前队移剌敏等于栲栳泊（今呼伦湖）攻下14营寨，回迎清臣大军。塔塔儿部（北阻鞍）乘金军回师之机，拦夺其所获羊马以归。清臣则遣人责其赕罚，塔塔儿首领蔑古真薛古勒图（又作蔑儿真速勒图）因此反叛。金章宗责清臣贪小利而失大局，命右丞相完颜襄代之。承安元年（1196），完颜襄（《元朝秘史》作王京）兵分两路北征，东路军进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为塔塔儿所围，三日不得出。完颜襄率兵往援，鸣鼓夜发，清晨突袭，塔塔儿溃败，部众向斡里札河退却。完颜襄遣安国追击⑩。

成吉思汗得讯，立即报告王罕，邀他出兵共同配合金朝夹击塔塔儿。并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长支主儿乞部撒察别乞、泰出等族人助战。主儿乞氏没有出兵，成吉思汗遂率领自己的一个古列延人马与王罕军会合，引军自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的忽速秃失秃延、纳剌秃失秃延之野，协助金军击溃塔塔儿，攻破两寨，捕杀其首领蔑古真薛兀勒图（又作灭兀真笑里徒、蔑兀真速勒图），“尽虏其车马粮饷”，“又获大珠裘、银绷车各一”。在这次掠夺中，他们还虏获了“银摇车和饰有珠宝的被子”。由于当时这种奢侈品在蒙古人中间很少，因此，这件事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在抢劫塔塔儿人寨子时，还拾到一个带着金圈环子、穿着金纻丝貂皮里兜肚的小孩。给诃额伦做了养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又作忽都忽、忽都虎、失乞刊忽都忽）。

斡里札河之战的胜利，不仅使成吉思汗有力地打击了劲敌，使世仇塔塔儿部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在蒙古部中赢得了能“为父祖报仇”的崇高声望。同时，他和王罕也得到了金朝的封赏，金授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牂军首领）之职。王罕则得到“王”的封号。王罕本名脱斡邻勒（又作脱里）。自被金朝封为“王”，始在“罕”（汗）号之上加“王”，而有“王罕”之称。

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成吉思汗的权力，从此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同时，也缓和了蒙古部和金朝的矛盾，为他统一蒙古各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十二章

斡里札河之战前蒙古部贵族内部就已经出现裂痕。合不勒汗长子一支，即乞颜一主儿乞氏依恃长支族望和所继承的精悍部众，小视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子孙。撒察别乞、泰出等长支贵族虽然推举铁木真为汗但并不情愿服从他的管辖，而且一直怀有争夺权位的野心。一次在斡难河边树林中举行的亲族宴会上，撒察别乞的母亲责打了成吉思汗的司厨失乞兀儿（又作失丘儿、失邱儿）；主儿乞氏掌管马匹的不里孛阔砍伤了为成吉思汗管理马匹的别勒古台。两家因此而发生了一场争斗。这两件小事暴露了成吉思汗与长支贵族的矛盾，同时，也使他意识到主儿乞氏是他的危险对手。攻打塔塔儿时，主儿乞氏非但不肯出兵，反而乘成吉思汗率兵出征之机，劫掠了他的奥鲁，违背了当初推举可汗的盟约。于是，成吉思汗以此为理由，于1197年从斡里札河回军后，乘胜征讨主儿乞氏。主儿乞氏人的营盘在客鲁连河上游的朵罗安孛勒答兀之地（又作朵栾一盘陀山、朵兰孛一孛勒答黑，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点之西的巴颜乌兰山南麓）。成吉思汗军至，主儿乞即溃，撒察别乞、泰出等料不能敌，带少数人逃跑，至帖列秃地方，被成吉思汗捉获处死。以前合不勒汗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有勇的百姓”，全部被成吉思汗兼并，成为他的“梯己百姓”。札剌亦儿族的古温兀阿（又作孔温窟哇），赤剌温孩亦赤兄弟分别带领二子模合里（木华黎）、不合和统格、合失来投成吉思汗，为其“永远做奴婢”、“看守金门”。赤列温又将第三子者卜客送与成吉思汗弟合撒儿。者卜客于主儿乞的营盘内拾得一个许兀慎族的小孩，名叫孛罗兀勒（又作博尔忽、博尔浑、博罗欢），也被诃额伦收为养子，成为后来的“四杰”之一。攻灭亲族中最有势力的长支贵族，大大提高和巩固了成吉思汗的权力，这是他迈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一步。此后，他不断地削弱蒙古部中其他贵族的权力、地位，迫使他们逐渐降为从属于他的一般那可儿。

驻牧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东的翁吉剌、合答斤、山只昆等部落，屡扰金朝边塞。承安三年（1198），金朝在击溃塔塔儿人的反叛之后，“乘其春暮马弱”，遣宗浩、襄等率兵进剿三部。先破翁吉剌，后合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等亦降。这些“桀傲不驯”的部落受到重创，力量大大削弱。金朝的统治此时也已由盛转衰，无力继续控制蒙古草原。这一形势为以后成吉思汗东进夺取东部地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显然是有利的。

主儿乞氏被吞并之后，泰赤乌氏贵族即成为与成吉思汗争夺蒙古汗权和部众的主要对手。1200年春，成吉思汗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起兵攻打泰赤乌部。泰赤乌贵族沆忽阿忽出、忽怜、忽都答儿、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塔儿忽台”为名，“乞邻勒秃黑”意为：“嫉妒者”）等则与蔑儿乞贵族联合。此前逃往巴儿忽真隘的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又作脱脱、脱黑台别乞）遣其子忽都等统兵助泰赤乌，双方会战于斡难河。泰赤乌部战败，退至月良兀秃剌思（又作月良古惕秃剌思）之野（今俄罗斯赤塔南之鄂良古依河地），整军再战。经过激战，泰赤乌终于被击溃，塔儿忽台、忽都答儿等被擒杀，沆忽阿忽出与忽都等逃人巴儿忽真隘，忽怜投奔乃蛮部。

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是蒙古贵族中两支强大势力，他们的相继灭亡和溃散，使成吉思汗地位得以巩固，实力进一步壮大。

泰赤乌部被消灭后，成吉思汗的进取目标转向东都。合答斤、山只昆两族，根据蒙古祖先传说，是朵奔蔑儿干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生的二子不忽合塔吉和不合秃撒勒只的后裔，与成吉思汗具有同样尊贵的血统。他们本来也是强大的蒙古部落。1198年被金朝击溃，严重受挫，实力已大不如前。先是，成吉思汗曾遣使通好二部，欲与之联合，他们没有接受，对来使也缺乏应有的尊敬，他们从锅里将连同羊血煮在一起的……那样的羊的脏腑取出，泼在他的脸上，辱骂了他，使他受辱而归，由此双方结下了仇怨。其后，他们又依附泰赤乌，参与反对成吉思汗。泰赤乌失败后，他们的首领又与塔塔儿，朵儿边和翁吉剌等部会于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斩白马为誓，谋袭成吉思汗与王罕。

成吉思汗得到其岳父特薛禅的密报，即与王罕率军自斡难河附近的虎图泽出发，与合答斤诸部军战于歪亦剌川（今页尔湖），大败敌军。成吉思汗、王罕大掠其牲畜、部众而去。成吉思汗驻军于金边墙附近的彻彻儿山，继续攻伐这一带的塔塔儿部。

1201年，札木合纠集一批败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翁吉剌、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剌思、亦乞列思、蔑儿乞、斡亦剌、乃蛮等11部，会于犍河，共立札木合为古儿汗。各部首领为维护各自的贵族地位而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在秃律别儿河（今得尔布干河）岸发誓：“凡我同盟，有浅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踏岸，挥刀砍林，驱众驰马往攻成吉思汗。时札木合军中有名为塔海哈者，悉知其谋，他与成吉思汗的部属召烈氏抄兀儿相亲，值抄兀儿前往探视，二人骑马并行，塔海哈以马鞭掇其肋，抄兀儿回顾，塔海哈示之以目，抄兀儿会其意，下马佯为小便，塔海哈遂告以札木合等之谋。抄兀儿当即驰还。途经豁罗剌思（又作火鲁剌思、火鲁剌、火罗剌思、豁里剌儿等）部，首领也速该命其家人火力台与抄兀儿同往报告，成吉思汗闻讯，即刻起兵迎战。在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罗罕（火罗罕意为“小河”）之地，击溃札木合联军。札木合逃走，翁吉剌部来附，其余诸部首领则作鸟兽散。打败札木合后，成吉思汗又于1202年（金泰和二年，宋嘉泰二年）出兵征讨答阑捏木儿格思（今蒙古东方省贝尔湖南讷墨尔根地）的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都塔兀惕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等部，追击至兀鲁回·失连真河（又作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盖郭勒、色也勒钦郭勒）一带，将塔塔儿部尽数消灭，控制了东部地区。

当成吉思汗征讨塔塔儿诸部时，王罕率众追剿蔑儿乞部，至八儿忽真脱窟木之地，将脱黑脱阿长子脱古思别乞杀死，又虏其二女忽秃黑台、察阿仑和二子忽图、赤剌温及其妻子，洗劫了财物、部众。

初，乃蛮太阳罕弟歪禄罕（又作不亦鲁黑罕、不欲鲁罕、卜欲鲁罕）在黑辛八石（今新疆乌伦古湖或布伦托海）一带被成吉思汗和王罕击败，逃往谦谦州地区（在唐麓岭以北，谦河上游流域，叶尼塞河上游一带）。1202年秋，他与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等合兵东进，攻打成吉思汗和王罕。这时，札木合与泰赤乌、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塔塔儿等部残余势力，也与歪禄罕联合起来，一时声势夺人。成吉思汗、王罕军避其锋芒，自兀鲁回·失连真河地区退入兀惕古城墙（金边墙），王罕子亦剌合居侧翼，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击不能下，遂还。亦剌合也人塞。

战前，成吉思汗移辎重于他处，与王罕依阿兰塞为壁。待歪禄罕联军进至阙亦坛之野，两军会战。成吉思汗和王罕凭据有利地势。而歪禄罕联军由于寒气凛冽，又值大风雪，许多部属手足冻裂，人畜从高处滚下，填沟坠堑，死伤甚多，军乱不能战，被迫引兵退回。札木合等各部起兵来援乃蛮，见势不利，未战即星散离去。王罕追击至额湎古涅河，札木合无力抵抗，举兵投降。泰赤乌部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等率众渡过斡难河，成吉思汗追至，双方连战数次，胜负未决。在战斗中，成吉思汗颈部中流矢，蒙古军被迫休战，泰赤乌军也连夜离开。成吉思汗被伤，流血不止。那可儿者勒蔑用口为其吮吸淤血。夜半，成吉思汗醒来后口渴，者勒蔑裸身独祷祷潜入敌营，寻找马奶子不得，拿回一桶酪（酸奶子）。又弄来一些水，与酪调后给他喝。成吉思汗问者勒蔑何以裸身前去，者勒蔑说：“我若被擒，就说我本是来投降你们的，但被他们发觉，将我的衣服脱去，欲杀间，遂挣脱逃出来。”成吉思汗伤愈后，立即率军追击泰赤乌。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及其家属皆被执处死。部众全部降服。

原泰赤乌属部别速惕部人者别（又作哲别、哲伯）、巴阿邻部人纳牙阿以及速勒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等相继来归。

者别，本名只儿豁阿歹。来附后，成吉思汗问他，阔亦田作战时，自岭上将我白口黄马项骨射断的是谁?者别说：“是我射的。如今可汗教死，只不过溅污手掌般一块地。若教不死，我愿出气力，将深水横断，坚石冲碎。”成吉思汗说：“但凡敌人害了人的事，必隐讳不说。如今你却不隐讳，可以作伴当。”遂“赐名者别，如战马般用着他。者别，军器之名也”歼灭泰赤乌部后，成吉思汗回师忽巴合牙之地。泰赤乌部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逃避在树林中，被其家人失儿古额秃老翁及其二子阿剌黑、纳牙阿捉住欲献给成吉思汗。其人体肥不能骑马，遂载于车中。途中，纳牙阿说：我们若把他送至铁木真处，必说我们卖主求荣，不信任我们，甚至将我们杀了。不如将他放了，然后去见成吉思汗。就说我们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捉拿来，因他是主人，心内不忍，路上把他放回去了。成吉思汗必然宽容我们。于是就在忽都忽勒讷兀地方把塔儿忽台放了。纳牙阿到成吉思汗处，备言其事，成吉思汗果然因为他们保护了自己的主人，而赞赏了纳牙阿。

阙亦坛之战后，成吉思汗实力大增，地位更加巩固。随之，强大的克烈部便成了他下一个所要攻取的目标。

铁木真自幼依靠义父王罕的帮助，渡过重重难关，终使黄金家族崛起。自1189年被推举为乞颜氏首领以来，又一直与王罕联盟，东征西讨，凭借王罕的强大势力不断壮大自己。为得到王罕的支持，他恪守君臣之礼，凡有虏获，必先献与“汗父”，“如海东鸷禽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也速该和成吉思汗也曾几次救王罕出危难。但是，为了争霸蒙古草原，他们的联盟终于破裂了。当时，克烈部虽是漠北最强大的部落，但王罕杀戮亲族，残害百姓，克烈部内贵族间的矛盾也一直十分尖锐，部众不断投附成吉思汗。王罕之所以支持成吉思汗，也是想把他当作可供驱使、利用的附庸。

1199年，王罕与札木合、成吉思汗等进攻乃蛮部歪禄罕，至乞则里八思海（即黑辛八石，今新疆乌伦古湖）后回军至土兀剌河，王罕子亦剌合、弟札阿绀孛来会，为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剌侦知，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途中。亦剌合、阿札绀孛仅以身免，奔告王罕。王罕遣使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遂派博尔术（孛斡儿出）、木华黎（木合黎）、博罗浑（博罗忽勒）、赤老温（赤剌温）“四杰”率师往援，大败乃蛮，帮助亦剌合夺回被虏的妻子、部众和牲畜。

在乞则里八思海之战交战前夕，王罕于夜闻虚燃篝火于营中，潜移部众于他处。由此，成吉思汗颇疑其有异志，也退师萨里川。是夜，札木合与王罕一起行动，向王罕进谗言离间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加深了两人间的裂痕。此时，王罕见成吉思汗力量日益强大，而自己年事已高，诸子又平庸无能，深恐日后汗位与部众落入成吉思汗之手，因此与之渐生敌意，并密谋加害。

1200年春，王罕与成吉思汗在萨里川（今克鲁伦河上源之西）聚会，准备征讨泰赤乌时，王罕就曾打算把成吉思汗抓起来。据说，在宴饮时，八邻部人阿速那颜有所觉察，便将刀子插在靴筒内，坐在王罕与成吉思汗中间，吃着肉，边谈边回头看。王罕意识到他的阴谋被发觉，才没敢动手。

1202年阙亦坛之战后，成吉思汗移军出塞，驻营于阿不只合阙忒哥儿山，与王罕营地相近。成吉思汗为长子术赤向亦剌合之女抄儿别吉（又作察儿别乞、抄儿一伯姬，《史集》说她是亦剌合之妹）求婚，遭到无礼拒绝。王罕之孙（亦剌合之子）秃思一不花亦欲娶成吉思汗女火臣别吉，也未成功。因此，双方裂痕进一步加大。骄横自大的王罕父子小视成吉思汗，而此时的成吉思汗却已羽翼丰满。他已把富足的东部地区和众多百姓牢固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无时不准备进一步扩展势力。

这时，蒙古草原上形成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以王罕为首的克烈部和以太阳罕为首的乃蛮部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投奔王罕的札木合与因违令受责罚的阿勒坛、忽察儿等人都极力煽动王罕进攻成吉思汗。以图借王罕之手消灭成吉思汗。亦剌合亦再三对其父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若父亲老了呵，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于是，1203年春，王罕父子伪许婚约，邀请成吉思汗前来吃“不兀勒札儿”，企图乘机杀之。成吉思汗信以为真，率10骑赴请，但中途受到晃豁坛部人蒙力克老人的劝阻，只遣不合台，乞剌合二人去赴宴，自己则返回。王罕父子发觉事已败露，决定次日晨发兵，以图先发制人。王罕麾下、阿勒坛之弟也客扯连（又作也客察兰、也客察合兰）回家对妻子阿剌黑亦惕言及此事，并说：“如果有人去把发生的事告诉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定给他许多恩典和好处。”此话被他的牧马人乞失里黑（又作乞力失、启昔里）听见，遂与同伴巴歹（又作巴带）连夜驰奔报告。成吉思汗得报，仓猝整兵迎敌，与王罕大战于合兰真沙陀（又作忽剌安不鲁合惕、忽剌安不剌合惕、哈剌真沙陀、哈阑真沙陀、合兰只之野，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之地。

与当时“形势盛强”的王罕相比，成吉思汗依然处于劣势，经过一天苦战。虽稍却王罕军，仍因众寡不敌，队伍溃散。成吉思汗只带少数人从兀鲁回一失连真河退至答兰捏木儿格思，溯河而上，至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今哈拉哈河中游北），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4600骑（一说为2600骑），遂分军两岸，沿河而下，驻营于董哥泽（地当今贝尔湖东）。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成吉思汗第一次单独与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大的贵族势力进行较量，虽然暂时失败，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并未动摇与王罕再战的决心。他一面遣使历数王罕背盟弃约诸事，表示重新和好的愿望，一面收集部众，休养士马。

古代风景画鉴赏1203年夏，成吉思汗移营至班朱尼河（又作巴勒渚纳海子，地当今克鲁伦河下游附近），处境艰难，以射野马乃至煮野兽的尸体和察鲁乞（一种软底皮鞋）为食，从污泥中汲浑水以饮。成吉思汗与他的伴当仰天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共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据说，参加此次盟誓的共有札八儿火者、镇海等19人。后来，“同饮班朱尼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了史册，在蒙古人中广为流传。同年秋，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既已恢复，遂迁至接近克烈部的斡难河上游驻营，准备与王罕再战。

合兰真沙陀之战后，王罕与投靠他的蒙古贵族发生了分裂。札木合、答里台斡赤斤、阿勒坛、忽察儿等暗地相约叛离并杀害王罕：“我们去突袭王罕，自己当君主；既不与王罕合在一起，也不与成吉思汗合在一起。”不料王罕获悉其谋，起兵相攻。答里台和蒙古巴阿邻（又作八邻）、嫩真二部，克烈部的撒合亦惕（又作撒合夷）部归附成吉思汗，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和塔塔儿人忽秃帖木儿等逃奔乃蛮部。至此，王罕势力渐衰。成吉思汗见此形势，与其弟合撒儿商议，决定以他的名义派遣其部下沼列惕人合里兀答儿（又作哈柳答儿）、兀良合人察兀儿罕（又作抄儿寒）去对王罕佯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傥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王罕信之不疑，遣亦秃儿坚与合里兀答儿等同行，“他在泡胶水用的角上滴了几滴血，让他们送给合撒儿作为誓盟，因为蒙古人有互相沥血立誓盟的习惯”。中途亦秃儿坚见势生疑，欲逃被执，为合撒儿所杀。使臣回报，成吉思汗获悉王罕毫无戒备，正搭起金帐，欢聚宴饮。遂起兵日夜兼程，以偷袭战术，包围了王罕驻营地者折额儿温都儿山（地当今克鲁伦河上游之南），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三昼夜，克烈部主力被击溃。王罕狼狈西逃，在乃蛮边界为其守将所杀。王罕的头被送到乃蛮王太阳汗处，太阳汗不赞成这样做，他说：“为什么将这样伟大的君主杀死呢?应当将他活着带来!”为了显示王罕的伟大、应受尊敬，他命令将王罕的头镶上银子，摆在自己的宝座上。王罕之子亦剌合逃奔西夏，被逐，又辗转逃至曲先城（今新疆库车）彻儿哥思蛮之地，被执杀。

克烈部既灭，蒙古草原出现了蒙古与乃蛮两大部相接和对峙的局面。王罕的覆灭使乃蛮部太阳汗感到十分震惊，一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歹气息，衣服黑暗”的蒙古人，居然把强大的克烈部消灭了。此时，太阳汗已意识到成吉思汗下一步要与他争霸了，“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于是，自恃强大的太阳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

这时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克烈部的阿邻太师，斡亦剌部的忽秃合别乞，札答兰部的札木合，以及塔塔儿、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等残部。都会聚在太阳汗处，一时兵势颇盛。号称“国土广大，百姓众多”的乃蛮部太阳汗，自恃其强，十分骄横，夸言要以兵征服蒙古，将“生得好的妇女掳来，他每（们）的弓箭夺来”。遂于1204年春率兵东进，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的合池儿水（今哈瑞河）驻营，会合诸部残余势力，共同攻打成吉思汗。

太阳汗起兵之前，遣脱儿必塔失与居于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联络，约其“益我右翼”，即以其为右翼，夹攻成吉思汗。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审时度势，拒绝了太阳汗的盟约，决定归附成吉思汗。遂遣月忽难报告敌情，并将来使缚送给他。

时成吉思汗正在帖蔑延客额儿（又作帖麦该川，今贝尔湖和克鲁伦河河口处）之地围猎。当他得报后，立即召集“忽里勒台”与众将商讨对策，群臣中多有以方春马瘦，宜待秋高马肥为由，不同意出兵，唯其两弟主张即早发兵攻打乃蛮。斡赤斤言：“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言：“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成吉思汗悦，决定起兵迎战。出征前，他把军马集予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下令进行整顿。其一，将全部兵马按千户、百户、十户的军制统一编组，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和什夫长等各级那颜；其二，设立扯儿必官，任命其亲信那可儿6人为扯儿必；其三，成立护卫军，设八十宿卫，七十散班；从千户、百户那颜和自身人的子弟内拣选有技能身材好者做护卫；又命阿儿孩合撒儿选拔一千名勇士，组成先锋队，并由其统领，“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军队的重新编组和护卫军的建立，使成吉思汗的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格、战斗力强和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这不仅加强了汗权，而且使追随他的那可儿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激励他们更勇猛地去战斗。

军马整顿完毕，1204年4月16日，成吉思汗祭旗纛，以哲别、忽必来为先锋，麾师逆怯禄连河西进，至萨里川与乃蛮军相遇。成吉思汗依朵歹扯儿必计，夜令人各烧火五处为疑兵。太阳汗原以为成吉思汗兵少马瘦，可以轻取，及得到前哨报告蒙古兵“如星般多”，“军马已塞满撒阿里客额儿（萨里川）地面”时，“孕妇更衣处，牛犊吃草处”都不曾到过的太阳汗，又惊疑畏惧，虽勉强自合池儿水起兵，顺塔米儿河渡过斡耳寒河（又作斡儿豁河，今鄂尔浑河），然而军心已乱，失去斗志。札木合等见成吉思汗军马整肃，又率部不战而走。这时成吉思汗军马已逼近，两军激战于纳忽山（在今鄂尔浑河东，土拉河西），成吉思汗的“四狗”哲别、忽必来、者勒篾、速不台如狼入羊群般冲杀。乃蛮军大败，太阳汗负伤被俘，旋即死去。其子届出律（又作古出鲁克）与脱黑脱阿等率残部逃奔盃禄汗。太阳汗所属的乃蛮部众遂为成吉尽汗所征服。是役太阳汗母古儿别速被执，成吉思汗对她说：“你说达达（蒙古）歹气息，你却如何来?”遂纳了。乃蛮部掌印官塔塔统阿亦被俘，后效力于成吉思汗，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

在克烈、乃蛮等部相继败亡之后，札木合辗转逃入倘鲁山（又作唐麓岭，今唐努山）中，被跟随他的五名那可儿执送成吉思汗，按惩处本部贵族的习惯，赐其不流血死。至此，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

1206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各部贵族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建立了“也客一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建国后，即发兵攻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北的乃蛮歪禄汗，战于莎合水（今科布多河上游索果克河），将其消灭。依附于歪禄汗的屈出律、脱黑脱阿等逃往也儿的石河及其支流不黑都儿麻河（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河）一带。不久，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向成吉思汗投降。于是，大蒙古国的疆域，东起今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北这贝加尔湖。

成吉思汗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旋：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全蒙古部众分为95个千户，上置万户，下分百户、十户；扩建护卫军：制订成文法“大札撒”，设置“札鲁忽赤”（断事官）；确立行政制度以及创制蒙古文字等。

蒙古各部的统一和大蒙古国的建立，为蒙古民族的形成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注释①此据《元朝秘史》。《亲征录》、《太祖纪》同作“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史集》作“札木合亲属迭兀一答察儿。按《秘史》记为“札木合因迭兀绐察儿”，“因”，蒙古语意为“的”；“迭兀”意为“弟”，则“札木合因迭”意即“札木合之弟”，“绐察儿”是其名。“秃”即“迭兀，“秃绐察儿”即“迭兀绐察儿，的不同音译。答察儿即绐察儿。《亲征录》、《史集》、《太祖纪》将“秃”和“秃迭”当作人名组成部分，显系译误；《史集》称答察儿为札木合亲属。不确；《太祖纪》等称其为部人，误。

②《元朝秘史》作“札剌麻山前斡列该一不剌合地面”。《华夷译语》：不剌黑（不刺合）——泉。则斡列该一不剌合即玉律哥泉。

③此据《元朝秘史》。《史集》以木勒客一脱塔黑为二人，属八鲁剌思部。《亲征录》作慕哥、卜栾台。《元史·孛秃传》作磨里奥秃秃、波栾歹。

④“古列延”，一作“库伦”。蒙古语音译，意为“圈子”或“营”，也译作“翼”。《史集》称：“所谓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称作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与异己无法冲进来。”

⑤“尼鲁温”，又作“尼伦”，蒙古语音译，意为“出身纯漕”，也称“尼鲁温蒙古”。《史集》记载，这一支蒙古人，系指阿兰豁阿三子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后裔形成的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孛儿只斤氏以及后来族支繁衍形成的各部。

第十二翼，《史集》记为“尼伦轻吉牙惕部的答吉把阿秃儿及尼伦雪干部；《亲征录》记为兴吉牙部塔降吉拔都（“降”当为一衍字）统雪干、札剌吾思为一翼。答吉、塔吉，《秘史》作速勒都思部人塔乞。

第十三翼，《史集》记为察剌合（又作察剌孩）领昆的儿子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亲征录》作建都赤纳、玉列真赤刺二部为一翼。

⑥此据《元朝秘史》。关于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说：“成吉思汗用这十三个吉列延歼灭了（敌人）三万骑兵。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强大可怕的泰亦赤兀惕诸部在这次战争中溃败了。”《亲征录》也称“札木合败走”。

参见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亲征录》记载：“我属将有（如）无夫之妇，无牧之马而来，以泰赤乌长母之子讨杀故也。我誓当弃亲从义而招之。”

⑧见《亲征录》。《史集》作忽敦斡儿长，为蔑儿乞人；《秘史》作豁团斡儿昌，为泰赤乌部人。

⑨斡里札河，见《金史·内族寰传》。《秘史》作浯勒札河，《宋会要辑稿，蕃夷，契丹》称“骨力札国（河）”。今蒙古境内乌尔札河，该河流入俄蒙边界的托列伊湖。

⑩《金史·夹谷清臣传》、《内族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亲征录》作忽速秃失图、纳剌秃失图。“失秃延”意为“寨”，“忽速秃一失秃延”即“枫树寨”；“纳剌秃一失秃延”即“松树寨”，这两个寨子可能是金朝早期所筑边墙的两座边堡，地当今蒙古鸟勒札河上游，此处今尚存边墙遗址。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参见《亲征录》、《元朝秘史》、《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奥鲁，一作“阿兀鲁黑”，蒙古语音译，意为“家小”、“老营”、“老小营”，即蒙古军出征时，留守后方的家眷、辎重。元代，大翼万户下设奥鲁总管府，小翼万户及各千户下设奥鲁官，专掌辎重、后勤诸事。参见《秘史》、《经世大典序录·军制》等。

见《亲征录》。《史集》作安忽一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儿；《秘史》作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沆忽阿忽出，《太祖纪》作沆忽。另二人失载。

《史集》载，他们没有同意。“却从锅中舀出蒙古人用肠子和血熬成的一种沸羹，泼到使者的脸上”，此物是“蒙古人用动物内脏和血熬成的”，这里大概是指恩·姆·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描述的一种蒙古食物：挤出羊肠里的东西后，灌上血煮成的一种灌肠。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地区和唐古特人地区》，莫斯科，1946年。

据近人王国维考证，彻彻儿山即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北230里的苏克苏尔山。参见《观堂集林．金界壕考》。

犍河，见《太祖纪》、《亲征录》。《元史·沼烈台抄兀儿传》作坚河；《秘史》作刊沐涟，即刊河，今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根河。

古儿罕。又作局儿罕、菊儿罕、葛尔罕、阔儿罕、古儿合等。蒙古初兴时，各部以此称共同的盟主。即“诸汗之汗”或“大汗”之意。《秘史》释为“普皇帝”，《史集》释为“算端和诸国王们的主君”。

关于此次盟誓和推举札木合为“古儿罕”的地点，《太祖纪》、《亲征录》均称在秃律别儿河岸，《元朝秘史》说“至于刊沐涟河洲的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行。将札木合立作皇帝。”《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称在“坚河之滨忽兰也儿吉之地，谋奉札木合为帝”。贾敬颜师在《亲征录》校勘中指出“忽兰应与此秃律别有关连，然何以彼此歧异，不得其故”。

也儿吉，又作额儿吉，《元朝秘史》释为“岸”。忽兰（又作乌兰）也儿吉即“红岸”之意。笔者认为忽兰也儿吉当在秃律别儿河（今得木布干河）南岸、坚河（刊河，今根河）北岸，且在两河流入额尔古纳河入口处附近的一处地方。《亲征录》、《元朝秘史》分别只记录了此“红岸”北、南的一条河流，故而产生了记载的歧异。如此解释，与其地望相合，且可使两书记载看来“彼此歧异”之处得以一致。

关于通报消息之人，《元朝秘史》记为豁罗刺思人豁里歹，《史集》称“有一个名叫火力台的人。听到了他们商议的事和这些话，……他到成吉思汗处报告了那些话后，成吉思汗马上带着他出征”。《太祖纪》则说：“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兀儿联姻，抄兀儿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记“抄兀儿知其谋，驰以告太祖”。

据《亲征录》的记载，笔者认为至成吉思汗处通报札木合之谋者。实则抄兀儿与火力台二人。

亦剌合，又作桑昆、鲜昆、亦剌合鲜昆、你勒合桑昆。亦剌合、你勒合为名；桑昆、鲜昆即详稳，为官职。1196年，他随父王罕配合金朝击败塔塔儿部，被任为本部详稳。

阿兰塞，《史集》作“阿剌勒（意即岛）的边缘”。王国维认为此塞乃釜源界壕鹤五河堡子的一段。见《观堂集林·金界壕考》。又作阙奕坛、阔亦田，蒙古语音译，意为“寒冷”。洪钧认为阔亦苗位于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东北40公里的寒山；王国维以今内蒙古札鲁特旗以南的灰腾岭或灰腾山当之。其地当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处。

者别，意为箭镞或枪剌。这里成吉思汗掩饰了自己颈部被射伤，而说是自己的马被射伤。

克烈，又作怯烈、客列亦惕、克哩叶特，是当时漠北最大最强的一部。其分布地域大抵东至怯绿连河上游之南，西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至土兀剌河和斡耳塞河（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

见《亲征录》。曲薛吾撒八剌，《太祖纪》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元朝秘史》作可克薛古一撒卜剌黑；《史集》作可克薛兀一撒卜剌黑。

（元朝秘史》作阿不只阿一阔迭格儿、阿卜只合一阔帖格儿；《亲征录》作阿不札阙忒哥儿。其地当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北或蒙古苏赫巴托尔省南部。

1202年春，成吉思汗在出兵征伐塔塔儿前，颁布了一道命令（札撒）：“若战胜时，不许贪财，既定之后均分。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战回者，斩。”但忽图剌罕的儿子阿勒坛、捏坤太师的儿子忽察儿别乞、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等蒙古贵族居然不遵从法令，战时仍按旧习惯随意抢夺，违反了军令。成吉思汗遂命其那可儿忽必来、者别二人将他们抢来的牲畜、财物全部没收，分配给众军。

不兀勒札儿，《元朝秘史》译作“许婚筵席”。《太祖纪》称“布浑察儿，华言许亲酒也”。“不兀勒札儿”一语，意为吃羊颈喉肉。蒙古青年男女从结婚之日起，连吃三天羊颈喉肉的风俗，直到现在，蒙古地方还存在。羊颈喉的骨头很坚韧，用它祝贺夫妻百年好合。故“吃羊颈喉肉”，意为男女成婚喜宴。参见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上海，1956年。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秘史》、《亲征录。（中）。

《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乃蛮，又作乃满、乃马、奈蛮，即《辽史》中的粘八葛，《金史》中的粘拔恩。其居地以按坦山（今阿尔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北抵阿雷和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与吉利吉思接界；东与原克烈部为邻；南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当时，在漠北各部中，乃蛮人比其他部落先进。他们吸收日鹘文化，较早就建立了国家机构。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死，其长子台不花（一作拜不花）与其次子号歪禄汗的古出古惕（或作古出古敦）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斗争，使乃蛮分裂为南、北两部。台不花占据了南部草原地区，为汗位继承人，号“太阳汗”。因其受金封为“大王”，蒙古语讹为“太阳”（又作“塔阳”、“泰阳”），后遂以“太阳汗”著称于世；歪禄汗则占据了北部山林地区。

又作“忽邻勒塔”、“忽烈尔台”等，蒙古语音译，意为“聚会”或“宗亲大会”，原为氏族部落内部的族众会议，后逐渐演变成诸王、百官等参加的推戴大汗和决定军国大事的贵族会议。

又作彻儿必、扯儿宾、阑闶里必等，蒙古语音译，意为“侍从官”、“常侍”。当时共设六种扯儿必官，随行左右，分掌各种事务。千户编组与怯薛之制克烈部灭亡后，蒙古草原地区唯一存在的敌对势力是太阳汗统治的乃蛮部。1204年，乃蛮部太阳汗联合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斡亦剌部首领忽柳合别乞和札木合所率的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等部残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为了迎击太阳汗的联军，消灭草原地区的最后一个敌对势力，统一草原游牧部族，铁木真决定对乃蛮用兵。进攻乃蛮部前，铁木真将兵马集中在合古代山水画鉴赏勒合河旁，依草原民族的传统，以十进制的编制，对所统兵马进行了整编，进一步统一了号令和指挥。

他将所有的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统一编组，任命了十户、百户、千户那颜。这是铁木真打破以往军队“按古列延召集和区分”，一由各贵族率领所属军队与他联合作战的方式，而将军队“转变为常备军的新组织”，纳入他个人统一指挥的办法和措施，从而使他得以掌握和调动所属的全部蒙古军队，这无疑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他以统一编组后的军队投入对乃蛮的征服战争，大获全胜，最后完成了对草原游牧部落的统一，为大蒙古国的建立、蒙古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蒙古国千户制的前身和雏形。

1206年铁木真做了全蒙古的大汗，又在原有千户的基础上，“把全部蒙古人彻底区分为千户，并任命了那颜——千户长”①。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千户组建过程。千户上设万户，下辖百户。各级那颜都是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和其他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和立有功劳的那可儿和草原贵族。他们各自享有大汗分给的一定数目的属民和游牧地（嫩秃黑），成为本封地的主人，这种权利是被登记入册并从而获得承认和保护的。千户组织既是蒙古国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蒙古军队的一级编制。自百户长至万户长，职务都可世袭。按照大汗的命令，各万户、千户分别被纳入大汗或诸王的兀鲁思封国。如，成吉思汗让大功臣孛斡儿出做了大汗直属的右手万户，木华黎做了左手万户、，纳牙阿（纳牙）做了中军万户。同时将忽难赐与术赤，他说：“这忽难，夜间做雄狼，白日里做黑老鸦。依着我行，不肯随歹人。……我子拙赤最长，教忽难领着格你格思，就于拙赤下做万户者。”②又说：“察阿歹性刚子细，教阔阔搠思早晚根前说话者”③。“蒙古汗及诸王对那颜个人可以完全支配即剥夺他们的分地或恩赐新的分地”，那颜们“无权任意离职，抛弃颁赐给他的分地或改事另外的宗主君”。某些万户长，有权自选千户长，但需报请成吉思汗同意。如中军万户纳牙阿，“他的军队全部是八邻部人。由于他是大异密④，忠心地服从（成吉思汗），建有功勋，故成吉思汗让他统辖八邻部军队。他自行任命千夫长后，（向成吉思汗）报告”⑤。

千户的组成，有多种方式。“一部分千户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如成吉思汗的姻亲弘吉剌部的按陈驸马，亦乞列思部的孛秃驸马，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都仍旧‘统其国族’，按照统一制度分组为若干千户，自任其亲族为千户那颜，但必须向成吉思汗申报批准。后来归附的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亦统本部四千户，千户那颜自置。还有一些率部投归成吉思汗的氏族首领，如兀鲁部的术赤台、忙兀部的畏答儿、巴阿邻部的豁儿赤、格尼格思部的忽难等”⑥。他们或因有较强的实力，在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中一直支持他，建有功勋，因而与黄金家族结成姻亲关系；或因归附后忠心耿耿地为大汗效力，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恩惠，准予其继续管辖本部百姓，或收集本族散亡者重组并管理千户。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左手万户木华黎，“由于他是有威望的异密，建有功勋，成吉思汗将所有的札剌亦儿部军队交给了他。他将札剌亦儿部按千户划分后，报告了成吉思汗，札剌亦儿人总共三千”⑦。

多数千户则是以不同部族的人民混合而成的。“在群雄争战之中，蒙古各部残存的氏族组织进一步瓦解了。原来人数众多的大部，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在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其所属人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成吉思汗的将领们战争中也各自‘收集’了不少百姓。编组千户以分管百姓时，成吉思汗准许他们即以所得百姓组成千户管辖。还有一些忠勤效力，但不曾在前敌捕掳得百姓的亲信那可儿，也许其收集‘无户籍’的百姓组成千户；或命令从各那颜所属百姓中征调一部分合组为千户，授与他们管辖”⑧。如成吉思汗让脱仑与其父、者别、速不台等以“自收集的百姓”为千户；同意厨子汪古儿、战死于班术尼之战的察罕豁阿之子纳邻脱斡邻等的要求，将散在各部落里的巴牙兀惕百姓和捏古思部人收集起来组成自己的千户管理，由其子孙世袭；木匠古出儿所管百姓数目较少，成吉思汗则命令“於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教他与札答剌种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着”⑨。这样，蒙古草原的全体游牧民就都被编入了千户组织，被纳入成吉思汗任命的千户那颜管辖之下，作为蒙古国家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的千户，便最终取代了部落、氏族的组织形式。

各万户和千户那颜又直接隶属于大汗或诸王，无论他们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黄金家族”的臣仆：他们必须效忠于大汗及其子孙。他们所统的千户组织都有被指定的居住和游牧范围，在各自的千户内，他们又是高踞于牧民之上的封建领主，享有世袭权，掌握着本部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的权力。地位高的那颜还可以参与选举大汗、商议国策和掌管国政，通过赏赐和战争掠夺，拥有大量的牲畜、财富和奴隶。所辖百姓不经允许，不得任意变动。成吉思汗的札撒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⑩国家按千户征收赋役和征调军队。隶属于各百户、千户的游牧民，则有义务向领主缴纳贡赋和提供军役。十五至七十岁的男子都需承担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仗、给养，由本部那颜率领出征。

在任命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还特别封赠了一批对其家庭成员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为“答剌罕”。“答剌罕”意为自由自在之意。他们享受有种种特权，可以不受游牧范围限制，“自在下营”；可以免纳贡赋，“出征处得的财物，围猎时得的野兽，都自要者”；缺少什么，可以直接向大汗索要；九次犯罪不罚；宴享时享受宗王待遇；封号和特权可以世袭。以巴阿邻长支的后裔儿孙老人为最重的官“别乞”，可以骑白马，着白衣，座位在众人之上，“教敬重者”。

当第一次组建千户时，成吉思汗就成立了自己的护卫亲军。初期的亲军由八十宿卫、七十散班和一千人的护卫军组成。建国后，为了保卫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在分封宗王、千户的同时，也扩充了大汗直接控制的护卫军。

大汗的护卫军由一万人组成，其中包括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散班由万户、千户、百户、十户和自身人子弟中身体好、有技能的人充当。各部那颜都必须将其子弟送到大汗身边为他效力，不许逃避或以他人代充。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所需马匹、物品诸项，除取自本人外，允许按规定在所管户内征敛供给。这是各级那颜和自身人向大汗提供的一各特殊兵役，而他们的子孙被征人护卫军，也就具有了“质子”的性质，这无疑有助于大汗“更牢固地联系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大汗也给予他们种种优待，充当护卫可以免除其他差发和杂役，他们的身份地位居在外的千户之上，他们的家人也居于在外的百户、十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在外的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

护卫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项事务。同时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所以成吉思汗也称他们为“大中军”。护卫军也称“怯薛”，即番值护卫之意。其中宿卫值夜，箭筒士与散班值日，各分为四队，总称四“怯薛”。四怯薛分别由大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家世袭统领。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其为“大根脚”出身，放外任就是一品官。护卫士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

怯薛职分有火儿赤（又做豁儿臣，佩弓箭环卫者）、云都赤（带刀环卫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阁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又做宝儿赤，亲烹饪而奉上饮食者）、阔端赤（掌从马者）、八剌哈赤（守城门者）、答剌赤（掌酒者）、兀剌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怯里马赤（传驿者）、帖麦赤（又作铁蔑臣，牧骆驼者）、火你赤（又作豁你臣，牧羊者）、忽剌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等，他们各司其职，共同保卫和侍奉大汗。

成吉思汗也制定了严格、完善的侍卫制度。四怯薛轮番人值，每番三昼夜。日落前，值日的散班和箭简士将所司职责交与当值宿卫，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入值。入夜后，不许任何人在宫帐周围活动，有违此制者，宿卫应将其收捕，次日审问。未经允许闯入者，宿卫有权将其杀死。有急事需入奏者，必须先经宿卫通报，得旨允准方可同宿卫一起入帐奏事。非宿卫人员，不论职位多高，均不得杂人宿卫队伍。宿卫人员不得泄露值班时间，外人也无权过问。宿值者必须按时入值，旷值者，依次处以数量不等的笞刑，旷三次者，流放远方。宿卫人员有罪，需请求大汗给以惩罚，怯薛官无权自行处理。

“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臣，多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元代，充当怯薛歹成为那颜阶级作官的最便捷途径”。

在分封诸王、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吩咐说：“今初定了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们分家产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审断刑狱、词讼，掌握司法大权。大断事官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直到至元二年（1265）设大宗正府，大断事官专大宗正府，治蒙古公事并兼理刑名，才不再是全国的行政长官了。

建国之际，成吉思汗还命所俘的乃蛮太阳汗掌印官、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参照畏吾儿字创制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的历史。

大蒙古国建立前，蒙古人中存在着被称为“约孙”的习惯法和行为准则。元代通常译为“体例”，有“道理”、“规距”、“缘故”等含义。在统一草原游牧部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也不断发布一些命令，称“札撒”。1203年，战胜克烈部王罕后，成吉思汗召集大会，“定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可能是比较系统地宣布了一系列号令。文字创制后，成吉思汗命令将这些号令、诏敕、训言写成册文。于是，蒙古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成文法。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在西征前召开的一次忽里勒台上，他“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二十年（1225）结束西征返回后，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最后编成并予以颁布。“大札撒”是在古代“约孙”的基础上，集成吉思汗的命令、诏旨、训言等编集而成的，它是蒙古国初期官员们必须遵奉的法律。编成后，宗王们各领一部藏于金匮宝库中。

至此，大蒙古国的统治体制、制度、法令得以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随着国家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虽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但新汗登基、诸王聚会颂读祖训，已经成为必须奉行的一整套仪式和程序。

注释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竣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

②《元朝秘史》卷九。③《元明秘史》卷一○。

④异密，波斯语，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部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⑥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部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⑧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⑨《元朝秘史》卷九。

⑩《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元朝史》引《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日质子军，又日秃鲁花军。”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认为：秃鲁花军即护卫军中由各级那颜和白身人之子组成的“散班”——土儿合兀惕。“土儿兀合惕”为借用的突厥语词汇。意为“哨兵”、“守卫”。“《元史》称为‘质子军’，或者是当时征取各那颜之子充护卫，本含有以其子为质的意思。后来降蒙的汉地诸侯亦各遣子入质，为宿卫之士。

博尔忽等四人被称为“四杰”，蒙古语称“朵儿边曲律”。

《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

《元朝秘史》卷八。

《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

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海宁王静安遗书本。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诸王分封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儿子们可以从他们父母的遗产中分到各自的份额，蒙古语称为“忽必”。成吉思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们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蝴蝶图根据这一约定和蒙古人的传统习惯，从1207至1214年，成吉思汗把三十余个千户及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分授给诸子诸弟，形成了东、西道诸王兀鲁思①。

享受分封的有成吉思汗的母亲、诸子、公主、诸弟，他们是封地和属民的主人。常被称为“投下”（亦作“头下”）、“头项”、“位下”，蒙古语则称为“爱马”。

受封诸王对封地、属民拥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酷似较独立的封国，同时也是草原分封军民集团，这种投下或部，是大蒙古国属下的一层统治机构。

兔儿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1207），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领兵征伐了林木中百姓，征服了斡亦剌、乞儿吉思等部。术赤得胜归来，成吉思汗很高兴，他说：“我儿子中你最长，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马生受，将他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了。我赏与你百姓。”②同时，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又征服了豁里秃马惕。蒙古国将有毡帐的百姓和林木中百姓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于是，成吉思汗按照当初的约定，在大汗家族内部进行分封。他说：“共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的是拙赤（术赤），诸弟中最小的是斡惕赤斤。”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最小的儿子（蒙古语称“斡惕赤斤”）③是父母财产的主要守护者和继承者。于是成吉思汗分给母亲和幼弟一万百姓，术赤处分得九千，二子察合台分得八千，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各分得五千。二弟合撒儿分得四千，三弟合赤温早死，其子按赤台（又作按只台、阿勒赤歹、阿勒吉歹）代表其父分得二千，异母弟别勒古台则分得一千五百。

这次分封，虽是以家族中血缘关系亲疏为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有论功行赏的成分。成吉思汗的叔父阿答儿台曾跟从王罕阻挠过蒙古大汗的统一事业，当给亲族分配“忽必”时，成吉思汗本欲处死他，因功臣孛尔术（孛斡尔出）的解劝，看在已故父亲的份上，原谅了他，但不曾依家族成员之例分给他应得的“忽必”。

随着人口的分配，也大体确定了投下的疆界。术赤的封地（也称禹儿惕、嫩秃黑或兀鲁思）从阿勒台山（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地区，同时令其向钦察草原用兵，征服该地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地，于是术赤及其后人在最初封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封地自阿勒台山至质浑河（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阿尔泰山西南叶密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诺）、霍博一带。拖雷的封地在阿勒台东、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和乞儿吉思（叶尼塞河中游）一带。大体上术赤拥有也儿的石河至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察合台领有畏兀儿至河中原属西辽的地区，窝阔台分得叶密立以北，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一带原属乃蛮的地区。拖雷则据有大斡耳朵西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上述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他们的封地在成吉思汗大兀鲁思（或称大斡耳朵）的西部，故常被称为西道或右手（右翼）诸王，这些封地分别由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掌管。

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涅河（又作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海拉尔河）地区，与帖木格·斡惕赤斤的封地相接。合赤温之子按只台的封地在捕鱼儿海子（今古贝尔湖）南、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南端西麓一带，南至胡卢忽儿河与弘吉剌部为邻。帖木格·斡惕赤斤同其母亲的封地在蒙古东北最远处，哈剌温山以西哈拉哈河一带。别勒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和怯渌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一带。南接按赤台，西邻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这些封地都在大汗斡耳朵的东部，所以他们的领主被称为东道诸王，也称左手（左翼）诸王。拥有和管理这些封地和游牧民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

在各自封地内，诸领主有权将其所分得的土地人民向各自的子孙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封国内的又一层封地与封君，即所谓“国中之国”。

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后妃，直接控制了怯渌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兀拉河（土拉河）、斡尔寒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给诸王任命了辅弼千户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母亲与幼弟斡惕赤斤处委付了蔑儿乞部的古出千户等四人，术赤处委付了轻吉惕部的忽难等三人；察合台处委付了哈剌察儿等三人。窝阔台处委付了亦鲁等二人，拖雷处委付了哲别等二人，合撒儿和按赤台处也各委派了一人。

这是蒙古国建立之初的首次大规模分封。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分封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同时，由于各投下主人对大汗效忠程度的不同，甚至有的领主与大汗之间发生了武装对抗，各封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西道诸王逐渐脱离元朝中央的控制，发展成与元廷保持松散隶属关系的独立政权。与此相反的则是元朝中央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和限制。就个别宗室成员而言，则是与大汗亲缘关系密切和效忠于大汗者，得到了较多的实际利益；发动武装叛乱者，被平定后，其权力也相应被剥夺。

太宗时期，窝阔台入主中央兀鲁思，在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建都，使之成为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而将自己的封地交给了长子贵由。同时，利用大汗的权力，从拖雷所辖的属民中拨出逊都思、雪你惕等三千户给次子阔端，令其驻牧西凉，全权负责对川、陕、甘、宁、青、藏的攻略征伐，由此，又形成了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阔端的兀鲁思。

宪宗蒙哥时期，诸王封地再一次发生变化，首先是术赤兀鲁思的扩张。由于地处西陲，又握有自基本领地出发向外扩张的权力，所以术赤兀鲁思最先出现了离心倾向。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术赤及其继承人次子拔都逐渐控制了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大片领土。宪宗蒙哥的入继大统多得力于拔都的支持，因此拔都又经大汗特许在兀鲁思内享有更大的权力。于是，术赤兀鲁思首先成为大蒙古国内扩张最快，领土最大，享有独立权力最多的宗藩之国。

蒙哥即位，遭到窝阔台子孙的抵制最大。蒙哥在处罚武装夺权的窝阔台子孙后，对窝阔台兀鲁思也进行了调整。他将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安排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七子蔑里安置于也儿的石河，孙海都（第五子合失之子）居海押立，脱脱（第四子哈刺察儿之子）居叶密立，阔端子蒙哥都的领地也奉命西移。上述窝阔台后王各自分到原兀鲁思的数量不等的军队和属民，原兀鲁思的其余各千户和贵由继承的窝阔台兀鲁思则被剥夺或分割了。只有阔端因与蒙哥、忽必烈关系较好，得以保留其西凉府一带的领地，但随着忽必烈在京兆一带封地的扩大，阔端领地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了。

世祖忽必烈时期，诸王兀鲁思变化更大。西道诸王相继脱离蒙古国和元朝中央，成为独立的汗国。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因争夺大汗继承权爆发战争，给西道诸王提供了摆脱蒙古大汗控制的机会。世祖至元六年（1269），察合台后王八剌正式脱离元廷，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宗藩之国。

第二十三章

蒙哥弟旭烈兀在宪宗朝曾奉命率军征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并实际上控制了上述地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最终支持了前者，从而取得了对阿姆河至密昔尔（埃及）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权，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藩国。

拖雷与此相反的是东道诸王势力的削弱。以帖木格·斡惕赤斤为首的东道诸王，曾经是蒙古汗国东部地区的支配力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他曾为监国。窝阔台死后，他虽因图谋汗位被杀，但其兀鲁思并没因此而被削弱，至其孙塔察儿时，其势力已达到哈剌温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拥戴忽必烈有功，世祖时期，塔察儿长期受到特别的尊宠与优待。但是，他们效仿西道诸王向东部的辽阳，高丽一带发展势力却受到了元廷的限制。世祖后期，由藩王与中央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道诸王的叛乱。叛乱平定后，忽必烈剥夺了部分叛王的军队和部众，并设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长期镇守这一地区。他们受封后扩张所得的土地被朝廷收回，虽能退保原封地，但地位和实力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除列土分民的“忽必”以外，蒙古大汗对亲族和功臣还有一种称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时期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分封和赏赐也扩展到了新占领地区。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太宗六年（1234），金亡，河北、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但长期的战争，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同时，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寄居州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全面编籍中原户口。

次年，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共得户一百一十多万。按照蒙古人的观念，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也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也应在亲族中进行“忽必”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于是，太宗八年（1236）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这次分配范围较广，自太祖叔、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至太祖诸弟、太宗诸兄弟、姐妹、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将领等，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

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控制了河北、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同时，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成为领主的私属，身份地位将下降。这是历史的倒退，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规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④，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非奉诏不得征兵赋。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在赋税中，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这就是“五户丝制”。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

但是，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力，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因而，耶律楚材制定的“五户丝制”自其执行之日起，就被诸封君所破坏。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

按照规定，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实际上，自中原分封之始，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致使食邑内，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⑥这种状况，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因此，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

同草原爱马的分封一样，中原五户丝食邑的分封也进行了多次。太宗以后，宪宗、世祖、仁宗朝都曾对五户丝食邑进行过分配与整顿。

宪宗即位后，曾两次为其诸兄弟分拨汉地民户。宪宗二年（1252），其母唆鲁禾帖尼死，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家族的真定食邑。蒙哥则以大汗的权力，也为其余诸兄弟分配了汉地食邑。五年后的宪宗七年（1257），又进行了第二次分拨。其中分得属民最多的是其同母弟忽必烈，他先后分得京兆三万户和怀孟一万一千多户。另一同母弟旭烈兀分得了彰德二万五千余户。其余各庶出兄弟岁哥都、拨绰、末哥等也各分得三千至五千不等的食邑封户。太宗诸子合丹、灭里、合失、阔出等则分得了汴梁路（原金南京直辖州县）民户。

世祖即位后，再次调整和改封中原五户丝食邑。至元二年（1265），将汴梁路封户在窝阔台四子中重新分配，以郑州隶合丹，钧州隶灭里，睢州隶阔出之子孛罗赤，蔡州隶合失之子海都，以广建诸侯的方式削弱太宗系后王在中原的实力。三年，将原属汉人世侯史天泽的卫州五城改赐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使蒙哥后王在申原也有了食邑封户。

及至灭宋，这种食邑制又被以改变了的方式推行到江南。元人称其为“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1281），将江南民户封与宗室诸王。受封的宗室包括太祖子弟、太宗诸子、拖雷诸子及其后裔，世祖诸子中则只封嫡不封庶。各封君所得户数比中原分封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拖雷诸子所得户数较中原封户增加近三分之一。户钞即按所封户数，每户五百文的标准从税粮中折纳交钞，再由官府向封君颁赐。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五户丝数额由原来的每五户出丝一斤增加到每五户出丝二斤。到成宗时，户钞数额又由原来的五百文增至二贯。

成宗大德七年（1307），为世祖次子西平王奥鲁赤分拨了江南封户一万三千六百户；八年，为侄海山（元武宗，裕宗真金孙）分拨江南封户六万五千户，此属特殊情况，不属封地调整、分封之限。仁宗朝五户丝食邑有了较大变动。首先是皇庆元年（1312），对世祖的子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江南食邑分封。其中世祖子爱牙赤、脱欢、忽哥赤、忽都帖木儿仿成宗朝封西平王奥鲁赤例，一律分与一万三千余户。裕宗真金（忽必烈子，成宗父）之孙也孙铁木儿（元泰定帝，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湘宁王迭里哥儿不花（甘麻剌第三子）、魏王阿木哥（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长子，武宗、仁宗之兄）、武宗子和世竦等仿成宗封海山例，一律封以六万五千户。延祐占六年（1319），重新核查了五卢丝户的实际数目，并以这次核查的户数为准，重新造册，作为颁赐五户丝的依据，改变了一些封君封户数目大量减少却依然按原有户数享受五户丝颁赐的状况。

从草原到中原再至江南，诸王分封性质虽无大改变。

而方式却各不相同。主要表现在诸封君对封地的控制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同草原封地领主可直接治理相比，中原封地按规定应由国家设置的地方政权机构管理，而由诸封君委任的达鲁花赤监临，达鲁花赤作为领主的代表和食邑的最高长官，从财赋、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封地事务实行监临。这一规定在执行中虽受到传统观念和传统制度的干扰，但国家也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力图行使对各封地的治理权。初，诸封君在封地内除按制度规定派任达鲁花赤外，又多违制私设札鲁忽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世祖时期，罢去了诸王私设的达鲁花赤以外的其他投下官；明确了达鲁花赤的委任办法与程序，即“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⑦，将投下达鲁花赤纳入朝廷地方官行列。至于江南户钞，则由朝廷由税粮折钞后颁赐，领主封君的干预成分更微乎其微了。

注释①兀鲁思，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⑩。

②《元朝秘史》卷一○。

③斡惕赤斤，蒙古语，义为“火王”、“灶君”、“幼子”突厥语“特勤”，义为“王子”。

④达鲁花赤，蒙古语，义为“监临官”。

⑤札鲁忽赤，蒙古语，义为“断事官”。

⑥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牟。

⑦《元史·选举二》。

成吉思汗西征当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时，中亚地区花剌子模的势力也臻于极盛。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北魏建立了联系，《魏书》称其为“呼似密国”（忽思密）；《新唐书》作火寻、货利习弥、过利或火辞弥。天宝十年，曾遣使献黑盐。蒙古人称其为“撒儿塔兀勒，意即“商队”，他们以此称呼穆斯林；汉译为“回回国”。花剌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齐），其王号花剌子模沙（波斯语，“沙”意为王）。

八世纪以来，花剌子模相继受阿拉伯帝国、萨曼王朝（874—999，波斯人建，首都撒马尔罕）和哥疾宁王朝（962—1189，突厥人建，首都哥疾宁，又作加兹尼）的统治。十一世纪中期，又被塞尔柱王朝（1037—1300，突厥人建，首都巴格达）征服。1141年，西辽进军河中，花剌子模沙向西辽纳贡称臣。在西辽的帮助下，其王帖怯失（又作帖乞失、特克什）及其子摩诃末（又作马合谋）不断向西、南扩张势力，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先后占领了呼罗珊（阿姆河以南地）的首都内沙不尔（又译作你沙不尔、乃沙不尔，在今伊朗东北部）及其东部的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也里（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等许多重要城镇，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摩诃末杀死西辽使者，宣布脱离西辽统治，乘喀喇汗王朝内部发生人民起义之机，将军队开进河中，先后占领了河中重镇蒲华（又译作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境内撤马尔罕）。

1210年，马合木在塔剌思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塔剌思河）打败西辽军队，进一步提高了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声望，于是他又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苏丹桑贾尔的称号，以伊斯兰世界的真正统治者自居①，并于1212年灭亡了西部喀喇汗国。作为西辽附庸的东部喀喇汗国属部的高昌，其王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已于1209年归附了成吉思汗。1211年西辽的又一附庸葛罗禄（亦作哈剌鲁）首领阿尔思兰汗也归附了蒙古。同年，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末帝直鲁古的汗位。

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进占金中都后，摩诃末曾派一个使团到达中都。成吉思汗在驻营地接待了这个使团，并表示与花剌子模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作出了允许商人自由往来的决定。这期间，一支来自中亚的商队也到达成吉思汗营地，向蒙古人出售他们的织物。其中一个商人“对他最多用十个或二十个的那购进的织品，竟索三个金巴里失”②，激怒了成吉思汗，他下令将这个商人的商品全部没收，并让他们参观了自己金库中的贵重织物。于是另两个商人再也不肯出售他们的货物，却说“我们把这些织品献给汗”。于是成吉思汗按每匹金锦一个金巴里失，二匹布一个银巴里失的价格买下了三个商人的全部货物，并在纯白色的毡帐里接待了他们③。当商队返回时，成吉思汗也组成了一个回访使团，以花剌子模人马哈木、不花剌人阿里·火者和讹答剌人玉素甫·坎哈为使团首领；同时命令后妃、宗王和官员们每人挑选一二名亲信，组成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商队，带上金、银，用五百头骆驼驮载着大量中国内地的丝绸和蒙古皮毛等，与使团同时前往花剌子模，换取当地的珍品。成吉思汗通过使团传达他愿与花剌子模建立友好关系和加强联系的愿望，并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共同维持商路的畅通和保护商旅的安全。他让他们告诉花剌子模王：“贵国商人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又将他们遣送回来了。此外，我们还派了一些商人跟着他们到贵国来，想将贵国的珍品和当地出产的珍贵织物运到我国来。

您的家族的伟大和姓氏的高贵是尽人皆知的!大多数地区的平民、贵族全都知道您的国土的辽阔和您的命令的威力。您是我的爱子和最好的穆斯林。现在，当您消除了敌人，将同我们邻接的地区全部占领和征服后，我们两国就成了邻国，为了在两国沟通协作一致的道路，要求我们拿出高尚明达的态度来，担负起患难相助的义务，将两国之间的道路安全地维护好，避免发生险情，以使因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关系到世界福利的商人们得以安全通过。当我们之间建立起亲睦关系以后，就没有人动坏念头了，也就没有人支持纷争和叛乱了。”④古代风景画鉴赏商队大约在1218年春到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奇姆肯特西北齐穆耳）和讹迹邗（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乌支根）等城。花剌子模讹答剌长官亦难赤（又作亦纳勒术、亦难勒出黑）贪图商人们的货物，他一面扣留了商队，一面向花剌子模王摩诃末报告了商队和商人的情况。出于与亦难赤同样的贪欲和对成吉思汗称其为“爱子”的不满，摩诃末下令杀死商人，没收他们的全部货物。商队的成员除一名骆驼夫及时逃脱外，全部被杀。成吉思汗听到这一消息后，极其愤怒，“他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于是他下山来，策划行动，准备战争”⑤。他派出三名使臣，指责花剌子模王的无理和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亦难赤；并警告他加强武装，准备迎击大军的讨伐。摩诃末不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而且又下令杀死了为首的使臣，剃去了另两个使臣的胡须，将他们驱逐出境。实力蒸蒸日上的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摩诃末的蛮横无理，又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居间调停，于是，东西两强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此前，乃蛮部王子屈出律逃亡并篡夺西辽，就点燃了蒙古出兵中亚的火种，摩诃末对商队的暴行则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通过回回商队提供的信息，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实力也有所了解。因此，他对出兵中亚作了充分的准备。在遣使的同时，派遣大将哲别率军攻打西辽，消灭盘踞那里的屈出律；派遣速不台追袭蔑儿乞部的残余势力，试探花剌子模的虚实，扫除进兵花剌子模的障碍。为大军的征伐作了必要的准备。

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后，将军队派往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臣民横征暴敛，残酷镇压。为了维持其残暴的统治，又令士兵强行住进百姓家，进行严密的控制、监视，激起境内人民的普遍不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强迫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或佛教，杀害伊斯兰学者。

哲别利用穆斯林的不满情绪，宣布“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⑥。蒙古军队在穆斯林地区除了屈出律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要，因而穆斯林将他们视为解放者，他们纷纷杀死住进居民家中的西辽士兵，配合哲别的军队。屈出律在可失哈耳（又作喀什喀尔，今新疆喀什）听到蒙古军到来的消息，不待交锋便匆匆逃走。蒙古军跟踪追至巴达哈伤山中，在当地猎人的帮助、配合下，俘获并处死了他。

与此同时，速不台的军队尾追蔑儿乞残众至钦察草原，在咸海北消灭了他们。摩诃末得知蒙古军队进入钦察草原的消息后，也发兵自毡的（今哈萨克斯坦克齐尔·奥尔达东南，锡尔河北岸）北进，与蒙古军相遇，蒙古军避而不战。他们说：“成吉思汗没有让我们同算端花剌子模王交战，我们是为了别的事来的。”⑦但花剌子模军队并没有因此停止进攻，于是蒙古军被迫应战，并打败了花剌子模军，摩诃末在其子札兰丁的援救下才脱离了险境。东西两强业已交兵，且中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缓冲地带。当速不台报告了与花剌子模军队交战的情况后，成吉思汗便开始部署西征。

他以幼弟斡惕赤斤留守蒙古地区，将与金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左手万户木华黎。举领诸子、诸那颜，调动了大部分蒙古军队和西夏的河西军、新近自金归降的汉军、契丹军等，大约二十万兵力，于1219年开始了对花剌子模的“讨伐”，这就是成吉思汗的西征。也是蒙古军队的首次西征。

太祖十四年（1219）夏，成吉思汗驻扎于也儿的石河。六月，大军祭旗出师，途经海押立时，哈剌鲁阿尔恩兰汗和畏兀儿高昌王亦都护也率师加入，前往助战。大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讹答剌。当蒙古西征军将讹答剌城团团包围后，成吉思汗开始调兵遣将：他派长子术赤率数万兵将沿忽章河（锡尔河）进兵毡的；留察合台、窝阔台攻取讹答剌；命阿剌黑那颜率军南下攻取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南，锡尔河北岸）、忽毡（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列宁纳巴德）；自己与幼子拖雷率主力渡锡尔河，穿越沙漠，直趋不花剌。

讹答剌城守将亦难赤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蒙古军猛烈进攻下，坚守了五个月，外城终被攻破。亦难赤知道自己不会被宽宥，不肯投降。又率残众退守内城，一个月后，终因众寡不敌，守军全部战死。因为成吉思汗命令必须生擒亦难赤，故使他得以战斗到最后被俘。由于城中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也有很大伤亡，城破后，蒙古军大肆杀掠，将城夷为平地。而将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收入军中服役。亦难赤被送到成吉思汗军前，处以死刑。

术赤军在向毡的进军时，首先占领了昔格纳黑（又译作速格纳黑、速黑纳黑，今哈萨克斯坦契伊利东南，锡尔河北岸）。进攻昔格纳黑前，蒙古军先派出了一名前此来归的穆斯林哈散哈只（忽辛·哈只）为使者，要求居民归降。然而居民不肯投降，并杀死了劝降使者。于是蒙古军从早至晚轮番作战，经七昼夜的猛攻，占领了该城。为给哈散哈只复仇，蒙古军对昔格纳黑也进行了屠杀和掠夺，并命哈散哈只的儿子管理该城。

蒙古军自昔格纳黑出发，向讹迹邗和巴耳赤邗（又作八儿真，在昔格纳黑西北）进军，由于当地居民没有组织抵抗，因而也没有遭到屠城的厄运。然后，他们继续向毡的方向进军，攻占了毡的南部城镇额失纳思（也译作阿失纳思，在锡尔河左岸）。锡尔河沿岸城镇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毡的，当地守军及其将领弃城逃往花剌子模，居民虽曾自动组织抵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该城很快又破陷。蒙古军将居民驱赶到城外，掠夺了城中财物，处死了组织抵抗的人，任命早年归附的穆斯林阿里火者治理该城。接着，他们又遣将西进，攻取养吉干（今哈萨克斯坦诺沃卡札林斯克南，锡尔河左岸，咸海东）。至此，锡尔河下游诸城尽被蒙古军占领。术赤驻营锡尔河以北的哈剌忽木。

阿剃黑那颜率军围攻别纳克忒三昼夜，守军乞降。劫后余生的居民除工匠外，都被编入军籍。之后，蒙古军向忽毡进发，忽毡守将帖木尔灭里在河中岛上修筑坚固的城堡，率领精锐固守在岛上，不断袭击蒙古军。成吉思汗不断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麻尔干（撒马尔罕）等地派兵增援，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威逼下，帖木尔灭里乘船向锡尔河下游撤退。得知蒙古军已经组织兵力阻截后，他舍舟登陆，边战边退，部众损失殆尽，他只身逃往玉龙杰赤，会见算端。蒙古军攻下忽毡，进而占领费尔干那地区。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领蒙古军主力渡过锡尔河进军河中。他们派遣穆斯林使者先进入沿途城镇、堡寨劝降，对主动归降的城镇，或将其青壮年编入军队从征，或令其依原来的标准向蒙古军缴纳贡赋，而城中居民们的财富，则照例被蒙古军队抄掠一空。1220年3月，成吉思汗抵达不花剌。守将率领部分军队逃走，被蒙古军尾追击败。城中教长、绅士献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在清真寺举行了庆功宴会，蒙古军打开仓库，用谷物喂马，将古兰经从箱子里倒出，用装经书的箱子作马槽，伊斯兰教的首领、学者博士、贵族在蒙古的监督下为蒙古军将看管马匹。宴会后出城，令百姓聚集在城外，成吉思汗向他们宣布了算端的罪行，称自己是“上帝之鞭”，是上帝以此降罪于该国之人。他们要求城中的富人交出他们埋藏于地下的财富，而地上的财富则可由军队自取。由于内城仍有军民坚守，蒙古军在掠夺、勒索后，纵火焚烧了人民的房屋，以孤立内城守军，然后又驱赶不花剌人攻打内堡。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内城守军再也无力抵抗了，内城被攻破。居民中的丁壮被强征从军，往攻撒马尔罕，老弱妇孺逃往乡下，不花剌这座昔日繁荣的城市遂变为“平坦的原野”。

占领不花剌后，成吉思汗又率军前往河中府撒马尔罕，蒙古军驱赶着从不花剌征集的大军，沿途村落，一经投降，便一无所伤；凡进行抵抗者；则留兵围攻。当蒙古军攻打讹答剌时，花剌子模王摩诃末曾预征三年的赋税拟筑长围保卫河中府。但成吉思汗率军到来的消息传出后，摩诃末留下数万人守城，自己却从该城退走⑧。成吉思汗到达后，遣大将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自己则用两天的时间“巡视城池，观察墙垣、外垒和城门”⑨。察合台、窝阔台也从讹答剌领兵来会。第三天，成吉思汗下令围城，蒙古军和在当地征集的签军将撒马尔罕团团包围，水泄不通。守军组织突围，被蒙古军击溃。他们又用战象冲击蒙古军阵，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蒙古军击退象阵，逃回的大象反而践踏了守城的步兵，城内军民陷于混乱。第五天，守军和城民终于决定投降。扩蒙古军入城后，拆除了城墙和外垒等防御设施，将居民赶到城外，只有献城的居民代表、法官和宗教首领的家属约五万人受到了保护。藏匿不出者，一旦被发现便遭杀害。这时，内堡的守军也陷入混乱，他们“吓得心胆俱裂，既不敢挺身抵抗，又不能转身逃跑”⑩。有一支千人敢死队拼命冲出内堡，去与算端会合，其余的人只好龟缩在内堡之中。第二天，内堡被攻陷，守军退入大清真寺，用火油筒和方镞箭进行抵抗，蒙古军也用火油筒回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内堡中的人也全部被赶到城外。蒙古军将突厥人的头发剃成蒙古式样，对他们进行了收编，而将约三万名康里将卒全部杀死。居民中有技艺者三万人被分给了成吉思汗诸子和族人，又将同样数目的丁壮收编为签军，令其随军参与征战。其余的人在缴纳一定数目的赎金后，被允许回城。同时任命契丹人耶律阿海为达鲁花赤，镇守该城。

完成对河中地区的征服后，成吉思汗开始作下一阶段的部署，西征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他派察合台、窝阔台率军征讨花剌子模，令术赤自毡的前往与二弟会师，自己则作进军呼罗珊的准备。

成吉思汗命哲别、速不台追袭摩诃末时，指示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如果他带领军队来攻打你们，你们无力抵抗，可马上（向我）报告，如果他力量不大，可（与他）对敌!因为我们不断接到消息说，他怯弱、害怕、心惊胆战，他一定敌不过（你们）。……如果他被你们打垮后，带着几个人躲到陡山、狭洞里，或者像‘必里’（伊朗神话中犯罪的天使）般躲过了人眼，你们要像强风似地吹进他的国土上去；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

当蒙古军围攻撒马尔罕时，花剌子模王摩诃末便放弃了首都玉龙杰赤，逃往阿姆河南的卡利甫一带，准备防守阿姆河一线。但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成吉思汗又采纳讹答剌城降人的建议，施用离间之计，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猜忌。哲别、速不台按照成吉思汗的指示紧跟摩诃末之后，穷追不舍。沿途所经之地，凡迎降者，为其指定长官后，立即率军离开；个别地区虽不曾迎降，也因行军匆忙，不曾停留；个别村镇，居民们的无礼行为触怒了他们，才遭到攻城和屠杀的厄运。

不花剌、撒马尔罕相继陷落后，摩诃末匆忙逃到你沙不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路上还险些被属下的突厥将士杀死。哲别、速不台跟踪渡河追至巴里黑（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南马扎里沙里夫西，卡利甫西南）。消息传入你沙不尔，摩诃末又仓惶逃往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1220年6月，蒙古军又跟踪追到了你沙不尔，并向当地权贵们派出了招降使者，向表示归附的人们发放了成吉思汗诏敕的副本。哲别、速不台分兵追袭。速不台军经徒思（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今霍腊散省古昌）、担寒（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至刺夷（今伊朗德黑兰之南）；哲别经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札哈台），进入杩拶答尔（今伊朗马赞德兰），经剌夷尾追摩诃末至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摩诃末在哲别率到来之前，离开哈马丹又转匿于可疾云附近诸堡。蒙古军的步步紧追，使他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安身。这期间，蒙古军曾与摩诃末军遭遇，由于他们不知道那是摩诃末的队伍，虽射伤了驮载重物的马，却使摩诃末本人得以逃脱。最后，他逃到了宽甸吉思海（里海）中的一个岛上。他在群岛中转来转去，蒙古军没有找到他，却袭击了他的后妃和金库所在的堡寨，夺得了他的金库，俘虏了他的后妃，杀死了他的儿子。1220年底，摩诃末在悲痛与惶恐中死于海岛。死前，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当摩诃末撤离阿姆河防线时，其母秃儿罕哈敦也撤离首都玉龙杰赤逃往杩拶答尔。后来，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军围困了她栖身的堡寨，守兵坚持四个月后，因寨中无水出降，秃儿罕哈敦也作了蒙古军的俘虏。

当秃儿罕哈敦离开玉龙杰赤时，城内尚有守兵九万人。1220年夏，忽毡守将帖木儿蔑力兵败后退入这里。他整顿了城防，并以此为根据地反攻术赤军，一度夺回养吉干。摩诃末死后，新算端札兰丁曾自里海返回故都，但城内的康里军素与札兰丁不和，他们策划发动政变杀死他。于是他又撤离这里开赴呼罗珊，帖木儿灭里率三百骑与他同行。玉龙杰赤群龙无首，秃儿罕哈敦的族人康里将领忽马儿（又作乌马儿）的斤被拥为算端。1220年秋，西征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成吉思汗派三子术赤、察合台、宽阔台进击玉龙杰赤。术赤率本部军自毡的出发，察合台、窝阔台自不花剌进入花剌子模境。蒙古先锋军在城外一程之地设下埋伏，派少数将士进至城下，当守军出城袭击时，他们迅速撤离，将花剌子模军引入伏击圈，杀死守军一千余人后退回宿营地。

玉龙杰赤城横垮阿姆河两岸。蒙古主力到达后，在城周围结下环形营垒，一方面准备攻城的武器和代替石头的木料，一方面照例遣人谕降。准备就绪后，他们用火油筒攻城，城内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他们又以三千人夺取连接两城的桥梁，结果三千人全部被守军杀死。此后，守军斗志高昂；而蒙古军却因术赤与察合台的严重不和，导致指挥混乱，号令不一。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进行了数月，军事上却毫无进展。消息报告到成吉思汗处，他命令由窝阔台担任全军统帅，指挥攻城。窝阔台调解了两位兄长的矛盾，坚古代风景画鉴赏定地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使蒙古军齐心协力投入战斗，终于攻占了这座城市。他们照例将居民驱往城外，将其中的十万名工匠送到了蒙古本部，妇女和儿童全部成了俘虏，其余的人则全部遭到杀害。他们在掠夺和洗劫了这座城市后，又决阿姆河水灌城，使花剌子模的都城变成了一片汪洋。

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住了一段时间后，就移军那沙黑不（今乌兹别克斯坦哈尔希）附近草原，休养士马，一俟秋高马肥，他与幼子拖雷便开始了向阿姆河南呼罗珊地区进军的行动。大军自那沙黑不经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尔夏勃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南下，抵达阿姆河北岸的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梅兹）。忒耳迷军民依靠坚固的城防，充足的装备，坚持抵抗了十一天。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吉思汗的军队终于攻下了这座城市。居民们因进行了抵抗而悉数被杀。然后，他分兵攻略附近城寨，派拖雷进军呼罗珊，还派出一支军队进入巴达哈伤（喷赤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地区。

这一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北驻冬。1221年春，他领兵渡过阿姆河，抵达河南重镇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西）城下，城中首领送上礼物归降。接着他领兵东向围攻塔里寒寨（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塔里寒军民据险固守，蒙古军与守军激战七个月仍未能将其攻下，直至拖雷奉命前来会师，才将堡寨攻克。守堡军民被杀，城堡、房屋被毁。成吉思汗驻军塔里寒。

拖雷奉命出师呼罗珊时，成吉思汗下令从诸军中各抽调十分之一的勇武之士，由他指挥。呼罗珊地区分为四个城区：巴里黑、马鲁（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也里（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你沙不尔。拖雷将其军队分为三部分，他自统中军，与左、右两翼向除由成吉思汗征服的巴里黑以外的其余地区发动了全面进攻。“两三个月内，拖雷征服了许多城镇，其人烟如此稠密，以至每个镇区本身就是一座城池，而且人群汹涌，其每座城镇都是海洋；整个地区变得像掌心，造反的豪杰就被粉碎在毁灭之掌中”。上述地区在哲别、速不台追袭摩诃末时，几乎都曾经历过兵燹，但当时，两将的主要任务是追袭摩诃末，凡不曾抵抗的城池，一律在接受了蒙古军委派的达鲁花赤后，发给了优待文书、诏敕。但是，其中的一些城镇，在蒙古军远离后，相继起兵反抗。拖雷军到达后，凡曾经反叛的城镇，都遭到了又一次洗劫。其中以马鲁、你沙不尔为甚。

当哲别的军队到达时，马鲁城曾接受了蒙古军委派的长官和成吉思汗的木牌子。而后。他们背叛并袭击了一支蒙古军。拖雷军再至，洗劫了这座城市，将居民中的四百工匠和部分童男女掠走，其余的则全部被杀，城市也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退去后，一些隐藏在洞穴中或逃亡返回的人又重新聚集，不幸又再次惨遭杀戮。你沙不尔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花剌子模，呼罗珊相继征服后，成吉思汗召诸子大会于塔里寒寨。下一个军事目标就是消灭新算端札兰丁。

札兰丁无论智慧还是勇武，都远在乃父之上。他自玉龙杰赤出走时，参与保卫玉龙杰赤的忽毡长官帖木儿灭里跟随了他，他们途经奈撒（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东）时，击溃了一支驻守该地的蒙古军，取得抗击蒙古入侵的首次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一些地方的首领，于是在他前往自己的封地哥疾宁时，马里都督阿明灭里（灭里可汗）率五万军队，另一大臣赛甫丁也率四万人相继来投。为了镇守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带的道路，1222年，成吉思汗派失吉忽秃忽、帖克扯克等前往这一地区进行征伐和警戒。札兰丁击败了帖克扯克率领的蒙古军先头部队一千多人。4月，又在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大败失吉忽秃忽。八鲁湾之战是蒙古西征中损失最重的一次，也是自抵抗以来花剌子模一方取得的最大胜利。消息传开，被占城镇纷纷起义反抗，杀死蒙古戍将，蒙古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于是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日夜兼程，追赶札兰丁。而得胜后的札兰丁部下，却因分配战利品发生了争执甚至分裂。札兰丁听到成吉思汗前来追袭的消息，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向辛河（亦作申河，今印度河）方向撤退，准备渡河避难。

蒙古大军抵达哥疾宁时，札兰丁已离开半月之久。成吉思汗视察了八鲁湾战场，指出了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任命牙剌瓦赤为哥疾宁长官，然后火速向辛河方向追击。在辛河岸边，他们追上了札兰丁，为了防止札兰丁渡河逃走，并打算生擒他，成吉思汗命令连夜组织进攻。他下令：“不得用箭射伤算端，要设法（将他活）捉到手!”⑩蒙古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阿明灭里总右翼军，战败后向白沙瓦方向逃跑，被蒙古军追及后杀死，左翼军也发生了动摇。只有札兰丁自统的中军左右拼杀，坚持战斗。由于没有发出改变生擒的命令，军士们不能向他射箭，只是把他紧紧地包围起来。当他意识到突围无望后，便换乘生马向蒙古军猛冲过去，迫使他们后退，“接着他疾驰向后，扯紧缰绳，背上披着盾牌，拿住屏伞与徽牌，用鞭子抽打了一下马，像闪电般地过河去了”⑥。蒙古军准备过河追击，被成吉思汗阻止了。札兰丁知道自己无法取胜时，已先将妃嫔、子女和金银珠宝投入河中。及至他逃到对岸，蒙古军将他的士兵全部消灭然后动手打捞被他遗弃的珍宝。

成吉思汗驻军白沙瓦，命八剌和朵儿拜（朵儿伯）那颜率领二万蒙古军渡河继续追击札兰丁，同时分兵遣将镇压各地的起义。八剌等进入印度境内，攻占了一些城镇，但始终没有找到札兰丁的下落。天时向暑，蒙古人不耐暑热，遂班师与成吉思汗会合。这一年，成吉思汗在八鲁湾驻夏，并在这里接见了长春真人邱处机，9月，回师撒马尔罕。算端札兰丁则因不为德里算端所容，离开那里回到了波斯。

奉命追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在1220年秋进入阿哲尔拜占（首府桃里寺，即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当地统治者纳金钱、牲畜请降。1221年，他们又进入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共和国），败其守军。因那里林密路险，他们又自桃里寺往攻蔑剌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并镇压了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1222年春，他们再入谷儿只，转战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打耳班（今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逾太和岭（高加索山）入阿速人（也作阿兰，在太和岭北麓）、钦察人（里海、黑海以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至顿河的辽阔草原）地区。

他们离间和破坏了钦察与阿速人的联盟，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了阿速、钦察，进入钦察草原。钦察部落首领向斡罗斯诸侯求援，由于指挥不一，诸侯各自为战，损失惨重，蒙古军长驱直入，自斡罗斯南部沿黑海北岸进入克里米亚半岛。1223年底东返，经亦的勒河（伏尔加河），攻下不里阿耳。然后沿黑海、里海北岸回师与成吉思汗会合。

这次西征，南至印度，西至伊拉克、阿塞拜疆、黑海北岸，北达斡罗斯的基辅，历时六年。

注释①苏丹，亦译作算端。苏丹桑贾尔是塞尔柱王朝统治时间最长的苏丹，摩诃末袭用他的称号，以示自己的强大。

②的那、巴里失，花剌子模货币单位，七十五的那相当于一个巴里失。

③蒙古人尚白，在纯白色毡帐接待商人是对他们友好和尊重的表示。

④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乞台与摩至那诸合罕、哈剌契丹、突厥斯坦与河中的君主，伊朗、苫国、密昔儿、鲁木、马格里布卜等国哈里发、算端、蔑力、阿答毕传》。

⑤⑥《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Ⅵ《征讨算端诸地的原因》。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乞台与摩至那诸合罕、哈剌契丹、突厥斯坦及河中的君主，伊朗、苫国、密昔儿、鲁木、马格里布卜等国哈里发、算端、蔑力、阿答毕传》。

⑧关于守城兵力，有四万、六万、十一万等不同说法。

⑨⑩《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撒麻尔干的征服》。

康里，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至成海东北的突厥部落。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派遣哲别那颜、速不台那颜去追击花剌子模王、马合谋算端，并叙述伊朗地区上诸国的征服》。

哈敦，突厥语，夫人、皇后。

娥民归降后的命运，诸史家说法不一，有的记载说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一直在这一带活动，成吉思汗对居民的纳款表示怀疑，城民全部被杀；有的记载说城民获得了宽宥。参见《元朝史》。

《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xxvl《拖雷征服呼罗珊简述》。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叙述成吉思汗追击札兰丁算端，算端在辛河上战败后渡过了辛河》。真人西游金朝初年，一部分不愿与女真贵族合作而又不能进行武装抵抗的下层读书人，采取了逃避现实、处身方外的态度，他们将儒家思想、道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些道教新学派，全真教就是其中之一。全真教创于金海陵王正隆丘处机像年间（1156-1161），主要传播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它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并创立出家制度。创始人王喆有著名弟子七人，号七真。金世宗大定（1161-1189）后期，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大定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七真之一玉阳真人王处一先后两次被召见，向金帝进说“惜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金章宗承安三年，长生真人刘处玄又被召见，也向后者讲说了“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金、元之际，邱处机在河南、河北则享有盛名。

邱处机，字通密，山东登州栖霞人。幼丧父母，十九岁入山学道，次年以全真祖师王喆为师。大定九年（1169），随王喆入关。先后隐居修行于磻溪（今陕西宝鸡芳南）、陇州（今陕西陇县）龙门山。交结士人，声名渐著。二十八年（1188），应世宗召至中都（今北京），颇受优遇，后复还祖庵。明昌二年（1191）后，隐居栖霞。宋、金分别遣使来召，均不赴。

元太祖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前，遣侍臣刘仲禄佩带文为“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虎头金牌，传旨敦请①。仲禄五月自乃蛮国斡耳朵（兀里朵）②出发，六月到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七月至德兴（今河北涿鹿县），八月抵燕（今北京）。经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到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十二月，到东莱（今山东掖县），见邱处机，决定第二年正月十八日启程。

于是，邱处机选弟子十八人，如期出发，经潍阳（山东潍坊）、青社（益都）、长山（今山东淄博市西北）、邹平（长山西），二月初至济阳（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中旬渡滹沱河，二十二日过卢沟河至燕。

得知成吉思汗西征已出师，邱处机因年老，不欲冒风霜西行，恰遇成吉思汗命人选处女同往，遂以不愿与处女同行为辞，欲留居燕地，以待成吉思汗之归。并通过刘仲禄所遣请旨使臣，附书陈情③，盘桓燕地待命，同时从事宗教活动和与士大夫诗文唱和。

四月中旬，自燕京启行，过居庸，五月至德兴，于此渡夏，住龙阳观。八月，至宣德府（今河北宣化），住朝元观。十月，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此时为蒙古地区留守）使者阿里鲜、刘仲禄派往西域的使臣曷剌先后到达斡惕赤斤要求邱处机取道他所在的行帐；成吉思汗则坚持要邱处机到西域来见，并命令刘仲禄“毋使真人饥且劳，司扶持缓缓来，④。邱处机与刘仲禄决定，天气寒冷，行人所需御寒衣物未备，暂回德兴，待来春启行。依旧主持斋醮和与燕京、宣德、德兴诸道友唱和。

十六年（1221）二月八日，自德兴启程，经翠屏口、野狐岭（均在今河北张家口西），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十五日抵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出金界壕，入沙漠。三月初，至鱼儿泊（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

三月初五日，自达里诺尔向东北方向行进，所见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之人。

四月初一，至斡惕赤斤驻地。斡惕赤斤问道，约以望日（十五日）授受，至期大雪，斡惕赤斤不敢占乃兄之先，遂约定自西域回时仍途经此地，再向真人问道。十七日，斡惕赤斤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自此西北行，二十二日至胪朐河（亦作陆局河、驴驹河，今蒙古克鲁伦河）。

循河南岸西行，五月初一，日蚀，又行十六日。胪朐河转向西北流。西南有驿路。蒙古人早已得知消息，并以黍米相赠。邱处机酬以红枣，蒙古人甚喜，说“未尝见此物”。又十日，渐入山，当地人亦牧亦猎，男人结发垂两耳，妇女着“故故冠”⑤，“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⑥。邱处机有诗记其实：“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又行四日渡河，河西北山川秀丽，水草丰美，有契丹城址。

六月中下旬，至成吉思汗大窝耳朵（即斡耳朵）。其地米面极贵，日以乳及乳制品供应一行人等，金岐国公主、西夏公主也常以寒具（油炸食品如馓子等）相送。

七月九日，离斡耳朵西南行，抵镇海屯田处。有汉民工匠、金章宗妃嫔和歧国公主的母亲袁氏来迎。镇海来见，邱处机见此地“秋稼已成”，欲于此过冬。刘仲禄请镇海决定，镇海称：“近有敕，诸处官员如遇真人经过，无得稽其程，盖欲速见也。父师若寓于此，则罪在镇海矣。愿亲从行，凡师之所用，敢不备。”邱处机答以：“因缘若此，当卜日行。”于是采纳镇海的意见，以“大山高峻，广泽沮陷”，乃“减车从，轻骑以进”，留宋道安等九人，选地筑观。于是当地之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不到一个月，观成，“榜日栖霞观”。

八月初八日，以弟子赵九古等十人、车二乘、蒙古驿骑二十余随，镇海、刘仲禄又以百骑同行。

镇海及其从人李家奴皆称前面大山有山精，李家奴曾被山精剪去脑后发，乃蛮国王曾被山精所惑，“食以佳馔”。

秋，抵金山（今阿尔泰山）。少驻后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于是上山时用绳拴住车轮，令士兵将车拉上山顶；下山时，再一点点放下去。过山后，临河宿营，休养铺牛驿马，并有三绝句记金山秋色⑦。

渡河后将过白骨甸。白骨甸为古战场，地皆黑砂石，约行二百余里方有水草；现前行又有大沙漠百余里，至回纥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才有水草。“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镇海与邱处机商量，过白骨甸为两天行程。傍晚起程，一夜可走一半，上午可到有水草处；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起程，第三天上午十点左右可至回纥城。但夜间赶路，有魑魅魍魉作祟。蒙古人要将血涂在马头上以制服鬼怪。邱处机说：“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谁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于是，一行乘夜过白骨甸，不胜负载的牛，便被遗弃。故过白骨甸后，不复用牛。

八月二十八日，抵阴山（天山支脉博格达山），回纥（以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为首领的高昌回鹘）首领效迎，先至一小城。赠送以波斯布制成的哈达，并以葡萄等果品、大饼、浑葱（洋葱、圆葱、葱头）等招待。又西行过二小城，至鳖思马大城（即回纥城，也作别失八里，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有王官、士庶僧、道数百人远迎。回鹘王部族献葡萄酒、异花、杂果、名香，设歌舞、百戏招待，中原人很多。九月二日起行，四日至轮台，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长老来迎，以诗赠河南安阳书生李伯祥。重九日至昌八剌城（又作昌八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畏午儿（维吾尔）王率部族、僧、道远迎。与其夫人以西瓜、葡萄招待。翌日起程，循山西行约十程，再渡沙漠。七日，抵天池（赛里木湖）。雪峰环绕，山峦峭拔。西征时，察合台劈山开路，架设四十八座桥，道路始通。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又作阿里麻里，阿力麻里，维吾尔语意为苹果，因盛产苹果得名。在今新疆霍城西北）。有穆斯林首领和蒙古达鲁花赤来迎。其地盛产苹果、棉花（当地人称“秃鹿麻”），“农者亦决渠灌田”。

十月初七，刘仲禄先行驰报，独镇海陪同前行。中旬，逢东夏（蒲鲜万奴国号）使者，知成吉思汗于今夏已率军追算端札兰丁至印度。十月底十一月初至大石林牙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这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

十一月初，经塔剌思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江布尔）至赛蓝（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初五，随行弟子赵道坚（九古）死，葬于城东。

西南行六日，渡霍阐没辇（忽章河，今锡尔河）。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耶律阿海和蒙古、回鹘将帅载酒迎。刘仲禄以前途桥梁被毁。土人叛乱，建议明春朝。

见遂于此驻冬。邪米思干为河中重镇，花剌子模统治时期，有城民十余万户。现存者仅有四分之一，城中有田园蔬果，皆引水灌溉。居民中有回鹘、契丹、西夏和汉人，田园多赖汉人、契丹和西夏人耕种，汉人工匠杂处城中，长官则由诸色（各民族、部族）人担任。食品有米面盐油、蔬菜、葡萄酒，异物有大象、孔雀。邱处机一行于此观览风景，谈玄论道，与耶律楚材等中原士人唱和。刘仲禄、镇海遣曷剌领兵前往探路。

年底，侦骑回，桥梁、道路均已修好，反叛也已平息。二太子察合台请邱处机先至自己营中，邱处机以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为理由推辞。

十七年（1222）三月，宣差阿里鲜回。传达了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慰劳和对诸奉使的褒奖，同时命万户播鲁只（博尔术）以甲士千人护送邱处机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卜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前往行在。

邱处机留弟子尹志平等三人于撒马尔罕。于三月十五日率余人与宣差出发。四日，过碣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卜兹）。博尔术以回鹘军一千人护送，过山时依然由军士挽车，两天通过铁门关，然后顺着一条小河南行。第七天，渡阿姆河。四月初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塔里寒。五日，入见。席间，成吉思汗问长生之药，邱处机答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并介绍了与马钰（丹阳真人）、刘处玄（长生真人）、谭处端（长真真人）等三人师从重阳真人王喆的情况。成吉思汗命护卫人员称其为“神仙”，约以四月十四日问道。因天气渐热，遂与成吉思汗一同前往雪山避暑。

四月中旬，因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的军队在八鲁湾大败失吉忽秃忽，被征服的地区也相继起兵反抗，成吉思汗又率军追击札兰丁，将问道时间推迟到十月，邱处机请求先回撒马尔罕，得旨允准。

回程途经石峡，雄险更在铁门之上，邱处机有诗称：“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重五日，回抵撒马尔罕。

八月八日，离撒马尔罕，前往成吉思汗雪山行宫。自碣石取别径过山，十五日抵达阿姆河北岸，渡河至巴里黑。二十二日，抵巴鲁湾行宫，即刻入见。二十七日，成吉思汗北归。

九月十五日，设坛传道，唯耶律阿海、田镇海，宣差刘仲禄、阿里鲜与闻，阿海为蒙古语翻译。此后，十九日、二十三日和十月六日，又多次讲论修身治国之道。成吉思汗“温颜以听”，并“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

所讲内容大致为，“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声、色、情、昧皆可散气，“气实则健，气散则否”；“学道之人知修炼之术，去奢屏欲固精守神”。

古代风景画鉴赏修炼之道又有“常人之道”和“天子之说”，天子应除残去暴，减声色，省嗜欲，行善讲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众保民，使天下怀安；“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能修德保身，可致长寿。

“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屡有奇人成道升天耳。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而今“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能干官，规措勾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行之，兹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

同时，他又指出成吉思汗遣刘仲禄在燕京选室女充后宫不合于道；又反复说明应遣“清干官”安辑山东、河北，“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而有害”，必不得已，可借鉴金朝立刘豫的方式，待熟悉中原情况后便可废去⑧。

十月初一，至撒马尔罕。二十六日启程东行，十二月二十三日过锡尔河。蒙古人惧雷震，成吉思汗向邱处机问雷震事，他答称：“山野（邱处机自称）闻国人（指蒙古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成吉思汗欣然采纳，并命以回鹘字记录下来。邱处机又请“遍谕国人”，也为成吉思汗所接受。并召诸子、诸王、大臣，盛赞邱处机，要求他们将他所说的“各铭诸心”。

十八年（1223）正月十一日，东行。十九日众官为邱处机祝寿（七十五岁）。

二月七日，奏请回归。八日，因成吉思汗狩猎坠马，邱处机又劝其年事已高，宜少出猎。答称：“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教在衷焉。”并对扈从的吉息利（启昔礼）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二十四日，再请辞，成吉思汗以考虑应送何物为礼拖延。三月七日，又辞。赐以牛马等物，皆不受。给圣旨一道，免邱处机门人一切差发。遣阿里鲜、蒙古带、喝剌八海护从东归。

先至赛蓝，奠祭赵道坚。然后东行过楚河、阿里马城，经天山、天池，过四十八桥，越阿尔泰山，至阿不罕山（阿鲁欢，镇海屯田处），前所留弟子宋道安等来迎。

五月七日，令宋道安等六人先行；十四日，与尹志平等六人继之；命张志素等五人于十八日启行随后。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十三日，遣弟子尹志平与阿里鲜一起持信谕山东。在宣德、德兴、蔚州从事斋醮，住德兴龙阳观。1224年二月，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会众道徒、道友，讲论道义，作斋醮。

1227年，奉成吉思汗圣旨，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命邱处机掌管全国道教事务。七月七日，邱处机病痢死于长春宫。

注释①圣旨称：“……“访闻邱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朕心仰怀不已。……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古代风景画鉴赏②当在额尔齐斯河或阿尔泰山东西两麓，乃蛮旧境中某处。为成吉思汗西征前的行营所在。

③表称：“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恻!前者南京（指金朝）友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几千里。风尘鸿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窃恐中途不能到得。加之，皇帝所重，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殊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许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

④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参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王静安先生遗书》本；侯仁之、于希贤审校，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⑤故故冠，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

⑥《长春真人西游记》。

⑦其一：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

其二：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

其三：金山虽大不孤高，四面长拖拽脚牢。横截山中心腹树，干云蔽日竞呼号。

⑧传道内容皆见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道藏·洞真部篆类》，正统本。

第二十四章

六征西夏西夏，蒙古人称之为“唐兀惕”、“河西”，又讹为“合申”。它北与蒙古克烈、乃蛮部接界，东、南与金朝为邻。铁木真灭掉克烈、乃蛮二部后，西夏便成了蒙古的南邻。西夏桓宗李纯祐占天庆十二年（1205），蒙古军首次进攻西夏，攻占并摧毁了边境堡寨力吉里寨，进至经落思城，掠夺了周围地区，俘虏了大量人口、牧畜和战利品①。这是一次掠夺性和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夏襄宗李安全应天元年（1206），铁木真为蒙古各部首领推举为大汗，确立了南下攻掠金朝的战略目标。西夏恰居蒙古之南，金朝之西，世为金朝附庸，又与克烈、乃蛮等部素有往来，它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动向对成吉思汗的事业至关重要，为了集中军力攻打金朝，防止西夏对蒙古地区的骚扰，保障后方安全，成吉思汗需要将西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防范西夏与金朝联合，消除来自蒙古军侧翼的威胁，他也必需隔断金、夏联系，把西夏争取到蒙古一方。有鉴于此，成吉思汗决定再征西夏。

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夏襄宗应天二年（1207），蒙古以西夏不肯称臣纳贡为由，二次出兵西夏。他们攻破西夏边防重镇斡罗孩城（又作兀剌海城，今内蒙舌乌拉特中、后旗境内狼山中一处关口）。见西夏兵势尚盛，驻兵数月后，于次年春退回②。

元太祖四年，夏襄宗应天四年（1209），为迫使西夏臣服，成吉思汗又率大军，三征西夏。他们出兵黑水城，自斡罗孩西关口进入夏境。夏襄宗遣世子承祯为主将，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兵五万前往抵御。夏军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四月，攻克斡罗孩城，西夏太傅西壁讹答领兵巷战，兵败被俘，蒙古军乘胜南下。七月，抵达中兴府外围要冲克夷门（贺兰山中一处关口）。克夷门山势险峻，夏军统帅嵬名令公率五万人拒守，蒙古军初战失利。两军相持两月之久，夏军守备渐弛。蒙古军设伏以待，以游兵诱夏军入伏，擒获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府（西夏都城兴庆府，1205年改名中兴，今宁夏银川市）。城中军民固守，蒙古军攻之不下。适逢天降大雨，河水暴涨，蒙古军引水灌城，淹毙居民无数。夏襄宗遣使求援于金，为金所拒，都城危在旦夕。不久河决外堤，反淹蒙古军营。成吉思汗一面派遣西壁讹答入城招谕使降，一面自行撤围③。夏襄宗被迫纳女请和，称臣纳贡，订立了城下之盟，蒙古军放还嵬名令公。至此，成吉思汗初步达到了拆散金夏联盟，巩固侧翼的目的，并使西夏成为蒙古用兵金朝的同盟。此后，蒙古不时向西夏征兵，令其配合攻战并常取道西夏，出击金朝。

为报复金朝，西夏也甘愿效力蒙古，袭击金朝边境州县。致使金、夏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夏国势日衰，财用渐匮。耕织无时，田野荒废。元太祖十一年，夏神宗光定六年（1216），蒙古军取道西夏，进军关陕。西夏出兵配合，攻克潼关。而后随从蒙古军侵掠金朝，岁无宁日，军民困弊，穷于应付。又屡为金人所败，夏军损失惨重。朝野对蒙古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蒙夏关系渐致疏离。

成吉思汗西征前，又遣使命西夏军从征，为金所拒，于是又导致蒙古军的第四次征伐。元太祖十三年，西夏神宗光定七年（1217）冬，蒙古军渡河攻夏。西夏毫无戒备，列城不能御。蒙古军长驱直入，围困兴中府。夏神宗出奔，并遣使请降。因西征在即，蒙古军不能久留，遂撤围回师。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将经略中原的重任委派给左手万户、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与金军作战时，仍不断征调西夏军队参战。元太祖十八年，夏献宗李德旺乾定元年（1223），木华黎兵围凤翔（今属陕西），西夏遣兵十万助战。官兵厌战。城不克而擅自撤回。木华黎遣使问罪，夏神宗传位与次子德旺，自为太上皇。

夏献宗李德旺与金朝约和，并遣使联络蒙古漠北诸部，组建抗蒙联盟，欲趁大军西征未回之际，叛蒙自立。其年，木华黎病逝，其子孛鲁承袭为国王，继承其父总领华北诸军，继续经略中原。他到西征军中朝见成吉思汗，并上奏西夏动向，得旨侍机进讨。元太祖十九年，夏献宗乾定二年（1224）七月，自西域回师的一支蒙古军攻沙州（今甘肃敦煌），为西夏守将籍辣思义所败。九月，为配合沙州攻城蒙古军，防止西夏派兵增援，孛鲁率军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歼灭夏军数万，生擒守将塔海，虏掠牛、马、驼、羊数十万，留都元帅蒙古不花镇守要害。十一月，夏遣使请降，许送质子为信。此为蒙古对西夏的第五次征伐。元太祖二十年，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成吉思汗回军漠北，西夏质子不至。遂遣使西夏，责其不派军从征，不遣质子，收纳蒙古之敌亦腊喝·翔昆，且出言不逊。西夏因已与金朝修好，专意抗蒙，不践前约，使者无功而还。

次年，成吉思汗决定六征西夏，意在必灭。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取西夏西北重镇黑水城（亦集乃城，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虏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北境。同时派遣忽都铁木儿与党项（蒙古人称为唐兀）人昔里钤部招谕沙州。沙州守将佯许献城，并设牛酒犒师，暗中却设伏以待，蒙古军险遭暗算。蒙古军组织攻城，夏军溃败，沙州沦入蒙古。

五月，蒙古军进至肃州城下，遭到西夏守军的顽强抵抗，州城久攻不下。但其周围地区已为蒙古军蹂躏，民间窖藏尽失，守军孤立无援，终为蒙古军攻陷。城下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唯昔里钤部曾预先请于成吉思汗，获准于俘虏中求其亲属，得免者仅昔里氏亲族百余户。

肃州既下，大军又进围甘州（今甘肃张掖）。早年投靠蒙古的党项人察罕随军。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甘州守将。围城之际，“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并力拒守。城破，帝欲尽坑之，察罕言百姓无辜，止罪三十六人”④。

古代山水画鉴赏七月，兵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蒙古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猛烈进攻。西夏守臣斡扎力屈，开门迎降。大军乘势连克搠罗、河罗诸县。

夏献宗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忧惧而死。群臣拥立其侄李琼继位。蒙古军继续深入，越过沙陀，进至黄河九渡，攻占应里（今宁夏中卫）等县。十一月，进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灵州为西夏南面重镇，夏人势在必争。李琼遣老将嵬名令公率十万众赴援，双方隔河对阵。蒙古军发起猛烈攻击，阻止夏军从结冰的河面上过河东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的）脚，不让他们从冰上过来，敌人们应弦而倒”⑤，死伤数倍于蒙古军。灵州失守。成吉思汗至盐川州驻冬。蒙古军四出搜虏遗民，百姓至穿凿土石为洞穴以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元太祖二十二年，夏李琼宝义二年（1227），蒙古军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经灵州之战的沉重打击，西夏已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成吉思汗留阿术鲁率部分军士围城，自己则率军渡河攻打积石州。连破临洮府（今属甘肃）、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西宁（今属青海）等州。五月，成吉思汗避暑于六盘山（在今宁夏固原境内）。至此，中兴府被围已届半年，粮尽援绝，军民困病，再无力抵抗和突围。成吉思汗又遣察罕入城谕降。

不久，夏主李观请降，同时乞请展限一月，以备贡物和迁民出城，得到允准。六月，成吉思汗继续南下，至秦州清水县患病，七月病逝于军中。遗命秘不发丧，以防敌方得知实情，形势有变。并告诫待李琼出降，立即处死。既而李琼出城至蒙古军营，当即被杀。同时决定尽杀中兴城军民，经察罕力谏乃止。察罕领兵入城。安集遗民。

蒙古军前后六次用兵，历时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立国近两个世纪的西夏。

注释①②《亲征录》。

③《太祖纪》。

④《元史·察罕传》。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太宗之立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蒙古国第二代大汗。他在位时，元朝国号尚未确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制先世尊谥庙号时，定为太宗英文皇帝。

成吉思汗与其正后孛儿帖兀真（兀真又作“旭真”，即妻子、夫人）所生四子，各有所长，都是当时极有威望和倍受尊敬的人，因而被称为“四曲律”。“曲律”用来指马就是骏马、快马，用来比人则是豪杰、勇士之义。

长子术赤生于成吉思汗创业之初，在蔑尔乞部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孛儿帖被掠，并给了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作了妻子。以报复当初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抢夺蔑儿乞人新娘月伦的宿怨①。后来，蔑儿乞人在不兀剌川被王罕、札木合和铁木真联军击败，孛儿帖又被夺回，不久术赤降生。因而，术赤的出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汗位继承上，它不可避免地被当做一条理由提了出来。

次子察合台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精通札撒②，熟悉必里克③，但却与长兄术赤一贯不和。

三子窝阔台“以庄严、聪明、能干、善断、谨慎、坚定、老成持重、宽宏大量和公正著称，但爱好娱乐和饮酒”④。

四子拖雷“常在父亲身边。成吉思汗总是就所有的事、各种重大事件和他商议，称他为“那可儿”⑤。成吉思汗的禹儿惕⑥、大帐、财产、家室、异密⑦、那可儿、近卫军和直属军队都在他的统辖之下，因为自古以来，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有这样一种习俗：还在活着之时，就把自己的年长的儿子们分出去，给予他们财产、牲畜和羊群，其余的东西则归幼子所有，并且他被称为斡惕赤斤，即与火和灶有关系的一个儿子，以表示他是家室的根本⑧。在汗位继承上，他也占有独具的优越地位。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无疑将在此四人中选择。

最先提出继承人问题的是成吉思汗的来自塔塔儿部的皇后也遂（又作也速伦）。西征前，她向成吉思汗说：“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⑨成吉思汗对这一建议非常欣赏，当即召集诸子和有关人员商讨。他让四个儿子分别发表意见。术赤还没有开口，察合台就抢先发言。他说术赤是蔑儿乞种，表示不愿服从他的管辖。兄弟俩在父亲面前争执起来。术赤提出以比赛一次射箭和摔跤一决雌雄，被众人劝止。察合台则提出他与术赤都不做继承人，愿为父亲效力。“斡歌歹（窝阔台）敦厚，可奉教训”⑩。术赤也只好同意。窝阔台则表示“尽力谨慎行将去，只恐后世子孙不才，不能承继”⑩。拖雷也表示愿意尽心辅助兄长，“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醒，差去征战时，即行”。初次讨论总算取得了一致。

此后，在频繁的征战中，成吉思汗也随时注意对四个儿子进行考察，攻打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境内库尼亚·乌尔根奇）时，术赤和察合台各执己见，不能协调一致，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军队管理混乱，死伤甚多。成吉思汗很生气，他派窝阔台前去担任军队统帅，协调两位兄长的关系，指挥攻城。窝阔台坚定地执行了成吉思汗的命令，把军中诸事安排得很有条理，并使两位兄长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维持了表面上的和睦，于是蒙古军齐心协力投入战斗，很快就攻下了玉龙杰赤。对于窝阔台的任情享乐和纵饮贪杯，成吉思汗也曾多次告诫和给以处分。而做为征服花剌子模的主帅，攻陷玉龙杰赤后，兄弟三人私自分配了俘虏和百姓，没有请示成吉思汗，也没有留下父亲和幼弟的份额，使成吉思汗非常不满。当窝阔台等回军时，成吉思汗曾让他们等了三天而不肯召见。拖雷一直在成吉思汗身边，战功卓著，少有过失，加上蒙古人素有的幼子守产的习惯与规矩，所以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成吉思汗也曾一度陷入矛盾中，在窝阔台与拖雷二人之间举棋不定。但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选择了窝阔台，而将自己的禹儿惕、家室、财产、库藏和军队，全部交与拖雷掌管。因此，当他在灭亡西夏的战争中突然患病又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把窝阔台和拖雷招到身边（时术赤已死，察合台留守后方），亲自向他们强调了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并叮嘱他们不要违背他的话，在国内引起纷争。

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习惯，汗位的继承必须有宗亲、贵族的推举，才算合法。因此，窝阔台的即位典礼，须在忽里勒台（大聚会）之后，取得合法资格，才能举行。在大会召开之前，按传统则由幼子拖雷代行大汗职权，即所谓“监国”。

为了权力的顺利移交，维持国家的稳定，忽里勒台应尽快召开，以便早日推举出合法的大汗。但是，成吉思汗1227年病逝和举哀发丧后，忽里勒台却没有立刻举行，汗位虚悬达两年之久。这是因为蒙古大汗的权力，他所控制的军队，拥有的土地、人民、财富都是颇具吸引力的，是令人垂涎和觊觎的；传统的习惯在社会上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拖雷继承了乃父的大量军队、人民和财产，实力大大超过了其他的兄长及其后裔。在窝阔台和拖雷之间做何选择是一个非常敏感、棘手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们不能不担心，“一旦发生大事，领袖和君主又未指定，国家的根基就将陷于衰弱和混乱。因此，最好尽快选立大汗。

到了1229年，各方面开始互派急使，着手准备忽里勒台，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磋商。八月，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今蒙古克鲁伦河）曲雕阿兰之地。术赤的儿子斡尔答、拔都、昔班、别儿歌、别儿歌撒儿、不花帖木儿从钦察赶来；察合台和他的子孙从海押立（遗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克塔勒迪一库尔干西南）赶来；窝阔台及其子孙从叶密立（又作也迷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赶来；成吉思汗的弟弟斡惕赤斤、别勒古台及其子孙，拙赤合撒儿（成吉思汗二弟）的儿子也苦、移相哥（又作也孙格、也松格），合赤温（成吉思汗三弟）的儿子按只吉歹等从他们各自在东部的封地赶来；拖雷则早已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宫帐）所在的曲雕阿兰之地等候了。人们到齐后，首先高高兴兴地宴饮了三天三夜。接着，开始就朝政和大汗人选进行磋商。他们充分尊重成吉总汗的遗命，决定推举窝阔台。窝阔台则再三谦让，他说：“成吉思汗的旨意虽则若此，但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据蒙古的风俗，长室中的幼子应成为其父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是长斡耳朵的幼子，他一直日夜晨昏地侍候成吉思汗，目睹、耳闻和领会他的所有札撒、法令。既古代人物画像然这些人仍都健在，就在眼前，我怎能继承汗位呢?宗亲和贵族们就此讨论了四十天，终于作出了最后决定，把大汗的权柄交给了窝阔台，并决定八月二十二日举行即位典礼。这个决定的作出，除窝阔台本人的条件外，成吉思汗的遗命和察合台的支持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拖雷对此尚有保留，对汗位的继承仍存幻想，他寄希望于推迟举行典礼，推翻所作的决定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参与筹备、组织典礼活动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寻求支持。耶律楚材认为“大计若不早定，恐生它变”，劝谏他拥戴窝阔台，并以二十四日为吉日，过此近期再无吉日为理由，促使他早下决心。为了维护大汗的尊严，提高窝阔台在宗亲、贵族中的地位和威望，耶律楚材又借鉴中原王朝的礼仪，为大蒙古国制定了朝仪，其中包括宗族中的长者对大汗行拜礼。他充分利用察合台与窝阔台的亲密关系，说服察合台带领叔父和兄弟们向大汗跪拜。

元太宗窝阔台的即位典礼如期在八月二十四日举行。首先，按照蒙古人举行重要活动和祈祷的仪式，大家摘掉帽子，把腰带搭在肩上。然后，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右手，拖雷拉着他的左手，叔父斡惕赤斤抱着他的腰，把他扶上大汗的宝座。“既有老成持重的赞助，又有鼎盛青春的扶持”。拖雷举起酒杯，御帐内外的人们依次向大汗行九次跪拜之礼，祝贺他登了大位，又在斡耳朵外向太阳叩拜三次。窝阔台则命令呈上金库的财物，慷慨地赏赐了所有的人。大典和宴饮结束后，窝阔台又命令按照蒙古习俗，为成吉思汗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窝阔台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大札撒，接着开始制定各种制度，行使对国家的治理权，他派绰儿马浑（又作绰儿马罕）至伊朗，继续征服花剌子模；派术赤的儿子斡尔答、拔都、昔班等，察合台的儿子拜答森尔、孙子不里，他自己的儿子贵由、合丹，拖雷的儿子蒙哥、发绰以及大将速不台等往征钦察、斡罗斯等地，这是蒙古军队继成吉思汗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征伐，被称为“长子出征”；他修建了宫殿和哈喇和林城（今蒙古额尔德尼召）；他设置了仓廪，完善了驿站制度；制定了蒙古地区、中原和西域的赋税制度，派西域人牙剌瓦赤主持汉地事务；在牧区缺水处凿井，解决人畜用水的困难。最大的成就则是灭亡了金朝，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淮河以北，将统一中国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由于他沉湎酒色和纵情享乐，筑长围为猎场，征民女为妃嫔，也曾招致不少怨言；晚年任用西域商人奥都刺合蛮“扑买”中原课税，加重了人民负担，也破坏了由他早年制定的赋税制度。但瑕不掩瑜，时人仍称他“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俭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无事”。《元史·太宗纪》也说：“帝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此虽不免过誉，也足证太宗行事确有可称者。

窝阔台在位十三年，于1241年11月因饮酒过度，病逝。

注释①月伦。《元朝秘史》作“诃额仑”。斡勒忽讷惕部人，曾许与蔑尔乞部人也客赤列都为妻，迎娶的路上，被也速该所劫，生成吉思汗等四子一女。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

②札撒，蒙古语，意为“法律”、“法令”、“命令”。

③必里克，蒙古语，意为“文书”。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第一部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那可儿，蒙古语，意为“伴当”。

⑥禹儿惕，突厥语，蒙语为“嫩秃黑”——游牧地段及某一社会经济单位从事游牧地区。

⑦异密，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

⑨（元朝秘史》续一。

《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纪》。

兀鲁黑那颜即也可那颜，大官人。这里指拖雷。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分《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耶律楚材早年跟从成吉思汗，掌管汉文文书。与成吉思汗诸子关系密切。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引李微撰《墓志》。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分《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

《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引赵衍撰《行状》及王恽文集。蒙金战争成吉思汗曾受金朝官职，对其进贡方物，并在边城会见过卫绍王完颜永济。金对蒙古的掠夺、杀伐早已激起了蒙古诸部的强烈不满，蒙古立国前后，又不断有金朝边将来投。故成吉思汗对金朝和西夏的虚实有所了解。金降将俱言章宗杀戮宗室，荒淫日恣，且陈其可伐之状。于是成吉思汗在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就将攻掠的目标指向了金朝。

元太祖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死，完颜永济即位，遣使持诏书谕蒙古。成吉思汗大不以为然，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为之也。”①由此更轻视金朝。但金朝毕竟是中原上邦，为蒙古诸部的宗主，立国已近百年，成吉思汗不敢轻举妄动。他首先出兵西夏，解除金夏合兵共抗蒙古的威胁，消除西夏自其西路牵制兵力的后顾之忧。四年（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成吉思汗以武力迫使夏襄宗李安全纳女奉贡请和，拆散了金夏联盟，将西夏争取到蒙古一方，遂积极准备南下伐金。

六年（金大安三年。1211）秋，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首次南下袭击金朝。他率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釜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即千家奴）失于备御，蒙古军先锋哲别攻陷边境堡寨乌沙堡，进取乌月营。思忠以战败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兵长驱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利抚州。金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部署重兵阻截，号称四十万。蒙古将领木华黎率勇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拼死力战，猛冲金兵。诸军同时并力出击，金兵大败，“死者蔽野塞川”。金将石抹明安降，承裕率军南逃。九月，蒙古军跟踪追至会河川，金军再溃，精锐尽失。蒙古军首战告捷，先锋突入居庸关，进至中都城外，攻城不克，退回。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军自西南路突入边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惕吉忽里献关，导蒙古军攻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子古城）、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朔（今山西朔县）等州，抄掠后退去。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今山西大同）逃回中都。

七年（金崇庆元年，1212），蒙古军乘胜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和山后（今太行山北段之西）州县，威宁防城千户刘伯林降。进而围攻西京，歼灭元帅左都监完颜襄率领的援军。成吉思汗亦中流矢，撤围回军。同年，哲别受命率军往攻东京（今辽宁辽阳市），见城守尚严，乃佯退五百里，待其守备松懈之机，连夜换马驰回，出其不意，攻陷东京，大掠而回。

八年（金至宁元年，1213），成吉思汗复会集诸军，再野狐岭，连下宣德、德兴，与金行省完颜纲、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幺、汉守军激战于怀来（今河北怀来东），习获全胜。蒙古军尾追金军至居庸北，杀得金军“如烂木般堆着，②。金以重兵守居庸，“布铁蒺藜百余里”③，蒙古军不得入。成吉思汗留部分兵力继续进攻，自率木华黎、哲别等间道西行趋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斩关而入，再溃金军。金涿州守将、副统军王械降。哲别等驰赴南口，猛攻金军，“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薯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④哲别与北口诸军两面夹击，攻下居庸天险，进逼中都。成吉思汗则率军连取涿（今河北涿州市）、易（今属河北）二州。于是除留兵围攻中都外，其余各军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西路），循太行山东麓南下，至黄河北岸卫（今河南汲县）、孟（今河南孟县）诸州，再循西麓北上，掠河东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至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武等州后还；左军（东路）由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和斡惕赤斤等为统帅循海而东，取蓟（今天津市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及辽西诸郡而还；成吉思汗本人与其第四子拖雷领中军，掠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州市）、济南、益都（今山东青州市）等河北东路及大名，山东东、西路诸府州而还。别遣木华黎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其城。金朝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诸州县皆遭杀掠。永清地主史秉直、史天倪父子降。

同年八月，金帝完颜永济被权右副元帅、中都城北守将纥石烈执中所杀，宣宗完颜殉即位，改元贞贞占。

九年（金贞祐占二年，1214）春，诸军会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驻北郊，遣使向金索要贡献。金宣宗以卫绍王女歧国公主及金帛和童男女五百百、马三千奉献，蒙古退军。夏，成吉思汗避暑鱼儿泊（即达里泊）。五月，金宣宗南迁汴京，留太子完颜守忠与丞相完颜承晖（福兴）、尚书左丞抹撩尽忠等守中都。六月，镇守中部南面的牂军哗变，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遣三木合拔都、契丹人石抹明安、汉人王械等南下，会合牂军围攻中都。金皇太子出城赴汴。

十年（金贞祐占三年，1215）正月，通州守将、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州降，完颜承晖向金宣宗告急。金宣宗遣元峒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军一万余人，御史中丞李英督粮救援中都。三月，李英被酒蒙军击溃霸州，粮运尽失。庆寿军闻知，溃归，中都援绝。抹燃尽忠弃城走汴，承晖自杀。五月，中都被蒙古军攻占。成吉思汗遣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等清点中都府库，悉数北运，以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中都。

成吉思汗自中都撤军后，遂派木华黎统军征辽东。木华黎派早年来归的契丹人石抹也先袭取东京。时值金为镥京留守易人，也先于中途截杀赴任新留守，持其所受诰镧至东京，以新留守身份发号施令，兵不血刃，即下辽东地通又配合木华黎取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嘲镇）、北京路（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诸州县。木华黎攻取北京，大败金军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南），城中金军杀其守将，推寅答虎为帅，举城降。北京嘲下，木华黎遣人招降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兴中土豪石天应，义州（今辽宁义县）契丹土豪王殉等相继迎降。十一年（金贞祐占四年，1216）他们协助木华黎平定据锦州（今属辽宁省）先降而复叛的张鲸、张致兄弟。取平、滦、懿（今辽宁阜新市东北绕阳河南岸满汉营子一带）、广宁（今辽宁北嘲县）等府州。

占领中都后，成吉思汗遣使金朝，要求其献河北、山东未下诸州县，金不从。于是又遣脱栾扯儿必、史天倪等蒙古军和投降的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至东平（今属山东省），阻水不克，大掠后还军，金人复取之。同时遣三木合拔都由西夏趋关中，出潼关，掠河南而还。此为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

占领中都前，蒙古的军事活动以俘虏人口、财富为其主要目的；占领中都后，逐渐转向攻城略地，进占中原了十二年（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赐誓券、黄金印，使之统帅弘吉剌、亦乞烈思，忙兀、兀鲁等十军和契丹、汉军，专事中原的经略。他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⑤又赐大驾所建九旃大旗，谕诸将曰：一小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⑥不久，成吉思汗率领四子和蒙古军主力，开始西征。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自中都失陷后，河北、河东、山东等路州县不断遭到蒙古军的攻击、抄掠，金朝已无力控制。各地土豪纷纷结寨自保，招募武装力量。他们或接受金朝官职，为之守土抗蒙；或投附蒙古，帮助木华黎攻城略地。木华黎建行省于燕云，率刘伯林、石抹也先、耶律秃花、史天倪等攻取河北、山东诸州县，下蠡州（今河北蠡县），破大名府，东定益都、淄（今山东淄博市南）、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潍（今山东潍坊市）、密诸州。易州武装地主张柔抗蒙兵败后归降，木华黎使其仍居金所授经略使职。张柔率所部连下雄、易、安（河北安新县）、保（今河北保定）诸州，与效忠于金朝的武装地主武仙在河北对抗。木华黎统军自西京由太和岭（太行山）入河东，连下太原、忻、代、泽、潞等州。十三年（金兴定二年，1218），再下石（今山西离石）、隰（今山西隰县）、岢岚（今属山西）、绛（今山西新绛）等军州。不久，依附于金朝的武装地主郭古代风景画鉴赏文振、张开、胡天作等又相继收复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在河北，藁城武装地主董俊与张柔合力击败武仙，进据真定。

十五年（金兴定四年，1220），金封王福、武仙、郭文振、胡天作等九人为公，兼经略使，使之分疆守土，在河北、河东与蒙古军和附蒙的汉人武装势力对抗。武仙为恒山公，知真定府事，在金末九公中实力最强。这一年，木华黎回军河北，自燕南下，至满城（今属河北省），在董俊、史天倪所统汉军的配合下，击败武仙。仙穷蹙降蒙，与史天倪同守真定，为河北西路兵马副元帅。

蒙古军入山东，前同红袄军一起降宋的武装地主严实以所据彰德、大名、磁、沼、恩、博、滑等州三十万户迎降，并助木华黎攻取曹、濮、单等州，大大加强了蒙古对河北、山东地区的控制力量。

十六年（金兴定五年，1221），木华黎再人山、陕，石天应、史天祥和西夏兵五万从，他们入葭州（今陕西佳县），嘲绥德（今属陕西省），进逼延安，设伏大败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徇洛州，克鄜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蚓陵），又东渡黄河，再取隰州。

十七年（金元光元年，1222），再下太原、平阳，取河中（今山西永济）。皆设寓置守。木华黎再次渡河而西，取同州（今陕西大荔）。下蒲城，径趋延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攻之不下，遂分麾下兵屯守。另遣兵断潼关，击风翔，又不下，乃驻兵渭水南，徇凤州（今陕西凤县，）后渡河东还。十八年（金元光二年1223）三月，木华黎死于河东闻喜（今属山西），其子孛鲁袭职。十二月，金宣宗死，哀宗完颜守绪即位。

孛鲁于元太祖十九年（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攻克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命蒙古将领驻守要害。当蒙古军主力进攻山、陕之际。河北东西、两路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二十年（金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都元帅史天倪，叛蒙归金；降宋的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受宋官任大名路总管，占据了严实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四月，围严实于东平。城中食尽，严实被迫与之约和。彭义斌又西向与武仙联兵取真定。史天倪之弟史天泽袭都元帅职，与蒙古军将领肖乃台合兵反攻真定。严实也暗结蒙古孛里海军合击彭义斌。彭义斌被俘，武仙败走，真定复为蒙古势力所据，严实所失州县尽复。至此，金山东、西路，河北东、西路，河东南、北路基本上为蒙古军和降蒙的汉人武装地主所控制，山东东路则为降宋的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势力。

二十一年（金正大三年，1226），木华黎弟带孙统蒙古军与严实的汉军围李全于益都，孛鲁也领兵入齐，遣人招降李全。第二年夏，李全城中食尽，出降，山东东路尽入蒙古。

这一时期，木华黎、孛鲁所统蒙古军约二万人，在河北、山东陕三线作战，兵力显然不敷分派。河北东、西路和山东西路主要依靠武装地主史天倪兄弟、严实父子和董俊父子的兵力。金朝也只在陕西由行省完颜合达的兵力支撑局面，河东、河北诸路则不得不依靠武装地主武仙等九公与蒙古势力抗衡。故这一阶段蒙金战争特点是投靠金蒙双方的汉人武装地主间的对抗。其间，太原，真定，平阳、东平等重镇虽几经易手，而因蒙古军能往来策应，数其势力始终居于上风。金朝则兵源不足，粮饷匮乏，唯以官爵酬九公而已。宋又授反金起事的红袄军首领以官职，利用他们乘蒙金对抗之机，冀收渔人之利。

成吉思汗于1225年结束西征回到漠北后，便集中兵力大举攻伐西夏。二十二年（金正大四年，1227）秋，成吉思汗病逝，西夏灭亡。这期间，蒙古军下临洮府（今属甘肃）自凤翔徇京兆。金朝也加强了陕西的防御部署。戊子（蒙古拖雷监国，金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八千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金将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取胜，为蒙金交战以来金军的首次大捷，三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再议伐金，蒙金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太宗二年（金正大七年，1230）蒙古军攻京兆。秋，窝阔台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下天成等堡，入山西，自平阳南下，渡黄河与陕西兵会。三年（金正大八年，1231）春，围攻凤翔。金遣完颜合达、移刺蒲阿行省乡（今河南灵宝），使出关援救。合达、蒲阿见蒙古军势盛，不敢战，托言伺机方可动，不肯出关。金哀宗多次遣使催促，不得已出关，至华阴，与渭北军一交，便勿忙收军入关，放弃京兆。风翔被蒙古军攻占，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有。

夏，窝阔台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大会诸侯王，商讨伐金方略。时金以重兵守潼关、黄河一线。成吉思汗临死前，曾部署灭金方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⑦及拖雷下凤翔，亦曾有人以此策来献。至是，遂定议兵分三路：中路窝阔台自将，由洛阳进；左路斡陈那颜率领，由济南进；右路拖雷率领，自陕西进，借道于宋，沿汉江下唐、邓，迂回包抄汴京。期以明年正月会师于汴。

秋，窝阔台至云中，率众下河东州县，取河中府，自白波（今河南孟县西）渡河，驻郑州。金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黄河防线瓦解。拖雷自凤翔趋宝鸡，过大散关，至兴元（今陕西汉中），东下金州（今陕西安康），直趋房（今湖北房县）、均（今湖北均县西），渡汉水北上，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县）。金遣合达、蒲阿守邓州。合达等据险设伏于邓州西禹山，金军小胜。拖雷避开金军主力，散漫北上，径趋汴京。合达等尾追，双方且战且行，各有伤亡。蒙古军但事骚扰，不与交锋。

四年（金开兴元年，1232）正月，蒙古游骑至汴。拖雷军与金军遇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集结精兵与金军对阵，“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马践泥淖没胫。军士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⑧。拖雷军与中路军会合，“四面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⑨。合达战死，蒲阿为蒙古军俘虏，被杀。同时，金潼关守将献关，许州（今河南许昌）兵变，皆降蒙古，金朝大势已去。蒙古军连续攻下卢氏、睢州（今属河南）、中京（今河南洛阳），遣使入汴招谕，索取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和降蒙诸人家属。金遣曹王讹可出城为人质与蒙古军议和。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等率蒙古军围攻汴京。汴京周围州县皆遭蒙古军杀掠，居民争相入城避难，汴京城人口激增。入夏后，瘟疫流行，五十日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数。七月，蒙古使者唐庆为金军士所杀，和议绝。京城粮尽，括粟于民，骚扰捶楚备至。入冬则人相食。十二月，哀宗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完颜斜捻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

五年（金开兴元年，1233）正月，金京城留守官、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奴申、枢密副使斜捻阿不，以卫绍王子从恪监国，献城降。蒙古军入汴。

金哀宗出城过陈留、杞县，驻黄陵岗。渡黄河攻卫州，不克。又渡河南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六月，离归德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等谋奉哀宗入蜀。

自汴京被围，蒙古数遣使至宋，约以联兵灭金。八月，和议成。商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于是，蒙宋联合攻唐州，败武仙，断金帝西逃入蜀之途。蒙古将领塔察儿（博尔忽从孙）兵围蔡州。十一月，蒙古兵决蔡州城西练江；宋兵引城南柴潭入汝水，填薪苇铺路，进逼蔡州城。六年（金天兴二年，1234）正月，宋兵攻破南门，引蒙古军自西门入。金哀宗传位于宗室、蔡州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自缢死。蒙宋联军攻陷蔡州，承麟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同河北、河东诸路占领与失陷数次反复一样，蒙古对上京、咸平、辽东诸路的征服也颇费时日。早在成吉思汗首次伐金之际，金朝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即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八面城）一带反金自立。太祖七年归附蒙古，与蒙古将领按陈结盟，驻守原地。翌年，金朝遣将北伐留哥，被蒙古与留哥的联军击败。此后，留哥自立，建国称王，国号辽，年号元统。进而击败金宣宗所遣的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攻占咸平（今辽宁开原），建为中京。蒲鲜万奴收散兵奔东京。八年，留哥攻破东京，驱逐万奴，朝成吉思汗于行在（当时成吉思汗驻跸桓州）。留哥部属耶厮不等不愿降蒙，趁留哥入朝之际，举众叛去。九年初，自立于澄州（今辽宁海城）。不久，为部下所杀，残部九万余人退入高丽。留哥暂居临潢。辽东为万奴所据。

万奴讨留哥败绩，受到金廷谴责，遂趁金无暇东顾之机，于元太祖十年反金自立，割据东京、成平，建国大真（史称东夏）。次年，木华黎再入辽东，万奴降蒙，不久叛去，东徙曷懒路（吉林东部和朝鲜北部一带），又攻占上京路诸多州县。金上京行省官太平执元帅承充，夺其军，附万奴。万奴乃成为辽东一大势力。木华黎此时正致力于中原征战，无暇顾及辽东，所下州县放弃后又为金有，对万奴所为也暂取容忍态度，以利用他牵制金军。这年，蒙古将领哈真、扎剌与耶律留哥率军会同万奴入高丽境，追剿逃亡的契丹军残众，由耶律留哥带回临潢。万奴占据辽东东部和上京、速频等路地方达十二年之久。辽东南部则由金行省控制。

元太宗元年，窝阔台遣撒里塔、吾也而、王荣祖等率军征辽东，下盖州（今辽宁盖县）、宣平（今辽宁岫岩）、石城等，占据辽东南部。五年，由皇子贵由、木华黎孙塔思等东征，万奴平。东京、上京诸路悉入蒙古。

注释①《元史·太祖纪》。

②《元朝秘史》续一。

③④《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⑤⑥《元史·木华黎传》。

⑦《元史·太祖纪》。

⑧⑨《金史·移剌蒲阿传》。

第二十五章

定宗之立八宗窝阔台生前，曾指定三子阔出（又作曲出）为继承人。但1236年，阔出死于征宋军中。阔出长子失烈门年幼聪慧，为窝阔台所钟爱，加之对其父的感情与怀念，窝阔台将失烈门养于宫中，准备让他做大汗的继承人。

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死于“欢饮极夜”之际，长子贵由尚在西征返回的途中，皇孙失烈门尚幼，皇后之一的乃马真氏脱列哥那按照蒙古人素有的传统主持了朝政。窝阔台长后无子，且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脱列哥那是他五个年长儿子的生母，又是个权欲极强、惯耍权术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她就开始改变窝阔台生前的安排，废黜失烈门，另立新汗。在诸子中，她属意于长子贵由。因此，她一面向各宗王派遣使者，报告窝阔台的死讯，一面筹备新的忽里勒台，为贵由即位做必要的准备。而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她在察合台和一些王公的支持下取得了摄行政事的全权。

窝阔台死后，推举新汗的忽里勒台没有及时召开。原因之一是贵由西征未回，脱列哥那大权在握；其二是西征期间，拔都与贵由间曾发生纠纷，感情不合①。当脱列哥那遣使商议召开忽里勒台时，拔都已得知宗亲贵族的选汗倾向。他不愿拥戴贵由，故借口有病，拒绝出席大会。作为宗族近属中的长者，拔都的态度是有一定影响的，他的缺席使忽里勒台迟迟无法召开，汗位虚悬达四年之久。这期间，国事皆决于脱列哥那。脱列哥那宠信来自呼罗珊（今伊朗霍腊散省）的女厚虏法迪玛（又作法提玛）和商人奥都糊合蛮，在他们的排斥、打击下，窝阔台时期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被迫逃到窝阔台次子阔端处，受到后者的保护；契丹人耶律楚材则因国事日非，已志不得行，“愤悒而死”；河中地区的长官马思忽惕伯则投靠了拔都；宗王们也各行其是，趁机向各方签发旨令和牌符，发号施令。

古代铜器汗位的空缺，局势的混乱，使有势力的宗王再次萌生觊觎之心。成吉思汗的幼弟斡惕赤斤想趁此时机以武力夺取汗位。1243年，斡惕赤斤率军西向，引起了脱列哥那的恐慌，她一面派出急使与斡惕赤斤交涉，一面选将备兵，甚至想西迁以避兵锋。斡惕赤斤听到贵由已回到叶密立（又作也迷里，今新疆额敏）的消息，对自己的行动也很懊悔，遂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斡惕赤斤称兵和林一事，加重了汗位虚悬引起的危机，贵由抵达汗庭后，脱列哥那不待宗王集会，便同她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推举贵由为汗的决定。1246年春，他们向各方派出急使，请诸王和大臣们前来参加忽里勒台。东道和西道诸王以及大臣们相继起程前来。最先到达的是拖雷的长妻唆鲁禾帖尼（又作唆儿忽黑塔尼、唆鲁和帖尼，即庄圣皇后）及其诸子。拔都因对贵由不满，借口身体不好和脚病，没有赴会。代表术赤系参加大会的是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别儿哥彻儿、唐兀惕和秃花帖木儿；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拜答儿，孙子不里、哈刺旭烈兀、也孙脱花（又作也孙都哇、也孙不花）等也从各自的封地前来。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及其诸子、斡惕赤斤及其诸子、按只吉带及其他东道诸王也相继到来。同时还有各地区的长官和贵族。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的使者普兰·加尔宾及其使团，他们虽不是与会的成员，却有幸目睹了贵由即位典礼的盛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得自旁观者的记录。

虽然脱列哥那运用她的权力和手段，广施馈赠和小恩小惠，拉拢和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但忽里勒台推举大汗的程序还是不能废弃的。经过讨论，宗王们一致同意由窝阔台的一个儿子来接管治理国家的权力。窝阔台次子阔端表示了继承的愿望，理由是他的祖父一度曾提到过他；另有一些人则支持失烈门，认为他成年后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适当人选。讨论中，人们认为阔端身体不好，失烈门尚未成年，而贵由是长子，有处理祸福危难的经验，又素以英武、严峻、刚毅和善驭下属知名，是个合适的人选，其母脱列哥那也属意于他，唆鲁禾帖尼及多数大臣也同意这一选择。贵由本人则照例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一番，然后就正式做出决定。

贵由的即位典礼于1246年8月24日在月儿怯灭土（哈喇和林西）举行。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参加典礼的长官和呈送贡品的使臣就有四千多人。为他们准备的帐幕有二千多座，大帐周围已无可停驻之地，广阔的原野也变得狭窄了，人的食物和饮料供应都很紧张，马匹的饮料更为缺乏。但典礼仍进行得有条不紊。人们照例摘掉帽子，放松腰带，举行萨满教仪式，然后由斡儿答和也速蒙哥分别拉着贵由的手，把他扶上汗位。接着是敬酒，跪拜大汗和出门拜日。最后就是连续数日的宴饮和庆祝，并把各方呈来的贡品和礼物、府库的金银珠宝等赏赐给诸王和大臣。主持赏赐的是唆鲁禾帖尼，她以自己的才智、持重和无可责难的言行在这次忽里勒台上享有最大的威望。

庆祝活动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首先是审理斡惕赤斤兵进和林之事。因为它事关重大，不能由异姓审理，贵由把这一案件交给了斡儿答和蒙哥。他们查清问题后，按照札撒处死了斡惕赤斤。

不久，察合台去世。按照成吉思汗的意图和察合台的安排应由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又作抹土干、蔑惕干、木阿秃干）的儿子哈刺旭烈兀接管封地治理权，也速蒙哥也无异议。但作为蒙古大汗，贵由对此进行了干预。因为他与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关系友好亲密，于是便以“有子怎能让孙子当继承人，为理由，剥夺了哈剌旭烈兀的继承权，让也速蒙哥做了察合台封地的最高领主。

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执政期间，“诸王各自为政，贵人们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因此他们在国土上宣写敕令，散发牌子”②。贵由下令对这一违反札撒的行为进行整顿，收回了他们所发出的牌子和旨令，放在他们面前。只有唆鲁禾帖尼和她的儿子们可以感到满意和自豪，因为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札撒的事。大汗贵由表扬了他们，把他们当做应该学习的榜样。同时他又确认：“一如合罕（指窝阔台）即位时维护其父之札撒，不许丝毫改动其律文，因此同样地，己父之札撒和律文也不应任意损益增删。”③并降旨说：“凡盖有合罕玺印的诏书，不必向他奏告就可签署通过。”④脱列哥那的宠臣法迪玛依仗摄政皇后的威势，姿意妄为，陷害大臣，激起了宗王、贵族、大臣的普遍不满。贵由即位后，重新起用老臣镇海、牙刺瓦赤等，处死了脱列哥那派往汉地的奥都剌合蛮。同时，由于有人告发法迪玛盅害阔端，致使他病势愈发沉重；阔端也遣使汗庭，要求一旦他遭到不测，请大汗为他报仇。不久，传来了阔端的死讯。在镇海的协助下，贵由决定处死法迪玛。脱列哥那极力保护，贵由的态度也十分坚决。最后，法迪玛被以严酷的刑罚处死。

朝中的事务安排就绪后，他分别向汉地、伊朗、河中（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河、锡尔河中间的地区）等处派出将领和军队，也派出治理汉地的长官。第二年（1247），贵由借口叶密立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利，从漠北起程，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西进。人们猜测，这是因为拔都拒绝拥戴他，他心怀不满，西进的目的是讨伐拔都。唆鲁禾帖尼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向拔都处派出急使，提醒他早做准备。于是拔都也整军，东进相迎。1248年春，贵由行至距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之地，病逝。

史载贵由凶悍、残暴，拒听臣下建议；崇奉基督教，压抑穆斯林；而在挥霍和滥赏方面又超过了他的父亲。他虽然处死了脱列哥那的宠臣和妄图夺取汗位的逆臣，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脱列哥那执政时期造成的混乱局面。加之他的即位引起了阔端、失烈门的不满；擅自改变察合台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导致了哈喇旭烈兀与也速蒙哥的矛盾；甚至其他左翼诸王也心生疑忌；西征拔都，使术赤、窝阔台两系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切都加剧了黄金家族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也预示着蒙古国汗位继承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出现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

注释①拔都是长子，西征军的统帅。在西征期间的一次诸王宴会上，他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先饮了几杯酒，引起了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的不满。他们在说了拔都很多坏话后离席而去。事后，拔都遣使将此事告至窝阔台处，窝阔台斥责了贵由，由此二人有隙。

②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贵由登上汗位》。

③《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第二部分《记贵由登临汗位》。庄圣教子成吉思汗幼子拖雷虽不曾为大汗，但他的两个儿子蒙哥和忽必烈却得以先后继承汗位，成为大蒙古国的第四、第五任大汗，忽必烈更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元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世祖至元三年（1266），追尊其父为景襄皇帝，母为庄圣皇后。

庄圣皇后怯烈（克烈）氏，名唆鲁和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罕的侄女，其父为王罕之弟札阿绀孛。她是一位聪明能干、明礼守法、倍受尊敬的蒙古贵族女性。1232年，拖雷死时，长子蒙哥二十四岁，次子忽必烈十七岁，唆鲁和帖尼接管了拖雷封地事务，她并未因拖雷之死表示出任何对大汗窝阔台的不满①，也没有向窝阔台提出过任何非分的要求。相反，她谨守家业，以成吉思汗的札撒和必里克教育诸子，要求他们“懂得德行和礼貌”，不得作出任何违背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事情。要他们的妻子和睦相处，不允许他们之间为任何事发生争吵。她努力维持同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她虽然是基督教徒，却十分关心伊斯兰事务，给伊斯兰教上层以大量的施舍和慷慨捐赠。捐钱修建伊斯兰学校，并向他们提供经费，资助教师和学生。还不时发放一些物品，以救助贫困的穆斯林。她的聪明才智、广施恩惠使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赞誉，窝阔台对她也十分尊重和格外垂爱。因此，她也才得以像当年的诃额伦一样，保护了拖雷的子孙和他遗留下来并继续由她统领的官员和军队，维护了拖雷家族与孛尔只斤家族各成员的良好关系，为蒙哥的即位作了必要的准备。

拖雷死后，窝阔台曾下诏，遣使令唆鲁和帖尼嫁给他的长子贵由，唆鲁和帖尼客气地拒绝了。她虽认为诏命是不能违背的，但同时也申述了自己的理由，她说：“我有一个愿望：要抚养这些孩子，把他们带到成年和自立之时，竭力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养，彼此不分开，相互不离弃，从他们的同心同德中得到好处。”②由于她表示了这样的意愿，贵由也没有坚持，于是她得以继续掌握拖雷封地及其属民，与他的儿孙们一起，直至把他的长子蒙哥送上皇帝的宝座。

耶律楚材在汗位继承上，拖雷系与窝阔台系成员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③。作为拖雷兀鲁思的主人，如何处理好与大汗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拖雷死后不久，窝阔台便将原属拖雷的速勒都思部落两个千户拨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此事引起了拖雷兀鲁思诸万户、千户的不满，他们为此要同大汗理论一番。为了不激化矛盾，唆鲁和帖尼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她阻止了手下万户、千户的对抗行为。她说：“你们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所继承的和自己取得的财产之中并无不足，什么也不缺；军队和我们，同样全都是合罕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要服从他的命令。”④这样，不但避免了与窝阔台的直接冲突，以小的牺牲换取了拖雷兀鲁思及其子孙的安全，而且使拖雷系成员与窝阔台系的阔端家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减少了日后蒙哥即位的阻力。

在窝阔台和贵由在位期间，唆鲁和帖尼约束属下长官和自己的儿孙们严守法度，使他们的行为达到无可指责的地步。贵由即位后，整顿汗位虚悬期间造成的混乱秩序，惩罚了一些乘机违反法度的宗王、贵族。很多人因擅自发放牌符和令旨受到责难，而拖雷家族成员中却绝无这类事件发生，他们为诸王、贵族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成为执行札撒的模范，受到大汗贵由的赞扬。同样，由于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的人选上，术赤与察合台严重对立，而察合台力主选择窝阔台，形成了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的亲密关系，造成了术赤系与窝阔台系间的隔阂。贵由与拔都的矛盾又加深了这一裂痕。因此，术赤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严重不和，而同拖雷系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之成为黄金家族权力斗争的同盟者。也由于他们是严格遵守成吉思汗以来的法度、命令和规矩的典范。因此，尽管拖雷已死，诸子尚无卓著的功绩，但拖雷家族在宗族中仍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不容忽视的影响。

古代山水画鉴赏贵由即位后，不但没有设法缓和与拔都的矛盾，反而凭借大汗的权势，想以武力征服拔都。元定宗二年（1247），贵由以健康原因为借口，突然西巡。唆鲁和帖尼认为贵由的西巡，“并非别无用意”。⑤她便暗中派遣急使，向拔都通报了贵由的行动，提醒拔都作好准备。这一举动，无疑将进一步加强术赤与拖雷两系的亲密关系，而且加剧了术赤与窝阔台两系的仇恨。

于是，贵由死后，拔都一改当初议立贵由时的态度（当时他以身体不好和脚病为借口，不参加忽里勒台），以宗亲长者的身份，“接二连三地向各方派出急使，邀请同族和宗亲们，要全体宗王们前来举行忽里勒台‘拥立一个能干的、我们认为合适的人登临大位’”⑥。

以往的隔阂与矛盾使察合台、窝阔台的后裔们对拔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只派出代表前往拔都处。但代表们对拔都作出了不违背他的决定的保证，这就使拔都不但因为年长，同时也因为有宗亲诸王的认可，取得了在大汗位推举问题上超出诸王的权限。唆鲁和帖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命令她的长子蒙哥前往拔都处，从而不但维护了拔都的权威，取得了他的好感，而且使他亲眼看到了蒙哥的品德和才干，促使他做出推举蒙哥的决定。从决定做出，到蒙哥即位庆典的召开，拖延达两年之久，这期间向宗王发出邀请，分送礼物，表达亲近友好等一切活动，都有唆鲁和帖尼参与和策划。在拔都和唆鲁和帖尼、蒙哥的共同努力下，1251年，蒙哥终于作了蒙古国的大汗。拖雷所不曾实现的愿望由唆鲁和帖尼辅佐他们的儿子实现了。

注释①《元朝秘史》载，窝阔台驻军龙虎台，忽然得病，昏愤失音。萨满占卜说是“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窝阔台问：“如今我跟前有谁?”当时只有拖雷在场，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跟前行，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省。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著，唤省着?多达达百姓教谁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业，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于是，萨满用念过咒语的水给窝阔台洗了病，让拖雷喝了。窝阔台病愈，拖雷死了。《史集》、《元史》也有类似的记载。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

③按照蒙古入幼子守产的旧俗和拖雷的功绩，他是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但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安排和当时诸宗王、贵族、大臣忽里勒台的决定，他放弃了争夺汗位的打算。窝阔台即位虽然没有像贵由、蒙哥即位时那样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但两系间的矛盾却已经形成。关于拖雷之死，文献记载虽称是出自拖雷的意愿，但史家并不排除这是窝阔台清除自己的政敌和对手的行动，是黄金家族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④⑤《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

⑥《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

宪宗之立1248年春，贵由死于西征途中，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贵由的封地叶密立，向各方派出使臣通报贵由的死讯。拔都遂停止东进，驻兵于东距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周之程的阿剌豁马黑（《元史·宪宗纪》作阿刺脱忽刺）之地。他向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要求她遵从惯例。与其大臣们共同接管朝政，处理国家庶务。唆鲁和帖尼也派出了劝慰和哀悼的信使，并按习惯做法给她一些衣服和一顶顾姑①。接着，拔都以宗室近支长者的身份向诸王派出急使，请他们到自己的驻地聚会，商讨大汗继承事宜。

围绕着大汗继承权的争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中早已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和深深的裂痕。而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没有确立，幼子守产的旧俗正在被冲破。选贤任能的原则难以持续长地推行，先汗的遗命也未被严格遵守。总之，此时的大蒙古尚没有一项确定无疑的，为宗室贵族、群臣一致认可的统一选汗标准和原则。这只能意味着围绕汗位继承的斗争将愈演烈。

术赤的后裔已驻牧于钦察草原和斡罗斯等地，拔都已顺利地接管了术赤的权力，对其封地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他们的封地距蒙古国统治中心较远，分离倾向较强；加上早已存在的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隔阂与怨恨，使他们意识到大汗的宝座同他们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因此已无意于争夺汗位。但他们享有推举大汗的权力，他们就不能不利用这一权力在汗位继承上贯彻自己的意图，施加自己的影响。长期以来，拖雷家族与拔都就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唆鲁和帖尼又不断表现出对拔都的关切，术赤家族倾向于拖雷家族就是很自然的了。窝阔台次子阔端同拖雷家族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反，阔端与贵由争夺汗位未能如愿，在他们的后裔中便不能不心生芥蒂，窝阔台家族内部也由此出现了裂痕。

贵由即位后，偏袒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夺去了哈剌旭烈兀对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也造成了察合台家族的分裂。

拖雷的遗孀唆鲁和帖尼却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教子有方，维系了本家族的团结，赢得了各宗王的好感，争取到了属下将领、官员和属民的支持与爱戴。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封地的事务和军队，她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和核算措施，不允许属下有任何违反札撒和传统的行为；她不允许属下官员对属民非法征敛，从不趁汗位虚悬之机发放牌符和旨令，却能依靠继承的封地、财产、军队广旋恩惠，收买人心；她信奉基督教，却能优礼和照拂伊斯兰教徒，因而她和她的儿子们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当面临又一次汗位争夺时，她的家族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拔都发出邀请后，唆鲁和帖尼遣长子蒙哥率诸弟阿里不哥、岁哥都（唆亦哥秃）、木哥（末哥、穆哥）等前往。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后妃们也从哈剌和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贵由儿子们因驻地距拔都营地较近，便抢在诸王之前去会见拔都，但他们只停留一两天，就借口萨满预言不宜久留，不等人员齐集、大会召开，只留下帖木儿那颜为代表，便返回了自己的封地。1249年4月，蒙哥兄弟和东道诸王塔察儿（斡惕赤斤孙）、术赤系诸王和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大将兀良哈台、速你带、也速不花等相继到达，于是开始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协商。

会上，宗王及宗王代表间就汗位谁属问题争论激烈。拔都等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属意蒙哥；斡兀立海迷失、失烈门和察忽、脑忽的代表们主张从窝阔台的子孙中选择，却不能举出一个一致同意的人选，于是经过几天争吵，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因为拔都是全体宗王们的长者，他的命令是大家务必遵行的，他所赞同的，宗王们无论如何也不违反②。这样就把大汗继承人的提名权交给了拔都。

由于拔都与拖雷家族一直存在着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也由于蒙哥本人参加过数次征战，并曾在长子西征中取得过活捉钦察部一个首领八赤蛮的辉煌战绩，特别是这次参加忽里勒台，拔都第二次目睹了他的成熟和才干，于是在继续举行的讨论中，拔都首建推举蒙哥之议。这一提议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术赤、拖雷两系宗王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窝阔台系诸王、后妃代表的反对。额勒只带（又作宴只吉歹、按只，他可能是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其他后妃自哈剌和林派去的代表）举出当年与窝阔台立下的誓言来反对拔都，他说：“你们曾全体一致决议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汗诸子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包上草，牛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不会瞧一眼那油脂，我们仍然要接受他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你们另搞一套呢?”③定宗皇后海迷失的使者也说：“昔日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意欲他属，将置之何地也?”④蒙哥之弟木哥和他的随从札剌亦儿部人忙哥撒儿以脱列哥那破坏太宗遗命予以驳斥，木哥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即脱列哥那）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也?”⑤忙哥撒儿则指责八剌说：“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也?八都罕（即拔都）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⑥兀良哈台也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⑦于是大家宣誓效忠，共立蒙哥为汗，决定明年（1250）举行即位典礼。

唆鲁和帖尼开始向诸王派遣使者，分送礼物，邀请他们参加忽里勒台。窝阔台和贵由家族的一部分宗王、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孙子不里拒绝参加典礼，不接受大会决议，他们多次遣使至拔都处，要求在窝阔台的后裔中推一举大汗继承人。拔都认为决议是在宗王们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如果擅自更改，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况且主持一个如此广大的国家，不是孩子们的能力所及的事；而立蒙哥为汗，也是充分考虑了窝阔台子孙的利益的。因此，坚持已经做出的决议。在这样的交涉和争吵中，一年过去了。到了年底，蒙哥等再次向各方派出使者，邀请他们到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地区。他们派失烈门必阔赤至斡兀翊每迷失和忽察、脑忽处、派阿兰答儿必阁赤至也速蒙哥处，要求他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与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国事。脑忽、也速蒙哥等不得已，只好起程赴会，但他们有意拖延，以推迟和破坏由拔都、蒙哥主持的这次忽里勒台。

古代风景画鉴赏1251年6月，术赤后裔别儿哥、不花帖木儿（《元史·宪宗纪》作脱哈帖木儿），东道诸王拙赤合撒儿的儿子也苦、脱忽、也松格，合赤温的儿子按只吉歹（《元史·宪宗纪》作按只带），斡惕赤斤的孙子塔察儿，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及其诸子，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相继到达，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后裔却迟迟不到。别儿哥请求拔都，拔都派人回答说：“你拥立他登上宝位吧，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⑧于是，由别儿哥主持，上述诸王、将领和拖雷系诸王一起举行了蒙哥的即典礼，使他正式取得了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的合法身份。仪式之后，是照例的宴饮庆贺。这时，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灭里，孙子蒙哥都（阔端子）相继赶到，并向蒙哥“行贺礼，执臣节”⑨。由于他们的到来，大会决定继续等候迟到诸王，延期结束。但窝阔台的子孙们却正在策划大蒙古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武装夺权活动。

失烈门（阔出子）、脑忽（贵由子），忽秃黑（窝阔台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结盟，以参加庆典为名，赶着无数载满武器的大车，用宴饮的食物做伪装，浩浩荡荡向蒙哥的大帐进发。这时，蒙哥的鹰夫康里人克薛杰丢失了一头骆驼，在寻找骆驼的途中，他遇到了失烈门和脑忽的马群，应一个看车儿童的请求，他帮助修理一辆损坏了的大车，无意中发现了车中装载的武器。他设法了解了实情，并乘人不备，驰向蒙哥大帐，报告了所知的一切。于是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和老将忙哥撒儿领兵相迎，调查事情的真象，并采取行动制止他们的阴谋。失烈门等否认有谋逆行为，他们被送到了蒙哥处。蒙哥又派遣不怜吉歹领十万兵驻守哈剌和林至别失八里一线的科布多、杭爱山一带，以防察合台儿子也速蒙哥（《元史·宪宗纪》作也速忙哥）、孙子不里和贵由的儿子忽察。

庆典结束后，蒙哥亲自审问谋逆的宗王，命忙哥撤儿审讯策划和参与这次谋逆活动的大臣。宗王失烈门、也速蒙哥、不里（又作孛里）、忽察（又作火者、和只）、脑忽（又作纳忽）、也孙都哇（又作也孙脱、也孙脱阿）等分别被禁锢和贬谪；贵由后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母合答失赤被处死，大臣合答曲怜、按只吉歹等七十七人被杀。

当由蒙哥即位引起的黄金家族间的斗争平息后，蒙哥开始处理国事。他派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委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以牙剌瓦赤、布智儿、赛典赤赡思丁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委另一弟旭烈兀征西域素丹（又作算端、唆里坛，即苏丹）诸国，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以纳怀、塔刺海、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下令籍汉地、斡罗斯、西藏等地户口；追收贵由死后诸王滥发的牌符、令旨；限制诸王乘驿所用马匹数量和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品；规定了各地税额，并禁止官员、吏员循私偏袒和收受贿赂。宪宗七年（1257），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亲率大军征伐南宋。宪宗九年（1259）七月，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军中，在位九年。

注释①顾姑，蒙古已婚妇女的一种头饰（帽子）。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③《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编《札剌亦儿部落》。

④⑤《元史·宪宗纪》。

⑥《元史·忙哥撒儿传》。

⑦《元史·宪宗纪》。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⑨《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三部分《七大州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奴失儿汪的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

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的次子，元宪宗蒙哥的同母弟。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他同其他蒙古儿童一样，自幼生长于鞍马间。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他与弟旭烈兀首次出猎，并分别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亲自为他们拭指①。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与诸兄弟在母亲的培养下长大。拖雷是成吉思汗长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跷，而唆鲁和帖尼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着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亲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赢得了较多的同情。

太宗窝阔台分封汉地时，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这个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氏执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鲁思，携僧子聪（世祖朝的太保刘秉忠）同行。海云与子聪虽号僧人，实则皆精通儒学。子聪“於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②。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要，后者对以“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这分明是借谈佛法之机，向蒙古贵族宣传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论。忽必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他进一步询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乘机建议他“求天下大贤碛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③。在与刘秉忠接触后，忽必烈受到了更多儒家思想的熏陶，对此兴趣更浓，所以当海云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拖雷兀鲁思数年。这期间，他的主张对忽必烈的影响逐渐深化，所以当他奔父丧南归时，王府赐金百两为葬具，遣使送往邢州，一俟服除，立即被再次召至和林。于是刘秉忠开始具体地系统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典章、礼乐、法度，纲常等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儒家的治国思想，并指出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解决办法。

忽必烈此时，云中怀仁人赵璧也因通晓蒙古语被召至蕃邸，以儒书教授蒙古学生，他“以国语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然后贵近之从公学者，始知圣贤修己治人之方”。他又泽《大学衍义》，时时于马上为忽必烈讲说④。

通过刘秉忠，赵璧的讲解，忽必烈对中原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方法有了初步了解，他“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⑤。自甲辰（1244，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始，他开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⑥。

通过刘秉忠、赵璧等的介绍、推荐，他开始留心中原事务和搜罗、召见中原人物。甲辰，金末状元王鹗被召，并倍受尊重，“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鹗“进讲《孝经》、《书》、《易》，及齐家治国之道，古今事物之变”。忽必烈开始萌生了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⑦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并询问解决办法。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⑧。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⑨。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⑩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冒，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严惩贪官，整肃吏治。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2253），蒙哥大封局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北京间自择其一。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针对诸将在北京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孛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宪宗蒙哥虽有志于继承和发展父祖的事业，但在靠军事征伐取得东至高丽，西达西亚、东欧的广阔地区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地由军事征伐转向政治治理，却一味坚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他即位后所发布的命令都是些针对一般性问题采取的治标办法，没有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深入了解各地区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而对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兀鲁思的独立倾向认识不足，没有相应的对策，依然希望以大汗的身份坐镇漠北，控制四方。在用人行政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窝阔台时期的权宜措施。

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声望的提高，对蒙哥不无威胁。他依靠儒臣推行的汉法使习惯于任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受到了限制，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忽必烈遭到了企图保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宗亲和掌握汉地财赋大权的官员的反对。他们向大汗告发忽必烈，罪状是“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古代风景画鉴赏丁巳（宪宗七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当蒙哥亲征南宋时，令塔察儿（斡惕赤斤之孙）领左翼军，而以有“脚病”为名，不令忽必烈领兵出征。同时，遣亲信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率囊家台、脱因等到陕西、河南检核财赋。他们在关中设钩考局，用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对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大小官吏进行考校审查，声称除史天泽、刘黑马外，其余诸人皆可不向大汗报告，不经批准直接由钩考局定罪处治。他们“钩校考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虐焰汹汹”，“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仅陕西宣抚司死于威刑者就达二十余人。

此次狱讼是蒙古统治集团在治理汉地上两种不同政见矛盾冲突的结果。所谓“王府得中土心”正是以汉法治汉地的结果；而“诸臣为奸利事”则是汉地诸臣选择忽必烈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甘心为其效劳的反映，他们在管理财赋中，为王府谋利侵犯大汗利益的现象是存在的，他们把本属大汗的钱物送入王府，以增强王府的经济实力。阿兰答儿等人广为罗织，目的则是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势力，破坏他的改革计划。如何保存实力，渡过这场危机，是忽必烈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藩王，忽必烈是无力与蒙哥对抗的，汉地儒臣一方面承受着大狱的压力，一方面设法缓和矛盾，结束危机。

面临残酷的迫害，史天泽、廉希宪、赵璧等挺身而出，身任其咎，以避免更多的牺牲；姚枢则建议忽必烈晋见蒙哥，以解除他的疑虑。他说：“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府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这是个大胆的有风险的办法。忽必烈采纳了。兄弟相见之际，疑团自释，蒙哥下令罢钩考局。此时，正值塔察儿东路军失利返回，于是忽必烈自请率军南征，得到准许。

戊午（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起行，第二年二月，抵邢州。以杨惟忠为江淮荆襄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从行。五月，于军中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子贞对以“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忽必烈都表示接受。当忽必烈进至鄂州时，已得到蒙哥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郝经遂上《班师议》，指出：“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李班）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南宋缔结密约，于己未（1259）年底返回。

注释①拭指为蒙古人的一种风俗，在小孩第一次出去打猎时，将肉或油脂抹在他们的大拇指上，预示成功。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记》（六）。

②《元史·刘秉忠传》；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中华书局影印元刊本。

③程钜夫《雪楼集》卷六《海云简和尚塔碑》。

④《元史·赵璧传》、《西岩集》卷一九《赵璧神道碑铭》。

⑤⑥《元史·王鹗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⑦《元史·世祖纪》。

⑧⑨《元朝名臣事略》卷二○《宣慰使张公》。

⑩《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

《元史·姚枢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元文类》卷一○《尚书刘文献公》。

元太宗时，用耶律楚材言，于中原以科举取士，戊戌年（1238），命刘中等以词赋、经义、论三科取士，得四千多人，称戊戌选。

《元史·姚枢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两答剌罕即八答（巴歹）和启昔礼（乞失力黑）。答剌罕为勋臣封号，授与对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家人有恩者。享有九次犯罪不罚乞免除赋税、自由选择牧地、俘获与猎获物归己以及可随时入见大汗等特权。

《元史·史天泽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公》。

姚枢认为：“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泻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史天泽父史秉直、刘黑马父刘伯林皆在太祖时降蒙。天泽、黑马太宗时已为万户，分别参与灭金、西征，握有兵权。

关于钩考陕西、河南钱谷事，并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所载《内翰窦文正公》、《平章廉文正公》、《丞相史忠武公》、《左丞姚文献公》、《枢密赵文正公》及《牧庵集》所载《谭澄神道碑》、《姚枢神道碑》等。

《元史·姚枢传》。

《元史·宋子贞传》。

《元史·李昶传》。

郝经《酸川集》卷三二《班师议》，《元史·郝经传》。钦察汗国的兴亡1207年，成吉思汗分封亲族时，把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游牧地都赐给了长子术赤，“并颁赐了一道务必遵命奉行的诏敕，命令术赤汗将钦察草原诸地区以及那边的各国征服并入他的领地”①。当时，术赤所能控制的虽然只有也儿的石河上游和阿尔泰山地区。但是他同时得到了向西发展势力的命令和权力，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地区是成吉思汗为他确定的下一个战略攻取目标。但是，随后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金和花剌子模的战争，动用了大量兵力。术赤没有向西发展势力的机会。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追袭花剌子模王摩诃末，哲别等一度进军至钦察，这是蒙古军对钦察草原首次用兵。

1220年秋，哲别、速不台自伊朗北部进入阿哲尔拜占（阿塞拜疆），逼近其首府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其首领月即别自知不能敌，遣人献纳金钱、牲畜请和，蒙古军离去，在里海西岸的木甘草原（也作木干，在今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南）驻冬。

1221年初，蒙古军进兵谷儿只（格鲁吉亚）。败其守军，但因其境内林密路险，难于通行，旋即退兵，再至桃里寺。在镇压哈马丹城的反抗势力后，再入桃里寺。

1222年，自桃里寺北进，再入谷儿只，在边境上击败谷儿只守军。转战设里汪（又做失儿弯），攻破其首府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进取打耳班（今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自此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

人、钦察人地区②。阿速与钦察联兵抗击，双方相持不下。蒙古人设计拆散了阿兰人与钦察人的联盟，将他们各个击破。当时蒙古人通知钦察人道：“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阿兰人是我们的异己。让我们缔结互不侵犯的协定吧，你们想要金子、衣服，我们给你们，你们（阿兰人）给我们留下吧。”他们将许多财物送给钦察人，钦察人便回去了。阿速人失去了同盟，被蒙古人击败。

钦察人相信了缔结的和约，回到了各自的地区，蒙古人却出其不意地突然向他们发起攻击，击溃了钦察人，夺回了送给他们的物品③，占领了钦察草原，钦察人被迫逃散。钦察一部落首领忽滩逃往斡罗斯并向他的丈人斡罗斯加里奇公、大胆的姆斯齐斯拉夫求救，由加里奇公出面，联合基辅等几个南罗斯公国，组成了斡罗斯、钦察联军，共同抵抗蒙古。

蒙古军得知罗斯王公们准备援助钦察后，不想与罗斯开战。他们向罗斯派出议和使者④，但斡罗斯王公们杀死了蒙古使者，向蒙古军展开了进攻。蒙古军队见罗斯联军兵力强大，主动退走，但罗斯联军却尾追不舍。这期间，蒙古人又派出了第二批使者，除谴责他们杀害使者外，仍然要求他们放弃追击，联军依然没有接受。初次交锋，罗斯军获小胜，加里奇公姆斯齐斯拉夫与沃伦公丹尼尔渡过第聂伯河，又在河东击退了蒙古军前锋。两次小胜使他们产生了轻敌情绪，他们脱离联军，贪功急进，1223年六月在阿里吉河与蒙古主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在“用厉害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具有铁的纪律的鞑靼人”（罗斯人对蒙古人的称呼）的强大进攻面前，罗斯联军缺乏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的弱点暴露了。加里奇公与沃伦公迎击蒙古军失利，钦察人向后溃逃，扰乱了后面的罗斯步兵。在阿里吉河旁山上仓猝扎营的基辅公，坐视加里奇亲兵覆灭，不肯派兵应援，结果分别被蒙古军逐个击破并被迫投降。罗斯军全部被歼，投降的王公被绞死，只有加里奇公与其残部得以逃脱，这就是有名的阿里吉河之战，它导致了蒙古人对斡罗斯的征伐和奴役。

由于速不台、哲别此行的目的不是与罗斯争战，且对罗斯的情况缺乏了解，又急于回师，所以他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罗斯内地，而是南下向克里木半岛进军，占领了半岛南岸的速答黑城，并打败了前来援助钦察人的斡罗斯、钦察人联军，然后经由里海、黑海北岸与成吉思汗会师，回到蒙古草原。

在哲别、速不台向谷儿只进军时，术赤也在攻陷玉龙杰赤后回到了自己的兀鲁思。1223年，成吉思汗起程东归时，曾召他来见，术赤推病不赴，成吉思汗大怒，命察合台、窝阔台带兵去抓他，自己也准备亲征，后传来术赤病死的消息，遂派幼弟斡惕赤斤处理术赤丧事，确定术赤次子拔都为兀鲁思继承人。

与罗斯的接触和交锋助长了蒙古贵族的贪欲和扩张野心，拔都接管兀鲁思后，为扩大其统治范围，力主对罗斯用兵。窝阔台即位后，蒙古再次派兵至伏尔加河，出征钦察、撒克辛（今伏尔加河下游），钦察人向不里阿尔人（居住在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流域地区）求援，蒙古军打败了不里阿尔人，迫使他们退却。这次出征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蒙古人搜集到了必要的情报，并主动撒军。

元太宗六年（1234），先派拔都出征钦察、阿速和斡罗斯等地。七年（1235），窝阔台又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大规模征讨，窝阔台甚至打算亲自领兵出征，经宗王讨论决定，这次远征由各兀鲁思抽调军队，并由各宗王长子统领，因此也被称为“长子出征”。

参加这次远征的宗王有：拖雷的长子蒙哥及其弟拨绰；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及其弟合丹，孙子海都；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孙子不里；术赤的儿子拔都、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和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等。远征军统帅由拔都担任大将速不台为统兵作战的主将，出征将士约十五万人。

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拔都已奉窝阔台之命先期进军。根据大会决议，1236年春参加远征的诸王和大将速不台率师出发。秋，进到不里阿耳，与拔都会师。他们在会商后，按照决定分别率领本部兵向各自的目标推进。拔都顺利地征服了不剌儿人（波兰）和巴失乞儿惕人（匈牙利）；速不台则攻陷了不里阿耳城（在伏尔加河与卡玛河会流点南，今喀山南一百一十五公里，其废址在今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乌斯宾斯克耶村附近），迫使其首领降服，平息了他们发动的叛乱。

1236年冬，蒙哥进军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居住在亦的勒河和阿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人部落有的遣使纳款，有的则据险抵抗，抵抗最力的是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他与阿速人首领合赤儿——兀古列联合，不时袭击蒙古军队，一些逃出的难民也去投靠他。他们凭借亦的勒河下游密林的掩护，经常转移，蒙古军难以发现他们的行踪。1237年，蒙哥下令造二百只船，每只船上都载一百名全副武装的蒙古士兵，在亦的勒河中游弋；他本人及其弟拨绰则率军在河两岸大森林中搜索，八赤蛮被迫转移到亦的勒河口附近的宽田吉思海（里海）中的岛上。蒙古军跟踪至海边，乘大风水浅可涉之际，进入该岛，尽歼钦察军，活捉八赤蛮。八赤蛮不肯降服，被杀。

在征服了亦的勒河中下游的钦察人、不里阿耳人地区和对东南欧进行了首次攻击后，1237年秋，拔都召集了一次出征诸王的忽里勒台，决定共同进攻斡罗斯。会后，他们向亦的勒河中游推进，迅速地占领了莫尔多瓦人的国家。冬天，大军逼近梁赞。拔都从南面进抵梁赞国，入境之前，就要求梁赞公缴十一税，“不论大公、平民，缴十分之一的白马、黑马、褐马、火红马和花马”，“还得缴十分之一的甲胄”⑤。双方的和谈失败，梁赞公又不敢在野外与蒙古军会战，于是他们固守城池。蒙古军扫荡了一些小城，使“它们从此永远毁灭，不再见诸历史”⑥，十二月中旬，大军包围了梁赞城（今斯帕斯克城附近的旧城）。守军坚守了六天，第七天，城市陷落。居民部分被杀，部分被烧死。“梁赞城与梁赞国变了样……”，“它的光荣付诸流水，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烟、焦土与灰烬”。

1238年，蒙古军从梁赞向弗拉基米尔公国进发。途中他们在科洛姆纳击溃了弗拉基米尔公的军队，并攻克了莫斯科、苏兹达尔、罗斯托夫等十余城。二月到达弗拉基米尔城下。

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城召集军队和联络援军，城中由其子负责守卫。蒙古军猛攻五日，城破。大公的家属和城中显贵避入教堂，全部被烧死。三月，拔都遣一支军队进攻昔迪河畔的大公军营，弗拉基米尔大公战死。之后，蒙古军自此向诺夫哥罗德进发，但由于江河解冻，道路泥泞，他们被迫退军，转而南下。抄掠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等地，在科集尔斯克城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遭到很大损失，直到拔都派来援军，才攻破并血洗了该城，因此蒙古人称这座城为“歹城”。

古代风景画鉴赏此后远征军继续南下，攻取钦察草原西部地区，钦察部长忽滩战败，率部迁入马札儿（匈牙利）境。1239年，蒙哥、贵由统兵进入阿速国，攻下其都城蔑怯思，阿速国主杭忽思投降。1240年，蒙哥、贵由奉窝阔台命东归，仍以杭忽思守其国，而将其子阿塔赤并所部阿速军带回。这支军队从蒙古军攻四川，灭南宋，成为元朝很重要的一支色目军队。

当贵由、蒙哥率军南下时，拔都正统军攻略亦的勒河以东地区，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蒙哥的军队首先到达基辅城下，他派出的劝降使者为基辅人杀死，基辅公则逃到了马札儿。1240年拔都的军队也到达基辅，诸路军云集，围攻基辅。蒙古军势极盛，“兵车辚辚，骆驼呜叫，以致人们说话彼此都听不见”⑦。拔都下令在城周架炮，昼夜不息地猛烈攻城，守将德米特尔率领军民顽强地固守，城陷后因负伤被捕，也因其忠勇而获得赦免。接着，蒙古军继续西进，攻下加里奇国，加里奇公也逃到了马札儿。1241年，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哈台率领侵入孛烈儿（波兰），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率领进军马札儿。当时的孛烈儿已分裂为若干小封国，国王博列思老无力令各封国，拜答儿等得以顺利渡过维思秃刺河，攻掠其都城可剌可夫，并乘筏渡过奥卡河，败昔烈西亚亨利二世集结的孛烈儿、日耳曼和条顿骑士团三万人，亨利战死。后在斡勒木志城下，为波希米亚将领雅罗思老挫败，遂转向马札儿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将其主力分为三路侵入马札儿，利用马札儿内部分裂，诸侯不受国王约束和当地诸侯与逃人的钦察人之间的矛盾，攻下佩斯城，驻军秃纳河（多瑙河）东，一面休养士马，一面四出抄掠。先锋曾到达维也那。但是，长期征战的蒙古军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再进行征伐，不久，传来窝阔台死讯，拔都遂班师东还。此后，他把营帐设在亦的勒河下游，并在那里建立了萨莱城，作为本兀鲁思的都城。他不但统治了亦的勒河下游的钦察人地区，而且将罗斯诸公国也纳入了兀鲁思范围，作为蒙古国的宗王，代表蒙古国对那里行使权力，蒙古国在罗斯诸公国调查户口，罗斯被看作是“政治上自治的、具有自己政权、但依属于诸汗、须向他们纳贡（出巡费）的地区”⑧。

由于拔都同蒙古国第三任大汗贵由矛盾很深，拔都接管的术赤兀鲁思在贵由统治时期就对蒙古国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倾向。又由于坚决拥立蒙哥为第四任大汗，得到了大汗对其在蒙古国西部权力的确认。忽必烈即位后，统治重心移向中原，都城迁往大都，拔都的封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这就是钦察汗国，也称金帐汗国。十五世纪中期以后，由于钦察汗国境内蒙古贵族的内讧和罗斯人民的反抗，汗国发生分裂并走向衰亡。

注释①《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汗传》。

②阿速人：又做阿兰人，伊朗语族部落，居住在高加索山北，信仰基督教。

钦察人：俄罗斯著作一般称其为“波罗维赤”，伊斯兰著作称“钦察”，拜占庭史家称其为“库蛮”。突厥语族部落，分布在里海、黑海以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至顿河的广阔草原地区，部分信仰伊斯兰教，部分信仰基督教。

③《史集》第一卷第二编中记载：哲别和速不台来到伊拉克、阿塞拜疆和阿儿兰地区。对那些地区进行了屠杀、洗劫，然后他们取道钦察打耳班回到了蒙古。

④《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载，使者传达蒙古将领的旨意说：“我们听说你们听信了波罗维赤人的话要来同我们打仗。可是我们不想侵占你们的国土，既不侵占你们的城市，也不侵占你们的村庄，我们不是到你们这里来，而是奉上帝之命来征服那奴隶和马夫，可恶的波罗维赤人的；你们同我们讲和吧，他们若逃到你们处去时，就将他们杀死，财物都归你们所有；听说他们对你们作恶多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征讨他们的。”转引（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⑥《金帐汗国兴衰史》。

⑦黄巨兴译《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科学出剧社，1958年。

⑧《金帐汗国兴衰史》。

旭烈兀西征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后，在河中地区采纳牙剌瓦赤、马思忽惕的建议，进行恢复治理。西辽人成帖木儿作为术赤的代表镇守河中。阿姆河以南则由成吉思汗诸子各留一部分军队驻守，并受成帖木儿节制。但蒙古军队人少不足以控制局面，呼罗珊地区的秩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蒙古军不时遭到当地抵抗势力的打击。逃亡印度的札兰丁自那里返回故国，一些故官、故将又聚集在他的麾下，花剌子模的势力很可能死灰复燃。窝阔台即位后，重新安排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力量。因为“伊朗地区，骚乱还未平静，算端札兰丁仍然桀骜不驯，（窝阔台）派遣绰儿马浑那颜带着一些异密和三万骑兵去讨伐他”。同时任命成帖木儿为副统帅，“命令诸地区的长官和八思哈亲自出征”①。

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收集起散在当地的残部，得一万人。得知其弟该牙思丁已自立为算端，而故国却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之后，便谋划回国以图兴复。1224年，他回到起儿漫，并先后得到了泄剌失（法儿思）、亦思法杭（今伊朗亦思法罕）、剌夷（今伊朗德黑兰南）地区，在一些故官、故将的支持、拥护下，征服了一些反对者。1225年，他进军阿兰和阿哲儿拜占，进入帖必力思（桃里寺），占领谷儿只，到达第比利斯。1228年，他镇压了其弟该牙思丁（嘉泰丁）和一些藩臣的叛乱，打败了谷儿只人、阿兰人、钦察人和阿布哈兹人等的联军，巩固了在波斯西部的统治，被蒙古人灭亡的花剌子模国出现了复兴的征兆，亦思法杭和帖必力思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都城。札兰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向阿黑剌忒（今土耳其东部凡湖西北阿赫们特）、鲁木（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封国，都城为科尼亚）用兵，残酷的屠杀和掠夺激起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普遍愤恨，札兰丁在鲁木、阿黑刺忒联军的打击下，败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额尔赞章。

当札兰丁兵败势衰之际，绰儿马浑的军队也渡过了阿姆河。绰儿马浑得旨出征后，首先到达呼罗珊，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但是他没能平息这一地区的叛乱，遂将呼罗珊地区的事务交给术赤的家臣成帖木儿，自己则率军进至剌夷，前去追击札兰丁。

为了抵御蒙古军的征讨，札兰丁向昔日的对手鲁木、叙利亚的算端和哈里发以及各地长官派遣急使，要求联合对抗绰儿马浑，但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1230年冬绰儿马浑抵阿哲儿拜占，札兰丁被迫逃窜，1231年在土耳其东部的山中被曲儿忒（库尔德）农夫杀死。

元成宗绰儿马浑驻营于木甘草原和阿兰一带，不时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谷儿只、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1233年，降服了帖必力恩，1236年进至谷中，梯弗利思（第比利斯）也归附了他。1239年，蒙古军进军高加索南部山区，进入阿美尼亚和鲁木。1240年，阿美尼亚王入朝大汗，窝阔台命其仍治理故地。1241年绰儿马浑死，副统帅别速惕部人拜住那颜接替了他的职务。拜住继续向鲁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用兵。

当绰儿马浑到达波斯时，成帖木儿按照大汗的要求，向他提供了军队，绰儿马浑命他平定呼罗珊地区的叛乱糊留镇该地。成帖木儿采取招抚和征伐的办法平定了呼珊地区，派遣一些降服者入朝大汗，受到窝阔台的褒奖，被任命为呼罗珊和杩椤答而地区的长官。他“对呼罗珊的百姓表示仁慈，赦免了活着的人”②，他任用文官治理地方，《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的父亲就曾被任命为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

1235年，成帖木儿死，先后由克烈人诺撒耳和畏吾儿人阔里吉思接管该地事务。斡亦剌部阿尔浑为阔里吉思的八思哈和那可儿。阔里吉恩以徒思为驻地，整顿秩序，规定赋税，重建经济，阿姆河以西被纳入大汗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统治后期，阔里吉思遭到成帖木儿的儿子和拔都势力的排挤，被卷入一场案件受审，窝阔台死后，他的支持者镇海也被迫离开汗廷，阔里吉思被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所杀。阿尔浑接替他掌管了自乌浒水（阿姆河）至法儿思、谷儿只、鲁木和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事务，整顿了由绰儿马浑、拜住的征伐、掠夺导致的混乱。蒙哥即位后，任阿尔浑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长官，统治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区。

这时，东部伊斯兰世界中尚有杩椤答而的亦思马因派和报答（巴格达）的哈里发两支宗教势力未被征服，蒙哥在处理完大汗家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后，决定对上述尚未征服的地区用兵，这是蒙古军的第三次西征。亦思马因派是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一支。创始人是十叶派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后裔、第六代教长的长子亦思马因，故称亦思马因派。十一世纪末期，他们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取了阿剌模忒堡③，并以此为中心，在里海以南的山隘中建立了上百个城堡④，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国。其他宗教徒称他们为“木剌夷”，即阿拉伯语“迷途者”。

蒙哥即位后，守卫伊朗地区的拜住向他报告了亦思马因派和哈里发的暴行，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可疾云尼也向他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于是蒙哥决定派遣其有“帝王的气象”和“征服的实践”的弟弟旭烈兀担任了这次西征的统帅。

旭烈兀统率的军队除以前派往伊朗的绰马尔浑、拜住的军队和派往客失迷儿（克什米尔）、印度的军队外，蒙哥又决定从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和诸侄的军队中，每十人抽出两人作为额外人员，随同他出征，各宗王都派遣了自己的代表⑤，还拨给他一支由炮手、弩手和火焰放射手组成的汉军千人队，由著名的攻城能手郭侃率领，由阿姆河行省准备军需，乃蛮人怯的不花（乞忒不花）率一万二千人为先锋。他们封锁了自和林至呼罗珊、鲁木和谷儿只间行军途中的所有草地和牧场，以保证军马通过时有较好的饲草；在河上架桥，以确保道路畅通，为大军出征做了周密的准备。

1252年八月，先锋怯的不花领兵出发，1253年三月，渡过阿姆河，着手征伐忽希思丹地区⑥。他们征服了该地区的一部分，在亦思马因派的重要据点之一吉儿迭苦黑堡下遭到顽强的抵抗，蒙古军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攻下该堡。

1253年十月，旭烈兀离开自己的斡耳朵，踏上征途。他缓慢地进兵，1254年到达阿力麻里，1255年九月到达撤马耳干，驻营于迦尼——吉里草原，然后经碣石到阿姆河北岸，在那里接见了阿姆河行省和呼罗珊等地的官员，向伊朗各地的统治者发出诏敕，要求他们提供军队、武器和食品，各地算端、长官则从伊拉克、呼罗珊、阿塞拜疆、阿儿兰（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北部）、设里汪（今里海西岸库拉河北部地区）和格鲁吉亚等地前来朝见旭烈兀。次年年初旭烈兀渡河，在河南的苏夫耳罕（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驻冬。三月，他离开冬营地，经哈甫（属你沙不儿地区）和匝维（今伊朗霍腊散省托尔巴特海达里耶）向亦思马因派控制的秃温（今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境内）进兵，平息了发生在那里的叛乱，攻下了该城并将它夷为平地。接着他到达徒思（马什哈德北）、哈不珊（哈不伤，今伊朗霍腊散库强），并着手修复蒙古人首次入侵时破坏了的城市。旭烈兀遣使要求亦思马因派教主鲁坤丁·忽儿沙毁堡投降。忽儿沙遣其弟请降，旭烈兀要求忽儿沙亲自前来，后者则有意拖延，要求缓期一年。谕降不成，1256年八月，旭烈兀决定全面出征。大军分三路进讨，左翼由怯的不花等率领自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进；右翼由不花·帖木儿等率领自杩椤答而进，旭烈兀自将中军。出发前再次遣使招谕，忽儿沙坚持保留部分堡塞和允许他本人一年后出降，遭到旭烈兀的拒绝。大军相继攻占和捣毁了一些堡寨，十一月，包围了忽儿沙的宫府麦门底司堡，“一支多如蚂蚁的人马像蛇一样把它围了七个圈，并且设法在坚硬的岩石上驻扎。……在白天的时间里，麦门底司的人仅看见人马和旌旗，而在夜里，因为营火遍野，他们以为大地是布满星星的天空，（并且）是刀兵的世界，其中心和边际都看不分明”⑦。双方展开了激战，城内的射石机射出了一排排猛烈石头，城外的蒙古军则以射程为二千五百步的弩炮攻城。十一月十九日，在蒙古军的猛烈的攻击下，忽儿沙被迫出降。蒙古军屠杀了所有坚持抵抗的人；将府库中所余的财物作为犒赏分给了大臣和士兵，拆毁了这座坚固的堡寨。

投降的忽儿沙被安置在可疾云（今伊朗北部加兹温），旭烈兀还将一个蒙古姑娘赐与他为妻。蒙古军则以他的命令招谕尚在坚守的堡寨，对坚持抵抗的堡寨进行猛攻，拆毁并将它们全部夷为平地。后来，旭烈兀遣忽儿沙至蒙哥处效劳，忽儿沙至和林，蒙哥拒不接见，在返回波斯的途中，他被押送的士兵杀死。至此，亦思马因派宗教国灭亡。

解决了木剌夷的问题后，旭烈兀进驻可疾云。1257年三月，他又从那里向哈马丹进发作进攻报达的准备。他先遣前来朝见的拜住那颜回鲁木，拜住占领并在鲁木境内进行了杀掠。

报达的统治者是阿拔斯朝（黑衣大食，建立于750年）第三十六代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穆斯塔希姆）。自十世纪以来，阿拔斯王朝逐渐衰落，当时它只保有报达周围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土地，哈里发也仅保有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木思塔昔木“优柔寡断，不明事理，腐败无能，专事游乐”，掌权的将帅大臣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同时他的统治在当地居民中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报达哈里发的威势已经到了末日。

1257年九月，旭烈兀向报达派遣使臣，以自己的胜利和军队战斗力强大相威胁，要求哈里发毁掉防御工事，投降并亲自去朝见他，遭到哈里发的拒绝。于是旭烈兀毅然决定出征报达。他命驻在鲁木的拜住率领其军队为右翼，自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报达的西面；术赤的孙子不勒合、秃塔儿、忽里等宗王和不花帖木儿等也从杩椤答而进军与拜住的右翼会合；怯的不花等由西模娘进军，为左翼；旭烈兀自统中军由哈马丹向报达进军。在进军途中，旭烈兀依然遣使谕降，而木思塔昔木以蒙古退兵为出降条件。蒙古军继续前进，在1258年初，三路军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哈里发的军队出城迎战，蒙古右翼军决堤放水，淹没了哈里发军后方的草原，击败了他的军队，一万多人被杀，无数人落水和陷入淤泥之中，只有少数人逃归。蒙古军到达报达城下，驻于底格里斯河畔。同时，怯的不花的左翼和旭烈兀的中军也相继赶到。

一月二十九日，双方开始交锋，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六昼夜，旭烈兀一方面指挥攻城，一方面将诏敕射入城内，表明饶恕伊斯兰教法官、学者、司教、阿里后裔、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一切不进行抵抗的人。二月初，报达东面城墙被攻破。同时，蒙古军又在河上架桥。在船上安放石炮，狙击那些企图乘船逃跑的人。哈里发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派遣他的儿子和一些官员出城请降，遭到拒绝。十日，哈里发本人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三千圣裔（赛夷）、教长、伊斯兰教法官、达官贵人和大臣们出城请降，旭烈兀命向城里人发布命令，让他们放下武器出城，当人们放下武器走出来时，却全部被杀。

旭烈兀进城，在哈里发的宫殿举行庆祝大会，将哈里发府库中地面上的财宝赏赐给异密们和在场的人，并挖出了他埋藏在宫中水池下面的大量赤金。然后，下令对哈里发的后宫进行统计，应哈里发的请求，将七百名后妃中的一百名近属和亲人留给了他，没收了哈里发的全部财产，使阿拔斯王朝“六百年间聚集起来的一切东西，像群山般地堆集在汗帐的周围”⑧。哈里发木思塔昔木获准在完成法定的净洗后被处死，阿拔斯家族成员只有哈里发的幼子八剌沙得到赦免，被赐与完者哈敦（旭烈兀的后妃，斡亦剌部脱劣勒赤驸写与成吉思汗的女儿扯扯干所生），并娶一个蒙古女子为妻。其余凡被查出的一个也没有被宽恕。立国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的历史结束了。旭烈兀指派额里该那颜和合剌不海率领三千蒙古兵进驻报达，恢复秩序和重建市场。

古代风景画鉴赏攻占报达后，蒙古军又继续攻取了其周围地区。旭烈兀则选择帖必力思为驻地，将从报达、亦思马因派诸堡、鲁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罗耳人和曲儿忒人处掠夺的珍、宝、财物送往阿塞拜疆，在帖必力思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的城堡，以储存这些珍宝，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大汗蒙哥，同时向他报告了得胜的喜讯和下一步进攻叙利亚、密昔儿（埃及）的决定。

由于毛夕里算端巴忒剌丁·鲁鲁恭顺，他得以觐见旭烈兀并受到礼遇，按照后者的要求，他将自己的儿子篾力撒里黑送往旭烈兀处，同蒙古军一起去征服叙利亚，旭烈兀将算端札兰丁的一个女儿赐给他为妻。鲁木算端亦咱丁则因曾与拜住厮杀过而心怀忧虑，在觐见之前，“他吩咐缝制一双漂亮的王靴，在这双靴子上画了他的面貌。在呈献礼物时，他把这双靴子交给了君王（旭烈兀）。当君王的目光落到画像上时，算端叩头说：“我期望君主的无比幸福的脚抬举奴才的头。”⑨于是他得到了旭烈兀和脱忽思哈敦的怜悯和饶恕。同时，作为征服者，旭烈兀开始着手恢复被征服地区的秩序，还命火者纳昔剌丁建造了一座天文台。

在旭烈兀进军报达时，哈列卜（今叙利亚阿勒颇）算端就向他送去礼物，表示了归顺的意图，引起了叙利亚算端纳昔儿的猜疑，于是他逃到旭烈兀处。早已有意进军叙利亚的旭烈兀更加紧了部署。在安排好新近征服地区的政治、军事事务后，旭烈兀开始向叙利亚用兵。他以怯的不花为先锋，失克秃儿、拜住为右翼，孙札黑等为左翼，仍然自率中军，于1259年九月向叙利亚进发。

旭烈兀自帖必力思出发，经阿黑忒剌、迪亚别克儿（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儿），一路西进，渡过幼发拉底河，围攻哈列卜，用七天的时间攻破城门，又与城内守军激战四十昼夜，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虏了许多工匠，夺得了无数战利品。在任命了政治首脑和军事长官后，他离开了那里。此后，他以招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占领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大马士革进兵。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为避免遭到杀戮，大马士革的“所有达官贵人们便带着各种礼物和城门钥匙去觐见至尊（旭烈兀）表示归顺，交出了城”。蒙古军未经围攻和作战便进了城。城民也得到了宽恕。算端纳昔儿发觉密昔儿算端并不是可靠的庇护者，于是又展转逃往巴勒哈，在遭到怯的不花围攻时，他出堡投降，旭烈兀答应在攻占密昔儿时，让他继续当叙利亚的长官。这时旭烈兀得到了蒙哥的死讯，他将叙利亚的事情交给怯的不花后，自己则踏上归途。

旭烈兀返回时，派遣了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密昔儿，向他们传旨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一下子赐给了我们。正如所有人都应知道的，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其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和城市一块消灭，而关于我们的无边无际的大军的传闻……传遍四方。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的至尊，你就纳贡、觐见，请求（给你）派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作战。”

纳昔儿算端忽都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他手下的士兵多是从算端札兰丁的军队中溃逃出来的，他们从阿黑剌忒逃往叙利亚，当旭烈兀进军叙利亚时，他们又逃到了埃及。此时，他们照例不敢作战，而忽都思却决定抵抗，他同首要异密奔都黑答儿商量，杀死了蒙古使者，突袭了蒙古军的先头部队，将他们赶到了阿昔河岸边。怯的不花前往援助，中了密昔儿军队的埋伏，力战后为忽都思军队所俘，被杀。于是埃及王奔都黑答儿进行了反击，蒙古军退回到鲁木。叙利亚全境又为埃及所有。

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内部矛盾激化，东部爆发了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战争，西部也爆发了拔都的继承人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战争。

1265年八月，别儿哥以旭烈兀“毁灭了木速蛮（伊斯兰教徒）的所有城市，打倒了所有木速蛮君王家族，不分敌友，未经亲族商议就消灭了哈里发”为由，派遣那海率军三万作为先头部队向旭烈兀所在地进军，旭烈兀则以失烈门为先锋，同撒马合儿那颜、阿八台那颜等前往迎击，那海战败。1264年，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统治阿姆河以西诸地，伊利汗国正式形成。它的疆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抵阿剌伯海、波斯湾和北非的部分地区。旭烈兀将都城设在帖必力思，将阿剌答黑和报达分别作为夏冬营地。他把伊拉克、呼罗珊、杩椤答而至阿姆河口的广大地区赐给了长子阿八哈，把阿儿兰、阿塞拜疆地区赐给了第三子玉疏木忒，将迪牙儿剌必至幼发拉底河地区交给了异密、速勒都思部人秃答温，把起儿漫交给了秃儿坚哈敦，任命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为全国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的官职，赐与他权力，让他全权决定、主宰、安排和掌管国事。1265年，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继位。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继承权时，各自都声称得到了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抢先一步向旭烈兀和阿鲁忽处（察合台之孙）遣使，宣布“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这一决定换取了旭烈兀对忽必烈的支持，旭烈兀也因而得到了对伊朗、伊拉克地区的统治权。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将都城定在燕京，将中原汉地作为统治重点，明显削弱了对西道诸王兀鲁思的控制。因此，伊利汗国自建立之日起，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一直很密切，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贡献、赏赐不断。它的君主由国内的宗王、大臣推举，并以得到元朝大汗的册封为合法。

第六任统治者合赞汗时，伊利汗国进入强盛时期。合赞汗死后，各地长官的叛乱和诸王的争权斗争，使汗国内战不息，陷入封建割据的混乱之中。术赤的后裔金帐汗国的月即别（1312～1342在位）不断与埃及算端纳昔儿结盟，共同进攻伊利汗国。河中的统治者帖木儿（跛帖木儿）也乘机进兵，1388年，占领波斯，伊利汗国灭亡。

注释①《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窝阔台合罕纪》（一）。绰儿马浑，又译为绰儿马罕、绰儿马汗，雪你惕部人，曾为成吉思汗的豁儿赤（箭简士）。

八思哈，波斯一阿拉伯语称“舍黑捏”、“失黑捏”，为“具有警察职能的各城长官”，“对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和居民进行登记的军事长官，汗的代表”。参见（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呼罗珊蒙古诸异密传》注③、④。

②《世界征服者史》下册XXⅥ，《成帖木儿和他对呼罗珊及答而的治理》。

③阿剌模特意为鹰巢，亦思马因派教徒的主要城堡之一，位于伊朗北部可疾云（加兹温）北面的鲁忒巴儿，住着亦思马因（阿撒辛）教派的首领。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89页注⑤。

④关于城堡数目，诸文献记载不一，有一百个、一百二十八个和三百六十个等不同记录，参见《元史·郭侃传》、《史集》、刘郁《西使记》。

⑤跟随旭烈兀出征的有其幼弟雪别台（孙台），宗王代表昔班（术赤子）的儿子八剌海，拔都的代表秃解儿斡兀立、忽里，察合台的代表台古解儿斡兀立，扯扯干别吉（成吉思汗之女）的代表不花帖木儿和一支斡亦剌部兵以及从四方的驸马、异密和大那颜那里调集的一队将官等。

⑥《史集》第三卷《旭烈兀传》第二部分。忽希思丹，山国，为从你沙不儿地方沿今阿富汗边界向南伸延的地区，其首镇是今伊朗霍腊散省比尔兼德。

⑦《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Ⅶ，《世界国王旭烈兀进兵攻取异端的诸堡》。

⑧⑨《史集》第三卷《旭烈兀传》第二部分。

《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第二部分。

第二十七章

太宗、宪宗时的蒙宋战争蒙古人对南宋的了解，初期来自金朝，他们称南宋为“南家思”。成吉思汗在北方崛起后，主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宗主国金朝。当他向金用兵时，曾遣使与南宋通好①。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再遣葛葛不罕“与宋议和”，目的在于交结南宋，共图金国。初，南宋对蒙古的主动通好态度漠然，但金朝在遭到蒙古的军事压力被迫南迁后，却企图南伐宋朝补偿北方之失，宋金开战。于是有人献策“北通鞑靼”，十六年（宋嘉定十一年，1221），南宋以苟梦玉为使，到西域见成吉思汗，同时又以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名义，遣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拜见太师木华黎。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苟梦玉二次使蒙，双方可能讨论了联军灭金的问题，宋朝联金灭辽故技重演，成吉思汗联宋灭金的策略获得初步成果。

二十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遣一支蒙古军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利州路，进行武装探察，以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陇蜀地区的地形险要。宋四川制置使郑损弃关外五州溃逃，蒙古军遍掠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后退回，成吉思汗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南宋灭金的迂回包抄战略形成。

太宗三年（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拖雷再遣搠不罕使宋，提出借道和需粮两项要求。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委曲求全，希望以满足对方条件换取边境安宁，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令汉中以牛酒犒师，并遣人至凤翔蒙古大营回报。与此同时，东路也遣李邦瑞入宋，欲“假淮南以趣河南”。三月，拖雷经大散关入宋，攻陷凤州、洋州、兴元。五月，宋杀使者搠不罕。十月，蒙古军向宋发起攻势，连下三关。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借道伐金，故在十二月于光化军北渡汉水后，蒙古军即离开宋境，这是灭宋战争爆发前蒙宋的第三次交锋。这三次军事冲突，是蒙宋战争的序幕。此后，蒙宋达成联合灭金协议。金朝灭亡后，蒙古军在“大河两岸，东起曹（今山东荷泽）、濮（今山东鄄城北），西抵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列屯置戍，以备宋人”；大将速不台“增屯设伏于陕府、潼关”，备御尚存于秦、巩（今甘肃陇西）一带的金朝残余势力②。

掐丝珐琅缠枝莲纹兽耳三环瓶在联合灭金的协议中，双方“约以陈（今河南睢县）、蔡为界”，灭金后，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南宋在灭金战，役中占领的泗（今江苏盱眙）、毫（今安徽毫县）、宿（今属安徽）、蔡、息（今河南息县）、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诸郡归宋。在联合行动中，宋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蒙古军在连年战争后需要休整和制定新的国策，没有对宋发动攻势。双方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难得的胜利鼓舞了南宋君臣，在一部分主战派将领的鼓吹下，热衷于恢复的宋理宗悍然决定出师河南，收复三京，以达到据关阻河与蒙古划河而守的目标。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宋军出师。七月五日人汴。蒙古军得知宋出师河南的情报后，一方面决河放水阻止宋军北上，一方面在三京广布哨马和增屯设伏，同时主动撤出西京洛阳，以空城诱敌。七月，粮饷不继的宋军在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的敦促下仓猝人洛。当宋军先头部队入洛后，预先部署在洛阳城南龙门的蒙古军任其入据空城，待其师老粮尽兵疲，令其不攻自破。而以精兵攻打其后续部队。宋军陷入重围，大多溺死洛水或为蒙古军所杀。蒙古军回师攻城，宋军被杀而死者十之八九。蒙古军占领洛阳，宋军不得不放弃汴京班师而归。宋军收复三京之举以彻底失败告终，其直接影响就是首先破坏了蒙宋协议，为将灭宋作为既定方针的蒙古对宋大规模开战提供了口实，“是宋蒙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和起始点”③。

秋，蒙古诸王大会讨论伐宋事，已经作了战略部署④。十二月，依惯例，窝阔台遣王械使宋，要求南宋以事金之礼事蒙古，遭到拒绝，于是便以大军继之。

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1234）至宪宗元年（宋理宗淳祜十年，1251）为蒙宋战争的第一阶段。战争同时在东、西两线三大战场上进行。

东路由大将阿术鲁负责，以张荣为先锋，出河洛，重点进攻徐（今属江苏）、邳（今江苏睢宽北）。

中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和诸王忽都秃、口温不花和塔思率领，出唐、邓，重点进攻襄、樊（今湖北襄樊市）。西路由大汗次子阔端率领，重点进攻秦巩、巴蜀。

七年（宋端平二年，1235），阔出率领的蒙古军取道金州（今陕西安康）、光化（今湖北光化西），沿汉水东下；口温不花率军将自唐、邓南下。九月，略地汉上，进入荆汉地区。宋邓州守将赵祥降，蒙古军再下枣阳，集中兵力进攻襄阳。宋军坚守，遂转攻随州（今湖北随县）、郢州（今湖北钟祥）。次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降，蒙古军攻下襄阳。江陵北面的均（今湖北均县西）、房（今属湖北）、随、德安（今湖北安陆）、郢等州郡皆为蒙古军攻占。

十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蒙古军自川蜀增援，为宋将盂珙阻击。由于毒帅阔出于1236年去世，襄阳又为宋军收复，中路战场不能取得进展，蒙古军遂在襄、樊、随、信阳一带招集军民屯种。

1235年口温不花率领的蒙古军在阔出军的掩护下，进入淮西。1236年冬塔思自邓州南下，进攻蕲、黄。张柔屯兵曹武（今湖北京山县东），取九里关（今湖北孝感县东北）。以兵屯驻在曹武北长封岭上，四出经略，为大军进攻淮西扫清了道路，开辟了江淮战场。

1237年，口温不花占领光州（今河南潢川），别略黄州（今湖北黄冈），谋捣长江；史天泽下复州（今湖北天门）；塔思向东南推进；另一军进抵合肥。口温不花连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与宋军激战于长江，失利后转攻黄州，宋将孟珙坚守，军民殊死战，蒙古军久攻不下，撤军。这是自蒙宋开战以来宋军的首次大捷。接着宋军又在安丰大败口温不花和史天泽，蒙古军损失惨重，班师北归。

1235年8月，阔端军的一支在塔海的率领下自凤州进攻河池，连下关外阶、成、西成、沔等州。十月，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金残余兵将向阔端投降，阔端令其率兵随从入川。汪世显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素称秦、巩之豪。他熟悉入蜀道路和四川边备，又结交回回、西夏十八族为内应，他的投降增强了蒙古军对四川进攻的实力。在攻拔了蜀边据点后，阔端于1236年八月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军，号称五十万，大举攻蜀。入大散关，抵武休关，占领兴元。自金牛道进攻四川内郡⑤，与宋将曹友闻激战于阳平关。曹友闻设伏以待，击溃了南宋增援大安的军队后，汪世显提兵与进攻阳平关的塔海军会合，曹友闻战死，蒙古军打开了入蜀的大门，宋守军溃逃。阔端兵分两路，乘胜直捣成都。一路由拖雷子末哥（又作莫哥）率领，自阴平郡（今甘肃文县西北）绕出剑阁以西，直捣成都，一路由阔端本人率领，出利州、剑门，约日会师成都。

九月，阔端自汉中攻取大安。十月，其先锋吐蕃将领赵阿哥潘入朝天关（今四川广元市北60里），占领利州，分军下阆州、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潼川，月中，各路军会于成都附近。成都承平日久，蒙古军入城之际，官吏晏然，居民纵观。及至发现来者为蒙古军，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宋安抚制置副使丁黻拒绝出逃，集合将士，孤注一掷，终因寡不敌众，战死，蒙古军占领成都。末哥军在文州、摩天岭相继受阻，两个多月后，方与阔端会于汉州（今四川广汉县）。

占领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抄掠四川的眉山、青神、嘉定（今乐山）、邛（今邛崃）、蜀（今崇庆）、彭（今彭县）、汉、简池（今简阳县）、永康（今灌县）、潼（今三台县）、遂（今遂宁市）、果（今南充）、合（今合川县）、忠（今忠县）、万（今万县市）、云安（今云阳县）、梁山（今梁平县）、开（今开县）、达（今达县）等州郡，东到瞿塘，西到黎（今汉源县清溪）、雅（今雅安），经此蹂践后，全蜀残破。

1239年，塔海、汪世显等攻取东川，一度攻破夔州（今四川奉节），恩施（今湖北恩施），向东推进，南宋紧急调兵增援四川，蒙古军撤回。1240年，宋派盂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四川防务略有转机。安抚制置使陈降之在成都、汉州修复城垣，布置防守。1241年，塔海等再至成都，陈降之被俘杀。副使彭大雅经营重庆，在合州钓鱼山筑城设寨，屏蔽重庆。1241年，窝阔台死，此后直至宪宗蒙哥即位，乃马真氏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进取精神，对宋战争无大进展。

乃马真氏二年（宋淳祐占三年，1243）。宋以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置元帅府于重庆，率领四川军民修建、扩建各类山城二十余座，因山为垒，屯兵聚粮，加强了四川的防御。

乃马真氏二年和定宗元年（宋淳柘六年，1246），蒙古军进攻嘉定和四路入蜀，均无功。余玠则开始向蒙古军反攻。定宗后海迷失二年（宋淳祐占十年，1250），余蚧北伐，誓取汉中。余玠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三捷。第二年，率各路军，号称十万，进攻汉中。蒙古卷元行省夹谷龙古带以不满五千的蒙、汉军坚守，宋军屡攻不能克，后蒙古援军到，余玠退兵。

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在处理完黄金家族内部的夺权纠纷后，部署了对各地征伐。蒙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蒙哥在安排军事征伐时，命察罕、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和里解等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⑥。而以皇弟忽必烈主持漠南蒙古汉地军国庶事。对南宋的征伐，忽必烈广泛听取汉地儒臣和将领的意见，帮助大汗制定了更具进取意义的政策，在部署军事任务的同时，更重视解决粮饷问题，并在沿边建立屯驻基地。在巴蜀战场，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重筑沔州城，设官置署，作为深入四川内境的基地；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寓兵于农，把截了宋人北进的大门，为向四川用兵奠定了基础。在荆襄战场，采纳姚枢的建议，“以春去秋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⑦。在两淮战场，命张柔移驻毫州，修路筑桥，通商贾之利。同时，河南经略司杨惟忠也在唐、邓、申、裕、嵩、汝、蔡、息、毫、颍等州开展屯田，以解决军队粮饷。经此安排部署，蒙古军在东起陈、毫，中经襄阳，西至唐、邓的沿边一线和川蜀战场，皆置重兵，改以往以虏掠、骚扰为主的战略为屯驻重兵，亦耕亦守，屯田积谷，利则出战的军事进取与恢复经济并举的方针。

以往的对宋战争，巴蜀战场进展较大，两淮与荆襄因淮水与长江的阻隔，进展迟缓。蒙哥改变以往三条战线齐头并进的战略，依然采取当初灭金所用的战略。宪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1252），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实行对南宋更大规模的包抄。

同旭烈兀西征一样，仍从东、西道诸王的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并派一名宗王随从忽必烈远征，以大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总督军事。同时，还有汉人董文用、董文忠兄弟和郑鼎所率的汉军。在进军之前，也照例遣人入大理先行招抚。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师至临洮，吐蕃首领、同知临洮府事赵阿哥潘又令其子率军从征。由于赵阿哥潘兄弟的支持协助，大军顺利通过叠、宕等吐蕃、羌人地区。

师至忒剌（又做塔刺，今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剌沟）后，兵分三路，“大将兀良哈台率西道兵，由宴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忽必烈）由中道”⑧。

兀良哈台自忒剌经四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得荣一线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进军顺利。秋季，由旦当岭（今云南中旬境）进入云南。

古代风景画鉴赏忽必烈经阿坝草原沿大渡河西岸南下，一路招降牧区部落，鱼通（今康定东路）、长河（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宁远（今石棉县与九龙县境）等地先后归降。然后渡大渡河，进入宋黎、雅之境。青羌五姓土司之一的杨土司部将高保四率先迎降，并引导大军招降了东岸部落。九月，忽必烈进攻黎州。过飞越岭（今汉源县西北），抵满陀城（即宋盘陀寨，今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石城间）。留辎重于陀城，督军迅速南下，与西路会。十月，中路军于富林渡口再过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经安宁河谷，“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十一月抵金沙江，以革囊及筏渡江。自北胜府汴头（今云南永胜境）渡江，再由丽江石关南进。中路所经为大渡河河谷地带，“山径盘屈”，有时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历经艰难险阻，多次不得不由汉将郑鼎背负而行⑨。

东路取川西北通往内郡的古隘道，自忒剌至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汶）二州。出岷江故道，经成都，进攻与四川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地界。时余玠已死，新任蜀帅无能，四川防务废弛，东路军顺利通过宋军防线，下黎、雅，渡大渡河。

大理国拒绝招抚，加强防备。兀良哈台在降附的摩些部落（在大理北四百余里）的支持帮助下，进入察罕章（今云南丽江），攻下了不受招抚的部落，打乱了大理国的防御部署。十二月十三日，诸军毕集，包围大理城。十五日，城破。大理国主段兴智出奔善阐（今云南昆明市），国相高祥逃至统矢罗（今云南姚安），被追杀。

四年（1254）春，忽必烈班师，留兀良哈台戍守大理，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秋，兀良哈台下善阐。五年（1255），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大理各部均被征服。六年（1256），段兴智以大理地图来献。

“忽必烈通过远征大理之役，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宋朝开辟了新的战场”⑩。此后，留戍云南的兀良哈台分别向四川、贵州、广西用兵。

宪宗六年（1256），蒙古诸王大会于欲儿陌哥都（月一儿灭怯土），商讨大举伐宋。以灭宋为目标的战争全面展开。蒙古军仍然分为左右两路南下。左翼军由塔察儿统率，包括诸王也松格、察忽剌、忽林赤，驸马纳陈、帖里干，将领不只儿、忙哥忽剌察儿、察罕等，号称大军三十万。右翼由蒙哥亲自统领，包括诸王窝阔台系的合答黑（也可合丹）、秃塔黑，察合台系的忽失海和其宗王阿必失合、纳邻合丹、合答黑薛禅，拖雷系的末哥，蒙哥子阿速带以及火儿赤那颜等军队。此外，尚有诸部军和汉军。1256年秋，塔察儿率左翼军南下，他们过东平，到汉江，攻襄、樊。因军纪不严，却热衷于掠夺，竟未能攻下一城一地，遭到大汗的谴责。

1257年，塔察儿攻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

1258年，蒙哥出师。四月，驻跸六盘山，调集大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路入蜀。蒙哥率主力自陇州入大散关；诸王末哥由洋州人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由渔关人沔州。

先令左翼塔察儿佯攻两淮，李迪攻宋东海一线，在江淮战场牵制宋军；留守成都的蒙古将领纽邻抢渡马湖，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的宋军。莫哥、孛里叉两路先行为大军继进扫除障碍。后因塔察儿统率左翼师出无功，屡屡受阻，被撤去统帅重任，改用遭谗家居的忽必烈为东道统帅，仍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兀良哈台自云南北上，次年正月与东路军会于长沙。

七月，蒙哥以明安答儿留守京兆，大将浑都海留守六盘山辎重，自己则领兵自陇州出发，经大散关至汉中，取金牛道入蜀，至利州。取剑门关西苦竹隘（今朱家寨），拔长一宁山城（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降大获（在苍溪县蕉南四十里）、运山（又作云山、燕山隘，在蓬安县东南三十里）、青居（今南充市南三十里）、大良（在渠江流域南岸）诸城。年底，进攻重庆。自蒙古军入蜀，境内数十座山城或降或陷或被围困，真正能担负起屏蔽重庆，支撑抗战责任的只有重庆北七十公里的钓鱼城。

“钓鱼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交会之冲，正面控扼三江展开的扇形地区，背依华莹山脉，既可阻止南下的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联结渠江，组成一道封锁开达、夔峡之路的防线”，同时，“四周峭壁悬崖”，“山势险绝”，“是易守难攻之地”。钓鱼城守将是宋兴元都统兼，他采取“保民练武”的方针，兵精粮足城坚，具有可供城内军民长期坚守、独立作战的条件。

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他命人分兵四出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准备了各种攻城武器，包围和攻打钓鱼城。南宋曾派兵攻打成都，以解钓鱼城之围，未能奏效。蒙古军围攻不止，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虽打退了前来增援的宋将吕文德，攻城之役进行了五个多月，无任何进展，招降也遭拒绝。七月，久旱酷暑，军中大疫，蒙哥病死。随征军士，除留下汪氏和纽邻的军队外，其余都随蒙哥子阿速带北撤。

忽必烈受命南征后，1259年十一月自开平起程，翌年二月至邢州，五月至小濮州，六月至相州。他沿路招见汉臣、儒生和隐士，询问作战方略，进军得失。七月从所俘南宋人处得知蒙哥死于四川军中的消息，未之信，继续南下。九月渡淮，攻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县南），进入淮西，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决定由阳逻堡（今湖北新州阳逻镇）渡江，驻军江北。九月，从蒙哥征蜀的末哥送来蒙哥已死的消息，要求忽必烈北还继位。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回，于是组织诸军渡江成功，并乘胜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调兵援鄂，忽必烈一面继续围攻，一面遣兵南下湖南，接应自广西入湘的兀良哈台。蒙哥死后，南宋四川方面军事压力减轻，吕文德回师援鄂，东路军压力顿时增加。但南宋权臣、右相、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畏敌不敢战，密遣使至蒙古军前议和。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至军前请其速回，忽必烈与贾似道议和后撤军北还。蒙宋战事暂停，边境局势缓和。

注释①《元朝秘史》载：“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主不罕又译作搠不罕、绰不干、苏巴尔罕。

②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塔察儿传》，《速不台传》。

③《宋元战争史》。

④《元史·木华黎附塔思传》记载：“甲午秋七月，……。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于是命塔思与王子曲出（阔出）总兵南征。

⑤金牛道，又名石牛道，为秦、蜀间重要通道。起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四川，经广元趋剑阁。见《宋元战争史》。

⑥《元史·宪宗纪》。

⑦《元文类》卷六○《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⑧《元史·世祖纪》。

⑨《元史·郑鼎传》，惟鼎传误将“世祖”记为“宪宗”。

⑩《宋元战争史》。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见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①。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一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②。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古代山水画鉴赏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③。

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④。

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⑤。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祷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他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

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⑥，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⑦。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⑧。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⑩。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当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时，他也自开平到达那里。显然，他也是忽必烈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献上所创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请求八思巴向他传授灌顶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位在诸王之上。帝师嗣位，要赐封诏玉印，宣谕天下；新君即位，要对帝师降诏褒奖；颁发给帝师的诏书为专用的“珠诏”，帝师至京师，用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效迎。

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为皇帝和皇室成员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个人而言，他即利用汉儒在汉地实行汉法，也利用藏传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忽必烈非常重视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经进呈，他立即下诏在全国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套拼写符号，采用竖行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它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所以实际上是供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创制可以说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对元朝将众多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和消除或减少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和他们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的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注释①《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参见（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年（内部资料）；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戡《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期。但二者所论仍有不同，社齐氏认为1206年，成吉思汗曾将西藏作为征伐目标，西藏各方共同协议遣使无条件向成吉思汗投降；陈庆英认为：“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到过拉达克一带，在藏族地区中，阿里地区可能最早归附蒙古，蒙古在该地设有都元帅。”

③多尔答进军西藏，藏文史籍《青史》、《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新红史》等都有记载。“木门人家”，即指藏族。

1253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由于察巴是忽必烈的封地，在他的军营中，已有察巴派僧人，但他们都不太知名。

④《西藏王臣记》载，使者为大元长官垛达（多尔答）。他在《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说：“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派（噶当派——引者注）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枳空即止贡——引者注）；通晓佛法萨迦——班智达为精。”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

《萨迦世系史》载邀请萨班的诏书称：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以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汝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三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迭。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萨迦世系史》载萨班给众弟子的信中说：“（汗王）又曰：若能唯命是听，则汝等地方及各部之部众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对于由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召来彼等，任命为我之达鲁花赤等官。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遣干练使者前来，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长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归降及某处未归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成福。地方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作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我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同心协力。”

此外，尚有“对于金字使者好生迎送，殷勤服侍”、“此间对各地贵人及携贡物而来者俱善礼待之”等等。

⑥《萨迦世系史》载，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忽必烈不肯。察必调解说：“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压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⑦陈庆英《忽必烈继位前的八思巴》，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五期。

⑧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四期。

⑨《萨迦世系史》载，噶玛拔希为忽必烈身边的诸妃、大臣显示神通，人们觉得“从眼前的神通法力来看，还是这位上师高一些”。王妃察必担心八思巴的地位发生动摇，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察必要求八思巴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法力。于是八思巴作法，使自己的头部和四肢显现五部佛的形象，压倒了噶玛拔希。

⑩烧施，也译为火祭或护摩，为佛教密宗以焚烧柏枝、酥油、粮食、花果等祭神祈求消灾得福的一种宗教活动。

五天女“即吉祥寿仙女、翠颜仙女、贞惠仙女、冠咏仙女、施仁仙女，其实是喜马拉雅山的五座高峰，……这五仙女分别为执掌人间福寿、预知、农田、财宝和畜牧之神。”参见陈庆英《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

参见《元史·释老传》、《萨迦世系史》、《元史·世祖纪》、《拔思发行状》、《行状》所载帝师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

《元史·世祖纪三》。

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该文载忽必烈推行蒙古新字的诏书称：“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宪宗七年（1257）蒙哥亲征南宋时，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剥夺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对他所管的河南、陕西民政、财政进行审查。在与忽必烈的矛盾暂告缓和后，迫于右翼统帅塔察儿军失利，才又命忽必烈统右翼军。九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下，蒙古国再一次出现了汗位空缺。此时，术赤、察合台兀鲁思同大蒙古国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窝阔台后裔的力量严重削弱，未来的一场汗位争夺战将在拖雷诸子间展开。

钓鱼图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在世的三个儿子以忽必烈为长，时正在征南宋东路军中；旭烈兀为次，在征叙利亚、伊拉克军中；幼子阿里不哥在都城和林。在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冲突中，阿里不哥与蒙哥政见一致，因而蒙哥亲征前，让阿里不哥统率留下的军队和斡耳朵，把兀鲁思交给了他，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在他那里。于是，在拖雷家族中便形成了以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作为蒙哥在朝中的代表，在汗位的争夺上阿里不哥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此时的忽必烈已羽翼丰满，特别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统治汉地经验的儒臣，并得到了一部分握有兵权的以史天泽为代表的汉人世侯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也就意味着他还有以汉地财富为后盾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儒臣们既已选定忽必烈为其政治代表，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参与这次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并给这次汗位之争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色彩。

蒙哥死讯传来，漠北的阿里不哥和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都积极进行争夺汗位的活动。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们以居守和林的优越地位，以监国和忽里勒台召集者的身份，向四方遣使，发布敕令，要求诸王、那颜们到上斡难、怯绿连之地，为蒙哥举哀发丧并参加忽里勒台；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省事于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并括漠南诸道兵；命阿兰答儿乘传调兵，浑都海出兵据关陇，刘太平、霍鲁海（霍鲁怀）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以形成有利形势，钳制忽必烈。

九月，忽必烈自末哥（木哥、穆哥，拖雷第八子）所遣使者处得知蒙哥病逝的消息，坚持挥军渡江，进围鄂州；同时遣大将霸都鲁（拔都突儿，木华黎孙）趋岳州，接应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这时，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援鄂，宋军城守益坚。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军中，密报阿里不哥所为，要求忽必烈速回。忽必烈立即召集诸将，商讨对策。郝经上《班师议》，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降，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逆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末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①。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恰值此时，南宋权臣贾似道因不敢与蒙古军交锋而遣幕客宋京前来约和，“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⑦。所提条件大大超出忽必烈的期望，于是忽必烈立即与贾似道约和。以霸都鲁、兀良哈台率部分军队留驻前线，自己与塔察儿、合丹、也松格等也军北归。

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确切消息，他向阿里不哥派出了急使，要求他将所抽调的军队还给诸将，并准备好交通工具、粮食、武器，结束南征。同时，他又向驻在燕京的阿里不哥代表脱里赤和驻守鄂州的霸都鲁遣使，要求脱里赤遣使前来，向他们表示了同阿里不哥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令霸都鲁立即撤军，回到自己身边，以增加自己的军力。这年，忽必烈在燕京驻冬。

1260年夏，阿里不哥遣使要求各宗王前往参加忽里勒台推选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宗王塔察儿、也松格（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的儿子）、纳邻合丹（小合丹，宗王）借故不赴。阿里不哥却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位和林。他们中有哈剌旭烈（察合台孙）的妻子兀鲁忽乃，蒙哥的儿子阿速带、玉龙答失。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塔察儿的志儿子乃蛮台、赤因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儿子）之弟也速（只必帖木儿之兄也速不花，或只必帖木儿堂兄弟、窝阔台第六子合丹之子也速儿），合丹（窝阔台第六子）的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斡儿答（术赤长子）的儿子合剌察儿和别勒古台的一个儿子，旭烈兀的儿子术木忽儿（主木忽儿、玉木忽儿）。那颜和将领中有蒙哥时期的大必阁赤孛鲁合、蒙哥与阿里不哥的亲信阿兰答儿、脱里赤。驻守六盘山的大将浑都海、驻守成都的部属密里火者（明里火者、密里霍者）和驻守东川的乞台不花等也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向各方派出急使，宣称自己已被推举为大汗。

但是，他的即位没有得到忽必烈支持者的认可，他们拦截了使者，并在开平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参加者有东道诸王塔察儿、也松格、忽刺忽儿（哈赤温孙）、爪都（别勒古台孙），西道诸王也可合丹（大合丹，窝阔台第六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孙不里的儿子）等，那颜、将领则有木华黎国王的孙子霸都鲁，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哈台，弘吉刺部驸马按陈，亦乞列恩部驸马帖里该和右翼的全体那颜。忽必烈的支持者廉希宪利用塔察儿因兵败遭蒙哥谴责的不满情绪，游说塔察儿，利用塔察儿的影响和威望，提名推举，这次忽里勒台将大汗继承权赋与了忽必烈。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③。

为了南下与其兄争夺天下，阿里不哥“分遣腹心，易置诸将”④，对汉地的军事、行政都重新进行了部署，命刘太平、霍鲁海行省事于关右，收关中诸处钱谷，控制关陇，接应川蜀。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亲信阿兰答儿，部署兵分两路进取燕京。令浑都海仍驻六盘并与两川诸将联系；遣阿兰答儿自和林趋凉州，与浑都海配合，意在收集蒙哥旧部，控制河西，占据关陇，东出山、陕，自西路进兵燕京；遣其子玉木忽儿和术赤子合剌察儿率领东路，出和林渡漠进犯开平、燕京。

针对阿里不哥的军事、行政部署，忽必烈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他派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与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霍鲁海、刘太平争夺陕西、四川，并阻止两川支持阿里不哥的军队东进；派合丹、合必赤、汪良臣等增援八春；派也松格等为东路先锋出兵阻击玉木忽儿。同时，自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运米至开平、抚州、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以备军储。

廉希宪等晚于刘太平二日入京兆，他一方面“大集官吏，宣示诏旨”，安辑城内，一方面“遣人驰往六盘山，宣谕安抚”⑤。蒙哥死后，其子阿速带扶柩护玺返回漠北，大部分军队由大将哈剌不花率领退屯六盘山与驻守在那里的浑都海会合。留守四川的蒙古军统帅纽邻部下的奥鲁官和副将乞台不花与六盘浑都海联系密切，驻守成都的密里火者也是他的同党。希宪派往六盘的使者被杀，浑都海等已约日进兵。在面对强敌的严峻形势下，希宪遣万户刘黑马逮捕刘太平、霍鲁海，人川杀密里火者于成都，令总帅汪惟正杀乞台不花于青居。征秦巩平凉等处诸军，以所佩虎符银印授汪良臣，使统诸军备六盘，以六盘兵精，戒八春、汪良臣“毋与争锋，但张吾军声”，阻止浑都海兵东进，以待援军。同时宽宥被俘的西川奥鲁官，收其军为己用。

八月，阿兰答儿与浑都海军合，南军诸将首战失利。后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合兵再战于平凉，大胜，俘斩阿兰答儿、浑都海。东路也松格也败北军先锋玉木忽儿。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南军占领和林。

为了休养士马，阿里不哥向忽必烈请降，表示在秋高马肥后入觐，得到允准。中统二年（1261）秋，他提兵南下，声称前来投降，却突然袭击了边将也松哥，占领了和林，并派兵南向骚扰漠南，忽必烈再次亲征。他紧急调动军队，宗王塔察儿、合丹，驸马按陈、帖里该和汉将史天泽等同行。大军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塔察儿与合丹、合必赤等分兵奋击，先败阿里不哥所部的斡亦剌军，杀其将合丹，追北五十余里，阿里不哥败退。由于忽必烈没有穷追溃逃的阿里不哥，使他们误认为南军已经撤退，于是后军统帅蒙哥之子阿速带与阿里不哥商量后率军继进，与忽必烈中军相遇，忽必烈亲自督战，丞相线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合势进逼，左翼史天泽军大败北军右翼；右翼线真军与北军杀伤相当，不分胜负，激战后各自撤军。此后，忽必烈命塔察儿率军北上，而以蒙古、汉军分守居庸、古北诸关口。

在争夺漠南的同时，两兄弟也都力争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忽必烈派察合台曾孙阿必合失（木秃坚孙，不里子）回封地主持兀鲁思事务，他与其兄弟同行，在漠北为阿里不哥逻卒擒获，被杀。阿里不哥另派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的儿子）主持其祖父封地的事务，并要求他提供粮食和武器，守卫质浑河边界，阻止旭烈兀、别儿哥派军增援忽必烈。同时遣使至察合台兀鲁思境内征调军需，使者在短期内征调了大批牲畜、马匹和武器。

受阿里不哥支持夺得了察合台兀鲁思统治权的阿鲁忽，在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后，不愿再听命于阿里不哥。他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牧畜、武器和钱物，宣布拥护忽必烈。旭烈兀也倾向忽必烈，并遣使责备阿里不哥。于是他们对各自控制区的统治权也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阿鲁忽的背叛令阿里不哥极为愤怒，于是他率兵攻打阿鲁忽。阿鲁忽在不剌城击败阿里不哥的先锋军并杀其先锋哈剌不花后，回到伊犁河，驻在自己的斡耳朵并遣散了军队。阿里不哥后军继至，夺取并洗劫了伊犁河和阿力麻里，阿鲁忽退至忽炭（今新疆和田）和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在伊犁河和阿力麻里地区驻冬，他无节制地宴饮和寻欢作乐，残酷地掠夺和杀害军民，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属下将领的不满，一些追随者开始脱离他。旭烈兀的儿子玉木忽儿借口有病，首先离开，接着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阿里不哥的一些千户长也陆续脱离他投降了忽必烈。

菊花图在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力衰弱之际，阿鲁忽也出兵攻打他，使他无法在那里立足。忽必烈则乘机北上收复了和林，正当他准备前去追袭阿里不哥时，汉地发生了军阀李璮的叛乱，忽必烈匆忙撤军。此后，南军封锁了通往阿里不哥驻地的交通，由于那里的粮食、物品都依靠汉地供给，阿里不哥处供给发生了困难，物价飞涨，加之连年饥荒，物资极度匮乏，阿里不哥陷入了困境。中统五年（八月改至元，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前往开平觐见。

按照惯例，“罪人的肩上要披上大帐的门帘接见，他也就这样地披盖着去觐见（君主）”。忽必烈问阿里不哥：“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回答：“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有旭烈兀的使者在场，他把兄弟两相见的情况报告了旭烈兀，旭烈兀对忽必烈以这样的方式接见本家族的人表示不满，认为这“使宗亲蒙受了耻辱”，忽必烈也承认自己做得没有礼貌。此后，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让阿里不哥去见他。

第二天，忽必烈命宗王和那颜们审讯阿里不哥的同党。开始，阿里不哥说：“他们无罪，我是这场广泛蔓延的罪行的根源。”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话。忽必烈问他：“谁唆使你起来作乱的?”他供认是孛鲁合、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忽必烈打算宽宥孛鲁合，因为他曾听到过窝阔台合罕和蒙哥合罕的话；而就这场汗位争夺的有关情况，他还可以在旭烈兀和其他宗王面前作证。但是阿速带反对宽恕孛鲁合，他表示要同孛鲁合对质，并揭发说，孛鲁合曾讲过一个蒙古寓言，大意是说，他们做了事，就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勇往直前。情况被报告给忽必烈。孛鲁合被处死。跟随阿里不哥的那颜有十人被处死。窝阔台系诸王被遣送回到他们的封地。

对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的审讯，则需等诸汗国君主旭烈兀、别儿哥和阿鲁忽的到来。只是他们迟迟不到，于是忽必烈与身边的塔察儿等宗王审讯了他们，并向全国各地颁发了圣旨。他向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汗国派出了急使，通知他们说：“由于路途遥远，事情繁多，你们未能出席，但若继续拖延（审讯），可能会使（政权）削弱，并使国家边疆事务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处死了他们的异密并审讯了他们二人。现在我们商议：我们，全体宗亲们，一致决定宽恕阿里不哥，赐他以自由，（并释放阿速带），你们对此以为如何?”这时，诸汗国君主都在忙于自己的事务，对大蒙古国本身问题的兴趣已经逐渐淡漠，钦察汗国君主别儿哥对使者说：“合罕、旭烈兀和全体宗亲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在牛年（1265）出发，在虎年（1266）走完（全部）路程，在兔年（1267）和旭烈兀一同出席忽里勒台。”使者们报告了全部情况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获准觐见忽必烈。不久，阿里不哥病死，旭烈兀与别儿哥之间爆发了战争，也没能如约赴会。忽必烈最终取得了对蒙古国的统治权，建号改元，并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其代价则是元朝对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控制的削弱，它们从此走上了相对独立的道路。

注释①都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

②《元史·赵璧传》。

③关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在忽里勒台召开时间《史集》与《元史》记载不同，前者称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后者反之。此处从《史集》。

③⑤《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

第二十八章

世祖建元定制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是元朝的前身，它的国号是“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合罕”，或称“大汗”。“国家肇基朔方，辅相之臣与凡百执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讨，重在军旅之事，故有万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则有断事之官，可谓简要者矣”①。随着对外的征伐，大蒙古国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政治背景、经济、文化与蒙古草原不同，统治方式、机构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蒙古国建立时，在草原地区实行分封制，自大汗至诸王、千户，各有本部的游牧范围。千户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其长官千户长既是行政长官，也是本单位的军事首脑。他们平时组织本千户的生产，管理本千户的行政事务，战时，应大汗的征召率领本千户的军士出征。

大汗任命了左、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长，他们代表大汗管理东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西至按台山（今阿尔泰山）的诸千户。

大汗、诸王之外，最重要的长官是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或译作札鲁火赤、札鲁花赤），为国家最高行政司法长官。成吉思汗时期，以塔塔儿人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主持分封千户。有诉讼纠纷，由他处理，并写在青册上，一经大汗认可，便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以后断案的依据。窝阔台时期，他以大断事官的身份，编籍中原户口，为诸王功臣划分封地，被汉人称为“丞相”。蒙哥时期，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忙哥撒儿曾以酷刑鞫讯反对蒙哥的窝阔台系那颜、将领。

怯薛作为护卫士常常被大汗派遣出使，传达大汗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长官作为大汗的内臣可参与军政事务的管理。怯薛百执事实际上承担着大蒙古国初期中央机构的行政职能。西征期间，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监临官，称达鲁花赤。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征金战争中，成吉思汗曾任命西域人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以南达鲁花赤。蒙哥西征，占领欧亚大片土地，在重要地区和城镇，都设置达鲁花赤”②。“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③。

窝阔台时期，中原的治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契丹人耶律楚材主持下，有了汉制中书省的建置，《元史·太宗纪》载：三年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但当时的谓中书令，不过是协助大断事官按只解处理汉地事务的必阁赤。故陈邦赡说“丞相谓之大必阁赤”。在地方治理上，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建立了十路征收苛税所，以汉人儒士为苛税使。尽管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儒士（包括耶律楚材在内）对中书令、苛税使的职责、地位理解、认识不同，但汉制却开始渗入大蒙古国的体制之中。

蒙哥时期，标榜“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国家统治体制没有大的变化。但忽必烈在漠北王府和受命管理漠南军国庶事期间，广泛接触汉地儒臣，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构想已逐渐形成。故世祖时期，在汉族儒臣的协助下，将立纲陈纪，完善统治机构，确立统治制度，作为政权建设的大事，从而确立了有元一代之治规。

忽必烈即位后，首先依中原王朝的成宪，制定年号，定1260年为中统元年。在《建元诏书》中指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改变了以往蒙古大汗不建年号，仅以十二生肖纪年的状况。至元八年（1271），又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诏称“绍百王而纪统”，表明忽必烈将大蒙古国看成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是尧舜禹汤和秦汉隋唐的继续。建号改元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忽必烈在依汉法治理天下的路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即位之初，以开平为京师。而统治重心却在逐渐向燕京转移。早在忽必烈为藩王时，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曾提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④古代山水画鉴赏在建号改元的同时，忽必烈也开始利用汉族儒臣为其制定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统治制度。忽必烈时期统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早在为藩王时，在藩邸诸臣的影响下，忽必烈以儒术治国思想就已经形成。在其即位和建元诏书中提出的“祖述变通”，即“稽烈圣之治规，讲前代之定制”就是他设官定制的原则和纲领。所谓“祖述”、“稽烈圣之治规”，就是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祖制。“变通”、“讲前代之定制”就是改行中原王朝的汉制仪文。这也是儒臣们对政权建设在忽必烈面前反复陈述的政治见解。郝经在其《立政议》中指出：“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⑤许衡在其奏疏中提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⑥具体地讲，就是要求忽必烈依北魏、辽、金的模式，借鉴前代的经验，建立一套既符合蒙古的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和习俗法规，又吸收中原王朝二千年来积累的统治经验和封建统治制度，制定适合于汉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统治制度。这是忽必烈时期改定官制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开平后，“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⑦。中书省下吏、户、礼合为一部，称左三部；兵、刑、工合为一部，称右三部。这显然是参考金制和根据当时实际需要确定的。不久，燕京行中书省并入中书。此后定制，以皇太子行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蒙古人尚右，故以右丞相、右丞居上。自中书令至参知政事皆称“宰执”。六部则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员。

管军的机构枢密院是在平定李璮之乱后设置的。鉴于“诸侯尽专兵民之权的弊害，忽必烈采取断然措施，罢世侯，置牧守，军民分职”，中统三年（1262），诏：“诸路官民管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⑧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以皇子燕王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除四怯薛由皇帝或其亲信节制外，“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⑨。初置枢密使一员（由太子兼任），副使二员，佥书枢密院事一员。至元七年（1270），在副使之上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佥书之下置院判一员。二十八年（1291），又置知院一员，增院判一员，并以中书平章商量院事。四怯薛各出代表一员，参与院议。

至元五年（1268），立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设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各二员。御史台直属机构有殿前司、察院，还有内八道肃政廉访司。“凡大朝会，百官班序”由殿前司掌握，“其失仪失列，则纠罚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报者，则纠举之；大臣入内奏事，则随以入，凡不可与闻之人，则纠避之”⑩。肃政廉访司初名提刑按察司，承自金朝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构，元初被纳入御史台系统。其巡察地区分为跨地区甚至跨行省的诸道，分别隶属于中央御史台或行御史台。行台是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元代曾在陕西、云南、江浙等地设置。

元廷对宗室诸王赏赐无度，对外征伐频数，国家用度浩繁，而以理财助国为施政中心，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至大二年至三年（1270～1273、1287～1291、1309～1310）三次设立尚书省综理财用，六部、行省皆隶尚书。在尚书省存在期间，中书形同虚设。

此外，也有大司农司、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宣徽院等承自前代的机梅。

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政务、军旅和监察之外，在元朝中央，还有与之平行的掌管蒙古、回回和藏地事务的机构。其中包括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掌管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掌管也里可温（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崇福寺；掌管藏地事务的宣政院等。国初的札鲁忽赤，随着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则转变为专掌皇族政刑的官员，而以大宗正府为其办事机构。与历代大宗正府不同的是“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的蒙古、色目人刑名词讼等事，时而兼治汉人刑名”⑩。大汗后妃所居的斡耳朵官属，则相当于辽朝的宫官。怯薛又是与五卫亲军制并行的大汗禁卫军和直属部队。

地方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人认为：“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晋有行台，齐隋所管置外州称行台尚书省，唐以诸道事繁，准齐分置，今行省，其遣制也。”其实，元朝的行中书省乃是承自金末的行尚书省。金朝后期，为抵御蒙古的军事需要，在河北、山东、陕西等地遍置行省，作为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宰执主持抗蒙事宜，以加重事权。它是一种临时建置。成吉思汗南下时，对降蒙的金朝故官、将领，常以原官授之。同时，也采用了金朝行省的官称。此后，凡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往往称行省或行台，初无定制，迭为废置。

中统元年，世祖立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以中书省官行某处省事的官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设立了一些行省机构。大约在至元二十年左右，以宰执行某处省事系衔嫌于外重，于是乃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或右丞、左丞、参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衔。行省遂从都省的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因中央尚书省之设，行中书省又曾两度改为行尚书省。

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廷在全国范围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的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腹里）外，在全国设立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个行省。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于地方“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下分设路、府、州、县。

路置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总管，又有同知、治中、判官等。至元二十年定制，十万户以上或虽不及十万而地当冲要者为上路，以下者为下路。

府有直隶都省和隶行省或宣慰司的不同，也有统州县与不统的差异。府设达鲁花赤和知府或府尹。

州县也以户口多少为差等。至元二十年，定五万户以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以上者为中州，不及万者为下州。上州置从四品达鲁花赤、州尹，六品同知和七品判官；中州置正五品达鲁花赤、知州，从六品同知和从七品判官；下州置从五品达鲁花赤、知州，正七品同知和正八品判官。

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以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有达鲁花赤、尹、丞、簿、尉各一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下县秩从七品。

此外，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又置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统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只为元帅府”。宣慰司置使、同知、副使、经历、都事等。“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等差”。

蒙古统治者最重军事，元朝的军制却最为混乱。时人记载：“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最纷乱者无若军政，”“大无纲纪，细无纪目……分隶频碎，源委隔绝，棼丝沸羹，互相争夺。内立枢府兵部，无簿籍之可寻；外设行省、统军万户府，无一定之行伍。”至于军队的数目，元朝官员中了解者也为数极少。当时，“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更这边关机密，不合交多人每知道”。早期，大蒙古国的军队除大汗的怯薛外，有诸王、驸马、功臣、千户的属民所组成的军队。凡有征伐，依大汗的征调出兵。如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征大理等役，都由东西道诸王派子弟和属下军士参战。而攻坚和镇戍各占领地区，又有探马赤。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各被占领地区的男丁也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来源，故有汉军、新附军（由南宋降军改编的军队）等名目。

按兵种分则有骑兵、步兵、水军、炮手军等类。

元朝的军事防卫可分为两大系统：保卫皇帝和京畿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

早期，大汗的宿卫由怯薛负责。世祖时，建立侍卫亲军，而怯薛之制不废。中统元年，“谕诸路管军万户，有旧从万户三哥（指史天泽）西征军人，悉遣至京师（开平）充防城军”和“征诸道兵六千五百赴京师宿卫”之事，可能是忽必烈创建侍卫军之始。二年（1261），任董文炳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三年（1262），命董文炳共领武卫军事。至元元年（1264），武卫军正式改为侍卫亲军，八年，亲军扩充为左、右、中三卫。到至元末，忽必烈共设置过侍卫亲军三十余卫。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侍卫亲军由蒙古、汉军和新附军组成，迁入内地的色目人，如康里、阿速、钦察等后来也有被编入侍卫亲军者。

蒙古、探马赤军的防卫重点，主要是腹里地区，南至河南淮北，北至辽东以及西北、四川等地。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

此外，忽必烈即位后，与西北诸王的军事对抗日益激烈，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为控扼边徼禁喉之地，常遣皇子镇守边境。如北平王那木罕镇守阿力麻里、和林，宁远王阔阔出镇守漠北，安西王忙哥剌镇守京兆和察罕脑儿，西平王奥鲁赤镇守吐藩，云南王忽哥赤镇守云南等。

诸王、公主和功臣在汉地的分地，是封建制早期的领主制，建立在封建地主制经济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地区的分封制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变通。耶律楚材在太宗朝提出的五户丝制的实质就是由地方政权机构州县行使治理权，而由国家将封地内的部分税收颁赐给领主。太宗朝由于种种干扰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至世祖定制后，封地分别被纳入州县，原则上由地方政权机构管理，领主得自选任达鲁花赤监临。诸王则可由皇帝批准置王府，王傅由朝廷指派漠北诸王封地则由诸王自治，而统以岭北行省。

注释①《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③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④《元史·木华黎附霸突鲁传》。

⑤《陵川集》。

⑥《元史·许衡传》。

⑦《元史·世祖纪》。

⑧参见《元史·世祖纪二》。

⑨⑩《元史·百官二》。

《元朝史》。

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八《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

《元史·百官七》。

胡祗《紫山集》卷二二《军政》。

《永乐大典》卷二六八《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件》。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

《元史·世祖纪一》。李璮之乱李璮小字松寿，是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之子（一说为其养子）。金末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刘二祖和郝定等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之妹（一说为其女）杨妙真统领。另一红袄军首领李全与妙真结为夫妇，队伍逐渐恢复壮大。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李全降宋，驻军楚州，受宋封为东京路总管。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北上，攻占并进驻益都。李全在益都被蒙古军围困一年，兵败后投降，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他在蒙宋间朝秦暮楚，降蒙以换取立足之地，依宋以取得粮饷资助。“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帛”，“外恭顺于宋以就钱粮，往往贸货输大元”①。同时借蒙古军声威南下攻宋，扩展自己的势力。太宗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占领楚州，南攻泰州，突袭扬州，不下。次年在围攻扬州时被宋军袭杀，杨妙真北归，余众降金。

李全死后，其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仍专制山东。他完全继承乃父故技，假名攻宋，取得蒙古的粮饷和官爵，却坐镇山东，发展个人势力，“尽专兵民之权”②。1258年宪宗南征，向他征兵。他却以“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由③，拒不出兵，同时攻取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涟水（今属江苏）。“大张克捷之功”④，以攫取军赏，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李璮果然加封江淮大都督。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给他带来了扩张实力的机会，他谎报军情，张大宋军之势以相要挟，乘机骗取粮饷，修缮城堑，自请“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器”，扩大军权。“盖璃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⑤。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事进入紧张阶段，大兵集中在北征前线，内地兵力空虚，李璮加紧锣密鼓策划叛乱。忽必烈对李璮的阴谋虽有所觉察，因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胜负未分，北方形势严峻，对他也只好暂时容忍，寄希望于叛乱能延缓发生。

梅花图李璋岳父王文统为忽必烈平章政事，能随时了解朝廷动向；一妻为东道宗王塔察儿之妹，与蒙古贵族联系交往亦深。惟一子彦简，为质子住京师质子营，使其不能不有所顾忌。自京师至益都有李璮所置私驿，中统三年（1262）正月，彦简乘私驿逃归，李璮更无后顾之忧。

二月，璮献涟、海等三城于宋，乘蒙古军无备，起兵叛元，尽杀蒙古戍军，攻占益都，发府库犒军，并迅速占领济南。此时，北方战事转而对忽必烈有利，阿里不哥与察合台汗阿鲁忽发生矛盾，并亲率大军前往讨伐阿鲁忽，正当南军准备追袭阿里不哥时，李璮叛乱的消息传至，忽必烈不得不急撤追袭阿里不哥之兵，发蒙古、汉军，部署平叛。

忽必烈请姚枢分析形势，枢称“使追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⑥，并断定李璮将出下策。忽必烈在布署平叛时，重点也是防止李璮兵出山东至河北、燕地，阻止其采用上策。他命水军万户解成（解诚）、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诏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召张柔及其子弘范率兵二千诣京师。阻止叛军自鲁西和海上进军河北。令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令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沼州、河南诸路兵皆会济南。待李璮出下策进入济南时，消灭叛军；以中书左丞阔阔、尚书怯烈门、宣抚游显行宣慰司于大名，统领沼、磁、怀孟、彰德、卫辉及河南东西两路军，阻止叛军势穷向河南逃窜，与宋连和。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备御任平州总管的李璮之子，阻止父子连兵或取海路逃入辽东，将他的势力围困在山东二地。同时，放弃息州（今河南息县），迁其民至蔡州，令戍守息州的蒙古将领拔都抹台率戍兵趋济南，加强平叛兵力。令东平万户严忠范留少量兵力戍守宿州（今安徽宿州市）、蕲县，以余兵自随加强东平防卫。及至得王文统参与策划叛乱的实证后，诛王文统及其子荛，以赵壁为平章政事。

不出姚枢所料，李璮果出下策。二月二十七日，李璮抵济南，初获小胜，后为阿术所统蒙古军和史枢所统汉军击败，被歼四千人，遂退保济南。蒙古军离城三十里开河筑城，凡三河三城，以十七路兵马将济南团团围定。自此，李璮军与外界联系断绝，叛军不得出，犹日夜拒守。李璮“取城中子女赏军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⑦。六月，城中食尽，甚至截屋檐草拌盐饲马，即而屋檐草亦尽，将至人自相食。李璮情绪沮丧，终日昏昏沉沉，“军伍不备，将士作乱，以至绝粮，俱不能晓”⑧。七月十三日组织突围，军士已无力战斗，复被蒙古军杀人。于是，“人情溃散，……各什佰相结，缒城以出。”二十日，吩咐众人各自为计寻求生路，自乘小舟入大明湖投水，水浅不死，为官军所获，被丞相史天泽杀死。

李璮之乱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蒙金战争中，河北、河东的地主武装分成保金和投蒙两大部分。降蒙的武装地主在灭金战争中为蒙古统治者立下了不小的功勋，蒙古贵族一度依靠他们维持了在中原与金朝的相持局面，并取得了对金战争的优势。为了利用他们对抗金朝，蒙古贵族不惜以高官爵位笼络他们。凡对降蒙的金朝将领和地主武装，蒙古统治者一律“因其日而令官”⑨，授与行省、领省、大元帅等职位，允许他们世袭领有本势力范围内的军民之权，从而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强大割剧势力。这些乘乱而起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以武装力量为支柱，不论是对金、对宋还是对蒙古的态度，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个人势力。他们投靠蒙古贵族，也正是基于后者的军事力量较强，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军事上的支持援助；并且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机会。他们同蒙古统治者间只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的联合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蒙古统治者的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对金、宋的战争中，他们又各自发展了自己的实力，这就为他们拥兵自重甚至发动武装叛乱提供了可能。同时，他们同蒙古贵族间也存在着争夺土地、人口的利害冲突，因此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背叛，李璮不过是他们中的典型和代表。这一点从事件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反映。

祝允明所记李璮赴水未死为人救出被俘后，与严忠范和史天泽的一番对话即反映了当时一些汉人世侯的态度和动向。忠范首先向李璮发问说：“此是何等做作?”李璮答称：“你每（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史天泽问：“何不投降?”李璮竟不予理睬。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却说：“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于是史天泽命人砍去李璮两臂、两足，挖其心而后斩首。史天泽不待奏报而急不可待的杀死李璮，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宜即诛之，以安人心”⑩，其真实目的极有可能是杀人灭口。这就说明当时一些汉人武装地主对蒙古国的统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只是在行动上有的谨慎、有的急切而已。

正是由于汉人世侯的这种态度和动向，才使李璮敢于贸然举兵叛乱。他错误地认为只要山东兵起，各路汉人世侯都会群起效法，大事可成而自己因首为天下倡而功必在诸侯上。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战会在短期内发生有利于南军的转折，他更没有估计到汉人世侯中响应者寥寥无几。

由于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军需，导致阿里不哥的西征，忽必烈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顿时减轻，他可以调动大量兵力全力平叛，李璮受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汉人地主武装只有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响应，势孤力单，也被一举消灭。而史天泽、严忠范等则被派出讨叛，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当然不会做叛军的应援。李璮所统军队虽然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人数有限，且脱离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无法与忽必烈的蒙汉联军对抗。叛乱仅维持了五个月就被平定了。

李璮的叛乱虽然时间不长，但给忽必烈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对蒙古国和元朝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叛乱的筹划者之一王文统，充任中书平章的要职，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总内外百司之政”，“委以更张庶务”，当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时，“凡民间差发、宣苛盐铁等事，一委文统裁处”，是掌握中央行政大权的实权人物。地方武装地主则多与李璮有交往，被李璮列为叛乱的联合力量，形势确实十分严峻。忽必烈在依靠汉人治理汉地的方针中最担心的一点——大权旁落的危险确实存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警惕。以往汉人儒士们在向忽必烈讲授儒家治国思想时，曾力诋回回商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之非，回回商人的势力受到了排斥。而今，李璮的叛乱给了他们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伏阙上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这一切，都使忽必烈对汉臣、汉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没有改变以汉法治理汉地的基本方针，但在用人行政上，对汉官的信任却有了更多的保留，在不得不利用汉官为其办理具体事务时，却在每一机关都分派一名蒙古正员监临，并配置一名权位相同的古代风景画鉴赏回回官员为同知进行防范和牵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至元二年，忽必烈正式颁布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决定。并在至元五年，果断地罢去了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而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从此，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增加，地位有所提高，中央的实权渐渐落入回回人阿合马手中，引起了后来元朝政局的一系列矛盾和倾轧。

李璮的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来自汉人世侯离心倾向的疑虑，鉴于北方黄金家族内部人心也十分不稳，忽必烈审慎地处理了与李璮事件相涉的人和事，“他总的原则是：在迫使这些地方军阀交出实权（特别是军队），消弭是以产生李璮一类叛乱的基础的前提下，既往不咎，而且根据情况与需要，继续任用以拉拢汉人官僚；同时，利用这一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

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的阻力除来自蒙古贵族的抵制外，也受到汉地割据势力的阻挠，李璮之乱的迅速彻底平定，为忽必烈解除汉人割据势力提供了契机。为了补救自己的失误，维护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表示对蒙古大汗的忠诚，汉人武装头目、丞相史天泽首先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十有七人。其余如史氏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佑以及东平严氏（严忠济兄弟）、满城张氏（张柔父子）、济南张氏（张荣父子）等也效法史氏所为，忽必烈则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前事既往不咎，对他们依然当成汉人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予以优容，既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消除了叛乱的隐患，又安定了汉人官僚，稳定了人心，维持了蒙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这次解决汉地地方势力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六点：

（一）消除私家的权力，除本人外，罢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除真定董氏（董文炳兄弟）外，一度解除了地方军阀的兵权。以后在灭南宋的战争中，史氏、张氏兄弟虽分别被任命将兵，但这时的军队已不再是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

（二）严格执行地方的兵民分治制度。规定官民管理民事，掌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这一点在太宗时耶律楚材早已提出过，但未能贯彻执行。至此，则首先在山东以董文炳领兵，撒吉思治民。其年十二月，作为定制在全国推行。

（三）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消除割据的基础。

（四）易置将帅，使将不能擅兵。

（五）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

（六）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如史天泽原封于卫，自动申请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的封户，也于至元二年明命改为民籍。同时，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权集中到中央。

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认识到削夺汉人世侯军权的迫切性，并为实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忽必烈实行中央集权的步伐。汉地分离倾向的解决使忽必烈取得了经验，并能组织统一领导的武装力量，平定东、西道蒙古诸王的叛乱，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经验教训。

注释①《元史·李全传》。

②虞集《元帅张献武王庙碑》，见《元文类》卷二一。

③《元史·宪宗纪》。

④⑤《元史·李璮传》。

⑥《元文类》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⑦《元史·李璮传》。

⑧祝允明《前闻记》，载《纪录汇编》；参见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⑨《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⑩《元史·李璮传》

《元史·世祖纪三》。

周良宵《李王童之乱与元初政治》。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第二十九章

大元朝全面解读杨恭懿在历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今属陕西）人。他自幼好书，力学强记，虽身经战乱，未尝一日废学，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元世祖十分欣赏他的学识。

至元十六年（1279），受元世祖诏在太史院参与改革历法。他配合郭守敬制定新仪、新表（都是测量工具），通过在不同地方测量，测量出当年冬至晷影（日影）和日缠（太阳运行的度数），计算出不同地方的差距，观察大都北极的高低、昼与夜的长短，再参照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这个《辛巳历》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与前代的历法相比，却不逊色。这里显然有杨恭懿的功劳。

此外，他还配合郭守敬等人，对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依实进行推算，向元世祖献上了《合朔议》。

王恂在学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其父王良，深通理学以及天文律历。这种出身对王恂有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王恂资性颖悟，过目成诵，又曾师从刘秉忠。所以，在年轻时（二十八岁）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为太子赞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在理学上，一在算学历法上。

在理学上，他的造诣很深。在做元裕宗的老师时，他经常给裕宗讲解“三纲五常”的精要以及历代兴亡的原因，尤其是对近代的辽、金得失，分析精到，论著其善恶。他对心学有独到之处。有一次，裕宗问他“心之所守”，他引用许衡的话说：“人心如印板，唯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一时被传为至理名言、守心之要。

王恂在学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负责与郭守敬一起修撰著名的《授时历》。王恂很早的时候就以算术出名。对算术，他看得很高。有一次，裕宗问他有关算术的事，他说：“算术，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他对算术的造诣也很深。在制定《授时历》时，有关数学方面的推算，全由王恂负责进行。历法中的推算，要求细微周密，不可有任何差错。王恂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授时历》之所以那样完善，这与王恂在数学上的精密计算是分不开的。

张立道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立道，字显卿，大名（今河北大名）人。起初，他做元世祖的宿卫。他一生主要的经历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今越南）。

龙纹金钗至元四年（1267），张立道奉命出使西夏，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皇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张立道为王府文学，有善政。后来又与他人出使安南。皇子忽哥赤被害，为之报仇，受到元世祖褒奖。至元八年，又出使安南，宣布建国号诏书。

至元十年，掌大司农事。因为他熟悉云南，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劝农。在任期间，引水造良田万余顷，教当地人以先进的种桑、养蚕方法，使当地人渐渐富裕起来，也引来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归降。后又在云南建孔庙，立学校，择师教授当地子弟，习礼行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俗。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请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位。张立道被授临安（今浙江杭州）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史。在任期间，镇压了必思的反叛，二十二年，扩大两江等地税户二十五万户，增加了当地税收。又在建水路设孔庙，建学校。

至元二十七年，安南有变故，朝廷派张立道以礼部尚书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到安南之后，他以安抚为主策，对安南世子陈日燇晓以利害，明以大义。感动得陈日燇流下眼泪，发誓死也不敢忘记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

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1298）间，张立道分别在两浙、四川、陕西、云南等地任职。

张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在云南做官最久，当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为他立祠以示纪念。

陈祐、陈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陈祐、陈天祥，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人。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少年时发愤读书，精通经史。任官期间，以清廉、爱民、行德政闻名。至元二年（1265），在南京路治中任上，有的地方发生了蝗灾，上司急责灭蝗。陈祐已经召集起数万人的灭蝗队伍。时正值收获季节，陈祐考虑到数万人捕蝗，会伤害庄稼，严重影响收成，那样的话，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不如收割庄稼，农民还会有所得。于是他果断下令，提前收割庄稼。有人向他建议说：“你这样违背上司意志，会犯专擅之罪的。”陈祐说：“为了救百姓的性命，犯专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百姓得到了实惠。陈祐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职期间，总是把维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至元六年，朝廷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是否合并争论不休。当时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掌有实权，他想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以此把中书省合并到尚书省。但是又害怕陈祐提反对意见，就私许陈祐如果他不提反对意见，就让他做尚书参知政事。等到决议的时候，陈祐坚决主张：“中书省是政治的根本，祖宗所立，不能废除。太师一职，没有必要虚设。”于是合并中书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阿合马一怒之下，调换了他的官职。因为他为人耿正，一心为公，所以当时的不法官吏，连大权在握的阿合马也避他三分。至元十三年，陈祐刚上任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当时的官吏因为怕他而人心惶惶。陈祐说：“何必如此呢?以前是污吏，今为廉吏，我就把他当做廉吏；以前是廉吏，现在成了污吏，我就把他当做污吏。”于是他的手下谨慎小心，自我束约，各自遵法守法，依法办事。

陈天祥，字吉甫。他和他的兄长陈祐一样，在做官期间能顺民情、遂人愿，疾恶如仇，明得失，有谋略。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为向民间回收兵器不当而导致了地方变乱。行省命陈天祥全权处理此事。陈天祥了解了实情之后，对当地百姓讲：“保卫家乡，没有武器不行。但收兵器的人过分了，以至于引起了变乱。现在让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兵器自卫，怎么样?”百姓认为这样做好。于是他上陈行省，提出：根据当时不安定的局面，应当首先取信于民，与民同甘共苦，这才是长久之计，只有这样才能军民共同靖乱防奸。他的建议得到了行省的同意。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所作所为，都符合百姓的愿望，所以流离他乡的人，又回来务农了，邻郡的百姓也来陈天祥所辖区居住创业，陈天祥以十家为甲，十甲设长以自卫。这样，百姓也安定了，军队实力也增强了。当时州县官吏没有俸禄，陈天祥又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些官吏定了俸禄，按月发放，官吏也不再侵扰渔利百姓了，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在此期间，陈天祥的民望很高。

至元二十一年，陈天祥被拜为监察御史。当时卢世荣执政，权倾一时，甚至随意杀人，于是臣僚震慑，没有一个敢于说真话。陈天祥义愤地向元世祖上疏，力陈卢世荣肮脏的发迹史，以及任职之后不知改悔，反而愈加猖狂，肆意诛罚等事，指出他上任仅一百多天，就闹得民怨沸腾。元世祖令陈天祥与卢世荣当面对质。当天，元世祖就下令将卢世荣法办，朝野称快。总之，凡是有碍天下安定的人，陈天祥决不手软。

邓文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邓文原，字善之，又字匪石，钱塘（今浙江钱塘）人。他是元代著名学者。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天顺帝朝。

至元二十七年（1290），邓文原任杭州路学政，后来历任崇德州（今浙江桐乡西南）教授，翰林应奉、修撰。武宗时，邓文原参与修撰《成宗实录》。仁宗时，他先后任过国子司业、江南浙西道江东道肃政廉访史等职。在江南浙西江东道任上，邓文原颇能平反昭雪冤狱，决断疑案、难案。如吴兴一个老百姓夜晚在回家的途中，被官府巡逻抓住后又设法逃脱，巡逻追上之后，将他刺倒在地。第二天家人发现此人时已奄奄一息，临死时，这个人说：“一个戴白帽子，穿青色衣服的大个儿是杀害我的凶手。”告官后，官府抓了一个可疑的人，屈打成招，投在大牢里，三年之后，邓文原查得此案，认为，现在抓起来的人个子不高，习惯左手（死者伤在右肋）不应该是杀人犯。于是重新审理此案，最终抓住了真正的凶手，释放了被冤系三年的无辜者。因为他常常能准确地断案，当地百姓中流传着他种种神奇的故事，诸如冤狱得以平反，冤情得以昭雪，感动了上苍，使久旱不雨的徽州，喜降甘霖之类。此外，在此期间，他还努力减免百姓赋税，削除榷茶转运司的权力等事宜。

英宗时，邓文原被拜为集贤直学士。任上提出一些改革弊政的便民主张，诸如平反冤案，在灾区设仓救济百姓、罢除榷茶转运使等。

邓文原对自己很严格，对他人却能行之以恕道。他为人正直，虽然家贫，但任官廉洁。后来官越升越大，但正直廉洁的秉性却丝毫没有改变。

齐履谦在学术方面有哪些主要贡献?

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河北大名）人。他的父亲是当时的数学家，这种家庭出身，对他一生的学术成就影响很大。他自幼勤苦好学，博览群书，自经史、天文、地理至阴阳、医学、卜筮、医药等书均曾研习，且多有心得成果，成为当时有名的学者，他在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齐履谦在经学上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三岁时即师从名儒，专研圣贤之学。从此以格物穷理为终生事业，深研理学，著作颇丰，如《大学四传小注》、《中庸章句续解》、《论语言仁通旨》、《书传详说》、《易系辞旨略》、《易本说》、《春秋诸国统纪》等。此外，他还根据邵雍《经世书》写了《经世书人式》和《经世书外篇微旨》。

其次，齐履谦在历法学上也取得了成就。据载：他在十一岁时，他父亲就教给他推步星历，他对此也颇有兴趣，钻研得很透。后来朝廷立太史局，修订新历，他补为星历生，后来又做历官，使得他对天文历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著作有《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前者是他根据自己长期观察对《授时历》所做的推考；后者是他对《授时历》的经、串法的详细解释，这些都是对《授时历》的补充。

崔斌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崔斌，字仲文，马邑（今山西朔州东北）人。他性格警谨敏感，多有智慧，喜好读书，深悉为官之道与古今兴亡之理，身躯伟岸，善于骑射，深得忽必烈赏识。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十五年（1278）之间。

元世祖锐意图治，需得力的丞相。有一次元世祖临幸上都，召见崔斌，元世祖在与他散步时，问他当时最紧迫的事情是什么。崔斌说：“时下最紧迫的事是任命贤人做丞相。”元世祖又问：“谁可担此大任?”他回答：“安童与史天泽可担此大任。”元世祖默然良久，崔斌又说：“陛下是不是认为我见识浅陋，所举荐的人有失于公意而拿不定主意呢?如果是这样，正好现在您身边的人都在，问一下大家即可决定。”元世祖答应了他，让他问一下周围的人。崔斌于是大声说：“皇上有旨，问大家：安童做丞相，行不行?”话音未落，大家兴奋地高呼万岁。于是，元世祖就决定让安童和史天泽做丞相。元世祖十分亲近崔斌，常常向他咨询国事，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

在任地方官期间，他以勿滥杀、便民为首要方略。至元四年（1268），崔斌出守东平（今山东东平）。有一个士兵随意摔死百姓婴儿，崔斌知道后，处罚了主将，将这一士兵关在大牢里。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扰民、害民之事。在此期间，他还减免了百姓的赋税。

在襄樊（今湖北襄樊）、潭州（今湖南长沙）战役中，崔斌许多合理化的建议都被采纳。特别是在潭州之战中，在主将阿里海牙受伤的情况下，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身先士卒，拿着盾牌，首先登上潭州城，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庆功宴上，阿里海牙端着酒杯向他祝贺：“攻下潭州，就是仰仗你的功劳和力量!”崔斌乘机向阿里海牙建议说：“乘现在敌人惊魂未定，我们不应当再战，而应晓以利害，招降宋将。”阿里海牙同意了他的建议，宋将果然纷纷献城投降。元朝将领心怒宋将不早投降而做持久的抵抗，多想屠城。崔斌告诉他们兴师灭宋不在杀人，而在得天下的大道理。元朝将领怒气未消，以为百姓可以不杀，但宋军必须杀。崔斌告诉他们：“宋军的将帅是为他们主子打仗的，杀降敌绝没有什么好处。”这才平息元朝将领心中的怒气。皇帝知道了这些事之后，非常高兴，提拔他为资善大夫、行中书省左丞。潭州城的军民非常感激他，为他立了生祠，以示其救无数生灵的再造大功。

至元十五年，他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问他江南各省的情况，崔斌回答元世祖说：“安定天下的根本在于恰当地用人，现在许多地方用人不当。并列举了权奸阿合马种种不轨之事。”元世祖立即派人调查，处理了阿合马一批不法死党。全部罢免了害民扰民的转运司，此举大快人心，天下无不欢欣鼓舞。当时江淮行省没有合适的人选，朝廷于是任崔斌为江淮行省左丞，到任后，他把以前的所有害国殃民的做法，全部废除，并向元世祖做了汇报。阿合马对他怀恨在心，又怕他今后对自己不利，就设法搜罗虚构了有关崔斌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作为罪状，又设法不让崔斌面见元世祖，就这样害死了崔斌，死时年仅五十六岁。崔斌死后，普天下的人都为他鸣不平。

崔彧在政治上有哪些作为?

崔彧，字文卿，弘州（今河北阳原）人，他才气过人，刚直敢言，元世祖非常器重他。崔彧在政治上的作为，主要是弹劾贪官，指斥时弊。

至元十六年（1279），崔彧奉诏到江南，为朝廷访求艺术之人。次年返回京城，首言使臣扰乱百姓，请求元世祖治罪其人。至元十九年，被授集贤侍读读士，上疏追治阿合马余党，认为，凡是阿合马余党，都应当追治，即使是守门仆隶，也不应放过。即使郝祯（阿合马死党）已死，也应剖棺戮尸，以彻底肃清阿合马的恶劣影响，端正朝风。至元二十年，又以刑部尚书的身份上疏元世祖“时政十八事”，切中要害，指斥时弊，主张革旧立新，整顿朝风。元世祖看了之后，当即命令能立即执行的立即执行，不能立即执行的，商议之后再执行。

凡是崔彧上奏，元世祖都十分重视，绝大多数都令有关部门执行。他上疏，秉直而言，不隐私情，有时连元世祖的面子也不给。元世祖一心想讨伐日本，他却认为时机未成，元世祖对他说：“你的上疏，就好比射箭一样，挽弓时是很可观的，但射出去却未必能中靶的。”尽管如此，元世祖仍常常“可其奏”。至元二十一年，上疏言卢世荣不能当丞相，触怒了元世祖，但也只是被罢了官。

至元二十三年，崔彧又被重用，做了中书省右丞相。上任不久，即奏桑哥诸事，指出桑哥及其党羽专以欺瞒皇帝，鱼肉百姓为事，认为凡桑哥弊政，应全部清除。在之后的一系列奏折中，清除桑哥余党弊政仍是其重要主题之一。这之后崔彧的上疏似乎比以前更直。有一次，他向元世祖上疏说：“桑哥事败之后，皇帝的使臣有的不拿有玺印的书信，只是口传圣旨，擅自释放有罪之人，擅自没收人家财产，有关的部门难以知其真假。”元世祖说：“谁敢如此?”崔彧回答说：“咬剌也奴、伯颜察儿都做过口传圣旨，恣意释放罪人的事。”崔彧所言句句是实，绝无虚辞，更无诬辞。所以，后来中书省上奏，请崔彧任中书右丞之职，元世祖说：“崔彧说话从来有什么说什么，没有隐瞒，做负进言之责的官再恰当不过。”作为天子的耳目，崔彧是再称职不过了。

古代人物图成宗即位，他仍进言不断。崔彧在御史台任职的时间很长，性格又刚正不阿，所以得罪不少人。大德元年（1297），朝中有弹劾崔彧的人，成宗怒其妄言，打了这个人几十大板，并将其逐出朝廷。由此可见元成宗对崔彧的信任。

张珪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珪，字公端，易州定兴（今河北守兴）人，他是张弘范的儿子。一方面，张珪家族三代人为蒙古灭金、灭宋，立下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张珪从小受业名师，所以在他十七岁时就以管军万户的身份镇守建康（今南京）。有一次奉命征讨地方武装，一个士兵擅杀民家猪并伤其主人，张珪立斩此兵卒，以严明军纪，很快平息了这些地方的叛乱。因为他的文韬武略，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世祖拜他为镇国上将军、江淮行枢密院副使。之后，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五帝，皆有政绩。

大德年间，张珪在任上调查民间疾苦，济救贫弱百姓，罢黜贪官污吏。在任浙西肃政廉访史期间，弹劾罢免郡长吏以下三十多人，其他官府小吏数百人，获脏物以亿计，浙西政风为之一变。

仁宗对张珪非常信任，还在做太子时，仁宗就说：“一定要任命一个真正的尚书中丞的话，非张珪莫属。”延祐二年（1315），仁宗任张珪为中书平章政事。皇太后想让铁木迭儿为太师，别薛为参知行省政事。张珪进言：“铁木迭儿没有文化，任太师一职不称职；别薛没有功劳，没有资格任参知行省政事。”皇太后非常生气，杖责张珪，几乎毙命。

英宗即位，张珪又得重用。有一次，丞相拜往问张珪：“做丞相应当以什么为重?”张珪回答说：“最重要的是正国君之心，不给邪臣机会；最急迫的是广开言路，兼听则明。”有一次，朝廷讨论弭灾之法，张珪直言：“要想消灾免祸，首先应当搞清楚灾祸由什么引起。汉朝时，冤杀东海孝妇，当地三年没有下雨。铁木迭儿利用国家赋予的丞楣之权报私怨，冤杀萧拜位、杨朵儿只、贺伯颜，这难道不是导致天灾的根源吗?人死不可复生，但给死者正身份，平反昭雪是可以的，朝廷应该给这些人平反昭雪，以示天下正义。”

泰定元年（1324）六月，张珪与人上疏泰定帝，认为当时“弑逆未讨，奸恶未除、忠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赏罚不公，赋役不均，财用不节，”这些政治上的失策，导致民怨神怒，伤了天地和气，建议朝廷要想消灾免祸，必须从这些地方做起。可惜这些合理的建议没有被泰定帝采纳。泰定二年夏，张珪因年老体病回到了老家。三年春，泰定帝一定要见张珪，专派使者召张珪回朝。泰定帝见到张珪之后，问道：“你来的时候，民间的情况怎么样呢?”张珪回答说：“我年龄大了，到我家看望我的人也不多，太远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就我家乡的情况而言，老百姓饿得很厉害，朝廷虽有赈济，但一半多的人没有得到救济，陛下一定要可怜他们呀!”

张珪向几个皇帝的进谏，都是切中当时天下的弊端，不管采纳与否，张珪都直言不讳，敢忤权要，唯以天下为虑，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几经挫折，矢志不移，痴心不改。

姚燧有什么才名?

姚燧，字端甫，洛阳（今河南洛阳）人。元代著名学者姚枢是他的伯父。他是元代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拜当时与他伯父齐名的学者许衡为师，穷理致知，躬行实践，成为有元一代的名儒。

姚燧为文不受时风影响，一心学古，文章风格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大有西汉人的作风。在他的冲击下，宋末遗弊为之一变。延祐以前的以文章出名的人没有一个能超过他。他自认为他的文章可以永远流传下去。因此，当时有地位、有权势家的孝子贤孙，在亲人去世之后，一定要设法求得姚燧的文章，心里才觉得可以将先人的德行表现出来，流传下去。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先人，在社会上也抬不起头。因此，在他文名盛行的三十年中，当时的名臣世勋，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的墓志铭、几乎都出自他手。据说，每当有人向姚燧求文章，他一定要问清楚有无德行，如有德行，他就答应下来，但决无溢美之辞；如果求文之人能请几个谈得来的人，再摆上一桌酒菜，姚燧高兴之下援笔大书，文可立得。名声不好的人，势再高，家再富，只字片纸难得。

当时的高丽王与元廷宗室是联姻关系，与朝廷大臣关系都非常好。有一次，高丽王想求姚燧写文章，被姚燧拒绝了，直到皇帝下了诏令，姚燧才奉旨为文。高丽王高兴得不得了，赠给他诸如币帛、金玉、名画等名贵物品。姚燧将这些东西全部赠送他人，只留下金银器皿交付翰林院保管，他自己则丝毫不取。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像高丽这样的藩邦小国，只看重货利这类东西，而不知世上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东西。我这样做，就是想让这些小邦藩国知道，我们堂堂大元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

但是，姚燧恃才傲物，他连当时的赵孟頫、元明善这两位著名才子也看不起，所以，人们又以此而议论他。

李孟一生有哪些主要事迹?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少有大志，博闻强识，贯通经史，知古今兴亡之理。

元成宗时，皇太后求名儒教辅皇子，有人推荐了李孟，说：“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应为太子师傅。”从此之后，他经常对仁宗讲儒家仁义之道，对仁宗日后做皇太子、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宗去世之后，身为太子的武宗在北方带兵镇守，安西王阿难答阴谋夺位，朝中丞相等权要同声附和，仁宗当时也不在都城，因此，形势非常紧迫。仁宗犹豫不决，李孟坚决主张急奉太后还宫，安定人心，铲除权奸，促成仁宗回都城。之后，李孟又亲自到哈剌哈孙（当时任右丞相）家探听到安西王不日将即位的消息。李孟马上将这一消息告诉仁宗，力主仁宗进城。事关重大，仁宗一时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决定“以卜决之。”李孟事先告诉卜者说：“天大的事由你来决定，你不能说不吉利，只能说大吉大利。”好在卜者按照李孟的话说了，仁宗最后下定决心进城监国，等待武宗归来。粉碎了安西王夺位阴谋，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爆发，这功劳应当首先归于李孟。

李孟一生主要活动在武宗、仁宗期间，这期间他三人中书，人称“布衣丞相。”李孟在民间待的时间长，深知元朝政治的弊端，因此在职期间，多有建树。比如裁汰冗员，核减朝廷滥费。昭雪冤案，罢免僧、道官，恢复科举等。

大德以来，朝廷封拜多人以虚爵，佛教和道教泛滥，成了官、民的灾害。针对这种情况，李孟主张将这些弊政全部革除。于是，朝廷平反了许多冤案，剥夺了许多无功冒赏者，彻底罢免了僧、道之官，一时天下称快。

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李孟也出了大力。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讨论用人大事，李孟告诉仁宗应当继承唐宋以来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但应当把一个人的德行与儒家经典放在首位，把文章放在其次。实行科举之后，李孟被任命为监试官。

总之，李孟一生三入中书，民间的利害，他知无不言，引古证今，都十分妥当。所以，在皇庆、延祐年间，人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凡是不好的政令，一定是铁木迭儿所为，凡是好的政令，一定是李孟的主张。

刘正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刘正，字清卿，清州（今河北清县）人。他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在政治上多有作为。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朝廷撤销转运司，并成立专门机构检查、核实转运司账目。朝廷任命刘正专门负责此事。在核查过程中，发现大都运司欠银五百四十七锭。开始怀疑是倪运司等四人所欠，就将其逮捕，后经核实，不是这四个人所欠。刘正觉察到这里有冤枉。为了追回国有财产，也为了给这四个人洗清冤情，他将所有有关官吏的案卷都核查了一遍，发现李介甫的七张借据，数据正与所欠银数相符，检验笔体，都是管库的辛德柔的笔迹。但辛德柔已很富有，与权贵往来密切，谁也不敢招惹他。刘正毫无畏惧，原原本本地将实情向尚书做了汇报，追回了欠银，罚惩了贪官，为倪运司等四人平反昭雪。刘正因此而出了名。

阿合马当权时，与江淮行省的阿里伯、崔斌有仇，想利用职权杀害二人。他捏造了这两个人偷官粮四十万石的罪状，命刘正参与调查。刘正经过调查，认为这两个人无罪。阿合马又派四人前往调查，最后竟置这两个人于死地，刘正因此而弃官回家。后来，阿合马倒台，有人告刘正是阿党。元世祖问刘正，“你们这些人都曾是阿合马的死党。怎么能没有罪呢?”刘正说：“我从来没有阿谀亲附阿合马，我只是按法行事而已。”后来，阿合马余党都被诛杀，右丞相说：“皇上曾经说过，刘正穿上洁白的衣服在煤窖里走了十年而没弄脏，真可以说是一个廉洁的人。”于是刘正得以免罪。元世祖的比喻十分精彩，由此可以看出刘正这个人的人品。正因如此，刘正后来历任枢密院参议、户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侍御史等要职。

成宗时，刘正也官居要职。大德元年（1297），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左丞。在任期间，反对用兵缅（今缅甸）。云南百姓向官府交纳金银，诸多弊政，往返运费加上官吏的层层盘剥，往往是所征金银的双倍，而且官吏们往往把铜杂混进银中欺骗官府。刘正是第一个指出这种弊端的人，经向朝廷汇报，彻底革除了这一弊政，大大增加了国家收入，也方便了地方。

仁宗期间，他曾向仁宗上疏建议做八件事情，都有助于定国安民。仁宗初年的政治改革，刘正出了不少的力。

张思明是什么人?

张思明，字士瞻，辉州（今河南辉县）人。他颖悟过人，喜读书，一生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文宗六朝。为官期间，以守朝法、恤百姓为务，居官清廉。

左丞相阿合马倒台之后，元世祖命有司追究其奸事，尚书省责其余党，将其赃物记录在案。张思明为元世祖读这些案牍，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元世祖没有丝毫疲倦之意，说：“读案牍的那个人吐音清晰，标准好听，真像侍仪舍人（礼仪生）。”然后又说：“这是个可以重用的人。”第二天，元世祖就将他提拔为大都路治中。对于皇上的赏识，张思明并未忘乎所以，而是以“超迁踰等”（提拔越了等级）为由，力辞，后来改任湖广行省都事。这是张思明走上政治生涯迈出的第一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品德操。

成宗期间，张思明继续受到重用。朝廷在江浙设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但官吏们以为海道运粮太危险，都不愿意去。张思明进言应当把这一官职的等级再往高升一等，于是人们都愿意去了。后来，这种做法就成了朝廷的一项规定。有一年，两浙地区发生大饥荒，张思明是第一个赞扬开仓救民的人。

仁宗皇庆元年（1312），继武宗时任两浙盐运使后，他又一次被任命这一职务。这一年，盐税有了赢余，他的部下请求增加以后的盐税。这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张思明却不这样。他说：“盐税有时收得多，有时收得少，不好确定。一旦增加盐税，那就是为了我一个人而坑害了当世和后世的人。”可见，他做官以民为重，而不以追求政绩为重。皇庆三年，被拜为参知政事。仁宗即位不久，想任自己宠爱的一个臣子为五品官，命令中书下任命书。张思明坚决不下这个任命书，仁宗非常生气，张思明回答仁宗说：“选择官吏的法则，是与普天下人有关的大事。我要按您的意思做了这件事，以后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宁愿违背您的旨意，也不愿破坏祖宗成法，让天下的人都看到您举措失当。”仁宗认可张思明的话，但事先已答应了人，不好反悔，就说：“只此一次，再不为例，好吗?”张思明无奈从命。就这样，仁宗的近臣因张思明执法严正，得不到好处，就屡进谗言，终于把张思明调出中书，为工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仁宗问左右亲近的人：“张思明在工部如何?”左右的人回答说：“勤政如初。”仁宗很高兴。后来，左丞相哈散想辞职，而且决心很大，仁宗实在不愿他辞职，就问哈散：“是我没给你权力吗?”回答说：“不是。”“是我身边的人麻烦你了吗?”回答说：“没有。”“那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辞呢?”哈散说：“我自己觉得才能不能胜任这一重职，怕误您大事。您一定留我，必须有一人做我的助手”。仁宗问：“你说的是谁，我答应你就是。”“臣愿让张思明做助手”。当天，张思明就第二次被拜为中书参知政事。没多久，张思明又被任命为左丞。

文宗天历元年（1328）张思明又被起用。陕西大旱，朝廷命江浙盐司赈灾。但当年的税收，已交付京师，要赈灾，应当向中书省说明。张思明说：“救饥如救火，往来中书得一个多月的时间，那样会饿死多少人?就把明年的盐税照数付与陕西，责任由我一人来承担。”事后朝廷也没有追究这件事情。

第三十章

王约任官期间实施了哪些有益百姓的举措?

王约，字彦博，真定（今河北正定）人。一生历任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诸朝，任官期间，多有政绩。

元世祖至元年间，他因政绩屡屡升迁。至元二十四年（1287），王约被拜为监察御史。在任期间，王约向元世祖建议陇西地僻而远，应立陕西行台，以便管理那里的事务。河间（今河北河间）发生了饥荒，王约全力赈救饥民，因为举措得当，赈济有方，饥死的人很少。使当地百姓度过了一场大难。

成宗即位后，王约上疏成宗，在陈述的二十二件急需办理的事情之中，便民之事颇多，诸如放差税、开猎禁、赈穷独、停冗役、却贡献、询利病、利农民、励学校、立义仓、核税户等，都是当时百姓之急。成宗都令有司实行，他也进一步得到了成宗的重用。后奉诏赈救京畿东道饥民，因措施有力及时，开仓救饥，救了五十多万人的性命。事毕，他又根据调查研究，把当地不利于百姓的十件事情向成宗上疏陈述，又请继续开仓救民，中书省照他的建议做了，百姓得以渐渐恢复生业。

不久，成宗又诏王约同宗正、御史处理疑难案件。在这次处理中，七十二人被处死，无罪释放的有八十六人，平反了冤狱，嫁良家人娼女子十人，杖责流放八十人。又向皇上建议，凡因斗殴致人死命的减死一等，后来这成了一条刑法。后又恰当地处理了其他一些疑难案子，因此，王约被朝廷任命为刑部尚书。

朝廷有人建议从福建选调六个童男、女绣工到京师。王约说：“福建距离京师六七千里，这样做会弄得人家骨肉分离，再加上有司从中弄巧扰民，这不是一件好事呀!”古代风景画鉴赏仁宗深以为然，再三称赞不绝。这期间，仁宗还是太子，王约任太子副詹事。王约对仁宗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主张，深得仁宗赞赏。

仁宗期间，王约也提出了不少便民主张，做了不少便民的事情。至大年间，仁宗下诏更铜钱银钞法，命天下交至大钞为税，王约考虑到河南岁用数目庞大，只收至大钞，届时定交不上去，所以命令河南诸州：至大、至元钞各收一半。他手下的人说，这样会违背朝廷成命。王约说：“我也知道，但年终税交不上去，这也不是小责任呀!”后来王约的这种做法被普遍仿效。这虽然是为完成朝廷之命，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方便了天下百姓。英宗、泰定帝、文宗时期王约也有一些便民政绩。杨朵儿只为什么能得到仁宗的器重?

杨朵儿只，河西宁夏（今宁夏银川）人。仁宗在藩邸时，就十分看重他，一些十分重要的事情都托附与他办。仁宗有一次在武宗面前评价他说：“此人诚可任大事，然刚直寡合。”

仁宗即位之后，想将在武宗回京即位前谋篡之臣全部法办诛杀。杨朵儿只说：“为政而喜好杀人，不是一个帝王应有的做法。”提醒了仁宗，后来仁宗下令，只将为首几个杀掉了，天下人称善。有一次，仁宗与李孟评价天下人才，李孟认为杨朵儿只在才、德方面都是天下第一。仁宗也持同样的看法，后来，仁宗任命杨朵儿只为礼部尚书。

有一次，一个大臣向仁宗进言说，仁宗身边的亲信接受了他人的贿赂。仁宗认为这个大臣说了不应当说的话，很生气，想杀掉他。时任御史中丞的张珪叩头而谏，仁宗都不听，杨朵儿只向仁宗说：“只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杀人，不合国家的法律；不听谏臣的进言，不应该，当今世上没有直言谏臣，已经很长时间了。张珪是个真正的中丞。”仁宗转怒为喜，采纳了张珪的话，任命杨朵儿只为侍御史。即使在平时，杨朵儿只在仁宗面前也不苟言笑，一脸正色。有犯国法的人，不管是谁，即便是皇帝身边的贵幸，也决不有一丝纵容，所以，说他坏话的人很多，但仁宗对杨朵儿只了解很深，所以谗言也没有丝毫作用。后来仁宗任命他为资德大夫，御史中丞。朝中的一个官员与百姓争地，杨朵儿只认为此人有失大体，将其弹劾并罢免其职。江东、西奉使斡来不称职，朝中当权的大臣想隐瞒其种种不法行为，也不想让人来处理他。杨朵儿只弹劾了斡来，斡来羞愧而死。

有一次，御史纳磷言事忤怒仁宗，杨朵儿只一天上了八九个奏折，想救下纳磷，说：“不是因为我喜欢纳磷这个人，而是因为我不想让您担当杀御史的名声。”仁宗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杀他了，让他去昌平吧。”杨朵儿只说：“让他去昌平，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因为言事而降职，我担心后来的人，会引以为戒，不再说话了。”仁宗不听。过了几天，仁宗读《贞观政要》，杨朵儿只正在跟前，仁宗感慨地说：“魏征，真是古代少有的好大臣，我怎么能用上这样的人呢?”杨朵儿只说：“那是因为唐太宗给了他机会，如太宗不给他机会，魏征想做直臣，他也不会有可能。”仁宗听了之后，笑着说：“你还是惦记纳磷的事吧?我就赦免了他，以成就你直谏的名声。”就这样，仁宗采纳了杨朵儿只的建议。后来，朝廷给了他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的荣誉，作为对他直言的回报。

当时位居一品大员的朝官，有许多向仁宗请求王爵，赠封先世。有人就对杨朵儿只说：“你现在正受皇上重用，如果也向皇上提出类似请求，皇上肯定会答应的。”杨朵儿只说：“我出身寒微，幸亏遇见皇上看得起，提拔我在朝中任职，我内心就怕不能称职，我哪里还敢有其他的奢望呢?况且，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又怎么能不让别人也那样做呢?”杨朵儿只不仅敢言直谏，主持正义，而且他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身行正义，所以，才受到朝廷内外的尊重。

元明善有哪些逸事传世?

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今河北清河）人。他天生颖悟，有过目不忘之能，通于经书，尤精《春秋》，二十岁时，就因文章出了名。

元明善与当时另外一个名人虞集是好朋友，二人俱以文章学问出名，难分高下，时有争论。元明善评虞集说：“虞集研究经书，只是朱熹的经学，至于自汉以来那些儒家所用心研究的东西，研究得就不那么多了。”虞集也评价元明善说：“写文章如果一定要像元明善所说的‘若雷霆之震惊，鬼神之灵变’才可以的话，将自己所想说的话全说出来，这就不是性情中至善的东西了。”开始时，二人关系很好，到了京城之后，就谁也不肯服谁了。

董士选与他们俩是好朋友。董士选要到江浙任职，元明善、虞集二人为他送别，到了城门外，士选说：“伯生（虞集字）有公务在身，就请先回吧，复初（元明善字）应当再送我一程。”虞集就回去了，元明善又送了二十多里。二人到了一个旅馆里，士选将预先准备好的凉菜拿出来，二人同用。士选举起酒杯对元明善说：“我因是功臣的后代，得以在朝中为官，无补于国，一心想为朝廷物色几位贤人，以便为朝廷、为国家所用。像你与伯生，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我担心你们二人被他人离间成怨。你是中原人，在仕途上一定会大权在握，伯生是南人，将来会被你压抑、打击，这是令人痛心的事。现在你就将这杯酒喝了，答应我不要这样做。”元明善被这种真情打动，接过酒杯，跪着一饮而尽。然后站起来说：“我一定会照你说的去办。以前的事情再也不提了。现在我与虞集之间的恩怨已经解了。就请你再赐我一杯酒，我终身不忘你今天说的话。”董士选就又敬了元明善一杯酒，于是二人就此分别。元明善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虞集当面化解二人间的不和，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个机会。

吴全节与元明善是好朋友。有一次，吴向元明善求文一篇。文章写好后，元明善对吴说：“伯生看见我的文章，一定会做出批评的。我很想知道他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你把伯生请来，让他评论一下。”虞集看了这些文章之后，说道：“您如能听我的话，去掉百余字，这就是一篇好文章。”元明善就把笔拿给虞集，让虞集改，虞集删了一百二十几个字，文章果然比刚写时好多了。元明善很高兴，于是二人欢好如初。

虞集为什么能够声名远播?

虞集，字伯生，崇仁（今江西崇仁）人。他是宋故丞相虞允文五世孙，世代有文名，可谓出身名门而又承家学、道德、文章臻于一流。他一生虽在朝做官，但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唯恐道德不合，文章不妙，学问不纯。

虞集一生以孝友闻名天下。他家望很盛，在南宋灭亡后，陪双亲四处流亡侨居，在流亡中，虞集奉侍双亲，有如在家居的时候一样周备，经常陪伴在父母亲的左右，从不违背父母的旨意。他的弟弟早死，虞集就承担起抚养他弟弟遗孤的责任，看做和自己的儿子一样。他的哥哥在公事中亏下公款数千缗，他也没有怨言，尽力替哥哥补齐。真正做到了为子孝，为弟恭，为兄悌，躬行儒学教义。对于隐居于山林之中的有真学问的人，他必折节下之；鼓励后学，即使是年龄小或出身贫寒者，他也认为都在自己之上。他一生在朝中做官，却从来不阿附权门，以求仕达；在中书省议事时，正言谠论，多为众臣认可，他经常用三言两语，就能把众人的疑惑解释清楚。但他从不自以为有德。即使救治一个濒临死亡的人，他也不会认为对人有恩。所以，朝野上下，京城内外，人们都十分尊敬他，比如张珪、赵世延这样的名臣对他尤其礼敬。凡有什么疑惑，一定会亲自到虞集门下咨询、求教。所以，他的名声在当时特别大。人们都以结识这样一个彬彬儒者为荣。

他在朝做官，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家无余财，归老退居之后，家中人口也多。慕名的人络绎不绝，结伴而至，有的人出于尊敬甚至争着给他送房子地产。但他从来不苟且为人作文，以迎合世俗。有一个人，资产为一方之首，在本地有权有势。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托人请求虞集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以重金中统钞五百锭为见面礼，虞集不为所动，使求文者惭愧感叹而去。求教者送来的礼物，他都慷慨地用在了来访的宾客身上，从不因为家境不富裕而有所吝惜。所以，人们愈加尊重他。

虞集评价人，一定要先看他的度量见识，如果他认为一个人的度量不大，见识不远，决不会去沽名钓誉，与世俗混而为一。他评价文章，一丝不苟，一定要做到精而益精，善而又善方才罢休，凡文意有违反经书的，文辞再美，也不会夸奖一句。他的这种评人品文的做法，即使招致他人诽谤甚或忤怒权贵，也不改变。他的这种评价方式是很准确的。比如他评价元明善的文章，元明善就很欣赏。御史中丞马祖常很欣赏一个人，但虞集认为这个人虽小有才华，但度量、见识不足，认为这个人不会有好结果。马祖常几次想让虞集在推荐书上签名，虞集不签，惹得马祖常很不高兴。后来，这个人果然事败身死，到这时，人们才叹服虞集有先见之明，都认为他有知人之能。

虞集学识非常广博，而尤其好探究其本源，寻根问底。在研精探微中，凡心领神会，意有独造，往往寓之于文。因此文章之妙，天下少有能比得上他的。他平生写了一万余篇文章，流传下来的仅仅十分之二三，这是十分可惜的。

揭傒斯在修定礼、乐、史籍方面有什么贡献?

揭傒（Xī）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年少时，他读书特别刻苦，昼夜不息，文章名声早布。后入仕为官，朝廷大典册，国家对功、德显著之人的表彰铭文，都离不开他。即使外国人，也都羡慕他的名声，都以能得到他的文章为荣。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修定礼、乐、史籍上。

揭傒斯参与了《经世大典》的修定。其中的《宪典》即是他亲手所为，书成之后，文宗非常满意，夸赞不绝，以为与《唐律》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元统年间（1333～1334），奉旨祠北岳、济渎、南镇。不久，授予他同知经筵士等官，当时经筵都是兼职，而无专官，所以经书的微辞奥意，必经揭傒斯确定而后进呈皇上，皇上多有奖赐。

古代风景画鉴赏揭傒斯在仁宗延祐初即被授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被李孟认为是真正修史的人。他撰写的史书有《功臣列传》、《明宗神御殿碑》、《太平政要策》，后朝廷修辽、金、宋“三史”，揭傒斯为总裁官。有一次，丞相问他：“修史以何为本?”他说：“以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能用，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的人，不能用。因此，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先。”他曾与下属的修史者说：“想求作史的法则，必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这样，怎么能表达出惩罚与鼓励呢?”自从任宋、辽、金“三史”总裁官，揭傒斯俨然以笔削自任，凡是政治得失，人材贤否，一律以公心为准而后定其是非，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一定要反复辩论，一定求其恰当而后罢。因用人得当，思想明确，用了四年的时间，就修成了《辽史》，后在修宋、金二史时，积劳成疾而卒。

欧阳玄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

欧阳玄，字原功，与欧阳修同宗，后迁到浏阳（今湖南浏阳），欧阳玄就出生在浏阳。他是仁宗延祐二年（1315）进士。一生历仕仁宗、泰定帝、文宗、惠宗等朝。

欧阳玄在年幼的时候，他母亲就教他背诵《孝经》、《论语》以及小学诸书。后从师学，每天都能背诵数千字的文章。十岁那年，有一个头戴黄冠的先生见到欧阳玄之后，对他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神气凝远，目光逼人，日后一定是以文章冠绝当世，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他本来就文思敏捷如泉涌，后又师从南宋遗老中长于为文之人专学作文，这样，天赋、名师再加上勤奋，就铸就了欧阳玄的学力、才力、胆力、识力。诸子百家，无不精通，尤其留心伊、洛诸儒的源委，对此深有心得神契。

仁宗延祐元年，朝廷开科取士，欧阳玄以《尚书》得中，次年赐进士出身。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途生涯。在任地方县尹期间，某县疑狱多，积久难决。欧阳玄上任之后，审察其情，都恰当地做出判决。豪强为霸一方，欺压百姓，虐待驱奴，他力抑豪强，解放驱奴，使之成为良民。当地百姓非常拥护他，教化大行。在任某县尹时，辖内的少数民族之间总是有争端。他刚上任一个月，就有两个部落兵刃相见，县衙僚属相顾失色，不知怎么办。欧阳玄了解了大概情况之后，立即单骑而往。到了两个部落交兵之地，只见横尸遍地，杀声震天，殴斗正酣。有一个首领认识欧阳玄，看到欧阳玄之后，就立即下令停战。然后放下武器，排好队列，揖拜而言：“我们不是不怕朝廷之法，只是因为我们曾经有冤枉向前县尹诉讼，前县尹不仅不给我们申冤，反而加重了我们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我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才出此下策，铤而走险的。没想到我们清廉的父母官亲自来解决我们的事情。”言辞理直而恳切。欧阳玄告诉他们务必先各自停战，不要再有无辜死伤。又把朝廷的法律向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回去重新审理其冤情，于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再也不闹事了。因政绩卓著，后被朝廷征召，做国子博士、国子监丞。

泰定帝时，欧阳玄被授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当时政局不稳，时有战事。欧阳玄每天在内廷参加议论决断重要事务。远近调发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手。文宗即位后，郊庙祭祀、册封皇后、设立太子、赦免的诏书也都出自他的手笔。后来又向朝廷上疏建议时下急务的数十件大事，很多都被施行。由于欧阳玄出色的政绩，文宗亲自签署任命他为艺文少监，奉诏撰修《经世大典》，后又升为太监、检校书籍事。

惠宗时，奉诏修撰辽、金、宋三史，为总裁官。在任期间，尽心尽力，制定发凡、范例规则，使修史官有所依凭。史官中有议论不公的，他也不以口舌争胜，等到史官把书稿呈上，然后更定，使其自正。史书中的论、赞、表、奏，都出自他的手笔。

总之，欧阳玄一生为官四十多年，三任成钧，两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备受尊宠。在修撰四朝实录、《经世大典》、宋、金、辽三史这些大规模的修书活动中，都担任主角。他屡次任衡文之官，两知贡举及读卷官，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播告万方制诰，多出自他手。人们以得其文为荣。即使得到流传民间的片言只字，都当做宝贝看待。

吕思诚一生有哪些业绩见于记载?

吕思诚，字仲实，平定州（今山西平定）人。他是泰定帝元年（1320）进士。一生仕历多朝，尽管仕途坎坷，但政绩卓著。

在景州蓓县尹（今河北景县）任上，他根据当地实情均徭役，兴学校，劝农桑，小县大治。不少多年流徙他乡者，闻风而归。他将县民记录在册，凡不孝悌，不事产业的，都要受罚。县吏行下乡办事，饮食有定规，超过定规，自行付酬。凡大户、富户而隐藏在职田户以修税役的，他都清查出来，令其纳应当纳的徭役。天历年间有战事，需要的钱多，得向富人借贷，以备军用。事后，都照数偿还。他还善扶危济困，脱人于厄，取缔耗民、害民的当地淫祠。有一年天旱，一个道士手持一条青蛇号称卢师谷小青，是一条龙。只要人们祈祷，天就会下雨，在乡间欺惑百姓。吕思诚知道后，立即将这条青蛇杀掉，驱逐了道士，结果天降甘霖，解除旱情，赢得一个好年景。因政绩出众，受到了朝廷的重用。

在任广西廉访司事期间，有一次他巡行郡县，听说土官恃势鱼肉百姓。在去该地的路上，土官怕奸事暴露，事先让他的儿子在道上迎接吕思诚，以讨好他。吕思诚知情后，立即下令把土官的儿子逮捕，通过审讯，将这土官干的害民之事全部查清，然后重加责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又移任浙西。当时南台御史大夫与江浙省臣有仇，唆使吕思诚弹劾此人。吕思诚说：“我是天子的耳目，不是台臣鹰犬。”不久，他听说行省平章左吉贪赃枉法，浙江的百姓都很仇恨他，吕思诚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地向朝廷陈奏，使左吉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吕思诚才能出众，办事能力强，但他为人刚直，只知维持朝廷公正，不为权势所屈。因此，嫉恨他的人很多。以致后来屡废屡用，屡升屡降，但终因他廉洁能干名声大，正是国家所需的人才，因此尽管仕途曲折，他的好名声是越来越大，别人也难以奈何他。

吕思诚反对更钞法，在朝廷与当时力主更钞的吏部尚书偰哲笃有一场争论。吕思诚认为更钞不利于国家。偰哲笃认为，至元钞多伪，所以要更换。吕思诚认为：“至元钞本身不伪，是人在作伪。新钞也一样，新钞刚发行，伪钞一定会更多。祖宗的成宪，不能轻易改动。”偰哲笃说：“祖宗有弊端，也应该改动。”吕思诚反驳说：“你们主张更钞，这是与世祖争高下。世祖以来，诸帝都谥为‘孝’，现在要改变他遗留下来的规矩，这能说‘孝’吗?”偰哲笃说：“两种钞同时通行，如何?”吕思诚说：“两种钞同时通行，麻烦得很。你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仅凭道听途说，就更改钞法，那怎么行呢?”偰哲笃生气地说：“我们的主张不行，那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吕思诚说：“我有三字法，那就是行不得，行不得!”丞相脱脱见吕思诚直言，一时也决定不下来。御史大夫也说：“吕祭酒（吕思诚时任祭酒）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只是不应当在朝堂上大声争吵以致脸色都变了。”于是，有人弹劾他狂妄。吕思诚不久就任湖广左丞，到武昌做官去了。在任期间，仍有政绩记载于史册。

吕思诚气宇沉凝，素有劲拔的名声。他一生三任祭酒，在职期间，遵循许衡之法，教化培养诸生，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天下名士。

卢世荣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卢世荣，大名（今河北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期，卢世荣向阿合马行贿，被任命为江西茶榷运使，后来被罢黜。阿合马死后，朝廷大臣没有一个敢说“财、利”二字的。而此时，元世祖忽必烈生财兴利之心却颇重，他希望有人能够想办法富国富民。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给元世祖推荐卢世荣，说卢世荣有才能，有办法，可以整治钞法、增加课税，上可富国，下不损民。元世祖立刻召见了卢世荣，奏对称旨，世祖非常高兴，又让中书省官与卢世荣当廷对辩，结果卢世荣辩胜后，就被元世祖破格重用，一下子就做了中书右丞。

卢世荣骤被显用之后，主持元朝财政大事，立刻进行了一系列经济上的改革，诸如整治钞法、盐法，调整课税，提出实行官营酿酒，制造铁器，铸钱等措施。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上疏元世祖说：卢世荣不可为丞相。元世祖大怒，罢免了崔彧。元世祖非常支持卢世荣。有一次，卢世荣对元世祖说：“我做的事情，反对的人很多，抱怨的人也很多，我想以后一定还会有不少说我坏话的人，我心里很害怕，所以事先向陛下汇报。”忽必烈对他说：“你给我提的建议全对，要想不让他人说三道四，也不可能。但是，你不要防备我，你自己的饮食起居要多加小心。患了足疾的狗，狐狸不喜爱，但主人怎么能不爱呢?你现在推行了一系列做法，我自然是喜爱你的，但那些奸伪之人就不爱你了。你现在的官职已定，今后出行不要只带一两个卫兵，同时，也应当小心看护你的家门。”元世祖还亲自命令丞相给卢世荣增加护卫随从。而卢世荣借此更加肆无忌惮，连丞相也不放在眼里。朝中有一个人稍与他不合，他即上奏元世祖，将其杀掉，从此以后，朝中凛凛，人们敢怒不敢言。

但就有不怕死的人，卢世荣主持中书刚几个月，监察御史陈天祥就冒死向元世祖上疏弹劾卢世荣。大意是说：在卢世荣主持国家财政几个月以来，苛刻诛求，不仅没给朝廷广开财源，反而给朝廷招来许多怨恨，现在天下百姓比以前困难了许多，国库也空虚了。考查他当初的许诺与现在的结果，没有一件事情能相符的；刚开始时，他许诺说能整顿钞法，现在弊端比以前还要多；刚开始时，他许诺能使物价下跌，而今物价反而高了起来；刚开始时，他许诺可增加三百万锭财富而不盘剥百姓，现在他强迫有司，只是虚报数字而已；刚开始时，他许诺要让百姓快乐，但他现在所做的几件事情，无非扰民而已。这种情况如果不早制止，等到恶果自行暴露再行纠正，那就好像虫子虽然灭了，但树也死掉了。”元世祖看了奏折之后，一下子醒悟了许多，立刻组织相关人当廷对质。大家一致认为陈天祥所言是实，立刻停止卢世荣的做法是十分明智的。于是卢世荣上任几个月来所行之事该停则停，该改则改。卢世荣也被关进大狱。

有一天，元世祖问一个人：“你对卢世荣怎么看?”这个人回答说：“人们都说，卢世荣的罪状已经一条一条的很清楚了，还每天养着他，白白浪费粮食。”元世祖立刻下令将其杀掉喂鸟、喂獭。卢世荣以骗术居高位，最后落得悲惨下场，所以他应归入《奸臣传》。

桑哥对当时政治造成了什么不良影响?

桑哥为人狡黠豪横，因喜言财利之事，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后来元世祖认为他理财有方就重用了他。至元二十四年（1287）先任他为平章政事，不久又升为右丞相。在任职四年中，他推行了一系列他认为可行得通的理财方案，在整个过程中，元世祖十分信任他，他的权力也特别大，因所行过急，造成的不良后果亦大。

他刚升任右丞相，就开始检核前中书省亏欠库财，这是他检核天下财所点的第一把火。经过检核，校出中书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然后将有关官吏治罪，不许自辩。这在中书省引起了很大的波澜，不少人议论纷纷，桑哥得知后，将这些人全部诛杀，没收家产，将妻子变为官奴。他以中书省为例开刀理财，造成了恐怖的气氛。然后置征理司，又开始钩考百官仓库，因为得到元世祖大力支持，百官惶惶终日，敢怒不敢言。桑哥理财十分苛刻，毫分缕析，凡相关的人，没有不破产的，以致治罪了亏欠者之后，新官无人再敢赴任，宁愿弃家出走，到他乡去躲避。至元二十五年，又派二十人钩考诸路钱谷，对地方开始了财政检核，并为前去检核的人专派警卫，赋予很大的权力。

在对百官检核的同时，桑哥又向元世祖建议，应当向天下百姓敛财。于是又增加盐、茶、酒、醋之税，所增之额在一半之上，弄得民不聊生。

总之，桑哥专政期间，不仅专断财政，还专断官员的任命，杀伐专断出自一手。在他任职的四年时间里，他手握刑罚和官爵，把它们当做商品一样贩卖，于是天下远刑喜爵之人都来求他。只要肯出高价，有罪的人可以无罪，想当官的人都可以当官。从此朝廷纲纪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于是，朝廷里有些正直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向元世祖进言上疏，弹劾桑哥专权黩货。有人很直率地对元世祖说：“桑哥瞒蔽了陛下很多事。朝纲也让他搅乱了，凡有敢议论的，他就杀掉。百姓流离失所，天下盗贼蜂起，已到了危在旦夕的地步了。如果不将桑哥马上杀掉，以平天下人之愤，我担心此人将会给陛下带来大麻烦。”弹劾桑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元世祖令桑哥与弹劾他的大臣当面对质辩论，桑哥理屈词穷而被杀。他理政期间，阿谀讨好他的人给他立的颂德碑，也被推倒了。

铁木迭儿是如何专权擅政的?

铁木迭儿是木儿火赤的儿子。他的后台是太后答己，两次为中书右丞，都是依靠太后的势力。在位期间，仗势专权擅政，官民皆怨，朝廷、地方不得安宁。

仁宗初年，他提出买盐引以及括田江南的主张。这是他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提出的向商人和江南农民敛财的主张。这一主张得到了仁宗的同意。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官吏苛刻残忍，成了害民之政。江西一带尤其严酷，从而激起了赣州（今江西赣州）蔡五九的暴动，整个南方为之震动，不久，这种敲骨吸髓地向百姓榨取财富的做法就被迫终止。铁木迭儿在朝野的种种虐政，引起了朝廷大臣的普遍不满。杨朵儿只等四十余名御史共同向仁宗上疏，弹劾铁木迭儿的奏折中列举了他收受贿赂的人数、钱物，以及他任人唯亲，纵家奴戕害社会，而他自己却全然不管、怡然自安等种种罪行。指出天下四海之人都盼着将他车裂斩首而后快。仁宗看了这份奏折之后，十分震惊和气愤。想把他抓来治罪，但他躲在太后之处不出来，仁宗无奈，最后只能罢了他的相位。

仁宗死后，铁木迭儿以皇太后旨，又做了中书右丞相。这次为相，他比以前更加疯狂。他身居相位，不在国政上用心，只是一心报复前仇。他刚任右相不久，即把仁宗时弹劾他的御史中丞杨朵儿只和萧拜住，以违太后旨而论罪弃市。从此朝廷大臣，人人担心害怕，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铁木迭儿又心恨贺伯颜以前不依附于自己，以公报私，将其诛杀。后来又想杀英宗非常信任的赵世延，因为赵世延曾经议论过他的倒行逆施，因英宗力保，赵世延才得以躲过这一场杀身之灾。

铁木迭儿复相之后，仗着他受太后宠信和自己的权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报复曾经与他有过不和的人，而且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肆杀前怨，御史台为之一空。这在历史上也属少见。

铁失为什么被列入《逆臣传》?

铁失是权相铁木迭儿的义子，他的妹妹是英宗妃。英宗很信任他，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忠翊亲军都指挥使、左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太医院使，兼领广惠司事，可谓集要职于一身。

铁木迭儿死后，其生前的种种罪恶渐渐被人们揭露出来，英宗委任拜住为右丞相，负责检举、肃清其奸党，同时振立纲纪，进举贤者，斥退不合格的朝官。铁失既是铁木迭儿义子，又是经铁木迭儿举荐而掌上大权的，他与铁木迭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考虑到自己难脱干系，所以暗暗地想着应付的办法。

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自上都返回，在距上都二十里许的南坡停下来。这天夜里，铁失勾结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等十六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政变。他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了与英宗同行的拜住，他亲自冲进英宗卧内，弑杀英宗。九月，遣使奉玉玺迎泰定帝于漠北。泰定帝即位之后，任命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泰定帝诛杀铁失等奸党。

铁失本以为杀英宗、迎立泰定帝，会使自己免于被诛的结局，结果他还是难免历史的惩罚，不仅性命没保住，就连他的子孙也全被诛杀，家产籍没。

孛罗帖木儿为什么被皇帝派人暗杀?

孛罗帖木儿是答什八都鲁的儿子。他随父在镇压红巾军中起家，他父亲死后，代父做了军中统帅，是元末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刽子手之一，为元廷立有功劳。他被元顺帝派人暗杀，主要是顺帝与太子不和造成的，是元顺帝与太子斗争的牺牲品。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顺帝与太子不和。元顺帝在外所倚重的主要是孛罗帖木儿，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手握重兵，飞扬跋扈，不听朝命等罪，建议削他的兵权。但孛罗帖木儿不仅没有听朝廷之命，反而命部下攻击京师，顺帝又将奸相搠思监、朴不花等押送给他，以解他心头之恨。后又任命他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对孛罗帖木儿更加重用，这样皇太子与他的仇就更深了。为了保障安全，皇太子调兵护卫京师。不久，孛罗帖木儿纠集人马攻击京师，京城震动。皇太子亲自统兵督战，结果被孛罗帖木儿打败，太子及其党羽逃出京城，元顺帝又进一步重用了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

不久，元顺帝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兵马。这样，他与太子的仇恨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

至正二十五年，皇太子谋划如何除掉孛罗帖木儿及其党羽。他调集了岭北、甘肃、辽阳、陕西以及孛罗帖木儿世仇扩廓帖木儿的军队，进兵讨伐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也不甘示弱，竟将皇后赶出皇宫，幽禁起来，同时也调兵遣将对付太子兵马。在此关键时刻，孛罗帖木儿手下的一员重要将领倒戈，与前来讨伐他的军队联合起来对付他。孛罗帖木儿一怒之下，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前去讨伐叛将，反而吃了败仗，爱将也被生擒，于是太子军军威大振。孛罗帖木儿大惊，亲自带兵迎敌，正遇上连下三天大雨，无功而返。从此，他每天郁郁不乐，饮酒消遣，荒淫无度，喜怒不常，醉酒杀人，弄得朝廷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下了密旨，令心腹暗暗寻找可以刺杀孛罗帖木儿的勇士，在适当的时候行刺。

这一年七月，上都传来了捷报，孛罗帖木儿准备进宫向顺帝奏报这一消息，走到延春阁李树下的时候，被顺帝招来的几个勇士杀死。皇帝于是一边下令尽杀孛罗帖木儿余党，一边将孛罗帖木儿的首级函送太子，请太子还朝。后来，孛罗帖木儿的余党全部被诛杀。

韩山童、彭莹玉是怎样组织人民起义反抗官府的?

利用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朝廷，是历代农民起义都使用过的方法。元代农民起义，最初也是利用白莲教和弥勒教来组织民众的。

古代风景画鉴赏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代表光明，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今世念佛修行，死后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去过幸福美满的日子。弥勒教供养的是弥勒佛，弥勒佛下世之后，世界立刻变样，一切皆如人愿，充满光明和美好。元朝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这首诗叫《扶箕诗》，是教徒在活动时唱的。诗中充满对不平的憎恨，对公平与太平的渴望，这首诗对元统治下的百姓无疑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这是元代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据。

元朝末年，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韩山童为首；南方形成了一个秘密白莲教中心，以彭莹玉为首。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就宣扬白莲教，到他自己为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不仅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这样的忠实信徒。元末社会矛盾日趋激烈，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加紧宣传，用“明王出世”、“弥勒降生”等吸引群众，把矛头指向元廷。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与韩山童的这种鼓动有直接关系。后来，韩山童成了元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彭莹玉是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人。他从小出家为僧，能为当地百姓消灾解难，因此在当地的名望很高。他看到元代气数将尽，便以宣传弥勒佛教为名，广泛发展教徒，逐步成为秘密宗教领袖。后至元四年（1338），他在袁州发动过一次起义，不久失败。他充分总结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加勤奋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时，他的信徒已布满了江淮一带。因此，当北方的韩山童一起事，彭莹玉的信徒们便跟着在南方纷纷起事，这对于鼓舞农民起义军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打击、瓦解元朝的腐败统治，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福通对农民起义做出了哪些贡献?

刘福通是韩山童传教时的重要信徒之一，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首先，刘福通是颍州首义的重要发动者、组织者之一。在韩山童秘密发展信徒时，刘福通就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角色。韩山童牺牲后，刘福通成了红巾军的核心人物，是韩山童之后义军的新领袖，在刘福通的领导下，红巾军冲突重围，出敌不意，攻下颍州城，使开始受到挫折的红巾军士气大振。而后，红巾军又在刘福通领导下连败前来镇压的元军，使得红巾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攻城略地，人数发展到十万人，发展壮大了红巾军的势力。

其次，刘福通的义军点燃了灭亡元朝廷的火焰。刘福通首义以及他势如破竹地连败元军，对其他地方的白莲教信徒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各地纷纷响应，较大规模的有徐州的芝麻李，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他们都打着红巾军的旗号。这些起义由北到南，给元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打击，这些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元朝的黑暗统治。

第三，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极大地牵制了元军的势力，为南方农民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刘福通的红巾军是红巾军的主力部队，始终是元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元廷先后撤换了几名大将前往镇压，全被刘福通打败，这对从上层瓦解元的统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元朝将主要力量放在了消灭刘福通义军上，这使得元廷暂时无暇顾及南方，南方的红巾军乘机发展壮大，扩大战果，最后推翻了元朝。

徐寿辉建立过什么政权?

刘福通起义之后，许多地方跟着爆发了起义，以响应刘福通。彭莹玉的徒弟邹普胜联合布贩子徐寿辉所发动的红巾军起义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建立的“天完”政权，是红巾军建立的第一个政权。

徐寿辉是以往来贩布为生的商人，他忠厚诚实，身材魁伟，相貌出众。据传说，刘福通起义之后，铁工出身的邹普胜也积极准备起义。有一天，徐寿辉在山中捡数十斤铁，就请邹普胜给他打造农具。然后就坐在铁砧上。这令邹普胜想起了前一天晚上的一个梦，他梦见一条黄龙蟠在他的铁砧上。邹普胜心想：眼前这个身材高大、相貌非凡的人肯定就是将来的皇帝。于是对徐寿辉说：“现在天下大乱，你还要农具干什么?我替你打造一把宝剑吧!”于是两人就商议起发动起义的大事。当时彭莹玉到处宣扬“弥勒佛下世，当为世主”，急需一个像徐寿辉这样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人来应验。据说，有一次徐寿辉在盐塘中洗浴，突然身上被层层光环笼罩，邹普胜立刻宣扬“徐寿辉就是我们讲的弥勒佛!”在场的人无不惊服，于是众人推徐寿辉为领袖，立即发动起义，两个月之后，一举攻占了靳水（今湖北浠水）并以此为都城，建立了“天完”政权，徐寿辉称帝。“天完”就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忽必烈因其疆域辽阔，自称“大元”，以显示其无与伦比的威风。徐寿辉要推翻“大元”，就在“大”字上加一横，变成“天”，在“元”字上加“^”，变成“完”，要在气势上压倒“大元”，这表明“天完”政权要彻底推翻、铲除元廷统治的意志和决心。

“天完”政权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南方红巾军的发展，贫苦农民像潮水一般奔向义军队伍。

方国珍是如何反元的?

元末农民起义的主力是红巾军，信奉白莲教。但也有既不信白莲教，也不打红巾军旗号的起义军，张士诚和方国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方国珍是浙江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本以贩盐为业。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前，黄岩有人曾发动过一次反元起义，元军镇压了这支义军，许多当地百姓因被指为乱党而无辜被杀。方国珍有一仇家，勾结官府，诬告方国珍与乱党是同谋，元军来捕，方国珍一怒之下将仇家杀死，与哥哥和弟弟一起反元。他们聚集了几千人马，劫夺海运，捕杀元朝官吏。元朝几次镇压，全被方国珍打败。后来元以加官晋爵收买方国珍，方国珍与元达成妥协，同时，也注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方国珍既与红巾军有联系，也与元廷有联系，是两面派人物。

张士诚是如何失败的?

张士城（1321～1367），泰州白驹场（今江苏东台北）人。至正十三年（1353）反元，成为元末割据势力。张士城的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投降元朝，其次是他生活腐化。

张士诚投降元朝是他走向失败的第一步。张士诚本来就与朱元璋的红巾军有矛盾，投降元之后，则一心为元卖命，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经济上，因为他所占浙江地区是元朝重要财源和粮源，因此，确保了元廷经济上的供应。因此，他的降元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元的力量，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张士诚降元使他从政治上、军事上都成为了农民军的敌人，也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因此，尽管元朝给他不断加官晋爵，他也一度在与农民军对抗中取得了一些胜利，日子也一度比较好过。但因为大方向彻底错了，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其次，张士诚集团在一开始就不如红巾军那样有组织、有纪律，在投降元朝之后，集团高层更加涣散，毫无生气，只追求财富和享乐，已没有政治上的追求了。张士诚本人整日与一批官僚空谈古今，舞文弄墨，对当时政治、军事上的了解远远不够。而他的弟弟张士信最腐败堕落，每日与百余妻妾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毫无斗志，其他将领所考虑的也不再是政治上、军事上的事情，而是良田豪宅、金钱美女。后来，张士信一伙专权，任人唯亲，嫉贤妒能，将帅离心，士卒毫无斗志。有的将领带兵打仗，不听指挥，各自为政，有的则装病不起，等待加官晋爵。出征时又带着妓女，即使吃了败仗，张士诚也不闻不问，军纪已败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朱元璋是怎样起家并削平群雄的?

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幼时家穷，父母兄长在瘟疫中死亡后，他出家为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队伍。开始时，他只是一个普通士兵，两个月后，担任了郭子兴的亲兵，有战事，郭子兴派朱元璋去就能取胜，所以，第二年，郭子兴就把朱元璋提拔为镇抚。当时，郭子兴这支队伍内部比较复杂，两派明争暗斗。郭子兴为了在争斗中稳固权力，就信任、重用了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其他首领难成大事，就利用郭子兴对他的信任，暗中积蓄、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五年，郭子兴死后不久，朱元璋就完全掌握了郭子兴这支起义军的领导权，成了他起家的资本。由参军到成为最高统帅，他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朱元璋在政治上、军事上是十分成熟的。他善于审时度势，一方面接受韩林儿的任命，一方面看准时机大力发展。当时，北方红巾军对元廷威胁最大，元廷一时无暇顾及南方。乘此机会，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攻下集庆（今江苏南京），改为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周围发展，到至正十九年时，北方红巾军由盛而衰，朱元璋已占领了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已有了相当的实力可以和元军以及其他农民政权抗衡了。这片地方成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剿灭其他农民义军的根据地。这时距他当初参军时仅有七年的时光。

朱元璋在群雄蜂起的斗争中，充分地认识到其他政权都成不了大事，因此，他决心剿平群雄，独占南方，然后再北上消灭元廷。当时，朱元璋的后面是陈友谅，西面是张士诚、方国珍，后来，明玉珍也在重庆称帝。陈友谅联合张士诚想夹击朱元璋。朱元璋决定，先取上游力量最强的陈友谅然后取张士诚，在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控制了湖广、江西各地。至正二十五年，他又消灭了张士诚，不久，方国珍投降。这样，经过几年的攻伐，朱元璋控制了长江中下游最富庶的大片地方，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已具有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实力了。

朱元璋在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与他正确的政治策略分不开。首先，他借助了深得民心的红巾军旗号，借红巾军的威势求发展。这是他能在十几年间就具备推翻元朝实力的重要原因。其次，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既得百姓拥护，也受到地主豪族的拥护，这与其他农民军有些不同。再次，朱元璋十分注意优待和重用儒生。诸如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这些人对他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军是如何取得北伐胜利的?

朱元璋于1368年正月在南京登上帝位，建国号为明。因此于1367年十月开始北上的军队称为明军，获得了正统地位，北伐变成了“吊民伐罪”之举。明军在北伐中节节胜利，1368年八月，徐达攻下大都，元朝灭亡。从北伐开始到北伐胜利，不到一年的时间。明军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辉煌的胜利，与其正确的政治、军事策略是分不开的。

首先，朱元璋在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在决定北伐进攻总方略时，朱元璋说：“我主张先取山东，继下河南，再拔潼关扼守门户，这样就能掌握整个形势，然后进克大都，再向西席卷山西和陕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战略思想，明军北伐完全是照此执行的。

其次，朱元璋军队的顺利进军，与他为军队制定的铁的纪律分不开。在北伐大军出发前不久，他又一次对将士宣布了纪律：“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子女”，这些纪律被明军将士严格地执行了。

再次，军事攻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军事瓦解与政治瓦解相结合，是明军取胜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在北伐时，朱元璋就向天下发布了著名的北伐檄文，他先指责元朝皇帝“荒淫失道”，然后宣布自己就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天降圣人，决心要“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檄文宣布，王者之师，秋毫无犯，各地百姓不要害怕逃避；蒙古人、色目人中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在攻伐中，凡明军所占地方而民心惶惶者，明军将帅就立刻出榜安民。在攻大都之前，朱元璋强调：“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这样，明军就在最大程度上孤立了元朝廷，保证了明军的胜利。

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了什么成就?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是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制造，同时，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

古代集市图因为辽金以来的《大明历》已经使用很久了，误差越来越大，因此，忽必烈决定设局改定历法，命当时著名学者许衡、王恂、郭守敬负责这件事。郭守敬认为，要想制定精确的新历，必须首先制造和改制天文仪器。制造天文仪器是郭守敬在科学上取得的第一项成绩。

首先，郭守敬制造了简仪。简仪比以前所用的浑仪简单方便，但设计精确，刻度最小分格达到1／36度，观察结果也自然准确了许多。为了观察太阳的位置和日食，郭守敬还设计了仰仪。他还改革了圭表，创制了景符等仪器。圭表是观察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天文仪器。郭守敬改革后的圭表，使观察的误差下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景符是定影像的仪器。景符和圭表结合起来使用，可以观察太阳、星星和月亮。

利用这些仪器观察、测量所取得的成就，是郭守敬在天文学研究上的第二大成就。经过大规模地观察，他不仅测定了各观察点的纬度与夏至日昼夜长短，还测定出黄赤交角为29°90′（合今23°33′53″），这个数字与当时实际交角有极小的误差，但这被认为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

在实际观察与天文研究的基础上，郭守敬等人编制出了著名的《授时历》。《授时历》采用的是一年为365．2425日这一观察研究数据，这个数据比地球实际上绕太阳一周的时间仅仅差26秒。当时这是世界上最精确的数据。《授时历》的出现，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帮助。

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郭守敬也有光辉的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他负责修建疏通的大都至通州的运河，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的漕运。此外，郭守敬在数学方面也有成就，写了一些专著，可惜现在这些著作都失传了。

郭守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事业。他亲自从事科学实验，善于吸取前人长处，因而取得了卓越的成绩。他十分勤奋，直到八十六岁去世时，他也没有中断自己的研究。

王祯在农学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他一生在做地方官时很注意当地的农业生产，研究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历史上著名的《农书》。这部书代表了他在农业上取得的最大成就。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王祯这部《农书》，很注意南方和北方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顺应了当时的实际需要。《农书》的内容丰富，主要分为如下三大部分：

一部分是《农桑通诀》。这是农业总论。内容包括农业史、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桑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完整，自成体系，且科学、实用。比如关于“授时”和“地利”，王祯很重视传统的不违农时，他强调播种一定不能违背农时，一旦违背农时，就会带来许多不良后果。他对各地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做了比较，指出农作物因环境而变化，应选择适宜环境的作物。又如关于“播种”，他认为，首先应选种，他推广了优良的品种；他还提出多种经营和轮种。又如“粪壤”，粪壤即是给土地施肥。他列举了大量肥源，认为施肥是提高地力，改造土壤的关键。关于“灌溉”，他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的主张。提倡兴修水利，克服天灾，夺得丰收。还有许多内容，包括推广北方“锄社”，解决农忙劳力不足等。

二部分是《百谷谱》。这部分主要叙述各种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的培植方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棉花的推广。他反对棉花只适应于南方种，不适宜于北方种的观点，他详细介绍了种植方法，并断言，北方种棉也可以获利。

三部分《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建的部分。书中共有三百零六幅图，包括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工具、纺织机具等。并附有文字，说明其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等。其中有不少是当时的新创造，如四牛拉的犁、下粪耧耘式耧车等。

此外，王祯在鼓风方面和活字方面也有创造性的贡献，促进了经济和印刷业的发展。

王祯在长期与农民的接触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农民种地的辛苦和收获的不易。他在《农书》中说：“种田是多么艰难啊!而高高在上者，不知道衣食来自何处，只知道骄奢淫逸，不想想寸丝口饭，都出自农夫田妇之手，反而对他们拼命剥削和压榨。”因此，王祯的《农书》是一部既饱含科学思想同时又有进步思想的书。

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做出了什么贡献?

黄道婆是元代乃至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纺织家。她是松江乌泥径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据传说，黄道婆是一位备受折磨的童养媳，实在忍受不了非人的虐待，逃到了崖州（今海南海口市）。当地黎族的纺织技术，当时在全国占领先地位。黄道婆在那里向黎族人民学习他们先进的纺织技术，这样过了三十年。大约五十岁时，黄道婆由崖州回到了故乡乌泥径镇，并把那里的纺织技术也带回了故乡，并进行推广，她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对纺织工具和生产技术做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进。

首先，她推广和改进了捍、弹、纺、织等一整套的纺织工具。“捍”，又叫轧车、踏车，主要用来去除棉花籽。“弹”，主要功用是使棉花疏松。黄道婆改制的弓，较以前的旧弓大好几倍，弹力也相应增大了不少，这样，弹出来的棉花也就更松疏好用。“纺”，就是“纺车”，黄道婆改进的纺车，是可以同时纺三个纺锭的脚踏式纺车，而以前的只是一只锭，而且是手摇式的，因此，黄道婆的纺车比旧式纺车效率高、速度快。“织”，就是“织布机”，据说，黄道婆的织布机能织出许多美丽的花布。

其次，在纺织技术上，黄道婆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他人之长，总结出一套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技术，她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先进的技术传授给他人，从而使当地成为全国远近闻名的纺织重镇，所织“乌泥径被”与“崖州被”不相上下，成为又一闻名全国的纺织品品牌，造福了当地普通百姓，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后来，黄道婆的技术向全国各地传播开来，从而从整体上提高了我国的纺织技术。

元朝在医学方面有什么突出成就?

元朝的医学比较发达，表现在医院的组织规模大，在传统的医学基础上，还吸收了阿拉伯医学的长处。我国医学史上，有金元四大家之说，刘完素、张从正是金代人，李杲、朱震亨是元代人。此外，还有诸如危亦林、滑寿、葛可久、王好古、许国桢等著名医学家。具体讲，元朝医学成就可以分以下几个方面：在内科方面，对伤寒的研究成就最大。著名的医生有李杲、朱震亨、高乾孙、萨德弥实等。李杲在中国医学史上地位崇高，他特别擅长治疗伤寒病。他认为，古方不能救今病，用药也多有创新。治病多有奇效，著作有《伤寒会要》、《脾胃论》等。朱震亨是金代大医学家刘完素的再传弟子，认为以古方来治今病，一定不会十分对症，主张推陈出新。他治病以养阴为主，尤精于伤寒、痨病、妇科等。著作有《格致全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局方发挥》力辟“局方”的湿燥之弊，《本草衍义补遗》对本草学做出了新的贡献。朱震亨研制的越鞠丸、太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剂，至今仍为中医常用药方。高乾孙，精于医治痨病，著作有《十药神书》，包括止咳、止血、祛痰等十种验方，对治疗劳损吐血有奇效。萨德弥实，是回族人，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书中对著名医方做了收集考定。

在外科方面，元代医学也取得了成就。如危亦林、齐德之等。危亦林主要成就在麻醉和骨折方面。他是祖传医生，著有《世医得效方》，书中有世界上最早全身麻醉的记载。在治疗骨折、脱臼，特别是脊柱骨折方面，运用了悬吊复位法，大桑树皮固定法与现代的整复手术和石膏固定法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齐德之的《外科精义》是一部综合当时三十多家外科著作成就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元代中医外科方面的成就。

针灸学在元代也有发展，代表人物是滑寿。他的《十四经发挥》是一部针灸学专门著作。

此外，元代回回医术因往往有神效而备受人们欢迎。太医院以及上都、大都都有回回医药，并有《回回药方》行世，有不少关于回药和回回外科方面神效的记载。回人聂只儿、维吾尔人答里麻都曾在官设回回药院里任过职。维吾尔人贯云石、回人丁鹤年等曾在民间行过医。

元代医学分科比前代更细。共有十三科，如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妇兼妇人杂病科、眼科、耳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等。而金代只有十科。可见，元代的医学更发达且趋于完备。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什么成就?

元朝在机械制造方面有许多精巧先进的发明。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又是精巧的机械制造专家，有代表意义的如郭守敬、王祯等。

郭守敬在观察计算天文资料时，设计和改进了许多天文观测仪器，这些仪器都是精巧的发明创造。如经他改造过的简仪，以铜铸成。在赤道环旋转问题上，郭守敬所用的就是滚珠轴承和滚筒轴承的原理。这比意大利人达·芬奇设计的滚动轴承要早两百年。他还设计制造了大明殿灯漏、浑天漏等，据有关史籍记载，都是异常精巧复杂。郭守敬也曾制造过木牛流马，虽比不上诸葛亮设计的，但也是自有机妙。

大农学家王祯也是机械设计与制造的高手。《农书》中载录的农事机械、水力机械有一些就出自他的匠心独用的改进和发明。比如连磨和水排，虽古代就有，但到元代时已少见，经过他多处寻绎搜索，又使之重新服务于社会；高转筒车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扩大改进；他还把磨、砻、碾三用合为一用，以水为动力，既节省了人力、物力、畜力，又提高了生产效率。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比如河中万泉人薛景后、元顺帝等。元顺帝虽然是个政治上的昏君，但是却爱好机械制造，据说他曾自制宫漏，精巧绝出，前代罕有。

第三十一章

上都兴废上都，即忽必烈命刘秉忠所建的开平府。它建于滦河上游岸边。它的遗址已被发现，“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20公里处，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城遗址，城郭、街道和部分建筑的轮廓大体可辨”①。这座城市，背依连绵起伏的山冈，面临滦河，东西两面和滦河之南有广阔的草原。夏季，美丽的金莲花盛开，草原一片金黄。因而，在金元时期有金莲川的美名。在金朝，就被金世宗定为避暑的捺钵地。金莲川原名曷里浒川，金世宗大定八年（1268年），以其地盛产金莲，定名为金莲川②。其南是辽朝皇帝夏捺钵炭山，也称凉陉、陉头、王国崖（旺国崖）。大定八年，改名为静宁山。

忽必烈开府漠南时，夏季常驻这里。当时，这里没有城郭屋宇，依旧是设毡帐以居。当忽必烈广招天下耆儒硕德至藩府时，为了适应汉人城居的习惯，于宪宗六年（1256）命刘秉忠相地筑城。刘秉忠选定滦水北岸的龙冈建城，定名开平。

开平城的建造前后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营宫室，第二年修宫城。董其役者有真定藁城人董文炳，获鹿人贾居贞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兴建时，首先要排干积水，故在民间留下了世祖向龙借地的神话传说③。

1260年，忽必烈召集他的拥戴者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勒台，他被推举为大汗，中央的办事机构也在开平理事，开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忽必烈的都城。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时，忽必烈除出征和进驻大都外，大部分时间驻跸开平。由于和林地理位置的偏北，物资转输的困难，诸叛王的袭扰，特别是统治重心的南移，决定了忽必烈放弃和林作为都城的地位，开平对他就更为重要了。

中统二年，燕京行中书省也奉命北迁开平，这里进一步成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和平定叛乱的基地，忽必烈已初步选定其为未来的都城。这一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④。三年，将兴州（今河北省承德西）、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和望云县（今河北赤城县西南）划归开平。并在燕京至开平途中置驿，以方便两地交通。

忽必烈四年（1263）五月，升为上都⑤。明年（至元元年，1264），改燕京为中都，正式确立了两都制。上都处在蒙古草原南部，南下燕京有驿道沟通，既不嫌辽远，又便于同草原各部联系，对蒙古贵族统治草原地区和汉地都是十分适宜的。上都路东与辽阳行省毗邻，西以今太仆寺旗与兴和路分界，北面是弘吉刺部领主的应昌路和全宁路，南至古北口与大都路分界。辖一府六州十五县。境内居民既有游牧的蒙古部落，也有大量农业人口、工匠、商人和猎户。除历代斡耳朵和诸王投下户外。人口最多时达4万余户，11万余口。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城外有关厢，离城不远有西内”⑥。

宫城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略成长方形。城墙用黄土板筑，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

宫城外25米处，有宽约1．5米的石砌夹墙，墙基仍在。沿夹墙外有一条环城街道。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分布着一些自成体系的建筑群，主要宫殿遗址有30余处。主要街道是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

宫城中的主要建筑物是大安阁。它是用拆毁宋汴京熙春阁的建筑材料，仿照熙春阁建造的。国家的重大典礼，多在这里举行。此外，见于记载的历代增修的殿阁尚有穆清阁、洪禧阁、水晶殿、香殿、宜文阁、睿思阁、仁春阁、鹿硕殿、歇山殿、崇寿殿、楠木殿、隆德殿、万安阁、清宁殿、统天阁等等。

时人描写宫城的景色称：“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曲曲栏干兔鹿驯，雨肥绿草度青春”；“数树青榆延阁东，云窗霞户绮玲珑，上林文鹿高于马，时引黄碧草中”；“宫草葱茸拂槛青，苑中扈鹿自和鸣。云边仙子锵环佩，日暮君王幸穆清”。宫城之内，殿阁之旁，时有骏马、驯鹿、驯兔出没于碧草丛中，增添了宫城的闲逸气氛。并体现了上都行官草原城市的特点和牧业生产的气息⑦。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2200米。现存遗址高约5米，下宽10米，上宽2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1400米，皇城的东南城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墙身残高约6米，下宽12米，上宽2．5米。

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南北各开一门，东西各开二门。外城东城的门就是皇城的东门。外城西开一门，北开二门，南面除皇城南门外，另有一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都筑有瓮城，有的为方形，有的为马蹄形。皇城内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城内建有很多官署、寺院和手工业作坊，见于记载的有乾元、龙光、华严等寺以及孔子庙和老子宫等。皇城北面是皇家园林。

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东关长约800米，西关长约1000米，南关长约600米。宋本《上京朵咏》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元史·河渠志》有“大西关南马市口”的记载，可知西关有马市，或为商业区；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或为前来朝觐诸王安置部众的所在。

传说刘秉忠建城时，曾作法驱龙，并立铁幡竿镇之。上都城遗址西北哈灯台山发现一块长2．1米、宽1．1米、厚0．6米的白石条，石条一面正中并排凿有两个小洞，石条当是一种树竿座，可能是铁幡竿的座基。现在，铁幡竿已成为上都的名胜之一。

上都城外有离宫，称西内。有昔刺斡耳朵，又称棕殿、棕毛殿。昔刺，蒙古语，意为黄；斡耳朵即宫帐、营帐，昔刺斡耳朵即“黄色的营帐”。这里是元举行大宴的地方。此外，上都附近还有专供皇帝巡幸时打猎的场所三不刺和东、西两凉亭。

蒙古王公贵族大聚会时，要举行“诈马宴”，也称“只孙宴”。这是一种规模最大，费用最多，最为隆重的宴会。只孙，蒙古语，意为颜色。诈马，波斯语，意为外衣、衣服。凡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的人，都有皇帝赐与的织金文衣。届时，他们必须按统一规定，穿上皇帝赐与的同种颜色的服装，按尊卑次序就座。臣僚被赐只孙衣，能参与只孙宴也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汉官周伯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⑧。

两都制确定后，忽必烈每年春夏至上都，秋冬回大都。上都虽为陪都，却因皇帝有半年时间驻跸于此，而具有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忽必烈行汉法后，遭到守旧派诸王的不满与反抗。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为了更好地维护黄金家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忽必烈也必须充分照顾蒙古贵族的习惯和利益，上都是他加强对草原地区的统治和维系与蒙古贵族关系的渠道，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保留了更多的草原文化特点和蒙古旧俗。每年二、三月，皇帝驾幸上都，九月前后，返回大都。

在上都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举行忽里勒台和正常的政事处理。忽里勒台的内容有公推大汗，举行大汗即位仪式，宣读先朝圣训，对诸王、公主和各部首领等进行赏赐，然后是大宴会（只孙宴）。

皇帝巡幸上都，中央机构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院上都分院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⑨。“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⑩。

上都地区农业毕竟不甚发达，皇室、百官所需则仰赖大都转输与和籴，上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仓库万盈仓和广积仓，储粮不下三四十万石，足以供应上都官民所需。

为了保障上都与大都间的密切联系，元朝在两地间设有驿道，建有驿站。周伯琦说：“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自首或终身不能一至其地也”。

驿路全长约800余里，自大都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出发。途经昌平县、新店、居庸关、榆林驿（今北京延庆县康庄附近榆林堡）、怀来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其地已为官厅水库淹没）、统墓店（今怀来县土木堡镇）、洪赞（今怀来县杏林堡南东、西洪赞）、枪杆岭（又称桑干岭，今长安岭）、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10余里为李老谷，行经谷中，过谷后即可望见尖帽山）、龙门站—雕窠站（今长城南龙关、雕鹗堡）、赤城（今属河北）、云州（今属河北）、独石口、偏岭—担子洼（独石口西行40里至偏岭，为草原与谷地的分界）、牛群头（今河北沽源县南10余里）、察罕脑儿（意为白海，在今河北沽源县北数里）、李陵台（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桓州、望都铺（或即南坡店，在上都西南约30余里），过滦河即达上都。此驿路又为岭北至大都官道的一段，岭北诸王朝会，使臣、官吏、军队往返，粮食和各类物资的转输，都需经此驿路。而因途中有枪杆岭，以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故皇帝决不走此路。

东道长750余里，设18处捺钵。出建德门，经大口（或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境）、黄堠店、皂角、龙虎台（今昌平县西北辛店）、棒槌店（今居庸关北）、官山（今独山）、车坊（今北京市延庆县东）、黑谷（今名黑峪口）、色泽岭（今名佛爷崮）、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失儿八秃（蒙古语，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郑谷店（即察罕脑儿行宫纳钵）、泥河儿（明安驿纳钵）、双庙儿（李陵台驿纳钵）、南坡店（望都铺纳钵）。此为皇帝赴上都路线，寻常人不得由此路行，其两端与驿路相合诸地置有驿站，其余路程则只有纳钵而无需置驿。故官山至沙岭间无驿站。御史按行虽由东道，但与此略有不同，出京走顺州、檀州、古北口、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小城子），沿滦河而上至东凉亭，达上都。

古代风景画鉴赏西路出京由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妫头、怀来、统墓、阻车（雷家店，今河北怀来西）、丰乐（今新保安附近）、鸡鸣山（在今河北怀来下花园南边）、宣德府（今河北宣化）、沙岭、得胜口（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北14里）、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膳房堡北）、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张北西20里处）、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境内）、苦水河儿、遮里哈剌（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盖里泊（达里诺尔）、郑谷店、泥河儿、六十里店、南坡店，至上都。由于两都间有几条路沟通，联系密切，上都所需不乏。

皇帝巡幸时乘象舆（又称象辇），即由四只大象驮负的大型木轿。轿上插有旌旗，外包狮子皮，内有金丝垫，每象有驭者一人。行至狭窄处，则独乘一象或乘坐由两象驮负的象辂。

皇帝出大都，择吉日起驾，大都百官送至大口；回銮，再至大口恭迎。

上都将蒙古草地与中原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京师大都。因而在元朝统治期间，这里发生了不少惊人心魄的政治事件。

至元四年，战败的阿里不哥在这里晋见其兄；十一年至十六年，元朝灭宋的方略大都在这里制定；十三年，忽必烈在这里接受南宋少帝与太后的朝见；而在整个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中，这里又是元军的大本营和军需供应基地；在这里，汉臣们不只一次弹劾过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则被处死于此地；成宗在这里战胜了乃兄甘麻剌登上了皇帝宝座；武宗处死了反对者当了皇帝；英宗在此被杀；文宗在此制定了谋杀其兄的计划。凡此种种，适足以证明其在元朝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重要。

正因如此，终元之世，这里一直是“富夸塞北”的草原第一大城市。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刘二等由大同进兵上都，“焚官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使这座积百年之力建起的城市及其殿阁化为灰烬。自此，宫阙残破，大驾不复时巡。顺帝北归后，曾一至上都，而所居却是“行殿”，足见上都建筑已被破坏无余。明、清两代，并未重加修葺，这里又变成了游牧的草场，使繁华一时的上都，空余“禾黍”之叹。

注释①陈高华、史为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②《金史·地理志上》桓州条下载，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义也”。

③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称，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城基。

④《元史·世祖纪一》。

⑤《元史·世祖纪二》；《元史·地理志》栽：“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与本纪不同，此从本纪。

⑥参见《元上都》；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年第5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⑦参见《元上都》，胡助《滦京朵泳十首》，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郑彦昭《上京行幸词》等。

⑧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孙翠珠珍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欢，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曰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马三千，它费称是，称之曰济孙宴。济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宴。

⑨黄缙《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折津志辑佚·岁记》。

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元史·顺帝纪八》。

大都兴建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将金朝府库所积，全部运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坏。

蒙古占领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稳定，官吏残暴，盗贼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为苦。太宗时，虽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转，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燕京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的转机。潜邸的儒臣们鼓动忽必烈将治理的重点转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贵族将领也支持这一主张。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主张以燕京为大汗驻跸之所①。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②。

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图将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派遣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还在燕京周围地区大肆扩兵，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在当年年底赶回燕京，消除了阿里不哥的势力，控制了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形势。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几个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1260年春，前往开平，纠集自己的拥护者举行了忽里勒台，建立了与阿里不哥对峙的大蒙古国政权，兄弟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人臣僚、汉军和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以燕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后盾，战胜了阿里不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为了控制漠北，他不能放弃开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了控制汉地，他同样也不能忽视燕京的作用。于是他把中央行政机构设在开平，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改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书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为中都③。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太祖至蒙哥时期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治国方针，开始逐步按汉制制定和完善官制，并大力经营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为大都，于是大都成为京师，而上都降为陪都。统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旧派贵族的不满，他们遣使责问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④忽必烈并未动摇，他遣使向他们解释，大都的建设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

耶律楚材像同上都一样，大都新城的建设也是逐步进行的。中统元“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所置祗应局，下设油漆书局、销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内司，“掌修建宫大都造作等事”，下设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铜局、竹作局、绳局等；中统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儿丁建治琼华岛。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宫建筑的基础上，决定大规模建设新宫殿。

当时，最先修建的是广寒殿。它是在金朝离宫广寒殿的废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制作了巨大的酒瓮——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以此为起点，琼华岛上的工程陆续展开。

在重建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工程的同时，忽必烈也着手准备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选定在旧城东北。参与设计、建造的除刘秉忠外，尚有赵秉温、张柔、张宏略、段桢，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谡和色目人亦黑迭儿丁。河北曲阳石工杨琼对大都的兴建也作出了贡献。他家世代为石工，他本人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⑤。他奉召参与大都兴建工程，负责管理石匠。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14日），新城正式破土动工。十三年（1276）完成，历时近10年。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将旧城的衙门、商铺和税务机关迁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二年（1285），制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规定⑥，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开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长约28600米。明营建北京城时，北墙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德胜门外尚保留有元代北墙的部分遗址。东、西两城的南段与明清两代北京城东、西墙一致，南墙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城墙用夯土筑成，夯土中用“永定柱”（竖柱）和经木（横木）加固，基部宽24米，城墙的基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⑦。

全城共设十一门，东、西、南各三，而北面有二。东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⑧。后世把崇文门也称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哈达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西三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十一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三门为三头，东、西六门为六臂，北二门为两足。这可能是设计者刘秉忠的主意。刘秉忠既为僧，也宗道，还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⑦，由他作出这种设计安排是很自然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学说、各种思想能兼收并蓄，忽必烈对这一设计也是容易接受的。

大都城四角各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

大都全城规则整齐，井然有序。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中心阁西15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台正南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这就是大都城的中心所在。“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鼓楼上有壶漏、鼓、角。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钟鼓为报时的工具。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贵族、功臣主要住西城。当达官贵人们占据了合适的地方住定之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

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中书省在丽正门内，千步廊东。枢密院在皇城东侧。御史台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之东。

全城有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全城有两个商业区——市，一个在皇城之北，钟鼓楼周围地区；一个在皇城之西，紧靠海子的斜街。

大都的水道分为两个系统，一条是金水河，为宫苑用水。一条是高梁河、海子、通惠河，为漕运系统。城内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阴渠。宽1米，深1．65米，有的地方覆盖有石条，其排水方向则与城市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一致。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皇城三面临水，南面有门称灵星，它南与丽正门相对。两门间是宫廷广场，广场两侧有长约700步的千步廊。

将宫廷广场置于皇城南而不是沿袭前此广场在宫城正门之南的布局，在建筑设计上是一大突破，“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宫门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⑩。

皇城北墙东北段和东墙外有通惠河，西墙和北墙西段为金水河。金水河在西墙南端入皇城，在灵星门北数十步，河上有石桥三座，称周桥。桥身雕有龙风祥云，桥周遍植杨柳。

皇城内围绕着中心太液池有三大建筑群：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此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呈长方形，有南三、东西北各一共六门。南门正中者为崇天，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门为东华，西门为西华，北门为厚载。宫城东、西墙与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当今北海少年宫前。

宫城内的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延春阁与紧靠延春阁的清宁宫，成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

大明殿又称长朝殿，建成于至元十年（1273），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座”。元朝与历代不同的是凡遇大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元代的皇后可以参与政事的处理。皇帝死后，常常由皇后暂理朝政。

御榻前，陈列着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酒瓮和乐器。在宫殿中陈列酒瓮，也是元朝特有的规矩，除大明殿外，其他宫殿也有，如广寒殿的渎山大玉海。

大明殿后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宴会的地方。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延春阁后为清宁宫。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有高阁，其上可表演歌舞。

宫城北为御苑，种植花木，以供观赏；还有用以劝农的“熟地”。

宫城西为玉液池。池中满栽鞭蓉，有龙船可供游戏。池中有两小岛。南者为瀛州，即今团城的所在，上有仪天殿，也称圆殿。北面者为琼华，至元八年改称万岁山。山上有大都城建设最早的广寒殿。

太液池西有两组大的建筑群，南面者为隆福宫，北面者为兴圣宫。隆福宫为皇太子的居处，也称太子宫或东宫。主要建筑是天光殿。后来，因皇太后居此，遂改名隆福。兴圣宫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东、西鹿殿，畏吾儿殿和其他附属建筑。兴圣宫内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奎章阁（后更名为宣文阁）。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

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故新城也称北城，旧城则称南城。大多数居民迁入新城，旧城逐渐衰落。但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游览的好地方。故大都居民岁时游观，仍以旧城为盛。大都西郊外，有著名的风景区西山。

作为京师，大都的居民包括了多种民族成分。汉族依然占绝大多数，蒙古族也为数不少，此外，还有畏吾儿、回回等色目人。西郊有一个畏吾儿人聚居处，被称为畏吾村，即今天的海定区魏公村。畏吾人阿里海牙就埋葬在高梁河畔。

作为政治中心的大都，同上都一样，也发生过若干政治事件。灭宋后，元朝帝、后以招待宋帝的名义在广寒殿举行了十次规模盛大的庆功筵会。被俘的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关押在兵马司监狱，终因不屈被杀，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篇。至元十九年，这里发生了千户王著痛杀敛财害民的阿合马的大快人心的事件。泰定皇帝死后，两都间又发生了居守上都称帝的泰定之子与据守大都的元文宗间的两都之战。元朝末年，顺帝放弃大都逃往草原，这里又成了明燕王的王府所在。明成祖迁都后，它又成了明清两代的都城。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城，这座古城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注释①参见《元史·霸突鲁传》。

②郝经《便宜新政》，《郝文忠公集》卷三二。

③《元史·地理志》：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

④《元史·高智耀传》。

⑤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⑥《元史·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师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⑦《元大都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⑧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引《析津志》。

⑨《元史·刘秉忠传》。

⑩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柯九思《宫词》，《草堂雅集》卷一；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海都、都哇之乱海都是窝阔台第六子合失的儿子，他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帐殿）长大，曾在蒙哥汗处效力。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至元元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后，他回到叶密立。

成吉思汗忽必烈为商讨如何处置阿里不哥，曾向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伊利汗旭烈兀和窝阔台后王海都发出邀请，前三汗虽表示将在至元四年前来，但不久却相继去世，海都则以“牧马尚瘦”，借故拖延。这时，忙哥帖木儿、木八剌沙和阿八哈分别继承了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的统治权。

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受封别失八里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由于他的子孙阴谋背叛蒙哥，除河西以凉州为中心的阔端封地及其军队外，窝阔台后裔的军队都被剥夺和重新分配了。但海都曾在蒙哥身边效力，并且“是一个聪明、能干而又狡猾的人”，他竟然“设法从各处征集了二三千军队”，把自己重新武装起来①。

海都因支持阿里不哥未遂而对忽必烈心存不满和疑惧，他一方面抓紧扩充自己的实力，一方面与术赤后王改善关系，乘机占有了窝阔台原来的封地，割据自雄。并秣马厉兵，扩大实力，准备武装反叛。

海都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引起蒙古大汗的注意，但刚刚平定了李碹和阿里不哥之乱的忽必烈不愿连续用兵，与本家族成员再开战火，他一方面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除海都的威胁，加强国家对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控制②，一方面同钦察、察合台汗国建立联系，意在结成共同制约海都的联盟。

首先，他派遣长期在自己身边并能“出色地履行职责”的察合台四世孙八剌（察合台曾孙，木秃坚的儿子哈剌旭烈之子）前往河中，辅助木八剌沙。八剌到达后，废黜了木八剌沙，自己作了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并按照忽必烈的意图，聚集兵力，准备进攻海都。同时，他选任聪慧辩识、办事果决的任拔都封地平阳地区达鲁花赤的乃蛮人铁连出使钦察、窝阔台汗国，并指示铁连先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与术赤后王结盟后，再至海都处。铁连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视其虚实，然后议于诸王。副者弗从，曰：“上命我辈先议于王，今遽造敌境，不可。”铁连曰：“亲承密旨，汝辈违则当诛。”副者惧而从行。即至，海都日召宗亲宴饮，将伺其隙谋害之。铁连乃厉声斥之曰：“且食，勿语!望语言脱口，相摭为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海酒半，铁连求衣为欢，海都嘉其雄辩，将解与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二袭付之。因语其属曰：“为使者当如是矣。”厚赠以行。既至拔都蒙哥铁木王（即拔都孙忙哥帖本儿——引者注）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铁连还，悉以事闻，因言于帝曰：“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虑矣。”帝深然之。

八剌按照忽必烈的意图，掌握了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铁连的出使又得到了钦察汗配合讨叛的承诺，忽必烈成功地争取到了钦察汗和察合台汗的支持与合作，孤立了海都。同时铁连也掌握了海都的动向，并提出了所以制服海都的措施。忽必烈采纳了铁连的建议，虽然海都反状已明，却没有先事兴兵讨叛。“海都觇伺拔都王（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引者注）为备已严，意乃帖然”③。

但是，海都仍担心同时也不甘心受到忽必烈的威胁，至元三年（1266），他进入高昌王境内，骚扰并掠夺了亦都护的属民。五年（1268），又击溃并洗劫了他们附近的、依附于（蒙哥合罕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再次引兵东向，进入高昌王境。忽必烈自岭北发兵，迎击海都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乘胜追至阿力麻里。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和察合台汗八剌也按照忽必烈的意图，聚集力量进攻海都。腹背受敌的海都兵败后先与忙哥帖木儿讲和，然后集中兵力迎击八剌。在胜负难分的情况下，窝阔台的孙子钦察斡忽勒居中调停，使他们停止互相攻击并结成了安答。此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联合攻打伊利汗阿八哈。在与阿八哈的战争中，八剌溃败并向海都求援。海都又乘机掠夺了八剌的财产并控制了察合台汗国。

至元七年（1270），八剌死，海都主持了八剌的丧事，先后立尼克拜和不花帖木儿掌管察合台汗国事务④。八剌和阿鲁忽诸子不服，举兵攻击海都，察合台与窝阔台后裔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八剌长子伯一帖木儿和阿鲁忽的儿子出伯、合班投奔了忽必烈，后来，贵由的孙子察八忒也离开了海都，带着一些异密归附了忽必烈。不花帖木儿死后，由海都主持，又将察合台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八剌的儿子都哇（《元史》又作笃哇、都瓦、朵哇）。察合台汗国又成了海都与蒙古大汗对抗的同盟。

鉴于海都势力的扩张，忽必烈一方面遣使令其罢兵，一方面加强了漠北和林和西北别失八里、火州、斡端等地区的防务。他派遣户部尚书、宗正府扎鲁火赤（扎鲁忽赤）畏吾儿人昔班出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又于至元七年，以永兴府达鲁花赤汉人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等五部断事官，治益兰。好礼“即于此州修库禀，置传舍”⑤，迁入中原的农民、军人进行屯垦，设工匠局管理迁入的工匠，意在将这一地区建成防御西北诸王的根据地。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派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南木合）驻守阿力麻里。十年（1273），尼克拜与海都相攻，元军又乘机进兵察合台封地。

十一年（1274），元朝在天山南北的别失八里、斡端（又做忽炭，今新疆和田）、鸭儿看（叶儿羌，今新疆莎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处置水陆驿站，加强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往来，以便及时支援前线。

十二年（1275），叛军至漠北，围皇室祖陵。三日不去。八月，忽必烈再命那木罕率诸王镇守漠北，总领诸军，命木华黎四世孙、丞相安童辅佐，备御海都。随同镇守的还有诸王阔阔出（忽必烈第八子，那木罕弟），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又作失列吉、习列吉、失列及、失里吉、昔列吉、昔里吉、昔里——引者注），阿里不哥的儿子玉木忽儿（又作药木忽儿、约木忽儿、要木忽儿、要不忽儿、要忽儿、要木忽而、要木忽尔、要术忽尔、药木忽尔、岳木忽、岳木忽而、岳木忽尔、籰木忽尔——引者注）、灭里帖木儿（又作明里帖木儿、明里铁木儿、明理帖木儿、灭里铁木儿、灭里铁木尔），大汗诸弟岁哥都的儿子脱黑帖木儿（又作脱脱木儿、脱帖木儿、脱铁木儿、脱脱木、脱别铁木）、斡鲁忽台（又作兀鲁兀台），以及斡惕赤斤的孙子、忽必烈从弟察剌忽（又作札剌忽）等。但蒙哥和阿里不哥诸子对忽必烈一向不满，他们无意讨叛，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脱离他。

十三年（1276）脱黑帖木儿、昔里吉、玉木忽儿、灭里帖木儿等相约叛乱。元将八鲁浑、粘闽相应，并率所统兵投奔海都。宗王牙忽都率兵追袭，擒八鲁浑。叛乱的主谋脱黑帖木儿，以帝位诱惑昔里吉说：“帝位将归于你，合罕使我们和我们的父亲们受了多少侮辱啊!”“我们把那木罕和安童那颜抓起来交给敌方吧。”于是他劫持了北平王那木罕、诸王阔阔出、牙忽都和丞相安童，将皇子送往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将安童送给海都，希望借此与海都结成共同反抗忽必烈的联盟。他们遣使说：“你们有大德于我们，我们对此不忘，现将企图攻打你们的忽必烈合罕的宗王和异密们送交给你们；咱们不要互相算计，要联合起来打退敌人。”但海都没有同他们结盟，却企图利用他们在漠北牵制元军，以减轻本身受到的压力。他回话说：“我们很感谢你们，我们正希望你们这样做，请留驻于原地，因为（你们）那里水草很好。”⑥他们受海都的指使向窝阔台、察合台的斡耳朵进攻，扬言拔都的儿子们、海都和宗王们正带领大军从后面赶来，迫使游牧于那里的蒙古部落迁徙。

秋天，昔里吉等进犯漠北，抄掠诸部，掠祖宗所御大帐，占领吉利吉恩，俘虏益兰等州断事官刘好礼。

十四年（1277），叛王分道东进。四月，驻牧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的弘吉刺部首领只儿瓦台（又作只儿瓦歹、只里瓦歹、只里瓦带、只里斡台、只儿瓦台、折儿瓦台）起兵响应，围忽必烈之女囊加真公主于应昌城中。忽必烈急调诸王伯木儿、彻彻都，中书左丞博罗欢等北上，以伯颜统军讨伐昔里吉等。博罗欢等在应昌大败叛军，擒获只儿瓦台。

昔里吉等越过杭海岭（今杭爱山），右丞相伯颜与诸王别吉里迷失、兀鲁兀台与钦察将领土土哈（秃秃哈）、阿速将领伯答儿领兵往讨。先后与叛王战于纳兰不刺、秃兀刺河（今土拉河）和斡欢河（今鄂尔浑河）。斡欢河之战，双方“夹水而阵，相持终日”，被叛王劫持的诸王牙忽都与土土哈暗通消息，以为内应，从叛军内部扰乱其阵，伯颜等乘叛军军乱，“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大败叛军，土土哈夺回被叛王掠走的祖宗大帐，昔里吉等溃逃。

十五年（1278），土土哈逾金山，击败叛军连结的外刺、宽彻二部，缴获大量羊马辎重。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脱黑帖木儿等逃往吉利吉思。这年冬天，元以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女真人刘国杰领左、中、右三卫兵，戍守和林。元朝政府军又夺回了对漠北地区的控制权⑦。

十六年（1279），脱黑帖木儿领兵南下，袭击杭海岭东。元军主帅别吉里迷失采纳刘国杰的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直捣谦河。大军迅速占领谦谦州，追其部众至乌斯。脱黑帖木儿慌忙回军，大败于谦河。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次年春，叛军再次东犯，又被击败。十八年（1281），叛军内乱。脱黑帖木儿屡被元政府军击败，求援于昔里吉，后者不应。脱黑帖木儿怨恨昔里吉，于是他又以帝位煽惑蒙哥的孙子撒里蛮（蒙哥子玉龙答失之子），玉木忽儿不从，遭到脱黑帖木儿的征讨。双方交战之际，脱黑帖木儿的军队倒戈投奔玉木忽儿，他本人则被玉木忽儿的军队俘虏，交到昔里吉处，被杀。撒里蛮也不得不投奔昔里吉。昔里吉将他送往术赤后王火你赤处。当他们途经撒里蛮封地时，被撒里蛮的部众劫获，并把护送他的人抓了起来。撒里蛮带着自己的军队拦截了昔里吉的辎重队，并命令将辎重送往大汗处。昔里吉率军前来攻打撒里蛮，他的军队却投奔了撒里蛮，昔里吉被撒里蛮所俘。玉木忽儿得知这一情况后，又调集军队与撒里蛮作战，他的军队也同样倒戈投降，玉木忽儿又作了撒里蛮的俘虏。于是，撒里蛮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和俘获的叛王前去投奔大汗。途中，玉木忽儿以大量珍宝向斡惕赤斤后王行贿，得以中途逃脱。昔里吉则在撒里蛮之前到达，大汗没有接见他，而是将他流放到一个气候恶劣的海岛，后来，他便死在那里。撒里蛮则受到了礼遇，大汗赐给了他土地和军队，但不久他也死去了。后来，玉木忽儿投奔了术赤后王火你赤，灭里帖木儿投靠了海都⑧。

古代风景画鉴赏昔里吉等的叛乱打乱了元朝的平叛部署，破坏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控制、经营。使海都得以乘机休养生息和扩充实力。于是，他打回了阿力麻里，并不时骚扰天山南北。为了遏制海都势力的东进，忽必烈不得不调整部署。至元十五年，他以虎符授八撒察里，命他掌别失八里畏吾城子里军站事，以朵鲁只佩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十六年，四川西道宣慰使、副都元帅刘恩进位都元帅，率蒙古、汉军戍守斡端，置屯、田于甘州。十七年，遣阿老瓦丁率兵戍守斡端，命万户綦公直戍守别失八里，置镇北庭都护府；在火州置交钞提举司。十八年綦公直进驻别失八里，刘恩进兵斡端，元朝在西北的兵力增至十多万。以宗王阿只吉节制。又从阿只吉之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以利于军情的传达和物资转运、供应。刘恩在斡端先败海都将领玉论亦撒所率万人，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赴援。刘恩以寡不敌众撒军。

十九年（1282），海都得知元军已平定昔里吉之乱，乃遣那木罕等回，一方面谋求和解，一方面继续进兵斡端等地。

二十二年（1285），都哇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声言：“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当吾锋乎?”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率众固守。叛军围城半年之久，城中粮将尽，都哇所部也师老兵疲。于是都哇射书入城，要求亦都护纳女讲和。他说：“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附我?且尔祖尝尚公主矣。尔能以女与我，我则休兵；不然则急攻尔。”亦都护不得已忍痛将爱女送给都哇，叛军解围去。亦都护还镇火州，驻于哈密力之地⑨。

二十三年，海都再次发动攻势，綦公直率军迎击于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追击浸远，援军不继。海都设伏于洪水山（今新疆呼图壁县西南），元军中计，公直与别失八里屯田军总管、怀远大将军李进被俘，公直第五子瑷战死。李进从叛军行至掺八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遁还至和州（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收散卒三百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海都乘胜再至火州，进攻哈密力，亦都护大战，力尽而死。同年，忽必烈以伯颜代阿只吉总兵，以皇孙铁穆耳抚军，在别失八里置元帅府，遣侍卫新附军屯田戍守。

西北藩王和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痛感地方势力的发展对中央政权威胁之甚。于是，他在平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这就又促成了东道诸王的叛乱。

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翰惕赤斤的后裔乃颜首先发动叛乱，并与海都早有往还。海都拟率军前来会合，形势顿趋严峻。忽必烈仍以伯颜驻守和林，割断海都与乃颜的联系，阻止海都东来，自己则率军亲征乃颜。

他遣博罗欢总探马赤军，调集忙兀、兀鲁、扎剌亦儿、弘吉刺、亦乞烈恩五投下部众先行。以玉昔帖木儿、李庭分统汉军扈从北征。

海都、都哇利用东道诸王叛乱的有利时机，也加紧了军事进犯。二十五年（1288），海都犯边，元派驸马昌吉，诸王也只列（也只里），察乞、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出伯（术伯）北征。

二十六年（1289），晋王甘麻剌、大将土土哈与海都军战于杭海岭。“敌先据险，诸军失利”，甘麻刺陷入重围。“土土哈以其军直前鏖战，翼晋王以出。”海都乘胜北上，再次占领和林。和林为漠北重镇，屯粮所在，掌钱谷出纳的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蛮带、副使八黑铁儿投叛，元朝政府军有遭到东西叛军联合围攻的危险，形势更加危急，七十四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再次亲征。他调集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李庭等各路蒙古、汉军扈从。七月，忽必烈出师，海都闻讯远遁。元军收复和林，仍以伯颜居守。

二十九年（1292）秋，海都指使明理铁木儿犯边，伯颜奉命往讨。两军相遇于阿撒忽秃岭，“矢下如雨，众军莫敢登。伯颜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正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麾诸军进，后者斩，伯颜先登陷阵，诸军望风争奋，大破之。”时明理帖木儿败走，伯颜以轻骑追击，斩首二千余级，俘其众以归。

伯颜久在军旅，历经战阵，知己知彼，恩威并济，有丰富的指挥经验。他对海都等叛军，采取固守防御为主，征进与招抚兼施的策略。战术上以逸待劳，不轻易出击。使叛军在数次出击，长途行军中消耗有生力量，然后一举平定。当时，海都在多次骚扰边境，长途奔袭之后，其势已如强弩之末，力量消耗殆尽，平叛的胜利指日可待。但军中将领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图，朝中又有人以“因仍保守”弹劾他，忽必烈本人也急于取得平叛的胜利。于是，至元二十九年，朝廷决定以玉昔帖木儿代伯颜。玉昔帖木儿前来接仁之际，恰值海都再次犯边。伯颜欲为朝廷除此大患，遂对玉昔帖木儿说：“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伯颜领兵出战，“与海都兵交，且战且退，凡七日，诸将以为怯，愤曰：‘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伯颜曰：‘海都悬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军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诸将曰：‘请任之。’即还军击败之，海都果脱去。”这次失机，又使海都得以自立数年。

玉昔帖木儿代伯颜后，元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势。当年秋，土土哈略地金山，获海都属户三千余，迁至和林。又向吉利吉思进兵。次年（至元三十年，1293）“师次谦河，冰行数日。始至其境，尽收其五部之众，屯田守之。”海都派兵来争，又被击败。到忽必烈去世时，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按台山（即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外，实力也已大大削弱，与西北诸叛王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与分裂势力斗争多年的忽必烈还是没有看到平叛斗争的最后胜利。

成宗即位后，仍以大将土土哈率军居守，宁远王阔阔出（忽必烈子）抚军。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消耗了海都的军力，而且使部众、将领产生了厌战情绪，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分化，从海都叛者相继来归。元贞二年（1296），诸王药木忽儿也脱离海都，由土土哈陪同入朝。大德元年（1297），土土哈死，其子床兀儿袭父职继续领兵驻守漠北。床兀儿率军逾金山攻八邻之地，与海都将帖良台战于答鲁忽河，“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岸以自庇；士皆下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军，矢不能及，马不能进。床兀儿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震林野。其众不知所为，争起就马。于是麾军毕渡，涌水拍岸，木栅漂散，因奋师驰击，追奔五十里，尽得其人马庐帐。”回军，又与海都所遣援军孛伯遇，战于阿雷河。“河上有高山，孛伯阵于山上，马不利下驰。床兀儿麾军渡河蹙之，其马多颠踬，急击败之，追奔三十里，孛伯仅以身免。”二年，床兀儿又败都哇军于火儿哈秃之地。

连续大胜使诸王将领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大德二年秋，诸王将帅商议防边时，都认为“往岁敌无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汪古部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主张严兵以待，他说：“今秋候骑来者甚寡，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兵备不可弛也。”这年冬天，叛军果然大规模进犯。阔里吉思以所部兵迎击，三战三克，乘胜逐北，深入险境，而后援不至，为叛军所俘，不屈而死。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也是自那木罕被劫持后，元军最大的败仗之一。成宗使皇侄海山于军中代阔阔出总兵。四年，海山败海都军于阔别列之地。乃蛮带部落降。五年（1301），博尔忽之子太师月赤察儿奉命督师。海都大举犯边，元军分为五队，分别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帖坚古、铁坚古山）、合剌合塔等地。月赤察儿自将一军，“被甲持矛，身先陷阵，一军随之，五军合击”，叛军大败。海都、都哇负伤退兵，海都死，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托付给都哇。在都哇的主持下，海都长子察八儿掌管了窝阔台汗国。察八儿是一个瘦弱多病的人，他的继立，引起了海都诸子女间的不和，窝阔台汗国的势力进一步削弱。

大德七年（1303），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相聚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也?……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太祖所望于我子孙者矣。”

不久，都哇请降，月赤察儿不待奏闻，先遣使许其和，叛乱者逐渐来归。时明里铁木儿屯金山，十年（1306）冬，山领兵逾金山出击，月赤察儿以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啖之以利，明里铁木儿降。月赤察儿遣将至其部，尽收其部落。并乘胜掩击察八儿部落，俘两部人口十余万。

武宗至大元年（1308），都哇已死，月赤察儿遣使至朝，奏请安抚都哇子、察合台后王宽彻，以离间察八儿与察合台后王可能再结的联盟，使宽彻倾心朝廷；并请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大军屯金山之北，即使降人有足够的牧地，又可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加强讨叛的力量，得旨允准。后来，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察八儿、秃苦灭等叛王果然投奔宽彻，后者不纳，不得已向朝廷请降。历时四十余年的西北诸王叛乱终于平定。

注释①《史集》第二卷第一部分《记窝阔台的子孙》；《元史·地理六》。

②《元史·铁连传》：至元初，宗王海都叛，廷议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当怀之以德，其择谨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铁连对，遂召见，语及大事。铁连应对称旨。帝嘉其辩慧，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诣拔都铁木王所，相与计事而后行。”使二人副之。

③《元史·铁连传》。

④尼克拜又做尼克别、捏古伯，是察合台第四子撒儿班的儿子；不花帖木儿是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合答黑、合答黑赤、合丹）的儿子，他们都是八剌的堂叔。

⑤《元史·地理六》。

⑥《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⑦《元史·土土哈传》。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⑨《元史·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传》。

⑩《元史·李进传》、《綦公直传》。

《元史·土土哈传》。

《元史·伯颜传》。

《元史·土土哈传》。

《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元史·博尔忽传》。

第三十二章

乃颜、哈丹之乱不王乃颜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四世孙。斡惕赤斤之后，他的儿子只不接管封地。只不以后，斡惕赤斤的两个孙子塔察儿和阿术鲁先后接管，阿术鲁之后，其子乃颜继立。

古代风景画鉴赏斡惕赤斤的封地在大蒙古国的东北地区，今大兴安岭西麓，即以建忒该山为中心的海拉尔河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他的封地之东再没有蒙古部落，这就使他得以像术赤后王向西扩张一样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成吉思汗分封时，按照幼子守产的习俗，将其母诃额仑的民户、封地与斡惕赤斤分在一起，他们共有民户八千，是东道诸王中最大的兀鲁思。

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惕赤斤奉命留守，得全权处理国事。这时，他的势力可能又向东扩展至大兴安岭以东的塔兀儿河（今洮儿河）和那兀江（今嫩江）一带。世祖初年，斡惕赤斤后王塔察儿首建拥立之功，在忽里勒台上和商讨大事时，又经常站在合罕一边，故其本人和他的家族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诸侯之长”。他们控制的地区也已到达松花江流域①。塔察儿甚至擅自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由自己管领，这就不能不引起诸王与朝廷的矛盾和争夺。

乃颜继立后，朝廷与斡惕赤斤家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辽东地区有不少宗王营帐，种人杂处其间，恃势相凌，“慊从狗马出，蹂民禾，民厌苦之。”②忽必烈吸取汉地军阀李璮和西北宗王叛乱的教训，对乃颜等东道诸王势九的增长不无戒备。乃颜后期，叛乱的倾向日益明显，与朝廷在辽东的争夺也日益激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③，初治辽阳，不久移至咸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设置的目的在于限制东道诸王势力向辽东的扩展，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它必然引起东道诸王的不满与不安。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与海都早有往还的斡惕赤斤后王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又作失都儿），合赤温后王哈丹（合丹、合丹秃鲁干、哈丹秃鲁干、哈答罕）、胜纳合儿（声刺哈儿、胜纳哈儿、胜刺哈等），阴谋发动叛乱。乃颜遣使征东道兵；忽必烈一方面下令诸王不得发兵。一方面遣右丞相伯颜前往观察其动向。伯颜“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④四月，乃颜起兵叛。

忽必烈决定亲征。并采纳康里侍卫阿沙不花的建议，遣使分化东道诸王。阿沙不花受命游说宗王纳牙。他以乃颜已自归朝廷的假情报通告，纳牙遂不从乃颜反⑤。于是忽必烈部署亲征。

御史大夫、忙兀人博罗欢分析形势说：“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刺儿、弘吉刺、亦其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⑥但忽必烈希望一举解决东道的问题，以便专力对付海都、都哇，遂决意亲征，并调五诸侯兵与汉将李庭所统汉军扈从。

五月，先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继令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先行。然后，忽必烈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出发。六月，与叛军将领黄海、塔不台（塔不歹、塔不带）遭遇。双方战于撒儿都鲁（撒里秃鲁）之地。时“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筹划说：“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取。彼既亲昵，谁肯尽力，徒废陛下粮饷。四方转输甚劳，臣请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车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踣之，无不胜矣。”⑦忽必烈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不得不下舆乘马。司农卿铁哥献计称：“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⑧于是忽必烈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视伺，疑有伏，不敢进。李庭认为“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推测叛军当夜将遁去，于是“引壮士十人，持火炮，夜入其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⑨。于是命李庭将汉军，玉昔帖木儿将蒙古军，并进。

玉昔帖木儿等至乃颜地，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今哈尔哈河）。选精兵扈驾，与玉昔帖木儿军一起至失刺斡耳朵（失刺，蒙古语“黄”，失刺斡耳朵意为“黄帐”，乃颜的营帐）。随驾的征东行，省右丞、高丽人洪茶丘“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⑩追击乃颜，获其辎重千余。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人玉哇失与叛王哈丹所领万人战，追至不里都伯塔哈之地（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乃颜集结重兵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追至失列门林（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一带），擒乃颜，忽必烈下令将其处死。叛党魁首既已伏诛，忽必烈回銮，留玉昔帖木儿、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仍马带）、平章政事薛彻坚（薛彻干、薛阁干）等追剿余党，御史大夫博罗欢，钦察将领伯帖木儿，弘吉刺部人帖木儿、忽怜，安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东征左副都元帅兀爱等从。

时，合丹势盛，薛彻坚等多次与战，不能取胜。忽必烈命忽怜前往增援，值薛彻坚等与敌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忽怜以二百人迎敌，败之。哈丹退走猱河（又作恼温江、那兀河、纳兀江、恼木连河等，今嫩江）。御史大夫博罗欢与乃颜将塔不台军战，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敌众，擒其驸马忽伦。与玉昔帖木儿合兵，擒塔不台。玉昔帖木儿麾下钦察将领伯帖木儿、高丽将兀爱等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剌河，追至海刺尔河，又败之。乃颜将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元军穷追不舍，再战于札刺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可山（蒙可山），擒金家奴。

古代人物图七月，乃颜党诸王势都儿（失都儿）犯咸平，辽东宣慰使塔出遣使驰驿以闻。忽必烈命其领兵一万，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备御。时女直、水达达（居住在牡丹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以渔猎为业的部族）官民与乃颜联结，塔出遂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与叛将太撒拔都儿合战。当得知叛将帖哥、抄儿赤等将袭击爱牙赤时，又以数十人击退叛军千余，护爱牙赤渡辽水。乃颜军来袭，塔出射杀其将，击退追兵。驻于懿州。

二十五年（1288），皇孙铁穆耳行边，乃颜余党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攻诸郡，诸王小薛与之相应。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阁里帖木儿等奉诏抚诸军进讨。钦察大将土土哈等击败叛王火鲁火孙（又作火鲁哈孙）于兀鲁灰，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又做龟刺儿河，今归流河），奔袭哈丹军。玉昔帖木儿率万户、弘吉刺部人帖木儿，洪茶丘子洪万等自贴列可转战至龟刺儿河、恼木连河（又作纳兀河，今嫩江）。伯帖木儿首战却敌，获其党驸马阿剌浑……至霸郎儿，与忽都秃儿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先儿。九月，往纳兀河东等处，大败敌军，“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时已隆冬，声言俟春方进，却出其不意，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尽，哈丹秃鲁干遁去。伯帖木儿追哈丹至斡麻站、兀刺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儿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今黑龙江省龙江南），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儿，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揭里，突袭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兀爱等败敌将古都秃鲁干于斡秃鲁寒。元军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哈丹窜入高丽境，侵挠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

二十六年（1289）正月，哈丹再入辽东，不时整军犯边。二月，攻胡鲁口（今黑龙江省大安北），开元路治中兀颜雅兀格战数日，败其军。四月，朝命塔海发忽都不花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时胜纳合儿响应哈丹，海都又东来欲与东路叛王联兵，渡杭海岭，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再次亲征，海都遁去。伯帖木儿奉命西击海都，行至怯吕连河（克鲁伦河），值拜要叛，移师致讨，擒其党伯颜。薛彻坚与弘吉刺部人忽怜迎击东道叛王，哈丹等退走。东西叛王联兵反叛的危险解除，元军收复和林，以丞相伯颜居守。至此，哈丹的势力被逐出辽东，不得不在高丽境内栖身，并不时窜犯、袭扰辽东，劫夺驿站马匹，扰乱开元、水达达等处蒙、汉、女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二十七年（1290）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再犯辽东，进攻海阳（今辽宁绥中南），元廷命高丽发耽罗兵干人讨之。四月，又攻海阳。五月，攻开元。八月，平昌政事阁里铁木儿率师与合丹战于瓦法（今吉林省磐石、海龙一带），大破其军。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彻坚、右丞洪察忽，领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诚，以防合丹兵，博罗欢俘哈丹二妃。元军在北部和西线都作了部署，哈丹的势力被局限在东南一隅，形势更加被动。

二十八年（1291）正月，元军主动出击，彻里帖木儿、伯帖木儿兵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忽必烈又命乃蛮台、薛彻坚等增援，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薛彻坚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败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儿只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

三月，乃颜叛将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塔海将兵千人平之。十二月，哈丹大势已去，阁里带与玉昔帖木儿议，请继续增兵，一举平定乃颜余党，遂增辽东平叛兵千五百人。

二十九年（1292），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从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期议以其分隶诸王、将领，从军自效。东道诸王叛乱彻底平定。

注释①参见叶新民《斡惕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②王恽《秋洞集》卷二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③《元史·世祖纪十一》。

④《元史·伯颜传》

⑤《元史·阿沙不花传》载：乃颜反，诸王纳牙等皆应之。帝问计将安出。（阿沙不花）对曰：“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势自孤也。”帝曰：“善，卿试为朕行之。”即北说纳牙曰：“大王闻乃颜反耶?”曰：“闻之。”曰：“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今乃颜既自归矣，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大王何不见上自陈，为万全计。”纳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

⑥《元史·博罗欢传》。

⑦《元史·叶李传》。

⑧《元史·铁哥传》。

⑨《元史·李庭传》。

⑩《元史·洪茶丘传》。

关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参见姚大力《乃颜之乱杂考》，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元史·伯帖木儿传》。

伯颜伐宋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着阿里不哥的挑战，为集中兵力平定阿里不哥，忽必烈遵守与贾似道达成的协议，撤回围鄂的蒙古、汉军，重新部署边境防务。他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史权为江汉大都督，担任对南宋的防御，拒绝李璮出兵攻宋的建议。并采纳廉希宪“遣信使谕出息兵讲好”的建议①，于4月遣郝经为国信使使宋通好。

贾似道惟恐蒙古使臣的到来会使其谎报军功的实情暴露，遂囚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忽必烈致书宋理宗和贾似道，陈述战和利害，并要求令郝经入见或放还本国，宋廷不应。为了专力对付内乱，忽必烈对宋廷的无礼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声言“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②，却并未对宋用兵。由于连续发生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蒙古方面无力再开辟南方战场，不得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南宋的矛盾。自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四年（1267）的8年间，蒙宋战场相对平静。

中统初年，李埴曾多次要求出兵，为忽必烈所止。于李璮之乱发生后，宋曾派兵渡淮，夺取了毫、滕（今属山东）、徐、宿、邳等州。而叛乱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夺回了所失的7州4县，并将防线南移。但没有向南宋境内深入。

在川蜀战场，留守的密里火者和乞台不花被廉希宪派去的刘黑马、汪惟正杀死。蒙古军内部的争夺减轻了宋军的防务压力。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之错过了收复失地的良机，相反，宋将的争功和妒贤嫉能，却导致了降宋金将刘整的降蒙。刘整以15郡30万户叛宋降蒙，遭到宋朝的围剿，在蒙古不能大力增援的情况下，退出四川。

由于忽必烈改变了先攻川蜀的方针，四川战场遂呈现出相持态势。

在荆襄战场，忽必烈撒军后，兀良哈台也随即撒出，只留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史天泽的汉军，依旧屯田戍守，力量薄弱，也不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但是，受到汉将和汉族士人支持的忽必烈，不会放弃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当战胜其夺权对象后，他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宋。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将郭侃在上平宋之策时，就提出了“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的建议③。及刘整入朝，又以先取襄阳为辞，同时建议“造战舰，习水军”④。万户史权也支持这一建议⑤。忽必烈采纳了上述诸将的建议，改变了以川蜀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选择襄樊作为突破口，将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了荆襄。于是蒙宋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在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采纳汉臣在河南沿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为南下伐宋创造条件。即位后，又将屯田推广到山东、淮北。为解决军粮供应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开辟兵源，整肃军纪，补充战马，积极部署伐宋。

至元四年（1267）八月，兀良哈台子阿术“观兵襄阳”，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5万，马牛5千。军还，被宋军阻截于襄阳西的安阳滩，鏖战后得渡江北归，留一千人于牛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再次大败宋军。这次战役暴露了蒙古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于是请求汉军配合⑥，为忽必烈接受。

四年冬，襄樊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五年（1268年）九月，阿术等“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⑦。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锋，俘人民八万”⑧。

六年（1269年），诏史天泽与驸马忽刺前往襄樊前线经划。天泽等见襄阳“城坚池深，必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使其自困”，乃“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⑨。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百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建立了长期围困、待其困蔽后进兵攻取的基础。

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铃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伯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忽必烈就征兵、选将两个问题征询谱将领、大臣的意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遭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伯颜为帅。伯颜，蒙古八邻部人，其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伯颜在西域长大。至元初，受旭烈兀派遣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留在自己身边，“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至元七年，为同知枢密院事。

襄樊胜利后，元廷立刻进行全面伐宋的准备。伯颜与史天泽同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又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既而又按史天泽的意见，将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并受荆湖行省节制。同时，大造兵器；以刘整练水军，选战舰；设河南宣尉司，供应荆湖、淮西军需；并相应调整了两川的军事部署。

十一年（1274），元军10万，大举伐宋。六月，诏谕行省和官兵，申明伐宋之由，要求“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何疑”。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主要战场上的胜利，元军分为两路：右路由伯颜、阿术节度，为进攻主力；左路由博罗欢统领，以博罗欢为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一个月内，博罗欢军连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也率兵进攻安丰、庐、寿等州。在伯颜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忽必烈又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骑2万攻淮安，牵制宋军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进攻。

九月，右路诸军会师襄阳，分军三路而进。伯颜、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刘整与董文炳驻军正阳镇，筑镇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十万来攻，与董文炳激战。淮东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所牵制。无力增援郢州。

伯颜、阿术所统的蒙古、汉军，水陆并进，至郢州20里。因郢州城坚粮足，围而不攻，大军绕行郢州下游黄家湾堡抢渡汉江。舍城不攻，顺流而下。十月，与宋郢州守将赵文义、范兴遇，杀赵文义，擒范兴杀之，歼宋兵五百，擒十余人。师次沙洋（郢州南，汉水西岸），招降不成，强攻，破沙洋及其新城。

十一月，进逼复州（今期北沔阳），宋守将翟贵降，伯颜优礼翟贵，令其招谕江陵。然后大军顺流直下鄂、汉佰颜军至复州时，阿术领先头部队已到蔡店（即蔡甸，今湖北汉阳），伯颜宰奎后，与诸将讨论渡江事宜。十二月，至汉口。以汉口江面宽阔，宋军沿江30里皆布有重兵，遂向其周围渡口作试探性进攻，仍不得要领。于是一面以兵围汉口，声言在此渡江。吸引夏贵调兵援汉阳；一面遣人至汉阳下游沙武口和阳逻堡，寻找过江渡口。元军下沙武口，围宋军于阳逻堡。同时，阿术领兵西上捣虚，攻占青山矶，阿术、史格、张荣实等力战，获宋军舰只，渡江至南岸。宋军不敌，退至鄂州。十二月十四日，阿速遣人报告过江的消息，伯颜大喜，命步骑数万人急攻阳逻堡，自己也被坚执锐，亲临行阵，指挥诸将，慰问受伤将士。元军无不振奋，以一当十。阳逻堡的宋军却人心瓦解，守将或被俘或战死。夏贵则乘乱逃遁，宋数十万大军，死伤殆尽，元军占领阳逻堡。

阳逻堡又称武矶堡，四面环水，形势险要，为江鄂屏蔽。攻占此堡，直接威胁鄂州的安全。阳逻堡的攻占和渡江的胜利，是元军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胜利。从此，南宋据以苟安的屏障为元军摧毁。江南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

阳逻堡之战后，伯颜采纳阿术的意见，先取鄂汉，使师有所依，计出万全。于是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水陆分道并趋鄂汉。宋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鄂州失去屏蔽，形势孤危。鄂州自两月前守将罢职后，暂由权守张晏然和都统程鹏飞负责，被称为“金汤重镇”的鄂州，此时防守异常薄弱。伯颜派吕文焕等至城下谕降，张晏然、程鹏飞等以城及守军降。伯颜入鄂州，定新附品级；解散宋降兵，使之分隶元军诸将；放遣边民戊卒陷于宋者；遣使入奏渡江之捷；遣军取寿昌粮40万斛为军饷；留阿里海牙等以4万兵行省于鄂州，窥取荆湖。然后，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令阿术先据黄州。

当元军主力包围襄樊之际，淮西行枢密院所在的正阳镇遭到宋将夏贵的攻击，董文炳父子力战坚守，行省参政塔出奋力应援，取得了正阳之战的胜利。两淮战场在保证策应伯颜进取襄樊和顺利渡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除了继续协同伯颜主力军作战外，还需将战线向长江一线推进，与伯颜沿江而下进取下游诸镇和攻入临安的战役合为一体。

年底，伯颜与阿术领大军水陆东下，时宋方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大军以吕文焕为向导，沿江州郡，多望风降附。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赵疆德佑元年，1275）初，宋知黄州陈奕降。接着，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先后降，伯颜留部分蒙古军将与当地守将共守降城，继续东下安庆。在伯颜到达之前，两淮将领董文炳、忽刺出、相威、阿塔海等已先期到达。江州降将范文虎遣使至伯颜营，声称阿塔海等已遣使招降，而他却只愿降于伯颜。于是伯颜令阿术领兵至安庆，他本人则率军到湖口。伯颜承制以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以其侄范友信知安庆府。合荆襄行省与行院兵为一，前往池州。池州都统制张林降。

在沿江诸州郡相继归降后，元世祖忽必烈遣人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降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末，商者就途，士庶辎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以安定降民之心，稳定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

年初，元将刘整死，宋贾似道大喜，遂上表出师。二月，至芜湖。他出师后，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布署作战。首先遣使至伯颜营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至军营议。并称“如彼群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奏闻。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使者见议和不成，私自乘船逃走。

贾似道建都府于芜湖，先锋孙虎臣率7万人驻丁家渡，夏贵以战舰两千余艘横亘江中，准备迎击元军。伯颜按阿术和诸将的意见，乘胜迎击宋军，他见宋军势盛，决定计取。扬言积薪刍火烧宋军战船，令宋军日夜严备。待其戒备松懈，则由两岸、江中水陆三面进攻，夏贵军受到冲击，率先逃遁。贾似道仓惶失措，鸣金收兵，宋军大溃。董文炳等追孙虎臣至荻港的朱金沙（今安徽繁昌县西），再败其军。阿术指挥李庭等并舟深入，追杀150里，得战舰、军资器杖无数，宋军杀溺而死者，蔽江而下。夏贵逃回庐州，贾似道、孙虎臣奔扬州。13万大军，一时溃散，南宋有生力量损失惨重。

丁家渡之战时，伯颜以偏师一军入饶州（今江西鄱阳），知饶州唐震不屈而死。元军占领宋江南东路重镇，江东残破。

丁家渡之战，宋军胆落，贾似道传檄诸军海上迎驾，入扬州后，放遣元国信使郝经等。丁家渡之战的胜利，使元军得以控制长江天堑，隔断了南宋都城临安与淮西的联系，阻止淮西宋军人援临安，并为元军攻取长江下游诸重镇创造了条件。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芜湖、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采石镇（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郊）、和州（今安徽和县）、溧阳、镇江。三月初二，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与此同时，留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攻下了寿昌、德安、信阳、岳州（今湖南岳阳）、沙市、江陵、郢州、常德等州郡。忽必烈使廉希宪行省江陵。1275年夏，再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川蜀战场上也取得了占领嘉定、泸州和东川诸郡的战果。伐宋战争进入了最后冲剌的关键时期。伯颜驻军建康城龙湾（南京市下关江边），将建康作为南进基地，派部将唆都入城安抚军民，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在这里休整士马，抚慰新降，筹备粮饷，准备再战，并迅速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四月，派阿术等进兵扬州。阿术遣人劝降，被宋守将李庭芝杀死。阿术占领真州。“造楼橹战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将瓜州建成了防守淮东的元军的大本营。伯颜又采纳行院阿塔海的建议，命人在扬州外围筑栅，阻截宋军入援扬州，也隔断了驻淮宋军渡江南援的通路，进一步控制了长江天堑。

正当大军部署就绪，灭宋之功指日可待之际，北方与东西道诸王的战事吃紧，伯颜奉命北上平叛。当他向忽必烈陈述江南战况后，忽必烈改变了先平叛后灭宋的计划，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阿术为左丞，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

伯颜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博罗欢、副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溯淮而进。九月，会师于淮安，亲自指挥了淮安之战，意在夺取该城，控制宋军南援。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未下。

当元军控制了长江，临安处境危急之际，宋廷以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张世杰组织力量，夺取临安外围阵地，小有斩获。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也出兵攻夺扬子桥，力图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元军奋战，宋军大溃。宋军的反击虽屡被挫败，但张世杰等并不气馁，1275年七月，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索，以示必死。阿术等登山观察，见“舳舻连接，旌旗蔽天”，认为“可烧而走也”。于是“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两翼夹射……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经此一战，宋人不复成军。

十一月，伯颜分兵三道，以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约日会于临安。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军至常州，宋军坚守顽抗，元军攻占后屠其城，师至元锡，宋遣使求和。元军下襄阳后，曾两次遣使临安谕降，皆为宋军所杀。至此，灭宋方针已定，伯颜不许其降，他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常州失守后，平江迎降，伯颜驻无锡、平江，准备进取临安。董文炳的左翼军招降江阴和活动于长江口韵朱清、张璮率领的劫富济贫不受宋廷招安的水军。

十二月中旬，三路军均迫近临安。左路以庞大的船队占领了澉浦海口，截断了宋廷的海上逃路。右路军占领了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和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德清和安溪（今杭州西北）等地。

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正月，元三路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廷已处于和、守、战均无望的境地，只有投降一路。于是，他们安排陆秀夫、杨镇等护送赵昰、赵昺出逃。太皇太后谢氏与赵疆奉传国玺和降表出降。

为妥善处理宋君臣和城内物资，伯颜下令诸军不许入城，遣人入城安抚军民，严禁杀掠，迅速安定了临安城的社会秩序。同时，清点登记宋朝府库和宫中各类物品，将大批财宝、器物、图籍送往大都。

临安失陷后，南宋残余势力有张世杰、陈宜忠等拥立赵氏二王所建立的逃亡政权；李庭芝、姜才在淮东的势力；马（概）在广西的势力；文天祥在江西的势力和张珏在东川的势力。1276年二月，夏贵以淮西诸郡降。7月，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南下，留朱焕守扬州。庭芝等走后，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庭芝、姜才于泰州，淮东入元。广西静江守将马坻被俘杀，广西入元。1278年，泸州、重庆为元军占领，合州降，巴蜀战事结束。

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元守将响应。湖南抗元势力也乘时而起，在潭州、江西、福建三行省的联合进攻下，失利。江西、湖南战事平。1278年，文天祥入广东，与张世杰、陈宜忠合，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五岭被俘。

宋二王逃出临安后，先后至婺州、温州，1276年五月，陈宜忠、陆秀夫等立赵昰为端宗。十一月，陈宜忠、张世杰奉端宗逃往海上。1277年再逃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后辗转至秀山（今广东东莞市虎门）、香山（今广东中山市）。1278年春，移至砜州。帝昰死，昺立。六月，移往崖山。

十月，元军数路并进，意在一举消灭南宋这一残余势力。至元十六年（宋赵爵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自潮阳港下海，围张世杰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会弘范于崖山。二月六日，决战开始。张弘范在西、南、北三面包围宋军，李恒围其北、西北，自朝至暮，战未决。傍晚起风，宋军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其妻子，然后抱帝昺入海死，灭宋战争结束。

注释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②《元史·世祖纪》。

③《元史·郭侃传》。

④《元史·刘整传》载，至元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下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撒其捍蔽。”

⑤《元史·史权传》载，至元六年，召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⑥《元史·世祖纪》至元五年载，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⑦《元史·阿术传》。

⑧《元史·刘整传》。

⑨参见《宋元战争史》、《元史·史天泽传》。

⑩《元史·世祖纪四》。

《元史·张弘范传》载，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弘范）肘，裹疮见主帅（阿术）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元史·张禧传》载：十年，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计策，禧言：“襄樊夹汉江而城。敌人横铁锁、置木橛于水中，今断锁毁橛，以绝其援，则樊城必下。樊城下，则襄阳可图矣。”

《元史·阿里海牙传》称：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元史·阿里海牙传》。

《元史·世祖纪五》。

《元文类》卷四一，刘敏中《平宋录》。

《元史·阿术传》。

《元史·伯颜传》。

第三十三章

元朝对西藏的治理以阔端派兵进藏和邀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为开端。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僧俗上层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实行对西藏统治的方针。蒙哥即位后，一方面派兵征进，一方面对新征服的西藏地区调查户口，实行分封，并改变了阔端时依重萨迦派的方针，改为对各派一律依重、分而治之的方针。噶玛噶举派有依靠西夏政权扩大和发展势力的历史和经验，因此，以噶玛拔希为代表的噶举派对蒙哥和阿里不哥表现出了比对忽必烈更多的热情。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却一直追随忽必烈，直至忽必烈取得帝位，被尊为国师、帝师。萨迦派依靠元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提高了本派的影响，扩大了本派的实力。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萨迦派在西藏具有实权地位，他们是元朝在西藏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元朝一方面通过对萨迦昆氏家族的控制，以宗教和世俗上层维系其对西藏的控制，一方面在广大藏族地区建立各级政权机构，进行直接统治。

宪宗蒙哥时期，大汗及其同母诸弟和窝阔台子阔端在西藏都有封地，诸王在封地内设有类似管理中原封地最高长官的达鲁花赤一样的守土官。这时的分封，只限于乌思藏地区，尚未扩展至阿里。到忽必烈即位后，随着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在其确立了对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统治后，没有再实行分封，而代之以派遣皇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西藏地区。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掌管佛教事务。至元元年（1264），在元朝中央政府设总制院。掌释教僧徒和西藏事务，以国师八思巴统领院事，桑哥兼总制院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请，于是，“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为宣政院”①。宣政院是专管佛教和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其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西藏军民事务皆隶属宣政院管辖，小规模的军事活动，由宣政院直接处理，或置分院往镇；有大征伐则由宣政院会同枢密院讨论决定。

总制院设立的同时，国师八思巴返回西藏，协助蒙古贵族建立西藏地区的行政体制。同时，忽必烈又委派总制院使答失蛮前往，沿途清查户口、物产、道路等情况，为建立驿站和更好地治理西藏作必要的准备②。

蒙古在统一西藏的过程中，最早建立的是乌思藏十三万户。“它是蒙古统治者针对当时乌思藏分裂、割据的客观形势，因地制宜地采用的一项颇为策略的政治措施。其中的伯木古鲁、必里公两万户是蒙哥于1254年左右招封的。其余诸万户则是在至元五年（1268）及其以前逐渐建立的。万户长都是左右一方的豪族，他们是蒙古统治者按照其原有的势力和功劳宣授的蒙古官职。由大蒙古国大汗颁赐证券和虎符。对万户的封赏削夺权，掌握在蒙古国大汗手中。

各万户直接代表其所属的百姓接受蒙古国的统治，从而排除了各地方势力成为独立于蒙古国之外的行政实体的可能，使之在承认蒙古国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分而治之。蒙古统治者作为这些万户间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西藏地区。当萨迦派取得了高出于其余各派的优势后，萨迦本钦（又作本禅，意为大官）作为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是当时乌思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办事机构为乌恩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军民万户府。

“至于各级官职。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户、千户、万户、路达鲁花赤。若管辖三个路，则称为路军民万户，赐给水晶印。在吐蕃，此官职曾封给本钦释迦桑布。”③十户、百户、千户、万户这种十进制的地方行政组织是蒙古社会的组织形式，五十夫长即五十户的行政长官，五十户组织藏语称“达果”，又称“马头”。这种组织不见于蒙古和西藏社会，当来自汉地的村社。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元朝在汉地普遍建立了村社，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随着对西藏统治的确立，内地的这种社会组织也被推行到了西藏，并成为当地征收驿站支应的基本单位。

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在前后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二十九年（1292）又将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它的辖区包括除今昌都专区以外的西藏自治区全境和现在国境外的列城等地。“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予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通常在远离行省中心地区设置的宣慰司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隶属于行省，而是中央宣政院在西藏的派出机构，负责宣政院与乌思藏纳里速之间下传上达的任务和军民事务，“由于乌思藏各万户、千户与内地州县有很大的不同，又有萨迦本钦总管（十三）万户的事务，所以乌思藏宣慰司直接管理各万户的事务不多，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④。

除在西藏设置宣慰司外，元朝在藏区还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思麻地区）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甘思地区）。

蒙古国和元朝曾经在西藏进行户口调查和征收赋税；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⑤，在内地通往西藏的沿途设置驿站；为控制西藏的局势，维持西藏政局的稳定，在当地驻有军队。

括户工作早在宪宗时已经进行，那时的括户目的是为分封提供依据。元世祖及其后诸帝，也多次在西藏调查户口，从而留下了当时西藏人口数目的确切记录。至元元年（1264），答失蛮赴萨迦，沿途曾清查户口、物产和道路险易。五年（1268），“即阳土龙年年初，由朝廷派来的金字使臣阿衮与迷林二人，对俗民、土地以及冠以大蒙古之名的根本户数进行了清查，此年之后的二十年，即火猪年（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宣努旺秋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⑥。当时统计户籍的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妇、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等三种，山羊、绵羊等，共计二十四头只，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蒙古户，五十个蒙古户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称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称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称为一个万户。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教民。这次清查户口是在整个乌思藏纳里速地区进行的，清查的结果是整个西藏地区共有36453个蒙古户（帐），其中纳里速和藏地方共计15690户，乌恩地方共有20763户。这是西藏有史以来最早、最确切、最详细的人口统计数字。

古代山水画鉴赏至元元年答失蛮进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驿站之例，建立驿站。自此以后，自汉藏交界处至萨迦，总共设立了二十七个大驿站。它们是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思藏设立了十一个大站。

由乌思地方（前藏）入支应的大站有索（西藏索县）、夏克（怒江上游源头处）、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此五站地址不详，当分布在藏北草原一线）等七个。

由藏地方（后藏）之入支应的大驿站有达（今西藏日喀则专区南木林县东的达拉）、春堆（今日喀则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宋都思）、达尔垅（今日喀则西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答笼站）、仲达（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撒思迦站，仲达意为仲曲河谷，当由流经萨迦寺前的仲曲河得名）。初设在萨迦西北不远处的仲达地方，后移至萨迦等四个⑦。吐番地区的驿站同其他各地一样，在重要驿站设有脱脱禾孙（蒙古语，意为“查验者”），负责盘查往来使臣及持驿卷文书由驿站供应饮食乘马者，防止诈伪。藏区驿站的设置，无疑方便了使者的往来和号令的下达。

在西藏设置驿站的同时，就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办法”。还委派一名同知院事带着管领吐蕃驿站的诏书，管理当地驿站，“使吐蕃二十七个驿站保持安宁，使上师、本钦、蒙古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初，各驿站的人畜支应，分别由各相关万户负责。后来，有的驿站则由蒙古驻军负责，而由相应的藏地万户提供牲畜、物资⑧。

为了确保西藏的稳定，维持地方秩序，镇压反叛活动，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在乌思藏宣慰司下设有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他们可能隶属于设在陕西风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当西藏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枢密院拨给宣慰司指挥，任务完成后再归原建制。至元十六年（1279），总政院使桑哥率领七万蒙古军讨伐贡噶桑布，大军返回之际，桑哥将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西藏，担任警卫和哨所驻军，警戒西路蒙古和驻守藏北，保障各寺庙的安全，还拨出部分军队负责驿站事务。

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以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吐蕃。西平王府设在“朵哥思麻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互助县松多）”⑨，奥鲁赤的封地也在这里，他平时驻扎在朵思麻之地，遇有吐蕃发生变故，随时可领兵入藏，以尽其镇戍之责。他和他的儿孙作为镇守一方的宗王，一直负有保卫西藏安全的重任⑩。

元朝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西藏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注释①《元史·百官三》、《元史·桑哥传》。

②《汉藏史集》称，忽必烈派答失蛮前往萨迦，对他说：“现今吐蓄之地无主，仰仗成吉思汗皇帝之福德，广大土地俱已收归（我朝）统治。萨迦喇嘛也接受召请，担任我朝的上师。上师八思巴叔侄，其学识在我等之上，如今也在我朝管辖之下。答失蛮……，速往萨迦一次，使我听到人们传颂强悍之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并指示：“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

③《汉藏史集》。

④关于西藏地区的军政机构设置，参见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穹庐集》；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栽《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⑤《元史·兵志》。

⑥《汉藏史集》。

⑦朵思麻指安多地区，元代的朵思麻路当包括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河源以东的藏族地区及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部、四川阿坝的北部。朵甘思即通常所说的康区，这里当指今青海玉树、西藏昌都专区北部、那曲专区东部和四川甘孜州北部地区。参见《汉藏史集》和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

又《经世大典》载“乌思藏……其大站二十八所”，比《汉藏史集》所记多一站。

⑧《汉藏史集》载：“藏北的驿站，如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大站，由吐蕃乌思地方各个万户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十分艰苦费力，乌思地方的人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故一再逃亡。驿站所在之地奇寒难忍。蒙藏来往使臣、商客，沿途得不到乌拉供应，己照料。按照众人的请求，大臣桑哥命令卫普尔、巴、拉克等军北的部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并规定乌思地方各个万达果为单位。将马匹、驮畜、乳畜、肉羊、供给驿站的青稞、褐布、帐篷、马鞍、坐垫、绳具、炉子、卧具、医药费以及人员统统交给蒙古人。从此，乌思地方的人，不必在藏北驻站，而是每年派人把应交付给驿站的物资运送到藏北交给蒙古军。”于是驿站常有乌拉供应，而藏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⑨《元史·世祖纪》；仁钦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⑩《汉藏史集》载：薛禅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引者注）的次妃所生之子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之处。亦曾前来乌思藏，多次镇压反叛。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也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承袭其父的爵位，未到西藏。铁木儿不花的次妃所生之子搠思班。受封为（镇西武）靖王，前来乌思藏，在江孜的山脚下击溃西蒙古的军队，并将止贡派的“官巴”处以死刑。成宗之立大蒙古国时期，汗位的继承由贵族大会忽里勒台决定，这是蒙古游牧社会条件下的世选制。这一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它自身不断的发生演变。到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只有大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成员，才享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另一方面，公选因素的遗留，表现为成吉思汗虽然能自由地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仍不能直接继承汗位，他必须经由全帝国诸王贵族共同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才能认为是蒙古大汗，获得对大蒙古国的统治权。前汗指定和大会推举的双重程序，表明草原帝国世袭制度发展的不成熟性”①。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维持政权的稳定，在诸汉臣的影响下，在改定官制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最早向忽必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任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的汉人张雄飞。至元二年，忽必烈召见他，问以方今所急，他以建储对他说：“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间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他的话深深打动了忽必烈，正卧于榻上的忽必烈“矍然起，称善者久之”②。这时，忽必烈已开始考虑如何以中原王朝立太子为继承人的制度改变忽里勒台制的选汗旧制了。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忽必烈不敢轻率从事。至元五年，卫辉路总管陈祐再上《三本书》，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并为改制制造舆论称：“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事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同时再三强调立储问题的紧迫性，指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诚万世一时也。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人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③。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继建元、建国号和一系列汉法的实施之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储的成规，立皇子真金为太子，正式确立了嫡传世袭制。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储程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至元“十年春，中书右丞伯颜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④。册文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不为显立冢嫡，遂起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远之规，下协昆弟佥同之义，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⑤不久，又发布了《立后建储诏》，称“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立后以正家，建储以定国”，“比者朝臣恳奏，册室之礼宜即举行。已于今年三月十三日授皇后以玉册宝章；授皇太子以玉册金宝，从典礼也”⑥。

立后建储的目的、典礼仪式等都从汉制，授册、宝等为太子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为使太子继承和学习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使国家长治久安，又为其置宫师府，聘请耆德硕儒为师。

太子真金，母为忽必烈大皇后昭睿顺圣皇后察必，弘吉剌氏，在世祖即位和至元年间政事处理上对忽必烈多所襄助。真金少从姚枢、窦默学《孝经》。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先后以汉儒王恂、许衡等为师。立为太子后，世祖为立宫师府，置官属三十八人。他们讲述正道经书，并介绍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为之“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⑦。在汉儒的教导和影响下，真金自幼就接受了儒家学说，并主动吸取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经验，立志效法他们修身治国的作为。他优礼儒臣，深得汉儒的倾心。而对阿合马、卢世荣等言利敛财的行为颇为不满。

李埴之乱后，忽必烈对汉宫汉将心存芥蒂，用之已不如在藩邸和即位之初。蒙古大汗对宗亲的赏赐耗费巨大，平定诸王之乱，又使军事费用增加，忽必烈急需理财富国，阿合马、卢世荣等以言利进。儒臣渐被疏远。于是在忽必烈与真金父子身边分别聚集了一批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他们的争斗必然影响皇帝与太子的关系。两派各以皇帝、太子为后盾，展开了激烈争夺。在真金的支持下，儒臣们不断弹劾阿合马、卢世荣等，二人先后被杀。儒臣们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发生的禅位风波却给了阿合马余党一次报复和卷土重来的机会。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御史尚文上封事，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禅位于太子，太子知道后很紧张，中台秘其章不发。此事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侦知。

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拘封御史台案卷。答即古向忽必烈告发此事，忽必烈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尚文与御史大夫谋议说：“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宜先发以夺其谋。”⑧御史大夫与丞相向忽必烈揭发答即古阿散受贿，与其党皆被处死。皇帝、太子间的一场大案总算被掩盖了，但受这场风波的惊扰，太子真金忧悸而死。这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元朝嫡长子继承制的贯彻执行，并导致了以后元朝在皇位继承上的数次危机。

真金死后，忽必烈数年不立继承人。直到临死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才接受玉昔帖木儿的意见，选定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为皇太子⑨。

忽必烈在授太子玉册的诏书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封建王朝嫡长子继承制与忽里勒台传统观念的矛盾，没有正面否定忽里勒台选汗制度，而是把预立继承人说成是成吉思汗的遗训和遗制，力图在不触动传统观念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这就使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缺少稳固的基础和明确的效力。真金死后，忽必烈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所发展，在立储问题上也就缺少了原有的坚定。因而，当他选立铁穆耳时，只遣领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前往漠北将皇太子宝授与铁穆耳，并没有像立真金那样发布诏书和授与玉册。

甚至皇孙本人和他的母亲事前对此竟也一无所知。这第二次建储如此草率，影响力自然有限；而忽必烈病重期间，竟也没有召皇储回京。以至忽必烈死，铁穆耳还在漠北；忽必烈本人的游疑动摇，再加上蒙古社会传统观念和旧制的影响，给成宗的即位带来了若干不利。忽必烈一度进行了的皇位继承制的改革，又退回到了它的出发点。成宗之立，仍然未能绕开忽里勒台，也仍然未能避免与诸王的争夺。赖有一二大臣以遣诏为依据奋争，才没有酿成以往那样互相残杀的悲剧。

元皮胄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死。时伯颜刚被从大同召回，以其个人的威望，稳住了朝中百官。汉儒徐毅上书请迎皇孙⑩。皇孙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遣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萨里以书至军中召皇孙，命斡林、集贤、礼官备礼册命，召诸王大臣会议上都。

尽管有忽必烈所授的皇太子宝，忽里勒台推举的形式还是能废除。而且，忽必烈指定的继承人仍然要面对竞争者的挑战。真金的长子甘麻剌意欲改变忽必烈的遗命，他在诸王中也不乏支持者。二人在帝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铁穆耳并不能因有皇太子宝就可以顺利即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倾向于铁穆耳，提出了一个有利于铁穆耳的建议，让二人分别讲述必里克。她说：“薛禅合罕（即忽必烈）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铁穆耳极有口才，是一个口才极佳的讲述者，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甘麻剌患有轻微的口吃，也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法与之争辩。丞相伯颜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信执行了忽必烈生前的安排。四月，“宗室诸王毕会上都，定策之际，公（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远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王（晋王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伯颜配合玉昔帖木儿共同推戴成宗，他“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成宗乃得以即位为帝。

注释①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②《元史·张雄飞传》。

③陈祐《三本书》，《元文类》卷一四。

④《元史·伯颜传》。

⑤⑥参见《元典章》卷一，《元文类》卷九，《元史·裕宗传》。

⑦《元文类》卷三九。虞集《书王赞善家传后》；《元史·王恂传》。

⑧《元史·尚文传》。

⑨《元文类》卷二三，阎复《太师广平贞献王碑》裁，“三十年。今上皇帝（指元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公为辅行，请授裕考所佩储闱旧玺，从之。”

⑩黄缙《金华集》卷二七《徐毅神道碑》载，徐毅上铁穆耳之母弘吉剌氏的奏折中说：“四海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帝奄弃天下，已五日矣。苟非早定大计，万一或起奸觎，变生不测，实可寒心。皇孙抚军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宝，圣意可知。伏愿明谕宗藩大臣，协谋推戴，遣使奉迎，归正大统。”它反映出：尽管忽必烈生前已经作了安排，但不经宗藩大臣会议同意，新皇帝依然无法取得合法资格。而对汉臣来讲，忽必烈生前的安排依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元史·玉昔帖木儿传》。

《元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

大都之变元成宗晚年多病，皇后伯岳吾氏卜鲁罕居中用事。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一向“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①，深得汉地儒士心；他本人也颇以安邦治国相许。与皇后间渐生隔阂。

元成宗末年，自知不久于人世，力图安排自己的直系子孙为嗣，遂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立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成宗病重，德寿年幼，恐不足以威震诸王，在皇后卜鲁罕的筹划下，出其侄爱育黎拔力八达②与其母弘吉剌氏守怀州；前此，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兄海山已于大德三年奉成宗之命总兵镇守漠北。对太子可能构成威胁的亲王都已远离京城。

十二月，小太子德寿死。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病重期间，皇后已先遣使召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孙，父为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正月初五，阿难答至。初八，成宗死。元朝再次出现帝位危机，也再次爆发帝位争夺战。

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之父、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在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未至而疾作，返还大都，次年病死。海山为其长子。在成宗无子的情况下，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在帝位继承上，海山兄弟是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但此时，兄弟俩皆不在大都，皇后即有出爱育黎母子居藩的行动，自然不想让他们取得最高统治权，于是与其同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中正院使怯烈、道兴和诸王明里帖木儿、也只里等密谋，奉皇后称制，而以安西王阿难答辅之。同时阴谋遣人断北道，阻止海山南下。

阿忽台奉皇后的教旨，令诸臣议成宗（拊寸）庙事，遭到太常太卿田忠良的反对，他说：“嗣皇帝（柑）先帝于庙，礼也；皇后教，非制也。”③博士张升则称“制，社祔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御史中丞何玮亦持不可。阿忽台以死相胁，他说：“制白天降也?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玮曰：“死畏不义耳。苟死于义，何畏!”皇后派的安排受到了部分汉臣的坚决抵制。

右丞相哈剌哈孙支持诸汉臣的行动，他更利用其掌管中书大权的有利条件，参与了帝位争夺战。在成宗病重期间，他“入侍医药，出总宿卫，且日理机务，诸藩王欲入侍疾，王（指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死后追封顺德王——引者注）拒之”④。及成宗死，哈剌哈孙一面派人前往漠北迎请海山，至怀州迎请弘吉剌氏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一面封府库，“称疾卧阙下，内旨日数至，不听，文书皆不属”，使卜鲁罕无法与大臣议立新帝事。争取时间等待海山兄弟的到来。

时值怀宁王海山有使至京师议事，哈剌哈孙急命使者还报成宗死讯，并另遣使者迎请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们的母亲弘吉剌氏入京共图大事。

哈剌哈孙的使者至怀州，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未敢上路。王傅李孟献议说：“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宴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并指出：“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⑤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至京师侦视情况。李孟至哈剌哈孙处，恰值皇后所遣至府问宰相疾者在邸，李孟长揖而坐，进前为丞相诊脉，皇后所遣的问疾者以为他是前来诊病的医生，没有发现破绽。李孟却得到安西王即位时间已定的情报。于是，他立即还报，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也。”

左右之人皆不敢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有人说：“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可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蒙古语，意为“兄’，——引者注）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李孟反对，他说：“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官禁，以迎大兄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非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李。孟的一番说教，坚定了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是他又按蒙古人的习惯，请人占卜吉凶。

古代风景画鉴赏有儒服持囊的卜者游于市，遂召之令为卜吉凶。李孟出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于是卜者入内，献其卜筮的结果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形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李孟乘此进说：“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振袖而起，其意遂决。众人将其扶上马，李孟等人徒步相从。

二月十六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至大都，自延春门入。入宫哭临，退居旧邸。哈剌哈孙遂与爱育黎商量，先发制人，他说：“怀宁王远，不能卒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⑥三月初一，哈剌哈孙始视事，皇后定于三月三日御殿听政，哈剌哈孙当即签署了案卷，表示同意。后党不知内情，大喜过望。

次日，在哈剌哈孙的安排下，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内，召阿忽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被送往上都，阿忽台、怯烈、阿难答被杀。皇后称制和阿难答谋继大统的阴谋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剌哈孙和诸汉臣的支持下，镇压了反对派，取得了在大都夺权斗争的胜利。但他没有立即继位，而是等待其兄海山。这固然是由于海山居长，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海山镇守漠北，掌握着军队的统率权。与爱育黎的优柔寡断相反，海山闻讯后，立刻率军直趋大都。

在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捕杀政敌、控制政局后，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遂合辞劝进，他们说：“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曾）孙，宜早正大位。”但爱育黎没有这样做。

海山在得到大都之变的消息后，自按坦山回到和林时“诸王勋戚毕会，皆曰今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焚惑中宫，潜有异议；诸王也只里昔尝与叛王通，今亦预谋。既辞服伏诛，乃因合辞劝进”。海山则愿待其母、弟等聚会后再议。

其母答己在两个儿子间必须作出选择，她“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年干，旃蒙为仁宗年干。于是太后（指海山兄弟之母弘吉剌氏答己——引者注）颇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谕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闻之，默然，进脱脱而言曰：‘我捍卫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预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⑦。遂遣康里脱脱前往大都观察形势，自己则领大军分三路进发。

海山率领大军缓缓行进，大都的形势又趋紧张。答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遣使北迎海山。而海山却迟迟不至，“遣使还报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阿沙）奉衣帽、尚酝以往，至野马川，见武宗，备道两宫意，及陈安西王谋变始末，且言：‘太子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它’”⑧。海山虽知自己继统有望，仍等待康里脱脱的确切消息。

“脱脱驰至大都，入见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闻。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至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时诸王秃列等侍，成曰：‘臣下翊戴嗣君，无二心也。’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脱脱与语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也。’脱脱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烦过虑，臣侍藩邸历年，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后日三宫共处，靡有嫌隙，斯为脱脱所报效矣。’”脱脱“行至旺古察，武宗在与轿中望见其来，趣使疾驰，与之共载。脱脱具致太后、仁宗之语，武宗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不花还报。仁宗即日命驾奉迎于上都”⑨。海山母子、兄弟间因皇位谁属问题出现的紧张气氛，以海山的母亲、弟弟向武装力量妥协而得到消除。于是双方决定会议上都。

五月，“左右部诸王毕至会议，乃废皇后伯要真氏，出居东安州，赐死。执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铁木儿至上都，亦皆赐死”⑩。武宗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贺于大安阁。颁布即位诏书，尊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

世祖首立太子。意在使皇位在直系子孙中传承，但蒙古社会的忽里勒台却并未废除，传子与贵族大会推举制并行，使元朝皇位继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成宗死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汉制的影响力增强。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忽里勒台推举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大权谁属的问题是在流血的政变和秘密谈判中解决和确定的。忽里勒台“这个草原时代的产物，离开它生长的泥土，移植到中原的土壤上之后，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这种新的‘生命’的复活，却始终是和一场皇位危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哈剌哈孙以中书长官的身份参与继承人的选择并获得成功，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肯定，这又为行政官僚参与皇位争夺创造了先例。“中枢官僚选君的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与君权旁落的过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统治秩序的混乱”。它给元朝后期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

注释①《元史·哈剌哈孙传》。

②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元世祖重孙，父答剌麻八剌，为真金第二子，成宗兄。

③《元史·田忠良传》。

④《元史·哈剌哈孙传》；《元文类》卷二五《丞相顺德忠宪王碑》。

⑤《元史·李孟传》。

⑥《元史·仁宗纪》。

⑦参见《元史·康里脱脱传》、《元史·后妃二·顺宗昭献元圣皇后答己传》。“重光大荒落”为干支纪年的辛己年，是海山生年；“旃蒙作噩”是乙酉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

⑧《元史·阿沙不花传》。

⑨《元史·康里脱脱传》。

⑩《元史·武宗纪》。

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对一种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过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集。

英宗亲政与南坡之变武宗海山享受其母亲与弟弟在大都政变中消灭政敌的政治成果，以手中的军权为后盾取得了皇位。母子、兄弟互相妥协，海山在即位后的第十天就立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授以金宝。至大四年（1311），海山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太子身份即位，为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幼从名儒李孟学，李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及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居怀州，更以孝悌之道辅导爱育黎，后者也虚心好学。“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侧，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称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谓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①。

自幼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慈，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北上大都时，所过州县，供帐华侈，则令撤去；过比干墓，以纣内荒于色，毒（痛）四海和比干直谏自警；农叟献粥，则以汉光武备尝艰阻自励。他即位后，力图改变武宗时期造成的财政困窘、政制混乱的局面，悉复至元旧制，整顿朝政，编纂律令，施行科举等。在世祖忽必烈后，是又一位尊崇汉法的皇帝。

他之所以能为帝，一是以李孟为代表的汉臣的支持、鼓动，一是母亲答己的护持，一是皇兄海山尚念兄弟之情和得位之惠。因此，对母亲和兄长他都有一份需要报答的恩惠。

在皇位继承上，他与其兄海山有约，行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之制。但是，受汉地统治方式影响甚深的他，不情愿舍子传侄。于是，在延祐三年（1316），封武宗子和世琼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置常侍府官署，以遥授中书左丞相秃忽鲁、大司徒斡耳朵、中政史尚家奴、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孛罗、翰林侍讲学士教化等并为常侍，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兀、兵部尚书赛罕八都鲁为中尉，仍置谘议、记室各二员，遣就镇”。并令萧拜住及陕西、四川省臣各一员护送②。

古代出游图十一月，和世琼等至延安，忽都鲁、尚家奴、孛罗、教化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等合谋反抗，联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等，发关中兵自潼关、河中府人腹里。反抗失败后，和世琼走金山。

十二月，仁宗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将皇位继承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早在武宗至大三年，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擅离职守赴阙，尚书省奏，奉旨诘问，却在皇太后答己的袒护下得免。

至大四（1311）年，武宗死。仁宗即位，欲改变武宗朝政制混乱、财政困窘的状况，杀丞相三宝奴，以完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更张庶务。弘吉剌氏答己则自兴圣宫下旨如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即位后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皇庆二年（1313），铁木迭儿因病去职延祐元年（1314），以丞相哈散奏请，铁木迭儿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复拜中书右丞相。奏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买山东、河问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今岁之用。”“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从其请。而后，“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③。

二年（1315）七月，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进位太师。

铁木迭儿再入中书，居首相，怙势贪虐，凶秽滋甚。仁宗以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平章政事，对其加以牵制。杨朵儿只以侍御史拜御史中丞，也以纠正其罪为己任。

时上都富人张弼杀人，以家奴行贿铁木迭儿。上都留守贺胜“素恶铁木迭儿贪暴”，遂向御史杨朵儿只告发。杨朵儿只御史玉龙帖木儿、徐元素等共同弹劾铁木迭儿，逮捕其左右，以所犯赃罪事实上报④。“帝震怒，有诏逮问，铁木迭逃匿，帝为不御酒数日，以待决狱，尽诛其同恶大奴数人。”铁木迭儿逃入太后宫中，得到太后庇护。杨朵儿只追捕益急。“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儿只至宫门，责以违旨意者，对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也’”⑤。

太后行为不检，铁木迭儿有辟阳之幸。他利用太后的庇护，挠法干政。贪污贿赂，营其党而售其祐占奸。仁宗对其所作所为虽切齿痛恨，无奈投鼠忌器，仅能免其相位，而未能治其罪。不久，又以太后旨任为太子太师。

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在太子硕德八剌谅阴不视事之际，铁木迭儿交结太后侍臣，在太后的主持下，再次入相。“权势既成，毫发之怨。无不报者”。二月，“乃宣太后旨。召萧拜住、朵儿只至徽政院，与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责以前违太后旨之罪。朵儿只曰：‘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耶!’铁木迭儿又引同时为御史者二人，证成其狱。……未几，称旨执送朵儿只载诸国门之外，与萧拜住俱被杀”。五月，又诬贺胜“乘赐车奉诏，不敬，并杀之”。八月，因前御史中丞赵世延曾劾铁木迭儿罪恶十三条，铁木迭儿则将世延自现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任上召回治罪。“属其党何至道，诱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诬告其罪，逮世延置对。世延行至夔路，遇赦。“帖木迭儿（即铁木迭儿——引者注）遣使督追至京师，俾其党锻炼成狱。会有旨，事经赦原，勿复问。帖木迭儿更以它事白帝，系之刑曹，逼令自杀。世延不为动，居囚再岁”⑥。

三月，太子硕德八剌即位，为英宗。英宗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受汉族封建文化濡染亦深。即位后，极力抑制其祖母答己与奸臣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采取改革措施，起用汉族官僚和儒士，精减机构；节制财用，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加强法治，推行汉法。锐意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惩治贪污，刷新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仁宗和英宗都是以先朝太子的身份即位的，没有经过忽里勒台的推荐。正如仁宗即位诏书所言：“先帝奄弃天下，勋戚元老咸谓大宝之承，既有成命，非与前圣宾天而始征集宗亲议所宜立者比，当稽周、汉、晋、唐故事，正位宸极。”⑦这是自元世祖开始的改变皇位继承方式的首次实现。传统的忽里勒台失去了它推举大汗的职能，仅作为即位典礼的仪式被保留下来。但这种改变并没有持之久远，南坡之变使元朝的帝位继承上的改革又退回了原地。

英宗因铁木迭儿陷害先帝旧臣，意欲论治。即位当月即发布诏书，“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以拜住为中书左丞相，铁失为御史大夫。铁木迭儿所奏多不听，又罢太皇太后所属的徽政院。

至治二年（1322）八月，铁木迭儿死，不久太皇太后亦死。英宗欲治铁木迭儿余党。十二月，以刘夔献田案杀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又作八剌吉恩），并籍其家产。与此案有牵连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和主犯刘夔皆伏诛。

前此，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夔，夔赂宣政院使八剌吉思买其田交给寺庙，以增加僧人的收入。于是矫诏出国库钱650万贯以酬其田值。铁木迭儿得其值之半。其实，田以久归他人，赃私俱入上述诸人之手。此事被丞相拜住举发，英宗命台察审理，俱得其实。遂将田归还其主，相关诸人论罪处置有差，而特赦铁失。

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引起了守旧派蒙古贵族的不满，至治三年（1323）八月，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约晋王也孙铁木儿（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硕德八剌的堂叔或堂伯）为援，发动了一场谋杀在位皇帝的事件，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即位之初，铁失为太医院使。不久令领中都威卫指挥使。至治元年，授御史大夫，仍为太医院使，并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又命领阿速卫。铁失实为铁木迭儿同党，而英宗未之察，仍委以重任。使他得以用御史大夫的身份，庇护铁木迭儿同党，继续指使他们利用任职台谏的身份陷害清慎官员，屡被英宗指责。至治二年，英宗对台臣说：“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贪，民生疾苦。岂能周知，故用卿等为耳目。曩者，铁木迭儿贪蠹无厌，汝等拱默不言，其人虽死，宜籍其家，以惩后也。”三年（1323），申命铁失振举台纲。铁失却为铁木迭儿余党争取发言权，请英宗降旨广开言路。英宗说：“言路何尝不开，但卿等选人未当尔。朕知向所劾者，率因宿怨，罗织成狱，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终身不得伸，监察御史尝举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几，以贪墨伏诛。若此者言路选人当乎，否乎?”铁失遭到训斥。英宗以拜住为右丞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堕，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铁失因系铁木迭儿之党而更不自安⑧。

六月，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欲作佛事。丞相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担心被惩治的铁木迭儿余党希望借助于大赦逃避惩罚，遂鼓动僧人坚持大作佛事，他们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不足以禳之。”遭到丞相拜住的斥责。群奸闻而愈惧，遂阴谋起事。铁失遣人至漠北联络甘麻剌的儿子晋王也孙林儿，“告以逆谋，约事成推王为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变”⑨。

八月二十八日，也孙帖木儿使者尚未到，英宗已自上都南还，当晚，驻跸南坡。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副使阿散、佥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右丞相拜住，而铁失直犯禁帷，手弑英宗于卧所。

九月四日，晋王也孙帖木儿即位，铁失及其党皆伏诛。

注释①《元史·李孟传》、《元史·仁宗纪》。

②《元史·明宗纪》、《元史·仁宗纪》。

③《元史·铁木迭儿传》。

④《元史·贺胜传》。

⑤《元史·杨朵儿只传》。

⑥《元史·赵世延传》。

⑦《元史·李孟传》、《元史·仁宗纪》。

⑧《元史·逆臣·铁失传》。

⑨《元史·拜住传》。

第三十四章

两都之战元朝在皇位继承方面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人为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武宗即位后，已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至大三年（1310），此事又被重新提起。时三宝奴为相，武宗身体欠佳。三宝奴欲改变以往的协议，他先与康里脱脱商量，说：“皇子浸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脱脱因参与了武、仁协议的制定，不愿破坏当初的协议，答称“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於国宪章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三宝奴称：“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脱脱也不敢保其必能，只能说：“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①后来，武、仁间兄终弟及的协议为海山遵守，叔侄相承的承诺却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所破坏。

仁宗延祐二年，议立太子，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请立硕德八剌，并与太后幸臣失列门谮武宗子和世于两宫，于是仁宗封和世剌为周王，命其出镇云南。

和世剌部属在延安起而抗命，到了金山，得到察合台后王的支持，辗转回到漠北。

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迁武宗第二子图帖睦尔于琼州，至此，武宗的两个儿子都远离京城。

因为有先朝皇帝遗命和答剌麻八剌的妃子昭献元圣皇后以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主持，仁宗和英宗成为元朝皇帝中即位较为顺利的两个。

英宗之死事出突然，武宗后裔方面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也孙铁木儿却有机会插手，于是泰定帝得以继立。泰定元年（1324）正月，图帖睦尔被从琼州召回，居建康。

致和元年（1238，九月，文宗改为天历元年）三月，再徙图帖木儿于江陵。七月，泰定帝死，一场更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在武宗的儿子和泰定帝的儿子之间更为激烈地展开，它不仅发展为一场破坏惨重的行省间公开的内战，而且，配合以骨肉相残的谋杀手段，公开的对抗和隐蔽的阴谋交替使用，使斗争增加了它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对元朝统治秩序的进一步崩溃，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古代风景画鉴赏武宗长期镇守漠北，与钦察将领土土哈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仁宗传子而远徙武宗两子，使海山的后人失去了帝位，土土哈的后裔也失去了可靠的依托。他们对政局的这种变化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自武宗以来权臣参与皇位争夺的先例又为他们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势提供了榜样，于是，元朝皇位继承的忽里勒台推举制逐渐为权臣择主而立的形式所取代。黄金家族逐渐失去了他们选择自己代理人的权力。两都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发生的。

泰定末年，为武宗二子谋夺帝位的活动就已经开始。南坡之变后弃官闲居的右卫千户、渤海人任速哥与平章政事速速密谋，称“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恳心推戴，以图计大。则先帝之仇可雪也”。速速颇有同感。于是二人结纳手握兵权的佥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泰定四年冬，泰定帝病重，二人以其谋议往说燕帖木儿。“燕帖木儿初闻之矍然。因徐说之曰：‘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官，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丽谋者，祸必及矣。’于是燕帖木儿许之”②。并与诸王秃满暗中筹划。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时燕帖木儿总环卫事，居大都。速哥、速速乃与燕帖木儿称奉宗王阿剌忒纳失里之命，“与公主察吉儿、族党阿剌帖木儿及腹心之士孛伦赤、剌剌等议，以八月甲午（初四——引者注，下同）昧爽，率勇士纳只秃鲁等人兴圣宫，会集百官，执中书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兵皆露刃，誓众曰：‘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顺者斩’。

于是，大肆搜捕上都权臣、丞相倒剌沙的支持者，中书左丞朵朵，参政王士熙，参议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被捕下狱。

燕帖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驿迎文宗（图帖睦尔）于中兴（今湖北江陵），且令密以意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选兵备扈从”③。

同时推举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萧忙古仍为通政院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枢密同佥燕帖木儿、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贷在京寺观钞，募死士，习战马，运京仓粟以饷守御士卒，遣使至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

诸卫军无统属者、候选及罢退军官，皆给以牌符，以待调选。众既受命，不知向谁谢恩，乃指使南向拜，众人始知起事者的意向。

时燕帖木儿宿卫禁中，一夜更迁数次，或坐以待旦；其弟撒敦、子唐其势时留上都，乃遣塔失帖木儿密往召之，二人皆弃妻子奔归。

丁酉（八月初七），再遣撒里不花、锁南班往中兴趣图帖木儿大驾早发。并令塔失帖木儿冒充图帖睦儿使者，称：“诸王帖木儿不花、宽彻普化，湖广、河南省臣及河南都万户合军扈驾，旦夕且至，民勿疑惧。”以安定大都官民之心。

己亥（八月初九），明里董阿至汴梁，将燕帖木儿等的计划告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伯颜叹曰：“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何敢顾望”④。于是集行省官讲明大都发生的情况。并“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精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赀，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辄止之以给其费。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严微逻斥堠，日披坚执锐，与僚佐曹掾筹其便宜。”同时，遣蒙古不花以其事驰报怀王，以罗里报燕帖木儿：“公尽力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又募兵五千前往迎图帖木儿，自己则勒兵以待。参政脱别台说“今蒙古军马与宿卫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图保性命，他何计哉!”伯颜不听。其夜，脱别台拟杀伯颜，被伯颜发觉，拔剑将其杀之。夺其所部兵器，收马千二百骑。怀王图帖木儿授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

癸卯（八月十三日），伯颜杀河南行省平章曲烈及右丞别铁木儿。明里董阿至江陵。

甲辰（八月十四日），图帖睦尔自江陵出发。遣使召镇南、威顺、高昌诸王来会。执湖广行省左丞马合谋送京师，以别薛代行其职。

丁未（八月十七日），燕帖木儿命撒敦以兵守居庸关，唐其势屯古北口。

戊申（八月十八日），燕帖木儿又令乃马台充北使，称和世球与诸王已整兵南来，中外始安。

庚戌（八月二十日），图帖木儿至河南，伯颜擐甲胄，与百官父老导入，俯伏称万岁，上前叩头劝进。明日，扈从北行。

辛亥（八月二十一日），撒里不花自江陵回京，知图帖木儿已启程，并命燕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

诸王秃满在上都，与阿马剌台、宗正札鲁忽赤阔阔出、平章买闾、集贤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谋附大都，事觉，为上都丞相倒剌沙所杀。

壬子（八月二十二日），脱脱木儿率军自上都归大都。即命以军守古北口。

癸丑（八月二十三日），上都诸王以兵分攻大都。

丁巳（八月二十七日），图帖木儿至京师，入居大内。以明里董阿、阔阔台、速速并为平章政事，曹立为右丞，伯颜为御史大夫，赵世延为御史中丞，高昌王铁木儿补化知枢密院事。

己未（八月二十九日），上都梁王王禅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儿、平章买闾、御史大夫纽泽等以兵攻大都，军次榆林。隆镇卫指挥使黑汉谋附上都，被杀。

上都诸王、大臣立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即位于上都，年九岁。

九月庚申朔（初一），燕帖木儿督师居庸关，撒都为先锋，至榆林西，乘上都兵未阵攻之，乘胜追至怀来。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袭上都诸王灭里帖木儿、脱木赤于陀罗台，执之归京师。

壬申（十三日），怀王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封燕帖木儿为太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黄金、白金、钞、帛、海东青鹘、豹和官田。

上都兵自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和辽东数路逼京师。己卯（九月二十日），燕帖木儿与王禅兵战于榆河，大都兵奋击。追至红桥北。“王禅将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儿、指挥忽都帖木儿引兵会战。阿剌帖木儿执戈人剌，燕帖木儿侧身以刀隔其戈就斫之，中左肩。部将和尚驰击忽都帖木儿亦中左肩。二人骁将也，敌为夺气，遂却，因据红桥。两军阻水而阵，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师于白浮南。命知院也剌答儿、八都儿、亦纳思等分为三队，张两翼以角之，敌军败走”。

辛巳（二十一日），“敌军复合，鏖战于白浮之野，周旋驰突，戈戟戛摩。燕帖木儿手毙七人。会日晡，对驿而宿。夜二鼓，遣阿剌帖木儿、孛伦赤、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敌众惊扰，互自相击，至旦始悟，人马死伤无算。明日。天大雾，获敌卒二人，云王禅等挺身窜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禅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师驻白浮西，坚壁不动。是夜，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部曲八都儿压其前，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敌不悟而乱，自相挝击，三鼓后乃西遁。迟明，追及昌平北，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⑤。王禅单骑亡命，也速答儿等追之，还以三万兵守居庸。

乙酉（二十五日），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枢密院竹温台掠石槽。燕帖木儿先遣撒敦倍道先行，自领大军继其后，“敌军方炊，掩其不备，直蹂之，大军并进，追击四十里，至牛头山。擒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院使撒儿讨温等，献俘阙下，戮之。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余兵奔窜。夜遣撒敦袭之，逐出古北口”⑥。脱脱木儿与辽东兵战于蓟州南，杀获无算。

戊子（九月二十八日），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关，大都守关军士溃；陕西行省附上都，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引兵渡河，擒河中府官杀之。河东官吏皆弃城逃走。

十月初，燕帖木儿于通州败辽东军，脱脱木援紫荆关；调浙江兵万余西御潼关；河南兵守虎牢。忽剌台游骑逼近京师南城。“令京城居民户出壮丁一人，持兵仗从军士乘城，仍於诸门列瓮储水以防火”⑦。文宗遣使颁诏书于甘肃、陕西，陕西行省截留使者撕毁诏书，送使至上都或下于省狱。

辛丑（十月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以兵围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出降，王禅逃走，小皇帝阿剌吉八不知所终。遂罢免上都所授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上都失败。于是朝廷遣使传檄罢兵。

十一月，遣使至漠北迎皇兄周王。杀上都诸王、将领、大臣倒剌沙、王禅、马某沙、纽泽、撒的迷失、也先铁木儿等。

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起兵反对文宗，杀行省平章宽彻等，自署行省官，烧毁栈道。

十二月，再遣治书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周王南还，诸王察阿台、元帅朵列捏等率师护行。旧臣孛罗、尚家奴、哈八儿秃从行。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政事泼皮来迎，武宁王彻彻秃、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等继至。乃遣孛罗至京师。

文宗先后遣前翰林学士承旨不答失里、太府太监沙班剌、内侍秃教化和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等至周王和世琼行在所。

天历二年（1329）正月，撒迪等至周王所，以文宗命劝进。周王和世琼在和林即位，为明宗。扈从诸王、大臣成人贺。乃命撒迪遣人还报京师。是月，不答失里、沙剌班等也以所辇金银币帛至和林。

二月，宣靖王买奴自京师朝明宗于和林，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遣人以除且来奏。

古代风景画鉴赏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儿向明宗献皇帝宝。明宗南还，准备在上都召集宗王、大臣，召开忽里勒台。

图帖睦尔置行枢密院，以山东都万户也速台儿知行院事与湖广、河南两省官进兵平四川。

四月，燕帖木儿见明宗於行在。明宗仍以图帖睦尔所授诸官爵授燕帖木儿。

图帖睦尔命跃里铁木儿、王不怜吉詹代也速台儿讨四川。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孛罗奉诏至四川，赦囊加台罪，囊加台听诏，蜀地悉定。

八月，明宗驻于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王忽察都、晃忽察）。丙戌（初二）文宗以皇太子身份入见。明宗大宴诸王、大臣。庚寅（初六），明宗暴崩。燕帖木儿取皇帝宝归文宗。当月，图帖睦尔以太子身份再次即位。

由于文宗和他的拥护者们取得了两都之战的胜利，又由他们仿照武宗、仁宗的故事，在政治舞台上导演了迎立明宗这场假戏，所以，关于明宗之死的真实情况，已无法找到可参考的历史资料，它同其他类似事件一样，也成了千古之谜。但种种迹象使人们推断出的结论是文宗以更隐蔽的谋杀方式，避免了发生在兄弟间的武装夺权，却达到了自己取得最高统治权的目的。

同样，明宗也以武宗、仁宗的故事为先例，天真地南下享受其弟的政治、军事果实。但时移事异，与其父不同的是，他手中没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在皇位争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释①《元史·康里脱脱传》。

②《元史·任速哥传》。

③《元史·燕帖木儿传》。

④《元史·伯颜传》，此伯颜为蔑尔乞氏，与世祖时平宋的伯颜同名。

⑤⑥《元史·燕帖木儿传》。

⑦《元史·文宗纪》。

惠宗继统元惠宗脱欢贴睦尔是元明宗和世琼的长子。母为哈剌鲁（葛罗禄）首领阿尔思兰汗的女儿迈来迪。

和世琼是元武宗的长子，元朝皇位继承斗争的牺牲品。武宗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占有了其母亲和弟弟的政治斗争成果，做了皇帝。按照母子、兄弟间的协议，此后的皇位当在兄弟、叔侄间授受。但元仁宗撕毁了协议而立其子英宗。和世琼则被封为周王，远移云南。不久，流落漠北。

延祐三年，和世琼以周王身份赴云南。行至延安，得知仁宗欲立其子硕德八剌为太子，遂与侍臣商量对策。常侍教化说：“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镇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构间致然。请以其故白行省，俾闻之朝廷，庶可杜塞离间，不然，事变叵测”①。于是，他们决定抗旨不赴云南。教化等先至长安，联合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等，陕西发兵来迎，和世琼等拟自潼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入陕西。不料，陕西平章政事塔察儿、脱欢等密报仁宗，并得旨伺机杀害和世琼。于是，和世琼亡命西奔。至金山，得到西北诸王察阿台等的欢迎和支持，遂“与定约束。每岁冬居斡罗斡察山。春夏则命从者耕于野泥，十余年间，边境宁谧”。于是娶哈剌鲁部之女迈来迪，生子妥欢帖睦尔②。

不久，迈来迪死，和世琼又娶成宗外甥女、寿宁公主的女儿乃马真氏八不沙，生子懿璘质班。

天历二年（1329）明宗和世琼暴卒于王忽察都，早已在大都登过一次皇帝宝座的文宗图帖睦尔又以明宗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第二次即位为帝。

明宗皇后八不沙亲见明宗死亡的情景，但事出仓卒，母寡子弱，她不得不按照文宗君臣的安排，带着幼子住进宁徽宫。但八不沙母子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文宗将宁徽宫的费用从钞万锭、币帛二千匹减至币帛二百匹；同年，文宗后卜答失里与宦者拜住将八不沙推入烧羊火坑中害死。除去了可能揭发他们阴谋的第一见证人。同时，妥欢帖睦尔也被放逐到高丽大青岛，“不与人接”。然后，文宗夫妇立自己的儿子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太子。一年后，又发布诏书，称“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妥欢帖睦尔）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③。

妥欢帖睦尔住大园寺，长老秋江曾教其读《论语》、《孝经》和书法，培养其举止、情操。所以，“司官府官至，辄坐长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无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戏如初”④。比起大青岛的岁月，妥欢帖睦尔在静江期间生活上轻松得多，学习上也有所长进。

文宗三子，幼子早逝，长子阿剌忒纳答剌立为太子仅三十几天也夭折，这对他们夫妇显然是最沉重的打击，为保护唯一的次子古纳答剌，遂将他送往权臣燕帖木儿家，改名燕帖古思。

至顺三年（1332），文宗病重期间，“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恩，大臣燕帖木儿曰：‘昔者晃忽察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帖睦尔来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

燕帖木儿实为王忽察都事件的主谋之一，自知若立妥欢帖睦尔，自己则难逃罪责。他踌躇数日，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商量：“阿婆且权守上位，安王室，妥欢帖睦尔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无，我与宗戚诸王，徐议之可也。”既而复请立燕帖古思，皇后不从。燕帖木儿不得已，自以为立幼或可侥幸逃避惩罚，乃立明宗幼子懿磷质班，为宁宗。不发诏书，不改年号，尊文宗皇后为太后。

懿磷质班三岁而孤，八不沙死后，文宗尚念骨肉之情，将他留在京师，即位时年仅七岁。宁宗立53日而卒⑤，燕帖木儿仍请立燕帖古思，皇后仍不从。因为二子夭折，已使他们夫妇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文宗年方二十九岁，即位不到五年就病死，更令皇后心神不宁。对长生天的敬畏使她认为丈夫与儿子的早逝都是谋害明宗的报应，于是坚决反对让仅存的儿子继承皇位，她说：“天位至重，吾儿年方幼冲，岂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欢帖睦尔，出居广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统。”⑥乃遣中书右丞阔里吉思迎妥欢帖睦尔于静江。

古代风景画鉴赏时燕帖木儿大权在握，国事皆由他决定，再奏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后执行。妥欢帖睦尔至良乡，燕帖木儿前往迎驾，“马上举鞭指示，告太子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讫无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儿狐疑畏罪，迁延数月，不议妥欢帖睦尔登基事，不久也惊悸成疾而死。

燕帖木儿死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群臣议，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初八共立妥欢帖睦尔为帝，即位于上都，改元元统。是为元惠宗，明朝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为顺帝”⑦。即位诏书称妥欢帖睦尔为“武宗皇帝之元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从而肯定了妥欢帖睦尔的皇室血统，为其统治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元顺帝初继帝位，颇有改革政治，铲除时弊的政治理想，但他孤立无助，处在文宗旧臣的包围之中，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即位后，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为太傅、左丞相。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袭其父之封为太平王。以文宗皇后为太皇太后；立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伯颜和撒敦专理国家大事。

伯颜是当初响应燕帖木儿、拥立文宗的功臣之一，伯牙吾事是燕帖木儿之女。顺帝外受权臣左右，内为皇后挟制，依旧处在燕帖木儿的阴影笼罩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他不得不暂时屈从于权臣的威势。至元元年（1335，元朝有世祖和顺帝时两个至元年号，此为后至元），撒敦死，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伯颜的权力跃居燕帖木儿家族之上，元朝又出现了权臣间的争夺与较量。

燕帖木儿是拥立文宗的元勋，在文宗朝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挟震主之威，肆行无忌”⑧。在他的家族看来，元朝的天下不啻为伯牙吾氏所有。伯颜势力的增长竟然超拔于伯牙吾氏家族之上，伯牙吾氏家族是难以容忍的，唐其势不胜其愤，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⑨。于是，遂与其叔答里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阴谋拥立晃火帖木儿废惠宗。郯王彻彻秃揭发了他们的阴谋。顺帝屡召答里，后者不肯前往。阴谋败露后，唐其势索性以求一逞。六月三十日，他伏兵于上都东郊，率勇士突入宫中，伯颜及完者帖木儿、定住、阔里吉思等已有所准备，唐其势与所率勇士悉数被擒。其余党北奔答里处，答里起兵应唐其势，杀朝廷所遣使者哈儿哈伦、阿鲁灰。顺帝又遣阿弼为使。答里等再杀之。并率其党和尚、剌剌等迎击元军。为元军所败，谋投奔晃火帖木儿，被元军追及，答里被俘，送往上都，被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唐其势被判死刑，攀折殿槛不肯出。其弟塔剌海躲在皇后坐下，皇后以衣服遮蔽其弟。士兵将他从皇后身边拉出杀死。鲜血溅在皇后的衣服上。伯颜奏告皇帝说：“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于是连皇后一起逮捕。皇后向皇帝求救：“陛下救我。”皇帝则说：“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也。”于是皇后出宫，被伯颜毒死于上都民舍。

至此，顺帝假手伯颜清除了自己的一大敌对势力，报了杀父之仇，也为自己接管政权创造了条件。

唐其势被杀后，伯颜一人大权独揽，他“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⑩。其位高权重更在燕帖木儿之上。早在元统二年（1334），伯颜曾求为秦王，人们以“秦王大名，恐不宜居”表示反对，伯颜不听，竟争辩说：“我闻淮东有秦邮，我索秦邮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有?，顺帝只好以高邮为其食邑，进封他为秦王。杀唐其势为国除奸后。骄纵更甚，以致敢于要求以薛禅为名。

古代风景画鉴赏伯颜势倾朝野，“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皇帝赏赐的土地、黄金、白银、币帛不可胜计。他变乱忽必烈以来的典章制度、英宗的新政和文宗文治的成果，实行排斥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废除科举以塞汉人入仕之途，甚至提出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大肆搜刮聚敛，以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于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伯颜旧曾为郯王彻彻秃家奴，称彻彻秃为使长。至此，自以为尊崇无比，岂容其上更有使长。于是在至元五年（1339），诬陷郯王彻彻秃，要求皇帝赐王死。帝不准，伯颜则擅自行刑，杀死郯王。又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辞色愤厉，不待旨而行。顺帝益愤，积不能平。伯颜却日益立威，“锻炼诸狱延及无辜”。其侄脱脱在老师吴直方的鼓励下，大义灭亲，为国除奸，为家除害。于至元六年，夺其权，伯颜死于被贬途中。

自唐其势、伯颜的势力相继被铲除后，元顺帝以脱脱为相，力图刷新政治，以图中兴，社会面貌一度有所改观，史称“脱脱更化”。但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积重难返，已非个人力量所能挽回，至脱脱遭谗谮去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并一味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困窘，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注释①《元史·明宗纪》。

②关于妥欢帖睦尔的出身，民间曾有其非和世王琼子，而为南宋恭帝赵顯之后的传说。考其传说，仍出自争权斗争的需要。文宗是以皇太子（明宗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继位的，按照当时兄弟相承、叔侄相继的原则，理应立明宗子妥欢帖睦尔为太子。但文宗欲立己子，只好在妥欢帖睦尔的身世上作文章。于是，他们传出消息说，妥欢帖睦尔的乳母的丈夫说，明宗在世时，一直说妥欢帖睦尔不是自己的儿子。因此，令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识将其事写入脱卜赤颜（即蒙文宫廷史册），并令奎章阁学士虞集作书诏告中外。为剥夺妥欢帖睦尔的继承权大造舆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存目》条认为此说“实为荒诞之尤”。今人也屡有文章论证此说之不可信。

参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元史·顺帝纪》。

④《庚中外史·笺证》。以下不注资料出处者。皆本于此书。

⑤《元史·燕帖木儿传》称宁宗立四十三日而崩，不确，实为五十三日，参见《庚中外史·笺证》。

⑥《元史·燕帖木儿传》。

⑦《元史·顺帝纪》。

⑧⑨《元史·燕帖木儿传》。

⑩《元史·伯颜传》。

薛禅。蒙古语，意为“贤者”，自从忽必烈的蒙古语谥号称“薛禅皇帝”后，任何人不再以此为名号。自伯颜专权，有人则请赠伯颜以薛禅之名。翰林学士沙剌班等上奏：“万一曲从所请，关系非轻。”于是元顺帝不得不请翰林学士欧阳玄、监丞揭傒斯商量，以“元德上辅”四字代替。

《元史·脱脱传》。脱脱更化元顺帝初继帝位时，也曾有志于中兴。但当时他处于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势力的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尚需时日，也就更没有机会和力量实现其振兴纲纪、整顿和刷新政治的意图了。政治上的长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锄奸和改革行动，而是静观形势，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即位的第三年，他改元为至元。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曾用的年号，以此为年号意味他有意继承祖宗的事业，实现元朝统治的中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利用燕帖木儿家族与伯颜的矛盾，假手伯颜，除掉了政敌和世仇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而后，他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僚脱脱。在脱脱的支持、辅佐和配合下，除掉了另一权臣伯颜，又在脱脱的主持下，实行了政治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是权臣伯颜之侄，少而有志，就学于汉儒吴直方。一日，请于其师曰：“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①足见其早有立功成名于世的抱负。十五岁为怯薛官，文宗朝先后任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内宰司丞、府正司丞和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即位后，兼前职，又同知宣政院事。不久，迁宣政使、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元年（1335），与伯颜共同挫败了唐其势和答里的谋逆，拜御史中丞，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在任御史大夫期间，“大振纲纪，中外肃然”。同时，对皇帝也多有匡正。在扈从皇帝自上都还京师时，行至鸡鸣山之浑河，顺帝欲在保安州畋猎，伯颜谏止说：“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有志振兴的顺帝听取了他的意见。

脱脱并不因伯颜权势之重而骄横，相反，却常常以此为忧，他对父亲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意在由自己家人动手为国除去这一大蠹，以保全家国，得蓟其父的赞同。然后又去请教自己的老师。直方鼓励他说：“《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脱脱除奸意已决，但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和赞同。

元顺帝当时，皇帝身边多为伯颜同党，脱脱作为伯颜的侄子、亲信，当然是被列入伯颜党的，皇帝对他不能不有所防范。为了同顺帝沟通。他努力接近顺帝的亲信世杰班和阿鲁。顺帝也通过二人探查脱脱的底细。“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无他心，遂闻于帝。帝始无疑”②。于是脱脱开始与世杰班、阿鲁和顺帝潜邸汉臣杨踽谋划铲除伯颜。

有了脱脱的支持，顺帝态度也开始强硬，敢于否定伯颜的意见了。至元五年（1339），皇帝到上都，伯颜出赴应昌。脱脱等曾计划于上都东门外设兵擒伯颜，恐事不成而止。时伯颜欲借故罢汉人之为廉访使者，脱脱在吴直方的支持下，先向顺帝通报了伯颜的意图。故伯颜上奏时，顺帝不许。后伯颜知事出脱脱，又在皇帝面前要求惩治脱脱，仍未得逞。而在归大都的途中，伯颜又擅自杀死郯王，贬斥宣让、威顺二王，顺帝已经忍无可忍了。

六年（1340）二月，伯颜带小太子燕帖古思出猎柳林。脱脱、世杰班和阿鲁等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于是，顺帝至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收缴诸城门锁钥，将亲信布列于城门下；特令平章沙只班召其馆客范汇，以毡车载入宫中，“谕以伯颜罪状，卸其军权诛之之意”③，令其与杨璃草拟诏书；夜二鼓，命云都赤月怯察儿至太子燕帖古思营，取燕帖古思还；四鼓，命平章只儿瓦歹持诏赶赴柳林。先解其兵权，传旨诸道随从伯颜者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诏称：

“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

初稿写作“诏书到日”，顺帝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一字之差，即表明了顺帝对除去伯颜心情之迫切，也可看出顺帝的精明。伯颜请入宫与帝告辞，使者不许。不久，又诏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饮药而死。

伯颜被贬，前两都争战和王忽察都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文宗朝的权臣都受到了惩罚，于是御史台臣始奏太皇太后非顺帝母及其曾害死八不沙皇后的事实。

六月，诏撤去文宗庙主，贬太后卜答失里东安州（今河北安次县）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丽，遣云都赤（带刀侍卫者）月怯察儿押送。行至沈阳，月怯察儿“拉其腰而死”。

前参与王忽察都阴谋而今犹在世的明里董阿伏诛。

伯颜被贬后，顺帝以伯颜弟、脱脱父马札尔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仅半载，于通州置榻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④，以牟取商利。脱脱对父亲以高官经商营利的做法很不赞成，知其在政治上不会有所作为，于是请参知政事佛喜劝其父解职闲居。不久，顺帝以脱脱为右丞相⑤。

“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心甚切”⑥，百官顿觉中兴有望。于是在脱脱的主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革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

脱脱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

七月，诏封微子为仁靖公，箕子为仁献公，比干加封为仁显忠烈公。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蠖蠖等删修《大元通制》。

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⑦。这一措施是吴直方向脱脱建议的，他说：“科举之行未必人人食禄，且缘此而家有读书之人，人读书则不敢为非，其有系于治道不小。”⑧“科举一恢复，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作用”⑨。在脱脱的倡导下，国子监蒙古、回回、汉生员数目迅速增至三千。

至正元年（1341），顺帝命脱脱领经筵事，改奎章阁为宣文阁，选儒臣进讲。先是，文宗天历二年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伯颜擅权，文士四散。顺帝时，宣文阁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纂史书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放松对汉人南人控制的措施。如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等。同时，着手整顿吏治，定守令黜陟之法。

至正二年（1342），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编纂、颁行《农桑辑要》。

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⑩。

又请修《至正条格》颁行天下。

在大兴文治的同时，脱脱也辅佐顺帝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为被伯颜杀死的郯王彻彻秃平反昭雪；召还被伯颜贬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使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位等。

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疾辞相，表十七上始获准。继任者先后有阿鲁图（博尔术四世孙）、别儿怯不花、朵儿只（木华黎六世孙）等，脱脱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基本上仍在贯彻执行。但推行的力度和取得的效果却已大不如前。

七年（1347），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以宿怨谮脱脱父马札儿台，诏徙马札儿台甘肃安置。脱脱请与父俱行，获准。十一月，父死。顺帝召脱脱还京。

八年（1348），为太傅，提调宫傅。九年，复为中书右丞相。顺帝对脱脱寄与莫大希望，为他的再相特行赦天下，诏书称：“朕纂成洪业，抚临万邦，夙夜厉精，靡遑暇逸。比缘依注失当，治理乖方，是用图任一相，俾赞万机。爱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统正百官，允厘庶绩，曾未期月，百废具举，中外协望，朕甚嘉焉。尚虑军国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

再相时的脱脱，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河患屡屡发生。造成了生产的破坏、财政的困窘和社会的动荡；吏治的败坏，使纲纪废弛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的破坏，赋役的严重不均，人民负担的日益加重，更激化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百姓生计无着，流离失所，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

脱脱依然雄心不减，他以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为僚属，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与之谋，从当时最为棘手的河患和钞法入手，身任其责，力挽颓局，望有补于万一。

十年（1350），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纸币的严重贬值。自世祖后期，经成宗大德、武宗至大以来，纸币大量发行，大量动用钞本，造成纸币贬值。仁宗时虽曾加以整顿，却并不能制止纸币贬值的趋势。以致官定的银钞比例仅及中统初的1／20。二是伪钞的泛滥，严重地破坏了钞法的实行。

变更钞法是一件大事，脱脱曾集中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集贤、翰林两院官进行讨论，会上赞同与反对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意见不能统一。最后还是由中书省决定，报请顺帝批准，下诏实行。新钞法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则以旧日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而至正钞一贯抵至元宝钞二贯。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钱通用，形成钱币并行的局面，而以钱实钞。同金末的交钞一样，没有足够的物质为基础，交钞变更根本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变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脱脱的变更钞法以失败告终。

入元以来，黄河水患连年，末年尤甚。河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造成了大批流民，河水北侵，又破坏了济南、河间盐场，“妨国计甚重”。治河虽花费了大量人力、资财，水患却没能根治。脱脱复相后，“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而意见分歧很大。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固北堤，其用功省；二是疏塞并举，使河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

十一年（1351）四月，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威廪节度，便宜兴缮。二十二日开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脱脱力排众议，独任贾鲁，治河大功告成，蒙赐号世袭答剌罕。后期所行二事，一败一成。

时，颍上红巾军起。十二年（1352），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自请往讨。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与所统兵俱发。破其外城，芝麻李遁走。十四年（1354），讨张世诚于高邮。

顺帝听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以“老师费财”之过削其官爵，安置淮南。十五年（1355），又诏流于云南，行至腾冲。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

脱脱死后，顺帝在哈麻引寻下，安于淫逸享乐，政事废弛，元朝走向了灭亡。

注释①《元史·脱脱传》。

②《元史·伯颜传》。

③④《<庚申外史>笺证》。

⑤此据《<庚申外史>笺证》所载。《元史》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

⑥《元史·苏天爵传》。

⑦《元史·顺帝三》。

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

⑨邱树森《妥欢帖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⑩《元史·顺帝四》。

《元史·喃帝五》。

《元史·食货五》。

《元史·河渠三》。

第三十五章

方国珍叛降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起事于台州，桑众海上。

方国珍，江浙行省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黄岩人。浮海贩盐为业。家世业农，佃种为生。父亲柔良，每为田主所欺。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后行。谷珍（即国珍——引者注，下同）父为佃户，过于恭主。谷珍兄弟四人既长，谷珍谓父曰：‘田主亦人尔，何恭如此?’……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渐裕，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仆至其家，盛馔宴主，先以美酝醉死其仆，而主亦醉死焉，皆醢其尸于酒瓮。”日久，事渐露，为主家所告，官府遣人往捕，遂杀捕者，起事①。

田园风景图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一军皆没，朵儿班只被俘，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朝廷剿抚意见分歧，暂从其请，授官庆元定海尉。国珍回故里，而聚兵不解。

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泄私愤，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翔海船的优势，出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与元军周旋，希冀以造反的方式，扩充实力，邀官请赏。十年（1350），进攻近海州县借粮，俘元帅扈海，进而进攻温州。烧掠沿海州县后，再入海。

十一年（1351），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今浙江宁波）。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进驻温州，讨方国珍。泰不花招募知天文、地理、兵机、战策之士。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与庆元约，于六月南北夹击，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至朝，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俘，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七月，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设巡防千户所，以方国珍兄弟为长、贰，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由朝廷发给官、兵粮饷，国珍再降。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遣散招募的兵众，拘收船只、兵器。

时红巾军起，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方国珍疑惧，又叛。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国珍益疑，以舟突袭海门，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船触沙，不能行，与国珍遇，战死。

十二年（1352），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八方国珍攻台州，被也忒迷失、黑的儿击退。又使僧人持书浙行省请降。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他常以袭击的方式，俘虏元朝官、将，为自己请降，乘机要求官赏。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影响漕运；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故每欲招降。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略，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

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又降。十月，授国珍徽州路治中，兄国璋广德路治中，弟国瑛信州路治中，令交出船只，遣散兵众，督促赴任。国珍疑惧，不受命。遂拥船千艘，据海道，阻绝粮运。

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获罪。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以纳麟哈剌为元帅，备御方国珍。纳麟哈剌治铠仗，理舟楫，运粮饷，以给军用。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

至此，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至正十五年（1355），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十六年，方国珍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

十七年（1357），受江浙行省命率温、台、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予太仓。十八年（1358），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五月，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每年白海道运粮至京师，为朝廷所倚重，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北上余姚、上虞，控地与张士诚接。

时，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十二月，遣人招谕方国珍。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于是在1359年（元至正十九年，小明王龙凤五年）致书朱元璋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壤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雍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州，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影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夙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②于是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三月，再遣使献温、台、庆元三郡，并以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却还其质子，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右丞，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院。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心持两端。觇伺成败”③。十月，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国珍为平章，朝廷“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④。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伯颜帖木儿“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

古代风景画鉴赏方国珍首鼠两端，既受朱元璋官印，又依旧奉至正年号，运江南粮以助元。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无力对浙东用兵，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以威势暂事羁縻。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以成犄角之势，暗中与朱元璋抗衡。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控制着温、台、庆元地区，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朱元璋回报以纱绮、鞍辔。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进位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称待朱元璋取杭州，即纳地降吴。

九月，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败其弟国瑛，克台州。十月，朱亮祖下温州。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十一月，汤和攻下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军追袭，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其部将徐元帅等降，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明洪武元年，方国珍至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洪武七年（1374）死于南京。

注释①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转引自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琅编》，中华书局，1985年。

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明史》等载，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被后者告至官。官兵追捕急，遂亡入海。此说显系国珍自述，或当有所回避。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刘辰《国初事迹》。

④《元史·食货志》。

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①。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②。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40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人们常常把贾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③。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④。

芝麻李，徐州萧县人，名李二。当地发生饥荒，李家惟有芝麻一仓，尽以赈人，遂号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民心不安李二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为应，他说：“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乃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为社长⑤，他又联络了“勇悍有胆略的”彭二（彭早住），同邑薛显等八人，歃血为盟。至正十一年八月十日夜，进占徐州。“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余万。浮桥四出掠地，亦掩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壁，西并安丰、濠、泗”⑥。

十二年（1352）八月，丞相脱脱自请讨徐州，以淮南宣慰使逯鲁募盐丁和城邑敢勇之士，并令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大）达鲁忽赤福寿等从征。

九月，官军围攻徐州，“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起义军出战不利，城破，“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⑦。芝麻李遁走。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投奔郭子兴。

与此同时，布王三领导的北琐红巾军先后占领了邓州、南阳、唐河、嵩州、汝州、河南府，并进逼滑州、浚州；孟海马领导的南琐红巾军则取襄阳、房州、归州、均州、峡州和荆门等地。

镇压芝麻李的同时，元朝先后遣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老章，卫王宽彻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中书平章政事蛮子、巩卜班、太不花和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率军征讨活动在河南、江北的南琐红巾军、北琐红巾军和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

在与元朝官军的斗争中，各支分散的红巾军逐渐联合，形成南北两支，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核心，南方红巾军则在天完政权的领导之下。

刘福通，颍州人。与栾城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河南、江、淮从之者甚众。时值贾鲁治河之役开始。他们预先在黄河故道埋下一个单眼石人，背上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希望动员治河民夫参加起义。正当他们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之际，为官府发现，遭到镇压，韩山童被捕，其妻杨氏与子韩林儿逃往武安。刘福通也逃出，并于五月初三日率众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元末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式展开。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前往征讨，与河南行省徐左丞诸军齐进。而“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巾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⑧。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在镇压红巾军时，元朝军队将领腐化，战斗力低下，纪律松弛的弱点逐渐暴露，同赫厮军的临阵脱逃一样，也先帖木儿所统大军未与红巾军接战，便自相惊扰，也先帖木儿弃军逃跑，损失粮草、车辆、武器无算分。

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在镇压了芝麻李之后，统军前往进讨泰州张士诚于高邮，竟因哈麻的中伤，以老师费财被贬，百万大军，一时溃散。

在官军出师屡屡不利的情况下，定居于颍州沈丘的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和信阳罗山人李思齐各自招募丁壮、组织地主武装，与红巾军为敌。元廷授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知府。他们聚兵万人，自成一军，屯于沈丘，屡败红巾军。后来，成为元朝赖以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力量。

至正十五年（1355）一月，元廷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御兴元，陕西行省参知攻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将刘福通的势力包围起来，而使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在包围圈内与红巾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巾军，但刘福通粉碎了元军的围剿，发展了起义军的力量。二月，他将韩林儿自砀山接回，立为帝，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政权。宋政权建立了中书省、枢密院，盛文郁、刘福通先后为丞相，又任命了平章、知枢密院等官。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机构。管军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和统军元帅等⑨。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更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六月，答失八都鲁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军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与刘福通野战，被击败，战士奔溃。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收散卒，准备开展屯种戍守，又被红巾军劫营，尽失辎重。元将刘哈木花设伏邀击，红巾军失利。元军夺回所失辎重。

刘福通遣将赵明达北攻嵩、许、邓、洛，自孟津渡河至怀庆，河北大震。察罕帖木儿进战，北上的红巾军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又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今安徽寿县）。

十六年（宋龙凤二年，1356）三月，刘福通进兵亳州，“答失八都鲁父子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之子——引者注）扶令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十月，移驻陈留”。⑩九月，为了减轻元军对都城亳州的军事压力，扩大战果，刘福通遣将李武、崔德进兵陕西，毛贵人山东。李、崔破潼关，元参知政事迹律杰战死。

十七年（宋凤三年，1357），由于毛贵在山东战果辉煌，刘福通进一步决定大举北伐。宋北伐军兵分三路：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关先生，破头潘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包围大都；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陕西。增援李武、崔德。旗联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示了灭亡元朝的决心。

李武、崔德取潼关后，连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将入陕。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奉调前往追击，李、崔率军至平陆（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被察罕帖木儿击败，队伍溃散。不久，他们又重新聚集，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夺七盘，下蓝田，趋长安，前锋直抵霸上，陕西省台告急。察罕帖木儿率众入关，长驱而前，红巾军失利，改走南山，入兴元。十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下兴元，入凤翔。又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败，走入四川，李喜喜所部后来投奔了陈友谅。留在陕、甘的李武、崔德于龙凤六年（至正二十年，1360）攻占了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六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投降李思齐。

毛贵入山东后，下胶州（今山东胶县），杀佥枢密院事脱欢，克莱州（今山东掖县），杀山东宣慰副使释嘉讷。占领益都路，益王买奴逃遁，山东行枢密知院张俊投井死。

迅速占领了山东大部郡邑。三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进逼济南。朝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往援。时红巾军大集，“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等设伏涧上，先以数十骑前往挑战，红巾军中伏失利。泰安红巾军前往支援，也为抟霄所败，遂放弃济南。四月，攻占莒州（今山东莒县）。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军万户田丰响应毛贵，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冬，棣州的元义军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响应红巾军。

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田丰攻占元朝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南北漕运中断。二月，毛贵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市），进据长芦（沧州）。不久，攻占济南路，元守将爱的战死。

毛贵在山东修城池，“立宾兴院，选用故宫，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重视发展生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接着，他挥师北上。由河间趋直沽，犯漷州，至枣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元廷中外骇惧，咸议迁都。独左丞相太平坚持固守。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奉命出城拒敌，与红巾军战于柳林，毛贵军，失利，退回济南。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1359），毛贵被部将赵君用杀害，毛贵部下续继祖又杀死赵君用。在内部互相残杀中，山东红巾军势力削弱。至正十一年，察罕帖木儿向山东反攻，夺回了山东部分州县，招降了田丰、余宝等，山东又被元朝势力所控制。

北伐中路军于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1257）入太行，取陵川（今属山西），克高平（今属山西），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河东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重兵阻截，退回太行。

四年春，毛贵遣部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杀怀庆路总管王得贞；王士诚攻占晋宁路（今山西临汾），杀总管杜赛因不花。中路军势力大增，遂兵分两路，分别、自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进攻晋宁、大同。

围攻大都的东路军撤退后，察罕帖木儿抽调大量兵力西向对付中路。六月，关先生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九月，东向进攻保定、定州，不克，再入山西，到达晋北。十月，占领大同、兴和。十二月，攻克上都，焚毁了上都宫阙；占领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宫府；夺取辽阳路，杀懿州总管吕震，并以此为根据地，向高丽进攻。五年十一月，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地。七年，因战事不利，退回辽阳，关先生、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余众退回山东后降元。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北上攻汴梁。先后攻克大名路、卫辉路，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元朝遣答失八都鲁、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迎战，屡为红巾军所败，龙凤三年，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领兵退驻井陉（今河北井陉西）。

龙凤五年，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跑，于是，宋以汴梁为都城，迁小明王来居。起义军势力达到鼎盛。由于北伐三路军相继失利，元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形势很快便发生逆转。元军包围并攻破汴梁，刘福通冲出重围，带领小明王逃回安丰，数万红巾军官员、将士及其家属被俘。

逃回安丰后，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境十分困难。龙凤九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乘机来攻，刘福通奋力抵抗，战死。朱元璋往援，小明王被救出安置在滁州。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廖永中迎小明王前往应天，在瓜步沉船。小明王溺水死。宋政权灭亡。

注释①叶子奇《草木子》。

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③《元史·河渠志》。

④《明史·韩林儿传》。

⑤元代农村有村社，以五十家为一社，负责组织生产互助和维护邻里治安。社有长。

⑥《<庚申外史>笺证》。所记从者百万，数字恐有夸大。

⑦《元史·也速传》、《元史·脱脱传》。

⑧《<庚申外史>笺证》。

⑨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辑。

⑩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元史·顺帝八》。

天完政权的抗元斗争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反元起义，被官府镇压。周子旺与其母佛母，其子天生、地生被杀，彭莹玉奔淮西，匿民家。

彭莹玉原为袁州慈化寺僧人，常为人医治疾患，享有很高声望。及逃至淮西。又受到当地人民的保护。他与麻城铁工邹普胜等一起，继续以白莲教进行反元起义的准备活动，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

至正十一年八月，在刘福通的影响下，邹普胜与徐寿辉等也用红巾为号，举起义旗。徐寿辉本名徐贞一，以贩布为业，往来蕲、黄间。至此，被邹普胜等推为首领。九月，占领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和黄州路（路治在今湖北黄冈），杀蕲州总管李孝先。

由于有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起义军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十月，众推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定都蕲水。“天完”的含义是“压倒大元”，表现了红巾军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于是设官立制，以邹普胜为太师，乡人有才识者皆授以官爵。天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中书省，称莲台省，下设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地方最高政权机构是行省，先后建立过江南、汴梁、陇蜀、江西等行省。军事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千户府、管军百户府等。

天完政权是元末红巾军建立最早的政权，它一经建立，便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其遣将所摧陷，几海内之半”①。

天完治平二年（至正十二年，1352），天完政权遣将分攻河南江北、江西、湖广、江浙等处，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荆湖战场，天完将领丁普郎、徐明远等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曾法兴下安陆元知府丑驴（丑闻）战死。邹普胜派干人向湖广行省诈降，进驻武昌，然后以大军继进，内外夹攻，占领武昌，元宗室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于是连下中兴（今湖北江陵）、沔阳、荆门，与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互相呼应，河南江北行省西部的均、房、峡等州尽为红巾军所据。元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被俘，死。沔阳达鲁花赤咬住自溺于柴林河。

古代风景画鉴赏二月，红巾军主力南下江西，攻占江州（今江西九江），江州守李黻死。又连下瑞昌、武宁、建昌（今江西永修）、宁州（今江西修水）、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和靖安。围攻南昌不下。进而南下攻占瑞州（今江西高安）、上高、新昌（今江西宜丰）。

三月，下袁州、吉安，四月，进入赣州地区，攻克宁都。在短短的四个月中，红巾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江西全境。诚然，由于一路前进，所攻下的州县没有力量坚守，有些得而复失，但影响所及，处处受到群众欢迎，而元朝守土官将或死或逃，江西大震。

红巾军的迅猛攻势，令宴安日久的元朝官僚、将领猝不及防，不少人被杀、被俘或逃遁。诸州府仓促集兵，粮饷不足，配合不力，州县接连失守。至正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才调兵遣将，收复所失州县。四川行省平章咬住与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以本部探马赤军三千征讨荆襄。知荆门聂炳也募土兵七万。向红巾军反扑，收回荆门、襄阳、归峡等州和中兴路，杀红巾军将领李太素，俘王权②。

天完刚刚建立，于治平元年冬就东进淮西，十一月，下太湖、宿松、潜山。次年春，克桐城，攻打安庆。进占池州、铜陵、无为。二年，克婺源、休宁、黟县、歙县。并由徽州向杭州挺进。江西的红巾军进入福建，得到当地起义军的响应，下建宁、泰宁，直入邵武。又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福建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近逼浦城、松溪，攻古福安、宁德。红巾军张榜召民入伍，“沿江贩负、深山樵采之徒蜂起”。各为千户、万户、总管③，红巾军在福建的影响迅速扩大。他们有良好的纪律，不杀不淫，只召民入伍和“摧富益贫”。将领王善进攻福宁，俘其知州王伯颜，劝其归降说：“闻公有惠政，此州那可无尹，公为我尹，可乎?”伯颜不从，遂与监州阿撒都剌同被杀。十三年春，王善又连下罗源、连江，擒斩巡检刘浚。福州曾一度被攻占，后因元军援兵至。红巾军撤围走。王善为刘健募人杀害④。

同年，天完部分军队进入衢州路和建德路，占领开化、淳安、建德，攻取常山、江山等县，以孤军无援，不久撤走。主力则往攻杭州。七月，大军抵达杭州，杭州元官相继逃跑。平章定定、教化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走渡钱塘江，红巾军自北门入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战死。杭州路总管宝哥自溺于西湖。红巾军进入杭州，“不杀不淫”，只将“府库金帛，悉数辇运以去”⑤。

杭州的失陷使元廷大为震动，立即组织力量围剿红巾军。平章月鲁帖木儿与宣徽使八忒麻失里领兵自淳安入徽州路，切断红巾援军入援之路。浙西廉访使合剃忽纳由绍兴率盐卒过江，会同官军攻杭州。平章教化与济宁路总管董搏霄也从湖州统兵反击。红巾军力不能敌，败退。

自杭州撤出的红巾军在得到接应后，声势再振，入湖州，吴兴，克宜兴、溧阳、溧水、常州、江阴，攻京口（今江苏镇江），逼集庆（今江苏南京）。但元军占领了红巾军的根据地徽州，红巾军失去后援，所得之地不能守，至年底，为元军击败，所得之地尽失。

这年，天完军也曾进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一度占领常宁、道州、宝庆路（今湖南邵阳）。

治平二年闰三月，元朝调动兵将，全面部署镇压红巾军。下诏今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以兵守江东、西关隘；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讨南阳、襄阳；刑部尚书阿鲁讨海宁；江西行省右（左）丞火尔赤与参知政事朵祷讨江西；以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代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守芜湖；命江浙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与星吉、不颜帖木儿、蛮予海牙同讨饶、信。

天完红巾军是在元朝政治腐败，纲纪松弛，文恬武嬉，因循怠惰，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组织准备后突然向元朝政府军进攻的，故在战争初期，所向克捷。但它的领导力量薄弱，徐寿辉“无他长”，只是以“相貌异众”被推举为帝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最终的奋斗目标。队伍人员成分庞杂，思想涣散。不懂得在攻下的地区建立政权，巩固战斗成果。因此，在元朝政府军组织反击和地主武装的联合打击下，所下州县，又迅速丧失，反抗活动也很快陷入低潮。

四年（至正十四年，1354），天完政权的核心潜伏于山泽，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停止，只有个别地区的红巾军余部仍在相机袭击元兵。但天完军队所过之处，人民的反抗情绪高涨，各地不断爆发反元起义，为天完势力的复振准备了条件。同时，刘福通、张士诚两支队伍有了新的发展，分散了元军的力量，也给天完的再兴提供了机会。

五年（至正十五年，1355），天完的首领们走出山泽，再次掀起反元高潮。

正月，天完将领倪文俊复沔阳，以火筏烧蒙古王子报恩奴的船只，报恩奴死，俘其妃妾。陈友谅起于黄篷三月，天完兵再下襄阳路。襄阳世袭万户杨克忠死。

五月，倪文俊自沔阳攻中兴，元帅朵儿只班死。

七月，倪文俊再下武昌、汉阳。

九月，倪文俊围攻岳州。

十一月，天完军占领饶州路、婺源。

十二月，攻祁门、黟县。

六年（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迎徐寿辉至汉阳，遂以汉阳为都城。天完军再下徽州路。

三月，倪文俊下常德。五月，下澧州。八月，下衡州。九月，攻占兴国。十二月，攻下岳州，俘威顺王子歹帖木儿。

七年（治正十七年，1357）二月，倪文俊破峡州。

当天完军势力再起后，元朝也开始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个别起义军首领在高官的诱惑下产生动摇。丞相倪文俊以王子歹帖木儿为质，求为湖广行省平章⑦。

倪文俊，河南江北行省沔阳人，号蛮子。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天完政权建立，文俊参加起义。至正十五年天完势力再起后，文俊战功为多。他“善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⑧。为实现其降元取高官显爵的愿望，不惜杀害天完政权的领袖，窃夺农民反抗斗争的成果。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成。自汉阳逃奔黄州，为陈友谅袭杀。友谅自称平章。十年（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天完政权灭亡。

注释①谈迁《国榷》；参见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论述》，《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②《元史·哈剌八都鲁传》、《元史·聂炳传》、《元史·顺帝纪五》。

③《万历福宁州志》，参见《元代农民起义资料汇编》中编第一分。

④《元史·刘浚传》：浚妻为真定史氏，当红巾军南下之际，尽出奁中物募军。红巾围攻福州。刘浚与之战于中麻，中箭坠马，与其子刘健同被擒。浚不屈被杀，王善特舍其子健，令其收父尸。

刘健尽散家财，结死士百人，诈为工商流丐，入红巾军。发火乱军，使自相屠戮。王善、陈伯祥被擒，磔死于帅府。

⑤《南村辍耕录》。

⑥《草木子》、《明实录·徐寿辉传》。

⑦《元史·成遵传》载，倪文俊质威顺王之子，而遣人请降，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朝臣欲许者半。参议中书省事成遵反对，并以项羽执太公事为例。

⑧《草木子》。

第三十六章

陈友谅兴败陈友谅，河南江北行省沔阳渔家子。“少读书，略通文义”①。徐寿辉起兵时，参加起义，为倪文俊簿书掾，后因攻城略地有功，文俊使其领兵，升为元帅。

天完治平五年（至正十五年，1355），倪文俊迎徐寿辉居汉阳后，渐专天完政柄，友谅心不能平。七年，文俊谋杀寿辉，友谅更乘衅袭杀文俊，自称宣慰使，寻自为平章，操纵天完政柄，将这支武装力量当成自己谋富贵、图大事的工具，徐寿辉“徒存空名”而已。

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天完政权控制了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北部地区。此外，尚有四川的明玉珍部和袁州的欧普祥部。其中心地区除东北一隅与朱元璋接界外，周围仍处在元朝势力包围之中。陈友谅掌握了天完大权后，打击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依然是元朝势力控制的地区。

十月，陈友谅沿江东下，袭击安庆。十一月，屯于山口镇。与安庆守将余阙大战于观音桥。

八年正月，陈友谅与赵普胜、祝宗分别攻其西、东、南三门。元将余阙分兵守御三门，自当西门。“阙身中三创，被十余枪，力尽，引佩刀自刎死，堕于清水塘”②，攻围两月后，城破。

攻下安庆后，陈友谅顺流而下，进攻江西。五年前，天完红巾军在江西曾横扫诸州县，至此仍有红巾军余部在境内活动。而欧普胜的势力仍占据袁州。经过天完初的打击，元朝虽收复了大部分州县，力量也相应削弱，加之当初配合官军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遭到蒙古、色目官僚、将领的排挤和杀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这一切，都为陈友谅的顺利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月，陈友谅部将王奉国袭击信州，大军号称二十万。四月，赵普胜自枞阳进军池州，俘元枢密分院院判赵忠，下池州。同月，陈友谅占据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王奉国占领瑞州。

陈友谅时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火尔赤任专权柄，与省臣道童不和，贪忍不得将士心。“陈友谅由九江亲率水兵乘风一夕掩至，官军、义兵势衰不敌，城遂破”③。火尔赤逃遁。道童退至抚州路，“欲集诸县义兵以图克复，而势已不可为”。不久，天完追兵至抚州，道童渡水相拒，死④。

五月，陈友谅遣康泰、赵琮、邓克明等率军前往福建。

友谅自领兵下吉安路。时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萨里、都事吴伯都剌皆总兵分省于吉安，漫不事事。陈友谅以大将熊天瑞往攻吉安，吴伯都剌遣其将塔普援吉，反降于熊，而为向导，生普庵萨里、吴伯都剌皆遁，众大溃，城陷。熊天瑞又占领抚州，俘抚州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

陈友谅遣将幸文才围攻赣州路（今江西赣州），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全普庵萨里）与总管哈海赤斩其劝降使，擐甲登城拒守，力战凡四月。九月，兵少食尽，全普庵撒里自刭死。城陷，哈海赤被俘，不降，被杀。

十一月，陈友谅下汀州路（属江浙行省，今福建长汀）。

天完治平九年（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陈友谅在横扫西行省后，又入江浙。

三月，略地衢州，同时遣将进攻襄阳。

六月，王奉国、陈友德占领信州路（今江西上饶），守臣江东廉访使伯颜不花的斤战死。

时伯颜不花的斤为江东道廉访副使，自衢州引兵援信州，先在城东败陈友谅将王奉国。伯颜不花的斤入城与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分兵自南、北两门出城迎击王奉国。获胜。友谅弟友德急攻东城，并遣使说降，伯颜不花的斤杀使者，誓与城共存亡。信州被围四个月之久，城中食尽“‘军民，唯食草苗茶纸，既尽，括靴底煮食之，又尽，掘鼠罗雀，及杀老弱以食”⑤。天完军穴地百余所，或鱼贯梯城而上，城中士力疲，不能战，席闺出降，大圣奴、参谋海鲁丁皆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城陷。

十一月，陈友谅兵突入杉关（今福建邵武西北）。遣邓克蛰建昌路（今江西南城）等三路入闽。自此，结束了江西的战事，重点转向对朱元璋的战争。

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提高了陈友谅的声望，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面继续向西北的荆襄地区扩展势力，一方面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加紧了篡夺天完最高领导权的活动。陈友谅自杀死倪文俊，实际上就掌握了天完政权的领导权，徐寿辉在远离前线的汉阳，对陈友谅的行动已无力控制。但天完军安庆守将赵普胜是他夺取政权的一大障碍，故陈友谅的夺权活动必自铲除赵普胜始。

赵普胜，别号双刀赵，是天完最早的将领之一。当天完红巾军反元活动陷入低潮之际，结寨巢湖，坚持斗争，曾与朱元璋共事。天完再起，复归。他堪称骁将，却勇而寡谋。在反元和与朱元璋的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资历更在陈友谅之上，故素为陈友谅所忌。所守的池州，又是朱元璋向西发展的必争之地。于是，朱元璋利用陈友谅与赵普胜间的嫌隙遣人入友谅军中行间。普胜不察，“见友谅使者辄诉功，悻悻有德色。友谅衔之，疑其贰于己”⑥。至正十九年九月，朱元璋大将徐达败赵普胜军于潜山，友谅遂以会师为名，亲至安庆。“普胜不虞友谅之图己，闻其至，具烧羊迎之雁汉，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⑦。既除普胜，陈友谅即可无所忌惮地篡夺天完政权了。

至正十八年四月陈友谅占领南昌后，寿辉意欲迁都进驻其地，友谅恐对己有所牵制，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发兵自汉阳前往友谅治所江州。陈友谅则“伏兵郭外，迎寿辉人，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即以江州为都，奉寿辉以居。而自称汉王。置王府官属。……遣部将阳白事寿辉前，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寿辉既死，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太师邹普胜以下皆仍旧官”⑧。从此，天完政权被大汉所取代，它反抗元朝统治的宗旨也为陈友谅建立割据一方的封建政权的政治目标所取代。此后，汉政权一方面继续从事反元斗争，一方面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天完起义军也发生了分裂，进入四川的明玉珍脱离天完，自称皇帝于四川，占据袁州的欧普祥投降了朱元璋。

天完政权的这种变化早在陈友谅攻陷南昌时就已开始。当时，陈友谅曾召辟元肃政廉访使吴当、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礼遇地主阶级士大夫，也博得了部分地主阶级的赞赏。这对他夺取天完统治权产生了一定影响，解开就曾建议他杀徐寿辉降元⑨。

大汉建立后，陈友谅继续遣将出兵福建，他本人则主要从事对朱元璋的战争。

汉大义元年（至正二十年，1360）二月，被派往福建的邓克明下延平。闰五月，康泰攻陷邵武。六月，邓、康合兵围建宁，城中坚守，相持六十五日不下，遂撤围走。城中兵出追击。邓、康大败人马自相蹂践，死伤过半。汉大义二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三月，邓克明、胡天瑞、康泰陷邵武。五月，再攻延平、建宁。福建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左丞帖木烈思和普化帖木儿等共谋退敌，分别部署守城、督战和请援，邓克明等师久无功，于八月大败而回。

同年闰五月，陈友谅约张士诚合兵进攻应天。当时，陈友谅势强，舟师十倍于朱元璋。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趁陈、张尚未合兵之际，先克陈友谅，拆散陈张联盟。他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的关系，令康茂才遣人诈降，陈友谅果然中计，兵败龙湾。部将张志雄等降朱元璋。

七月，朱元璋乘胜反击，在安庆遭到抵抗后，决定绕过安庆，直取江州。至江州五里，友谅始知，仓惶逃走，江州又为朱元璋所得。于是部将胡廷瑞、祝宗等相率降，江西又为朱元璋所有。

古代山水画鉴赏汉德寿元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不甘于丢失江西，乃作大舰围攻南昌（朱元璋改称洪都），“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⑩。朱元璋侄都督朱文正一面坚守，一面向朱元璋求救。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援南昌，并遣将扼其归路。陈友谅围南昌八十五日，知朱元璋来援，遂解南昌围前往迎击朱元璋。朱元璋兵入鄱阳湖，双方激战于鄱阳湖，朱元璋军乘风以火攻陈友谅战船，“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杀其殆尽。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部降，兵力益衰。朱元璋得胜后，退出鄱阳湖，邀汉军归路，控湖口十五日。友谅不得归。日久粮绝，谋出湖奔武昌，又为朱元璋军所遏，友谅中箭，“贯睛及颅而死”。太尉张定边等以小舟载其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十月，朱元璋率军围武昌，分兵下湖北诸郡。

汉德寿二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亲往武昌督军攻城。武昌援绝，陈理与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大汉亡。

注释①《明史·陈友谅传》。

②《朱一斋先生文集·余廷心后传》，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

③《万历南昌府志》卷二四《纪事》。

④《元史·道童传》。

⑤《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

⑥《明史·陈友谅传》。

⑦《明太祖实录》卷七。

⑧《明史·陈友谅传》。

⑨解缙《解学士文集》卷八《鉴湖阡》载：早在占领南昌前，解开就曾致书陈友谅弟，劝其杀徐寿辉降元。友谅不听其归元之议，却谋杀徐寿辉称帝，解开则逃往南昌。南昌下，又拒陈友谅于吉水。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大夏兴亡大夏的建立者明玉珍，随州人，世业农。蕲黄红巾军起义时，与乡里父老谋避兵，召集乡人千余，屯青山，被推为屯长。

天完军势力发展至荆湖州县，遣人来召，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①玉珍引众降，为统兵征虏大元帅，仍领本部，驻守沔阳。与元将哈麻秃战于洞庭湖，流矢中右目，遂眇。

至正十四年（1354），沔阳水灾，民采菜、鱼为食。十五年春，玉珍领兵万余，至夔州府筹粮。十六年。自巫峡还。

时值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与左丞哈麻秃募兵于重庆，阴谋杀害义兵元帅杨汉而夺其部众。杨汉将士顺流而下诉于明玉珍，要求他回军击完者都和哈麻秃，占据重庆。于是玉珍遣粮船之半还沔阳，另一半返回袭取重庆。

时蜀中承平久，遽见兵船，远近骚动。完者都率所部夜遁，哈麻秃被俘。明玉珍禁部众侵掠，所部军秋毫无犯，四处投降者络绎而至。乃遣使向徐寿辉报捷，并将哈麻秃送往汉阳。

十七年（1357），徐寿辉杀哈麻秃，授明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十八年（1358），完者都与元四川行省平章郎革歹、参知政事赵资率兵屯嘉定（今四川乐山市），谋取重庆。明玉珍遣义弟明三领兵溯流围攻嘉定。相持半年，不能下。

玉珍驻泸州，用宣使刘泽民荐，以进士刘桢为理问。

十九年（1359），明玉珍自率大军围嘉定，令明三率锐卒直趋成都。时刘福通所遣的北伐红巾军西路将领李喜喜、白不信等已入蜀，擒平章买奴、参知政事韩叔亨，成都只有都事薛元署理省事；守军皆为新募者。明三兵至。守军惊溃，遂俘虏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妻子，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死。赵资妻入见，玉珍待之以礼，使临嘉定阵召其夫赵资，而为资箭射身亡。玉珍挥军勇进，左右劫袭，元兵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下嘉定。回至重庆，杀完者都等于大十字街。

二十年（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明玉珍不服，遂于重庆城南为徐寿辉立庙，春秋奉祀；遣将守夔州，不受陈友谅节制，不与大汉政权往来，并准备相机讨伐；自称陇蜀王，下令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民，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②，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罚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召尤。”③可知，大宋西路北伐军入川后，也曾给元朝在四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明玉珍入蜀后，并没有与刘福通所遣的北伐军合作。

二十一年（1361），明玉珍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刘桢、戴寿、张文炳等相继鼓动他建国自立。

至正二十二年（1362），玉珍弟明二在云南与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儿等战，兵败被俘。

玉珍分兵袭龙州、青州及兴元、巩昌等路。

三月，明玉珍即皇帝位，建都重庆。诏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惟我国家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上承天命，下顺民心。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一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呜呼!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④。于是分蜀地为八道。行周制，设六卿。拜戴寿为冢宰；明三复原姓名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周光为司徒；刘桢为宗伯。置翰林院，拜牟图南为丞相，史天章为学士。立子明升为太子。内设国子监，教授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置令。屏去释、老二教和弥勒堂。以十一之率征赋税，大家无力役之征。立进士科，分五等取士。置雅乐。又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以进取陈友谅。

秋，廷试进士。古代风景画鉴赏冬，命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刺踏砍，败元平章侯普颜达，获其人马以归。

二十三年（夏天统二年，1363）春，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人（今四川西昌市）；指挥芝麻李由宁番人。二月，万胜至云南，屯金马山。梁王孛罗、云南廉访司官逃遁。万胜进一占中庆城（今云南昆明市）。遣使四方，告谕招安，来降者众。四月，梁王傅大都领兵攻城，万胜以孤军深入，约兵不至，战士多中伤，遂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与大都拒于同马，领余兵还。

二十四年（夏天统三年，1364），万胜领兵攻兴元，不克而还；巴州叛，司寇邹兴克之，留兵镇守。

二十五年（夏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事。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皆为平章政事，分别镇守成都、保宁（今四川阆中）、夔关、通江（今四川巴中西北）。以江宝英为参知政事，镇守播州（今贵州遵义）。荆玉、商希孟为宣慰。镇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黔南。汉参政姜珏来投，令其守夷陵，兴屯种，以备军需。

九月，遣姜珏致意于朱元璋。朱元璋则遣都司孙养浩来使并致书，约以“协力同心，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再遣参议江严答聘。

二十六年（夏天统五年，1366），明玉珍死。四月初一子明升即位，年十岁，尊其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

明玉珍死前谕群臣“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明玉珍“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赖以小康焉”。庙号太祖文武至亡。圣皇帝。

明升遣使吴及备政权。

玉珍死后，“明升暗弱，群下擅权”，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丞相万胜因与知院张文炳不和，密遣人杀之。内府舍人明昭等又矫太后诏杀万胜。拜刘桢为右丞相。

丞相戴寿领兵攻乌撒，不克而还。

右丞相万胜，年当壮岁，智勇过人。数岁总兵征讨，士卒乐从，所向克捷，开国之功良多。明昭杀万胜，引起了夏诸大臣的不满。

二十七年（夏开熙元年，1367）。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移文郡县，称：“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日者，矫旨杀戮功臣，我辈宁能自保乎!”幼主明升调兵征讨，皆败还。

二十八年（夏开熙二年，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丞相戴寿总兵力八万征吴友仁。友仁入城自守，对寿称：“不须用兵，可遣参政文彦彬来，即投降。”当日即遣彦彬入城。友仁与彦彬约：“丞相可设策将义子明昭等诛之，不然必为所害。”戴寿回朝后设计擒杀明昭。友仁与彦彬回重庆，请罪谢恩。

朱元璋北伐得胜，元顺帝北逃，明遣使来告。来书以明升比诸窦融、钱傲，暗谕其群臣谏明升以四川降附于明。

明洪武二年（夏开熙三年，1369），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寿不与。

秋，丞相刘桢死。

十月，明遣使谕明升入觐，不从。

明洪武三年（夏开熙四年，1370），以明朝建立，群臣讨论夏之对策。吴友仁主张“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遣使向明献楠木。

明遣使借路攻云南，丞相戴寿不许。

吴友仁攻兴元，明守军数少，守将金兴旺面中流矢，敛兵入城。遣使走宝鸡求援。吴友仁围城。明援军将至，友仁撤围走。夏明和好遂绝。

冬，明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平章廖永忠为副，攻夔关。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设天桥备御。明船至，大木下，船辄被撞碎，明军不能上。屡战不胜，退兵峡外。而都城重庆常虚惊，禁不能止。

洪武四年（夏开熙五年，1371），明大举伐夏。汤和为征西将军，自瞿塘趋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自秦陇趋成都；邓愈驻襄阳，供应粮饷，训练士马。

平章丁世珍拒友德，兵败，夏将双刀王等十八人被擒。友德以木牌数千书克阶、文、绵、汉诸州捷报投诸汉江（西汉水，即嘉陵江），夏重庆守者见之，军心混乱，夔关守军回救成都。明将廖永忠得木牌于巫峡，遂乘虚自夔关入，直抵重庆。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刘仁扶幼主明升、太后彭氏诣军门投降，夏亡。立国十年。

七月。成都守将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犹列象阵拒守，及得明捷报和家书，知重庆已降，乃籍府库仓廪，纳款军门。

明升母子被解送应天，升封归命侯，赐第京师。后徙高丽⑤。

注释①《明史·明玉珍传》。

②《明氏实录》，见《元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③李喜喜、白不信、大刀敖入川后称青巾。

④《明氏实录》，见《元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⑤《明史·明玉珍传》。

张士诚兴败王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起兵。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县）人。有弟三人，皆以操舟贩盐为业。“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辱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邱义尤窘辱士诚甚”①。在红巾军起义的鼓舞带动下，张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邱义与所仇富家，放火焚其庐舍，人旁郡，召集人众。张士诚“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其为主”②。行至丁溪，为大姓刘子仁所拒，张士义中箭死。士诚益愤。与之决战，子仁众溃人海。士诚乘胜攻陷泰州，集众万余人，克兴化，结寨得胜湖（德胜湖）。高邮知玉樽府李齐前往招谕，士诚降，行省授以民职，士诚要求从官军征讨红巾军以自效。时赵琏受命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移驻泰州，命士诚治戈船，趋淮、泗。士诚疑惧不敢发，又知赵琏无备，复叛。杀赵琏，掠官库民财，走入得胜湖，入据兴化。五月，进占高邮。知府李齐再往招降，被张士诚下于狱。

镇南王府参议军事纳速刺丁守得胜湖，以舟师会诸军往讨。“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见贼势炽，皆遁走”③，纳速刺丁与其三子皆战死。

六月，亲王完者秃在泰州阵亡。朝廷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世帖睦迩于淮南、北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以行省平章福寿讨兴化。

十四年（周诚王天祐元年，1354）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韦占④。下令“出狱囚，蠲民逋，凡知名之士取用之”⑤。二月，元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苟儿。

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讨张士诚。枢密院官石普自荐以步兵三万取高邮。受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军万人以行。普乘夜衔枚进军宝应（今属江苏），“抵县，即登城，贼大惊溃，因抚安其民”。于是，诸将水陆并进，乘胜拔十余城，分三路进逼高邮。“一趋城东，备水战；一为奇兵，虞后；一普自将，攻北门。遇贼与战，贼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蹑之，纵火烧关门，贼惧，谋弃城走。而援军望之，按不进。且忌普成功，总兵者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人之功。而贼以死扦，蒙古军惬怯，即驰回，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率坠水中”⑥。于是石普军乱，张士诚军乘机反击，石普血战奋击，至日暮，援绝，负伤堕马，与从者皆死。

三月，张士诚下令务农桑，令称“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⑦。要求慎择长吏，以民生兴耗为考察长吏的标准。

四月，令州县兴学校。令称“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材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⑧。

六月，进攻扬州。达识帖睦迩兵败，诸军皆溃。朝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达识帖睦迩，再进兵讨伐。

九月，丞相脱脱统大军南征。“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⑨。十一月，至高邮，连战皆捷，高邮城破在旦夕。而宣政院使哈麻却在皇太子、皇后面前谮毁脱脱，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也三次上章弹劾，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心益著”。于是，以师老费财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南；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指责脱脱：“坐视玩冠，日减精锐，虚费国家之钱粮，诓诱朝廷之名爵。”诏书开读后，“脱脱匹马北归，将士溃散，元兵不复振矣”⑩。

十五年（周诚王天祐二年，1355）四月，诏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伪招降张士诚，以宣命、印信、牌面，与淮南王孛罗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访司等官商议招安。五月，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抚谕。士诚囚辱孙擅，不受招。十六年（周诚王天祜三年，1356）正月，周军陷常熟州（今江苏常熟）。时松江府印造官号，给吏兵佩带，以防奸伪。“号之制作，画为圆圈，绕圈皆火焰，圈之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间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中无一人，红军府上坐，”，以印讥讽元朝官、将的怯懦。

张士诚以其弟士德自高邮率众渡江，进取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元守将遁走。新任平江路总管贡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怀印绶弃城走入海滨。平江下，改名隆平府。行省都镇抚、元帅王与敬以松江叛降张士诫。时方国珍已降元，以海舟自太仓水陆并进讨周，为王与敬所阻。

三月，张士诚徙都隆平。命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前所欠税赋悉数免去，又免当年税赋十分之四；赐老年人粮食、布帛和贫民粥食；设学士员，开宏文馆；设礼贤馆，召四方明博之士；筑常熟、吴江城；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议修水利。

四月，士诚将赵打虎下湖州（今属江苏）。松江（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无锡等相继为周占领。

六月，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书称：“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

七月，周军攻镇江，被朱元璋击败。攻杭州，元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达识帖睦迩弃城走富阳。万户普贤奴尽力抵御，苗军将领杨完者自嘉兴往援，士诚败走。

八月，周以水军数万攻嘉兴，为苗帅杨完者所败。“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周军—引者注）樯橹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皆积苇以待。时南风大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瓜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氏统军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

九月，朱元璋攻常州，周军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两。朱元璋索粮五十万石，和议不成。十七年（周天裙四年，1357），张士诚西有朱元璋兵褶逼。南有降元的方国珍配合元兵征讨。五月，朱元璋军下泰兴。六月，取江阴。时“张士诚据姑苏，跨有淮东、浙右，地大物众，兵食富强，实江南一劲敌”。他“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长兴、江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朱元璋）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朱元璋）所有，士诚侵轶路绝。

七月，朱元璋又遣将攻常熟，俘士诚弟士德。张士德智勇双全，实为士诚的谋主。士德被俘，对士诚是个沉重的打击。士德寄书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遂不食不语，死。于是张生诚准备按士德的意见降元。

八月，张士诚使来投的元江南行台御史蛮子海牙写信向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请降。后者令参知政事周伯琦至平江抚谕，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被俘）。“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

古代风景画鉴赏张士诚降元后，奉元正朔，配合元朝军队攻打红巾军。同朱元璋争夺江阴、常熟、通州（今江苏南通）、杭州、诸暨（今属浙江）、绍兴。并参与了元朝官僚、将领间的倾轧，以兵逼杭州，迫使苗帅杨完者兄弟自杀。同时，每年以江南粮食十几万石输往大都，为朝不保夕的元朝提供物质支援。于是，“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

二十三年（1363）三月，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于安丰，杀刘福通。朱元璋率军援安丰，迁小明王至滁州。

二十四年（1364）九月，张士诚令其部属颂功德，欲求王爵，朝廷不准。遂停止了向元输粮，自称吴王。在平江治官阙，立官属。逼达识帖睦迩将行省丞相位让与弟士信，移丈称：“照得浙江省奠临吴、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实东南之重镇，自非硕德元勋、雄威重望、功盖当世、泽及生民者，畴克居此!吴王张士诚有生英杰，间世雄才；其弟太尉张士信天资英武，志节忠贞。伏念当职，才非辅弼，年已衰残，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足以胜任，苟不推贤以自代，必致误国而获愆。今将原授官爵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宣政院三台银印各一，便宜行事、赏功罚罪、招降讨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达识帖睦迩被幽拘于嘉兴，行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不从，二人先后被迫服毒而死。张士诚对元廷“阳顺而阴背，奉其正朔以饰文移，而凡废置、予夺、生杀、爵禄、悉自己出”。时朱元璋也称吴王，则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后，决定调集大军，大举进攻东吴。十月，徐达、常遇春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欲取淮东泰州等处。“时张士诚所据郡县，南习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拒”。朱元璋部署先取通、泰剪其羽翼，再取浙西。

张士诚自占领平江进入浙西后，生活日益腐化，政治上也失去了进取心。大造宫殿，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虽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三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借之酷敛，鞭扑梦楚，无有停时，死者相望”。同时“大起宅第，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享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如国弟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人民负担沉重，生活痛苦，对张士诚也越来越不满。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张士诚外表持重，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军政大事，多借重士德。自士德被俘死，张士诚则委政事于弟士信。士信无能，“惟务花酒”，用王（—做黄）敬夫、蔡德新、叶彦文三人主事，三人无他能，惟事顺从，当时有谚语称：“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乾瘪。”

闰十月，朱元璋军占领泰州。

武士俑二十六年（1366）三月，徐达、冯国胜围高邮。前此，冯国胜围高邮，东吴守将俞某开门诈降，国胜轻信，先人城者数百人被杀。受到朱元璋的责罚。至此，国胜督兵四门齐上，一鼓破城，俞某被擒。

至四月底，兴化、濠州、宿州、邳州、安丰等相继失陷。

五月，朱元璋发布讨伐张士诚的檄文一《平周榜》。

八月，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攻湖州。

九月，朱文忠攻杭州。

十一月，士诚将李伯升降，湖州陷。杭州守将、平章潘原明降，杭州失守。

二十七年（1367）正月，朱元璋军攻下松江。

五月，徐达围姑苏。朱元璋致书张士诚，要求他“畏天顺民，以全身保族，若汉之窦融、宋之钱傲”，并保证“尔能顺附，其福有余”，张士诚不予理睬。城被围日久，士诚组织突围，兵败。“有勇胜军号十条龙者，皆仓夫善为盗者也，士诚每厚赐之，令被银铠、锦衣，将其众出入阵中，人不能测，是日亦败，溺死万里桥下”。降将李伯升遣人劝降。说谕百端，士诚抑首沉虑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突围不成，士信又为飞炮所中，碎其首而死。

九月八日，徐达取平江路。士诚驱家人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己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徐达命士诚降将李伯升谕士诚。“时日已暮，士诚拒户自经。伯升决户，令降将赵世雄抱解之，气未绝，复苏。达又令潘元绍以理晓之，反复数四，士诚瞑目不言。乃以旧盾舁之，出葑门，途中易以户扉，舁至舟中”。所俘官属、将校、家属凡二十余万，俱送往建康。士诚在舟中闭目不食，坚卧不起。至中书省，相国李善长问之，初不语，即而言不逊，被善长怒骂。九月十六日，自缢死。

注释①《明史·张士诚传》。

②《草木子》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③《元史·纳速剌丁传》。

④张士诚称王建号，《元史·顺帝纪》、《明史·张士诚传》记为至正三年五月。《观实录》为至正四年一月。

⑤史册《隆平纪事》，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⑥《元史·石普传》。

⑦⑧史册《隆平纪事》，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⑨《元史·脱脱传》。

⑩《国初群雄事略》。

《南村辍耕录》。

《明太祖实录》、《皇明文衡》。

姚桐寿《乐郊私语》。

《明太祖实录》、《皇明文衡》。

《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

此据《明太祖实录》。另《国初群雄事略》载“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御士扛于竹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

第三十七章

顺帝北归至正四年脱脱辞去相位后，被丞相别儿怯不花所谮，处境甚危，宁宗乳母之子康里人哈麻屡在顺帝面前为他说解，故脱脱对哈麻颇怀感激之情。再相后，引哈麻为中书右丞。参议中书省事汝中柏为脱脱所信任，自平章以下，对其所议，皆唯命是从，而哈麻独敢与之争。因汝中柏之谮，脱脱使哈麻为宣政使，位居第三，哈麻因而忌恨脱脱。

渡过了接管政权初期的艰难岁月，元顺帝的地位巩固了。脱脱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元朝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治河的成功和初期对红巾军镇压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元顺帝的头脑，他满足于表面上的承平景象，不再勤于政事，享乐的情绪开始滋长。

哈麻为投其所好，引西番僧人教顺帝运气术，称演揲儿法，汉译为“大喜乐”。哈麻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又荐西番僧伽磷真于顺帝，教以秘密法。演揲儿法，秘密法，又称双修法，都是房中术。“於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①。导皇帝行此法的，宠臣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杩。等十人，号称十“依纳”。“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依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日皆即兀该，华言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欲去之而未能也。”皇帝一心享乐，政事逐渐废弛。哈麻因而得宠。

至正十四年，脱脱率兵征高邮，哈麻乘间为中书平章政事。并在皇后面前，谮毁脱脱，引起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对脱脱的不满②。终使伯颜遭贬斥而死。

伯颜死后，哈麻为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③。哈麻既为相，颇以曾进西番僧导帝宣淫事为耻，于是寻找借口，杖所荐西番僧一百七十人，流放于甘州。十六年，与其父商量说：“我兄弟位居宰辅，宜导人主以正，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天下士大夫讥笑我，将何面目见人，我将除之。且上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不意此事为其妹所知，乃告其夫。秃鲁帖木儿恐太子为帝己将被杀，于是向顺帝揭发了哈麻的计划。于是哈麻流放惠州（今属广东），雪雪流放肇州（今属广东）。不久，杖死。

哈麻兄弟死后，秃鲁帖木儿等十依纳更加肆无忌惮，“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於娱乐，不恤政务”④。国事日非，丞相搠思监的属下和亲属甚至竟印造伪钞，扰乱国政。

而围绕着奇皇后与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谋内禅事，朝臣分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派。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顺儿党于顺帝；中书左丞相搠思监，资政院使、宦者朴不花党于皇后、太子。

二十年（1360），“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71盛，军国之事，皆其所临决。皇后乃谋内禅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贺惟一，前上都留守贺胜子，因汉人不能为相，而顺帝欲任惟一为相，遂赐姓蒙古氏，改名太平），太平不答”⑤。皇后召太平至宫中，亲自喻意，太平仍不为所动。于是皇太子决心夺去太平政柄，幸知枢密院事纽的该左右回护，皇太子之志未能得逞。后纽的该死，皇太子令监察御史弹劾太平的亲信左丞成遵和参知政事赵忠，二人下狱死。太平遂辞职家居。二十三年，复为御史所劾，诏陕西安置，搠思监逼令自杀。

朝中的帝党和太子党又分别与在外的将领勾结，再一次造成了武装力量干预帝位争夺的形势。由于元朝官军战斗力下降，同红巾军作战时屡屡失利，至正后期，地方地主武装势力有所发展。于是在外的军事将领又形成了以答失八都鲁、孛罗帖木儿父子与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两大武装力量的争夺。

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功臣世家，在镇压荆湖一带红巾军和刘福通红巾军的战争中建有功绩，总制河南军马。

察罕帖木儿为内迁的畏吾儿人，靠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起家，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战功卓著，地位却在答失八都鲁之下。在镇压红巾军时，答失八都鲁常失利，而察罕帖木儿自陕西至河南，入晋、冀，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领其父兵，与察罕帖木儿争夺晋、冀，遂至兵争，顺帝屡下诏和解，终不听。至正二十年八月，朝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欲得冀宁（今山西太原），遣兵出石岭关南下直趋城下，双方交兵，朝廷遣使下诏讲和，二人分别退兵，各守关还镇。

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田丰、王士诚杀死，其甥、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为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总其父兵，孛罗帖木儿则又与扩廓帖木儿争晋、冀，双方仇怨日深。

二十三年，孛罗帖木儿南侵扩廓帖木儿所守地，据真定。御史大夫老的沙得罪于太子，安置东胜州，途中奔孛罗帖木儿，顺帝遣宦官密令孛罗帖木儿留老的沙于军中予以保护。皇太子屡遣官来索，孛罗帖木儿抗拒不交。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以藏匿老的沙获罪，皇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握兵跋扈，匿不轨之臣，又与秃坚帖木儿联结的罪名，与丞相搠思监议，请削其官。诏罢兵权，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儿知此举非皇帝本意，抗旨不遵，杀使者，遣部将会秃坚帖木儿，提兵至京师，扬言索搠思监、朴不花。

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顺帝不得不虚应故事，遣使问进兵原因。然后按孛罗帖木儿报陈的理由和要求将搠思监流放岭北，朴不花流放甘肃，实则执之送交孛罗帖木儿。于是秃坚帖木儿入延春殿见皇帝，痛哭请罪，皇帝赐宴慰免，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守大同；以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帝派暂居上风。

皇太子十分不满，也征扩廓帖木儿兵，令其保障京师。五月，诏扩廓帖木儿总兵，调诸道兵攻大同，并派兵守居庸，入卫京师。扩廓帖木儿亲往太原调督诸军。太子党开始反击。

七月，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和老的沙再以兵入京师，皇太子亲统兵迎战于清河。太子兵败，出奔太原。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老的沙入宣文阁见顺帝诉冤，君臣同泣。遂以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御史大夫。部属将士，布列台省，于是帝党得以总揽国柄。

八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数月间，杀狎臣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杩，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作佛事。并多次遣使太原，请太子还朝。太子不回，扩廓帖木儿则拘留使者。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及扩廓帖木儿等军，进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则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同时，遣秃坚帖木儿出讨上都的太子党，命也速南御扩廓帖木儿。也速至良乡，倒戈叛孛罗帖木儿而降扩廓帖木儿，西连太原，东结辽阳，又打败孛罗帖木儿骁将姚伯颜不花。孛罗帖木儿自将兵往讨，不利。回京后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宴饮，荒淫无度，喜怒无常。奇后乘机数次向他送献美女，由此得以还宫。孛罗帖木儿的行为激起了顺帝的不满，后为顺帝所遣的勇士杀死。顺帝再召太子还朝。

孛罗帖木儿被杀后，秃坚帖木儿与老的沙逃往汪古部驸马赵王处，被赵王缚送朝廷。一场由顺帝亲手策动的政变闹剧结束。

当孛罗帖木儿在京师被杀时，扩廓帖木儿乘机占领了大同，皇太子则联络了诸王，并准备进京清君侧。皇太子出逃期间，就计划效仿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扩廓帖木儿不从。至此，奇皇后命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京师，意在胁迫顺帝退位。扩廓帖木儿不愿参与此事，兵行至距京师30里处，下令分散，不入京师，太子之计不行，遂对扩廓帖木儿怀恨在心。

顺帝以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闰十月，以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天下兵。扩廓请南还视师，离开京师，驻彰德（今河南安阳）。但诸路军不听扩廓帖木儿调遣，张良弼等又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合兵抗扩廓帖木儿，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互有胜负。

古代风景画鉴赏二十七年八月，顺帝派皇太子亲自总制诸路军马，调扩廓肃清江淮；李思齐进取川蜀；张良弼等取荆襄。诏书即下，皇太子不行，扩廓帖木儿也不受命。

顺帝因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乃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官，令与其弟同居河南府，其军则分别委人统领，重新任命太原官属。

二十八年，扩廓帖木儿以兵攻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朝廷遣军讨伐，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开始。扩廓帖木儿势盛，又上疏申述起兵原由，顺帝又下诏复其官，准备令其领兵南讨。

元朝官僚将领用了八年的时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耗尽了人力、物力。而朱元璋在江南却在稳步发展，逐渐消灭了各支反元势力和红巾军，开始北上伐元，以完成其统一全国的大业。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军二十五万由淮人河北取中原。他关照徐达：“阃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⑥为了分化和争取蒙古贵族，朱元璋将被张士诚拘留的元宗室送还大都。同时发表了一篇讨伐檄文——《谕中原檄》。在这篇由名儒宋濂起草的檄文中，虽然充满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将广大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歪曲为民族斗争，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它同时也提出了“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目标，而且宣布了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对大军顺利进军中原，分化元朝统治集团和争取广大蒙古、色目人民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徐达进入山东，招降了元朝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王宣父子，连下莒、滕、益都、东平、兖、济南、济宁、密、登、莱、东昌等州郡。邓愈军也由襄阳进至南阳。

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二月，徐达军进至河南，下汴梁。接着，明军攻下河南、荥阳、钧州、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扼守潼关，阻止李思齐自陕西人援。

五月，朱元璋至汴梁。六月，亲自与诸将商讨进攻大都的战略。特别交待“若元主北弃，毋穷追，但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七月，朱元璋在返回应天之际，又再三叮咛“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⑦。

七月二日，徐达发汴梁，十一日会诸将于临清。直到这时，元朝的武装力量还在自相残杀，争夺陕西地盘。在明军大举北伐之际仍不能和衷共济，一致对敌。

闰七月，元顺帝部署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诸将赴河南，“四道进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知枢密院事俺普、平章锁住等“东西布列，乘机扫殄”。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知院孙厚等“捍御海口，藩蔽畿辅”。“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⑧。但为时已晚，诸将各为身计，内部分崩离析，勤王之师无法召集。兵力最强的扩廓帖木儿自晋宁（今山西临汾）退往冀宁（今山西太原），在元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竟拥兵观望。

元顺帝本无心固守，在部署迎敌的同时，也安排退却。十九日，命太子总兵，二十六日，又命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一起北逃。二十七日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太子妃同议北行。群臣谏，不听，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中书左丞相庆童留守京师。至夜半，率后妃、太子等开健德门北走。

八月初二，明军入京城，帖木儿不花、庆童被明军俘虏后杀死。

顺帝出京后，用17天的时间赶到上都。上都宫殿、官署已被红巾军焚毁。顺帝一行只好再住毡帐。又担心明军尾随而至，终日惶惶不安。逃出京师后，顺帝再次调整了中书人选。以原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鼎住为中书平章政事，魏伯颜为参知政事，又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中书右丞相，并与群臣商议恢复大计。

时扩廓帖木儿尚有大军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良弼则盘距陕西，辽阳尚有元兵十万，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在云南仍为元朝守。

在元朝君臣商讨如何把元朝的统治继续下去时，明朝却在部署乘胜消灭以山西、陕西为主的元朝残余势力。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进取山西，并遣汤和、冯宗异率军增援。元顺帝则迫不及待地遣扩廓帖木儿出兵收复大都。扩廓帖木儿兵至保安，明军却乘虚谋取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回军救太原，双方相持三日，徐达夜袭，扩廓帖木儿兵败，与十八骑逃出，奔大同。明军乘势占领山西。扩廓帖木儿撒至甘肃、宁夏。

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明军主力进攻陕甘。元顺帝仍不甘心大都失守，二月，派右丞相也速以精骑四万抵通州，明守将曹良臣虚张兵势，也速不明虚实，退走。四月，又遣晃火帖木儿、也速“分道讨贼，恢复京师”⑨。也速兵败，明军占领大宁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上都受到威胁，元顺帝北出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附近）。

四月，明军进兵陕西、甘肃。

六月，元顺帝至应昌，屡征扩廓帖木儿领兵入援，扩廓帖木儿则谏其北上和林。顺帝寄希望于甘肃军事形势的好转，迟迟不想离开应昌。扩廓帖木儿在甘肃，拼死与明军对抗。力图恢复。

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官、兵大部被俘，扩廓帖木儿与其妻北遁和林。四月，元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注释①《元史·哈麻传》。

②顺帝皇后有答纳失里，燕帖木儿女，至元元年困其兄唐其势谋逆，被伯颜害死。再立皇后为弘吉剌氏伯颜忽都，生子夭折。二皇后为高丽人奇氏，性颖黠而家世低微，称完者忽都皇后。生子爱猷识里达腊，为太子。奇氏有宠，答纳失里死后，顺帝欲立奇氏，伯颜力争其不可。哈麻曾与脱脱商量授太子爱猷识里答腊册宝和举行册礼。脱脱则认为万一大皇后弘吉剌氏生子则不好处理。因而他答称“中宫有子将置之何处”?为讨得奇氏的欢心，哈麻将脱脱的意见告诉了奇氏。同时又使人在太子面前谗毁伯颜。致使伯颜贬死。

③《元史·哈麻传》。

④《元史·搠思监传》。

⑤《元史·完者忽教皇后奇氏传》。

⑥⑦《明太祖实录》。

⑧《元史·顺帝纪十》。

⑨刘佶《北巡日记》。

察合台汗国兴衰大蒙古国初期，察合台的封地“自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①。他领有自畏兀儿之边至河中的草原地带。成吉恩汗曾命他掌管札撒和法律，他将蒙古习惯法强制推行到穆斯林地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同时，作为大蒙古国镇守西域地区的地位最高的蒙古宗王，在畏兀儿以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相当的影响。但是，终察合台之世，他的兀鲁思始终是作为大汗藩臣的封地存在的，不论是在其父成吉思汗时期，还是在其弟窝阔台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大蒙古国的藩臣。他也一直视蒙古国大汗为宗主。其弟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时；在即位典礼上，是他率领诸王、大臣首先向大汗行了九叩跪拜之礼，再次确定与大汗的君臣关系。

成吉思汗占领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地区后，任命最早归降的回回人牙剌瓦赤为地方长官，管理河中地区。当时，察合台只能管理草原地区自己的封地，对大蒙古国所有的由牙剌瓦赤管理的州郡、城镇，却没有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到了窝阔台时期，随着他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便开始试图扩大封地范围，将势力伸展到国家控制的地区。一次，他越权擅自更换河中某些州郡的长官，被牙剌瓦赤告发，窝阔台发出圣旨质问了他，并责令他作出解释。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回答说：“我考虑不周，轻举妄动，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既然合罕命令我写出来，我就把这件事写出（这）一些。”由于他道了歉，大汗原谅了他。为了缓和地方官与宗王的矛盾，窝阔台也同时将牙刺瓦赤调往汉地，同时将那些地方送给察合台作了他的封地。牙刺瓦赤与察合台的矛盾正是国家与藩王利益冲突的反映，个别人事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牙刺瓦赤的职务后来由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麻速忽）接替，他依然是把这一地区的税收，送往大汗的宝库。

窝阔台死后，情况有些变化。在察合台的干预下，六皇后乃马真氏取得了在新汗即位前执掌朝政的权力。窝阔台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受到了打击，汗国在各地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诸宗王乘机乱下敕令和发放牌符，以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权限，汗国对他们的控制相对削弱。这就为察合台在河中地区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

古代风景画鉴赏1242年。察合台死。根据他生前的安排，由他的孙子哈剌旭烈兀（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的儿子）继为兀鲁思统治者。1246年贵由即大汗位，他与察合台的第五个儿子也速蒙哥关系密切，于是他用大汗的权力，以“儿子还在世上，孙子怎么能当继承人”的理由，改变了察合台的安排，让也速蒙哥掌管了察合台兀鲁思。1251年蒙哥继立为大汗，又改变了贵由的安排，重新让哈剌旭烈兀代替也速蒙哥。哈剌旭烈兀死于返回兀鲁恩的途中，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哈敦（斡亦剌部脱劣赤驸马之女）根据蒙哥的诏敕，杀了也速蒙哥。立其年幼的儿子木八剌沙为汗，自己则代行对兀鲁思的统治权。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间因争夺汗位爆发了战争。忽必烈派遣拥戴自己的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合（阿必失哈，察合台曾孙，他的长子木秃坚次子不里的儿子）去察合台兀鲁思夺权，途中被阿里不哥擒获。而在双方交战中，阿里不哥兵败，退回谦谦州。忽必烈切断了和林与中原汉地韵联系，导致漠北粮食、物资供应紧张。失去汉地粮食、武器、物资供应，对阿里不哥是个致命的打击，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把目光转向西方。察合台兀鲁思所在的地区有富饶的农业区，可以弥补因失去汉区带来的损失，解决漠北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就显得更为重要。于是，阿里不哥派出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个儿子拜答儿之子）取代木八剌沙管理察合台兀鲁思。与他结成联盟，要求他提供援兵和给养，并派兵驻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增援忽必烈。

阿里不哥为了取得察合台系的支持，将原属大蒙古国的察合台封地以外的河中州郡也划归阿鲁忽管辖，就使察合台兀鲁思汗取得了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察合台兀鲁思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也因而发生了变化，为察合台汗国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鲁忽成功地夺取了对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权。按照阿里不哥的意图，向河中地区发展势力，河中和别失八里的大蒙古国地方官和军事将领都降服了阿鲁忽，阿鲁忽也就掌握了原来合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的管理权。后来，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汗鲁忽乃也从阿里不哥处回到察合台汗国，阿鲁忽遂娶她为妻。“察合台汗国自阿鲁忽即汗位后，成了活动于中亚历史舞台的可观势力。究其原因，盖因阿里不哥欲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亟待在察合台汗国里扶植一名傀儡，为他防守西境、征集给养，提供兵源。这等于拱手把原来属于大汗的管理河中和突厥斯坦的权力奉送给了阿鲁忽。蒙古亲贵之间的内讧使远离朝廷的大臣、异密们无所适从，不得不归降于阿鲁忽。阿鲁忽实际上是在占有了大汗河中、忻都之边的军队之后，才变得强大起来的。但是，他的强大的同时却播下了反抗阿里不哥的种子。阿里不哥为反对忽必烈才扶立阿鲁忽，现在他自食其果了”②。

阿鲁忽取得察合台汗国统治权的同时，也将属于大汗控制的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土地、人口、军队据为已有，他的力量顿时强大了，野心也随之膨胀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足以使他改变初衷，于是他同阿里不哥的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

阿里不哥派遣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代表自己控制在河中和突厥斯坦的大蒙古国的辖地和属民，以支持他对忽必烈的战争。不意阿鲁忽看到阿里不哥无力控制河中地区，他也就不情愿将到手的财富、土地、人口、军队再交到阿里不哥手里。于是当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征集财物、武器和马匹时，双方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的使者，夺取本属大汗的财富，背叛了当初自己为己效劳且承认其权力的蒙古国大汗阿里不哥。

表面看来，阿鲁忽的行为是对这次使臣征收财富产生的贪欲所致，实则它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如果这批财物得以运往阿里不哥处，就等于阿鲁忽承认了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所有权，阿鲁忽占有这一地区的土地、财富、人口、军队就是非法的，这是一个涉及到察合台汗国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察合台汗国能否在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的关键之一。他需要尽可能地削弱大汗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加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自己成为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于是他采取了扣留阿里不哥使者的行动。

虽然夺取河中等地区是阿鲁忽的既定目标，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还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于是与阿里不哥闹翻后下一步应如何安排也是他不能不立即作出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召集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说：“在抓起使者之前，应当商议，而如今我们既然已经与阿里不哥成了敌人，（唯一的）出路就只能与他彻底决裂并效力于忽必烈合罕。”③于是，他向忽必烈遣使，表示了对他的拥护和支持。阿鲁忽的投靠，对忽必烈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他的势力就可以从东到西联成一线。此时，旭烈兀也有使臣到达。于是，忽必烈也分别向两人遣使，并根据情况作出了新的军事部署：“从质浑河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而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则由我防守。”④同时，给了阿鲁忽一道圣旨和一个牌子。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做法不同，他没有再次申明河中和突厥斯坦为大汗所有，而是通过圣旨，承认阿鲁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一方面使自己得到了阿鲁忽的支持，进一步孤立了阿里不哥，一方面使阿鲁忽的权力正式得到了大汗的认可，此事大约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春。忽必烈的这一安排使察合台汗国得以发展、强大并取得了与钦察、伊利诸汗国相同的地位。但是，此时的察合台汗国依然不是独立的国家，它仍然是大蒙古国的藩国。

阿鲁忽向西与钦察汗国争夺，势力伸展到花剌子模和今阿富汗北部地区。1266年，阿鲁忽死。兀鲁忽乃再立木八剌沙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当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后，忽必烈又派察合台的重孙八剌（又作八剌合，察合台之子木秃坚的次子也孙都哇之子）回到察合台汗国，让他辅佐木八剌沙管理汗国并配合大汗军队平定海都之乱。

八剌在聚集力量之后，曾按忽必烈的旨意进攻海都，双方各有胜负。后在窝阔台的另一孙子钦察斡忽勒的调解下，两人和解，八剌巩固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公然与大汗分庭抗礼，“他驱走了大汗委任的统治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异密木古鲁克，代之以自己的属臣别克迷失。忽必烈派出一支六千人的骑兵援助木古鲁克复位，但在八剌合（即八剌）三万大军的优势兵力威胁下，不得不退兵罢战。这些事件荡涤了大汗在突厥斯坦势力的最后残迹，标志着独立自主的察合台汗国的崛起”⑤。

1269年，海都主持在塔剌思召开了一次忽里勒台，海都与八剌结为安答，并决定向阿姆河南发展势力，共同攻打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他们一度占领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但是，后来窝阔台方面的人中途撤走，八剌吃了败仗，1270年撤回。当他的势力削弱时，海都以援助为名匆匆赶来，并包围了八剌的营帐。虚弱的八剌惊惧而死。海都主持了他的葬礼，并操纵了他的国家。此后，察合台汗国在海都的控制下，先后立了尼克拜（捏古伯）、秃花帖木儿和都哇为汗。

都哇长期配合海都与元朝对抗，成为元朝西北的最大反叛势力。1301年，海都死。因为都哇由他所立，他自认为对都畦有恩，遂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交由都哇安排处理。都哇有意立了不孚众望的海都长子察八儿，引、起了窝阔台汗国内部诸王的不合，都哇乘势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同时主动向元廷请和，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争。从而树立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蒙古贵族中的威望。

1307年，都哇死，子宽彻即位。1309年，宽彻死，非都哇系的塔里忽（察合台五世孙）乘都哇诸子年幼之机做了察合台汗。但是，都哇的威望使得任何非其直系的察合台后裔继立的合法性受到责难。因此，塔里忽遭到了诸王和异密的反抗。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塔里忽阴谋除掉都哇的子孙。在危难之际，都哇的幼子怯别请求兀赞把阿秃儿予以支持、保护，他们密谋趁塔里忽举行宴会之机，突然袭击，杀死了塔里忽及其诸子、那可儿，收编了他的军队和官员，夺回了都哇家族对汗国的统治权。窝阔台系诸王也曾想乘察合台汗国内乱之机，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对中亚的控制权。他遣使向元武宗海山报告了一切，得到海山的赞许，察合台汗国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继续保持了由都哇、宽彻与元廷建立的友好关系。

1309年，怯别召集忽里勒台，决定由其驻守在哥疾宁地区的兄长也先不花继承汗位。后来，也先不花迁往阿力麻里，怯别则驻守河中，汗国实际上分成东、西两部。怯别所统的中合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汗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属西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控制的中国新疆兴维吾尔自治区，中亚的七河流域及伊赛克湖以东地区属东察合台汗国，也称作“蒙兀斯坦”。而东部的也先不花为宗主。

也先不花曾有意东进与元朝争夺，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在天山东部被元军击败，遂停止向东的军事行动。1315年，怯别统率大军转而向阿姆河以南的伊朗高原进兵。

也先不花和怯别死后，东、西部分别由他们的两个兄弟笃来帖木儿和塔尔麻什里管辖。并曾以大军侵入印度，取其北方诸州，围攻德里。这时的察合台汗国已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笃来帖木儿之后，继立者先后为不赞（1334）、靖克失（1334-1338）、也速帖木儿（1338-?）、阿里算端（1340-?）、孛罗谟罕默德（1342-?）、哈赞（1343-1346或1347）、答失蛮察（13467-1347）、明安忽里（1348-1358）、帖木儿沙诸汗。这时，察合台汗国进入衰微阶段。诸汗在位时间都很短暂，其中的阿里算端和答失蛮察则是窝阔台后裔。突厥贵族的势力逐渐控制了河中，察合台汗只是他们所立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古代画扇1358年，突厥贵族发生内讧，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图黑鲁铁木儿）在蒙古朵豁剌惕（杜格拉特）氏贵族的支持下，进兵河中，击败了突厥贵族，迫使他们归顺，然后留下自己的儿子叶里牙思火者（又作伊里亚思）为河中总督，收回了察合台系对河中的统治权。但是，叶里牙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当初追随秃黑鲁帖木儿进攻河中的蒙古巴尔拉斯家族的帖木儿（又被称为跛者帖木儿、瘸子帖木儿或帖木兰）打败了蒙古军队。驱逐了叶里牙思，另立察合台系宗王哈比勒沙为傀儡。1370年，帖木儿宣布自己为君主，正式登上王位，处死了哈比勒沙。察合台汗国被肢解。

叶里牙思逃到阿力麻里后，继其父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并在蒙古朵豁刺惕家族的支持下，同跛者帖木儿争夺河中。他死后，朵豁剌惕家族的卡玛鲁丁一度夺取了察合台后裔的王位，卡玛鲁丁死后，秃黑鲁帖木儿最小的儿子贺则尔霍卓（黑的火者）作了这个残存的察合台汗国的王。他不得不承认河中跛者帖木儿的地位，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他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这时的察合台汗国事实上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黑的火者控制的残存的察合台汗国，在《明史》中被称为“别失八里”。

注释①《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分Ⅳ。

②刘迎胜《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③《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传》。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⑤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载《贵州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参见（苏）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科举废行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以科举选士①，被采纳。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角鲁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诏书称：“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张开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人仕，续听朝命。”②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称戊戌选。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人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但这次的选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中选的四千余人中可考者约二十人。其中杨奂试于东平，赋、论皆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赵良弼授赵州教授；许楫为中书省架阁库勾当，兼承发司事；雷膺被史天泽任为万户府掌书记；张文谦试于大名，中选后得复本户徭役。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提出恢复科举，但未予施行④。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举取士为当时切务。世祖诏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似有意恢复，后又因“有司难之，事遂寝”⑤。但有关恢复科举的问题看来一直是在议论和筹备中。七至八年间（1270-1271），礼部拟定以词赋、经义二科取士，尚书省拟罢词赋，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需由品官保举方许入试。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实行贡举。因知世祖对佛教的态度是重教而轻禅，为迎合帝意，竟将儒与佛教相提并论，称“科举类教，道学类禅”⑥。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于是，他召宰臣廷辩，并对符宝郎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素不善诗，也不必求通过科举入仕，故回答说：“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之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⑦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⑧。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议。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剐奉召入京的杨恭懿。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曰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⑨。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⑩。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曰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时故老凋零，吏员人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索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也于四书内出题，并以己意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汉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隶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配名额。全国乡试中选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于三百人中录取一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后，于翰林院参加殿试。

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题目由儒臣草拟四首进呈，皇帝选定其二。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由于右榜取数常不满，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满百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于斯为盛”。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动者”。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古代风景画鉴赏元统二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鳝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曲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人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而科举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科举的实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汉地得以继承和传播，同时，也带动和提高了边疆后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全国各行省自岭北至海南、云南，从陕西、甘肃到辽东都按所定数额选举子人试，再辅以学校的建立，则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推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色目人中出现了不少汉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以各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试题多以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准，《春秋》许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仍用古注疏。这种专以理学取士的制度，自元朝开始，为明、清所袭，维持了近六百年，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与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带入了更多的消极影响。

注释①《元史·耶律楚材传》载，丁酉年楚材向窝阔台建议兴学校，行科举。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者成也。”

②《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

③《元史·选举志一》。

④《元史·选举志》载，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奈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

⑤《元史·世祖纪三》、《元史·选举志》。

⑥《羽庭集》卷二，刘仁本《送大璞圯上人序》栽：“佛宗有三，日禅、日教、日律。禅尚虚寂……而教则通经释典。徒单公履意欲将科举比附为教，以引起元世祖的重视。

⑦《元史·董文忠传》。

⑧《元文类》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载：庚申，上正位宸极，（许衡）应诏北行，至上都，入见，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⑨《元史·杨恭懿传》。

⑩《元史·世祖纪十》。

《元典章》卷三一《科举程式条目》载：关于开科取士，“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科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提说。”可见自世祖至武宗时，议论一直没停，但科举也一直没行。

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年。

《元史·李孟传》。

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二《送冯照磨序》。

《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载：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太师伯颜怒曰：“汝讽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日；“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

今岁自四月至九月，自身补官授官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参政坐，无多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彻里帖木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语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设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众皆笑而罢。

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

详见《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第三十八章

元杂剧之兴元杂剧是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戏剧史上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综合了初期的歌舞剧、滑稽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是中国戏剧正式形成的标志。

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了包括乐、歌、舞、演、白五种形式的歌舞类和滑稽类的简单戏剧。继之而起的是宋代的杂剧。早期的杂剧，是指各种各类的戏、杂戏。宋杂剧以末泥（脚色名）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分四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称“艳段”。次做正杂剧，为杂剧的中心，即正戏，通名为“两段”；大抵以故事世务为滑稽、讽谏。最后为散段，叫做“杂扮”或“杂旺”；多半借装某些地方的“乡下人”，“以资笑谑”。金代也有杂剧，与宋代相同；至后期，又有别名称“院本”。因为它是行院人（妓女、乐人、伶人、乞者等）流动演唱所用的戏剧脚本，故称“院本”。它继承了宋杂剧的滑稽、歌舞的传统内容，以耍笑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一二支曲子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短剧。

在说唱艺术方面，则有诸宫调和散曲。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民间非常流行的讲唱文艺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以唱辞和说白相间杂，配以音乐，叙述一个较长的完整的故事。在音乐曲调的选择和组成上，汲取唐、宋大曲、法曲、词、宋唱赚①和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把它们按宫调声律的类别，组成一套。然后一套接联一套，组成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每一宫或调所属的曲子都很多，把属于同一宫或调的曲子组合在一起，加上尾声或不加尾声，就构成一套。把若干套联接起来，就是“诸宫调”。唱奏时，以一人主唱，偶尔也有两人对话或和声的现象。伴奏的乐器主要是琵琶，辅助乐器有锣、鼓和板。

这种艺术形式，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又有乐器伴奏，和戏剧已相当接近。所不同的是，诸宫调以一人说唱，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故事，没有表演动作。

所谓散曲，指小令和散套两部分。

元仁宗曲中的小令，其实就是词中小令的延续、扩大和发展。用以抒发个人感情和描写景物。其字数、用韵限制都不像词那样严格。

散套是以小令为单位，像诸宫调一样，将属于同一“宫”或“调”的几支小令按一定的次序排列而成的。也叫“套曲”或“套数”。它可以用来叙述较完整的情节、故事，描绘较复杂的心理、感情，有时也可用来发表议论，讲谈哲理。散套虽汲取了诸宫调联套的方式，但在诸宫调的基础上有所改进②。

元杂剧就是在吸收以往的歌唱、舞蹈、表演、戏弄等戏剧因素、唱辞和说白相间而以歌唱为主的讲唱文艺因素和以宫调为纲的音律联套方式的基础上，对以往的艺术成果加以提炼、加工、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综合性舞台艺术。

唐、宋、金以来文艺形式的发展成果，为其后文艺形式的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基础；元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科举的时停时开影响了读书人的仕途，一些读书人将其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为元代继承和发展以往的文艺形式准备了作家队伍；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扩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他们对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戏剧艺术有了更多的观众；元朝又是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对文艺创作及其形式并不过多地干预和限制，这一切，都为元代杂剧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可能。元代杂剧的发展既是戏剧本身发展的结果，也与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元杂剧脚本主要由折（又作摺、出）、楔子、宾白和曲调几部分组成。

折，可能是因演出时备用的台本是写在折叠式的小本上得名的。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可能是沿于宋杂剧的四段，个别杂剧则有五折或六折，则是戏剧情节发展的需要。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是杂剧组成的一个单位。一折里又可分为几场。每折有一个套曲。

楔子是第一场之前或折与折之间用来交待人物、情节的，安排在戏前的楔子，起着“序幕”的作用，对剧情开端，作一必要简炼地交待；安排在戏中两折之间的楔子，起着“过场”的作用，用以埋伏线索或加强两折间的联系。一般都很短小，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

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部分，它基本上是用经过提炼加工的元代口语，间或也用诗、词或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宾白包括对白、独白、旁白和带白。对白是剧中人物两人以上的对话；独白为一个人自叙或叙事；旁白，剧本上写作“背云”，即要背对其他演员，表示在另一处说话或叙述自己的内心活动，而不令剧中其他人物知道；带白，剧本上写作“带云”，即在唱辞中偶尔加入几句说白，只有主唱的演员才可能有带白。

此外，尚有“题目正名”。所谓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③。如：

《窦娥冤》

题目后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坚。

正名荡风冒雨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

《博望烧屯》

题目关云长提闸放水。

正名诸葛亮博望烧屯。

题目正名，有的放在剧本开头，有的放在剧本末尾。关于它的作用，也就有“在正戏开演之前，作为报幕式的介绍剧情提要之用，还可以采用种种方式，作为宣传广告之用”和作为全剧结束，“念完了断词和题目正名之后，就收场”两种判断④。

元杂剧的角色约分为末、旦、净、杂四类，而以末、旦为主。

末是男角，相当于京剧里的“生”。男主角称“正末”，其余则有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和末泥等名目。

旦是女角，女主角称“正旦”，另外尚有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色旦等名目。

正末和正旦是元杂剧里两种主要角色，因而用这两种角色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由正末主唱的脚本称“末本”，由正旦主唱的脚本称“旦本”。

净用以扮演刚强狞猛的人物为主，多由男角扮演。有净、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有时，净、末可以互易。

以上三类之外的或角色不明的统称为杂，如孤（官员）、祗从（侍从人员）、卒子（士兵）、细酸（书生、穷秀才）、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保儿（小孩儿）、邦老（盗贼）、曳剌（契丹语，剧中意为走卒、番兵）、杂当（杂色人）等，类似现代剧中的群众演员。

元杂剧中演员的面部化装已逐渐趋向定型。演员涂面化装办法，在唐代的参军戏中已经采用。元杂剧中净角的面部化装即由参军演变而成。其他角色有红脸（如《单刀会》中有关羽）、黑脸（如《双献功》中的李逵）、粉白脸（如，《伍员吹寄》中的费得雄）、杂色（用几种颜色涂面，如《酷寒亭》中的萧娥），也有黑白二色的（《遇上皇》中的“搽灰抹粉学搬唱”的角色）等。

杂剧演员的服装，道具有巾、帕、衫、裙、袄、鞋、袜、杖、髯等，这些服装当是以实际生活为依据，加以美化、戏剧化而成的。不同人物，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时代、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等使用不同的服饰、道具，以体现角色的身份、性格特征。

宋代城市的娱乐场所称“瓦子”，供演戏用的剧场称“勾阑”，也叫“构肆”，以棚搭成，中间划出一个方场，围以栏杆。观众坐在栏杆四周，大的勾阑可容数千人。金、元时期，出现了砖砌瓦盖的固定戏台。从考古发掘和建筑遗址看，元杂剧的舞台与近代旧式砖木结构的戏台大致相似。戏台三面突出，观众可由三面看戏；有前台和后台两部分，中部以一道墙隔开。前台是演出和乐队伴奏的地方。后台称“戏房”，是演员化装和休息的地方，有时后台还可以虚拟为内室或门外，通过后台“搭架子”的方式内外呼应，把观众的想象，引向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墙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门，即上下场的门。演员自左门上，表示来路；自右门下，表示去路。剧场多为露天的，规模大的可容千人以上。

勾阑的观众坐在“腰棚”、“神楼”上，居高临下地观看表演，剧中人物会显得小；而戏台则是把表演者升高，观众平视表演，会使人感到既省力又亲切。除了固定的剧场外，演员们，也可以冲州撞府，流动演出⑤。

演出前，先贴“招子”，写出主要演员的名字和演出地点。有的也贴出剧目，供观众选择（点戏）。

戏台的墙上挂布制横额，上写剧团名称、主要演员名字。悬挂巨幅绣花的故事画帷幕，作为舞台背景。另外，还挂有旗牌、帐额、神峥、靠背等物，现代剧团叫作“摆台”的习惯，元杂剧中也已经出现了。

现代剧中叫做“道具”的物件，元杂剧叫做“砌末”。砌末的范围很广，多指与剧情有关的小物件，如金钗、钿盒、金钱、刀、剑、笏、扇等。

乐队由三五人组成，安置在前台的后部，靠近上场门的地方。伴奏的乐器有打击乐锣、鼓和拍板，管乐器的笛子，后期加入弦乐器琵琶等。

开演前，先有参场。所谓参场，就是在开演前，剧团主要演员穿着行头，与场面人员排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致意。同时，也是向观众展示剧团演出阵容。接着是“开呵”，也作开和。即简单介绍剧情。

正式演出开始，一般由冲末（间或也用其他角色）先出场，称“冲场”。剧中角色上场，除主唱演员外，一般都先念四句上场诗。内容依角色的身份、行业、年龄和剧情而有所不同。

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一般是全剧由一个角色主唱。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戏；正旦主唱的称“旦本”戏。一个末或旦角，在不同的折中，可以扮演不同的人物，但必须同是旦或末。也有的杂剧由正旦、正末分担主唱角色。

除唱、白外，演员还要表演情态、动作，称为“科”。表演滑稽动作或语言令人发笑叫做“插科打浑”，也称做“介”。

此外，元杂剧也有现代戏剧中称为“效果”的各种声响。如剧中人弹琴，后台需发出相应的琴声；剧情中的雷声、风声、雨声、鸟叫、莺啼、雁鸣等等，后台均能传出相应的声响与剧情配合。

全剧结束前，在第四折的最后一曲之后，由一地位较高的人出场，对剧情作最后处理，称为“断出”或“断了”，全剧结束。

元杂剧每一折的第一支曲子之上，必须标明属于何宫或何调。

中国古代音乐，以“十二律”为基础。所谓“律”，就是乐音的高度。又有五声，所谓“声”，就是现在的“音阶”。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再加入变宫和变征，便成为七声，相当于现代音乐的1、2、3、4、5、6、7。十二律轮流为宫就成十二宫，十二宫各有七声，可得八十四调。但在实际应用上，到隋唐时，只存燕乐二十八调：即宫、商、角、羽四声，每声七调，计二十八调。其中宫声七调称宫，商、角、羽各七调称调。合起来即称“官调”，实则官与调的含义是一样的。到金、元时，则只有六宫十一调。北曲用的宫调，只有五宫四调⑥。

宫调就是限定管色的高低。管色，就是俗称的调门。所谓宫调，“犹如现在的工字调、尺字调或C调、D调之类。各个宫调，因其所用的管色，有高低之分，所以，表现出来的音律，就自然不同”⑦。根据燕南芝庵《论曲》的说法：

仙吕调——清新绵远南吕宫——感叹悲伤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轻幽大石调——风流蕴藉小石调——旖旎妩媚高平调——条拗晃漾般涉调——拾掇坑堑歇指调——急并虚歇商角调——悲伤婉转双调——健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越调——陶写冷笑每一宫调又各包括若干曲牌（章），如正宫包括《端正好》、《衮绣球》等二十五曲；黄钟宫包括《醉花阴》、《喜迁莺》等二十四曲；大石调包括《六国朝》、《归塞北》等二十一曲⑧。现存杂剧剧本所用的曲牌，大约有二百二十九个。

元杂剧一般是每本四折，每折有一个套曲，每个套曲各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⑨。所谓套曲，按北曲套数体制，一支正曲加一个尾声，就可组成一套，这是最基本的格式。每个套曲所联的曲数可多可少，一般可用十到十五支。

由于戏剧一般都具有联贯性；采用联套形式，就可以取得音乐上的统一性。也就比较适合于表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对于歌唱演员和乐师伴奏，也比较方便。

元杂剧的唱辞，为曲牌体长短句。在用韵上，比宋词严格。而在用字上，限制放宽，可以加入“衬字”和“增句”。所用的唱词，为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口语，但又不如宾白那样与口语接近，因为它受格式、音律的制约。元杂剧的语言有“既俗且雅，活泼自然”、“曲重本色，情真语切”、“因人施辞，切合声口”、“情景交融，声情相谐”、“曲白相生，构思巧妙”、“俗语运用，丰富生动”等特点⑩。在口语、俗语、成语等的运用和修辞上也有其独到的特点，王国维、梁启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元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它“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丰富了艺术形式，所以，才能提高反映生活的表现力。况且，它把当时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段，多方面的吸收过来，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并为后来戏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杂剧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十二科：

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

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

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

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

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

就形式分类，则有悲剧、喜剧和正剧等。

其悲剧有因黑暗势力的凶残造成悲剧的公案剧，有以家庭不幸事件为主题的社会习俗剧，有各种人物悲惨遭遇的历史传说剧。

喜剧有表现劝戒和讽刺的社会习俗剧；有追求自由爱情和美满婚姻，反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爱情婚姻剧；还有大量给人们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传说剧。

正剧则有受封建势力干扰、间阻、破坏而历经波折，终于团圆的爱情婚姻剧；有人物命运和政治斗争结合的历史传说剧；有思想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社会习俗剧；还有反映特殊社会习俗的水浒故事剧和神仙道化剧。

元杂剧作家，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和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考察，大抵应在二百家左右。他们中有“隐居终身的老儒，也有飘泊不偶的穷书生；有才人、演员（他们就是为明代贵族作家朱权所不齿的所谓“倡夫”作家），也有医生、商贾；不仅有汉族作家，也还有不少兄弟民族作家”，此外，还有一些作过平章、参政、总管、学士等官员的统治阶级上层人士。

自元太宗窝阔台灭金至至元十三年灭宋统一全国之初，即《录鬼簿》所说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时期，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高文秀、康进之、张国宾等。他们大都是北方（今河北、山西、山东）人，而以大都为其活动中心。

古代山水画鉴赏灭宋后到元顺帝后至元期间，即钟嗣成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时期，此时的杂剧作家有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等，他们多是江浙人，或北方籍而流寓南方者。以杭州为活动中心。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较前期为少，表现了元杂剧由盛转衰的情况。可能与全国统一后，北曲杂剧逐渐为南戏所取代有关。

至正之后，即元朝末年，也就是《录鬼簿》所说的“方今才人”时期。作家有秦简夫、萧德祥、罗贯中等，作家和作品都更形寥落，成了元杂剧的尾声。

由于元杂剧的作家大都出身低微，戏剧创作又为正统派的文人学士所轻，故即使是著名的杂剧作家，其生平事迹也流传甚少。

其中成就卓著者当首推关汉卿。他是一位伟大、杰出的戏剧活动家，被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字一斋，晚年号已斋叟，大都人。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解县，又一说为河北祁州，即今河北安月县），太医院户。约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年间，经历了金末战乱，对战争和蒙古统治中原初期生产的破坏、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着直接的深刻的体会。因而他的作品极富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妇孺皆知的《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公案剧。《拜月亭》以蒙古军围攻燕京为背景，通过两对男女经历逃难生活，而双双结为夫妇的情节，描写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创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马致远则多以神仙道化为题材，作品有《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

白朴的作品现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种。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精心加工和再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提高，并赋予崔莺莺、张生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精神。

高文秀、康进之、李文蔚等以水浒人物为创作题材，写出了《黑旋风三献功》、《李逵负荆》和《燕青博鱼》等。

女真作家李直夫（本姓蒲察），作剧十二种，现存有《便宜行事虎头牌》。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好作品。

后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等，也都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品。

元代的杂剧作品大约有六百余种。现存的剧作约在一百六十种左右。

注释①唐宋大曲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遍组成的成套乐舞。唐大曲仍以流传的诗篇配乐叠唱；宋大曲系词体，为长篇叙事歌曲，歌舞结合。

法曲为道观所奏之曲。

赚词是由同一宫调中若干首不同牌子的乐曲，联成一套，有《引子》和《尾声》，前后一韵到底，平仄同韵。

宫调解释见下文。

②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③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④参见《元代杂剧》、《元明杂剧》、《元代杂剧艺术》。

⑤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出版社，1981年。

⑥北曲即元杂剧、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调。其五宫四调分别是：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

⑦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⑧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⑨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⑩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许金榜《元杂剧概论》、王国维《宋元戏剧考》，梁启超《小说丛话》。

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据《元杂剧概论》附录《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

三史编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立史局，纂修先朝《实录》及《辽》、《金》二史，并推荐史天泽、耶律铸、王文统等监修《国史》和《辽》、《金》二史①，此为首次议修《国史》和《辽》、《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后，百废待兴，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统、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②。王鹗也上奏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③建议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并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徒单公履、郝经、杨恕、孟攀鳞、王恽、雷膺、周砥、阎复、胡祗统、孟棋、刘光等入史馆。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辽》、《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学士李架奉诏召宋士至临安，董文炳对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国史院④。

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则《辽》、《金》二史已议至三次，并首次议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偬，议而未行。

仁宗、文宗时期，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仁宗时，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宋史》；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于翰林国史院，指出：“伏读先朝圣训，屡命史官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并详列纂修《宋史》所应采择的书目，分类条析。他说：“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没。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时“文书阙略，辽、金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锐欲撰修三史，并责成于袁桷。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并“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⑤。后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历（1328～1329）、至顺（1330～1332）年间，屡诏史馆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依旧不能进行。

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者有杨奂，著《正统论》、《正统八例序》；姚燧，著《国统离合表》；倪士毅，著《历代帝王传授图说》；王理，著《三史正统论》；修端，著《宋辽金正统辨》；杨维桢，著《正统辨》；王祎著《正统论》等。

有关三史义例，有两种意见：

一主以《晋书》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向禅；以南宋比之为东晋，为正统；则辽、金犹刘渊的汉、石勒的赵、苻坚的前秦、姚苌的后秦例，入载记。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两派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此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辽、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三史便无法纂修，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资料散失、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泰定帝时，理学大师吴澄指出：“辽、金、宋史，先朝累有圣旨纂修，旷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无闻，圣朝之著述不见，恐贻后悔，君子耻之。”⑥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

元顺帝即位后，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为言。“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⑦。至元六年（1340），权臣伯颜被贬黜，脱脱为相，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

至正二年（1342），经筵检讨官、临川人危素移书中书右丞贺太平（惟一）。他在《上贺相公论史书》中指出：“三国上下数百年间，其事泯然不见于简策，岂非圣朝之阙典欤!”太平力赞其事。

三年（1343）三月，顺帝下诏纂修三史，诏书称：“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篝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⑧于是起用宿彦，任命编修官，正式置局编修。

设都总裁一人，以右丞相脱脱担任。

总裁官六人：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铁睦尔达世）、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侯斯。

纂修官四人：崇文太监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著作左郎徐曷、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

提调官十三人：中书右丞伯颜，中书左丞姚庸，参议中书省事长仙、吕彬，中书右司郎中悟良哈台，中书左司郎中赵守礼，中书左司员外郎俣哲笃、何执礼，右司都事观音奴，左司都事乌古孙良桢，礼部尚书王守诚，工部尚书丁元，礼部侍郎老老、杜秉彝。

《修三史诏》对资料、经费问题也作了安排。命令各行省广泛搜集资料，诏称：“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

初经费不足，脱脱深以为忧，有人建议说“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颇有‘贡士庄’钱粮者，各桩寄累年，仓库盈积，有司亦尝借用之，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孰日不然”⑨。于是经费得以解决。

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时待诏王理主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王祎则主张以辽、宋、金依三国魏、蜀、吴例。他说：“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金并于元，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脱脱兼采二王之说，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至此，争论半个多世纪的义例问题得以解决，“议者遂息”。于是，乃立三史凡例。

一、帝纪：

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

二、志：

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三、表：

表与志同。

四、列传：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

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

五、疑事存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四月设局，开始纂修。

四年（1344）三月，《辽史》成，由都总裁脱脱上《进辽史表》，首尾不及二一年。参与编修者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徐爵等。

其材料则取自耶律俨的《辽实录》、陈大任的《辽史》、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前朝各史的《契丹传》和志、状、碑石等。

其内容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附《国语解》1卷，计116卷。《本纪》记述了辽朝九帝的历史事迹和一代重大事件，在《辽史》中占有首要地位。《志》的内容则涉及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古代风景画鉴赏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乐、礼仪等诸多方面，其内容颇有独到之处。《表》的种类之多，也在其他正史之上。《列传》颇嫌单薄。《国语解》则保存了一些契丹语词汇。

辽朝立国二百余年，元朝史臣以不足一年的时间为其撰修一代之史，时间仓促，资料缺乏，故缺失也就在所难免。其如纪年错误、译名混乱、记事前后矛盾等问题所在多有。

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成。由于脱脱已于该年五月罢相，由新任丞相阿鲁图继续主持编修并奏上。

《金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后期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官铁睦尔达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

《金史》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金朝官修的《金朝实录》、《大金集礼》、刘祁的《归潜志》、王鹗的《汝南遗事》等。金末元初人元好问，于史事颇为用心，曾有志参与修纂《金史》，因受到阻挠和元初修史工作并未进行而不得遂其志。但他仍以“国亡史作”为己任，潜心著述，多方搜求，自筑“野史亭”，采访搜集金朝君臣遗言往事，“有所得则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金史》编纂中，取自他的著作者为数不少。如《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时“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其中的不少资料为《金史》所用。

《金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其中《本纪》前有《世纪》1卷，后有《世纪补》1卷；（列传》后附《国语解》。

《金史》在《本纪》前著《世纪》，系仿《魏书》例。它记述了女真早期的历史，保存了女真建国前的资料，十分可贵。后附《世纪补》，是《金史》的独创，记述了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处理得当，也为后世修史者所继承。

《金史》在史料的裁减增补和记述方式上，处理比较合理，详略得当；对重要的人物、事件、制度一般都记录得比较详细，能反映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全貌。编纂态度比较严谨、客观、审慎，可信性较强。该书的《志》、《表》记述比较详细、系统、全面，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所述各项制度，比较清晰，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和使用价值。因而后人对其评价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中，独为最善。”

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成。由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上奏。

《宋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还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帖睦尔灰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襞、王思诚、于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危素等23人。此外，主修《辽》、《金》二史的揭侯斯，也曾过问《宋史》编纂事，他“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贤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金史垂成之际，他因劳累过度而身亡。中书左丞董守简参加了《宋史》后期的编纂工作，至正五年四月，受命“董修辽、金、宋三史”，总裁三史约半年时间，参与了《金史》、《宋史》后期的编纂领导工作。两人因参与时间较短，故在修史人员名单中未被提及。

《宋史》包括本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和列传255卷，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宋史》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宋朝史馆收藏的“宋史及诸记注五千余册”，其中有宋太祖至宁宗的实录三千卷；国史六百卷，编年千余卷和宗藩、图谱、别集、小说等。

仁宗时，袁桷在《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曾列出140余种书目，顺帝修史时，曾据以搜访，仅袁桷之孙所献家藏就有数千卷，也为《宋史》编纂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

《宋史》在编纂中有宋朝国史为稿本，可资参考使用的材料比较丰富；在编纂体例和方式上则是以道学为指导思想。

《本纪》兼采《宋国史·本纪》和《实录》；《志》大部分取自《宋国史》诸《志》；《宋国史）无《表》，元修《宋史》诸《表》则依据《实录》、《纪》、《传》、《玉牒》等汇总而成；《列传）也多取自《宋国史》。记事依《新唐书》例，只记大事，不载诏令原文；间或有载诏令者，当是并未强求一律。

《宋史》诸《志》的分量在二十四史中最重。除继承历代各志的传统外，其《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宋朝藏书及著述情况，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一《宋史》有《宰辅表》和《宗室表》。其中《宰辅表》记北宋宰执310人，南宋宰执305人。因宋朝宰辅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读者可“即表之年观纪、传之事”，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列传》分23类，立传者2711人。其中《道学传》为《宋史》首创。元朝史臣认为，孔孟创立的道统，至汉以后语焉不详，而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继其绝”，至朱熹学术体系更加完备。“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故作《道学传》。

《宋史·世家列传》记述十国降宋的国君事迹，取法于《史记》、《新唐书》，又将两书中的《世家》降格于《列传》之下。而其《周三臣传》，形式上比之于《新唐书，唐六臣传》，用意却截然不同，彼意在讥，而此意则在于表彰忠义。

宋朝历时三百余年，国史等修纂完备，元朝修《宋史》时，可资参考的资料丰富。但由于“时日迫促，不暇致详”，因而在史料的使用上失于考证，有“是非失当”之弊；在记事上则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在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方面，又有“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数人共事传各专功”等弊病。但元朝自世祖即位以来，史事议而不行者凡八十年，至顺帝时，在脱脱主持下，终于完成，其功实不可没。

注释①《元史·世祖一》载，王鹗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

②《元史·商挺传》。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④《元史·董文炳传》。

⑤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元史·袁桷传》。

⑥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四《临川吴先生行状》。

⑦《元史·董文炳传》

⑧《辽史》后附《修三史诏》。

⑨《庚中外史笺证》。

⑩王秫《王文忠公集》卷一。

《金史·元好问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揭公神道碑》、《元史·揭侯斯传》。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董公神道碑》。

《宋史·道学传序》。

第三十九章

大元王朝全面解读元朝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

元代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很多，但足以代表元代在水利工程上取得成就的，要数大运河的开凿和对黄河的治理。

大运河本来是元代之前就有的一条南北主要漕运通道。元在前代基础上，凿通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三段，其中会通、通惠整体上只占全运河的十分之一多一点，但在工程上却十分浩大，主要是由于地势复杂。为此，运河修凿设计者们在前代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最后设计出了梯级船闸，解决了通航的困难。如通惠河船闸的设计者郭守敬，在通惠河上设有十座船闸，这些船闸的建造，起着调整两闸中间水位的作用，保证了大运河基本通航的条件。同时，也为后世在山岭间开辟航道提供了经验。

元代另一次大的水利工程建设是贾鲁治河。贾鲁为了治理黄河，“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他治理黄河打下了十分坚固的基础。据记载：贾鲁治河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正十一年，1351年），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完工，共计一百九十天左右，动用人力近二十万，疏浚河道二百八十多里，堵塞大小决口一百零七处，总长达三里多。修筑河堤上自曹县下至徐州，共计七百七十里，工程之大，在我国治河史上实属罕见。他治河用的主要方法是疏、浚、塞并用。疏、浚就是疏通故道，所谓塞，就是堵塞决口，先疏后塞，就是先把工程最大的土木先做掉，免得将来水下作业。这些工程完成后，贾鲁创造了石船堤障水法，最后终于取得了治河的成果。

元朝在数学上取得了哪些成就?

中国数学史上有宋元四大家的说法，这四人是秦九韶、李治、杨辉、朱世誉。四人中，除秦九韶为南宋末年人之外，其他三人全生活在元代。李俨、杜石然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说：“宋元时期的中国数学，事实上确是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高次方程解法较欧洲的霍纳方法早出八百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去法，要比欧洲早出近五百年；联立一次同余式解法，早出五百多年；高次的内插法早出近四百年。在许多数学的重要领域之内，中国数学家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元代在数学上取得的成就。

李治的《测圆海镜》是一部系统的“天元术”著作。所谓“天元术”大致是指用已知数，通过方程式，求出未知数的方法。他的《益古演段》是初学天元术的辅助读本。

宋世杰的《算学启蒙》是关于乘除运算、开方、天元术等由浅入深的数学启蒙教科书。他的《四元玉鉴》主要是关于二次以及二次以上多元方程组的解法，他在数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发明四元术和多种高级等差级数求和方法。

杨辉著作有《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杨辉算法》，记录了一些失传的数学问题和运算方法。此外，郭守敬等编定《授时历》时，还运用了球面三角学的新方法。从现在许多资料都可以推断珠算在元代已经是较发达了。

元朝统治时期的中外科技交流情况如何?

元代疆域横跨亚欧大陆，客观上有利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也包括科技的交流；另一方面，元统治者也比较注重收罗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外的人才包括能工巧匠也来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也源源不断地向国外传播。这就形成了中外文化、科技交流的盛况。

古代田园画当时，中国和西亚、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是世界两个文明的中心，科技往来频繁。比较重要的比如中国的火药和烟火，在这时传入了这些国家。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与蒙古军队对抗，他们是从蒙古军俘虏那里学到这些技术的。又比如天文学知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旭烈兀支持波斯科学家纳昔剌丁·徒思建立了一座天文台，有不少中国的天文学家在那里工作，将中国的天文历算知识也带过去，传播开来。纳昔剌丁·徒思主编的《伊利汗历数书》就是借鉴了中国的一些方法和技术编成的。波斯另一位天文学家叫扎马鲁丁来到中国后，建造了七件“西域仪象”，这些仪器开阔了中国科学家的眼界，其中有的仪器在当时是先进的，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如地球仪，其上水占七分，陆地占三分，近似于现代地理学中地球上水与陆地的比例：70．8％29．2％。扎马鲁丁还带来了二十几种科技书籍，包括天文、历算、地理、历史、医学、哲学、文学、相学、机械学、占金术、占卜学等。这些书对促进中外科技交流无疑是有益处的。此外，阿拉伯数字也至少在这时传入中国。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医学交流也在进行。如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拿在他的名著《医典》中吸收了中国医学的脉学。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也被译成波斯文，针灸疗法、姜茶、大黄、肉桂等药材也传到西亚。另一方面，回回药和医疗方法在中国也受到了重视，上都和大都都有回回药物院。

元代与外国的科技交流除以上的伊斯兰国家之外，与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广泛的交流。比如阿尼罗出生在今尼泊尔境内，他是一个建筑学家。他来到中国后，先在西藏建造金塔，后因技术高超被推荐给了皇帝，在将作院任职。他在中国共营造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把印度式的白塔传到中国。又长于铸像、塑像、织像。他的铸造技术水平很高，郭守敬的天文仪器大多数是他铸造的。总之，他带来的技术在当时影响很大。

少数民族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元朝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在整个的大融合过程中，各民族取长补短，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科学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就科学技术方面而言，除了人所共知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业、蒙古的养马术、藏族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术等外，还在较普通的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并出现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回族科学家瞻思，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后定居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他精通数学、地理、天文、水利等知识。他根据宋金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编定《河防通议》一书，此书总结了前人治理黄河的经验，是一部治理黄河经验、知识的汇编，对治理黄河有较大参考价值。此外，他还有《镇阳风土纪》、《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

萨德弥实，也是回族人，他是有名的医学家。他对中医有研究，《瑞竹堂经验方》是其医学专著。忽思慧研究了植物和汉、蒙、回、女真等族的饮食，写成《饮善正要》一书，反映了他在中医药物学和营养学、植物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黑迭儿也是回族人，他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大都新宫城的设计就出自他手。

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元代三部著名农学著作之一。书按月写成，详明每月当从事什么农事，实用而科学。此外，还有藏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小常识。

总之，元代少数民族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元朝取得了哪些修史成就?

我国官修总共有二十四史，其中“宋”、“金”、“辽”三史为元代所修。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正式设局修史，脱脱任三史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侯斯、吕思诚为《辽史》总裁官；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为《金史》、《宋史》总裁官。至正三年四月开始至五年十月以二年半的时间全部完成，三史共七百四十七卷。

《辽史》所依据主要是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取其精粹而成。《金史》、《宋史》的材料比《辽史》更加丰富。三史的修成，是各族史家共同劳动的结晶。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有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史家参与修史，这在历史上仅罕见。

三史按历代正史体例编成，即分为纪、志、表传，但是纪、志、表却又各具特色。这是由于这三个政权各具其特点的缘故。例如《辽史》的《营卫志》与《部族表》，这是传统史书中缺少的。又如《辽》、《金》二史都附有《国语解》一卷，这也是传统二十四史中所仅有，由于契丹、女真族的语言文字渐渐为人们所不知。因此，这部分内容就成了今天研究契丹、女真文字的珍贵资料。

三史虽然是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就完成了，但因其材料多而且现成、编纂方法正确，因此，这三史基本上反映了这三个政权的历史真实。但是，因为编纂时间太短，对材料的取舍有不精之处，由于校核不精，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诸如一人两传、纪传不符、译名不一、各史互异等问题。此外，元统治者还将不利于自己的大量材料删除，比如金与蒙古早期的关系，后人就无从知晓。

什么叫元曲?

我国文学史上有一种说法：每一代都有自己的文学。最足以代表元代文学成就的是元曲。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元杂剧。

元杂剧是在前代戏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成熟的戏曲形式。它以歌曲（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配合以宾白（白）、动作（科），结构一般是四折，剧前或中间有“楔子”，曲词一般由一个主角（男为正末，女为正旦）唱到底。元代杂剧非常繁荣，据有关材料记载，元代杂剧作家约有二百人，剧目有六百种左右。其中代表性的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王实甫、郑光祖、女真族作家李直夫等。

代表作分别有《窦娥冤》、《墙头马上》、《汉宫秋》、《西厢记》、《倩女离魂》、《西游记》等。

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只是一只曲子，类似一首词，或一首诗；套数则是由小令联组而成的。其代表作家除以上所举大家之外，还有张养浩、卢挚、王和卿、刘致、张可久、乔吉等。此外还有少数民族作家，如：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榆，维吾尔人贯云石、全子仁、马九皋，回族人金元素、金文石、萨都拉、阿里西英、丁野夫等。其中最有成就的是维吾尔人贯云石。

元曲的繁荣和发展原因很多。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的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商业活跃，城市居民的大量增加，促成了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大量文人沦入社会底层，与社会实际接触较多，因而获得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关汉卿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什么贡献?

关汉卿，号已斋，大都（今北京）人。正史关于他的事迹记载得很少。他的活动当在十三世纪，大半生在大都度过。

关汉卿是元代最具代表性、成就最大的戏剧家，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戏曲家之一。对杂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首先，关汉卿是一个能编能导能演的元代剧作家，文、声、容兼治，自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帅首”、“杂剧班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诸如王实甫、杨显之、费君祥等著名剧作家。他与杨显之风格相似，经常一起谈论切磋创作，他与王实甫也是密友。这些人相互影响，对杂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关汉卿与杂剧演员也有密切的交往，这使得他十分熟悉戏园子生涯，也提高了自己的艺术修养。他与当时一个著名演员珠帘秀有深厚的友谊。珠帘秀是个天才的演员，艺技精湛，独步剧坛。我们可以想像出她对关汉卿的影响。再加上关汉卿本人多才多艺，有时亲自登台演出。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关汉卿成为了元代最有成就的戏剧家。这当然也会对其他戏剧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其次，关汉卿的创作为元代杂剧提供了范本。关汉卿一生写了六十多个剧本，今存十八种。主要作品有《窦娥冤》、《救风生》、《望江亭》、《单刀会》、《拜月亭》、《蝴蝶梦》等。这些剧本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取材，揭露了黑暗的社会，抒发了自己悲愤的胸怀，表达了对被压迫、受欺辱的下层人民深切的同情，特别是对于下层妇女诸如寡妇、妓女、乳娘、婢女的同情，也歌颂了他们的反抗精神。关汉卿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他善于运用戏剧的特殊结构来刻画种种典型人物，有时不惜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以加强感情色彩。比如《窦娥冤》中窦娥临刑前的三桩誓愿：一要刀过头落，血上素旗，一滴不沾地；二要六月下雪，掩盖她的尸体；三要“这楚州亢旱三年”。这三桩誓愿全实现之后，才能充分理解“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直落得两泪涟涟”所包含的强烈的情感，也才能理解什么叫“感天动地窦娥冤”。再连系上“把滥官、污官都杀死”，要为“万民除害”，可以看出沉积在关汉卿胸中那种似火山一样的对贪官污吏的愤怒。由此体现出关汉卿戏剧的艺术感染力。

关汉的创作大大地促进了元代杂剧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元曲在古典文学中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中国戏曲在世界文学中的崇高地位。

什么叫南戏?

南戏，又叫“戏文”。本来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戏种，后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元朝后期一种重要的剧种。

相对杂剧而言，南戏比较自由、灵活。剧本没有一定的出数，一出中不限于通押一韵，也不限于一个宫调，演唱的角色不必一人唱到底，可生可旦，有的甚至二人互歌，或数人合唱。总之，南戏与杂剧相比，显得十分自由而灵活。

现存南戏剧本完整的有十余本，存目一百七十种左右。可见南戏在当时是很繁荣的。著名的作家有高则诚，代表作是《琵琶记》。此外，还有被称为元代“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白拜杀”。

南戏到了明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古代铜器赵孟頫在我国书法史上占有什么地位?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史载他有经世之才。南宋灭亡之后，元世祖江南求贤，赵孟頫欣然出仕，他出仕不是为做官，而是为了“行义达道”。但因为他的出身，他一生在政治上的才能没能发挥出来。但在文化领域，赵孟頫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在书法史上，他的影响特别大，地位特别高。

在书法上，赵孟頫是元代的代表人物。他从幼年时起，练字就特别下功夫，尤其喜欢临摹，通过长期的坚持和努力，晋、唐诸代名家的字尽入胸中，他能做到临谁像谁。他对写字的要求特别严格，首先执笔必须坚实有力。他自己写字时一丝不苟，凡写必求尽善尽美。正因为有如此的刻苦精神和严格要求，赵孟頫才成为元代无可比拟的书法大师。在书法上，他掌握晋、唐诸代名家的字体风格，并在前人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做到了“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无对手。在书法的篆、隶、楷、行、草五种主要种类中，无一不精湛。因此，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对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之后的书法家中，少有不受他影响的。

地理学在元代有什么发展?

理学在元代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将行道与推行汉法联系起来；一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

元代的理学家接触程朱理学比较晚，始于灭南宋的战争中。但一经接触之后，就以程朱理学为天下之道，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并身体力行，姚枢、窦默、许衡这些代表人物都是这样，他们主动承担起发扬理学的重任。如何才能使理学得到发扬光大，显然只有借助元朝廷的力量。所以，当忽必烈征召他们时，他们都欣然而往。他们出仕，不是为了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行道。道在朱程那里，是性理之学，认为理自天出，性体现天理，封建礼教和典章制度都是天理在人间的体现，是永恒的、至尊的。许衡等人认为，道就是汉法，汉法就是道。他们都认为，元朝要想长治久安，必须行道，也就是必须推行汉法，许衡倡导“以道事君”，认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郝经也说：“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这样，就把道与汉法直接联系起来，使程朱理学成为元的官方哲学。元统治者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是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

元代理学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理学在元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理学本发源于北方，但随着宋廷南迁，朱熹完全是南宋人，因此，理学开始时只在南方发展传播。元灭南宋之后，元统治者采用了许衡诸人行汉法的主张，于是理学开始广泛地传播和流行。这与许衡等人推广理学的思想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理学流行在于“学”，而“学”呢，又首先是“帝王之学”。窦默说：“帝王之学，贵正心诚意。”他常向忽必烈讲三纲五常之类的道理，也一度负责太子真金的教育。许衡、王恂曾向忽必烈讲《资治通鉴》和《贞观政要》，许衡对忽必烈说为君必须修德、用贤、爱民，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其次是“设学养士”，即立学校。姚枢、许衡都很重视立学校，许衡在《时务五事》中明确地说：“自上都、中都及司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从事于学，曰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至于平天下之要道。”他的建议得到了重视，至元八年（1271）任许衡为国子祭酒，开始以理学教育蒙古贵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元正式设立国子监，同时路府州县普遍设立学校，到至元二十七年时，全国学校总数已超过两万所。

许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从教师到学生到教材以及学习方法，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比如在教材上，他坚持认为以朱熹的《小学》作为入门，而后学《四书》，再学《五经》。他的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贯彻实行，影响很大。这样，程朱理学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此外，元代书院讲学活动也十分活跃。著名理学家吴澄、金履祥、许谦等都曾在书院讲学著书。据统计，元代书院有四百零七所。一些理学家不愿仕元，就在这里以讲学为高。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学。这也是元代理学传播、发展的另一个途径。

程朱理学在元代的传播和发展，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统学说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

蒙古人是怎样营建大都的?

蒙古统治者营建大都是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而决定营建的。在营建的指导思想上，主张与当时张扬的政治形势相协调，宫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壮丽，雄视天下。因此，大都城的修建，在规模上是空前未有的，在风格上，整个城市与宫廷的设计与陈设，既体现了汉人的仪文制度，又保存了蒙古人的传统风俗，整体的建设体现了蒙汉杂糅的时代特色。

城址坐北朝南，是一个南北较长的巨大矩阵，周长总计两万八千六百米。中心点在积水潭（今什刹海）东岸的中心阁。分设城门十一座，正南居中为丽正门，东面居中为崇仁门，西面居中为和义门，正北之东为安贞门，西为健德门。皇城周围约二十里，在城南而偏西。宫殿主要分为三组：大明殿、延春阁、东宫。前两组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太液池之西为东宫。

城内区划成方块形。街道大则二十四步宽，小则十二步宽，大街道、小街道均成直线，南北叫经，东西叫纬，经纬纵横。全城分为五十坊。商业区集中在钟鼓楼、城西的羊角市一带。

整体设计上，都按照《周礼·冬官·考工记下》的原则进行设计，城池、宫阙、社庙的布置一依古制。宫阙的建筑风格、形制、命名都按汉人制度。城门、坊名由《易经》命名。殿内的布置与陈设又带有蒙古传统特色。

总之，大都的兴建既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经过蒙古统治者的精心安排与取舍而建成的。在改行汉法与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长，务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处。大都的建设是古代建筑史上少有的范例。

元朝统治时期南北大运河的情况如何?

元朝的漕运虽主要靠海运，但是也利用河道进行漕运，南北漕运主要还是走大运河。元朝廷为了让传统的大运河发挥出作用，能直接通大都，又新凿修了两条河，一条会通河，一条通惠河。这两条河修通后，从杭州可直接到达大都，它一路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接起来，加强了京师与最富庶的南方的联系，是元代贯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作用。

从政治上说，它使元朝廷与南方的联系更加紧密便利，朝廷以及诸王驸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可及时顺利地到达南方各地；江淮、湖广、四川以及海外属国的使臣贡品，也可以溯河而上，源源不断到达大都。

从经济上来说，运河漕运虽然只是当时漕运的一小部分，但其作用也不是无足轻重的。首先，大运河畅通后，每年可将几十万石的南方粮食运到大都，是大都民用粮食的主要来源。另外，除粮食外，商人们南北贩运各种货物也倚重大运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凡大运河两岸，是经济比较活跃的地带，成了当地的经济命脉。大运河畅通，经济就繁荣，否则经济萧条。所以，当地人都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疏通与防护，如淮海一带，就有“积渠如积金，守防如守城”的说法。

元朝廷也十分重视大运河的畅通，为此专门设立机构管理大运河。但因运河漕运是利益所在，所以，运河漕运常常会遭到权贵和富商的垄断和破坏，使之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元朝的行省制度是怎么回事?

第四十章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行省最早是临时性的派出机构，遇某处有事，中书省派员至该地行使中书省的职权，事情结束，行省也随之取消。到了忽必烈灭南宋后，行省逐渐成为固定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

古代铜器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行省，它们是：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等地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之地。

行省在元代的统治体系中地位十分重要，它“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具体来讲，它的职能是“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一员，其中的丞相一职往往是空缺的。行省与中书省间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行省的官员往往直接由皇帝负责。

元代的行省制度实为我国省级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起源。

元朝版图到底有多大?

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被元朝统一。

元朝的版图应包括元廷直接统治的“大汗之国”和西北各藩国（四大汗国），其幅员“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也就是说，西到两河流域，北至西伯利亚，东达朝鲜半岛，南抵中国南海。

元朝的疆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帝国中最大的，就连汉、唐也无法与之比拟，尤其是在西北方向，“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即无法用里数来计算。

元朝的中央官制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模仿以前各朝代的中央官制而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特点。

元代的朝廷实行行政、军事和监察的分立。中书省主管行政，最高长官为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政等职，以为首脑。由于中书令一职通常是空缺的，右、左丞相才是中书省的实际长官；又由于蒙古人尚右，所以右丞相的权力要大于左丞相，地位也要高些。中书省下设刑、兵、工、礼、户、吏六部，各部均设有尚书、侍郎等职以领部事。

枢密院主管军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同佥枢密院事等职。由于枢密使是由皇太子兼领的虚衔，知枢密院事才是枢密院真正的长官。枢密院主掌军事，但军队的调动则须通过中书省“宰执”的批准，这是为了防止枢密院完全控制军队。

御史台主管监察，最高长官为御史大夫，又设御史中丞以副之。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两个部门，殿中司设侍御史二员，察院设监察御史若干。

元代的中央官制是为了适应对汉地进行统治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带有很多汉族王朝中央官制的特征，但也体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国策。如，元廷规定中书省的右丞相必须由蒙古人担任，左丞相和平章政事可由色目人担任；至于汉人，最多只可担任右、左丞。又如，终元一代，汉人极少进入过枢密院的领导层；至于御史台的高官，也更是非蒙古、色目人莫属了。

元朝的地方官制有什么特点?

行省制度是元代最具特点的地方行政制度。行省是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设有丞相一员，平章政事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政二员。以上各职为行省的首脑。属官有郎中、员外郎、都事等。

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按等级依次为路、府、州、县四级。各路设总管府，置达鲁花赤一员、总管一员、同知一员。元廷规定，各路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充任。府、州、县之官制大抵如各路，在知府、知州、知县之上均置达鲁花赤。各级地方政府遍置达鲁花赤，并居各班之首，这是元代地方官制的最大特点，反映出了统治民族防范其他被统治民族的心理。

元代中央的监察机关御史台设有陕西和江南两个行御史台，级别都与中央御史台相同，官制也基本相同。在这三个御史台之下，是二十二道遍布全国的提刑按察司（后更名为肃政廉访司），分别隶属于三个御史台。每道设廉访使、副使各二员，佥事四员，主掌对辖区内各级官员的纠察。

另外，元廷还在各地设有一些专管赋税、运输的机构。

元朝的科举制度有什么特点?

1234年，蒙古灭金，北方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停顿，经过八十年，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朝廷恢复了科举考试。

元代的科举考试规模非常小。全国乡试通过而成为举人者，最多不过三百人，而会试所取最多时只有一百人。一百是元廷所规定的录取进士的最高限额。有元一代，共举行过十六次科举考试，绝大多数都没有录足一百人。元代十六次科举考试，一共录用了进士一千二百人左右。仅从录取进士的人数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元代科举考试规模之小。

元代的科举考试还体现了元政府鲜明的民族压迫政策。元廷将应试的举子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类。在考题的设置上，“蒙古”和“色目”考生的考题要比“汉人”和“南人”考生的简单许多；而且，前两类考生只需考两场，后两类考生则要考三场。在录取的名额上，各类考生却是相等的，即从每类考生中录取二十五人。由于“汉人”和“南人”考生的数量要远远高于“蒙古”和“色目”考生，再加上考题更难，汉族考生考取进士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如仅江西一处每一次都有数千“南人”参加乡试，而全国“南人”进士的录取名额只有二十五个。

规模狭小和强烈的民族压迫，使得元代的科举制度无法进一步发展，更无法对元代的政治发生影响。对于元代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

元朝实行了什么户籍制度?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同时为适应长年征战的需要创立了与千户制度紧密结合的户籍制度，即将百姓按十、百、千、万分编，严格地限定在九十五个千户之内，随时听命于贵族的征发调遣。这种户籍制度在某些地方直到元朝灭亡始终存在着。

蒙古统治者在向南不断的征服扩张中，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对所征服地区（中原和江南）的人口清查，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终于最终形成了元朝在汉族地区的户籍制度。

元人户籍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实行诸色户计的划分。所谓诸色户计，就是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按其从业的不同在户籍上区分开来，并由此固定其所应承担的义务。这些户籍种类有很多，主要的几种有：一、民户，这是元代最基本、数量最多的一种户籍，承担国家一般的赋役。二、军户，承担国家的兵役。三、匠户，从事官办手工业的劳作。四、站户，承担国家所设驿站的建造、维护和运行。五、灶户，从事官办盐业生产。不同户计的人不得擅自改籍，一般来说，户籍是世代相承的。

元代又行户等制，即将各户按其贫富状况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等，一共九等，以此为摊派赋税和征发徭役的依据。

元朝的赋税差役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赋税差役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北方和南方不同，元朝统治者根据南北方的不同实际情况，定下了北方以户口为准、南方以土地为准的赋役征收原则。

在北方，赋税分为税粮和科差两类。税粮又分丁税和地税两种。元统治者规定：每丁每岁纳粮税粟二石，每亩地每岁纳粮税粟三升。不过，按元廷的规定，丁、地税是不需重复交纳的。科差分为丝料和包银两类。丝料由投下人户和普通人户交纳，投下人户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给领主；普通人户出丝的数目没有记载，但应与投下人户相当。包银主要由普通人户交纳，每年每户交银四两。

在南方，征收夏、秋两税，这两税都是土地税，而以秋税为主。南方秋税按土地肥瘠不同，分成若干等级，从最低的每亩一升到每亩三升不等，大体上是依循宋代旧制。夏税则有的地区征，有的地区不征；有的时候征，有的时候不征；征时以秋税为准，往往折成其他物品或币钞。南方亦有科差，分江南户钞和包银两类。江南户钞是北方五户丝户的变形，即江南的投下户向领主交纳钞币，世祖时定为每户五钱。包银只在江南一度实行，由于广泛的反对而很快中止了。

此外，元廷还在全国范围内征收盐课、茶课、酒醋课、商税、市舶税等数十种税收，称为“诸色课程”。

元代的差役分力役和职役两类，其承担者主要是广大的民户。力役包括建造工程、运输货物、开挖河渠等体力工作。职役主要是充当政府基层管理人员。元代的差役是压在人民身上的极沉重的负担，往往使得百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沉重差役制度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元代的灭亡。

元朝实行了什么货币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纸币的朝代，元朝的纸币叫做“钞”。

元朝政府统一发行纸币是从元世祖忽必烈开始的。世祖中统元年（1260）十月，元廷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银为本，比价为中统钞两贯（两千文）合银一两，并规定该钞不限年月、诸路流通。次年正月，元廷正式下诏，中统钞在中国北方开始流通。至元十二年（1275），元灭南宋，中统钞又开始在江南地区通行。这样，中统钞就成了全国统一的货币。

中统钞流通的初期，由于实行了“子母相权”（钞本充足）、“限额发行”等措施，币值比较稳定，流通状态比较良好。但大约从至元十三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财政开支，元政府开始大量取用作为中统钞钞本的白银，这样就破坏了“子母相权”之法；同时，又放开了对中统钞发行额度的限制，大量印行中统钞。到了至元二十三年，物价已比中统元年上涨了十倍。

为了平抑物价、整顿日益混乱的钞法，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至元宝钞”。至元钞一贯值中统钞五贯，二者同时流通。但不久，同样是由于钞本被大量挪用，至元钞也如同废币了。

武宗至大二年（1309），元廷发行“至大银钞”，废止中统钞，银钞与至元钞并行。仁宗时，尽废武宗所为，仍以中统钞、至元钞并行。

顺帝至正十年（1350），元廷进一步更改钞法，在中统钞、至元钞并行流通的同时，又发行“至正交钞”，并铸“至正通宝”铜钱。这样，各种钞币的混合使用，各有轻重，人民所取莫衷一是，钞法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不久，大规模的战事爆发，军费暴涨，岁入暴减，元廷只有多印纸钞以应供给，结果就造成了钞币散满人间，而纸钞十锭（一锭为五十贯）也买不到一斗粟。就这样，元朝的钞法彻底崩溃了。

元朝的军事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的军事制度最终是由忽必烈确立的，他整顿了原来混乱的兵制，把全国的军队归入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

在宿卫军队方面，忽必烈继承了怯薛制度，以怯薛（怯薛即护卫之意）防卫宫廷和皇帝本人，同时，忽必烈还创建了侍卫亲军。这是一支类似于禁卫军的军队，负责防守“两都”（大都和上都）及“腹里”之地，战时也派出作战。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即开始建立侍卫亲军，从此以后，它的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元朝后期，人数已达三十万。组建侍卫亲军的方式多种多样，如从地方军队抽调精锐、从已建的侍卫亲军中分出、授权某个大臣召集同族组成等。

镇戍军队是指在全国各地驻守的军队，它们可以分为三类：蒙古军、探马赤军和新附军。

蒙古军一般都驻守在草原地区，遵循着成吉思汗时就已建立了的千户制度，平时居家生产，战时集合参战，在镇压东北、西北的宗王叛乱时，蒙古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探马赤军组建于木华黎经略中原之时，它是从几个蒙古部落中抽调出来，派到远地征伐、戍守的军队。南宋灭亡后，探马赤军被集中，戍守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并在这些地方建立蒙古军都万户府以管理、指挥该地的探马赤军。

新附军是指南宋降元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屯田，战时往往打前锋；同时，其精锐又被调至京师编成侍卫亲军。到了元朝后期，新附军已基本上不存在了。

关于元朝的兵役制度，军户的存在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元代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列入不同的户籍，世代以从军为业的人就被归入军户。根据军队名目的不同，军户也分成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汉军军户和新附军户。军户有出丁从军的义务，也可以享受免征赋税的优待。

与军户制度并行的还有奥鲁制度。所谓“奥鲁”，本指安置军队家属、辎重的营盘，成吉思汗时即已存在。忽必烈时，奥鲁进一步制度化，万户、千户都设有奥鲁官，以管理军士家属；而在军士的家乡，亦设有奥鲁官，以州县长官兼之。奥鲁官的职责是签发军户中应从军之人，捕捉逃跑的现役军士，还负责征集所签发从军者的给养供应。

元朝的军事制度具有蒙族与汉族相结合的特点。

古代扇面为什么说元代的交通非常发达?

元代的交通非常发达，这主要体现在其极完备的驿站制度上。

驿站制度的正式建立，始于元太宗窝阔台。他即位之初即设置了几条主要的驿道，如从和林（当时的都城）到中原汉地的驿道、从和林到察合台封国的驿道等。这些驿道大都是七十里左右置一个驿站，每个驿站置一个千户进行守卫。到了乙未（1235）籍民时，站户已成为单独的一类户籍。

世祖时，驿站制度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和完善。至元二年（1265），元廷颁布《立站赤条例》，把驿站的建立完全制度化。又下令在全国各地大修驰道，广置驿站。南宋灭亡后，又在江南地区设置驿站。最终，元朝形成了一个以大都为中心，东至高丽、北至吉利吉思、西至伊利汗国、南至安南的庞大的驿道网络，全国共设驿站一千五百多处。通过这些驿道和驿站，商旅行人可以在阔大的疆域中通行无阻。

元代的驿站是由站户来负担的，他们的户籍是世代相承的，负责提供驿站的马匹、车辆，还负责供给使臣饮食住宿。对于站户来讲，尽管享有免除赋税差役的特权，但维持驿站还是一份很沉重的负担。

元代中央设有总领全国驿站的机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独立的，称“通政院”。具体到地方上，大的驿站设有驿令，小的则有提领，沿途则有脱脱禾孙，随时盘问检查。以上这些职位都由政府委派，形成了一种对驿站和驿道的严格管理和严密控制。

元朝的司法制度有什么特点?

元朝司法的最大特点是它始终没有颁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形式完备的法典，在整个元朝时代，它的司法断案基本上是以从前的旧例为准的，遇有新的问题，也只是针对个别事进行具体的解决。但是，元代的统治者一直在努力制定、颁行一部完备的法典，元朝几代皇帝颁行的《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元朝司法的另一大特点是它的二重性，即蒙古法与汉法的并存并行。元朝政府设置了不同的机构来处理不同民族的法律问题。元代设有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并设有大宗正府，都是用来主掌蒙古人、色目人的刑狱的，而隶属于中书省的刑部则主掌汉人和南人的刑名事务。元代司法制度的这一特点是与其奉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相结合的。犯了同样的罪，蒙古人和汉人所受的惩处是完全不同的。如元法规定，蒙古人打死汉人，杖五十七下，征烧埋银；而汉人打死蒙古人，则要被处死，并且还要赔上全部家产。

元朝司法制度的这两大特点说明元朝的司法一直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之中，这对元朝在全国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元朝编制了哪些主要法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何荣祖主持编定《至元新格》，颁行全国。这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十事。该书已佚，详情不得而知，但世祖命何荣祖编新律时，曾要他“简除苛繁”，根据这一点可以推知，“简”是这部法典的特征。

正是由于《至元新格》的简略，不能很好地适合统治所需，经成宗、仁宗两朝的努力到英宗时终于修成了新的法典，这就是至治三年（1323）颁布的《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法典。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诏制、条格、断例。诏制相当于敕或敕条，即皇帝的命令；条格相当于令，即法令；断例相当于律，即律刑。《大元通制》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法典的精神，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适合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廷又颁行了《至正条格》，条文较《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修订和补充而已，没有超出《大元通制》的框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

元朝实行了什么宗教政策?

元代的统治者大都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族本来信奉的是萨满教，而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尚未形成严格的教义和教规，因而对其他宗教没有很强的排斥性。

蒙古统治者在长期的对外征服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这些宗教，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这些宗教不反对蒙古的统治，就让它们自由发展。成吉思汗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如此，他甚至对很多宗教领袖十分礼遇，要求他们为自己祈祷。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们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信奉萨满教，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只有忽必烈稍有例外，他本人信奉了喇嘛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推崇佛教的倾向，但他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宽容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的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佛教徒说有释迦牟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马可·波罗游记》）这段话最能代表忽必烈乃至所有元代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基于这种态度，元代统治者施行了十分优裕的政策，规定各宗教的僧侣们只纳商、地税，不用充当任何差役；他们的财产（包括寺院、土地等）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夺；朝廷还向他们供应口粮；而各宗教僧侣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元廷皇帝祈福。

在这样一种优厚的条件之下，各种宗教在元代极大地发展起来。在元代宗教中心大都，几乎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看到，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比比皆是。宗教的繁盛成为元代统治的一种特色。

元朝政府是如何利用儒学的?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是十分轻视儒学的，时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基本上是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的。可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日益稳固，尤其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元朝政府对儒学的态度开始由鄙视、排斥转向扶持、利用。

忽必烈是凭借中原汉地雄厚的力量击败争位的阿里不哥的，他十分重视对汉地的控制。要有效地控制汉地，就必须大力推行汉法，而汉法的精髓正在儒学。所以，忽必烈一即位，便广召天下名儒，开设国子学，命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又征召许多儒士入朝做官，参赞军国事务。

由于儒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到了元朝中期，元统治者对儒学已是十分推崇。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更说过“修身治国，儒道为切”这样盛誉儒教的话。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恢复了中断已八十余年的科举考试，专以程、朱所注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至此，儒学以程朱理学的形式在元代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元代统治者对儒学的推崇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汉地的统治。

元朝的手工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元代的手工业分为官办和私人两大系统。

官办手工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的手工业制造部门，大概包括工部、将作院、大都留守司、武备寺等几个部门。工部掌全国的工程营造，将作院掌珍宝器玩的制造，大都留守司掌皇室宫殿、贵戚宅邸的营建修葺，武备寺掌武器、军需的制造。另外，太子、后妃、贵戚们往往都有自己的官办手工制作机构。各级地方政府也办有种类不同、规模不一的手工业制造机构。元代的官办手工业由于有政府的特权，集中了大量的优秀工匠，资金雄厚，原料物美价廉，所以生产出来的手工业产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上乘，著名的行业有瓷器、毛毯、丝织、兵器、矿冶、制盐等。

元代的私人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空前发展起来。这些私人手工业普遍采用家庭作坊的形式，所生产的产品多集中在用以纳税的丝织品和生活中所必需的棉织品、麻织品等产品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在元代的手工作坊中出现了雇佣劳动，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这说明了元代私人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元代私人手工业较著名的行业有棉纺织、丝纺织、瓷器制造和矿冶等。

元朝农业发展情况如何?

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蒙金战争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战争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大片土地的荒芜，加之蒙古贵族又把大片的良田放荒将之变成牧场，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几乎陷入停顿。这种局面到了忽必烈即位后方才得到改变。忽必烈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颁行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一、设立劝农司，管理、推动各地的农业生产。二、禁止强占民田、逼农为奴。三、招集流民，鼓励开荒。四、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等。

经过忽必烈的一番努力，元朝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表现在：

一、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至元三十年，元代的户数达到了最高峰，有一千四百万两千七百六十户，如果按每户五口人计，人口数达到了七千多万。

二、各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破坏严重的黄河流域，农业连年增产，王磐在《农桑辑要·序》中谈到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时说：“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大片荒地被开垦，多处水利设施被修建，农业生产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江南地区的农业也保持了上升的势头，在连年丰收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大面积的荒地，成为向北方供粮的最主要地区。另外，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区的农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新作物的传入和推广。棉花是宋代开始种植的，但其推广却是在元代。世祖忽必烈设木棉提举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棉花的种植，结果到了元代的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另外，西瓜、红花等外来新作物在全国也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元代农业的衰退始于元朝中后期，主要原因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据记载，崇安县六分之五的土地掌握在当地五十余家手中，其他五百余户人家只占有六分之一的土地，而元政府日益繁重的赋税徭役却压在这些正在失去土地的农民身上，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农业生产怎能不衰退呢?

元朝商业发展情况如何?

元代的商业十分发达，这主要得益于农业、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和在全国范围内流通的纸币。

古代瓷器以从商的主体看，元代的商业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官办商业。元朝政府对多种商品进行垄断，如矿产品和生活必需的盐、茶、酒、醋等产品。官办商业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政府直接经营、政府卖给商人后由商人销售、由商人经营而政府抽取利润。有时，对于同一种商品，几种形式可以同时进行。

二、私人大商业。除了政府以外，一些官僚、贵族也利用手中的特权进行商业活动，获取巨额利润。寺院僧人经商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由于统治者推崇佛教，对寺院的财产采取保护的态度，又频频向它们颁赐大量财物和土地，一些寺院积聚了大量的财富，高层僧侣以此为资本从事商业活动，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色目商人的发迹也是元代商业的一个特色，色目人本身极善于经商，又有民族上的优越地位，他们遍布全国各地，巧取豪夺，富甲一方者比比皆是。另外，元代还有少数汉族民间大商人，他们行业不同，但都通过经商而获巨万家资。

三、民间小贩。这些小贩资本单薄，又受到官府和大商人的欺压和盘剥，处境十分艰难。

元朝的海外贸易情况如何?

元朝的海外贸易十分发达，这和元朝统治者积极支持有关。元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市舶司。1277年，元廷在泉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浙江海盐）设立市舶司，后又在广州、温州、杭州增设市舶司。1297年，经过整合，保留了广州、泉州、庆元三个市舶司。市舶司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港的中外货船进行管理，并根据所运货物收税，精货收十分之一，粗货收十五分之一，另征三十分之一的市舶税。同时，市舶司自己也备船备货，雇用商人经营，所得利润七三分成。

元代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大，东到日本，西抵波斯湾，甚至到达了非洲东海岸的一些地方。中国的船只航行得如此远，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已掌握了十分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

从中国运出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丝织品，另外还有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输入中国的货物主要有象牙、珍珠、香料、布匹等。

泉州是元代中国最大的港口，所谓“番货、远物、异宝、奇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可见当时泉州的繁荣。除泉州外，庆元、广州均是当时的大港，庆元主要集中进出口高丽、日本的货物，广州则以其巨大的陶瓷市场名闻世界。

元代的寺院经济为什么比较发达?

由于统治者的保护和利用，宗教在元代的势力很盛，寺院和从事宗教活动人员的数量十分庞大，为了维持人员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各种宗教组织都得有一定规模的经济收入，因此，元代的各种宗教组织都占有或多或少的资产以从事一些经营活动，这其中，以佛教的寺院经济最具代表性。

佛教最受元代统治者的推崇，因而寺院和僧侣的数量也最大，其从事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从种类上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是各种宗教中规模最大的。

寺院占有许多土地，因而主要从事农业经营活动。很多寺院占有大片的田地，雇用佃户劳作，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的地主庄园。如大都城西玉泉山下的大承天护圣寺在山东拥有土地十六万二千余顷。这些土地都采取租佃制进行生产，派庄主监管和收取田租。

许多寺院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经营手工业和商业。它们占有银、铁、铜等矿，占有酒店、浴堂等产业，有的寺院还放高利贷，有的则从事海外贸易。

元代高层的僧侣其生活就像世俗的地主一样，他们经营产业，蓄积财物，甚至建造外宅，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对寺院经济是积极保护的，他们不但直接赐予一些大寺院大量的土地财物，还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夺寺院的财产。对于寺院的经营活动，元代统治者也基本上是鼓励的，只征收很少的一些赋税。

总的来说，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是元代寺院经济比较发达的根本原因。

第四十一章

元代的婚姻状态有什么特点?

元代的婚姻状态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因为元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统治汉族及其他众多的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婚姻风俗，蒙古统治者既要坚持本民族的婚俗，又要兼顾其他民族的婚俗。同时，在民间，由于长期的杂居，各民族之间的婚俗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的情况。

至元八年（1271）元廷颁布了一条关于婚姻的法律：“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同一民族的人相互结婚，应遵从本民族的婚俗；不同民族的人相互结婚，所从婚俗以男方为主；蒙古人不受上一条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蒙古女子与别族男子结婚，则婚俗不必以男方为主。

这条法律体现了元代婚姻的基本准则：以蒙古族为主，兼顾其他各民族。

蒙古族有两个很有特色的婚俗：一个是一夫多妻，《黑鞑事略》中说：“成吉思汗立法，只要其种类子孙繁衍，不许有妒忌者。”出于迅速增加人口的愿望，再加上长年征战导致的青壮年男子缺少，一夫多妻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一种结果。当然，一个男子妻子的多少还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一般来说，地位越高、越富有的男子，他的妻妾就越多。比如，文宗时期的权臣燕铁木儿，他的妻妾竟多达五百多位。另一个是收继婚，即父亲死后，可以娶从母；兄弟死后，可以收其妻。成吉思汗死后，其三子窝阔台就娶走了他的宠妃木哥哈敦。这种婚俗在许多北方民族中都曾流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文化背景的。

由于各民族的广泛杂居，其婚俗也在相互影响中有了一些改变。如蒙古弘吉剌氏的脱脱尼，其夫死后，前妻所生的二子都想娶她，她誓死不从，二子也只好作罢。这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婚俗受到汉族婚俗影响的例子。

总之，元代的婚姻状态就在这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局面，但由于存在着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婚俗的主导性也是相当清晰的。

元朝与高丽的关系如何?

中国和高丽（今朝鲜）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友好的，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很紧密，但是这种关系在蒙古族入侵高丽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破坏。起初，蒙古军以追击契丹军为名，进兵高丽，高丽王也想与蒙古保持友好关系，但蒙古统治者表面上说得好，实际上却只把高丽当做索取财富、任意榨取的附庸、奴仆一样看待。因此，激起了高丽人民的坚决反对与抵抗。蒙古经常入侵高丽，高丽也屡屡顽强抵抗。特别是在1247至1259年间，蒙古四次入侵高丽。最残酷的一次是在1254年，蒙古军掳俘高丽男女几十万人，杀戮者不可胜数，蒙古大军所过，烧杀掠抢，然后蒙古将领将所掠之人进行买卖。尽管蒙古给高丽带来了不少苦难，但始终没有达到灭亡高丽的目的。这可以看做元与高丽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比较注重与高丽的关系，元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渐渐恢复起来，并有一定的发展。

元世祖送王植（高丽王）回国，下诏“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室家”，也不再追究以前高丽的反抗者。后来，元世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王植之子愖，后来愖之子又娶元公主为妃。这样，高丽王族与元皇室结成了甥舅之好。高丽统治者乐意借助元的强大来保护自己，以达到统治高丽的目的；元统治者也想利用高丽作为攻打日本的根据地。但终元一代，高丽是独立的一个国家，元虽曾设征东行省于高丽，那也只是为了征日方便，基本上不怎么管高丽内部事务。因此，元世祖之后，到中国的高丽人相当多，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在中国做官、侨居。许多精通汉文的高丽学者与僧人，有的是奉命出使，有的是私人游学，在中国，他们交结广泛，尤其是与中国文人关系密切。比如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长期居住在中国，师从姚遂、元明善，赵孟頫等诗人，还奉命出使四川等地，他的《益斋乱稿》就有许多有关与元人交往，歌咏中国山水、历史、民俗风情的作品。他的作品被认为是朝鲜文字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耽罗是什么国家?

耽罗本是高丽的盟国。高丽臣服元世祖之后，元世祖要对日本和南宋用兵，而耽罗是通往日本和南宋的要冲（海道上的要冲），元世祖才开始注意耽罗这个小岛国。后来，元世祖专门派人到耽罗视察地形及道路。当时，耽罗已被一个反叛高丽的高丽人带兵占领。至元九年（1272）元朝廷决定用兵耽罗，为耽罗平复高丽叛党。次年，元世祖命人讨耽罗，半年之后，占领了这个海上小岛国，并在那里设立了耽罗国招讨司，驻兵一千七百人。元朝廷命耽罗国每年向其进贡当地特产毛施布一百匹。从此之后，耽罗成了元征伐日本的一个前沿哨所。

至元三十一年（1294），高丽王向元廷请求说：“耽罗的地方，自祖宗以来，就隶属于高丽，现在叛党已平，请让耽罗还和以前一样，作为高丽的附属。”元世祖答应了高丽王的请求。从此之后，耽罗又隶属于高丽了。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日本的关系大致可以元世祖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元对日本用兵，后一个时期主要是中日民间和商贸往来以及僧人、文人的往来。

元世祖时期，元世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使得他急于宣威海外，也想像汉、唐盛世君王那样，让这些海外邻国向他称臣进贡。高丽向元世祖称臣之后，元世祖就急于想让日本也向他称臣纳贡。因此，从至元三年到至元十年之间，元世祖连续五次派使者出使日本，劝谕日本遣使来朝，当时，统治日本的镰仓政府态度很坚决，拒绝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元世祖就不再以遣使为主而代之以大举讨伐。元世祖一生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争。第一次是在至元十一年，派大小战船九百艘，汉军、蒙古军二万五千人，东征日本。元军虽有小胜，但日本抵抗亦顽强，使元军难以深入。后元军战船遇上海风，仓促撤回，首次征日结束。日本称这次战争为“文永之役”。第二次是在至元十八年，这回元世祖派两路大军，战船四千多艘，士兵十四万大举进伐日本。由于元军统帅内部矛盾重重，意见不合，指挥不协调，日本已有抵抗元军的经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因此在战争上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后来遇上海浪，损失惨重，第二次征伐日本宣告失败。日本称这次战役为“弘安之役”。这两次征日，激起了中国人和高丽人的反抗，此后，元世祖至死也再未派出一船一卒。

元政府与日政府处于战争状态，但民间的往来，特别是商贸往来却一直没有中断。战争停止后，日本商船来中国的更多。庆元港（今浙江宁波）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日本商人多在此处互市。元政府对日本商船做了检查、抽分之后，即许日本船只登岸市易。此外福建、山东等地，也时有日本商船的到来。据资料统计，从成宗大德九年间（1305）至顺帝至正十年（1350）的四十五年中，其中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这只是大略统计，实际上还不止此数。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瓷器，此外还有铜钱、香料、经卷、佛寺什器等。日本输入中国的则有黄金、刀剑、扇子等物。

除商人外，来元最多的是日本僧人。仅泰定三年（1326），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十四人还国”，可见来元之日僧的人数之多。据日本史家统计，元代来元的日本僧人知名的就多达二百二十余人。他们师从中国高僧学习佛经，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文学、艺术等。

元朝与安南的关系如何?

元朝与安南（今越南）的关系，也是以忽必烈为分界点，忽必烈之前（包括忽必烈期间）以战争与不和为主，之后则以和为主。

元朝时期，正是安南的陈朝时期。忽必烈时期，正是陈朝初建，经济发展，国力强大。忽必烈即位之后，忙于巩固地位，派人出使安南，政策比较和平，允许安南按本国风俗治理；安南也遣使还报，要求元朝批准其三年进贡一次。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元忙于对南宋的战争，无暇顾及安南。但元世祖心里想着让安南臣服，屡派使者，安南也巧妙周旋，拒绝跪拜受诏，并以种种借口推辞亲朝、人质等。

元世祖消灭了南宋残余之后，即发动了两次征伐安南的军事行动。第一次是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派其子带大军占领了安南首都，但安南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迫使元军撤军。第二次是至元二十四年，安南仍旧采取了以往的先困后打的战略，并切断了元军水上粮船，元军不久即撤出安南。

元成宗即位之后，不再向安南用兵，派使臣去安南通好，安南亦派使者回使。从此，元与安南往来不绝。当时安南儒学颇兴，儒士地位较高。其派到元朝来的使者，多以儒臣充任。凡来元之安南使臣，都要向翰林院送一份礼物，因而结识了不少元文人学士。当时安南佛教也发达，元也遣使安南请赠佛经。元代杂剧艺术也传入安南，对安南的戏剧产生了影响。附录：元朝大事年表公元纪年中国纪年大事1162年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铁木真诞生。1170年宋乾道六年大定十年铁木真父也速该把阿秃儿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离散。1189年宋淳熙十六年大定二十九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可汗，号“成吉思”；“十三翼之战”爆发。1195年宋庆元元年金明昌六年合答斤、山只昆、翁吉刺等部犯金边，为金军击败，塔塔儿部截袭金军，夺其所获羊马，叛金。1196年庆元二年金承安元年成吉思汗与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助金军大败塔塔儿部于斡里札河，金封成吉思汗为“札兀惕忽里”，封脱斡邻勒罕为“王”，从此，他被称为王罕。1197年庆元三年承安二年成吉思汗与王罕征讨主儿乞部，执杀撒察别乞、泰出；成吉思汗击败篾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1198年庆元四年承安三年王罕败篾和乞部，脱黑脱阿逃巴儿忽真隘。1199年庆元五年承安四年成吉思汗与王罕攻乃蛮部，歪禄汗败走谦谦州。1200年庆元六年承安五年成吉思汗与王罕会于萨里川，联兵败泰赤乌部于斡难河；合答斤、山只昆与塔塔山、朵儿边、翁吉剌等部会于阿雷泉、袭成吉思汗和王罕，被击败。1201年宋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札木合与合答斤、山只昆等11部首领于犍河会盟。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合兵攻成吉思汗与王罕，被击败于海剌儿河。1202年嘉泰二年泰和二年成吉思汗败察罕塔塔儿等部于兀鲁回失连真河。歪禄汗与篾儿乞、斡亦剌等部联合袭击蒙古部，成吉思汗联合王罕败之于阚亦坛。成吉思汗灭泰赤乌部。1203年嘉泰三年泰和三年成吉思汗于合兰真沙陀之战败于王罕，退至班朱尼河，整军再战，攻灭克烈部。王罕逃入乃蛮界，被边将执杀，其子亦刺合辗转逃至曲先，亦被杀。1204年嘉泰四年泰和四年乃蛮部太阳汗与篾儿乞、斡亦剌、朵儿边、合答斤、泰赤乌等残部联合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于合勒合河整顿军队。设扯儿必官，建护卫军，迎战乃蛮。太阳汗败于纳忽山，被执杀，其子屈出律逃奔歪禄汗。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1205宋开禧元年泰和五年札木合被随逃的部下执送成吉思汗，处死。蒙古军首次攻西夏，破力吉里寨。1206年元太祖元年开禧二年泰和六年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建大蒙古国，行领户分封制，扩建护卫军，制定大札撒，设大断事官。成吉思汗遣者别追击乃蛮余部，执杀歪禄汗，屈出律与脱黑脱阿等西逃。1207年太祖二年开禧三年泰和七年成吉思汗遣使招降吉利吉思等部，首次分封诸子诸弟。秋，蒙古军二次征西夏，破斡罗孩城。1208年太祖三年宋嘉定元年泰年八年蒙古军征讨篾儿乞和乃蛮残部，脱黑脱阿被射杀，屈出律奔西辽。1209年太祖四年嘉定二年金大安元年春，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附蒙古。是年，蒙古军三征西夏，夏襄宗李安全纳女请和。1211年太祖六年嘉定四年大安三年正月，哈剌鲁阿儿思兰汗和斡匝儿归附蒙古。二月，成吉思汗督师伐金，继败金军于野狐岭、浍河堡，进围中都。是年，屈出律废西辽君主直鲁古，自立。1213年太祖八年嘉定六年金至宁元年贞祐元年秋，蒙古军分三路攻金，破河北、山东、山西诸路，抄掠而还。1214年太祖九年嘉定七年贞祐二年蒙古军进围中都，三月，金宣宗献歧国公主及金帛、马匹等，请和。五月，金迁都汴京。1215年太祖十年嘉定八年贞祐三年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1216年太祖十一年嘉定九年贞祐四年成吉思汗自中原还蒙古。遣速不台征篾儿乞残部。木华黎取锦州、灭张致。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十月，辽东蒲鲜万奴降蒙古，复叛，改号东夏。1217年太祖十二年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其经略金国。秃麻部起义。遣博尔忽等征讨之。冬，蒙古军第四次征西夏，包围中兴府。夏神宗出奔西凉，遣使请降。1218年太祖十三年嘉定十一年兴定二年成吉思汗遣术赤征服吉利吉思等“林木中百姓”。遣者别征服西辽，杀屈出律。速不台消灭篾儿乞残部于咸海之北。遣哈真、札剌等会同蒲鲜万奴军追灭契丹叛人于高丽。高丽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使团和商队至花刺子模，商队于讹答剌城被劫杀。木华黎攻入山西、下太原、平阳、绛州等80余城。1219年太祖十四年嘉定十二年兴定三年五月，成吉思汗遣刘仲禄至东莱召邱处机。六月，成吉思汗率师征花剌子模。1220年太祖十五年嘉定十三年兴定四年正月，邱处机奉召率弟子自东莱启程，冬，留居德兴。是年，蒙古军攻取讹答剌、不花剌、撒麻尔干等城，花刺子模算端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岛上，病死，生前传位于札兰丁。东平严实降蒙。金封王福，武仙等九人为公、兼经略使，在河北、河东与蒙古军对抗。1221年太祖十六年嘉定十四年兴定五年西征蒙古军下玉龙杰赤、呼罗珊诸城、札兰丁逃入印度。者别、速不台军攻取哈马丹、拜勒寒城。严实立行台于东平。木华黎军攻山西、陕西。南宋遣苟梦玉出使蒙古。至西域铁门关见成吉思汗。二月，邱处机自德兴启程西行，年底至撒麻尔干。1222年太祖十七年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三月，邱处机自撒麻尔干出发；四月初，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夏，成吉思汗避暑于八鲁湾。冬，返回撒麻尔干。是年，成吉思汗命八剌等追击札兰丁至印度。者别、速不台军攻入谷儿只，破其首府沙马哈，越太和岭入阿速、钦察部地。1223年太祖十八年嘉定十六年元光二年三月，邱处机自西域东返。七月，邱处机至云中，后住德兴龙阳观。是年，南宋第二次遣苟梦玉出使蒙古。木华黎卒于闻喜，子孛鲁袭职。者别、速不台军于阿里吉河大败斡罗思、钦察联军。者别等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1224年太祖十九年嘉定十七年金正大元年二月，邱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是年，札兰丁自印度返回波斯，复国。七月，蒙古军第五次征西夏。十一月，夏遣使请降。1225年太祖二十年宋宝庆元年正大二年成吉思汗回到蒙古。武仙杀史天倪叛蒙投金，史天泽袭兄职。彭义斌围攻东平严实。札兰丁进取桃里寺城，占领阿哲儿拜占。1226年太祖二十一年宝庆二年正大三年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六征西夏。十一月，蒙古军攻取灵州，济南张荣降蒙。1227年太祖二十二年宝庆三年正大四年蒙古军进围中兴府。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军中，旋夏主李蚬出降，处死。西夏亡。邱处机圆寂于长春宫，益都李全降蒙，拖雷监国。1228年拖雷监国元年宋绍定元年正大五年蒙古军入大昌原，败于金完颜陈和尚。1229年元太宗元年绍定二年正大六年八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是年，颁大札撒，定中原。西域税法，命耶律楚材和牙刺瓦赤分别主持。遣阔客歹，雪你台率军征钦察、撒克辛和不里阿耳，遣绰儿马罕攻打札兰丁。1230年太宗二年绍定三年正大七年置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命耶律楚材主其事。窝阔台自将伐金，拖雷、蒙哥从征。绰儿马罕追击札兰丁至阿哲儿拜占。1231年太宗三年绍定四年正大八年窝阔台取金河中府。拖雷军入汉中，假道宋境攻金。札兰丁逃至迪牙别乞儿被杀。蒙古军侵入高丽，高丽王降。李全死，其子李瑁袭益都行省。1232年太宗四年绍定五年金开兴元年天兴元年正月，拖雷军败金兵于钧州南三峰山。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拖雷死于途中。速不台军围攻汴京。七月，金杀蒙古使者唐庆，和议绝。十二月，金哀宗逃归德。蒙古遣王楫出使南宋，约联兵攻金。1233年太宗五年绍定六年天兴二年正月，速不台军取汴京。六月，金哀宗自归德奔蔡州。八月，蒙宋和议成。九月，皇子贵由和诸王按赤带军攻破东夏都城南京，擒蒲鲜万奴，东夏国灭。十一月，蒙、宋兵进围蔡州。1234年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天兴三年正月，蔡州城将破。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自缢死，蒙宋联军破城，承膦死于乱军之中，金亡。1235年太宗七年端平二年二月，始建哈剌和林城及宫阙。蒙古军分两路进攻南宋，皇子阔出统东路军入湖北，阔端统西路军进取四川。十月，金巩昌总帅汪世显降。蒙古诸王大会，决定以拔都为首西征钦察、斡罗思等国，各支宗室与那颜均以长子率军从征，窝阔台命选试僧道。1236年太宗八年端平三年春，西征主将速不台与诸王率师出发。秋，西征军抵不里阿耳，与拔都会合，破其城。冬，蒙哥军逼临钦察部，班都察率部归降。十月，阔端军成都。是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以城降。阔出死。窝阔台以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勋臣，定五户丝制，重新制定中原赋税制度。1237年太宗九年宋嘉熙元年春，蒙哥军击败钦察军，其首领八赤蛮于宽田吉思海中岛上被擒杀。秋，拔都进兵斡罗思，征服莫尔多瓦。冬，攻取也烈赞城。是年，东路口温不花军取光、蕲、舒等州，略黄州，史天泽下复州。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以科举选士的建议。1238年太宗十年嘉熙二年是年，拔都分兵四出，连取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科泽里思哥诸城。钦察部长忽难逃入马札儿。阔端军陷隆庆。窝阔台派官历诸路考试，此称“钹减选”。1239年太宗十一年嘉熙三年是年，拔都军攻入斡罗思南部。蒙哥军进入阿速，国主杭忽思降。绰儿马罕攻入大阿美尼亚，取阿尼城。阔端军攻重庆，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西藏。1240年太宗十二年嘉熙四年是年，蒙哥、贵由奉召东归，将阿塔赤及所部阿速军带回。拔都军破乞瓦、弗拉基米尔沃伦等城，征服斡罗思诸国。1241年太宗十三年宋淳祐元年西征蒙古军分兵两路侵入马札儿、孛烈儿。绰儿马罕死，拜住继统其军。阔端浑复入蜀，取成都，破叙、泸、资等州。蒙古遣月里麻思使宋议和，被囚禁于长沙。牙剌瓦赤自西域调任大札鲁忽赤。十一月，窝阔台汗死，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摄政。1242年乃马真后元年淳祐二年拔都等自马札儿班师。拜住率军侵入鲁迷、克额儿哲鲁木城。呼罗珊、杩拶答而长官阔里吉思被执杀。阿儿浑继任。察合台死。海云至漠北向忽必烈讲论佛法。1243年乃马真后二年淳祐三年拜住军于额儿赞章击溃鲁迷军。蒙古军侵入叙利亚。1244年乃马真后三年淳祐四年耶律楚材卒。1246年定宗元年淳祐六年八月，贵由即蒙古大汗位，是为定宗。萨班与八思巴至凉州。1247年定宗二年淳祐七年正月，萨班阔端相见于凉州，萨班以乌思藏纳里地归附蒙古。是年，贵由汗命野里只吉带为征西军统帅，经略鲁迷和谷儿只等地。1248年定宗三年淳祐八年春，贵由汗在西巡途中猝死于横相乙儿。斡儿立海迷失皇后摄政。是年，拔都于驻地阿剌脱忽剌兀召集诸王贵族会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不予承认。1251年元宪宗元年淳祐十一年六月，蒙哥即蒙古大汗位，是为宪宗。贵由后海迷失被处死，谪戍失列门、脑忽等，诛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党羽70余人。拔都处死野里只吉带。蒙哥汗命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军征南宋。命旭烈兀总领阿姆河以西诸地军国重事，统军西征木刺夷、极达。1252年宪宗二年淳祐十二年是年，再括中原民户，以民户分赐诸王贵族。忽必烈在金莲川开设幕府。忽必烈发兵征云南，于邓州立屯田万户府。蒙哥遣兵侵高丽。旭烈兀军先锋怯的不花率军西征。1253年宪宗三年宋宝祐元年是年，旭烈兀统兵西征。忽必烈军破大理城，国王段兴智逃往善阐。忽必烈在北还途中，于军营与八思巴会见。立京兆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1254年宪宗四年宝祐二年兀良合台军攻取善阐，段兴智于昆泽被俘。1255年宪宗五年宝祐三年段兴智至蒙古见蒙哥汗，赐其金符使归国。兀良合台于大理境内设置十九万户府，分管其地。旭烈兀西征军抵撒马尔干。蒙哥汗召集佛道两教代表至和林辩论教理。拔都死。1256年宪宗六年宝祐四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于桓州始建开平府城，营建宫室、房舍，旭烈兀军攻灭木刺夷国。1257年宪宗七年宝祐五年蒙哥汗亲征南宋，自将右翼军取四川，塔察儿统左翼军攻荆襄、两淮。旭烈兀自可疾云移驻哈马丹，准备进兵极达，设常平仓。1258年宪宗八年宝祐六年旭烈兀攻陷极达，灭黑衣大食。蒙哥右翼军入蜀，塔察儿军一城未克，改命忽必烈统其军。忽必烈在开平主持第二次佛道两教的辨论大会；佛胜道败。1259年宪宗九年宋开庆元年七月，蒙哥汗死于合州钓鱼山军中。九月，忽必烈进围鄂州。旭烈兀进兵叙利亚，闻蒙哥死，东归。闰十一月，宋贾似道遣使请和，阿里不哥谋即汗位，忽必烈率师北还。1260年元世祖中统元年宋景定元年夏，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继于和林和开平即蒙古大汗位。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立中书省、燕京行中书省。设十路宣抚司。造中统交钞、元宝钞。八月，忽必烈遣合丹等击败阿里不哥派往关陇的阿兰答儿，俘斩之于甘州。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忽必烈命移相哥留驻和林，自回开平。是年，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罢侵高丽兵。1261年中统二年景定二年七月，立翰林国史院。秋，阿里不哥以假降袭取和林，忽必烈再次亲征。十一月，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十二二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是年，阿里不哥遣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往镇河中地区，阿鲁忽归附忽必烈。设劝农司，以姚燧为大司农。1262年中统三年景定三年二月，李璮叛乱，占领益都、济南。忽必烈诛王文统、发兵讨李璮。七月，蒙古军破济南，史天泽杀璮。是年，金帐汗别儿哥与伊利汁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发生内讧，旭烈兀兵败。1263年中统四年景定四年正月，立十路奥鲁总管。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立枢密院。1264年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景定五年七月，阿里不哥归降忽必烈。八月，改号至元。十二月，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是年，李璮余党毛璋发动兵变，兵败被杀。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改燕京为中都。设总制院，以八思巴统领院事。1265正元至元二年宋咸淳元年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即位。1267年至元四年咸淳三年冬，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攻襄樊。是年，于中都东北兴建新城。札马鲁丁在上都建成七件西域仪象。1268年至元五年咸淳四年九月，阿术等围樊城，屡败南宋援军。是年，立御史台。海都与八剌联兵反元，被忽必烈击败。1269年至元六年咸淳五年二二月，颁行八思巴字，即蒙古新字。七月，立国子学。1270年至元七年咸淳六年正月，立尚书省。二月，立司农司，后改为大司农司，以孛罗领之。五月，括编户籍。闰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冬，蒙古军围襄樊。十二月，遣赵良弼使日本。是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1271年至元八年咸淳七年二月，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等处民工筑官城。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协谋毒杀云南王忽哥赤，事觉伏诛。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罢诸路交钞提举司，颁布“户口条画”，整顿户籍。是年，始建大圣涛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1272年至元九年咸淳八年正月，尚书省并人中书省。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十一月，亦思马因献巨石饱。是年，元军开始攻樊城。1273年至元十年咸淳九年正月，元军破樊城。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城降元。三月，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农桑辑要》成。闰六月，以翰林院纂修国史，令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1274年至元十年年咸淳十年三月，元遣军征日本。八月，命伯颜率军伐宋。刘秉忠卒。十月，伯颜军攻郢州。十二月，伯颜军破阳逻堡，随即与阿术会攻鄂州，鄂州降，以阿里海牙兵镇鄂汉，元军水陆东下。1275年至元十二年宋德祐元年正月，伯颜军取黄、蕲、江三州。二月，元军攻安庆，范文虎以城降。元、宋两军大战于丁家渡，贾似道兵败，奔扬州，旋罢贬循州。郝经被释，未几卒于燕。三月，阿里海牙军取荆湖。破岳州。宋将高世杰败降一被杀。元军连取建康、镇江、江阴、平江诸城。四月，阿术军攻真、扬二州。七月，诏伯颜还上都，命其率军直趋临安，阿术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十一月，贾似道为监押官郑虎臣杀于漳州。伯颜军破常州，分兵三路趋临安。十二月，元军迫近临安，宋遣使请和。是年，立阿力麻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马可波罗至上都。1276年至元十三年宋景炎元年正月，阿里海牙军克潭州，宋湖南州郡相继降元。立回易库于诸路。宋陆秀夫等护送益王星、广王冒出逃。谢太后与恭帝鵾奉传国玺降。宋文天祥与伯颜会于明因寺。被伯颜拘留。二月，伯颜命将人临安城。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宋将夏贵以淮西诸郡降。益、广二王出走温州。三月，伯颜入临安，掳恭帝、全太后、福王与芮等北去。闰三月，宋帝等随元兵行至瓜州，宋将李庭芝等出兵夺两宫不果。五月，宋益王即帝位于福州，是为端宗，改元景炎，进封广王为卫王。伯颜偕恭帝等至上都。六月，重修《大明历》。七月，宋将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李庭芝等于泰州，淮东人元。八月，李庭芝等予扬州被杀。九月，元军分道经略闽广。十一月，元军入闽，宋端宗及卫正等走潮州。十二月，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元以合丹等领东川行枢密使，攻合州；不花等领西川行枢密使，攻重庆。阿里海牙兵破静江，继取郁林、浔、容、藤、梧等州。至是，广西州郡皆陷。宋遣使倪坚奉表请降。1277年至元十四年景炎二年四月，张德兴与刘源等起兵反元。七月，诸王昔里吉叛，劫持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九月，伯颜率军大败昔里吉于斡鲁欢河，昔里吉走死。是年，于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设市舶提举司。宋端宗等辗转逃至秀山、香山。1278年至元十五年宋祥兴元年四月，宋端宗死于砜州，卫王昺即帝位。五月，卫王改元祥兴。六月，移往崖山。十一月，建宁政和县黄华及畲族民妇许夫人起兵抗元。闰十一月，文天祥于五坡岭兵败被俘。1279年至元十六年祥兴二年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宋幼帝赵爵投海死，宋亡。张世杰于南恩之海陵山投水死。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台于大都，仪象圭表皆铜为之，宜增铜表高至四十尺，则景长而真。”又请于上都、洛阳等五处分置仪表。命郭守敬访求精天文历数者。三月，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抵南海测验晷景。遣监候官分道而出，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十月，文天祥被押送至大都，囚于兵马司。十二月，赛典赤瞻思丁卒。是年，关汉卿卒。1280年至元十七年正月，定诸路差税课程。二月，元将纳速剌丁征缅国。五月，命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十月，立营田提举司。十一月，帝师八思巴圆寂。颁行《授时历）。十二月，陈桂龙在福建漳州起事。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兀儿境。1281年至元十八年二月，元发兵征日本。六月，阿塔海统率马军征日本。八月，征日元军10余万至平湖岛遇飓风船毁，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陈吊眼在漳州起事，被诱杀。十二月，林天成于福州起事，战败被俘斩。1282年至元十九年二月，修宫城、太庙、司天台，三月，阿合马被杀。四月，刊行畏兀儿体蒙古文所书《通鉴》。五月，阿合马党羽七百余人被革黜。七月，海都遣回北平那木罕等。十月，整治钞法。罢屯田总管府。设南北两漕运司。十二月，文天祥被杀于大都柴市。造帝师八思巴舍利塔。是年，始以海道漕运。1283年至元二十年三月，新会林桂方、赵良钤等起事，国号罗平、建元延康，旋被擒杀。五月，立征东行中书省。立斡脱总管府。八月，济州新开河成，立都漕运司。十月，立和林平准库。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反，聚众数十万，号头陀军。孛罗等出使伊利汗国。十一月，立司农司。命各省印《授时历》。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正月，黄华兵败自杀。七月，元遣镇南王脱欢率兵侵占城。十二月，立常平盐局。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正月，立市舶都转运司、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使司、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二月，立规措所。郭逢贵等抗元失败。五月，人安南元军退回。十一月，卢世荣被诛。十二月，皇太子真金死。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藏于翰林国史院。六月，颁行《农桑辑要》。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正月，大举攻安南、交趾。闰二月，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初设国子监。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四月，诸王乃颜叛乱。五月，忽必烈亲征乃颜。六月，乃颜于撒儿都鲁之地战败，逃至失列门林被执杀。十二月，元军下交趾城。元与缅国建立朝贡关系。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毁中统钞板。宗王海都扰北边，遣术伯北征。三月，大圣寿万安建成。四月，宗王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遣皇孙铁穆耳击败之。安南王遣使贡金人，元军自安南退回。钟民亮在循州起事。五月，浑天仪成。九月，诸王都哇犯边。新编《本草》成。十月，海都犯边。忽刺忽、阿塔海等战却之。十一月，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十二月，海都复扰边，遣拔都也孙脱迎击。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正月，开会通河。哈丹再入辽东。二月，籍江南户口。三月，杨镇龙于宁海起兵，称大兴国，建元安定。四月，置木绵都提举司。五月，设回回国子学。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会通河成。七月，海都犯漠北，败晋王军于杭海岭。忽必烈再次亲征，复和林。九月，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十月，钟明亮复反。杨镇龙败死。1290年至元二十七年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犯辽东。六月，缮写金字《藏经》。八月，阇里铁木儿与哈丹战于瓦法，大破之。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正月，罢桑哥官职。二月，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五月，颁行《至元新格》。罢尚书省、复改中书省。改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七月，桑哥被诛。是年，马可波罗离泉州返回。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以爪哇嬲，元使臣，遣亦黑迷失等统军征爪哇。三月，诛桑哥余党。八月，遣不敦等征八百媳妇国。浚通州至大都漕河。九月，诸王明理铁木儿附海都反，伯颜军大败之。是年，从乃颜反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1293年至元三十年二月，王恽上陈时政十四事。四月，征爪哇元军退还。六月，以皇太子宝授与皇孙铁木耳，总兵北边。七月，通州至大都漕河成。赐名通惠河。是年，立真金第三子铁木耳为皇太孙。1294年至元三十一年正月，世祖忽必烈病逝。四月，铁木耳于上都即帝位。是为成宗。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十二月，意大利人孟特·戈维诺（亦译约翰·孟脱考儿维诺）抵达大都。是为罗马教廷派驻元朝的首位大主教。伯颜卒。1295年元贞元年闰四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宋德柔主其役。1296年元贞二年十一月，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1297年元贞三年大德元年二月，改元大德。三月，五台山佛寺成。九月，八百媳妇国反抗，遣也先不花将兵讨之。十月，钦察都指挥使林兀北攻占八邻地、海都军败逃。1298年大德二年四月，郭守敬造浑天漏仪。1300年大德四年八月，更定荫叙格，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海山败海都兵于阔别列。十二月，成宗发兵征八百媳归国。1301年大德五年五月，云南土官宋隆济、贵州蛇节相继起事，围攻元侵八百媳妇军。八月，海山与月赤察儿、林兀儿军大败海都、都哇军，海都败死，都哇遁。1302年大德六年十二月，衡州袁舜一起事，兵败伏诛。胡三省卒。1303年大德七年三月，《大元大一统志》编成。四月，蛇节降，旋被杀。宋隆济败逃。七月，都哇及海都子察八儿等诸王遣使请息兵和好。1304年大德八年是年，元朝与西北诸王约和，各遣使赴伊利汗处宣谕和好之意。伊利汗合赞死，其弟合儿班答袭位。1305年大德九年六月，立皇子德寿为太子。十二月，皇太子死。1306年大德十年冬，海山率兵逾金山击灭里铁木儿。降之。1307年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铁穆耳卒，无子。时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伯要真氏临朝，以阿难答摄政；哈剌哈孙则遣使迎顺宗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于俐州。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至大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执杀阿忽台等，自称监国。并遣使迎其兄怀宁王海山于漠北。五月，海山于上都即帝位，是为武宗。废皇后伯要真氏，旋赐死，诛阿难答等。六月，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建行富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八月，赐诸王蒙古字《孝经》。十二月，诏改大德十二年为至大元年。是年，马端临《文献通考》成。王实甫卒。都哇死，其子宽乇即立。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五月，禁白莲社，毁其祠宇。十二月，月赤察儿攻海都子察八儿，降之。1309年至大二年八月，立尚书省。九月，改各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颁行至大银钞，铸铜钱“至大通宝”、“大元通宝”。立平准行用库。立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十月，以皇太子为尚书令。十一月，遣云南行省发兵攻八百媳妇国，为其所败。是年，察合台汗宽彻死。1310年至大三年正月，定课税法。二月，浚会通河。六月，察八儿来朝。十一月，修中都城。1311年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海山死。罢尚书省，复以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罢修中都城。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是为仁宗。四月，罢行至大银钞、铜钱。六月，以蒙古语译《贞观政要》刊行。闰七月，吐番扰礼店、文州，命亦怜真等征讨。八月，以西番军务隶宣政院。九月，诏改明年为皇庆元年。1312年仁宗皇庆元年二月，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九月，琼州黎族民众起义。是年，自朴卒。1313年皇庆二年四月，封王焘为高丽国王。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十一月，诏行科举。十二月，可里马丁进所编《万年历》。是年，王桢《农书》成。1314年延祐元年正月，改元延祐。四月，立回回国子监。择译《资治通鉴》。十月，遣张驴等经理江南田粮。是年，《农桑衣食撮要》编成。1315年延祐二年四月，赣州蔡五九等聚众起事，反对经理田粮。七月。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八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一万部。九月，蔡五九败死。1316年延祐三年三月，郭守敬卒。十一月，武宗子和世瑁出镇云南，行至延安，与忽都鲁等发关中兵反抗，事败，奔金山。十二月，立皇子硕德八剌为太子。1317年延祐四年六月，罢铁木迭儿中书右丞相职。1318年延祐五年十月，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1319年延祐六年闰八月，浚会通河。十月，浚通惠河。十二月，命皇太子硕德八剌参决国政。1320年延祐七年正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三月，皇太子硕德八剌即帝位。是为英宗。罢徽政院。四月，罢回回国子监。六月，慹屋县僧圆明称帝，谋起事。八月，僧圆明被擒杀。十一月，命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是年，朱思本《舆地图》绘制成。1321年英宗至治元年二月，修上都严寺。三月，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1322年至治二年三月，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复置市舶提举司。闰五月，禁白莲佛事。六月，赵孟頫卒。八月，铁木迭儿死。十月，以拜住为右丞相。是年，迁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于琼州。1323年至治三年二月，颁行《大元通制》。敕写金字《藏经》二部，以拜住等总其事。五月，追夺铁木迭儿官爵，籍没其家。八月，南坡之变。铁失等杀英宗和拜住。九月，晋王也孙铁木儿即帝位于龙居河，是为泰定帝。十月，诛也先铁木儿、完者等于行在所，又诛铁失等于大都。是年，马端临卒。1324年泰定帝泰定元年三月，立皇子阿剌吉八为太子。八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帧，颁各行省。是年，贯云石卒。1328年泰定五年致和元年顺帝天顺元年文宗天历元年二月，改元致和。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八月，燕铁木儿等迎怀王图帖睦尔自中兴回大都。九月，倒剌沙等拥立皇太子阿剌吉八即帝位于上都，改元天顺。怀王图帖睦尔则即帝位于大都，是为文宗，改元天历。上都与大都两个政权并立。两都之战，上都兵败于白浮。十月，月鲁铁木儿和不花铁木儿以兵围上都，倒剌沙出降，天顺帝不知所终。十一月，文宗遣使漠北迎其兄周王和世瑓。上都诸王、将领倒剌沙等被诛。十二月，周王南还。1329年天历二年正月，周王和世球于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云南诸王答失不花反。四月，明宗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八月，明宗与图帖睦尔会于旺忽察都，数日后明宗猝死。图帖睦尔复即帝位于上都。九月，修《经世大典》。1330年天历三年至顺元年正月，命赵世延等纂修《经世大典》。云南诸王秃坚等反。二月，秃坚自称云南王，攻占仁德府，至马龙州。四月，以诸王云都思帖木儿与脱欢会兵征讨云南。五月，改元至顺。七月，分兵讨秃坚、伯忽等。闰七月，裁减内外佛寺。十二月，立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是年，妥欢帖睦尔被放逐高丽，明宗皇后，坏沙，为文宗后等所害。1331年至顺二年正月，元征云南兵首败伯忽兵于马龙州，继之，战于马金山，俘伯忽等。二月，立广教营管府，凡十六所。平定云南诸蛮。春，皇太子死。七月，海南黎族起义。九月，海南王周率黎族起义。1333年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图帖睦尔死于上都。十月，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帝位，是为宁宗。十一月，宁宗死。文宗后遗使迎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于静江。1333年至顺四年元统元年六月，妥欢帖睦尔即帝位于上都，是为惠宗，后明加其号称顺帝。八月，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十月，改元元统。1334年元统二年正月，遣使交趾，赐以《授时历》。二月，兴奉学校。四月，汰减佛事布施。十二月，整治学校。是年，广西瑶族多次起义。1335年元统三年（后）至元元年六月，左丞相唐其势等谋废惠宗。七月，伯颜诛后党唐其势。塔剌海等，执皇后伯牙吾氏，鸩杀于开平民舍，罢其党羽。十一月，废科举，改衙。1337年至元三年正月，广州朱光卿等起事，号大金国，改元赤符。二月，陈州棒胡起事。七月，朱光卿等被执。1338年至元四年三月，修《至正条格》。四月，棒胡被执，死于京师。六月，彭莹玉、周子旺起事，周子旺被执杀、彭莹玉奔淮西。十二月，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1339年至元五年是年，伯颜杀郯王彻彻秃。1340年至元六年二月，伯颜被贬。三月，伯颜在徙往南恩途中饮药而死。六月，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死于东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行至沈阳被害。十二月，复科举。1343年至正三年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七月，修大都城。九月，瑶族蒋丙自号顺天王，攻破连、桂二州。1344年至正四年正月，定守令黜陟法。三月，《辽史》成。七月，益都郭火你赤起事。十一月，《金史》成。1345年至正五年十月，（宋史）成。十一月，《至正条格》成。1346年至正六年四月，辽阳吾者野人及水达达因不堪捕海东青烦扰起事。颁《至正条格》。1347年至正七年三月，编《六条政类》。九月，八怜部内哈剌纳海、秃鲁和伯起义，断岭北驿道。1348年至正八年二月，贾鲁进治河二策。三月，《六条政类》成。十一月，方国珍起事。1349年至正九年七月，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汉人文书。是年，贾鲁建言漕运事。1350年至正十年十一月，更改钞法，铸至正通宝。十二月，修造大都城。方国珍攻掠温州。1351年至正十一年四月，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汴梁等十三路民工15万、军队2万，修治黄河。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以红巾为号，在颍州起义。六月，刘福通攻克罗山等地。七月，方国珍降元。八月，芝麻李等起义。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以红巾为号：在蕲州起义。十月，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十一月，黄河堤修成，欧阳玄制河平碑。1352年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起义。徐寿辉攻占汉阳、武昌等地。二月，郭子兴起义。马子昭起义。王权、张椿起义。三月，方国珍复人海反元。闰三月，朱元璋入郭子兴部。四月，涂佑、应必达等起义。邓忠起义。李太素起义。七月，徐寿辉部攻占杭州。八月，方国珍攻台州、为元军击退。九月，元军破徐州，芝麻李遁。赵君用等投奔郭子兴。是年，天完红巾军攻取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1353年至正十三年三月，方国珍复降元。五月，张士诚起兵反元。徐寿辉失饶、信等州。贾鲁卒。七月，徐寿辉失武昌、蕲州。朱元璋兵取滁阳。十月，方国珍复抗元。十一月，彭莹玉战死于瑞州。十二月，元军败徐寿辉于蕲水。冬，芝麻李余部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1355年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五月，朱元璋克全椒，六月，张士诚攻扬州。彭早住、赵君用率军攻克盱眙。九月，脱脱率军征高邮。十一月，脱脱败张士诚于高邮。十二月，脱脱被削爵夺职。1355年至正十五年正月，郭子兴取和州。徐寿辉将倪文俊占沔阳。二月，刘福通拥韩林儿帝于亳州，国号宋，又号小明王，建元龙凤。三月，郭子兴死，长子天叙继为元帅。徐寿辉皲襄阳。五月，朱元璋应召归附韩林儿。倪文俊攻中兴。六月，朱元璋军取太平，元将纳哈出被俘。七月，倪文俊再下武昌、汉阳。八月，元于云南立平缅宣抚司。徐达克溧水、溧阳、芜湖。十二月，元军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走安丰。脱脱被鸩杀于云南腾冲。张明鉴等起义，号青军，于扬州降元。刘福通杀杜遵道。自为小明王丞相。释纳哈出北归。是年，天完红巾军复起，连败元军。1356年至正十六年移都汉阳。二月，张士德克平江等地。张士诚自称周王。三月，张士诚迁都隆平。刘福通进兵亳州，徐寿辉攻襄阳，取常德。方国珍复降元。朱元璋取集庆、镇江。四月。张士诚部将克湖州。五月，徐寿辉占沣州。六月，朱元璋克广德，遣杨宪通好于张士诚。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徐达败张士诚于龙潭。十月，赵君用取淮安。十一月，刘福通遣军攻取河南、山东、河北诸地。十二月，徐寿辉克岳州。1357年至正十七年二月，毛贵率军克胶州。倪文俊取峡州。李武、崔德等占领商州等地。三月，徐达等取常州。毛贵克益都等地。四月，朱元璋部取宁国。五月，朱元璋军败张士诚，克泰兴，朱元璋军取江阴。刘福能攻汴梁，分兵三路北伐。七月，朱元璋遣将取徽州。八月，张士诚降元。刘福通军攻克大名。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不果，陈友谅杀倪文俊。十月，朱元璋取扬州，青军元帅张明鉴败降。十二月，明玉珍克重庆。1358年至正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取婺源。陈友谅等克安庆。二月，毛贵攻取清、沧二州及济南路。三月，毛贵下蓟州等地，与元军战于柳林，败还济南。朱元璋取建德。四月，赵普胜取池州，拘执吴国公守将赵忠。陈友谅取龙兴、瑞州。五月，刘福通迎小明王至汴梁。陈友谅陷吉安、抚州。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下辽州，克冀宁。八月，陈友谅克建昌。王信以滕州降毛贵。九月，关先生等破完州，攻大同、必和等塞外诸郡。陈友谅克赣州。十月，朱元璋军取兰溪、克宜兴。十一月，陈友谅陷汀州。刘福通部将田丰取顺德。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陷上都。朱元璋克婺州。1359年至正十九年正月，陈友谅取信州。方国珍归附朱元璋。关先生等陷辽阳。三月，陈友谅略衙州，克襄阳。四月，赵君用杀毛贵。徐达败赵普胜，复池州。六月，陈友德取信州。七月，续继祖杀赵君用。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退据安丰。九月，朱元璋与徐寿辉两军战于潜山，徐达败赵普胜，破潜山城。陈友谅杀赵普胜，傋其军。朱元璋陷衢州。十一月，朱元璋克宁越，下处州。关先生前锋军渡鸭绿江。十二月，入高丽红巾军毛居敬部攻占义州、西京等地。陈友谅于江州自称汉王。1360年至正二十年正月，张士诚军破濠州等地。二月，陈友谅部将邓克明下延平等地。三月，刘福通部将田丰克保定。朱元璋于建康设礼贤馆。五月，陈友谅将罗忠显克辰州。闰五月，陈友谅破太平，杀徐寿辉，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朱元璋置儒学提举司。胡大海取信州。陈友谅攻金陵，兵败还江州。康泰陷邵武。九月，刘福通克盂、赵二州，攻真定。十二月，刘福通取广平。是年，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元阳翟王拥兵犯京畿。1361年至正二十一年二月，朱元璋始立盐法，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五月，明玉珍破嘉定等路。七月，陈友谅复克安庆。朱元璋复墩江州。八月，朱元璋破安庆，陈友谅败走武昌。元军攻取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等战败降元。朱元璋遣使与元察罕帖木儿通好。九月，明玉珍攻取东川郡县。朱元璋克建昌、饶州。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被执杀。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率红巾军十余万渡鸭绿江攻朔州。十月，元军克济南，旋攻益都。十一月，关先生等取抚、安二州及高丽京城开京。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正月，朱元璋攻取陈友谅所据龙兴诸路。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于开京。破头潘败退辽阳。三月，明玉珍称帝，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建元天统。四月，破头潘于辽阳被俘。元修上都宫阙。五月，明玉珍攻龙州、兴元、巩昌诸地。六月，元将察罕帖木儿被王士诚、田丰剌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职。九月，刘福通兵败于火星埠。十一月，扩廓帖木儿攻益都，城破，王士诚、田丰被杀。1363年至正二十三年正月，明玉珍遣万胜率兵征云南。朱元璋致书扩廓帖木儿。二月，万胜攻占中庆。三月，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朱元璋救出小明王，置于滁州。四月，陈友谅复围洪都。七月，朱元璋自将救洪都，败陈友谅。八月，陈友谅死于泾江口。其子理走武昌，立为帝，改元德寿。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朱元璋征陈理。十月，朱元璋围武昌。十二月，朱元璋还建康，令常遇春围武昌。1364年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月，朱元璋下武昌，陈理出降。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五月，皇太子以扩廓帖木儿总兵攻大同，守居庸，入卫京师。七月，孛罗帖木儿复以兵入京师，皇太子统兵迎战于清河。兵败，奔太原。徐达等克庐州。九月，徐达、傅友德分取江陵、夷陵。十二月，徐达克辰州、衡州。1365年至正二十五年正月，徐达等克赣州，下宝庆，降韶州。二月，湖深取浦城。四月，湖深克松溪。六月，孛罗帖木儿征讨上都的太子党。七月，孛罗帖木儿被诛。九月，扩廓帖木儿扈从皇太子还大都。明玉珍与朱元璋通好。十月，徐达等攻取淮东泰州等地。闰十月，元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十一月，徐达败张士诚于宜兴。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明玉珍死。徐达攻取高邮、兴化、淮安。四月，明玉珍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徐达取安丰。五月，朱元璋发《平周榜）。八月，徐达攻湖州。九月，朱文忠攻杭州。十一月，李伯升、潘原明降，湖、杭二州陷。十二月，小明王韩林儿溺死于瓜步，宋亡。1367年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改元，以是年称吴元年。五月，朱元璋致书张士诚。八月，以皇太子为中书令、枢密使、总兵马。朱亮祖征方国珍。九月，徐达克平江，张士诚被俘。旋于建康自缢死。十月，朱亮祖下温州。元罢扩廓帖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职。徐达等率军北取中原。十一月，汤和克庆元。方国珍败遁。徐达攻取山东诸地。十二月，方国珍归降朱元璋。1368年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汤和、廖永忠等克福州。陈友定被杀于应天。二月，徐达军下汴梁。五月，朱元璋至汴。闰七月，元复扩廓帖木儿职。顺帝妥欢帖睦尔离大都北逃，以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八月，徐达军入大都，帖木儿不花等被俘斩。顺帝至上都。自此，元朝的统治势力退出中原。十二月，明军取太原，占领白西。扩廓帖木儿退至甘肃、宁夏。1369年洪武二年至正二十九年正月，明军取大同。四月，明军进兵陕甘。六月，明军攻克上都，顺帝北逃应昌，改大都为北平府。1370年洪武三年至正三十年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北遁和林。四月，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前言

一个放过牛，当过和尚的人建立了这个王朝。

明朝，取《易经》中“大明始终”之意，朱元璋，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干脆利落地灭了元朝，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他的王朝又要马上过去，化作历史的烟尘。这是中国式的王朝兴替，佛家叫轮回，经济学家叫周期，而历史学家，干脆就把它称之为历史周期律。

蒙元的统治日益残暴黑暗，到元顺帝（元惠宗）时期，暴发了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他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为吴王，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达、常遇春等大将北伐蒙元，攻占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在中国历经98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进入明代统治，明朝共有二十位皇帝（包括南明四帝），明朝的领土除囊括清朝时期所谓内地十八省之范围，还包括今天的东北地区、新疆东部、西藏、缅甸北部、西伯利亚东部和越南北部等地，并首次将今天的南沙，台湾正式纳入我国版图，并曾在东南亚的安南，旧港等地设有羁縻管理机构，势力远及印度洋和中亚。最强盛时，影响力更是波及非洲东岸和整个亚洲。

第一章

概述“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些话固然不错。现代人自然不会沉湎于以往一朝一姓的兴衰，但回首充满血腥味的历史画卷却总是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平静。面对数百年前的功过是非，得失荣辱，我们只有轻轻的感喟，沉沉的思索。“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也许就是历史赐予我们的一点明智吧!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此起彼伏。其中，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统一王朝。它肇建于公元1368年，迄至1644年覆亡，历时276年,前后在位的皇帝共有16名（不含南明诸帝）。从传统史学的角度视之，明代与汉、唐诸朝相比，多少显得有点逊色。因为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典章建制，显然都难以超汉追唐。就拿明朝的皇帝来说吧，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外，大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在明代的编年史上，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荒唐无稽的武宗、世宗、神宗和熹宗，刚愎自用的崇祯，还有醉生梦死的南明诸帝。即使是受人称道的太祖、成祖，亦以残忍、专制而著称于世。除了荒诞和血腥之外，明朝历来被视作缺乏卓越建树的朝代。唐代诗人李白曾有《把酒问月》诗云：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悠悠千古，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日子。虽然，秦时的明月曾照临过汉时的关墙，但在同样皎洁的清辉之下，依旧演绎过不同的历史。如今，岁月荏苒，往事已如云烟散尽，然而，那一段历史中的片断记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诸多启示。

一《明史·太祖本纪》记载，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妇人陈氏怀孕时，梦见神灵授药一丸，置于掌中有光，吞食之后随即醒来，但觉口中余有香气。过了数月，陈氏诞生一儿。传说,当时红光满室。从此，屋内每夜都会发出类似的红光，以至于周围邻里望见，均疑为火警，呼噪奔救，但至近前却一无所见——这就是史籍中大肆渲染的“紫气耀明光”。

其实，“感孕而生”历来就是君权神授的重要依据。揆诸实际，“紫气耀明光”的故事，只不过是神道设教，藉着神秘的灵光为自己涂脂抹粉。事实上,朱元璋也是赤条条地来到一个一穷二白的佃户之家,地无一垄，房无片瓦，既无半点田地家产，更没有可资炫耀的祖宗门第。

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元朝末年，天灾不断，其祖先几经周转，才逃荒来到凤阳。然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一场天灾，使得朱元璋家破人亡，孤贫无依。在邻人的帮助下，他进了皇觉寺，落发当了行童。谁知不到两月，旱蝗肆虐，庙里也断了粮，只好托钵出外游方化缘，整整流浪了三年。云游乞食的经历，使朱元璋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但也开阔了眼界，进一步了解到民间的苦痛、社会的弊病。后来,他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浴血沙场，身经百战，不断充实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一面抗击元军，一面扫灭群雄，终于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位，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

南京，素以“六朝金粉”著称。在这里，历史上曾演绎过许多兴衰递嬗的悲喜剧。南京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隐含着浓郁的兴亡之感。定都于此，显然让朱元璋生发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悲怆感。他对“六代豪华春去也”的兴亡史迹极为关注，故将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书置屏间，借怀古之笔记现实之情感：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朱元璋少小生长于民间，深悉物力之维艰，又目睹元朝末年政治的废弛和紊乱，故而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即位之后,朱元璋曾指出：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

从切身的体验出发，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天下刚刚平定，民间竭蹶困窘，明智之举是应当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弦急则断，民急则乱”。必须缓和剥削，才能长治久安。故而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多次减免田赋，遇有水旱更是加紧救灾和蠲免、减轻、暂停农民的徭役，重役则改由军士或豪富承担，以便与民休养。为了改变经济凋敝的局面，迅速推动小农经济的复苏，朱元璋鼓励垦荒、扶植、培养自耕农阶层，从而使明初人口、土地的比例渐趋平衡。在朱元璋统治的三十一年里，全国形成了自耕农经济的黄金时代。当时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在僻野荒陬的山村，鸟儿在晴朗的天气里欢快地鸣唱着。环顾四周，商贾流通，农人安于陇亩，世代传下的老瓦盆内，充溢着甘冽的老酒，而从前催租胥吏的叫骂声，再也听不到了。透过这略事夸张的描述。我们不难体验到发自普通农民自给自足的心声。

鉴于元末贪官蠹政、污吏横行的局面，朱元璋即位后即毫不留情地严惩贪贿。洪武二年（1369年），他告诫百官说：

我以前在民间时，看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大几百姓疾苦，他们均视之漠然，我心里真是恨透了。如今我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将一律严惩不贷。

于是，他动用严刑峻法整顿吏治。规定：凡是贪赃白银60两者，皆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别出心裁地在府州县衙门的左面特建“皮场庙”，贪官枭首后均剥皮实草，置于官府公座两旁，作为后任官员的前车之鉴。所谓“高皇惩吏痛绳赃，峻法严刑凛若霜，土地祠旁芳草地，鹿场特辟剥皮场”，说的就是这件事。洪武十八年（1385年），北平（今北京）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通同舞弊、贪污税粮之事败露，朱元璋遂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均处以极刑,追缴赃粮700万石。供词牵涉到的各布政使司官吏，也都受到严厉惩处。追赃还波及到全国各地的许多人，中产以上的地主因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此外，朱元璋还籍没了苏州、嘉兴、松江和湖州等地豪民的土地，将其中几万户人家强制迁徙到南京与临濠（今安徽风阳）一带，又在南京抄杀豪民一百七十余家。这些做法，使得官吏贪墨之风有所收敛，缓和了江南土地兼并的紧张状况，重建了明初的封建经济秩序，为社会经济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朱元璋起自临濠，麾下驰骋疆场、运筹帷幄的文臣武将多系淮西籍人，有的甚至还是自己的同乡。开国之后，他们纷纷得以晋爵授勋，很多人位至国公、列侯。于是，这批权臣勋贵遂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以淮人为中心的朋党集团。他们广蓄悍仆豪奴，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这些不法行径,逐渐招致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集团头目李善长，推荐同乡兼姻亲的胡惟庸拜相。后者为人独断专行，居相位长达7年，朝中遍植私党。此情此景，更让朱元璋怀有皇权旁落的隐忧，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兴起胡党大狱，并在此后的10年间，株连蔓引，共杀了3万人左右。接着，他又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兴蓝党大狱，诛杀1.5万人，解除了武人拥兵擅权对皇权的威胁，两狱合称“胡蓝之狱”。大兴“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打击新贵的政治策略，对于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之后，乘机罢废了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重了六部的事权,六部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实际上兼摄了相职，权力空前膨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他又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襄军事。府、部各有所司，“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彼此相互掣肘，一切兵权均总揽于皇帝。在地方行政方面，废除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在全国设立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分权于布、都、按“三司”，即以布政使掌民政、钱谷；都指挥使掌军事；按察使掌刑法,从而改变了元代行省丞相独掌地方大权的局面。此后，行中书省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三司彼此互不统辖，相互牵制，直接听命于朝廷。地方事权受到削弱，而中央集权则得以空前强化。

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和榜文四个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制律，次年二月修成，此后又不断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此外，朱元璋还法外用刑，将旨意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编成《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详尽地记载了有关惩治贪污、打击豪强以及防止百姓流亡的事例和律令。其中，列有不少酷刑，如凌迟、剥皮、枭首、抽肠、阉割、挑膝盖和族诛等，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皇权专制的残酷和野蛮。当时，法外刑讯的机构是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这一皇家的特务机关避开三法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它可以任意捕人，加以拷讯、杀害。其所设置的监狱和刑具，用刑极为惨毒。而与之关系密切的一种刑法——廷杖,可以在殿廷上公开杖责因进谏而触怒皇帝或有过失的大臣，从而大大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为了征发赋役，加强对基层社会的严格控制，明初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详细登载各地居民的丁口、产业状况、每乡每户土地的亩数及其方圆四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豪强富户隐匿土地和户口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又推行里甲制度和关津制度，以防止百姓的流移或隐匿户口。

在文化方面,为了显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钳制社会舆论，扼杀异己思想的萌发，朱元璋竭力加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用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打击那些不与自己合作的文人。文字狱株连蔓引，以至于后来身陷其中的不少文人、官员，其本意原是献媚、颂扬朱元璋的，却无意间触犯了忌讳，招来横祸。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绞尽脑汁地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作了严格的限定。他制订八股文程式，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其内容则以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议论的根据。有鉴于此，当时的读书人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之外，几乎废书不观，从而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得知识界的思想趋于僵化。在这种情势下，明初的学术界显露出暮气沉沉的状况，弥漫着保守的学风和沉寂的思想。

在军事方面，朱元璋推行卫所制度。在军事重镇设卫，次要地方设所。在全国各地设立军屯，军户屯粮约占全部税粮收入的一半，基本上解决了沿边军士的粮食问题。对此，朱元璋曾踌躇满志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当时，为了羽翼朝廷、巩固边防，朱元璋将其二十几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其中，驻守北方、抵御蒙古的一部分藩王被授予了军权，而另外一些监督地方的藩王，则分驻于内地各省。他虽然对藩王作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的限制，但又规定，藩王可以自置官属；可以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还有出兵“清君侧”的特权。这就使得藩王的权势迅速膨胀，尾大不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日趋严重。朱元璋死后，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很快便暴露无遗了。

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人的擘划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先后成功地削、废了5个力量较小的藩王。然而，当削到拥兵10万的燕王朱棣时，“渔阳颦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后者借口削藩违反祖制，以入京索诛奸臣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棣系朱元璋第四子，长期坐镇北平，节制沿边军马。他曾屡率诸将出征，颇多斩获，功勋卓著。此时，他打着“靖难”的旗号挥师南下,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攻克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或谓阖宫自焚；或云自火逃逸、下落不明；或传出亡为僧，流落云南，难以论定）。朱棣即位，建元永乐，史称明成祖。

即位后的明成祖，为了剪除藩王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继续推行了削藩政策。他通过削、废、徙等途径，限制藩王势力的发展，将地方的军政大权再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调整了中央机构，正式设立内阁，从而奠定了有明一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他又重用司礼监宦官，给予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和刺探官民隐事等特权。除了恢复洪武年间一度废止的诏狱外，还增设了东厂，以内监提督。锦衣卫与东厂及后来的西厂，合称“厂卫”。此后，厂卫就一直成为明代皇帝巩固皇权、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心，防御自北而来的蒙古军事贵族的侵扰，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改南京为陪都。在迁都前后的永乐八年（1410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他曾五次亲自率兵出塞，远征漠北鞑靼、瓦剌等部割据势力，巩固了对北方的统治。明朝政府还在今东北地区设置了建州卫和奴儿干都司。其中的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对于此后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影响。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臻于极盛。其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堪称首屈一指。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次组织和派遣使者出使东、西洋各国，以促进明朝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特别是从永乐二三年（1405年）起，他耗费巨资“造大船，竖高樯，选劲卒”，多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出访西洋各国，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以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亚非海上交通的新格局，使得周边及海外的六十多个国家，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它接通了东西海上交通网络，为地理大发现起了先导性的作用。

永乐以后的洪熙、宣德二朝，仍然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基本结束，明王朝的统治逐渐步入了正轨,故而有人将之比做周代的成、康时期和汉代的“文景之治”。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虽然缺乏雄才大略，但他们继承明初的成果，推行政治上的守成和经济上的休养生息，史称“守成令主”。在仁、宣时期,内阁权位迅速提高，形成为中枢的辅政机构，从而完成了从丞相到内阁制的转变。特别是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蹇义和夏元吉）和“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君臣融洽，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和经济也较为稳定，故而后人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当然,在这治平的表象之下，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

二宣宗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此时朱祁镇刚9岁，因年幼不能秉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掌权，任用元老阁臣“三杨”主持政务。当时，“三杨”等人德高望重，宦官尚不敢飞扬跋扈。因此，正统初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但英宗亲政之后，“三杨”等元老阁臣先后因故休职,朱祁镇宠用的宦官王振,对资望较浅的新任阁臣极为蔑视，渐渐地窃取了权力，从而严重地干预了朝政，以至于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其时，皇帝称王振为“先生”，公侯勋戚则呼之为“翁父”，其他的朝臣更是望风罗拜。口含天宪的王振秉政专权，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广收贿赂，以其控制的锦衣卫，迫害那些曾经弹劾过他或对自己表示蔑视的大臣。朝政在王振的把持下，政治日趋腐败，君臣之情不通，土木工程繁兴，宫廷糜费滋甚，财政危机日益深重，国内用兵连年，从而拉开了明代中叶国势衰颓的序幕。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在皇室、勋戚和官绅的肆意兼并下，土地集中的问题日益突出。稍后的一首无名氏《醉太平》小曲这样写道：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得手!

从燕子口中夺泥，从针尖上削下铁来，从泥塑木雕的佛面上刮下金粉,在鹌鹑的嗉子里找寻豌豆，在腿长细瘦的鹭鸶腿上割下瘦肉，在蚊子的肚子里挖出油脂。暗谕地主官僚侵占农民的土地,封建政府又加重赋役剥削，他们无尽无休地剥削平民百姓，真是贪得无厌!这些，都强烈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农民造反此起彼伏。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卫所军制遭到破坏，边防空虚，武备废弛，周边少数民族跃跃欲试,不断骚扰内地。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举兵南下。朝议抗御,虽然群臣反对英宗亲征，但王振却挟持英宗率军征战。结果,数十万大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惨败，英宗被俘,王振则死于乱军之中，随驾从征的五十余名将校全部战死。也先押着明军的二十余万匹骡马和所有的器械辎重,拥着英宗皇帝，得意洋洋地退兵北去。此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政府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也被视为明中叶的肇始。为了挫败也先的政治讹诈，兵部左侍郎于谦果断地拥立朱祁钰为帝，即代宗（年号景泰）。此后，在于谦的主持下，明朝政府积极更新内政，诛杀王振余党，招募民兵，檄调各路援军，加强战备。在随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率都城军民奋起抵抗,血战5日，终于打败了兵临城下的也先军队，迫使后者狼狈退军，并送回了英宗，从而使明朝得以化险为夷，摆脱困境。

英宗回朝后，被禁锢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勾结宦官曹吉祥、武将石亨等人，乘代宗皇帝病危之际，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政变之后，于谦因拥立代宗皇帝而成为皇位争夺的牺牲品。

英宗复辟之后,年号改为“天顺”。他并没有汲取正统年间宦官专权的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宦官权势恶性膨胀，使得政局日趋窳坏。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死，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成化元年（1465年），此即明宪宗。宪宗登位时年仅18岁，却宠爱比他大得多的万贵妃。当时，中官太监、方士妖僧，皆以结欢万氏为进身之阶。宪宗在位共23年，长年蛰居深宫，耽于逸乐，仅在成化十年（1474年）召见过大臣一次。平日里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多秕政”的局面。在此种情势下，朝中结党营私的奸佞，把持朝政，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从而加深了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当时，宦官汪直专权，口衔天宪，作威作福。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工于俳优，某日于明宪宗面前扮作醉汉，撒泼骂街。有人告诉他皇帝来了，但他却谩骂如故，而当告诉他汪太监来了时，他却马上撒腿避走，并口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故而当时有“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的说法——宪宗朝皇权旁落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在这一时期，土地兼并问题更加严重,皇室、勋戚、中官等开始大量设置庄田，流民数量有增无减，平民流亡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其中，仅荆襄地区的流民就达一二百万户。他们中有的铤而走险，终于酿成了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去世，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即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推行政治上的改良,勤于政事,注意节俭，与民休息，斥逐奸邪势力，抑制勋戚、中官等权豪近幸,从而削弱了英宗、宪宗时期太监专权乱政的现象。他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广开言路，以虚心纳谏的态度，鼓励朝野人士敢言直谏。孝宗在位共18年，旧史上对其多有誉语。有的甚至将他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还有的说，明代皇帝中，除太祖、成祖之外，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还值得称道。故而对明孝宗冠以“中兴之令主”的称号。的确，弘治年间是明代中叶政治上一个相对稳定的重要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实在不无几分道理。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中兴”气象随着孝宗的去世很快就消失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死去，朱厚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为明武宗，开始了长达16年的腐朽统治。

武宗在明代诸帝中以腐朽荒唐著称。其人“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整日不问政事，宠信太监，亲近佞臣。这位荒淫无道的昏君，游幸无度，穷奢极欲。在位16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大臣。还嫌宫中生活单调,多次外出巡游，沿途抢掠妇女，纵情于声色犬马，大权则落入司礼监太监刘瑾之手。当时，刘瑾权势煊赫，人称“刘皇帝”。他所提督的特务机关内行厂以及东、西二厂，专制骄横，残酷勒索，陷害忠良,凌辱百姓，形成了黑暗不堪的恐怖统治，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刘瑾的专权在明代宦官中相当出名,这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宦官专政局势进一步恶化，朝政更趋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愈来愈多。据统计,自正统迄至正德年间,其中尤以正统末年、成化前期和正德时期最为集中。前后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刘通、李原和刘六、刘七起义。与此同时，周边的鞑靼、瓦剌军事势力也屡扰边关，侵入长城以内,对国家的安危构成了威胁，使得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结束了他荒淫腐朽的一生。因没有儿子，由皇太后张氏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熄入继皇位,这便是在位时间长达45年的明世宗。嘉靖初年，世宗因杨廷和的拥戴之功，即位后便命他组阁执政。杨廷和鉴于武宗朝的弊政，锐意求治，起衰振隳，斥逐了武宗的旧宠佞幸，并推行了部分的改良措施。多少缓和了嘉靖初年的社会矛盾。为此,世宗甚至也被时人誉作“中兴圣祖”。然而，没过多久，杨廷和却因“大礼仪”之争而遭贬职。此后，世宗也很快失去了勤政的热情，嘉靖朝再次陷入弊窦丛生的局面。世宗深居内宫潜心修炼，沉湎于方士巫术，妄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以永享荣华富贵。对于朝臣，他刚愎自用，动辄刑戮相加。为人又好虚荣，特别喜欢臣下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他为了与内阁对抗，在朝臣中扶植亲信势力，形成了新的外廷中心，客观上为臣下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从此，士大夫朋党习气日益深重，遂至牢不可破。当时，朝臣争夺首辅的斗争非常激烈，首辅之争充满着血腥的倾轧和暗算，使得朝政经常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特别是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宾客满朝班，亲姻尽朱紫”。严嵩竭力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大肆招财纳贿，从而造成嘉靖朝政治腐败、边防空虚的局面。此后，从嘉靖到万历初的半个世纪里，明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东南沿海倭寇的频繁侵扰，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倭患；而西北沿边则受到蒙古贵族俺答的多次入掠，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即大将军仇鸾徒拥重兵、与俺答骑兵相遇惨遭大败的事件，充分暴露了大明王朝军事上的虚弱，也反映了嘉靖朝严嵩专权的祸害。政治的腐败，直接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户部主事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他引用当时人们对世宗年号“嘉靖”的解释——“‘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的意思是说‘家家皆尽而无财用。’”这确实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去世，其第三子朱载重即位，改元隆庆,此即明穆宗。穆宗在位6年，锦衣玉食，大肆挥霍浪费，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从不省览章奏,上朝时往往听任群臣争议，自己则不发一语,故而朝政实权落到了内阁首辅身上，争夺首辅的斗争愈趋激烈。先前在阁辅争权中取代了严嵩的徐阶,此时又为阁臣高拱所倾倒。神宗即位后,高拱和张居正同为顾命大臣。张居正联络司礼监冯保，权倾高拱,从而结束了历时久远的内阁纷争。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之初,还是个十龄幼童，对张居正颇存敬畏之心,凡事言听计从。后者在皇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下，大权独揽，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担任阁辅10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多项重大的改革。其中，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和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此次改革，一般看做是明代中期的下限。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当时神宗已年满20岁。摆脱了首辅掣肘之后的神宗，不问政事，纵情声色。他信任太监张诚，宠爱郑贵妃，生活上日趋淫糜腐化。万历十四年（1586年）下半年以后，他竟以“龙体欠安”为名长期怠政。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仅于万历后期上朝过一次。此外，他不面见大臣商议国事，不亲祭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这些，都使得明朝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得到正常的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员缺情况为例，原定南、北两京应设尚书、都御史14员，当时却仅有6员。侍郎、卿寺之职也都大半空缺着，御史、给事中等官甚至不到原额的1／10。这种政事荒殆的结果，使得晚明的官僚机构近于瘫痪。与此同时，神宗怠于政事却勤于搜刮，他好货成癖,贪婪无厌,拼命追求财货,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在明代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肆无忌惮地掠夺民间的金银。这些宦官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常常直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捕杀人民，严重摧残了江南新兴的商业和手工业，使得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急剧凋敝。为此，全国的许多城镇都曾掀起过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另外，神宗往往不顾封建统治规范任意行事，从而遭到敢言直谏的朝臣的反对，朝野上下因皇帝怠政，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故而分成派别进一步争斗不已，逐渐形成了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各党，从而酿成了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党争首先开始于“争国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发生皇位继承的危机，万历皇帝意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对此，一些大臣曲意奉迎，而以顾宪成为首的一些官僚，则坚决主张应立万历皇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由于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故称为“国本”。对立的双方交章攻讦，朝臣中朋党林立，朝政日趋窳败，政治衰象迭现。对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过：“万历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当时，百姓流亡、政治混乱，没有亡国已是相当幸运的了。”

三神宗病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执政月余，又死，其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光、熹时期，大臣之间的党派纷争仍在继续,朝野上下的精力，主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门户之争中。熹宗年少，对朝政漠不关心，却喜欢建造房屋，他常亲自操斧锯凿削，乐此不疲。据说，所做木工活的水平，连能工巧匠都难以比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往往在他营造正酣之际,从旁传奏文书。熹宗漫不经心地奏听完毕,总是随口答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大柄已移太阿倒”,魏忠贤等人便操纵如意，在朝廷上为所欲为，从而加剧了晚明政局的腐败。对此，后人有一首《明代杂事诗》这样写道：

殿阁楼台信手为，宵衣旰食斗新奇。

戗金铁柄双龙斧，斫尽金瓯总不知。

帝王的不问政事，给魏忠贤专权创造了条件。他屡兴大狱,颁布《三朝要典》等，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此后，朝政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更加混乱和恶化。

天启之后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年号崇祯。即位伊始，便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重新召用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和不依附阉党的官僚，朝政一度颇有起色。不过，崇祯为人喜好虚荣，刚愎自用,时过不久便重蹈覆辙,使得阉党势力与东林党人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朋党纷争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就在明王朝国势日趋衰颓,朝野上下一片混争声中,崇祯朝的社会矛盾和内忧外患更趋剧烈。早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女真族崛起，在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步壮大起来，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虎视眈眈，成为明朝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大敌当前、边患紧迫的形势下，明朝内部的党争仍然是无休无止。为了筹措与“后金”战争的费用，国力凋敝的明朝政府向民间残酷榨取，加派“辽饷”。当时,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赋役本已相当严重，加派自然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政府又相继加派了“剿饷”和“练饷”，与先前的“辽饷”，合称为“三饷”。“三饷”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赋税苛重，再加上当时连年灾荒，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交相为虐，以致民不堪命，怨声四起。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灾情严重，农民颗粒无收。在饥民王二的鼓动下，首先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后,到了崇祯朝便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中原各地,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当时流传的歌谣道：“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显然，“均田免赋”是顺应民心的口号，使得李自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了百万之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称新顺王于襄阳，建百官之属。继而破潼关，进取西安。次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朝宣告灭亡。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了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乐政权和韩王定武政权，史称“南明”。不过，“南朝天子原风流，玉树后庭还相侔。”它们完全继承了明朝政府的丑恶腐败现象，内部纷争严重，政治腐朽不堪。譬如，弘光皇帝成天在深宫里纵情声色,他所关心的不外乎是梨园弟子殊少佳丽，而置国事于不闻不问。在他常住的宫殿里,竟有这样一副对联：“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故而有人形容他们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这样的一些政权，又岂是八旗骁骑的对手?

就在明朝灭亡前后，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靠清朝，引导清兵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撤出北京，转战西北。清朝为夺取全国统治政权，先后对农民义军、南明小朝廷和台湾郑氏势力进行军事镇压，最终统一了中国，完成了明清鼎革的过程。明初措施的得失一天，朱元璋将一根棘杖掷在地上，让太子朱标拾起。性格柔弱的朱标面有难色，不知所措。朱元璋和颜悦色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朱元璋的心腹之“刺”就是那些曾为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权臣勋贵们。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阅读史籍，在他的生活阅历中，史书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它给了朱元璋不少历代兴衰的启示。

早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前的龙凤十一年（1365年）。某日，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不禁击节叹赏。他深有感慨地对一旁的起居注官詹同说道：

（赵）普确实是位贤相，倘若诸位将领不早日交出兵权，那么，宋朝的天下，未必就不会像五代那样动荡不安了!

在历史上，开国将领往往居功自傲，甚至功高震主。如何处置这批人，一直是历代帝王的一块心病。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不仅消除了悍军骁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危险，而且还让那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元勋得以优游林下，颐养天年。这是成功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范例。不过，处置开国功臣还有另外一类的方略，那就像中国古代的一句警语所云：“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这一方略的出现,远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例如,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文种，西汉的韩信，都为这句警语做了不幸的注脚。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起事，平生对汉高祖刘邦极为佩服，故而史学家历来就有“明（太）祖行事多仿（效）汉高（祖）”的说法。只是刘邦诛杀的“走狗”毕竟还相当有限，仅止于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几位“功高震主”的将领，而朱元璋则大开杀戒，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

事情得从明代开国前后谈起。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位，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淮西，和他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的，绝大多数都出自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开国元勋汤和、周德兴等人还是他的同乡。这些文人武夫或运筹帷幄，或驰逐疆场，为大明江山的奠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国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这些人无不膺有公侯之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六国公”、“二十八侯”。特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等人，地位更是尊崇。这些人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朋党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淮西朋党集团中的许多人，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并经常得到朱元璋赏赐的田地、第宅、畜产甚至人户。然而，这些功勋卓著的公侯之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已有的特权。他们倚仗权势，侵夺广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强占官地，接受无赖小民的投献。在钦赐的佃田人户和仪仗户之外，还广蓄部曲、私养庄奴,并擅自使役官军，甚至让他们坐贾行商，为自己牟取暴利。这些新贵自恃开国功高,不仅自己骄横跋扈,而且还放纵门下的悍仆豪奴凌暴乡里,鱼肉百姓。对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颁发敕令文告，一再告诫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并将约束的条例铸成铁榜，表示若有违犯,必将严惩不贷。例如，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就曾颁布《申戒公侯铁榜文》；十三年（1380年）六月，颁布《臣戒录》；十九年（1386年）十月，颁布《至戒录》；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又颁布了《大诰武臣》；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再次颁布《稽制录》。……然而,三令五申，并未能完全制止住公侯元勋的横行。

明初的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剧烈冲突，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譬如，浙江青田人刘基（字伯温），曾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借故革去岁禄。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对此，朱元璋后来断言道：“刘伯温他在这里，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蛊，相传是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这里指下毒。显然，刘伯温是遭到胡惟庸的毒手而命归黄泉的。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胡惟庸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

自从秦朝设立丞相一职以后，辅臣狐假虎威,宰相权重，于是出现了“指鹿为马”那样的事情。自秦以下的历代帝王，均不曾借鉴秦朝设相的危害,而是相继沿袭未改，从而对君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其原因就在于丞相的擅专威福。

对此，朱元璋积极采取裁抑相权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曾下令臣下奏事，此后毋须通过中书省，而应径直禀报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权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以彻底的解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严词斥责省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而礼部则反唇相诘，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以汪广洋曾违法纳没官妇女为妾，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洪武十三年（1380年）,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愈来愈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是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的侄子系胡惟庸的侄女婿，两家往来密切，因而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对此，清人所作的一首《明乐府》这样写道：

李太师，佐命勋，当日论功称首臣。

胡为身蹈诛夷罪，毋乃耄荒辜帝恩。

李太师，起刀笔，虽乏经国才,宁少谋身术。

官为太师爵国公，富贵谁能逾此翁。

纵使惟庸改玉步，更有何官加尔躬。

人生富贵思保身，年高更念子若孙。

太师生平素畏祸，何至乘危求灭门。

又况事发十年后，罗织岂乏仇人口。

一家供状二百纸，将毋逼勒刑官手。

开国元勋犹若斯，坐令圣代少光辉。

乃知萧何下狱寻常事，汉祖何为尚见嗤!

这首新乐府认为,李善长被处死完全是一桩冤案。其实,早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虞部侍郎王国用就曾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说来,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来得更高。王国用的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只是利用胡惟庸案大做文章，给自己杀戮功臣制造借口。他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对那些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加以整肃,凡是被罗织为胡党的官员。大多被抄家灭族。整个胡案历时约10年,总计杀了3万多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蓝玉是洪武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率15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到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湖），俘获男女7.7万人，大胜而归。此后，他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蓝玉统兵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在蓝玉麾下有骁将十余员，个个勇猛善战。以一介武夫起家的朱元璋，原本就最忌武人拥兵。而蓝玉却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甚至不听君命。某次北征还师，夜扣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接纳,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这一举动显然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在地方上，蓝玉霸占东昌民田，私蓄奴婢，纵奴作恶乡里。此事后为御史举劾,但蓝玉竟怒逐御史。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走私。又因奏请多未采纳，一直对朱元璋心怀不满。这些做法，终于让朱元璋动了杀心。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就将他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在历史上,通常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随后，他分大都督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只有到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则归驻其原来卫所。从此，诸将奉命唯谨，军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专擅。

除“胡蓝之狱”外，朱元璋又以各种罪名诛杀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和冯胜等人，都先后为明太祖所杀。在淮西朋党集团中，常遇春、胡大海等人在开国之前就已经死去。地位较高的，还剩下徐达和汤和二人。据稗史笔记记载，徐达暮年曾患重病,背部生疽，病愈后医生千叮万嘱，说此病忌食蒸鹅，吃了病会复发，一发便无可救药。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因念及功臣，派来内监赐食给徐达，所赐的竟然是只全鹅。徐达明知朱元璋的用心，但君命难违，只得淌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果然，没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功臣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两人曾一道放过牛，他自然最了解朱元璋的心曲隐微。于是，就主动交出兵权，告老回乡。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刻派人到凤阳为他修建府第，厚赐田宅。明初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便是其中幸运的一位。

“胡蓝之狱”等大案前后达十几年,诛杀元勋宿将4,5万余人，将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根除殆尽。及至洪武末年，开国公侯勋戚所剩无几,曾经煊赫一时的淮西朋党集团，从此退出了明初的政治舞台。对于朱元璋的残酷杀戮功臣,历来有许多人发表过意见。清人赵翼就认为：

（朱元璋）借助诸位功臣之力以取天下，及至天下既定，即将辅助夺取天下之人悉数诛杀,其残忍的程度实千古所未有!

赵翼所言自然是一个事实。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明太祖镇压淮西新贵势力，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完全必要的。它极大地稳定了明初的局势，使得明代新近确立的政治体制得以顺利延续。对此，明太祖与其太子朱标的一段故事颇耐人寻味——朱元璋迭兴大狱，诛杀元勋功臣，太子以为株连过滥。他劝谏道：“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闻言默不作声。翌日，他故意将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拾起，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便不失时机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将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显然,将棘杖上的刺拔掉，一直是朱元璋蕴藏在心底的隐衷：在他看来，太子朱标生性过于懦弱,自己死后未必能镇得住那些元勋宿将，故而有必要在自己生前解决这一难题，消除他们军事叛乱的威胁，以让朱标稳坐皇帝宝座。当然，朱元璋将“胡蓝之狱”作为实行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正当理由,也使得明初的君臣关系大为紧张。大批的诛杀，让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吏人人自危。据说，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归来，便阖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大兴“胡蓝之狱”，也使得朝廷的元气大受损伤，造成了朝廷将才的极度缺乏以及中央军事实力的削弱,客观上形成了中央与藩王军事实力对比上的不平衡。建文年间当“靖难之役”突发之时,明惠帝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统兵之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年逾花甲的耿炳文率师迎战，屡屡败绩。于是,明初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朱元璋在大兴党狱、翦除功臣势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儿子封为藩王，企图依靠封建藩王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他分封诸子为藩王,主要是捍御外患，襄辅王室。对于前者，当时边防的重点在于对付北元蒙古势力，故而沿着长城内外，明初择其险要之区分封了9个藩王。其他分封内地的藩王，则分驻各省要冲，世袭镇守。他虽然对藩王也做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等等限制，但他惑于封藩能收到羽翼朝廷、巩固边防的作用，便日益加重藩王的权力。在政治上授予藩王自置官属及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的权力，甚至出兵“清君侧”的特权：经济上赐给他们大量良田与巨额禄米；军事上则拥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数万。随着诸王权势的膨胀，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量愈来愈大。及至朱元璋一死，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随即使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由隐蔽转为公开。在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皇位的不是朱元璋先前耿耿于怀的功臣宿将，而是他亲自培植起来的藩王，这是“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朱元璋惩治贪污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恐怕永远也难以体味“伴君如伴虎”的悲凉!

第二章

清代学者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有《朱元璋重惩贪吏》一节，其中转引明人笔记《草木子》的内容，特别讲到明太祖朱元璋将剥皮作为惩办贪官的重要刑法之一。朱元璋为整肃吏治，杜绝贪污，鼓励平民百姓申诉揭发。凡查实贪污款额在白银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之后，仍要剥下其皮，填充干草，制成人皮草囊，挂在公堂之上，以起到触目惊心的效果。在各个地方衙门的左侧，修筑一座庙宇，一方面祭祀土地神，一方面作为剥取人皮的专门场所，号称“皮场庙”。

数百年之后,我们仍不难想见,当年在人皮革囊相伴下明朝官员的惊恐心境。贪污腐化固然十分可恶，但这种剥皮的惩治手段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这大概是历代惩办贪吏的一个最极端的表现，这种过激方式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对贪吏的切齿痛恨与其本人的阅历分不开。

创立元朝的蒙古人武功之盛可谓超迈古今,他们横扫亚欧大陆,建立起疆域空前的大帝国。元朝建立后,也许是出于对自己武力的过分自信，蒙古族统治者忽视了征服与治理之间的天壤之别，“以马上得之，又以马上治之”，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根本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同时又不注意建立与健全相应的制度与机构，由此导致统治秩序的脆弱与紊乱。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后，政治危机时常将帝国推向风雨飘摇、动荡不宁的境地。最突出的又最激烈的冲突便是皇位之争。蒙古族与色目大臣拥有兵权，公然参与皇位之争，互相屠戮，混战不休。据粗略统计，从忽必烈去世到元顺帝即位，在40年的时间里，有10位皇帝走马灯似的粉墨登基。这种兵戎相见的皇族恶战,对元朝统治秩序及社会伦理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皇位往往被称为“国本”,也就是保证封建王朝正常运转的轴心，对皇帝的忠诚与尽职尽责又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石。皇位缺乏稳定，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挥霍奢侈之风在元朝皇室及贵族中间盛行，其程度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元朝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讧和肆意妄为,从根本上决定了元朝官府的风气。元朝政府公开卖官鬻爵，按官位高下各有定价。这些上任的官吏自然将任职作为巧取豪夺的良机，货贿公行，“惘然不知廉耻为何物”。各级官吏巧立名目，公开索要，如下级参拜上司就需交拜见钱，无事白要为撒花钱，逢节则索要追节钱，庆贺生辰则要生日钱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就连负责纠察百官的肃政廉访司的官员进入衙门后,也根本不问政事与百姓疾苦，只是带着手下检称地方官员奉送的银两,而奉送的银两数量就直接决定着官员的宦途。官场如同市贩,政治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皇族、权贵及各级官吏的挥霍浪费及贪污腐化都是建立在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时有民谣云：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

哀哉可怜!

地方官吏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及上司的索要，如狼似虎地搜刮民财，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在平民百姓看来，这些冠冕堂皇的官员同那些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样凶残。层层加码的盘剥与敲诈使亿万平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元朝残暴统治的无数受害者之一。

洪武十一年（1378年）四月，身为万乘之尊的朱元璋已是苍颜皓首，但依然无法忘却童年悲惨的记忆，特撰《御制皇陵碑》文，真切地记录了他童年的遭遇，这篇自传性质的文献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中充满酸楚：

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

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

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

既不与地，邻里惆怅。

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

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的佃农家庭，一家人终年辛勤劳作，却依然无法摆脱一贫如洗的状况。元朝至正四年（1344年）春，其故乡淮北地区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大旱之后蝗虫又起，加之瘟疫肆虐，朱元璋的父母及长兄相继过世,孤苦伶仃的他找不到一块安葬亲人的墓地。幸得一位好心人慷慨相助。朱元璋才有一片荒地掩埋亲人，但“殡无棺椁，被体恶裳”，草草了事。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使年幼的朱元璋陷入了家破人亡的绝境，万般无奈之下，他与仲兄洒泪而别，各自逃命。为讨得口粮，朱元璋经邻人介绍进入僧庙作杂役。可是时过不久,连寺庙僧众也逃荒而去。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只得四处乞讨，尝尽了人生的悲苦与坎坷：

仰穷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

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

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曾挣扎于死亡线上的朱元璋在经历了这些刻骨铭心的苦难后,对那些只知贪污盘剥、丝毫不体恤百姓的官吏产生了切齿的仇恨。即位之后，朱元璋常常对左右侍臣讲到这一点。他说：从前我在民间,常常看到州县官吏个个贪财好色，日日驰逐饮酒为乐，对百姓疾苦漠不关心，我心里十分痛恨。因此，朱元璋宣布：今创业之初，若不严立法度，革除奸弊，百官定然因循故习，不能振举。今后，凡遇到官吏蠹害黎民者,绝不宽恕。

当然,国君施刑应本之国法，朱元璋也是十分清楚。他很早就重视王朝法制的建设,曾强调“礼法为国家纲纪,礼法立则人心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在统一全国之前，朱元璋就着手各种法规的制订，并谕示群臣：“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目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夫网密则水无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朱元璋的这些观点是有着前车之鉴的。元朝官府滥施酷刑，并没有能够压制住平民反抗的狂潮,也无法挽回覆亡的命运。亲身经历元末农民战争的朱元璋体会颇深。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并没有单纯推崇酷刑,而是主张用简明的法律条文治理天下。

然而，客观情况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明朝初年，尽管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贪残扰民，但各级官吏因循元朝遗习,贪墨之风泛起,作奸犯科之事频频出现,大有屡禁难止之势，人们形容当时的情景为“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这使朱元璋极为恼怒。刘辰《国初事迹》曾载：朱元璋于建国之初，编定刑律颁布于各级官衙，谕令遵行，岂料犯法者特别多。朱元璋曾愤愤地说：“我欲铲除天下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素以性格刚断、行事果敢的朱元璋绝对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延续。他公开扬言：“从吾命者，五福备于身家；不从吾命者，五刑备坐于家身。”出身草莽的朱元璋大开杀戒，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对贪官污吏的屠戮拉开了序幕。

明朝初年发生了著名的“四大案”，即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谋叛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谋叛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滥杀开国功臣的政治案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官吏大规模的镇压。

“空印案”发生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根据明代的财政制度，每年各个布政使司及下属府州县都要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师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交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在审核过程中，户部常常会发现双方账目不符之处,一旦如此，就要驳回原册，勒令该地计吏重新填报，盖上原衙门的印信，重新上交审批。可是，大多数地方与京师相距遥远，远则六七千里，近亦三四百里。在当时交通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这种往返会耽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为避免不必要的奔波之苦与时间浪费，各地计吏均带着盖有官印的空白册页,预备遭户部驳回时，遵照户部数额,立即重新填报。这本来是衙门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没想到细心的朱元璋发现后，认为这是各级官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立刻勃然大怒：“吏员竟敢如此欺朕耶?户部主事容隐,各省自然胆大妄为。”下令处死户部尚书及各地布政衙门的主印长官，佐官杖一百,发配边地。“空印案”中涉嫌被处死者有数百人,受杖发配者达数千人,一时震动天下。

不过，与发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贪污案相比，“空印案”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朱元璋十分痛恨不时出现的贪污现象，他主观上判断朝廷中掌管钱谷、刑名等事的六部，是天下官吏贪污的最主要源头,因此对六部官员备加提防。郭桓为当时的户部侍郎，1385年，有人揭发他与北平（今北京）官吏李或、赵金德等人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闻之大怒,下令锦衣卫拷讯涉嫌官吏，结果这些人供认：与他们勾结的还有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人。据记载，这些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为与十三布政使司盗卖入仓官粮,及接受浙西等府贿赂、卖放秋粮等。对于牵涉面如此广泛的重大案件，朱元璋的处理是十分果决的，六部中凡有官吏与此案有染者，“举部伏诛”，同时,十三布政使司中管理官粮的官吏也尽数斩杀,“系死者数万人”。

执法贵在公正严明，朱元璋提倡“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宗旨并没有在实际中得到运用，就拿上述两大案件来讲，就颇有可议之处。当时已有朝臣提出异议。如宁海人郑士利就对“空印案”提出反驳。郑士利之兄郑士元是一位刚直而有才学的官员，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空印案”事发后，凡各布政使司内主印者皆死，佐官杖后戍边，郑士元也因此同坐入狱。当时朱元璋盛怒之下，诸位谏官都不敢劝解。郑士利因兄长涉案，惟恐被人指为假公济私，故而直到郑士元戍边之后方才上书数千言,申辩“空印案”之冤枉。他在上书中讲道：“陛下追究‘空印案’的原因,大概就是担心奸吏用空印纸为文欺骗百姓。但是,公文转移必须完印方可承认，将两个夹缝印拼合方才有效，即使得到一印一纸也无丝毫的用处。钱谷的数量必经多次核对,在省府核对无误之后,至户部才能最后确定。省府距离京师，远者六七千里，近者也有三四百里，如果在户部核定后，再回本省府加印，如此往返非数年不能完成，因此各府省先加盖印章，至户部再填写数字，这种权宜之计由来已久,并非今日官吏所发明，何足深罪?”

郑士利还进一步强调：

国家在制定法律条款之后,必先明示天下，而后触犯条律者，可明确其为明知故犯。但自我大明开国至今，未尝有惩治“空印”的律条，各级衙门前后相承，不知其为大罪，如今一旦全部诛杀，如何能使受诛者心服?朝廷招求贤士,安置于重要职位，人才难得，而那些位至郡守者。都是数十年所成就的通达廉明之士，非如杂草，可刈而复生也,陛下为何以不足之罪而坏足用之材!臣窃为陛下惜之!

郑士利此疏语语中肯，有理有据，实为发自肺腑之言。没想到朱元璋览后大怒，命御史推问幕后指使者，郑士利慨然一人承当。万幸的是，自感必死的郑士利只是与其兄一道充军发配。

诚如郑士利所云，“空印”一案在定性及量刑诸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毋庸置疑的。首先，法律是国家赖以维护的纲纪所在，量刑定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空印”之事并非完善无缺，但作为体谅下情、提高办事效率之举，为行政部门之惯例，相沿已久，无足厚非。明朝在法例规范之中也并未涉及，此种做法本身并没有触犯律条。朱元璋所怒所疑，乃是这一做法可为下吏贪赃枉法开启方便之门，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定罪必须有相应的犯罪事实，不能以一种“莫须有”的可能性作为定罪的依据。

其次，既然没有明确的犯罪事实，即兴大狱，广事株连就更加背离了法律的公正，大有独断专横、滥发淫威的意味。将各级衙门主印者一概诛杀,佐吏也同时受杖发配，牵连人员达数千人之多，朱元璋的处理可谓不公。显然,虽不能说这些被惩官吏均为清白无辜，但其中蒙受不白之冤者必定大有人在。而且这些人一概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其他朝廷官员畏于朱元璋的淫威，也不敢上言，就连以死上谏的郑士利也被同坐。朱元璋出于对天下贪官污吏的切齿仇恨，决意诛除民害，其本意似无可非议,然而这种一味猜疑、蛮横专断的做法本身就是对王朝法令的破坏,其量刑定罪完全出于皇帝的臆断，将国法置于一边，其结果并没使人有为国除奸、大快人心的喜悦，相反却令人产生“伴君如伴虎”的畏惧。

如果说对“空印案”的处理有草营人命之嫌，那么对“郭桓贪污案”的惩治就更让人感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明史·刑法志》在记载郭桓案起因时，曰：“帝（即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德利等与郭桓为奸利。”可见，这件涉及全国的重大案件的发案仅仅是出于朱元璋本人的怀疑，然后又依据这些疑犯的交待，广事株连。试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焉有不诬?朱元璋并不追究这些人所述的真伪,便大开杀戒。礼部、刑部、兵部、工部等的官吏，不问青红皂白，“举部伏诛”。

可以想象，“郭桓案”事发后，一时间偌大的官僚机构尽被诛杀一空,其惨况已是不堪入目了，但六部官吏必须与地方官吏携手方能盗卖官粮，因此，天下各级衙门中与钱粮之事有涉者均在劫难逃。朱元璋概不留情，“死徙数万人”，真是血流漂杵，惨不忍睹!显然，这并不像在惩治一起贪污案,而似乎是对天下官吏的一次有预谋的大屠杀。朱元璋还郑重其事地追究被盗卖的官粮，其依据同样是被拘官吏的交待,结果“寄染遍天下”，各地中豪之家皆被牵连，无不倾家荡产,这似乎又是朱元璋对天下富民的一次有预谋的搜刮。

朱元璋对“郭桓案”的审理与处置,不仅罪名“莫须有”,而且与王朝法律条文背道而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天下民众的不满与愤怒,参与弹劾的御史全敏、丁廷举等人成了朝野谴责的众矢之的,这使得蛮横专断的朱元璋也慌了手脚。为了平息天下人的怨气与不平,他连忙着手挽回局面。他一方面亲自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另一方面将负责审理此案的吴庸等人处以极刑，并宣言道：“朕下诏责令有司诛除奸恶,没想到他们竞做出这等奸扰百姓之事，今后凡有此事发生，遇赦不宥。”他将郭桓一案产生的负面效应完全归咎于办案官吏,其实这一切的主使皆为朱元璋本人。

与朱元璋本人立言与行动自相矛盾一样,有明一代所制订的法律体系也形成自相矛盾的双轨制，一是所谓《大明律》系统，一是所谓《大诰》系统。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召集重臣依据唐朝律令制订王朝的新法律，经过反复修订，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年）才最后正式颁布。《大明律》系统基本反映了朱元璋一贯倡导的“法贵简当、使民寡过”的立法思想。而在《大明律》制订的同时，朱元璋本人亲自审决了大批的案件，包括明初四大案，《大诰》就汇集了朱元璋对这些案件处置过程的详细记录。“颁之臣民，永以为训”,即作为日后官吏量刑定罪的范例，《大诰》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颁行，次年又颁布了《大诰续编》、《三编》。朱元璋处置的案件大多涉及贪渎，正如同对待“空印案”与郭桓贪污案一样，朱元璋一概从严惩处。据不完全统计,以凌迟、枭首、族诛等处置的就有几千个案件，弃市以下判决的更多达一万多起。

另外，朱元璋在审理过程中所使用的酷刑更是名目繁多,令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如断手、剁指、挑筋、刖足、黥面、枷死、剥皮实草等等，不一而足。除了在文章开始引用的赵翼《廿二史札记》所记载的情形外，明人李默在所著《孤树裒谈》中对朱元璋发明的多种酷刑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

国朝初年喜用重刑，凌迟处死之外，有“洗刷”,即将裸体置于铁床之上，浇以沸水；有“铁帚”，以铁制扫帚扫去皮肉；有“枭令”，以铁钩钩住犯人后脊悬吊；有“称竿”，即把犯人缚在竿杪之上,似半悬而称之；有“抽肠”，也是把人挂在架上，以钩钩入谷道而出；有“剥皮”，剥赃官贪吏之皮，置公座之侧，令代者见而知儆惩之意。

种种刑罚无奇不有，惨无人道，令人发指。《大明律》明确废除了历代相承的黥、刺、劓、阉等酷刑，而朱元璋发明使用的酷刑要比这些刑罚残虐百倍。大讲“礼法为国之纲纪”的朱元璋，自己的所作所为却率先破坏了国家的法律。以“空印案”与郭桓案为例，朱元璋名义上以惩治贪污为理由，却以证据严重不足的罪责擅兴大狱。拷讯成招，广事株连,不问真伪,充斥着蛮横与强暴，没有丝毫的公正平允可言。

在这样滥施淫威的君主统治下,各级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度日如年。这种滥施刑罚的恐怖主义的统治方式使绝大多数官员噤若寒蝉，惟恐招来杀身之祸。根据明人笔记的说法，朝堂之上，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是很容易看得出来的。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吓得面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地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淫威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

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赏罚无章,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才制定严刑峻法。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开基之主垂范百世，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不可不慎。”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刑罚己出”的错误导向下，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用刑之际，多裁自圣衷，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狱之平,岂易得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独断专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务求严苛，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却往往科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

明初,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解缙慷慨陈词道：

窃臣曾听到过“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的古训。我朝开国至今，将近二十载，没有几时不变之法，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

接着，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近年以来，朝廷纲纪不肃，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御史纠弹，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则必故意争执。以为如此，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御史弹劾朝官,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这些官吏百般阻挠，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博取朱元璋的欢心。长此以往，必然导致“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只须多拘囚犯即可：犯人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必得从严惩处”的结局，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任喜怒为生杀，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毫无忠奸之辨。

洪武以后，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距离京师万余里外,都悚心震胆,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不敢稍加放肆。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悖于礼义之事，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注重名实辩否，真是前古所未有也。”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他曾说：“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秉承《周礼》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明史》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一时间，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洁己爱民,吏治焕然大变也!”

从保护天下平民百姓的权益出发，明初严惩贪官污吏种种举措,无可非议，因为它是以维护黎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朱元璋出身贫苦,曾深刻体验到官吏贪暴对百姓的生计与王朝政治的危害,元末农民战争的亲身经历更使他不能坐视官吏的营私舞弊。他万分担心大明王朝的命运，千方百计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因此他毫不犹豫地打击欺上瞒下的行为，同时为了杀一儆百，不惜施用重刑酷法。总的来说，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属于官僚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调整与斗争,对于普通百姓的损害并不十分明显，甚至应该说，具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贪官污吏的收敛无疑是百姓的福音,对贪官污吏财产的剥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国家财政收支的困窘，减少了对无辜百姓的摊派。

但是,在朱元璋惩治贪污的行动中，矫枉过正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能否认，朱元璋严刑厉法，大开杀戒，无论对贪官还是清官,震慑力是可想而知的。功高望重的公侯尚且避之犹恐不及，一般官吏更是整日惶恐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表面上看起来，各级官吏都努力廉洁自守,但这种局面是极不正常的，各位官吏每日只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哪还有心思顾及其他?而且动辄得咎，并无申辩的权利，每日生活于恐怖之中,只想到苟延残喘,哪还有心思忠君爱民追求政绩呢?因此，后世士大夫在脱离当时具体环境之后，出于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对朱元璋大加褒美,不免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一国之君应倡导各级官吏遵守国家法令,违法者必究，而不能让所有官吏无端受戮，生活于恐怖之中。即使这种恐怖统治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国内政治清明平静,但这种清明平静是虚假而可悲的，也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更有甚者，朱元璋在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往往是亲自审理，对于犯罪事实的判别并不是依据法律条文及事实真相，往往臆度专断，同时随意施以惨刑，其结果屈打成招，广事株连，“锻炼”成狱。这种真伪不分、忠奸不辨的惩办只能使天下百姓对当朝政权感到失望，“法度严而民玩”,“法网密而民不从”,正是说明了这种情况。这又给了那些阿谀奉迎的官吏以随意诬陷、挟仇报复的可乘之机。

由于广事株连,官员动辄得咎，到朱元璋统治后期出现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局面，也就是说，大批官员被戮，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对此,相传刘基等人也婉言上谏“严冬过后，必有阳春”，“诛戮太甚，恐伤和气”，朱元璋本人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下令道：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对于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不过此为力挫奸顽的权宜之计，并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谨守《大明律》与《大诰》，不许使用黥、剌、刖、劓、阉割之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朱元璋虽然一再告诫后世子孙不得再用惨刑，然而后世君王似乎在他的行为中悟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也就是法律条文不过是一种可以任意摆弄的玩偶，惨刑是一种加强淫威的有力手段。可以说，朱元璋的示范作用确实拉开了明朝法制史上滥施惨刑的序幕。如“剥皮实草”的惩治方式就在明朝历史上屡见不鲜，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首开恶例。明成祖朱棣便是在朱元璋诸子中最能得其父衣钵的一位，他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皇位，弄得建文帝下落不明，一批誓死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免成为朱棣屠戮的对象。如景清被捕后，傲然挺立，破口大骂朱棣，朱棣命卫士拔其齿，景清且拔且骂，含血直喷到朱棣的衣袍之上。朱棣大怒，命“剥其皮，以草填充，悬挂于长安门之上，碎割其骨肉”。另外一名大臣胡闰也因大骂朱棣,朱棣命手下将他勒死，以灰蠡水浸脱其皮，剥下后，以草填充，悬挂于武功坊。明末魏忠贤专政之时，是宦官擅权，特务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魏忠贤为压制天下的不满，同样滥施惨刑。“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断舌，所杀不可胜数”。看来，朱元璋不仅没有成功地解决官吏贪污问题,却为后代树立了滥施惨刑的榜样，更为那些图谋帝王之位的奸恶之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罢废丞相与内阁制度之确立在封建社会，君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其实也不尽然,中国历史上君权与相权之争曾长期是庙堂争斗的焦点。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断然采取措施，废除了丞相制度,却由此也开启了明朝政治腐败之门。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诛杀了丞相胡惟庸。随后，他又取消中书省，废除了丞相一职。并且在《祖训》中规定：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秦朝设置丞相，不旋踵而亡。隋、唐、宋各朝因袭此制，其间虽然不乏贤相，但也多有专权乱政的小人。现在我朝罢除丞相，设立五府六部，彼此相互制约和抗衡，而诸事皆由朝廷总揽。后代子孙做皇帝，都不许再行设立丞相。臣下胆敢奏请设立的，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废除丞相，不仅是有明一代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它表明——中围封建社会中君权与相权之间长期的矛盾斗争，至此告一个段落；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从此废止，皇帝的权力更大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此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明代以内阁制度取代历朝的丞相制度，事实上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皇权的高度强化。

从历史上看,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后，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宰相），历来是辅弼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权力分配上的不均。皇权与相权之间始终互为消长，不断发生冲突。这种矛盾、斗争的结果，一方面表现为宰相的“专权”甚至于“篡位改朝”。譬如，霍光、曹操、司马氏父子和桓温等人,就是以相权压倒帝权的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历代有所作为的君主,无不采取措施限制相权的膨胀。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便是极早的例证。自此以后,君、相之间的斗争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到明代,作为一代雄猜之主的朱元璋，深感丞相的权力对他的帝业终究是个威胁，于是干脆废除了丞相一职,实际上是以皇帝兼行宰相的职权，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丞相制度废除之前，六部从属于中书省，此后则直接听命于皇帝，并向皇帝负责。明太祖将此前丞相的职权作了重新的划分、定制、决策诸大权，收归他本人亲自掌管；实际政务则通过提高六部尚书的职权，交由六部分担。明太祖将中枢机构概括为：“六卿分职,朝廷（皇帝）总揽。”然而，这种划分也随即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废除丞相虽然使得朱元璋一人大权独揽，满足了他个人强烈的权力欲,但此后六部处理的政务，事无巨细，最后全都汇总到他的手里。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废相之后，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为例,8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份，合计3291桩事。换言之,朱元璋每天平均要看200个报告，处理400多件事情。如此繁多的政务，使得朱元璋即便是精力过人，事必躬亲，也仍然会因应接不暇而心力交瘁。尤其是定制、拟旨、批示等都要笔之于书，写成文件，此类的文书工作,更非一人所能操持应付。故而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缔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为了解决这一新的难题,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和十五年（1382年）十一月,独裁勤政的朱元璋先后设置了“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让他们襄助侍从,以备顾问,并协助自己批阅奏章,处理政务。一般认为，殿阁大学士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内阁制度的萌发。内阁制度的萌发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朱元璋大权独揽而又无法不任用辅臣的结果。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职能，又挑选了一批翰林入值文渊阁参掌机务。因文渊阁在午门之内的内廷，遂有“内阁”之称。当时，朱棣也是自操威权，而让儒臣侍奉左右出谋划策，以备顾问。

然而，朱棣虽然信用阁臣，但因后者的品秩不高，故而在处理朝政时仍然多有掣肘。有鉴于此，随后的仁、宣时期，就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从而使得内阁权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原先只有五品衔的内阁学士,此时却跻身于公侯尚书之列，内阁势力也因此超过了六部的权力。对此，《明史·七卿年表序》说：

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政归六部，（六）部权重也。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内）阁、（六）部相持。

于是，内阁便从最初的文学侍从机构，逐渐演化成凌驾于府部院寺之上的中枢机关。特别是宣德年间，内阁开始“票拟”。所谓票拟，是指阁臣将处理政事的初步意见拟具成文、奏呈皇帝的工作，这实际上就是掌握了代替皇帝起草批文意见的职权,等于直接参与了国家政事的处理。于是，内阁的权位得以迅速地提高。后人将明代内阁之职比做古之丞相，主要原因就是阁臣主持票拟的缘故。在宣宗朝，由于皇帝的信任，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所草拟的意见,绝大多数都能很快变成在全国必须遵照的谕旨，当时内阁的票拟制度,有效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效能。

随着内阁权势的提高和阁臣品位的尊崇，阁体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内阁大学士多时达六七人，最少也有二三人。仁、宣年间，内阁权力集中在“三杨”手中，其他阁臣的权力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明中叶后形成的“首辅”制度。实际上在此时已初见端倪。后来，在主持票拟及处理其他政务时,往往根据阁臣入阁的先后、资历的深浅以及皇帝的旨意等,在阁臣中挑选一人担任内阁首领——首辅，首辅之下为“次辅”或“次揆”，其余的大学士作为他的助手，号称“群辅”，权力远较首辅要小得多。

此时的首辅品位尊崇，与皇帝是近水楼台，权大势重，恍若汉唐时代的宰辅,所以内阁首辅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不过，虽然后来在入值阁臣中也曾出现过权力很大、与历代丞相颇为相似的内阁首辅,但明代的内阁制度与先前的丞相制度，毕竟仍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丞相具有裁决机宜的执行权，遇事可以上奏执行，甚至可以先斩后奏；而内阁辅臣却没有汉唐宰相的实权，事无巨细都要禀承皇帝的旨意，请旨定夺，一切都断自宸衷，遵照他的意见拟具出办法，等被批准之后，才能据以拟旨颁行。换言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掌实际上并没有超出翰林的职责以外,也从未改变其“侍从左右，以备顾问”的身份。从本质上看，明代的阁臣，事实上还是文学侍从之臣，做着翰林分内应做的事情。丞相拥有法定的权力，而阁臣包括首辅在内，只备皇帝“顾问”，其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帝对他们眷顾的程度。故而明代阁权之轻重大小一直处于飘忽不定之中。其次，在历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统理政务,统率百僚”的丞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有自己的相府以及诸多僚属。在明初，丞相府称为中书省，省中有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属官，六部为其直接的下属机构。而内阁则不同，它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首辅亦非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更不是它法定的直接下属，阁臣的品秩有的甚至比各部尚书还要低。再次，先前的宰相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总得位极人臣者方能跻身相位；但阁臣却不一定，起初各类学士的品秩才区区五品，甚至更低。嗣后阁臣体制虽然渐趋尊崇，入阁者往往先是任命为礼部侍郎或尚书，再以兼任××大学士而入预机务，但入阁者品秩不拘这一特点却与明代相始终。此外，丞相历来有着定员定制，而阁臣则无定数。丞相通常是左相、右相各一人,最多时也不过再加上一两个；而阁臣则不然，在明代中后期，其人数少则四五个，多时七八人,最多时竟达十数名。内阁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与六部并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

从上述丞相制度与内阁制度的比较上来看,内阁显然只是皇帝加强专制独裁的工具,它是明朝统治者惟恐皇权旁落并试图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的有力措施。明代以内阁制度取代先前的丞相制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皇权的高度强化。说穿了，明太祖废除丞相制，是想彻底剪除相权的威胁，挑选一些既能办事、又少实权的“宫奴”,辅佐他统治整个大明帝国。这种内阁制度，为其后代子孙谨遵勿替，对于有明一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废除了丞相制。君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得以基本解决。君权空前膨胀,这对于大明朱氏江山的稳固。自然是极为有利的。揆诸史实,有明一代将近300年的历史中,前后在位的皇帝多达十数名，其中，有好几位是在童年时代便成为九五至尊的,有好几位则多年避居深宫，倦于理事。但尽管如此,君权还是极为牢固,并不曾出现过权倾一朝、觊觎皇位的人物。个中的主要原因,自然与丞相制的废除有着莫大的关系。与君权的空前膨胀相比，阁臣的作为则相形见绌。明代的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然后再拜命入阁。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往往是靠书本铺砌的，一生久在翰苑，舞文弄墨。从总体上看，缺少长袖善舞的政治实践经验。像仁、宣年间的“三杨”和万历朝张居正那样的权臣，毕竟是凤毛麟角。在张居正当朝的时期，内阁权威曾发展到了顶峰，但这个“震主”的权臣却最终祸发身后,惨遭抄家之祸。其他的内阁辅臣大多庸庸碌碌，只知恪守皇明旧章,而极少勇于任事、敢言直谏者。于是，有明一代关于阁辅，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绰号，如“纸糊三阁老”、“万岁阁老”、“刘棉花”、“伴食中书”、“青词阁老”、“土木偶”、“魏家阁老”、“门生宰相”和“清客宰相”等等。譬如，“纸糊三阁老”之谣，是指成化中后期同值内阁的万安、刘吉和刘翊3人。万安是当时的首辅，他是靠巴结宦官养子得以举荐入内阁的。入阁之后，不学无术，日事请托，整日忙于交结诸阉作为内援。成化七年（1471年），出现彗星，群臣多言此乃君臣之情不通所致，强烈要求宪宗及时召见大臣议政。宪宗畏天命，无奈之余只得面见大学士彭时、商辂和万安诸人。刚刚没说几句话，万安就顿首呼“万岁”欲退出。彭时、商辂不得已，也只好叩头而退。对此，中官戏朝臣日：“你们这些人一直说皇上不召见，等到见面了，却只知高呼万岁罢了。”后人有《万岁阁老》诗曰：

紫微垣旁彗星见，群臣请对文华殿。

群臣乃受阉宦欺，情意未洽休尽辞。

一言不合叩头退，若辈只知呼万岁。

噫吁嘻!

传言绝倒万岁阁老，安小人不足言，彭公、商公何草草。

万安诸人见到皇帝，只知高呼万岁。朝野上下一时传为笑谈，谓之“万岁阁老”。万安的同党刘吉，也是锐于营私的小人。此人时常为言路所讦，但却从未倒台。居内阁18年，人称“刘棉花”。像这样平庸奸险的小人执政,内阁自然无从发挥应有的作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神宗皇帝召见大学士方德清和吴崇仁。当时，方德清只是叩首唯唯，并无他言，而吴崇仁更是噤若寒蝉。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厉声喝令拿下，众太监一拥而上，哄聚殴打刘光复。此事变仓猝,吴崇仁惊怖不已，竟至吓得僵卧在地，口吐白沫，便液流溢。万历皇帝回宫后，当数位皂隶将吴崇仁扶起时，却发现这位大学士犹如木偶像，完全失去了知觉。直到几天之后，才恢复了视听感觉。吴崇仁的胆怯,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内阁大臣对于专制皇帝权威的恐惧。在明代，大多数辅臣虽然还没到吴崇仁那样的地步，但许多人却与另一个大学士方德清的作为颇相类似——见了皇帝只知唯唯诺诺,叩头高呼万岁，成为尸位素餐的“万岁阁老”。更有甚者，则整天迎合帝意，撰写斋醮词文，歌颂天人感应，成为名副其实的“青词宰相”。特别是嘉靖年间，由于皇帝迷信道教，许多阁臣都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清人万斯同有一首《青词相》这样写道：

天子锐意求长年，深居秘殿祠神仙。

一时臣僚争献媚，西苑供奉何荣贵。

撰得青词文句工,富贵即时超侪辈。

君不见夏相当年充西市，颇由青词失帝旨。

又不见严相当年擅国权，实由青词邀帝欢。

神仙之事诚有无,君兮相兮乃争趋。

天下未得神仙力,群公实赖神仙扶。

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

君臣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更谁补。

噫吁嘻!庙堂衮职更谁补。

诗中的“夏相”、“严相”，即嘉靖朝先后以青词而入阁的夏言和严嵩。由此可见，在这种皇权登峰造极的形势下，失去了丞相的辅弼和制约，政治上欲求清明无从谈起。故而明代的皇帝也大多碌碌无为，除了太祖、成祖外，只有宣宗和孝宗，稍为后世所称许，其余的不过是些昏愦无道之主。

“票拟”是内阁的最大权力，而票拟能否被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批朱”。所谓“批朱”，也叫“批红”，是指皇帝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朱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换言之，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而批朱则是皇帝对内阁所拟意见的裁决，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也能“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万历年间范守己就曾说过，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皇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全都经过嘉靖皇帝的省览改定,有时整个文件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所拟完全符合帝王的心意，嘉靖也一定要更易数字，以表示自己的“明断”。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则驳回再拟。再有不符，则必加申斥，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之后，无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己得出结论说：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几乎是执擅国柄,事实则远非如此。

事实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的,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供他们参考的建议权。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往往深居内宫，不大临朝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就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宦官专权，是皇帝极端专制独裁的产物。而它之所以专权,是因为其中的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文书，并照阁票“批朱”。他们往往倚权仗势,擅自批答和篡改票旨。司礼监有了“批朱”权，便能代替皇帝批示内阁呈进的拟旨，这使得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实际上对立于皇帝宝座的两侧,形成了宫廷与内阁相互制约的局面。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让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不受损害和侵犯。而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藉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交结太监。例如嘉靖朝“奸相”严嵩的得宠，就与其善交内侍有关。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宦官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起来。在内阁与宦官的矛盾斗争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就曾明确指责内阁大臣说：“天下事哪里都是内官闹砸的?你们阁臣办坏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辈应当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对阁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殚心竭虑地为国家尽力，朕怎么要倚靠内臣呢?”由于皇帝的心理天平严重地向宦官倾斜,显然直接导致了后者对内阁辅臣的蔑视。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宦官的态度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如日中天和阁臣权势之式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却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辅臣高拱企图赶走司礼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张居正则正是因为密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至于后来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有的辅臣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阁臣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当时，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大都要取决于魏忠贤。而中官与阁臣的勾结，又必然引发党派纷争。于慎行认为：“国朝既罢丞相，大臣体轻，以故政归宦竖，士鲜廉节。”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其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愈来愈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手段也越来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从嘉靖初年张璁以议礼入阁以后，阁臣问的争夺倾轧更为激烈，到了夏言与严嵩、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阁臣间拉帮结派，拉拢言官，攻讦不已,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来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室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使得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与此不无关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无止的倾轧纷争，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悬想事势，遥度人情，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的官僚体制，却没有想到后世竟因此造成了朋党迭兴、党争激烈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至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亡矣。故此，晚明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文字狱与八股文“避席畏闻文字狱”,封建时代的文人真是不容易!密不透风的文网足以窒息与摧残一个民族的思维与创造力。无数因诗文招致杀身大祸的事例无情戳穿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梦。

第三章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曾借宿于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般若庵。庵内住持方丈惊讶于其仪表。便询问起他的爵里姓名。当时朱元璋已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了，便故作矜持，笑而不答，提笔在粉壁之上写下一首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

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即位，有意派人寻访自己当年的墨迹。而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十分恼火，这首御诗已被人揩去。朱元璋立即将庵内僧人抓来，论刑当斩。意犹未尽的朱元璋愤愤不平地质问道：“为何除去朕诗?”这位被抓来的年轻僧人尚有几分机智，不慌不忙地回答：“御制题诗处，有吾师四句诗在焉。”朱元璋忙问：“何诗?”此僧朗声诵道：

御笔题诗不敢留,留诗常恐鬼神愁。

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朱元璋听罢，朗声大笑，将小僧无罪开释。试想，“成者王侯败者贼”，朱元璋本是绿林英雄，未取天下之时，实是朝廷通缉的叛逆之人，所作诗文大有“反诗”的嫌疑，庵内老僧怎敢保留?聪明的小僧几句诗文将朱元璋大大吹嘘了一番，侥幸保住了性命。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了解到，刚猛好杀的明太祖喜欢炫耀自己的文才，而且颇为自负。如遇不识时务者，他会不惜以极刑加以报复。遇到这样的帝王，天下文人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出身于“无立锥之地”的佃农之家，穷困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有机会人塾读书识字?父母双亡后，他沦落为四处乞食的游行僧人，吃尽了人间的苦难，因而直至他投身于元末农民起义军之时，尚识字不多。与一般草莽人士不同的是，朱元璋对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愿意与儒士文人交往。从早年屈尊拜访朱升，到接纳号称“浙东四杰”的刘基、宋濂等人，朱元璋开始了与这些著名文士的朝夕相处，因勤学好问，学识大进。从识字不多到能随意题写诗文，足见他天资绝佳，聪明过人。

作为开创明朝数百年基业的一代英主,朱元璋深知治理天下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他在诏书中就强调：“治国家，得贤才为先，贤者天下之望也。”可见，朱元璋将人才的选拔与国家的稳定及治理相联系，其重要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因此，朱元璋即位伊始，就屡屡下诏征求天下贤才，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如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的诏书中就写道：“如今天下太平，愿请诸位学问通达的士大夫讲谈治理天下之道，启迪朕心，以达到盛世之治。在野人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地方官必以礼送至京师，朕将擢用焉。”同时,朱元璋专门派遣官员在全国各地访求人才。

其次，朱元璋在人才的选拔与录用上也有十分高明的见解与举措。如选拔人才重才德，不重门第、资格。他曾说：“人才不可一概而论。老佛、卜筮、负贩之中常常有贤能之士。关键在于朝廷如何选拔与重用。”“（元代）选拔官员必须要求世族出身，有志者往往屈居下位。”又说：“资格为平庸之辈所设，若有贤才，岂能循以常例。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应当优先重用。”这些认识自然是出于朱元璋的实际观察与体验。为此，朱元璋大力擢用才能之士。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曾有朝臣对儒士起自平民,骤得高官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朝廷应爱惜名爵，不可滥赐。对此，朱元璋斩钉截铁地予以驳斥：“朝廷设置爵禄,就是为了优遇贤能之士,如他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只望获得贤才,名爵非朕所惜。……朕所担忧之事是得不到贤才，如能得而任之，官品非朕所惜。”同时,朱元璋在选用人才时强调才能不论大小，但求人尽其才。他认为，君主用人“如良工用木，大小各得其用。”还说：“朕要尊崇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才能而擢用。”

由此，明朝初年，朱元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实施了较明智的人才选拔策略，这对于一个靠造反创业的封建帝王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政策的实行，对明代初年统治机构的建立与政权的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优秀人才的破格录用，也为新兴政权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史载：“当时隐于山林之士，以布衣身份而骤登高位者不可胜数。”这种人才云集的喜人景象大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意味。朱元璋重视人才，破格提拔人才，其见识与魄力似乎理所应当地受到后人的推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朱元璋是一位个性极强的帝王，言行之间充满了矛盾，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圣人与强盗兼而有之”的复杂人格。他一方面豁达大度，不惜名爵,笼络替他卖命的文臣武将，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明察秋毫，对臣下疑忌颇重,果断自负,疆场上的成功更使他刚愎自用，专断敢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他在天下太平后，大杀开国功臣，被后人称为“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功高盖世的文臣也难逃劫数。朱升、刘基、宋濂等人都没有好结果，其他儒士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朱元璋以惩治贪污为名，动用严刑峻法，广事株连,滥杀无辜,大批文人儒士惨遭屠戮，如“郭桓贪污案”处死者竟达数万人，甚至造成了六部机构荡然一空的局面。这与朱元璋大力征召贤才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真可谓“来得容易，去得更快”!这种恐怖气氛使不少士人将入朝做官视作畏途，因为凡人朝为官、能得善终者，实在是太少了!

朱元璋大戮功臣的主要动机不外乎是消除对朱氏皇权的威胁，他挖空心思地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允许任何人有僭越不轨之谋。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初年大力征召天下贤士，正是为了让大批新人充实于朝廷各部及州县衙门，以取代那些朱元璋忌讳的开国功臣。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这却引起了行武出身的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成为他们攻讦的缺陷之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延揽天下英才，决定开科取士。这本是历代相传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诸位勋臣却颇有异议。他们认为此为皇帝崇尚文士之举。朱元璋理解他们的心情，便耐心启发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位武臣反驳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张九四（即张士诚原名）起初诚意优礼文人儒士，甚至请他们为自己更名，这些文士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为怪?”诸位武臣道：“《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张九四怎会知道?”朱元璋闻听，如梦方醒，心中恼怒万分。没想到白面书生在舞文弄墨之间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贬!朱元璋自然担心自己也会糊里糊涂地陷于被愚弄、被讥诮的境地。

有人认为，明初文字狱（即文字之祸）由此而兴。显然,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也是引发明初文字狱的原因之一，武将们的提醒使朱元璋对他不甚介意的文士也多了几分戒备之心。本来“眼里不揉沙子”的朱元璋从此更是明察秋毫，文士以所著文字罹祸的惨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明祖通文义，固其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事实证明，朱元璋以文字杀人，并非由于学问不深,而是因为他最痛恨臣下触及自己的隐痛，对于这种冒犯,他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狭义的“文字狱”是指文士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触犯封建帝王忌讳之处,因而惨遭杀害的情形。对于朱元璋这位背景复杂又雄猜好杀的帝王来讲，天下文士因文字罹祸者不在少数。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圣节及册立东宫之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太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种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客气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其次，表笺中因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朱元璋以为这是讽刺他有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

这些因一字涉嫌便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例，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而朱元璋在位之时，类似这种穿凿附会、横生枝节的文字之祸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如毫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意在辱君，林云因此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有谤君之意，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明初因文字而招祸者远不止上述几人,朱元璋对言涉忌讳的文士均处以极刑，而这种忌讳又大多出于朱元璋的臆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如此结密的文网，天下文士几乎不敢下笔为文。

明人徐桢卿《翦胜野闻》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担心受到臣下的讥讪。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后震怒道：“腐儒胆敢如此污辱朕吗?‘生’者僧也，以我曾经出家为僧也。‘光’者秃头也。‘则’字近贼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锦衣卫将徐一夔斩首。在旁礼部群臣见此情形瞠目结舌，体似筛糠，一齐跪倒请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讳,乞皇上亲降表式，令臣等永为遵守。”闻听此言，朱元璋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臣下的请求。此后，朱元璋先后颁发了《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详细规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的格式，令天下以此为标准,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拟。

这些为文士特制的“御书”颁行之后,朱元璋,这位学问并不高深的帝王，俨然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坛霸主。至此,我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责、无情杀戮的背后是无法容忍文士们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要为天下文人立下规矩。当然，在这些“御书”中，朱元璋铺列的理由冠冕堂皇，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如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下诏革除“四六”文辞（即骈文），以柳宗元、韩愈文章为表笺格式。他在诏书中强调：“上古三代的辞章，质实无华。应该成为千万世作文的法则。汉魏之时，文章还崇尚古质。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古法荡然无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承旧习，朕平时即厌恶其雕琢粉饰，背离古代文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自今告谕臣下之辞，务必遵从简朴古质，以革弊习。”文士一味追求文体的工整、词藻的华丽，固然会造成绮靡柔弱之风，但一味崇尚古质，亦步亦趋，不敢逾樊篱一步，势必也会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辞呆板无味。柳宗元、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创新”，与朱元璋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距。况且，皇帝亲自制定格式,以高压手段强令文士“依葫芦画瓢”，其结果只能是天下文章成为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对文坛的恶劣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骈俪之文。

此外，朱元璋对文士的惩处并不局限于个别文字的犯忌，对那些在诗文中发泄对王朝统治不满情绪的文士，朱元璋更不肯轻易放过。如官任佥事的陈养浩曾作诗句云：“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当时正值朱元璋为剪除各地割据力量、四处招兵买马之时，朱元璋见到此诗后，大为恼怒,认为陈养浩在发泄对时政的不满，遣人将其抓来，沉入水中溺死。翰林修撰张信受命为诸王子的教师，有一次，他随意以杜甫诗中“舍下笋穿壁”等四句作为字式,供诸皇子练习之用。不料被前来巡视的朱元璋看到，由此大祸临头。朱元璋“龙颜”大怒，以为张信以杜甫此诗讥讽当时士民的贫困，大骂道：“堂堂天朝，讥诮如此!”立命将这位学识渊博的学士处以“腰斩”，让天下文士以此为戒。

朱元璋这种吹毛求疵、滥杀无辜的做法，造成了当时文坛人人噤若寒蝉的恐怖气氛,战战兢兢的读书人不知何时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这种文网深密的钳制，也闹出了令人感喟的笑话。如新涂诗人邓伯言因在诗中有句：“洞天明月一双鹤，涧水碧桃千树花”，深得当时文坛领袖宋濂的赏识。宋濂特别向朱元璋推荐。朱元璋将其召来后，以《钟山晓寒》为题，令其当堂赋诗。邓伯言不负厚望，援笔立成，诗中有二句云：“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朱元璋看后,大喜过望，手拍御案，大声朗诵。朱元璋行伍出身,手力颇重。跪在殿下的邓伯言本来就心惊胆战，害怕惹恼皇帝，闻听大力拍案之声，以为天子震怒，己命难保，竞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当卫士将其抬出新华门，邓伯言方才苏醒过来。翌日，朱元璋授邓伯言翰林修撰之职，他以年老有病为由坚辞不就，朱元璋无奈，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

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明初文人多不仕》一节，指出了当时的一个突出现象，即许多著名文人皆不愿当官。除了一些元朝遗老不肯奉迎新主外,绝大部分文士均以入仕为畏途,就是害怕朱元璋雄猜果决、刚猛好杀的酷政。明初名士解缙曾形容朱元璋的统治特征为：“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在大肆杀戮功臣之后，惩处的对象便是成千上万的文人儒士出身的官吏。平遥训导叶伯巨曾在奏疏中指出：“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面对这种“一授官职，罕有善终”的恐怖情形,天下儒士自然是望而却步了。

然而,儒士们这种无声的抗议更引起朱元璋的疑忌,因此他曾特别下令曰：“四海之内,都是皇帝的臣子。国中士大夫如不愿为君主所擢用，就是表示抗拒君命，地方官诛杀其身而族没其家，并不为错。”这种严酷的文化专制甚至使那些“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之人也无处可逃。元朝末年，有位著名诗僧守仁，字一初，为怀才不遇的世外高人，因见世道衰落，才遁入空门，一意钻研诗文。明朝建国后，他推辞无效，被召入京城做官。但在这种文网深密、动辄得咎的恐怖环境中，这位高僧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无聊之余，他便以诗文自遣，没想到因此也招来祸端。他有一首题翡翠诗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朱元璋见到此诗后，愤然质问守仁道：“你原来万般推辞，不愿出仕，就是怨恨朕法网过密吗?”后来，朱元璋借故加罪于守仁，守仁遂不得善终。僧人来复的遭遇，更能显示出朱元璋强暴无赖的狰狞面目。来复和尚在晋见朱元璋后曾作谢恩诗一首，其中有“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的字句，没想到朱元璋反目无情，大怒道：“你用‘殊’字何意?不是骂朕为‘歹朱’吗?‘无德颂陶唐’，不是以朕为无德，不能像称颂陶唐（传说中的远古圣君）那样颂扬吗?谤讪如此，朕岂能饶你?”随即命卫士将来复斩首。

朱元璋掩过饰非的虚荣心极强,悦美言而喜奉承。绝对不能容忍臣下不恭不敬的行径，就是对于无声的意念也不放过。他曾微服私游，进到一座寺庙之中。不料一抬头见影壁上题有一首“布袋佛”诗，其文曰：

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

这首貌似无奇的诗文大有深意。朱元璋曾为四处行乞的游方僧，天下人所共知，此诗以“布袋佛”为题，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暗喻之意。这位“布袋佛”的确过于贪婪了,竟要将大千世界收进自己小小布袋之中，岂不知这样一来就断绝了天下人的活路。诗人委婉地劝解“布袋佛”松一松布袋，让天下士民透透气，又有何妨?此诗喻意之辛辣，令人叫绝。无怪乎朱元璋览毕，血贯瞳仁，暴跳如雷，盛怒之下竟命将此寺僧人全部处斩，上演了明初文字狱最酷烈的一幕。“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用这两句现代学者的诗文来形容明初文士的境况，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专制帝王无限的权力使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草菅人命，无数饱学的文人儒士只落得俯首帖耳、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诚令后人为之浩叹!

在“文字狱祸”之外，朱元璋处心积虑地加强对天下士民思想的钳制，这突出地表现在大力推崇宋明理学及对科举考试的规范上。与滥施淫威地大肆屠戮相比，这些措施更能“触及人的灵魂”,故而要高明得多，影响更为深远。朱元璋明确地认识到“治本于心”,即天下治理在于对士民思想的控制。而且“本于心者，其用无穷”,甚至胜于“本于法者”。也就是说对天下黎民思想的控制，其有效程度要超过严刑厉法。朱元璋即位之后,大力尊崇孔子。在全面否定元朝制度的同时，却承认元朝加封孔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谥号,多次召见孔子的后裔，称颂孔子“明彝伦之精微，表万世之纲常”，为“万世帝王之师”。他宣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因而大力鼓吹《四书》、《五经》。朱元璋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同时提倡程朱理学。他明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即程朱理学之代称）不讲”。这样，明朝初年的思想界便成为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如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习内容，完全以宋儒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朱元璋审定的《大明律》、《大诰》为本，明令诸生“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明朝规定，府、州、县学的诸生，必须进入国子监学习后才能人仕，这就使国子监（或称“国子学”）成为培养各级官吏的主要基地之一。而受过国子监教育的各级官僚，于不自觉中便成了程朱理学的信徒。

朱元璋选拔人才,最重实效，故而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就较为矛盾。如洪武六年至十六年（1373年～1383年），朱元璋因痛感科举取人的无用，曾宣布停止科举考试达lO年之久，专门通过荐举之路选拔人才。然而，荐举方式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当时通过各种渠道荐举的人才大量涌入京师，鱼龙混杂，难以甄别。监察御史赵仁便建议道：“今征至秀才,不下数千，宜试其能否，考其优劣，然后任之。”朱元璋无计可施，只得允许分科考试，随后任官。由此科举考试才得以恢复。但朱元璋对考试制度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即以“八股”取士，专取《四书》、《五经》内容为题，而《四书》的解释必须以朱熹的集注为准。考生作文仿照宋朝“经义”之体裁，模拟古人语气发表议论,文句采用排偶的形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文体——八股文。八股文有特定的格式，内容包括几大部分，如破题、起讲、题比等,其中题比又称“入手”。是正文的开始。随后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部分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股中每股又有两段排偶之文。合为八股,故称为“八股文”。

史载，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确定“科举之式”后，“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从此，明代科举考试形成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即主考者选取《四书》、《五经》中的文句为题，考生即按八股格式作文,行文议论必须以朱熹等人的注解为依据，不得标新立异,更不能发表自己的见解。可见，这种考试形同一种文字游戏，考生只要熟记朱熹等人的注解,依照格式“填鸭”便可。明朝洪武以后，科举考试逐步压倒荐举,成为官府选取人才的最主要途径。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天下读书人肆力于《四书》、《五经》的背诵及八股文的研修，为之耗尽了全部心血。想要在科举考试中获得成功，每位考生就必须成为程朱之学的忠实信徒,将孔孟之道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

朱元璋如此推崇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其本人是否对这些东西顶礼膜拜、十分信服呢?答案是令人深思的。如孟子被后世儒士称为“亚圣”，是儒家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孟子》是《四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朱元璋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大为光火。如《孟子·离娄篇》有句云：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览书至此，不禁勃然大怒，这不是在骂他本人吗?朱元璋也顾不得这位圣人的面子了，破口大骂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也就是指斥已故去千余年的孟老夫子也犯了欺君之罪,多亏没有落在他朱元璋之手，否则同样严惩不贷!余怒未消的朱元璋下令将国子监中孔庙里孟子的神位撤下来。左右大臣苦苦相劝，朱元璋才予以恢复。此外，《孟子》中还有不少议论也让朱元璋无法容忍，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等。为此，朱元璋特命儒臣删去其中不合己意者85条，编成《孟子节文》，作为诸生学习的根据，删去部分不准考生学习。对《孟子》的处理活脱脱地暴露了朱元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面目，他不容许任何人触犯其皇权的神圣，甚至对千百年前的儒学“圣人”也不例外。

朱元璋文化专制的各项措施犹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既然他对古今圣贤的言论都看不上眼,干脆自己动手编起书来。朱元璋编书还注意针对不同的读书对象。如给皇族编辑的有《皇明祖训》、《永鉴录》、《昭鉴录》等，其中后两种书将历代宗族及藩王叛乱谋逆者的事迹进行整理,令皇族成员勿蹈覆辙。给朝臣编辑的有《世臣总录》、《精诚录》、《忠戒录》等，这些书无非将历代所谓“忠臣”的事迹汇总起来，让朝臣仿效。另外，也有专为武臣编辑的《武将大诰》，及为普通百姓编辑的《孝慈录》等。这些书集中反映了君权神圣的思想，天下士民只有以此为圭臬,循规蹈矩地服从帝王的旨意，否则就有身家性命之忧。

有明一代,文字狱以及对思想的钳制，以明初最为酷烈，并为以后各代帝王树立了样板。譬如，永乐年间，饶州士人朱季友向明成祖献所著书,他在书中激烈地抨击了程朱理学的观点。朱棣看后大发雷霆，骂道：“此儒之贼也!”当时朱季友已年过古稀，朱棣仍派人将他押回原籍，当众行笞，尽毁其所著书。文网之深密，并不次于洪武之时。

总之,明代皇帝对士民思想禁锢的程度要超过以往各个封建王朝，尤其是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更为后人所唾弃。虽然明朝灭亡后，一些思想家曾疾言痛诋专制帝王的罪恶。然而，继起的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的需要,又上演了一幕幕“文字狱”的惨剧，与朱元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显然，专制制度的存在，是造成这种悲剧轮回的症结所在!三宝太监下西洋夸耀“我祖上也阔过”,早已是国人所鄙弃的浅薄心态。但无须我们夸耀，明朝的一位太监带领庞大的船队的的确确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一页辉煌的历史或许可让现代中国人备感自豪,更使我们品味到自豪后心中泛起的苦涩。

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的一份奏疏，让明太祖朱元璋勃然大怒，道：“这是离间我骨肉，快点抓来，我要亲手射死他!”

原来，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大力推行分封制，将其24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对此，他踌躇满志地以为——分封诸王世袭镇守，以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便足以辅弼皇室，确保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他没有料到，藩国势力的发展，势必将威胁中央皇权的安全。倒是人微言轻的叶伯巨，敏感地预见到了这一点，遂以汉初的“七国之叛”和西晋的“八王之乱”为例，上书直言分封制的弊害。然而，朱元璋不仅一意孤行，反而将他囚死狱中。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龙驭宾天。尸骨未寒，骨肉之间便展开了血腥的厮杀。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北平（今北京），攻夺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

这场刀光剑影的兵燹持续了3年，建文四年（1402年），势如破竹的燕兵攻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在一场混战中，皇宫大院燃起了大火。当火势扑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了的尸体。据说,他们便是建文帝、马皇后及其长子朱文奎的遗骸。不过，由于史书记载的自相矛盾，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兵燹劫乱中,建文帝乔装改扮成和尚，逃离了京城……朱棣即位后，年号“永乐”。为了使自己的皇位继承合法化,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当时的官方史书掩盖了建文帝的年号，而人为地将明太祖的统治时期延长了4年,即从洪武三十一年延长至洪武三十五年（1398年～1402年），以便于永乐朝的衔接。然而，建文帝4年的统治，毕竟难以从当时人的记忆中被轻易地抹去。特别是建文帝“出亡为僧”的传说，在朝野上下众说纷纭，连朱棣本人也将信将疑。故而《明史·郑和传》说，朱棣当了皇帝后，疑心建文帝朱允炆逃亡海外，就派郑和下西洋查访行踪。对此，清人万斯同吟咏道：

西洋万里人踪绝,洪涛淼淼谁能越。

扬舱不惮鼋鼍居,凌波直簸蛟龙窟。

蛮邦海外纷如埃，语言屡译犹致猜。

忽惊汉使浮槎至，疑是天兵乘雾来。

我皇声教已遐普，天威更欲扬远土。

殊方从此识中华,异宝因之输内府。

昔闻汉帝开西域,亦越唐皇启北庭。

黩武久蒙青史诮，洪涛何事更长征。

人言让帝遁西极，此举意在穷其迹。

被褐已辞黄屋尊，泛舟宁作沧波客。

何妨尺地使容身，应念高皇共本根。

徒使狂涛填猛士，几曾穷岛遇王孙。

宿师海外余十载，让帝行踪意安在。

遗事人传三宝名，穷兵徒发千秋慨。

诗中的“三宝”，即七下西洋的太监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他在洪武年间入宫当了一名小宦官，起初是在燕王朱棣的藩邸内任职。“靖难之役”中，郑和出人战阵，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提升为太监,并被赐名“郑和”,世称“三保（宝）太监”。对此，郑和的老家昆阳，迄今还流传的一句俗语说：“马不能登殿,皇帝赐姓郑。”显然，“赐姓”之后便可“登殿”，也就是说得到了明成祖的赏识。永乐二年（1404年），郑和出任内官监太监，不久又擢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了朱棣得力的内臣，并奉命出使西洋。

当时，以婆罗洲为中心，将今南海以西（约自东经110°以西）的海洋及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及非洲东部），概称为“西洋”。明代的西洋，也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在明代初年，这一带的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例如，洪武四年（1371年），渤泥国王马合谟沙就上表明太祖朱元璋，说：

今有皇帝的使臣来,开读了皇帝的诏书,知道皇帝登了宝位，与天下做主，俺心里好生喜欢。本国地面，是阇婆管下的小去处，乍消得皇帝记心。这几日前，被苏禄家没道理，便将歹人来，把房子烧了，百姓每（们）都吃害了。记着皇帝诏书来的福荫，喜得一家儿人没事。……

渤泥在今加里曼丹北部的Bmnei（文莱），苏禄故地则位于今菲律宾的苏禄群岛。当时，南洋群岛一带的众多小国，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随着各自势力的此消彼长，相互之间冲突不断。类似于渤泥这样的弱小国家，自然希望北方的大国——中国能为他们调解彼此间的纠纷，并在他们遭受强邻侵掠时，能够主持公道。然而，明太祖对待外国,采取“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不成为中国祸患的,不随便出兵）的政策,对当时的诸多争端均置身事外。特别是在胡惟庸案发后，明朝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渐趋冷淡。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纳贡。这对于将自己视作“天朝上国”之君的朱棣来说,显然是难以容忍的。再加上明成祖为了制造声势和笼络人心,改变因“靖难之役”带来的不利政治局面,更是希望通过“宣扬国威”，提高自己的声望。因此，郑和下西洋，初衷是明王朝为了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权威、招致各国来朝而实施的重大举措,更是为搜寻废帝朱允炆的行踪。

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郑和统率的远航船队从苏州的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的浏河镇）启程，乘风破浪，泛海至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之助。由闽江口五虎门扬帆出海，“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远涉重洋，前往邻邦异域。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线，是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远至波斯湾和非洲东海岸。此次,郑和统领的舟师，奉命出使占城（越南南部）、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旧港、满剌加、阿鲁（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中部）、苏门答剌（苏门答腊岛北部）、南巫里（在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小葛兰（在南印度西岸）、柯枝和古里（南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等国。在明朝初年的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最为强盛,时常骚扰邻国。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了邻近的三佛齐，并进而觊觎苏门答剌。故而,明成祖派郑和前往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这样一来，爪哇就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并吞苏门答剌的野心。及至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郑和的首航圆满结束。回国时，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和古里等国的使节，也随行来朝。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郑和再度出使，前往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刺、南巫里、柯枝和锡兰诸国，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夏回国。永乐七年九月,郑和第三次出使，走访了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小葛兰、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南印度东岸）、甘巴里和阿拨把丹。并于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回国。不久,满剌加国王以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彭亨、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加异勒和爪畦使节先后来华。这三次出使，郑和船队的活动范围均不出东南亚和南亚,而主要是穿梭来往于东南亚各国。郑和远航的船队，满载着瓷器、丝绸、锦绮、纱罗、麝香、铁器和金属货币等,所到之处,不遗余力地宣扬明朝的国威,邀约各国派遣使臣前来中国“朝贡”。同时，还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告诫那些喜战好斗者循理安分，偃兵息武，从而极大地缓解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紧张关系，建立起东南亚与南亚沿海国家间的区域和平局势。

此后，从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第四次出航起，至宣德七年（1432年）最后一次出使为止，郑和又四下西洋。其行踪不仅遍及今东南亚和南亚各地，而且还到达了西亚和非洲的东海岸。忽鲁谟斯（伊朗）、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比剌、竹步不喇哇（属索马里）、木骨都束（索马里的摩加迪沙）、麻林（属肯尼亚）和天方（即麦加）等地，都留下了郑和船队的足迹。

综上所述，永乐、洪熙、宣德三朝，郑和先后七下西洋，率领万人舟师，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航行，历涉三十余国，打通了中国直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海岸的航路，并开辟了多条航线。对此，随从郑和出使西洋的马欢，作有一首《纪行诗》写道：

皇华使者承天敕，宣布纶音往夷域。

鲸舟吼浪泛沧溟，远涉洪涛渺无极。

……

事实证明，郑和使团“宣布纶音往夷域”的成效是相当显著的。永乐十三年（1415年），在明朝人眼里位于“极地”的麻林国，遣使前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在中国，“麒麟”自古就被视作瑞兽，赋予了神秘的色彩。“极地”之国麻林所献的“麒麟”，自然成为明朝声教远被、国威赫赫的一个显著例证。

第四章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称得上是15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是世界航海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郑和船队在向非洲东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曾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那儿离好望角已经不远了。1487年（相当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一支葡萄牙舰队在巴托罗缪·迪亚士的率领下,从红海南下才到达马达加斯加岛的对岸，发现了好望角，但比郑和船队要晚七十余年。郑和远航西洋的年代，还比1492年（弘治五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比1498年（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道好望角到达印度，早了九十多年；也比1515年～1522年（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环球航行早一百多年。郑和船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船队，比1588年（万历十六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还要庞大。无论是从组织的健全还是装备的精良等方面来看，在当时均属无与伦比。对此,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曾指出：

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其他亚洲国家更为出色，甚至也比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都更为杰出,以至于所有的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的海军相匹敌。

郑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宝船长44,4丈，阔18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郑和船队通常拥有六十余艘宝船,连同中小船只在内,共计二百余艘。这样大型的船队,由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等多种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组成。船队的人员一般均在2,7万人左右，配备相当齐全。有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的舍人,掌管粮饷和对外贸易的户部郎中,负责医务的医官、医士，负责观察星象和掌握气象变化的阴阳官。各船还有旗军（掌军旗者）、火者（掌罗盘、航海图者）、番火长（外国领航员）、舵工、通事（翻译）、办事（商业人员）、书算手（财会）以及各类修理工和船工、民工人等，大体可分为指挥、航海技术、军事和后勤4个系统,组织分工严密精细,井井有条。船上满载着航行途中的各类生活必需品、军火器械以及作为贸易品和馈赠品的丝绸布匹、陶瓷器皿、麝香、金银制品等。相形之下，稍后的欧洲船队远远不能与之相比。达·伽马前往印度时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由160名船员组成，仅有4艘轻便快船，最大的也不过120吨，其次为100吨，最小的只有50吨；哥伦布航行美洲，所率水手仅88名，驾驶的船只仅3只帆船，最大的“圣玛丽亚”号是100吨，另两只分别只有60吨和50吨：麦哲伦1519年环球航行时，率领265名船员，分乘5艘帆船出发，其中，130吨的两只，90吨的两只和60吨的一只。这样的规模，自然无法与郑和船队的庞大规模相比肩。

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来看，明朝政府在遴选外交人才方面是相当有眼光的。之所以选择郑和，不仅是因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具有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的双重身份。据史书记载，郑和是回族人，其祖父和父亲都曾到过天方（麦加）朝觐，被称为“哈吉”（意即巡礼人），与阿拉伯商人有过一些接触，对西亚的风土人情和商务状况亦略知一二。另外，郑和还在永乐元年（1403年）得到明成祖朱棣的亲信、高僧道衍（即姚广孝）的召引，接受了菩萨戒，成为佛门弟子，法名“福善”。从此，人们又称他为“三宝太监”。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郑和作为外交人选，具有与西洋各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因为在郑和下西洋的时代，东南亚一带有不少国家均信奉佛教。如当时的暹罗、真腊、锡兰、古里等国，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以上。而且，自唐宋以来，伊斯兰教的势力也已逐渐向东扩展,西洋各地的商业活动，大多被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纵。在明代的西洋各地，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当多，如南亚居民信此教者约占70％，中亚、西亚的阿拉伯诸国，更是伊斯兰教盛行。由此可见,选择郑和作为外交人选，显然是相当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以宗教作为维系感情的精神纽带，确实是深谋远虑的决策。譬如，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奉命在锡兰设立刻有汉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的布施碑。这一“锡兰山寺碑”以三种文字刊刻，向三大宗教布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宗教问题的宽容。特别是它在海外宣传了中国对亚非各国信仰佛教的尊重，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威望。

从主观上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其着眼点是对外宣扬威德。因此，郑和等人对于海外诸国，不论国家大小，一视同仁，所到之处，感之以理，服之以德。他在历次出使途中，每到一地,均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敕，其次则对其王、妃、臣僚等加以赏赐。随后，当地国王或酋长或有所贡纳，或与郑和一行交易货物土产。郑和船队虽然拥有人数众多的精锐部队，但从不以大国兵威去欺侮或掠夺海外诸国。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只有三次诉诸武力。第一次是在旧港擒获海盗陈祖义。旧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亚,原名三佛齐,是由南海进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洪武年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因犯事举家逃来旧港，投奔渤淋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他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劫夺过往商船财物。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自西洋凯旋，途中遣人招谕陈祖义,祖义诈降，潜谋邀劫。当地人施进卿密告郑和，郑和遂出兵擒斩陈祖义。并赐施进卿冠带，归旧港为大头目，以主其地。不久,又敕封其为旧港宣慰使。郑和此举为邻近各国除了一大害，也为明王朝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往来打开了海上通道。从此以后,不仅郑和船队在海上再也没有受到海盗的攻击，而且东南亚一带长期存在的海盗问题也基本上得以肃清。第二次动用武力是在锡兰擒获有心劫夺的国王亚烈苦奈儿。亚烈苦奈儿在当地经常邀劫过往使臣，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即曾到过锡兰山。傲慢不敬的亚烈苦奈儿，就对郑和蠢蠢欲动，意图谋害，因被郑和及时察觉而没有得逞。郑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再过其地。亚烈苦奈儿见财眼红，顿起邪念，诱骗郑和至其国中，令太子纳颜强行索要金银宝物，并发兵抢劫船队。郑和得知虚实之后，当机立断，指挥步卒两千余人，出间道乘虚攻拔其都城，一举擒获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然后启航将俘虏带回中国。稍后，明成祖宽大为怀，将他们遣返回国。第三次动武是在苏门答刺擒获伪王苏干剌。此次冲突肇因于苏门答剌国内的政治矛盾，郑和为了自卫,也为了帮助苏门答刺平定内乱而不得不诉诸武力。当时，郑和奉使来到苏门答刺，赐其国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苏门答剌前伪王之弟苏干剌，正要篡夺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见此情状，遂迁怒于明朝使臣，怨恨后者不曾对自己颁发赏赐,于是领兵数万邀杀明军，郑和率众应战。结果，苏干剌败走,郑和追至南勃利国，将苏干剌及其妻子俘获，并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献于行在。显然，这三次使用武力，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付诸实施的。而且，即使是自卫成功，也从不攻城掠地，常常是在惩戒了来犯者之后,又主动设法与该国建立正常的友好往来。这一点，是明代前期处理对外关系中比较成功的一个方面。

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伟业，可与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相辉映。在这二十多年间，郑和船队跨越了半个地球，大明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清楚地显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军事优势，将明朝的声威最大限度地远播于殊方异域。特别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国的海上交通，在海外重新树立起中国的威望，客观上为此后华侨开发南洋，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从15世纪至17世纪的200年间移居南洋之华侨数量剧增的史实中，可以得到部分的证实。对此，梁启超先生曾指出，因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的中国移民,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如果再加上与土人杂婚者，可达700万人。“西洋之迹，著自郑和”，的确是毫不夸张的说法!纷至沓来的华侨，将中国本土高度发达的生产技术和物质产品，源源不断地向南洋各地输送。大批的华侨筚路蓝缕，辛勤劳作，对南洋社会的开发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与郑和下西洋显然是分不开的。时至今日,在东南亚各国,还保留有许多纪念郑和的遗迹。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三宝垅、三宝港、三宝洞、三保井、三保墩、三宝公庙，苏门答腊岛上的三宝庙,马来西亚马六甲的三宝山（或中国山）、三宝城、三宝井，泰国的三宝港、三宝公庙、三宝宫、三宝禅寺、三宝寺塔，北婆罗洲的中国河、中国寡妇峰，等等。其中，泰国三宝公庙中的一副对联特别耐人寻味：“七度下邻邦,有名胜迹传异域。三宝驾度航，万国衣冠邦故都。”对三宝太监的信仰,成为凝聚东南亚华侨的一种精神力量。

郑和远航西洋，第一次打开了通往东非的航路，充分显示出明代造船业的先进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并积累了宝贵的海图资料,为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国沿海冬春之间为东北季候风，适于船舶远航西、南洋；而夏季则为西南季候风，此时则宜于船只回航。郑和七下西洋，都遵循季候风的规律，其往返年月，均在适宜之信风期。郑和船队充分利用风力，并将天文、地理知识与罗盘针的使用结合起来，确定了精确的方向和航向。《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及其附图《过洋牵星图》，对航海路线作了详细的记录。它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撤（今肯尼亚的蒙巴萨），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和浅滩的分布情况，详细地绘制成地图。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图，而且还留下了15世纪以前我国关于亚非两洲最为详尽的地理图籍。如果我们将《郑和航海图》与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较，就不难看出《郑和航海图》特具的科学价值。譬如，元代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一书，所收外国地名仅100个，而《郑和航海图》中出现的外国地名为其3倍，海图的相对精确性得以大大提高。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现的《东西洋考》一书（张燮著）所附的一幅亚非地图中，其中的记载也不如《郑和航海图》详细、准确和清晰。随同郑和使团出访、担任通事（即翻译）的马欢、费信和巩珍等人，还分别著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以生动简洁的文字，对到访的亚非各国之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名胜古迹、聚落都会、山川形势、气候历法、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内容多为前人所未言及。这些著作,为研究15世纪初期亚非各国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郑和还总结航海经验，写出了《针位编》，成为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他在第七次航海前（1431年），曾在福建长乐天妃宫立碑，记载了前6次航海的经过,这是我国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

郑和七下西洋,始终奉行了“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政策，以和平友好为宗旨,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各国的友谊。郑和船队对异国不怀有任何野心,它以建立和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使命，从不以奴役他族为荣，绝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所到之处，皆平等待人，秋毫无犯。即使是在贸易的过程中,船队成员也都能人乡随俗，买卖公平，从未倚仗武力强买强卖。由于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使得中国在西洋诸国的声望大大提高，故而许多国家都纷纷遣使前来表示友好。以《名山藏·王享记》所列东南夷59国为例,永乐年间遣使往来的就有43国。永乐九年（1411年），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等来朝,使团成员多达五百余人；渤泥国王不幸病逝北京，成祖为之辍朝3日,并葬于德安门外，谥日“恭顺”；苏禄国王在归途中病逝于德州,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礼。永乐十四年（1416年），遣使至中国的有古里、爪哇、满剌加等18国。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西洋来贡者共16国，计一千二百多人。这些友好的交往，与地理大发现时期欧洲航海家的海盗行径，有着根本性区别。后者每到一地,往往先立石“留念”，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占领了这个地方。为了得到黄金和土地,他们常常将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作为主要手段。

当然,我们在审视数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也毋庸讳言，郑和下西洋亦有着相当大的负面影响。首先，从郑和的出身来看，他是内官监的太监,而内官监在当时是负责采办宫廷所需的一个机构，皇室所需的各种奇珍异物,大都要向海外寻求。而这些，正是郑和的职责所在。郑和下西洋,每到一地,除了颁发明历、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银赏赐外，主要就是办理皇差——从事贸易活动。郑和船队有宝船六十余艘。宝船，又名“取宝船”或“宝石船”。顾名思义，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猎取宝货（如珍珠玛瑙、奇禽异兽等），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故而船队每次出使归来，都带回了诸如象牙、染料、香料、胡椒、硫磺和宝石等西洋土特产或手工艺品，甚至还有各种珍禽异兽，如狮子、驼鸟等，所谓“归到京华觐紫宸，龙墀献纳皆奇珍。重瞳一顾天颜喜，爵禄均颁雨露新”，说的便是当日的真实情状。远征的开销除了来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机构外。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负担。远洋航船是在南京龙江船坞建造的,每只宝船的造价约需五六千两白银。水手则招自福建，船队由约2,7万名左右的水手操纵。所载的货物包括上等丝绸、刺绣和其他的奢侈品。作为在航程中赠送给当地统治者的礼物。七次下西洋带走了大量财货，如金银、丝绸、瓷器、铁器、铜器以及钱币等。这些财货除部分用以交换海外珍宝和方物外，许多都是无偿的赏赐品。据《广志绎》记载，明初府库充溢，郑和下西洋时，赉银700余万，十载后仅剩百余万，所费计600万两白银。这些开销除用以海外贸易者外，大多用于赏赐。庞大的船队需要巨额的开支，但换回的物品却大多是珠宝、象牙、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经济负担。对此，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演义》曾形象地描绘了明成祖的心态。它指出朱棣对郑和船队下西洋，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自然是明朝的声威远被，而惧的则是：“这个船数又多，制作又细，费用又大，须是支动天下一十三省钱粮来，方才够用，这不是一则以惧?”此虽小说家言，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因此，史书上称郑和下西洋为“宝船弊政”。

其次,当时的中国只有“天下”观而不曾有“世界”观。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宫碑上勒石留世的诗中这样写道：

视天下兮福苍生，民安乐兮神悠宁，海波不兴天下平,于千万世休养声。

这里的“天下”，既指明朝的两京十三布政司,也包括中国四周的“外夷”。明朝统治者对外并无平等的国家观念，而是实行一种怀柔政策，以“天朝上国”之君主自居,通过“宣德化而柔远人”的方式，让一些国家前来“朝贡”,表示对中国的“臣服”,以满足“惟我独尊”的虚荣心。尽管下西洋是一种政治行动,为此在经济上作一些必要的牺牲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怀柔政策，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而在政治上得到虚名来实现的。“厚往薄来”，从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坏多寡，回礼一律从丰，以奖励他们远来中华的诚心。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而不在于发展海外贸易，故出使期间所进行的贸易，都被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之内。许多国家在朝贡的名义下与中国做着发财的生意,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外国使节们以空前的规模从各个地方带着贡品来到中国。虽然熙来攘往，煞是热闹，但这种朝贡贸易,对于中国而言只有政治意义，而无经济价值，反而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早在永乐年间，明朝政府就已经深深地感到朝贡贸易是一项重大的经济负担，郑和下西洋招来的一批又一批的使节，使得赏赐开支应付不暇。据统计，永乐年间，每年来贡的外国使团平均有7个。在六下西洋回朝时,竟出现了16国派遣使臣1200人同时来朝的局面,这确实是旷古未有的“盛事”。不过，在统治者为此心花怒放的同时,由此颁发的赏赐品之耗费，显然也是空前的。就这样,朝贡贸易的规模越大，明政府的开支就越多；前来朝贡的次数越多，明朝财政的亏损就越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国库枯竭、财政短绌。很明显，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做法，一旦国力衰落，自然便难以为继。故而明代中叶以后，便再也无法派人出使西洋。其实，对于下西洋，朝廷中一直就存在着反对意见。永乐末年，当年曾支持下西洋的袁忠彻就曾“谏取宝之非”。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北京皇宫三大殿遭回禄之灾，明成祖“诏求直言”，翰林院侍读李时勉等极言下西洋之弊。成祖虽龙颜不悦，但还是下令暂行停止下西洋的举措。此后，对下西洋的非议日渐增多。成祖死后，即位的明仁宗即从原户部尚书夏元吉之言，下诏：“下西洋诸番等国宝船悉皆停止。”直到6年后，宣德皇帝才组织了第七次下西洋。以后，以王景弘为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此次远航仅至苏门答腊而返,其规模自然已不能与此前的郑和七下西洋相提并论。成化十一年（1475年）冬十月，宪宗皇帝一时心血来潮，下诏查阅西洋水程档案，大有重差宝船下西洋的雄心，但遭到兵部车驾主事刘大夏的反对。他指出：“三保太监下西洋，花费了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亡数以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这只是一大弊政，作为大臣应当切谏，所以旧案虽存,也应毁掉，以彻底根除祸患。”于是，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记录，便被刘大夏所烧毁。

最后，郑和七下西洋，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2.7万余人、二百多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其船舶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船只吨位之大，航海人员之众，组织配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影响之巨，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航海成就显然丝毫不比西方人逊色，甚至在航海时间、船队的规模以及航海技术诸方面,均是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所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应当看到,郑和远航与西方人开辟新航路的结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后果。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虽然声势浩大，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国的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了,这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从此，中国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逐渐被欧洲人所占据，并最终退出了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场。相反，哥伦布和达·伽马开辟新航路后，在西欧激起了远洋航海的热潮。在中国，作为国家的政治任务，郑和下西洋对于中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东方的商品和航海贸易的利润直接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从而揭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从这一点上看，哥伦布等人的航海活动，对于西欧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先前的郑和下西洋所无法比拟的。在郑和下西洋之前,中国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已出现了符合世界历史潮流的新趋向。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中国政府将自己与当时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隔绝开来。而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使欧洲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人在海外广阔的领域里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地,从而为西欧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欧洲，引起了“价格革命”——金银贬价，物价上涨。而“价格革命”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应有恰如其分的估价。于谦的悲剧古语有云：“忠臣不事二主。”但如果一位智勇双全的大臣发现他所尊奉的是一个不辨忠奸的昏君,他就会陷入难以抉择的两难境地。在国难当头之际，于谦作出了坚定的选择,由此保全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而等待于谦的又是什么呢?

在美丽如画的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安息着两位中国古代著名的人物，他们虽处不同朝代，但有颇多共同之处：同样品性高洁，赤胆忠心；同样功高盖世，名震四方；也同样功高不赏，惨死在“莫须有”的冤狱之下。其中一位就是宋代著名的抗金将领，曾以“岳家军”驰骋中原，令金朝军队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岳飞。另一位便是明代大臣于谦。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即今杭州市）人。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行文泉涌,为诗清丽。他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特别钦敬钟爱南宋名臣文天祥，立志为国家兴亡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考取进士，从此踏上宦途。在任御史期间，曾出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赢得明宣宗的信任，超迁兵部右侍郎，出巡河南、山西等地。所到之处，延访父老，体恤民间疾苦,变革害民弊政，威惠流行，远近称颂。离职之时，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于谦者以千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一场突发事变使明王朝濒于崩溃的边缘，于谦正是在这场变乱中力挽狂澜，名震中外，立下不世之功。这就是“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缘起要从宦官王振专权说起。王振为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儒士出身，曾为教官。后自行净身进入皇家内书院,得到明宣宗的赏识，遣往东宫侍奉英宗读书。明宣宗去世后,即位的英宗年方9岁。朝中大事由先朝重臣主持，王振善于伪装，使“三杨”（即杨士奇、杨溥、杨荣）等阁臣对其人颇有好感，而年幼的英宗在其恩威并施的训导下，不免对他畏惧三分，只呼“先生”而不敢称其名。后来,“三杨”等重臣因年迈体衰,难以继续总揽大权,便给王振造成了广植私党、干预朝政的时机。一次，英宗大宴群臣，按祖训“宦官不得出席朝宴”，没想到王振在内宫大发雷霆。英宗心惊肉跳,赶忙大开宫门、请他参加，文武百官也起身相迎。王振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明代宦官独擅专权，正是从王振开始的。

王振擅权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控制年幼的英宗,从英宗即位伊始,王振就通过暗中唆使来影响朝政。为了让朝臣感到他的作用,王振时常指使英宗苛责群臣。如兵部尚书王骥奉诏议边疆之事，因故5日没有答复，王振就让英宗召来王骥训斥道：“卿等欺朕年幼耶?”即下令逮捕入狱。朝中言官为讨好王振,经常无端弹劾百官，“自公侯驸马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至谴谪殆无虚岁”。王振专权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锦衣卫的淫威。他任命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对那些不满其擅权蠹政的官员，凭空捏造罪名，残酷迫害，使得文武百官惊恐不已，更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大臣拼命向其献媚讨好，以避一死。公侯勋戚均感自身难保，恭称王振为“翁父”。

王振专擅使朝野充满乌烟瘴气,而此时北方边界形势日益紧张起来。蒙古瓦剌部强盛，经常向明朝边境发动袭击。本来，明朝初年，政府在击溃元朝残余势力之后,曾在北部及西北部设置由少数部族首领管辖的卫所，瓦剌部崛起后,便逐渐向这些卫所发动进攻，而英宗及王振等人反应迟缓,使得瓦剌部占据了北方及西北部大片区域。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掌权太师也先借口明朝皇帝失信，不许与之联姻，统率各部向明朝内地大举进犯。其中也先亲率一路人马进攻明朝“九边”重镇大同,结果明朝守军不敌，雁门关外城堡纷纷陷落。

王振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大喜功。面对边关严峻的形势，他不是统筹部署，调集各路军队组织强有力的反击，而是盲目轻敌，以为“边夷”小敌，不堪一击。为建立不朽之奇功，他极力怂恿英宗亲统大军北征。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与其他文武百官力谏：在没有弄清敌情之前，“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与王振却一意孤行，仓促准备之后，他们于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北上。这暂时凑集的乌合之众多是京中守御之兵,久无训练，出师后又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常常内部自相惊扰,士气低落。路过居庸关时，群臣就开始劝谏英宗缓行，英宗惑于王振之言，执意不听。至宣府后，风雨交加，前线屡报也先大军步步进逼，王振不仅不听群臣劝解，反而大发雷霆，责辱上谏者。但到邻近大同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境内，看到被也先杀戮的明朝士兵尸横遍野,救援军士惊恐不已，再加上准备不足，军中已经乏粮，人心大为涣解,毫无战意。

明军进到大同后，狡猾的也先主动后撤，试图引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也先因胆怯而后退，想乘势追击。但其同党原大同监军郭敬向他详细汇报了也先大军的凶猛，明确指出此系也先的诱兵之计。王振不禁内心惊惧，同意撤军。但在撤军路线上又起风波。王振起先想让英宗至其故乡蔚州，藉此光耀门庭，故决定从紫荆关退兵，但行至中途，王振又担心大军路过，践踏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临时改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此时，也先已率大军追袭而来。明朝断后阻敌之兵均遭惨败，局势愈来愈危急。当明朝残军仓皇逃至土木堡之时,王振却坚持暂时屯驻。而此地距怀来县城仅20里，王振刚愎自用，不听大臣劝谏，结果被又中也先之计，蒙古大军团团包围。明军无水，饥渴难耐。王振妄图趁也先稍退时移营就水，便离开了刚刚筑就的壕堑。没料到也先大军乘机四面杀来，明军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50万大军灰飞烟灭，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怒不可遏的护卫将军樊忠以锤击死。这场惨败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与王振出征之时，特命其弟朱祁钰留守京师，其实乃太皇太后张氏主掌朝政。“土木之变”发生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英宗北征所带50万人为京师守御之精锐，当时北京城内所剩疲卒赢旅不足10万,人心骚动不安，大臣徐理（后改名徐有贞）等人倡言迁都,于谦身为兵部侍郎，留守北京，闻听此言，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前朝南渡之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其余文武及太监也赞同于谦之言。张太后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决意坚守北京。消息传出，京城官民才开始恢复平静。张太后命郕王朱祁钰总制朝政。

谁也没有想到，朱祁钰摄朝第一日，风波骤起。不少朝臣痛定思痛,对王振的专断胡为切齿仇恨，右都御史陈镒等人在朱祁钰上朝之时,上前失声痛哭，请求族诛王振，以谢天下。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叱令群臣退下。给事中王骇扑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张口咬其肉,并骂道：“汝倚王振作威作福，今日还敢如此!”怒不可遏的文武百官忍无可忍，一涌而上，围住马顺，拳脚齐下，马顺立即毙命。当时场面混乱已极，马顺手下卫士与群臣对峙，如不制止，将无法收拾。郕王朱祁钰手足无措，欲起身回宫。在场的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护住朱祁钰,请他宣谕群臣道：“马顺罪当加诛,殴击者不加追究。”闻听此谕,文武百官才镇静下来。混乱之中，于谦袍袖均被撕裂。紧接着，朱祁钰又命捕来王振死党王山，押至刑场处死，下诏将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籍没其家私，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珠宝无数。京师官民无不欢悦，奔走相告。

在这一系列突发事变中,于谦正义凛然,当机立断,受到朝野人士的崇敬。当时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感慨万千：“国家危难之时,正赖于公辈支撑。今日之事，虽有百个王直，又有何用!”众望所归,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数上守御之策，郕王朱祁钰全部采纳。于谦预计，也先在“土木之变”后,俘持英宗，必定借中原混乱之际，长驱南犯。京师兵寡，必须四出募兵增援。另一方面，北京要做好一切防御准备。缮器甲，修战具，分兵把守京师九门，在城郭之外屯扎，将附郭居民迁人城内。同时，选用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员以充重任。于谦慨然承诺：“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这种临危不避艰难的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朱祁钰，因而对于谦言听计从。

其实，在“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一件最敏感、也最棘手的问题已摆在文武百官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国君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利益的化身与主宰。而明英宗的被俘就使得明王朝陷于极度尴尬之中，国君与王朝实体发生了分离。英宗被掳，在蒙古人的逼迫下，频频向明朝各地索要财物,甚至要求守军开关相迎，使得明朝官民无可奈何,左右为难。如瓦剌军拥英宗到大同城外，守将郭登闭关不纳，英宗遣人口谕郭登道：“朕与汝有姻亲之谊，为何拒朕如此?”郭登慨然回奏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深恨之。可见，明朝诸臣已陷入忠于君王还是捍卫社稷的困惑之中，郭登刚烈,拒而不纳，其实就是做出了舍君主保江山的选择，这当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英宗还是王朝的皇帝，抗旨不遵、欺君犯上均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另一方面，张太后在得知英宗被俘之后，意识到“神器不可无主”，为了稳定百官情绪及避免发生皇位之争,抢先定议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廊王朱祁钰辅政。朱见深年仅2岁，朱祁钰并无大权在握,指挥调动力不从心，各地守军均处于观望之中，无所适从。而也先挟持英宗四处索要财物后北归，暂事休息，但不久定会卷土重来，如英宗被胁持同征，将会使于谦等人的努力付之东流。北京只能拱手相让。随从英宗的宦官喜宁被俘后，不仅将中原机密军情泄露给也先,而且为也先出计，教其奉英宗至边关,胁迫守将开关,并下诏命总兵官出迎,趁机擒捉，这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据北部中国。也先大喜过望,决定依计而行。

残酷的现实逼迫明朝文武做出明确的抉择，于谦等人审时度势，斟酌利弊，终于在九月初一联合奏请张太后道：“英皇被掳，皇太子年幼，古人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社稷。”主张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张太后应允，于谦等群臣便以太后之命谕告朱祁钰，令登大位。据说，朱祁钰惊慌之下再三谦让，甚至逃回自己的府邸。于谦等文武大臣苦苦恳求，于谦道：“吾等并非出于私心，欲冒拥戴之功,而是为社稷的安危着想。”恰巧此时都指挥岳谦出使而还，口传英宗之旨,因廊王贤明老成，命即皇位以继奉祀。朱祁钰这才答应下来，于九月六日登基,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以次年为景泰元年（1540年），朱祁钰是为景泰皇帝（或称代宗）。

事实证明，于谦等文武百官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景泰帝的及时登基挫败了也先等人的阴谋。十月初一，也先果率瓦剌大军拥挟英宗再临大同城下，谎称奉送上皇返京，令郭登等守将开关迎接。郭登严命军卒戒备，并遣使告也先道：“赖天地宗社之灵的佑护，国家已有帝王矣。”也先不敢强攻,只好绕过大同继续南进。郭登立即派人往北京告急，京师闻讯，全城戒严。朱祁钰一方面下诏令诸位藩王遣兵入京勤王，另一方面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全权负责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也有人不满朱祁钰给予于谦太大的权力，太监兴安辩解道：“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几人!”确实，“土木之变”后，于谦临危受命，日夜操劳，不仅为朱祁钰及朝中文武所依赖，而且对鼓舞京中军民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被于谦弹劾的一些不称职的大臣，自然对于谦非常嫉恨。当朱祁钰与满朝文武商议防御对策之时，于谦又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总兵官石亨建议尽闭京城九门，不出城迎战，藉此来拖垮瓦剌军队。于谦表示反对，认为也先气焰嚣张，如不出战，更使其感到有恃无恐，因此主张明朝守军全部到城外迎敌。这一对策得到了朱祁钰及文武大臣的支持。

根据这一对策，于谦将京城守军二十余万全部列营于京师九门之外，尽闭城门，表示誓死一战，决不后退之意。于谦与石亨等人驻扎于德胜门外，正当兵锋之处。同时下令：“临阵之时，将领先退,斩其将；军卒不听指挥先退，后队斩前队。”身为主帅的于谦全副甲胄，处处身先士卒，亲至阵前，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晓谕三军将士以忠义报国。明朝守军极为振奋，士气高昂，发誓要与瓦剌军死战，与京师共存亡。

就在明朝守军严阵以待之时，瓦剌大军也进逼到北京城外。十月十一日，也先等人挟持英宗登上土城，叛敌宦官喜宁唆使也先令明朝大臣出迎圣驾。景泰帝朱祁钰无奈，派王复、赵荣等人出城朝见。也先嫌这二人官小，要求于谦、石亨、王直等大臣出面，且索要金帛以万万计。景泰帝与一些大臣慑于也先等人的蛮横，有心议和，但于谦坚决反对,誓与之决战。当瓦剌骑兵进攻德胜门时，于谦设伏兵,诱敌深入，然后出其不意，合围痛击，瓦剌军伤亡惨重。其他各处明朝军队也取得了胜利。当瓦剌军士回到土城一带，这一带居民登上屋顶，以瓦片痛击敌军，明朝援军又及时赶到，瓦刺军队被迫后撤。

与此同时、攻打居庸关的瓦剌军队也遭重挫，消息传来，也先惊惶不已。又听到明朝各地援军也将赶到,也先已无心再战，拔营起寨,撤围北遁。明朝的北京保卫战获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奖励于谦、石亨等人的功劳,特封石亨为武清侯,于谦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的失败引发了瓦剌内部固有的矛盾。可汗脱脱不花不满也先的专权。遣使与明朝通好，景泰帝依从大臣之议，厚加赏赐以图离间。也先虽有此败,实力并无大耗,在喜宁的撺掇之下,又向明朝边境发动攻击。没想到在大同,明朝守将郭登出奇计，以800骑大破瓦剌军，以功封定襄侯。身陷敌营的英宗也十分痛恨喜宁诱敌寇边，设计使其至北京索要财物，密信谕边臣擒之,结果，喜宁被诛。从此也先因不明各地军情，不敢轻举妄动。脱脱不花等人与明朝通好后，先后撤回了所部兵马，也先在频频受挫之后，也无心再战，于是开始以归还英宗为条件，与明廷进行和谈。至此，应该说,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上下来不及庆功行赏，就在和议及迎取英宗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起先,也先以英宗为要挟，常以和议为敲诈的方式，明朝君臣多次予以坚决回绝,但这次也先遣使奉书前来议和,显然是有一些诚意,这倒使明朝君臣着实为难。大臣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请还上皇，与我和议，确为转祸为福之机，请应允其请，迎回圣驾。”没想到这一席话正好触痛了景泰帝的心病。“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迎回英宗必然引起皇位之争，景泰帝为英宗之弟,理应让出大位,可这当然是景泰帝极不情愿的事。因此,景泰帝以也先多次借和议相欺诈为由，加以拒绝。可是不久，瓦剌使者又至，王直等人又上奏道：“太上皇蒙尘朔北，理应迎回，莫贻他日之悔。”景帝顿时不悦道：“朕并非贪恋大位，当初是诸位拥戴，固非朕本意。”此言一出，在场的文武百官瞠目结舌,不敢再言语。

显然,景泰帝是将迎英宗回銮与迎英宗复位等同起来,这是最敏感又最棘手的问题，景泰帝是在逼迫群臣对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答复，文武百官自然语塞,不敢妄言。在一片寂静之中，于谦当机立断，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景泰帝闻听此言，喜上心头，不觉和颜悦色地说道：“从汝，从汝。”至此才议定奉迎之事。于谦的抉择无疑是明智而可行的，如果没有明确景泰帝的合法合理地位，片面强调奉迎英宗，必将导致新的皇位之争，以弟让兄，顺情合理，这当然是景泰帝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只顺从景泰帝之意，拒绝奉迎英宗，于情理不合，必遭天下吏民耻笑。故而，于谦首先承认景泰帝的合法地位不可动摇，令景泰帝消除疑虑，同时指出奉迎为情理中事，不得不行，这使得景泰帝也无法拒绝。

于谦的建议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其倾向性也是相当明显的。自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于谦便一直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是敦促景泰帝即位的重要理由，根据这一观点，社稷高于一切，君王可以更改。正是在这一主张的支持下，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保卫北京，彻底粉碎了也先、喜宁等人以英宗为要挟的图谋。在国家危难之时，作出明确的选择，力挽狂澜，使大明王朝逃过了自开国以后最大的一场劫难，于谦居功甚伟，其临危不乱的抉择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导致也先放归英宗的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英宗有望回銮之时也正是于谦等人更为尴尬之日。社稷安然无恙，而君王却只能有一位，于谦毅然选择了景泰帝，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景泰帝联系在一起了。其他文武大臣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在这两难的选择中徘徊。以刚烈著称的于谦自然不会作此妇孺情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鲜明的态度虽然无可厚非,但他本人必须承担由此招来的风险。英宗就对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言一直耿耿于怀。

景泰帝不愿意其兄回归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在廷议完毕之后，还使太监兴安出面声色俱厉地斥责群臣：“公等欲报使塞上，谁能担当此任,难道他想以此成为文天祥与富弼吗?”在场的老臣王直忍无可忍地回答道：“臣等既食国家俸禄，难道能够临难退缩?”兴安这才无话可说。礼科都给事中李实慨然请行，景泰帝下诏升李实为礼部侍郎，与罗绮、马显等人一同前往。但李实拿到景泰帝致也先敕书后，发现其中并无迎取英宗之言。大惊失色，急请入宫求见。途中遇到兴安，兴安斥责道：“你只管奉敕前往，其余事体休得干预!”李实无可奈何，索然而返。

李实等人到达瓦剌大营之后，也先即命前往参见英宗。君臣相见不免感泣不已，尔后，朱祁镇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在此已有一年，为何朝廷不迎我回?”又道：“你们回复当今皇帝并文武群臣，我回去之后，看守祖宗陵寝也可,做一百姓也可。”这表明朱祁镇当时一心只想回到北京。李实见到也先后，也先也讲道：“皇帝敕书中只讲和议,并无奉归太上皇之意。他留在这里,只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也好图一个千载美名。请回去奏知当今皇帝，务差太监及老臣来接。”可见，也先交还朱祁镇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李实自然有苦难言。

在群臣的推动下，景泰帝无奈，又派杨善领衔出使。而这次敕书之中依然没有奉迎英宗之语。杨善见到也先后，也先不免困惑，幸而杨善机智巧辩，他解释道：“吾君乃欲成就阁下之美名。若敕书明载。公等就是无奈迫于君命而为之，如何能显现公等求和的诚心?”也先闻之大喜，同意放归朱祁镇。可见，英宗朱祁镇的回归并非景泰帝之意。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精辟地分析道：“（《明史》）以此归功于（杨）善之辞令，辞令特实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战之君相。戮力之诸将,敌岂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论交涉之标准也!”

英宗回归可谓是历经磨难，不幸之中的万幸。本应该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皆大欢喜之事，但由于景泰帝的度量狭小,猜忌过甚，使明廷迎接太上皇之事一波三折，这必然使落难的朱祁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英宗被瓦剌人放还，其身为太上皇,理应隆重相迎，而景泰帝传旨以“一舆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北京安定门再易法驾。给事中刘福上言此礼太薄，景泰帝回答说：“昨得太上皇书信，要求迎驾礼从简，朕岂能违背其意!”满朝文武吓得不敢出声,恰巧此时千户龚遂荣上书，再请厚待英宗，王直等人将书呈上，再次进言，景泰帝极不高兴地加以拒绝。

英宗朱祁镇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之后，日子并不好过，景泰帝十分担心他争夺皇位，迎回之后，使居南宫，开始了实际上的软禁。景泰帝不许朝臣拜见英宗,也不许英宗与大臣私自往来。在“土木之变”之前,朱祁镇毕竟已做了14年的皇帝，在瓦剌军中只有一年左右的光景，“虎走威犹在”，他对群臣的影响是难以忽视的，景泰帝不得不防。景泰帝的另一桩心事便是英宗长子朱见深犹为皇太子，因而他一心想易储，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贴身太监知道景泰帝之心，便向诸大臣进行试探。恰巧，有一位广西土官因犯杀人罪，害怕朝廷处置，便上书谴责朱祁镇误国，请易东宫以安天下。景泰帝闻之大喜，召集群臣进行商议。在场群臣默不作声之时，太监兴安倡言同意者签名,群臣不敢公开反对，一一签名，名正言顺地立朱见济为太子，原太子改封为沂王。

当时，于谦作为景泰帝仰赖的重臣之一，努力加强京师防御力量,以确保北京的安全。他集中力量改革京营兵制。其中创立的“团营”,是对明朝军事建设的重要贡献。明朝京师守军分为五军、三千、神机等三大营，由于创置年代各异，自成体系，互不相属。于谦在三大营中选出10万精兵，分5营团操，后扩为10营。组织严密，层层节制，10营设一总兵官，直属兵部统辖。于谦的改革大大增强了明军的战斗力。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景泰帝似乎稳坐大明天下了，由“土木之变”引发的困厄似乎也烟消云散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另一场灾难悄然而至。景泰帝四年（1453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皇储之事再次让景泰帝大伤脑筋。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有些不知趣的官员即上疏请求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不由得使景泰帝恼羞成怒，下旨严刑拷讯。另一方面更加强了对南宫朱祁镇的监视与控制。时至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一病不起，东宫太子还未确定，这引起了群臣的焦虑,景泰帝坚持不肯放弃帝位。于谦率文武大臣日日上疏请求尽早决定东官储位，可景泰帝迟迟不予答复，只答应正月十七日上朝时定议。而就在十七日早朝之前，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深居南宫的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下重登皇位，故又称“南宫复辟”。

事前，石亨曾至景泰帝病榻前探视，看到景泰帝并无康复希望，又风闻王直等重臣有复立朱见深之意，便与张杌、杨善及太监曹吉祥等人密议，认为复立东宫不如使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可邀功赏。他们将此议谋于太常卿许彬，许彬深表赞同，并推荐“善奇策”的徐有贞。徐有贞得知此事后，要求石亨等人必先取得朱祁镇本人的同意,至正月十六日，石亨等人又找到徐有贞，告知已得到太上皇的首肯，徐有贞在观看天象之后，决定当夜动手。

景泰帝早已决定十七日上朝，于谦、王直等朝臣也联合写好奏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就在此时，石亨、徐有贞等人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他们率家兵混在守御军士之中,趁暮色进入大内，到南宫门外,门锢不开，便指挥兵丁悬巨木毁墙而入，用辇将朱祁镇抬至东华门,守门者拒而不纳，朱祁镇宣言道：“我太上皇也。”守门者畏惧,开门放行。徐有贞等人进入奉天殿之后，鸣鼓开门。当时，等待早朝的百官正在班房等候，忽闻殿上大乱，震愕不已，徐有贞大声宣布：“太上皇复位矣!”令百官朝贺。朱祁镇也宣谕群臣各就其位如故。徐有贞被命入内阁，参与机务。

“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小试牛刀，杀一儆百，以重现往日的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既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也为了震慑文武百官的不满情绪,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这次“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爆发后倡言迁都的翰林侍讲徐理,这一建议遭到以于谦为首的文武大臣的一致痛斥,并当场被太监金英等赶出朝堂。这莫大的羞辱使得他万分难堪，恼羞成怒,对于谦等人怀有切齿的仇恨。景泰帝对徐理也十分鄙薄，这自然就影响了徐理本人的升迁。一次，徐理极想得到祭酒的官位，景泰帝审阅卷宗时说道：“此人就是那位主议南迁的徐理吗!朕看此人为人奸诈,包藏祸心，以其为祭酒，将败坏诸生的心术。”予以断然拒绝。而当时景泰帝特重于谦，尤其在官员的任免选拔上更是言听计从，徐理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于谦的怨恨与日俱增。尔后，徐理巴结大臣陈循,陈循劝其更名以瞒过景泰帝，徐理便改名为徐有贞，果然瞒过了景泰帝，方得到擢用。“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拿于谦开刀。

“夺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石亨，本是于谦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于谦对其有知遇之恩，按理说，他对于谦应知恩图报，但因于谦性格过于刚直无私，与石亨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如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石亨被封武清侯，总制京师兵马；而于谦居功第一，只是官加少保，由二品进至一品。石亨不免心中有愧,便有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为官，于谦坚决拒绝。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臣子不能顾及私恩。石亨虽位至大将，但没有为国家举荐人才，而单独推荐臣之子，必遭非议。臣对于军功力避侥幸，绝不敢对亲子滥行功赏。”“纵然臣想为子求官，也应亲自向圣上求情，何必假石亨之手。”于谦的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但石亨听后却极为恼怒，因为于谦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在景泰帝面前揭他的老底与不良用心。石亨本人虽为武将，但禀性贪鄙，于谦并非不知，只是国家用人之日，不好求全责备，且于谦素来功过分明，不树私恩。后石亨侄子石彪贪暴不法，于谦上奏弹劾，石彪被斥谪守大同，石亨更加恼怒不已，早欲伺机报复。

于谦忧国忘家，特别是在瓦剌大军南侵之时。常常以朝房为寓舍,不回家休息。他曾与太监曹吉祥等同掌军务要事，明知曹吉祥等在宫中的势力，却丝毫不为所屈，傲骨铮铮,直言不讳，对心术不正之徒多有冲撞。因此,同朝大臣及太监忌恨于谦者并不在少数，曹吉祥与张杌等人都受到过于谦的弹劾，积怨心中已久。“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众矢之的，难逃厄运。于谦忠心报国，以江山社稷为重，也自知积怨甚多，日后必遭小人报复，但依旧以天下为己任，无怨无悔。他常感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语意之悲凉，实令人黯然神伤。

徐有贞等唆使言官弹劾于谦、王文等人，理由是阴谋拥立其他亲王为东宫太子，王文据理力争，辞气俱壮，徐有贞理屈词穷，诡辩道：“虽无显迹，意欲有之。”三法司官员为迎合徐有贞、石亨等新贵，最后竞以“意欲”之罪定刑处斩。面对这莫大的冤枉，王文等人更加愤慨，惟独于谦坦然笑道：“抗辩能得生耶?于事无补，彼等就是欲置我于死地，根本不管事证如何。”卷疏上报英宗，英宗也觉处置太过，说道：“于谦实有大功于国家。”徐有贞迫不及待地上前言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闻听此言，英宗顿时语塞。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英宗的心,这位重新复位的君王登时回想起“土木之变”后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堪回首的日子。同时自然不会忘记于谦那“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英宗没有将由宠任王振而使百姓惨遭涂炭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却把自己所受的磨难归咎于谦。按这种逻辑，身为万乘之尊的朱祁镇马上变得一钱不值,曾一度将他视为无价之宝的也先后来甚至以他为赘物,将其送回以讨好明朝。这种冷落与屈辱在英宗的心中不可抹灭,想起这一切，英宗对于谦的仇视是可想而知的。于谦是不欢迎他朱祁镇做皇帝的，“夺门之变”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如不横下一条心，这皇帝宝座怎么坐得下去呢?于是，英宗杀机顿起,命将于谦等人在东市处斩。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面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与申诉，但他内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英宗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也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在此时抗颜强辩,为于谦鸣不平,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进行追究。因此，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有关皇帝废立的政治问题，拥立并忠于景泰帝的于谦在英宗复位之后，只有死路一条，这恐怕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无奈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徐有贞、石亨等人实为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家,得志之后自然忘乎所以，擅作威福，横行一时。但好景不长，为争权利，互相倾轧,徐有贞被贬流放边地,曹、石等人均因图谋不轨，先后败露而不得善终。同时,也有人开始对不光彩的“夺门之变”作了重新评判。如大臣李贤上言道：“这个事件可以称为‘迎驾’，而不能名为‘夺门’，皇位本是陛下固有,‘夺’就有僭越之意,徐有贞等人侥幸成功，万一事机泄露，石亨等人生死固不足惜,而将置陛下于何地?若景泰帝沉疴不起,群臣必表请圣上复位。石亨等人虽欲升赏,以何为功?社稷老臣不至于被杀戮降黜：石亨等人也无从招权纳贿。国家太平气象，如今被此辈奸人损削过半。”英宗深表赞同，命今后不得用“夺门”之字，罢黜由徐、石等人滥封官位之人，但对昭雪于谦之事，只字不提,可见其内心积怨未消。

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云：“秦桧杀害岳飞，世人都以为是秦桧为遵守与金人达成的协议，然综观事实，并非如此，杀害岳飞乃高宗之意，高宗不愿迎回徽、钦二帝，秦桧知其意也。”这一分析是相当透彻的。同样,明景泰帝不愿英宗回銮,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于谦以江山社稷及黎民百姓为重，拥立新帝，击溃强虏，奇功卓著,但却因此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

应该承认的是，在奉迎英宗的问题上，于谦确实犹豫再三，同样着眼于江山社稷，在选择的天平上，于谦是倾向于景泰帝一边的，他对英宗的昏庸与妄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也就在这一点上,于谦为自己设下了危险的陷阱。在封建王朝中,只有专制帝王对其臣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不存在臣下选择帝王的自由,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于谦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王守仁平定宸濠之叛一代思想巨擘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同时，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赫赫战功。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仕宦生涯却相当坎坷,先是在朝堂之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又被发配到极为荒僻的边地。即使是在战场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依然频频遭到暗算……

第五章

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有一位朝官因上疏救助遭诬陷的同僚，触怒了当朝大太监刘瑾，在殿堂之上受廷杖四十，险些丧命，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站（在今贵州省修义县境内）为驿丞。龙场地处万山环抱之中，荆棘丛生，蛇虺出没，属尚未开垦的原始荒莽之域。当地居民为苗、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言语不通，因而成为一些中原地区流亡人士的藏身之地。贬谪至此，使这位官员绝望到了极点，自作石椁云：“吾惟俟命而已。”他日夜端坐，万念俱弃，以求静一。没想到时间一长，效果极佳，神清气爽，意气焕发，可同行的随从却一一病倒了。于是这位官员亲自动手劈柴做饭，为打破苦闷的气氛，他还歌咏诗句，调唱越曲，逗大家开心。这位官员对哲学思辩兴味浓厚，但对于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极感困惑,难以信从。深山僻壤的打坐给了他认真思索的机会。一天深夜，他在苦思冥想之中顿悟，大叫道：“道即在此矣!”这位官员就是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龙场驿站的“顿悟”是其哲学自成体系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因其曾筑室于阳明山中读书,学者又尊称为“阳明先生”。研究者们将其定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在当时是对占学术界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之一大反动,它的产生与明代中叶政治黑暗、危机四伏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大兴“文字狱”,加强对天下士人的思想钳制，特别重视对程朱理学的宣扬。明人陈鼎云：“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所谓“濂洛关闽之学”,即指宋代大哲学家朱熹等人的哲学体系。从此，程朱理学成为明代的官方哲学，在明代前期，哲学论坛成为程朱之学的一统天下。当时的理学家们将朱熹等人的著作奉为至高无上的教条,顶礼膜拜,不敢有半点的改易。他们的弟子更是“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形成循规蹈矩、墨守陈腐的学术氛围。

与这种思想领域僵化浑沌、令人窒息的状况相对应,明代中期在“弘治中兴”后，由政治腐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明孝宗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声誉颇佳的一位帝王,他在位18年,史称“弘治中兴”。他比较有效地遏制了正统、成化以来宦官权力膨胀的势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明显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大明王朝在开国百余年后出现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安定局面。这种政绩的取得实属不易。明孝宗由此赢得了诸多赞誉之词，后人甚至将他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故，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他就是明武宗。因年号为正德，故又称为正德皇帝。这位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乃父相比，有霄壤之别。他不仅将孝宗时期种种兴革的举措废止殆尽，而且醉心逸乐，不理朝政，宦官专权成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之势。当时京师民谣云：“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坐皇帝即为高坐于金銮殿上的明武宗，而立皇帝就是指当朝大太监刘瑾。武宗即位不久，深受宠信的刘瑾即驱走朝中老臣，开始独揽大权，威福任情。朝中大臣惧怕他的权势，谒见时相率跪拜。刘瑾操纵的特务组织“厂卫”人员更是骄横跋扈，妄行无忌。另外，刘瑾还利用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天下黎民怨气冲天，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性农民暴动接连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内讧局面。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稍为清醒的士大夫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忧虑之中，内心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殚精竭虑地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出路，王守仁就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

王守仁曾惊叹道：“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显然，他把当时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比喻为行将就木、病入膏肓之人。他认为，王朝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天下士风的萎靡不振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浑浑噩噩。他明确指出：“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那些日日空谈程朱之学的士大夫其实并不了解学术之真谛,因此欲求天下之治，必先在思想领域上正本清源,抛开陈腐的程朱之学,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的崭新之思想体系。为此，王守仁进行了成功的探索，“阳明心学”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针对朱熹有关“天理”亘古不变的观点，王守仁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他主张万物之理与吾心具有同一性,不可截然分开。研究者常常根据这些言论，轻易地将他的主张划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这不免过于简单化了。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天理”并非单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更主要的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为核心，即所谓“礼字即理字”。“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人人恪守封建道德伦常，不能以己意去辨别与认识。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理”,就是将“心”即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加以强调。任何理念必须由人主观去思考探索，才能真正被理解与接受,没有经过主观认知的“天理”只是僵死而空洞之物。这种“心”与“理”不可分割的观点可谓当头棒喝,对瓦解程朱理论体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各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上，于是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他解释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这乍一听起来，似乎有浓厚的先验主义的味道，其实这种观点，首先是承认了个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且具备评判分析、独立掌握“天理”的主观条件,有了这一主观条件，便可以掌握与拥有“天理”。王守仁进一步阐述：“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可见,王守仁“心学”创立的本身就是建立在对程朱理学的否认之上，强调在对“天理”的认识与掌握上人人平等，这无疑是一缕振奋人心的解放思想的春风，因而引起当时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其影响极为深远，王守仁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明代中期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评价道：“正（德）、嘉（靖）以后，天下尊王子（即王守仁）也，甚于尊孔子。”

王守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行合一”的学说。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后世士大夫阶层却逐渐形成知而不行的风气，这在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具有代表性。王守仁曾批评道：“近世学者将‘认知’与‘行事’分成两码事，强调必须首先弄清欲行之事，然后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导致终生一事不行。”“学者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而牵制纠缠于言语的论辩之间,只能走向空洞虚无的迷途。”因此,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呼吁他的“同志”着手解决面前的社会问题。这才是王守仁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落脚点。

王守仁坦言,自己的学说是经过“千辛万苦”才获得的。这说明王守仁在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社会政治活动。正如龙场驿站的“顿悟”,正是发生在他人生最为困苦的时候,他在哲学思辩上的进展与其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王守仁，少有奇志。15岁便独自出游天下雄关——居庸关与山海关，纵观天下名山大川。在刻苦攻读之余，尤喜论兵，练得一手好箭法。王守仁自幼对哲学思辩情有独钟，年仅17岁便前往上饶拜会著名学者娄谅，讨论朱熹“格物致知”之学。后从九华山游览归来,筑室于阳明山中，苦苦思考，数年一无所得。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当时正值弘治晚期，春风得意的王守仁勤勉工作，试图施展自己宏大的抱负。但好景不长，明武宗登基后，局势急转直下，朝政顿时陷入纷扰混乱的泥沼之中。大太监刘瑾专权跋扈，肆意妄为。亲眼目睹国家由治而乱，在京做官的王守仁内心愤懑异常,终于在忍无可忍之时，为遭陷害的官员仗义执言。刘瑾极为恼怒，在朝堂之上对王守仁笞以重杖。王守仁被打得皮开肉绽，濒死而复苏，侥幸保住一条性命。据说，王守仁在被贬出京后，刘瑾还派人一路追杀。王守仁伪装投水自尽才瞒天过海，逃出虎口。最后,他因担心连累亲族。才来到龙场驿站。在这里，王守仁于极度苦闷之中顿悟到“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道理，从此摆脱了正统思想的束缚,在程朱理学之外另辟蹊径。而龙场驿站之行也是王守仁政治活动的转折点。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处死，附逆的官员受到惩办，王守仁重见天日。朝政虽有所好转，但千疮百孔的破败局面丝毫不容乐观。长期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与横征暴敛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人人思乱”的动荡局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僚统治集团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常常将王守仁作为士人创立功业的典范，吹嘘他的“八大事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事功”多数与镇压农民起义相联系,王守仁也因此有“封建朝廷的忠实走卒”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嫌疑。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对这些所谓“事功”也没有称颂的必要。惟有一件“事功”属于例外,,这一事件与王守仁的一生荣辱密切相关,这就是“平定宸濠之叛”。

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曾孙，朱权的封地原在大宁，“靖难之役”后徙封南昌,至天顺年间因“不法”之事革去护卫,改为南昌左卫。朱宸濠于弘治十年（1497年）继承宁王位。当时明武宗游幸无度，太监刘瑾专权,且世宗无太子，朝野人士危惧不安。朱宸濠感到时机千载难逢，开始暗中活动。他遣太监梁安送刘瑾金银两万，刘瑾便于正德二年（1507年）矫诏恢复宁王的护卫屯田之特权。刘瑾被诛没之后,朱宸濠的护卫又被革除,但其觊觎皇位的野心却变得愈来愈急切了。为了重新得到护卫及屯田之权，朱宸濠用大量金银贿赂明武宗宠幸的伶人臧贤及左右近侍，同时得到了京中诸权要的暗中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其反叛之心更加坚定，但因考虑到其子有望入嗣东宫，成为武宗的太子，因此一直蓄而未发。

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由于近侍之间的内讧，武宗对朱宸濠的行为有所警觉,再加上许多大臣上书揭露其欺君不法的罪行，武宗决定重新收回宁王的护卫及屯田。朱宸濠闻讯，立即发动了叛乱。他先后诛杀了多名不从的江西地方官，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然后从南昌起兵，攻陷九江、南康等地，号称“大军十万”，一时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巡抚南赣的王守仁对朱宸濠的叛逆之心早有觉察。叛乱爆发时,正巧王守仁前往福建地区处理卫所军人作乱事件。幸得有这次公务出行，王守仁才躲过了一场灾难。因为朱宸濠叛乱后，大多数江西省地方官均被捕遇害。在福建事态平息之后，王守仁在返回南昌途中得知叛乱之事,便乔装改扮奔至吉安调动指挥。

王守仁事先已有朝廷调兵敕书在手,故有权传檄四方郡县，速集兵粮，参与平叛。在诸部兵马到来之后，王守仁便召集众将，商议迎敌之策。他说：“兵家之道，急冲其兵锋所在，或攻其有备之地,均非上策。我军故意显出坚守不出之势，叛军必将出击，我军便可尾随其后，伺机进攻。我们应首先收复南昌，捣毁其巢穴。等他们回师救援之时，即可拦截邀击之，这才是制敌全胜之策!”王守仁的计策得到众将的同声赞同。果然，朱宸濠派暗探来侦察，王守仁坚守不出。

至七月初一，朱宸濠再也按捺不住，率大军离开南昌出鄱阳,顺长江而下，声言欲直取南京。到达安庆后，知府张文锦等人誓死不降，奋力守城，朱宸濠用尽攻城之术，仍无法攻克。王守仁得知朱宸濠离开南昌后，便急命诸军会合，进攻南昌。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各攻一门。事先侦知朱宸濠设伏兵于城外，与城内相策应,王守仁即先遣一支人马，深夜出击袭破之。同时密派人人城晓谕百姓,闭门自守,勿助叛军，勿私自逃离。众军准时到达城下后，王守仁即下严令：“一鼓附城，再鼓登,二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与朝廷军队相反，南昌守军闻风倒戈,有的城门甚至没有关闭，王守仁率军很快占领了全城。

朱宸濠久攻安庆不下，气急败坏，突然听到王守仁已攻下南昌，大为惊恐。谋士李士实等人劝其千万不可回师，应离开安庆，直攻南京，如能在南京即位，江西自会归服。可是朱宸濠忧心如焚，执意不从,命撤安庆之围,以大军回救南昌。

消息传来，王守仁又召集众将商议。有人建议：鉴于朱宸濠兵马强盛，我援军未至，难与其相对抗，不如坚守不出，以待四方之援，叛军久攻不下，必然不战自溃。王守仁以为不然。他说：“朱宸濠虽然兵势强盛，但所至之处烧杀掳掠，并未逢大敌与之鏖战。朱宸濠鼓动士气，必以即大位后富贵荣华相许，现在进取无门，老巢又倾覆，众心离异，沮丧而归。我军乘胜击之，定获全胜。”当天，又有抚州知府率兵马来援。王守仁犒赏三军，准备与叛军决一雌雄。

当得知叛军已经进至南昌附近，王守仁开始排兵布阵，将全军分成几支人马，两路分先后与叛军对阵，两路分左右从两翼出击，还遣一支兵马绕至敌军背后。七月二十四日，叛军进至黄家渡一带，气焰熏天，鼓噪而行。王守仁部下正面两支兵马佯装退却，叛军以为有机可乘，争先恐后向前猛冲，军阵大乱，前后队伍互不相接。官军绕至敌后的兵马开始发起攻击，敌军仓皇四散，官军各队军士联合反击。叛军四面楚歌，无心恋战，只顾各自逃命。官军擒斩两千余人，叛军溺水死者数以万计。朱宸濠败走之后，召集残兵败将,试图卷土重来。

王守仁所率兵力有限，无法发动较大规模的反击，只好等待各处援军。而九江、南康两处交通重镇被叛军所占，援军很难进入南昌一带，王守仁便分出兵力，进攻九江、南康。与此同时，朱宸濠决心背水一战，大赏将士，并集中九江、南康的兵马全力攻击南昌。结果，官军与之接战，死伤数百人，形势十分危急。官军前锋主将伍文定急斩退却的士兵,身立火炮间，火燃其须而不移足，官军士气振奋，大炮轰至朱宸濠的坐舟,叛军再次溃退。为了挽回败局，叛军将江上舟船连成方阵，准备合力抵抗。伍文定见此情形，便准备进行火攻。官军成四合之势，约定在火起之时,全线出击。正当朱宸濠取出全数金银财货犒赏军士,并准备斩杀临阵畏避的兵将之时,官军从四面杀来，以小舟载薪,乘风纵火，火光熊熊，叛军争相逃命。朱宸濠见大势已去，与诸妃嫔诀别，妃嫔皆赴水而死。朱宸濠及其绝大多数官员束手就擒。

官军乘胜进击，积极扩大战果，歼灭了四散奔逃的残兵败将。继而收复了九江与南康，王守仁率领的官军大获全胜，战绩辉煌。当将士把载有朱宸濠的囚车送人南昌之时，全城军民围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当朱宸濠见到王守仁后,在槛车中大呼：“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之兵,请降为庶民可乎?”王守仁朗声回答道：“有国法在!”

就在王守仁率领将士与叛军浴血奋战之时,明武宗却在兴奋异常地做着南下巡游的准备。刘瑾丧败后,这位醉心逸乐的正德皇帝并没有半点收敛与振作之意，依然对朝政不闻不问。在近臣江彬等人的诱唆下，武宗甚至离开北京，四处巡游，追求刺激。所到之处，搞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在北方玩腻之后，武宗欲南下游历，文武百官冒死进谏，使武宗大为扫兴，不得不稍作收敛，南下之事暂时搁浅。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武宗丝毫无愤慨之意,反而十分高兴，认为南下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为了减轻朝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把几位与朱宸濠勾结的官员绳之以法，然后就兴致勃勃地与左右近臣筹划南下亲征。左右亲信武将纷纷献计献策，武宗更是急不可待,于七月十三日下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叛贼”。其实，这个“朱寿”不是别人，就是武宗本人。为了阻挠文武官员的劝谏，他还明令对“犯颜上奏者”处以极刑。八月二十二日，正式从北京出发。

令武宗兴味索然的是，远征大军刚到河北涿州的良乡，王守仁平定叛乱的捷报就送到了，王守仁为防止朱宸濠余党作最后挣扎，还准备亲自押送俘虏到京城。事已至此，武宗仍然不肯罢休，他一方面将王守仁的奏疏压下，秘而不宣，另一方面急令王守仁按兵不动，等待迎接圣驾。“将军决胜岂只在疆场”。王守仁在朱宸濠叛乱初起，形势万分危急之时，沉静自若，料事如神。充分表现出智勇双全的儒将风范。仅仅用三十余天，就平定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但是，在胜利之余，他需要应付的是更为棘手的问题。武宗及其宠臣并不需要他与众位将士用鲜血换来的胜利,在战场上大获全胜的王守仁反而更感到处境尴尬，步履维艰。

在南下途中,武宗及佞臣们荒淫无耻的情态真可谓暴露无遗。好色的武宗南征之时也割舍不下宠爱的刘美人，临行之时，武宗先将刘美人移居通州，并答应不久来接她。临行之时，情意绵绵的刘美人脱下一簪为信物，令使者日后凭此簪来迎。没想到，武宗纵马驰骋之时，将此簪失落,不禁大惊失色,忙命左右近臣刮地三尺，寻找玉簪。左右随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看到玉簪的踪影，武宗气急败坏，失魂落魄。到达山东临清后,无可奈何之余命人持圣旨去迎刘美人。刘美人见来人没有信物为凭，执意不肯从行。当使者空手返回后，谁也没有料到，武宗这位“多情种子”，因思念美人心切，竟然单身一人出军营，或乘舟，或骑马，昼夜兼行，赶回通州迎接刘美人。左右侍臣发现皇帝失踪时，追赶不及。在武宗携带刘美人返回途中，巧遇湖广参议林文缵之舟，见其一妾容貌出众，竟然不舍，携之同行。武宗迎取刘美人的这一趟奔波，前后费时一个多月，故此，武宗一行直到十二月，才到达南京。

除了放浪形骸的天子外，周围的近臣也整日想出各种花样供武宗逸乐，乘机操纵朝中大权。他们一方面对王守仁的功绩妒嫉不已，千方百计贬斥压抑：另一方面因或多或少地都与朱宸濠有牵连，受过贿赂，害怕王守仁平叛后抓到证据，再加上王守仁在朱宸濠反叛后，曾上疏请求武宗诛除奸佞，江彬、张忠等人更是恨之入骨。因而想先发制人，便捏造谣言,胡说什么“王守仁早已与朱宸濠勾结,最后虑事不成才起兵平叛”云云。武宗频有耳闻，心中不免生疑。张忠、江彬等人为讨好献媚,竟无事生非地提出让王守仁将朱宸濠等叛军纵于鄱阳湖中，待武宗亲自率军擒拿。这可正中武宗下怀，立刻应允，并派张忠、许泰等人先率禁军进入江西，从王守仁手中接管叛俘。

张忠等人的这一招确实十分毒辣而阴险,如依此计而行，他们不仅可以全部抹杀王守仁等众位将士的功劳，同时也可能将武宗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王守仁更是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王守仁乘他们未至之时，抢先上疏请求让自己至京师献俘，请武宗停止南征。这更引起了武宗的怀疑，当然置之不理，继续南下。当时提督军务太监张永驻守杭州，与张忠等人相比,张永因与杨一清等人合谋铲除十恶不赦的刘瑾，赢得天下官民的好感。为了不让张忠、江彬等人的阴谋得逞，王守仁赶到杭州，当面盛赞张永之贤德，同时为其陈述利害。他说：“江西百姓久罹朱宸濠等叛党荼毒，今又经大乱，再加上亢旱无雨，军中粮饷督促又急，可谓困苦已极，如不及时救济，必群聚为党，占山谷为盗。如今叛乱虽定，仍有土崩互解之势，即使遣朝廷大军前往,但要翦除，谈何容易!”王守仁之意在于劝阻武宗南下至江西，苦虐当地疲惫已极的百姓。张永听后深表赞同，并吐露苦衷道：“我此次南下，就是因奸佞之徒随帝左右，只能暗中调护，并不为夺功而来。只是当今圣上顺其意尚可进言，若逆其意，更激怒奸佞人等，恐根本无济于事，公有大功于国，亦无法直接向皇帝请功。”态度相当诚恳，王守仁认定他与张忠等人确非同党，便将朱宸濠等俘虏转交给他，然后起程返回江西。

武宗到达南京后，日日携刘美人观赏湖光山色，兴味浓郁，乐不思归。张忠等人回到南京后，千方百计诋毁王守仁，幸好有张永在武宗身边讲述守仁之忠心。此前，张忠等人经常矫诏急召王守仁进见圣驾，王守仁料定为彼等之诡计，故常托故不行。张忠等便对武宗言王守仁不忠，劝武宗下诏以试之。张永急派手下抢先通知王守仁。等皇帝使者至，王守仁吐哺而行，张忠、许泰等见王守仁来到，尴尬不已，竟气急败坏地阻止武宗与王守仁相见。王守仁并不介意,脱去官服，“纶巾野服”入游九华山。日日在道观之中与道士清谈玄理。洒脱飘逸，颇有忘俗之意。碰巧被入山游玩的武宗窥见，因而对张忠等人对王守仁的诬陷有些反感，对左右随从道：“王守仁参禅学道，高人雅意，闻召即至，焉有反意!”立即召见守仁，令其回镇南昌，并重上捷书。

王守仁似乎明白了武宗的用意,在重新拟定的奏捷书中，王守仁开篇便道：“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这无疑是将平定叛乱的成绩首先归功于武宗的韬略,同时把武宗宠幸的近臣均写进了功臣簿之中。王守仁的这份大有虚假内容的捷书倒真使武宗满心欢喜，张忠、许泰等人也无话可说。意犹未尽的武宗又上演了一场闹剧，他与诸位近臣都着戎装，带领京师禁军。出城数十里，四军围成一个广场。他命将朱宸濠等俘虏解去枷锁,置于广场的一角。然后武宗若有其事地鸣金击鼓，向束手待毙的朱宸濠等人发起进攻。不费吹灰之力抓住朱宸濠后，重新捆绑起来，打入囚车。诸位佞臣纷纷吹捧献媚。武宗以此将平定朱宸濠的功绩全部揽到了自己身上,然后得意洋洋地下令班师回朝。武宗这场闹剧发生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闰八月，此时距离王守仁平定叛乱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班师途中,明武宗乐极生悲。在捕鱼为戏时，舟覆落水，从此染疾在身。

十二月回到北京后，武宗又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此举轰动了整个京城。武宗本人立于正阳门下，一身披挂，金戈铁马，威风凛凛，好不得意。但这等光景对于逸乐过度、染疾在身的武宗来说，恐怕只是回光返照了。没过两天，武宗在南郊进行祭祀活动时，内疾发作,呕血不止。众位御医使尽各种方法，却无力回天。次年二三月，终告不治而崩,年仅31岁。武宗在途经通州时，将朱宸濠处死，焚尸扬灰，而自己却在仅仅3个月后也撒手归西。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结局恐怕是王守仁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也许无法体会到这位哲人内心的复杂感受。他与全体将士的浴血奋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平定一起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但对这位昏庸的帝王却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反叛的朱宸濠似乎显得更加高明，他对武宗的声讨与剖析可以说是句句属实，他起兵征讨这位不称职的君主并不是毫无道理。而王守仁不仅对武宗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反而心甘情愿地充当走卒，奔波效劳，呕心沥血。其结果却是功高不赏，谗言四起，自身难保。

世宗即位之初，锐意求治，对战功赫赫、声望颇高的王守仁准备予以封赏及重用。然而，却遭到了朝中大臣的阻挠。兵部尚书王琼对王守仁极为赏识，大力提携，王守仁也对王琼感恩戴德。然而，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王琼不睦，对王守仁极为不悦。其他一些大臣对王守仁的名望与功绩也嫉恨不已。故此，世宗仅拜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这实为一个无足轻重的闲职。于是，王守仁借口归乡省亲，不赴新职。后来,朝廷论功封王守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1000石”，这大概是明朝文臣以战功得到的最高封赏。不过,这种封赏有名无实,没有照例赐予不死铁券，亦不实发岁禄。当时与王守仁并肩作战的官员中，只有吉安知府伍文定升至大官，受上赏，其余的大都也明升暗降,遭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当时王守仁正在家乡守丧，此情此景令他异常愤懑，频频上疏请求辞去爵位，重赏其他功臣。但这些奏疏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丧假期满，朝廷也不召守仁入京，他实际上成为空有爵位、无事可做的闲居之人。王守仁遂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讲学与著述之中，这段时间也是他在学术上颇有创获的时期，“阳明心学”体系趋于成熟，影响愈来愈广泛。显然，政治上的失意成为了学术造诣精进的巨大动力。

嘉靖六年（1527年），广西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部族武装暴动，官军前往镇压,屡屡败绩，这促使朝中掌权者想起了能干的王守仁。于是世宗下诏令他以原官兼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兼巡抚。王守仁奉命起程赶至广西后,在处置方略上与内阁大臣发生分歧。内阁主用兵，守仁主招抚。世宗对此则模棱两可。王守仁以较少的兵力很快平息了事端，并扬言撤兵,暗中向大藤峡地区进军。大藤峡为大批瑶、壮族人民聚集地区,当地百姓为摆脱明朝官府的压迫而进行武装反抗,坚持斗争长达数十年。王守仁发起突然袭击，起义民众猝不及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王守仁即命官军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尸横遍野，腥臭熏天。王守仁立即向世宗上疏奏捷。世宗得知消息自然大为高兴，传令内阁诸臣讨论如何封赏王守仁。首辅杨一清本与王守仁过从甚密，但因王氏门人上疏诋毁杨一清，有意让王守仁进入内阁，杨一清自然怀恨在心，因而在世宗询问时缄口不言。阁臣桂萼则因在镇压方略上与王守仁意见不和，又眼红王守仁的战绩，不仅不称王氏之功，反而抨击王守仁征剿不力，擅自行动。就这样，对王守仁的封赏又一次不了了之。

在完成这一“事功”后,王守仁身染沉疴，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王守仁似乎用自己的行动表现了对朝廷的绝望与抗议。他上疏请求退休，并在没有得到朝廷答复的情况下，自做主张离开驻地，踏上归乡之路。刚行至江西南安时,王守仁便含恨离开了人世，终年57岁。王守仁死后,朝中大臣并没有放过他。桂萼上疏弹劾他擅离职守，世宗震怒,令阁臣提出处罚方案。桂萼等人便毫不客气地对王守仁的一生进行了全盘否定。桂萼指出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标新立异，贬抑朱熹之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传习转讹，背谬弥甚”。鉴于王守仁还有一些功劳，桂萼等人建议“从轻”处置，“追夺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对此，世宗表示完全赞同。

平心而论，王守仁，一位进士出身的文官，为明王朝社稷的安危，投身于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为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可以说是“忠心可鉴”，“劳苦功高”，但他却以抱憾终身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战场上号称“神算”的王守仁之所以无力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显然与他本人的思想与行动的严重矛盾分不开。王阳明有句名言：“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吾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如此振聋发聩的宣言代表了王守仁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大胆怀疑、勇于批判的叛逆精神，这种叛逆的精神正是王守仁能够在哲学思想上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关键所在。然而我们看到，王守仁在现实政治中的态度却是相当保守的。当年因反对刘瑾而被远谪龙场驿,王守仁从这一痛苦的经历中充分汲取了教训。重返政界的他变得精明圆熟有余。而果敢认真不足,他在复杂的官场上注重策略，巧妙周旋。他不再对时政发表措词激烈的抨击，只是力求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他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心中不免充满焦虑，但却不愿也无力触及造成这种危机与冲突的根本症结。

作为一个抱负远大的学者，王守仁不愿放弃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殚精竭虑地为拯救社会危机而操劳。他也是一位功名心极重的传统士大夫，令执政者惊恐不安的农民武装暴动,却为王守仁提供了施展自己才能的绝好机会。在这些征战中，他的确表现出相当出色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应付各类事变中显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但限于政治上的保守态度,王守仁将毕生的精力都致力于为大明帝国——这座千疮百孔的大厦的修补漏洞的工作,所以其结果只能是补了东墙西墙倒,顾此失彼,最后魂断异乡亦难逃倾轧。

王守仁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极高的声誉，甚至得到了与圣人相埒的尊崇，这在明代历史上是罕见的。然而，深孚众望的王守仁却不懂得韬光养晦，四处兴建书院，广收门人，特喜讲学。再加上他那尽人皆知的“赫赫战功”,似乎在他头上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这就引起了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集团的嫉妒与敌视，从而使王守仁在政坛上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这一点，连他本人也十分清楚。他曾与友人讲到自己“身罹谗构，危疑汹汹，不保朝夕”的凄苦处境。最后，王守仁抱憾而去,他奔波辛苦的一生能挽救明王朝日趋衰弊的历史命运吗?他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他本人及大明王朝又带来了什么呢?厂卫制度明代特务统治可谓臭名昭著，其机构便是令人闻之变的“厂卫”。它犹如附着在大明王朝肌体上的一个可怕的毒瘤,拼命吞噬着健康的细胞。明王朝由此病入膏肓，不可救药。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喜欢与左右近臣谈论古今君王待臣之道，太史令刘基（伯温）上言道：上古时期，公卿大夫触犯刑律，君主只是赐予他宝剑，劝其闭门自裁，未曾轻易加以污辱。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尊严。侍读学士詹同也将《大戴礼记》与西汉名臣贾谊论君臣之道的奏疏进呈朱元璋，并委婉进言道：古时“刑不上大夫”，并不是说士大夫有罪不罚，而是不欲折辱士大夫，以激励民间养成行己有耻的风气，惟有如此，方能显出君王宽宏大度的恩德。对此，朱元璋深表赞同。

刘基、詹同等人的进谏并非无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出身游方僧的朱元璋在登基之后,一些处罚方式让众多士大夫出身的大臣感到难以接受。如朱元璋在刑法上的一个重要发明就是所谓的“廷杖”，即在朝堂之上杖责触犯龙颜的大臣。试想，在庄严的廷殿之上，众目睽睽之下，裸露肌肤承受武士们的杖责，该是何等屈辱难堪的情形!这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国士大夫而言,比下地狱更加痛苦。皮肉之苦事小，而为人为臣的尊严却已丧失殆尽了!这种“廷杖”的惩罚，连公侯、权臣也在所难免。有明一代,许多显赫一时的大臣悲惨地死于杖笞之下。

与“廷杖”相比,朱元璋的另一项发明更是让朝野上下闻之毛骨悚然，这便是“锦衣卫”，亦即秘密特务组织及刑狱机构。朱元璋生性多疑，在贵为人主之后更是缺乏安全感，生怕臣下对自己不忠，更担心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与荣华富贵会化为乌有，因而他时时处处充满戒备之心，对臣下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他不仅要求大臣们当面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忠心不贰，就是回府之后的言行也要在他的监视与掌握之中。为此，朱元璋煞费苦心，派出密探四处巡视，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向他汇报各位大臣的动向。

《水东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典型地反映出朱元璋手下密探的厉害：大臣钱宰受命编纂《孟子节文》，连日劳作，自感非常疲倦，一日散朝回到家后诗兴突发，成诗一首云：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

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

这本是一篇信笔之作，诗成之后，钱宰也就宽衣歇息了。没想到第二日上早朝时，朱元璋一见钱宰就笑着说：“昨天爱卿作了一首好诗啊，可是寡人没有嫌你上朝‘迟’呀，是不是用‘忧’字更好一些呢?”这一番话说得钱宰心惊肉跳，连忙磕头谢罪，心中暗自庆幸：多亏昨日还没有胡言乱语，否则今天此头就难保了。

朱元璋如果仅仅派亲信四处刺探臣下的隐私，显然还不足以对朝野构成严重威慑。起初,朱元璋任用的亲信密探名日“检校”，任务是专门负责侦察探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之事，及风闻之事，事无大小,全部上奏。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著名的皇家特务衙门——锦衣卫正式挂牌。

所谓“卫”者,皇帝亲军之谓也,但锦衣卫的使命主要不在于保护皇帝的人身安全，而是专掌不法风闻之事。锦衣卫的最大头目为指挥使,官居正三品，佐官有同知、佥事、镇抚、千户等，部属有将军、力士、校尉。锦衣卫下设经历司与镇抚司，经历司主管文卷出入，而镇抚司为其核心部分,职理狱讼，后分南北司，北司专理刑狱。锦衣卫最厉害之处并不在于他们可以直接向皇帝汇报，而在于他们拥有独立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说，他们在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同时，可以在朝廷“三法司”之外，自设公堂，有权拘留与审讯疑犯，号称“诏狱”，即皇家自设监狱。

上有所好，下必承风。锦衣卫的设立，为愿意充当御用爪牙的臣子提供了用武之地。不少人因此而受到朱元璋的宠任，如高见贤、夏煜、杨宪和凌悦均以“伺察搏击”驰名一时,就连功高盖世的公侯都惧之三分。而他们却博得了朱元璋的欢心，朱元璋曾得意洋洋地说：“惟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这一比喻是十分贴切的，为了保住朱氏社稷,朱元璋可谓煞费苦心,不惜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用邪恶的方式来遏制群臣。事实证明，锦衣卫确为朱元璋铲除异己、大肆屠戮的得力帮凶。朱元璋大杀功臣,罗织大狱，绝大多数都是锦衣卫的干将承旨而为。朱元璋设立锦衣卫，是为了监视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皇帝本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去认真审理锦衣卫吏员所告发的每一件案情,因而定罪与量刑就完全掌握在锦衣卫官吏之手。朱元璋特别喜欢使用酷刑,锦衣卫官吏在实际运用中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重刑之下，求死不得，焉能不诬?因此,酷刑就成为这些皇家特工发泄淫威、任意胡为的工具。锦衣卫校尉力士名为“缇骑”，都是“都中大豪，善把持长短，多布耳目，所睚眦无不立碎”。他们鲜衣怒马，横行无忌。后世人称：“幽絷惨酷，害无甚于此者”，也就是明代刑法系统中危害最烈的一部分。

首先,锦衣卫的设立本身就是对明代司法监察系统的一大破坏。明代司法系统承继前代，号称“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掌管天下一切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都察院负责纠察百官治案，大理寺对具体案件审理结果进行驳正。朱元璋即位后,对天下案件的审理工作极为关心。并声称为了防止办案官吏有任意构陷罪名、严刑逼供诬陷的情况出现，特别规定凡有重大案件，必须由他本人当面审讯。因此，朱元璋在位期间,绝大多数重要案件都由他本人来亲审,“三法司”并无权干预，这无形中就是对“三法司”权力的一种剥夺与削弱。而朱元璋本人不可能亲自处理各个案件始末,故此一切事务均落在锦衣卫官吏的手中。这样，从案件的揭发到审理的全过程，三法司往往被搁置一边,而由锦衣卫来掌握。

其次,锦衣卫直接受命于皇帝,其他官员无权干涉他们的所作所为。因此,锦衣卫事实上就有了一把至高无上的保护伞,其飞扬跋扈的程度甚至可以不把“三法司”放在眼里。但为了遮蔽天下人的视听,锦衣卫往往将审理好的结果交给刑部。因此，在当时人眼中，锦衣卫及“诏狱”成为最高的刑法审理机构，“法司可以空曹,刑官为冗员矣”!“三法司”的职能与权力为皇帝及锦衣卫所剥夺,实际上导致了法制系统的破坏，朝廷法权竟成为锦衣卫官吏胡作非为的工具。至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非法凌虐，诛杀为多”，朱元璋明确地禁止了“诏狱”,也就是将王朝司法权重新还给“三法司”。然而,朱元璋这些亡羊补牢的举措并没有就此使“诏狱”寿终正寝,后世的皇帝根据自己的需要，使锦衣卫及“诏狱”的祸害愈演愈烈，成为明代臭名昭著的弊政之一。

永乐帝朱棣在位时期是明代厂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宦官执掌厂卫机构的开始。朱元璋死后。由于皇太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去世，便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史称“建文帝”。身为皇叔的燕王朱棣对皇位垂涎已久，借“清君侧”之名，起兵反叛，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结果，朱棣在皇位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不过，许多忠于建文帝的大臣对朱棣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朱棣为压制官民的不满情绪，震慑那些二三其意的大臣，全面恢复了锦衣卫的权力，也就是重新设置了“诏狱”。此前明太祖朱元璋废除“诏狱”后，锦衣卫的地位大大下降，不再参与刑法之事，与其他皇帝亲军一般无二了。朱棣则将亲信纪纲提升为都指挥佥事，治锦衣亲兵，“复典治诏狱”。纪纲从此大权在握,开始了构陷凌虐的生涯，锦衣卫的祸害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纪纲为朱棣手下得意的“恶犬”，禀承朱棣之意旨，对朱棣所痛恨的太监与武将进行残酷迫害，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锦衣卫实际上成为朱棣诛除异己、纪纲聚敛财富的绝好工具，完全凌驾于刑部等司法机构之上。

凭借锦衣卫的特权，纪纲的胆大妄为，有时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如他受命前去籍没原晋王和吴王的家产，不仅将大批财宝掠为己有,而且穿上搜获的王服、王冠，在王府中大摆酒宴，命优伶歌舞献艺，“奉觞称万岁”，俨然以帝王自居。一次，纪纲欲买一年轻貌美的女道士为妾,没想到都督薛禄抢先一步,这使得不可一世的纪纲大为光火,发誓要报复以雪其辱。一日,在皇宫之内遇到薛禄。纪纲突然用铁瓜击其后脑，薛禄顿时血流满面，险些丧命。都指挥哑失帖木不满纪纲的胡作非为，一次在大街之上正巧与横冲直撞的纪纲一行相遇,他拒不让道,这令纪纲怀恨在心。其后诬陷哑失帖木冒领功赏，下狱棰杀之。

纪纲在朱棣的支持下，肆意构陷，横行无忌，已为天下人所痛恨，朱棣本人并不是不清楚，但朱棣也同其父朱元璋一样，就是想凭借这些“恶犬”来达到压制天下不满情绪的目的。当这一目标基本达到后，纪刚的存在就无足轻重了。其时，内宫有太监对纪纲早有夙怨，伺机向朱棣密告纪纲有“谋反”之心，对纪纲有所厌恶的朱棣不禁大怒，命御史当廷弹劾，立下都察院审讯，结果证据确凿，当天就将纪纲处以磔刑，恶贯满盈的纪纲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纪纲的出现，完全是朱棣唆使放纵的恶果。但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朱棣却得出结论：外廷之臣靠不住。因此，他对外廷之臣充满了戒备。故此。明代特务政治不但没有因纪纲之死而有所削弱,反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朱棣并没有因此废除锦衣卫,而是又创立了一个由太监主掌的特务机构。目的在于使其与锦衣卫之间互相监督，这就是东厂。

《明史》载：“明朝宦官拥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民隐事等大权均自永乐年间开始。”有明一代,重用宦官在朱棣在位时已初具规模。关于“刺民隐事”之权，即指东厂的设立。永乐十八年（1420年）八月,东厂正式设立于北京东安门外，“以内监掌之，自是中官益专横,不可复制。”

东厂的使命就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前去主持东厂事务的宦官都是朱棣的心腹，人称“厂公”或“督主”。厂公有皇帝特颁密封牙章一枚，有重要事件须上奏皇帝，以此钤封，可以不经过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皇帝手中。东厂内部机制相当简单，厂公之下，只有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及掌班、领班等，东厂的骨干力量便是专门出外缉访的役长（又称挡头），有百余人之多，每一位役长又有番子（也称番役，或干事）数人，总计东厂常制有一千多人。这些役长及番子原来都是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最轻黠猾巧者”,从此可以看出,东厂的设立就是朱棣直接剥夺与制约锦衣卫力量的一种重要措施。东厂直接受命于皇帝，不听任何外廷机构节制。除皇帝之外，普天之下的百官平民都是东厂侦缉的对象。

东厂不仅在机构及人员配置上更加精干合理，而且在侦缉行动上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东厂都要集中布置当月侦缉工作,厂役在东厂内抽签决定所负责的地盘。在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东厂厂役的工作种类都有特殊的名称。例如监视朝中各部官员会审大狱及锦衣卫拷讯罪犯者名为“听记”,在各处地方官府访缉者名为“坐记”，还有某位官员有何举措,或某城门捕得要犯,胥吏记录上报东厂者名为“打事件”。

在任何时代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时时都有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无事可做的厂役们便将毫无情报价值的日常琐事记录在案，向皇帝汇报。如某地失火或遭雷击，皇帝当天也能知晓。至每月底，厂役还要特别奏报京师当月粮米油面价格。平时，厂役番子上报事件后，厂公首先审阅,经过润色之后方上送皇帝，但如有要事，即使在深夜宫门关闭之后,厂役也可从门缝中塞入，宫人接到后，立即交予皇帝。因此，东厂人员高效率的工作，使深居皇宫内院的帝王对外边发生的一切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显然，东厂的设立使明代特务政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朱棣在侦缉臣民隐事方面的手段超过了乃父。

侦缉他人隐事这种不光彩的勾当，吸引了大批地方上整日寻衅滋事的泼皮无赖，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东厂役长、番子们的帮凶。于是他们就勾结起来,利用皇家鹰犬的身份，干起了敲诈勒索的勾当。当这些无赖打探到某家一桩隐事之后，即称获一“起数”，由番子负责向役长（即挡头）汇报，挡头则根据情报的价值支付银两，这叫“买起数”。然后,这些无赖就带领番子至此家周围进行监视，在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后，番子们就冲人该户人家，加以拘捕审讯。如不立即交纳足够的贿金,就私动惨刑。并授意其诬陷周围富户，如果能捞足钱财，即告无事，如若没有油水可榨，即交于锦衣卫监狱处置，其性命便再无生还之望。

东厂的设立充分显示出朱棣过人的心机，一方面无论东厂厂公，还是下属番子,只有权侦缉，而无权审理处置，另一方面东厂侦缉范围极广，但只对皇帝汇报，不受其他朝廷机构的约束，其结果是大大增强了皇帝对臣下的监视及控制，一切决定都出于皇帝本人，这样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任何机构（包括锦衣卫）的僭越专断。因而，在这种意义上，东厂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特务机构。

永乐帝朱棣在位期间，锦衣卫内部的变化主要反映在镇抚司权力的膨胀。镇抚司本是锦衣卫下属机构，朱棣即位后，增设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成化十四年（1478年），在纪纲事件之后，朱棣特别规定：“增铸北司印信，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也就是说,北镇抚司有权独立处置刑狱之事，并不必通过锦衣卫长官的定夺。北司作为锦衣卫使属下的小官，自然不敢专断案件，因此，朱棣特许北司可直接请示皇帝,而且锦衣卫使不得干预，这样就造成了“镇抚职卑而权益重”。朱棣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拥有特权的镇抚司就成为锦衣卫使的制约者与监督人，锦衣卫使须时时处处提防镇抚司，自然不敢任意专断妄为了。因而，“诏狱”也就是镇抚司狱了。朱元璋晚年鉴于锦衣卫的“非法凌虐”,曾尽焚锦衣卫刑具。至朱棣登基后，不仅恢复锦衣卫的特权，而且镇抚司监狱也成为残酷摧残臣民的人间地狱。

明人沈德符在所著的《万历野获编》中，细致描述了镇抚司监狱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惨况：镇抚司狱虽名为“诏狱”，但居住条件比“三法司”监狱恶劣得多。其监室建于地下,墙壁坚实,厚达数仞，隔音效果极佳,即使隔壁惨叫呼嚎,旁边房间却悄无声息。监内人每欲买一物入狱，必经数道检查,食物往往被扣留。而且规定监内不得自己燃火，虽在严冬之际，犯人也只能吃冰冷的食物。犯人家属一概不得入内探视，只有在镇抚司拷讯之时，与亲人遥望而已。另据《明史,刑法志》载：官民被捉入镇抚司狱之后，其家属即被通告期限。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交纳足够的金银，犯人就要受“全刑”。所谓“全刑”分五大类，即械、镣、棍、拶、夹棍。当时人称全刑为“五毒俱全”，犯人受刑之时呼叫声沸然，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可以说，一入“诏狱”，九死一生，而且诏狱之事严格保密,家属往往不知死期。因此每当犯人一入诏狱，其家人往往远望狱门稽颡哀号，焚香祭祀，令人惨不忍睹。明代诏狱之残酷实为中国封建帝王滥施淫威的一个突出体现，“荼毒之下，何狱不成?”如此看来，锦衣卫及“诏狱”之设就不仅仅是对封建刑法系统的破坏，而在本质上是封建帝王及其爪牙实行恐怖统治的一个得力工具。

明宪宗成化年间是厂卫制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有妖人李子龙以擅“左道”驰名一时，在朝野上下有众多的信奉者，就连宦官鲍石、郑忠等人都奉之若神明。在后者的帮助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处观望。据称有行刺宪宗的不轨企图,被锦衣卫校尉发现，立即下狱伏法。这件事被明宪宗知道后，惊恐不已,由此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深居内宫的宪宗十分想了解外廷臣民的动向，因此命太监汪直率锦衣卫校尉数名乔装改扮，出宫伺察。

这种小规模又偷偷摸摸的侦访不可能有多大的实际作用。宪宗于第二年正月索性建立了又一个专门机构——西厂，以汪直为首，其成员则从锦衣卫中选拔出来,只是所领缇骑（即锦衣卫校尉）的数量是东厂的一倍以上，势力远远超过锦衣卫。它把锦衣卫与东厂的职权来个“大包干”,“大政小事，方言巷语，全部记录上报”“至民间斗詈鸡狗的琐事,也从重处置”。也就是说,西厂不仅有权四处侦访官民的“不轨”言行，而且还可以进行拘留逮捕，施用重刑。将特务与法庭、监狱的职能合为一体，其造成的危害是可想而知的。“冤死相属，廷臣莫敢言”，“罗织数起大狱,臣民惕息”。汪直与西厂的势力一时间甚嚣尘上。汪直每次出府，随从爪牙极多，扬扬得意，横行霸道。公卿大夫相遇于道，都躲避惟恐不及。西厂随意逮捕朝臣，经常不向宪宗奏请。无法无天，莫此为甚。更为严峻的是，西厂侦缉的范围并不仅限于北京城内，手下校尉遍布朝廷内外、大江南北，诸王府及边防重镇也都成为其监视及滥发淫威的所在。

物极必反。西厂将朝廷及“三法司”置于一边，擅权专断，这种特殊的权力实际构成了对专制王朝致命的威胁，一些正直的大臣忍无可忍，上疏反映了这一严重状况。当年五月，大学士商辂在奏疏中言道：“近日厂、卫伺察过于繁琐，政令太急，刑网太密，人情疑畏，汹汹不安。陛下完全听信于汪直，汪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之变。”宪宗起先看到这一奏疏时，大不以为然，勃然大怒道：“一内竖（即太监）就能危及社稷吗?”命太监怀恩亲传旨意痛责商辂。商辂据理力争，毫不妥协道：“朝臣无论大小，有罪皆须请旨收问,而汪直竟敢无旨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是我朝北边大门,守备不可一日离职，而汪直却在一日内械捕数位守备大员。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也逃不过汪直之手，甚至皇帝身边近侍，汪直也敢私自调换。汪直不黜，国家安得不危?”这一席话落地有声，句句在理，怀恩深受震动。回宫之后，如实向宪宗作了汇报。宪宗似乎如梦初醒，下令撤销西厂，命怀恩当面斥责汪直。西厂内尉校皆被遣还锦衣卫。然而，西厂不久又死灰复燃,仍由汪直主持。

重掌大权的汪直先后将反对他的大臣排挤出朝，一时间被迫致仕及免职的大臣达数十位之多，西厂的缇骑又开始横行肆虐。宪宗此前罢西厂之时，仍然宠幸汪直，密令其暗出刺事，故而西厂复开似乎在情理之中。势倾中外的汪直更加蛮横狂妄，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有一位宦官阿丑善诙谐，时常在宪宗面前粉墨表演。一日在宪宗前装扮醉汉模样，旁人故日：“某官至。”阿丑毫不理会，肆骂如故。又报：“圣驾至!”阿丑依然酣态十足。旁边宦官最后道：“汪太监至。”阿丑顿时惊慌失措，醉态全无。观者不免问道：“圣驾至而不惧，而畏惧汪太监，是何道理?”阿丑话中有话道：“吾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一旁观看的宪宗表面上微微一笑，但在内心中极为不快。汪直通过操纵西厂肆意妄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全然不把宪宗放在眼里。这种皇权旁落、太阿倒持的状况，是任何一位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从此宪宗对汪直充满了戒心。

必须指出的是，在西厂创设之后，东厂及锦衣卫依然继续着它原来的特务使命，暴横荼毒也不次于西厂，而西厂的最后罢撤就和其与东厂的矛盾有关。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特别讲到反映东厂恣横的一件事：东厂官校在侦缉云南官校左升私事之时，供状所言牵涉通政使兼工部尚书张文质。对于这样一位朝廷重臣，锦衣卫官校们毫不顾忌地将其打入锦衣卫监狱,甚至连宪宗都不知道。工部尚书被擅自抓走，那工部内务如何运作?左通政何琮等人情急之下，以张文质执掌工部印玺为由，联合上书请求宽释。这时宪宗才知道张文质被逮之事，立即下令予以释放。锦衣卫官以“擅捕大臣”,罚俸三月，而对东厂特务却置而不问。孟先生感慨道：“厂与卫为一体，大臣系狱而帝不知，知之则处分仅及卫官，所处分仅止停俸三月,其时士大夫所被待遇可知矣。”

一次，有一位强盗越皇城进入西内，东厂校尉将其擒获，太监尚铭向宪宗邀赏请功,宪宗十分高兴，赏赐甚厚。汪直闻而大怒道：“尚铭是吾所提拔之人,怎敢背吾以邀功!”尚铭闻听后，担心汪直报复，就秘密向宪宗汇报汪直种种不轨之事。当时汪直正任大同监军，在朝诸臣趁机上疏揭露西厂之罪恶,宪宗也开始厌恶汪直，遂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下旨撤废西厂。没有西厂爪牙护持的汪直也就无法宣泄自己的淫威,再加上宪宗的疏薄及其他内官的倾轧，这一切都宣告了汪直末日的到来。次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对汪直的罪恶进行了总清算：“汪直与王越、陈钺（汪直的两位得力爪牙）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南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渐成羽翼，可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为奸臣结党怙势之戒。”汪直因此而被罢黜。

从根本上说，“厂卫”的设立是基于专制帝王谋求一种彻底钳制臣下的“超级”权力的心理需求,因为无权的近侍及由王朝法律制约的刑法机构——“三法司”都无法满足他的这一需要。正是这种专制帝王强烈的、近乎变态的需求，导致了有明一代“厂卫”的兴盛不替。每一位君主都无意将其完全撤废，正如他们对宦官的宠幸一样,这些皇帝都从“厂卫”机构中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都没能摆脱这一变态心理的束缚，因为即使是在专制皇权异常发达的封建王朝中,帝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全无顾忌。制约的因素相当之多，包括道德伦理观念以及王朝法令，这种种制约往往是通过大臣的劝谏表现出来的，而这种劝谏式的反对常常使帝王处于极为难堪尴尬的境地。而“厂卫”的滥施淫威，正是帝王们得以自我解脱的极佳手段。我们可以发现，越是品性与行止有缺陷的皇帝，越是依赖与宠幸厂卫及太监，他们甚至用“厂卫”爪牙与外朝大臣相抗衡。

第六章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明武宗死后，世宗即位,也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颇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长。世宗并非武宗的后代,乃是孝宗之弟兴献王的儿子,因此极想给自己的生父一个尊贵的追封,不料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史称“大礼议”。最后，恼羞成怒的世宗命锦衣卫官校将一批官员或棒笞，或下狱，总算将反对者暂时压制住。世宗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即希冀长生，喜爱方术。为此他四处寻访方士,待若上宾，又日夜在宫中设斋醮，供奉甚谨。这自然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执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厂卫”及“诏狱”对劝谏的大臣进行打击。如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虚妄，世宗大怒，“立下诏狱拷掠”。太仆卿杨最上疏强谏，“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后御史周相上疏,建议世宗毋听虚妄的“祥瑞”征兆，没想到世宗也大怒,下周相“诏狱拷掠之”。经过这样的残酷打击，绝少有人敢犯颜强谏了。最后、还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同样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当时世宗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见,明代“厂卫”的存在及发展是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结果，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臣下,他们在做出违背王朝纲常荒诞不经之举时,都需要像锦衣卫及东厂这样的机构与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屡有消长,但锦衣卫及东厂的地位却一直相当稳固，其势力在不断膨胀,个中的症结即在于此。

锦衣卫与东厂即为维护专制帝王“超级”权力最得力、最凶残的工具，完全听命于皇帝本人，而由众多大臣组成的朝廷机构成为其监视、挟制的对象。专制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制任意处置手下的大臣，这自然使极欲肆意妄为的君王心满意足，惬意无比，对于一个深居皇宫内院的孤家寡人来讲,拥有这样的权力已经足以使偌大的帝国陷于纲纪紊乱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却表现在这种超级权力事实上的转移。任何一位君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像厂卫这样的特殊机构的，他们在奢侈享乐及处理朝政之余,虽然热衷于锦衣卫官校每日所汇报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琐事,但他们蛰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皇宫之中，根本不可能将锦衣卫报告的事情进行验证,只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这就给锦衣卫长官瞒天过海、罗织构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锦衣卫自设公堂、监狱，生杀予夺均在其构陷之中，而皇帝对锦衣卫拷讯而来的罪名根本无心勘验,无数冤假错案由此发生,锦衣卫长官及其爪牙作为御用鹰犬。敢于施暴于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系统形同虚设。锦衣卫成为超级监察与司法机构，其长官也就拥有了非同寻常的超级权力,这无论对正规官僚机构的运转,还是对专制皇权都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宦官窃权专政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无法根治的痼疾之一，为害酷烈，屡见不鲜。而明代之所以又成为宦官肆虐最为惨烈的一个朝代,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宦官把持了“厂卫”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厂卫”机构原本是专制帝王处心积虑为维护其特殊地位而设置，实际上却成为宦官执掌特权最有力的保障。我们从宪宗时汪直的专权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日后刘瑾及魏忠贤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证明。掌权的太监无一例外地利用“厂卫”爪牙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进行残酷打击。

明武宗即位后，狡黠的刘瑾与其党等八人（号称“八党”或“八虎”）日夜为走马逐犬、歌舞角抵之戏,使极好逸乐的武宗乐不可支，沉醉其中，置朝政于不顾，从而为刘瑾窃柄造成了可乘之机。正直的朝臣纷纷上章弹劾“八党”，情急之时，刘瑾等围定武宗哭诉，并诬陷宦官王岳对皇帝逸乐不满，与外臣勾结，欲去皇帝心腹。武宗听后大怒，遂命刘瑾掌司礼监，其党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从此，刘瑾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在“厂卫”鹰犬的构陷与罗织之下,朝臣再也不敢犯颜进言了。尔后，凡有上疏抨击时政者，刘瑾都命锦衣卫校尉毫不留情地惩办。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竟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直接听命于他本人。《明通鉴》载：内行厂与东、西厂相比“为害尤为酷烈，以细末之事构陷官民，受害者根本无法开脱。逮捕之时，一家犯法，邻里皆被牵连,或临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兴大狱,冤号相属”。当时许多著名的朝臣如李梦阳、杨一清等都有被捕入“诏狱”的经历,能生还者实为罕见。而此时，“厂卫”势力早已不限于北京一地，分遣官校四出侦缉，从此偏远州邑之人，见到华衣怒马、京师口音之人，立即互相转告，官吏赶忙私下贿赂，搞得人人寝食不安。

有一次，朝堂之上出现指斥刘瑾的匿名上书，刘瑾大怒，竟让文武百官一齐跪在奉天门下。当时正值盛夏，暑气逼人，十几位朝臣昏厥在地,有好心的宦官在刘瑾离开时让众人起身休息片刻，并扔些冰瓜解暑,而刘瑾来后，跪地如故，从早朝之时，一直到日暮，刘瑾见无人招供,余怒未消，将朝臣三百多人全数送人诏狱。路过长街之时，市中小贩争相送饭,因为这些大臣已整日滴水未沾了。后经李梦阳上疏解救，这些大臣才得以出狱。而武宗不仅对众位大臣的死活不管不顾，而且手持匿名书道：“你说贤，我就是不用；你说不贤，我全都用。”正是由于皇帝的昏暴无耻,再加上锦衣卫鹰犬的为虎作伥，才使得宦官把持下的明代特务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局面。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的出现更把大明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一时期是明代宦官操纵特务政治最为黑暗恐怖的时期。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一群大臣向专横的魏忠贤发起了总决战。为首者为左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状。随后陈良训、魏大中、黄尊素等数十位朝臣群起上奏，前后不下百余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面对群臣抗议的浪潮,熹宗依然对魏忠贤青睐有加。结果，有恃无恐的魏忠贤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上疏直谏的大臣均遭魏忠贤的毒手，邪恶的锦衣卫又一次大施淫威。

在魏忠贤死党的诬陷下,中书汪文言曾受廷杖之责，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任锦衣卫北镇抚司理刑后，重新逮捕汪文言，逼迫他诬陷其他朝臣。在酷虐倍加的情况下，汪文言再也无法承受，许显纯指使他诬陷魏大忠等人,汪文言大叫道：“苍天啊!冤枉啊!以此污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但是不管他是否承认，许显纯等人伪造供状，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和袁化中等人抓入镇抚司狱，从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残酷迫害的场面：

每隔五天进行一次拷讯，最为惨毒。拷讯时杨涟等人都跪在台阶前，主拷官百般诟辱，甚至剥光身体,肆意凌虐。拷讯时还动用种种刑具，铐杻、拶棍、铁镣等等，一一使用，常常戴着杻镣时又受棍击。上次拷讯的伤口尚未愈合，第二日又加榜掠。后来拷讯时众人皆不能跪起,戴着桎梏平卧堂下受审，旁观者无不切齿流涕。……其中（杨涟）自从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尸置棺中。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和顾大章等人先后惨死狱中,锦衣卫及“诏狱”已不再是皇帝诛除异己的工具，而变为专权的太监滥施荼毒的人间地狱。被锦衣卫残害的大臣不可胜数，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下人仇恨的怒火。当锦衣卫缇骑逮捕吏部主事周顺昌时,“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其门人五六百人遮道诉冤，缇骑大怒道：“东厂逮人，鼠辈何敢多言!”当时有颜佩韦等人挺身抗言道：“圣旨出于朝廷，与东厂何干?”缇骑大言道：“圣旨不出东厂，又出自何处!”这番言论激起众怒，群起殴击缇骑，立毙一人，其余狼狈逃窜。后来，魏忠贤逼迫地方官追究肇事者，颜佩韦等5人挺身就戮，人称“五义士”。然而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缇骑不敢出国门（即北京）矣!”

熹宗去世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贤末日的来临，魏忠贤与客氏先后死于非命。朱由检本人也颇有重振朝纲之意，但他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继续重用宦官操纵“厂卫”，依旧维持着恐怖而黑暗的特务统治，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机四伏，积重难返，无法摆脱覆亡之噩运。《明史》载：庄烈帝（即朱由检）疑忌群臣，令王德化执掌东厂，号为“惨刻”，（吴）孟明虽掌管锦衣卫，但行事须观望东厂之意，不敢丝毫违背。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等朋比为奸，大凡缙绅府宅前，必遣数人往来侦察，因此群臣都晏起早阖，毋敢私语。那些高门富豪，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锦衣卫校尉恣意敲诈，稍拂其意，诬陷立构，只须片言只语,便可株连至数十人。试想在天下大乱之时，朝廷大臣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如何能尽心尽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敌当前之时，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太监仍然将监视将帅视作第一要务，自相倾轧与离心离德，又怎能避免不击自溃,土崩瓦解?“明不亡于流寇（即李自成、张献忠义军），而亡于厂卫”，可以说是有识之士的不刊之论!明朝的覆灭固不足惜，但黑暗的特务政治留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很多很多。明代中叶对荆襄流民的处置成千上万的流民挈妇将雏,从四面八方涌到了郧阳，涌进了荆襄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明朝官府碰到了棘手的难题。强迫驱赶回原籍已不可能，只有就地入籍，才为上策。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荆襄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冯梦龙的《古今小说》中的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最是脍炙人口。主人公蒋兴哥，是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而另一主要人物陈商，则是皖南的徽州商贾。后者“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当时，湖广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许多徽州粮商纷至沓来。将襄阳等地的米豆贩运到江浙地区牟利。冯梦龙笔下蒋兴哥、陈商及三巧儿（蒋妻）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提及的襄阳府枣阳县，就处在荆襄地区。

荆襄位于今湖北、河南、陕西和四川诸省交界地区，大致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西起终南山东端，南到荆山，东北至伏牛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这里崇山峻岭绵延不绝，老林密菁郁郁苍苍，汉水及其支流蜿蜒流淌，贯穿于青山绿水之间。荆襄地区虽然多山，但土地肥沃，成为了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者的世外桃源。许多穷困潦倒的农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在原籍地赋役的束缚。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数量大，流动性强，又缺乏基本的谋生手段和条件，动辄酿成社会动乱。特别是他们屯聚山林之后，“天高皇帝远”，往往桀骜不驯,较易萌生揭竿而起的念头。早在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巾起义军就曾以襄阳一带为根据地。后来，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命令大将邓愈率军加以围剿。结果是将当地人全部迁出，并把此处当做封禁地带,禁止流民的再度进入。及至明朝建立，政府设立了襄阳卫和襄阳护卫等机构,让戍守于此的士兵开垦荒地。不过，这些集中屯驻的两卫士兵及其家属人数极少,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万人，故而在明初的荆襄一带,绝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土著几乎绝迹。

虽然明朝统治者将荆襄山区作为封禁地带,禁止农民的进入，但由于当地大量的空闲荒地,使它成为流民屯聚开垦的理想场所。这里，不仅有荒田可供开垦,而且还有取之不竭的林业、矿产资源。再加上遁迹于此又可以逃避赋税和徭役,既不当差，又不纳粮，较之其他地区俨然成为一方乐土,故而吸引了许多从耕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纷至沓来。特别是在灾荒年份,他们更是呼朋引类地进入这一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找谋生的机会。从史籍上看，永乐时期就已有流民潜入了荆襄地区。及至宣德年间，进入这一地区的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来自全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荆襄地区为之提供了大片可开垦的处女地。由于聚集的人数愈来愈多,逐渐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为了处置这批流民,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决定在这里查验丁口，允许流民入籍,并拨予绝户荒田，让他们耕种及纳粮当差。这实际上承认了流民进入荆襄地区的合法性,使得先前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成了一纸空文。不过，当时正值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各地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明初以来以自耕农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被打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不少农民极欲摆脱户籍的束缚。譬如,江南各府县百姓听说逃户可以随处附籍，就乘机仿效：军、匠、灶等户，亦纷纷外徙报请民籍。这些都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忧虑和不安。有人提议，让各地巡抚查勘逃户附籍者，规定每十丁中至少必须抽出五丁，让他们返回原籍承办粮差。当时，荆襄山区是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纷至沓来，流民骤增至一百五十余万。他们屯聚山林，被官府视作心腹之患。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州、襄阳和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务。当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发点，基本上是殚思竭虑地阻挠流民入山，并筹划对流民加以弹压,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将他们尽数驱回原籍。这使得荆襄地区原本就相当紧张的形势更趋严峻,终于酿成了气势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起义领袖之一刘通，河南西华（今县）人。据说，他曾举起放在西华县衙门人口处的一个千斤石狻猊，故而人称“刘千斤”。刘通在正统年间，流亡于湖广房县（湖北今县）。成化元年（1465年），他与石龙（亦称石和尚）、冯子龙等人，利用流民的不满，于房县竖立黄旗聚众造反，占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以石龙为军师，并设有元帅、将军、总兵和先锋等职。一时间，流民纷纷响应，人数多达4万余人。他们在大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明朝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由于义军多半是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亦无多少武器。结果，起义为官军所镇压，除石龙率领一部分人突围西向进入四川外,其余一万多义军及其家属被残酷杀害。男子凡是11岁以上者，皆无幸免。成化二年（1466年），石龙率领的义军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官军的围攻而遭失败。随后，白圭在《处置荆襄疏》中向朝廷献计，认为应当乘此机会处置荆襄流民,以免死灰复燃,遗患无穷。他提出了处置荆襄流民的方案——在流民中推行附籍与发还原籍相结合的政策，以消除隐患。具体的做法是：住种已久、愿意附籍者，允许附籍并纳粮当差，成为编户；不肯附籍者，发回原籍纳粮当差。发还原籍的政策，是传统的对付流民最为省便的办法。然而,这些流民原先就是因为原籍地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失调而被迫流离他乡的，发回原籍的政策自然会遭到他们竭尽全力的抵制。而对于前一方案,当地官府则必须花费大量精力登记土地、编排里甲，故而地方官员并不认真推行。这就使得先前的矛盾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导致了数年之后流民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

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下李原（李胡子）和小王洪再次起兵造反。李原起义后，自称“太平王”,转战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和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随从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明朝政府任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协同镇压。项忠一方面集结25万精锐部队，分八路进攻。另一方面又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在项忠软硬兼施的剿抚政策下，数十万流民先后出山，从而大大削弱了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1471年），李原和小王洪等人先后战败被获。项忠自食抚恤流民的诺言，对起义农民不分首从残酷屠杀，并将山区的一般流民也一律驱逐。有的流民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居住于此，而且已附籍，但项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剿灭，以致死者枕藉，惨不忍睹。参加起义的流民,有一部分乘船被解往湖广、贵州等地充军,途中发生了瘟疫，很多人病死之后被弃尸江浒，臭不可闻。项忠还强迫被骗出山的流民还乡，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许多人或因饥渴而死，或因疫病而命丧黄泉，死亡惨重。据记载，此次还乡“复业”的百万流民之中,被沿途折磨致死的多达数十万人。经过疯狂的大屠杀之后，项忠踩着流民的累累白骨踌躇满志,竖立了一块“平荆襄碑”。然而，许多人对于他的滥杀无辜极为愤慨,他们将“平荆襄碑”称为“堕泪碑”。

项忠的血腥屠杀，实际上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荆襄流民问题。此后,明朝政府在12个通行要道上修筑营堡分兵戍守，还在8个过往关卡设立了巡检司。规定,此后倘若再有进人荆襄山区者，捉到后一律在山口披枷一个月示众，其全家成员则谪戍边卫。然而，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并不能防止流民再度进入荆襄地区。成化十二年（1476年），河南歉收，饥荒严重。饥寒交迫的农民冲破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如潮汹涌般地人山求食，一时间，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了数十万人。倘若再次封禁，势必会再度激起反抗。面对这一局面，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有鉴于东晋曾用侨置郡县安置荆襄流民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他主张，如果让靠近各县的流民附籍，在远离各县的流民地区建立州县，设置官吏，编排里甲，放宽徭役，让他们安居生业,那么,流民也就转化为编户齐民了。明朝政府无奈之余，只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原杰一到荆襄地区，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选派湖广、河南和陕西官员遍历山谷,向流民解释新的政策。流民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已耕种了好几年的空地，并且可以登记成为这个地区的合法居民。官员们向他们保证,新地在能够生产之前，可以得到减税的待遇。在这种优惠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取勘的流民共达113317户，男女共438644丁口。其中附籍者96654户，达85％；男女392752丁，达89％。在招抚流民附籍的同时，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及管理，设置了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析置竹溪、郧西等县。此后，政府继续推行附籍政策，收效极为明显。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正德元年（1506年），又有大批荆襄流民在当地附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是明代社会人口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的表现。从人口方面来看，明代的人口（统计的范围大致北至明长城，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和青藏高原东缘，东至辽东湾沿岸、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东岸一带，西南至云南，略超出今国境，南方和东南与今国界相同,不含台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约7000万人。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登记的人口数却仅有5000多万。经过将近100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却比先前少了2000万，显然，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流民。一般认为，明代的人口大约以年平均增长5‰的速度递增，故而弘治年间的人口数比起洪武年间有增无减，应当是断无疑义的。然而，弘治年间的耕地面积却仅有6,22亿亩。如果我们与历史时期作个比较，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仅5900万，而耕地已达8,27亿亩。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但却反映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停滞不前，明代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呈现出严重失调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流民问题也就演化成全国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在明代，绝大多数山区仍然是一片空旷荒凉,故而流民以山区为主要迁移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赋役愈益繁苛，流民向山区进发更为时势所趋。流民这种自发的行动，客观上也成为解决平原地区农业人口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方式。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批流民的存在，使得政府的赋税徭役没有着落。流民的屯聚,也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故而必须妥善处理。但如何处理荆襄流民问题，明朝政府的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周洪谟曾经指出：“流民就好像流水一般，应当顺从其本性而加以引导，否则的话就会泛滥甚至壅溃。”揆诸史实,天顺、成化年间几次荆襄流民起义，都是统治者对流民处置不当所引发的。对于流民问题，明朝政府最初采取了遏阻的手段。先后颁发了《逃户周知册》、《挨勘流民令》和《隐丁换户之禁》等法令，一再督促流民返乡复业，纳税服役。为了贯彻这些政策，明朝政府还于正统四年（1439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湖广布政使司所属以及顺天等府、州，添设了抚治流民之官。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故而丝毫未能减弱流民浪潮的势头。明朝统治者继而采用武力封禁山区，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民问题。然而,荆襄一带地旷人稀，流民的集结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堪忍受的赋役负担,寻找可供开垦的土地,这是一种非常切实的求生本能，而且山区的开发也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故而尽管明代政府三令五申封禁荆襄地区,但其成效却极为有限。项忠等人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驱逐荆襄流民,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在流民的原籍地。传统农业比较发达,土地兼并加剧，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严重失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从耕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一遇灾荒。必然又要流向荆襄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故而回到原籍的民众很快又会设法逃出，重新成为流民。项忠赶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失败后，周洪谟、原杰等人“抚治流民”的新办法，显然较之先前的军事镇压方略棋高一着。晚明人王士性，对比明代前后剿抚的不同政策时，曾这样评价说：“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从总体上看，经过原杰等人的安抚，80％以上的流民都陆续附籍，构成了当地的基本居民，从而使得流民转化为编民，奠定了荆襄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后，荆襄地区的许多荒地，经过流民的进一步开发，迅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而荆襄山区的开发,使得湖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湖广在明代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更是尽人皆知。清官海瑞看到以往几位谏官悲惨的下场，海瑞做好了死的准备。为实现自己的忠君报国，他不惜一死来唤醒执迷不悟的明世宗。他成功了，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面对积弊难返的明朝官场，海瑞却动辄得咎，无可奈何地感叹：“这等世界，做得甚么事业!”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六日，一代清官海瑞与世长辞，享年74岁。海瑞的名字可谓震古烁今，足可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清官相提并论。所谓“清官”，虽没有十分严格的定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划定的界线还是较为明确的。最起码的要求是“清廉”，即个人生活清苦俭朴，为官两袖清风，具体说来即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而海瑞的所作所为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要求，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冒死谏诤,打击贪官豪强及为平民百姓伸冤做主。他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然而，当我们纵观海瑞的一生，却发现其宦途相当坎坷，他虽以古稀之年卒于官舍，但他一生中真正履行自己匡时济世抱负的时间却很短暂，往往是稍有举措，便谤议四起,朝廷最高决策层对海瑞的态度也是明扬实抑,根本不予重用。海瑞在朝廷中实际上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这其实是海瑞留给我们深思的东西。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明正德八年（1514年）十二月出生。4岁时，其父海瀚去世，母亲谢氏誓自励守，纺绩为业,抚养幼小的海瑞。谢氏粗识书史，在海瑞幼时即口授《孝经》、《大学》和《中庸》等典籍。母亲的启蒙教育对海瑞的一生影响很大，特别是其忠贞不渝的坚强品格更是让海瑞受益终身。后来他在《与琼乡诸先生书》中，对母亲谢氏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深情地回忆谢氏“苦针裁，营衣食”，节衣缩食，供养自己，甚至在身染疾病之时,也不肯稍事休息。海瑞自幼体弱，谢氏老夫人日夜与海瑞同寝处，并托付亲朋好友多加照顾。海瑞认为自己长大成人后稍知礼义，勤勉自慎,全赖母氏谆谆教诲之力。对此，后世学者也都认为，刚直勤苦的谢氏老夫人对海瑞一生影响极大,人们似乎可以从海瑞的言行中看到谢氏老夫人的影子。

少年的海瑞，颀秀挺拔，风神荦荦，自许甚高。在郡庠读书时，便常与二三同道互相激励，严修功课，以古今圣贤为楷模，痛斥伪善的世俗观念，自号“刚峰”，受到同学的敬重，称之为“道学先生”,在郡学之中声望日著。在读书的同时，海瑞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与人生见解，他特重个人操守气节，鄙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他曾在文章中表达自己安身立命的誓言：“上天以完整的节操系于汝等之身,而汝等不能将其保全，那么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问?俯首索气，曲学阿世，纵然能一举而跻身于卿相之列，成为天下人艳羡的焦点，却无足挂齿。呜呼!海瑞若有如此卑颜之举，不如速死!”刚烈之气溢于言表。我们似乎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了海瑞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

血气方刚的海瑞不仅受到同侪学子的肯定与尊重，也受到了督学官员的器重与嘉奖。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督学林公就对海瑞的文章叹赏不已，且对其品性甚为称道。二十八年（1549年），督学蔡公按视琼州郡学，以“不以白乎”二句为题考查诸生，得海瑞答卷。玩赏移时。因而暗自探听海瑞的禀性与为人，惊讶在穷乡僻壤竟有如此奇才。也就在这一年，海瑞考中举人，得有机会赴京参加会试。到京之后，伏阙上《平黎策》。黎族是当时海南岛上主要的少数民族，因不满明朝的统治,屡屡发动暴动，明朝多次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往往无功而返。海瑞在上书中批驳了这种劳民伤财、滥杀无辜的措施，提出：鉴于琼州距京师万里之遥的客观状况，请朝廷在当地开道设县，全面加强对海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此策可谓“计规久远，悉中机宜”，不少官员极为赞许,朝廷亦命下兵部覆议。可能是因为海瑞人微言轻，此事不了了之。明清时期所谓“黎患”久拖不决，直到清朝末年才在当地建立道一级的行政机构，但仍没有设县，而这离海瑞上《平黎策》已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海瑞先后参加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与三十二年（1553年）的会试，均告落第。当时他已年满40，不愿意再为科举功名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于嘉靖三十二年毅然决然地听从吏部选调，受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之职。教谕乃主管县学之长官，这给了海瑞一个施展人生抱负的机会。他到任之后，即对诸生反复申谕，特重学生品质之熏陶，道德之培育。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上,保持自己的气节需要绝大的勇气。刚刚踏入仕途的海瑞很快便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根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即明令规定：因各处儒学均设在当地孔庙之中，每至朔望之时，当地行政官员应清晨谒庙行香。师生须出大门迎接，而至明伦堂后师生作揖,教官侍坐，官员退出时，师生复送至大门。但明代中叶以后，士风衰颓，一些教官惧怕上司淫威，不顾朝廷成法，在儒学内对上司竟行跪拜之礼。这是以气节为生命的海瑞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他在《教约》中明确规定诸生接见上官，须据《会典》诸书的礼节，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礼，儒学前迎接亦然。一次，南平当地长官至儒学上香，至明伦堂后，教官出来谒见，左右教官皆跪，惟独海瑞长揖不跪，左右恐长官斥责，强迫海瑞行跪礼,海瑞回答道：“谒见朝官，应遵照宪纲规定的礼节，明伦堂乃师长教学之地，我身在师席，岂能行下跪之礼。”一些官员见此情状，不免怒形于色，讥讽道：“安得有此山字笔架?”海瑞巍然不动，诸位长官不悦而去。从此，海瑞就有了一个“笔架博士”的雅号。

这件事发生后，海瑞感到十分愤懑，自己以祖宗成法为模式，教导学生崇尚气节，何错之有，竟得不到上司的理解。联想自己多年苦读，处处以“圣贤之道”作为立身之本，将气节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谁知今日，刚刚踏人官场便横生枝节，区区礼节尚不能见谅，遑论日后施展自己的抱负。真是“缺陷世界，何能有济！”书生意气十足的海瑞越想越想不通，一气之下，竟提出辞呈，上交郡衙，想就此告辞还乡，独善己身。海瑞的辞呈送至延平府后，一些地方长官想起当日情景余怒未消。极力主张同意海瑞的要求，允其解除公职，放其还乡了事。

“争礼”一事似乎给刚刚踏入官场的海瑞当头一棒,眼见得出师不利，无力回天之时，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当时的延平知府在看到海瑞的辞呈后，却惭愧不已地说道：“海瑞之言行均合祖制，是吾等行事之误也。”更加幸运的是，当时大司空朱衡（字镇山）为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时称“学宪”），闻听此事后，对海瑞的气节人品非常赞赏，当即将海瑞召来，命就正学书院进修。海瑞依然要求离职，朱镇山宽慰他道：“汝自幼饱读诗书，究竟为何?汝出任公职，究竟为何?难道就为争一跪之礼而全部放弃吗?”这话使质直的海瑞有些醒悟了,平心静气一琢磨,难道就为此事而永远归居田野。不入俗尘了吗?这当然是一心志在爱民行道的海瑞所无法接受的。就这样,在朱镇山的劝导与挽留下，他才打消了辞归乡里的念头。

但是，在此风波之后，海瑞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学堂之内对上司不行跪拜之礼。又有一次，福建按察使长官到延平府视察，海瑞率领众位学生迎候于廓门之外，有位分守道的官员早到一步进入大门，见海瑞昂然不跪，十分惊讶，便问随从这位长揖不跪的人是谁，随从答日：“此乃海教官。”这位官员便命随从暗中观察，想看一看海瑞见到按察使长官的态度。结果，按察使长官进门时，海瑞依然故我，保持长揖不跪的姿势。这位官员知道后，不禁吐舌叹服道：“今日之世竟有此等的教官!”海瑞的名声从此在四处传扬，不少过往的官员也都知道南平有一位“笔架博士”。

海瑞任教官长达4年，一直坚持自己刚直不阿的立场，实属难能可贵,而我们为之庆幸的是，海瑞的正直抗争固然引起了一些官员的非议与憎恶，但也赢得了不少士大夫的交口赞叹，后者认为如此刚直守道、不畏权势的教官,恐怕只有在古人之中寻找。因此，海瑞任教官4年，不畏权势,昂然犯颜，独守已道，他的行为不仅没有为自己招来罢官的厄运，而是声望渐起；不仅当地官员默认了他正直的行为，而且“守相台察以上，咸鉴涵之矣”。这不能不说是海瑞的幸运。他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以礼为教，其讲论道德以及经义治事，一一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是教职中最难得者。”因此，巡按、监司等官员纷纷上书举荐海瑞。于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升迁为浙江淳安县令。从受任南平教谕,到升迁淳安县令,这5年是海瑞仕宦生涯中最平坦顺利的5年，虽有波折，但无甚大碍，这无疑与其所任教职、不涉民事的实际情况有关。

就任淳安县令是海瑞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真正了解天下黎民疾苦与王朝政治利弊的开始。淳安县是浙江省境内的一个山区小县，地瘠而民贫，地方经济相当落后，作物只有茶、竹、杉、柏等，并无其他特产。崇岩叠嶂,百姓纷纷逃匿山林之中。山下田亩均为豪吏之家侵夺，贫穷之家常常吃不到粮食。其县又地处新安江下游水路要冲，官员舫船频繁过往，均须调用当地百姓为其迎送，大大增加了当地民众的各种负担。

海瑞初来乍到，阅览册籍，发现民户逃亡人数超过在册人名的一半。面对百姓生活痛苦之状,他不禁感慨万千。顿生恻隐之心。他决定以身作则，饭粝羹藿，保持极为简朴的生活。俸薪之外，分文不取。家僮随从均令出外樵采，公庭无事,吏员们也可业余从事工商，以补贴俸禄之不足。官署中有一块隙地，海瑞命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以自给。海瑞刻厉守贫的作风在当时官场中是相当罕见的。有一年冬天,他去北京吏部办事,他的老上司朱镇山正在吏部任职，见到海瑞在隆冬之际仍服一袭破敝的单衣，不禁埋怨他道：“即便是守穷乐道，难道还不能制作一套官服吗?朝廷命官起码要有一点体面嘛。”海瑞这才赶制了一套黄石绢的官服穿上。海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县里各种钱粮制度编成一书，名为《淳安政事》，予以公布，使普通百姓对应该承担的赋役数额一目了然，从而避免了办事吏员的作弊。

淳安地处交通要道，来往官员路过之时，必以各种方式索要财物，当地官员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自然不敢得罪，便将这种人情钱都分摊给当地民户,弄得怨声载道。海瑞一反常规，均从自己收入中开支，有则送,无则已。有巡抚长官至，没有得到馈赠，便遣吏送信加以威胁。海瑞义无反顾道：“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猥亵之举耶?”一般外官进京，都要携带大量礼品，为交际高官打开宦途。当人们劝说海瑞也仿效而行时,海瑞反问道：“如果天下官均不向上司行贿，难道能都不升迁?如果天下官都向上行贿，难道能都不受黜?”

当时，徽州绩溪人胡宗宪任浙江总督，此人因平定浙西及擒获著名海盗汪直等人，战功赫赫，震动朝野，因而官进少保、兵部尚书，总制东南数省。面对这样一位大人物，海瑞也显示出了刚直不阿的性格。有一次,胡宗宪的家奴路过淳安，耀武扬威，大肆索要财物，海瑞严词加以拒绝,这些家奴回府后，到胡宗宪面前告状。幸好这位胡大人并非鼠肚鸡肠之辈,对海瑞的正直耿介早有耳闻,对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下属官员竟有一些敬佩之意,对于家奴所言只是一笑了之。有一次,他还诡秘地对手下官吏讲道：“昨天听说海令为其母做寿，买了2斤猪肉，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海瑞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代价，因为睚眦必报的长官是随处可以遇到的。这里要讲的就是一位权倾一时的朝臣鄢懋卿。此人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他在大奸臣严嵩柄政时期,死心依附，得严嵩父子宠任,特命为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因而尽握天下利柄，权势显赫一时。所到之处，郡邑官员膝行匍伏,极尽讨好谄媚之态。鄢懋卿生性奢侈,得志之后除用巨额资财贿赂严嵩父子外,为满足一己之私利，利用权势肆意敲诈盘剥地方官吏。他以盐法都御史巡视州县,携其妻同行,特制五彩舆，命12位年轻女子舁之，道路之上观者如堵，无不惊骇。地方官迎送，为讨其欢心，更是奇招迭出，以至于以文锦覆被厕所，用白金文饰溺器。馈送钱物之人不远千里而来，络绎不绝。

海瑞闻知鄢懋卿将要路过本县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鄢懋卿在出京之时,曾经故作姿态，预先通知沿线官吏道：“本官素性简朴，不喜承迎。沿途饮食供帐，都应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侵扰百姓。”而真实情况却是：“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就是溺器也用银制之具。”针对鄢氏这种虚伪的两面手法，海瑞在鄢氏未到淳安之前,即向其发出揭帖,声明“沿线官吏所为与鄢大人要求大相径庭,实为将百姓之苦怨归罪于鄢大人的错误之举，淳安百姓疲敝，本县令不知如何招待”云云。

鄢懋卿接到海瑞的揭帖后,心中不禁十分恼火,但素闻海瑞刚直之名，为避免尴尬的正面冲撞，鄢懋卿只得压住心中怒气,强作欢颜，命手下绕过严州境，改道而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淳安县的上司严州府知府一班人早已听到鄢懋卿一行要来的消息,在其将要到达的前一天,知府还特别强调下属部门盛情款待。根本没想到海瑞的一张揭帖竞把这位红得发紫的大人物给气跑了，严州知府闻讯后惊恐不已，料定鄢氏必要进行报复，自己及下属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左思右想，结果一腔怨气都落到了海瑞的身上。这位知府把海瑞召到自己的衙门，拍打公案，破口大骂：“你海瑞是多大的官衔。竟敢如此轻狂，弄得我等与你一同遭殃。”海瑞只是端坐不语,丝毫不作辩解。待知府骂够了，海瑞才起身行礼告辞。海瑞这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态度弄得严州知府也无可奈何。

鄢懋卿回到北京后，即派其亲信御史袁淳前往淳安巡察，发誓要找茬除掉这位“海强项”。袁淳到达淳安后，海瑞虽知这位官员的巡察关系到自己的宦途,但绝不肯做卑躬屈膝之事。袁淳发现海瑞果然迎送不远，供应不隆，对他讲话的态度也较冷淡，不禁怒火中烧，讥讽道：“你即使想学知府的派头，恐怕还没有资格吧!”按明朝官制，官员任期满后，如无可指摘之处，即可升迁，当时吏部已准迁海瑞为浙江嘉兴府通判，为正六品官衔，而袁淳回京后，评价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守分”，结果升职一事搁浅,只能以原职改调。当海瑞前往北京听候任命之时。又多亏老上司朱衡正任吏部右侍郎，从中周旋。当时恰好江西兴国县缺少县令，海瑞被改派到兴国县。海瑞由此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升迁机会。

明代官场上素有“命运低，得三西”之谚，“三西”是指山西、陕西和江西三省，其意是被派往这三处无油水可捞的穷地方做官，只能怨自己运道不佳。海瑞所到的兴国县，就是一个相当穷困的地方。他下车之始，正值兵荒马乱之余,户口稀少，百废待举。海瑞毫无怨言地又开始了救助黎民的行动。有了若干年的从政经验，海瑞到兴国后似有轻车熟路的感觉。他敏锐地发现当地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名目的征派太多，便向南赣都御史吴尧山上陈“八议”，即8项治理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切中时弊，言人所不敢言。他又亲自监督清丈土地，铲除当地恶霸,解决土地纠纷。海瑞的一系列举措大都得到了南赣巡抚吴尧山的支持,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不少兴利除弊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携二仆北上，授户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从此，海瑞开始在北京任职。当时在位的明世宗自15岁登基后,已在宝位上坐了四十多年。即位之后，面对明武宗留下的混乱局面，世宗求治之心甚锐，惩治奸佞，广施善政，天下忻然，出现了少有的太平景象。但是好景不长，这位世宗皇帝就闹出荒唐之事。其一，为“大礼之议”。他本人并非武宗之子，其父兴献王乃明宪宗之子。他即位后,一心想为生父弄一个光彩的名分。一些阿谀奉承的朝臣为满足世宗的要求,肆意改动皇帝世系,惹得众多大臣拼死抗争，世宗颇为恼怒地进行镇压，一大批官员被入狱，处死、流放数百人，一时震动天下。此事过后,庙堂之上敢与世宗对抗的极为罕见了。其二，是这位世宗皇帝特好方术,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老之道，故而在皇宫内院日日斋醮，搞得乌烟瘴气。斋醮仪式上，需要“青词”，即写给天神的表章，一些无耻文人为讨世宗欢心，挖空心思，巧为制作，不少阁辅甚至因善此道而被称为“青词宰相”。虽然世宗专心于斋醮，但他素以刚愎自用著称，十分担心大权旁落，对内阁大臣疑心颇重，因而朝中大臣为争夺权力开始了复杂的斗争，先后担任首辅大臣的有杨廷和、费宏、杨一清、夏言等人,而世宗朝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还要数严嵩。

严嵩以一意媚上而独擅大权，心计之奸猾一时罕有其匹，“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借世宗之手诛除异己。独揽大权后，贪污受贿，作威作福。不少正直的官员奋不顾身弹劾严嵩,结果大多惨遭毒手，最出名的是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揭发严嵩十大罪和五大奸,严嵩恼怒至极，命亲信处杨继盛绞杀之刑,而世宗并不同意,在狱中关了两年之后，严嵩竟将其名混入其他卷宗,瞒过世宗,终使杨继盛含冤就戮。以后徐阶得到世宗的信任。严嵩因年迈智昏,握权太久而使世宗极为厌恶,一些乖巧的大臣乐得“墙倒众人推”,终于扳倒了严嵩父子,徐阶继任首辅。这是海瑞入京前两年的事情。

严嵩的破败丝毫没有影响世宗对方术、祥瑞、斋醮的迷恋，深居西苑，乐此不疲。有一次，世宗竟提出让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满朝文武惊愕之余，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太仆卿杨最抗疏上谏,指责世宗春秋方壮，尊为人主，竟妄想升仙。正在兴头上的世宗勃然大怒,立即将杨最打下锦衣卫诏狱，重用杖刑，杨最还未等杖刑完毕就已一命归西了。世宗在位期间，并不乏忠言上谏之人,然而都落得极其悲惨的下场，因而再也无人敢批鳞揭短，犯颜强谏了。

这便是海瑞进京后面对的严酷现实，一贯以守道尽节为己任的海瑞不能坐视黑暗污浊的泛滥。他开始酝酿，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作一次搏击。他与翰林王弘诲交往甚密，一日论文对酒之余,忽取出20两银子交给王翰林道：“我死必以此葬我。”海瑞这位铁骨铮铮的伟男子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冒死上《治安疏》。

在这篇惊世骇俗、震动天下的奏疏中，海瑞淋漓尽致、酣畅透彻地揭露了世宗即位以来的种种过失，措词相当激烈。指责世宗“专意修炼，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事，导致法纪废弛；数年滥封侯爵，名器贬值；与皇子不相见，薄于父子之情。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薄于君臣之恩；乐西苑而不返,薄于夫妇之德。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这种一针见血的指摘恐怕是任何一位惟我独尊的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一向专断护短的明世宗更不例外。嘉靖皇帝阅毕,大怒不已,将奏疏扔在地下,对左右近侍道：“赶快将此人抓来,不要让他跑掉。”在旁的宦官黄锦却不慌不忙地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在上疏之时，知道所奏定会触怒圣上，所以预先安排好后事，买好一口棺材，与妻子诀别，正在朝房待罪，手下僮仆已全部遣散,因而臣等料定他是不会逃跑的。”这平静的一席话竟然使恼怒已极的世宗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面对这样一位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直之士,他还能像处置杨最等人那样故伎重演吗?在群臣的众目睽睽之下,就是把海瑞抓来了,又能将他怎么样呢?况且海瑞之言句句是实,又如何反驳?想到这儿，他不得不又拿起海瑞的奏疏。

其实，海瑞奏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并非一味地“骂皇帝”。他首先对世宗皇帝有较多的肯定，如云：“陛下天质英断，睿识绝人，可以成为像尧、舜、禹那样的贤明君主，……即位初年，革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这些话自然是世宗所爱听的。其次，海瑞对天下臣子的阿谀媚上也进行了鞭挞,他明确指出，君王有过，正赖臣子匡救，而当时臣子争相媚上，例如世宗喜欢醮修，群臣相率进香；发现天桃天药，大臣相率表贺。皇帝想修建宫室，工部极力经营；皇帝命取香觅宝，户部立刻四处派出差役。可谓“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欺君之罪何如?”最后，海瑞对世宗的重新振作、翻然悔悟充满了希冀，如切盼世宗“一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也可使其臣洗雪数十年阿君之耻，……陛下何不为之?”可见，海瑞的论疏并不是片面的，而是相当全面合理的，既明确地披露了世宗政道之失，又批评了臣下的无耻媚上，同时对世宗的改正抱以厚望，这不能不说是海瑞《治安疏》的高明之处，《明实录》的著者们曾下按语道：“瑞疏言谠而意忠，非欲批逆鳞而沽直者。”故而世宗反复披阅后，也不得不在奏疏上批道：“这厮有比干之忠，只不过朕并不是暴虐无道的商纣王。”不过，愤怒难消的世宗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崩于内宫。其遗诏中有云：“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海瑞赖此方才重见天日。当监狱主事得知世宗驾崩的消息，估计海瑞定会重新起用，便设盛馔款待海瑞，而海瑞却以为这是他“最后的晚餐”,按惯例。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必于前一日饱享一顿酒饭。海瑞豪饮狂啖，兴致极好，主事不免奇怪问道：“先生今日何欢之甚?”海瑞坦然道：“欲作饱死鬼耳!”主事连忙说：“别误会，别误会，适才闻听宫中人云皇上驾崩，先生可见大用矣!”海瑞闻听此言，大为震惊，问道：“消息可靠吗?”主事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没想到海瑞非但没有半点喜色，反而扑倒在地，嚎啕大恸，刚刚入口的酒菜一并呕出，绝而复苏，终夜痛哭不止。

第七章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大概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传统士大夫所企盼的人生最高境界。“文死谏,武死战。”在以卫道士自命的海瑞看来。这是天经地义之事，也就是他敢于冒死强谏的思想基础。同样，也就在这一轰动全国的事件中，海瑞真正实现了他孜孜以求的道德理想，“一日而直声震天下，上及九重，下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所谓海主事也。”可以说,海瑞本人的道德追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这并不能为其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开启绿灯。

新即位的穆宗皇帝早就听说了这位“海刚峰”的大名,因而海瑞很快官复原职，天下官民拍手称快。不久，海瑞又升迁为大理寺右丞，官居正五品，开始了一段较为平静的仕宦生涯。先后历任两京左、右通政（正四品）等职。隆庆三年（1569年）夏天，海瑞又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到任之后，海瑞锐意兴革，整肃吏治，一切以黎民百姓的利益为重，力摧豪强，扶助贫弱。没想到由此掀起轩然大波，海瑞的抗争遭到失败,几乎完全断送了自己的仕宦之路。

应该说，海瑞过于乐观，错误地估计了局势。海瑞曾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大力整顿吏治,使当地面貌为之一新。虽然由于抵制朝廷高官,遭到报复，但他兴利除弊的行动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阻力。这两地均属偏僻穷苦之地，没有多少官僚士绅的势力，海瑞在当地的政治改革的影响相当有限。而应天十府的情况就大相径庭，应天巡抚的辖区有应天（今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太平、宁国、安庆、池州等地，是当时明朝人口最集中、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大批闲居的官员麇居于此，号称“仕宦之渊薮”。海瑞的莅任本身就引起了当地士绅的惊慌。自忖有贪贿行为的官吏要求辞职或改到他处任职，原装有赭红色大门的豪强也连忙将门漆成黑色。名满天下的海瑞意气轩昂地“单车入官署”，“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

但海瑞没有认真分析应天当地的客观状况，却把他在淳安、兴国等地的施政经验照搬照抄，如他将《淳安政事》一书润色扩充为《督抚宪约》，宗旨仍然是“斥黜贪墨，搏击豪强，矫革浮淫，厘正宿弊”。海瑞的施政特征首先是“搏击豪强”,即专门跟称霸一方的豪绅之家作对。然而要在应天十府做到这一点,不啻于捅马蜂窝，引火烧身。当时有识之士就明确指出：“天下财货，皆聚于豪势之家。”应天一带正是官绅地主集团力量最集中的地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专有一节《明乡官虐民之害》，扼要地抨击了明代官绅横暴乡里、鱼肉细民的状况，这也就是应天一带情形的真实写照。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土地兼并的矛盾。豪强田连阡陌,弱者无立锥之地，丧失土地的农民被迫四处流亡。一州一县之内,流徙之民，常居其半。这种状况不仅导致朝廷的税赋不足，更激化了社会矛盾。面对如此敏感而棘手的难题，海瑞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从土地问题开刀，逼令侵夺民田的官绅之家退田。而当地占地最广的士绅之一竟是对海瑞有恩的退休首辅徐阶，产业之多，令人骇异，据说有田数十万亩。海瑞也一视同仁，责成徐阶退其田亩的半数以上。这使饱受势豪欺压的平民有了扬眉吐气、申诉冤屈的机会，却让徐阶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贫苦农民成群结队，沿街呼号，每日都有上千人在徐府门前示威哄闹。徐府家人无计可施，只得取来臭泥粪堆在院前，见有人闯入便用泥泼出。徐阶对海瑞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权臣，徐阶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的暗中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海瑞的命运。

海瑞的另外一项重要改革，更是激起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反感，使一度众望所归的“海青天”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这就是“裁减邮传冗费”。驿路在中国古代交通运输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开国之初,朱元璋等人即特别重视驿路的建设，为公差人员的往来提供方便，并制定了较严格的规定：“州县理民事，驿递管过客。”州县官吏不准参与驿递之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种种原因，这种制度已形同虚设。驿递经费的拮据促使来往官吏责成地方官提供所需夫马，地方官为交好路过的高官也主动地提供方便，而这种额外的费用都向境内的民户摊派。这自然增加了民户的负担，然而相沿已久，成为一种官场上尽人皆知之事。海瑞莅任后，迫切要减轻民众的疾苦，发现“过客之费，不减贪吏”，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更张，大幅度地削减来往官吏的招待费用，甚至细枝末节也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将鼓吹旌旗手由原来的8人改为1人，舆夫扛夫由24名改为4名。

海瑞的本意在于减轻平民的负担,缓和社会矛盾,无可厚非，但这种处理方式不免过于简单,大有“不近人情”之嫌。封建时代官吏升迁转调相当频繁，而且一般均携带家眷。在交通条件相当艰苦的年代，长距离的辗转奔波是非常不容易的,正如俗语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而如何改善交通环境与设施,则是官府的重要责任。如果朝廷对此忽视不理,必将使这种交通运输矛盾更加突出，增加奔波中各级官吏的痛苦,明代驿站的演变正说明了这一点。驿递制度自洪武年间确立后，一直未作任何更订，至海瑞生活的年代,大约已有近200年的时间。原有的制度显然已大大过时,日趋腐败的明朝政府对此视而不见,各级地方官吏必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干预与调整，为来往官吏提供便利，很难一概归结为阿谀奉迎。海瑞对此缺乏认真的分析,闭口不谈朝廷对驿递制度弊端的责任,却简单地以“恢复祖制”为旗号，一味削减习以为常的官吏驿站待遇，使过往的官吏陷于无人理睬的境地，扛夫与驿马不足，只得自己掏钱另外雇请,可谓苦不堪言。有的官吏甚至干脆绕道而行，离开海瑞的辖区。应天十府的各级官吏怨声嗷嗷,对海瑞的这种更张均持反对态度。“众怒难犯”，在官官相护的封建官场上更是如此,空前的孤立使海瑞在遭到弹劾与攻击时，再也没有人肯站出来替他鸣不平了。

在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仅仅半年之时，舒化、戴凤翔等人就连续上疏弹劾海瑞。对此，虽然海瑞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但回天乏术,终于使自己丧失了继续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舒化在奏疏中指出海瑞“迂滞不谙事体”，特别指出他在驿递制度上的举措“以难过客。恐非人情”，建议授海瑞以南京闲职。舒化的弹劾并没有使隆庆皇帝动心,仍然对海瑞优奖有加。但戴凤翔的长篇奏疏接踵而来，此疏对海瑞的大多数举措进行了抨击，指责海瑞“包庇奸民，鱼肉缙绅，怙民乱政”等等。看到如此严重的后果，隆庆皇帝对海瑞的举措不免产生了怀疑,首辅高拱等人也责怪海瑞“更张太骤”、“颇拂人情”。海瑞愤然上疏进行申辩，却被给事中指责为对言官“丑诋孟浪”、“尚气凌人”。在这一片反对声中，海瑞被命以原官总督南京粮储。虽然当地百姓听说海瑞将离任,“号泣载道”，但绝大部分官绅们则额手称庆，相互道喜。

就在海瑞将要赴新职之时，首辅高拱又乘机倾轧，裁革南京粮储都御史之职。面对这样明目张胆的报复，刚直的海瑞愤愤不平，毅然上疏告病还乡。在此疏中，海瑞对当时官场的庸暗状况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与抨击，并辛辣地指斥：“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这显然过激的言词更激起了高拱等人的强烈反感,也使海瑞成为众矢之的,在朝中无立足之地，穆宗即命海瑞归乡听候调用。

明穆宗在位仅6年，在其去世后，神宗登基。神宗即位时年仅10岁，朝中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张居正手中。张居正是有明一代大事更张的改革家,整顿吏治，修饬边防，颇见成效，尤其是大规模推行“一条鞭”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张居正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海瑞兴利除弊的主张颇有相通之处。在张居正专政期间，虽有一些朝臣举荐海瑞，但张居正不予理睬，使海瑞有长达十余年的赋闲生涯。

海瑞家居达16年，他杜门耽于图史，书斋之中列四五书橱，并无其他物玩。斋西有一小块菜圃，命书童种植蔬菜，庭院之中，有十几株铁树,颇为可观。海瑞保持着十分简朴的生活，蔬饭杯茗，不治酒肴，却以有限的银两资助贫困的亲属，热衷于提携后进，或亲自为之讲论，侃侃不倦，大有萧然物外、悠悠自得之趣。在沸沸扬扬的“夺情”事件中，有人在上疏中借助海瑞的声名，引起张居正的不满，派遣巡按御史深入海南岛窥探海瑞的动向。可深山闲居的海瑞对朝中之事一概不知,甚至不晓得张居正父亲之丧。四壁萧然的情形令这位御史叹息不已，对海瑞待客的“鸡黍（黄米饭）”更觉无法下咽。他将这些情况向张居正作了汇报，张居正这才放下心来，但深知海瑞峭直的禀性,至死也无召用海瑞之意。

张居正卒于万历十年（1582年），吏部开始起用一些被张居正贬抑的官员，海瑞也在其中。万历十二年（1584年）底，海瑞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召请，海瑞以为“千载一时之会也”，不顾71岁的高龄，欣然北上，于翌年就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在当时享有崇高的威望，初到南京之时，当地百姓夹道相迎,附近穷乡僻壤都在交口相庆“海都堂”的来临。

万历十四年（1586年），73岁的海瑞上书恳请致仕（退休），兼论时事。他指出张居正在乾纲独断之时，整顿之举收效不大，其原因在于刑罚太轻。由于海瑞在上疏中明确指出当时“无一衙门无有”的贪污腐败现象，引起了一些官员的仇恨，借口海瑞倡言酷刑，请皇帝予以斥责。万历皇帝虽然看到海瑞奏疏“词多迂戆”，但想借助海瑞的名望，不仅特加优容，还对弹劾的官员进行了处罚。不仅如此，万历皇帝还想将海瑞调入北京委以重任,但是当朝首辅大臣对海瑞存有极大的戒心,暗中阻挠,神宗也无可奈何,只是将海瑞擢为南京右都御史。

年迈的海瑞莅任新职后,并没有因前车之鉴而畏首畏尾，依然全身心地致力于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他每下一令，简明扼要，切中时弊，南京百姓街谈巷议，很快耳熟能详。而当地官员“自大僚至丞郎，无不凛凛奉法”，不敢以片纸擅取市中粮物，不敢相聚饮为大宴乐,这可苦了南京一帮原本放任无羁的官吏。很快，海瑞又受到了御史房寰的弹劾，疏中所云反映了许多士绅的怨恨之情。房寰指出：“海瑞莅官后一无善状，一言一动无不为士论所嗤笑。”内阁大臣们感到海瑞的主张“颇不协于公论”，但鉴于海瑞道德楷模的风范,特命照旧供职。在京办事的几位年轻进士出于对海瑞的爱戴,联合上疏为海瑞鸣不平。当朝首辅却以“出位言事”为由，对他们做出“革去冠带，退回原籍”的惩罚，由此更可以看出最高决策层对海瑞明扬实抑的态度。

年逾古稀的海瑞也确实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以年高体衰为由先后7次上疏乞求告老还乡,而万历皇帝再三挽留，执意不允。在最后一次以疾乞休的上疏后不到一个月，海瑞卒于官舍。同乡苏民怀检点其行囊,竹笼之中仅有俸银8两、葛巾一端、旧衣数件。见此情形，各位士大夫无不潸然泣下,难以自已。据说海瑞的去世在南京掀起了哀痛的浪潮。在其棺椁还乡之日，悼念活动达到高潮。“男女老幼提携香炉，夹道呼号‘海爷爷’之名，齐声号泣，如丧考妣。”当丧船行进在长江之上时，身穿白衣冠、为海瑞送殡者夹立于两岸，长达百余里。

海瑞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时期，明初制定的各种法令、条例已经逐渐丧失了对社会各阶层的控制力与约束力。时过境迁,封建政府本应依据新形势的需要，对原有的制度进行调整与更订。但在崇尚“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社会里，官方正式的更改显然不太可能,一些不成文的规矩应运而生，相沿既久，约定成俗。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完全是贪官污吏出于私利的创设。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成文之法形同虚设，毕竟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更为政治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种“国俗民风，日就颓弊”的状况下，清官海瑞出现了。海瑞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熏陶，刚直耿介的禀性使他将儒家的种种信条奉为行动之圭臬，处处循规蹈矩。作为忠直的重要体现，他将200年前朱元璋订立的各种制度作为自己施政的蓝图，以挽救日益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如在驿递制度上的举措，虽然以减轻百姓负担为宗旨，却得到“仇视过客、不近人情”的评价。可以说,海瑞的一些重要改革犯有方向性的错误,即“开复古之门路”，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一位封建官员的历史局限性。

海瑞的施政措施表面上看处处搏击豪强，佑护平民，博得“爱民如子”的美誉,但海瑞遭受排挤与打击，依然属于官僚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作为一位出身于中下阶层的官员，海瑞更能体会各阶层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他力图通过压制豪强势力的方式,来缓和当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达到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这种尝试仍然得不到官绅集团的理解与支持。如他强调在应天实行的种种改革举措,正是“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他巡历松江之时，就接到数万平民控告官绅攘夺田产的诉状。当地官绅拥有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为全国所罕见。也就是说,松江府一带由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为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海瑞才接受平民的诉讼，要求官绅退田。如他明确表示，力劝徐阶退田,也正是“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否则，“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然而，海瑞的这种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证明在封建王朝日趋衰落之时,官僚集团已缺乏自我约束及调整的能力。海瑞虽有“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的抱负，却被人讥为“志大才疏”、“不可一日居地方”。在“四面楚歌”之中，孤掌难鸣的海瑞只得怏怏告归，感叹“这等世界，做得甚么事业”。

最精确地概括海瑞一生的评语，就是当时王凤洲所云：“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海瑞确实是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因而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道德楷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刻苦自励、纯洁无瑕的品性令人无可挑剔。但由此产生的效应却让海瑞处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因为他刚直廉洁的风范，使整个官僚阶层自惭形秽，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行动限制。就连万历皇帝也对他有“强项不能谐时”的评价,也就是说，海瑞这种忠介刚直的品德与时代潮流并不吻合,不可能成为全体官僚仿效的对象。但海瑞本人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世宗朝的冒死上谏，使海瑞道德追求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更使海瑞坚信道德的力量，并将道德与世俗人情加以对立。他固执地认为每个封建官僚都应是正人君子般的道德师表，否则就有贪官污吏的嫌疑。我们在海瑞的诸多施政方案中都可以发现这种特征：显然这是极不现实的，这也是导致海瑞宦途坎坷、一生多蹇的关键因素。海瑞最后在绝望失意中死去,他感到了仅凭个人的力量无法扭转王朝日益深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如四处崩溃的千里长堤、汹涌而至的狂澜，将海瑞这“傲霜雪的劲草”（李贽之喻）很快淹没无遗，这也是海瑞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明代海防与海禁“片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非但没有阻止倭寇的侵扰，反而断绝了沿海居民的生路。我们不该简单沉醉于抗倭战争的胜利之中,因为许多“倭寇”不过是被迫“下海”的大明王朝的子民。

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

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

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

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

观此五言律诗，辞旨清丽，构意精巧，意气昂扬，反映出作者不凡的才情与文学造诣。叹赏之余，谁也难以想象，此诗的作者竟是一个明朝历史上令人谈之色变的“倭寇”。生活在杭州湾畔的海宁人采九德曾亲身经历过一场所谓“倭寇”劫掠，这一群“倭寇”不过四十余人，其中一位临走之时，诗兴大发，在影壁上题下了这篇诗文。采九德在所著《倭变事略》中照录此诗后，感慨系之：“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很显然，即使是日本国内的汉学方家恐怕也难以挥洒出如此高妙的诗文，况且这种日本高级文化人并不多见，因此,这篇诗文的作者定为中国饱读诗书又怀才不遇的文士。采九德的怀疑确为我们了解明代“倭寇”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有明一代，甚嚣尘上的“倭患”问题让朝野上下伤透了脑筋,而所谓“倭寇”是否为纯粹的日本国人，颇难一概而论。

古代中国与日本的交往可谓源远流长,随着地理知识的丰富与航海技术的提高，彼此间的往来开始变得愈来愈便捷。秦汉时期,日本诸国前往中国一般循朝鲜半岛北上，路途相当遥远，“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但从六朝以后，日本人到中国多从南道浮海而来。如北宋雍熙年间，一位日本僧人由海路到中国后，曾上表陈述其旅途：“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信风的帮助可以使漫长的航路变得轻而易举。同时，从中国到日本，也相当便捷,他当时是从浙江台州离开的，“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而日本群岛呈南北纵向分布，南部诸岛屿与中国闽、浙沿海地区的交通显然更是快捷。

日本至中国南路航线的开通,在中日交流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为两国民间交往与海上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民间的交往受到相当严重的制约。应当指出的是,海上航路的便利也给中央王朝的海防建设带来了新的考验。长期以来日本群岛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南部诸岛的武士与商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进行走私及烧杀抢掠等海盗活动。日本在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称为“倭国”，因而中国朝野便将入侵骚扰沿海的日本海盗称为“倭寇”。中国海岸线漫长,沿海抗拒官府的绿林人士也大多以海上诸岛为根据地,内外势力极易联手,共同向中央王朝的边区发动剽掠。这种严重的态势在明朝初年就已显露无遗。

元朝末年，江苏泰州人张士诚、浙江台州人方国珍分别在当地起兵反元。张士诚占领高邮等地后，控制了作为元朝南北交通枢纽的大运河。同时，方国珍起义军夺取了元朝运粮船只，以浙江沿海为根据地，阻断了元朝漕粮北运的海路。这两支义军中有不少是熟悉水路、精于海战的渔家子弟。元朝政府为恢复东南漕运与海运之路，用高官厚禄诱降张士诚与方国珍,但他们往往屡降屡叛,依旧各自占据着自己原有的地盘。如张士诚全盛之时的辖地就“南抵绍兴，北越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东南沿海重镇如宁波、绍兴、杭州、苏州等地，均在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内。方国珍的地盘，则主要限于浙江庆元、台州、温州三路。后来，在朱元璋军队的进攻下，张、方两个割据政权先后败亡，但其残部大多逃亡海上,成为出没无常的海盗。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负固海岛”、行劫江湖的中国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起来，并为之向导，联合向明朝沿海地区频频进犯，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海患”。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民舍，掳掠财物，北起辽东半岛、山东，南到福建、浙江、广东，“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

明朝初年“倭患”的出现还有一些客观背景。14世纪初，日本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各据一方，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互相攻伐，战乱迭起。在争战中失利的封建主及其武士们组织起来，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一有时机便大肆杀掠。元末明初中国改朝换代的混乱更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在从辽东半岛到广东、海南数千里的海岸线上，“岛寇倭夷，在在出没”。可见，当时“海患”的性质较为单纯,主要有两股势力涉及其中，一是败亡海上与官府对抗的绿林人士，即“岛寇”；一是日本方面的武装走私者。

为解决这种海盗性质的“倭患”问题，朱元璋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他在以重兵武力镇压的同时，派遣使者照会日本国王敦促其制止这种侵扰行径。但日本执政者答辞简漫，毫无诚意，这使朱元璋十分不满。不过，鉴于元朝进攻日本严重受挫的历史教训，明太祖采取了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力求从本朝内部解决问题。为断绝中外海盗的耳目与内应，他下令禁止滨海居民私自出海，并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大量招纳原张士诚、方国珍部下军士及濒海的船户、岛人、渔丁为兵，自淮、浙至闽、广，共计十余万人。这可以说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始。这种政策虽然断绝了无数渔民的生活来源，但由于大量渔民被籍入伍，事实上由国家供养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由海禁造成的严重矛盾。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谋反事发，据供称，日本幕府与之有勾结。日本贡使伏兵于贡船，并将火药兵器藏于入贡的巨烛之中,等进宫朝见时，内外一齐动手。事情败露后，朱元璋无比气愤,立马断绝了与日本官方的关系，开始着手在沿海建设大规模的防务工事。洪武十七年（1384年），汤和等筑山东、江南、江北，浙东、浙西海上59城,以备倭为名，设置行都司。二十年（1387年），周德兴往福建福、兴、漳、泉四郡，筑海上16城，籍民为兵，以防倭寇。这种海防建设称得上是朱元璋的创举，对于保障中央王朝海疆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明朝政府还增置沿海卫所，添造多橹快船。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辽东至广东沿海共有五十多卫,拥有士兵二十余万，而且防御设施相当完备。如每卫有5个千户所，备有战船50艘，每船旗军50名。也正是由于拥有了强大的海防力量，才使洪武一朝的“海患”得到有效遏制,未酿成大患。

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命太监郑和等率舟师下西洋。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为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显示“天朝大国”的“物产丰饶”与“噱慨大度”,郑和携带大量中国珍奇特产，遍行赏赐。海上诸国对中国的珍宝财物极为艳羡，因而千方百计向明朝官府靠拢。日本国首先遣使致意,表示愿意“归附”，并提出“入贡”的要求。当然，这种“归附”与“入贡”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日本两国间有某种归属关系。在中国封建时代,外国人到中国的所谓“入贡”，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关系,即“贡”少“赏”多。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君主往往随心所欲，大行“赏赐”。这自然会吸引更多的外邦人士前来。出于前车之鉴，明成祖朱棣自然对日本充满戒心，规定日本10年“入贡”一次，并限制每次人员200名，“贡船”二艘。醉心于中国财物的日本国人自然不满于“十年一贡”的强行限制，他们结伙而来，进入明朝境内，遇到官兵诘问，就以“入贡使者”应对。每当碰到这种“贡不如期”的情况，各级官员往往“俯顺夷情”，以“下不为例”不了了之。但这些“入贡使者”每每趁明朝守军不备之时，大肆杀掠居民,满载而归。

在这些伪装的“入贡使者”之外，为数众多的日本海盗直接使用武力对明朝沿海地区进行杀掠，为此，明朝政府进行了积极的抵御，给肆虐的倭寇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最辉煌的战役即刘江指挥的辽东望海埚之战，生擒数百，斩首千余，使来犯的倭寇无一逃脱。这一胜利力挫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倭寇不敢再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可以说，到永乐年间,随着中日关系的密切，“倭患”问题也变得日趋复杂。

正统、弘治年间，沿海倭寇入侵屡禁不止。为此，明英宗特下诏沿海地区全力备倭，遣重兵防守要地，增筑城堡，严把关口，派兵分番驻屯海边咽喉之地。严阵以待的明朝海防大大减少了倭寇偷袭的机会，使附近居民得到较大的安全感。可以说，从明初到弘治时期，沿海“倭患”问题的性质较为单纯,中日两国的关系在表面上还维持着“朝贡”往来，即使在朱元璋与日本绝交之时，沿海3个市舶司并没有废止，也就是说中日仍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贸易关系。及至世宗嘉靖年间，中日贸易关系及“倭患”问题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15世纪末，日本诸岛又陷入诸侯割据的混乱之中，各大封建主都力争向中国的所谓“入贡”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僧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遣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按规定，入贡须按先后顺序，由市舶司验货及招待。宗设早到一步，照例应先予接待。可是宋素卿是一位迁居日本的宁波人,熟悉明朝官场交接之道，他通过贿赂主管太监，让后者先行查验货物,而且款待规格远在宗设之上。宗设大为不满，凭借其人多势众，咆哮公堂,追杀瑞佐及其随从，并向明朝守军发起攻击。他们大肆掳掠宁波及周围地区,如入无人之境。备倭都指挥刘锦等人惨遭杀害。这一事件一时震动了朝野上下。

一小股入贡使竟然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这显然与明代中期海防力量废弛有着直接的联系。据记载,时至嘉靖年间，由朱元璋及朱棣等苦心经营的海防工事废坏已相当严重，战船、哨船“十不存一”，备倭卫所的士兵数量锐减,仅为原来的4／10,这使得明朝军队在气焰嚣张的倭寇面前束手无策。当时，内阁首辅夏言等人闭口不谈海防问题，而将这件倭人侵扰事件简单归咎于市舶司的存在，认为“倭患起于市舶”，建议罢置市舶司。明世宗以为言之有理，遂于当年罢省沿海市舶司。这一举措可以说是明朝海禁政策最极端的表现。事实证明，这种极端的海禁政策是导致明朝中叶沿海“倭患”日益严重的最主要原因。

从根本上讲，“倭患”问题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物产的贸易需求。明代社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日本方面对中国许多商品需求量很大。胡宗宪《筹海图编》中专有《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瓷器、漆器、女人脂粉；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同时，中国士民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以其锋利精巧备受称道，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

起初，朱元璋虽与日本官府绝交，但仍保持着官方贸易,市舶司就是明朝政府专管海外贸易的正式机构。市舶司原设于江苏太仓黄家渡，后以地近南京，改设于福建泉州、浙江宁波、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在禁止海上走私、抑止奸商牟取暴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明官府调节有无，增加收入，节省海防建设的开支，达到了“利权在上”的目的,控制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日本使者到中国“进贡”之时，除正常的官方贸易外,还可以进行私人交易。明朝政府规定：日本官方贡物由朝廷收管，而使者自行携带的物品则可以自由处理,官方可以出价收购，日本人对官方收购不满意者,可自行上市交易,因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日本入贡使者实际上是一个特殊形式的贸易团体,也正因为有利可图，才会发生争相“入贡”的骚乱。

明朝官府本应正视与鼓励这种双方均获益的贸易关系，与此同时，还应该积极加强海防，以保证万里海疆的安全。然而，首辅夏言等人敷衍塞责，将“倭患”起因完全归咎于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轻率地予以关闭。这种简单而愚蠢的做法不但不能遏制中日之间的贸易联系，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从此,公开的交易转为暗中的走私，断绝了官方的大批收入,使奸商从中牟取暴利。并由这种私下交易引起的争端，酿成更为严重的“倭患”。

在与日本人长期交往的过程中,沿海地区的富商大贾也认识到对外贸易的丰厚利润,“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不少沿海豪民建造巨型船舶,进行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法不能止”。同时,明代中叶，政治腐败，贿赂公行，土地兼并严重，不少生活困苦的贫民迫于生计,纷纷入海求生，一些宦途失意的士绅及穷困潦倒的秀才也混迹其中。时间一长，几种势力联合起来就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武装走私集团。这种走私集团必须以沿海的富商大姓为依托，帮助他们囤积及销售货物。市舶司存在之时，民间的私市相当盛行，走私货物得以较顺利地运销，彼此均有利可图。与“入贡”的日本人各行其道，这种武装走私集团并没有对沿海地区的安全构成多大的威胁。市舶司被严令全部罢撤后，中日贸易渠道严重受阻，这成为明中叶“倭患”的导火线。首先是携来货物的日本国人,他们只好将所带货物赊卖给当地的商人。但明朝本有禁止私人与番人交易的律令,市舶司撤消后，这种禁令更加严格。商人在无法迅速销售的情况下，只得拖欠货款不偿，“多者万金，少不下数千”，在日人催逼之时，只好避债而逃。日人在无可奈何之余,只得求助于当地的官绅之家，而官绅之家拖欠货款更甚于商家，日人为索钱款,久困于海岛之上，饥馑难耐，便登陆进行劫掠。

与日人境遇相仿，中国原来的民间走私集团也陷入了困境。《明实录》有一段记载，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据载，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当时沿海走私集团最著名的头目为王直与徐海等，他们货物交易的中转站为余姚谢氏。明朝罢除市舶司后，谢氏借口“倭货”难于出手，随意贬抑货值，并拖欠了不少钱款。日积月累，王直、徐海等人逼索不已，谢氏又无力偿还，万般无奈之余，便恫吓道：“如再相逼,我将向官府告发。”王直等人自然不甘心财货两空，便伺机报复。他们纠合同伙，包括与其熟识的日人,趁深夜冲人谢宅，纵火焚烧,杀死男女数人，将其家私劫掠一空而去。地方官员闻讯后，为推诿罪责，向上司宣称倭贼入寇。王直、徐海等人也利用明朝官员及士民对倭寇的畏惧心理，所至之处,动辄以“倭寇”为旗号，其实内部真正的日本人寥寥无几。显然，这些“中国倭寇”的出现，使明代的“倭患”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复杂,这同样也是明朝全面海禁带来的恶果。

上述几股势力联合起来,形成了声势惊人的“倭寇”集团。一时间，浙江、福建沿海地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尤其是富商、权官与之里应外合,使原来从事走私贸易之人变成明火执仗的强盗。横遭攻掠的城邑不计其数，被掠公私财物更是难以估量。浙东、福建沿海严重的“倭患”惊动了明朝最高执政者，朱纨受命任浙江巡抚，兼摄福、兴、漳、泉诸州府军事。朱纨虽然是一位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的正直官员，但他对当时“倭患”起因的认识却很不全面。他片面地认为,沿海巨商权官的帮助与接应，是“倭寇”四处横行的症结所在,因而下令禁海，不仅严禁渔民下海，就是海边带有双桅之船也全部焚毁，违者处斩。他宣称：“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为此，朱纨采取了果断的措施，将抓获的通番奸细数十人斩首示众，同时上报了有通倭嫌疑的数位权官的姓名，请示上司予以惩戒。

朱纨的举措在沿海地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为自己招来了灾祸。当时,在有名的通商口岸如浙江宁波、定海，福建漳州等，为谋取厚利。权官之家大都参与走私贸易,因而均可称为“通番”的巢穴。他们对朱纨的揭露与严厉措施恨之入骨，自然不会束手待毙。这些人通过种种关系。令朝中人士弹劾朱纨等人擅权专杀。世宗偏听偏信，很快罢免了朱纨的官职，并派人进行审查。没想到，审查的结果竟与朝官的弹劾如出一辙，朱纨愤而自杀。“倭患”的出现使明朝官府内部相互倾轧的丑恶暴露无遗。

朱纨死后，浙江巡按御史董威等人请求放宽海禁，得到朝廷的批准，但这种措施并没有达到有效遏制“倭患”的目的，因为走私集团通过武力较量，看到了嘉靖朝野畏惧“倭寇”的心理，尝到了四处杀掠的甜头,进而演变成了专门从事掳掠的职业海盗。明朝海防工事年久失修，兵士缺乏训练，毫无斗志，遇敌则溃，这种情形更使“倭寇”得意忘形,无所顾忌。明朝虽派出重臣前往戡乱，但只是处于被动守御的状态,无力主动出击，而“倭寇”之船却联翩海上，四处流动作战，故而能避实就虚，出奇制胜，使官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明军四处追剿，结果导致“倭患”的四处蔓延。工部侍郎赵文华在倭寇猖獗的情况下，甚至荒谬地提出祷祀东海之神,以镇抑海患。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只能加重沿海官民的困扰，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横行的倭寇又在杭州城外上演了“流血成川”的惨剧。

赋闲在家的杭州籍官员张濂在痛定之余，上言时事。他说：“下臣本是杭州人氏,在家闲居五年，颇知海寇始末。开始因为海禁特严，导致倭寇猖獗。而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因循苟且，玩忽职守，养虎贻患。”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对策：“一日重军法之严以振积弱之气；二日招民兵以收必胜之功；三曰复海市以散从贼之党。”张濂就第三项对策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夫海市乃传统旧制,原非本朝创设,如果濒海之军卫坚固依旧，市舶司也无害民之处。只因武备日弛，难以应变，而海禁渐严，倭人乏食，这才是海寇猖獗的真正原因。如果军民训练有素,严阵以待，倭寇掳掠则有性命之忧,必转而从事货物交易。然后渐开海市,不仅可使倭党自行溃散，也可使濒海之贫民假此为生,不萌参与寇盗之意。”

张濂所言道出了明代中叶“倭患”猖獗的原因所在,提出的应对措施如在大力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恢复海市以疏散从寇的平民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可惜，他的上书并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单纯的武力镇压仍旧在进行，而由此引发了更为严重而复杂的混乱,其危害甚至超过了“倭患”本身。如赵文华奉命祷祀海神，并督察沿海军务。他到浙江后，与总督张经发生摩擦,于是暗中连疏弹劾。张经虽取得王江泾大捷，但仍被逮至京师，下诏狱处死。胡宗宪继任总督后，采取剿抚并举的策略，曾派人前往倭砦谈判。结果。“倭寇”方面提出“重开贡市”的要求，胡宗宪据实向朝廷反映，因遭到一些朝臣的反对而未果。

胡宗宪虽先后诱杀“倭寇”头目徐海、王直,但引起了其同党的疯狂报复。同时，明朝政府征调全国各省之兵参与平乱，江、浙、闽、广各省加派粮饷，当地士民苦不堪言。外省之兵往往临阵畏避，却勇劫民财。沿海居民怨声载道，不堪敲剥凌虐的百姓纷纷投入“倭寇”的行列。据载：“自后，闽、浙、江、粤之人，皆从倭奴（即日本国人），然大抵多华人，倭奴仅十一二。”而这些从倭的华人一般被称为“奸民”。福州长乐人谢杰在其所著《虔台倭纂》中对这种“奸民”的活动作过细致的描述，他说：倭寇对于闾阎人家的贫富和衙门府库的虚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必有内线为之耳目。倭寇进犯之时，“千人四布，无一人知，鸣号而起，须臾毕集”，声东击西，处处得手，定有窝藏指示之人，这些人无疑就是“我之奸民”。另据明人万表《海寇议前》记载，当时“倭寇”甚至受到一些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如“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铳，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 ；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这些沿海居民对所谓“海贼”的支持与欢迎，在于交结“海贼”可获厚利。由此可见，这些所谓“倭寇”在与明朝官军武力对抗之时,依然从事着贸易活动，并非一味烧杀抢掠。只是在明朝严格的海禁政策下，这种贸易属于非法的范畴,原来的商人便转化为官军围剿的“海盗”或“倭寇”，显然，这种“商”与“盗”之间的转化，其关键就在于明朝政府是否实行海禁。当时有识之士明确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化为商，市禁则商转化为盗。”这些所谓的“海盗”打出“倭寇”的旗号,正是为了与明朝官府进行对抗,以保护自己的贸易活动，即“商人转化为强盗，只有成为强盗才能继续经商”。

明朝历代皇帝对海禁的态度虽不尽相同,但从其执法的主要依据——《大明律》的条文来看，大明王朝全面实行海禁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另外，《大明律》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大船，而没有这种船只，是不可能出海的，私自携带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并枭首示众。甚至帮助与交结这种违禁海商的平民也要充军发配。也就是说，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的，更不用说与外番交易了。而那些私自下海与倭人交易者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的，他们都是明朝官军可以逮捕法办的重罪犯。为了继续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只有铤而走险，武力抵抗。

然而客观贸易需求是无法遏制的，丰厚的交易利润充满了无限的诱惑,严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贸易有利可图。当时人形象地描述道：“片板不许入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如嘉靖问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可见，这些海盗抢掠之物也并非仅为自己享用。而是有着明确的商业目的，这恐怕是与一般强盗大不相同之处。据郑晓所著《吾学编》的记载，当时所谓“倭寇”成分相当复杂：“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其中不乏落魄的文士书生，因而能即兴留下采九德看到的那样的精彩诗篇,由此可见,明代所谓“倭寇”大都为中国沿海的武装走私集团，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们发现,沿海“倭患”在明朝官府的镇压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非但没有偃旗息鼓，销声匿迹，反而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据谢杰所云：“向之互市，今则向导；向之交通，今则勾引，于是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也就是说,原来从事贸易的平民,今天成为海盗的向导：原来与海商往来的百姓,今天成为接应的奸细,在全面海禁的情况下,沿海居民似乎都变为强盗了，福建、浙江、广东等地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明人王世贞还毫不夸张地讲道：“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这种“全民皆寇”现象的出现,自然不能归咎于沿海居民，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反映了相当精辟的经济思想，区域经济的发展特点要与当地自然条件相吻合。明朝时就有这样一种说法：“海者，闽人之田”，即福建沿海居民将大海视为衣食之源。这其实带有相当大的代表性，“滨海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以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沿海地区的土壤土质不适合农业生产,百姓只有向海洋进军，靠海洋图生存。海洋不仅有通往四方的航路,更拥有各种资源。明朝官府的海禁政策完全不顾沿海人民的死活,断绝了当地居民的生路，无怪乎人们纷纷向“倭寇”靠拢。如谭纶所指出的那样：“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自通番禁严，而附近海洋渔贩，一切不通，故民贫而盗愈起。”同样，沉重的赋役负担与贪暴的官吏压迫也是使沿海居民“从倭”的推动力。有识之士指出：“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入骨髓。”种种因素都把大批平民推到了“下海”的这条路上。

另一方面,东南沿海地区又是当时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提供了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也极大地培养了当地人民的商品意识。王直、徐海等著名的“倭寇”头目都是商人出身，他们都是看到海上贸易有利可图，才转而从事违禁交易的，从这一点上讲,明代“倭寇”属于较典型的商人型强盗。

明朝中期的沿海“倭寇”在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的围追堵截下，逐渐平息下来。与此同时，在一些官员的倡议下,明朝不得不放宽海禁,这种明智的措施使长期军事行动难以压制的局面迅速稳定下来,这甚至使一些官员也感到吃惊,从而更明确地认识到“市通则寇转化为商”的道理。海防力量的增强以及海禁的放宽,是从根本上解决“倭患”问题的两个必要条件，两者不应相互抵触，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强大的海防力量是保证自身安全及发展对外贸易的保障,而畅通的对外贸易又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遗憾的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往往出于狭隘的皇权意识，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古代社会同样存在着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及开发丰富海洋资源的现实需要与可能性,而官僚统治集团不仅不给予积极支持,反而拼命镇压，视之为洪水猛兽。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封建统治者往往将自己地位的巩固看做是最重要之事，而不会设身处地地为普通百姓的生存着想，他们只要求天下士民百依百顺地接受管制，而绝不会着眼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封建专制制度是阻碍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以及海洋资源开发的最主要的绊脚石。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的统治者习惯认为中国为天下四海之中心，周围“四夷”不过是不堪人居的蛮荒之地，根本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础。中国作为“天朝大国”，无奇不有，无所不包，也就不存在开展中外贸易的必要。无所不有的“天朝”根本不需要与外国通商贸易，只是为了让外国人有日用必需品，才特开“皇恩”。这种妄自尊大其实就是一种对世界时势毫无所知的愚昧，而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闭塞与愚昧，将中国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从而丧失了发展机遇。直到携带洋枪洋炮的西方近代殖民者毫不客气地砸开中国的大门，衰弱落伍的“老大帝国”只好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中国近代史的惨痛与屈辱，恐怕远非明代“倭患”所能比拟，而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却是无法忽视的。张居正改革评价一位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作为政治家，工于权术的张居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暮年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局面。作为一个官僚，张居正为自己特制了33人才能抬起的豪华坐轿……

第八章

万历初年某日，明神宗诵读《论语》。他误将“色勃如也”的“勃”字读作“背”，在一旁授课的张居正便厉声训斥道：“应当读‘勃’!”神宗吓了一跳,周围的人也都大惊失色。

明神宗即位之初,还是个10岁幼龄的童子，日常生活起居均由太监冯保负责料理。年幼的皇帝偶尔不受约束，冯保就告诉慈圣太后。慈圣太后于严加管束之余,常常吓唬小皇帝说：“倘若让张先生知道了，该如何是好?”“张先生”也就是张居正,小皇帝对之敬若神明，毕恭毕敬地尊称他为“太师张太岳先生”。

这位被称作“太岳相公（先生）”的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人（今属湖北），是明代杰出的政治家。

张居正少年得志,12岁进学成了秀才，16岁中举，23岁就以二甲进士及第的身份,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便步入宦途。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张居正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难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他曾于隆庆二年（1568年），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厘革嘉靖以来的种种弊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主张主要有——省议论（杜绝空言，实事求是）、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格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轻徭薄赋，安抚民众）和饬武备（激发士气，演练精兵）等。虽然在当时的情势下，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付诸实施，但从中大略可看出张居正改革的最初蓝本。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朱载垕去世，太子朱翊钧即位，改元“万历”，此即明神宗。稍后，作为阁臣的张居正与宦官冯保联手，逐走了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并在穆宗陈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贵妃的支持下，出任内阁首辅。其时，明神宗视张居正为“擎天一柱”，对之极为畏惮，一向言听计从。在朝的文武大臣，对于张居正更是不敢骈肩称雄。故此,万历前期的10年间，张居正独擅威柄，成为明朝最有权势的一位内阁首辅。凭借着自身的权威和宫廷的支持，他雷厉风行地对当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张居正改革。它使得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回光返照的最后一抹辉煌,史称“盛明”。

自万历初年开始的张居正改革，首先是从整饬吏治开始的。此前，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吏治腐败，对于官场上因循敷衍的风气早已是深恶痛绝。他曾引用一句俗谚——“姑口顽而妇耳顽”。形容官场上的泄沓之风。在他看来，官场中的上下级关系犹如婆媳关系。做婆婆的尽管终日在嘴上唠唠叨叨，但媳妇却是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这种关系，使得整个“家政”显得一团糟糕。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曾以其生花妙笔勾勒出张居正时代明朝政府的工作效率：

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底（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底（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销声,不见天日。

为了调整积习生弊、颓废不振的上下级关系，万历元年（1573年）六月，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监察职能。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按，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考成法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事考核、事事责成的稽查制度，办事严立期限，不许积压拖拉,通过严格的考勤、考绩，甄别官员的勤惰、贤愚，以作进退、黜免的依据。他还让中央各部衙门将拟办的公事登记造册，分别制定一式三份的收发文簿用以留底、备注和送交内阁查考，严立期限完成，按月检查，每年总结。凡有拖延、积压，均予以严肃处理，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一严密而又完整的考成系统，将宦官统率六科、稽查章奏权移交内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宦官干政的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内阁的权威，使权力集中于首辅，从而加强了号令天下的中央集权。考成法提高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各部门的相互推诿、扯皮，为精简机构、节省政府开支提供了可能。稍后，张居正便下令裁减部院诸司冗官和各省司、府、州、县官，淘汰冗吏庸官，以提高官吏的素质和行政效率。这些为此后张居正推行的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通过整顿吏治和精简机构，张居正获得了一个效率较高、得心应手的行政班子，为推动经济改革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在整顿吏治的同时，理财是张居正改革的又一个重点。张居正执政之初，就面临着相当严峻的经济形势。隆庆五年（1571年），全国税收总计为250万两，而支出竟达400多万两，整个国家陷入了财源枯竭、入不敷出的竭蹶困境。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张居正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着手，对帝国财政大加整顿。在节流方面，他起用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后者采用堵塞决口、加固堤防的办法，束水攻沙以使河道畅流。基本上缓解了困扰多年的水患,从而节省了巨额的河政开支。张居正还通过整顿驿递制度，缩减政府每年的大量支出。原来,有明一代在交通干线上都设有驿站，照例对来往官员供应车马食宿。在明初,政府对驿站的管理相对较严，文武百官非军国大事不得使用。此后，使用驿站的条例日渐废弛，几乎所有官吏及其亲属都可以随便使用,这自然增加了政府的开支。有鉴于此，张居正竭力革除驿传之弊，规定官员非奉公差不许轻扰驿递，违者参究，内外各官丁忧、起复、升转、改调、到任等项，均不得动用驿传，以厘革驿递冗费之弊。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张居正还改革税制，清丈土地。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民谣说：“富家得田贫纳租，年年旧租结新债。”反映了是土地兼并和赋役负担的严重不均。此种状况的后果，必然使政府实际征收的赋税日益减少。针对这种情况，张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并责成官吏追缴欠税。为了获得经验，他于万历初年先在福建作试点,接着又将在福建获得的丈量经验加以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对各类田产的清丈。他任用张学颜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3年之内各地要把清理溢额、脱漏和诡寄等项工作办妥。果然,经过3年的土地丈量，查出了大批隐漏的征粮地。据统计，到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7013976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300万顷。朝廷的赋税收入也因此而剧增。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实行了赋役改革。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通令全国实行一条鞭法——将力役合并田赋征收，一律交纳银两；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赋役银由各地方官直接征收，以减少种种弊病。另外，张居正还将推行考成法与征收赋税结合起来，规定各级官员追缴欠税不到90％者，要分别给予处分。这种以行政措施督缴赋税的做法,不仅促使地方官僚如数完成了当年的税粮，而且还清查出许多豪户地主的陈年积欠和规避的钱粮,使得国家的税粮显著增加。

从张居正改革的具体措施来看,有不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条鞭法的改革,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上的手续,极大地限制了地方胥吏从中营私舞弊。一条鞭法的推行，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量地计丁”、“计亩征银”，使得豪强地主要隐产瞒丁、规避赋役就比较困难，而一般农民“产去税存”的不合理现象也有所减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赋役折银的办法,有利于雇役制度的发展。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只要交纳一定的银两后即可免去劳役，并能比较容易地离开土地，进一步从事各种行业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先前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则为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般佣工自给的工商业者和囊丰箧盈的富商，又因无田而得以免役，从而刺激了工商业的繁荣，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赋役征银对传统社会末期货币地租形态的发展也起着倡导作用，促进了部分农作物的商品化。因为纳税户为了交纳赋税，便不得不将大量农产品、手工业品投放市场，以换取货币，其结果必然促使白银流通较之先前更为普遍、广泛，从而促进了赋役的货币化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一条鞭法将以往繁杂的赋役名目删繁就简合为一则,实际上是把万历以前的各种合法与不合法的加征杂派都变成了正税，这种做法虽然均平了赋税，简化了手续，但杂派变成了正派，实际上又为以后的加派制造了机会。从后来的史实来看,一条鞭法施行十余年，弊病丛生，徭役复出，丁银仍重。故而农民的实际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另外，一条鞭法虽然避免了贪官污吏从中巧立名目,敲诈勒索,有利于刺激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地的区域社会结构纷繁复杂,在推行的效果上难免也会有所不同。譬如,江南地区白银的流通通常比较普遍,一条鞭法所规定的折征银两的办法较能体现出其积极作用。相反,在一些白银流通不那么普遍的偏远山区，农民手头短少银两，为了纳税,不得不将农作物贱价出售以换取银两,难免会遭受更为严重的居中剥削,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

在军事方面，张居正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竭力整顿边疆防务，在选任边将上知人善任，厘清了先前国防空虚、武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在蓟州一带，他任用名将戚继光镇守,在边境沿线整饬军备，修筑边防要塞，开垦屯田，储积钱谷，以期兵精粮足，战守有备。在辽东，张居正倚重李成梁，后者善于指挥御敌，深孚众望。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当地的民族动乱，维护了东北边境的安宁。张居正还重用王崇古，支持后者对蒙古俺答部的安抚。在大同、宣府附近设立互市贸易，使得蒙汉两族人民得以和睦相处。张居正在军事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调整了与北方蒙古族的关系，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他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

幕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

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

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

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夸饰。《明史》亦记载，当时北部长城一带的千里边防线上，军民安居乐业，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

张居正改革历时10年,它是自明代中叶以来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一次变革运动。在当政期间，张居正重点谋求上层统治的稳定，注意调整朝廷内部的矛盾，对明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整顿了吏治，巩固了边防，国家财政收入也有明显的好转。据记载，万历初年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储蓄多达四百余万，帑藏充盈，国力臻于极盛。从这些方面来看，张居正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后人称之为“绝世异才”、“救时宰相”，的确并不过分。

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就,表现出他本人较高的策略水平。首先，张居正善于运用经筵、日讲等方式向年幼的明神宗灌输自己的思想，取得了后者的信任。其次，为了实现最高权力中枢——宫廷与政府间的稳固合作，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张居正妥善地处理与宫廷实权人物李太后、宦官冯保等人的关系，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再次，明太祖曾一再下令,后世子孙不得擅改洪武制度，此即后世官僚视作天条的“洪武祖制”。张居正正是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为自己的改革活动涂脂抹粉。虽然他集权于内阁，实行一条鞭法等等，都是对“祖制”的明显改易,但他于执政之初，就打出了“法祖”的旗号，一再声称自己改革的目标是要恢复明初的“洪武祖制”，从而极大程度地减轻了改革的阻力。又次,在改革过程中，面对着重重阻力，张居正勇于任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丝毫的退缩，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坚决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他经常向友人表示：“爱憎毁誉等于浮名”，“哪怕陷阱在前，也不受阻拦；众矢攒身，也毫无畏惧。”为了改革事业，张居正任劳任怨,毫不惧怕他人的诽谤诬蔑，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家的风度与胆略。

然而,虽然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增强了万历前期的国力，但却触犯了许多官绅的既得利益。譬如，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推行均平赋役，便开罪了朝野一大批的官僚地主；推行考成法之后，严格的考核使得官吏们如履薄冰，不得不埋头工作；破格用人，选拔了人才，却得罪了那些无德无才只凭资格升迁的人；裁减冗官，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砸了不少人的饭碗，从而引起相当一批人的不满；整顿驿站之后,官员不能私自使用公家的交通设备，而不得不自己掏腰包，自然使得他们怨声载道；严肃学规,实施严格的淘汰，打击了为害乡里的学霸,也招来了被淘汰者的怨尤……这些,都让张居正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对此,他深知自己的改革将损害相当一部分官吏的既得利益。好比“绳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将会招致不少人的反感，甚至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在冯保和皇太后等人的支持下，由神宗皇帝作出裁决，以政务繁忙、不必离职守孝为由，下诏挽留张居正“夺情视事”。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夺情视事确实有利于改革。因为此时正值改革的关键时刻，整个国家百废待举，而内阁、六部和督抚之中，还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够代替张居正,倘若张居正于此时回家守孝，就有可能中断擘划已久的政治改革。然而，夺情毕竟违背了“祖制”和“纲常”。因为根据传统礼教的惯例,丁忧者必须离职居丧守孝3年，否则便是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故而“夺情”一事,让许多士大夫深感不满。他们纷纷指责张居正“恋栈”,要求朝廷罢黜张居正。虽然他们的反对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分别受到了惩处,但张居正的威望却因此在一些士大夫中间急剧下降。

稽考史实，在夺情之争中反对张居正的,并非完全是反对改革的奸佞小人，但张居正却认为这些人存心与自己作梗，因而采取了极不明智的手段，不遗余力地打击反对派。当时，在他的授意下，明神宗以“星变”为由,下诏考察群臣。因这一年适逢旧历“丁丑”,史称“丁丑京察”。此次京察共查处了51名官员，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夺情者。有人虽然素负才名，只因反对夺情，就被冠以“才力不及”之名而降级调外；相反，有人虽屡次遭受弹劾，却因赞成夺情而青云直上。显然，“丁丑京察”助长了任人惟亲的风气,从而在朝廷上形成了一股依附于张居正的亲信势力。由于掺杂着个人恩怨,处置不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一些原本并不反对改革的人推到了对立面。次年六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指出“丁丑京察”的结果必然会“驱使天下之士奔走于私门”。张居正见疏大怒,将王用汲削职为民。

早在夺情之前，张居正的政治作风就已相当专断。他对同僚的态度向来是盛气凌人。以至于当时的阁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只能随声附和，从不敢有所异议。诚如著名学者黄仁宇所说：“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万历三年（1575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将矛头指向了张居正，他是针对朝政中流行着的对张居正、冯保之阿谀逢迎而发难的。当时，无论是边防上打了胜仗，还是完成了水利、桥梁等工程，论功行赏时，六部官员总是将张居正、冯保列于首位，赞颂他们运筹帷幄，为之请求封赏。余懋学认为，内阁、司礼监作为中枢机构自有贡献，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不能事无巨细全都归功于他们，盲目加以赞扬，从而助长了谀佞的风气。余懋学的主张不无道理，但张居正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仅拒不接纳，而且还严厉处罚了余氏，将之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余懋学的被贬，更加深了一些官员对张居正的反感。“夺情之争”以后，张居正变得越来越听不得逆耳之言,并由听不得逆耳之言发展到只愿听阿谀逢迎之辞,从而丧失了正常的判断能力,整天陶醉于奸佞小人的歌功颂德之中。例如，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这样写道：

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下。

这副对联的上联吹捧张居正辅佐世宗、穆宗和神宗，而下联则是说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分别考中状元和榜眼。对于这样肉麻的吹捧，张居正不仅泰然处之，而且还欣欣然地将之悬挂于厅堂。原礼部侍郎邱岳献了一副对联,对联上这样写道：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丘山”是邱岳二字的偏旁，而“太岳”则为张居正的别号。对此，张居正更是心花怒放，准备越级提拔邱岳。这种对阿谀奉承者的欣赏和鼓励，必然会使用人的标准由“惟贤”变成“惟亲”，从而形成党同伐异的个人宗派。这就使得张居正愈来愈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难以真正任人惟贤地选拔人才。事实上，张居正在任用人才的同时，也任用了不少亲戚故旧。其中，既有安邦治国的贤才，也有奸险的昏庸之徒。

在对阿谀奉承者欣赏和鼓励的同时，张居正还竭力压制言官，对言官采用利诱、威胁的两手，凡不听话的言官必定调出京师,至于公开唱反调的则必定罢官，乃至于流放。言路是明代政坛的晴雨表,言官是政坛上最活跃的分子，历任首辅不控制言路就无法长期执政，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而打击政敌是无可厚非的，但他缺乏大度容人的器量，在处置言官和其他持不同政见的官员时，往往掺杂着个人的恩怨，处置失当，打击面过宽，无形中将不少人推到了对立面,这显然是张居正处世为人方面不够明智之处。

另外，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关系，也使他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朝内阁对皇权的依赖性大大强于前朝，而皇权的伴生物——宦官势力,也始终成为左右明朝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内阁大学士倘若无法取得皇帝、宦官等宫廷方面的支持,就不可能长期执政，故而张居正不得不殚精竭虑地采取妥协的方式处理与宦官的关系，以求得宫、府一体，将决策、行政权合而为一。在当时,冯保是张居正与宫闱内的皇帝、太后交通信息的最佳人选。然而，冯保其人贪财好货，张居正不得不竭力满足他的奢欲。有一次，张居正送给冯保的礼品有金3万两，银10万两,夜明珠9颗，珍珠帘5副,还特地为之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充满了肉麻的吹捧。为了取得冯保的支持,张居正在万历元年（1573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先后两次赞成冯保收进六千多名宦官，扩大了宦官的人数，从而造成了万历中后期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他还曾主动要求封赏冯保的子侄，并压制攻击宦官的朝臣，尽量减少朝臣与宦官的摩擦，以此巩固他和冯保的联盟。这一方针虽然在稳定政局方面，有着策略上的益处，但却不能不引起朝野士大夫的非议。一些讲究气节的文人，认为张居正阿谀逢迎宦官,人品卑下,因此对他产生了反感。张居正以冯保这样一个腐败的人物做自己的政治后盾,使他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拒绝冯保的支持,他便根本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与冯保结盟，则必然会被他拖入恶浊的深渊。

除了交结宦官之外，朝野上下对张居正人品议论最多的还有贪污受贿问题。贪污受贿原是明代官场上的通病，当时的官吏薪俸极其微薄，以权谋利蔚成风气。在明代的权臣中，张居正还算清廉持正。不过，他虽然自称自己当政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但在其私人信函中屡次提到他的亲信文官曾向他赠送贵重的“礼物”，包括现金和田地。譬如，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曾说过，自执政以来，仅两广将帅所赠的财物就不下万金,但他都没有接受。尽管张居正本人不受贿，但他却未能制止亲属受贿。不少官员看准了这个门路，不向京师相府送礼而是直送到江陵张府。故而张居正死后，抄家时也还是抄出了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余万两。

张居正执政之初，尚能约束子弟、家人，不许他们与权贵、督抚、边帅结交。然而，随着其权势的如日中天，张居正踌躇满志之余，便不再约束子弟家人，甚至为后者谋取进身阶梯。这些做法大大损害了他的政治形象，引起了正直的士大夫的不满。张居正当权时，其诸子皆登上第，一状元，一榜眼，一进士，悉由关节得之，其三场作文则请人代作。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次子张嗣修参加会试，廷试拆卷后，嗣修排在二甲。出于李太后、冯保的授意，神宗将嗣修列为一甲第二名榜眼。事后，神宗对张居正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顾）先生子孙。”神宗带头作弊，张居正泰然处之,遂使科场风纪大为窳坏，权贵子弟纷纷夤缘际会猎取功名。张居正的家人甚至扬言说：“明年殿试，吾家小公子必中探花。”只是后来张居正去世，才没能兑现。对此，后来有诗云：

相门子弟多才杰，甲第翩翩居上列。

兄为榜眼弟状元，一家盛事真奇绝。

丞相家儿贵莫伦，寒士原应步后尘。

彩笔未濡文已就，春闱欲入名先闻。

张家昆弟何竞爽，荣华海内真无两。

假使相公馆未捐，幼儿又复夸蝉联。

曳白那顾旁人羞，及时且为子孙谋。

岂料乃翁一朝陨，还复青衫到白头。

张居正凭借权势为子弟谋取进身阶梯，其政治声誉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一般来说，明朝建国以来，科场作弊虽然屡有所闻，但基本上还是公道的，然而从张居正开始，“公道悉坏”。

在张居正当权期间，不仅子侄青云直上，其奴仆也是颐指气使,盛气凌人。张居正自己虽表示要严厉约束奴仆，但实际上其家奴经常打着他的旗号狐假虎威。例如，张居正的宠奴游守礼（游七）纳资取得幕职，与士大夫结纳交往，招权纳贿。不少朝臣勋贵不惜降低身份，争相结纳游守礼，与之称兄道弟。张居正江陵老家的奴仆更是肆无忌惮,鱼肉乡里。张居正虽然对家人奴仆的不法行为有所察觉，有时也能稍加裁抑,但始终没有采取过有力的措施，以致当时的一些奸猾之徒,假冒张居正家人、奴仆之名，四处招摇撞骗，骚扰官府，欺凌百姓。这些，无疑都大大损害了张居正的声誉。

另外，张居正个人生活上的奢侈无度，也留下了道德上的疵瑕，这自然不能不贻人以口实。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江陵的辽王宪炜被废，豪华的辽王府归了张家。隆庆六年（1572年），湖广官员建议为张居正立牌坊，遭到张居正拒绝。于是，他们将建坊之费折价送到张家，张居正表示愿将此费交纳官府，作为购买辽王府的价款。但在实际上，这笔钱却成了翻修辽王府的费用。由于翻修费用大大超支，张居正又计划用历年所得的赏赐、俸禄和田租等加以偿还，但超支的部分却由地方官垫补。接着，湖广的地方官又动用公款，先后建造了三座石坊以颂扬张居正的功业。又有一次，明神宗听说张居正要改建住宅，增修一座阁楼以便悬挂御笔，就下令内库拨发白银1000两予为资助。之所以这样做,一是为了表示尊宠，二是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张先生”的官俸并不丰厚。但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神宗才听说北京张宅的增修费用竟为白银1万两。而且，就在北京张宅修造完毕之时，湖广的江陵立即出现了一座规模相同的张宅，建造的费用也来自官库。据说，张居正获悉此事之后,自称于心不安，但却并没有拒绝那些地方官的阿谀奉承。张居正整顿驿传,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的滥用，然而，张家的仆人甚至亲友的仆人却可以任意向地方官需索车马船只。张居正回籍葬父，排场浩大，气势也相当显赫。当时，他的坐轿要33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焚香挥扇。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郊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破例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他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

除了张居正本身的缺点外，他的改革也有一些偏差。例如在清丈土地的过程中,虽然确实清查出了不少豪强富户隐匿、诡寄的漏税地亩，增加了明朝政府的赋税收入,但由于张居正清丈田亩是为了增加赋税，当时有的地方官吏为了迎合他的旨意，弄虚作假，以短缩弓步的手法多报田亩,用来报功请赏。

上述的这些,均给反对改革者留下了口实。尽管张居正在世时人们害怕他的赫赫威势，不敢不恭维他，但在这种恭维的后面，却积蓄着怨恨和蔑视。这种怨恨和蔑视，一旦时机成熟随时都可能爆发。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赍志以没。他刚死，新政即告废除。张居正被削除了官荫、赠谥,在江陵的老家也被查抄。长子张敬修自杀，次子张嗣修和其他几个孙子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全家被迫害致死者有十余人。张居正执政10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以失败告终。

张居正改革终以人亡政息而落幕，它给后人留下的启示是深刻的。纵观张居正改革，他不计私怨，改革吏治，整顿学校。尤其是大力选拔人才,实行检查公文落实情况的考成法,大大提高了国家权力机构的办事效率,使之成为能够有效推行改革的工具。实行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财政危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此外，他支持对蒙古首领俺答的议和，加强对青藏地区的关系，扩大互市规模,整顿军备，取得了边境的安宁，促进了和蒙、藏等民族的经济交流。这些改革客观上收到了积极的成果，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而对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代后期，从整个明王朝来说,已处于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帝国斜阳最后的一抹余晖虽然耀眼,但却已近暮色。这种总体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决定了张居正改革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效。

张居正的遭际，被当时人视作擅操威柄，权高震主，以至于祸发身后。此次改革的最终失败，对于晚明政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帝国的财政收支状况良好。张居正去世之后，开支急剧增加，国家财政重新出现了入不敷出、储备减少乃至匮乏的局面。摆脱了张居正约束之后的明神宗，从此失去了首辅的有效制约,遂得肆意妄为。他整日耽于逸乐——“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躲在深宫里朝歌夜舞，没日没夜地与宦官、宫女们厮混。甚至连庙祀亦不亲祭，而改遣大臣代祭。对于治国,明神宗愈来愈失去了兴趣。他先是纵容言官弹劾大臣,却拒不接受朝臣的忠言直谏；继而又以冷漠的态度，视言官的进谏为沽名钓誉。凡是进谏奏章，一概不理不睬，置若罔闻。由于长期拒不批答章奏,拒绝接见朝臣,使得万历中、后期的君臣隔阂日益加深。明神宗的怠于政务，再加上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之废止,使整个国家机构陷入了瘫痪的境地。考成法既废,政归内阁与政归六部之争愈演愈烈。此后，大明帝国的世风日趋颓唐，举朝上下失去了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继任的阁辅权臣为了明哲保身，往往尸位素餐，故作平庸，惟皇帝的马首是瞻。而大小官员亦不以国事为重，遇事相互推诿，除了升官晋职之外均无所用心。特别是先前受张居正信任的官吏，如戚继光、张学颜、潘季驯、梁梦龙、徐学谟、曾省吾、李成梁诸人，均因张居正的缘故而遭斥革；而此前遭受冷落或罢黜的官僚,则因迎合神宗旨意，罗织各种罪名对张居正横加攻击而得以升迁，这就使得嘉靖以来逐渐形成的朋党风气更趋膨胀。此后，朝廷官员结党营私,相互攻讦愈演愈烈，王朝衰颓之势日益加深。明王朝从此日薄西山，一蹶不振。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张居正改革的废止不仅仅是他个人事业的失败,同时也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对此，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曾说：“故居正没而（明朝）遂人醉梦期间矣”，“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也指出：“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东林党争明代的“党争”与现代政党竞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国事天下事为重的士人联合起来,以权势私欲为念的官僚也组织起来，因此，这种“党争”没有给王朝带来清明政治、振衰起弊的希望，却将明朝政坛拖入乌烟瘴气的泥淖。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被削官回籍。在故乡，他与弟弟顾允成倡议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此后，他与一些罢官废吏及在职官员，如高攀龙、钱一本、孙丕扬、邹元标和赵南星等人，经常讲学其间。迄今，在东林书院的旧址，还留有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东林书院，顾宪成等人借讲学为名，时常讽议朝政，臧否人物。而朝中一批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则与他们遥相呼应，互通声气，从而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反对派遂将他们称作“东林党”。东林党人号称“清流”，控制了天下的舆论，而与之对立的“浙党”，则被朝野上下的不少人视作“邪党”。

当时，明神宗倦于临朝，整个国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这一形势使得朝野上下的派别纷争愈演愈烈。所谓浙党，是指当朝的王锡爵、沈一贯和方从哲等人。他们先后执掌内阁，党同伐异，排斥政敌。于是,一些与“浙党”不和的士大夫逐渐聚集在顾宪成的周围，与当政的浙党相抗争。发展到后来，朝中的其他官僚也纷纷卷入门户党争的漩涡之中。他们或投靠浙党，或依附于东林党。譬如，当时的“秦党”（主要是些陕西籍的官僚），就与东林党人的政见颇相吻合；而籍隶山东、湖广和皖南宣城、徽州一带的不少官僚，则大多依附于浙党，史称“齐党”、“楚党”和“宣党”。其中，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各以乡里命名。东林党人与浙、齐、楚、宣诸党势不两立，相互倾轧，互不妥协，从而形成了万历中后期激烈的党争。及至天启年间，面对宦官魏忠贤专权局势的日趋形成，东林党人奋起弹劾，不仅激化了阉党与东林党人的矛盾，而且还使得万历以来的党争形势更趋复杂、混乱。魏忠贤纠集先前反对东林党人的势力，屡兴大狱,不遗余力地打击东林党人。著名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皆因弹劾魏忠贤而被逮捕，并与黄尊素、周顺昌等人一起被残酷杀害。魏忠贤还嗾使党羽编写《三朝要典》及《东林点将录》等文件，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七年（1627年），思宗（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就逮治魏忠贤，将大批阉党定为逆案而分别治罪,并重新召用了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然而，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魏忠贤余党温体仁的入阁，使得阉党势力死灰复燃,他们与东林党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对立的双方交章弹劾，政争不已，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明朝灭亡。

从总体上看,东林党人坚持正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主张严格遵守真正的道德规范。特别是在早期，他们往往以标榜个人品质的正直廉洁而闻名天下。东林党的代表人物顾宪成就曾主张，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在朝为官必须一心一意为君父着想；在地方做官，就必须关心百姓的日用民生；而闲居水边林下，则应当志在世道。这些话成为当时的“士林标准”，为许多人所躬行实践。于是，东林党人往往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抨击肆虐无忌的宦官，甚至冒犯天颜，公然对皇帝的权威提出挑战。特别是在野的士大夫，常常通过“清议”的方式，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端。明神宗朱翊钧虽然倦于临朝，但却极为贪婪。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他先后向全国派出了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各地商民肆意搜刮。这些大大小小的宦官，或专管税务；或监督开矿；或强征店税，或兼采珍宝。他们召募当地的流氓无赖充当打手，打着朝廷的幌子，狐假虎威，嚣张跋扈，极大地加重了民间的苦难。对此，东林党人仗义执言，挺身而出加以抗争。例如，凤阳巡抚李三才，就曾上疏指责矿监税使的四出聚敛,甚至直言不讳地指斥明神宗：

陛下宝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护子孙，百姓亦爱恋妻儿。何以陛下要拼命地聚敛财宝,却不让百姓满足升斗之需呢?为什么陛下要延福万年，却不让百姓享受朝夕之欢呢?

他坚决要求神宗罢除天下的矿税。东林党人还经常提倡体恤商贾铺行,反对官府的横征强买。在反对矿监税使的活动中，尽管有不少东林党人因此被削职罢官，逮捕问罪，甚至被迫自杀，但他们仍然是前赴后继，在所不辞。

除了反对加派矿税和对工商业的摧残之外，东林党人还致力于反对后妃干政和宦官专权。万历末年及泰昌、天启初年，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和“移宫”三案。“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刻——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执枣木梃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一直打到前殿檐下，才被内侍韩本用等人擒获。据查，该男子与郑贵妃宫中太监有所牵连，故而一般认为那是企图谋害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朱常洛。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去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改元“泰昌”。光宗沉湎于女色,不到一个月就一病不起。由于郑贵妃曾向光宗进献美女，并据说指使了中官崔文升进食泄药，故而被认为有谋害光宗的嫌疑。光宗病危后,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色药丸二粒，光宗吃了之后，第二天便一命呜呼,当时称为“红丸案”。光宗死后，为了反对先朝妃嫔挟持幼帝,杨涟、左光斗等人迫使先前与光宗同居乾清宫的李选侍移居哕鸾宫，史称“移宫案”。东林党人以维护皇权的面目出现，坚决反对郑贵妃、李选侍干政，公开抨击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为，主张严厉追查三案的当事人及其幕后操纵者。天启以后，魏忠贤阉党专政，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表现出不畏强暴、刚直不阿的英雄气概，遭到魏忠贤的陷害和镇压。随着阉党势力的恶性膨胀，东林党人遭受到了自万历中叶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他们或被酷杀；或不得不自杀；或惨遭禁锢；或放逐罢免。

鉴于晚明时期吏治的严重腐败，东林党人还在京察、大计中力图澄清吏治。不过，由于党争利益的需要，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往往与他们攻击异己的动机纠缠在一起。

明代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有“京察”和“外察”两种。“京察”考察京官，6年一次，以地支逢巳、亥的年份举行；“外察”考核地方官吏，3年一次，每逢辰、戌、丑、未之年，趁外官赴京师朝觐之机加以考察。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或罢官降调等奖惩。凡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由于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故而深受朝野上下的瞩目。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不满于浙党阁臣的倒行逆施，借京察的机会,操纵吏部罢黜与阁臣过从甚密的一些官僚，引起了王锡爵等人的强烈不满。平心而论,此次京察的主持者——吏部尚书孙铣、考功郎中赵南星和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人,都是比较正直的官吏。在这次京察中，他们基本上还是做到了秉公澄汰、无所徇私。例如，文选员外郎吕胤昌是孙铣的外甥，都给事中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戚，两人均因考评不佳被斥黜。由于主持京察者得罪了内阁权臣和被黜官吏的亲朋师友,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也就成了门户党争的重要一幕。特别是在此后门户党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在京察中提拔贤能、降邪黜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结党营私、打击异己、扶植同党的色彩却日趋加重。万历后期,东林党与浙党双方的争斗愈演愈烈,口头论争已不能发泄怨恨,故而双方均殚精竭虑地排斥异己。不遗余力地借京察逐罢对方在朝的官员,也就成了党争的重要内容。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察，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兆斗等人均受贬谪。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东林党人再次借考察京官之机，联合吏部尚书孙丕扬逐斥浙党诸人。与此同时，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因此，在那里的东林党人便大受斥逐。不久，浙党方从哲入阁成为辅臣,浙党乘机反扑，将号称“清流”的东林党人驱逐殆尽。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时，方从哲又当上了首辅，浙党势力愈益膨胀,对东林党人更是极尽打击迫害之能事。光宗去世后，杨涟、左光斗与刘一燝和周嘉谟等人拥立光宗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此即“熹宗”，翌年（1621年）改元“天启”。当时，浙党首领方从哲因“红丸”诸案被迫辞归，东林党人暂居上风。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叶向高复出，担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也纷纷跻身于大僚之列，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人又控制了言路。于是，内阁、都察院、吏部、礼部等要职均为东林党人所把持。一时间，东林党人的势力空前发展。这时的东林党人,早已为朋党门户的倾轧冲昏了头脑，他们一旦大权在握,政治上并没有多少建树,却不遗余力地对政敌加以排斥和大肆报复,甚至凡是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均被他们视作“邪党”而遭逐斥。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赵南星出掌吏部，更是培植私人，大事报复，任意黜免与他们政见不合的朝官，这就使得非东林党官僚不得不另找靠山，纠集力量重新与东林党人较量。当时，权阉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麾下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和“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到处都有他的死党。特别是浙、齐、楚、宣、昆党中的一部分人与之结成联盟，更壮大了他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与东林党人相抗衡的阉党。譬如，《东林点将录》的作者王绍徽本是齐党的首领，《三朝要典》的总裁系昆党的骨干顾秉谦，而阉党的内阁首辅冯铨与东林党有世仇，“五彪”之崔呈秀、魏广微等人，亦均为遭东林党排斥和结怨的仇人。魏忠贤有了这批人做心腹和智囊，如虎添翼。可以说，天启年间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之膨胀，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失策，无疑也难辞其咎。

党争不已使得明代后期缺乏起码的政治是非标准，许多朝廷纷争只是出于朋党的私利。在不少问题上，党争双方都是将朋党的利益置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大义之上。浙党党魁王锡爵就曾对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庙堂”是指朝廷。他的意思是说——当今最奇怪的一点是，凡是朝廷赞成的,东林党人控制的舆论就必定要反对。对此，顾宪成则反唇相讥：“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确实，凡是东林党人赞成或反对的，把持朝政的浙党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关于这一点，东林党人及其政敌聚讼纷纭的“卫国本”，便是极为明显的一例。万历十四年（1586年）。朝廷群臣为了册立皇太子之事发生了激烈的论争。明神宗的皇后没有生儿子,而妃嫔之中，王恭妃生有一子（朱常洛），郑贵妃生有一子（朱常洵）。朱常洛年纪为长，按照封建传统惯例理应成为太子。但明神宗因对郑贵妃情有独钟，一直想立朱常洵为太子。这种念头一经流露,就遭到了朝臣们的激烈反对。明神宗无奈之余，干脆一拖再拖，就是不立太子。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又耍了个花招，下诏要并封朱常洛、朱常洵为王，藉口是要等皇后嫡子出生以后再定储位。此事在朝臣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反对。神宗迫于众议，不情愿地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分封朱常洵为福王。但福王仍然迟迟不赴封地就藩，以至于朝臣疑虑纷纷,这就是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国本”之争。这一事件本身原本并不足道，但它却成为晚明党争的开始。稽之史籍，浙党与东林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歧,他们都一致要求神宗早日册封皇太子。但双方却借题发挥,相互攻讦不已，聚讼纷纷。又如，万历年间矿监税使的肆虐，不仅引起了东林党人的极大愤慨，浙党及其他与东林党人不和的官僚，也不乏反对的意见。首辅沈一贯、左都御史温纯、户部尚书赵世卿和司礼监王义等人,都进行过罢除矿监税使的活动。但东林党人却故意视而不见，因此在他们谴责矿监税使横行的呼声中,就常常挟带着攻击执政异己的党争利益,从而因朋党门户的私利,削弱了“为民请命”的社会正义感。

晚明的朋党纷争加速了政治上的腐败，也使得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政治形势更趋严峻。随着党派纷争愈演愈烈，到崇祯年间，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东林党人越来越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整日袖手空谈，交章攻讦,汲汲于毫无原则的门户党争。当时，全国各地的农民造反呈星火燎原之势,东北的女真族势力也咄咄逼人。东林党人对于政局虽然喋喋不休,但往往持论甚高，筹边制寇却并无实招。激烈的党争，使得原已衰败不堪的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天启年间，明廷任命著名将领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以刚愎自用的王化贞为巡抚。熊廷弼创立“三方布置法”,主张采取稳固防御的策略，在广宁驻扎步、骑军，在天津及登莱一带驻扎水军,并在辽河沿线实施防御。这一策略，在当时的形势下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只知纸上谈兵的王化贞却不以为然,他不顾辽东的实际情况,一意鼓吹进攻,并处处阻挠熊廷弼的防御计划。当时正值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得势时期,内阁首辅是叶向高，而王化贞则是他的得意门生。东林党人出于朋党利益,对之事事加以袒护。而熊廷弼则因早年隶属于东林党的政敌之一——楚党,并在御史任内曾经排斥过东林党人，故而深受后者的忌恨。因此，不仅他的稳固防御计划多所掣肘，而且，就连在兵力配置方面也得不到多少支持。天启二年（1622年），努尔哈赤率军围攻西平,在广宁拥兵14万的王化贞派遣军队前去救援,结果是一触即溃。广宁随即失陷,王化贞匆匆出逃。熊廷弼只好下令坚壁清野,保护溃兵溃民退入山海关。广宁失守后，辽东的形势更趋吃紧。此后,熊廷弼和王化贞两人都被逮捕并追究责任。东林党人偏袒王化贞，不顾熊、王二人责任的轻重，力主一并处死。特别是邹元标、魏大中等人，对于熊廷弼更是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熊廷弼无奈之余,只得乞救于与东林党对立的阉党。他先是让人说自己愿意贿赂内廷4万金祈缓，继而因无银可贿，又得罪了阉党。而东林党人看到熊廷弼为阉党所忌恨，马上又纷纷改变初衷，上疏申救其冤。这又让阉党以为熊廷弼与东林党人早有瓜葛，于是更加紧了对他的迫害。阉党诬陷熊廷弼贿赂东林党人，犯了失守封疆的大罪。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终于被杀，他的头颅被传送到九边示众。对此，后人吟咏道：“长城自坏不知惜,九边传首血凝碧。”其实，因党争而受祸的边防将领，又何止熊廷弼一人!稍后于熊廷弼的大学士孙承宗,是功高权重的资深朝臣，他素来与首辅叶向高等人关系密切。尽管阉党头目魏忠贤多次拉拢，但他始终不为所动。天启三年（1623年），孙承宗出镇山海关，他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攻”的战略方针,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由于魏忠贤对其拥兵关外深怀忧忌。遂想方设法陷害他，不久，孙承宗也就成了党争的牺牲品。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阉党借柳河明军小败，极力参劾孙承宗，孙承宗被迫去职归里。再如，袁崇焕的冤死。也与明廷内部的树朋结党有关。

从万历中后期起到崇祯年间为止，朋党混争愈演愈烈。从朋党双方的构成来看,一般说来，东林党人多是一些比较有抱负、关心国计民生、头脑比较清醒、政治态度比较开明、个人品质也较为正直廉洁的士大夫。他们不尚空谈，主张躬行实践，过问政治，以求经世致用。他们认为“自古未有关门闭户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的学问”,要求士大夫走出书斋,进行救世的活动。特别是早期的东林党人，更具有一定的社会正义感和政治改革的主张，其中不乏真正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曾积极支持市民的反税监斗争，不仅经常上疏弹劾税监，为商民请命,而且还直接参与民间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例如，苏州织工领袖葛成为反税监而死,东林党人文震孟为之题写碑文，朱国桢为他撰写墓志铭。天启年间，一些东林党人更是不畏强暴，与阉党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派缇骑到江南等地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曾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当时，苏州居民聚众达数万人，群趋殴打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巡抚报告“吴人尽反”，并逮捕了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沈扬和马杰等5人。这一事件说明，东林党人反对宦官阉党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当时城市居民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对于日益隳弊的官僚机构，东林党人也力图严肃吏治，这也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愿望。不过，由于门户之见，激烈的政争牵住了东林党人大部分的心力，不少人变得傲慢、偏狭和难以容人，逐渐丧失了过去力图整饬朝政的壮志，他们与其他党派在政见上的差别日见其微，澄清吏治的愿望不仅没有收到实际效果，而且还使得晚明的政治形势更为腐败。东林党人当政后，一是起用了一大批被贬的党人，让他们控制军政、监察和人事大权；二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利用“京察”的机会，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政敌逐出朝廷。在这种情况下，吏治就成了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手段，不仅使得他们在政治上无所建树，而且也给晚明的社会、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以军事方面为例，由于朝中各朋党借“辽事”（辽东的战事）互相攻讦，朝廷之中，整天是吵嚷混争的一片喧闹，君臣上下，对于辽东战局束手无策。从明末的军事形势来看，自辽、沈、广宁失守到熊廷弼、袁崇焕诸人被杀，可以说完全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著名的将领熊廷弼等人成了东林党人和阉党相互攻击的牺牲品。风雨飘摇中的大明王朝，自毁长城，使得辽东的边防日益窳坏。否则，至少可以暂时阻遏女真族的迅速扩张，从而延缓明朝灭亡的速度。建筑设计师蒯祥那一天去天安门旅游，有外国游客问：“天安门是谁设计的？”导游说：“天安门的设计者是明朝的大建筑师蒯祥。”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

第九章

蒯祥的才华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

朱元璋杀功臣的理由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猛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朱元璋特务机构的建立说起明朝，就不能不说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锦衣卫的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戎马征战十几年，终于建立了大明政权。

但是，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创基业的功臣，总是在心里暗想：“你今天没有谋反的心，难道能够保证日后也不会生出谋反的心吗?与其让你日后有谋反的机会，还不如今日就将你杀了。”皇帝有了这种心思，难免会整日疑神疑鬼，为了监视臣工．他就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

最初，这锦衣卫不过是皇帝的护卫亲军，负责掌管皇帝出行的仪式。后来，朱元璋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查办各种案件，也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任意逮捕、审讯和杀人，根本不必遵守太祖亲手定下的大明律例。

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皇帝派自己的心腹大臣担任指挥使的最高职务，下面设有官校，专司侦察。大臣在外面或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一旦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嫌疑，就会马上被抓进监狱，甚至杀头。

这一下，虽然大臣们每天都过的战战兢兢，但是皇帝却可以高枕无忧了。

东厂、西厂设立后来，明成祖朱棣连一个大臣也不敢相信，就用身边的太监为提督，建立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叫做东厂。这个机构不但负责监察百官，甚至是一般的贫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也一并监视。宪宗时又设立了与东厂相对的西厂，人数比东厂多一倍，他们的侦察范围，除了京师之外，更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民间的斗鸡骂狗一类的小事，都在他们的缉拿之列。本来这三个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就已经很复杂，但皇帝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内厂，也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直接指挥，除了监视臣民之外，还监视着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活动。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组成了明代的四大特务机构体系，成为皇帝控制、镇压臣民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务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严密的监视着朝野官员、士绅、百姓的一举一动，人们防不胜防，整日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时天下惟一能够睡一个安稳觉，而不必担心因为夜里说了什么梦话就被抓进大牢的人就是皇帝本人了。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的特务统治下人们的生活。

从上到下没自由建国之初，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已经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了，但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常常派人在暗处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客人，边吃边聊，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上朝，见了面，皇帝第一句话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吃了什么菜，聊了些什么话。宋濂一向诚实，认认真真的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宋濂大加赞扬，还说“宋濂跟了我十几年，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就是这样一个忠臣，后来也险些死在他的强烈猜疑之下。

有一次，一个叫钱宰的大臣在家闲来无事，吟诗自乐，作了一首诗叫“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主要在描写每日晨起上朝的辛苦。

第二天见了朱元璋，皇帝直截了当地说：“你昨天吟的那首诗似乎有一个字不妥吧?把‘嫌’字改为‘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请罪，幸亏朱元璋这天心情还不错，没有再追究，否则恐怕这钱宰往后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忽然在朝上问起一个大臣说：“你昨日为什么事生气啊?”这个大臣觉得很莫名其妙，仔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马上回答说：“昨天有一个仆人打碎了我一件心爱的茶具，所以我发怒责骂了他一顿。”答完还奇怪地问皇帝是从何而知。朱元璋笑眯眯的没有回答，只是让人拿来一幅画，这个大臣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画上画的正是昨天他生气发怒的样子。等他下了朝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就这样，官员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生怕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被皇帝知道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整日躲在深宫里饮酒作乐，厂卫的大权就落在掌权的太监手里，他们有了这个利器，更加胡作非为，不知制造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掌权时愈演愈烈，一时之间全国的人都缄口不言就怕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的一个人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把白天不敢说的话都借着酒兴说了出来，尤其是大骂权势正如日中天的魏忠贤。其他的三个人听他大骂魏忠贤，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窗外有人听见。果然，喝醉的这个人话还没说完呢，就见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四个人一起绑走了。

后来这件事被报告给魏忠贤，他命令把辱骂他的那个人立刻抽筋剥皮处死，其他三个人因为没敢说话，就饶了他们一命放回去了。这三个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被活生生地剥皮抽筋，都吓得魂飞魄散，回家都病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这些例子都真切地表明了明朝特务机构的罪恶，明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统治方式造成的。荒淫至极的明武宗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他建豹房，广搜美女与财宝。

刘瑾的建议孝宗教子很严，武宗从小就被教导得能文能武，样样精通。不过，他被正统古板的父亲压抑久了，陡然作了皇帝，整天接触的又都是枯燥乏味的政事，年轻爱玩的武宗很快就厌烦了这种生活，极力想摆脱朝廷大臣们的控制，过一种无忧无虑、不受干扰的生活。

正好小皇帝身边有个一直跟随着他的太监刘瑾，他深知皇帝的这些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专门弄来一些鹰犬、歌妓、角抵之类的东西供他玩乐，结果刘瑾因此大受皇帝宠爱。

明武宗正德二年，他就听从了刘瑾的建议，干脆搬出禁锢他的紫禁城，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并命名为“豹房”。虽然说是也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但是人们看到的却只是武宗整日沉湎其中纵情享乐而不能自拔的情景，于是，“豹房”就成了历史上以荒淫无度而著名的一大淫窟。

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一直到正德七年十一月才最终完工。豹房规模宏大，占据了腾禧宫北，脏罚库南、畜豹豹房和百兽房西、皇城西墙南到西安门十库以东的大片地带，而且宫室数层，勾连栉比，还有地下密室。豹房从正德二年八月开工，到正德七年十月工燕进奏说，“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由这一仅见的惊人数字，可见豹房的奢华宏丽。豹房建好以后，武宗和近侍随从“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清毛奇龄在《明武宗外纪》中详细记述了豹房的营造和豹房中活动的人物。大起营造宫室，兴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各工程，又别构院篥，建造宫殿数层，并在两厢营造密室。密室、宫殿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籍于此。”

醉生梦死后来，他又大肆整修和扩建豹房，花费白银二十四万两，增添人员和虎豹熊狮等凶猛野兽，并不断令人为其进献美女。延绥总兵官马昂本已犯罪罢官，为了讨好他，竟逼着已出嫁的亲妹妹来豹房给朱厚照侍寝，结果，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得到了豪宅和蟒衣的赏赐。据说，豹房专门设有许多地下密室，一个一个紧密排列，就像鸽子房一样。

这些小房间是专门供武宗奸淫妇女之用，每一间都住着或者用强抢的手段，或是被皇帝宣召，或是他人贡献来的美人。武宗在玩腻了这些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到京官的府第中物色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武宗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他还和这些舞女及乐工们，同喝同演，醉生梦死。

在豹房中，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时时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其酒兴。他还经常和他的亲信江彬微服到教坊欢乐，夜不归宫。为了寻求更激烈的刺激，武宗还身披铠甲，驰马舞剑，指挥宦官组成的“中军”，与江彬率领的边兵玩对阵游戏。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三天两日就演练一回，闹得京城鸡犬不宁。

毛奇龄还记述说，武宗称豹房为新宅，每天召教坊乐工人豹房承应。武宗沉溺声色。教坊乐工每天承应，疲于奔命，满腹愤怒。

后来，乐工们向武宗诉苦，说外府有许多乐户，为何只让在京师的乐工承应。武宗也想换换口味，立即下敕礼部，移文地方州郡，选取河间各府乐户技艺精湛的乐工入宫承应。于是，地方分级选拔，有可遣官选送各色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续食。”自此以后，美人、音乐、筋斗、百戏，云集豹房，武宗从此玩的更加高兴了。

出巡抢美可是这个“豹房”虽好，但还是在京城之中，武宗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觉得厌烦了。于是他听从江彬的怂恿，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带着几个人连夜偷偷溜出北京，作贼似地一路急行，悄悄到达了塞上的宣府。这里有江彬特别为他修建的“镇国府”，府里画栋雕梁、朱檐黄瓦，还有京城豹房中的珍宝和巡游途中掠来的民女，朱厚照乐得心花怒放，称这里是“家里”，是他的第二处豹房。宣府地处交通要道，街市富丽繁华，城外天高云淡，别具情调。朱厚照常常晚上出去，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他手下的军士竟强拆民房，以门窗作炊柴，搅得市肆萧然，白昼闭户。后来，他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在巡游途中封自己为“镇国公朱寿”，岁支禄米五千担。一路上，他经常带着人突然闯入民家，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无论是已婚未婚，甚至是怀孕的妇人，只要被他看中，就都强行带走。所以每一次巡游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鹰犬虎豹、美姬艳妓，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得意洋洋的回到豹房，再次把豹房装得满满的。

武宗这一辈子，真是纵情享受，吃喝玩乐的一辈子。他的欢乐最终在一次南巡时不慎掉入湖中，险些溺水身亡中结束。明末农民战争缘起整天丰衣美食的皇亲国戚体会不到饥寒交迫的感觉,因此，他们对于无数饥民的哀号无动于衷。靠天吃饭的中国自给的自然经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当脆弱，当天灾人祸交臻之时，他们只能选择武力抗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在农民起义军震耳欲聋的炮火声中，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杀妻砍女之后，四处突围不成，自缢于煤山。北京城明军的抵抗由此宣告彻底结束,大获全胜的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城内。城内居民夹道欢迎,每户门楣之上都写有“顺民”的字样，沿街排摆香案，上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条幅，好一派热闹喜庆的场面!在刘宗敏、牛金星和宋献策等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进城仪式的主角——“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在正午时分昂然进人德胜门。只见他头戴毡笠，身披缥衣，胯下骑着高头大马，气态庄重，威风凛凛。当行进至承天门下之时,李自成再也无法抑制兴奋的心情，摘弓搭箭，向承天门的匾额射去。这可真是翻天覆地的时刻!至此，明末农民战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飞扬跋扈、作威作福的王公显族、缙绅权贵已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而李自成——这位当年被裁减的驿站马夫，似乎成为这朗朗乾坤的主宰。面对这一幕划时代的巨变，无数后人感慨不已。

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明末农民起义军转战十余年，粉碎了明朝官府的多次大规模围剿,艰辛备尝。然而他们能够完成推倒明王朝之壮举,其中缘由又远远超出了军事较量的胜负，特别是李自成等人在屡次惨败之后东山再起，最终星火燎原，势不可挡，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古语云：“时势造英雄。”但要洞明时势，绝非轻而易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许在数百年之后，我们对产生这场历史性巨变的客观社会背景才会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崇祯皇帝朱由检曾无奈地叹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此言虽有朱由检掩饰自己过失的成分，但说明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即在崇祯帝登基之始,明王朝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从这一点上讲,朱由检的确是相当不走运。关于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史学界已基本取得共识,即其酝酿于万历、天启年间，崇祯即位改元之际,顿成风起云涌之势。引发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最直接的原因为“天灾”,即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或绝收，从而使各地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饥荒，对于成千上万的平民而言，这种饥荒就意味着死亡。

明代末年的自然灾害具有相当突出的特征，一是持续时间长；二是涉及地区广；三是各种灾害密集交织。陕西是明末农民战争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当时遭受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地区。据雍正《陕西通志》的记载,从万历初年到天启末年的五六十年间，陕西地区就已灾害频仍，无岁无之，其种类包括旱、蝗、水、雹、地震、山崩、瘟疫等等，似乎将各种难堪的灾害来了一个大汇总。而在明代，陕西又是中国北方土地贫瘠、农业生产相当落后的地区之一，罕见的自然灾害必然使陕西地区的粮食生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民以食为天”，天灾肆虐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的平民只有在死亡线上挣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关中大饥,十岁儿易一斗粟”。至崇祯初年。困惫已极的大批饥民仍不得半点苏息,不甘心饥饿而死的人们被迫走上了四处抢掠之路。当时陕西延安籍的官员马懋才回乡省亲，目睹了当地的惨况，所撰《备陈灾变疏》为我们揭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惨况，读来令人骨鲠在喉，心情难以平静。

马懋才在疏中讲道：崇祯元年（1628年）。延安府又罹亢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粮食绝收。八、九月间，饥民们争先采摘山间蓬草为食，其籽苦涩，食之仅得不死。至十月，蓬草也被挖掘一空，树皮又成为替代的充饥之物。据说只有榆树皮口感稍好，却较难得，只好与其他种类树皮相杂而食，藉之可以稍延性命。至年终,树皮也被剥取干净。饥饿难耐的人们只好开始以山中石块为食。有一种名为青叶的石头,味腥而腻，少食即饱，但不过数日，必腹胀下坠而死。成人尚自身不保，那些襁褓中的婴儿之命运就可想而知。城外粪场便成为弃婴场,号泣之声让人肝肠寸断。另外，延安府各县外均有数个大坑，用以掩埋死者。据马懋才亲眼目睹,仅安塞城外三个可容数百人的大坑已堆满尸体，而附近没有送来的尸体又不知有多少。这是当时相当普遍的现象，马懋才得出结论道：“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

在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国农民躲避饥荒最常用的方式便是远走他乡，四方流移求食。因而在以往各个王朝中,每当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之时,大批流民随之产生,由此出现的社会问题也常常使当朝执政者备感棘手。明朝末年,情况大为不同。严重自然灾害的出现并不是局部的,而是涉及面积相当广泛,饥肠辘辘的人们似乎无处觅食,这种状况在万历末年已显露无遗。《明经世文编》中的一段话具有极大的代表性：“数年以来,灾警荐至。秦晋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继之，民食雁粪矣；齐鲁继之，吴越荆楚又继之,三辅又继之。老弱填委沟壑,壮者辗转就食,东西顾而不知所往。”与陕西、山西地区相比,其他省份的灾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完全断绝了饥民外出求食的希望。

万历末年,山东省境内食人之风甚炽,令人毛骨悚然。当时青州府推官黄槐开在奏文中云：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为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甚至以人心味美，小儿心更佳。有鬻人肉者，有腌人肉者,还有割人头而吮其脑者。一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回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与黄槐开几乎同时，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伏阙上疏，并绘《饥民图》附上，痛陈其家乡饥民食人恶状，恳切希望朝廷救恤。

野蛮而疯狂的人吃人现象,除了增加恐慌外,根本无助于解决当时空前严重的饥馑。马懋才曾言陕西饥民在食土石之余，也杀掠行人为食，幼童及独行人一到城外，就消失了踪影。而食人者也没有好结果。食后不数日，就会面目赤肿，很快内发燥热而死。无处可避，无食果腹，至此饥民们无复奢望绝处逢生。他们如不想等死，只有走上抢掠之路,向稍有积蓄的富有之家发起攻击。据马懋才奏疏，当时饥民有不甘心食石而死者,就相聚为盗，并宣言道：“因饥饿而死与做强盗而死，并没有两样，与其坐而饿死，不如做强盗还可以饱食而死。”落草为寇乃大逆不道之事，轻则充军发配,重则株连九族，然而身处绝境的人们已无法顾忌这么多了。

从表面上看,寇乱只是由严重天灾引发的饥馑所致,故而这也就成为地方官员推诿责任的主要借口。如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就对类似事件毫不动心，每当下属州县上报“盗贼”猖獗的情况，他往往勃然大怒，不由分说地将来者笞打一顿，斥责道：“此饥氓也，至明春自定耳。”陕西农民的骚乱不仅没有于来年春自动平息，而是如燎原的烈火，愈来愈旺盛。但当朝官员还总是习惯用饥馑来解释“暴乱”的缘起，如崇祯二年（1629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在给朱由检的上疏中云：盗贼之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与胡廷宴等简单推诿责任有所不同,杨鹤主张对饥民进行安抚,“切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这样就可以使“乱民”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寇乱”自然平定。

其实,杨鹤之言道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即在严重天灾之时官府的责任。封建帝王常常以“爱民如子”自我标榜，当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之时,全力赈灾以解民忧应该是官府最起码的责任。但是从万历末年至崇祯即位，面对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饥荒，朝廷上下似乎无动于衷,根本没有采取必要的救灾减灾措施。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官员不仅对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漠不关心,而且一如既往地严催钱粮，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可以说，无法回避的自然灾害是对一个社会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涉及官僚体制、社会矛盾等诸多问题。在远离洪荒时代之后,抵御自然灾害更须依赖社会的力量,封建官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与责任。而在明朝末年的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大明王朝显出了行将就木、病人膏肓之态。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可以说，这种“人祸”才是明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根本原因。

崇祯帝朱由检即位之始,虽有严厉打击魏忠贤阉党之举,但面临积弊重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却束手无策，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这种危机推波助澜。当时，自皇帝以下至文武百官欲壑难填，精于敛财，敲剥民髓，无所不用其极。从万历皇帝开始，当朝天子就公开向民间搜刮钱财。他派出大批矿监税使，到处恫吓要挟，掠夺民财。以后诸位皇帝也继承了这种“癖好”，每年供给皇室的一百多万银两，根本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与此同时，明朝边庭不宁，调动兵马必需大批款项，这样一来政府财政便陷入了崩溃的境地。为弥补亏空与不足，官府便向平民加派各种饷银，这无疑是剜肉医疮、饮鸩止渴的做法。上行下效，当朝皇帝贪婪成性，各级官员也不放弃层层盘剥的机会，因此各种名目的摊派均被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火上浇油，敲骨吸髓，黎民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每当催征钱粮之时，如狼似虎的差役用重刑责罚无法如数交纳的民户，衙门之外常常血流盈阶，惨叫声、斥骂声响成一片。无奈之下，百姓卖子鬻妻，逃亡遍野，这种惨无人道的欺压与折磨必然引起人们强烈的愤慨与仇恨。让人更加无法容忍的是，就在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与饥馑到来后，各地官府不仅没有全力赈济饥肠辘辘的灾民，不少官吏竞为保全自己的乌纱帽，不顾百姓的死活，变本加厉地催逼粮饷。马懋才曾指出：陕西各地官员在百姓九死一生之际，不蠲不减，严为催科。而且全部钱粮都强加于残存的民户身上，导致残存人家只好抱恨而逃，四处躲避。在无处存身之后，则相率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言下之意,真正将普通平民“逼上梁山”的是贪暴无比的封建官府。对此，后人有诗曰：

闯王（即李自成）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

寒不得衣饥不食,还把钱粮日夜催。

更有贪官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闯王来兮我心悦，闯王不来我心悲。

君不见，朱泚当年据关内，大呼街市免加税，又不见，刘豫当年据汴城，声传乡邑捐重征。

民畏重征不畏盗，自古如斯君莫惊。

寄语有司各守职，慎勿迫民使为贼!

如火如荼的农民暴动使明朝官府上下惊慌失措，正如杨鹤所言，当时最简单而有效的解决办法便是赈济饥民，安置复业，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瓦解各地暴动队伍。崇祯皇帝也明白这是确保其皇位的良策,但是安抚措施需要财力支持。经过再三考虑，崇祯帝痛下决心，才拿出10万两帑银救助灾民。而这点钱对于陕西大批饥民来讲,犹如杯水车薪。所救不及1／10。当时就有官员在上疏中算了一笔账：如果按一人一金（一两银子）分配的话，10万金只可救活10万人。而按照当时的粮食价格，也只够50天之用。“十万金果足乎?”因而请求继续赈济。可是朱由检却断然拒绝了继续安抚的建议，力主严加围剿“叛民”。据史书载，朱由检爱财及悭吝的作风与万历皇帝颇为相似，“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命，多如牛毛”。他对于官员的考核完全依据催征钱粮的数量，对于民间疾苦充耳不闻。甚至在兵饷短缺之时，朱由检也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与崇祯帝相似,绝大多数财大气粗的王公贵族均是“舍命不舍财”的守财奴。如明神宗之子福王朱常洵居住于古城洛阳，庄田面积广袤，金银珠宝无数，“富实逾于天府”，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宗室藩王之一。但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河南遭受罕见饥荒的时候，他竟然置周围百姓生死于不顾,分文不出，不赈一钱。就连前来增援的官军都切齿痛恨，他们骂道：“王府金钱百万，餍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乎!”心怀不满的官军自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起义军很快便攻下了洛阳,朱常洵犹如瓮中之鳖。李自成高坐殿堂之上，大加痛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真守财奴也。”痛杖之后，将朱常洵枭首示众。其财产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起义军大赈饥民，周围平民欣喜若狂，从者如流。

楚王朱华奎的鄙吝与朱常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张献忠起义军兵临武昌城下时，守备官员准备募兵守城，但府库空虚。而分封在此的朱华奎号称“积金数百万”,富冠一时。守备长官跪请贷金以饷军，朱华奎实在无法推托,急中生智。命仆人取出一把当年朱元璋分封楚王时赏赐的金裹交椅，装腔作势道：“惟此可佐军需，他无有矣。”眼见这种光景，武昌城的三司长官彻底绝望了，只好痛哭失声，挥泪奔出楚王府。张献忠起义军轻而易举地拿下了武昌城，朱华奎在劫难逃，被沉入江中淹死。得胜的义军搜出楚王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张献忠不禁讥笑道：“有如此赀财而不设守，朱胡子（朱华奎诨名）真庸儿!”

福王与楚王的表现并非极端的特例，而是代表了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绥寇纪略》的作者、明末著名文人吴伟业在追思亡国之痛时，对崇祯皇帝的悭吝颇有微词,他引用邹漪之言道：“怀宗皇帝（即朱由检）英明勤俭,不可谓非令主，乃其受病，独在慎惜金钱。”接着，他强烈指责诸位宗室亲王的贪鄙昏庸：除福王与楚王外，秦王府锦缎充斥，但在天寒地冻之时，竟不肯舍出一件棉衣；成都太守吴继善请求蜀王出借帑银充兵饷，以加强防御力量，散发仓库多得发霉的粮食，赈济饥民等等,均遭蜀王的拒绝。他们最后死于非命，实为罪有应得。只有封地在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捐银120万两，悬赏击杀义军之人，大批亡命之徒加入到守城的行列，使开封城成为负隅顽抗的典型，李自成义军三次大规模攻城均未奏效。由此，吴伟业感喟道：“呜呼!只坐一悭，遂成胥溺,有国有天下莫不皆然。”

在北京城受围之时，崇祯帝声称皇宫中已无帑银，无钱可捐作军需。因而，他催逼勋戚、太监、文武百官出钱助饷。这些平时依靠贪污贿赂大饱私囊的朝廷大员也同样个个叫苦装穷，上演了一幕幕可笑可叹的滑稽剧。见文武大臣都以沉默相抗拒，朱由检只好暗地里求助于自己的岳丈周奎,密谕其率先纳银12万两，以作表率。不料，周奎并不领情，宣称：“老臣安得多金?”死活不肯多交，最多拿出1万两。崇祯嫌太少,周奎竟放出杀手锏，到宫中向女儿周皇后求助，周皇后暗地派人送来5000两，惜财如命的周奎反而扣下其中3000两，上交2000两。难道这位皇亲国戚真的囊中羞涩吗?其实不然，起义军攻破北京后，在其家中抄出现银53万两,另有珍币数十万。国丈如此，其他的勋戚、贵官自然争先仿效，只有太康伯张国纪拿出2万两，崇祯感动异常，当即晋封其侯爵。此外，明朝宦官的专权与豪富是尽人皆知的，但闻说捐银,都装出一副“苦难深重”的模样。当时最有钱的内官王之心也仅献出1万两，后在起义军重刑追赃时，他竟吐出现银15万两，其他金银细软的价值则与此相当。其余太监甚至拿出珍玩与房屋紧急“义卖”，显示自己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总之，崇祯皇帝亲自主持的捐银助饷活动成效极不理想，只得到银两二十多万，这点银两如何挽救明朝防线的全面崩溃?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大搞追赃助饷，用重刑对付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达官贵人，结果追出银两七千多万两,两相比较之悬殊，真令人浩叹!从这一点来看，明王朝在起义军未至之时，其内部已处于瘫痪溃烂之中了。

如果将官僚统治阶层的这种贪婪庸鄙归结为过于爱惜金钱的性格缺陷，那么就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在罕见的自然灾害降临之时，对于大批奄奄待毙的饥民无动于衷，而为了自己的升官发财，依然横暴敲剥,这无疑是视民命如草芥的意识在作祟。从崇祯皇帝至各级官吏，无一例外地只将千万百姓作为压榨愚弄的对象，根本不顾其死活。这种意识的突出体现必然导致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矛盾的白热化,从而促使社会大风暴的爆发。

大批皇亲国戚在兵临城下、生死攸关之时，依然固守财富，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奢侈享乐的生活,已使他们变得骄狂偏执又麻木不仁。他们恐怕至死也不相信，有朝一日，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会被造反者所剥夺。尽管听到起义军势如破竹的消息，大小官吏束手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但他们却始终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不相信灾祸最后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正是这种侥幸心理使朝廷上下人心涣散，苟延时日，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与抉择。起义军抵达北京城下后,京中士大夫相见，也只是“唯唯否否”地虚假应酬，“或曰无害，或曰奈何”，依然是一副事不关己、不知轻重死活的模样。甚至还有人强辩，北京城坚势重。勤王之兵很快就到，只要多积煤米，固守数月即可转危为安。但粮饷短缺,守城之兵均饥不得食,又怎会有人卖命抵抗?因此，当起义军逼近城下时，明朝守备三大营人马立即溃散，这些富贵的守财奴们均成为义军阶下之囚。也许只有义军将领刘宗敏特制的“夹棍”才能使这些迷梦难醒的缙绅们感受到一点切肤之痛。在这些执政者的操纵下，大明王朝遭遇灭顶的噩运确实是在情理之中。

社会矛盾的极度激化，确实成为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缘起。然而从义军方面而言，如果都是些素无训练、赤手空拳的贫苦农民，显然难以与数量巨大的官府军队相较量。明末起义军之所以能够最终冲破官军“十面之网”的围剿，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还在于他们并非纯粹的“乌合之众”，其组织内部具有相当特殊的成分。

其一为叛亡的边防士兵。陕西为明朝西北重要边防区，如宁夏、延绥、固原等三大边镇号称“三边”，驻扎了大批军队。明太祖朱元璋实行军民分籍的屯卫制度,沿边卫所士兵三分守城，七分屯田，本是减轻天下兵赋之良策，天长日久。大批屯田被非法侵占，无地可种又无经济来源,无力存活的士兵只有依赖朝廷的军饷。至明朝末年，兵饷拖欠十分严重，陕西边镇尤甚，边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在严重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境况更加悲惨。陕西巡抚胡廷宴就在奏疏中反映边军每况愈下的处境：“各军开始只是典衣卖箭,如今则发展至鬻子出妻；开始只是沿街乞食，如今则离伍潜逃；开始只是私下偶语，发泄不满，如今则公然噪喊以示抗议。”生活境况的日趋恶化激起兵士们的满腔怒火。这些弓马娴熟、擅长攻掠的士兵与普通饥民有所不同,他们更懂得如何用武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日后，这些人成为起义军中坚持斗争的中坚力量。据记载，大批明朝官军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还有一些偶然的机缘。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大举进攻辽东地区的女真政权，分四路进军,结果遭到惨败,残兵败将中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籍官兵,他们在逃亡之时,担心遭到惩处或再去充当炮灰，于是纷纷奔向自己的家乡。明朝官府为阻止他们的逃跑，在各地关卡进行邀击。无形之中，这些本无心造反的士兵成了官府擒捉的叛逆，九死一生，却有家不能归，只有落草为寇。这些人也就成了明末所谓“流寇”的先驱。《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曾概括道：“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族累，故相率立诨名。”这一现象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初期尤为突出，首领的诨名形形色色，如满天飞、九条龙、一丈青、乱世王、皮里针、钻天鹞等等。

其二是失业的驿卒。明王朝在开国之初，即着手建立起较为庞大的驿递系统，每隔10里置一铺，每隔60里设一驿，分置铺长及驿丞。明末政治黑暗，驿递制度也陷于瓦解崩坏。一方面，地方官吏任意克扣驿站本已十分有限的经费,另一方面,贪婪成性的来往官吏也乘机对当牛作马的驿卒大敲竹杠，硬行索要，这将驿卒推入了无边的苦海。崇祯二年（1629年），有官员上疏呼吁：“今天下驿递之疲惫极矣。……驿递非破家荡产以供，则鬻妻卖子以应。”悲惨的处境造成“瘦马死道”、“人人思逃”。就在这种万分困苦之时，一些官员竟为迎合崇祯皇帝之意，建议整顿驿递，节省经费。爱财好货的朱由检立即予以批准，责成专官着手施行。这种荒谬的做法将驿卒推上了绝路，在重灾之时，被裁减下来的驿卒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不去为‘贼’,将安得乎?”一些曾亲历陕西义军活动地区的士绅都讲道：“所擒之贼，多系驿递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李自成本人就曾为米脂县银川驿站的马夫，饥困无法自存，在当地官吏的欺压下，最后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对此，清张晋《续尤西堂拟明史乐府》有《裁驿站》诗曰：

关中饥，“盗”蜂起，“流贼”之名始于此。

饥民起，饥军从，大吏贪庸工粉饰，闭目掩耳如瞽聋。

裁驿站，惜小费，刘给事，太无谓。

国用已绌少胜算，驿站一裁驿夫散，咄哉遂酿李闯“乱”!

（注：刘给事即指首倡裁驿站冗卒的给事中刘懋）

总之，导致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及最终明朝灭亡的主客观因素是相当复杂的，以罕见的自然灾害为契机，明朝社会内部矛盾极度恶化，官僚统治集团的残酷、愚昧与麻木迫使广大陷于绝境的人们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封建统治秩序由此彻底崩溃。文献记载的事例不胜枚举，许多城池的陷落并不是起义军奋力攻打的结果，而是出于内部饥民的倒戈，难怪封建士大夫惊呼：“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明朝）土崩不可救!”无庸赘言，明末农民战争的成功自然不能归功于李自成一人，而李自成的反抗之举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得到了亿万百姓的响应和支持，这才是其制胜的关键所在。

第十章

杀主自立朱元璋的为人并不厚道，他的真正发家还在于杀主自立。

小明王的阻碍明太祖朱元璋刚刚起兵的时候投靠的是势力较大的红巾军。红巾军内部从一开始就派别林立，各自为政，但名义上他们却还隶属于同一个旗号之下，这就是号称“小明王”的韩林儿建立的宋王朝。

韩林儿的父亲韩山童是白莲教起义军的一个地方性领导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幼子韩林儿被推为“小明王”，据说他们家族是早已亡国百年的宋朝王室的后裔。在刘福通的策划推动下，韩林儿重建了宋王朝，国号龙凤。朱元璋起兵之时，名义上就是这个小明王韩林儿的属下，接受了他的分封。

后来，朱元璋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逐渐打败了他的众多竞争对手，自封为吴王，这时候的朱元璋再也不能容忍这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阻碍他登上帝位的人除去。于是，弑主的阴谋就在朱元璋的精心安排下逐步展开了。

小明王中计这时的小明王自从被朱元璋从安丰救回来后，就一直听从朱元璋的安排住在滁州，一转眼已经三年了。他住在朱元璋为他盖的皇宫里面，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整日只是在宫中和侍女妃子们饮酒作乐，反正外面的战事一概由朱元璋处理，他落得个轻松自在，每日只管吃喝玩乐，什么事也不用管。

这一天小明王正在宫中喝酒，听说朱元璋派人来接他到朱元璋定都的应天府（今南京）去，不由得心中高兴，觉得朱元璋对自己真是不错，不但从安丰把自己救了出来，还让自己做了一个清闲自在的皇帝，这时听说朱元璋要接自己去都城更是高兴，那应天府可是六朝古都，小小的滁州城怎能与其相提并论呢。他马上接见了朱元璋派来的使者廖永忠，廖永忠把朱元璋的意思说了，还大大吹嘘了一番应天府的繁华，请求小明王马上准备起身。小明王本来心里就很乐意，一心想去住应天府中更大的皇宫，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并让廖永忠去安排一切事情。

到了择定的吉日，小明王带着他的众多妃嫔、侍女、太监浩浩荡荡的启程了。他们来到长江边上，只要过了江，就是应天城了。在廖永忠的安排下小明王和他随身的宫女、太监、后妃都上了一艘装饰的非常豪华的大船，廖永忠则带着队伍乘上了别的船只，跟在小明王的大船后面。大船在江面上缓缓的前进，船身随着微风轻轻的摇动，小明王的心里也不禁随着船身的摇晃而心思潮涌，想着他就快要到应天府了，到了那里，他可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他还想到自己能有今日，都是朱元璋的功劳，等到了应天，一定要重重地赏赐朱元璋，给他加官进爵。

他正陶醉在自己的美梦里，忽听船底一阵“咚咚咚”的响声，不禁好奇地问左右的侍从是什么声音。旁边的人回答说是船底有块船板坏了，有人正在修理，马上就能修好，还请小明王不要担心。小明王听了也没有在意，继续做着自己的皇帝美梦。

不一会儿，船已经走到江心了。这里风大浪急，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小明王心里正在害怕呢，就听船后有人大叫起来：“不好了，船底漏水了!”小明王心里更慌了，忙叫人去船后查看，这人回来报告说，船后的舱底有个大洞，江水已经从洞中涌进了很多，无法堵住了。这时全船的人都慌作一团，只听得到处都是女人的哭喊声。小明王在这时还强作镇定，心里想着廖永忠的船就跟在后面，可以让他来救自己船上的人下去。可是回头一看，哪里还有廖永忠乘坐的小船的影子!江心的急流之中就只有自己这一条船，其他的船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这会儿他可镇定不下来了，扯开嗓子大叫救命，指望着后面的廖永忠听到喊声，能及时来救他。可是四周哪里有船呢?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小明王这时心里一片茫然，刚刚才做的皇帝梦好像一下子离自己远去了，只是在心里默念着：这下完了，这下完了!不一会儿，大浪打到船上，大船转眼就沉入江中了。可怜的小明王至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灾祸。

凶手的微笑率人远远躲在后面的廖永忠得到大船已经沉入江底的消息，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还微微的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命令手下加速渡江，一点去打捞沉船的意思都没有。等回到了应天府见了朱元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完成了吴王的嘱托!”朱元璋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好。原来这一切根本就是朱元璋事先和廖永忠定下的毒计，命人等小明王乘坐的船到江心的时候将船底凿了个大洞，让小明王和他身边的人都命丧长江之中。小明王在船上听到的“咚咚”的修船声，其实正是廖永忠派的人凿船的声音，小明王又哪里想得到呢?

小明王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在了自己最为信任的朱元璋手里，到死都不知道是朱元璋命人害死他的。而朱元璋在除去了这个再也没有利用价值的傀儡皇帝以后不久，就派出大将徐达率兵北上讨伐元朝的残余势力，而他自己也在北伐的频频捷报中登上了盼望已久的皇帝宝座。神人——刘伯温刘基，字伯温，青田人，在后来的人心目中他一直被认为是凡间的“神仙”。

朱元璋得到“活神仙”

刘伯温自幼就聪明异常，他的老师曾对他的父亲说：“这个孩子福德深厚，日后必成大器。”元朝末年，他考中了进士，当了一个小官，很为当地人民所爱戴。后来，因为正值乱世之秋，刘伯温干脆弃官不做，归隐回家了。在家中闲住期间，他更是博览群书，通读经史，尤其精于对文学的研究。这个本事使他日后在一般人的眼中简直成了无所不知的活神仙。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力量逐渐壮大起来后，听说刘伯温有本事，一心想请他到自己的军中，多次不惜血本的邀请他出山。但是最初刘伯温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后来，朱元璋几次三番地盛情邀请，颇有一股刘备三顾茅庐的劲，不请出刘伯温誓不罢休。刘伯温为他的诚心所感动，加之自己又有一展雄才的远大抱负，所以就答应了。朱元璋喜出望外，连夜修建了一所礼贤馆让他居住，对他礼遇非常。刘伯温到朱元璋身边后，马上就向朱元璋讲述了自己对当前局势变化的估计和预测，向朱元璋提出了当前急需着手进行的十八条政策。这让朱元璋非常满意，知道自己得到了极为罕见的济世人才。

从此他对刘伯温言听计从，让他为军师，真好像是昔日的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重生了一般。

诸葛亮重生刘伯温对当时全国的形势做了一番估计，他认为朱元璋必将后来居上，成为未来国家的领导者。

其实当时的朱元璋还只是红巾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一直恭奉韩林儿为自己军队的领导者，并以韩林儿的小朝廷为正统，接受了韩林儿的册封。

恐怕这时就是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皇帝吧?刘伯温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所以他对朱元璋尊奉韩林儿十分不以为然，即使是去朝见韩林儿，他也从不肯跪拜，还时常对朱元璋说：“韩林儿不过是一个牧童罢了，尊奉他干什么呢?”他常劝朱元璋一有机会就应该自立为王，脱离韩林儿的控制。

朱元璋的势力日渐壮大之后，也逐渐有了夺取天下之意。他向刘伯温求教征伐的策略。刘伯温就给他出主意说：“现在这几支起义军的力量，张士诚和方国珍都只顾据守一方，根本不足为惧。只有陈友谅一支队伍，名不正、言不顺，却霸取长江水上力量，又始终抱着吞并我们的野心，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使张士诚和方国珍孤立难守，才能各个击破，一举即可平定南方，然后再挥师北上，这样霸业可成。”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日后果真按照刘伯温的策略一步步消灭了敌对力量，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

在与陈友谅的征战中，朱元璋的队伍面临强大的威胁，许多人想逃跑或者投降，这时又是刘伯温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到底，并以诱敌深入之计重挫陈友谅的大军，挽救了朱元璋的危机。尤其奇妙的是，刘伯温真的好像如有神助很能预测吉凶祸福。在鄱阳湖之战中，他陪伴着朱元璋亲自登船督战，忽然之间一跃而起，急声催促朱元璋转到别的船上去。朱元璋莫名其妙地听从他的安排，刚转到别的小船上，还没坐稳呢，就见他刚才乘坐的御船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烈火瞬时熊熊燃烧起来。朱元璋不禁大惊失色，从此也就更加的信任刘伯温。

独善其身在朱元璋征战的岁月中，他始终与刘伯温形影不离，即使偶尔分开，也时常写信去向刘伯温询问事情。在辅佐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刘伯温料事如神，所以有很多人都把他比喻为诸葛孔明重生。在朱元璋终于成为皇帝之后，刘伯温却推却了朱元璋要他当宰相的美意，也谢绝了朱元璋的赏赐，辞官回乡了。

刘伯温之所以如此小心翼翼，就是因为他在朱元璋身边多年，深知朱元璋的脾气秉性，知道功成之后必遭杀身之祸，所以才一意辞官回乡，闭门隐居，不问世事。果然不出他所料，朱元璋皇帝当了没几天，就开始大杀功臣宿将，刘伯温虽说已经隐退，却仍然受到了怀疑。不过比起那些遭到杀身灭门之祸的功臣来说，他虽受怀疑，但仍可以寿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好的结局了。从和尚到皇帝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是怎么成了皇帝的呢?

苦难和尚当女婿朱元璋是濠州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年少时给地主放过牛。17岁那一年，淮北闹起旱灾和蝗灾，接着又蔓延起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及兄弟都相继病死了，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进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但是不到两个月，寺里也闹起了饥荒，和尚们都被遣散，朱元璋也只好捧着钵盂到各地流浪。这样一晃就是好几年．朱元璋已经从少年长成青年了。

这时各地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全国没有安静的地方。二十四、五岁的朱元璋看到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也不再甘心当个行乞化缘的和尚了，这样的乱世，正是英雄辈出的时候，朱元璋开始跃跃欲试了。

正好这时，他的老家濠州城也被起义军占领了，他想就近去投奔这支起义军。濠州城里的义军首领名叫郭子兴，原是定远地方的一个地主，由于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积了一肚子怨气，就参加了白莲教。刘福通起义后，他也约了几个朋友，带了几千年轻人，揭竿而起，攻下了濠州城。有一天，他听手下人报告说抓到了一个奸细，就亲自骑马来到了城门，只见捆绑着的是一个年轻的和尚，衣服虽然破破烂烂，但却是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郭子兴见了十分喜欢，命人给他松了绑，带回元帅府。这个年轻的和尚就是朱元璋。郭子兴和朱元璋谈过话后，发现他聪明伶俐，又身体强壮，就把他留在了自己身边作亲兵长，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借着这个姻亲的关系，再加上朱元璋自己作战勇敢，机智过人，他把打仗缴获的物品全部分给部下，受到了士兵的拥护，不久就被提升为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的总兵官。

应天之战通过妻子的帮助和他个人的努力，朱元璋的威信迅速提高，甚至还引起了他的岳父和两个妻兄的猜疑。幸好时间不长，郭子兴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战死，朱元璋就名正言顺的成了这支起义军的领袖。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领军队渡过大江，攻占了东南重镇建康（今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

就在朱元璋积极准备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友谅。陈友谅原来是反元义军徐寿辉的部将。后来他杀了徐寿辉，扩充了队伍，自立为王，占有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大片土地，成为当时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他认为朱元璋是自己扩大势力的障碍，便率领几万水军，顺江东下，攻打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府。

这时的朱元璋力量已经不同以往，军队人数增多了，内部矛盾也解决了，和他小时候一起放牛的朋友徐达、周德兴这些伙伴都投奔了他，在他身边冲锋陷阵，许多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也都投靠了他，替他出谋划策。朱元璋的实力大大增强起来。但是面对陈友谅全军动员的大规模挑战，他仍然表现得小心翼翼。新来的谋士刘基（刘伯温）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以逸待劳，用诈降计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朱元璋听了满心欢喜，与刘基仔细商量后，定下一计。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和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要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做他的内应。

康茂才按照朱元璋的吩咐写了信，连夜叫老仆人赶到采石去告诉陈友谅，他在江东桥专候。陈友谅问清了江东桥是座木桥后，吩咐左右准备酒菜，让老仆人饱饱地吃了一顿，才把他打发回去。临走的时候，陈友谅对老仆人说：“你回去跟康公说吧，我马上就去江东桥，到了桥边，我叫几声‘老康’，请康公马上接应。”

老仆人回来后，把陈友谅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连夜派人拆了江东木桥，改砌成一座石桥。他还从陈友谅的逃兵那儿了解到陈友谅的进兵路线，就在沿江几个重要关口设下伏兵。他亲自率领大军守在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并规定好暗号：举红旗就是通知敌人已经到了，举黄旗就是命令伏兵出击。

陈友谅待老仆人走后，带领全体水军船只驶向江东桥。不料到了约定地点，只有石桥，而不见木桥。陈友谅这时顾不得是木桥还是石桥，连喊几声“老康”，都没人答应。他这才想到自己中计了，连忙下令撤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朱元璋迅速命令士兵举起黄旗。顿时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岸上的伏兵和水港中隐藏的水军一起杀将出来。陈友谅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哪里还招架得住，几万水军死伤无数。陈友谅在部将的保护下夺船而逃，两万多士兵被俘，一百多艘战船被缴获。这一战后，使本来没有水军的朱元璋几乎掌握了长江流域全部的水上力量。

和尚皇帝应天一仗，陈友谅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陈友谅很不甘心，养精蓄锐三年，又造了几百艘战船，再次率军攻打朱元璋。朱元璋也亲率大军应战。陈友谅的水军多是大船，船楼高达十余丈，相互连接，绵延十余里。朱元璋在水军中挑选了几十名壮士，组成敢死队，驾着七条小船，装满火药和芦苇，顺风点火冲向陈友谅的船队。风越刮越大，火越烧越旺，陈友谅的大船着火，烟焰冲天，战场鄱阳湖一片火红。两军在湖上一共交战36天。陈友谅见粮食断绝，亲率一百条战舰想突出湖口取粮，却被一支流矢射中眼睛，当场身亡，他的军队见主将一死，也立刻崩溃了。

打败陈友谅以后，朱元璋的势力迅速扩大，没几年就自立为吴王，又设计杀了自己一直奉为正统的红巾军象征性的领袖小明王韩林儿。没费什么力气，又收拾了另两支割地称雄的起义军队伍张士诚和方国珍，统一了南方。

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徐达和常遇春两位大将率领25万人马北伐，不久就占领了山东。

公元1368年春天，在北伐顺利进军中，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他就是明太祖。大脚马皇后马皇后十分贤惠，是朱元璋政治生涯的好帮手，在立国后时常劝谏太祖。

夫妻情深夫妻感情深厚，战争岁月中尚不算什么，但是朱元璋成为一国之君后仍然敬重、爱护马皇后，这在历代帝王中都是极为少见的。尤其是马皇后有一双违背世人常规所见的天足——大脚。

朱元璋不仅没有因此嫌弃她，反而百般维护，甚至曾经因为一则灯谜的答案是“好双大脚”，认为是在讽刺他的马皇后，竟然因此大开杀戒。而且，朱元璋一生性格刚强，当了皇帝后，更是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又常常喜怒无常，动辄杀人，这时惟一可能改变朱元璋决定的人就是马皇后。人们不禁要问：作为一国的开国之君，朱元璋为什么对这位大脚的妻子一往情深呢?

这还要从朱元璋的发迹讲起。朱元璋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做了几年和尚，二十多岁时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做了一个小小的卫队长。由于他作战勇敢，人也很聪明，郭子兴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就是日后的马皇后）嫁给了他。

朱元璋娶了主帅的养女为妻，身价陡然提高了许多，军中上下都对他另眼相看，尊称他为“朱公子”，成为夫以妻贵的典型。马氏为人精明能干，而且十分贤惠，成了朱元璋政治生涯上的好帮手。马氏身材修长，容貌秀丽，颇具一种大家闺秀的端庄美丽，最令朱元璋敬仰的，是马氏天生丽质之外的那份修养，那种端庄明智、知书达理的超然风韵。

马氏也通过她独有的敏锐洞察力，体察到她的这位夫君有着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因此她尽心尽力地想帮助她的丈夫达成心愿，至少使他没有后顾之忧。

成功男人身后的她朱元璋的岳父郭子兴是一个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朱元璋在军中的人缘很好，而且行事干练，颇有谋略，得到将士们的信赖，这使郭氏父子大为不满，怀疑他有自立之心。当郭子兴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事需要朱元璋的帮助时，他就对朱元璋格外亲热，表现的甚至比对亲生儿子还好。但是只要事情处理完，郭子兴的态度就马上转变了，脸也拉长了，声音也变粗了，总是对朱元璋挑三拣四，稍有不满就厉声责骂，还常把朱元璋关进柴房，不许他吃饭，以示惩罚。每当这时，总是马氏从中调解，设法维护自己的丈夫。她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去送给郭子兴喜欢的小妾张氏，请她帮忙说些好话，缓和翁婿之间的矛盾。

朱元璋在柴房中关禁闭，没有饭吃，马氏总是设法偷一些刚出锅的烧饼，揣在自己的怀中带给朱元璋吃，当她从怀里掏出烧饼时，烧饼竟然还是滚烫的，她胸前的皮肤都被烫伤了。

后来她跟随朱元璋在军中时，因为粮食紧张，平日就积攒一些蔬菜、肉食和粮食，想方设法的让朱元璋吃上饱饭，而自己却时常饿着肚子。

这些事情使朱元璋感念至深，就是当了皇帝之后，也常常向群臣提起，总是说如果没有马皇后的细心照顾，自己很可能活不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行军作战中，马皇后也是朱元璋的贤内助。她率领军中将士的妻子搞好后勤工作，拿出自己的积蓄慰劳将士。特别是在一次战斗中，朱元璋受了伤，陷入敌人的包围中，马皇后不顾自己的安危，假扮成村姑的样子，闯进敌阵中把朱元璋背出重围，救了丈夫的一条命。这可不是那些有着一双纤纤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能做到的事。

家有贤妻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立马氏为皇后，统领六宫。在十五年的宫廷生活中，马皇后严于律己，并设法规劝朱元璋少犯错误，是少数几个能劝阻朱元璋的人之一。朱元璋一向禁止后妃干政，马皇后不但不让自己的族人出任官职，甚至还拒绝了朱元璋为了补偿她而给予族人的赏赐。在她的影响下，洪武年间从没有滥封过公爵。

马氏贵为皇后之后，仍然坚持亲手料理朱元璋的饮食，除了她认为妻子应该亲手服侍丈夫之外，也为了防止丈夫因为饮食不合口味，而降罪他人。她总是劝朱元璋赏罚要公平，不能只凭自己的一时喜怒而制罪于人。在对待朝臣的问题上，她劝朱元璋要礼贤下士，尊重朝中的大臣。这些都使内宫外朝的人们称赞不已。

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总是担心功臣要篡位，因此对功臣大肆杀戮。就连太子的老师，已经退休多年的大学士宋濂，无辜被牵连进一件朝廷要案时，朱元璋也不问详由就想把他处死。无论太子怎样跪在地上为老师哀求，甚至被逼得想投水自杀，朱元璋也不肯改变主意。

马皇后知道了这件事，就吩咐当天的御膳全部做素食。朱元璋退了朝回后宫吃饭，发现全是素菜，觉得很奇怪，就问马皇后是什么原因，马皇后回答说：“我只是心里伤心，想吃素为宋先生祈福。就是一般百姓家请了先生教书，都是百般礼敬。宋先生教太子读书费尽心力，我怎么能不为他伤心呢?”朱元璋一听是给宋濂求情，气得把筷子一扔掉头就走。可是等他的怒气稍退，想起了马皇后的话，终于改变主意，饶了宋濂一命。

香消玉殒洪武十五年，马皇后病重，眼看就要不行了，但是她却坚持拒绝找医生给自己看病。朱元璋为此寝食不安，甚至命令各地祭祀山川神灵，为皇后祈福。马皇后在弥留之际还笑着说：“人的生死都是上天注定的，这时候祈求有什么用呢?我也不想看病，如果治不好，我死了，你还要治那些医生的罪，这可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惟一希望的是你能够求贤纳谏，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话刚说完，马皇后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元璋不禁抚着马皇后的尸身痛哭不止，从此以后再也没有立过皇后。刘伯温执法刘伯温嫉恶如仇，法律严明，最后却因后怕而去。

制定严法刘伯温的性情刚烈，嫉恶如仇，尤其痛恨非法之事，只要被他抓住了，无论是谁都决不放过，因此经常与他人发生冲突，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刘伯温认为宋元几朝的最终崩溃，其原因都在于法制废弛，刑狱过宽，世人没有畏惧之心，以致最终酿成天下大乱的局面。所以，他建议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应该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制度，并且要严格执行，这样才能使朝政振作，官民一心，都不敢为非作乱，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到对百姓施行仁政的问题。他的说法很接近法家的学说，主张以严刑治国，使臣民畏惧听从。这在建国之初局势还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只有百姓迅速安定下来，才有可能谈到休养生息或是国家建设的问题。从历史的发展表明，他的这个意见受到了朱元璋的大力赞同，他命刘伯温等文人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并多次亲自厘定，在以后数十年的皇帝生活中也是毫不犹豫的身体力行着。

严格执法在具体的执法问题上，刘伯温总是保持着一种刚正严肃的作风，也要求他手下的官员都要如此做，作为国家耳目的御史，纠察百官时必须要铁面无私，无所畏惧，只以朝廷纲纪为准绳，只以事实根据为凭证。遇到有官吏犯了法，他就马上收捕，加以无情的惩治。正因为他的铁面无私，执法时的六亲不认，当时朝中的官员、侍卫、内官无不惧怕他的威严，力求行事正经，就怕被刘伯温抓到了错处。

当时中书省有个官员叫李彬，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违反了国家的法纪，按照律令应该被处以重刑。但是这个李彬很受宰相李善长的信任和喜爱，李善长知道他犯了法被人揭发，很怕刘伯温对他不利，就亲自去找刘伯温求情，希望刘伯温放过李彬这一次。但是刘伯温一向嫉恶如仇，又怎么肯徇私情而放了他呢?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李善长的请求，还马上派人去向此时正在外地巡视的朱元璋报告，要求尽快处理李彬这个案子。朱元璋也和刘伯温一样憎恨贪官污吏，见到报告，立刻就批准了刘伯温的请求。

当时正值金陵一带大旱，因为皇帝不在城中，所以就由李善长主持搭建了一个高台作为祈雨之用。朱元璋的文书到后，他知道李彬就要被处决，想以祈雨之时不能杀生作为借口，尽量拖延李彬被处死的时间，再另寻解救他的办法。刘伯温却是毫不动摇，坚持要立刻处决李彬，并且说正是因为有了李彬这样为非作歹的人在，老天爷因此很愤怒，才以干旱作为惩罚人们的手段，所以只有立刻就杀了李彬，才能消解上天的不满，才能祈得降雨。

如此一说，使李善长再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刘伯温见他不再出言反对，就立刻命令手下把李彬推到祈雨的高台之上，当着众多围观的百姓宣布了李彬的罪状，并且命人将他就地斩首，这一下，台下的百姓都拍手称快，纷纷叫好。

后怕而去李善长因为这件事，对刘伯温恨之入骨。本来刘伯温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已经让他非常忌惮，朱元璋很信任刘伯温，常常与刘伯温单独在密室里长谈，谈话的内容从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总是担心有一天刘伯温会抢了自己手中握着的大权。通过李彬这件事，他更觉得非尽快除掉刘伯温不可。朱元璋一回到京城，他就马上去告状，说刘伯温在祭神之日杀人，是对上天的不敬，触怒了神灵，因此到现在还没有下雨。其他一些吃过刘伯温亏而嫉恨他的人也纷纷趁机落井下石，在朱元璋的面前说刘伯温的坏话。

朱元璋一听果然不太高兴，就找来刘伯温询问此事。刘伯温也知道皇帝现在正宠信李善长，必定会对自己产生不满，他对这件事的解释是因为那个地方有数万士兵家属居住，因此阴气汇集造成不下雨，只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降雨的。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不知是否真是刘伯温的神机妙算，还是因为他精通天文，早已算出会有降雨，不久果真大降大雨，朱元璋才转怒为喜。

虽然过了这一关，刘伯温明白只要自己在朝中，还是会有许多奸诈小人设法陷害，这次虽然平安过关，但是难免早晚会触怒皇帝而招来杀身之祸。正巧这时他的妻子去世了，他就以自己哀伤过度、精力衰竭为借口，请求辞官回乡养老。

朱元璋亲自颁布一道诏书，表彰他的功绩，并赏赐了他很多东西，允许他辞官回乡，并派专人护送他离去。刘伯温谢绝了皇帝的一切封赏，孑然一身的离去了。不当宰相颇有谋略的刘伯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不当宰相，最终得到善终。

聪明的人有人认为刘伯温的本事比诸葛亮还要大，因为诸葛亮耗尽一生心血，也只是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而刘伯温却是帮助朱元璋当上了全中国的皇帝。还有人把他比做鬼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甚至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些夸赞之语是不是有言过其实之处尚且不谈，但是他的淡泊名利、急流勇退却是几百年来备受人们的称赞，他的一生经历在一般人眼中已经成为一则亦官亦民亦仙亦鬼的动人传说。

刘伯温在朱元璋还没有称帝之前就追随在他的身边，替他出谋划策，排兵布阵，一直是算无遗策，所以备受朱元璋的倚重，任为军师，凡事都要与他商量。就连朱元璋称帝登基的好日子也是刘伯温定的，因为他熟知天文，是确定上天意旨的最佳人选。在朱元璋终于如愿以偿的当上皇帝之后，刘伯温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一心想离开这危险之地，朱元璋却不答应，刘伯温只好留在朝中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时间不长他就以妻子亡故的理由请辞回乡，但是不久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朱元璋亲自颁布诏书，表彰刘伯温的功绩，还要给他和他的家人加官进爵。刘伯温这时好像真的预见到了未来，知道接受了册封必定会在将来遭到杀身之祸，所以坚辞不受。

容人有量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让李善长当了开国的第一任宰相。刘伯温刚正不阿的个性使李善长大为不满，处处找刘伯温的麻烦，总想找机会杀了他才甘心。但是刘伯温颇有蔺相如一般的容人雅量，并没有放在心上。甚至是在朱元璋想撤换宰相时，他还为李善长说话，认为他虽然有一些过错，但威望很高，能够调和众将，这个宰相还是应该让他做。

朱元璋听了觉得很奇怪，问刘伯温说：“李善长几次三番想害你，多次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一心想置你于死地，你怎么还要替他说好话呢?”刘伯温回答说：“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内外的事情还很多，实在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更换宰相。宰相就像是一幢房屋的顶梁柱，怎么能够说换就换呢?如果拿一个细木更换，房屋就会因此而倒塌的。”朱元璋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没有更换宰相。识人之才后来，李善长因为年纪大了，自己要求辞官回乡养老，朱元璋又把刘伯温找来商量，问他新宰相应当任命何人。刘伯温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不偏不倚的评断当时朝中几个有可能当上宰相高位的官员。

其中的一个人叫杨宪，对刘伯温一向很不错，两个人交往甚密。朱元璋本来想立杨宪为相，不料刘伯温却反对，认为杨宪很有才能，足可以做宰相，但是却缺少做宰相的宽广心胸，不能公正持平的处理政事。朱元璋又提出另一个人选汪广洋，刘伯温认为他比杨宪更糟糕。皇帝又提出第三个人选胡惟庸，这一下刘伯温更是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任命胡惟庸做宰相，没有发生事情就是国家的最大福气，批评胡惟庸桀骜不逊，成事不足，却是败事有余。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来，刘伯温对这三个人的看法是极为准确的。因为朱元璋这一次固执的坚持己见，先后任命了这三个人做宰相，结果证明他们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时间不长都被撤换掉了。朱元璋听到刘伯温对这些候补人选都不满意，就说到：“我也知道满朝的大臣才学没有一个能及的上你的，既然他们都不合适，那这个宰相还是由先生你来做好了。”

刘伯温一听，心里就是一颤，他知道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建国前是朱元璋所倚重的，但是在建国之后，这种才智反而是朱元璋最为忌惮的，所以他不敢显露丝毫的治国才能，生怕引起朱元璋更多的不满而招来杀身之祸。

这时，他听出朱元璋话语中的试探意味，连忙回答说：“陛下有所不知，当宰相的人最好要平和如水，处事冷静，我的个性却是嫉恶如仇，见到不平之事很容易怒火难平，这样做事恐怕会有失公允，不利于国家。而且我的身体不好，也怕不能承担这么繁重的工作，有负陛下的嘱托。”他婉转拒绝了朱元璋让他当宰相的要求，并且劝皇帝不要急于一时，应该去细心寻访人才，天下之大，总会找到合适的人选。

后来，刘伯温终于如愿回到家乡隐居，不见世人，过了几年太平逍遥的日子。朱元璋还是时常写信给他，问一些问题，他也仔细的逐条解答回报。因为刘伯温始终不肯接受皇帝的赏赐，朱元璋就命令减免刘伯温家乡青田的税收，说是让当地的百姓都记住这是因刘伯温而得到的恩惠。在朱元璋的众多功臣中能得善终而不连累亲族的人，刘伯温是极少数中的一个，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神机妙算之功了。刘伯温真是被谋杀的吗刘伯温功成身退，谨言慎行。但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明哲保身刘伯温博古通令，善观天象，又有丰富的行政经验，深知功高盖主的危险，特别是朱元璋性好猜忌，自己更应该及早抽身。于是在洪武四年，也就是他被封为诚意伯的第二年，刘伯温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解甲归田，并谢绝了太祖的一切赏赐。朱元璋见他没什么野心，也就让他带爵回乡养老了。

刘伯温回到青田老家后，仍然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他知道明太祖派出很多特务，在各地巡行，监察官员们的言行。无论官员在朝还是在野，都逃不掉这些特务的监视，许多大臣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不谨慎而遭到了严惩，严重的甚至为此而丢了性命。刘伯温深知此中利害，担心言多必失，所以回家后闭口不谈政事，也不与任何地方官员往来，尽可能的避免一切嫌疑。据说当时的青田知县一直想找机会拜见他，但几次都遭到刘伯温的拒绝。后来，知县换上农夫的便装，终于在山中见到了刘伯温。可刘伯温一听他说出真实身份之后，马上自称草民，辞谢而去，从此避而不见。

小人陷害尽管他如此谨慎，却还是遭到朝臣的陷害和皇帝的怀疑。

刘伯温在朝中时一向与胡惟庸不和。刘伯温素有识人的精准眼光，他一直认为胡惟庸是个害群之马，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当朱元璋在李善长辞去宰相之职后，向他询问新宰相的人选时，刘伯温就向朱元璋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件事后来被胡惟庸知道了，认为刘伯温是有意阻碍自己当宰相，因此心里十分憎恶他。而且刘伯温在初任司法官员时，铁面无私，不徇私情，也很让胡惟庸心生忌惮。尽管这时候刘伯温已经辞官回乡了，但是还十分受到朱元璋的宠信，常常写信给他询问一些事情。这对于一心想掌握大权的胡惟庸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所以胡惟庸总想找机会致刘伯温于死地。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起因是刘伯温的一道奏折。当时刘伯温的家乡附近有一片三不管的不毛之地，后来成了盗贼的聚集地。刘伯温上奏折给朱元璋，请求在这个地方设立巡检司，以防止盗贼在那里聚众起事。为了这件事，刘伯温派他的长子刘琏进京面见朱元璋。刘琏到京城后，没有先告诉胡惟庸掌管的中书省，而是由通政司直接上达给朱元璋。胡惟庸知道后自然更加不满，认为刘伯温眼中根本没有自己。他到朱元璋面前恶意诬陷，说刘伯温看中了那块地，那地方有帝王之气，风水好，刘伯温想抢过来做自己的基地。当地的百姓不让给他，他就想以设立巡检司为名，把百姓都赶走，借以实现他日后让子孙称王的目的。

朱元璋听了胡惟庸的造谣，虽然当时表面上没什么反应，心里却也在暗暗怀疑，因为他深知刘伯温精通阴阳天象之理。不久之后，朱元璋就借故剥夺了刘伯温的爵位和俸禄。刘伯温知道皇帝对自己起疑了，心中十分害怕，赶忙亲自到京师谢罪，然后就一直住在京城中，不敢再提返回家乡的事。

恩及子孙刘伯温在京城中，每一天都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深知自己处在危险的境地之中。这时胡惟庸已经当上了宰相，大权在握，表面上虽然对刘伯温很客气，暗地里却在虎视眈眈。刘伯温不久就忧虑成疾，一病不起。他一再请求朱元璋让他回乡养老。一直到洪武八年，朱元璋才准许他返回青田。

刘伯温回到青田后一个月，就病重死去了，死时还不到65岁。他在临死之前，曾经把二子刘璟叫到床前，告诉他说：“为政之道，有时要宽大一些，有时要严猛一些，应该宽严交替并用。数年来，皇上以严猛治国，现在的要务则是在于修德省刑，实行宽大之政，以安抚民心，使国家长治久安。”他还说，现在正是胡惟庸当政之时，他无论说什么都是没用的，不过日后一旦胡惟庸失势，皇帝一定会想到他。他叮嘱儿子如果那时皇帝来问他死前说过什么，就把这些话上奏给皇帝。

果然，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因谋反大罪被杀，朱元璋又想起了当年刘伯温对他的评价，于是派人去刘伯温家中去探问。刘璟按照父亲的遗嘱，把他死前的话密奏给朱元璋。朱元璋看到后不禁感慨万千，更加佩服刘伯温的先见之明。

据说，刘伯温在京中病重之时，胡惟庸曾特地带了医生去为他诊治。他们回去后，刘伯温服了这个医生开的药，从此更是一病不起，药实无效，不久就病重而死。因此，刘伯温的被害，也成为日后胡惟庸被杀的一个重要罪名。而朱元璋在刘伯温死后，才想起他来，因为感念他的忠诚，破例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传承爵位，而不是一代即止，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朱元璋为什么大杀功臣为了保证朱家的子孙能够永享君临天下的特权，他绞尽脑汁，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杀功臣。

胡蓝之狱朱元璋的吏治一向以刚猛著称，哪个大臣在朝廷上顶撞了他，或只是让他看不顺眼，就会当场执行刑罚。有一种刑罚就叫“廷杖”，有的大臣当场被扒了裤子按在地上打板子，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这还算幸运的，有的人还被当场打死。因此官员门都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但就是这样还不行，朱元璋还要找各种借口杀人。尤其是跟他一起出生入死打天下的功臣宿将，都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杀光了，他才甘心。明朝初年的胡惟庸案、蓝玉案，被并称为“胡蓝之狱”，就是朱元璋大杀功臣的典型事例。

第十一章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给他当了七年宰相的胡惟庸，同时把和胡惟庸有关系往来的官员一并进行屠杀。朱元璋一向信奉严刑，他觉得不利于他的人都应该杀头，但又怕犯人的家人怨恨报复，所以也要一起杀了以免后患。这样一来死的人可就多了，凡是跟胡惟庸有过来往的人都在清查中被杀，然后再满门抄斩。后来逐渐演变成凡是朱元璋不满意或者怀疑是胡党的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杀，连同他们的家人，一下子就杀掉了一万五千人。这还不算完，朱元璋只要看到谁不合他的意，就以这个名义进行诛杀，一直到十年之后，开国的大功臣、跟在他身边已经将近四十年的卸任宰相李善长仍然以和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被命令自缢，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一并被杀。在这个前后延续了十多年的案件中，前后被杀的王公贵族一共有几十家，一共死了三万多人。

蓝玉，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因为作战有功被封为凉国公。他在家乡飞扬跋扈，鱼肉乡里，他手下的人都借着他的势力胡作非为，总有人因此告他的状，朱元璋为此训诫过他好几次，可他就是屡教不改。蓝玉在朱元璋面前又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更让朱元璋不高兴。

洪武二十六年，有人告发说蓝玉想谋反，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二话不说就把蓝玉抓了起来，关进大牢，并且施以酷刑。蓝玉这些年来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受得了大刑，结果是问什么就招什么，不但承认了谋反的罪名，还牵扯进了许多无辜的人。朱元璋对蓝玉处以肢解的残酷刑罚，把其他牵涉到的人依照惯例也都杀得一干二净。这一案，杀了至少有一万五千人。

牵扯胡蓝两案的，有四、五万官员被杀，开国的功臣几乎已经被杀光了。除去这两个案子是成批屠杀之外，平日里被杀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他的侄子朱文正，在没有建国前也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曾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之一，他又是朱元璋的亲属中比较有文化的人，因此更受到朱元璋的格外重视。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朱文正也被封了高官厚禄。他实在也没有什么错处，可这时的朱元璋就是看他不顺眼，硬是被冠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恨”的莫须有罪名将他鞭打致死。此外还有大将军徐达、大将傅友德、冯盛、朱亮祖父子等都先后被他想方设法杀害。就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他的第八个儿子因为岳父被牵连进胡惟庸一案，被朱元璋召回京城问话，却因为害怕会受到朱元璋的处罚，在半路上就和妻子双双自杀了。

把刺都削干净按理说，朱元璋的天下正是依靠这些功臣宿将的帮助才得以建立起来的，他为什么狠心把这些当年的兄弟子侄朋友都杀光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儿子朱标说过一段话，正好可以解释他这种嗜杀行为的原因。当他大肆屠杀功臣时，他的儿子朱标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崇信以仁德治天下，对他的做法很不理解，常常因为一个要杀一个要救和他发生冲突。有一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什么话也不说，把一根长满刺的棍子扔在地上，要太子用手捡起来，太子看到上面都是刺，有些犹豫。朱元璋就把棍子拿起来，用剑削光了上面的尖刺，然后再递给太子拿着，并且告诉太子说：“那些功臣就是这棍子上的刺，你不敢用手去拿，我现在帮你把他们削干净了，再交给你拿不是更好吗?只要我把那些人都杀干净了，你才能太太平平地当这个家!”

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朱元璋一生是在艰苦斗争过来的，他很怕他这些没有经过磨练的子孙过于软弱，不能牢牢地控制住国家。又怕自己死后，那些功臣功高盖主，不听训教，甚至起兵造反，使他的子孙坐不稳天下，才找尽一切理由，想方设法除掉功臣。这种考虑恐怕是他诛杀功臣的重要理由，可以说是极度残忍蛮横的。但是，他的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某些合理的因素。例如在胡惟庸案件中，胡惟庸利用朱元璋对他的信任，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很有些没有他不行的嚣张气焰。大臣们上奏给皇帝的奏折，他都要先拆开来检查，看是否有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如果有批评他的内容，就把奏折隐匿下来不报。他还利用职权大肆贪污受贿，凡对自己不满意的人就一律陷害。他的这些行为严重威胁到了朱元璋皇权的权威性，也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杀了他，才能保持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那些功臣宿将大多都是出自朱元璋的故乡淮西一带，只是朱元璋家乡的濠州、凤阳就封了六个公、二十八个侯。他们以李善长、胡惟庸为中心，结成了“淮西帮”，所成的政治势力不可小觑，是朝廷的一个潜在威胁，也难怪朱元璋必欲去之而后快了。徐达之死徐达作为“武将第一”的大将军，虽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得力战将徐达，字天德，濠州人。史书描写他身躯高大，颧骨很高，棱角分明。他和朱元璋是从小一起放牛的朋友，也和朱元璋一样，从少年起就胸怀大志。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徐达参加农民起义军郭子兴部，隶属于自己的伙伴朱元璋。跟着朱元璋取滁州（今属安徽）、和州（今和县）等地，智勇兼备，战功卓著。十五年，从朱元璋渡长江，克采石，下太平（今当涂），俘元万户纳哈出。而后率军攻克溧阳、溧水（今均属江苏）。

第二年，跟从朱元璋攻克集庆（今南京），继奉命以大将军领兵取镇江，号令明肃，授准兴翼统军元帅。十七年，率军克常州，取常熟、江阴等地，阻止江浙周政权首领张士诚军西进。次年，留守应天（今南京），升任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二十年五月，长江中游汉政权首领陈友谅兵攻池州（今安徽贵池），徐达与中翼大元帅常遇春在九华山下设伏兵，俘虏斩杀陈军万余。又从朱元璋设伏应天城下，大败陈友谅军，俘获7000余人。二十一年，取江州（今江西九江），率师先行，迫陈友谅退兵武昌，并追至汉阳，升中书右丞。二十三年，从援安丰（今安徽寿县），败张士诚部将吕珍，移师围庐州（今合肥），旋从援洪都（今南昌）。在鄱阳湖之战中，冲锋陷阵，败陈友谅军前锋，杀1500人，士气大振。二十四年，朱元璋自封为吴王，封徐达为左相国。

从此以后，朱元璋有了后方基地，不再像以前一样亲自冲锋陷阵，而是改为坐镇南京，统一指挥调动部队。而徐达和常遇春两人就成为他远伸向外的手臂，随着他的命令转战各地。

开国重臣朱元璋准备派兵征讨张士诚时，右相国文官李善长建议暂缓动兵，从长计议。徐达却坚定地支持朱元璋的决定，并且分析说：“张士诚贪图享乐，待人苛刻，他部下的大将军李伯升等人只知道抢占美女金钱，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军队也缺乏训练，这些人都很容易对付。再说，他属下的几个军官都是文弱书生，不知天下大计，不了解战斗的事情。臣如果能奉主上的命令，率领大兵前去征讨，三吴很快就会被平定。”

朱元璋听了他的话，非常高兴，马上下令拜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率领20万水师进逼湖州，数次大败张士诚的军队，迫使守将李伯升、张天骐开城投降。张士诚逃到平江，想再聚集兵力进行抵抗。十一月，徐达挥师北上，合围平江，并申明军纪，禁掠民财。他和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等人把平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还在军营中建起了比城中的佛塔还要高的瞭望台，用来监视城中的动静。他还在各处营地架设弓弩火枪和大炮，随时都可以向城中的张士诚军队发动最后的进攻。

虽然胜利在望，徐达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谨慎，他派使者去向朱元璋请示攻城计划，朱元璋命人带来了回信，信中大大称赞了徐达的进兵神速，还勉励他说：“将军一向有勇有谋，能够迅速地剿灭叛乱，削平群雄。现在你事事向我请示报告，这是你忠心的表现，我感到很安慰。但是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再说，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军中的轻重缓急，还是由将军相机行事最好。我不会从中制约你的行动，这一点请你放心。”于是不久之后，徐达发动攻势，率将士破城，活捉了张士诚，一共收服了25万降兵。他带兵回到南京后，因为功勋卓著，被封为信国公。

后来，朱元璋已经占领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他的实力也越来越强大。徐达又奉命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与副将军常遇春率师25万，北伐元军，连战皆捷，一口气把元顺帝赶进了大漠。这时，朱元璋已经在南京称帝了。徐达回来后，因功授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为魏国公。第二年，他受命镇守北平，练军马，修城池，总领北方军事。以后又多次带兵出征北元，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

小心的元帅朱元璋称帝后，每年春天都命徐达率军出征，冬天来临时就召回京城，成为常例。徐达对朱元璋保持着恭谨的态度，一回来就马上将帅印呈上，朱元璋因此很高兴，亲热的称他为“布衣兄弟”，而徐达却更加恭谨，事事小心谨慎。朱元璋曾经很随便地对他说：“你的功劳很大，却还没有合适的住宅，我赐给你一幢旧宅吧!”徐达后来发现，皇帝想赐给他的旧宅竟然是朱元璋在做吴王时居住的旧邸。他大惊失色，马上跪在地上连称不敢，坚辞不受。

其实朱元璋这么做就是为了试探他的忠心，因为徐达一直手握重兵，当了皇帝的朱元璋总是害怕他心怀不轨，所以总是故意地试探他。徐达就是因为非常了解朱元璋的这种个性，才凡事都小心翼翼。

可是朱元璋却总是疑心，还要试一试他。他命人把徐达灌醉，趁机把他抬到吴王府邸中的床榻上休息，并让人在暗中监视着徐达的行动。徐达一醒过来，发现自己居然睡在以前朱元璋休息的地方，吓得一下子就滚落床下，跪在地上连连谢罪。朱元璋听人回报说他如此反应，才终于感到满意了。

难逃一死可是，徐达虽然用自己小心谨慎的行动表示了自己的决心，但他最终仍然没有能够逃脱朱元璋的毒手。朱元璋是抱着一种“虽然你今天不谋反，但是不能保证你明天也不谋反”的极端心理，在明朝的江山逐渐稳固下来时，终于下定了决心要除掉徐达这个功高盖主的潜在威胁。那时徐达正好得了背疽，按照民间的习惯，得这种病的人决不能吃鹅肉，据说一吃就会毒性发作，很快死去。

朱元璋却假意的派人来探望徐达，还特意赐一只蒸鹅给徐达吃。徐达明白皇帝的心意，当着使臣的面，流着眼泪把整只鹅吃的一干二净。当晚，徐达就毒性发作去世了。朱元璋这才放下一直悬着的心，觉得自己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因为这时他的所有功臣都已经被杀光了。

其实，朱元璋赐给徐达的那只鹅并不一定就有毒，得了背疽也不一定吃了鹅就会死，但是朱元璋却在徐达生病的时候派人送来病人最忌讳的东西，徐达心里明白皇帝想赐死又不便明说，即使吃了鹅没事，也可能在当晚服毒自尽了。明朝的特务机构说起明朝，就不能不说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以及后来的东厂、西厂，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朱元璋。

锦衣卫的设立明太祖朱元璋戎马征战十几年，终于建立了大明政权。

但是，他总不放心那些帮助他开创基业的功臣，总是在心里暗想：“你今天没有谋反的心，难道能够保证日后也不会生出谋反的心吗?与其让你日后有谋反的机会，还不如今日就将你杀了。”皇帝有了这种心思，难免会整日疑神疑鬼，为了监视臣工．他就设立了一个叫“锦衣卫”的特务机构，专门监视、侦察大臣的活动。

最初，这锦衣卫不过是皇帝的护卫亲军，负责掌管皇帝出行的仪式。后来，朱元璋赋予它更大的权力，可以不经通报直接查办各种案件，也可以不经任何手续任意逮捕、审讯和杀人，根本不必遵守太祖亲手定下的大明律例。

锦衣卫直接隶属于皇帝，不听其他任何人的命令，皇帝派自己的心腹大臣担任指挥使的最高职务，下面设有官校，专司侦察。大臣在外面或家里有什么动静，他们都打听的一清二楚。一旦谁被他们发现有什么嫌疑，就会马上被抓进监狱，甚至杀头。

这一下，虽然大臣们每天都过的战战兢兢，但是皇帝却可以高枕无忧了。

东厂、西厂设立后来，明成祖朱棣连一个大臣也不敢相信，就用身边的太监为提督，建立了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叫做东厂。这个机构不但负责监察百官，甚至是一般的贫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也一并监视。宪宗时又设立了与东厂相对的西厂，人数比东厂多一倍，他们的侦察范围，除了京师之外，更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是民间的斗鸡骂狗一类的小事，都在他们的缉拿之列。本来这三个机构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就已经很复杂，但皇帝为了更加稳妥起见，又专门设立了一个内厂，也由皇帝身边的亲信太监直接指挥，除了监视臣民之外，还监视着锦衣卫和东、西厂的活动。

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厂组成了明代的四大特务机构体系，成为皇帝控制、镇压臣民的有力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厂卫的权力越来越大，特务多如牛毛，遍布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严密的监视着朝野官员、士绅、百姓的一举一动，人们防不胜防，整日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恐怕那时天下惟一能够睡一个安稳觉，而不必担心因为夜里说了什么梦话就被抓进大牢的人就是皇帝本人了。史书上常常记载着这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到明朝的特务统治下人们的生活。

从上到下没自由建国之初，太子的老师宋濂是全国有名的大学者，他已经跟随了朱元璋十几年了，但是朱元璋对他还是不放心，常常派人在暗处监视他。有一天宋濂在家中宴请客人，边吃边聊，十分高兴。第二天一大早上朝，见了面，皇帝第一句话就问他昨天请了什么人，吃了什么菜，聊了些什么话。宋濂一向诚实，认认真真的回答了皇帝的问题。朱元璋听了十分高兴，对宋濂大加赞扬，还说“宋濂跟了我十几年，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假话，真是一个大大的忠臣啊!”就是这样一个忠臣，后来也险些死在他的强烈猜疑之下。

有一次，一个叫钱宰的大臣在家闲来无事，吟诗自乐，作了一首诗叫“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主要在描写每日晨起上朝的辛苦。

第二天见了朱元璋，皇帝直截了当地说：“你昨天吟的那首诗似乎有一个字不妥吧?把‘嫌’字改为‘忧’字怎么样啊?”钱宰一听，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跪下请罪，幸亏朱元璋这天心情还不错，没有再追究，否则恐怕这钱宰往后的日子就要不好过了。还有一次，朱元璋忽然在朝上问起一个大臣说：“你昨日为什么事生气啊?”这个大臣觉得很莫名其妙，仔细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一件事，马上回答说：“昨天有一个仆人打碎了我一件心爱的茶具，所以我发怒责骂了他一顿。”答完还奇怪地问皇帝是从何而知。朱元璋笑眯眯的没有回答，只是让人拿来一幅画，这个大臣接过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画上画的正是昨天他生气发怒的样子。等他下了朝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

就这样，官员们每天都小心翼翼地说话做事，生怕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被皇帝知道了，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后来，明朝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整日躲在深宫里饮酒作乐，厂卫的大权就落在掌权的太监手里，他们有了这个利器，更加胡作非为，不知制造了多少冤狱，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惨死在他们的刀下。

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掌权时愈演愈烈，一时之间全国的人都缄口不言就怕引来杀身之祸。据说有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一起喝酒，其中的一个人喝醉了，不由自主地把白天不敢说的话都借着酒兴说了出来，尤其是大骂权势正如日中天的魏忠贤。其他的三个人听他大骂魏忠贤，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惟恐窗外有人听见。果然，喝醉的这个人话还没说完呢，就见有几个身穿便衣的人闯了进来，不由分说，把四个人一起绑走了。

后来这件事被报告给魏忠贤，他命令把辱骂他的那个人立刻抽筋剥皮处死，其他三个人因为没敢说话，就饶了他们一命放回去了。这三个人亲眼目睹自己的同伴被活生生地剥皮抽筋，都吓得魂飞魄散，回家都病了好几个月才能下床走路。

这些例子都真切地表明了明朝特务机构的罪恶，明朝的灭亡不能不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这种没有人性的统治方式造成的。南北榜考生分南北，大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就是明朝的皇帝能想出来。

扭曲制度我国的科举制度最早产生于隋唐，此后，它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每一个举行科举考试的王朝都是在自己国家的全部疆域之内举行公开、公正的考试，凭借考生的成绩高低来选拔人才。这“公开”、“公平”、“公正”应该是科举考试的精神内涵所在，但是有时候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三个评判标准并不一定能得到贯彻，有时是因为人为的主观因素，也有时是因为一些客观环境的因素而迫不得已的扭曲了这些原则。

明太祖朱元璋在晚年就曾经做过这样一件违背了考试规则的事。

从朱元璋即位之初，为了网罗天下的人才为已所用，安抚多年战乱之下不安定的民心，朱元璋很快就重新举办科举考试。

几年之后，他又颁布了明确的科举考试的章程，规定了考官人数和评定举子成绩的标准。每隔三年举行最高等级的科举考试，届时全国各地的考生们都聚集在京城，参加统一考试，然后根据考生的文章评出成绩，逐一颁给学位。

这种做法本来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是在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举考试中，朱元璋却一反常态，搞了一个区分南北榜的考试，不以成绩为取士标准，而改以地区为取士的标准。这样做又是为什么呢?

南人胜于北人洪武三十年的这次会试本来进行的很顺利，但是发榜的这一天却发生了骚乱。骚乱的原因是这次上榜的所有举子都是南方人，居然连一个北方人都没有，这在历次的考试中是非常少见的。

在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里，落选的北方举子们成群结队的涌向负责科举考试的吏部衙门，要求吏部的官员对考试的结果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次的主考官也是南方人，所以在考试成绩上弄虚作假，故意偏袒南方举子。这一下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团，南方人和北方人即使是素不相识，见了面好像也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城里时常出现因此打架斗殴的情况。负责维护京城治安的军队迅速开进城里，想设法平息这场骚乱。可是他们可以用武力制止暴力行为，但却不能改变南北方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反而还加剧了这种情绪。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皇帝朱元璋的耳朵里，他马上派人前去安抚那些闹事的北方举子，向他们保证说皇帝正在调查此事，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情绪激动的举子们这才慢慢散去了。

然后，朱元璋就找来这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了解情况。

原来，刘三吾并没有在试卷上做什么手脚，举子们的考试成绩都是真实的。南方的举子确实考的都比北方举子好。朱元璋也知道刘三吾一向刚正，不是会因私枉法的人。他相信刘三吾对考生成绩的判断，但是为了平息北方士子的愤怒情绪，朱元璋要求刘三吾从北方的举子中挑选几个来一并上榜。不料刘三吾这次真是倔过了头。这个老夫子认为自己的评判是公正无私的，毫无错处，所以他拒绝更改考试成绩，使成绩本来较差的北方举子上榜。朱元璋听了大发雷霆，认为刘三吾实在不通时务，气的把刘三吾赶了出去。他还把其他的几位考官都撤了职。北方举子听说了这个消息都大声欢呼，要求皇帝为他们主持公道。

情势所逼不久之后，朱元璋再次派其他官员去重新审定这次考试的成绩。可是当他再次听取复审报告时，却发现真有几个不怕死的大臣。这些被派去复审的官员其实都很清楚皇帝的意思不过是为了给北方举子一个交代，好下这个台阶。但是这些正直的学究们却仍然坚持北方举子的考卷确实不如南方举子的。他们的最后结论竟然和原来的主考官刘三吾的结论一模一样。这下朱元璋勃然大怒。他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有意蒙蔽自己，一气之下把这些官员都革职下狱，严加拷问。结果这件事情越做越过火了。这些无辜的官员最后定罪时竟然被与十几年前发生的胡惟庸案联系在一起，全部被处以死刑。

后来，朱元璋亲自主持，重新举办了一次考试。这次的考试结果与前一次截然相反，入选的61名举子全部都是北方人，一个出身南方的都没有。看来朱元璋为了平息北方人的不平情绪，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朱元璋立下规矩，此后的科举考试，南北分卷考试，最后按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以求通过这种方法来使南北方入仕的官员人数大致相同。

因此，此后的科举考试并不单以成绩取人了，而且加入了地区的因素，并且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

其实朱元璋对待那些官员的手段虽然是过分了些，但是他这么做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时虽然明朝建国时间已经不短，但是因为朱元璋是从南方起兵成势的，北方的士子在很长时间里仍然不信任这个政权。而为了消除这种疑虑，选拔北方的人进入政府作官无疑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他虽然知道南方因为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的水平也确实比北方高，但是他却不能让每一次入选的人都是南方人。

这样一来岂不是朝中全是南方人在作官?这样对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极为不利。所以他只能采取这种分南北取士的方法，使南北两地的官员人数渐趋平衡，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也算是用心良苦了。在这次的事件中，不能说是朱元璋正确还是死难的大臣正确，因为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原则。

那些宁死也不肯改变自己意见的大臣用生命坚持了科举考试的公正原则，他们的骨气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朱元璋的选择则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出发的变通方法，也不能说他没有坚持公正就是错的，只能说这是情势所逼罢了。严办贪官污吏朱元璋查办贪官污吏的手段格外严厉，甚至不惜活剥人皮以示惩戒。

官怕民快朱元璋杀贪官也有一个标准，凡是贪污够60贯钱的，就可以定为杀头的死罪。60贯钱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太大的数目，折合成银子也就是十几两。

历代的帝王很少为了这么一点钱而诛杀大臣。但是朱元璋一向主张严刑峻法，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惩罚贪污的官员，以警戒其他的在职官员。

那时，衙门左侧都建一座小土地庙，地方上发现了贪官，就在土地庙前把犯罪官员处死，再把皮剥下来，然后用干草塞入皮中，制成人型，摆放在公堂的一侧，以警告下一任的官员。有的官员在公堂上办公，身后就有好几个前任官员的干尸。

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当时一度没有人敢出来做官。不过朱元璋的态度也强硬的很，才不担心没有人做官，看谁顺眼了，让你做官你就得做，想不做都不行，如果躲起来，就追到你家去杀你，非逼出来做官不可。这种土地庙因为常剥人皮，老百姓都管它叫剥皮场。

不过，因为官员都害怕受到这种惩罚，不敢欺压盘剥百姓，所以虽然杀了很多人，老百姓反而拍手称快。

大开杀戒有个叫郭桓的人，是国家征收赋税的高级官员，他仗着权势，盗卖军粮，越干胆子越大，到最后竟然把国家军用粮仓中三年的积蓄盗卖一空。那时全国一共有13个省，其中12个都和他有勾结，几年之内贪污的粮食竟多达2400万担，相当于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事情败露后，朱元璋非常生气，把郭桓处以重刑，但是这个案子越往下查，牵连的人就越多，连朱元璋自己都被吓了一跳。不过，他还是狠下心来，决意要把这些违法的官员都杀光，哪怕是天下就此反了，他也要一杀到底。结果这一刀下去，足足杀了几万人。

明初的时候，承袭了元朝的陋习，官场上贪污受贿成风，怎么惩罚也止不住。朱元璋是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他下定决心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在执行自己的决定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心如铁石，决不动摇，在严惩贪官的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他对犯罪的官员毫不留情，这样杀来杀去，一连杀了好几年，官场的风气开始好转起来。明朝能维持270年的统治，和朱元璋的严惩贪官是分不开的。为了监视臣民，他派了大批的亲信去民间访查，自己有时也出宫去微服私访，了解民情。为了防止官员私自涂改账册，他还命令把一至十的简写数字改成大写，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空印案洪武十五年时，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空印案”，这就是朱元璋自己发现的一个官场舞弊案件。事情是这样的：朱元璋有一天下朝，觉得没什么事可做，就一个人到处逛，结果就信步走到了户部，想了解一下国家财政收支账目核算的情况。这时户部的官员和各省来的计吏都在低头核算账目，一个个眼睛紧盯着手中的算盘和账本，谁也没发现皇帝就站在身边。朱元璋站了一会儿，见大家都在认真算账，心里非常高兴，没说什么就走了。谁知刚走到门口，就听到有两个人争吵起来，仔细一听，原来是户部的一名官员和一个计吏在争吵，户部官员说那个计吏的账目不平，计吏很不服气，两人便因此争吵起来。最后，只听那个户部官员指着账目大声说：“不平就是不平，钱粮数字差一分都不行，你这个册子一定要重做!”朱元璋听到这里很高兴，心里暗暗称赞那个负责任的户部官员，想：“要是朝中的官员都能像这位官员一样认真为朝廷办事，那就好了。”

朱元璋觉得很有趣，下午趁空闲时间就又去了一趟，这一次可看出问题来了。他去的时候碰巧又碰上了上午发生争吵的那个计吏和户部官员在说话。只见那个计吏把一本新的账目递给那位官员，说：“册子重做好了，您再算算吧!”户部官员接过去翻了翻，用算盘算了算，就笑着说：“这回好了，平了。”朱元璋一直在一边听着，越听越觉得奇怪，越听越觉得不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眉头也拧了起来。他快步走过去，一把抓起那本账册翻了翻，然后转头问那个计吏：“你们那个省离京师有多少路程?”那计吏一看是皇上，马上跪倒回答说：“有三千多里。”“那你上午回去，怎么下午就回来了呢?你骑的是什么马，跑的这么快?”计吏一听这话，吓的“嘣嘣嘣”连磕了三个响头，不敢再隐瞒，连忙答到：“小人没回去。”“没回去?那这账目上的大印是哪来的?”朱元璋瞪大眼睛，厉声逼问着。这一逼问，却将那计吏吓得脸色刷白，说不出话来。

原来，每年全国各省都要把地方的财政收支报到中央的户部，而地方的账目都是由县到州到省再到中央，这样一级一级地呈报上来，到了中央由户部一项一项核算清楚，完全相符了，才算了结。

这样层层上报难免会出错误，不相符的便要重新造册，还要再盖上原衙门的大印才算通过。但是各省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几百里，如果要重新造册，必须回到原省，这样一来一回，远的要一、两个月，近的也得好几天，怎么可能迅速地来回一趟呢?所以为了节省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各省的计吏来京城之前都准备好盖了大印的空白文册，遇到账册数目不符时，就在预先准备好的空白文册上修改重填。朱元璋了解到这一弄虚作假的情况后，大开杀戒，上上下下不知杀了多少人。历史上把这一事件称为“空印案”。

好心办坏事根据史料的记载，明政府副部以下，河南直隶一省的大小官员，因为贪污罪名死于监狱或被判决做苦工的，每年都有几万人。

严惩贪污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在于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被指控犯了贪污罪的官员是不是真的贪污并无法断定，许多人都是在严刑峻法之下被屈打成招的。

不过，比死刑更为严重的是追赃。贪污的人处死了，他贪污的赃款也必须要追回来，于是这个人的家就要被抄，如果这家的财产不足以补上贪污款项，就用严刑逼供，很多人一受刑，为了少受皮肉之苦，就胡乱说寄放在谁家了，于是这一家也会被无辜牵连。如果仍然不够足额，那一家在拷打之下也只好再供出另一家。这样辗转牵引，即使是千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人，都会成为窝主，家破人亡。这恐怕又是一心想惩贪官、保百姓的朱元璋未能料到的了。传位太孙明太祖不管怎么样都算得上一代明君，不过，立孙子为太孙只能说是无奈之举。

太子归西朱元璋当了皇帝后，马上做了一件正确的事和一件错误的事，正确的一件是马上立了长子朱标为太子，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他的儿子们因为争夺皇位而明争暗斗。他办的错事就是大杀功臣之后，把他的儿子们全封为王，让他们手握重兵，镇守边地。朱元璋的本意是效仿汉高祖刘邦众封王以屏卫汉室的做法，让他的其他儿子代替天子去抵抗北边如狼似虎的蒙古人的侵扰。但是他却忘了，刘邦封王的后果是发生七王之乱，差一点就动摇了汉朝的四百年基业。他以为立了太子，又封了王，朱氏天下从此就可以万世一统了。

朱元璋对太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从小就对他进行特殊教育，给他请了全国最好的老师，负责教授他的学业和武艺，朱元璋自己也常常耳提面命，教导太子为君之道。太子未满二十岁时，朱元璋就已经让他试着处理政事作为训练。

通过这种种培训，太子不负众人的厚望，无论为人还是处事都很符合一个帝王的标准，可以预见将来会成为一代明君。可是老天偏不如人所愿，洪武二十四年时，朱元璋派太子巡视关中地区。这一来一去就是三个多月，政务繁多，旅途劳累，加上太子的身体本来就不太好，结果朱标一回到京城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居然就此一命归西了。

计立太孙这对朱元璋来说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本来还神采奕奕、丝毫不见老态的皇帝一下子就衰老了许多。一想到自己已经65岁了，眼见寿不长远，太子却在这时命丧黄泉，不由得老泪纵横，痛苦失声。

有一天，他又想起太子，悲痛难忍，就在群臣面前大哭了起来。大臣们不住劝慰。翰林学士刘三吾劝道：“皇上不要过于悲伤了，太子虽然不幸去世了，但是您的皇孙不是已经长大了吗?他可以即位，天下不会因为没有太子就大乱的。”朱元璋一听确实如此，他也感到老是这么伤心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渐渐老了，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死去，当务之急就是再确定一个皇位的继承人，以避免因为太子去世而引起国家的动荡不安。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他也考虑了很久。他总觉得太孙朱允炆的个性懦弱，遇事优柔寡断，一直担心他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他的几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其实都很有才能，在边地镇守边疆都立下了很大的功劳，随便哪一个其实都是可以被立为继承人的，但是朱元璋还是对他们感到不太满意。为了镇守边疆，当初对他这些皇子们的教育是比较偏重于武力和军事的，文化素养的教育就相对的不太受到重视，而要成为一个帝王，光会打仗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几个儿子同样镇守边关，功劳都很大，要立哪一个呢?无论立了哪一个，朱元璋都怕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与反对。他虽然比较喜欢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但是如果立了燕王，又如何向二子、三子交代呢?最后，出于对太子朱标的感情，也由于朱元璋一向信守儒家的伦理道德传统，坚持立嫡立长的原则，他还是决定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认为这个决定既符合传统的习惯，又可以抚慰他的丧子之痛。由于皇太孙的年纪还小，还可以在进行教育和训练，这位垂垂老矣的皇帝重新又振作起精神，开始对他的新继承人进行培养。

一直觊觎皇位的燕王知道了父亲的这个决定，大失所望，也从此埋下了日后谋反的祸根。这一年，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刚刚年满10岁。

太平天子的梦想朱允炆一生下来就有一些身体上的缺陷，外貌不太好看，头盖骨又偏又歪。朱元璋一开始是不怎么喜欢这个孙子的，常常摸着他的脑袋叹，说：“怎么长得像半边月亮呢?”但是后来为了训练孙子，朱元璋总是把朱允炆带在身边。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又很喜欢学习，看过的书几乎能过目不忘，而且心地宽厚，虽然年纪还小，但是隐隐间似乎已经透出一股帝王的气概。所以朱元璋也慢慢地开始喜欢上这个孙子了，尽心尽力地想为这个孩子安排好将来的一切。

他知道宋濂的弟子方孝孺学问很好，但是为人有些骄傲，就把他派到太子的府里去当教习，还很高兴的对孙子说：“我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送给你用。这个人才学很好，就是有点傲气，我先压他几年，等你当了皇帝就正好可以用了。”

又有一天，朱元璋和朱允炆在一起聊天，朱元璋对孙子说：“现在边关上有你的叔叔们镇守，不怕有什么事情，边关有事，也由他们去应付，将来你只要在朝中作一个太平天子就行了。”朱元璋本来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为孙子将来登基当皇帝打点好了一切，因此感到很得意。不料朱允炆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没有说话，然后抬起头来问道：“如果叔叔们对我有异心，又有谁来对付呢?”这一问，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之外。他听了也不由得一呆，想说话却又没开口，竟也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那你说如果发生了这种事要怎么办呢?”朱允炆回答说：“先用仁德去收服约束他们；如果不起作用，就要削夺他们的封地和军队；如果还不行，就要征伐他们。”

朱元璋听了只是默默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不知这位纵横驰骋了一世的皇帝此时心中是什么想法，是否已经预见到在他百年之后，他的子孙之间必将有一场血腥的厮杀呢?”

撒手而去

第十二章

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和大臣们在朝上议事后，回到后宫，觉得有些疲倦，就躺在床上想稍微休息一会儿。可谁知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这位劳累过度的开国皇帝就这样在睡梦中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按照他的遗诏所写，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皇位。他似乎在死前已经感觉到他的子孙们将有一场争斗，因此在遗诏中特意规定各诸侯王都不准擅离封地回京城吊唁。但是这一规定并没有能够阻止他死后不久爆发的燕王谋反的战争。靖难之役公元1399年，建文帝推行“削藩”政策，燕王朱棣公开反叛，上演了一场皇位争夺战。

燕王其人朱棣，是朱元璋的四儿子，被封为燕王，封地北平。燕地与蒙古接壤，朱棣经常奉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多有建树。后来，又屡率众将出征，威名大振。

洪武末，皇太子死，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棣心中不满。有一次，朱元璋令朱允炆赋诗，诗的最后两句是“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朱元璋看了认为诗意衰飒，很不高兴。又令他答对，朱元璋出语“风吹马尾千条线”，朱允炆以“雨打羊毛一片毡”对，朱元璋听了这个调子低沉，毫无抱负、气度的答对，脸色顿变。这时，恰好朱棣在旁，见此情状，上前奏对说：“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一反怒容，不禁连声叫好：“好对语!好对语!”于是，对朱棣大加宠爱，有更换皇储之念，后为大臣所阻止。这也滋长了朱棣接替皇位的欲念和野心。

公元1398年，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即皇位。朱棣本想去南京奔丧，因有“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心中怏怏不快。他认为这是朱允炆的宠臣齐泰、黄子澄两人矫诏制造的一个阴谋。

与此同时，朱允炆为了解除诸王“尾大不掉”所带来的危害，废了几个内地王为庶人，又下令诸王不得节制文武官吏，进一步限制诸王的权力。

第二天，朱允炆改元建文，朱棣面对诸弟被废，自己权力被削的危机，便借朝贺改元之机，带领世子朱高炽等人，亲往南京，密察虚实，以谋对策。朱棣回北平时，为使朱允炆放心，把世子朱高炽等人留在京师，作为人质。

叔叔杀侄朱棣回北平后，暗中加紧练兵，作篡夺皇位的准备，表面上则伪装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他上书乞求朝廷让朱高炽等归省，朱允炆佯装不知内情，遣还朱高炽等，使朱棣不对他怀疑。双方都在设计，互相欺骗，勾心斗角。正当朱棣训练士兵、即将起兵的时候，朱允炆也在调兵遣将，加紧了对朱棣的防备活动。

公元1399年6月，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到南京告发燕王谋反。朱允炆即下诏书严斥燕王的罪过，逮捕燕府官属，并密令北平驻军围困燕王府。事泄，朱棣乘机起兵。这次内战，前后持续了四年。朱棣久居北平，苦心经营，藩国附近的卫所，先后受其管辖节制，所以“靖难”起兵，一呼百应，士气十分饱满。

在战争过程中，朱棣又得到鞑靼军的帮助。在南京方面，不少的太监因朱允炆对太监进行惩肃，纷纷投靠朱棣。朱棣也竭力拉拢收买，因而获得了大量有关防务虚实的密报。而朱允炆虽然处于正统的有利地位，但处处表现出迂阔懦弱，完全不是朱棣的对手。在军事指挥、用人方面，朱允炆也是优柔寡断，听信谗言。

公元1402年4月，燕王攻打灵壁，遇南军将帅徐辉祖，燕军畏惧，踌躇不前。恰好在这时候，朱允炆偏信谗言，临阵易将，把徐辉祖调回，结果南军士气随之瓦解，降者数万人，燕军大胜。燕军从此南下，势如破竹，6月攻入南京。朱允炆在宫中自焚而死，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这场皇位争夺战，至此结束。

朱棣进入南京后，大肆杀戮，进行报复。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都被杀害，灭族、株连数万人，称之为“瓜蔓抄”，镇压极为残酷。

在血腥的屠杀中，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第二年（公元1403年）改元永乐，并改北平为北京。建文帝哪儿去了明成祖依靠武力夺得了权力，可他却没有找到侄子朱允炆的尸首。

神奇传说建文帝，名叫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但他实在没有当皇帝的命，不过短短四年，他就被自己的叔叔燕王朱棣篡夺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靖难之役”。这个短命皇帝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他不再是皇帝。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广袤土地上，竟然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建文帝就这么消失在战火纷飞的南京城中。

他究竟是生是死?生，又在何方?死，又在何处?这可让他夺了皇位的叔叔一直放心不下，这皇位做得一辈子也不安稳。对于建文帝的下落有两个说法流传的最为广泛，最著名的一个是“出亡为僧，流落西南”说，也以这个说法最具传奇色彩，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这种说法认为，燕王陈兵南京城外，建文帝想求和，但是燕王不答应，建文帝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想自杀，但却被身边的人拦了下来。

有一个老太监王钺告诉他说：“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了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一听，急忙把箱子抬出来，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放了三张度牒，上面写好了三个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他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按照这封信的吩咐，建文帝和两个下人剃了头，换上了僧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的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也随着出了鬼门，就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白眉白须的老僧。

老僧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为何到此等候，僧人回答：“我叫王升，是神乐观的主持，昨天夜里梦见先帝，他本也是我佛门中人，叫我特别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乎是削发为僧，继承了朱元璋的祖业，也当了和尚，云游四方去了。

急坏了朱棣建文帝失踪，可急坏了刚当上皇帝的朱棣。他在有生之年不断派郑和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他还派胡濙在穷山僻壤、市井城镇之间搜寻了十多年，目的也是“隐查建文安在”。只要一日找不到建文帝，他就一日不能心安。偏偏由于建文帝行踪不明，加上当时的许多人对燕王夺位很不满，于是民间不断有假冒者出现，更让朱棣心神不宁。

比如在正统五年，广西思恩州的知府岑英出巡，半路上忽然有一个老僧拦住道路，毫不回避，一问之下，老僧回答说：“吾建文也。”岑英不辨真假，只好把他带往京城，上奏给朝廷。经过仔细的查证，这个人的真名叫杨行祥，后来被判有罪，处死了。朱棣派胡濙秘访民间16年，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忽听有人报胡濙回来了，便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中单独召见胡濙。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城后，确实是削发为僧了，但并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云游四方，而是躲在江苏吴县的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毫无复国的意愿了。

历史之谜另又有人说，明英宗时发现了建文的行踪，这时他年纪已经很老了，英宗就把他接进宫中颐养天年，死后就以一般的仪式葬于西山。

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另一种说法是“闽宫自焚”说。这种说法见于很多的史料记载，正统的官修史书多采用此种说法。大概是说朱棣率兵打到宫门时，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建文帝和他的皇后马氏携手跳入火中自焚，他的妃嫔侍从也大都投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曾大肆搜查三日，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宫中未死的内侍都说建文帝已经自焚，并从火堆中找出了一具烧焦的尸体作为证据。燕王见到尸体，内心虽有怀疑，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他即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之礼安葬了这具尸体。

但是，这种说法在正史的记载中前后矛盾，语焉不详，不能不让后人产生怀疑。就连明朝后来的皇帝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史书记载朱棣以帝王之礼安葬了那具尸体，可是到底葬在何处，却又没有记载。被烧焦的尸体分不清男女，所以又有人说那具尸体其实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外逃了。烧死在宫中的，到底是皇帝呢，还是皇后呢?谁也说不清楚。

后世的史官在编写《明史》时几乎为此吵得打破了头，也还是没有定论。如果建文帝真的烧死了，那朱棣又为什么几次三番的派人到处去找建文帝呢?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史实，因为当时燕王军队兵临城下，把紫禁城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过考察，南京城也并没有鬼门、御沟等逃路。

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尚武、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绝没有好下场，不如一死了之。朱棣也决不能让建文帝继续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登上帝位。但是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的骂名，朱棣在发现那具烧焦的尸体时又假装痛哭流涕，声称自己出兵只是为了诛杀奸臣，辅佐建文帝。可是后来他又苦心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一段历史疑案。

总而言之，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和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怪僧道衍怪僧道衍原本姓姚，因为随燕王起兵有功，燕王即位后赐他改名广孝。

待机而出道衍这个名字在历史上大大有名，他出生在长洲的一个医生家里，自幼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不过他的面貌长的却实在难看，史书上记载他长着一双三角眼，脸色蜡黄，形如病虎，看起来十分凶恶。那时有个很有名的相面术士，叫袁瑛，一次无意间见到了姚广孝，从他的相貌推断出他日后必有异遇，而且嗜杀如命。

在他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有一天作了个奇怪的梦，醒来以后就坚持出家当和尚，取佛号为“道衍”。

后来他又跟着一个叫席应真的道士学会了阴阳之术，也精通兵书。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因为听说道衍博学多才，精通儒家经典，曾经召见过他，想封他官职。

也不知道为什么，道衍没有接受皇帝的封赐，径自离去了。不过从他所留下的诗词和他日后的行动来看，恐怕他不是因为淡泊名利而拒绝任官，而是另有目的，现在还没有到他出山的时候。

后来太祖的马皇后死了，为了使封在外地的王能够为母亲诵经祈福，朱元璋为每一位王子都选择了一位高僧，让他们陪伴王子回到封地，这时也许道衍觉得时机到了，终于参加了这次随侍高僧的选拔，也如愿地分给他未来的主子——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

燕王的得力助手朱棣第一次和这位高僧见面的时候，也被他那与众不同的相貌吓一跳。道衍却通过他自身特异的相人能力，觉得这位年轻英俊的王子身上有一股扑面而来的帝王之气，心里暗暗赞叹，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主人。两人通过一番深谈，顿时觉得一见如故，道衍也知道燕王心怀异谋，毫不避讳直接表示，要送一顶白帽给王爷戴，言下之意自然是说要辅助燕王夺得帝位。燕王一听更是欣喜若狂，马上把道衍视为知己。

在此之后，道衍就随着燕王回到了北京的封地。朱元璋这时恐怕作梦也想不到，正是被自己派去燕王身边的“高僧”成了日后燕王起兵谋反的重要谋士。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撒手西去，皇太孙朱允炆登基作了皇帝，他很怕这些被封在边疆、手握重兵的皇叔们。

即位伊始，就开始削减诸侯王的权势。一时间诸侯王人人自危。

这时候道衍就向燕王进言说：“现在正是起兵建立大业的时候了。”燕王心里有些犹豫，认为自己手里的兵力和武器不足，可是又不敢明目张胆的招兵买马。道衍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朱棣在自己的燕王府邸里偷偷地训练军队和制造武器。燕王住的本来是元时的宫殿，高墙深院。十分宽广，足以作训练士兵们的场所，外人也无从得见，高墙虽然能遮挡人们的视线却挡不住士兵训练时发的声音。道衍又想了个办法，让燕王在府第中养了许多鸡、鸭、鹅，这些家禽一天到晚不停地鸣叫，把军队训练的声音和制造兵器的响声都遮盖住了。

就这样，燕王在自己的府中暗暗训练出一支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精锐部队，成了他日后起兵夺天下的主力军。当燕王觉得准备充分想起兵发难的时候，恰好遇到大雨，屋檐的瓦片都被打到地上，本来就做贼心虚的燕王心里不禁又有些迟疑。这时又是道衍出来劝解，认为无碍大局，反而是吉祥之兆，正说明大明王朝的“天”要变了，燕王这才安心地起兵反叛，以诛杀建文帝身边的大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

以仁为本燕王出师的时候道衍留在北京辅佐世子。在燕王率军临行之前，道衍送到城外。离别前，他跪在燕王马前，说有密事相求。燕王问他到底是什么事要如此郑重。道衍回答说：“南朝有一个博士方孝孺，他的学问品德很好。您用武力攻破城池之日，他一定不肯投降。还请殿下千万不要杀他。杀了方孝孺，天下的读书的种子就绝了。”

燕王听了这话，当时就答应了下来，也暗暗记在心里，后来南京城攻破时，燕王抓来方孝孺，开始确实没有杀他的意思，还想让他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可是性情坚贞的方孝孺誓死不从，终于激怒了燕王，使燕王违背了他曾经对道衍许下和诺言，不但极其残忍的杀害了方孝孺，还株连十族，一口气杀了近千人。

这一下虽然不见得像道衍所说，断绝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却一下子打断了读书人始终坚挺不屈的脊梁，大大打击了读书人的英锐之气。

位极人臣燕王带兵打仗的三年多时间里，道衍虽然没有跟在他身边，但是军队的战争行止，燕王都要事先征询道衍的意见，所以他虽不在军中，但论起军功来，却排在第一位。而且他帮助世子固守北京，也免去了燕王不少后顾之忧，所以当燕王终于如愿地当上了皇帝之后，就给了道衍许多赏赐，封他为资善大夫，太子少师，还赐名“姚广孝”，让他还俗作官。道衍婉拒了皇帝给他的诸多封赏，仍旧以一身僧衣示人，还把皇帝赏的金银财宝都分给了族人。成祖后来经常出征塞北，每一次都留道衍在京城辅佐太子监国。等到成祖喜爱的皇长孙到读书的年龄，又受命教育未来的小皇帝，可见成祖对他的信任之深。

后来，道衍年纪大了，身染重病，不能再上朝进见皇帝，成祖便多次到他居住的庆孝寺中去看望他，每次都相谈甚欢。道衍死后成祖像死掉了亲人一样万分悲痛，辍朝两日，命令有关机构为道衍举办隆重的葬礼，还追封他为“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等多种称号，谥为恭靖，并亲自书写碑文表彰他的功绩。等到成祖死后，继位的仁宗还把道衍的灵位配享成祖庙庭。作为一个方外之人，这种尊荣可算是到了极点。瓜蔓抄方孝孺与景清宁死也不归附朱棣，因此多人被株连，这种做法被称为“瓜蔓抄”。

残忍的手段建文帝的重臣齐泰、黄子澄是成祖号称“清君侧”发动反叛的借口，成祖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名字。

南京城破之后，他们先后被抓，由成祖亲自审问，这两个人都抗辩不屈，被永乐皇帝下令同时磔毙。

还有兵部尚书铁铉，被抓到南京，觐见新皇帝时居然背对着皇帝，不肯行礼，也不肯说话。成祖命令两边的人抓住他，让他回身正对着自己，可是铁铉大力挣扎，说什么也不肯回过头来。成祖暴怒，命人将他的耳朵、鼻子割下来，上锅蒸熟了，硬是塞入铁铉的口中，还问他味道怎么样?这可真是亘古未有的残忍刑罚。铁铉却忍住剧痛，反而大声回答说：“这是真正的忠臣孝子的肉，味道怎么会不好呢?”

成祖更加生气了，喝令手下当场就把他凌迟处死。眼见着自己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的剜下来，铁铉竟然到死还是骂不绝口。成祖这时好像被气的失去了人的理智，非要看到铁铉向自己屈服不可。铁铉这时已经死了，成祖还命人搬了一口大锅放在殿上，里面盛满了滚烫的热油，把铁铉的尸体扔了进去，就见尸体立刻就被炸成了焦团，这时成祖才命人将铁铉的焦尸朝向自己坐的龙椅摆放，可是不知是不是铁铉的灵魂未散，尸体始终反身向外，不肯正对着殿上。后来两边的人用铁棒夹住了残骸，举着他让他面向殿上，成祖这才笑道：“你现在终于肯来朝见我了吗?”话还没说完，就见锅中的热油飞溅而起，烫伤了那些用铁棒架住铁铉尸身的人的手足。那些人见了这种可怕的情景，都立刻扔下棒子退在一边不敢上前了，铁铉的尸身仍然反立如前。成祖这时也不禁为这种情况弄得大惊失色，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人将尸身安葬了。

其他在名单中的官员还有户部侍郎卓敬，右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尚书陈迪，刑部尚书暴昭、侯泰，大理寺少卿胡闰，苏州知府姚善，御史茅大芳等，都被陆续地抓来，面对新皇帝残酷的手段却没有一个人肯屈服，结果都备受荼毒，不是被打掉牙齿，就是被割了舌头，也有的被截断手足，都受尽酷刑而死。等杀了这些人以后，成祖还是不满意，又怕被他杀死的这些人的亲属要向他报复，所以决心要斩草除根，于是这些人的亲属也都相继被杀了。

这之中，死的最惨烈的要算是当时著名的文士方孝孺，他的倨傲态度彻底激怒了本就嗜杀的成祖，最后被灭十族。

其他不在名单之内的官员像修撰王艮、王叔英，都给事中龚泰，都指挥叶福，衡府纪善周是修，江西副使程本立，大理寺丞邹瑾，御史魏冕等人，在燕王攻城时，都守节自杀。在这些以身殉国的人中，最奇怪的是一个东湖樵夫，谁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见他每天都背着木柴到城里来卖，从来都是口不二价。这时听说了建文帝自焚而死的消息，竟然趴在地上大哭了起来，柴也不要了，直接投湖自尽。不得不让人感叹就是如此小民也深知忠义二字。

壬午殉难建文帝这些忠诚的大臣中还有一个像战国时的义士荆轲一般的英雄人物，就是左佥都御史景清。这个人平时倜傥洒脱，但最注重名节，燕王攻破南京即位以后，听说了他的名声很火，就让他官复原职。

使大家都意料不到的是，他居然毫不推辞的就接受了新的任命。那些以前就认识他的人都大惑不解，也有人在一边偷偷的嘲笑，说他言行不一，贪生怕死，他也毫不为意。后来，宫中的钦天监夜观星象，发现天象有了异变，这在古代可是一件大事。负责的官员马上向皇帝报告了这个情况，说是有一颗星星发生异常现象，发出耀眼的红色光芒，而且直朝帝星而来。

成祖听了这话心里也很害怕，所以对身边的人都很留意。这一天，他上朝的时候，远远的就看见景清穿着一身大红色的衣服迎面走来，心中马上就起了疑心。果然在殿上朝见时，景清忽然一跃上前，冲向坐在龙椅上的皇帝，成祖心中早有准备，马上起身闪开，命令身边的护卫将他拿下，一搜身，果真藏着一把利刃。成祖震怒地质问他想干什么，景清慨然答道：“我本来想为先帝报仇，可惜没有成功。”成祖大怒，命人把他的皮剥下来，悬挂在长安门上示众。

有一天成祖出巡，正巧路过了长安门下，本来吊在城门上的皮，竟然自断绳索，扑向成祖。成祖很是诧异，命人一把火把皮烧了。可是这天夜里，成祖刚刚睡着，就梦见景清手中提着一把长剑向他走来，他马上惊醒，心中惊恐不已，第二天一上朝，就命人把景清夷灭九族。以上这些死难的建文帝的遗臣都是忠臣义士。因为这一年是建文四年，岁在壬午，所以就叫做壬午殉难。

成祖对这些不肯向他屈服的人既恨又惧，所以加重对他们的刑罚，不但官员本人惨死在各种酷刑之下，而且辗转牵连，凡是和这些人有一点关系的人就统统被杀。成祖的这种做法被称为“瓜蔓抄”，被无辜株连的人非常多，不但是亲戚朋友子弟同学被杀，就连犯人的左邻右舍也逃不了死罪，甚至有时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杀光了。

从此以后，建文帝的旧臣，除了归附新皇帝的以外，其他不愿归降的人都死的死，逃的逃，大多难逃杀身灭门之祸。牵衣索夫朱棣用非常阴险狠毒的方式谋害了自己的妹妹宁国公主的丈夫梅殷。

乘龙快婿燕王朱棣篡位当了皇帝以后，对建文帝的旧臣进行大肆的屠杀。这场屠杀为时甚久，牵连的人也很多，朱棣知道反对他的人很多，因此丝毫没有手下留情，一心想把不服从自己的人都杀光，哪怕是自己的至亲也不例外。

宁国公主是朱元璋的马皇后所生，是朱棣的亲妹妹，一向最得父母的宠爱。朱元璋费尽心力给她挑选了一个如意郎君，就是梅殷。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朱元璋很喜欢这个女婿，而且梅殷本人也知书达理，精明强干，武艺也十分高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

所以，尽管朱元璋晚年生性多疑，梅殷仍是得到了岳父难得的喜爱和信任。逢年过节，公主夫妻总是一起进宫去，一家其乐融融，相处得非常和睦融洽。平时有空时，朱元璋也常和悔殷谈论兵法，论古说今。

朱元璋的年纪逐渐大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尤其是太子朱标突然得病去世，更是给了朱元璋一个重重的打击。后来，他又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作自己百年以后的接班人。但是他又担心皇帝年幼，诸侯王手握重兵，会不听调遣。所以他时常嘱咐梅殷以后一定要尽心辅佐皇太孙。梅殷也把皇帝的嘱托牢记在心中。

召回驸马朱元璋死了不久，燕王朱棣果然起兵谋反。他派了一个使臣去说服梅殷归降自己。这时正在镇守准安的梅殷正在精心准备战斗，见到朱棣派来使臣，就命人割去了使臣的鼻子，然后把他放了回去。朱棣一见少了鼻子的使臣，立刻就明白了梅殷的羞辱之意，顿时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朱棣一路南下攻陷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踪，梅殷仍在淮安坚守，始终不肯投降朱棣。朱棣因此暗暗发誓，一定要找机会杀了梅殷才能解恨。后来朱棣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但是梅殷还是孤守在驻地不肯投降。朱棣就命令妹妹宁国公主写一封信给梅殷让他回来。怕梅殷不从，他还强迫妹妹用鲜血写成血书，用以威胁梅殷。梅殷在军中接到妻子的血书，顿时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是好。不由得捧着血书痛哭失声。无奈之下，他只好按照朱棣的命令带着血书回到南京城。

到了皇宫之中，虽然景物依旧，但是却已物是人非，心中更是无限悲痛，自觉辜负了朱元璋对他的嘱托和信任。见了新皇帝的面，尽管朱棣其实一心想杀了梅殷，但是碍于妹妹的苦苦哀求，他已经答应宁国公主只要驸马回朝，就不杀他。所以这时不得不假装出笑脸，向驸马道：“驸马辛苦了。”可谁知梅殷明知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仍是不愿服从这个以武力夺得皇位的人，他话中有话的答道：“不敢当，劳而无功而已。”话中之意自然是说没能阻止朱棣的谋反行为。朱棣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真想立时就杀了梅殷，但是他又不想当众食言，尽管心中很不是滋味，他仍是命令驸马回府好好休息。

第二年，他找了个蹩脚的借口，撤消了驸马的护卫队，还把驸马的家人都发配到辽东去服苦役，就此把梅殷孤立了起来。公主暗中觉得情形越来越不好，好像有什么灾难即将来临似的。但是她总想着自己的亲哥哥答应了会饶过驸马的一条命。所以尽管心中起疑，她仍是按捺住心中的不安，总是劝说丈夫凡事不要强出头，尽量的顺着新皇帝的意思去做。她却不知道，朱棣这时早已定下了杀害梅殷的毒计，而且已经一步步的在进行着了。

驸马被害永乐三年的一天早晨，梅殷像往常一样准时上朝。他也觉得大势已经不可挽回，就听从了妻子的劝告，不再故意忤逆新皇帝，每日只是上朝做个样子，什么事也不用做，回到家中整日喝闷酒，消磨时间，却不知新皇帝的眼中早已容不下他这个人了。

这一天，当他正走在一座桥上的时候，就觉得身边挤上一群人来，这些身穿着锦衣卫的服装的人，故意把他挤下了桥栏，然后还靠在桥边哈哈大笑。梅殷不会游泳，在水中挣扎了很久都没有人敢下水去救，终于因为无人抢救溺水而死。这时候，在桥上把他挤下水的人见他在水中不再动了，才假装很着急的样子跳下水去把他捞了上来，可这时梅殷早已经气绝身亡了。之后，那些明目张胆杀人的人就以驸马自杀跳水而死的结果上报给皇帝。不料却被当时恰巧路过的官员揭发了事情的真相，认为他们是故意杀害了驸马。

朱棣迫不得已，只好命令把杀人凶手处死。审问的时候，凶手很不服气，大声说：“杀死驸马是皇上的命令，为什么要杀死我们?”审问的官员一听。知道这里另有内情，都不敢再审，匆匆命人打落了凶手的牙齿，让他们说不出话来，然后把他们斩首示众，并把这个结果上报给皇帝。朱棣还假装成刚刚知道的样子，显得十分悲痛，还赐给梅殷谥号“荣定”。

公主的愤慨再说公主每日都在家中为驸马的安危担惊受怕。一天始终没见到驸马回府，就知道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下午接到报告说驸马淹死了，凶手也已经被处死。她心里明白一定是朱棣命人杀死驸马的，就急忙赶到宫中。朱棣远远见到公主来了，就转身想走，却被公主拽住了衣襟。公主怒气冲冲的问他：“我的驸马呢?他到哪儿去了?”朱棣很不自在地回答：“驸马被人害死了，我已经命人杀了凶手，为他报了仇了，你不要再自寻烦恼。”说完转身就走了，留下公主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事情过后，朱棣把公主和公主的儿子都加升了爵位，想通过这些化解公主对他的仇恨，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二次削藩朱棣接过朱允炆未能完成的削藩之业，这也是历史赋予他的任务。

明成祖的考虑朱棣没有立即去着手削藩，作为以反抗削藩为名义起兵夺位的一个藩王，立即削藩实际等于自我否定。朱棣暂时采取优礼诸藩的作法，以换取他们的承认和支持，这样一来，便给藩王们带来了一段短暂而微妙的盛世。

但是永乐中的藩王已经无法同洪武中相比，因为朱棣不同于朱元璋的最根本之处是他不再用藩王代替功臣守边。这不能不归功于建文帝削藩，而凭借武力夺得皇位的朱棣，也有足够的力量和资格去左右那些藩王和武臣们了。

有人解释说朱元璋封藩守边是出于无奈，“又况和林以外，金陵遥制特难，于是分树九王，自燕以往，延错万里，优以声灵，顾盼特重，是诚有不得不然者。”其实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对功臣多疑。朱棣接受教训，不再依靠藩王，仍用功臣，不过他派遣了亲信宦官分镇监军，加强了对武臣们的控制。当时驻守北边的总兵官是洪武旧臣何福。他在建文中曾与朱棣交战，因此对受命镇边重责心存疑虑。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他上书给朱棣，说自己“总番汉兵久，虑势重致谗”，请求选调鞑官（蒙古族军官）赴边领军。朱棣没有同意。利用武臣守边的方针，这时早已确定下来。

逐一铲除永乐初年的藩王们对朱棣的优礼得出丁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他们把“靖难”的胜利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胜利。这种错误认识使他们更加恣纵不法。明初藩王居藩不法是司空见惯之事。如若按照他们的行为而论的话，恐怕很少有能够逃脱罪责的。但是朱棣所注意的并不是他们是否劣迹昭著，而在于他们是否构成了对皇权的威胁。几乎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朱棣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限制。他继续建文帝的削藩也就同时开始了。

齐王朱榑是个凶暴尚武的藩王。自从复爵归藩后，他的行为更加骄纵。事情传到朱棣耳中，朱棣将他召到京师，当面教训了一番，让他不要忘记建文中被削夺之苦。谁知朱榑怙恶不悛，回去后变本加厉地扩大势力。他阴蓄刺客，广招异人术士，而且命王府护卫据守青州城，不准守吏登城夜巡。这种将藩国独立于朝廷管辖之外的作法是朱棣不能允许的。守吏李拱、曾名深等人上书朱棣，朱榑得知后将他们拘匿起来以灭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朱棣下诏索要李拱等人，并责谕朱榑改过。当时也有人告发周王朱有不轨之举，朱为此上书谢罪，态度颇为诚恳。朱棣封其书示朱榑，以为劝警。第二年五月朱榑再次入朝，廷臣们当面弹劾他，朱榑大怒，厉声说道：“奸臣喋喋，又欲效建文时耶?会尽斩此辈!”朱榑是个不识时务的藩王，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被削夺时的困境。而他这种种言语行为的根源正是他错误地将“靖难”的胜利误认为是藩王的胜利。朱榑未能再返藩国。他被拘留京师，削夺官属护卫，齐府护卫指挥柴直等人被捕杀，同年八月，他被废为庶人。这是朱棣削废的第一个藩王。

第二个被朱棣削废的是谷王朱穗。他倚仗开金川门之功，永乐初优礼过于诸王。从此更加肆意横行。《明史》中，说他不听王府长史劝谏，磔杀王府长史，招匿亡命，造战舰弓驽器械，终日与都指挥张成，王府宦官吴智、刘信等谋为不轨。朱穗这种做法的原因不大同于齐王朱榑，史书中虽不谈，但能使逐渐理解了朱榑的意图。周王朱从此终日沉于词赋，又作《救荒本草》诸书，以示无他谋，到永乐后期再次被告谋反，遂请罪献还三护卫，终得无事。宁王朱权比周王朱更要警惕些，他自从被告诽谤后，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才得以终永乐一朝无事。

终成大业朱棣的削藩没有像朱允炆削藩那样的声势，他的削藩是在优礼藩王的同时进行的，表面上只削废了齐、谷二藩。永乐元年削代王的三护卫及其家属。

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削夺了岷王朱楩的护卫，并且罢其官属，限制藩王的发展。明朝人论及此事时说：“昔高皇帝众建诸王，皆拥重兵据要术以为国家屏翰，此固一时也。迨‘靖难’以后，防范滋密，兵权尽解。朝庙无懿亲之迹，府寮无内补之阶。”事情大抵就是这样的。

应该说朱棣登基时的情况与朱允炆登基时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这时既无藩王将兵之忧，又没有足以拥兵与朝廷对抗的强藩。朱允炆对周、齐、湘、代、岷五王的削废，为朱棣处理藩王问题奠定了基础。

明朝的藩王从此完全失去了朱元璋封藩时的原貌，他们从明政权军事和政治的支柱转变成为附庸。昙花一现的强藩分立局面永远结束了，专制和集权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不过，这也给朱棣增加了一个新的问题——他必须亲自去作他父亲朱元璋依靠他去作的事——投身到北边的军务中去。郑和下西洋三宝太监下西洋，开创了航海史上的奇迹。

下西洋的缘由明成祖用武力从他侄儿手里夺得了皇位，有一件事总使他心里不大踏实。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并没有找到建文帝的尸体。

那么建文帝到底是不是真的死了?京里传说纷纷，有的说建文帝并没有自杀，趁宫里起火混乱的时候，带着几个侍从太监从地道里逃出城外去了；别的地方传来的消息更离奇，说建文帝到了什么什么地方，后来还做了和尚，说得有鼻子有眼睛，使明成祖不得不怀疑。他想，如果建文帝真的没死，万一他在别的地方重新召集人马，岂不可怕。

为了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他派了心腹大臣，到各地去秘密查问建文帝的下落，但是又不好公开宣布，就借口说是求神仙。这一找，就找了二三十年。

明成祖又想，建文帝会不会跑到海外去呢?那时候，我国的航海事业已经开始发展起来。明成祖心想，派人到海外去宣扬国威，跟外国人做点生意，采购一些珠宝，顺便探听一下建文帝的下落，岂不是一举两得。这样，他就决定派一支队伍，出使国外。让谁来带这支队伍呢?当然非得是自己的心腹不可。他想到跟随他多年的宦官郑和，倒是个挺合适的人选。

郑和，原姓马，小名叫三保，出生在云南一个回族家庭里。他的祖父，父亲都信奉伊斯兰教，还到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去朝圣。郑和小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外国的一些情况。后来，他进燕王宫里当了太监，因为他聪明能干，得到明成祖的信任。这郑和的名字还是明成祖给他起的。但是民间把他的小名叫惯了，所以一直把他叫做“三保太监”，后来，有的书上也写成“三宝太监”。

建功而归

第十三章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那么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港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七下西洋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到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第三次出使访问印度洋上的佛教国家，他率领船队和随带珠宝及土特产等，准备恩威并施，使这些国家臣服明朝。

抵达了锡兰，郑和及随员等登陆，参拜了一间大佛寺，布施了许多金银、丝织等物，又立了一座镌有三种文字的纪念碑。但有些本地的中国人向郑和申诉，说国王亚烈苦奈儿很歧视中国人，经常虐待来此礼佛的中国僧人。郑和为了要解决此问题，特派随员谒见国王。但国王毫无诚意，还想对郑和施下马威，他假意邀请郑和入城见面，乘机将他扣留并勒索财物，一面又倾全国军队五万，出其不意地劫掠宝船。郑和已察觉国王的阴谋诡计，便打蛇随棍上，将计就计，一面答应入城，趁对方的军队倾巢而出，后方空虚，以二千精兵，轻装绕道袭击王城，一面在中途埋伏大军，将敌军拦腰截击。

亚烈苦奈儿把军队调遣好，在宫中等听捷报。不料王城突然发生骚动，原来是郑和的军队已破城而入了。城内实力空虚，毫无抵抗，很快把国王俘虏了。开到中途的五万军队得悉王城被袭，连忙回军救援，又被郑和的伏兵切为几段，结果全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因此，锡兰国王才真心臣服明朝。

郑和的七次航行，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水平。

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里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迁都北京北京，现在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它的重要地位则是明成祖给予的。

迁都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从北方起家的，朱元璋却是一个例外。他最初在南京称王，从这里开始逐渐收服了整个中国。

所以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就把他发迹的地方南京定为都城。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南京作为京城是不太适合的，因为蒙古的残余势力退出中原后仍旧保留了很强大的实力，而且就在北方边境上虎视眈眈，随时都准备卷土重来。

南京却太靠南，与北方边界相隔千里，一旦有战事发生，住在这里的皇帝无论是想获知战场的情况还是发布命令都不可能及时传达，战争时期贻误了战机就会造成战争的失败。

所以朱元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很矛盾的，总是拿不定主意。

最初他把南京定为临时都城，比较靠北的开封定为陪都，他总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停奔走。后来他又想把他的老家凤阳建成都城，可是不久又放弃了。他还想把都城迁到西安去。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了好多年，直到他的皇位已坐了十几年的时候，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正式确定南京为都城。

选定北京燕王朱棣夺得了皇位以后，就完全没有这种种考虑。他直接下令开始修建北京城，建成之后就马上迁都到那里。至于他要把北京定为都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北京是他还在当王子的时候的封地，从他18岁被封到这里作了燕王，许多年来他都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他都熟知，这里已经成为他的根。况且，朱棣的皇位是从自己的侄儿手中夺过来的，南京正是建文帝从小生长的地方，朱棣却正好相反，他的一切权力的基础都来源于北方，对南京的一切他都十分陌生，所以他不只是不喜欢南京，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他的权力固若金汤的都城，北京当然是他的首选。

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南京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它位于长江下游，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在经济方面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它处在平原地区，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朱棣认为那里太容易受到攻击，而没有任何可以借以屏障的东西。再有就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的地理位置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以成为对付北方敌对势力入侵的堡垒，同时也可以作为皇帝在北方进行扩张性活动的最佳根据地。综合了以上种种理由，永乐皇帝几乎是没有任何疑惑的就作了迁都的决定。

正式迁都但是，“迁都”说起来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实际上要改造北京城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元代的一些城墙和宫殿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城市的总体格局却一定要改。初登帝位的永乐皇帝心中正充满着雄心壮志，当然要建没一个能够匹配他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都城。所以一切新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满足皇帝的要求。

与南京城正好相反，北京作为一个政治性或军事性的城市当然是上上之选，但它却从来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基地，北京并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来供应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从东南各省用船只运送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这种运输的工作是日后国家的命脉，当然不能交给一般人去负责，所以军队也必须改革，担负起这个重责大任。政府的机构也需要作出变动。南京是开国皇帝选定的都城，当然也不能废弃，原有的一切机构设置都要保留，北京则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套与之相同的政府班子，北京附近地区也要因为都城的变更而随着作出变动。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困难的工作，迁都无疑对明王朝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从永乐皇帝登基的公元1402年开始，北京新都的建设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公元1417年，大部分的宫殿才算竣工完成。以后陆陆续续的又有工程完工。公元1420年10月28日，北京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的主要都城，而南京则降为留都。随后的三个月中，政府机构也被彻底改组。

新的都城有了，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当然不能只有政府机构而没有多少居民。早在公元1404年，永乐皇帝就下命令迁当时以经商而富甲天下的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到北京居住，以求增加未来都城地区的人口数量，并且还可以同时带动经济的繁荣。永乐皇帝还时常减免京畿地区的赋税，设法使当地的人民富裕起来。对建设新都来说最重要其实并不是城市的建设，而是同时进行的大运河的修复工作。没有大运河这条生命补给线，要把北京建成都城无疑是纸上谈兵。北京城的建设速度其实在开始几年进度很慢。一直到公元1415年大运河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物资的运送顿时快了很多，从盛产粮食的长江下游运送粮食到北方更加迅速了。从这时起，新都的经济状况才有了极大的好转，工程建设的速度也快了起来，城市的主体工程在两三年中迅速的完成了。这让永乐皇帝十分高兴，重奖了当时负责建设的官员。

从公元1420年到公元1441年是北京作为主要首都的一个过渡阶段。公元1441年以后，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大批的宫殿和宗庙从此都被废弃。

虽然它的主要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职能都保持不变，但都只限于象征性的意义了。从此时起，北京已经成为国家实际行政中惟一的都城。天安门的设计者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它的最初设计者是谁呢？

蒯祥的才华设计天安门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筑师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明仁宗因何暴亡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不足一年，无疾骤崩，为什么会暴亡呢？

纵欲而亡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其长子朱高炽登位，即明仁宗。次年五月，仁宗暴卒，在位不足十月，享年48岁。

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和大臣们商议处理政事。他从感觉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代学者黄景称仁宗“实无疾骤崩”。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明代一切正统的史书，都只字不提仁宗的死亡原因。

有人指出，仁宗是死于纵欲过度。仁宗的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并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

仁宗直至垂危之际，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仁宗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确实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仁宗死后即位的宣宗皇帝，因为仁宗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曾亲自御审李时勉，在殿上大骂道：“你一个小小的臣子也敢侮辱先帝!你的奏疏上到底写了什么话?”李时勉叩首答道：“我是说皇帝在守孝期间不应该近女色，皇太子不宜远离皇帝左右。”宣宗叹息着称李时勉是忠臣，恢复了他的官职。只因为李时勉所说的两件事也正是他深深忧虑的。

可见，宣宗对仁宗嗜欲一节也一清二楚，不以李时勉所奏为非。

“灵丹妙药”

仁宗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这在明人陆钱《病逸漫记》中也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这个说法出自仁宗身边的一个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并没有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献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灵丹妙药”给病重的皇帝服用。所以也有人说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身亡。

杀父夺位还有学者经过精细的考察各种蛛丝马迹，指出仁宗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宣宗害死的。仁宗生性温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乐，成祖生前已经对他大为不满，只因为他是嫡长子的关系，才立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仁宗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又热衷权利，工于计谋。

成祖在世时，他就深得成祖赏识，他还竭尽全力为其父保全储位。成祖死后，仁宗即位，虽然是立朱瞻基为太子，但是已经开始察觉到他的非分之想，所以屡屡有劝戒之语。然而朱瞻基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根本不顾骨肉亲情。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下祭祀皇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照和朱瞻基事先定下的密谋，着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就突然驾崩了。朱瞻基离开北京后，不按应循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在他还没有离开南京之前，南京城中就已经开始传言仁宗“上宾”。须知当时北京还未发丧，那时也没有如今迅速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于途中等待携诏书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他说现在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实录》卷一）充分的显示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仁宗究竟因何暴卒，仍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现在历史学界流行的主流说法仍是认为仁宗死于纵欲过度，因为宣宗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人们大概都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皇帝的皇位居然是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得来的吧!仁宗的宽厚待人早在朱棣还被封为燕王的时候，朱元璋就指定朱高炽为世子。

少年仁义仁宗从少年时就沉静稳重，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故意让这个还是少年的孩子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可是朱高炽去后不久就回来了，太祖因为他的迅速而感到惊诧，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高炽恭敬的回答说：“清晨的天气太寒冷了，所以我就让士兵们先去吃完早餐再检阅不迟。”朱元璋听了显得非常高兴。

还有一次，朱元璋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的把奏章按照文武分类，并详细的向祖父作了报告。朱元璋又极为赞赏他优秀的行政能力。可是朱棣却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仁宗天生极为肥胖，大腹便便，行动迟缓，而且还有脚疾，这使他根本不可能跃马疆场奋勇杀敌。

朱棣却是一个天生的勇将，他的天下就是在马上得来的。所以他总是觉得这个儿子实在没用，就连他发动靖难之役陷入生死搏斗之时，仁宗也只能留守在北京城中，什么忙也帮不上。不过，因为他是朱元璋亲自给自己封的燕世子，为人又仁慈宽厚，深得众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也就一直没有废掉他。

小心谨慎的世子生涯仁宗要时时防备着来自两个弟弟朱高煦、朱高遂的暗算。这两个弟弟是成祖的二子和三子，他们都继承了成祖的优秀素质——战场上的勇将。有一次成祖陷入建文军队的包围险些丧命，是他的二子不远千里带兵来救才得以脱困的。因此，成祖私心里最喜欢这个酷似自己的儿子，还曾经许下诺言，答应靖难事成之后封他为太子。

在成祖与建文帝的三年争斗中，建文帝见到成祖的军队英勇善战，朝廷的军队怎么也不能取胜，就使出反间计，离间成祖固守后方基地的朱高炽和他父亲的父系。他派人送给朱高炽一封书信，劝朱高炽与自己联合，日后必有重谢等等。朱高煦和朱高遂早就在暗中虎视眈眈，命他们的党羽宦官黄俨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害他。他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怎么能够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他们马上派黄俨秘密地到前方阵地去向成祖通风报信，说世子暗中与建文帝勾结，现在朝廷的密使已经到了北京。

朱棣听了非常生气，以为这个不讨人喜爱的长子果然卖父求荣投靠了朝廷，心中顿生杀子之意。谁知他刚准备派人回去，朱高炽的使者也来到了军中，送上建文帝写给世子的密信。成祖拿过来一看，信还没有开封，打开读后，他才知道自己险些中了建文帝的反间计，不禁感叹道：“我险些误杀了自己的儿子啊!”原来，朱高炽虽然为人忠厚，但却也不傻，他深知自己的弟弟们一心想找机会谋害他，所以凡事都非常小心，不让他们抓到把柄。

宽厚太子永乐元年，成祖终于打败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登上了觊觎已久的皇帝宝座。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把朱高炽立为太子。以后，成祖经常带兵到处征战，每到这时，他都吩咐由太子坐镇当时的都城南京，管理国家的一切事情。太子开始展露自己过人的治国之才，凡事兢兢业业，听政治民，一切以百姓的利益为重。遇到地方上发生水旱灾害，他都及时地派人去安抚百姓，发放救济，赈济灾民，臣民都对他施行的仁政有口皆碑，称赞不已。

但是虽然已经贵为皇太子，朱高炽却仍然时刻处在危险之中，随时要防备来自两个心怀不轨的弟弟的陷害。有好多次他都差点因为他们的谗言而被废。因为他从来不主动反击，只是一直被动地证明着自己的无辜，他身边的大臣看了都不禁为他担心不已，有的人问他：“你难道不知道你身边有一心想害你的小人吗?”他却坦然的回答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恪守作为儿子的职责而已。”这一席话更是让大臣们暗自佩服他的宽宏大度。

有一年，成祖带兵北征胜利归来之后，因为太子派来迎接他的使臣在路上耽误了行期，而且上奏的文书措辞不当，成祖因此而大怒，下令把朱高炽的属下臣僚黄淮等人逮捕下狱。后来，黄俨等人又诬告朱高炽私放嫌犯，成祖又发怒了，牵连进这件案子的官员都被诛杀。

成祖还派自己信任的官员去监视调查朱高炽的行动，这位官员后来给成祖上奏了一份密书，其中列举了朱高炽诚敬孝谨的七件事，成祖这才相信朱高炽，没有处罚他。这样被陷害的事件在很长时间中层出不穷，但是朱高炽都淡然处之，只是更加小心地防范而已。

一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终于因为触怒了成祖而被治罪，朱高炽时刻面临的威胁才稍有减少。他不计前嫌地为朱高煦说好话，替他脱罪，才让成祖饶了他一命，只是把他逐出京去。

仁宗不虚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成祖在北征的途中去世，朱高炽终于登上了帝位，就是明仁宗。其实他在位只有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只做了一些纠正成祖过激行动的工作，例如释放了一些无辜被囚的官员之类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他心目中的儒家制度的改革。

他之所以被给予“仁宗”这个尊敬的谥号，多半是因为他对待他的两个弟弟的宽大态度。就像前面所说的，他在当世子和太子的期间一直受到手足骨肉之间的威胁，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却丝毫没有怪罪这两个一直阴谋反对他的弟弟，反而在登基之初，就下令增加这两个亲王的俸禄，还封了他们的几个儿子爵位。这种豁达的心胸使他赢得了满朝大臣的尊敬与好感，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仁君的高大形象。他的这种谨言慎行和宽大为怀也同样使历史学家们所赞叹。宣宗为什么火烧叔父朱棣因喜爱朱瞻基，而立了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为的是日后爱孙当上皇帝。

因孙立子朱棣因为立太子的事发愁，竟然因为深爱朱瞻基这个孙子，而立了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只为了爱孙日后能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帝。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从小就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朱棣自然喜出望外，随时都要把他带在身边。成祖死后，朱瞻基的父亲即位为帝，就是明仁宗。他当皇帝只当了不到一年就一命呜呼了。于是年轻的朱瞻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即明宣宗。

宣宗当了皇帝，朝中倒是十分平静，因为大臣们早已经认可了他是合法继位，而且也都折服于他的出色能力。可是在朝外，他却有着一个最危险的敌人，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叔叔汉王朱高煦。高煦年轻时经常随着成祖四处征战，立下了许多战功。因此成祖十分喜欢他，甚至曾在还未当上皇帝的时候就答应他日后要立他为太子。可是成祖即位后，却违背诺言，仍然按照立长的规矩立了宣宗的父亲为太子。这让朱高煦十分愤怒，觉得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帝位被朱瞻基父子抢走了，所以一心想把帝位夺回来。本来仁宗即位后，他已经有了起兵反叛之意，只是还想再多观察准备一些时日再动手。不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仁宗居然就死了，由年轻的宣宗继承皇位。朱高煦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宣宗太年轻，没有什么实战的经验，朱高煦认为凭自己多年的争战经验，只要自己拉起叛旗，年少的侄儿一定不是自己的对手，到时帝位就唾手可得了。

轻平反叛宣宗登基还不到三个月，朱高煦就在自己的驻地设立了文武百官，还写了一封信送给宣宗，批评他无才无德，实在不配做皇帝，这可是对新皇帝的一封挑战书。宣宗对此的回应是颁布了一道诏书给汉王，大意是要求汉王悬崖勒马，皇帝必有重赐等等，语气十分平和。朱高煦接到了这封诏书，觉得小皇帝心里害怕了，更加趾高气扬，回信中更是语意嚣张，好像自己已经作了皇帝一样。宣宗没有办法，听从了大臣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其实宣宗刚开始时的做法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暗地里他早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一决定亲征，军队马上就调动整齐，立刻就向汉王的封地进发了。

在讨伐汉王的路上，宣宗还一直不断地写信给汉王，希望他回心转意。宣宗认为，如果汉王真能罢手投降，兵不刃血，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国家都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汉王还要一意孤行，自己也仁至义尽了。汉王却依旧对皇帝的要求不理不睬，也许他还不知道皇帝带着军队已经在讨伐自己的路上了，仍是每日逍遥快乐地做着皇帝的美梦。他一直认定皇帝最终肯定会向自己屈服，所以居然连战斗的准备都没有做。看来，与宣宗相比，汉王实在是有勇无谋至极，也难怪他会这么轻易地就输在宣宗的计谋之下。等宣宗带着大批的军队出现在汉王居住的城下，朱高煦才大吃一惊，慌忙组织士兵抵抗，可是这时城内早已经人心大乱，许多人都逃出城去向皇帝的军队投降了。到最后，想谋反的朱高煦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出城向皇帝投降了。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叛，到最后竟然就这样不战而降了。

找死的叔叔抓到朱高煦后，宣宗知道自己刚刚即位，根基未稳，生怕杀了汉王会引起议论，而且这正是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的好机会，所以他并没有杀掉朱高煦，只是把他幽禁在北京城的一个隐密的地方，叫做逍遥城。这样一连过了几年，宣宗对叔叔总算不错，按说谋反是要株连九族的死罪，宣宗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对他很是照顾，除了限制朱高煦的行动以外，其他的一切供给都十分丰富，还时常赏赐一些东西给他。

在逍遥城内，朱高煦还是过着王爷一样的生活。可是，朱高煦实在是一个鲁莽之辈，日子一过的舒服，他又忘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还以为自己和以前一样是王爷，对人颐指气使，好不威风。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实在不应该忘记自己能活到现在都是宣宗的恩赐，他的莽撞个性不但使自己在起兵谋反时一败涂地，还让自己在过了这么多年的幽禁生活后还是难逃被杀的命运。

这一年，宣宗忽然兴起到逍遥城来看望朱高煦。皇帝来探视，本是莫大的荣耀，可是朱高煦这个莽夫一见到皇帝，就想到正是眼前这个人夺去了自己的皇位，心中的不平之意又再次升起。趁着皇帝走过他身边的机会，他竟然伸出脚去，拌了皇帝一个大跟头!这一下可惹怒了皇帝。宣宗盛怒之下，命人找来一口大水缸，把朱高煦扣在下面，大概是因为实在不想再看到他了吧。不料朱高煦仍是不服气，仗着自己力气大，居然把水缸顶了起来。宣宗这时觉得他实在过于藐视自己了，忍无可忍之下，叫人把水缸固定住，在周围架上柴火，点起一把大火，就这么把朱高煦活活烧死在水缸里。

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终于因为自己有勇无谋、莽撞无知而最终失去了生存的机会，落得了如此一个可悲的下场。宣宗的做法虽然是狠毒了一些，可是朱高煦也实在没有什么方面能够让人产生怜悯。土木堡之变公元1449年北方少数民族瓦剌进攻明朝，明英宗御驾亲征，不料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被俘。

挑起争端明英宗时，皇帝宠信自己的启蒙老师，宫中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尊敬的称他为先生，认为他“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对他言听计从，不料后来却险些因此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本来当时明王朝与北方的劲敌瓦剌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瓦剌不断的派人入贡，双方经济往来不断，关系还能够维持。

其实那时瓦剌的实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了，周围其他的少数民族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住，隐隐约约之间已经成为了明朝在北方边境上的强大敌人，随时都在想借机侵入明朝境内。

但是王振并没有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只看到了眼前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瓦剌和明朝在边境上开设有马市，双方就在这里进行贸易。王振认为瓦剌送来交易的马匹太少，而要的回报又太多，觉得十分生气，就下令给驻守边境的官员，让他们拒绝付给贡使财物，并且停开马市，不再与瓦剌进行贸易。

这一下正好给了一直怀有野心的瓦剌一个良机。使臣回去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立时勃然大怒，还因为明朝本来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现在却出尔反尔，以这两点理由为借口，在这一年七月就发动了他的全部军队，分成四路向明朝进攻。这一年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

草率亲征明朝因为太平已久，天下无事，军队的纪律都松弛了，不但缺乏训练，甚至连兵额都不足实数。在这种情况下，在边境驻守的部队根本就不是强悍的蒙古部落士兵的对手，纷纷不战而逃，防御战线很快就崩溃了。瓦剌军队因此得以长驱直入，一直攻到了内地，包围了西北重要的军事基地大同。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作惯了太平皇帝的英宗一下子慌了手脚，他赶紧派出军队去支援前线，可是不久又传回消息说派去增援的部队全军覆没了。

英宗不得不把大臣们都召来商议对策。这时候王振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这样一来肯定能够激起军队的士气，到时就可以打退瓦剌的进攻。实际上，王振出这个主意是认为边境的形势并没有将领回报上来的那么严重，他总认为那是将领们为了日后请功而故意夸大其词。如果他能够使皇帝亲自到战场上去，战斗一定能很快结束，那时建议皇帝亲征的他就成了最大的功臣。而且在他的私下里，他希望皇帝能借这次机会到他的家乡去转一转，这样他的回乡可真是荣耀无比了。所以尽管朝中的多数大臣都极力阻止皇帝出行，因为这样太过轻率冒险，皇帝可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的。

但是王振仍是鼓动皇帝马上起身奔赴前线。英宗一向就只信任王振一个人，他听王振说到前线去并没有什么危险，还可以亲身尝试一下战斗的滋味，而不是总在宫里和太监们假装玩儿战争游戏，所以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几乎立刻就批准了王振的提议，马上下令开始做亲征的准备。

皇帝成了俘虏只筹备了三天，英宗就像以往做游戏时一样，带着他懒懒散散、缺乏武器的50万大军上路出发了。随征的文武大臣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军中的一切事务都由王振全权处理，他这时好像变成了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好不过瘾。也先听说了明朝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就准备好了陷阱，假装败退，想引明朝军队进入他的包围圈。随征的大臣们一路上还在不停的劝英宗皇帝改变主意，班师回朝，却都被王振拒绝了。直到一个被派到前线监军的太监狼狈的逃回来，向王振说了前线惨败的危险状况，王振才开始害怕了，于是他又怂恿皇帝班师回朝。

本来按照王振的安排，大军得胜之后回朝要走紫荆关这条路，正好可以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他本想有皇帝的大驾光临，足以光宗耀祖了。可是大军往回走到半路上，他忽然又想起如果50万大军全都从他家乡路过，肯定会踩坏他家的田地。因此他急忙找到英宗，要求改变回朝的路线，改走宣府一线。宣府比起紫荆关来更加接近边境线，走这条路危险性很大，说不定在哪里就会遇到敌人。

于是王振仍旧不顾众人的反对，命令大军掉头，转走宣府。这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也先听说明朝军队撤退了，就派出骑兵追击，很快就追上了明朝行动迟缓的大部队。明朝大军一见敌人忽然出现，都不禁惊慌失措，很快就被人数并不算多的瓦剌军队打散了。英宗在身边护卫的保护下且战且逃的退到了土木堡。瓦剌的军队很快追了上来，王振在乱军中被杀，英宗和他身边的几个太监都被敌人俘虏了。土木堡这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做了个太上皇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北京以后，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国家不能一日没有君王，在群臣的催促下，由皇太后颁布懿旨，改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即代宗，改称英宗为太上皇。这样一来，等到也先带着原来的老皇帝来到北京城下借此要挟的时候，明朝就告诉他们本朝已经立了新皇帝，使他们无法借此威胁。代宗即位之初，马上着手进行抵抗瓦剌进攻的准备。

特别是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军队的整顿和防御体系的建立。

全城的人力、物力都被调动起来了，北京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下一心过。凭着这种团结抵抗的坚定决心，明军终于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不久之后，瓦剌军队见包围京城捞不到什么好处，外地的勤王之师又要到了，只好带着老皇帝匆忙的退出了明朝的领土。英宗如此宠信王振，终于落了个身陷敌手的下场，暂时失去了他的皇位。而王振的下场就更加凄惨，正是由于他自己的一意孤行，不但没能光宗耀祖，反而使自己惨死于乱军之中，正可谓是“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保卫北京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人”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他从小就很仰慕岳飞和文天祥，还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在书房中，决心学习文天祥舍生取义，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首永留史册的明志之诗（《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聪明好学，在科举的道路上走的很顺利，刚刚32岁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兵部尚书。当时宦官王振专权，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但是于谦不管别人如何，不管世情如何，总是一尘不染，惟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两袖清风。他的刚正也得罪了当时的权臣，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被王振关进了大牢。

挺身而出公元1449年，明朝与北方边境的瓦剌军队发生激战，明朝军队大败，连御驾亲征的皇帝都被瓦剌俘虏了。紧接着，瓦剌又耀武扬威的带着被俘的明朝皇帝包围了北京城，要求明朝守门的将士“开城迎驾”。北京的形势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大臣们都聚集在朝堂上商议对策，有些胆小怕死的人已经在私下里偷偷的把家属送出城去，还有的人在朝上说，瓦剌的军队太强大，北京城眼看就保不住了，还是先退出北京到南方去，然后再想办法。在这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痛斥那些想南迁的人，他认为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京师一丢国家的根基就不保了。他强烈要求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帝，改英宗为太上皇，以此断绝瓦剌的妄想，并且建议坚决抵抗，立刻召集在外的勤王之师，誓死守卫京城。

于谦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多数大臣的一致支持，也打动了一直举棋不定的皇太后。于是，在皇太后的主持下，英宗的弟弟成为新皇帝，就是代宗，同时还任命了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北京的保卫工作，那些要求南迁的人被当场处死，表明了君臣上下对抗瓦剌的坚定决心。

于谦担负起保卫京师的重任之后，迅速的从各地调集士兵，召集民兵，同时下令日夜加紧赶制武器。北京城中的老百姓也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持军队的守城工作。

在君臣百姓同心努力下，北京城的守卫部队很快就增加到了22万人，防御体系也在于谦的精心部署之下完全准备就绪。北京城中君臣百姓上下一心，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就只等着瓦剌的军队前来了。

护城成功瓦剌人果然来了。他们把英宗押到城外的高地上，要守城的官员摆出队伍迎接。站在城墙上的代宗和大臣们都觉得十分为难，这摆明了就是一个圈套，只要城门一开，北京城内的人就等于是案板上的肉一样任人宰割了，可是不开城门，难道真的不理会英宗的生死了吗?

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又是于谦站出来说话了，他知道现在正是守城的关键时刻，如果稍一动摇，军心就会大乱。他坚决的拒绝了瓦剌的要求，高声宣布国家已经选立了新君，瓦剌人手中的皇帝已不再是皇帝了，所以明王朝决不接受瓦剌的任何威胁。有的大臣担心这样严词拒绝会伤害到英宗，干谦厉声回答道：“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是国家重要还是一个皇帝重要?”城下的英宗也明白这场灾祸正是由于他自己任性妄为而招惹来的，这时他倒有些明理了，他在城下也高声告诉城内的人千万不能开门，自己的生死无关紧要，但是一定要保住祖宗社稷。经过这一番斗争，城上的士兵都在于谦的带动之下坚定了信心，按照于谦的部署，主动出城去迎战瓦剌的军队。

经过几天的激战，瓦剌军队死了上万人，损失惨重，明朝的军队损失也很惨重，战斗的胜利正是用那些英勇无畏的将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不过这时已有好消息传来，各地的勤王之师马上就要赶到了!

瓦剌人本来以为有明朝的皇帝在自已手中，北京城被攻破只是旦夕之事，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不但手中的皇帝毫无作用，北京城的守卫更是固若金汤，明朝的军队也与以前交战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人人不畏死，越战越勇。这时候瓦剌人反而不敢伤害英宗了，因为他们如果这时杀了英宗，不但于事无补，反到会坚定明朝坚定守城的决心。他们不但在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城外驻扎还时常受到城外百姓的袭击，防不胜防，又听说各地的援军马上就要到来，害怕退回草原的后路被截断，瓦剌人只好带着英宗急忙撤离北京。于谦派人乘胜追击，终于一口气的把瓦剌人赶出了塞外。

敌人退去了。在这场战斗中无疑是于谦的功劳最大，他拒绝了代宗给他的封赏，还提醒皇帝瓦剌还在塞外蓄势待发，随时都可能再侵袭边境，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应该马上着手整顿军队，修筑防御设施，防备瓦剌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

代宗对他极为尊敬，这一切事情都交给他去自行办理。于谦也不辱使命，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军队的战斗力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正是有于谦这样忠直有才的大臣，明王朝才得以逃过了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灭顶之灾。南宫复辟明英宗成了“太上皇”，进住南宫，过着清闲的生活。但他并不死心，时刻想着复辟。

第十四章

景泰患病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当北京城沉浸在欢乐的新春佳节的时候，宫廷里却阴云笼罩，景泰皇帝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已经二十多天没有接见朝臣了。这事儿引起了大臣们的忧虑、慌乱和猜测：要是景泰皇帝有个好歹，谁来继承皇位呢?当初明英宗在位时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储，他被也先俘虏后，弟弟朱祁钰登极，废掉了皇储，立了自己的儿子做太子，可不到一年就死了。景泰皇帝不想再立哥哥的儿子，如今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了一个谜，同时又给希图富贵、乘机夺权的野心家提供了机会。

阴谋形成一个密谋的行动在暗地里酝酿着。太监曹吉祥、武清侯石亨、都督张轨都御吏徐有贞拉帮结派，相互串通。一天，曹吉祥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说：“听说这几天大臣们打算请求把废太子重新立起来，不过以我看，复立太子还不如拥护太上皇复位对咱们有利。”徐有贞说：“对呀，这可是一件大功劳，事成之后，我们就是功臣了。”只有张轨胆小，在旁担心地说：“要是不成，会满门抄斩的!”一句话说得大家有点害怕。徐有贞鬼点子多，他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把迎复的意思先设法转达给太上皇，如果得到他的同意，再商量采取行动的步骤，不然也落不下好儿的。”于是决定由张轨负责把他们的意思转达给南宫的明英宗。

正月十六日夜晚，曹吉祥一帮又聚会到徐有贞家中，商量最后的办法。张轨告诉大家已经得到了明英宗的许诺。徐有贞认为时机已到，但怕石亨等再犹豫不决，便装神弄鬼，搭着梯子爬上房顶，说是观了天象，“时在今夕，机不可失”，便秘密定计，叫石亨、张轨在早朝时间内各带家兵家将进入皇城，如果有人盘问，就说敌骑已近京师，进宫守卫，并叫曹吉祥设法把皇城各门的钥匙弄到手，以便兵到门开。布置完毕，连夜分头准备去了。

“夺门之变”

四更时分，他们带领上千兵丁从长安门进宫，守卫的士兵十分惊愕。他们妄称，军情紧急，加强防守力量。卫兵只知石亨是负责军事的，也就被他蒙了过去。他们进入宫门之后，就把各门都一一锁了起来，徐有贞把钥匙集中在自己手里，并悄悄地扔进了一口水井之中。

石亨一伙带兵来到明英宗住的南宫，因为行动仓促，没来得及通知，所以大门锁得很牢固，喊了半天，也没人敢开门。这时天色发白，城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叫卖声，这帮人有些紧张，慌忙命令士兵取来巨木，由数十人抬着撞击城门，还叫一部分士兵翻墙过去，里外一齐动手，推倒了宫墙，撞坏了大门，一拥而进。

虽然明英宗没有得到行动的准确消息，但心里还是明白的，所以外面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早就起床站在庭外了。曹、石等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假惺惺地问：“你们要干什么?”这帮人赶忙趴在地上齐声说：“请陛下登位。”明英宗一言不答，既没说赞成，也没说反对，石亨等人心里也就自然明白了。他们把明英宗抬进御辇，亲自曳挽，簇拥着往金殿上走去。

他们把英宗簇拥到奉天大殿，登上了皇帝宝座，鸣钟击鼓，敞开宫廷各门。徐有贞踌躇满志，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高声喊道：“太上皇复位了!”这时正在朝房等候早朝的大臣们，被这出乎意料的事件弄得目瞪口呆，徐有贞神气十足，吆喝大家上殿朝贺。群臣入谒，明英宗安抚说：“他们因为皇上病重，迎我复位，你们各任其事、各安其位吧。”

奉天大殿上的钟鼓声和朝贺声，惊动了病床上的景泰皇帝，他问左右：“出了什么事?”别人告诉他：“是太上皇复位了。”朱祁钰呻吟着断续地说：“哥哥做好，哥哥做好!”声音越来越低沉，不久就一命呜呼了。

明英宗复辟这件事，当时人称作“夺门之变”，徐有贞、石亨等人企图得逞，个个弹冠相庆，升官晋爵，徐有贞封了武功伯，升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掌管内阁大事，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张轨被封为太平侯；曹吉祥升任宫中最尊重的司礼监太监，并封他的侄儿曹钦为昭武伯。一时间经他们请功赐赏的不下四千余人，封官之滥达到了顶点。

白云堆里笑呵呵这伙人爬上高官显位之后，首先就是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主要打击的对象就是于谦和王文。这两个人在国家危急的时候挺身而出，秉公执正，不徇私情，徐有贞当时叫徐理，人品很次，心术不正，他倡议南逃，遭到于谦的训斥。石亨还算是个能打仗的将领，但为人骄横奸诈，贪得无厌，屡次遭于谦的抑制，心怀不满。王文是内阁大学土，是于谦得力的支持者。由于这两个人威望很高，因此遭到了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嫉恨。他们在拥立明英宗复辟之后，为了扫除障碍，第一件事就是诬陷于谦和王文两人，无中生有地说于谦、王文勾结太监张永等人“逢迎景泰篡位易储”，“紊乱朝政，擅夺兵权”，把军国大事都弄坏了，还说于谦等人见景泰皇帝有病，阴谋派人迎立襄王，“入继大统”。这种事情本来是容易弄清的，但是明英宗却深信不疑，下令拷打审问。石亨的党羽肖维祯以都御史的身份主持会审，却被王文理直气壮地问得张口结舌。王文说：“召迎亲王是须用金牌的，派人也必须要有马牌才行。内府金牌，兵部马牌现在何处?难道不好查验吗?”肖维祯等明知虚妄，无言答对。于谦早就洞悉了他们的鬼把戏，对王文说：“不必讲了，这是石亨辈的主意，欲置你我于死地，辩也没用!”

肖维祯讯无事实，拿不出什么证据，就以想要迎立外藩的罪名，判决凌迟处死于谦、王文。奏折到了皇帝跟前，明英宗犹豫说：“于谦保卫北京确实有功。”徐有贞险恶地说：“启禀万岁，如果不杀于谦，陛下复位可就没理由了。”一句话使明英宗批了杀死于谦、王文的旨令。有个正直的官吏叫薛碹，极力为于谦辩护，才减免一等，改为斩刑。王文和于谦两人同时受刑，临死前王文说：“砍头就砍头，何用多言。”据说于谦还吟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顾我于今归去也，白云堆里笑呵呵。”表现了从容就义、无所畏惧的气概。他们的家全被抄没，成年男子全部发往边疆永远充军。这是一桩大冤案，天下人都为此鸣不平。

于谦、王文被杀之后，徐有贞等人还以清除“奸党”为名，唆使明英宗下诏逮捕了陈循、商辂等十多位大臣，各打二十大棍，加上“朋奸谋逆”的罪名，充军、削职，个个被罢了官。受到牵连的达数十人之多。又搞了一个“奸党录”，捏造了很多罪状，在全国范围内公布。朝廷中正直的官员差不多都被他们陷害光了。从此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都以大功臣自居，公开纳贿，无所顾忌，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小人希图升官发财，钻营奔走，拍马溜须，无所不至，明代吏治与社会风气，经过这场变乱，更加败坏了。万贞儿为何宠冠六宫明宪宗朱见深为何迷恋一个大他18岁的女人呢?

乳母爱人万贞儿是诸城人氏，4岁的时候就被送入皇宫。万氏面目清秀，为人聪明伶俐，入宫为宫女后便在英宗的母亲孙太后宫中服侍。万氏很得孙太后的喜爱，孙太后很疼爱她。朱见深出生不久，便被立为太子。朱见深立太子以后，孙太后就派万氏去侍候太子。朱见深小万氏18岁，他在这个乳母的精心照顾下一天天长大，渐渐长成为一个少年，两人从未有一刻分开过。

聪慧的万贞儿深深知道朱见深的价值，她要牢牢地将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是，她处处迎合朱见深，努力琢磨养生以保持美丽的身材和容貌，无微不至地照顾朱见深的衣食住行。可以说，朱见深是在她温柔的怀抱中长大的。少年太子稚嫩而单纯，从未尝过感情滋味的他怎么能抵挡得住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成年女子的刻意挑逗?他依恋着万贞儿给予的温柔体贴，年纪渐长后又体验到万氏无尽的风情，沉浸在万贞儿温情和柔情的双重陷阱中不能自拔。万贞儿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又像情人一样包围着他，让他纵情欢乐，别无烦恼忧愁。

实际的皇后天顺八年，朱见深登基，时年17岁。此时的他，对万贞儿的爱情中混杂着缠绵的“恋母情结”。这种双重的感情足以抵挡住任何女性对朱见深的吸引。所以，尽管他身边有后有妃，有另外的性生活，但这位34岁的半老徐娘万贞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女性都取代不了的。本来，宪宗是想立万氏为皇后，而且在他心目中，万氏实际上就是统领六宫的皇后。然而，朝廷不能接受万氏，皇亲国戚和臣民百姓也不能容忍一个大皇上18岁的随侍宫女成为堂堂天朝母仪天下的国母。因此，朝廷选择了吴氏为皇后，授权她正位六宫。

年轻漂亮的皇后入宫之初就得不到丈夫的喜爱，心里十分不满。

再加上万贞儿倚仗着皇帝对她的宠爱，恃宠而骄，在宫中作威作福，更使吴皇后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于是有一天，她抓住万贞儿一个不合礼仪的罪名，命手下的宫女们打了万贞儿一顿。

万贞儿哪里受得了如此对待，她哭哭闹闹，寻死觅活，不依不饶。朱见深对皇后本无感情，心思全在万贞儿身上，见到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岂能容忍?于是决定废后。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废后，而且只因为一件小事，很难令人心服。

宪宗于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吴皇后是在太监牛玉的阴谋之下冒立的，不但把牛玉发配边疆，还趁机废除了吴氏的皇后称号，打入冷宫。万贞儿知道皇帝一心护着自己，在宫中更是横行无忌。

继吴氏之后成为皇后的王氏本来就个性软弱，再加上目睹了吴皇后的前车之鉴，更是惟惟诺诺，委曲求全，小心谨慎地看万贞儿的脸色度日。于是万氏无名有实地把持了后宫。

更得娇宠随着年纪渐长，万贞儿青春不再，精心保养的美丽容貌也逐渐老去了。她原本苗条的身材开始变形，变成了一个饱硕丰满的中年妇人，说话也如破锣一般沙哑难听，可是她却依然能够抓住皇帝的心。

她投皇帝所好，经常身穿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在皇帝的辇车前扬鞭开路，皇帝十分喜欢她这身装扮和不让须眉的豪气，不但没有嫌弃她，反而更加形影不离。对于这种诡异的情形，宪宗的亲生母亲吴太后感到十分奇怪，她曾经问儿子为什么那么喜欢和万氏在一起。皇帝的回答却很模棱两可，只是含糊的回答说：“我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只知道有万贵妃在身边时就觉得心安!”

成化二年，万贞儿因生有一子，被册封为皇贵妃，朱见深欣喜之余，将万氏一门尽数封官，并赏赐万氏大量金银财宝，还一心想着要尽快立这个孩子为太子。他还兴奋地派人到全国各地去祭祀山川河海、天地神灵。万贞儿也喜滋滋的，觉得自己这回终于能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后了。再也没有人能因为她出身低下而蔑视她。只要她的儿子将来当了皇帝，她就更是权集天下的皇太后了。

变态心肠可是好景不长，美梦易碎。寄托了宪宗和万贞儿全部希望的儿子在一年之后就突然夭折了。万氏因为孩子的死，再加上她年纪已大，不可能再生育，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的心变得更加扭曲，同时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万氏便将一腔怨恨向后宫发泄，大施淫威。

后宫中被宪宗临幸而怀孕的妃嫔美女因此受尽凌辱，被强行堕胎，个个痛不欲生。后宫中一提到万贵妃，无人不闻之色变。成化七年，她又毒死了贤妃柏氏生下的皇子，这也是宪宗惟一一个在世的孩子了。

皇帝没有子嗣，自己也很烦恼，朝中的大臣们更是为此而忧心忡忡，甚至有人还直言要皇帝“广施恩泽，博爱后宫”，言下之意是要皇帝不能只专宠万贵妃一人。宪宗当然也知道没有皇子的严重性，但是要他放弃与万贞儿的多年感情却万万不能。对大臣们的直言上书，他给予的回答是“这是朕的家事，朕自己会作主。”大臣们见皇帝如此固执，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后来，有一个宫女纪氏，偶然被宪宗临幸，居然秘密地生下一个皇子，在宫中隐藏了六年才被发现。正为没有儿子发愁的宪宗当然是大喜过望，马上宣告天下说皇帝有皇子了，普天同庆，只有被蒙在鼓里的万贞儿气得咬牙切齿。皇帝也知道万氏很可能会对太子不利，特意将孩子给自己的母亲抚养。

万贵妃58岁时，变得喜怒无常。有一次对一位宫女恼火，怒冲冲地杖责宫女，但由于身体太过肥胖，心脏不胜负荷，加之气血冲顶，她竟然一时背过气去，再也没有醒来。宪宗闻讯赶来，不禁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他下令辍朝七日，用皇后的礼仪安葬了万贵妃。

从此，他日夜思念万氏，郁郁寡欢，常常独自发呆，长叹着说：“贵妃已去，我又怎能久在人世呢?”果然不到一年，宪宗因思念成疾，追随万贵妃去了，死时还不到40岁。他们这样生死相恋、誓死追随的深情在历代贪图美色的皇帝中是极为少见的。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均中第一名，叫“连中三元”。整个明朝只有商辂一人取得。

什么是“连中三元”

在我国封建时代，自隋唐以来实行的是科举取士的制度，就是规定课目，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明以前考试的内容各代大体相同，但时间并不固定。到了明朝，考什么，什么时间考，全都程式化了。

封建统冶者也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整套的建置和规定。在中央设有太学（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在校的学生叫生员，也叫秀才。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作业就是写诗文，对对联。朝廷规定每三年在各省首府（布政使司所在地）举行考试，叫“乡试”。初录取的叫“中举”，人们称他为举人，每次乡试的第二年，举人要到京城里参加礼部举行的考试，叫“会试”。考中的人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大殿里举行的考试，叫做“殿试”。会试这一年也叫“大比之年”。

殿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录取。一甲只取三人，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赐给他们进士及第的名义；二甲叫赐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二、三甲录取的名额也各有一定数量。

考取乡试第一名的叫“解元”，会试第一的叫“会元”，殿试第一的就是“状元”。谁要是在三次考试中都得了第一名，那就叫“连中三元”。连中三元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整个明代的二百七十七年当中，只有一人取得了这个荣誉，那就是商辂。

商辂，字弘载，号素庵，是浙江淳安县人。他出身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靠替人家护林打猎为生，在半山腰的一块大石上搭了两间草房居住。到他爷爷的时候，家境稍微好了点儿，让孩子读了几天书，因此商辂的父亲长大以后，才在县衙门里谋了个差使，和母亲一起住在淳安县城内。

商辂小时候聪明好学，沉默寡言，有志向也有一股子犟劲儿，他很爱读书，父亲也鼓励他好好学习，他在学校每年的考试（岁考）中，成绩都十分优异，名列一等，得到了淳安县令的赏识和资助。

年少得意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八月，三年一度的乡试日期临近了，二十二岁的商辂打点行装，拜别了父母，由家乡乘船沿新安江顺流而下，来到浙江首府杭州。当时浙江经济比较发达，手工业和农业都有很大发展，称为富饶之区。杭州人口稠密，手工业更是闻名中外，商业也十分繁荣，是东南的一大都会，也是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明代初年学校有名额的限制，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后来念书的人多了，朝廷准许扩大招生名额，以六十名为限。这些增加的学生叫做“增广生员”。他们是自费，原来享受官费待遇的那一部分学生被叫做“廪膳生员”。

看起来每个学校的学生并不多，但是，如果一个省有八个府，一个府有五个县，那么加起来生员还是不少的。那些没有上公立学校而被称做“童生”的读书人，为数就更多了。他们虽然叫童生，却不都是孩子，有青年也有长着胡子的“老童生”。政府允许他们参加乡试。不过他们先要初试，及格后才准和生员们一起入场考试，这样一来，到杭州赶考的读书人少说也有数百成千，而当时录取的限额只规定三十名（后来有所增加），竞争的激烈是可想而知的。

经过三场紧张的考试，考生在沉重、懊丧、兴奋和希望等复杂心理状态中，焦急地等待着发榜。商辂和大家一样忐忑不安。发榜那天，人山人海，挤来挤去，都争着向榜上看。商辂只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因为红榜虽然很长，可是第一个名字就是他。他中了解元，熟识的人纷纷围上来祝贺，不相识的人都望着这位风华正茂的青年，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羡慕。谁能想到乡试的最高荣誉，竞落在浙西山区这个乡巴佬的身上!

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到了明代，特别注重科举，中了举，就登上了做官的第一阶梯，即便是考不中进士，也有资格被朝廷选派去当州县的佐贰官（二三把手或教官），能够一举成名。中了举也真热闹，鼓乐吹吹打打，街道两旁挤满了人群，商辂当然走在举子们的最前边。他们拜谒完提学使（相当于省教育厅长）及有关长官之后，才各自回家乡去。这时候，各举人所在的州县官也特别关心起后进来了，自己管辖的地方中举的人越多，就越觉得脸上光彩。不仅要给举人家送金字匾额，还要赠送厚礼，设宴庆贺，相互酬答。商辂因为中了解元，回到淳安，全县都震动了。县令比别人更神气，他得意地对别人说：“我在商辂小的时候就看出了他是个人才。”

那时候，府县衙门里专门有一帮吃考试饭的人。参加考试的生员的姓名住址他们打听得一清二楚。等到榜一贴出去，他们就领了喜报，三五成群地奔赴新中举人的家门。在当地雇上吹鼓手，把喜报往门上一贴，鞭炮一放，红旗红带墙头一挂，喇叭一吹，他们便手执木棒，一拥进门。更奇怪的是，这些人一进门就噼哩啪啦地乱砸一气，还把这种胡闹叫“打穷”，这有个讲究，叫“改换门庭”。好好的东西砸得稀烂，主人再心疼也不能阻挡。最后除了酒饭招待，开销一切应用费之外，新举人还得给每人赏金。

不过到这时候，再穷的人家也不用发愁了，马上就会有人来巴结，那些地方官和趋炎附势的富人，都会主动把钱送到举人手里。如果举人贪得无厌，很快就能变成富翁。

明朝第一人商辂的家自然也经过了这番折腾。年少得志，他多少有点骄傲，以为解元考进士还成什么问题?便卷入了世俗的应酬之中，荒废了学业，所以在第二年会试的时候，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有抱负的青年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训。本来他可以到吏部去登记候选，谋个一官半职。但是，他以不中进士为耻辱，立志要精进学业。按照规定，会试落榜的举人，根据自愿可以无条件地进国子监攻读。商辂选了这一条路，潜心致志地读起书。

商辂入学后，废寝忘食地苦读，几乎不出校门一步。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感动了国子监祭洒（官名，相当于大学校长）李时勉。他给了商辂以鼓励和支持，特意为商辂在校内东厢房的后面找了一间非常安静的房子，让他专心读书。商辂日日夜夜地博览群书，钻研学问，练习写作，一埋头就是整整十年，终于在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的会试中，一举夺得了会元。这次，他没有松懈，紧接着在殿试中，又独占鳌头，夺得了状元。功夫不负有心人，当他身披十字大红，帽插金花，在北京城里走马三天的时候，满城的人都来争看状元郎。商辂连中三元到处被人传扬，成为一代盛事。孝宗生母为何惨死明孝宗是明代帝王中最具风范的明君，但其生母纪氏在他年幼之时就遭暗害。

受帝临幸纪氏是一个广西地方酋长的女儿。明军杀死了纪姓土司首领，将纪氏俘至北京，送入后宫。纪氏长得很美丽，为人伶俐聪慧，入宫以后，很快升任女吏。她秀美出众，颇有文才，但由于她是乱酋之后，她没有资格侍候皇帝和宫中后妃，所以被派往一处宫室，管理书籍。

宪宗喜好文墨，一天偶然去翻阅书籍，正好巧遇纪氏，两个人相谈之下，他发现纪氏知识广博，谈吐风雅，不觉暗自喜爱。他更为纪氏的姿色所动，就临幸了她。宪宗临幸纪氏，不过是游兴所致，临幸了以后转身便忘了，纪氏却因此怀了孕。

安全生子当时宪宗专宠年长的万贵妃。万贵妃因此恃宠而骄，在宫中横行无忌。她因为自己的儿子生下不久就死了，自己又不能再生育，所以十分嫉恨那些怀孕的年轻后妃。而且她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女人母以子贵，夺走宪宗对她的专宠。所以她派人在宫中暗自侦察，千方百计的阻挠其他嫔妃宫女和皇帝接近，一旦发现谁被皇帝临幸，怀了孕，她就派亲信太监去逼那个怀孕的妃子喝下堕胎药。一时之间，被她强逼堕胎的宫人有好几个。她还毒死了宪宗惟一在世的儿子，于是，在她的淫威之下，宪宗当了多年皇帝，临幸了无数女人，却依旧没有一个儿子。

纪氏也同样不例外。万贵妃一听说她怀了孕，马上派太监张敏去打探实情。不知是同情纪氏还是因为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张敏并没有如实回奏纪氏怀孕的消息，他只是向万贵妃回报说，纪氏是因为得病，所以肚子肿胀。万贯妃这才放下心来。可是她还是不想放过这个引起皇帝注意的女子，命人将纪氏关到西内的冷宫中去。纪氏在冷宫中忍受着孤独寂寞，几个月后居然生下了一个儿子。孩子由于营养不良，所以一生下来就很虚弱，头顶上还少了一撮头发。这就是未来的明孝宗朱祐樘。

拨云见日纪氏生下孩子，心中仍然很害怕，担心这个瘦弱的孩子早晚会被害。万贵妃一旦得知，不但皇子死于非命自己惨死不说，还会牵连身边好心照顾她们的人，纪氏经过痛苦的思虑以后，决定结束皇子的生命。她让张敏抱出皇子，将他溺死埋掉。张敏大惊，慌忙进言说：“皇上还没儿子，怎么能丢弃呢?”张敏不敢遵命，纪氏于是就留下了皇子。张敏买了一些粉饵饴蜜之类的食品，帮助纪氏将小皇子藏在一个隐密的地方，细心喂养。

宪宗的第一个皇后吴氏因为被万贵妃嫉恨而被废，这时也居住在西内的冷宫中。吴皇后心地善良，也很同情纪氏的遭遇。共同的命运将吴氏和纪氏连在一起，吴氏便加入到了纪氏的行列中，共同对付万贵妃和万贵妃的心腹。她们一起细心地抚养皇子，就这样苦撑时日，皇子在艰难的困境中一天天长大，一晃就熬过了六个春秋。宪宗对此始终一无所知。

成化十一年的一天，宪宗召张敏为他疏理头发。宪宗对着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已经渐生白发，不禁长叹道：“老将至矣，无子!”张敏闻言马上跪伏请罪：“奴才罪该万死，万岁已有皇子!”宪宗不禁愕然，忙问皇子安在，张敏回答说：“奴才说了即死，请万岁给皇子作主!”站在一边的太监怀恩，也随声伏地顿首说：“敏言是，皇子潜养西内，今已六岁矣!匿不敢闻!”宪宗欣喜若狂，当即传令驾幸西内，并派使臣前往迎接皇子。

纪氏见到了皇帝的特使，知道苦日子熬到头了，不禁热泪盈眶。她抱着儿子，含泪哽咽着对儿子说：“事已至此了，我也不久于人世，儿子去吧，那位穿黄袍，有胡须的就是你的父亲!”皇子穿上小红袍，坐着小轿，被一路簇拥着送到宪宗的面前。皇子长期幽禁，胎发都没有剃，在这冷宫的凄风苦雨中度过了整整六年，这时已是长发及地。皇子披头散发，摇晃着扑向身穿黄袍、长着胡须的宪宗。宪宗张开双臂，抱着自己的儿子，老泪纵横。宪宗悲喜交加，将儿子放在自己的膝上，细细端详。他看了很久，最后流泪说道：“是我的儿子，很像我。”

母死子存宪宗马上将这件事飞报内阁。朝中大臣得知后万分欣喜，纷纷祝贺。宪宗立刻颁诏天下，封纪氏为淑妃，立即迁出冷宫，住进了宫城内的永寿宫。一时间，冷寂多年的后宫又热闹非凡，宫禁也因此失去了平静。万贵妃得知此事，恨得咬牙切齿，终日破口大骂“群小欺哄我!”

不久，宫里出了一件特大的怪事：刚刚住进永寿宫的纪淑妃，突然暴死。紧接着，帮助纪氏潜养皇子的太监张敏也不知因为什么，吞金自尽了。尽管史书中对纪氏和张敏的死都写的含含糊糊，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必定是万贵妃心中怀恨而暗中下的毒手。

宪宗明明知道事情的原委，但是他一直对万贵妃怀着一种又爱又怕的情感，这件事发生以后，他什么也没说，既不追究死因，也不追查杀手，事情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但是，宪宗对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儿子却十分宠爱，为他取名为朱祐樘，并很快立他为太子。

为了太子的安全，他也开始注意宫中的防范措施。因为多年来后宫中到处都是万贵妃的亲信眼线，他谁也不敢相信，只好把太子放到自己的母亲所住的仁寿宫去。尽管如此，太后和皇帝还是派许多人片刻不离地保护太子。太后也常常嘱咐太子说，如果万贵妃给你任何东西，都不要吃。

太子年纪虽轻，但是从小生长的环境使他聪敏异常，每当这种时候，他都会反过来安慰忧心忡忡的皇帝和太后。万贵妃想尽办法也无法伤害到太子。有一天，她叫太子到她宫中去玩。临去之前，太后又不禁细细叮嘱了一遍，太子一一点头答应。到了万贵妃的宫中，他果然什么也不吃。万贵妃让他一起吃饭，他说吃饱了，万贵妃让他喝茶，他更直接地回答说怕有毒。这可把万贵妃气的要命，可是也没有办法。

后来，万贵妃死去，对她一往情深的宪宗也很快追随而去。饱经磨难的太子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代明君，这也足以使他那命运凄惨的母亲纪氏的在天之灵得到一些安慰了。武宗的淫荡生活之谜武宗是明代最荒淫好色的皇帝，在贪图美色这一点上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都无法比拟的。

不爱家花爱野花武宗登基的第二年就举行了大婚，册封了皇后和两个妃子。可是他却对这三位正位的妻子并不感兴趣，每天带着手下的太监侍卫到处游玩，玩到哪儿累了，就住在哪儿，一个月回到中宫或东西两宫的时候还不到四五回。据人们猜测，武宗可能并不喜欢以皇后为代表的呆板、端庄、贤淑的大家闺秀似的后宫嫔妃，他喜欢的是冶艳娇媚、多才多艺、放纵大胆的女人。

当武宗对他的后宫妻妾们彻底失去了兴趣以后，他在皇宫之外又建起了一座宏伟高大的宫殿建筑群作他的“新家”，并命名为“豹房”，并用尽一切手段搜罗美人充实他的“新家”。一天，武宗的一个亲信侍卫江彬悄悄向他报告说，后军都督府的右都督马昂，有一个美貌妖艳的妹妹，此时已经嫁给一个军官为妻，而且已经有了身孕。

武宗知道了这个消息，淫心难耐，才不管美人是否嫁过人，是否怀了孕呢。他命身边的太监赶快去找这位美人马氏，把她带到自己的豹房新家中侍寝。马氏一到，武宗看的眼睛都直了，就见马氏身体柔弱如柳、天生丽质、千娇百媚，而且又善于骑射、深通音律、能说会道。武宗见状如获至宝，心中大喜，一时宠幸无人可比。

马氏的家里人，不论年纪大小，每人都得到了一件武宗亲赐的蟒衣。马氏受宠，宫中最善于见风使舵的太监们纷纷跑去巴结马氏的哥哥马昂，还谄媚的称他为国舅。武宗还赐了一所巨大的宅第给马昂，又升了他的官，马昂一下子变的炽手可热，在京城中的权势无人能比。朝廷中的大臣们见到这种情况，接连不断地上奏折劝谏阻止，可武宗连看都不看一眼。不过，以美色事人的女人总有年老色衰的时候，君王的宠幸肯定不会长久。

到了武宗正德十一年，马氏的受宠生活就走到了尽头。武宗因为宠爱马氏，爱屋及乌，把马昂也当作自己的家里人，常常带着几个侍卫，骑着马到马昂家里去喝酒。有一天，两人都喝的半醉了，武宗忽然提出要见马昂的爱妾。也不知马昂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这个美妾，不想让她被皇帝糟踏，他借口爱妾生病而婉言推辞，就是不愿让美妾出来服侍皇上。正在兴头的武宗大怒，挺身而起，一言不发地离开了，马昂心里非常害怕。果然在这之后，对马氏的宠幸日衰，马昂的得势也彻底结束了。

痴心皇帝少了一个尤物马氏，武宗又开始觉得非常无聊，不过，他的空虚很快就被另一个女人填满了，这就是刘美人。正德十二年，武宗又一次西巡大同，在偏头关稍作休息，又大索女乐于太原。在召至御前的一大批美女乐妓之中，武宗一眼就发现了刘美人的惊人美色，而且还发现她能歌善舞。武宗召她当场演奏，结果技惊当场，武宗大喜。细加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个刘美人是太原乐工刘良的女儿，后来嫁给了晋王府的乐工杨滕为妻。武宗巡幸完毕，又从榆林返回，仍对美人念念不忘，再次召见宠幸她，愈加觉得难舍难分，于是把她一起带回京师。从此，这位色技双绝的美妓就留在了武宗的身边，日夜相伴。武宗和刘美人日夜寻乐，畅快无比，武宗便称她为美人。

后来，武宗辟西内腾禧殿，专供刘美人享用。腾禧殿覆盖黑琉璃瓦，俗称黑老婆殿。刘美人独宠专房，和武宗同饮食起居。武宗宠幸刘美人，对她言听计从。左右随从如果触怒了武宗，都要乞求刘美人救命，刘美人往往一笑而解之，众随从便视刘美人为救星，连武宗的心腹江彬等也俯首帖耳，见到刘美人马上顿首叩见，以母事奉，并尊呼为刘娘娘。后来，宁王朱宸濠反，武宗不顾群臣反对，决定亲自率兵去征讨。他先把刘美人移居通州，和她约定，武宗带兵先行，再派人返回来接刘美人随驾同行。临别之际，两个人柔情密意，难舍难分，刘美人取下一簪，送给武宗，作为凭信，半娇半嗔的约定说：“见簪而后赴。”武宗将簪藏在衣中。但武宗在过卢沟桥时，纵马驰奔，簪子不幸失落。武宗吩咐近侍随从四处寻找，几天几夜，毫无踪影。

武宗驰奔临清州，遣中使宣召刘美人南行。中使传旨，刘美人不见信簪，辞谢说：“不见簪，非信，不敢行。”武宗见美人心切，没有办法，便独自乘舸昼夜兼行，直奔张家湾，亲自迎接美人。刘美人这才和武宗一同南行。随驾而行的大小官员一早上起来发现皇帝不见了，谁也不知他返回京城去接刘美人，大家都急疯了，到处寻找。武宗却丝毫不知群臣为他如此焦急，返回临清的途中仍然优哉游哉，路上遇到湖广参议林文缵的船，还登舟而入，抢了一个他的美妾走。一行到达扬州，武宗常带数骑游猎扬州城西，并宿于上方寺。刘美人见武宗天天如此，兴致极浓，怕突遭不测，便进谏武宗，武宗于是终止。刘美人于是在扬州名声大噪，都称她为刘夫人。从上方寺到南京，武宗、刘美人所临幸的寺观锦绣，旌旗蔽日，梵贝夹册充盈。凡是武宗的一应赏赐，都写上“威武将军镇国总督及夫人刘氏。”

武宗如此任性妄往，不听劝谏，一心以玩乐为头等大事，结果在南征回程到了清扛时，一个人独自划小舟游玩，不幸小船翻覆，武宗险些溺水而亡。岸上的人连忙争相来救，虽然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从此身体极为虚弱，常常咯血，没有多久就一命归西了，死的时候只有31岁。不做皇帝当将军明武宗因是三代以来惟一由皇后所生的嫡子而受尽宠爱，两岁就被立为皇太子。

武皇帝朱厚照聪敏好学，举止有度，深受孝宗的喜爱。因此，当有的朝臣向皇帝报告说，太子闲暇时极喜骑马射箭，他也并不以为意，反而认为太子是居安思危，勤加练习而已。然而朱厚照这种幼年好武的个性，在他十五岁当了皇帝以后更加变本加厉，成了明朝有名的好武皇帝，甚至不当皇帝，一心只想当将军，死后被大臣们赠了一个“武”字作谥号。

武宗最喜欢的武将是江彬，他的好武就与这个人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江彬得宠，是因为他英勇善战，而且还曾经救了武宗一命。武宗非常希望亲自带兵打仗，驰骋疆场，但又没有机会，于是只好在他的“新家”豹房中养虎养豹，以此取乐。有一次，武宗又在豹房搏虎，忽然老虎凶性大发，向他逼来。幸亏随侍在旁的江彬奋勇抵抗，才在万分危急之下救了武宗一命。事情过后，武宗虽然死要面子的坚持声称自己本不用江彬来救，但还是暗自感激和欣赏他。从此以后，江彬步步高升，圣眷日深，无人能及。武宗在宫中建内教场，由江彬率领兵将组成的四镇兵，武宗则亲自率领由宫人太监组成的中军。两军在宫中日夜操练，喊杀声震天。这些内禁军全都穿着一种黄罩甲。这种服装在当时还成为一种时尚，富家大户都在绫罗绸缎外面再套上这种黄罩甲，官员们更是人人必穿去朝见皇帝。

锁关留帝江彬又多次向武宗提出宣府乐工多美人，可以去宣府观察边情，遇到有小规模的边境战争，还可以一尝亲自跃马沙场的快感。于是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动了出巡的念头。

正德十二年八月初，武宗带着江彬、钱宁从德胜门偷偷溜出，直奔居庸关。到了昌平，大臣们得知消息，纷纷追了上来，请求皇帝回京，武宗全不理会，迅速前行。到了居庸关时，却遇到了一个把他气得跳脚的人物——张钦。

张钦当时正任居庸关的巡关御史，他深怕皇帝轻易出关，重演几十年前英宗被俘于土木堡的情景，因此就是面对九五至尊的天子，张钦也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端坐在城门之下，拒绝为皇帝打开城门。他也传下严令，凡开关者要被处斩。于是这君臣二人就一直僵持在城门之前，从清晨到深夜。武宗简直要被这个胆大包天的臣子气疯了，一气之下，就要命人将张钦处斩。

但是这一耽搁，在后面紧追的大臣们已经到了，全都力劝皇帝回京。武宗见人越聚越多，请他回銮的谏疏也像雪片一样飞来，他早就领教过这些大臣的顽固，知道恐怕只有把他们全都杀了，自己才能顺利出关。无奈之下，他只好答应取消西巡，但是仍在京郊纵马游荡了几天才返回京城。群臣这才放下一直悬在嗓子眼的心。

“宣府大捷”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年轻而任性的皇帝并没有放弃出巡的念头。在他回京的半个多月之后，趁着张钦出关巡视之机，又偷偷地带人连夜出城，直闯居庸关，守关将士无人敢挡，这一次终于顺利出关了。可是他心里仍旧不踏实，一边纵马疾驰，还一边连连回头张望，生怕张钦突然从后面追上来。

这年九月，武宗终于到了梦想已久的宣府，这里有江彬早就替他盖好的镇国公府。他住在这里，每日纵情驰骋，再也没有大臣政务打扰，只是一心游玩，领略宣府不同于内地的风景。他还经常带着人在深夜闯入百姓家里，见到美貌女子，拉了就走。他很喜欢这种“抢人”的游戏，认为惊险而刺激。上梁不正下梁歪，士兵们也行为放纵，常闯入民家强要酒食，甚至把百姓家的窗子拆下来当柴烧。武宗还给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叫“朱寿”，又封这个“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封镇国公爵，统帅六军。大臣们全都上书抗议武宗的这种作法，有人质问皇帝说：“这个朱寿是谁?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也有人说：“陛下为什么好好的皇帝不做，偏要屈尊当个将军呢?”可是不管谁说了什么，武宗也一概不以为意，仍旧我行我素，若有大臣把他惹急了，他就当众把这个人打一顿赶走，立意要当这个将军镇国公。

他在宣府的时候，有一次真的遇上了蒙古人进犯。武宗高兴得手舞足蹈，直说终于有一个大展雄才的机会了。他积极调动布置军队，兵分几路去进攻来犯的敌人。这一战还打的十分激烈，一昼夜间，来往大战了一百余回合，终于凭借着军队人数上的优势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一战，一共杀敌十六人，而明军却死了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武宗也险些在混战中被敌军俘获。但是武宗却仍然认定自己打了一个大胜仗，兴高采烈的向京师报捷，还朝的时候还大肆庆功。他还得意洋洋的向朝中大臣们夸耀说，自己亲手杀死了一个敌人，俨然是一个得胜还朝的大将军的派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玩掉了性命从此以后，武宗又多次巡幸宣府，乐此不疲，在宣府镇国公府里居住的时间比在京师中还要长。后来，他又动了南巡的念头，名义上是派镇国公到泰山祭礼祈福，实际上却是想借机去江南游玩一番。这当然又遭到了满朝大臣的强烈反对。武宗大怒，上百名大臣在午门外被罚跪五日，又用廷杖打死了十几个大臣，数十人被投进监狱。正在君臣对峙的紧张时刻，江南传来宁王朱宸濠叛乱的消息，武宗大喜过望，马上抓住这个机会下令亲征。他率领着大军缓缓前进，沿途还到处搜罗美女，就这样刚走到涿州，江西就传来捷报，巡抚王守仁已经收复南昌，活捉了朱宸濠。尽管叛乱已经平息，武宗却仍旧慢悠悠地到江南转了一圈，玩够了才开始返京。就在返京途中，贪玩的武宗独自划船，不慎落水，差一点儿被淹死了。虽然被跟随的人救了上来，身体却从此虚弱不堪，骑在马上都会摔下来，三个月以后就一命呜呼了。

这位荒唐的皇帝把国家当玩具，把战争当儿戏，不想当皇帝，一心只想做将军，不但搅乱了国家，也玩掉了自己的性命。豹房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他建豹房，广搜美女与财宝。

刘瑾的建议孝宗教子很严，武宗从小就被教导得能文能武，样样精通。不过，他被正统古板的父亲压抑久了，陡然作了皇帝，整天接触的又都是枯燥乏味的政事，年轻爱玩的武宗很快就厌烦了这种生活，极力想摆脱朝廷大臣们的控制，过一种无忧无虑、不受干扰的生活。

正好小皇帝身边有个一直跟随着他的太监刘瑾，他深知皇帝的这些心思，于是投其所好，专门弄来一些鹰犬、歌妓、角抵之类的东西供他玩乐，结果刘瑾因此大受皇帝宠爱。

明武宗正德二年，他就听从了刘瑾的建议，干脆搬出禁锢他的紫禁城，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集纵情享乐和处理政务于一体，并命名为“豹房”。虽然说是也有处理政务的功能，但是人们看到的却只是武宗整日沉湎其中纵情享乐而不能自拔的情景，于是，“豹房”就成了历史上以荒淫无度而著名的一大淫窟。

豹房始建于正德二年八月，一直到正德七年十一月才最终完工。豹房规模宏大，占据了腾禧宫北，脏罚库南、畜豹豹房和百兽房西、皇城西墙南到西安门十库以东的大片地带，而且宫室数层，勾连栉比，还有地下密室。豹房从正德二年八月开工，到正德七年十月工燕进奏说，“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由这一仅见的惊人数字，可见豹房的奢华宏丽。豹房建好以后，武宗和近侍随从“朝夕处此，不复入大内矣。”清毛奇龄在《明武宗外纪》中详细记述了豹房的营造和豹房中活动的人物。大起营造宫室，兴建太素殿、天鹅房、船坞各工程，又别构院篥，建造宫殿数层，并在两厢营造密室。密室、宫殿勾连栉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处，既则歇宿比大内。令内侍环值，名豹房祗候。群小见幸者，皆籍于此。”

第十五章

醉生梦死后来，他又大肆整修和扩建豹房，花费白银二十四万两，增添人员和虎豹熊狮等凶猛野兽，并不断令人为其进献美女。延绥总兵官马昂本已犯罪罢官，为了讨好他，竟逼着已出嫁的亲妹妹来豹房给朱厚照侍寝，结果，不但官复原职，而且得到了豪宅和蟒衣的赏赐。据说，豹房专门设有许多地下密室，一个一个紧密排列，就像鸽子房一样。

这些小房间是专门供武宗奸淫妇女之用，每一间都住着或者用强抢的手段，或是被皇帝宣召，或是他人贡献来的美人。武宗在玩腻了这些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到京官的府第中物色一批能歌善舞的美女。武宗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他还和这些舞女及乐工们，同喝同演，醉生梦死。

在豹房中，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时时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其酒兴。他还经常和他的亲信江彬微服到教坊欢乐，夜不归宫。为了寻求更激烈的刺激，武宗还身披铠甲，驰马舞剑，指挥宦官组成的“中军”，与江彬率领的边兵玩对阵游戏。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三天两日就演练一回，闹得京城鸡犬不宁。

毛奇龄还记述说，武宗称豹房为新宅，每天召教坊乐工人豹房承应。武宗沉溺声色。教坊乐工每天承应，疲于奔命，满腹愤怒。

后来，乐工们向武宗诉苦，说外府有许多乐户，为何只让在京师的乐工承应。武宗也想换换口味，立即下敕礼部，移文地方州郡，选取河间各府乐户技艺精湛的乐工入宫承应。于是，地方分级选拔，有可遣官选送各色伶人，“日以百计，皆乘传续食。”自此以后，美人、音乐、筋斗、百戏，云集豹房，武宗从此玩的更加高兴了。

出巡抢美可是这个“豹房”虽好，但还是在京城之中，武宗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就又开始觉得厌烦了。于是他听从江彬的怂恿，不顾大臣们的劝阻，带着几个人连夜偷偷溜出北京，作贼似地一路急行，悄悄到达了塞上的宣府。这里有江彬特别为他修建的“镇国府”，府里画栋雕梁、朱檐黄瓦，还有京城豹房中的珍宝和巡游途中掠来的民女，朱厚照乐得心花怒放，称这里是“家里”，是他的第二处豹房。宣府地处交通要道，街市富丽繁华，城外天高云淡，别具情调。朱厚照常常晚上出去，闯入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他手下的军士竟强拆民房，以门窗作炊柴，搅得市肆萧然，白昼闭户。后来，他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他在巡游途中封自己为“镇国公朱寿”，岁支禄米五千担。一路上，他经常带着人突然闯入民家，无论是什么身份地位，无论是已婚未婚，甚至是怀孕的妇人，只要被他看中，就都强行带走。所以每一次巡游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鹰犬虎豹、美姬艳妓，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得意洋洋的回到豹房，再次把豹房装得满满的。

武宗这一辈子，真是纵情享受，吃喝玩乐的一辈子。他的欢乐最终在一次南巡时不慎掉入湖中，险些溺水身亡中结束。浣衣皇后一个梦想做皇后的女子，最后做了“浣衣女”，被人笑为“浣衣皇后”。

霸州美人王满堂的个性与她父亲的思想有关。王父是个专替人写状纸、打官司的讼师，虽说地位不高，却也见多识广，靠着一支利笔和一张巧嘴，也挣了不少财产，三教九流的人物接触多了，思想比较开放。

王家就满堂这么个独生女儿，简直视若珍宝，一生下来，就一本正经地翻字典、测字，给她取了个响当当的大名——“满堂”，颇有几分男孩子的气势。王满堂长大后，模样儿俏丽，性格活泼，尤其是那双大眼睛，滴溜溜地似能说话，让人一看就甜到心里。王家对满堂十分娇纵，从不用“妇德”、“妇容”之类的条条框框来约束她，任她自由自在地进出嬉戏，快快乐乐地生活成长。

明武宗朱厚照十五岁登基做皇帝，玩心比谁都重。为了避开大臣和太后的纠缠，他索性搬到特建的“豹房”中。年轻的皇帝也是个好色之徒，搬进豹房不久就下令各州府进选美女，充实豹房。诏令下到各地方之后，经地方官们一加工，就说是武宗选妃，顿时在各地掀起了选美高潮。

选美使臣来到了霸州，稍一打听，得知了“霸州美人”王满堂的名声，就选中了她。王家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高兴，认为她这一去京城，做了皇帝的妃子，无疑是飞上了高枝作凤凰，从此家门荣耀，富贵无边。王满堂本是个十分开朗的姑娘，她不像别的女孩那样扭扭捏捏，初离家门远嫁总要哭哭啼啼，倒是满心欢喜地跟着使臣进京去了。一路上还盘算着到时怎样取悦于皇帝，或许能博得个贵妃之类的封号。

美人落选但是等王满堂到京城后，才发现天外有天，全国的美女集合到一起，万花丛中她并不显得特别夺目，加上她这时才十五、六岁，毕竟是年纪太小了，芳艳自然比不过那些成熟的女人，因此落选了。

满心欢喜而来，伤心失望而归，王满堂心中充满着无限的委屈和凄凉。但是在途中夜宿驿馆时，她做了一个梦，梦中见到一位头环金光、身着金衣的仙人，告诉她说，将有个名叫赵万兴的人来聘她，此人贵不可言，千万不可错过。梦醒之后，王满堂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她不再为此番的落选而难过，认定自己终将与贵人相伴。

贵人到底贵到什么程度呢?既然是贵不可言，那莫非就是皇帝了?这样一想，她兴奋难抑，恨不得插翅飞回家中，好等着那个叫赵万兴的贵人出现。

回到家后，父母见女儿落选而归，先是有几分不快，王满堂神密地把她在驿站做的那个梦告诉了父母，两位老人也觉得定有天命，只是时机未到，心情很快转好。

“贵人相助”

王父满世界地宣扬将有一位贵人来迎娶满堂，消息传出去后，一个颇有心计的年轻道士段长知道了，他平日里就听说过王满堂的艳名，早已垂涎三尺，一听说这段故事，他顿时计上心头。两天后，段长经过一番准备，化装成一个远地而来的过客，在黄昏时叩响了王家的院门，请求借宿一夜。他长的相貌端正，又表现地文质彬彬，王父便把他让进院来，一番客套后，来客自我介绍说叫赵万兴。一听这名字，王父心头一震，只说让客人稍候，自己转身跑进屋去告诉女儿和妻子，说是有贵人光临。经王父一说，王家母女也心情激动不已，殷勤地款待这位自称为赵万兴的贵客。段长暗暗窃喜，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第二天一早还装模作样地要辞别王家去赶路。王家三口慌了神，忙设法挽留，硬是强留段长多住了几天。

这几天里，王家人经过密切观察，都认为这位客人不但仪表堂堂，而且头脑灵活，能言善道，处事得体，确有贵人之兆。于是，第八天的时候，王父亲自出马，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说出要将女儿许配给客人的心意。王家主动许婚，段长不禁心花怒放，然而又故作镇定，矜持了一阵，才好像很勉强似的答应下来。不久，王家便为两人隆重的操办了婚事。

段长是个野心极大的人，得到了岳丈家的财产和美艳如花的妻子后，他又生出新的奢望，一心想循着王满堂的那个美梦，真正成为一个贵人。一番深思熟虑后。他开始实施他的梦想，首先，他托了昔日作道士时的一些同道友人，四处散播王满堂的那个奇梦。谣言很快散播开来，市井中都议论纷纷，都说王满堂生来就是皇后命，而她的夫婿“赵万兴”无疑就是将来的贵人，跟着他干，往后一定能获得荣华富贵。

如此这般，段长以“赵万兴”的名义成了家喻户晓的神奇人物，一批市井少年主动地投到他的门下，地方乡绅也纷纷支持他，大家都想跟着贵人，将来贵人得了天下，自己也能捞个一官半职的。渐渐地，段长手下聚集了一大批人马。他把人拉到附近的深山密林里，建立起一个山寨，并不断扩充发展，准备相机行事。

他们在山中也组织了武装，因有乡绅们资助，他们不必像一般山匪那样抢掠财物；因为自觉力量还不足，所以也还没有像起义军那样攻占城镇。这批人聚在山中，似乎更像一个秘密的宗教组织。但是，段长并没有放弃他的贵人梦，他命手下人在山中盖起了宫殿，把他们占领的那个山头自夸成一个王国，他自己则成了皇帝，并用了“大顺平定”的年号。同时，又封了随同上山的妻子王满堂为“大顺平定皇后”，还设了左右丞相、文武大臣，每逢三、六、九日，就在大殿上接受群臣的朝贺，还象模象样地讨论军国大事。王满堂这个自认为有皇后命的“霸州美人”，便这样做了个山中皇后，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个压塞夫人罢了。

“皇后”做了浣衣女段长的王国在山中自成一体，虽是有帝有后、有臣有相，但并没威胁到大明王朝的安全。然而，消息传到京城时，明武宗还是很不高兴，堂堂大明的天下，居然还有人敢称王称帝，这不是在藐视他吗?于是武宗命令当地官员派兵进山征剿。段长的武装力量与明王朝的势力比起来实在是太弱小了，当地官兵轻而易举就把他的王国捣平，并活捉了“皇帝”、“皇后”和众“大臣”。官兵在山中搜查时，看到茅草搭成的宫殿，自制的龙袍凤帔，都不禁哑然失笑，这哪里能成造反的气候，不是如儿戏一般吗？

虽是闹剧一场，但因涉及到忤君犯上之罪，地方官也不敢擅自断案，便把段长、王满堂等一干人犯解押到京城。明武宗在了解了全部案情后，除了感到好笑外，却又节外生枝，对王满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由武宗作出了判决：段长及主要谋犯因逆君谋反之罪处死；其他附庸者因不明真相，属于盲从，不予追究责任；主犯之妻王满堂没入宫中。武宗原本是想将她收到豹房中，以满足他的淫乐之心，谁知刑部官员在执行诏令时，误解了武宗的意思，以为把王满堂以罪犯之妻的身份没入宫中，是要让她到宫中充当奴婢，以示惩罚，于是把她分派到宫中的浣衣局，做洗衣女去了。

红颜本薄命武宗等了几天，没见到王满堂，经过追问，才了解到情况，便下令将王满堂由浣衣局调到了豹房来侍候自己。当年武宗选美时是见过王满堂的，但那时的她还只是一只没有成熟的青果，夹杂在众美女中间，不足以吸引武宗的目光。如今的王满堂，经过了几年的风吹雨打，已经长成一颗熟透了的水蜜挑，鲜艳欲滴，芳香诱人，大大勾起了武宗的胃口。

王满堂本来就是个非常开朗的女性，当初嫁给“赵万兴”，只因为慕他的贵人之命，现在骗局揭穿，她也不怎么为丈夫的死而伤心。相反的，假皇帝现在换成了真皇帝，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说不定还能成为真正的皇后!这样一想，王满堂高兴的不能自已，便在武宗面前，使出浑身解数，极尽娇媚风骚之能事，把武宗迷得神魂颠倒。

这时候，明武宗刚从江南游历归京，途中染病，本应该调养休息一段时间。可一下子又得了个千娇百媚的王满堂，让他怎么安静得下来，夜夜缠绵芙蓉帐里，颠鸾倒凤，直弄得他精疲力竭。温存于床第之间时，明武宗曾多次戏称王满堂为皇后，并发誓将来要改立她为后。可这个诺言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在王满堂进入豹房不到一个月的一天夜里，明武宗便在王满堂的怀中一命呜呼了!

武宗崩逝后，明世宗继位入主明宫。世宗派人清理豹房时，发现王满堂是个没有任何名份的女人，再进一步调查，又在浣衣局的名册中发现了她的名字，于是仍把她送回了浣衣局为奴。从此以后大家背地里就戏称她为“浣衣皇后”。可怜王满堂这个“霸州美人”，作了半辈子的皇后梦，最后却终于只能做一个“浣衣皇后”。立皇帝明武宗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个“立皇帝”刘瑾，他是有名的正德八虎之一。

群臣不满正德年间，明武宗身旁有八个宦官受宠，他们依仗皇帝的势，无恶不作。被称为“八虎”，其中，刘瑾为首。

刘瑾是陕西兴平人，从小就自宫入宫当了小太监。武宗的时候，刘瑾执掌宦官二十四司中专管娱乐活动的钟鼓司。明武宗即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刘瑾想尽了办法，准备各种歌舞技艺去取悦武宗，武宗因此非常喜欢他，总是跟他在一起尽情玩乐。

朝中的大臣们都很为这种状况担忧，可是无论谁说什么武宗也听不进去。后来正巧发生了一起天灾，一个风雨之夜，雷电把祭坛的大门、奉天殿的屋顶、太庙的镇脊兽都劈坏了。古代人最相信这些灾祸，认为是人做错了事，上天借此来发出警告。所以武宗也按照惯例，允许百官陈述朝廷政治上的弊端。于是大臣们趁机进言，指斥武宗荒芜政事，整日与八虎嬉戏，要求武宗下令把八虎斩首示众。武宗还是置之不理。

大臣们私下商量以后，联名写了一些措辞非常严厉的奏折，说正是由于太监们的引诱，使武宗贪于享乐，不理朝政，以致天生异变，仍旧要求皇帝把八虎送到三法司审判，以求能够提前消除后患。武宗毕竟年纪还小，看到大臣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也有点慌了手脚。他和大臣们商议对八虎的处置问题，武宗仍然想尽力保护八虎，大臣们则坚决要求一定要把他们处死，双方争议了很久也没有得到统一的意见。这时就连宫中其他比较受信任的老太监都站出来附和朝臣们的意见，武宗终于有点动摇了。

第二天，武宗颁下了一道诏旨，称赞大臣们为国分忧，说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但是话头一转，又说刘瑾等八人一直尽心地服侍自己，所以自己也不忍心把他们置之死地，希望大臣们能把要求稍微放宽一点，自己一定会尽量的惩处他们。这说明皇帝已经有了向大臣妥协的意思了，只是这个结果离大臣的要求还差很多，所以以内阁三位大学士为首的朝臣们又陆续觐见，强烈要求处死八虎。宫中的太监也纷纷表示赞同。武宗实在没有办法，终于答应处决八虎，并许诺第二天一上朝就宣旨逮捕八虎。大臣们这才心满意足的各自退去了。

形势急转在大臣交相弹劾的这几天里，刘瑾他们始终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这天朝议完毕，刘瑾看出情况对自己越来越不妙，心急如焚。当天深夜，他干脆豁出去了，带着其他的七个人，一直闯到皇帝的寝宫中，跪在地上痛哭失声。武宗作出这个决定本来就是被逼的，一看以前陪自己玩耍的伙伴一个个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也觉得很不是滋味。刘瑾见皇帝也有点不忍的样子，又接着说，朝臣们之所以一定要把他们置之死地，就是因为宫中有人嫉妒皇帝对他们的信任，所以勾结了外朝的大臣想除去他们。武宗仔细回想朝堂上的经过，认为刘瑾说的话很有道理，也不觉认为刘瑾他们根本就没有做过坏事，是被人陷害的。刘瑾看出皇帝的心思，更加卖力的鼓动说：“他们如今敢这么放肆的逼您处决我们，就是想孤立皇上，使皇上以后不得不听从他们。如果我们替您掌管司礼监，他们就不敢对您这么无礼了。”武宗听了连连点头，他也早就厌烦了大臣们总是在他耳边唠叨，让他做这做那，刘瑾这么一说，正合了他的心意，他马上下旨，命刘瑾掌管司礼监，兼提督团营，其他的七个人也都被任命掌管重要的职位。

第二天早朝，大臣们还满以为今天宣旨是要捉拿刘瑾等人，没想到圣旨的内容却正好相反。昨天强烈要求处斩八虎的人都被革职拿问，大学士们被勒令退休回家，刘瑾等人则掌管了各个内府的重要衙门和东、西厂。情势急转直下，朝臣们一时之间都惊呆了。

皇帝身后的皇帝刘瑾毫不留情的消灭了他的敌人，终于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他一方面使出各种手段讨好武宗，一方面在朝中大发淫威，朝臣们都噤若寒蝉。他还独创了罚米法，那些违背了他的意思的大臣，就被迫用自己的家产买米向边疆输送，结果一个个都倾家荡产。每当皇帝上朝的时候，刘瑾就站在皇帝的身边，一同接受大臣的朝拜，一点也没有退让在一旁的意思，所以人们都在私下里称他为“立皇帝”，意思就是他是站着的皇帝。

有一次，一个太监实在不满刘瑾等人作威作福的嚣张气焰，就写了一封匿名信，等刘瑾走过的时候，偷偷地扔在刘瑾的脚下。刘瑾看了信中的内容顿时大怒，命令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大臣们全部都在奉天门外跪着，直到找出写这封信的人为止。当时天气炎热，大臣们从早晨一直跪到下午，一些年老体弱的人当场昏死了。这天没有查出写信的人，刘瑾又把这些无辜的大臣都关进大牢，一定要查出这个人是谁。第二天刘瑾终于找到了写这封匿名信的太监，才把大臣们放了回去，可是有的人因为受不了这种酷刑死了。当时在场的一些太监很同情这些大臣，发了一些冰镇西瓜给大臣们解暑，刘瑾知道了也很生气，下令把这些太监发送到南京去了。

当时这正德八虎在皇帝的庇护下，运用手中特务机关的大量密探四处侦察，发现有不利于自己的人就想方设法除去。许多无耻的大臣，像焦芳、杨玉、曹元等人都投靠到刘瑾的门下为虎作伥。朝廷内外到处都遍布着刘瑾的密探，这场宦官乱政的闹剧一直到正德五年刘瑾被处死才算结束。张御史舍身拦驾武宗要巡游宣府,竟然有一臣子敢舍身拦鸳，此人便是张钦。

第一次上奏从北京前往宣府，居庸关是必经之路。巡关御史张钦是个正直敢言的官吏，他得到武宗要出关巡游的消息后，决心尽忠职守，舍身拦驾。张钦先上一疏劝谏，疏中道：“臣职巡视边关，敢一言而死。人言纷纷，谓陛下欲过居庸关巡行宣、大（大同），臣意陛下非事漫游，必深愤虏贼也。此虏谲诈凶狠，惟可命将御之，不必自与之角。……英宗不听大臣之言，自出亲征，遂有己巳之变。且匹夫尚不肯自轻，陛下以宗庙社稷之身，又无太子亲王监国，而轻出远游，万一不虞。将如之何?今天下之事，言者寒心。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长驱观兵，不谋之朝廷，而独谋之宫中，不议之众，而独断之一已，使大小臣工莫知所措，恐非保国之计也。”

再上奏折奏疏报上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这时反倒传来武宗拒谏、一意孤行的消息。张钦不肯罢休，又提笔写了第二份奏疏：“臣愚以为乘舆不可出者有三：人心动摇，供亿浩繁，一也；远涉险阻，两宫悬念，二也；北寇方张，难与之角，三也。臣职居言路，奉诏巡关，分当效死，不敢爱身以负陛下。”张钦的这两份奏疏，可谓言辞激烈了，列举了明英宗听信宦官王振之言，轻易出师，结果兵败被俘的例子，又指出了武宗不顾国家，听信奸佞之言，一心游乐的错误。可是明武宗对这些忠诤之言，一句也听不进去，到八月初一那天，他换上便装，带着江彬和一些随从，出了皇宫，直奔昌平而来。

武宗将要出关的急报传到居庸关，张钦知道劝谏已无济于事，只好闭关挡驾。

他命令守关的指挥孙玺关闭关门，锁上后又亲自把钥匙收藏起来。分守居庸关的太监刘嵩听说武宗到了昌平，便准备前去朝见，张钦劝阻道：“车驾将出关，是我与君今日死生之会也。关不开，车驾不得出，违天子命，当死。关开，车驾得出，天下事不可知。万一有如‘上木’，我与君亦死。宁坐不开关死，死且不朽。”过了不多时，武宗派人来，要召见指挥孙玺，孙玺回答说：“御史在，臣不敢擅离。”武宗不敢召见张钦，又让人召传太监刘嵩。刘嵩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张钦：“吾主上家奴也，敢不赴?”张钦不想让孙玺、刘嵩和自己一起同担罪名，于是一手拿着御史的敕印，一手拿着利剑，坐到关门下厉声说道：“敢言开关者，斩。”

三上奏折当天夜里，张钦又草拟了第三份奏疏：“臣闻天子举动，所系非小。欲征虏，必先廷议，明诏中外，群臣扈行。今不闻朝旨，又无百官之扈从，锦衣卫之随侍。此必有人借陛下之名，过关勾虏，图危社稷，臣万死不敢奉命。”奏疏尚未送上，武宗又派使者来传旨开关。张钦拔剑叱道：“此诈也!”把使者吓得跑了回去，向武宗报告说：“张御史差点杀了我。”武宗又气又急，却无可奈何。正在此时，朝臣们赶了来，请武宗回宫。这时候张钦的第三份奏疏也送到了，武宗知道张钦是决计不会开关放行了，只好怏怏而归。

二十多天后，武宗打听到张钦前往白羊口，不在居庸关，于是连忙换上青衣小帽，溜出京城，夜晚住在百姓家中，第二天一早，带着随从，疾驰出关，一边跑，一边不停地打听，“张御史在不在?”张钦得知武宗出关的消息，连忙赶回居庸关，已经来不及了。想要再上书，武宗却让太监守住关门，不许任何人出去。张钦感到无比气愤，不由得望着关外失声痛哭。第二年，明武宗从宣府返回京师（北京），经过居庸关时，还竟然得意笑道：“前御史阻我，我今已归矣。”荒政怠国的武宗的所为，简直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程度，忠直尽职的御史张钦也无法改变武宗的本性。但是张御史闭关三疏，舍身拦驾的事迹，则为人们广泛传播开来。有昏庸荒唐的皇帝，就有尽职刚正的官吏，历史永远是这样的。刘瑾之死刘瑾为正德八虎之首，无恶不作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凌迟处死的报应。

结成联盟正德五年，安化王起兵叛乱。武宗命都御史杨一清和太监张永去平叛。时间不长，他们就带着军队得胜而归。杨一清是朝中的老臣，这几年刘瑾的所作所为他都看在眼里，也很为朝廷的状况担忧。只是杨一清的心计很深，他知道皇帝信任刘瑾，如果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能和刘瑾正面冲突的。

他深知近年来刘瑾想一人独掌大权，一直都借着武宗最宠信自己而设法排斥那些以前和他一起分享权力的人。张永就是昔日的正德八虎之一，近年来一直受刘瑾的排挤，十分不得志，心里很恨刘瑾。杨一清知道这件事，当然要抓住眼前这个难得的机会。他假装叹息着说：“现在外乱虽然已经平了，但不知内乱哪一日能够平息?”张永明白杨一清话中的意思，但是没有答腔。

杨一清接着又说：“张公公您昔日本来是刘瑾的伙伴，想不到现在他居然这样对待您，连我们这些外臣都要替您抱不平了。”张永这一次总算答话了，他回答说：“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皇上最信任刘瑾，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扳倒他。”杨一清一听这话，知道张永已经动心了，就接着劝道：“现在就正是一个扳倒刘瑾的好机会。皇上也是因为信任您才派您和我一起去平叛的。眼下安化王的供词中提到了他和刘瑾有勾结，您不妨借着回朝后面禀皇上的时候，私下里和皇上谈起这件事，再详陈刘瑾一切不法之事，皇帝肯定会相信您的。到时我再联络外朝众臣一起弹劾刘瑾，想必大事可成。”他还诱之以利，说明只要刘瑾一死，以后宫中的大权肯定会都归张永一人所有。张永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答应了。于是两人结成了铲除刘瑾的联盟。

决计杀刘瑾张永一回到朝中，武宗皇帝果然立刻就召见了他，慰劳他平叛的功劳。在武宗专门为张永准备的庆功宴后，刘瑾先走了。张永就趁此机会把安化王叛乱的檄文和供词都呈上给皇帝过目。本来安化王和刘瑾有往来这件事许多人都知道。这几年来，安化王一直都小动作不断，许多大臣都提醒武宗应该注意安化王的行动，以防他犯上作乱。但是刘瑾总是在武宗身边替安化王说一些好话，使皇帝相信这些大臣弹劾安化王都是诬告。由于刘瑾的庇护，安化王的实力才有可能壮大到今天的地步。但是这件事却没有人敢告诉武宗，就是有不怕死的人想冒死说出，刘瑾也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所以武宗一直也不知道安化王叛乱的幕后黑手正是他身边最信任的刘瑾。

武宗这时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他看着手中这些刘瑾谋反的罪证，还是不太相信，喃喃的念道：“朕不相信，刘瑾为什么要背叛朕?”张永回答说，刘瑾正是想夺得天下啊!武宗更加心烦意乱，随口说道：“他想要就让他夺去好了!”张永听皇帝这么说，简直是哭笑不得，但还是提醒喝醉了的武宗说：“天下让他夺去，陛下您又怎么办呢?”武宗这才有些明白过来，同意了张永的奏请，命他带人去抓刘瑾。张永得到圣旨马上连夜就带人闯人刘瑾的家中，把他从被窝儿中抓了起来。他生怕等到皇帝酒醒了，一见到刘瑾又会改变主意。

第二天一大早，张永还是怕皇帝会临时改变主意，就请皇帝一起去查抄刘瑾的家。在刘瑾的府中，武宗果然亲眼看见查出了大量的武器盔甲，还有许多僭越了自己身份的只有皇帝才能用的物品，金银财宝更是无数。本来刘瑾就准备在为自己的哥哥办丧事百官前来吊唁的时候就起兵谋反，先把朝中的大臣一网打尽的。想不到却被张永抢了先，这下人赃并获，谋反的证据一下子都摆在了武宗的面前。武宗本来还是不太相信刘瑾想谋反，还想对他从轻发落的，这会儿眼看证据确凿，不禁勃然大怒，说：“刘瑾果然反了!”对刘瑾不再留情，直接交给审判机关去定罪。刘瑾的一些同党也都被抓进了监狱。这时被刘瑾压抑了很久的监察御史们纷纷上书陈述刘瑾的大罪，多达三十多条。

恨之入骨正式审判这一天，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刘瑾被五花大绑的带到公堂之上，却昂然挺立，不肯下跪。在场负责审判的官员几乎以前都设法巴结过刘瑾，也都受过刘瑾的提携。这会儿见刘瑾如此狂傲，久处淫威之下的大臣们居然面面相觑，谁也问不出一句话来。

刘瑾看到这种情况更加得意，十分嚣张的说：“满朝公卿都出自我的门下，你们哪一个没有受过我的恩惠?看你们今天谁敢问我!”堂下犯人的态度居然比坐在上面的法官还强硬有理，这可真是少见，足以传为笑谈了。幸亏在场还有一个驸马都尉，他站出来大声说：“我是驸马，出自皇室，总不是出自你的门下了吧?别人不敢问你，我来问!”他命人先上前对刘瑾用刑，要先打击一下刘瑾的嚣张气焰。受了刑之后，刘瑾果然老实多了，开始回答堂上法官提出的问题。由于谋反的证据非常明确充足，刘瑾没有什么狡辩的余地，不久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这时才开始有些害怕了，在堂上哭着要求见皇帝一面，可是武宗却再也不会救他了。结果刘瑾的罪状很快被确定下来，被判处凌迟处死，三日后再杀头。他的亲属和同党几十人也一并被处死刑。在行刑的那一天，刑场上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那些曾经受过刘瑾迫害的人家纷纷前来花钱买刘瑾身上被削下的肉，就当场吃了泄恨。可见刘瑾当权的这几年之间确实做尽了伤天害理的事，以至使人们恨之入骨，恨不得吃了他的肉来出气。如此看来，他死的也实在不冤了。王阳明平息叛乱王阳明成功平定反王，不但没有得到嘉奖，反而被怀疑是反王同伙。

离奇身世王守仁（公元1472年—公元1528年），字伯安，又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他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曾风靡一时，一度几乎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我国思想界一百余年，并影响到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他的思想在日本等地也有广泛的影响。

传说他的母亲在把他生下来之前，怀了十四个月，旁人都认为她怀的是一个怪胎。他的祖母在他降生的同时做了一个异梦，梦见一个天神从云端送来一个小孩，同时间，王阳明就降生了，所以就取名叫王云。可是，他到了五岁还不会说话，家里人都很着急，担心他是一个哑巴。但是后来他在街上遇到一个怪人，那个人在他背上拍了两下，为他改名叫王守仁，他就突然能说话了，而且聪明异常，学习东西非常迅速。

他在哲学上的成就举世皆知，但是许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封建官吏，一个运筹帷幄的军事家。

为民请战那时候在位的明武宗是明朝皇帝中十分荒唐的一个。他喜欢骑马打仗，总是在宫中指挥着太监宫女战做一团，玩着模拟战争的游戏。后来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让他实践的机会，却被王阳明抢了先。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明王朝的宗室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起兵谋反。当时王阳明正奉命去福建，本来根本没有平叛的职责。但他为了使当地百姓少受战火之灾，得到消息后，一面向朝廷报告，一面径自返回吉安，调兵遣将，准备迅速平息叛乱。王阳明分析朱宸濠的军事行动可能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趁京师没有防备，率兵直驱京师；第二种就是沿江东进，夺得当年太祖兴兵时的都城南京；第三种则是保守的固守南昌。若朱宸濠采取第一种方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北京很可能失守。第二种方案则会使双方进入拉锯战的状态，长时间对抗之后才能最终解决。第三种方法则是最愚蠢的战略，只是等着朝廷的大军去包围剿灭而已。朱宸濠并不愚蠢，所以应该不会采取这种方针。但是他虽然野心勃勃的妄图登上帝位，实际上却又缺乏足够的决断勇气。基于这样的判断，王阳明估计他多半会采取第二种策略，先率兵进取南京。

平定反王对形势做出正确的预测以后，王阳明就全心投入了平叛的斗争。他传檄附近各州县，号召各地守官起兵平叛。

为了使各州县有足够的备战时间，他又设法延缓朱宸濠的行动，派出士兵四处散播谣言，说朝廷已经派出大军，马上就要开到，届时将直捣叛军的老巢南昌。他又派人故意怂恿朱宸濠早日举兵东进，引起了朱宸濠的怀疑，反而畏首畏尾，不敢轻易行动。

他手下的谋士多次劝他及早进兵攻取南京作为帝业之本，他就愈加怀疑，更加迟迟不肯发兵。结果，王阳明如此略施小计，朱宸濠就被拖在南昌不敢动弹，竟然乖乖地等了十几天，贻误了最佳战机。王阳明却在这十几天里调集了附近各县的人马，一共凑了近十万人，已经足够应付叛乱了。

这时，朱宸濠白白浪费了十几天的时间。知道自己中了王阳明的缓兵之计，气得破口大骂。于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下令留一万人马在南昌留守，其他的人全都随他率兵东进，想先进攻安庆，再夺取南京。王阳明调动好军队以后，并没有马上就带兵直逼南昌，而是先按兵不动，等着朱宸濠焦急起来，先露出马脚。现在机会终于到了。他一听说朱宸濠率大军东去，南昌守备空虚，即马上誓师，率大军北上直取南昌。

朱宸濠曾在南昌城外驻扎了一小股部队，用来守卫南昌。王阳明带兵到来，毫不费力地一举就消灭了这支部队，直到了南昌城门之下。守城的叛军没有料到朝廷大军到得这么迅速，都被吓破了胆，军队一下子溃散了。到了第二天，王阳明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南昌城。

已经率军远去的宁王朱宸濠进攻安庆并不顺利，这时又听说南昌失守，不由得大惊失色。南昌是他祖上的封地，也是他起兵的后方基地。听到南昌失守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带兵回援。当他疲于奔命的赶回南昌时，军队早已经疲惫不堪了，与王阳明以逸待劳的大军一比，真是不堪一击。没有几日，朱宸濠就败退鄱阳湖。王阳明又用出火攻之计，一举俘获了亡命逃窜的朱宸濠，他的军队也随后被迅速消灭。

毕竟不是宦中人王阳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仅用了三十五天时间，就平灭了叛乱部队，在鄱阳湖生擒了宁王朱宸濠，表现了机智的智谋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为巩固岌岌可危的明王朝立了一大功。

可是，他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嘉奖，反而招来宦官势力的嫉妒和陷害，连武宗也一度怀疑他参与了宁王的叛乱。幸亏后来他急中生智，连夜赶到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太监张永，同时按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的“指示方略”，维护了皇帝的面子，才保住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武宗本来想借这个机会大展身手的，却不想被王阳明抢了先，当然不会高兴，这是可以想见的。后来，张永揣摩了皇帝的心意，在献俘时故意把朱宸濠放掉，让武宗又“抓”了他一次，总算满足了他的心愿，才没有追究王阳明的“抢先”之罪。武宗死后，即位的世宗封王阳明为南京兵部尚书以示补偿。大礼仪之争大礼仪之争并不只是为了一个名义的争吵，实质是场皇帝与大臣的权力之争。

事件起因明武宗朱厚照荒唐了一辈子，在31岁壮年时去世，却没有给江山社稷留下一个合理合法的继承人，于是明王朝陷入了一个极为危险的“大空位时期”。

内阁首辅杨廷和经过各种考虑，选定了兴献王朱厚熄外藩入继大统，以此来维系皇朝的血脉。

良好修养兴献王朱厚熄这时年仅十五岁，他的父亲前任兴献王朱祐杭是宪宗皇帝的三子，孝宗皇帝的弟弟，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

朱祐杭在世的时候。非常喜欢这个儿子，亲自教他读书，做什么事都把他带在身边，父子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朱祐杭很重视对儿子礼仪的培养，小小年纪的朱厚熄就已经着手参加王府中的管理工作了。父亲去北京朝见皇帝时也总是带他一起上朝，让他学习宫廷礼仪。父亲死后，刚刚十二岁的他就继承了王位，但他精明强干，把王府中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种良好的教养在他刚当上皇帝的几年中也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开始力争根据祖制，继位的皇帝应该是前任皇帝的子嗣，称前一代皇帝为皇考。按照大臣们的意思，朱厚熄应该作为孝宗的过继子继承皇位。

这样，朱厚熄就要称孝宗为父，称仍在世的孝宗张皇后为母，反而称自己的生身父母为“皇叔父”、“皇叔母”，对于这种安排，已继位为世宗皇帝的朱厚熄非常不满，由此展开了他和朝臣之间长达几年的“大礼仪”之争，并且让这种纷争延续了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世宗在自己的封地接到圣旨时，其实已经举行了仪式，继位为皇帝。

可是当他随着前去迎接他的使臣来到北京时，在城外才知道自己将被作为太子迎入京城，他开始很不满，坚持不肯入城。他和大臣们以及张太后争论了好久，最终才答应入城。在城里重新举行了继位典礼后，他又被告知将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他表示坚决反对。继位后的第五天，他就下令让群臣们廷议，给他的父亲一个合理的称号。他的母亲蒋氏在被迎入京的途中听到此事，对陪同的官员大发脾气说：“你们受职为官，父母都得到了封诰，我儿子当了皇帝，却成了别人的儿子，我还到京城做什么?”不肯再向前走了。

朱厚熄听后，哭着去禀告张太后说：“我要退位，您另选别人做皇帝好了，我要同母亲一起回安陆去，仍旧做兴献王。”皇位继承仪式都已经举行了，又怎么能容他这样儿戏的说不做就不做了呢?于是张太后和大臣们一再地妥协退让，但是等蒋氏到了北京城外，这种矛盾变得更加激烈了。

这时，张太后和大臣们已经无奈地尊皇帝的生父为兴献帝，生母为兴献皇后，但是心中却仍不情愿，仅以王妃之礼而不是应有的皇后之礼迎蒋氏入京。蒋氏大怒，说什么也不肯再前进一步了。世宗知道了自然又是一顿大吵大闹。

最后妥协的仍是张太后和大臣这一方，蒋氏最终从皇城中门入，谒见太后，才算作罢。本来世宗对杨廷和辅助自己登上皇位还是很感激的，但是经过一连串的纷争，他才开始意识到，他只是杨廷和借以治理国家的一个傀儡王爷，杨廷和其实根本瞧不起他这个少年皇帝，只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皇帝去实行而已。世宗在“礼仪之争”中明白了这一点，他开始疏远杨廷和。最后，在皇帝和大臣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杨廷和被迫辞去了官职，告老还乡了。

皇帝权威杨廷和辞职后，“大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派以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大学士蒋冕、文渊阁大学士石瑶、大学士毛纪为代表，坚持恪守札法，维护皇室血统的一脉相承。另一派以张璁和桂萼为代表，宁肯不顾传统礼仪，拼命维护朱厚熄。

这时，朱厚熄决意抛开内阁，一意孤行，非要按他的旨意行事不可。他强令礼部追尊其父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尊兴献皇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并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

汪俊、蒋冕不肯从命，愤然辞职。朱厚熄还采纳了张璁、桂萼的意见，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本生”二字，毛纪力言不可，朱厚熄大怒，限四丑恭上册室。

两派争斗水火不容。大臣每次上奏折，把他们商改的结果报告给皇帝，皇帝都觉得很不满意，每一次都予以驳回。可是支持皇帝想法的奏折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又被内阁驳回。于是双方陷入僵持状态。

有一天早朝后，许多官吏跪在门外，高呼孝宗皇帝。面对如此众多的反对者，朱厚熄毫不动摇，他下令锦衣卫抓捕为首的人。群臣大放悲声，嚎哭不止。朱厚熄又派人抓了一百三十四人。

两天后，朱厚熄又下令，将为首者发配边地，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者杖之，结果十六人死于杖下。与此同时，兴献王朱祐杭的神主被迎奉入京，供奉在新建的观得殿里，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朱厚熄终于在“大礼仪”之争中取胜。

自此以后，他以群臣在“大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划线，开始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滥觞。张璁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桂萼被授予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对反对派官员则进行排挤报复，动辄下狱廷杖，弄得朝风日下，邪气上升。朱厚熄不以为祸，反而洋洋自得，更加独断专行。

其实这场“大礼仪”之争并不只是为了一个名义的争吵，实质上这是一场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权力之争。大臣们坚持皇帝把生父当作叔父，是为了遵从祖制，维护皇室血脉的正统。一旦听从了皇帝的意思，以兴献王为帝，就等于是在皇室之外另辟宗室入继大统，皇位继承的确定性就会因此被动摇，为以后外藩篡权开了先河，制造了借口。而皇帝的一意孤行，除了因为对生身父母的孝敬，还有迫使满朝大臣向自己屈服，显示皇帝绝对权威的意义。

这场争斗也确实是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表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侵犯。从此以后，皇帝更可以不顾大臣的意思而为所欲为了。用处女血炼丹崇尚道士炼丹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如果沉迷于此且要用百姓的生命当玩物就不能原谅了。

道士得宠明世宗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至少要长生不老。道家讲求清心寡欲，嘉靖皇帝明明做不到这一点，却还总是宣称自己不好女色，可是就官方史籍中所记载的有名字的妃嫔就多达六十多个，恐怕在明代的皇帝中也算是首屈一指了。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抱怨宫中使女太少，不够使用，总是找各种借口在全国各地采选年轻美貌的女子入宫做宫女。这些女孩子入宫后，运气好的被皇帝看中，宠幸一时，就脱离了宫女的行列。其他的一般女子就只能被人任意役使。可是，这些宫女们，尤其是年幼的宫女，还有一种谁也想不到的特殊的身份，她们还是皇帝制药之后的“药渣”。

嘉靖皇帝最宠信的道士是一个江西人，叫邵元节。嘉靖皇帝非常信任他，专门为他建造了显灵宫，为自己祈福。嘉靖十五年，嘉靖皇帝对这个邵元节的宠信似乎到达了极点。这一年，嘉靖皇帝已经登基十五年了，他年已三十，尽管宠幸的后妃无数，可是却一直没有生下皇子。一个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继承人，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所以嘉靖皇帝心里非常着急。

他在皇宫中建立斋宫，让邵元节入宫祈祷，由文武百官亲自轮流进香。后来，邵元节请求回山里继续修炼，临走之前告诉皇帝说不必为子嗣的事烦心，因为上天念皇帝信道心诚，所以皇子指日可生。嘉靖皇帝听了当然是喜出望外，最巧的是，邵元节走后不久，嘉靖宠爱的阎贵妃真的生下一子，接着，其他的几个妃子也相继生下皇子。嘉靖皇帝因此对邵元节感激不尽，马上派人把他请回宫来大加赏赐。可是没多久，这位被嘉靖皇帝深信为“神仙”的邵元节就得病死去了。他临死之前，向皇帝推荐了他的朋友陶仲文。

“灵丹”催命这个陶仲文的骗术更为高超，他知道嘉靖皇帝一心盼望的事除了生下皇子以外，还有一件被他念念不忘的事就是想得到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他一入宫，就从这件事下手，设法博得嘉靖皇帝的欢心。他向皇帝推荐一种被称为“元性纯红丹”的丹药，据他说服下此药以后就可以长生不老。嘉靖皇帝听了信以为真，马上派人去各地采集炼制丹药的必备药材。不过，这副药的药材易得，药引却难得。

这“元性纯红丹”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红丸”，也被称为红铅丸，只是一种特殊的春药而已，但是在服用后短时间内确实能够使人觉得精力大增，气血两顺。这红丸的制法非常特别，必须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来作药引。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盛在金或银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起身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再加入乌梅等各种药物，连煮七次，使药浓缩成粘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没药、辰砂、松脂等其他有凝固剂作用的东西，以火提炼，最后炼制成一粒粒的丹丸。不过，这种药还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是女子初为人母的乳汁调服才能奏效。所以，为了炼制这种“仙药”，嘉靖年间先后在各地选取年纪在十岁到十四岁之间的少女一千多人入宫候选。

根据世宗朝的官方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六年．皇帝以皇子公主就国时所需宫女必须提前训练为理由，命令礼部从京城周围地区挑选十一岁到十四岁的少女三百人入宫。嘉靖三十一年又选了三百女童入宫。这是两次大规模的选童女入宫。后来又陆续的从各地选人，例如嘉靖三十四年，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的一百六十人入宫。四十三年又再次大规模选入三百名少女。这些年幼的女孩儿进宫之后先要接受严格的检查，确保她们确实是处女无误，然后她们才有资格成为皇帝制药的“药引”。

这种“元性纯红丹”炼成以后，嘉靖皇帝就开始长期服用，根据史书记载嘉靖死前的病状：脸色灰暗，四肢麻木，性情暴躁，喜怒无常等特征来判断，他正是因为长期服用这种“仙药”，而造成了慢性汞中毒导致死亡。看来。这灵丹妙药不但没能使他长生不老，反而要了他的命。

可是在嘉靖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却是万万料不到自己会有这一天的。陶仲文因为向他献上这副仙方，也和以前的邵元节一样被他奉为“神仙”，还赐给陶仲文“忠孝秉一真人”的称号。从此以后，凡是陶仲文的请求，他都是有求必应。陶仲文死的时候，嘉靖皇帝还为之大为悲痛，伤心不已。

这糊涂的皇帝怎么就不仔细想想，如果陶仲文真的是神仙，他又怎么会死呢?而如果陶仲文不是神仙的话，他又从哪里弄来的仙方可以让自己长生不老呢?如果他早想通了这一点，恐怕会活的长久一点，不会死于丹药之毒了。严嵩步步高升一代奸臣严嵩在明王朝衰落的时候也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第十六章

锐气早发严嵩自幼非常聪明，也十分好学。他的父亲因为自己一辈子功不成名不就，十分不甘心，更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对他要求很严格，一心指望着儿子能够为他圆了年轻时的仕途梦。严嵩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写一手好文章，刚刚25岁就考中了进士，一举成名，也算是锐气早发的典型。

严嵩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了官，他决心要干一番大事业，但是刚开头几年，他当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实权的官，例如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等官职。这虽然说明他的学问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但是却远远不能满足严嵩强烈的权力欲望。这还不算，更糟的是这时候严嵩还得了一场重病，差一点儿就死了，无奈之下，他只好请了长期病假回家调养身体去了。这种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一过就是好几年。

下跪后生明武宗正德十一年，严嵩终于病愈归朝。这时他已经将近不惑之年了。此后的十多年中，严嵩先后在北京、南京的翰林院作官，虽然还是没当上什么大官，但是多年的官僚生涯倒是为他将来飞黄腾达奠定了深厚的经验基础。他自己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规律，要敢于拍马钻营，要会运用笑里藏刀，对上级和下属要用两个面孔，等等。总之全是一些作官必备的“金科玉律”。

一直当个不重要的小翰林当然不能使严嵩满足，他这些年来一直想找条门路向上爬，只是苦无机会。经过对朝廷的仔细观察，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一条好路子，这就是礼部尚书夏言。当时，因为嘉靖皇帝为了给他的亲生父母争得一个皇帝的尊号，非常重视礼仪的缘起和制定，因此当时正在礼部尚书任上的夏言非常受宠，因为他顺着皇帝的心思办事，皇帝也投桃报李，对他的话言听计从。夏言又是严嵩的同乡，虽然按照科考登科的时间算，夏言还是严嵩的后辈，但是有实力的人才是老大，严嵩也顾不了什么面子问题了，只是一心想通这条升迁之路。

严嵩借着和夏言的同乡之谊，经常设法讨好夏言，可是总是遭到夏言的冷遇。夏言为人孤芳自赏，又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严嵩这个小小的翰林官儿当然不可能让他放在眼里，对严嵩的屡屡示好不理不睬是必然的。严嵩遭到这样的对待，心中也不由得充满怨恨之意，暗想以后有机会一定要狠狠报复夏言才行。不过现在这一切还言之过早。他几次想请夏言到他家赴宴，总是被拒绝。没有办法之下，严嵩决定破釜沉舟，干脆连一点脸面也不要了，直接拿着请柬跪在夏言的家门口，大声地说一些动听的邀请之辞，还表示如果夏言不能答应他的请求，他就一直跪在门口不起来了。

这一下，夏言见他如此谦恭，觉得很是过意不去，总算答应了严嵩要去赴宴。严嵩一听顿时喜出望外，费了这么大力气，总算请动夏言的大驾了，就是在大街上跪了这么久，被人当做笑柄也是值得的。在家中的宴席上，他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专挑夏言爱听的话说，又极力表现自己的文才，想博得夏言的赏识与提拔。果不其然，这一顿饭吃下来，夏言居然态度大变，将严嵩视为平生知己，还嫌相见太迟。等他见到嘉靖皇帝，又在皇帝面前大大地把严嵩夸赞了一番。没有多久，严嵩果然步步高升，时间不长就做到了礼部右侍郎的官职。看来这一跪的作用，比他在官场奋斗二十年还要有用啊!只是恐怕这当门一跪的请客办法，也不是一般人就能够做到的吧?

扳倒政敌当上了礼部侍郎，严嵩就能有机会接近皇帝了。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常在宫中开设道场作法事，严嵩写的一手好文章，正好以此来讨皇帝的欢心。每逢宫中作法事，他都精心地写一篇请求神仙降临的文字呈给皇帝，写的简直是妙笔生花，好像是只要神仙一读了他写的文章就会马上下凡似的。嘉靖皇帝也因此越来越喜欢严嵩，把他视为亲信之人，每次作法事更是非要严嵩写请神文章不可。巴结好了皇帝，在朝中立稳了脚跟，严嵩可不想在继续扮演夏言的“知己”了，这时夏言已经不在是他努力巴结讨好的对象了，反而已经成为他登上权力顶峰的绊脚石了。严嵩开始想方设法地计划除掉夏言。

夏言为人恃才傲物，对下属又极为严厉，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就是在面对皇帝的时候，也因为他自觉位高权重而有些怠慢，让皇帝很不高兴。严嵩的做法却与他截然相反，对待皇帝就不用说了，极尽拍马之能事，就是对待同僚下属，他也装的和颜悦色，谦恭有礼，博得满朝称赞之声。没多久他就笼络了一批人死心塌地的跟在自己身边。直到自觉羽翼已经丰满了，他终于决定要下手除掉夏言。借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和对夏言的不满，严嵩在皇帝面前添油加醋地编造夏言的不是，拼命诋毁夏言。他还让他手下的人纷纷上书弹劾夏言，嘉靖皇帝果然暴跳如雷，痛骂夏言，马上就让夏言罢官回家了。严嵩到这时才松了一口气，夏言一走，他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内阁首辅，这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官职了。

严嵩为此努力了一辈子，这时已经六十多岁了，才终于实现了心愿。

可是就是这样，严嵩对失势的夏言还是不太放心，总怕他东山再起，事实上他的担心是正确的，夏言后来确实又被启用，只是有严嵩在暗中搞鬼，他在朝中无论如何也呆不安稳，很快又被严嵩用计赶了下去。这回严嵩决定要斩草除根了。他派人在宫中大造谣言，还找了个借口给夏言定了个失职误国的大罪。嘉靖皇帝一怒之下，立刻就把夏言斩首示众。严嵩从此再无后顾之忧了，他只需哄好不理朝政的皇帝，朝中的大事一概由他说了算了。

一时之间，严嵩炙手可热，只可怜夏言这个老夫子至死还不明白正是自己引狼入室，才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宫女谋杀案宫女居然谋杀皇帝，可想而知，皇帝是如何对待她们的。

索甘露一次，嘉靖皇帝带着他的方皇后和他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到嵩山去寻找得道高人，刚过了黄河就遇到一阵怪风，随后皇帝的行宫就被大火烧毁了。嘉靖皇帝在随行人员的苦苦劝告之下终于下令回宫。可是回到北京后他又觉得白跑了一趟，很不甘心，就找来陶仲文，问他嵩山上是不是有什么得道的仙人，因为不愿凡间的人前去打扰，才施出怪风怪火来示警呢?陶仲文一向以欺骗皇帝为能事，这时见皇帝主动问起神仙降灾的事情，当然求之不得。他向皇帝打保票说，虽然得道仙人不喜欢见外人，但是由他出面去请，仙人一定会赏光的。

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老道士，据说已经年过八十，但是仍然健步如飞，红光满面。嘉靖见了又惊又喜，长生不老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啊!他连忙向老道士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道士就告诉皇帝说，修道讲究清心寡欲，他住在深山之中，不受尘世俗务打扰，每天早晨起来就接受朝阳的光华，口渴了就饮用天庭雨露，因此肠胃清洁，胸无积滞，得以神清气旺。嘉靖皇帝听了不禁大喜，清心寡欲是做不到的，他离了女人和权力简直就不能活，但是这每天饮用天庭雨露他还是做得到的。于是他命人每天率领宫女们在黎明时分去御花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

招致怨恨宫女们每天黎明就得早早起床，到御花园之中，左手持玉杯，右手持玉簪，在事先已经洗净的树叶上采集露珠。这些宫女们分班晨起执行任务，每天大约四十人，早晨天气很冷，宫女们穿着单薄的衣裳，站在晨风之中，听起来似乎意境很美，其实却是一件苦差事。草丛中的露珠沾湿了宫女们的衣服，她们浑身发抖，但又不得不为皇帝采集玉露，一来二去很多人都因此病倒了。嘉靖皇帝每天就用这些宫女们采集来的玉露吃饭进药，好不逍遥。而且他果真觉得饮了这种玉露，就精力旺盛，神清气爽了，因此更加乐此不疲。

天长日久，采集玉露的宫女们不但相继病倒，而且心中都充满了怨恨。嘉靖皇帝本来为人就极为严厉，又因为长期服用有毒性的丹药，变的更加喜怒无常，采集玉露的事情因为极其辛苦，所以也就成了他用来惩罚失宠的嫔妃和犯错宫女的一种手段。宫中的人也因此更加畏惧被派去采集玉露。

有一个姓王的后妃，本来也是嘉靖皇帝的宠妃，后来却失了宠，被嘉靖皇帝当众打得遍体鳞伤，最后还被派去每天采集玉露，不能违抗，如果稍有怨言就要被处死。这位王妃从此忍气吞声，加入了采露宫女们的行列。有两个宫女，一个叫杨金英，一个叫邢翠莲，因为犯了大错被罚每天都要早起去采集甘露，看到别的宫女还可以倒班休息，两人就更加心怀怨恨。王妃与她们同病相怜，三人也就更加地亲近了。

铤而走险这三人团体后来又陆陆续续的加入了一些其他人，十几个人患难与共，成了很好的姐妹，在相互交流之中更加深了对嘉靖皇帝的憎恨，开始蠢蠢欲动地想找机会报复了。

这一年正是嘉靖二十一年，宰相严嵩的手下赵文华进献了一只五色神龟，据说是千年灵物，只有在深山之中才能偶然一见。嘉靖当然很高兴，命人把神龟养在宫中，时不时地带着宠妃前去观看。这个负责看守神龟的任务很巧合地落在了杨金英和邢翠莲两人的身上。

过了没多久，这“千年灵物”的神龟居然死在了池中。杨、邢两人非常害怕，就去找王妃商量。王妃是个胆大心细之人，心中又充满了对皇帝薄情寡义的怨恨之情。她觉得机会已到，就给她们出了一个主意。因为皇帝每天都住在端妃的寝宫里，这端妃正是当初陷害王妃使她失宠的人，王妃自然是对她恨之入骨，所以一心想除掉她。王妃知道皇帝早上有睡懒觉的习惯，又听说每天早晨端妃都离开寝宫亲自去监督宫女们烹制用玉器做成的食品、药物，所以那个时候她的宫中只有两名宫女看守。王妃看准了这个机会，告诉杨金英她们趁这个时候进到端妃的寝宫里去，把守卫的宫女骗出来，把熟睡中的嘉靖皇帝勒死。这样一来可以报仇，二来只要皇帝一死，宫中必定大乱，到时就没有人追查神龟的事了。

杨金英她们一听都吓坏了，谋杀皇帝的事可真是闻所未闻。可是仔细一想，又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可行了。嘉靖皇帝对下人极为严苛，神龟死了，他们肯定脱不了干系，反正已经是难逃一死了，还不如冒险一试，如果成功的话，说不定还可以趁着宫中大乱的时候逃出宫去。于是她们下定决心，约齐了其他的姐妹，就按照王妃的计划行事。她们先骗出了看守端妃寝宫的两名宫女，再偷偷溜进宫去，用绳子勒住正在熟睡的嘉靖皇帝的脖子。可是她们太害怕了，绳子怎么也勒不紧，反而把嘉靖皇帝弄醒过来，发出了大叫声。守在宫外把风的王妃一听皇帝的叫喊，知道事情要坏，马上偷偷地溜走了。一会儿，事先听到风声的方皇后带着人赶来了，马上命人把正在行凶的杨金英等人抓起来，立即处死，又赶紧找来太医抢救垂死的皇帝。总算嘉靖的命大，半天之后居然慢慢地醒过来了，一直到两个月后才逐渐康复。方皇后当场就查出了这件事是王妃主使的，要把她当场处死。王妃知道逃不过一死，就一口咬定端妃事先也知情。于是，方皇后把端妃也一并处死了。嘉靖皇后的悲惨遭遇明世宗有三位皇后，结局都是一样的，而第三位的不同之处在于因功而死。

“嘉靖”就是“家家净”

明世宗朱厚熄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嘉靖皇帝，他不但迷信道教，还荒淫好色，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老百姓都戏称他的年号“嘉靖”就是“家家净”。嘉靖当了四十几年皇帝，是明朝皇帝中除万历皇帝以外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他的一生一共有三位皇后，每一位都是容貌出众，才识过人的女子，但是因为他们错嫁帝王，却没有一个能够善终，最终都悲惨地死去了。

首位皇后世宗的第一个皇后陈氏是元城县学教训陈正的女儿，她长的端庄秀丽，楚楚动人，而且娴于史书。嘉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由他的伯母皇——孝宗的张皇后作主选陈氏为皇后，两个青年男女成婚后非常恩爱。皇帝对陈皇后爱屋及乌，还把她的父亲封了高官，始终在朝廷上庇护他，还因此引起了其他朝臣的不满。

他们在一起度过了几年快乐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就在嘉靖七年陈皇后已经怀有身孕的时候，她因为吃其他妃子的醋而惹怒了嘉靖，自己又伤心又害怕，以至于流产大出血而死。她死后，嘉靖皇帝又开始后悔自己对皇后过于严厉，再回想起以前两人形影不离的日子，心中十分悲痛。他以极为尊崇的最高礼仪安葬了陈皇后，并根据陈皇后一生受人敬仰的品行，赐谥号为“孝洁”。

善良肇祸世宗的第二个皇后是张氏。她本是一个锦衣卫军官的女儿，因为她温柔娴雅，对皇帝百依百顺，从不违逆皇帝的意思：因此得到了世宗的全心喜爱，被封为“顺妃”。陈皇后死后，她就被世宗立为皇后。世宗皇帝对精心制定朝廷礼仪有极大的兴趣，每次都亲自参与制定新的礼仪。张皇后满足了皇帝的这种爱好，总是兴致勃勃的陪同皇帝去参加一切必要的仪式，而且在这些仪式中表现出端庄得体的迷人风范，也因此更加得到皇帝的喜爱。可是她也不慎犯下了一个大错。本来世宗是由藩王身份得以入继大统的。入京之初，她的亲生母亲就和孝宗的张皇后（此时已是张太后），发生了冲突。世宗认为他的伯母张太后侮辱了自己的母亲，所以在当上皇帝以后想尽一切办法对张太后进行报复。

当时宫中朝中的人都明白皇帝的这种心思，因此都不敢说些什么。张皇后心地十分善良，她很同情太后，因此冒然地向皇帝求情，请他善待张太后。世宗一听就勃然大怒，立即下令废去了张氏的皇后称号，无情地把她打入冷宫，全不顾多年的夫妻之情。两年以后，张皇后在被幽禁的地方郁郁而终。在她死后，严苛的嘉靖皇帝仍没有原谅她，没有给她举行任何的仪式就草草安葬了她。

有功反而被杀世宗的第三个皇后方氏本来是他的宠妃，张氏被废之后仅仅九天，她就被立为皇后。与前两位皇后不同，方皇后是地地道道的南国佳人，容貌秀丽，温柔得体。但是她又同时具备了一些独特的气质，遇事果敢、镇定机智，是一个才色胆识兼具的奇女子。她的死却是因为她为皇帝立下了大功。

嘉靖二十一年的一天清晨，皇宫中发生了一场宫女企图谋杀皇帝的事件。其原因是嘉靖皇帝因长期服用丹药，暴躁易怒，喜怒无常，宫女不堪忍受而致。方皇后得到消息后，匆忙赶来，及时制止了宫女们的行动。

方皇后命人召来御医救治皇帝，当御医赶来时，嘉靖已经昏迷不醒、奄奄一息了。经御医全力救治，总算保住性命，方皇后这才放心。回过头来，查办涉案人员。命人处死正在行凶的宫女，并查出了事情的主谋王妃，王妃曾因端妃而失宠，因此端妃也被咬下水。方皇后知道事情非同小可，为了安定人心，处死了王妃、端妃，并株连九族。虽端妃临死前大呼冤枉，但也未免一死。

几个月后，嘉靖才慢慢地痊愈了。他知道方皇后救架有功，对她宠爱有加。可是好景不长，他开始怀念端妃娇艳妩媚的倩影，觉得是方皇后借机杀死自己的宠妃，心中的感激与恩宠开始变成了怨恨，逐渐冷落了方皇后。

几年后的一天，方皇后居住的宫殿突然起了大火，火势很猛，封住了宫门。嘉靖见此情景却不让任何人去救火，只是远远地站着，像欣赏风景一样，怡然自得的观赏着火景。可怜方皇后欲逃无门，和身边的太监宫女全部葬身火海。残忍冷酷的皇帝这才觉得是为自己的宠妃报了仇。

方皇后竟然因为及时救了皇帝的命，反而得到了这样悲惨的下场。从三位皇后的命运可以看出，这个皇帝是睿智还是昏庸了。戚继光斩子戚继光抗倭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中，最为人们传颂的就是戚继光斩子的故事。

违反部署嘉靖年间，倭寇数十次骚扰台州。戚继光奉命平倭，在台州数次大败倭寇。然而不久，倭寇败而复来，出没如常。为了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选择桃诸镇为控制点，造城立辕，招募台州、金华两府壮丁，训练新军。后来倭首海啸大王由汉奸杨通带路，绕过桃诸城，准备掳掠仙居县。戚继光得到密报，当即命自己的儿子戚英带领1000名新军，埋伏于仙居县东边杨府一带小平原，并派部将胡守仁带领新军500名，要让敌人一触即溃，并想方设法将倭寇引进杨府平原后，把队伍隐伏在白水洋镇西界岭头，拦截溃退之敌，将倭寇包围消灭掉。但是，戚英是员虎将，自视甚高，认为只需在白水洋就可以全歼倭寇，于是妄改父亲的战略部署，按兵在白水洋迎战。胡守仁领兵到白水洋时，发现戚英所率新军没有按戚继光的部署行事，就劝戚英速退杨府，白水洋由他隐伏，只等倭寇进入仙居平原后，双方夹击，全歼倭寇。但戚英固执己见，拒不接受劝告。情势非常紧迫，胡守仁只好分出200名新军由牙将李彦青率领，埋伏在林交山渡口的山林中，等待暗击败倭，不使漏网的敌人逃出黄沙地带。

亲父杀子这一日上午，倭寇长驱进入白水洋花街时，西有戚英千名新军，北有胡守仁迎头痛击，死伤累累。倭酋知道中了戚军的计谋，率军后退，企图逃往海上。倭寇败兵在林交山渡口与李彦青200名新军展开了一场肉搏战。因李彦青的新军连日奔波疲惫，人数又少，全部壮烈牺牲。等到胡守仁的追兵赶到渡口时，数十名残倭已向东逃窜不见踪影了。

这时，戚继光的援军已过小岭，与胡守仁军队相遇。胡守仁向戚继光报告有数十名倭寇漏网后，戚继光怒发冲冠。催兵到塘头朱溪边，安营立辕，设立行刑台，要按军法处斩戚英。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戚英，认为已彻底消灭了倭寇，正在忙着打扫战场，他错将换成首领衣甲的倭兵当成倭酋，准备报功。

等到中军传令，他才知道自己犯了军规，只好自缚到辕门请罪。戚继光升帐，传令带罪将问罪。戚继光历数戚英擅改作战方略，盲目自大，不听忠告，设伏不周，致使残倭漏网，小胜而骄，不辨真假，忙于报功等几条罪状，无论那一条都犯了死罪，喝令推出辕门斩首。

众将求情，免小将军一死。但戚继光严肃地说：“戚英所部虽斩获最多，非一人之功，是千名将士齐心协力作战之功，戚英不能独占。我是领军主将，若姑息他，重罪不办，何以服众?何以号令三军?”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诸将都哑口无言。戚继光当即命令胡守仁为监斩官。胡守仁接令在手，一时手足无措。但他终于将令牌掷出，戚英身首异处。

思儿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戚继光在宁德斩子的故事。当时倭寇在福建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朝廷换了几任大将也拿他们没办法，百姓叫苦连天。后来戚继光率八千义乌兵入闽抗倭，头一仗打的就是海上倭寇巢穴——横屿。

横屿是一个海上孤岛，与宁德的樟湾村隔海相望，涨潮一片汪洋，落潮泥泞一片，不易攻取。经过一番明查暗访，戚继光终于决定在中秋节下半夜出击，拂晓前捣毁横屿倭巢。临行前，戚继光晓谕全军：“潮水涨落，分秒必争，只许勇往直前，不准犹疑回顾。违令者斩!”戚继光的儿子戚狄平任先锋官，首先带领队伍出发。

行至麒麟山下的宫门嘴山口时，戚狄平想知道父亲所在的中军是否跟上来，就回头朝樟湾方向望了望。跟在后面的将士以为先锋有令传达，不觉脚下一顿。戚继光发觉有人停马回头，立即询问是什么原因停步不前。中军回报说：是戚先锋回顾所致。戚继光大怒，命人将戚狄平绑至马前，斥责道：“你身为先锋，带头违令，如何叫三军将士服从军令。”于是下令按军法就地问斩。身边部将纷纷说情，都无济于事。结果，戚狄平还是在大路边被斩首示众。戚家军扫平了横屿倭巢之后，就南下福清继续追剿倭寇。一次战斗间隙，戚继光登上闽侯吼虎山，想起爱子被斩于宁德樟湾村头，不禁伤心下泪。后人就在他曾立足思念爱子的地方建起一座六角凉亭，取名“思儿亭”。而宁德樟湾百姓则在当年戚狄平被斩的地方立“恩泽坛”石碑，以永远纪念戚继光斩子的大义之举和戚氏父子剿倭保民的恩泽。

另一些说法相传，戚继光在河北迂西县主持长城防务时，也斩过一个儿子。那年冬天，戚继光得到探报，塞外朵颜部的骑兵要进犯铁门关。戚继光很快布下天罗地网，传令诸将分头行动。

戚继光的爱子戚卫国也在军营里，见将士们都领命出战，也吵着要去杀敌。戚卫国当时13岁，聪明伶俐，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就是从没上过战场。戚继光见他执意要去，也想让他去锻炼锻炼，就答应了，让他随王将军到东山口埋伏。正像戚继光预料的那样，朵颜骑兵在铁门关吃了败仗，一窝蜂向东山口逃窜。只听一声炮响，王将军和戚卫国领兵挡住去路。骑兵头领一看不好，也发狠了，咬着牙，舞着刀，向戚卫国杀来。戚卫国毕竟年幼，又是头一次上阵，看见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有些害怕，一愣神的功夫，这个骑兵头领就突出重围跑了。

戚继光听说戚卫国放跑了敌兵头领，立刻下令把他推出去斩首。众将苦苦求情，但戚继光一向治军严谨，赏罚分明，刀斧手只得从命。戚卫国死后，就葬在了铁门关。当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个故事。

实际上，戚继光斩子，确实是有这么回事。但戚继光所斩的是“义子”，名叫戚英，斩杀的地点在浙江台州仙居县的水洋镇花街的塘头朱溪边。因为戚继光出生于公元1528年，而公元1561年在名州打完最后一仗，戚继光才34虚岁，不可能有已成为青年将领的儿子。另据戚继光自己写的文集中的记载，他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在仙游取得解围战役胜利后，曾去九鲤湖向九鲤仙祈祷，盼望能生子“续嗣”，可见他当时还没有儿子。事有凑巧，4年后，即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戚继光生了个儿子，名叫戚国祚，是他的长子。因此，戚继光所斩的不是他的亲生子，而是他在义乌练兵时结义的儿子。严嵩的晚年为何凄惨严嵩把夏言除掉以后确实登上了万人之上的高位，但是他应该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

老而弥坚严嵩已经年过六十了，可是他精力过人，毫不逊色于少壮之人。整天待在衙门里，皇帝随传随到，成天不回家。嘉靖皇帝觉得他非常能干，还赞扬他“忠勤敏达”，还升了他的官。但是真正使皇帝喜欢他的原因还是严嵩的善于逢迎。

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一心想得道成仙，许多朝臣都对此不以为然，但是严嵩的态度却正好相反。他知道这正是巴结皇帝的好机会，因此更加顺着皇帝的心思用心钻营。他知道皇帝想成仙，最喜欢祥瑞之兆，他就写奏折给皇帝上了一个“庆云”的尊号，意思是五色云，是道家最相信的吉祥象征，还另作了一篇《庆云赋》，也是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章。嘉靖皇帝见了非常高兴，觉得严嵩十分贴心。

嘉靖皇帝设计了一种名叫“香叶冠”的奇形怪状的帽子，要送给大臣们在举行庆典的时候戴。大臣们都十分不情愿，认为戴这种奇怪的帽子有损于朝廷大臣的威严，劝皇帝不要佩带这种帽子。皇帝本来对亲自设计的帽子极为自豪，听了大臣们的言辞十分不高兴。只有严嵩一个人得到这顶帽于的时候显得兴高采烈，马上就取下顶冠戴上帽子。嘉靖皇帝一看马上转怒为喜。

除了这些奉承皇帝的本事以外，最使皇帝喜欢严嵩的是他有一手好文笔。每当皇帝在宫中举办道场的时候，严嵩总会写上一篇这赋那赋的，均是称赞皇帝、为皇帝祈福之类的内容。皇帝觉得他文章写的十分好，于是每次做法事，总是让严嵩来写这种“青词”。严嵩也因此越来越受到皇帝的宠信，官位一步步高升，最后做到了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职位，他也是内阁的首辅大学士。皇帝把一切重要的政务都交给他处理。他借着手中的大权大肆贪污受贿，凡是他提拔上来的人被派到外地作官的，无不“尽心尽力”地在地方上大肆搜刮，再把搜刮来的钱财送给严嵩。他的儿子严世蕃借着父亲的力量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受过他迫害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他还公开地卖官鬻爵，什么职位卖多少钱，谁出的起这个价码，谁就当这个官。于是，政府各个部门之中到处都充满了他们父子的亲信和门人。

逃不过自然法则刚开始时有人弹劾严嵩父子贪赃枉法的罪行时，嘉靖皇帝总是想法子替他开脱，但是后来说的人多了，也不禁对严嵩产生了怀疑。这时严嵩已经年近八十，体力大不如以前了，眼睛也花得厉害，走路时腿脚也不利索了。嘉靖每天都看到这样一个耄耋老人蹒跚缓慢的行动，也觉得很厌烦了。尤其是严嵩因为年纪渐大，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精明能干，每次皇帝有什么事情找他前来问话，或是临时要他起草一份什么文件，严嵩眼睛看不见，只好马上派人拿回家里去让严世蕃帮他做，可是严世蕃本来就是一个酒色之徒，常常在家里喝的酩酊大醉，所以皇帝交代要办的事总是要拖很久。有时严嵩实在等不及儿子来处理事情，就只好自己动笔草拟诏旨，可是又往往不合皇帝的心意。嘉靖皇帝也因此越来越厌烦，觉得严嵩实在太老了，早就应该退休回家去了，对严嵩还是一如既往的紧紧抓住手中的权力不肯放手，也觉得很不满意。

严嵩也知道皇帝对他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了，上朝的时候，皇帝很少向他问话，偶尔问一句，也是一些关于祭祀等不太重要的事。严嵩心里也很害怕，可是也没有办法可想。相反的，取代他获得了皇帝的信任的人是大学士徐阶。徐阶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知道皇帝的心意渐澌偏向自己了，就开始想办法驱逐严嵩父子。正巧嘉靖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失火，严嵩糊里糊涂地提出请皇帝先到南宫暂时居住。南宫本来是以前明英宗失去皇位被幽禁的地方，嘉靖皇帝觉得不吉利，所以很不高兴。而这时徐阶则请皇帝暂居在别的地方，并很快就建好了新的万寿宫，皇帝非常满意，此后与徐阶更加亲近了。

奸臣末路没有多久，有人上书指控严嵩父子的违法行为，嘉靖不再像以前一样庇护严嵩了。他下旨安慰严嵩，但是指出严嵩实在年纪太大了，让严嵩退休回乡养老，念在他为自己服务了这么多年，还给了他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不过，皇帝说严嵩过于宠爱自己的儿子，致使严世蕃放任自流，做了许多坏事，虽然不再追究严嵩的责任，还是把严世蕃投入大牢，审判以后发配边疆了。这时无论严嵩怎样为自己的儿子求情，皇帝也不再理睬了。这时的严嵩对皇帝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总算他还念在严嵩的多年苦劳，也没有治他的罪，让他回乡养老已经很不错了。不想严世蕃获罪之后仍然不思悔改，居然不去发配之地，反而跑回了老家与当地的强盗相互勾结。嘉靖知道了大发雷霆，命人把严世蕃抓回来处死，还把已经退职的严嵩罢为平民，剥夺了他原有的俸禄。严嵩这时已经86岁了，又老又病，儿子也死了，住在坟地的一间破草房里，就靠着给别人看守坟地混一口饭吃。过了两年，他终于在孤苦伶仃、饥寒交迫的困境中悲惨地死去了。

严嵩执掌朝政长达二十余年，不知做了多少坏事，最终落得这样一个凄凉的下场。不过作为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奸臣来说，他能够最后寿终而死，也不能不说他的运气实在不错了。清官海瑞的另一面海瑞固然是以清正廉洁而闻名于世，但是与此同时，他也以古怪孤僻而著名。

双面的青天当海瑞死去时，百姓为他痛哭流涕，不过也有人兴高采烈，许多士人都纷纷庆幸这个“偏执”、“疯癫”、“爱管闲事”的南海狂人终于死去。然而，就是在骂他的人中，也有人暗暗佩服他，例如当时的大地主何良俊，与海瑞势不两立，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海瑞是“铮铮一汉子”。海瑞作为清官，似乎已经盖棺定论，但是看看有关史料的记载，却又能发现一些海瑞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他性喜易妻纳妾，引起了当时不少士人的批评与不满。据说海瑞罢官在家的十几年中，曾经九次娶妻，并且毫无理由地更换正妻。所以有人批评他说“此老大概好异，做事多不近人情”。

在海瑞的一生中，确实有多次频繁娶妻纳妾的记录，先后被他收为妻妾的就有王氏、潘氏、许氏、丘氏、韩氏等人。他在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娶了两个年轻貌美的小妾，以至于引起妻妾不和，造成了二人同日自缢的家庭悲剧。他休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往往只是因为一语不和，或是一事之失，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妻子赶出家门。像他的妻子潘氏、许氏二人，被休回家，却竟然不知自己为何原因被休。

饿死女儿又有记载说他为人残忍冷酷，活活饿死自己的幼女。这件事是说，海瑞有一个五岁大的女儿，有一天她肚子饿了，正拿着童仆给的东西吃，不巧正好被海瑞撞见了，海瑞就厉声责问她食物从何而来，女儿回答说是童仆给的，海瑞就发怒了，责怪女儿不应该接受别人给的东西，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并且命令女儿，只有把自己饿死，才能证明她不愧是海瑞的女儿。

小女孩儿真的拒绝了家人送来的食物，一连饿了七天，活活把自己饿死了，而这时候的海瑞仍是无动于衷。试问一个五岁大的孩子，肚子饿了找东西吃，接受了童仆送来的吃食，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自己的孩子被饿七天丧命，作父亲的海瑞竟然无动于衷，这实在是有些太过于不近人情了。难怪明代有的人说，海瑞尽管娶了这么多妻子，却没有生下一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又被他饿死了，也许这正是天道的报应吧!他的一生，基本上没有过正常的家庭生活，临死时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孤孤单单地离开了人世，这不能不说是因为他异于常人的个性原因造成的吧?

人非完人再如，海瑞要求别人行事不要铺张，而自己出行却又讲究排场，又极为喜欢以圣人自居，很容易就让人产生反感。还有，海瑞在处理案件时刚愎自用，只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断案，而往往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虽然大多数时候他偏向普通老百姓是正确的，但是也不乏被刁民欺骗利用之事。

不可否认，海瑞在执法时是铁面无私的，可是行事却又太过迂腐刻板。户部司农何以尚是海瑞的好朋友，曾经因为替海瑞说话而受过重刑，两人因此结成莫逆之交。可是海瑞复出就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以下属的身份去见海瑞，他却摆起了上官的架子，自己高坐在主位上，而让何以尚坐在角落里。何以尚非常生气，他说，若是单以官位来讲，这也没什么。但是，两人是好友，难道海瑞就不能以客人之礼待他吗?海瑞对他的抗议仍然不发一言，还是一副冷硬的面孔，不加理睬，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这件事传到京城中，大家也都对海瑞十分不满，认为他寡情少义，恩将仇报。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不难看出海瑞的行事为人尚有待议之处。

这些材料是否属实，许多人都曾经提出过怀疑。海瑞刚正不阿，敢说敢干，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他不大讲究工作方法，有时操之过急，有时又不切实际，当时得罪了不少人，受到许多攻击和诋毁，连著名的政治家张居正也因为担心他说话太直易坏事，而把他闲置起来，坐了十几年的冷板凳。其实，这些事情若是真实的，到也并非全无道理。那只是因为海瑞过于刚直、宁折不弯的性格造成的，他待己以苛，同样也待人以苛，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和他能一样成为道德的典范，成为伦理的圣人，而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是否能够作得到。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有过火之嫌，他坚信着“矫枉必须过直”，否则就不能矫正不良风气。这样一来，他的一切行为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李时珍修《本草》

李时珍是我国著名的医药学家，他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自编成后就在全国广泛流传。

世家出身李时珍出身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李时珍从小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自然而然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他自已从小也是体弱多病，饱受病痛的折磨，因此很同情那些生了病的人，他下定决心，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好医生，治病行医，为天下的病人减轻痛苦。可是他的这种伟大志向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因为当时医生的地位十分低下，他的父亲一心想让李时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光耀门楣。所以李时珍就听从父亲的安排，努力攻读儒家经典，刚刚14岁时就已经中了秀才，这让他的父亲十分高兴。可是接下来他连续三次去考举人都不顺利，每一次都名落孙山。父亲见儿子多次应试都不中，也知道儿子真正的志向是学医，只好不再勉强他，同意他学习医术了。

李时珍在学医的过程中特别认真钻研，也非常善于思考。他通过自己从小吃药和为病人看病抓药的经验中发现，以前所熟读的那些医学书籍中记载的内容并不都是正确的，有些条目杂乱无章，有的又前后矛盾，甚至有些有明显的错误存在!如果按书上的记载照方抓药，不但不能减轻病痛，反而还会使病情恶化。他知道，医术虽然很重要，但是药学也同样重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良医也是相同的道理，如果单有良医，而没有对症的良药，那对病人仍旧毫无帮助。所以，他又产生了仔细研究药学的兴趣，立志要编出一本新的《本草》，其中要包括天下所有的药物和所有的药方，纠正和弥补历代医书中存在的错漏之处。

苦心修书有了这个目标，他就开始向这个目标努力。编一部《本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编写这样一本内容繁杂，包罗万象的书，以个人之力而言非常困难。宋朝编的《类证本草》记录九百多种药材，内容比前代增加了许多，而它的编成是以政府的强力支持相关的，政府派了几十个人，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在前代药书的基础之上编成这部。可想而知，李时珍想靠一人之力编著新的《本草》，又要超越前人的成果，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李时珍很清楚的知道，要想写好一本药书，首先就要精通医术，只有在长年行医积累经验的过程中，才能对药材的使用有一个全面正确的了解。所以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成了当地的名医。后来，因为他治好了楚王小儿子的顽疾，被楚王推荐到北京的太医院去任职。太医院是当时全国等级最高的官方医疗机构，李时珍在这里虽然无所事事，但却有机会博览太医院中丰富的医学书籍，这为他日后写《本草》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李时珍辞去了太医院的职务，开始了在全国各地边行医边考察的云游生活。他每到一处，都要遍访当地的乡村故老，寻问一些奇物的偏方秘药，也亲自到深山野林、崇山峻岭中去寻找罕见的药草，研究各种草木的药性。经过细心的探访，他往往能够发现一些古医书上未见记载的药草，也在行医的临床经验中，开始总结出某些药草的特性。他是这样痴迷于寻找药草，以致于有一次带着徒弟到武当山采摘草药时，还被山上的道士当作盗采药材的药贩子抓了起来。

在持续不断的探访行医中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二十多年。李时珍在这漫长的时间里踏遍大江南北，足迹遍布每一座名山大川，直到晚年，他才回到家中，开始用积累的材料写作这本新的《本草》。他动员了全家之力，每个人都参与了抄写、绘图、校订等各种工作。到李时珍61岁的时候，这部穷尽李时珍的心血，历经27年时间积累编写的巨著终于完成了。此后不久，李时珍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把这部巨著献给了朝廷，马上受到了当时著名的大政治家张居正的重视，在全国大力推广。这部巨著一共190多万宇，分为16部，62类，52卷，收载了1892种药物，并记下了11096个药方。书的开头还将常见病分为177类，详细记述了每一类病的治疗方法，开出足够的药物和附方，还详细写出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颜色、气味等等。为了便于识别，还绘制了上千幅草药的插图。

《本草纲目》出版以后，流传到世界各地，已经被翻译成日、德、英、法、俄、拉丁等多种文字，在我国乃至世界医药学发展的历史上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李时珍穷尽了他毕生的心血，为我国古代药物学、植物学的研究留下了一笔无比珍贵的巨大财富。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是明朝中晚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推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

步入辉煌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少年时代就聪明过人。他的仕途也很顺利，刚刚二十多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当时正值嘉靖皇帝在位，这位皇帝整日只顾着自己拜神炼丹，对于国家的政事毫不理会，搞的国家大乱，民不聊生。

张居正目睹这种时局，多次上书嘉靖皇帝要求改革政治，振兴国家，但是一概都被皇帝置之脑后，不理不睬。一气之下，张居正就请假回乡养病了，等到嘉靖皇帝的儿子穆宗朱载里即位当了皇帝，他是一个守成之料，做了一些得人心的好事。他知道张居正是个治世之才，就把他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任东阁大学士，张居正从此进入了国家中枢机构的内阁。

穆宗在位只短短六年就去世了，即位的是他年仅10岁的儿子朱翊钧，这就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万历皇帝。神宗即位的时候，张居正也是同时受穆宗遗命辅佐新皇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只是当时地位最高的是任首辅大学士的高拱，张居正觉得，可以让他一展雄才的机会现在终于来了。他和在宫中掌握实权并且和高拱有些私怨的大太监冯保联合，用计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首辅大学士，终于站到了权力的顶峰。

张居正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要想长期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目前这种主少国疑的情况下，必须得到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太后的支持，而要想在将来也能保持崇高的地位，还要博得未来的掌权者——皇帝的尊敬与信赖，所以他主动的提出当小皇帝的老师，教导小皇帝学习。太后知道这位大学士学问渊博，很高兴地答应了张居正的请求，还嘱咐小皇帝说：“一定要听张先生的话。”太后是一个严格的母亲，对小皇帝管教很严厉，小皇帝果然对这位张先生又敬又怕。张居正也确实一直在用心的教导他，希望教出一位未来的明君。在朝中，因为有小皇帝和太后的尊敬信任，又有掌握大权的太监冯保的全力支持，张居正的地位稳如泰山，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一条鞭法当时明王朝的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一天不如一天。全国大半的土地都被地主劣绅吞并了，他们仗着自己在社会上特殊的身份地位，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税收和徭役，这些赋税就要相应的转嫁到那些土地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土地的农民身上去。因此闹的国家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张居正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在增加国家税收的同时减轻农民的负担，就推行了一种新的改革赋役制度的措施，这就是著名的“一条鞭法”。

本来我国古代国家的赋役制度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是赋，包括土地税、人头税等等，大多数都是用实物缴纳，有时也交银钱。还有一部分就是劳役，国家的法律规定，百姓有义务无偿为国家服劳役，可是很多时候这种劳役又没有规定出确定的服劳役时间和内容。在这种赋役制度下，很多时候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都不能得到保证，还要交纳些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有时还要放下赖以为生的田地去为官府无偿服务。一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也用各种办法巧立名目，往老百姓头上转嫁负担。

张居正的这种改革方法就是为了解决这种情况而创造出来的。他下令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规定出豪富之家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多出的部分就要分给同族的无地农民耕种。再把各种税收和劳役全都折合成银子，百姓只要按时上缴这份相对比较固定的税银，就不用另外交纳别的税项，也不用在为官府服役，改由官府用收上来的银子去雇人干活顶替原来需要农民服的劳役。

这个办法使税额相对固定下来，地方官员不太容易在税收上做手脚，百姓只要缴纳一次税，就能得到比较长时间的安定生活，地方上地主大量霸占土地的情况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种做法损害了地主们的利益，遭到了全国贵族地主的强烈抵制和反对。但是由于张居正有太后和皇帝的大力支持，丈量土地重新制定税额的措施还是被强行贯彻了下去。结果通过重新丈量，全国的需要缴纳赋税的土地比以前多出了三百多万顷，比以前的数字多了一倍，相应的国家的税收也增加了一倍。当时全国的府库都因此装满了充足的储备粮食，足以支撑国家数年之用。据说当时放在国家金库里的一贯贯铜钱都因为长久不用而生锈了。

大显身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命人在全国各地修筑水利工程，尤其是当时黄河泛滥严重，他下令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减轻了沿河百姓颠沛流离的痛苦，也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大运河能够得以正常完成运输任务。明朝最有名的治河水利专家潘季训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治河成功的原因中少不了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

当时沿海倭寇的骚扰刚刚稍有平息，北方蒙古势力又频频进犯。张居正就把当时的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训练士兵，修建堡垒，极大的加强了边境的守卫力量。戚继光的成功也是因为有张居正在他背后鼎力支持，他把与戚继光有矛盾的当地将领都调离驻地，好让戚继光能够大展手脚。等张居正死后，戚继光这一位代名将也因为在朝中缺少了强有力的支持而很快就被罢官回乡了。

总之，明王朝在张居正主政的这一段时间里，无论是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还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军事力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明王朝似乎有了上升的趋势。但是一个国家的衰亡并不是只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起死回生的。尽管张居正为了挽救时局作出了巨大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他一死，他的改革措施也随之被废止，不仅他的一生心血都付之东流，明王朝也很快地走上了最终灭亡之路。首辅死后被抄家明朝复兴的主导者张居正，在他生前死后却经历了戏剧性的命运转变。

得罪小皇帝万历十年，张居正因为多年勤政，积劳成疾而病逝。他死后，万历皇帝朱翊钧下诏罢朝数日致哀，赠其“上柱国”荣衔，赐谥“文忠公”，赐银千两，并命专人护定归葬江陵，简直是恩崇备至。然而，不久之后，朱翊钧却翻脸不认人，对张居正家大肆查抄，希图挖出巨金，并引出了一串冤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万历皇帝登基时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张居正是进士出身，学问很好，就被太后委任为小皇帝的老师。他对待自己的皇帝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日常起居，一举一动都要受到老师的监视督导。张居正时时刻刻都用圣贤的要求去规范自己学生的行为，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的风范。在这种严格的教导之下，万历皇帝对这位老师从心里既尊敬又畏惧，朝政大事全部交给张居正，自己则专心于读书学习。这样一般师生君臣之间的亲密关系本来可以传为美谈，但是事情总不能尽如人意。张居正实在对皇帝太严厉了。

万历皇帝从小学习书法，而且字写得极好。常常写一些字幅送给身边的亲信大臣，张居正也是经常得到皇帝赐字的人。小皇帝把书法当做爱好，非常引以为自豪，但是没过两年，张居正就以书法只是末技为理由，劝皇帝不要过于沉醉其中，还强硬地撤去了皇帝每天必上的书法课。从这样的一件小事中．张居正的强硬、说一不二的作风已经伤了小皇帝的心。后来又有一次，小皇帝和身边的两个太监一起深夜醉酒，在宫中胡闹，结果第二日受到皇太后的严厉斥责，还由张居正做主，把皇帝身边陪他玩耍的太监全部调走了，他还逼着皇帝向全国百姓发布了一篇“罪己诏”，措辞十分严厉，让小皇帝觉得实在受不了。就在这样的一次次打击中，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感情慢慢从敬畏转变为怨恨。

消灭阴影万历十年，一直左右着朝政的张居正死了，已经二十岁的万历皇帝信心十足，开始亲政了。但是不久万历皇帝就发现，张居正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的阴影却仍影响着朝廷。万历皇帝仍旧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朝政，朝中到处是张居正一手栽培的官员。而且他逐渐发现，以前一直被他视为圣贤，也要求皇帝成为圣贤的张居正并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样神圣。张居正仪表非凡，为人极好修饰，一切享受都要最好的，而且张居正自己也喜好女色，也钟情于他口上一直批判着的房中秘术，张居正也有受贿的经历。这一切都让他头上神圣的光圈脱落了。皇帝开始觉得张居正对人对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标准，他要求别人节俭，自己却极尽奢侈，他要求别人不近女色，自己却贪图美色，凡此等等。而且，现在皇帝想亲政，他就必须要扫除张居正在朝中的影子，消灭他遗留下的影响力。

于是，他首先向张居正的坚定支持者、帮助他与后宫沟通的总管太监冯保开了刀。当初，李太后对朱翊钧读书修行约束极严，处处监管，动辄罚跪、责打。其时，冯保作为太后的耳目，常常向太后打小报告汇报朱翊钧的毛病，太后则是每告必罚。为此，朱翊钧非常害怕冯保，有时还得讨好冯保，但他内心深处却埋下了对冯保仇恨的种子。如今他大权在握，立即抓住冯保的一些劣迹，将其贬到南京．并听信太监张诚的密告，从冯保家中搜出金银一百余万，珠宝无数。

抄家风波尝到了整人、查抄甜头的朱翊钧又把矛头指向了死后的张居正。他想来个“一箭双雕”，一方面能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总揽朝纲；另一方面，还想从张居正家中在敛聚一大笔钱财。万历十一年三月，朱翊钧借有人攻击张居正为官时专横跋扈，以权谋私之际，下令追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荣衔，又下令追夺他“文忠公”的谥号，并罢免了一批当年与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朝臣。张居正的儿子也被贬为庶人。之后，他派人南下抄张居正家，害得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结果，仅查出黄金万两，白银十几万两。被派去办理这件事的太监觉得这个结果不好向皇上交待，遂把张居正的长子、礼部主事张敬修抓来严加拷问。酷刑之下，张敬修乱咬一通，说还有三十万两银子藏在曾省吾等三人家里，结果这三家也成了这次抄家的牺牲品，都被查抄。张居正的一个儿子被逼自尽，另一个儿子两次自杀未遂，惨状令朝野惊悸。

万历十二年八月，朱翊钧下诏书宣布张居正的所谓罪状，并把其弟、子、孙统统发配边地。至此，一场抄家闹剧才算收场。朱翊钧终于拂出了张居正在他心理上投下的阴影。只是张居正改革的一番心血也随着付之东流了。贪财皇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形形色色，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爱钱的皇帝。

天生爱钱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单纯的喜欢收集金银财宝，就像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守财奴一样，恨不得把全天下的财富都抓到自己手中。当然他花钱的时候也很多，例如他给皇子们举办婚礼，一次就从国库中支取白银九百三十四万两，外加袍服费二百七十多万两。有一次，他花了二千四百万两白银用来购买珠宝，花费真是相当惊人。但是他花费的这些还是不如他聚敛的钱财多。收集金银和奇珠异宝似乎成了万历皇帝的特殊爱好。

万历皇帝贵为天子，在那个时代，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天下的财富还不是任他随取随用。但是万历皇帝却似乎并不这么想，他一定要用实实在在的钱充满自己的私人钱库才觉得心安。为了达到敛财的目的，他无所不用至极，想出了许多荒唐的点子。例如他常常挖空心思，找出各种借口命令政府部门向他进贡钱财。他的妃子生了一个女儿，户部和光祠寺就必须向他献上白银十万两以示庆祝。公主出嫁，则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为嫁妆，若是皇子娶妻就要献的更多。

他还大力提倡官吏们向他“进奉”，用这种秤称斗量的方式来表示忠心。谁进奉的钱多，就加以重用。于是官员、太监纷纷用这种进奉的方法讨好皇帝。官员们若触犯了他的龙颜，他最喜欢用的惩罚方式就是“罚俸”，即剥夺官员们的工资，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当然这只是对罪行不重的官员们施行。若是罪刑严重的，当然就要使出他的另一个绝招——抄家。本来抄家的作法历代都有，但不同的是，历代封建王朝抄家后所得的财产都要“充公”，即登记造册，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但是万历皇帝的抄家却是把全部所得归自己所有。

这样作法最早用于对付曾经竭尽全力辅助他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内监总管冯保。这两个人都是陪伴他度过他的前十年皇帝日子的人。在张居正死后，有人弹劾张居正，万历皇帝就趁机下令抄了张居正和冯保的家，从中得到了不少甜头。从此这抄家的势头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他曾经私下里得意的对身边太监说，用这个办法捞钱简直比从国库中支取还容易，他当然乐此不疲。

“节源开流”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好商量，官员们犯了罪，如果主动的向他献上金钱，他也就“宽宏大量”地放人一马，但若是谁执迷不悟，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有个叫张鲸的太监，犯了欺君的大罪，按律当斩，但是由于他很机灵，及时向万历献上了一大批金银财宝，居然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不但没有被治罪，反而还升了官。当时有的朝臣针对这件事直接向皇帝上书，说他以天子之尊而接受了内臣的贿赂，实在不成体统。皇帝非常生气，马上就治了这个官员的罪。

万历皇帝的“节源开流”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到万历末期，全国的府县有三分之二的地方官职位空缺，有人老了，死了或是罢了官，那个职位就从此空缺着，不再派新的官员去上任。朝中的六部是国家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但是到后来也只有三个部有尚书主事，国家的最高决策机构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人在任上。皇帝拒绝向这些空缺的职位派遣新的官员，这样就可以节省下一大笔支出了。不过这种办法却使国家机构几乎陷于瘫痪，全国的官吏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是，节流”的办法。至于“开源”，万历皇帝想出的办法是派大批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采榷之祸”。

“采榷之祸”

这些矿监凶横无比，他们名义上是开矿增加税收，但实际上根本不去勘探、开采，而是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灾祸临头，只有献上金银珠宝方能摆平，否则就被强拆房屋，掘地翻圃，甚至抢掠家产，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则借口找矿，挖坟掘墓，搜取陪葬品。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比强盗还甚。当时有个叫陈奉的矿监，是万历矿监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他出使荆州和兴国州，常借口巡初到处殴打官吏，抢劫行人，引起民愤。一次他在巡查途中被数千群众围打，逃回荆州后，上书皇上，诬陷当地官府煽动叛乱，万历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派人查办。

到了后来，矿监遍布山西、山东、陕西、四川、云南、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全国百姓深受其害。

万历三十年，万历皇帝一病不起，以为自己将死，想死后留个好名声，于是下了遗诏，停了矿税。不料，几个小时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派人去内阁收回遗诏。前前后后去了二十多拨人传达皇上口谕，说矿税万万不能停。结果，“采榷之祸”始终没能废除。

万历四十八年，万历临死之前下的遗诏中，又提到了停矿税的事，然而，一切都为时太晚了。明王朝已经衰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他死后，明王朝又维持了二十几年的统治，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明王朝的衰亡实际上就是从万历时期开始的。利玛窦的传教明末，西方人利玛窦来中国传播天主教，他的到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十七章

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两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一共有两次，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并最终被改造成在中国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第二次就是在明清之交，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旺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天主的忠实仆人。十六岁的时候，他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仍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兴趣广泛，又学习了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多种知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在迅速上升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处都是一派崭新的景象。欧洲的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积极的组织远东传教团到远东传教，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传教：在葡萄矛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了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又改派他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地。当时中国还是从未有过西方文人涉足过的处女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年底，利玛窦从果阿出发，经历了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当时被葡萄牙占据的中国澳门地区。

初获成功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因为中国的极度自闭，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也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利玛窦来到后，才开始稍稍打开僵局。他们有时可以获准随着在澳门居住的商人的船只到岸上小住，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玛窦和另一个神父罗明坚获得批准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建立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大，常常有人会突然闯进他们居住的院落，随意砸烂东西。虽然地方官也出面制止，抓了一些为首的人，但是成效还是不大。

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神父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的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选取有关“帝”的条目，将之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这样可以使中国人更加容易接受。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这些在西方原本十分普通的物品，在那时的中国却成了极为贵重的东西，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些物品都表现的爱不释手，于是有时为了传教的需要，利玛窦就把这些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中国官员，每一个接受礼物的人都很感激，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渐渐的，利玛窦的住宅变得门庭若市，许多知名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都慕名找上门来。他还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者。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昌传教成功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以至于利马窦等人无法继续在肇庆立足，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利玛窦不得不放弃这个基地，另外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建立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但是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马窦又想到南京谋求发展。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根本无法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都城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的概念。

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惟一的改变是他开始在受邀参加官员、文人的集会上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当这时常常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中国文人也开始对新的宗教哲学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第二次向北京进发，在经历了太监马堂的恶意阻挠之后，他们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了万历皇帝的允许，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

北京传教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为了使自鸣钟能够正常无误的运行，皇帝破例允许神父们在北京长期居住，一旦自鸣钟发生故障时就可以迅速进宫修理。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从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时，耶稣会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

三年后，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专门命人在北京拨出一块墓地安葬利玛窦，他至今依旧长眠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之死并没有停止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书，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化也借由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断，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直到清初乾隆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李贽自刎“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书呆子”

李贽，原名李载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他祖上几代都从事海外贸易，父亲和祖父都是回教徒，李贽自己也信奉回教，因此，近代学者都说李贽是回族。

李贽二十六岁那年考中了福建乡试的举人，三十岁开始做官，先后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从河南共城（今河南省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教师）、礼部司务（办事人员）到南京刑部员外郎（一般官员），都是公务不多、薪俸微薄的职务。

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从南京刑部员外郎调任云南姚安知府。知府是个能捞钱的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贽并不想发财，他只想在知府任内积攒些钱，日后好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可是，李贽做了三年知府，归来时仍是两袖清风，行囊里仅有几卷图书。这样，他一直没有摆脱生活的困扰，两个女儿因饥荒死去；祖父、祖母死了五十多年，因为买不起一块地，一直没有安葬，岳母双目失明，思念女儿，他却没钱让妻子回家探望母亲。穷困的生活磨炼了李贽，他不怕穷，不怕苦，一心追求真理。

被斥“妖人”

那时候，学术思想界流行的是理学，又叫道学。这种学派出现在宋代，道学家们提倡封建道德，认为这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天理良心”，把这称为“道”。他们讲究“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等，打着孔子的招牌，宣传封建礼教。道学家的思想，从宋到元，由元到明，愈演愈烈。就在道学思想风靡一时的时候，江苏泰州盐丁出身的王艮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反对道学家所说的“道”，认为人生穿衣吃饭和劳动就是道。这种思想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农民、盐丁、樵夫、陶匠和小商贩的信仰。这个学派揭露道学家的假面具和他们言行不一的丑恶行为，因此遭到道学家们和封建官僚地主的迫害，被诬蔑为是“左道”、“妖人”。

李贽在北京作礼部司务的时候，和泰州学派的学者赵大洲经常来往，听赵大洲讲学，在南京的时候，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钻研泰州学派的学说，因而对它有了深刻的了解，自己也成了泰州学派的学者。

二十多年的坎坷仕途和官场生涯，使李贽认清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官场的肮脏，看清了道学先生们的嘴睑。他要反对、要抗争，要揭穿道学家的假面具，于是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

为了不受地方官吏的管束，李贽从云南归来的时候，决心不回老家，来到湖北黄安的朋友耿定理家里居住。

惹怒伪君子谁知来到这里也不平静，他一到黄安，就和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贽来到耿家之后教耿家的几个孩子读书。他主张应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聪明才智，不要用封建礼教束缚孩子，压制他们天真活泼的本性。耿定向是个大官，又是个道学家，自然不同意李贽的意见，便发生了矛盾。特别是何心隐的被杀，使两人水火不容。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一位有名学者，又是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因为反对封建思想而被逮捕，统治者为杀他制造舆论，在大街上张贴他的罪状。可围看榜文的人都指出这是诬陷，都为何心隐叹惜，武昌数万人为他鸣冤。但是作为何心隐的朋友的耿定向，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讨好首辅张居正，虽有能力也不搭救朋友，这位被荣华富贵迷住心窍的道学先生，却还吹嘘自己有一种为了正义的事不管碰到什么艰险危难，也一定去做的精神。

李贽看透了这个伪君子的本质，在朋友耿定理死后，把妻子送回老家，自己也愤然离开耿家，来到黄安邻县麻城县龙湖上的芝佛院。李贽在这里写了好多封信给耿定向，揭露他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李贽在一封长信里说：“你和一般人一样买田地，置房产，读书考功名，做官求地位，遍寻好风水以求子孙有福，都是为自己打算，没有一点替别人着想。可是一开口谈道学，便自称是为大家，是为着有利于别人。其实你所说的你并不来做，而你所做的你绝不说。你的言行，还不如一般百姓，他们做什么就说什么，作生意的就说作生意，种田的就说种田，多么痛快!你所以这样，是因为你博取好名声的心思太重，总是想方设法掩护自己。你这样左遮右盖，何时是了呢?你分明是贪图高官厚禄，想做到三品二品大官，以求光宗耀祖，这才是你的真实思想。你口称道学，其实，你既无传道的意思，也没有重道的想法。我劝你不要再说假话了!”这些话，把耿定向和其他道学家们的虚伪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写的《焚书》在麻城刻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他给耿定向的一些信。耿定向看了《焚书》，勃然大怒，发动他的学生攻击李贽，还编造谣言诬陷李贽是“妖人”，是“左道惑众”，蓄意“造反”。

李贽并不害怕，他进而想从历史上清算道学，于是开始写另一部著作《藏书》。他在这部书里用反道学的独特见解，评论历史人物。他称赞被骂作“暴君”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认为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他认为宋朝道学家程颐、朱熹只会说假话骗人。就在李贽著《藏书》的时候，统治者对李贽的迫害更厉害了，他们无中生有地给年已七十四岁的李贽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捣毁他居住的芝佛院。李贽的朋友杨定见听到这个消息，事先保护李贽躲开。

后来李贽被朋友马经纶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以死抗衡李贽刚到通州不久，诬蔑李贽的流言蜚语便传到北京，有人有意置李贽于死地，说他写书攻击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大权在手，听说后非常恨李贽。这时候，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皇帝，诬蔑李赞所写的书惑乱人心，不可不毁，并以“有伤风化”的老调陷害李贽。明神宗立即下旨逮捕李贽。就这样李贽被抓进北京的监狱。

李贽在狱中，照旧读书作诗，不向统治者屈服。审问他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写那些书?”李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著书很多，对人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审讯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李贽到通州不久就病了，入狱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说要他回福建原籍，心想，我已病得不能走路，怎么能回原籍呢?便决心以死与统治者抗争，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的诗句。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三月十五日这天，李贽喊人给他剃头，剃完了头，趁那个人外出的机会，他拿起剃刀，自刎而死，时年75岁。

李贽一生反道学，反封建礼教，受尽诬陷，最后以死控诉了统治者的迫害。李贽死后，马经纶把他的尸体葬在通州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历经劫难，现在仍然竖立在通县县城北牛作坊，象征着几百年前这位反道学的斗士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开创了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

不平凡的成长顾宪成，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爿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他家住的房子很破旧，不蔽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成奋发读书的决心与向上进取的志向。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既聪明，又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

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颜回，是孔子著名的学生，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不以为苦，师从孔子，刻苦好学，以学为乐。顾宪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贫富观，希望做一个知识的富翁。他还自撰了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在读书期间对社会的关注。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从此闻名遐迩。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从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会激流中。

革职为民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当时政治黑暗，军事腐败，财政拮据，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州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束，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这种国势日衰的形势，顾宪成初入仕途，就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后外放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又奉调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任职，他都不媚权贵、廉洁自守、正直无私、办事认真。

首辅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王锡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自的真相。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书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书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书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开办学院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他的人很多。顾宪成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他看到来的人实在太多，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庙、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容纳不下，就与长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顾宪成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使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日以继夜奋发攻读的景象。许多已有功名、才学亦高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在居家讲学的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重建工程开始于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大力。顾宪成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办起来的。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这就将原来士绅的分散游学形式变为集中固定的有组织的讲学活动。而且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还提供食宿方便。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时间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集体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

奸人诬陷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与江南讲学者遥相呼应。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便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的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气节统统混为一谈，弄得吏治人心大败。

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境况也开始走下坡路，与会人员锐减，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讲事也逐渐凋零。

次年，一生忧国忧民的顾宪成走完了他62岁的人生历程。顾宪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学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中年以后把讲学与议政活动结合起来，开辟了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励着后人关心国事，热忱报国。四铁御史嘉靖年间，御史冯恩冒死直谏，险些被处死，博得了一个“四铁御史”的美名。

冒死上书冯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的南京御史。嘉靖十一年冬天，天空出现彗星，按照惯例，这种天象被视作上天对人们有所警戒，于是皇帝下诏要百官直言朝政弊端：冯恩应诏言事，指名道姓地列数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电等朝廷大臣二十人的邪正善恶。这封上书重点抨击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铉的奸恶，冯恩说张孚敬等人就是祸乱朝廷的“彗星”：张孚敬是“根本之彗”，汪铉是“腹心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他还断言说：“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弭灾，不可得已。”

世宗看了这封奏疏大怒，马上将冯恩交与锦衣卫审讯，追究策划此疏的主使人是谁。冯恩每天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可他都以非凡的意志顶了下来，丝毫不改初衷。

面斥昏官第二年春天，冯恩一案被移交刑部审理。世宗想给他定个上书诋毁大臣德政的罪名，处以死刑。刑部尚书王时中为他辩护说：“冯恩上书评论大臣，毁誉参半，并非专一诋毁，不应处死，可以减等遣戍。”大臣违反皇帝的意向，使世宗极为生气，他说：“冯恩并非专攻朕所信赖的张孚敬等三人，主要是由于对前些年议定的‘大礼’不满。这种仇视君主的行为，死有余辜!你们刑部官员难道还想包庇他吗?”他立即下令将王时中撤职，侍郎闻渊被夺俸，郎中张国维、员外郎孙云被贬往边地任杂职。而冯恩竟在皇帝的强行要求下被判处死刑，冯恩十三岁的长子行可，到朝堂伏地讼冤，日夜匍匐在长安街上，一见有朝官经过，就拉住轿马号哭求救，大家虽然都很可怜他，也都同情冯恩的处境，但是谁也不敢再违逆皇帝的心意，因此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这时汪铉已经升任吏部尚书，新任都御史王廷相也以为冯恩的罪名定得不妥，请求宽宥，世宗根本不听。

到了“朝审”（朝廷大员会同审查已判死刑的重案）的时候，汪铉以吏部尚书按例当主笔，面向东坐。冯恩被押上后，面向北面的皇宫方向跪着，而拒不向主审官汪铉下跪，以此表示他对汪铉的藐视与不屑。

汪铉一看冯恩在公堂之上仍然如此大胆，快气疯了，命令左右的士兵强行拽着冯恩面向自己下跪。冯恩干脆站了起来，不肯下跪。吏卒们呵斥他，他却厉声怒斥，吏卒们反而被他的气势所迫，不敢再上前了。汪铉没有办法，只好由他站在堂下，还十分凶狠的说：“你屡屡上书，想要杀我，不想今天我却先杀了你!”冯恩怒目而视，说：“圣天子在上，你身为大臣，却想假公济私，杀死言官么?而且这是什么地方，你竟公然当着百官的面发泄私怨，也太肆无忌惮了!我死之后，也要变为厉鬼，惩治你这奸贼!”汪铉又说：“你平日自称多么正直廉洁，可在监狱中却数次接受别人的馈赠．这该怎讲?”冯恩冷笑道：“患难相扶，这是古已有之的美德，岂像你招权纳贿，卖官卖爵!”接着又当着众官的面，揭露了汪铉许多丑事。

汪铉被冯恩骂得怒火中烧，情不自禁，掀翻案桌，上前揪住冯恩就要动手殴打，冯恩也毫不畏惧，骂不绝口。同审的都御史王廷相、尚书夏言，眼看着主审官与囚犯居然相骂相打，实在不成体统，急忙上前制止，汪铉只得咬牙切齿地住手。但他依然不顾其他主审人员的意见，强行自作主张，给此案定了个“情真”的结语，判处冯恩死刑。

继续为官朝审结束后，冯恩被押出长安门，京城人士和百姓夹道争睹他的风采，很多人感慨地说：“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铁，而且他的膝头、肝胆、骨头都是铁铸的，不愧是一个钢筋铁骨的‘四铁御史’。”

此时，冯恩八十多岁的母亲吴氏，去击鼓鸣冤，为儿子讨还公道。冯恩的儿子行可，刺血写书，自缚阙下，请求代父服刑受死。世宗看了这些后，也动了恻隐之心，命有关法司再议行处。尚书聂贤、都御史王廷相都奏称以前判冯恩死刑所引用的律条，情节与法律不相合，判死刑太重了，应当引用“奏事不合”的条文，改判输赎还职。世宗认为太轻，最后改判了谪戍雷州，才算完事。而两个月后，汪铉亦又因贪污太甚，被罢官。

冯恩外戍六年，后来遇赦还朝。穆宗即位后，又录用他作大理寺丞，专门主管刑罚，直至致死。玉盒密约因与大臣们赌气，君王从此不上朝，究竟为何呢？

找到知音明神宗朱翊钧10岁继位，年号万历，因此又被称为万历皇帝，是明代帝王中在位最久的皇帝，长达48年。他当皇帝的头十年中，完全被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和大臣张居正牢牢控制着，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备受压抑，这造成了他暗藏在心底的反叛意识逐渐增强。

万历六年，皇帝16岁了，太后和大臣们主持着为皇帝行了冠礼，这说明皇帝已经成年了。紧接着就是皇帝的大婚。太后为他选择了皇后王氏和昭妃刘氏做伴侣。王氏和刘氏都知书识礼，端庄贤淑。可是她们却不对年轻皇帝的胃口，也许是对这种强加婚姻的反叛，从一开始，皇帝就对他的这两个妻子十分冷淡，尤其是过了几年，王皇后和刘昭妃都没有生下皇子，这更让皇帝有理由去找别的女人，再也不理会她们了。

不久，年轻的皇帝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红颜知己，这就是以后几十年中与他日夜相伴的郑贵妃。郑氏原本是一个宫女，在万历初年入宫。她容貌秀美，机智聪敏，而且喜欢读书，颇有谋略。年轻的皇帝在与她相遇后，立亥就陷入了这个温柔陷阱之中，很快封郑氏为贵妃。她处处显露出少女的纯真与大胆，引起皇帝的注意。万历在她面前，才终于觉得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变成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感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孤独感，两人经常说说笑笑，互相奉为知音，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本来皇帝宠爱哪个妃子只是他的家事，外人不便置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他的妃子以及他所有的大臣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这就不仅是单纯的皇帝家事了。

立储之争万历皇帝20岁的时候，偶然临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居然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生下了他的长子朱常洛。在正宫皇后没有生下“嫡子”的情况下，这个长子按照惯例就应该被立为太子。万历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宫女和她生下的儿子，但是对朱常洛的名份和地位倒也没什么异议，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可是后来，万历皇帝遇到了他这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而且在他24岁的时候，为他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这个皇子的诞生一下子打破了宫闱和朝廷的平静，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宠爱，还直接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朱常洛这时已经5岁了。

这时人们才发现了皇帝改立太子的私心，由此引发了一场皇帝与大臣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国本”之争。

传说万历皇帝曾在郑贵妃面前立下重誓，一定要设法使她的儿子成为太子，他们曾在大高元殿竭神盟誓，把立朱常询为皇太子的誓言装入玉盒中交给郑贵妃。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本来朝廷上下就为立太子的事情争论不休，这个传说的出现更是在朝野中引起极大震动，群臣们认为立皇三子是不顾祖宗礼法，为了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坚持要立皇长子为太子。立储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群臣们的立储之疏数以千计地向万历抛去，令他招架不迭，只好极力镇压。他把户科给事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许多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了官，治了罪。慈圣太后这才感到，儿子恐怕真有“废长立幼”的决心，就质问万历。万历说：“他（指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太后申斥说：“你不也是宫女的儿子吗?”（万历的生母是宫娥李氏）吓得万历惶恐万分。于是，他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办法。理由是皇后还很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立嫡”的原则是优先的，那时再立太子也不晚。其实，万历是耍花招，他根本不到皇后宫里去住，皇后又怎么会生出男孩来呢?

万历想把皇后废了，立郑贯妃为后，那时朱常洵就会变成“嫡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了。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废皇后的理由。他还希望皇后自己死去，可惜皇后偏偏病恹恹地活着，离死大老远呢。

事与愿违为立太子的事，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使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赌气采取了跟大臣们消极对抗的办法，从此不再上朝。幸而官僚制度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许，便照章办理。谁再上本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那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已经四十岁了，再不立太子，如果他一旦殡天，朝廷非大乱不可，于是决定册立太子了。

郑贵妃却没有忘记当年皇帝立下的誓言，她从玉盒中取出当年万历皇帝写下的手谕，却不料手谕放置多年，早已经被虫蚁咬坏了，尤其是写着“朱常洵”名字的地方更是被蛀成一堆碎屑，在手谕正中开了一个大洞。迷信的万历皇帝不由惊叹说：“看来这真是天意啊!”他至此终于死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不久就下旨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终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这“玉盒密约”不但没有使他如愿的立爱子为皇太子，反而还使他下定了立长子的决心，这恐怕是他当年立下誓言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妖书案《忧危竑议》作为一本影响了明代江山的书籍，可以算是千古一书。

国本之争万历皇帝在位时，皇后王氏没有子嗣，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就成了朝廷和宫中争论的中心。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一直困扰着神宗万历年间的后宫和朝政。这就是万历年间有名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牵连甚广，宫妃美人和朝野百官无不置身其中。围绕着所谓的皇储国本，各种势力一次次地重新分化组合，明代的门户之祸便是从这里兴起，并泛滥成灾。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神宗的爱妃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其高峰和热点便是《忧危竑议》案，也就是所谓的“妖书案”，它把满朝大臣都卷入了空前纷乱的党争漩涡。

事情的起因是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叫《闺范图说》的书，书中以图解的方式记载了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故事。这本书被郑贵妃的心腹郑国泰看到，觉得这是一个讨好皇帝和贵妃的机会。于是他就把这本书重新翻刻，又加上了后妃的传记故事，并把郑贵妃也明目张胆的列了上去。这本来只是郑国泰拍马屁的手段，但是在这个选立太子的敏感时期，却成了党争攻击的对象。科臣戴仁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接连上书，弹劾吕坤和郑贵妃。郑贵妃坐镇后宫，耳目很多。她得知戴、樊二人的进奏，泪如滚珠，在神宗面前哭诉。神宗哪里受得了这个?立即下旨，将戴、樊二人治罪，一同削籍戍边。郑贵妃这才稍感欣慰。吕坤、郑国泰等也略松了一口气。

浮出水面事情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京城中却忽然秘密流传了一种仿照（（闺范图说》所作的书，叫做《忧危竑议》。也不知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书中援引了历代嫡庶废立的故事，矛头直指郑贵妃，说她刻书的目的是为了“夺嫡”，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作舆论宣传。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郑贵妃的党人马上站出来指责，这本《忧危竑议》是支持戴仁衡和樊玉衡，阴谋反对皇帝和贵妃的大臣所作，并列举出了长长的参与写书的大臣名单。万历皇帝本来就对这件事非常愤怒，郑党再这么火上浇油，再加上郑贵妃不断在他身边委屈哭诉，万历大发雷霆之怒，把名单上的大臣罢职的罢职，贬谪的贬谪，罚俸的罚俸，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一时间，反对郑贵妃、语侵后宫的朝臣作鸟兽散，他们或被贬职，或被夺俸，或被远流戍边。他们既没有辩解的机会，又不可能申诉。这场《忧危竑议》案便疑云重生，不知道其真相究竟如何?是真的出自反郑派朝臣伪造?还是郑贵妃故意抛出此书，借此将反对派一网打尽，以封住众口，早日结束这场争议?不论这场疑案的真相如何，但此案一出，对郑贵妃确实是极为有利。后宫自此平静了两年，国本之争也因此有所缓和。

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已经四十岁了，立太子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万一哪天皇帝突然驾崩，却没有明确的皇位继承人，天下将因此而大乱。经过与群臣十五年的马拉松似的对抗，万历皇帝感到疲累绝望了，他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这年的十月十五日举行了册封仪式。国本之争到此似乎应该完全结束了。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围绕国本之争的党争不但没有随着太子的确定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续忧危竑议》

太子册立以后，没有平静两年，一本托名“郑福成”写的小册子《续忧危竑议》就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而且很快地就在京师流传开来，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宫门街巷。此书以问答体写成，说皇上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还说郑贵妃与一些大臣勾结，欲废朱常洛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整篇文章用词闪烁诡妄“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了“郑氏”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人称“妖书”。万历一见此书，当即怒斥为“胡闹”，命锦衣卫速速查办，一下子掀起了一股滥捕之风。许多人借此发泄党争仇隙、个人恩怨。这个与同僚不和，便说妖书是同僚搞的，哪个人看别人不顺眼，就报告说他是“妖人”；连和尚、医生都被抓了起来，一时廷狱人满为患，京城人人自危。万历皇帝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不明就里。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是郑贵妃的人，他一向善于排斥异己。他与次辅沈鲤一向不和，沈鲤以前曾经做过万历皇帝的侍讲官，入阁以后也很受器重。他的门人弟子郭正城这时正在做东宫侍讲，也很受太子朱常洛的信任和尊敬。此时“妖书案”一出，沈一贯马上抓住机会，上奏说沈鲤勾结党人，反对朝廷，希望皇帝严惩沈鲤等人。

万历皇帝这时已经被闹得晕了头，一见到奏疏，就马上下令逮捕郭正城进行审问。沈一贯命人对郭正城严刑拷问，还派人劝郭正城自杀，邡被郭正城严词拒绝。后来因为太子朱常洛屡次插手警告，郭正城才免遭毒手。沈一贯又派人去沈鲤家中搜查，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拉来作了个替死鬼，被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了事。这次案件的牵涉范围之广，使一开始持明确态度要求严查的万历皇帝也感到惊心不已。他到这时才发现，由于国本之争，由于他多年的拒不理政，朝廷上的党派之争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时他已经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万历皇帝还梦想着让各党互相牵制，以利于稳固自己的统治。他这种姑息放任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党争的发展，最终明王朝就在党派之间的吵吵闹闹之中灭亡了。

那么妖书令朝野震动，搅翻了后宫，究竟是何人所为呢?有的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想倾覆沈一贯。有的马上辩说，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城，因为郭正城见忌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沈一贯听命于郑贵妃，这妖书是出自反郑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人所为?这又是一个谜。不过，这场《续忧危竑议》案一出，拷掠牵连，众多朝官遭受荼毒，惨不忍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明朝后期，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

读《三国演义》的英雄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一类小说。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领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想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十三套盔甲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

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

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大。

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

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乐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已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八旗子弟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萨尔浒大战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获胜。而后，发展迅速，对明朝构成巨大威协。

挑起战局努尔哈赤亲自率领2万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30万。明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10万人马。公元1619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47万。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杜松兵败那时候，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6万多。一些后金将士得到情报，不免有点害怕，来找努尔哈赤，要他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别怕，管他几路来，我就是一路去。”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兵力，心里暗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把杜松军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突然一箭飞来，正射中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死了。部下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先覆灭了。

取得全胜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才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停止进军。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没接到杨镐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独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了一阵，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10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沈阳，称其为盛京，从此，后金成为明王朝最大的危险。移宫案万历末年，在宫中频繁的权力之争中，先后发生“明宫三案”。

明宫三案挺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这一年五月，蓟州男子张差持挺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李鉴，直到前殿檐下，被内官韩本国擒获，交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严刑拷问之下，供出是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指使。神宗不愿追究，先杀张差弃市，后杀庞保、刘成于禁宫。

红丸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这年七月万历皇帝去世，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不久，光宗得了痢疾。郑贵妃内侍崔文升进大黄药，服后病情加剧，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两颗，名称仙丹，结果光宗服仙丹即死去，在位仅二十九天。再加上移宫案，便是闻名历史的明宫三案。

第十八章

暗夺幼主光宗朱常洛病重之时，非常担心他的宠妃李选侍。李选侍自己无子，曾经抚养过年幼的熹宗和崇祯皇帝。光宗病危，还特别坚持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并当着大臣的面，告诉皇长子熹宗朱由校要视李选侍如亲生母亲，视为太皇后。但是，光宗也并不是宠爱她到理智全失的地步，他深深了解自己喜爱的女人，李选侍心计深沉，不甘心久居人下，在宫中一向以敢作敢为、大胆果断著称。所以，尽管李选侍一再要求皇帝立她为皇后，但是光宗始终没有答应，只是催促群臣赶快进行皇贵妃的册封之礼。这已是他肯给李选侍的最高地位了，在宫中仅次于皇后。

几天后，光宗死去了，李选侍却仍住在皇帝、皇后的寝宫乾清宫。她是想借年仅十五岁的光宗长子朱由校掌握朝政，坐镇乾清官，进而统驭后宫。大臣们对她的心思很清楚，都在心里暗暗担忧。给事中杨涟对大臣周嘉谟、李汝华说：“宗社事大，李选侍非可托少主者，急宜请见嗣王，呼万岁以定危疑……移住慈庆为是。”两人深有同感，一起去见辅臣方从哲。群臣商量过后，又一起奔向皇宫，杨涟率先奔进后宫，太监们执棍拦阻。杨涟怒斥说：“皇帝召我等至此，今晏驾，嗣主幼少，汝等阻门不容人临，意欲何为?”太监们不知所措，只得让开，诸臣这才进入。众位大臣见了光宗的灵位，都痛哭了一番，然后就请求拜见皇长子朱由校。

李选侍将朱由校留在暖阁，不让他出来。宫里耿直的老太监王安哄骗李选侍，这才把朱由校抱持而出，众人连忙叩头，山呼万岁。朱由校立在那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嘴里只是说：“不敢当!不敢当!”群臣奏请进诣文华殿，王安拥长子而行，阁臣大学士刘一燎掖左，勋臣张维贤掖右，涌入文华殿。内侍李进忠三次奔来，传李选侍的命令，召皇长子回宫，并喝斥诸臣说：“汝辈挟之何往?”杨涟怒叱李进忠，拥着皇长子登舆。到了文华殿，朱由校西向坐定，群臣行大礼拜见，并请朱由校即日登基。朱由校不同意，吩咐出六日即位。接着，大臣们拥朱由校入慈庆宫。

大学士刘一燎进奏说：“今乾清宫未净，殿下暂居此。”吏部尚书周嘉谟也说：“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轻易。即诣乾清官哭临，须臣等到乃发。”朱由校也知道事态严重，就点头同意。

移宫成定局杨涟这时对随行的太监们说，外事缓急有诸位大臣，调护圣躬却在诸内臣，责任重大。太监王安则答应一定尽职尽责，众人这才退去。大臣们合议，还是得即日正位，让内官进奏，朱由校不允。众人便在殿中坐等。这时吏部尚书周嘉谟又联合众臣合疏进奏，请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迁往别宫。御使左光斗明白指出，殿下今已十五岁，内有忠直老成的内官辅佐，外有朝中重臣辅佐，哪里乏人，还须李选侍像照顾婴儿一般贴身相随?因此，伏请即早决断，如果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那武则天之祸就不会太远了!

皇长子觉得有理，发布上谕，说移宫已有圣旨，册封贵妃一事，尊卑难称，著礼部再议。给事中暴谦贞却毫不保留地坦白说，皇长子即将登上大宝，上有百灵呵护，下有群工拥戴，何用此妇人女子!而且李选侍并非忠诚爱国，万一封典得行，专权用事，恐怕难以抑制。好在宫中忙乱，没人理会，这一番话并没有引出风波。李选侍接纳心腹李进忠的主意，邀朱由校和她同宫，还忿然宣言，要逮捕杨涟、左光斗。杨涟在宫门遇见李进忠，询问李选侍何日离宫?李进忠摇手说：“李娘娘甚怒，今母子一宫，正欲究左御使武氏之说!”杨涟怒叱说：“误矣，幸遇我。皇长子今非昨比，选侍移宫，异日封号自在。且皇长子年长矣，若属得无慎乎?”李进忠默然无语。

科道官员惠世扬，张泼从东宫门出来，听了这件事也大惊失色，说今日选侍垂帘，下旨逮捕光斗。杨涟立即驳斥说，没有这事!宫禁一时人心惶惶。谁也弄不清楚是如何变局，皇帝是亲近李选侍对付朝臣还是倾向于朝臣疏远李选侍，大臣们一个个狐疑满腹。

过了几天，李选侍还是住在乾清宫，逍遥自在，根本没有移宫之意。杨涟便直言上奏，说先帝过世，人心惶危，都说李选侍假借保护之名，阴图专权之实，伏请殿下暂居慈庆宫，拨别宫先迁出李选侍，然后再奉驾还宫。祖宗宗社最重，宫帏恩宠为轻。如今登基已在明日，哪有天子偏处东宫之处!这移宫一事，臣等进言在今日，殿下也当实行在今日。杨涟呈上奏疏后，拜见方从哲。方从哲认为这件事不用太着急，晚两天也没什么关系。杨涟却说，太子明天就要登基了，难道登基为天子后还要回到东宫的住处吗?李选侍今天不愿离开乾清宫，难道以后就会主动离开了吗?方从哲被杨涟说服，两人统一了意见，又去促请太子颁下严令。

于是登基在即的熹宗朱由校下令，命李选侍移出乾清宫，移住仁寿殿。他还下令收捕李选侍身边的几个亲信太监，理由是他们涉嫌偷盗大内库藏。这样一来，势单力孤的李选侍敌不过皇帝的一纸命令，移宫已成定局。群臣们又反过来劝皇帝，看在昔日光宗的旧宠之上，遵照光宗的嘱托，善待李选侍母女。小皇帝虽然对李选侍往日咄咄逼人的态度十分不满，但还是答应了。

于是，这样一件震动宫闱的移宫案终于以李选侍的失败而落下帷幕。红丸案明光宗朱常洛，刚即位不满一个月就离奇而亡。这就是明宫三案之一——红丸案。

春药害身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据说这种春药是嘉靖皇帝时的一个道士陶仲文传进宫里来的。明代后期的皇帝一个比一个荒淫无道，都对这种春药爱不释手。不想这种药最后却断送了一个皇帝的性命。

光宗朱常洛本是万历皇帝的长子，按理应该早就被立为皇太子。但是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一心想让郑贵妃的亲生儿子福王朱常洵当太子，可是朝臣们说什么也不同意。这一争就是二十年。后来，光宗的太子地位总算被确定下来了，可是居心叵测的郑贵妃仍然想方设法要害朱常洛。

只要朱常洛一死，万历皇帝就有充足的理由把这太子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儿子。她想的方法很简单，但是却很恶毒。她知道朱常洛本来就是一个酒色之徒，只是以前还没有被立为太子．行动上还有所收敛。现在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就开始花天酒地、尽情放纵了。郑贵妃就抓住他这个弱点，投其所好，送了八名美女给朱常洛。

朱常洛丝毫不知郑贵妃的恶毒用心，再说他本来就贪色如命，怎么舍得放弃这到手的肥肉呢?从此以后，他整日与这些美女在一起厮混．纵情淫乐，本来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变的更加衰弱了。平日里他没少服用这种红丸，以加强他原本赢弱的身体。结果可想而知，这种红丸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增强一个人的阳刚之气，但是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对人体有害的铅，长时间服用就会造成铅中毒，光宗就是这种情况。虽然他没有如郑贵妃所愿在万历皇帝之前死去，但是当他熬了几十年终于当上了皇帝以后，已经是病入膏盲了。

登基不到半个月，光宗就一病不起，身体日渐衰弱。可是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愿放弃流连在美女丛中的享受，仍旧服食红丸，结果一天夜里，铅中毒的表征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一夜之间，光宗狂笑不止，情绪处于极度的狂躁兴奋之中。第二天，皇帝身边的太监请来御医崔文升给皇帝诊治。这位庸医诊断出来的结果是皇帝内火太旺，开了一副泻火通便的虎狼之药。结果皇帝一夜之间腹泻三十多次，马上性命垂危。

光宗也觉得自己不行了，第二天就找来朝中的重臣准备交代后事。大臣们提出正是因为崔文升用药错误，才导致皇帝如今病体垂危，都主张要严惩崔文升。光宗此时倒是非常宽厚，他认为是自己的体质本来就太差，所以承受不了太医开的药方，丝毫也没有怪罪崔文升的意思。

以毒攻毒当他与大臣们商量完正事后，又提起他听说有一个叫李可灼的官员，据说怀有仙丹，就叫大学士方从哲把这个官员找来。李可灼来了以后果然立刻拿出了一颗和红丸差不多的丹药，光宗不顾身边大臣们的反对，还是按照李可灼的话，用人乳调药服下了这颗丹药。据说光宗服用完后，顿时觉得浑身舒畅，连说这果然是仙药，还安慰各位大臣说不必担心，自己感觉好多了。大臣们看到皇帝的身体有了好转，当然都很高兴，都放心的回家去了。这天夜里，光宗又向李可灼要了一颗“仙丹”服用，本想减轻病痛，却不料这一次服用下去，马上腹痛如绞，在床上挣扎了几下，就一命呜呼了。

这下事情闹大了，大臣虽然都知道皇帝的身体恐怕已经支持不了多久了，可是却都没有料到仅仅一夜之隔，皇帝就突然死了。大家议论纷纷，认为皇帝是被人谋害的，否则不应该死的这么突然。

有人认为李可灼进献的“仙丹”其实就是红丸，这药药性强烈，能补一时之虚，却更加重了皇帝体内的毒性，结果使皇帝暴亡。还有人认为这种药服用后吉凶莫辨，单凭李可灼这样一个小官怎么敢这样大胆进药?都猜测他身后一定有人指使，而更巧的是这个李可灼以前就是郑贵妃的门下。

显而易见，这个指使谋害皇帝的人虽然没有人明白说出来，但无疑与郑贵妃脱不了关系。这一派大臣都主张一定要严惩幕后凶手。还有人说李可灼可能并没有谋害皇帝之意，毕竟皇帝死了他肯定会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他只是想凭着这无名的“仙丹”碰一碰运气，如果恰好冶好了皇帝的病，那日后荣华富贵就享用不尽了。再说，他的本意也不是用它来给皇帝治病，而是在皇帝未病之前就想进献给皇帝的，也只是想以另一种与红丸极为相似的春药讨皇帝的欢心罢了。

不料皇帝病重才想起他的“仙丹”，这时他已是骑虎难下了，只好献上丹药，不想皇帝一吃就死了，李可灼也实在是冤枉。也有人认为，李可灼是大学士方从哲找来的，所以应该追究方从哲的责任。大家众说纷纭，在朝廷上争论不休。

说是郑贵妃派人谋害皇帝，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只把崔文升外放南京，李可灼流放边疆了事。

不管是不是郑贵妃指使人谋害，光宗中毒而死是确实无误的。这个糊涂皇帝因为贪恋女色而服食红丸，最后导致中毒而死，是自寻死路，也怪不得别人。九千九百岁魏忠贤仗势专权，无恶不作，尤喜人称其为“九千九百岁”。

阉割还债魏忠贤原名进忠，是直隶河问府隶宁县人。他从小就是乡里的一个有名的无赖，鸡鸣狗盗，胡作非为，而且阴狠狡诈，睚眦必报。他平生最得意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千杯不醉，一个是弓马娴熟。他整天只顾吃喝玩乐，不事生产，原本父母为他娶妻冯氏，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后来因为他实在不成气，妻子毅然与他离了婚，从此他孤家寡人一个，更是无牵无挂、逍遥自在了。有一次，他和人赌博输了钱，被人满街追着讨债，他实在没有办法，又觉得这样下去也混不出什么名堂，就一咬牙举刀阉割了自己，找了个门路入宫作了太监。

入宫以后，魏忠贤极力巴结讨好在东宫小有权力的太监魏朝，跟魏朝拜了把兄弟，借着魏朝的推荐，成了太子的长子朱由校身边的管膳太监。他巧手逢迎，想方设法从各处找来美食、玩物供给朱由校母子，以博取他们的欢心。在宫中一段时间，他也观察出朱由校的奶妈客氏深得朱由校的喜爱，日后定能发达，所以他又尽力地去讨好勾搭客氏，客氏也喜欢这个新来太监的豪气与果敢，两个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本来客氏和魏朝是宫中公认的一对“夫妻”，这时魏忠贤硬是横刀夺爱，把客氏抢了过来。魏朝见他如此忘恩负义，顿时被气炸了肺，两个人大吵了起来，一直吵到已经作了皇帝的朱由校面前。小皇帝也觉得十分为难，就命人找来客氏，问他究竟喜欢哪个人。客氏选择了魏忠贤，于是皇帝就宣布客氏和魏忠贤是合法的夫妻。魏朝气得要命，可是皇帝发了话，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怪自己以前瞎了眼。后来魏忠贤掌握了大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假传圣旨，把他贬到凤阳去看守皇陵，然后又派人在半路上就把他偷偷杀了。

掌握权力再说朱由校即位当了皇帝，他把自己喜爱的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又因为客氏极力推荐魏忠贤，所以他让魏忠贤掌管了太监机构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可笑魏忠贤本是目不识丁，却替皇帝担起了批改奏折的秉笔之责。后来魏忠贤又掌握了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一东厂，更是极尽迫害忠良、排斥异己之能事。

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忧。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杨涟写了一道严辞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折上奏给熹宗皇帝，希望小皇帝严惩客、魏。可是魏忠贤事前就听说了这个消息，他知道这个杨涟是先帝信任的大臣，而且对熹宗登基有护佑之功，因此心中也有些害怕。他想小皇帝最听客氏的话，就赶紧把客氏找来，两个人一起赶到皇帝的寝宫中去。

这时朱由校刚刚午睡起来，脑子还没明白过来呢，就见他最亲近的两个人并排跪在床前，痛哭流涕，觉得十分奇怪，连忙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魏忠贤赶忙说自己受了奸人陷害，外廷有人编造了一大堆谎言诬陷他，想离间他和皇帝的关系。客氏也在旁边添油加醋的说魏忠贤一向忠诚不二，所做的事都是为皇帝出力，不想却因为深受皇帝信任而遭人嫉恨排挤，请皇帝一定要严惩那个在外廷造谣的大臣。魏忠贤又虚情假意的说，自己愿意辞去东厂的职务，以避免他人的猜疑。朱由校看着这两个把自己从小带大，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两个人，又怎么可能真的忍心处置他们呢?他劝两人擦干眼泪，不必担心，还答应他们一定会严责那个造谣的官员。

第二天一上朝，果然就见御史杨涟上殿奏事，奏折中说的都是魏忠贤的罪恶。熹宗连听都没仔细听，不但没有责问魏忠贤一句，反而还严厉斥责杨涟胆大妄言。皇帝如此不明事理的袒护魏忠贤，使朝中的大臣们都感到十分愤怒，继杨涟之后上书弹劾魏忠贤的人接连不断，不到两天，上书的大臣就多达一百多个。可是魏忠贤知道自己已经控制住了小皇帝，所以一点也不担心，反正不管言辞多么激烈的奏折，熹宗是一件不会看的，还把这件事交给他全权处理。这时他可完全不怕了，反过来要向这些指责自己的人施手段进行报复了。他先后抓了许多正直的大臣，把他们关进东厂的监狱里，用严刑酷法折磨他们，许多大臣都在狱中含冤而死。

权倾一世魏忠贤打击了这些反对自己的人后变得更加不可一世。他在全国各地派出骑校去秘密探访，谁反对自己，说了自己的坏话，就把他抓来严刑处置。一时之间，全国人心慌慌，谁也不敢再开口说话了。一些无耻的大臣则都倒向客、魏，什么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等等，都聚集在魏忠贤和客氏的邪恶旗帜下，形成了危害极大的“阉党”集团。全国各地都遍布了魏忠贤的爪牙。许多地方上的官员为了巴结他竟相为他建造生祠，到熹宗末年，魏忠贤的生神祠已经遍布天下。魏忠贤一朝大权在手，横行天下，号称“九千岁”仍觉不够，非要呼为“九千九百岁”才觉得满意。北京城里的老百姓私下里都说，大明朝的皇帝早已经不姓朱了，魏忠贤才是真正的皇帝!熹宗贪玩误国之谜喜欢做木匠活的熹宗，担不起治国大任，被认为是明朝皇帝中最荒唐的一个。

自得其乐有人说熹宗的智商可能有些问题，所以很糊涂，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极聪明，这一点从他制作的精美工艺品，设计精巧的喷泉，改造的折叠床等工作上都可以得到证实，说他心灵手巧是绝不过份的。看起来他似乎有些晚熟，十五岁登基时仍是很孩子气，又被他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引导，纵情于花鸟鱼虫，声色犬马，爱玩儿的更加出格了。

不过与其他皇帝或是强拖民妇，奸淫幼女，或是盘剥百姓、暴躁嗜杀相比起来，他的这种自得其乐反而要好的多了，实在没有理由说他是明代皇帝中最差的一个。

朱由校生性活泼好动，对什么事情都怀着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惊险刺激的游戏，把骑马射箭、踢球舞剑等都视为游戏。魏忠贤原本出身于御马监，这时就投其所好，找来了许多名马供他骑着游玩。

朱由校的兴致很高，逐一地为每匹爱马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为了方便他在宫中纵马驰骋，他还下令把宫中许多挡路的百年老树砍掉，一些低矮窄小的门洞也被拆毁。

他有时还喜欢爬到树上去掏鸟窝，下面的人担心他掉下来，他却玩得十分开心。有一次爬树时，他不小心从高高的树上掉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身边的人吓得半死。可是伤好之后，他仍旧兴致勃勃的去爬树。

险些丧命他很喜欢划船，因此魏忠贤常常带他去太液池泛舟。他总是不肯安安稳稳的坐在船上，非要亲手划船不可。他出去玩时，通常都是身边的侍从坐船，皇帝却挽起袖子卖力划船。有一次，他又和两个小太监偷偷溜去划船，忽然湖上起了一阵大风把小船打翻了。朱由校和两个小太监都不会游泳，在水中拼命挣扎。有一个会游泳的侍卫从湖边经过，恰巧发现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刻把他救起来，两个同船的小太监却被淹死了。这次之后，他大病一场，病好之后居然又去划船，只是这次身边的随从必须是会游泳的人。

像同龄男孩子一样，熹宗也酷爱打猎。他特别喜欢捕猎弱小的动物，例如兔子之类的。每次猎获之后，他都百般戏耍，玩儿够之后一刀砍下去，兔子已经死了，眼睛却还在惊恐不安的转动，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总是高兴地拍手大笑，似乎未成年的男孩子们都有一种异常的破坏欲和虐待欲。

“过家家”

有时候他觉得一个人玩不过瘾，就鼓励皇后也来和他一起玩儿，他和皇后各自统率一支三百人的“军队”。他率领的是太监“军队”，皇后统率宫女“军队”，一边打龙旗，一边打凤旗，双方都旌旗招展，队伍整齐的列在宫中广场两侧，皇帝、皇后一声令下，双方就杀做一团，场面十分热闹壮观。皇后本来性情文雅，喜欢安静，可是皇帝让她如此戏耍，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尽力配合皇帝的玩儿性。

熹宗不好女色，也不喜欢大肆张扬的外出巡游。他总是窝在宫里，玩一些自己喜欢的游戏，吃过晚饭就去看戏观灯，有时还在灯下舞剑，或是亲手放几支烟花自娱。玩累了倒头便睡，什么也不管，当真是逍遥自在到了极点。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对自己到底有几个后妃都不清楚，也不关心她们的生活，有时他的妃子触犯了客氏，莫名奇妙地失了踪，他也全不知晓。搞到最后，连一个儿子都没能生下，他也毫不在意。对他来说，这些女人只是他游玩的伙伴而已，少了几个也不要紧，反正他不愁没人陪他玩儿。

他最喜欢的事是做木匠活。所有木匠行当的手艺他全都精通，宫中匠人的手艺恐怕都没有他好。不过这也脱不了玩儿范畴。如他精心制造作的铜缸水戏、速滑冰床、水傀儡戏等等，都是供他玩儿时用的。有时他也做一些精美的工艺品，例如护灯屏，宫殿模型等等，每一样作品都精妙绝伦。所以有人说，熹宗实在不应该做一个皇帝，而应去当一个木匠，一定会成为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的。他也非常喜欢养猫，他在位的时候，宫中还专门设了猫儿房，每一只猫都有专人伺候，受宠的猫简直比人的地位还要尊贵。

从以上种种行径看来，熹宗皇帝根本就是一个还没长大的顽童。如果他生在一般人家，一定会博得许多人的喜爱。他不喜欢受约束，讨厌朝廷上那些繁重的政务，也担不起治理国家的重责大任。一个人天真并没有错，错的只是他投生在了帝王之家，糊里糊涂地成了一个大帝国的皇帝。他承担不了这份重任，因此被世人责问，也实在是很无辜、很可怜。不做皇帝做木匠许多人都承认，如果朱由校不是一个皇帝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木匠。

天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是明代的各个皇帝中比较奇怪的一个，他并不像他的祖辈们一样，或是贪恋女色，或是追求长生不老，又或是一心想掌握更大的权力。熹宗的心思单纯得多。他十五岁登基，二十三岁就生病死去了，在做皇帝的这七年中，他完全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只想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是做一个整日受人约束的皇帝。他的这种天真虽然并没有错，但是却因此毁了国家。

朱由校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孩子，他对制造木器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凡是刀锯斧凿、雕刻上色，甚至是创新设计，他都能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他常常自己雕刻一些小人、小玩具或是小动物，每一个的造型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人的表情都各不相同，小动物的形态各异，好像都是实体微缩了似的。他派身边的太监把这些木雕拿到市场上去卖，总是能卖到很高的价钱，熹宗也因此更加高兴，工作也更加废寝忘食，往往干到半夜也不休息。他还让身边的太监作他的助手，为雕刻完成的作品涂漆上色。久而久之，他身边的太监也都受到他的影响，一个个变成了能工巧匠。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一整套的护灯小屏。在长不盈尺的天地里，他用一双巧手雕刻出生动逼真的花鸟鱼虫、人物走兽，例如《寒雀登梅图》之类，真是巧夺天工。这套作品他让太监拿到市场上去卖，要价就是十万两，可是仍然有人抢着购买。熹宗高兴了也常常精雕细琢地做一些精美玉章，赐给身边的大臣、太监。

鲁班皇上熹宗不只是玩一些小玩物的雕刻，他还想做一个出色的建筑师。凡是他看过一眼的木器用具、亭台楼阁，都能照原样制作出来。他曾经在宫中仿照乾清官的样式，做了一座微缩模型宫殿，高不过三四尺，但曲折微妙，巧夺天工。后来他终于在现实中过了一把建筑师的瘾。天启五六年间，朝廷对紫禁城的三座主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工程。熹宗皇帝在工程中大显身手，从起柱到上梁，再到外部装饰，他都亲临现场，仔细指导，高兴了还会当场脱掉外衣，挽起袖子，和工匠们一起大干一场。有时他心血来潮，还在宫中建一些小巧别致的房屋，内设精密的机关。建成后他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对自己的作品很是得意，找来身边所有的人一起欣赏。时间一长，他的兴趣过去了，就派人立刻毁掉，再重新建造别的花样，总是在建了拆、拆了建中玩得乐此不疲。

至于建这些没有用处的房屋需要花费多少金钱，就不是他关心的问题了。即使是按照他的设想，需要在门上安装一颗宝石做门环，也毫不犹豫地照样去做，力求做到完美无缺。等到房子被拆掉的时候，这些贵重的材料就和其他的一些建筑垃圾一起被废弃了。宫中的太监有许多人都借此发了大财。

熹宗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喷泉。宫中的人都叫这种喷泉为铜缸水戏，这在当时可是天下一绝。那时宫中都用铜缸或是木桶盛水饮用，他就在这些盛水的容器下方凿一个孔，在里面设置机关，用机关操作，缸中的水就飞散出来，有时泻如瀑布，有时又散若飞雪，最后变成一根玉柱，打击放在缸外面的许多小木球，木球就浮在水尖上，随着水的喷吐而跳跃不已，久久不息。每回玩这个游戏时，熹宗都和他的嫔妃们一起在旁边观赏，随侍的妃子和宫女都拍手赞叹，对皇帝钦佩不已。这肯定是熹宗最高兴最得意的时候吧?

熹宗还喜欢看一种水傀儡戏。当时的梨园子弟用木头雕刻成海外四夷、仙人仙山、将军士兵等各种形象，用这些雕出来的人物演戏。熹宗的木雕手艺比那些专业的雕刻工匠还要高超，他也经常雕一些演戏用的人物，男女不一，形象各异，上面全涂上五彩油漆，一个个栩栩如生。这种水傀儡戏就是在一个水池里添满水，水中放置各种游鱼，在事先做好的小木人脚下安置一块小木板，使之浮在水面上。小木人的脚下浸在水中的一部分还安着走过场的竹板，通过机关可以在水池外控制。演戏时在水池周围围上布帘，旁边的艺人在暗处操纵机关。木人在水面上移动，再随着动作配上声音，就成了一台精彩绝伦的好戏。

那时熹宗最喜欢看的是一些热闹有趣的剧目，像《孙悟空大闹天宫》、《八仙过海》、《东方朔偷桃》、《三保太监下西洋》等等，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十分新奇有趣。

熹宗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总之凡是当时木匠会做的一切手艺，熹宗都很精通，而且比大多数专业的工匠做得更好。如果他不是生在帝王之家，而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以他出众的手艺，一定会成为当时的名匠。只可惜他的这种种巧思和手艺对于治理国家毫无帮助，反而因此荒废了太多的时间，让身边魏忠贤之流的太监趁机篡取了管理国家的权力，给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

他的这几年统治，使传承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陷入了崩溃的边缘，他死后，没过多少年，明朝就灭亡了。客氏得宠一个连后妃都不是的女人，居然也想方设法地掌握了国家大权。

进入宫廷客氏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的女人。她是河北保定府人，家道不怎么富裕，长大后就被父母许配给了一个叫侯二的农民为妻。客氏虽然不识字，但是因为长的很漂亮，人又伶俐，所以很不满意过这种穷苦平淡的生活，总想着有一天能飞上枝头当凤凰。在她18岁的时候，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客氏刚刚生了个女儿，可是没几天就死了，这时正巧宫中皇太子的王妃要生孩子，这可是皇太子的第一个儿子，说不定就是将来国家的皇帝。所以皇宫中对这件事非常重视。

按照惯例，派出人来在民间为将要出生的孩子选择奶妈。这选奶妈可是有很多要求的，并不是每个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就行，不但要求这人要年轻端正，身体健康，还要看她生的是男是女。按照惯例，是要把生男生女的人各找几个，都带进宫去，经过选拔后再确定用谁作奶妈。因为宫中定下的规矩是，皇子的奶妈一定选那些生女孩的，而公主则要选生男孩的奶妈，据说这样可以阴阳相济，使皇子公主更加健康。客氏非常幸运，以上的每一个条件她都符合，而且人又长得最体面，所以在许多人中雀屏中选，成了未来小皇子的奶妈。

伴君左右后来，太子的王妃果然生了个男孩，就是朱由校，从他一降生，就被交给客氏负责照顾喂养。客氏很明白自己怀中这个嗷暾待哺的婴儿的份量，一向不甘于现状的她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她还想借这个机会彻底改变自己的将来呢!所以，她格外尽心尽力地照顾着这位小皇子，对朱由校简直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好。这时她的儿子侯国光年纪还很小，正需要母亲照顾，可是她为了自己的将来，狠心抛下自己的孩子，全身心去关注朱由校的成长。就因为客氏对朱由校的照顾如此细致入微，朱由校的亲生母亲王氏也很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她照料，小小的朱由校也非常依恋她。

本来，按照宫里的规矩，皇子一断奶就要把奶妈遣送回乡，可是因为客氏对朱由校实在太好，所以朱由校一离开她就哭个不停，不肯吃饭。王氏没有办法，而且知道客氏的丈夫正巧死了，也可怜客氏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就破例让她带着孩子仍旧住在宫里，继续服侍朱由校。后来，王氏得了重病死了。朱由校简直就把客氏当作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来看待，对她敬重非常，百依百顺。

朱由校十五岁时，他的父亲光宗朱常洛继承了皇位，可是作了不到一个月的皇帝就突然死了。这时最高兴的恐怕就是客氏了，因为她一手带大的孩子终于成了皇帝了。借着小皇帝对她的尊敬和依赖，她终于能够为所欲为了。

不久，她又找到了一个跟她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魏忠贤。他们两个一同控制小皇帝，逐渐控制了朝政。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对他们权力日益膨胀的趋势十分担忧于是有些大臣联合上书，以皇帝即将大婚，成婚后就已经是成人的理由，请求把客氏送出宫去。

朱由校迫于无奈，不得不同意大臣们的要求，让客氏出宫，小皇帝十几年来都始终和客氏形影不离，这时客氏不在身边，他就像失去了依靠似的，茶饭不思，还不到三天，就让人又把客氏接回宫中。有的人劝他，等娶了皇后，有人做伴，就不会想念客氏了。

可是朱由校却固执地回答，就是娶了皇后也不能让客氏出宫，因为皇后年纪太小，也要靠客氏一并照顾，大臣们十分无奈，无论怎么劝皇帝，皇帝都不肯再让客氏离开了。

亡国乳母客氏因为小皇帝的坚持，终于在宫中站稳了脚跟，反过来，她又帮助自己的“丈夫”魏忠贤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有人在皇帝面前指斥魏忠贤的过错，客氏就在皇帝面前替魏忠贤求情。结果皇帝不但没有怪罪魏忠贤，还重重处罚了那个弹劾他的官员。于是这两人狼狈为奸，联起手来用各种新奇的手段去引诱小皇帝尽情玩乐，把朝政扔在一边根本不予理会。于是他们就趁机掌握了朝廷上的一切大事。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魏忠贤和客氏说出来的话，简直就和皇帝亲口说出来的圣旨差不多了。因为不论他们在皇帝面前说什么，皇帝都一定会同意的。

客氏和魏忠贤合作默契，魏忠贤全力去对付朝廷里那些不服从他的官员，客氏则回过头来在宫中作威作福，宫中的妃嫔只要违背了她的意愿就一定会遇害。

那时候，朱由校的张皇后怀了孕，客氏害怕她生了皇子，母以子贵，会动摇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就命宫女偷偷地在张皇后的饮食中下药，令她流产。熹宗的裕妃也怀了孕，这次客氏的手段更狠毒，她命人把裕妃关在一个空房子里，不给吃，不给喝，裕妃只能从窗户接一点屋檐上流下来的雨水喝，不久就被折磨死了。还有熹宗的冯贵人，胡贵人都是因为得罪了客氏，被她假传圣旨赐死了。其他被她害死的宫女后妃更是不计其数。

而朱由校根本还只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除了对他自己喜欢的游戏之外，根本就不关心别的事，对自己的这些妃子也不怎么感兴趣。所以，虽然隔一段时间，他的妃子就会“失踪”几个，他也全没在意。

于是就在熹宗皇帝的百般信赖纵容之下，客氏和魏忠贤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掌控了国家的命运，造成了明王朝的空前灾难。袁崇焕被害袁崇焕铁血丹心，一心为国，最终却含冤而亡。

监军关外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萨尔浒之战爆发的那一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考中进士，波任命为福建邵武县知县。他人虽然到了福建，脑子里总是萦绕着辽东的战事。公务闲暇，常找一些从辽东退役的老兵了解边防和地形要塞的情况，平时也常读兵书，和人谈论行军打仗的事，立下了立功边关的雄心壮志。

一转眼当知县已经三年了，他到北京述职。由于他胆略过人，慷慨有志，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失守，大量士兵和百姓纷纷逃入关内，朝廷中很多入主张退守山海关。为了了解实际情况，他单骑出关考察形势。考察归来，他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报告说：“只要给我兵马和军饷钱粮，我就能担负起防守辽东的大任。”当时朝廷里惊魂未定，束手无策，正愁没人敢承担防守大任，袁崇焕自告奋勇，真是求之不得，立即越级提升，命令他监军关外。

宁远大捷袁崇焕到山海关上任不久。有一天辽东经略（主管辽东的官员）王在晋派他到关外七十里的前屯去安置从广宁流落来的百姓。他二话没说，星夜出发，孤身一人在虎狼经常出没、荆棘丛生的荒山野岭中走了大半夜，天亮之前赶到前屯。驻守在那里的士兵和百姓都佩服袁崇焕的胆量，王在晋也很欣赏他的胆略和气魄。但是袁崇焕不同意王在晋死守山海关的主张。他认为只有坚守关外，才能保卫关内，主张驻兵宁远（今辽宁省兴城县）。

宁远西连长城，东北接锦州，背靠热河丘陵，面对渤海，是辽西走廊的咽喉要地。袁崇焕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下，重修宁远城。宁远的防御一巩固，辽东的流亡百姓都集中到这里来，关内的商人也前来做买卖。宁远成了商业繁荣、防御坚固的关外重镇，被无家可归的辽东人民视为乐土。

可是没过多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排挤了孙承宗，阉党分子高第出任兵部尚书。他一上任，就要把山海关以外的所有防务全都撤除。由于袁崇焕的激烈反对，只有宁远才侥幸保留下来。努尔哈赤一眼就看透了高第的怯懦无能。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他率军渡过辽河，直抵宁远城下。他先派人进宁远向袁崇焕劝降，说：“我发来30万大军，孑然独存的宁远是守不住了，如果你们投降，保证让你们得到高官厚禄。”袁崇焕毫不动摇，回答说：“说什么30万大军，其实说你13万军队也够多的了，我修建宁远城的时候就决心死守，哪有投降的道理呢?”说罢，赶走劝降的人，召集大将桂满，副将左辅、朱海，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商量对策，把守城军民集中起来。他在军前慷慨激昂，鼓励军民誓死守城，说着，又刺破手指，写血书激励全军。广大军民无不义愤填膺，誓死守城。誓师完毕，他把城外的百姓和粮食移入城内，坚壁清野，又命令军民偃旗息鼓，专等后金兵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兵发起进攻。一阵鼓响之后，城头上军民把火药罐、雷石纷纷投下，又放火烧敌人的战车。后金军屡攻不下，这时候天渐渐黑了，只好暂停攻城。第二天，努尔哈赤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后金士兵凿破了几处城墙。只因正值数九寒天，墙土冻着，城墙才没有倒塌，可形势非常危急。袁崇焕冷静沉着，临危不惧，命人拉出十一门西洋大炮，亲自站在城楼上指挥轮番开炮。后金兵被炮弹打中，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被炮火打伤，只好撤兵。这就是历史上的宁远大捷。

宁锦大捷努尔哈赤退回后金首都沈阳（公元1625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感慨地说：“我从25岁起领兵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为什么只有宁远一城攻不下来呢?”他哪里想到，他的对手袁崇焕是一位立志保卫疆土而又善于用兵的英雄人物呢!努尔哈赤遭到这样沉重的打击，心情十分郁闷，又加上伤势恶化，在这年八月去世了。

九月，努尔哈赤的八子皇太极登上汗位。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虚实，也为了争取一段时间建筑被高第放弃的锦州等城池，巩固边防，便派了三十四个人前往沈阳为努尔哈赤吊丧，并祝贺皇太极即位。皇太极新遭父丧，又准备征服朝鲜，以解除日后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因此也想和明朝暂时休战，就热情地接待袁崇焕派来的人，于是，双方书来信往，开始议和。

袁崇焕抓紧时间修筑锦州等城池，防御工事刚刚修筑完毕，皇太极便在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五月，率领大军包围了锦州。这时候，袁崇焕正坐镇宁远，听到后金进攻锦州的战报，立即给守卫的将领赵率教、左辅和朱海写信。信中说，锦州城火器兵马足够防守，敌军冒着炎热的天气冒险深入，决不可能持久，锦州一定能守得住。并立即派祖大寿率领4千骑兵前往增援。赵率教等人在袁崇焕的鼓励下，率领守城士兵英勇奋战，后金军连续攻击14天，城下堆满了后金士兵的尸体，锦州城依旧岿然不动。皇太极见久攻不下，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困城，然后率领大部兵力和新调来的援军绕过锦州，直扑宁远。

袁崇焕凭借坚固的城池，充分发挥枪炮的火力优势，打得后金一片一片地倒下，就连几个后金贝勒（旗的首领）也被打伤。经过几天的激烈争斗，后金军死伤越来越多，加上天气炎热，疾病流行，士气低落，皇太极不得不下令撤军。明朝人把坚守锦州和宁远的胜利称作“宁锦大捷”。

铁血丹心、含冤而亡可是万万没想到，宁锦大捷的最大功臣袁崇焕却被阉党污蔑为“暮气深重”而罢了官。这年八月，明熹宗死了，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崇祯皇帝。崇祯帝想有所作为，除掉魏忠贤后，又重新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

皇太极深知袁崇焕有胆有识，既佩服，又十分嫉恨，如果不除掉这个劲敌，他就达不到进军关内的目的。于是，他想出一条除掉袁崇焕的毒计。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防线，绕道内蒙古，从喜峰口进入关内，直逼明朝京城。袁崇焕接到情报，连夜挥师入关。皇太极来到蓟州城下，见袁宗焕已经进驻蓟州，对袁军如此神速十分惊讶。他马不停蹄，挥师西进，一路连下玉田、三河、香河，过通州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见后金兵西进，急忙赶往京城，两昼夜疾行三百里，十一月十六日，兵抵左安门，此时袁崇焕身边只剩下九千兵马了。

不想这时候，京城里却到处流传着袁崇焕引导后金兵入关的谣言。袁军虽然在广渠门外，从凌晨打到傍晚，转战十多里，冲杀十多次，打退后金兵．崇祯皇帝却仍然猜疑他，不允许他的军队进城休息。袁军只好驻扎在城东南郊。

皇太极有意命令部队靠近袁军驻地扎营。原来后金兵刚打到北京城下的时候，活捉了两个明朝太监，押在军中。皇太极让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按计行事。高、鲍二人夜里回营．坐在靠近关押太监的地方，故意小声地说“今天撤兵是计谋，和袁督师早有密约，这回大事可成了。”一个太监假装睡觉，把高、鲍的话记在心里。后金军又故意放走太监，太监跑回皇宫，向崇祯皇帝上奏袁崇焕“通敌”的情报，就在这时候，北京城里捉住好几个奸细，一个叫刘文瑞的说袁崇焕曾让他带信给后金军，一个工匠说他知道袁督师想谋反。说来真怪，这些奸细招供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崇祯皇帝本来就多疑，听了太监报告和京城里数起“奸细”的招供，信以为真，便以商议军饷为名召见袁崇焕。袁崇焕刚进皇宫，崇祯皇帝就以叛国大罪下令把他逮捕了，皇太极见袁崇焕被捕，大功告成，便把军队撤回沈阳。袁崇焕被捕后，他的部将祖大寿十分惊惧，率领军队逃出山海关，袁军也跟着走散了一千五百多人。崇祯皇帝没办法，只好叫默中的袁督师写亲笔信给祖大寿。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信，捧在手里，大哭不止，全军上下哭声震天。祖大寿八十高龄的老母亲对他说：“不如杀敌立功。也许还能赎督师一命。”因此全军振奋，决心杀敌立功。

可是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疑心太重，中计太深，在第二年的八月，居然把袁崇焕处以磔刑。这位爱国将领一心卫国，却蒙受投敌叛国的奇耻大辱，含冤地下，兄弟妻子被流放到三千里以外的穷荒绝域。袁崇焕死后，尸骨被友人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今北京市第五十九中学校园）里。直到南明政权建立之后。他的冤枉才得到昭雪。而皇太极的反间计，在清军入关后，才真相大白。张皇后定江山之谜张皇后深明大义，凭借其机敏果断，完成了一件力定社稷的惊人之举。

皇后讽谏一天，张皇后正在读《史记》，朱由校玩得满脸是汗地跑进来了，问张氏读的是什么书?张皇后说在读“赵高传”。“赵高?谁是赵高?”朱由校每天只顾着游玩，不喜欢看书，他根本不知道赵高是何许人也。“大奸似忠，毒如蛇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坏秦家锦绣天下的小人。”张皇后气愤地一口气说了一串话。可是，朱由校才不管赵高是忠是奸，只是似懂非懂地朝皇后一笑，又去玩了。

朱由校很爱看戏，每天吃过晚饭他都会去看戏，百看不厌，非常开心。戏班中的编剧为了讨好魏忠贤，常常编一些闹剧，谀诌魏忠贤，把魏忠贤捧上了天。张皇后看了十分气愤，指斥魏忠贤横行霸道，乱国乱政，可是朱由校根本不听她的。以后这样的戏，她再也不看了。

暗施毒手客氏最担心张皇后控制朱由校，所以时时处处对张氏提防和限制。客氏在宫内大摆威风，以朱由校的母亲自居，根本不把嫔妃看在眼里，对张皇后也是如此。对客氏的横暴，张皇后非常反感，她曾当面斥责过客氏，因此，客氏、魏忠贤与张皇后结下冤仇，必欲铲除而后快。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张皇后怀孕了，客氏将张皇后宫中下人一律换成她的心腹，在侍候张氏时粗手粗脚。终于有一天，一个宫女给张氏捶背用劲过猛造成张皇后流产。后来，客、魏二人又把毒手伸向了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想以此牵扯张皇后，废掉张皇后而立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的女儿为皇后。造谣说张皇后是被张国纪收养的一个在逃杀人犯的女儿。朱由校不辨黑白就下旨革去张国纪的爵禄，令其回籍了，但并未动张皇后。客、魏二人阴谋虽未能逞，但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了。

熹宗得病本来朱由校身体很健康，二十岁刚出头，从没得过病，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从天启六年开始，身体却日渐虚弱起来，脸和身上都出现了浮肿。到了天启七年，竟病倒在床，时发高烧，浮肿加重，饭量大减，说话有气无力，朝野上下惶惶不安。这时，京师又传出了魏忠贤预谋篡位的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张皇后更是忧心忡忡。

天启七年六月间，朱由校又一次病倒，这次更是严重，惧热怕冷，时发高烧，浮肿也更加历害。这下可忙坏了御医们，也吓坏了魏忠贤一伙。他们本来想依靠熹宗这个大靠山，一辈子荣华富贵，可是熹宗这么年轻却眼看就要病重不冶，自己又坏事做尽，触犯了众怒，怎么能不忧心如焚!

力保信王自从生病之后，长时间辗转于床第，朱由校有了反思的时间。大概出于良知的发现，自天启七年朱由校性格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他开始注意他周围的人，对张皇后的态度也渐渐转变了，张皇后因此可以经常陪伴在他的床边。张皇后虽然也是二十几岁的年轻女子，但作为天下之母，她还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她清醒地认识到，面对复杂的形势，必须沉着冷静，当务之急是解决皇位的继承问题，绝不能使客、魏的篡位阴谋得逞。

如今，朱由校的病眼看无望再起，又无子嗣，张皇后就想到了朱由校同父异母递信王朱由检。遵照“兄终弟及”的惯例，信王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的，况且他素有贤名，能当此大任。于是，张皇后就对病中的朱由校提起了信王，说他可以托付大事，朱由校点头同意。到八月八、九日间，朱由校病情加重，魏忠贤等人时刻守在宫殿内外以防不测。张皇后劝朱由校召见信王一次，由于客、魏防范太严未成。后来她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偷偷地安排信王和熹宗见一面。

信王来到乾清官，见到了他的哥哥。看到朱由校全身浮肿、气息奄奄，朱由检很难过。朱由校强打起精神说：“我弟将来要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你要好好照顾你的嫂子。”信王听说皇帝要传位给他，还百般推辞，这时张皇后从帘后走出来，急声说道：“皇叔千万不要再推辞，现在正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你一定要担起国家社稷的大任。”信王只是伏地叩头不敢回声。接见结束后，张皇后叮嘱他多加保重，随时注意事态变化。朱由校昏昏庸庸过了20余年，只有接见信王确定继位人是他做的惟一一件明白事。

天启七年八月，朱由校驾崩，张皇后马上传旨，命人迎信王入宫，同时向天下宣告信王继承大统的遗诏。次日，朱由检登基，张皇后才放下心来。张皇后凭借自己的机敏果断，完成了一件力定社稷的惊人之举。朱由检登基后，封张皇后为懿安皇后，尊养于宫中，其父张国纪也恢复了爵位。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军攻下北京。朱由检传令张皇后自裁，张皇后即刻自缢而死。但是，后来的野史笔记中多谓张皇后未死，一说她归顺了李自成；一说她在李岩的保护下活了下来，后来才自杀；一说她流落于民间，沦为卖水者之妇。这些记载是真是假还不得而知，但张皇后危急时刻挽救国家的机智和勇气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心中，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人们都衷心地希望她还活在世上，所以才留下了这些死里逃生的记载吧!闯王李自成闯王李自成，他用铁拳粉碎了明王朝，但是却阻挡不了满清的入关。

第十九章

闯王造反崇祯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吃，连草根树皮也掘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叫老百姓没法忍受下去。陕西各地爆发了农民起义。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去。这支军队开到金县（今陕西榆林），兵士们领不到饷，闹到县衙门去。带兵的将官也来弹压，有个年轻兵士气愤地站出来，带领兵士们把将官和县官杀了。这个兵士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后来，父亲死了，家境穷困，李自成到银川驿站里去当马夫。他待人热情，驿卒们也挺爱戴他。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代官府收租税的差使。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拿不出租税。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租税，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交了。过了一段时间，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还不起，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得半死，还锁上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晒，不让吃东西，百姓和驿卒向县官恳求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让他吃点东西，县官也不答应。这一下把群众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砸开李自成身上的铐，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当了兵。这一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带着几十个兵士一起投奔王左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一名头领。

投奔高迎祥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鹤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十分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左挂禁不住诱惑，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一支队伍起义，自称“闯王”，就决心投奔高迎祥。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来投降，十分高兴，马上叫他担任一个队的将官，大家把他叫做闯将。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声势越来越大。官军到处围剿，遭到失败。最后，崇祯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

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十三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开会，商量对策。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但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这时候，李自成站了起来说：“一个兵士肯拼命，也能奋战一下；我们有10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该怎么办?”李自成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得有理。经过一番商量，十三家起义军分成六路。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打出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成为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十天，就打下了凤阳，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一把火烧了。这一着真的震动了明王朝，崇祯帝听到这消息，又急又气，下令把凤阳巡抚处死。

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陕西，来回打击官军，叫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崇祯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盔厦（今陕西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伏兵拦击。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被捕牺牲。

名声远播李自成带领留下的队伍杀了出来。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沉痛。大伙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的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作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了。李闯王的威名越高，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崇祯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李自成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

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都接受明朝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使李自成的处境增添了困难。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

李自成中了敌人的计。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杀出了大批明军。他们依仗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一次次冲击。起义军经过几天几夜的搏斗，几万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队伍被打散了。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十七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才冲出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重重困难，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起来。

明军占领了潼关，派出大批侦骑，搜捕李自成，搜了几个月，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明军才放松了搜捕。崇祯为什么不南迁明朝末年，国势飘摇，眼看着就要大难临头，崇祯皇帝为什么迟迟不肯南迁呢?

犹豫皇帝这一年的正月初四，崇祯急召大学士及首辅大臣陈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书房议事，讨论兵部兵科给事中吴麟征、陕西总督余应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紧急奏折。

这本是一个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虽然不得不因此放弃山海关，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然而，崇祯却踌躇再三：面对外患，如果弃地守京，就会落下丢失国土的千古罪名；面对内忧，坐以待毙，又会蒙受失政于寇的奇耻大辱。这个两难的选择使他犹豫不决，他还一心想作名垂青史的圣君呢，这种失地失国的重大罪名怎么能承受的起?

因此，他把这个皮球踢给了这些大臣们，想让大臣们正式提出动议，他再顺水推舟作个表态，免得承担历史责任。可是，这帮长期生活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个个老奸巨猾，早都猜透了崇祯心里打的小算盘，竟无一人站出来表态!

崇祯从他们口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答案，最后只好决定：“早朝廷议公而决之”。于是，正月初九的早朝上，众朝臣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一派主张弃地守京，另一派主张决不弃地，结果相持不下，不欢而散。

那么，主张决不放弃一寸国土的臣子们，真的是心口如一以死报国的忠臣吗?不然。当时的宰相、首辅大臣陈演就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自己当廷表态不弃国土，日后就逃脱了丢失国土的罪名。而他后来又不公开反对“弃地守京”，则是遵照崇祯皇帝的心思。

他想，说不定有朝一日秋后算帐，这个刚愎自用又心胸狭窄的皇帝，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责会找一个因弃地守京而丢失国土罪名的替罪羊，而他陈演则明哲保身，试想，这种满脑子为个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个优柔寡断，只顾虚名的皇上，哪里会定下万全之策呢?

等不来献计退朝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求见崇祯，为崇祯献上南迁之计。他认为即使弃地也难保京，大敌当前，应该效仿晋、宋南迁，以后再图恢复北方，以缓目前之急。

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消极的应付对策略是当时确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祯心里也是赞同的。但是，他又认为南迁是丢弃宗庙社稷的大罪，比“弃地守京”更甚，他可不愿承担这个千古骂名，于是，这个正确的策略便被搁置一边了。

三月初，李自成势如破竹，攻克了宁武，明军一败涂地，京城已经岌岌可危，崇祯又连夜召诸大臣商议对策。这时，李明睿又奏请南迁。崇祯想，这次如果没人反对，他就可以下决心南迁了。不成想总有人要和他对着干，左都御史李邦华竟提出，皇上应该守京师，让太子下江南。

崇祯见自己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便怒斥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众人顿时吓得哑口无言，其实人人心里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却硬要众大臣说出来，死要面子。他们又一想，如果皇上南迁，一些大臣们便会留在京师辅佐太子。变成替死鬼；而那些随驾南迁的人，一旦京师失守，说不定也会因力主南迁而替人受过，这实在是个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

众人都看透了崇祯的心理，谁也不想背这个黑锅，于是个个沉默不语。

崇祯却不知众人心里想些什么，见无人表态，还连连催促群臣想对策。结果群臣议来议去，还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个“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军来京护驾。但是，此后的几天，勤王的军队没到，告急奏折却像雪片一样飞来，如再犹豫就什么都来不及了。这时李明睿又来紧急求见，力劝崇祯南迁。

崇祯皇帝当然想马上南迁，可是他又总是盼望着大臣都一致赞成南迁，都来哭求时在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这样虽然仍是不免“弃京南逃”之名，但总还能营造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景，使人对他这个皇帝的被动无奈深表同情。

无路可逃因此，在形势已经万分危急的关头，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兴许这一次大臣们会众口一词的奏请他南迁。

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大臣们来朝见他时，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全部沉默着，谁也不肯开口。正在僵持之际，又有前方信使来报：“保定失陷了!”这一下，南迂的路被从中掐断，南迁之议已经成为泡影了。崇祯皇帝不禁呆坐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行眼泪已然流下。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无路可逃，最后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今景山）上自杀，屹立了两百多年的明王朝灭亡了。周皇后以身殉国了吗崇祯皇帝是明代的最后一位皇帝。其皇后周氏祖籍苏州，后来徙居大兴。

“天下贵人”

天启年间，神宗刘昭妃摄太后宝，宫中事务决于熹宗张皇后。崇祯朱由检是光宗的第五个儿子。12岁时，朱由检封信王，五年后即皇帝位。周氏是在朱由检为信王时选为王妃的。当时，张皇后见美艳沉静的周氏很单薄，担心她不能担当重任，母仪天下。刘昭妃却说：“今虽弱，后必长大。”这才册为信王妃。信王即皇帝位，周氏便被册为皇后。周皇后作为明帝国的末代皇后，在明覆亡时，毅然决然地以身殉国，万分悲壮。

周皇后年幼之时，就已经展现出惊人的美貌和柔婉的个性，深得家人的喜爱，被奉为掌上明珠。周皇后早年在家时，有一次被文士陈仁锡瞧见，陈仁锡惊叹周氏的美貌，对她的父亲说：“君女天下贵人。”陈仁锡便教授周氏《资治通鉴》和经史之书。因此，周皇后知书达礼，颇通文墨。崇祯也极好读书，各处宫室宝座左右，都遍置书籍，坐即随手翻阅，他还常作四书八股文出示群臣，并颁行天下，士子们争相传诵。拍马屁的大臣还写文称赞崇祯皇帝有书生风度。崇祯自己也非常骄傲，认为自己即使不当皇帝，肯定也是天下名士，轻而易举的就能金榜题名。书生风度的崇祯帝自然对才色双绝的周皇后宠爱无比，视为红颜知己。

深明大义能与周皇后争宠的是贵妃田氏。田氏的美色与周皇后相当，但纤妍冷艳却过之，而且多才多艺。因此崇祯帝相比之下，对田贵妃更加着迷。两名女子都美色天成，不用修饰就已经容姿秀美，宫中其他嫔妃都远远不及。而且周皇后祖籍江苏，田贵妃则来自扬州，两人都喜欢穿南方服饰。一时之间带动了宫中风气，嫔妃宫女纷纷仿效，全着南装，一个个争艳斗丽，美景无限，而周、田二人仍然独领风骚。

周皇后果然没有辜负当初选她为妃的刘太后的希望，入主六宫以后，即以瘦弱单薄的身躯担任起治理后宫的重任。她仪态万方，天生威严，在宫中威望很高。而且她生性简朴，刚一入宫就着手裁减宫中用度，撤消不必要的费用。崇祯一朝内乱外患接连不断，周皇后就常常劝崇祯皇帝要爱惜百姓，安定人心，再团结对外。而且她还劝说崇祯皇帝要宽以待人，善待臣民百姓。可是崇祯固执自负，根本听不进周皇后的劝告，总是觉得全天下的人都辜负了他。因为当时四处用兵，军费紧张。周皇后关心着国家社稷，也常常拿出自己的私蓄和宫中节省下来的费用充作军费，崇祯对周皇后的深明大义十分感激。

但是宫中却仍不平静。皇后和贵妃争宠，两不相让。田贵妃恃宠而骄，谁都不放在眼里。周皇后对田贵妃的嚣张气焰和高人一等的态度不能容忍，日常就多加裁抑。据说有一年岁元日，天气寒冷，田贵妃去朝见周皇后，辇车直至庑下。周皇后故意拖拉，好半天才出室就坐，受田贵妃跪拜。拜过以后，周皇后一言不发，竟自离去。而田贵妃来朝时，周皇后则热情接待，相见甚欢，两人亲热地说话多时，久久方才离去。

田贵妃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从此就恨死了周皇后。她的地位比皇后低，受制于皇后，自己没有办法，便在崇祯帝前哭泣，倾诉委屈。崇祯皇帝当然不高兴，觉得皇后有些过分。有一次，皇帝和皇后在交泰殿谈事，两个人意见不和，崇祯皇帝怒火顿起，愤然推开皇后，扬长而去。可怜的周皇后金枝玉叶，哪里受住皇上一推?当即伤心欲绝，仆倒在地上，悲泣不已。自此躺在床上，拒绝进食。崇祯帝又后悔自己鲁莽，就派中使持貂凄赐赏皇后，算是谢罪，并询问皇后的饮食起居。周皇后这才结束绝食，帝后和好如初。

岂料两人刚和好不久，田贵妃又惹怒了崇祯帝，被斥居启祥宫，整整三个月不被召幸。周皇后这时又于心不忍。有一天，周皇后陪崇祯帝在永和门看花。周皇后见崇祯帝高兴，便乘机进奏，请召田贵妃。崇祯帝没有作声，其实心中已经想念美妃了，只是又不好自己直接去召见她，周皇后看透了皇帝的心思，用车迎来田贵妃。崇祯帝见到了爱妃，心中高兴，于是两人和好如初，恩恩爱爱。田贵妃也因为周皇后的不计前嫌而感激不已。两人之间前嫌尽释，从此和睦友好。

遵旨自尽宫中的战火虽然逐渐平息，但是宫外的战火却愈演愈烈。崇祯八年以后，各路起义军迅速壮大，严重威胁了明王朝的统治，关外的后金（即后来的大清）大军也在虎视眈眈，伺机而动。崇祯皇帝为了朝廷上的政事和紧急的军情忧心不已，坚持茹素理政，因为过于劳累，日渐憔悴。周皇后看在眼中，急在心里，可是又知道皇帝不听劝，于是她只好让自己的母亲进宫，假称崇祯皇帝的亲生母亲李纯皇太后托梦给她，劝皇帝要注意身体，增强饮食。另一方面，皇后又在宫中提前置办好美食，等皇帝回宫后享用。崇祯皇帝回到后宫，见到如此情景，知道皇后为了自己费尽了心思，又想朝政的混乱，两人不禁相对而泣。

尽管崇祯皇帝殚精竭虑的想挽回败局，但是却已经无力回天，明王朝的灭亡之日一天天逼近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起义军终于突破重重险阻，来到了北京城下。许多文武大臣望风而逃，逃不掉的就投降了义军，被派去监军守城的太监更是见利忘义，大开城门，迎闯王军队进城。崇祯皇帝眼见大势已去，想逃出城去又告失败，无奈之下，他回到后宫，见了周皇后，痛苦地说道：“如今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你是一国之母，绝不能受辱，还是尽快自尽吧!”周皇后听了，也早知道会有这一天，只是跪在地上向皇帝告别，痛哭着说：“我服侍陛下十八年了，可陛下从来不肯听我一句劝，以致有今日!我能够以身殉国，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话说完，她抚着三个皇子又哭了一会儿，就毅然决然地转身进屋，把门锁上了。一会儿，屋内的宫女出来报告说，皇后已经遵旨自尽了。崇祯皇帝到这时想起多年的夫妻之情，也不禁悲痛的涕泪横流。他又命令三个皇子迅速改穿便装逃出宫去，其他妃子则一律赐死。然后他自己，直奔皇宫后面的煤山自尽了。

周皇后这明王朝的末代皇后，生前深明大义，勤于治家，赢得天下人民的爱戴，当国家危急之时，又以身相殉，其悲壮凄美的一生，真是让人不能不由衷感叹。剑砍长公主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崇祯意识到大势已去，赐死皇后，砍伤公主。

京城陷落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的北京城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人们都惊慌地四处奔走，却又无路可逃。李自成的大军就在城外，隆隆的炮声响了一夜，连皇宫深处也听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处在一种深深的恐惧之中。这天夜里，李自成派投降了他的明朝太监杜之秩和申芝秀从城墙上吊入城中，一起去皇宫中劝崇祯皇帝主动退位，结果却被皇帝大骂了一顿赶了出来。

太监们退去后，崇祯皇帝一个人在寝宫里走来走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是却什么退敌的办法也没有。

正在他焦躁不安的时候，又一个坏消息传来，他所信任的太监曹化淳放弃了原本守城的职责，反而主动打开自己把守的城门，投降了李自成。崇祯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如同五雷轰顶，外城一破，北京再无险可守了。

崇祯皇帝和太监王承恩来到皇城的高处四下眺望，只见外面到处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看起来内城被攻破也只是旦夕之间的事了。他呆了半晌，又回到宫中，见了周皇后，才叹了一口气说：“大势去矣。”两人不禁相对落泪。崇祯又写了一道上谕：“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让人送去内阁，却发现内阁班房早已人去楼空。他只好命太子，永王和定王都换了便装，派人把他们送到外戚周奎、田弘遇的府中去，希望他们能趁城中大乱之际逃得命去。

周皇后一直陪在他身边默默垂泪，一言不发。等到打发了太子走后，她才过来跪下向崇祯磕头说：“我服侍陛下十几年了，你却从没听我一句劝。现在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也惟有以一死殉君国了。”话说完，她就站起来转身回房去了。一会儿宫女出来报告说，皇后已经自缢身死了。

帝王家的惨剧崇祯听后，呆了一会儿，又说：“好!好!死得好!”他又命人叫来长公主，这是他最疼爱的女儿，被封为长平公主，今年刚满十六岁。“长平”，长长久久地享受太平，这两个字中包含了多少父亲对女儿的爱和希望啊!他本来已经为爱女选了周显作女婿，两人马上就要成婚了，她拥有多么美好的青春和未来啊!可是这一切眼看就要成为泡影了。长平公主这时紧紧地拉住父亲的衣襟，满脸都是凄楚的泪水，十六岁的她已经开始懂得一些世事了。崇祯抚摸着女儿的秀发，看着她年轻却苍白的脸庞，不禁长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

话刚一说完，他就抽出一直放在身旁的宝剑，用衣袖遮住自己的脸，看也不看地就向女儿身上劈去。长平公主被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幸亏崇祯是闭着眼睛砍过去的，这一剑砍得有些偏，一下子从公主的左肩劈了下去，一条臂膀登时掉落地下，鲜血泉涌而出，喷洒得到处都是。公主已经昏了过去，就倒卧在她自己的血泊之中。崇祯皇帝也被溅得满脸满身都是鲜血，他看着女儿那痛苦的神态，染满了鲜血的手不禁颤抖起来，第二剑说什么也不忍砍下去了。他又转向袁贵妃，命她赶快自尽。袁贵妃遵命自缢，不料绳子却自己脱落了。崇祯见状，又挥着手中的剑砍伤了袁贵妃的左肩。之后，他又发了疯似地接连砍倒了几个嫔妃。看着满屋子的血和倒在血泊中的妻子女儿，他却像已经失去了痛感神经一样，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又唤来王承恩，两个人在这个满是鲜血的屋子里喝了几杯酒，谁也不说一句话，王承恩只是端着手中的酒杯默默垂泪。之后，两个人就相偕着一前一后离开了紫禁城。

公主幸存当李自成的大军闯进内城，四处寻找皇帝的时候，有人发现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着两具尸体。靠前的一具尸体身穿蓝衣，散发遮面，衣襟上用鲜血写着几行字：“我的德行浅薄，招致上天的责罚，这都是大臣们使我造成的失误。我死之后，没有脸面去见祖宗，只好自己摘去冠戴，用头发遮脸。我的尸体任凭贼寇任意处置，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在他的对面，则是一具老太监的尸体。

后来，崇祯皇帝和周皇后的尸体就被葬在昌平的田贵妃墓里。那长平公主到哪儿去了?她并没有死。宫中大乱之际，一个太监救了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公主，把她送到外戚周奎的家中。公主一连昏迷了五天才清醒过来。后来，长平公主上书给顺治皇帝，要求出家为尼。顺治没有答应她的请求，反而安排她和周显成了婚，又赏赐给他们不少田庄，车马和金钱。顺治三年，长平公主病死，死后就埋葬在北京的广宁门外。身受重伤的袁贵妃也没有死，清朝皇帝一直赡养她到终老。崇祯太子哪儿去了借着浓浓的夜色，紫禁城中溜出了三个瘦小的身影，他们是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

皇子逃走原来这一日的白天，崇祯得知闯王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他知道自己恐怕逃不过被杀的命运，却仍想着也许他的儿子能趁乱逃出城去。所以这一天晚上，他把自己的儿子都叫到跟前，让他们都换上平民百姓的衣服，赶紧趁乱逃出城去，到南方重建王师，再挥师北上歼灭叛贼。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描述的三个少年出逃的情景。

第二天一大早，崇祯得到消息说守城的太监叛主投降，李自成的军队已经进城了，他知道这下自己是无路可逃了，就把皇后公主都叫来，挥剑砍倒了几个，自己带着一个老太监到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上自杀了。临死之前，他还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下遗书，要求各地的官员协力辅佐外逃的太子，重新振兴大明朝。他自己虽然死了，但是太子逃出去总还有一丝复国的希望存在，这是他死前心中念念不忘的事。

朱慈的归宿那么，这个出逃的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又到哪里去了呢?三个十多岁的少年，从一出生就生活在富贵乡里，他们能在纷飞的战火中生存下来吗?尤其是太子朱慈的下落更是各种势力高度关注和争夺的对象，因为一个国家的继承人如果仍然活着，那就不能说这个国家已经亡了，他随时有可能召集愿意追随他的人重建国家。

朱慈的归宿到底如何?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成为明末清初的一大疑案。对于这个问题，后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据说太子兄弟并没有逃出被李自成重重包围的北京城，外面到处都是战火，三个人没有办法，商量了一下，决定先到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他们的外公周奎家里去躲一躲，等外面平静一些的时候再设法逃到南方去。不料，周奎见局势不妙，生怕引火上身，根本就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后来他们就被进城的李自成军队抓到了。

李自成想把他们作为政治筹码，不但没杀他们，还封了朱慈为宋王，另外两个皇子也封了爵，一并交给大将刘宗敏看管。后来，李自成得到吴三桂叛清的消息，亲自带兵去讨伐他。他把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都带在身边，想用他们劝说吴三桂投降。不料这一去，李自成的军队大败而逃，崇祯的三个儿子都在乱军中不见了，很可能已经被杀死了。第二，有人说太子逃出宫后，无处可去，被一个贫苦的老太太收养。但是老太太家里太穷，只好把他送到国丈周奎的家里。周奎很害怕，不但没有收留他，反而把他交给了清廷，清廷查明真相后就马上把他杀了以绝后患。第三，这种说法认为朱慈成功地逃出了北京，一路上不知吃了多少苦头，终于顺利的逃到南方。他天真的想去投奔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小朝廷。朱由崧是他的叔叔，这时候已经当了监国。他听说崇祯皇帝的太子前来投奔，这还得了，如果证明这个少年真是太子，他就得归政于太子，那他就无法当皇帝了。于是朱由崧打定了主意，坚决不承认前来投奔的少年是真太子。虽然在朝廷上如何盘问，少年都对答如流。从北方逃过来的老太监也都指认少年确实是太子朱慈，朱由崧还是一口咬定少年是假扮太子，不由分说把他关进监狱，后来又把他偷偷害死了。这件事在南明小朝廷里引起了轩然大波，朝臣们分成两派，后来支持太子的一派见太子不明不自地死了，都对朱由崧很不满，于是这个小朝廷的大臣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去了，这也造成了小朝廷的迅速灭亡。第四，这一派说法认为朱慈一开始确实是被李自成所获。但是在李自成军队败退北京的路上，刘宗敏受了重伤，放松了对他的看管，他就找了个机会从闯王的军中逃了出来，跟随他的还有他以前的老师李士淳。因为李士淳原籍在广东嘉应州，他们就一路逃回了李士淳的老家，在嘉应州阴那山出家当了和尚。他们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建了一座寺庙叫做“圣寿寺”，大殿就取名叫“紫极殿”，处处都显示了寺中和尚的神秘出身。据说朱慈死后，庙里就开始供奉一尊“太子菩萨”的神位。这尊神位始终保留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覆灭了，人们才知道原来供奉的这尊塑像就是明朝的逃亡太子朱慈。李士淳的后人也声称他们的先祖确实在乱军之中救了太子，并把太子带回自己的家乡，两人一同出家做了和尚，李士淳一辈子都悉心侍奉着太子朱慈。

总之，关于崇祯太子的传说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都有。甚至在清朝已经建立很久之后，还有人不断冒充是崇祯太子起兵造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更加使人难辨真伪。看来，这崇祯太子的下落之谜也只能永远都是一个谜了。李自成失败内幕李自成总算成为了可以称雄天下的人，但是他的成功来去都是那么的快。

胜利滋生骄淫公元1644年3月，闯王李自成经过多年的征战，终于攻下了明王朝的都城北京，迫使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在皇宫后面的煤山上吊自杀了。李自成得偿夙愿，终于成为了中国的新主人。可是又有谁能料到，只是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后，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而回，匆忙即位称帝后就逃出了北京城。在以后的两年中，他被清军追击的无处藏身，最后终于失败。人们不禁要问，李自成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地位，怎么会如此轻易的就失去了呢?他为什么会这么迅速的走向失败?

在长年的征战中，李自成的军队因为纪律严明，一直受到所过之处百姓的欢迎和爱戴，人们都高喊着“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口号，打开门户，摆出酒菜，欢呼着闯王大军的到来。这本是李自成区别于其他义军队伍，成功的壮大队伍，赢得百姓的信任，最终成为皇帝的最重要保证。

可是，在进了北京城之后，李自成和他的将士们都忘记了这种从困苦中成长起来的经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南方有明朝的残余政权，北方更有虎视眈眈的后金大军。军队的迅速腐败，也许正是闯王在短短两月中从天堂跌入地狱的最重要原因。

据说，李自成刚进城的时候，还有一点理智，他在城门之外弯弓射箭，正中城门上方，然后就向兵士宣布，入城后不得烧杀抢掠，违令者斩首示众。围观的百姓听到闯王这么说，都高兴的拍起手来。这时候，他已经得到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消息，所以不慌不忙的整顿队伍，率领着几十万大军徐徐入城。百姓都在道路两旁欢呼迎接，明朝一些怕死的官员也跪在地上表示臣服。

李自成这时真可谓是志得意满，在大军的簇拥下，骑着高头大马直奔皇宫。紧接着，他颁布命令，让明朝的在京官员第二天到宫门外集合，由他的部将进行挑选，能留用的就留用，那些恶名昭彰的大官则被逮捕下狱严加惩治。留用的官员和他原来已经带在身边的文人都派到已经控制住的省份去做地方官，建立起大顺朝的地方政权。还收殓崇祯皇帝和皇后的尸身，放在宫门口示众三天，然后安葬到京郊田贵妃的墓中去，清点宫中财产等等事情。

一切安排妥当，就等着文官们制定好登基的礼仪，李自成就要正式当皇帝了。

称帝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之下，历经坎坷、饱尝磨难的将士们都长长的松了一口气，觉得终于苦尽甘来，到了应该享福的时候了。也有人提醒闯王，占领全国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日后还有很多艰苦的战役要打，不应该现在就松懈下来。可李自成这时已经变的骄傲起来，他觉得只要占领了明王朝的心脏北京，就等于自己已经名正言顺的得到了这个国家，其他的反对力量都只是跳梁小丑，只要大军一到，马上就会跪地投降，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即使有一些抵抗，凭大顺军这几年所向披靡的势头，肯定也能很快的攻克。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他的这个天下几乎已经坐稳了。眼前最要紧的就是赶紧制定登基礼仪称帝。他想的是很好，不过却忽略了关外的清军，总以为自己建国后再修书与对方结好，就可以轻松的保持边境的安定。一向精明的眼睛不知为何这时却看不清严峻的事实，清朝的统治者早已经动员了全部力量，率领大军开到山海关之外了。

李自成进城之初，本来立下严令，努力整顿军队，刚开始几天，命令还是得到了执行的。有两个士兵抢劫了前门的一家绸缎庄，被告到李自成那里，李自成立时大怒，命人杀了那两个违反禁令的士兵，吊在城门外以示警戒。

第二十章

自取灭亡但是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李自成麾下的将领们自从进了北京，都被这种繁华的景象迷住了眼睛，整天只想得到更多的珠宝，抓到更多的美女。上司如此，士气很快低落下来，再也没有人愿意遵守禁令，辛苦打拼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到了享受的时候了，哪个人不想多抢一些银钱呢?于是城中的秩序大乱，士兵们闯入百姓家，又砸又抢，奸淫妇女，烧人房屋，无恶不作。一支纪律严明的义军就这样变成了一支土匪的军队。

北京城里原来开门欢迎闯王到来的百姓们不禁大失所望，觉得受到了欺骗，一时间城内哀号遍地，一片凄惨之景。李自成见局势大乱，再想严加申饬已经来不及了。再说，这时的李自成也忙的很，整日躲在深宫中为众多美色包围，根本没有时间理会政事了。牛金星是李自成的主要谋士，义军进城后，他位列文官之首，本应该负担起全部政务，可是他却每日坐在家中等待着那些以前作了明朝高官而嘲笑他的人来拜访他，羞辱这些从前瞧不起他的人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刘宗敏是义军的武将之首，他本来应该一攻下京城就应马上到山海关重地去镇守边关，可是他贪恋京城中的安逸生活，迟迟不肯去上任，原本是一员猛虎之将，现在却已经变成了女人的裙下之臣。李自成自己更是沉溺于女色之中，据说正是因为他强占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才使得本来已经准备投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叛向清朝那一方去了。

等到边关传来吴三桂反叛的消息，李自成才慢慢悠悠的整顿军队想去讨伐他。队伍整顿了好几天才开出京城。可是走在路上还是不慌不忙的，本来三天就能赶到的路程却足足走了十天!等他带领着军队来到山海关，吴三桂早已经和清朝统治者达成协议，作好一切战斗准备等在那里了。试问这样的情况下，李自成的军队又怎么可能取胜呢?而且现在大顺军的士兵们不再是像以前一样身无分文，只能拼着性命去战斗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现在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的满满的，一旦有了钱，大家都想带着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谁还肯拼命去打仗呢?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李自成几十万大军一败涂地，仓促的向北京逃去。从此以后，李自成就带着他的残余部队四处逃命，他的皇帝美梦只做了短短的一个月零十几天就彻底结束了。张献忠藏宝今何在关于张献忠锦江藏宝一事，历来众祝纷纭。

张献忠的事业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是起义军里著名的“八大王”，他在明末农民起义的风浪中迅速崛起，很快发展成义军的主力之一。崇祯八年，他和老“闯王”连手夹攻明朝王室的龙兴之地，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义军一举得手，掘了朱家的祖坟，使朝野大为震惊，崇祯皇帝终于觉悟到起义军已发展壮大成明王朝的致命敌人了，后来张献忠使用缓兵之计，暂时接受了明王朝的招抚，在短时间的部队休整之后，他又重新举起义旗，势如破竹的攻占了四川，迫使曾经极力主张招抚张献忠的明军主帅杨嗣昌负罪自杀。崇祯十六年，他攻占武昌，开始自称大西王。

第二年他就在成都称了帝，建立了大西国，这几年的战斗时光可以说是张献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到他登基称帝则达到了顶峰。这之后，张献忠的军队迅速走上衰亡之路，主将们只顾纵情享乐，士兵们也士气低落，无心应战，纪律散乱，而且张献忠在当皇帝的短暂时间中，性情变的更加暴躁多疑，制造了极为残忍的“屠蜀”事件，在自己的统治区域里引起了人心的不安定。等到清军南下进攻四川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崩溃边缘了。再加上之前与李自成的义军也发生了正面冲突，张献忠心里也清楚的知道，成都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所以他决定放弃成都，带领几十万大军出蜀进行游击战争。可是没多长时间，享受惯了的张献忠轻敌大意地带着几个人出营侦察，被清军的侦察兵发现，一箭射下马来被俘，很快就被处死了。

宝藏之谜传说在张献忠死前，曾经把一千船的金银财宝埋在锦江江底。这条锦江又称流江或汶江，是岷江的支流之一，水势比较平缓，如果不是在洪峰季节，确实有可能实行截江断流，在河床挖洞藏宝的。清初的许多史料中都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情，就连清朝的正史《明史·张献忠传》中也同样记载了张献忠断江藏宝的事，可见藏宝一事并非空穴来风。有的书中甚至提到张献忠藏宝之后，屠杀民夫以防泄密的情节，使故事显得更加真实可信，而且张献忠在离开成都前作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他把一些无关紧要的宫妃、侍女、太监和杂役全部杀死，名义上说是为了避免他们被清军抓住后受辱，但却让人不得不更加怀疑他这样作的理由是杀人灭口，以防宝藏之事泄露。

这批巨大宝藏数百年来一直吸引着无数贪婪的目光，不知有多少人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去寻找它，就连统治着中国的清政府也曾经两次派人去挖掘这笔宝藏。第一次是道光年间派出官员沿江考察，希望找到藏宝的准确地点，可是最后却无功而返。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为了弥补急剧增长的军费开支，又再次旧事重提，希望找到宝藏以解燃眉之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受命办理这件事情的官员却好像没有一点动静，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在民国年间这笔宝藏又引起了一场新的闹剧。当时民国四川政府的几个官员成立了一个“锦江淘金公司”，凭着一张突然出现的“藏宝图”在锦江江底热火朝天地挖了起来，可是最后却依然毫无收获。

一线曙光数百年来的不断搜寻却毫无结果，这不禁又让人对张献忠藏宝的真实性产生了疑问，回过头来看看历史，又觉得这件事确实也充满了疑点。张自忠撤离成都是被情势所逼不得已的，并不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而断江埋宝需要长时间的周密准备，工程庞大、耗时也很长，不是突然之间下了决定，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完成的。

而且，以其“千船”的藏宝规模，是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的。如果确有其事，知情者一定不在少数，张献忠尽管已经先杀了一批人，但也不可能如愿地堵住所有人的口。清军攻占成都后，也俘虏了大批的大西政权遗民，他们却对这件事毫无所闻，这难道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近年来，又有人对张献忠藏宝之谜提出了新的看法。一些学者通过实地考正研究认为，数百年来人们不断挖掘却毫无所获的原因，在于挖错了地方。人们只知道宝藏是埋在锦江底，可是锦江那么长，宝藏究竟被埋在哪一段了呢?专家们通过分析认为，张献忠藏宝的准确地点是在彭山县的江口镇，离原来人们挖掘探索的地点还有七十多公里的路程。这也难怪那些人费尽力气也找不到宝藏了。据说近几年四川省的地质部门已经派专家勘测过锦江河道，水底存在着异常反应，如此看来，张献忠的宝藏恐怕是确实存在的。既然专家们已经发现藏宝的准确地址，那这批宝藏重见天日的日子肯定不会很远了。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吴三桂，这个汉族中的杰出军官，因为帮助满清入关而背负上了千古骂名。

明朝灭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100万起义将士，渡过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这年三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投降。起义军猛攻北京城。第二天晚上，崇祯帝登上煤山（在皇宫的后面，今北京景山）上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知道形势危急，跑回宫里，拼命敲钟，想召集官员们来保护他。等了好久，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这时候，他才知道末日到来，又回到煤山，在寿皇亭边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统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拒绝交付的处重刑。少数民愤大的皇亲国戚被起义军抓起来杀头。

惹怒三桂有个大官僚吴襄，也被刘宗敏抄了家产，并且逮捕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一个威胁。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儿子写信，劝说他向起义军投降。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抗清的，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

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接连下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吴三桂赶到山海关，北京已被起义军攻破。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吴襄的劝降信，倒犹豫起来。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是他不愿意的，要不投降吧，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属财产，也舍不得丢掉，既然李自成来招降，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离北京越来越近，就遇到一些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一问，开始，听说他父亲吴襄被抓，家产被抄，已经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又听说他最宠爱的歌姬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更是怒气冲天，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自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帝报仇。

天亡自成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决定亲自带二十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听到这消息，吓得灵魂出窍。他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吴三桂的求救信，觉得机会来到，立即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清军到了山海关下，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五百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他见了多尔衮，卑躬屈膝地哀求多尔衮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订立了同盟。李自成大军从南面开到山海关边。二十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一字阵，一眼望不到边。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望见起义军阵容坚强，料想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叫清军埋伏起来，自己和几名清将远远躲在后面的山头观战。

战斗开始了，李自成骑着马登上西山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明兵东窜西突，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正在双方激烈战斗的时候，不料海边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刮起，一霎时，天昏地黑，对面见不到人。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出动，向起义军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一慌张，阵势也就乱了。直到风定下来，天色转晴，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李自成在西山上发现清兵已经进关，想稳住阵脚，指挥抵抗，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传令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起义军遭到惨重失败。

闯王之死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仗着清兵的势，在后面紧紧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兵力已经大大削弱。李自成回北京后，在皇宫大殿里举行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就率领起义军，离开北京，向西安撤退。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带领清兵，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多尔衮把顺治帝从沈阳接到北京，把北京作为清朝国都。打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它的统治。

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终于被迫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过了几个月，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李自成战败牺牲。李自成退出北京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继续抗击清军。到公元1647年张献忠在川北西充的一场战斗中中箭牺牲，这样明末主要的两支起义军都灭亡了。弘光皇帝的荒淫崇祯皇帝死后，南逃的大臣们推举福王朱由崧为帝，年号为弘光。

傀儡登基按照皇室的血统来说，朱由崧确实和崇祯皇帝一家最为接近。他的父亲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当年万历皇帝因为宠爱郑贵妃，执意要废长立幼，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为此与群臣对峙近二十年。后来他的愿望最终没能达成，就改而赏赐了朱常洵无数的土地金银财帛，并封他为福王。

所以朱由崧是和天启、崇祯两人血缘关系最近的堂兄弟。这是他被大臣们推选为皇帝的原因之一。

他的登基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的朝廷都陷入党派之争，其中的一派是魏忠贤死后的阉党余孽，他们看中了福王的懦弱无能，认为如果是福王当了皇帝，更有利于他们控制朝廷大权。所以，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一帮人先下手为强，最先在南京拥立福王即了位。其他大臣，如史可法等人本来不同意由福王继承皇位，想选一位比较有为能干的宗室，但这时已经为时过晚，他们只好承认现实，也改而投入弘光朝廷中。

本质冥顽福王既然是被怀有这样野心的大臣推为皇帝，他的本性也就不难推测了，实在也不应该对他寄予什么复国的希望。就福王自己而言，他也并不愿意被推上皇位。明代的皇帝宗室都被命令不能参政，所有朱家子孙都只是坐在家中等着朝廷发的俸禄过日子。所以大多数宗室王都昏庸无能，只懂得吃喝玩乐，福王也不例外。他对朝廷政治一无所知，对掌握大权也没什么兴趣。而且即使不当皇帝，他的财富也已经足够他任意挥霍了，再当皇帝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多出的只是一份他承担不了的重任而已。

福王再无能，也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所以他对自己被推上皇位，内心是十分惶恐不安的。在他即位之初，他也为了这一份皇帝的责任作出了他的最大努力，他起用了许多正直有为的大臣，尽力组成一个合理健康的政府机构。他也认真地参加各种仪式，树立他自己的皇帝形象。

可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再加上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成心引诱，朱由崧开始疏远廷臣，缩回他的后宫，又过起那种纵情享乐的日子来了。他整日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国家大权落入马、阮之手，更加暗无天日。

即位当年的除夕晚上，弘光帝一直闷闷不乐，前来朝见他的大臣以为皇帝在为外面不安定的局势而担心，都劝他不要过于忧虑。谁知他的回答却让大臣们都目瞪口呆，原来皇帝愁眉不展根本就不是为了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宫中没有好的戏班子!这样的皇帝，你又能指望他有什么作为呢?此后，投其所好的马、阮之流为他找来几个戏班，轮流入宫演戏，供他玩乐。

蛤蟆天子弘光元年正月，他边看戏，边饮酒，醉意朦胧中竟大发兽性，接连淫死童女二人。二女俱是雏妓，由老鸨领走尸体了事。此后，这类祸害雏妓的事时有发生，宦官们怕张扬出去坏事，就随便将尸体在宫中埋掉。一天夜里，宫中大钟忽然响了起来。内臣们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都惊慌失措地涌入内宫，结果是数十个戏班子的人装扮成牛头马面，在那里胡闹。因为是朱由崧允许的，大家哭笑不得，只得散去。

苏州医生郑三山向朱由崧进献春药，深受朱由崧钟爱，被选进宫来，讲房中术，供春药，竟因此当了官。到了端午节，朱由崧不上朝，却下旨命人四处捕蛤蟆配房中药，令百官啼笑皆非。人们都称朱由崧是“蛤蟆天子”。

宫中的后妃侍女不够，朱由崧又令太监“选淑女”入宫。这些如狼似虎的太监们，在街上见谁家少女美貌，便在其额上贴上黄纸，带着就走。

他们还挨家挨户访查，或由地方官选定。隐匿者要治罪，选的姿色差要治罪，并限定数目、时日，必须完成。这样一来，弄得百姓人心惶惶，有女之家不分昼夜，仓促选婿，赶紧来个“拉郎配”，官宦人家也忙着“抢新郎”，一时间闹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朱由崧整天有那些抢来的美女陪伴，把往日的旧妃抛在一边。

他的原妻童妃带着六岁的儿子来南京，朱由崧竟然拒不相认，还把童妃打入大牢，严刑拷打致死。满朝大臣都眼睁睁地看着，谁也不敢上前劝阻。

女色不在话下，男色他也照样来者不拒，照单全收。当时，朱由崧身边有一个太监张执中，长的貌美如花，身段纤细宛如少女，朱由崧对他异常宠爱，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同食同寝。这个张执中仗着皇帝的宠爱，满朝大臣都入不了他的眼，只有马士英登门求见，他才开门迎客，但也只是以一杯清水待客而已。

弘光皇帝对朝政不闻不问，马士英和阮大铖作威作福，他们把朝中反对他们的官员全都遣到外面，朝廷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他们把各种官职全都明码标价，公开出售，只要有钱，什么人都能作官。当时民间有一首民谣说：“都督多如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上但吃酒。”

朝廷如此腐败黑暗，迅速灭亡是必然的。仅仅一年不到，弘光朝廷被清军的铁骑踏平。朱由崧也被叛将献给清廷，作了清廷的刀下之鬼。

第二十一章

明朝建立元朝末年，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由此而引发了农民及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其中以红巾军的斗争最为重要。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在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战争中，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并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贫苦农家。元至正四年（1344）春，淮水上游瘟疫蔓延，其父母、长兄及幼弟相继染病身亡。17岁时，朱元璋因生计所迫，入皇觉寺为僧。但此时寺庙中也已乏食，众僧无粮度日，朱元璋只好云游于江淮地区，沿路乞讨3年之久，其后又返回皇觉寺，这时，农民义军正声势浩大，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占据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令元将彻里石花不敢贸然进兵。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朱元璋毅然出寺投奔郭子兴，被收为亲兵。之后，凡有攻伐战事，皆令朱元璋出战。朱元璋每战必胜，战功卓著，深得郭子兴的赏识，而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他。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今属江苏）。义军首领赵均用，彭早住等率残部逃至濠州。郭子兴一味谦让屈己，反为赵均用等人所制。彭早住、赵均用占据濠州后，遂自称王。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大志难图，遂于至正十三年，返回乡里招募兵士，得同乡徐达、汤和等700余人。

至正十四年（1354）七月，朱元璋率所部活动于定远、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一带。不久，因彭早住、赵均用等人将朱元璋所隶700余兵改属他将，朱元璋因此脱离郭子兴，仅与徐达、汤和等24人南略定远。其后，朱元璋等以设计、招降、用兵等方法，得壮士二万三千余众。定远人冯国用与其弟冯国胜率众投附朱元璋，且献计以为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定鼎”，而后命将四出，即可夺得天下。朱元璋十分赞赏，令兄弟二人参预机密决断，又以李善长为掌书记，负责筹措粮饷。

未几，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前往泗州，既而彭早住中流矢身亡，赵均用更自专无忌，欲治郭子兴于死地。朱元璋闻讯，忙贿赂赵之心腹，郭子兴方脱险，率所部返回滁州，自称滁阳王。朱元璋亦率部属数万人，归属郭子兴帐下，听其号令。此时，朱元璋名声日著，郭子兴二子不满，欲以毒酒害之。谋泄，不得逞。不久，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邓愈，怀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前来投奔，朱元璋分别用为前锋、先锋等。朱元璋用兵，军纪严明，“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①。

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卒，朱元璋统领其军。其时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拥立韩山童子韩林儿，建国号宋，改元龙凤，且传檄朱元璋，委任其为右副元帅。朱元璋认为：“大丈夫安能受制于人耶?”②只是考虑到韩林儿势力强盛，可作依靠；故仍用其年号，以令己军。

六月，朱元璋率所部渡江，攻下太平（治今安徽当涂）。十六年（1356），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大败元将、中丞蛮子海牙所部，朱元璋得以在江南立足。在老儒陶安的建议下，朱元璋领兵攻陷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开拓，相继攻下镇江（今属江苏）、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今属江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扬州（今属江苏），逐渐开辟了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韩林儿的宋政权因此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

朱元璋据有集庆及周围州县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一面分遣儒士赴所辖州县，劝课农桑；一面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职掌垦田稼穑、水利修复诸事，以此保证军粮储备充盈。与此同时，他注意招揽人才，复兴学校，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相继入金陵，拜见朱元璋，被欣然接纳，且创置礼贤馆安置这些儒士名流。他采纳皖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③的建议，认真备战，从而使其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加强。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谋取浙东行省未克之地。出兵前，朱元璋告诫诸将：“克城以武，勘乱以仁。吾此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④严明的军纪，不仅使朱元璋的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更以其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的拥护与欢迎。因而朱元璋军队所向披靡，“兵至皆下”⑤。其势力很快扩展到苏、浙、皖、赣。与篡夺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自立为“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占据的地盘为邻。其时，陈友谅占有江西、湖广之地，一度攻陷太平州，且与张士诚合谋，进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企图消灭朱元璋势力。

面对陈友谅的进攻，应天府为之大震。朱元璋部将或建议先收复太平，以牵制陈友谅对应天府的进攻；或请求领兵迎击，均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他根据陈友谅篡权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⑥的局势，决定采取诱敌深人，设伏以待的战术，派胡大海直捣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以牵扯其后方。令康茂才致书陈友谅，约其速来金陵。同时令常遇春设伏于石灰山，徐达布阵于南门外，杨璟屯驻于大胜港，张德胜等率水军出龙江关，他自己则于卢龙山督军。

不久，陈友谅果然统领大军进击应天府。朱元璋部将纷纷请求迎战，被朱元璋制止，他告诉众将士，待降雨后再出击。须臾，果然大雨倾注，将士们奋力厮杀，水陆夹击。陈友谅大败逃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朱元璋所部乘胜收复太平，进而攻占安庆（今属安徽）、信州。陈友谅的篡权已大失人心，及其战败，原徐寿辉旧部将领乘机纷纷叛离，投奔朱元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于江州大败陈友谅军，陈友谅沿江逃至武昌（今属湖北）。朱元璋军占据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二十二年（1362）正月，陈友谅部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献龙兴府（今江西南昌）投降。朱元璋接管此城，更名为洪都府，返回应天府时，留下邓愈领兵戍守。然而不久，降将反叛，洪都失陷，邓愈败逃应天府。

四月，徐达领兵收复洪都，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率兵镇守。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日趋壮大，令元朝政府坐卧不安。十二月，元帝遣尚书张昶经海上至庆元，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企图以此收买、招抚，但遭到朱元璋的断然拒绝。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杀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朱元璋统兵救援，击退吕珍，救出韩林儿，安置于滁州（今属安徽）。趁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陈友谅赶制楼船数百艘，领兵号称60万，包围洪都府。一时间，吉安（今属江西）、无为（今属安徽）等州县相继陷落。洪都守将朱文正等率领兵士坚守城池长达85天。使朱元璋得以集结兵力，赶赴救援。陈友谅得知朱元璋亲自领兵，只得放弃围攻洪都，退至鄱阳湖迎战。双方出动水军，激烈交战，朱元璋募敢死之士，火攻陈友谅。

陈友谅中流矢身亡，其部将张定边护卫其子陈理逃奔武昌。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其子朱标为世子。

二月，亲统大军征伐武昌，陈理投降，汉亡。随后，诸将分路征讨，平定割据南方的诸势力和红巾军。至二十五年，唯有张士诚一支势力最强的割据武装尚未剿灭。时张士诚据有南至绍兴（今属浙江），北达济宁的大片地域。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先筹划攻取淮东。随后于高邮大战张士诚军。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为消灭张士诚制造舆论。张士诚高邮战役后，南下占据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并以此为都，据有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朱元璋令将士先攻取张士诚外围据点，以孤立之，随即双方对峙于镇江。张士诚屡战屡败，投降元朝，封为太尉。此后，张士诚与另一支割据势力方国珍勾结，与红巾军为敌，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大军征讨张士诚。十一月，包围平江府。

在进攻和平定窃据江南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朱元璋亦加快政权的建设。自至正二十六年起，改筑应天城，修建新宫。设文武科取士，制定律令、礼仪、《大统历》等。吴政权已初具规模。

至元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所部攻克平江府，擒张士诚。随后，大军分兵两路进攻割据浙江台、温地区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兵败投降。逾年，元福建行省平章、占据闽中八郡的陈友定势力亦遭覆灭，福建遂得以平定。江南地区大部为朱元璋势力所据。

至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此时，元朝尚据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两广、四川、云、贵及福建等地尚有割据势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大业。

朱元璋将重点放在北伐上，同时分兵平定南方诸割据势力。由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自正月出征，由淮水入黄河，仅用3个月的时间，平定河南、山东，进逼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惶逃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北伐军攻占元大都。之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北伐军继续兵进上都，元顺帝北遁，于洪武三年（1371）四月病逝，残部北退至和林（今属蒙古）。自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大明军先后平定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经过前后20年的南征北伐，明朝终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消灭了元朝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注释①②③《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④《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⑤《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⑥《明太祖实录》卷九。

明朝统治的强化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明朝建立之初，官僚机构设置基本沿袭元朝，于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初称相国）总理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地方则设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军政事务。另于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

朱元璋在认真总结元朝灭亡原因时，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①是导致元朝统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为此，他着手对所承袭元朝的现行官制进行重大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强化明朝统治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罢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隶区，共计13个行政区划，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后遂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直隶区，寻复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于是便为两直隶区、十三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于布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职掌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职掌地方司法刑狱；都指挥使，职掌地方军事防务。三职互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有关机构。三职合称“三司”，将原来无事不统的行省权限，分为军、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此避免地方官长的事权专擅，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

布政使司区划之下，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两级，分设知府、知州、知县为长官，均由朝廷任免。县以下划分为里甲，凡110户编为一里，设里长主管钱粮之事，里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里书主管税粮等事。里下设甲，一甲10户，轮流充任甲长。城镇都市中则分坊、厢，有坊长、厢长。里、甲、坊、厢长皆由官府指任或选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严密的统治网，有效地将臣民百姓控制在网中。

废置行中书省后，地方军、政、财及监察司法诸权悉收归朝廷，皆集中于中书省，于是作为总领中书省的丞相之权益发膨大，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相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之突出，且日趋尖锐。朱元璋认为丞相的设置弊端尤甚，“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②。出于这种考虑，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之罪，将专肆威福，招权纳贿，生杀黜陟，不奏径行的左丞相胡惟庸处死。旋即下令罢废中书省，罢丞相一职不设，而将中书省及丞相之权分属于六部，而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形成朝廷内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的统治格局，自秦朝以来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自隋唐以来沿袭700余年的三省制度，终于结束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还把废除丞相作为“祖训”，告诫子孙后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宰相制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

丞相罢置之后，朱元璋又对监察机构——御史台进行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备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以及十三道（一布政使司为一道）监察御史，分掌十三道，监察、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赋予都察院极大的权力，“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⑤。尤其是监察御史，虽只是正七品官，却“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⑥，权力极大。朱元璋此举旨在以小制大，以内制乱。此外还专设六科给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为专事六部的监察机构。理刑审狱时，都察院须和大理寺、刑部共同进行，合称“三法司”，避免“专于一司”的弊端。

军队建置。朱元璋于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然只掌兵籍、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选授军官之权则由兵部掌管，而调遣、发兵指挥权则握于皇帝手中。军队的编制为卫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⑦。大体每卫5600人，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置千户为指挥官。每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其下设二总旗，每总旗下辖5小旗，每小旗10人。府县各卫归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上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军士另立“军户”之籍，且世袭，不得随意脱籍。每逢征战，由皇帝下旨，兵部佥发调兵之令，都督府长官则奉命统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兵士返归卫所。军制上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朱元璋分置行政、监察、军事机构，使之各自相对独立，不相统摄，却互为制约，其目的正在于“我朝罢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天下庶务，彼此颉顽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⑧。由此将朝廷内外大权独操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得以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其它方面采取了诸多的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后经历20多年，其间朱元璋曾亲自裁酌，有过三次大的修订。律文计30卷,460条，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内含五刑、十恶、八议各款。《大明律》简赅，然严酷无比，充分维护了君主集权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曾亲自编撰并颁行《大诰》，之后又颁行《续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从中择重选出有关条例，附为《大明律》例。其中汇集有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偷逃赋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凌迟、枭示、族诛等重刑。这些法典的颁行，体现了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术。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⑨，甚至规定《大明律》和《大诰》要作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师生必须背诵。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稽查臣僚及百姓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威胁自己皇权地位的言谈举止，朱元璋更采取公开的恐怖措施。他于即位前后，曾派遣心腹或检校、佥事等下级官吏，侦察、打探臣僚暗地的言行，及时上报。洪武十五年（1382），改而设立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下属南、北两个镇抚司，除负责侍卫、缉拿盗贼奸宄外，还“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太祖知之”⑩。锦衣卫镇抚司设有法庭和监狱，可随意捕人、审讯，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肠、剥皮、锡蛇游等，多达数十种。锦衣卫的设置，有效地强化了君主对臣僚、百姓的控制。

与设置特务机构一样，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滥用无度。凡朝臣有过失，或进谏触怒皇帝，即于殿上杖责大臣。据《明史·刑法志》所载，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仅如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加害于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两狱，受株者多达5万余人。翦除这些与自己同生死的功臣，“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但却为朱元璋的独裁彻底扫除了障碍。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视兴办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国子学、州县学、民间社学3类。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监生分官生与民生两种。每年由州县学按规定名额保送入国子监，主要学习《大明律》、《大诰》、四书、五经等。结业后可直接为官。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兴尊孔，以此作为约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仅如此，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望字生义，曲解文意，而后罗织罪名，加害于人。如浙江府学训导赵伯宁为海门卫撰《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被认为“则”近“贼”之音而遭诛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亦因“生”“僧”谐音而被杀。凡此种种，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即于文字上惨遭横祸。

朱元璋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科举制。洪武四年（1371），始设科取士。考试分3级：未入学的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合格者入州县学，称为生员；省级考试为“乡试”，每3年一试，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进行，中试者再参加“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进士分3等：一甲赐进士及第，取3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人数不等；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亦不等。所有进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然而科举又以“八股取士”，即规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题则以朱熹的注为依据，不允许擅自发挥。到明中叶以后，这种答题的格式便严格规定为排偶分股的文体，即“八股文”。“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自明初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之法，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从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最终达到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②黄佐《南痈志》卷一○《谟训考）。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④⑤⑥《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⑦《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⑧《明律汇编全集》卷一。

⑨大诰·颁行大诰第四十七。

⑩刘辰《国初事迹》。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

刘基辅政刘基，浙江青田县人。明代开国元勋，朝廷重臣。他也是江南的豪俊名贤，有满腹韬略可寄以兴邦治国大业的奇才。与宋濂、章溢、叶琛等合称江南四大名儒。“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①。刘基自幼聪颖过人，博通经史，广览群书，精于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提刘基，认为他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当初，太祖占据金华，平定括苍，听说刘基与宋濂并名，曾重金招聘，而刘基未应。太祖部下的总制官孙炎，一再致书，执着邀请，刘基始出。刘基见朱元璋后条陈时务十八策，甚合太祖心意，筑集贤院款待刘基等，优礼、宠爱至厚。这时韩林儿建立政权，国号为宋。朱元璋拜韩林儿为宋王，奉行其正朔，又行君臣之礼。朝中文武在中书省设置宋王御座，行君臣四拜之礼，对宋王及其御座礼拜甚恭，独刘基不拜，认为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羊倌，尊奉他没有用!于是进见太祖，述说完成统一大业之策。刘基认为，张士诚自守长江下游，无长远之计，不足为虑；陈友谅奉徐寿辉为主，又把他谋害，还逼迫徐寿辉部下归顺他。刘基认为陈友谅建立汉国，名号不正。陈友谅地处大江上游，没有一天不觊觎朱元璋，从不放弃其吞并的野心，应当首先消灭之，一旦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就势单力孤，可以乘胜一举平定长江下游，然后北向中原，统一大业就能顺利完成。这可以说是刘基第一次辅助朱元璋作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战略决策，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跟刘备纵谈天下大势，确定蜀汉联吴破曹，发展实力，逐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先逃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这又是个关键时刻，太祖意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太祖知其自有见地，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抓住关键时刻，表白己见，他以为凡言降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说，陈友谅骄气横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刘基说：“天道（指兵法规律）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②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点破形势，定议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这是刘基第二次辅助朱元璋制定平汉的战略决策。

在与陈友谅交战中，太祖用了刘基之谋，以逸待劳，连战连捷。先是陈友谅遣赵普胜攻太平，程允、汪炳大败赵普胜。获粮万余石。赵普胜又攻打青阳（今奏徽青阳县）、石埭（今安徽石埭县）等县，太祖大将张德胜与普胜战于栅江口，大胜赵普胜军。不久，徐达、俞通海、赵德胜等击赵普胜于栅江营，大胜，敌弃舟逃窜。获汉军巨舰艨艟无算，很快占据池州（今安徽铜陵市）。太祖大喜，升徐达为同知枢密事，其他诸将亦各有升赏。元至正十九年（1359）秋八月，遣徐达攻安庆，自无为（今安徽无为县）登陆，夜至浮山砦，击败赵普胜部将胡总管兵，追至潜山界，陈友谅急遣参政郭泰领兵追至沙河迎战，徐达再次大破汉军，斩杀郭泰，获辎重无算，军威大振，并乘胜攻占潜山（今安徽潜山县）。

太祖兴兵平汉之所以初战连连告捷，正是因为采取了刘基“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的战略决策所致。

太祖要重赏刘基，刘基以为王业初创，力辞不受。陈友谅不意连败，大怒，兴师攻安庆。太祖想亲征，问刘基以为如何，刘基力赞之。于是太祖将兵攻安庆，自旦及暮未能克捷，大将俞廷玉阵亡，诸将大患，士气稍挫。在此关键时刻，刘基请太祖悉主力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捣陈友谅巢穴。时汉军精兵锐卒集于安庆，江州空虚，吴军悉西上直趋江州，出其不意，只得仓皇率妻子逃奔武昌（今湖北武昌）。陈友谅大将、龙兴守将胡美，密遣其子与太祖商洽，如胡美投降，不要解散或整编他的部曲。太祖有难色，刘基从身后踹太祖所坐胡床，太祖顿悟，一口答应。胡美如约率部来降，江西诸郡皆下，为朱元璋平汉打下坚实可靠之基础。

是时刘基丧母，军事紧急，基未敢言，江西诸郡平定后，请求还乡葬母。适值苗军反叛，以至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被杀，浙东军心摇荡，刘基于此急迫之时，赶到衢州（今浙江衢县地区）与守将夏毅共商安抚各属邑，又与平章邵荣等共谋收复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地区），一场动乱始定。方国珍一贯敬服刘基，刘基服丧期间，致书吊唁，刘基在复书中力宣太祖威德，方国珍主动入贡太祖。刘基服丧期间，朱元璋亦几次投书叩问军机，刘基亦多次复书条陈，所言皆中机宜。不久，刘基回京，太祖正在增援安丰，刘基谏止说：“汉（陈友谅）、吴（张士诚）伺隙，未可动也。”③太祖不听。陈友谅听说太祖增援安丰，乘机率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太祖对刘基说：“不听君言，几失计。”④于是亲自统兵救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主力各不相让，一日激战几十次，太祖坐胡床督战，刘基守候在太祖身旁，突然刘基跃起呼唤太祖急速换船，太祖匆忙转徙到别的战船上，尚未坐定，巨炮击中原来太祖所坐胡床，太祖所乘指挥船立即被炸得粉碎。陈友谅在楼船高处，见此情景大喜。不料太祖仍挥舟急进，汉军上下俱惊，士气丧尽。当时太祖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相持三日，未决胜负。这又是一个紧急存亡关头。刘基为太祖计，欲取主动，必急速移军湖口，誓死扼守，并于鄱阳湖出口处埋设巨木尖钉，使汉军舰艇无一能通过。决战之日，太祖军以逸待劳，陈友谅军瓦解崩溃，陈友谅本人亦于败逃中毙命。不久太祖大军临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至此太祖消除完成统一大业中的一大心腹之患。此后朱元璋又东攻张士诚，北向中原，推翻元廷，完成王业，他的战略步骤都不超出刘基初见太祖时所言之范畴。

江南略定后，朱元璋建立吴政权，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上大统历，定正朔，接着又劝太祖下罪己诏，平反滞狱，这些措施对稳定政权都起到了良好作用。于是又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想对一些囚犯处以重刑，刘基问他是什么理由。太祖谈了些莫须有的原因，刘基估计不久吴国又将得士得众，让太祖且稍待，三日以后，海宁投降，吴国扩土得众，太祖大喜。太祖把即将处以重刑的囚徒都交付刘基处理，刘基把囚徒全部释放。在江南统一、粮足兵精的情势下，朱元璋于戊申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中国封建史上又一个汉族地主阶级政权——明王朝正式建立。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于是刘基成了大明王朝的重臣。明朝建立，刘基便奏请太祖立军卫法即卫所兵制。同时又以处州为试点，初步确定税粮标准，在江南富庶之地，参考宋制亩加五合。太祖特敕，刘基家乡浙江省青田县税粮每亩免加五合，所谓“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可见太祖笃信重用刘基，也可以说，刘基因功高德懿，泽及乡里，名垂青史。

太祖出巡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南京，刘基认为宋元由于法纪松弛，刑人宽纵而失去天下，现今于建国之初应当整肃纪纲，让御史察民情，大胆弹劾官吏，不要有顾虑，哪怕是宿卫宦侍内外廷重臣，犯法有罪者，都要即时举报。甚至连太子有罪也要绳之以法。人们都畏惧刘基执法严肃。适有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之罪被监禁，左丞相李善长平素与李彬十分亲密，请求减缓刑狱，刘基不听，驰奏报可，李彬正在行祈雨仪式，立即被拉出斩首。因此刘基为严格执法竞与李善长相忤而构怨。从此也不难看出其为人之一斑。太祖回京抱怨刘基不该在祈雨之时杀人于祭祀坛下，这是对鬼神大不敬的表现，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乘机交相攻击告讦，恰逢当时天旱无雨，刘基建议，认真处理一下死亡士卒的家属、伤亡工匠及吴降将吏卒一的善后事宜。太祖从其言。朱元璋营建中都（今安徽凤阳），并锐意扫灭扩廓帖木耳，刘基进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扩廓）未可轻也。”⑤太祖不听。不久，定西（今甘肃定西县）失利，扩廓北窜大漠，一直成为北部边患。这件事再次证实刘基对问题分析判断的准确。当年冬天，太祖论刘基功劳，追封其先祖文官职，又大加赏赐刘基，几次想晋刘基官爵，都被刘基坚决推辞掉。

先时太祖因事而谴责李善长，刘基进谏说，李善长是朝廷勋旧，能团结联络诸将，不宜苛责。太祖说，这个人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要容忍他呢?我准备立你为宰相。刘基叩头推辞说，宰相是国之栋梁，这就像给房子抽换梁柱，一定要用大木支撑，如果用一些小木条去替换它，整座宫室马上倾覆坍塌，决不可疏忽大意，视如儿戏。他与善长有隙，但在对待朝廷大事上仍可做到不记前嫌，力保朝廷重臣，赤诚公心可见一斑。

及李善长终因“谋逆”之嫌被罢相后，在辅助太祖选相问题上，刘基又具体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最初太祖想任杨宪为相，刘基的看法是，因为杨宪与刘基为至交好友，彼此了解较多，所以他对朱元璋进言道：“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⑥认为杨宪没有宰相器量。太祖又问到汪广洋为相何如?刘基说：“此褊浅殆甚于宪”⑦又问胡惟庸何如人?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⑧他打个比方说，驾车最怕惊辕，如用胡惟庸驾辕为相，大有翻车之险。最后太祖认为，做宰辅重臣，莫过于刘基其人了。不料刘基对自己的为人也作出了估价，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⑨刘基认为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劝太祖一定要严格细致地挑选和考察真正的人才，再授之宰辅重臣之位。在刘基看来太祖提到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不够条件。这种知人自知，公允论事的赤诚公心，实为难能可贵。果然后来杨宪，汪广洋做了宰相都失败了。胡惟庸好擅权，终不被太祖所容，酿成大狱，这也可以算是刘基辅佐太祖治国任贤的最后一件大事。

洪武三年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又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退休后，太祖亦尝问事，刘基条陈甚悉，大略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⑩。刘基辅佐太祖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多有触犯邪恶人物，退役归里，惟饮酒弈棋，终不复见韬迹。刘基因对胡惟庸多有得罪，归老于乡后，胡惟庸亦曾进谗言加害，太祖虽不降罪于刘基，然而亦颇为胡惟庸谗谄所动，以至削夺其俸禄。刘基入京谢罪，不复敢离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愤懑疾发，被护送归里养疴。至家中，将天文书交复长子刘琏，令其速上缴国家图籍库，不许后人传习使用。又对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又上遗表一封，但又怕胡惟庸中阻，令其子见胡惟庸败后，太祖一定思念刘基，可上密奏示意。居一月，病卒，年六十五岁。刘基在京居住发病时，胡惟庸曾派太医诊治，且服汤药，服后腹中如滞拳石，遂不起。后来中丞涂节，首先向胡惟庸发难，告其谋逆，同时揭露服药之事，说胡惟庸使刘基服药后致死。据《明史》本传所载：“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青导予’。”这段概括之语，描述了刘基的为人及与太祖间的君臣关系。这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记录。至于后世之人传说，刘基神乎其神，对其韬光智略，歪曲为阴阳风水之说，则荒谬不足据。刘基是江南四大名儒之一，为文气势磅礴，妙不可言，与宋濂同为一代宗师。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等。

注释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第二十二章

禁冗文浮言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①。《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②。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③。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④。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⑤。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其亲撰祭文⑥。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⑨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杨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宴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尤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注释①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五《资世通训序》。

②黄瑜：《双槐岁抄》。

③《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④《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⑤《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⑥《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⑦《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⑧《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⑨朱元璋：《辩韩愈讼风伯文》。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马皇后拒药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全部事业，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史书上未记马皇后之名，历史文献上记她嫁朱元璋后的称呼是马夫人，丈夫称帝后的名号是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郑媪早卒，其后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①，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育之如己女。

元朝末年，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至正四年（1344），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而黄河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至正十一年（1351），河患已经连续六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队伍中，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元帅之女马氏成了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都称他为“朱公子”②。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又好听谗言，迟疑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加以斥骂。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不许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③。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分解、说情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精（干粮）脯俗（腌肉）供帝（指朱元璋），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⑤。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缉甲士衣鞋佐军”⑥。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打算逃难，有的忙着窖藏金银，屯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⑦。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⑧时，尝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⑨。朱元璋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⑩其贤德谦逊往往如此。朱元璋感到马皇后幼年失去亲人，故于建国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贤，自当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朱元璋遂作罢。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这与马皇后的智鉴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帏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有明一代，宫壶肃清，马皇后领导后宫，勤于内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洪武三年（1370），诸将击败残元势力，攻克元都，将元室珍宝贡献至京师，举朝祝贺。马后问：“得元府库何物?”朱元璋答：“宝货耳。”马氏道：“元氏（元朝）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朱元璋会心地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得贤为宝耳!”马后称谢说：“诚如圣言，妾每见人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人之常情，所当深戒。妾与陛下同处穷约，今富贵如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酰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显名万世，即大宝也，而岂在乎物乎。”

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已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王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的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要立刻召回。马皇后说：“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朱元璋乃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致仕学士宋濂之孙宋慎，被告参与丞相胡惟庸“谋反”，列为“胡党”，宋濂因此被连坐要处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朱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朱元璋惊问其故。马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吴兴富民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家财助修都城城墙的三分之一，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闻知，不料触犯了忌讳，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高皇后劝谏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经马皇后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遣戍云南。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猛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后针对这种情况，谏朱元璋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誉为至理名言，命女史记录下来，以为鉴戒。一次，朱元璋怒责宫人，马皇后也假意发怒，令人把宫人执付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议罪。朱元璋问为何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向朱元璋进言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无子，但对诸王却视同亲生，管教甚严。诸王傅李希颜因一小王顽皮不听话，常用体罚惩治。一天，老师用笔管把一个小王的额角戳了一下，小王哭着到朱元璋处诉苦。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说：“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希颜，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硕妃所生幼子朱棣，行为放荡，后被封为周王（封地在开封）。就藩前，马皇后特派江贵妃随往，并“赐以己所御纰衣（镶边的衣服）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如也）违，驰以闻。”朱棣听了马后的话，到封地后果然未敢肆意胡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不时有所规正。其关心民瘼臣隐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次，马皇后问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朱元璋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后回复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每逢遇到灾年，马后“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朱元璋对马后说：朝廷已经对百姓实行了赈恤。马后说：“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马氏虽贵为皇后，却依然保持其昔日的俭朴生活。除悉心照料朱元璋的生活外，她“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并且“命取练织为衾稠，以赐高年茕独。余帛额（类，有疵）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逝，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己疾难愈，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立皇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是非常恰当的评论。

注释①毛奇龄：《胜朝彤史拾贵记》。

②谈迁：《国榷》。

③《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⑤⑥⑦⑧《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⑨《后汉书·冯异传》：“光武自蓟东南驰，辰夜草舍（在草野宿营），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雨。光武引军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

⑩《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明史》卷三○○《外戚传》。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见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

《明史》第一三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第二十三章

胡蓝大狱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地主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地主，如淮西和浙东地主集团，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地主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旧地主，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成为明初朱元璋加强集权发展专制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2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①；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②，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③。原来，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规定武将在“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④，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於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褊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惨刻的朱元璋必然不能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请示。因此各地想做官、升官的人和功臣、军人遭贬斥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作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朱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于是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遂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距胡惟庸案发已经十年之久，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七十七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⑤。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份极矣。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惟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⑥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也。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54页）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三族。这个案件被“族诛者万五千人”⑦。

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在被株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人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是十分清白的。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仆人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径直告之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可是个大祸患啊!洪武十八年（1385）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还有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他们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人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⑧。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⑤《明史》卷三○八《奸臣列传》。

⑥《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⑦《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⑧《二十三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为巩固朱氏的统治地位，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四月，册封其子朱楔为秦王、朱桐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棣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樽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共计册封24个儿子，1个重孙，大多分封在北部边境和各个要地。且规定，一经封王即要出京城就藩，使之“外镇编圉，内控雄域”①，目的是要让这些分封在外的儿孙们“夹辅王室”②。因此朱元璋赋予这些子孙们以极高的地位和军事权力，规定诸王仅“下天子一等”③。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可以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封地所在的卫所均受诸王的监视与控制，“凡朝廷调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④。诸王还可拥有供其指挥和调遣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干人”⑤。不仅如此，诸王还有权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可以举兵“清君侧”。朱元璋分封诸王，使封国权力远远超过地方的行政权力。

朱元璋想以分封诸王的办法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然而封国权力过大，必将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导曾为此上书，指出此举恐“尾大不掉”，“祸患立生”。但朱元璋却以“离间吾骨肉”⑥的罪名，将叶伯导囚死狱中。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对此没有考虑，在分封之中，他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朱元璋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但朱元璋的用心良苦，却未能收到预期的后果。

洪武二十五年（1393）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于九月，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⑦不过，对于这位“仁柔少断”的皇太孙将来继任帝位，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曾一度打算更换太子，后因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劝谏，才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朱元璋对朱允炆的继位仍放心不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临终前，朱元璋立下遗诏，“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尽管有朱元璋的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但燕王朱棣仍直奔京城建康江苏南京），朱允炆闻讯后，立刻派人持敕，令朱棣返回燕（今北京），对此朱棣十分不悦。

其时，镇守北部边疆的诸王已有很大的权势，宁王朱权甲八万，革车六千”⑨。燕王朱棣更握有“节制沿边士马”⑩的重权。朱允炆对这些皇叔们忧心忡忡。建文元年（1399）正月，朱允炆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即遣长史葛诚放朝奏事。朱允炆遂向葛诚密问燕王府之事，葛诚如实秉告，且派他返回燕王府，作为内应。葛诚回到燕王府，朱棣见他神色不对，心中不免作疑。随即朱棣亲自人朝，他自恃皇叔身份，径直走皇道入宫，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风韶弹劾其不敬，户部侍郎卓敬也密奏，以燕王“智虑绝人”，建议将他徙封至南昌，但都被朱允炆以“骨肉至亲”，婉言拒绝。朱棣察觉到朝廷对自己怀有贰心，回燕王府后，便托辞患病，以观事态的变化。

建文帝朱允炆以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同参军国事。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帝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下令废周王楠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十匣为庶人，徙漳州。朝廷削藩之举，引起诸王的恐慌与不安，燕王朱棣更是心神不定。

不久，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奏朝廷，密告燕王府官校谋反。朱允炆为此下诏责问朱棣。朱棣闻讯，遂“佯狂称疾”，以此掩盖其野心。齐泰等人侦得朱棣有谋反之意，便请朱允炆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属。齐泰等人还密令北平左布政使张呙、都指挥使谢贵占据燕王府，又约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且令北平都指挥张信捕捉朱棣。不料，张信将此事秉告朱棣，朱棣立刻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将领统800名壮士入卫燕王府。

七月，张呙、谢贵等指挥兵士围攻燕王府，索要官属，飞矢直人府内。朱棣与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设计除掉张呙、谢贵。未几，朱棣称病愈，登东殿，而令壮士设伏于左右及端礼门内。遂派官持官属名册前往张呙军中，约其入府。待张呙、谢贵入殿，乃持之斩杀。围攻王府的张呙、谢贵所部闻讯，溃散而去。次日，燕王朱棣誓师，以“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祖训为据，以“清君侧”为名，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朱允炆见此上书，下诏削夺朱棣属籍。朱棣遂举兵，自置官属，其军号为“靖难”。

朱棣起兵后，以部将郭资戍守北平（今北京），乃举兵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以稳定和巩固大本营。仅20天，朱棣所部已达数万人之多。在燕王“靖难”军的进攻下，北平附近州县纷纷倒戈，投降朱棣。

得知朱棣据北平反叛，朱允炆于八月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北伐燕王。同时部署其他将领各统偏师步骑，数路并进，号称百万大军，约定行程日期，直捣北平。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不久，耿炳文所部与靖难军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朱棣避实就虚，趁中秋之夜官军饮酒作乐之机，渡白沟河，破雄县，之后大败耿炳文所部。耿炳文逃人真定城中，闭门固守。靖难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

官军败北，朱允炆大怒，又改命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继续统兵平定燕王之叛。又令辽东江阴侯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朱棣留下少量兵将坚守北平，自己亲统大军救援永平。吴高怯懦，不敢应战，退保山海关。李景隆自恃兵多将广，率部直攻北平丽正门。守城将士及城中百姓奋力拒守，多次击退官军进攻。朱棣得知李景隆率兵攻北平，便回师以奇兵左右夹击，李景隆力不能支，被靖难军连破七垒，只得连夜逃遁。所部闻讯，纷纷丢弃兵甲、粮草，慌忙南逃。

李景隆兵败，黄子澄却藏匿不报。待朱允炆风闻察问，黄子澄仍借口天寒，士兵冻馁暂退德州（今属山东）。同时派人密告齐泰不得泄露失利之事。朱棣又上书陈述道理，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迫于形势的压力，朱允炆只好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但仍旧依靠二人“筹画治兵”。朱棣得知李景隆虽然兵败，却于德州集结兵力，企图等明年春天，再攻北平，遂于建文二年（1400）正月，先发制人，率兵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四月，于白沟河再度大败李景隆军。五月入德州，随后兵围济南（今属山东）。李景隆逃人济南后，据城固守，靖难军久攻不下，便引水灌城，亦不克。

九月，朱允炆再遣大将军盛庸总领平燕大军北伐。朱棣派兵袭击沧州（今属河北），俘都督徐凯。然而十二月，靖难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败于官军，张玉被斩，靖难军溃败而逃。张玉阵亡，令朱棣悲痛欲绝。而朱允炆以官军大捷，诏复齐泰、黄子澄官，仍领军国事。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再次率军南下，于夹河击败盛庸所部。此战之后，朱允炆又坐立不安，下诏夺齐泰、黄子澄官，贬至外地，且没收其家产。靖难军夹河大捷，士气倍增，又连战三捷。朱允炆急令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

建文四年（1402），朱棣指挥靖难军攻陷沛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属安徽）、泗州（治今安徽泗县）、盱眙（今属江苏），进至扬州（今属江苏）。五月，攻占仪征（今属江苏），进逼建康。朱允炆忙下诏，令天下诸路“勤王”，但这丝毫不能阻挡靖难军的南下。六月，靖难军渡长江南进，一举击溃盛庸的设防，占领镇江（今属江苏）。一筹莫展的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提出割地请和的条件，请求朱棣退兵，朱棣坚决不允，众朝官见朱允炆已无回天之力，纷纷离朝而去，朱允炆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久，朱棣率军抵达建康城金川门，守城的谷王朱穗开城请降，朱棣进入城中，遂立为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于混乱之中，不知所终。

注释①《续通考》卷二○八。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

③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

⑤《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⑥《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⑦《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⑧《明史》卷三《太祖纪三）。

⑨《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⑩《明史》卷五《成祖纪一》。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皇明祖训·法律》。迁都北、营建北京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应天府为南京（今属江苏），称京师。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诏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1421），诏改京师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迁都北京。

初，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受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朱棣夺取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成祖。明成祖以为夺位得天下，恐为建文朝大臣所不容。靖难军进入南京，建文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效死建文，或逃匿不仕，或指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遂大肆诛杀，株连甚众，以至于其内心颇为不安，曾微语尚书茹常：“朕毋得罪天地祖宗乎?”茹常叩头大言曰：“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①成祖这才放心。故虽定都南京，却经常往来于两京之间。

北平乃辽、金、元三朝古都，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足以“控四夷创天下”②，于当时抵御北元蒙古势力的威胁，在军事上指挥调度极为有利。亦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北平又是明成祖龙兴之地，自封藩燕北，经营二十余年，有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及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种种，明成祖早欲迁都北京。即位之初，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跻之地皆有隍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认为：“其可以北平为北京。”③永乐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遂逐步展开。

二月，成祖下令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三月，成祖命舟师重开海运，往北京运粮，以后岁以为常。八月，发流罪以下犯人往北京垦荒，徙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近4000户落籍北京。二年至三年（1404-1405），又徙太原等山西民20000户落籍北京。同时，成祖下令浚通南北大运河，以通北京漕运。四年（1406）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④。同时命大臣督兵士、僧众、工匠造砖瓦；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其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及闸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⑤。

各路军士、工匠、民丁，各地良材、巨木不久便汇聚北京。原定永乐五年动工营建之北京宫殿工程却未能如期开展。究其原因，约略有三。其一，永乐四年爆发明与安南之战争。成祖命成国公朱能“帅十八将军、兵八十万”分道进讨，六年（1408）“复命张辅帅师二十万征讨”⑥；其二，明与北方鞑靼、瓦刺不断展开大规模战争。永乐八年（1410），成祖“自将五十万众出塞”亲征鞑靼，十二年（1414），又亲征瓦刺。⑦战争连年不断，需仰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从而影响营建北京宫殿计划如期进行，其三，永乐五年（1407），徐后去世。七年，明成祖车驾至北京，礼部尚书赵舡及廖均卿等得吉壤于北京昌平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始营建山陵即成祖长陵工程。

营建北京宫殿工程虽停，迁都准备工作始终未断。永乐九年（1411），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碹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废弃已久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1416）三月，长陵工程竣工。十一月，成祖复诏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武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文官纷纷上疏，请求立即择日兴工，营建北京。上奏称：北京“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今日“引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揆之天时，察之人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⑧。成祖欣然同意。

自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兴工，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北京宫殿、门阙、城池、郊庙、钟楼、鼓楼等京师必备建筑先后竣工，于是，成祖下诏迁都。十九年（1421）正月，明成祖御新建成之奉天殿，受百官朝贺，正式迁都北京。

新都北京“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朝廷以全国各地征调各色工匠数十万、民工上百万，及大量军士参与营建工程。明代北京在元大都旧城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建与重建。宫城及大城均向南推移，宫城（紫禁城）为营建北京的核心工程，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四周建城墙，城墙外有护城河。宫城为长方形，占地72公顷，以午门——玄武门为中轴线，依次排列有前三殿：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后三宫：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前三殿主要用于举行国家大典以及l重要朝会，后三宫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等建筑配置于东西两侧，严格对称。宫城之外为皇城。宫城后方为废土堆砌而成的万岁山，意在“席山建殿”，成为宫城之倚靠，又意在镇压前朝之风水，故又名镇山。万岁山亦为北京城的中心点及制高点，便于瞭望全城。宫城前方依“左祖右社”之制，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今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今已不存）为一宽阔大道。道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署。皇城中心为优美多姿的太液池、琼华岛。皇城之外为大城。大城南部乃繁华商业区。钟楼、鼓楼位于大城中心。大城共开九门，前三门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有阜城门、西直门，东有朝阳门、东直门，北有德胜门、安定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及山川坛。嘉靖九年（1530），增筑圜丘，并于北郊筑方泽坛，东郊筑朝日坛，西郊筑夕月坛。明成祖营建北京，使北京城内建筑布局比元大都城更为匀称整齐，设计更为合理，巍峨壮观的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风格。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外城南郊增修外罗城，开七门，因此，大城又称为内城。原计划大城四周均筑外罗城，由于财力不济，终未能果，因此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

永乐迁都后，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既有自元朝至永乐时期从全国各地徙来的富户，也有营建北京过程中留京的大批工匠，又有入京参试的科场举子以及大小商人等。京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文化事业都得到全面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地近边塞，北方蒙古鞑靼、瓦刺，东北女真等族相继对京都构成威胁。因此，自永乐迁都之时至明末均有回都南京之议。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新建成仅三月的紫禁城失火，三大殿烧成一片灰烬。廷臣中有议论迁都北京之非，主张重同南京，遭明成祖斥责。成祖以奉天门为临时听政之所坚持上朝，还都之议始止。但是，继续营建北京官署的工程却被搁置。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驾崩，永乐时期长期居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宣布复都南京，“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并建北京行部及后军都督府”⑨。四月，仁宗崩，还都南京终未成事实。

宣宗朱瞻基即位，仍称北京为“行在”。直至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北京作为明朝都城的地位才得以确立。正统元年至四年（1136-1139），宣宗命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月城、角楼、城濠、并各门石桥、闸，于是北京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正统五年，重修已焚毁20年之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乾清、坤宁二宫。六年（1441），英宗于新宫殿落成之日宣布上谕书，重申定都北京，“罢移行在，定为京师”。此后，正统七年，又造会同馆、观星台，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文武官署，并于京师城垣内外砌以砖石。英宗正统时期的营造工程，使北京京师规模完整地体现出来，在明朝定都北京、营建北京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直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京师。

注释①《罪惟录》。

②《明太宗实录》卷一，四。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六。

④《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

⑤《明太宗实录》卷五七。

⑥《明史》卷一五四。

⑦《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⑧《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⑨《明仁宗实录》卷八七。

第二十四章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于是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编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标早卒，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楔、第三子晋王相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棣及齐、湘、代、岷诸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齐泰、黄子澄计谋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齐、黄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进军，名曰“靖难”。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人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些“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当时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因此，他对此事异常重视。

解缙等奉命后，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于次年（永乐二年）十一月匆匆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朱棣。朱棣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全书的监修，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主要是扩大收书范围，即把“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部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监修之外，又设有副监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多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负责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度。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人员多而不杂乱，整个工作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大典》定稿后，又征召在国子监及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进行清抄。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朱棣特命启用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使修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收购遗书秘籍，并指示解缙等人说，买书可以不计价钱。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大典》收人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前代任何类书。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都安置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为使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都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人。永乐六年冬，全书正式完成，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纂时，共拟定出凡例二十一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属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各种名物和奇闻异见之类，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收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曾严格规定所辑入各书，不许任意删除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照原样整部、整编、整段分别编入，从而保留了古籍的原来面貌，使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得到保存。现在我们见到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历史文献，就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修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收藏在“文楼”之内。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宫中发生一次大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才得保全。灾后，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作为副本。重录时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因此重录的《大典》几乎与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寂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清高宗乾隆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虽有正副本两部，但它的命运仍然历受磨难和摧残，都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认为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这时被付之一炬。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残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可以借阅。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国内许多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本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问世。自1960年至今三十年来，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数几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连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很有参考价值。郑和下西洋明朝前期，国家强盛统一，财力物力充足。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以“天朝上国”之尊，招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派遣宦官郑和组建庞大船队，远航亚非各国，乃有郑和下西洋之盛举。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或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祖、父曾先后赴天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自幼受家庭探险精神熏陶。洪武时被阉入宫。洪武十八年（1385），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有战功，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人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郑和体貌丰伟，机敏善辩，“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俦比”①。郑和自小信奉伊斯兰教，入宫后又皈依佛教。永乐二年（1404）奉命出使日本，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已经崭露头角。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沿岸。所谓西洋，初无严格界说，大体指今文莱以西之南洋各地及印度洋沿岸一带。明朝时以婆罗洲为中心，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一自起也”。②郑和所到之处，大多在婆罗洲以西，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三次为前期，足迹遍历东南亚及南亚一带，西达印度半岛西南部之古里国，主要任务是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使更多海外国家接踵而来，“宾服”于中国，从而为明王朝在亚非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

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分述如下。

第一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第一次奉命出使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有宝船62艘，各长44．4丈，宽18丈，可容千余人，乃当时海上最大的远洋船只。船上满载瓷器、丝绸、麝香以及铁器、金银币等各色宝物，故称“宝船”。合其他类型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共208艘。

六月，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率领船队自太仓刘家港出海南下，至福建五虎门（在闽江口）稍作停留，待秋季东北风起，再扬帆顺风驶入南海。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尼旧港）、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南浮利（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次年夏，西北信风起，船队顺风返航。永乐五年（1407）九月还朝。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郑和每至一国，先宣读明帝诏书，行封赏赐，以扬威海外，促进友好关系。继则进行贸易，或以朝贡、赏赐形式进行交换，或以民间物物交换形式。亦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后耀兵异域，必先礼后兵，用兵后仍予宣诏、行封、给赐，……以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

△与爪哇西王的交涉——郑和使团至爪哇时，正值西王兴兵，并灭东王。郑和部卒经东王地，部卒被西王国人杀死170人。郑和方将兴师致讨，西王畏惧，遣使谢罪，并认赔黄金万两。

△爪哇的三宝垄与三宝庙——郑和使团于永乐四年（1406）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中部三宝垄登陆。该地即以“三宝”名之。今三宝垄有三宝洞，洞有三宝庙，供奉郑和。至今每年六月三十日，居住爪哇的华侨扶老携幼，谒庙进香，以纪念郑和。

△访苏门答剌——明初，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强。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近邻三佛齐国，改称旧港，并进而将举兵吞苏门答剌国。郑和奉成祖命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从此爪畦国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霸占苏门答剌的野心。

△在古里国建碑庭——永乐五年（1407），郑和乘大舟宗，赍（jī基）诏敕，赐古里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并建碑庭，刻石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威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③△生擒海盗陈祖义——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逃至旧港，充为头目，聚众抄掠过往客人船只，成为海上交通大患。郑和船队至此，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而阴谋袭击官军。郑和等觉察，调兵备战。陈祖义率众来劫，郑和迎战，大败祖义，杀其众5000余人，烧船10艘，获船7艘，生擒祖义等3人返京伏诛。清除了为害当地及海域安全的障碍，“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二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等统领船队，往爪哇、古里（今印度柯泽柯德）、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今泰国）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及珍禽异兽贡献。至永乐七年（1409）夏回朝④。

△淳泥国王来华朝贡——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封淳泥国（今印度尼西亚之加里曼丹岛）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1408），淳泥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150余人来朝，献珍物。成祖隆重接待，赐宴奉天门。是年王死于会同馆（接待外宾宾馆）。成祖命以王礼葬于南京石子冈。明代以后，淳泥国王墓逐渐湮没，墓址竟不可考。直至1958年重新发现，石马、石羊、石虎、石文臣、石武将各一对，冲道碑刻都基本完整。

第三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等先后出使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小呗喃（即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古里等国。至永乐九年（1411）六回京。不久，满刺加国王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北岸）、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即南滓利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加异勒（今印度南端）、爪哇等国使节先后来华朝贡。

△占城国王盛情欢迎——据随行远航的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永乐七年十二月,占城国王骑大象率领臣民击鼓奏乐迎接郑和使团的盛况记载：“宝船到彼，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装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槌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沫天恩，奏贡方物。”

△锡兰山王的废立——永乐七年（1409），郑和至锡兰山国，携金银供器、彩妆织锦乡宁丝宝，旖、香炉、灯烛等，布施佛寺。而锡兰山国王贪暴不睦邻，屡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船队至，被诱至国中，强索金币，并发兵5万抢劫船队。郑和得悉，即拥众回船，路已阻断，郑和语其下说：“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密令人由他道至船，亲率步卒2000人由间道攻其王城，一举擒获其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即归，献俘于朝。廷臣请诛之，成祖施行宽大政策，赦之遣归。命礼部议择其地贤者立为王。“自是海外诸国，益服天子威德”⑤。

△建立满刺加王国——明成祖原曾在满刺加封王，赐印信,然被暹罗抢走，受降于暹罗。第二次远航期间，暹罗王遣使谢罪，而满刺加国仍未得印信。永乐七年（1409），郑和受命敕封满刺加头目为王，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满刺加国，从此暹罗不敢侵扰。

永乐九年（1411），满刺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朝贡。明朝廷亦以盛礼款待。后又赐以海船，遣使送归其国。

△九洲山上采香——与满刺加国接壤处有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官兵入山采香，获6株，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黑花细纹，香味清远，人所罕见。

第四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船队第四次通使西洋。其时，明朝泱泱大国的威德已远播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各国。自南洋群岛至南印度一带的海陆交通，均已畅通无阻。第四次远航船队自古里继续往西，越阿刺伯海，至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海滨，开通了中非航路。此次远航历访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滓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孙刺等国，最远到达赤道以南东非沿岸诸国，如麻林国，在今肯尼亚之马林迪一带，木骨都束在今索马里之摩加迪沙一带，如比刺（卜刺哇或不刺哇的别译）在今索马里的布拉瓦一带。其郊区至今有一极大的村庄取名“中国村”或“郑和屯”。郑和等于十三年（1415）至忽鲁谟斯后回国，忽鲁谟斯使节随行。分（90页）船队于十四年（1416）夏始返。溜山、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至京师。

永乐十三年（1415），麻林遣使来贡麒麟（长颈鹿）。显示了郑和使团首次出使东非国家已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1416）四月，成祖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

第五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至十七年（1419）七月，郑和率领船队第五次远航。此次远航除例行宣诏、封赏、贸易以外，亦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淳利、卜刺畦、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刺撤、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使臣返回各国。

△在柯枝国封山勒铭——永乐十五年（1417），封来京朝贡的柯枝国亦可里为国王，赐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给碑文而刻之以石。

△西南诸国献珍禽——此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以充实内苑。于是忽鲁谟斯进献狮子、金钱豹、马匹，阿丹国进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驼鸟，爪哇国、古里国进縻里羔兽等。各国所进珍禽异兽象征了亚非各国与中国的真挚友谊。

△苏禄国王来华访问——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岛）国王有三，东王、西王、峒王，其中以东王最尊。永乐十五年（1417），三王各率其妻子、头目来华朝贡。归国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按王礼为其举行隆重葬礼，撰文立碑于墓道。留其妃从十余人守墓，三年，回国。明朝以来多次修护陵墓，表达了对菲律宾友好使者悼念之情。

第六次远航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郑和等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⑥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又进行友好访问，是为第六次远航。行至苏门答剌后，诸副使即分头前往各国。各队所到国家多寡不一，返国时间亦不一致。郑和一行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还京，副使杨敏率领的船队直至永乐二十三年（1425）才回国。

△在阿丹国采办珍宝——船队于苏门答剌分别行动，内官周某领驾宝船数只到阿丹。“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敬感伏。开读（诏书）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之类而归”⑦。

△与祖法儿国贸易——祖法儿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自古即为著名商埠，商贾云集，在马可波罗、托雷美、伊本白图泰等人著作中均有提及。“中国宝船到祖法儿，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交换芝丝、磁器等物”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由于廷臣大多反对，下西洋几乎告终，仁宗即位后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⑨第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宣宗朱瞻基即位，宣德五年（1430），郑和等又有第七次远航。“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⑩。（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历诸国为二十国，即：占城、爪哇、暹罗、旧港、哑噜、满刺加、苏门答剌、那姑儿、黎代、南淳利、溜山、榜葛刺、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第七次远航的专业人员有：官校、旗军（将士）、火长（掌管罗盘）、舵工（掌舵）、班碇手（掌锚）、通事（翻译）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舱、搭材匠（各色工匠）、水手（船工）及民梢（梢工）等，共27550人，乘宝船61艘，船名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型则有大八橹、二橹之类。

△刊立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及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郑和等从南京龙湾开船，二十一日到太仓刘家港（按：每次皆自刘家港出发），停留一月余修建天妃宫。六年春，宫成，郑和立石刻“通番事迹记”以为纪念。至二月始从刘家港出发，到达福建闽江口长乐港后，在此停留八、九月（按：每次在此停泊），既为修建南山寺天妃宫，并在此添招水手，修造船舶，也为等候风信开洋。十一月立石刻“天妃灵应记”以留纪念，然后扬帆远行。“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记”为后世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此两“记”，与远航随行人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蕃国志》并为世人所珍视的第一手资料。

△在福建出航前铸造铜钟一口——第七次远航主要任务为遍访“诸番国远者”。远涉重洋，惊涛骇浪，路途多艰，将有过于以往，为祈保往返安全，郑和等又在福建铸铜钟一口。钟高84厘米，口径50厘米，重77公斤，钟面铸有铭文54字“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在天方国贸易珍宝——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团副使洪保分艨到古里国，适默伽国（麦加）有使者来，遂派通事等七人同往，来去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鸟等物，并画天堂（天方国之别称）图一幅，回京奏报。其国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进贡中国。

△在满刺加会齐分（94页）——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刺加，在此停留20多天，会聚分艨，等候南风，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按：满刺加为往来要道。郑和在其地建有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仓库。去时在此分使通往各国，返则亦在此会齐，准备回国，实为一中间转运站。）

△各国使节来京朝贡——宣德八年（1433）八月，郑和使团刚由西洋诸国返回北京，各国使节皆随同而到，计有：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祖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国来贡麒麟、象、马等物。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航海技术之高均属空前。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当时世界上航海事业的颠峰，而且对扫除海上交通障碍，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亚非国家海上贸易，以及建立亚非国家间和平相处关系作出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上友好交流，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政府问及人民间的友谊。郑和是我国、以至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在15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注释①《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

③《瀛海胜览·古里国》。

④郑和二次远航事见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而《明史·郑和传》、《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实录》俱失载。

⑤《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传》。

⑥十六国：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己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浮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甘巴里。

⑦《瀛涯胜览·阿丹国》。

⑧《瀛涯胜览·祖法儿国》。

⑨《明仁宗实录》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诏。

⑩《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981年发现于福建南平市，现存南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就病死了，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他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因此，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宣统治期间，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来求得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边形势安宁、内阁制度确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史学家因此称这一时期为“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①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阁权已重于六部之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②又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③仁、宣时期阁权之重，可见一斑。它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在朱棣在位时，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④。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⑤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⑥。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爱，以公差南京，纵瓷贪酷”⑦，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⑧。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该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弭患于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四年（1429），“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⑨。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韵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⑩。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是较清明的，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与安定的背后，也有潜在的社会危机，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已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

注释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序》。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⑤《明通鉴》卷一八。

⑥《明通鉴》卷一九。

⑦⑧《明通鉴》卷二一。

⑨《纪录汇编》卷二三《古穰杂录摘抄》。

⑩《明史纪事本末》二八《仁宣致治》。

第二十五章

土木之变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初年，蒙古瓦刺部逐渐强大。

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刺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刺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刺“谕之通好”①。瓦刺首领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刺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既强大，明边境从此多事。其后果以邀赏不遂，纠合诸部，大举攻明。

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50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2000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司礼监②太监王振削减马价，并按实际人数给赏，也先大怒。七月，纠合各部，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属山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发动进攻。也先亲率2万骑兵攻大同。“兵锋锐甚，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③。边报日至，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井源等既行，王振贪图侥幸，冒领边功，为遂其私欲，不顾群臣反对，社稷安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令下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时英宗方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备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④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⑤或死或贬，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⑥。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碹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大兴土木，“广置榻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⑦。又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60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20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綵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也先大军压境，岂有不败之理!

英宗在王振蛊惑与挟持下，决意亲征。大小群臣，伏阙恳留，悉被斥责。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其弟邸王朱祁钰居守北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ｙě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护驾从征。随征官员虽有数百人，然不使参与军政事务，一切行动悉由王振专断。行前既乏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无周密的军事部署，50万北伐大军在仓卒惊恐之中匆匆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军粮已不继，兵士死亡枕藉，僵尸满路。瓦剌军为诱敌深入，退避塞外。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抵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其时前方全军覆没之报接踵而至。王振同党，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前线惨败情况，告以“势决不可行”，“若行，正中虏计”③。至晚，忽有黑云如伞罩营，雷雨大作，王振始惧。次日，下令班师，于惊慌失措中挥军急退。也先闻讯，立即率瓦刺军突入长城，跟踪追击。王振为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欲邀英宗至蔚州“驾幸其第”。行40里后，忽又恐几十万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又勒军向东，改令军队转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时日，十三日始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瓦剌大队骑兵已渐逼近。当时日尚未晡，离怀来仅20里，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而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邝埜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不报。邝垫又诣行殿力请，王振怒斥：“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愈怒，令左右拉下。王振下令就地宿营，遂陷入瓦刺军重围。

土木地势高，旁无水泉，堡南15里有小河，已被瓦刺军占领。十四日明军欲行，敌军已紧紧围困，不得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掘井深二丈仍不见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刺军佯退。王振立即下令移营就水。明军越壕堑而出，周旋之间，阵势大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刺军乘机发动进攻，劲骑呼啸而至，奋长矛以击明军，明军争先奔逃，竟不能止。众裸袒相蹈而死，蔽野塞川。明军全线大溃。英宗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坐地上，被瓦刺军俘虏北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等数百人皆死。明朝50万大军伤亡过半。骡马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经此一役，明朝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战乱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注释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司礼监乃明朝24监中“最贵重者”。掌皇城中一应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并代皇帝管理内外章奏，代皇帝批答各类奏折。皇帝口述命令，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以朱笔记录，然后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⑤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宣宗崩，英宗幼年继位，元老三杨受命辅政。

⑥洪武年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干政之失，置铁碑于宫门内。铁碑高3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⑦⑧《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于谦守北京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佗），以人”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人京，复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刺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壁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兵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廊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成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国）。成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理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一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理不敢复言。郧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刺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王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仓粮进京，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成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揍死。群臣怒揍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脚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罢众直前，掖住王衣襟，请成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揍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成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卒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于谦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成王为帝，以安人心。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刺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原来惊慌混乱局面，军民官员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刺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刺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人关，直指北京城。

瓦刺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理）；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于谦遣诸将分率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刺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刺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刺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刺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刺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瓦刺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刺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刺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刺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刺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刺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刺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刺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著。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宝缡钥甚固，后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凭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出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释①《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④刘定之《否泰录》。

⑤《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⑧⑨《明通鉴》卷二四。

⑩《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袁彬（北征事迹》。

《明通鉴》卷八四。

《明史》卷一七○《于谦传》。

曹石之乱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月，任蒋贵为征蛮将军，太监曹吉祥监军，讨思任发。曹吉祥，栾州（今河北滦县）人，过去是王振门下，现为监军。这是内臣（宦官）掌兵权的开端。

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任石亨为左参将，守万全（今河北宣化）。石亨，渭南（陕西渭南县）人，伯父石（125页），任宽河卫指挥佥事，无子，石亨继承伯父事业，做他的儿子。石亨擅长骑射，有胆略，臂力强，提大刀抡舞如飞。每从征，挺刀先登，辄立奇功，官至都指挥使。石亨之侄，石彪骁勇能挽强弓，善挥斧，因从石亨征讨有功，授大同卫镇抚。1447年石亨做都督佥事，石彪为指挥使，跟随石亨参谋。十四年（1449）八月，太后命成王总管国家大事，逮捕宣府总兵杨洪、万全、左参将石亨下锦衣狱。九月，郧王即皇帝位，将杨洪、石亨释放，命石亨总京营兵。十月也先侵犯京城，于谦、石亨分别在城北安营。也先纵骑兵剽掠，石亨击败也先，功为第一，也先连夜逃窜，石亨追击至清风店。也先十分畏瞑，即将逃出倒马关。石亨使部下传言，石将军没有赶至倒马关，追击的明兵是假冒石将军的名义。也先信以为真，回马迎战。石亨、石彪奋力合击，大败也先，这时也先才发现是中了流言之计。纷纷弃羊马辎重，从紫荆关夺路逃走。论功封石亨为武清伯，不久又提升为武清侯。石彪升为都督佥事，任大同左参将。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命镇朔大将军石亨、都督范广率兵出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不久召还。八月石亨、杨洪率师分道出紫荆、居庸关。开始设团营，派曹吉祥、刘永诚节制诸军，这是内臣总管京营兵的开端。

天顺元年（1457）正月，景帝病危，石亨见景帝委顿之状，与张辄、张轨商议，想复英宗皇位。又暗地约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蒋冕秉告皇太后，于谦与王文想立襄世子为东宫、请允复立英宗为帝。当与石亨等共议迎英宗复辟事时，徐有贞恐中途生变，乃诡词激石亨：“于谦、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说：“上已知君谋，将于十七日早朝执君。”①石亨决定采取行动，率他的群从子弟家兵，与曹吉祥等夜叩南城，迎英宗复辟。其时，景帝病卧，听到钟声，问左右是怎么回事，左右以英宗复位事实告。景帝“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踰月……帝崩于西宫”②。英宗复辟时，曹、石等诬谄于谦，英宗不忍，曹、石等认为不杀于谦无以为名，乃杀死于谦。论夺门功，石亨、曹吉祥又第一。于是进封石亨忠国公，召石彪赴大同做都督同知，充游击将军。石亨家人石宁等数十人，都授指挥千户、百户。曹吉祥晋升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侄曹钦封昭武伯，曹铎、曹铉、曹镕等一并任都督，这又是内臣子弟封爵的开端。四月将大同巡抚都御史年富逮捕入狱。英宗同李贤有以下对话：“‘年富何如?’贤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惮富，不得遂其私耳。’贤曰：‘陛下明见，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归田里”③。五月，石亨擅自调回守关军，徐有贞、李贤上奏英宗，英宗令另外调遣军队去守关。

御史杨碹弹劾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夺民田，并且说曹、石怙宠擅权。英宗对徐有贞、李贤说，杨御史如此敢言直率，真是国家之福。曹吉祥在旁听后，非常惭愧，事过，非常生气想治杨瑄罪，英宗不许。等到石亨出征归来，听说此事大怒，上告御史杨碹言语不实，并说示意杨疆弹劾曹石的是李贤和徐有贞。于是以言语激曹吉祥说：“今在内唯尔，在外惟我，贤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④当初曹吉祥见石亨冒滥恩赏，非常不平，也常向皇帝揭发他的短处。这时听了石亨的话，开始与他联合。六月，御史张鹏、周斌交章弹劾石亨所做许多不法之事，奏折未及上，给事中王铉得知，秘密告诉石亨，石亨与曹吉祥驰马上奏。说张鹏乃是恶霸张永之子，现在他勾结御史周斌陷害忠良为张永报仇。英宗听后大怒，亲临文华殿，把诸御史传至殿前亲自询问。周斌手执弹劾奏章，边读边核对事实，对石亨的弹劾都有验证。英宗说，既然事实属实，你们何不早言?将张鹏投入锦衣狱，问讯濒死。

初，徐有贞做首辅，想立功自异，与石亨不合，李贤入阁以后大力支持徐有贞，知无不言，曹吉祥不能忍。适逢御史张鹏等已经下诏狱，给事中王铉、锦衣卫指挥门达上奏英宗说，耿九畴阿附徐有贞和李贤，唆使御史排陷石亨。曹吉祥再次乘间向英宗叩头诉说道，臣万死一生，迎圣上复辟，内阁重臣一定要害死我。边说边伏地痛哭不起，英宗无奈依了他的请求，逮大学士徐有贞、学士李贤、都御史耿九畴下锦衣狱。第二天降旨贬徐有贞、李贤为参政，耿九畴为右布政。张鹏、杨瑄戍边卫。不久，英宗又说，最近只有徐有贞一人为我办事，李贤不能走，诏命李贤回京。

英宗以岳正值文渊阁。岳正为吏部尚书王翱推荐，被英宗召见于文华殿，破格录用。岳正向内阁走去，至左顺门，石亨、张辄从外边进来，非常吃惊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岳正不敢答，当时石亨、张辄已经很不平，待入宫拜见英宗，英宗主动对他们说，今天他选中一人入内阁，石亨等问为何人?英宗指出就是岳正。石亨、张轨无奈只得假意祝贺。英宗又问他们岳正官卑如何?石亨等奏答，如果陛下想提拔岳正亦不难，可以让他办数事试验一下，如果很称职，再提升也不晚。英宗默然，知亨等与己意不合。七月，有匿名书指斥时政。石亨、曹吉祥请皇帝出榜募能捕告者悬赏，令内阁撰榜文，岳正对英宗说：“为政自有体，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岂有天子自出榜募购之理!”⑤当时曹吉祥侍侧，力请英宗出榜，英宗考虑再三，明示岳正所言极是。岳正再次得罪石亨与曹吉祥等。

初，岳正入值文渊阁，英宗曾问岳正，何以辅佐朝廷?岳正明言，今日内臣武臣权力过重，英宗深有同感。岳正退朝后，主动找曹钦、石彪，令其谢兵归第。钦、彪走告曹吉祥，吉祥垂泣免冠请死。英宗执意否认有令其谢兵归里之意，并责岳正漏言。岳正申辩说，我看曹、石两家有背叛朝廷之心，只不过现在抓不住什么根据，我想成全君臣共椎之情，所以让他们早自为计。英宗不悦。恰逢承天门水灾，英宗责成岳正下罪己诏。岳正在罪己诏中历陈奸邪蒙蔽之状，石亨见而怒，上言岳正谤诎朝廷，故请英宗谪岳正为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州壮族自治区）同知。从上述史实亦可见英宗与曹、石之流的微妙关系。

石亨、张辄怙宠，总是强迫英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一日，石亨率千户卢旺、彦敬入侍文华殿，英宗不识，问是何人?石亨说，这是我的心腹之人，迎圣驾夺门复辟，多靠这两人之力。马上请提拔他们做锦衣指挥使。工部侍郎孙弘，是石亨同乡，因石亨推荐而得官，又请求让他做尚书。英宗不悦说，暂时让他做侍郎，再次升迁就是尚书了。石亨出宫对人说，一次提升尚书有何不可?还要再迁!石亨对皇帝骄横无礼竟如此!英宗也深知石亨有不敬之举，但念功勋，不忍苛责。有一次英宗与大学士李贤谈到石亨，李贤认为，权不可下移，惟独断乃可，英宗说到石亨有夺门之勋。李贤立即表态，石亨只能说是有迎驾之功，“夺门”二字岂可传之后世?皇帝顺天应人，以复大位，何必夺门?难道内府之门可以夺吗?又说，当时也有人约我助夺门之事，我固辞不参与。英宗惊问其因，李贤答道，景帝不能临朝听政，群臣可以表请陛下复位。这本名正言顺，何至于行夺门之举?假如此事景帝得知，又不同意，加以责罪，曹石辈死无足奇，将把陛下置于何地?曹石辈不过想藉陛下之名图富贵，哪有扶保社稷之念呢?英宗恍然大悟。十一月。高明等人交章弹劾陈汝言，告他仗势乱法，赃私狼藉。英宗下令逮捕陈汝言，并将所获赃物陈列大内庑下，令大臣入视。英宗说，景泰年间，籍没于谦，家无余物，非常清苦，现今陈汝言任职不足一年，竟得贿赂如此之多!当时英宗大怒色变，石亨等低头不敢言。从此英宗渐渐感到于谦蒙冤，而开始厌恶石亨等人。二年正月，石亨、曹钦等请除太仆养马，太仆程信谏：如撤太仆马，一旦变生肘腋，马不备给，孰任其咎?兵部亦以其言极是，诏复其事归太仆。初，于谦之死，皇太后不知，后传言谦欲迎外藩入京，英宗疑此事，多次询问石亨、张轨、曹吉祥，石亨、曹吉祥辈推托不知，委罪于听徐有贞所言，从此英宗深恨亨辈不实，排谄忠良。四月，石亨以遣文官督军务，武臣不得逞，请罢文官都督军务。文官除，边徼骚然，军无纪律，英宗大忌，对李贤说：“当初我刚复位，石亨请除文官都督军务，奉迎者亦多言不便，今天我方知此事大谬藏诈。初，定远侯石彪屡有功北边，尝奏请建城威宁海子。总兵官遂为流言，称彪有异志。上疑彪，屡有功，屡召还。彪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50人，坚请留为镇守。上知彪诈，下彪诏狱，词连石亨，念其有功，宽宥不罪，惟罢其兵权，令归第。”

初，亨被英宗疏斥，怀恨于心。曾在大同看紫荆关形胜时对左右说，如果守此关，据大同，京师之兵无法及此。一天，退朝回府，对卢旺、彦敬说：“我现在的官，你们想当否?”旺、敬不解其意，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官，都仰仗您才做成，怎敢有其他想法?”石亨大胆地说：“陈桥兵变，史不敢言篡。如果你们肯帮我，我现任官职，岂不就是你们的吗?”旺、敬闻言，惶惧汗流，莫敢对。后来石党童先嗾其叛石亨说，现在天下都司还没有撤换完，等撤换完毕，再反不迟。恰逢石彪下狱，罪及石亨，亨阴谋反叛日急，事情败露也渐多。石亨家人上告亨急欲反，逮投之狱，死狱中。斩石彪于市，其党童先等俱被牵连受死。

石亨败后，英宗下令凡由石亨冒功提拔者，可以自首革去职务。曹吉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败后且不得独完，于是每天犒赏部下倚为腹心。部下也想自己也是冒功因曹吉祥而升晋，一旦不测，身且随后，于是与曹吉祥结为死党。曹吉祥有位门客叫冯益，有一天曹钦问他：“自古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吗?”冯益立即回答：“魏武曹操不就是宦官曹节之后吗?”曹钦闻言，大喜，出其妻与冯先生行酒。从此暗地准备谋反。锦衣百户曹福来曾在曹钦家服役，常出外买东西。曹钦担心他走漏风声，先派曹福来妻告曹福来病狂出走，锦衣指挥逯杲上箽奏英宗，奏准抓捕曹福来。曹钦又差人追获曹福来?以棍棒篓濒死。廷臣上奏英宗弹劾曹钦残忍，英宗同意此奏，发表弹劾敕文给曹钦，令其速改过，否则罪无赦。同时下谕廷臣要守法，不能学曹钦那样专纵无礼!

初，石彪得罪，皇帝也是先告谕群臣，曹钦内心恐惧。再加上逯杲监视曹钦十分严密。适逢孛来人犯甘、凉二州，英宗命怀宁伯孙镗统领京军前往征讨，兵部尚书马昂做监军。即将择日启程，于是曹钦以为机会已到，与诸弟兄及其党羽都督伯颜也先等数十人相谋，曹钦说，现在朝廷正在追查我，如果不早反，我就要成石彪的接续人了。于是分别带领死士番汉军500人，约定当天早朝开门，就拥进宫去杀死孙镗、马昂、夺门而入。这时曹吉祥禁兵可为内应。决定后，当夜让部下降丁痛饮，并厚赠予。饮酒方半，正交二鼓，都指挥完者秃亮（又名马亮）从曹钦宴席上逃走，见恭顺侯瑾与广义伯琮，告曹钦谋变之事，瑾、琮急走告镗，孙镗急锁曹吉祥，报英宗知此事，英宗命闭宫门，孙镗将吉祥缒人宫中锁系。曹钦不知此事，与其弟曹铉、曹（131页）、曹铎率番将伯颜也先到东长安门，门闭，曹钦知事泄，立即召死士驰至逯杲门，杲方出，杀而碎其首。逯杲原是曹吉祥党，受恩最厚，后来为英宗监视曹钦，钦恨之入骨。都御史寇深也与曹钦有友情，后来与言官上疏弹劾他，曹钦也很恨他。与曹铎驰人西朝房搜索寇深，从肩膀把寇深劈成两半。当时长安街中甲卒奔跑，入朝者以为是西征军。当打听到是叛兵，纷纷散去。大学士李贤待朝东朝房，曹钦跑来搜索他，门外喧闹声汹汹。李贤出门看，披甲士兵手执钢刀者数人，欲砍贤肩而伤其耳，又有人以刀触其背，不久，曹钦持逯杲人头来，喝斥部下放下刀。亲自拉住李贤的手说，今天激起兵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请代我草疏进奏皇上。不久，又把尚书王翱抓来，李贤在王翱家找来纸笔写草疏。与王翱一起投进长安左门门缝中，长安左门仍坚闭不启。曹钦纵火烧门，守卫军拆御河的岸砖垒门死守。曹钵往来啸呼，几次欲杀贤，终不敢，舍之驰去。又去搜索马昂，不得。时间已经到了凌晨。怀宁伯孙镗对其子说，你沿街呼喊，有狱贼反，抓获者厚赏，西征军即可汇集到一起。不久集中了西征军两千人，甲兵俱全，孙镗大喊：“你们看不到长安门起火了吗?这是曹钦反叛，兵很少，杀贼者重赏。”工部尚书赵荣被甲跃马奋呼市中，高喊杀贼者随我来，跟随者也有数百人。孙镗追至东安门，曹钦退屯东华门。曹镕迎战，孙镗军勇猛难敌，叛军披靡，战至辰时至午时，斩杀曹镕，曹钦也中流矢，策马逃走。恭顺侯吴瑾带五六骑出来看敌情，突然遇到叛兵，力战而死。曹钦回兵驻东大市街与朝廷抗拒到酉时，曹铉用百余骑往来驰突了三次，官军阻击包抄，他的兵马溃散，孙镗发神臂弓射叛军，终于追杀了曹铉。孙镗子孙辄遇钦奋战身亡。曹钦见大军渐至，惧，率骑攻朝阳门，未克，又走安定、东直、齐化诸门，门尽闭，大雨，夜窜归。孙镗督兵与曹钦战，马昂以精兵殿后。会昌侯孙继宗兵又集，鏖战。官军奋呼拥人钦宅，曹钦见情态迫急，投井而死，其弟曹铎被斩杀。孙镗等屠其家，亲党一时尽死。捷报上达英宗，英宗于当天下午在午门监刑，下曹吉祥都察院狱，次日磔于市。并追磔钦、铎、镩、铉、伯颜也先、冯益、汤序等。其余家属均流放于岭南。钦妻父贺三老，见钦势盛，绝不与交。钦曾为贺三老谋一官职，三老力辞不受，钦败，姻党株连，三老获免。八月，追加孙镗等爵，追封吴瑾、寇深等死难者谥号。以擒贼诏示天下，开言路。时李贤奏言：“自古治朝，未有不开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恶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⑥英宗认为石亨、曹吉祥断言路，阴异变，罪不容诛，宜列之于诏，使天下闻知。曹、石辈冒功恃宠，欺凌天子，百僚侧目，终启肘腋之变，自取灭亡。

注释①《明通鉴》英宗天顺元年。

②《明通鉴》景帝景泰八年。

③④⑤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曹石之变》。

弘治君臣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弘治元年（1488），将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妖人（专事宗教迷信的人）壹孜省伏诛。太常卿道人赵玉芝、邓常恩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佞臣，放斥殆尽。十月，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恕至京，庶吉士邹智对王恕说，过去，大臣见不到君王，所以事事苟且，你应该先求见皇帝，就时政之弊,历陈上前，也许对过去的失误有所补救。王恕很同意他的建议。当时王恕在家乡很负众望，他在家乡做官时，把弊政都一一釐正过来。十一月，宪宗时大学士万安被削职。先是万安勾结万贵妃进奸僧继晓，讨宪宗欢心，以巩固他的宠幸。又与李孜牧结纳，表里为奸。孝宗做太子时，多闻万安的恶迹，此时，孝宗在宫中找到一个箧子，都是密术，署名“臣安进”。孝宗遣人拿到万安跟前说：“是大臣所为乎?”①万安惭愧流汗，不能出一语。不久，上下都交章议论抨击，于是罢免了万安。礼部右侍郎丘溶进著《大学衍义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丘溶以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缺治国平天下的部分，丘溶就采取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分类汇集，附以己意，名《大学衍义补》，书成，呈上，孝宗览后十分高兴，批答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②乃命礼部刊行。

孝宗弘治元年（1488）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孝宗为东宫太子时，素知其名，至是，文升感殊遇，奋励效命，知无不言。二月，孝宗行耕籍田礼完毕，与群臣飨宴，教坊以杂伎承应，有时说一些粗野语言。马文升厉色说：“新登极的天子应知稼穑艰难，岂能用这些俚俗之物渎乱宸聪!”立即把他们斥退。御史因一般冒犯被下狱。马文升认为皇帝即位之初，不宜罪言官。于是御史得释。时论一致赞扬这件事。先是，张吉、王纯、丁玑、敖毓元、李文祥均以直言被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瑾上言：“这五人，即以直言获罪，必不变节辱身。现在五人都被抛弃到岭南，毒雾瘴气，与死为难，情实可悯。请皇上将五人置之于社会风气良好之地，那么他们的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现在寻求敢谏之人，不若先起用这五人。”孝宗皇帝命吏部一律起用。

吏部尚书王恕说：“正统以来，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进见，只不过片刻即止，皇帝再聪明，怎能把天下所有事都察清楚，只不过把真情寄托于左右近侍，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不多，又怎能识大臣贤否。有的听到有毁誉之言，有的出于自己好恶之私，要想得知真情，必须陛下每天去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共同谋议政事，或者让他就某事专门发表看法，或者亲自看看他的奏章。这样做不但能知大臣贤否，还可以随材任用，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变得更加高明。”马文升条陈时政十五事：选举廉洁有才能的人担任监察刑法之官；禁止占夺公物和惩戒贪官污吏；选择铁面无私之人掌审判量刑；申明立法意图来管理国之常务；驱逐术士妖人以防止迷信煽惑；要求效率以革除奸弊；选择好的地方郡守县令来巩固邦国社稷之根本，严格考核以示奖赏；禁示公罚以砥砺士风；广泛储备和积蓄以满足国用；抚恤士人以防止后患；清查僧道以杜绝游食之人；广布恩德以安定四裔；节制浪费以缓解人民负担；加强军备建设以抵御外侮。孝宗非常高兴，完全采纳，逐条责令施行。特别是节约用度一条，马文升特加上批注：“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③言语尤其深切感人。六月，王恕建议皇帝禁止文人不合情理起用私人，孝宗听从。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王恕做尚书，得彭韶为辅佐，可以完全做到为政不避权贵，求情妄法的路子悉被杜绝。六月京城及通州久雨成灾，庐舍倒塌，死者甚众，诏求直言。马文升上疏请求禁奇巧、却珍贵、慎毁誉、重咨询、抑外戚、开言路。诏下所司议论执行。

弘治三年（1490）三月，内廷宦官求建鹰坊、牧马场，求拨地千顷。户部尚书李敏阻止说，牧马场、鹰坊至多二百顷，其余都是民田，怎可以夺耕种之地为飞走之所!孝宗听从谏议。十一月，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说，近侍要整顿，任官要慎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苛捐杂税。孝宗认为很好。礼部尚书耿裕上时政七事疏，孝宗认为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仉岳认为，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应把节俭作为头等大事抓。要节俭必须减少斋蘸、停止对皇宫特殊供应、减少营缮工程。孝宗都采纳。

弘治五年（1492）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官外戚借宫廷供应之名夺占百姓园田，孝宗下诏立即退还民园。四月，大学士丘睿言时政之弊，拟为二十二条，极言朝廷应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等，共万余言，孝宗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太监李广认为城垣完工，功绩甚大，请求量加内官俸级，王恕力持不可，停止加内官俸级。五月，遣廷臣持内帑银，赈杭、嘉、湖水灾。十一月停止生员用钱买官的条例。王恕针对此条上奏说：“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得乎?”④弘治六年（1493）八月，中官李广以左道受宠，谢迁，徐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宪宗、宋徽宗为戒，劝止烧炼斋蘸，孝宗纳谏俱止之。

弘治十年（1497）二月，孝宗屡游后苑，侍讲王鏊给皇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孝宗醒悟，并召中官李广说，今天讲官所指，就是你们这帮人。令其好自为之。停止了游览后苑。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修武备。八月，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400顷，还想并吞近旁民田千余顷，同时请求每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认为，河间之地多低洼，因为久旱，农民就占用干涸河滩地去耕种，一旦雨涝就马上被淹没，如果对这种地加税，将会留下无穷的弊害。疏上三四次，孝宗听其言。后有雄县退滩地，献给东宫做庄田，孝宗根据周经前奏，把占民滩田者都判了罪。一时贵戚近倬类似的陈请，一律依法判罪；此后，贵戚近俸们稍有收敛，不再疯狂占夺民田。

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太监李广因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后来幼公主出痘死亡，太皇太后归罪于李广。李广畏罪饮鸩而亡。孝宗下令搜查李广家，得到李广纳贿簿一本，其中有，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孝宗问左右，李广有多大肚子，能吃多少，为什么一送就如此之多?左右回答说，黄米是指金子，白米是指银子。孝宗大怒，下诏抄家治罪。十一月，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调拨宫廷银库钱，不要为此征派百姓，同时停止到四川采伐木材。孝宗同意。六月，刑部侍郎屠勋上告寿宁侯夺占河间地区民田，上奏中说，食禄之家不言利，况且河间又是太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之地，很不妥。孝宗非常满意屠勋敢于直言切谏的精神，采纳了他的建议，清退所占民田。

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陕西延安、庆阳二府连日地震，有声如雷，压死人畜无算。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认为，陕西与敌为邻，延、庆二府又近河套，今地震不已，可能为外寇所乘。小王子部落，有精兵数万，他们的酋长和硕是狡黠枭雄，往往以诈计败官军，为患非小。他认为当时“海内民困财竭，兵衰将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内攘外之时，修德弭炎之日”。他请求朝廷要“行仁政以养民，讲武备以固圉，节财用，停斋蘸，止传奉冗官，禁奏乞闲田，撤还陕西织造内臣，振恤被灾之家”⑤。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小王子、和硕等在边境攻城陷堡袭击官军，形势十分紧张，孝宗认为军兴缺饷，屡次在朝廷与诸臣论议解决之法。大学士刘健等认为：“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蘸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人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天下幸甚!”⑥孝宗又一次虚心纳谏。兵部尚书马文升劝孝宗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蘸以省浪费。终止传奉官下各地索贡，严禁宗藩贵戚奏讨占地，撤回陕西织造内臣，以苏军民之困。孝宗对他的谏议大加表彰。十月，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

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朝廷对全国官吏进行一次大考察。孝宗对马文升说：全国主管人事的官都集合到京城，你要用心对他们进行采访，既不能宽纵也不要枉罚，彰明朝廷赏罚升迁。马文升说，陛下图治如此，这是社稷宗庙的大福，他怎敢不尽心尽职!从此，淘汰了不称职者二千余人，都罚如其分，天下吏治为之整肃。先是，刘大夏在广东、广西掌军务。一岁后求解甲归田，不许。当刘大夏廷谢时，孝宗在帷殿召见，孝宗说，我素来重用你，而你却多次辞疾，原因如何?刘大夏答以老病，且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刘大夏认为自度力不足办，所以‘谢职。几日后，又问，朝廷征敛很有分寸，何至于民穷财尽?刘大夏认为光是宫廷常贡铎木，香药等，就已花费钜万：孝宗说，如果你早报，早已停止常贡了。其他征敛也都可以一一议革。一天孝宗又问，两广各卫所战士是否强勇可用?刘大夏回答，以往他只是说民穷，其实士卒也苦不堪言，如何谈锐勇!孝宗又问，士卒在卫有军粮，戍征有行粮，何以言穷?回答：江南漕粮运转困难，江北京城团练供应紧张，其他困难又何止于这几项?况且所谓月粮、行粮，一半由军队将帅共同消耗享用，所余能不穷吗?孝宗听后，大为感慨，说：“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⑦于是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十月，孝宗想在近畿地方团操人马，做左右掖。问刘大夏，刘大夏认为京西保定可团操人马。于是把保定两班军一万人，发回卫团操。于是有飞语贴在宫门，诬骂刘大夏。孝宗召刘大夏给他看。并说，宫门外人怎能到达?一定是内臣得不到私自役使军队的机会，因此贴飞语诬人。又问刘大夏，兵饷何以经常匮乏?刘大夏回答说，我在两广之时，大城的抚、按、总兵三司所费，不能敌一中贵人，兵饷如何不乏?孝宗认为中贵监军是祖制，不宜遽削，而必会廉如邓原，麦秀者充补，否则就暂且缺额。孝宗再次与大夏谈，诸司都已详尽说到所存弊政，恐怕哪一司也赶不上御马监、光禄寺。刘大夏说，皇上知弊详尽，很好，要想除弊兴利，唯在独断立行而已。最初，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额。成化以来，内员渐多，常供不足，于是责成京城邸店操办，逼索甚苦。刘大夏此时揭露光禄寺每日操办用度烦费，杀牲数百，既损民财，又失爱物之仁。孝宗得悉，恻然怜悯小民之苦，立即敕兵部侍郎，同给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赞扬刘大夏说：“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金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与!”⑧然而中官愈侧目刘大夏。

弘治十五年（1503）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因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乞退，不准。令开陈所言弊端。刘大夏条陈十事，孝宗览后非常高兴，命所司一一付之施行。孝宗又召刘大夏入便殿，孝宗说，有些事当否施行，很想与你商议，又因为不是兵部事而后止。今后无论当行当罢，你可以用揭帖（从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件）告知。刘大夏以为揭帖是非常手段，易生弊端，不可为后世法。事之可否，可以外付府部，内咨阁臣，不宜以揭帖为常法。孝宗完全赞同。孝宗曾问刘大夏，何时天下太平?刘大夏以为，求治不宜太急。佣人行政就召内阁和执政大臣面议后施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当时刑部尚书闵珪持法忤旨，孝宗与刘大夏谈及此事怒气不止。大夏说，人臣执法，贵在效忠朝廷，闵珪所作所为无须惊异。并以远古虞舜皋陶之事为喻。孝宗沉思片刻方言：闵珪执法过于严格，而老成之人不可轻弃。于是准行其所奏。一日，孝宗召见阁臣于便殿，论及理财，李东阳极言盐法大坏是由于乞请私贩者众。刘健说：“太祖对茶法始行，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论事，谁敢为陛下言者!”⑨此时，孝宗在位久，更加明习政事，多次召见大臣面议。而刘健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他们奏请之事，无不采纳。每次进见，孝宗辄斥退左右。有人在屏封后窃听，但听见孝宗连连称善。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孝宗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⑩刘健说：

“我们如果不敢言，其余百官没有一个是敢言的了。”孝宗称是。

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孝宗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等面议政事。戴珊乞退，孝宗不允。问，为什么急于离去?戴珊不敢言，刘大夏说，珊确实有病。孝宗说：“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为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孝宗说罢，泫然出涕。珊与大夏都叩首涕泣。戴珊出宫后对刘大夏说，我一定要尽忠朝政，殉于本职!

明弘治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政治较为清明，孝宗励精图治，有一班才德兼备的大臣竭诚辅佐，如王恕、彭韶之冰鉴，马文升、刘大夏之练达，刘健、谢迁之老成，王鏊、丘睿之文章，闵珪、戴珊之宪刑。弘治君臣之治，上已略述。十八年（1505）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十余人为顾命，托以东宫说：“东官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辅之以正道，俾为令主。”刘健等叩首应答：“臣等敢不尽力!”日，孝宗死。

注释①②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⑤⑥《明逋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⑨（明通鉴）卷四○，孝宗弘治十六年。

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第二十六章

武宗嬉游武宗于1506年，改年号为正德元年，即位之初，一仍旧例，顾命协和，天下晏安。四月，英国公张懋在上奏中开始提及：“仰惟皇上嗣位以来，日御经筵，躬亲庶政，天下喁喁望治。迩者忽闻宴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经出掖门，游观园囿，纵情逸乐，臣等闻之，不胜惊惧。”①即位刚四个月，武宗就开始微服出宫，自觅淫乐，故懋等切言谏止。吏科给事中胡煜也对武宗不重视学习，玩物丧志的行为提出规谏，他说：“君值英妙之年，正力学之时，但儒师日讲之时，课业未毕就有鸿鹄之思，几席研读未几忽生逸乐之想。”他提醒武宗，身为帝王，一念之不纯，一动之失中，都会产生极大影响。他劝武宗应灭宴安愉佚之志，正心以视朝廷，力图天下之治。当时武宗好骑射，常微服出宫游猎。兵科给事中汤一漠力劝止行。大学士刘健于六月上疏中指出陛下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可见武宗在正德元年六月，已经沉溺于逸乐怠荒于朝政了。当时顾命大臣刘健进谏要求武宗作到以下几点：一、无单骑驰驱，出入官禁；二、无频幸监局（内官太监办事机构），泛舟海子（京郊游览胜地之一）；三、无事鹰犬弹射；四、无纳内侍进献饮膳。七月，宦官利用武宗擅权现象已很明显。南京御史陆岜上疏言：“自古宦竖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陛下嗣位以来，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几宠幸阉寺，颠覆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汉、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廷臣屡谏，未蒙省纳。若辈必谓宫中行乐，何关治乱，此正奸人蒙君之故术也。”②从奏折文中可看出，正德元年七月，阉宦内臣已开始掌握皇帝。为劝武宗回心向治，陆岜更痛切地说：“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簷蔀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额赴诉之无路!……夏秋亢旱，江南米价翔贵，京城盗贼横行，可纵情恣欲，不一顾念乎?伏望侧身修行，屏永成辈以绝乱源，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③当月，司礼监传旨，以大婚礼需银四十万两。尚书韩文以户部库空虚，请先发十万两。监察御史赵佑言，皇帝大婚，左右必以此为口实，将肆无厌之欲，用如泥沙，坐致耗国。诏许减四分之一。立夏氏为皇后。自大婚后视朝更迟。刘健说，近两月来，或日高数丈才视朝，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杖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不但精神困倦，而且过时误事。言官揭露宦官刘瑾的罪恶说：“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纵导陛下。……引车骑供执鞭之役，列市肆而亲商贾之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尽不寝。此数人者，方且窃弄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④可见武宗嗣位不及一年，则嬉游忘政，权倾阉宦，造成了政治腐败与危机。

正德二年（1507）八月，作“豹房”。武宗被宦官蛊惑，在西华门别构院落，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比，称做“豹房”。命建市场，身穿商人衣与群小贸易，一手持账本，一手端算盘，与买主争利喧吵，还令市正调节。左右簇拥入“廊下家”，所谓廊下家，就是宦官在甬道上张设的酒肆。武宗坐在当垆妇女之中，武宗一到，娼妇妖艳，杂出蜂拥而人，醉后宿其处。到此时，“豹房”已成为武宗朝夕沉溺之所，堪称淫荡之宫，自呼为“新宅”，日召教坊乐工人“新宅”承应。武宗淫虐之行使内外廷臣侧目，民间谣诼四起，议论纷纷。

正德五年（1510）六月，武宗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让有司铸印。内臣诱武宗事佛，故有是命。八月，刘瑾谋反事发。杨一清举发其事，旋籍刘瑾家。初，武宗不欲诛瑾，及抄其家，得金银累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并得衮衣、玉带、甲杖、弓弩诸违禁物，又见其常持扇内藏利匕，武宗大怒，厉声喊：“奴果反，趣付狱。”⑤六科给事中谢讷、十三道御史贺泰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请亟赐诛戮。武宗同意，令法司、锦衣卫会百官审讯于午门外。

正德七年（1512），武宗赐义子127人，皆姓朱。旋又增建豹房。工部上疏说，建造豹房，至今所费白金已达24万余两。今又令增修房屋200余间，现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求量减其半。不允。武宗每岁张灯，费数万。至是宁王宸濠另作奇巧来献。令所遣人入宫悬挂，将灯附于柱上，再于庭轩间设毡篷，贮火药其中，偶不慎，延烧宫殿，乾清官以内都成灰烬。武宗往豹房临视，回顾火焰烛天，笑语左右说，不过是一团大烟火。后武宗下诏罪己。户科给事中已经认为，乾清宫是陛下的正当寝宫，陛下舍乾清宫而远处豹房，忽视生太子而蓄养义子，疏远儒臣而亲近番僧，轻朝政而创开酒店，信童竖而日事宴游，使得君臣隔阂，纪纲废弛。建议诏大臣研究恢复朝纲，退朝之暇，要端处寝宫，四时庙亨要亲主其事，义子番僧，俱罢遣，豹房酒店，一并拆除。南京十三道御史汪正等上疏言：“陛下嗣位九年，储位尚虚。请择宗室幼而贤者一人，置之左右，以代宗庙之礼，尽晨昏之职，俟皇子诞生，遣之归国。”⑥一时间建储问题成了满朝文武忧虑的焦点之一。

正德十年（1515），俗尚奢华，宴会丰腆，居室宏丽。当时大臣设宴，一席千金。这种风俗，多由武宗开其端，因此虽屡有禁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六月，武宗又常自西安门出京城，经宿而回，不知临幸何所。皇帝不在宫中，政位空虚，道路相传，众口藉藉，满朝文武心志惶忧，神魂飞越。十一月，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人，谓之“活佛”。武宗欲见，命太监刘允往迎。允行，带珠琲、黄金供具、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钜万。敕允往还十年为期，所携茶盐数以千万计。越两月入其地，番僧号“佛子”，恐中国人诱害，不肯出。允部下俱怒，想劫持前来，遭番人夜袭，尽夺宝货器械以去。死军官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一半，允乘马疾走仅免。

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给事中潘埙上疏：传闻西安门外积庆、鸣玉二坊居民议论纷纷，认为朝廷有所兴作；又有人说要添教场；又有人说想创造私第。京城军民房屋都吞并于势家，两坊间帝居以为固，这次也不能幸免。想必是左右近幸，又出新奇之事蛊惑圣心，请说明实情，以安坊民之心。当时因四镇军操练，毁二坊居民，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武宗为非作歹，殃及二坊居民，因此潘埙才有此请。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内旨授马昂为右都督。昂初为延绥总兵官，以奸贪骄横被弹劾罢官，有妹，善歌能骑射，嫁指挥毕春，有娠。马昂依仗江彬之势夺回其妹，进于武宗，召入豹房，大宠。升马昂为右都督，其弟马炅、马昂并赐蟒衣、大珰，武宗及内臣都称之为舅。赐宅太平仓东，势震京师。都给事中吕经第认为，皇帝如为皇储打算，应选世族之女备嫔御，奈何溺卑污以自亵!京师到处传闻，马昂及其子弟，出入宫禁，肆无忌惮，又树立徒党为羽翼，小人之情无厌，如不早治，后悔莫及!请求诛戮马昂，斥逐所入孕妇，以息人言。

御史徐文华说，中人之家尚耻再醮之妇，令万乘之尊为此，反之于心则未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于天下后世则可丑。他认为出此主意进淫妇者，当族。都给事中石天柱上疏言，以再醮淫妇之子为嗣，有违天地神柢，举朝文武天下臣民之意，“藉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时，异白诸王宗室，肯坐视祖宗基业与他人乎?内外大臣，肯倪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出，以清官禁，消天下谤”⑦。武宗从数骑过马昂宅入饮，酒酣，召马昂，马昂以妾病辞，武宗大怒，马昂惧，与太监张忠勾结进其妾杜氏，立即宣旨升马昂弟马炅为都指挥，马昂为仪真守备。马昂大喜过望。又进四美女谢恩。时江彬得宠，多次诱导武宗远游。并说，宣府乐工多佳丽处子，还可以巡边，做到远游有名。第二年果然有宣府之幸。

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听取江彬之言，准备到宣府巡视居庸关。御史张钦认为，这次北巡，实欲亲征，岂知北寇猖獗，很易酿成英宗己巳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重，身蹈不测之险?现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灾潦频仍，若起不虞祸变，而陛下“观兵绝塞，臣窃危之”⑧。八月，武宗微服至昌平。大学士梁储等追及沙河，上疏请还，不纳。旋至居庸关。时武清、东安等县，芦沟桥、清河店等处俱有盗贼。京城之内东直门诸坊，强贼白日剽杀。立春，武宗命迎春于宣府，备诸戏剧。又饰大车数十辆令僧与妇女数百杂载戏匿，观后大笑以为乐。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武宗自宣府还京，群臣迎驾于德胜门，武宗驰马自东华门人，宿豹房。不久又至京郊南海子，夜，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以“亲征”所获刀械衣器示群臣纵观。三月，至昌平。四月武宗在密云，民间竞传上欲括子女，敛财物以充进奉，所至逃匿。五月，车驾至喜峰口，旋回京师。七月，武宗又将北巡塞上，传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令内阁草敕，而“朱寿”者，武宗自命之名。武宗以敕命为儿戏，震动京师!内阁大臣、九卿及科、道官集于左顺门，泣谏不可。不纳。旋，复命兵部议加威武大将军“朱寿”为公爵。满朝文臣啼笑皆非。车驾度居庸关、历怀来、保安诸城堡、驻宣府。初，武宗以豹房为家，及江彬辈导人宣府，武宗命造行宫，运豹房子女珍玩充实其内，甚乐，每称“家里”，还京后亦念念不忘。八月，武宗自万全左卫历怀安、天城、阳和至大同。驻大同。在大同又降敕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5000石，会吏部遵敕奉行。十月，车驾渡河入榆林。冬，又自榆林幸绥德州，幸总兵官戴钦宅，寻纳其女，都是江彬所诱。武宗自榆林，历米脂、绥德渡河至石州、文水。车驾至太原。先是，武宗在偏头关，索女乐于太原。晋府（太原）乐工杨腾妻刘氏，善讴，武宗载以俱归，大见宠幸。左右暗地调戏，刘氏一笑而解。江彬与近幸都事之以母，称“刘娘娘”。武宗自贱如此，威信日下。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大祀南郊，礼毕，仍出猎于京郊南海子。三月，武宗决意南巡，群臣惶惧，计无所出。宁王宸濠反，武宗将亲征，兵部尚书王琼等谏止，不准。八月，亲征南巡，命草威武大将军制，又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并下内阁。车驾发京师，先至涿州，又至保定府，驻保定。宴于府堂，巡抚都御史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粮立事俱侍宴行酒。武宗与伍符为藏阄之戏，符探得阄，武宗不悦，饮符至醉，乃大笑，天子之威丧尽。不久，车驾至临清。武宗南行时，刘姬病未从行，约以玉簪召。武宗过芦沟桥，驰马失簪，索而不得，至临清，遣使召姬，无信约，不肯出。于是武宗复自临清北上，乘单舸晨夜疾趋至张家湾，载刘姬与俱南，从官俱不知，往返踰月。武宗发临清，过济宁，至徐州。又乘龙舟自徐州顺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宿于太监张阳宅。当时武宗沿途捕得鱼鸟，分赐左右，凡得一鳞一毛者，各献金帛为谢。于是在清江浦钓鱼数日，十一月，至宝应，渔于汜光湖。旋至扬州。武宗行渔，得一巨鱼，戏言值五百金，江彬将鱼送知府蒋瑶，责令出五百金。蒋瑶持其妻簪珥及内衣进献，说，府库无钱，我就有这些，武宗大笑。扬州府有琼花观，诏取琼花，蒋瑶说，自宋徽宗被掳北上，此花已绝，今无以献。又传旨征异物，蒋瑶具对非扬州所产。武宗说，纡白布也非扬州土产吗?蒋瑶不得已，进布500疋。武宗对地方苛剥至此!“有吴经者，尤亲眶，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⑨。张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120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武宗所信用多奸黠不惩之徒。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武宗自南京返京。先自瓜州渡江，登金山至镇江，宿大学士杨一清宅，乐饮两昼夜，赋诗，又遍览一清所藏书籍，取《册府元龟》202册以归。从镇江宿望江楼至扬州。又至宝应再次垂钓汜光湖。再进至淮安，到清江浦，再宿张阳宅。垂钓积水湖，渔舟过轻，武宗舟覆，溺于水，左右大惧，急争入水掖帝出，自此遂不豫。武宗经东昌，过天津而至通州。将欲西巡，会武宗身体疲惫已甚，左右力请还朝。越三日，乃返京师。

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武宗疾甚，不视朝。又因疾，罢郊祀。三月，武宗死。武宗无嗣，遗诏迎兴世子朱厚熄入嗣皇帝位。武帝一生，嬉游荒政，纵宦为虐，淫荡恣肆，未能建储，常于豹房议事，又以敕命为儿戏，自名朱寿策封威武大将军、定国公，满朝文武为之侧目。至死无嗣，可谓荒淫无道之君。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明通鉴》卷四一，武宗正德元年。

⑨《明史》卷三○四《宦官谷大永传》及附注。

宸濠之叛武宗正德二年（1507）四月，刘瑾受宁王宸濠重赂，假传圣旨恢复宁王护卫屯田。朱宸濠旧在大宁（明代北边地名，在今内蒙古宁城西，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老哈河奈曼旗以南，辽河医巫闾山、大凌河以西，河北滦河以东，及长城线以北地），是北边三卫之地。太祖时，诸子藩王中，燕王善谋，宁王善战。靖难之役时，朱棣施巧计挟宁王迁北平，后徙江西。天顺间，宁王府因做不法之事，被革去护卫，改为南昌卫。武宗正德初，朱宸濠遗内官粱安载金银两万赂瑾，瑾朦胧奏请改南昌左卫为护卫。又奏准给予南昌河泊所一处，侵剥民利。后刘瑾事发被杀，兵部奏请革除宁王宸濠护卫，仍改为南昌左卫。正德六年（1511）宸濠又葬其母于先朝违禁之地西山青岚。后宁王竟敢建阳春书院，僭号离宫，宸濠怀不轨之心，术士李自然妄称得天命，谓宁王当为天子。宸濠又招术士李日芳，诈称城东南角有天子气，所以才构筑阳春书院以做离宫。朱宸濠还买通兵部尚书陆完，又勾结伶人臧贤，武宗左右近习钱宁、张锐、张雄等，预谋再复宁王护卫。大学士费宏说：“今宁王以金宝钜万复护卫，苟昕其所为，吾江西无噍类矣。”①后陆完等施巧计，投宁王乞护卫疏，疏下阁议时，陆完又阴结杨廷和下制批准，费宏竟没有参与商讨的机会。朱宸濠再次朦胧得复护卫。朱宸濠恢复藩王地位后，自称国主，妄传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宸濠密令承奉刘吉等招盗匪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入藩王府，号称“把势”。不久，宸濠招鄱阳湖盗匪杨子乔，统其部下杨清等肆行劫掠，扰害民生。是时，宸濠“时时调中朝事，闻谤言则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②。

为加紧篡逆，宸濠招举人刘养正入府密谋。朱宸濠闻刘养正有才气，又精习兵法，故将其请入府中讲论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事。刘养正见其有谋反意，甚称宸濠有拨乱之才，于是狼狈为奸，密约待机举事。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奏宁王宸濠谋逆不轨状，兵部移文宁王府，令其束缚部下。时宸濠谋叛踪迹已很明显，人们不敢议论。胡世宁发愤上疏说：“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间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③胡世宁“请朝廷早裁抑之”④。要求朝廷派得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以消患于无形。疏上兵部移文后，朱宸濠很害怕，把罪过都推卸给下属以自我解脱。不久，“宸濠连奏世宁罪，世宁坐谪戍，自是无敢言者”⑤。后朝廷派河南左布政孙燧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初，宁王宸濠谋逆，巡抚王哲被杀。董杰代王哲为巡抚，仅八个月也遭害。此后任汉、俞谏都只做了一年多巡抚就被罢官归里。现在孙燧以廷臣身份巡抚江西，不待言风险更大。孙燧接到任命后，叹息道：“是当死生以之矣。”⑥先把妻儿遣送回乡，自己只身带僮仆二人前往。先是俞谏因抵忤朱宸濠被夺官闲居，朱宸濠更加得意；腹削百姓，运珍宝结禁近，以遥相支援。同时还连结江西各洞寨盗匪，纵其流劫。藩国官吏，凡以正自持者，朱宸濠总是千方百计将其排挤掉，怕灾祸临头的官员只能一味迁就。孙燧到任后，了解到这种情势，深感大变将作，于是采取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等措施，缓解百姓苦难，对敢于摧剥扰民的官吏，逐渐消除，侦破为奸谋逆的团伙，立即绳之以法，来翦除朱宸濠的羽翼。

先是，胡世宁已晋升福建按察使，准备离开江西，朱宸濠却诬告江西巡察副使胡世宁离间亲王，妖言诽谤，并贿赂内臣，矫旨逮捕。朱宸濠诬告不成，又在胡世宁临行前投毒谋害，胡吃后便血，几乎死亡。朱宸濠因胡世宁上奏弹劾他谋逆，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世宁既迁福建，顺路抵浙回家。朱宸濠又指使其党羽浙江巡御史潘鹏派士兵悬赏缉拿胡世宁。恰逢按察使李承勋见事不平，私匿世宁，变姓名，抄小路送他归京师告发。至京后，世宁被下锦衣狱，自辩无罪，当时两京言官陈启充、徐文华交章求救，经冬，经严刑讯拷，几乎至死。这是因为刑讯时，钱宁、萧敬、张雄、张锐、江彬等受朱宸濠重贿，这些人便威胁刑官，必坐以诬谄亲王罪至死。当时大理寺少卿胡瓒据理力争说：“濠谋赖世宁以发，而置之极刑，何以服天下!”众人力为世宁争，当时江西巡抚孙燧等又力言其委曲，表明世宁为无辜，这才得减死谪戍辽东沈阳卫。同时还削夺大理寺少卿胡瓒等俸禄。朱宸濠上勾下连，在谋叛前横行乡里，诬告朝臣，险些酿成冤狱，其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朱宸濠令王春、余钦等招募大盗凌十一、闵廿四等500余人，四集亡命，同杨清等藏于丁家山寺，劫掠官、军民、商财货。还厚结广西土官狼兵，并南赣、汀、漳洞蛮以为响应。派人去广东买皮帐，制作皮甲，并私造枪炮盔甲及外域佛朗机铳等兵器，日夜制作不休。

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李士宝、刘养正、王春、刘吉、万锐等，与朱宸濠筹谋叛乱，又怕事不成反受诛戮，想在武宗晏驾后乘机变乱。朱宸濠派奸党卢孑L章等分布于水陆要道，与朝奸党万里传报，十日一传，踪迹大露。先是孙燧托名捕盗，加强进贤、南康、瑞州等地戒备。又请敕湖东道分巡兼理兵备，与之相犄角。九江当鄱阳湖要害之地，请求用重兵把守。同时还在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严密设防，便于控制。又怕朱宸濠一旦叛乱，劫掠兵器，孙燧又假借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器调出城外。孙燧曾笑谈说，朱宸濠要想叛乱，我不消灭他，他在我的严密包围下，处处挨打，也一定会迅速被消灭。适逢江西大水，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出没于鄱阳湖为寇，孙燧就和许逵从江外掩杀追捕。当夜大风雨，不能渡江，三大贼逃匿于朱宸濠林墓地中，未被搜捕到。

朱宸濠致书陆完，让他设法紧急调走孙燧，让梁辰、汤沐接替，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亦可，千万不能任用吴廷举。此时，王守仁也上疏揭露朱宸濠谋反。朱宸濠奸党路劫孙燧，未能得逞。孙燧又因朱宸濠是朝廷懿亲，不敢先下手，所以他自己上奏，请求归里，不准。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最初也想与朱宸濠结党，并帮助他恢复护卫。不久发现朱宸濠真要谋反，而且得悉皇帝已经注意到他和宁王的来往，在紧急中，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再次削夺朱宸濠的护卫，以免后患无穷。御史萧淮上疏说：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叛踪迹已经暴露无遗。江彬、张忠也赞成萧淮之见。于是派太监赖义带着敕命到江西革除朱宸濠护卫。同时给事中徐之鸾、御史沈灼又分别上奏朱宸濠所行不法之事。武宗下诏，发兵搜索朱宸濠派进京城的侦探。当时朱宸濠的侦探林华藏在臧贤家，武宗下令搜查，臧贤家多复壁，表面看是锁好的木厨，打开厨门就是长巷，林华就侥幸靠了这条复壁巷道，得以逃脱，回到江西。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正式叛变。先是六月，正值朱宸濠生日，设宴请镇巡三司同来祝寿。忽闻京城派太监擒拿宁王，又值林华归来，尽言武宗拟除护卫事，宸濠大惊，急召刘养正、刘吉等密谋。刘养正等以为情态紧急，应趁次日镇巡三司官贺寿之机，将他们一网打尽。对不附己者均杀掉，因而举事。于是连夜集合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交给他们兵器守候府邸，又招李士实，告以举兵事，李士实答应与其一同叛乱。明日，各官人谢后，左右带甲露刃侍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⑧。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吼：孙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们这些反贼，谁敢擅自加害?许逵又对孙燧说：我让你先发制人，你不听，今日反受制于人!宸濠下令把许逵捆绑起来，酷刑拷打，问他还有什么话可说?许逵厉声曰：我只有赤心而已，岂能和你们一起反叛!宁王气急败坏地令校尉将孙、许二人推出惠民门问斩。许逵临终大骂：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城中之人无不为之流涕鸣冤!又将御史主金、主事马思聪、金山等一并械锁下狱。李士实、季（165页）等持檄谕降诸郡县，革正德年号，指斥武宗罪行。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不久闵廿四、吴十三夺船顺流攻打南康，知府陈霖逃走。再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知府汪颖等亦逃，城俱陷，宸濠使师夔据守。娄伯到达进贤，被知县刘源清杀死。

先是，王守仁提督江西，知李士实与宸濠谋逆，早有准备，及宸濠叛，王守仁先报京师宸濠反，又部署各郡县严守待命。王守仁传檄远近，暴露宸濠罪恶，起兵讨伐。朱宸濠出兵攻打南京，王守仁部署部分兵力将其阻击于安庆，然后率主力迅速攻占南昌、九江等要害之地，既断其归路，又端其老巢。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日，南昌城陷，赣州、奉新等县叛兵亦降。守仁安抚百姓，惩办叛军首恶，释放整编余众。整编军作战凌厉，但旧习不改，大肆劫掠，王守仁斩杀头目数人，军稍定。又将恶习不改者入狱惩治，取宁王府库兵甲资财充作军资，官军大盛。

时朱宸濠愤安庆不下，督兵填壕堑，决心攻占安庆，听到南昌失守，非常恐慌。李士实劝朱宸濠不要还兵，应驻扎于安庆，顺路夺占南京。既然已经称帝，江西自然降服。朱宸濠不听，竟解安庆之围，移师阮子江，先遣两万兵援救南昌，自率大军继后。七月二十二日，谍报至江西，王守仁集众议。有人认为宁王兵盛，凭其愤怒，倾巢而来，我援兵未至，势难支撑。不如坚壁自守，等待四方援兵，朱宸濠久顿坚城之下，兵孤援绝，必将自溃。王守仁认为，宁王兵虽强，单凭焚掠劫众建威，未曾逢强敌与其鏖战；他们对部下，只不过许愿封赏，今进取不成，巢穴又陷，众心已离，我用锐卒乘胜追击，彼将不战自溃。当天抚州知府陈槐援兵到达。二十三日，宸濠先锋至樵舍，王守仁遣将迎击。令伍文定以正兵当前，余恩带兵继之，邢殉统兵绕其后，徐琏、戴德孺张两翼分击。二十四日，叛兵逼黄家渡，骄气盛。伍文定、余恩佯败，叛军争利。前后不及，邢殉自后急击，横贯其阵，叛军败退。伍文定、余恩回师追击，徐琏、戴德孺合兵夹击，叛军大败。官军追奔十余里，斩杀2000余，有万余人入水溺死。

王守仁又遣将攻九江、南康，断其归路。朱宸濠拼死挣扎合兵攻打官军，官兵败死者数百人。伍文定斩杀退却者，自立于炮铳之间，火烧须鬓不移足，将士大振，殊死战，一炮击中朱宸濠舟，叛军大败，斩杀2000余人，入水溺死者无算。叛军再退樵舍。伍文定紧急部署火攻，朱宸濠正在樵舍议论惩处不尽力之将，忽见火焰冲天，官兵四集，火烧到了朱宸濠的副舟，叛军再次大败。朱宸濠及地方叛将、中官人叛军者，贼枭吴十三、凌十一等全部就擒。时九江、南康亦光复，将士执朱宸濠回江西，军民聚观，欢呼之声动天地。朱宸濠见王守仁，大喊：王先生，我愿全削护卫，请把我降为庶民，可否?王守仁说：自有国法在。朱宸濠俯首默然。

初，宸濠谋叛，娄妃泣谏，宁王不听。至是朱宸濠在囚车中泣叫：“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⑧王守仁立即求娄妃之尸安葬。八月，武宗宣诏御驾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边将江彬、许泰、刘晖，中贵张永、张忠俱称将军。武宗实欲乘机游南京。兵至江西、战事已毕，沿途无人与战。九月，武宗至南京。江彬、张忠想放走朱宸濠，王守仁极言不可放虎归山，将朱宸濠送至杭州，交给张永，自回江西。张永得囚，在武宗前力赞王守仁之功，武宗更加相信张永，命王守仁巡抚江西。提拔吉安知府武文定为江西按察使，赣州知府邢殉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北军入江西时，谩骂王守仁，骄横不可一世。王守仁隐忍，以厚礼接迎犒赏，后来北方官军都说：“王都堂待我有礼，我安得犯之?”旋，北军班师。北军驻省城五月，糜费浩烦，江西骚然，官民皆苦不堪言。十二月，朱宸濠至南京，武宗想专揽大功，与近侍戎装，整肃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仪典后，将宁王等囚禁起来。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武宗让王守仁上详细告捷书，王守仁奏报实情，其中揭露了江彬、张忠合奸谋叛的罪行。武宗读后，始议北旋。十月武宗自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武宗到达通州，赐朱宸濠死，又焚其尸，余党入京后磔诛之。至此，宸濠之叛全部结束。

注释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②《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④⑤《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⑥《明通鉴》卷四六○武宗正德十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嘉靖崇信道教嘉靖元年（1522）三月，礼部登记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玄明宫佛像，毁像括金屑一千余两。齐瑞竹是武宗正德年间赐玉书金印的大法师，武宗赏赐他的财物，难以数计。至世宗嘉靖时，采纳工部侍郎赵璜的建议加以查封毁括。奉世宗之命，礼部郎中屠埙发布檄文，普遍查封禁毁京师诸谣祠（指佛寺），把它们完全拆毁。

七月，嘉靖皇帝开始崇奉道教，逐渐兴建寺观。

嘉靖二年（1523）四月，太监崔文祈祷，引诱世宗在乾清官建祷仙道场，日夜不断祷祭。又让内监十几人研习道教经藏于宫中。大学士杨廷和、九卿乔宇等上疏请求“斥远僧道，停罢斋醮”①。给事中周瑯、张嵩、张汝、安磐等交章弹劾崔文以邪道诱帝之罪。闰四月，给事中郑一鹏说，正德十六年以来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以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也都设斋醮。或昼夜斋醮，或隔天一斋，甚至一天斋醮两次。皇帝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几乎全废。他认为，破坏太平盛业，丧失天下人的期望，莫过于此。他斥责说，挟皇帝行斋醮之徒，必然是魏彬、张锐之辈的余党。过去武宗受欺蒙，使得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怎能一误再误呢!他请求世宗立即疏远斩杀这些兴妖道之人。他还建议，改西天厂为宝训厂，贮藏列宗列祖遗给后世的各种书籍文献；改西番厂为古训厂，贮存五经四书及子、史诸书；改汉经厂为听纳厂，贮存诸臣奏议。委派正派谨慎的官员掌管锁钥，这样一来，皇帝攻读儒家经典之余，抽闲暇去三厂览读，自然可以成尧、舜之功业了。世宗览毕说：“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②嘉靖五年（1526）让道士邵元节做“真人”，吴尚礼做“左至灵”。十年（1531）十一月，帝信道教益深，召大学士张孚敬还朝，建祈嗣醮于钦安殿，命礼部尚书夏言充当醮坛监礼使，侍郎谌若水、顾鼎臣充当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按日进香，皇帝亲自行初礼和终礼。十一年（1532）编修杨名上《修省疏》，斥责汪嬷、郭勋助帝斋醮之奸，请求停止祷祀斋醮。世宗大怒，下锦衣狱械讯，几乎被整死，后被谪戍远方。十三年（1534）五月，世宗于重华殿，召大学士张孚敬及武定侯郭勋等五人，入观拜祀天青爵，还作《纪乐同游诗》。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元节，兴安人。仙源范文泰授予《龙图龟范》，嘉靖初，召入京，对于便殿，元节以“立教主静”之说进，帝款待厚遇之。不久，因为祷雪灵验，命作致一真人，领金录醮事，给玉及金银象印各一。适逢嘉靖有事南郊，召邵元节分献风雷灵雨坛，宴于奉天殿，授二品官，并封其师为“真人”。敕令建真人府于城西，建成后，让夏言作记刻于庭。岁给禄100石，遣缇绮40人充扫除役，增田30顷，免其租徭。至此，宠待益隆。五月，拆除禁中佛殿。建慈庆、慈宁二宫。当时，世宗想除掉佛教殿堂。召武定侯郭勋、礼部尚书夏言入禁中瞻视大服千善殿，有铜铸像神鬼淫亵的各种姿态。又有金匣藏佛首佛牙及支离傀儡等物约一万三千多斤。夏言退后上疏力请将其置诸郊野，不能再渎留大内宫禁之中。世宗认为，这些淫邪物状，智者不想看，百姓无知，必以奇异供奉，虽然弃之中野，必有暗自挖掘用来蛊惑百姓者，不如捣毁，永远清除。于是宫禁里的邪秽物像一律清除。十二月，皇帝命中使到邵元节家乡贵溪山中建仙源宫。建成后，邵元节请求暂时归山。不久，世宗派锦衣千户孙经往贵溪求邵元节归京师，船到潞河，命中使迎接，赐彩蟒衣及“阐教辅国”玉印。当时世宗因为祈求皇子降生设醮斋祭，早晚都有云气见于祈坛。世宗大喜，过了三天，皇子降生，遂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有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启为等不同秩禄。嘉靖初年，张颜人贺。皇帝赐以“清心寡欲”对。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于是留在京城。不久请求归山。世宗差人持诏召还，不称名而称卿。住宅起火焚坏，又盖新宅。给事中黄臣劝谏说，过去大师栾巴、郭宪见火起以酒灭火，今张彦宅火坏，还用重新翻盖吗?世宗不从。张彦不久死，诏以列侯例封谥，并赐邮典。上尊号“天师永绪”。

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致一真人邵元节死。当时嘉靖亲自拜祭显陵。元节留京师，一日晨起，元节招其徒说，我快要死了，怎能再见皇上一面?话未了，死去。世宗正驻扎在裕州。听到邵元节死前之言，大恸。手诏敕命行在礼部赠谥号，命中官锦衣护丧还。敕命有司营葬邮典均依伯爵之例。方士陶典真一名陶仲文，黄冈人。小时候作过县掾，好神仙方术，曾经授符术于罗田万玉山。邵元节未显名时，也往来过仲文家。嘉靖初年，陶仲文受辽东库大使，任满回到京城。当时邵元节贵幸，年老后曾请求告老还乡，未得应允。恰值宫中有黑气出现，邵元节治之不灵验，就推荐陶仲文代替自己除妖氛。试行于宫禁中，稍能祛除妖氛，世宗格外加宠。此时，护驾南巡至卫辉，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世宗问陶仲文是何原因?仲文回答说，要身经一次大火。遣陶仲文斋醮禳除此灾，陶仲文说，身临大火之祸，终不得免，但仅可以一人庇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当天夜里，行宫果然大火被灾，宫中死伤人无算，锦衣卫中官陆炳冒火冲入寝殿，背世宗出焰火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果如陶仲文所言。次日，敕命行在吏部授陶仲文“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爵衔，授予诰印，允许携眷人宫。九月，世宗谕辅臣说他想令东宫太子监国，静休一两年后再亲政。太仆卿杨最上疏说：“圣上之所以下此圣谕，不过笃信方士调动罢了。尧舜也曾修性养心，汤、武也曾亲身施行仙道，他们不是不懂得修养可以成仙，因为不易成仙，所以不去学习它。难道尧舜之世就没有仙人，尧舜的智慧不懂得学习?孔子说老子是‘龙’，龙就是仙。孔子不是不知道老子是仙人，不能学习，而是学成仙人不是那么容易。我听到您的上谕，开始很吃惊，接下来就感到非常悲伤。我忠心相劝，您端理政务，每日想一想如何治理好国家，不近声色，保住元阳之气，不想成仙自然就会成仙，不想长寿自然就会得到长寿，黄白之术，金丹之药，都会伤元气，不可信。”世宗看疏大怒。把杨最押赴镇抚司拷讯，最终死在狱中。八月，万寿圣节，建三昼夜醮，告玄极殿。郭勋领方士段朝用见世宗，说段朝用能化物为金银，然后将所化的银器进献。世宗大喜说，今日得段朝用真是天之所授。因此授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爵号。将他所化银器荐于太庙，加郭勋禄米100石。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负责道教事宜。不久又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御史杨爵进言：为人君者要奉天安民，使民各得其所。现在饥民颠连无告，冻馁沟壑，可是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派部臣，构建雷坛，以一个方士原因而剥民膏血，百姓怎能得其所呢?用左道惑众，明智的君王一定要诛戮不赦。现在异言异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绂，赏到了方术之士身上。保傅重臣，都在做法论道。保傅的人选，不是天下英才，不足以当此尊贵，而今却送给了迂怪诡诞之徒，名器之滥，到今天可算是混乱到了极点。您以天纵圣智，贵为上天元子。如能远循帝道，近守祖法，天灾会消弭，山川鬼神，也不会不安宁。如果以天威加之以危祸，像往年杨最，言出而身死，近日罗洪先等言毕罢黜，国体治道，所损实多。如此以往，深恐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则难以逆料。世宗览疏，大怒，命镇抚司下狱刑讯。二十二年（1543）二月，段朝用下狱论死。

初，段朝用以黄白之术勾结武定侯郭勋，并靠郭勋举荐进人宫禁，久而久之，他的化物成金银之技穷，郭勋也因罪人狱，段朝用入勋家索赂殴死其家厮役张祥，又上疏亵渎皇帝，世宗大怒，收送法司论死。可见杨爵所言不谬。宫婢杨金英等阴谋杀死世宗，谋泄被杀。世宗说，我如果不是仰仗天地鸿恩，消除宫廷变乱，怎么还会有今天呢?我早晨起来就要到朝天宫去斋醮七天。开始斋醮之日，有白鹤40余只从天空中飞过，群臣一致祝贺。此后世宗更加崇信道教。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太上道君诞辰，建醮永寿宫九日。三月，诏修太和山玄帝宫。三十三年（1554）四月。世宗举祀高玄大典，工部尚书赵文华请求归里养病，是日已止封停刑，世宗刚修玄，禁止奏疏，尤其讳言疾病，赵文华恰犯忌，疏止，世宗大怒，当即罢官。三十五年（1556）上睿皇帝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清主玄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献皇后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世宗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皇帝”，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三十九年（1560）二月，浙江总督胡宗宪上奏汪直狱，世宗说，是玄天保佑。敕命告玄极殿，而论胡宗宪功。不久，胡宗宪献芝草五、白龟二。世宗很高兴，回赐金帛金彩鹤衣一身。礼部请谢玄极告祖庙，世宗允奏。不几天，白龟死。世宗则说，天降灵物，我怀疑我快要离开尘世不久了吧!四十一年（1562）三月，万寿宫建成。先是万寿宫于四十年十一月被火灾，不到三个月又重新盖成，其中寿源、万春、太玄、仙禧诸殿，极其宏丽。世宗大喜，加大学士徐阶等官爵。

四十一年（1562）五月，大学士严嵩免，子世恩下狱。初，方士蓝道行以觇箕得幸。上问蓝道行，今天下何以不能治?蓝道行说，贤者不用，不肖者不退。世宗问谁贤谁否?蓝道行说徐阶、杨博贤，严嵩不肖。世宗听后动心，恰巧此时世宗收到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上疏一件，其中说：“世恩凭借父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贵，广致贿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遭公行，群丑竟趋，索价转钜。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臧贿，为之关节者，不下百十余人……”③想到了这些情节，世宗说，“人恶严嵩久矣。

朕以其赞玄寿君，特优眷。乃纵逆子负朕，其令致仕”④。敕令下严嵩罢官，世恩下狱。不久，世宗念严嵩赞玄寿君之功，竟忽忽不乐。诏谕徐阶想传位太子，退居西内，专门祈祷长生。徐阶劝谏不要急于传位，世宗认为，这都是仰承上天之命，再有提及严嵩之事的，将严嵩与邹应龙一起处斩!严嵩明白了世宗的心意，秘密贿赂中官，揭发了蓝道行专权私假称玉诏的罪行。世宗听后知蓝道行有奸谋，震怒，以进妖言惑主罪论死。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五月，桃夜降于世宗帷帐之中，大喜，修迎恩典礼五天。不久，桃再次降下。当天夜里白兔生二子，世宗更加高兴，谢玄极宫，告祖庙。又几天后，寿鹿也生下两子，群臣上表贺喜。世宗认为奇祥三次由天赐，故亲手写答谢文。四十四年（1565）正月，世宗病重不能临朝，注意玄修之事。先是，王大任奉命在陕西、湖广等地招致王金等，能合成内养之药。姜儆奉命到江西、广东，也得到了能通符法的人回京。

世宗诏命都授予翰林侍讲。姜儆不自安。求归里，王大任仍留在朝廷，为翰林所不齿。世宗虽然修玄西内，而擅权不放，常于夜里五更，还在看批奏章。

自从王金等以修得宠幸，与陶仲文之子陶世恩希求恩泽，于是伪造五色灵龟，灵芝，以为天降瑞征。又与陶傲、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以及金石药进献。他们的处方诡秘不可辨认，性燥热，不是《神农百草》所载。世宗服用“仙药”后，稍稍火性发作，不能痊愈。即使这样，陶傲竟迁为太医院使，陶世恩升为太常寺卿，王金授太医院御医，刘文彬晋升为太常寺博士。十月，海瑞上疏，极言修玄之事不为明智，谓天赐天桃、药丸，怪妄尤甚，由于皇上二十余年虔心修玄，朝政委于奸相严嵩，一时间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一切实情不得而知，如果说陛下有种种失误，大端在于玄修。而玄修之事有百害而无一利，徒使教爵禄、竦精神，求之终身而不可得。他认为现在必须急于纠正的大事是：“大臣持禄外为谀，小臣畏罪而为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⑤疏上，世宗大怒，敕命逮囚海瑞于镇抚。

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世宗久病不愈，诏谕大学士徐阶，想到承天去拜祭显陵，取药补气。徐阶力谏阻止。当年冬，世宗死于乾清官，遗诏说：“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倦倦，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卸录，见监者即释复职。”⑥穆宗即位后，释放户部主事海瑞于狱中，逮系方士王金、陶傲、申世恩、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等下诏狱，论死。世宗一生修玄习道，务求仙化，长生不死，以至二十余年荒怠朝政，致使奸臣当朝，忠良遭害，纲维颠倒，弊端丛生，终其生而不悟。直至穆宗践祚，方得拨乱反正。

注释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明通鉴》卷六二，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④⑤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安南叛服安南国是远古交趾地区。唐、虞时代称南交，秦设象郡。汉初，南越王赵陀占据这个地区，武帝平南越，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任延、锡光做郡守时，教民耕种，制冠履，渐立学校。后徽侧、徽贰反叛，马援平定了叛乱，立铜柱为界。建安时期，吴国分立广州。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属岭南管辖。北宋初，安南内乱频仍，宋淳熙年间，封安南国王，安南作为国家从这时开始。元世祖时由于安南不服管辖，派大将脱雚讨伐，十七战都取胜，安南王陈日炬弃城入海，因粮尽而还，日炬死，子陈日煃继位，自称藩臣，入贡不绝，元复封为安南国王。洪武初，陈日煃遣使朝贡，朱元璋嘉礼接纳，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其孙日炜被国相黎季釐所杀，立日煃为帝。后黎季聱大杀陈氏自立政权，国号大虞，纪元天圣，改名胡一元。不久立其子胡查为帝，自称太上皇。永乐二年（1404）六月，胡查遣使奉表献地。八月，老挝军民宣慰使习歹遣使护前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胡一元、胡奎父子篡逆之罪，成祖怜而接纳，不久，安南故臣裴伯耆告急，请讨黎季聱，愿为前驱效死。十二月，安南遣正旦使者至，成祖命礼部尚书带陈天平见安南正旦使，使者识陈天平为故王孙，皆下拜。

永乐三年（1405）六月，安南国遣使阮景真，请陈天平归国。十二月，敕命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赢将兵五千护行。四年（1406）三月，陈天平等度隘留、鸡陵二关，将至芹站，山路险峻，林木蒙密，军行不成列，会雨潦，安南胡查所布伏兵突发，杀陈天平，薛嵓、聂聪遇害。黄中等急整兵击之，桥断不得前，中等引兵还，奏闻，永乐帝大怒，以胡奎欺君罪名遗成国公朱能率25将军，以两京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凭祥讨逆。五年（1407）九月，生擒黎季聱、黎苍等至京，安南平。诏以季釐及子苍下狱，赦其子澄孙芮等，后季聱出狱，戍广西。子苍及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八月，交趾简定反。简定是陈氏故臣，不肯事黎氏，曾随官军下安南为别将，颇有功。后知成祖不想复陈氏政权，就自己逃走，纠集旧部，自称日南王，改元兴庆，始扰边，而陈季扩、邓景隆尤为猖獗。命黔国公沐晟发云南、贵州、四川兵数万往征。命兵部尚书刘儁往赞军事。十二月，沐晟与简定战于生厥江，失败。简定益猖狂，攻陷许多郡县。是年（1409），简定自称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扩自称是陈氏之后，安南民不忍弃陈氏，则相率归季扩。八月，邓景异攻盘滩，守将徐政战死。英国公张辅兵至交趾，于馘子关、太平海口等处斩首数千，溺死无算，生擒潘抵等200余人，获船400余艘。首领阮世美、邓景异投奔陈季扩，安南陈季扩自称陈氏之后，请成祖封。张辅不允，进兵清化。当时陈季扩据地稍远，明军全力以赴，穷追简定于演州，分沐晟兵从磊江而南，都督朱荣舟师抵牛鼻关，张辅自率骑至美良。简定弃马走吉利深山，经明军搜山终于擒获。同时擒其将相陈希葛、阮宴等槛送京师，惟陈季扩、邓镕、景异逃至义安。简定至京后处死。八年（1410）、九年（1411）明军继续追击陈季扩。十一年（1413）十二月，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合兵攻安南兵于爱子江。当时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等进兵顺州，陈季扩党人阮师桧屯爱子江，设象伏兵候官军。张辅侦知，告戒先驱。群象来冲，明军以矢石伤象鼻，群象奔还本阵，自相蹂践，明军乘机蜂拥而上，斩安南将阮山，生擒将军潘经等数十人，其众死伤者无算。十二年（1414）正月，明军至政和县罗蒙江，都是悬崖侧径，英国公张辅舍骑步行，大索，射中邓景异，俘获。并获阮师桧于南灵州。陈季扩遁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追赶，进占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弃陈季扩及其妾于南么，生擒以归。八月，交趾陈季扩被处斩。十三年（1415）四月，命英国公张辅镇守交趾，加陈洽兵部尚书，赞理军务。张辅下交趾，三擒其伪王，威镇西南，交趾人服从管制，安南初定。十四年（1416）十一月，一召交趾总兵、英国公张辅还京，命丰城侯李彬代镇守。辅经营交趾前后十年，命监察御史黄宗载巡按交趾。交趾营房都覆盖茅草，多起火焚毁，黄宗载令三司募官伐木陶瓦，半年后，营房均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1418）正月，交趾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反。黎利初随陈季扩做伪金吾将军，后降明，做巡检，然而心中总在谋图反侧。张辅还京，僭称平定王，让他弟弟黎石为相国，段莽为都督，啸聚范柳、范晏等四出剽掠。总兵丰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广讨伐，擒斩数百人。黎利败走，擒范晏，李彬请就交趾戮晏以徇。先是，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军，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交人不堪其苦，三年间叛者四五起，而黎利为最。十八年（1420）五月，敕命丰城侯李彬说：“叛寇黎利，潘僚、车三农、文历等迄今未获，宜尽正画方略，早灭此贼。”①交趾左参政冯贵，右参政侯保讨黎利战死。侯保，河北真定人，由国子生知广城县，有善政。明设交趾郡县，择人抚治，升侯保为交州知府，迁参政。时黎利剽掠郡县，侯保率民兵筑堡垒于要害处抵抗，黎利率众攻打，侯保战死。冯贵，武陵人，举进士为给事中，旋升交趾参政，能抚辑流民，归附甚众。有士兵二万余人，劲勇习战，每出阵皆有功。后中官马骐疾之，尽夺其兵。及黎利反，众人强求冯贵剿捕，只予赢卒数百迎战黎利，贵力战而死。侯保为政清廉，冯贵有方略，对于他们的阵亡，大家十分痛惜，也为此后平定黎利，带来极大不利。九月，召李彬还。以荣昌伯陈智代替。十月，赦黎利为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寿谕利，竟不赴。二十二年（1424）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与黎利战于义安府、茶龙州，不利，昌江卫指挥伍云战死。都指挥陈忠与黎利战于清化，大胜。

宣宗宣德元年（1426）三月，总兵陈智、方政讨黎利，进至茶龙州兵败。十月，黎利弟黎善据广威州，拥众数十万，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平州知州何忠怀奏潜请王师，夜步走出城200余里，为黎利得，大喜，认为何知州名闻远近，乃置酒劝忠：“能从我，同享富贵。”②何忠大骂：“贼奴!吾天朝朝臣，岂食汝犬彘食!”夺杯掷黎，流血盈面，遂遇害。事闻于朝廷，宣宗深悼惜，敕旌其门，赐谥忠节。二年（1427）二月，黎利攻交趾城，总兵王通猝击之，大败黎利军。斩其司空丁礼、司徒黎豸以下万余人，利惶恐，不能军。诸将请乘胜急击，通犹豫不决，给黎利以喘息之机，四出剽掠，不久，势复张。四月黎利攻昌江。七月黎利攻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南宁不动，隘留城陷，逮兴祖下狱。九月，安远侯柳升等率师至交趾隘留关，黎利等乞罢兵息民，立陈氏后主其地，不许。升与黎利战败绩，七万人皆没。王通知升败，决意与和。工部尚书黄福被俘，黎利等皆下马罗拜说：“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③说罢都哭泣，黄福劝他们归顺朝廷。黎利等终不忍加害。他们的渠长送给黄福干粮，赠金币出境，到龙州，黄福把黎利所赠之物悉归之官。十月，王通与黎利立坛为盟，退师，遣指挥阚忠与黎利所遣人，奉表及物至朝廷。宣宗敕王通等即日班师。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吏士，携家来归。

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安南国王称灏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黎麟立。麟死，子黎溶立。溶为庶兄琮所杀而自立。琮侵老挝败，黎寿域等杀琮而立溶弟灏为安南国王。中官钱能镇云南，复私与灏通，与之结为金兰。轰宄行于边境，危及云南，巡抚王恕发其轰，乱乃免。

世宗嘉靖元年（1522），莫登庸立黎磨，僭号统元，追谥黎明为襄翼帝。六年（1527），莫登庸酰杀黎广，并其母而自立。时黎譓尚据清华、义安、顺化、广南四道，其旧臣不服登庸者，分据险阻，为之声援。后登庸率兵击憩，占清华。譓败走老挝。九年（1530）九月，黎譓愤悒死，众立譓子宁，号日“世孙”，有兵三千。登庸阴结土帅郭辽鹤，使袭宁，大败之，擒宁妃淑宝沉于江，宁与郑绥，子惟堫走老挝，聚兵八千人，保漆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为大王，改国号大正。十六年（1537），议讨安南。二月，钦州知州林希元，上书陈讨安南策，广东廉州知府张岳上书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则诛，逆命则诛，未闻以不通贡劳问罪之师也。今用兵之声先已传布，诚恐往勘之使，生事乐祸，迎合附会，谋动干戈。”④力陈目前不可动兵者六事。四月，兵部议讨安南，兵部侍郎潘珍上谏说：陈暠、莫登庸皆弑逆之贼，黎宁与其父譓，不请封入贡亦二十年，揆以大义，皆所当讨，何独徇宁请为出师耶?且其地不足郡县，叛服无与中国。今北敌日蕃，联帐万里，烽警频闻，顾释门庭之防，劳师袭远，非计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赦其胁从，且令黎宁合剿，使一国之人，借我天声，壮彼士气，可坐收其功也。”⑤户部侍郎唐胄认为：“帝王之于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难，两广遂少边警，不必疲中国为黎氏复仇。”⑥无奈世宗南伐之意甚锐，不可挠。十七年（1538）四月，命咸宁侯仇鸾为征彝副将军，兵部尚书毛伯温参军务，讨安南。二十年（1541），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最初，毛伯温上疏说，莫登庸畏威，而黎宁称黎氏后，谱系不详，不能作证，请求收纳莫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职，使其安抚安南。廷议，同意毛伯温主张，乃降安南王莫登庸为安南都统司，任命莫登庸为都统使，从二品，子孙世及，别给印章。六月，毛伯温班师。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黎维潭来降。先是，毛伯温班师，莫登庸死，授其孙莫福海为安南都统使。莫福海不能揖众，为黎宁所逐，莫福海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问。后来莫福海子浤澳又势大，最后逐黎氏有其国。万历九年（1581），浤潠之子莫茂洽来贡。因为莫法瀵被部下黎伯骊所逐，死于海阳，至是，茂洽始得袭位。黎氏自宁死，其旧臣郑简立宁子宠于西都。简是郑惟僚的儿子。黎宠死无子，简等共立黎晖四世孙黎维邦为主。维邦死，次子维潭立。诏以维潭为都统使，安南复定。安南国中设十三道，道不过中国一县。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藩，然在其国中称帝，死后加谥称宗。黎明被杀，存人说是郑惟铲所为。郑氏势大，亡黎氏复黎氏都是郑氏所为。维潭死，子维新嗣，维新死，子维祺立。均对明纳贡。

注释①②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④⑤《明通鉴》卷五七，世宗嘉靖十六年。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庚戌之变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宣府谍报，寇（指俺答）移帐驻威宁海子，又报入犯朔州。兵部议：“寇入宣府，则冲黄花、白马、古北等隘。今日庙谟所当先定者，惟亟备蓟镇，屏蔽京师。请发河间兵一支驻密云，保定兵一支驻通州，俱听蓟州抚镇节制。”①世宗下诏从兵部议。六月，俺答入犯大同。当时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势将南下，由墩口溃墙而人，将精兵尽埋伏于密林之中，而以老弱之兵往来诱导明军。总兵官张达很轻视俺答老弱之兵，未能集中兵力，就急于率部追击，俺答伏兵顿发，围数重，张达马倒，被杀害。副总兵林椿，正在打杀余下的老弱残兵，在弥陀山地区忽闻张达被围，急引兵西救。适逢俺答精兵矢下如雨，林椿也中流矢死。张达、林椿骁勇善战，俺答得此二将首级立即撤兵。

八月，俺答入蓟州塞。张达败没，以仇鸾为宣大总兵。俺答、狼台吉复拥众窥大同。初仇鸾坐废，往京师府邸，后因贿严世蕃得总兵宣大。时俺答入寇，仇鸾惶惧无策，其所厮养者时义、侯荣对仇鸾说，不要忧愁，他可为仇鸾解除忧患。于是代表仇鸾持重赂贿俺答。令其转寇他塞，不要入犯大同。俺答受贿后，留给他箭纛以为信，与之盟，于是东去，谍报又传敌中传言说，打算入犯宣府以东，辽左以西地区。兵部尚书知道皇帝讨厌听警报，不细奏报，命令蓟州抚、镇、使严加戒备，不久警报渐甚，于是发诸边兵12000骑、京营兵24000骑，分布于宣、蓟关隘地区。而京兵悉市井佣保子，识者知其必败。

是月，俺答率部下至古北口，以数千骑攻墙。都御史王汝孝带领全部人马出，以火炮矢石向下攻打，俺答于是伪装切断蓟州军，而另派精骑从间道黄榆沟冲垮城防出京师兵背后。京师兵大惊溃，弃甲马窜入山谷林莽中。俺答部众即于怀柔、顺义大加掠杀，吏士死伤无算，长驱入内地。巡按顺天御史王仔自度兵弱不能抵抗，连夜上草疏说：“敌兵傈悍若风雨，而古北口距京师仅七舍，漫衍无卫戍陈望。神京陵寝。万一荡摇，事系非小，请速集廷臣，议战守策。”②王仔本人出驻通州，召吏民发给兵械，让其做好准备。收漕运船只于潞河西，不让敌人使用。刚准备好，夜半敌兵果至，在河东20里孤山、汝口诸处扎营。王仔再次上疏告急，使使者缒城入京请援。京师震惊，急集诸营兵守城，少壮者全部到边堠戍守，已初经败丧，仅余四五万人。一半是老弱，一半到总兵、提督、太监家服役，不让他们参军。仓促从武库取甲仗，武库宦官又按条例收费，不能及时下发，很长时间不能组成军队。丁汝夔将情况报知皇上，世宗大惊，诏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提督九门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门。又别遣都御史商大节督科道官，招募民间青壮力大能武者及义军4万，及甲坊保伍，布于诸门之间。集在京天下应武试者千余人，分别随诸大臣调度。又传檄诸镇兵勤王。当时俺答骑兵逼通州数日，由于大河相阻，不能渡。王仔日夜守城不能支，连连告急，诏遣都御史王仪往援。

是月，咸宁侯仇鸾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两万入援。先是，俺答东行，时义等劝仇鸾因此而邀功。于是仇鸾假装上奏说：“臣侦贼东犯蓟镇，诚恐京师震惊，请以便宜应援，或随贼搏战，或径趋居庸为防守。”③世宗非常感佩，诏命留驻居庸关，闻警人援。而俺答果从蓟镇攻古北口，入犯京城，世宗更加相信仇鸾所断，诏命入援。于是仇鸾与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等率兵驰至，陈兵通州河西。世宗大喜。此时，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五千骑兵赶到，延绥副将朱楫带三千兵赶到，人心稍安。不久，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将各带兵来到，共七镇五万多人云集京师。世宗看到守备稍强，各赐玺书褒奖，赐金帛，令奋力驱寇。拜咸宁侯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诸道兵全听仇鸾节制。又赐《封记》以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各路戎务，卫京师。都督陆炳提督皇城诸门，缉察不测之变。都御史商大节督巡五城，防止内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徐阶上奏释放原参将戴伦、欧阳安，让他们从军戴罪立功。命京营兵于城内外各巷陌间扎营屯守。京城兵平日未曾与敌遇，驱之出城，多畏葸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拥入，日夜不绝，多有被伤浓血淋漓者。都督陆炳清出太仓米，降价周济流徙老弱。世宗允准。当时变起仓促，诸务未备。勤王师各轻骑驰至，未备糗粮。世宗下令以牛酒诸费犒师，却不知所出。户部移文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饵。开仓发粟，则府库皆空，所以士兵饥疲。都督陆炳说，户部之臣失预算，大军集聚，而粮饷不支，士卒多冻馁而死。世宗大怒，撤去尚书李士翱以下诸臣官职，戴罪办事。

俺答兵自白河东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郊民扶伤集门下，门闭不得入，号痛之声彻于西内，世宗命启门纳难民入。当天，俺答掠妇女，于演武堂饮乐，骑兵往返六门外，仇鸾率勤王兵不敢击，时时遣时义、侯荣与之通，私许贡市以自安。不久俺答兵到东直门，俘御厩内八人以去。不杀，缚之见俺答，俺答在氈帐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把书信给你们天子看。”八人回京面奏天子，打开书信，语言轻谩，求人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在西苑研究，严嵩推诿责任于徐阶。徐阶认为，俺答近在京畿，危及中枢，可以贡市为缓兵之计，又恐以后必有无厌之求。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皆非所爱。”④徐阶认为，如果止于皮币珠玉则可，万一有不能从者，将如何?有人认为，先让俺答退兵，然后双方遣使协议，同时也可为缓兵之计。国子司业赵贞吉抗言说：“此不必问，问则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说进者。万一许贡，则彼必入城。三千之众，恐鸟蛮驿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内外夹攻，何以御之，不几震惊宫阙乎?不务驱逐，而畏其恐吓，迫而许之，何异城下盟!”⑤俺答书中曾要求通贡市，准其一次来三千人入贡。所以赵贞吉有此议论。赵贞吉还建议犒赏三军。激励斗志，开言路，重功赏，鼓励文武百官，共为城守。遣官宣谕诸营兵，使力战杀敌。世宗钦佩赵贞吉勇气，提拔贞吉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以五万金，宣谕行营将士。当时通政使樊深上奏御寇七事，其中有一条说：“仇鸾未闻一战。非士不用命，即主将养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诘状。”⑥可见有识之士，早已看破仇鸾所谓勤王御寇事中的蹊跷，不料世宗览奏后大怒，竟将樊深罢官，斥黜为民。

俺答自巩华城（今北京昌平一带），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也为之震动。当时世宗久不视朝，吏部尚书夏邦谟力请世宗延见廷臣，以振威武。世宗视朝后，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阙下。这时世宗才下诏逮系驻守通州都御使王仪，巡抚蓟辽都御史王汝孝、蓟州总兵罗希韩，到京审讯。初，王仪到通州上任，命令京营兵屯戍城外，而自己在城中馆阁晏卧。仇鸾兵至，俺答军稍却，鸾兵掠食村落，王仪发兵捕捉下狱，殴死数十几人。鸾兵大哗，巡按御史上其状，帝怒，方逮捕王仪下狱。不久任巡按御史王仔为佥都御史，代王仪守通州。当初，俺答初犯通州，丁汝夔闻警，束手无策。派侦察兵探虚实，出城不十数里，道遇扶伤者，立刻奔还，自称已见敌哨所，城中震惊。丁汝夔不信其言，再次探听，侦察结果相同，城中几次震惊。成国公朱希忠掌京营兵，恐兵不战获罪，乃东西调动为掩饰之计，士疲劳不得休息，多出怨言，语稍闻于世宗。当时宣府、延绥、辽阳、山西援兵集聚，粮饷不给，兵饥生怨，仇鸾大同军劫掠为食，村落荡然，被捕者，诈称辽阳军。先是，敌中传语说：“辽阳实导我来者。”⑦所以京师讹传辽阳军叛变。时仇鸾方被宠，其部下有被捕获者，世宗也认为是出于饥疲，令交还仇鸾自己处理，鸾也不再追究。大同军更加放肆，民苦大同军甚于敌寇。大同军诈称辽阳军，民间无知，就说因为丁汝夔是山东人，以同乡之荫庇护辽阳叛军。及俺答兵至城下，丁汝夔更加惶恐，怕军队损折，让诸将不要轻易出战，诸军怯懦不敢接战，都诿言丁汝夔禁不肯发，民间更怨恨汝夔。诸中贵园墅在城外又多所残毁，争泣诉帝前，认为杨守谦、丁汝夔怀二心，欲投敌。世宗从城高处望城外火光，心中已很恼火，又听中贵泣诉，更加暴怒，认为不杀一大臣无以惩后，于是捕丁汝夔下狱。又差使者于前线逮捕杨守谦，下法司论罪。命王邦瑞摄兵部事，艾希谆代杨守谦指挥军队。于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乔、大理寺卿沈良才等论丁汝夔、杨守谦罪当斩，一时又拿不出证据。世宗坐斋宫大怒，责彭黯等为党奸，欲免汝夔等罪，各廷杖有差，系狱。丁汝夔自裁，杨守谦弃士，流其妻三千里外，将其子远戍铁岭卫。

初，赵贞吉廷议后，负盛气到西苑直房求见严嵩，嵩不见，贞吉怒斥守门人。通政赵文华赶到，劝赵贞吉不要急于求见，国家大事应当慢慢商议。贞吉大骂赵文华：权门的一条狗，怎懂得天下大事!严嵩听了非常气愤，于是假装推荐赵贞吉带着银子出城慰问军队。诸军屯驻城外，贞吉用民车将赏银运到仇鸾住所，鸾不受。俺答骑兵已远离，赵贞吉无奈，带着敕命，巡查城外，把银子普遍发给各营将士而返回交命，严嵩说赵贞吉太荒唐，而追查他以前审理周尚文，沈束案件，将他抓进监狱。后来打了赵贞吉九十棍，谪遣他为荔浦县典史。可见真正为朝廷抗俺答的人，在奸相严嵩压抑下，不能如愿，反受其愆。明代政治之黑暗亦可见其一斑。

是月，俺答引众而西，掳掠大量人口牲畜金帛财物而去。想夺路白羊口出塞，而留余众在京城外做疑兵。俺答所过之境均属平虏大将军辖内，凡十余万骑，这些军队眼看着俺答抢掠而去，没有一人敢于上前发一矢。俺答到白羊口，守将防卫险要，不得奔出，不得不稍弃牛羊妇女等，复拥众东南行，到昌平北，突然与仇鸾兵相遇。仇鸾出于不意，仓皇奔逃几不成军。俺答纵骑兵蹂阵而入，杀伤千余人，险些生擒仇鸾。因为裨将戴伦、徐仁力救，仅以身免。于是斩杀平民首级献上，欲自立功。俺答骑兵长驱至天寿山，总兵赵国忠列阵红门前，不敢入，俺答夺路沿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逃去，京城解围。九月，俺答众部全体出塞，已成疲师，又顾恋辎重，不能列军戎阵，诸将怯惧，加上白羊之败，更加不敢包逼京师，至石匣城张家及古北等口外退还。仇鸾虚报御敌有功之人：大同游击王禄，战于怀来，斩17人，获马12匹；山西游击柴缙战于昌平，夺回男女242人；都督仇聚，战于海甸，生擒4人。不久仇鸾报杀敌功80余级。世宗优诏慰鸾，加太保，赐金币。仇鸾通敌，致使十万余骑，闻敌而避，不敢接战，使俺答得顺利掠获而归，罪当诛身灭族，但伪报战功，反而取得世宗宠幸，世宗昏聩，无以复加。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改京营十二团营兵为三大营。即五军营、神枢营和神机营。以仇鸾人理京城三大营，王邦瑞协理戎政，为副职。又设置蓟辽总督大臣，以蓟州、保定、辽东三镇隶属之。让兵部侍郎孙桧总督蓟辽。不久，又以何栋代替仇鸾，大大加强了京师的防卫，但仇鸾通敌罪状仍未被揭露。

注释①《明通鉴》卷五九，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②③④⑤⑥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俺答封贡初，鞑靼小王子有三子：长子阿尔伦、次子阿著、三子满官嗔。阿尔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小，于是阿著自称小王子。不久阿著又死，各部立阿尔伦子卜赤。阿著有二子，一名吉囊，一名俺答，均强盛。小王子卜赤虽为君王，但难以号令吉囊及俺答。吉囊分地河套，处在关中，土地肥饶。俺答分地开源、上郡，土地贫瘠，所以经常在边疆扰害。以后俺答逐渐强盛，拥有骑兵十余万，称雄诸部。原满官嗔所部八营也都听其调遣。这时俺答进犯边疆益加频繁。

世宗嘉靖十年（1531）三月，俺答入犯大同。十月，再犯大同。不久出松潘（今四川松蹯县），入寇西川（四川成都地区）西境。从这时开始无岁不入犯，前后杀掠吏民剽劫人畜以亿万计。

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俺答诸部大举入侵宣府。先是，大同归正人王九子说：北部哈剌嗔纠集俺答、几禄、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余部，祭旗晾马，带十天干粮入犯边塞。紧接着就有探马飞报，俺答已过圣顺川抵达蔚州。他们所过之处破关隘焚庐舍，杀人盈野。总兵白爵拚死抵抗，大战水儿亭，败阵。总兵云冒又在连云堡战败。俺答留驻宣府境内达两个月才退出塞外。大同遭俺答践踏之时，一部分叛卒逃出塞外，投俺答诸部。俺答挑选其中狡黠桀骜者，赐牛羊幕帐，让他们装扮成僧道乞丐侦察诸边，有的竟混入京城，把重要军情，都侦察到手并报告俺答。其中有才智的人李天章、高怀智等都做了俺答部众的头目。八月，俺答率诸部入塞，大同镇守军暗中派使者与俺答订立密约：“勿掠我人畜，我亦不拦汝。”①俺答诸部非常高兴，与使者折箭为盟而去。于是就绕过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门人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诸处，杀掠人畜。路遇大同守卒，竟把所掠得辎重部分留给他们，借道退走。巡抚大同史道，总兵王隍任其退走，像没事一样。宣府总兵白爵调赴应援，也观望不战。巡抚山西都御史陈讲告急，事下兵部，尚书张瓒竟说：“寇且退矣，何事张皇?”②任俺答吉囊纵掠而去!明代边塞镇卒与敌通谋，欺蒙朝廷，牺牲百姓。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吉囊入大同，杀掠人畜数万，京师戒严。不久，俺答再次入犯，大掠太原、石州。世宗命宣大总督樊继祖发兵应援，樊继祖竟不执行，让俺答纵掠而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俺答入犯大同，吉囊肆掠忻、彳弋二州娼妓以纵淫乐。吉囊诸子内部不和，不相统属，分居于河套之地，这本是明军向吉囊大举反攻的良好机会，但由于大同镇卒与俺答有密约在前，对于如此腐败敌人也不去反击，以致坐失良机。而俺答势力日渐强盛，俺答之子黄台吉，短臂，善用兵器，也有一定调动军队及谋划布阵的才能，军令之残酷有过其父。俺答于是纠合青台吉、口兄刺哈、哈刺汉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自拥众数犯大同，然而又不轻易与明军作战，只用少数残兵就足以扼制镇卒。在这时，俺答经朔州破雁门关，掠太原而南，又造成对京城的严重威胁，京师戒严。七月，朝廷商量悬赏办法：斩俺答头者，赏千金，可越级提升。杀死偏裨将吏者赏三百金，连升三级。竟无一人应者。俺答拥众过太原列营汾水东西。剽掠潞安、平阳诸州县。世宗派翟鹏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关、保定、山东、河南诸地军务，还没到达戍守地，各路军队就不相统摄，都观望不战，放纵敌寇深入。俺答大军驻平遥、介休间，他们遣散骑入山落中，杀掠人畜，押辎重掠获物迤逦回大营，明诸将没有一人乘险狙击俺答军。只有副总兵张世忠从侯城村起营，相约与诸将追击敌之散骑，但得不到各营支援。他的这一行动，惹怒俺答，他们率大军把张世忠团团围住，明军各部将领坐视不援，终因众寡悬殊，张世忠经苦战力穷，脑中二矢而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宁夏总兵仇鸾曾因吉囊入寇甘肃，与总督侍郎张珩、巡抚张锦打退吉囊进攻，而虚报战功、夸大事实。兵部也因他奏捷有假加以揭露，但世宗览奏后竟说：“剿获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鸾宫保，任一子所镇抚。”③世宗奖罚不明，不能不促使边军混乱难以统辖。二十六年（1547）四月，俺答请求入贡，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上奏，请酌可否。世宗批覆：“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④二十八年（1549）二月。俺答大举入寇，略大同，直抵怀来，指挥江瀚、董呖迎战，战绩颇佳，后因力竭无援战死疆场。总兵周尚文率兵万人，追到曹家庄，与俺答兵大战，总督翁万达亲率精兵接援，俺答败走。这次战役，斩首55，缴获器杖铠甲无算。俺答士兵伤创甚众，俺答因此败逃出塞外，这是二十年来少有的大胜利。捷闻，有功之臣皆得封赏。二十九年（1550）入月，俺答穿宣府到达蓟州边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驱马直入。后来又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处，进犯京师，京城震恐。俺答再求入贡，世宗命廷臣集议。俺答再扰犯诸陵，转掠西山、良乡以西，最后向东撤出，京城的严峻形势方得解除。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明朝与俺答通马市。四月，宣大马市成。命史道主市事，每一马偿币若干，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偿。遣官宣谕朝廷恩威，并敕命俺答严饬各部落，不得随意滋事，轻开边衅。七月，仇鸾遣时义以小利贿俺答，希望交还叛人萧芹等，俺答得利遂擒萧芹等30余人，械至大同塞下，交付总督史道。十二月，俺答入寇大同。初，史道主持宣府、大同马市，俺答以羸马多索钱，史道不允，俺答部众大哗，于是入寇。多者一月三入寇。甚至边市边寇。兵部尚书赵锦认为，自古以来御寇之道，战守为上，而羁縻终非长策。世宗命督臣加强侦察，并严防私通牟利。明年三月，罢马市。当时边防久废，言官屡谏，仇鸾害怕大祸临头，于是罢马市。召吕道回京。世宗敕命：有再敢言开马市者论死，著为法令。兵部请敕令边臣补修宣、大边垣烽堠。给事中李幼孜上言：“敌垒卑小，宜于垣上增筑高台，营建房庐，以栖兵器。”⑤四月，大将军仇鸾率师出塞，偷袭俺答于威宁海，大败而还。当时，俺答屡次入犯辽、蓟边塞，都由朵颜导引，为患极大。后蓟州警报愈急，仇鸾理当带兵抵御，恰逢仇鸾生病。兵部尚书赵锦上疏言仇鸾病不能行。世宗认为仇鸾不能主兵事，应收其大将军印绶，别遣将军带兵。赵锦夜驰至仇鸾宅第，收仇鸾印绶，鸾因此病情加剧，死去。当时世宗已经听说仇鸾有奸逆之行，于是命都督陆炳密访，后陆炳揭发了仇鸾与俺答前后交通纳贿及其他乱政情状。世宗大怒，下令宣布仇鸾罪恶，剖棺戮尸，其父母妻子及时义、侯荣等都处斩，抄没其家。俺答得知，引众退去。赵锦也因当初随从仇鸾而被谪戍。世宗诏谕更改戎政，完全改变了仇鸾过去的措置与规定。三十二年（1553）七月，宣府、蓟镇守臣，各报俺答入寇，兵部议：“蓟州密迩京师，备豫宜急，乞令提督时陈统人卫兵分布昌平、怀柔、顺义等处，遏其古北口入犯之路。仍简京营及入卫边兵，九门列营以备战守。”⑥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大同右卫围久不解，议者公推杨博前往，杨博征诸镇之兵，声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数十下，俺答听说杨博将到，引兵遁去。守将尚表拒守四月，誓师励众，死守不屈，杨博上书奏其功；王德战死，奏立祠加邮；参将周现暗通俺答，请求撤换其职务。从此，边防之兵人人砥砺，思自奋立功。杨博又陈善后二十余事，筑牛心诸堡，建烽堠2800余所，挖濠堑1000余里，共50天完工。世宗大喜，加杨博太子太保。

穆宗隆庆元年（1567）五月，俺答进犯大同，参将刘国引兵打退其进犯。九月，俺答子黄台吉拥众窥伺陵后南山。穆宗命总督刘焘率兵护陵寝。俺答入寇山西石州，攻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驻重兵于石州，剽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恰逢蓟镇有警、京城戒严。当时俺答人边已二十余日，势甚横。不久，雨潦连旬，马多死，俺答军皆弃马步归，所剽获不能尽载，遗于道路者甚众，十余日方退出边塞，而官军无一人追击。大同总兵申维岳、孙吴等终不敢出战而还。不久，俺答始全部撤走。诸将才稍稍移出，俘获奸细明海等及其老弱疲幼，自以为有功。诸将之中只有方振与俺答交战，尤月带兵驱逐俺答到岚县，属于稍稍敢于迎战者。事奏后，诏命将督、抚、镇诸臣官职罢去，听候处理。把诸将逮入京城审讯，议加罪赏罚各有区别。时边臣怠玩，掩罪冒功，积弊已久，因此才敢于纵恣俺答随意出入。至是议罚，诸将始知畏法。

隆庆三年（1569）改总理练兵都督戚继光为总兵官。先是，戚继光至镇，上疏说：蓟镇兵虽多也少，原因有七，边兵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又说：“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砘手各三千，益以西北马步军，专听臣训练”⑦。又说：他所创事业，诸将看作是累赘，无法发挥作用。兵部认为，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权已分割，不便统一调度，诸将只能观望。应召回总兵郭琥，专任戚继光。穆宗同意兵部议，于是命令戚继光以总兵官名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而止调浙兵北上。四年（1570）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率其下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初，俺答抢外孙妇为妻，又夺孙妇，触怒其孙把汉那吉。把汉那吉多智略，有口辩，至是与阿力哥及妻室比吉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边将议应加优卸做人质，并以交换叛徒赵全为约。穆宗任命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苛丝衣一身。俺答妻恐明廷害其孙，日夜哭请俺答，俺答亦悔，拥十万众压境，得知明朝果优卹俺答孙，开始感到惭愧说：“汉乃肯全吾孙，吾且留臂盟，世服属无贰，奚有于叛人”③。于是与明定盟，通贡马市。俺答诸部均贪明朝财物，喜而从之。十二月，俺答执叛臣赵全等九人来献，并求赐还把汉那吉。穆宗准其迎还。

隆庆五年，（1571）封俺答为顺义王，任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在封贡互市问题上，朝中争议较大。首辅张居正在封贡、互市的决策中起作用极大。当郭乾在争论中彷徨时，张居正请求皇帝下诏廷议。以坚定其信心；当封俺答一事尚在争议时，张居正又找出成祖封和宁、太和、贤义三王的先例，促使皇帝下决心封俺答；穆宗决定封贡、互市后，张居正又拟旨敕行。同时还与总督王崇古计议具体实施内容。五月，总督王崇古为俺答陈请四事：一、请给王印；二、请许贡入京，贡马30匹；三、请给铁锅；四、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散所部穷丁。塞上仍许不时小市。这些内容的提出都与张居正授意密不可分。六月，顺义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儿汉执赵全余党赵崇山、穆教清、张永保、孙大臣及妖人李梦阳等来献。穆宗嘉赏其诚顺，赏白金30两，彩币四表里（衣料）；恰台吉等各10两，一表里。六年（1572）九月，俺答贡马250匹，时穆宗已死，神宗即位。十二月释放俺答旧使火力赤奴谋赤北还。

神宗万历元年（1573）颁发顺义王俺答佛经，给镀金银印。三年（1575）十月，俺答请佛像蟒缎，同时筑成一城，求赐名。赐城名为福化，量给其请。当年，黄台吉改贡市于新平堡。五年（1577）二月，顺义王俺答执叛盟者献鹤等四人，帝赐俺答币，论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请开茶马市，又求都督金印，不准。九月，俺答上书复求茶市。兵部认为俺答称迎佛，僧寺必须用茶，量给数十篦示恩。神宗批覆：量给数十篦示恩可以，开茶市，不可。七年（1579）秋，俺答请赐寺额，诏名其寺为弘慈寺。八年（1580）八月，俺答次子不他失为骠骑将军，常汉我、不艮台吉等百户。九年（1581）十二月，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12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表谢贡马。黄台吉为俺答长子，俺答死，黄台吉想让三娘子（其母）做他的妻子。三娘子嫌黄台吉老，不愿从，后又想，如从黄台吉；可为王后，若不从，终为妇人，便从黄台吉为妻。十一年（1583）闰二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更名为乞庆哈黄台吉。十四年（1586）二月，黄台吉死，扯力克当嗣。督臣郑洛示意扯力克说：“娘子（指三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聚，则封，不亟聚，封别有属也。”⑨于是扯力克尽逐诸妾，于十月入三娘子帐中，强与之合婚。其部下牙答汉盗掠助马堡，洪卖盗掠偏头关，因其擅自扰掠明朝边塞地区，三娘子俱罚治如法。

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神宗诏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至此俺答扰边之祸始息。

注释①②③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⑥《明通鉴》卷六○《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⑦《明通鉴》卷六四《穆宗隆庆三年》。

⑧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俺答封贡》。

第二十七章

大明王朝全面解读明太祖朱元璋是否当过和尚朱元璋（1328～1398），史称明太祖，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开国皇帝里面出身最为卑微。

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的一个佃农家庭。他出生时，其父母年龄相加有八十八岁，故取名为重八。他小时候曾读过几个月的私塾，后因没钱交学费，只好退学给人家放牛，吃尽了苦头。

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灾害频发，旱灾、蝗灾、瘟疫接踵而至。朱元璋的家里也遭受了灭顶之灾，他的父母和长兄在几天之内相继去世。家中买不起棺材和坟地，幸亏邻居刘继祖给了他们一块坟地，他和二哥才得以草草埋葬亲人。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二哥就外出逃荒，孤苦无依的他只好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以图有粥糊口。但不久，灾情越来越重，寺中也没有了余粮，寺庙中的和尚也不得不外出讨吃就食。朱元璋入寺后不到几个月，就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和尚。

朱元璋当了差不多四年的游方和尚，至正八年（1348）才又回到皇觉寺。四年间，他走过不少地方：向南，到合肥（今安徽合肥）；转而向西，进河南，到固始（今河南固始），光州（今河南潢川），息州（今河南息县），罗山（今河南罗山），信阳（今河南信阳）；又转而向北，到汝州（今河南临汝），陈州（今河南太康）；最后，转而向东，到鹿邑（今河南鹿邑），毫州（今安徽毫县），颍州（今河南阜阳）——回钟离皇觉寺。云游的几年间，居无定所，风餐露宿，靠化缘度日，其实和讨饭也差不多。经过几年云游的磨砺，朱元璋的视野大为开阔，人生阅历大为丰富，但同时也养成了他猜忌多疑、刚愎残忍的性格。

朱元璋是怎样兴兵起家的朱元璋所处的元代末年，政治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郭子兴等人率众起义，攻占了濠州（今安徽凤阳）。元朝派兵镇压，朱元璋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兵烧毁，在友人的邀请下，他投奔到郭子兴的队伍里。

在红巾军里，朱元璋先是充为步卒，由于勇武过人，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成为郭子兴的亲信，并娶其养女马氏为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至正十三年（1353），他回家乡募兵，招集了七百多人，郭子兴就让他带领这批兵，并提升其为镇抚。但他不满足于“为人调用”的处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十四年，他带领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到定远（今安徽定远），不久就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又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的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一支基本队伍。

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就率军南下，攻占了滁州（今安徽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又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进入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朱元璋严肃军纪，禁止杀掳掠夺，因而更得民心。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建立“大宋”政权，年号龙凤。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收龙凤政权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

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在廖永安、俞通海的带领下，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十六年，朱元璋亲率水陆诸将南下，攻破集庆（今南京），改集庆为应天府，并在应天置江南行中书省，建立起较完整的统治机构，作为发展基地。

但这时的朱元璋，局面小，兵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利。他便及时利用元军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打下徽州（今安徽歙县）后，他采纳了老儒朱升的献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又把军事进攻的矛头指向土地肥沃而盛产粮食、丝绸的浙江一带，将孤立的元军据点依次拔掉。随后，又对东南采取守势，对东北和西面取攻势，在军事上赢得有利局面。然后，战鄱阳，取东吴，南征北伐，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

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上皇帝的宝座，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京城。

郭子兴与朱元璋有什么亲密的关系郭子兴（?～1355），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元末江淮地区红巾军首领。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他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节制元帅，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此间，朱元璋投奔他。

郭子兴与一同起义的孙德崖等四人关系素来不和，处处受到排挤。朱元璋多次劝郭子兴要提防，但他都没有放在心上。至正十二年秋，彭大、赵均用因徐州（今江苏徐州）失守，逃奔濠州。彭大为人有谋略，郭子兴与其关系密切而鄙视赵均用。孙德崖等人就趁机在赵均用面前诽谤郭子兴，赵均用非常恼怒，捉住郭子兴并幽禁在孙德崖家里。朱元璋得知后，急忙禀告了彭大，一起赶往孙家，救出了郭子兴。后来元军包围濠州，他们才暂时放下旧怨，共同守城。

濠州解围后，朱元璋被郭子兴提升为镇抚而一跃成为带兵官，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人仍然不和。为了自谋发展，朱元璋于至正十四年（1354）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很快就收编了两万多人。他将这支队伍训练和整顿后，率领南下攻克了滁州（今安徽滁州）。在此期间，彭大死去，赵均用更加专断凶狠，处心积虑地想除掉郭子兴。朱元璋得知后，急忙派人劝说赵均用，为其分析利害，又贿赂他身边的人，才使郭子兴免遭毒手。八月，郭子兴到滁州和朱元璋会合，他见朱元璋已经拥有三万人的武装，而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就升他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朱元璋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军队的左副元帅，不久又提升为大元帅。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全部归朱元璋指挥。

此后，朱元璋逐渐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定江南，克中原，一步步迈向皇帝的宝座，但始终没有忘记郭子兴。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他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并诏令建立宗庙，用一猪一羊的中牢之礼祭祀。十六年，又亲自书写郭子兴的事迹，令太常丞张来仪刻在碑上。

刘福通为反元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刘福通（?～1366），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人。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他和韩山童聚众三千人于颍州，准备起义。事败，韩山童被捕后被杀，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今江苏徐州境内）。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部众以红巾为号，烧香奉弥勒佛，故称红巾军、红军或香军。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就击溃了元廷派遣的大军，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掀开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

由于元朝军队和地主武装的镇压，起义曾一度转入低潮，后来因元朝廷内部倾轧，农民战争的形势发生急遽变化。刘福通利用高邮战役后的有利形势，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将韩林儿迎至亳州（今安徽亳县），立其为帝，号“小明王”，改元龙凤，建国大宋。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刘福通风驰电掣，几乎把元朝推翻。从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刘福通自己两次攻打汴梁（今河南开封），于十八年五月据其为都，迎韩林儿居之。分遣毛贵攻下山东全省，由山东北进，于十八年三月直逼大都（今北京）附近的柳林（今北京通州西南）。毛贵虽然最终失败，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刘福通的另一部将关先生由河南而山西，由山西而绥远、察哈尔，在至正十八年十月，毁掉了元朝的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其后又东扫辽阳，进入了高丽的王都。此外。西路军李武、崔德二人，也在元朝的陕西、甘肃、宁夏如人无人之境。但刘福通的错误，也正在于此。力量分散了，一事无成。结果，元军于十九年八月抢回汴梁，刘福通带韩林儿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但宋政权遭到严重破坏，兵力丧失大半，已构不成对元朝的威胁。此后，刘福通竭忠尽智，撑持着宋政权。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吕珍进攻安丰，围困很久。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自带兵来救，到达之时，刘福通已阵亡。

韩林儿已经称帝为什么却被害死韩林儿（?～1366），栾城（今河北栾城）人，韩山童之子。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被刘福通立为皇帝，号“小明王”。但韩林儿年轻，没有什么军事指挥能力和经验，宋政权建立后，韩林儿只拥有虚名，事情都由刘福通决定。作为皇帝，韩林儿只负责下达诏书，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任命各级官员。

后来汴梁被攻破，韩林儿逃奔安丰（今安徽寿县）。他名义上仍是宋政权的皇帝，曾多次下诏加封朱元璋官职。朱元璋此时已有二心，有取而代之之意，但实力不够，为了收拢人心，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一直以龙凤年号号令军中。

安丰被围，朱元璋率兵击溃吕珍，救出韩林儿，但没有将其接到应天府，而是将其安置到滁州（今安徽滁州）。韩林儿册封朱元璋为“吴国公”。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大捷后，即吴王位。这时，宋政权已名存实亡，韩林儿是被朱元璋所“挟”的天子，但朱元璋仍奉之为正朔。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韩林儿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南）时，将其溺死。朱元璋把次年称为“吴元年”，不再用“龙凤”纪元。

元末，韩林儿的宋政权占据中原，纵兵攻城略地，横行江淮十多年，挡住了元军南攻的势头，朱元璋才得以休养生息，逐步壮大。但是当朱元璋的力量足够强大，韩林儿已无利用价值时，就被朱元璋除掉了。

徐寿辉是怎样被残杀的徐寿辉（?～1360），又名真一，罗田（今属湖北）人。长得体态雄伟，以贩布为业，被当时的白莲教教主彭莹玉看中，拥立为主。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彭莹玉、邹普胜等人于蕲（qí）州（今湖北蕲春）组织起义。十月，又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建都蕲（qí）水（今湖北浠水）。

天完政权发展非常迅速，然而由于发展过快，流寇式作战严重，所占城池大多得而复失，逐渐被元军和地主武装击败。至正十三年（1353）底，蕲水失陷，徐寿辉等避入黄梅山（在今湖北黄梅县境内）及沔阳湖中。十四年，天完政权兵势复振，迁都到汉阳（今湖北武汉）。但徐寿辉处处受丞相倪文俊的挟制，虚有帝名。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事情败露，逃奔到黄州（今湖北黄冈）陈友谅处。不久，陈友谅杀掉了倪文俊，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从此落入陈友谅手中。

至正十八年（1358）夏，陈友谅攻下龙兴（今江西南昌），徐寿辉想迁都于此，陈友谅不答应。第二年十二月，徐寿辉仍想迁都，就从汉阳引兵出发，路经陈友谅的驻地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陈友谅先伏兵城外，在假装出迎时，把徐寿辉的部属全杀光了。陈友谅即以江州为都城，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大权独揽。二十年闰五月，他在挟持徐寿辉攻取朱元璋所占据的太平（今安徽当涂）后，愈发骄横，不可一世。破城次日，他派人在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的舟中以铁挝击杀徐寿辉，然后迫不及待地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将庙中神像颠倒置于门外，冒着倾盆大雨，草草地在江岸举行礼仪，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天完政权便灭亡了。

徐寿辉作为起义领袖，能力和威望都不称职，但毕竟是天完政权的主要创始人，功不可灭。他待人宽厚，能团结各部，因而在他死后，其他将领大多不服陈友谅。

陈友谅在元末割据于何地陈友谅（1320～1363）是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大汉”政权的创立者。他原本是沔阳（今属湖北）的渔家子弟，姓谢，其祖父入赘陈家，因而改为陈姓。他小时候读过书，曾经做过县衙的小吏。徐寿辉起兵后，他前往投奔，给徐寿辉的将领倪文俊做下属。他跟从倪文俊攻城夺池有功，逐渐升至领兵元帅，驻军于黄州（今湖北黄冈）。

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天完政权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没有成功，逃奔黄州。陈友谅乘机杀掉他，兼并了他的部队，自称宣慰使，不久又自称平章政事，从此握有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

当时，元军主力被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所牵制，无力南顾，陈友谅抓住时机在南方扩张地盘。十八年，他攻下安庆（今安徽安庆），打通了长江从四川到安徽的通道。接着，进兵攻下龙兴（今江西南昌）、瑞州（今属江西），又分兵攻下邵武（今福建邵武）、吉安（今江西吉安）。而后亲自带兵攻人抚州（今江西临川），又攻占建昌（今属江西）、赣州（今属江西）、汀州（今属福建）、信州（今属江西）、衢州（今属浙江）等地。当时，在长江地区，陈友谅的兵力最强大，这使他的威望大增，也使他的权力欲望越来越强烈。为了篡夺天完政权，陈友谅首先铲除了骁勇善战的赵普胜，然后于二十年闰五月残忍地杀害了徐寿辉，在采石（在今安徽马鞍山西南）五通庙即皇帝位，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大汉”政权势力较为强大，雄踞于江西、湖广等地。

张士诚实力雄厚为什么最终不免失败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是元末“大周”政权的建立者。他和三个弟弟都以驾船贩卖私盐为业，因经常受富豪人家的侮辱，不胜其愤，便在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带领几个弟弟和李伯升等十八人起义，吸引了大批的盐丁和贫苦农民，队伍很快扩大到万余人，先后攻下泰州（今江苏泰州）、兴化（今江苏兴化）、高邮（今江苏高邮）等地。当攻下高邮后，张士诚就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祐。

张士诚占据高邮等地，严重影响江南的财富和粮食通过运河输送大都（今北京），等于掐断了元朝的财源，因而成为元朝廷的心腹大患。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右丞相脱脱会集大军出征讨伐，多次打败张士诚，包围了高邮。在高邮即将攻破时，元顺帝听信谗言，解除了脱脱的兵权，百万元军一时溃散，张士诚也不战而胜。高邮之役后，元朝主力丧失大半，张士诚势力大增。十六年，他率军南下，攻占了江南的平江（今江苏苏州）、湖州（今浙江湖州）、常州（今江苏常州）等财富集中之地，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十七年，张士诚虽投降元朝廷，被封为太尉，但仍割据一方，于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其全盛时期所占据的地方，南到绍兴（今浙江绍兴），北过徐州（今江苏徐州），到达济宁（今山东济宁）的金沟，西至汝（今河南汝州）、颍（今安徽阜阳）、濠（今安徽凤阳）、泗（今安徽泗县），东边靠近大海，方圆二千余里，军队数十万。

张士诚统治的地方，物产丰富，既盛产粮食鱼盐，又有蚕桑之利，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实力最为雄厚。但他目光短浅，无远大抱负，不但没有利用吴地人口众多、百姓富足的有利条件，反而奢侈放纵，懒于过问政事。将领们也傲慢起来，不听从命令，每当有战事，就假托生病，索要到官爵田地府宅后才出兵。到了军中，整天歌舞娱乐，不把军务放在心上，即使大败而归，张士诚也不问罪，一概赦免。大周政权就这样在泛日泛夜的嬉游玩乐中被朱元璋消灭，张士诚也落得个上吊自杀的下场。

方国珍在元末割据于何地方国珍（1319～1374），名珍，字国珍，又字谷珍，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人，是元末割据浙东的武装首领。

方国珍兄弟五人都是以当佃农和贩私盐为生。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黄岩人蔡乱头起兵反元。而方国珍的仇家陈氏趁机诬告他与蔡乱头勾通，在官府的追捕下，他杀掉仇家，与兄弟们逃人海中，十几天内就聚集了数千人。他们劫夺官府的海运漕粮，屡屡打败元军和乡兵，威胁到元朝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元朝廷下令江浙行省发兵征讨，而方国珍在俘虏了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后，向朝廷上表请降。不久，再次反叛，又在活捉江浙行省左丞孛罗帖木儿后接受了朝廷的招安。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方国珍也脱离元朝廷，占据浙江东南一带。十三年，他派人至京城贿赂权贵，在接受了朝廷的徽州路治中的官职之后，仍然横行海上。十六年，朝廷又授予他海道漕运万户的官职。十七年，升任江浙行省参政，奉命讨伐张士诚，并在昆山（今江苏昆山）打败张士诚的军队。

张土诚降元后，方国珍罢兵，以台（今属浙江）、温（今浙江温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三府为根据地，与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等割据江南数省。

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是怎样覆灭的明玉珍（1331～1366），随州（今湖北随县）人，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大夏政权的创建者。本姓曼，后因信奉明教而改姓“明”。在元末红巾军大起义中纠集千余人结寨自保，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投归徐寿辉，任统兵元帅。十七年，奉徐寿辉命攻打四川，后被任命为四川行省参政。陈友谅杀害徐寿辉后，明玉珍即与陈友谅决裂。二十一年攻下成都，自立为陇蜀王，尽有川蜀之地，接着又进一步南征北讨，东进西击。二十三年，在重庆称帝，国号大夏，年号天统。初期制定的战略是“北出汉中，东下荆、楚”。后出兵不利，遂采取保境自守之策。二十六年，明玉珍病故，病危时告谕臣下说：“西蜀险要坚固，如果能齐心协力，辅佐即位的太子，就可以自守。不然，以后的事就不是我能够预知的了。”

明玉珍死后，年仅十岁的太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其母彭氏被尊为皇太后，主持国政。大臣多为明玉珍旧将，恃功自傲，互相猜忌争斗，不肯相互忍让。万胜、张文炳等宿将均死于自相残杀。大权旁落大臣之手，国势衰微不振。东线的朱元璋则日益兴盛，占领了南方的大部分土地，又北上中原，攻克元大都。洪武二年（1369）冬，朱元璋派人招降，明升不从。第二年，朱元璋借道征讨云南，明升没有同意。四年正月，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明升听信大臣，以为依恃天险可以自保。但明军一路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明升走投无路，反绑双手，口衔玉璧，用车子拉着棺材，和母亲彭氏及一应官员到军门投降。至此，明玉珍建立的大夏政权灭亡。

明朝是如何平定山西、陕西的明朝建国之初，中原、江南和闽广等地虽已归明政府管辖，但四川仍由明升的夏政权统治，云南为元朝的残余势力梁王控制，东北有纳哈出屯驻，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也被一批地主武装割据，元顺帝虽已从大都（今北京）退至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但还保持着完整的政府机构，具有一定的军事力量。面对这种形势，朱元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继续完成统一大业。

徐达在攻克元大都后，就率师西征山西和陕西。元顺帝逃向上都时，命令驻扎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今河北涿鹿）经居庸关去攻打北平（今北京）。徐达得知后，并不回救北平，而是乘扩廓帖木儿率师远出的机会，迅速进军攻打其老巢太原（今山西太原）。已经率兵到保安州的扩廓帖木儿听说后，立即回救太原，半路上遭到徐达所率明军的夜袭。扩廓大败，仅带领着十八名亲随骑兵逃到大同（今山西大同），后又逃到甘肃。

洪武二年（1369）二月，徐达派副将军常遇春、冯胜过黄河攻打陕西。三月，徐达亲自率军攻占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后来明朝改奉元为西安府。常遇春、冯胜等又率大军自西安（今陕西西安）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李思齐率部下十余万人向西逃奔临洮（今甘肃临洮）。冯胜跟踪追击，李思齐投降，明朝设立临洮卫。同时，徐达也率军进抵巩昌（今甘肃陇西）。

至此，山西、陕西地区大部分平定，明政府于洪武二年四月置陕西、山西两行省，以中书参政汪广洋为陕西参政，御史中丞杨宪为山西参政。

明朝是如何攻占四川的北方形势稳定后，明朝就着手消灭盘踞在四川的夏政权。那时，明玉珍已死，其子明升继位。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兵分南北两路向四川进军。南路由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率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和荆、湘地区的水军，由长江瞿塘峡进军攻打重庆（今重庆）；北路由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率领河南、陕西的军队，由陕、甘一带进攻成都（今四川成都）。

面对大军压境，夏政权的君臣们惊惶失措，有的主战，有的主降。太尉吴友仁认为蜀地“襟山带江”，有天险可恃，可以自保，不如对外交好而对内做好战备。明升听从了他的意见，就一方面和朱元璋通使修好，一方面派莫仁寿用铁索横截瞿塘峡口以阻明军，后来又不断增兵，扼守瞿塘峡。

汤和率领的南路军到达夔州（今重庆奉节）后，多次进攻瞿塘，都被夏兵阻击而失利，只得退守归州（今湖北秭归）。傅友德率领的北路军则进展顺利，连破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州（今甘肃文县）、绵州（今四川绵阳）等地。为了鼓励南路军士气，瓦解夏军斗志，他们在数千块木牌上写上明军攻克阶州、文州、绵州等地的日期后投到江中，木牌顺流而下，守重庆的夏军看到之后，果然斗志懈怠。汤和率领的南路军，在大溪口屯兵三月，不能前进。朱元璋督促其进军，廖永忠挑选了数百精兵，抬着小舟翻山越关，到达夏军的上游，再乘船顺流而下。明军上下夹击，攻入夔州，突破了瞿塘天险。然后，汤和率骑兵，廖永忠率水军，继续进军，相约于重庆会面。六月十八日，廖永忠率领的水军抵达铜锣峡（在今重庆和涪陵之间）。明升十分害怕，右丞相刘仁劝他逃奔成都，明升的母亲彭氏说：“眼下形势已经这样，即使去了成都，也不过是延长早晚之间的性命而已，有什么用呢?不如早点投降。”六月二十二日，汤和到重庆，接受了明升的投降。七月初十，傅友德率军包围成都，守将戴寿听说明升已投降，就率领下属也归顺了。

此后，汤和、傅友德率领的两路明军势如破竹，顺利攻下了其他州县，平定了四川。

明太祖是怎样攻克大都的明太祖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结束的。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至二十七年，太祖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等割据政权。除了四川明玉珍的夏政权和广东的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的大片土地全在太祖的掌握之中。二十七年十月，太祖命徐达、常遇春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流域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的进军路线和战略部署，太祖作了谨慎全面的筹划，最后确定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以后的北伐战争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方案实行的。

第二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路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等地。四月，元朝梁王阿鲁温投降，河南平定。冯胜等人又率军攻克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阻断了驻扎在关陇地区的元朝大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人与元朝廷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陷入弧形的包围之中。五月，太祖亲自到汴梁督战，部署进攻大都的战役。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率军北上，攻克临清（今山东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今山东德州）。二十七日，攻克通州（今北京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在夜里带领后妃太子仓皇逃往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八月二日，北伐大军攻克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

《大明律》是什么时候颁布的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维护清正廉洁的朝廷形象，决心约束官员，整顿吏治，这就要求有法律上的保证。

早在吴元年（1367），左丞相李善长就在太祖的授意下开始了法律的制定，至年底，以唐律为蓝本的法律条文初步编成，共计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朱元璋担心普通百姓不能理解，就命大理卿周桢等人将所定律令中凡是与民间事务有关的条文，都分类编辑成册，解释其意义，颁发给各地官府，称为《律令直解》。

后来，太祖觉得这套法律的制定不够完善，就下令继续修订。至洪武六年（1373）夏天，刊行《律令宪纲》，颁发给各布政使司。这年的闰十一月，太祖又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细制定《大明律》。刘惟谦每上奏一篇，太祖就叫人张贴在两边走廊，亲自加以裁夺。七年二月修订成功后，颁行天下。《大明律》的篇目条文完全以唐律为准，共计六百零六条，分为三十卷。

从吴元年到洪武六年，经过前后七年的反复修订，基本上完成了明律的制定。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对一些律条又有增损，因此，洪武二十二年（1389），刑部又奏请更订了一次，把增加的条文按类附人《大明律》重新编排，直到三十年才正式颁布。

《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虽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而严于宋律。《大明律》被太祖视为维护明王朝长治久安的法宝，所以在《祖训》中命令后代子孙“一字不可改易”。

《大诰》三编是什么文献《大诰》三编是指太祖洪武年间颁行的解释《大明律》的法律文献，包括《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

《大明律》的法律规定尽管十分详细，但毕竟不可能将复杂的社会生活囊括无遗。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太祖下令汇集官吏与百姓的“犯罪”事例来解释律条，称为《大诰》。洪武十八年（1385），朝廷正式颁行《大诰》，其中的条目共有十条：包揽他人赋税以代纳渔利，经中人交付钱财以暂保安稳，将田粮诡寄别处瞒税，遍读经书而不懂事物，将田地分派到他人名下或荒弃田地，凭执法之便干坏事，伪造通行证偷盗军需，黥面刺字的囚徒潜逃在外，官吏长途押解罪犯受贿宽纵囚犯，天下士大夫不为人君效劳。罪行严重的要抄家没收财产。第二年又颁行《大诰续编》、《三编》。太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规定如果家里原有《大诰》的，一旦犯罪，即可减一等判刑，没有的就要加一等判刑。还将《大诰》三编颁发到全国各级学校作为教材，令老师给学生讲授，以期让人们从小就知道遵守法律。教授三年之后，老师就可以率领学生到礼部去背诵，朝廷视其背诵内容的多少来加以赏赐。三十年，天下诵读《大诰》的师生到京城朝见的多达十几万人，太祖都赐给了钱物。

第二十八章

明太祖是怎样整顿吏治的太祖在建立明王朝之后，为了避免出现元末时期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整顿吏治。

太祖详细地制定出考核的办法，无论朝官地方官员，根据官职高低，分别规定了考核的时间和内容，并由吏部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结果分为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对不称职的官员予以罢免，约束极为严格。

此外，太祖还用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进行惩治。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后塞上草。太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处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被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在官府的办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有所警惕。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就连官吏因公事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

太祖执法非常严厉，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太祖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席某隐瞒了在常州的田产以逃避交税。朱元璋说：“席某仗着汤和的权力，不畏惧法律，所以才敢这样。”常遇春拼命为他求情，太祖都不听，还是把席某杀了。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太祖以严厉手段整顿吏治，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比起元末的情况大为改变，但在整顿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滥杀现象。

胡蓝之狱是怎么回事太祖在天下基本稳定之后，对文臣武将们的猜忌越来越强。为使子孙能够坐稳皇帝的宝座，他大肆屠戮那些曾为他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的功臣大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蓝之狱”。

明初，在官僚之中形成各种政治派别，文武之间以及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互相倾轧排挤，都在太祖面前不断地攻击对方。这种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好为太祖所利用。胡惟庸（?～1380）在当时任左丞相，擅权专制，很多事不上奏就径自处理，太祖对此极为不满。洪武十三年（1380），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后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使案情不断地牵连扩大。事隔十年，又兴大狱，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等一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编成《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连坐诛杀的有三万多人。当时李善长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仍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都被诛杀。这件案子，株连蔓引，以致数年之后还没平息。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蓝玉（?～1393）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常遇春的内弟，在徐达、常遇春死后，多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二十一年，他率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掳获七万多人，大胜而归，封为凉国公。但他自恃功高，骄纵枉法，欺上凌下。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huán）告蓝玉谋反，又牵连到武将曹震、张翼、朱寿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被诛杀者达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功臣宿将被杀戮殆尽。

空印案与郭桓案是怎么回事太祖除了大肆杀戮功臣如胡蓝之狱，还残害官吏，如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朝廷规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的官吏都要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事情。经过户部审核，遇到钱粮开支有不符合规定的，就要驳回重新填造。但各布政使司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千里上下，所以，那些进京报告地方财政情况的官吏们就预先带上已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一旦遇上被户部驳回原拟钱物数之事，就立刻在空白文书上改填，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地方长官都判处死刑，副职打一百棍发配戍边。

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共同贪污，于是兴起大狱，自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处死，获赃银七百万两，犯官的供词牵连到直隶省所辖的地方官吏，被拘捕处死者数万人。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核查认为赃款窝藏之处遍天下，百姓之间的中等人家也因此而大都破产。民间怨声四起，太祖就亲自书写郭桓等人的罪行公布，又判处右审刑吴庸等人死刑，以压天下之怨。

这两起案件牵连被杀者达几万人。

明太祖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明朝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朝廷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丞相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为了加强皇权，太祖对此进行了改革。

明初，行中书省的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容易和皇上发生矛盾。太祖洪武初年，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徐达大部分时间带兵征战在外，都没有和太祖发生矛盾冲突。但在胡惟庸担任丞相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下，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他专权独断，“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各官署长官给太祖的奏折，都先取阅，如果有对自己不利的，就擅自扣压不往上呈。于是出现了被罢职的和想做官升官的都争着去走他的门路的现象，他收到的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数。十三年，太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职。朝廷政务由六部分别处理，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而各部的长官又直接听命于皇帝。

明太祖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太祖出身贫寒，虽读书不多，但争夺天下时却很注意访贤纳士。明朝建立之后，太祖又以荐举、科举、学校教育等方式来招揽人才。但当时有一部分文士不愿出来做官，有的为了躲避朝廷征召，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等方式。太祖重视文人，又有所猜忌，部分文人不愿和他合作的态度，加深了这种猜忌，再加上一些功臣武将的挑拨，使他兴起了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在文字细节上挑毛病，编造罪名迫害作者。太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非常忌讳“光”“秃”“僧”这些字眼，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觉得刺眼。他早年投身红巾军，就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了也生气。明初，地方官在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章，都是由学校教官代作的歌功颂德的言辞，却屡屡惹得太祖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学府教授林元亮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上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句，太祖就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太祖认为“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下令将作者处死。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造成了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明朝大军深入漠北征伐北元的战争结局如何明军占领山西、陕西之后，扩廓帖木儿仍盘踞甘肃。为了彻底攻取西北，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正月，派兵分两路进歼元军。徐达率领的西路军于四月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北）全歼扩廓所部，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逃脱，由宁夏奔至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入沙漠追歼元朝皇帝，攻克应昌（今内蒙古清平）。当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李文忠率领的部队俘虏了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等。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向北逃到和林旧部。元朝残余势力被迫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明朝北边防御趋于稳定。但爱猷识理达腊仍委托扩廓帖木儿料理国事，对明朝廷仍然是一种威胁。

洪武五年（1372）正月，太祖派十五万大军分中东西三路进击扩廓帖木儿。徐达率五万中路军出雁门，于野马川败蒙古军队。五月，进至岭北（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北），与扩廓帖木儿、贺宗哲所部激战，明军失利，死亡数万人，徐达收兵守塞。冯胜率五万西路军至甘肃，一路多获胜，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守将卜颜帖木儿率领全城投降，又收取瓜州（今甘肃定西偏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对岸），夺取了甘肃。李文忠率五万东路军从应昌出发，至口温河（从西南流人内蒙古查干诺尔的河流），继而进至哈刺莽、胪朐（lúpú）河（今内蒙古境内克鲁伦河），敌人惊溃。李文忠留下辎重，每人携带二十日的粮食，继续追击，至土剌河、阿鲁浑河（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直至称海（今蒙古国西南部）。双方多次激战，李文忠虽有掳获，但损失颇大，多名将领战死。后敌人逃走，李文忠也率军队返回。整个战争至六月结束，中路军失利；东路军虽胜负相当，但损失较大；只有西路军攻取了甘肃，打通了往西域去的道路，并没有达到消灭扩廓的预期目的。

这次出击，明朝廷派遣精兵强将，却以基本失败而告终。朝廷意识到消灭残元势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

明朝进军辽东与云南的战争胜负情况如何灭掉夏政权之后，明朝就着手准备消灭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东北的纳哈出这两股势力。二者均沿用元朝年号，遵从元宗室的命令，各据一隅之地以对抗明廷。尤其是纳哈出，占据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辽阳（治今辽宁省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与元朝遗臣和地方军政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明势力，直接威胁到明王朝北方的安全。由于云南离蒙古本部较远，势单力孤，易于攻取，太祖就先集中兵力攻取云南，然后又挥兵东北。

云南的残元势力大致分三个系统，以直属于元朝皇帝的元梁王为主。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至十四年八月期间，明朝廷不断派遣使臣招降元梁王，但始终未能成功。多次招降不成后，太祖于十四年九月派傅友德率军三十万攻取云南。明军一路攻城略地，曲靖（今云南曲靖）、昆明（今云南昆明）、大理（今云南大理）等地相继被攻下，元梁王自缢而死。十五年闰二月，云南各地全部归顺。此后，明朝廷派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平定辽东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洪武二三年间，明廷多次招降，但纳哈出都不予理睬，以拥兵数十万为恃，与明军对抗。其后多年中，纳哈出不断袭击边疆，给明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在这期间，明廷逐步招降辽东的其他残元势力以孤立纳哈出，又建立粮饷供应基地，为攻取辽东做了充分准备。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太祖派冯胜、傅友德等人率军二十万北征，明军集结于通州（今北京通州），进逼纳哈出，又派降将乃刺吾（原纳哈出部下）继续劝降。三月，纳哈出见明军压境而己方军心涣散，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率二十万余众归降明朝。明朝以有征无伐的方式平定辽东，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也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建文帝是怎样当上皇帝的太祖开创明朝之后，为立储建嗣之事颇费心思。最终，他确定了“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洪武元年（1368），太祖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朱标不幸早逝。按理，下一个继承人应是朱标的长子，但其长子早夭，第二子朱允炆（1377～1402）便居长了。朱标死时，朱允炆年仅十岁。为了不引起皇位之争，太祖立其为皇太孙。

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太子和早夭的幼子外，都被封为亲王。这些亲王都是朱允炆的叔父，他们手握重兵，对皇位虎视眈眈，根本不将朱允炆放在跟里。尤其是燕王朱棣，雄才大略，英毅殊众，深得太祖的器重和信赖。朱允炆聪颖好学，为人仁厚孝友，太祖虽然非常喜爱，但对其优柔寡断又深感遗憾，为此，他曾一度有易储之心。朱允炆最终能够登上皇位，除了有一帮大臣力保之外，也与其仁厚的性格有关。太祖为了让他得到锻炼，常常让他学习律法，熟悉政务。当时太祖的统治十分严酷，朱允炆则以宽大辅之。他阅读《名例律》时，认为所订过于严苛，要求改订五条，受到了太祖的称赞。他说：“申明刑法，不过是为了辅助教化，凡律例中涉及五伦的，都应当适当地修改，以顺乎人情。”于是他便考《礼经》，参以历朝刑法，又改订了七十三条。他处理刑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才智也让朱元璋颇感欣慰，说：“太孙不但仁德，而且明断。我可以无忧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辞世。根据遗诏，朱允炆做了皇帝，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即惠帝。

建文帝为什么要采取削藩政策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封诸子为王，认为这样就可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他将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朱元璋兄之孙）分封在全国要害之地，想要他们辅佐王室。这些亲王权力很大，除了享受很高的待遇之外，还可以带兵，特别是北方边境地区的亲王，在与北元的军队作战时，还可以节制诸军。例如燕王朱棣曾被授予“节制沿边士马”的大权，统帅边防军防御元朝残余力量，还多次领兵出塞，深入蒙古草原，立下赫赫战功。

诸王领兵，确实对明初边防起过重要作用，但也留下一层隐患，那就是藩王们拥有久经战阵的精兵锐旅，如宁王有甲兵八万，燕王拥劲卒十万，这些兵力由藩王自行调遣，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这些手握重兵的亲王无不觊觎皇位，不将皇太孙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感到问题的严重，深以为虑。一天，他在皇宫的东角门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各位叔父都拥有重兵，他们不驯服，应该怎样对付?”黄子澄举了汉朝平定七国叛乱的例子，说道：“诸王拥有的护卫兵权仅仅够保卫自己。如果他们发动叛乱，朝廷派大臣加以镇压，他们是无法抗拒的。汉朝的七国并非不强，最后都失败了，不仅由于大小强弱的力量对比，也由于他们的行为违背礼法，朝廷镇压名正言顺。”朱允炆说，有这样的先例，我就放心了。

建文帝登基后，与分封各地的诸王王权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建文帝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想要通过剥夺诸王的权力巩固统治。而诸王都是建文帝的叔父，拥兵专制，雄据一方，甚至有“问鼎”之心。皇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终于兵戎相见。

靖难之役是怎样开始的建文帝即位后，即在齐泰、黄子澄的谋划下，加速削藩之举。他们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最强大的燕王朱棣（1360～1424）。按照这个计划，建文帝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派兵袭击并逮捕了周王（燕王朱棣的同母弟），把他废为庶人，迁往云南。惠帝建文元年（1399）四月到六月，又先后逼湘王朱柏自焚而死，囚齐王朱樽于京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废岷王朱楩（piǎn）为庶人。五王被削，仅用十个月左右。与此同时，朝廷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以削除他的兵力。除此之外，朝廷还采取派遣奸细、收买内应、布设耳目等手段来刺探燕王的行动。建文帝认为准备停当后，秘密下令擒拿燕王，但没有成功。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布政使张昺（bǐng）、都司谢贵被朱棣诱杀，北平城也为燕军占据。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朱棣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靖难，即平定内乱的意思。

建文帝失踪之谜是怎么回事燕军入城时，宫中起了一场大火，混乱中不见了建文帝。燕王朱棣下令紧闭宫门、城门，仔细搜索数日，但毫无结果。有的说建文帝死于火中，有的则说建文帝从地道逃走。其结局如何，众说纷纭，奠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

自焚说：据《太宗实录》记载，南京金川门破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遂关上宫门举火自焚。燕王远远望见宫中火起，急命手下人前去救火，但为时已晚，等燕王等人闯入皇宫时，建文帝已被烧死。朱棣命将残骨捡出，哭着说：“小子无知，乃至此乎。”葬以王礼。

出亡说：建文帝被烧死的史实虽在正史中言之凿凿，但他在城破前就已出逃的传闻却在民间甚为流行。

相传，燕军入城时，建文帝左右都劝他逃亡。建文帝计无所出。急召翰林编修程济问计。程济答道：“天数已定，出走可免。”于是为建文帝剃发，换上僧人服，从御沟逃出城去。一会儿，宫中失火，皇后马氏投火自焚，人们纷传建文帝也死于火中，成祖以礼葬之。建文帝逃出后，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

这是历史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关于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其他有关的传闻、记载还有很多。

一说程济建议建文帝出逃时，有太监奏说太祖临终时留下一个匣子，遗命“临难时开启”。打碎匣子后，发现内有和尚度牒三份，并有袈裟、鞋帽、剃刀等物及白银十锭。匣中还有朱笔大字，指明出逃路线。程济为建文帝剃发披袈，按匣中所示路线出鬼关，果然有小舟接应，因而得以逃出。

还有一种说法说燕军入城后，建文帝绝望，下令举火焚殿。当他准备赴火自焚时，一个太监表示愿以身代之。于是，建文帝将御用冠服赐予他，自己乘乱逃走。这个太监就穿戴建文帝衣冠，乘白马，加鞭奔人火中。人们远远看见，以为是建文帝自焚而死。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官修正史和许多史家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明史·惠帝纪》记载，燕军人城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又接着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两说并存，显系没有把握。在其他人物传记中，又露出一些有关惠帝出亡的端倪。而从燕王朱棣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他也不相信建文帝已死。之所以听从臣下建议，以王礼葬了火中尸骨，只是为了安定人心，让惠帝的支持者们绝望罢了。

总之，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成为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明成祖为什么要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下令诏告天下，以北京为京师，将京城从南京正式迁到北京。成祖为何要迁都，目的何在?

永乐十四年（1416），六部都察院给成祖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迁都北京的两个原因：一是“龙兴之地”，二是“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

成祖早年以燕王封藩于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即位后改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以朝廷建制，在北京建立五府六部等官署，称为“行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成祖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北京已经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十四年，成祖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成祖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

成祖迁都北京，最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北京即元朝首都大都。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裔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早在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就看到了这一点，有将国都北迁之意，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但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而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成祖迁都北京，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再从明朝初期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骚扰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为了有效地抵御蒙古贵族的进犯，将北京作为国都也比南京更为适宜。

成祖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这一措施，对当时及后来巩固北方的边防和加强全国的管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成祖为什么要五次远征漠北成祖继承太祖的政策，对元朝的残余势力采取怀柔与武力兼施的方针。一方面以优厚的待遇对待归顺的蒙古军民，在交往中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以武力镇压那些企图叛乱的势力，为此，他曾五次远征漠北。

成祖永乐初年，元朝的残余势力相互混战，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成祖永乐七年（1409）二月，成祖派使者到鞑靼，提议两国“相互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者被杀，成祖大怒，当年七月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由于对鞑靼实力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全军覆没。八年二月，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亲征鞑靼，深入漠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又追击向东逃的阿鲁台，尔后经两次大战，明军斩杀无数，胜利还师。阿鲁台投降，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封号。

鞑靼部虽已降服，但瓦剌部的势力又强大起来，不仅阻遏明政府与西北间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部。成祖不能坐视在漠北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他率五十万大军再度出塞，远征瓦剌。这一次，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但双方死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鞑靼阿鲁台部自降服后，经多年的休养生息，势力复振，不断骚扰明朝边塞重镇。成祖因此又分别于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终年六十五岁。

成祖的五次亲征虽使元朝的残余势力受到打击，但除阿鲁台等几人接受了明朝封号之外，其他元宗室始终没有对明朝表示臣服。

朱高煦之叛是怎么回事朱高煦（?～1426）是成祖的第二个儿子，既凶狠剽悍，又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随成祖征战南北，屡立战功。成祖屡次濒临危险而转败为胜，他的功劳最多。所以，成祖认为他很像自己，他也以此自负，骄横恣肆，多做不法之事。

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时时在成祖面前称颂朱高煦，劝说立他为太子。但成祖的长子朱高炽早就被立为燕世子，仁惠贤能，有很多人支持，因而在永乐二年（1404），成祖还是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远在云南。朱高煦极为不满，说：“我有什么罪?斥逐于万里之外!”迟迟不肯前往封地，力请和自己的儿子回南京。成祖不得已，就答应了他。朱高煦自从到南京后，请求把天策卫的官兵作为自己的护卫队，以唐太宗自比，所作所为更加放纵，还和成祖的第三个儿子朱高燧陷害太子。成祖很不满，于十三年五月把他改封到青州（今山东青州），但他仍然赖在南京不走，继续胡作非为。十五年三月，成祖又把他迁到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限令当日出发。朱高煦到乐安后，怨恨更大，处心积虑地要夺取皇位。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病死，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朱高煦每天派人在暗中窥探京城，盼望有变乱发生。洪熙元年（1425）仁宗病死，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奔丧，朱高煦图谋伏兵拦击他，但没有成功。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宣宗宣德元年（1426）八月，朱高煦起兵发动叛乱。宣宗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兵前去征讨，大学士杨荣等人劝他亲征。宣宗同意了，亲率大军出征，很快便包围了乐安城。宣宗几次派人劝降朱高煦，写信给他说：“现在天子的六军压境，王如果交出倡导反叛之谋的人，朕即免除王的罪过，还像当初一样加恩礼待。不然的话，一旦开战被擒获，或有人视王为奇货而捉来进献，后悔便来不及了。”朱高煦都不答复。后来，城中的人多次想抓住他献给宣宗，这才害怕了，于是出城投降，父子都被废为平民，押送京城，禁锢在西华门内。因朱高煦之乱而受牵连被杀或充军的人多达两千。

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郑和（约1371～约1433），云南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世称“三保太监”，也称作“三宝太监”。太祖洪武年间，他入宫成为宦官，开始是在燕王朱棣的府邸里侍奉，后来跟随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提拔为太监，深得信任。燕王登基后，赐姓“郑”。

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帝位之后，怀疑惠帝逃亡海外，想探知他的行踪，并且要炫耀大明王朝的威力于国外，便于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郑和及宦官王景弘等人前往西洋为互通使臣。自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率远洋船队，经过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等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航海史上的盛举。自郑和以后，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人，没有一个不盛赞郑和而向外国夸耀的。自宣宗以后，远方国家也常派使者来，但总不如永乐时代。

世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一件盛事。郑和死后，南洋各国百姓崇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到五年九月。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宦官王景弘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他们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其中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就有六十二艘，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的金帛财物。船队从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海，先到福建，又从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扬帆起航。首站到达占城，先后又到了爪哇、苏门答剌等国，宣布成祖的诏书，赏赐当地的君主酋长，如果不臣服，就兼用武力。永乐五年九月，郑和等人回国，各国使臣随郑和前来朝见的很多。成祖很高兴，给他们加赐爵位俸禄不等。这次回来，郑和还献上了俘获的旧港（即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酋长陈祖义。陈祖义原是广东潮州（今广东潮州）人，因为犯了罪在太祖洪武年间合家逃到旧港，投渤林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就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称霸海上，劫掠过往的商人旅客，妨碍海路畅通。郑和派人招抚晓谕，他假装投降，暗里却在谋划抢劫。郑和看破了他的阴谋，打败这帮海盗，活捉陈祖义，押解带回，成祖下令在京城集市上斩首示众。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六年（1408）九月至九年六月，路径与第一次大致相同。

郑和率船队到锡兰山的时候，国王亚烈苦柰儿拿出了许多礼物贡献给明朝皇帝。表示两国修好。但当他看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起了贪心，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向郑和索取金币，并暗地里派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被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率领部下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下了锡兰山的都城，活捉了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敌将听说明军攻打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率领明军乘胜杀了个回马枪，打得他们溃不成军，只得向明军投降。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卒，只把亚烈苦柰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继续率船队访问其他地区。永乐九年（1411）六月，郑和返国，向朝廷献上俘虏。成祖赦免了亚烈苦柰儿等人，释放回国。那时候，交耻（今越南）已经被明军攻占，成为明朝的地方政府。西洋各国都非常震惊害怕，前来朝见进贡的越来越多。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成祖又一次命郑和等人率船队出使西洋，十三年七月返回。

这一次，郑和等人到达苏门答剌的时候，遇上了麻烦。原来，苏门答剌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在明永乐六年（1408），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剌打了一仗，苏门答剌国王中箭身亡。那时，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复仇心切，就向全国宣告：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渔夫自告奋勇，领兵打败了那孤儿国，杀死国王。于是，渔夫娶了王后，当上苏门答剌的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后很不甘心，就培植了一批勇士，寻找机会杀死渔夫，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剌后，给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渔夫有个儿子叫苏干剌，要替父亲报仇，带兵攻打苏门答剌，企图争夺王位，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当他听说郑和给苏门答剌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又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郑和指挥将士还击，把苏干剌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喃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及其妻子、儿子。十三年，郑和返国，成祖下令斩杀了苏干剌。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冬天，满剌加、古里等十九个国家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成祖都给了赏赐。各国使臣返国的时候，成祖派郑和等人率船队伴随他们一起走，并带着大量的礼物赏赐他们的君主。十七年七月，郑和返国。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情况如何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郑和奉命再次率船队出使西洋，第二年八月返国。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这年的正月，旧港（即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酋长施济的孙子向朝廷请求世袭宣慰使的职务，郑和奉命带着成祖的诏书和官印前往旧港。当年的七月，在成祖死后，郑和返回。仁宗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命郑和率领部下守备南京。南京设立守备一职，是从郑和开始的。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如何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宗宣德五年（1429）六月到八年七月。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的花费过大，收效很小，宣布停止出使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死，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在郑和船队停航的五六年间，原先郑和出使西洋时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大多已同明朝断了往来。宣宗觉得自己即位已有数年，而西洋各国还没有来朝见进贡，便于宣德五年（1429）六月再次派郑和出使西洋。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十七个国家。由于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出使时间也就很长，直到宣德八年才启程返国。不幸的是，郑和在返航途中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怎样的人仁宗朱高炽是成祖的长子，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即位，年号洪熙，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十个月。

仁宗早在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就被册封为燕国（封地在今北京一带）世子，他沉静好文，儒雅仁厚，深得太祖喜爱。太祖曾命他与秦国（封地在今陕西西安一带）、晋国（封地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周国（封地在今河南洛阳一带）三国的世子分别检阅军士，这三位世子很快就检阅返回，只有他回来得最晚。太祖问起晚归的原因，他说：“早晨冷得很，士兵们还没有吃完饭，我让他们吃饱饭后才开始检阅，所以回来晚了”。他体态肥胖，行走不便，总要两个宦官搀扶着才能活动，因此不被好武的成祖喜欢。成祖夺取皇位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曾有长时间的犹豫，而仁宗最后还是被立为太子的原因是得益于他较仁厚而得到了群臣的支持。

仁宗较能体恤民情、处事宽和，即位后一反成祖所为，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了削减财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出使西洋等劳民伤财之举。仁宗对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有一次，听说山东及徐州一带遇灾，老百姓没有吃的，地方官却照常催征夏税，就命大学士杨士奇草拟诏书免去当年夏税及秋粮的一半。杨士奇提出先告知户部和工部，仁宗说：“救民之穷，就像救人于水火之中一样，不能迟疑。如先让户、工两部的官员商议，他们会顾虑国库不足，一定是议而不决。”说着，赶快让宦官拿来文房四宝，令杨士奇即席起草诏书，盖上玺印，付诸实行。仁宗还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牵连而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允许返回原处。又平反了许多冤案，如建文帝时的忠臣方孝儒冤案，永乐时解缙冤案都得到平反昭雪。

仁宗在位期间推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使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生活稳定，明朝进入一个较为安宁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为什么说明宣宗朱瞻基是“太平天子”

宣宗朱瞻基（1398～1435）是仁宗的长子，于洪熙元年（1425）即位为帝，年号宣德。他在位的十年是明朝初期统治秩序最稳定的时期，被称为“守成令主”（令，美好）、“太平天子”。

宣宗在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生于燕王府邸。出生的那天晚上，成祖梦见太祖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刻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后来见到小瞻基，觉得他长得非常像自己，非常高兴地说：“孙儿英气满面，符合我的梦啊。”这件事对以后成祖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有很大的影响。宣宗喜爱读书，才智和见识都非常杰出，深得成祖的喜爱。永乐九年（1411），成祖立其为皇长孙，巡奉、北征时都令朱瞻基相从，还挑选翰林院诸臣为他讲经史，练习政务，增广见识，并常常对仁宗说：“这是他日的太平天子啊!”不受成祖信赖的长子朱高炽能够立为皇太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位“好圣孙”。

宣宗即位不久，发生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他率军亲征，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大局。宣宗承袭仁宗的政策，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和夏元吉等治世良臣，实行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停止皇家采购，禁止在农忙时扰农，禁止用宗教、军事活动干扰民事，严格控制营造工程，大量放免工匠，保护手工业匠人的利益，全力保护农业的发展、大量减免税粮等。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成祖时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止（今越南）撤兵，减轻了百姓负担，节省了人力财力。在政治方面，宣宗清除积弊，整顿行政机构，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对那些“不达政体”和“老疾”的官僚都予以罢免，以振朝纲。

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宣德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称仁宗与宣宗时期为“仁宣之治”。

明英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是宣宗的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他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失去帝位。八年之后，通过“夺门之变”又重登宝座，年号“天顺”。英宗在位期间，是明王朝由强而弱，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遗诏，凡是朝廷大政都要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英宗的祖母）而后执行。张氏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经验丰富，深识大体，她任用贤能之士，委政阁臣，使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尚书胡濙辅政，继续推行仁宗宣宗朝的各项政策，还维持着社会的安定局面。然而随着张氏与三杨等大臣先后去世或离职，英宗渐渐亲近宦官，尤其宠信大宦官王振，而王振广泛树立私党，开启了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边境也日益多事，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也先部进犯大同（今山西大同），英宗听信王振的话而亲自出征，结果因用兵不当而导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虏北去。朝臣为稳定人心，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代宗景泰二年（1451），英宗被释放回京，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发动兵变，拥立英宗恢复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改年号为“天顺”，杀了抗击瓦剌的功臣于谦等人，重用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朝政更加败坏。

英宗在位期间，土地兼并严重，内有叶宗留、邓茂七等农民起义，外有异族侵扰，内外交困，未有建树。

第二十九章

明代宗是怎样当上皇帝的明代宗朱祁钰（1428～1457）是宣宗的第二个儿子，英宗的弟弟。当英宗亲征蒙古瓦剌也先部时，他以郕（chéng）王身份留守北京，“土木之变”后被推上皇帝宝座。

“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的消息很快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大臣们聚集在朝堂上痛哭，不知所为。侍讲徐理提议弃城逃跑，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表示坚决反对，说：“提议南迁的人应该被斩首。京城是天下的根本，稍一动就会坏了大事!难道不知宋朝南渡的事情吗?”他和吏部尚书王直等人向孙太后（英宗的生母）上表请求让郕（chéng）王朱祁钰代理国政。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监国，随后又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二十三日，代宗临朝主持政事，群臣请诛杀王振全家以安人心。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叱喝群臣，激起众怒，被当堂击毙，朝班大乱。代宗非常害怕，想退回宫去，被于谦拦住，请他当众宣布马顺等人所犯之罪本就是死罪，打死他的官员无罪，并请求颁发了诛杀王振全家的诏令。八月二十五日，代宗命都督石亨总督京营。这些措施稳定了政局，使得朝野齐心，共同抗敌。

当时，由于明王朝无国君，政令推行不畅，新立的太子才三岁，无法处理政事；也先挟持着英宗大举进犯，为了安定人心，断绝也先用英宗进行要挟的图谋，群臣奏请孙太后立郕王为皇帝。孙太后准许，郕王却推辞再三，避归府邸。于谦正色对他说：“臣等诚爱国家，非为私计。”郕王这才接受了孙太后的旨意，于九月初六即皇帝位，是为代宗，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为什么说明宪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是英宗的长子，初名见濬，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被立为皇太子，代宗景泰三年（1452）废为沂王，英宗天顺元年（1457）又立为皇太子，改名见深，天顺八年即位，年号成化。他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在位期间，英宗时期的种种弊政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

宪宗宠信宦官，使宦官的祸害更甚。他们擅作威福，破坏朝政，尤以专西厂的大宦官汪直为最。他屡兴大狱，迫害大臣，气焰嚣张。还有梁芳、韦兴等宦官，贪黩谀佞，如梁芳为了取媚于宪宗宠妃万贵妃，“日进美珠珍宝悦妃意”，其同党也借为皇家采购的名义，四处搜刮，宪宗因万贵妃的缘故而不加以追究。

宪宗崇佛道、信方术，一些妖人、奸佞应运而生。有个叫李孜省的方士因进献符篆而得宠，与梁芳等宦官表里为奸，干预政事，操纵官员的升降，朝野人士为之侧目。有个叫继晓的和尚诱导宪宗做佛事，耗费钱财无数，强拆了数百户人家的房屋建造大永昌寺，花掉银子数十万两，颇为民害。还有一些和尚道士仗着宪宗的宠信，或横行于朝廷，或作乱于地方。

宪宗时期朝政的黑暗腐败，还表现在内阁组成上，如成化后期的内阁由大学士万安主持，专政达十年之久。而万安是一个既无学术又无品性的官僚，为了稳固地位，结交宦官以为内援，不惜自称侄子来献殷勤于万贵妃，甚至给宪宗进房中术。宪宗怠于政事，君臣常不见面，一旦内阁请宪宗召见大臣议政时，万安却又不奏时政，只是顿首高呼万岁，一时传笑，谓之“万岁阁老”，使得宪宗更不愿召见大臣。当时内阁有万安、刘吉、等人，都无所规正，各部尚书更多平庸，所以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民谣。

宪宗一朝，朝政荒废，宦官作乱，佞臣横行，土地兼并严重，边关守备松弛，内忧外患层生迭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所以说他是一个昏庸的皇帝。

明孝宗小时候的生活为什么会坎坷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是宪宗的第三个儿子，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即位，年号弘治。因为宪宗特别宠爱万贵妃，使他小时候的生活比较坎坷。

孝宗的生母纪氏，原是蛮族地方官员的女儿。宪宗年间明军征讨蛮族，纪氏作为战利品被送入后宫。她聪明灵巧，又精通文字，被派到内宫书房看守藏书。宪宗偶然一次到内宫藏书处，她被临幸，有了身孕。当时万贵妃受到专宠，骄横善妒，后宫有怀孕的都被她算计堕胎。她知道纪氏怀孕后非常生气，令官婢去给纪氏堕胎。宫婢假称纪氏是害胀气病，这才逃过一劫。后来纪氏被送到安乐堂生下了孝宗。她害怕惹来灾祸，让宦官张敏将他抱走溺死，张敏说：“皇上还没有子嗣，怎么能抛弃他呢?”就把他藏在别室抚养，长到五六岁，还不曾剪胎发。

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有一天，张敏为宪宗梳头，宪宗对镜长叹：“眼看着老了，还没有儿子啊!”张敏这才告诉他纪氏生子一事，孝宗这时已六岁了。使者去接时，纪氏抱着孝宗大哭说：“儿子离去，我是活不成了。”宪宗见到孩子，悲喜交加，抱着他放在膝上凝视良久，哭着说：“是我的儿子，像我啊。”于是立为皇太子，取名为朱祐樘，封纪氏为淑妃。但过了不久，纪氏就暴病而亡，都传说是万贵妃害死的，宦官张敏也因惧怕万贵妃而吞金自杀。

孝宗被立为太子后，周太后（宪宗之母）怕他再遭万贵妃的毒手，就把他带到自己宫中抚养。一天，万贵妃叫孝宗去吃饭，周太后对他说：“孩儿前去，不要吃任何东西啊。”孝宗见了万贵妃后，果然不吃东西。万贵妃给吃的，他说：“已经吃饱了。”给喝的，他说：“怀疑有毒。”万贵妃大怒，说：“这个孩子才几岁就这样，等长大了就更要欺凌我了。”此后，万贵妃一改过去对宪宗后宫生活的控制，诞生的皇子渐渐多起来，她就要宪宗另立太子。宪宗曾一度动摇。后来泰山发生地震，占卜者说这是上天在警示如果改立太子，必将引起天下动乱，宪宗才不准再提废立太子之事。

孝宗小时候这段坎坷经历对他的影响很大，即位后，恭仁俭朴，勤政爱民，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

明武宗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是孝宗的长子，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即位，年号正德。他在位期间，耽于逸乐，荒于政务，是有名的腐朽荒唐皇帝。

武宗即位时才十五岁，“好逸乐”、“好骑射”，宠信被称为“八党”、“八虎”的大宦官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人。他们天天以狗马鹰犬、歌舞摔跤等游戏引诱武宗游玩娱乐。武宗乐此不疲，怠于政事，孝宗在遗诏中所宣布兴利除弊之事者，全搁置不行。正德二年（1507），武宗大兴土木，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在里面开设酒店、商店甚至妓院，恣意玩乐。因为他不理政事，大权旁落于宦官之手，早已严重的宦官专权局面又进一步恶化，出现了势倾天下的大宦官刘瑾。

刘瑾被诛杀后，他又宠信宣府（今河北宣化）人江彬。江彬对武宗说宣府的乐工多美妇人，而且可以观察边地军情，瞬息之间奔驰千里，何必郁郁不乐地居于内宫，为朝中大臣所制。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至十四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江彬在宣府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宫女全部运去，供他玩乐。在宣府的时候，武宗常常带人夜闯民宅，强抢民女，索要酒食，以致当地的市肆萧条，白日闭户。他在外玩乐，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更长达半年。每次出巡，宦官必先为他抢夺良家女子，严重骚扰民间。

武宗荒政，江西宁王朱宸濠就伺机而起，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起兵叛乱。这不但没有给武宗敲响警钟，反而为他出巡江南提供了一个理由。他不顾群臣的劝谏，亲自率军平叛，到达涿州（今河北涿州）时，传来王守仁平叛的捷报。于是大臣们请他回京，他不听，反令王守仁原地候驾。然后一路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到达扬州（今江苏扬州）时，武宗派人遍地搜寻处女、寡妇，遇有藏匿的，就破墙毁屋，强夺而出。还遍阅扬州妓女，使胭脂花粉价钱飞涨。第二年七月才到南京，令王守仁重新报捷，搞了一个滑稽的受降仪式，令释放朱宸濠等人后，自己再与宦官侍从把他抓住，作出凯旋的样子。北返途中，仍然不停地玩乐，在清江浦积水潭捕鱼时，船翻落水，被救出后得了病。正德十六年三月，病死于豹房。

明世宗时的“大礼议”是怎么回事明世宗朱厚熄（1507～1566）是武宗的堂弟，于武宗正德十六年以藩王身份入京继承帝位。即位后，在有关他的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封号之事上跟朝臣展开了长达一二十年的较量，史称“大礼议”。

世宗即位五天后，就令负责礼仪的官员讨论他的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封号。按照礼法，世宗应继承皇统，尊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而称生父为叔父。开始，礼臣议定以孝宗为皇考（皇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大王妃。对这种“移易”父母的办法，世宗当即表示不满，要臣下再议。当年七月，观政进士张璁迎合世宗私意，提出“继统不继嗣，请尊崇所生”，世宗非常高兴，命大臣再议。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上疏反对，世宗都不予理睬。十月，杨廷和见势不得已，只得退一步，在起草给礼部的诏书中称，奉圣母慈太后懿旨，皇上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生母宜称兴献后。

世宗嘉靖元年（1522）正月，杨廷和等人利用宫中失火制造舆论，迫使世宗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和兴献后为本生父母。但世宗并未就此罢休，想方设法要去掉生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并得到一批中下层官僚的支持。三年，皇考之争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世宗去掉“本生”二字，在当时引起一场大风波，为了争取保留“本生”二字，也就是争取孝宗至武宗系统的延续，二百多名官员聚集于左顺门外，跪伏哭谏，世宗两次传旨，他们都跪伏不起。世宗大怒，下令逮捕一百三十四人关入狱中。在二百多名官员中，四品以上的剥夺俸禄，五品以下的施行杖刑，有十六人被打死。至此，他为父母上尊号、立庙之事再没有了阻碍，于四年下令在太庙旁另立世庙，后改为献皇帝庙。七年，世宗颁布了记述“议大礼”事件的《明伦大典》，对曾持反对态度的官员进一步定罪并处罚。其中，将早已辞官的杨廷和定为罪魁，革职为民。十七年，奉兴献帝神主入太庙，称睿宗，为了将睿宗配享上帝，世宗把太宗朱棣的庙号改为成祖。

对兴献王的主祀封号，世宗君臣争论了一二十年。这件事本身不过是礼法条文，其实背后却隐藏着朝臣与皇帝、朝臣各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对明朝后期的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穆宗的一生如何明穆宗朱载垕（hòu）（1537～1572）是世宗的第三个儿子，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即位，年号隆庆。

穆宗即位后，在高拱、陈以勤、张居正等大臣的辅助下，革弊施新，平反冤狱，凡嘉靖一朝因劝谏而获罪的大臣，活着的加以任用，死去的加以抚恤，如海瑞获释出狱，恢复官职。又严惩方士，取消斋醮，停止因斋醮而加派的税钱及部分织造、采买。还不时蠲免受灾地区的赋税，抑制土地兼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穆宗在位期间，蒙古又一次较大规模入侵，虽然没有进攻北京，但也给明王朝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穆宗采纳高拱、张居正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封他为顺义王，并在边界开设马市，互通有无。又调戚继光为总兵官，加强长城沿线防御，开展互市贸易，使北部边境出现了一时和平安宁景象。

但过了不长时间，穆宗也与世宗一样怠于政事，很少接见大臣，经筵也不发表意见，而且贪好女色，醉心于玩乐；服御器用，都“镂金雕玉”。为了供他享受挥霍，多次派人传诏购求珠宝，比世宗还急迫。穆宗的挥霍浪费使嘉靖以来严重的财政危机进一步恶化，尖锐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幸运的是在位期间没有爆发重大的变故，得以稳坐皇位六年。

隆庆六年（1572），穆宗得病去世，遗命由太子朱翊钧即位，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辅政。

为什么说明神宗是一个懒惰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是穆宗的第三个儿子，于穆宗隆庆六年（1572）即位，年号万历。他在位的前期，尚能励精图治，可到了后来，由勤变懒，长期晏居深宫，不亲郊庙，不见朝臣，大臣的奏疏常是“留中”不发，经筵尽废。

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神宗就以“病”为借口，不亲郊庙，不见朝臣，怠于政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至四十六年，不上朝已近三十年。甚至发生了紧急军情也无动于衷，如二十四年四月，大学士赵志皋因抗倭援朝之役事属重大，提出面见神宗，商议有关事宜，神宗以身体不好，多日服药需要静养为借口而拒绝了。

神宗既不见朝臣，也不及时处理大臣呈上的奏疏。万历十六年（1588），有大臣上疏批评神宗唯好酒色财货，神宗暴跳如雷，恼怒不止，从此把奏章“留中”不发。

神宗还废除了经筵日讲，自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借口有病而停止经筵日讲之后，一直对此事不感兴趣，多次传免，后来干脆以进呈讲稿的办法来代替君臣当面讲习，永久停止了经筵日讲。

神宗长期晏居深宫，万事不理，官员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官员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不能及时补充。早在万历三十年（1602），南北两京已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国缺巡抚三人，布政盐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曹署皆空”。而且自万历三十七年起，又有不少大臣纷纷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许多行政机构陷于瘫痪状态。而在朝廷内部，大臣们又分立门户，结党纷争，神宗对此不闻不问。

神宗贪图逸乐，几十年晏居深宫，不理朝政，所以说是一个懒惰的皇帝。

明光宗为什么只做了一个月的皇帝光宗朱常洛（1585～1620）是神宗的长子，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即位，年号泰昌。

光宗即位后，着手改变神宗时的弊政，下诏停止征收矿税，用内库中的银子给士兵发饷银，又起用神宗时因直言进谏而被罢职的大臣，使朝政向清明的方向发展。但他素来身体羸弱，当太子时，因为不被喜爱，物质待遇非常淡薄。即位之后，日理万机，精神劳瘁，身体状况更差。随后，又因身处顺境，就不再自我克制，贪恋女色。郑贵妃送给他八名美女以讨取欢心，光宗不顾身体虚弱，竟一夜连幸数女，导致“病体”“大剧”。御医崔文升（原来是郑贵妃宫中的内侍）给他吃大黄药，加重了病情，一夜下泄达几十次。在光宗的病情没有好转的情况下，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药，光宗吃过两丸后就病逝了。光宗从即位到去世，时间只有短短一个月，而此后，对光宗致死的原因，在朝廷官员之间有过长期的争论，成为有名的“红丸案”。明熹宗朱由校是如何即位的明光宗朱常洛临死前，遗命由长子朱由校（1605～1627）即位。但光宗的宠妃李选侍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而百般阻挠，使得熹宗的即位过程充满了斗争。

李选侍是郑贵妃送给光宗的美女之一，最受宠爱，朱由校和弟弟朱由检（即后来的毅宗）都曾由她抚养。她为人恃宠骄横，早在万历年间，就欺凌朱由校的生母王氏而使她含愤死去。光宗死前，曾口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氏不满足，要朱由校出面为她求取皇后的封号，但没有成功。光宗死后，她仍住在皇帝所居的乾清宫不肯离开，把朱由校藏在宫内，不让他见朝臣，欲挟持他以自重。朝中大臣怀疑她要垂帘听政，于是杨涟、左光斗、刘一燝等人谋划使朱由校摆脱她的控制，尽快即皇帝位。

光宗泰昌元年（1620）九月一日，杨涟等人一起来到乾清宫门前，守门宦官手持木棒不让进入。经过杨涟的厉声责问，这才得以进宫。他们对死去的光宗行过入临礼后，刘一燝诘问旁边的宦官们：“皇长子应该在灵柩前即位，现在却不在，是什么缘故?”宦官们都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宦官王安偷偷告诉说是被李选侍藏在本宫暖阁内不能出来。接着，王安进去骗李选侍说是让朱由校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李选侍答应了。王安带着朱由校走到宫门时，数名宦官又追上来，拉着朱由校的衣服让他回去，杨涟将他们斥退。大臣们簇拥着朱由校到了至文殿，举行“即东宫位”的典礼。这时，李选侍仍然想逼迫朱由校回乾清宫，杨涟等人为朱由校分析了形势，把他暂时安置在慈宁宫，议定当月六日正式即皇帝位。

为了使朱由校正式即位时能住进皇帝所居的乾清宫，也为了使李选侍彻底丧失干政的可能性，左光斗等人积极活动，逼迫李选侍搬出乾清官，移居其他宫室。九月六日，朱由校正式即皇帝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启。自光宗死到朱由校即位，共经历了六天。

信王朱由检早年的生活状况如何朱由检（1610～1644）（即后来的毅宗）是光宗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生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其生母早逝，先后由朱常洛的嫔妃西李和东李抚养。

朱由检的生母刘选侍为人忠厚贤惠，但并不受宠，生下他之后也没能母凭子贵，朱由检五岁多时，她郁郁而死，被光宗草草葬在西山。朱由检年幼丧母，思念不已，但又不敢声张，他当时住在勖勤宫，曾悄悄向宦官询问：“西山有申懿王的坟墓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又加问了一句：“申懿王坟旁有刘娘娘的坟墓吗?”还曾秘密付钱给宦官，让他前往西山焚纸祭奠。即位后，尊其母为“孝纯恭懿淑穆庄静昆天毓圣皇太后”，把她从西山迁葬庆陵，与光宗合葬。又命人根据宫女的回忆给生母画了像，将其悬挂于乾清官里，朝夕供奉仰视。生母的早逝，对他早期的心理影响很大。

生母死后不久，朱由检改由李选侍（西李康妃）抚养，李选侍生下皇女（皇八妹）之后，又改由另一位李选侍（东李庄妃）抚养。东李宽厚仁慈，对朱由检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母爱。熹宗即位后，封朱由检为信王，恩遇甚厚。当时熹宗宠信太监魏忠贤和乳母客氏，二人在宫内的势力如日中天，宫中嫔妃多有被他们折磨威逼至死的。朱由检的养母李选侍为人正直，不愿同魏、客同流合污，因而招来嫉恨，被百般刁难，受尽委屈，积郁成疾而死。养母的死，对朱由检的打击很大，魏、客的一手遮天，也引起了他的警觉，后来受遗命入宫即位时，不吃宫中一口饭，不喝宫中一口水，晚上睡觉也不敢熄烛。

宫中的复杂斗争，使朱由检早早地成熟起来，早年的这些经历对他即位之后的影响很大。

勤奋为政的明毅宗为什么成了亡国之君熹宗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受遗命即皇帝位，年号崇祯，是为毅宗。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毅宗殷殷求治，很想有所作为。即位之初就除掉了大宦官魏忠贤，又大刀阔斧地清除阉党，削弱宦官的势力。还平反冤狱，起复熹宗年间被罢免的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在他的努力下，朝政为之一新，朝野士民刮目相看，称他为“明主”。

但毅宗即位时明王朝已是穷途末路，矛盾丛集、积弊深重。朝内党争愈演愈烈，国家财政走向崩溃边缘，土地的高度集中使百姓陷入赤贫困境，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外，东北的满族势力日渐强大，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全。这一切决定了政局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根本好转，但毅宗急于求成，又急躁多疑，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在清除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给予宦官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宦官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权力日益膨胀。在与后金战争的紧要关头，中后金反间计，冤杀袁崇焕，使辽东防卫几近崩溃。无奈中，毅宗不断反省，四下罪己诏，减膳撤乐，又在宫中设坛，祈求上天降福消灾。在对天帝及各类神仙失望之余，还曾一度对天主教产生兴趣，召外国传教士入宫讲解教义。但这些已经无力回天，崇祯十七年（1644），明军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军的战斗中，屡战屡败。三月十九日凌晨，北京内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陷，毅宗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寿皇亭。明朝灭亡。

明毅宗自杀时的详情如何明毅宗崇祯十七年（1644），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今陕西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对北京发起最后总攻。三月十七日，农民军开始围攻北京。十八日夜间，农民军进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宦官曹化淳打开彰义门，农民军一拥而入。有宦官劝毅宗投降，被毅宗一剑杀死。他派人把周皇后和袁妃叫来，哭着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周皇后说：“我服侍陛下十八年，你从来不听我一句话，至有今日”，抱着太子和两个孩子痛哭不已，然后让他们出宫各自逃命。为了不让爱妃落人敌手，毅宗让周皇后自杀，又挥剑将袁妃砍死。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毅宗悲叹道：“你为何生在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和几个嫔妃。但毅宗的求生欲望却强烈起来，换上便服，准备出城。他混在宦官中到了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让天亮时验明再出。宦官夺门不成，到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但其家人说他赴宴未归。又赶到安定门，但门闸沉重，怎么也打不开。外逃不成，毅宗只好又回到宫中。

十九日早晨，北京内城被攻陷。毅宗得知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他见大势已去，就和宦官王承恩到了紫禁城后的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他检阅内操之处，可如今却成了他去面见列祖列宗的地方。毅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脱下龙袍，在衣襟上留下了“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的话，然后与王承恩相对而缢。

两天之后，毅宗的尸身才被人发现，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人昌平县（今北京昌平）田贵妃的墓穴之中。南明弘光年间谥思宗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

明成祖永乐年间后宫发生哪些惨案明成祖在永乐年间，曾两次屠杀宫女，两次事件都与其宠妃之死有关。

永乐五年（1407），皇后徐氏病死，成祖未再立后，而最宠爱王贵妃和贤妃权氏。权氏来自朝鲜，深得成祖怜爱。七年，特晋封其为贤妃。八年，成祖率大军出征，携权氏随军出塞。但就在大军凯旋的路上，权氏香消玉殒，成祖非常难过。当时，宫中还有两名姓吕的朝鲜宫人。一为商贾之女，记载中称“贾吕”。贾吕入宫后，见到本国先期入宫的吕氏，就想结好于她，但吕氏瞧不起她的为人而加以拒绝，贾吕怀恨在心。不久，权氏死于北征凯旋途中，吕氏曾随军伺候过权氏，贾吕就诬告是她在权氏茶里下了毒药。成祖闻后十分恼怒，不问情由，诛杀吕氏及宫女、宦官数百人。

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最为宠爱、准备立为皇后的王贵妃死去，他更加暴躁无常。这时，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都与小宦官结好，成祖得知后极为恼火。二人十分恐惧，自缢身亡。成祖亲自刑审贾吕侍婢，结果竟诬告她们要谋杀皇帝。成祖盛怒之下，亲自下手对宫女们动用酷刑，株连惨杀宫女达二千八百人之多，且每每亲临行刑。有的宫女临刑时骂他道：“你自己年老阳衰，宫女们和内侍交好，有什么罪过?”成祖听后更加恼怒，就让画师画了贾吕和小宦官相抱的画来羞辱她们。

这就是成祖永乐年间发生的屠杀宫女案。自贾吕诬告贤妃被毒案到宫人与宦官相好事发，成祖前后诛杀宫女及宦官当在三千人以上。

到底谁是明英宗的生母明英宗朱祁镇是明宣宗的长子，关于他的亲生母亲，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宣宗贵妃孙氏（即孝恭皇后），有的说孙氏没有儿子，暗中把别的宫人生的孩子抱来养为己子。

孙氏是邹平（今山东邹平）人，她娇美聪明、善解人意，深得宣宗的宠爱，被册为贵妃，皇后胡氏则不得宠。按照明代制度，皇后有金册和金宝，贵妃则有册无宝。孙氏恃宠，要求也要金宝，宣宗就向太后请求也赐给她金宝，这样，明代贵妃有金宝的制度便从她开始。但她仍不满足，想取皇后之位而代之。胡氏多病而无子，但孙氏也没有生育，废后之事就暂时停止了。不久这个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宣宗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孙贵妃突然有了一个儿子，史书记载这个孩子并非孙贵妃所生，而是“阴取宫人子为己子”，至于这个生下孩子的“宫人”到底是谁，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为了制造舆论，宣宗及宦官们在孙贵妃“怀孕”期间，还制造了很多“奇征”，如天降祥瑞等等，使人们相信孩子是孙氏所生。

孩子出生仅四个月，就被册立为太子，赐名朱祁镇。在明代皇太子正位东宫的年龄中，他是最小的一个。母以子贵，太子一立，孙贵妃的地位又大大提高了。在宣宗的暗示下，宫廷内外刮起一股废后之风。胡氏上表辞位，孙氏又装出谦恭的样子，谦让再三，说待皇后的病好了，自然会有孩子的，我的儿子怎能摆在皇后的儿子之前呢?英宗正位东宫刚过二十多天，宣宗即下诏废皇后胡氏，改立贵妃孙氏为皇后。孙氏被立为皇后，势焰更炽，英宗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一直到天顺六年（1462）才去世，英宗生母是谁从此更无人知晓，成为一桩悬案。

土木堡之变是怎么回事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也先部进犯大同（今山西大同），大同兵失利。英宗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准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阻止，但英宗不听，决意亲征。

七月十五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其弟郧王朱祁钰居守北京，统帅五十万大军向西北进发，王振和英国公张辅等人从行。张辅是德高望重的名将，但英宗不许他干预军政，一切由王振指挥。大军出发之后，前方频频传来败报，加之连日风雨，营中常常夜惊自扰。大臣们再三劝英宗停止前行，但都遭王振拒绝。王振在军中作威作福，肆无忌惮，成国公朱勇等人向他禀报军情，都要以膝前行。

八月初一，明军到达大同，王振仍欲进军，亲信向他密报了瓦剌的实力后，他才感到害怕，决定撤军。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开始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上）走，到蔚州后请英宗驾幸他家，后来害怕大队人马会损坏他家乡的庄稼，又改道东行。明军迂回改道，初十退至宣府（今河北宣化）时，瓦剌的大批骑兵已经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离怀来城（今河北怀来）仅二十里，众人想退入怀来据守，而王振坚持留驻土木堡。十四日，瓦剌军围困了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附近的水源已经被瓦剌军占领，明军人马两天没有喝到水，饥渴难当。瓦剌军假装后退，遣使讲和。王振见使者前来议和，急忙下令将营地移到水源附近。明军刚移动三四里，就遭到了瓦剌兵的伏击，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张辅、邝茔、王佐等五十余名大臣战死，王振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为瓦剌所俘。这就是“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惨败，英宗被俘，五十万精锐尽失，使得明朝元气大伤，国力大降。

北京保卫战的结局如何“土木之败”使明王朝遇到严重危机，幸亏有于谦挺身而出，艰苦经营，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才使明王朝渡过了难关。

英宗被俘后，瓦剌也先声称要送其回京，实际上是想挟持他大举进犯。于谦与其他主战官员请立郕王为帝（代宗），安定了人心，他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担当起备战御敌的重任。当时明朝的精锐部队已经陷没，所余疲卒不到十万，上下都没有斗志。于谦接受任命之后，雷厉风行地整顿内政，调兵增援，积极做好战备，还举荐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鼓舞了民心士气。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也先拥挟英宗攻打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不下，便大举进攻北京。明朝内部在战守的策略上出现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建议挖城壕以拒蒙古骑兵，有的主张固守不出。于谦则认为坚守不出会示弱于人。在代宗的支持下，他派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分列于京师九门之外，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军中督战，将兵部事务托付给侍郎吴宁，下令关闭九门，以示背水一战的决心。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朝夕可下，现在见明军严阵以待，军纪严明，锐气大为受挫。十三日，也先派遣数骑窥探德胜门，于谦事先在路边空舍内设下伏兵，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数万瓦剌骑兵追至，明军伏兵四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伤惨重。接着，瓦剌军又在西直门和彰义门吃了败仗。经过五天的激战，瓦剌军多次被击败。这时明朝各路勤王兵将至，也先恐断其归路，连夜拔营北遁，退出塞外，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

“夺门之变”是怎么回事代宗景泰元年（1450）六月，也先见英宗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就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意送回英宗。代宗派侍读商辂迎回英宗，举行授受帝位仪式后，即让其入居南宫，实际是将他软禁了。为了防止英宗与外人交通，代宗派人把南宫外及其附近的树木都砍伐掉。

景泰八年（1457）正月，代宗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为太子，他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见石亨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就与其同党都督张軏、宦官曹吉祥等人谋划迎英宗复位。他们到太常卿许彬那里商量，许彬推荐了徐有贞。石亨等人和徐有贞密谋之后，把计划偷偷告知了英宗和孙太后。十六日夜，众人又在徐有贞家中会合。徐有贞到屋顶观天象，过了一会儿下来说：“时机已经到了，不要失去机会。”当时正好有边吏报警，徐有贞就让张軏防备非常为名，带兵进人大内。石亨掌管着各城门的钥匙，当夜四更时打开长安门放张軏率领的军士进入皇城，又将城门锁好，防止外兵进入。到了英宗所居的南城，大门锁着打不开，徐有贞命军士以巨木撞墙而入。英宗在灯烛下单独出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石亨等人跪伏于地请他登位。众人簇拥着英宗到奉天殿升座，高呼万岁。当时已经是十七日黎明，群臣正在朝房中准备代宗临朝听政，忽然听到钟鼓声，正在惊愕中，又见诸门大开，徐有贞出来大声说：“太上皇复位了!”群臣在他的催促下只得前去朝贺。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英宗复位后，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废代宗仍为郕王，迁之西内，过了十几天就死了。

明孝宗的生母之谜是怎么回事孝宗的生母纪氏是贺县（今广西贺州）人，原是蛮族土官的女儿，宪宗年间明军征讨蛮族时被掳入内宫，后生下孝宗朱祐樘，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在孝宗被立为太子后不久暴病而死。

纪氏在宫中时，曾经跟别人提到家住贺县，姓纪，但因为年幼不记得族中亲人。孝宗即位后，派宦官蔡用访求纪氏的家人。蔡用找到了纪父贵、纪祖旺兄弟，孝宗很高兴，将他们分别改名为纪贵、纪旺，授予他们官职，又赏赐了宅第、金银、庄田、奴婢等不可胜计。此外，还追赠了纪氏的父母、祖父、曾祖，又派人营造纪氏祖先在贺县的坟茔，免除其家族的赋役。然而不久就来了个国舅说纪氏兄弟是假的。原来，宫里有个叫陆恺的太监也是广西人，本姓李，蛮语中纪、李同音，他就谎称自己是纪氏的兄长，找族人出来认皇亲。他的姐夫韦父成出来冒充，有关部门把他当作外戚亲贵，把他居住的地方命名为迎恩里。纪氏兄弟显贵后，韦父成到京城去争辩，被驱逐回乡。孝宗派人修复纪氏祖先的坟茔时，又有几个姓李的人都自称是纪氏的族人。孝宗派人前去暗访，查得实情后，把纪氏兄弟发配到边海。之后，孝宗又多次派人访求纪氏家人，但都没有找到。

孝宗弘治三年（1490），礼部尚书耿裕上疏说，纪氏的家乡粤西连年兵灾饥荒，百姓多逃亡他乡，且岁月久远，已踪迹难明，查找的难度很大。建议仿朱元璋马皇后故事，拟定纪氏父母的封号，立庙祭祀。孝宗虽然很难过，但还是同意了，说：“起初我以为有宗族亲人尚可在别的地方访求到，所以宁愿受尽百般欺骗，只希望能得到一个真正的亲人。你们说年深日久无从找寻，奏请加封立庙，以安慰圣母之灵。皇祖既然已有旧例，我又怎么敢违背呢?”于是加封了纪氏的父母，在桂林府（今广西桂林）立庙，命官吏每年按时祭祀。

“梃击案”是怎么回事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即光宗）被立为太子，郑贵妃之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国本之争”终于有了结果。但神宗对朱常洛的态度仍十分冷淡，而对郑贵妃及福王宠爱有加。宫内和朝廷上拥戴福王的势力不肯死心，策划了梃击一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朱常洛所居慈庆宫的大门，击伤守门的宦官，跑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有关官员认为“情境叵测”，就加意审讯。这名男子叫张差，小名五儿，居住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为什么要持棍闯宫，他前后说法不同。刑部十三司会审时，他招供说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着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走，答应事成之后给他几亩地种。进京后到了一处大宅院，另一个太监给他饭吃，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如能打着小爷（宫中太监对太子的称呼），就不愁吃穿了。还说：出了事情，自有人相救。后来审出，带张差入京的太监叫庞保，大宅院里的太监叫刘成。司礼监和三法司审问庞、刘二人，但他们至死都不肯承认。

当时，梃击案一出，举朝惊骇，相当一部分廷臣认为此案与郑贵妃和她的弟弟郑国泰有关。处境最窘迫的是朱常洛，他即使心有所疑，也不敢说出。

事态的发展对郑贵妃及福王越来越不利，神宗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他让郑贵妃“自求于太子”，又亲自出马，多次抚慰告谕朱常洛，让他向朝臣们说明情况，赶紧结案。后来对此案的处理，基本上根据朱常洛提出的原则：张差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即刻处决。马三道、李守才等大逆煽惑，判处流放。庞保、刘成从轻拟罪，但后来在宫中被击毙。

红丸案的详情如何光宗即位后不到十天，就感觉身体不适，找医官诊视。御医崔文升开了泻药，更加重了病情，光宗下泄不止，一夜达三四十次。此后，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不久，鸿胪寺官李可灼到内阁，自称有仙丹想要进献给光宗，称为“红丸”。事关重大，阁臣不敢轻易决定，就让两人同时服用“红丸”来观察用药的效果，结果一个人服用后病情好转，一个人服用后病情加重。阁臣刘一燝说，这不是完全之药，不可轻用。但李可灼与宫内宦官熟识，请他们代向光宗启奏。光宗当时病势已经非常沉重，病急乱投医，催取药来。服下一丸药后，光宗渐感舒畅，想进饮食，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大臣们也都非常高兴。下午，李可灼又进药，御医们都说不宜连用，但光宗连连催促，于是又吃了一丸，结果却加重了病情，当晚就去世了。

此案称“红丸案”。光宗之死，是否以李可灼的红丸药为最后致命的因素，是无法说清的，但光宗确实是在服了红丸之后死去的，因而应该慎重处理。但首辅方从哲却不但不追究李可灼的责任，反而赏给他白银五十两，这就引起了人们的反对和怀疑。方从哲在众人攻击下，只好改罚李可灼停俸一年。此后，关于光宗的致死原因，大臣们又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红丸案”成了朝中党争更加激化的一个原因。

移宫案是怎么回事明光宗临死前，遗命由其长子朱由校即位。负责抚养朱由校的李选侍欲挟其以自重，坚持不离开皇帝所居住的乾清官。为了让朱由校即位时能住进乾清官，不让李选侍干政的企图得逞，朝臣们要求李选侍马上移居他宫。

李选侍不打算搬出，她知道，朱由校一当上皇帝，就会搬进乾清宫。只要同宫，她就能控制住局势。首辅方从哲态度暖昧，认为李选侍搬迁不必太急。但主张李选侍立即搬迁的杨涟、左光斗、刘一燝等人态度坚决，他们积极活动，造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朱由校下了“即日移宫”的旨意，太监王安等人也在宫内“恐吓”，李选侍无奈，被迫从乾清宫迁到别的宫室。

杨涟等人逼迫李选侍移宫时，一方面在搬迁上毫不妥协，另一方面又主张搬出后要给予妥当的安置，朱由校也表示同意。但事情并没有按他们的想法顺利发展下去，当李选侍由乾清宫搬出时，宦官刘逊、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府的宝物，过乾清门时，不小心将金宝掉在地上，被人发现。朱由校得知后大怒，令人审讯，供词牵连到了李选侍的父亲。宦官们就散布流言，说被逼出乾清宫的李选侍上吊自杀，其女皇八妹跳井等等，想以此来迷惑朝臣。一时流言纷起，吵嚷不休，“移宫”一事成为有不同政见的朝臣们互相攻击的借口，杨涟等人先后被迫离职。

杨涟、左光斗等人逼迫李选侍移出乾清官一事以及关于此事的争论，就是所谓的“移宫案”。它与“梃击案”、“红丸案”合称“三案”，对当时的政局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麓川之役的详情如何“麓川之役”是指明英宗正统年间，明军平定云南麓川（治今云南瑞丽）宣慰使思任发叛乱的战争。

明朝建立后，在麓川地区设置军民宣慰使司，以其地部族首领为宣慰使。英宗正统二年（1437）十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变。至五年七月，被镇守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昂率军平服。思任发不得已，进贡谢罪。十二月，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麓川之事。大学士杨士奇等认为不必大兴问罪之师，麓川地方不过数百里，只要派军驻屯，且耕且守即可。侍讲刘球也上疏请罢兵。但其时宦官王振专权，一意孤行，决策派兵征讨。兵部尚书王骥逢迎其意，也主张用兵，于是麓川之役再起。

正统六年（1441）正月，英宗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发四川、贵州、湖广、南京兵十五万，征讨麓川。十二月，思任发渡江逃往缅甸，王骥等班师。七年十月，英宗又命蒋贵、王骥征麓川，明军深入高黎贡山，大败叛军，思任发又逃脱，明军班师回朝。思任发到处躲藏，后来为缅甸人所擒。十一年十二月，缅甸将思任发交给明军，斩首献于京城。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屡屡遣使入贡谢罪，国内也都想息兵安民，但王振却要“尽灭其种类”。十三年春，又派王骥等人率兵十三万前去征剿。十月，明军到达金沙江，思机发率军列栅于江西以拒，明军乘木邦（土司名，一作“孟邦”、“孟都”，辖境相当于今缅甸掸邦东北部地区）及缅甸宣慰司船二百余艘强渡，突破其防线，大败之。追至孟养（今缅甸孟养），再败之于鬼哭山等寨，思机发不知所向。但不久，思任发少子思禄复拥众为叛，重新占据孟养。王骥以明军久战疲乏，且叛军难平，遂与思禄订约，答应让他管理部众，居于孟养，于是罢兵。

麓川之役，耗时十余载，西南为之骚动，劳师无功，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曹石之变是怎么回事英宗复辟之后，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升任兵部尚书，又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宦官曹吉祥被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他们分居要害，时时以“功臣”自居，骄纵恣肆，不可一世，但相互之间又争斗不休。

徐有贞得到英宗宠信，独揽内阁事务，他觉得曹、石二人过于贪婪横暴，就想与他们划清界限。曹、石二人非常不满，他们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英宗渐渐疏远了徐有贞，几次将其逮捕人狱。曹、石二人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乱政，冒功贪赏，英宗复论“夺门”之功时，曹吉祥的门下因“夺门”冒功得官的多至千百人；石亨的弟侄家人冒功为锦衣卫的有五十多人，他的部下、亲戚朋友冒名“夺门”功劳得官的有四千多人。他们还公开纳贿卖官，又依恃兵权，飞扬跋扈，多次干预政事。

英宗觉得不能忍受，吏部尚书李贤建议将权力收归已有。天顺三年（1459）七月，英宗召大同（今山西大同）镇守石彪（石亨侄子）还京，石彪指使千户杨斌等五十人入京保奏其留守大同，英宗更加怀疑石亨叔侄心怀不轨，立即派人将石彪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次年二月，石亨病死狱中，石彪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全部被罢免。

石亨叔侄的悲惨结局让曹吉祥惊惧不安，他决定铤而走险，发动政变。经过了多次策划以后，密谋于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清晨起事，由其养子曹钦自外拥兵入宫，曹吉祥以禁军为内应，废除英宗。七月初一夜里，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到朝房告发，正在值夜的恭顺侯吴襟、统率西征军的怀宁伯孙镗急书“曹钦反”投入长安门，宫内立即逮捕了曹吉祥，紧闭皇城及京城九门。曹钦失去内应，进不了宫门，就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杀死杀伤了东西朝房的官员，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投井而死，其家大小均被诛杀。三日后，曹吉祥被凌迟处死。史称这次事件为“曹石之变”。

明世宗是如何迷信道教方术的世宗即位之初，曾一度下令拆毁京师的寺庙道观，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崇信道教方术，中年以后更变本加厉，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

世宗即位不久，就在宦官崔文等人的引诱下，日事斋醮。他先是宠信龙虎山上清官的道土邵元节，封其为“致一真人”，让其总领道教，后又加授为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又宠信方士陶仲文，封其为“神霄保国宣教高士”。后来得病，继而痊愈，他认为这是陶仲文祈祷之功，授其为少保、礼部尚书，后又加授太傅，食一品俸，位登三孤。而那些正直的谏臣，则被他或贬或逐，以致后来廷臣无敢谏者。

世宗迷信方士，从嘉靖中叶以后开始大量服用丹药以求长生，丹药或取妇女月经，或取初生儿未啼时口中的血块。嘉靖后期，他几次大量选取童女入宫，以虐待童女的方式来取得炼丹原料。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些宫婢不堪凌虐，起来造反，差点将其勒死。但他不但不觉悟，反而变本加厉。此后他移居西内，日求长生，郊庙不亲，朝讲尽废，不见大臣，只有陶仲文可以跟他经常见面。

世宗信用道教方术，大办斋醮，耗费了大量财物。到了嘉靖中期，宫中每年用于祭祀的黄蜡就达二十余万斤，白蜡十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为了进行斋醮活动，世宗在各地大兴土木，致使“公私骚然”。为了表示对方术的虔诚，他为其父母和自己都加了道号，自号为“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真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

因为世宗崇信道教，嘉靖朝有相当一批官员投其所好，并借此晋升。做醮事要撰“青词”。当时阁臣袁炜、严讷、李春芳、郭朴俱以善撰青词而入阁，时人讥之为“青词宰相”。

世宗一生迷信方术，宠信方士，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中毒而死。

第三十章

所谓“仁宣之治”是怎么回事明初社会经济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达到了鼎盛时期。仁宗在位时间虽短，其施行的政策却为宣宗一朝所继承。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都想做一个“守成令主”，力求社会的安定和统治的稳固，因而都采取了宽松治国、息兵养民的政策以取代洪武、永乐时期的严猛政治。他们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人民的负担，在经济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仁宗时停止了劳民伤财的买办、北征、下西洋等活动。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在政治上，提高了阁臣的地位，内阁制度确立起来，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政治比较清明。由于明朝政府实行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政策，因而这一时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立即被宣宗平定下去，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对社会的影响不大。周边形势也比较安定。他们治国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宽松、吏治清明的时期，历史上比之于西汉的“文景之治”，称其为“仁宣之治”。

所谓“弘治中兴”是怎么回事“弘治”是孝宗朱祐樘的年号，他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颇有仁宣遗风，被称为“弘治中兴”。

孝宗即位后，着手改革宪宗朝的弊政，逮捕了危害朝政的术士李孜省与宦官梁芳，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接着开始整顿吏治，罢免了以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斥逐佞幸之臣，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并为于谦建旌功祠，使朝政一新。同时，注意修改法律，任用一些比较贤明、公正的官员，一扫宪宗时代特务横行的恶劣风气。

在内政上，孝宗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黄河在开封决口，孝宗急忙命户部左侍郎白昂率领五万人治河。三年以后，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他又命工部侍郎徐贯负责治理，使苏松地区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小时候的坎坷生活使孝宗一直体弱多病。但他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而且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孝宗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宦官，与民休息，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孝宗本人也被称为“中兴明主”。

宁王朱宸濠之乱是如何平定的朱宸濠（?～1521），康王朱觐钧的儿子，长久以来一直野心勃勃，极力谋求发展自己的势力，意图夺取最高权力。

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正式发动叛乱。六月十四日，他以庆祝生日为由，宴请招待地方官员，等地方官员到后，他却令埋伏在周围的侍卫将地方官员包围起来，声称奉太后秘密旨意，起兵入朝。江西巡抚副都御史孙燧和按察司副使许逵不从，都遭杀害。王纶、潘鹏等人都依从叛逆，然后朱宸濠任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任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十万。七月初一，留下朱拱橼、万锐等留守南昌（今江西南昌），自己率军前往攻打安庆（今安徽安庆）。

当时的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得知朱宸濠叛乱的消息后，立即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通知各府州县。王守仁则集中兵力攻打了朱宸濠的老巢南昌。七月十二日，便攻克南昌。当时朱宸濠正在围攻安庆，得知南昌被攻克，马上解围回攻。王守仁率军迎击。二十四日，两军相遇于黄家渡，叛军溃败。第二天又战，伍文定率军拼死作战，朱宸濠退保樵舍（今南昌东北），并将战船相连作为战斗方阵。第三天，官军以火相攻，朱宸濠大败。诸妃嫔都跳水而死，烧死淹死的士兵达三万人。朱宸濠和他的儿子、郡王等都被擒获。

由此，朱宸濠之乱完全被平定，历时四十三天。

鞑靼为什么不断侵扰明朝边境元亡以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等地，继续统治当地的蒙汉各族人民，后来分为三大部，鞑靼就是其中的一部。

太祖、成祖、仁宗、宣宗时期，国力比较强盛，鞑靼虽然也时常侵犯边境，但都被打败，因此多有收敛。但英宗之后，国力开始下降，边防戒备日益废弛，军备力量也大不如前，而鞑靼族的势力却开始日益增强，因此，鞑靼族首领开始不断侵扰明廷边境，意图与中原抗争。边境之祸，便从英宗时期开始出现。

庚戌之变是怎么回事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鞑靼部俺答汗（1507～1581）率兵进犯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战死。而大同总兵仇鸾惶恐害怕，竟采军师时义、侯荣的建议，用重金贿赂俺答汗，求他去攻打别的藩镇，不要入侵大同。

俺答汗受重赂后移兵东去，攻人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明军一触即溃，俺答汗长驱到通州（今北京通州），直抵北京城下。朝廷的文武官员十分恐慌，兵部尚书丁汝夔措手不及，急忙部署防守京城的事宜，调派边兵一万两千人和京营兵两万四千人分守宣、蓟等关口，又征募居民及四方应武举的生员约四万人防守京城，同时向各地求援。然而朝廷的援军虽约五万余人，但都畏怯不敢参战，而且朝廷的粮草供给又不充足，士兵都非常饥饿疲惫。

而当权的严嵩却要求诸将坚守城池不要战斗，并告诫他们说：在边塞打仗败了可以隐瞒，而在京郊打仗败了是无法隐瞒的，因此最好是坚壁勿战，守住自己的军队。就这样，听凭俺答汗在京城外抢掠男女、牲畜、金帛财物。最后，俺答汗仍由古北口故道退回。

俺答汗这次所率蒙古骑兵进围北京，骚扰京城达八天之久，因为这年是庚戌年，因此将这次事件称为“庚戌之变”。

明代的倭寇之祸是怎么回事从太祖时期开始，倭寇就对中国沿海地区不断进行侵扰，只是由于初期的朝廷注重加强海防，因此倭寇并未酿成大患。

然而，自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廷国势日益衰弱，尤其到了世宗嘉靖时，不仅吏治腐败，将帅无能，而且海防废弛，浙、闽沿海的卫所、战船等剩下的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士兵只剩下十分之四而已，因此，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又开始猖獗起来。

嘉靖时期倭患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倭寇往往与中国海盗相勾结。他们或是大规模地进行走私贸易，或是联合起来在沿海地区进行劫掠，因此使得倭患日益严重。

何为戚家军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1528～1587）前往义乌（今浙江义乌）招兵，一时应募者云集。

戚继光综合体态丰伟、武艺精熟、聪明伶俐、力大如牛四方面对应募者进行严格挑选，在编选士兵时还坚持“三不用”原则，即居住在城市中的不收，曾经败于敌人的不收，对官府唯命是从的不收。由于乡民的积极响应，很短的时间内戚继光就招募到四千经过严格挑选的士兵。

戚继光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训练方案。首先用卫国保家的思想教育士兵；其次加强军纪，严明赏罚；同时也十分重视武艺的练习。另外，针对倭寇的作战方式，参照东南沿海的地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短长，戚继光创立了“鸳鸯阵”，使每一队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有机整体。

四千新军经过戚继光两个月的严格有效的训练，形成一支冷热兵器配合，步兵、骑兵与火器部队协同的新编制部队，成为打击倭寇的有生力量，被称为“戚家军”，名闻天下。

明王朝援朝抗日的社会背景如何在明代，中朝两国一直友好相处，使臣往来频繁。当时，朝鲜正处于李氏王朝时期，政治上已经十分腐败，官僚营私舞弊，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世袭的官僚贵族勋旧派与新官僚士林派的党派之争，弄得民不聊生，政变不断，国力大衰。整个朝鲜武备松弛，统治者重文轻武，这恰好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侵略机会。

在日本，大将丰臣秀吉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统一了全国。丰臣秀吉执掌了整个日本的军政大权，为了满足国内封建主和商人贪财牟利的欲望以及他自己骤然膨胀的野心，便开始了对外扩张。他乘朝鲜李氏王朝忙于党争内讧，朝纲紊乱，决定通过武力先侵占朝鲜，然后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

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日本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李昖（yán），要求假道朝鲜进攻明朝，并要朝鲜国王率兵作为前导，视大明为父国的朝鲜国王宣祖李昖断然拒绝。万历十九年完成日本统一的宰相丰臣秀吉，亲自坐镇名护屋城，并将其作为侵朝的总指挥部，在战略上丰臣秀吉采用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提案，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二十年，丰臣秀吉正式开始了侵略朝鲜的战争。

明太祖为什么要大封诸子为王明太祖朱元璋利用农民起义夺得皇帝宝座，为了确保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千秋万代地统治下去，采用了两方面的重要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另一个是想方设法加强皇室本身的力量，具体做法就是分封诸王。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于是将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分别驻守全国各战略要地，作为以皇帝为首的朝廷的藩屏。

具体分封制度是：

皇子封亲王，授予金册金宝，冠冕服饰车骑旌旗府第，仅次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进见亲王都得伏而拜谒，不敢行对等之礼。

亲王的嫡长子，年满十岁，授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带车服相当于一品官员。

亲王其余诸子，年满十岁，授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封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世孙。冠带车服相当于二品官员。

王世子及郡王其余诸子授予镇国将军，孙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都是奉国中尉。

分封的藩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分在内地，一类是分在边塞要地。

受封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相当高。每一个藩王食粮万石，并有军事指挥权，在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辖军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达到一万九千人。

边塞诸王因有防御蒙古侵扰的重任，所以护卫甲士尤其多。北平的燕王朱棣拥兵十万之众，在边塞负责筑城屯田、训练将兵、巡视要塞、督造军器。晋王、燕王多次出塞征战，打败元朝残余势力的军队，尤其受到重视，军中大将皆受他们的节制，甚至特诏二王对军中小事可以自己决断，大事才向朝廷报告。尤其是燕王，由于功绩卓著，朱元璋令其“节制沿边士马”，地位在诸子之中独尊。

明代分封制度，固然在巩固国家政权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边塞防御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藩王势力的膨胀，势必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在朱元璋死后不久，中央政权与藩王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酿成“靖难之役”。

为什么说徐达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徐达（1332～1385），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太祖统一全国，很多战役都是由徐达担任主将。

徐达跟从太祖后，随从攻取了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跟从太祖渡过长江后，攻下了采石矶，攻取了太平（今安徽当涂），又领兵攻取溧阳（今江苏溧阳）、溧水（今江苏溧水）、集庆（今南京），为太祖开辟了大块根据地。

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鄱阳湖之战中，徐达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击败陈友谅军前锋。二十五年，以大将军身份率师出征，先占淮东，继平浙西，大获全胜。二十七年，攻克平江（今苏州），俘获张士诚及其将士二十五万。又以征虏大将军身份率兵北上，先取山东，又攻克河南，太祖洪武元年（1368）攻克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朝在中原的统治。

攻占元都以后，徐达又率大军越过太行山直捣太原，打败元将扩廓贴木儿，攻下太原并进占大同，平定了山西。

洪武二年（1369），率军渡过黄河，攻克奉元（今陕西西安）、秦州（今甘肃天水）、伏羌（今甘肃甘谷）、宁远（今甘肃武山），降败李思齐。又攻克兰州、平凉（今甘肃平凉）、庆阳（今陕西庆阳）后又平定了陕西。

洪武三年（1370），又以大将军身份率军从潼关直攻定西（今甘肃定西），攻取元将扩廓帖木儿，拼死作战，大破扩廓帖木儿的军队。之后，又率军攻克沔州（今陕西沔县）、兴元（今陕西汉中）等地。

洪武六年（1373），又率领众将前往边塞，在答剌海战败敌人。后每年春季出征，冬末返回，形成常规。十四年，率汤和等人征讨乃儿不花。十八年病逝，追封为中山王，谥号武宁。

徐达思考缜密，在军中号令一出就决不更改，诸将都敬奉他。他又善于安抚部下，与他们同甘共苦，因此士兵都很乐意跟着他，愿以死报效。他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名列功臣第一，被太祖誉为“万里长城”。

为什么说常遇春是明朝的开国名将常遇春（1330～1369），字伯江，怀远（今安徽怀远）人，容貌奇特雄伟，善于射箭。

采石之战时，元军在牛渚矶上列阵，大军不能登岸。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常遇春驾小船持戈奋力冲向敌军，敌军抓住他的戈，他顺势跳上了岸，杀退一片敌军，众将趁势上岸，于是攻下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

攻打蛮子海牙时，常遇春驾着小船直冲蛮子海牙的军 队，将其冲成两半，左右出击，大败敌军。不久又受命守卫溧阳（今江苏溧阳），随从进攻集庆（今南京），所立战功最大。又跟随徐达夺取镇江（今江苏镇江）、常州（今江苏常州）。张士诚军将徐达围困在牛塘，常遇春攻破敌人的包围解救出徐达，并擒获了敌军将领。后又攻下了宁国（今安徽宣城）、马驼沙（今江苏靖江）、婺州（今浙江金华）。又调动军队包围衢州（今浙江衢县），用奇兵毁掉敌军的作战器械，俘获士卒一万人。

陈友谅逼近龙湾，常遇春用五股军队设下埋伏，大败陈友谅军。论战功位列第一。吕珍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后，派强大的兵力来抵抗太祖的军队，太祖的左、右军都战败，常遇春率军纵横突击敌军，三战三捷，俘获的士卒兵马无以计算。彭蠡之战时，他带领诸将英勇奋战，喊声惊天动地，个个以一当百，大败陈友谅。在战斗过程中，太祖的船一度搁浅陷于险境，恰逢常遇春射中正冲向太祖的敌将张定边，太祖才得以脱险。战斗结束后，论功评为第一。

后围攻赣州（今江西赣县）时，太祖告诉他，攻克城池后不要乱杀人。于是常遇春将赣州包围起来，围攻了六个月，敌军财力耗尽，终于投降，果真没有杀人。太祖非常高兴，赐信褒奖勉励他。后讨伐张士诚军，大败敌军。

又和徐达率军北征，随从攻下山东各郡、汴梁（今河南开封）、保定（今河北保定）等地。攻打太原时，恰逢扩廓帖木儿的援军。常遇春夜晚偷袭，大败扩廓帖木儿。

元将也速进攻通州（今北京通州），太祖下令让常遇春回来守备。常遇春率兵在锦州（今辽宁锦州）大败敌将江文清，在全宁（今蒙古翁牛特旗）打败也速，又趁势攻取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俘获元兵一万人，但在返回途中突发重病去世。太祖听说后，震惊悲恸，亲自祭奠。

常遇春沉着勇猛，果断勇敢，摧毁敌锋，攻陷敌阵，从没有失败过，但又毫不骄人。人们把他和徐达同列为名将的行列。

李文忠在明朝的开国战争中立有什么功劳李文忠（1339～1384），字思本，朱元璋姐姐的儿子。十九岁时，以舍人身份跟随太祖援救池州（今安徽贵池），骁勇善战，后守卫严州府（今浙江建德）。

苗军统领杨完者率领数万人分水陆两路攻打严州，李文忠则率领轻兵击败了他的陆军，又把割取的敌陆军的首级放在漂浮的巨筏上，敌水军见到后都吓跑了。

张士诚侵犯严州，李文忠正面迎击，同时又派兵抄小道袭击敌军后面，前后夹击，大破敌军。一个月后，张士诚又来进攻，又被击败。李文忠又乘胜攻克分水（今浙江桐庐县内），从此张士诚不敢再窥视严州。

苗将蒋英、刘震以金华（今浙江金华）为据点反叛，李文忠派部将赶跑了他们，亲自安抚稳定金华的百姓。

谢再英叛变投降张士诚，并率军侵犯东阳（今浙江东阳）。李文忠与胡深迎战，带领一千骑兵在敌军中横冲直撞，大败敌军。后张士诚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新城（今浙江桐庐东北），李文忠率朱亮祖等人前去救援。新城的守将派人告知他们说敌军势力强盛，应先驻扎军营等待大军。李文忠则说：“用兵在于策略，不在于人多。”便下令说：“敌人虽多但骄横，我军虽少但精锐，以精锐对付骄横，我们必定能战胜他们!”第二天亲率中军正对敌军主力，恰逢处州援兵也赶到，奋勇向前，搏杀冲击，所向披靡，大败敌军。所获兵器粮草几天都收不完。

大军征伐张士诚军时，太祖命他攻打杭州以牵制张士诚军。李文忠率领朱亮祖等人相继攻克了桐庐（今浙江桐庐）、丽谯（今属浙江）等地。

太祖洪武二年（1369），以偏将身份随常遇春出塞。常遇春去世后，奉诏代常遇春率领军队与徐达进攻庆阳（今甘肃庆阳）。驻扎太原后，获悉大同被困，前去救援，拼死奋战，大败敌军。三年拜授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道北征，大破元军。太祖大封功臣时，认为他功劳最大，封他为曹国公，授予铁券。

洪武六年（1373），行军北平、山西边境，击败敌军。七年，派部将分道出塞，击败各路元军。此后，多次出兵守备边防。

李文忠器量宏大，临阵又无惧无畏，遭遇强敌更加威壮，而且爱好学习，常向人请教，通晓经书义理。

邓愈有什么战功而被封为国公邓愈（1336～1377），原名邓友德，现在的名字是太祖赐给他的。太祖起兵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时，前去归顺，授予管军总管一职。跟从太祖渡江作战，立下不少战功，后与胡大海攻克徽州（今安徽歙县），升任行枢密院判官一职，守卫徽州。

苗军统帅杨完者带兵攻打徽州，邓愈与胡大海合兵攻击，击破并赶跑苗军，又进军攻伐休宁（今安徽休宁）、婺源（今安徽婺源），追赶逃敌到淳安（今浙江淳安），又击破敌军援兵，攻克建德（今浙江建德）。过了一个月，又在乌龙岭击破杨完者，连续迁升任佥行枢密院事。

后移兵守卫饶州（今江西鄱阳）时，陈友谅多次侵犯，邓愈都击退了他。陈友谅抚州（今江西抚州）守将邓克明派使者到邓愈的军中假装投降以延缓攻势。邓愈得知内情后，趁夜率精兵攻人城内，邓克明大惊失色，连夜逃跑。邓愈则趁势平定抚州。恰逢陈友谅的丞相胡廷瑞献出龙兴路（今江西南昌），于是太祖便改为洪都府，让邓愈为江西行省参政，守卫洪都（今江西南昌）。

后陈友谅率众六十万入侵洪都，邓愈分守抚州门，陈友谅亲自指挥部众来进攻，城墙倒塌将近三十多丈，邓愈一边修城墙一边战斗，三个月都没有解开铠甲，直到太祖率兵前来救援，才解了围。论他守护城池的功劳与其他将领攻克敌人的功劳相当。后又跟从常遇春夺取了吉安（今江西吉安）、赣州（今江西赣州）等地，晋升为江西行省右丞。自从太祖起兵，众将中早年显达的没有比得上他和李文忠的。

太祖洪武元年（1368），大军攻取中原，邓愈率兵攻取了南阳（今河南南阳）以北还没有归附的州郡，擒获史国公等二十六人，相邻州县也都相继投降，又攻下牛心（今湖北应山北部）等各山寨，平定周围地区。三年，跟随大将军出定西（今甘肃定西），大败元将扩廓帖木儿，攻克河州（今甘肃临夏），河州以西各部全部归附，论功封卫国公，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邓愈为人稳重，办事认真细致，不惧危险劳苦，治军严格，也非常善于安抚投降归附的人。他攻克城池后，秋毫无犯，百姓都很爱戴。

汤和有什么战功而被列为开国功臣汤和（1326～1396），字鼎臣，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跟从太祖攻克滁州（今安徽滁县）后，授予管军总管一职。当时太祖手下的很多将领与太祖都是同辈人，不甘愿身居其下，而汤和虽然比太祖大三岁，但对太祖非常谦恭，因此太祖非常喜欢他。跟从太祖攻击陈埜先时，左腿中箭，他拔出箭后继续战斗，非常勇猛，最终将陈埜先擒获。后又跟从平定集庆（今江苏南京），跟从徐达夺取镇江，晋升为统军元帅。

守卫常州（今江苏武进）时，张士诚的密探到处出没，但汤和防御非常严密，敌人始终不能窥探到军情。张士诚两次率军侵犯，都被汤和击退。汤和又率军攻打无锡（今江苏无锡），在锡山大破张士诚军，赶跑了莫天佑。率水军夺取黄杨山，击败张士诚的水军，升为平章政事。又征讨、平定江西各山寨，平定永新（今江西永新）守将周安的叛乱。跟从大军讨伐张士诚，攻克太湖水寨，在战斗过程中被飞炮炸伤左臂，太祖将他召回应天，伤口愈合后，他又接着前往战场，攻克平江（今江苏苏州）。

不久又与吴祯率军讨伐方国珍，攻下余姚（今浙江余姚）、上虞（今浙江上虞），夺取庆元（今浙江境内），又攻下了隶属各城，最终方国珍自己到军营前来投降，浙东全部平定。又与廖永忠讨伐陈友定，于太祖洪武元年（1368）将陈友定押送京城。

洪武三年（1370），跟从大将军在定西（今甘肃定西）击败扩廓帖木儿，平定宁夏，立下战功。回朝后，封为中山侯，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十一年晋封信国公，参议军国大事。

汤和沉稳机敏，身经百战，有勇有谋，每战又都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朝廷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开国功臣之一。

沐英有什么英雄事迹传世沐英（1345～1392），字文英，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少年丧父，跟随母亲躲避战乱，母亲又去世，被太祖和马皇后收为己子。年少时聪明敏捷，办事决断，太祖很器重他。

太祖洪武十年（1377），跟随邓愈征讨吐藩，立功显赫，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被授予征西将军，讨伐吐藩。在土门峡击败吐藩军，又取道洮州（今属甘肃临潭），俘获洮州首领阿昌失纳，又在东笼山筑城，拓展疆域数千里。

元军多次侵扰边境，洪武十三年（1380），沐英率军出塞，渡过黄河，翻过贺兰山，跋涉沙漠，擒获元将。第二年又从不同的道路出塞，大获全胜而归。不久又拜授征南右副将军，攻取云南。元将梁王派达里麻率兵在曲靖（今云南曲靖）抵抗，两军隔白石江相望。沐英便让军队装出要渡江的样子，暗地里却派奇兵从下游过江，到达敌人阵地后面，做出前后夹击敌人的阵势。敌军非常惊慌。沐英趁势挥军渡江，大败敌军，生擒达里麻，长驱直人云南。梁王逃亡而死。次年，太祖诏令留沐英镇守云南。

洪武十七年（1384），沐英降服曲靖酋长的叛乱，平定广南（今云南广南）各处的少数民族。二十年，平定浪穹部，奉诏从永宁（今四川叙永）至大理（今云南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座城池，以做军队屯田用。二十二年，思伦发率领三十万部众侵犯定边（今云南南河彝族自治区），沐英选骑兵飞马救援，兵分三路，将士奋勇而战，大败敌军。

沐英沉稳刚毅，喜好贤才，不随便杀人。镇守云南时，注意选拔官吏，督促农桑，开垦田地，疏通河流，使滇中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太祖曾对他说：“使我高枕而无南顾之忧的，就是你沐英啊!”他为朝廷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李善长为什么能够居开国第一功臣的地位李善长（1314～1390），字百室，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很有智谋，预料事情大多都能料中。元顺帝至正十四年（1354），投于太祖军下。闲暇时，太祖曾问他：“何时才能平定天下?”他则让太祖效法汉高祖刘邦，一席话给雄心勃勃的太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之后，他悉心辅佐，很快就成了太祖的得力臂膀。太祖也不断委以重任，把他当作心腹。随着太祖的威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投到太祖军中。李善长则细心考查他们的才干，荐举优秀人才。并经常反映将士们的意见，使军中人人心情舒畅。李善长的到来，为太祖军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也使太祖的主将地位日益巩固。郭子兴曾盛情邀请李善长到自己军下，被李善长谢绝。太祖因此更加器重他。

李善长的全力辅佐使得太祖可以全力攻占，并无后顾之忧。太祖起兵驻军和州（今安徽和县）时，亲自带兵出袭鸡笼山寨，只留下少量兵力给李善长让他留守和州。元军知道这一情况后便来偷袭。未料想李善长早有估计，提前设下伏兵。敌军一到，伏兵四起，使元军落荒而逃。太祖听到捷报格外高兴，表扬李善长说：“怎么能说你仅仅是策谋划计的文人呢，你今天的胜利真叫执戈的武将也不得不佩服啊!”

此后太祖率军连续征战在外，命李善长始终留守应天府（今南京）。李善长很快便使那里将吏和睦，百姓安居，生产发展，百业俱兴，充足的军需源源送往前方，为太祖开国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太祖称帝后，对李善长绝对信任。太祖洪武元年（1368）五月，太祖去汴梁（今河南开封）视察，留李善长在京居守，三个月间大小事务都由李善长按定规、时势自行处置。以后，太祖更把除军事外的一切朝廷事务统归李善长掌管，如建置地方各级职官、制订官民丧服仪礼、功臣爵赏、民间诉讼等。事无巨细，李善长也都不厌其烦地认真处理，安排有致。

洪武三年（1370）太祖大封功臣，认为李善长虽然没有攻城夺地的汗马功劳，但在连年征战中，精治后方，给足军食，功劳不可磨灭，晋封他为韩国公。在当时同封的功臣中，李善长位列第一，太祖把他和萧何并论，褒赞备至。

汪广洋为什么能够居于丞相之位汪广洋（?～1379），字朝宗，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太祖渡长江的时候，召他任元帅府令史，江南行省提控。攻下赣州（今江西赣县）后，又授任他为江西参政一职。

太祖洪武元年（1368），山东平定后，由于汪广洋清廉明察，处事稳重，太祖便命他为主管行省。三年，李善长生病，中书省缺少官员，于是太祖便召汪广洋任左丞。当时的右丞杨宪处事非常专断，汪广洋处处依从他，但还是被他妒忌。杨宪一次次地弹劾，终于致使汪广洋被放逐到海南，直到杨宪被诛杀才被召回朝廷。

后来，李善长因病离职回乡。于是太祖便命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但由于汪广洋在任职期间并没有好的建议，因此后来被降职，迁任广东行省参政。不过，太祖心中仍然觉得汪广洋好，于是不久又把他召回来任左御史大夫。洪武十年，又升为右丞相，与胡惟庸同任丞相。

只可惜，他为求保住官位，只知道随波逐流。十二年（1379），中丞涂节说胡惟庸毒死了刘基。太祖问汪广洋，汪广洋却不以实情相告，妄图包庇胡惟庸。太祖震怒，把他贬到海南，中途又下令诛杀他。

太祖初年设立中书省，设左右丞相管理主持朝廷事务。当时大都任用有功勋的大臣兼管中书省事务。但这些大臣又会经常接受命令率兵征讨，不能专门管理中书省事务。因此，太祖初年真正名副其实的丞相只有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汪广洋虽忠谨厚道，能保住自己，但却不知揭发奸邪，实在有愧于丞相这一职务。

第三十一章

为什么刘基被视为诸葛亮式的人物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博通经史，尤其精通星象、谶纬之学。西蜀时赵天泽评说江左人物，把刘基列为第一位，说他是诸葛孔明之类的人物。

太祖攻下金华（今浙江金华）后，听闻刘基的名声，便礼聘他出山。刘基向太祖陈述了关于时务的十八条策略。太祖非常高兴，建礼贤馆让他居住，恩宠备至。太祖又询问他征伐攻取的计谋，刘基说：“张士诚只是个武夫，胸无大志，不足为虑；陈友谅劫持君主，占据上游，没有一天不想要杀掉我们，应当先除掉他。陈氏灭亡了，张士诚就会势单力薄，一下就可平定，然后我们再北进中原，就可成就王业了。”太祖依计而行，后来王业的发展，果真大致就如刘基最初所谋划的那样。太祖就曾经对刘基说：“先生是我创立江山的第一等功臣。”

刘基又精通天象，经常借助天象向太祖进言。出现大旱时，他就请求太祖审决以前积压拖延的案件。太祖命他负责纠正冤假错案，没过多久，便大雨如注；他还经常通过分析太祖的梦境向太祖进言颁布一些与民有利的政策。在他告老还乡之后，太祖都还曾亲笔致信向他询问天象，他都逐条地做了回答，主要内容就是说霜雪之后，必有阳春，如今国家的威严已经树立，政策应该稍微宽大一些，与民休养生息了。

刘基辅佐太祖平定天下，料事如神，常有许多出其不意的战术，每遇战事往往以奇计制胜。安丰动乱时，太祖欲亲征，刘基劝他：“汉、吴在找寻进攻的机会，不可前往。”太祖不听，结果陈友谅趁机包围了洪都。太祖后悔说：“不听你的话，差点误了大事。”于是又率部解救洪都，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大战。太祖坐在船内督战，刘基站在旁边，忽然大呼：“赶紧换船!”太祖仓促地刚上了另一条船，还没坐定，刚才所乘的船只就被飞弹炸得粉碎。陈友谅见了大喜，但是一会儿又见到太祖的船，大惊失色，在湖中相持三日，刘基劝太祖把住湖口，结果陈友谅大败而死。刘基的运筹帷幄、神机妙算没有人能够揣测，因而世上流传的都很神奇，都说他是个诸葛孔明式的人物。

宋濂在明初有什么事迹见于记载宋濂（1310～1381），字景濂，自幼就机敏过人。

太祖攻占婺州（今浙江金华）后，开设学校，请宋濂前去讲授《五经》。第二年被征召到应天府（今南京），负责给太子讲授经学。对于太子的一言一行，他都用礼仪法度来约束。

太祖洪武二年（1369），太祖下诏修纂《元史》，宋濂任总裁官。当时，太祖比较重视文治，从四方征召儒学士子后，从中挑选出众的提拔为编修进文华堂修习课业，并命宋濂做他们的老师。

太祖经常向宋濂询问有关吉凶征兆的事情，宋濂回答说：“受命不在于天，而在于人。吉凶不在于征兆，而在于仁。”主张以“仁治天下”。太祖的侄子朱文正犯了罪，依律当死。宋濂为他求情说：“朱文正固然当死，但希望陛下您能亲爱亲戚，把他安置到偏远的地方就好了。”

洪武六年（1373），迁任侍讲学士，掌管皇帝的诏令，参与修纂国史，并兼任赞善大夫。又奉命与詹同等人修定日历，与吴伯宗等人编纂宝训。后来确定散官的资格和品级时，太祖想封他为中顺大夫，委以政事。他推辞说：“我并没有其他的特长，只要待在皇上身边就够了。”太祖更加器重他。

宋濂性情诚实。有一次与客人饮酒，太祖派人秘密去侦察。第二天询问昨天饮酒没有，座中客人是谁等，他都一一据实回答。太祖很高兴地说：“的确是这样，你不欺骗我。”他为人又非常严谨，做官那么久，从没攻击过别人，居住的房室题为“温树”。太祖私下里曾让他评价群臣，他只举出好的说，并说：“好的与我友好，我了解；平时不太接触的就不了解了。”茹太素的奏疏在言词间有过激之处，太祖非常愤怒，向群臣该如何处置，有人便说这是不恭敬的行为。询问宋濂的时候，宋濂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要广开言路，怎么能重责他呢?”后来，太祖又看茹太素的奏疏时，发现内中确有一些可行之处，便责备群臣，称赞宋濂。

宋濂一生都未曾离开书卷，对于所学无所不通。他的文章醇厚情深，气势绵长，朝中有关重大典礼的文告都由他撰写。他不止一次地被推为开国文臣第一，登门求文的士大夫接踵而至，外国使臣也都知道他的名字，高丽、日本等国甚至出高价购买他的文集。虽然他的功业比不上刘基，但许多礼乐制度都是他制定的。

太祖一直非常信任宋濂，甚至调和甘露汤，亲手舀来让他喝，并诏令太子赐给他好马等。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宋濂的孙子宋慎因被定为胡惟庸奸党，宋濂受到牵连，太祖要判他死罪，经皇后和太子极力相救，才免了死罪，被安置到茂州（今四川茂县）。第二年宋濂就去世。

胡惟庸贵为丞相因何被处死胡惟庸成为丞相后，位居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增大，他日益骄横跋扈，常常擅自决定官员的生杀升降，往往提前阅览内外诸司呈给皇上的奏章，一发现对自己不利的奏章，就隐匿不上报。随着他权势日盛，周围喜好钻营、热衷权势的许多不法官员便争先恐后前去结交，因此胡惟庸的权势日益炙手可热。而同时，胡惟庸还千方百计地拉拢因犯法受朱元璋谴责的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让他们在外收集军马，以图谋反。此外，他还勾结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等，这一切都引起太祖的极大注意，让他感受到了来自相权的威胁。

后来，胡惟庸的儿子在闹市中骑马，结果从马上掉下来摔死，胡惟庸得知后把车夫杀死了。太祖大怒，让他偿命，并不准用金帛财物等来替换。胡惟庸非常恐惧。于是便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起事，暗中通知四方暗交的武臣等。洪武十二年（1379），占城前来朝贡，胡惟庸不向皇帝报告，有太监看到后奏明了太祖，太祖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向太祖顿首谢罪，但事归咎于礼部，礼部又将责任推给中书省，太祖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中丞涂节向太祖禀告说刘基是被胡惟庸毒死的，太祖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问汪广洋，回答说没有，太祖非常生气，认为他故意隐瞒事实，把他贬到海南。后又追怒他当年在中书省不揭发杨宪的罪行，中途又传命赐死。汪广洋被杀后，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陈氏是因罪被没收官籍的官员陈知县的女儿，而按照当时的制度因罪被没籍的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不可以做文臣的妾。太祖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的堂属全部获罪。

洪武十三年（1380），涂节和中疏省吏商暠上疏告胡惟庸谋反。祖便以“枉法诬贤”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

叶琛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叶琛，字景渊，丽水（今浙江丽水）人，知识广博，非常有文采。元末的时候，曾跟随元朝将军石抹宜孙镇守处州（今浙江丽水），为他出谋划策、捉拿山寇，后来被授予行省元帅。

太祖攻下处州后，叶琛逃到了建宁（今福建建宁）。后来经人举荐，被征召到应天府（今南京），授予营田司佥事之职。不久，迁任洪都（今江西南昌）知府，辅佐邓愈镇守。后来在祝宗、康泰的叛乱之中，叶琛被抓。被抓后，叶琛对祝宗、康泰骂不绝口，始终不屈服，被杀害。洪武元年（1368），追封为南阳郡侯。

章溢的生平情况如何章溢（1314～1369），字三益，龙泉（今浙江龙泉）人，喜爱圣贤之学，孝顺父母，和兄弟们也非常友爱。

有一年，反叛者来侵犯龙泉，抓走了章溢的侄子。章溢挺身而出说：“我哥哥只有一个儿子，用我来代替他吧。”这些人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便想让章溢屈服，以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把章溢捆在柱子上，可他始终不屈服。到了晚上，他骗过看守的人逃回乡里。于是召集乡民组成义军，打败反叛者。后来，元军到了，准备杀尽所有跟随反叛者的人。章溢就为他们求情说：“乡民跟随反叛者也是出于无奈，再说，杀了也无济于事。”元军将领石抹宜孙想想也对，便下令制止军队滥杀无辜，并留章溢做了幕僚。章溢跟随他平定了庆元（今浙江庆元）、浦城（今福建浦城）等地的反叛者，论功也曾多次授予官职，但都被他拒绝，说：“我所率领的都是家乡的子弟，一心为家乡，都为剿灭反叛者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只是我一个人取得功名，于理不公，于心不忍。”并把义兵托付给儿子，自己退隐匡山（今浙江龙泉南）。

后来，太祖礼聘他到应天府（今南京）。当太祖问到何时才能平定天下时，章溢说：“天道没有固定的对象，只有有德有才而不乱杀人的人才能一统天下。”朱元璋认为说得非常好，并授予佥营田司事之职。后来，章溢到江东、两淮的农田去巡视，按照户籍制定了税额，当地百姓觉得非常合理。又迁任湖广按察佥事。他看到荆襄（今湖北一带）地区还有好多废弃的土地，便提出分兵屯田的建议。太祖听从了。

后来，处州（今浙江丽水）发生骚乱，章溢被任命为浙东按察副使前去镇压，骚乱很快就平息了。浦城的守军缺粮，章溢就将存入官府的粮食匀出来供给他们。朱亮祖攻取温州（今浙江温州）后，军中有很多劫掠来的女子，章溢都按原籍将她们遣送回家。太祖曾告谕群臣说：“章溢虽然是个儒学之士，但他们父子效力一方，共同平定了叛乱，功劳不在诸将之下。”

洪武三年（1370），与刘基一起被授予御史中丞兼赞善大夫。当时的朝臣在指责别人的过错时大多严厉苛刻，而章溢却能始终坚持大义，秉公办事。后来在安葬母亲时，因悲伤过度，染病去世。太祖非常悲痛，亲自撰写祭文，并亲临他家祭奠。

冯胜有什么战功而成为开国功臣冯胜（?～1395），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据说他出生时黑气满屋，许多天都没散去，长大后，英勇有谋略。

太祖与陈友谅在龙湾大战时，冯胜攻破陈友谅的主力阵营，敌军大败，逃到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南）。冯胜又打败他们，并趁势收复了太平（今安徽当涂）。又跟从太祖攻下安庆（今安徽安庆）水寨，长驱直入到江州（今江西九江），赶走了陈友谅。后来在鄱阳湖之战中，又跟从太祖打下了武昌，攻克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江西等地。与徐达联合攻克了高邮（今江苏高邮）、淮安（今江苏淮安）、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地。后跟随徐达北征，攻下了山东各州县，战功仅次于常遇春。

太祖洪武元年（1368），冯胜带兵沿黄河而上，攻下汴梁（今河南开封）、洛阳（今河南洛阳）、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今陕西潼关）等地，被授予征虏右副将军，留守汴梁。不久，又进攻山西，攻取怀庆（今河南沁阳），翻过太行山，攻克碗子城（今山西晋城南碗城村）等地，活捉元朝右丞贾成。又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绛州（今山西新绛），活捉元朝左丞田保保等，俘虏敌军将士五百多人。二年，冯胜率军平定陕西。三年，出兵西安，打败元朝大将扩廓帖木儿，俘获几万人马。又攻占略阳（今陕西略阳），活捉元朝平章蔡琳。论功封为宋国公，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当时，元将扩廓帖木儿在边疆多次骚扰。太祖任命冯胜为征西大将军，率领副将军陈德、傅友德等西征，打败元军，夺取了甘肃。在这次征战中，大将军徐达出师不利，而左副将军李文忠敌我伤亡相当，只有冯胜大获全胜，军队完整而归。

洪武二十一年（1388），奉命征讨曲靖（今云南曲靖）。二十五年皇太孙确立，加封冯胜为太子太师。在当时所排列功臣中威望最高的八个人之中，冯胜位列第三。太祖认为他功劳很大，所以为开国功臣之一。

傅友德是功臣为什么却被皇帝赐死傅友德（?～1394），宿州相城（今安徽淮北）人。他先是参加了刘福通的农民军，后来跟随明太祖。

在鄱阳湖之战中，傅友德驾着轻舟勇挫陈友谅的前锋，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战斗，与诸将在泾江口击杀了陈友谅。元顺帝至正二十四年（1364），跟从太祖攻打武昌，率领几百勇士一鼓作气夺取了高冠山（即蛇山，今属江西），脸颊中箭也不后退。武昌攻克后，接着又跟从徐达攻克庐州（今安徽合肥）。二十五年，攻打安陆（今湖北安陆），身上九处受伤仍坚持作战，活捉了守将任亮。第二年，转战淮东，打败张士诚援兵，缴获战船千艘。镇守徐州时，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仍能屡败元军，于是升任江淮行省参知政事。太祖洪武元年（1368），跟从徐达攻太原，率领少数骑兵趁夜击退元军一万骑兵，又与诸将一起打败元将扩廓帖木儿。四年，任征虏前将军，率十万步兵、骑兵由陕入川，与汤和配合平定四川，太祖称赞“功为第一”。五年，跟从冯胜屡屡打败北元军，平定甘肃。十四年，任征南将军，率步兵、骑兵三十万出征云南，出奇制胜，消灭了元朝梁王的势力。此后，在多次征讨漠北的行动中，屡建战功。十七年，封颍国公。二十年，以副将军的身份跟从冯胜征讨纳哈出。二十三年，随从晋王朱棢、燕王朱棣远征沙漠，擒其太尉乃儿不花等。后又多次跟从燕王北征，或练兵备边。加封太子太师。

傅友德虽沉默寡言，但有勇有谋。他身经百战，每次战役必定身先士卒，因此所到之处都能立功，太祖也多次下令奖励慰劳。洪武二十五年，傅友德请求把怀远的千亩地赐给自己，惹恼了太祖。太祖不高兴地说：“给你的俸禄赏赐已经不少了，为什么还要侵害百姓利益呢?你没听说过公仪休的事情吗?”（鲁国人，很喜欢吃鱼，当了鲁国的相国后，全国各地很多人送鱼给他，他都婉言谢绝。他的学生问他为什么不接受，他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下别人送的鱼。如果我经常收受别人送的鱼，就会背上徇私受贿之罪，说不定哪一天会免去我相国的职务，到那时，我这个喜欢吃鱼的人就不能常常吃鱼了。现在我廉洁奉公，不接受别人的贿赂，鲁君就不会随随便便地免掉我相国的职务，只要不免掉我的职务，就常常有鱼吃了。”）第二年，便将他赐死了，廖永忠有大功为什么被处死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胡、蓝党狱”。实际上除了这两次集中的杀戮之外，他还采用比较隐蔽、比较温和的手段，除掉了不少曾建立过赫赫战功的忠臣，廖永忠（1323～1375）就是其中的一个。

廖永忠是楚国公廖永安的弟弟，随哥哥见太祖时，太祖问他志向，他就表示要“扫除寇乱，垂名竹帛”，得到朱元璋的嘉许。其后多次被委以重任，立下汗马功劳。他有军事才能，善于指挥。在进攻江州（今江西九江）的战斗中，巧妙地设计出“天桥”，利用江州临江的地理特点，按照城墙的高度，在船尾造桥，靠风力推动使船逆行将桥靠上城墙，士卒缘桥而上，很快攻下了守备森严的江州城。在鄱阳湖之战中，使用火攻，大败敌军。他“乘风纵火，焚敌楼船数百。又以六舟深入搏战，复旋绕而出，敌惊为神。”因此，朱元璋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赐给他。他还先后平定两广和蜀地，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平蜀后，朱元璋撰《平蜀文》表彰战功，其中有“傅一廖二”之语，即认为他的功劳仅次于傅友德，给予极高评价。

除了这些战功之外，廖永忠还为朱元璋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趁迎接小明王韩林儿到应天（今南京）之机，在船行到瓜州渡口时凿沉韩林儿的坐船而淹死他，为朱元璋解除了后顾之忧。

那么，这样一个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屡建奇功的忠臣，为什么被朱元璋处死了呢?

关于廖永忠被处死的直接原因，按照《明史》中的记载，是因为违制。“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朱元璋十分痛恨官吏违法，即使功臣如傅友德、周德兴等人因恃功乱法也是不能容忍的。但像所谓的“僭用龙凤”之类的事情类似于莫须有，完全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廖永忠之所以被处死的真正原因，历来众说纷纭。但较为世人接受的说法是朱元璋为消除隐患，以免将来强臣压主。有一则宫廷秘闻，也许可以解释像廖永忠这样的功臣之所以被杀的深刻原因：有一天皇太子劝说朱元璋不要杀人太多，朱元璋便把一根长满了刺的棍子丢在地上，让他去捡。皇太子一把抓住棍子，被刺扎破手掌疼痛难忍。朱元璋说：我是在事先为你拔除棍上的毒刺，难道你不明白我的苦心吗?由此看来，廖永忠因“僭用龙凤”而被处死，只是借口而已。

胡美为什么能列入功臣行列胡美（?～1384），沔阳（今湖北沔阳）人。他本名廷瑞，为避朱元璋讳，便改名美。他骁勇善战，足智多谋。最初，他在陈友谅手下做官，是江西行省丞相，守卫龙兴城（今属江西）。朱元璋早就听说胡美是不可多得的良将，所以在攻下江州城（今江西九江）后，便派使者招降。胡美尽管再三权衡，最后还是派郑仁杰前去表示愿降，但提出不能遣散其原来所统帅的部队。朱元璋心里不同意，这时，谋臣刘基悄悄地踢了踢朱元璋的坐椅，暗示要答应。朱元璋心领神会，便答应了，胡美投降后，仍为原来的官职。

既然打定主意归附朱元璋，胡美做事就处处为朱元璋考虑，极尽忠心。例如他要投降时，同僚康泰、祝宗并不愿意，胡美便将这个情况暗地告诉朱元璋。朱元璋就命令他跟随徐达一起率兵征武昌，康泰、祝宗留下趁机叛乱，攻陷洪都。徐达回兵，结果祝宗战败而死，康泰被抓回建康。因康泰是胡美的外甥，朱元璋便赦免了他。其后，胡美又与徐达等人攻取淮东，进伐张士诚，攻下湖州（今浙江吴兴）。班师回来后，他被加封为荣禄大夫。

这年冬天，朱元璋又命胡美为征南将军，率军由江西攻取福建。胡美曾经攻打过福建，对其地理比较熟悉，所以，开始的进兵非常顺利，邵武（今福建邵武）、建阳（今福建建阳）守将先后投降。但在进攻建宁（今福建建宁）时，敌将陈子琦等试图以坚守不出的策略来拖垮胡美的军队。胡美屡次挑战，敌将都不应战。胡美于是命令军队加紧攻打，逼使陈子琦等不得不投降。胡美入城后，对百姓秋毫无犯。这一仗大获全胜，俘获敌军九千七百余人，缴获粮草车马无数。胡美把陈子琦等押送回京，又会同汤和等，逐步平定了福建。战后胡美留守福建。不久，朱元璋又把他召回，跟自己一起巡游汴梁（今河南开封）。

朱元璋即位后，封胡美为中书平章、同知詹事院事。洪武三年（1370）冬天，朱元璋论功封赏，以“窦融归汉”来称誉胡美的功劳，封为豫章侯，食禄一千五百石。十三年，被改封为临川侯。

建立了如此大的功绩，若论当日功臣位次，尽管胡美的功劳比不上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周德兴等，但他原本是陈友谅部下，属于“持兵两雄间，可观望而不观望来归者”的情况，且曾为大将，率兵攻城略地，对明朝能最终取得江山，有着独特的贡献，所以应当归入功臣之列。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功臣，其最终的结局却是非常不幸的。洪武十七年，胡美犯法当死；二十三年，李善长“谋反”事败，朱元璋亲写诏书逐条列举奸党，称胡美依仗长女是贵妃，就偷偷带着女婿进入宫乱禁，后被发觉，女婿受刑而死，他也被赐自尽。

康茂才立过什么奇功康茂才（1313～1369），字寿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元末时归降明太祖，授予秦淮翼水军元帅之职。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以后，想与张士诚一起攻打应天府（今南京）。太祖知道康茂才以前曾在陈友谅军中服过役，与陈友谅有旧交情，于是就让康茂才派仆人拿着康茂才的书信去欺骗陈友谅，说自己愿意做他的内应，并且会把从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叉江上的木桥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收到书信后非常高兴，决定与康茂才在木桥会合。仆人回来后把陈友谅的决定告诉了康茂才。太祖知道后，立即派人将木桥改成了石桥。陈友谅到了木桥，发现已经成了石桥，非常惊讶，连叫几声“老康”都没人答应，心下一慌，暗叫一声“不好!”连忙率兵后退，但为时已晚。刚退到龙湾（今南京西北部），伏兵四起，康茂才率领部下奋勇攻击，大破陈友谅军。陈友谅率领着残兵仓皇逃走。

第二年，太祖亲自征讨陈友谅，康茂才跟随，相继攻下安庆（今安徽安庆）、江州（今江西九江）、蕲州（今湖北蕲春）、汉阳（今湖北汉阳）、瑞昌（今江西瑞昌）等地，打败了陈友谅的八个指挥。后来，在彭蠡（今江西鄱阳湖）之战中，陈友谅战败而死。

后来与张士诚军大战于尹山桥（今苏州东南），康茂才手持大戟督战，英勇威猛，率领将士们打得敌军大败。

太祖洪武元年（1368），谋取平定中原，相继夺取汴（今河南开封）、洛（今河南洛阳），留守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又招降绛（今山西新绛）、解（今山西运城西北）各州。他善于安抚百姓，所到之处尽量不惊扰当地乡民，因此百姓都很感激他的功德，有的还为他立碑颂扬。

洪武三年，征讨定西（今甘肃定西），回军途中去世。

耿炳文是老将为什么晚年不保其英名耿炳文（1334～1403），濠州（今安徽凤阳）人，跟随太祖创业多年，立下了赫赫战功。到洪武末年时，曾跟随太祖一起创业的绝大多数功臣中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两人还在世，因此，耿炳文很受朝廷倚重。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起兵。惠帝任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攻打。当时耿炳文的兵力号称三十万，但真正参战的却只有十三万。后来耿炳文的部将张保投降了燕王，把耿炳文军的实际情况都详细地告诉了燕王。燕王便放张保返回，让他四处宣扬燕军的气势，并称燕军即将要攻打过来。耿炳文信以为真，便率军准备迁移，谁知途中便遭到燕军的埋伏，耿炳文不得不率残留军队又逃回城池，坚守不出。燕王知道耿炳文是老将，一时无法攻下，因此围了三天就解围回去了。

未曾想，惠帝一听说耿炳文失败的消息，便听从了黄子澄的推荐派李景隆取代耿炳文担任大将军。耿炳文返回后，李景隆便代他出兵，结果，由于李景隆其实不懂策略战术，最终全军覆没。于是燕王称帝。

燕王称帝的第二年（1404），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弹劾耿炳文，说他的衣服和器皿中有龙凤的图饰，玉带也是红色皮带，属大逆不道行为。耿炳文知道自己被弹劾后，心里非常恐惧，就自杀谢罪了。

耿炳文自从追随太祖，便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深为朝廷所倚重，只可惜到老时有了二心，最终以自杀了结一生，未能保住自己前半生的英名。

郭英建立了哪些功勋郭英（1335～1406）是郭兴的弟弟。十八岁就跟随太祖创业，备受太祖信任。在跟随太祖征讨陈友谅等战斗中，他都参战有功。

以后郭英又攻打岳州（今湖南岳阳），击败了敌援军，返军途中攻克了庐州（今安徽合肥）、襄阳（今湖北襄樊），授予晓骑卫千户一职。攻克淮安（今江苏淮安）、濠州（今安徽凤阳及其周围）、安丰（今安徽寿县附近）后，郭英升为指挥佥事；又跟从徐达平定中原，跟从常遇春攻打太原，打下了兴州（今山西兴县）、大同（今山西大同），夺取了西安、凤翔（今陕西凤翔），巩昌（今甘肃陇西）、庆阳（今甘肃庆阳），攻克了定西（今甘肃定西县）等，升为河南指挥使。

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郭英跟随傅友德征伐云南，与陈桓、胡海分道进军攻打赤水河路。当时接连几天都在下雨，河水暴涨，于是郭英就命人砍木造船，趁黑夜悄悄渡河到达敌营，敌兵防不胜防，吓得四处逃散，因此得以平定各山寨。十六年，跟从傅友德平定了蒙化（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邓川（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夺取北胜（今云南永胜）、丽江（今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前后斩首一万三千多人，收缴精良盔甲数万，战船一千多艘。十七年，评论平定云南的功劳时，被封为武定侯，授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洪武十八年（1385），加封靖海将军，镇守辽东。二十二年，跟从冯胜攻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使得纳哈出投降，晋升为征虏右副将军。

洪武三十年（1397），辅佐耿炳文到陕西守备边境，平定了敌寇高福兴。

华云龙有什么英名传世华云龙（1332～1374），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太祖起兵时归顺，跟随太祖征战各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龙江之战时，他埋伏在石灰山。双方交战激烈，死伤无数，人马疲惫时，华云龙跳上战马，大呼一声，直捣敌人军阵核心，他所率领的将士备受鼓舞，于是大败陈友谅军，乘胜收复了太平（今安徽当涂）。

又跟从太祖攻下了九江（今江西九江）、南昌（今江西南昌）、瑞州（今江西高安）、临江（今江西清江）、吉安（今江西吉安）等地。跟从徐达攻取高邮（今江苏高邮），攻克淮安（今江苏淮安）。跟从大军北伐，进军攻下了山东郡县，与徐达在通州（今北京通州）会师后，又进军攻克了元都，升为大都督府佥事，总管六卫所士兵留守兼北平行省参知政事。一年之后，又攻下了云州（今属河北），晋升为都督同知，并兼任燕王朱棣的左相。

后来，他到云州巡视，在牙头（今属河北）袭击了元将僧家奴的军营，俘虏了僧家奴及他的所有部众；又到上都（今河北开平）大石崖攻克了刘学士的各个寨子，剩下的元朝残兵都逃到了漠北，不再敢侵犯内地，从此华云龙威名大震。

朱亮祖是功臣为什么却被鞭笞而死朱亮祖（?～1380），六安（今安徽六安）人。他曾跟从太祖夺下了南昌、九江、武昌等地，又同胡深会师，攻取了桐庐（今浙江桐庐），围攻了余杭（今浙江临安东北）；辅佐李文忠镇守杭州，后又率军讨伐方国瑛和方明善。方国瑛和方明善所到之处，朱亮祖都一一攻下，最终他们两人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到朱亮祖军营前去投降。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亮祖又辅佐廖永忠攻取了广东，接着又攻取了广西，攻克了梧州（今广西梧州），平定了浔（今广西桂平）、贵（今广西贵县）诸郡；又与杨璟会师攻克了靖江（今江苏靖江）；同廖永忠攻克了南宁（今广西南宁）、象州（今广西象州），为太祖立下了赫赫战功。

朱亮祖的确为朝廷的稳固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朱亮祖是武将出身，虽然善于作战，勇猛强悍，却只知拼死作战，不知遵守礼法，经常做一些违犯法纪的事情。洪武四年，在率军伐蜀时，他就曾因擅自杀掉下属而没有受到赏赐。他在镇守广州期间，不仅放纵军士胡作非为，自己也横行霸道，甚至与地方恶霸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搞得天怒人怨。

番禹（今广州）的知县道同将他所做的违法乱纪之事奏明给太祖，但是，朱亮祖得知后，却抢先一步诬陷道同，说他不仅目无尊长，而且还与前朝遗民相互勾结。太祖看道同与前朝遗民勾结，当即就批示立即将道同斩首，派使者去广东执行。朱亮祖马上派人买通了使者，让他乘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迅速赶到广州，将道同斩首，使得道同含冤致死。过了几天，道同的奏章也送到了太祖面前。太祖才知道自己受了朱亮祖的蒙蔽，对朱亮祖贪污受贿、勾结土豪、扶植无赖、为害百姓的恶行有了清楚的了解。于是，他立刻派人前去追回诛杀道同的那道指令，并调道同入京。然而使者回来报告说道同已死。太祖知道一定是朱亮祖从中捣了鬼，因为照常理推算，那道命令是应当能够追回的。此时，太祖对朱亮祖的怒火已经不可遏抑，便派人到广东捉拿朱亮祖和他的儿子朱暹（xiān）进京，将朱亮祖、朱暹一起鞭笞而死。

周德兴与太祖是同乡为什么却被处死周德兴（?～1392），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与太祖同乡，从小就与太祖合得来，后跟从太祖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太祖洪武三年（1370），封为江夏侯，赐予铁券。同年，以征南将军的身份率军平定苗族叛乱，第二年又征伐蜀，攻克保宁（今四川阆中），又辅佐邓愈出兵南宁（今广西南宁），功绩超出诸将，所受赏赐也远远多于众将。

洪武十四年，五溪少数民族叛乱，当时周德兴虽然已经年老，但竭力请求出征，太祖认为他非常豪壮，便派遣他出征。到五溪后，叛乱的少数民族已经逃散了，又恰逢四川一带有叛乱，太祖又命他讨伐平定。

周德兴自小跟从太祖，不辞辛苦，立下了赫赫战功，威名远播，太祖很器重他。因此即便他凭借自己是皇帝的同乡，营造屋宅时逾越了制度，太祖也都宽恕了他，在当时的诸位功臣中，他年岁最高，因此赏赐一直不断。只可惜，在洪武二十五年，因他的儿子周骥扰乱宫廷，受其子连累，一并获罪，被诛杀。

蓝玉的生平情况如何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为明朝进一步统一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明太祖称他“饶勇略，有大将才。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多立功”。

蓝玉（?～1393），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最初，他在常遇春帐下，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常遇春多次在朱元璋面前夸奖他，从而得到朱元璋的器重。从洪武四年（1371）起，他先后随傅友德、徐达等南征北讨。十二年回师后，他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十四年，随傅友德征伐云南，建功最多，食禄增加五百石，女儿被册封为蜀王妃。

洪武二十年，蓝玉被封为征虏左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一起率兵出击元将纳哈出。进驻通州后，蓝玉率轻骑冒雪奇袭庆州，取得胜利。不久纳哈出请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斟酒酬谢，蓝玉不喝，并脱下自己的衣服让纳哈出穿，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穿，并将酒浇在地上，想要逃走。在场的常茂急忙上前阻拦，将纳哈出砍伤，拥至冯胜处。纳哈出部众四处惊散，冯胜花了很大气力才将其大部收服。回军路上，明军遭到藏匿起来的纳哈出余众的伏击，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的总兵印被收回，而蓝玉被拜为大将军。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率兵十五万征讨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进至百眼井，侦察不到元军行迹，便想引兵退还。可定远侯王弼不同意，蓝玉也就命令军队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穴地而炊，不让敌人看见烟火。到达海南，仍未见到敌人。后来侦知元主营地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袭击，俘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获得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取得巨大胜利。在回师途中又破哈刺章军营，再获胜利。朱元璋兴奋异常，比蓝玉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此后，蓝玉又奉命到西部地区进行过军事活动。

蓝玉自恃功高，日益骄横跋扈，蓄养大量庄奴、义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并仗势侵占东昌民田。当御史查问时，他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在打败元主后，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接纳，竟纵兵毁关而入。起初，朱元璋本想封他为梁国公，就因为有这样一些过错而改封为凉国公。但蓝玉仍不思悔悟，在朱元璋面前举止不恭，语言傲慢，而且擅自决定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引起朱元璋强烈不满。

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告发蓝玉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于是将蓝玉诛杀，被朝廷认作是蓝玉同党而受株连斩杀的约有二万人，史称“蓝狱”。

第三十二章

戚继光抗倭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浪人”。他们勾结本国的流氓、奸商，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成群结伙到我国沿海，大肆掳掠，明朝人称之为“倭寇”。倭寇除了日本海盗外，还有不少从倭的中国人。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撤消市舶司（明初在浙江、福建设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后，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沿海豪门势家、海盗魁首组织船队。冒禁阑出，有的竟同倭寇互相勾结，走私发财。而中枢秉政之人，利于贩卖番货，收受贿赂，包庇纵容，如“海盗汪直，通倭为乱，（郑）晓议置重典，而严嵩颇宽假之”①。兼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②，这就更加助长了倭寇的侵略气焰。由于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海防整饬，倭寇还未酿成大患。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开始了统治危机，倭患也随之日趋严重。特别是明世宗嘉靖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朽。世宗崇信道教，妄求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宫廷生活奢侈腐腐化。首辅严嵩贪婪成性。“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③，文武将吏，多出其门下。以至沿海军事设施大都荒废，因而给倭寇大举侵扰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这时日本已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诸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便支持并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冒险。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焚烧庐舍，奸淫妇女，屠杀和掳掠大量人口，甚至对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④。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保家卫国，沿海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击倭寇的斗争。戚继光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锻炼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县）人。父景通，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官都指挥，是一位精通军事的将领。戚继光幼年时“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⑤。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死去，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担负起防御倭寇的重任。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了这位青年将领歼敌卫国的怒火，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十六岁的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统率三营二十五卫所⑥，督山东备倭事。当时山东的海防和其他沿海地区一样，工事残破，器械不全，兵员缺额，军伍不振。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他一面“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于是山东沿海的防务，日渐巩固，倭寇为之敛迹。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因御史雍焯的疏荐，戚继光调转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屯局事。明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对倭作战中，戚继光看到明朝军队腐败无能，临阵畏怯，一旦遇到敌人，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丧胆”⑦的现实，认为有必要训练新军，彻底消灭倭寇，“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⑧。当时他的同僚和部下都蹙额认为不可，他们认为：“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尽）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⑨然而戚继光练新兵灭倭患的雄心并未因同僚和部下将领的反对而动摇。他在多年来与倭寇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战法，如“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用寡击众，以正为奇；并力合势，先重后轻等，都体现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根据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积极进剿以求尽歼的作战方针。他针对僚属中存在的消极防守思想，明确指出：“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日练兵，夫必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⑩他还认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意思是说，倭患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将其完全赶跑，而在于能否把他们彻底歼灭。他不顾僚属们的劝阻，将其练兵剿倭计划上给总督胡宗宪和巡抚阮鹗，胡宗宪和阮鹗迫于形势，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才得招募了以勇敢著称的浙江金华、义乌地方的农民和矿工四千多人，进行训练，教以武艺，申明纪律；又根据江南地区山岭多、沼泽多、道路狭窄曲折，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技，创制了有名的“鸳鸯阵”法。这种阵法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人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十二人为一战斗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领导小队作战。其余的人依次是：二人并列，一持长牌，一持藤牌；二人持狼筅；四人持长枪；二人持短兵；末一人是炊事兵。在战斗开始时，敌人进至一百步以内，放火器；敌人进至六十步以内，弓弩手放箭；再进，鸳鸯阵接着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先是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等到敌人长枪快及身时，牌手即投标枪击敌，接着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保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即杀上救应。鸳鸯阵法不仅长短兵器互相为用，以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紧紧地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因此就有可能战胜个人武艺较精的倭寇。经过认真的训练，新军掌握了熟练的战术和阵法，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在此以后的御倭战斗中，戚继光就依靠这支新军，贯彻执行他确定的“大创尽歼”、“以次剿除”的作战方针。台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台州之战是戚继光在台州附近的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连挫倭寇的一系列作战，亦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倭船五十艘、两千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窜犯浙江沿海地区。一股倭寇首先进犯台州东南面的新河，在城外大肆劫掠，新河告急。戚继光以唐尧臣率军2千人救援新河，在新河城南重创倭军，歼敌约200人，保障了主力军的作战。另一路倭寇自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北）登陆后，向精进寺（在桃渚以北）进发，戚继光此时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他得知消息，立即亲率明军以急行军先敌到达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海县）城外，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饥乏。此时，得知来犯之倭已进抵离城仅有2里的花街，戚继光立即决定主动进击窜犯之敌，要求部队为保卫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亟须灭贼而后会食”。部队经过动员，个个“抵掌奋勇，莫不弃食以从”。明军在战鼓声中进抵花街，戚继光命令前锋以火器队轮番齐射，顷刻间击毙敌寇多人。倭寇气馁，把队伍分成左右两队，从两侧攻击戚家军。戚家军摆鸳鸯阵冲杀，正面、侧翼一齐出动，倭寇渐渐抵挡不住。狡猾的倭寇抛出大量金银财物，企图利诱戚家军。但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却置之不顾，继续奋勇冲杀，倭寇大败溃逃，大量淹死在水中。此战共击毙倭寇380人，俘敌酋2人，缴获武器650余件，夺回被掳男女5千余人。

花街之战不久，一支两千多人的倭寇，再犯台州府城，在城东北的大田，大肆掠夺。戚继光率领1500人，在中途的上风岭设伏，以逸待劳，等敌人半数通过狭谷时，戚军鸟铳突发，居高临下，奋勇冲杀，倭寇仓皇应战，全部就歼。战后，原自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众两千，联舻18艘，在长沙（今浙江温岭县东南）登岸，他们砍伐竹木，筑垒结巢，企图作长期的盘踞。戚继光当时驻军新河，他与僚属研究后，立即决定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突然进攻据守长沙之敌。行军中途遇雨，戚继光指挥士兵冒雨前进。明军分三路迫近倭巢，倭寇迎战不利，纷纷夺船遁逃，但船只早被明军焚毁，倭寇只得投海泅逃。因遇飓风，海浪滔天，泅海之倭全部淹死。畏缩于海滩的敌人，也被戚军歼灭。此次战斗戚军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戚家军连战皆捷，共斩获倭寇1400余名，敌人焚溺而死者4千多人，给侵台倭寇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等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浙东倭患基本平息。

台州之战所以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略指导上，戚继光坚持了“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的务在尽歼的作战方针。

其后，在福建的御倭战争中，戚继光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对分据各巢之敌，不是同时进剿，而是逐巢夺取，依次剿灭。如仙游之战即是一例。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福建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奉调援闽。在先后荡平横屿（在福建宁德东北）、牛田（在福建福清东南）、林墩（在福建莆田城南）三大倭巢歼倭近万人（包括胁从的明朝海盗流氓）后，戚继光率部回浙进行补充休整。于是倭酋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又收集残兵败卒，兴风作浪，并夺取了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领平海卫（在兴化东南）。兴化城的陷落，使“八闽俱震”，明廷再调戚继光和俞大猷迅速入闽驰援。戚继光接到命令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万余人，边行军边练兵，于三月开拔入闽。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谭纶，请其协调三军行动，制定战场纪律，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平海卫的战斗中，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刘显分兵三路协力作战，斩敌2200余人，缴获兵器3900余件，解放被掳男女3千余人。次日又擒斩逃匿之敌170余人，达到速战全歼的目的。明军一举收复了平海卫，进入兴化府。

战后，谭纶同戚继光共商加强福建水陆防务事宜，并将议定的《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上报朝廷。戚继光部署方毕，倭寇又聚合27000多人，大举入侵，福建形势复趋紧张。为迅速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给其“统一浙、福之责，重以节制调度之权”。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温二府，负责水陆军务。在这期间，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最重要贡献是解仙游（今福建今县）之围。

十一月初，倭寇万余向仙游进犯，从四面将仙游城包围起来。当时城内守军兵力单薄，戚军尚未到达，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于敌外围据险设垒，进行牵制，候援军到来，再行进剿。十二月初，戚继光的新军六千人回到福建，戚继光召集将领，商讨歼灭倭寇，解仙游之围的方略和部署。戚继光认为敌人兵力有一万多人，处于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之四垒，宜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垒，然后再攻取东、西二垒，在城北之铁山设置疑兵以牵制北垒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咫尺不见人。戚军各部按计划从营地出发，直逼倭垒。当时倭寇正在结队攻城，戚军将至城下，倭寇始发觉。戚军首先猛冲倭寇南垒，火烧倭营，当即斩杀四五百人。余倭向东垒溃逃，戚军转攻东西垒，以“虎搏鹰击”之势，迅速焚毁倭寇三垒，共杀死倭寇一千余人。余倭数千人向北垒奔逃，戚继光督军奋击，又大败之，敌人尸横遍野。仙游之围于是解除。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谭纶在评价这次作战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困；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对戚继光的军事艺术才能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当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继光又在同安王仓坪大败倭寇，斩首数百，余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人贼巢，擒斩略尽”。少数残倭胆战心惊，流窜广东觅舟归国，“白昼辄相愕曰：“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东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御倭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军事策略和战法，已成为留给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财富。

注释①《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

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明史》卷二一○《张羽中传》。

④采常吉《倭变事略》。

⑤《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七。《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记为：“总督三营二十四卫。”

⑦《纪效新书》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⑧⑨⑩《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狼筅又名龙篼，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地带的御倭利器，用大毛竹做成（也有用铁做的），长约一丈五六尺，节密枝尖，梢加利刃，须力大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国榷》。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谭襄敏公奏议》卷二《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五。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严嵩擅权严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委用最专，任用最久的内阁首辅。在位21年，贪而且奸，故《明史》列入《奸臣传》。

严嵩字惟中，分宜（今属江西省）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善于阿谀媚上，“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自翰林院一编修步步高升，直至内阁首辅，嘉靖七年（1528），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明世宗朱厚熄之命，至湖广安陆祭告世宗生父②之陵。事毕，竞佞词连篇，献媚于帝曰：“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而霁。又石产枣阳，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世宗大悦，命迁升礼部左侍郎，之后，世宗将其生父人位于明堂祭祀，“以配上帝”，并拟称“宗”入太庙。初，“严嵩与群臣议沮之”，世宗不悦，严嵩惶恐不已，“尽改前说，条划礼仪甚备。礼成”，世宗赐金帛，“自是，益务为佞悦”③。

其时夏言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夏言同乡，然嵩先中举而官阶低于夏言。开始时，严嵩谨慎恭敬以事夏言，曾置酒邀言，亲至其第，夏言推辞不见，严嵩便竭尽阿臾奉承之能势，奴颜卑膝。夏言以为他是真诚相待，不以为疑。其实，严嵩欲夺其位而代之，惟恐夏言不去。不久夏言失宠，邀严嵩谋对策，而此时严嵩子正潜赴陶仲文（道士，为世宗所亲信）家，与之计谋排挤夏言之计。待夏言觉察严嵩所为，告之以亲近的臣僚弹劾严嵩，然而世宗已信任严嵩，不听。世宗对夏言愈益不满。世宗在西苑，许诸贵人得乘马，夏言“独用小腰舆以乘”；世宗信道教，爱戴香叶中，命尚方仿制沈水香为五冠，以赐夏言、严嵩等。夏言不知感恩，也“不奉诏”，推说“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而严嵩于召对时却欣然“冠之”，并“笼以轻纱”，令上见之。明世宗由此益恨夏言而爱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严嵩“每燕见，顿首而泣，想言见凌状”，世宗遂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七月夏言被削职④。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⑤得幸”，至是，“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八月，世宗拜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

严嵩之得以窃权弄奸，也在于世宗的昏愤。自十八年（1539）葬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1542）宫婢之变⑥后，即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不入大内。廷臣长期不见天子面，惟严嵩“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当时严嵩已年过花甲，然“精爽溢发，不异少壮”。为表示勤于职守，并随时窥测世宗的意向，朝夕侍候于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因对其嘉奖不已，曾赐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并加太子太傅以褒之。

夏言削职后，翟銮以资序在严嵩之上，为首辅。严嵩虽权出其上，而“终恶銮，不能容”，使言官论其罪，翟銮被削职为民，严嵩终于爬上首辅高位。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与严嵩同时入阁，而严嵩事事独断，不相关白，更不与闻票拟事，于是政事一归严嵩。世宗益喜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严嵩擅权自重，世宗亦有所觉察。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至二十七年（1548）正月，一度使夏言复出，二次为首辅。然而不久又恩宠他移。严嵩不失时机，借河套事攻击夏言，夏言被杀，严嵩仍得继任首辅。自此又连任十余年，成为嘉靖年间任期最长的首辅。

经过此反复世宗对严嵩更加倚重。“帝尝以嵩值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⑦。然世宗虽厚待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或独断一事，或故示异同，以稍减其势。而严嵩更有其狡黠之手段以应对。据《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父子独得帝意图，欲有所救解，严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嫩，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左右世宗喜怒，往往不失。于是士大夫纷纷趋向严嵩。当时称文选郎中万案、职方郎中方详等为严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之辈皆惴惴侍奉于严嵩。

严嵩警敏过人，善于揣测帝意。而世宗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世宗御札下问，往往瞠目不知对，然严嵩子严世蕃，奸滑机灵不下于乃父。严世蕃凭借严嵩权势，官至兵部侍郎。严世蕃晓达时务，颇通国典。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严嵩使其子入值，代为票拟办事。严世蕃读御札，“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严世蕃又以重贿交结世宗近侍。世宗之言谈举措，无论巨细俱能知悉。故世宗所欲办之事，均早为准备，且能得世宗之意。严嵩耄昏，且旦夕当值西苑，部府有事请裁决，亦往往答以“与小儿议之”，或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严世蕃。故朝廷上下，颇有议论：明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而严嵩不能一日无其子。更有人以“大丞相、小丞相”称严嵩父子者。九卿以下官员登门求见严世蕃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等候一天而仍不得见者。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送礼之筐篚相望于道。

严嵩父子倚仗权势，卖官鬻爵，招财进宝。朝中官员之升迁贬谪，悉凭对严嵩贿赂之多寡以定。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大将军仇鸾，因罪罢官，闻居已久，后贿赂严嵩，得任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获罪，被贬出京，贿赂严嵩后，重新入朝，与严嵩相结为父子，步步高升。严嵩党羽中，因罪被免职而又经贿赂重新复官者不乏其人。严嵩往往罗织门下，成为党羽核心。或有不愿投靠权奸之正直官员，严嵩父子施行打击迫害之同时，亦不忘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得严嵩父子欢心。严嵩父子指使党徒将其陷害入狱。群臣不忍，拼凑白银三千两，送严世蕃，俞大猷始免于死，发至大同戍边。

严嵩父子之招财纳贿，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⑧。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狲弹劾严嵩曰：“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之富）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⑨由于大肆敲诈勒索，招财纳贿，严嵩父子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都城，有府第连跨三四坊，并有塘面积数十亩；在家乡，复有府第五处，皆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巍峨壮丽不亚于宫殿，金银珠宝更不胜算。后严世蕃事发被抄家时，尚有黄金三万余两（一说三十余万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世蕃生活奢侈糜烂，“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严世蕃沉溺酒色，自诩“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父子打击异己势力，手段狡黠，据《明史》载：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严嵩当政之时，前后弹劾严嵩父子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治犯哗、陈垃，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种、董传策皆被遣。叶经、沈铄借它过被处死。杨继盛则附其名于张经疏之尾以杀之。凡严氏父子所不悦，借迁除考察以斥逐者众，皆不露痕迹。而其中尤以杀害谏臣沈练、杨继盛两案最为天下人所不容。

锦衣卫沈练愤恨于严嵩奸贪误国，于嘉靖三十年（1551）弹劾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之岁例，阴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大罪，请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疏上，沈练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谪保安。沈练至保安后，受当地人民尊重，聘之为师，教习乡中子弟。沈练缚稻草为人，指权曰：是为李林甫，是为秦桧，是为严嵩。与众子弟以箭射之。严嵩获悉，恨之入骨。严世蕃使其党设计陷害。适白莲教徒阎浩为官军所获，必死，且牵连极众。乃以沈练之名列于其中，斩沈练于宣府。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主要有：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严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疏上，严嵩唆使世宗廷杖一百，并投入大狱。又操纵刑部，判处绞刑。然世宗犹未欲杀之，下狱二年不执行。嘉靖三十四年（1555），严嵩搜索必能批准处决之案，附杨继盛之名并奏，乃被弃西市。

严嵩擅权久，最后仍不免失宠于世宗。其失宠有一过程。

初，严嵩握权，遍引私人居要地。世宗渐厌之，而渐亲徐阶。徐阶亦善于撰青词，故得世宗宠幸。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徐阶得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参与机务。三十七年（1558），徐阶门生吴时来、门生张狲、同乡董传策同日弹劾严嵩。严嵩密请追究主使者，然无所得。世宗乃不问而慰留嵩。此后，世宗对严嵩的行为渐生怀疑。

其时严嵩妻病死，严世蕃当护葬归。严嵩不能一日离其子，请求世宗同意由其孙严鹄代行，严世蕃仍留京城。因能干预各司事如故，然已不能入直房代父票拟。有时遇情况紧急，文书飞至，而严世蕃正与诸姬狎客寻欢作乐，不能及时解决。严嵩无奈，每自己动手，则又往往不能合帝意。明世宗对严嵩之不满于是更为加深。

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所居永寿宫火灾，徙居玉熙殿，因住所狭窄，世宗欲另外营建。询问严嵩，嵩答以请暂居南宫。南宫者，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之地也，世宗深为不满。世宗转而讯之徐阶，徐阶建议重修永寿宫。及明年，工竣，改名万寿宫。从此世宗益亲徐阶而远严嵩。时有道行名方士兰，“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指严嵩）行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严嵩父子窃据朝政大权的罪行。世宗问：“尔果上仙，何不殛之?”兰道行又假乩言：“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迷信仙术。至此，不能不为之心动⑩。

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阶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氏父子。极言严氏父子不法。于是世宗令严嵩致仕，严世蕃被谪戍雷州卫。严世蕃未到雷州，半途逃归家乡，仍旧诽谤朝政，役使4000人大治园庭。

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人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世宗诏令逮捕，论斩，皆伏诛。同时黜严嵩及诸孙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注释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武宗朱厚照无嗣，死后由皇太后及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杭之世子朱厚熄、武宗之堂弟入继帝位。即位后改元嘉靖，是为世宗。

③《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明史》卷一九五《夏言传》。

⑤世宗崇道，在宫内设坛建醮，祈求长生。祷文谓之青词。

⑥宫婢之变：世宗酷待宫婢。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世宗正熟睡。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谋勒死世宗。据《万历野获编》卷一八载：“（宫女）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十六宫女全部被擒，凌迟处死，史称“壬寅宫变”。自此，世宗从乾清宫移住西苑。

⑦《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⑧《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⑨《明史》卷二一○《张种传》。

⑩《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附《兰道行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第三十三章

海瑞上疏在我国历史上，海瑞是作为著名清官出现的。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海瑞的时代，是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明代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地主加紧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皇庄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占田“至三千八百余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①，一般也都占地至几千亩几万亩。世宗时的权相严嵩更“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②。大学士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③。兼并之外，官吏贪污成为风气，从宫廷到地方，贿赂公行，横征勒索。由于土地兼并的继续发展和官吏的贪鄙残酷，农民破产流亡遍于大江南北，社会秩序因之动荡。

海瑞的父亲海瀚，是个廪生（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学生员），在海瑞四岁时就已死去，母亲谢氏，靠着仅有的十余亩祖田，加上自己做女红的一些收入，抚养海瑞成人。谢氏个性坚强，对海瑞教育很是严格。海瑞读书时，正是王阳明学说盛行的时期，王学的要点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义以外，还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论和行动一致的积极方面。王阳明还提倡“立诚”，反对伪君子式的“乡愿”作风。这些对海瑞日后的为人影响很大。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以一篇《治黎策》中了乡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被任命为福建南平县学教谕（校长）。他教育学生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他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有一次，延平府知府来南平视察，县学里的人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站在中间，作揖为礼，这样，左右低中间高，很像个笔架，他以此得了个外号，叫“笔架博士”。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他看到这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来。

海瑞生性耿直，素来反对贪污，反对官吏以权谋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有两件传诵一时、大快人心的事。一件事是拿办总督的公子。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仗着其父的权势，作威作福，嫌驿吏供应不够周到，竟命人把驿吏倒挂在树上。海瑞对此很是愤慨，便利用胡宗宪曾发布过总督出巡、地方不要铺张浪费的告示，没收了这个恶少所带的一千多两银子，上报胡宗宪，说此人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声誉。胡宗宪自知理屈，只得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另一件事是挡了都御史的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以都御史的身份，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凛，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一日，他要路过淳安去严州（今浙江建德）巡查。淳安吏民为此十分焦急。海瑞思索良久，决定将计就计，亲自给鄢懋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牌告明示：“素性简朴，不喜承迎……仰知台下为民为国，言出由中，非虚设也。”今番“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云：‘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虽溺器亦银为之，’……是毋乃官属承奉台下，乐为谀，不乐为直，误认台下之心欤”④?一番话义正词严，又极委婉，鄢懋卿虽然恼恨在心，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批示“照布告办”绕道而去，严州因得免除这场灾难。这两件事，使海瑞的名声逐渐传开。加上海瑞办事认真细心，重视刑狱，多次明断疑案，平反冤狱，深得百姓的爱戴。上官因为海瑞明察秋毫，连邻县久审不决的案件也移到淳安来审理或调海瑞去会审。这些案件的判决书后来都收在文集里，小说家、戏剧家从中选取一些案例，加以渲染，《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五彩舆》等戏剧和一些公案弹词在民间广为流传。

海瑞在淳安任上做不了少好事，改革了许多弊政，几年后，他总结经验，编成了一都书，叫作《淳安政事》。其中兴革条例有一个判断和处理疑狱的条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刀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⑤。海瑞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乡宦谋夺小民田产，用假契侵界威逼，为富不仁，比比有之。这一条例，他在仕宦当中一直是身体力行的。

因为得罪了胡宗宪和鄢懋卿，海瑞虽然把淳安县治理得很好，最后还是被排挤离任。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调任嘉兴府通判，鄢懋卿指使党羽弹劾，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在兴国一年半，海瑞又办了不少好事：清丈了田亩，均平赋役，减少了冗官，打击了豪强，大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嘉靖四十三年（1564），海瑞被调到京城，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在京任职期间，进一步了解到明王朝的黑暗和腐朽，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认为非大声疾呼不可。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冒死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个《治安疏》⑥。他在疏中明确指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他说：“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但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都未能久世不终。“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海瑞向嘉靖皇帝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停止玄修，日视正朝，与大臣们研究国计民生之大计，痛改几十年来君道之误。二、节约用度。他说：“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三、端正职守。他针对官吏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的弊端，提出“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

在奏疏中，海瑞在引用贾谊的《治安策》后说：像历史上汉文帝那样的贤君，尚多怠废之政，“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在历数嘉靖的过错后，海瑞直言无隐地说：陛下“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嘉靖帝常自比为尧，号尧斋，海瑞说他连汉文帝也不如，他怎能不冒火。海瑞批评嘉靖最尖锐的几句话是：“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这样大胆尖刻地批评皇帝，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难怪嘉靖看后大怒，要把他判处死刑。可是当他听左右的人说，海瑞素性刚直，居官清廉，并不怕死，早已准备好了后事，嘉靖又有些犹豫了。最后把海瑞下狱囚禁起来，直到嘉靖死去，才被释放出来。

海瑞不仅是一位著名清官、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学家。

隆庆三年（1569），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管辖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的大片地区。巡抚衙门设在苏州。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间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一个时期，也是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才能的一段时期。

应天十府历来号称鱼米之乡，但实际上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江南粮差的繁重为全国之冠，加上土地集中的现象十分显著，特别是松江，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两京十二省无有。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夺产者就有几万人。因此，海瑞说：“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⑦更兼那一年江南发生了严重水灾，粮食紧张，农民纷纷逃亡，甚至铤而走险。海瑞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拯斯民于水火，为此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兴修水利。海瑞推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把赈灾和治水结合起来。经过调查研究，他了解到水灾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多年来水利失修，造成吴淞江淤塞，使太湖的水无法宣泄，一遇雨水过多，太湖便泛滥成灾。海瑞认为，太湖滨岸粮食的收成，不仅关系到当地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对整个国计民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决定立即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他亲自坐上小船，到处巡视督工。由于这件事符合两岸农民的愿望，广大人民热情很高，工程进展很快，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同时顺便把吴淞江北面常熟的自茆河也加以疏浚。吴淞江屡次疏浚，屡次淤塞，被认为是一项最艰巨的工作。海瑞以工代赈，所需费用又极节约，经费来源主要是各府、州、县的赃罚银两和请求留下苏、松、常三府漕粮改折现金后的差额，并未加重人民负担。既变水患为水利，又赈济了灾民，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海瑞是富有政治和经济头脑的。因此，就连一贯反对海瑞的淞江乡官大地主何良俊也不得不承认海瑞为民兴利的成绩，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⑧海瑞巡视淞江府时，华亭县农民前来控告乡官侵夺民田的达万人之多。为了限制大地主的过分剥削，海瑞对于土地兼并问题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要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田地。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乡官（退休居乡的官僚）前宰相徐阶一家占田达二十四万亩。海瑞勒令徐阶和他的弟弟徐陟退田，还把徐府数千名家奴遣散了十之八九。徐阶三个作恶多端的儿子都被海瑞拘捕，依法制裁。徐阶退出的田地，估计在一半以上。其他乡官见此情状，有的逃走，有的不得不依法退田。海瑞的行动，大大打击了豪强地主的气焰。李贽赞扬说：“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自是士大夫之名贪暴者，多窜迹远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⑨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所做的最大的一件工作，也是对人民最有利的一件工作，是他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早在嘉靖年间，浙江巡抚御史庞尚鹏曾在江南实行过，但影响较小。这次，海瑞采用庞尚鹏的成法，在应天十府内普遍推行，成效显著。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是把过去明王朝对于各府、州、县的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等都编在一起，通计一省丁粮，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把复杂的赋役简单化了。一条鞭法的贯彻实行，改变了当时江南极端混乱和严重不均、弊端百出的赋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使大土地所有者也要按亩负担一部分赋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可免去一些不合理的负担，这对一般百姓来说好处较多。同时，一条鞭法规定可以“雇役”代替“力役”，保证农民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从事生产，初步扭转了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的状况，也为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劳动力的来源。再有，一条鞭法规定，除秋粮外，力役一概折银交纳，这就使农民对封建统治者所负担的徭役基本上货币化了，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海瑞在应天十府推行一条鞭法是全面而普遍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因为他毫不顾忌乡官和大地主的反对，后来终于被罢官而去，但是一条鞭法还是贯彻执行了的，而且受到人民的拥戴。所以《江南通志》上说，海瑞“行条鞭法，遂为永利”。

海瑞被罢官后，回到家乡琼山闲居了十六年。万历十三年（1583），他七十二岁，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一到任就改革弊政，废除一些衙门向街道商户索取物品的陋规，用严刑制止官吏的贪污。不久，海瑞又迁升为南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在南京任上仅两年多，就于万历十五年十月病逝。海瑞死后，其下属佥都御史王用汲料理丧事，看到海瑞全部家当只有俸银十多两，绫、绸、葛各一匹，所用帏帐十分破旧，清苦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忍不住哭出声来。消息传出，南京百姓为之罢市，丧船过江，两岸站满了穿白衣送葬的人群，奠祭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注释①《明嘉靖实录》卷二三。

②《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③伍志萃：《村居漫录》卷一。

④《禀鄢都院揭帖》，《海瑞集》上册第168页。中华书局版。

⑤《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117页。中华书局版。

⑥见《海瑞集》上册第217-222页。

⑦《启谭次川侍郎》，《海瑞集》下册，第423页。

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四。

⑨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页。

张居正改革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①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员②。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磷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③。但为了砥砺张居正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磷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重（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④，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千余座⑥，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⑦。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⑧。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⑨，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⑩，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铛，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产生的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请求皇帝“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嗍笑之微，敝祷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士（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销。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幸占，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山东布政使据实秉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治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股（juān、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这次清丈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他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施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国库积银也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注释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②《明史·张居正传》称一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③《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④《明史》卷二一三《郭朴传》。

⑤《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⑥《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

⑦《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⑧《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七《谢召见疏》。

⑨《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一一《杂著》。

⑩《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明通鉴》卷六六。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议处黔国公沐朝弼疏》。

《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论外戚封爵疏》。

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藩伯徐中台》。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明史·河渠志》。

《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行实》。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国榷》卷七○。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应天巡抚何莱山》。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国榷》卷七○。

《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反矿税监使明朝中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尤其是采矿、制瓷、纺织、制盐、制茶等私营手工业倍受限制，且不断遭受盘剥和掠夺。明廷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铜等矿产，于制瓷业中实行“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但出价极低，若烧不成，则由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纺织业中则强制推行领织制度，官府出钱粮或丝料，交由机户织造，织毕交官取酬，不过“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腹削之余，市腾涌之料”①，机户反因赔本而破产。明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商人未经许可，不得经销盐、铁。此外明廷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国内经商更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驴、骡，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②。

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限制与盘剥，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嘉靖、万历年间，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府库日渐空虚，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陆续派遣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课敛诛求。税使专事在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要道上设立关卡，课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③。税使亦遣爪牙于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强行征税，以至于一舟扬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税。运河仅临清至济宁段，约400里长的河段上，“层关叠征”。而矿监更以开矿为名，见“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④。他们拆民房，掘良田，挖坟墓，无所不为。

矿监、税监使的“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⑤，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店铺倒闭。如河西务原有布店160余家，倒闭多达130多家。山东临清原有绸缎店32家，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则关闭了41家⑥。由此可见，“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贾裹足，商业萧条，政府的税收亦大为减少。万历二十五年（1597），仅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等地税卡每年可收税407500余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减少到266800两。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现工商业者武装开采矿产，武装贩运私盐、私茶的斗争，最终则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万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陈奉领命人湖广采矿征税这位矿监使“恣行威虐”，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稍有不顺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昼剽劫，“惨毒备至”。仅二年间，他在湖广地区就搜刮到“金宝财物巨万计”⑧。湖广商民对其行径恨之入骨，先后爆发民变十余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这位陈奉又赴荆州征税，依旧随意加税，“剽劫行旅”。数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掷瓦石。陈奉狼狈逃窜武昌。次年，陈奉继续在武昌征税，再次借机敲诈，凌辱妇女，横行霸道。愤怒的武昌市民连续发动反对陈奉的“民变”。商民六万余人包围其公廨。陈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对武昌商民血腥报复，令官兵“举火箭焚民居”。再度被暴行激怒的群众奋起反抗，数万人又一次包围了他的公廨，吓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陈奉不得，遂将其爪牙“捆缚手足，投之于江”⑨。武昌商民的反抗斗争，终迫使明廷不得不于四月下令撤回陈奉。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也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税使马堂及其爪牙，在临清胡作非为，“白昼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藉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描夺之”。马堂原是天津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在山东7年间，每年抽税不下十五六万两，而上缴朝廷不过七八万两，其间隐瞒税额共达130余万两。他在临清网罗地痞流氓数百人充当其爪牙，白昼抢劫，“抗者辄为违禁罪之”。马堂一伙的行径，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⑩。忍无可忍的临清市民“远近罢市”，“匡织手”王朝佐率万余民众围攻马堂，放火焚毁税监衙署，杀死其爪牙37人。事后官府手临清搜捕要犯，株连者甚众，王朝佐挺身而出，临刑前面不改色，英勇就义。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也爆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孙隆和他的参随黄建节及地痞汤莘、徐成等12人，先于苏州设立“五关”，恣意征收商税，以至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以织造为业的织工更处于“岌岌乎无生路”的窘迫境地。孙隆一伙仍不满足，继而又议定，城内机户每张织机，收银3钱。又规定凡缯之出市者，每匠纳银2分。此法颁行之后，“机户皆杜门罢织”，机工则“自分饿死”。六月初三日，愤怒的织染工2000余人在织工葛贤的率领之下，于苏州玄妙观宣誓，“欲为吴民剿乱”，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提出“不杀（税）棍、不逐孙不休”的斗争口号。反抗的市民制定了不取一钱一帛、不错杀一人的严明纪律。葛贤手持芭蕉扇指挥市民，先后殴杀孙隆的爪牙汤莘、徐成等人，捣毁税监行署，逼迫苏州府衙交出孙隆。他们还捶死税官多人，纵火焚烧豪富宅第等10余家，且于城郊遍贴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在市民的反抗斗争面前，孙隆吓得到处躲藏，最后在地方官府的保护之下，偷偷溜出苏州城，逃往杭州。明廷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孙隆撤换掉。

湖广、临清、苏州等地工商业者及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此起彼伏，形成明后期反抗明廷横征暴敛、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潮，而且很快向其它地区蔓延发展，形成一股规模宏大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洪流。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江西景德镇爆发了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万余名瓷工奋起反抗税监的暴虐，放火烧毁御窑，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潘相本人也被儒童殴打致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监王朝管督北京（今北京）西山煤矿，他恃矿监之权势，向民窑大肆勒索。民窑主王大京代表诸窑主与王朝等人交涉，却遭拘捕。这一行径激起窑主与窑工的联合反抗。窑工和运煤夫结队，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内示威，“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这场斗争直接威胁到位于京城的朝廷，明帝不得不撤走王朝。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也爆发了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斗争。奋起反抗的百姓杀死杨荣，投尸于烈火之中。

此外，西安、新会、香河、福州等地的工商业者和市民也相继掀起反对矿监、税监的斗争。这场斗争始终不断，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它与农民反抗明朝腐朽黑暗统治的斗争相呼应，沉重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注释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③④《明史》卷八○《食货志》。

⑤《明史》卷三○五《陈增传》。

⑥《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

⑧⑨《明史》卷三○五《陈奉传》。

⑩《明史》卷三○五《陈增传·附》。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明神宗实录》卷三八○。

第三十四章

李贽自刎李贽，字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嘉靖六年（1527）诞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幼年家境平平，7岁丧母，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读书识字。他自己曾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虽然读了不少经书，却都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实在“无以消岁月”。

虽然李贽天生一副“反骨”，天生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反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子，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科举入仕。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贽考入泉州府学。三十一年（1552）中举，这一年他26岁。三年之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从此以后，他做了20多年的地方官，从共城县教谕直到姚安知府。终因不忍“含垢忍耻，游戏仕路”，而于万历八年（1580）弃官到湖北黄安定居，不久迁居麻城龙湖，开始了后半生的读书、著述和讲学生活。

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人称“王学”或“心学”）特别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派流衍出许多流派。据《明儒学案》记载，当时有所谓“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等等。在各个流派中，有的是恪守师说，如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为代表的江西“江右王门”；有的对王学思想加以发展，甚至走向王学的反面，如以颜山农、梁汝元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也有接受王学影响，最终自立门派的，如王艮的“泰州学派”，梁汝元、罗汝芳等人也是“泰州学派”的后学。

李贽在中年后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又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接受王畿、罗汝芳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又曾潜心研究佛学，受到禅宗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的秉性、教养，尤其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及时代对他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能突破王学及佛学思想的羁绊，在反对假道学、批判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提出并阐述自己的具有时代特色和启蒙色彩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退出官场定居龙湖后，他“闭门下键，日以读书”，“寒不停，暑不辍，夜不休”，寻找批判假道学及传统思想的锐利武器，终于写出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当时的封建卫道士们以“异端之尤”视之，而李贽本人也以“异端”自居，并且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自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虚名加我。”①为了表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他写下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名的离经叛道的著作。

《焚书》和《续焚书》，是李贽和当时的道学先生们的论战集。《焚书》“将《论》、《孟》逐节发明”，也就是说，要将《论语》和《孟子》二书中的疵谬逐一加以揭发。自汉尊儒术至宋朱熹注四书，《论语》和《孟子》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啻圣物，何人动得!李贽此举确是使奉孔盂为圣人的封建卫道士们如祖坟被掘。李贽也深知自己的书中多“忿激话，不比寻常套语”，“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②，所以起名为《焚书》。

《藏书》是李贽对自战国至元朝灭亡期间八百多年重要历史人物作重新评价的历史著作，《续藏书》则是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论集。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大作翻案文章，觉得历来为封建卫道士们称颂膜拜的圣贤只是“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现在他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因见解“与世不相人”，所以只能“藏之后世”，故而取名为《藏书》。

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把孔子的言论奉为神圣的教条，统治者则以四书五经为行赏作罚的准则。李贽却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昔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哉?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③他痛斥盲目的尊孔，鄙视对六经的迷信，认为六经不过是忠臣及臣子对统治者的溢美之词，而《论》、《孟》亦不过是孔孟门弟子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已，不足为据，更不堪为“万世之至论”。

理学家们整天喋喋不休，强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为“理”乃是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④如同穿衣吃饭都是禅一样，他主张应该去空洞之理，复人之本欲，使人成为“童心”再现的“真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⑤。

李贽一生充满坎坷与不幸，二十余年官场经历使他对混迹官场的道学官僚认识得很透彻。他指斥道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嘲笑他们是一群无才、无学、无识的蠢人，除了因循守旧、打拱作揖，别无所能。

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点，李贽也颇有不少惊世骇俗之论。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卫道士说卓文君是“淫奔”，他盛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史学家说武则天是篡夺大权，他激赏武氏以女流而治天下，是了不起的女强人；统治者视百姓因无奈铤而走险是“大逆不道”，他却说官府的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传统的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永远是女人，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⑥在禁锢深重的封建时代晚期，李贽的呐喊给思想界带来一线光明。同时，他公然的离经叛道也使理学家们恼羞成怒，使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围攻李贽，对他施加种种政治迫害，说他“狂诞不经，大逆不道”，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万历三十六年（1602），皇帝亲颁圣旨，缉拿李贽治罪，76岁高龄的李贽愤而以剃刀切喉自尽，结束了他的一生。

李贽死后，他的“异端”思想仍为统治者所畏惧。从明到清，统治者们总是设法禁毁他的著作。值得庆幸的是，李贽死后，其“名益重，而书亦传”，这大约是统治者和理学家始料未及的。

注释①《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②《焚书·自序》。

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④《焚书·答邓石阳书》。

⑤《焚书·童心说》。

⑥《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魏忠贤乱政明朝宦官之为祸，以熹宗时魏忠贤为最。

明初，设置宦官，仅为供奉内廷，备扫除之役而已。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置宦官不及百人。后定为十二监及各司局，且定制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并铸铁牌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成祖以后，对宦官渐加委任，出伎、专征、监守、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始。及英宗宠信王振，武宗宠信刘瑾，宦官专权跋扈已不可制。及熹宗时，魏忠贤“挑斥异己，树立党羽，专擅宫廷，茶毒正士，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

魏忠贤，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赌博，不胜，为赌徒所逼，自阉，改姓名为李进忠。万历中，入宫为宦官。因与皇长孙朱由校之乳母客氏相好，深得皇长孙信任。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死，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年号光宗。光宗即位不及一月而暴卒，乃由长孙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魏忠贤、客氏并受宠。登位未逾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亦自惜薪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恢复其姓，赐名忠贤。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该入司礼监，因客氏故得之。魏忠贤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与客氏狼狈为奸，清理内廷，排斥异己太监，分置心腹太监于内廷各衙门，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③。内廷实权乃为魏忠贤、客氏控制。

掌握内廷实权后，魏忠贤又阴谋染指朝政。其时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乃“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熹宗尤好木工作业。“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又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④。每当熹宗引绳削木，全神贯注于木工作业时，魏忠贤等往往上前奏事，熹宗厌之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于是魏忠贤辈乃得擅作威福，为所欲为。魏忠贤又“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⑤钲鼓之声，震撼宫禁，带甲出入，恣为威虐，魏忠贤气焰益盛。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兼掌东厂，操生杀大权。至此，嘉靖以来一度衰微之明代宦官专权局面又以魏忠贤为首再度出现。

东林党人对宦官势力之卷土重来深有疑忌。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于熹宗即位之初即上言力请抑制魏忠贤及客氏势力：“请遣客氏外出。”结果非但不准，反而“俱被诘责”。刑部主事刘宗周弹劾魏忠贤误导熹宗不理朝政、终日嬉玩。熹宗大怒，幸有大学士叶向高力救，始免于难。魏忠贤、客氏有熹宗为后盾，东林党人抵制宦官之尝试均遭失败，而魏忠贤、客氏反设计奏驱逐内监王安出宫，加以杀害，以断东林党人与内廷之联系；又攻讦奏逐客氏之大学士刘一燥，刘被迫辞官。

初，神宗在位时，东林党人不受重用。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扶立熹宗登位。自此，东林党人始受重视。天启初年，内阁、都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皆为东林党人把持。叶向高、韩圹、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控扼言路⑥，东林权势，盛极一时。但东林党人失之偏激，难以容人。凡与东林党忤者，一概视之为邪党、异党，加以排斥。非东林党诸臣人人自危。及魏忠贤势盛，被视为邪党者，争附魏忠贤，欲仰仗魏忠贤以报复东林。一股以宦者为主干的邪恶政治势力逐渐形成，时人称之为“阉党”。

外廷诸臣中，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魏忠贤。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魏忠贤得内阁为羽翼，权势益张。至此，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的矛盾，与万历以来之党争相纠结，政治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

魏忠贤之乱政，引起朝廷内外极大不满。东林党人以正人相标榜，尤为愤懑。天启四年（1624）初，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群起弹劾魏忠贤阉党的罪行：“御史李应舁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典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谥荫谏；给事中沈惟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⑦。于是，副都御史杨涟出阵，上疏痛斥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大胆揭发，切中要害。疏上，忠贤惧，向熹宗哭诉，客氏从容为之辩解，王体乾等太监也极力申辩。熹宗昏暗，对魏忠贤偏信不疑，温谕相慰，对揭发魏忠贤的杨涟反下旨严加切责，于是年十月下狱治罪。朝中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武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兀声等70余人又交章论魏忠贤不法，大学士叶向高与礼部尚书翁正春亦“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皆不许。

为压制东林党人的攻击，王体乾倡言用廷杖，以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燥上疏讽魏忠贤，被杖死。御史林汝翥亦被杖……一时罢斥者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为讨好魏忠贤，始以同姓尊之为兄，继而自贬辈份而称其为叔。魏忠贤每外出，“辄坐文轩（装饰华丽之车），羽幢青盖（羽盖、旌旗皆用青蓝），四马若飞，铙鼓呜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跨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车夫）相随，属以万数”，朝中事无巨细，必派人持章奏，飞驰至魏忠贤面前，经其批复，方能办事。是则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矣”!魏忠贤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⑧。

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之官吏竞相效尤，以至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上至督抚大吏，下及武夫、贾坚、诸无赖子亦各立祠颂德。都城则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每建一祠，多者费银几十万两，少者亦几万两，“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诉”。阉党为在开封建生祠，竞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九楹大殿，形似皇宫。或有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首礼。而监生陆万龄竟无耻胡言：“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魏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均处以死刑。

魏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及客氏之弟侄亲朋，亦皆平步青云，高官厚禄。其侄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及少师，而“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无子，五弟信王朱由俭嗣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世称崇祯帝。信王未登位前，深知魏忠贤之恶，及登位，魏忠贤失去靠山，其党自危。十一月，崇祯帝安置魏忠贤于凤阳，不久命逮捕。魏忠贤行至阜城，自缢身亡。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二年（1629），命大学士韩火广等审定逆案，凡党附魏忠贤者均列为逆党，处死、充军、罢官者共2000余人。

至此，“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

魏忠贤已死，而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仍在继续。

注释①《明史》卷三四○《宦官一》。

②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

③《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④《三朝野苑》卷三。

⑤⑥《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⑦九锡文，古代帝王赐九锡予权臣时的诏书，内容皆谀颂权臣功德之词。

⑧《明朝小史》卷一三《天启录》。

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⑩《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东林朋党明朝统治的后期，随着张居正改革遭扼杀，政治陷入更加黑暗之中。此时，明帝朱翊钧（明神宗）开始亲政，然而他长期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挥霍浪费，甚至服食鸦片，不理朝政。朝中官员缺额不补，政事无人处理。就连奏疏也长期积压，无人过问。各官署衙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①。

随着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朝廷内外更是党派林立，进而演变为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党争。在诸多的党派中，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万从哲，以及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有以给事中亓（qí其）诗教为首的齐党；有以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有以宣城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以昆山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党派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不惜相互倾轧、攻击。在诸多党派中，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以其改良社会的主张而于党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林党形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之中。由于神宗皇后无子，而王贵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于是明廷出现了“国本”之争，吏部郎中顾宪成力主“无嫡立长”，而得罪神宗。之后，被罢官回故乡无锡。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聚集友人讲学，由于他们“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②，深得在野文人的响应，就连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③。因此而被时人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以三吴士绅居多，故与城镇的工商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商及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东林党人针对民不聊生和腐败黑暗的统治，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君主应“无所不统”，以加强集权统治。东林党人更猛烈抨击矿监税使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盘剥与欺凌，认为矿税监使四出聚敛，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④。他们还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胡作非为，尤其反对宦官的专权，反对贵族勋戚侵占和掠夺土地。东林党人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缓和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深得许多朝野人士的赞赏和支持。

万历二十九年（1601），虽在东林党人等的支持和倡导下，常洛被立为太子，但朝廷内外的斗争更加激烈。万历四十三年（1615），宫中发生梃击案，有人执木棒闯入慈宁宫，将常洛致伤。东林党人王之案负责审理此案，审讯得知系受郑贵妃手下太监指使。然而有神宗的庇护，尽管东林党人指责是郑贵妃的阴谋，却终未有结果。

泰昌元年（1620），神宗死，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可几天后，又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先是光宗腹泻，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气绝身亡，继而郑贵妃伙同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起居于乾清官，意在擅权。为此，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上疏，请求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

尽管这三案都发生在宫廷内部，是皇权之争，但却由此导致了党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政治事件。东林党人中一批有抱负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抨击朝政，同时也猛烈攻击非东林党的大官僚招权纳贿、渔肉百姓的罪恶行径。而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党徒则凭借郑贵妃的权势，诋毁东林党人。于是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朱常洛病故，其长子朱由校继立为帝，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居首辅以及吏部、兵部、礼部、都察院等官署长官要职，权极一时。“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⑤。受到沉重打击和排斥的非东林党人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不遗余力地寻找反扑的时机。

朱由校即位后，虽重用了东林党人，可他却不理朝政，以做木活为乐事，朝政再度荒废。非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而结成“阉党”，其势力迅速扩大，明朝政局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魏忠贤，万历年间选入宫中为太监。熹宗即位后，始得宠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赐乳母客氏香火田，且叙魏忠贤治葺祖陵之功。御史王心一上谏反对。不久，熹宗大婚，趁此机会，御史毕佐周、刘兰，大学士刘一燥等相继请求遣客氏出宫。然而这些劝谏都被熹宗拒绝，相反，“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⑥。于是，凡上疏力谏，请求逐客氏出宫者，竟相继遭贬谪出朝。

魏忠贤权势日盛，原遭东林党人打击、排挤的反对派官僚，纷纷倒向投靠魏忠贤势力。不过，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人于朝中势力尚强，叶向高、韩火广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人位居高官要职，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则控制言路，这些东林党官僚皆“力持清议”，所以魏忠贤还一时难以得逞。但魏忠贤却积极培植党羽，令其党羽肆意攻击东林党官僚“党邪误国”。东林党人也群起反击阉党，两党之争不断升级。

阉党于朝中为所欲为，气焰嚣张。党徒肉麻地吹捧魏忠贤，为其建立生祠。朝政日渐腐败，东林党人遂再度发难。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一时间，群僚响应，魏大中等70余位臣僚，“交章”议论魏忠贤“不法”。魏忠贤对此深感恐惧，而阉党则对此举恨之入骨，阴谋策划反扑，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倡言用廷杖，威胁廷臣”⑦。

天启五年（1625），阉党借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之事，诬陷熊廷弼贿赂杨涟、左光斗等人祈求减罪，为此而大兴冤狱。熹宗不辨真伪，诏决熊廷弼，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被罢官。除杨涟外，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后被杖毙狱中。阉党仍不罢休，魏忠贤爪牙崔呈秀作《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开列了东林党人名单，凡不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一律列人东林党人名籍之中，以此大肆逮捕东林党人和政见不同者。魏忠贤还指使顾秉谦等人作《三朝要典》，掩盖“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真像。

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倒行逆施，也激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反抗和抵制，阉党赴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苏州市民“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⑧。事后，阉党、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带头反抗的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全部处死。而士人张溥为此写了《五人墓碑记》，以记述阉党的暴行。

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疯狂迫害下，东林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于是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其为“九千九百九十岁”。他为确保自己的权势，除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外，还于宫中建立万余人的“内标”，训练、武装太监，且带甲出入宫廷，一批官僚投附其门下，充当其义子、走卒。东林党人被翦除后，宦官专横跋扈，明朝政治更加黑暗、腐朽。

注释①《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③《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④《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⑤⑥⑦《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

⑧《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第三十五章

国本之争与三案始末国本之争国本之争，乃指明代万历朝争立太子一事。

明神宗朱翊钧之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皇三子常洵①。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封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未加封，按明朝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原则，皇位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皇后无生，则按长幼次序立储。今皇后无子，常洛为皇太子，例应册立为太子，而神宗一再拖延，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皇贵妃有夺嫡之意，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是则以幼凌长，有悖于伦常之道，于是廷臣屡屡上书上言，请建储封王。首先为立储上疏切论者为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中议论郑贵妃之晋封不当，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妥，进而请求“册立无嗣（即长子）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长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龙颜大怒，姜应麟被废二十年。而此疏之上，引起朝廷极大震动，从此长达十余年的建储之争，拉开了序幕。

神宗对于群臣上疏，先是极力压制。最先上疏之沈璟、孙如法等皆被严旨切责，并以此获罪。压而不止，神宗又施拖延，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②。然而请求立储之疏仍接二连三，神宗坚持与群臣相抵，或不报，或答以“令候旨行”，甚者夺其俸，削其籍，降其职，罢其官……。拖又无效，神宗无奈，乃召首辅申时行申辩曰：“朕不喜激聒（吵吵嚷嚷之意）。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再渎拢（打扰之意），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③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到时皇长子十一岁。若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申时行乃按旨告诫诸臣安心稍候。故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大臣中未曾有言及者。

十月，神宗承诺册立东宫之期限在即，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以筹备东宫仪仗之预算报请批准，神宗见疏大怒，以大臣又来“渎拢”，乃下谕再延期一年。

其时廷臣纷纷以皇长子之“预教”请求神宗恩准。

按当时惯例，皇子如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配以东宫官属，称为“出阁”，太子应就读于翰林院诸学士，学习为君之道，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皇长子常洛虽尚未立为太子，群臣乃以“预教”请，欲以之显示皇长子不同于诸皇子之特殊身份。

皇长子应受教育，事体重大，于是神宗又出“待嫡”一招，宣谕“三王并封”，谓诸臣曰：“皇位继承，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说迅即为众议所驳倒。原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之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合乎“无嫡立长”。私下并有人议论，万历帝本人亦非嫡子。其时申时行已改仕归家，王锡爵位居首辅。神宗召王锡爵，令拟御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王锡爵不敢违旨，立即奉诏拟御旨。然在廷臣包围下，又外虑公议，遂又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妥协。王锡爵自劾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收回成命。神宗欲以“待嫡”及“三王并封”扰乱皇长子“预教”之实施既未能果，皇长子十三岁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议照办，且各项礼节仪式悉与东宫出阁无异。

立储东官一拖再拖，皇长子已及冠婚年龄。是不待册立，先行冠婚?抑或先行册立，使皇长子以太子身份举行婚礼?对立双方又展开争论。郑贵妃一方主张先行冠婚，可使皇长子与诸子在婚礼上无所差异，而皇长子一方则认为冠婚乃大事，力主后者，先行册立。双方相持不下。直至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按明代宫廷惯例，无论太子及诸王，十五六岁便已达冠婚之年），不能再拖。神宗见立郑妃之子为太子事一再失败，立长之局难变，只得勉从众议。十月，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④，不久加冠，并于次年二月举行婚礼。

皇太子乃未来之国君。册立东宫，确立皇太子地位，关系国之根本，故建储之争史称国本之争。

三案之一——梃击案国本之争方告平息，明朝宫廷中又相继发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反映了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激烈斗争的情况。

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

五月初四日酉时，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锚。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押送法司按问。慈庆宫者，皇太子朱常洛所居宫殿。当时，“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举朝震骇”⑤。次日，巡城御史刘廷元（浙党）审问后奏称：犯人名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迹似疯癫。又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浙党）会审，亦一如刘廷元所指，以张差犯有疯癫病具狱。而刑部提审王之寀（cǎi采），心疑其非。十一日王之寀乘当值日提牢，私讯张差。差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汝。’遂与我枣木棍，导我由后载门直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王之案备录其语，并将张差供词写成揭帖送交署印邢部侍郎张向达代为入奏，并在揭帖之末写道：“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绑文华殿举行朝审⑥。

以内阁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攻击王之寀胡言。坚持张差为疯癫，要求立即处决张差。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后经刑部司官复审，张差进一步供认：“不知姓名老公乃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也有，住也有。小爷者，内监所指皇太子也……。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⑦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汹汹。中外皆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神宗哭诉，神宗亦难以解决。郑贵妃向太子极力表白，太子命内侍王安起草，下令诸臣不必多加纠缠。诸臣坚持追查元凶。

其时，神宗早已倦于朝政，不见群臣达25年之久。为了结此事，破例亲自出马。神宗驾幸慈宁宫，召见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人内相见。神宗先责诸臣离间其父子，又令只把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死，余皆不论。又执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曰：“彼从婴儿至今已成人矣。朕如别有他意，何不早就更换，且三皇子福王已出居其封地（河南），离此千里之遥，非朕宣召，彼能飞至乎?”皇太子曰：“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也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神宗连声问群臣：“尔等听（到）皇太子语否?”既然神宗、皇太子均不愿追究此事，群臣唯有听命照办之一途。出慈宁宫后，立即传谕法司，磔张差于市，庞保、刘成暗中处决于内庭。梃击一案草草了结。三案之二——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朱翊钧病死。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即位时已有病。数日后内医太监崔文异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加重，腹泻不止，一日三四十次，不能临朝。首辅方从哲等赴宫门问安。光宗竟“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⑧。二十九日，光宗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燥、韩旷等至乾清宫，光宗复问：“有鸿胪寺丞进药者安在?”方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命宣李可灼至，李可灼诊病后进一丸，药色红，即所谓红丸者。光宗用药后稍有好转，称其为忠臣。诸臣出宫门外等候。下午，李可灼出，言复进一丸。方从哲等问病状，李可灼以如前对。九月初一日，在位方一月的光宗即驾崩。光宗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光宗之死，内外臣僚皆归咎于李可灼。惟首辅方从哲以光宗遗诏，拟赏李可灼银50两，群情大哗。纷纷上言，弹劾李可灼及方从哲。方从哲始改赏银50两为罚俸一年。而事尤未息，群臣继续弹劾崔文舁、李可灼及方从哲三人。崔文舁原为郑贵妃亲信，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有弑君之罪；李可灼连进二丸，致光宗于死地，未能寿终，弑君之罪不容恕；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其“十大罪、三可杀”，罪责难逃……先后上疏弹劾者主事王之案、刘宗周等四十余人。红丸一案最后以李可灼充军、崔文舁贬放南京、方从哲仍无事而告终。

三案之三——移宫案移宫案为三案最后一案。移宫所指宫殿为乾清官。乾清官地位之重要，左光斗曾有评说：“内廷之有乾清官，犹外庭之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⑨乾清官实乃帝权之象征，为妃嫔所向往者。

当光宗即位后，原一再阻挠的郑贵妃惧帝忌恨，一改往日常态，极力讨好光宗，以珠玉及美女四人进献，选侍李氏最得帝宠。郑贵妃又献媚于李选侍，两人互相勾连，郑贵妃为其争封皇后，请其随光宗皇帝迁至乾清宫（按：当时新天子尚无皇后，即位前之太子妃郭氏已去世）；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于是光宗命首辅方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命礼部照办，经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后又召方从哲、刘一燥、韩旷等至乾清官，光宗至东暖阁，仍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⑩。此后不久，光宗病死。光宗死后，按例李选侍当迁出乾清官，由继承帝位之新天子入内居住。然李选侍坚持不迁。为此李选侍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争斗不邑，由此生发很多变故，史称“移宫案。”

光宗皇帝死于即位第30天凌晨。由于死得突然，当时并无大臣守卫在侧。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即将登位的皇长子、年方十六岁的朱由校据乾清官，以操纵朝政。移时，阁臣方从哲、刘一燥、韩火广，尚书周嘉谟以及张向达、杨涟、左光斗等前往哭临（即向遗体告别）。至乾清官内，遭侍卫内监持梃拦阻。经杨涟怒喝，始入。哭临毕，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李选侍藏于暖阁不得出。廷臣问“皇储安在?”众内监不答。惟王安近前悄声告以实情，并拉皇长子出。廷臣一见皇长子，立即高呼“万岁”。左右挟住，出宫门登上御辇。此时官内仍不断传出“哥儿回来”之声。李进忠等内侍几次追赶出来，企图夺下皇长子。刘一爆靠紧御辇疾行，护送皇储到文华殿。在此等候的群臣拜呼“万岁”，当即把皇储先行立为东宫，暂住慈庆事内。至此群臣一方与李选侍一方的斗争已先胜一局。

群臣议定于初六日拥戴朱由校登极，登极则必先腾出乾清官，于是诸臣纷纷上疏要李选侍从速离宫。其中，御史左光斗之疏曰：“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

李选侍其时正与李进忠谋划对策。直拖至九月初五日即新天子登基前一天，群臣愤怒已极，纷纷至乾清官门外，高声呼喊，要李选侍迁出，声彻大内。李选侍慑于群情汹汹，不敢再拖，匆匆忙忙，于当日离开乾清官，迁往仁寿殿暂住。次日，皇长子朱由校得以如期即位，且住进乾清宫。移宫一事，奎此似可了结，然由于搬迁时间太紧，竟又生出种种枝节，遂使移宫一事终又成为移宫一案。

由于搬迁时间过于紧迫，迁出时甚为混乱。当李选侍移宫之际，太监王安等从中恐吓。李选侍惶恐，未能等及侍从相助，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绸之物，俱为群阉掠夺。“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据为已有。有人因怀藏金宝沉重，跌倒于乾清宫外，金宝撒满地上，暴露出偷盗之行为。当时被捉获者有内侍刘逊、刘朝、田诏等人，后陆续捉到者有王永福、姚进忠、姜升等多人，皆李选侍的近侍。

对乘乱盗取内府秘藏一事，新天子熹宗朱由校愤怒之极。传谕交刑部严办。被捕诸内侍到刑部，上下打点，非但无罪，而且散布流言，进行反击，曰：新皇帝待先朝妃嫔太薄。李选侍的侍人、内监，一旦失势，亦甚不满，对此着意渲染，沸沸扬扬，甚而传出李选侍投环自缢、皇八妹投井自杀的传闻。于是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责备阁臣于新帝即位伊始，即导之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结尾又曰：“玉体未寒，爱妾奠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等迎头痛击痛骂贾继春为奸党。贾继春又上疏反击，疏中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等句，把外间传闻以骈句加以宣扬，传诵一时，成为各句。最后，才即位的熹宗不得已亲自出面，降敕谕说明移宫原委。杨涟亦有《敬述移宫始末疏》一文。事实真相方得以大白。杨涟暂且回籍以避风；贾继春上疏认罪曰：“凡疏上所言皆道听途说，实该万死。”最后仍不能免，被“除名永锢”。

“三案”均属宫廷案件。三案本末，已经有始有终，三案结局，元凶已获，罪人伏法，原可算已经了结。然明代末期，门户更多，党争更烈。及阉党魏忠贤当道，修《三朝要典》，三案全部翻倒：梃击案则祸首为王之窠，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之罪名受到围攻，先给以“除名”处分，然后将其抓入狱中，令其退赔。“赃银”八千两。退赔不出便按期追比（按期用刑逼索），逼死狱中。红丸案则祸首孙慎行，先是受“削夺”处分（即削去其官籍，夺去其所有官阶、封号），继又被遣戍宁夏（尚未成行，崇祯继位，乃得赦免）。至于东林党人如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均受追论。邹与李已死，仍遭削夺，高攀龙曾要严治崔呈秀之贪污罪，而今崔呈秀派出缇骑，将其抓进京去论罪。高攀龙于缇骑将到之时自沉于池而死。移宫案则罪魁并指为杨涟及左光斗，均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被定罪追赃。追不出赃乃五日一追比，用刑拷打，至体无完肤，惨死狱中。及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先惩办罪大恶极的魏忠贤。魏忠贤得知要逮回京师自杀于行抵阜城途中。粉碎魏党后，乃为三案被冤诸人进行平反，冤死诸人均一一给以赠官赐恤；被遣戍者，召回复官任用。崇祯帝迅速而有效地扑灭魏党，消灭魏阉气焰，平反“三案”。

注释①皇次子生一岁而夭亡。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

③《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④明廷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封王后，福王长期逗留京师，廷臣不断请其就国，直至万历四十二年，福王就国后，群情始安。

⑤《明史》卷二四四《王之窠传》。

⑥⑦温功义《三案始末》。

⑧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⑩光宗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而李选侍欲争封皇后。当时光宗语未毕，李选侍披帏立，呼长子朱由校入，与之语，又复出，皇长子对皇帝曰：“要封皇后，不要封皇贵妃。”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萨尔浒之战在现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有一座形势险要的山，名叫萨尔浒山，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次战争以明军惨败、后金（即后来的清王朝）军大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辽东守将李成梁贪污跋扈，国家的军费大部被他吞没，使辽东武备日益废弛。这时居住在今吉林东北部牡丹江、绥芬河地区的建州女真，一天天壮大。公元1563年，在其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女真族内部的统一，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建立了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为了向内地掠夺口扩张势力，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以此为口实，告天誓师，对明朝发动进攻。

“七大恨”的第一条，是说明朝杀害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明神万历二年（1574），建州右卫首领王杲（ɡǎｏ。稿）带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杲投奔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流域）哈达部王台，王台把他缚送到李成梁那里，被李成梁磔死。1583年，王杲的儿子阿台为父报仇，占据古勒山寨（在今辽宁新宾附近），反对明朝。李成梁利用明朝扶植的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军攻打阿台，阿台困于古勒寨内，被部下杀死。明军攻入寨内，对战败者全部屠杀，连前来劝说阿台降明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都是王杲的部将），也被杀死。因此，这就成为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一个主要借口。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是诉说明朝偏袒他的对手女真族的哈达、叶赫部（均为海西女真部落）。第三、五条，是说明朝窃踰疆场，肆其攘夺；拘捕后金使臣，挟杀金人；遣兵驱逐柴河、三岔、抚安三路耕民，不容刈获。

努尔哈赤在发布誓师词后，亲自率领大军二万人，分两路进攻抚顺。在进军前，他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①。同时颁布《兵法之书》，规定了用兵作战的原则：“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②在夺取抚顺的战役中，努尔哈赤正是运用上述的用兵之道因而取胜的。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明朝驻守这里的是游击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捉住守将李永芳，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胜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鹘（ｈú胡）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

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后金军转攻叶赫部，叶赫部向明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军丁十万人③齐集沈阳，派兵部尚书杨镐（ｈàｏ号）为辽东经略，向后金发动总攻击。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企图一举围歼后金军，其部署如下：

西路：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领三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军二万余人，从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即开原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领所部及叶赫兵共二万余人，由靖安堡出，经开原、铁岭，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即宽甸路，以总兵官刘铤为主将，率官兵一万余人，会合朝鲜军队共约二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辽阳和广宁为明朝辽东根本重地，派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守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官李光荣率军一部戍守广宁，保障后方交通。并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督运各路粮草。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此人既庸懦昏聩，又骄躁寡谋。原定二十一日出师，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复改于二十五日进攻。杜松因大雪迷路，请缓师期。刘铤也以未谙地形，再请缓师。杨镐勃然大怒道：“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④杨镐只图侥幸取胜，置天时、地利、人心、敌情于不顾，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但是，四路明军出动之前，“师期已泄”⑤，作战企图已为后金细作侦知，因而努尔哈赤得以从容作出对策。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四路进击的军事部署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⑥，并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⑦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努尔哈赤率八旗精兵六万人，再加上其它兵力共约十万人，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铤军先头部队从宽甸北上，后又侦知杜松军出抚顺关东进。努尔哈赤判断：“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⑧因此，只派五百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綎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杜松是一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将官，他悬军深入，轻敌冒进。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军卒不待舟筏，策马渡河，浑河流急，明军淹死的不计其数。三月初一，他驰至萨尔浒。其时，北路马林军始由开原出铁岭，叶赫军尚未行动，后金军砍树塞道阻滞，尚在途中；南路李如柏军，虽由清河堡出发，但行动迟缓，二月二十九日则刚出鸦鹘关；东路刘铤军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宽甸，但因在凉马佃会朝鲜军，尚在马家口一带行进中。只有杜松所部“违期先时出一口”⑨，已进至萨尔浒。杜松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山下；自率万人进抵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攻打界凡（在赫图阿拉西北铁背山上）城。

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率少数兵力援界凡，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明军用战车列阵，放火铳，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一鼓作气，攻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紧接着，后金军又驰赴界凡。当时进攻界凡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打人丛林，对后金军杀伤甚微；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杀，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说：“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下，如流澌焉。”杜松贪功冒进，轻骑深入，不谙地形，舍长取短，终于遭致惨败，是必然的。

明军主力杜松部被歼灭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戈北上，急攻驻守在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三十余里）的马林军。马林见杜松兵败，所部军哗，急忙转攻为守，形成“牛头阵”：马林亲自率军驻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堑，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壕内布列精兵。参将龚念遂在斡珲鄂漠结营。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两营相距数里，成犄角形。马林自以为“牛头阵”既能互相救援，又能以战车和壕堑阻遏后金骑兵的突袭。但他消极防御，兵力分散，恰好给努尔哈赤提供可乘之机。三月初三，努尔哈赤集中兵力进攻龚念遂营。后金骑兵猛冲龚营一隅，突破缺口后，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龚念遂营破战死。

努尔哈赤在攻破龚念遂后，又率主力进攻尚间崖，马林率军迎战。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际，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后金军夺占尚间崖。接着率兵击破潘宗颜部，潘宗颜营溃战死。叶赫军至开原中固城，闻马林兵败，大惊而遁。北路明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皆没。

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进攻宽甸路的刘铤军。刘铤治军向称严整，行则成阵，止则成营。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努尔哈赤为全歼刘铤军，乃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战术，事先设伏于距赫图阿拉东南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以五百名精骑诈充明杜松军赚诱刘铤速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刘铤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盈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铤力战，中流矢而死。朝鲜援兵被迫投降。

杨镐在沈阳，听到明军三路败报，急令清河路李如柏回军。李如柏怯懦蠢弱，出师晚，行动缓，仅进至虎拦冈（在清河堡东），还没有同后金军交锋，即接到回师命令。后金哨探二十人在巡逻中，发现李如柏退兵，发出冲击信号，明军以为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后金军乘势斩杀四十人，获马五十，明军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斗前后不过五天，以明军溃败和后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军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而遭到惨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则正好利用明军上述弱点，再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终于取得辉煌战果。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次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形危急。乾隆皇帝曾称颂这次战役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

注释①《满洲实录》卷四。

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③明军数字，各书记载不一。《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辽广实录》作九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作十万人，《光海君日记》作十四万人，《满文老档》和《清史稿》作二十万人，《清鉴辑览）作二十四万人。《清实录》作二十万人、号四十七万等。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

⑤《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⑥《清鉴易知录》前编二，天命四年三月。

⑦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五。

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

⑨《明神宗实录》卷五八○。

袁督师蒙冤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兵法，每遇老将退休士兵还乡，总要跟他们谈论边塞之事，通晓边塞守备形势，常以边塞将才自许。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朝见在京御史侯恂，请求破格任用，于是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军队失败，朝廷议论扼守山海关，袁崇焕一人骑马趋出，亲自考察关内外形势，兵部发现袁崇焕丢失，很惊讶。家人也不知袁崇焕去向。不久还朝，述说山海关形势，自称只要给我军马钱谷，我一个人就足能守备。这时朝廷众臣更加称赞他的才能，就提升他做佥事，监督关外军务。经略王在晋让袁崇焕到前屯安置辽人失业者，袁崇焕连夜出行穿越荆棘虎豹生活之地，四更天就到达前屯城，将士赞佩他的胆量。王在晋对他非常器重，提升为宁远、前屯兵备佥事。然而袁崇焕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深谋远虑，因此也不完全听他的命令。王在晋议筑城八里铺，袁崇焕认为不合策略。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人，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巡行边塞，袁崇焕请带五千人驻扎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以壮十三山形势，再另遣勇将救十三山难民。宁远离十三山二百里，有利则进据锦州，不利则退守宁远，为什么要把十万难民置之度外?孙承宗与总督王象乾谋划此事，王象乾认为关外军刚刚失败，士气沮丧，建议调发守关将士三千人前往救援。孙承宗认为有理，就转告王在晋，王在晋终未能救援，十万难民皆陷敌手，脱逃而来的仅六千人而已。孙承宗驳斥王在晋关于修双重城防的建议，谋划加强诸将吏的守备。命闫鸣泰防守觉华岛，袁崇焕主持宁远守备。王在晋、张应吾、邢慎言认为不妥。孙承宗最后还是按袁崇焕意见办理。不久，孙承宗镇守山海关，更加依靠袁崇焕，袁崇焕对内安抚军民，对外整顿边防，成绩显著。袁崇焕曾经核查出有虚报兵额的事，立即杀一名将校，孙承宗大怒说，监军难道能主生杀大事吗?袁崇焕向孙承宗认罪。可见他在军中执法之严。

熹宗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坚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劝阻，孙承宗不听，派满桂、袁崇焕前往。当初孙承宗曾派祖大寿修筑宁远城，祖大寿推测朝廷未必能远守宁远，筑城十分简陋，仅筑十分之一，又都不合坚守的要求。袁崇焕到宁远后，立即确定筑城的规模制度，即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命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造，次年竣工。于是宁远就成了关外重镇。满桂是良将，袁崇焕又勤于职守，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又优抚将士，部下乐为尽力。于是商旅流民从四处聚集，远近军民都以宁远为乐土。天启四年（1624）九月，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12000人东巡广宁，亲自查看北镇，到北镇祠庙祭杞，观看十三山形势，到达右屯，就从水路沿三岔河返回。不久晋升为后备副使，再进右参政。袁崇焕东巡期间，请求立即收复锦州、右屯诸城。但孙承宗认为时机未到。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商量遣将分别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缮诸处城防，派兵据守。从此，宁远又为内地开拓疆土二百里。

十月，孙承宗罢官，遣高第代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一定不能守，令诸军撤回锦右诸城的防守战具，把所有将士迁移到关内，督屯通判金启棕上书给袁崇焕说：“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①袁崇焕也认为不可退兵移民，并力争说：兵法云有进无退，锦州等三城已经光复，怎么能轻易撤出?锦州、右屯一动摇，那么宁远和前屯必然震惊，山海关门户也失去保障，现在应选择良将守卫它，不能再有别的想法。高第很顽固，不能听取袁崇焕的建议，并且还要撤出宁远、前屯两城守备。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②高第无从再刁难他，于是撤出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把所有屯驻上述诸地的兵都撤入关内，丢弃米粟十几万石，而沿途死亡者更多，哭声震原野，百姓怨恨，军队士气越发不振。

天启六年（1626）正月，清军大举进犯，西渡辽河，二十三日到达宁远。袁崇焕立即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更刺血写书，从忠义相激励，部众都下拜，将士请效死命，于是把城外民宅全部烧毁，带着守城战具入城，坚壁清野以待军令。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如有逃兵到他们两处，一律斩首不赦。人心开始稳定。次日，清大军戴檐、穴域、矢石不能退。袁崇焕命令闽卒罗立放西洋巨炮，伤城外清军。第二日清军再攻，再次被打败，宁远之围遂解。启傣也因燃炮炸死。启傣出身小吏，初为主赏功事，因勤敏有志，被孙承宗重用，提拔为通判，核实兵马钱粮，督造工程，疏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战死后赐官光禄少卿，世荫锦衣试百户。其初，朝廷闻警，兵部尚书王水光，召集廷臣议战守之策，无一出良谋者。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关上而不救援。中外人士均谓宁远必不守，等到袁崇焕以捷报闻于朝廷时，举朝大喜。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熹宗并降金书奖励满桂等，进爵各不同。初，清兵解围后，分兵数万，进犯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人。袁崇焕刚刚守城，力竭不能救，高第退守山海关，违反了孙承宗的做法，折辱了诸将，他部下诸将因此而解体。杨麒也不被诸将尊重，以致见侮其部卒。因为高第、杨麒坐失援救，被罢官。而以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赵率教代杨麒为总兵赴任。

清兵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不敢议战守之事。诸将议战守，自袁崇焕始。三月，再次设置辽东巡抚，命袁崇焕任此职。袁崇焕因解围有功，逐渐骄傲，与良将满桂不和，请调任它镇，于是熹宗召还满桂。袁崇焕因王之臣曾上谏留满桂于任，又与王之臣不和。朝廷害怕两将不和贻误大事，命王之臣专督关内，把关外防务交袁崇焕全权处置。袁崇焕怕廷臣，中疏建议，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边守边屯，屯种收入，可减轻海运供给。大意是以坚壁乘问击瑕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辽地屯田疏》等奏折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精详的论述。袁崇焕顾虑失信朝廷，自身难保，所以特意陈述自己的心情说：“顾勇猛图敌众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筐，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③熹宗优旨褒答。冬，袁崇焕与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视锦州、大小凌河形势，商议大兴屯田，逐渐恢复高第所弃旧土。袁崇焕认为，现在山海关第四城既已重新恢复，应当重新修缮守备，松山等诸城应调兵四万人驻守，缺一不可。熹宗答应照此办理。“八月，建州主殂（努尔哈赤死），子噶竿（皇太极）立，改元。袁崇焕奏遣喇嘛僧往吊，力言建州有通款之意”④，袁崇焕想与后金议和，派使者致书。清太宗回报说，清兵将讨朝鲜，也想因此与崇焕罢兵，能够使他们一意南下。天启七年（1627），再次遣使说明此意。于是清兵大举渡鸭绿江南侵朝鲜。当时，朝廷认为袁崇焕与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朝。罢经略不设，把关内外战守之事完全交给袁崇焕负责。中官刘应坤、纪用并便宜从事。袁崇焕锐意恢复，乘清军出击朝鲜，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再次使使持书议和。恰逢朝鲜和毛文龙一起告急，朝廷派袁崇焕发兵救援，袁崇焕以水师援救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带精兵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掣之势。可是朝鲜已被大清征服，于是明朝诸将乃不战而还。四月，“增设大帅，以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驻大凌河，满桂驻关门，节制四门，仍赐剑以重事权”⑤。五月，熹宗命蓟辽总督闫鸣泰、分总兵孙祖寿移镇山海，满桂移镇前屯，赵率教、左辅及内监纪用领兵守锦州，袁崇焕移宁远，黑云龙移一片石。建州兵十五万攻锦州，平辽总督赵率教守锦城。赵率教遣使议和，皇太极盛气凌人地说，锦州是我家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此地筑城?还派两人随使者归城中。赵率教回答，若想得城，你们就打吧，不能狡辩得城!第二天早上建州兵分两路抬拉车梯等战具强攻城西北两面，马步轮流进攻。赵率教带领左辅、朱梅等奋力抵抗，炮火矢石交下如雨，直到午后，城下积满敌尸，到夜晚就向西南退兵5里扎营。第二天派骑兵环城而行。山海总兵满桂遣兵援救锦州，在爪篱山与建州兵相遇，由外夹击，大败建州兵。建州兵向东撤退，锦州之围遂缓解。

六月，建州兵攻宁远，总兵满桂等大战，将其打败。初，建州兵在锦州失败，进而攻打宁远。参将彭缵古用红夷大炮击碎其大帐营一座，长子召力兔贝勒中箭身亡。次子浪荡宁谷贝勒也阵亡，射杀固山4人，牛录30余人。第二天，增兵赴宁远，守兵出城迎战，连战数十回合，并发火炮矢石攻打，积尸遍野。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穿黄衣督兵攻城，到日暮时被杀死者更多，于是撤兵回，连夜东行；到五更天，在小凌河扎营，留精骑殿后。十多年来，没有谁敢与建州兵交战，袁崇焕宁远大掳，也只是依仗宁远城打退敌兵，这次与建州兵交战取胜，多凭满桂之力，随后又派诸军分路追击，建州兵全部退回沈阳。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请假回籍。先是，建州遣使方金纳温台什渡河见纪用、袁崇焕议和谈条件，袁崇焕主议。不久，有事东江，又西攻宁远、锦州，王之臣认为都是讲和议款不当，与袁崇焕意见不合。而袁崇焕又素不被魏忠贤所喜，于是罢袁专任之职，加王之臣宫保，督师辽东，驻宁远，赐尚方剑，大帅以下听其节制，准袁崇焕回籍。世禄、祖大寿分别统领这五千降兵。熹宗诏命安置在塞外。

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至京师。崇祯在平台召见，问其守战方略。袁崇焕先说，辽东防务很不容易，五年之内需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才能成功。崇祯如其言向户、工、吏、兵四部下达圣旨。袁崇焕又说：“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⑥皇帝起立倾听，加以安抚。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袁崇焕尚方剑，允许便宜行事。崇祯完全听从刘鸿训之建议。袁崇焕又说明以前熊廷弼、孙承宗都因为权奸掣肘而不得竟其志。袁崇焕再次强调恢复辽东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⑦。并重申恢复之计“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在至尊司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无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⑧。崇祯深以为然，优诏答对，使勿多虑。二月，罢督师王之臣官。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津，移驻关门。五月，建州兵攻河西高桥，塔山，又围大兴堡，总兵朱梅以炮击退其进攻。数日后，建州兵致书言议和条件，边吏不准，引兵还。六月，建州兵至锦州，攻陷骆驼、大兴等堡。七月，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慰劳备至，至午门；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能否平定辽东?袁崇焕说，因为庄烈帝急于求成，所以用五年之期安慰庄烈帝。誉卿说，如果皇上按期责效又该如何?袁崇焕无可回答。当时人们估计袁崇焕五年之期难以兑现。八月，建州兵攻黄泥窏，袁崇焕遣前锋祖大寿打退其进攻。

庄烈帝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诱杀虚功冒饷的皮岛守将毛文龙。袁崇焕再次出关任督师，自料无法实现五年荡平辽东的诺言，于是想与清兵讲和议款争取时间。八月，束不拘建州清兵自大镇堡分两路，一路从杏山高桥堡，一路自松山直逼锦州，进攻双台堡。不久又从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督师袁崇焕恐清兵西征，请求增戍关门，遣参将谢尚政等加强顺天防备。巡抚王元雅认为这是虚警，把他们调走。当时建州清兵想麻痹边将，果然不再出兵。大清兵越蓟州而西进，袁崇焕惧，急引兵护京师，于广渠门外扎营。大军鏖战，互有杀伤，当时所攻破的隘口，系蓟辽总理刘策所辖。崇焕闻变，千里援救，有功无罪，但京都人骤遭兵袭，怨谤纷起，认为袁崇焕纵敌拥兵，前又与其和议，诬其引敌，威胁朝廷议和，将为城下之盟，阉党残余分子交章弹劾。庄烈帝听说此事不能不惑。又值皇太极设问，散布说袁崇焕与建州清兵已有密约，并阴纵俘获宦官归朝传达这一消息，庄烈帝闻讯，信以为真，下袁崇焕诏狱，加之前被黜中官怀恨在心，多讪谤非议，后经法司审定袁崇焕谋叛，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均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其家。袁崇焕无子，家中也没有余钱。天下人都认为皇帝冤杀了袁督师。袁崇焕既被缚下狱，祖大寿溃奔而去，满桂急引兵与清兵交战，竞死于沙场。初，袁崇焕妄杀毛文龙，到此时崇祯皇帝又误杀袁崇焕，边事更无人支撑，加以内地农民起义纷起，明亡于清的大势已定。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时，披露了皇太极设反间计一事之后，才算是真相大白。几百年来，人们怀念袁崇焕“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北京龙潭湖畔还有袁督师祠堂，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注释①②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五《锦宁战守》。

⑥⑦⑧《明通鉴》卷八一庄烈帝崇祯元年。

第三十六章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瓦硝坝人。出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也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父祖三代为医。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行医的“铃医”。父亲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通经史，以医为业，既具有丰富的诊病治病经验，又深通药学，曾充太医院吏目。著述有《四诊发明》八卷、《医学八脉注》①、《人参传》二卷、《蕲艾传》一卷，另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若干种。

李时珍幼受家庭影响，加之他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好读医书”②，常随父兄进山采药，懂得不少药草知识。但在科举盛行的明代，由举业成名而步入仕途才是正道，所以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学习制艺。嘉靖十年（1531），在父亲陪同下赴黄州府试，中秀才。后来，又曾三次赴武昌乡试，三次落选。拜理学名家顾日岩为师，发愤读书十年，同时钻研医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研究。他一边潜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一边诊病辨证，积累经验，几年后，已俨然成一时名医。嘉靖三十年（1551），楚王府聘他为奉祠正，掌管良医所事，不久被推荐到朝廷，任太医院判。楚王府与太医院丰富的医学典籍与一些秘而不传的药方，为李时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经过近十年的钻研与实践，李时珍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药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对药物不熟，那无异于视人命为儿戏。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五岁的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某些植物、动物、矿物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后来渐渐形成我国特有的“本草学”（即中药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③，或“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正因为前人的本草著作中“舛谬差伪遗漏不可枚数”，李时珍才决定撰写那本名垂不朽的《本草纲目》。

著述工作开始后不久，李时珍即辞去太医院的职务，得以全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穷搜博采，莫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④。

《本草纲目》取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367种）、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药760种）、宋《开宝本草》（载药1082种）、苏颂《本草图经》（载药730种）、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等书中所记载的药物1518种，新增374种，总记载药物数达1892种，成为我国古代药学史上记载药物最多的一本书。此外，该书记载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1110幅，全书共分50卷，190多万字。

《本草纲目》在编纂体例上具有“振纲分目”、“纲目分明”的特点，分类法比较先进合理。全书分为16部，60类。传统本草学分类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上品主要包括无毒或毒性小的、属于滋养强壮之类的药物；中品有毒、无毒的都有，既可滋养强壮，又有攻治疾病的作用；下品药物一般有毒性，专门用来攻治疾病。这种以药物的作用、性质进行归纳的分类法比较原始、简略，容易混淆。另一个系统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类，这从南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开始，此后本草学著作多采用这一分类法，但也有许多是将两种方法结合，即每一类药中再分三品。《本草纲目》依药自然属性进行分类，他把矿物药分水、火、土、金石4部，植物药分草、谷、菜、果、木5部，动物药分虫、鳞、介、禽、兽、人6部，另有服器部。部下分类，类下分种，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使众多药物的排列有条而不紊。这种严密的纲目分类法，是中药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就生物学而言，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在药物的解说方面，《本草纲目》采取的方法是：每种药物标一个总名，作为这种药物的“纲”，下列各栏为“目”，包括“释名”（解释药物名称的来源及依据）、“集解”（说明产地、形态、采集方法等）、“修治”（药物炮炙方法）、“气味”（说明药物性质）、“主治”（阐述药物的功用）、“发明”（记述前人及自己施用该药的临床经验及对药理的探讨”，有些药物下面还设有“辨疑”与“正误”，以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舛误，最后是“附方”，且多系作者亲自实践收集或以往医书不载的。作者一方面把药物与方剂紧密结合，提倡实用性；另一方面又依药组方，以病附方。因此，这本书开拓并厘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详明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专著。该书记载植物1094种，对植物的品种、形态、气味及医疗功能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精细的插图，为植物标本的采集、辨认以及分类、比较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该书记录动物性药物445种，其分类完全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对环境对动物的影响、动物的遗传与变异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观察和记述。另外，这本书记载矿物276种，其中对许多金属或化合物的产地、形色、鉴别、采掘方法等都有详细记述。《本草纲目》修成之后，李时珍想将它进献朝廷。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六岁的李时珍辞世，书没有来得及献上。“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草纲目》首版金陵版面世之后，这部190万字的巨著先后被翻刻印刷多达50多个版次。在这本书的影响与启发之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本草学著作，如清人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刘若金的《本草述》，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张璐的《本草逢源》。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早在成书不久的公元1607年，这本书就传入日本，并被多次翻刻，供人们学习、研究，以至于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这本书也很早就传人琉球、朝鲜和越南。十八、十九世纪，《本草纲目》又开始受到欧洲人的注目，被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脉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脉象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术医案专著，是他临床实践的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注释①《明史·艺文志》。

②③④⑤《明史》本传。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他中秀才后，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又到韶卅、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捡出擢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置闲住，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著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问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著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②，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③，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注释①明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刻（几何原本）序》。

③《（泰西水法）序》。

汤显祖写“四梦”

中国古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各有其成就。先秦的历史哲学散文、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都能各领风骚。明代文学中，传统的诗、文方面成就远逊于前代。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日趋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增长，适应这种发展与变化的俗文学便蓬勃发展起来。这兴盛起来的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两大方面。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戏曲方面，则以汤显祖最负盛名。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于临川县文昌里，万历四十四年（1616）去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隆庆五年（1571）乡试中举，他更进一步广泛研读。除古文诗词外，又精通乐府歌行，旁及诸子百家，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无不通晓。中举后曾四次进京考进士，后两次赴考时已是颇具文名了。万历年间，由于他谢绝了内阁大臣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的延揽，屡试进士不第。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他才考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书议朝政，被贬广东徐闻县任典史，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他为人刚正，风骨道劲，不肯腼颜事权贵。因而虽勤兢施政，有循吏之誉，却总因不善应酬被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辞官还家，不复出仕。

汤显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著名人物过从甚密，在政治上接受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们的立场一致。他的启蒙老师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汝芳，所以哲学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此外，“异端”思想家李贽（卓吾）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对他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倡言“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认为“愚夫愚妇皆有天性”①；他用“情”来反对道学家的“理”，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②。在文学上，他反对拟古，反对死守格律，而与徐渭、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持共同看法，主张写“情”，明确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③。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堪称明代的最高峰。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故事都以做梦为全剧关键，所以合称“临川四梦”。他的书斋叫玉茗堂，所以“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

《紫钗记》大约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这部戏原先叫《紫箫记》（一作《李十郎紫箫记》），分三十四出，后改成《紫钗记》（一作《霍小玉紫钗记》，共五十三出。改写后的《紫钗记》虽比《紫箫记》稍嫌长，但各方面都有进步。剧中歌颂男女主人公李十郎和霍小玉对爱情的忠贞，同时对以卢太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与自私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揭露。在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叫喊声充塞天下的当时，他公然歌颂作为“人欲”的“情”。

《南柯记》（一作《南柯梦记》）全剧四十四出，故事大抵依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故事以主人公几十年的宦途经历作为一场梦，写淳于棼梦人蚁穴大槐安国，和公主结婚后，出任南郡太守二十年，公主死后，又升为宰相。不久受人排挤，被罢职遣归。该戏作于作者辞官还乡之后，十余年官场生活，使他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较深刻的认识，对功名利禄也看得透了。看世人为名忙，为利忙，如“蚁子群”，所以开篇发问：“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

《邯郸记》（一作《邯郸梦记》）三十出，也作于退出官场之后。情节据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编成，写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将一磁枕交给卢生，卢生枕之人梦。历尽荣华富贵、迁谪、围捕之后，大梦方醒，旅店主人蒸黄梁尚未熟。汤显祖写这部戏，是要以此对官场的黑暗与相互倾轧加以揭露，同时也慨叹宦海的浮沉与人生的无常。

完成于弃官回家那一年的《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剧五十五出，主要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描写官宦小姐杜丽娘和柳梦梅真诚相爱的故事。

剧中的杜家是官宦人家。小姐杜丽娘天生丽质，娇艳聪慧。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天性受到压抑。作为一个年已及笄、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深感生活的寂寞与苦闷，她读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在婢女春香的引诱下观赏了后花园的大好春光，于是春心萌动，又因怀春苦闷而悠悠入梦。在梦中，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梦中的少年书生媾合了。梦醒之后，被好梦难寻所苦，于是恹恹病起，终于因情而死。

广州书生柳梦梅赴临安应试，路经南安郡，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被她娇艳秀媚的容貌所打动，终日把玩恩慕，终得丽娘幽魂出现。二人一见钟情，朝夕欢会，订立婚约，后来发现丽娘是鬼魂再现，柳生仍然真诚爱她，并冒险掘墓，使丽娘获得新生。最后几经周折，二人喜获团圆。

作品歌颂青年男女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方面所进行的不屈斗争，表现了杜丽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和柳梦梅对爱情的忠贞。在理学盛行的明代，作者热情讴歌年轻一代的反抗与叛逆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情可以突破生死的界限而长存于天地人间。同时，作者也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对美好情感的摧残，嘲笑了维护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杜宝（杜丽娘之父）的无能与无情。在封建礼教最森严的时代，作者公然讴歌，赞美人性，以人性与封建礼教相对抗，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

《牡丹亭》一剧一改往常爱情剧的俗套，用梦里钟情，死生离合的故事来展开情节，不仅使得剧作在反映现实方面比较深刻，同时也使剧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剧中塑造的杜丽娘这一形象，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

汤显祖是明代最具才情的剧作家。《牡丹亭》的语言优雅而不华靡，精美而富于情韵，实属难能可贵。

汤显祖“临川四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明人吕天成《曲品》把汤显祖所著五部传奇都列入“上上品”，并认为《紫箫》“琢调鲜美，练白骈丽”；《紫钗》“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还魂》“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南柯梦》“眼阔手高，字句超秀”。

张岱认为，“汤显祖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南柯》、《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④。

清王文治说，“玉茗堂四梦，不独词家之极则，抑亦文律总持。及被之管弦，又别有一种幽深体艳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⑤。

注释①《贵生书院说》。

②《寄达观》。

③《致吕姜山》。

④张岱《答袁箨庵》。

⑤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

第三十七章

小说盛行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繁盛时期，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间有两次小说创作高潮，一为元末明初，一为明代中后期。

宋代时，由于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说话”伎艺得到相当的发展，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罗烨的《醉翁谈录》等著作中，对于“说话人”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虽经宋末元初的社会大动乱，“说话”技艺依然获得了发展，而记录“说话”底本的小说也随之得到了发展。经过宋元两代长期的孕育，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已经初具规模，加之元末的战乱引起文人思想上的深刻反省，使得此时出现的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长篇白话章回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较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

明王朝建立之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措施，将一切大权总揽于皇帝手中。朱元璋还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加紧对吏和文人的控制，对意识形态实行了严密的高压统治，一些士遭到监禁、放逐甚至处决。明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俗文学采取鄙视甚至仇视的态度，加之印刷业的落后，使得明代小说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之后，出现了近两百年萧条沉寂的现象。

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尤其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这个时期，商品流通更加扩大，城市里市民人数不但众多，而且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他们在文化上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守仁、李贽等人。以上这些因素，加上印刷业的发展，便促成了明代中晚期长篇白话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繁荣。

明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办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此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战争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写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寄托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所刻画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真实人物。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结合。整个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基本符合，一些人物形象和历史人物基本吻合。与此同时，在刻画人物上，作者也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使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

《三国演义》问世之后，立即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对此后的小说创作、戏曲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军事谋略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浒传》是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在长期民间故事和戏曲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由作者加工完成的作品。《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它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塑造了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一批鲜明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在歌颂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宣扬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受招安的思想，这是它的局限性。就人物性格的刻画来说，《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更生动、活泼、深刻，它不仅长于叙述，更长于描写，特别是长于细节的刻画。

《水浒传》一问世，立即被封建统治者查禁，足见这部作品思想性之强。数百年来，《水浒传》冲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查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和历史上唐代僧人玄奘取经的故事几乎完全不同。《西游记》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内容，但它已被民间传说和作家创作的内容所突破，而主要具有神话寓言的性质。作者用游戏诙谐的笔调，通过神话故事，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激愤。作品塑造出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成功的艺术形象。“大闹天宫”是《西游记》中最精彩的部分。它以神话的形式投影式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反抗思想和叛逆性格。孙悟空代表了反对压迫的正义力量，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西天取经”故事的思想性虽然不及“大闹天宫”，但它仍富于教育意义。孙悟空在取经路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的大无畏气概。《西游记》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我国浪漫主义的实际应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它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为中心，记叙了他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种种罪恶以及荒淫无耻的生活，深刻而具体地暴露了明代中叶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

《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面非常广阔，上至皇帝，下到市井佃民，无所不有。特别是市民社会下层的帮甬无赖、娼妓优伶、媒婆道姑等三教九流，作者都写得很逼真。《金瓶梅》的不朽价值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审丑。它把一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内在形态描绘给我们看，写出了流氓市侩的本质和典型，写出了各种妇女在受侮辱受折磨中的不同心理状态，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作品以传神逼真的细节描写、极为生动的语言，奠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

由于《金瓶梅》中有较多的淫秽描写，这部作品长期以来被视为“淫书”，其实它的基本内容是很有价值的，艺术上也很成功。它对《红楼梦》有重要影响。

“三言”指的是由冯梦龙编辑、改编的三部话本、拟话本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在明代作品中，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取材历史或宗教传说的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三言”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拍”是受“三言”影响而出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凌濛初。“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和“三言”比较，它们在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上大致相同，但“二拍”比“三言”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和色情描写。“二拍”也同样塑造出了一些成功的艺术形象。

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清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徐霞客漫游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以号著称于世。南京常州府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和杰出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亲时，才无意仕宦，由有权势的官府之家变成一般地主家庭。虽说门第中落，但家境还算优裕。尤其是先世以科举成名，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有丰富的藏书，加上他自己也无意功名利禄，使之有条件、有闲暇博览群书。他天资聪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①。成年之后，更是“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②，“搜古人逸事，及丹台石室之藏”③。书读得越多，他越是对书中描绘的壮丽山河心驰神往。同时，他也发现过去山经、地志书中舛误颇多，于是萌动周游天下名山大川，“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他母亲也鼓励他：“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④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霞客第一次游览太湖，这一年他二十岁。从这一年起到崇祯九年（1636），他游览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因老母在堂及家事牵累，他这段时期内的游览都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他去这些地方，也主要是因为向往名山胜迹，游览了泰山、天台山、雁荡山、白岳山、黄山、武夷山、九华山、庐山、嵩山、太华山、太和山、罗浮山、盘山、五台山、恒山等。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每次游览大都有游记。从这近三十年间徐霞客的行踪及存留下来的游记资料看，他侧重于搜奇览胜，对山川地貌及水道源流的考察探索较少，对地理学的贡献不如后来的西南之行大。尽管这段时期的游记数量很少（仅名山游记17篇），但已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及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崇祯九年（1636）秋，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这也是他后期唯一的一次旅行。此前，他曾说过：“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而“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在老母辞世，儿子完婚，自己也已年继五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他自知“老病将至”，西游“必难再迟”。他的好友陈函辉说：“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所以徐霞客“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

从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1636年10月17日）起至崇祯十三年（1640）止，前后历时四年，行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到云南，终因“病足不良于行”，又途经湖北、安徽而回。通过这一次万里远征，他考察了我国的西南地区，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霞客的大西南之行，几乎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考察我国的岩溶地区。他不仅观察了这些地区岩溶地貌的地表特征，而且研究岩溶地貌的构造及特征，创立了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了分类。《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357个溶洞,作者曾亲自入洞探察的有306个，在西南之行中亲自探查的有239个，占绝大多数。他不仅记录洞穴的方位、高度、宽度、深度，还对岩溶现象的成因作出正确的说明。如他指出，岩洞是由于水的长期侵蚀所造成的，钟乳石则是由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经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他所观察与记录过的岩溶地貌包括石芽、溶沟、孤峡、峰林、漏斗、落水洞、洼地、伏流、天生桥、地下河、溶洞、钟乳石、石笋、石柱、盲谷、穿山等等。同时，他对岩溶地貌的分布及其地区差异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记录。除岩溶地貌外，徐霞客对地貌的考察还包括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及应用地貌。

徐霞客的考察对水道源流十分关注。除了大量记述水道源流之外，他还纠正了前人文献中记载的某些错误。如《禹贡》说“岷山导江”，他经过考察，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他晚年著有《江源考》，作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除长江水系外，徐霞客对水道的考察还包括黄河水系、珠江（主要是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天台山水系等。他的考察工作涉及到河流的流域范围、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流水量的变化、河水水质、分水岭、伏流、地形与水文的关系、河床的地区差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他对湖泊、沼泽、泉水都有考察与记录。

除了对地形地貌的考察外，徐霞客的旅行还包括了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徐霞客游记》中记述的粮食、蔬菜以外的植物达150多种，尤以云南省所见为多（计60余种）。他观察和描写植物形态，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注意植被状况。他还注重植物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考察，研究海拔、纬度、温度、风、地形诸因素对植物分布、植物生态的影响。

《徐霞客游记》在注重对自然地理进行考察和记述外，也注意考察人文地理。作者注意到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观察人们进行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村落的分布和兴衰变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他的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经济、历史地理的状况，都有极大的帮助。

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不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景观，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先进的地理思想，也反映出作者掌握的先进的地理学方法。他博览群书，遍及古代舆地山经志，而又不满足于书本所见，于是他通过实地的考察来印证书本知识，并纠正舆地史籍承袭附会的各种错误。通过实地的勘察，他忠实地描述记载某一地域的各种地理现象，并且既有文字优美的形象描绘，又有定量化的数字描述。他的考察研究活动还注重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找出被考察研究对象间的异同点，加以归纳总结。另外，他以采集标本（包括岩石标本与植物标本）的做法补记叙之不足。《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也可看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他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他写山地、流水、气候、山林、植被、洞穴、阳光、月色，各种风景明艳如画。他对社会生活、各地风俗的描写也生动细致。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说《徐霞客游记》具有“真、大、奇”的特点⑤。所谓真，就是指真实，也就是“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⑥。所谓大，是指“游记之伙”，篇幅上“遂莫过于斯篇”⑦。所谓奇，是说“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⑧。

崇祯十三年（1640）初，徐霞客脚病严重，已无法继续旅行。他曾想由云南继续去缅甸，这时则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中断旅行，在丽江纳西族土司木生白的资助下辗转还乡。虽是万里长行，他也没舍得丢下采集来的那些标本。友人陈函辉说他“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娑相对，不问家事”。《梧腾徐氏宗谱》中也说：晚年“先生病足息游，憩榻上，日陈滇中所携大理石、奇树虬根等于前”。次年，徐霞客去世。

在我国历史上，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政治、宗教的企图，而纯粹以地理考察为目的，不追求名利，毕生从事旅游，徐霞客亘古第一人。他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九个省区，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考察范围如此之大，古今少有。他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的《徐霞客游记》不愧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注释①②③④《梧塍徐氏宗谱》，第1184页。

⑤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

⑥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⑧奚又博《徐霞客游记序》。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出身书香世家。曾祖宋景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明朝中期的重臣。祖父早逝，父亲不甚得志，家境逐渐地萧条了。

宋应星幼年颖悟，“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①。又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自幼很受师长喜爱。“稍长即肄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胳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②。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长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名列第三，应升列第六，时冬称“奉新二宋”。此后屡试不第，终于断绝仕进之想。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任江西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十一年（1638），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祯十三年辞官回乡。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风阳府毫州知州，次年辞官回奉新。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南明时，曾荐授宋应星官职，均推辞不就任。入清后拒不出仕，隐居读书课子，约于康熙（1662-1722）初年去世，年近八十。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很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一方面，迅速聚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有待作出总结；另一方面，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手工业工场要求运用科学知识、先进的设备、低廉的消耗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社会的需要，加之客观的可能，使宋应星写出了一部足以使他永垂不朽的著作——《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最早刊刻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十八章。以“贵五谷而贱金玉”为原则，把农业放在前面，次以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各章，而把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的珠玉放在最后。

上卷六章，多与农业生产相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及粱粟麻菽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以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乃服》介绍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毛纺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用工具、设备及操作要领。《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对蓝靛的种植及蓝靛的提取和从红花中提取染料的过程叙述尤其详细，又涉及不同颜料及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讲稻、麦等的收割、脱粒、磨粉等用的工具及技术。《作咸》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的产地以及制盐方法。《甘嗜》介绍甘蔗的种植、制糖的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与饴糖；中卷七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介绍建筑用砖瓦及日常所用陶、瓷器制作技术及工具，如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冶铸》重点介绍铜钟、铁锅、铜钱的铸造方法及工具，包括失蜡法、实模法及无模铸造三种，是我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尽的记录。《舟车》介绍船舶、车辆的结构、用材、驾驶方法。《锤锻》叙述金属锻造工艺，大到万斤铁锚，小到绣花针，以及其他各种生产工具。《燔石》介绍石灰、硫磺、矾石的烧制及采煤技术。《膏液》介绍各种油料作物及其榨取方法、制蜡技术。《杀青》专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介绍造纸工艺及设备；下卷五章，《五金》论各种金属矿的开采、洗选、冶炼及分离技术。《佳兵》介绍各种冷兵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丹青》专论制墨技术及制颜料的方法。《曲蘖》记述酒母、红曲等的原料、配比、产品用途。《珠玉》专论珍珠、宝玉、宝石的采掘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等物。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展示各有关的生产过程。除个别部分属于引用他人的著述之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作者经过实地的观察研究所得，忠实地总结和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把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作定量的解说，把生产技术中的诀窍、关键技术指出来。比如谈水稻种植技术，用浸种法育秧时，“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否则会导致减产。另外，“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即秧苗田与本田的比例应是1：25。又如谈到采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蠼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以竹筒将瓦斯引上地面和用支板支撑矿井顶部以防坍塌，都是采煤过程中既简便有效又经济的做法。

《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正式刊行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很快传到日本、朝鲜。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又被摘译成法文、意大利文、俄文、英文、德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出版，更使该书获得世界各方面的赞誉。

除《天工开物》之外，宋应星还著有《观象》、《乐律》、《源耗》、《卮言十种》及《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思怜诗》、《美利笺》等。现存的仅《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及《卮言》中的《论气》和《谈天》，共五种。

《论气》是探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其中的《气声》篇专门讨论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他认为，声是气的运动，“两气相轧”或“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的形式破气便产生不同的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和气间冲击的强度。同时，他还指出声音传播的介质是空气（这时的欧洲学者们还在为声音的传播介质到底是空气还是其他什么微粒子而争吵不休），声音的传播有一定的速度，而其传播的方式就如同石头击水产生的水波那样向四周扩散。可见，他已经有了“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

成书于崇祯九年（1936）的《野议》可以看作是宋应星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作者的一部政论集，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乱萌》十二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影响朝廷施行变革，以挽救晚期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由乱而涂。书中不少议论击中时弊、革新方案切实可行。

《思怜诗》是作者的诗集，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均有可观。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曾盛赞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日本人三枝博音说宋应星《天工开物》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看来都不是溢美之辞。

注释①②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

崇祯治乱明末政治腐败，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奸情，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乾清官，宣谕魏忠贤、王体乾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①。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②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傈。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③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④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23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投毒。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雏垣弹劾崔呈秀，诚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考试作弊，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憋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⑤。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⑥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仇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中特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⑦。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⑧。在诛杀魏忠贤翦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⑨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勿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⑩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其他京支杂项，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而近年来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于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而今天世上哪一个地方可以不用钱呢?又有哪一个官员不爱钱呢?韩一良认为，当时的官员，县官是行贿的首恶，各部给事是纳贿之魁。而当今说起蠹民之罪，没有一个不归罪于郡守县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养廉呢?他说，自己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辞退赂金500两。他说自己交友很少，还有贿赂者，其余官员贪赃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议严惩纳贿贪赃者，首恶重办，使所有官员视钱为污，惧钱如祸，这样文官不爱钱的风气才能树立。崇祯帝认为韩一良的建议很好，特将中外大臣召集于平台，让韩一良宣读他的建议，并予以褒奖，当即提升他做右佥都御史。

崇祯元年（1628）七月，宁远兵变。当时四川、湖广兵驻宁远的人，因为缺饷四个月，哗变。其于13营也都响应，变兵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于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刚刚到任，收集了两万金颁发给部众，士兵仍不满足，于是又向商民借了钱共足5万两。士兵怨恨稍平，释放所缚官员。毕自肃引罪自缢。崇祯帝遣袁崇焕前去调解。袁崇焕八月抵山海关，与郭广商议，先诱首恶张正朝、张思顺，让他们先抓15人斩于市。再斩中军谋士吴国琦，杖责参将彭簪古，贬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后让张正朝、张思顺为前锋戴罪立功。张世荣、苏涵淳以贪虐而引发兵变，也予以贬斥。只有都司程大乐所辖一个营没有附和哗变，特予以褒奖。于是宁远兵变始靖。十月，锦州又发生兵变，袁崇焕请增军饷。崇祯帝召廷臣议，阁臣求允发增饷。崇祯责成户部尚书毕自严全权办理。礼部尚书周延儒说：“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需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关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捕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崇祯此时暗问周延儒，并听信奸臣之言，对有功边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为后来冤杀袁崇焕种下夙因。

崇祯二年（1629）四月，山陕大饥，起义发生，朝臣捐俸助饷。崇祯帝认为诸臣捐俸助饷是兴利除弊，国家受益必多。顺天府尹刘宗周说：陛下励精图治，召廷臣于文华殿，亲理细务，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来。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见小利而慕近功。他说：朝廷汲汲所求者，边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边塞防守，情况复杂，应从长计议，不应急求数年之效，这样必会引发相反效果。他又举例说：“今日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克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顷者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可谓得救时之权。然贪风不尽息者，由于道之未尽善，而功利之见不泯也。”崇祯帝不久又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堇，阴谋兴大狱为魏忠贤及逆党报仇。就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定袁崇焕罪名。还牵连到过去首辅钱龙锡，认为杀毛文龙，是钱龙锡首倡。史擎说：“袁崇焕离京时，以重金数万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巧为营干，转祸于毛文龙，置国法于不顾。”崇祯览奏后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内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后上报。崇祯帝召诸臣于平台，认为袁崇焕谋叛，当处以极典。群臣认为，斩帅虽钱龙锡开端，但有“处置慎重”等语，本意不在专杀；至于议和之事，首倡于袁崇焕，钱龙锡并未批准。然而军国大计，两臣私下商议就去执行，不上疏请示，造成恶果，罪责难逃。“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刘宗周于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堕，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已巳以来酿成之也。”’可见崇祯自错杀袁崇焕后，对朝廷危害极大，奸臣竞进，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势已难挽回。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这种事怎可逾年而不废止?他认为，捐募和搜刮，两者很难取法。崇祯帝则认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连累不了穷人，捐募是凭人们的正义感，至于搜刮固然会滋养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难道还会给百姓带来不利吗?这时崇祯帝已经露出刚愎自用，不纳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盗扰害沿海，湖广民变后树帜与朝廷对抗。宣大兵饷需数十万，责成两广解纳，实际只纳银七千两远不及酬，崇祯帝责其玩忽职守。山、陕饥民起事，见官兵即散，官兵退则又聚。崇祯帝认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抚就抚。广西靖江王府，因争继位内哄。四川乡绅褒挟御史事发生。云南、贵州亦生民变。朝廷面临多事之秋，吴执御上疏说：现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万两，今天又加到七百万两，但仍缺额一百六十万两，朝廷仍觉粮饷不裕。吴执御认为，加派则害民，不加派则害兵。过去宁远、锦州兵变，袁崇焕集数百万金消解，耗费浩大。他认为沿边各城邑，应令吏部选补贤能，用本地钱粮训练本地土著，这个办法一实行，粮饷可以不取偿于司农，兵不借助于戍卒，当属方便可行之策。崇祯帝认为，钱粮留截本地，国税将从何而出?不听。不久，吏科给事颜继祖又谏减催科事，严遭斥责。此后，吏部考选官员，先看税粮能否完足，不问如何抚民。朝廷选官又专于催科。这一切都导致了明朝法制的明显变化。

崇祯帝于多事之秋，惟思急功近利，不思纳谏革弊，摧旧立新。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上言曰：“养凤欲鸣，养鹰欲击。今鸣而箝其舌，击而绁其羽，朝廷之于言官，何异于此!使言官括囊无咎，而大臣终无一人议其后，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忧，臣所为太息也!且皇上所乐听者谠言，而天下误以攻弹贵近为天子所厌闻，其势将披靡不止。”崇祯帝认为袁继咸是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嘁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俸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于覆亡之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腐败，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祯末年明朝官场腐败，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阵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糊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儿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债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释①②③④⑤《明通鉴》卷八，熹宗天启七年。

⑥⑦⑧⑨⑩《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三八《奸臣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通鉴》卷八二，庄烈帝崇祯八年。

（明史》卷二六○《袁崇焕传》。

《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晚明民变明朝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化，明朝统治更加腐败。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皇庄”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田竟达214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200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谬，其庄田亦有400万亩。到明熹宗朱由校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300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60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天地之租”。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地主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40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②，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间田土搜刮殆尽”③。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地，“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⑥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850多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420多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220万顷减至23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144万顷减至41万顷，减少额竞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地主强夺。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1461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600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建立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3项加派最为扰民。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辽饷”，每亩征银3厘5毫，两年后增至9厘。崇祯三年（1630），又于9厘之外再增收3厘。“剿饷”则是专为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练饷”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两，“三饷”之合。每年多达2000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三饷”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⑦，“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⑧，一时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⑨。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人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李自成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敌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恩威并济”、“招抚”为主策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32营，共有20余万众，分3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

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明廷大为震惊。明帝朱由检一改“招抚”为主的策略，转为以“剿灭”为主，以洪承畴为陕西巡抚，总督三边（延绥、甘肃、宁夏）军务，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又转战河北。不久王自用阵亡，余部投奔李自成。此时，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李自成、马守应、罗汝才等首领联合，突破明军包围，南渡黄河。崇祯八年（1635），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妄图一举翦除农民义军。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起义军13家72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案。荥阳大会上，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策略，为众将领所采纳，遂分13家72营兵力为东、南、西、北四路，另有一路作为策应，主力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由河南转入安徽。仅10余天，即兵至凤阳城下，一举全歼凤阳守军6000余人，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义军在此焚毁朱元璋的祖坟——皇陵，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诸生及太监。张献忠于城上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他一面下诏“罪己”，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承畴剿西北，象升剿东南”⑩，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又率兵入河南，继而转入陕西。卢象升紧追不舍，双方大战于朱龙桥，高迎祥部失利，随后又一再受挫，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继续与官军抗争。张献忠则率部南进，攻陷庐州、麻城，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

崇祯见此情景，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崇桢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翦灭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明廷随即增兵12万，增饷28万两，出动十省官军，扬言于3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致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因而相继失利。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于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18人杀出重围，进入商雒山。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其他义军或败或降，起义斗争陷入困境。

崇桢十一年（1638）冬，清军大举人关，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河北等地。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急驰北上抗清。此时适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旱灾严重，蝗虫肆虐，饿殍遍野。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十二年（1699）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由湖北转入四川，连克官军，扭转被动的战局。李自成闻讯，立即出雒山，招集旧部，重振旗鼓，转战于陕南地区。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于冬天进入河南。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出身地主的知识分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义军声势迅速壮大。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均日免粮”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在此基础上，起义军又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50万人之多，实力迅速壮大。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追剿张献忠，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处死了广占良田、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攻占洛阳后，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义军未能攻下，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

二月，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一举攻陷襄阳，处死襄阳王朱翊铭。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反而义军连克重镇，处决皇亲贵戚，遂畏罪自杀。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骄傲自满，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率部北投李自成，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年底，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被迫放弃攻城。崇祯十五年四月，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年底，李自成挥师南下，进攻湖北重镇襄阳。在攻占襄阳后，义军连续作战，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控制了澧州、常德以北，麻城、黄州以西，光化、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五月，义军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为“新顺王”，修宫室，设置文武官吏，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同月，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武昌后，自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政权。之后又经湘赣，进入四川，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且以成都为西京。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九月率军北伐。十月，破潼关，占据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抚慰流亡，募民垦田，流通商贾，铸造“大顺”钱币，制定“五年免征”、“追赃助饷”等政策。二月，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一举攻占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提出“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掠抢、平买平卖”的纲纪，再次重申“贵贱均田”的政策，受到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之后，李自成、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走居庸关，向北京进发。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东渡黄河，经河南、河北，北进北京。面对大顺军的迅猛攻势，崇祯皇帝慌忙下诏“罪己”，既而又向大顺”政权提出“割地求和”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北京城，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企图外逃，但已为时太晚。他急召文武百官，却无一人应召入宫，绝望之中，崇祯帝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尽。至此，明朝统治寿终正寝。

注释①吴传业《绥寇纪略》卷八。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三○。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⑥《皇明经世文献》卷三五九。

⑦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⑧《明史·食货志》。

⑨《明史·王宗沐传》附《王世昌传》。

⑩《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

《明季北略》卷二○。

赵士锦《甲申纪事》。

第三十八章

大明王朝全面解读姚广孝是怎样以和尚身份成为燕王争夺天下的谋士的姚广孝（1335～1418），长洲（今苏州）人，十四岁出家为僧，法号道衍，世称道衍和尚。曾经跟随道士席应真学习阴阳术数。在一次云游嵩山时，著名相士袁珙（gǒng）见到他后十分诧异，说他是三角眼，形如病虎，嗜杀成性，将来一定是刘秉忠一类的人物。姚广孝听说自己会成为刘秉忠那样的人物，正符合志向，非常高兴，立志要做一番事业。

马皇后病逝，朱元璋要选择高僧入藩王府为马皇后诵经祈福，姚广孝被人推荐上去。燕王朱棣跟姚广孝交谈后感觉他很合自己的心意，便请他跟随自己。从此姚广孝就投到这位野心勃勃的王爷幕下，成为心腹之人。

惠帝即位后，下令削藩，周王、湘王、代王、齐王、岷王相继获罪。姚广孝便秘劝燕王起兵，并举荐了袁珙和占卜人金忠。他经常以雄辩的口才分析当时形势，还用对联占卜等方式促使燕王下定决心，并协助做好军事准备。当初决定起兵时，恰逢风雨大作，屋檐上的瓦坠落在地，燕王为之色变。姚广孝却说：“这是吉祥的征兆。飞龙在天，风雨相随，檐瓦落地，预示要换成黄瓦。”几句话便坚定了燕王起兵的决心。终于，燕王于惠帝建文元年（1399）发动了“靖难之役”。姚广孝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起兵之后，燕王以清除惠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军队号称“靖难之师”。战争开始之初，姚广孝主要起着留守和辅助决策的作用，类似于汉初的萧何。建文元年（1399）十月，明军大将李景隆趁着燕王大军南下而后方空虚之机围攻北平（今北京）。姚广孝守备坚固，击退了进攻的明军。到了晚上还用绳子将壮士从城上送下攻击明军，明军防不胜防。燕王的援军到达后，内外夹击，李景隆战败逃走。燕王围攻济南，三个月都攻不下，姚广孝便急速送信说：“军队已经很疲劳，请赶快撤回。”燕王便立即撤军返回。燕王在攻打东昌（今山东聊城）时，大败，大将张玉也阵亡了。这时燕王打算稍微修整后再攻，姚广孝却极力催促进攻，并更多地招募勇士，终于打败了明军统帅盛庸，又在西水寨打败了另一明军统帅房昭。姚广孝给燕王谋划的策略是“不要攻占城市，而是要一举攻下防守薄弱的南京城”。燕王听从了这个意见，率军直取南京城。“靖难之役”终于在惠帝战败自焚、燕王夺取帝位后结束。

姚广孝虽未曾亲临战阵，但在燕王起兵并最终夺取天下的整个过程中，他的计谋策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论功行赏时以他为第一。成祖朱棣给他赐名“广孝”，令他还俗，而他不肯。不过他也没有退出官场，而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先后出任僧录司左善世（全国佛教协会主席）和太子少师之职，并主持撰修《永乐大典》和《太祖实录》。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姚广孝病情危重时，成祖亲自到他居住的庆寿寺看望，相谈甚欢。病逝后，成祖一连两天没有上朝，亲自为姚广孝撰写碑文，记述一生功绩。

解缙为什么能在建文、永乐两朝都得到宠信解缙（1369～1415），字大绅，吉水（今江西吉水）人，具有治国安邦的才能。解缙刚一当官就受到太祖朱元璋的信任，常常跟随在太祖身边。有一次，太祖当面告诉他说：“我与你从道义上讲是君臣，从恩情上讲如同父子，你应当知无不言。”他便提出建议：政令要稳定，刑罚要简省，整理经史，制定礼乐，表彰贤士，崇尚先哲，禁止娼优，易置寺庙，少收赋税，减轻徭役，焚毁经咒，断绝鬼巫，裁撤多余官员，节省开支，发展生产，缓解百姓困境。太祖连连称赞，说他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

惠帝即位后，解缙便给深得惠帝信任的礼部侍郎董伦写信，表白对皇上的忠诚之心。于是，董伦向惠帝举荐，惠帝便召解缙为翰林院待诏。成祖永乐元年（1403），解缙为翰林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进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参与国家的机要事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不久，又晋升为翰林侍读学士，奉命主持修纂《太祖实录》、《列女传》。这时，成祖对解缙很信任，曾对大臣们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而我也不可一日少了解缙。”成祖对解缙的进谏都能虚心听取。二年，升迁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

解缙在朝时，凭人的是否贤德来品评人物，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成祖曾开列了一份朝廷大臣的名单，让他按名单评说他们的“短长”。解缙便一一写出：“蹇义天资厚重，但内心没有固定的见解；夏原吉为人有德量，却不疏远小人；刘情虽有才干，但不知道顾及情义；郑赐可说是一位君子，但缺少才气；李至刚为人虚妄而趋炎附势，虽有才而不正直；黄福持心平易公正，确有志节操守；陈瑛执法苛刻，但还能保持清廉；宋礼刚直而严厉，别人恨他不体恤下人；陈洽做事通达敏捷，又不失正直；方宾是文书小吏之才，有商人市侩之心。”成祖将这份奏章交给了太子朱高炽，太子又询问尹昌隆、王汝玉两人的情况。解缙即刻回答说：“尹昌隆是位君子但气量不大；王汝玉的文章写得很好，只可惜有世俗之心。”仁宗即位后，拿出解缙的奏章给首辅杨士奇看，还说：“都说解缙狂妄，看他对人的评论都有独到的见解，并不狂妄!”又称赞他的文章雄劲奇古，新意迭出，可与司马迁、韩愈等人媲美。

为什么说杨士奇是数朝元老杨士奇（1365～1444），名寓，泰和（今江西泰和）人。惠帝建文元年（1399），经王叔英举荐，被召进翰林院任编纂官，参与修撰《太祖实录》。

杨士奇是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1403～1449）的宰辅重臣，德高望重、声誉卓越，是明朝前期政坛上的杰出人物。他在朝四十多年，一直为内阁重臣，深得历朝皇帝的器重。

从仁宗洪熙元年（1425）到英宗正统元年（1436）出现了“仁宣之治”的较好局面，杨士奇是有功劳的。他待人接物豁达大度，以大局为重，不记私怨。同僚有小过错的，常常为之掩盖。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把岭南的土特产分送给朝廷大臣，唯独杨士奇没有。有人把徐奇所送礼的大臣名册进呈给成祖，成祖看到上面没有杨士奇的名字，便把他召来询问。杨士奇回答说：“徐奇去广东时，各位大臣都赋诗作文送行，我当时正赶上生病，未能前往送行，因此名册上没有我的名字。而且，各位大臣究竟接受了没有，现在并不清楚，何况还只是一点土产，一定没有其他用意。”成祖便急忙下令烧掉了名册。

杨士奇深知民间疾苦，为相以后，常以国家安定和百姓生活为念。又刚直敢言，提出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意见。仁宗即位后，有一次向他征求意见，他当即大胆地说：“您下诏书减少各地的岁供才两天，惜薪司却要征枣八十万斤，和诏书相抵触。”仁宗立即命令减半。当时，有人向仁宗上了一道歌颂太平的奏章，仁宗让群臣传阅，大家都认为当今四海升平，值得颂扬，独有杨士奇不以为然。他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因多年用兵，使百姓颠沛流离，还未回归故土，疮痍还未平复，许多百姓得不到温饱，需休养生息多年，才可能过上太平日子。”仁宗很赞同，对其他大臣说：“我以诚相待，希望纠正失误，但只有杨士奇的五次奏章是指出了时弊，而你们都没有一句谏言，难道朝政真的没有错误，天下已经太平了吗?”其他大臣感到很惭愧。

宣宗宣德（1426～1435）年间，很多地方屡遭水旱灾害，杨士奇不仅多次奏请皇帝下诏体恤民情，而且更关心恤民政策的落实情况。有一年，户部无视宣宗的诏令，未减免田地租额，杨士奇便报请宣宗下诏督促减免，对拒不执行者从严治罪。

英宗登位时才九岁，太后一心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三杨”也总是兢兢业业。英宗正统之始的数年，政治比较清明，这与他们三人是分不开的。

杨士奇爱才重才，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举荐人才。他认为，各级官吏的好坏关系到百姓的安危，应该提拔博学多才、品行好的人当官，要任人唯贤，而不能任人唯亲。经他荐举当官的前后有五十余人，如于谦、周忱、况钟等人，或是卓有政绩，或为一代名臣。

纵观杨士奇的一生，他堪称一位颇有远见的政治家，不遗余力地辅助皇帝实施一系列有益于天下百姓的政治、经济措施，使明朝前期出现了数十年的政通人和局面。

杨荣的生平情况如何杨荣（1371～1440），字勉仁，初名子荣，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县）。建文二年（1400）入进士，授官编修。成祖刚入京师时，杨荣就到成祖马前迎接谒见：“殿下先拜谒孝陵还是先登帝位呢?”朱棣听罢突然醒悟过来就慌忙赶去拜谒孝陵。从此，杨荣受到皇上的知遇。成祖登位后，选杨荣进入文渊阁，为他改名杨荣。

杨荣机警聪明，颇有见识才干，在评定议论各部门的事务方面很能合乎皇上的旨意，因此得到优厚的俸禄，并得到一再提拔重用。永乐五年（1407），杨荣受命前往甘肃筹划军中事务。凡经过之地，他都认真观察山川地势，体察民情，检阅城堡等军事设施，回来后在武英殿上奏，“能知边将贤否，阨塞险易远近，敌情顺逆”，皇上非常高兴，当时正值盛夏，还亲自剖瓜赏他吃，可见他深受宠信。此外，他还很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皇上出巡边塞，处理事情谋而能断。十六年，接任掌管翰林院事务，皇上更加赏识和信任。然而，“树高招风”，杨荣的持续得宠引起众多大臣的嫉妒。于是，他们设法疏远杨荣和皇上的关系，并共同推举他为祭酒。皇上讲：“我固然知道他可以胜任，只是要得到能替代他的人难呀。”诸大臣至此都不敢再言语了。后来多次出塞，他掌管全部军事事务，并且可以处理很多棘手问题，皇上直称他为“杨学士”而不叫名字，并给予最高的赏赐。皇上总共五次出塞，其间士兵忍饥挨饿，后勤运输供应不上，死亡人数达十之二三。大军抵达答兰纳木儿河，仍不见敌人，皇上询问对策，群臣都唯唯诺诺，杨荣和金幼孜从容不迫地提议班师回朝，皇上采纳。返回途中，皇上去世。宦官马云等人不知所措，关键时刻，秘密召见杨荣和金幼孜一起商议。他俩认为朝廷军队离京城很远，先不公开丧讯，按礼入殓，用锡浇铸为内棺，装载在车中，进奉膳食和原来一样，而且更加严格军令，让别人都无法揣测怀疑。如果有人请求其他事情、或要敕令就飞驰报告太子，他们立即反对，说：“先前皇帝活着则称为敕令，殡天了而称敕令就是欺骗，罪过不小。”于是开列皇上崩驾的月、日及临终诏命传皇位的大意，启奏太子。然后先行飞驰抵达京城报丧，接着又受太子之命与蹇义、杨士奇一起商议治丧之事。

仁宗登位，因杨荣功劳显赫赐令嘉奖，赏赐优厚，并晋升为工部尚书，领取三种职务的俸禄，平反叛乱中因决策之功又得到最高奖赏。英宗登位，晋升为太师。正统五年（1440），杨荣请求返乡省视祖墓，皇上令宦官保护前往，返回途中去世，享年七十岁。赠官太师，谥号文敏，并授予世代承袭都指挥使。

杨荣一生历事四朝，“事君有体，进谏有方”，一般论事激烈尖锐，不容别人过失，然而一旦遇到别人惹怒皇上招致不测时，往往设法婉言疏导皇上，使事情平息。因此很受皇上恩宠，对他的赏赐也始终没有间断，仕途道路上春风得意。此外，他还生性喜欢招待宾客，即使大富大贵，也没一点傲气，读书人都心悦诚服地归附于他。有人称赞杨荣处理政事可以与唐代的姚鼐相媲美。

杨溥一生有什么主要事迹传世成祖时，杨士奇、杨荣、杨溥（1372～1446）三人先后在四朝任职，是当时年高望重并具有道德学问的人物。杨溥虽然进入内阁晚一些，但道德声望足以匹配。“三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通晓洞察事物的先机，同心协力于朝政，谨慎谦恭于人事，成为明代的贤良宰相。

杨溥以高尚的节操而闻名。永乐初年，他辅导皇太子任洗马之职。太子阅读《汉书》称赞张释之为贤良之臣，杨溥说：“张释之诚然贤良，若没有文帝的宽厚仁慈，也无法实现他的志向。”于是，杨溥采集汉文帝的事迹，分类成编，呈献给太子。永乐十二年（1414），因太子之事，杨溥受牵连，以东宫遣使迎驾迟缓的罪名被逮捕关进锦衣卫监狱。在狱中，曾多次断绝食物危及性命，他依旧读书不辍。在十年牢狱生活中，发奋读书，阅读重要的经史和诸子典籍很多遍。

仁宗登位，他才被释放出狱。仁宗惦念杨溥是由于自己的缘故而长期不得志，因此特别优待他，令他主管弘文阁的事务，并亲自授予弘文阁的印信，说：“朕用你在身边，不只是因为学问，而是想要广泛地了解民情，作为治理国家的参考，有什么意见和倡议，奏疏可封口直接呈递。”后至宣宗、英宗在位时，“三杨”都得到信任，辅佐皇帝处理朝政。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修成，杨溥晋升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原比杨士奇、杨荣晚二十年进入内阁，这时才与他们并列。当时，由于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内外官员和百姓纷纷称颂“三杨”，并以他们宅邸的位置称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杨溥曾题署先世居住之地为“南郡”，被称为“南杨”。

杨溥质直廉静，谦恭谨慎，每次入朝都沿着墙小步快跑。大臣们议事都要争个高低，有的甚至说出很不合情理的话，而杨溥则心平静气地和他们相处，令人赞叹心服。英宗即位后，逐渐宠用宦官王振，太皇太后病逝后，王振更是一揽权势，大作威福，“三扬”对他的跋扈行为无法制止，等到杨荣、杨士奇相继去世，杨溥孤立无助。正统十一年（1446），杨溥去世。此后三年，英宗在王振的诱骗下出征蒙古，身陷土木堡，几乎酿成天下大乱。当时人们追思起来，认为“三杨”若在，肯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周新为什么被人视为“冷面寒铁”

周新（?～1412），广东南海（今广州境内）人。最初，名叫志新，字日新，成祖常常只叫他“新”，于是“新”便成了他的名，而把“志新”作为字。成祖即位后，任监察御史。在任期间，嫉恶如仇、铁面无私，敢于直言，多次弹劾违法和失职的官员，使权贵皇亲都惧怕几分，因而被称作“冷面寒铁”。

周新在巡按福建时，曾奏请都司卫所的武官不得侵凌府州县的文官，地方上的府卫文武官员相见时，礼节应平等。因此，使得武官们都比先前有所收敛。

周新在考吏治，办理案件的过程中，精明能干，毫不徇私。有一次，周新为了解一件案子，微服出访，但在途中不小心触怒了当地的知县。知县正想拷打审问，听说清廉的按察使就要到来，便把他关进监狱。在狱中，他从囚犯口里了解到这个知县贪赃枉法的情况，掌握了证据。于是告诉狱吏说：“我就是按察使。”知县听了，赶忙道歉。周新向朝廷上奏弹劾，便罢免了这个知县。周新为民除掉一害，使当地人心大快。成祖永乐十年（1412），浙西发洪水。当时担任通政之职的赵居任隐瞒不报。周新向皇上奏明此事，皇上派人复查核实，结果了解到实情。

周新是廉洁奉公的清官。有人为了拉关系送他一只烧鹅，他却差役将烧鹅悬挂在公堂前，以后再有人送礼讲情，他便指着这只烧鹅以示告诫。从此，再没人敢贿赂他。

锦衣卫的指挥纪纲派了一个千户（武官）到浙江公干。这个千户趁机索取贿赂，作威作福。周新不怕他有后台，正要查证惩治，不料让他逃脱了。不久，周新送文册进京，在涿州（今河北保定）遇到这个千户，便抓起来关押在州监狱里，不料又让他脱身逃走了。跑到主子纪纲那里诬告周新，纪纲是个权倾一时的佞臣，便多方罗列罪名，上奏折诬陷周新。成祖大怒，下令逮捕周新。当时的旗、校官都是锦衣卫同党，在押送周新到京城的路上，任意拷打折磨，但他始终没有向恶势力屈服。到了朝廷上，他伏在台阶前大声说：“陛下让我办事，职责和督察院是一样的，我奉陛下您的命令，去擒奸除恶，怎么就成了罪臣?!”成祖听了更加愤怒，下令处死他。临刑前，周新大声说：“活着是直臣，死了应当作直鬼!”仍表现出一股宁死不屈的正气。

过了几天，成祖有所悔悟，问侍臣：“周新是哪里人?”侍臣说是：“南海。”成祖感叹道：“岭南竟有这样的人，错杀他了。”后来，纪纲的罪行被揭发，周新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胡濙为什么能够历事六朝皇帝胡濙（1375～1463），字源洁，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他历事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六朝皇帝，为朝廷可以说是鞠躬尽瘁。

惠帝建文二年（1400）考中进士，授予兵科给事中之职。

成祖永乐元年（1403），升任户科都给事中。当成祖即位不久，就听到有传言说惠帝其实并没有死，只是逃走了，引起成祖的怀疑。五年，派胡濴以颁发御制（皇帝编写的）的各种书籍为名，四处悄悄打听惠帝的下落。因此，胡濙在京城以外呆的时间最长，到十四年才回京。所到之处，他也时常把各地的隐情上报给成祖，很受成祖信任。当时皇太子在南京代理国政，汉王朱高煦捏造没有根据的话诽谤太子，成祖便派胡濙前去察访。胡濙到达后，秘密上疏告诉成祖说太子恭敬孝顺谨慎，成祖非常高兴。

仁宗即位后，征召他为行在（古代皇帝所在的地方）礼部侍郎，后转任太子宾客，兼任南京国子监祭酒。

宣宗即位后，仍然任命他为礼部左侍郎。汉王造反，他和杨荣等人协助宣宗亲自出征，平定了叛乱。宣宗把他视作股肱之臣，在宫中就曾设宴邀请过胡濙、杨士奇、夏原吉、蹇义四人，并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太平，是四位爱卿的功劳。”

英宗登上皇位后，下令要节减费用。胡濙便上疏建议减少上贡的物品，裁减番僧（汉族以外的僧人）等，都得到英宗的许可。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朝中人心大乱，有建议南迁的，胡濙坚决抵制南迁的主张，与于谦的意见相合。由此使内外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代宗登上皇位后，胡濙加封太子太傅。杨善出使也先时，胡濙曾上疏给代宗建议附带一些皇帝用的食物和衣服给太上皇（英宗），没有得到答复。针对准备迎接太上皇回归的仪式程序中，也曾多次上疏建议应扩大排场迎接太上皇，均未得到答复。

英宗重新登上皇位后，他年事已高，勉强支撑病体入朝，后便请求离任。胡濙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礼贤下士。他先后侍奉过六朝君主，在朝时间接近六十年，朝廷内外都称他为“耆德”。

于谦为什么被称为民族英雄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的救世宰相呀。”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于谦考中进士。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变”发生。瓦剌首领也先俘虏了英宗，以英宗为人质，不断骚扰边境。也先知道明朝廷决心抵抗瓦剌，就以送英宗回朝为借口，大举进犯北京。这一年十月，瓦剌军很快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立刻召集将领商量对策。石亨认为明军兵力弱，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于谦则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向他们示弱，只会助长他们的气焰。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于是他积极部署迎战策略，并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下了一道军令：将领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士兵负责斩杀。将士们被他的勇敢坚定感动，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会攻下京城，等见到明军严阵以待，大失所望。叛变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请明朝大臣迎接英宗，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城谈判，代宗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后来也先部队来到德胜门，于谦便令石亨设下埋伏，也先的弟弟孛罗、平章卯那孩被打死，也先部队又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奋力抵抗，石亨也率领部分兵力来到，敌人撤退。副总兵武兴和都督王敬在彰义门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也先部队赶到土城，居民爬上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援兵赶到后，敌军被迫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便拥着英宗向西逃去。北京城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评功时，代宗加封于谦少保，负责总督军务。于谦坚决推辞，代宗不准。接着于谦又请求增兵保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今河北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府州，派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坚决抗击外侵军。

于谦坚决主张打击蒙古瓦剌的入侵，并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捍卫了朝廷的尊严，维护了人民的安全。

王骥是进士出身为什么却频立战功王骥（1378～1460），字尚德，束鹿（今河北辛集）人。成祖永乐四年（1406）考中进士，授予兵科给事中一职，奉命镇守山西。在任期内，他严肃法度，境内非常安宁。他还曾率军夫九万营建北京，后升为兵部尚书。

当时北方边境时常遭到瓦剌的侵扰，英宗正统二年（1437），王骥奉命整治军务，斩绝了往年临阵退缩的将领，众将很受震慑。又大规模地检阅将士，勤于练兵，打造武器，积草屯粮，整肃军容，因此军队士气大增。瓦剌将领巴秃孛罗领兵侵犯，王骥派将领前去迎战，将巴秃孛罗擒住，并俘虏了他的部众。战后，王骥又裁减了三分之一的边防军兵，实行轮番值防的方法，不仅使军兵能够得到休息，而且减轻了运输之劳。

不久，蒙古瓦剌阿台朵儿只伯率军来侵犯。王骥与诸将奋力迎战，大败敌人，擒获敌军的枢密、同知、佥院等十五人，万户两人，降服了敌军所属的部落，转战一千多里，阿台朵儿只伯远逃。

后来，思伦发叛乱。王骥分别于正统六年（1441）、八年、十三年三次南征麓川。虽然三次都未捉到思伦发，但每次都能大败敌军，对稳定西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

王骥虽是进士出身，但擅长骑马射箭，为人刚毅有胆量，又通晓军事谋略，因此能频立战功，为朝廷的稳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徐有贞在水利方面有什么建树徐有贞（1407～1472），字符玉，起初名理，后改为有贞，吴（今江苏苏州）人。宣宗宣德八年（1433）考中进士。他非常喜欢探究天文、地理、水利等方面的知识。

代宗景泰三年（1452），升任右谕德（官名，职责是对皇太子教谕道德，随事讽谏）。当时，黄河在沙湾（今山东寿张）决口已经有七年，先后前去的官员都没能治理好。朝廷大臣都推举徐有贞，代宗便提拔他为左佥都御史，派去治理黄河。

徐有贞到达后，先去观察估量了一下水势，然后给代宗呈上三个方案：一是设置水门，一是开通支流，一是疏通运河。代宗一一批准。徐有贞于是征集民夫，亲自率领监督，开始建立水闸，治理河渠，经过五百多天的艰辛努力，工程圆满完成。

当初徐有贞向代宗呈上方案时，王嬷因为觉得漕渠淤积阻碍船只的运输，因此主张尽快堵塞决口，而徐有贞则认为治理河渠应着眼于长远利益，秋冬之季即使堵住决口，来年春天还会再次决口，那样只能是白白辛苦一场而没有好处。最终代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在工程进展过程中，代宗认为当时转运粮饷最为迫切，因此，工部尚书江渊等请求增派京城的军队前去支援，并要求限期三个月完成。徐有贞上奏说：“京城的军队一出动，每天的费用便多得不可计算，而现在溃决的大堤已经坚固，泄口也已经合拢，只要使用沿岸的民夫就足够了。”于是，江渊的建议被废弃，工程也按期完成了。

竣工后，代宗召徐有贞回京，加官封爵。后来又派徐有贞出京巡视漕河。

景泰七年（1456）秋，山东发大水，河堤大多毁坏，只有徐有贞负责修筑的河堤还和以前一样，代宗便派他去治理。他从临清（今山东临清）到济宁（今山东济宁）分别设置减水闸，水患全部根除。回京后，受到奖赏慰劳，升为左副都御史。

徐有贞在水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第三十九章

杨善是怎样从瓦剌迎回明英宗的杨善（1385～1458），字恩敬，大兴（今属北京）人。成祖起兵时，因参预守城有功，被授予典仪所引礼舍人之职。

代宗景泰元年（1450），杨善奉命出使蒙古与也先议和。到达后，也先派来迎接杨善的人在与他饮酒时问：“‘土木堡之战’时你们的军队怎么那么胆怯呢?”杨善回答：“当时年轻力壮的官兵们都南征去了。王司礼（大宦官王振）只是建议太上皇巡视那里，并没有进行作战的准备，因此让你们得逞了。不过，现在南征的将士都回来了，有将近二十万人马。他们平时都用神枪火器来训练，百步之外就能射穿人马；在边防要塞又埋了三尺深的铁锥，马蹄一踏上去就会被穿透。”那人听了大惊失色。

杨善接着又说道：“可惜现在这些都用不到了。”那人赶忙问：“为什么?”杨善说：“我们和议成功了，现在就是亲兄弟，还用它干什么?”那人听了大松一口气，赶忙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也先。也先非常高兴。

第二天进见也先时，杨善便责问说：“太上皇在位时期，我们给太师您的黄金钱币从没有断绝，太师您为什么要背弃盟约呢?”也先说：“你们削减了我的马价，给我的布帛也多被剪断，前前后后派去的使者很多都没有回来，而且还减少了赐给我方使者的礼物，这是为什么?”杨善回答：“太师您送来的马年年增多，价格难以维持，而我们又不忍心拒绝，所以只能稍微减少一点；布帛被剪断，是翻译官干的，事情败露后，已经被杀掉了。就是太师您上贡的马也有优有劣，貂裘有好有坏，这难道也是太师您的意思吗?您派遣的使者好多人之所以不回去，只是因为他们或是做了强盗，或是触犯了法律，担心回来后被惩处，因此逃跑了；前来进贡的使者接受赐宴时，往往虚报人数，我们减少的只是虚报的人数，只要本人到了就一定有礼物。上天有好生之德，您两次进犯，双方死伤无数，如果现在送还太上皇，我们和好如初，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也先说：“可诏书上并没有说要奉迎太上皇啊！而且你们为什么不带着重金来换?”杨善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想成全太师您的名声啊!如果写在诏书上，这就是说太师您是迫于朝廷之命而非出自真心；如果拿着财物来，人们就会说太师您送还太上皇只是贪图那一点点的钱财，如今您主动提出送还太上皇，百姓就会称赞您是个仁义之人，必定会名垂史册、称颂万世的。”也先听后连连点头。最终答应杨善陪太上皇回京。

回京后，举朝上下都极力称赞杨善，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代宗对他的赏赐却很少，因为在杨善带给也先的诏书上并没有写着要奉迎太上皇的话，因此，杨善陪着太上皇归朝，代宗认为这并不是当初派遣出使的旨意，所以对他的赏赐很少。

石亨为什么支持明英宗复辟石亨（?～1460），渭南（今陕西渭南）人，善于骑马射箭，能用大刀，每次作战总能击败敌人。

英宗正统元年（1436），石亨因斩敌众多，累计功劳，升任为指挥佥事。十四年，石亨巡视塞外时遇到兀良哈的部众，大败敌寇，升任为都督同知。那个时候，边将中有智有勇的首推杨洪，其次就是石亨。石亨虽然是副将，但朝中非常倚重他。

北京保卫战中，石亨采用于谦的计策，设伏兵诱击，杀死很多敌军，继而在西直门外将敌军打退。论功劳，石亨最大，升为侯爵。代宗景泰元年（1450）给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景泰八年（1457），代宗将要祭祀天地，疾病发作不能举行典礼，召石亨代替。石亨受命来到床前，看见代宗病得厉害，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英宗复辟，希望立下千秋功勋，以邀功受赏。八年正月十七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

郭登在巩固边防方面有什么作为郭登（?～1472），字符登，郭英的孙子，博闻强志，擅长议论，喜欢谈论兵法。

英宗正统年间，郭登跟从王骥征讨麓川（今云南瑞丽），立下战功，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又跟从沐斌征讨腾冲（今云南腾冲），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

正统十四年（1449），他在跟随英宗北征的战争过程中，不仅英勇奋战，还积极修整城墙，修缮兵器，抚恤士兵，吊问死者家属，慰问受伤的战士，并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

代宗景泰元年（1450）春，郭登侦察得知蒙古瓦剌从顺圣川（今河北阳原）侵入并在沙窝（今河北沙窝）安营扎寨，便率兵追踪。在行进途中，探子报告说敌军差不多有一万人，而郭登只率领了八百人，敌众我寡，将士们面露惧色，纷纷请求撤回。郭登大声呵斥道：“我们一心想着退避，如果走到半路正当疲倦时敌军追来，各位还能保全么?”说到这里，拔出剑来插在地上说：“凡是说退回的立即斩首!”军心才稳定下来。郭登随后领军前进，迅速逼近敌营。敌军发现后仓促迎战，郭登连发两箭，射死敌人两个头目，明军声势大震。郭登一马当先，乘势又斩杀敌军头目一人，这时官兵们无不奋勇杀敌。敌军措手不及，慌乱中无法准确判断明军实力，瞬时溃散。明军自在“土木之变”中大败后，边防将领无人敢与瓦剌交战，而郭登的这次大捷则给了将士们莫大的鼓舞，士气为之一振。朝廷得到捷报，封他为定襄伯。

四月，敌军数千骑又蜂拥而至，郭登出城迎战。他早先已经在城内埋伏好了士兵，在迎战时假装战败，将敌人诱入城内，大败敌军。又预测到敌人很可能会再次侵犯，便让兵士拿着毒酒、猪羊、纸钱等伪装成祭坟的人，让他们一看见敌人就立即丢下食物逃跑。结果那些敌人看到食物后，争相抢夺，最终因一时贪嘴而命丧黄泉。

郭登智勇双全，带兵也纪律严明，作战料敌如神，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维护了边塞的安定。

杨锐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立有什么功劳杨锐（?～1532），字进之，萧县（今安徽萧县）人。当时，宁王朱宸濠有谋反之心，王琼认为安庆（今安徽安庆）居于要害之地，应该加强防守，于是提拔杨锐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守卫这个地方。杨锐与知府张文锦修造战船，每天督促士兵操练水战，以备战事。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造反，率军向东而下，烧毁彭泽（今江西彭泽）、湖口（今江西湖口）、望江（今安徽望江），涌到安庆城下，有战船五千多艘。杨锐等人开始在长江边抵抗，后不能敌，退入城中，被叛军围困。城中将士分四面防守，杨锐和崔文防守最为重要的城西。杨锐昼夜抵抗，杀伤叛军二百多人，并斩杀了叛军的间谍，才使叛军渐渐退却。

七月，叛军的全部兵马到达安庆城下，号称十万人，战船相连六十多里，朱宸濠亲自督战。江西佥事潘鹏投降了叛军，奉命到城下劝降，城内军心动摇。杨锐将潘鹏的家僮腰斩示众，才使军心稳定下来。朱宸濠大怒，把安庆团团包围，并加紧攻城，杨锐等人殊死搏斗。当时守城的兵士还不到一百人，其他的全是民兵，老弱和妇女送饭，并运送石头，每人运送一两块，几天就堆积如山。叛军攻城时，便纷纷投下石头，逼使叛军的攻势渐缓。杨锐又向叛军营地射去书信，劝告他们解散，许多人都逃跑了。他还招募敢死队趁夜偷袭叛军营地，使他们整夜都惊扰不安。朱宸濠沮丧地说：“安庆尚且不能攻下，怎能指望南京?!”恰逢官军收复了南昌（今江西南昌），于是叛军撤去。杨锐等人又出城袭击，打败叛军，前后十八天，安庆解围。

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中，杨锐派人守卫安庆城，击退叛军，功不可没。事后，武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参将。

罗伦为什么托病不愿做官罗伦（1431～1478），字彝正，吉安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以维护道义为己任。他为去世的母亲服丧，过了两周年，在举行大祥祭礼之后，才开始吃盐和乳酪。宪宗成化二年（1466）参加廷试时，作对策一万多字，痛斥时弊，名动京城，录取为进士第一名。当他看到宪宗召回正在服丧的大学士李贤，并让他“夺情任职”时，立即上疏劝谏，表明这是关系纠正人情风俗、维护伦理孝道的大事。宪宗看后大怒，把他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李贤也耿耿于怀。事后，虽有多位大臣上疏解救，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李贤去世后，他虽官复原职，但是被安排在南京，不被重用。两年后，罗伦托病还乡，不再出任官职。

罗伦不愿为官，也与性格有关。他为人刚正，严于律己，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他读书是为钻研圣贤学说，曾说：“科举考试并不能毁坏人，而是人自取灭亡。”当时知府张瑄同情他的贫穷，用粟米周济，被婉言谢绝。在家乡，他倡议实行乡约，并以身作则，大家相互遵守，没有人敢违犯。罗伦穿衣吃饭都比较粗劣，并不以为耻。有人送衣服给他，而当他看到路边有饿死的人，就脱下衣服掩盖尸体；如果要留客人在家饮食，就需要妻儿到邻居家去借贷钱米。罗伦曾在人迹罕至的金牛山上建筑房屋，著书立说，不为世事所扰。

王徽为什么反对宦官专权王徽（1428～1510），字尚文，应天（今江苏南京）人。英宗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担任南京刑科给事中之职。

宪宗即位之初，王徽便与王渊等人呈上奏疏。在疏中，以自古宦官贤良的少、奸邪的多的史实为根据，阐明恢复太祖时的旧制度，即不准宦官参与朝政的道理。认为这样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宦官本人。

宪宗成化元年（1465），发生吴皇后被废事件，宦官牛玉因为擅自调换中宫，论罪当死，但由于处理此案的官员徇私枉法，他只受到被贬的处罚。王徽等人看不过，于是上疏弹劾，认为对牛玉判刑太轻，依据国法应该处死。并列举大宦官王振、曹吉祥等人危害朝廷的事为例，劝诫宪宗借鉴前事，不要轻信宦官。他还指出，宦官是皇帝身边的近侍，常常利用这种机会勾结朝中大臣，时时进谗言诬陷忠良之士，扩大自己的势力，干预国家政事，也使得宦官的兄弟子侄依仗权势，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宦官虽然身在宫中，心却在宫外，内外互相勾结，这样极容易引发动乱。宪宗不但不听，还把他贬为州判官。宦官更是对王徽切齿痛恨，处处排挤，使他的仕途不顺，终于在宦官的陷害下被取消了官籍。

届伸是怎样揭露宦官败坏国事的屈伸（1460～1504），字引之，任丘（今河北任丘）人，宪宗成化末年考中进士，一直担任谏官。他坚持正义，刚正不阿，尤其对败坏国事的宦官，揭露抨击不遗余力。

孝宗弘治年间，以镇守广宁（今河北宣化）的宦官王振为首，总兵官蒋骥、巡抚陈瑶等人谎报军功战绩，明明在广宁一战中失败，却上报朝廷说是打了胜仗。屈伸等人上疏弹劾，孝宗却不追究。直到广宁再一次失守，王振等人又谎报，屈伸又上疏弹劾说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孝宗才下令立案审查。

宦官苗逵与成国公朱晖等人讨伐敌寇，捣毁巢穴，只斩杀了三个敌人，等到敌寇大举进攻固原（今宁夏固原）的时候，他们不敢出兵，也只斩杀了十二个敌人，却先后都以胜利上报朝廷，并向朝廷讨要封赏。对此，屈伸等人多次上疏弹劾，孝宗都不听。

镇守河南的宦官刘瑯，上疏要求拨给杂役人员，孝宗下令拨给了五十人。依照先例，担任尚书之职的宦官才有二十个杂役人员。于是，屈伸上疏竭力反对，孝宗下令减少了二十个。

理学大师王守仁的生平情况如何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在会稽山阳明洞隐居养病，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及教育家、书法家，也是明代出身于文人的著名将领之一。

王阳明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考中进士，随后在兵部、刑部任职。武宗正德元年（1506）冬，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责打了四十棍，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丞。刘瑾被朝廷处死后，王守仁由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升迁为鸿胪卿。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今江西大余）、赣州（今江西赣县）、汀州（今福建长汀）、漳州（今福建龙溪）等地。当时，南、赣等地有多处农民起义，王守仁在巡抚此地时，联合福建、广东两省军队，镇压了大庾（今江西大余）、乐昌（今广西乐昌）、郴州（今湖南郴州）等地农民起义。十四年，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平定“宸濠之乱”。世宗嘉靖元年（1522），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兼巡抚，赴广西田州（今广西田阳）平息当地少数民族骚乱，又指挥官军击破八寨、断藤峡的土匪。最后，他病死于往返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庾）的路途中，时年五十七岁。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从三十四岁开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历时二十三年。在这期间，除六年是专职从事讲学之外，其余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除热心于讲学外，还热心于教育设施的建设，并且不拘形式，既建书院，也设置社学和兴办学校，这在客观上对明中叶以后书院学校的发展、讲学之风的兴起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流行达150年之久，形成阳明学派，谓之“阳明心学”。不仅在本土影响极大，还流传到日本等国。他的学说虽然起过某种冲击圣贤偶像的积极作用，但空谈心性之风的流行，也影响了明中叶以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一生著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后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嘉靖皇帝为什么赏识张璁张璁（1475～1539），字秉用，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后因“璁”字与世宗皇帝朱厚熄的“熄”字同音，为了避讳，世宗特赐名孚敬，字茂恭。

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当时，武宗无子，在世时下诏让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即位才六天，即下诏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迎生母来京。这道诏书遭到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抵制。他们援引汉代定陶王、宋代汉王等类似的事为例，不予认可。

这时，张璁在礼部观政，上了一道《正典礼》的奏疏，阐明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汉王的儿子是先入宫承嗣为皇子，而后继承皇位，这是继嗣。而当今皇上是以伦序而立，是为继统。统与嗣不同。并据“孝”和“尊亲”传统，说明礼法的核心是人情；申明世宗登基后就商议“追尊圣考”、“奉迎圣母”，合乎大孝之道，顺乎人情之理。世宗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说：“这番议论一出，我父子都可以获得保全了。”之后，世宗授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展开激烈的争论。随着事态愈演愈烈，朝臣中有二百多人甚至跪在宫门前哭谏。世宗一怒之下逮捕了为首者，打死十七人，下狱一百九十人，发配戍边八人。

嘉靖三年（1524）九月，“大礼之争”落下帷幕，世宗尊其生父为皇考，生母为皇太后。这一场大礼仪之争，实质上是前朝权臣与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的权力之争，张璁就成为这场争斗中新皇帝政治集团中的先锋与主力，从而得到赏识与信任，一再擢升。六年十月，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决策，两年后晋升为首辅。

张璁任首辅以后，刚正廉洁，一心奉公，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来实行种种改革措施：针对官场上贿赂公行、贪赃枉法的积弊，竭力推行廉政，加强监察权力，巡按御史与地方官员进行相互监督，不许结党营私、私下进谒、请托与馈赠，违者由缉事衙门访捕拿问；针对宦官干预朝政，张璁上奏明确揭露其种种劣迹及其产生的危害，使世宗下决心改革，罢免撤除天下镇守太监；针对权贵侵占民田，张璁与杨一清上疏，坚决请求清理权贵大臣的庄田，一律归还百姓。此外，张璁还请得旨意，裁减锦衣卫官兵三万一千多人，其他部门冗官、冗兵四万多人，罢黜不称职御史二十余人。这些措施，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皇权统制，所以得到世宗的支持与赞赏。

张璁生病时，世宗曾派遣锦衣千户刘昂前去探视，并带着手诏说：“卿以赤诚辅联，朕亦以腹心是托。”并催促还朝辅政。他逝世后，特赐谥号文忠，追赠为太师。

胡士宁是怎样弹劾宁王朱宸濠的胡士宁，字永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考中进士。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时常上疏陈述当时的政治得失，与李承勋、魏校、余祐一起被称为“南都四君子”。

武宗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骄横跋扈，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人敢说。胡士宁十分愤慨，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三月上疏给武宗，指出江西尽管盗匪横肆，但其隐患不在盗匪而在宁王。宁王府的威势日渐扩大，聚集了很多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多次假借火灾强夺百姓的房屋基地，还以采办贡品为名侵扰附近的府郡，而地方官员却只知奉承不予制裁。他说这样会使得百姓不安，逼得他们群起作乱。针对这种情况，他请求武宗委派公允忠诚的大臣镇抚江西，同时让宁王只治理他的藩国而不要阻挠有关官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平定祸乱的根源，消除意外变故。武宗同意了派大臣前往江西镇抚的事情，至于他说的宁王府违反法制侵扰百姓的事，怀疑不是真的，就没有派人调查，只是命宁王好好管束下属。

朱宸濠得知后，恼羞成怒，几次上疏弹劾他，又以重金贿赂权臣和武宗宠信之人，一心想杀掉他。在朱宸濠的活动下，胡士宁的家人全部被抓，胡士宁走投无路，自投锦衣卫监狱。在狱中，他又三次上疏说朱宸濠谋反的情况，但武宗都不予理睬。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后经多位大臣的援救，被贬职流放到沈阳（今辽宁沈阳）。又过了四年，朱宸濠果然谋反，胡士宁才被重新起用。

郑晓是怎样分析倭寇之乱的原因的郑晓（1499～1566），字窒甫，海盐（今浙江海盐）人。世宗嘉靖二年（1523）考中进士，曾任职方主事、太仆丞、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等职务。他熟悉军事，尽知天下险要关塞，兵马虚实强弱的情况。任职于兵部时，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曾多次击败倭寇的进攻，曾在狼山（今属江苏）围攻他们，斩杀九百多人，因此两次晋升官阶。

当时有许多百姓受了倭寇的贿赂而与他们内外勾结，为他们作向导，使得倭寇完全知道官军的虚实，还有很多人加入倭寇的队伍。针对这种情况，郑晓说：“英武雄健有才识之徒，因为困顿没有地方显示才华，才会甘心作贼寇。除非国家广泛网罗人才，使他们有出路，不然恐怕其中就会产生像孙思、卢循这样的人，祸患就蔓延大了。洪武年间倭寇侵扰近海的州县，以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威灵，加上谋臣老将的帮助，修筑城堡操练士兵，经营几年，都还没有经营安定。于是招募渔夫、岛上居民、贩卖私盐受罚的刑徒、编入户籍的蜑人编成几万人的水军，又派使臣出海宣扬恩威。很久以后，倭人才不成为祸患。如今江北虽然平静，然而船只出没，转眼就是千里。倭人依恃华人作耳目，华人凭借倭人作爪牙，若不详细筹划，后患很不容易消除。”

郑晓对倭寇之乱原因的分析十分中肯，世宗对他提出的建议都采纳了。

张经御倭有功为什么却被处死张经（?～1555），字延彝，侯官（今属福建）人。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任嘉兴（今浙江嘉兴）知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张经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随后改任兵部尚书。三十三年，朝廷因倭寇猖獗，令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的军队，见机行事。十一月，倭寇两万余人占据柘林（今属江苏），其同党也相继而来。张经每天勤于选将练兵，又考虑到江苏、浙江、山东的军队同倭寇作战时多次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想组织附近各地的官军合力攻打倭寇，力图一举捣毁贼窝。那时恰逢侍郎赵文华前去，他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屡次催促张经出兵。张经坚持等到各地官军都会合后，合力攻打，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依然坚持己见，于是赵文华就秘密上疏控告张经耗费军饷，祸害百姓，畏惧倭寇，因此贻误战机等。而在赵文华上疏时，各地方的官军也都会集在了一起。五月初一，倭寇突袭嘉兴。张经派遣各路军队在王江泾合力作战，大败倭寇。这是平倭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而世宗收到赵文华的奏疏后，便向严嵩询问情况，严嵩的回答和赵文华的奏疏如出一辙，并说当地百姓都很怨恨张经。世宗听后，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张经。但不久就传来“王江泾大捷”的消息，世宗却认为这是张经听到赵文华弹劾自己后才打了一仗。而严嵩又时常在世宗面前进言说张经是冒领赵文华与胡宗宪的功劳，并极力称赞赵文华与胡宗宪。世宗对严嵩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下令逮捕张经。张经被带到京城后，向世宗详细陈述了进兵剿倭的原委始末，可世宗却始终听不进他的话，最终判张经死罪。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张经被判斩首。天下人都为他抱冤。

胡宗宪是怎样勾结严嵩贻误国事的胡宗宪（?～1565），字汝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在沿海地区非常猖獗。世宗命令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又命赵文华督察军务，而赵文华依仗严嵩在朝内的支持，极为骄横。张经和李天宠不愿依附赵文华，只有胡宗宪依附他。赵文华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大力排挤张经、李天宠。“王江泾大捷”中，胡宗宪虽参与有力，但赵文华、严嵩却将张经的功劳全部抹杀而归于胡宗宪。张经因此获罪，被世宗处死。

在歼灭汪直、徐海的战役中，胡宗宪立下大功，但他为人有权术，又喜好功名。通过赵文华又结交到严嵩父子，每年都会向严氏赠送无数的金银、丝绸、女子、珍异物品等。赵文华死后，胡宗宪与严嵩结交更深，权力震动东南一带。胡宗宪还喜欢结交宾客，对各种身怀一技的人也都施以恩惠，因此名声大作。但他所侵吞的公款、聚敛的财物也不计其数。

胡宗宪又十分懂得谄媚世宗，经常向世宗进献珍品。因此遇到有人弹劾胡宗宪时，世宗也大都宽恕了他，不多追究。等到严嵩垮台后，御史汪汝正在查抄罗龙文家时，发现了胡宗宪在遭人弹劾时授意罗龙文向严世蕃求助的亲笔书信。汪汝正上呈给世宗后，胡宗宪终于被逮捕，并投入监狱。

胡宗宪在狱中上奏陈说自己在平定倭寇的功劳，又说自己是因为向皇上进献祥瑞物品而遭人弹劾，并说汪汝正有受贿行为。世宗终因怜惜宗宪，将汪汝正也一并投入监狱。胡宗宪后来死在狱中，汪汝正获释。

曹邦辅击倭有功为什么受到贬黜曹邦辅，字子忠，定陶（今山东定陶）人。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四年（1555），曹邦辅被授予右佥都御史一职，到应天（今南京）巡查安抚。那个时候倭寇正聚集在柘林（今属江苏），部分倭寇则从绍兴（今浙江绍兴）窜出，转而劫掠杭州（今浙江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又进犯南京，攻破溧水（今江苏溧水），直抵宜兴（今江苏宜兴）。曹邦辅率兵分兵围剿，大败倭寇。赵文华本想争夺他的功劳，但曹邦辅早已将捷报奏告给了朝廷，赵文华因此非常怨恨曹邦辅。

后来赵文华与胡宗宪，会同曹邦辅共同攻打占据陶宅（今属江苏）的倭寇，结果失败。贼军后退时，曹邦辅又进兵攻打，却再次战败，因此被罚夺去俸禄。而赵文华却上奏指责曹邦辅躲避强敌而攻打弱敌，延误军期。赵文华回京后，又向世宗进言说：“倭寇不难消灭，但因总督、巡抚不称职，以致官军失败。”于是，世宗便下令逮捕曹邦辅，将他贬去戍守朔州（今山西朔县）。

余珊向皇帝所上十事的内容是什么余珊，字德辉，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武宗正德三年（1508）考中进士，授予行人之职，升为御史。余珊严于律己，为官很有威仪，深得人们敬重。世宗嘉靖四年（1525），他在给世宗所上的奏章中，陈述了朝廷潜在的十种弊病，行文洋洋洒洒，达一万四千字，反复陈述，极为痛切，内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

正德年间，反贼刘瑾独揽政权，扰乱朝政，幸亏陛下振兴纲常法纪，然而不久又因循旧习，使纲常法纪废弛，此为第一种；陛下打击铲除了正德年间遗留下来的寡廉鲜耻、攀附权贵之徒，但是现在重富贵薄名节之风盛行，受贿之门重开，商贩往来如前，致使风俗败坏，此为第二种；正德年间国家权柄下移，王气不振，因此才有宁夏安化王和江西宁王的叛乱，全靠陛下奋起整顿藩王，然而陛下近来受腐儒姑息言论的迷惑，纵容部下犯上，致使朝廷的号令竟出于士卒之口，这是国威衰弱的表现，此为第三种；自从刘瑾掌权以后，用收受贿赂来更换将帅，所以边防遭受破坏，全靠陛下奋起而严加整饬，但是积病已久，边防松弛，外敌强大，此为第四种；陛下继位，虽有力地打击了刘瑾等敛财集团，但近年来，赋税沉重，百姓在田野中嗷嗷待哺，全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思，这是国家根本的动摇，此为第五种；近来朝中言路阻绝，偶尔有几个忠直之士，也被权奸排挤而离去，导致人才匮乏，此为第六种；刑法严酷，进言之士稍有不慎，即遭酷刑，致使言路闭塞，此是第七种；奸邪之徒以忠良的假像掩饰自己的奸诈，正是大奸若忠，大诈若诚，臣担心正不压邪，群奸日益得势，奸正混淆颠倒，此为第八种；自陛下继承皇位，一改武宗亲小人远贤臣之风，但是自从兴起有关“大礼”的议论以来，凡是不合陛下心意的，便加以贬斥，小人由此窥探机会，投机取巧，以迎合君主的心意，获取功名，因此使得大臣观望，小臣畏惧，上下相违，导致君臣产生隔阂，此为第九种；如今多次出现异常天象，成为灾害之兆，此为第十种。这十种，只要有一种，就难以保住天下，恳请陛下任用贤臣良将，这样可使朝政的弊病除去，国家可望大治。

戚贤是怎样一位官员戚贤（1492～1553），字秀夫，全椒（今安徽全椒）人。他是一位有智谋、敢于弹劾贪官庸吏、大胆言事的正直而有作为的官员。

戚贤是在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进士的，被授予归安知县。归安县里有座肃总管庙，香火很旺盛，每天都有人进庙祭祀祈祷。有一年干旱，戚贤就到庙里祈祷求雨，却没有应验，就把木偶像扔到河里去了。过了几天，有船经过，木偶像居然跳到船上，船中的人大惊。戚贤知道后笑着说：“这是因为没有将它烧掉。”于是派人将木偶像烧毁。暗中命令衙役躲在庙的附近，等着水里的人一出来，就逮捕他们。没多久，果然捕获了几个人，原来是当地奸人招募的善于游泳的人做出来的。戚贤运用自己的智谋使得真相大白。

知府万云龙为人性情急躁，对待下属很严厉，因此，戚贤好几次触犯了他。后来，万云龙被人诋毁，即将贬黜，而戚贤不计前嫌，为其诉冤。这样，万云龙才得以幸免。尚书桂萼因此而认为戚贤为人做事与众不同，十分欣赏他。

嘉靖十四年春，戚贤升任吏科给事中。进言说遭罢黜的官员有处理不当的，应该让谏议官上言救援。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恰巧此时参议王存和韦商臣因上言论事触犯了朝中要人；前给事中叶洪弹劾汪鋐被贬职，后来这几人都被罢黜。戚贤此时正在陕西审事，给事中薛宗铠便根据戚贤所上奏疏的意思上言救援。但是吏部坚持不同意，皇上于是下令将他们罢免。

戚贤回朝廷后，认为汪鋐之所以敢恣意横行，其实是因为张孚敬包庇他，因此上奏，陈述了陈孚敬的种种罪状，说：“宰辅张孚敬安插心腹掌握吏部大权，以利害相威胁钳制谏议官口舌。陛下听从臣的意见，允许谏议官申诉辩论，正是为了防止大臣行私。现在谏议官为叶洪上言辩自救援，孚敬却从中阻挠，曲意庇护吏部尚书。”

戚贤任刑部给事中时，夏言执掌朝廷大权，在选用翰林院庶吉士人员的事情上未能做到不徇私情，就对此事上奏，陈述有关徇私请托的害处，皇上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庙失火，戚贤借此弹劾贪污侵吞巨大的郭勋以及张瓒、樊继祖等人，并推荐许多贤能之士。夏言心生不悦，有意激怒皇上，将戚贤贬任山东布政司都事，被推荐的人也都被罚夺俸禄。

冯恩为什么被称为“四铁御史”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吴氏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敦促教导他好好学习。所以冯恩从小就知道奋发努力，刻苦用功。有一年的除夕夜，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外面下着大雨，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到处都漏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冯恩无所动摇，仍泰然自若地用心读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于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了进士。正是这一段艰难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冯恩正直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他进谏刚直坦率，不畏权贵奸邪，被百姓称作“四铁御史”。

当时，有大臣建议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祭祀典礼，并让皇后主持北郊的祭祀活动。皇帝拿不定主意，就让朝廷众臣各陈己见。但天地合祀是一贯的传统，而且皇后作为后宫之主，执掌内宫之事，远出郊野是很不合礼法制度的，于是很多人上疏反对。但是，凡是持反对意见的大臣，都被诏书斥责为奸邪之徒。冯恩知道后，很是气愤，明明是皇帝要求大家说说自己意见的，现在怎么变得专断独行了，想来一定是有人为宣扬一己之意而左右了诏书的起草。于是他上疏直言，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写奏疏的时候，尽管自认为会受到责备，但还是勇敢地呈了上去。然而皇上并没有责备他，可见他的推测是符合事实的。此后，冯恩更加奋发，以直言进谏、针砭时弊为己任。

嘉靖十一年冬，有彗星出现，这在当时被视作不祥之兆，世宗便下诏要求众臣说真话。冯恩于是上疏一一指出大臣的正直奸邪。对于有才学、有能力的，则大力举荐，同时也不畏权贵，直言不讳地对奸邪之人极力指责，其中就弹劾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以及汪鋐等，列举了种种恶行，说他们是朝廷中的三颗扫帚星，若不除去，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当时正值汪鋐等人当权，很受世宗宠信。奏疏呈上，世宗很生气，汪鋐等人又进谗言，冯恩便被关进了监狱。然而，汪鋐等人仍不罢休，企图置冯恩于死地。等到朝廷审讯的时候，汪鋐做主审官，有意侮辱冯恩。冯恩则誓死不向他下跪，正义凛然地立于朝堂之上，大骂汪鋐，一一数落他的罪行。汪鋐气急败坏，冲下审讯席来殴打冯恩，被陪同审讯的人拉住。尽管避免了一场闹剧的发生，但汪鋐还是怒不可遏，判处了冯恩死刑。冯恩大笑而出，一点畏惧都没有。观看的人都叹息道：“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钢铁，他的膝、胆、胃都是钢铁做的。”由此而称他为“四铁御史”。

后来，冯恩的儿子上血书请求替父去死，感动了世宗，才得以幸免。

周冕是怎样弹劾权臣严嵩的周冕，资县（今四川资中）人，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起初任太常博士，后提拔为贵州御史。他做官向来有正直的名声，有两件事为例证。当时，太庙的重建竣工，世宗想要派遣有关官员代替自己前去祭祀祖先。御史鄢懋卿认为这样做不可以，祭祖是国家大事，必须皇帝亲自前去。世宗十分生气，下了一道谕旨，上面明写着若再出现这种想要通过劝谏君主来谋取自身声名的人，必将判重罪。文武百官听说之后，都惊恐不安，哪里还敢管闲事，唯独周冕仍然据理力争。世宗大怒，立即将他逮捕入狱，想要重罪责罚。但事后又被周冕直言进谏的品格所感动，最终还是释放了，复派原职。祭祖风波之时，太子已经十一岁了，但还没有开始系统地学习如何为人为君的圣贤道理。周冕出狱之后，首先提出的建议是要世宗早日为太子选定名师，教化品性。世宗本来就余怒未消，对此更是怒不可遏，下令用棍棒将周冕赶出京城，贬为云南典史。虽然遭此远逐，可周冕依旧心怀豁达，没有怨恨之情。

几年之后，周冕调回京城任兵部武选郎中。此时，发生了杨继盛上疏弹劾掌握朝政数十年的权臣严嵩及严效忠的事件，并牵扯到欧阳必进等有关大臣，他们纷纷上疏为自己辩护。一时间，朝中乌烟瘴气。世宗心中烦躁，命令兵部调查事情真相。周冕经过调查后上奏直言严效忠是依托严嵩，伪称姓名，谎报军功，并细细指出严嵩之子严世蕃所递送材料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假若严效忠曾考中过武举人，那为什么没有原籍官府举荐选送他们的文书?如今又为何自称平民而不称作武举人?严效忠自称是严鹄之兄，严世蕃之子，但严世蕃之子大都年幼，并没有起名叫做‘效忠’的。假若严效忠真是斩杀敌人首级七颗，那为什么其他将领没有一人上报斩杀敌人首级之功，难道在三军之中唯独宰相之孙骁勇善战吗?况且他当时才十六岁，怎能担当大将之任?在前方大捷与朝廷得知消息之间不到一个月，为什么万里之遥的军事情报传递得如此迅速?”

奏疏陈述事实清楚明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种种破绽处。周冕虽官职卑小，但并不因为严嵩父子的权势而故意为他们遮蔽掩盖。

这封奏章震惊了朝野内外，就连严嵩父子也为其中所列出的种种破绽感到惊恐不已，私下连忙托人弥补漏洞。然而，世宗昏庸，故意偏袒严嵩，反而斥责周冕是蓄意报复，下诏将他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贬为庶民。

穆宗隆庆初年，朝廷录用那些在世宗一朝敢于劝谏的直臣，周冕就被任命为太仆少卿。但周冕忧虑母亲年迈，始终没有上任。

吴时来为什么晚节不保吴时来（?～1590），字维修，仙居（今浙江仙居）人，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中进士。起初，他为人正直磊落，敢于弹劾贪官污吏，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然而在晚年因官场上遭受挫折，沉沦十多年，复职后委曲求全，晚节不保。

吴时来最初官授松江（今江苏上海）推官。当时倭寇大举犯境，乡民携妻子儿女逃到松江避难。吴时来开城接纳他们，并派精兵良将修复毁坏的城墙，进行顽强抵御，保住了松江一方百姓的平安。

因功升任刑科给事中，此时，他更加勤于政事，为国事尽心尽力。一上任就弹劾了严嵩的同党兵部尚书许论、巡安御史路楷等人。严嵩因此十分痛恨吴时来，借机派遣他出使琉球国，想以此将他排挤出朝，以钳制其口。然而，吴时来并不畏严嵩的权势，上疏直言弹劾他的种种罪状。当时，吴时来弹劾严嵩的奏章与张翀（chōng）、董传策的奏章一起呈上，而张翀、董传策都是徐阶的门生，严嵩就疑心是徐阶指使他们这么干的，便秘密上奏诬陷说三人是受了别人指使故意陷害自己，并说吴时来畏惧出行琉球国，想借此事来拖延。世宗轻信严嵩，将三人打入钦犯监狱，严刑拷打，最后流放到西南烟瘴之地。

穆宗隆庆初年，吴时来被召回，恢复原职。此时的吴时来仍然秉持公正，大胆言事，弹劾贪官污吏。然而，他的刚直个性和做法遭到了小人们的非议，恰巧此时高拱执掌吏部，很不喜欢吴时来，于是借光懋等人弹劾吴时来滥行推举之机，将他贬为云南副使，直到罢官闲居于家。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吴时来才再次被起用。然而此时的吴时来已不复当年的坚贞正直，十余年的贬黜生活使他意志消沉，在执政时委曲求全，不能秉持操守和公道，接连被多人弹劾，不得已请求退职归家，终不能保其晚节。

邹应龙为什么要弹劾严世蕃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中进士。他为人有才气，为官清正廉洁，又因弹劾严嵩而得到盛名。

当时，严嵩专权已久，朝廷正直之臣如王宗茂、赵锦等人上疏弹劾都遭迫害。因此，朝中人人自危，没有敢再进言的了。但是邹应龙深知严嵩之所以恣意妄为是因为受到世宗的宠信，而如今世宗已不像当初那样听信于严嵩，更何况严嵩之子严世蕃贪婪成性，作恶多端，世宗对他已经产生厌恶之感。于是，邹应龙就想先从严世蕃下手，推倒他后，顺藤摸瓜，严嵩的日子也就不多了。

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的种种罪状，将他凭借严嵩的权势而做下的违法乱纪之事一一列举出来，并将他在母亲丧期仍行淫乱之事一并奏上。世宗本来就对严世蕃居丧淫纵之事有所耳闻，内心厌恶，还曾密问过一个占卜方士有关身边辅臣贤良之事，方士告诫说严嵩父子为弄权之臣，因此在心里已经开始疏远严嵩。正巧邹应龙的奏章呈入，世宗顺势将严世蕃关进钦犯监狱，勒令严嵩退休，并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就这样，专权长达二十余年的严嵩终于被推翻。不久，严世蕃被诛杀，严嵩病死。

第四十章

俞大猷在抗倭方面有什么贡献从明朝初年起，倭寇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嘉靖时，倭寇为患更加严重，沿海百姓苦不堪言。为了维护沿海安宁，在嘉靖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爱国抗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易》。他先后跟随王宣、赵本学等人学《易》，将易学与兵法相结合，体会两者的相通之处。他还跟随李良钦学习剑法，很有长进。虽然俞家家中贫寒，但俞大猷志向高远，从不被生活的贫乏所困扰。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他考中武会试，派赴金门上任，从此开始了抗倭救民的戎旅生涯。

起初，俞大猷官小言微，很多很好的建议都不被采用。直到嘉靖二十八年，他接连平定安南、海南两处叛乱，共计斩杀贼寇六千余人，这才声名鹊起。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扰乱浙东，朝廷以俞大猷有威名，命其率兵讨伐倭寇，俞大猷一到，便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倭寇驱逐出边境。然而浙东之地，向来是倭寇为患最为频繁之处，就在俞大猷刚刚将一伙倭寇击退之时，又有一伙新的倭寇乘三十余艘战船突然进犯，贼寇分兵两路，一路向北掠夺浒墅，一路向南掠夺横塘，一直蔓延到常熟、江阴、无锡境内，出入太湖。俞大猷于是与当地官兵联合，逐个将贼寇击败，然后一路追击，直捣贼寇老巢，焚毁其八艘巨舰，斩杀俘获贼寇无数。俞大猷因功升任浙江总兵官，并因其卓越的才干，被百姓们及朝廷众臣所称赞。俞大猷所领导的部队也被敬称为“俞家军”，常常能使倭寇闻名丧胆。后来，俞大猷又先后平定了潮州（今广东潮安）、河源（今广东河源）、翁源（今广东韶关市东南）等多处倭寇作乱。

俞大猷为将有奇才，常常能够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数次平定倭寇之乱，威名震慑南方，当地居民为他建寺庙祭祀。一代名臣谭纶曾写信高度评价他说：“节制精明，您不如我。赏罚分明，您不如戚继光。精悍勇猛，您不如刘显。然而这些都是小智，而您则是能承担大事者。”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生平情况如何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祖籍河南卫辉（今河南汲县）。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十七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改任浙江都司佥事。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严重。然而浙江军队常年疏于操练，士兵纪律散漫、懒散不堪，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戚继光于是从当地金华、义乌人中挑选傈悍勇猛之士三千，亲自教授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技巧，又根据当地多沼泽湖泊而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鸳鸯阵”。这支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作战勇猛，军纪严明，在日后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百姓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作“戚家军”。

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肆掠夺桃渚、圻头，戚继光带领“戚家军”迅速出击，倭寇闻风丧胆，四处逃窜，“戚家军”一路追击，先后九次作战，大获全胜，俘获斩杀一千多人，烧死溺死之人更是不计其数。“戚家军”首战告捷。第二年，温州、福宁、连江、广东、南澳等地的倭寇相勾结，大举进犯福州，贼寇实力雄厚，又根据地形在横屿结营，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官军四处不能得手，不敢轻易进攻，两军对峙一年之久。倭寇乘机四处骚扰掠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福建各军无奈，向戚继光告急求援。戚继光得命，立即带领“戚家军”奔赴福建，一举拿下横屿，倭寇一听是“戚家军”来了，又失了大本营，惊恐慌乱，四处逃窜。戚继光乘胜追击，逐个击败，接连攻克六十余座贼营，斩杀数千人，福建长期滞留的倭寇几乎全部被消灭。戚继光凯旋而归，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平远台立下记功石。

穆宗隆庆初年，南方边境因为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镇守，倭患基本被平息，然而北方边境蓟门接连出现险情。于是戚继光被召回，专门训练边塞士兵。隆庆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训练兵事。戚继光审时度势，上奏请求加紧训练士兵、重新修筑城墙，并将三千“戚家军”调来以做示范。在戚继光的严格训练下，边塞士兵作战力迅速提高，边防城墙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戚继光在镇守期间，北方贼寇再也不敢进犯蓟门。

戚继光一生，不仅在南方抗倭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北方边境的固守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都被谈论兵法的人奉为宝典，遵守运用。

名臣张居正一生有何建树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江陵人（今湖北江陵），自幼聪明过人，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巡抚顾磷看过他的文章后，赞扬他必将成为主持国家大政的人才。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考中进士，得到徐阶、严嵩等执政大臣的器重，政治才能一步步展现出来。在严嵩、徐阶、高拱、李春芳等人先后离开首辅之位后，张居正登上了首辅之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官吏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办事拖拉，经常相互推卸责任。张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进行改革。首先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明确责罚，要求政令下达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立即执行，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立即按轻重缓急量刑定罪；若是有人相互包庇隐瞒，则加重处罚。张居正铁面无私，从不徇私情，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在他的法令面前都一视同仁，因此，吏治之风逐渐好转起来。

其次，张居正知人善用，物尽其才，他先后选拔了名将李成梁、戚继光名将镇守边关要塞，使边防稳固，地方安定。此外，他还裁减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提拔重用有才能的官员，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并减少了政府开支。

明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国家年年入不敷出，面对这一情况，张居正决定对经济也进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所谓的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合并为一，按地亩征收银两。当时，地主官吏依仗封建特权，逃避税收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条鞭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的。神宗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无论官僚地主，还是皇亲国戚的土地都一一丈量清楚，登记在册，依照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税收。另外，张居正还兴修水利，疏通漕运，提倡节俭，这些措施很快就使国库充实起来。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因为触及了封建贵族及地主的利益，得罪了很多人，再加上他自己大权独揽，专权跋扈，朝廷内外的怨言都很多。而神宗也因张居正对自己约束太多，心中渐生憎恨。在这重重阻力和压力之下，年仅五十七岁的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不幸病重而亡。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也都被废除了。

蔡毅中是怎样得罪魏忠贤的蔡毅中（1548～1631），字宏甫，光山（今河南光山）人。他自幼十分聪颖，五岁时便能背诵《孝经》。有一天，父亲问他：“你为什么要读书?”蔡毅中朗声答道：“为了以后做一个圣贤的人。”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考中进士，满怀抱负地开始了官宦生涯。

当时，矿税的危害十分严重，已是民不聊生了。蔡毅中从记载明朝历代皇帝的祖训和典章制度的会典等书中摘录有关禁收矿税的条文加以注释，编成两卷资料后呈给神宗，想从侧面进行规劝。但是，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久，他又受到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排挤，被派遣出京，担任地方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蔡毅中对官场感到失望，于是辞官回乡。

等到熹宗继位，一大批先前受到排挤罢免的官员被重新起用，蔡毅中也在其中，经过几次调任之后，他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一时间，朝中贤臣林立。然而好景不长，大宦官魏忠贤蒙蔽年幼的熹宗，独揽大权，贪婪横暴，紊乱朝纲。左副都御史杨涟对此十分气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十分害怕，瞒着熹宗，假传圣旨，严酷地处罚了杨涟。这件事情激起了朝廷大臣们的公愤，他们联名上疏弹劾魏忠贤，蔡毅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奏疏中写道：国子监的学生们听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事情后无不拍手称快。魏忠贤专权横行，早就应受到责罚。先朝已有过宦官乱政的先例，武宗时的大宦官刘谨干扰朝政，若是有人与他对抗，他便下毒手加以迫害。神宗时的大宦官冯保作威作福，恶名远扬。愿陛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辨明忠奸，将魏忠贤绳之以法。

联名上疏之人多达七十余名，震惊朝野。无奈熹宗幼小，魏忠贤一手遮天，对那些反对他的大臣，轻则削去官职流放戍边，重则嫁祸株连。蔡毅中也未幸免，被罢免官职，遣送回乡。

赵世卿是如何得罪张居正的赵世卿（?～1618），字象贤，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当时张居正掌权，施政崇尚严峻。州县学官录取士子不得超过十五人；市政按察二司以下的官员，即使公事也不许骑驿馆的马匹；大辟之刑，每年有一定的数额；各地官员在征收赋税时以九成为标准，若是达不到这个数目的，就要接受处罚；又屡次严厉地责备那些敢于提意见的官员。

赵世卿就针对这些举措，提出匡正时弊的五要点。建议扩大录取士子的名额，放宽利用驿站交通工具的禁限，减少死刑，缓和催征赋税，尤其在末尾极力申诉应当开放言路，认为近来谏诤官员养成卑谄柔滑的习惯，以奉承迎合上级来取得宠信，事情一旦关系到军国大事，就缄默不语。只是拣一点无关紧要的琐事，姑且来应付言官应尽的职责。这些人过了几年，居然能身居高位，在读书人中夸耀自己。但他们并非都是没有志向和节操，不愿向国家君主尽忠的人，有的就是因为接受惩戒而不敢再开口。如往，年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都是由于提建议而被流放边境，至今还和戍边兵卒在一起。这就是中等才能的士大夫，之所以内心自我顾念爱惜，宁可将自己等同于寒蝉的缘故。朝廷应当特别发出恩德的命令，释放他们回来，使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圣朝天子并没有厌恶直言的意思，那么士大夫就会仰慕正道而拿出诚意，向陛下效忠了。

张居正看后勃然大怒，就想马上重重治赵世卿的罪。吏部尚书王国光劝说道：“治他罪正好成就他的名声，请让我来为你承担怨恨。”于是就把赵世卿外放为楚府右长史。第二年考核京官，王国光又以不谨治赵治卿的罪，并削掉官职。

陈有年的生平情况如何陈有年（1531～1558），字登之，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调吏部，曾任验封郎中。神宗万历元年（1573），成国公朱希忠死，他的弟弟锦衣都督朱希孝贿赂宦官冯保乞求赠给王号，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同意。陈有年拟奏章进言反对，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制度。于是张居正就指使左侍郎刘光济删改他的奏稿，陈有年尽力争辩，最后拿原来的奏稿呈上去，张居正不高兴，他当天就托病离去。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陈有年被起用为稽勋郎中，历任考功郎中、文选郎中，谢绝请托。授官的诏书下来，朝廷内外都信服。后升为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任江西巡抚。皇室所需陶器，多奇巧难以制成，后有诏书允许减少数量，不久恢复原状。陈有年援引诏书去请求，神宗不依从。南畿、浙江遇上大灾荒，神宗命令禁止相邻地区封闭粮食买卖。商船都聚在江西，徽人格外多。而江西也年成不好，许多人乞求陈有年遏制外地人在江西买粮。陈有年上疏陈述济急六件事，其中请求稍放宽以前禁令，让江西百姓得以自救。就被人弹劾违背皇上禁令，神宗生气，就削去他的职务让他回乡。经过推荐重新起用为官，积功升任吏部右侍郎。后来调到兵部，又调吏部。万历二十一年和南京吏部尚书温纯共同主持京官考核，所贬黜的都得当。没多久就代替温纯的位置，又召拜为吏部尚书，引用的同僚和属吏都是当时最突出的人才。

第二年，王锡爵将要退休，朝廷推荐阁臣，神宗下令不要拘于资格品级。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推荐名单不合神宗心意因而遭贬。王锡爵首先上疏营救，陈有年和赵参鲁等接着上奏章，神宗都不采纳。赵志皋、张位也假装进言，认为辅臣应当由特别任命产生，朝廷推举不可取法。陈有年耿直地上疏进言：认为阁臣由朝廷推举由来已久，并非从现今开始，至于不拘资格品级，则是皇帝的圣谕，臣下哪敢不遵从照办的。于是坚决乞求准予辞职。神宗得到奏章，见他言辞正直，就下诏温和恳切的加以安慰。陈有年从此多次上疏托病乞求辞职，神宗还是慰留，赏赐食物、羊酒。陈有年更坚决请求，并竭力请求神宗起用废置的人。最后，神宗准予告假，乘驿车回去。

陈有年高风亮节，为政清正廉洁，虽然两代都担任俸禄丰厚的官职，却没有住宅供妻子儿女居住，甚至用油帐篷来遮挡雨漏，生活非常艰苦，堪称一代名臣。

海瑞为什么被称为“海青天”

海瑞（1514～1587），字汝贤，琼山（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人。他为人严峻刚直，生活俭朴，为官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深受平民百姓的爱戴，被称为“海青天”。海瑞考中举人后，进入京城，就拜伏在宫阙下呈上《平黎策》，希望开辟道和设置县，用这种方法平定地方，有识之士赞许他志气豪壮。代理南平（今福建南平）教谕，御史到学宫后，下属官吏都跪在地上谒见，海瑞只是长揖。任淳安（今浙江淳安）知县，穿布袍子和吃糙米饭，让老仆人种蔬菜自给。对过往大官员及其亲属从不奉迎巴结，一切供应从简，因而得罪了都御史鄢懋卿，被贬为兴国州（今江西兴国）判官。很久以后，陆光祖任文选郎中，才提拔海瑞为户部主事。当时世宗在位日久，不临朝，深居西苑，专心斋戒做法事。督抚大臣争着呈送迷信的吉祥之物，礼官就上表祝贺。朝臣自从杨最、杨爵得罪以后，无人敢进言时政。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独自上疏议论朝政，劝勉世宗要早日醒悟，临朝听政，治理国家，放弃无益的斋戒和法事。世宗看了奏章，起初很生气，后来又读了好几遍，被感动得叹息。但仍将海瑞下到钦犯监狱，判死刑。世宗去世后，海瑞被释放，恢复原职。不久调兵部，升任尚宝丞，又调任大理寺丞。

海瑞历任两京左、右通政使。穆宗隆庆三年（1569）夏天，由右佥都御史任应天十府巡抚。属下的官吏畏惧他的声威，贪污的大多辞职而去。那些豪门大族及掌管织造事务的宦官都有所收敛。他不管做知县还是巡抚，所到之处都坚决实行清丈土地，公布一条鞭法，体恤百姓疾苦，打击土豪恶霸，安抚穷苦弱小，兴利除弊，使当地百姓从中获得利益。又裁减驿站系统多余的经费，士大夫出入其境一概不许设宴招待，因此怨言很多。于是给事中舒化、戴凤翔就先后弹劾他迂腐固执而不识大体，庇护坏人，欺凌官宦人家，于是就调去监督南京粮储。海瑞任吴地巡抚才半年，老百姓听说他将要离去，满路号哭流泪，家家画着像祭拜。

海瑞死后，灵柩抬到江上，白衣白帽送丧的人站满两岸，哭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断。

丘橓向万历皇帝提出的“八事”内容是什么丘橓（shùn），字茂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中进士。他为人性格耿直，做官刚正不阿，对不合理的事敢于抨击。当时严嵩独掌大权，丘橓看不惯严氏父子的专横跋扈，曾多次上疏揭露他们的罪恶。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等贪官污吏都是严嵩的同党，都因丘橓的弹劾而被罢免。

丘橓为官清正廉洁，有一次因触怒世宗而被贬谪戍边，随身带去的财产只是一箱破旧衣服和一捆书而已，他的节操因而受到同僚们的敬重。他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为官风格也受到神宗的赏识。他在奏疏中所陈述的有关吏治的八大弊病，就得到了神宗的称赞，并下令有关部门照着执行，改正弊端。

丘橓经过多年的官场实践，认为国家在官吏治事上存在着八大弊病：一、政绩考核成为官员们相互交易的资本，坏的得不到惩罚，好的没有给予鼓励，这是政绩考核的弊病；二、御史要去巡察地方官府，还没出京，就有官员暗中嘱托，请求保护某某，严重扰乱御史的公正性，这是请托成风的弊病；三、监察官员对于有关官吏所下的评语应该由巡抚按察使一级的官员亲自审定，然而，他们消极怠工，随便委托给其他官员，被不顾是非地胡乱加上评语，这是巡视察访的弊病；四、贪污受贿成为风气，而受到弹劾的只是一些势单力薄的贪官，那些大官即使贪污再多也不会被弹劾。对小吏严格，对大官宽松，对离任的详加审查，对现任的疏忽大意，这是检举弹劾的弊病；五、惩治贪污的办法在于严格的传讯审问，可在审讯贪官们时往往不得要害，导致用刑罚也不能有效地打击他们的罪行，这是传讯审问的弊病；六、举荐和弹劾，是用来鼓励和惩戒官吏的，但现在却不以能力为标准，而只看出身地位，这是列论资格的弊病；七、对于州县官员的副手，没有给予应有的礼遇和法制约束，致使自由散漫，缺乏工作效率，这是担任副职位多年来形成的弊病；八、科举考试，考生打着师生关系的旗号，公然贿赂考官，利用公开举荐的制度，大开贿赂之门，这是赠送礼品形成的弊病。

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政治衰败，已显千疮百孔之象，丘橓陈述的八点弊病，仅是大海一粟。不过，他能够做到身在庐山而识庐山真面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汤显祖的生平情况如何汤显祖（1550～1616），字若士，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少年时就善于作文，在当地很有名气。

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被录取，便为其子网罗海内名士，用来扩大名声。听说汤显祖很善于作文，就叫几个儿子前往延请。而汤显祖为人正直，不愿意附权贵，便推辞未去。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考中进士，授予南京太常博士之职，后晋升礼部主事。

万历十八年，神宗迷信星象变化，认为这是由于谏官欺上蒙下造成的，便严厉地指责他们，并停发俸禄一年。汤显祖进言说：“难道真的是谏官的才德有问题么?因为陛下所具有的赏罚权利，暗中却被宰相窃取了，所以，谏官的意见都被歪曲了。御史带头揭露科场舞弊案，大学士申时行就指使人对他进行弹劾并罢免官职。只要大臣对宰相的行为稍有异议，便没有一个不被贬官到外地的。不知廉耻之徒，对当权者处处奉迎拍马。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赈济灾荒，却收受大量贿赂；在推举人才的过程中，又为自己谋取厚利。这样的人，宰相却将他提升为谏议官署的长官。陛下总是指责谏官的不对，却没有看到宰相才是朝政混乱的真正根源。臣认为陛下有四点值得注意：朝廷以爵位和俸禄养育的人才，如今仅成为替权贵培育下人；朝纲风气败坏，没有廉耻，贪贿成风；宰相乱用权力，扶植亲信，使得国家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陛下在位二十年，前十年是张居正强硬多欲，败坏朝政；后十年是申时行绵里藏针，扰乱纲纪。臣深为陛下感到惋惜，乞求陛下罢免杨文举、胡汝宁等一干小人，并告诫宰相，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行为。”奏疏呈上，神宗看过以后十分生气，骂他胡言乱语，贬官外地。后任遂昌（今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上交辞呈回乡，在家乡度过了后半生。

汤显祖为人意气激昂，同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都有着很好的交情。这几位在仕途生涯中官位显赫，在政治上也很有所建树，而汤显祖在政治上却是潦倒不如意，但也许正由于此，他才能创作出举世闻名的《牡丹亭》等作品，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瑰宝。

明朝后期围绕李三才展开了什么样的斗争李三才（?～1623），字道甫，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州）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是个富有才略的人，善于笼络朝廷官员，结交广泛，朋友遍布天下。然而，他的本性不够廉正，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指责。明朝后期，在李三才的任用问题上，朝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三才早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管从水路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运事物。当时，朝廷派往各地的矿税使者横行无忌，公然掠夺，致使百姓生活贫困，民不聊生，而有些饥民就借机起而为盗。李三才便暗用计谋，惩治了胡作非为的官吏，又逮捕了抢劫作恶的饥民，并上疏陈说征收矿税的危害性，请求废除矿税。李三才办事干脆利落，得到百姓的爱戴。

后来，李三才因资历深厚升任都御史，开始参预内阁机要事务。所谓“树大招风”，从此，妒忌他的人日益增多，诽谤他的话到处都有传闻。工部郎中邵辅忠、御史徐兆魁、南京兵部郎中钱策等人上疏弹劾李三才贪污受贿，并罗列出贪婪、虚伪、狠毒、蛮横四大罪状。不过，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等人却认为李三才很有才能，功大于过，便先后上疏替李三才辩护。一时间，在朝中兴起激烈的争论，好几个月还没罢休。顾宪成就写信给当权者叶向高，称赞李三才的才能，极力为他申辩。而神宗对于这两种意见却都不理不问，致使争论没结果，李三才被迫辞职离去。

李三才虽已离职赋闲在家，而妒忌他的人担心他被重新起用，于是弹劾说他盗用皇家木材建造私宅，折合银子达到二十三万多两。李三才非常气愤，请求清查登记自家的财产。但是，派去的使者调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没办法交差，就按照弹劾奏章上所说的那样上报了，李三才便被削职为民。

为什么说李成梁为明朝之名将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他的高祖父李英从朝鲜归附明朝，授予了可以世代继承的铁岭卫（今辽宁铁岭）指挥佥事之职，便定居在这里。到了李成梁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衰，穷得连进京承袭官爵的路费都没有。四十岁的时候，李成梁才受人资助进京继承了官职，从此，凭借一身本领，屡建战功，成为一代名将。

当时，边防松弛，常有外族入境骚扰，烧杀掠夺，边关形势极不稳定。李成梁上任之后，指挥壮士发起有效反击，打退土蛮、张摆失等入侵之敌，边关士气为之一振。

穆宗隆庆四年（1570）九月，敌人大举入侵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提拔为副总兵，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辽东情况十分危急，分别有俺答、插汉部族土蛮、朵颜部族长昂、王杲等敌窥视，逐渐对辽东形成了包围之势。十年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员大将都战死沙场，明军士气大挫。李成梁上任后，大修武器装备，选拔精兵良将，并招募勇士，给予丰厚的军饷，组成突击队，日夜操练。明军士气开始振作。第二年五月，土蛮率敌军大举入侵，李成梁见反击时机成熟，便率领精锐部队在卓山大战敌寇，并和副将赵完形成夹击之势，切断敌军首尾，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李成梁乘胜攻打敌人巢穴，斩杀首领两人和敌兵近六百人。从此，李家军声名大振。后来，李成梁又与土蛮、俺答、长昂等部族多次交锋，逐渐削弱了敌军势力，边关稳定了许多。

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多年，先后上奏大捷十余次。每次接到捷报，皇帝都要祭告天地宗庙，赐予大量的锦衣玉石，并接受朝廷百官的祝贺。边疆将帅取得这样盛大的功劳，是明朝建国以来二百年都不曾有过的。

李如松作为将门之后有什么战功李如松（?～1598），字子茂，是一代名将李成梁的长子，他自幼跟随其父南征北战，熟识兵法，骁勇善战，可谓是智勇双全。李成梁去世后，李如松子承父业，建立了赫赫战功。

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哮拜在宁夏叛乱，李如松以大将之才被荐为提督，统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路军马，讨伐叛贼。在此之前，大将麻贵、董一奎等众将多次攻城而不能得手。李如松一到，加强攻势，并采用水攻，泡塌城墙，攻入城中，斩杀哮拜及其族人，迅速平定了叛乱。

当时，朝鲜倭寇为害十分严重，神宗以李如松作战勇猛有威名，诏令其统领苏州、辽东、保定、山东各军东征。李如松刚到军中，就传来了倭寇酋长行长请求议和，愿意接受封赏的消息，李如松于是将计就计，假装同意封赏而暗中偷袭，一举铲除贼寇。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平壤。一开始，行长等人以为是封赏的使臣到了，因此并未防备，还穿着花衣夹道相迎。然而众将在平壤城下徘徊犹豫，不敢入城，暴露了形迹，倭寇于是登城抵抗。李如松果断地分兵三路攻城，并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东南城，战事激烈，李如松的战马中炮而亡，他顾不得安危，换马继续指挥士兵加强进攻，将士们在李如松的带动下士气高昂，无不以一当十。在众将士的奋勇拼杀下，平壤城被攻克，杀敌一千二百多。李如松带领将士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收的黄海、平安、江源、京畿等地，大捷而归。李如松因此更加得到神宗的赏识和信赖。

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官，神宗特别下诏任用李如松。李如松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意气更加振奋，镇守辽东一带毫不懈怠。第二年四月，土蛮进犯辽东，李如松率领轻骑兵直捣敌巢，因中埋伏而不幸身亡。神宗得此噩耗，沉痛不已，令备衣冠运回安葬，建立祠堂祭祀，并赐谥号忠烈。

麻贵一生建立过哪些军功麻贵，大同右卫（今山西大同）人。麻氏家族多将才，麻贵与他的父兄多次立下战功，人们把他们与铁岭李氏相提并论，称作“东李西麻”。

麻贵以舍人身份参军，多次安定边疆有功，受到褒奖。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宁夏哮拜叛乱，朝廷以麻贵英勇善战、通晓兵法而提拔他为副将，率兵讨伐叛军。叛军抵抗十分顽强，明军多次攻城而不克。于是，麻贵与众将分兵四路，迂回进攻，并将斩杀的一百多敌人首级悬挂示众，叛军恐惧，士气大挫，不久，城就被破，叛军全部平定。麻贵因功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延绥（今陕西榆林），并赐予世袭。

万历二十二年，麻贵又先后捣毁了蒙古卜失兔以及其他驻留内地贼寇的营地，杀敌共计六百余人，缴获牲畜一万六千余头。神宗得知后大喜，特地祭祀祖庙宣布捷报，并再次加封麻贵官阶，赐予丰厚的奖赏。

万历二十五年，朝廷和日本谈判封赏一事失败，麻贵被任命为提督，统领南北大军，讨伐倭寇。在麻贵的带领下，将士们克服种种困难，奋力拼杀，最终攻陷敌城，俘获斩杀敌军二千二百多人，全胜而归。

万历三十八年，麻贵镇守辽东，平定了蒙古炒花、宰赛等部族的叛乱。第二年，麻贵因病请求退休，神宗特别恩准他乘驿车回家。

麻贵果敢坚毅而骁勇敏捷，擅长用兵，在东西边境上都战功卓著，先后七次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被尊为一代良将。

董一元作为战将其战绩如何董一元，宣府前卫（今河北宣化）人。他的父兄均为名将，镇守边关，以勇敢著称，而董一元兼其勇猛，而于智谋更胜一筹。他一生多次立下战功，镇守边关要塞，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董一元担任蓟镇（今河北迁西）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蒙古部族一万多骑兵入侵，董一元配合总兵胡镇抵挡敌军，立下头功。穆宗隆庆初年（1567），董一元在棒槌崖打败敌军，功劳又是最大。像这样的战绩对董一元来说是不胜枚举，而其一生最为世人瞩目与称颂的战功还是建立在镇守辽东之时。

辽东自李成梁之后，连年战败，溃不成军。于是战功卓著的董一元被举荐为统帅，镇守辽东。当时，蒙古把兔儿与其伯父妙花、姑父花大相勾结，并与西部卜言台周相呼应，多次侵犯边境，长期骚扰。卜言台周扬言要攻占广宁，把兔儿等人的军队驻扎在辽阳（今辽宁辽阳），企图入侵劫掠镇武、锦州和义州（均位于今辽宁省东部边界）。董一元审时度势，认为只要首先击破离边境最近而势力较弱的把兔儿，卜言台周等势力将失去内应而不战而退。决策已定，董一元迅速命令副使孙守廉火速前往右屯牵制海西部，自己率领大军藏在镇武城外，留下空营以诱敌深入。敌军鲁莽，果然中计，以为官军胆怯逃跑，便全军入城。正当敌军懈怠之时，明军从营中跃起，里外加击，奋力冲杀，敌人死伤惨重，大败而逃。海西部知道把兔儿失利，也望风而逃，明军大获全胜。捷报传人京城，世宗十分高兴，祭告于天地祖庙，加封董一元官爵，给予丰厚的奖赏。

虽然敌军各部受创严重，但董一元并不放松警觉，一旦忽略了防备，就会使贼寇有机可乘，于是亲自率军跋涉四百余里，抵达敌巢，斩草除根，一举歼灭贼寇。至此，辽东边关才得以彻底安宁。

刘一燝是怎样和阉党斗争的刘一燝（1567～1635），字季晦，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进士。他历经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担当国家重任，深得皇帝信赖。到熹宗时，刘一燝、叶向高、左光斗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主持朝政，朝中遍布贤臣良将，天下人都企盼着国家太平昌盛。然而，大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以花言巧语进行蒙蔽，排挤驱逐贤臣，渐渐窃取了大权，朝政越来越腐败。刘一燝十分憎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身为辅政大臣，怎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初，光宗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时候，伺候她的宦官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宫秘藏的宝物，经过乾清门时，由于慌乱而跌倒，金银珠宝散了一地。熹宗知道后很生气，要判处死罪，但一直都没有执行。到这时，魏忠贤当权，那些宦官便用重金贿赂他，请求疏通关系。魏忠贤得了好处，便上疏替他们辩解求情，熹宗宠信他，便听信了，免除了刘朝等人的死罪。宦官们由此更加迎奉魏忠贤，以为他已控制了皇帝，而魏忠贤也愈发的狂妄自大，篡改诏书、陷害贤良，无恶不作。刘一燝知道后，很是气愤，心里明白此案一定又是魏忠贤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上疏，言辞激烈地申辩事实，要求依照原来的判罚，立即处死刘朝等人。熹宗很器重刘一燝，觉得他所说的有道理，如果出尔反尔会失掉皇家的颜面，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才使魏忠贤的阴谋没能得逞。魏忠贤也因此开始记恨刘一燝，时时谋划着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只是顾忌他的权位重，声望高，一直不敢下手。

修建神宗陵墓的定陵工程完成后，魏忠贤又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厚颜无耻地要求赏赐加封。刘一燝坚决反对，上疏向熹宗说明事实，并责备魏忠贤滥求封赏。这样才使讨要封赏的闹剧收场。而到此时，刘一燝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慢慢地，宦官的势力壮大起来，清廉正直的大臣都受到迫害，使刘一燝孤立无援。魏忠贤认为时机成熟，便让手下亲信上疏攻击刘一燝。众口铄金，刘一燝不得已，请求辞职，但熹宗很信赖他，多次安慰挽留，不让离去。魏忠贤很是恼怒，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便不择手段，假传圣旨，让刘一燝回家养老。

虽然这场与阉党的斗争，以刘一燝的失败而告终，但刘一燝对阉党的抑制还是起了作用的，使他们不至于为所欲为。

韩爌为什么会遭到魏忠贤的排挤韩爌（kuàng）（1565～1644），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老成持重，在光宗、熹宗两朝担任要职，举荐贤才，任用能士，而抑制奸邪党徒，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正因为他廉洁正直，不与奸邪为伍，遭到魏忠贤的排挤和陷害。

熹宗即位之初，韩爌与叶向高等人共同主持朝政，国家政局大有好转。这时，为人阴险狡猾的魏忠贤作恶多端，破坏朝政，杨涟等人联合上疏弹劾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害怕被治罪，便向德高望重的韩爌求救，请求替自己辩解说情。韩爌向来憎恶魏忠贤，耻于与其为伍，便严词拒绝了。魏忠贤于是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

后来，叶向高罢官，韩爌担任首辅，依然是秉持公正，任用贤良，打击奸邪，多次制止了魏忠贤党羽的恶行。魏忠贤更加恨他，就与魏广微勾结，假传圣旨，责备韩爌独揽大权，命令他与魏广微合作，借此削弱他的权力。而此时朝中的正直之士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先后被排挤迫害了，朝廷上下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亲信。韩爌势单力薄，无力进行抗争，于是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早就盼着这一天，便立即传旨批准了。

虽然韩爌已被排挤出朝廷，但魏忠贤还不肯罢休，又指使亲信上疏诬陷韩爌贪污，直害得韩家家破人亡。

张问达在审查宫廷三大案时有何作为张问达（?～1625），字德充，泾阳（今陕西泾阳）人，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曾出任地方官，有很好的政绩，因功升任刑部右侍郎，多次担当大任。当时正值宫廷风波迭起、动荡不安，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张问达参预了三案的调查审讯，主持公道，不偏不倚。

首先是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有个叫张差的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突然冲进宫里，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太子的宫殿里，幸好太子躲避及时，才没受伤。经过审问，牵扯出神宗宠妃郑氏宫中的宦官庞保和刘成。当时，神宗特别宠爱郑贵妃，她亲生的儿子福王恃宠专横，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京到封地去。对此，朝臣中有人在担心福王母子勾结，威胁太子的正统地位。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就更怀疑是郑贵妃等人干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神宗害怕事件扩大成宫廷斗争，有意包庇郑贵妃，仅下令处死张差。张问达认为，奸人闯宫，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这样草率地处理，不仅有失公正，还会影响朝廷尊严，丧失天下人心，要求将两名宦官一同审讯，查明事情本末。张问达的意见中正恳切，但神宗怕议论会更加激烈，就在宫中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对外宣称他们因受刑过重而亡，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神宗去世，光宗虽然平安地继承了皇位，可不到一个月，就暴病而亡。传说是在光宗病重时，有个叫李可灼的人进献了几粒红丸药，光宗吃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于是，人们怀疑光宗是被毒死的，但究竟是谁指使的，却一直没有答案，这就是谜团重重的“红丸案”。据调查，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确实不对病症，无论是不是受人指使，他对光宗的死都负有责任。然而，当时执掌大权的方从哲对他定得罪很轻，张问达便上疏陈说事情的经过原委，要求对李可灼依罪定刑。这样，才使李可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光宗死后，年幼的熹宗即位。光宗生前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却占据正宫，不肯搬出，企图要挟年幼的皇帝，把持朝政。朝中大臣怎能容许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便接连上疏要求李选侍搬离正宫。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然而，在众大臣为了国家利益积极上疏争辩时，身为首辅大臣的方从哲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大局已定，才呈上奏疏，这难免有“墙头草”的嫌疑。于是，张问达不畏方从哲首辅的权势，上疏责备他不为国事尽力，没有果断地为百官做表率。

从万历末年（1619）到天启初年（1621），短短的几年时间，接连发生三大奇案，多少人在这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丧失原则、丢弃正义，而张问达却始终能够秉公处理，维持公道，是难能可贵的。

赵南星在明末党争中持什么态度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河北大名）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为官清廉公正，以天下为己任，日夜操劳国事，在当时与邹元标、顾宪成一起被天下人敬称为“三君”。

当时的政局形势是，年幼的熹宗身居内宫，而朝廷大权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把持。他们勾结成党，打击异己，扰乱朝政，从而激起了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和阉党展开了多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赵南星坚定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不畏魏忠贤的权势，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东林党。

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很看重赵南星，想加以笼络，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善于理事，还派亲侄子拿着礼品上门拜见。而赵南星十分憎恶魏忠贤，耻于和他有什么关系，给魏忠贤的侄子吃了个闭门羹。

赵南星的好朋友魏允贞有个儿子叫魏广微，向来被赵南星当作亲生儿子抚育教导。可是魏广微后来竟认贼作父，投靠了魏忠贤。赵南星很伤心，从此拒绝再见魏广微，并说魏允贞的儿子已经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赵南星和魏忠贤彻底决裂，而魏忠贤就放弃拉拢的手段，开始残酷地迫害赵南星。有一天，两人一起办公，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宫内宫外的臣子应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魏忠贤没有想到赵南星竟敢这么大胆地正面批评自己，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表面保持沉默的魏忠贤，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迫害赵南星了。

在这之前，魏忠贤就经常假传圣旨，而现在每次传达圣旨，都要把赵南星当作首恶，假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打击。凡是赵南星举荐的人都被贬斥，凡被赵南星斥退的人都被提升，还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赵南星，说他徇顺私情，用人唯亲。在逼迫无奈之下，赵南星只得请求辞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即传旨放他回乡。

然而，心肠歹毒的魏忠贤还是不放过赵南星，命令手下人进行诬陷，栽赃说他贪污白银一万五千两，还在朝廷大堂上对他进行羞辱。赵南星虽为官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里哪有钱偿还所谓“赃款”。好在亲戚朋友们敬重他的人品，同情他的遭遇，多方捐款资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遣到边关去戍守，贫病交加地死在流放地。

邹元标为什么多次被贬谪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自幼聪颖好学，九岁便通晓《五经》，长大后又跟随得到王守仁真传的胡直学习，有志于做学问。神宗万历五年（1577）考中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邹元标为人正直，为官刚正，政治上颇有作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勇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常常得罪于当权者，故而多次遭到贬谪。最初，邹元标在刑部实习政务，恰逢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却未按礼制回家守孝，再加上平时专横独断，对朝政大包大揽，造成许多弊端。邹元标愤愤不平，于是草拟奏疏，指责张居正学术偏执、刚愎自用、用人唯亲。奏疏写成，邹元标怕人知道是弹劾张居正的而被扣留，就揣在怀中，呈上时假称是请假的奏疏。然而，张居正一手遮天，朝中之事无不经由其手，所以，邹元标的奏疏根本就没给皇上看，而是被张居正作了批复，在朝堂上杖打八十。好在邹元标年轻力壮，没有立即毙命。但是张居正还不解气，又把他流放到边关去戍守。邹元标面对困境，并不气馁，还怡然自得地专心研究心性理学，学问大有长进。

六年之后，张居正去世，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终于得到再次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在上任伊始，就陈上奏疏培养圣德、亲近贤臣、严肃法规、崇尚儒行、整治群臣等五件事。不久，慈宁宫发生火灾，邹元标上疏直言，劝神宗自我反省、清心寡欲。神宗昏庸，不辨忠奸，以为邹元标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恼怒，降旨斥责。邹元标就这样被贬黜。此后，虽多次被人举荐，但神宗怀恨不已，始终没有起用，邹元标赋闲达三十年之久。不过邹元标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在乡里讲学，跟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

直至光宗即位，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大理卿，又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年事已高，为人处事少了些张狂，多了些稳重，先后辅佐光宗及年幼的熹宗，成为朝廷中的肱股之臣。

第四十一章

李应升如何同阉党斗争李应升（1593～1626）以清正廉洁闻名，很得民心。当时有民谣说：“前林后李，清和无比。”（林指晋江林学曾，以清廉慎重著称）。九江（今江西九江）、南康（今江西星子）间有柯、陈两大族，相传是陈友谅的后裔，倚恃险阻，抗拒官兵。官府商议想要发兵围剿，而李应升请求前往晓谕劝说，结果没费力气，就使他们叩头听命，交出匿藏的罪人，使一方百姓得到安宁。

熹宗天启二年（1622），皇帝正当年幼，昏庸懦弱，朝廷各种政务都松懈废弛，李应升针对这种弊病上疏直言：“现在天下破敝衰败到极点，取决于君臣奋发振兴而竭力图谋，陛下振兴纲纪，则一片纸如同迅雷；大臣捐弃私心，则千里运筹如在手掌中；言官勇于检举弹劾，则百官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现在议论增加官职，为他们营建避护所，纷纷升迁调任，名不副实。”又说：“现在把政事交付各部，十分之八九被搁置起来，应重申国家法律，公开惩处败将的罪行。”主张严明执法，惩处恶弊。不久，又弹劾南京都御史王永光庇护下属官员范得志，颠倒公理。王永光吓破了胆，立刻引咎离职。

天启四年（1624）正月，李应升上疏陈述外藩、内盗、小人三大祸患，把讥讽谴责的矛头直接指向熹宗身边的奸人。李应升知道魏忠贤必将是国家的一大祸患，就秘密草拟奏疏，罗列出十六条罪状，正准备呈上时，被他哥哥发现，奏疏被烧毁。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反而遭到皇上的严厉斥责。李应升极其愤怒，就继续上疏弹劾，说：“从来宦官之祸，开始时没有不是用小忠来取信于君主的，待根基扎牢之后才下毒手。现在陛下明知道他们的罪行，却曲意包庇。当时势缓和之时，他们就采用保全自己的谋计，当事情紧急之时，他们就拿铤而走险的手段，萧墙之内，能无隐患?所以，魏忠贤一日不去，陛下就一日不得安宁。”万燝因抨击魏忠贤致死，李应升对此深感不平，就极力进谏，说不可在朝堂上使用梃杖之刑，不可摧折士人的志气，用来斥责魏忠贤。之后，又严辞弹劾崔呈秀等人。崔呈秀窘迫，夜晚敲门，长跪哀求，李应升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十月初，正逢熹宗祭祀宗庙、颁布日历之时，李应升又直言弹劾魏广微，告诫他要保全家族名声，不要倚靠奸猾的宦官而去为难谏官，以后才有脸与地下的父亲相见。魏广微听到后非常恼怒，便与魏忠贤合谋陷害他，李应升最终因受酷刑折磨而死，年仅四十三岁。

满朝荐为什么被列入“东林同志录”中满朝荐（?～1629）有廉洁能干的美誉，他为官正直，严行守令，奋力以死对抗凶顽之敌，即使幽禁囹圄也不改悔。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授予咸宁（今陕西西安）知县。当时，担任税监的宦官梁永放纵部下横行，掠夺他人产物，满朝荐逮捕处罚了他们。因此遭到弹劾，降职一级。恰好巡抚顾其志在这时上疏陈述梁永的贪婪残暴，他才得以恢复官职。没多久，梁永继续胡作非为，满朝荐为了追查恶党，有动武的行为。梁永怕了，就设计让人将诬告信藏在头发中，然后入京控告他劫持上贡物品，杀人无数，抛尸河中。神宗听后大怒，立即派人逮捕他并长期关押。经过朝廷内外人士的极力营救，到四十一年秋才获释放。

光宗即位后，任用满朝荐为南京刑部郎中，后来升迁为尚宝卿。熹宗天启二年（1622），辽东之地为异族侵占，天下发生多起变故，朝中大臣却各自结党，借议论这些事情而相互攻击。满朝荐很是忧虑，上疏陈述当前的时事形势有可忧的十条、可怪的七条，并指出了是谁造成政令颠倒、危机四伏的原因：“陛下造成的只占十之一二，由掌权大臣造成的占十之八九。”奏疏呈上后，皇上得悉魏忠贤的条条罪状，震怒万分，开始下诏严厉追查他，满朝荐也因此被削职为民。事过不久，魏忠贤的死党开列黑名单撰成了《东林同志录》，满朝荐就被列入其中。

如何评价杨嗣昌杨嗣昌（1588～1641）饱览群书，颇有才能，工于写作，口才很好，曾六次上疏陈述边防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很受思宗器重，有相见恨晚之慨。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率领的义军很有声势。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他担任兵部尚书之后，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术。所谓“四正”是把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镇作为重点地区，“六隅”则是把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作为六处边地，十面罗网，各有侧重，协同配合，“随贼所向，专任剿杀”。还要求增兵、增饷，并相应地提出筹措办法，令思宗非常满意。这些军事措施曾使义军受到挫折，但由于明军各部没有期望的那样严密配合，使他提出的原来限定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前取得成功的“四正六隅”的办法，到了三月还没有奏效，只得上奏请罪，并且推荐别人替代自己，思宗不同意，弹劾他的官员反而受到处分。

这时清兵攻入墙子岭（今属河北）、青口山（今属河北），蓟辽总督吴广衡正喝得醉醺醺的，无法率兵作战，最终战败而死。京城危急，思宗对于和与战的态度摇摆不定，杨嗣昌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力主议和，而卢象升主张坚决抵抗，就率领诸将分道出击。然而，杨嗣昌手握兵权，事事牵制，使卢象升屡战失利最后战死沙场。崇祯十二年（1639），朝中部分官员弹劾杨嗣昌，可思宗仍然很信任他。十三年，张献忠等重新造反，思宗大为震惊，特命杨嗣昌为大学士督师，并赐予尚方宝剑，赴湖广前线指挥围剿。思宗还亲自设宴为他送行，并赠诗一首，把他比作周朝的方叔和汉朝的周亚夫，盼望着他马到成功，“一扫寇氛从此清”。杨嗣昌感慨涕零，虽然取得一些战绩：“大破之，斩馘三千六百二十，坠崴谷死者无算。”但此时的明朝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大多不服从命令，贺人龙与左良玉更是拥兵自重，不听指挥。

杨嗣昌虽有才能，却喜好自行其是，每件事都要亲自过问，部下作战时都要先向他报告后方可行动，往往错失良机。又固执己见，不听别人意见，诸将反过来也不听从他的命令，进退不一，使明军很难对付上下齐心、作战灵活机动的义军，因此，义军的烈火不仅未被杨嗣昌扑灭，反而愈燃愈烈。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下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出了四川，一天一夜奔驰三百多里，杀了襄王朱翊铭。朝野震惊，杨嗣昌也忧惧交加，旧病复发，不吃东西，三月初一死去。

袁崇焕既为“国之长城”却为什么被杀掉袁崇焕（1584～1630）是明末杰出的军事家，有谋略胆识，熟悉和了解边防形势，曾任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蓟辽督师等。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努尔哈赤起兵攻明，逼近山海关。熹宗天启二年（1622），明军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大败，十三万大军全军覆没，四十多座城池失守。袁崇焕临危受命，出镇山海关。后又受命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加强边关防御。袁崇焕到任后，首先设法加固宁远城墙，定出标准：城墙总高三丈二尺，城上矮墙高六尺，城基宽三丈，城上端宽二丈四尺。第二年完工后，他坚守城内，不离半步。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派兵围攻宁远。他奋笔写下血书激励将士，誓与宁远城共存亡。经过三百天的激烈战斗，敌军伤亡惨重，撤围而退。在明末时期明军与清军的长期交战中，这是明军取得的首次大胜。捷报传到京城，熹宗喜出望外，称誉袁崇焕为“国之长城”。

思宗即位后，让袁崇焕接任关外军务，并赐予尚方宝剑。崇祯二年（1629），因防守边关有功，升为太子太保。当时，总兵毛文龙驻军皮岛（今属辽宁），常常袭扰后金的后方，起着牵制作用。但他为人比较傲慢，还拜魏忠贤为义父，被认为是魏党。袁崇焕很不满，就借机用尚方宝剑处斩了他。对此，思宗很惊讶，但想到毛文龙已经被杀，现在急需袁崇焕，就优诏赞扬，把毛文龙的罪名宣示天下。毛文龙死后才三个月，清兵数万人分路进攻龙井关（今属河北）、大安口（今属河北），袁崇焕闻讯后率军星夜驰援京城，驻扎广渠门（今属北京）外。这时，士兵已经疲惫不堪，袁崇焕请求入城稍加休息，却遭思宗拒绝，只得立刻投入战斗，与敌军决战，结果互有伤亡。当时进入的关口是蓟辽总理刘策的管辖区，袁崇焕听到变故后就奔赴千里援救，自认为有功无罪。京城中的一些人却埋怨他“纵敌拥兵”，有些朝臣因他曾派使者与后金议和，就诬陷他的这次行动是“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正在这时，皇太极设下反间计，故意放回两个被俘的宦官，让他们向朝廷报告说袁崇焕和敌军暗中有勾结。思宗本来就好猜忌，听了这两个宦官的谗言，更加信以为真，就把袁崇焕逮捕入狱，定为谋叛罪。崇祯三年（1630）八月，袁崇焕在闹市被凌迟处死，兄弟妻儿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家产。袁崇焕被后代史学家誉为“明朝第一将军”。

张三丰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明朝初年，有一位踪迹神秘、变幻莫测的神奇之士，叫张三丰。他是辽东懿州（今属辽东）人，名全一，又名君宝，三丰是他的号。因他以不修边幅出名，又号张邋遢，身材高大魁梧，体形如龟，脊背如鹤，耳大眼圆，胡须硬且直，无论什么季节，只有一件僧衣一件蓑衣，吃饭既可整升整斗地一顿吃完，也可几天只吃一顿，有时几个月不吃饭。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善于嬉笑谐虐，旁若无人。朱元璋知道他的声名后，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派使者四处寻找他，却没有找到。后来，张三丰住在宝鸡（今陕西宝鸡）的金台观，一天，突然说自己要死了，便留下一篇颂赞而去世。人们置办好棺木，将他人殓等着下葬。这时，听到棺材里有声音，打开来看，他又活了。其后到四川游历，又入武当山，走遍襄汉一带，踪迹不定。永乐年间，成祖派给事中胡濴偕同宦官朱祥带诏书香料钱物前往寻访，走遍荒野边疆，历时数年都未能找到。由于张三丰曾经到武当山各处的峰谷游览，告诉别人说：“这座山以后必定大为兴旺。”并和徒弟们砍伐荆棘杂树，清除瓦砾，曾建草房居住于此。因而，成祖便派遣有关官员率三十余万民工匠人，大规模营造武当山道观苑，费财物以百万计算。完工后，赐名为太和太岳山，铸造印信设官镇守，竟然应验了张三丰的话。天顺三年（1459），英宗赐予封诰，赠为通微显化真人，但始终无人知晓他的踪迹。

顾秉谦为什么被写入《阉党传》

明代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朋党斗争激烈，而且这些大大小小的不同政治势力和集团都依附太监，被称作阉党。他们玩弄权柄，憎恶正义，丑化忠直，滥施刑罚，毒害百姓，最终酿成国破家亡之患。顾秉谦就是一个“阉党”。熹宗天启二年（1622），大宦官魏忠贤掌权，顾秉谦和魏广微领头献媚依附，成为奸邪首领，隐藏在阉人之中。顾秉谦为人平庸低劣，毫无廉耻之心，魏广微更是阴险狡诈，二人一起图谋排挤善良之士，驱逐正直之臣，改定《缙绅便览》一册，把叶向高、何如宠、成基命等一百多人看作奸党，而把黄克继、王永光、徐大化等六十多人看成正直之人，并由太监王朝加以引荐，以此作为降官升官的依据。他们像奴仆一样曲意奉承魏忠贤，魏忠贤也因此得到内阁的辅佐而势力大增，气焰更加嚣张，朝内一片浑浊之象。

从天启四年（1624）至六年，凡被排挤陷害的正直忠良之人，全由顾秉谦来拟写圣旨。在拟写《三朝要典》著作时，他把皇帝的序言放在前面，以此钳制天下人之口。朝廷每有一措施，他就猜测皇帝的旨意，把好处归于魏忠贤并大加赞赏。他假称皇帝旨意责罚主考丁乾学，又起草圣旨，杀掉杨涟、左光斗等人。不久，魏忠贤倒台，顾秉谦因结交宦官而获罪，列入叛逆案中，判处劳役三年，又用财物赎为百姓。昆山百姓对他的怨恨很深，聚众烧毁了他的家。顾秉谦、魏广微执政依附于魏忠贤，于国于民毒害深重。因此，被列入《阉党传》，以为后人之戒。

严嵩如何赢得皇上宠信的严嵩（1480～1567）尽管被天下人都视为大奸臣，却甚得皇上的宠信和喜欢，因为他很善于讨好奉承。世宗嘉靖七年（1528），任礼部大侍郎，奉命去湖北安陆（今湖北安陆）祭扫显陵（今湖北钟祥县东十里纯德山阳）。他知道世宗喜好祥瑞，便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典礼结束后，他上奏说：“臣已经恭敬地献上宝玺诏书并安置神床。恭奉祭祀的那天，开始时，天气还是阴雨，到正式叩拜祭奠时，就转为晴朗了。在枣阳（今湖北襄阳）采购碑石时，有一群鹳鸟聚集环绕飞翔；碑石装船启运时，汉江水流及时上涨。请下令让内阁辅佐大臣撰文刻在石上，来记念上天的眷顾保佑。”世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礼部左侍郎，再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任为吏部尚书。在南京任职五年后，因祝贺万寿节回到北京。世宗准备在明堂（今陕西榆林）祭祀生身父亲，又想把神主牌位摆在天子祖庙里。因为世宗的父亲原本是亲王，按照礼法，不配有这样的待遇，严嵩和群臣商议后打算阻止，世宗不高兴，写了篇《明堂或问》告示朝廷大臣。严嵩看后很惶恐，就改变了先前的主张，并仔细按世宗的心意安排了礼仪。世宗又要用宝玺诏书来给生身父亲追加尊号，严嵩连忙迎合，并说天上有祥云出现，请受群臣朝见和贺拜，还亲自撰写《庆云赋》、《大礼高成颂》献上。世宗更是喜悦，命人将两篇文章送交国史馆，给他加封太子太保衔，跟随皇帝到承天（今属湖北钟祥），赏赐和辅佐大臣一样。此后，严嵩得到皇上的宠信，日益骄纵，大胆妄为，贪污受贿是常事。

严嵩考中进士在内阁首辅夏言之前，但官位没有他高。起初他要依靠夏言时，就对夏言十分恭谨，小心侍奉。有一次，严嵩摆设宴席，亲自到夏言府上邀请，夏言推托不见，他没有表现出一点生气的样子，回到家中，摆开宴席，展开请帖，跪下恭敬的读了一遍，表示自己的诚意。夏言得知后很是感动，以为严嵩真的敬重自己，就不再对他猜疑。一次，世宗把自己斋醮时戴过的香叶冠仿制了五顶，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几位大臣。夏言认为这不该为大臣所戴，世宗很生气，而严嵩却在上朝时特意戴上，而且外面笼一层轻纱，很讨世宗欢喜。严嵩见时机已到，就在世宗面前诬陷夏言并罢免了他的官。从此，严嵩执笔为世宗写斋醮时所用青词，很合心意，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在文渊阁值勤，仍掌管礼部事务。当时严嵩已六十多岁，却精力充沛，早晚都在西苑板房值班，不曾回家洗浴一次。皇帝认为他很勤奋，就赐予银质印章，写着“忠勤敏达”字样，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师。朝中政事也都归他掌握。过了一段时间，世宗发觉严嵩有贪污专权之嫌，几位大臣又相继去世，就起用夏言。夏言复职后，对严嵩怒气凌辱，而且毫不留情地驱逐他的同党。严嵩很是害怕，直着身子跪在床下流泪请罪，夏言又被迷惑，便放过了他。然而严嵩却一直在窥伺时机，图谋报复。当他得知陆炳和夏言的关系恶化，就勾结陆炳来进行陷害，使夏言在河套事件中被处死示众。从此，严嵩在世宗面前表现得更加伪善、恭敬、谨慎。世宗准备给他加封上柱国衔，而他连忙推辞说：“天下受尊的只应有皇上，‘上’不是人臣所应得的称号。”使世宗更加宠信于他了。

严嵩是怎样死的严嵩得到世宗宠信后，就开始利用手中权力报复所有触犯过他的人。巡按御史叶经因曾弹劾他贪污，被施以梃杖致死；刑部员外郎杨继盛因曾弹劾他十罪五奸被诬陷处死；总督侍郎王仔的儿子王世贞曾为杨继盛收尸，严嵩便借用其他罪名将他杀害；锦衣卫沈练曾弹劾他置外敌入侵于不顾，“奸恶误国”，便被附入伪造的白莲教案而处以死刑。还有一次，蒙古俺答部直逼京城，兵部尚书丁汝夔受严嵩指使不让诸将出战，后来世宗欲杀丁汝夔，严嵩怕牵连到自己，要求他自顶罪，许诺说：“有我在，你放心。”丁汝夔临死时才知道是中了严嵩的圈套。

嘉靖十八年（1539），世宗在埋葬了圣章太后之后，就不再理朝政了，大臣很难见到他，只有严嵩一人能够见到或得到他的指令。严嵩窃取大权后，骄纵妄为，在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而一些奸邪的官员也纷纷归附于他。世宗有所察觉，想渐渐分散他的势力，开始转而亲近大学士徐阶。严嵩深知皇帝心思，遇到需要有解救的事情就先顺着皇帝的心意痛骂一番，然后再委婉曲折地说出皇帝对其不忍心处罚之情。凡设法排挤陷害他的人，便先说他的好处，再用微言切中皇帝的不满之处，转变皇帝的喜怒很有技能。然而严嵩的专横独裁，招致很多大臣的不满与愤恨，世宗也因之渐渐疏远他，开始信任徐阶，遇到事情都把严嵩搁在一边。严嵩害怕起来，让一家人围着徐阶下拜，并举酒求情说：“严某早晚要死了，这一家人只有靠您开恩照料了。”

严嵩窃取大权二十年，儿子严世蕃更是邪恶之徒，毒害天下百姓，人们都伸手指他父子二人为大奸臣。嘉靖四十一年（1562），方士蓝道行作“神语”，谴责严嵩父子的罪行。世宗很迷信谶语，就有罢免严嵩的意思了。徐阶得到这个讯息后，让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世宗便以教子无方为名，勒令严嵩退休，并把严世蕃流放到雷州卫（今属广东）。四十三年，在徐阶的策划之下，严世蕃被加上通敌的叛逆罪名而处斩，严嵩被革职为民，并查抄家产。家中竟抄出黄金二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金银珠宝不计其数。此后，他靠乞讨度日。又过了两年，在荒郊中死去。

温体仁为什么被写入《奸臣传》

温体仁（1573～1638），字长卿，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礼部尚书。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官僚。

崇祯元年（1628）冬，在推荐内阁大臣人选时，温体仁因声望轻而没有参与，呼声很高的周延儒也被排斥在候选名单之外。温体仁猜测崇祯帝心中必有疑虑，于是上疏发难，攻击钱谦益说是在担任浙江乡试考官时收受贿赂，巧于为奸结党。崇祯帝久已怀疑朝臣结党，看到他的这番言论后很合心意，于是对他大加称赞，由衷赏识。第二年，御史任赞化揭发温体仁娶娼受贿、夺他人产业等不法之事，崇祯帝非常生气，贬职一级。温体仁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并讲：“近来因为钱谦益的原因，排挤打击我的人不断出现，没有一个人能庇护我，我的孤立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崇祯帝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于是反而体谅起温体仁的“孤立”、“无党”，批评各位大臣是不忧虑国事，挟带私情互相攻击。三年六月，任命温体仁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温体仁借助周延儒的力量进入内阁辅佐朝政。但是当进入内阁之后，他和周延儒在对待东林党和阉党的态度上截然相反，于是开始图谋取代周延儒的首辅位置。周延儒因为温体仁曾经和自己一起驳倒钱谦益，又是自己帮他进入内阁，所以对温体仁的阴谋一点没有察觉。崇祯六年（1633）六月，温体仁暗中帮助宦官王坤、给事中陈赞化攻击周延儒，还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纵容手下李元功贪赃枉法以及周延儒说过悖逆的话。崇祯帝大怒，命令追查，周延儒的处境十分困难，请求温体仁帮助。温体仁不仅不帮忙，还把和周延儒关系好的官员一概罢免，使他得不到任何支持。无奈之下，周延儒被迫称病辞职。于是，温体仁成为内阁首辅。最初，他想联合宦官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崇祯帝一直以能翦除魏忠贤这些宦官而得意，使温体仁放弃了起用阉党的想法。他又和东林党势不两立，所以屡次打击东林党人。八年七月，东林党人文震孟进入内阁，温体仁处处与文震孟为难，终于使文震孟罢官。温体仁辅佐朝政后，善于察形辨色，迎合皇上心意，受到特别的宠信，于是更加固执专横，自己想推荐的就暗中叫人提议，想排斥陷害的就故意宽容而让皇上去猜疑，所引荐和同位的人都是平庸之辈，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巩固地位。崇祯帝询问军饷的事，他就谦逊地说：“臣从前凭文章在翰林院任职，皇上不知我驽钝，提拔为宰相，盗贼一天比一天多，确实是万死不足以尽自己的职责。不过，臣虽愚昧无知，但是在起草圣旨时不敢欺骗军饷之事，望皇上裁决。”崇祯帝认为他朴实忠厚，更加亲信。温体仁执政已久，揭发他的奏章不可胜数，崇祯帝还全然不醒悟，反而更加相信他是孤立无党，那些指责他的人甚至有被拷打致死的。

崇祯十年（1637），他秘密奏报复社结党，并请求惩治大宦官曹化淳。没想到崇祯帝竟然把奏章交给了曹化淳。曹化淳亲自审理张汉儒案，结果张汉儒被定为奸民，处以死刑，使案子完全事与愿违。至此，崇祯帝也不再信任温体仁，使他进退不得。温体仁上奏称病，想以此试探一下崇祯帝的态度，没想到奏章刚呈上去，崇祯帝就批准他回家养病。温体仁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吃饭，惊得连手中的筷子都掉了，无奈只好回家。

温体仁做内阁首辅四年，无论是抵挡辽东清兵的南下，还是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都没有任何计策。但他善于逢迎，尽管没有才能，却待遇隆厚。温体仁做官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只是为了个人的权力，因而被写入《奸臣传》。

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采取什么政策在清军入关之初，清王朝并没有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统一全国的意图。主要原因是清军兵力有限，而满族人口稀少，难以及时补充足够的兵员。另外，在山西以西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实力尚存，对清军构成的威胁要大于南明弘光政权。因此，清王朝最初的意图是与南明弘光政权相勾结，合力剿灭大顺“流寇”，从而实现南北分治。弘光小朝廷也认为“联虏平寇”是皆大欢喜的上上之策，于是频频派出使臣同清王朝谈判。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清王朝对弘光政权也很快改变了政策。首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是南方不断上升而超过北方，清王朝就认为如果实行南北分治，根本无法建立经济上的相对平衡，以后会对自己一方不利。次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的降清官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南方人，担心一旦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自己将来就会同故乡的亲人分属于两个政权，要承受骨肉分离的痛苦，于是竭力鼓动清军继续南下，统一天下。第三个原因在于清军进攻的顺利势头和弘光政权表现出的龟缩畏惧，使清王朝坚定了统一全国的决心。在弘光元年（1644）七月二十八日，清王朝摄政王多尔衮写信给史可法，明显地暴露出清王朝的野心。但是，史可法不能敏锐地洞察清王朝在改变了对弘光政权的政策后的新意图，依旧幻想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达到“联虏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并在回信中反复强调要“连兵西讨”，导致弘光小朝廷的迅速覆亡。

弘光朝为什么越来越腐败弘光朝廷建立以后，企图“借虏平寇”，君臣一味享乐，毫无振作之意，朝政荒废，越来越腐败。

朱由崧（1607～1646）酗酒好色，不以国事为念，把军国政事全部委托给马士英。当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时，就以“大婚”为名派出宦官到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搜索民间绝色闺女。更荒唐的是，他还派宦官四处捕捉蟾蜍，配制春药，被民间称之为“虾蟆天子”。大宦官屈尚忠之流乘机四处敲诈勒索，黎民苦不堪言。掌握朝廷实权的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也醉生梦死，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中饱私囊。阮大铖就公然以行贿作为理财妙方。有一首词《西江月》就写的是当时现状：“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职地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那些自命与马、阮党见不同的官绅在生活上也是追欢逐乐，寻花问柳。在风雨如磐之时，弘光君臣置军国重事于脑后，不仅文恬武嬉，还热衷于不急之务，粉饰太平。比如给二百多年前被朱元璋处死的开国功臣傅友德、冯胜等人，被成祖朱棣杀害的建文朝忠臣追加谥号、恢复名誉。

弘光朝廷的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君臣只是满足于偏安江南，不图恢复，一味苟且偷安。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安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一旦清兵南下，弘光朝便立刻土崩瓦解，分崩离析。

南渡三案的详情如何朱由崧取得帝位以后，围绕皇权发生的勾心斗角的事件层出不穷。弘光立国一年时间内，就先后发生了三件著名的惊天大案，即妖僧“大悲”案、“伪太子”案和“童妃”案，历史上合称为“南渡三案”。

其一为妖僧“大悲”案。弘光元年十二月，一个名号为大悲的和尚来到南京（今江苏南京），自称是明朝亲王，战乱中不得已而削发为僧。弘光君臣发现他语言前后矛盾，形迹可疑，经再三盘问，大悲终于承认自己在苏州（在江苏苏州）为僧，实际是个骗子。大悲冒充亲王，最终落得被处死的下场。

其二为伪太子案。同样是在弘光元年十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奴仆穆虎从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内衣织有龙纹的少年。该少年自称皇太子，经常招摇于众，人们议论纷纷。经仔细辨认，弘光君臣一致认为北来“太子”纯属假冒。但这件事直接牵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人乘机散布流言，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将一片哗然。直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此事方告平息。

其三为“童妃”案。弘光元年初，河南一童姓妇人面见南明河南巡抚，自称是德昌王朱由崧的继妃，乱离中与朱由崧失散。童氏自述“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日金哥”。朱由崧严厉指斥童氏所言的虚妄，宣布童氏为假冒。从史实与明朝典制来看，童氏确系假冒。史籍记载，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地方文武官员纷纷拜谒，发现她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

“童妃”案与大悲、伪太子案之所以喧嚣一时，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兴风作浪。这三个案件表面上看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实际上却反映着对朱由崧继统不满的政治背景。

弘光政权是怎样瓦解的弘光小朝廷成立以后，仅围绕着帝位继承，在短短一年之内，就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这些事件严重影响了弘光小朝廷的稳定，而清朝廷连续发动的军事进攻更使弘光君臣手足无措。为苟且偷安，弘光君臣对“联虏平寇”情有独钟，先后多次派人与清朝通好，但都遭到拒绝。弘光小朝廷的大学士、督师史可法害怕与清军正面作战，一厢情愿地谋求与清军配合镇压大顺农民军。弘光二年即清顺治二年（1645）初，史可法派高洁率军北上，河南总兵许定国秘密与清军勾结，假装设宴为高洁接风，将他灌醉后杀害，率部投降清朝。史可法为了保全实力，退守扬州（今江苏扬州）。明军将领左良玉也为避免与清军作战顺长江东下，四月初病死于舟中，部下也叛变了。与此同时，清军加紧南下，不断进攻明军。随后，清军分三路齐头并进，意图一举摧毁南明弘光小朝廷。在清军的强大军事攻势下，南明军不断有将领不战而降。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俘后遇难。清军占领扬州以后，统帅多铎以扬州军民不听招降为由，下令进行屠城，居民几乎全遭屠杀，“城中积尸如乱麻”。消息传到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君臣顿时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五月初十，弘光帝仅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未作任何部署，就在凌晨离开南京城逃亡。当逃至芜湖（今安徽芜湖）后，被田雄等人出卖，活捉后献给清军。在不断的党争和严重的腐败等因素作用下，南明弘光小朝廷最终土崩瓦解了。弘光帝被俘以后，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涝虽就任监国，也是胸无大志，不图恢复，不久便降清了。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朝廷以“图谋不轨”为借口，将他与其他的明朝降臣一起处斩。

弘光帝是怎么被俘的隆武元年（1645）四月底到五月初，清军先后攻下扬州（今江苏扬州）和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1607～1646）见形势危急，急忙与马士英及少数宦官商议后，于五月初十日凌晨仓皇逃出南京。他们本来想逃到杭州（今浙江杭州）去避难，但在混乱之中走散了。弘光帝先是由马士英的儿子马銮护卫着投奔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太平府的官员不明白实际情况，拒绝打开城门放他们入内。他们只得转往芜湖（今安徽芜湖），准备投靠靖国公黄得功，而马士英则护卫皇太后前往杭州。

清军统帅多铎听说弘光帝逃跑，急忙命令刚刚投降的刘良佐率领部下作向导，派多罗贝勒尼勘等领兵向芜湖追赶。黄得功的部下田雄、马得功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下决定投降，而黄得功对此却毫不知情，一怒之下，把刘良佐派来招降的使者处斩，亲自率兵出战。田雄的叛军趁黄得功不备，突然发箭射中他的喉部。黄得功身负重伤，拔剑自刎。很快，田雄等人也捉住了弘光帝。田雄背着弘光帝，而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抓住双脚。弘光帝哀求田雄放了自己，田雄瞪着眼说：“我们两人就想凭这点功劳博得功名，怎么能放掉你，别做梦了!”弘光帝恨得咬牙切齿，趁田雄不备，突然在他的脖子上咬了一口，鲜血直流，沾湿了衣服。田雄虽疼痛无比，但还是牢牢地背着不放手，把弘光帝献给了清军。

潞王监国以后为什么降清弘光二年（1645）五月初，清军攻陷扬州（今江苏扬州），逼近南京（今江苏南京），弘光帝与马士英等臣子心惊胆战，仓皇逃出南京，在途中被冲散。不久，因田雄等叛变降清，弘光帝被俘。马士英听说后，感到没有什么指望了，就与在杭州（今浙江杭州）的官员商量推举潞王朱常涝监国（代管国事）。六月初七日，众臣朝见邹太后，奏请潞王监国。开始的时候，朱常涝还坚决拒绝。因为想到一旦答应出任监国，将马上成为清军打击的对象。在邹太后声泪俱下地恳求后，涝才勉强答应。次日，朱常涝尽管就任了监国，可一心想着苟且偷安，并无进取之意，而小朝廷的实权仍然掌握在马士英一伙人的手中。所以，在出任监国的第二天，朱常涝就按照马士英等人的授意，派陈洪范前去与清军讲和。

与此同时，清军抓紧向杭州进逼。陈洪范也很快回到杭州，劝潞王投降。朱常涝贪生怕死，为保全性命，决定降清。为表示诚心，在总兵方国安率领明军与清军正浴血奋战时，他竞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更令人痛恨的是他在被挟持到北京（今北京）以后，上疏向清廷所提供的物质待遇表示感激涕零，甚至祝颂清朝皇帝“圣寿无疆”。即使如此，他和其他那些被清军俘获的明朝官宦一样，最终都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第二年五月，朱由崧、朱常涝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

隆武政权是怎样建立的隆武元年（1645）六月初，听到潞王朱常涝决定投降清朝的消息，唐王朱聿键（1602～1646）非常愤慨，而黄道周、郑鸿奎等文武官员提议由朱聿键担任监国。朱聿键在血统关系上同崇祯帝相距很远，按照礼法规定，轮不到他监国。但是，黄道周、郑鸿奎等大臣还是极力拥立他为监国，其中的原因有三个：首先，当时崇祯帝的叔父、兄弟们只剩下在广西的桂王，而南明的政治中心是在东南，潞王降清以后，为了尽快解决皇位继承问题，只能就近从亲属关系比较疏远的藩王中排选了。其次，明朝的唐王封地在南阳（今河南南阳），而这里正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兴起之地，在黄道周等大臣看来，可谓是“起南阳者即复汉家之业”，似乎预示着复兴明王朝的前景。第三，唐王朱聿键尽管出生在王府，但从小就身经百难，是在逆境中度过的，使他受到了磨练，增加了见识。这对于在危难之际兴复明朝是大有帮助的。

在黄道周等人的再三奏请之后，隆武元年（1645）闰六月初六日，郑芝龙等人迎接朱聿键到福州（今福建福州）。第二天，正式就任监国。二十七日，正式即皇帝位，以福州为临时都城，改福州府为天兴府，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起改为隆武元年。这就是南明“隆武政权”。隆武小朝廷建立后，颁布诏书到各地，很快得到两广、赣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政府的承认。由于隆武帝既没有足够的名分，又缺乏自己的班底，从即位起就不得不依赖于拥立他的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等，又为笼络人心，任命黄道周等二十余人为大学士，所以，很难有所作为。

鲁王监国是怎么回事弘光二年（1645）六月，潞王朱常涝降清，不少州县也归顺清朝。在关系明室存亡的紧要关头，以强迫剃头为引线，浙东各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清复明运动，一大批有志之士相继组织义兵，投入抗清复明斗争的行列。这时，明朝原兵部尚书张国维等人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要取得更大的号召力，就必须尽快迎立一位明朝宗室来担任监国。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经在福州（今福建福州）即位。而浙江的明朝宗室只有在台州（今浙江台州）的鲁王朱以海没有投降清朝，他就成为监国的唯一人选。七月十八日，朱以海（1618～1662）在绍兴（今浙江绍兴）就任监国，改次年为监国元年。鲁监国政权成立后，张国维等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并出任为督师，统率各路军马。

朱以海曾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之痛，对清朝廷极为仇恨，所以，即使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也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抗清复明的旗帜，甚至亲临抗清前线，犒赏军队，鼓舞士气。但是他本身却缺乏经国济世的才能，因此在监国后并没有多大作为，一方面，生活腐化，终日饮酒行乐，置军国大事于不顾；另一方面，大量任用皇亲国戚，一些奸佞小人因裙带关系而飞黄腾达。如谢三宾，本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小人，就因走通了国舅的门子，竟被委任为内阁大学士。在军事上，鲁监国政权也没有多大建树，尽管处于抗清前线，却并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抗清运动。因为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妥善解决军费开支问题，浙东各地的义兵相继断绝了粮饷来源，大多散去。

由于拥立鲁王监国的官绅们起初并不知道唐王朱聿键已在福州即位，因此在拥立朱以海之后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随后，唐、鲁政权相互对峙，发生激烈纷争，使南明政权的劣势进一步恶化。

唐、鲁政权为什么会对立并产生纷争弘光小朝廷灭亡以后，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先后在福建、浙东被拥立为监国，使南明出现了一国二主的尴尬局面。由于以唐王为首的隆武小朝廷建立较早，又很快得到南明各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鲁王就任监国后不久，就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明白只有退位归藩，承认隆武朝廷，以实现唐、鲁合作，才能有利于中兴大业，但鲁王朱以海和他的不少大臣都不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地位和利益。于是，唐、鲁政权对峙不下，不断引发激烈纷争。

隆武元年（1645）九月，隆武帝派遣使臣前往绍兴（今浙江绍兴），宣布鲁监国委任的朝臣可以到隆武朝廷中担任同等官职。鲁监国朝廷的大臣们对此议论纷纷，以大学士朱大典为代表的一部分朝臣认为，从大局着眼，应当承认隆武朝廷的正统地位，以助中兴大业；以大学士张国维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却坚决反对。经过慎重考虑，鲁王朱以海于九月十三日返回台州（今浙江台州），退位归藩。但在张国维等人的坚持下，鲁王又被重新迎回，使唐、鲁政权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隆武二年（1646）正月，隆武帝派都御史陆清源携带大量金银到浙东犒劳军队，被鲁监国的将领杀害。因为鲁监国的朝廷中有不少官员向隆武朝廷上表效忠，隆武帝便给他们加官晋爵。对此，鲁监国针锋相对地于四月间派使臣到福建“以公爵封（郑）芝龙兄弟”。隆武帝听说后非常愤怒，将使臣囚禁起来。不久，他又杀了鲁监国派来的使臣陈谦。

靖江王朱亨嘉之变是怎么回事分封于桂林（今广西桂林）的靖江王朱亨嘉，是太祖侄儿朱文正的后裔，当明末唐王、鲁王在福建、浙江争立为帝的时候，他心中暗自高兴，妄图乘乱谋取皇位。弘光二年（1645），当清军占领南京而弘光帝被俘之后，在广西总兵杨国威、桂林府推官顾奕等人的拥立下，朱亨嘉于八月初三日身穿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纪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为了争取多方支持，朱亨嘉派使者前往湖南、贵州等地颁布诏书任命官职，并调集兵马来增加自身实力。为取得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支持，又派顾奕为使者，携带诏书任命瞿式耜为刑部尚书。在遭到严词拒绝后，他亲自统兵把瞿式耜拘捕软禁。

为扩大势力，朱亨嘉让杨国威留守桂林，自己带领兵马进军广东。两广总督丁魁楚认为这是建功立业的天赐良机，派精兵到梧州（今广西梧州），同时又假意派官员乘船欢迎朱亨嘉。八月二十二日半夜，丁魁楚的部下在梧州突然发起进攻，朱亨嘉兵败，狼狈不堪地逃回桂林。九月初五日，丁魁楚命陈邦傅等统兵向桂林进发。杨国威部下焦琏正反，夜间用绳索把陈邦傅的将士拉上城墙，杨国威、顾奕等人被擒获。二十五日，朱亨嘉也被活捉。十月下旬，朱亨嘉和同谋的文武官员被押解到肇庆（今广东肇庆），第二年二月又押抵福建。隆武二年（1646）四月，隆武帝派人将朱亨嘉勒死，对外宣称他是暴病死亡。杨国威、顾奕、史其文等人也被处死。

第四十二章

永历政权内部的所谓“五虎”指的是什么人永历党争中，逐渐形成由李元胤坐镇指挥，联络东西，把持朝政的政治小集团，其主要成员有左都御史袁彭年、礼部侍郎刘湘客、吏科给事中丁时魁、工科左给事中金堡、户科右给事中蒙正发五人，合称“五虎”。其中袁彭年为“虎头”，刘湘客为“虎皮”，金堡为“虎牙”，丁时魁为“虎尾”，蒙正发为“虎爪”。五虎以君子自命，实际上则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是一群善于钻营的人物。

袁彭年，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晚明著名文学家袁中道之子，崇祯七年（1634）考中进士，历仕崇祯、弘光、隆武三朝。他为人反复无常，降清后又参与李成栋复明，在永历朝凭借李成栋父子为靠山，骄狂自大，把持朝政，甚至与永历帝当面争执，语出不逊。后又降清，但未被任用。

刘湘客，富平（今陕西富平）人，隆武时任推官、御史，永历时改授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后改为都察院佥都御史。桂林（今广西桂林）失守后，隐居深山，忧郁而终。

丁时魁，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进士，任礼部主事，隆武、永历时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桂林失守后降清，被委任为广西学道。

金堡，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考中进士，任临清州（今山东临清）知州，隆武时任礼科给事中。在永历朝廷中任工科左给事中，与留守桂林大学士瞿式耜关系密切。后同袁彭年等结为一党，攻击异己不遗余力。桂林失守后出家为僧，但仍时时出入于清朝达官显贵之门。

蒙正发，崇阳（今湖北崇阳）人，清军占领其地，他先后逃到平江（今湖南平江）、长沙，投奔何腾蛟，被授予推官职衔，而充任章旷的参军。后逃归家乡，以古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写了一本《三湘从事录》，在南明史籍中颇受重视。

厂卫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稳定，明朝设置了多种特务机构，严密监视臣民的言行举止。厂卫就是明代特务机构的总称，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设立西厂。武宗正德初年（1506），又设立了内行厂。锦衣卫是皇上的亲随卫队，成立于洪武十五年（1382）。

厂卫可以说是作为明代皇帝在宫外的耳目和爪牙而设立的。二者的职权无多大差别，上自公侯贵戚，下至民间百姓，都是侦察和追捕的对象。但厂的势力大于卫。锦衣卫负责监视一切官民，厂则侦察官民和锦衣卫；西厂有时还监视东厂，内行厂则监视官民和厂卫，而皇帝直接领导与监督厂卫机关。厂卫都可以不通过司法机构，直接奉诏行事，任意逮捕官民。

厂卫用刑非常残酷。其中一种是梃杖，名义是皇帝在朝堂上对官员用刑，由司礼监的宦官监刑，校尉行刑，每打五棍换一人，最初打到行刑数满就停止，后来则直到打死为止。如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年间的两次梃杖，受刑官吏达二百八十人，当场打死的就有二十八人。另一种是重达三百斤的立枷，几天内就会将受刑人压死。除此之外，还有断脊、堕指、刺心、“琵琶”等酷刑。明代的厂卫由于要排斥异己，所以就不断地制造冤狱，使朝野上下人人自危。厂卫人数众多，仅东厂就有爪牙约十五六万人，布满全国。东厂拥有大量的庄田土地，每年可征收很多钱粮，作为修理刑具的费用。

明代的六部地位有什么变化六部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个朝廷官署的总称。明代初年，朝廷曾设置中书省机构和丞相职位。但为了加强皇权，太祖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撤消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权管理朝政，直接向皇帝负责，避免产生丞相专权的局面。但随之而来的繁杂政务使朱元璋非常头疼，便不得不增设春、夏、秋、冬四辅官，以协助他处理政事。但这种制度仅仅实行了一年多就废除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作为皇帝的直接辅佐。成祖即位以后，阁臣的设立逐渐成为常例，但地位仍较低下，权力远不及六部尚书。到了仁宗、宣宗的时候，阁臣的地位不断提高，不仅能草拟政令，而且可以参与商议朝廷的行政、监察、司法、军务以及对外事务等政治大事。宣宗宣德时期，阁臣又掌握了票拟权，即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圣旨，或对各部门各地方的奏章提出批示答复意见，供皇帝参考并经批红后予以颁示的权力。这样，阁臣的参政权进一步增大，甚至可以利用票拟的机会压制六部。而到了世宗嘉靖时期，阁臣的地位达到顶峰，上朝时的排位班次已在六部的长官尚书之上。神宗万历初年，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六部的权力一度尽归内阁，处理任何事务都得听内阁的，似乎成为内阁的部属。但在张居正之后，内阁的权位又逐渐下降，最终不能发挥作用，六部的地位却相应地在提高。

明朝为什么在南京也设置一套行政机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明王朝正式建立，建元洪武，建都应天府（今江苏南京）。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改应天府为留都，即南京。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全国的控制，维护政权的稳定，迁都之后，朝廷在作为留都的南京仍保留了一套行政机构。除没有皇帝和内阁以外，其他的设置同北京几乎一样，只是规模略小。南京不仅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机构，而且保留着那些与皇室密切相关的官署。兵部在所有文职机构中最为显赫，而军事机构有五军都督府和亲军卫指挥使司。南京也有由十二监、四司、八局组成的宦官“二十四衙门”，主要职责是看守南京的宫阙陵寝并负责有关的祭祀活动。

留都南京与北京有同一套行政机构，官员的待遇也没有大的差别，但南京的管辖范围比北京小得多，基本上局限在南京城、应天府、南直隶等几个地方。而且，在南京任职的多是闲散退休或遭排斥的官员，职权远不如北京。但南京的行政机构对于朝廷实施对全国的有效管理还是起到相当作用的。例如南京户部就负责征收南直隶以及浙江、江西、湖广诸省的税粮，而这四个地区所交的税粮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南京户部在漕运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还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

六科是什么机构明朝不仅设置都察院来执行监察权，还设置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六科，将地方分区监察和朝廷按系统监察结合起来。六科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权在六部之上，主要职能是监察六部，以“稽查六部百司之事”为己任，代表皇帝加强对六部的控制。六科各设都给事中一人，分设给事中四至十人不等，办公衙门设在宫内午门前，日夜都值班，以显示监督权的重要性。凡有皇帝的诏令圣旨下达时，要由六科分类抄出，交付六部等有关部门执行；对于重大政令的执行情况，六科还要向皇帝回复报告。凡六部所写的章奏或执行政务有错误，六科都有权驳正并报告皇帝。另外，六科给事中还有“封驳”权。“封”就是对已颁下的圣旨，觉得有不妥或不便施行的地方，有权暂停执行并退回皇帝。“驳”就是对内阁、部院、各省的奏章发现有错误的，有权“驳正”。

奴尔干都司的设置有什么重要意义明朝建立以后，领土范围很快达到东北的边疆地区，并设立都司、卫、所，对这些地方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明初，太祖就曾派人招抚辽阳行省等地的居民。洪武四年（1371），设置辽东卫及辽东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成祖即位以后，进一步加强对东北的行政管理。从永乐二年（1404）设置奴尔干卫开始到永乐七年，共设置了一百三十二个卫、所。尤其是在永乐七年设置的奴尔干都指挥使司，任命康旺为都指挥同知，使领土管辖范围达到西起鄂嫩河（今俄罗斯南部），北抵外兴安岭（今俄罗斯东南部斯塔诺夫山脉），东至库页岛（今俄罗斯萨哈林岛），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下属一百八十四个卫，二十多个所。奴尔干都指挥使司即奴尔干都司是直接隶属明朝廷的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中的重要官职均由明朝廷从内地委派官员担任，领取较高的俸禄并每年前往京城，得到很多赏赐。都司以下各卫所也是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关，大小官员也由朝廷直接任命。明朝廷还在奴尔干都司驻扎军队，驻军最多时达到三千人，戍守期为两年，而且是听从朝廷的直接调遣。按照规定，奴尔干都司各卫所的居民都要向朝廷缴纳贡物，各卫所还要按期朝贡。除了委派官员对奴尔干地区进行管理以外，朝廷还经常派大臣前去巡视。都指挥同知康旺在奴尔干都司的治所特林（今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东岸蒂尔）附近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并镌刻了《敕修永宁寺记》碑石与《重修永宁寺记》碑石。这两块碑是用汉、蒙、藏、女真四种文字书写的，详细地记载了朝廷设置奴尔干都司的经过以及派人巡抚的情况，充分证明了明朝对奴尔干地区所进行的有效管理，也说明了奴尔干地区各民族间有着良好的交流和融合。

明代辽东边墙是怎么回事明朝建立以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建立了辽东（治广宁，今辽宁北镇）、宣府（治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延绥（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宁夏（治所在今宁夏银川）、甘肃（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蓟州（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山西（治所在今山西宁武）、固原（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九镇，号称“九边”。辽东边墙是明代所修长城的一部分，是为防御兀良哈蒙古和女真各部而建起的一套完整的军事防御工程，始建于成祖永乐年间，完成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辽东边墙东起山海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北），西至今辽宁宽甸县鸭绿江边，全长一千九百六十余里。沿线设有边防堡垒九十八座，防守墩台八百四十九个，在边防堡垒中驻守的军人从五、六百到四、五十不等，从而形成一道保卫北京城的重要屏障和坚固防线。从建筑结构来看，辽东边墙设计完美紧凑，非常坚固实用。边墙的主要结构有城墙、关城、城堡、墙台、敌台、烟墩等。城墙是工程的主体部分，根据所采用的墙体材料可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等类型。建筑时主要依据地形特点，就地取材，以减少财力人力的耗费。关城是出入边墙的通道，也是防守的重点，建有砖砌的拱门，上面有城楼和箭楼。城堡按等级分为卫城、守御千户所城和堡城，按防御体系和兵制要求配置在边墙的内外侧。墙台在边墙上面，大约每间隔三百米设置一座，突出墙外，台面与城墙顶部相平。墙台上建有铺房，供守城士兵们巡逻时遮蔽风雨，而墙台外砌有垛口，用于对攻城之敌进行侧击。敌台，也叫做敌楼，跨城墙而建，分为二层或三层，高出城墙数丈，开拱门、箭窗，内为空心，守城士兵既可以居住，也可以储存火炮、弹药、弓矢之类武器。烟墩也叫做烽燧、烽堠、墩台、亭、烽火台等，是一种在白天燃烟、夜间点火以传递敌军情况的建筑物，大多建在山顶或易于嘹望的高地或道路折转处。

明代的舰船制造技术有哪些提高明代前期，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舰船制造技术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当时所造的船只种类繁多，既有用于远洋航行的大海船，也有各种类型的战船以及适用于运输的漕船等等。工艺上比较成熟的主要有沙船、福船和广船。沙船是南京和江苏太仓等地所造的方头平底多桅船，安全平稳，顺风逆风都能行驶。福船是福建所造，特征是底尖上宽，首尾翘起，船体有上下四层，吃水深，航速快，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战船。广东所造的广船，头尖体长，吃水较深，结构坚固，是航行在当时南海航线上的一种重要船型。明代建造船舶的数量很大，单是作为漕运使用的漕船就有三千艘，后增至万艘。这些都反映出明代造船能力的提高和造船业的发达。

明代造船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工艺流程。当时规模最大的南京龙江船厂，有巨大的船坞，船只造成后可直接在长江下水。造船厂分工明确，除船体制造场所外，还另有铁、篷、缆等八、九个作坊。最能体现明代造船水平的是由南京宝船厂所制造的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宝船。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奉命出使西洋。郑和率领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东南亚、南亚、阿拉伯、非洲等地三十多个国家，是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郑和第一次下西洋使用船只共二百零八艘，其中宝船六十二艘。据《明史》记载，当时的宝船船体庞大，帆多桅多，最大的长约一百五十点五米，宽约六十一点六米。因为船体巨大，必须有相应的船坞以及特殊的技术措施，如龙骨的接头技术、可靠的水密技术等等。

明朝的书院教育有什么特点在明朝，书院是一种讲学自由的教育机构，但明初的书院发展却不甚理想，直到武宗正德以后才开始迅速发展。正德时期，新建书院一百五十三所。而在世宗嘉靖年间，新建书院多达六百五十七所。兴办书院和在书院主持讲学的有很多是博学之士，如著名学者王阳明就先后在白鹿洞等好几个书院讲学，另一位学者湛若水在广东、广西等地也建起多个书院。作为一种相对比较自由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明代的教育发展尤其是地方教育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教学内容上同官学相比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在教学组织和考查学生的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在教学内容上，书院教育的内容同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各地官方学校一样，依然局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以及某些史书。但在教学方式上，书院的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尽管做法在不同书院中并不完全相同，而“会讲”是采用得较多的一种方式。所谓“会讲”，是指以聚会形式来组织的教学或讲学活动。包括作为书院日常教学方式的会讲，有着几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由一些学者自行组织、定期举行学术聚会的会讲，有的是由家族定期举行的会讲。而会讲的内容在不同的书院中也不尽相同。书院还通过有组织的定期考试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具体考核形式主要有“会文”和“会考”两种。会文是定期将学生集中起来进行文章写作，属于不太正规的考试；会考就是将书院的全部学生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考试，是书院检测学生阶段学习成绩的一种方式，属于正规的考试。会文和会考的具体操作，在各个书院中也不完全相同。明朝书院教育时兴时衰，既与学术有关，也与政治有关。尤其是东林书院，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信条抛弃，代之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新信条，使学生充分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批评政治黑暗，抨击官场腐败，从而被称为带有政治色彩的“东林党”。

李时珍所撰的《本草纲目》有什么科学意义李时珍（1518～1593），字东壁，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南）人，是历史上杰出的药物学家和生物学家。李时珍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勤奋好学。他认真阅读各种药物学著作，在实际考察的基础上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时二十六年完成了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的编写。

《本草纲目》全书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一共记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验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则，插图一千一百六十幅，共约一百九十万字。并对每一种药物的名称、性能、用途、制作方法都作了详细说明，绘制成图。李时珍不仅从实地观察纠正了以往本草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并从古人的经验中总结认定了药物的性能和效用，如延胡的止痛作用、牵牛子的下泻作用、黄岑的降热作用、三七的止血作用等他都能根据古人的经验再在临床应用中一一加以验证。李时珍以科学家的求真精神，批判了药物学中的迷信思想。历代本草存在着不少“神仙不死”等荒诞不经的记载，他在记述“水银”时，就揭露批判了历代因贪图长生服食水银的危害，指出历代的方士借此去宣扬封建迷信，那是不足怪的。

《本草纲目》不仅对前人的科学研究作了总结，而且把我国药物学的研究提高到了新阶段。它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而且对植物、动物、矿物都做了可贵的记载。出版后不久，万历年间就传到了日本，接着又传到朝鲜、越南。十八世纪时又传到欧洲，先后被译成拉丁、日、英、德、俄、法等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为世界医药学和生物学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农政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农政全书》是徐光启在农业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上海（今上海东北）人，他一生勤奋好学，对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学和农桑各科都有高深的造诣，而其中用力最勤的是农业。他在写作时，一方面重视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征引前人文献二百余种，同时注意实践研究，一边向生产者了解生产技术，一边自己实验来验证前人的经验。

《农政全书》是一部既集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科技知识的农学专著。共六十卷，约六十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类，对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从政策、制度、生产技术、水利、肥料、土壤、选种、果木嫁接、植桑养蚕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在农田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相结合。认为北京附近发展水稻作物的潜力很大，这是他根据在天津屯种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他通过自己在上海试种高产作物红薯后，证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同样能栽种。他重视选择优良品种，认为“择种为第一义，种一不佳，即天时、地利、人力俱大半弃掷矣”。他还与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进行不懈的斗争，指出“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他在《除蝗疏》中所讲的蝗虫的产生、成熟和习性，是早期的昆虫知识的科学记录。所有这些都是徐光启对古代农业生产的重大贡献。

“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怎么回事王守仁的思想学说，对明代中后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浙中王门”与“江右王门”是王学传人的两个流派，在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浙中王门”是指王守仁同郡（今宁波绍兴）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是他的两个大弟子钱德洪（1496～1574）和王汝中。二人在王守仁在世时就对心学有不同的理解。钱德洪主张“四有”，王汝中坚持“四无”。钱德洪力避空疏，恢宏师学，在遵循师说的基础上对王学加以补充说明。王汝中固执的用“四无”观点去宣传“良知”说，主张良知就是“心之本体”。他不被王说所限制，不拘泥王说的字句之间，在自己重新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阳明心学，甚至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对“格物”的解释就带有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倾向。

“江右王门”指的是明代江西地区的王学传人，代表人物主要是邹守益（1491～1562）。他是江西安福（今江西安福）人，学者称东廓先生。邹守益在心学上无自己独创性的见解，他的讲学以弘扬师说、传播王学为旨归，并坚信“致良知”是孔孟以来的正传。邹守益在思想上拥护师说，在行动上以一贯之。他一生从不间断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对传播师说、扩大王学起很大作用。

第四十三章

“泰州学派”指什么学派泰州学派是一个源于王守仁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流派，创始人为王艮（1483～1541），是王守仁的入门弟子。他在学旨上坚持己见，并热心将王守仁的良知理论扩广到普通百姓的人伦日用之中。王守仁死后，王艮就开始独立讲学，四方向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完全形成一个以“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为主题的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浓郁的平民化色彩和狂者品性，并注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思想的核心是从属主观唯心主义“心学”，主要倡导“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王艮的“百姓日用之道”，把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等同起来。强调只有合乎百姓日用的思想学说，才是“圣人之道”，倡导平民化儒学。而“安身立本”的“淮南格物”则认为“安身”是立天下之根本，首先是生活上能吃饱穿暖；其次才是维护人的尊严，把身和道都看作“至尊者”，不能受到侮辱和损害。

泰州学派的后继者有何心隐、罗汝芳等，他们都对发展泰州学派做出了贡献。何心隐从王艮的“天地万物一体”出发，发展了他的思想，提出“师友说”，强调人与人之间均为“师友”关系，应互敬互爱，提倡以仁率教，反对互相残杀，向往平等社会。罗汝芳在人心论方面，提出了“赤子之心”，并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备着“知”和“能”的“浑然天理”，具有反对传统封建伦理思想的进步含义。

泰州学派在承受王学传统的基础之上，汇集四方之学，熔铸新说，是一个贯彻平民意识、注重自我价值追求的思想流派。

吴派画家的画风有什么特点元朝时，江南苏州地区文人荟萃，诗人画家多聚于此。明朝初期，江苏地区则产生了更多的画家，他们的绘画技法和风格主要向元代画家学习，追求一种清逸、荒寒的风格，单纯讲究笔墨情趣，而与画院、浙派崇尚南宋马远、夏珪的画风相对立。吴派画家较有名的代表人物是赵原、陆广、沈周、文征明等。

沈周是中国明代中期的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创始人。沈周（1420～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亦作玉田翁，人称白石先生。沈家世代居住在中国南方苏州。沈周的绘画造诣很深，他会画山水、花鸟，也能画人物。他创作的山水画，大多数作品是描绘南方山水和园林景物的，表现了当时文人生活的幽闲情趣。沈周在主要风格上继承了董源、巨然以及元代画家黄公望、王蒙和吴镇的水墨浅绛体系，吸收了南宋时期几位大师的笔墨，形成粗笔水墨的新风格，自成一派。沈周的绘画，技艺全面，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发展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花鸟画的表现技法，成为吴门画派的杰出领袖。

其后的吴派画家有文征明、唐寅，前者近师沈周、远融宋元诸家之长，绘画风格以纤美精致为主；后者绘画学李唐、刘松年，所画人物花鸟秀润缜密。至万历、崇祯时，吴派画家达到鼎盛时期，画风成熟，名家众多。

徐渭和陈洪绶在明代画坛上占有什么地位中国花鸟画从唐代到南宋，采用工笔写生着色。南宋时，出现以墨代色的工笔花鸟画。明代时，唐寅等人用采用活泼洒脱的水墨写意技法。明代后期，写意花鸟画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徐渭，在明代的画坛上具有承前启后、自创一格的独特地位。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是明代大写意画派的创始人，与别号白阳山人的陈复道齐名，并称“青藤白阳”。他擅长画山水、人物，尤长于大水墨写意花鸟画。徐渭师法林良、周之冕、陈浮，融合前人泼墨、破墨、积墨、简笔、写意手法，挥毫泼洒，随意点染，其画面水墨交融，淋漓酣畅，气势豪放，充满了激情，充分表达了他孤傲不群的个性和激昂郁愤的思想感情。徐渭所绘物像意态生动，简括精炼。作画立意新颖奇特，不落俗套。徐渭豪迈潇洒、泼辣豪放的画风，打破明代画坛陈陈相袭的陋习。

陈洪绶（1599～1671），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今浙江诸暨）人，明代著名的人物画家。陈洪绶的作品既重视形体的夸张，又重视神情表达的含蓄，表现手法简洁质朴，强调用线的金石味。自幼时即有绘画天赋，开始师从蓝瑛，于思宗崇祯年间奉诏进京作画，有机会观摩皇室藏画，技艺大增。明亡，出家为僧。他绘的《水浒叶子》、《九歌》、《西厢记》等绣像描图，是明清间复制板画的精品。他的《屈子行吟图》深刻地表现了屈原形容憔悴、行吟泽畔、爱国忧民的心理状态。陈洪绶晚年作画，夸张变形，有的人物画，躯干伟岸，衣纹挺劲，但面目怪异，全身比例失当，大约反映出他身处乱世痛苦变态的心理。明代的人物画发展至明末陈洪绶，一改软弱俗媚的画风，陈洪绶的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历史转折性意义，使明代画坛平淡无奇的人物画顿起高峰。

永宁寺碑的发现说明了什么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在永乐九年（1411）春，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作为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官府机构。明朝廷所派遣到的奴儿干都司的钦差大臣亦失哈、封疆大吏康旺在对奴儿干都司的管理和经营上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们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采取了“柔化斯民”的政策，使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的各部族与明朝廷的关系极为密切。

明朝廷在奴儿干都司的治所（今俄罗斯特林）建立了一座供奉观音的永宁寺，并在寺旁竖立了两块石碑，一块是永乐十一年所立，刻有《敕修永宁寺记》，另一块是宣宗宣德八年（1433）时所立，刻有《重建永宁寺记》。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廷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体文字书写。从永宁寺碑上所列官员人名来看，有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可以看出奴儿干都司是明朝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永宁寺碑与一般碑文不同的是，在它所列的一百多人中，不仅有钦差大臣、封疆大吏，而且连底层的劳动人民像铁、石工匠等也一一列名其中，这也表现了亦失哈和康旺尊重百姓的态度。

永宁寺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永宁寺碑却曾经巍然挺立在原址几乎达五百年之久，不少中外文献都对它作过记述。永宁寺碑是明朝廷管理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朝对西藏是如何管理的西藏，明朝时称乌斯藏，由上层喇嘛和各部族酋长构成各级封建主，占有大量农奴和牲畜，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西藏盛行喇嘛教，元朝时忽必烈封花教首领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并委任他为西藏的政治首领，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朝时，仍沿袭元制，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公开宣布仍承认元朝时所授予的僧侣封号，并封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从洪武四年（1371）到六年，明朝廷陆续在西藏设置了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以及宣慰使司等行政机构，并颁发印信和官服。

明政府先后在西藏共封授了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八个主要的王和法王。这些王和法王大都有一定的份地，接受明朝政府的管理。在成祖当政期间，曾两次组织诸王及诸卫，发动所属藏汉人民修筑乌斯藏到内地的驿路和驿站，大大方便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明朝廷还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僧官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各等级。其中法王是最高级僧侣，由明朝廷封授，法王以下的各级僧官也都由明朝廷任免。

明朝廷在西藏实行的一系列政策，非常有利于对西藏地区的统治。

蒙古三大部与明朝的关系如何元朝灭亡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经过明太祖朱元璋多次的派兵攻打，至成祖永乐初，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不仅它们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而且鞑靼内部也互相争权夺利。永乐三年（1405），知院阿鲁台杀可汗鬼力赤而奉迎元皇室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因派遣去鞑靼的明朝使臣被杀，大怒。于七月任命丘福为大将军，率领精锐骑兵十万征讨鞑靼，丘福由于孤军深入招致全军覆没。永乐八年，成祖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结果鞑靼大败，君臣溃散。迫使阿鲁台在这年冬天向明朝贡马臣服，而可汗本雅失里也于永乐十年被瓦剌部的马哈木所杀。永乐十一年，成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统率鞑靼部，受明朝管辖。十九年，鞑靼部势力逐渐增强，便产生了叛乱之心。于是成祖在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亲率大军出征，给予鞑靼部以沉重的打击。

成祖朱棣在即位后，曾经派遣使者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瓦剌部的马哈木向明朝廷贡马请封。永乐七年，成祖封瓦剌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别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永乐十年，马哈木攻杀鞑靼部的本雅失里，要挟并扣押明朝使臣，南下骚扰。十二年（1414），成祖率军亲征，重创瓦剌部。此后，瓦剌就一直受明朝管辖。

兀良哈部原是元朝大宁路（今辽宁沈阳以西）的北境，明朝建立后，把锦州（今辽宁锦州）、义州（今辽宁义县）、剑州（今辽宁朝阳西）、利州（今辽宁喀喇沁左翼）等各州划归辽东都司管辖，并在大宁地区设北平行都司及二十多个卫、所。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把第十七个儿子朱权封在大宁为宁王。洪武二十年，太祖派冯胜、蓝玉等率兵平定金山（今内蒙古通辽东境）的纳哈出，就在兀良哈地方安置纳哈出的部众。洪武二十二年，又设置朵颜（今内蒙古绰尔河流域）、泰宁（今吉林洮儿河流域）、福余（今黑龙江嫩江下游一带）三卫。

“靖难之役”时，三卫兀良哈骑兵随从成祖作战有功，成祖就把大宁地区封赏给他们，仍为三卫，并授予兀良哈部的各个首领为官而分别掌管。

自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1424），成祖五次亲征，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割据势力，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使蒙古三大部最终都臣服于明朝。

宗喀巴与黄教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宗喀巴，本名罗桑扎巴，出生于青海西宁地区（今青海湟中鲁沙尔）。幼时出家从噶当派名僧达玛仁钦，学习显、密教法。太祖洪武五年（1372）到西藏深造，钻研各种佛教经典，并开展独立的宗教活动。通过学习佛教经典及亲自注解，形成自己的宗教思想，成为很有声望的高僧。

当时一些西藏喇嘛教僧侣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淫荡自恣，有的甚至借口修密需要女人，强娶民间处女，借口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作供品。宗喀巴针对佛教戒行废弛、僧侣生活放荡的情况，从倡导戒律人手，决心进行宗教改革，得到统治西藏地区的阐化王扎巴坚参的大力支持。

洪武二十一年，为了表明自己严守戒律，宗喀巴改戴黄色僧帽并提倡不论显、密僧人都应遵守戒律。宗喀巴通过修复颓废的旧寺，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举办法会，在社会各界扩大自己的影响，以赢得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

成祖永乐七年（1409）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日，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历史上罕见的大祈愿会，从四方前来参加的僧人有一万多，观光的俗人多达数万。大会的成功召开使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会后，他在拉萨东面五十里的旺古儿山旁创建甘丹寺，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迦当教派。这一教派禁止僧侣娶妻生子，崇尚苦行，重视佛经研究，建立有系统的、规模很大的教学组织，要求僧侣穿黄衣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

黄教初期的影响并不大，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宗喀巴和明朝廷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从而得到大力支持。永乐五年，明朝廷派使者到西藏赐予金册。永乐十二年，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贡，明朝廷封他为“大慈法王”，赐给印诰，倍加优宠。宗喀巴死后，按宗教的说法，由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世转生，传其衣钵，就是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神宗万历时，传到达赖三世锁南坚错，黄教势力日益壮大。锁南坚错被当地人称为“活佛”，连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都俯首称弟子。

宗喀巴通过不断努力，为黄教的兴起和发扬光大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不愧是黄教的开宗祖师。附录：明朝大事年表公元世纪中国纪年大事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即帝位，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南京。汤和平福建、广东。四月，徐达克汴梁，八月，克大都。元顺帝出奔上都，元亡。1369年洪武二年平陕西、山西等地。定封建诸土之制。1370年洪武三年定科举法。命徐达、李文忠等分道北征。大封功臣。1371年洪武四年明朝出军四川，明升降，夏亡，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1372年洪武五年命徐达带兵出雁门关，趋和林，北征蒙古。1373年洪武六年颁布《大明律》。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颁布《建言格式》。1377年洪武十二年因吐蕃梗阻乌斯藏贡道，派将攻吐蕃，大破之。置通政使词。1379年洪武十年颁行《案牍减繁式》，命各衙门切实奉行。1380年洪武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同党受诛者甚众。废行书省，罢设丞相，提高六部官秩，改大都督“为中、左、前、右、后五军都督军。大赦天下。1381年洪武十四年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兵败自杀。造黄册，编里甲，查田亩。1382年洪武十五年平定云南。置殿阁大学士。设锦衣卫，掌侍卫，缉捕，专司诏狱。马皇后病逝。1384年洪武十七年禁宦官司预外事，并禁区诸司与内官监文移往来。1385年洪武十八年“敦桓案”发，事连各省官吏数万人，多为冤枉。颁《大诰于天下》。1387年洪武二十年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征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降，辽东平。命国子监生分行州县，查粮定区，编鱼鳞图册。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以助胡惟庸谋逆罪被诛，同案牵连死者甚多，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朱标死，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被诛，同案受诛的功臣宿将及其他人达一万五千人。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颁《皇明祖训条章》。汤和卒。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亡，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开始削藩，周珠被废为庶人，徙云南。1399年建文元年废齐王，湘王自焚。燕王朱棣举兵反抗朝延，“靖难之役”开始。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兵伐燕，败绩；代之以李景隆，再败。1400年建文二年都督盛庸、山东参政铁铉败燕兵于济南。罗贯中卒。1401年建文三年燕兵与朝廷军大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互有胜负。1402年建文四年燕王率兵直趋南京。六月，南京破，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儒及其他不附者甚众。大封靖难功臣。1403年永乐元年复周、齐、代、岷旧封，继又开始削诸王护卫。明朝遣行人邢枢往谕奴儿干，海西，建州、野人等女真人三部酋长及部众归附。1405年永乐三年六月，郑和率舟师首次出使西洋诸国，至永乐五年九月还。1406年永乐四年讨安南。始议营建北京。1407年永乐五年安南平，置交耻布政司。《永乐大典》修成。1408年永乐六年九月，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至永乐九年六月还。1409年永乐七年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明使郭骥，丘福率有军征讨，败于胪朐河。明朝派内官亦失哈到黑龙江出海口建奴儿干都司。1410年永乐八年明成福率师首征漠北于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1411年永乐九年倭寇掠浙江盘石卫。因倭寇屡扰沿海，官司告谕日本巢捕。1412年永乐十年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三年七月还朝。1413年永乐十一年开设贵州布政司，改土归流。明宦官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儿干及库页岛巡视，并于这年秋建永宁寺。1414年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征漠北，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刺马哈木。1416年永乐十四年满刺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偕往，此系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七年七月还朝。1417年永乐十五年四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州县学。1420年永乐十八年唐赛儿超义于山东益都，为明军所镇压。始设东厂。1421年永乐十九年定北京为首都，改南京为陪都。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至明年八月还。1422年永乐二十年明成祖第三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明成祖第四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同年还。明成祖第五次出征漠北，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1425年洪熙元年仁宗卒，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始设巡抚。1426年宜德元年明宗室汉王朱高煦反，宣宗亲征，朱高煦降。1427年宣德二年罢交耻布政司。1428年宣德三年宜宗巡边，击兀良哈部于宽河。1430年宣德五年诏命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郑和于宣德六年正月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碑》，十一月至福建长乐，于南山寺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明年始扬帆出海，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1432年宜德七年亦失哈率官军等十次到奴儿干巡视，于第二年重修永宁寺。1435年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卒，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九月，王振入掌司礼监。王振招权纳贿，为明代宦官乱政之始。1441年正统六年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发兵击麓川思任发。1442年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卒，王振专权更甚。广西大藤峡地区瑶、壮族人民起义。1447年正统十二年叶宗留于福建政和领导矿工起义。1448年正统十三年邓茂七在福建沙县领导农民起义，称“铲平王”。尤溪炉主蒋福成响应邓茂七的起义，发动起义，与茂七军会合。明朝遣将镇压叶、邓起义军。叶宗留中流矢牺牲，余部由叶希八领导，继续斗争。1449年正统十四年二月，邓茂七率众攻延平，中伏，茂七中流矢牺牲，侄邓伯孙率余部继续斗争至三月被俘牺牲，福建义军失败。五月，叶希八等受朝廷招安。湖广、贵州苗民起义。七月，也先率瓦刺兵扰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八月，英宗还至土木堡被瓦刺所俘。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即帝位，是为景帝。十月，也先率兵围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领导军民抗击瓦刺，保住北京城。1450年景泰元年瓦刺数扰边镇。被明军击败。英宗回北京，幽居南宫。1452年景泰三年废英宗长子、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景帝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始于京师立团营，以于谦总其事。1453年景泰四年皇太子朱见济卒。瓦刺也先自立为可汗。1454年景泰五年发生立太子之议，请复朱见深为太子的官员被下狱。1457年景泰八年，天顺元年石亨、徐有贞为首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帝被废为郧王，死于西宫。于谦被杀害，贬谪的所谓于谦同党甚多。1461年天顺五年太监曹吉祥及其嗣子曹钦谋反，被镇压。1462年天顺六年蒙古毛里孩等据河套。1464年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卒，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始置皇庄。1465年成化元年荆襄流民起义爆发。大藤峡瑶民起义被残酷镇压，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命将率兵镇压荆襄流民。1466年成化二年荆襄流民领袖刘通、石龙先后被俘牺牲，起义失败。1470年成化六年李原领导刑襄流民再度起义，称为太平王。1471年成化七年项忠残酷镇压荆襄流民。起义失败。1473年成化九年明军在河套取胜，鞑靼渡河北去。1476年成化十二年流民复屯聚荆襄山区，明政府设置郧阳府，抚治荆襄流民。1477年成化十三年置西厂，以太监汪直提督之。1482年成化十八年罢西厂。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宪宗卒，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1495年弘治八年蒙古复拥众入据河套。1505年弘治十八年孝宗卒，皇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1506年正德元年太监刘瑾入掌司礼监，专权乱政。复置西厂。1508年正德三年立内行厂，刘瑾亲自掌领，其残暴更甚于东西二厂。1509年正德四年两广、西江、湖广、陕西、四川等地爆发农民起义。1510年正德五年明宗室安化王朱寅蹯反，被执至北京，叛乱平定。刘瑾被诛。西厂、内行厂同罢。1511年正德六年朱寅蹯伏诛。杨虎、刘六、刘七领导河北农民起义。义军攻打南州县，京师曾因之戒严。十一月，杨虎战死。1512年正德七年闰五月，刘六战死于湖广。七月，刘七牺牲于狼山，起义失败。1514年正德九年葡萄牙商船首次到达中国，不得登陆，脱售商品而归。1516年正德十一年葡萄牙驻满刺加总督遣使来华，此为官方之首次接触。1517年正德十二年武宗以巡边为名，出游至宣府、大同，亲督军击蒙古小王子，王守仁提督南赣汀、漳军务，镇压赣南农民起义。1518年正德十三年武宗复出游至宣府、大同、榆林、太原等地。葡萄牙以国王名义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并进京见明朝皇帝。九月，葡舰队侵占我屯门岛。1519年正德十四年朝臣因谏阻武宗南巡被廷杖者146人，杖死者11人。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反，武宗借口讨朱宸濠，南游至扬州、南京。副都御史王守仁擒朱宸濠，叛乱平。1521年正德十六年武宗卒，无嗣，兴献王世子朱厚熄入继帝位，是为世宗。武宗佞臣江彬、钱宁伏诛。“大礼议”之争开始。1522年嘉靖元年明军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屯门岛。1523年嘉靖二年“争贡之役”发生。画家唐寅卒。1524年嘉靖三年因“大礼仪”之争，廷杖大臣134人，死者16人。大同五堡兵变，杀巡抚、参将。1527年嘉靖六年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镇压田州少数民族起义。兴伞福达之狱，牵连四十几人，死者十余人，其余削藩、戍边。1533年嘉靖十二年大同戍卒叛，杀总兵李瑾。1535年嘉靖十四年葡萄牙商人买通明朝指挥黄庆。将原设在广州后移至电白的通商市场移到壕镜（澳门），这是阴谋占据澳门的开始。1542年嘉靖二十一年鞑靼可汗俺答犯朔州、太原。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1543年嘉靖二十二年俺答屡入塞侵扰。1546年嘉靖二十五年俺答自河套进犯延安、庆阳等地，杀掠甚众。首辅夏盲、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1547年嘉靖二十六年曾铣率兵出塞击鞑靼，获胜。1548年嘉请二十七年家大计。夏言、曾铣被杀害。严嵩夺得首辅地位。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大举入寇，围攻北京。北京戒严，召各镇勤王。俺答掳掠人畜金帛，满载而去，是为“瘐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被诛。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举骚浙江备倭。1553年嘉靖三十二年俺答入寇。王直勾倭掠江浙。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倭寇骚扰江、浙等地，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讨倭。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张经，俞大猷败倭寇于浙江王江泾。张经因严嵩党羽赵文华陷害。被逮下狱，遇害。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破倭于乍浦，擒杀徐海。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私自扩大在澳门的居住地，筑炮台，建城垣，设官管理。明朝仅向其收取租金。1559年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犯通州、福州、淮安等地。清太祖努尔哈赤生。1561年嘉靖四十年戚继光大破倭寇于台州。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浙东倭患平息。倭寇大举侵扰福建，戚继光入闽抗倭。严嵩败，子严世蕃谪戍。重录《永乐大典》。1563年熹靖四十二年俞大猷、戚继光大败倭寇于福建。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戚继光破倭于仙游，福建倭患平息。倭犯广东。1565年嘉靖四十四年戚继光、俞大严合歼广东残倭，沿海倭乱基本平定。严世蕃伏诛。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世宗卒，子裕王朱载后继位，是为穆宗。海瑞上《治安疏》。1567年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预机务。俺答犯大同，掠交城、文水。鞑靼土蛮部犯蓟镇，掠昌黎、卢龙、滦河，京师成严。调谭纶、戚继光北上防边。1570年隆庆四年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俺答遣使请封贡。1571年隆庆五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设贡市，北面及西北边境暂宁。1572年隆庆六年稳宗卒，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高拱罢，张居正晋升为内阁首辅。1575年万历三年黄河决高邮、砀山。西班牙殖民者自马尼拉来中国，袭用吕宋名号与中国通商。1576年万历四年黄河决崔镇。1577年万历五年张居正丁父忧，“夺情”留位，朝臣有纠劾者多被杖责，谪戍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起用潘季训治河。丈量天下田亩，限三载竣事。李明珍《本草纲目》修成。1580年万历八年黄、淮二河治理工程完成。耶稣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到扬州。1581年万历九年裁各省冗官，核徭赋，汰诸司冒滥冗费。通令全国行“一条鞭法”。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卒。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吴承恩卒。1583年万历十一年追夺张居正官阶。凡张居正所举用的官员，斥削殆尽。努尔哈赤以父祖仇起兵攻尼堪外兰。明使努尔哈赤袭都指挥使。1584年万历十二年籍没张居正家，榜其罪于天下，家属戌边。1585年万历十三年四川建武所兵变。海瑞复官。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1589年万历十七年刘汝国在太湖等地起义，遭镇压，失败。自过年始，神宗不上朝。明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1590年万历十八年群臣请立太子，“争国本”事起。1592年万历二十年宁夏致仁副总兵哮拜反，讨平之，倭寇朝鲜，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李如松为总兵官，率兵援朝鲜。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李如松战倭于明鲜平壤，克之；进攻王京，败于碧蹄馆，倭弃王京遁。召宋应昌、李如松还。努尔哈赤击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李时珍卒。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山东、河南、徐、淮等地遭灾人民纷纷起义。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明遣使往日本，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遗宦官分赴各地开矿、榷税。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任麻贵为总兵、杨镐为经略、邢玢为总督，援朝抗倭。四川亳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反，掠合江、綦江。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援朝诸将败倭，朝鲜平。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官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杨应龙陷綦江。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李化龙率师讨杨应龙。杨应龙自缢死，播州平。两备各省灾伤、饥荒，人民起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至京献方物。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之参随多人，焚巡抚公署。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之参随数人。立朱常洛为太子。1602年万历三十年腾越民主，杀税监委官。思想家李贽自刎。1603年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统领部下自呼兰哈达移居赫图阿拉。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诏罢天下开矿，以税务归有司。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西方历法始入中国。《金瓶梅》问世。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建元天命，国号“大金”。戏曲家汤显祖卒。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攻占抚顺、清河堡。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加派“辽饷”。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发生萨尔浒战役，杜松、刘铤战死，明军大败。后金兵克太原，马林败没。熊廷弼经略辽东，杨镐下狱。再加天下田赋。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复加天下田赋。明神宗卒，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二十九天而卒，“红丸案”起。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移官案”起。封熹宗奶妈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入司礼监为秉笔太监，客魏之祸自此始。罢熊廷弼，以袁应泰代之。1621年天启元年后金兵克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死之。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广西宁巡抚。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据重庆，围成都，派将讨之。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兵克西平堡、广宁。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蓟辽，命袁崇焕筑宁远城，贵州水西土同知安邦彦反，陷毕节、安顺等城，围贵阳。山东白莲教徒徐鸿儒起义，失败。1623年天启三年荷兰侵略者占据澎湖。奢崇明败走龙场，与安邦彦合。魏忠贤总督东厂。1624年天启四年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南北诸臣劾魏忠贤者相继。杨涟、左光斗等被罢官。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南部。1625年天启五年后金兵克旅顺。阉党逮杨涟等“前六君子”下狱，皆死于狱中。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榜东林党人姓名，颁示天下。熊廷弼被诛。后金迁都沈阳，是为盛京。1626年天启六年袁崇焕败努尔赤于宁远，努尔哈赤受重伤，半年后病亡，子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以明年为天聪元年。阉党逮周起元等“后七君子”，皆遭害死。修《三朝要典》各地建魏阉生祠。陕西农民起义爆发。苏州民变。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基隆。1627年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农民起义，杀知县张斗耀。后金兵围锦州，攻宁远，袁崇焕大败之。熹宗卒，其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是为思宗。谪魏忠贤于凤阳，魏阉自缢死。1628年崇祯元年毁《三朝要典》，诛许显纯。郑芝龙受抚。陕西饥民苦于加派，纷纷反抗，高迎祥、王嘉胤率众起义。1629年崇祯二年定逆案。斩奢崇明、安邦彦，水西叛乱平。后金兵入塞，围攻北京，皇太极使反问计，思宗逮袁崇焕下狱。1630年崇祯三年东调勤王兵之延绥、甘肃兵士哗变。李自成投奔起义军。后金兵大掠畿辅后东归。张献忠于米脂县起义。加田赋充饷。袁祟焕被明政府杀害。1631年崇祯四年起义军领袖王嘉胤牺牲。后金兵围大凌河城。孔有德反，连陷陵县、临邑等城。1632年崇祯五年孔有德陷登州、黄县。陕西义军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1633年崇祯五年命曹文诏、左良玉在山西、河南镇压义军。孔有德及耿仲明先后降于后金。后金兵克旅顺。义军渡河，陷渑池、伊阳、卢氏，逼湖广。科学家徐光启卒。1634年崇祯七年尚可喜降后金。设河南、山、陕、川、湖广五省总督负责镇压义军。义军在湖广、四川一带转战。高迎祥、李自成误入兴安县车箱峡，以伪降计脱险。后金兵进犯宣府等地。1635年崇祯八年起义军大会荥阳，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义军克凤阳。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被擒，牺牲。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清兵入塞，连下近畿州县。清帝亲攻朝鲜。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围攻农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攻安庆。李自成入四川，连陷州县，逼成都。加派“剿饷”。宋应星《天丁开物》刊行。清封朝鲜。1638年崇祯十一年张献忠伪降于谷城。李自成在潼关南原中伏，大败。清兵入塞。明督师卢象升战死巨鹿，北京戒严。1639年崇祯十二年清兵克济南，俘德王，凡深入二千里，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三月，清兵出青山口，北归。五月，张献忠再起于谷城。败左良玉于罗猴山。杨嗣昌出任督师。加派“练饷”。1640年崇祯十三年张献忠迂回四川。李自成入河南，饥民群起响应。清命亲王大臣带兵更番出抚明松、杏、宁、锦间。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两次攻打开封。张献忠入湖广，克襄阳，杀襄王。杨嗣昌自杀。清兵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师救援，败于松山。荷兰、西班牙两国殖民主义者为争夺对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地理学家徐霞客卒。1642年崇祯十五年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献锦州城降清。清兵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八十余州县。李自成三打开封，克襄阳。西班牙战败，荷兰侵占整个台湾岛。1643年崇祯十六年清兵北归。皇太极病亡，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以明年为顺治元年。张献忠转战湖广、江西，克武昌、长沙、抚州等地。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建百官，继而破潼关，入陕西，克西安。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克北京，明思宗自缢死，明亡。吴三桂降清，献山海关。李自成受吴三桂与清兵夹击，败于山海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兵入关。李自成退出北京，回师陕西。清兵进北京。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张献忠入四川，克成都，建大西政权。

前言

北京的紫禁城，以其金碧耀眼的宫殿式建筑和九十余万件珍贵文物而著称于世。清朝有10位皇帝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统治生涯。268年的清王朝，给人们留下了扑朔迷离的景象和挥之不去的惆怅。

有清一朝，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烂熟，就如同一个龙钟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蹒跚地步入其最后的一段行程。这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改朝换代的战争、雄才大略的帝王、空前绝后的疆域、冷酷隔膜的心态、戮心为上的“盛世”、思想文化的钳制、贪官污吏的丑态、西方列强的侵略、开明人士的自救、异域文化的东渐、维新改良的尝试、推翻帝制的革命，如此种种，为我们后人提供了许多可资启示的内容。

本书就是把大清三百年嬗变所沉淀的老底，深挖出采，淘洗一番，而这一切，都在本书中有所呈现，一句话，全面讲解大清王朝，讲述充满疑团的大清王朝三百年。

第一章

大清的政事悲凉抑塞丁酉科考素闻世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安抚士入，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始开科取士，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但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随之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但是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荒诞的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这次主考是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分校官有大理事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找朴等十四人。参加者五千七百多人，中式名额仅二百零六名，于是一些人便竞相贿赂考官。李振邺进士出生，少年轻狂，为了结交权贵，也为了自己收揽私人，他一下答应了二十五个人的关节。最终的结果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花了银子没有考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找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浚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顺治还特意强顺治帝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无独有偶，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士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上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谄”一词）”。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士人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最为轰动。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九岁作《胆赋》，十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少年的吴兆骞性情狂放。据清笔记小说上载，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史料也说他：“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故乡里忌之者众”。但是这个“惊才绝艳”的吴兆骞，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磨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

康熙十五年（1676）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宁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阕词给他。不料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看了这两阕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十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好友顾贞观的鼎力营救，纳兰性德等人在朝中斡旋，恰巧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因此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其赎回来。徐乾学官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1681），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终于生入雁门关，回到北京后，夜夜梦乡里的情景遽然变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吴兆骞获释回来后，京城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众人还纷纷赠以诗文，一时成为盛事。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维民所止查嗣庭案对于“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史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清朝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铣《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嫁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此中内幕，确实令人费解。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另一说出自《清稗类钞》。据说：“查君书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琉璃厂贾人贿查侍者，窃其零镰剩墨出，辄得重价。世宗登极，有满人菜欲得查书，贾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纸。一日，查闭书室门，有所作。侍者穴隙窥之，则见其手一巨帙，秉笔疾书，书讫，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窃以付贾人。贾人以献满人，遂被举发”。此说确否待证，或为最早被举发的一道线索亦未可知。

以上种种传说，均未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雍正的真正用心，还须层层揭去假象，从头说起。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中康熙乙酉（1705）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甲午（1714）湖广副主考，戊戌（1718）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氏学问渊博，才识过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查嗣庭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这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他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暗指钱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查嗣庭当然也得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示表明自己心迹：“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领，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只能是“官样文章”，但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远比钱名世更惨。

对查嗣庭的陷害是从“试题”打开“缺口”的。在我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

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这很可能和雍正认为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关。

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事变发生了。雍正帝把查所出三个题目联系起来，说：“今查庭嗣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又罗织其他试题及查的日记文字有悖逆之词，共四十二款，定为“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罪，查下狱，病死后戮尸另示，籍没家产，子查淫处斩，秋后处决。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嗣琛年逾八十，不久卒于戍所）。族人或流放或与功臣为奴。只有其兄著名诗人查慎行（嗣琅）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连结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后又将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作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怨望、讽刺”，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一块遮羞布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因为意想不到的案件，又意外的涉及到他的继统谋位以及宫中秘闻的事，异想天开地用史无前例的方法编了此书。其初衷为辟谣，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了自我暴露，让人信以为真。此奇书实系千古未有，个中情节仍是一谜。

雍正六年（1728）有一宗发生在西安的案件，却搅动了清宫中的雍正帝，使他坐卧不安、颇费心思，最后竟编出一本《大义觉迷录》的奇书来，这就是曾静投书案。

用文字杀人，虽非清朝皇帝的发明，倒也是清帝的“专利”，尤以雍、乾父子为最。雍正初年对读书人的打击和迫害，激起士人的强烈义愤。于是，许多中下层知识分子不愿做官，在广大民众中制造反清舆论，挑起清军入关以来的反抗情绪，曾静便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之一。

曾静是湖南的一名秀才，他不愿再参加科举而在乡村教书，人称他“蒲潭先生”，他在自己的学生中不断揭露清军入关及统治汉人的罪行，并在群众中散布反清言论、著书立说阐发自己的主张。他写的《知新录》、《知几录》两书集中揭露雍正的“十大罪”，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控等，说他是少见的暴君。阐述“华夷之分”理论，让大家起来反抗满族统治，光复汉业。他深刻揭露满汉地主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号召人们起来反抗剥削压迫。最终，发展到举义造反的行动。

曾静根据社会上的较为广泛的舆论，认为岳钟琪是可以策动反清的领袖，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九月，派遣自己的学生张熙带着他给岳钟琪的书信和《生员应诏书》到西安去策动其举义。

岳钟琪对清廷可谓忠心不二，压根就不想造反，他能得到如今的高位，其谋略智慧绝非一般人可及。当曾静向他投书时，他想的是如何应对处理才能既不让雍正因此怀疑他，又能把谋反者一网打尽。岳钟琪通过诡计骗取了张熙的信任，获得了有关实情后，随即向雍正作了奏报。由于张熙已被骗说出了内中情节，曾静无法再隐瞒实情，交待了他们与浙江吕留良、吕的弟子严鸿达、严鸥达等人的联系。由于案情重大，牵连数省，湖南一方无从审理，于是将此案调入北京，由雍正亲自指挥刑部审案。

曾静案查来查去，查出来的都是陈年旧账。雍正只得宣布说，曾静怀着不臣之心，听了允禩、允禟等人的奴才们散布的谎言，便借以搬弄，蛊惑人心，诬蔑圣上。接着再查就到了吕留良案。曾静对吕留良十分钦佩，认为吕留良有皇帝之才，只是无皇帝之命罢了。认为吕氏学说的中心旨在“华夷之辨”，其研究、宣传华夷之别就是想要做皇帝，但终于未得机会。吕留良早在顺治十年（1653）就中了秀才，后不再猎取功名，而是招徒讲学，著书立说，名气很大。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官员推荐他，他坚决不就，以后又多次推举其出仕，都被他严词拒绝，后终于削发当了和尚。尽管他避居山林之中，可他的影响和他的弟子们却还存留在大江南北。人们争相读他的书，传播他的思想，做吕氏的徒子徒孙，沿海大埠、穷乡僻壤，有志之士无不风闻而趋。人们崇拜他，不仅在于他的学识渊博，尤在于他反对清朝的骨气和思想。他的思想中“华夷之别”非常坚固。他认为清朝政府夺了华夏的江山，天地倒位，让人们坚持汉民族立场，绝不可为夷狄政权服务。在他的语言和文字之中，也从未承认过清政府是合法的政权。

雍正认为，打击吕留良、严鸿逵等可不是一杀二流三抄家的事，而是要驳倒他们的“华夷之别”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清除其影响。于是，他把吕、曾的著作、言论公布出来，让官员写文章反驳，同时他自己动手写论文，驳斥“华夷之别”论。最后，雍正颇费了一番思考，决定了“出奇料理”之策。雍正想借此将康熙崩逝以来种种流言诽谤作一次总的清算，并将有关曾静案之谕旨，及曾静口供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行全国，让读书士子和乡间小民共知之。因为他最伤心之处是“天下有人如此论朕”，他说看了曾静的《新知录》“惊讶落泪”，是天下有人对他的“冤枉”，他要借此机缘“洗刷冤情”。

《大义觉迷录》堪称封建专制时代由皇帝钦编并刊布天下的第一大奇书。维持独裁统治的一大要诀是神秘莫测，秦始皇“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此”，可谓得其三昧。对待政治谣言，最高明的办法是不张扬其事，日久自会烟消云散。否则，难免自生事端，搞得沸沸扬扬，天下尽人皆知，还会被人指为欲盖弥彰，愈抹愈黑。雍正则不以为然，他坚信自己私德清白，“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

雍正七年（1729）十月初六，有关大臣请诛曾静、张熙。雍正则以二人僻处乡壤，偶为流言所惑，并非“造谣”之人为由，特宽二人罪。次日，命免罪释放，并云：“朕治天下，不以私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把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的同时，许诺以后皇帝子子孙孙，永远不得因此事加罪他们。雍正在上谕中还表扬曾、张二人，说他们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为不是曾静投书，造谣诬蔑他的人就追查不出，他的冤枉就不得昭雪。之后，雍正命地方大员领曾静到苏浙各地宣讲；把张熙带到湖南、陕西各地宣讲。以他们的现身说法，宣传雍正至仁至孝和勤政爱民等各种功德；宣传世人说雍正的坏话，都是阿其那、塞思黑的奴才们的恶意攻击；宣传自己为流言所惑，看错了英明君主，表示忏悔等。一时间竟闹得朝廷内外、全国上下无人不知道雍正之“十大罪”状，真可谓适得其反。

而在吕留良案子的处理上，雍正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手法。虽也是把官员们的批判文章辑录成书，刊刻颁发给世人。同时让各省学官广泛征求文人们对吕留良案中人的处置意见，做好处罚名士、文人的充分准备。经过两年的工作，到雍正十年（1732）对案犯作出处理：把吕留良、严鸿逵、吕葆中（吕留良之子）斩首戮尸示众，另一子吕毅中及严鸿逵弟子沈在宽处决。吕、严两家其余人等一律流放边陲给旗人为奴。其他有牵连的，包括他们的学生、朋友、刊刻吕氏书者、藏书查出者、知情不报者、处理不力者皆从重治罪。

雍正对吕、曾案的处理是大出寻常的“出奇料理”，他对自己的如此处理曾表示出沾沾自喜。本来对他极为不利的宣传，他敢于拿在公众中敞开讨论，又能让犯罪者自己出来做反面教员，使自己由被动变为主动。这种出乎常人思维的做法，使当时的一些大臣为之瞠舌，真可谓第一大奇事。

雍正诛年羹尧、隆科多年羹尧、隆科多在康熙朝时已经是重臣，他们在胤禛继承大统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雍正帝起初也对他们是委以重位，信任有加。然而，是他们忘乎所以放纵自己，还是雍正在谋位后灭口，使他们先后被害，成为了几百年来的不解之谜。

年羹尧、隆科多为何被杀，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成为清史上一个颇有兴味之谜。

雍正皇帝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手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等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1692）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善辞令，办事能力亦极强。中进士之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他是外戚贵族中少有的从科举入仕而飞黄腾达的出类拔萃人物。雍正帝即位后，被视为外戚藩邸近人，议叙平定准噶尔阿喇布坦侵掠西藏之乱有功，封他为三等公，世袭罔替,加太保衔。雍正元年（1723）六月，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迫众背叛，八月，雍正授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前往平叛，十月叙功，晋他为二等公；雍正二年（1724）三月，青海叛乱全部平定，又晋年为一等公。同年十月，帝召年进京觐见，赐他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誉及金币，奖励其用兵之功。在雍正争夺皇位时，年羹尧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雍正甚至说出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的话。

但是，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以前，具体说也就是七月中旬平定青海叛乱以前。之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的如此之快?年氏的死因究竟是如何呢?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这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一些人认为这与雍正夺嫡有关，借故杀知情者。不仅是稗官野史，连一向严谨的史学家、学者孟森等都持此说。据说康熙临终时指定十四子嗣位，四子胤禛串通年羹尧、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新君立后，为酬年羹尧等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这不过是“迷汤”，实则对这些知情者已存杀心，最后终杀之。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认为雍正初年羹尧受宠，并非雍正先笼络而后杀之的理由，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佐的奖励。雍正即位时，他还在川平乱，并未参与，何以得知内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以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唯亲，引起公愤，也为雍正所不容，故被杀。雍正接他见时，他在御前箕踞，无人臣礼。年羹尧还结党营私，其门下趋附奔走者有如蜂蚁。雍正六年（1726）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抚远大将军之职，调其赴浙江任杭州将军。至同年九月尽革其一切职衔。同年底，议政大臣、刑部衙门上奏年羹尧九十二款大罪：大逆之罪五、欺君之罪九、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雍正痛心疾首地说年羹尧所犯之罪：即就廷臣所议九十二条之内，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共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驭万方，必赏罚分明，方足以治天下，若如尔之悖逆不臣至此，而朕枉法宽宥，则何彰国家之宪典，服天下之人心乎?遂令其自裁。

更有一说，认为年羹尧死是因为他欲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爽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卜邹鲁都曾商谈过做皇帝的事。陈捷在《年羹尧死因探微》一文中亦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忍受，所以难逃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进而认为这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而已。到了近现代，各说众多，或认为年被杀乃“鸟尽弓藏”之必然现象；或说是主奴间有旧怨在先，羹尧又恃功骄傲在后，使君主生疑、畏、厌、怒之心等等。以上诸说，至今未统一，还请读者自辨吧!

隆科多，雍正帝尊为国舅，佟佳氏，汉军镶黄旗人，一等公领侍卫内大臣佟国维之第三子，顺治孝康章皇后之内侄，康熙孝静仁皇后之弟。隆科多在康熙朝从一等侍卫升为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由于他是康熙的内弟，两人相处最为亲密。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戌时，康熙帝驾崩于畅春园时，隆科多正侍奉在御榻前，是他拨开诸皇子拼命争夺皇位的迷雾，传授遗诏于胤禛，又是他以提督九门戍卫京师之军力保卫雍正平稳顺利承袭大统。由此殊功他荣膺雍正朝初期辅政大臣之一，袭父爵一等公。此后又任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加太保衔，仍兼步军统领和理藩院尚书等职，深得雍正帝的信赖与倚重，又充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等书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雍正又赏赐国舅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髻等只有亲王、郡王才得以享用的赐品。隆科多已成为朝野上下的显赫人物。雍正帝曾一度称赞他谓：“此人真圣祖皇帝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也”。

但是，隆科多不久即失宠，有人说是因为他参与了雍正的篡位，故而被杀人灭口；也有说是因为他后期结党营私、胡作非为所致。隆科多屡屡升迁后，依仗是雍正帝舅父，为官后期揽权纳贿，擅作威福并愈演愈烈。雍正帝对其一面训诫，一面予以降调。雍正三年（1725）七月，因其庇护年羹尧而削其太保衔。雍正四年（1726）正月，因隆科多索取揆叙家人古玩等物及白银十四万两，又收取赵世显、满保、张其仁等人金八百两，银四万二千二百两而革去吏部尚书职。翌年春更胆大包天在宅中私藏玉牒，而被革去世袭一等公爵位。隆科多肆行不法，居功自傲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自比为诸葛亮白帝城受命，把胤禛喻为阿斗。数事并举，终于惹恼了皇帝，雍正五年（1727）十月初五，帝令将其逮捕，于畅春园外造屋三间，永远禁锢，公布其重罪四十一款：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奸党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

总之，隆科多与雍正恩怨关系文献不详，疑窦丛生。或说隆败异乎寻常，与帮助“夺嫡”有关，“鸟尽弓藏”乃必然现象；或说世宗雍正朝无专横之臣，隆恃功骄傲，故为极端专制皇帝所不容，咎由自取。所说各有所据，不无理由，至无定论，使之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允禩、允禟被诛雍正帝登位后，对一向结党谋位、桀骜不驯的允禩、允禟等采取迷惑麻痹政策，减少自己的统治离心力。是允禩、允禟等不受迷惑，还是铲除他们本是雍正的已定方针?这是雍正朝的又一谜案。

雍正一上台，就任允禩等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事务大臣位尊权重，是新朝的核心人物，也是新君的亲信。有人认为雍正帝任用政敌，是他的一个战略决策。允禩及其追随者纷纷被加官晋爵，一部分人因而弹冠相庆。允禩晋王爵，其妻乌雅氏的亲戚来祝贺，乌雅氏却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要掉脑袋哩!允禩也对朝中的大臣说：皇上今日加恩，不知道哪天会诛杀我的！他们这些当初的储位斗争的当事人都明白，雍正帝是不会放过他过去的政敌的，现在的荣宠是靠不住的、是不会长久的。他们对雍正的这种拉拢性的临时政策看得很清楚。

果然，雍正不久就对允禟等人加以了整治。允禟生母宜妃的太监张其用违禁做买卖，被发往土儿鲁耕种，允禟的太监也被发往云南边疆当蕾役以及给人为奴。为允禟料理家务的礼科给事中秦道然，雍正也以其仗势作恶、家产过于富裕而加以逮捕监禁。雍正对允禟本人也没有放过，以前线需人为名，命允禟前往西宁前线。允禟故意拖延，雍正即强迫命令他加快速度。允禟到青海后，年羹尧将城内居民全部迁出，加派官兵监视，实际上是将他监禁起来。允禟派人到河州买草料，宗人府也参奏他违抗军法。

雍正元年（1723），哲卜尊丹巴到京师拜谒康熙的灵堂，不久却染病而死。雍正帝命允前往送其灵盒、印册赐奠等。允不肯离京，先说无力准备马匹行李，及至出发到张家口外又不肯再走。雍正知道允禩和允关系很好，命对其议处。允禩说，可将不行谏劝他继续前进的长史官责罚，雍正没有同意。当允禩请求把允的郡王革去时，雍正帝即断然将他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监禁，查抄家产。杀鸡给猴看，以为不听皇帝命令者戒。

雍正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付允禩一伙，把他们分散各地，使他们无法联络，动辄得咎。雍正还对他们采取分化瓦解、有拉有打、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即位之后不久就取得成功。雍正以允禩等诸兄弟“任意妄行”等等为名，对他们不断的加以整治，削弱他们的力量，打击他们。但雍正帝对其他参与过争夺皇位的兄弟开始时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拉有打。但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允禩的态度上。雍正二年（1724）四月初七谕诸王大臣说，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来，他的无知兄弟们就结党妄行，惹康熙帝生气。他即位之后，不计允禩等的“从前诸恶，惟念骨肉兄弟”之情，但他不知痛改前非，“不以事君事兄为重，怀私心，由此观之，其大志至今未已也!”他还命大臣对允禩据实揭发，不许隐讳，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五月，因苏努、勒什享父子党庇允禟、允禩，“扰乱国家之心毫无悛改”，革去苏努贝勒，撤回公中佐领，与诸子发往右卫居住。七月，雍正帝公布《御制朋党论》，开始了他进一步惩治朋党势力的第二阶段。

其间有年羹尧、隆科多问题插进来，延缓了雍正帝大刀阔斧整治政敌的进程。但雍正帝还不时指斥他们，间或处理其中的个别人。待到收拾了年羹尧，调出了隆科多，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帝发出了上谕，大力整饬允禩党人。他历数允禩的罪状：“廉亲王允禩狂逆已极，朕若再为隐忍，有实不可以仰对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者……当时允禩希冀非望，欲沽忠孝之名，欺人耳目，而其奸险不法，事事伤圣祖仁皇帝慈怀，以致忿怒郁结，无时舒畅……朕闻之不胜惊怪。是年二阿哥有事时，圣祖仁皇帝命朕同允禩在京办理事务，凡有启奏，皆蒙御批，奏折交与允禩收贮。后向允禩问及，允禩云：前在要（遥）亭时，皇考怒我，恐有不测，比时寄信回家，将一应笔札烧毁，此御批奏折藏在佛柜内，遂一并焚之矣”。

雍正帝揭露允禩为谋取储位和皇位已经是一个“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解决的办法只有惩治允禩，逐出宗室，削除宗籍。他的同党允禟、苏努等也受到同样的处分。允禩妻乌雅氏革去福晋，休回母家，严加看守。允禟编造似西洋字的十九字头与家人通信，此时被发觉，抄检了他的家。

雍正四年（1726）二月，将允禩降为民王，交所属旗内稽查，不得依宗室诸王例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之圈禁。贝子鲁宾当允褪在西北军前时，代允禩与之联系，以后也被揭发并被圈禁。

雍正四年（1726）三月，允禩改称“阿其那”，其子弘旺也不配作宗室子弟，改名“菩萨保”，允禟改称“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在满语中是猪、狗的意思。之后，雍正帝又加快了对允禩党人的处理步伐。五月，雍正帝向内外臣工、八旗人等颁布允禩、允褪、允禟等罪状。允禟被视为可厌可恨的人，他被都统楚宗从西大通押至保定，直隶总督李绂奉命将之圈禁。李绂将衙门附近三间小房，四面砌墙，置允禟入内，封闭前门，设转桶传进饮食，外派官兵看守。时值酷暑，闷热难忍，允禟带着铁锁、手梏几度晕死过去。八月，李绂奏报允禟病死。雍正帝说他是服冥诛，罪有应得。显然，允禟是被害死的。

雍正帝治死允禩、允禟等人，是因为他们在先朝结党谋夺储位，今朝仍然固结不散，变本加厉地企图制造新君的失误而获大戗在宫廷斗争中，雍正帝处置了许多宗室王公，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迫使他们围绕皇帝的意志从事政治活动。

乾隆惩治学士尹牡图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一月十九日下了一道上谕，斥责内阁学士尹牡图所奏之非。在短短的三个月里，乾隆又多次下诏历数尹奏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强调盛世太平。尹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乾隆为何会如此的气愤不平?是是非非，让人难以理解。

第二章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乾隆也算是一个奋发有为的政治强人。乾隆帝即位之初，承袭前期诸帝余绪，亦能乾纲独断，文治武功，开疆领土，均有可观，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末期，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的潜伏与发展，这时已不可避免地大大激化起来，成了封建社会的不治之症。然而，追根求源，导致清王朝中衰的根源在于以“十全”功业著称的乾隆帝。乾隆帝晚年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黩成风，从此吏治腐败就成为疯狂侵噬大清帝国肌体的毒瘤和不治之症，直接导致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走向衰败。

乾隆皇帝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牡图按职责上疏言事，指出近来规定总督、巡抚等大员可以罚银数万以充公用而代其罪是不妥的制度，因为督抚如能自请罚银而免于处罚，则清廉者亦不得不希望属员资助，“日后遇有属员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因此，此一制度“罚项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勿之念”。

尹牡图奏中所指督抚派令属员交银，以及属员藉此胁持上司之事早已层出不穷，因而从制度上加以预防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所说欠妥，作为内阁学士也是合理合法的。几千年来臣工进奏，被采纳或有真见的也没有几份，大多都是“报闻”而已，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弄得满朝震动，沸沸扬扬。但乾隆阅过此上疏之后当即就大为不满，下谕指责尹牡图是“贪渎营私自蹈重罪”之官，处以罢斥，改用京员，是“名为严之，实以宽之”。他认为尹牡图这样说，可能已经知道实有弊情，命其指明违法之督抚、属员的姓名，查实治罪。

尹牡图是个书生，性情秉直，不知其奏已经触犯了晚年皇帝贪图享乐的要害，反而实话实说，他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等省体察到商民对官吏多没有好评。然而，他所指责的范围太广，涉及之人很多，地方官员都是贪污之员，各省的吏治都是废弛，全盘否定。事实上他的矛头对准的是整个官僚集团。全国各省的府县官员，不是赃银上万两的，就是徇情、党庇的劣臣，这成千上万的官员组成的官僚集团岂不是腐败透顶，都该予以清出?照此追下去，当今皇帝也免不了责任。年老又好大喜功的乾隆帝素以爱民如子自诩，自封“盛世”的万岁又怎能不生气?

因此，局势必然朝着不利于尹的方向迅速发展。尽管尹牡图所说确是实情，切中了要害，但晚年的乾隆已变得老态龙钟，刚愎自用。他大发雷霆，屡降明旨，严厉指责尹的上谕以及尹本人。乾隆在看见尹牡图奏稿的当日即下专谕说自己勤政爱民，惩治贪官“从不稍存宽假”，还辩解称“若如尹牡图所奏，则大小臣工等皆虚词阿谀……而朕五十余年以来，竟系被人蒙蔽，于外间情形全无所知”。令尹牡图将何省亏空等一一指实复奏，否则就是“自蹈欺罔之咎”。

尹牡图面临指责，怎能一下子说得清楚。他不能公然指斥皇帝，只能“虚誉朕勤政爱民”，又“不能指实一人一事”。乾隆帝已把他置于对立位置，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牡图去各省查仓库，看有没有亏空。乾隆在朝廷上如此发怒斥责尹牡图，下面早已风传，做好了挪补的准备，加上庆成所至省府先“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所以走遍了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这一下，尹牡图大败亏输，乾隆帝大骂尹牡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人伦尽丧……尹牡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封建社会的官员，本是在依附皇帝的前提下为民为君着想，尹牡图一看皇帝变了脸，又是这么个盘查方法，只能“全改前言，自认为愚谬妄谈”了。大学士九卿等大吏一看，哪里肯放过，“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拟将尹立即斩决”。

其实，乾隆帝心里也明白，所以又拉回来说：“尹牡图摭拾虚词，妄行渎奏，原难从宽；其造作无稽、污蔑良民，其咎更无可逭。然朕不妨以谤为规，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乾隆帝对尹牡图之据实直谏，加以如此无理指责，并几乎加以处死，实为大谬，纯系以权势压人横不讲理。这种作法，当然阻塞了言路，危害了吏治，贪污欺骗之风盛行。乾隆的做法充分反映出自诩明君的他已无先年励精图治、知错改过、转败为胜、化挫折为成功的英君气魄，变成了盲目自大，耳塞目花，文过饰非的昏庸皇帝。他对尹牡图的做法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甚至是完全颠倒了。其自称“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其实纵贪即害民；说各省仓库“均属充盈”，其实却是亏缺甚多；自诩已达“盛世”、“海宇清宁，地方无事”，实则却是“民不聊生”、“大乱”即起；将贪污盛行“政以贿成”的污浊局面美化为“吏治肃清”；他自夸大权独揽并无大臣揽权营私，不料此时却是和珅贪贿专权、乱政误国。可见，乾隆帝是陶醉在英明天子太平盛世的美梦之中，其贪财好货、庇护奸佞、文过拒谏已使“盛世”逐渐转向衰落了。

孙嘉淦奏稿案乾隆十五年（1738），清王朝发生了一件奇特的大案，一份署名工部尚书孙嘉淦的奏稿在全国上下广为暗中流传，奏稿大肆攻击乾隆的统治和品德。直至乾隆十六年（1739），才由云贵总督硕色密折上报乾隆皇帝，乾隆立即在全国范围内严厉追查。然而，始作俑者一直以来是个未解之谜。

乾隆皇帝放弃“宽严并济”的统治政策，以及借皇后去世之机，对违制剃头的官员严加惩治，在广大官员中引起强烈不满。在此期间，他的四出巡游和对金川战争的处理，也给全国官吏、士民带来了极大的骚扰。因而，乾隆十五年（1738）以后，一份托名工部尚书孙嘉淦所作的奏疏稿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

该奏稿指斥乾隆皇帝失德，罗列了“五不解，十大过”，对乾隆皇帝和他实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就现存其中部分内容来看，一是抨击他杀死张广泗，“以张广泗为有功”，二是批评他巡幸无度。在专制统治日益酷烈的情况下，这份伪奏稿竟将抨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乾隆皇帝，显然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奏稿措词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都大大超出了乾隆自己的想像。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使乾隆感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甚为孤立，并对当时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开始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中有一支和自己对立的势力，而且由于长期以来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这支势力还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加强专制统治，乾隆除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稿作者，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异己势力进行严厉打击外，还以清查“悖逆”著作为借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制造文字狱案的高潮。因此，这份伪奏稿的出现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激起了极大的波澜，顷刻之间，寒流吹遍了中国大地。

乾隆十六年（1739）六月，这份伪奏稿首先在贵州被当地官员发现。不久，即由云贵总督硕色以秘密奏折的方式报告乾隆皇帝。乾隆看过之后，认为这份伪奏稿“假托廷臣名目，胆肆讪谤，甚至捏造朱批，显系大逆恶徒逞其狂悖，不法已极”。当即严令步兵统领舒赫德及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省督抚“密加缉访，勿令党羽得有漏网”。这样，在他的严旨督催下，在全国开展了追查伪奏稿作者的活动。

随着全国上下追查活动的展开，和乾隆皇帝原来的设想相反，这份伪奏稿的传播范围、牵连人数和破案难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各案。就其传播范围而言，不独内地十七省，而且远在云贵的边远土司竟然也有流传。就传抄人员而言，既有各级官吏、举员生监、乡绅、商贾和僧人，也有八旗子弟。缉获之传抄人员，案发之初三个月，仅四川一省便已达二百八十余人，更不用说全国了。在审讯过程中，或者辗转诬攀，或者将已故之人拿来搪塞，兼之以各级官吏为营私而扩大案情，民间因挟仇而互相诬陷，不但大大加重了案情的复杂程度，使得从事追查的各级官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同时也给民间带来了极大的骚扰。为此，御史书成、在籍侍郎钱陈群先后上疏，要求停止查办伪稿，释放株连民众。这使乾隆帝十分恼火并对之大加严斥：“伊（书成）系满洲世仆，似此丧心病狂之言，如诅咒彼父祖者，乃视为漠然，财所系于败坏满洲尊君亲上之风为尤甚。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为了加速追查活动，他一方面严厉斥责各级官吏无能和“虚文塞责”，并分别对侦缉不力的官员严加处分；另一方面，又以此案能否侦破已关乎“大清国体统颜面”相激励，要求各级官吏将主要精力用于伪稿的追查活动。尽管如此，经过一年多的清查，缉捕人数达千人以上，因查办不力而被降级、革职拿办的督抚大员有十几名，乾隆皇帝为此案所发上谕，见诸实录的就有三万言之多。为一份伪稿，几乎将全国上下搞了个人仰马翻，而伪稿作者却仍然是“茫如入海泥沙，了无头绪”。乾隆皇帝本人也进退失据，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

为了给自己寻找下台的台阶，乾隆十七年（1740）十二月，乾隆帝授意军机大臣将传抄伪稿的一个地方低级官吏——江西长淮千总卢鲁生定为炮制伪稿的主犯，重治其罪。次年二月，将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在此同时，宣谕中外：伪稿主犯已经缉获，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除此之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耶昌、按察使丁廷让等俱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则因失察而交刑部严议。至此，这场轰动全国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才算告一段落，草草收场。

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以后，伪孙嘉淦奏稿案虽因卢鲁生之被杀而草草收场，但是，乾隆帝心中很清楚，卢鲁生不过是一个遮天下人耳目的替罪羊，真正的炮制者并未被缉获。当然，他也决不肯因此而善罢甘休。在他看来，伪稿的作者多半是受过打击的失意官僚。而对伪稿内容进行分析，其中有替张广泗鸣冤之处。张广泗是镶红旗人，原任贵州思州知州，雍正年间，受鄂尔泰赏识，超擢为贵州巡抚。张广泗被杀，为他鸣冤的自然是文化素养较高而又熟谙朝廷内幕的鄂党官僚。而且，伪稿首先发现于南疆一带，并且在云、贵、赣、川等省传播最广，这和鄂尔泰、张广泗相继担任云贵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等似非偶然的巧合。这正说明伪稿案发前后，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党分子是炮制伪稿的主要嫌疑对象。循此线索，乾隆皇帝反复思考，终于把目标集中到了伪稿案发时仍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和鄂尔泰的门生、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胡中藻身上。不过，有鉴于上次追查伪稿兴师动众，不但给整个社会造成了动荡不安，而且也因此扩大了伪稿的流传，因此这次乾隆皇帝一不露声色，二不提伪稿旧案，而是另辟蹊径。从乾隆十八年（1741）二月开始，他用两年的时间对他们二人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乾隆二十年（1743）三月，将二人押解京师并向廷臣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一手制造了著名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

乾隆皇帝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以加强统治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加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文字狱案件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乾隆皇帝刚去世，正在大丧之中的嘉庆皇帝即对多年的权臣、第一贪官和珅进行革职抄家，进而又很快赐死和珅。对于此事，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果真如此吗?可以说这还是个“谜”。

关于嘉庆帝为什么一亲政就抄没和珅家产、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等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还是个“谜”。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果真如此吗?

和珅像首先有关和珅家产的数量说法颇多，野史、笔记与民间口碑，甚至在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均与正史、官书所记的数字相差悬殊。有关和珅家产传说种种，多是小道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简直是越传越奇。乃至清末民初时一些文人、学者，虽在自己著述中也照样记录下来，但他们一边写时一边自己也产生怀疑。

和珅系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字致斋。少贫无籍，本来只是一名普通的官生，被打发在签仪卫当差。他学问不深，但记忆力尚强，对于四书五经之类倒能背诵一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由于应对称旨，受到乾隆的赏识，命总管仪仗事宜，从此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其子丰绅殷德获乾隆赐婚，指为皇十女和孝固伦公主额驸。这样，和珅便与乾隆皇帝攀上了亲家，和珅之专宠，较前益甚。其时所有军政大事，无不参与规划，可谓权势赫赫，炙手可热。

乾隆宠信和珅，以致上上下下官吏贪黩成风。和珅既得志，贪黩更甚。他前后掌柄权达二十多年，内而尚侍，外而督抚，多出于和门。凡“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候上怒之息。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所谓内有聚敛之臣，外有贪黩之吏，互为因果，贪风便愈演愈烈。事实上，乾隆后期所发生的许多贪赃大案，都与和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乾隆朝后期虽然也查办了一些贪赃案件，但更多的贪吏，由于有和珅这尊大神作护符，因而有恃无恐，贪风不减，特别是各省州县的库银亏空，更有泛滥之势。此外，和珅还利用审查贡品的权限，明目张胆地大肆侵吞内外大臣的贡品。纳贡本是皇帝的特权，和珅竟公然将贡品据为己有，“四方进贡之物，上者悉入珅第，次者始入宫也”。

嘉庆四年（1787）正月初三，即乾隆崩逝的当日，嘉庆帝就向和珅动手了。首先，嘉庆帝任命和珅参与总理乾隆帝葬仪，夺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衔，命他与福长安昼夜守值殡殿，不得私自出入，实际上是将和珅与福长安软禁监视起来。正月初三上午，嘉庆帝召见和珅说：“你是大行太上皇帝的近臣，首席军机，内阁大学士，实为国家勋旧；朕刚亲政，诸事仰赖，望相公不负大行太上皇帝的重托，辅朕处理一切军政大事。如今国家大丧，丧事为国家首务，朕特命你全权主持丧务；主持丧务期间，暂免你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专心治丧。待国家大丧期满，再复尔原职”。和珅被嘉庆帝的信任迷惑住了，根本没有想到胸有城府的嘉庆帝竟然在父皇大丧之日向他下手了，他还心安理得地日夜值守在乾隆的殡殿里。其次，嘉庆帝加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紧急进行人事调整。嘉庆帝亲自指挥了诛除和珅的战斗，在关键时刻他就吃住在养心殿，足不出户，昼夜召见大臣，调兵遣将，商量对策。当内阁、军机处、京城防务及各重要部院官员都换上与和珅作对的老臣或自己的亲信心腹之后，嘉庆帝立即向和珅击出了致命的一拳。正月初八日。嘉庆帝召集王公大臣宣旨道：“现有给事王念孙、御史广兴、御史广泰等列款奏和珅，言之凿凿。朕即刻削夺和珅大学士、军机大臣及九门提督等职；夺军机大臣、吏部尚书福长安职，并将伊等下狱治罪……至于平日有被和珅挟从者，概不追究，余不累及”。

至于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历来众说纷纭。当时，嘉庆帝派庆桂、盛柱、绵恩等王公大臣查抄和珅家产，曾列回一份清单。和珅死后，他的财产又陆续被清出许多，有人估算和珅的财产总价值达八亿两，而清政府当时国库每年收入不过四千多万两，和珅的财产相当于二十年的国库收入。和珅凭借乾隆皇帝的宠幸，大搞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聚敛巨额财产，短短二十年时间竟然敛财八亿两，真称得上天下第一敛财高手，天下第一巨贪。

嘉庆帝在父皇大丧之日诛杀和珅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是为了扫除自己亲政道路上的绊脚石。不除和珅，天下只知有和珅，而不知有皇帝，他的皇权就会受到威胁，甚至会成为傀儡皇帝。不曾想，拔出萝卜带出泥，查抄出来的和珅家私竟然如此之巨，大出嘉庆帝的意料之外，在经济上收益亦颇丰饶。和珅的财产属于金铜钱财部分，俱上交内务府广储司；珠宝玉器、古玩字画、首饰、器皿、皮张绸缎及其他家用物资数量极多，也绝大部分归内务府，少部分赏给皇帝后妃、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御前侍卫和太监等；另一小部分如旧衣物、戏衣及京外热河等地的物品全部变卖；和珅及其家奴内监在京外存粮食二万余石，一半以上作为救济当地灾民之用；在京的府第、花园、当铺、钱庄、马厩等，除嘉庆帝的亲弟弟庆郡王分得了和珅府的一半，妹妹十公主分得了和珅府的另一半，哥哥成亲王永理分得了和珅的园林外，其余都进了嘉庆皇帝的腰包。仅就人参一项而言，当年春天，内务府因收进和珅的人参数量过巨，以至无法储藏。不得不变卖数百斤，因此竟造成了市面上一时钱币短缺的现象。这真应验了北京街头风传的童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帝赢得了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丰收，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天理教攻打紫禁城清王朝在经历了所谓的“康乾盛治”之后迅速衰败，封建社会自身的种种劣根性暴露无遗。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经济凋敝，封建社会的衰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天理教徒冲入皇宫，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十五日，北京城里发生了由天理教首领林清指挥的农民起义军攻打皇宫的大事件。这是对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

“康乾盛世”是清王朝的最繁荣时期，从嘉庆开始，清朝统治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正如《红楼梦》里所描写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天理教攻打皇宫，是农民群众在阶级斗争的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威武雄壮的悲剧。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活动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按照八卦图，分为八区组织教徒。信奉天理教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在北京近郊加入天理教者，除农民以外，也有奴仆、雇工、小贩、贫苦旗人、朝廷杂役，甚至下层太监等等，群众基础极为广泛。天理教的主要组织者是河南的李文成和河北的林清等人。

嘉庆十七年（1812）十二月，李文成到河北黄村，密约明年九月李文成先在河南滑县发动起义，河南、山东、河北同时揭旗造反，共向京师进军，林清在北京城内起义，与李文成率领的义军里应外合，直捣北京皇宫，推翻清朝统治。滑县李文成起义提前发动，由于清兵的堵截拦阻，队伍未能迅速北上，而林清在北京对滑县之变一无所知，消息断绝，仍按原计划部署进行。九月十四日，二百名教徒身藏武器，乔装打扮成商贩模样，潜入北京城内。与城里的教徒包括一些下层官吏和太监取得了联络。九月十五日，义军手持白旗，腰缠白布，兵分两路,向紫禁城进发。一路由祝现、屈五率领，直奔东华门；一路由李五、宋进才率领，扑向西华门。东华门一路虽有太监刘金、刘得才（两人均为天理教徒）接应，但因事机不密，被护军发觉，只有十余人进入东华门，其余逃散。西华门一路在太监杨进忠（天理教徒）的导引下，八十余人顺利进入西华门。义军全部入宫后，杀死看守，关闭了西华门，一路冲入尚衣监、文颖馆，会集于隆宗门外（大门已关），同皇宫护卫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皇宫墙高门坚，起义军搭人梯攀登城墙，弓箭手发箭掩护，飞箭如雨，“隆宗门”匾额上至今仍留着起义军所发的箭骸痕迹。这时形势非常危急，有的起义军已经冲到了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前，王公贵族、皇子、格格（公主）、后妃等无不抱头乱窜，狂呼怪叫，宫里一片混乱。直到这时，正在上书房读书的皇次子旻宁才接到义军闯入宫中的报告。旻宁急命内监速取鸟枪、腰刀，匆匆出门临敌。只见义军战士手执白旗，正由门外廊房攀上高墙，试图进入养心殿门内。旻宁见状，忙在养心殿阶下举枪射击，连续击毙两名义军战士。另有一种说法，说宫内太监与天理教义军相通，递给旻宁的枪弹并不是实弹，旻宁举枪射击，没有命中，发现鸟枪中装的是空弹，慌急之中，取下衣服上的铜扣，充作子弹击出，才将义军战士击毙。其余义军只好退下，不再翻墙。这时，闻讯赶来的清军陆续云集，大内才得以暂时安定。旻宁又果断地采取如下几项紧急措施：一、急草奏章，飞报远在围场的嘉庆皇帝，奏报事变情形。二、严命关闭禁城四门，令各路官军入宫“捕贼”。三、至储秀宫安抚皇母，嘱绵恺小心守护。四、亲自率领兵丁前往西长街、西厂一带访查。五、派谙达侍卫在储秀宫、东长街布置，以防不测。

由于李文成率领的起义大军被清军阻击而未能按期赶到北京；所以攻打皇宫的天理教徒形成孤军奋战的不利局面。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到了傍晚，起义军因为外援不期，敌我力量悬殊，被迫退出皇宫，攻打皇宫的斗争以失败告终。这次进入皇宫的天理教徒，英勇作战，打死宫廷侍卫护军四十多名，打伤六十多名。教徒牺牲二十一人，被俘四十一人。十七日在黄村等候消息的林清也被清军逮捕，同太监刘得财等七人一起被处凌迟极刑。

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时候，嘉庆皇帝正在热河行宫避暑，原来打算九月中旬在返京途中赴东陵遏祭，所以九月一日命皇太子、皇三子先还京城。嘉庆帝得到天理教攻打皇宫的报告以后，取消了赴东陵遏祭的安排，匆匆回京。十六日到京，十七日下了“罪己诏”，并且亲自处理善后事宜，凡有可疑的太监，有的被杀头，有的被拘禁，以亡羊补牢。皇次子旻宁因击起义军立下大功，晋封智亲王。

河北起义军攻打皇宫失败以后，清政府全力镇压河南滑县李文成领导的起义军。嘉庆帝撤了镇压不力的直隶总督温承惠的职，改派陕甘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统率直、鲁、豫清军开赴滑县，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赴河北协剿，还调黑龙江、吉林的马队助战。调兵遣将，全面围剿义军，至十月中旬，滑县被四面包围。李文成率军突围，清军紧追不放，李文成因颈疾行动不便被清军阻截。起义军同清军展开了肉搏战，杀得清军血肉横飞。最后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首领刘国明壮烈牺牲，李文成也“举火自焚”。

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在中原地区的反清起义，尤其是河北的天理教群众攻打皇宫事件，是清统治者二百多年来受到的最大的一次打击。嘉庆皇帝惊呼，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天理教徒冲入皇宫，敲响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丧钟。

甘肃捐监冒赈案中案乾隆后期贪污腐败的很多，可暴露的大案并不多，惊动天子的更少。但甘肃捐监冒赈案是肆无忌惮地欺骗乾隆皇帝，其名目又是说老天爷不下雨天旱大灾而集体贪赃枉法，谓之惊天大案也不为过。此案主犯贪赃的财物，又被办案大吏大胆侵占，形成惊天的案中案。

甘肃捐监冒赈案还是因乾隆四十四年（1779）甘肃爆发的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人民起义而暴露的。苏四十三领导的伊斯兰新教徒为反对旧教徒门宦地主的残酷压榨剥削，击败了清陕甘总督所率的地方武装，并将兰州团团围住。清最高统治者乾隆不得不派大学士率京师劲旅前往镇压。四五月间至甘肃境内的和珅、阿桂报告军情时屡说遇到大雨，乾隆皇帝感到很奇怪，因为甘肃年年报告因旱成灾而年年赈济灾民，赈灾的粮米是捐监所得。他毕竟是天子，敏感地发现其中一定有问题，命大学士阿桂查办此事。

甘肃地处西北，土瘠民贫。雍正时曾将粮赋全免，又允许甘肃开捐纳豆麦，给输纳绅士国子监生资格，称为“捐监”。所捐豆麦以济军需或民困。乾隆即位后，准噶尔战乱缓解，“捐监”之制随之取消。

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请求重开捐监，以豆麦充实仓储备用。这个增加国家收入的好主意，得到批准。乾隆帝又特派王亶望经办。王亶望与陕甘总督勒尔谨勾结，将原由各州、县经办捐监移至首府由自己办理，将捐监豆麦改成折色银两。甘肃捐监粮实行半年，王亶望报称收捐一万九千人，得豆麦八十二万石。乾隆帝当时就怀疑民贫地瘠的甘肃，哪来这么多人捐这么多粮食，半年即得八十二万石，年久粮食陈红，怎么办?每年借给民间流转还不如让粮食在民间自然流转，即以“四不可解”诘问总督勒尔谨。勒尔谨得到分肥，说出种种原因欺骗皇帝。王亶望将所收捐监银自己多贪，自总督至州、县官均给分肥。又称原仓储不够用，有二十六处州县申请建仓，户部批准用银十六万一千八百余两，这些钱又被贪污。甘肃这批贪官又谎称旱灾民饥无食，用捐监粮赈济各地，还需用脚价银四万两雇募夫役运粮，虚构的赈济粮款和脚价银，都被他们贪污分掉，年年如此，成为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乾隆四十四年，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一次便捐白银五十万两助修海塘工程，而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也一次拿出四万两白银充军饷。乾隆帝嘉奖之余，对担任甘肃藩司的人如此有钱更加怀疑。

现在，和珅、阿桂去甘肃平定苏四十三领导的武装起义，途中又先后奏报甘肃下雨情形，与甘肃省官员“向来具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乎年年如此”发生很大矛盾，乾隆帝感到被骗。正巧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至热河觐见，乾隆帝即命在热河的大学士九卿审问他。王廷赞谎称捐监改征银两，五十五万两为额，“因捐生多在省城，改归首府收捐，仍将银两发给各州县买补还仓”。乾隆帝认为王廷赞不老实，甘肃粮价贵，五十五万两是不够用的，告诉他“伊之生死，在实供与否”，令阿桂等将实情上报，结果查出王亶望与蒋全迪首倡捐监得银，又冒称甘肃旱灾需赈粮数，“上下勾通一气，甚至将被灾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上侵国帑，下屯民膏”，预定灾情，打着赈灾名目集体贪污白银达数百万两。

对于这一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乾隆帝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勒尔谨、王廷赞、王亶望等所有涉及官员一概革职交审。清朝法律规定，贪污一千两银即处死。但此案贪污一千两银以上官员多人，乾隆帝不得不提出新的量刑标准：二万两以上俱拟问斩决，竟达二十人，他抱怨府州县官不揭发，似乎忘记前不久他宽大发落揭发出的大贪官李侍尧了。实际上，乾隆皇帝本人为满足享乐欲望，贪财好货，大开贡献之门，以及权臣肆无忌惮地以权纳贿，才是惊天大案发生的主要原因。皇帝纳贡，一开始是地方大吏献些地方土宜，后来变为古玩字画，金玉珍宝；进贡时间一开始只是皇太后、皇帝逢五、逢十的万寿节，以后扩大到一年四季所有节日和外出巡幸。大吏为贡献，当然要从下属敛取，下官当然榨取商民了。

乾隆帝处理甘肃捐监冒赈灾案未毕，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派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亶望家财，可当乾隆四十七（1882）年七月有关官员将查抄财物解送内府时，却发现财物与抄家底簿核对严重不符!因为王亶望非一般小臣，一年前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曾进贡大批珍宝。其中有玉瓶、玉山子等珍宝，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碍于进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割爱发还，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满以为这回抄家，自己喜爱的玉瓶、玉山子等珍宝可归己有，可一核对珍宝不翼而飞，黄金四千七百四十八两换成白银，“抽换挪掩情弊”想不到却发生了。盛怒之下，乾隆皇帝又专派阿桂、福长安等重臣至浙江调查此案。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利令智昏，未曾将抄家底簿修改，见财眼红地将财物大肆“抽换”，很快露出马脚!陈辉祖锒铛入狱，金银财宝家产全部没收。一开始，陈辉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但乾隆皇帝心中有数，下令将经手此抄家事宜的有关官员都革职逮捕，严厉追审，很快得知了抽换实情，陈辉祖只好交待认罪。乾隆帝一看，珍宝等物追回，原想暂留陈辉祖一条性命，后来听说嘉兴抗交漕粮，遂令贪而且不关心地方吏治的陈辉祖自尽，结束了案中之案。

洪亮吉露章获罪嘉庆帝惩治和珅之后，欲整顿朝纲吏治，思治心切，下达求言诏书。而编修洪亮吉心胸坦荡，欲竭诚建言报国，想不到上书却获“大不敬”罪,其中的是是非非成为千古之谜。

洪亮吉，字稚存，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此人性情豪迈心胸坦荡，特别喜欢谈论时事，对乾隆朝后期的种种弊政甚为忧虑，曾作《平邪教疏》、《治平篇》、《生计篇》等文章，针对整顿吏治，平定民变，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向朝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为和珅所忌颇受压制。

嘉庆帝诏求敢谏之士，洪亮吉备受鼓舞，自然要竭诚建言表明自己报国之愿。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他于嘉庆四年（1799）八月写了数千字的言事奏书，将其抄写三份，分别交给成亲王永理，大学士朱珪，御史刘权之，请他们代为向皇上呈递。疏中列举很多事实，概括论述了朝廷“励精图治未尽法；权臣弊政未尽改；世风日趋卑下；奖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等六个方面的弊端。其中既有对内外诸臣的弹劾，也有对当朝皇帝的规谏以及自己的政见。如：他认为朝廷在重用贤能，斥退不肖之官方面总是游移不定，出尔反尔。处置了和珅，罢免了其党羽吴省兰等本来大快人心，但不久又为其“辩冤”，乃至重新起用，这分明是是非不清、邪正不分。洪亮吉指出，在平定苗匪、教匪中，福康安、和琳等人玩忽职守、贻误战机，朝廷也只是将他们暂时调换一下职位，仍加以重用。由于赏罚不明、执法不严，诸臣已经不知畏惧国法，贪欺害政之官比比皆是。他甚至直接向嘉庆帝发问：江南洋盗一案，参将杨天相有功被戮，世人皆知其冤，而江南查办此案有意为赃官开释罪名，堂堂圣天子不能明断，其他沉冤何以得雪?自三四月以来，皇上视朝较晚，治事过于缓慢，想必身边定有奸佞之人荧惑圣上，圣贤君主应多方询求意见，偏信左右近习之人怎么可以呢?之后，他又针对朝廷存在的弊端，提出应先效法雍正之严明以整顿吏治、使民安乐，再法康熙之宽仁以转移风俗。其言语犀利、激切，句句切中时弊，为其他奏章言书所未见。朱珪、刘权之二人见到此书，怕惹出麻烦未敢呈递，只有成亲王手里的那份呈达御前，结果真如朱珪等所料，嘉庆帝读罢言疏顿时火冒三丈，遂对洪亮吉发了难。他特谕内阁，说洪亮吉言事书札胡编乱写、语无伦次。指责洪亮吉：“区区小臣教导皇上，实乃狂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说：“在廷之臣谁都知道朕孜孜图治，每日召见臣工、披阅奏章，按时视朝、整顿朝纲，为治理国家日夜操劳。洪亮吉非但不予体谅，反出视朝稍晚、有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之语岂不荒诞?特别是洪亮吉上书言事本可以自具封章上达御前，却以露章托人呈递，以无稽之言、谤君之语向各处投札是何用心?”盛怒之下皇帝还令将洪亮吉革职拿问，交与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定罪，众议以“大不敬罪”奏请将其斩处。

其实，洪亮吉托请成亲王等转呈言事书札并非是有意散布蜚语、煽动人心，而是因为他自愧职位低微，直接上书恐不被皇上重视和采纳。况且臣工条陈事件交部院大臣代奏早为朝廷惯例，以此加罪于洪亮吉是没有道理的。另外，嘉庆帝指斥洪亮吉“放荡于礼法之外，儒风士品扫地无余”。事实上，洪亮吉大胆直言指陈时弊，正是尽人臣之义合乎礼法。所以当刑部审讯他问其为何上书之时，他从容回答：“身为翰林，受知两朝，有话不讲，愧对天子之恩”，可见他时时想着自己的职责，这恰恰体现了他的儒风士品，对于这一点嘉庆帝后来也有所耳闻。至于说效法雍正、康熙之语也完全是从整饬吏治的实际情况考虑，何况效法先王则例又不是什么坏事，嘉庆帝不也常以敬天法祖来作为治国从政的原则吗?当然构成洪亮吉“大不敬”的倒是他对嘉庆帝的指斥，特别是视朝较晚之语与事实确有出入，嘉庆帝为此而动肝火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一点嘉庆似乎明白，就是自己主动下诏求言，转而又以言语加罪于人，会被视为诛戮言官、自蔽耳目的庸君，对自己名声不好，出于这种考虑，当廷臣请将洪亮吉斩处时，尽管他声称洪亮吉实属“罪由自取”，但还是决定对其从宽免死，发往伊犁，交与将军保宁严加管束。在押赴伊犁途中，保宁为讨好皇上，奏请将洪亮吉就地处死，被嘉庆帝严辞制止，这说明嘉庆帝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尽管如此，加罪洪亮吉对广开言路仍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此后一年中言事者一天比一天少，偶有封章上达，也是“毛举细故，摭拾浮词”不再涉言要政、议论有关君德民隐等与国家大政相关联之事。以至于下情壅塞，这对于刚刚开始的内政整饬为害甚巨，嘉庆帝为此忧心忡忡，深感失策。

嘉庆皇帝其实在处理洪亮吉之时，嘉庆帝特意将成亲王呈递的那份言事书留下备览，待他冷静下来之后细细思考，又觉得洪亮吉之言确有几分道理。第二年京师久旱，嘉庆帝多次祷雨未应，自认为有犯上苍，于是令释放囚犯，赦免戍边之人。洪亮吉此时到达伊犁还不到百日，本不在“久戍”之列，嘉庆帝特颁诏予以赦免。言称：“详阅洪亮吉原札，除视朝稍晚，荧惑圣听之句过激外，实无违碍之句。而且言语中可见有爱君之诚”。传谕将洪亮吉释放回籍。敕谕下达后，次日朱珪入宫，嘉庆帝又将洪亮吉手书拿给他看，还说：“此书所论之事对朕很有启示，所以朕一直把它放置座右时常观览，以警醒自己勤政戒怠呀”。朱珪见文卷之首有嘉庆帝御书“座右良箴”四字，顿时伏地叩首泣声对皇帝说：有些话臣闷在心中多日不敢说，今日皇上自己主动做到了，我真是愧对皇上的信任啦。正巧洪亮吉被释还之日，京师喜降大雨，群臣借此大发议论，说皇帝圣明感动上苍。嘉庆帝为此十分得意，特作御制诗一首以记其事。

嘉庆帝错罪洪亮吉尚能主动纠偏，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洪亮吉获罪后一直未官复原职，更没有加官晋爵，而且释放回籍后不准随便出境，这实质上仍是一种惩罚。可见，嘉庆帝纠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可与言之君”的形象，以扭转自塞言路的局面，但仍没有做到“言者无罪”，那么朝臣们谁还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鸦片战争与《穿鼻草约》

就在林则徐虎门销烟取得巨大胜利之后，道光帝转变了态度，命琦善与英方义律谈判。而就双方是否签订了《穿鼻草约》，从当时至今都是双方各执一词，英方说是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而中方则否定签订了条约，致使此事成为了一个谜。

鸦片战争初期，英国侵略军于1841年1月强占香港时，曾发表公告宣称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协定，这一协定后来被称为《穿鼻草约》。一百多年来，由于材料缺乏，人们难以披露真像，对上述说法信而不疑。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英国档案馆所藏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涉文书，以及琦善与义律在交涉期间的逐日往来照会，认为琦善根本没有签订《穿鼻草约》，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早在1840年8月9日，义律呈递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致“清朝宰相书”中，即提出了赔款及割一岛或数岛的无理要求。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后，义律又迫不及特地要求琦善根据英方提出的条件缔约签字。12月11日，琦善复照义律，允准烟价赔偿洋银五百万元，先行说定以十余年为期。关于割让岛屿地方一款，琦善则加以拒绝，他说：“只有请给地方一款，实因格于事理”，“若贵公使大臣，必特此一款，始终坚执，势必致诸率不能仰遇大皇帝允准”，请求义律对此“详细思之”。12月15日，琦善又照会义律，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这期间，琦善随时将谈判的情况奏报道光帝。最初的奏折中透露过英国垂涎香港等地，道光曾朱批：“愤恨之外，无可再谕”。后来当琦善奏报他已答应对英赔偿烟价并增开通商口岸一处时，道光朱批：“恰与朕意吻合”、“好”。由此可见，道光皇帝持的态度是：除了割地以外，其他方面均可以让步。道光的这一原则性的态度，应该说也是琦善与义律打交道的基本准则。正因为这样，琦善与义律一直不能达成协议，不敢签订割地的条款。

12月29日，义律出尔反尔，蛮横地重提割地问题，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萄牙）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1841年1月2日，琦善诘问义律，前次复文中已申明“不再求地”、“今何以又有予给寄居一所之言”?而在缴还定海问题上又多次朝更暮改、别生枝节。义律见琦善持这种态度，便拟以武力迫琦善就范。1月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双方的谈判进入僵局。1月4日，义律又照会琦善，要求将“尖沙嘴、香港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香港由英国主治，这纯属是割让的同义词，义律的要求越来越升级了。次日，琦善回文表示：“尖沙嘴与香港两处，只能择一地方寄寓泊船”，望义律“再行筹思具复”。1月16日，义律照复琦善，表示同意一面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一面以定海及沙角、大角等处统行交还中国，并建议将妥协各款汇写盟约一纸，择地面谈，“以期订明”。1月20日，义律在尚未接到琦善复文的情况下，发出公告，宣称他与琦善订立了初步协定。声称：“女王陛下的全权公使兹宣告他和中国钦差大臣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其中包括以下各款：‘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交涉的过程中不难看出，认为义律和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一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第一，对义律1月16日的照会，琦善既没有答复，双方也没有举行会议，所以在《穿鼻草约》上，既无琦善的签字也无关防；第二，就《穿鼻草约》的内容而言，与琦善多次公文所述有明显的出入。例如索求香港一款，截止1月15日，琦善也只是表示可以在尖沙嘴和香港“只择一处地方寄寓泊船”，在琦善的交涉文书中，未见有允准香港割让的字样。再加广州开港贸易一款，琦善要义律先缴还定海，而后方能代为具奏，依议办理，鉴此两点，可以说，《穿鼻草约》完全是义律一手炮制出来的假协定。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西方著作断言琦善与义律签订了《穿鼻草约》，主要的根据就是义律1月20日单方面发表的公告。1978年版的《剑桥中国史》说：“1841年1月20日，琦善无能为力地同意了《穿鼻草约》”。美国1980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中说：“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了《穿鼻草约》”。这些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1月27日，琦善与义律在狮子洋莲花山进行会谈。在秘密会谈中，义律出示他拟定的条款，其中第一条便是“香港之岛及港口让与英国”。对此，琦善并没有答应。琦善对义律所拟定的协定草稿文本，提出“中间有行之窒碍者”，须再行筹思后具复意见，表示“其通商、香港二件，必须候奏”。时间仅隔七天，恰恰在英国所提出的至关重要的条款上，即通商、割让香港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争执。2月13日，义律照会琦善，拿出了他拟定的《善定事宜》的“条约草案”，让琦善加盖关防。草案计七条，其中有一条是：“天朝大皇帝准将治属之广东新安县的海滨者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王”。《穿鼻草约》一说，概由此“条约草案”七条而来。

2月15日，琦善通知义律，在《善定事宜》上不能盖用关防，再宽限十天进行考虑。义律限定琦善必须在四五天内做出最后决定，签字盖印了结。适于此时，琦善已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他见事情不妙，一面拟文具奏，申述《善定事宜》系义律私自拟定的文本，因“事关印文，未敢轻许”；一面又照会义律，托词抱恙，借以拖延时日。2月19日，英军准备进攻虎门。琦善闻讯，急派鲍鹏带书信两封，面见义律。一封信重申以前的意见，另一封信则答应给予香港全岛。但琦善告诫鲍鹏，若义律态度蛮横，战争不可避免，后一封信便不递交。结果义律态度十分恶劣，鲍鹏并未向义律出示后一封信，而是将此信带了回来。3月12日，琦善被逮京治罪，他与义律的交涉活动也宣告结束。义律拟定的《善定事宜》因琦善没有盖用关防，也为清政府所否定。

从以上琦善与义律在后一阶段的交涉活动中不难看出，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论者也曾有过比较实事求是的论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顿看到本国报纸刊载的义律发表的“公告”，曾致函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是像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断言在你发布通告的时候，这种条约即未经琦善签字，也绝不是已经由皇帝批准的，因此你的通告全然是为时太早”。

由此可见，所谓《穿鼻草约》，是义律炮制的假协定。

“公车上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初八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康粱事后编造以抬高自己的神话?

第三章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四月初八日（5月2日）康有为（1858～1927）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召开会议，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指出抛弃台湾将失全国民心，割地将招亡国大祸，力主拒绝和议，明定对策。提出四项解决办法：（1）下诏鼓天下之气；（2）迁都定天下之本；（3）练兵强天下之辜；（4）变法成天下之治。而且，认为前三项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权宜应敌之谋，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还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和教民之法三项变法建议。又建议裁减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及改革官制，于每十万户中举一名有才能之“士”为“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皆令开会讨论，全体“议郎”每年更换一次。这次上书冲破了清政府的“士人干政”禁令，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的政治纲领。上书虽然被都察院拒绝，未能上达，但却在全国广泛流传。这次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维新运动。

就“公车上书”的功能和意义而言。一些学者把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它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现代觉醒。在“公车上书”前二三十年间，中国也陆续出现过几个维新思想家，但均未能形成社会思潮和产生社会效应。而“公车上书”，虽未上达，却在民间抄誊广泛流传，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连康有为本人也深有所感的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合群意识可谓当时知识阶层的新观念，也是知识分子现代觉醒的标志之一。（2）“公车上书”是维新派进行维新活动的开端。这一年年底，康有为成进士后，清廷授以工部主事，但未到署，他弃官职与同仁们相约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了《中外纪闻》，遍送士大夫贵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不少大臣如翁同龢、张之洞、刘坤一等均对该报捐款赞助，他们在思想上一度倾向于维新派。（3）它对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康有为在1895年前后，共计七次上清帝书，由于顽固派的阻挠，未能及时全数上达。只有1895年5月的《上清帝第三书》递到了光绪手里（此书内容与“公车上书”雷同）。光绪帝阅后非常重视，命令将此书誊抄，分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维新派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活动，只能寄希望于皇帝下诏令来推行。而皇帝要“明定国是”下诏变法，也只得将这批涌现的新生力量（维新派）充当自己的近臣和助手。可以见得，戊戌变法是通过光绪帝与维新派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来进行的。“百日维新”的失败只能表明光绪帝未能通过变法途径来掌握实权，使清政府走维新之路。而不能因此否定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思想指导作用。

《马关条约》然而，一些学者却认为，康有为虽起草了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但各省举人并未在万言书上签名，更未到都察院上书。“公车上书”只不过是康梁等蓄意编造的一个完整的“神话”，完全是为了抬高康有为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首先，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都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而他的弟子梁启超则曰，该上书“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有为的万言书，而不愿转呈皇上。二者明显矛盾。事实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初难之，故迟迟不上”，后因文廷式弹劾该衙门“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都察院才转变了态度，于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5月2日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由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濂领衔的两分上书。如果康、梁等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却不收”或“不为代奏”的。

其次，康有为说，4月15日李鸿章“电到北京”，他就先知道割地赔款的消息了，而刊印《公车上书记》的沪上未还氏却明明说是4月17日《马关签约》签订后，电至京师，才“举国哗然”的。二者亦不相符。据查证，马关议和期间，日方于4月1日提出媾和条款，于4月10日提出条约修正案，李鸿章都于当天电告了总理衙门，此后虽仍逐日向清廷汇报谈判情况，却再未逐条开列条约内容，康有为根本不可能从4月15日到京的电报中获悉条约都有哪些具体条款。另外，中外议和事关机密，朝臣多未知晓，康有为当时不过是一名应试的举人，何以能够在《马关条约》签订前两天“先知消息”?假如他果真于4月15日最先了解到议和的内幕，并当即令梁启超发动各省公车上书，为什么直到4月22日才有广东和湖南的举人上书?他本人为什么要迟至十余日后才开始起草上朝廷的万言书?康有为把自己获得消息的时间提前，无非是要抢占发动公车上书的头功。

再次，康有为说，5月2日各省公车“有请除名者”，欲给人造成一种他们已在其所拟万言书上签名的错觉；而未还氏和徐勤都说他们仅仅是要求“取回知单”，这足以证明各省公车尚未在万言书上签名。事实上，康有为等在签名及人数问题上，有一个明显的造假过程。起初，未还氏说康有为“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徐勤说“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拟上一公呈”。甚至连康有为自编年谱所说，“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开会，与名者千二百余人”，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所载，“既而合十八省之举人聚议于北京之松筠庵，为大连署以上书，与斯会者凡千三百余人”，都清楚地说明是开会的人数，而非联名上书的人数。后来，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提及：“甲午败后，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在《三十自述》中曰：“南海先生联公车三千人上书请变法”；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有为当中日战后，纠合青年学生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不但人数直线上升，而且语意也含混不清了，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联名上书的人数。康有为《汗漫舫诗集》内有“抗章伏阙公车多，连名三千毂相摩”句，且附有文字说明：“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始明确地把这三千人都说成了在万言书上签名者。

此外，《公车上书记》附录有一份“公车上书题名”，翦伯赞《戊戌变法书目题解》指出：《公车上书记》“书后附签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贯包括十六省”，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作十八省千二百余人，与此书所载不同”。各省公车既未在万言书上签字，这份名单只可能来自松筠庵会议的“知单”或签到簿，反映的只是参加会议的人数。鉴于曾有部分举人“取回知单”，而现存的名单中又确实没有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台湾、奉天、黑龙江、新疆、蒙古等省区的举人在内，参加松筠庵会议者总共或许不止六百零三人，但是否能多达一千二三百人，也还尚有疑问。

康梁发动“公车上书”真实情况到底为何，是确如康梁所说，还是事后编造抬高自己的神话?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不解之谜。

戊戌政变起因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谕，开始维新变法。然而，仅仅百日的维新，就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为首的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宣告失败。然而，导致戊戌政变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维新变法。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咐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同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劝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百日维新”以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而告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那么，戊戌政变的起因是什么呢?对此，学术界向来是说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说法，袁世凯告密说。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害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袁世凯告密说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1）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2）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3）袁世凯《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不可相信。因此，可以说戊戌政变时，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袁世凯并没有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之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所以，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当然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署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他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世凯参与围园密谋，并没有主动出手，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世凯的才能，为袁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第二说法，杨崇伊致慈禧太后密折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勖代递向慈禧太后呈递密折，折中罗列了四项“即日训政”的理由：（1）“公车上书”以来，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煽动天下之士心；（2）光绪帝经常召见康有为等人；（3）“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藉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4）伊藤博文访华。杨崇伊的密折虽然不长，却足以打动太后，促使其立即采取行动。吴相湘先生于1957年就撰文指出，戊戌政变的起因不在于袁世凯的告密，而是因为御史杨崇伊致慈禧太后的密折，而在其中伊藤博文访华是最主要的因素。房德邻先生也坚持认为政变的原因主要是杨崇伊的密折。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此时政变已经发生，听到杨崇伊带来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漏，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

第三种说法，伊藤博文的访华说。孔祥吉、汤志钧先生认为政变的导火索是伊藤博文访华。9月11日，伊藤以“个人游历”身份抵达天津，荣禄心怀鬼胎宴请了他。9月14日，伊藤抵达北京，康、梁等人兴奋不已，朝夕问计，并上奏皇帝欲请伊藤“留作顾问官”。经过接洽，光绪帝决定于9月20日召见伊藤。伊藤的来华及维新党人的频繁活动，使顽固派十分惶恐。他们认为伊藤来华的目的绝非“游历”，而是同光绪帝、康有为等一起谋划政变，要阻止他们的行动就得赶紧先行下手。于是，9月18日杨崇伊上奏折请慈禧“训政”。奏折说，伊藤之来华“将专政柄”，只有请太后“训政”，才能“转危为安”。9月19日，荣禄由天津赶赴北京，参加了政变密谋。是日晚上，慈禧太后便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幽禁了光绪帝，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等酝酿多时的军事暴动未及爆发即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扑灭了。

第四种说法，多种因素说。与上述三种观点不同，一些学者认为，毋庸赘言，戊戌政变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军机四卿”的提拔和礼部堂官的罢免，开懋勤殿的召集意图，杨崇伊等吁请重新训政的奏折，伊藤博文的来访乃至多数旗人、士绅、官员对变法措施的不解和反对，激进改革造成的社会震荡和民心不稳、流言传播等等，都成为了促使慈禧下定政变决心的诱导因素。但袁世凯的告密亦当被收入观察视野，因为假如不这样来观察，若干问题便不易解释，其中环节便难有符合逻辑的联串。

不得不承认，戊戌政变起因之谜并没有因为研究的深入而日渐明朗化，然而，我们相信，随着新资料的发掘，会最终揭开戊戌政变的神秘面纱。

康有为“围园劫后”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那么，是康有为确实策划过“围园劫后”密谋，还是清廷事后的诬陷?至今令研究者费解。

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百日维新”，以光绪皇帝被囚禁南海瀛台完全失去自由宣告结束，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往日本；以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戊戌六君子”惨遭顽固派的杀害。事后，清政府指责康有为犯有“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并加以通缉追捕。

关于围园劫后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政府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然而，到底有没有“围园劫后”密谋，学术界则意见纷呈，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其一，康梁否认。倡导变法维新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在公开场合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在《四朝佚闻·德宗》记载，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记载了初三日说服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其二，围园劫后是诬陷康梁。持这一意见的研究者指出，如果说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其杀荣禄，代为直督，并即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则除非谭嗣同是白痴，才会说这样的话。袁世凯“新建陆军”所部只有七千人，而北洋大臣荣禄所辖，计有聂士成的“武毅军”一万三千人；董福祥的“甘军”一万一千人；宋庆、马玉良的“毅军”一万二千人，加上直隶绿营二万八千人；淮军一万二千人；练勇一万九千多人，总兵力在九万五千人以上，莫非还敌不过袁世凯的七千人?即使能够到达京师，自永定门至颐和园，将节节遭遇拦截；即使能够到达颐和园，但太后未遭劫制，皇帝先已被幽，那还谈什么救驾?那么，慈禧太后是否知有围园劫后之说呢?既然谭嗣同不曾做过这种荒谬绝伦的提议，则袁世凯何以又在他的《戊戌日记》中言之凿凿呢?论者指出，这是袁世凯迫不得已为求自保的手段。因此，高阳认为谭嗣同根本不会去劝说袁世凯带兵围园，因为这是绝对不可行的。所谓的围园密谋，只是反对派制造的谣言，杀六君子就是为了灭口。

康有为其三，确有密谋，证据为杨深秀上的附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确有围园密谋，康有为让杨深秀上折，在附片中提出要袁世凯派兵到圆明园挖金窖，可能光绪据此给袁下了旨，尽管光绪、杨深秀自己并不知有此密谋，但袁见此并印证谭嗣同初三晚所谈，以为确是让他带兵围园。康有为自编年谱也说：（八月初三）夜杨漪川（深秀）、宋芝栋（伯鲁）、李孟符（岳瑞）、玉小航（照）来慰……李孟符言，英人有七舰在大沽，将与俄战。吾未与诸公谈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摺，令请调袁军入京勤王。据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日《申报》报道：京友来函云：八月初四日逆犯杨深秀上疏奏称，圆明园有金窖甚多，请准募三百人，于初八人内挖取。都人诧为奇异。实则与康有为谭嗣同诸犯同一逆谋耳。挖金窖是为了济练兵急需，而自八月初一起，袁世凯即奉命专门负责练兵事务。在明清两代，朝廷常用军人做工。建议光绪在召见袁时，责成袁派兵三百人入京挖金窖。杨深秀在戊戌年曾将康代拟之定国是摺及请奖陈宝箴等摺递上，都得到了光绪的谕允。新党要杨深秀八月初五日上此一附片，不过是想利用光绪对杨的信任，想骗取调袁军入京的上谕，使袁认为此次调军入京的真正目的不便在上谕中明白宣布，故借挖金窖为名，并以此使袁相信谭八月初三夜所说确为皇上所授意，而照初三日康原定订划行事。

其四，确有密谋，证据是《诡谋直纪》及梁启超密札。维新党人毕永年在政变前到达北京，与康有为来往密切，他记有康要他参与围园密谋的日记，后存于日本，名为《诡谋直纪》。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汤志钧、杨天石见到此件后，认为这是确有密谋的可靠证据。据毕永年所记，政变前毕到达北京，康梁等正在紧张地筹划政变密谋事宜，要求毕积极参加，先是要他到袁世凯的军队中去，毕提出自己一个生人去了没法工作；后来又要求毕当袁带兵包围了颐和园后，带领壮士进园去捕杀慈禧。

其五，确有密谋，证据并非《诡谋直纪》。房德邻考证了《诡谋直纪》，认为是毕在政变后与康梁闹翻，根据传闻写的，并不可靠。而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却透露了他要在北京搞政变的图谋。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这样记载：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劝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游说袁世凯。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要在北京搞政变。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围园劫后，一桩惊天大事，然而有无此事竟也众说纷纭，目前看来有的证据多一点，但即便没有，那也足以对慈禧、光绪的关系造成极大影响。大清的帝王杂说纷纭努尔哈赤姓氏之谜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稗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难解的历史之谜。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佟、童、仝、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正史和民间有诸多说法，这给清太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据文献记载就有七种说法：佟、童、仝、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满学专家阎崇年教授考证大量史学资料，试解努尔哈赤姓氏之谜。他认为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杂说纷纭的原因，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被删除、或被篡改，使得史书中缺少记载。而《清太祖实录》则编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

据《清太祖实录》开篇中称：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并托之神意，公然宣称“受姓于天”。这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湖。湖泊景色秀美，湖水澄碧，清波荡漾，四周林木葱郁，百鸟婉转鸣唱，美景使三姐妹忘情，于是脱衣于地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色泽艳丽，鲜嫩散香，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沉重，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给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

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自《清太祖实录》之后，官修的《会典》、《宗谱》、《通志》等，凡属清代的官书，以及来自努尔哈赤及其后裔一方的记载，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自己是姓“爱新觉罗”的。

但是对照来自于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则明明白白地写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比如《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七年（1589）九月记载：“以建州夷酋佟奴尔哈赤为都督佥事”。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记载：“奴尔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而且朝鲜文献也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申忠一的《建州纪程图记》中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努尔哈赤自称姓佟。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到达佛阿拉时，受到过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因此资料相当可信；而上面说讲的《回帖》正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既然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近年来出版的《清肇祖传》对努尔哈赤先世家族的事迹进行了研讨。该研究成果认为：努尔哈赤的先世出自建州女真，明朝设建州左卫安置他们。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主要是以八世祖范噤为核心而形成的童氏三家族的谱系与事迹。该书认为努尔哈赤八世祖范嗏，姓夹温氏，汉姓为童。加温就是金代的夹谷，《金史·国语解》：“夹谷［汉姓］曰仝”。仝为同的古体字，姓氏往往写作童或佟。后世努尔哈赤承此姓，初为佟，后改姓爱新觉罗。爱新，满语为aisin，金也，此“金”据著名清史学家孟森考证即是“加温”的合音。夹温是金代胡里改路贵戚姓氏的沿袭，胡里改路沿所在牡丹江口，努尔哈赤的先世在金代居住在牡丹江口时，可能是贵戚，所以授赐夹谷氏。

根据阎崇年的说法，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

除了以上“爱新觉罗”、“童”、“佟”、“仝”等几种说法外，阎崇年认为，朝鲜方面还有一种“雀”、“崔”说。这两个姓氏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雀）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布库里雍顺的神话。而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可能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那么觉罗说的立论根据是什么呢?专家指出，早在金代女真人中就有交鲁氏。交鲁，即觉罗。女真人每迁至新地常在原来姓氏上加个新地名而成新的姓氏。觉罗氏居爱新水（牡丹江）者，称爱新觉罗氏。此外研究表明“觉罗”姓同“肃慎，稷慎，息慎，女真”等族称和“哈拉”（姓）具有同源关系，它们都来源于“箭”kuru以及它的派生形式。著名满学专家金启孮先生在《爱新觉罗姓氏之谜》一文中在批驳了爱新觉罗姓氏是赵宗后裔之说的同时，也明确地指出：“爱新觉罗、伊尔根觉罗、西林觉罗、舒舒觉罗、通颜觉罗、阿哈觉罗等觉罗氏，实即金代的交鲁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既然“爱新”有“金”的意思，一些学者就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定姓为‘爱新觉罗’的目的无非一个，就是附会自己是前朝金代的皇族后裔，以此来说明自己家族血统的高贵，借此标榜自己的祖先来历不凡”。

正如阎崇年所说的：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但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凭借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就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形成的过程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由于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其演变过程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大清国号褥起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规范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己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

当年努尔哈赤落难的时候，骑了一匹马逃难，这匹马是青色的马，因为后面追兵追得很急，努尔哈赤骑着马昼夜逃跑，结果把这匹大青马累死了，努尔哈赤对着大青马就说：“大青啊大青，将来我得了天下，我的国号就叫‘大清’”。当然这个清是谐音了，这是个传说的故事，大家不必当真。至于清朝为什么叫“大清”，其来源与含义在《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宗实录》等官书中均未作任何记载，虽然学界有着种种说法，但是仍然为一个历史之谜。

目前史家大致从这几个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其一，是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形势，考虑到皇太极建大清为国号的同时，采汉式尊号、用汉式年号、上汉式谥号，以及制定汉式皇帝仪仗、冠服，甚至祭祀孔庙等等的情况，则汉式国号“大清”，取义自然应该是本于汉族经典，合乎汉族传统文化，顺乎汉人一般的思想观念。

由这一思路出发，“大清”在气势、含义等方面，应该压住了“大明”。由此而发的关于大清国的“大清”的诸种猜测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有的人从文义上释“清”为“扫清廓清”之义。（二）而最易见出的，“明”属火，明国姓“朱”色赤，赤为火色；而“清”、“满洲”（新定族名）三字都带水。此符合五行相克说之水克火，寓清灭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国号“金”，以五行论，犯火克金的忌讳，皇太极之废“金”，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金启稼进而认为：“‘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三）就为政而言，“清”可以表示王者的风范，王政的理想。“清平”即太平，“清时”即太平盛世，“清晏”即清静安宁，“永清四海”即天下永远安宁。又有“清明”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诗·大雅·大明》：“肆伐大商，会朝清明”，《礼记·孔子闲居》：“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札记·玉藻》：“色容厉肃，视容清明”，都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

综上所作间接的推测，可以断言：就汉文化系统言，皇太极所以命名国号为“大清”，在于“大清”的气势、含义的确压住了“大明”。

那么，在女真或满洲方面，“大清”的来历及意义又有什么说法呢?依据众多学者的研究，答案是这样的。日人市村瓒次郎指出：“金与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为Chin之上平，清为Ching之去声。北京人可明确区别开，然外国人则颇易混同”。有学者肯定了这一看法，认为：“清即金之谐音，盖女真语未变，特改书音近之汉字耳”。亦有专家认为，“清”与“金”为一音之转，这两个汉字在写法上虽异，而在满语里发音却无差别。他说：“抚近门款识汉文之大金，满文却即系后来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称国号为金，至太宗改号清，不过改汉字之写法。其实满人读金清太祖努儿哈赤、清同音，改号乃改汉并不改满，汉文之大金，称至崇德元年（1636）四月以前为止，满文之大金，终清世未有异也”。《清代全史》也附和说：大清为大金近音字。太宗之所以坚持更定国号，是因为“金”曾激起汉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称“金”可以减少他们对清朝继续扩张势力的阻挠。再则，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来的金朝最多统治半个中国，太宗要建立全中国的一统天下，为适应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国号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国号的又一动机。

以上观点基本上是从汉语角度来解释的，又多把“金”转换为“大清”再予以分析的。但是既然清朝官书没有记载“大清”之事，说明它不是文馆的文官、举人们所承拟的，因为他们的建议一般记录在册。因此，有学者认为：“大清”这一国号并非来自汉语，也不是满语固有词，可能是满语中的一个蒙古语借词，即“代青”（daicing）。因此，大清国的意思应为“上国”“至高无上之国”，或“善战之国”。其根据如下：

其一，“大清”不是汉文“大金”的一音之转。因为汉文的“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不一样，满文“大金”与“大清”的写法、读法也不一样。大金的满文为aisin gurun，而大清的满文为amba daicing gurun。

其二，皇太极对满语等满族文化情有独钟，不愿放弃，故很难推想他会以汉语命名其国家。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曾下令“事不忘初”，将其统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满语。时隔仅两年，他用汉语来命名其新政权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满语的可能性较大，但满语中又无daicing这一固有词汇，只有蒙古语借词daicing。所以，大清国号，实源自蒙古语。

以上清史研究专家的论断，各有其理，又互为补充。以此可见，1636年皇太极易“金”为“大清”，可谓是各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要的内部因素言，“金”国号已不足以规范其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安抚其已统辖的汉、蒙民族；以关键的外部因素论，“大清”国号合乎“大元”、“大明”取号的传统，气势、取义更胜过“大明”。

顺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在他去世仅仅八个多月以后，其十四弟多尔衮便率领着由满、汉、蒙三方组成的大清军队，顺利地开进了大明京师（今北京）；又过了仅仅四个月，其六岁的九子福临便已端坐在大明的金銮宝殿之上，并于十月一日举行了隆重的定鼎登极大典。随着残明永历帝于顺治十六年（1659）逃入缅甸，大清顺治帝福临便正式成了九州共主，“大清”也正式成了天下共号。

皇太极即位长期以来，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驾崩，皇太极继承汗位。关于皇太极怎样继承汗位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不同的说法。一些明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1651）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暗示皇太极篡夺汗位。有的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还有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那么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努尔哈赤晚年并没有确立汗位的继承人。自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尔哈赤宣布将来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规定未来之汗由八旗旗主诸贝勒共同任免，直至其去世，努尔哈赤一直为这一制度的过渡而做着准备工作。这一时期，努尔哈赤还有意识地让诸贝勒共理国事，进行着八王共治的演习。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二十四日，即努尔哈赤死前一个多月，他还强调了诸贝勒“有德政者方可为君为王，否则君王何以称也”?

因而，可以确定的是努尔哈赤生前不仅没有立某人为储的迹象，事实上是根本没有立储。从史料观察，他七月二十三日“不豫”，八月十一日死去，中间经历了近二十天的时间，显然不是暴亡。也就是说完全有可能在病重期间将属意的接班人公之于众贝勒。所谓坊间传说的有意立多尔衮，不过是朝鲜方面的猜测，后金政权的任何人，包括皇太极即位后所打击的诸大小贝勒，从来也没有说过努尔哈赤立过多尔衮，所以朝鲜方面的这种猜测传闻不足为据。

从当时多尔衮的状况来看，其被立为汗王的条件并不充分。多尔衮在努尔哈赤生前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他不过是兄长阿济格旗下的掌有半旗牛录的贝勒而已。而其同母三兄弟中，阿济格、多铎都被其父安排为旗主。而多尔衮成为旗主，是在皇太极即位后的天聪二年（1628）。而且当时多尔衮年仅15虚岁，可以想像在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体制下，一个掌半旗的少年贝勒，是缺乏驾驭包括四大贝勒在内的八个旗主，从而顺利行使汗王的权力的。

至于多尔衮后来所说的皇太极即汗位“原系夺立”，这句话并没有说努尔哈赤曾立多尔衮或其他人为储，皇太极是从他或别人手中夺取储位而立的。“夺”，也可作“抢夺”、“争夺”解，本来努尔哈赤死后，八王争立为汗，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争抢。

据推测，在努尔哈赤临终前，皇太极与岳托极有可能有过密谋，因为努尔哈赤八月初七日已病重，十一日下午未时去世，群臣将其灵柩抬至沈阳宫中已是“夜初更”。随后岳托联合萨哈廉连夜动员代善立皇太极，因而“翌日”清晨“卯时”，以代善为首包括皇太极在内的大贝勒便召集诸贝勒会议，由代善提议立皇太极为汗。以此可见，皇太极即位，确实是诸贝勒按照努尔哈赤的遗训，经过众人推举最后确立的。

岳托等人为皇太极主动谋求，且说服代善抢先提名，占得先机，为推举皇太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其最终得以继统还不仅仅由于他们的这一活动，而是有更多的有利因素作依托。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爱子”，他所以受到乃父的喜爱，一是由于其生母叶赫那拉氏得努尔哈赤专宠，在继妃富察氏失宠后入居正室，成为嫡妻，皇太极也自然成为努尔哈赤膝下爱子。二是他本人聪慧。《清太宗实录》卷一记述他幼年时“太祖钟爱焉，甫三龄，颖悟过人。七龄以后，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巨细悉当。及长，益加器重”。《实录》所述虽多为溢美之词，但不会是毫无根据的编造。

皇太极不仅得到父亲的偏爱，而且与岳托、萨哈廉、济尔哈朗、德格类等几个小贝勒的关系也很好。四大贝勒中，皇太极的年龄最小，与诸小贝勒易于接近，加上皇太极在后金中的显赫地位及努尔哈赤对他的钟爱与青睐，因而成为这些人追随的对象。这些人中，与皇太极关系最密切的是岳托、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人。皇太极与岳托、济尔哈朗在幼年时便结成了朝夕相处的伙伴友谊。岳托深得祖父努尔哈赤喜爱，幼小“抚育宫中”。当时宫中得努尔哈赤专宠的是皇太极的母亲叶赫那拉氏，岳托因而依偎在叶赫那拉氏膝下，得其抚育，这段生活也使他与皇太极结下了深厚友情。济尔哈朗比小岳托小一岁，他也曾“幼育于太祖宫中”。从其年龄来看，很有可能是与岳托一起，得皇太极之母的抚育。

皇太极十二岁丧母之后，与岳托、济尔哈朗同炕而眠、同桌而食、朝夕相伴的童年生活也随之结束，但因为政治的利害关系，他们几人的关系在其后的年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天命元年（1616），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同被封为和硕大贝勒，在后金政权中是颇有权势的人物。在四大贝勒中，惟有皇太极可称得上是文武双全的英才。天命五年（1620）代善被废掉太子之后，皇太极在众人心目中无疑已被视为储位的最佳人选。

按照《实录》所记，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二日议立新汗的会议成员有如下诸人：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十五人。这些人，按宗支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五个系统，即代善、岳托、硕托、萨哈廉、杜度一系；阿敏、济尔哈朗一系；莽古尔泰、德格类一系；皇太极、豪格一系，阿巴泰与豪格同旗，也可划入此系；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一系。

阿济格三兄弟因其母大妃的地位而成为竞争汗位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不利因素是年岁较小，最小的多铎年仅十三虚岁，他们军政实践经验很少，难当重任。阿济格虽已二十二岁，但此人有勇无谋，性格粗暴，很难入选。

其他各系中较有资格的是各该系具有父亲或兄长身份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上四人也正是凭借他们的嫡出身份及政治经验，在竞争汗位上具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

四大贝勒中，阿敏属于汗室旁支，而且与努尔哈赤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冲突事件，在决定汗位人选的成员中，努尔哈赤子孙又占有绝对优势，所以阿敏根本不可能入选。莽古尔泰在行政能力、战功方面，比起代善、皇太极并无突出之处。代善一系成员较多，且其宽柔性格及处理行政的能力也曾赢得不少人的好感，而且战功颇著。但天命五年（1620）九月其太子位遭到努尔哈赤的废黜，不能不对他以后汗位的入选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皇太极在后金诸贝勒中可称得上文武双全，而且人际关系也较好。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大宗支中，都有皇太极的支持者：代善一系的代善、岳托、萨哈廉；阿敏一系的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一系的德格类，本系的豪格。皇太极的这种交际能力，无形中削弱了其他宗支的竞争势力，而使自己在几大宗系中处于相当有利的优势地位。尤其是岳托、萨哈廉倾向于皇太极并争取了代善，更具有关键作用。岳托与其父代善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在代善与皇太极二者之中，他宁愿选择了皇太极。代善虽然与皇太极不无矛盾，但大约是考虑到自己曾被汗父废黜，而且两个儿子已倒向皇太极一边，竞争不过皇太极，因而在岳托、萨哈廉的说服之下，索性顺水推舟。

代善一系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推举皇太极，更使皇太极在拥戴力量上具有了绝对的优势。在议立新汗的十五个成员中，有七人属于皇太极一派，其他任何人也不具备这种优势条件。其他的诸人，阿巴泰、硕托有可能属于中立派。阿敏、莽古尔泰、杜度及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即使有不同意皇太极为汗者，也提不出在能力素质上优于皇太极的人选，更不可能获得如皇太极那么多的支持者。因而，皇太极之最终以推举的形式入继大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清太宗的身世皇太极之即位是否以庶夺嫡?凡此，都涉及到他的出身。弄清皇太极是嫡出抑或庶出，关键在于考察他即位前其生母孟古在努尔哈赤诸妻妾中是否有正室的身份。

第四章

清太宗皇太极究竟是嫡出还是庶出，由于尚无专门研究，迄今仍是个疑案。《清实录》中，皇太极的生母孟古被称为皇后也即嫡妻，但是《清实录》是皇太极即位后所修，继帝位者追尊生母为皇后乃是惯例，这是母以子贵，不能作为其嫡出的依据。如美国学者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即明确称：“1636年皇太极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并采取许多项汉族制度之后，却追尊生前地位本来是妾的生母为孝慈皇后”。

皇太极之出身关系到他的即位，因此是影响清初政权的重要问题。皇太极是众人推举之汗，如果他是庶出，将表明满族宗法无嫡庶差别，庶出者也可继承汗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皇太极乃是夺多尔衮之储位。按多尔衮是嫡子，如果皇太极是庶出，而且是夺位，那么他的即位将是明显的以庶夺嫡事件。究竟皇太极之即位是否以庶夺嫡?凡此，都涉及到他的出身。弄清皇太极是嫡出抑或庶出，关键在于考察他即位前其生母孟古在努尔哈赤诸妻妾中是否有正室的身份。

努尔哈赤共有十六个妻子，大部分的侧妃和庶妃都是出于政治扩张的需要而娶，按照清太宗时所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下简称《武录》）的说法，努尔哈赤之“后”即正室有四人：最早为佟佳氏，实录称其为“先娶元妃”，生子褚英、代善。在佟佳氏去世后，入继正室者为富察氏，名滚代，生子莽古尔泰、德格类，实录称其“继妃”。叶赫那拉氏，名孟古，称“中宫皇后”，仅生一子皇太极。乌拉那拉氏，名阿巴亥，《武录》称“继立之后”，后来改称“大妃”，生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

由于《武录》是皇太极在位时修成的文字，其称孟古为“中室皇后”是否史实，仍难断定。不过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即孟古是在继妃富察氏与最后的大妃阿巴亥之间，以及在她死后，努尔哈赤才又把阿巴亥“接续立为大福晋”，而且又明确说明，孟古是在富察氏之后“为譬中宫皇后”的，而阿巴亥又是在孟古死后才被继立为“大妃”的，接续的是孟古而不是富察氏入继正室，所述之事有具体的人物、事件缘由、时间，言之凿凿，有一定可信度，这使我们可以沿着这个线索作进一步的考察。

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太祖第十子德格类出生后，富察氏似乎就慢慢从太祖身边消失了。直到天命五年（1620），“妃得罪，死”。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富察氏是在天命五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都已经不得宠了，而且似乎还丧失了正妃的地位。《满文老档》有这样一段记载：皇太极在夺取汗位后回忆说自己幼时常把吃穿的东西送给莽古尔泰，因为太祖基本上没有照顾到莽古尔泰的生活，所以莽古尔泰是依靠皇太极而生活的。假如富察氏的大妃位置没有被动摇，那么她的儿子是绝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关于富察氏死亡的记载，史书上也是有矛盾的。《清史稿》中在《诸王传》和《满文老档》中都记载莽古尔泰御前拔刀一段，皇太极气愤至极说莽古尔泰曾经“弑其母而邀宠”。而按照《清史稿》的记载，富察氏似乎更有可能是获罪赐死的。

在富察氏被废之后，继之被扶正的正应是孟古，所以其子皇太极才得父直接“养育”，生活富足，对于幼年的伙伴莽古尔泰也能“每推食食之，解衣衣之”，将衣食给未能得父爱护的莽古尔泰。

岳托贝勒幼年的事迹也可说明这一时期孟古正室的身份。据《八旗通志》初集《岳托传》载：岳托，“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皇太极也说：岳托乃“我母自幼抚养之弟”，自幼由“皇考太祖、皇妣太后抚养为子”。岳托得努尔哈赤喜爱而被“抚养宫中”，是与努尔哈赤同室生活，抚养他的是皇太极之母，说明当时皇太极之母与努尔哈赤同室而居，也即居于正室。岳托生于1598年，而皇太极之母死于1603年，可知皇太极之母在这五年间及以前一段时间为正室。

孟古取得正室的地位，与其出身门第及本人的资质有一定的关系。明万历十年（1582），在努尔哈赤与元妃成婚的第五年，他路过孟古的娘家——海西女真叶赫部，该部是海西女真四大部之一。当时孟古的父亲杨吉努慧眼识英，将时年八岁的小女儿孟古许配给太祖，并赠予大量的马匹与甲胄。出于联盟的需要，明万历十六年（1588）秋，杨吉努之子纳林布禄将妹妹送到太祖身边，时年孟古十四岁。《清史稿》记载太祖亲自率领了诸位贝勒大臣去迎接她，并且隆重地迎娶了她。按照孟古的身份和叶赫贝勒曾经的帮助与赏识，她绝不可能是庶妃，但是从继妃富察氏失宠的年份看，她也不可能是正妃，所以孟古是以侧妃的身份嫁给太祖的。根据《清史稿》的记载，孟古的品性温顺纯良，恪守妇道，不参与外事，殚精竭虑服侍太祖，深得后妃之道。这中间不排除太宗朝对孟古的美化，但就孟古的大家闺秀出身来看，她应该是位品貌俱佳的女子，因而甚得努尔哈赤欢心，被努尔哈赤称作“爱妻”，感情颇笃，以致她死时，太祖爱不能舍，令四个奴婢殉葬，并宰杀牛马各一百以祭祀，并斋戒月余。最为夸张的是，努尔哈赤还将孟古葬在自己居住的院中长达三年，后葬十尼亚满山冈。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孟古的遗骨也随之迁到东京陵。

在一夫多妻的大家庭中，众妻的嫡庶之分应有三个因素：一是出身，即母家门第的高低。二是受丈夫的宠爱程度。三是来嫁的先后。孟古嫁努尔哈赤虽在富察氏之后，但其他条件都优于富察氏。所以可以猜测，由于富察氏失宠而被驱出正室，出身较高而且受宠的孟古得以由侧扶正是理所当然的。

由此可见，《清实录》称其为“中宫皇后”也即嫡妻，并非皇太极即位后其母以子贵的追尊之称，而是孟古在努尔哈赤时期的真实身份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努尔哈赤时期的皇太极，凭借的是“子以母贵”，因其生母叶赫那拉氏孟古之嫡妻身份而为嫡子，因而才得以与其他嫡子如代善、莽古尔泰、阿济格等一样被封为旗主，为正白旗主，领正白全旗的牛录属人。从而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一起被封为汗之下地位最高的大贝勒。以后他被推举为汗，当然也是以嫡子身份即位，这与满族之重嫡、严嫡庶之分的宗法也是一致的。他的即位，也不存在以庶出而夺嫡的问题。

顺治继统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根据清初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是名正言顺的，不是什么折衷方案。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刻，清太宗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因生前未立储君，皇位悬虚，“宗室诸王，人人凯觑”。在皇太极治丧期间，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权势的竞争者有三个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顺治即位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窥视神器”的折衷方案，具体地说，就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的明争暗斗，最终将一个乳臭未干、年仅六岁的娃娃福临，即一年后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顺治皇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只要分析一下清初立储的特殊情况和顺治的母族所处的贵宠地位，就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谜底。

顺治帝年轻皇太极中年猝然死亡，卒年仅五十余岁，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如此匆匆地永绝尘寰，生前既没有指定继承人，临终时也没来得及做任何交待。所以，当诸王、贝勒、大臣从震惊、悲痛中清醒过来时，空虚的皇位就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开始“私相计议”嗣君人选。皇太极死后，豪格和多尔衮是两大实力派，二人是大家考虑的重点，又都有可能走上权力的顶峰。豪格是太宗长子，众兄弟中惟一封王的儿子，掌正蓝旗，得到举足轻重的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皇太极死时他已三十五岁，比多尔衮还长三岁，是皇位继嗣的主要人选。皇太极生前亲掌的两黄旗大臣“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等人前往豪格家中，“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在得到两旗大臣的私相拥立后，也加紧了继嗣活动，立即派心腹何洛会、扬善通知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我为君，尚须尔议”，以争取镶蓝旗的支持。济尔哈朗和诸王中辈分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都认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继大统。

多尔衮是太宗的十四弟，才智过人，战功卓著，威望正隆，深受太宗器重，封和硕睿亲王。手中握有正白、镶白两旗部队，兵精将勇，并有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的效忠。两白旗诸王素与豪格不和，认为“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坚持多尔衮即位。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多尔衮参加了皇位之争，是“诸王争立”的重要内容，实则不然。多尔衮对英、豫二王的拥立一直保持审慎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说：“昔太宗升遐，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

究其个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一点是他对满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即满族入关前，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虽尚无定制，但是，父子相承袭的继嗣方式，已被满族贵族集团所普遍接受。皇太极尸骨未寒，一片“立帝之子”的呼声就是证明。多尔衮即位，是兄终弟及，若是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导致血溅皇宫，甚至政权崩溃。这种悲剧是多尔衮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阿济格、多铎“跪请”是一回事，多尔衮有没有参与皇位之争则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两白旗诸王与豪格对立的形势下，多尔衮惟一的选择就是维护满族的继嗣传统，在太宗其他位居贵宠之列的幼子中册定嗣君，这样既可打下豪格，又有拥立“先帝之子”之名，为皇子派所接受，还可以将幼主控制于股掌，当无冕之王，一箭三雕。

如上所述，第二个问题已做了部分回答，福临不是“诸王争立”的折衷方案，而是“争立”的对象。那么，福临有没有继嗣的可能呢?

崇德改元，五宫并建。所谓五宫系指：中宫孝端文皇后，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孝端文皇后、淑妃均无子，宸妃生八子（早殇），庄妃生九子福临，贵妃生十子博木博果尔。在太宗诸子中，五宫之子位在“贵宠之列”。宸妃之子曾立为皇嗣，而福临在五宫尚存的二子中居长，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而庄妃其人，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氏寨桑的次女，端庄秀美，聪颖机敏，十三岁嫁给皇太极，曾佐助乃姑中宫孝端文皇后处理椒房大小事务，深受皇太极信任。以后又辅佐顺治、康熙二幼帝，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在诸王大臣私相谋立时，庄妃立即“胁多尔衮入宫，立其子，以居摄饵之，遂定”。这段记载虽出自野史，但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庄妃之所以能够“胁”多尔衮“立其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福临在五宫二子中居长，处于贵宠地位，无论多尔衮或豪格谁承继大统，都与“父死子继”或嫡、庶之分等封建宗法观念相悖逆。（二）庄妃和多尔衮既是叔嫂关系，庄妃之妹又是多尔衮的妃子，因此庄妃比他人更便于对多尔衮施加影响和压力。（三）崇德五宫的五大福晋都出自蒙古，而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姑侄就有三人，宸、庄二妃是同胞姊妹，中宫皇后是两人的姑母。在漠南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是清向外扩张和对明战争的重要同盟军和依靠力量，这也是庄妃立即敢于召见多尔衮“逼”他“立其子”的原因。

庄妃这么理直气壮地把福临提出来，除了福临具备继嗣的条件外，可能也代表了孝端文皇后的意见。而上文中“遂定”一词内涵丰富，事实上表明福临继统，多尔衮居摄的幕后交易已经成交。于是“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多尔衮已同意立福临，另一方面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笼统地提出诸皇子“必立其一”，这种态度的变化，说明庄妃事先已做了两黄旗的工作。为了保证册定新君会议顺利进行，多尔衮以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为条件，将镶蓝旗争取到自己一边。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之子，无继嗣资格，拥立太宗诸子中的任何一个对他都是一样的，能当上摄政王当然求之不得。在太宗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多尔衮三兄弟亲掌的两白旗的支持下，福临即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在这场斗争中，多尔衮取得了摄政王的地位而获得了胜利。而根据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不是什么折衷方案，而是名正言顺的。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立嫡以长”制度，但子以母贵的传统观念还在长期地影响着有清一代公开或秘密的立嗣活动，这一点不应为史家所忽略。

顺治出家考察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的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后来一些文人学者在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之死导致其“出家”一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是个董字，“双城”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实际上都是影射顺治爱妃董鄂氏。而“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意思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后来，康熙又多次陪奉母后游巡五台，遂更有顺治出家五台山、康熙来此寻父之说。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名，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巉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其中悲恸之情跃然纸上。又有传说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御用器皿，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顺治出家的佐证。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的确死于天花，并未离宫出家。

顺治笃于宗教信仰，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汤若望利用讲授知识谈论政务的机会，竭力向顺治灌输天主教教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治的性格和思想。

顺治十四年（1657），可能是由于太监们的鼓励和怂恿，二十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渐渐疏远了天主教。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琇传》、《玉林年谱》、《北游记》等记载，自是而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木陈忞、玄水果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曾封玉林琇为“国师”。并请玉林琇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他在玉林琇等高僧面前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印章亦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董鄂妃突然病死后，顺治痛不欲生，万念俱灰。为哀悼董鄂妃。他五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可谓：“维将竞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然而即便是这样，仍然不能缓解顺治心头的悲懑，终于萌发了遁入空门的念头，他命茚溪森为其削发，决心出家。幸亏玉林琇抵京，闻知此事，命人取来柴薪，欲烧死他的弟子茚溪森，加之孝庄文太后竭力劝阻，才使顺治勉强答应重新蓄发留俗。

董鄂妃对此，著于康熙十九年的《续指月录·玉林琇传》说：“玉林琇二次到京（时为顺治十七年，第一次到京为十五年），闻其徒茚溪森为上剃发，即使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而《玉林年谱》则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顺治）就见丈室，相视而笑”。顺治再次申明想要出家的意愿，经玉林力劝，顺治才作罢。所谓“相视而笑”，则是因为一个光头皇帝见到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在《汤若望回忆录》内有这样一段话：“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时，他一定会充当了僧徒的”。以上几则史料表明，顺治十七年八至十月间，清帝顺治决意出家，并剃了头发，但出家未遂。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七日，顺治因患天花病死在养心殿，距董妃之死仅半年。二月初二日，顺治梓宫移至景山寿皇殿，停放百日之后于四月十七日，由与顺治关系密切的高僧茚溪森主持，在寿皇殿前焚烧火化。第二年五月，顺治的“宝宫”——骨灰坛，由辅政大臣等护送，与董妃的“宝宫”（董妃于死后“三七”火化）一同葬入遵化清孝陵。

关于顺治火化，首先，《清圣祖实录》载：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日，“上（指康熙）诣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上诣世祖章皇帝宝宫前，行期所致祭礼”。“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宝宫往孝陵”。这里，康熙所祭者分别为“梓宫”和“宝宫”，从中可知宝宫所藏已非梓宫原来之尸体，而是尸体焚化后的骨灰。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骨灰罐。《五灯全书》引“茚溪语录”，其中有“世祖遗诏召师，至景山寿皇殿秉炬”之语，即指茚溪森主持火化，他是四月十六日到京的。“茚溪语录”还有他当时为顺治秉炬的一偈是：“释迦涅槃，人天齐语，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由此可断定，顺治死后火化毫无疑问，这也就证明了他未曾出家。至于清朝帝王中为何只有顺治火化，是因当时才入关十几年，仍遵循满族故土先祖火化之旧俗。抑或是因顺治好佛，而僧人圆寂后需火化，故清廷为这位“行痴”皇帝举行了佛法所崇的火葬葬仪，还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里姑且不论。目前清史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顺治确实信佛、好佛，也有出家的念头，但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康熙与天花据《清宫档案揭秘》记载，清朝入关后十位皇帝中，有两位（顺治、同治）直接死于天花，另外还有两位（康熙、咸丰）虽然侥幸从天花的魔爪下捡回性命，脸上却永久性地留下了天花瘟神的特殊烙印——麻子。在这四位与天花有过直接接触的皇帝中，最具戏剧色彩的当属康熙大帝，那么康熙与天花到底有什么不解之缘呢?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日，顺治皇帝病逝后的第三天，一个不满八岁的小孩一身孝服坐在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中，成为新一代的少年天子，他就是康熙皇帝玄烨。隆重的登基大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此时，站在前面的文武大臣，依稀会发现小皇帝的脸上竟然有几粒稀疏的麻子。后人也许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几粒麻子，小皇帝才能够坐上那张万人垂涎的龙椅。

顺治皇帝突然病逝时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因此对于接班人问题他并没有太多的考虑也是事属必然。据史书的记载，顺治帝思考后事的安排可能是从正月初二日开始的。因为那天一大早，当学士王熙到养心殿问安时，顺治帝把他留在身边，直到晚上才出宫，谈了些什么已不得而知。然而，第二天，他又主动召见王熙，并让他靠近自己的床边说话。王熙在日记中记到：“是日，奉天诏面谕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王熙在自己的日记中都不敢把这些“关系重大”的内容记下来，可见君臣之间所谈论的内容除了继承人和其他重大人事安排，就是对自己政务得失的反思和对后事的担忧等。

顺治帝当时已有八个儿子，长子和四子已先后夭折。剩下的六个儿子是：九岁的二儿子福全，八岁的三儿子玄烨、五岁的五儿子常宁、三岁的六儿子奇授、两岁的七子隆禧和八儿子永干。有人说皇太后原本指望继承人能仍出于自己的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古特氏，因此，不仅连续给顺治帝册封了两位这个家族的皇后，另外还有四个博尔济古特氏女子被册为妃子。不过，值得深思的却是，不仅两个皇后不为顺治帝所喜爱，连遭冷遇，且六位女子都没有为顺治帝生下一男半女。那么，皇太后如果确有这种打算，现在也只能全部落空了。皇帝既然没有嫡子（皇后所生之子），就只能在庶出诸子中选择。常宁以下诸子尚在襁褓中，嗷嗷待哺，显然岁数太小，只有福全和玄烨两个尚堪择取。长期以来顺治皇帝一直看好次子福全，认为其年稍长且贤，想立为太子。但玄烨聪明好学，早为皇太后所垂爱，福全虽长一岁，但却有一只眼睛失明，显然与九五之尊的位置不般配。因此，皇太后选择了玄烨。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于第三者的仲裁。而这个第三者，是在钦天监供职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在宫中当差已经很有些年头，官至一品，而且因有一次将皇后博尔济古特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而深受皇太后的信任，顺治与他之间也保持着某种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曾尊称他为“玛法”，满语翻译过来就是“爷爷”之意。

这样，顺治最后接受了汤若望的劝促，舍去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不过八岁的皇子为帝位继承人。当时为促成这样一个决断所提出的理由是因为这位年龄较幼的太子，在髫龄时已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却尚未曾出过天花，与其父皇一样时时都得小心着这种可怖的病症。汤若望的理由使顺治帝折服，自己即将被天花夺去生命，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理由更能打动他呢?就这样清朝入关后最高权力的第一次移交，竟是因一位皇帝死于天花，一个不会再得天花的、本不受父皇关注的皇子立即身价百倍。少年玄烨脸上的麻点顷刻间竟成了他得为帝王的资本，这是福气呢?还是祸患?

天花帮助康熙当上了皇帝，但康熙对天花并不存多少感激，相反天花留给他更多的是噩梦与仇恨。

天花在中医中称“痘疮”。作为一种烈性传染病，它很早就已开始为害人类。据考古发现，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木乃伊上就已经出现了天花病菌。在中国，有明确的痘疹病理记载是从晋朝开始的。直到清初，天花依然被视为不治之症，令人谈痘色变。实际上，有清一代，天花曾多次泛滥，因此，清史上曾有多起宫廷疑案与它有关。

康熙早年的生活就一直笼罩在天花的阴影之下，他出生没有多久，正赶上天花大流行。不得已之下，由其乳母抱出紫禁城，寄住在西华门外的一座宅邸（雍正时改为福佑寺）中“避痘康熙皇帝”，可以说长期得不到父母之爱。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痘魔的侵害。好在有乳母——正白旗汉军包衣曹玺之妻孙氏的悉心照料，康熙硬是从天花的魔掌挣脱出来，只是脸上留下了不甚雅观的点点痕迹。这次与痘魔的“亲密接触”，给康熙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阴影。据《圣祖廷训格言》中记载，康熙在其晚年曾说：“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歉之处”。躲过天花的灾难之后，幼年康熙搬回了紫禁城，但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由于天花连年爆发，深宫中也常常处在人人惶恐的状况之中。如果宫中有人得了水痘，父皇顺治等就会出宫“避痘”。如果城中有水痘病人，四周则用绳子围起来，谁也不准随便接近，即使是集恩宠于一身的皇子也不得四处走动。童年的活动天地因为天花的肆虐而被禁锢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些惊恐与动荡的灰暗记忆填满了幼年康熙的梦魇。

然而，何其幸运的是：康熙很小就已出过天花，并且有幸存活下来，而且以后永远不用担心再会得上天花。于是，天花让康熙登上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金銮宝座。

康熙登基之后，幼年的惨淡经历使其深深明白天花对大清王朝的威胁。在总结了前人防痘经验的基础上，他开始由过去被动防御而转为主动出击防治天花。在康熙的倡导推动之下，清朝天花防治开始走向科学化与系统化的道路。他在太医院下专门设立了痘诊科，并在普天之下广征名医。北京城内还设有专门的“查痘章京”，负责八旗防痘事宜，可见，康熙将这件事情是当成一件大事来抓的。

康熙皇帝十分重视对传统隔离防痘方法的继承，并在实施中不断有所创新。最著名的一例就是避暑山庄的选择与蒙古各部落首领围班制度的建立。这件事得从顺治时代说起，由于天花的流行，清初很长一段时间蒙古草原各部入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挑战。由于蒙古首领多为“生身”（即没有患过天花），为避免传染起见，顺治消极地多年不接见来京的外藩首领，后来又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也不许入京觐见皇上。康熙初年，这个规定仍然存在。据史书记载：康熙对于一些元旦来朝的外藩蒙古首领们自称已出过痘一事，表示担忧。康熙十年（1671）十二月二十七日，他降谕理藩院：“凡元旦来朝外藩王等，虽云已经出痘，朕犹虑之。伊等所云出痘，信耶?疑耶?”

康熙十六年（1677）出巡塞北的途中，在热河发现了一个理想的避暑地方，决定在此建立一个避暑避痘的行宫。随即，康熙皇帝规定：以后凡是没有出过痘的蒙、藏、回、维等上层贵族，想要觐见皇帝，可以在每年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入围场秋狩，同时觐见皇上。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办法，因为天高气爽的秋天入觐，既避开了痘疫发作期，同时也达到了亲合少数民族各藩的目的。

幸运的是，康熙即位以后，多年的休养生息，使得北方连续性的天花爆发已开始减弱，而南方传统的种痘疫苗法也传到了北方。这种民间种痘法，最早起源于明朝隆庆年间（16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吹鼻种痘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方法叫早苗法，即取天花者的痘痂研成细末，加上樟脑冰片等吹人种痘者鼻中；另一种方法叫水苗法，就是将患者的痘痂加入人乳或水，用棉签蘸上，塞入种痘者的鼻中。两种方法的原理事实上都是让种痘者轻度感染天花，发烧出疹，再经过精心护理，待病症消失，就具有了免疫力。

清初推广的传统的种痘疫苗法，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领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据记载，康熙时期，俄罗斯曾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种痘法。后来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入欧洲。1786年，在此基础上英国人詹纳发明了“詹纳法”，也就是后来的牛痘疫苗法。

雍正即位胤禛继承大统，史界和民间一直以来有不同的看法，迄无定论，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一种看法认为胤禛在即位前作了长期的谋位准备，经过精心的谋划，抓住康熙生病静养与外界隔绝的时机，伪造遗诏而得以继承皇位；另一种看法是康熙遗言传位于胤禛虽没有留下令人信服的材料，但从康熙帝生前比较看重他的情况看，传位于他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一代英豪清康熙帝执政六十一年，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驾崩。其后，第四皇子胤禛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皇帝。但迄今为止，雍正究竟是如何登上皇位宝座的，是按遗诏之言合法登位，还是暗中篡改遗书而即位的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然是一个谜。

据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冬至前，胤禛奉命代祭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但仍然能“静摄”政权，掌控一切。胤禛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才不得不破例把胤禛召到畅春园来。而在胤禛未到之前，是七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以及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在御前侍候。这时，康熙向他们宣布说皇四子胤禛人品极好，肯定能够传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其他皇子都在外候旨，当胤禛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告诉他病情的恶化，胤禛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归天，隆科多正式宣布“遗诏”，胤禛即位，即为雍正帝。

从上面官文记载的情况来看，雍正的即位是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的官书可以说是众书一词，口径统一。后世有人根据雍正的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他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以及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综合分析，雍正是根据康熙的“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而继承皇位是可能的、可信的。

但是在众多的民间传说中，雍正即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位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是要将皇位传给皇十四子的，在他患病的最后几天，曾经下旨要十四皇子回到京城，但是胤禛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真情，篡改谕旨，在十四皇子还未到之前假传圣旨，宣布胤禛即位。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矫诏篡旨说”的由来。另外一种说法是，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但是诏书遭到了胤禛及其死党的篡改，把传给十四阿哥的“十”改成了“于”字，这就是民间所谓的“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到底是谁盗改的遗诏，又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雍正本人亲自改的；有的说是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还有人说是雍正所养的死党、武林高手把诏书偷出来之后而精心篡改的……

著名清史学者王钟瀚先生，从对康熙皇帝之死及其四子胤禛即位的情况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康熙皇帝在其六十一年（1722）八九月份至热河行围，十月回宫的身体状况来看，其身体相当健康良好，当时，康熙只是患了感冒，胤禛多次亲自或派人请安，康熙的答复都是“朕体稍愈”，从这个情况来看，他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的病情，如果没有发生非常的事情，还没有到要“寿终正寝”的时候。然而康熙却在病情并未恶化的情况下突然死去，其中疑窦重重。从事变的发展迅速来看，很可能是因为胤禛相信了人们吹捧大阿哥可能即位的言论，感到得位无望，于是看准时机，与隆科多等勾结，控制了康熙与外界的联系，害死了康熙，篡改了诏书，篡夺了皇位。从康熙皇帝驾崩之后，仅由隆科多宣布口授遗诏的情况来看，也是大为让人生疑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本来就是要在四皇子和十四皇子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确定为四皇子胤禛，十四皇子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这也说明康熙确实把胤禛作为即位的候选人之一。胤禛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二十二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的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禛的儿子弘历宠爱有加。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让十四子继承皇位，但在他临终前，十四皇子远在边疆，若将他召回再宣布诏书，恐发生皇位纠纷的变化，无奈之下就传于雍正。

总而言之，雍正即位有着种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疑点。这些问题使一些历史学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和时间，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雍正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个谜。这不仅是因为雍正在即位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即位后不久，就有很多难解的言行，尤其是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这些连在一起，更是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乾隆伪造“元传国玺”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才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得到了“传国玺”。然而，此“元传国玺”后来却失踪了，传说乾隆帝又不为人知地伪造了“元传国玺”。

第五章

按古代制度，帝王得国一般要取得“传国玺”方可以成为名正言顺的“真命天子”，不然即使得到天下也会被讥笑为“白板天子”。这项传国玺制度始于西汉，而“传国玺”始于秦。相传，秦始皇用“和氏璧”镌制宝玺，玺由丞相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制，字体呈“鱼龙凤鸟之状”，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玺于公元前206年西汉高祖刘邦兴兵攻入秦都咸阳时，从秦王子婴手中得到。从此，这颗至宝便成为历代强梁争相攫取的目标。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传国玺”被之窃取。王莽失败，传国玺归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时期，“传国玺”被曹操据有。三国归晋，“传国玺”落入司马氏手中。南北朝末年，“传国玺”被隋文帝杨坚夺去，隋末农民大起义，此玺又被唐太祖李渊拥有。唐末，石敬瑭之乱中潞王李从珂在宣武楼自焚，“传国玺”与之一起毁掉。至此，汉“传国玺”消失。然而，此后的许多朝代都宣布有“传国玺”出现。诸如，后晋高祖石敬塘于天福三年“敕制皇帝受命宝”，此宝后归入契丹，辽代末年传至延禧，金辽交战被延禧丢失于桑干河，宋绍圣三年，咸阳农民段义耕地得宝玺，玺“色绿如兰，温润而泽”，玺文与李斯篆体合，饰以龙凤鱼鸟，宋嘉定十四年又得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崔中丞得玉玺于故臣之家……

清皇太极从察哈尔林丹汉手中所得“传国玺”确有其事、其物。不过，皇太极获得的“传国玺”，有人称其是秦始皇的“元传国玺”，也有人称它是后晋石敬瑭制的伪玺。这个“传国玺”不是秦始皇那个“传国玺”，皇太极极力夸大获得这个“制诰之宝”的目的无非出于政治需要。沈阳故宫曾藏有的“制诰之宝”，并非皇太极所得之原物，而是乾隆伪作的赝品。

天聪九年（1635）清太宗皇太极征服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获“元传国玺”，赢得满汉王臣及蒙古各部的一致拥戴，于翌年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成为“跨踞满洲、蒙古的大国皇帝”。这件事在清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元传国玺”在清初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广泛，然而，此玺下落早已不明，甚至连它的印迹也未见有人确指，至今所知不过是文献史料对它的描述，这不能不说是史界一大憾事。

不过据传说盛京凤凰楼曾经藏有所谓“元传国玺”制诰之宝。凤凰楼是盛京皇宫内寝的门户，坐落在清宁宫高台之上，是一座单檐歇山式二层楼阁。此楼在清初大概是供皇帝、后妃登l临玩赏之处。乾隆八年（1742）高宗东巡盛京不久，决定将此楼作为恭贮历朝《实录》、圣容、行乐图以及御用“十宝”的永久场所。太宗御宝在清入关后存于北京交泰殿，乾隆十一年（1745）改在凤凰楼存放。

乾隆十一年初，高宗至交泰殿阅视宝玺，见其中有些宝玺已“历年既久，记载失真”，有的宝玺则宝文“重复”不再使用。而且，从宝玺的数目来说也与《大清会典》记载不符。如《大清会典》称，本朝“御玺二十有九”，其中，“宫内收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而交泰殿实际收藏竟有三十九颗之多。大大超过《会典》定制，高宗为此重新做了厘正。他依据《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理论，把宝玺的数目亦确定为二十五颗。下余的十四颗，以其中的十颗因宝文与二十五宝文重复，认定是清初太宗使用之玺，将其依旧送回盛京，贮列于凤凰楼。

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之事在清代影响很广，如清朝末年出任盛京旗务处总办兼盛京内务府总管的金粱曾不止一次的说过，“凤凰楼所藏御宝，相传即太宗得之‘元传国玺’”。

不过，此事也存在若干令人疑惑之处。其一，如果“元传国玺”存在，为何乾隆十一年送十宝到凤凰楼不将其一并送来，而要拖到数十年后?其二，乾隆本人性格风雅，酷嗜翰墨，凡其所经无不留题。他曾经四次东巡盛京，每次都要登临凤凰楼，而且写过七首吟咏此楼风物的诗词，内容方方面面，而对凤凰楼藏有“元传国玺”这件重大的历史掌故却只字不提。

“元传国玺”印迹确认之后，这个谜题也迎刃而解。现将凤凰楼制诰之宝与“元传国玺”印迹加以对照，答案自明。

其一，两玺字迹有别。以“制”字为例。前者（凤凰楼制诰之宝）字体的出角为九十度标准直角，后者（“元传国玺”）出角呈弧形。而且二者在笔画的粗细、字体的结构比例方面也互相不一致。其他三字诰、之、宝也存在同样的差别。

其二，边缘粗细有别。前者边缘的宽度为12厘米，后者边缘仅宽08厘米。

其三，印玺大小有别。前者大小为145厘米方直。后者大小为125厘米方直。

其四，刻工精拙有别，前者字迹刻工粗糙，有刀锋，笔画硬而不匀，显系拙工之作。后者刀法细腻、均匀、字迹古朴庄重。

总之，凤凰楼制诰之宝显然是件作伪的赝品。乾隆皇帝对“元传国玺”的作伪出于如下原因。其一，太宗所获之原玺已经不存在。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顺治五年许尔安诰命》，这件诰命使用的印玺仍然是“元传国玺”制诰之宝。而此后颁发的诰命改用满汉合璧制诰之宝。其次，太宗征察哈尔林丹汗得元传国玺，而建国大清之事事载典谟，是清开国史之大事。太宗御用旧宝不可缺少此宝，否则，不仅有悖史实，也是对祖宗的不恭，而且也无法向后世交待。

乾隆伪作“元传国玺”一案隐秘很深，以至从未显露任何破绽。不过，当事情真相大白于世后，重读他的《交泰殿二十五宝序》关于太宗获“元传国玺”一段话时令人有新的领悟。如乾隆说：“古有得前代符宝君臣动色矜耀侈为瑞现者。我太宗文皇帝时获蒙古所传国玺。容而纳之，初不籍以为受命之符。由今思之，文皇帝之臣服华夏、重统万世，在德耶?在宝耶?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这段话显然有悖史实。其目的有两点，一为美饰祖宗，再是为其作伪开脱责任埋下伏笔。

凤凰楼制诰之宝于光绪初年与其他宝玺一起被转移到敬典阁。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皇俄国侵略军进逼盛京，盛京将军增琪在朝廷授意下，把包括凤凰楼制诰之宝在内的太宗“十宝”、历代圣容、行乐图、御刀以及金条等物，转移至热河行宫。这件伪“元传国玺”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尚存，可能收藏在北京故宫。

嘉庆即位乾隆长寿，多妻多子，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而他却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关于他的即位也有不同的说法。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凌晨，清王室的又一位皇子诞生于御园之天地一家春，他就是后来受禅嗣位、对清代历史有一定影响的嘉庆帝。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排行第十五，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不显眼的十五阿哥。他在日后登上皇帝宝座，得以承继父祖辈叱咤风云的事业，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

首先是行次问题，这对于承继帝位是至关重要的。乾隆共有十七个儿子，而嘉庆却排在第十五位。这个行次，无论怎么算都是靠后的，如果按照汉族历代王朝传统的建储法，凭这一行次要想登上皇帝的宝座，其希望实在是微乎其微，除非是发生了某种特殊的事变。当然，满族有满族自己的规矩，清王室在承继帝位问题上，并没有完全遵循汉族王朝的框框套套，事实上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清世宗胤禛、清高宗弘历的即位，都不是由于居长、居嫡所致。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居长居嫡在清代帝位继承上无关紧要，只不过是清王室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绝对化而已。其中也有实力的问题，如皇太极虽说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却凭一人独掌两黄旗的雄厚实力，倾倒其兄代善、莽古尔泰等而继承汗位；有两强相争，第三者得利的，如年仅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皇太极死后，由于多尔衮和豪格两强相争不下，才得以被拥戴为帝；有直接参与争夺的，如康熙的第四子胤禛的即位；也有某种偶然性因素起作用的，如玄烨之受祖母孝庄皇太后的喜爱，弘历则因几位兄长或早逝、或品行不端而得获帝位。

现在再回过来看看嘉庆的处境。在他出生之前，乾隆已经有过十四个皇子，但说来也怪，这些天之骄子并没有获得皇天的特别眷佑，其中大部分是“天命不济”，十四位兄长竟有八位过早夭折，卒年大的只有二十五六岁；小的仅有几个月，这种情况对于嘉庆是“祸”是“福”关系甚大。又因为乾隆的立嫡的观念，较之乃祖康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有关嫡子的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乾隆嫡子有二。其一是皇次子、嫡长子永珐，生于雍正八年（1730）六月，生母是当时的嫡福晋、其后的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据说这位正宫娘娘为人贤淑，性尚恭俭，“平居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岁时以鹿羔毯为荷包进上，仿先世关外遗制，示不忘本”。所以乾隆对她甚是宠爱，再加上喜得嫡子，于是母子二人在宫中所处的地位，除乾隆生母孝圣皇太后外，其他任何人都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只是由于他没有福气，只活了九岁，在乾隆三年（1738）十月病死了。乾隆的第二个嫡子。是皇七子，生于乾隆十一年（1776）四月，只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于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因出痘去世。两位嫡子的早逝，使乾隆立嫡的愿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乾隆十三年（1748），皇后富察氏去世，使乾隆的立嫡想法完全绝望了。

嘉庆先后有八位兄长的早逝，对于他日后的嗣位，无疑是关系甚大。嘉庆出世时，按顺序虽说“升”到了第七位，但其嗣承大位的希望，仍是微乎其微的。事态将如何发展，就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了。

嘉庆在初时之所以不大显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生母后台不太硬。在封建时代，一般来说是“母凭子贵”，但反过来说，母亲的地位及影响，有时也对儿子的命运和前途起着决定性作用，这在宫廷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他的生母魏佳氏，既无特殊的本领，又无任何特殊的背景。她的父亲清泰，只是个不入传的内管领，其家本属汉军，其后才抬入满洲旗。魏佳氏入宫后，也只是个很一般的贵人，直到乾隆十年（1745）才封为令妃，这与同时期众多的后妃相比，显然是低格的。嘉庆在长达三十六年的皇子生活中，从来未有提督师旅、征战四方，因而谈不上有什么战功；也从未督官临民、治理政务，自然也谈不上有什么政绩；就连乾隆十分频繁的巡游天下，除每年例行的秋弥木兰外，嘉庆侍随的机会也屈指可数。所以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皇子时代的嘉庆，确实是一位不大显眼的十五阿哥。

清朝前期的皇帝，在即位之前都有不同的经历，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清太宗皇太极，他过的是戎马生涯，无论在称帝前还是在称帝后，都在统帅八旗，奋战疆场，他的皇子时代，可说是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二是世祖福临和圣祖玄烨，他们都是幼年承继大统。福临即位时年仅六岁；玄烨即位时也只有八岁，所以他们的皇子生涯，既短促又简单，他们的才干与智慧，都是在做了皇帝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三是世宗胤禛，他的皇子时代特别长，直到四十五岁才得以继承帝位，其活动内容也相当广泛，有学习生活、随帝巡视、参与军政决策、督师从征、审理案件等，但更多的是直接参与争夺帝位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活动，对于日后称帝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就是高宗弘历了。他的皇子时代，与上述诸帝大不相同，基本上是过着书斋生活，嘉庆帝和高宗弘历的经历很相似。三十多年的书斋生活，虽说是漫长的，但对他来说却是十分有益的。嘉庆相当聪敏，就拿读经来说，六岁入学，十三岁即通五经，这就很不简单了。难怪乾隆在他通经后的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就遵用密建家法，把他内定为皇储，又是祀天，又是祭祖，祈求皇天保佑这位刚满十四岁的嗣君。可以这样说，嘉庆之得以嗣承大位，很大程度是他自己克勤力学、涵濡德义的结果。是皇子，就有嗣位的希望，不过要把希望变成现实，还得半靠机遇，半靠自我奋斗。

嘉庆的奋斗并不像乃祖雍正。他不耍权谋，不靠残酷的争夺，而是靠自己的品行、德性和学识，在自然的静态中，慢慢地赢得了父皇乾隆的赏识。此外还得靠更多的机遇，而这种机遇，他也是有的。嘉庆得以嗣位，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外，其外部条件，特别是诸兄弟情况的变化，实在是太重要了，也是太富传奇性了。他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被秘密箴名、内定为储君的，当年他只有十四岁。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才被公开宣布册立为皇太子，而这时的嘉庆已是三十六岁。这段令人寻味而又捉摸不定的时间，也实在是够长的了。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乾隆帝御临勤政殿，召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人见,宜示恩命，正式册立皇十五子、嘉亲王为皇太子。定于明年（1796）正月元旦举行授受大典，禅位于他，改元为嘉庆元年。他对此既有点预感，又确实有点意外，其表现是既惊惧，又欣喜。

嘉庆从准备在“昧余书室”中“了此身事”，到静悄悄地成了乾隆内定的储君；又从内定储君成为公开的皇太子，成为即将受禅嗣位的嘉庆帝，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以至于有很多人对此存有怀疑。

嘉庆宫禁内遇刺历代王朝在位的皇帝，在警戒森严的宫禁内遭遇刺客行刺的实属少见，清王朝的嘉庆皇帝却遇上了。是嘉庆皇帝为人施政的不善，还是另有缘故?是一次意外的个人行为，还是一次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之谜。

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谒陵返京，正准备进宫斋戒，乘轿经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时，突然从西厢房南山墙后有一刺客陈德一跃而出，持小刀冲向嘉庆所乘小轿。当刺客冲至近前时，御轿已过顺贞门，刺客的行动慢了半拍，而嘉庆帝本人并没有看到陈德行刺的具体情况，所以这次行刺对嘉庆帝来说，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他是在进了顺贞门后听到外面人声喧杂，吓了一跳，忙派内差出问御前大臣，才知有人行刺拒捕，吓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刺客陈德带着年仅十五岁的长子陈禄儿预先进入东华门，穿过东西牌楼，从西夹道绕至神武门内。行刺时，守卫在神武门、顺贞门之间东西两侧的侍卫等多达一百多人，他们大多被陈德这一突然而来的袭击惊呆了，一时不知所措，竟无人敢上前拦阻捉拿，只有近侍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首先奋力将陈德推却，袖袍被刺破。最终陈德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被擒。陈德长子陈禄儿，虽然当时也在场，但想不到发生了这种事，只在旁哭叫不已，事后竟能逃回家随即被捕。可见警卫的松懈、混乱，没有负起责任。

这一事件对清宫来说是非常惊人的。乾隆二十三（1758）年六月虽曾发生过疯癫僧人持刀闯入东华门的案件，但未对皇帝构成威胁。这次竟致危及轿前，欲刺杀皇帝，令嘉庆帝十分后怕和愤怒，他立即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日夜严审。被擒人陈德经过酷刑审问，所供情节，出乎意料之外：

行刺者陈德，四十七岁，从整个经历看是个道地的城市贫民。陈德之父陈良、母曹氏曾典与镶黄旗人松年家为奴。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二年（1797），跟随镶黄旗包衣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帮助办送诚妃刘佳氏碗盏什物以及赴园、进宫时移载物件车辆等杂务。由此经常出入宫禁，熟悉宫内路径和各门情况。后来，陈德因个人的悲惨境遇而受到刺激，加上近几年时常胡思乱想，五次求签，两次做梦将来有“朝廷福分”。可见，由于生活的困苦巨变，神经已不甚正常，最终感到“实在穷苦难过，要寻死路”。“又想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岂不枉自死了”，当他闰二月十六日看到街上垫道，闻知嘉庆帝将于二十日进宫，于是把心一横“起意惊驾”，心想“犯了惊驾之罪，必将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于是干出了行刺嘉庆帝的大案。

看来，陈德熟悉宫内外情形，准备很充分，但他跃出时慢了半拍，至嘉庆帝轿进了顺贞门才赶上来。但是，案件最后处理时，对是“起意惊驾”还是“蓄谋行刺”就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了。在皇帝专制的封建时代，就是“惊驾”也是按“大逆”罪论死。陈德为了发泄民生痛苦的无奈，自己求死，连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陈禄儿、陈对儿也被绞死。民不聊生，嘉庆帝虽然为此自省失德，但封建社会此时腐败的政局以其个人意志又能转变多少呢?

至此，案情已经清楚了。但嘉庆帝不相信，随于次日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为了对付陈德一人，嘉庆帝竟把整个官僚机器都启用了，这是过去对付任何一个犯人所没有过的，所有的刑具也都用上了，然而，陈德的个人口供没有任何的变化。嘉庆帝一看，不可能会有什么进展了，如果硬要说是有人策划指使，反而会自乱阵脚，造成内部混乱，随传旨将陈德处以极刑。

至于陈德为何要“起意惊驾”，还是行刺皇帝，从会审结论及嘉庆帝的批复看，均已倾向于纯属个人所为。但后来有关“受人指使”之说持续不断。至于主谋者，一说是官员所为，一说是天理教早期策划的一次冒险行为。

陈案仅过一月，嘉庆帝便接到官员诚存的奏折称：“在陈家内拾有匿名揭帖一纸，内称兴德保父子曾与逆犯陈德有过来往勾结等情”。但嘉庆帝并不相信揭贴所控，怀疑兴德保父子会有“党逆”之事，而认为诬告陷害之风会“累及无辜”，“必欲将控告之人究出惩治”。令传讯兴德保父子时不以犯人对待，应详讯与兴德保素有仇怨之人。

至于说陈德的行刺系天理教所策划，则为后来野史记载，如《清代外史》之叙《顒琰之遇刺》。萧一山所撰《清代通史》采信此说。而关文发教授在《嘉庆帝》一书中认为“此说只不过是一种附会，实难置信”。他举出陈德在嘉庆八年是在北京，根本没有去过山东金乡崔世俊家。林清是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开始加入荣华会，崔世俊是在嘉庆九年（1804）加入离坎卦教的，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陈德“起意惊驾”时他们都还不是天理教徒，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林清党”，陈德又怎能成为“林清党”的一员，而去执行“林清党”所策划的行刺嘉庆的使命呢?山东巡抚同兴如“确已究明了陈德系‘林清党’”，是不敢“擅自以事属既往，善不入奏，而甘冒犯欺君大罪的风险”的。

但关文发教授所据为供词，嘉庆八年（1803）陈德是否去山东金乡，供者根本不知也是可能的。崔世俊当时没有正式入教，但参与秘密活动也不能排除。限于史料，说陈德行刺嘉庆帝为“千秋疑案”似不为过。

道光巧取皇位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壮年突然猝死，由此，关于道光即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有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有太后懿旨传位的说法。总之，真相颇不明朗。

关于道光即位的问题，官方的清实录与非官方史料记载存在着很大差异，真相颇不明朗。

据清实录所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四日，“上至热河，圣躬不豫。诏城隍庙拈香”。二十五日白天，“上不豫。皇次子智亲王旻宁、皇四子端亲王绵忻，朝夕待侧。上仍治事如常”。但到了傍晚时分，突然“上疾大渐”，以至于“戌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在嘉庆帝“如常”、“大渐”和“上崩”之间，《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都记载道：“召御前大臣赛尚阿……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卯时立皇太子旻宁”。

然而《清宣宗实录》所不同于《清仁宗实录》的是它多出了一条记载，即七月二十九新君旻宁收到了孝和皇太后从北京寄来的一道懿旨：“我大行皇帝……今升遐，嗣位尤为重大，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但仓促之间，大行皇帝未及明谕。为此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嘉庆帝死前就已当众宣布传位遗诏，而且实录中有二十六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等语，太后又为何史无前例的以懿旨的形式命嗣君即位，《清仁宗实录》与《清宣宗实录》的矛盾与出入，令人起疑。

道光皇帝嘉庆从“不豫”到驾崩，仅有四十八小时；而其从“大渐”到驾崩，仅在三四个小时之内。这一点无论是实录，还是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所说的“变出仓促”、“事出仓促”，都毫无置疑地证明了嘉庆帝是猝然而亡。故传闻中有关他被雷电劈死之说，虽无从证实，似乎也印证了突发性这一特点。与嘉庆帝一生的身体“素健”相比，他的死实在来得过于突然，实在是出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死后梓宫还尚“无合制良材”。可见，嘉庆帝并未想过身后事，而突然的暴逝也没有给予他从容述写遗诏的时间，这一点道光帝本人也承认所谓“遗诏”为枢臣代拟；而且从包氏碑文及《清史稿·禧恩传》的相互佐证来看，嘉庆帝甚至连传位密诏所放何处都未及交待。

与嘉庆帝以前的诸帝相比，顺治帝是在他死前已将部分遗诏内容过目，康熙帝和雍正帝的遗诏是在辞世五年前就已拟好基本内容，而乾隆帝更有训政三年的时间来从容考虑他的遗诏，及至嘉庆帝遗诏，纯属军机大臣代笔，这一点实录亦毫不讳言，从而也给道光初年留下了所谓“遗诏风波”。关于秘密立储的传位诏，雍正帝在创立此制度后，将密诏一式两份，一份暗存自己身边，一份明存大内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他死后，两份密诏先后找到启封。嘉庆帝本人得以继统的传位诏是由众臣恭取于正大光明匾后，由乾隆帝亲自主持宣示的。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四年（1799）四月初十日密写传位诏书。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但这份密诏似乎从未置于正大光明匾后，而是二十余年随身携带。嘉庆帝本人对传位诏的置所守口如瓶，但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会来不及交待而猝然辞世。

正因为先帝没有交待后事，特别是传位诏书放在何处，影响了新君的迅速入统，造成了皇位的一时真空，所以“从官多失措”。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督内臣拣御筐十数事”，仍无所收获。时间很快进入了七月二十六日。亲贵重臣一方面派人驰报京师，一方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举措。《清宣宗实录》上记载有：二十六日“命内务府大臣和世泰带领首领太监人等驰驿前赴圆明园”。及“是日，军机大臣等传知在京王公百官”。这一则是宣示先帝猝崩的噩耗，一则也是告知承德尚未找到即位诏的情况，要求在大内及圆明园里找寻传位诏。

同时，国不可一日无君，亲贵重臣也为暂时的皇位空虚召开了紧急会议。睿亲王淳颖之子禧恩“以内廷扈从，建议宣宗有定乱功，当即位”。尽管以前有种种迹象表明旻宁极有可能就是嘉庆帝生前嘱意的继承人，禧恩的“建议”不无道理，而且他指出了旻宁的重要功绩，即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紫禁城定乱之功。

紫禁城之乱是指嘉庆十八年九月发生的天理教农民大起义，在京城近郊的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攻城掠地，闹得天翻地覆。由林清率领的北路义军竟然图谋京城，攻入紫禁城内，直接震撼了清廷的统治，史书称之为“禁门之变”。因为这年是癸酉年，又称为“癸酉之变”。九月十九日，嘉庆回京。见顺利“平叛”，龙心大悦，盛赞旻宁有胆有识，忠孝兼备，可嘉之处，达到了“笔木能宣”的程度。遂发恩旨，封旻宁为智亲王，每年增加俸银一万二千两，并命名旻宁所用鸟枪为“威烈”。从此，旻宁的地位已与其他皇子明显地拉开了距离。

但在没有找到足以作为法律依据的传位密诏以前，多数大臣未与妄加推断，作为中枢臣首的托津、戴均元更显得镇定与谨慎。史载“枢臣托津、戴等犹豫。禧恩之论，众不能夺”。这时，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一名内侍从身上取出一个上锁的小金盒，没有钥匙。托津当众用力拧断金锁，打开金盒，里面正是嘉庆帝密书的传诏书。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托津、戴均元、禧恩等“奉今上即大位”，“随瑞邸成礼”。这也正如《清史稿·禧恩传》上所载的“会得秘匾朱谕，乃偕诸臣奉宣宗即位”。

传位密诏的发现，使旻宁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新君，消除了承德诸臣由于皇位空虚而产生的“皇邃”。七月二十七日，旻宁的新君身分“谕内阁，朕继承大统，母后应尊为皇太后”。同时，“又谕：“著派吉伦泰带领太监二名驰驿回京至圆明园。著苏楞额、阿克当阿传知总管太监，奏明皇太后”。令吉伦泰面叩请安，这是承德方面第二次派人“驰驿回京”，这次显然是告知北京，传位诏已找到，旻宁已顺利承统。而从时间上计算，此时的北京刚刚收到来自承德的第一份驰报，开始于大内和圆明园里查寻密诏。经过一天的紧张查寻，在京的大臣们一无所获。孝和皇太后此时果断地决断，认定皇二子旻宁就是先帝的继承人，并为此专门以懿旨的形式令留京王大臣飞速驰寄承德的旻宁，令其“即正尊位，以慰大行皇帝在天之灵，以顺天下臣民之望”。

综上所述，嘉庆帝猝死无疑，道光帝的入统有惊无险。《清实录》关于嘉庆帝死前就已宣示传位诏的说法终属虚构。戴均元墓志铭，与《清史稿·禧恩传》相互佐证，可以为信，并与实录中关于太后懿旨的记载吻合起来，为我们揭示出了嘉庆猝死、道光即位的真相。

咸丰即位据说道光就由谁来继承大统的问题上，在四子和六子之间曾多有犹豫，道光驾崩后，枢臣们公启锦匣宣示御书，四子即位即为咸丰帝。然而，咸丰能即位有多方面的原因，有咸丰师父的精巧设计，有咸丰的忠厚等，也有至今未解的因素。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时已夜半，圆明园内湛静斋全贵妃钮祜禄氏的寝宫内，忽然传出几声婴儿的啼哭声，道光帝的第四位皇子降生了。

消息传到养心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喜出望外，当即含泪赐名奕詝。道光帝的喜悦欢欣不是没有理由的。此前道光帝本来已有三个皇子。次子奕纲、三子奕继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十三岁，已经落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太史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作了皇上，先杀了你”。此事为道光帝所知，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统大事隐怀不祥之兆。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在道光的群妃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她年方二十三岁，年轻貌美，体态轻盈，楚楚动人。其父是承思公颐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备受江南山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入宫，后因得宠连连晋封，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但聪明的全贵妃清楚地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姿色取得道光的宠爱只是暂时的，要想永久确立自己的地位，非走“母以子贵”这条路不可。当她得知几乎与其同时祥贵妃也怀上胎妊这一消息时，全贵妃面部的笑容顿时消失，急命小太监偷偷查阅宫中召幸皇妃密档。小太监偷查密档后，旋即密报全贵人，祥贵人的胎妊比她早有月余，全贵妃大失所望，她知道皇位的继承在顺序上前列是占有一定优势的。想到这里，全贵妃早生皇子的念头越发强烈了。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胎儿，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因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笼络人心，与这御医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全贵妃听罢，大喜，急忙又问：“此胎儿可否早降生月余?”御医听罢，大惊失色，跪地叩头，连说：“使不得使不得!”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若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便可提前降生，只是……”令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经过一番“苦斗”，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备加喜爱。

清代以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实行的基本上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在诸多皇子中，立嫡不立长，在嫡系子孙中立长不立贤。这种制度的建立及实行，尽管保证了政权的平稳交接，但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弊端：嫡长子在诸皇子中并不都是才智出众者，一些智力低下、昏庸无能之辈在这种制度的庇护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有的给当朝的统治留下了深深的祸患。

清朝建立后，为避免上述弊端，有意废除了这一制度。清朝入关前两代即位的君主，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既不是长子也不是明立的太子。入关后，也未预立太子。常常是皇帝临终时，在皇子中诏命一位贤能者嗣位。雍正帝即位后，为防止诸子争立，各树朋党，互相残害，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即由在位的皇帝对全体皇子作长期默察考验，选定之后，以朱笔书名，密定为储，藏之于匣，悬置于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当皇帝病危时，当众开启，册立皇太子。

秘密建储制度的创立，虽然避免了皇子之间的猜疑丛生，但储位之争依然存在。咸丰皇帝即位前同其弟奕訢之间的争夺，就表现得十分激烈。

道光皇帝是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开始考虑立储的。在有竞争实力、有条件参加竞争的四皇子和六皇子之间，究竟选哪一个为皇储，道光皇帝还犹豫未决。为了考察他们的品行与能力，一年春天，道光皇帝命诸皇子去南苑狩猎。六皇子平时愿意舞刀弄枪，骑射技术高超。而四皇子临行前，去上书房向其师傅杜受田讨计。杜受田对道光帝的心理作过揣摩，面对即将开始的围猎较量，杜受田给了四皇子一个锦囊妙计。

到了南苑围场，皇子们带领自己手下的人分别开始了围猎。六皇子果然身手不凡，只一会儿功夫，就猎获几只鹿和野兔。而四皇子却默坐在一旁，其手下人也在身边垂手侍立。日落时分，皇子几人带着各自的战利品，回到宫中向父皇禀报战绩，并献上猎物。皇子中独四皇子一无所献，道光皇帝不解，问其缘故，四皇子答道：“儿窃以为现在正是动物繁衍孕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不忍心在这个时候杀死它们，并且我也不愿意以骑马射猎这些小的技艺，与兄弟们争个高下”。本来，道光皇帝看到四皇子一无所获，心里有些不高兴，但听到这番话，顿时眉开眼笑，连声说道：“我儿果然有君子的气度”。

经过这番围猎较量，道光皇帝初步有了意向：立四皇子为储。

道光皇帝是个办事优柔寡断的人。虽然南苑狩猎已经决定把皇位传给四皇子，但不久，他的心里又不平衡起来，因为他毕竟非常喜欢六皇子。道光皇帝看到六皇子读书能得大旨，曾亲自为其书斋题写了“乐道书屋”四字匾额，这是其他皇子都没有得到的。道光为了奖励六皇子的武功，特赐给他一柄金桃皮鞘白虹刀，准许他永远佩带，这也是其他皇子所没有享受到的殊荣。

由于对六皇子的偏爱，道光皇帝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考察一下他们的品行。一天，道光皇帝将两个盒子放到两个皇子面前。这两个盒子，一个是金的，一个是木的。金盒上雕满了姿态各异的龙，龙体闪烁着光芒；木盒上刻着麒麟，也被漆得黑亮。道光皇帝指着两个盒子说：“这两个盒子，我儿各选一个”。听了这话兄弟俩互相看了一眼。四皇子平静地说：“六弟先选吧!”六皇子听了这话，也不谦让，伸手将金盒抓在手里。

从这件小事看，道先皇帝感到，还是四子仁义憨厚，六子固然聪明，可是人品不如其兄，于是下决心把皇位传给四子。

道光帝在立储锦匣中，破例在一匣中放了两道谕旨，这充分反映了道光帝在立储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以及封建朝廷在权力交接中斗争的复杂性。尽管传闻种种，莫衷一是，但四子毕竟登上皇位。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次年改年咸丰，历史又翻过了一页。

光绪帝“密诏”

“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感“朕位几不保”，曾经颁发了密诏要求康梁等人“设法相救”，引发了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资料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此后新旧党争逐渐加剧，至七月改官制时已成水火不容的态势。七月十九日，光绪帝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位堂官革职，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为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这两项举措表明光绪帝要刷新中央机构，任用新人，以推进变法。守旧派为之震惊。慈禧太后立即在颐和园召见怀塔布，详细询问情况，并令他暂且忍耐。随后，怀塔布与内府大臣立山奉懿旨于二十二日赴天津见直隶总督荣禄，“有要商”。所谓“有要商”就是商量太后训政的事情。

谭嗣同等进入军机处，使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更加活跃。康有为与谭嗣同等商议，建议光绪帝开懋勤殿，允许维新人士入值其中、讨论政事。光绪帝表示同意，并定于七月二十九日赴颐和园请示慈禧太后。二十九日，光绪帝赴园向太后请示，却遭到严斥。因情势危急，危及到皇位，次日，光绪皇帝颁布“密诏”。

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感到皇位受到威胁，于是赐“密诏”给杨锐及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五人。《康南海墨迹》记载了密诏的全文：“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这道密诏主要出自康梁记载，然而，政变结束不久，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党人”的王照在流亡日本时就曾指出：现在刊布的光绪帝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氏所伪作也”。而另一位自称亲眼见到过“密诏”的袁世凯在他的《戊戌日记》中也记录了光绪皇帝的“密诏光绪帝与康有为、梁启超”：“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显然，王照、袁世凯所见到的光绪皇帝“密诏”与康有为公布的并不相同。

宣统元年（1909）八月，杨锐之子杨庆昶向都察院呈缴光绪皇帝赐予杨锐的“密诏”，这一手诏内容是：“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联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庆昶所呈缴的这道光绪帝“密诏”，在送至都察院之前外人并不知道，却与曾经见到过光绪“密诏”的王照、袁世凯等人记述的“密诏”基本相同，和康有为所公布的“密诏”不仅不相吻合，而且还存在较多不同之外。例如，赐给杨锐的手诏是令四章京筹商办法，其中不包括康有为；颁诏之时，光绪皇帝是虑及“朕位且不能保”，情况危急，但还不是几乎已经不保；筹商的良策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并不是不加任何限制的“设法相救”；奏呈办法仍依照正常奏事之例，“密缮封奏”，而且要“候朕熟思，再行办理”，并无一切皆由康有为自作主张之说。

光绪帝颁发了密诏，引发了康梁在政变前夕的紧张“救驾”活动，也是后来康有为保皇、救皇活动的重要凭借。而现在出现了康有为刊布的密诏和杨锐之子呈缴的密诏，对于这两份诏书的真伪，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杨真康伪。理由是杨锐之子所保存的密诏，是由光绪皇帝颁给杨锐的，所以受诏者为“尔其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而没有特别点出康有为，且在语气上更符合光绪皇帝在当时形势下的心态，此诏的意图在于谋求一个既可“将旧法渐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的万全之策，尽管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却是光绪皇帝的真实念头。而在康有为公布的“密诏”中，光绪皇帝既要变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犹豫心态不见了，被简化为“今朕位几不保”，“速密筹设法相救”，并在受诏人名单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为”，显然与杨锐受诏的情形不符。由此，我们可以相信，杨锐之子所献密诏是真实可信的，而康有为在流亡海外之后，出于“代后保皇”的政治需要，对密诏作了篡改。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康杨皆为伪诏。康有为所奉第一密诏传本有四，其字句不同，密诏颁发日期有三种不同说法，密诏收到日期有两种不同说法，而这些日期的差异都出现于康梁的著作内。《康南海墨迹》中所记载的这道“密诏”是康有为抵达香港及日本后写给李提摩太的一封信里附录的。康氏在信中说第一道“密诏”是八月初一日交杨锐带来。可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又清清楚楚地写道：此诏是七月二十九日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交杨锐带出。另外，梁启超是帮助康有为大力宣传光绪皇帝“密诏”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戊戌政变记》中三次提到密诏的发出时间，竟有不同的两种说法：一是七月二十八日召见杨锐时，由杨带出；一是七月二十九日召见杨锐时“赐衣带诏”，这一时间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的时间一致。由于康、梁皆强调“密诏”为杨锐带出，所以此诏与杨锐关系甚大。可是，据《邸抄》记载，康、梁所说的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和八月初一日，光绪皇帝都没有召见杨锐，倒是七月三十日召见了杨锐。与康有为所言光绪皇帝交杨锐“密诏”的时间不符，内容与康有为公布的也不一样。

而“杨诏”不足采信的理由是，谭嗣同的《狱中题壁》原诗，只是王照一个人说出来的，这人后来向清廷投案自首，也是袁世凯力保才免于被治罪，察其气节，难保在密诏上不作伪证。而且，根据常规皇帝的密诏都须交回军机处，何以杨锐能保存下来?据历史学家房德邻先生研究，杨锐的后人解释为何他能扣下密诏不上交，漏洞百出。后来，“杨诏”交出来了，其间摄政王当政，这么一来，既提供证据，为光绪皇帝洗脱“不孝”之罪，又能为杨锐平反。袁世凯也是在宣统年间献出日记，目的更明显，摄政王恨死了袁世凯，由于他的出卖，光绪受困瀛台，最后死得不明不白，清王室子弟早有杀袁之心，袁世凯的日记多次辩解，说他一直要保护皇帝，效忠清廷，用心良苦，为的是不使皇帝受维新党人利用。

康有为所刊布的密诏系伪造，学界似成共识。他用之以“救驾”，但实际效果是慈禧对光绪之仇恨终不得解，戊戌之后的许多事与此都有很大的关系。指出康伪造的，首推黄彰健先生，近日茅海健撰文称赞曰：“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所为”。然而，光绪密诏的真实内容到底为何，仍需要学术界做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皇帝无嗣同治帝——光绪帝——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同治帝十九周岁死去时，身后没有留下一男半女。认为皇帝死时皇后阿鲁特氏已怀有龙种的，只是野史之说，信史未见确凿材料。清代皇子、皇帝大多正式结婚前已有性生活，娶嫡福晋之前就生有子女的也有不少先例。同治帝于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举行大婚典礼，死于同治十三年（1875）十二月，单从大婚之日算起，他与众多的后妃宫女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时间，居然没有留下一点骨血，已属不可思议。

光绪帝，三十八周岁死去，身后竟然也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光绪帝娶有一位皇后，有名分的妃子两名，身边还有成群的妙龄宫女。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大婚，至光绪二十四（1898）年八月囚禁瀛台，近十年时间，虽然政治上难以伸展手脚，基本上是个傀儡皇帝，但性生活还是有较大自由度的，尤其与他宠爱的珍妃，婚姻生活堪称甜美。叶赫那拉氏入主后宫几十年，光绪帝对她几乎没有兴趣，但也绝不是没有碰过半个指头，史家说“承幸簿”很少留下光绪帝与皇后的性生活记录，“很少”不等于没有，尽管极有可能这是皇帝受“亲爸爸”所慑的逢场作戏。不幸的是，皇后也未能为皇帝生下一男半女。

宣统帝，活了六十一周岁，与同治、光绪帝一样也是绝后。

同治帝一光绪帝一宣统帝，三朝皇帝个个绝后。人们不禁要问：爱新觉罗氏皇族到底怎么啦?大清国到底怎么啦?

对此，笔者广泛涉猎有关史书、传记，未见研究结果。探讨这三位皇帝为什么没有生育能力，虽然对研究清史，尤其对研究大清国皇权统治具有重要价值，但难度显然很大。主要是皇帝本身早就过世，那个时代的御医不敢探究此事，没有留下直接的医学资料，研究很难下手。于是，为何连续三位清帝都未生育，成为一团疑云，浮悬于史海上空。

一种观点认为，近亲婚配是导致三朝无嗣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从现代医学角度透视分析，认为清末三朝皇帝都未生儿育女，与满洲皇族的婚姻习俗有关。按照满洲皇族的婚配习俗，丈夫死后，允许妻子转嫁丈夫的弟弟，甚至可以转嫁儿子或侄辈。这种原始的婚俗，把女人当做一种财富和交配工具。清太祖努尔哈赤、大清国开国皇帝皇太极及其儿子顺治帝的婚配，都是典型的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建州女真的领头人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各部落，娶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为侧妃，开与蒙古部落联姻之先河。后来，他的四个儿子都娶蒙古女子为妻。尤其是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为了对付强大的明朝，积极推进满蒙联姻。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后，册封的五宫后妃都来自蒙古博尔济吉特家族，其中三位漂亮的后妃论辈分乃是姑侄。先是姑姑博尔济吉特氏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嫁给时为贝勒的皇太极，后尊称为孝端文皇后，生了三个女儿；接着，天命十年（1625）春，她的年仅十三岁的侄女又嫁给当时仍为贝勒的皇太极，后被封为永福宫庄妃，生了顺治帝福临，还生了三个女儿，后被尊为孝庄文皇后；之后，天聪八年（1634），她的另一位二十六岁的侄女，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也嫁给了继承汗位多年的皇太极，被封为宸妃，生过一个两岁即夭的儿子。有人统计，皇太极在位期间，满洲贵族仅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就达十八次之多。皇太极之子顺治帝与其父亲一样，也是近亲婚配或乱伦婚配：孝庄文皇后的两个侄女，都嫁给了顺治帝，一个封为皇后（即孝惠皇后，后被废降为静妃），另一个封为淑惠妃，顺治帝娶的这两个妻子，是他同一个亲舅舅的两个女儿，都是他的表妹；后来，孝庄文皇后的一个侄孙女，又嫁给顺治帝为妻，后被封为孝惠章皇后。这就是说，顺治帝不仅娶了两个表妹，还娶了表侄女为妻。而从蒙古科尔沁部首领莽古思的角度来讲血缘伦理，他将女儿（孝端文皇后）嫁给了皇太极，又将两个孙女（孝庄文皇后、宸妃）嫁给了皇太极，后又将两个孙女（静妃、淑惠妃）、一个曾孙女（孝惠章皇后）嫁给皇太极的儿子顺治帝福临。至清政权入关中原后，北不断亲，加强与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联姻，仍为历代清帝奉行的基本国策。这里边，也存在着近亲婚配甚至乱伦婚配。

第六章

2005年2月23日《科学发现报》也刊文指出，清朝晚期，同治、光绪、宣统叔侄三代皆无子嗣，致使无法实现父传子位的继承法，最后不得不从旁系宗族中选定皇位继承人。这是“近亲结婚”造成的，罪魁是慈禧太后。慈禧是咸丰帝妃，咸丰死后，经“辛酉”政变，她上台实行“垂帘听政”。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将胞妹指婚给咸丰胞弟奕譞。慈禧子同治死后无子，她将奕譞之子，即外甥光绪立为皇帝，她想亲上加亲，又亲自作媒，把胞弟副都统桂祥之女嫁给光绪。光绪死后无子，慈禧只好将外甥光绪帝的胞弟载沣之子溥仪（即宣统）扶上帝位。

另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对光绪无嗣提出的疑问。认为光绪帝无嗣不是因为“近亲结婚”，而是因为长期患有遗精病，这是他丧失生育能力的重要原因。1888年光绪十八虚岁，已到结婚年龄。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光绪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名静芬，比光绪大三岁，时年已二十一岁，她成为晚清历史上的又一位叶赫那拉氏皇后。其实，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他俩原本就是表姐和表弟，属于近亲结婚。虽然二者是近亲结婚，但是从皇家的承幸簿上来看，只有大婚的晚上皇上与皇后同寝，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皇后的名字。后皇帝无嗣，慈禧着急了，按照皇家一夫多妻的旧例，又纳娶两个妃子，这就是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初封瑾嫔、珍嫔。此二妃跟光绪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大家都知道，皇上是宠爱珍妃的，而至光绪被关押到瀛台为止，光绪与珍妃已有十年的美好感情，承幸簿上大多是与珍妃的记录。但是竟然也未生一子一女，实属罕见。

对此，近亲结婚并不能给予很好的解答。有学者指出，就光绪帝而言，长期患有遗精病才是他丧失生育能力主要原因。根据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就是光绪帝死前一年，他曾亲自探究并写下自己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帝生于同治十年六月（1871年8月），写病原时三十六周岁，这就是说，他从十五六岁青春发育期起就患了遗精之病，每月多达十几次。三十岁出头，便到了几乎无精可泄的地步。患有如此要命的疾病，无论怎样刻意播撒龙种也就成了徒劳。光绪帝能将如此超级隐私写出来是很有勇气的。同治帝、宣统帝也都未生育龙子凤女，是不是也有此类超级隐私呢？大清的名臣南怀仁见宠于康熙南怀仁生前是清朝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的呢?

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墓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这里已经静静地睡了三百多年。1657年，南怀仁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他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呢?

南怀仁，耶稣会传教士。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生于皮坦，学神学于塞维尔。1641年入耶稣会，1657年随卫匡国（1614—1661）神甫来华，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抵澳门。次年，被派往陕西传教。十七年（1660），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纂修历法。康熙三年（1664），与汤若望等同被杨光先参劾下狱。

次年春，因北京突然发生强烈地震，朝野深为恐慌，以为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太后孝庄的干预下，因历法案而获罪的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钦天监。不久汤若望死去，而南怀仁还在暗中进行天文观测和推算，以待时机。不久，杨光先主持钦天监出现不少差错，闹得满城风雨。因此，不懂天文历算的康熙决定用实测的方法解决这场纷争。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谕令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与安文思、南怀仁两派，“勿怀夙仇，各执已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还召集他们一起讨论，“孰者为是，即当遵守，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此外，康熙交给他们各一根日晷针，随意确定针的高度，然后同大学士李雨尉一道去观象台，预推次日正午日影的精确位置。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旧历）三天实测，南怀仁全部准确无误，杨光先、吴明烜则都有差错。同年十二月，南怀仁劾奏钦天监副吴明烜推闰失算。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闰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还一年误置了两春分、两秋分。自此之后，康熙令他审订该历书，并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节气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测验，结果，南怀仁是“逐款皆符”，吴明烜“逐款不合”。西洋历法因推算准确而优于旧历，于是康熙力排众议，罢免杨光先，改用西洋人以新法治历。历法之争因康熙的干预而圆满结束，较为科学的西洋历法取代了传统的历法。

骑马的康熙皇帝康熙因历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说：“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于是以西洋人为师，发奋学习，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的频繁交往，这成为南怀仁见宠于康熙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任钦天监副后，上书删掉旧历来年的闰月。这样会引起年中例行仪式的变动，因此，有关当局劝他撤回原议。而他坚持己见，但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竟然站在了南的一边，可见康熙对西方历算及南怀仁是持信任态度的。为表达对康熙的感激之情，南怀仁用四年时间制成了包括第谷式古典仪器——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地平纬仪）、纪限仪（距度仪）在内的六件天文仪器，康熙“因其勤劳可嘉，著加太常寺卿职衔”。

康熙十年（1671），南怀仁利用西式绞架滑车成功地运载了重万余斤的大石柱过卢沟桥。次年，又奉旨疏浚万泉河道，引水灌田。康熙十三年（1674）奏请刊行所主编之《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同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少寺卿衔。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康熙谕令他监造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他曾想以不懂枪炮制造为由加以拒绝，但因有汤若望为清廷制炮的先例而无法推辞。于是，他煞费苦心用几年时间督造了四百五十门大炮，并培训了二百多名炮手。十九年（1680）制成三百二十门神武炮，康熙还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康熙高兴地脱下貂裘赐给他以示嘉奖，并夸他“尔向年制造火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都已有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因制炮成功，康熙特旨加工部右侍郎衔。

南怀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官至正二品，工部右侍郎衔。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

南怀仁为迎合康熙希望学到更多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艺的心理，乘机推荐了不少传教士。如讲西洋乐理时，有意推崇徐日升的音乐才能，于是康熙派人专程去印度邀请。徐日升于1673年抵达北京，并受到皇上的欢迎。闵明我于1660年抵澳门，后因历法之争被囚禁，1671年释放后在广东传教，南怀仁推荐他来京讲学，博得康熙信任，1685年接替南怀仁任钦天监正之职。年迈的南怀仁还奏请康熙招聘与他同籍的安多来京，接任康熙之师，讲授算学及数学仪器的用法，并任钦天监副。康熙很希望宫中有位欧洲医生，南怀仁急忙告诉罗马教廷，并建议让精通医术的科德·朱特修士从印度果阿来北京充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坠马受伤，次年卒于北京。南怀仁去世后，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说“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兵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可谓宠信之极。康熙对南怀仁的宠信，源于对西方科学的热爱，而南怀仁出色的能力，使众多精于此道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同康熙广泛接触，对康熙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打着传播西方科学的招牌频繁地进行传教活动。

少贫无籍的和珅据说和珅“少贫无籍”，科举仕途坎坷，然而，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至乾隆四十五年，仅仅五年时间，竟有十次升迁，真正可以算得上火箭式的升迁轨迹。至于他为何受到万千的恩宠却有不同的说法，但都只是推测，至今无定论，成为未解之谜。

中国自古以来，有作为的明君屈指可数，乾隆帝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的一个贤君身边，竟时刻跟随着一个奸臣，这个奸臣就是和珅。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奸臣会受到乾隆的无比宠幸呢?

在清朝官方的记载中，和珅起自贫寒。所谓“少贫无籍，为文生员”。然而，从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起，和珅蒙受乾隆皇帝赏识青云直上，在官场上出现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升迁：

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迁乾清门侍卫；十一月，升和珅为御前侍卫，并授他为满洲正蓝旗副都统；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授和珅户部右侍郎；三月，命和珅在军机处上行走；四月，授和珅内务府总管大臣，为皇帝理财；十一月，命其充任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令和珅总管内务府三旗事务，并赐其享受紫禁城内骑马（一般官员要在六十五岁以上，经个人申请并得到批准才可享受这一待遇，而和珅此时年仅二十六岁）；乾隆四十二年（1777），命和珅兼任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珅又兼步军统领，监督崇义门税务；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和珅最春风得意的一年。这一年，他口衔帝命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贪污案，晋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同时兼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授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务。同年五月二十日，乾隆又特下谕旨：“尚书和珅之子赐名丰绅殷德，指为十公主之额驸，赏戴红绒结顶、双眼孔雀翎，穿金线花褂，待年及岁时，再派结发大臣，举行指婚礼”。

从乾隆四十年（1775）算起，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仅仅五年时间，竟有十次升迁，真正可以算得上火箭式的升迁轨迹。

和珅受乾隆长久宠爱，民间和宫廷有许多传说。其一说是与和珅的长相与身世有关。据记载，在乾隆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曾钟情于马佳氏，而这马佳氏正是雍正皇帝喜爱的妃子。宝亲王时年十七岁，情窦初开，常在没人的时候和马佳氏调笑，一天，不知为何，马佳氏误撞宝亲王的眉际，被皇后看见，皇后以马佳氏调戏皇子为名，下令将马佳氏在月华门处死。宝亲王听后，流着泪到月华门前，此时的马佳氏已经奄奄一息了，宝亲王便放声痛哭道：“是我害了你”。说罢又咬破自己的指头，滴一点血在马佳氏的脖子上，并说：“我今世不能救你，来世以红痣相认”。这时，马佳氏流了两行热泪便魂归西天了。宝亲王又仔细端详了马佳氏的脸颈，并吩咐宫女好好的葬了马佳氏。后来日子久了，这件事就渐渐的淡忘了。有关此事又有另一说法，说是乾隆还是皇子时的一天，他偶入后宫，看见一妃子正在梳妆，那如云的秀发，婀娜的身姿，把情窦初开的乾隆看得怦然心动。他忽然迅速地从妃子的身后用自己的两手捂住了她的眼睛，同她闹着玩，妃子不知道是太子弘历，大为惊慌，就拿着梳子向后打去。正好打中了乾隆的额头，乾隆负痛才松手而去，可额头上留下了一道伤痕。第二天乾隆进宫向母后请安时，额上的伤痕被母后发现，母后再三追问，乾隆只得如实问答。雍正皇后听后“大怒”，怀疑是妃子调戏太子，“立赐妃死”。乾隆懊悔万分，闻讯迅速赶往妃子的住处，到那里后看见妃子已经上吊，气息马上就要断绝了，乾隆立即用手指在妃子娇嫩的脖颈上按了一个红印指痕，并哭着说是我害死了你，如魂魄有灵，二十年后再来相聚，当以此为凭。

二十年后的一日，已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驾临圆明园，偶然遇到和珅，见他唇红齿白，恍惚间觉得似曾相识，回宫后仍念念不忘，便反复回忆少年之事，忽然忆起和珅的外貌与已故妃子十分相似，便立刻秘召和珅入宫，又发现和珅的脖颈也是白嫩如豆腐一般，而且上面朱红的指痕宛然尤在，乾隆不禁暗自吃惊，确认和珅定是妃子的后身。据说和珅酷似马佳氏，尤其是颈上有一颗鲜红的血痣。因此，和珅被乾隆认为是马佳氏再世，开始受到万千的宠爱。御书房是乾隆与和珅休息的地方，和珅能做出百般的妩媚样子，使乾隆更加相信和珅就是第二个马佳氏。而且，据考证，和珅所居住的王府中有一条地道可以直接通往皇宫，据说和珅每次就是通过这条地道，直接到达皇宫与乾隆幽会的。笃信佛教，信奉生死轮回的乾隆从此以后便在和珅身上广施恩德，来报答“妃子”。这也就是说，由于当年的皇子弘历因对自己所爱的人爱莫能助而负情于她，而几十年后皇权在握能呼风唤雨的时候到来之后，把这种负疚的心情倾泻到长相与当年的妃子酷似的和珅身上来，或许是以此来弥补当年的愧疚，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乾隆皇帝这种微妙心理的支配下，和珅平步青云，终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乾隆朝第一权臣。佛教轮回说似乎奠定了和珅的前途。

也有人据“宠妃转世”说进而认为和珅获宠很可能是因为乾隆与他有同性恋所致。因为和珅本身长相俊美，又酷似当年他所喜爱而调戏过的妃子。同时乾隆又是一个出了名的风流天子，因此二人之间或有同性恋亦未可知。不管怎样，“美人转世”之说，“君臣同性恋”之说等等，都不足以解释乾隆皇帝与和珅关系为何如此亲密。而这几种传说之所以广为流传，也足以反映出人们对和珅骤然得宠的困惑，试图解开和珅发迹之谜。

还有人认为这些与和珅对乾隆“言必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善于揣度乾隆的心思有关。

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和珅在贵为大学士之后，也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比起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来，和珅连仆役下人的活都能干，皇帝怎么能不喜欢这样的奴才呢。有人认为，是因为有名的“乾隆下江南”就是和珅鼓动而成的。一次，主仆二人说起江南秀丽风光，繁华都市，乾隆帝道：“朕也想重游江南。但顾虑南北迢迢，劳民伤财，朕所以未决”。和绅道：“圣祖皇帝六次南巡，非但未招致民怨，反而被颂为圣君，可见自古巡览就是服典。但凡圣君，道本相似，何况国库殷实，金银充足，区区巡游不会耗费多少库银”。和珅这一席话，正好逢迎了乾隆仿效先祖、学尧舜的喜好，乾隆遂降旨预备南巡。和珅亲自为皇上监督龙舟等南巡的设施等，华丽奢侈之极，库银由和珅流水一般挥霍掉了。而和珅却因此更加得到乾隆的宠幸，被升为侍郎。这种观点认为，和珅论文论武，都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因为他善玩心理战术，逢迎皇上开心，才受到乾隆的恩宠。和珅以各种各样的名目和理由进行搜刮，所以乾隆不愁没有银子花，而和珅也被更加的宠爱。

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和珅到底由于什么原因而受到万千的恩宠?这些君臣之间的故事只能留给后人评说了。

纪晓岚纪晓岚与和珅结怨纪晓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他以真才实学和幽默风趣机敏的言谈传世，而和珅也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著称，两人同为乾隆的宠臣，然而却积怨至深，何故?

和珅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为满洲正红旗人，凭借其口齿伶俐、办事机敏、善于应变的能力以及他儒雅的外表深得乾隆皇帝的宠爱，仅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之中，他连续升官，平步青云，独擅朝政二十年。纪晓岚生于雍正二年（1724）六月二十五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纪晓岚以其真才实学和幽默风趣机敏的言谈博得乾隆皇帝的喜爱。这样的两个人本来互不相干，却积怨至深，何故?历史上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说法，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为“竹苞”说。

有一年，和珅恰好改建府第，营造花园。和珅有意炫耀，在花园中建造楼台亭阁、假山溪水、奇花异草，应有尽有。为装点门面，又求名人题字题词，汇集名家书法。纪晓岚文才当时已名满京华，和珅自然也想到了他，请他为凉亭题匾额。

讽刺和珅的机会到了，但纪晓岚不动声色，热情接待和珅，并感谢他对自己的垂青。郑重其事地为花园的凉亭题写了“竹苞”两个大字。

有一天，乾隆皇帝想起了和珅刚盖好的新宅，于是萌发了要去看一看的念头，便来到和珅的新宅。乾隆皇帝在庭院里参观，忽然走到凉亭前站下，乾隆望着那块“竹苞”匾额，微笑着问道：

“和爱卿，此匾额是谁题写的?”

“回皇上，是纪大人所赠”。和珅回答。

乾隆大笑起来，他笑完之后停了一会儿，说“是呀，只有纪昀才能用这种方法和手段来嘲笑你……”

和珅心里一惊，茫然的问道：“请圣上明示，小臣确实不理解‘竹苞，二字如何解释”。

乾隆又笑着说：“这块匾的字，你应该拆开来讲，竹字拆为个个，苞字拆开为草包，意思是说和珅家的人，个个是草包，哈哈哈，这个纪昀啊”。自此以后，和珅这个专会奉承的权臣跟纪晓岚结下了怨。

一说为“河深”说。

有次乾隆出行，由和珅、纪晓岚等人相陪，乘船沿运河南行，后来到一处河道众多的河口。在一条小河的入口处，两块岩石被水浪冲成许多小穴，人们叫它“浪窝”，但那时人们缺乏常识，在民间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说那些浪窝是乌龟的寄居之所，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王八窝”。乾隆在船上看这里浪窝很多，有些奇怪，便问身边的纪晓岚：

“这两岸的坑穴，是些何物?”

纪晓岚正想为皇上解释，和珅却在一旁答道：

“圣上，这是纪学士的老家呀!”

这是和珅戏弄纪晓岚，将那些“王八窝”说成是纪晓岚的老家，也就是骂纪晓岚是王八。然而乾隆不知道民间有关的传说，没有听出这层意思，见和珅多言，又是答非所问，便让和珅别乱说。而纪晓岚很清楚和珅的意思，便对乾隆皇帝说：

“启禀万岁，这穴窝密集的地方，便是河深的地方”。

乾隆还不明其意，问“何以见得?”“河深”与“和珅”二字音同，巧妙的回敬了和珅。纪晓岚又接着说：“此段河水暗绿，波大浪多，惊涛拍岸，形成诸多浪窝，自然是河深的地方”。乾隆觉得言之有理，但和珅却吃了个哑巴亏，怀恨在心，至此，和珅与纪晓岚便结下怨恨。

和珅虽也不乏机智、幽默与才学，但他深知自己在这方面不是纪晓岚等人的对手，因此在一些舞文弄墨或比试学问的场合，和珅则多是以包羞忍辱、甘拜下风的尴尬局面收场。和珅随驾泰山，因卖弄不成而现丑是有关这方面的民间流传的又一个故事。

乾隆乙酉年是乾隆登基三十周年。时值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乾隆皇帝高兴万分。他想，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举行过封禅大典，用以显示自己统治英明，天下太平，江山稳固，也因此为后人称颂，他乾隆皇帝也取得了这样的成就，而且统治的疆域远远大于秦皇汉武之时，为何不可以搞一次封禅大典呢?所以在这年初秋，便率领文武大臣到泰山行封禅大典。

所谓封禅，是皇帝主持的最隆重的祀天大典。筑坛于泰山之顶以报天功，称为“封”，于泰山下小山除土以报地之功，称为“禅”。由于此礼极其神圣，各个朝代并不常举行。据说上古有七十二位君王曾封禅，秦以来也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少数几个君主举行过。不少君主也曾憧憬于封禅之功，但未能实现，毕竟不是任何一位帝王都有资格和能力封禅的，稍有天变、灾荒，就可破坏必须具备的社会祥和、帝王圣明这一条件。封禅的队伍进得济南府后，歇息二日，饱览这里的湖光水色。济南城内泉水众多，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碧波荡漾，风景秀丽。皇上住在大明湖西侧的花园。这是济南第一庭园，古木苍翠，曲水虹桥，幽静典雅。乾隆皇帝这天游兴很浓，便叫纪晓岚、和珅伴驾游湖。

君臣三人乘小船到了湖心历下亭。这历下亭建于北魏，朱梁画栋，壮丽轩昂，纪晓岚随皇上在历下亭里，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见宽阔的湖面上，阔大的荷叶随风摆动。岸边绿柳婆娑，楼台亭阁，掩映其间。四周景物倒映在湖水里，看得清清楚楚，不禁为这里的景色陶醉了。

忽然间，乾隆皇帝问道：“这个亭子历史悠久，风景佳绝，可曾有文人骚客所作诗文?”和珅想讨好皇上，马上应声说：“有……”

乾隆皇帝和纪晓岚等着听他的下文，谁知和珅张口结舌，说到这里没有词了，眼睛眨巴了半天，也没有想起一句诗来。

纪晓岚却答道：“臣早年读《杜工部诗集》，记得杜甫有诗题为《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其中有两句，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好!好!”乾隆皇帝连声称赞，和珅在旁羞得满脸通红。

济南是有名的“泉城”，泉水众多，金代曾立泉碑，列举了七十二处有名的泉水，其中最吸引人的当数趵突泉、黑虎泉和珍珠泉了。趵突泉主泉分为三股，喷高三尺有余，状如三堆白雪。黑虎泉从三个石雕的虎头中喷出，如三股瀑布，水声喧腾，如虎啸风吼。珍珠泉清碧如翠，当中冒出一串串白色气泡，像喷出万颗珍珠，千姿百态，让人赏心悦目。乾隆君臣游历于湖光水色之间，兴致盎然，一边观赏，一边品评。

乾隆皇帝问起二位侍臣：“常说济南有四大名泉，朕今日看了三泉，尚有一泉，叫什么名字?”

纪晓岚答道：“如果微臣记得不错的话，那就是金线泉了”。

“对，对!”乾隆皇帝点着头，“你可曾到过那里?”

“臣尚未去过。只是初到之日，臣向府尹要来一部济南府志，看了上面的记载”。纪晓岚答道。

“好，好!你勤勉上进，实属可嘉”。乾隆皇帝夸赞道。

和珅在一旁听着心里酸溜溜的。自己肚里的墨水，自然比不过翰林出身的纪晓岚，但让他生气的是这个纪才子也太不留情面了，你只要说声记不起来了，不就完事了吗?免得在皇上面前显着你们都有学问，就我和珅无知浅薄，如此等等。

纪晓岚的嬉笑怒骂融于他的文字当中。使得和珅因此对纪晓岚怀恨在心，也常常寻找其他的机会予以报复。

和珅与刘墉结怨和珅是清朝著名的大贪官，富可敌国，又以善于讨乾隆开心著称，而同朝称臣的刘罗锅以耿直清廉著称，两人不时有龃龉，关系颇不融洽，但两人的真实关系究竟如何，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清代野史中，盛传刘墉与和珅关系颇不融洽。《清朝野史大观》中说，和珅天性警敏，读书不多，但能强记，做官身份高贵之后，经常请吴省钦等人到他的家中谈古论今。所以和珅对诗词文章也能粗通，自己写的一些东西，私下请彭元瑞、纪晓岚等为之润色，彭、纪二人怕被他诋毁，常代他写作。惟有刘墉能和他抗衡，人们传说刘墉为人耿直清廉，但并不知道他性格中还有诙谐的一面，他曾多次以戏弄的话刺激和珅，使和珅难以忍受。乾隆也知道两个人之间不够融洽，常常以温和的语言从中调和他们。

据民间流传，和珅与刘墉结怨有几种说法和原因。其一传说有“雪泥戏和珅”一事。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有一年新春，刘墉侦知和珅应召入宫，其时正值风雪交加，泥泞满地，便有意出和珅的洋相。他换上一件破旧的皮袍，匆匆赶到通往宫中的路上等候和珅。等和珅来到后，刘墉便差人拦着轿子递上帖子说：“刘大人昨日过府贺年没有遇到和大人，现在路边候着”。

和珅虽然不喜欢刘墉，但刘墉对自己如此尊重，又同是皇上的宠臣，此时此刻不能失礼。他只好冒着风雪下了轿子。

和珅正要和刘墉打招呼，就见刘墉先“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口中说：“给和大人贺年!”

和珅一见刘墉跪在地上给他贺年，也不得不跪到地上回拜，可是他过年穿在身上的是特别名贵的貂皮袍，外罩锦绣马褂，一下子弄得污浊不堪。等两人站起来后，和珅发现，刘墉虽然身上也沾了不少泥污，但他穿的是一件旧皮袍，早己破旧不堪，根本不值几个钱，看来是有准备，又不好明说，只有心中叫苦不迭。

其二是关于刘墉出对联，和珅献丑的事。

在民间传说中，关于刘墉让和珅出丑的事似乎更让人们开心。其中下面一则故事则是说刘墉借皇帝让和珅请自己出山之机，以灵活地对答乾隆的命题而让和珅出丑的事。故事说：

有一年，刘墉非要告老还乡，乾隆皇帝无奈之下就让他回去了。可是，刘墉走后不久，乾隆又想让他回来，可又怕刘墉摆架子，不买他的账，就想出了个主意。他对满朝文武百官说：“我这有三个问题，限你们三天答上来，如果答不上来，统统撤职”。什么问题呢?他说：“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

文武大臣听了直犯嘀咕，这可怎么答呀?要是有刘墉在这里就好了，他准能答上来。他们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答案，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请刘墉的“徒弟”和珅连夜赶往山东诸城，请教刘墉，救大家一下。

和珅巴不得刘墉不在朝呢，可大伙一个劲地求他，他不去的话，不仅别人的官保不住，他自己的官也保不住，只好硬着头皮赶往山东。到刘墉家的时候，刘墉正在收拾菜园子。和珅顾不得休息，就把自己的来意及乾隆出题的事说了，和珅记忆力虽佳，可这次却把“什么肥，什么瘦”给忘了。

刘墉说：“这还不好答”。指着园子里的菜说，“你看，黄瓜上，茄子下；东瓜东，西瓜西”。

和珅一听，这么简单啊，高高兴兴地又快马往回赶。赶到京城时正赶上第三天早朝，和绅连忙穿上朝服上了金銮殿。乾隆问：“已经三天了，我提的问题谁能答上来?”和珅出班跪奏：“臣能答”。

“说给我听听”。

“黄瓜上，茄子下；东瓜东，西瓜西”。

“那么什么肥，什么瘦呢?”

刘墉书法和珅一拍脑门儿：“糟了，忘了问了”。

乾隆故意发怒道：“什么黄瓜茄子，东瓜西瓜的，胡说八道，拉出去斩了!”

和珅正恨刘墉呢，就大叫：“皇上息怒，这是我老师刘墉说的”。

“好个刘墉，教学生就教这个?把刘墉给我带来!”

和珅这时得意了。刘罗锅子，看你这次如何收场。

几天后，刘墉被宣进金銮殿，乾隆问他：“什么上，什么下；什么东，什么西；什么肥，什么瘦？爱卿你能答上来吗?”

刘墉答道：“臣能答上来。君为上，臣为下；文为东，武为西；肥，肥不过春天的雨；瘦，瘦不过九月的霜”。

乾隆听后直挑大拇指：“答得好”。“不过，你为什么教给你学生黄瓜、茄子?”

“我这叫在哪里说哪里的话。那会儿我是在菜园子里，自然说的是黄瓜、茄子；今天我是在朝堂上，说的当然是国家大事”。

其三是关于和珅中计，受辱又赔银的事。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纪晓岚和刘墉等一班正直大臣，对和珅的贪婪行为极为痛恨，早就想整治一下，一时间苦无机会。

乾隆四十二年（1777），直隶山东两省大旱，田土干裂，河流干涸，禾苗枯萎，颗粒无收。初秋，又遇到一场多年不遇的蝗灾，蝗虫遮天盖地飞来，所经之处，连树木的叶子也啃噬干净。百姓生活无着，到处乞讨为生。纪晓岚隶籍河北河间府献县，刘墉乃山东诸城人，两人为了家乡灾情，极力向朝廷疏请，发银赈济，又呼吁当地富商大员，捐纳钱粮，救济百姓，还厚着脸皮向朝中官员募捐，筹集钱物，寄回家乡，但仍不能使灾情缓和。

有一天，刘墉来到纪府，两位志同道合的大臣见面，纪晓岚忽然眼睛一亮，冒出一个主意来。

纪晓岚附刘墉耳边如此这般一番，刘墉抚掌大笑而去。

刘墉回府分派几个得力家人，动手做好一切准备，又命一个与和府家人相熟的管家，附耳布置了任务，一切就绪，静待恶狼入阱。

这天，和珅早朝后回府，一个心腹家人上前悄悄说：“大人，小人探得一个重要消息，特向相爷禀报”。

“什么消息?”和珅一面喝茶一面漫不经心地问。

“刘墉学士府中藏有二十万两银子，定于后天清晨用马队载出崇文门送往老家山东，救济灾民”。家人悄悄说。

和珅听此消息，初只有些惊奇，继而笑出声来，他自言自语：“刘墉呀刘墉，你三番两次上章弹劾本官贪污受贿，这次可落到我手中，你刘氏父子哪来这么多银两，定是来路不明，弄到赃银，就有好戏看!”于是，点齐一百名家丁，悄悄作了安排，专等明早去拦截刘府马队。

第二天，和珅的人马将刘府的五十匹马全部劫回和府。接着便开箱取银，结果两百只木箱装的全是石头。至此，和珅这才醒悟到中了刘墉的以假充真的诡计。

这天早朝刚开始，和珅就被刘墉参了一本，刘墉跪在地上说：“启奏皇上，和珅派家丁将臣运往山东救济灾民的二十万两白银全部劫走”。

乾隆皇帝一听大惊，忙厉声向站在朝中的和珅问道：“和珅，可有此事?”

和珅一肚子委屈，无法申诉，只好哭丧着脸，跪在地上回奏说：“启奏皇上，确有这事，但马上驮的不是银两，全是石头，是刘墉故意陷害微臣”。

此言一出，乾隆皇帝又是一惊，这位一向自诩聪明的皇帝也被弄糊涂了。他望着跪在御案前的两位重臣，心里纳闷，忙向刘墉说：“刘爱卿，你且回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墉回奏道：“木箱中所装，全是白银，计二十万两，怎么会是石头，一定是和珅搞鬼，蓄意想吞没这笔白银”。

乾隆想了想，大声喝道：“大胆和珅，你指使家丁拦截赈银，形同盗匪，理应治罪，姑念你平日还勤于政事，免于处罚，交出所截银两，另外罚款二十万两，以赈济灾民”。和珅这下子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得乖乖的认赔，因此就与刘墉结下了不解之怨。

董福祥的传奇人生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他以一个普通的农民，统帅号称数十万之多的流民队伍转战甘陕，继而转身投入清军，并成为清军方面大员，一时为清廷最高统治者所倚重，令中外侧目。但就在他的仕运如日中天之际，中国世纪之交的一场巨变，使他从政治的峰巅跌入低谷，从而结束了他轰轰烈烈的军事政治生涯。可以说，董福祥是晚清人物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他的发迹史就是一个谜。

第七章

董福祥一生经历了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扮演过多重角色，而正是这些角色之间的变换记载了他的发迹史。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环县毛井王朝山（清代属固原辖）人。他的父亲董世猷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为人豪爽，“好赈人急而嫉恶如仇”。董福祥兄弟三人，排行老二，自小受家风影响，嗜好拳技，慷慨侠义，喜结交绿林中人，常往来于帮会，地方豪绅对他存有畏惧之心。

受家庭与环境影响，董福祥的军事政治生涯开始于团练活动。因为人民斗争的连续不断，团练在清代连绵不绝，但却不是固定的组织，一直只是清朝用来配合清军活动的临时性辅助组织。所以它有事则兴，事息则散。董福祥所率领的团练亦属如此，是西北特定事变下的产物。

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事占据陇东，董福祥利用其父与“哥老会”的关系，与张俊、李双良组织团练，保卫地方安宁，一时追随者络绎不绝，势力不断壮大。安化县把总王蔼臣不愿意看到董福祥坐大，于是将他捕获，押入囚笼，对他施以开水烫顶酷刑，狱卒不忍心，谎报董福祥已死，弃尸荒郊，侥幸的是他被一老妪救回家中医伤。董福祥大难不死，遂重整旗鼓，与官兵对抗。这样，董福祥开始由服从清朝的团练转变与清军对抗的“匪”。此后，他率领的“匪军”为清军金顺部所败，退至陕北三边。董福祥由团变“匪”就在这一时期。其究竟何时与官府决裂难以考究，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不会是突发的。研究者指出，最早记载董福祥为“匪”的是陕西巡抚刘蓉同治五年（1866）五月的奏折。奏折称，据同知鄢太愚、总兵段登云察称“四月二十日探报甘省逆回董福祥、高万锰、叛卉曾得胜等聚众万余，窜踞安化属之枣子碥、王家坳、范家坳、黑老虎山一带地方”，清军两次攻击，俘获“协从”以千计。几乎同时，该年四月庆防统领张在山亦报告：“土匪苏存鸿勾同伍彩臣等溃勇屯踞西沟一带，围攻民堡，肆行抢杀”。

同治中期，陕甘总督左宗棠进兵西北，董福祥在三边被湘军统领刘松山部打败，同治七年（1868）遂投降刘松山。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他仕途的开始。他的军事才能被刘松山所赏识，委任为前敌总指挥。董福祥所部选精壮三千多人，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为指挥自领中营，张俊领左营，李双良领右营，随松山出花马池（今宁夏盐池），攻克灵武，直逼回军据点金积堡。同治九年（1870），刘松山为回军所伤阵亡，由其侄刘锦棠统军，冬季攻克金积堡。董福祥因作战有功，擢升都司，受命镇守金积堡。

同治十一年（1872），董福祥以参将率部随刘锦棠进军河州，打败甘肃回军马占鳌部，迫使马占鳌投降，陕西回军白彦虎部败入新疆。董福祥因镇压回军“有功”，官至提督，镇守河西。光绪元年（1875），左宗棠率部出关追击白彦虎残部，反击阿古柏侵略势力。董字三营为刘锦棠部先锋。西进途中，大风骤起，沙尘蔽日，清军皆不能进。惟董字三营久处西北，不避风沙，冲锋在前，相继收复乌鲁木齐，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光绪三年（1877）四月，左宗棠令全军三路并进，直取南疆，董福祥率部翻越天山，急行军一千二百多里，攻克南疆门户达坂城。接着马步兼程，收复托克逊城，俘敌二万余众。五月，敌酋阿古柏为部下所杀，白彦虎败入俄境，投降沙俄。八月，清军追歼南疆残敌，接连攻克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随后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四城。至此，新疆全部收复，捍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董福祥在西征中“元役不从，战功威重久为诸将之冠”。以军功赏穿黄马褂，世袭云骑尉，任阿克苏总兵，驻防哈城。光绪十六年（1890）擢升喀什噶尔提督，十七年调任乌鲁木齐提督，二十年晋尚书衔。董福祥西征和驻守新疆计十九年，御敌戍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发展农业，朝野赞颂他“名重边陲，功留瀚海”。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为董福祥和其甘军的进一步崛起提供了契机。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京师震动，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屯兵驻蓟州一带，护卫京师。第二年，河州、湟中等地又爆发回族、撒拉族人民反清斗争，清政府任命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率部剿灭，河湟的反清斗争平息后，董福祥因功晋升太子少保。

光绪二十三年（1897），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次年戊戌变法，董福祥奉命率甘军进京，甘军编入北洋军武卫军，任武卫军统领，驻防直隶、山西。其时，外国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京津一带爆发义和团起义。在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推动下，载漪、董福祥等主战派官吏亦奋起抗击侵略者。二十五年（1899），董福祥再任甘肃提督。二十六年（1900）五月十三日，董福祥奉命率部进入北京，驻守永安门。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明目张胆，乘车出迎八国联军，董福祥令营官将其刺杀；五月十八日下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带领水兵在东单牌楼附近向巡逻的清军挑衅，董福祥下令其部将其击毙。并配合义和团打退入侵廊坊东站的侵略军，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七月十九日，八国联军自通州逼近京师，董福祥率甘军在广渠门英勇拼杀，后撤至东便门、朝阳门、正阳门一带与侵略者血战，击毙沙俄军团长安宁科夫，击伤其将军。时人称赞“最为奋勇者，唯董福祥一军”。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西逃，董福祥担任随护大臣。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后，董福祥被侵略者指控为“首凶”，强令清政府将其诛杀，慈禧因其护驾有功，素有劳绩，着即革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董福祥由西安回到金积堡，耕田隐居。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初九卒于宁灵厅（今金积堡），终年六十九岁，遗嘱将他多年储银40万两上缴国库，以充军饷。九月，他的遗体安葬于固原南乡十里墩官山。同时，在南乡官道竖立“董少保故里碑”一座。

可以说，清末人物中，董福祥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个。董福祥由团练到“匪”至最终变为清末宫廷重臣，他传奇的发迹史就成为一个永远需要开掘的谜。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战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曾国藩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此外，还有许多的史实足以证明“失和”非真实。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说出了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知人”之恩的，既有此恩又怎么会失和?失和又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挽联呢?对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左宗棠也照顾得如同自己的儿子，显见他和曾国藩的失和与寻常不一样。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本“坦运不佳”，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其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江苏巡抚。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左宗棠之间并无仇恨。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二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戏……至今令学界迷惑。

左宗棠“谋位”

长时间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而湘淮大将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

清廷上层为互谋皇位而生死拼杀，可以说是常有之事。而长期控制军权和地方大权的湘淮大将，也在紧张而诡秘地谋取皇帝之位，这既鲜为人知又颇令人费解。其中，湘军的另一个头面人物左宗棠，亦有谋位之想、之行，则更令人难以置信，其谋位的事情也更加诡秘，其过程可谓曲折而漫长。

研究者称，左宗棠先有谋同洪秀全造反的行动。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于广西，太平军挥师北进，势如破竹。当其兵锋抵达湖南时，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有过一番深思，认为天下大乱，首先倒霉的是平民百姓。他“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的愿望破灭，其原因自然不在起义的民众，而是“官逼民反”，“当今国事败坏已极，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分，对外屈膝投降，内部贪污腐化，外敌侵略无已，各地盗贼纷起”。另外，左氏作为环境封闭的湖南传统知识分子，对清廷的统治政策一直不满，曾经存有“扶明灭清”的思想。左宗棠同情农民起义，另一个原因是其科举道路与洪秀全相似，极不顺利。这段历史因太过隐秘，故而也是一桩秘闻，但无论正史、野史、笔记、演义传闻等等，所言皆大致相仿，绝非空穴来风。

太平军攻抵长沙期间，左宗棠曾去拜见洪秀全，共谋大计。左氏曾劝其“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正史方面如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说：“左宗棠尝投奔太平军，劝勿倡上帝教，勿毁儒释，以收人心……不听，左乃离去，卒为清廷效力”。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称：“当太平军围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洪秀全，论攻略建国策略”，洪秀全不听，左宗棠夜间逃走。此外，肖一山《清代通史》、张家晌《左宗棠：近代陆防海防战略的实行家》、稻叶君山源《清朝全史》皆有类似记述。至于野史中的描述，则更为绘声绘色，但中心内容不外乎上述正史所记。

这件事对左宗棠来说是很严重的：若为清廷知道，这可是灭族大罪；从太平军中逃走，洪秀全对他也不会善罢。所以，他只好举家隐入深山梓木洞。清方和洪秀全对他的行踪果然都有反应。最终经骆秉章等极力劝说，左宗棠才勉为其难，在骆幕供事六年。

咸丰九年（1859），“樊燮事件”发生，咸丰下诏“就地正法”左氏，引起左氏及胡林翼、曾国藩等多人的警觉和不满。湘军在长江流域独撑局面，而朝廷对汉官汉将放心不下，“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在等着他们。左宗棠在湖南六年的努力，用潘祖荫的话说“此天下所共见”，而朝廷见到官文的一纸奏疏，便下诏“就地正法”，实令汉员寒心。左氏在未接上谕前乃负气而走，后诏书下达，曾国藩邀他去安徽宿松大营，胡林翼也赶往此地。他们在宿松住了二十余日，日夜商讨，其中有多日是曾、左、胡三人摒除他人密谈。据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分析，他们当时就是商议谋取国家政权，由湘军领袖取而代之，左景伊的《左宗棠传》中记载，其动议者是胡林翼。胡氏认为，当今之势，满人皇族腐败，已不堪统治全国，而太平天国自天京内讧之后，败势已定。湘军势力举足之重，待击败太平军后，一定是清政府的心腹大患。不久前，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氏，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所以，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胡氏说：“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很可能，他们在宿松所议的正是谋位之事。当时的意见分歧一定很大，其中心人物自然是曾国藩。曾氏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坚决反对自立，使宿松的密谋没有结果。至于左宗棠的态度，他当时名声虽高，但尚未形成气候。

胡林翼虽有谋位之想，但他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势力更不如曾国藩，身体又十分虚弱，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他深知曾国藩“让道”、“克己”，不会冒篡位之险；而他对左宗棠的看法，以为“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所以，左宗棠才是最好的人选。无奈，当时左宗棠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国家之政，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是绝不可能的。人常言“事者，势尔”，当时的形势，胡林翼如何能扭转!

当时的议论，是咸丰十年（1860）的事。当时英法联军兵进京师，咸丰逃往热河，清廷政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形势下，才有曾、胡、左等的议论。他们的议论，也是迫于集团和个人的未来命运的考虑。

左宗棠第二年秋，咸丰死于热河，湘淮大将再次密谋。此时，左宗棠的楚军已成锐师，开赴江西战场与太平军作战，捷讯不断，接连攻取了太平军守城景德镇、德兴、婺源。又连败太平军名将、号称“黄老虎”的黄文金部，收复建德，解曾国藩的祁门之围。还在乐平与太平军进攻江西的主力李世贤大战，以少胜多，一战而败李世贤。左氏建军不到一年，便取得重大胜利，由曾国藩保举，诏授浙江巡抚，成为一方大员。左宗棠在江西大战之时，咸丰病死热河，出现前文提到的政局大变。曾国藩在安庆设帐，接到咸丰病死、载淳即位、八大臣顾命的紧急公文。这一信息激起湘楚地方督抚将帅的议论，湖北巡抚胡林翼从武昌赶至安庆，与曾国藩加紧密谋。此时左宗棠正与太平军激战，无暇赴皖，但他对谋位之想，却在诸人之先。胡林翼去安庆，捎去了左宗棠的一个事关重大的联语：“神所依凭，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信上说，这一联语是其登浮梁之神鼎山偶得。曾国藩一看便知其中暗机，“问鼎轻重”，趁其乱而谋其位。这是曾、左、胡去年多番密议过的事情。一年后值咸丰驾崩，载淳年幼，宫廷混乱，这时确是一个“问鼎”的绝好机会。但是，让谁去“问鼎”?曾国藩当时就想到左宗棠，但他又认为，左氏手中只有万把人，清廷的军队虽然腐败，但多年布置在江北的多隆阿、都兴阿、冯子材和黄淮流域的僧格林沁，都早有对付湘军的布置，左宗棠那点军队再能打，也难能胜之。所以，左氏势单力薄，此时想要起事，也绝无把握，更何况直隶、京津畿辅的清军力量更不可小看。他同样认为，即使湘军全师响应，也没有胜券可握。左军单方面行动，更是不自量力。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寒而栗。口中只是称赞联语对仗工整，假装未看出门道。胡林翼自然也明晰左氏尚未成熟，于是深望曾国藩能当此重任。他曾向曾国藩分析形势，以为宫廷政变不可避，而湘军在此时应“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即让曾氏当机而断，拯救乱局。随之，曾国藩的爱将彭玉麟也劝曾在东南称帝，他愿拼力为辅。但是，曾国藩已经立定决心，将众人的劝说一一设法拒绝，且不留痕迹。

安庆这番“问鼎”议论又无结果。胡林翼回至武昌便病死了，左宗棠自知无力“问鼎”，清政府又高迁他为封疆大员，去了浙江，不久又升迁他为闽浙总督，还把西北塞防大计托付于他。他在西北为国家建下殊功，也得到殊荣，“问鼎”之想遂终。正如有关记载所称：他虽有“度夕陀想”，但由于清廷重用于他，又升迁如此之快，“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才使他未行“问鼎”之举。可他仍抱有遗憾，所谓“误乃公事”，即由于清廷付以重任，为完成重任之“公事”，却“误”了“问鼎”的大计。

总之，左宗棠虽然未有谋位的大举，却实有“问鼎”的隐情。后来正史、野史的记述，并不是妄写的。

翁同龢开缺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劾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随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5日，即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究竟缘何开缺回籍，值得玩味!

翁同龢，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井眉居士，晚号松禅。1830年5月19日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二十一岁选为拔贡，二十三岁中举人，二十七岁以一甲一名进士及第，官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即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维新变法酝酿期间，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后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七日，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将其革职，永不叙用。

宣统帝溥仪即位之后，其父载沣监国时，为翁同龢平反，“翁同龢著加恩开复原官”，后又追谥“文恭”。

翁同龢像翁同龢为什么会被贬黜和开缺回籍?学术界却意见纷呈，颇多分歧。

第一种观点，举荐康有为说。这一观点认为维新变法时期，翁同龢引荐康有为是导致顽固派弹劾的主要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一代相国翁同龢也逐渐认识到西人治国有法度，认为西法不能不用，于是“大搜时务而考求之”。1888年4月，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中指出：如果中国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十年内富强可致，二十年可雪耻。还预言日本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六年后，甲午战败，康有为的预言得到证实。所以翁同龢认为康有为是奇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获悉签订《马关条约》，于是联络在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等主张。翁同龢见到此书后，大为赞赏，为了识拔奇才，他以朝考官的职权，准备引荐康有为。他还不惜一品大臣的身份屈尊私访康有为，当两人会面时，足足谈了两个多时辰。临别，翁同龢还向康有为要了有关变法的书。从此，他每天读变法书，和以前判若两人。光绪不愿作亡国之君，接受维新思想，实行新政，这与翁同龢引荐康有为等人是分不开的。翁同龢在与康会见的第二天，就向光绪密报会见情况。平日授读时，也是大讲西法如何如何好，还介绍光绪看《日本变法考》、《泰西新政摘要》、《俄彼得变政记》等书。当光绪毅然实施改革时，翁同龢辅佐草拟变法谕旨，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正式宣布变法。就在光绪实施变法的同时，一批顽固守旧的满人刚毅、荣禄、怀塔布等惟恐变法后受排挤，抱定“祖宗成法不可变”，他们与甲午主和派联合起来，迎合慈禧，挑拨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加紧策划政变。为了阻挠变法，顽固派把斗争矛头集中对准翁同龢，指使亲信接连上书慈禧，弹劫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攻击维新运动。变法酝酿期间，慈禧下令撤去翁同龢毓庆宫授读。变法后第五天，慈禧又迫使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二种观点，刚毅构谗陷害说。这一观点认为，翁同龢与刚毅的不和，是导致前者开缺的主要原因。翁同龢秉性正直，遇事敢言，不畏权贵。在封建官场中，这种品德可以得到正派人士的崇敬，也必然会引起某些心胸狭窄、阴险毒辣、凯觑权位者的不满和嫉恨。他“好延揽”、“广结纳”，有其突出的长处；但却“必求为己用”，“不能容异己”，又有致命的弱点。他两次充当帝师，名高望重，预闻军国，稳操实权，深受光绪信赖，较之其他大臣具有明显的优势，如果遇事慎重，虚心谦和，善处人际关系，其地位会日益巩固。然而他非但没有正确运用这一优势，相反，却因此而滋长了骄横和跋扈，与同僚议事，往往轻视别人，固执己见，锋芒过露，偶有不合，便怫然不悦，争吵不休。尤其令人侧目者，则是其在争吵之后，“常入报帝，必伸己意”要光绪采纳，压制不同的意见。所以他与同僚的关系很难融洽。以前，他与军机大臣沈桂芬、阎敬铭、潘祖荫等都是如此。后来与孙毓议、徐用仪更是势同水火。连1897年7月逝世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李鸿藻，也与他因政见歧异而搞得关系极为紧张，以致官场中传言：“李鸿藻一日不死，翁同觫一日不得逞”。而他与刚毅的不和更是种下了恶果。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尽管由翁同龢荐引进入枢府要地，但其思想顽固不化，与主张改革的翁同龢尤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且刚毅并非正途出身，识汉字不多。常读错音，遭翁讥诮，引为大耻，日思报复。有记载说，刚毅“每称大舜为舜王，读皋陶之陶字为本音，并于外省奏折中指道员刘篇为刘鼐，经公（翁）当面呵斥，渠隐恨思报复久矣”。维新变法之时，刚毅等人借机上书慈禧，弹欬翁同龢“结党私政”、“揽权误国”。最终导致慈禧令光绪下诏贬黜翁同龢开缺回籍。

第三种观点，慈禧与荣禄阴谋说。光绪皇帝明令变法的《明定国是诏》是由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起草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颁布，而在变法第五天即6月15日，翁同龢突然被开缺回籍，同时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并统辖北洋三军，宣布以后凡任命二品以上大员须诣太后前谢恩，并决定秋天“天津阅操”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说：“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之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显然，他是把翁同龢被罢黜和荣禄被重用等事件连在一起的，认定这都是慈禧与荣禄一伙策划的废立阴谋的组成部分。据梁启超描述，罢黜翁同龢是慈禧太后“忽将一朱谕诏书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肽顿失矣”。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也说：“奉旨著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二十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日懿旨逐翁常熟……并今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于是。平是知常熟之逐，甚为灰冷”。康、梁是戊戌变法的当事人，历来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论及翁氏罢相，多采康、梁之说。

第四种观点，光绪本意说。理由是翁同龢虽然曾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但事后当皇帝向他索要康氏著作时，翁却说：“臣与康有为素不来往”，“此人居心叵测”。翁既为皇帝起草《明定国是诏》，又当着皇帝和太后的面说过“西法不可不讲，但圣贤义理尤不可忘”；翁在讨论接待来访的德国亲王的礼仪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合；御史玉鹏运、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高曼、御史李盛锋等人上书弹劾翁。因此而认为上述事例与罢黜翁同龢的诏书中所说“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且于征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狂体情状，难胜枢机之任”都相符合，遂得出结论：是光绪皇帝而非慈禧太后罢黜了翁同龢。此说初看似觉新鲜，但推敲起来，仍嫌证据不足。翁同龢与光绪皇帝有二十年师生之谊，情同父子，变法伊始，翁同龢刚刚为皇帝起草了《明定国是诏》，皇帝显然对他是信任的，何以在数日之内翻云覆雨?而且选择在翁同龢六十九岁寿辰之日将他罢黜，于情于理都难以说得通。如果翁确实是因为妒忌康有为而遭贬，而且诏令确实出于光绪皇帝之意，康、梁不可能毫无觉察，也不可能对翁同龢持同情态度。

翁同龢开缺的原因，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得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这里仅供读者自己去猜测和回味。

邓世昌殉国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邓世昌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临危不惧，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场战争中沉没。然而，对“致远”舰沉没的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形，却说法各异。

邓世昌（1849—1894），原名永昌，字正卿，祖籍广东番禺（今广州市），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三。其父邓焕芬是个商人，家境富裕，经常带领子女往来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为邓世昌创造了一个接受近代教育的良好条件。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海军人才。学堂先从福建当地招收了刘步蟾等数名学生入学，后为提高学生质量，又从广东招收了十名通晓英语、算学等知识的聪慧孩子入学。邓世昌以优异的成绩成为这批学生之一。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分为培养制造人才的前学堂和培养驾驶人才的后学堂，邓世昌进入后学堂学习驾驶。1874年，沈葆桢委派邓世昌担任“琛航”号运输大副，并奖以五品军功。因其才华出众，为李鸿章赏识，被授予“致远”舰管带等职，并受赐“噶尔萨巴图鲁”（满语为“勇士”之意）称号。在甲午战争黄海大战中，他率领“致远”舰驰骋海面，英勇杀敌，顽强作战，最后与全舰官兵壮烈牺牲。他所在的致远号也在这一战役中沉没。

邓世昌是殉国于黄海海战的北洋军将领中职务最高的一位。他的表现最为英雄，牺牲最为壮烈。对此，李鸿章专门把邓世昌的事迹上报光绪帝，请示给予特殊奖励。光绪帝接到奏折后，也被邓世昌的事迹打动，立即下令将邓世昌按提督例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赐予“壮节”谥号。同时还破例赐予邓世昌一副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赋诗一首：“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巨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汝，致远深沉第一勋”。给予邓世昌以高度评价。

但是，由于当时参战的中日双方在海面上来往厮杀、纠缠混斗、炮烟弥漫，难以辨认。“当猛战时，两军舰旗帜俱毁，各不能辨其孰为敌舰，其略可识认者，仅在船之颜色形模”而已。加之“致远”号的官兵大部分战死，因而对“致远”舰的沉没原因和管带邓世昌牺牲的情形，仅靠旁观者的想像和叙述，未免不无出入，流传至今，说法各异。

邓世昌关于“致远号”沉没的情形，通常认为“致远”号是被鱼雷击沉的。《东方兵事纪略》中称：“致远药弹尽，适与倭船吉野值，……遂鼓快车，向吉野冲突。吉野即驶避，而致远中其鱼雷，机器锅炉迸裂，船遂左倾，顷刻沉没，世昌死之，船众尽殉”。另有《冤海述闻》也记载：“致远在阵中，因一敌船伤停车，深入追击之，为鱼雷所中”。而最近廖宗麟在《甲午海战中致远舰沉没真相》一文中提出新说，认为致远号是被日舰炮击而沉的。根据是：当时曾参加海战的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等人呈文称：“譬如致、靖两船，请换截堵水门之橡皮，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海军守备高承锡呈文亦说：“水师战船贵有铁甲，甲厚则船坚，交锋之际经战持久，不易沉没。如大东沟之役，超勇、扬威、致远皆因无甲，故中炮即透入机舱，进水沉没”。《清末海军史料》一书中选辑的日方资料《日清海战史》记载：“‘致远’忽出阵冲突‘吉野’，于是‘吉野’以纽状火药连弹装入快炮击之，密如雨下，三点三十分遂沉没”。

而邓世昌牺牲的情形到底如何?世人更是一直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说法，似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说法，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记载为依据，认为在中日海战中，“致远”舰不幸被敌舰围攻，受伤累累，舰体倾斜，炮弹即将用尽，管带邓世昌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号召部下“从公卫国”、“置生命于度外”，“有死而已”，下令“鼓快车”，直冲敌人先锋队指挥舰“吉野”号，准备与之相撞，同归于尽。“吉野”号见势不妙，慌忙躲避。“致远”舰在日方快炮的密集进攻下，不幸又中鱼雷，致使舰身破裂，大量进水，“顷刻沉没”。邓世昌与全舰官兵壮烈殉国。此说主要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和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为依据，电影《甲午风云》也是据此描绘的。

第二种说法，据池仲祐《海军纪实·邓壮节公事略》和《清史稿·邓世昌传》记载：当“致远”舰冲向“吉野”时，被“吉野”舰发射的一枚鱼雷击中，致使锅炉迸裂，舰体下沉，邓世昌和250名官兵同时落人滚滚的黄海波涛之中，临难之时，“有讽以自免者”，邓世昌却感慨地说：“吾志靖敌权，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池仲祐《海军纪实·邓壮节公事略》）舰进水后，他还立在水中怒骂敌寇。侍从刘忠把浮水梃（救生用具）向他投去，他拒不接受，此时，恰好有一艘中国鱼雷艇驶来，艇上水手高呼：“邓大人，快上扎杆!”邓世昌并不理会，铿锵有力地表示“阖船俱尽，义不独生”。他的随身爱犬游到身边，衔住他的胳膊，不让他下沉，也被他毅然推开，爱犬不忍离去，又衔住他的辫发。他望着血染的大海，发出长声的叹息，扼住犬首，一起沉入海底。

第三种说法，以1894年10月5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上皇帝《奏请忧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和曹和济《律门奉使记闻》和《番禺县续志》为依据，则更为离奇。说邓世昌坠海之后，侍从刘忠用浮水艇援救，被他拒绝，后又被别舰将士奋力救起。但他目睹全舰荡没、官兵都身葬大海的惨状，悲痛欲绝，义不独生，于是再次投入大海，壮烈牺牲。

与此相似，还有一种民间传说，只是把救邓世昌上岸者改成了他的随身爱犬。传说邓世昌落水后，随身爱犬衔住他的衣服，不让他沉入海中。但他看到全舰官兵壮烈牺牲，誓不一人独存，便抱住爱犬同沉海中。爱犬不忍让主人漂流海上，便拖着主人奋力向上游去。它终于把主人拖上了岸。邓世昌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海滩上，爱犬依然守在身边，回想起曾经发生的一切，他义不独生，重又投入海中。爱犬见主人重投大海，也随之投海而死。

上述种种说法，孰是孰非，难以定论。第一、第三种说法均有当时当事人记载，特别是第一种说法流传甚广，散见各类著述。第二种说法虽然不见当时当事人记载，但也有声有色，并非无可信之处。因此，要得出最终结论，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索、考证。

第八章

方伯谦被杀中日甲午黄海海战结束不久，北洋水师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就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方伯谦被杀是罪有应得，还是晚清又一桩冤案，至今仍是一个谜。

方伯谦（1852—1894），字益堂，福建侯官人。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学生。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军。1889年6月，李鸿章奏以方伯谦升署中军左营副将，委带“济远”舰。1891年5月，李鸿章第一次到威海检阅海军事竣，奏准以方伯谦办海军出力，赏给捷勇巴鲁图勇号。

光绪二十年（1894）9月17日，北洋水师与日本联合舰队在黄海展开激战，北洋海军“济远”管带方伯谦率舰先退。黄海海战结束后，丁汝昌向李鸿章电告接仗情形：“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李鸿章因而作出奏请：“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驾方伯谦即行逃走，实属临战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22日，清政府下令将方伯谦“撤任，派人看管候奏参”。23日，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本月十八日开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副将方伯谦首先逃走，致将船伍牵乱，实属临阵退缩，著即行正法”。24日凌晨5时，方伯谦被清廷以“临阵脱逃”之罪名在旅顺被斩首。

学术界传统的看法是，认为方伯谦被杀并非冤杀，而是罪有应得，因为：（1）方伯谦在战斗正在进行的时候就离开战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根据北洋海军的有关章程，显然应该是“临阵逃亡，斩立决”，即使不存在将队伍牵乱的问题，被正法也是不冤枉的。（2）亲临现场的卢毓英手稿《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是济远舰先逃的佐证：卢氏在广甲舰里亲眼见到并记录了经远舰沉没的情形，而方伯谦在他的报告中对经远舰沉没这一重大事件却只字未提。可见，经远舰沉没的时候，方伯谦已经逃离了现场，而广甲舰是在经远舰沉没后才离开战场的。（3）济远舰是否因受重伤不能再战才退出战斗的?日本海军方面的材料对日舰和定远、镇远、来远、靖远、经远、致远等中方舰只的交战情况描写非常详细，偏偏没有对济远舰有所描述，说济远受伤如此严重值得怀疑。而且，济远舰处于队列的左翼，而海战的焦点却是在右翼。据此，学者认为，方伯谦是临阵先退，确系该杀。

对于这种传统的看法，有学者也提出了疑问，认为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在战后以“首先退避”、“牵乱队伍”，“拦腰中撞扬威”三条大罪被正法于旅顺军前，三条罪名并不成立，方伯谦被杀不是罪有应得，而是晚清一桩冤案。

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丁汝昌从电请参办方伯谦到对方伯谦的正法，只短短三天，且中间未经任何审讯。有人认为，李鸿章、丁汝昌以雷霆手段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方伯谦处死，其实质在于把方伯谦当作替罪羊，为李鸿章、丁汝昌的战败责任开脱。因为黄海战败，北洋海军的最高指挥者李鸿章难辞其咎，舰队提督丁汝昌也罪责难逃。为了脱罪，他们千方百计找替罪羊，炮制出诬蔑方伯谦的三条罪状，将战败责任全推在方伯谦头上。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理由：

其一，济远舰不是“首先退避”。济远舰是因在战斗中遭受日舰的炮击引起舰体大火而不得不于下午1时10分之后首先退出战场，这是事实，连李鸿章在处斩方氏之后，也不得不承认。真正“临阵退缩”者应是广甲舰吴敬荣。济远舰是在被4敌舰截击在阵外受围攻，激战三个小时之后，左翼的致远已沉，广甲惧逃，经远离阵自救，只剩济远一舰孤军作战，得不到主队的救援，又因船坏炮毁，人员伤亡严重，于危急情景下冲出重围西撤。从3时30分以后至5时30分，济远舰始终在战场上与敌舰周旋，且战且退，“战至日舰收队”。

其二，北洋舰队战阵之乱，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非方伯谦之罪，实应由丁汝昌、刘步蟾负组织指挥不当，编队队形失误的责任。一些学者认为，指挥不当，开战之初阵势已散乱，并把最弱之舰抛于阵脚。当丁汝昌获得日军舰队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军起锚追击。“各军闻令，争先起锚”，由于各舰速度不一，且有些舰只起锚时间较长，于是北洋舰队“不及列队，零落而出”。而就是如此情况下，丁汝昌却令旗舰以八节的速度航行，以致在后面的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均赶不及。舰队阵形有似单雁行，又似双雁行。战争发动后。丁汝昌受伤，但伤势并不重，却放弃了统帅全军作战之责。舰队没有总指挥，旗舰失去指挥作战功能，敌乘势以快船攻右翼弱舰，后又夹攻北洋舰队，截击左翼诸舰于阵西，使北洋舰队形势处于极不利地位。这点就连日军后来在总结这次战役时，都发出感叹：“方其战时支那舰队泛沉于汪洋巨浸中，若离若合，一似全无纪律者”，“支那舰队本无次序，至此更无纪律……而其散漫无纪，可叹也”。而刘步蟾擅自改变舰队接战队形，更使船队混乱。海战开始，旗舰“信号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列以主舰居其中”，以致“自其开始交馁，即列成凌乱之半月形”。这种阵势，形成了在海战中的不利态势。不利于舰队机动，不利于舰船火炮的发挥，只能使用前主炮射击，不能发挥后主炮和两舷副炮同时射击作用，又不易保持队形，反易遭敌舰炮火命中。刘步蟾又过早下令发炮，“所击皆不中，尽落于海”，并把丁汝昌震掀受伤。这一切都是组织指挥不当所致。交战不久，定远舰帅旗于第三次排炮时，被敌炮击落，坠入海中便不再升，战阵更乱，“督旗不升，各舰耳目无所系属，督船忽左忽右，亦无旗令，而阵益散”。舰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形成全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各舰处于各自为战，被动挨打局面。不仅如此，由于日本躲开定、镇巨炮，避强攻弱，围两翼弱舰，逐个围击，于是北洋舰队的队形更加紊乱。

其三，扬威舰不是为济远舰所撞。扬威在开战后不久，于1时10分即已中敌炮起火，向大鹿岛方向撤退，并在大鹿岛附近（东经123。40北纬39。37处）搁浅，于十九日被日海军用水雷轰碎。济远舰退出战场是在3时30分之后，此时，扬威已不在战场，因此，可以断定，济远舰绝不可能在战场上把扬威撞坏。同时，济远舰又不可能驶进大鹿岛搁浅处撞坏扬威。因为扬威是在战阵的右翼外侧，而济远则在战阵之左翼，一左一右两个极端相撞是不可能的。扬威由战场向西北方向大鹿岛驶去，济远则向战场的西南转西方向旅顺驶回，两舰相背而驶，间距愈离愈远，无论如何在行驶中是不可能相撞。

方伯谦被杀是不是冤案，恐怕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是，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无疑是败在清政府的腐朽无能，败在这个王朝制度上的根本腐败则是肯定无疑。

李鸿章与《中日马关条约》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百年来，对于马关谈判的具体情形如何，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从此李鸿章成了千古罪人，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甲午中日战争和李鸿章的研究不断深入，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转变，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关谈判中李鸿章是尽了最大努力的，但对具体情形大多语焉不详，成为一个百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历史疑案。现在，让我们拨开层层的迷雾，来窥视这段屈辱的历史。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日军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则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日军占领了大片领土。1895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

1895年3月，李鸿章等人乘坐德轮“礼裕”、“公义”号，悬挂“中国头等议和大臣”旗帜，启程直奔日本马关。随从出访的有李鸿章之子李经芳，随员伍廷芳、马建忠，以及美国顾问、前国务卿科士达等。李鸿章为显示天朝的威风，穿戴整齐阔绰，头品顶戴，三眼花翎（是清朝最高官员的饰物），黼服朝珠，应有尽有。

3月20日午后2时半，李鸿章一行登上谈判所在地——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椅子。日本政府还特别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安排了痰盂。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将要求停战的英文节略面交伊藤，要求“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伊藤却说：“停战也可，中国必须先答应三个条件：（1）先让出天津、大沽口、山海关，由日军占领；（2）日方所消耗的军费，由清朝政府支付；（3）东北的铁路由日方管理，中方不得干预。不答应这三个条件，日方是不会停战的”。伊藤博文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个停战条件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如果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借机再战。对于这个蛮横无理的要求，李鸿章当即声明，停战条款“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于是决定放弃停战要求，先索回和款内容。3月24日第三次谈判中，李鸿章要求撤回停战节略，而伊藤却威胁恫吓并暗示要占领台湾。李鸿章当即发言，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最终声嘶力竭，不欢而散。

李鸿章春帆楼上，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这时，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严重事件。

3月24日，当天的谈判结束后，满怀心事的李鸿章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当轿子行进在日本的大街上，大街两旁挤满了观看“中国大员”的日本人。轿子接近李鸿章住宿的行馆时，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个人，这人冲到李鸿章的红顶大轿前，左手抓住轿杆，右手举起手枪，对着李鸿章就是一枪，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流满面，当场昏厥过去。

眼见主人遇刺，李鸿章的随员赶快将他抬回住处，随行医生立即对其进行详细检查，发现一颗子弹打中了左边颧骨，伤口在左眼下一寸左右的位置，卡在脸部的骨头缝里，法、德等国医生坚决反对手术，理由是既然这颗子弹对李鸿章眼睛的正常工作无碍，不如暂时留在体内。李鸿章毕竟见过大风大浪，当他苏醒之后，面对此情此景表现得异常镇静，首先嘱咐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73岁的李鸿章不禁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日本官方得到消息后“大感震惊”。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立即赶到李鸿章的行馆，天皇派来了御用医生，皇后派来的是两名女看护。这一事件的发生，使日方处于被动局面，谈判发生了转机。外国使臣在东道主国家遭到伤害，这有违国际礼仪。日本持不同政见者以及和李鸿章有过交往的文武官员和绅士，纷纷前来探望，馆驿门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国家的报纸都以头条新闻报道，给日本带来很大压力。

李鸿章从政几十年，周游世界各国，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利用这个机会，指责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行径，还向来访的官员和记者指点着他沾染鲜血的袍服说：我是中国的使臣，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要是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有人劝他多休息几天再行谈判，他却激昂的表示，如今国难当头，达成合约是刻不容缓的事，岂能因个人安危，延误国家大事!他的这些表现，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

行刺事件发生后，担任保卫任务的日本警察大惊失色，纷纷拔剑抽枪，冲向刺客。刺客迅速逃入路旁一家杂货店中，躲在柜台后面开枪拒捕，几经搏斗，终被擒获。行刺李鸿章的凶手，名叫小山六之助，21岁，是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他不希望中日停战，更不愿意看到中日议和，一心希望将战争进行下去。他曾公开宣称：“日本放弃占领北京，是日本的耻辱，同中国讲和现在为时尚早”。所以决定借刺杀李鸿章，进一步挑起中日之间的矛盾，将战争进行到底。被捕后，作为国事犯受审，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1907年8月，小山六之助服刑仅12年，日本当局就以“在监狱表现好”为由，将其释放。

这一事件使日方处于困境，打乱了伊藤原来想要挟李鸿章，从而获得更大利益的计划。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日本天皇也感到非常头痛，不得不召开了御前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28日，当伊藤博文再次来到李鸿章的驿所，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不禁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几天来在谈判桌上口干舌燥没能取得的战果，竟然会因为自己的遇刺而实现。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受刺杀李鸿章事件的影响，日本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但对中国向日本赔款白银二亿两，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等条件表示不再让步。伊藤博文限李鸿章对和约草案做“允”与“不允”的答复。日方还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同意签约。

签订这一卖国条约的消息一传到中国，举国上下纷纷谴责李鸿章的卖国行径，使这个清朝鼎鼎大名的权臣名声一落千丈，威风扫地，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他从日本回国后，不敢进北京，只好称病留住天津。慈禧迫于舆论的压力，暂时革去他的一切职务。大清天子之死努尔哈赤之死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二十五岁时，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五十八岁时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号称十四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余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据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金国平和吴志良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

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缓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羞辱讥讽努尔哈赤：“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据韩称：努尔哈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再加上袁崇焕的羞辱，最后终于郁郁而终。

除朝鲜方面的记载而外，明朝其他的一些史籍也有类似的描述。据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这个大头目，有人认为是努尔哈赤。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匾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衣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考虑到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金国平和吴志良对此则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迪教授附《赘言》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这一结论持异议。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依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衷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中间有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正在“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还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郑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无“重伤”之人之病象。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而对于努尔哈赤死因，明朝方面是有记载见于文字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慑患疽死”。明御史汪若极也说，因宁远大捷，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记载：“老奴酋疽发背死”。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亦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同时朝鲜方面亦有类似的记载：朝鲜捉获后金部民则说，“奴酋去（按应为“今”）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即温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朝鲜《丙子录》也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

李鸿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整日心情郁忿，加上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死去。

皇太极死因对于皇太极的死因，《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单：“是夕，亥时，无疾崩”。真正引起皇太极暴卒的原因，史书甚少涉及，但如果对史料进行精心的梳理，可以发现，皇太极实际死于情殇，他一生惟独钟情宸妃，最终因哀恸宸妃而死。

皇太极皇太极，清朝的开国皇帝，满洲酋长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继后金汗位，继承其父遗志，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了整个东北，继承了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版图，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后金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祟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像平常一样，忙碌了一整天。在一天中的活动中，并未显现出任何不祥之兆。晚上亥时，皇太极却“暴逝”于沈阳清宁宫御榻之上。

对于皇太极的死因，《清史稿》的记载非常简单：“八月丙寅，贝子罗有罪论辟，免死，幽之。戊辰，以宗室巩阿岱为吏部承政，郎球为礼部承政，星讷为工部承政。庚午，上御崇政殿。是夕，亥时，无疾崩，年五十有二，在位十七年”。从史料记载观之，皇太极当晚还在崇政殿办公，两个小时以后就无缘无故死在清宁宫，因为事出突然，就给了后人想象发挥的余地，在野史中多有猜测为多尔衮谋杀，这和之后庄妃下嫁多尔衮之谜联系起来，被描画的绘声绘色。而真正引起皇太极暴卒的原因，史书甚少涉及。但如果对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皇太极实际死于情殇，他一生惟独钟情宸妃，最终因哀恸宸妃而死。

皇太极先后纳一后五妃，其中蒙古科尔沁赠福亲王莽古思家中就有三人。莽古思之女，名哲哲，十五岁时（明万历四十二年）嫁与皇太极，封孝端文皇后。天命十年（1625）后金迁都沈阳不久，莽古思之孙女，寨桑之女本布泰，也嫁给了皇太极，年仅十三，封孝庄文皇后，即福临（顺治）之母。而后，塞桑之子吴克善又把其妹，即孝庄之姐海兰珠送给皇太极为妃，《清实录》记载：“上偕诸福金迎至，设大宴纳之”。天聪八年（1634）十月封宸妃居关雎宫。宸妃进宫时已二十六岁，小于皇太极十七岁，比妹妹庄妃晚进宫九年，据说由于其知书、文静、美丽、睿智而深受皇太极的宠爱。

崇德元年（1636），太宗即位时，宸妃的地位正式得到法律的确认，册封为“东宫大福晋”，位居四妃之首，仅次于中宫皇后，太宗赐其所为“关雎宫”，原自《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句。这本是爱情诗，取其义，则包含着太宗对她的爱怜至深。崇德二年（1637）七月，宸妃诞下一子，排行第八。皇太极破例召集群臣聚于大政殿，举行盛大庆典活动，旨次颁发大赦令。由他签署的告国中文告称：“今蒙上天的特别关怀，关雎宫宸妃诞育皇嗣”，特发此大赦令，使国人都得到应有的恩惠。他把这个刚来到人世间的婴儿称为“皇嗣”，即等于宣布：他就是皇太子，朕的皇位继承人。朝鲜国王李综很敏感，马上给太宗上贺表，直称此婴为皇太子，并送上丰厚的贺礼。

不幸的是，这个未来的嗣皇帝还不足一岁就染上了可怕的“天花”，于崇德三年（1638）正月夭折。宸妃无法承受精神的创伤，精神抑郁，情志不舒，体质明显衰弱。

此时，皇太极屡屡向内地进攻，几经失败后认识到要得山海关必先得关外四城。于是在崇德六年（1641）命多尔衮、豪格分兵还守盛京，亲自督军围攻锦州。在明洪承畴率十三万援军奔驰而来的九月，紧张的松山战役之中，骤闻宸妃得疾，皇太极五内俱焚，留杜度、阿巴泰等围锦州；多铎、阿达礼等围松山；自己于九月十二日带着护从佯作军兵移动，急匆匆奔回盛京（今沈阳）。

十日从锦州前线出发，十三日遭遇大风雪，但是泥泞的道路，阻不住皇太极似箭的归心。十六日右真王率百余骑来迎，皇太极详细讯问宸妃病情，听说稍愈，这才稍放宽心。十七日傍晚东渡辽河，距沈只九十里。王先谦在《东华录》记载这时情形写道：是夜一鼓，盛京来的使臣到，详细奏承宸妃病重。皇太极立即起营拔寨，先遣大学士希福、刚林、梅勒章冷僧机、启心郎索尼等，询问病势。希福等在五更到达盛京时，宸妃已经薨逝，年仅三十三岁。冷僧机、索尼驰行途遇皇太极将此事奏报。皇太极恸哭。卯时抵达盛京，入关雎宫，至宸纪柩前恸哭之。此处二次连用“恸哭”可见其心急情哀。宸妃之死对皇太极在感情上的打击是极为沉重的。

自此以后，皇太极便完全沉浸在伤恸之中了。据《东华录》载：“上居御幄，不饮食者六日，朝夕悲痛。是日午时，忽昏迷，言语无绪（序）”。诸王公大臣惊问：“上何故?”皇太极答：“朕不知也”。事实上，皇太极自知是由于哀恸过度才造成的暂时昏迷。虽然皇太极自知“伤悼太过”，但仍不能自已，自十八日午前四时到盛京，六时入关雎宫哭宸妃，至二十三日正午已是六日不进饮食，哀伤过度而昏迷。皇太极宫中福晋众多，惟宸妃使他哀恸于衷。其时中宫孝端文皇后四十三岁，永福宫庄妃（孝庄文皇后）只二十九岁，此外尚有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等许多年轻的嫔妃，无论宸妃生前或死后，都没有转移皇太极对宸妃的钟情。

由于皇太极追思怀念宸妃，忧伤不已，诸王、大臣深恐其愁坏身体。九月二十九日为初祭，皇太极又率原送葬人员前去宸妃灵前行礼祭祀，宣读祭文，赞颂宸妃的美德；又命喇嘛僧道做道场，为宸妃超度灵魂。皇太极表示要节哀，实际上他又做不到，仍然日夜追悼不已。据《东华录》记载，诸王贝勒奏请皇太极出外行猎，消解郁闷的心情，然而行猎回来，路经宸妃殡所，他又到灵前痛哭一场。皇太极十月二十七日冒雪吊祭宸妃墓前，追封宸妃为“敏惠恭和元妃”，对宸妃予以很高的封赠、赞誉。更可见皇太极忆念之深。此后常常去宸妃墓前哭祭。

经过松山大战，洪承畴被擒，清军进占锦州这些重大胜利，皇太极仍旧思念宸妃。长期哀痛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及至崇德八年（1643）八月八日“夜坐清宁宫南榻，无疾而卒”。享年五十二岁，葬于昭陵，谥号文皇帝。

皇太极此前据说患有“风眩”之症，自宸妃死后身体日衰，直至“无疾而卒”，可见致死的主要原因显然不是此前所有的“风眩”小症，而是“哀伤过度”。皇太极死后葬于昭陵，昭陵恰恰建于宸妃墓侧。如果在宸妃死前就已选定昭陵筑地，那么葬宸妃于昭陵西侧，乃出于常情。然而事实上昭陵建于宸妃死后二年，其地既不靠山也不傍水，不大符合帝王选择陵寝的要求。如果确在宸妃死后皇太极选定的，宁肯冒宿命的风水之禁忌，移山开河也要与宸妃相伴左右，这不能不说与皇太极对宸妃的爱恋之情大有关系了。

顺治皇帝的死因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六，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而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可以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的分析，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二百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十一个字，除时间，地点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死于天花。尤其是孟森持论所根据的是王熙自撰《年谱》。王熙是顺治时期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草拟的。王熙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正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的一周，如《年谱》云：“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死前几日的活动，明确记载顺治是染痘（天花）病终于养心殿。无独有偶，孟森又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在其《青碉集》中所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珰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王熙与张宸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者，都说顺治死于天花。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中国社科院明清史研究专家王戎笙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顺治遗诏的学术论文，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界对顺治死因的再度关注。《张氏医通》中这样描述天花的症状：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天花的病症推断，顺治临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亲自口授遗诏。那么，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载的，顺治临死前口授遗诏，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谁来即位和辅政大臣两大难题，这些事情又究竟该如何解释呢?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1992年，厦门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偶然发现手抄本《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该书中有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是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廷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事，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已经没有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从常识上讲，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的神秘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

雍正暴毙一代枭雄雍正的突然死亡，死因至今是未解之谜，但有三种主要的说法，其一是官书记载因病而亡，但对暴毙的异状未作解释，令人疑窦丛生；二为剑客所刺，未经证实；三为死于丹药中毒，也只是推论。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一代枭雄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毙在圆明园离宫中。当时官方宣称他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即位”。但这并没有明确说明雍正的病情及死因。

与“官书不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间却流传着雍正之死的种种离奇曲折的故事，虽多为民间趣闻、甚至是以讹传讹，但其中也有不少颇具合理性、有说服力的因素，让严谨的史学家也不能贸然否决。其中遇刺而亡和中毒而亡即是流传很广的故事。

关于雍正死因，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雍正为吕四娘所杀。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一些书籍中也有大量的记载，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都记载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四娘何人?何故要刺杀雍正?说法又有二，或说吕四娘为侠女。雍正年少时酷爱击剑，爱结交天下剑客，与其为刎颈之交者就有十三人。登基伊始，就控制了海内武林高手，而惟独某僧不听其使唤，隐藏到山野之中，行踪飘忽，难以缉获。一日，雍正终于得知该僧藏身处，于是命其结义兄弟三人，改扮伪装前去缉拿，同时布精兵包围。该僧见到来的三个人，只是笑了笑说你们是受主子的命令来捕获我的，我命该绝。你们的主子气数还尚旺，我现在不能跟你们强争。但是，你们主子多行不义，屡屡以私恨杀人，今天我虽然要死了，你们和你们的主子也必然不能幸免。一个月后，必然有人为我报仇，你们等着吧。说完这些话，该僧即伏剑自杀了。三个人携带着该僧的首级回去复命，并将他们听到的也报告了雍正。雍正非常害怕，寝食不宁，加强了防卫。但一个月后，却还是让吕四娘用飞剑削去了脑袋。吕四娘就是该僧的徒弟。又一说是吕四娘是吕留良之孙女。吕留良系清前期有名的文人，雍正六年（1728）吕留良因曾静案被牵涉，被雍正从墓中挖出戮尸。十年（1732）十二月，吕留良子葆中、毅中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孙辈发配边疆为奴。传说吕四娘逃脱，潜藏深山，拜师习剑，练得飞檐走壁、飞剑杀人的本领，后潜入宫内，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雍正十三年（1735）某夜，潜入圆明园斩掉了雍正脑袋，报了她的灭家之仇。还有人传说除吕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雍正之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不值得相信。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其次，吕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被收入官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奋等，其妻妾子女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都在宁古塔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吕四娘不可能混入宫中。另外，紫禁城内明令整肃，在雍正即位的第二年起，在本已经是戒备森严、连飞鸟都难进入的宫廷护卫下，又设护军营，专职保护皇帝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像一个女子，即使她是一个武艺高超的人，能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进入深宫刺杀皇帝。其实，在满清时期，因满汉民族矛盾等，试图刺杀皇帝的人大有人在，并且一直都在积极行动，寻找机会，但都没成功。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一直是受到质疑的。

还有人认为雍正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而是长期服丹药中巨毒而亡。雍正在皇子时代就直接或间接地与道士有交往，突出的一件事是他相信武夷山道士给他算的命。那时，诸皇子明争暗斗，纷纷图谋储位。雍正迷信天命，在政治厮杀中总想预知自己的前程。炼丹是道教企求不死成仙的基本修炼方法，历史上炼丹家往往就是道家，故此人们也把道教称作丹道。历代幻想长生不老的帝王大多迷恋仙丹之药。雍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热心烧炼服丹致死的皇帝。

据说，雍正晚年由于纵欲，染上沉疴，长期食用丹药。他曾密诏地方督抚大员为他推荐名医方士，寻长生不老之药。雍正还罗织了一帮道士为他炼丹药，晚年便靠食丹药养生，结果中毒而死。从一些史料记载看，雍正确实嗜仙道而服食丹药。在历史上，嗜食丹药而求治病或求长寿的皇帝不为少数，死在其上的皇帝也不乏其人。从已经解密的清朝宫中的档案等资料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雍正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所谓的僧道异能之士，为雍正炼丹制药，雍正对这些僧道异能之士礼遇有加。在他驾崩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即突然下令驱逐所有的炼丹道士出宫，新君刚登基，又因为雍正是突然驾崩，乾隆一定有很多重大而紧急的事要做处理，而在这时却紧急驱逐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异之处，不能不让人生疑。尽管乾隆在驱逐道士中说其父对僧道虽优待，但却未听其一言，未服其一药,这显然是在为其父辩解，不能令人信服。否则又怎会突然下逐客令?他虽又辩解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雍正能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彻底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的称自己是“崇敬佛法……朕为第一”。他还善待超盛和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做官。驱逐道士的当日，乾隆另将了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等，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要“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雍正横死有关，否则，为何太后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第九章

咸丰客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贵为天子的皇帝客死他乡的实属少见，而被英法殖民者赶出京城的咸丰却客死他乡。有说是与随行的肃顺等人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谋权有关；有的却说是咸丰对英法侵略者的仇恨和怀疑而不愿回京，致使他客死承德。

英法联军的刺刀把咸丰一步步逼向回天无力的苦难深渊时，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反清烈火也越烧越旺。太平军的三河大捷，使湘军元气大伤，所谓“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咸丰闻讯，面如死灰。他感到脚下的大地在旋转，感到自己极力支撑的“天”，真是要摇摇欲坠了。他不禁多次征询身边的谋士、翰林院编修郭嵩焘说：“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天下大局，宜如何处理?”

面对着土崩瓦解的半壁江山，咸丰的意志和他的健康状况一样急转直下，迅速崩溃。他自知回天无力，早年英姿勃发，扭转乾坤的锐气已无影无踪。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大堤又一次崩溃了。面对着洪水猛兽般的西方列强，也曾愤恨，也曾抗争过的咸丰皇帝终于失败了。他成为华夏五千年历史上，第一个被西方人赶出皇宫的中国帝王。而所谓咸丰的“秋弥木兰”，是被英、法联军的大炮从圆明园给轰出来的，其间狼狈、惶恐之状，与列祖列宗的秋弥大典不可同日而语。

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咸丰一行仓皇出逃后，如惊弓之鸟，日夜兼行，因御膳及行李帐篷等俱未齐备，当天，咸丰皇帝仅吃了两个鸡蛋，第二天也仅和后妃宫眷们分食几碗小米粥。往日如花似玉的后妃宫眷们，如今落难荒郊，一个个惶恐忧愁，容颜憔悴。咸丰看着这支逃难的队伍，回头南望京城，不禁以泪洗面，痛不欲生。他深感愧对祖宗，更不知此生此世还能否回到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营建了一个半世纪的圆明园，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式与风景式交融的“离宫型皇家园林”。她既有北国之古风，江南之秀韵，更兼备中西庭园合璧的风采。其中，不仅有无数的殿阁楼台，桥廊水榭，而且珍藏着数不尽的孤本秘籍，名人字画，鼎彝礼器，金珠珍品，铜铁古玩等中华至宝。她曾是历朝清帝避暄听政，颐享天年的场所，也是咸丰皇帝诞生的摇篮，还有“九州清曼”的“同道堂”更是道光皇帝书名定位，托付社稷江山的地方。联军焚掠圆明园的噩耗传到热河后，一种无以言状的愤恨使咸丰帝几乎站立不住，他似乎觉得自己竭力支撑的这个“天”已然塌下来了，亡国一样的奇耻大辱吞噬着他的心灵，虚弱已极的年轻皇帝经不住这突然的打击，立时口吐鲜血，旧病复发。

有些文书中往往把咸丰拒不回京的原因，归咎于肃顺等人阻挠，以便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以娱情声色来诱惑年轻的皇帝乐不思蜀。其实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

自幼熟读历代典籍的咸丰并不是不知道，圣驾久离京城的危险性，也不是一心贪恋山庄的风景和女色。作为一国之主，他何尝不想及早回銮，以定人心。但咸丰对洋人的猜忌实在是太深了，尤其是对英、法侵略者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所以尽管在战场上他失败了，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但他始终不愿意放下万乘之尊的架子，与外使同居一城，更无法接受一个远方蛮夷的所谓“国书”。在这种心理障碍之下，当留京王大臣等合词恳请他早日还宫，以定人心时，咸丰直言相告：虽然英、法退兵，但各国夷蛮尚有驻京者，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该夷言明，难保不因朕回京，再来饶舌。诸事既未妥协，假使率意回鉴，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于事体诸多不协，但恐京师人心震动，更有甚于八月初八日之举。最后咸丰决定，本年暂缓回京，候夷务大定，再将回。最后又特意加一句，本年回京之举，该王大臣等不准再行奏请。干脆把留京王大臣们的嘴给堵住了。咸丰的决定，不仅得到随行王大臣肃顺等人的积极支持，也为他们左右皇帝，排除异己创造了条件。

热河避暑山庄原有离宫二百余所，完好无损者尚有七十余所，又多藏梨园行头，其精致华美甚至胜于京师南府。和约签订以后，肃顺等人为宽慰病弱烦闷的咸丰皇帝，知他酷爱京剧，便召升平署（宫廷戏班）人员分批到热河承差。几乎隔两三天即演一次戏，每次戏目、角色均由朱笔决定，有时上午已花唱，仍“传旨今日晌午，还要清唱”。除观剧外，避暑山庄距围场不远，咸丰又时常游猎打围。然而，深秋塞外，水冷风寒，已病入膏肓的咸丰皇帝，怎能与当年盘马弯弓，纵横驰骋的康熙大帝相比。所以，娱情不久，第二年初春，咸丰的病情再一次反复。原来，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二，咸丰即诏定二月十三日回銮。其后又规定了回銮后详细的行程安排。这边京城留守的王公大臣们都翘首以盼，他们希望皇帝尽快还宫，一来人心大定，二来可以使咸丰早日摆脱肃顺等人的左右。但让他们失望的是，届时皇帝并没有动静。二月中旬，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英国公使普鲁斯相继进驻北京。接着，二月二十二日传来上渝：朕躬尚未大安，诸王大臣请暂缓回銮，不得已勉从所请，秋间再降谕旨。

咸丰一再推迟回銮的举措，激起了留京王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具折痛弹劾瑞华、肃顺等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而肃顺等人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师的士大臣一再吁请回銮，是挟制朝廷，并中伤恭亲王奕訢借助洋人势力，欲图谋反。京师与热河，以奕訢和肃顺为首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

此时咸丰剧咳不止，红痰时见，他的痨病已到晚期，但英、法公使驻京，亲递国书等项仍未议妥，所以咸丰执意不肯回京。这正如史学家孟森所言，咸丰以与外使同居一城为耻，他是“宁以社稷为殉，不使夷虏踪迹相沾，得正而毙，虽败犹荣”，是一个至死不渝的封建卫道士。所以当与洋人关系日趋密切的恭亲王欲赴行在看望他的时候，咸丰十分反感，立时提笔拒绝，连辅佐奕訢办理洋务的文祥亦特谕不必前来。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1861年8月22日凌晨），清朝第七代皇帝咸丰病逝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卒年三十一岁。成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中国封建帝王中惟一一位客死异地的君主。

同治死因同治帝六岁登极，十八岁才亲政，然而，仅仅“亲政”两年，就患病而死，终年十九岁，成为清朝皇帝中寿命最短的一个。因此，他的死因也就成为了晚清宫廷中的又一悬案。

同治帝载淳，咸丰六年（1856）生于紫禁城的储秀宫，生母为懿嫔叶赫那拉氏，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天津，直逼京师。五岁的载淳随皇父咸丰、皇母懿贵妃逃难到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内外交困的咸丰帝，怀着无限遗恨溘然早逝。咸丰临终前，作出一个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精心安排，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肃顺等八大臣辅佐太子执政，定年号“祺祥”。咸丰帝死后，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发动了“辛酉政变”，废除了“祺祥”年号，六岁的载淳即位，改元“同治”，意寓两宫太后同时治理天下之意，慈禧与慈安两太后实行垂帘听政，其实真正执掌国政的是慈禧太后。同治六岁登极，十八岁才亲政，只“亲政”两年，就患病死去，终年只有十九岁，成为清朝皇帝中寿命最短的一个。

在晚清的皇帝中，同治皇帝的死因一直是史界和一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对此，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同治帝是因微服逛妓院，染上梅毒而死。因为，从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良药，但即使是一般的百姓，患天花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的呢?另外，在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老百姓眼里，天花和梅毒的病症有点类似，因此怀疑同治得的是梅毒而不是天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同时，从同治帝平常的行为习惯上怀疑他有可能染上梅毒。据《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选皇后的时候，同生母西太后发生了意见分歧。西太后喜欢美貌艳丽但举止轻佻的侍郎凤秀的女儿，但同治帝和东太后慈安却都看中了清朝惟一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该女虽然相貌平常，但举止端庄，一见就知道是有德量者。同治帝不顾母后的反对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凤秀女只被封了个慧妃。对此慈禧太后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没有给予崇绮家“皇亲国戚”的特殊待遇。婚后，同治同治皇帝与皇后“伉俪綦笃”，这就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快。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亲近慧妃。同治帝当时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瑨妃和殉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在乾清宫的同治帝独眠难熬，就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微行出宫。据传，有好几个人在肆井中亲眼看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就从宫中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这样，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也许到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逛妓院，因而染上了梅毒。现在涉及这段历史的许多文学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说法。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同治帝是死于天花而非梅毒。设在故宫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曾经根据从堆积如山的清官档案中找出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以下简称药底簿）进行分析，认为同治帝所患之病是天花而绝非梅毒。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在患病之初，患天花者发病很急，一般都要伴随着发烧、脉搏跳动加快的反映，而患梅毒者则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而药底簿则记载同治发病之初连续发了七天的高烧，“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束，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以及“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等，这些都是出天花的症状。（二）从药底簿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同治患病时出现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全身性的天花症状，而梅毒患者是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的，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三）从天花皮疹的分布部位和转化规律上可以看出同治帝患的是天花之症。从分布部位上看，天花皮疹一般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而至下肢，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呈离心状分布，这与药底簿所记的症状是相吻合的；从皮疹形态的转化规律上看，一般天花患者在患病的头两天就会出现斑疹，数小时后斑疹迅速变为圆形的丘疹。病人出疹后，全身中毒症状反而明显减轻，胸堵烦呕现象减退，大便通畅，胃口渐开。又过了二三日，丘疹开始灌浆，成为疤疹，这种疹的中间凹陷成脐形，周围有红晕。到了天花起病的第八九日，疱疹转为脓疽。又过两三天，脓疱逐渐干缩成痂。大约在发病后的二至四周，痂开始脱落，天花发病的过程基本结束。药底簿的记载正好与上述的症状以及皮疹的转化过程相一致。而梅毒则不同，发病的周期要比天花长，而且梅毒的斑疹大小如蚕豆，形状为圆形或略带不规则形，不是天花疱疹的那种脐形。

那么，为什么患天花会导致同治帝的死亡呢?研究者认为，因为同治在天花的后期不幸皮肤感染，“发热头眩俱退，惟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腿痛筋挛，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并发性的皮肤感染愈来愈重，使病人逐渐丧失了抵抗力。最后，皮肤感染发展到发生“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的地步，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疾病的末期，很可能导致全身衰竭而突然死亡。

另外，有学者根据父辈传下来的口碑等材料认定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同时强调，后来发生了一个变故，直接造成了同治帝的猝死：“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看见皇后愁眉锁目，泪痕满面，乃细问缘由。这时早有监视太监走报西太后，说皇帝和皇后阁内私语。慈禧急来东暖阁，脱去花盆底高跟鞋，悄悄立在帷幔之后窃听，并示意左右禁声，切勿声张。此时皇后毫无察觉，哭诉备受母后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研究者对同治帝的死因各执一词，同治的死因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解不开的谜。

光绪猝死为什么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反而要比七十四岁高龄的慈禧太后早死了近一天?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光绪皇帝之死因由此成了晚清历史上一大疑案。

历史车轮不断滚滚向前，总是留下清晰可鉴而又曲折的轨迹，然而历史人物的言行及其归宿却常常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定，甚至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形成长期不解的历史之谜。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傍晚，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满含悲愤地离开了人间。临终无一名亲属及大臣在身旁，及至被人发现，早已死去多时，可以说，生前死后，备受冷落，孤苦凄凉至极。而恰恰又在十五日未刻，时隔不到二十四小时后，他的母后及政敌、操纵晚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在中南海仪鸾殿内，终年七十四岁。

为什么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反而要比七十四岁高龄的慈禧太后早死了一天?于是光绪帝的死因引起了多种猜测，疑团横生，由此便成了晚清历史上又一大疑案。有关光绪的死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慈禧太后病危时，深怕自己死后，被她废黜的光绪重新主政，继续推行维新变法，所以指使太监下毒手把光绪帝害死，以绝后患。如《清室外记》中曾记载：“皇帝殡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惟藏于李莲英辈之心中”。据此认为光绪帝很可能是被李莲英谋害致死的。以上的记载是市井传闻，不足为信，但当时尚有一些接近宫禁、颇知内情之人，甚至有自称亲见亲闻者，后来亦撰文著书，认为光绪帝之死，值得怀疑。例如曾任十九年御史及起居注官、较为接近光绪帝的恽毓鼎，在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时太后病泄泻数日来，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光绪遂死。徐珂所编著的《清稗类钞》等书也认为，慈禧在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重新执政，推翻她既定朝政及平反她一手制造的种种冤案，于是令人下毒手将光绪害死。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的《慈禧外传》和晚清曾在宫中担任过两年女官的德龄女士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一书中，更十分肯定地指出，“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据德龄的记载，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等人，平日依仗着主子慈禧的权势，经常中伤和愚弄光绪。他们深恐慈禧死后光绪重新主政，会清算他们以前犯下的种种罪孽，所以就先下手为强，在慈禧将死之前，先把光绪谋毙。更有一位曾给光绪皇帝治过病的名医叫屈桂庭的，撰定了《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文（载《逸经》第二十九期），文中写道，当他在光绪帝死去的前三天再次去医病时，发现光绪帝突然腹部剧痛，他认为“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这些记载均言辞凿凿，坚持认为。光绪是死于慈禧指使的谋杀。

第二种说法，则认定光绪帝是被袁世凯、奕勖进药毒死的。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首先认定戊戌政变是源于袁世凯的告密，这一逻辑推演出，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才镇压了维新运动。光绪帝因此被囚，险些被废。这样，慈禧病危之时，袁世凯就担心慈禧死后光绪帝会重新执政，遂先与庆亲王奕勖勾结，准备废光绪立奕勖之子，然而，这一行动并没有成功，这样，别无他途，于是进药毒死了光绪帝。据《国闻备乘》记载：“迨奕勖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腹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就十分明确地谈到这一点，说：“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据内务府某大臣的一位后人告诉我：光绪死前不过是一般的感冒，他看过那些药方，脉象极为平常，加之有人前一天还看到他像好人一样。病重消息传出不过两个时辰，就听说已经‘晏驾’了”。

第三种说法持光绪自然病死之说。如《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清史稿·德宗本纪二》等所谓正史或官修史籍内，均载光绪系正常死亡；再如《苌楚斋三笔》卷六则称：早在光绪三十四年二三月间，光绪帝久病未愈，早入膏肓，是时肝气大发，以手扭太监顶戴，以足踢翻电灯，情势日及。又光绪临终前一段时间，一直为其治病的六位名医之一杜钟骏所著《崇德请脉记》一书，对光绪之病情、诊病经过以及光绪临终前的病状，叙述非常详尽，证明光绪帝确是正常死亡。

光绪皇帝第四种说法，一些学者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光绪脉案中考证出，光绪是由于长期多系统的慢性消耗疾病，最后体力衰竭而死，并非他人所毒死。其主要依据是：（一）从光绪早年的脉案及其自述之“病原”得知，他自幼多病，且有长期遗精病史，身体素质极差。如光绪二十三年载湉自称之“病原”中称“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几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自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捐太甚，无力发泄之故”。光绪年方弱冠即患遗精，且在大婚之前。（二）戊戌变法，他在政治上遭受重大变故，其病情也开始加重，出现多种病症，气血双亏，每况愈下。当然，载湉病势转重，决非偶然，乃与其政治处境密切相关。（三）临终前半年已病入膏肓，危在旦夕。其病状表明，光绪帝的心、肝、脾、肺、肾皆有亏损，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两虚，阴阳俱衰。（四）从其死前三四日内及其临终前病情看，并无发现突发性中毒或受其他伤害的现象。同时，根据很多文献的记载，清廷对于筹办光绪帝丧事的措施，早在西太后患病之前就有所准备，并非因西太后自知不起，必欲先制光绪于死命而临时仓猝之所为。（五）认为造成光绪帝壮年夭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慈禧之所以立光绪继承皇位，一方面是因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帝十九岁时早亡，没有子嗣继其位，另一方面是慈禧权欲熏心，想立一幼君，以便再次垂帘听政，因此她一人作主，使自己胞妹（醇亲王福晋）的儿子载湉得以入宫为帝，而光绪幼年入宫后即在孤独中成长，加之宫中礼仪繁琐，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束缚住幼年的光绪，致使他失去童年的欢乐，因而他从小心情抑郁、精神不振，造成体质孱弱。成年以后虽有缓和，但至二十八岁以后又急转直下，这主要与他的政治遭遇有关，光绪帝被幽禁、康梁流亡日本、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光绪帝成了笼中之鸟，任由西太后摆布，时刻处在惊恐忧虑之中，因而曾哀叹：“朕并不如汉献帝也!”在这种日夜不安、诚恐诚惶的环境中，光绪的精神全面崩溃，旧病复发，后果只有一个，非死不可。

由于上述种种传闻，使光绪帝的死因成为晚清历史上又一大疑案。大清的后宫努尔哈赤大妃殉葬清太祖努尔哈赤特别宠爱大妃阿巴亥，把她当成掌上明珠，但在死后却要她陪葬，这在满族历史上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有人说大妃与努尔哈赤的第二子代善关系不同寻常，两人之间眉来眼去，她的殉葬是这个原因吗?抑或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问题?

清太祖努尔哈赤共有后妃14位，最宠爱的有二位。一位是皇后，她是叶赫部酋长杨吉努的女儿，皇太极的母亲。1603年，她年仅29岁就病死了。另一位是大妃纳喇氏，名阿巴亥，乌喇贝勒满泰女，出生于1590年，12岁时就嫁给努尔哈赤。

阿巴亥嫁给努尔哈赤极富戏剧性。明朝末年，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先后崛起，互争雄长。海西女真的乌喇部地广人众、兵强马壮，势力尤为强大，与努尔哈赤势不两立。万历二十年（1592），包括乌喇部参与其中的九部联军，以3万之众攻打努尔哈赤的根据地赫图阿拉，企图把刚刚兴起的建州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乌喇部首领满泰被活捉，表示愿意永远臣服建州。努尔哈赤念其归顺之意，收为额驸，先后以三女妻之，盟誓和好，软禁3年后释放。满泰兵败回归后，为了取悦建州，感激努尔哈赤的再生之恩，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将年仅12岁的侄女阿巴亥亲自送到赫图阿拉，就这样，阿巴亥嫁给了大她30岁的努尔哈赤。开始了自己不平凡的妃嫔生活。这位来自乌喇部的稚嫩公主，既要博得丈夫的欢心，又要周旋于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之间，难度很大，然而阿巴亥是一位非同一般的少女，不仅仪态大方、楚楚动人，而且天性颖悟、礼数周到，很快博得努尔哈赤的欢心。43岁的努尔哈赤对这位善解人意的妃子，爱如掌上明珠。孝慈皇后死后，努尔哈赤便将幼小而聪明的阿巴亥立为大妃，独占众妃之首。阿巴亥为努尔哈赤生了三个儿子，即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和十五子多铎，另外又收养了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的第四子多罗恪喜贝勒之女。然而，1626年努尔哈赤死，大妃在本人并不愿意的情况下，被迫殉葬。如此漂亮年轻的妃子，按理说努尔哈赤是不会残忍到让她活殉的，那么大妃到底为什么要殉葬呢?

许多人认为大妃殉葬的原因是出于努尔哈赤的遗嘱，因为此前大妃的一些作为，引起了努尔哈赤的强烈反感。努尔哈赤在立大妃以后的年月里，南征北战，一方面和明朝作战，一方面统一东北各部，无暇顾及宫内事务。这时的大妃乌喇纳喇氏正当青春年华，不甘宫中寂寞，与比她大六岁的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产生了爱情，私下来往甚密，有时甚至深夜二人仍眷恋不归。这件事后来被努尔哈赤的一个叫代因扎的妃子告发。据《满文老档》记载，代因扎的告发内容有：“大妃曾两次备饭送给大贝勒（代善），大贝勒接受后吃了。另外，大妃有时一天会二三次派人到大贝勒家，自己在黑夜里也有数次外出”。如此这般一说，也引起了各贝勒和大臣们的共鸣，纷纷说道：“每次我们在大汗家里商量国事时，大妃总是盛装打扮，披金挂银，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大贝勒，两人互送秋波。这事除了大汗以外，众贝勒都发现了，感到实在不成体统，想如实对大汗说，又害怕大贝勒、大妃报复，所以就谁也没说。这些情况现在只好向大汗如实报告”。努尔哈赤听后，十分恼怒，对大妃的不安分十分反感，但若听了这些人的话而追究这件事，那么家丑必定外扬，对自己来说绝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定会有损声威，而且自己又不想加罪代善，只能隐忍不发。

不久，大妃又被人告发私匿财物，努尔哈赤派人一查，还确有其事，查出的绸缎、银子还真不少。努尔哈赤骂大妃说：“你这个人心存奸诈、险恶，是个心狠虚伪的贼徒，人间所有的凶恶心肠，你都具备了。你不爱自己的丈夫，却背着我去爱别人，这样的人不杀掉还有什么用?”努尔哈赤杀大妃的心思在这时已经产生了，但当时顾虑到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还小，不忍心让他们从小失去母亲，所以才免其一死，将她废黜。他又令周围的人替他们看护孩子，不准孩子接受大妃的东西或听她的话。就这样，与努尔哈赤生活近20年，一直受宠不衰的阿巴亥被迫愤然离去。代因扎达到了目的，她以举发有功，加以荐拔，并享受“陪汗同桌用膳而不避”的优待。其他两位中伤阿巴亥的妃子各分得阿巴亥的缎面被褥一套。

1626年，努尔哈赤临死时，下遗嘱说：“大妃这个人心怀嫉妒，常常使我过得很不开心，人虽机智聪明，但如果留着必定会作乱。我已给各位贝勒遗书，待我死时让她殉葬”。大妃不想死，求各位贝勒，贝勒们不答应。在各位贝勒的逼迫下，大妃无计可施，只能穿戴好衣服，自尽以身殉葬。临殉葬前她对诸贝勒哭诉道：“我从十二岁以来就事奉先帝，锦衣玉食了二十六年，我实在不想离开他，所以与上同殓。我的二个小儿子多尔衮和多铎希望各位多多照顾”。大妃死的时候，多尔衮只有15岁。

努尔哈赤死时到底有没有这个遗嘱?除了日本传钞的《三朝实录》记载外，其他史书并没有具体记载。从今天来看，即使有这样一个遗嘱，这个遗嘱是不是努尔哈赤本人的真实想法，仍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很多人推测大妃殉葬恐怕另有隐情。

一些人认为上面的这种看法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努尔哈赤废黜阿巴亥一年多后，又召回了阿巴亥，将其复立为大妃。这说明大妃的所作所为，根本没有引起努尔哈赤的反感，同时也证明努尔哈赤对可爱的阿巴亥确实情有独钟，那个与她几近同时被轰出去的继妃衮代就根本没有再被召回。可以想像，古代皇帝身边被赶走的女人太多了，不论她们此前多么高贵，一经出宫，沦入民间，能有几个获得回头的机会?刚愎自用的努尔哈赤能把“复婚”的决定做得这样果断必有深刻的原因。阿巴亥之所以能浮出政坛，是因为她的重要，她的持家理政、相夫教子的能力出类拔萃。她在厄运中没有颓废，经过风雨的历练反而更加成熟。她鲜亮如初，再次介入到诸王和众妃建构的政治格局当中。

在清朝入关前较为广泛翔实的官方记录《满文老档》中，自阿巴亥复出后，关于众妃活动的笔墨不断出现。努尔哈赤的女人逐渐从闺阁走上政殿，有组织地协助丈夫从事一些政务，她们给努尔哈赤以政治的鼓舞，这一切与众妃之首阿巴亥的作用密切相关。如天命元年（1621）八月二十八日，东京城在辽阳太子河北岸山冈奠基，这是他们未来的皇都。众福晋在努尔哈赤和大妃的率领下，出席庆贺大典，前来参加活动的还有诸贝勒和众官员。众妃子点缀在政治活动中，让历史留下她们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助阵的呼声。

天命七年（1622）二月十一日，众福晋冒着早春寒冷，奔赴战斗的前线。十四日，她们到达广宁，统兵大臣一行人等出城叩见。衙门之内，路铺红毡，努尔哈赤坐在高高的龙椅里。接近中午时，“大福晋率众福晋叩见汗，曰：汗蒙天眷，乃得广宁城。再，众贝勒之妻在殿外三叩首而退。嗣后，以迎福晋之礼设大筵宴之”。这一支由女人组成的慰问团，大约在血火前线的广宁停留了三天，于十八日随努尔哈赤返回辽阳。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初六，努尔哈赤携众福晋出行，“欲于北方蒙古沿边一带择沃地耕田，开放边界”，他们沿辽河晓行夜宿，踏勘，行猎，在雪地冰原上留下了他们活动的痕迹，直至元宵节的前一天返回。

天命八年（1623）四月十四日，众福晋又一次随努尔哈赤为垦地开边出行。是日，他们由东京城北启程，经由彰义至布尔噶渡口，溯辽河上游至浑河，二十二日返回。后金军队的迅猛发展，使得粮食供给问题十分突出，努尔哈赤与他的女人们于旷野中的如此跋涉，不会有多少浪漫的成分，目的性是十分的明朗。

天命八年（1623）九月中旬，众福晋又一次走出东京城堡，跟随努尔哈赤的仪仗，畅游于山河之间，为期十二天。此间，除了狩猎、捕鱼，访问田庄、台堡，还参与接见蒙古贝勒，以及为大贝勒代善之子迎亲，整个行程有声有色。

有鉴于此，许多人认为，大妃实际上是皇权争夺的牺牲品，大妃殉葬是被皇太极逼迫的。

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立八固山王分掌兵权，八固山王中就有代善、皇太极。当时诸王各拥重兵，互不相下。对汗位更是虎视眈眈。到后来，代善、皇太极等四大贝勒因佐理国政，权势更大。四大贝勒中,代善和皇太极是汗位的最有力竞争者。这两个人战功都很卓著，但代善为人宽厚，而且居长（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早丧），其地位比皇太极更为优越。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太极就千方百计想陷害代善。当代善和大妃两情相悦时，皇太极怎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至于背后指使、布散流言蜚语等等更是可想而知。那个告密的小妃子，如果背后无人指使，怎么有胆量与努尔哈赤最宠爱的大妃叫板?

皇太极只有将大妃及代善均打击下去，自己才能爬上汗位，所以他的一箭射去，不仅大妃被废，而代善也名誉扫地，更为重要的是离间了代善与努尔哈赤的感情，让他这个孝慈高皇后所生的儿子在父亲眼中地位更重。

然而大妃被废一年多后，又复立为大妃，大妃的确有可爱之处，努尔哈赤舍不得割爱，而且时间一长，发现她也没有什么大过。在代善势力的下降过程中，皇太极的权势在日益增大，忽然大妃又被立，皇太极是十分不愿意看到的。恰巧这个时候努尔哈赤驾崩，大妃就成了皇太极即位的惟一障碍。满族确有用活人殉葬的习惯，却没有汗死后必定要让皇后和妃子殉葬的成例。至于努尔哈赤遗嘱中讲大妃的一番坏话，更没有必要，纯属是皇太极矫诏而逼迫大妃致死。这时的代善，已是爱莫能助，剩下大妃孤儿寡母，也就只能任人宰割。37岁的大妃殉葬的确不是自愿，纯系皇太极逼迫所致。

与大妃同时殉葬的还有两个庶妃，一为阿吉根，另一为代因扎。代因扎就是当年告发大妃与代善有暧昧关系的那个人，告大妃与皇太极指使有关，现在也被令殉葬，应该是皇太极怕日后事情败露，借机杀人灭口，她成了皇太极皇权斗争中的真正殉葬品。

支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努尔哈赤死时，大妃只有37岁，正值盛年，风姿饶艳。大妃生的儿子多尔衮、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皇太极争夺皇位。皇太极深知，要削弱多尔衮、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另外，努尔哈赤临终之时，只有阿巴亥一人守在身边，她向诸位皇子传达老汗王的临终遗嘱是“多尔衮嗣位、代善辅政”，这遭到四大贝勒的断然否定，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不但汗王生前反复强调，而且书写成训示交给了每位贝勒，白纸黑字，证据确凿。而所谓的临终遗言没有第二人能够证明，即使汗王真的在去世前的昏迷中说了类似的话，也只能视为错误的命令，不可执行。

当时八旗人马中，皇太极掌握两黄旗，代善掌握正红旗，阿敏掌握镶蓝旗，莽古尔泰掌握正蓝旗，所余镶红、正白和镶白三旗旗主，分别是大妃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分别只有十九岁、十二岁和十岁的时候，就拥有一旗，成为与诸兄并驾齐驱的权势很大的旗主。诸贝勒能够成为旗主，完全是因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流血拼命，而阿济格三兄弟恃母亲爱宠而得汗王厚赐，怎能让人心服口服?

再说，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所掌握的力量已经超过四大贝勒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再有他们的母亲阿巴亥以国母之尊连缀其上，那么其他五位旗主谁不畏惧?还有谁敢不服从?如果大妃阿巴亥因此而左右八旗、左右整个大金国的政局，破坏八王共执国政的均衡，对大金国的每个人，尤其是对与阿巴亥有宿怨的皇太极和莽古尔泰，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皇太极当然想到必须除掉阿巴亥这颗最大的钉子。因为除掉这个总首领，就容易使三个同母兄弟分离，不能形成三人联合的雄厚力量，所以一定要马上将他们的母亲处死，才能保证后金政权的稳定。这样一来，大妃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死去。

在努尔哈赤死去十八个小时之后，他最宠爱的大妃阿巴亥被四大贝勒逼迫生殉，理由是努尔哈赤有遗嘱在先。大妃并不相信汗王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她据理力争，但贝勒们告诉她：这是汗王的遗命，他们纵然不忍心、不愿意，却不敢不从。而且，从殉的仪式都已经准备好了。到了这一步，阿巴亥还有什么办法?她只能屈从，换上礼服，戴满珠宝饰物，自缢而死。

除上述主要观点外，不少人还认为努尔哈赤并无遗言，大妃之死乃诸贝勒之逼殉。不过诸家观点及所举理由也不尽相同。有人指出努尔哈赤曾欲立多尔衮，代善支持皇太极登极，为确保多尔衮之母不加反对，必须逼迫其自尽。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临终不将大妃为其殉葬之事告诉她，值得怀疑，因而是代善、皇太极等人强制其殉夫，并无遗命。也有人提出诸贝勒对多尔衮三兄弟并无战功仅凭其母亲的尊贵身份而成旗主不满，对大妃十分反感。更有认为努尔哈赤临死前召见大妃，很可能曾向她说过许多不利于诸贝勒的“遗命”，因而诸贝勒将其逼死。

大妃阿巴亥的结局是如此的悲惨，令人叹息不已!

苏麻喇姑身世对于苏麻喇姑，民间传说他是康熙的初恋，也是他一生惟一真爱过的女人，包括历史正剧《康熙王朝》里也把苏麻喇姑描绘成一个只比康熙大几岁的妙龄姑娘。还有一些报章认为历史上没有苏麻喇姑其人，甚至《康熙王朝》的作者二月河先生也说，正史上无此人，他是根据野史而编写的。其实，在《清史稿》、《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满文朱批奏折》都有对苏麻喇姑的记载。那么，历史上的苏麻喇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我们可以通过清宫档案及私家著述的记载，去揭开其中扑朔迷离的谜幕。

清史研究表明，历史上的苏麻喇姑的确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是科尔沁左翼中旗人，蒙古族，出生在一个贫苦牧民之家，最初名字叫苏茉儿，或苏墨尔，来自蒙古语somaI，意思是毛制的长口袋。顺治晚期或康熙年间改称满名苏麻喇，意思是“半大口袋”。她病逝后，宫中上下都尊称她为苏麻喇姑。

由于苏麻喇姑天生美丽聪慧，远近皆知，被科尔沁贝勒府看中，让她进府当上了贝勒寨桑的二女儿本布泰的贴身侍女。本布泰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孝庄文皇后。对于苏麻喇姑的具体出生年代，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作为本布泰的贴身侍女，她的年纪应当与孝庄年纪相仿。由此推断，苏麻喇姑在1612年前后出生。

后金天命十年（1625），本布泰虽然只有十三岁，但已出落得像一个大姑娘了，娇媚动人，令人怜爱。就在这一年，本布泰在其兄长吴克善的护送下，长途跋涉到了后金都城盛京，与后金汗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成婚，当时皇太极三十四岁。苏麻喇姑也随主人陪嫁到了盛京。

孝庄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苏麻喇姑随已被尊为皇太后的孝庄到达入住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此时的苏麻喇姑在孝庄的指导下学习满语、满文以及宫廷生活中必备的名种礼仪等知识，逐步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与办事能力，以她过人的聪颖，受到主人的欣赏与信赖。皇太极执政时，她在孝庄后的推荐下，参加了“国初衣冠饰样”的制定，作为一名侍女，居然可以参与清开国时期这样一桩重要的工作，可见其颇受器重，因而逐渐引起朝野上下的关注。由于其出色的表现，她还奉孝庄皇太后之命，充当了幼年康熙帝的第一任满文老师。嘉庆年间，昭梿在他的《啸亭杂录》中记道：“仁皇帝幼时，赖其（指苏麻喇姑）训迪，手教国书”。孩提时代的康熙，对于这位祖母派来的，可以说是代表祖母教自己念书的“侍女”自然十分尊敬。在记载中，他尊称苏麻喇姑为“额涅”（满语，即额娘、母亲之意），表明了他对苏麻喇姑的尊敬。终康熙一朝，也只有康熙的乳母瓜尔佳氏，才能与苏麻喇姑共享这一殊荣。苏麻喇姑比康熙年长三十七八岁，康熙尚在童年时，她已四十岁左右了，显然不可能产生恋情。

康熙二十六年（1687），孝庄病逝。这给苏麻喇姑以巨大的精神打击，使她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她转而更加虔诚地笃信喇嘛教，《啸亭杂录》说她“性好佛法，暮年持素”，她“愿意多活几年，为主子叩头祈祷，以尽奴才的一点心意”（译自满文档案）。

孝庄去世后，康熙对苏麻喇姑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为了排解她的悲伤和孤独，康熙皇帝决定把庶妃万琉哈氏（后来的定妃）所生的皇十二子胤裪交由苏麻喇姑抚养。胤裪当时只有二岁，按清宫惯例，只有嫔以上内庭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让苏麻嗽姑抚养皇子，表明康熙帝对苏麻喇姑十分信任和重视。苏麻喇姑对于康熙帝的这一安排，当然感激非常，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报答浩荡皇恩，她又重新振作起来，将其后随后几年的全部的精力倾注到了胤裪身上。

苏麻喇姑是位能干的女性，且阅历丰富，在她的言传身教下，胤裪成年后很有办事才能。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胤裪被任命为镶黄旗满洲都统，他是康熙诸子中担任八旗都统职位的第一个。他处事不偏不倚，善于同大多数皇子搞好关系。玄烨晚年时，诸皇子拉帮结伙，在成年的皇子中，没有参与的极少，胤裪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在雍正帝即位后，他不仅没有遭到打击、排挤，相反还被封为郡王。到了乾隆朝，胤裪晋封为和硕履亲王，授为议政大臣。乾隆二十八年（1763），胤裪以七十九岁高龄寿终正寝。胤裪能荣列藩封，参与政务，并高寿而终，与苏麻喇姑的精心培养、指点教诲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对苏麻喇姑的感情也明显比其他皇子深。

康熙四十四年（1705）八月二十七日，苏麻喇姑终于病倒在床，不思饮食。两天后，病情更加严重。御医诊断为痢疾，如不救治，将危及生命。皇子们一面抓紧向在外的康熙奏报苏麻喇姑病情，一面令内务府总管开始准备后事。康熙四十四年九月初七日，苏麻喇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九十多岁。

对于苏麻喇姑的逝世，皇宫里的人都很悲痛。出殡那一天，除留皇五子、皇十子照顾皇太后，皇十四子胤禵留在紫禁城外，其余成年皇子都参加了出殡仪式。苏麻喇姑灵枢停入殡宫后，皇子们都各自回府了，惟独皇十二子胤裪却提出要求说：“姑妈自幼将我养育，我并未能报答即如此矣，我愿住守数日，百日内供饭，三七诵经”。按照惯例，为像苏麻喇姑这样仆人身份的人办丧事，没有皇子供饭、三七诵经的先例。康熙念及胤裪的感情，在奏折上批道：“十二阿哥之言甚是，著依其所请”。

康熙得知噩耗，非常悲痛。指示“朕在十五日才能回到京城。所以，遗体再存放七天，等朕到家后再来定夺”。这表明他不仅想再看一眼苏麻喇姑的遗容，还要就死者后事的等级与规格亲自作出最后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与苏麻喇姑之间的眷眷深情。

为了回报苏麻喇姑对大清所做出的贡献，康熙皇帝决定按嫔礼为苏麻喇姑办理丧事。这对于奴仆出身的苏麻喇姑，可以说是旷典殊荣。苏麻喇姑生前与孝庄文皇后朝夕相伴60多年，度过了不平凡的岁月，死后当然也应该让她俩长依相伴。当时，孝庄的梓宫停放在遵化昌瑞山下的暂安奉殿内，康熙皇帝决定将苏麻喇姑的灵柩也停放于此。苏麻喇姑的灵柩是于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十三日移入暂安奉殿的，与其主人孝庄皇太后得以在泉壤相伴。

苏麻喇姑从一位出身贫寒的陪嫁侍女，历经清初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四个朝代，最后成为举朝敬重之人。纵观历史，她是清代绝无仅有的一位特殊“侍女”，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性。

乌拉那拉皇后削发乾隆朝中期,宫廷中发生了令人难解的乌拉那拉皇后削发之事，此怪事发生后，乾隆帝指责为“疯疾”，意欲废掉乌拉那拉的皇后之位。最终因种种原因保留了其皇后名号，但不久乌拉那拉在冷宫中死去，以皇贵妃礼办理了丧事。

乾隆皇帝的乌拉那拉皇后死后被按皇贵妃礼下葬，这是很少见的、很奇怪的，其中的内幕多不为人知。乌拉那拉是满洲正黄旗人，佐领那尔布的女儿，原来地位就不高，是乾隆的第二个皇后。她十三岁时被选为秀女，被雍正帝赐给四阿哥弘历为侧福晋。乾隆即位之后，于乾隆二年（1737）举行册立大典时，乌拉那拉被封为妃，由于她温顺贤惠，颇受皇太后的喜欢，因此在宫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八年后，又被封为贵妃，以褒奖其温顺的品格。在册文中称她是性格婉顺，气质文才柔嘉，秉持妇德，向来服侍勤奋。

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的原配皇后身亡，皇太后看中了乌拉那拉，欲册立为皇后，但乾隆帝因与孝贤皇后感情颇深，没有立即举行册立，便先立为皇贵妃以摄领六宫事。直到乾隆十五年（1750）八月，才正式册立乌拉那拉为皇后。此后，她先后生了两女一男，但都早亡。乌拉那拉做了皇后之后，虽然乾隆说只是“循序”的结果，实际上还是她的品貌端庄、性格温顺的原因，不仅深得皇太后的赏识，也同样受到乾隆的喜爱。

那么，既然这样贤惠的皇后，又是大清国盛世王朝的“国母”，为何会削发，死后会被降等级殡葬呢?

乾隆帝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奋发有为的政治强人。乾隆帝在位之时，承袭前期诸帝余绪，亦能乾纲独断，文治武功，开疆领土，均有可观，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到了乾隆中末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加上乾隆本人的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开始出现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然而，以“十全”功业自称的乾隆帝，仍然是沉迷于自高自大之中，屡屡兴师动众、耗费巨大、劳民伤财的出巡，借以显示繁华盛世，借机风流于江南。

据说乌拉那拉皇后削发就是因为发生在乾隆帝出巡途中的一件事情而导致的。乾隆三十年（1765），当他第四次出巡江南时，伴驾而行的有皇后乌拉那拉、令贵妃、荣妃等等。二月十日是皇后的生日，虽因途中诸多的不便，但皇后的早晚膳还是都另加了佳肴。十八日，皇后还得到乾隆帝的赏赐。而到了晚上却发生了在皇帝“承欢洽幸”时触怒龙颜而导致了皇后的削发事件。

乾隆帝本是一为风流天子，乾隆后宫就有四十多个佳丽，在民间流传中、在野史当中都有乾隆帝在民间的风流韵事，他的一生到处留情，坑害了不少良家少女，欠下了众多的情债。尤其是他的六次出巡江南，更是变本加厉，沉迷于酒色之中。在宫中由于乌拉那拉皇后生性耿直，平时又极尽职责，对风流倜傥的乾隆时有约束，乾隆难以为所欲为。此次出巡，乾隆便借机摆脱宫禁。乾隆本不愿皇后在身边，但皇后以侍候皇太后的名义随行。及至杭州，乾隆携内监微服出行，在饱览西子湖畔的美景之后，这位风流天子竟步入青楼，寻欢作乐。之后，一些侍臣为了讨好乾隆的欢喜，竟然挑选了一些“夜渡娘”到龙舟上，为乾隆帝吹打弹拉，轻歌曼舞，乾隆开怀痛饮，好不快活。

生性耿直的乌拉那拉皇后则越听越气，遂在船上奋笔疾书一道谏章，谈古论今，痛陈利害。写好之后，双手捧着登上龙舟，这时，乾隆已经偃旗息鼓，正陪着美人就寝，皇后看见桅杆上红灯高挑，心中不由得一惊，因为清朝时候，高悬红灯是表示皇帝已经召幸妃嫔就寝的标志。然而，乌拉那拉皇后心急，不听太监们的劝阻，气急败坏的闯入乾隆的卧榻之处，正拥妓女入睡的乾隆一阵惊醒，见是皇后未经通报直到榻前，顿时恼羞成怒，大发雷霆，甚至还诬称皇后谋逆，并唤太监要把皇后火速拉出，严惩不贷。可怜的乌拉那拉皇后跪倒在地，声泪俱下，苦苦哀求看在多年夫妻的面上，请求乾隆看完谏章再行发落。乾隆无奈，只得恨恨地接过谏章。乾隆看完谏章后更是火上浇油，大骂皇后是大胆贱人，竟以朕为贪恋酒色的隋炀帝昏君!遂将谏章撕碎打向皇后，可怜的乌拉那拉皇后心中委屈，禁不住悲愤地高呼：列祖列宗在天之灵，可怜贱妾的一片真心!此时的乾隆更是恼羞成怒，不由分说，命太监立即拖出皇后，悲痛欲绝的乌拉那拉皇后，跪地爬行，苦苦哀求，但乾隆根本听不进她的话，一脚把乌拉那拉皇后踢了出来。事后，皇太后又偏听了乾隆一面之词的诬告，也责备皇后失礼，乌拉那拉皇后因此完全失望，不愿再回深宫，情愿削发为尼。乌拉那拉皇后自行削发，被打入冷宫。

乾隆欲以乌拉那拉皇后“疯疾”为由而废之，引起文武大臣的反对。乾隆只好保留其皇后的名号。乾隆三十一年（1766）七月十四日，乌拉那拉皇后忧愤而死。正在承德木兰围场的乾隆听到噩耗并未停止游猎，只发了一道谕旨称乌拉那拉皇后“尚无失德”。这位大清国的一代贤后，只因触犯了风流皇帝的韵事而被“休”，忧愤而死。有关此时民间众说纷纭，其中的是非曲直大多并不为人知，以致几乎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

孝全皇后“暴死”

当清官大内还沉浸在春节的欢庆气氛之中时。突然传出孝全成皇后患病“暴死”的消息。正当春风得意，年仅三十三岁的孝全皇后为何会突然患病身亡呢?就此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孰是孰非，内有隐情。

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初六，清宫大内还沉浸在春节的欢庆气氛之中。突然传出皇后患病的消息，道光帝陪同皇太后前往看视。五天后。即十一日夜二点左右，皇后崩。道光亲自前往看视，八点左右，道光又陪同皇太后前往祭奠。道光帝当即传谕，派惠亲王绵愉、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礼部尚书李照、工部尚书寥鸿呈总理丧仪。

这就是正史中有关孝全皇后之死的基本文字内容。至于为何得病，得的什么病，不得而知。

道光前后共封过三位皇后，第一位是孝穆成皇后，是道光为皇子时的嘉庆元年（1796）被册封为嫡福晋，死于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其皇后名分是道光即位后追封的。第二位是孝慎成皇后，在孝穆成皇后死后被嘉庆册封为道光的继嫡福晋，道光即位后立为皇后，于道光十三年（1833）四月去世。

孝全成皇后是道光的第三位皇后，道光初年入宫。小时候，其父顾龄任职苏州，其聪明、贤惠堪称一时之冠。入宫后，曾经仿照民间的七巧板，将木片削成若干方块，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作为宫中新年的玩具，为皇宫的深宅大院增添了喜庆气氛。直到咸丰初年，京外还有人仿其遗制，以致被《清宫词》誉为：“惠质兰心并世无，垂髫曾记住姑苏。谱成六合同春字，绝胜斑玑织锦图”。所以，钮祜禄氏入宫后，以美貌聪慧、心灵手巧而深得道光宠爱，连连晋封。孝全皇后初入宫时，就跳越过了答应、常在、贵人三个等级，被册封为妃，以后在短短的十四年间，又迈上其余五个台阶，达到了一个宫中女人昼思夜想的巅峰地位——皇后，其升迁速度是相当快的。孝全的晋封之快，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明，她在道光那里得到了特殊的宠幸。

既然如此，正当春风得意，年仅三十三岁的孝全为何突然患病身亡呢?对此，正史并无明载。然而，我们通过其他史料，还是可以找到解答这一问题的某些线索的。

道光二十年（1840）时，道光帝已年近六十岁。在这之前，就已开始考虑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当时的合适人选一是孝全皇后所生的皇四子，一是静皇贵妃所生的皇六子。这年，就四皇子和六皇子而言，年龄大致相当，身体发育均属正常，四皇子以敦厚见长，六皇子则以聪颖取胜，两人各有所长，不分伯仲；就孝全皇后和静皇贵妃而言，前者为皇后，自然位居第一，后者为皇贵妃，地位仅在皇后之下，排名第二，两者虽有差距，但差距不大，难分优劣。

据说，道光帝两位皇子中，究竟确定谁为继承人，一直举棋不定。在封建时代，皇宫内嫔妃的地位常常依赖于皇子的地位。正所谓“母以子贵”。孝全皇后当然明白这一点，她知道，只有让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太子，继而登上皇位，自己的地位才能巩固。所以，孝全皇后担心六皇子一旦登上皇位，其生母就会扶摇直上，那她的地位也就难保了。可是，事情的发展偏偏违反意愿。道光二十年（1840），孝全皇后听到传闻，说道光帝欲立六皇子为皇储。她实在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皇后的儿子不能立为皇储，偏偏要立一个妃子的儿子。听到这个传闻后，孝全皇后饭吃不下，水喝不进，越想越恼火，在寝宫憋了三天，最后想了个破釜沉舟的毒计。

一天，孝全皇后在自己的宫内摆了一桌美味佳肴，请皇子们都来品尝。孝全皇后欲在皇子们进食时，毒死其他皇子，便在鱼中下了鸠毒。当皇子们坐在桌前准备动筷的时候，孝全皇后把四皇子叫了出来。

“我儿，一会儿吃饭时，不要吃鱼”。

“为什么?”

“那鱼是做给六阿哥吃的”。

“那为什么我不能吃?”

“不为什么，不让你吃，你就别吃”。

“不，你不告诉我，我就吃”。四皇子耍起了性子。孝全皇后没有办法，就把实情告诉了皇子。四皇子听罢，睁大了眼睛好半天没说出话来。要知道，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现在又同在上书房学文习武，兄弟几个是蛮有感情的，现在怎么能看着他们被毒死呢?

皇子们开始进餐时有说有笑地品尝着，一会儿说“这个香”，一会儿说“那个鲜”，吃得津津有味。当六皇子伸过筷子夹鱼时，筷子还没碰到鱼上，桌下就挨了一脚，直疼得“哎哟”了一声。隔了一会儿，十一皇子来夹鱼时，桌下也挨了一脚。这两脚使他们都悟出了门道。结果谁也没再吃这道鱼，孝全皇后的阴谋也就没有能够得逞。

当时孝和太后还活着。太后听到了此事大怒，立刻下令赐孝全皇后自裁。道光帝听说后，急忙从前宫回来，替孝全皇后求情。无奈皇宫里家法森严，太后又执法如山，道光帝无计可施。孝全皇后徘徊良久，最后不得不自缢而死。史书对此多有隐秘，只曰“暴崩”。

也有说是孝和太后故意毒害而死的。

第十章

道光十六年（1836），孝和皇太后六十大寿，皇宫内隆重庆祝。道光帝率王公大臣、皇后钮祜禄氏率六宫妃嫔分别向皇太后祝寿。皇后钮枯禄氏为讨皇太后的喜欢，写了不少诗词，颂扬皇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之后，一天，道光帝到皇太后处请安，无事闲话，说到了皇后的聪明才智，谁知皇太后流露出无限惋惜的神情。道光帝感到非常惊异，向皇太后追问原因。太后说：“女子以德为重，德厚才能载福。如果只凭一点才艺，怕不是福相”。其实，太后这些话，本来也是随便谈到的，并没怎么介意。不料，这些话后来传到皇后耳中，钮祜禄氏非常不高兴。她心里犯开了嘀咕，慢慢地，感情上和皇太后产生了隔阂，行动上也就有了表现，每次给皇太后请安时，言语中总有些刺激性的话。时间长了，矛盾越来越大。道光帝和皇后的感情本来非常好，皇太后每次的责备，道光帝又都讲给皇后听。皇后越来越生气，见了皇太后也就顶撞得更厉害。一些嫔妃知道了这件事，出于对皇后的妒嫉，也到皇太后面前说皇后的坏话。这样，皇太后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道光十九年（1839）腊月，北风狂吹，寒气逼人。一天，皇后外出，患了感冒，有几天未到皇太后处请安。谁知，皇太后亲自来到皇后处探视，问寒问暖，格外亲热。皇后感到自己过去做得不对，心里很不是滋味。转眼到了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皇后的病已基本好了，便到皇太后处问安。皇太后很高兴，拉着皇后的手问这儿问那，十分亲热。以往的矛盾似乎冰解了。过了一天，皇太后派两名太监特意给皇后送来一瓶名酒品尝。皇后很高兴，当着太监的面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还对太监说味很甘美，多谢皇太后。但是，就在这天夜里，皇后去世了。上面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已经查无实据、无法证实了。

咸丰的意中人咸丰皇帝前后共有皇后妃嫔十九人，他到底更钟情于谁，是更喜欢与之有较多情爱的皇后钮祜禄氏，还是更喜欢如花似玉，美貌超群和柔媚、以性爱取悦于年轻皇帝的懿贵妃呢?这其中的事情被民间传播的众说纷纭，成为了一个谜团。

咸丰前后共有皇后妃嫔十九人。他十七岁为皇子时，曾娶太常寺少卿富泰女萨克达氏为妻，不久，萨克达氏病故。登位后，咸丰二年（1853）立广西右江道穆杨阿女钮祜禄氏为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亦称东太后），同时，晋升为皇子时的侍妾云贵人为云嫔。到咸丰更年时，咸丰帝的内廷主位共有十人。其中的兰贵人，即叶赫那拉氏，也就是后来的懿贵妃，三次垂帘听政，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皇太后（亦称西太后）。那么，他最钟情的后宫之主到底是谁?

《清宫秘史》和《清史演义》中都载道：咸丰改元，挑选秀女，入宫备使。兰儿奉旨应选，秀骨姗姗，别具一种丰韵，咸丰帝年少爱花，自然中意，当即选入宫中，服侍宫中。兰儿素好修饰，到此更妆扮得秀媚阿娜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少年天子一见兰儿便春心荡漾，不能自持。其实，咸丰即位之初，甚至直到他临终以前，他最钟爱敬重的首先是皇后钮枯禄氏，其次才是丽贵人和兰贵人。而绝不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只钟情于会唱小曲儿，衣着入时的兰贵人。

咸丰二年（1852）二月初，风流倜傥的弱冠皇帝首先晋封在皇子时即已结为伉俪的钮祜禄氏为“嫔”，封号是“贞”字。“嫔”在后宫等级中居第五位。紧接着同年五月，咸丰又破格封她为贞贵妃（因中间还有妃一级）；六月，又跳一级立为统驭中宫的皇后，时年芳龄十六岁。同时咸丰在即位后首批秀女中亦选中了那拉氏和他他拉氏等人。那拉氏和他他拉氏初次确定的名位为“贵人”（在后妃等级中居第六位，其后还有答应、常在）。那拉氏于咸丰四年（1854）二月被晋升为“懿嫔”。同年晋升的还有丽嫔、婉嫔等。咸丰五年（1855）五月，清军剿灭北伐的太平军后，咸丰只晋升丽妃一人。而到第二年三月，那拉氏生子（即后来的同治皇帝）后，才晋封为懿妃。咸丰帝非常希望丽妃能给他生一个男孩，当时，咸丰喜欢住在咸福宫后槐的同道堂，于是就把丽妃移住在咸福宫。至今，宫中还有咸丰黄笺朱笔写的“咸丰九年月日，丽妃移住咸福宫大吉”的字条。而懿妃则一直住在较远的储秀宫，咸丰当时宠爱丽妃的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但受宠的丽妃始终没有给咸丰生一个儿子，她只生有一女。母以子贵，于是咸丰七年（1857）以后，那拉氏的地位就略高于丽妃一筹，被封为懿贵妃。但在咸丰九年、十年，每逢宫中大宴，东边第一桌都是后宫之主钮祜禄氏，第二桌是丽妃和琪妃；西边第一桌是懿贵妃和婉嫔。如略去皇后，丽妃和懿贵妃很有些分庭抗礼的味道。

皇后钮祜禄氏，生于满洲官宦人家。她之所以得到咸丰格外垂青，不到半年即从一个六等妃子骤升为后宫之主，不仅是由于她生得秀丽端庄，亭亭玉立，与咸丰少年便结为夫妇，更主要的是她美德出众，幽朔贞静，符合传统的封建道德标准。孝贞后雍容大度，举止端方，每次见皇上总是穿着礼服，所以咸丰十分敬重她，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女圣人”。

这种记载，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孝贞皇后谦恭朴素，明德出众却是实情。咸丰六年（1856）七月，清江南大营初溃，列强修约正急，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还是为她年轻的妻子举行千秋盛典，命内务府呈进如意，恭进食品，穿解服二日。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内外相煎，咸丰回天无力，开始厌闻朝政。寄情于酒，不时召御妃子。一日，咸丰夜醉。孝贞后闻之，立刻传唤侍寝的妃嫔厉声斥责，并传谕太监预备杖挞。咸丰退朝后，见后宫气氛不同往常，内竖肃惊，鸦雀无声，一问才知一向慈悲为怀，从不动肝火的“女圣人”，正在训斥昨夜承欢的一个妃子。咸丰不知细故，入内问此妃何罪，孝贞后见皇帝驾到，整襟跪拜，责己谏言：“奴德不逮，不能督率群妃，恐外臣有议奴者，故召此妃戒斥之，无使奴受恶名也”。咸丰知道这是皇后在讽谏自己，心所有触，但嘴上还是笑打圆场：“是朕贪杯，怎能怪她劝酒，从今以后，朕少饮酒是了”。孝贞后谢而起，后宫莫不感佩。

性爱和情爱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爱情，性爱之中往往缺少一种由衷的敬重和钦佩之情，而这种较高层次的感情如果和情爱融合在一起，爱情才会真挚而久远。

咸丰对皇后钮祜禄氏的感情更多于情爱与尊重。而以美貌和柔媚取悦于年轻皇帝的丽妃、懿贵妃，其受宠之情也许要等而下之。咸丰病逝承德后，根据传统习惯，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第二天，嗣皇帝载淳亲封其生母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

据《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载，慈禧生长南中，善南方诸小曲，因而得到咸丰帝的宠幸，从一个在内廷供人使唤的宫女，变而成为内廷主位之一的“懿贵人”。那慈禧入宫后，得宠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自然首先是如花似月的容貌了。世界上第一个为慈禧画像的美国女画家卡尔，在为69岁的老慈禧作画之后，写了一本书，名曰《慈禧写照记》。在这位画家的眼里，她看到了：“但见人丛之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面带笑容，是个非常漂亮和善的妇女。估计年龄不过四十上下，神情很好，十分可爱。世界上传说这是一个残暴、不可理喻的老妇，现在见到她，和传说完全不同……太后身体的各个部分，非常匀称，漂亮的面容，柔嫩的双手，苗条的身体……”对于古稀之年的慈禧容貌，卡尔的描述不免有阿谀夸大之处，但说妙龄时期的慈禧如花似玉，美貌超群，也许并不过分。这在各种野史笔记和回忆录中，也都是众口一词的。

其次，是慈禧在咸丰的后宫中才华出众。如果说孝贞皇后慈安是以德见长，那孝钦后慈禧便是以才见长，属于内慧而外秀型的女子。在半个世纪之中大权在握，从不旁落，直到临死的前一日，仍亲自料理光绪的后事，召见军机大臣，筹议给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上尊号的庆典活动，制定监国摄政王（即溥仪之父载沣）授职之礼，引经据典，丝毫不乱，她的政治才能是不容忽视的。而她的这种长处，早在咸丰时代就已露出端倪。入宫以后，聪貌明慧的慈禧时常在咸丰批阅奏章之时侍候左右，其后军务倥偬，折件极繁，她又协助清检封事、代为分类，及咸丰晚年，懒于理政，她更进一步代阅奏章，参与机要了。

三是慈禧为咸丰生了惟一的一个儿子。咸丰四年（1854）二月，慈禧由兰贵人晋封为一嫔；六年（1856）三月，二十二岁的慈禧在储秀宫生下载淳。咸丰帝喜出望外，当即使朱笔亲封慈禧为懿妃，并升香告祖，作长律以志吉庆：

敬感天麻祖考仁，佳音储秀报麟振。

恩深德厚哀常慕，奕启载祥定名淳。

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万斯人。

升香安佑昭总佑，沉痛难胜永忆亲。

在内忧外患的煎熬中，咸丰终于有这么一个可以告慰先人的喜讯，其得意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爱子怜母，他对慈禧的宠爱也就更进了一层。六年（1856）十二月，内务府为懿妃举办册封仪事。七年（1857）正月，慈禧又被晋封为懿贵妃，成为后宫主位中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的妃子。

慈禧的身世慈禧太后在清朝执掌朝政近半个世纪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长期以来关于她的身世有说她是没落官绅的满人，还有说她本是一汉家女……她的出身及童年经历一直是个谜。

慈禧太后在我国清朝实际执掌朝政四十八年之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物，长期以来她的出身及童年经历却一直是个谜。

据民间传说慈禧1835年生于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贫穷的汉族农民家庭，取名“王小廉”。由于家穷娘死，四岁时被卖给本县上秦村宋四元为女，改名“宋龄娥”，后来，宋家由于天灾人祸，骤然一贫如洗，十一二岁（一说十三四岁）的宋龄娥又被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为婢，不久，由于龄娥长得俊秀，聪明伶俐，并生有贵相，知府就收其为养女，改名“玉兰”（兰儿），并在府衙西花园专设书房精心培养。咸丰三年，玉兰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的身份应选入宫，一步步成了皇太后。

慈禧照片那么，“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之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第一，百余年来，长治县西坡、上秦两村村民及附近村庄的老人，都说慈禧是本地人。光是书面材料表达这个意思的就有一百五十余人。1993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杨益茂教授，在《慈禧童年应当考订清楚》一文中也认为近百年来流传不息的口碑史料是最值得注意的。在山西省长治地区的那两个村子里，有那么多人，众口皆碑，说慈禧是本地人，而且不因慈禧名声不佳或历次政治批判所湮没，这实在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二，长治县有慈禧的出生地遗址和慈禧的后裔以及有慈禧“娘娘院”。据社科院的调查，1989年，八十八岁的田花则说，慈禧的出生地遗址位于西坡村田花则老人旧宅西面。田花则还说她奶奶跟慈禧太后一般大。奶奶常说，太后家和她家是近邻，老太后就生在隔壁那间破房里。慈禧“娘娘院”位于上秦村关帝庙后，现在保存完好。据上秦村老人讲，自宋龄娥（小慈禧）进宫当了“朝廷娘娘”时起，村里人就称该宅院（宋六则弟兄们的旧宅）为“慈禧娘娘院”，世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第三，长治县有慈禧生母的坟墓——位于西坡村外羊头山西麓荒滩岸边。1989年，退休老干部刘德清说：“这小墓里埋的是西太后她娘，我村的老人都知道。就是平坟造田的年月，也没动这个坟”。

第四，长治市城区原潞安府署后院有“慈禧太后书房院”，和长治市人民委员会1963年3月20日设置的《文物古迹保护标志》。《标志》的存在，说明潞安府后院内确有“慈禧太后书房院”。长治既有“慈禧太后书房院”，自然说明慈禧童年时代曾在潞安府署后院念过书。

第五，慈禧言行中流露出许多相关的蛛丝马迹。例如：慈禧爱吃长治人常吃、爱吃的食品（如窝头、团子、小米粥、玉米掺粥、萝卜、沁州黄小米、壶关醋、襄垣黑酱等），爱看上党梆子戏，关心长治百姓和地方建设，用长治人作御厨、奶妈、御前侍卫，偏袒长治犯官，提拔、重用长治人、长治官及汉族官员，照顾山西商人及汉民。慈禧如果原来不是长治汉家女，她怎么会有这些表现呢?

第六，典籍中有许多相关的记载也有可疑之处。

其一，关于慈禧的族属——满人檀林著《圆明园秘闻》说，慈禧也许压根就不是一个旗人……据台湾著名历史学家高阳说，慈禧只认识汉文，不认识满文。慈禧御前女官裕德龄著《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说，“老佛爷对于满文实在认识得很少，少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认识”，所以批阅公文，“总是只阅汉文，不阅满文”。《趣话慈禧太后的一天》也说，慈禧“是满洲叶赫那拉氏的后裔，却只识汉字，不懂满文，所以用汉字书写批语”。慈禧若是从小一直生活在满人圈里，怎么能够如此呢?

其二，关于慈禧的家世——给慈禧画像的美国画家卡尔女士在其《慈禧写照记》中写道：“外间传述，谓慈禧家世极为微贱，初仅为他家使女，厥后始迁入大内，登宝位焉”。卡尔虽然又说“斯皆为不足取信之辞”，但无风不起浪，“外间”既有如此“传述”，当然自有它的道理，更何况慈禧本人在追忆往事时，也坦诚承认昔日她家曾经有过窘困的境遇。信修明的遗著《老太监的回忆》说，太后有时追忆往事，常对人们说，昔日她“家中生活甚感困难，她曾为人家代做袜底，得些零钱添补家用……”。由此可见，当年“慈禧家世极为微贱”的确是不争事实。裕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写道：“太后说，我喜欢看乡下风景”。慈禧有自己的“田庄”，平时每隔四五天，就要到田里去看一次。她还写到“太后说：‘我喜欢乡村生活，我觉得那比起宫里的生活来自然得多了’”。如果慈禧不是生长在贫穷的农民家庭，而是个大家闺秀，从小到大一直在城里富裕的官宦人家生活，她怎么会喜欢“乡下风景”?

然而，尽管有大量证据来证明“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的观点，多数人觉得基本可信，但也有人提出疑问，主要有两点：一是惠征是否曾在潞安府作过官；二是清代选秀制度比较严密，慈禧若是汉家女，是否能被选进宫中。

关于惠征是否在潞安府作过官。有人说惠征没有在潞安府作过官，所以他不可能收养宋龄娥（小慈禧）。持否定意见的俞炳坤先生的《慈禧家世考》中关于惠征任职经历的记述中就没有惠征在潞安府作过官。

关于宋龄娥（小慈禧）是否能被选进清宫。有人说，清代旗人的户籍制度和选秀女制度比较复杂严密；慈禧若是汉家女，即使到了满人惠征家，也不可能以满人身份被选进宫中。

总之，“慈禧本是长治汉家女”是否真实，所提供的这些证据只是勾画大致的轮廓，还不太完整和精确，甚至留有空白和薄弱之处，有很多的疑点，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慈禧策动辛酉政变之谜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即位，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与恭亲王奕訢携手发动了“辛酉政变”，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那么，究竟谁是这次政变的主谋，是慈禧吗?还是另有其人?

清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即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待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邹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藻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慈安太后和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不甘大权旁落和扼喉之忧的处境，不满肃顺等人的跋扈专擅，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发生矛盾。

八月初一日，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訢至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慈安、慈禧以叙家常为名召见，密商合力对付肃顺。九月三十日，两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贾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控诉顾命大臣，正试提出垂帘听政，恭亲王遂奉旨派亲兵突然抓捕了载垣和端华。同时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宣奉旨前往途中拿问肃顺，押解来京。十月初一日，上谕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以后又受命为内务府大臣，并赏食双俸，以示优礼。户部左侍郎文祥、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英在军机大臣上见习行走。十月初六日，上谕赐令载垣、端华自尽，斩决肃顺，其余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五人被解任。党援形迹最密者吏部尚书陈孚恩流放新疆，资财被查抄；踪迹最密者黄宗汉被革职，永不叙用；外间有烦言者侍郎刘昆、成琦、太卜寺少卿德克律太、候补京堂富绩也被革职。

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两宫太后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咸丰皇帝去世到实现垂帘听政，共经过103天，是为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

对于辛酉政变，一种观点认为，辛酉政变并非偶然事件，它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它起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而这又导致肃顺得宠及恭亲王被摒弃于顾命大臣行列之外，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引起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之争，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终于酿成事变。事变标志着统治阶级最高层互相之间的公开倾轧和斗争的白热化。同时，慈禧太后是“辛酉政变”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政变的成功使她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并据此一举夺得国家最高权力，并从此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因此，学术界通常把“辛酉政变”看作是慈禧在咸丰帝死后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

陈潮则对这一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政变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当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辛酉政变是清廷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其理由包括：其一，毋庸置疑，军队对政变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对此次政变作军事部署的是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他在京城拥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虽然胜保在道光朝已官至内阁学士。以后又几经升降，但他与作为内妾的那拉氏却没有也无从交往，更不见胜保的军事部署有慈禧的参与。胜保之所以在政变中决定性地站到了慈禧和奕訢的一边，一是因为他在咸丰帝逃亡热河前夕已与肃顺一伙结为仇敌。二是由于他与奕訢过从甚密，配合默契。据翁同龢9月16日的日记记载：“闻恭邸（奕訢）回京，又闻胜克斋（胜保）到京”，又据《热河密札》记载：“此公（胜保）十五日到，不卜如何措施，在城想见著邸堂（奕訢），一切自己尽悉”。由此可见，9月16日胜保带兵抵京后，有足够时间，并完全可能与刚从热河返回的奕訢会面密谋。如果说胜保的军事行动有合谋者，则亦当是奕訢，而且在其径自带兵到京之后才得逞。9月16日以后，胜保进一步布兵要隘，他也随之直奔热河，以“留虎豹在山”，待机行事。所有这些，显然又未经慈禧的策划和参与。既然没有证据表明慈禧参与策划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行动，那么慈禧策动政变之说就显得缺乏说服力。

其二，慈禧策动“奏请垂帘听政”之事，同样令人怀疑。参与奏请的有手握重兵的胜保、大学士周祖培和贾桢、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人，他们均是奕訢的心腹党羽，同慈禧素无瓜葛。显然，无论在人事关系还是在地理阻隔，远在热河的慈禧都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策动。至于那个率先上疏“垂帘听政”的董元醇，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只是一个地方小官，更与刚从内妾升为太后的慈禧互不相识。他的上疏9月10日发出，14日才急递至热河。而其时，奕訢尚未从热河返抵北京。慈禧受人事和时空条件的限制，断难对“垂帘听政”的奏疏有什么指使。而董元醇是周祖培的门生，他的上疏应该受周祖培的指使。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关于“垂帘听政”的奏疏在提出“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的同时，特别强调“并简近支亲王辅政”，其意显然在于使皇弟恭亲王奕訢掌权。

其三，慈禧与奕訢密谋的最有力之证据，是奕訢与两宫太后于9月5日在热河行宫的一次叔嫂会面。据载，9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由赶到热河，“值殷奠叩谒梓宫，伏地大恸声彻殿陛，闻者无不泪下，祭毕，太后召见。恭邸请与内廷偕见。不许，遂独对。一时许方出”。史料价值很高的《热河密札》也透露，奕訢到热河后，曾与太后“独对”一时许。“独对”什么，所载都语焉不详。因此，仅仅根据语焉不详的“独对”，情节和其他间接的估计猜测，就推断慈禧与奕訢在那“一时许”的会面中策划了这一政变，不免有证据不足之嫌。

其四，慈禧野心虽大，但羽翼未丰，尚不足担当策动政变的主谋。直到“垂帘听政”之前，几乎所有政变的主要参与者，都难以成为慈禧的心腹党羽，以供其指使策动。与此不同，具备策动政变实力的是业已崛起的奕訢集团。在国际上，英法等国公开支持由奕訢集团取代顽固的肃顺集团，甚至打算用武力来达到目的。在国内，由于肃顺等人在1858年“戊午科场案”和1859年“钞票舞弊案”中搞得士人满狱，士大夫切齿痛恨，如今见肃顺等人受咸丰顾命，人人自危，遂迅速在奕訢周围结成大党。就连僧格林沁这样的统兵大员，也上奏表明他反对肃顺等八大臣的态度。不仅如此，奕訢还因在北京议和期间的成效而频频得分，博得北京官僚层及军界的广泛拥护。反观当时的慈禧，除徒有“太后”之名外，在策动政变的实力上安能望奕訢之项背?

据上所述，陈潮指出，慈禧当时既无军队在握，又乏人事关系，且受时空条件的限制，显然没有理由成为策动辛酉政变的主谋。策动辛酉政变的主谋当为奕訢及其心腹密友。他们联合两宫太后，力主皇太后“垂帘听政”，目的是要在向顾命八大臣夺权时，避免“犯上作乱”之嫌。极具权欲而又极其聪明的慈禧，十分愿意地联手参与，并在这一叔嫂联手的政变中被推上了台。可以说，辛酉政变是清朝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局，慈禧通过政变上台却是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偶然性为慈禧专权提供了机遇和舞台。

看过上述两种观点，可以说，要想真正地了解谁是“辛酉政变”政策的策划者，尚需要学术界继续研究与探索，以解开这一历史悬案。

慈禧择立光绪同治驾崩，慈禧为什么不选旁人，偏偏选择载湉即位呢?显然，载湉是其亲妹所生之子，与慈禧有血亲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许多人认为载湉不是她的外甥兼侄儿，而是她的亲生儿子。慈禧择立光绪为帝因此成为了宫廷之谜。

光绪皇帝（1827—1908）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姓爱新觉罗，名载湉，系道光皇帝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之次子，其母是慈禧的胞妹，他既是同治帝的堂弟又是表弟。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同治帝载淳驾崩，即将失去操纵清王朝权柄的慈禧重施故伎，择立载湉为帝。

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行宫，遗命以六岁的皇长子载淳即位，并派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待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邹杜翰、太卜寺少卿焦佑藻总共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他又自作聪明地把随身私章“御赏”、“同道堂”作为皇权信物传给了皇后和儿子以防辅臣擅权。载淳年幼，其母懿贵妃成为皇太后且占用了皇权信物之一。因此，一开始两宫皇太后就与顾命八大臣发生矛盾。料理清文宗后事期间，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发动辛酉政变除去肃顺等八大臣。十月二十六日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遵旨会议皇太后亲理大政事宜，并且将皇太后的权力用垂帘章程固定下来。使得两宫太后实际上代行皇帝的全部权力。十一月初一日在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于是“顾命”体制变为“垂帘”体制，开始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同治时代。

光绪皇帝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同治驾崩，身后竟然无子，立何人为帝?两宫太后共同主持召开诸王大臣会议，会上群臣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事实上，慈禧心中早有主意，见群臣提不出具体人选，便提出立奕裰之子载湉为帝，识趣的群臣一个个惟命是从。这样，光绪王朝由此开始。

慈禧太后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他人，而是偏偏选择了载湉承继皇位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慈禧择立载湉为帝，主要是因为载湉年幼，两宫皇太后可以继续垂帘听政，大局不变。同治帝载淳崩逝，即将失去操纵清王朝权柄的慈禧重施故伎，为了不做太皇太后，便给自己揽子，这样，最好能够择立一位与同治同辈的幼帝。因为给咸丰帝立嗣，自己仍可名正言顺地再度垂帘听政，保住已有的大权。于是将不谙人事、年仅四岁的载湉从太平湖醇王府接进紫禁城御苑，正式宣布由载湉继承皇帝，改元光绪，意思是缵道光先帝之绪也。这些都是在同治死去的当天完成的，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映出慈禧太后权欲之盛，手段之老辣。载湉成了慈禧的又一个政治工具，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研究者也承认，载淳是其亲妹妹所生之子，与慈禧有血亲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上述传统的观点外，许多人认为载湉不是她的外甥兼侄儿，而是她的亲生儿子。有关载湉的身世，京城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有不同的传说。

第一种传说，认为载湉是慈禧太后与宫中太监安德海生的儿子。据传闻，太监安德海在入宫前做了假手术，不是一个真正的阉人。安德海入宫之后，善于阿谀奉承，特别是会讨慈禧的欢心，而辛酉政变之时，他又立过功劳，因此，慈禧对他是恩宠有加、言听计从。咸丰帝驾崩之时，慈禧年仅二十多岁，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青春正盛的少妇按捺不住涌动的春情。安德海本来就善于察言观色，他明白慈禧想要什么，便把他是假太监的事情告诉了慈禧。慈禧太后一听，倍感高兴，两人从此打得火热，寝居与共。二人虽然做得非常隐秘，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慈禧和安德海的事很快在宫内传开了。同治帝和慈安太后知道后，对安德海是恨之入骨，慈安也深感日久出事不好办，就与同治帝计议联手除掉安德海。安德海自从与慈禧有了特殊关系，更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胡作非为。因此，上自皇帝，下至群臣，都想除之而后快。

不久，安德海怂恿慈禧派他去江南采办龙衣，出外行游。不想，清宫有规定，太监不许出宫，否则杀无赦。安德海行至山东境内，被持有慈安太后和同治帝手谕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擒住，并斩立决。慈禧太后听到消息十分生气，怒责慈安太后。慈安话里有刺，说：“妹妹心里应该明白，这么做是为了妹妹好。祖制规定宦官不得出宫，犯者杀无赦!”慈禧一看，把柄被抓住，闹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只好忍痛从长计议了。不久，慈禧才知怀了安德海的孩子，不敢张扬，忍气吞声熬到孩子出世，送给了妹妹。

然而，这个传说并非毫无破绽，安德海于同治八年（1869）被处死，而光绪帝载湉出生于同治十年（1871）八月，慈禧不可能怀孕25个月生孩子。有人称，既然有这个传说，就不能全按常规常理来设想：（一）安德海到底是不是假太监?丁宝桢在杀安德海前是要验明正身的，应该清楚；（二）慈禧惯会欺诈，她能把孩子送给亲妹抚养，毫无疑问，她当然也可以在孩子生年月日上做手脚。真真假假，一时间是很难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怎么说光绪帝载湉同慈禧都是有血亲关系的。

第二种传说，据说慈禧太后特别爱吃“卧鸡蛋”，每天早上都要吃上四个汤卧鸡蛋。京城金华饭店的卧鸡蛋最有名，慈禧曾命人到金华饭店买回一尝，果然名不虚传，酥软可口。她命李莲英每天为她在金华饭店定做，清晨由金华饭店小伙计把提盒送到宫门，再由李莲英送给慈禧太后食用。时间长了之后，李莲英就让饭店小伙计直接把卧鸡蛋送到宫内厨房。传说有一天，慈禧太后起了个大早，由李莲英陪着在宫内散步，忽然看见一个小伙子手提饭盒匆匆走来。慈禧问李莲英：“他是谁呀?”李莲英回道：“他是金华饭店的小伙计，叫史天明，每天来给老佛爷送卧果的”。慈禧让小伙子走近，仔细打量一番，见他20多岁，长得白净，虽然一身伙计打扮，但掩不住俊秀之气。慈禧立刻就喜欢上这个俊秀的小伙子，吩咐让他侍候进早膳。小伙子也很会来事，做事干脆麻利，把慈禧侍候得很高兴，就被留在宫中侍候太后。卧鸡蛋则由金华饭店改派其他伙计送。结果，慈禧不小心就怀上了小伙子的孩子。孩子生下后，虽然西太后不忍骨肉分离，但身为太后做出这样的事必使自己的权势受到威胁，就把孩子交给自己的妹妹醇亲王福晋抚养。而这个孩子就是载湉，后来的光绪帝。孩子送走后，慈禧对史天明也腻了，为灭口就命人将小伙计杀死在宫内。

同第一个传说一样，这个传说也有很多地方按常理使人不能信服之处：一是太后、皇帝、后妃的用膳是固定的，不能在外面定做。即使定做，也必须由小太监们去监做护取，怎么可能让饭店的小伙计送来呢?二是慈禧身居宫廷内院，随身伺候的宫女太监很多，每天还要临朝听政，如果怀孕生子怎能瞒过这么多人呢?所以这个传说不可信。但是，反过来说，规矩是人定的，如果人们不去按常理想，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这两个传说与传统说法相比，其说服力相对较差，慈禧究竟源何择立载湉即位，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研究。

珍妃落井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珍妃死于宁寿宫外的玻璃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

珍妃，姓他拉氏，满洲镶红旗人，才色并茂，颇通文史，光绪十四年（1888）进宫，后晋封为珍妃。光绪帝与珍妃感情甚好，但慈禧与珍妃一直有嫌隙，后因珍妃支持光绪戊戌变法，受到慈禧太后怨恨，最后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仓皇出逃前夕，将珍妃溺死于宁寿宫外的井中，但珍妃是否坠井而死，一直众说纷纭。

第一种说法，珍妃生了天花，慈禧不得已派人把珍妃推下井。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太监小德张过继孙张仲忱在《我的祖父小德张》一文中的叙述。他转述了小德张的回忆。据他回忆，小德张谈起珍妃时说，当年八国联军进城后，慈禧也来到了御花园旁，在养心斋前换上了便装。各宫妃嫔陆续到来，光绪皇帝也由瀛台过来，换上了青衣小帽。这时，慈禧把珍妃叫来，让她换好衣服一起走。此时的珍妃已被囚禁了整整三年。不大一会，珍妃披散着头发，穿着旗袍来了。老祖宗大怒说：“到这时候了，你还装模作样，洋人进来，你活得了吗?赶紧换衣服走!”珍妃说：“皇阿玛，奴才面出天花，身染重病，两腿酸软，实在走不了，让我出宫回娘家避难去吧!”慈禧不同意，仍然叫她走，珍妃跪在地上就是不走。这就为慈禧把珍妃扔到井里提供了借口，因为珍妃生了天花没体力逃难，投井是不得已而为之……

珍妃第二种说法，慈禧遣人杀害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即将打进北京城，此时珍妃已在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中囚禁六年，就在慈禧仓皇“西狩”前夕，托宫女带信给姐姐瑾妃，让她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住皇帝在京主持大局。言外之意是可借机摆脱太后控制，收回权柄。谁知所托非人，信件落入二总管崔玉贵之手，转呈给了慈禧。于是慈禧盛怒之下，令其自尽，珍妃不从，才由崔玉贵将她沉入井中。另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等人收拾行装准备逃出紫禁城，珍妃进言说皇上是一国之君，应该留京，太后一怒之下命李莲英将其推入宁寿宫外大井中。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即珍妃究竟因何被囚禁，是因为她“赞襄新政”吗?通过正史野乘，可以得出结论，她之被囚，绝非因为“赞襄新政”。从时间上来说，她之被囚在光绪二十年，而戊戌变法迟至四年之后的光绪二十四年才发生，她虽生长在得风气之先的广州，并受教于文廷式，但思想也不会先进到康梁的程度吧?如果她在光绪二十年即因“赞襄新政”被囚，岂不成了康梁之前驱，吾国思想与革命之启蒙者?珍妃利用光绪卖官鬻爵是事实，但她对慈禧的揽权干政，使光绪不得一展抱负的不满，也是显然的。慈禧之杀珍妃，不是因她“习尚奢华”，“屡有乞请”，也不是因她“赞襄新政”，而是因为她策划使光绪留京。光绪若能留京主持大局，则慈禧“西狩”便成流放，永无回京之望!

第三种说法，珍妃自己投井自杀。这一说法主要来自当事人的口碑资料。据《我所知道的慈禧太后》一书记载，隆裕曾经告诉作者的爷爷，说：“很多人都说是我嫉妒告她黑状，所以老太后派人把她推到井里去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当时被八国联军打败后，洋人军队打到了北京。在完全没有取胜希望的情况下，老太后西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因为谁也不清楚这帮洋人最后会干什么，会不会像烧圆明园那样，把紫禁城也烧了?当然西行带不了那么多人，因为人多了就会成为负担。但是因为当时光绪是皇帝，而我是皇后，同时又是老太后的亲侄女，要带也只能带我和皇上走。而其他的一些亲属就地回娘家躲避，妃子们也不例外。可是当时的珍妃非常气盛，不服从老太后的指挥，并当场顶撞了老太后。在那个紧急时刻，珍妃一直对老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我要跟着去。您有偏见，皇后是您的侄女，所以您带她走。所以我也请求你带我走’。这就让老太后非常难堪。从另外一层上讲，本来老太后就对珍妃平日的作为有点不高兴，再加上这些紧急时刻的顶撞，老太后气得脸色发白，直打哆嗦。在皇宫里，大清朝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人敢于这么顶撞太后，即便是皇上都从来没有过，何况一个珍妃。老太后也是一个非常要脸面的人，所以气得当时抬脚就走，珍妃一直跟着老太后说自己的理由，于是就来到了距离珍妃住所不远处。珍妃这时候还不死心，对太后说，‘我是光绪的妻子，就要跟皇上在一起，不在一起，宁愿死。活着是皇家人，死了是皇家鬼’。老太后一听，就更加生气，本来火烧眉毛的事情，哪还有时间吵架啊。于是就对珍妃说：‘你愿意死就死去吧’。当时离说话的地方不远处就有一眼井，于是珍妃紧走两步，说，‘那既然这样，我就死给你看’。于是直接就奔井口去了。老太后一看情况不对，这孩子跟我顶撞两句，怎么还真的去死啊。于是对崔玉贵说，‘赶紧去拉住她’。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当崔玉贵跑过去的时候，珍妃已经跳下去了。老太后一看没办法了，内忧外患啊，于是没来得及管她，就走了”。

据此，此书指出，珍妃不是慈禧杀的，那些传言都是错误的。其实事情远远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因为慈禧和珍妃都死了，所以人们就随意把一些屎盆子尿盆子都扣到了慈禧的脑袋上。与其他观点不同的是，此书的作者甚至指出，因为珍妃非常有才干，又非常聪明漂亮，所以慈禧非常喜欢珍妃。在慈禧看来，珍妃就是一个年轻的慈禧，这些都让慈禧对珍妃有着一种别样的感情。

珍妃之死无疑是清代后宫又一未解之谜，珍妃之死，正史的记录都语焉不详。野史和口述史料的记录详细，但可信度不及正史，且版本很多。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仍不得解。追踪大清社会名流李自成的归宿经过多年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为此，1988年国务院核定并公布湖北通山九宫山李自成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使得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石门说的争论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第十一章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在攻占北京，逼使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后，仓促登基，组建大顺政权，年号“永昌”。由于在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犯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先后在山海关、潼关被清军大败之后，只得于顺治二年（1645）正月撤出西安，向湖广转进。四月下旬九江西之战败后，李自成率领大约万余人的一支小部队，为清军八旗劲旅紧追不舍，在九宫山区被围，李自成仅率少数亲随突围，又遭到当地乡勇伏击，于五月上旬遇害于湖广兴国州通山县九宫山北麓，即今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北麓。

根据史实，不论是阿济格的清兵，还是南明奉弘光之命追剿的何腾蛟，还是具体下令各地方乡勇截击“闯贼”的咸宁知县陈鹤龄，都未能得到李自成的首级，于是自然有人生出种种疑问。关于其兵败后死于何时何地，因何而死，数百年来，官私史乘、谱牒、方志所记歧误错见，人各异词：有的说他是自杀，有的说他是遇害，有的说他是逃禅老死；死地也有湖北、湖南、山西、江西、贵州等几种说法。尽管湖北通山县已修闯王陵，但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其中流传较久、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死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二是遁入湖南石门夹山寺为僧，以奉天玉和尚名义在幕后指挥联明抗清，至康熙十三年（1674）圆寂于该寺。由于两派学者都举出大量证据，因此至今尚无定论。

“禅隐说”论者认为，近年来所发现的关于奉天玉和尚的文物，进一步说明李自成晚年确实当和尚。首先，乾隆年间沣州知州何磷曾到夹山实地调查，见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陕西口音的七十岁老和尚，他告诉何磷，奉天玉是顺治初年来寺，并取出其画像，观之“肖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模样”。因此何璘撰写的《书李自成传后》中推论道：“其曰‘奉天玉’和尚，盖以奉天王自寓，加点以讳之；而玉又玺质，为天子所重，殆讫死不去僭号”。这一说法被采入《沣州志林》，其后《楚南史赘》和《小腆纪年》等也都进行摘录。

其次，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1642）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自号“奉天玉”，即以“奉天王”加一点来隐讳。

其三，夹山新发现的《梅花百韵》木刻版中有一首《东阁梅》说：“徐听三公话政猷”，那口气与和尚迥然不同，而像皇帝听三公阁老论政。

其四，夹山现存的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拂立的“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通州知州王大猷撰写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证明“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

章太炎先生在《再书李自成事》和《李自成遗诗存录》中支持何磷的“禅隐说”，其提供的理论依据是“道俗相传为李自成”，“以自成尝称奉天倡义大元帅”。阿英在《李闯王的死》一文中也支持此说，虽然他声明“我不是绝对的‘逃禅’论者，因为李闯王的被击毙，仍是有其可能性的”，但依然不排除“确有‘假死’和‘逃禅’的可能”。此说《直隶澧州志》、《石门县志》和《米脂县志》均已采用。

与“禅隐石门”说形成鲜明对照的“九宫殉难”说。比较前一种说法，“九宫殉难”以其丰富的第一手史料，众口一词地确证了李自成的最后殉难埋骨地点是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麓小月山牛迹岭。

首先看追歼李自成的清廷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的奏报：“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随于山中遍索李自成不得，又四处搜缉，有降将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李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过后不久，事实基本上就弄清楚了。如顺治二年冬，大顺军叛徒、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在给皇帝上的奏议中抱怨说：“皇上只知闯逆已除，不知余孽尚在”。

再看南明总督湖广、川、贵、广东、广西五省军务兵部尚书何腾蛟的《逆闯伏诛疏》：“（闯王）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而闯逆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

费密的《荒书》对李自成殉难及确认经过描写可谓详尽之至：“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迹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泽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氏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入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而在《钟祥县志》“武官”条“经历”栏中，还真找到了程九伯的名字，以此足可断定《荒书》史料的可靠性。

李自成墓另据通山县博物馆毛彦斗《通山金石铭李闯》一文称，通山各地发现了不少足以印证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金石铭文。其一为双龙首鎏金马镫，1955年征集于通山县横石镇，现存通山县“李自成博物馆”，1994年四月经国家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据光绪八年《九宫山志》记载：“道光年间，牛迹岭居民锄地得马镫二。江北人胡某营肩贸易于其地，先后出钱数百换得之，洗刷细视作黄金色，上有‘永昌’年号，闯物无疑也”。其二为“李延碑志”。1982年三月，县文管所调查反映，说在1950年以前九宫山九一宫前曾竖有一块“李延碑志”，1959年扩修云中湖水库时将此碑砌筑了水库大坝。据找到当时参加施工的民工回忆，大略记得“李延碑志”和“顺治丙戌岁仲冬吉旦立”十来个字。其三为东台寺寺钟、石碑铭文。东台寺寺钟上有铭文280余字，其中有“崇祯十七年，闯贼踞庵”字样。东台寺石碑刻于道光甲辰十二月初八，碑题为《东台寺孙家庵恒阳禅寺海龙春会序》，碑文470余字，文中亦有“崇祯之末，毒遭闯踞”字样。

自从1980年湖南石门县李自成调查组挖掘奉天玉和尚墓，发现并征集到一批文物，对文物做出种种解释以论证“禅隐说”之后，两派争论一直不休。经过多年的争论，绝大多数学者接受了李自成遇害湖北通山说。但1997年5月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课题组在北京召开了学术讨论会，使得李自成“遇害通山”说与“禅隐石门”说的争论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洪承畴降清洪承畴叛明降清，并为清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开清重臣。明朝的遗老遗少却恨之入骨，制造种种流言蜚语，谩骂攻击洪承畴。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出于反清的政治需要，大造舆论，大骂明末清初投降的汉官为“民族败类”、“叛徒”、汉奸”等。洪承畴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其中“庄妃色诱洪承畴”就是一个根据民间传说而加以塑造的所谓“历史”，那么这个传说是真是伪，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1）中进士，入仕后屡经升迁，神宗末年官至陕西布致使参政。思宗即位后，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洪承畴因善于用兵，先后被升为延绥巡抚、陕西三边总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领兵镇压农民起义，俘杀了闯王高迎祥。1631年，又在渣关设伏，使李自成大败后带着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关中的农民军一时被镇压殆尽。

同年，清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洪承畴应征入卫京城。次年春天，被调任总督蓟、辽军务，赴关外指挥十七万明军与清军作战。1641年，清兵围攻锦州时，洪承畴率大军十三万增援，被打得大败，退守松山。次年二月，清军攻陷松山，俘虏了洪承畴，并关押其于故宫里边的三关庙内。

洪承畴起初还抱定忠于明朝不惜一死的决心，拒绝了不少满汉大臣的劝降，即使在满族官员举刀威胁时，他也没有屈服。皇太极又以囚禁和虐待的方法迫使他屈服，他也以绝食相对抗，并经绝食七天而不死。皇太极再派范文程去劝降，他仍痛加斥责，表示决不投降，要以身殉国。范文程则仍和颜悦色并引经据典劝他归附大清。谈话间，范文程见梁上有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后，洪承畴几次小心地将灰尘拂去，于是范回去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必不死”。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洪承畴最终放弃尽忠的思想而投清的呢?长篇小说《李自成》中有一段生动而传奇的描写：正当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庄妃自告奋勇，亲自出场上阵了。这位三十岁的少妇，装扮成汉女侍婢，格外俏俊。她手捧参汤进入囚所，极尽温柔，晓以利害，洪承畴在她婉言相劝之下，终于降了清朝，为清朝主中原神器、定九州风雨立下功劳。

而更有野史绘声绘色地记载：据说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屈辱痛苦恍惚之间，忽然一位汉族打扮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呜呜咽咽地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竟使洪承畴丧失了戒心，视其为同病相怜之人，攀谈起来。洪联想起自己的娇妻爱子，百感交集，也泪如泉涌。那女子一面为他拭泪，一面悄声劝道：“将军啊，人生求死容易，活下去才难。明朝比如一座大厦，将军你就是明朝的栋梁，如果栋摧梁折，明朝还靠什么来支撑?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战则两败俱伤，和则共同兴旺。以将军的威望，若能保全性命，从中调停，把弄僵的局面扭转过来，达成协议，岂不是报效了朝廷和天下生民么?”

洪承畴沉吟不语。那女子又乘机娓娓道来：

“将军纵使不念及家人和我小女子的私情，也应念及生民和社稷”。

“但是……”洪承畴已然心动，欲言又止。

那女子忙接口道：“清主仁慈宽宏，决不会为难将军的”。

洪承畴刚刚点头，门就立刻打开了，原来大清皇帝皇太极“恰巧”来了，他正盼望这个结果!

此后，洪承畴跟随多尔衮入关，攻城掠地，灭明辅清，平定江南，扫荡云贵，败李定国，除明桂王，为清王朝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真正成为了满清扫平中原的先锋。

这是庄妃第一次露了峥嵘。

其实关于庄妃“以色诱洪”的故事在清初就产生了。从近人所著的各种史籍中，比如萧一山《清代通史》以及印鸾章《清鉴》可以看到这个传说的“近代形态”，已经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断被添枝加叶的结果了。

那么清早期众多史籍中对此有怎样的描述呢?据昭梿《啸亭杂录》卷一《洪文襄》条云：“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清史稿·洪承畴传》也有类似的描述：范文程前去劝降，云：“上（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之去。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

清史专家佟悦介绍说，关于庄妃美人计劝降洪承畴只是野史中的传说,没有文字作证。历史资料记载，皇太极亲自到三关庙看望洪承畴，并亲手将貂皮大衣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于是跪地称臣。佟悦分析，在皇太极劝降之前，可能已经有美女做好了招降的前期工作，但是否派遣庄妃前去劝降已无从考证。

对于“庄妃劝降”，学者多认为不可能。其原因有三：（1）洪承畴是个饱受儒学熏陶的大学士，知识渊博，深知“礼仪廉耻”，绝不可能在兵败被俘，生命垂危之际，心生邪念，被一个少妇所迷，拜倒在其石榴裙下。（2）洪承畴官位显赫，在当时的社会，三妻四妾也不为过。何愁没有美女做伴。但其只有一妻一妾，发妻李氏又是长期留在英都老家侍奉母亲（顺治六年才进京团聚）。只有侧室刘氏在所。洪承畴不是好色之徒，绝不会在生命垂危之际为女色所动而降清。（3）庄妃为皇太极妃子，皇权至高无上，皇太极不可能也不会允许庄妃色诱洪承畴。

洪承畴降清的原因，恐怕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

史可法殉难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这是扬州史公祠里的一副著名的对联。梅花、明月、亡国、故臣，这些苍凉悲切的词藻，使人油然想起三百多年前以身殉国的那位民族英雄。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郐，明万历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即今开封。他的先人在明太祖时做过锦衣百户，官虽不高，却是皇帝近臣。祖父是万历间举人，做过知州，为官清廉。父亲没有什么功名，是个本分人。史可法的祖父曾说过：“我家必昌!”可知家人对于史可法的出生是充满了期望的。然而在史可法出生之际，不仅家运不昌，国运更糟。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次日凌晨吊死在煤山的一棵槐树上。史可法一心想苦苦支撑的明王朝大厦，一夜之间哗啦啦倒塌下来。

顺治二年（1645）初，摄政王多尔衮命令豫亲王多铎，按原定计划，由西安掉转兵锋，直下东南，往取南京以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弘光政权是南方的明朝官僚勋贵，得悉北京沦陷、崇祯帝殉国的消息后，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菘政权，接续明朝正统，年号弘光。

是年七月，多尔衮致书南明“领袖名流”、东阁大学士、督师扬州的史可法，责怪其拥立福王称尊为非法，应立即削号归藩，则“永绥福禄”。并引诱说如“南州群彦翩然来仪”，即南明臣僚投降我清朝，则像对待降清的吴三桂那样，“列爵分土”。警告史可法“取舍从违，应早审定”，而“南国安危，在此一举”。这是劝降书，史可法虽然不为其所动，却仍然天真地幻想着能“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但同时也表示了忠心报国的态度：“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

顺治二年（1645）正月，被清收买的明总兵许定国诱杀了明江北四镇将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史可法痛失一位收复失地之志甚坚的抗敌将领，深感清兵会随时南下，必须加强河防。乃紧急调兵遣将，部署堵御事宜，不料行动神速的多铎已率兵杀来。多铎于二月初八日奉旨往取南京，分兵三路挺进，三月二十二日取归德（今商丘市南），二十九日下颖州（今阜阳）。

四月十九日，多铎大兵将扬州包围，为了活捉史可法，多铎下令诸军暂缓攻城。在此时，多铎已遣使致函史可法，署称“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可法却将其书转呈朝廷。后多铎又接连五六次发出招降书，但史“皆不启，投之火中”，至此，多铎无奈之下，又令明降将李遇春持书前往扬州城下劝降。史可法怒斥其变节通敌。李遇春说：“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令发箭射李。

多铎在屡屡招降失败后，知道史可法殉国之志不可移，于是加紧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城破。随后的几天，因恨扬州兵民固守，抗命不服，多铎命清军大开杀戒，留下了屠戮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录。

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有的说，史可法于城破时出城逃生。具体出逃过程又各执一端。一为缒城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曰：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于城上见此状况，知无可挽回，即拔剑自刎，左右相救，遂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二是跨骡出城，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所言：城被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为此还有人赋诗云：“相公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

康熙年间孔尚任《桃花扇》，则认为史可法是沉江而死。史可法出城后，骑马渡河，因马蹶落水溺死。或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无望，即赴水自尽。

还有说清兵破扬州时，史可法便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计六奇于顺治六年（1649）外出，途中坐船遇一嘉兴人，自称是当年扬州抗清失败后逃出来的，他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一般史家通过对清代的史料加以分析，认为史可法于扬州之役被俘遇害。《清实录》云：“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明史》说，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遂遇难。还有史可法嗣子史德威著《维扬殉节纪略》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劝降说：“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史可法答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于是被杀。此外，史可法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写过五份遗书以及给其母亲、夫人、叔父兄弟及致嗣子史德威的书中，都表示了“一死以报国，固其分也”的坚定态度。可见他早就抱定一死之心，说他得以逃生似不可信，且其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城陷前已中流矢而亡，不可能与史可法一同“缒城潜去”。

吴三桂投清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视吴三桂为民族败类的定性还是比较清楚的。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是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所写七言古诗《圆圆曲》中的两句，不无讥讽地鞭笞了不顾民族大义、屈节投降的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极耐人寻味。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高邮（今属江苏）人，后迁辽东（今辽宁辽阳），生于将门之家，父亲吴襄，武进士出身，崇祯初年，以守辽东有功官至锦州总兵。吴三桂自幼学习弓马，后来得中武举，又以父荫袭封都督指挥。他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等职，由于其父和舅父祖大寿都是高级军官，他又投在辽东方一藻和洪承畴的名下，并拜总监辽东兵马的大太监高起潜为“义父”，明末已是兵权在握的驻防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封平西伯。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明、清军队在松山和杏山展开决战，吴三桂中了皇太极的埋伏，差点儿做了俘虏，只身逃回山海关。崇祯闻之大怒，想对其严惩。多亏吴三桂疏通关系，才化险为夷，只受了降职三级的处分，仍旧带兵驻守宁远。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李自成知道吴三桂重兵在握，因此许以高官厚禄，并派人送去四万两犒师银，以解吴部的燃眉之急。七天之后，李自成派人携带吴襄的家书、封侯的敕书和大量银钱，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劝他“审时度势，弃昏就明”“（如果）及时早降，不失通侯之贷”。

吴三桂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吴三桂心中十分矛盾，他原想观望一下再说，待看了父亲的家书之后，吴三桂面对民军和清军两大势力，最终做出投降大顺农民军的决定。然而，四月五日，当吴三桂率军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途遇由京中逃出的吴府家人。于是，“忿而中改”，勒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中途返回，坊间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记载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清史列传》记载说：三桂“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明末诗人吴梅村更是特赋《圆圆曲》一首，笔调尤其尖锐。诗曰：“顶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冲冠一怒为红颜”脍炙人口，并似成这一事件的定论。此外，《明史》、《平寇志》、《四王合传》，以及《庭闻录》等书均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大顺农民军实行了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了吴三桂的反悔。如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程源在《孤臣纪哭》中也说：“逆闯急于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三桂间京城，得状，乃以兵出关”。《甲申核真略》等史料记载，自成部下拷打吴襄，他只交了五千两银子，农民军嫌少，将其下了大牢，继续施以酷刑追逼。吴襄派家人傅海山送信给三桂，详述目前惨状，盼他快来解救。三桂算算行程日期，来不及救出父亲，况且母亲权氏、弟弟三辅等人也被自成拘捕，难有生还希望。前思后想，只能投降清军以报家仇。谈到降清原因，吴三桂自己也说：“正值李自成作乱，考虑到不能两全其美，于是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

可以说，李自成对明朝官吏刑掠和吴襄被逮，的确是吴三桂降李复叛、最终导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而陈圆圆的被夺，则在吴三桂的这一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它诱发了潜在的原因，促成了转变的发生。

吴三桂决定投降关外的清军后，就以亡明孤臣的口气给多尔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他：“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此时的多尔衮正在出师中原的路上，得知吴三桂乞师的请求，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改道从山海关入关，并复信吴三桂许诺说：“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爵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

吴三桂尚未动作，李自成却已率兵东进。消息传来，促使吴三桂下了坚定决心，他亲自到威远城迎接多尔衮的兵马，并在清军兵营剃头结辫，走出了投降的第一步。当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李自成农民军和吴三桂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展开激战，双方打了一天多，没有分出高下。两军正杀得难分难解，两万清兵突然从阵地左侧杀来，充作吴三桂的帮手。农民军寡不敌众，仓促败退西走，清军分为两路入关，不久即占领北京。这时，吴三桂及时打起了“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麾下，充当了追剿李自成军的先锋官。三年之后，清廷又调回吴三桂，命他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守卫汉中。吴三桂没有辜负清廷的期望，不仅剿灭了不少抗清义军的余部，而且还杀害了一些朱明后裔和遗臣。顺治十四年（1657），他又进军云贵，攻打南明桂王永历政权，十八年（1661）十二月，出师缅甸，追执桂王，次年初即在昆明绞杀了桂王父子，彻底灭亡了南明政权。可以说在大清入主中原的整个过程中，吴三桂起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尽管他在以后又扯旗造反，但他投降清朝的想法和行动有目共睹，是不能怀疑的。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把吴三桂视为卖国者和民族败类，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正如杜甫诗句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戴名世获罪戴氏获罪的种种因素，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责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落在了一个“狂”字上了。

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涉及戴、方两大名门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标遭到戮尸，另一案主首犯戴名世是科举制中的新科顶级人物——会元、榜眼，则受到极刑的处罚。该案株连亦极广，凡两家亲属朋友，年十六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俱入官为奴。此外，亥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桐城派名宿汪灏、方苞因为该书作序，本来要处绞刑，后经多方相救，从宽免死，罚入旗籍，至雍正登基始获大赦。《南山集》案不仅是康熙裁抑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严酷手段，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开一恶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戴名世到底触犯了什么忌讳而遭此厄运呢?且容慢慢拨开这层历史的迷雾，了解事件的真相。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自然很有才华。曾卜居故乡南山冈，由此门人尤云鄂为其刻了《南山集》，该书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若干内容。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表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据称：“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于是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字狱。

戴氏缘何获罪?历来说法不一。但传统的看法可归结为二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从清正史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的言辞，应属思想上犯罪。而持“有功”立场者则多为今人。比如许永璋认为：“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论的，则首见于咸丰庚申（1860）萧穆的《戴忧庵先生事略》：“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从萧穆的论断中可看出，其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王树民先生则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

近来，对戴氏到底是因何获罪有了新的解释。

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族刚刚开始对中原进行统治，曾遭到汉民族百折不挠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决不放掉一个。《南山集》一案正好碰上了康熙皇帝的敏感神经。赵申乔的参劾，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实际上正轻触了康熙的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也未可知。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这根敏感神经了。

为什么会导致九卿奏议这一局面，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则在于戴氏的“狂悖”个性。戴氏自己在《徐诒孙遗稿序》中曾回忆丙寅、丁卯年间在太学时的情形：“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诒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为狂士”。赵申乔参劾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可见“狂”正是戴氏的个性，也正是其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齐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中的。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劾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显然是九卿罗织之语，而罗织罪名的原因就在于“忌嫉”。

戴氏本人一身中充满了矛盾，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材的抨击不遗余力，然而其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有一种推测认为。赵申乔之所以弹劾戴名世，是因与他的长子即戴名世同科状元赵熊诏有关。康熙末年南北闱的科场案先后曝光，而北闱又与赵申乔有关，所以赵申乔不仅急于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论文字为他人举发，可能会牵连儿子挂上结党之嫌，更有可能牵出前科论材不当的另一科场案，所以不如先发制人，以“狂悖”纠参戴名世，摆脱干系。

上列戴氏获罪的种种讨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责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坏在一个“狂”上了。

陈名夏之死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围绕着陈名夏的死丛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清廷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事陈名夏，因议政大臣宁完我所劾“结党怀奸，情事叵测”十二大罪，被绞刑处死。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陈名夏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病逝。次年正月，十四岁的顺治皇帝亲政。济尔哈朗立即卷土重来，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抢夺权力，对多尔衮的势力进行残酷清洗，顺治因年幼而被撇在一边。事实上，这一时期皇帝的意见动辄遭到否决。渐渐成人的福临当然不愿再受人摆布，亲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传谕议政王大臣，要求:“国家政务，悉以奏朕”。可当时的顺治帝毕竟势单力薄，不仅难与郑亲王等相颉颃。还不得不依靠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力量。

但不甘雌伏的顺治，也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强化皇权的威严。既然满洲亲贵多以郑亲王马首是瞻，顺治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朝中的汉官。顺治亲政初年，一方面议政王会议的力量得到迅速加强，另一方面，朝中汉官的权力架构也在重新改组。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顺治将多尔衮时期备受恩宠的冯铨、李若琳、谢启光等尽行罢黜，转而大力提拔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等人。

在顺治皇帝倚靠的这批汉官中，陈名夏隐然为其领袖。陈名夏（1601—1654），字百史，一作伯史，今江苏省溧阳县人。崇祯十六年（1643），中探花（进士一甲第三名），被授为翰林院编修。顺治元年（1644）十二月，保定巡抚王文奎将其荐入清廷，次年一月复故明原官，二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陈名夏与新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洪承畴、礼部尚书陈之遴等人共同甄别台员，分诸御史为六等，升调降黜有差。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汉官权力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但是受到贬斥的官员中立刻有人反扑。五月，外转御史张煊、盛复选先后劾奏陈名夏等结党营私，铨选不公。张煊本人曾受洪、陈等优遇，时常参议机密。因外转之事怀恨在心，遂上疏举告。疏中列陈氏十罪、二不法。好在吏部尚书谭泰袒名夏，奏称：“名夏事在赦前；煊奏多不实，且先为御史不言，今当外转，挟私诬篾。罪当死”。顺治“允其奏”，张煊处绞。陈、洪等人才算逃过一劫。

事隔不久，继英亲王阿济格获罪，多尔衮罪状诏示天下，济尔哈朗集团对多尔衮势力的清算终于落到谭泰、陈名夏等人头上。面对郑亲王等人的步步相逼，谭泰忍不住质问诸王：“为何排挤我!若有我不犹愈乎?”八月壬戌，谭泰终被治罪，顺治不得已，匆匆将谭泰正法，为防事态进一步发展。但传令“凡谭泰干连之人，一概赦免”。

即使这样，陈名夏也在劫难逃。九年（1652）正月，郑亲王等再次审理陈名夏案。他起初曾厉声强辩，百般遮盖，后哭着下跪求饶，请求免去一死。顺治帝非常鄙视他的行为，痛斥他为反复无常的狡诈小人，但考虑到自己曾下令凡吏部与谭泰有牵连之人不再惩办，还是赦免了他的死罪，只是将他革职而仍支给俸禄，发正黄旗，并责令他思过、悔改。陈名夏逃脱一死，还得到正黄旗籍的庇护，其余不少人却因牵连受祸。但应注意的是顺治关于陈名夏案的态度颇堪玩味，实际上杀谭泰、贬陈名夏都出于某种外在压力，并不得不洗清自己与谭、陈等人的关系，对攻击者做出交待。

济尔哈朗等人自得势以来，不仅对多尔衮势力残酷打击，对皇帝及代表皇族利益的两黄旗势力也不断挤压。顺治对这种状况耿耿于怀，并决心利用明朝旧制改革现状。他首先加强对汉官势力的扶持。十二月，顺治宴请内大臣、大学士、汉尚书、侍卫于中和殿。赐大学士洪承畴、陈名夏、陈之遴及汉尚书高尔俨等朝服各一袭。为陈名夏制造复出的机会。十年（1654年）正月，顺治对“朕自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表示不满，要求汉臣积极参与政事。这一时期，顺治对熟悉故明旧制，又敢于任事的陈名夏大力擢升，对“畏惮忌祸，不敢进谏”的陈之遴等则深致不满。这位雄心勃勃的皇帝已不满足于对朝廷制度的小打小闹的改革，他要仿照以往旧制，从根本上实现皇帝的中央集权，以抗衡甚至制约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集体议政制。

自顺治亲任汉官以来，内外汉官的文化优越感就已经被充分激发起来。他们不敢在大政方针上有所建言，却不断要求皇帝习经书、读通鉴、开经筵等等，意在促使皇帝提高对汉文化的认同，进而提高汉官的政治文化地位。现在有了皇帝的进一步支持，在还未等搞清时局发展的情况下，便迫不及待行动起来。正月十九日，京畿道监察御史吴达上《特参内院大臣之非以端之》本，称“未闻冲龄御世，聪明轶于百王，而大小臣工臃肿聚于一时，开代之初即抱有君无臣之叹如今日者也”。矛头即指向朝中满官。二月初，詹事府少詹事李呈祥上疏请部院衙门裁去满官，专用汉人。种种迹象表明，朝中汉官对满人擅权的强烈不满，在尚未深思熟虑的情况下突然倾泻出来。

吴达的奏本和李呈祥的上疏激起了轩然大波。在举朝满臣的强烈要求下，吴达的上本被付诸廷议。尽管吴达再三解释，也逃不了被贬的命运。李呈祥的奏疏更是触犯满臣的众怒，连顺治也认为：“李呈祥此疏大不合理”。

皇帝的本意只是借汉官的支持从而摆脱议政会的掣肘，使自己独揽大权，绝不可能将政权拱手交回汉人手里。为了自己和皇族的利益他可以暂时与汉官联盟，但当满汉矛盾突然尖锐起来，他的立场不得不偏于满方。在这样的事件中，顺治突然意识到汉官思想深处对当前政权的敌对，就自然而然对他们的忠诚起了怀疑，倚靠他们恢复旧制的热忱也日渐消退。

四月，明朝降将、总兵任珍因私杀家属而被革职，又口出怨言而被奴婢告发，终被逮捕。刑部的满族官员议决要将他处死和抄家，以陈名夏为首的27名汉臣却认为任珍罪不该杀，又不敢明说，只是拖延搪塞。在满官的参奏之下，顺治帝不得已曾将陈名夏定为死罪，后改为降官职二级，罢去吏部尚书之职，并严厉警告他要痛改前非。

次年，陈名夏的死敌宁完我成为满洲议政大臣，这一次满洲贵族对陈名夏展开了致命的打击。三月一日，宁完我上章弹劾陈名夏，说他怀奸结党，奸乱日甚，党局日成，是“南党”“党首”，对国家危害甚大。还罗列了他的八大罪状，如屡次违法乱纪，蒙宽恕而阳奉阴违，还倡言“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升擢官吏不公、包庇罪臣；私抹票拟公簿，甚至更改书稿；与科道官勾结成党；利用职权图谋私利；纵容儿子陈掖臣在南京凌暴乡邻，侵占官田，收受贿赂。

对陈名夏的弹劾，也有警告皇帝之意。顺治无奈，只有将他交给大臣们审理，并被定为斩刑。顺治后又允其留全尸，于同年三月绞死。陈名夏一死，顺治皇帝及清初汉官的改制之梦也就彻底破灭了。终顺治一朝，皇帝始终生活在议政王大臣会议势力的笼罩之下。

第十二章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也一直是红学家们的争论焦点，1953年，红学家周汝昌提出了“曹雪芹祖籍在丰润”的说法，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红学领域的主流学说，近年来则又出现了曹雪芹祖籍“铁岭说”，但冯其庸先生坚定认为：“雪芹祖籍辽阳，家传所载，宗谱所记，文献可考，碑石可证，虽万世而不移也”。

曹雪芹的不朽之作《红楼梦》享誉海内外。曹雪芹的祖籍问题也一直是红学家们的争论焦点，谈曹雪芹的祖籍必然要谈到他的家世，弄清他的家世也就明白了他的祖籍。曹雪芹的曾祖父是曹玺。康熙二十三年（1684）未刊稿《江宁府志》卷十七《宦迹》中有《曹玺传》，其中说：曹玺，字完璧，宋枢密武惠王裔也。及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王父”是祖父的别称。曹玺的祖父名宝，字世选，或作锡远。曹玺于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宁织造，二十三（1685）年卒于任所。康熙帝特晋升曹玺长子曹寅为内务府慎刑司郎中，命其协理江宁织造事务。康熙六十年（1721）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中云：“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大父”亦祖父之别称。曹寅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病故后，康熙令曹寅惟一的儿子曹颙补放织造郎中，继任江宁织造。曹颙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底病故以后。内务府于五十四年（1715）正月将曹寅之弟曹荃之子曹頫给曹寅之妻李氏为嗣，并补放曹颙江宁织造之缺，亦给主事职衔。曹頫是曹荃第四子，曹雪芹之父。他出任江宁织造时，曹雪芹尚未诞生。雍正五年（1728）十二月，雍正下令对曹叛革职、抄家。

由上引两篇《曹玺传》可知：曹玺、曹寅、曹荃、曹頫、曹雪芹都是宋枢密武惠王曹彬的后裔。《宋史·曹彬传》中说：“曹彬，字国华，真定灵寿人”。显然，曹雪芹的祖籍若追溯到北宋时而又比较可靠者，应该是“真定灵寿人”，即今之河北省灵寿县人。灵寿与丰润虽都在今河北省，但两地相距有七八百里之遥，灵寿在北京西南方四百里开外，丰润在北京以东三百里开外，因此曹彬、曹雪芹都不能说是丰润人，此外丰润说的持议者们也拿不出曹雪芹是丰润人的任何一条确证。

根据《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中所载，曹氏始祖曹良臣为一世。二世为曹俊。十一世有曹玺、曹尔正。十二世有曹寅、曹荃、曹宜。十三世有曹顒、曹頫、曹颀。十四世仅有曹天佑一人，曹頫之子曹霑（即雪芹）及其弟棠村均不在谱中。

曹雪芹像曹士琦于顺治十八年（1661）在《辽东曹氏宗谱叙言》中说二世曹俊原是明朝的一名军官，克复辽东后，先后被调至金州、沈阳继续做军官。由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可知曹俊的七代孙曹宝（世选、锡远）曾“宦沈阳”、“令沈阳”，即曾在沈阳做官。其子曹振彦可能也是明朝驻沈阳的一个军官。据史料，大约在后金天命六年即明代天启元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一日（1621年5月4日、12日），沈阳、辽阳相继被努尔哈赤率大金（后金）军攻陷，曹锡远、曹振彦一家被俘归顺，成了“包衣”（满语：家奴）。他们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沈阳“播迁”至辽阳的，于是“著籍襄平”。

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逝世，其子皇太极即位。曹振彦至迟在天聪四年（1630）夏，已归属于驸马总镇佟养性所管，为其麾下之“教官”。佟养性死后，曹振彦归属于多尔衮。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病故，其子六岁的福临即位，由皇太极之弟睿亲王多尔衮摄政。1644年清军入关，曹锡远、曹振彦父子即“从龙入关”了。曹振彦的长子曹玺亦曾随王师征山右有功，清世祖福临特将他拔入内廷任二等侍卫，管銮仪事，升内务府工部郎中。康熙二年（1663）出任江宁织造。

《上元县志·曹玺传》中说：“曹玺，字完璧。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后。著籍襄平”。至迟在曹玺之父曹振彦时已著籍襄平了。雍正《山西通志·职官》“吉州知州”条下载：“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同书“大同府知府”条下载：“曹振彦，辽东辽阳人，贡士，顺治九年任”。乾隆《浙江通志·职官》“都转运盐使司盐运使”条下载：“曹振彦，辽东辽阳人，顺治十三年任”。嘉庆《钦定重修两浙盐法志》“国朝两浙都转运盐使盐法道”条下载：“曹振彦，奉天辽阳生员，顺治十三年任”。康熙间曹寅在亲自编定、付刻的《楝亭诗钞》中，也明确地自署为“千山曹寅子清撰”，此外，他还自称“长白曹子清”、“三韩曹子清”等。千山是辽阳的代称，明《辽阳志》载“千山去襄平六十里”，“南抱辽阳”，是为确证。而长白、三韩或指辽东地区，或指其满洲包衣籍的身份。

但是近来，由“著籍襄平”演变出曹雪芹祖籍“铁岭”的说法。据铁岭市曹雪芹研究会副会长高东昌介绍，曹雪芹先祖曹端广于明朝永乐年间定居铁岭地区，世居铁岭城南的腰堡一带。后金天命三年（1618），满洲正白旗攻陷铁岭城南诸堡，掳雪芹太高祖曹世选（也作“锡远”）、高祖曹振彦为满洲正白旗“包衣”（家奴），曹氏迁至铁岭白旗寨，复迁至李千户，雪芹曾祖曹玺即生于此。

顺治、康熙以来的《丰润曹氏族谱》中有三处记载“卜居于辽东铁岭卫”；太高祖曹世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世居沈阳地方”。据考证，“沈阳地方”在元、明、清三代皆包括铁岭全境或南部地区。高祖曹振彦清代地方志书载为“辽东人”或“辽阳人”，乃泛指治所辽阳的古代辽东郡或辽阳省。另据康熙时期《盛京通志》考定，襄平为铁岭。清代铁岭籍文人多以铁岭乃襄平古郡为荣，而将名字署于作品中。比如《尚史》作者自署“襄平李锴”，指头画家高其佩自署“铁岭高其佩”，间或自署“襄平高其佩”，皆是佐证。

此外曹雪芹祖父曹寅被同门、同僚称为“三韩曹使君子清”，《五庆堂谱》亦称曹寅是“三韩”人。乾隆在《三韩订谬》中明确指出，三韩方位“在今奉天东北”，奉天即今天的沈阳市。《奉天通志》卷二载铁岭西南之大凡河村《重修永宁庵碑序》曰：“不料戊午，三韩竟沉”。农历戊午为1618年，正是满洲正白旗攻陷铁岭城南诸堡掳曹氏为“包衣”之时。又载《范河城重修永宁庵碑记》曰：“三韩范水之隈”。二者皆已证明，三韩故址在今铁岭市范河一带。

由以上可知：自曹锡远、曹振彦归顺后金之后，已“著籍襄平”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关键在于襄平是现在的辽阳还是铁蛉，这有待专家们进行进一步的考证。

曹雪芹家族的败落曹雪芹家族的败落原因，红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治原因”，如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中所提：“好端端的曹家为什么于雍正五六年之际被抄呢”，是因为雍正皇帝的“政治打击”，曹家的败落是“横罹逆褐”。一种是“经济原因”，主要认为是在江宁织造任上“亏空”引起抄家而败落。

鲁迅先生是第一个深刻思索《红楼梦》的成因及曹雪芹身世之大学者，当20世纪20年代之初，胡适、俞平伯认为曹家的败落不过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时，他却说不然，并明白指出：“不知何因，似遭巨变”。那么到底曹家遭遇了什么打击，以至于一蹶不振呢?曹雪芹家族的败落原因，红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政治原因”，如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中所提：“好端端的曹家为什么于雍正五六年之际被抄呢”，是因为雍正皇帝的“政治打击”，曹家的败落是“横罹逆褐”。一种是“经济原因”，主要认为是在江宁织造任上“亏空”引起抄家而败落。

持“经济原因”说的将曹家衰败的历史加以研究，他们梳理了这样一张衰败的因果图。

史载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喜好文艺，又爱好藏书，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其深厚的文化教养和广泛的文化活动，营造了曹家的文化艺术氛围。此时的曹家，呈现出空前的繁荣。然而，就在这繁华的背后，已是潜伏着危机，由于曹寅的日用排场，应酬送礼，特别是康熙四次南巡的接驾等等，在经济上给曹寅造成了巨额的亏空，甚至可以说，曹寅已经给曹家种下了衰败的祸根。

康熙四十八年（1709）十二月初六，两江总督噶礼参奏曹寅，密报康熙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公开弹劾他。康熙把曹寅看成是“家人”（因其母为康熙的乳母），噶礼要求公开弹劾曹寅，康熙当然不会批准。但事关重大，康熙不得不私下谆谆告诫曹寅和他的大舅子李煦，必需设法补上亏空。曹寅面对茫茫债海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一病不起，死在扬州。

曹寅死后，康熙为保全曹家的江南家产，特命曹寅之子曹颙继任江宁织造；两年后曹颙病故，康熙又亲自主持将曹寅的四侄曹頫过继过来，接任了江宁织造的职务。同时康熙又让曹寅的大舅子苏州织造李煦代管两淮盐差一年，用所得的银子补齐曹寅生前的亏空。从以上事实来看，康熙对于曹氏家族可算仁至义尽。

但是雍正上台以后，接连颁布谕旨，开始在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清查钱粮，追补亏空。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曹家的姻亲苏州织造李煦，就是因亏空获罪，而被革职抄家。但一开始雍正并没有把曹家与李煦一起治罪，而是允许他将亏空分三年还完。

雍正四年（1726），曹頫负责操办的缎匹衣料质量“粗糙轻薄”，受到罚俸一年的处分。不久，雍正穿的石青缎褂褪色，经查又是江宁织造的产品，结果又罚掉曹頫一年的俸禄。曹頫一次又一次地失职，导致了雍正不满和失望。但是雍正并没有就此将曹頫问罪，而将他召回北京当面考察和训诫，雍正五年（1727）五月传旨，命苏州织造高斌不必回京，他所督运的缎匹由曹頫送来。不料曹頫在督运织造缎匹的途中，又在山东长清县等处勒索费用，骚扰驿站，此时雍正已经忍无可忍，于十二月初四下令将曹頫等交由内务府和吏部严审。

次年二月，新上任的江宁织造隋赫德将曹頫江南家产人口查明接收，曹頫在京城的家产人口，也由内务府全部查封。六月，骚扰山东驿站案审结，判曹頫赔银四百四十三两二钱，由内务府负责催讨，并将曹頫戴上木枷示众。雍正六年（1728）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曹家旧宅时，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

而持“政治原因”说的则有几种看法：

第一种认为：曹家与雍正的政敌允禩、允禟有染。雍正六年（1728），曹家终于败落，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查出曹雪芹的父亲曹頫替雍正的政敌允禟藏匿了寄放在他家的一对“本身连座共高五尺六寸”的金狮子。允禟等人在雍正一朝明明已经失势，逾制私铸的金狮子则是一种标志着夺权野心的东西，曹頫为什么肯替其藏匿?除了种种复杂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恐怕就是那时的权力斗争波谲云诡、前景一时不甚明朗，曹頫自然想在表面忠诚于当今最高统治者的同时，再向一个或几个方面投注政治资本，这样一旦政局发生突变，便不至于跟着倾覆，甚至可以收取高额政治利益。

第二种则认为，曹家与康熙朝两次被废的太子关系非同一般，引起了雍正的猜忌。据史料考证，康熙为了身后皇位继承的大计，费了不可计量的心血，但是也带来了难以对人倾诉的烦恼和痛苦。康熙起初在诸皇子中暗地观察考验，选中了次子胤礽，并于康熙十四年明诏以示天下，立胤礽为皇太子，是为“储君”，即预定嗣位人。

康熙朝一开始局势十分复杂险恶，在剪除权臣鳌拜一事上，胤礽的外叔祖索额图于此有功。而索额图精于鉴定古青铜器，喜招聚文士文人，与曹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索额图官至大学士（宰相级），又以皇太子的外祖、监护人自居，富贵荣华势倾朝野，胤礽受他的影响很大。在其叔祖的“百般疼爱”之下，助长了其渐趋骄纵的性情和行为。但索额图后来逐步失去了康熙的信任，先是由于“撤藩”的大计，后即关系到胤礽的废立的“国脉”问题了。

康熙在平定了“三藩”之叛及征讨厄鲁特部噶尔丹之乱时，都是令太子留守京师处理政事，而太子也表现的颇为称职，材器不凡。但皇帝回京后即昕到胤礽的许多不良行径，结交坏人，肆行暴戾——这里面有真实，也必然包含有嫉者一派的谗言诬谤。事情发展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康熙帝于极端痛怒中召集百官大臣，令太子跪聆父皇揭其罪状，明令废黜他继承人的资格。康熙在废太子诏里清楚指出：“朕知胤礽禀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伊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为贪婪，至使包衣下人无不怒憾”。

而凌普又是何人呢?据说当年年幼失母的太子胤礽需要一位嬷嬷，由她负责将小太子带养、抚育、教导，直到长大成人。说不清胤礽的嬷嬷是何姓氏，只知她是凌普的妻子。凌普是满语译音记字，也写作灵普，他是“嬷嬷爹”，汉语只好叫“乳公”（实与乳母无关，乳母只管喂奶一事）。康熙四十四年（1705）至四十七年（1708），当时作为内务府总管的凌普（一写灵普）先后派人从曹、李两织造府取了八万五千余两银子。从这可以明白两代嬷嬷家族之间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

雍正四十多岁才谋得皇位，他深知曹家是太子一“党”，皇家一切内幕机密他们都了如指掌，怕泄露了自己的“天机”，所以必须找个借口“治”他们——“你们这些人混账贯（原文如此，应作‘惯’）”，这是雍正亲手“批示”曹頫的话!看看这句，就可以“参悟”了吧?

以上草草叙明了雍正何以嫉恨曹家，但“曲终”还有“余音”：到乾隆登位后，胤礽之子名弘皙，联合了皇室中对雍正夺位、残害骨肉怀有“世仇者”，竟组成了“影子政府”，并要乘乾隆在塞外秋猎时刺杀之，为乾隆察觉，铁腕制服了这场史家罕及的大政变。而雪芹一家的再次抄家，彻底沦亡，正是又被弘皙大案株连的惨痛结局。

看来，对于曹雪芹家族衰败的原因，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有待红学、曹学专家们进一步的努力。

蒲松龄族别对于蒲松龄的生平、家世及其著作的研究非常深入，但其属于哪一民族却引发了颇多的争议，至今尚未有定论。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淄川蒲家庄人。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对于蒲松龄的生平、家世及其著作的研究非常深入，但有关其所属民族却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无定论。

据蒲松龄所修《蒲氏族谱叙》中言：他们蒲家是般阳土著。远祖中一个名叫鲁浑，一个名叫居仁，二人均为元代的总管，后来家族败落。现今的蒲家，兴自洪武年间。界定蒲松龄民族只有此一途，即：断定蒲鲁浑、蒲居仁的来历，而现存各类典籍中均无元末般阳路总管蒲鲁浑、蒲居仁的记载。《元史》中最后一个般阳路总管为李定，查《元史·地方志》亦无蒲鲁浑、蒲居仁字样。至此，问题好像已经无法进展下去。

但是《族谱叙》中有两点可以证明蒲松龄肯定不是汉族：一、在元代当般阳路总管的蒲松龄远祖蒲鲁浑，他的名字不像汉人的名字。二、路大荒《蒲柳泉先生年谱》中说：相传元朝将倾覆之际，蒲家曾将遗孤更名易姓寄养于外家杨氏处，明代洪武年间，又复蒲姓。在《族谱叙》中亦提及元廷将“倾覆”、追杀族人、不得已变姓“杨”姓，寄于外亲家。若蒲鲁浑实为汉人，何以被大明政权追杀?据此已经可以断定蒲鲁浑绝非汉人，或准确地说蒲鲁浑是非汉人血统的汉人。所以说“非汉人”是因为还不能界定他的族别归属，回族人、女真人、甚而蒙古人均有可能。

蒲松龄持蒙古说之人引用《蒙古族简史》中的叙述：“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鬼怪故事编写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但有人在考证了元代官制后发现，在元代担任路口总管的人均为色目人、女真人（元时各路第一长官称达鲁花赤，总管为副职，且各路总管均为色目人、女真人等），蒙古人不任该职，故提出蒲松龄不是蒙古人。

三十年代在山东淄川经营医疗所的日本医生平井雅尾，与中国学者路大荒合作，搜集了蒲松龄的资料，并且把其中的一部分印了出来，日本学者前野直彬根据这些文献，认为蒲松龄祖上是色目人，即回族人。

推定蒲松龄是回族人或说是回族人的后裔。有如下几条理由：

一、宋代，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来中国的日益增多。他们的名字前多冠有“蒲”字。“蒲”即阿拉伯语的汉译，意为“尊者”、“父亲”。

二、元代，回族人中一些人仍用阿拉伯名，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改用汉姓汉名。一般是取父名中的第一个字为姓，蒲松龄的祖上蒲鲁浑当系阿拉伯人名的汉译，《古兰经》第一百一十一章中有此名。而另一祖上蒲居仁则是汉名，取其父第一个字“蒲”为姓，居仁则取自《孟子》中的“居仁由义”。

三、根据《八闽通志》卷二十七记载，蒲居仁于元泰定年间任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此官主持盐铁酒醋专卖及管理市舶司，而当时市舶司的官吏多为回族人。

四、据福建《蒲氏族谱》云：“世秉清真教，天下蒲皆一脉”。

以此为据，似乎蒲松龄应是回族人的后裔无疑。

其次，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当初他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位僧人向他托梦。他还称自己一生的遭际与僧人相似，像这样全家信佛重僧，与回族的身份大不相称。

第三，蒲松龄故乡山东淄川有很多回族，在实地调查中，这些蒲姓人家从未称自己祖上为回族，这点很值得注意。

因而有人说蒲松龄既不是汉族，也不是阿拉伯人和蒙古人，而是女真族人。这是因为“蒲鲁浑”是金时女真人习用的名字，比如女真人名蒲鲁浑的在《金史》中有几处。

在《金史》列传第十五中，脱脱中蒲鲁浑,或作蒲卢浑的名字出现多达六处，在列传第二十中亦出现蒲鲁浑字样，此外列传第三十三有如下记载：蒲察通，本名蒲鲁浑，中都路胡土爱割蛮猛安人也。关于蒲察通，在金的历史上倒真有其人。据《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中记载，富（富察氏）又作“傅察”，“富尔察”，女真最古老的姓氏，唐末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蒲察。金旧姓“蒲察”，以部为氏，乃辽代女真旧部，势力强大。金朝时期，为女真黑号之姓第二姓，世代与皇室姻亲。该族世居沙济（辽宁省新宾）、界凡、叶赫、蜚优城、额宜湖（待考）、扎库塔、长白山、讷殷等地。所冠汉字姓富、傅、礼、石、谭、马、沙、付、庆、宁、李等。蒲姓在金朝著名人物有：金肃宗靖宣皇后、睿宗钦慈皇后，兰陵郡王、东京留守、太祖驸马蒲察石家奴，平章政事蒲察通，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蒲察官奴。在清朝著名人物则有：太祖继妃，乾隆孝贤纯皇后，乾隆哲悯皇贵妃，乾隆太妃，同治淑慎皇贵妃，孝贤纯皇后之父总管李荣保、傅恒、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都为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龙翰福先生”傅敏家族，大学士阿兰泰家族，都极有名望。此外，旧巴尔虎、锡伯族亦有此姓。应为女真后裔。

但是，此蒲察通即蒲鲁浑，是蒲松龄远祖蒲鲁浑嘛?《金史》中的蒲鲁浑确曾到过淄博，比如《金史》中记载：“阿里、蒲卢浑泛海至昌国县，执宋明州守赵伯谔，伯谔言”。宋主奔温州，将自温州趋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余里，不及，阿里、蒲卢浑乃还”。“昌国县”即今淄博市张店区，汉初称昌国。《蒲姓族谱叙》中蒲鲁浑为元时般阳路总管，元金两朝，相差甚远，可见此蒲鲁浑怕是非彼蒲鲁浑。

显然，关于蒲松龄满族说仍然没有定论。对此，蒲松龄纪念馆的研究人员认为，不能因为蒲鲁浑像个蒙古族的汉译名，就推断蒲松龄是蒙古族；也不能因为蒲居仁在福建任过都转运使，而任该职的多为回族就断定蒲松龄是回族。更不能因为在《金史》中出现过蒲鲁浑的名字而断定蒲松龄为满族人。它们认为，断定蒲松龄的民族应当以《蒲氏世谱》为主要依据，通过对《蒲氏世谱》的仔细研究和考订，认为蒲松龄并不是少数民族，而是汉族。由于资料的缺乏，各种主张都存在不足之处。要揭开蒲松龄族属之谜，看来还有待时日。

洪秀全的死因同治二年（1863）冬，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李秀成突围的提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七日，正值天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突然死于城内天王府，享年五十一岁。是自杀，还病逝，还是……

洪秀全（1814—1864），是太平天国的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次考科举不中，于是，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写了《原道救世歌》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的盛世。

道光三十年（1851）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率众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咸丰三年（1853）定都南京，称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又分兵西征、北伐。咸丰六年（1856），因为掌握军政实权的东王杨秀清“威权逼己”，洪秀全发布密诏令北王韦昌辉率军返京诛杨。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之后，继续扩大事态，滥杀无辜。洪秀全迫于众怨，只好杀韦，让翼王石达开主政。

第二年，石达开因受猜忌负气出走，太平天国濒危。洪秀全不得不重用年轻的陈玉成、李秀成等后起良将，自兼军师，又采取减赋和加强宗教宣传等措施，渡过难关。同治二年（1863）冬天，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为清军围困，粮尽援绝。洪秀全拒绝了李秀成突围的提议，固守天京。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正值天京在清军围攻下岌岌可危之际，大平天国首领洪秀全突然死于城内天王府，享年五十一岁。洪秀全的去世，对太平天国运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么，洪秀全究竟是如何死的呢?是自杀，还病逝，还是……史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

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的研究者持洪秀全“服毒自杀”说。李秀成是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将领，洪秀全去世时，他在天京主持天京保卫战，对天王府的情况应该有较确切的了解。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中，曾经谈到洪秀全的死因：“天王（洪秀全）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而洪仁玕作为后期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被清军捕获后曾写下《洪仁玕自述》，其后半部分中也称：“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湘军首领曾国藩在同年六月二十三日的奏稿中表示：“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同年七月初七日又奏称：“有伪宫婢者，系道州黄姓女子，即手埋逆尸者也，臣亲加讯问，据供，洪秀全生前，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七日因官军急攻，服毒身死，秘不发丧。而城里群贼，城外官兵，宣传已遍，十余日始行宣布”。根据上述资料，大多史家认为洪秀全系“服毒自杀”。郭廷以说洪秀全之死，“以服毒说为近真”；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指出，洪秀全自杀是“事实”；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根据《李秀成自述》内容，认为洪秀全“四月十九日服毒逝世”。

可以发现，持洪秀全服毒自杀说者，主要的根据是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曾国藩有没有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对《李秀成自述》进行加工篡改?这样，《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发掘无疑成为了研究洪秀全死因的关键证据。

六十年代初，藏在曾国藩家中达一百多年的《湘乡曾八本堂·李秀成亲供手迹》正式影印发行，其中明确记述洪秀全是病死的：“此时大概三月将尾，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城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二十一日（天历）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二十一日而亡……天王之病，因食咐露病起，又不肯食药方，故而死也”。有学者指出，这一记述与服毒自杀说相比应当更为可靠，因为曾国藩刊刻的《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篡改过的。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曾国藩把李秀成供稿呈送军机处时曾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抄送军机处，以备查考”。由此可知，曾国藩所出示的李秀成供稿，是被“改定”过的，而非李秀成手稿。为什么曾国藩会“改定”李秀成的自述呢?研究者认为，由于他在此前的两份奏稿中，都谈及洪秀全自杀之事，所以把李秀成供词中洪秀全病死“改定”为自杀，应该在情理之中。而《洪仁玕自述》的后半部分中说洪秀全自杀，恐怕并不是洪仁玕的本意，因为后半部分是由外人译出，原稿已失。外人在翻译时受到《李秀成自述》刊刻本影响，是极有可能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自述》前半部分，是出自洪仁玕供词原稿，其中有“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升天”。此说应该较为可信。幼天王洪福瑱（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曰：“本年四月十九日，老天王病死了。二十四日（天历）众臣子扶我登极”。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五月初六日条记：“闻探报禀称，逆首洪秀全已于四月廿八日病死”。

可以说，自从《李自成亲供手迹》发行后，大多数学者都确信洪秀全是病死的。然而，解释仍有不同，有学者认为，洪秀全也可能病久不起乃服毒，或服毒后患病不起。因此，要想揭露洪秀全的真正死因，还需要挖掘更多的史实来加以证实。

李秀成投敌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的京城，忠王李秀成保护幼天王洪天贵富突破重围，不久不幸被湘军俘虏，叛变投敌。忠王是真心投敌，还是另有别情?

同治三年（1864），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的京城，李秀成为了保护幼天王洪天贵富突破重围，不幸被湘军俘虏。在囚室中，李秀成写了洋洋数万言的《李秀成自述》，供认自己参加太平天国的历程。据此，李秀成多被视为晚节不保的叛徒，有一个时期，还把他当作政治上的批判对象而大加挞伐。不过，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研究者首先对《李秀成自述》的内容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李秀成的自述完成之后，曾国藩命人删改誊抄一份上报军机处，而李秀成的亲笔原稿则被曾国藩私下保留了下来。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七月初七日条中说：“中堂（指曾国藩）嘱余看李秀成供，改定咨送军机处，傍晚始毕”。那份誊抄的文本由九如堂刊刻发行，而被曾氏保留下来的原稿则深藏曾家密室，由曾国藩的后人保管，秘不示人。因为九如堂刻本《李秀成自述》是经曾国藩删改过的，所以不足为据。而李秀成的原稿，除曾家后人外，谁也没有见到。长期以来，人们不禁猜测：李秀成的原稿里到底有哪些内容呢，曾国藩为什么要删改李秀成自述呢?是确如曾国藩所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仅抄送军机处，以备查考”。还是供词中有不可告人之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猜测就是，李秀成可能在原稿里劝曾国藩反清，自己做皇帝。如著名的史学家孟森就猜测，李秀成“可能以种族之见动曾，其时汉人已握实力，满人积威已替，不无动以取而代之说”。

为了解开这一个谜，1944年，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湖南湘乡曾国藩老家，请求曾国藩后人把李秀成原稿拿出来看一看，以便和刊行本对照一下。曾氏后人先是左右推托，不肯出示。后来看到吕先生态度极为坚决，曾氏兄弟姐妹几个商量了数天，最终还是把李秀成原稿这个祖传秘宝搬了出来，但是有个条件，只许在曾家藏书楼里看，不能带走。吕集义“为人狂喜”，连续两天对照着刊行本进行紧张的补抄、改正。在工作时，“曾氏兄弟轮流守在桌旁，跬步不离；每当休息、吃饭，则必将原稿携入内室，扃之匣笥，护惜有逾珍宝”。吕集义抄补完毕后，还拍摄了稿本的照片十四页带了回来。

九如堂刻本原有二万七千多字，这次吕集义先生共补抄了五千多字，合计三万三千多字，并据此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校补本》。罗尔纲先生就是根据吕氏的校补本和这十四张照片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考证著作《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吕集义和罗尔纲二人都认为，曾家所藏李秀成原稿是真迹无疑。主要的理由是：第一，从笔迹上看，曾家所藏“原稿”和李秀成的真迹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当时参加审讯李秀成的庞际云藏有李秀成亲笔答词二十八字（现藏上海市文管会）。罗尔纲先生花了很大的功夫，一字一句，一点一撇地拿“原稿”和上述真迹相片对照，并且还征求了笔迹鉴定专家的意见，断定“原稿”是真品。第二，从内容上看，“原稿”将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这十四年的每一个过程和细节都描述得非常清楚，很难想像会是曾国藩亲自捏造的。而且，“原稿”在称谓上多遵循太平天国的制度，也非曾国藩所能知道的。第三，“原稿”里用了很多李秀成家乡的方言，也绝非曾国藩等人所能伪造出来的。

吕、罗认为“原稿”是真迹的观点在很长的时间里似乎成为定论。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曾家所藏的这批“原稿”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这个影印本的底本和吕集义所见的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其他史学家才见到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全貌。许多史学家由此提出了与罗尔纲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份“原稿”其实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伪造或删改后，让人模仿李秀成的笔迹炮制的。持这种观点的荣孟源先生所列的理由是：第一，根据其他史料，李秀成是每一天写若干页交给曾国藩的（共九天），按理说，每天写的最后一页一般总要空几行或几字，可“原稿”上每一天都写满最后一页纸、最后一行字，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第二，“原稿”的字数和记载的字数不等。据记载，李秀成共写了五万字，而“原稿”只有三万三千字。如果另外一万多字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那么，“原稿”的内容应该是不衔接的，然而，“原稿”却是前后内容完全相连；第三，“原稿”的用词该避讳的时候不避讳，不该避讳的地方却避讳了，如果偶尔笔误，还可以理解，而“原稿”在这方面的笔误却多得离奇。

但罗尔纲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荣先生并没有从笔迹鉴定等方面推翻他的论断，而笔迹鉴定是所有论据中最权威、最无可辩驳的。荣先生则认为，伪造笔迹古已有之，不足为证。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那么，“原稿”笔迹是否和李秀成真迹是同出一人之手呢?不妨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判断一下。

问题是，即使“原稿”是李秀成的真迹，也还是不能判断李秀成是不是真的投降。对此，罗尔纲先生提出了李秀成“伪降”、“施苦肉计”这一大胆假设。他的理由如下：其一，“原稿”露出最少十二处破绽。例如，反复表白写“自述”是因感戴曾国藩兄弟的恩德；假造他与天王的不和而隐瞒天王对他的信任；虚构自己对清军的仁慈并且有意玷污自己等等；这些可能是李秀成“有所为而言”的，目的是要获得曾国藩的信任，以便相机行事。

其二，“原稿”里隐瞒了最重要的真相，以便误导曾国藩，保存太平天国的残余力量。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失陷以后，李秀成掩护洪秀全的儿子幼天王冲出重围，他知道幼天王此时已经脱离了险境。但李秀成故意说幼天王“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奇（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杀矣”。此外，李秀成还隐瞒了太平天国其他主力的动向，隐瞒了天京城内还藏有大量太平天国的金银财宝的事实。如果李秀成是真心投降，完全可以出卖这些信息以邀功，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干。

其三，从李秀成一生出色的功绩以及被俘后的英勇表现上推测，他不像是因为贪生怕死才投降的，一定是另有所图。

其四，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李秀成的伪降是可行的和有前途的。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天京后，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清朝的“中央军”已经被证明不堪一击。以曾国藩此时拥有的力量，是完全有可能推翻满清，自立为皇帝的。曾国藩的手下也多有劝他反清的。如此可以推测，李秀成也是有可能设计出一个深谋远虑的计划，先劝说曾国藩自立皇帝，然后再伺机恢复太平天国的事业。

其五，曾国藩后人的口碑旁证了李秀成伪降是为了劝曾国藩推翻清，自己做皇帝。曾家所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中有一万多字被撕毁，这一万多字里都写了些什么呢?不禁让人怀疑，可能就是李秀成劝说曾国藩反清的内容。对这样招引杀身之祸的东西，曾国藩当然要把它销毁得干干净净，以便死无对证。

后来，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缜向罗尔纲提供了这样一条重要的口碑：“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民国三十五年（1946）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伪降）”。俞教授还强调说：“我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决不说谎话的”。罗尔纲认为，曾广珊是有学问的妇女，不是一般的妇女，是不会作无稽之谈的。而且，她们是在自己家里谈自己家的事，决无任何目的在内，所以是极为可信的。因此，这个口碑正是一条千真万确地证明李秀成想学三国时的姜维伪降曾国藩的铁证。

忠王李秀成是真心投敌，还是另有别情?聪明的读者你有选择了吗?

石达开出走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石达开被迫出走。然而，他的出走是“另树一帜”，还是“远征报国”呢?

第十三章

1856年夏天，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全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争夺天国领导权力的内讧。它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位置，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理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洪秀全虽然已对外姓人有猜忌疑惧的私心杂念，但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拾人心、重振大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从广大群众说，刚经历过刀光血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石达开回京辅政，军事节节取胜，稳定了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太平军的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天国转危为安。

然而，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又开始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在他眼前出现，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都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也是他组建洪氏集团控制天朝政权的开始。接着，他又“专用安、福王”，使“主军政”。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这种无理的刁难、挟制和阴谋陷害，实际上使石达开已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已无法实现匡国辅政的志愿，石达开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怎样对待洪氏集团的挟制和谋害，他的面前有这样几条道路：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待毙、率军远征。石达开和他的亲信将领，对当时形势是非常清楚的，深知他们不可能以“愚忠”来取得洪秀全的谅解和信任。有谋士劝他从刘邦诛杀功臣韩信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建议，但石达开以“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坚决予以拒绝。在当时敌我双方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解甲归田，洁身引退的路也是难以走通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唯其妖灭尽，予志复归林”。至于叛变投敌更不是他能干出来的事情，最后只好率军远征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以保存革命力量，还可以另辟根据地，剿除妖魔，开疆报国，这实在是石达开这个农民英雄在无力解决内部矛盾的情况下被迫选择的惟一出路。

对石达开的出走，因限于资料，说法甚多，至今仍是一个难解的千古之谜。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不顾大局，私自离京搞分裂活动，是另树一帜，另立“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出走引起了清王朝的关注，清廷驻安徽的头目四出侦察打听石达开的动向，并及时向清廷汇报。他们认为石达开“意欲自成一队”，“似欲另立旗帜”。咸丰七年（1857）七月十一日，《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中有“现据探称，该逆自与洪逆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疑义”。苏州博物馆藏有咸丰七年（1857）六月二十八日两江总督何桂清致自娱主人书中，有洪秀全“在金陵惊慌无比，求石逆回救，不惟不允，且回文改号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与以上福兴奏中“示尾署太平天国丁巳元年”一致。这说明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并非孤证。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坚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同意上述认为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的观点，而是主张“太平天国”与石达开毫无关系。其理由主要有三条：第一，石达开在无为州和皖南青阳县所贴告示都未署“太平天国”。在安徽省有关方志中均无“太平天国”的记载。石达开另立“太平天国”说只是孤证，实难令人信服。第二，石达开出走后，虽对太平天国的官制礼文进行更改，但始终应用“太平天国”国号，遵守太平天国的正朔。始终自称洪秀全亲封的“翼王”、“本主将”，其部属一贯呼其为“翼殿”、“翼府”、“五千岁”、“殿长”等等。另外从石达开本人及其部将遗存的文物、文告、文书来看，也说明石达开虽然分裂出走，但所承担的反清历史使命与洪秀全一直是一致的。直至晚年，石达开一如既往拥护太平天国革命宗旨，信赖尊敬洪秀全，毫无私自立国，与太平天国分庭抗礼的意思。第三，石达开出走后，洪秀全对石达开的态度以及太平天国官书中对石达开的评价都没有变。天王不忘石达开的开国立功。天王、幼天王在后期所颁的诏旨中，仍对石达开亲切地称呼为“达胞”、“达叔”。可以说，石达开出走主要是出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也就是，石达开的出走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挽救革命。

上述观点各执一词，那么石达开出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要想解开这一历史之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石达开大渡河畔遗物翼王石达开可谓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猜忌被迫分兵出走，被困大渡河，英勇就义，成为历史悲剧。然而，石达开也在大渡河畔留下了让人至今未解的众多的谜。

翼王石达开（1831—1863），可谓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满清无道，腐败滋生；祸国殃民，百弊横行。洪秀全金田起义乃“替天行道”，上合天意，下符民心。石达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投到洪秀全的麾下并为“天国大业”立下汗马功劳。后因太平天国高层领导内讧，遭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后转战广西、湖南、云南等省，并于1863年5月进入四川境地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打算在四川自立一国。但因由于河水陡涨等原因，石达开部被清军部队及民团、彝兵等围困于此，苦战月余而不得突围，最后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于1863年6月25在成都科甲巷被凌迟处死，时年三十三岁。

石达开英勇就义，在临死前侃侃而谈，毫无怯懦，“英杰之气溢于眉间”。石棉的百姓怀念他，至今当地人仍传说当年在成都赴死者不是石达开，而是石达开的替身马某。那石达开哪里去了呢?老百姓说上当地的大洪山修道去了。在石棉县的大洪山上曾建有一座百姓自发修建的祖师庙，据当地百姓相传，庙中那位耳阔口方的“祖师”颇有当年石达开的风范。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与石达开有关的实物在安顺场被发现。1980年5月，一个当地农民在当年刘湘挖掘的窖藏附近的松林小河里拾得一个九两重的银锭；2000年8月，人们又在安顺场的一户农民家中发现了一把太平军的军刀……

（一）翼王遗诗之谜翼王石达开不仅是太平天国将领中一位“英武天纵”的优秀将领，他的诗歌及文采也是颇为令人称道的。其中，他的一首七律诗不仅广为传诵，而且成为了一个难解之谜。

1953年，作家鄂华随中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往石棉安顺场收集红军长征的史料。一夜，鄂华和同伴小赵返回时迷了路，投宿一小庙，疑为祖师庙。当他们在搬动庙里的石槽作枕头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柄铁伞，伞柄中一卷棉纸竟书有八句外界传为石达开所作的一首七律诗：

革命慷慨在中原，不为仇雌不为恩。

只为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十年揽髻悲赢马，万众梯山似病猿。

我志未酬人犹苦，东南到处有蹄痕。

借此，鄂华创作了长篇小说《翼王伞》。鄂华在小说的序言部分称，这首诗的棉纸他曾保存在近现代史研究所的档案室里，可惜被“红卫兵”在文革中焚毁。

这首诗历来存有争议。在长篇小说《曾国藩》里，这首诗又成了石达开与曾国藩在长沙激战时，翼王的即兴之作。已故的文史专家郑逸梅则认为：这是民国初期一个文人的伪托之作。是真，是假?至今无解!

（二）翼王剑，你在哪里洪杨内讧，石达开被怀疑和限制，负气出走，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此事总令后人扼腕浩叹。但在石棉，百姓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很早便在城边石儿山上建起“翼王亭”以资纪念，并留下了诸多神奇而有趣的口头资料，这其中口头故事之一当属翼王剑的传说。

据传说当年翼王携其宰辅曾仕和、黄再忠、韦普城及幼子石定忠在被押赴凉桥清军大营时，途中遗失了随身佩剑。以后这柄宝剑“阴差阳错”竟被安顺场士绅赖林学获得，这柄宝剑长二尺四寸，可卷舒，寒气逼人，削铁如泥。六寸长的剑柄着金株，沉香木的剑鞘饰着紫金庵铜，方圆数十里的人们纷纷前来观剑。赖林学考查诸多史籍，方知此剑名叫“雄精如意”，乃翼王心爱的佩剑之一。赖林学将其视为传家之宝，后来交到他的儿子赖进学的手里。民国13年（1924），赖进学因战乱举家迁往雅安避难，又不慎将宝剑遗失。从此，此剑杳如黄鹤。

民国初年，一位名叫张二的先生在《重修越西县志西路调查草案》之四中写有一首《雄精如意歌》，这是关于这柄宝剑至今惟一可见的文字资料，歌云：

勒鞋入关明统绝，皇皇华胄无遗孑。

同胞被压百余年，七世咸丰火益烈。

草泽英雄石达开，金田起义造天德。

如意随军祝如意，宝剑臂左助杀贼。

一呼响应天下分，长江据险画南北。

七王争斗势支离，误走山街来紫地。

秃鹰桀犬八面围，子规春暮楚歌泪。

宝剑如意寻主人，遁迹福门赖氏寄。

埋隐光芒那计年，不闻理乱与休戚。

宝剑忽忽生翼飞，展翅边关杀敌去。

我作长歌如意听，行藏聚散须明析。

莫因好友吐长虹，便欲登朝奸佞击。

寄语主人善什藏，免惹圣明山仙取。

然而，张二先生的美意终成空望，翼王剑最终弄丢了。翼王剑，如今你到底在哪里?

（三）翼王信之谜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遭太平天国内部猜忌被迫分兵出走之后，进军四川，结果在大渡河畔被清军与地方土司紧紧围困，成为釜中之鱼。石达开率领军队左冲右突，未能血战脱险。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石达开命军师曹伟人给清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窃思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全三军，义士必作”。请求清军赦免他的部下。他把信写成后，用箭射入驻守在大渡河对岸的清朝四川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的军营中。关于这封信的收信人，有人说是重庆镇总兵唐友耕，有人说是四川总督骆秉章。正因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凭据，成为一大疑案。

1908年，唐友耕的儿子唐鸿学为其父所编《唐公年谱》印刷出版。年谱中附录了石达开的信，介绍说这封信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也就是说石达开是向唐友耕乞降的。

关于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一文记载特别详细。文中说，石达开在“四月二十三日，以书射达北岸唐友耕营”，“唐得书，不敢奏亦不敢报。石军不得复”。根据这种说法，唐友耕收到石达开的信后，隐匿不报，也没有回复石达开。

1935年，四川泸定西沙河坝农民高某在紫打地偶然发现了石达开的函稿三通。其中一通在《农报》发表，标题《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收信人是骆秉章，而不是唐友耕。

1937年，萧一山在写《冀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真柬伪书跋》时，认为《农报》发表的《致四川总督骆秉章书》是错误的。他说，他在成都黄某家中曾亲见致唐友耕“真柬伪书”一通，是用翼王所遗之柬帖转抄的。萧一山认为《唐公年谱》附录的石达开信函是可靠的，该信的确是石达开写给唐友耕的。因此唐友耕为收信人的说法流传较广。

然而，罗尔纲对石达开写信给唐友耕的事十分怀疑，他认为信应该是写给骆秉章的。因为石达开信中写的“肩蜀巨任”只能是针对四川总督骆秉章，而不可能是对只管重庆一镇绿营的唐友耕的。

总之，石达开到底将信写给了谁仍然只是推测，还有很多的疑点，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大清的风俗与传说沈阳故宫何时兴建天命十年（1625），努尔哈赤率部众从辽阳迁都沈阳。作为都城象征的皇宫，也就是被称为盛京宫阙的沈阳故宫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清朝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学界各执一词，俱言之凿凿，令人无法判断。

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努尔哈赤率部众越过浑河从辽阳迁都沈阳。从此，沈阳城从一个边陲小城发展为一代帝王都城。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这里发生过太多的事件，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传说故事。即使在今天，故宫里仍然有众多史料中没有记载的谜团。

沈阳故宫沈阳地处东北之要冲，是关东之枢纽与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戍守之城。汉时属辽东郡，称为“侯城”，因屯兵而筑土城；金代因战火硝烟而土城被焚；元时被称为沈阳路；明为中卫城，仍以戍守为主。沈阳的地理位置优于辽阳，它“源钟长白、秀结巫闾、沧海南回，混同北注”。如果以松辽平原为腹地，它既控制东北诸邦之民，又跨驭关外六合之众，其优越的战略地位是辽阳无法比拟的。正如书中所载，沈阳为“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地实要冲，东北一都会”。如此的战略优势，对于誓与明朝争分天下的后金来说，是个能攻能守，进退两宜之地。因此，努尔哈赤毅然进入沈阳城筑城定都。

然而，作为都城象征的皇宫，也就是被称为盛京宫阙的沈阳故宫是什么时候开始修建的，清朝的史料中都没有记载。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佟悦解释，这可能是因为修建皇宫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尤其在当年战乱纷争、百姓生活困难的时候，刚刚定都沈阳就修建皇宫不像是明君所为。所以，史官对建皇宫这样劳民伤财的大事采取了回避态度。

学者们一般认为应将努尔哈赤突然决定弃辽阳新城而迁都沈阳的时间，定为沈阳盛京皇宫的始建年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4卷第6页载：“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廓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天命十年三月）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今沈阳以南的十里河），初四日至沈阳”。从明史和朝鲜李朝实录的情况证实，这一记载也是准确无误的。既然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迁都盛京，那么盛京皇宫的建造年代就无疑应该是在天命十年（1625）了。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佟悦认为：因为努尔哈赤是早上决定迁都，当日下午就动身的，这决定了没有定下迁都之前不可能开始建宫殿。

目前出版的关于沈阳故宫的书籍无一不是采用这样的说法。1957年出版的《沈阳故宫博物馆展览内容简介》（甲）故宫建筑：“1621年定都辽阳。1625年又迁至沈阳”，“这时候的宫室仅是草创”。1973年出版的《沈阳故宫简介》：“沈阳故宫是除北京故宫外，全国仅存的比较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于后金天命十年（1625）开始修建，清崇德元年（1626）基本建成”。1983年出版的《沈阳故宫》：“一六二一年，后金攻下了辽阳和沈阳，并且迁都辽阳，筑东京城，建宫殿。一六二五年三月，又迁沈阳，并且开始修筑沈阳故宫”。持以上观点的主要是认为努尔哈赤决定弃辽阳东京迁都沈阳的决定比较突然，不可能事先建都，还有的认为由于当时经济状况，沈阳盛京城的八角殿是拆辽阳八角殿而移建的等等，因此自然也就把沈阳盛京城的始建年代定在了天命十年（1625）。

但是对于这一观点，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支运亭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持上述观点的依据只是一种推测，而并非是真实的历史。根据史籍多方佐证，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该早于努尔哈赤迁都盛京。理由如下：

一、努尔哈赤弃辽阳新东京城迁都沈阳的时间是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也就是公历的四月初，这时沈阳时令正值春寒料峭。事先如果没有初具规模的新都城，是无法安顿朝野上下人等的，更不用说处理朝政诸事。另据阎崇年所著《天命汗》一书中载：“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居住在一座二进式宫院里，其前有宫门三楹，门内为一进院，院里正中突起高台，上有穿堂”。尔后，为二进院，中为正殿三楹。均为悬山夹脊前后廊式建筑（《盛京城阙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组建筑俗称汗王宫。努尔哈赤因为典礼与议政的需要同时兴建了大政殿十王亭。这就说明努尔哈赤在迁都沈阳之前就已经修建了有非常规范的辽金以来的帐殿式建筑群。同时他的后宫是与前殿截然分开的。非常符合赫图阿拉与东京城的建筑布局。

二、努尔哈赤突然决定从辽阳新东京城迁都沈阳的决定，究其原因主要趋于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民族矛盾不断加深；二是明王朝不断增兵与其作战。他为了缓解民族矛盾，集中全力与明抗衡，必须选择一个进退都非常有利的战略根据地。历史证明这也是努尔哈赤英明和成功之举。不幸的是他在全力与明军作战中，未能速战速决，积于忧愤身得大病，于1626年就故去了。因此，在迁都沈阳后，面对严重的战时环境，不可能拿出时间和精力、财力来建筑宫殿，因此，宫殿的兴建应在迁都沈阳之前。

三、新近发现的《侯氏宗谱》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说法。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的盛京城都是由山西迁居来的侯氏家族负责设计、施工兴建的。在该书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与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原文是：“余侯氏居于晋地，历来科甲。及我大清长白发祥，而创业于东土，即升于始祖时，虎公以为辽东宁卫都指挥使，特授骠骑将军。是以余曾祖振举公随任辽东，以同辅弼太祖高皇帝。兴师讨伐，以得辽阳，即建新都东京。东京于天命七年造八角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都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又赐于壮丁六百余名……曾祖振举公竭力报效，夙夜经营其事”。这可以算是证明沈阳故宫兴建于天命九年的最为直接的证据。

根据以上三点，支运亭认为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为天命九年（1624）。

显然，传统的天命十年说与支运亭的天命九年说都有其道理，因此，关于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之谜尚有待于新的档案资料的发掘，以及更为令人信服的考证。

颐和园的布局和结构雷廷昌设计了一个人工湖，将这个湖挖成一个寿桃的形状。而十七孔桥连着的湖中小岛则设计成龟状，十七孔桥就是龟颈，寓意长寿。至于“福”字，雷廷昌将万寿山佛香阁两制的建筑设计成蝙蝠两翼的形状，整体看来成了一只蝙蝠，蝠同“福”，寓意多福。

享誉海内外的颐和园是样式雷第七代传人雷廷昌的代表作。雷廷昌，字辅臣，又字恩授，雷思起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与父亲雷思起先后为咸丰、同治、光绪几位皇帝和慈禧等兴建陵寝，并在重修圆明园、颐和园、扩建“三海”工程中，成为京城公认的最有成就的建筑师。

颐和园的大名，大家觉得如雷贯耳，但在园林里隐藏着古建筑的多处机密，恐怕还是头一次听说。

近来有人根据考察认为，在仔细鸟瞰颐和园全景时，不难发现昆明湖酷似一只寿桃，只是寿桃的“歪嘴”，偏向东南方向的长河闸口。寿桃的梗蒂，是颐和园西北角西宫门外的引水河道。而斜贯湖面的狭长的西堤，则精妙地构成了桃身上的沟痕。万寿山下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则好似一只蝙蝠，振翅欲飞。昆明湖北岸的轮廓线，明显地呈现一个弓形，弓形探入湖面的部分，形成蝙蝠的头部。弧顶正中凸出的排云门游船码头，则像是蝙蝠的嘴。向左右伸展的长廊，恰似蝙蝠展翅翱翔的模样。东段长廊探入水面的对鸥舫和西段长廊探入水面的渔藻轩，则构成了蝙蝠的两只前爪，而万寿山及山后的后湖，则恰似蝙蝠的身躯。

这样庞大而精美的关于颐和园寿桃蝙蝠乌龟之谜，在史料碑文对此有无记载呢?

据史料记载，颐和园的前身是“清漪园”，乾隆十三年（1749）三月，乾隆皇帝为迎接其生母崇庆皇太后的生日，开始动工兴建，两年后正逢乾隆之母六十大寿，于是乾隆下旨改“瓮山”为“万寿山”，同时取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操演水军的故事，改“西湖”为“昆明湖”。乾隆二十九年（1765）工程结束，共历时十五年，耗银四十八万多两，其风景之胜，恰如乾隆所说：“无双风月属昆明”。

颐和园但不幸的是，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金碧辉煌的“三山五园”（圆明园、畅春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转瞬间成为焦土，所藏珍宝几乎全部被掠夺一空，时人有诗云：“玉泉悲咽昆明塞，唯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乡漪桥下鱼空泣”，描述的正是清漪园被焚之后的荒凉景象。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初十日，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宣布，将于次年正月“撤帘”，由年将十六岁的光绪皇帝亲政，但提出要重建清漪园，以作“离退休养”的场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后，于光绪十四年（1888）宣布对清漪园进行修复，光绪帝还将其改名为“颐和园”。他说：“朕自冲龄入承大统，仰蒙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十有余年，万几余暇，不克稍资颐养……”其清漪园旧名，改为颐和园。“颐和”一词，即是供慈禧“颐养天和”之意。这项浩大的修复工程长达十年之久。修复后颐和园占地面积约290公顷，周长16华里，有园林建筑3000余间。

从史料记载而言，颐和园园名的设计的确有其象征的意义。但寿桃蝙蝠之谜，是不是古人有意为之还不能过早下定论，必须找到有力的证据，显然，现存的史料难以提供给我们满意的答案。那么，颐和园里的碑文对此有记载吗?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和实地考察后发现，到目前为止，颐和园里的几个碑文中也没有提及到。而样式雷的建筑图档目前还没有整理出来，因此剩下的惟一线索就是找到设计师家族后代。

据雷氏家族后代称，“桃山水泊，仙蝠捧寿”的传说是存在的。其家族中长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在清代乾隆年间，皇帝为其母皇太后庆祝六十大寿，要求重新修建园林，命雷廷昌负责修建。但皇上要求在园子里体现“福、禄、寿”三个字，接到修建颐和园的任务后，样式雷可没少费心思，整天都在琢磨着园林的总体布局。

这一天，他正在屋里苦苦思索，听见外面一阵喧闹之声，出来一看，见一个陌生老汉面前摆着一张方桌，老者从兜里拿出一个寿桃，放在了桌子上。桌子中间放着一只寿桃，这时候，有只蝙蝠正围着桃子上下翻飞，忽然落在寿桃旁边，用两只翅膀围着桃子，好像要把它捧起来似的。样式雷看着看着，一拍脑门忽然大叫一声：“有了!”转身就往屋里跑。

回屋之后，他铺开纸，他设计了一个人工湖，将这个湖挖成一个寿桃的形状，在平地上看不出它的全貌，但从万寿山望下去，呈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大寿桃。而十七孔桥连着的湖中小岛则设计成龟状，十七孔桥就是龟颈，寓意长寿。至于“福”字，雷廷昌将万寿山佛香阁两侧的建筑设计成蝙蝠两翼的形状，整体看来成了一只蝙蝠，蝠同“福”，寓意多福。等到所有的设计完工之后，雷廷昌长舒了一口气，提笔在草稿上写下了“桃山水泊，仙蝠捧寿”八个字。

当然，这只是这个家族里的一个有趣的传说，但真正的考证要有文字记载和图纸上的真实记录。目前，样式雷家族的底图和烫样，90％以上都收藏在国家图书博物馆，至于这些设计到底有没有档案和底图记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核实后才能确切地了解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雷氏后人雷章宝先生的确曾听其父口述过有关颐和园的这段精巧设计。

其实，营造山水湖泊、设置亭台楼阁，使之蕴涵某种吉祥寓意，是中国古代园林建设中常用的手法。比如鼎鼎大名的恭王府花园中的“萃锦园”，就建有平面看起来像蝙蝠一样的殿堂，并取其寓意，称为“福殿”。园中还有一座蝙蝠形的水池，则相应地称之为“福河”。此外，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中，长春园西洋楼“方外观”废墟的前方，尚完整保留着两座用石块砌筑的平面呈桃状的水池。而恭王府与圆明园都是由样式雷家族参与设计的，因此，虽然还没有文字能够证明颐和园“福山寿海”的真实性，但是有理由相信，样式雷会通过寓意方式来设计这样庞大的园林。

清宫太监娶妻太监不能算是男人，不过虽然他们的行为和声音都有女性化的倾向，但也不能算作女人。某种意义上，他们可以被理解为“中性人”。然而，从汉朝开始，就一直有太监娶妻的事情，既然太监并没有性能力，为什么他们还要娶妻呢?

中国上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太监在很多时候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些朝代就灭亡于太监之手。太监，还有其他一些称呼，比如宦官、寺人、奄（阉）人、中官、内侍等，指的是被阉割的男性，专职在皇宫中服侍皇室。太监这些人不能算是男人，没有胡须，声音尖细，但是虽然他们的行为和声音都有女性化的倾向，但是他们显然不能算作女人。某种意义上，他们可以被理解为“中性人”。

虽然如此，但是从汉朝开始就一直有太监娶妻的事情，太监的妻子多为宫中女官，他们的结合当时称为“对食”。既然太监并没有性能力，为什么他们还要娶妻呢?这一情况引起了很多不同学科的专家的兴趣，长期的研究也产生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解释。

第一种观点，向往夫妻生活说。研究者认为，皇帝与众嫔妃之间的夫妻生活，太监自然耳濡目染，难免产生钦慕之心。尤其敬事太监更是如此。敬事太监是负责执掌皇帝闺房之事的太监，由于皇帝嫔妃众多，所以如何选择嫔妃陪宿与敬事太监有很大的关系。每天太监都会托着一只银盘，里面放着十几张乃至几十张“绿头牌”，上面写着嫔妃的名字。皇上晚膳用毕，敬事太监就会呈上“绿头牌”，供皇帝选择。但是皇上并不可能对众嫔妃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所以自然会询问敬事太监的意见。长期与皇帝的夫妻生活接触，自然对太监们产生了很大的刺激。有人认为这就是太监娶妻的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说，一年之中轮不到皇帝宠幸的嫔妃非常之多，所以敬事太监常年都会受到她们的孝敬。嫔妃的签牌要想有机会放在盘中，就需要太监的帮忙。因为这个关系，敬事房的太监就可以对这些女性下手，当然，处女他们是不能乱来的。但是一经皇帝宠幸之后，妃嫔智慧大开，可能兴趣渐浓。自然，当她们欲念旺盛时，也会饥不择食地选择太监的。毕竟太监总算是一个男性，年轻的小太监常得到亲近的机会，称为“上床太监”，已经是宫中公开的秘密。如此一来，太监自然会乐此不疲，那么他们就会娶妻了。

第二种观点，出于处理家务说。学者们指出，按照宫廷规矩，太监之间等级森严，大致分为总管、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和一般太监。侍候帝、后、太后的是总管、首领，妃嫔身边只是首领。各管事的上层太监都有自己的小厨房和花园住宅，过着养尊处幽的生活。太监，尤其是上层的太监，自然有很多家务事要处理，那么比较好的办法自然是娶妻成家。

第三种观点，摆脱孤独心理说。这是由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时提出的。认为这是太监娶妻的原因。寺尾善雄在他研究太监的力作《宦官物语》一书中写道：“太监与女性组成家庭主要是摆脱孤独的心理，他们在世间受白眼，遭人蔑视，所以要求得到妻子的温暖，这倒也是不难理解的。太监的妻子大多为宫中女官。因为宫廷生活与世隔绝，只有宫内女官才能与太监成双作对，这样就可以相互依靠”。太监由于已经被阉割，身体上自然会发生很大变化。变态的身体慢慢会导致变态的心理。因此，他们的性格是非常不正常的。变态的性格导致人们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们会对小孩和女性有爱情表示，也会变态地迷恋着饲养的小狗。因为他们孤独、失落，他们的心灵的空虚使他们愿意娶一个妻子回来，以便使自己能够摆脱这种孤独感。

第四种观点，净身彻底与否说。清朝太监小德张是自幼净身的阉人，可是他到了青春期却忽然对女性感起兴趣来了，以致到后来陆续讨了几个老婆。这件事情引起人们关于他净身不彻底的猜测。我国著名的医学博士兼文史家陈存仁，研究太监问题多年。他就认为，如果太监净身不彻底，很有可能阴茎重生，从而重新产生性欲。宫廷里的小太监，每三年要看一看，每五年再查一查，看是否有凸肉长出，这是宫廷定制。但是宫廷中的事情，不能简单以常理揣测。如果某贵妃对某小太监青睐有加，那么她只要对检验的太监说一声“免了罢”，这个太监就不用受到检查。如此一来，即使那个太监有凸肉长出，也可以自由发展，终至长成。除此之外，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家，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将自己的孩童日后送进宫当太监，所以在这些孩童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就由特别的佣妇用她的巧妙手术，扭捏婴孩的下身，直到婴孩的生殖器渐渐萎缩，天然的机能完全毁灭。这样的孩童太监，由于有可能和年幼的太子及公主做伴嬉戏，那么在他们的发育期里，很有可能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性能力。只要他们与小太子的关系非常好，宫中的检验太监也就不敢特别仔细地检查他们。

除了这些比较自然的情况外，还有人为的情况存在。在太监阉割的过程中，是老太监带领着发育不全的年轻人进入阉房进行手术。这种情况下，假如动刀阉割的人受了贿赂，那么新太监就可以不彻底的净身，只要留着部分根茎，那么就有重生的希望。同样，入宫的检验也可以通过贿赂过关。站在医学的角度看问题，发育不久而又没有阉割干净，这样的情况下，人体强大的发育功能很有可能使人阴茎重生。

上面讲的几种情况都是这样，即太监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太监了。要是一个英俊可爱的太监，被派在深宫中服侍一个贵妃，朝夕相对，日久生情，也不是没有可能。贵妃独居深宫，久而生怨，而太监无论如何毕竟是男性，于是就把面目俊秀的年轻太监拉上床去，即使拥抱，而卧一番，对于贵妃而言，也有相当的情趣。那么如果有不是太监的太监出现，岂非更遂人愿?也就是说，贵妃对阉割未净的太监，有着很大的期望，如此一来，当然这样的事情就是极有可能的。这样的说法并不仅仅是猜测，在明朝人的氅记如《枣林杂俎》中，就有关于魏忠贤“玉茎重生”的记载。

第五种观点，性基因启动说。生理学的研究发现，存在着一种“性基因启动”的说法。这种看法认为，太监虽然失去了男性的生殖器官，但他仍然是个男人，到了青春期自然有接近女性的要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学者孔宪璋等人认为，性基因的启动才是太监娶妻的根本原因。

以上种种关于太监娶妻问题的说法，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太监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恐怕不能单单从一个方面就得出结论。要想真正揭开这个谜团，那么应该将历史、环境、心理、医学等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深入研究，或许会有找到答案的一天。

满族“尚柳”的习俗“尚柳”作为满族人的一种信仰习俗的形成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尚嫌不足，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度、广度也嫌不够。关于满族“尚柳”习俗，目前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

“尚柳”习俗即崇拜柳树、敬仰柳树，是满族各部普遍流行的风俗习尚，时至今日，“尚柳”习俗在满族民间仍然随时随处可以见到。比如在吉林省九台市蟒卡满族乡石克特里哈拉即石姓满族人家，至今还供奉着柳枝，这柳枝就插在堂屋东南角的立柱上面；吉林省吉林市乌拉满族乡尼玛察哈拉杨姓满族人家举行萨满祭祀时，要选择村里树龄最长、枝叶最为繁盛，根茎最为发达的柳树作为神树。

我们不仅要问：满族“尚柳”习俗形成于何时，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

据流传于今的史籍可以发现这样的线索，《北平风俗类征》载：金代女真清明时分“儿童插柳、祭扫坟茔”，“坟墓插遍‘佛多’以祭”，“清明，妇女儿童有戴柳条者，期时柳芽将舒卷如桑椹，谓之柳苟”。又曰：“清明戴柳于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时率众所祭的是柳树。从以上史料可知，满族“尚柳”习俗至晚在辽金时期就普遍存在。

“尚柳”作为满族人的一种信仰习俗的形成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尚嫌不足，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度、广度也嫌不够。关于满族“尚柳”习俗，目前主要有这么几种说法：

图腾崇拜说。满族学者尹郁山先生在其编著的《吉林满俗研究》一书中认为满族“尚柳”“属于图腾崇拜”；学者刘小萌、定宜庄在其合著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中提出，满族“尚柳”习俗实际上是一种“氏族树”的观念；民俗学者何星亮在其博士学位论著《中国图腾文化》中指出，“满族普遍崇奉柳树，柳树最初可能是满族的图腾”；满学专家石光伟等编著的《满族萨满跳神研究》中则认为，满族“尚柳”“可看作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制的遗存”；民族学专家富育光在《萨满教与神话》一书中指出“柳崇拜已经有了氏族图腾的意味”。上述几家观点可视为当前国内满族“尚柳”习俗研究中的代表性见解，也是国内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

但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图腾崇拜”说颇值得商榷。尤其是，柳树是否就是满族的图腾，学术界尚无定论，即使是上述专家学者，他们对“尚柳”是否就是“图腾崇拜”并无把握。根据中外图腾文化研究界对于图腾的定义发现：“尚柳”属“图腾崇拜”有很多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首先，综合所有的科研成果显示：被作为满族图腾的动、植物有很多，诸如鹰、乌鹊、狼、鹿、豹、蟒蛇、柳枝、野猪、鱼、蛙等，如此繁多的图腾物与一个氏族一般只有一个图腾物是不符的。其次，从图腾禁忌言，满族没有禁止砍伐柳树的禁忌，相反，“射柳”习俗在满族中也很流行，这用“图腾”理论无法解释。

不过，对这一问题有些学者有新的认识。射柳活动最初作为一种萨满黑巫术在契丹产生，因为柳是女真祖先保护神的象征，契丹人希望通过这种巫术的举行，射死女真人的始母神，使女真失去神灵的佑护，以巩固契丹对女真的统治。后来，由于战争的爆发，女真人迫切需要提高本民族的骑射技能，所以引入了契丹的射柳活动。在这种需要下，柳在女真人思想中成为一个多元的物体，使射柳活动与柳崇拜并不矛盾。

与“图腾崇拜说”同时并存的还有“生殖崇拜说”。

在原始社会，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类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提高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由于人类出于对生存的关注，遂产生了生殖崇拜。相对而言，植物的繁衍能力较强。因而，原始人便幻想自己能像植物一样具有无限的繁殖力，故把人类自身繁衍不绝的希望寄托于植物身上，满族的“尚柳”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此外民间广泛流传的关于“尚柳”习俗的神话和传说则更能说明问题。吉林珲春满族喜塔拉氏萨满补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神话：满族为什么敬柳?原来，当阿布卡赫赫与恶魔耶普里鏖战时，善神们死得太多了，阿布卡赫赫只好往天上飞去，耶普里紧追不放，一爪子把她的下胯抓住，抓下来的是一把披身柳叶，柳叶飘落人间，这才生育出人类万物。珲春那不都鲁哈喇神谕中记载的神话则是：很古很古的时候，世界上还刚有天有地，阿布卡恩都里把围腰的细柳叶摘下了几片，柳叶上便长出了飞虫、爬虫和人，大地上从此才有了人烟。这些神话、传说，毫无疑问是满族的创世神话，柳被视为了满族的祖先。

以上引述的几则创世神话中，柳叶生人是最为典型的生殖崇拜观念的体现。对此，学界开始琢磨柳叶的象征意义，而柳叶在外形上与女性生殖器的相像则更增强了“尚柳”是生殖崇拜的可信性。民间文艺家贾芝在《满族萨满神歌译注》一书的序言中作出了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即“柳叶是女阴的象征”。由此可见，柳叶迷信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殖崇拜。

满族“尚柳”习俗的最集中体现，反映在满族各姓氏普遍存在的祭祀“佛多玛玛”活动中。祭“佛多玛玛”也突出地表现了满族先人的“生殖崇拜”观念。

祭“佛多玛玛”是满族家祭中的一个重要程序。佛多玛玛是个上尖下圆的黄布口袋，内装长三四丈的五色线，叫“索络条子”，也叫“子孙绳”、“长命绳”。绳上系着小弓箭和用柳条编的小篓。小弓箭代表家中的男丁，小柳条篓则代表家中的格格（姑娘）。而隔在中间的嘎拉晗（猪羊的骨），则代表辈分。换索（锁）仪式要在院中的柳树下进行。如果院中没有柳树，也可折一把柳树枝立在祭天杆下的神石旁。换索（锁）时，先把玛玛口袋打开，取出“索络条子”，一头系在祖宗板上，一头系在院中的柳树下，然后由家中德高望重的老人把代表家中新生男孩的小弓箭和代表新生女孩的小篓，拴在子孙绳上，再把代表出嫁的女孩的小篓摘下来。

有清一代，祭“佛多玛玛”不仅广泛流行于民间，宫廷里也行此礼，且祭典十分隆重。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四“求福仪注”一节介绍，宫廷求福祭祀的过程，与民间祭柳枝十分相似。《重订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跋语中解释说：“树柳枝求福之神，称为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者，知为保婴而祀”。《大清会典》“福州祭神祭天之礼”卷七十四明确指出，“若祈福，祈福所祭神，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显然清宫廷是将“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为作保佑婴儿长命百岁的多“福神”来祭祀的。

从上文描述的满族民间和宫廷的祭“佛多玛玛”看，祭柳枝真实地表现了满族先民的生殖崇拜。贾芝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见解，他说：“佛多玛玛从家祭发展成为生育之神，它把故事化了的柳树描绘成了生命的源泉”。这一看法得到了著名清史专家薛虹的支持，他在《满族萨满跳神研究》的序中说，满族祭“佛多玛玛”反映了满族先民对生命本源和氏族繁衍的膜拜。

满族“尚柳”除在祭柳活动中得以集中反映外，民间的其他许多风俗传统中也颇多反映。例如，在满族民间长期流行这样一些风俗：小儿降生，门左悬挂用柳枝做的柳木弓箭；女子出嫁时要食用柳叶饽饽。这些“尚柳”习俗的本质是满族生殖崇拜观念的具体表现，换言之，这些民俗体现了满族生殖崇拜的意识。

看了上面的不同观点，我们对于满族为何有“尚柳”习俗仍无法做出肯定的回答。

满汉全席的成因满汉全席以宫廷盛宴而闻名于世，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则长时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传闻甚多。在国内饮食界，有人称满汉全席是清代宫廷筵席；更有人认为其为清朝皇帝筵宴满汉文武大臣的“国宴”；但与此相反的说法则明确指出：满汉全席不是宫廷宴，更不是皇帝餐。两种说法截然相背，满汉全席究竟因何而成就变成不解之谜。

第十四章

满族在入关以前，繁衍生息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饮食上并不讲究精细的烹调。举行宴会时，只是将大块的肉煮烂。与会者席地而坐，解刀进食。主食讲究米面点心。至于在祭祀仪式中，则整猪、整羊、整鸡、整鸭上席。这种习俗在入关以后仍然保留了一段时间。

对此，《满文老档》中载：“贝勒们设宴时，尚不设桌案，都席地而坐”。《清稗类钞》中则有较为详细的描述：“满洲贵家有大祭祝和喜庆，则设食肉之会。无论旗、汉，无论识与不识，皆可往，均不发简延话也。是日，院建高过屋之芦苇席棚。地置席，席铺红毡，毡设坐垫无数。主客管衣冠。客至，向主人半跪道贺。即就座垫盘膝坐，主人不让坐也‘或十人一围，或八九人一围’。坐定，佣人以约十斤之向一方置于二尺径之铜盘以献之。更一大铜碗，满盛肉汁。碗有大锅勺。客座前各有八九寸之小铜盘一，无酵团高粱酒倾大瓷碗中，客依次轮饮，捧院呷之。自备酱意高丽纸、解手刀等，自切自食。食愈多，则主人愈乐”。满族这种借祭神而举行的宴饮，粗疏豪放，保留了淳朴风俗。

清人关后，在六部九卿中，专设光禄寺卿，专司大内筵席和国家大典时宴会事宜。据《大清会典》和《光禄寺则例》记，康熙以后，光禄寺承办的满席分六等。光禄寺承办的汉席，则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也就是说至康熙年间，此前的简朴作风已经发生了改变。

清康乾盛世，奢华之风盛行，不仅各种宫廷酒宴不断，还频繁出巡设宴。相传康熙五十三年（1714），康熙帝六十寿辰，宫廷首开千叟宴，康熙在三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两次宴赏耆老，先后有年六十五岁以上老人二千八百余人与宴。康熙在皇宫内院首尝满汉全席，亲笔书下“满汉全席”四字，从而确定了满汉全席的地位。自此，满汉全席便开始盛行，随后不断发展完善。到了1757年至1784年，乾隆六次南巡，往返行程二千九百余公里，沿途设行宫三十处。所到之处，地方官员及巨贾不遗余力操办盛宴。满汉全席的品种丰富多彩，一餐不能尽食，要分多次进餐。有分全日进行的，即分午、晚、夜三餐吃；有分两天两个晚上进餐的；还有分三天作三次吃完的。

满汉全席以宫廷盛宴而闻名于世，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则长时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传闻甚多。在国内饮食界，有人据老厨师称，满汉全席是清代宫廷筵席；更有人在老厨师的“回忆”中，加入清史中的只言片语，经过一番“回忆”与史料相互之间杂糅的艺术加工，满汉全席便被说成了清朝皇帝筵宴满汉文武大臣的“国宴”；但与此相反的说法则明确指出：满汉全席不是宫廷宴，更不是皇帝餐。两种说法截然相背，人们便莫衷一是了。

从现在各家的专题论著考察，持满汉全席“源于宫廷说”的认为：“全席”先前称为“大席”，“大席”之称当是由宫廷生活用语派生而来，例如皇帝的婚礼称为“大婚”，筵席伴奏音乐称为“丹陛大乐”。且前述满汉全席在宫廷中的流行，也为满汉大席出自宫廷增加了可信度。据一些专家考证，较早满、汉席全设的宴席，出现于康熙前往曲阜祭孔时，衍圣公府中曾以满、汉（孔府菜）席款待康熙，后来这种宴席也开始在宫廷中出现。乾隆年间，国力强盛，大清王朝达到了发展的顶峰。乾隆为显示皇家气派，在饮食上刻意追求，讲礼仪、讲排场。上行下效，民间也开始仿效宫廷满汉全席，举办巨型宴会。民间满汉全席之称，最早见于乾隆年间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和袁枚的《随园食单》。在追求皇家风范的体验以及夸富心理的作用下，乾隆年间满汉全席风靡全国。

但是王仁兴所著《中国饮食谈古》则否定了这一看法。他认为大席出自官府，根据之一就是最早记述这类宴席的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有明确的记载：“今官场之菜……有满汉席之称”。值得注意的是，袁枚在该书中接着说，官府的满汉席除用于“新亲上门”外，也用于“上司入境”。那么普天之下，最大的“上司”莫过于皇帝了，他的临幸，当然要享之以最大的“大席”。皇帝在外地可以留驻不短的时间，那他的“驻跸”的官府便无异于行宫，官府宴则等同于宫廷宴。

“源于官府说”有多种证据证实自己的观点，但是对于源自于何地的官府，则众说纷纭，至今仍不得其解。持“源于官府说”者一般认为“满汉全席”来自江南的官声菜。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说：“上买卖街前后寺观，皆为大厨房，以备六司百官食次：第一份，头号五簋碗十件。第二份，二号五簋碗十件。第三份，细白羹碗十件。第四份，毛血盘二十件。第五份，洋碟二十件，热吃劝酒二十味，小菜碟二十件，枯果十彻桌，鲜果十彻桌。所谓满汉席也”。李斗在该书中还称：这是扬州“大厨房”专为到扬州巡视的“六司百官”办的。由此，大部分学者认为从现在可得的文字资料分析，满汉全席应源于扬州。

但是，近来“源自扬州说”遭到了挑战。已故著名作家高阳写过一本关于饮食文化的专著，书名叫做《古今食事》。其中题为《河工与盐商》一章中，以大量的史料说明了淮扬菜的形成与豪奢饮宴的密切关系。书中还提到，常驻淮安的河道总督衙门岁有经费四百五十万两，最多只需三分之一，其余巨金“挥霍而已”。公开“公款消费”的官府只此一家，河工一场宴席要三天三夜，食客“从未有能终席者”。由此高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我想，所谓‘满汉全席’，大概就是由河工上这须三昼夜才能吃完的筵席演变而来”。

还有专家认为“满汉全席”的形成，其前身应为“全羊席”。对清代烹饪文化有专门研究的吴正格先生的新著《中国京东菜系》中有个示意图，其中以“全羊系”与“满汉全席”双双并列。《清稗类钞》则早已断言，“清江（淮安）庖人善治羊”，“号称一百零八品”。淮安独有的一百零八品“全鳝席”，显然是从全羊席派生的。这就是“满汉全席”源自淮安的佐证。而据新出版的《淮安古迹名胜》称，“清晏园”先前曾命名为“清宴园”，这个名称本身足以使人联想到此园与盛宴有关。

最早记载满汉全席的除了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而外，还有苏州人顾禄的《桐桥倚棹录》，持“淮安说”者认为这并不能证明“全席”源自扬州或苏州，较早的记载出于这些地方，大概是那里的文化与商业后来大大超过了淮安。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淮安城市的重要地位确是较早时期的事情。

看来满汉全席是源于清宫，还是源于民间，是源于苏州，还是源于扬州，是源于淮安，还是源于山东曲阜孔家菜，一时片刻是难以搞清楚的。

郑板桥“难得糊涂”的含义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有望文生义的;有作词语解释的；也有就其深邃的内涵进行探讨的，诸说不一。看来后人难知前人心态和处世的复杂文化环境，有时也难以自圆其说了。

“难得糊涂”，原是清朝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刻在一方闲章上的一句“心”语，是由他所觉、所悟、所感而抒发的一种情怀。说起“难得糊涂”，还有一段颇为有趣的来历。有一年，郑板桥到山东莱州云峰山观摩郑公碑，晚间借宿在山下一老儒家中，老儒自称糊涂老人，言谈举止高雅不凡，二人交谈十分投机。老人家中有一块特大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美，郑板桥看了大为赞赏，老人请郑板桥留下墨宝，以便请人刻于砚台背面。郑板桥感到糊涂老人必有来历，便题写了“难得糊涂”四字，并盖上了自己的名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因砚台过大，尚有许多空白，板桥请老先生也写一段跋语。老人没推辞便随手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写罢盖了方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一看大惊，才知道老人是一位隐退的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见砚背上还有空隙。便也补写了一段话：“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这段文字传下来，人们感慨其中富含哲理，便将“难得糊涂”一词写成横联接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越传越广，成为一些人的座右铭或一种时尚。然而，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词语，人们似乎莫衷一是，甚至某些人还存在糊涂的理解。那么郑板桥通过“难得糊涂”这一“心”语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呢?目前大致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是郑板桥的自我解嘲。

乾隆十六年（1751），郑板桥在山东潍县任七品知县时，一日正值“衙斋无事，四壁空空，周围寂寂，仿佛方外，心中不觉怅然”。他想，“一生碌碌，半世萧萧，人生难道就是如此?争名夺利，争胜好强，到头来又如何呢?看来还是糊涂一些好，万事都作糊涂观，无所谓失，无所谓得，心灵也就安宁了”。于是，他挥毫写下“难得糊涂”。

郑板桥从不糊涂，他之所以兴叹“难得糊涂”，自有其苦衷。朱铁志认为“郑板桥是个极为清醒的人。唯其清醒，正派，刚直不阿，而对谗言无能为力时，才会有‘难得糊涂’的感叹，‘难得糊涂’的难在哪里呢?难在他毕竟清醒自明，心如明镜，无法对恶势力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难在他一枝一叶总关情，对百姓的疾苦不能无动于衷。他只有假装糊涂，然则终不能无视现实，遂痛苦于内，淡然于外，而生‘难得糊涂’之叹”。因此它被称为“真乃绝顶聪明人吐露的无可奈何语，是面对喧嚣人生，炎凉世态内心进发出的愤激之词”。可见，他是想做些有益于地方、百姓的事，但囿于情势所迫又往往无能为力，内心十分矛盾。所以，这“难得糊涂”一语，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一个正直士大夫的彷徨与苦闷。

第二种看法则认为这是郑板桥对于现实的抗议之声。

郑板桥由山东范县调任潍县知县，上任之日正遇百年未见的旱灾。郑板桥见百姓家破人亡，忧心似焚，不免心力不支。其妻相劝：既然皇上不问，钦差不理，你就装作糊涂嘛!郑板桥闻之怒言道：装糊涂，我装不来。你可知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变糊涂更难，难得糊涂。由此郑板桥有所启发，就以“拯救万民，在所不惜”激励自己，并开官仓赈灾。他所说的这句话，后来就成了“难得糊涂”的自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台湾徐兰州说：“这句话文义，似乎喻人凡事不要太认真，得过且过，所谓‘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另一注解。加以句读，聪明者有俗庸之智慧，有赖于人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的环境教育，才能培养成完美的性格，是以人欲聪明并不容易”。苏东坡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所以，聪明人难做。

什么是糊涂呢?糊涂就是不精明。糊涂有两种：一种是真糊涂，懵懵处世，似是与生俱来，装不来，求不到；一种是装的假糊涂，明明是非黑白了然于心，偏偏装作懵懂不辨，即由‘聪明转入糊涂’了。依照郑板桥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雅品格，要他违背自己的理念和道德，显然是一种痛苦与折磨。所以徐兰州认为：“郑板桥这段感慨‘难得糊涂’的题书，其中有段非常感性的心路历程，也是知识分子从政，在专制制度腐败政权中无法展现宏志的一种抗议之声”。

而第三种则是“心安理平”说。郑板桥任潍县知县时，其堂弟为了祖传房屋的一段墙基，与邻居诉讼，要他向兴化县县令求情，以便赢得官司。郑板桥看完信后，写下“难得糊涂”、“吃亏是福”两幅字，并在“难得糊涂”下加注：“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在“吃亏是福”下加注：“满者损之机，亏者盈之渐，损于己则盈于彼，各得心情之半，而得心安既平，且安福即在是矣”。此处“难得糊涂”指难得装一次糊涂，它具有为所当为的积极涵义，不可为而为的胆识。因此，这种“心理调节”乃是试图把自己的心理反差平衡一下，以求得方寸的短暂安宁。

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有望文生义的；有作词语解释的；也有就其深邃的内涵进行探讨的，诸说不一。看来后人难知前人心态和处世的复杂文化环境，要有正确的解释，有时也难以自圆其说。

秦淮名妓柳如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柳如是视为“秦淮八艳”之一的风流名妓。据《柳如是新传》考证，马湘兰、顾眉生、卞玉京、董小宛、寇白门、李香君等六人是秦淮妓，陈圆圆是吴中妓，柳如是是吴江妓。令人把柳如是与马湘兰等并列为“秦淮八艳”，实在是凑数。那么真实的柳如是是怎样的呢?

郑板桥故居生活于明清之际的柳如是，一生中有过多次角色转换，丫环、侍妾、名妓、尚书夫人。除此之外，她还是一名诗人、画家，身世复杂，多才多艺。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柳如是视为“秦淮八艳”之一的风流名妓。那么真实的柳如是是怎样的呢?

柳如是，名隐，后改名为是，表字如是，浙江嘉兴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由于史料的缺乏，柳如是的家世已难以考证。从她肤色白皙、自幼聪慧好学、对文字有“过目成诵”的特殊天赋来看，不可能出生于一个父母目不识丁的贫寒之家。

崇祯元年（1628）前后，当柳如是长至十岁左右时，父母相继死去，她被人拐卖至吴江县盛泽镇柏家桥北一带的归家院，人称“十间楼”的妓院里。归家院的女主人叫徐佛，复社领袖张溥与此人曾一度相好。徐佛与柳如是有同乡之缘，又怜其娇小可爱，把她视为养女，并特邀松江名师陈眉公来归家院，调教她写字绘画，吟诗作对，操琴谱曲。

崇祯四年（1631）初，“吴江故相”周道登以宰相身份退居故里，请徐佛代为物色一个知书识礼而善解人意的贴身侍女，柳如是被卖到相府当了侍婢。周道登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不久竟厚颜无耻地纳柳如是为妾。年仅十四岁的柳如是敏慧伶俐，周道登常将她抱置膝上，教其读书吟诗，引起群妾们的妒忌，加上柳如是待人接物傲气十足，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她们散布流言蜚语，说柳如是与府中一琴仆私通。周道登勃然大怒，将其逐出家门。正值豆蔻年华的柳如是，迫于生活无着落，只得重新回到归家院。

崇祯六年（1633）前后，柳如是的才艳已经蜚声吴江、松江一带。她常乘画舫畅游于苏南江湖之上，与高才名辈相游。当时，陈子龙、宋辕文、李雯同创几社，被并称为“云间三子”。在松江诸子中，宋辕文算得上是佼好的人物，并最早痴心追求柳如是。宋辕文与柳如是真诚相爱，但这事传到宋母耳里，怒责儿子瞒着家中与“流妓”交好，认为有辱门庭。面对家庭的巨大压力，宋辕文怯懦退却。柳如是高举倭刀，猛砍古琴，七弦俱断。

后柳如是与陈子龙交好，两人时常参加南园几社名流聚会，座谈时事。经几社名士政论之熏习，其平日所萌发的“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观念，逐渐趋于成熟。柳如是饮酒赋诗，放言无稽，与陈子龙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无奈陈子龙已有妻室，其妻张氏无情棒打鸳鸯散，柳如是又一心追求独立的人格地位，从而未能与陈子龙结为姻缘而留下终身遗憾。

柳如是以卑微的身世，盖世的才华，在感情上几番追求，几番失落，直到常熟虞山脚下，以男装拜访半野堂的主人钱谦益之后，她才找到了归宿。当时她二十四岁，而钱谦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钱谦益（1582—1664）作为明末时期的文坛泰斗与东林党魁，柳如是久慕其文名与清望。钱谦益的原配夫人尚健在，但他仍冲破世俗和家庭的重重阻碍，明媒正娶柳如是为妾。两人婚后生活甜蜜，在绛云楼中以诗文吟唱。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南下，对江南一带进行了大肆的屠杀与劫掠。当明王朝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的消息传来，留守南京的文武大臣商议拥立新君的问题。一直闲居在家的钱谦益，此时偕同夫人柳如是从常熟赶往南京，利用其在东林党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串联史可法等朝野的一些实力派人物，开展拥立新主的活动。无奈马士英等先下手为强，护送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起南明弘光小朝廷。不久，大权在握的马士英荐亲信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又任钱谦益为礼部尚书。

柳如是作为南明礼部尚书夫人，是其一生中最荣显之时。然而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她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和名利拘束，超越了党派之争的狭隘眼界。时阮大铖作为阉党余孽，名声不好，却有文才，写有《燕子笺》等名曲，对柳如是的《戊寅草》、《湖上草》等诗篇极为欣赏。一日，钱谦益准备好酒菜，请阮大铖来府作客，柳如是出来作陪。席间，她唱了《燕子笺》中的一段曲子，阮大铖仿佛遇见“知音”。当时阮大铖正奉旨巡阅江防，他请柳如是出城巡视江防，以慰劳将士。为此，柳如是非常激动，特地身穿戎装，脚蹬黑绒马靴，披着大红锦绣斗篷，冠上插着长长的雉尾，完全按照宋时梁红玉的装束打扮，骑一匹枣红大马，在阮大铖的陪同下，在战船演习时击鼓助威。顿时。战鼓声与战士们的喝彩声响彻江面，场面极为壮观。

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清兵攻破并血洗扬州城十日。五月，清军又兵临南京城下，局势危在旦夕。弘光帝与马士英、阮大铖等分道出逃。这一夜，柳钱两人都在痛苦地思索：自己应当如何选择下一步的人生道路?柳如是下决心要为国尽忠，舍生取义。然而钱谦益却不想死，他向进驻南京的清军首领多铎屈膝投降。

顺治三年（1646）正月，清廷任命钱谦益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按照清廷规定，南都降臣都要北上进京朝见清帝，由清朝正式任命官职，诸降臣的妻妾皆可随夫一同前往。柳如是耻为降臣之妇，曾当着钱谦益的面冲向楼台，意欲投池自尽，幸亏奴婢早有提防，才幸免于难。后尽管钱谦益一再劝说，她仍坚持独留金陵，不愿作清廷命妇，当时有“留都女”之称。

钱谦益并未受到清廷重用，在北京仅半年时间即回到南京。在柳如是的感染下，钱谦益既有对降清失节这一人生污点的悔恨，又重新萌发了反清复明的决心。顺治五年（1648），钱因参与江阴义士黄毓祺反清一案，而被逮至南京问罪。到南京后，钱谦益被关进刑部狱中。此时，柳如是正卧病在床，听得这个消息，“蹶然而起，冒死从行”，上书代死，昼夜不舍。她先住在秦淮河边的一个朋友家，设法寻找可疏通的关节。钱谦益与时任备兵使的梁慎可家三代世交，柳如是往日也深得梁母吴太夫人的欢心。梁慎可与洪承畴有同年之谊，现在洪承畴幕府，是其身边的红人。柳如是来到梁府，其以死救夫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梁母。梁母邀请柳如是住进雕陵庄，并一再叮咛儿子设法救钱谦益。经多方周旋，终使钱谦益被关押四十多天后无罪释放。钱谦益回归故里之后，甚为感激，作诗称赞柳如是“从行赴难有贤妻”。

黄毓祺一案使得两人的复明之志并未因此而受挫。两人常常作诗暗托复明之志。她所居住的红豆山庄，成为与海上抗清复明力量联络的秘密据点。清康熙三年（1664）五月，钱谦益逝世，柳如是失去依傍。不久，柳如是自缢身亡，年仅四十七岁。

一代名妓，一生历尽沧桑，为了追求人的尊严，一生苦苦追求，最终还是难逃封建社会的罗网。

香消玉殒的陈圆圆“冲冠一怒为红颜”，清人吴梅村的《圆圆曲》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奇女子陈圆圆的传奇经历。吴三桂降清后，陈圆圆随其征战南北，吴三桂被封平西王，后起兵反清失败，陈圆圆的下落就成一个不解之谜。

“冲冠一怒为红颜”，清人吴梅村的《圆圆曲》向我们展示了一代奇女子陈圆圆的传奇经历。作为明末清初名将吴三桂爱妾的陈圆圆，原籍苏州。蔡东藩著《清史演义》对其有这样的记载：圆圆姑娘，姓陈名沅，字畹芬，能诗能画，能善弹琴，因遭乱流落，为玉峰歌伎，艳帜高张，缠头价重。一日，陈沅艳名被崇祯宠妃父亲田畹所闻，便千金购艳，充入下陈，遂改名圆圆。吴三桂入京师时，曾与她有一面之缘，彼此企慕。后来，吴三桂便劫娶了她。而清代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中也有记载：“家本苏姑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相见初识田畹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箜篌伎，等权将军油壁车”。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其部将刘宗敏霸占陈圆圆，三桂之父吴襄一家数十口被杀，吴三桂一怒之下，打开山海关大门，几十万清军长驱直入，推翻了仅建立一个月的李自成大顺朝。吴三桂降清后，陈圆圆随其征战南北，吴三桂被封平西王，后因反清兵败，陈圆圆的下落就成一个不解之谜。

历史记载的一种说法认为陈圆圆在山海关之战后，就一直跟随吴三桂，当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时，陈圆圆得专房之宠。当清兵攻破昆明城时，吴三桂之孙吴世璠服毒自杀。而吴世璠妻与陈圆圆均是自缢而死，或说其绝食而死。孙旭的《平吴录》就说吴三桂叛乱失败时“桂妻张氏失死，陈沅及伪后郭氏俱自缢，一云陈沅不食死”。《平滇始末》也说：“陈娘娘（圆圆）、印太太及伪后郭氏，俱自缢”。至于死后有说陈圆圆葬于苏州，有说埋在上海，而更多的人却倾向于“陈圆圆魂归云南昆明”，但是持这几种说法者均拿不出可靠的证据，甚至仅仅只是一种臆测，从而使得陈氏归宿成为史学界一个难解之谜。

近年来，对于兵败后陈圆圆归宿有了新的解释，这主要是源于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的一个惊人的发现——陈圆圆的墓就在马家寨吴氏群墓之中。

在马家寨狮子山下，有数百座排列整齐有序的坟墓，据专家考证，这就是吴三桂后代们的墓地，其中的始祖墓即为陈圆圆之墓。而墓碑上的日期说明此碑是清雍正六年所立，上面的碑文却令人费解：“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孝男吴启华、媳涂氏立，孝孙男吴仕龙、吴仕杰，曾孙吴大经、吴大纯，孝玄孙吴朝达、吴朝选……皇清雍正六年岁次戊申仲冬月吉日立”。既然是陈圆圆墓，为何不写吴门陈氏，却写吴门聂氏?原来，这里隐藏着一段历史疑案。吴三桂死后，清王朝下旨，灭吴三桂九族，陈圆圆便携吴氏家眷子孙潜逃。在军师马宝掩护下，溯沅水，沿支流龙鳌河而上，在思州龙鳌里鳌山寺隐避下来。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陈圆圆的儿子吴启华才下山在一片原始森林的狮子山下定居。陈圆圆千辛万苦脱险，故墓写吴门聂氏主要是为了避风险和防人盗葬，而取“聂”字也隐藏很深的含义，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据说，陈圆圆原名邢沅沅，六岁丧母后便寄养于姨爹陈家，改名陈沅沅。“陈”、“邢”皆有耳旁，双耳即为“聂”。

对于陈圆圆死葬狮子山，马家寨吴氏历代守口如瓶，为让后人不忘祖宗又不轻易暴露真情，吴民采取了秘传之策，每代传一至二人，至今已传到第十二代，秘传内容为授予高邮吴氏家史，告知陈圆圆之墓等实情。由于马家寨吴氏的高度警觉，这些事一隐三百余年，世人难寻蛛丝马迹，从1983年起，第十一、十二代秘传人吴永鹏、吴能江才吐露了隐情。

当年，为确保安全，陈圆圆于天安寺削发为尼，改名寂静，字玉庵。马宝则出家鳌山寺当和尚，寿终后两个归葬马家寨旁狮山下。马家寨是经吴启华（吴三桂之子）、吴仕杰（吴三桂之孙）开辟的，后来繁衍成为拥有231户共963人的大寨。有人要问，这个寨子虽名马家寨，却无一户姓马，全姓吴，这是为什么?其实这也是有奥秘的。一是掩人耳目，保护吴三桂子孙，二是纪念恩人马宝，而这就是陈圆圆的高明所在。

当年陈圆圆为何选择马家寨作为避难之所，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家寨位于古思州，坐落于一丘陵盆地内。陈圆圆与马宝对思州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利条件有五：一是对思州印象深，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带兵北上，思州知府前往迎接，杀猪宰羊犒劳其官兵，是吴三桂的支持者（思州地方志有记载）；二是思州寺庙多，便于藏身；三是思州乃古苗夷之地，可避是非，安全保险；四是这里交通疏畅，信息快，行动方便；五是自然环境幽雅，有利于吴三桂子孙繁衍。

根据以上实地考察，陈圆圆晚年皈依思州天庵寺，死葬思州马家寨狮子山的传说是比较可信的。但是关于马家寨陈圆圆归宿地的疑点仍然还很多。

疑点之一，从历史披露的资料看，封建王朝驻屯军有其相应的活动范围，管理的事务也纷繁复杂，清政府思州治地驻屯军负责相应周边的防务，其势力很强大，它既是清政府戍守古思州的军队，为清政府在此建立基业的重要保证，又是清政府向外沿扩展势力的有生力量。现岑巩军屯这个地方与马家寨两地相距不足五华里，再结合封建王朝对“乱臣逆子”的待遇是“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上分析，如果马家寨居民是吴三桂后裔，无论如何隐瞒也逃不出军屯清军的耳目而遭无情追杀，能在同一地方上两个村寨相安无事，马家寨居民是吴三桂之后说难以取信。

疑点之二，关于马宝的情况。据蒋良骐著《东华录》中记载，马宝在康熙二十年曾带兵活跃在遵义府、泸州、叙州，因受吴世瑶密诏，撤兵援救昆明，都统希福、提督桑峩乘胜追击，于当年七月在乌木山将马宝所部歼灭殆尽。马宝只身逃跑，终未摆脱追捕，被迫投降，解送京师。不久后，“马宝伏诛”。从记载来看，马宝被清军俘虏，没有隐迹山林，更不可能在鳌山寺当和尚。

疑点之三，史料空白。从《清史稿》上看，对吴三桂葬地、陈圆圆魂归何处未作交待，再从现今出版的有关姓氏追根求源中《吴姓》一书看，对吴三桂的介绍只局限于其父、他本人及在衡阳建大周称帝和其孙即洪化皇帝吴世璠自杀等情节，吴氏家族也理不顺该支系族人经那场变故后到底有何变迁，是否被斩尽杀绝、是否有子孙后代流传下来。此外清初的笔记小说、稗史杂编都只谈陈圆圆随吴三桂到昆明后，两人的关系发生裂痕，最后离开王府，在归化寺出家。而马家寨的传说在史料中却没有只言片语。

由此，一代奇女香消玉殒，魂落何方还有待近一步证实。

第十五章

满族的祖先“长白山，黑龙江，满族人的老故乡”。这是流传在满族人民中的一句顺口溜。天神的孩子长白山东麓北布库里山下，有一个湖泊叫布勒湖。传说有一天，从天上降下来三个仙女到湖里洗澡。

这三个仙女，大姐叫恩古伦，二姐叫正古伦，三妹叫佛古伦（另一种说法是大姐叫大库仑，二姐叫二库仑，三妹叫佛库仑）。她们洗完澡上岸时，有一只神鹊飞来，嘴里衔着一颗红果，放在了三妹佛古伦的衣服上。佛古伦拾起色彩鲜艳的红果爱不释手，便含入口中。待她穿衣服时，一不小心把红果咽到了肚子里，因此怀孕了。当她的两个姐姐穿好衣服，准备回天宫时，她却离不开地面了。大姐和二姐仔细给三妹检查之后说：“这是天授予你妊娠，等你生产以后，身子轻了再回去吧”。说完便告别了三妹，飘然升天。

后来，佛古伦生下一个男孩，这个小孩相貌奇特，刚一出生就会说话。男孩长大后，佛古伦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并对他说：“你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上天把你派遣到这世界上，就是让你治理这个乱世的。你沿这条河顺流而下，就可以找到你的立国之地”。说完，她做了一只小木船，让儿子坐在上边，顺流而下，然后自己返回天上。

布库里雍顺按照母亲的旨意，乘船来到一个有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长白山东南的鄂多理城。城内住有三个姓氏的部落，他们互相争斗，终日厮杀。这天有个人到河边取水，他突然发现一个举止奇异的男孩，折柳为椅，端端正正独坐在上面。

他返回城内告诉争斗的人们。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停止了争斗，一同到河边观看。大家一见，果然是非常之人。男孩对大家说：“我是天女佛古伦所生，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上天命我来平定大乱，今后你们再也不要互相残杀了”。大家听完后，齐说：“这真是天生的圣人!我们应该把他留在这里”。三个部落首领相互商议后决定相互停战，推举布库里雍顺为国君。于是在长白山一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历史史料中的满族从历史记载来看，满族的最早祖先是先秦时期生活在东北广大地区的肃慎人。据史籍记载，肃慎人居住在“不成山”（长白山）北，东抵海滨，北至黑龙江中游，南到松花江上游的广大地区。以渔猎经济为主，而且产生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很早就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战国后，肃慎改称为挹娄。挹娄人仍处于氏族制时期。后来挹娄部属的一个名叫勿吉的部落崛起，在北魏时取代了挹娄，分布在东到临海，西至嫩江，南抵长白山，北达黑龙江以北的广阔地区。到隋朝时称为靺鞨，靺鞨分为数十个部落，各有酋长。其中粟末、咄多、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部是七个人数众多、势力强大的大部落。八世纪初，粟末靺鞨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军事力量日益强大，建立了震国。公元713年，震国政权受唐朝册封，称“渤海国”。渤海国人丁兴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被誉为“海东盛国”。公元926年，契丹灭渤海国。而这时地处偏远、比较落后的黑水靺鞨逐渐发展壮大并向南扩张，取代渤海国。契丹人称黑水靺鞨为“女直”（即女真），从此，女真这一族名逐渐代替了靺鞨。“女真”之称出现于唐末五代时期。

女真是靺鞨人和渤海遗民及其他部落杂处融合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辽王朝将女真人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熟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以南，受辽的直接统治，后逐渐融入汉族之中。生女真是由隋唐时期的黑水靺鞨演变而来。十世纪末，生女真的完颜部在部落战争中强大起来，从牡丹江流域迁徙到今阿什河流域一带定居。十二世纪，完颜部落首领阿骨打依靠强大的军事势力，兼并了各个女真部落。公元1115年，阿骨打击败了辽兵，在阿什河畔建立奴隶主政权，取名为“金”。并参照汉字和契丹字，创制了女真文字。

公元1125年金灭辽，公元1127年灭北宋。公元1153年，金迁都燕京，拥有中国北部的半壁河山。金被元灭后，在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族融合。散居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仍以射猎为主，比较落后。明代以后，这部分女真人纷纷南迁，尤其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率领部众离开斡朵伦（今依兰马屯一带），南迁到吉林至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当时女真人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建州女真以辽东浑河流域为中心；海西女真以辉发河流域为中心，以农业为主；东海女真（也叫野人女真）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仍以渔猎经济为主，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

到十六世纪末，由于女真各部之间的争战兼吞，又形成了几个大的集团：满洲五部（包括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长白山三部（包括讷殷部、赫舍理部和鸭绿江部）、扈伦四部（包括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和乌拉部）、野人女真（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各部族）。

努尔哈赤统一部落女真各部之间战争频繁，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并迅速攻下了图伦城，用了11年时间，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了海西女真的哈达清太祖 努儿哈赤、辉发、乌拉三部。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新宾县的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国，国号为大金，史称后金。

后金建立后，又迅速收复了比较强盛的叶赫部，完成了对海西女真的统一。后又采用安抚为主、征服并用的方针，收复了东海女真。至此，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经努尔哈赤以及其子皇太极的不懈努力，使产生新的民族的条件日益成熟，一个以女真人为主体，并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吸收和融合一部分汉族人、蒙古人、朝鲜人而组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族在东北地区形成了。公元1635年皇太极正式将女真改称满洲。解放后，满洲一律改称满族。

佟努尔哈赤的来历成就不凡伟业的努尔哈赤，有着许多神奇的传说和不解的谜题。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母亲是其父塔克世的正妻，姓喜喇氏，名额穆齐。她为塔克世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塔克世的侧室李佳氏，生次子穆尔哈齐；继室纳拉氏，生五子巴雅喇。努尔哈赤十岁那年，他的生母额穆齐突然去世，而由此带来的不幸，远远超过丧母的悲哀。开始是继母纳拉氏的白眼，然后是父亲的辱骂，努尔哈赤不再拥有家的温暖。加上家道中落，生活的艰辛使他过早地成熟。努尔哈赤十岁的时候走出了家门，加入了采集山货的行列。

老虎带路挖人参传说当年努尔哈赤曾同七人结成挖人参的弟兄，但尽管八兄弟每天不辞辛苦，却是一支人参也没找到。一个晚上，坐在窝棚里的八兄弟愁眉不展。突然，外面刮起一阵狂风，接着又是一声吼叫，八兄弟往外一看，见是一只斑斓猛虎，蹲在窝棚外面。

山里人称老虎为山神爷。按照山里的规矩，挖参人遇到老虎，需轮流向老虎投掷帽子，谁的帽子被老虎叼走，谁就作为老虎的点心。于是，八兄弟一个接着一个地把帽子投向老虎。对于别人的帽子老虎概不理睬，但当努尔哈赤把帽子投出后，老虎叼起帽子慢腾腾地走了。

努尔哈赤告别了众兄弟，跟着老虎走去。他爬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老虎始终与努尔哈赤保持一定的距离。终于，努尔哈赤被带到了一座悬崖的平台上。只见平台上长着一片绿茸茸的草，每棵草上都顶着一团红红的花。这时，老虎不见了。

第二天，努尔哈赤领着七兄弟在平台上，一共挖出了64颗大人参。

游子生涯几年过后，努尔哈赤已经长大成人。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但家中仍然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他不愿再看到纳拉氏那冷若冰霜的面孔，于是，带领小他四岁的胞弟舒尔哈齐寄居到外祖父王呆的家中。后来，明朝廷派兵俘获了王呆，努尔哈赤也在其中。就在王呆身陷险境之际，努尔哈赤拉着弟弟舒尔哈齐一同跪倒在李成梁的马前，痛哭流涕，求赐一死。李成梁见努尔哈赤可怜，询问之后，免去他的死罪，将他收在帐下，充作亲丁。据说，后来李成梁发现努尔哈赤脚底有七颗红痣，认为他便是星相所显示的真命天子，想将其杀害。在李成梁小妾的帮助下，努尔哈赤逃了出去。不知是为了躲避李成梁的追捕，还是为了躲开纳拉氏阴沉的面孔，努尔哈赤并未在家中立足，他第二次走出家门，开始了真正的游子生涯。

努尔哈赤重新走进了山林，挖人参、采山货和捕鱼猎兽。他也常常走出山林，隐姓埋名出入辽东官市，佣工于大户乃至府衙。

入赘女家传说，努尔哈赤十八九岁时，有一次在山里迷了路，漆黑的夜晚，不时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兽鸣。努尔哈赤正在不知所措之际，遇到了一位抚顺的商人佟老翁。佟老翁见其可怜，遂将其带回抚顺家中，收为佣工。佟家虽然不是辽东巨富，却也家资富饶，是个良田万顷、牛马成群的地主兼商人，家里有着百十人的长工、短工。但佟老翁却不以佣工待努尔哈赤，时而携他于下乡收租，时而与他家中闲谈。时日越长，佟老翁对努尔哈赤越器重，于是便将独生孙女嫁与努尔哈赤。虽说这只是个传说，但是努尔哈赤娶了佟家之女却是事实。他做了佟家女婿，在佟家找回了久已失去的温馨。但继母纳拉氏却仍然把冷漠和无情推给他，在努尔哈赤成亲的这一年，父亲塔克世在纳拉氏的挑拨下，与努尔哈赤系产分家，努尔哈赤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财产。正是纳拉氏的刻薄寡恩，斩断了努尔哈赤对家的最后一点依恋，他甘愿入赘佟家。而且，从此以后，努尔哈赤不但姓爱新觉罗，也姓佟。

入赘女家而又改变姓氏，这不仅有辱开国皇帝的龙颜，且为封建道德规范所不容。更何况佟氏并非女真人，而是世居辽东被女真化了的汉人，只因为后来佟氏家族追随清朝有功，才划归满族，佟氏也就改为佟佳氏。但在当时，还不曾被封建礼教陈规所束缚的努尔哈赤，却从不以自己改姓“佟”为耻，甚至在他起兵之初给明朝的文告中，也毫无顾忌地写着“佟努尔哈赤”。

当然，佟姓并没有被努尔哈赤的后代继承下来，而努尔哈赤为何以佟为姓，却引起了后人种种猜测。有人提出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佟山”的谐音，故而“佟努尔哈赤”乃是继董山而言，根本不是努尔哈赤入赘佟家所致。但是无论哪种说法，都证明了努尔哈赤的确曾以佟为姓。十三副遗甲打天下10年之中，努尔哈赤对建州虎视眈眈者一个个进行了削平,全面完成了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报仇之旅努尔哈赤祖父、父亲的无辜而死，激起了努尔哈赤起兵报仇的决心。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25岁的努尔哈赤以祖父、父亲遗留下的13副铠甲起兵，攻打出卖女真族而导致其祖父、父亲惨死的仇敌尼堪外兰，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

尼堪外兰所住的图伦城距古勒城5公里。努尔哈赤出征时率兵不到一百人，披甲的人仅有30余人，由亲信额亦都统领先行。额亦都是一员猛将，临阵身先士卒，没等努尔哈赤来到城下，图伦城已被攻破，尼堪外兰带领家眷逃到了浑河部的嘉班城，努尔哈赤首战告捷。

八月，努尔哈赤再次率军攻打嘉班城。尼堪外兰听到风声，自知不是努尔哈赤的对手，又一次逃走。

统一女真才是真目的但是报仇并非是努尔哈赤惟一的目的，在他起兵之后，立即开展了统一建州女真的历程。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正月，努尔哈赤得知同族人兆佳城主理岱要引哈达兵前来侵犯，就统兵前去征服兆佳城。此时，天下大雪，山路崎岖，极为难行。士卒们艰辛地跋涉到噶哈岭（今新宾下营子乡照雅沟岭），将士们产生了畏难情绪，随军出征的努尔哈赤的叔父、兄弟都来劝阻，主张退兵。努尔哈赤坚持不退，并鼓励族人说：“兆佳城主理岱，是我的同姓，竟勾引他人来谋害我，袭击我的城寨，难道就这样罢了么?我们怎么遇到这点困难就回师了呢?”努尔哈赤率先凿山为蹬，全军鱼贯而上。每匹战马，都用绳子拽上岭，翻过噶哈岭，将兆佳城围困当中。因有人告密，理岱早有所准备。

有人见城中有备，颇有顾虑，劝努尔哈赤改日再战。但努尔哈赤坚定地说：“畏者不来，来者不畏，不夺下此城，誓不收兵”。于是趁着夜晚，努尔哈赤指挥部队冒雪攻城。部将额亦都一马当先，冲上城去，后兵跟进。理岱在锐利的攻势面前，力不能支，全线崩溃，理岱被俘，努尔哈赤念其是同姓长辈，赦他不死，押回本部囚禁。其他城内将士，在安费扬古的招抚下，纷纷投降。

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九月，努尔哈赤统军攻打栋鄂部主阿海巴颜所居的齐吉达城，后因雪退兵。这时完颜部首领逊扎秦光衮前来拜会努尔哈赤说：“翁郭洛城经常欺负我们，是我的仇人，乞求您助我一旅兵，破了他的城”。努尔哈赤想：既然我已率兵到这个地方，何不乘此征服一方呢?于是决定出兵帮助逊扎秦光衮，并连夜赶赴翁郭洛城。翁郭洛城主得知大兵将至，立即严加防守。

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后，率兵攻城，并放火焚烧城楼及村中房屋。努尔哈赤登上一个房脊，向城内射箭。该城内有一个勇士叫鄂尔果尼，他暗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头部，刺破头盔。努尔哈赤忍痛将箭拔出。该城另一名勇士罗科，乘烈火浓烟逼近努尔哈赤，同时突发一箭，又射入努尔哈赤脖子上，努尔哈赤猛然将箭拔出，没想到这个箭头有倒钩，血肉并出。众士卒看到努尔哈赤伤势严重，纷纷赶来，准备上房把他扶下。努尔哈赤制止说：“你们别来，我慢慢下”。他脖子上血涌如注，一只手摁着伤口，一只手拄着弓，走下房子。士兵赶紧过去搀着努尔哈赤，这时努尔哈赤再也坚持不住昏了过去，一夜之间，他先后昏迷了4次，始终流血不止，仅裹伤口的布就包扎了一寸来厚，到第二天，血才止住。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再战，只好放弃攻城而归。等努尔哈赤伤口好了以后，他又率兵攻打翁郭洛城。破城后活捉鄂尔果尼和罗科，诸位将士一致请示将两人杀掉。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各为其主。今天如果为我服务，不就能射敌人么?如此勇敢之人，若在战场上死于利箭都很可惜，难道能因为射我就杀死他们吗?”他不记前仇，提拔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每人统辖300人，大家齐声称颂努尔哈赤心胸大度。

明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向尼堪外兰所盘距的鄂尔浑城发起攻击。尼堪外兰闻讯后，如惊弓之鸟，逃向抚顺关，想寻求明军的保护。明军见他这么狡猾，就想借刀杀人，派人告诉努尔哈赤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还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军言而无信，便只派戒萨率40人前往。这时已被明军骗到城外的尼堪外兰，见到戒萨率领一队人马杀气腾腾而来，拔腿往回跑，欲登城脱险。不料，城上的明军早已撤掉云梯，尼堪外兰遂死在戒萨的刀下。

至此，努尔哈赤终于杀了仇人，为祖父、父亲报了仇。

统一了女真部落接二连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逐渐强盛起来，建州女真人都很欣赏他的才能，归附者越来越多。胜利刺激了他的征服欲，他又先后攻克了界凡城、瓜尔佳城、博一混寨、鄂尔浑城、巴尔达城、洞城。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八月，努尔哈赤平定了哲陈部；次年六月灭完颜部,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又夺长白山的讷殷、赫舍里和鸭绿江三部。10年之中，对建州虎视眈眈者一个个进行了削平，全面完成了建州女真各部的统一。冤死的额尔德尼说到满文，很少有人知道满文的创造者是谁？更少有人知道这位满文创制者是如何含冤而死的？与贝勒平起平坐满文的创制者名叫额尔德尼，姓纳喇氏，世居都英额。他自幼聪睿敏捷，勤学诗书，通晓汉文、蒙文，而且弓箭娴熟，机智善战，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很早就投奔努尔哈赤麾下，建立了许多功勋。其中，最为人们称颂的是创制了满文，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丰富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宝藏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文韬武略，深得努尔哈亦赏识，他的地位也日益上升，甚至一度成为同四大贝勒平起平坐之人，然而，他死得太冤了。

被诬陷贪污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雅逊、武纳格二人向努尔哈赤报告说额尔德尼犯有贪污罪，努尔哈赤十分震惊，马上派人搜查额尔德尼的家，抄出汉官送给他的八头猪，以及鸡、雉、稻、米、面等，并全部没收其绸缎、蟒缎、毛青布、翠蓝布、衣物等家产。努尔哈赤见查到“赃物”，非常气愤地说：“大汗身边的人，可以有些财物，但汉官的馈赠少接受还可以，多接受就是犯罪”。于是将额尔德尼治罪，革了职，贬为闲人，留下一部分财产，其余全部没收。

这样的处理很不正常。额尔德尼不属于贪污，而是属于人情通理，没有触犯王法。如说按受馈赠略多了点，说说也就可以了，根本不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并立即送往衙门并抄家。

他是否有反叛之心然而祸不单行。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初，额尔德尼的婢女告发额尔德尼收了朝鲜人送来的绢，并且在上次抄收其家产时，额尔德尼将东珠和金子隐藏到其妻弟家中。努尔哈赤得知大发雷霆，传问额尔德尼有无此事，并威吓说：“如有隐藏，交出后可免罪，如果隐藏不交，定了罪就帮不了你了”。

额尔德尼经不住此番威吓，拿出了东珠，并回答说：“这些东珠是雅逊的妻子给的。当时雅逊的妻子将这样的东珠二十余颗送与哈达格格，格格没要。我妻子去雅逊家，正好赶上雅逊的妻子开箱整理东珠，因为我儿子有牙病，正好用它来碾敷患处。所给的东珠、珍珠都是在汉人王国臣那里买来的”。

努尔哈赤下令查审，与王国臣核对时，珍珠多于王国臣所卖的数目。所以，众督堂审问额尔德尼说：“假若东珠是雅逊妻子所给，在抄家时为何没被搜出?你当时为什么不说是雅逊妻给的?此类东珠雅逊家怎么还有二十余颗?你藏匿东珠，为什么要卸罪于雅逊?为何在抄家时将东珠隐藏到别处?”于是拟额尔德尼夫妇死罪。

随后又有人报告努尔哈赤说，额尔德尼经常与族人闭门私议，努尔哈赤非常愤怒，下令杀掉额尔德尼夫妇，一代英才额尔德尼就这样被杀了。

死后的平反额尔德尼在后金朝野中声望极高，因而当他冤死之后，反响异常强烈，都为他惨遭陷害而鸣不平。努尔哈赤知道以后，不仅没有冷静思考，检查此案处理是否得当？理由是否充足？证据是否可靠？反而发表长篇谕旨，强词夺理，巧言诡辩，恶语威胁，一意孤行，硬说额尔德尼犯了大罪，死有应得。

就在额尔德尼屈死后的第十年，天聪汗皇太极正式为他平了反，高度评价他创制满文的丰功伟绩，指出：“额尔德尼遵太祖旨授，创造国书，乃一代杰出之人”。

顺治十一年（公元1655年），又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他的儿子则官至銮仪卫冠军使，九泉之下的额尔德尼也可聊以自慰了。努尔哈赤之死努尔哈赤怎么死的呢？史籍中没有详细记载，历来说法不一。努尔哈赤与袁崇焕的较量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烽火四起。崇祯皇帝即位后，希望励精图治，但由于他刚愎自用，不善用人，再加上积弊日重，因此一时的勤勉并不能挽救危急局势。

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明朝廷的党争再次祸及边疆。这年十一月，边关守将孙承宗被陷害免职，依附宦官的高第赴辽阳任经略。高第立即作出撤走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宁前卫等重城的守军，放弃关外四百公里疆土的决定。

明军仓惶撤防，如临大敌。袁崇焕表示坚决反对，他发誓与宁远城（今辽宁彰武）共存亡。至此，宁远成了一座独居关外的孤城，仅有两万余守兵。

努尔哈赤看准了这一时机，于天启六年正月十四，带领将士，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诸贝勒大臣的前呼后拥下，统领着13万八旗兵，号称20万，向宁远城扑去。

一路上，努尔哈赤所向披靡，势不可挡，连续攻克锦州、凌河、杏山、连山、塔山等，这更使努尔哈赤雄心勃勃。

他派人给袁崇焕送去招降书，声称凭借自己的20万大军一定能攻下宁远城，希望袁崇焕投降，保证封他高官。

然而，袁崇焕给他的答复却是：“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努尔哈赤为此怒不可遏，发誓一定要攻下宁远城。

努尔哈赤的第一次失败二月，努尔哈赤来到宁远城下，他亲自指挥攻城。随着一声震颤人心的号角，八旗兵蜂拥而上。与此同时，明军震耳欲聋的大炮声也在城上响起；颗颗炮弹在后金军中落下，阻止着后金军进攻的步伐。激战自清晨持续到深夜，城上城下的士兵都在狂呼中酣战。努尔哈赤从未见过如此英勇顽强的明军，心中暗想着这场战争的艰苦。第二天、第三天，战势仍然没有任何转机。努尔哈赤不断变换着打法，环城寻找着薄弱之处，但宁远城就像是铜墙铁壁，不管怎么攻，就是攻不破。

努尔哈赤无奈决定率领全军班师。但这次宁远之战，实在成了努尔哈赤心中的痛。因为自起兵之后，努尔哈赤从来都是战无不胜，这是他的第一次失败。

身患痈疽，郁郁而终自宁远战败回来，努尔哈赤便陷入不可名状的苦闷之中。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曾几何时的赫赫战功成了努尔哈赤惟一的安慰。作为后金汗国的汗父，努尔哈赤认为必须为宁远城的惨败洗刷耻辱，找回补偿。于是，他决定将战火烧到背金助明的喀尔喀蒙古巴林部。由于忧郁伤神，再加上劳师远征和政治结盟，这些接连不断的操劳搞得努尔哈赤疲惫不堪，体力不支，积郁成疾，最后竟然染上了痈疽。

七月，努尔哈赤前往清河温泉疗养，他让侄儿阿敏宰牛烧纸，祈祷天地神明的保佑。但是不久努尔哈赤病重。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一面命人传大妃阿巴亥前来，一面乘船顺太子河而下。在船上，努尔哈赤已经不省人事。八月十一日，这支队伍走到距沈阳四十公里的瑷鸡堡，努尔哈赤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68岁。

关于死亡的其他说法但也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在起兵伐宁远时，明军在城上频频释放西洋大炮。努尔哈赤的部队伤亡惨重，连他自己也被袁崇焕的红衣大炮击中，最后不治而死。这主要的根据是来自于宁远大战前夕，朝鲜曾派遣使团来明，使团中有一位名叫韩瑷的翻译官，他说自己在宁远曾亲眼看见努尔哈赤身受重伤。

但这种观点也受到反驳，他们认为如果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的确击中努尔哈赤的话，他一定会向明朝廷邀功。然而在袁崇焕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却丝毫未提及努尔哈赤在宁远受重伤一事。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努尔哈赤很可能因为宁远战败，积愤成病，最后抱恨而终。因为努尔哈赤率领20万大军，一心攻下宁远。但围城三日，明军奋力抵抗，努尔哈赤只得弃城而走，退兵沈阳。努尔哈自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宁远战败，必定为努尔哈赤所忿恨。如果他确实是因愤懑而死，清朝方面的官书也只能含糊其词、秘而不宣了。

另一种说法与前不同，认为努尔哈赤既不是死于炮伤复发，也不是死于积愤成疾，而是痈疽夺走了他的生命。最有意思的是，努尔哈赤的对手袁崇焕在写给明朝廷的奏折中说，正是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失败，忧愤成疾，最后才患上痈疽而死。巧妙地将努尔哈赤的死与自己的指挥成功联系起来，不露声色地表白了自己的功劳。但是，努尔哈赤如果真的死于痈疽的话，为什么清朝的官书、正史中从未记载呢?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已经不得而知了。皇太极即位关于皇太极是如何即位的问题？历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皇太极是遵遗嘱即位还是篡位有人认为皇太极是根据努尔哈赤的遗嘱即位的，根据是朝鲜史籍《鲁庵文集》中这样的记载：“老汗（努尔哈赤）临死曰：洪佗始（皇太极）能成吾志。终无所命而死”。因此皇太极继承汗位是符合努尔哈赤临终之命的。

但是，长期以来，一些清史专家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篡夺来的。清人蒋良骐的《东华录》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己亥诏内载，多尔衮声称“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之位原系夺立”，这是暗示皇太极的汗位是篡夺来的。据说，努尔哈赤生前已立多尔衮为嗣子，而皇太极用阴谋狡诈的手段从其幼弟多尔衮手中夺取了汗位，为扫除篡位障碍，还逼迫多尔衮生母大妃阿巴亥殉葬。因为当时大妃阿巴亥的两个孩子多尔衮和多铎都还小，努尔哈赤不太可能让阿巴亥殉葬，必然是皇太极为了夺位逼死阿巴亥。不过，这种说法受到一些人怀疑，认为努尔哈赤痛恨多尔衮生母不忠，去世前特命她殉葬。当时多尔衮才15岁，既无功业，亦无威望，故不可能立多尔衮为嗣。皇太极即位后，对多尔衮“倍加爱宠”，大力培养提拔，多尔衮对皇太极的恩育万分感念，尽心尽力辅佐皇太极，功劳卓著，成为皇太极最得力的助手。总之，皇太极与多尔衮兄弟感情较好，无法想像皇太极对多尔衮干出篡位、杀母的勾当。

有的人则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通过激烈争斗，力克竞争对手而得到的。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与诸贝勒争夺汗位的斗争趋向白热化，最后皇太极击败对手自立为汗。其间，皇太极与代善的争斗尤为激烈，代善是努尔哈赤的次子，被封为礼亲王，有功绩、有声望、也有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皇太极抓住一切机会打击代善，如利用代善与大妃阿巴亥的暧昧关系，推波助澜，借助舆论，促使努尔哈赤罢黜大妃，阿巴亥代善威望遭受损害。努尔哈赤死后，又逼大妃阿巴亥殉葬，削弱代善的势力，最后压服代善，夺取汗位。

选举产生还是互相谦让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皇太极汗位并非夺立，而是由诸贝勒推举产生。太祖努尔哈赤生前未立嗣子，而是确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为汗者须经贝勒推举产生。当时诸贝勒中，皇太极实力最强，努尔哈赤死去当天，代善长子劝代善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表示同意。次日，在诸贝勒大臣聚于朝时，代善提议推举皇太极为汗，诸贝勒都表示同意。

《鲁庵文集》中的记载更富戏剧性：代善表示，按努尔哈赤遗愿，当立皇太极为汗。皇太极推辞，主张当立代善，两人互相推辞。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一会儿去请代善；一会儿去拉皇太极，不见刀光剑影、不择手段的权力争斗，代之是以和平友好的互相谦让。这与贯串清朝特别是其前期血腥的最高权力之争，形成强烈反差，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虽有言过其实之处，但按当时情况，民主推举皇太极为汗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人们相当崇尚武功，而皇太极的武功远远超过才十几岁的多尔衮,与代善比也不相上下。此外，在政治见识、军事才能和个人威望上，皇太极都高出诸贝勒一筹，由于君主专制制度尚未发展完善，遇大事须协商办理，因而推举才能卓著的皇太极即位是不足为怪的。清代第一汉臣——范文程第一个在满朝取得成就的汉人，他的确很不简单。八年的等待范文程，字宪斗，号辉辙，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后人。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率八旗军占领抚顺，范文程归顺后金。但是，努尔哈赤比较藐视汉人，范文程在他手下熬了八年才得到一个章京的小官。

皇太极即位后，开始重用汉人。他当然不会放过才高八斗的范文程。他一即位，就立刻把范文程提拔到自己的眼前。

凡是军政大计都先和范文程商量后才作决定，范文程受到了皇太极的极大尊敬，每逢王公贝勒向皇太极报告军政大事时，皇太极第一句话就是“范章京知道吗?”，他不直接称范文程，而尊称为范章京。臣子的议论奏折有了不当之处时，皇太极也总是说：“为什么不和范章京商议呢?”奏事大臣回答说：“范章京已经同意了”。皇太极就不再询问，同意执行。甚至范文程生病，有一些事情还要等到他好了之后再进行裁断。

按清朝的规定，章京有时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书，开始时皇太极还要看一下范文程起草的诏书，后来干脆都不看了，直接就批准执行。

还对范文程说：“我相信你不会有错的”。范文程也很争气，为皇太极出了很多良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施反间计，除掉了明朝边关大将袁崇焕。

第十六章

知恩图报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臣议定，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即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这年，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看到范文程的妻子长得十分漂亮，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多尔衮知道后,罚多铎俸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感恩图报，立即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豫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出发，在吴三桂的带领下，顺利攻占北京。

顺治帝清初的功勋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二，清军进占北京。此时，百业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使他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朝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自缢于煤山，二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发现他的尸体，用二贯钱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多尔衮同意，并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举深受故明官绅拥戴。

范文程还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

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

十月初十，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清朝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是与范文程分不开的。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族缙绅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逸之士，让他们为官和治政教民。

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顺治皇帝同意了。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范文程辛勤操劳，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八月初二，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终年70岁。

康熙帝知悉范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其子承谟、承勋等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清朝的开国皇帝金与清，一字之差，却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新时代的开始后金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皇太极正式即皇帝位，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元崇德，国号“大清”。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与历代王朝相同的新王朝——清朝，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清朝的国号有一个历史演化过程。清最初起源于建州女真。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汗，号天命汗。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并无年号，更无国号。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开始称“后金汗国”，用“后金天命皇帝”的玉玺。在其后给毛文龙的书信中，甚至直接称“大金国皇帝”。

努尔哈赤自诩为金的后裔，尊金为先朝，因为金朝在女真人历史上是最为光辉的一页。使用“金”作为国号，有继承金国的事业，继往开来，团结各部女真人的政治意义。当然，努尔哈赤与金朝女真同属一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努尔哈赤应是完颜金国的真正后裔，反过来说，金代女真是他们的直接先世。

改朝换代皇太极即位之初，仍采用“金”的年号。那么，十年之后，皇太极为什么将通行二十余年的“大金国”国号用一个音近的字“清”来代替呢?

首先，皇太极既然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必须按惯例改国号和改年号。中国历代皇帝都把改元视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具有更新改制的意义。按通例，改年号是常事，如汉、唐两朝的皇帝，都很注重改年号、列纪元。但改国号在历史上各朝各代却少见，只有在改朝换代之际，才出现新朝的国号，并将国号坚持用到底，不作更改。

改国号不单单使人耳目一新，更主要的是表明新的王朝与其他王朝有别，具有本朝的特色。皇太极既然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如果继续沿用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朝代，国号是不合适的。

仅仅为了与金朝相区别，而自称“后金”作为正式的朝代国号，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只有后代史家才这样称呼，所谓“后汉”、“后周”等都是历史编纂学上的称谓。

皇太极改“金”为“清”，虽为一音之转，但“清”字已赋予这个新国家、新朝代以新的意义，标志着这个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女真国（金国），此时已经发展为以满族为主体，包括汉族、蒙古族和东北地区其他民族在内的大清国。

清国比女真国（金国）的包容量要大得多，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元、明朝代没有什么区别。改国号，说明努尔哈赤所开创、由皇太极继承的事业，已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纪元。

名副其实的大清第一皇帝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选择这一天为即皇帝位的吉日，早上皇太极在诸贝勒和大臣的拥戴下，从德胜门出发，前往天坛祭告天地。天坛设于德胜门外，四面设有台阶。坛上安放一张香案，上铺黄绫缎，中设“上帝神位”。导引官奉香，皇太极至香案前跪下，从导引官手中接过香连上三次，敬献完毕。由读祝官诵读祝文。

宣读完毕，皇太极和百官依次入座，他率先饮酒、食祭品，然后分给百官。

接下来的仪式，是在太政殿举行“受尊号”礼。殿内正中放一把御金椅。诸贝勒、大臣左右分列两侧。这时，乐声大作，“众行三跪九叩头礼”。礼毕，多尔衮和科尔沁贝勒巴达礼从左侧站出，岳托和察哈尔汗之子额驸额哲从右侧站出，再加上杜度和都元帅孔有德，他们每两人合捧一枚皇帝御用之宝，上前跪献给皇太极，这是代表着满、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把象征皇帝权威的御用之宝交给皇太极，表示承认他至高无上的地位。献御用之宝以后，“满洲、蒙古、汉官捧三体表文，立于坛东，以上称尊号建国改元事，宣示于众”。读毕，再一次行叩头礼。皇太极在鼓乐声中走出太政殿回宫。四月十二日，皇太极率百官到太庙追尊祖先。追尊始祖为泽王；高祖为庆王；曾祖为昌王；祖为福王。尊努尔哈赤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庙号太祖，陵园称福陵。第二天，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天睢宫；西富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台东楼为翔风楼；台西楼为飞龙阁。正殿为崇政殿；大殿为笃恭殿。

四月二十三日，皇太极敕封兄弟子侄。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礼亲王，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为和硕豫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都王，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并各赐银两。蒙古诸贝勒也按亲王、郡王等级分别敕封。

四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又加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赐宴于崇政殿，并赐银两有差别。其部下也分别论功行赏。皇太极改国号清，开辟了清朝历史的新纪元。严格地说，清朝的历史应从这里开始算起，他是名副其实的大清第一个皇帝。姑侄同侍皇太极姑侄同侍皇太极，这在清代宫廷史上也是一件有趣的“佳话”。历史上的渊源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四月十一，盛京城内张灯结彩，皇宫里钟鼓齐鸣，大政殿正在举行隆重的登基典礼。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在继承其父汗位九年以后，正式当上了皇帝。他坐在大政殿的中央，接受大臣们的跪拜、朝贺。皇太极宣布改国号为“大清”，年号“崇德”。他就是清朝的第一个皇帝。

在朝贺的大臣中，两个身穿蒙古族服装的人引起了皇太极的注意。他们是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部的亲王巴达里和吴克善。皇太极看着他们那虔诚的样子，平静的心情不由得泛起几丝波纹。科尔沁蒙古位于整个蒙古族的东部，和努尔哈赤与皇太极领导的后金紧密相连。科尔沁蒙古王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正因为如此，皇太极感到分外骄矜。

最初科尔沁蒙古和大清的关系并不好。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科尔沁部首领明安和叶赫、辉发等九部组成联军，向努尔哈赤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努尔哈赤机动灵活的战术以及勇敢冲锋的精神，九部联军才被打败。明安的马陷在泥潭中，丢了马鞍，最后只穿条短裤，骑着无鞍的马跑回去。

第二年，明安主动和努尔哈赤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此，科尔沁蒙古和清的联系一直不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科尔沁蒙古王公当福晋，科尔沁蒙古王公又把自己的女儿送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后妃。

在皇太极的十五个后妃中，就有三个出自科尔沁部，而且还是姑侄两辈，她们是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敏惠恭和元妃。姑侄同侍皇太极，这在清代宫廷史上也是一件有趣的“佳话”。

姑姑与侄女嫁给同一个丈夫孝端文皇后是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的女儿，属博尔济吉特氏，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四月嫁给皇太极。这门亲事是努尔哈赤定的。在这个科尔沁姑娘来到的那天，努尔哈赤命皇太极亲自前往迎接。最后，在一个叫扈尔奇山城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和谐。

努尔哈赤活着的时候，皇太极奉命出征，很少空闲，所以从未把岳父岳母接来同住。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用不着处处亲征，博尔济吉特氏的母亲便常来盛京城看望女儿。每次这位岳母前来，皇太极都要赏赐给许多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皇太极当上皇帝后，立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就是历史上孝端文皇后。女儿当了皇后，做母亲的自然很高兴。第二年，这位岳母又来到盛京城，皇太极设宴欢迎。宴会后，皇太极追封已经去世的岳父莽古思为和硕福亲王，派人在他墓前立碑，封岳母为和硕福妃。孝端文皇后是个守妇道的人，她不妒忌，也不过分注意皇太极和其他妃嫔的关系，所以日子过得很平安。

孝庄皇后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月十七日，她病死在北京皇宫内的慈宁宫，年仅51岁。她死后留下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满族大臣和蒙古王公。

孝庄文皇后是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孝端文皇后的侄女，也姓博尔济吉特氏。她在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二月嫁给皇太极，这还是孝端文皇后的主意呢。原来，孝端文皇后嫁给皇太极后，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没有生育，这使她很发愁，也使科尔沁部蒙古王公极为不安。孝端文皇后为了科尔沁蒙古在清廷中的利益和地位，也为了使自己的生活不感到寂寞，在征得科尔沁蒙古王公同意后，便和皇太极提起，让自己的侄女进宫侍奉他。皇太极早就听说这位侄女天生丽质，貌美如花，当即欣然允诺。后来，这位侄辈的科尔沁姑娘被封为永福宫庄妃，也就是后来的孝庄文皇后。

和睦相处孝端、孝庄姑侄两代同侍皇太极，彼此之间没有发生过一次争吵。说来也巧，就在孝庄进宫的那年，孝端文皇后生了个女孩，她是皇太极的二女，以后又生了两个女孩，分别为皇太极的三女和八女。孝庄也生了几个女孩，分别是皇太极的四女、五女和七女。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孝庄又生了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清世祖顺治皇帝。孝庄文皇后死得较晚，她在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十二月病死在北京皇宫中的永寿富，享年75岁。孝庄文皇后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是清代历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

敏惠恭和元妃是孝庄皇后的姐姐，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嫁给皇太极，当时21岁，正在青春妙龄。

为什么科尔沁蒙古王公这时又派来个女子侍奉皇太极呢?其理由与孝庄进宫时一样，此时孝端、孝庄都没有生过男孩，意味着皇帝的宝座将由别的妃嫔生的男孩继承，这对科尔沁蒙古王公来说非同小可。

当时，皇太极的继妃乌喇那拉氏已经生了豪格；侧妃叶赫那拉氏生了硕塞，庶妃颜札氏生了叶布舒；纳喇氏生了高塞；伊尔根觉罗氏生了常舒。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继姑侄二人来到清宫以后，科尔沁蒙古王公又送第三个姑娘走入了清宫。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封她为关睢宫宸妃。敏惠元妃极受皇太极宠爱，入宫后一年多，就为皇太极生了个男孩，是皇太极第八子。皇太极非常高兴，不仅设宴庆贺，还大赦天下。谁知这次欢庆还没有结束，这个孩子就夭折了。

这对敏惠元妃的打击太大了，她非常伤感，虽经皇太极百般劝慰，多方开导，也未能解除痛苦，竟至一病不起。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攻打松山、杏山，行军途中得到敏惠元妃病危的消息，皇太极急忙返回，没等他回到沈阳，敏惠元妃已经去世，皇太极悲伤万分，他抚摸着敏惠元妃的遗体，放声大哭，几次晕了过去。

在皇太极这三个科尔沁蒙古后妃中，敏惠元妃活得最短，和皇太极只相处9年。孝端文皇后活得稍长，与皇太极相处29个春秋。孝庄文皇后活得最长，但和皇太极共处也只有18个寒暑。皇太极收降洪承畴皇太极收降洪承畴，得到了入主中原的开路先峰。两边都在拉拢的重要人物洪承畴是明朝崇祯皇帝任命的蓟辽总督，当皇太极加紧攻打松锦城时，他率兵13万抗击清军，是抗清前线八路总兵的主帅。公元1614年，他在松山被围困半年，战败被俘，押送到盛京。

当时皇太极野心勃勃，想吞并中原，正在寻找一位明朝重臣作为入关的“领路人”，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劝其降清。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洪承畴都不为所动，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面壁而坐，不饮不食，一副等死的模样。皇太极束手无策。

消息传到京城，明朝举国上下为之感动。崇祯皇帝以为洪承畴已经为国捐躯，十分悲痛，停朝三日，下令在都城外建立专祠以示纪念，并亲自写了祭文来祭奠洪承畴。谁知洪承畴并未慷慨就义，不但归顺了大清，还成为清军入关的“开路先锋”，是当时降清的官阶最高的官员。

洪承畴是如何降清的呢?历来说法不一，大致有两种：一是皇太极亲自劝降；一是皇太极的妃子庄妃劝降，这两种说法都只是民间流传，但其中也有许多可信之处。

皇太极求贤若渴之说皇太极一心想要劝降洪承畴，为将来进攻中原和江南所用，于是便派汉人心腹谋士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承畴表示坚决不投降，宁可为国尽忠，绝食而死。有一天，范文程照例又来劝降，谈话间，房梁上有灰尘落下，掉到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立即小心翼翼地将灰尘掸掉。范文程回来后向皇太极报告说洪承畴绝不愿意死，因为一件衣服他都如此爱惜，何况自己的性命呢?皇太极看到有招降的可能，便亲自前去看望，诚恳地希望洪承畴能为大清效力，并脱下自己的貂裘给洪承畴披上，关切地询问他是否感到寒冷，洪承畴深受感动，于是感激涕零，当即表示愿意归降。可以说，是皇太极的真诚感动了洪承畴，使他改变初衷，投降大清。

美人计之说洪承畴生来十分好色，在洪承畴被关押期间，皇太极让自己宠妃庄妃出面劝降，最终获得胜利。庄妃天生丽质，聪明多谋。

据说，在洪承畴绝食的第四天，朦胧恍惚间，忽然有一位汉族打扮的俏丽女子推门而入，哭泣着陪坐在洪承畴的身边。顿时，洪承畴丧失了戒心，将其视为同病相怜之人，彼此攀谈起来。洪承畴被这位美艳绝伦、高贵而又有风韵的女子吸引住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亲人，于是百感交集，泪如泉涌。这时，庄妃抓住机会劝解道：“死容易，活下去才困难。将军是明朝的栋梁，栋摧梁折，国家怎么办?当前明清两国势均力敌，只要打仗就会两败俱伤，倒霉的还是百姓。如果能够保住性命，以将军的威望，从中斡旋，达成协议，和睦相处，岂不是朝廷和百姓之福么?”洪承畴沉思不语，庄妃紧接着说：“将军如果不念及家人和小女子，也应该念及社稷和天下百姓呀!”

“但是……”洪承畴已经有些心动，却欲言又止。庄妃看出了洪承畴的疑虑，便娓娓道来：“清主仁慈，决不会难为将军的。将军如果真的归顺大清，一定会得到重用，您的抱负一样可以实现。况且，明朝已经腐败不堪，黎民百姓受尽苦难。您只要归顺大清，就可以解民于倒悬。将军不用饭，可以先用些小女子带来的汤水吧”。

在她的百般劝诱下，洪承畴喝了她的汤水。谁知这不是普通的汤水，而是参汤，这一碗就可以支撑好几天，这样洪承畴便不会因绝食而亡。再经庄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国事、家事的一番开导，终于劝诱洪承畴答应降清。这时，门打开了，“恰巧”来访的皇太极满脸笑容，因为他十分满意这个结局。

大清入主中原的开路先锋这两种说法均在民间流传，至于是否真有此事，已无从考证。人们认为，洪承畴再好色，也不会因为“惊艳”而丧失节操；同时皇太极也不会同意自己的妃子出马去向敌人劝降。但也有史书记载，由于庄妃劝降洪承畴有大功，受到了皇太极嘉奖，看来这位妃子的确与众不同，她敢作敢当，勇于向世俗挑战。

此后，洪承畴跟从多尔衮入关，攻城掠池，平定江南，扫荡云贵，打败李定国，除去明桂王，为清王朝尽心尽力，驰骋疆场二十余年，终于推翻明王朝，真正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开路先锋。皇太极之死看看现在的清宫戏，你就会明白皇太极的死亡之谜，可以提高多少观众的期望值。突然的死亡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像往常一样忙碌一整天。他先是接见了前来贡马的土默特部甲喇章京大诺尔布、小诺尔布，牛录章京根都、俄博尼、兀苏木、达赖等十五人，并对这些人员进行了赏赐。

他奖励默特部东克车木章京所属诺木习礼和从人，因护送格降喇嘛来盛京有功，分别赏给银两；接着他同皇后、诸妃在崇政殿召见嫁给察哈尔、科尔沁蒙古的女儿固伦公主等人，从刚凯旋的阿巴泰征明所获缎匹财物中，选择最好的赏给科尔沁来朝的福妃、贤妃及固伦公主、诸福晋等。

他接着查看阿巴泰征明所获的战利品，或因太忙，或身体不适，他没有查看完就不看了，说过几天自找时间继续阅看。诸事完毕，皇太极就回宫了。

这一天，皇太极的一切活动都很正常，没有丝毫不祥的迹象。

可谁也料想不到他几个小时之后，就结束了戎马征战的一生。

当晚亥时（晚上9—11点之间），皇太极端坐在清宁宫南炕上，突然就停止了呼吸，时年才52岁。

噩耗来得如此突然，令人无比震惊!宫中的人们努力回忆皇太极去世的当天，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毛病。

再追忆去世的前一天，他还亲自册封女儿与女婿固伦额驸奇塔特、弼尔塔哈尔诰命、仪仗。同时，还在崇政殿为第五个女儿固伦公主下嫁内大臣和硕额驸恩格德尔之子索尔哈举行盛大仪式，从和硕亲王以下、甲喇章京以上，以及来朝的外藩蒙古王公，还有朝鲜国王李惊的儿子等都来朝贺。

如再往前追溯一下，至少也有三四个月，他都没有发生特别明显的病症。

在清代官修史书中几乎都记载说，清太宗皇太极死时是“无疾而终”。这种说法作为表示他一生赫赫文治武功，死而无憾，好像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定论。

岂不知恰恰就是这种记载，既不符合实际，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因而产生了种种推测。

绝非“无疾而终”

可以肯定，皇太极之死，绝不是“无疾而终”，事实上，他是病死的，只是清代官方史书没有公开告人。

那么，皇太极到底死于什么病?清朝官方史书没有透露任何蛛丝马迹。但朝鲜史书透露了一点信息。

朝鲜人早已知道皇太极有病，如他们的史书《李朝实录》载：四月初六日，清人向长住沈阳的国王之子问药，认为皇上得的是风眩病，希望朝鲜提供中草药竹沥，而且要请名医给皇太极治病。看来，皇太极得的是什么病，需要什么药物，朝鲜人一清二楚。按他们的记载，用竹沥治风眩病，竹沥主治化痰、去热、解烦闷等病症。

皇太极一生劳累，去世前几年诸事更加繁重，加上宸妃之死，精神受到打击，情志不疏，痰火上升，血热上涌，头昏眩，平素痰火重，容易引起中风症，血压升高，猝然死亡。皇太极所患病理应不出这个范围，而且这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

个别史书说皇太极患“痰疾”而死，恐怕不准确。痰是其他病症引起的，仅仅一个痰还构不成重病，也没有前兆。也有人认为，皇太极因怀念宸妃过度伤感而死。事实上也未必如此。在宸妃死前，太宗已患病，至宸妃死后，皇太极连饭也吃不下，甚至还昏迷过去一次。但可以肯定，宸妃之死，加重了他的病情，给本来已患病的身体带来进一步损害，体质下降，经不起再添新病。

皇太极一生倍极勤劳，既驰骋于疆场，又日理繁重政务。由于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没有放松的时刻，严重损害了健康，致使他积劳成疾，病兆频频发生，当潜伏的重病一朝突发，瞬息之间就夺去了他旺盛的生命。据此判断，他主要是因中风而死的。

皇太极去世第二天，诸王大臣们把他的灵柩安放在崇政殿，为他举哀三天。九月二十一日，昭陵（即今沈阳北陵）尚未建成，就把他安葬在这座举世闻名的陵宫里。根据他生前的文治武功，十月，顺治皇帝给他上尊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庙号太宗。顺治即位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斗争尖锐，最后却立福临为帝，实际是多尔衮的胜利。关于皇位的争斗争斗最激烈的是在睿亲王多尔衮（太宗之弟）和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叔侄之间展开的。

崇德八年八月十日，把皇太极的遗体装殓后，暂时安放在崇政殿内。随后皇太极生前亲自统领的正黄、镶黄二旗将领拥戴豪格（即正蓝旗主旗贝勒）即位。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六人到豪格家中，私相计议，立誓拥立肃亲王豪格为帝。

豪格欣然同意，派人四处活动，遣何洛会、杨善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商议”。济尔哈朗也表示愿意拥立豪格为帝。

就在豪格为继承皇位积极活动的时候，多尔衮也在秘密准备夺取皇位，两白旗都主张拥立多尔衮，他的同母兄弟武英郡王阿济格、豫王多铎跪劝多尔衮，当即大位，并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多尔衮确实把两黄旗视为夺位的最大障碍，但对两黄旗中少数几人要立豪格，有些人要立自己为君的说法，不敢轻易相信。

十三日多尔衮亲自到三富庙，单独召见两黄旗的代表人物索尼商议，索尼说：“先帝有皇子在，即位者必从皇子中选出，不能立他人”。

他看到索尼的态度十分肯定坚决，已经意识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必须认真对待。

会议背后的剑拔弩张十四日，在停放皇太极棺木的崇致殿召开诸王大臣议立嗣君会议，会场内外气氛非常紧张。当天凌晨，两黄旗大臣会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随时准备战斗。而且对两白旗的行动严加戒备。会议开始，索尼、鳌拜首先发言，要求“立皇子”。这时，足智多谋的多尔衮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旧制为由，命令大臣们退出会议，只召开诸王会议，索尼等人无奈，只好暂退。会场的形势骤然发生了变化，对多尔衮十分有利，因为阿济格、多铎皆能参加此会，成为他的代言人和支持者，而拥立豪格的势力却大大削弱了。

诸王会议上，礼亲王代善第一个发言，他说：“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当承大统”。接着郑亲王济尔哈朗亦表示赞同。由于两位年长的亲王率先倡言，对会议有很大影响，形势有利于豪格。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豪格却做了一件蠢事，他对眼前的有利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想效法先王以谦让提高自己的身价，因此他说：“我福小德薄，难当重任”。于是请辞退去。这样，会议陷入僵局。豪格看无人出来坚持恳请嗣位，感到形势不妙，便指使两黄旗大臣举行武荐，于是两黄旗将领佩剑而前，说：“我们受先帝皇恩，如果不立先帝之子为君，我们宁可一死，追随先帝于地下!”

因此，诸王会议围绕是否立豪格的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这时阿济格、多铎劝多尔衮即帝位，多尔衮不敢贸然接受。这时原先主张立豪格为君的代善、济尔哈朗的态度也有些动摇，当多铎提出多尔衮若不允，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立刻表示：“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便起身离开会场。

此时，多尔衮分析了形势，虽然在会场内他占优势，但是在会场外两黄旗将领剑拔弩张，如果处理不当，就要发生火拼。他为了摆脱困境，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便对诸王说：“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应第九子，即福临）。但其年岁尚幼，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这个方案，一则利用豪格的谦词，否定了立豪格为帝；二则提出立六岁的福临为帝，以满足两黄旗大臣欲立皇子的要求；三则让济尔哈朗与己共同辅政是为了削弱豪格的支持力量；四则表明自己无嗣君之意，从而提高他在诸王贝勒大臣中的声望；五则福临年幼，便于控制弄权。多尔衮的意见为多数人赞同被通过，立福临为帝，一场继统危机暂时宣告结束了。这样的结果，实际上对多尔衮最有利，既打击了政敌，又获得了实权。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正式即位；第二年改元顺治，由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清朝为何定都北京定都北京对清朝统一中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冲冠一怒为红颜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农民军攻进北京，推翻了大明王朝。

吴三桂消息传到沈阳，范文程当即上书清朝廷，分析关内的形势，请求严申军纪，笼络人心，进兵中原，同农民军争夺天下，否则就会错失良机。辅政大臣多尔衮觉得有理，拿定主意，率领军队向通往中原的门户山海关出发了。清军刚走到半路上，忽然迎来了两个明朝装束的人，自称是把守山海关的明朝总兵官吴三桂派来请兵的。

原来，李自成率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就接管了明朝的权利。他亲自召见将官和耆老，又派人到黄河流域各地去建立地方政权，甚至准备开科取士，筹备即位典礼了。李自成等领导人因为胜利也被冲昏了头脑，几乎忘记了东北关外还有虎视眈眈的清军。在一些农民官兵中，贪图钱财追求享乐的思想也有所滋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这时候，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的态度就越发举足轻重了。吴三桂出身官僚豪门，手下兵将骁悍。农民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飞檄文命他入京保卫，可他却走一走，停一停，迟缓观望，拥兵自重。北京陷落后，吴三桂又径直退回山海关去了。李自成进京后，也看到吴三桂的重要作用，就命人带着四万两犒师银和他父亲吴襄的劝降信，许诺父子封侯，劝他投降。吴三桂接到信后，以为从此可以跻身新贵，就决议投降，并带着兵马入京朝见李自成。不料走到半路上，府中的大总管来边关报信，说他父亲吴襄被索饷20万两；又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了去；还说农民军放火烧了他家的宅院。吴三桂一听，肺都要气炸了，马上翻脸变卦，返回了山海关。为了报私仇，他派人去见多尔衮，请求合兵攻打李自成的农民军。多尔衮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马上写信给吴三桂，答应出兵，并告诉他如果降清可以封王。吴三桂果然投降了清朝。

匆忙离开北京城李自成得知吴三桂不肯归顺农民军，就亲自率军到山海关，征讨吴三桂。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和吴三桂约好，双方进行决战。那天一开始，农民军以威武的气势把吴三桂的人马包围起来，占了上风。

然而，早就埋伏好的清军突然掩杀过来。农民军猝不及防，乱了阵脚，败下阵来。李自成这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了清朝，要引清军入关了。

李自成连夜返回北京城。他深知敌我力量对比对农民军不利，决定退出京城，做长期抗清的准备。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登基称帝，国号大顺。第二天早晨就率领军队撤出北京，退回陕西去了。两天以后，清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北京城下。

清军进北京北京城里的明朝文官武将听到消息，连忙出城迎接。他们走出离城门五里地以外，跪在大道两旁，不顾千军万马扬起的尘土，不住地磕着响头。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进城之后，多尔衮在武英殿升座。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和我们大清的军队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过了几天，多尔衮又为崇祯皇帝发丧，表示自己不会跟明朝的官僚为敌。

消息传开，那些为逃避农民军躲到城外的地主和明朝的官僚们，也都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按满族人的习惯剃了头发，留起辫子，迎接清军。

第十七章

迁都北京多尔衮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多年的夙愿，占领北京。

他立刻决定迁都北京。可是有不少满族官员留恋东北故土，反对迁都。

有一天，他们又在朝堂上发生了争论，一些大臣对多尔衮说：“王爷，不如留军队在这里驻守，大军还是班师凯旋吧!”多尔衮沉吟片刻，严肃地说：“先皇（指皇太极）在世时曾经说过，如果得到北京，马上迁都，以图进取，况且现在人心未定，不可轻易放弃北京”。几天以后，奉命回去接小皇帝顺治的使者，就拿着多尔衮的亲笔信上路了。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顺治皇帝从盛京沈阳来到北京。多尔衮用顺治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以北京为首都。从此，清朝从偏居东北的小朝廷，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帝国。

多尔衮在这件事上立了大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定都北京对清朝统一中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金圣叹之死金圣叹因为亲自参与了轰动江南的“哭庙案”，一代奇才命丧法场。真正的大才子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金圣叹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曾评批了《水浒传》、《西厢记》、《史记》等“六才子书”，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尤其是他腰斩了一百二十回《忠义水浒全传》的十二分之五，使全书内容更加精练，在最精彩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之处落了幕，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他写的评语蕴含着机智与才情，极富感染力，被称为“金评”，而他的评改本成为风靡海内的传世之作。

虽然他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要深入探究他的身世却有些困难。因为他是被砍头的朝廷要犯，在很长时间里无人为他刊印文集，也无人为他著书立传，有关他的生平身世几乎成了一片空白。那么，如此一位才子是怎样获罪而死的呢?

金圣叹，原名喟，苏州府长洲人，明朝灭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特别看不起为清朝贵族效命的读书人。然而作为生员，他又不甘心游离于科场之外。一次应试时，题目为“王之将出”，金圣叹一字未写，只画了一个大方框和四个小方框，这样的答卷自然激怒了考官，于是以藐视科举之名被取消下场应试权。金圣叹不甘心，于是改名金入瑞再次应试，他用心做完三场文章，即“举拔第一”。

由于他佯狂傲世，倜傥不群，不屑于谒钻营，加之为人又很怪诞，所以三十年科场均不得意，到死时仍是一介布衣。54岁那年，金圣叹因为亲自参与了轰动江南的“哭庙案”，命丧法场，一代奇才就这样被断送了。

哭庙案顺治十六年，苏州一代发生灾荒，收成大减，本来富庶的江南水乡变成了饥民遍地的灾区。朝廷本应减免粮赋，救济灾民，可是，江苏巡抚朱国治和新任吴县县令任维初不顾百姓的生计困难，照常催逼粮税。谁要是拖欠不交，就以“抗粮”之罪论处。不论缙绅还是百姓，“受责者皆鲜血淋漓，俯伏而出，不能起立”。

更为可恶的是，县令任维初竟监守自盗，私吞公粮，中饱私囊，数额高达三千多石，其亏空部分却要灾民悉数补偿。百姓对任维初恨之入骨，倪用宾、金圣叹等诸多生员更是怒火中烧，决心把这些贪官污吏赶走。于是他们暗中商议，等待时机。

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顺治皇帝驾崩，哀诏传到苏州，巡抚以下官员各在府堂设立奠幕，并按规定哭灵三日。倪用宾、金圣叹等人认为，正好借哭庙之机控告任维初等人的贪污残暴，惹起众怒，达到驱逐贪官的目的。

初四这天，诸生员近百余人来到庙堂，鸣钟击鼓，又一起来到府堂。一时之间，跟随者达到上千人，号呼奔走，群情激昂，震动了整个苏州城，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抚臣见此情景大惊，不但不体恤民意，相反却立即派兵捉拿。示威群众经不住刀砍马踏，哗然而散，金圣叹等十一人被当场捉拿，下入狱中。

当时的会审记录称：“姚刚、丁子伟、金圣叹鸣钟击鼓。伊等亦说，在倪用宾家聚会，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扰乱是实”。江苏巡抚朱国治见此案非同小可，害怕再审下去会牵连自己，于是连忙涂改口供，并为任维初开脱罪责，接着就匆匆具文上报。他在参奏哭庙者的折子上，列举了金圣叹等人的三大罪状：一是震惊先帝之灵，罪不容赦；二是声言扛打朝廷命官，目无朝廷；三是书写匿名揭帖，违犯大清律令。

他列举的这三条罪状中的任意一条，都可置哭庙者于死地。朱国治恨不得马上将他们处死。恰巧，当时反清斗争此起彼伏，郑成功率领的抗清军队又一度连连攻克瓜州、镇江等地，引起了全国震动。面对这种严重局势，清廷决定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哭庙一事恰在风口浪尖上，正要惩一儆百。不久此案以谕旨定罪：金圣叹等八人斩决，家产籍没，妻子充军，其余十人也处以死刑，连同其他案中人犯共121人，皆斩于南京的三山街。金圣叹坦然引颈就戮，死后葬在苏州城外五峰山下。

因为他是被砍头的朝廷要犯，三百多年来，他的坟丘隐于荒草野荆之中，很少有人前往凭吊。人们对金圣叹的惨死非常惋惜，一代才子竟落得如此下场。有关他的生平身世很少有人敢去撰写，即使有人涉猎，也大都是一些传说或趣闻，真是可惜可叹。

不过，这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名下并不寂寞，人们只要捧读他评改过的几部文学作品，就会想起这位白眼观人、痛贬时世的名士来，对他独具慧眼的才情赞美不已。顺治真的出家了吗顺治十分痴情，为了一位妃子的病故出家当和尚。历史上真有此事吗?有关爱情的华彩乐章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怀着入关称帝未遂的宏愿，病逝在盛京（今沈阳）清宁宫内。经过一番剑拔弩张的紧张角逐后，结果出人意料，时年未满六岁的福临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如果将顺治短暂的一生喻为一首配系复杂的交响曲的话，那么他与董鄂妃的爱情便是其中的华彩乐章。

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之女，鄂硕为满族正白旗籍，隶属于地位显贵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位居二品，但他本人并无显赫战功，且因临阵畏惧受过处分，“三世以军功袭职”不过是沾祖宗的光。按照清制，像鄂硕这样的贵胄世家，凡有年纪在十三四岁的女儿必须报选秀女，“或备内廷主位，或为皇子、皇孙铨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董鄂氏14岁时被选入宫，许给顺治帝的十一弟襄亲王博果尔。当时清廷规定，皇家宗室和亲王府的福晋必须轮流进宫侍奉后妃。董鄂氏作为皇帝的弟媳自然也不例外。顺治所娶的皇后和妃子都是孝庄皇太后的侄女，顺治不喜欢她们，彼此之间也没有感情。一次偶然的机会，顺治碰见了进宫侍奉的董鄂氏，年轻貌美的董鄂氏令顺治一见倾心，顺治压抑已久的孤寂和愁苦一下子释放出来，两人互诉衷肠，炽烈的爱火在二人心中燃烧着。

后来，董鄂妃常常住在宫中，名为侍奉皇太后和后妃，暗地里与顺治相会。襄亲王博果尔知道了这件事，内心十分痛苦，他责备了董鄂氏。过了一段时间，顺治知道董鄂氏遭到弟弟的责备很是生气，他不顾一切地想要维护董鄂氏，于是出手打了自己的弟弟。不久，襄亲王因羞愤而死。顺治便将董鄂氏迎入宫中，封为贵妃。

为爱妻之死而想要出家顺治幼年丧父，自小登基，名为皇帝，实则傀儡。先有雄才伟略的多尔衮摄政，后有刚毅多谋的母后，加上宗室们的奚落；朝内倾轧不休，天下战乱频繁，逐渐形成了顺治喜怒无常、火烈急暴的脾气。而董鄂妃贤良淑德、知书达理，与顺治十分投契，二人恩爱有加。后来，顺治多次有意废后，立董鄂妃为后。董鄂妃进宫后一年，为顺治帝生下皇四子，喜得贵子的顺治感叹这才是他真正第一次当父亲，称其为“第一子”，并有意立其为皇太子。可惜三顺治董鄂妃个月后，这位皇子夭折了，董鄂妃万分悲痛，皇后和后宫嫔妃借机打击她。失子之痛让董鄂妃心情忧郁，一病不起，没出三年，她便撒手人寰。失子和失妻之痛让顺治帝愤懑和绝望。于是他下旨，全国为董鄂妃服丧，百姓三日，官吏一月。同时命令亲王以下，满汉四品以上的格格、王妃、命妇齐集景远门外哭灵，对哭得不动情的严惩不怠。后来，他又下令追封董鄂妃为“孝敬皇后”，将其谥号加到14个字才肯罢休。至此，顺治心灰意冷，再也无心处理朝政。他想起自己专注的佛门，准备遁入空门，了此残生。十月的一天，他强令自己的师兄茆溪森给他落发为僧。他的师父听说此事，急忙赶来劝阻，还将茆溪森推上柴堆，准备施以火刑。顺治不忍心连累师兄，只得答应蓄发还俗，并由一名太监替他出家，这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死于天花还是遁入空门顺治十八年正月，24岁的顺治突然染病，宫廷里没有了往日的喜庆，整个皇宫沉浸在一片紧张气氛之中。初七，朝廷下大赦令，释放所有犯人，同时传令民间不准炒豆、不准点灯、不准泼水，而这一切正是当时民间祈福天花患者的风俗仪式。顺治死后，即位者为已经出过天花的康熙，这也证实顺治的确是死于天花。但这也许是顺治精心策划的一场骗局，他很可能利用天花而亡来掩盖他出家的事实。

历史上康熙曾四次上五台山，很多人以此认为康熙上五台山的目的是为了探视他出家的父亲。再者，康熙年间，两宫西狩，路经山西北部，地方供给不了御用器皿，只得去五台山求借，借来的器物都非常精致，不像一般民间所有，于是人们认为这是当年顺治在此出家时所使用过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今清东陵中的孝陵，埋藏的不是顺治帝的棺木，而是一个骨灰罐，与其他帝王的陵墓都不相同，这也许是遵循了佛家的丧葬礼仪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作为清代惟一一位为了红颜知己出家的皇帝，顺治帝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汤若望死里逃生汤若望是一名德国传教士，顺治皇帝也尊称他为“玛法（爷爷的意思”。众人都想铲除汤若望汤若望在中国竭力传播基督教，但对于绋教、道教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这是十分困难的，并遭到很多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钦天监（清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杨光先就是一位心术不正，专靠诽谤为职事的家伙，他先后把一百汤若望像多个无辜者投入监狱。杨光先信奉道教，从公元1660年开始，他就为反对基督教而四处活动，并发誓要从根本上铲除基督教；尤其是要铲除作为耶稣会北京教区区长的汤若望。

杨光先拉拢礼部尚书恩格德，诬蔑说由于汤若望为皇太子选择的葬日不吉，引起了董鄂妃早逝和顺治夭亡，要求汤若望为此负责。对于这莫须有的罪名，辅政大臣鳌拜却深信不疑，因为他信奉萨满教。四辅政大臣中的另外三位也都要求处罚汤若望。

对瘫痪之人的无情陷害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四月，汤若望突然患脑溢血而半身不遂，不能正常行走，说话也含混不清。在他丧失言语能力和反抗能力的情况下，杨光先趁机加以打击。他写了一本名为《不得已》的诽谤之书，公开宣布汤若望及其同伙南怀仁、布格里沃和马格拉斯，还有四名中国教徒都是煽动者，其罪名为谋逆罪、散布谬误的道德伦理和错误的天文历算。

汤若望及其同事被逮捕，由于有皇帝的命令，汤若望没被戴上枷锁，但他的同事每人都被九条铁链锁住。铁链十分沉重，使人坐卧不安，只能整天趴在地上。每个被关者都有五名卫兵昼夜看守，审问时还必须连续数小时跪对审判官，这对半瘫的汤若望来说是苦不堪言。

西方天文历法的胜利当他们入狱时天空中出现了一颗彗星，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其不祥之物，这是一种警告。并且还有一股巨大的沙暴刮遍北京，连刑部的大院都落满尘沙，于是刑部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审判。这时，狱中的南怀仁被突然松绑，他接到命令从牢窗的小孔中，计算下一个日食的时间和规模。刑部的官员企图让神甫在这种过于简陋的观测条件下工作，以使他们在计算上失误，从而证实基督徒在传播错误的天文历算。在狱中，南怀仁一直细心照料比他大26岁的危在旦夕的汤若望。在审判时，他充当汤若望的大脑和喉舌。南怀仁在狱中依照欧洲的历算学方法，由不能言语的汤若望当顾问，终于测出下一次日食的时间。同时中国和阿拉伯学者们也各依其法进行了测算。

中国天算学家预告：2点15分；

阿拉伯天算学家预告：2点30分；

耶稣会神甫预告：3点。

朝内的重要官员齐集观象台上，都想弄清在中国、阿拉伯和欧洲这三种天文计算中，究竟谁属谬误者?这对正遭到厄难的耶稣会神甫来说，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一名卫兵取下南怀仁的手铐脚链，放下脖子上的枷锁，教士们被允许在监牢内观察日食情况。汤若望仍然躺在牢内喘着粗气，不时陷入昏迷。真相大白的时刻逼近了，猛然间，一个站在时刻表前的人喊道：“现在是中国人测报的时刻，2点15分，无日食发生；16分、17分、18分……”大统历的计算方法被排除在正确之外。“现在是回回历的测报时间，2点30分”。然而太阳也并未出现丝毫影子；失望的观察者还在等待，5分、10分、15分……阿拉伯人也被击败了。“3点整，现在到了你们的预报时间”。牢内的大官盯着汤若望，恰巧此时他刚醒。3点整，第一线影子投到太阳上，这只是神甫们的第一个胜利。影子越来越火，逐渐遮盖了整个太阳，这又是一个胜利，因为神甫们预报将是日全食，而中国和阿拉伯学者都预报是日偏食。

邸报将神甫们的胜利消息传遍全国，大统历和回回历的天算家们被击败了。刑部官员们无视已经出现的事实，仍聚众决议欧洲历算学家的正确与否，可笑的是他们对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近乎茫然。南怀仁向中国官员保证，将准确报出昼夜一般长的春分时间，以此证明欧洲历算法的优越性。然而这些人就像被烫伤的小虫害怕再见到火一样，他们只知道谴责汤若望和他的科学。

老天相助，死里逃生不久，汤若望被判斩刑，鳌拜将其改为凌迟。凌迟是中国最残酷的刑罚，即在人活着的时候就分割身体。汤若望将被一刀刀割死，为延长死亡过程，还要用烙铁和热油去止血；而他的同事则被判一百棍，驱逐出境。

正当汤若望的死刑判决被送到11岁的康熙皇帝面前时，上午十一时，天和地又开始发生变化。天空中又出现一颗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地面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持续长达三天，北京城和皇宫晃得像一条海上的船。监狱的墙塌了，卫兵们吓得惊惶失措，房屋在强震中像纸牌一样成片坍倒。土地到处出现大裂口，城墙多处毁坏，火灾四处蔓延。尤其令人可怕的是，一股飓风夹带着沙漠的黑云遮天盖地而来，皇宫内的大臣、贵戚和宫女都吓坏了。皇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带着小皇帝康熙跑到外边，住在瓦砾间的帐篷内，太皇太后哭着说：“这是天谴呀!”

在老天爷的无情打击下，辅政大臣们不得不退却，最后放弃处死汤若望的决定将他释放，汤若望就是这样死里逃生。康熙除鳌拜少年康熙帝，凭借自己的机智，一举铲除了鳌拜及其同伙，稳定了国家政局。少年天子和旷世奸臣清圣祖康熙皇帝名叫玄烨，是世祖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熟读经史，聪明过人，胸怀大志，从小就立志要当个好皇帝。随着时间的推移，玄烨的才能逐渐显示出来。他八岁登基，英年早逝的顺治皇帝在临死之前留下遗诏，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位大臣辅佐小皇帝。在这四位大臣中，排在最后一位的鳌拜，是一位喜欢弄权的大奸臣。

鳌拜自幼跟随清太宗皇太极远征打仗，出生入死，屡建奇功，皇太极亲切地称他为大清的“巴图鲁”（即勇士）。鳌拜专权自恣，作威作福，先后有多位大臣被他杀害、灭族、剿没家产。鳌拜在德高望重的顾命大臣索尼死后，更是肆无忌惮，每次上朝都站在苏克萨哈和遏必隆之前，所有的军国大事都是他说了算。连苏克萨哈和遏必隆也拿他没办法。

无法保住苏克萨哈就在康熙亲政的第二天，苏克萨哈就偷偷上奏折，说自己宁愿去为顺治皇帝看守陵墓，并说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安享晚年。康熙看后大惑不解，于是在金銮殿上询问文武大臣其中缘故。站在众位大臣之首的鳌拜脸色阴沉，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满朝文武都吓得不敢抬头，连大气也不敢出。康熙看看鳌拜，再看看文武大臣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都不敢说话。

第二天上朝时，鳌拜首先上奏，罗列了苏克萨哈的24条罪状。康熙看后十分生气，因为其中都是些诬陷之词。鳌拜要求康熙下诏将苏克萨哈及其子、孙、侄等11人处死。康熙怎么也不相信苏克萨哈是奸臣，他想驳回鳌拜的奏折。这时，鳌拜看出了康熙的犹豫，竟然不顾君臣之礼，跨步上前，边走边挽袖子，差点将拳头打在康熙的脸上。康熙求救似地看着满朝文武大臣，却没有一个人敢抬头。

最后，康熙被迫以绞刑处死苏克萨哈。下朝后，康熙回到寝宫，失声痛哭，他实在觉得自己不像个皇帝。经过这件事情，他终于看清了鳌拜的嘴脸，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将鳌拜除掉。

鳌拜还和穆里玛结成党羽，凡事在家议定，然后强迫康熙执行。对于这样一个气焰嚣张的权奸，康熙帝真是恨之入骨，但又不能轻易动手，他暗中找到索尼的儿子索额图，偷偷商量制服鳌拜的办法。他们决定首先要稳住螯拜，决不能打草惊蛇，再将京师驻军将领换成自己的心腹，并且在鳌拜不怀疑的前提下，训练一批可以制服鳌拜的勇士。

开始“玩物丧志”

于是康熙在苏克萨哈死后没几天下诏，对鳌拜大加赞扬，说他是大清国的头等大功臣，并加封他为一等公兼太师。鳌拜十分意外，却也满心欢喜，他以为康熙在苏克萨哈死后害怕了。康熙假装不理朝政，将一切国事都交给鳌拜处理。自己则挑选了几十个身体强健的小伙子，每天作“布库之戏”。“布库”是满语，意思是“撩脚”，即身体强壮的儿童徒手相搏，谁先趴在地上就算谁输。这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摔跤”十分相像，以摔倒或两肩着地为输。上朝时也常常让他们站在自己身旁。鳌拜以为康熙年纪还小，玩物丧志，也没怀疑。

康熙有时遇到推不开的国家大事，就要亲自到鳌拜府上垂问如何处理。有一天，康熙又来到鳌拜府上商议朝政，鳌拜却假装生病躺在床上。康熙坐了一会儿，关照他要保重身体，便起身要走。鳌拜想要起床相送，突然一把明晃晃的尖刀从枕边滑落在地，康熙的几名侍卫迅速拔剑在手，鳌拜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此刻，屋内的空气凝固了。只见康熙神态自若地捡起尖刀，若无其事地说道：“刀不离身是我们满族人的习惯，老太师有病在身也没忘记这个习惯，实在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一场蓄势待发的争斗，就这样被康熙的机智巧妙地化解了。

智擒鳌拜两年后，练习“布库”的小伙子都成了身强力壮，拳棒皆精，个个都能以一敌十的武士，康熙认为诛灭鳌拜的时机到了。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初三,鳌拜又像往常一样来到南书房。

他刚一进门，康熙便以掷杯为暗号，几十名练习“布库”的少年蜂拥而上，转眼之间就把鳌拜捆得结结实实。这时，躲在康熙背后的索额图探身出来，不慌不忙地展开一份诏书，厉声念道：“罪臣鳌拜，擅权误国，犯有大罪30条，罪不容诛……”

直到此时，鳌拜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中了康熙之计，仰天长叹：“我鳌拜跟随太宗皇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料今日却落入一个十几岁的小娃娃手中。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

鳌拜被捕后，交由有关衙门勘审，康熙有一阵还亲自审问。诸王、大臣纷纷上奏，请求立即将其正法。但是康熙念及鳌拜跟随先祖，立下汗马功劳，对社稷有功，不忍心将他诛杀，于是革去鳌拜的职位，罚没他的财产，将鳌拜和他的儿子一起关在监牢里，终身监禁，直至病死狱中。

鳌拜的党羽也受到审讯，该杀的决不留情，而有功的也决不滥杀。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帝，凭借自己的机智，一举铲除了鳌拜及其同伙，稳定了国家政局。平定三藩这次斗争关系到大清江山的安危，康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智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冒险撤藩所谓“三藩”：是指顺治年间清廷派驻云南、广东和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藩之中，吴三桂势力最大，他十分骄横，不但掌握地方兵权，还控制财政，自派官吏，不把清朝廷放在眼里，直接威协到清朝的统治。为此，康熙不得不考虑撒藩的问题。

康熙皇帝在正式撤藩之前，康熙已开始逐步削减“三藩”权势，限制其不法行为。而三藩对此也有察觉，吴三桂和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已经袭爵位）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七月假意奏请上交藩王印信，以试探朝廷的意向。康熙立刻召集会议研究撤藩。大臣们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撤藩；另一种认为应该撤藩，反对撒藩的意见占了上风。康熙却认为，三藩手握重兵，财政自成体系，特别是吴三桂拥兵自重，若不早除，必酿成后患无穷。所以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康熙决定撤藩，并将三藩全部撤往山海关外。

吴三桂发动叛乱吴三桂接到撤藩谕令，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自认为劳苦功高，而且又有军队，上这个折子本来就是试探康熙的口气，心里认为康熙必然不会同意。不料康熙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决意撤藩，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将付诸流水，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于是决意造反。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命令麾下官兵蓄发易服，发动叛乱。

吴三桂举兵叛乱后，闽、粤两藩也蠢蠢欲动，各地的吴氏党羽纷纷响应，各地告急文书频频传至北京。

康熙分析局势后认为：吴三桂是三藩的首领，消灭了吴三桂，其余乱党不攻自破。因此他采取了分化诱降、各个击破的方针。他先召回闽粤撤藩使；对耿、尚两藩暂行安抚，拆散他们与吴三挂的联盟；而对吴三桂采取重点打击的战略。康熙先派都统巴尔布等率三千精骑由荆州驰驻常德；都统珠满率兵三千由武昌进驻岳州，扼住湖广的咽喉要道；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四川，形成了对吴三桂的包围。都督尼雅翰、赫叶、席布根特等率兵分往西安、汉中、安庆、兖州、郧阳、汝宁、南昌等要地，以保关中和中原后方的安全，诸路兵马均听从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节制。第二年又特派刑部尚书莫洛进驻西安，会同将军、总督商议，便宜行事，巡抚、提督以下地方文武悉听节制。

长期的拉锯战战争初期，吴军气势汹汹，一些清军将领贪生怕死，长沙、岳州、衡州等要地先后失陷，吴军直抵湖北、四川。迫使瓦尔喀退守广元，勒尔锦和珠满困守荆州、武昌，都无力反击。吴三桂一面猛攻川楚，一面通过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康熙，要求划江而治，被康熙断然拒绝。吴三桂和议不成，兵分两路：一路由他亲自挂帅，从长沙进江西，连续攻克30多座城池；另一路由悍将王屏藩督率，由四川进陕西，接应吴三桂养子王辅臣的叛军，攻克平凉、兰州、延安、绥德等地。一时间京师人心震动，吴三桂气焰嚣张，扬言进攻北京。

王辅臣本来是忠于康熙的，他的叛变使得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应对恶化的局面，康熙传谕总督哈占，要他保护好王辅臣的妻儿家产，又派王辅臣儿子王继贞携诏前往劝说，表示“往事一概不究”，只要及时回头，便可官复原职。六月，王辅臣兵败投降，王屏藩部也节节败退，逃回四川，陕甘全境告平。

两线战场传来捷报的同时，清军与吴军在湘、鄂、赣一带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清军平定闽粤，耿精忠、尚之信先后投降，湘鄂一带吴军已成孤军。吴三桂怕部下解体，赶忙在衡阳草草修建了庐舍当宫殿。三月二十八日，吴三桂即位称帝，国号为“大周”。此举使他的政治处境更加不利，前线清军攻势日益猛烈。这年八月，吴三桂急病交加，死在衡州。

八年的内战吴三桂死后，“皇太孙”吴世瑶即位，这时的吴军已兵无斗志，一路溃退云贵。为了加快平叛进程，康熙下令：协从叛乱，缴械投降者，宽大处理，反正立功者，将功折罪，论功行赏。这项决定从政治上瓦解了叛军士气，除少数顽固分子坚持与清军决战以外，大多数叛军接战即降。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很快落入清军之手。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吴氏叛军彻底被平灭。

康熙从开始削藩直到吴三桂败亡，历时八年。在这场平叛战争中，康熙显示出超凡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指挥才华。他坚持擒贼先擒王的战略，始终把矛头指向吴三桂，对耿、尚二藩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分化瓦解三藩联盟，各个击破。这次关系大清江山安危的斗争，康熙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收复台湾康熙收复台湾，使国家的版图再次完整。收复台湾，得贤人相助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至十二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命世子郑经留守金门、厦门等地，他亲自率师东征，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郑成功也被后世子孙称为民族英雄。但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占据东南沿海。郑成功病死于台湾后，世子郑经继承王位，依然盘踞台湾与清朝廷对抗。

康熙皇帝亲政以后，一心想收复台湾，但是因为“三藩”作乱，他忙于平定叛乱，所以对台湾郑氏主要采用招抚政策。但是郑经始终没有接受招抚。“三藩”之乱平定以后，康熙皇帝开始全心收台。在收复台湾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所起的作用最大：一个是姚启圣；一个是施琅。

破格提升姚启圣姚启圣，字熙之，号忧庵，原为浙江会稽人，后附族人籍，隶属汉军镶红旗。康熙二年考中了举人，当了广东香山知县，不久因故被革职。“三藩”叛乱后，他投进康亲王杰书军中，屡献奇谋，康亲王很器重他，官职也从代理知县升到了布政使。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春，郑经为给清朝施加压力，以争取和谈中的有利地位，遣骁将刘国轩连败清兵，进围海澄。清朝廷驻守官吏对全局缺乏统一规划，遇事惊慌失措。康熙见他们“庸懦无才，职业不修”，便于五月初十将他们解职，通过康亲王荐举，破格提升姚启圣为福建总督。

姚启圣于六月初接任，认真贯彻康熙招抚郑经下属官兵民众谕旨，为争取投诚，特别注意对其家属及其亲族落实政策，并任用海上投诚人员。这一保护郑氏、团结海上投诚人员的政策，立即产生巨大效果。

姚启圣为了准备攻打台湾的武力，还整顿充实绿旗兵。过去“镇将各官，多以食粮兵刁一充伴当、书记、军牢等役，至临阵十不得七”。因此，他首先从直属总督之督标做起，革除了无用的兵员，新招募了一批生力军。康熙帝得知，予以表彰，认为此法很好，下令推广其他各省。

由于姚启圣采取有力措施，并与巡抚、提督、满洲将领、外省援军齐心合力，至康熙十七年九月，福建军事形势大为好转。九月二十日，姚启圣与将军赖塔、靖南王耿精忠等于漳州附近大败郑军主力，相继收复长泰、同安。此后又连败郑军于江东桥、潮沟等地，刘国轩狼狈逃回海澄。姚启圣见海澄深沟高垒，难以突然攻下，便全力开展招抚工作。他派遣漳州进士张雄赍书去厦门招抚。郑经以“海澄为厦门门户，不肯让还”。姚启圣于十月又遣泉州绅士黄志美赍书再次往厦门劝谕。郑经仍执前辞，拒不受抚。

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四月，姚启圣先后接到台湾傅为霖、廖康方密禀，郑经已于本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其长子监国郑克藏也于三十日被绞死；年仅十二岁的次子郑克爽即延平王位，现在台湾岛内人心浮动，可以乘机武力收复。姚启圣根据秘报上书康熙皇帝要求发兵收复台湾。可是，姚启圣的建议却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反对者中，竟包括闽海前线最高军事长官都统宁海将军喇哈达；而内阁学土李光地却坚决支持武力收复台湾。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曾以在籍官蜡丸密封向康熙上平闽之策，因此深得康熙信任。他当上内阁学士后，积极推荐施琅。

放权给施琅施琅，福建晋江人，初为明总兵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部下骁将，顺治二年十一月，随郑芝龙降清。因坚决不从郑成功抗清，他的父亲、兄弟和儿子都被郑成功所杀。康熙元年，被提拔为福建水师提督。他自幼生长海上，深悉水性及郑氏情形，一贯主张以武力围剿郑氏，攻取台湾。曾经于康熙初年上书，要求武力收复台湾，但是鉴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的建议被否决，并且裁撤福建水师提督，战船也被尽数烧毁，海上投诚官兵到外省垦荒，授施琅为内大臣，编入汉军镶黄旗，留于京师。

姚启圣上任之初也曾一再上疏保举施琅担任福建水师提督。但是因为他的长子施齐（化名工世泽）、族侄施亥都还在郑经手下当官，朝廷不太放心，所以迟迟未予任用。后经姚启圣核实施齐、施亥因“擒郑逆献厦门以报本朝”，于康熙十九年二月被杀，两家七十三口同时遇难。施琅这才重新得到朝廷的信任。康熙二十年七月，李光地再次推荐施琅，康熙皇帝也深感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难当重任，便采纳李光地的建议，以施琅替换万正色。

康熙皇帝启用施琅之后，放手使用，大力支持。施琅为了能在征剿过程中加强与皇帝的联系，题请吴启爵“随征台湾”，兵部不准。康熙特批：“吴启爵在京不过一侍卫，有何用处?若发往福建，依施琅所请行”。施琅任内大臣十余年，深知吴启爵受皇帝信任，请他随征，无异于身边大臣。后来吴启爵在关键时刻往来于福建与北京，呈报前线情况，传达皇帝指示，对统一台湾起了重要作用。

施琅吸取前三四年间进军台湾失利的教训，为防止总督和水师提督之间彼此掣肘，极为重视专征大权。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二月初一，施琅上《密陈专征疏》，再次要求康熙为自己颁发专征台湾之敕谕，康熙皇帝考虑到自己远在北京，对前敌的形势不熟悉，于是放权给施琅，让他总管攻台的军事作战；总督姚启圣负责管理政务；李光地负责管理钱粮后勤。这样，三个人分工明确，便于随机应变，处理各种事务。

第十八章

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经过几次大战，台湾军队放弃抵抗，郑克爽宣布投降。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八月十一施琅率官兵前往台湾受降。郑克爽闻讯，坐小船出鹿耳门迎接，并亲率刘国轩、冯锡范等重要文武官员，齐集海边，列队恭迎王师，然后会见于天妃宫。

施琅领兵登陆以后，禁止军兵骚扰百姓，维护社会秩序。十八日，郑克爽等剃发，施琅当众宣读皇帝赦诏。郑克爽等遥向北京叩头谢恩。从此，台湾回归祖国怀抱，与大陆重新统一。

施琅入台之后，不负康熙的期望，未对郑氏进行报复，却前往郑成功的庙宇行告祭之礼。他知道郑成功在台湾官兵心目中的地位。在台湾政权变换、人心浮动的时刻，这一举动，对于安定郑氏官兵的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无疑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果。

捷报传到北京后，康熙精神异常振奋。将收到捷报那天所穿的衣物赐给施琅，并赐五律一首，写道：

岛屿全军人，沧溟一战收。

降帆来蜃市，露布彻龙楼。

上将能宦力，奇功本伐谋。

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

伏波指东汉名将马援，为甲立功，曾封伏波将军。康熙称赞施琅智勇双全，建立奇功，可与马援齐名，流芳百世，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爵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十二月，郑克爽等奉旨进京。康熙对原台湾的官员都给与封赏，让他们在朝中为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对郑成功子女的态度，他不但认为郑成功、郑经并非“乱臣贼子”，命将其父子灵柩归葬南安，还亲自赠送了一副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挽念郑成功收复中华故土的不朽业绩。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康熙皇帝很注重培养清官，并把清廉作为选官的第一标准。康熙年间最著名的清官就是于成龙。廉洁奉公，一心为民于成龙，山西永宁人，顺治年间就当了广西罗城知县，这时他已经45岁了。临行，他对朋友说：“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而已”。

于成龙罗城地处深山，县衙设在丛林之内，每天问民疾苦。任期内他“洁己爱民，建学宫，创养济院”。康熙六年，升为四川合州知州。十三年二月，擢任武昌知府，后任黄州府知府。吴三桂军占据湖南时，煽动湖北数县叛乱响应。于成龙曾往麻城“单日入贼寨，谕胁从者免罪，贼众遂降”，当时叛军号称十万，清朝的援军都去了湖南，有人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因为黄州是关键之地誓死不降，亲冒矢石，率众拚杀，剿抚兼施，瓦解二十四天，平定黄州，从而全力支援了荆州大军。十四年秋天，黄州大施赈济，“救活数万人”，受到人民的爱戴。后来升任福建按察使。赴按察使任时，数万百姓哭声如江潮。按察使任期内，廉洁奉公，升布政使。十九年，迁直隶巡抚。

上任支持廉洁官吏，劾奏贪黩县令。康熙得知于十年二月初五在懋勤殿亲自召见他，表彰“清官第一，殊属难得”。勉励他要保持节操，并赐他御制诗等，嘉其廉能。于成龙提出蠲免钱粮要求，康熙无不应允，意在支持。同年为江南江西总督。

于成龙感激皇帝知遇之恩，非常勤奋，剔除积弊，治事每至风改操。亲自私访，考察官吏，了解民情。史载他好微行私访，罪犯生怕碰到他。除了治吏地方以外，于成龙生活也很简朴。每天吃粗米，民间称为于青菜。遇到荒年，就用屑糠杂米为粥，不仅自己食用，还用以待客（属吏）。

有人上书诬告他，但康熙特诏留任。康熙二十三年，兼管江苏、安徽两巡抚事。四月十八日，于成龙去世。将军等大僚看他遗物，“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二”。康熙闻讯，感慨非常，说：“于成龙因在直隶居官甚好，特兼任江南总督。闻补授后，成龙居官不及前任，峦行。至病故后，始知居官廉洁，甚为百姓所称。或成龙耿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害，造作属下欺罔等语”。

康熙还称于成龙为“天下廉吏第一”，加赠太子太傅，谥清端，让他的一个孩子进了国子监，还亲自为他写了“高行清粹”四字。

另一个于成龙由于康熙皇帝奖励清官，为官吏树立榜样，扶正抑邪，官吏走正道，因此清官不断涌现。几年之后，康熙又发现了一个叫于成龙的人。称为小于成龙，此人字振甲，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七年，任直隶翌年，署滦州知府。十八年，升通州知州。他并无什么著名事迹。但老于成龙细心察吏，觉得这个人可以，就上书推荐他。

不久，康熙任命小于成龙为江宁知府。二十三年十一月，康熙南巡至江宁，证实小于成龙廉洁，特地予以嘉奖，赐轴，传谕小于成龙：“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毋有改操，务效前总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朕之意”。当月超升其为安徽按察使。

十二月返京见小于成龙的父亲、原任参领于得水，赐貂裘，称赞他教子有方，令继续勉励儿子“惮心竭力，始终如一”。并指出汉军当官的人不像以前了，去外面当官的时候带过多的仆人，扰民生事，不遵法度，以此告诫小于成龙要始终如一。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小于成龙又升为直隶巡抚。在辞行时，康熙问：“直隶是靠近京师的重地。应该以何事作为当务之急呢?”小于成龙答：“奸恶之徒倚仗八旗名目窝藏匪类，管理的官员心里明白却不加追究。要是我上任后还有这样的人，就依法治理”。这句话说中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康熙非常满意。小于成龙确实有所作为，上任后，发现捉拿盗贼的关键在于推行保甲法。就连上奏章，康熙同意了他的意见。二十六年，康熙因为于成龙廉能称职，诚心爱民，浩然自守，也不去本旗王门上巴结，特意下旨嘉奖，加太子少保，并马、银两等。后升至河道总督，廉能始终如一。病死之后，康熙赐祭葬，谥襄勤。索额图舌战俄使索额图的一生，作为外交家，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是中华民族的功臣。攻占雅克萨明末清初，沙皇俄国趁中国内乱之机，纵兵侵略我国东北黑龙江流域。他们在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建立侵略据点，肆意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们甚至以其肉为食，尽显其野蛮残忍。为保护东北边境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打退沙皇俄国的野蛮侵略，清朝顺治初年，清朝廷两次派兵抗击沙俄侵略军，击毙了他们的一个头目斯捷潘诺夫。康熙即位初年，集中兵力主要平定吴三桂等人掀起的“三藩之乱”，无暇顾及东北地区。沙俄趁机加紧扩大侵略，把魔爪伸到了色楞格河下游地区。“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廷正式派兵攻打雅克萨。但沙俄侵略军在清军撤退后，再次占领雅克萨，并加强防备措施。为彻底击败沙俄军队，康熙帝于次年再次派兵攻占了雅克萨。

步入仕途沙俄军事侵略失败后，被迫同意与清政府举行谈判，划定两国东部边界。康熙朝名臣索额图作为这次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在谈判过程中，舌战俄使，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中国外交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索额图，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索尼，是清朝开国元勋。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索尼的孙女，也就是索额图的侄女，被立为康熙帝皇后。赫舍里家族从此跻身于外戚行列。索额图以其显赫门第和国戚身份步入仕途，很快便从一个三等侍卫升至保和殿大学士、太子太傅。然而，索额图的步步高升，更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他的才干。早在康熙初年，为帮助康熙帝铲除鳌拜，索额图主动辞去吏部之职，以一等侍卫身份在康熙帝身边效力。因为他尽力护驾，深受康熙帝的信任。

谈判的首席代表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后，康熙帝准备派一个代表团和俄国谈判划界。该派谁做首席谈判代表呢?康熙帝深思熟虑之后，最后还是决定用索额图。康熙帝很清楚，索额图足智多谋，沉着稳重精通满、蒙、汉三种文字，对中国古代历史熟悉，又能言善辩，是出使谈判的理想人选。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四月，康熙帝决定以索额图为首席代表，国舅佟国纲为第二代表，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为代表团成员，正式出使尼布楚。临行前，康熙帝对索额图等人说：“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以及连通这条大江的一河一溪，都是我们的属地，不能让于俄罗斯”。七月下旬，当使团到达克鲁伦河时，因噶尔丹发动叛乱，使团受阻折回。第二年五月，康熙帝再次派遣使团北上。由于噶尔丹已经占领了漠北蒙古，又勾结沙俄，形势万分严峻。使团出发前，康熙帝对索额图、佟国纲说：“你们初议时，仍然要以尼布楚为界。如果他们极力恳求尼布楚。你们也可以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康熙帝作出这样的让步，其目的很明显是要阻止沙俄与噶尔丹进一步勾结，尽快划定两国边界，以集中兵力平定噶尔丹叛乱。

愤然离席八月二十二日，中饿双方都在尼布楚城外扎营，两营之间各国分别派有二百余名卫兵，手里拿着武器侍立两旁。尼布楚谈判正式开始了。俄国首席代表戈洛文首先发话：“我们俄罗斯与贵国的边界是黑龙江，江以南归贵国；以北则是我们俄罗斯帝国的”。索额图表示强烈反对，他愤怒地说：“岂有此理?今天你俄国若是想要议和，就只能是以东起雅克萨，西至尼布楚为界。此界及其以南被你们占去的地区，必须无条件归还我方”。接着，他详细列举了中国历朝对东北进行管辖的具体史实，指出尼布楚、雅克萨一带和色楞格河以西地区，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戈洛文理屈词穷，只好耍赖地说：“我们没有时间讨论历史事实”。

索额图为抗议俄国人的蛮横无理，作为一种策略，他愤然离座，径直回到自己的大营。但私下里，他又让随行翻译人员往来调停，给俄国人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则，但也不反对双方进一步磋商。

几天以后双方恢复谈判。索额图私下已经了解到俄国人自从雅克萨战败后，已不敢轻易与清朝兵刃相见，因此，他们也不希望谈判破裂。但是，俄方又不甘心接受索额图提出的划界主张。于是，索额图这次以退为进，首先发话：“我们大清帝国真诚地希望能与贵国达成谈判协议，因此，我们决定向贵国作出让步，同意以格尔必齐河作为双方的国界”。

戈洛文立即作出反应：“贵国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可以以雅克萨为界，在交界处划出中立地带，双方不得驻兵”。索额图看到戈洛文稍有让步，为顺利达成划界协议，他严辞拒绝俄方的无理要求，并再一次愤然离座回营。索额图的意图是想以此压迫戈洛文，让他接受我方提出的划界方案。

最后通牒当晚，索额图与佟国纲等人密议，决定再作些让步。第二天复会，索额图态度很强硬地说：“我们决定再向贵国作出让步，同意以格尔必齐河到额尔古纳河为界。但这是我们对边界线的最后退让，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戈洛文通过几十天的谈判，知道这个对手不好对付。面对这个无疑是最后通牒式的方案，戈洛文心想，若再提出些不切合实际的要求，恐怕自己的和谈将会无功而返，便同意了索额图的划界主张。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是不如意的生活硬从强烈希冀科场进身的蒲松龄身上，挤出一部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屡试不第的才子蒲松龄（公元1640年—公元1715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年轻时代起，为了考取功名，他日夜攻读，奋发图强。19岁，蒲松龄初应童子试，便考取秀才；在接下来的县、府、道的考试中连得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却屡试不第，他31岁开始出外谋生，先在江南宝应县孙蕙处当了一年幕宾，以后便长期在缙绅家设馆教书，70岁撤帐家居。直到71岁，才破例被选为岁贡生，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蒲松龄纪念馆贫寒的家庭那么，蒲松龄为什么能写成《聊斋志异》呢?

首先是蒲松龄生活的环境，他一辈子生活在农村，过着“家门暂到浑如客，饔米将空始欲愁”的穷愁潦倒的日子，十分贫困。他才富五车，也只好穷守蔽庐。为了养家糊口，蒲松龄到外乡坐馆，以“舍耕”度日。在此期间，他多次为人代笔，写寿屏锦幛、叙跋疏表，无所不包。康熙十二年淄川大旱，眼看要过年了，孩子们闹着要吃要穿，而家里却无隔夜粮，甚至连给灶王爷供奉的祭品都没有。蒲松龄呼天唤地，悲从中来。绝望之中，他只能把鬼神志怪、神异故事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勉强支撑着活下来。

获得描写的契机蒲松龄还有一个妹妹，嫁了个吃喝嫖赌、不务正业的丈夫。蒲家经济窘迫又无权势，无法顾及其妹。后来，妹妹来求胞哥帮忙，兄妹相对无语，只有抱头痛哭。聪明善良的胞妹的不幸遭遇，使蒲松龄对下层妇女的生活遭遇和社会地位有了进一步认识，成为其描写妇女不幸和抗争的主要契机。

与名士为友年轻时，蒲松龄和朋友张笃庆、李希梅、王鹿瞻等，曾结为郢中诗人，以求在学问、道德、文思方面有所发展。他们赋诗酬答，相互磨砺，由此练就了文字功夫。康熙年间，蒲松龄曾住进青云寺苦读，晨诵夕读，不遗余力，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才能。青云寺以它的甘草春雨和朝霞彩虹陶冶了蒲松龄的文学灵性。

发泄心中的悲愤后来蒲松龄科场失意，由于他一生接受的是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他始终把金榜题名、荣宗耀祖当作正统的人生道路。而把科场失意看成是遗憾终身的大事。因其父蒲磐的影响，蒲松龄从小喜爱读书，经、史、诗、文皆过目不忘。19岁时，在县、府、道连考三个第一，中了秀才。但此后几十年，屡次考试总以“病鲤暴腮，飞鸿铩羽”结束。康熙十七年，他再次落第，和朋友李文贻泛舟大明湖，借以消愁。面对良辰美景，他愁上加愁，泪水潸然而下。之后，他写下了《大江东去·寄王如水》一词，感叹自己固然是抱玉卞和，无奈考官是糊眼冬烘鬼，难以进身。在历尽心酸之后，蒲松龄逐渐清醒。八股文的重压、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荼毒，功名不就的失意、考官的愚智不分，一股脑儿涌上心来，他满腔悲愤，似骨鲠在喉，必求一吐为快。他的创作具有明确的目的，即为了反映自己生活的时代，抒发自己的情怀。他在《感愤》诗中说：“新闻总人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在《聊斋自志》中写道：“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因此，从《聊斋志异》里，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的胸中垒块，而且透过作品中的狐鬼精灵、奇人异事，还可以真实地看到清顺治、康熙时期的时代风云。

花费三十年的创作康熙九年九月，蒲松龄应朋友之邀，做了扬州府宝应县知县的幕宾。在此，他多次随知县视察民情，治理河道，欢宴游历，应付上司。大半生身居穷乡僻壤的蒲松龄，惟一一次混进官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一方面，他目睹了吏治的黑暗；另一方面，南方山水的钟灵秀气也使这位老夫子陶醉其中，欲先泄而后快。他是一个平生很少出门的人，仅仅登过泰山和崂山，多次到过济南而已。

所以有机会到淮南游历不免感受特别深刻，沿途的景物他都写进诗篇中去，形成了他自己的诗的特点，进而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甚至影响到《聊斋志异》的风格特点。

蒲氏在南游时已经在搜集故事，先用诗的形式写出试看，然后再写成小说。蒲氏有《独坐怀人》诗一首，里面写道：“途穷书未著，愁盛酒无杯。暮笛惊残梦，深窗坐小年”。

虽说是“书未著”，其实“书”的内容已经在残梦后的深窗下酝酿了。假如蒲松龄不曾有南游的亲身经历，没有多少篇七言律诗的试写，小说是不容易写到这种境界的。

蒲松龄不仅擅长短篇小说创作，而且精通诗文词曲。他毕生写下了大量的作品，著有《聊斋志异》四百九十余篇；诗九百余首；文四百余篇；词一百余阙；俚曲十四种；戏三出；杂著数种。

在他的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里，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主题，就是揭露官府豪绅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反映社会黑暗和民主疾苦。如诗《空城雀》、《日中饭》、《道谨》；文《纪实前编》、《纪灾后编》；词《贺新凉》等。《聊斋志异》是薄松龄的代表作，在他40岁前后就基本写成，以后又经过长期的修改增补。

虽然它的题材多数来自口头传说，但是大多经过作者的再创作，赋予新的内容和思想意义。

蒲松龄花了整整三十余年的时间，写成四百九十余篇聊斋故事，他大概不会像写一部辞书那样有着明确的目的性。

如果非要说是有什么原因的话，那应该是生活，是不如意的生活硬从强烈希冀科场进身的蒲松龄身上，挤出一部流芳百世的《聊斋志异》。康熙两次废嗣康熙下令废掉皇太子，然而不久，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旋即又废。皇储矛盾的尖锐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册立刚满周岁的皇二子、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这意味着胤礽长大以后，将肩负着大清朝兴旺的使命。但是，康熙晚年，就在胤礽即将实现父皇所托的时候，康熙竟然下令废掉这位皇太子。然而不久，又复立胤礽为太子，旋即又废。这二立二废，就如天上行石，变化莫测。

其实，胤礽是一位十分聪明的皇太子，自幼学习四书五经，骑射、言词、文学都很出色。康熙对皇太子的表现相当满意，但与此同时，由立太子而产生的皇储矛盾，也一天天尖锐起来。

问题初始于太子不孝。康熙二十年（公元1690年）七月，乌兰布通之战前夕，康熙在出塞途中生病，想要返回京城，便令皇太子与皇三子到驿站前迎驾。胤礽到行宫看见康熙身体不适，容颜消减，竟然没有半点担忧之心。这使得康熙大为不满，他认为这位太子对自己没有忠爱之情，于是就让太子先回京师。后来康熙废太子时说对他已经包容了二十年，就是将这件事作为起点来说的。

后来，康熙又发现皇太子暴戾不仁，对诸王、贝勒、大臣、官员以至兵丁，任意凌辱，恣行鞭挞，对检举他行为不端的人更是横加迫害。而且，太子及其属下任意勒索地方官员，鱼肉百姓。南巡时，就曾搜索民间妇女，胡作非为，无所不至。他还派人截留蒙古王公进贡的驼马，放纵奶妈的丈夫敲诈勒索。康熙素来主张宽和仁慈，节俭爱民，这些不孝不仁的行为，都是康熙一向深恶痛绝的。他认为皇太子自以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处处要求与众不同。即使是在兄弟之间也争强好胜，决不落人之后。这种特殊的地位，加上平时人人奉承和谄媚，天长日久，很容易使他忘乎所以，目空一切，妄自尊大，如此下去，怎么能担负大清朝兴旺的重任呢?于是，康熙对太子逐渐产生不满。

失去皇帝信任索额图系太子生母诚孝仁皇后的叔父、太子的外叔祖父，是竭力拥护太子的一股强劲势力。他帮助太子集结了一批大臣，私下倡议，凡是皇太子使用的衣服饰物，都采用黄色；一切礼仪，都与皇帝相似；连太子的被褥也与皇帝一样放在门槛里面。后来康熙知道了，便命尚书沙穆哈将被褥移到门外，可沙穆哈惧怕皇太子党派，请求康熙颁旨，被康熙怒斥后革职。不久，康熙又发现内务府所属膳房人、茶房人在皇太子处出入，这是宫中所禁止的，便下令将这些人处死。索额图也因为多次违背皇帝的旨意屡遭申饬，这意味着皇太子已经失了皇帝的信任。

康熙四十一年十月，御驾南巡，行至德州时，太子胤礽病重。康熙决定先行回京，留太子在德州调养，并召来索额图前往侍奉。胤礽在德州与索额图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散布了许多怨尤之言。

第二年，康熙便以“议论国事，结党妄行”为由，将索额图交由宗人府拘禁，不久死在幽所。至于究竟是议的什么事，结的什么党，开始并未说明，只在传谕索额图时隐讳地说：“朕如果不先发制人，你就会先下手。经过朕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先指出你的罪行，将你正法”。

后来在废太子的时候，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康熙的心理：“从前索额图帮助你密谋大事，朕全都知情，索性将索额图处死”。足可见康熙是将其作为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加以处理。索额图的罪行就在于集结太子党，图谋篡权。在处理了索额图之后，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皇帝与太子之间的隔阂却日渐加深。康熙甚至怀疑太子要替索额图报仇而谋害于他，于是，废太子之事已经势在必行。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康熙一行人来到承德避暑山庄围猎避暑。随行的有皇太子和皇十八子等。围猎期间，白天炎热，夜间气温又较低，皇十八子胤祄突然患病。胤祄的生母是康熙宠爱的汉族妇女王氏，即有名的密妃。爱屋及乌，康熙对其所生的幼子，也较其他诸子倍加喜爱。胤祄的病情一天天严重，导致并发肺炎。康熙为此十分担忧，随从官员恐皇上年事已高而病倒，劝康熙不要太着急。只有皇太子无动于衷，康熙因此大为生气，责备皇太子不念兄弟之情，但太子反而忿然发怒。这件事使康熙看到了太子的冷漠无情，他既伤心又担心。做太子时尚且如此，待他日登上皇位一手遮天，诸皇子又该如何?

太子终于被废除此之外康熙还发现太子每到夜晚便贴近他的帐篷，从缝隙中向里窥视。他怀疑太子将有异动，因而将计划提前，决心立即废掉太子。在外巡视期间，一心争夺储位的皇长子胤禔跟在康熙身边，说尽太子坏话，极力撺掇康熙废掉太子，某种程度对废太子一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九月十六日，康熙回到北京，下令在上驷院旁设毡帷囚禁胤礽，并命皇四子胤祺与皇长子胤禔共同看守。当天，召见诸王、贝勒等副都统以上大臣、九卿等在午门内集会，宣谕拘执太子胤礽之事。二十四日，正式下令废太子，并将其幽禁在成安宫，与此同时，心爱的皇十八子病逝。这两件事，使康熙悲愤交加，心力交瘁。他多么希望诸皇子能够和睦相处，不再有伤心事发生。但是事与愿违，皇宫里的政治斗争正是由于皇太子被废，而正式拉开序幕。夺嫡大战康熙两废太子，引发了诸皇子间的夺嫡大战。骑马的康熙皇帝诸位阿哥，各展神通谋取太子之位最积极的要算是皇长子胤禔了，胤禔起初在康熙诸子中排行第五，因为前面四个皇子均早殇，按封建礼法，在成年皇子中他的年龄最大，所以被列为皇长子。但是，他的生母惠妃那拉氏只是一位庶妃，远不及皇二子胤礽的生母皇后的身份高贵，胤礽因是嫡出而被立为皇太子。

胤禔表面上遵从父命，内心里对太子的地位是十分觊觎。但是康熙素不喜欢他。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太子被废的同时，康熙便表示他没有立胤禔的意思，这使胤禔很沮丧，转而支持他认为很有希望的皇八子胤禩。

胤禩为人功于心计，平时十分注意笼络人心，因此名声很好，许多大臣揣度康熙可能有意于他，因此在议政大臣、大学士马齐和元老重臣佟国维等人支持下，联名保奏胤禩为皇太子。

一时间胤禩夺储的呼声很高。胤禔看到这个风头转而支持胤禩。他向康熙推荐胤禩，说有个相面的先生叫张明德，曾给胤禩相面，说他日后必定大贵。同时还向康熙讨令由他处死胤礽。

胤禔如此积极地参与夺位斗争，使康熙对他的不满达到极点。康熙根本没想杀掉太子，落一个父子相残的骂名。因此，他大骂胤禔不诸君臣大义，不念父子之情，纯粹是天理不容的乱臣贼子。

就在这个当口，皇三子胤祉告发胤禔曾使用巫术诅咒胤礽，康熙便将胤禔革爵圈禁，永远赶出了政治舞台。

胤祺的积极谋位使康熙怀疑他在朝臣大员中拉帮结党，收买人心。因此，他也不想立他。当胤禔以张明德保荐胤禩时，康熙借机指斥胤祺妄蓄大志，阴谋夺嫡，命将张明德凌迟处死。胤禩锁拿，交议政王大臣处理。

明确排除了胤祺当太子的可能性。虽然胤祺后来继续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但他已无望得到太子的位子了。

危机的暂时平息康熙皇帝废太子，本来是想解决储君与皇权不相容的矛盾，但未料想引起诸子之间更尖锐的争斗，更为严重的是外戚、贵族、朝臣都卷了进来，如果不迅速再立太子，斗争就不会停息，会愈演愈烈。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康熙只好重新考虑胤礽。

毕竟他当了30多年的太子，父子之间知之甚深，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所以在当年十一月，康熙便放了胤礽，令他改恶从善，不许对揭发他的人打击报复，要他闭门省过。多读圣贤之书，修身养性，成为一个贤明的人。

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三月，康熙再次下诏将胤礽重立为太子。结束了第一次储位危机。

四皇子异军突起胤禛在这一次储位之争中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和品质，受到康熙皇帝的表彰和注意。在诸皇子争夺皇太子之位时，胤禛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实力，没有希望，因此采取维持太子的方法，胤礽被囚后，康熙令胤禛参与对他的监控。康熙将废太子的告天文书让胤礽看。胤礽说：“我的皇太子是父皇立下，父皇要废就废，何必告天”。胤禔将这话转奏了康熙，想激起康熙的火来落井下石。而胤礽表白他坏事是做了，但谋弑之事决没有，让胤禔代奏，胤禔不奏。胤禛说，“这事应该代奏，你不奏，我奏”。康熙听了胤祺转达的胤礽的话，便下令拿掉了胤礽的锁链，康熙因此夸胤禛深明大义，气量过人。

康熙因废太子问题劳神伤心，生了一场大病。而诸皇子多忙于经营自己势力、争夺储位，很少关心父皇的病，只有胤禛和胤祉问医问药，关怀备至。所以，在胤礽复立之时，康熙大封诸子，胤禛与胤祉、胤祺一起被封为亲王，超过了胤禩等人，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此外胤禛很懂得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而遭忌妒。他能在形势未明之前与各方面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有效地保护自己。他虽然对胤礽表示关心，同时也与胤祺保持某种联系。对其他兄弟，他在康熙面前只说好话不讲坏话。他得到亲王之封后，自己上奏要求降低世爵，提高其他兄弟地位。他这样的做法很得康熙好感，称赞他明白事理，获得了康熙的信任。

竞选者只剩下两个人太子复立后仍不思悔改，反而纠集党羽，大肆活动，显然不把康熙放在眼里。康熙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再废太子。同时表示暂不立太子，但这并没有平息储位之争。

胤禩在胤礽二次被废后又活跃起来，他有被众臣保举过的经历，希望有再次被推选的可能，但是康熙对他心怀戒备，曾当面对他说；“你看朕老了，活不了几天了。你有被人保举的经历，可以说即位万无一失了!”胤禩本人对康熙不太尊敬，常常失礼。一次打猎结束后给康熙送去一只将死的鹰，把康熙气得半死。但他工于心计，周围拉拢了一些官员贵族为他效力奔走，康熙对他看得很准，说他“党羽甚恶，坠险已极”，“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哥”，所以康熙处处打击胤禩，让他即位也是不可能的。

皇三子胤祉是一个儒者，年龄较大，又封有王爵，很受康熙器重。命他主持修辑律吕、算法诸书，后又编成了《古今图书集成》这部我国第二大类书，胤祉在朝野上下很有威信。但是，胤祉的手下人孟光祖曾打着主子的旗号广泛活动、代表其主拉拢各地督抚大员，所为多为不法，康熙帝十分恼火，派人将他捉拿处斩，并处理了一些和他往来的大员，虽然没牵扯胤祉，但胤祉还是因此失去了康熙的信任。

皇子中最受康熙赏识，蒸蒸日上的要数皇十四子胤禵了，胤禵与胤禛为一母同胞，胤禵是康熙晚年比较喜欢的皇子之一。胤禵能够礼贤下士，在朝廷中很有些名气。

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三月，康熙皇帝将胤禵由贝子直接越级升为王爵，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全面负责西北军务。这一年胤禵年方30岁。当年十二月，胤禵率师西征，康熙亲自登殿授印，给他一切必要权力。胤禵在西北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平定了西藏。种种迹象表明，康熙很喜欢这个儿子，是立储的目标之一，但最后亦没有决定立他，否则便不会让他长期驻在西北了。胤禵远在西北，对他接替皇位是十分不利的。

第十九章

四皇子最终胜利巧于心计的胤禛从胤礽的再次被废便看清了胤禔、胤禩，包括胤祉都不可能被父皇选为嗣君了，他在其他诸皇子中年龄居长，占据一个好的地位，当然也就产生了接班的想法，暗地里做些准备。胤禛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迎合康熙的意旨，取得康熙的喜爱。外紧内松，一方面加紧活动，一方面向康熙和世人表现出自己对皇位没有兴趣，麻痹康熙和诸位弟兄。用表面上的闲聊无志来掩盖紧锣密鼓的活动。

他悄悄地结纳党徒，建立自己的班底。而且对门下之人要求极严，对他们的忠诚要求极高。到康熙末年他手下已有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朝廷大员了。

胤礽二次被废之后，康熙对胤禛更器重了，许多重要的国务活动让他参加。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胤禛参加了对太子党人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参与议定西北军事。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皇太后安葬，胤禛代父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康熙登极60年大庆，胤禛前往盛京大祭。回京后，又衔命祭祀太庙、后殿。同年，会试不第士子以取士不公闹事，胤禛受命处理。当年冬至，他还奉命代父皇祀天于圜丘。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72年），胤禛带人盘查京通仓场。这说明，康熙对胤禛是有特殊的想法的。

胤禛与康熙的父子感情在胤禛的刻意笼络下也很好。康熙晚年喜住畅春园，畅春园旁的苑园皆赐给各皇子，胤禛得到的是距畅春园最近的“圆明园”。在热河避暑山庄，胤禛得到的狮子园也离父皇最近。可以说康熙晚年，胤禛在争夺嗣君的斗争中渐占上风，成为康熙心目中的人选之一。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康熙皇帝溘然长逝。皇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皇帝。雍正是合法即位的吗雍正即位是否合法的问题，被冠以“雍正夺嫡”，为清初四大疑案之一。谣言四起关于雍正即位，《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与雍正本人在《大义觉迷录》中的陈述大致相同：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初九，康熙偶染风寒，在畅春园静养。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赴斋所，准备代行十五日南郊冬至祀典。

十三日丑时，康熙病危，急召在斋所的雍正入见。寅时雍正尚未赶到，康熙又召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祺、皇九子胤禟、皇十三子胤祥等皇子及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到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继承大统，著继朕登位，即皇帝位”。时除恒亲王胤祺因冬至奉旨往孝东陵行礼在京师外，皇十五子胤祉、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皇二十子胤祎等都在康熙寝宫外等候。

巳时雍正赶到，急入寝宫问安。这天，雍正又曾三次进见请安。当晚戌时康熙驾崩。隆科多宣布康熙遗诏，着胤禛承继大统。诚亲王等向雍正叩首，劝其节哀，雍正“始强起办理大事”。康熙遗体被连夜运回大内，先此一步，雍正已在隆科多的护佑下提前返回紫禁城，接着，皇城九门紧闭，隆科多亲守朝阙，非有旨令即使亲王也不许入内。二十日，胤禛即位，免百官朝贺，诏告天下以明年为雍正元年。而各种指斥雍正以阴谋手段矫诏夺嫡、谋父篡位的谣言，几乎同时便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

改诏说关于雍正即位，民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康熙传位遗诏上原来写的是“传位十四子”，雍正与隆科多勾结，将“十”字，改为“于”字，成为“传位于四子”。经考证，此说属明显讹传。清朝诏书向来用满汉两种文本。康熙辞世，事起仓促，遗诏用一种文本亦可理解，但这一文本恰恰是满文。满文无法以上述说法进行更改。就算有汉文遗诏，改诏也不容易。清制，称诸皇子时，一定要有一个“皇”字，如“皇长子”、“皇十四子”，不能称为“长子”、“十四子”。若将“十四子”的“十”，改为“于”，则成为“传位皇于四子”，于理不通。况且清代“于”、“於”并不通用，“传位于四子”当时应为“传位於四子”。以“十”字为基础，难以改为“於”字。因此，所谓雍正把“十”字改成“于”字的说法是靠不住的。

矫诏说康熙临终之前召哪一位皇子前来，便意味着将传位于他。康熙本降旨召十四阿哥胤禵前来——当时胤禵正以大将军的身份在西部领军进行平定准噶尔之战，但这道圣旨被隆科多隐藏起来，没有发往西线。隆科多另拟了一道圣旨，即所谓“矫诏”，将四阿哥雍亲王胤禛召到了康熙御榻之前。生米做成熟饭，再召十四阿哥已来不及，康熙无奈只得将皇位传给了雍正。经考证，此说法也属明显讹传。清帝下旨有一套固定程序。康熙若想召十四子前来，应由内阁承办，撰写诏书，再由兵部经驿站发送至西线。隆科多既不是内阁学士又不是兵部尚书，没有可能隐旨矫诏，召雍正前来。

下毒说雍正毒杀了其父康熙。康熙本来已经痊愈，雍正进了一碗参汤，康熙喝完就死了。经考证，此说法仍属明显讹化。康熙从不喝参汤，也从不赞成喝参汤。康熙偶感风寒，当日即发了透汗，病情确属不重。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一定死于非命。69岁高龄、久病之身，完全有可能因感冒引起其他病症，突然诸疾并发，不治而亡。

正常即位持雍正正常即位观点的人认为，康熙病危，事出突然。

即使他本来想传位胤禵，但胤禵远在数千里之外，传诏来京需28天。国不可一日无君。况诸皇子激烈纷争，势同水火，若康熙已逝而新君不至，天下岂不要大乱!以康熙的圣明，没有可能在此时传位十四子。于是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更有一种说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这就是：康熙因钟爱孙子乾隆而传位其父雍正。

无论雍正还是胤禵，都不是康熙心目中“坚固可托”的理想人选，直到临终前，还在他二人之中举棋不定。

或许弥留之际，爱孙弘历使他终下决心传位雍正，而条件是以其子弘历（乾隆）为皇太子。这一选择即便是对争储失败的诸皇子也算有了公平的交代。

但是，上述所提的各种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佐证，雍正是否合法即位，看来也只能留给后人去解答了。雍正密立储君制秘密立储制度的出现与其说是雍正政治才能的体现，还不如说是康熙朝储位斗争的必然产物。没有储君的混乱雍正皇帝以前的清代，没有固定的立储制度，所以皇位继承三代都很混乱。

雍正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没有指定继承人，死后皇太极与多尔衮长年争权，给后世史家留下一个个疑案；清太宗皇太极还未立储就暴亡，皇弟多尔衮、皇长子豪格等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最后结果太宗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因为他年仅六岁，不能亲政，仍由宗室辅政，以此消弭可能发生的内战；顺治帝24岁病死，没有来得及建立继承制度，临终在母后的参与下，决定以第三子玄烨为嗣君，理由是他出过天花，不致于因为这个令人恐惧的病症而短寿。

顺治、康熙的生母都不是皇后，他们皆为庶出。这表明清代立储，没有嫡庶，更没有嫡长的慨念，其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来定，所以有很大的偶然性，令后世无法遵循，容易出乱子。

太子问题曾使康熙朝政治一度陷入危机。康熙皇帝两次废立太子。将立储作为国家大事，这是康熙的主观认识，当时的政治形势又迫使他急于立储。

叛乱的三藩气焰甚为嚣张，占领长江以南及四川大部分地区，吴三桂又打出反满复汉的旗号，引起人心的骚动。康熙采取军事和政治对策，立皇太子，表示清朝按部就班地搞政治建议，以稳定人心，用他的话说是“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之心”。派皇子领兵打仗，参加各种祭祀，联络官员，了解民情，这种办法锻炼了皇子，但是有些皇子产生权势欲，以致觊觎太子地位，所以产生皇子结党谋位的严重斗争。康熙的立太子虽在初期起过积极作用，但从总体讲是失败的政治举措，是一项败政。

储位斗争的危害储位斗争扰乱了康熙朝政，使清朝陷入政治危机中。这个斗争前后持续四十余年，斗争以结党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使宗室王公、外戚、满汉大臣、一部分中小官僚和士人卷入其中，涉及的社会面相当广泛，一些集团垮台了，一些人遭到清洗，以至丧失生命。

党争令人无所适从，造成政治上的混乱，党争者需要经费，与赃官勾结，对人民敲诈勒索，贪污盗窃，大做买卖，巧取豪夺，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造成康熙末年社会矛盾的加剧。储位斗争削弱了清朝的力量，大大影响了皇帝的权威，降低了行政效率，出现严重的统治危机。

雍正吃一堑，长一智雍正是从储位斗争中过来的人，深知其害，自身成了当权者后更加体会到它对皇权的危害，对稳定政局的妨碍作用。他从祖先的作法中，认识到储制不立有问题，照搬嫡长制也不行，于是提出秘密立储的方法。

雍正元年八月，他在大内乾清官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把事前书写好的关于储君的谕旨，密封好放置在宫内正中顺治皇帝亲书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规定等皇帝晏驾，打开逾旨，由被指定的嗣君即位。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它具有立储的作用，而克服公开储君可能出现的弊病。秘密立储，尽管连储君本人在内群臣都不知道是谁，但国本已经确定，人心有归系，国家有新君，不会发生动乱，这同公开立太子的作用没有两样。

密立的太子，因为没有举行正式的仪式，也不知道是谁，皇帝如果发现他不合适，随时改换，遇到的阻力会小得多，影响也小；这样对太子的选择性强，又没有嫡庶的限制，含有选贤的成分，比嫡长制好，也比明立太子好。秘密立储，不会发生储君与皇帝的冲突，诸皇子不知储位属谁，也无攻击目标，不会产生皇子与储君竞争的现象，同时仍可令皇子、皇储从政，不失满洲的传统。

雍正就以这种方法，预定乾隆为储君，及至崩逝，乾隆遵照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的密诏即位，没有发生任何继承问题。雍正成功地实现了他的秘密立储方法，并且传诸后世，乾隆、嘉庆、道光相继采用这个办法立储，咸丰只有一个儿子无需预立储君，同治、光绪无子，更无这个必要!清代由储制不立，经过实行嫡长制的失败，到确定秘密立储制度，使嗣位制度完善了，它的出现与其说是雍正政治才能的体现，还不如说是康熙朝储位斗争的必然产物。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得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众说纷纭的文字狱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此中内幕确实令人费解。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普遍的说法，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两字之首，所以有人借题发挥，说查嗣庭图谋不轨。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满腹经纶的世家子弟查嗣庭，浙江海宁人。查姓是海宁的名门望族。明清两代，簪缨不绝，人才辈出。如查秉彝、查志隆、查继佐等，即为人们所熟知。查嗣庭一门三兄弟，连同他的两个哥哥查慎行、查嗣瑮都位居高官，且均擅诗文，每遇假日弟兄们就宴饮赋诗，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诗文，相当一部分保存在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里。

大哥查慎行，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生，字悔余，初名嗣琏，字夏重，后更今名，号他山，又号查田，为清代著名诗人。康熙三十三年举顺天乡试，后经人奏荐，于四十一年入值南书房。次年成进士，选庶吉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内庭供奉总裁、武英殿书局总裁。是一位忠诚老实、勤恳谨慎的人物。

二弟查嗣瑮，字德尹，号查浦，别号晚晴，小查慎行两岁。太学生，中康熙己卯科（公元1699年）举人，联捷庚辰科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曾任广东正主考，官至侍讲。擅书法，也以诗名。

查嗣庭是三弟。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中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三（公元1714年）湖广副主考，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任山西正主考。后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埏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嗣庭学问渊博，才识过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查嗣庭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这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

蓄谋已久的文字狱雍正三年在整治年羹尧之后，把下一个目标锁定为隆科多。为了制造舆论，首先选中了隆科多党羽中知名度很高的查嗣庭。

对查嗣庭的陷害是从“试题”打开“缺口”的。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此句出自《论语》；一题为“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此句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雍正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看似突然，实际上是蓄谋已久了。九月十三日，乡试完毕，查嗣庭刚刚离开江西南昌返京，回到寓所，连行李都来不及打开，雍正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个突然袭击，下令抄查查嗣庭在北京的寓所。据《清稗类钞》记载：那天晚上，查嗣庭醉卧家中，全家十三口统被抓去。三天后，便以皇上谕旨的方式，急不可待地公布查嗣庭的“罪状”，将查氏“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

十二天之后，雍正意犹未尽，又急忙秘密下诏谕给浙江的地方官，调兵遣将，迅速抄查查嗣庭在海宁的老家。查嗣庭出的一些试题、查出的两本日记中的某些词句便被雍正附和成了“种种悖逆实迹”。于是以“大逆”罪名将查嗣庭打入大狱候审。第二年依律判处凌迟处死时，查嗣庭虽然已死于狱中，仍被戮尸枭首，他的儿子也惨死狱中，而且查家兄弟查慎行、查嗣瑮、查瑾等三家老少数百口都遭株连下狱，查嗣瑮和家人被流放陕西，最后客死他乡。查慎行虽释放回家，不久也死了。文字狱甚至牵连到所有浙江人，朝廷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各一科。经这次打击，查家一度中落，乾隆十九年以后才有人中进士，康熙年间的辉煌已成前尘往事。

查嗣庭案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埏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埏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作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先盛后衰的年羹尧在清朝众多高官功臣中，年羹尧的崛起与失势都是异乎寻常地迅速，曾被列为“雍正八案”之首。皇帝的小舅子年羹尧，字亮工，是清代前期著名大将，康熙十八年出生在汉军镶白旗一个官僚家庭里。康熙三十九年，年羹尧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吉士。随后他充任四川、广东乡试的考官，慢慢升为内阁学士。康熙四十八年，胤禛被晋封为雍亲王，年羹尧的妹妹被选为胤禛的侧福晋，年家随之升入上三旗的镶黄旗，年羹尧也被任命为四川巡抚。以后年羹尧提出整饬军队、增设防点等建议，有效地防止了准噶尔叛军入藏，并大胆自请总督的头衔。他运用自己的才干为平定西藏立下了汗马功劳，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川陕总督，并亲自赏赐了弓矢等物。

后来雍正登基，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人可谓是其左右手，加上年羹尧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因而更增加了一种信任感。雍正一上台，就把西路军务粮饷和地方诸事交给年羹尧等掌管，随后加封太保、三等公等。仅仅半年时间，年羹尧就独揽了西北军事指挥大权，其官位提升之快，权利膨胀之大，几乎令所有的王公大臣瞠目结舌。加上年羹尧扎实的文笔功夫、办事果敢、认真负责，更加得到雍正的重用。

九十二条大罪年羹尧被自己辉煌的业绩和巨大的权势蒙蔽了双眼，在一片恭维和赞颂声中自我膨胀起来，很快引起了雍正的反感。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进京陛见，雍正即警告他说物极必反，可是没有等年羹尧反应过来，雍正转脸就跟有关官员打招呼，启发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其垮台做舆论准备。接着便把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并铲除其亲信。雍正三年四月，将年羹尧降为杭州将军。九月，捉拿回京问罪。

让人吃惊的是雍正在十二月迅速开列出年羹尧九十二条大罪状，从以下罪状可以大概看出年羹尧获罪的部分原因：大逆罪五条、欺罔罪九条、僭越罪十六条、悖逆罪十三条、专擅罪六条、贪黩罪十八条、侵蚀罪十五条、残忍罪四条、忌刻罪六条。雍正曾说，其中可以立即杀头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其有功而改令自裁。

悲惨的下场仅仅用了十四个月的时间，年羹尧就从权利的巅峰跌入死囚牢中，不仅他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许多王公大臣也觉得奇怪：年羹尧的九十二大罪状可谓件件有据可查，显然这是秋后算账的结果。那么，他获罪失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年羹尧骄横跋扈，不守臣道，位尊权重，擅自作主，藐视同僚，引起众怒，可谓是其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利用手中权力操纵人事；安插亲信，培养年家班底，可谓其二；贪污受贿，侵吞军饷，可谓其三；苛待部下，为人残暴，可谓其四。对于官员也是一样，一些官员都被年羹尧以莫须有的罪名罢免，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于是大臣纷纷上表弹劾，就连他的副将岳钟琪也弹劾这位顶头上司。

这些说法，任选一条就可以把年羹尧整倒，何况他有九十二条大罪状?然而，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认为即使这些罪名全部成立，以年羹尧对皇帝的忠诚，特别是他曾立下抚平西北的不世之功，雍正也不至于这么快就把他罢黜，更不会下狠心将其处死。因此，年羹尧落到这个下场，完全在于另外的原因。

一为欲擒故纵的传说。康熙本想立十四子胤禵为帝，四子胤禛伙同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等人趁康熙临终之时矫诏篡立，年羹尧以手中重兵钳制了胤禛。因此，雍正刚登帝位，对年羹尧大加恩赏，使其稳定阵脚，继而西北动乱，又需年大将军带兵抵抗。待他平定了叛乱，雍正也坐稳了江山，便腾出手来卸磨杀驴,网罗罪名除掉这个重要知情人。

对此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一是当时胤禛并未受到年羹尧的钳制。因为胤禛即位高度机密，隆科多手握京师兵权，康熙驾崩之后连续六天封锁京城九门，消息无法外泄；二是雍正即位的时候，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篡立之事，不可能知晓内情，故欲擒故纵，杀人灭口之说难以成立。

还有情报失灵说。雍正登基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粉碎结党行为，曾派侍卫细心搜访显要大员的情况。据说，雍正的手段非常厉害。但是令雍正感到特别意外的是，他派去监视年羹尧的特务竟然给年羹尧牵马，充作下人。

雍正感到格外痛心，想不到自己最信任、最重用的人，竟然是最有负于他的人。此说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能算年羹尧倒台的原因之一。而且较之以上列举的其他罪行，这也不是主要原因。还有传说年羹尧的杀身之祸是因为他有想做皇帝的念头，可是观天相说不可，雍正知道了当然不能让他活命。但此说法没有确实的证据。

总看年羹尧的人生历程，特别是雍正对他的恩宠怨恨，仿佛演戏一般。像他这样大起大落的例子，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作为功臣，不管建有多大的功勋，一旦作威作福，肆意妄为，就会晚节不保。年羹尧的败亡，就是在种种复杂矛盾交织下的牺牲品。一字不识的总督李卫一直被雍正宠信偏袒。那么，雍正到底看中他哪一点呢？平步青云用常规的标准看李卫做官的条件，真可谓一无可取。李卫家虽是豪门，本人却没读过什么圣贤书，甚至可以说是个文盲，走不通科举入仕的路，他就出钱捐了个兵部员外郎。不是正途出身的官向来是不得重用而被人轻视。论为官之道，李卫更是不苟于时，抗上不驯。据说，他做户部郎中时，有一个亲王兼管户部，是他的顶头上司。李卫曾劝谏该亲王不要滥收浮费，亲王不听，李卫就耍手段捉弄了他，结果搞得这位亲王尴尬不堪。论秉性，李卫向来都是尚气恃才、矜己傲物，这与当时谦让有礼、温文尔雅的平和大臣风度格格不入。看长相，李卫虽是一魁梧丈夫，但却是满面麻子，这在很讲究为官相貌的古代社会，的确天资不利。

但雍正一登基，就派遣他去云南任驿盐道。想来，雍正是想试探李卫的才能而让他去盐务很乱的边陲云南，并不是有意贬他。李卫果然不负所望，到云南不久，盐务整顿一新。雍正二年，雍正提升他为云南布政使，仍兼管盐务。次年，擢李卫为浙江巡抚，不久又命他兼管两浙盐政。雍正五年，又将李卫提升为浙江总督并兼摄巡抚事。雍正七年，加兵部尚书衔，再加太子少傅衔。雍正十年将李卫调回朝廷，暂署理刑部尚书，随后授直隶总督，直至雍正去世。从李卫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在八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从一个四品道员，成为官居一品的封疆大吏。

有人猜测，李卫可能是雍正做皇子时的藩邸旧人，早就受知于雍正，所以，他很快飞黄腾达了。但这种说法缺乏有力的史料证据。也有人认为是雍正的用人原则与李卫个人素质和才能相符，才是雍正重用李卫的真正原因。

对李卫的特殊喜爱雍正用人向来不讲究资历和出身，只要某官吏有才干、不贪污，对皇帝和国家忠心无二，雍正对其一些缺点是采取宽容态度的。如果某人确有才干，雍正会不畏人言予以重用。

首先李卫对皇帝的提拔之恩感激不已，对雍正忠心不二。这一点，雍正一开始就心里有数。他曾向李卫的顶头上司云贵总督高其倬表示：“此人（指李卫）但取其心地”。这句话是雍正二年时在高其倬的奏折上批示的。以后，雍正屡次表示，李卫“一片公忠”，“颇有为国报效之诚”等等。可见，雍正对李卫的信任是奠定在“忠”基础上的。

其次李卫不贪贿，操守良好。其实，雍正对李卫能否当官很不放心。他曾警告李卫不要阳清阴贪，同时，又暗中调查李卫的操守到底如何，得知他一直不改操守后才放心。

第三，李卫有治理地方的才干。雍正刚即位时，地方政治腐败，吏治废弛、社会治安混乱，老百姓对此非常怨恨。针对这种情况，雍正才决意用李卫这样的敢为人先、勇于任事的人去做地方官。正是由于李卫敢于碰硬，不畏人言，甚至不把顶头上司放在眼里，毫无顾及地将一些贪官劣员庸才几乎清洗一空，地方吏治得到整顿，这无疑符合雍正整顿吏治的心愿。例如：有一次，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犯法，身为直隶总督的李卫“毅然直陈”，密参鄂尔泰，得到雍正的嘉许。鄂尔泰的眷宠和地位远在李卫之上，鄂尔泰当时是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鄂氏一家可谓当朝数一数二的显贵世家，李卫敢于如此碰硬，其胆识可见一斑。李卫对下属和百姓非常好，所以他在地方上很有威信。同时，李卫任职过的云南、浙江、直隶，都是社会治安难于调理的地方，真正危害社会的盗贼一直屡禁不止。李卫善于缉盗，被雍正称为督抚中最能“查究匪类”的人，所以，他所到之处社会秩序都有相当的改观。这才是雍正之所以重用李卫的根本原因。

当然，雍正在称赞李卫“勇于任事”、“一片公忠”、“实心任劳”、“秉公持正”、“敢勇廉洁”的同时，也责怪他“狂纵不密”、“矢口肆骂”、“任性使气”、“精率无礼”、“矜己傲物”，并告诫李卫注意“涵养”。不过，雍正这些责怪词句，都是李卫的同僚们告密时说的；雍正将这些话及时写给李卫，同时，又对告密人稍加解释，并对刻意诋毁、别有用心的人加以打击，足见雍正对李卫的袒护。乾隆身世之谜他的生母到底是谁呢？他真的是汉人吗?传闻各种各样乾隆皇帝本名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被封为和硕宝亲王，于公元1735年继承大统。关于乾隆皇帝的身世至今一直是一个谜，有关乾隆生母的传说异闻纷纷而出，其中最盛行的便是其生母是避暑山庄的宫女李金桂还是皇后钮祜禄氏之争；还有传闻说乾隆是汉人，出生于浙江海宁陈家。

乾隆皇帝有人说乾隆皇帝的生母是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生。当时正值选秀女，临时缺一名，于是将她列入充数。后来雍正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雍正感激她的恩情。并认为此女子甚有德行，于是病愈后便和她发生关系。后来，此女子在一个茅棚内生下一子，即乾隆。乾隆即位后，常常故地重游，并将此茅棚修葺一新，留作纪念。

也有人说乾隆帝的生母是位名叫李佳氏的汉人女子。雍正还没有即位时，有一次去木兰围场狩猎，射得一鹿，即斩杀后饮其血。由于鹿血奇热，其功效能够壮阳，雍正一时急躁不能自持。然而清宫规矩是秋狩时不准携带妃子，雍正正在为难时，恰巧行宫中有位汉族宫女，虽然长得十分丑陋，仍然召来侍寝。第二天雍正即返回京城，后来几乎将此事都忘记了。过了近一年，此女已是大腹便便，即将临盆的样子。此事怎么也掩饰不过去，最后被康熙得知，颇为震怒。在严加追问下，此女承认肚中怀的是四阿哥的龙种。但是，宫中的规矩不容发生如此悖伦的事情，因此，此女子被迫在一马厩中生下一子，这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还有人说乾隆帝的生母就是钮祜禄氏，只是她出身卑微，家居承德，甚为贫寒。六七岁时，父母让钮祜禄氏出去买浆酒粟面，凡是她所到的店肆，生意都出奇得好，因此市人多敬佩她。十三岁时，钮祜禄氏来到京师，正值姊妹入宫选秀女，她便一同前往观看。当差的人以为她也是来选秀女的，便将她也排在队伍中。由于钮祜禄氏长得秀美娇人因此中选，被分给当时还是皇子的雍正。后来有一次恰巧雍正患病，钮祜禄氏旦夕服侍在旁，雍正痊愈后十分宠爱她，后来生下乾隆皇帝。

还有一种说法，据说雍正为皇子的时候，与陈世倌家关系极好。正巧两家同年同月同日生子，雍正很高兴，便命陈氏将其子抱来。等还回去的时候，陈家发现竟然已经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一名女婴。陈家万分惊恐，不敢声张。这个被雍正换走的男孩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雍正即位后，对陈家也非常宠眷。

不攻自破的谣言以上几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是真的呢?或者说，事情根本就不是如上所述呢?关于乾隆生母不是钮祜禄氏，而是热河行宫一位汉族女子的说法，有的学者提出诸多旁证，他们列举了一些史书中的相关记载，从而推断出此结论。

然而，这些证据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书中虽然记载了雍正前往热河请安，但是理由可以假设若干种，一定要说他是奉皇父康熙之召，赴热河质讯山庄宫女怀孕一事，则未免过于武断。

其次，管世铭诗中说“狮子园为皇上降生之地”，只能作为乾隆降生在避暑山庄的有力旁证，但不能直接证明乾隆生母是热河行宫李氏女子。至于清代将“草房”列入狮子园，并每年拨款修葺，不能不说是清代苑园体制上的一件奇事。其实草房虽然简陋，却很有来历。乾隆即位后曾往狮子园一游，后将这座园子赐给了果亲王、也是他最小的弟弟“圆明园阿哥”弘瞻。此后20余年乾隆未去过狮子园，自然也没再光顾过“草房”。乾隆三十年，弘瞻过世，乾隆皇帝再到狮子园的时候，发现这里已是一片荒凉萧瑟之状，内心深为难过，于是命内务府重事修葺。以后每年进驻山庄后十余日，即轻骑简从前往狮子园游览，而每去必往“草房”小憩，并写诗以志其事，而诗题皆为醒目的“草房”二字。

关于是汉人陈世倌的儿子的说法，很容易否定。雍正有十个皇子，六个公主，可谓子女兴旺。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雍正时年34岁。在这之前他已有了四个儿子，尽管其中三个早殇，但弘历当时已经八岁，而且当时雍正的另一个妃子耿氏也怀孕五个多月，是男是女尚不知晓，怎会冒险去换别人的儿子?另外，清代皇子皇孙诞生，有一整套严密的验看奏报程序，谁敢偷梁换柱?退一步说，即使这事能凑巧办成，在这之后雍正又生了好几个皇子，皇家无不看重正宗龙脉繁衍，怎会让汉家的后代继承大统?孝贤皇后红颜薄命在富察氏去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乾隆完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人人满意的女孩子乾隆皇帝的皇后富察氏，生于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二月二十二日，满洲镶黄旗人，是典型的名门闺秀。其祖父米思翰，在圣祖康熙皇帝时深受倚重，官至户部尚书，列议政大臣，参与机密。康熙初年，米思翰与兵部尚书明珠一起，力主撤三藩，最终翦除了大清帝国的心腹之患。米思翰第四子李荣保官至察哈尔总管，富察氏为其爱女，从小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学习诗书，深诸古今贤德女子的佳言懿行，小小年纪，在当时旗人贵族女子中即已颇著贤声。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弘历16岁，雍正开始考虑儿子的终身大事。在众多亲贵们的女儿中仔细观察和左挑右选后，雍正最终看中了富察氏。

美满的皇室家庭这年七月十八日，16岁的弘历与富察氏举行了婚礼。新婚之后夫妻恩爱，伉俪情深。第二年（公元1728年）十月，富察氏为弘历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然而仅过两年，此女就不幸夭折。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富察氏生下儿子永琏。永琏是个长相俊秀，天赋极高的孩子，弘历夫妻对他异常宠爱，雍正皇帝对这个孩子也十分疼爱。次年富察氏又为弘历生下一个千金，这就是固伦和敬公主，十五年后，下嫁给蒙古科尔沁和硕亲王色布腾巴尔珠尔，成为清代满蒙联姻政策的实践者。弘历与富察氏，这对年轻的小夫妻，有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其兴奋满足之情可想而知。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成为著名的乾隆皇帝，富察氏被立为皇后。从此富察氏以身作则，崇尚节俭，尽心尽力地辅佐皇帝、管理后宫。有一次，乾隆身上长了个重疖，富察氏忧心如焚，亲进汤药，当乾隆病好后，太医说：“皇上必须修养百日，元气才能恢复”。富察氏听后，就搬到乾隆寝宫外面一个小房间居住，亲自照顾其起居。一百天后，乾隆身体康复如旧，富察氏却消瘦了许多。这个时期的清朝宫廷充满了温馨与和谐，乾隆没有内顾之忧，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整饬吏治，革除弊端，施恩于百姓。

命运的捉弄然而命运似乎故意与这对恩爱夫妻作对。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十月十二日，他们视若心肝的儿子、年仅九岁的永琏竟然突患寒疾，当即死亡。这对乾隆和富察氏都是极其沉重的打击。这场灾难最大的受害者是皇后富察氏，得知这个噩耗，悲痛欲绝。多少次她在梦中怀抱娇儿，醒来却是两手空空，惟有以泪洗面。第二天当她去见皇太后、乾隆的时候，还不得不强装笑脸，她不愿自己失子的哀伤过多地影响母亲和丈夫的情绪，就这样一晃过了七八年。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夏，富察氏又有了身孕。这对于富察氏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抚摸着腹中的婴儿，她由衷地感到幸福。第二年富察氏生下了一个健壮的男婴。孩子生期恰是佛祖诞生之日，上天作美，又降喜雨浇灌万方，乾隆夫妇视为吉兆，欣喜异常，就连群臣以及妃嫔也喜笑颜开，竞相庆贺。乾隆绞尽脑汁，为孩子取名永琮，并已在内心将其立为太子。然而命运实在太不公平，当永琮刚满一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在大年三十竟因出水痘不治而亡。这次打击把富察氏彻底摧垮了。生活对于她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恶梦，一场灾难。

八年之中，两丧爱子，前后所生四个孩子，竟有三个夭亡，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她实在太痛苦了，痛苦得以致于没有了眼泪，她实在太伤心了，伤心得以致于感觉不到生活的乐趣。

香消玉陨看着皇后急剧衰弱的身子，一种不祥之感在乾隆心中陡然产生。为了减轻皇后丧子的哀伤，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乾隆带着皇太后、皇后等人一同启銮东巡。巡幸中皇后显得兴致勃勃，时而到太后处问安侍膳，时而与皇帝低语闲谈，脸上的愁云也比在京师时少了许多。其实，富察氏的兴奋与兴趣不过是为了不让乾隆以及太后失望，她内心的忧伤依然如故，而且与日俱增。当她路过乡村城镇，看到平民家的孩子活蹦乱跳地玩耍便心如刀绞。山东的暮春，乍晴乍雨，冷暖不定。习惯于北方寒冷、干燥气候的富察氏在济南开始感到不适，太医诊断为寒疾，乾隆闻讯，立即下令推迟回銮，以便她在济南休息几天。然而富察氏不愿因为自己而导致众人长时间滞留外地，不愿太后为自己的健康过分操心。因此，当病情略有减轻，富察氏就强打精神，对乾隆说可以启程回京。富察氏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过度的悲伤，旅途的劳累使她根本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四月八日，富察氏的病情突然恶化，惊惶失措的乾隆令将其火速抬上御舟，并调集良医会诊。这个时候，随驾的诸王和大臣也得到消息，纷纷前来问安。然而为时已晚，病入膏盲的富察氏早已奄奄一息，到半夜时分竟溘然长逝，和永琮去世的时间仅相隔三个月。

在富察氏去世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乾隆完全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为了寄托自己的哀思，乾隆将富察氏为自己制作的衣服、荷包均一一收藏，令子孙后代，世世相传，并为其定谥号为“孝贤”。乾隆不准官吏剃头结果一大批官僚成为皇帝不幸爱情的牺牲品，有的甚至成为孝贤皇后的殉葬人。丧妻之痛乾隆皇帝与孝贤皇后富察氏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接连痛失两名爱子之后，富察氏一病不起，很快便病逝了。乾隆本是一位极重感情的君主，二十年相知相爱，一瞬间竟阴阳两隔，他如何不为之伤心，为之哀恸!乾隆为其定谥号为“孝贤”，是为孝贤皇后。孝贤皇后的丧事办得极为隆重。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处处素服，哀号之声到处可闻，官僚士人如丧考妣。帝后之丧，终于成为臣民之丧，皇帝的悲痛，正在转为臣民的悲痛。

乾隆对自己的皇后去世悲不自胜，对皇后的思念，对嫡子的哀悼，对命运的愤闷都使他变得暴躁不安，喜怒无常，结果一大批官僚成为皇帝不幸爱情的牺牲品，有的甚至成为孝贤皇后的殉葬人。

清朝祖制规定：国丧期间，文武官员百日之内不得剃头。乾隆以前，这一制度并未得到很好的遵行。像康熙时期，皇后去世，外省连丧也不治，对剃头一事更是无从追究。富察氏去世，乾隆重申这一禁令，并宣布将严格执行，规定：本朝制度，国丧期间，百日以内都不能剃头，如果私自违反这一祖制，立即处斩。当时许多人对这一成例并不清楚，往往在孝贤皇后去世27日之后剃头，而乾隆皇帝在皇后去世三个月后才重申这一禁令，因此不少人奉到上谕，即吓得面无人色。

像奉天锦州知府金文淳、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就在百日之内向上司请求剃头，上司不请成例，竟贸然同意了。于是追究起来，金文淳、姜兴汉均被交刑部，乾隆盛怒之下，欲将二人正法。刑部尚书盛安是一位耿直之臣，他调查此案后，大胆为金文淳请命，他对乾隆说：“百日内不得剃头之制，许多人并不清楚，何况金文淳是一个低级官僚，剃头前曾请示过督抚，情有可原，望皇上饶其不死”。乾隆一听便勃然大怒，斥责道：“你竟敢为金文淳游说?”盛安忙叩头分辩：“臣是刑部尚书，刚才所言，只不过尽臣的职责而已，臣并不知金文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果臣枉法徇私，蒙蔽皇上，怎么能平允执法，服天下人之心?”盛安这番忠直之言使乾隆恼怒至极，令侍卫将盛安押赴刑场，与金文淳一同处斩。盛安却神色安然，只说：“臣有负朝廷恩德”。盛安走后，乾隆意识到自己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忙令亲信大臣快马加鞭，奔赴刑场，将二人赦免死罪，仍予拘禁。又过些时候乾隆怒气渐消，将盛安释放，令其在上书房辅导诸皇子，并不无自嘲地说：“盛安都不怕朕，何况诸皇子!”

然而像金文淳这样能侥幸逃脱严惩者只是极少数。像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在孝贤皇后去世27日后剃头，所属文武官员也随之剃头，乾隆下令将其逮捕，并令查抄其家产，对他留下的一切字迹都严格审查。结果在周学健与别人的来往书信中发现他曾收纳贿赂，荐举庸劣之员。乾隆愤恨至极，哀叹自己即位十多年来，不知多少次被人欺骗。于是以违制剃头，贪赃徇私罪，赐令周学健自尽。

周学健剃头案爆发不久，湖广总督塞楞额也因私自剃头被拿交刑部。塞楞额本系满族高级官僚，然而对百日剃头之制也不甚清楚，竟糊里糊涂在孝贤皇后去世27日后，与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等自行剃发。现在接到乾隆谕旨，要严格剃头禁令，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和坐卧不安。胆小的杨锡绂准备自首，以求皇上能网开一面。塞楞额却不愿意，他是总督比普通巡抚官高，此事暴露皇上追究下来，自己必首当其冲，下场肯定比杨锡绂等人更惨。更重要的是自己是满人，百日内剃头，皇上定会责备自己毫无满洲尊君亲上之心，数典忘祖，罪加一等，即使死罪可免，活罪也难饶，恐怕一世功名竟要毁在这几根头发上!他费劲苦心也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竟企图阻止杨锡绂等人自首。

后来此事败露，乾隆怒不可遏，大骂塞楞额“丧心病狂”，所作所为竟出乎朕的预料之外，令其自尽。杨锡绂、彭树葵因系从犯被革职。

不过塞楞额之案也使乾隆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他说：“满族大臣中，竟出现塞楞额这样违制剃头之人，周学健百日内剃头不足为奇；督抚大员中都出现了周学健这样违制剃头之人，金文淳这样的小官僚百日内剃头也不足为奇”。于是下令将金文淳释放，派往直隶修建城池。

受难官员有50多人乾隆皇帝在孝贤皇后死后重申百日内不准剃头的禁令，就像清军入关之时，下令汉人剃发，凡不剃发者无不处斩一样。乾隆帝还将这一制度载入《大清会典》、《大清律例》，制度骤然严格执行，使许多官僚惊慌失措，一时间纷纷触犯法网，沦为狱囚。在办理孝贤皇后丧事中，乾隆对官僚的一举一动都严格监视，略有失误便视为不敬，严加惩处。如皇后去世后，一些任职地方的官员上奏请求赴京拜谒梓宫，以表自己的哀痛之情。其实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走走形式而已。然而出于极度悲伤中的乾隆，竟假戏真做，对那些没有奏请来京的官僚横加指责，对满族官员尤加痛斥。他说：“作为旗人，受恩深重，一遇皇后大事，自然应该嚎哭奔丧”。于是规定各省满族督抚，将军、提督、都统、总兵等高级官僚，凡是没有奏请来京的，均降二级，或销去军功记录。这一命令下达，当时遭到处分者，竟多达50余人。历史上的香妃香妃这个历史上著名的美人，给予了人多少的遐想与遗憾。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回部有一位王妃，姿色妙丽，生来就带有一种独特的香气，人称“香妃”。在清朝平定新疆的战争中，乾隆得知了这件事情，便嘱咐西征大将军兆惠务必弄明白。后来兆惠将军打败了大小和卓，将香妃带回京城。乾隆帝十分喜欢，专门建了一座宝月楼给她居住，楼外是一色的维吾尔毡房，同时将仿造土耳其式建筑的洛德堂作为她的沐浴之所，希望以此讨得香妃欢心，以解她思乡之苦，谁知香妃始终念念不忘国破家亡之恨，常随身带着一把匕首，不管乾隆如何施计讨好，她始终不屈从。后来太后得知此事，担心皇帝有所闪失，便趁乾隆祭天住清斋宫之际，将香妃召入慈宁宫赐死。

令乾隆神魂颠倒那么，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位传奇女子呢?

实际上，在乾隆的42位后妃中，的确有一位来自西域回部，她的封号为“容妃”，意思是容貌出众的女子。容妃来自新疆和卓氏家族，“和卓”在波斯语中就是伊斯兰教首领的意思。她是大小和卓波罗尼都的远房妹妹，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霍集占和波罗尼都兄弟二人发动反清叛乱时，香妃之兄图尔都和五叔额色尹协助清军平息了叛乱，立下了显著功勋。三年后，他们受到乾隆的召见，图尔都27岁的妹妹也被应召入宫，册封为“容贵人”，此时乾隆皇帝已经50岁。

容贵人很幸运，入宫后两个月，宫中移自南方的荔枝树居然结上了惹人喜爱的荔枝，而且多达两百多颗。宫廷喜气洋洋，大家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位给后宫带来喜气的西域美人。贵人在清廷后妃八个等级中，位居第六，贵人的前面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

乾隆很喜爱容贵人，在她入宫的第三年，即乾隆二十七年，由皇太后降旨，册封容贵人为容嫔。她的哥哥、原封一等台吉的图尔都也追功同时晋爵，进封辅国公。容嫔在乾隆帝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不仅姿色迷人，还长于舞剑和骑射。她入宫以后，一直身着维吾尔服装，其姿容俊俏和独特的西域情调，使多情风流的乾隆皇帝神魂颠倒。

香妃戎装照乾隆三十三年六月，皇太后又降下懿旨，晋封容嫔为容妃，此时她刚35岁。在容妃四十寿辰和五十寿辰时，乾隆皇帝都赏了她大量珍宝玩物和重达450两的银元宝。每年四季，她不断得到八方封疆大吏们进献的干鲜果品。她先后九次随侍乾隆帝前往风景秀丽的热河行宫避暑，并前往木兰围场与乾隆皇帝打猎。乾隆三十年，乾隆第四次南巡，容妃是随行的六位后妃之一，她有幸饱览了江南园林之美和湖山之胜。乾隆三十三年，她又随乾隆东巡，游历了东岳泰山，拜谒了曲阜孔庙。乾隆四十三年，乾隆拜谒满洲龙兴之地——盛京，容妃已列入六位妃嫔的第二位。这次她参加了在福陵、昭陵祭祀清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隆重典礼，并在盛京故宫的凤凰楼和崇政殿，与皇帝一起接受了诸王大臣的叩拜。由于后妃中只有她是回族人，因此无论在宫中还是出巡途中，她的膳食都由皇帝指令专门安排，遵从回民习俗，食用多为羊、鹿、鸭、野鸡、乳品和各类素菜。

容妃美丽动人，她的家乡有一种沙枣树，移入宫中奇香无比，系天然生成，因此有人称她为香妃。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容妃离开了人世，终年55岁。当年九月二十五日，她的灵柩被送往河北遵化昌瑞山南麓的清代帝后陵园中安葬。

令人迷惑的香妃像至今令人迷惑的还有香妃像，传世的有三幅，其中两幅是油画：一个是身穿欧式盔甲的半身像，即公元1914年古物陈列所展出的“香妃戎装像”；一个是身穿西式长裙的全身像，即“香妃洋装像”。另一幅是一旅行家摄于裕陵寄赠孟森的，据说是祭祀时所用的神像，即“香妃旗装像”。前两幅油画据说为郎士宁所作，但画上并无郎士宁属款。目前中外学者基本否定这两幅为香妃画像，因为一则画中人面貌并无维吾尔女性的特征；二则作品的风格也与郎士宁不同。第三幅画像上是一位身着红色满装的年轻少妇，眼窝微陷，鼻梁隆起，圆脸庞，颧骨稍高，是回部女子带着柔媚娇怯的典型相貌。

从笔法看，也似出自郎士宁之手。容妃的头骨经过有关部门的复原，认为她是圆脸庞，高颧骨，前额稍突出，与肖像颇为吻合。另外，乾隆在香妃死后三年吟咏香妃生前所居的宝月楼，曾有“卅载图画朝夕似”之句，可见香妃确曾有过一幅画像，而且是被乾隆帝挂起经常观看以释怀念之情的，由此繁多现象，基本可以确定这幅“香妃旗装像”就是香妃（容妃）的画像。令人震惊的假皇孙案突然之间，冒出一个皇孙，是真是假，难以判断，成为又一个千古之迷。皇四子的遗腹子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五月，乾隆第五次南巡回程，留住京西南涿州的时候，突然有个和尚带着一少年，冲破层层护卫前来见驾。和尚告诉御前太监，他带来的这位少年并非等闲之辈，而是皇上的孙子!老和尚还说：“这个孩子是皇四子的遗腹子，因为当年国丧期中所生，违背宫中礼制，不敢留在大内，多次辗转，寄食在僧舍，现已14岁了!”

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太监不敢擅作主张，只好如实回奏。乾隆听后大吃一惊。随后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

多年前的谜团皇四子名永城，早在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皇叔履亲王允构死后，乾隆作主让永城过继允掏。按宫中的规矩，每个皇子皇孙出生，都要向皇帝奏报。在乾隆的印象中，永城生下次子时，似乎也曾亲自入宫报喜，由祖父赐给名字。可是不久，永城随驾巡幸泺阳期间，曾禀奏次子在家因患痘症，不幸夭折。又过了些天乾隆听说，永城府中的妃子们彼此不和，孩子是被次妃王氏害死的。还有人说，王氏出于忌妒，使用“调包”手段，把孩子送出王府不知所终。真相究竟怎样?当时宫中传闻颇多，也无法弄清楚。

第二十章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永城大病不起，不久病故。这更给复杂的永城次子之死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这时突然冒出个“皇孙”来，联想到上述情景，乾隆不敢断定“皇孙”真伪，他下令召见来人。

表面上的结案不一会儿太监把和尚与少年带到御前。当时在皇帝身边的有军机大臣福康安、和珅等人。乾隆一见少年，便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只见少年端庄持重，状貌奇伟，顾盼非常。看见和珅，还直呼其名，并说他是“皇祖近臣，不可使天家骨肉湮没!”和珅、福康安与乾隆面面相觑。片刻沉默后，皇帝说了话：“少年随同老僧暂住涿州，待查明后处置”。

回到宫中后，乾隆立即派太监问皇四子福晋伊尔根觉罗氏。福晋见皇帝旧事重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急忙找来管事太监金三合，对他说：“圣上让我去对质，不知可否?”金三合是个聪明人，害怕此事把自己牵连进去，于是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圣意不可测。如果说是永城的遗腹子，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如不承认，万一查实，罪将更大”。福晋听后更怕，迟迟不敢进宫面奏皇上。乾隆催促，福晋才进宫奏道：王之次子确患痘症不治身亡，当时她曾亲自看过，并抚尸痛哭。乾隆皇帝听伊尔根觉罗氏这样一说，觉得自己上了当，马上传旨，把和尚和伪皇孙带到京城，交由军机大臣们共同讯问。

军机大臣们平时处理军国大政，从容自如，可今天这件事却难倒了他们：“若说皇孙是冒充，谁敢冒欺君灭门之险，做出此等事?若说皇孙是真，但履亲王福晋言之凿凿，这又做何解释?”几位军机大臣让伪皇孙坐在军机处的长榻上回话。伪皇孙傲慢异常，直呼几位军机大臣姓名，弄得大臣们不知所措。

正当讯问冷场时，军机处司员保成耐不住性子，上去给少年一个耳光，说道：“所说定是有诈。皇孙尊贵一定不爱惜小物，你看这少年，多次看我身上佩的扇囊，因此断定是伪皇孙!”大臣们也不再迟疑，严加盘诘，最后查明此人名叫郭二格，根本不是皇孙。最后经乾隆裁决：和尚斩首；伪皇孙仅发往伊犁充军。

乾隆如此轻轻处罚伪皇孙引起大臣们的种种猜测。当郭二格发往伊犁途中，沿途官吏都把他当做真皇孙，供给非常丰厚。郭二格也无惧色，指挥征求，一路上耍尽威风，干了许多不法的事。

这时福康安由喀什噶尔进京，面奏乾隆说：“郭二格在流放地仍称自己为皇孙，并煽惑蒙古厄鲁特部，恐怕他日会有变”。乾隆听后仍不以为然，又命将郭二格改成黑龙江。

伪皇孙之死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春天，郭二格到库伦，照旧以“皇家骨肉”自居，征求无以复加。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召见他时，郭二格向松筠索要更多的器物。松筠欲把郭二格沿途不法之事上奏，所以先满足郭二格的要求稳住他，以便乾隆接到奏报后处置他。第二天，郭二格又见松筠，松筠说：“你现在不要去黑龙江了”。郭二格高声嚷道：“汗玛法（满语，我爷爷）派我去，敢不前行!”松筠说：“你今天还称皇上为汗玛法吗?皇帝子孙没有像你这样的不孝之徒，干尽不法勾当。皇上因你小民无知，为妖僧所煽惑，所以保全你的性命，发配远方。你不思悔改，加意约束自己，反而多事征求，长此不改。我已密奉谕旨，治你欺诈之罪”。说完，便令手下人将郭二格缚住，拉出斩首。

松筠将郭二格斩首的快报送到京师后，举朝震惊，都为松筠的性命担心。不料乾隆却认为松筠做了一件好事，称赞他明决果断还破格提拔了他。

伪皇孙郭二格被处死后，伪皇孙案表面上画了个句号，但又引起人们种种猜测。事后向履王府太监杨某打听，据这位太监说：王次子确是患上痘症，但并没有死。侧福晋王氏（玉牒作完颜氏，内务府总管公义之女）出于嫉妒，用死婴换走了患儿，命亲信家僮萨凌阿偷偷将王次子背出王府，弃之于荒郊野外，后来生死不详。伊尔根觉罗氏所说也是事实，只是她抚尸哭泣的并不是王次子，而是从别处拣来的死婴。按杨太监所说，伪皇孙可能真的是龙子龙孙。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吗乾隆皇帝有许多风流韵事，给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轶闻佳话。朝思暮想的美人传说乾隆皇帝自认为自己是个太平天子。不免想尽情享乐一番，于是大兴土木，扩建圆明园。工程完成以后，乾隆便亲自陪同太后到园中游玩，还发了一道圣旨，令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乐。

当时正是春季，一天风和日丽，乾隆护着皇太后，从迎驾的两列妇女中走过。其中一位美貌的妇人使他怦然心动。这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

在随意闲游时，两人眉目传情，均生爱意。回宫后，乾隆就害起相思病来，整天无精打采，茶饭不思，连朝政也懒得去处理，念念不忘傅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恨不得一下子把她拥入怀中，以解相思之苦。

终于这个机会来了。在皇后寿辰那天，乾隆听说傅夫人要来祝寿，心花怒放，精神大振，便早早退了朝到坤宁宫赴宴。席间，他特意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洒，说说笑笑，好不亲热。此后，傅夫人在他的有意安排下，常常被召入皇宫陪皇太后散心，有时还留在宫中歇息，乾隆终于把这个猎物捉到了手。两人不时偷偷地寻欢作乐，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天子，一个是娇楚动人的美妇，两人恰是干柴烈火，燃烧在意乱情迷的惊喜之中不能自拔。

郁郁而终的皇后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皇后觉察了他俩的私情。但是因为傅夫人是她哥哥傅恒的妻子，也就是自己的嫂子，自己不好说破，只能把苦水咽在肚子里，于是整日闷闷不乐。乾隆与皇后本十分恩爱，只因为与傅夫人有私情，才稍稍疏远了她。其实乾隆不知道，他与傅夫人之事才是皇后患病的真正原因。

皇后生前既贤淑又节俭，深受乾隆敬重。她死之后，乾隆便回京为她大办丧事，并追认为“孝贤皇后”，特颁谕旨，命令为其立碑，还亲撰碑文。乾隆对皇后的娘家也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们，有的封侯、有的封爵，全家有十四人得到爵位。

皇后的哥哥傅恒被提升为保和殿学士，兼任户部尚书，这一切是对皇后的褒奖，是不是也算对傅夫人的答谢呢?

对福康安的特殊恩遇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自幼乾隆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对他更是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

福康安19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

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福康安作战英勇，足智多谋，但生活奢侈，他统率的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兵营之中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但乾隆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他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

乾隆早就想封福康安为王，让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便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作为封王的基础。

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都精心为他挑选将领和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

不幸的是，乾隆还没来得及封福康安为王，他就去世了。对此乾隆悲泪长流，赠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在清朝中，除清初如吴三桂等为平定各地反抗势力，立下赫赫战功的军功将领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领袖外，异姓封王者仅福康安一人。因而不少人惊叹乾隆对福康安的特殊恩宠，进而怀疑二者之间是否有异乎寻常的特殊关系，比如说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

然而这种说法毕竟缺乏第一手证据。不过，有一个事实值得重视：福康安的两个哥哥福灵安、福隆安都娶皇室之女，成为额驸；福康安自幼即被乾隆宠爱，为什么乾隆偏偏不将公主下嫁给他，使之成为地位显赫的额驸?是否是因为福康安本系龙种，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缘故呢?

总之在乾隆朝，孝贤皇后一门确实是当时最为显赫的官宦人家之一。

追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是由于乾隆对孝贤皇后的去世极为悲恸，进而情及外戚之故，至于乾隆与傅恒夫人之间有无暧昧关系，至今无确实材料证明。失望而归的马戛尔尼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但通过这次接触与撞击，让东西方两个大国相互之间有了初步了解。远方的来客乾隆五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9月26日，英国皇家战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等几艘船只正准备远渡重洋，前往遥远古老的中国，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这是乔治三世国王派遣的庞大的访华使团的船队，为首的是乔治·马戛尔尼勋爵，副使是乔治·斯当东男爵，访华的成员共有八百多人。

18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因此，马戛尔尼此次出行的目的是要敲开东方清王朝的大门。九个月后，英国使团船队终于在乾隆五十八年五月十四日到达中国，在澳门外万山群岛的珠克珠岛抛锚等候。

乾隆皇帝看了英国使团来访的奏折特别高兴，并批“即有旨”意思是对这个问题另外再发一道谕旨。他任命长芦盐政徵瑞、直隶总督梁肯堂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欢迎旨意，英国使团船只便从澳门出发前往天津。在天津他们再改乘坐内陆船到通州，最后到了北京。

面对皇帝，跪还是不跪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四（公元1793年9月8日），马戛尔尼、斯当东和随员们到达热河。因为朝见的礼仪问题，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按照清朝的规定，外国使臣来华朝见中国的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而马戛尔尼认为，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尊严，他主张朝见时向皇帝行单膝下跪的英式礼节。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的表现非常生气。在《上谕档》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当时就说，他们这样妄自尊大，我很不愉快。像这样无知的化外之人，也不值得优待。英国使团面临着被驱逐的危险。马戛尔尼不得不收敛其“骄矜”的态度，清政府也做了一定让步，双方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八月初六日万树园礼节性的欢迎宴会上，英国使节行英国式礼节；而到八月十三日，在澹泊敬诚殿正式举行乾隆万寿典礼时，他们要行中国的三跪九叩礼。乾隆皇帝得知双方达成了妥协，态度也有所缓和，他表示：这些人从海上远道而来，所以不熟悉天朝的法度，不得不稍加抑制，今天既然诚心孝顺了，还是应该给予恩惠。英国使团带来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都是当时英国的精品，也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作。清王朝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分别赏赐英王及使臣、随员一行丝绸、瓷器、玉器及各类工艺品三千多件。英国的礼品后来被分别陈列在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等地，供皇亲国戚和文武百官们欣赏。

驱逐英国使团出境马戛尔尼一行参加完乾隆的万寿庆典活动后，很快便起程回到北京。清政府曾规定，凡是外国使者在京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0天，因此马戛尔尼原准备在北京过春节的计划被拒绝了。与此同时，马戛尔尼在向乾隆祝寿时恭递的英国国王的表文，也由在京的西方传教士翻译出来送给了乾隆。乾隆知道表文的内容以后，大为恼火，原来英国是要求派人常驻北京。为此乾隆严厉指出：“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随即，乾隆以皇帝向天下臣民颁发的谕旨形式给英国国王回了一封信，交给马戛尔尼带回。

这时乾隆皇帝已经隐隐地感觉到了，英国使臣来华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进贡祝寿，而是另有企图。于是就催令他们赶快起程回国。

面对乾隆皇帝的严正立场和强硬态度，马戛尔尼也感到事态严重。当初在离开英国时，英国国王曾经交给他一封极其重要的信，让他转交给乾隆皇帝。

对于信中的内容，马戛尔尼刚到热河时候，就多次想通过大学士和珅转达给乾隆皇帝，但每一次话都是刚一出口，就被和珅巧妙地回避了。于是马戛尔尼就按照信中的内容直接给乾隆皇帝写了一封信，并想方设法把这封信递到了乾隆皇帝的手里，这封信的标题写的是：“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马戛尔尼在信中提出的要求是：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洋行买卖货物；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使用；请求对英商货物实行免税或减税；允许英国人在华自由传教等等。不难看出，英国在要求双方贸易的同时，也掩藏着殖民扩张的野心。特别是英国提出在珠山或广州附近划割一个小岛供英国商人使用，这明显是一种侵犯中国领土的侵略要求，对此乾隆皇帝断然加以否定。他说：所有中国的领土都归中国的版图，疆界是很清楚的，就是岛屿和沙洲，也是各有专属，哪能这样随便划出去?对英国的其他各条，乾隆在给英王的敕书中逐条加以批驳。

乾隆拒绝英国要求的敕书发出后，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失败，英国使团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清政府催令英国使团迅速回国，并传令沿途官员严加防范，以防英国人滋事。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初三，乾隆任命侍郎松筠为钦差，专门护送英国使团一行起程离京。使团沿运河南下到达广州，于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七，由广州启航回国。马戛尔尼访华失败了，但通过这次接触与撞击，毕竟使东西方两个大国相互之间有了初步了解，对以后的中英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纪晓岚智对乾隆清朝才子纪晓岚，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却无一点书呆子气息。对对联，回家省亲纪晓岚刚中进士时，乾隆见他文采不俗，就挑选他担任侍读学士，陪小皇子读书。当时纪晓岚一人在京城生活，常常想家，但作为侍读学士，他要终日陪伴小皇子读书，不能离开。为此纪晓岚心中十分苦闷，有时情绪低落。

有一天皇帝觉察到他不太安心，猜出他可能时有想家之念，于是就想和纪晓岚开个玩笑。乾隆问纪晓岚：“纪爱卿，我看你面色不佳，一定是有什么心事吧，我替你猜猜看，你说怎么样?”纪晓岚一听，吓了一跳，连忙说：“没有，没有”。乾隆随口说：“依我看，你是：口十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对不对呢?”纪晓岚一听，乾隆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这分明是一副对联的上联，看来乾隆今天的兴致不错，是想考考我的学识。于是，纪晓岚马上跪下道：“陛下圣明，如蒙恩准，臣感激圣恩，我是：言身寸谢，谢天，谢地，谢君王!”纪晓岚对出了一副十分完整的下联，这使乾隆大为高兴，当场批准他回去省亲。

为什么叫“东西”而非“南北”

乾隆下江南时，有一次曾看到当地人在编一种竹篮子，乾隆问身后的纪晓岚这是什么物品？纪晓岚告诉乾隆说，这是竹篮。乾隆又问竹篮有什么用途？纪晓岚说是用来盛东西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乾隆故意为难纪晓岚说：“纪爱卿，你为什么不说盛南北呢?”

只见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引经据典回答道：“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木和金都能装进篮中。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竹篮盛火则烧成灰，盛水则要漏个光，怎么能盛南北呢?”问者是寻开心，答者显然也是胡诌，乾隆见纪晓岚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自己的提问，不禁哈哈大笑。

仓皇之间，对出绝对一次，乾隆驾幸承德避暑山庄，纪晓岚也陪驾前往。有一天，乾隆游览佛寺时突然雅兴大纪晓岚发，联想起京城的“天然居”店铺，作了一句回文式的上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想以此难倒纪晓岚。不料乾隆话音刚落，纪晓岚随口就对出了下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乾隆抚掌称赞：“太妙了，纪爱卿的下联甚称绝对”。按常理说，皇帝出口称赞，做臣子的应该谦虚几句，为皇帝助兴。然而，生性滑稽、不拘一格的纪晓岚一时兴起，竟脱口说道：“世间没有绝对之物，对联当然也无绝对说法，对法还多着呢!”

乾隆帝见纪晓岚竟然当着许多大臣的面驳回了自己的金口玉言。心中大为不快，就厉声对他说：“那你马上再给我对出另一个下联来，不然的话，不要怪朕办你个欺君之罪!”直到这时，纪晓岚才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紧张地思索合适的下联，不经意之间他看到一个和尚走进了山林之中，马上又来了灵感，出口对道：“僧游云隐寺，寺隐云游僧”。

仓促之间，纪晓岚又对出了一句无可挑剔的下联。乾隆刚才看到纪晓岚害怕时的滑稽相，见他在仓促之间还能对出下联，心中的怒气一下子消光了，纪晓岚自然也就躲过了这一关。

才思敏捷还有一次，纪晓岚陪乾隆到野外郊游，正在行进之间，突然有一只白鹤腾空而起，乾隆兴起，要纪晓岚以鹤为题，立即作一首诗。只见纪晓岚随声吟道：“万里长空一鹤飞，朱砂为定雪为衣”。刚吟出两句，乾隆却故意刁难地说：“这是一只黑鹤”，纪晓岚看看乾隆，接着吟道：“只因觅食归来晚，误入羲之蓄墨池”。乾隆听罢开怀大笑，随行的大臣，侍卫们无不赞叹纪晓岚才思敏捷、出口成章。

乾隆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才，每次南巡都带有大量文学侍臣，一路上和他们谈古论今，作诗联句，可谓风流至极。不过，这位风流天子也有才思枯竭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就全靠周围的文学侍臣“保驾”了。不过他们不能锋芒太露，而要采取巧妙的方式替皇上解围，否则弄巧成拙，后果不堪设想。据说有一次，乾隆驻跸镇江金山寺，有人请他题写匾额。乾隆苦思冥想，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幸好他反应快拿起笔，在纸上装模作样地写了几个字，递给侍侯在旁的纪晓岚说：“你瞧瞧这样写行不行”？纪晓岚头脑极其聪明，而且长期跟随乾隆，当然知道他这套把戏。只见他接过纸，看了一眼，叫道：“呵，好一个江天一览!”乾隆一听，正如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赶忙挥笔写下“江天一览”的匾额。

纪晓岚就是凭着他的才华和机智，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的红人，两人也因此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纪晓岚巧骂权贵清朝怪杰纪晓岚虽然身居官门，但却从不趋炎附势，有时兴致一高，还会痛快淋漓地把权贵嬉笑怒骂一番。当众骂贪官纪晓岚的家乡有个横行乡里、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有一次，纪晓岚回乡省亲，恰好碰上这个贪官为母亲做寿而大摆宴席。为了炫耀自己的地位，他强拉硬拽地把纪晓岚请到家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主人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副泥金寿联，请纪晓岚题联。纪晓岚早就听说过他的恶名，决意要捉弄对方一番。他提笔在上联上写了一句：“这老婆娘不是人”。来宾一看，大惊失色，主人更是气晕了头，还未等他发作出来，纪晓岚又写出了下句：“西天王母下凡尘”，还未等写完，立时就有人大声喝彩。纪晓岚又在下联上写了一句：“养的儿子真是贼”。来宾又变得鸦雀无声了。众人都知道，这是在骂主人贪赃枉法。纪晓岚笔锋一转又添上一句：“偷得蟠桃孝母亲”。这位贪官看完心知纪晓岚是在骂自己，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真老乌龟”

当朝的一位内阁学士七十寿诞，许多专爱结交权势的文武大臣、门生故吏纷纷送礼祝寿，纪晓岚也接到了请柬，无法推辞不去，也就只好去凑凑热闹。在宴席上，一些势力之辈正想赋诗呈对，为这位大学士歌功颂德。纪晓岚是知名的学者，所以大家自然忘不了推荐他写几句。纪晓岚才学虽高，但书法不精，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提笔歪歪斜斜地写了四个大字，众人一看纪晓岚写的字，顿时哑口无言，因为不论是字体还是内容都不敢恭维，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一下子冷清了下来。这位大学士不看则已，一看差点背过气去。原来纸上赫然写着“真老乌龟”四字。此时，只见纪晓岚不慌不忙地又加上了几个小字，变成了一篇“颂词”，“真正宰相，老臣元勋，乌纱盖顶，龟鹤延龄”。纪晓岚把骂人的四个字改成了冠冕堂皇、雍容华贵的颂词，满座惊叹不已!大学士细细品味，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但那“真老乌龟”四字还是那样大得刺眼。从此之后，这位爱弄权的大学士就有了一个绰号——真老乌龟。

狼与狗乾隆即位时，和珅曾有过拥戴之功。所以乾隆做了皇帝后，对和珅也是另眼看待，封他为尚书，位极人臣。和珅曾多次见到纪晓岚用一些诙谐幽默地话把乾隆逗得开怀大笑，每当此时他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老是想找机会把纪晓岚当众侮辱一番，以解心头之恨。有一回，正值乾隆大寿，在花园大摆宴席，百官都来朝贺。作为乾隆宠臣的和珅和专替乾隆说笑解闷的纪晓岚一大早就来了，闲来无事，二人走到了一块儿。正在这时，一名太监牵着一条狗走过来，和珅机灵一动，指着这只狗，大声问纪晓岚：“纪晓岚，你说这是狼（侍郎），是狗?”因为纪晓岚当时任职侍郎，所以和珅的问话是一语双关，骂纪晓岚是狗。周围的大臣们一听此话，当时就有人禁不住笑出声来，和珅也暗暗得意。不料纪晓岚却一本正经地指着狗对他说：“和大人竟然连这种畜生都不认识?此物尾巴上竖（尚书）是狗，下垂为狼”。和珅当时位居尚书，纪晓岚并不在意他的官职比自己高得多，也一语双关地回骂和珅是狗。此语一出，乾隆和众大臣们哈哈大笑，和珅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好不尴尬!从此，和珅也很知趣，自知在口舌上决不是纪晓岚的对手，也就不敢再故意为难他了。

骂皇帝是“老头子”

纪晓岚有时不经意间也会把玩笑开到乾隆皇帝头上。在他负责编修（《四库全书》时，有一年盛夏的一天，天气特别热，纪晓岚索性脱去上衣，光着膀子边看边写。突然外边一声高喝：“万岁驾到!”众人一时慌了手脚，纷纷穿上纪晓岚故居长衣服准备接驾。因为纪晓岚脱光了上衣，再穿衣服已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一头钻到了一张带台布的桌子下面。乾隆进来以后，唯独不见纪晓岚，看看书案上，他写的字还墨迹未干，周围又没有藏身之处，便断定纪晓岚一定是躲在桌子下面。于是，便故意坐着不走，并示意众人不得出声。纪晓岚在下面呆得久了，浑身像从水里捞的一般，实在是受不了啦!他听到屋子里静悄悄，以为乾隆已经走了，便低声问道：“老头子走了没有?”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乾隆勃然大怒，喝道：“纪晓岚，你给朕滚出来!”纪晓岚只好爬出来，找了件衣服穿上，连忙跪下谢罪。乾隆说道：“你给朕讲清楚，什么叫‘老头子’，说得好则罢了，说得不好你休想活命!”纪晓岚不慌不忙地说道：“陛下息怒，人们都称您万岁，万岁还不老吗?陛下乃万民之首，首者，头也。至于子字，历来都是对圣贤的尊称。合在一起不就是老头子吗?”纪晓岚的一番话，直说得乾隆忍俊不禁，当然也就不会再杀他了。

纪晓岚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发生茌他身上的奇闻轶事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不得不赞叹他的才华。深受乾隆宠爱的和珅和珅是乾隆朝第一权臣，结党营私、弄权害政、吏治败坏、贪污纳贿，权柄在手达二十多年。前尘往事，生死轮回和珅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深受乾隆帝的宠信所致。但是，乾隆帝不是昏庸的君主，他治国安邦，刚毅老练，能对和珅的劣迹毫无观察吗?乾隆帝长期宠信和珅的奥秘究竟何在?原来，乾隆帝在20岁当太子的时候，有一次进宫，发现父皇雍正的一个妃子正对镜理妆，容色娇媚，秀丽无双，十分美丽。他不觉动心，于是悄悄走到她的身后，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妃子吃了一惊，以为是同伴开玩笑，随手拿起梳子向后扔去，正好打中乾隆的额头，留下一道齿痕。随后这件事情被母后发觉，怀疑这个美艳的女子是故意来加害太子的，便赐此女自尽。乾隆帝知道后，不敢为她说情，却歉疚在心，又愧又悲，内心十分后悔。他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印记，默默许诺道：“是我害了你，如果你泉下有知，等二十年后，再来与我相聚”。此后，乾隆心中常常想起这位美人，而且每次都感到深为惋惜。

乾隆中期，有一天，他到圆明园中闲逛，发现随从中一个唇红齿白的美貌少年似曾相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回宫后，乾隆忽然想到，这个少年与二十年前屈死的妃子极为相似，于是立刻命人密召少年入宫。经过反复端详，不但面貌相似，这个少年的颈上也有个痣，宛如手指的印记。乾隆信奉佛教，相信“生死轮回”，他认定此少年就是那个妃子投胎转世，因而对其倍加怜爱。经过询问，知道此人名叫和珅，出身于满洲正红旗，还是个官学生，颇通文墨，因此，乾隆立即把和珅提升为宫中总管。和珅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谢，侍奉乾隆格外尽心。乾隆帝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令乾隆十分满意。和珅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日夜都少他不得，爱怜之深甚至比汉哀帝对男宠董贤都甚。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珅宠爱一份，就能减轻一份对那个妃子的负罪感。在和珅身上多施恩惠，就等于是对妃子的报答。乾隆帝待和珅超过了一般的妃子，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珅带在身边，有时晚上还让他在御书房陪寝。正是有了这种异常的亲密关系，和珅才平步青云。

儿女亲家当然和珅受到乾隆帝的宠信决不仅仅是其仪表貌似那位妃子，而是由于他最能体察“圣意”、顺从“圣意”，事事让乾隆这位好大喜功、喜夸、性喜奢靡、浪费无度的皇帝感到满意。和珅之所以能够永久占住乾隆的心，全靠“伺意”两个字，也就是“先意承志”。乾隆喜欢什么，和珅先就猜到，赶快准备；乾隆决心要做什么，和珅也立刻遵办，办得至少在表面上妥贴。不应该做的事，只要乾隆想做，和珅决不反对。因此，乾隆特别喜欢和珅，认为凡事让和珅处理，他就满意，即使有人弹劾和珅，他也充耳不闻。和珅从一名侍卫，升至户部侍郎，军机大臣，直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他的弟弟和琳也沾了他的光，飞黄腾达，当上了兵部尚书。后来，乾隆帝还把自己的第十和珅像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与乾隆成了儿女亲家。在外人眼中，和珅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谁敢对和珅说半个不字!

和珅的末路和珅恃权自横，贪得无厌。凡是呈献的贡品，上品必先入和珅家，次者才送进宫里。和珅喜欢的东西，可以直接从皇库中拿出，而不经谕批。在蓟州，和珅还建造了坟茔，茔中竖立享殿、开隧道，人们称之为“和陵”。面对和珅的独断专权，朝臣们都争相趋炎附势，巴结和珅，朝中大臣亦多是和珅的党羽。和珅势盛一时，连他的家奴为非作歹也无人敢管。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乾隆帝要禅位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和珅大为吃惊，怕太子登基后自己要遭殃，便极力劝阻。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决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么长久相处。如果换别人的话，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这话明摆着，他对和珅贪赃枉法、弄权害政的所作所为不是不知道，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况且和珅并未威胁他帝位的安全。

和珅见乾隆主意已定，于是也只好赞同。在立储君的前一天，和珅因为早知此事，便派人呈给嘉庆帝一柄玉如意，表示自己拥戴有功，这种邀宠的做法令嘉庆十分反感。等到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训政，和珅专权更加恣意妄为，以至嘉庆有事奏报，也必须经过和珅代为转达。和珅还推荐自己的老师吴省兰替嘉庆帝抄录诗稿，以窥探嘉庆帝对自己的看法。嘉庆知道和珅的用意，吟咏间不显锋芒，和珅便很心安理得。凡此种种，使嘉庆帝对和珅怨恨在心，只是碍于太上皇的面子，隐忍不发。

和珅跌到，嘉庆吃饱四年以后，乾隆帝以88岁高龄寿终正寝。他的儿子嘉庆帝立即宣布和珅二十条大罪，将其逮捕入狱，并令其自尽。和珅家被抄，金银财宝数额之巨，令朝野上下大为吃惊。其中的珍珠宝石不计其数，金银数百万两，当铺钱庄数十处，房屋上千间，良田上千顷，大车几十辆……从和珅家抄出的家产总值八亿多两，而清政府一年收入才七千万两。这就是说，和珅的全部积蓄，相当于全国二十年收入的一半还多。由此可见，和珅确实是个巨贪。后人对此大加渲染，民间有谚语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风流县令郑板桥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郑板桥也多了一个绰号——“风流县令”。成全和尚与尼姑的好事在山东范县府衙的大堂之上，跪着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尼姑，旁边还有一群无赖，只听到县令对小尼姑和小和尚说：“既然你有情，他也有意，年龄又相当，本官有意成全你们，你们如果愿意，从现在起就可以还俗，在大堂上结为夫妻。你们愿意不愿意?”小和尚和小尼姑做梦也没有想到大老爷不但不判他们的罪，而且还恩准他们结为夫妻，这天大的好事哪有不愿意的道理。二人当即跪下给青天大老爷磕头谢恩。

县令笑着说：“快快起来，本官昨天刚刚卖了一幅画，手边还有一些银两，就送给你们作贺礼吧!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们一首诗作贺词”。只见县令提起案上的判笔一挥而就：“一半葫芦一半瓢，和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规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这就是发生在郑板桥出任山东范县（今河南省范县）县令期间，留下的一段审案佳话。

恶人告状郑板桥不仅画画得好，而且还具有蔑视封建礼教的性格。有一天，一大群人来到范县衙门吵吵嚷嚷要告状，领头的是本地有名的一个赖皮乡绅，身后跟的都是一些身着锦绣花衣的富家子弟。郑板桥知道这伙人部是一些纨绔子弟，整日不务正业，尽干些偷鸡摸狗、寻花问柳的事。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小和尚和一个小尼姑被五花大绑，两人跪在地上浑身发抖，吓得头也不敢抬。郑板桥知道，这伙赖皮今天准是又在寻什么开心，他一拍惊堂木问道：“谁是原告？状告何人?状告何事?”领头的赖皮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刚要说话，只见郑板桥把惊堂木重重地一拍，“跪下！”衙役们齐声喝起堂威，这伙赖皮们都知道郑板桥一向无视权贵，吓得赶忙跪下。

领头的赖皮指着小和尚和小尼姑说：“启禀老爷，我们是原告，告的是这个小和尚和小尼姑。告他二人不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经常眉来眼去，勾勾搭搭。昨夜他们二人私下约会时，被我们当场抓获。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人，理应从严处罚，望大老爷明断!”郑板桥一听，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再一看小和尚和小尼姑都是二十来岁的样子，不像是什么恶人。他觉得郑板桥兰竹图这里面一定有文章，便对衙役们说：“把他们身上的绳索解下来，请他们站起来回话”。赖皮们刚想说什么，但一看郑板桥威严的脸色，谁也不敢再吭一声。郑板桥问道：“你二人把详细情况如实告诉本官，不用害怕，只要你们说的有理，本官一定会替你们作主的”。

小和尚和小尼姑看了看这帮跪在地上的赖皮，又抬头看了看堂上坐着的大老爷，小尼姑突然跪下说：“请青天大老爷为民女作主，小女子冤枉呀!”小尼姑接着把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

悲惨身世这个小尼姑原来是一个农家女子，十六岁时父母双亡，她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这一伙赖皮欺负她孤身一人，经常上门调戏她，并逼迫她嫁给这个领头的赖皮。小尼姑死活都不愿意，他们就把她家砸了个稀巴烂，而她无处藏身，只好到大悲庵削发为尼。但是，这伙赖皮还不放过她，经常到大悲庵惹是生非。小和尚是崇仁寺的一个僧人，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多，在家吃不饱饭，才被父母送到寺里当了和尚，他生来性格豪爽，爱打抱不平。崇仁寺和大悲庵距离很近，有一次，赖皮们在大悲庵外拦住了小尼姑，动手动脚，正好被路过的小和尚碰上，结果，小和尚一顿拳脚把他们打得四散而逃，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去找小尼姑的麻烦。当小和尚知道小尼姑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便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看待，二人经常来往。昨天晚上，小尼姑约小和尚出来，想送给他自己亲手做好的一双布鞋，这伙赖皮埋伏在暗处，把他俩绑了起来说要告官问罪。

你到底爱不爱他郑板桥听完小尼姑说的一番话，深有感触，心里暗暗自责，自己为官一方，却不能让老百姓填饱肚子，不能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宁的生活条件，真是有愧于父母官的称号!他略作思考，心里有了主意。

他面带笑容问小尼姑：“本官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不得隐瞒。你是否真的爱上了这个小和尚?”小尼姑一听，脸一下子变得通红，低头不答。“是还不是？请你告诉本官”。小尼姑看到郑板桥面带慈善，不像有什么恶意，大胆说道：“回禀老爷，小女子确实喜欢这个和尚”。郑板桥听后，微微点头，又问小和尚：“小伙子，你爱不爱这个小尼姑呢?”小伙子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是好。他倒是个爽快人，心想既然事已至此，说不说反正都一个样,干脆直说了吧：“我也爱她!”郑板桥一听：“好!像个男子汉大丈夫!”

在地上跪了半天的赖皮们感到纳闷，大老爷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审小和尚和小尼姑偷情的案子，却问他们二人什么爱不爱的?

还未等他们明白过来，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那幕场景。等到郑板桥写完那首诗，便扭头对跪在地上的赖皮们笑着说：“起来吧，起来吧，他们夫妻二人还得谢谢你们这些大媒人呢!”一句话说得小夫妻和众衙役们都笑了。这伙赖皮见事已至此，一个个灰溜溜地离开了大堂。从此，这对小夫妻过上了幸福美满地生活，而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郑板桥也多了一个绰号——“风流县令”。乾隆大兴文字狱文字狱案的大量出现，使乾隆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案中之案乾隆在不断掀起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加强自身统治的同时，还采取大量措施增强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因为做皇帝的最怕地方实力强大而不受中央政府控制。为此乾隆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来消灭那些或明或暗的地方势力。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字狱案的大量出现。这些活动，使他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无以复加的地步。

乾隆帝制造文字狱，始于乾隆十六年发生的“伪孙嘉淦奏稿案”。此事十分复杂，还是从头说起。雍正年间，汉军镶红旗人张广泗受鄂尔泰赏识，被提升为贵州巡抚。后来他获罪被杀，于是朝廷里熟知宫廷政治斗争、同为鄂尔泰党派的官僚便决心上奏。后来在南疆一带发现了伪奏稿，抨击乾隆处理此案不当，并很快在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等省传播，这与鄂尔泰和张广泗相继担任云贵总督、贵州总督、湖广总督和川陕总督不谋而合。于是，乾隆反复思考，怀疑伪奏稿是在上述地区任职的鄂尔泰同党所炮制的。这些人以担任江西巡抚的鄂尔泰侄子鄂昌和连任广西、湖南学政的鄂尔泰门生胡中藻二人为主。

于是，乾隆不露声色花了两年时间，对他俩及其著作进行秘密调查。首先在胡中藻所著的《坚磨生诗抄》中，找出大量“大逆不道”的重要罪证：如针对胡中藻将其诗集取名《坚磨生诗抄》，指出“磨”字出自《论语》，是春秋末年鲁国作乱家臣的称呼，胡中藻以此自居，是别有用心；此外，胡中藻在诗中称“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日月二字相合，不就是“明”字吗?只有夏秋冬，而无春，不正是怀念明朝、攻击清朝吗?又比如“一把心肠论浊清”，在乾隆看来，也是故意在国号“清”前面加上污辱性的“浊”字。还有如“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斯文欲被蛮”等，都被认为是恶意攻击来自北方边塞的满族统治者。

另外乾隆还十分会联想，他常常在胡中藻的诗句中，将自己加入进去。这样，本来只是描写历史上帝王将相言语，便被不知不觉地篡改，并附加到乾隆自己身上，这怎么能不说是千古奇冤呀!比如，胡中藻有一首名为《照景石诗》的诗歌，其中写到周穆王车马走不停，乾隆便认为是在攻击自己接连不断地巡幸各地。而讲到武皇为失倾城色之句，乾隆又以为是在讲自己贪恋女色。这样一字一句地推敲，完全跟作者的本来意图背道而驰了。

乾隆二十年三月，胡中藻被押解到京师，并向朝中大臣们公开其罪状。既然罪行如此之大，又怎能从宽处理？不久，胡中藻便被处斩，籍没家产。

至于另一个同犯鄂昌，在他所作的《塞上吟》中，称蒙古为“胡儿”，乾隆帝大怒，赐令自尽。正因为鄂昌自己是旗人，乾隆更恨他“忘本”。与此同时，他还将鄂尔泰的一个儿子鄂乐舜处死，籍没家产，其幼女也没入宫禁。其他鄂尔泰党派分子也纷纷被拿解问罪，不是革职，就是降级，甚至已经死了十年之久的鄂尔泰也被乾隆下令撤出贤良祠，以此作为惩戒。

奏稿传播案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他第二次南巡，驻跸徐州行宫。这时，他在前来报告地方财务的官员名单上，发现了在籍养病的原江苏布政史彭家屏的名字。此人在雍正年间曾与李卫一起在云南供职，二人感情十分深厚，但与鄂尔泰之间有嫌隙，常互相攻讦，同张广泗、鄂尔泰形成三足鼎立。为了防止他们自成派系，曾将其四处遣调，但他俩仍然暗中往来，不曾中断。乾隆刚即位时，就发生过直隶总督李卫托名孙家淦所作的奏稿传播案，只因乾隆政务繁多，追查一段时间，便不了了之。

之后，彭家屏也因其弟彭家植在家打死佃户、依仗权势抗粮抗捐而受到乾隆的严厉斥责。对此彭家屏心怀不满，长期告病在家。于是乾隆猜测，伪奏稿会不会是出自此人之手?这样一来，既可以陷害鄂尔泰党派，又可以借机攻击乾隆，以发泄自己的怨恨。乾隆对此深信不疑，索性将涉及的人都一一除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于是，乾隆开始搜集彭家屏的罪证，他故意布局，挑起彭家屏与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的矛盾。当时，彭家屏的家乡河南夏邑县附近不少地区遭受水灾，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却不上报，还催征钱粮。彭家屏在徐州迎驾乾隆时，详述此事。乾隆听后，命令图勒炳阿和彭家屏一起返回河南，调查民情，办理赈灾事宜。为此，图勒炳阿十分不满，他怀恨在心，在赈灾过程中，故意卡住夏邑县的救灾钱粮。彭家屏于是利用百姓的不满情绪，唆使夏邑县百姓向乾隆联名上奏。乾隆派人调查实情，确实如此，只得将图勒炳阿撤职。乾隆心里十分清楚，百姓背后一定是彭家屏在撑腰。于是严刑逼供百姓代表，并从其家中抄出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反清檄文。同时，在吴三桂老巢担任前云南巡抚的彭家屏家中也查出不少明末野史。乾隆大为高兴，下令赐彭家屏自尽，籍没财产，而图勒炳阿仍留任原职。

至此，乾隆先后打击了鄂尔泰、张广泗、彭家屏及其党羽，李卫一党也扫荡一空，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被清洗殆尽。可以说，从乾隆朝文字狱的发端，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就是通过这样的残酷方式，乾隆将自己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十全老人九进孔府乾隆是中国历史上长寿的皇帝之一，晚年自号“古稀老人”“十全老人”。“十全老人”何解?

“十全老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种说法是，“十全”乃十全十美之意。乾隆有十七个儿子和十个女儿。当他73岁时，已有了玄孙。乾隆自感“五世玄孙，一堂衍庆”是历代帝王不曾有过的大喜事，便在雍和宫、景福殿以及承德避暑山庄等处，写了几块“五代五福堂”的匾额，并自封为“十全老人”。

另一种说法是，“十全老人”的名称来自于乾隆的《御制十全记》，乾隆自负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在允准廓儿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儿修贡停战议和之后，82岁的乾隆皇帝亲撰《十全记》，记述执政以来的“十全武功”，谕令军机大臣将此文缮写四种文字，勒石树碑于布达拉富前，“以昭武功而垂久远”。后来则自诩为“十全老人”。

据《十全碑》记载，所谓“十全”者，是说他在位期间的十场大胜仗，即：两次平定准噶尔部；一次征服回部；两次征服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征服缅甸；一次征讨安南；两次降服廓儿喀。在这些战役中，乾隆亲自遴选将帅，运筹帷幄。每逢将士出征，乾隆都要举行盛大的欢送仪式；战役结束后，都要祭告宗庙，论功行赏。又在紫禁城内建紫光阁，将有功将帅之像绘于其上，赋诗立传，并将缴获的战利品收藏其中。在承德兴建普乐寺、普宁寺、安远寺等建筑，以纪念这些历史性事件，极尽渲染之能事。

而实际上，所谓“十全”其实并非全是胜仗。第一次出征金川，因久战不下而收兵，缅甸之役，一等公明瑞死在小猛育，大学士傅恒受挫于老官屯，被迫允和；出征安南，统帅孙士毅狼狈逃回，提督战死，全军溃败；初征廓儿喀，双方并未正式交锋，自然算不得“凯旋”而归。

仅此论功，“十全武功”就有四次“不全”。以取胜的六大“武功”而言，也曾遭受重大挫折，损兵折将。战死于疆场，或因贻误战机而被处死的大臣，人数众多，其中有不少显赫的重臣。而且八旗士卒战斗力疲弱，不敢言战。乾隆帝自己也“庙谟常误”，由于在选将、指挥上的失误，都曾导致军事上严重受挫。

这十场战役的起因与性质不同，况且并非十战全胜，称之为“十全”，颇有文过饰非、讳败言胜之嫌。但经过这些战役，奠定了中国疆域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乾隆皇帝也是功不可没的。

第二十一章

九进孔府的真正原因那么乾隆皇帝为何九进孔府呢?

历朝皇帝为了维护统治，都高举起儒学的旗帜，十分尊崇孔子。从西汉至清朝，先后有12个皇帝19次来曲阜祭祀孔子。其中乾隆皇帝到曲阜次数最多。据史料记载，从乾隆十三年到五十五年，乾隆皇帝9次巡幸曲阜，祭拜孔子。

至于乾隆进孔府的次数，则有不同的说法，有说7次、8次的，也有说9次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乾隆如此“钟情”于孔府呢?除了尊重孔子、发扬儒学外，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呢?于是，有人猜测，其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乾隆的女儿曾经下嫁孔府。

据说乾隆有一个女儿，是孝贤皇后所生，乾隆十分钟爱。公主脸上长了一块黑痣，相术上说这块黑痣主灾，破灾的惟一方法就是将公主嫁给比王公大臣更显贵的人家，那就只有山东曲阜的孔家了。

因为只有衍圣公可以在皇宫的御道上与皇帝并行，而皇帝到曲阜后，也要向衍圣公的祖先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这是别的王公显贵大族都无法比拟的。因而皇帝第一次到孔府时，就说定将公主下嫁。但清廷制度，满汉不能通婚，乾隆就将女儿寄养在汉族大臣于敏中家里，然后以于家闺秀的名义嫁给七十二代衍圣人孔宪培，孔府后人称之为子夫人。于敏中一家随之搬入孔府居住，并世世代代居住于此。按照孔府家规，衍圣公的兄弟都不能住在孔府，成年后要搬到外面的十二府中去居住。而独有这外姓人家有此特权，那便是因公主下嫁的缘故。

孔宪培与公主结婚时，文武百官都有厚礼相送。有一府台，只送了一把小金斧。乾隆问起来，他说：“以后留着给御外孙砸核桃吃”。乾隆听了很高兴，说这把小金斧是所有礼物中最好的礼品。

就因为这句话，这把小金斧成为孔府珍贵的传家宝。公主结婚后，每逢生日庆典，乾隆还派官员前来贺寿，均有厚赐。公主没有生养，过继侄儿孔庆锫为后。孔庆锫刚一出生就被抱到公主身边，并立即呈报皇上有了御外孙，为此乾隆十分喜悦。

在曲阜名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之一的孔林中，有一著名的“于氏坊”，位于孔林北侧，颇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孔宪培与其妻于氏之墓。因为于氏是乾隆皇帝的女儿，所以在她死后，孔府为其立了这座牌坊，规模宏大。凡乾隆南巡或东巡时，都必定要到曲阜来。

孔府每年都要进行多次祭祀，有时皇帝还亲临曲阜祭祀，因此，孔府里有着技艺高超的戏班，每年至少要演出百余场“皮黄”（京剧）。然而，有两出戏却是一直被禁演的。一出是《打金枝》，就是因为乾隆皇帝的爱女下嫁孔宪培，孔府既然有“金枝玉叶”，当然不能演《打金枝》。另一出是《打严嵩》，也是因为严嵩的孙女嫁给了64代衍圣公孔尚贤，所以《打严嵩》也成了孔府的禁戏。

但是，乾隆与孔府是否真的存在“姻亲”关系一事，在正史中始终未见记载。因此，此事的真假仍是一个不解之谜。嘉庆遇刺嘉庆八年，嘉庆皇帝在神武门遇到谋刺，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妄为?谁敢刺杀皇帝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正月初一，嘉庆皇帝正式登基。直至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辞世，他才真正独揽统治权力，左右着大清国的命运。嘉庆一生谨尊父辈教诲，殚精竭虑，从未懈怠。他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和珅集团，破获清朝历史上最大一桩贪污案，把皇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一位皇帝，在正式掌权后四年，居然险遭刺杀，这究竟是何人所为?又有什么目的呢?

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日早晨，正当嘉庆皇帝坐轿从西郊回宫，路过神武门将要进入顺贞门之际，忽然从西厢房山墙后面冲出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披头散发、手持利刃的汉子，直朝御辇扑去。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神武门内辇道东西两侧持械肃立的一百多名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竟无一人阻拦。随御辇而行的文武大臣、太监和随从侍卫也个个呆若木鸡，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六人迎前拦挡。嘉庆大惊失色，慌忙下了御辇，急急逃入顺贞门内。刺客一时来不及追上皇帝，只得左右挥舞着大刀，奋力拼搏，企图杀出一条活路，但终因筋疲力尽被缚。

这是有清以来皇帝第一次遇到谋刺，是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大案要案，因此，在朝野内外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也出现了一些难解的谜团。

难道只是为了惊驾?

经过一番审讯调查，得知刺客名叫陈德，原名陈岳，今年47岁，镶黄旗人。原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的契买家奴。早年曾在山东青州、济南府一带做过家奴、佣工，后又投靠在北京任护军的外甥，跟官服役。幸运的是，他被分到内务府服役，有机会出入宫中。后来，他与妻子又一同到一个官吏孟明家作厨役。这期间，他妻子病故，岳母瘫痪，两个小儿都待抚养，生活的突变使他难以承受，因此常常借酒浇愁。而每次酒醉后，都会胡闹一番。面对这样一个醉酒鬼，孟家只得将他解雇。失去了经济来源的陈德无以为生，只好先闲住在外甥家，后又寄居在旧友黄五福家。从表面上看来，是个穷困潦倒的穷老百姓。

嘉庆年间青花福寿缠枝莲纹扁瓶陈德被捕后，因为是“钦犯”，于是被连夜审讯。嘉庆下旨，一定要追问其幕后主使人以及同谋和党羽。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陈德只好供出来龙去脉。然而，陈德的供述，却使很多人都不能相信。

陈德在供词中说：“我因为穷困潦倒，实在过不下去日子，心里十分气恼、难过，遂起意惊驾，想要因祸得福。本月十六日，当我知道皇上将于二十日进京，就下定了主意。若得手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什么事情都得听我的了”。

这番供述漏洞百出，疑点甚多：

其一，行刺的动机是“因祸得福”。惊驾是死罪，福从何来?这点简单的常识，谁都懂得，况且陈德还跟官服役多年，岂能用此说蒙混搪塞!至于说“因为穷困潦倒过不下去”就意图刺杀，更是无稽之谈。

其二，皇帝行踪属国家机密，神武门又是皇帝出行的必经之路，所以戒备极其森严，而且此处建筑高达31米，常人是不可能靠近甚至是进入的。可是陈德却能持刀并带着他的儿子陈禄儿潜入神武门，岂不是见鬼?

其三，陈德行刺之时，上百名军校和众多随行之人，眼睁睁看着皇帝惨遭杀身之涡，为何都不动声色，袖手旁观呢?

种种迹象表明，陈德一个人决干不了这样天大的事情，背后必定有人在出谋划策。

嘉庆下旨，停止审讯然而，无论如何询问，陈德都一口咬定是他一人所为，并无主谋。他辩称，自己是在前几天看见街上垫道，得知皇帝的进宫日期的。又说，他与其子陈禄儿是在东安门附近喝完酒后，拐弯抹角绕至神武门的。再把抓来的陈德的两个儿子及交往密切之人一一拷问，也没有供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陈德的儿子说：“实在不知道父亲有叛逆的事情，平时没有见到有同谋的人”；黄五福说：“实在不知道他这么做是想干什么？”陈德服役的家主说：“陈德一直都很安分，平日里也并无与闲人往来”。

经过四天四夜的酷刑拷问，也没有问出主谋与同谋者。会审官员于是拟旨上奏，嘉庆皇帝传谕道：“一味动用酷刑，想要知道幕后主谋，若是他们随便说出一名官员，那么，那位官员该怎么处置呢?倒不如不审问了，让这件事成为一个谜团，就此作罢吧!”于是，陈德被凌迟处死，他的两个儿子被处绞刑。

未解的谜题事后，嘉庆仍然在心中怀疑，一个家奴怎么有如此胆识私闯宫廷禁地、图谋不轨呢?肯定在朝廷官员中有同谋主使者。联想到当时他为整治吏治，对朝廷内外腐败现象严加惩罚，说不定身边也有异心之人。但始终不知“主谋”是谁，也别无他法，只得以“失察”之罪，将17名文武官员予以处分，将守卫神武门的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分别革职枷示成交刑部严惩，又将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一桩震动朝野的重案，至此了结。但这到底是怎么引起的？有何隐秘？至今仍无人能破解，真成了千古疑案。皇宫之中的事情，总是这么扑朔迷离，也许原本就是一件小事，只是机缘巧合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小事背后也可能隐藏着天大的秘密。至于事实的真相，我们今天怕是很难看清了吧!烧车御史——谢振定正大光明，通天达地。狗仗人势和珅身为重臣，深得乾隆宠爱，他仗着乾隆对他的宠信，干了许多坏事，满朝大臣都不敢和坤像惹他。不过朝中也有正直的大臣诸如阿桂敢于和他作斗争，谢振定也是其中杰出的一位。

嘉庆元年三月，乾隆虽然将皇位让给了儿子颐琰，自己退居太上皇，但权力依然在握。而和珅的权势更是越来越大。和珅的家人也仗着和珅的势力飞扬跋扈。这天，和珅一个爱妾的弟弟乘坐着一辆红障泥的后档车，在北京街道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吓得街上行人慌忙东奔西走躲闪着。坐在车上的和珅妾弟看着满街行人，忙着躲避他这辆飞车的狼狈相，不禁高兴得哈哈大笑。

当街拦车飞车驰到东城，忽听车外有人大声喝叫道：“停车!停车!”和珅妾弟正在兴头上，哪里在意。他朝前面一看，只见一群人簇拥着一位官员，头戴水晶顶，身穿獬豸补服，正站在前面路旁喝叫停车。

“这是哪里来的家伙？敢叫老子停车!”和珅妾弟问道。

驾车人连忙回答“这人是谢御史谢振定，是湖南人”。

和珅妾弟一声冷笑：“哼!一个小小御史，不过是个五品官，也敢来耀武扬威!不用睬他，冲过去!”

驾车人仗着主子的威风，飞车全速前进，从大街上冲了过去。

谢御史正在巡城，见这辆飞车不听指挥，不禁勃然大怒，大声喊道：“快追上去给我把这车上的奴才抓下来!”

谢御史随从人员连忙上前轻声禀道：“大人请息怒!这车上的人乃是和相国爱妾的弟弟，现在和相国气势正盛，大人要抓出乱子来的”。谢御史一听，更加恼怒，厉声喝道：“胡说，他的姐姐给相国当了小老婆，他就可以在京城大街上随便飞车么?追!快追!”

杖打恶徒，焚烧马车谢振定一声令下，手下人不敢怠慢，两骑快马奔驰而去，将那辆红障泥的飞车截住，谢御史也骑马赶了上去。

“把这奴才抓下车来!”谢御史喝令道。

和珅妾弟被抓下车来时依然冷笑：“谢都老爷，怎么啦?你不认识我?我是和府的，你去打听打听”。

谢御史见他依然这般傲慢，心想我要不给你点教训，你也太嚣张了，正好借这个机会打击一下和珅的气焰，他大喝一声：

“将这奴才衣裤剥下来，重打四十大板!这车当场烧掉!”

和珅妾弟被剥去衣裤，当街打了四十板。他倚仗着姐姐的势力，住在那华丽的相国府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几时挨过板子?这顿打，直打得他那又白又嫩的屁股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只得高喊：“御史老爷饶命!”

那辆豪华的马车，被烈火点燃熊熊燃烧，人人拍手称快，都伸着大拇指称赞谢御史不畏权贵，敢作敢为。

谢御史在东城烧车的消息，片刻间就飞遍了整个北京城，百姓们都奔走相告，人心大快。

天地自有公道和珅妾弟吃个这么一个大亏，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在他姐姐陪同下来到和珅面前告状，和珅一听大为震惊。他板下脸来回乱走，气得脸色发青，大喊：“一个小小的五品御史，竟敢欺负到老夫头上来!”

第二天，给事中王钟健在和珅指使下，对谢御史提出弹劾，谢御史竟被罢了官，回湖南湘乡老家去了。

过了两年零十个月，乾隆皇帝驾崩。和珅靠山一倒，五天后就被嘉庆皇帝关进了牢狱，十五天后便被赐死。倾国权势，顿时瓦解。有人向嘉庆皇帝提了谢御史烧车之事，嘉庆特旨起复谢振定为礼部主事，不久又升为五品员外郎。谢振定死于嘉庆十四年，享年57岁。死前索笔大书“正大光明，通天达地”八个大字，写好后，将笔一掷，安然逝去。谢振定烧车这件事影响很大，到道光皇帝在位时还不忘提起。谢振定字芗泉，湘乡人。他有个儿子名叫谢兴蛲，道光年间在河南从县令升任裕州知州，入觐皇帝。道光皇帝听他叙述了家世，不禁笑道：“哦!原来你就是烧车御史的儿子”。

皇帝这一表扬，“烧车御史”更出了名，湘乡人竟称呼谢御史的后代为“烧车谢家”。

第二天，道光皇帝对大臣说道：“朕少时就听人说到谢御史烧车的事，心里很赞赏他，昨天见到他的儿子，我很高兴”。不久，谢兴蛲就被提升为四川叙州知府。和珅的家产和珅一生究竟贪吞了多少财产,一直众说纷纭。富可敌国据《清稗类钞》说：“和珅在乾隆朝柄政凡二十年，高宗崩，仁宗赐自尽，籍没家产，至八兆有奇。时人为之语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和珅被查抄财产达数亿、十数亿两之说，肯定是不真实的。然而至今也未能得出正确的数字。

有人说：“大概有数千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认为：“除窃之大内还之大内的珠宝玉石之类不计价外，抄出的现金约有三万三千多两，现银约有三百多万两，房屋、土地，当铺、银号、车辆等本利及折价银约数十万两”。还有人认为：从当时公开的数字和后来陆续查抄所增加的数字看，“可能在2000万左右，相当于全年赋银的6686％强，也不在少数”。这里有一份清单。

数不清的财产花园1所，亭台20座，新添16座，正屋1所13进730间，东屋1所7进360间，西屋1所11进350间。徽式新屋1所7进620间，私设档子房1所730间，花园1所亭台64座。田地6千顷，银号10处，本银60万两，当铺10处，本银80万两。金库有金58000两，银库有元宝55600个，京锞583万个，苏锞315万个。洋钱58000元，钱库中有钱150万千文，人参600斤，玉鼎13座，玉磐20块，玉如意130柄，镶玉如意1106柄，玉鼻烟壶48个，玉带头、玉屏、玉碗、玉瓶等一共值700万两；还有玉马，玉观音，玉寿佛各一尊。其余宝石、金银碗、古铜器、古剑、名砚等近万件；又有绸缎一万七千多板，各色皮毛五万六千张，铜器磁器更多。

除此之外，又在和珅家墙中发现赤金二万六千两，地窑内藏银一百万两，后来又查出不少银号、房产等物，仅浮财就有二亿九百万两白银。

这里不厌其烦地列出和珅的家财，主要是为了说明和珅的富有程度。事实上，和珅的家财应该不止此数。民间传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不一定是谣传。令人疑惑的是：和珅被处死之后，他的大部分家财除了赏赐有关人员一点外，都不知去向了。嘉庆的国库依然空虚。副都统萨彬图认为和珅之财不止这些，上书请求嘉庆再查，嘉庆却下诏申斥说：“难道我抄和珅家就是为了钱吗?今后大小朝臣，不许再提和珅的财产一事!”从这件事上看，估计嘉庆把和珅的财产吞了不少，因此不想追究下去了。而和珅到底有多少钱，也成了一个谜。

并没有引起震动不过和珅案的迅速解决，并未在清朝官场上引起震动和整肃。有一次大臣吴熊光入见嘉庆，嘉庆问他：“有人说和珅要谋反，有这回事吗?”吴熊光回答说：“想谋反先要收人心，和珅不得人心。就算他想谋反，谁会帮助他呢?”

这反映了依附和珅者是看中他的权势，谄媚阿谀以求官位升迁、满足贪欲而已，他们不是一个政治阴谋集团，治之迟、速都不会引起大的政治波动。

仁宗尽快解决和珅问题，是想进一步镇压已有些时日的白莲教大起义。所以，清廷相沿之久的“官场习气”和贪污、贿赂之风几乎没有明显的改变，衰颓之势并未得到抑制，并未因惩治一两个大贪官而得到改变，清王朝仍朝着下滑的趋势继续滑下去。

对此，仁宗的这一努力成效是极为有限的。只是和珅的大笔财产进了嘉庆的腰包，让嘉庆“肥”了一把。耸人听闻的杀官案老百姓常传闻李毓昌阴魂不散，来表示对清官的同情和对毫无人性的贪官的痛恨。满腔豪情空流水嘉庆皇帝即位后，在上下一片求治呼声中，他满怀豪情，讨伐邪恶，匡正时弊，清王朝一度辉煌，大有中兴之势态。可惜，这些只是昙花一现，积重难返，过去下决心要除掉的东西，现在反而变本加厉地侵蚀着清王朝肌体。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在高邮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官案”。

胆大妄为的县令嘉庆十三年春夏之交，安徽省大雨如注，洪泽湖水猛涨，水位增高一丈九寸，超过最高水位线六寸。洪水下泻，下游江苏淮阳告急，高堰多处漫水，顿成一片泽国。两江总督铁保，一面抢修，加固湖堤；一面对准安府各县灾民拨款赈济。

当时受灾最重的山阳县，县令王伸汉贪污成性，视此举为中饱私囊的大好机会，捏报灾情，虚列灾户，浮报冒领赈银二万三千余两，其中一万三千余两据为已有，余下为其他官员私分。更为甚者，他竟然胆敢将派往该县的查赈委员李毓昌毒死。

李毓昌，山东即墨人，这一年考中进士，布政使杨护便委派他为查赈委员，赴受灾最严重的山阳县实地调查赈济情况。

这本是难得的肥缺，向来查赈委员下来，一不调查灾民接受赈济情况；二不考核赈款落实数目。吃喝县衙门，坐等该县官员奉献受贿，囊中塞满，然后返省报差，应付了事。偏偏李毓昌鹤立鸡群，与众不同。他只带仆役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前往，抵达山阳县城，就歇于善缘庵。

平日乔装为过境行客，走乡串巷，明查暗访，发现该县令许多贪赃枉法之事，尤其各乡浮开灾户无数，骗取赈款上万两。掌握足够证据以后，欲往县衙，约见县令。

与此同时，衙仆李祥窥视李毓昌的调查笔记，加上观察其主下县后一系列表现，揣度他不是贪婪之主，定会向上司揭露真相。这样一来，李祥原先利用随从查赈捞油水发财的企图，怕要变成泡影。

他们奴仆三人，平常就怨恨李毓昌这位主人约束过严，没法分赃。考虑再三，李祥立刻会见好友包祥。包祥是山阳县长随，头为县令鹰犬，平日狐假虎威，鱼肉乡里，深受老百姓痛恨。李祥告诉包祥如此这般，要包祥早想办法，包祥答应决不亏待他。

嘉庆年间青花云龙纹螭耳瓶山阳县令王伸汉，已经风闻省里派出查赈委员，但不知为何却迟迟不见，心中狐疑不解。忽然包祥来见，告以实情，王伸汉知道来者不善，但他王伸汉做官多年，八面玲珑，又有后台。李毓昌不过是一知县衔，翻不起大浪，何足惧怕。

他又琢磨，是否李毓昌故作姿态，想要多弄些银子罢了。于是，王伸汉准备一份巨贿，让包祥托李祥等私自呈送，并代为进言，希望他网开一面，让其捏添灾户，冒领赈银。李毓昌听罢脸色为之一变，严正地说道：“今年皇上开科取士，就是以德本财末为题。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怎么敢欺君纳贿呢?明日我就将实情禀告知府”。

李祥被训斥一番，退后告知包祥，王伸汉见李毓昌不吃这一套，开始着慌。况且明日李毓昌就要返省，这该如何是好?王伸汉冥思苦想，无毒不丈夫，他开始策划一个毒死李毓昌的阴谋。

包祥对王伸汉说：“小人没什么谋划，若是大人有了计策，小的定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王伸汉大喜过望，给以重赏。包祥便约见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告以毒计，请他们动手。事成之后，保证给予厚赏和安排迁调。

十一月初七，王伸汉设酒为李毓昌饯行，席间不谈公事，礼让劝酒，倒也自然融洽。李毓昌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回到古寺下榻处，酒后口渴，向李祥等人索要茶饮。许久才端上一杯汤，李毓昌闻有异味未饮，但已醉酒乏力，奴仆三人，乘机强行将其灌下。因为所灌下的是砒霜，李毓昌腹痛如绞，四肢无力，即时倒下，七窍流血。

但一时并未殒命，李祥等三人遂一齐动手，凶狠地将其勒死。然后用李毓昌的衣服擦去血迹，以绳套脖，制造一个悬梁自尽的假象。有关揭发王伸汉贪赃枉法的材料，全部被这群恶棍抄出，付之一炬。

黑暗的官场天明以后，李祥等装出惊恐哀伤状，直奔县衙门，报告查赈委员李毓昌自尽身亡，请县令验尸。王伸汉煞有介事，立即赴善缘寺，验明“实系自缢而死”，盖棺收殓。之后，王伸汉叩见淮安知府王毂，告知实情，并求其保全，决不敢忘恩。

王毂会同有关人员前往验证，见李镜昌口尚流血，竟然不问。王伸汉贿赂检验者，蒙混通禀，草率了事，因颈有绳系，遂以自缢上报。事后王伸汉送给王毂银一千两，并保证随后再行报效。

为报答李祥等所为，山阳县令赏每人大批银两（原先应允事成每人一千两），李祥经王伸汉推荐与淮安通判任役，顾祥回苏州，马连升荐与宝应县，各自遣散。一切安排妥当，王伸汉自以为天衣无缝，当即通知山东即墨县李毓昌家人。

12天之后，李毓昌之叔武生李泰清自原籍赶来，李毓昌已经入殓，李泰清不解，亲属尚未见最后一面，为何将棺木封钉?于是追问县令侄儿李毓昌的死因。王伸汉答道：“纯系自缢身亡”。又问：“李之随从奴仆现在何处?”答曰：“主死仆散，事之常理，我已荐之他处”。王伸汉对李毓昌的叔父款待格外周到殷勤，还慷慨赠与棺银一百五十两，对李泰清说：“回去后宜即着手丧事，死者以入土为安也”。李泰清当即收拾遗物，扶棺木返回山东故里。李毓昌中考出仕，却魂断他乡，家人围着棺木痛哭不已。

家人告状对于李毓昌为何轻生自尽？全家更是迷惑不解。一日，李毓昌的妻子清理遗物，发现有一蓝皮羊裘，揉皱成一团，塞在行礼箱的角落，拿出来抖开一看，见袖襟有斑痕块块，非油非酒，以水冲洗，水色变赤，且有腥臭味，实为血迹。其妻大惊，直奔李泰清哭曰：“冤枉!我的丈夫是被人害死的”。即使如此，也不足以证明他杀。李泰清说道：“除非开棺验尸，才能确定”。

于是，家人一起打开棺木，见尸体尚未腐烂，李毓昌脸上被涂上石灰，扒开衣服，胸腹及指尖皆为青黑色，洗去脸上石灰，面色也是，且颈上有明显勒痕，双拳紧握，明显系砒霜中毒。李毓昌的妻子悲痛欲绝，发誓为丈夫洗刷冤屈。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五月，李泰清带着家人进京控诉，直告到都察院衙门。这不是一桩普通百姓被害，而是堂堂朝廷命官，在执行公务时竟然不明不白地送命。

都察院不敢掉以轻心，立即奏报。嘉庆帝详细审阅李泰清的控呈，心情十分沉重。的确，李泰清提出的疑点甚有道理。于是命山东巡抚将李毓昌的尸体运至省城，委派干练大员详加检验俱奏，并将案中所有人员解省审讯。经过审讯对证，王伸汉等人对谋害毒死李毓昌并制造自尽假象，以及贪污行贿拉拢上司包庇等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嘉庆皇帝听说这件事，好似被打了一闷棍，惊呼：“江南竟有如此奇案!”后来，老百姓常传闻李毓昌阴魂不散，来表示对清官的同情和对毫无人性的贪官的痛恨。嘉庆之死到底嘉庆皇帝为何猝死？一直莫衷一是，众说纷纭。与太监寻欢作乐相传嘉庆二十五年，嘉庆高高兴兴地度过自己的六十大寿，感到心满意足了，于是决定围猎木兰，痛痛快快地享受一番。随后嘉庆帝率领大批随员，名优艺妓，马队辇舆，浩浩荡荡向木兰进发，不久抵达热河，安顿于避暑山庄。

民间盛传：嘉庆长期宠爱一名小太监，经常寻欢作乐，为此引起近侍大臣们的非议。来到避暑山庄后，更加变本加厉。嘉庆寝宫设在“烟波致爽”殿，殿后有一座小楼，名为“云山胜地”。此楼仅两层，面阔五间，从楼前东侧的假山石阶即可登楼，因此楼内不设阶梯。据说此楼就是嘉庆皇帝与小太监幽会场所。有一天，他们正在此处寻欢，忽然道道闪电劈开云层而下，一个火球飞进小楼，在嘉庆皇帝身上炸开，顿时毙命。

上天的惩罚于是人们议论纷纷，作为帝王，他破坏了神圣的纲纪，悖乱了伦常，也违背了封建道德，已经到了上天难以容忍的地步，所以派遣雷神，严加惩治。嘉庆皇帝被雷击烧焦，面目全非，已经无法收殓入棺。若将事实曝光，无异于宫廷之最大丑闻。大臣们商定，将一位相貌体形与嘉庆相似的太监秘密绞死，再进行盛装打扮，真皇帝的骸骨则放在棺材底部，上面平躺着假皇帝的尸体，以此掩人耳目，运回北京，祭葬了事。也有的说嘉庆皇帝到避暑山庄以后，稍事歇息，即全副武装，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禁旅等大队人马直奔木兰围场。他们追踪围猎多日，正准备归来时，恰遇变天，雷电交加，大地震撼，忽然平地一声响雷，那么多人中，唯独嘉庆皇帝被击中落马。凯旋回营变成护丧返京，满朝惊恐呆然。

又有传说，嘉庆皇帝在避暑山庄突然生病，卧床调养，但并无什么大碍，精神尚佳，照常处理政事。一天，热河上空骤变，雷鸣电闪，顿时寝宫即遭雷击，只有嘉庆触电身亡。

所有这些谣传，都有共同一点，即嘉庆皇帝是被雷击毙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不断加重的病情其实，古人对大自然的许多骤变现象，都无法给予科学的解释，他们往往将其理解为看不见摸不着的宇宙主宰者所为。而嘉庆弥留之际，雷电交加，死时宫廷又封锁消息，于是被雷击毙的传言便不翼而飞，人们相信皇帝做了劳民伤财、伤天害理的坏事，是上天来惩罚他的。事实上，嘉庆皇帝来到避暑山庄，一路都很顺利。只在到达前一天，略感不适，时有轻微发烧憋气现象。只因为出古北口后，塞外凉意扑面而来，早晚温差较大，大概偶染暑热。他对此小病自然没有放在心上。在抵达广仁岭时，嘉庆觉得轿中过于憋闷，便吩咐随从，由自己策马驰越广仁岭。他虽已六十高龄，体态肥胖，却驰骋于岭上。跑马属于剧烈活动，可他丝毫没有倦容和病态。随行的王公大臣甚为欣喜，庆幸皇上如此健康。

到了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嘉庆痰气攻心，胸口闷痛，说话断断续续，显得十分困难，但头脑仍很清醒，皇子们见状，忙找来太医诊脉。然而，只说是中暑引起，不过一般病症而已。于是，就连嘉庆自己也没想到，向来身体健壮的他将不久于人世。中午的时候，嘉庆病情加重，痰向上涌堵塞气管，呼吸更加困难，已经无法说话，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皇子与王公大臣们顿觉恐惧，心急如焚，但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惟有在佛堂祷告，祈求上天保佑。然而，天公不作美，傍晚时分，热河上空乌云密布。突然一阵电闪雷鸣，如利剑划破长空，在山庄周围疯狂咆哮，这是多么可怕的时刻。只见嘉庆眯着失神的眼睛，抬起手，艰难地比划着，他这是在做最后的吩咐。嘉庆帝由于惊吓加重了病情，以至上气不接下气，呼吸窒息；傍晚时分，嘉庆终于闭上了眼睛。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与大臣们的哭声溶成一片。奇怪的是，嘉庆的儿子道光即位后五天，发布了一道谕旨，专门提出其父是偶感暑热。道光帝急于澄清这点，是否是针对当时的传闻，证实其父不是死于雷击呢?

根据嘉庆帝的状况以及当时避暑山庄的情形，可以推定，他因心肌梗塞或脑中风而死，时值雷暴，对其猝死可能有加速影响，但决非遭雷劈致死。嘉庆帝身体一向健壮，中年以后开始发胖，对血压心脏极为不利。平时表现出来的便是畏惧暑热，因此一年大部分时间，不是住在圆明园，就是在避暑山庄。尤其是天理教农民起义以后，连续发生许多事，总不顺心如意，心里老憋着一股火，脾气变得烦躁、易怒，一点小事就钻牛角尖。而这次前往避暑山庄，开始情绪不高，一直闷在轿子里，后来改为骑马，身体从静止状态一下子转为剧烈活动，呼吸急促，血压和心脏肯定都会有影响。抵达避暑山庄当夜，手臂和腿部感觉刺痛，可能已经出现心脏病或是脑中凤症状。接着痰涌攻心，憋气缺氧，最后语言困难，不省人事。可见，嘉庆皇帝早已患上高血压、心脏病，经过七天长途跋涉，劳累引发了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突然死亡。

至于被雷击中没有可能。他的寝宫在烟波致爽殿内最西边一间，全是厚砖结构，无窗采光。烟波致爽殿又不是高层建筑，不可能引起电击。况且，当时宫中一片混乱，皇子、皇孙和众大臣们都在皇帝寝宫，外间又有太监、侍卫和宫女频繁走动，即使有雷击，也不可能只电击嘉庆一人。由此断言，嘉庆帝在避暑山庄被雷击毙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有关这方面的传闻，甚至添枝加叶，点缀以风流韵事，更是无稽之谈。道光皇帝道光皇帝有才、有德,只是他即位的时候，大清朝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皇位传给谁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突发疾病，仅卧床一天就离开了人世。按照秘立家法，皇帝在将咽气时或咽气后，必须立即启开锦匣，宣布皇位继承人，然后才能发丧。嘉庆弥留之际，已经不能言语，只以手比划，要诸位大臣找出锦匣，宣读密诏。然而就在此时，人们发现，隐藏着天大秘密的锦匣不见了。那么，锦匣究竟落入谁人之手?谁又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呢?

自雍正朝起，为了防止诸皇子争夺皇位、骨肉相残，于是创建秘密立储制度。即皇帝健在期间，密写诏书，立某阿哥为皇太子，密封在锦匣里，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等到皇帝传位时，再取下宣读，继统即告完成。

乾隆在位时，他经常东漫西游，南巡北幸，远离京都皇宫。可能因此多了个心眼，密立诏书一式两份，一份封藏于锦匣，放在“正大光明”匾后；一份则亲自携带，从不离身。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灾，原有匾联，均化为灰烬。嘉庆十八年，天理教造反农民进攻紫禁城，差一点用火把皇宫点着。嘉庆二十四年，宫内文颖馆失火，烧掉了几间房，幸亏被及时扑灭。而且库银被盗，印信失窃，甚至军事国防最高机构的兵部关防都丢失了。

上述种种情况表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毫无安全保障。事关王朝延续承传大局，嘉庆帝怎么会放心地让密诏呆在那儿呢?尤其在京都期间，他多半时间住在西郊圆明园。到木兰围场打猎，能不将密诏带在身边吗?如果不是嘉庆帝猝死，锦匣风波根本就不存在。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嘉庆病情恶化，他用手比划着，戴均元、托津心领神会，知道皇上欲宣布密立诏书。两人仔细摸遍嘉庆帝全身，不见密诏踪影，接着监督内臣启开自京都带来的十几个箱子。真可谓翻箱倒柜，里里外外全都搜遍，仍一无所获。锦匣在哪儿?到底有没有密诏?嘉庆帝临终的比划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时，嘉庆帝已经停止了呼吸，在避暑山庄的王公大臣和侍卫们陷入混乱和恐惶之中。嘉庆帝临终前既没有交代，密诏又找不出来，立储问题是否会演成争夺皇位的悲剧?对于四位皇子中长者绵宁来说，这是自然要考虑的问题。

道光皇帝只身镇压叛乱嘉庆帝共有五个儿子。皇长子为侧妃刘佳氏所生，一岁多就夭折了。皇二子绵宁，嘉庆帝之爱妻塔拉皇后所生。嘉庆二年，皇后逝世，他把对皇后的恩爱全部倾注在其子身上，寄以厚望。三十多年时间，尤其关心对绵宁的培养教育，时常让他代替自己祭祀天地祖宗，出巡时又令其陪伴左右，耳濡目染，体会为君之道。当绵宁进入而立之年时，历史并没有为他提供显示才能的机会。如何树立他在满朝文武中的威信和影响，以便将来顺理成章地接班，便成为嘉庆帝常挂心上的问题。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绵宁正跟随嘉庆在热河行围，因猎物稀少，嘉庆心中不快，让绵宁、绵恺提前返京。绵宁返京不久，九月十五日正在上书房读书，忽报天理教农民造反，自东华门进攻皇宫。绵宁躲在上书房不敢出来，至午后，以为事态已经平息，准备赴储秀富向皇后请安时，另一路造反农民攻进西华门。不久隆宗门杀声突起，撞门声大作。

他虽说年过三十，但一直养尊处优，没有征战的锻炼与经验，吓得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当时，有五六个造反者越御膳房矮墙爬上内右门西大墙。若再向北去，即可到达皇后居所储秀宫。眼见灾难临头，要出大事，绵宁面无血色，不知如何是好。在旁总管太监常永贵急忙提醒他：“若不用鸟枪拦打房上之人，便没有别的办法了”。虽然他手中握着鸟枪，但在大内开枪要犯忌，不敢贸然从事。经总管敦促，绵宁也管不了许多，举枪连续打倒墙上两人，其余的人也不敢再上墙了。这期间，留京王公大臣引兵入神武门，且把火器营精锐部队1000多人调进皇宫，造反者抵挡不住，三天后被镇压。

清廷镇压了天理教造反后，论功行赏，所有参与者都破格嘉奖。嘉庆帝考虑到，绵宁年过三十，既无武功，又无政绩，默默无闻。此次开枪阻止造反者，正是树立他威望的最好机会，不管绵宁当时表现如何怯软，他仍把头功给予绵宁，晋封为智亲王，可见其用心良苦。往事历历在目，藏于皇后居所锦匣之密立诏书，毫无疑问，当然非绵宁莫属。

所以皇后居所锦匣无影无踪，事态对他极为不利，他又不便将心里的想法提出来，可是如何结束这令人难受的皇位真空呢?

深明大义的皇后绵宁时已39岁，深悉其中利害关系，为避免节外生枝，他袖手旁观，绝不参与。主持此事的重任，不得不落到当时职务最高、为人最持重而且最有办事能力的戴均元、托津身上。戴均元才学优异，谦恭谨慎，深得嘉庆帝器重。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秋，他出任南河总督，后积劳成疾，请假回归故里养病。当时河工尚未完竣，两江总督铁保又向皇上奏请增加费用600万两。嘉庆帝以所耗资金过大，命大学士戴均元前往河南工地实地审度。由此可见，戴均元与嘉庆帝关系笃深，非同一般。

至于托津，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理藩院尚书博清额之子。托津为人诚朴，办事实心，老成公正，外省有重要大案，总任其前往审理，嘉庆帝将其倚为左右手。

皇帝密诏还没有下落，大臣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经过一番商议，决定一面派人进京面奏皇后，报告皇帝殡天的消息，另一方面则继续在皇宫和行宫中寻找，以期出现一线希望。皇后得知此事，丧夫之痛如雷轰顶，但她抑制住悲伤，仔细寻找宣布先帝遗诏的妥善方法。虽然大清入关以来，规定后妃不得干预朝政，但是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如果不立即作出合理的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

最后，皇后破例采取权宜之计，她以自己的名义拟了一道懿旨，说她完全理解和尊重先夫的意愿。她心里清楚，绵宁是皇帝最宠爱的已故皇后的嫡子，且自幼勤奋好学，嘉庆皇帝早有意将其立为太子。如果她有私心，凭借自己在宫中的崇高威信，完全可以假托帝意立自己的亲生儿子绵恺为帝。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基于理智；基于对清王朝命运的责任；基于对早已形成的现实的尊重，她做出了正确选择，从而受到满朝官员的尊敬。

终于找到了遗旨而避暑山庄里，王公大臣们经过整夜寻找和争吵，已经疲惫不堪。就在这时，小太监带着皇后居所锦匣姗姗来迟。盒子打开了，在场所有人跪伏在地，当场宣读：“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二子绵宁为皇太子”。一块石头终于落地，王公大臣们拥绵宁即位，总算完成继统的顺利过渡，清朝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亲王贵族也抽鸦片吸毒问题是割之不去的社会毒瘤，清末的亲王贵族也吸食鸦片。铁帽子王的不良嗜好鸦片流入中国以后，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不仅造成大量的白银外流，也极大地败坏着社会风气。朝廷的有识之士不断上书道光皇帝，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禁绝鸦片的输入。面对白银外流，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形势，道光帝也一再申明自己的禁烟立场。在全国一片禁烟的呼声中，道光帝准备对鸦片贩子和吸食鸦片的人重制，然而在道光帝的眼皮底下，京师东郊的灵官庙里，却爆出了庄亲王奕寅公然在佛门禁地吸食鸦片被五城察院、风俗御史当场抓获的丑闻。

奕寅生于嘉庆十九年，是第五代庄亲王绵课最小的儿子，排行第十三。他母亲是绵课的侧福晋夏氏。他13岁那年，父亲故去，由他承袭了“铁帽子”庄亲王的王爵。道光八年，由于道光追论绵课生前办理宝华峪陵工程不善之罪，将他降为郡王。

道光十三年，道光过五旬万寿节时，对皇室宗亲大加恩赏，赏还了奕寅的亲王爵位。不过，他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沾染了鸦片毒瘾，经常偷偷离开王府前往灵官庙内吸毒。

神通广大的尼姑灵官庙位于北京东郊，是一座佛教寺院，这里的住持是一个法号叫广真的女尼。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浸染到了这座佛门净地。广真绰号“广姑子”，身为僧尼，却不吃斋，不念佛，整天招揽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进进出出，把一座好端端的佛门禁地变成了抽鸦片和聚赌的场所。

不少纨绔子弟甚至社会上层的达官贵人也被吸引进去。广真倚仗这些人的势力，活动起来并不遮遮掩掩。

这一年广真过生日，灵官庙热闹非凡，前来为广真祝寿的人五花八门，上至庄亲王奕寅、镇国公绵顺、辅国公溥喜等宗室成员，下至内务府郎中、刑部员外郎等政府官员，甚至已保送副都统的理藩院郎中松杰也前来凑热闹。

但见庙内烟火缭绕，喧哗嗜杂，广真里里外外忙着招呼客人，奕寅与辅国公溥喜躺在一边吸着鸦片，镇国公绵顺带来的妓女唱着曲，内务府郎中文亮、笔贴式通桂带来的妓女弹着弦。理藩院郎中松杰，身为一等司员，业已保送为副都统，即将上任，打听到广真的生日，也特地送来了香资。

还有几位官员，如刑部员外郎吉清、文庆，理藩院主事奎英，事先并不知道这天是广真的生日，只因平时与这里混得很熟，这天偶然闲逛到此，赶上了这番热闹，也坐下饮茶听曲。刑部员外郎庆启，因为衣服被水浸湿，前来庙里烘烤，看到眼前情景也身不由己也加入到这群人当中。

这些人吸鸦片的吸鸦片，听曲的听曲，正在哄闹之时，突然有人跑进来报告说：“王钰来拿人了!”众人闻听，吓得躲的躲，逃的逃。他们不知，此处早已为京城风俗御史所注意，数天前密折就送到了道光皇帝那里。道光皇帝已下令五城察院拣调东城正指挥使玉钰，随御史缉拿广真。

听说差人来到，广真趁着慌乱逃脱，后被拿获。奕寅、溥喜吸食鸦片当场曝光。文亮、通桂向差人编造假名希图蒙混过关也被识破。

第二十二章

下定决心严禁鸦片灵官庙丑闻传开后，京城百姓沸沸扬扬，艺人甚至编出唱本传唱，影响极为恶劣。

案发后，道光皇帝于九月初四下令：“庄亲王奕寅、辅国公溥喜在灵宫庙吸鸦片，镇国公绵顺带同妓女赴庙唱曲，卑鄙无耻，分别交宗人府（清代专管王公贵族，也就是皇帝的同宗亲戚犯法的专门机构）严议”。

案内的政府官员文亮、通桂、松杰，因“不知自爱，自玷官箴”被革职，发往热河，永不听用。刑部的吉清、奎英等属于不自检束，被交部严议。到庙里烘烤衣服的庆启也有不宜，照例议处。

对奕寅和溥喜的最后处理是：奕寅革去王爵，溥喜革去公爵，各罚养赡钱粮二年。

已经被降过一回爵位的奕寅，由于此次鸦片丑闻，“庄亲王”的爵位终于没能保住。此爵后来由奕寅的族叔绵护承袭。奕寅的下场很惨，道光二十三年，因娶民女为妻，被控犯法，发往黑龙江圈禁。

鉴于此案发生在京城，且内有亲王这样的高级案犯，道光皇帝于九月九日发布谕令，重申严厉惩处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政策。九月二十三日，道光皇帝痛下决心，召湖广总督林则徐进京陛见，命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东，严厉查禁鸦片。虎门销烟虎门销烟，是禁烟运动中最为辉煌的壮举，震惊了世界。林则徐铁腕禁烟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正月十九，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过梅岭入广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当晚从南雄州城外登舟，连日昼夜兼行，经韶关、英德、清远、三水、黄鼎、佛山、花地，于正月二十五抵达目的地广州。在观睹民众的寂静肃穆气氛中从容登岸。在接官亭与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堑等文武官员见面。

林则徐虎门销烟第二天，林则徐的禁烟工作正式启动。首先在越华书院门前贴出两张布告，一书“所有随从人等，不许擅离左右，其派在行辕之书吏，即于公馆内给予伙食，不准借端出入；凡文武官员因公禀谒者，无不立时接见”。另一书“所有民间词讼，除实系事关海口应收阅核批外，其与海口事件无关者，一概不应准理，毋得混行投递。至应收之呈，亦应俟到省数日后，择期牌示放告”。这两则公告，头一则是为防止越华书院内的官员同烟贩有瓜葛，走漏消息；第二则是要把所有精力放在禁烟上，防止其他事情干扰。

他和邓廷桢、怡良、关天培、豫堑在寓所里商议禁烟部署，并检阅图志，互相交流各处形势。准备旬日之间，与关天培一起乘舟观览虎门、澳门等处海口形势；驱逐趸船应手之后，再往东路察看机宜。

对于鸦片吸食者，林则徐力主严办。他在到达广州一周后，在奏报抵粤体察情形的奏折中，请求道光皇帝尽早颁布对吸食鸦片者严办的法令，并提出办法：“如果定之例，而宽一年之期，即吸食莫多于广东，而以臣察看情形，亦可保限外无人罹法。若宽而生玩，则不惟未戒者不戒，即已戒者亦必复食，稍纵即逝，恐不可挽”。当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的消息传布后，广州的禁烟活动就逐渐进入高潮。林则徐在赴广东途中就指示广东方面要严密查拿烟贩，逮捕内奸。

邓廷桢等人密切配合，采取了一系列禁烟措施，在林则徐抵达广州之前，即先后破获私开窑口案件141起，捉拿人犯345人，收缴烟枪10157杆。林则徐抵达广州后的两个月内，又捕获烟犯1600人，缴获鸦片461500两，烟枪2700多杆，烟锅300多口。

林则徐还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他接见文武官员、友人、旧属、同乡，了解鸦片流毒情况。通过各种渠道的调查，林则徐认识到广东鸦片兴贩、吸食现象之所以严重，关键在于外国鸦片商人为卖烟而来。

如果外商不带鸦片来，内地百姓就不可能吸食鸦片。于是林则徐把禁烟方针从“重治吸食”转变为“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必须将其趸船鸦片销除净尽。因为鸦片趸船驶离零丁洋，鸦片商既不可能把鸦片扔进大海，更不可能带回本国。

即使将他们驱逐到万山之外，他们也只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不久后还会再回来，终究不是彻底解决的办法，但派遣师船去外洋追捕也没有把握。林则徐与邓廷桢、怡良密商后认为，装运鸦片的趸船虽闻风驶出外洋，但鸦片贩子大都还在广州，可以用恩威并施的办法，逼令他们交出囤积在趸船上的鸦片。

和洋商针锋相对二月初四，林则徐召集十三行洋商，要他们立即转告外商：必须限期交出鸦片，并保证今后来华贸易，永不夹带鸦片，如再夹带，则货物没收，人即正法。林则徐大义凛然地宣布：“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洋商们接到缴烟的命令，观望了3天，最后不得不交出鸦片1037箱，企图以此搪塞过关。

林则徐见洋商根本没有诚意，便准备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逮捕英国大鸦片贩子颠地。颠地长期在广州从事走私鸦片的勾当，存有鸦片最多，不仅自己拒不缴烟，还阻拦别人缴烟。所以，林则徐准备拿颠地开刀。

英国商务盐督义律得到这个消息后，感到事态严重，马上由澳门赶到广州商馆，企图掩护颠地外逃。早有准备的林则徐等义律刚一进入商馆，立即发布命令：因外商违抗命令，拒不缴烟，所有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全部封舱，不准装卸货物；所有在外国商馆做工的中国仆役和买办一律撤遇封锁商馆，安设巡船，稽查出入。就这样，义律就和320多名鸦片贩子一道，被困在商馆中。

这时，义律才知道自己处境不妙。但义律仍不断以“英吉利领事”的名义，要求退还船只，或通过美国、荷兰请求准许该国一船放行，对此林则徐均断然拒绝。

大鸦片贩子颠地企图出逃，但还是被早有防范的广东军民抓获。义律无奈于二月十四日通过行商向林则徐表示：愿意呈缴英商所有鸦片20283箱。为防止义律再施诡计，林则徐下令，在英国烟贩缴烟四分之一以后，允许商馆雇用的中国仆役返回商馆工佑缴烟一半以后，可酌量允许水上往来;缴烟四分之三以后，可以允许开舱贸易；缴烟完毕，一切照常。这一措施，保证了缴烟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为了鼓励和奖励外商缴烟，林则徐还奏请道光皇帝批准，外商凡交出一箱鸦片，即赏给茶叶5斤，共需茶叶10万余斤，由林则徐、邓廷桢、怡良等人在广东捐办解决。

二月二十八日，缴烟工作开始。这天，22艘满载鸦片的趸船，从零丁洋驶向指定地点虎门外龙穴洋面。由于趸船高大，无法靠岸，只能停泊在水深之处，临时雇用的众多小船和数千民夫穿梭往来于趸船和海滩之间，岸上有12名文职官员负责组织接收、检验、入库、上账、看守等项工作。

另有10名武职官员率领数百名清兵轮班替位，昼夜巡查。经过1个月零8天，到四月初六日，鸦片全部缴清，总计19187箱又2119袋鸦片，比义律认报的数字多出1023箱（一袋相当于一箱），总重量超过230万斤。

销烟壮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雷厉风行，成绩斐然。道光皇帝每当收到林则徐从广州发出的奏报，非常重视，详加批示。在阅到林则徐二月初四日召集十三行商人时所讲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时，不由得怦然心动，盛赞林则徐的忠君爱国之心。

鸦片收缴上来了，如何处置，林则徐不敢自做主张。他就上奏道光皇帝，请求将收缴的鸦片全部运京，呈请验明烧毁。道光皇帝接到林则徐的奏折后，当即批道：该项烟土，数量很大，待收缴完毕，立即查明箱数，派清明干练人员解送京师，以便复验。道光皇帝关于鸦片解京是一道明发谕旨，当浙江道监察御史邓瀛见到后，立即上奏指出：广州距京遥远，两万余箱鸦片，车运不便，所费民力更难以计算，估计从广州至江西一段水路，需雇民船百余号，水手一二千人；安徽以北的陆运，又需大车千余辆，民夫千余人，骡马五六千匹，不免赔累劳扰，而且容易偷换作弊，建议就地销毁。道光皇帝觉得很有道理遂改谕林则徐、邓廷桢就地督率文武官员，公同查核，目击销毁，还要组织沿海百姓和外商一同观看，以儆放尤。

林则徐于三月二十四日在虎门接到道光皇帝将收缴的鸦片原箱解京的批谕，第二天即与关天培研究起运办法。二十八日，林则徐将起运报告草成折稿，寄回广州，交邓廷桢过目后缮发。三十日，林则徐又接到道光皇帝关于无需解送来京的谕旨，遂追回折稿，与关天培等反复酌商，决定用挖池浸化的办法，于四月二十二日起，在广州东南的东莞县太平镇虎门海滩上销毁鸦片。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即公元1839年6月3日上午，林则徐在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堑、广东市政使熊常锌的陪同下，一起到达虎门，监督首次销烟。虎门山丘，人山人海，山脚中央，搭起一座高台，山前山后，布满绿营哨卡，一幅写有“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的黄绫长幅，迎风飘扬。

下午2时，三声礼炮响过，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开始了。500名健壮民夫一拥向前，奔向方形销烟池。销烟池共有两个，每个长宽各15丈，池底铺以石扳，用水泥弥缝，四周拦桩钉板，绕以竹篱栅栏，池前设一涵洞，供排泄池内鸦片渣沫之用，后面通一水沟，用来引水入池。壮汉们有的向销烟池中灌水，有的抛撒盐巴，有的劈箱搬出烟土过秤，有的将鸦片烟土切成四瓣，扔入池内。经过一段时间的浸泡，又把一担担石灰倒入池中，用铁锄、木耙反复翻搅。顿时，销烟池内沸滚如汤，浓烟腾空，渣滓下沉，臭味难闻。一池销毁完毕，即打开涵洞，冲刷人海，另一池的销毁工作又开始了。

整个销烟过程历时23天，全部鸦片销毁完毕，只留下公班、小公班、白皮、金花鸦片烟各两箱，作为样土，预备解送京师。五月十五日，林则徐、邓廷桢等满怀胜利的喜悦，登舟离开虎门，返回广州。

虎门销烟，是禁烟运动中最为辉煌的壮举，它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坚强意志震惊了世界。孝全皇后清朝的皇帝很重视自己与爱妻的情谊，道光可以算得上模范丈夫了。蕙质兰心并世无道光皇帝的孝全皇后，姓钮祜禄氏，是道光皇帝的第三位皇后。生于嘉庆十二年，比道光皇帝小25岁。其父颐龄曾在苏州做官，孝全也随居苏州。

据说，孝全幼时既贤惠又聪明伶俐，动手能力极强，可以巧妙地拼凑“七巧板”，并且有所创新。后人赞誉她为“蕙质兰心并世无”。

钮祜禄氏年幼时，曾随同她的父亲做官到苏州。苏州的女孩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当时，钮祜禄氏经常和这些女孩子做木板拼字的游戏。后来，她熟能生巧，竟发明了一种新的玩法，用小刀切割许多木片方块，随时都可以拼凑成各式各样的文字。

以后道光帝选秀女，颐龄就把女儿送入宫中。钮祜禄氏以她美丽的容貌被选中。由于她才貌双全，明慧温柔，才智过人，16岁时，道光帝封她为“全妃”。

道光十一年，钮祜禄氏生下皇四子奕詝，即后来的咸丰皇帝，她又母以子贵，被封为全贵妃。道光十三年，孝慎成皇后佟佳氏病故后，她被晋升为皇贵妃，统摄后宫事务，道光十四年被册立为皇后。

这样一位春风得意的皇后，升迁神速，死亡也快。只做了六年皇后，就于道光二十年正月暴崩，年仅33岁。关于她的死因，历来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最流行的观点是认为皇后之死是皇太后所为。

太后与皇后的矛盾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孝和睿皇太后钮祜禄氏六十大寿，皇宫内隆重庆祝。道光帝率王公大臣、皇后钮祜禄氏率六宫妃嫔，分别向皇太后祝寿。道光帝为了讨皇太后的喜欢，写了不少诗词，颂扬皇太后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皇后钮祜禄氏也填写了一些歌词，敬献给皇太后。

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庆典之后，又过了些日子，一天，道光帝到皇太后处清安，无事闲聊，说到了皇后的聪明才智。谁知皇太后流露出无限惋惜的神情。道光帝感到非常诧异，便向皇太后追问原因。太后说：“女子以德为重，德厚才能载福。如果只凭一点才艺，怕不是福相”。其实，太后这些话，本来也是随便谈到的，并没怎么介意。不料，这些话后来传到皇后耳中，钮祜禄氏非常不高兴。她想：我现在已经是国母，况且又有个男孩，将来这个孩子必定要继承皇位，那时我就是太后，怎么能说没有福相呢?她心里犯开了嘀咕，慢慢地感情上和皇太后产生了隔阂，行动上也就有了表现，每次给太后请安时，言语中总有些刺激性的话。时间长了皇太后看出了问题，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委，便大发脾气。皇太后是皇帝的母亲，又是皇后的亲姑姑，怎么能忍受这种旁敲侧击、冷嘲热讽的话呢?这以后，太后不是当面训斥皇后，就是指斥道光帝管教不严，母子之间、姑侄之间矛盾越来越大。道光帝和皇后的感情本来非常好，皇太后每次责备，道光帝又都讲给皇后听。皇后越来越生气，见了皇太后也就顶撞得更厉害。一些嫔妃知道了这件事，出于对皇后的妒忌，也到太后面前说皇后的坏话。这样，太后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冰释前嫌后的突然死亡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腊月，北风狂吹，寒气逼人。一天，皇后外出，患了感冒，有几天未到太后处请安。谁知，太后竟亲自来到皇后处探视，问寒问暖，格外亲热。皇后感到自己过去做得不对，心里很不是滋味。转眼到了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正月，皇后的病已经基本上好了，便到皇太后处问安，太后很高兴，拉着皇后的手，问这问那，十分热情。姑侄间往事的矛盾似乎冰释了。过了一天，太后派两名太监特意给皇后送来一瓶名酒品尝。皇后很高兴，当着太监的面，当时就斟了一杯，一饮而尽，还对太监说味很甘美，多谢太后。但是，就在这天夜里，皇后去世了。

《清官词》中有：“如意多因少小怜，蚁杯鸩毒兆当篷”词句。此诗意思为：孝全皇后由皇贵妃主持六宫事务，后为正宫，今年暴崩，事情一定有隐情。当时孝和太后还在，家法森严，道光也不敢违背。可以分析，孝全之死与鸩毒有关。由于孝全违背了家法，孝和皇太后执行家法，毒死了孝全皇后。至于违背了哪条家法，注释中没有提及，后人只能用“事情必有隐秘”解释了。

还有的人说，孝全皇后为了立其子奕詝为皇太子，欲毒死其他皇子，于是在宴请诸皇子的家宴中，置毒于鱼腹。吃饭时，奕詝不忍心杀死众弟，于是暗示大家不要吃鱼。事后孝全阴谋败露，皇太后大怒，立赐孝全自缢。孝全在皇太后的逼迫下，自缢而死。

孝全皇后暴崩真相如何，至今没有定论。据说，孝全皇后死后，道光异常悲痛，特封大行皇后为“孝全”皇后，专门发了一道上谕，称赞皇后“恭俭柔嘉”，命惠亲王绵愉、总管内务府大臣裕诚、礼部尚书奎照、工部尚书廖鸿铨总理丧仪。第二天，道光帝身穿青袍，摘掉冠缨，亲到皇后灵前祭奠。整个宫中，仅孝布就用了224匹。这年冬天，道光帝封静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为皇贵妃，命她抚养年方十岁的皇子奕詝。道光帝时常悼念死去的妻子，从此不再册立皇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九，孝全皇后葬入慕陵地宫。人在炮台在的关天培关天培殉国后，人们在他牺牲的地方，修建了专祠，以表达对这位爱国将领的深切缅怀。投笔从戎的英雄关天培（公元1780年一公元1841年），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准安）人，行伍出身。幼年读过诗书，原想考科举，后见国防薄弱，决心投笔从戎，改习武科，刻苦攻读《孙子兵法》，并钻研军火制造。

公元1803年，考取武庠生。由于他办事认真，很快得到了上司的信任，迅速被提升，历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代理江南提督等职。清政府认为关天培有“干济之才”，特加擢用，公元1834年，授予广东水师提督要职。

当时，广东海关和水师极为腐败，贪污、贿赂成风，迎送、馈献习以为常。为此，关天培在抵广州途中，就颁布了“入境告示”，派人到广州张贴，号召下属清除旧习，振作精神。这一措施，曾给广东官场带来了新的风气。

整顿水师关天培特别重视水师的建设。他整饬水师，挑选精勇、强壮的士兵守卫炮台；从士兵中考选下级军官，使人尽其才；经常督率水师研究、绘制各炮台的形势位置图，进行攻击、守卫、策应、配合等训练和演习；并把有关文件、图武等编成《筹海初集》，供官兵学习之用。

由于关天培的严格训练，从前松松垮垮、战斗力很弱的水师，很快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有很高进攻和防御能力的部队。

关天培的努力使广东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外国侵略者望而生畏，再也不敢到这里耀武扬威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公元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鸦片的行动，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在伦敦召开了两天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要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要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公元1840年6月21日，英舰40艘在广东海面集结。28日封锁珠江口。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为了粉碎敌人的进犯，关天培和林则徐认真研究了破敌之策。他们认为，此次战争是防御自卫性质，战争的目的是戍守海防，抵抗侵略。因此，决定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等策略。与此同时，关天培进一步加强了虎门海防，增置大炮二三百尊，并对水师严加操练。英国侵略军曾多次妄想从这里攻入，但面对早有戒备的虎门，英军犹豫不决，未敢进犯。

英国侵略者在虎门碰了壁，便移兵北犯，于公元1840年7月攻陷浙江海防重镇定海后，8月窜至天津海口，向清政府投递照会，进行威胁。腐败的清政府被英国的坚甲利炮所吓倒，竟把战争的起因归咎是禁烟运动。道光皇帝将林则徐革职，任命投降派大臣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办理中英交涉。

公元1840年11月，琦善到广州后，为了讨好英国，一反林则徐、关天培的作法，下命拆除珠江口的木排、铁链和暗桩；并裁减兵船三分之二；遣散了全部水勇；还允许英人察看地形，探测内河。这样，关天培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

身受冤屈，仍然坚守阵地公元1841年1月，英国侵略者调集二十余艘军舰，两千多名士兵，对虎门要塞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当时虎门第一道防线沙角、大角两炮台的守军只有数百人，他们在副将陈连升的指挥下，不畏敌众我寡，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与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由于琦善已将海防废驰，又拒绝增派援兵，沙角、大角两炮台很快被英军攻陷，全体将士坚持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琦善在广州按兵不动，坐视炮台失守，反而向道光皇帝劾奏关天培，指责沙角、大角炮台的失守是由于关天培指挥失误造成的，要朝廷对关天培从重治罪。道光皇帝听信谗言，以“身为水师提督，督率无方”的罪名，降旨将关天培的顶戴革去，令其“戴罪立功”。关天培蒙受大冤，心中无比愤懑，但仍以大局为重，积极进行战守准备。他不顾年事已高，到处奔波，察看扼塞；同时请求琦善速修海防，增兵虎门。但琦善决意卖国，置之不理。关天培自度国难将至，昼夜坚守阵地。他感叹道：“这种情势，虎门难保了。我身为守土将领，唯有一死，以报国家”。他把自己多年的积蓄分给守台士兵，并将自己的几枚落齿和几件旧衣，用木匣密封寄回家中，以表示与敌人决一死战的雄心。

人在炮台在英国侵略者突破第一道防线后，又调兵遣将，对虎门要塞继续发动进攻。

26日下午，侵略者集中大炮数百门，对关天培亲守的靖远炮台进行猛烈轰击，整个炮台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关天培全身负伤十多处，血染战袍，但他坚持不下火线，手持宝剑，指挥战斗，并亲自开炮轰击敌人。关天培这种为保卫祖国疆域、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全体官兵。他们决心宁肯战死，决不后退，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英国侵略者虽然船坚炮利，人多势众，但在守军的坚决还击下，始终未能靠岸。这时，不巧暴雨大作，阵地上大炮的火门被水浸湿，失去了作用，情况异常危急。在这艰难危急时刻，关天培多次向琦善告急，请求派兵援助。当时琦善握有八旗、绿营、团练共数万大军，但他拒绝发兵，坐视不救，致使关天培孤军奋战。

战斗越来越激烈，关天培视死如归，冒着敌人的炮火。毅然挺立在炮台前沿，怒目凝视着前方，当众宣誓：“人在炮台在，不离炮台半步!”全体将士在关天培的鼓舞下，士气高昂，奋力炮击英军，敌舰有的被击沉，有的被击伤，登岸的敌人纷纷就歼，尸体布满了滩头。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多数将士相继阵亡。这时，英军在炮火掩护下攻上了炮台。关天培誓与阵地共存亡，挥舞佩刀，把冲上炮台的英军一个个劈了下去。最后因伤重力竭，为国捐躯。镇守虎门的四百名爱国将士也全部壮烈牺牲。

关天培殉国后，人们在他牺牲的地方，修建了专祠，以表达对这位爱国将领的深切缅怀。洪秀全起义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叉，建号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的准秀才洪秀全，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七岁入私塾读书，他很聪明，五六年间，就能熟诵四书五经等。由于他的学业成绩优异，老师和家庭都对他期望很大，都认为他一定能取得功名，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一般读书人所走的道路，洪秀全早年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

太平天国洪秀全公元1828年，洪秀全初次到广州应考秀才没有考取。此后，他一面当私塾教师，一面努力读书，又几次去广州应试，但都名落孙山。多次考取不中，使洪秀全感到愤懑不平。公元1843年洪秀全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可还是没有考中，在极度的烦闷中，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内容是宣传拜上帝、敬耶稣，反对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教义。

洪秀全读后反应强烈，“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于是他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以示“去旧从新”，并开始从事传教活动。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洪秀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他的同学，私塾教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等首先接受了洗礼。不久，他们将私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都撤掉了。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引起了当地士绅不满，结果他们丢掉了私塾教师的职位。

建立大同社会的理想公元1844年，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一带传教，农民受洗礼人教的有100多人。9月，冯云山转入桂平山区活动。11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一面教书，一面传教，并撰写文章来进一步阐释教义。

在此期间，洪秀全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原道救世歌》宣传天父上帝是中外古今共同的独一无二的真神，主宰万事万物，人间的所有事物都是上帝所赐，因此，人人应该拜上帝，不拜菩萨邪神。这篇长歌还着重劝导世人要作“正人”，为人行善积德。《原道醒世训》还批评了相夺、相斗、相杀的世道人心，提出天下男女都是上帝生养保佑的兄弟姐妹，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应当是“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的“大同”社会。

公元1847年春，洪秀全离开花县前往广州，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得读《新旧约圣经》。罗孝全认为洪秀全的思想不纯，不是“合格”的教徒，拒绝为他进行洗礼。洪秀全在广州只住了几个月，便到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去找冯云山。

拜上帝会紫荆山是个大山区，居民大多数以耕地、烧炭为业。冯云山于公元1844年来到那里，以做工、当塾师为生，在贫苦群众中开展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紫荆山区建立起一个被称为“拜上帝会”的组织，会众达到2000多人，其中也包括后来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杨秀清和萧朝贵。公元1847年8月，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后，看到冯云山已经开辟了这块基地，信心大增。为了巩固和发展拜上帝会，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策划，制定了“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

在广西期间，洪秀全又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原道觉世训》除加强宣传上帝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功能，要人们朝夕敬拜外，还提出同“上帝”相对立的“阎罗妖”，作为一切妖神的代表，号召天下兄弟姐妹应当共同击灭之。由此，它抨击历代帝王而改上帝尊号，指出只有上帝才能称帝，人间君主不得逾越，表现了对君主的蔑视。

拜上帝会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同当地封建势力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并由开始的反对神权发展为政治性的斗争。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的力量，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双方的斗争愈演愈烈。

公元1848年1月，当地的地主武装逮捕了冯云山等人，向桂平县衙门控以“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县官将冯云山投入监狱。这时，洪秀全听到消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

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又回到广东，拜上帝会一时失去了领导，会众发生混乱。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随后，萧朝贵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天父”是拜上帝会信仰的最高主宰，它的体现者是洪秀全。杨秀清代“天父”传言，虽然对维系拜上帝会组织起了一定作用，但他却从此在宗教地位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给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冯云山被拜上帝会会众营救出狱后，公元1848年冬前往广东寻找洪秀全。公元1849年7月，两人重返紫荆山。这时，广西到处发生天地会领导的群众反抗斗争。而清朝在这里的统治力量又很薄弱。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拜上帝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以紫荆山为中心，东由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起武宣、象州，南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它的组织。拜上帝会在发展和斗争中，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成员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

起义造反拜上帝会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公元1850年春夏问，洪秀全要求各地会众到金田村“团营”，整编队伍。在获得消息后，各地会众扶老携幼，一万多人陆续到金田会合，途中不断与拦阻的清军、团练发生战斗。

金田团营前后，会众根据“同食同穿”的精神，“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种制度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起义初期，对于保持起义队伍的团结和纪律，发扬艰苦战斗的精神起了一定的作用。

拜上帝会会众到金田合营后，按军事编制建立了一支队伍，与清军展开战斗。12月底，击溃清军。公元1851年1月1日，在金田附近的蔡村江大败清军，杀副将伊克坦布。这两次胜仗，稳定了金田的形势。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公元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38岁生日，洪秀全率众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气势磅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此开始了，这次起义因为爆发地点在广西金田，历史上称为“金田起义”。咸丰皇帝咸丰帝留给后人的除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帝国外，还有一个权力女人。踢死了自己的大儿子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是道光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孝全皇后。奕詝出生前，道光皇帝本来已有三个皇子。次子奕纲和三子奕继均早亡，皇长子奕纬，最受道光帝的宠爱，长至23岁，已经出落成人。一日，奕纬的师傅强逼其背诵经书，告诉他：“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帝”。奕纬终究是个孩子，不耐烦地顶撞道：“我将来作了皇上，先杀了你”。道光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当即召见大阿哥奕纬。

奕纬刚刚跪下请安，道光就气愤地踢了他一脚，正好伤及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三位皇子的相继死去，使年近半百的道光帝悲痛万分，对于皇朝未来的继统大事隐怀不祥之兆。惟一令道光帝稍感欣慰的是，皇长子过世时，全贵妃钮祜禄氏和祥贵人均已身怀六甲，如能生得男婴，亦堪来日大用。

后宫的战争在道光的群妃众贵当中，全贵妃钮祜禄氏最受宠爱，其父是承恩公颐龄，曾仕宦苏州，钮祜禄氏随父同行，备受江南山水浸染熏陶，聪慧绝伦。道光初年入宫，三年（公元1823年）册封为全妃，五年晋全贵妃，成为后宫中红极一时的人物。

全贵妃怀孕后，本来十分高兴，认为只要生下皇子，就能母凭子贵，但令她担忧的是同是身怀六甲的祥贵人月妊娠要比她早一个多月，到时准先生下皇子，就意味着在储位之争中占得先机。为此全贵妃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一天，宫中御医又来给全贵妃诊察，全贵妃见左右无人，便小声问道：“不知这腹中是女是男?”这全贵妃平素在宫中颇会笼络人心，与这御医熟识，因此，御医顺口答道：“当然是真龙天子”。全贵妃听罢大喜。

次日，全贵妃又特召御医入密室，对御医说道：“我想让皇子早点降生，来日如能得继大统，我必重赏，你究竟有何办法？”御医答道：“奴才并无妙法，只有从今日起服用奴才祖传的保胎速生药，皇子便可提前降生，只是……”全贵妃明白御医的意思，笑着连声说道：“那就不是你的责任了，自然不必多虑”。

于是，从这日起，全贵妃每日遵医嘱服下保胎速生药物，到六月初九日，移住圆明园湛静斋的全贵妃终于生下了皇四子，道光帝赐名奕詝。

因连丧三子，道光实际上是把奕詝视为皇长子，备加喜爱。全贵妃也母以子贵，被晋封赤皇贵妃。

孝慎皇后去世后，于道光十四年被立为皇后，就是孝全皇后。

六天后，祥贵人也生下了一个男婴，是为皇五子奕谅，果然不出全贵妃所料，奕谅降生后，道光帝虽然也很高兴，但其兴奋程度与奕詝降生时已不可同日而语。

就这样，咸丰的母亲孝全皇后为儿子在皇位继统大战中赢了第一回合。

立储的难题道光二十年，孝全皇后暴崩，临终前把10岁的爱子奕詝托给静贵妃抚养。

中宫没了皇后，道光帝也无意再立，静贵妃晋级为皇贵妃，代摄六宫事，虽无皇后名份，实同中宫主人。

静贵妃小于孝全皇后5岁，入宫较晚，初赐号静贵人。

后晋封静妃。道光十四年，全皇贵妃继立为皇后，静妃也跟着晋升一级，为静贵妃。静贵妃也很受道光皇帝的宠爱，育有一子，就是六皇子奕。

道光皇帝对这奕詝和奕格外喜爱，也很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分别为他们指定了老师，奕詝的老师是杜受田，奕的老师是贾桢。两位皇子都很聪明，读书也都十分认真。

道光帝对两个的喜爱难分轩轾。道光帝曾赏给过奕詝“锐捷宝刀”，也赏给了奕一把“白虹宝刀”。甚至对奕的钟爱不亚于奕詝。在奕上学之前，就预赐其书室匾额为“正谊书屋”。

奕生而聪颖，为诸皇子之冠；奕詝年长，且为皇后所生，究竟选谁为储，道光帝一时之间犹豫不决。

道光皇帝晚年，最钟爱六皇子奕，在大臣面前，几次流露要把皇位传给奕。只是因为奕詝“四阿哥”居长，且在宫中素以“贤德”闻名，所以犹豫不决。奕詝老师杜受田窥探到道光的心意，万分焦虑，从自身利益考虑，必须全力帮助自己的学生。于是他苦思冥想，帮助四阿哥寻找补救办法。

一次满意的答卷一次，道光皇帝命各位皇子到南苑打猎，实际是试一试皇子们的武艺怎样。按清朝惯例，皇子读书时外出须向老师请假。杜受田沉思良久，向四阿哥耳语：“阿哥到猎场中，只坐观他人骑射，自己千万不要发一枪一矢，并约束随从不得捕杀任何生灵。回来时，皇帝一定会问何故，你可以回答：‘时方春和，鸟兽孕育，不忍伤生，以于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一技之长与诸兄弟争高低”。

当天狩猎结束，六阿哥所获猎物最多，正在顾盼自喜之际，见四阿哥默坐，随从也垂手侍立，感到奇怪，就上前问道：“诸兄弟皆满载而归，为何四哥一无所获?”四阿哥平静地回答：“今天身体欠安，不能与诸兄弟驰逐猎场”。天色将晚，诸皇子携所获猎物复命。果然皇上询问缘故，奕詝就把杜受田教的话说了一遍。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对身边的大臣说：“这才是君主之度”。

平心而论，奕詝无论文韬武略，还是健康状况，都比不上奕。道光皇帝直到死前仍对传位之事下不了决心。

终于登上王位后来，道光重病在床，自知无回天之术，临终前最后考察两位皇子的能力和气度，决定继承人。

奕的老师授计说：“晋见时，皇上若在病榻上询问治国安邦大计，你应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杜受田则对奕詝说：“你若陈条时政，论智力、口才根本比不上六爷，只有一策，皇上若自言病老，将不久于人世，你只管俯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晋见时，皇上果然询问身后治国大事，六阿哥奕无视皇上痛苦之状，口若悬河，大谈自己治国安邦的见解和抱负；四阿哥奕詝则一如师言，面对父皇的垂问，悲伤得涕流满面，以至于不能作答。

道光皇帝在病榻上，仔细观察两人的言谈举止，被奕詝的举动所感染，对身边的大臣说“皇四子仁孝，可当大任”。第二天，道光皇帝驾崩，领班大臣宣读密谕：“着皇四子奕詝即位”。四阿哥终于击败六阿哥，登基做了皇帝，年号“咸丰”。曾国藩得到重用曾国藩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终于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国家的第一栋梁清朝统治的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大清国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然而乱世出英雄，这时候出了一位显赫于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风云人物，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文职曾任过吏部侍郎，但人们更熟悉他的是他的赫赫战功。咸丰年间，曾国藩奉命督办团练，并创立了湘军，后来又率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武汉及沿江各地，最终攻克南京，为剿灭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授武英殿大学士。晚年历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死后被封为“太傅”，谥号“文正”。

老师的推荐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得到重用的呢?这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恩师——时任军机大臣之职的穆彰阿。

曾国藩道光末年中进士，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深得穆彰阿的器重。穆彰阿觉得曾国藩是个人才，日后一定能够大有作为，就决定把他举荐给咸丰皇帝。这天，穆彰阿找来曾国藩，对他说：“明日上朝，我要向皇上正式推荐你，你要有所准备，把《四书》、《五经》多加背诵，皇上或许要试你的才学”。曾国藩听了受宠若惊，躬身作揖说：“多谢恩师栽培，晚生自当珍惜这个机遇，不负恩师重望”。第二天，穆彰阿上朝向咸丰皇帝保奏了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请求皇上重用。咸丰皇帝听了，问道：“你说这个曾国藩才堪重用，不知他有什么过人之处?”这一问倒把穆彰阿问住了，慌忙中他脱口而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是善于留神，有过目不忘之能”。咸丰皇帝听了也没有说什么，穆彰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告退。

穆彰阿回到府中，心里十分懊丧，觉得自己只说了那么两句不痛不痒的话，没把曾国藩的才能张扬一番，白白地将大好机会错过了。

谁知咸丰皇帝在他走后，却在一直琢磨着他那两句话，心想，这个曾国藩如果真有那样的超人之处，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理应予以重用。于是咸丰决定先试试曾国藩的才华。

几天后，咸丰皇帝命太监传旨给穆彰阿，让曾国藩初一卯时在中和殿候见。穆彰阿大喜过望，忙叫来曾国藩，把这事告诉了他，并一再叮嘱，要他好好准备，以应付皇上的测试。曾国藩信誓旦旦，表示决不辜负恩师美意。

曾国藩故居皇帝的特殊考题初一这天，天还没亮，曾国藩沐浴更衣，穿戴整齐，按时来到皇宫，随太监来到中和殿。太监命他等着候见，便关上殿门走了。曾国藩环顾大殿，见殿内金碧辉煌，气氛肃穆。他不敢坐，就挺直身子站着，竖起两只耳朵谛听门外动静。可是等了很久，也没见太监前来传旨，他心里十分着急，不知道是凶是吉。后来，他站得实在太累了，就在大殿上踱步，这才发现，原来大殿四壁挂的都是大清历代皇帝的圣训。不过这时他却无心观看，心里只想着皇上为什么不召见自己？又等了很久，太监终于来了，对他说“皇上今日没空，命你明日再来”。曾国藩垂头丧气地走出皇宫，才发觉太阳当空，原来已是晌午时分了。他急忙来到穆彰阿府上，把情况禀告了恩师。穆彰阿听了，沉思良久，突然问：“你说大殿四壁挂着历代先皇的圣训，你记住了多少?”曾国藩摇摇头说：“当时我心慌意乱，只留意殿外动静，无心去细看圣训”。穆彰阿喊道：“糟了!这定是皇上要试你过目不忘的才能而刻意安排的。皇上必定会再召你，这可如何是好呢?”听恩师一说，曾国藩也很害怕，一则是怕自己失去了这次大好机会；二则是自己如果不能通过皇上的测试，怕皇上责怪老师所报不实。他连忙跪倒在地，连呼“恩师救我”。穆彰阿把他扶起来说：“让我想想办法”。就在这时，一个家丁进来禀报说：“皇宫总管太监王公公前来求见”。穆彰阿满脸不高兴地说：“就说我今日谁也不见，请他改日再来”。家丁持身刚要走，穆彰阿突然把他叫住“回来，请王公公在正厅相处”。回过头来对曾国藩说：“天助我们也。救星来了，你且回避”。穆彰阿在正厅热情接待了皇宫总管王太监，请他坐上座，这使王太监受宠若惊。主宾坐定后，王太监不好意思地说：“小的前来，为的是日前求大人为我外甥谋个知县差使的事，不知可有眉目?”穆彰阿说：“区区小事，何劳公公亲自前来，我已为你办好了，不日即可到任”。王太监十分感激，说：“大人如有事要小的效劳的，尽管吩咐”。穆彰阿说“对了，我要撰写一份大清历代先皇功绩录，烦请公公将中和殿上所挂历代先皇的圣训抄好送来，晚上我撰写时要用，你能办得吗?”王太监笑道：“这点小事，不劳大人费心，小的这就去办”。果然，王太监在天黑前再次登门，送来了中和殿上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圣训的抄录。

穆彰阿叫来曾国藩，让他当晚必须把圣训全部背熟，并告诫说：“你的前途，全在此一举了”。曾国藩接过抄录后，回去彻夜诵读，终于把圣训都记熟了。果不出穆彰阿所料，第二天一早，太监传旨命曾国藩上殿面圣。咸丰皇帝在保和殿召见了曾国藩。咸丰皇帝问道：“昨天在中和殿上，你一定看见了所挂的大清历代先皇的圣训，你可曾留意先皇的圣训都说了些什么?”曾国藩胸有成竹，将圣训背诵如流。咸丰皇帝又惊又喜，心想：“果真是个善于留神、过目不忘的奇才也，此人理当重用”。没过几天，咸丰皇帝降旨，将曾国藩擢升为吏部侍郎。从此，曾国藩青云直上，飞黄腾达，终于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慈禧的发家慈禧把持大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她是怎样得到咸丰皇帝的宠爱呢？慈禧太后如同进了冷宫慈禧本名叶赫那拉·兰儿，是满洲镶黄旗人。她从小聪颖过人，胸怀大志，以为入宫后一定能母仪天下。咸丰三年，她如愿进宫，成为一名宫女。一年后，被分配到离京四十里的圆明园执役，住在“桐荫深处”。咸丰皇帝一年难得去圆明园几次，“桐荫深处”又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就等于是打进了冷宫。所以，她进宫后很长时间，竟然连咸丰皇帝的面都没见着。

命运的眷顾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眷顾兰儿。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在高潮，清兵屡战屡败，咸丰皇帝心烦意乱，索性躲进圆明园内，寄情于声色。兰儿听说每日饭后，皇上必定坐着八个太监抬的小椅轿，到“水木清华阁”去午睡片刻，有时经由“接秀山房”前往，有时打从“桐荫深处”经过。

富有心计的兰儿算准了时刻，天天精心打扮，哼着小曲，希望以自己婉转的歌喉吸引咸丰。

苍天不负有心人，兰儿的歌声终于引起了咸丰皇帝的注意。

一天，她在圆明园凭栏远眺，不禁哼起了一首江南小调，曲中流露出一股幽怨之情。恰好此时咸丰皇帝乘凉舆在园中游玩，被歌声打动。杏花、春雨、江南、美人，咸丰皇帝一下子对兰儿生出了百般怜爱。

这一晚，叶赫那拉·兰儿沾到了天子的雨露，受到了皇上的宠爱。

接下去一连几晚薄暮时分，兰儿便洗过了兰花浴，轻匀脂粉，通体熏香，专等咸丰皇帝召宠。

成为后宫的第三号人物不久后，兰儿就被封为“贵人”，住进了“香远益清楼”。过了一段时期，又搬到“天地一家春”，开始帮着咸丰皇帝批阅奏章了。

咸丰六年，即兰儿21岁时，她怀上了身孕，咸丰一高兴便晋封她为懿嫔。三月二十三日，懿嫔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取名载淳。咸丰皇帝终于有了儿子，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虽然当时中国南方烽火连天，但宫中却热热闹闹地大肆庆祝，满朝文武也都欢天喜地。

由于满足了咸丰皇帝盼子心切的愿望，兰儿更是如鱼得水，母以子贵。咸丰把懿嫔封为懿妃，等到皇子周岁时，再封为懿贵妃。至此，叶赫那拉·兰儿已经是后宫中的第三号人物了。

但是，在那个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嫡庶之分也泾渭分明，她还不可越雷池一步。历史上皇后夺取庶出的儿子为己有，亲生母亲遭受废黜甚至被杀之事比比皆是。然而，懿贵妃却很幸运，比她小两岁的皇后钮祜禄氏并不争风吃醋，善良本分，加上懿贵妃处心积虑，曲意逢迎，博得了皇后的好感，甚至在皇帝面前为她美言，这也使懿贵妃得以一帆风顺地朝上爬去。由于咸丰皇帝体弱多病，在加之当时内忧外患，咸丰皇帝烦心连奏章都懒得批阅，懿贵妃便主动代策代行。

第二十三章

手握大权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病逝。此后，26岁的年轻寡妇携着一个懵懂无知的孤儿，挑起了大清帝国的重任。她以一个女人少有的胆识、谋略和才干，联合皇后、恭亲王发动了辛酉政变，除掉了八位顾命大臣，垂帘听政，把握权柄。

在此后的48年统治生涯里，同治、光绪两个皇帝都成了她手中的傀儡。咸丰皇帝释放秀女烈女子誓死不进宫，皇上也没办法。清朝的选秀女制度中国历代封建皇帝都有自己的后妃来源，清代皇帝与其他历朝历代不同，它创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选秀女”制度。

根据《大清会典》记载：“选秀女，顺治年间定”。这个制度历经康熙、乾隆、嘉庆等朝的多次修订，逐渐成为定式，直到光绪末年。

按照规定，秀女应该从八旗女子中选出，故此也称“八旗秀女”。八旗秀女，每三年挑选一次，由户部主持，可备皇后妃嫔之选，或者赐婚近支宗室。挑选秀女的目的，除了充实皇帝的后宫，就是为皇室子孙指婚，或为亲王、郡王和他们的儿子指婚，重要性自不待言。秀女们要走进紫禁城高高的宫墙，必须经过一道道的考察。

首先，要严格审查旗属与年龄，不在旗的想参加选秀，势比登天还难；在旗的想逃避选秀，也是自讨苦吃。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军八旗官员、另户军士、闲散壮丁家中年满14岁至16岁的女子，都必须参加三年一度的备选秀女，17岁以上的女子不再参加。乾隆五年进一步规定，如果旗人女子在规定的年限之内因种种原因没有参加阅选，下届仍要参加阅选。

没有经过阅选的旗人女子，即使到了二十多岁也不准私自聘嫁。如有违例，她所在旗的最高行政长官——该旗都统要进行查参，予以惩治。

乾隆二十年，再次补充规定：应阅视的秀女，在未受阅选之前私自与宗室王公结亲者，其母家照隐瞒秀女例议处。至于参选秀女的年龄，根据清宫档案，到清末光绪年间，最小的是11岁，大的可达20岁。

每到准备挑选秀女的时候，先由户部奏报皇帝，奉旨允准后，立即行文八旗都统衙门，由八旗的各级基层长官逐层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帝，皇帝决定选阅日期。因为有病、残疾、相貌丑陋而确实不能入选者，也必须经过逐层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统咨行户部，户部奏明皇帝，获得允准后才能免去应选的义务，听其自行婚嫁。

各旗选送的秀女，要用骡车提前送到京城。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称为“排车”，根据满、蒙、汉排列先后的次序。日落时分发车，入夜时进入地安门，到神武门外等待宫门开启后下车，在宫中太监的引导下，按顺序进入顺贞门。

秀女们乘坐的骡车则从神武门夹道东行而南，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北行，经北街市，然后再经地安门来到神武门外，这时已是第二天中午了。初选完毕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依次登上她们来时所乘坐的骡车，各归其家。

应选的秀女们在神武门外走下骡车后，先由户部司官维持秩序，再由太监引入宫中。御花园、体元殿，静怡轩等处，都曾是阅选秀女的场所。一般每天只阅看两个旗，通常是五六人一排，供皇帝或太后选阅，如有被看中者，就留下她的名牌，这叫做留牌。而没有选中的，就撂牌子。经复选再度被选中的秀女，还有两种命运：一是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家；一是留于皇宫之中，随侍皇帝左右，成为后妃的候选人。

坤宁宫外哭声一片咸丰皇帝的生活比较荒淫，即位的第二年，他就下令选秀女进宫，以后他又多次从满蒙两族的官宦人家挑选秀女，并破坏清朝祖制，挑选汉族秀女，居于圆明园中。然而，有一次选秀女却遇到了麻烦，最后他不得不释放了所有被选来的秀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一批秀女是被强征入宫的，秀女们在坤宁宫外等候挑选。秀女们想到离别家人，都止不住哭了起来，顿时，坤宁宫外一片哭声。

总管太监威吓她们，说皇上马上就来了，如果被皇上听到哭声，会被鞭打的。这时候，有一位秀女站了出来，面无惧色，大声痛斥道：“我们离开父母，进宫来等待挑选，实在是没有办法。被选上了，也是被幽闭终生，和罪犯们没什么两样。谁没有感情，父母千辛万苦把我们养大，我们无法报答，这活活的生离比死别还要悲惨。现在天下大乱，皇上不去求贤才，选良将，保江山，却只知道沉迷酒色，强征良家女子，使她们一辈子不见天日，这难道是英明君主的作为吗?”太监们听了都吓傻了。这时咸丰皇帝来了，太监们赶紧把这个大胆的秀女捆绑起来，推到咸丰面前，让她跪下认罪。这位秀女拒绝下跪，朗声说道：“我今天特地来请求一死，何必下跪!”咸丰皇帝见状说道：“你刚才的话，朕只听到了一半，你再讲一遍!”秀女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咸丰问道：“你真的不怕死?”秀女说：“我死了，千秋万代都会记住我的名字，而你皇上却要如何自处呢?”说完就猛地探身往旁边的石柱上撞去，被太监们拉住了。

咸丰皇帝见她真的不怕死，杀了她又担心坏了自己的名声，只好放她出宫。这时的咸丰皇帝也没了选秀女的心情，索性将其余的秀女也都释放了。皇帝与臣子争风吃醋身为一国天子，竟然与臣下争风吃醋，可见朝政之糜烂。沉湎于声色之中咸丰帝初即位时，颇有整肃朝纲，励精图治之志，但无奈生不逢时。即位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起义军发展很快，咸丰帝曾变换几次统帅，派出十几万大军，也没有遏制住起义军发展的势头。

眼看着江南半壁河山已经糜烂，也没有办法。咸丰于是变得心灰意冷起来，渐渐地开始懒于听政，尤其是怕看军事奏折，大部分时间都沉湎于声色之中。

这时候咸丰主要住在圆明园，在园子里面安置了四名汉族美女，号为“四春”，咸丰每天还要看戏取乐。

圆明园的同乐园是咸丰帝经常看戏的地方。圆明园内升平署几个戏班轮流在这演戏，有时还召京城民间戏班进园演出。

皇帝迷上女伶一天，升平署总管安福，召进一个民间戏班进园演戏。先演出的是猴戏《安天会》，当猴子们正翻着跟头出台的时候，奏事处太监捧着一份新送来的折子，走到咸丰帝面前。咸丰帝得知讷尔经额等在怀庆重创太平军，击毙了太平军一重要将领——吉文元后，大喜。

看罢奏折，继续听戏。这时戏台上，正有一个尼姑，身着布衣，手执拂尘，边唱边做身段。这尼姑虽淡扫蛾眉，薄敷胭脂，却没有减少诱人的魅力，她那眉梢眼角，婀娜身条，更荡漾出无限的春意。咸丰帝看时，不觉甚是喜欢，便问身边太监：“台上何人?”

太监慌忙跪道：“待奴才前去打探”。

不一会儿，太监回来禀报：“启禀万岁爷，这位女伶名叫朱莲芬，芳龄十五，苏州人氏”。

“好!传朕的话，明天还要听他们的戏”。

“是!”太监跪答，起身要走。咸丰帝又吩咐道：

“告诉朱莲芬，一会儿朕还要听她唱两段”。

“是!”太监答应着走了。

这天，戏班演完戏后，咸丰又叫女伶朱莲芬到正大光明殿侍候自己，很晚才归，这样一连多日。

皇帝与臣子争女人一天，咸丰帝接到一份奏折，上奏的人是御史陆懋宗，所奏内容是规劝咸丰帝不要迷恋女色，而要为江山社稷着想，为祖宗家业着想，振兴朝纲，清除奸邪，剿灭南匪，重整山河。并引鉴历代王朝沉湎女色的教训。言辞切切，引证凿凿，洋洋洒洒几千余字。

咸丰帝看罢，怒从心来，大叫：“好一个陆懋宗，敢出此言!”

身边太监急忙跪道：“奴才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有话就讲!”

“奴才听说，朱莲芬原为陆老爷所宠。万岁爷喜欢，他吃醋了”。

“果有此事?”

“奴才只是听说”。

咸丰帝急忙派人去查，结果证明太监所言确是实情。咸丰帝听罢回禀，大笑，于是在奏折上批曰：“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并不加罪于陆懋宗。陆懋宗见了咸丰批示，也不敢再争，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身为一国天子，竟然与臣下争风吃醋，可见朝政之糜烂。内有昏君，外有民乱，大清的江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是可想而知的。太平天国走向衰落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失败由内部开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进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围战。到公元1856年上半年，除北伐失败外，太平军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战场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又打垮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达到了军事上的全盛时期。但是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政权的巩固，相反，起义队伍中的各种矛盾和弱点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首先表现在领导集团的分裂上。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的思想作风发生了变化。起义初期那种“敝衣草履，徒步相从”的朴素的思想作风多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对权利地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军进入南京后，立即大兴土木，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拆毁了大批民房，动用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劳力。东王府的修建也是“穷极工巧，聘心悦目”。如冠履服饰、仪卫舆马等都极其奢华。此外，天王洪秀全还不断选取民间秀女入宫。这些情况表明，太平天国领袖们在进入天京后，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经相当严重。

奢华的生活也使得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宗派色彩日益明显。洪秀全整日躲在深宫，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宗教神学的著述，而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通过家族、亲戚、部属等关系，结成自己的集团，并各自控制一部分军队。杨秀清掌握了大部分军政实权，这些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尖锐。公元1856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发生了公开的分裂。

内部人员的勾心斗角杨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太平天国起义前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起义的发展和个人权势的上升，杨秀清骄傲专横的倾向日益严重地表现出来。他对太平军将士随意加以杖责或处死，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等地位很高的领导人都受过他的杖责。

甚至因洪秀全粗暴对待妃嫔，杨秀清竟借“天父下凡”，要予杖责。杨秀清这样专横的作风，加深了他与洪秀全、韦昌辉等人的矛盾。公元1856年八九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被包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乘机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又一次借“天父下凡”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心里明白，这是杨秀清借天父的名义，玩弄鬼把戏来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虽然答应了杨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师的韦昌辉、在湖北督师的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

韦昌辉对杨秀清长期怀有不满情绪，但表面上却惟命是从。韦昌辉讨好杨秀清的目的是想等待机会，夺取大权。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令后，韦昌辉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与已经赶回来的燕王秦日纲汇合，他们领兵包围了东王府，次日将杨秀清及其眷属全部杀死。

洪秀全得到消息后，指责韦昌辉滥杀无辜，要加以处罚。韦昌辉表示愿意在天王府当着文武官员和众将领的面接受处罚。他还表示，凡是东王杨秀清的亲属和下属官员都可以来观看，以此安抚他们的不满情绪。其实这是韦昌辉的阴谋，他让自己的亲信秘密埋伏在周围，要趁机把杨秀清的余部一网打尽。果然，韦昌辉受罚的当天，杨秀清的五千多部下和官员都来观看，他们见韦昌辉跪在台上，就放下了武器，进了事先安排好的房子里等候。行刑开始，韦昌辉接受杖责，就在人们聚精会神观看时，事先埋伏的韦昌辉的亲信冲了出来，杨秀清的部下和官员无法反抗，全部被杀，接着天京城内发生混战，太平天国优秀将领和战士两万多人没有死在敌人手里，却惨死在韦昌辉的刀下。经过这场屠杀，韦昌辉控制了天京，独揽军政大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后，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韦昌辉又企图杀死石达开。石达开闻讯后连夜逃往安庆，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韦昌辉杀害。于是石达开调集在安徽的部队，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

韦昌辉的倒行逆施，滥杀无辜，激起了天京广大将士的愤怒。洪秀全看到韦昌辉比杨秀清更加飞扬跋扈，如果纵容下去，必然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他赶紧命令全体将士齐动手，捉拿韦昌辉及其死党。韦昌辉见形势不妙，只好逃出天京，但他没跑多远就被抓住了，押回天京。洪秀全把韦昌辉和秦日纲连同他们的家属及心腹200多人一起处死，还命人把韦昌辉的人头送到石达开的大营。

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管理政务。但是，洪秀全经过了杨，韦事件之后，对石达开也开始存有了猜忌，所以封他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被迫于公元1857年6月离开天京，率部独立作战。他的这一行动，使太平军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

这场太平天国领袖因为权力斗争而引起的斗争，历史上称为天京内乱。天京内乱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破坏了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损伤了元气，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石达开的领兵出走，标志着太平天运动国开始走向失败。石达开出走石达开被迫出走，多少年来人们不禁为他的境遇和命运感到惋惜和悲哀。太平天国的优秀将领石达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少年投身太平天国革命，起义后任左军主将，永安封王时被封为翼王、五千岁。年方20岁的石达开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在太平天国史上功勋显著。他与秦日纲、罗大纲等合力击败曾国藩的湘军，夺回武昌，后又同秦日纲一起攻破江南大营。石达开可以说是首义之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立下赫赫战功。可惜，太平天国大功未成而内讧竟起，正是这么一员赫赫有名的将领，公元1857年却从天京带兵20万出走，给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严重损失。他转战数载，历尽艰辛，却难觅一立足之地。6年后，石达开最终兵败大渡河畔。关于石达开出走究竟是谁的责任，历来史家对此争论不休。

石达开中流砥柱公元1856年夏，正当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时，天京事变发生了。这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韦昌辉利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杀死杨秀清，又趁机斩杀杨秀清部众及家属两万人，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鉴于北王韦昌辉民愤极大，下令将其处斩，贬其封号为“北孽”。这时，在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只剩下天王洪秀全和翼王石达开两个幸存者。天京事变使得洪秀全威望大大下降，急需一个能够力挽狂澜、收拢人心；重振危局的人出面扶理政务、统率军队和安抚民心。而石达开有才能、有威望，恰是理想人选。洪秀全尽管对石达开不无猜忌之心，但为解燃眉之急，不得不召石达开回京辅政。

当年11月，石达开从宁国带兵经芜湖回京，受到军民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达开回到天京辅政后，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挽危局。他重用人才，并制定了“南守北攻”的正确政策。他起用了19岁的陈玉成主持江北军事。在西线坚守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等战略要地，巩固江西；在东线，固守东南门户句容、漂水和镇江。在皖北、淮南许多地方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南守北攻决策的实施，遏制了敌人的进攻，稳定了军事形势，鼓舞了士气，安定了人心，使太平天国形势有所好转。

洪秀全的猜忌也许是杨秀清大权独揽、逼封万岁给洪秀全的刺激太深了，他渐渐对石达开心生猜忌。石达开是首义之王，威望极高，加上他年轻而有才干，抚理政务多有建树，使得洪秀全深为不安。为了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他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破坏了洪秀全自己制定的非金田起义、建有特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洪秀全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谋害之意”。

石达开在“天京事变”后处处以大局为重，而洪秀全的表现却令人失望。当韦昌辉杀石达开一家时，洪秀全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石达开驻军宁国，要求洪秀全处置韦昌辉，洪秀全从石达开要求到韦昌辉被杀，竟拖延一个月。据外国人麦高文讲，最后，洪秀全见全体军心皆归翼王，“不得不屈从其主张”。

天京事变后，翼王石达开虽提理政务，百姓欢悦，但洪秀全十分不满，凡事专用安、福两王，此处又是一个矛盾，洪秀全的意图在于“挟制翼王”。在这种“疑多强图害，百啄难分清”的情况下，石达开出走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避免大规模火并的上策，当然其中也含有保全性命的意思。谁能保证即使天王不杀石达开，而安福二王为己之利不会对石达开下毒手呢?这样看来，石达开出走责任完全在于洪秀全等人，而不在于石达开本人。这只能说是因为太平天国这个集体中泛滥的贪欲甚重，更因为洪秀全并不是永远甘心“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心胸开阔之人。

出走之后的失败在石达开被逼出走前，有几条路摆在他前面：取而代之；解甲归田；叛变投敌；束手就擒；率军远征。

在当时敌我斗争处于殊死搏斗的时刻，解甲归田和退隐山林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叛变投敌不符合石达开疾恶如仇的性格，他不肯叛变自己的信仰；取而代之对石达开来讲也行不通，他“惟知效忠天王，守其臣节”。而对天王效忠也换不来洪秀全的信任，这一点石达开也十分清楚，在此情况下，似乎也只有率军远征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公元1857年6月2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仪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一去不返。

随之出走的将士达20万人，皆是太平天国的精锐。洪秀全极为惊慌，多次派人请石达开回京，但石达开不为所动。

石达开率军出走，决定远征西南。从战略意思上讲，西南有天府之国的成都，夺取西南重镇成都，与清军争夺长江上游，使长江上、中、下游连成一线，即可切断南北清军的联系，起振翼天朝的作用，又可利用“天府之国”的有利条件，扩大太平天国的势力。一旦形势有变，东西两路北上合攻北京，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大。如此看来，远征西南也表明了石达开的远见卓识。

公元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兵败四川大渡河，6月，他想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数万将士性命，自投清营，不幸牺牲。石达开离开洪秀全，虽然最终走向了失败，但在这失败的历程中，却进一步展示了石达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石达开为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可以流芳千古的伟大人格形象。多少年来，人们不禁为他的境遇和命运感到惋惜和悲哀。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开始了她对中国长达47年的统治。顾命八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率领众嫔妃和大臣逃亡承德避暑山庄。恭亲王奕奉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守北京，并与英、法等国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其间，奕不但得到外国的支持，而且在朝廷中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公元1861年8月21日，咸丰皇帝病危，立6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为顾命大臣。次日，咸丰皇帝病死，肃顺等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顾命八大臣为了不让奕分权，仅让他在北京办理一切事宜。

铲除党羽载淳即位后，改年号为“祺祥”。其生母叶赫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加“慈禧”徽号，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皇太后，加“慈安”徽号。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她与慈安太后密谋铲除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她们秘密召见醇郡王奕譞，也就是慈禧的妹夫，密商罢斥肃顺等人，并与在京的奕联系。9月5日，奕奉太后旨意赶至热河，密谋政变。尔后指使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除顾命八大臣之外，派亲王一二人（暗指奕、奕譞二人）参政。9月15日，朝廷会议讨论董元淳的奏折，八大臣当然不愿意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于是称皇帝不愿听命太后，驳回董元淳的奏折。

公元1861年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与载垣、端华等离承德回京。肃顺等护送咸丰皇帝灵柩随后出发。两宫太后抵京后，马上召见先行返京的奕，商议对策。11月2日，奕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再次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胜保也上奏附合，并请以近支亲王辅政。随即两宫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称其与外不能尽心议和，使朝廷失信各国，皇帝避走热河。并命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当日，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11月3日，两宫太后降旨任命奕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沉兆霖、文祥、宝鐾并为军机大臣。7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处斩肃顺；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随后，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11日，同治皇帝载淳正式即位。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

慈禧大权独揽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尚未稳固，需要奕的继续支持，于是给予了奕许多破格的待遇加以笼络，如将他的长女留养宫中，晋封为固伦公主，赏他在紫禁城内乘用四人轿等等。奕既已总揽朝廷大权，便势倾朝野。他网罗文祥、宝整、曹毓英、李棠阶、董恂等人做为智囊和助手，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随着奕权力的不断扩大，叔嫂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醇郡王奕譞因参加政变有功加亲王衔，授为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奕譞由于是慈禧太后的妹夫，不满意其兄奕大权在握。公元1863年他即奏称“亲贵不当专政”就是针对奕而发的。在这场新的权力斗争中，慈禧太后和奕譞合作对付奕，伺机而发。但这时朝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他们之间的矛盾暂时没有公开化。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朝的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的权力。公元1865年4月，她以奕“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举措，使许多王公大臣感到惊诧，纷纷上折请求收回成命。她见用权示威的目的已经达到，而且出于政治需要，也就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了他的领班军机大臣的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开始了她对中国长达47年的统治。曾国藩不称帝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平步青云的国家栋梁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从一个书生，平步青云成为官居一品的朝中要员。

手握重兵，掌握地方大权，为朝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汗马功劳。曾国藩并没有像人们想过的那样推翻清王朝并取而代之，他不但自己不作皇帝，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主动解散了湘军，并强迫曾国荃离职回家。曾国藩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一生的是非功过曾国藩出生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勤学苦读，成年后入京赶考，28岁即考中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吏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条仕途之道，逐步升迁到二品官位。

曾国藩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由盛世走向没落和衰败的过渡时期，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曾国藩在京任职后不久，母亲便离开了人世，于是他回乡为母亲操持后事，却恰逢太平天国横扫湖湘大地，清王朝统治岌岌可危。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曾国藩立刻在家乡组建了一支湘军，日夜操练，厉兵秣马，为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立下汗马功劳，被清王朝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来他又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至一品，死后谥号为“文正”。

曾国藩一生的功过是非，世人争论不休。他曾被推崇为孔子、孟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先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贤者、清朝成同中兴第一名臣等。

但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可谓毁誉参半。那么曾国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在离皇位一步之遥之际选择放弃呢?

国家民族的有功之臣究其原因则是曾国藩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使然，他深受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操兵练将的目的相当明确：一是保卫明教；二是保卫地主阶级的利益；三是保卫清朝。他的个人追求是做一个中兴之臣，封侯拜相，光宗耀祖。曾国藩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尤其在京参加朝中考试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

曾国藩勤于求教，不耻下问，博览群书，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由于他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文献，因此在政治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他希望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自如地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此外，他还推崇程朱理学，曾提出治理天下的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力与财力、兵力与兵法等。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成则神钦”。

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这些是他成为清朝中兴名臣的思想基础。就曾国藩外表而言，也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其次是称帝条件不具备。南有曾国藩，北有僧格林沁，这两人被清王朝倚为肱股之臣。但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最受器重，拥有一支以强大的骑兵为主的庞大队伍，战斗力很强。而且部署在中原河南腹地，虎势东南，使曾国藩不能轻举妄动。尽管曾国荃等屡次劝其称帝，均被他严词拒绝。

曾国藩操兵练将是以保卫明教和忠君为号召，一旦自己称帝，实数不忠不义，大逆不道，人心必失。

就湘军内部而言，左宗棠名下将士多为楚军；李鸿章名下将士多为淮军，湘、楚、淮虽有关联，但湘军实已分裂。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在华势力已经决定扶持清政府。这些因素曾国藩不会不考虑到，因此，尽管曾国荃等一再劝其取清王朝而代之，曾国藩仍打定主意不为所动。

曾国藩没有称帝野心，只作中兴之臣，客观上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强侵略起到了积极作用。当时太平天国首都天京被攻陷后，尚有余部30万人活动于各地，北方的东西捻军方兴未艾。

在国内动乱频繁，国外列强环伺中华，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际，如果曾国藩趁机称帝，战乱又起，中国统一的前途和命运又会经历更多磨难，人民便会再次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也算是国家民族的有功之臣。天津教案同治九年在天津发生了当时轰动全国的“天津教案”。法国传教士伤天害理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天津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儿童失踪事件。小孩儿的父母着急地到处寻找自己的子女，却不见踪影。后来大家猜测这肯定是人贩子干的，于是大家组织起来，开始抓人贩子。不久，果然抓住了几个人贩子，他们把人贩子送到官府审问，发现这件事都跟法国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有关。

法国天主教堂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叉河口北岸，叫“望海楼”。本来，望海楼是清朝初年修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天主教会占据了它，又转让给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同时，在附近建了一座新的望海楼天主堂。望海楼旁边有一个叫“仁慈堂”的孤儿院，也是法国传教士办的。实际上这个孤儿院打着慈善的幌子，诱骗一些儿童到孤儿院，把他们当成最廉价的劳动力，却只给他们吃些麸皮和霉米，孤儿们每天受着非人的待遇，很多都生了重病，当他们还在挣扎呻吟着时就被抬走活埋了。尽管传教士们到处宣传，仁慈堂专门收养孤儿和父母养不起的婴幼儿，可天津百姓很少有人肯把孩子送到那里的。如今听说拐骗小孩儿的事与仁慈堂有关，大家就注意起那些传教士的活动了。

结果，他们发现仁慈堂里每天晚上都有人扛着小木匣子出来，鬼鬼祟祟地窜到乱坟岗刨个浅坑，把匣子放在坑里，上面掩上浮土，就急急忙忙地回去了。到了白天，成群的野狗在那里狂嚎乱叫，撕咬着被叼出来的小孩儿的肢体，惨不忍睹。几天之内，就发现有四十多具儿童的尸体，被野狗吞食。这件事马上传开了，天津市民都议论着法国传教士干的伤天害理的事，恨得咬牙切齿。

愤怒的民众这年夏天有个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正在拐骗儿童去仁慈堂的时候，被群众抓住了。在群众的追问下，他供出直接指使他拐骗儿童的是在法国天主教堂做事的中国人王三，拐骗幼童的迷药和赏钱也都在教堂领取。消息一传出来，群众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怒火了，一致要求地方官捉拿王三，惩办凶手。

五月二十三，天津的地方官到法国教堂去查问王三的下落。教堂里的法国传教士害怕交出王三会露出他们奴役和残害儿童的老底，硬说他们那里没有名叫王三的人。闻讯前来围观的群众愤怒之极，要求搜查教堂。传教士说：“你们敢进去搜查，我们就开枪射击!”并挥舞着手里的棍棒和枪支吓唬群众，还吆喝恶狗向和他们讲理的群众扑咬。群众气极了，捡起地上的砖头、石块朝传教士们砸了过去。传教士们心虚理亏，急忙报告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请求营救。丰大业就派人去找驻津的清朝通商大臣崇厚，要求他派兵镇压。

可是，丰大业听说崇厚只派了一小队清兵，根本管不了愤怒的群众，在教堂前的群众越聚越多，有的还高喊让丰大业出来的口号。丰大业气急败坏，挂了两把长筒手枪，带着秘书西蒙怒气冲冲地跑到通商大臣衙门。他一进客厅就指着崇厚的鼻子大声呵斥说：“我让你派兵镇压，你为什么才派那么几个人?”崇厚结结巴巴地刚想争辩几句，丰大业掏出手枪，发疯似地向他扑了过来，说：“你管不了你们的百姓，我可管得了你!听说老百姓想要我的命，我就先要了你的命!”说着，举手就向崇厚“当当”开了两枪。

崇厚吓得躲进了里边的房间。丰大业见没有打中崇厚，就挥手把客厅里的茶杯、水壶和桌子上的其他物件扔到地上，砸了个粉碎，接着又踢桌子，又摔板凳，嘴里还喋喋不休地叫骂。

崇厚的衙役跑出衙门，把丰大业逞凶的情形跟群众说了一遍。一传十，十传百，成千上万的群众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纷纷走上街头，愤愤不平地议论着：“怎么，外国人随便打咱们的官员，就这么完事了?”“不行，当官的软骨头，老百姓可不怕他们!”“对!找丰大业算帐!”

这时候，丰大业正从崇厚那里出来要回领事馆去，被群众发现了。丰大业又恨又怕，为了给自己壮胆，他叫秘书西蒙在前边挥舞着洋刀开路，自己则握着手枪，装出挺神气的样子跟在后面。这时，天津知县刘杰带着随从迎面走来了。丰大业一见刘杰，感到又可以拿他出气了，一句话没说，朝着刘杰又是“当当”开了两枪。刘杰把身子一歪躲了过去，他后面的一个随从却应声倒地，死在了他的脚边。这时候，西蒙也像一条疯狗似地挥舞洋刀向群众乱砍。群众忍无可忍，喊了声“打!打!”便一拥而上，举起拳头向丰大业和西蒙打去。丰大业和西蒙手里的凶器被打掉了，不一会就被群众打翻在地，断了气。

烧毁教堂接着，怒不可遏的群众分头在全城鸣锣聚众，高喊着：“到望海去!”顿时，填街塞巷的人流涌向了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传教士们出来还想抗拒，早被群众围住痛打起来，当场打死19个人。看见刚完工不久的新望海天主堂，大家更加气愤了。这时，就听有人大喊：“烧了它!”霎时间，火光照天，这个法国侵略者的巢穴在火光中倒塌了。群众又到仁慈堂放出了被拐骗的一百五十多个儿童，把这个残害儿童的“杀人堂”也付之一炬。

这件事就是著名的“天津教案”。

官府与民间的不同态度事情过后，清朝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威逼下，向法国赔偿了46万两白银，把天津知府和知县等25名官员充军，杀害了马宏亮、刘黑儿等20名无辜的爱国群众，并派崇厚到法国去向侵略者“道歉”。被称为“教案”的自发反洋教斗争在贵州、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福建、台湾等地，都先后发生过。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壮举又使这一斗争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人们把这件事编成唱本和快板书，刻成版画，广为流传。同治选后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终于逼死了皇后。皇帝的成家立业同治十一年，两宫皇太后开始为同冶帝选后。

清代满族盛行早婚，男孩一般在10岁至14岁就已结婚。同治帝早就该大婚了，贵为天子的同治帝的婚事何以拖到这么晚呢?理由很明显，中国传统，“成家”与“立业”并举，同治帝一旦成婚，就是大人了，就可以亲政了。慈禧已经把持朝政11年，这11年里她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如果失去手中的权力，真比要了慈禧的命还让她难受。所以同治帝大婚一拖再拖，但是皇上年龄到了，就该选皇后了。

三个人的三个主意经过反复的筛选，剩下了4个候选人。两宫皇太后都有了自己中意的人。慈禧看中了员外郎凤秀的女儿富察氏，长得格外端庄秀丽，而且聪明伶俐，性格柔顺，只是欠些威仪，但让慈禧中意的是富察氏比较听话。如果立她为后，慈禧皇太后的地位不仅在后宫，而且在朝堂上也不会动摇。慈安则中意于赛尚阿的孙女，蒙古状元崇绮的女儿阿鲁特氏。阿鲁特氏出身状元之家，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有德有才，稳重端庄，很有皇后的威严，且比同治帝大两岁，可以事事教导同治帝。虽然容貌差了一些，但高贵的气质是谁也比不上的。两宫太后把自己的意思透露给了同治帝，都想让同治帝选自己中意的姑娘。

同治也知道这是大事，自己也有主意。找皇后重要的是德行，皇后母仪天下，没有德行怎么能行呢!不能找比自己还没主意的小姑娘，将来自己一人掌管天下，后宫的事也不能乱。所以他听完两位太后的意见后，心里也拿定了主意。

慈禧愿望落空第二天，正式选后的日子到了，两位阿鲁特氏，一位富察氏和一位赫舍里氏，刚好是一后一妃二嫔。问题关键是四人座次怎么排？皇上到底把代表选皇后的玉如意交给谁？同治帝拿起玉如意，望着四个国色天香的八旗名媛，正当他鼓起勇气要递出玉如意时，慈禧怕儿子的选择不遂她意，特地关照了几句：“皇上，立后可是大事，你可想明白了。这4位姑娘，凤秀的女儿是满洲八旗世家，乾隆爷当年立的就是富察家女儿；崇绮女儿长相一般，大你两岁，仅是蒙古世家，自康熙爷到现在200多年，大清国还没出过蒙古皇后，你可想好了!”慈禧话里的意思谁都明白，同治帝感到紧张了，口干舌燥，就传唤献茶，太监送茶来，他啜了一口，忽然有了一个主意，一下子把茶水泼在地上。然后，让凤秀之女和崇绮女儿从泼了茶水的地上走过。

凤秀之女爱美，爱干净，她提起漂亮的皮袍，低着头看着地上的水，小心翼翼地从茶水上走过去。崇绮之女想的不是衣服干净与否，而是想在皇上和两宫皇太后面前决不能失了礼仪。只见她像平常走路一样，迈着端庄稳健的步子，缓缓从茶水上走过。

同治帝看见两个女孩不同的表现，转身对两宫太后说：“提衣服的爱衣，不提衣服的知礼。选后取德，选妃取貌。儿愿立崇绮之女为后”。

同治帝拿着玉如意径直走到崇绮女儿面前，一伸手把玉如意递了过去，阿鲁特氏优雅地接过玉如意，娴熟地一蹲请完安，就势一跪：“奴才谢两宫太后，谢皇上天恩!”

慈禧见此，左额头的青筋不觉地猛烈跳动，头一阵阵发晕，一连几天慈禧总觉得胸里憋了一口气，吐也吐不出，咽又咽不下，弄得非常不舒服，怎么想怎么委屈、难受。同治帝这一次违抗母命，不仅给自己的婚姻蒙上了阴影，而且给贤淑端庄的阿鲁特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慈禧终于逼死了皇后同治帝大婚，是十一年秋天的事。大婚的盛典十分隆重。大婚之后，同治帝见皇后气度端庄，不苟言笑，对她始终十分敬重。皇后知书达理，非常敬慕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和明太祖的马皇后，经常规劝同治帝，让他用心读书。同治帝每当宫中无事时，也经常举出唐诗问皇后，皇后都能背诵如流，同治帝非常高兴，慈安太后对此也十分高兴。只有慈禧太后一看到皇上和皇后在一起就生气。她对穆宗说：“慧妃贤明，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帝毋辄至宫中，致妨政务”。她还暗地派太监监视同治帝的行动。

按宫廷循例，皇帝大婚后的日常起居由敬事房详细记载。皇帝何日驾幸何宫，哪天召见哪个妃嫔侍御，都明确记载。然而慈禧却用不着查看日记档，便可知道同治帝的全部活动，因为每天都有她指定的太监去探听清楚后向她回奏。同洽帝婚后，在一后一妃两嫔中，同皇后阿鲁特氏在一起共度良宵的日子最多；其次是色冠后宫的瑜嫔；再次才是凤秀之女慧妃。

大婚刚刚半年，慈禧几次斥责阿鲁特氏皇后，说她不懂规矩，应抽出时间专门学习宫中仪制，实际是想把皇帝和皇后分开。同治帝曾竭力为皇后辩解，这使慈禧太后反倒更加生气。下令中断同治帝和皇后接触，如要妃嫔侍候，就到慧妃那里去。同冶帝虽然表面上对母亲皇太后的训令唯唯遵命，但内心却充满了怨恨。他把满腹的怨恨全部迁怒到慧妃身上，偏不到她宫里去。赌气之下，同治帝由养心殿搬至乾清宫西暖阁去独宿。

自此以后，皇后阿鲁特氏独栖中宫，空房寂寞。后来同治病重，阿鲁特氏前去看望，还被慈禧责罚。婆媳之间愈发不和，慈禧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终于逼死了阿鲁特氏。同治皇帝死因之谜在晚清的皇帝中，同治皇帝的死因一直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被称为“清宫四大奇案”之一。众说纷纭的死亡同治皇帝年仅19岁就去世，一个春秋方盛的青年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清代官书中记载是死于天花；而民间流传甚广的是同治皇帝微服私访逛妓院，染上梅毒而死。从天花和梅毒的病症来看，甚为相似，实在很难分清同治帝究竟是死于什么病？

寂寞难耐，寻花问柳同治皇帝在两宫皇太后的“垂帘听政”下，悠悠忽忽度过了11个春秋，一直到17岁。同治皇帝不顾母后的反对，坚决迎娶阿鲁特氏为后，凤秀之女只封了个慧妃。对此慈禧一直耿耿于怀，面对婚后同治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更是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派人监视阻止皇帝与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亲近慧妃。同治帝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官。

在乾清宫的同治皇帝孤枕难眠，据说在恭亲王的长子载激引诱下，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微服出宫，还去了妓院。这天回宫，给同治皇帝沐浴的小太监发现其两臂肩背等处有许多斑点，颜色淡红。经御医李德立诊治，发现这是梅毒；但他心里清楚，如果据实禀报，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思前想后，李德立决定隐瞒真相，好在梅毒与天花的症状颇多相似，一般的外行不易分辨。于是，李德立决定采用医治天花的方法，为同治皇帝疗病。过了不久，同治皇帝得了“天花之喜”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皇宫。

郁郁而终一百多年后，有位自称是李德立后人的李镇，公开了李德立当时治疗同治的药方以及其中秘密。他说李德立认为同治皇帝患了梅毒，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就只好隐瞒病情。反正天花也是冶不好的病，就谎称同治患的是天花，采用金银花之类，滋阴解毒。但即使不用治梅毒的“猛药”而只采用一些“温药”来进行调理，同治帝也不至于死亡。同治的病情在经过一段时间调理后，逐渐好转。但是一天，阿鲁特氏来东暖阁探望同治皇帝，当时同治神智同治皇帝清醒，看见皇后愁眉苦脸，泪流满面，于是问起缘由。这时早有监视太监将此事报告了慈禧太后。慈禧慌忙赶来，躲在屏风后面偷听。阿鲁特氏回答说是慈禧百般刁难，皇上甚为难过，劝说皇后暂时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不料慈禧听到此处，竟然勃然大怒，立刻推倒屏风，冲出来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来太监，棒打皇后。同治十分吃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情加剧，从此昏迷不醒。后来传太医诊断，已经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还没有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良药，但即使是一般的老百姓患上天花，还不至于死亡；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会那么容易就死了呢?于是，人们常常怀疑同治皇帝患的根本不是天花，而是梅毒。但是从同治皇帝患病时期记录的脉案来看，其症状与天花更为相似。

第二十四章

难以讲明的谜团中医学家表明，天花与梅毒的病症是有显著的区别的。天花患者患病之初，发病很急，一般都伴有发烧、脉搏加快等症状；而梅毒不会发烧。脉案记载，同治皇帝起初连续发烧7天，咽喉干痛、胸闷、头晕、四肢无力，这都是天花的症状。而梅毒不会有这些全身性的明显症状，表面上看也许像个健康人。并且天花发病带有季节性，有严格的发病时期，一般在冬春发生，同治在阴历十月末生病，十二月初死正好是冬季。从同治皇帝身上的皮疹形状来看，也与天花病症相合。那么，为什么患上天花会导致同治皇帝的死亡呢?

那是因为，同治在天花的中后期不幸患上了感冒并发症。从同治卧床到去世的37天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治因患感冒并发症而导致死亡的全过程。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太医李德立和庄守和被紧急传召“请脉”，诊断结果是不太严重。经过几天的吃药治疗，第八天，李德立和庄守和对发病以来的病情和治疗作了总结性的诊断结果，认为病情有所好转。第九天之后，同治的病情发生逆转，因为这一天他突然间“微感风寒”，患了感冒，“咳嗽鼻塞，心虚不寐；浸浆皮皱，似有停浆不靥之势”。使本来已经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天花期间最怕的就是感冒，感冒引发的并发症，有可能使患者处于生命危险的境地。因为感冒给痘毒以机会趁虚而入，从而使病菌破坏各个器官和神经系统，借助溃烂的痘盘迅速蔓延生长，形成恶性循环，加重病情，以致病入膏肓。从这以后，同治皇帝的病情每况愈下，直至死亡。

从脉案中，我们可以肯定同治皇帝患的是天花而不是梅毒，但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排除脉案是御医为了掩饰同治帝的真实病情而故意伪造的可能性。至于那位自称是李德立后代所说的内幕，也为我们展现了同治皇帝猝死的另一个可供参考的原因。看来，同治皇帝真正的死因，还有待后人的进一步探索。选中光绪慈禧垂帘听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为了权力，慈禧煞费苦心同冶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五，同治帝载淳病逝，年仅19岁。同治皇帝的后妃没有给他生下皇子。谁来即位成了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也是清王朝迫在眉睫的大问题。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身怀六甲，不久就要生产。但慈禧太后借口国不可一日无君，急于马上选定新皇人选。她还认为同治帝青壮年患恶疾而死，不论皇后所生是男是女，身体均不会太健康，已不适合立为君主，应另选其他皇族宗室子弟。

按清代立嗣规定，同治帝是“载”字辈；他死之后，应在下辈即“溥”字辈中选拔继承人。

但如果依照这个规矩的话。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没有理由辅佐幼帝、垂帘听政了，权力应转交阿鲁特氏。这是慈禧所不能容忍的，于是她采取坚决的态度，力主立“载”字辈宗室子弟为新皇帝。

儿子当皇帝，父亲痛哭流涕在同治帝去世前夕，慈禧、慈安两宫皇太后于养心殿西暖阁，召见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贝勒载治、载激以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二十八位王公大臣。

慈禧对众大臣说：“皇上已经没有指望，因此立新皇帝的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你们想一想宗室中谁适合承继大统?”众王公大臣知道慈禧肯定已经有了最佳人选，同他们商议无非是走过场而已，若说错了，惹得她生气，以后日子好过不了，因此谁也不敢说话。只有文祥觉得自己是三朝元老，又不是宗室中人，有说话的责任，又无偏袒的嫌疑，因此他奏称当立“溥”字辈的宗室子弟为太子。

“溥”字辈近支也有很多人，其中以奕纬的孙子溥伦当立。奕听罢，当场表示反对。慈禧抓住机会，立即表态：“溥”字辈中无人合适，而醇亲王的次子载湉现已四岁，又是皇上的至亲，因此他应当继承大统；随后懿旨传出，颁布天下。众王公大臣听后，都惊呆了，无言以对。醇亲王奕譞更是如雷轰顶，大惊失色，随即痛哭失声，昏倒在地。恭亲王奕觉得这场面实在不像话，大声呵斥奕譞，但奕譞根本听不进去。奕见他昏倒之后，命人马上将他抬出去。在场的其他人一言不发，此事就这样定了下来。载湉在同治帝病逝的当夜被迎进皇宫，这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

皇后随先帝而去同治皇后阿鲁特氏腹中的婴儿即位无望，自己当太后执政的幻想也化为乌有。慈禧跟阿鲁特氏的关系原本就不好，光绪即位后，阿鲁特氏充其量只是一个皇嫂，政治上无依无靠。慈禧还利用其特权，对她百般排挤和打击。阿鲁特氏对自己的前程感到绝望，同时，为了抗议慈禧的折磨，竟吞金自杀。后虽经抢救不死，但她心如死灰，毫无生念，又绝食数日，终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二月二十绝命西归。这时，距同治皇帝之死仅五十多天。

慈禧与大臣的对抗阿鲁特皇后的死震惊了朝廷上下，反应强烈。有一些大臣不畏慈禧淫威，直言上书。御史潘敬俨给慈禧上一奏章，说皇后无论是因悲伤过度而死或者是自杀，都表明她的气节，值得大力表彰：“不作任何表示，不能安慰亡灵；不加封号，不足以安定人心”。慈禧知道他在借题发挥，恼羞成怒，斥之为狂言乱语，目无君主，将他罢免赶走。内阁学士广安在阿鲁特氏未死之前，就要求慈禧在铁券上写明待皇后生下皇子即让他继承大统，因此慈禧把他叫来大加训斥了一番。

但这件事并没有因为阿鲁特氏的死就平息了下去。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三月，吏部主事吴可读参加了同治帝棺椁安葬仪式之后，触景生情，感慨万千。他想就此事再上书一封，希望引起慈禧的重视。但他知道自己官卑言微，一书进宫无异于石沉大海，音讯全无，于是他选择了“尸谏”。

返京途中，他在蓟州三义庙里题了一首绝命诗，然后服毒自杀。当吏部官员闻讯来收尸时，发现了他临终前写的一份奏折。全文1650多字。文中谈到光绪皇帝即位的背景；清代历朝皇位传继的规定，希望两宫皇太后不要破坏祖宗及朝廷的法规，力改前面的错误，以安同冶皇帝在天之灵，杜绝朝野种种流言。

吴可读的尸谏弄得慈禧非常难堪，但又不便发怒。读罢遗奏，她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个人未免有点饶舌。这件事谕旨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要他来说些什么闲话?”慈安太后说：“一个小小的主事，敢发这般议论，而且以死表明自己的忠心，总算难得”。慈禧下旨不准臣下再议论此事，令将吴可读的奏折抄录一份存档，将尸身好好安葬。

从此，再没有人为光绪皇帝即位的事挑起风波，慈禧垂帘听政把持大权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最终惊动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两宫太后，被列为“清代四大奇案”。自古红颜多薄命同治年间，余杭有个卖豆腐的人叫葛品连，他早年丧父，母亲勤劳朴实又嫁给一个叫喻敬添的人。葛品连虽然相貌一般，毫无才学，家境也不是很宽裕，但他的妻子毕氏却长得十分俏丽，肌肤晶莹，体态轻盈，丰姿绰约，人们常称她为“小白菜”。小白菜与丈夫葛品连没有感情，两人貌合神离，而小白菜又如此美丽，不免引起乡邻男子的垂涎。县令刘锡彤之子就一心想得到小白菜，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一天小白菜独自回家，他便尾随其后，暗中示意衙役将其捆住，紧接着将小白菜强暴。此后，他又经常来找小白菜，迫于其父的权势，小白菜不得不从，久而久之两人便私通成奸。

美满爱情突逢变故杨乃武系同治年间举人，甚有文采。一个偶然的机会，小白菜与杨乃武相识，两人一见钟情，随后感情迅速加深。此时杨乃武已有妻室，有意纳小白菜为妾。正值杨乃武秋试告捷，两人商量着共结连理。然而，刘锡彤之子怎么会善罢甘休，他想将小白菜据为己有，男人的占有欲使他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想置杨乃武于死地。就在这个时候，小白菜的丈夫葛品连突然暴毙而亡，人们纷纷议论是因为小白菜有了外遇，谋害亲夫；还有人说葛品连因为不堪忍受小白菜的虐待，吞食鸦片而死。就在乡民们众说纷纭的时候，刘锡彤之子以重金贿赂葛品连的母亲，让她控告杨乃武与小白菜合伙谋杀，用砒霜毒死了自己的儿子。

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突然间发病死亡，尤其是他还有一个平日“多有外遇”的艳妻，虽然发病过程没有什么超出常规的地方，并且为多人所见，却仍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猜疑。而偏偏天公不作美，十月初的南方气候仍然很热，葛品连的尸身发生了尸变，口鼻内有血水流出，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流言的滋长，于是葛品连的母亲在盘问小白菜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以葛品连身死不明的理由，将小白菜告上公堂。

翁同龢像官官相护的冤案县令刘锡彤带领门丁和仵作亲自验尸。此时尸身胖胀，已有发变情形，上身作淡青黑色，肚腹腋肢起有浮皮疹疱数个，按之即破，肉色紫红，由于口鼻内有血水流入眼耳，仵作以为是七窍流血，加上十指、十趾甲发灰，仵作竟也没有按照规定用皂角水擦拭验毒的银针，就报称是中砒霜之毒而死。紧接着，县令刘锡彤逼问小白菜毒从何来？在告知不知情后，他便施用严刑逼供。小白菜禁不住酷刑加身，只得供认与杨乃武通奸，是杨乃武交给自己砒霜毒死丈夫。不过，要逼供杨乃武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他是新科举人，功名在身。因此，刘锡彤先废去杨乃武举人身份，再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之后，又追查毒药的来历。杨乃武供出毒药是他以老鼠药为名，在钱宝生的爱仁堂药铺买的。刘锡彤于是又找到钱宝生串供，最后，终于将杨乃武与小白菜拟定凌迟斩决。

经过杭州府审讯之后，又层层上报，杨乃武与小白菜因为已经供认，不能翻案，于是各自画押。由于上下串通，办事马虎，以及官官相护的惯性思维，虽然杨乃武一案漏洞颇多，却直到巡抚一级都全无异议。但杨乃武不服，自己作了一份亲供，让他的姐姐去告状。状书上呈到都察院，恰逢翁同负责此案，在仔细审阅了杨乃武一案的材料后，他很快发现了三处疑点。而这三处疑点正好和杨乃武姐姐控词的三处疑点相符，更增加了他对此案的怀疑。为了查明真相，翁同龢访问了部分熟悉刑律的人士以及在京的余杭籍官员，一致认为此案有疑。同时，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也联名呼吁请朝廷重审杨乃武一案。在此情况下，慈禧太后下令刑部对此案进行重审。

其实，葛品连是身患顽疾抱病而死的。他虽然从发病到死亡仅仅三天时间，但是他的病情早已暴露出来。葛品连向来就有“流火风症”，即早有病根。

在后来刑部定案的奏折上清楚地写着：葛品连死前三天，浑身发寒热、膝上红肿、双腿无力，而他又不肯休息，坚持连续做工，导致病情恶化。

后来，他又在大街上吃了粉团，加重了病情，使得身体抵抗力已经很弱的他在大街上呕吐不止，面色发青。回到家中，葛品连即卧床发抖，又不停地呕吐，直至口吐白沫，咽喉起痰，不能开口，最后抢救无效而亡。他发病的许多时候，都是有村民目睹的，而且葛品连的病情由轻到重，整个发展过程没有特别突兀、急转直下的阶段，后医生诊断为痧症，也是很有道理的。

冤案终于昭雪翁同对杨乃武一案投入巨大关注，他帮助所有犯人证人提京审讯、对葛品连墓开棺验尸，结果表明葛品连并未中毒，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系冤案。慈禧太后谕令刑部彻底调查审办不力的原审各官，将刘锡彤、杨昌瑞等人给予革职、充军的处分。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释放后，杨乃武由于足骨受伤，行走不便，以致家境困窘，只好以卖书画为生；而小白菜则出家为尼，不问世事。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能够翻案，全靠翁同龢的大力帮助，再加上公元1875年正是两宫太后二度垂帘听政不久，慈禧深知王公大臣对自己选立光绪帝、再度垂帘并不满意，正在急于树立威信，所以对杨乃武一案的审理也异常关注，希望人们相信她的魄力。而为杨乃武一案出力甚多的翁同龢此时正是“帝眷甚隆”的时候，因此自然比他人的干涉更为有力。杨乃武一案虽然蹉跎久日，却赶上了一个最好的昭雪时机，从这一点上来说，也实在算得上是“奇案”了。慈安皇太后死因之谜这位与世无争的善良皇太后，终于成为慈禧爬上独权地位的垫脚石。宫廷的又一个丑闻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公元1881年4月8日），清政府宫廷内发生了一件大事：皇太后慈安暴死宫中。慈安之死，当时宫中王公大臣深感意外，如今依然是个披着层层神秘色彩的难解之谜。据说她是被慈禧太后给毒死的；也有的说她是自杀而死。那么，慈安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先皇留给慈安的秘诏慈安太后是满洲镶黄旗人，姓钮钴禄氏，生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其父穆杨阿曾任广西右江道。后来，由道光亲自主婚，将慈安许配给其四皇子奕詝为妻。没过几年，奕詝登基，年号咸丰，慈安也相继被封为嫔、贵妃，乃至皇后。咸丰十二年（公元1861年），咸丰死在热河行宫，年仅五岁的小皇子即位，是为同治。这时，慈安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慈禧则被尊为“圣母皇太后”。经过北京政变，慈安、慈禧在养心殿设座，共同垂帘听政。

慈安生性懦弱，不善言辞，人称东太后。但由于她是咸丰的结发妻子，因而相当受人尊敬。即使是慈禧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也将慈安看成是亲生母亲一样，凡事都愿意与她一吐而快。慈禧虽然通过垂帘听政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她更想独揽所有大权。据说，咸丰临终前写了个遗诏，收藏在慈安手里，内容与慈禧有关。本来这是件非常机密的事情，却被慈禧太后的亲信得知。此后，慈禧昼思夜想，竭力想知道遗诏的具体内容。于是她千方百计地派密探到处侦察和询问，无奈经过多年奔波和努力，始终一无所获。

骗得信任，心怀不轨同治皇帝亲政后仅两年就病死了，这时另立光绪为帝。由于光绪年纪尚幼，仍然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然而，慈禧突然称病不理朝政，所有事情必须由慈安处理。对于不善于过问政治的慈安来说，无疑是强人所难，尤其是当时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内乱频繁，外患不止，这严重伤害了慈安的身体健康。加上同治皇帝死后，拖了好长时间才举办安葬仪式，此间慈安太后为这件事过度操劳，心力交瘁，等把同治埋葬之后，自己却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慈禧抓住这次机会，经常来探望慈安，每次都亲自喂慈安喝药，说一番劝慰的话语。慈安见她这般殷勤照顾，心中大为感动，对慈禧也更加信任和爱戴。由于心情放松了，没过几天，慈安的病情就大为好转，也能慢慢地下床走动。这时，慈安从袖中抽出一张纸，递给慈禧。只见上面写道：“西宫凭着母以子贵，必然独断专行，此人不可信赖。若是她安分守己，则相安无事；若是她不尊礼节，你就召集群臣，按朕的旨意，将她立即处死，以绝后患”。慈禧看后，吓出一身冷汗，心中暗自庆幸自己沉住了气，没有采取夺权的实际行为。慈安将这张纸放在火上烧掉，说道：“你我二人就如亲生姊妹，不需这些东西桎梏”。慈禧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之后，心中大喜，随口又把慈安姐姐赞不绝口地夸奖了一番，然后回到寝宫。咸丰遗诏被慈安当着慈禧的面烧掉之后，慈禧也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据说，慈安有一次下朝后前往慈禧住处，刚一踏进门槛，只见慈禧仅穿着睡衣，与宠监李莲英并坐在一起，亲热异常。慈安为此十分恼火，便借训斥李莲英为由，旁敲侧击地指责慈禧，弄得慈禧十分难堪。于是慈禧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又是一个未解之谜慈禧和李莲英为了阴谋得逞，先把慈禧宫中的两个传膳太监派去给慈安用。过了半个多月，忽然在一天午饭前，把两个小太监叫到慈禧宫内，让他们在传膳途中把毒药放在碗里，当时两个小太监非常害怕。迫于慈禧的威胁，他们只得在李莲英的监视下，按照指示行事。而这两个传膳太监，也在慈安暴卒的那天夜里失踪了。慈安究竟是不是被慈禧以这种方式毒死的？已经无从考据。还有的说是慈禧曾给慈安送了一盒点心，将其毒死。也有的说，慈安是自杀而死。由于慈安与慈禧垂帘听政多年，表面上慈禧十分尊重慈安，背地里慈禧却将慈安当成是一尊木偶，随她任意摆布。慈安虽说无能，但对慈禧的虚情假意还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慈禧立光绪以后，结党营私，以扩充自己的权势。慈安虽有所闻，但慈禧羽翼已丰，也奈何她不得。为了退出与慈禧的权力之争，慈安曾多次表示不愿与慈禧一同继续垂帘听政。但是众大臣不允许，慈安只得继续听政，但寡言少语，一切由慈禧做主。然而，就在慈禧称病，不能临朝，由慈安一人独理政务的时候，慈安却遭到慈禧的暗中诽谤攻击。这使得一再退让的慈安实在接受不了，恼恨之余，“吞鼻烟壶自尽”。

也有的说，慈安一向身体不大好，同治早逝和慈禧独断专行加重了她的病情。慈安之死，纯属病死。当慈安死讯传来的时候，首先表示怀疑的是御医薛福辰。他认为自己给慈安把脉，仅是小病，连药都不需要服用，怎么会突然病死了呢?前一天还见过慈安的大臣左宗棠、方擢、李鸿藻也说，慈安面庞红润，不像生病的样子。

那么，慈安究竟是被毒死，还是自杀，抑或是病死的呢?从很多史料来看，慈安绝非自然死亡，她的死一定与慈禧有关。这位与世无争的善良皇太后，终于成为慈禧爬上独权地位的垫脚石。她的死，再一次表明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颐和园颐和园是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缮的，到底挪用了多少呢？提出修建颐和园由于光绪即位时，年纪尚小，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朝政主要由恭亲王奕主持。后来，东太后死去，慈禧又寻找借口免去奕的职务，从而独揽大权。慈禧是个权势欲很旺的女人，虽然此时已为所欲为，但毕竟好景不长；眼看着光绪皇帝就要长大亲政，慈禧归政在即，内心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为了归政后能够维持更为奢侈舒适的生活，慈禧琢磨着如何设计一个自己的乐园。本来最好的地方是圆明园，但早已被英法联军烧毁了，要恢复它非当时财力所能胜任。正在踌躇之际，醇亲王奕譞看出了慈禧的心思，于是向她建议修缮清漪园（后改名为颐和园）作为太后的颐养之地。

此地风景绝佳，而修缮的花费也不会太多，正是理想的地方。慈禧大悦，于是修园之议从此而起。

清漪园是经过金、元、明、清四代逐渐修建而成的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北郊。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为庆祝皇太后六十大寿，重修清漪园，但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时，清漪园与圆明园一起被英法联军烧毁，变成了一片废墟。因此这次提议重修清漪园，其实是在一片废墟上进行的，也就是重建。

用公家的钱满足自己的私欲当时朝廷正在筹建海军衙门，清政府的财政十分紧张，其他部门的财政开支也异常局促，唯有海军经费较为充裕。因此，海军衙门事务大臣被公认为肥缺。这样的肥缺自然不愿落在汉人之手，于是慈禧就任命位尊且十分听话的醇亲王奕譞担任此职。奕譞倒也知恩图报，于是挪用海军军费修清漪园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据说，在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日子里，她通过卖官鬻爵等手段搜刮了大量“私房钱”，高达两万万两之多。不但足以修缮清漪园，甚至可以恢复被英法联军烧毁的圆明园。慈禧本来是想用这笔钱去重建圆明园的，但临到要动用这些“私房钱”的时候，慈禧却吝啬起来。既然可以挪用公款，慈禧当然乐得将这些“私房钱”存起来。有人说，慈禧后来将这些私房钱藏在了颐和园。八国联军侵略的时候，日本占领了颐和园，这笔巨款竟然不知去向？也许多半是落在了日本军队的腰包了吧。

那怎样名正言顺地挪用海军军费用于修缮清漪园呢?这倒也难不倒奕譞。在清朝前期，曾有过在清漪园前面的昆明湖操练神机营水军的旧例，而且近些年来也在福州办了船政学堂，在天津办了水师学堂，为什么就不能在昆明湖也办一个水师学堂呢?再用办水师学堂的钱顺便修缮一下荒芜的园子，又有什么不妥呢?

颐和园谐趣园没有人敢出来反驳公元1886年，昆明湖水师学堂工程开始施工，次年完成，共花费掉七八十万两银子。实际上，用于开办学堂的费用是很有限的。例如，天津水师学堂的规模比昆明湖水师学堂大一倍，开办经费只不过用了五六万两。也就是说，这笔开办经费真正用在水师学堂的只占一个零头，其它的绝大部分都用在“顺便”修复清漪园了。

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去修清漪园虽然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样的事情很快就在社会上传扬开来。偶尔也有一些正直的官员犯言直谏。但是慈禧等人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得更加明目张胆起来。

公元1888年3月13日，朝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改清漪园为颐和园，并对颐和园进行一次大修，以庆祝老佛爷的六十大寿，还要求天下臣民都应该尽一份孝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有谁敢提出异议，岂不就是违旨抗尊，大逆不道了吗?有了这个上谕，慈禧等人挪用海军军费也就名正言顺了，而这也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他们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

钱没有花在刀刃上上谕发布后两个月，海军衙门就一次性地拨给颐和园工程处所谓“闲款”四十五万余两。其实海军所需的日常费用是很大的，海军衙门本来就入不敷出，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闲款”可挪，这笔款项只不过是从海军将士的牙缝里硬给抠出来的。海军衙门的拨款所剩无几的时候，奕譞又想到采用巧立名目这一招，设立“海防捐”一项，在各地筹募海军军费。

而原有的海军拨款加上新筹集的海防捐中一大部分，都用于修建颐和园。

公元1893年，眼看慈禧的六十庆典就要到来，颐和园的工程尚未竣工，资金缺口还不小。为了不使颐和园工程延误，海军衙门又把目光投向铁路款项上。当时海军衙门除管理海军外，还监管铁路事宜。此时关东铁路的修筑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每年两百万两的筑路专款则成了李鸿章等人眼里的肥肉。于是他们就采用刮肉补疮的办法，停建关东铁路一年，把两百万两筑路费挪用到颐和园的工程上。

为了慈禧在颐和园嬉戏游玩，北洋海陆军的兵工厂还必须无偿承造小轮船、小船坞、小铁路和电灯等项工程，还从外国订造火车厢和铁轨，这些项目的工料费共约四十万两。

此外，慈禧还用海军军费修缮“三海”，即今天的北海和中南海的合称。到公元1888年，挪用于颐和园和三海工程的海军军费达到六百万两；到公元1894年颐和园停工时止，共挪用1400万两左右，实际上还有许多漏计的部分。如果除去修三海的钱，用于修缮颐和园的海军军费当不下一千万两。这一千万两可不是个小数目，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是七八千万两，而用于修颐和园的就差不多占了七分之一。试想一下，如果把挪用的经费用于加强海军力量又会是怎样?

康有为等维新派为了反慈禧的需要，夸大其挪用数目，说是差不多有三千万两，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总之，慈禧等人确实挪用了海军军费用于修缮颐和园，且数目不小，专家估计在六百万到一千四百万两之间。在当时中国那种内外交患的情况下，无疑是雪上加霜。皇帝亲免的四川盐道清代后期买官卖官之风大盏，屡禁不止，到了光绪年间更是变本加厉了。当官只为捞银子光绪帝亲政之后，每天总是例行公事地请安，召见军机大臣和接受大臣谢恩。本来召见得蒙皇上恩典得官的臣子谢恩，一般只是走走过场，只要尽力表示不忘皇上恩典，今后当竭力为国效忠；再由皇上问问履历，讲一些勉励的话就算完事。

这套程序光绪不知进行多少遍了。可是有一天偏就在一个新任四川盐茶道玉铭身上出事了。那天，花巨款买官的玉铭高高兴兴地去见皇上，当听到传唤后，他急忙趋步进殿，跪拜谢恩。

光绪帝看看手里的名签，又看看跪在地下的人，肥头大耳，一点也不像读书人，不免有些疑惑，问道：“你一向在哪里当差呀?”“奴才一向在广隆当差”。

从来没听过有广隆这个衙门，光绪帝十分奇怪，追问道：“广隆？广隆在哪儿?”

玉铭一听皇上连广隆在哪儿都不知道，有些得意起来：“皇上不知道广隆吗?广隆就是西城第一家大木材厂，是奴才办的，颐和园的工程就是广隆当的差，奴才也为修颐和园尽了份心”。

光绪帝一听，原来是个木材厂主，不觉好气又好笑，又问：“你是木材厂主，怎么又想做官了呢?”

“奴才听说，四川盐茶道是肥缺，每年能捞的油水比木材厂几年的还多呢!”这个玉铭倒也实在。

光绪帝一听，不由得大怒，可又一想，也许他还有点本事，不然怎么谋到这个肥缺的。又问：“你会写汉字吗?”

玉铭一听，不禁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哎哟，皇上您问什么不好，偏问这个，只有字认识我，我不认识字啊!”可又不能说不会，只得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会”。光绪帝拿起一张纸，一枝笔用力扔到地上：“把你的履历写出来给朕看看?”

玉铭吓得满头大汗，拾起纸和笔，不知怎么办？写吧，没墨，可又不能向皇上要。正在犯难，就听光绪生气地说：“到外面去写！”

让太监帮忙写履历玉铭一听这话，如释重负，就磕了个响头，带着纸笔，爬出殿外。

玉铭左顾右盼，想找一个人要点墨，正好一个小太监走过来，玉铭急忙拉着他说：“好兄弟，能不能给我弄点墨来?怎么谢恩还得写履历呀!”

小太监看了他一眼，非常奇怪，因为几乎每个官员随身都带着墨盒，可这位爷竟然连这个都不懂，真令人吃惊。

玉铭一看小太监犹豫，随手掏出一张银票，连数目都没看就塞了过去。小太监一看见银票就乐了，转身就把墨盒拿出来了。

玉铭拿着墨盒又犯难了，写字他实在不行，又掏出100两银子，让小太监帮忙找人写一个，小太监左右为难，最后只好说：“我说，你写!”

玉铭一笔下去，一个“奴”字写得有茶杯那样大，好不容易把“奴才玉铭”四个字写完，东扭西歪，缺笔少画，怎么也认不出写的是什么；等他把“镶黄旗人”四个字写完，一张大纸已经没地方了。

站在一旁的太监见此直摇头。只好让玉铭在外面等候，自己拿着这份所谓的履历去见皇上。

12万两银子打水漂光绪一看这天书一样的“履历”，勃然大怒说：“这哪是什么履历，简直是鬼画符!”光绪盛怒之下，发下一道旨意：“新授四川盐茶道玉铭，文理欠通，不堪任使，着即开缺，归班候选。该缺着由刑部给事中张元普补授”。

玉铭花12万两银子买来的肥缺就这样易主了。然而抓住一个玉铭，还有许多的玉铭没有被发现，光绪也不可能一个个亲自考察，大清的行政机构充斥了这样的庸人，大清政权也摇摇欲坠了。光绪宠爱的珍妃珍妃不是低眉顺眼、供人玩赏喜时召来,厌时挥去的小妾。姐妹共同服侍皇帝珍妃，镶红旗，满洲，他他拉氏，生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月和她的姐姐同时被封为嫔，时瑾嫔15岁，珍嫔13岁。光绪二十年，两人同时晋封为妃。

不过由于珍妃当时年纪太小，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光绪皇帝的注意，反倒是她的姐姐瑾妃因为年纪与光绪皇帝比较相近，加上其性格娴静温婉，较多地得到光绪皇帝的召幸。不过，光绪皇帝对瑾妃实在谈不上深厚的感情，只是因为皇太后太严厉，皇后其貌不扬，让人一见就倒胃口，而且还是慈禧太后强塞给自己的。瑾妃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女人，虽然淡淡的像杯白开水，但是在永和宫却可以使他暂时忘掉周围的烦心事，并得到瑾妃小心翼翼的侍奉。

得到慈禧的喜爱机灵聪慧的小珍妃不久便摆脱了刚刚进宫时的拘谨，她那心直口快的孩子气很快完全显露出来。慈禧太后平日所见的宫女、妃嫔们一个个都是低眉顺眼，大气不敢出。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天真烂漫、飒爽麻利、又绝顶聪明的小女孩，便由新鲜而生怜爱。她竟然不把她当作儿媳妇看待，特别是当她发现珍妃虽然年纪小，但博通经史、擅长吟诵、颇好棋弈、能书善画之时，就常常召珍妃到自己身边解闷，珍妃几乎成了慈禧太后的红人。

这位没有引起皇帝宠爱、心高气傲的珍妃，虽然深得宫中权力人物慈禧太后的垂爱，却没有学会作应声虫。她依旧保持着心直口快的性格，加上年轻幼稚、胸无城府，往往会做出些令宫中人大吃一惊的举动来。对她自己来说，这似乎是只图一时痛快、不计任何后果的冲动，实际上是她嫉恶如仇天性使然。于是，她在如一泓浊水的清宫里又掀起了一次波澜，使宫中的另一位热血青年，她的丈夫——光绪皇帝终于注意到她，真正开始了她和他生生死死交织在一起的情缘。

太监的随意敲诈清朝历代帝王汲取明王朝的教训，始终限制和皇帝、后妃朝夕相处的内侍的权力，以避免他们势力膨胀，形成难以控制的宦官专权。但是到了清朝末年，一些大太监由于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有恃无恐，变得飞扬跋扈起来，贪得无厌，到处勒索。无论谁人进得宫来都免不了被太监敲竹杠。上至堂堂的大清国皇帝、嫔妃，下至经常入宫的王公大臣，常常被逼无奈，只好迁就那些贪婪的太监，从而使宫廷中勒索之风愈益猖狂。由于在慈禧太后面前始终没有人敢于揭发，故而成为朝廷的一道黑幕。

珍妃像慈禧太后是大清帝国皇帝、后妃的第一号权力人物，这是无人不知的事情。那些靠看主子眼色过日子的太监当然是最势利的人了，所以，他们常常犯上作乱，竟向堂堂的大清帝国皇帝收取请安的费用。

光绪皇帝每天都要向慈禧太后请安，且做事极为小心谨慎，唯恐慈禧太后不悦。太监们摸准了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太后这一点，便毫不客气地给光绪皇帝规定请安门例的价钱，每次请安都要交纹银50两。如果不交那就想坏主意难为皇帝。光绪皇帝担心慈禧太后怪罪，只好暂时忍一口气。

皇后、妃嫔见太后的宫门费自然也少不了，只是比光绪皇帝逐级减少而已。她们只有乖乖地向太监们支付这一笔笔贿赂金才能够安身，否则的话，就难免饱受凌辱，复不许告退。

珍妃、瑾妃自然也是太监们敲诈的对象，性情迥异的姐妹俩对于贪得无厌的太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娴静柔懦的瑾妃在捉襟见肘时，只有愁眉紧锁，暗自流泪。珍妃则不然，她有一种不怕虎的劲头，不愿意忍受那些阉人宰割。

难得她小小的年纪就有这股不畏权势、敢于与恶势力抗争的胆量和勇气。她哪里知道，这清宫里乌烟瘴气、邪恶横行，完全是那老佛爷慈禧太后纵容默许的结果。慈禧太后本人私生活方面败德坏行、奢靡无度，正是这群小人得势的最好条件。

整个宫廷中的太监差不多都抱她的粗腿，愿当她的心腹耳目。她当然要对忠于自己的太监小施以恩惠。

实际上，她也用不着花一文钱，只要对太监们的歪门邪道，所谓的财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见就可以了。连慈禧太后也没有料到，她所怜爱的小珍妃竟然像一匹烈性马，给她出了这道难题。

一天，珍妃又按照惯例去向慈禧太后请安，守门的太监毫不客气地拦住珍妃索要红包，珍妃顿时火不打一处来，脸一沉大声地说：“今天，珍主子没有银子了!”说着，珍妃连正眼都没有看那讨厌的太监就径直进入了慈禧太后的寝宫。她再也不想压抑自己的满腔怒火了，连珠炮似的向慈禧太后揭发了内侍太监对宫眷们的勒索和扰害，戳穿了宫廷内部开销浪费极大的事实。她的态度是那样坚定，语调激昂，言词激烈，掷地有声，丝毫没有任何掩饰，最后她说：“孩儿想请老祖宗明鉴，千万不要让这些太监再肆意为恶下去，应该制止陋规，整肃宫廷”。

得到皇帝的垂青，却引起太后的反感听惯了奉承话的慈禧太后哪里受得了这种质问。珍妃的这番话使思想上毫无准备的慈禧太后张口结舌，目瞪口呆。一向伶牙俐齿的慈禧太后被抢自得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她强压怒火，用温和的语调，好像十分慈祥地劝说珍妃道：“孩子呀，你别这么生气了，看为这些奴才气坏了身子，不值得。你先消消气，去去火。这些不争气的东西!看我怎么狠狠地惩罚破坏宫里规矩的奴才”。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用几句敷衍的空话对付了珍妃。涉世未深的珍妃当然不会再闹下去，轻信了慈禧太后的话。

当珍妃在清宫内一石激起千重浪的时候，光绪皇帝也以惊奇和倾慕的眼光注视着他的小妃子。虽然在霸道横行的慈禧太后手下，光绪皇帝常常显得懦弱无能、唯唯诺诺，但是他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不甘永远在太后的淫威下苟且一生。在光绪皇帝的眼里，珍妃不再是低眉顺眼、供人玩赏、喜时召来、厌时挥去的小孩，她是宫中惟一的年纪虽小，但有见识、有胆量、有才华的奇女子。他有些懊悔，上天赐给自己这么丰厚的礼物，为什么自己愚钝得不早些接受？不过，相见恨晚的感觉，更使这对年轻人全身心地将感情奉献给对方，朝朝暮暮相偎相伴，情浓意浓，祈祷着爱情久久长长。谭嗣同戊戌变法进行到高潮时，由于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谭嗣同被捕。为振兴祖国而献身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公元1865年3月10日出生于北京。他生长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封建官僚家庭，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其父亲谭继洵曾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从小胸怀大志，为人潇洒，文章新奇开放。父亲向来为人谨慎经常教育他，因此父子俩关系比较紧张。谭嗣同从10岁起即从师于笃好经世之学的欧阳中鹄，后在著名侠客大刀王五门下学艺。他鄙视科举，好今文经学，很欣赏颜元、龚自珍、王夫子、黄宗羲等人的著作。自公元1884年起，他开始漫游了西北、东南各省，行程达八万余里。这不仅使他开阔了眼界，加深了对祖国的热爱，也使他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从而产生了挽救民族危亡，为振兴祖国而献身的念头。

公元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谭嗣同受到极大刺激。他愤而赋诗曰：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公元1896年春，谭嗣同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极受梁启超的赞赏。他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非常钦佩，自称是康有为的“私塾弟子”。此后，他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之中，并于公元1897年初，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仁学》。在《仁学》中，谭嗣同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号召人们冲破封建伦常的罗网。公元1898年初，谭嗣同回到湖南。他主持时务学堂，创办南学会，出版《湘报》，每次集会，都有数百人前来聆听谭嗣同的慷慨陈辞，很快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

军机四卿

第二十五章

公元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受维新大臣徐致靖的举荐，谭嗣同被征入京参与新政，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处任职。与杨锐，林旭、刘光第时称“军机四卿”。谭嗣同喜出望外，为了报答“圣恩”，他不顾“杀身灭族”的危险，不辞辛苦地积极推行新政。光绪皇帝准备召开懋勤殿，设置顾问官，命谭嗣同起草圣旨，并要求穿插一些前代的典型事例，说自己将亲自到颐和园去请示慈禧皇太后。谭嗣同退朝后对别人说：“我这才知道皇上一点权力也没有”。

当时荣禄是京师的总督，袁世凯以监司身份在天津练兵。光绪皇帝下诏提升袁世凯为侍郎，并要他到京师朝见。

光绪皇帝两次召见了拥有兵权并表示过拥护维新的袁世凯，引得顽固派举朝惊骇。一些守旧的大臣纷纷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告状，慈禧的亲信、当时的直隶总督荣禄连忙调兵遣将以备不测。外面纷纷传说荣禄将利用光绪皇帝到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光绪皇帝感到处境危机，于是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其中光绪皇帝以紧迫的语气向杨锐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希望杨锐等维新人士采用新的办法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不要违背慈禧太后的意思，明确表示出自己试图找到一个折衷的方法，使变法继续进行下去。

不愿意逃跑的志士维新人士听了痛哭流涕。此时，谭嗣同自告奋勇去充当说客，劝说袁世凯举兵，杀荣禄、锢慈禧、救光绪、护新政，结果反遭袁世凯的出卖。政变发生时，他同梁启超正在寓所苦筹办法。当搜捕康有为的消息传来，谭嗣同镇定自若，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救皇上，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救康先生。我是不怕死的，就让他们来捉拿吧!”梁启超劝他一起逃跑，他执言不肯，反劝梁启超说：“如果没有人躲过这次灾难，将来也就无人继承我们的变法大业，如果没有人因变法而死，我们也就无法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其后，谭嗣同又与大刀王五策划营救光绪皇帝，但由于事起仓促，计划落空。这时，谭嗣同的处境已十分险恶，许多人劝他出走，都被他一拒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诸自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流血牺牲，以此来唤起民众的觉醒。

英勇就义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抚今追昔从容自若，用煤渣在牢房的墙壁上欣然题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清政府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谭嗣同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史称“戊戌六君子”。在行刑前，谭嗣同横眉冷对，正气凛然，面对屠刀，他面不改色，对着上万名围观者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使得刽子手不寒而栗，使在场观众为之震撼。这年谭嗣同才33岁。

谭嗣同死后，大刀王五收殓了他的尸首。次年，他的遗骸运回湖南浏阳，安葬于城外石山下。后人为了表示对这位维新志士的敬慕，在墓前华表上刻下这样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

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的死表现了爱国志士们为了国家的强盛而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气概，同时也说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想要求得富强，就只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假光绪案光绪在瀛台涵元殿中艰难地消磨着他的时光，而外面却上演了一出假皇帝的闹剧。被囚禁的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训政，掌握了清王朝的大权。光绪皇帝成为真正的傀儡，被慈禧软禁在四面环水的中南海瀛台，与世隔绝。为了防止他偷着与外面联系，湖上原有的小桥也拆掉了。只有早晨上朝的时候，对岸才放过一条船来，光绪在慈禧派来的太监们的监视下上船，渡到对岸，然后去执行他的公务——坐早朝。

在同臣子们会见的时候，他还是很体面的，穿着袍服，高坐在太后的右边，接受群臣朝拜，完全和先前一样。但有一点不同，就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了。最痛苦的是朝拜以后，他要像囚犯归号一样仍然被押解到那个孤岛上去。光绪下了船，要把空船荡回对岸，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有人再把船放来，载运皇上去坐朝。如此日复一日。

不仅离开瀛台要受到严密监视，就是在瀛台的活动也时时有慈禧的心腹暗中察看，随时向慈禧报告。在这种严密看管之下，光绪纵然插上双翅，也难飞出紫禁城。

皇帝来到了民间光绪在瀛台涵元殿中艰难地消磨着他的时光，而外面一些好事者却编造了光绪已逃脱的故事，还上演了一出假皇帝的闹剧。

事情发生在武昌，这一天武昌金水闸来了两个人：一主一仆。主子二十多岁，高个儿，长得很俊秀；仆人四十多岁，没有胡须。二人口音纯属京腔，衣着华贵，举止不俗。他们租住在一座公馆很少外出，衣食住用非常奢华，挥金如土。更令人惊奇的是，仆人进奉茶饭时口称“圣上”，而自称“奴才”。仆人礼仪娴熟，主人受之安然，看不出一点装扮的迹象。这家公馆的主人是个候补的小官吏，他偷偷观察，天天如此，并非偶然做戏，觉得很奇怪，于是就与同僚们私下议论。这些人自然也都很感离奇，纷纷到公馆来偷看，确如所说。于是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武昌城的大街小巷，人们纷纷议论说，光绪从瀛台逃出来了，逃到武昌来投奔张之洞。这件事越传越神，以致汉口报纸也以似是而非的口气披露了这件事。

外面传说越多，前来公馆探头探脑的人也越来越多，而那个仆人也故意半遮半露地让人们看见这个“光绪”的衣被上都绣着金龙，玉碗上也刻画着金龙，还有一方玉印刻有“御用之宝”四个字。这更让人们确信是光绪皇帝了，此事传播也就更快了。于是便有一些忠臣顺民来拜见“皇帝”，三跪九叩，口称“吾皇万岁”。这位“皇帝”居然也不推辞，大模大样地摆摆手，说一句：“少礼吧!”如同真皇帝一样。那些地方上有点脸面的，特别是那些候补的低级官吏，平时哪有机会看一眼皇上?如今天赐良机，都生怕错过，每天都来朝拜。

验明证身江夏县知县陈树屏听说此事后，觉得很可疑，就亲自来到公馆查看。“光绪”见了陈知县装出一副很傲慢的样子，“皇上”见个七品县官当然要摆出驾临的姿态。陈知县却也不客气，径直问他：“你究竟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干什么?”“皇上”故作神秘地回答：“我不能对你讲，除非见到张之洞，才能透露”。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消除陈知县的怀疑。但也不敢过于冒失，倘若真是皇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虽然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事关重大，还是谨慎一点好，于是他命令衙役暗中监视，自己则苦思冥想确认真伪的方法。

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可以设法查验一下那个仆人，因为如果是真皇帝，那仆人一定是太监。陈知县马上找来一个与那仆人来往较密的人去邀那仆人洗浴，故意与之打闹，借机看仆人的下身，结果确是宦者。这一下光绪在武昌的传说就更盛了，陈树屏也没了主意，决定去见张之洞。

张之洞处有光绪的照片，赶紧取来给陈看。陈觉得这个人不像照片上的光绪，坚持认为假冒的可能性居多，张之洞于是密电京师查询。以张之洞的地位查办这件事就容易多了，半个月后，北京回信，告知皇上还住在瀛台，哪儿也没去。真相大白，武昌的“皇上”确属冒充无疑，张之洞下令逮捕了那一主一仆，并亲自开庭审讯。

公堂审讯公堂之上，张之洞巍然高坐，假光绪主仆跪在堂下。张之洞喝问：“你是什么人?敢冒充皇上!你要见我，现在见到了，快把经过说出来!”假光绪竟装着镇静的样子从容不迫地说：“在大庭广众之间，不便向制台谈经过，请退堂人私室详说”。张之洞喝道：“胡说!你若不据实招供，我就办你斩罪!”假光绪心里没了底，张之洞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不像陈知县那么好对付。

“我没犯法，你怎么能问斩呢?”假光绪仍然阴阳怪气地对付。

张之洞拍案厉声说：“你私用宫中禁物，犯了叛逆大罪，当然问斩!”

假光绪没词了，但也不害怕，还是慢条斯理地说道：“那就听制台办理好了”。

办理是要办理的，但总得弄清事情原委，这个假光绪油腔滑调，问不出结果，就转而审问仆人。

那个仆人早已吓得魂飞天外，磕头如捣蒜，全都招认了。“我本来是宫廷内监，因偷了宫中物品被发觉，私逃出京。路上遇到这个人（指假光绪），不知姓名来历，他说要我去湖北有好处，我正没处投奔，就随他来了。他就叫我这么称呼，别的都不知道”。

不管情况如何，这个人冒充皇上是可以定案了，要定死罪是无疑了。张之洞没心思细考究，就决定把这主仆二人交江夏县去“严刑审问治罪”。几番拷问之后，假光绪再没心思练嘴皮子了，乖乖地从头招认。

震惊全国的闹剧原来这个假光绪是旗籍伶人（演员），名叫崇福。从小在宫里演戏，所以很了解宫廷中的礼仪。他的长相很像光绪，那些演员私下都叫他“假皇上”。那个仆人是宫中守库的太监，与崇福早就认识。因为一再偷窃宫中物品，被管库的察觉了，他就从宫里逃出来了，那些皇上用的衣、被、碗、印之类，都是他从宫中偷出来的。两个人凑到一起，他们都知道光绪囚在瀛台，内外不通信息，就想起这么个主意。因为崇福特像光绪，又有这些偷来的御用之物，就装扮成光绪南下各省。一路上骗吃骗喝，弄了不少钱物，最后在武昌被识破，当即被押到武昌草湖门处斩，闹剧演成了悲剧。慈禧杀珍妃珍妃是光绪皇帝的宠妃，曾深受慈禧的喜爱后却死于慈禧手中。从身边红人到眼中钉珍妃是满洲正红旗人，姓他他拉氏，生于光绪二年二月初三，是礼部左侍郎长叙之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十月同她的姐姐同时被封为嫔。当时瑾嫔15岁，珍嫔13岁。光绪二十年，两人同时晋封为妃。

珍妃天真活泼、聪明伶俐、能歌善舞、擅长书画，双手能写秀丽的梅花篆字，深得光绪皇帝的宠爱。

可以说，慈禧杀害珍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是慈禧的内侄女隆裕皇后。这位皇后其貌不扬，是慈禧太后强塞给光绪皂帝的。

因此光绪对这位皇后十分冷淡。隆裕皇后看到光绪皇帝和珍妃整天卿卿我我，有说有笑，于是醋意大发，由妒忌生恨，经常在慈禧面前说珍妃的坏话。慈禧虽然喜欢珍妃，但隆袼毕竟是她的侄女，因此慈禧对珍妃的态度有所转变。

原因之二，珍妃又因为不肯贿赂向她勒索的太监，并且到慈禧那里告状，要求慈禧严惩那些太监。这让平时威风八面的慈禧十分难堪，而且那些被告的太监也经常在慈禧面前说珍妃的坏话，这使得慈禧与珍妃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但是如果只是这些小事，还不至于让慈禧动杀机，促使慈禧杀死珍妃的直接原因是珍妃参与了变法。

关于珍妃之死的流言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光绪帝接受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的变法主张，推行新政。珍妃积极追随光绪帝，极力支持维新，引起了慈禧的强烈不满。这一年九月，慈禧发动政变，捕杀了维新派，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同时也把珍妃贬入冷宫。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光绪帝曾提出愿意与各国举行和平谈判，慈禧太后坚决反对，她决定出京到西安暂避。就在慈禧与光绪准备出宫西逃之前，慈禧处死了年仅25岁的珍妃。

当时社会上对于珍妃的死，有多种传言。有说是她自己投井而死，有说是宦官崔玉贵下的手，也有说是李莲英干的。那么，珍妃落井的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慈禧太后在睡午觉，宫女陪侍在寝宫里。宫里静悄悄的，像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即将出逃的迹象。突然慈禧坐起来，撩开帐子，这事平日要由宫女来干，因此，宫女吓了一跳，感到十分意外。因为还没有到该起床的时候，所以赶紧招呼其他人，忙着侍候慈禧洗脸。慈禧烟都没吸一口，一声吩咐也没有便出了乐寿堂，往北走去。慈禧让一路上的宫女太监都不用侍候着，赶紧退下。

珍妃井随后，奉慈禧懿旨去东北三所冷宫召珍妃前来见驾的崔玉贵带着珍妃来到了颐和轩。珍妃在这里已经受尽折磨，她来到慈禧的跟前，十分憔悴。慈禧对她说，现在太后要与皇上一同离京，本想带她走，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万一出了什么事，丢了皇家的体面，就对不住祖宗了，并希望珍妃自尽。

珍妃听了想的更多的不是自己，而是光绪皇帝和国家社稷。于是她劝说慈禧，请求皇上留在北京。但是还没等珍妃说明道理，慈禧就冷笑一声，抢白道：“你已经死在眼前，还胡主张什么!”

珍妃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没有应死的罪!”这时慈禧一语道破天机：“不管你有没有罪，也得死!”珍妃提出要见光绪皇帝，因为光绪皇帝并没有要她死。慈禧太后却说：“光绪皇帝也救不了你”。

于是，崔玉贵走上前去，将珍妃扯着，连挟带提地把她丢到了井里。当她被推到井口时，大声呼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那么，珍妃落井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还是秘密进行的呢?这样一件事情，慈禧怎能让太多的人知道，处死珍妃肯定是避开众人耳目秘密处死。据说，宫中一位太监唐冠卿曾亲身参与处死珍妃。这天中午，唐冠卿在宫中当差，亲见慈禧在午睡时间悄悄与崔玉贵走出乐寿堂，碰巧遇见在后门休息的唐冠卿，让唐冠卿扶着她走到颐和轩的角门。平时慈禧太后午睡起床总要有人侍候，不论到何处去，即使在宫内走动也要有一大群人前呼后拥。唐冠卿心中明白，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即将发生。到了角门，慈禧命令唐冠卿守在颐和轩廊上，不让旁人靠近或是偷窥，但里面人说话，他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说明处置珍妃的地点就在颐和轩后不远。慈禧在回銮之后以“珍妃随扈不及，即于宫内殉难”把这件事掩盖过去了。

后来，慈禧为了掩人耳目，她特别开恩，让珍妃的娘家来人下井打捞珍妃尸体。打捞的时候，将顺贞门到乐寿堂划为禁区，并焚香祷告，诵经念佛。

皇帝再也没有碰过别的女人珍妃的死对光绪皇帝的打击最大，他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悲伤。他对珍妃的痴情真是感人至深。直到光绪皇帝死之前，他再也没有接近过任何女人，他用生命实现自己的誓言，把对珍妃的爱深深埋藏在心底。大太监李莲英大太监李莲英在清宫历史上、乃至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一个极其微妙而不容忽视的角色。修鞋出身的大太监李莲英原名李英泰，祖籍是直隶河间府大城县人。道光二十八年出生，兄弟五人，李英泰排行老二。其父李玉以修鞋为业，家境贫困。咸丰初年，全家跟随抬皇杠的进了京城，定居在海淀大有村，仍以修鞋度日。由于熟皮革最重要的工序是用硝来揉，李玉后来便得名“皮硝李”。咸丰四年，由于生活所迫，李玉把年仅7岁的李莲英送到专门净身的地方净了身。两年后，李玉托熟人将李英泰引荐入宫，赐名莲英。

手巧得宠由于李莲英相貌俊俏，心灵嘴甜，就被留在了当时还是懿贵妃的慈禧身边，在储秀宫做了一名小太监。懿贵妃十分喜爱梳妆打扮，讲究衣着和金银首饰，还很注重发型。当时，宫里从太后到宫女都是千篇一律、几十年不变的老式发型，早已使她感到厌烦。当时京城里正流行一种新的发式，既新颖美观，又高雅脱俗，懿贵妃得知后，跃跃欲试。她让老太监给她梳了好几次都不满意，因此心中很是不高兴，也就不再提此事了。

一天太监们在临时休息的房间内闲聊，偶然提起这件事。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颇有心计的小太监李莲英心想，如果自己能够梳出这种新发式，也就可以长期留在懿贵妃身边，那今后的前途也就有希望了。于是，每当有外派出宫采买的机会，他都积极前往，借机混入娱乐场所，仔细观察年轻妇女的时髦发式，多方请教梳头的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苦练，他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几种新的发式的梳理方法。

于是，李莲英主动找到当时储秀宫的总管太监刘印成，毛遂自荐给懿贵妃梳头。踌躇满志的李莲英忐忑不安地跪倒在懿贵妃的身后，从前面的大镜子里，仔细端详了一番贵妃的脸型，凭着前一阵子摸索出的经验，大胆地做起了一种新的发式。懿贵妃从镜子里看着身后这个年轻太监认真的模样，不由得产生了好感。很快李莲英梳好了头，插戴好金银首饰，又别上一支鲜艳夺目的牡丹花。懿贵妃坐在镜前，左右端详了半天，欣赏着新的发式，甚为满意。李莲英不仅在梳头上下功夫，还在其他方面千方百计讨懿贵妃欢心。每天早晚两次，在梳头之后和卸妆之前的按摩，也使懿贵妃深感适意。因此，李莲英在懿贵妃的心目中渐渐成了一个贴心的太监。当时，懿贵妃为了笼络还是咸丰御前太监的安德海，就让李莲英跟安德海学艺。这期间李莲英的地位逐渐上升，同治四年，已被晋升为首领太监，并赐六品顶戴花翎，地位仅在安德海之下，成为慈禧跟前的宠臣。

李莲英的出头之日有一天，李莲英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弘德殿察看同治皇帝用功的情况。刚走到殿外，只听见两个小太监窃窃私语，走近一听，猛然听见安德海在外犯事被捕，吓得李莲英急忙跑回长春宫报告慈禧。慈禧心中不免疑惑起来，命李莲英快去探明究竟。李莲英心想这事必定是要经过恭亲王，于是，径直前往恭王府探问。奕见李莲英奉命而来，知道无法隐瞒，只好以实相告。李莲英得知事情原委，就对恭亲王说：“慈禧太后的性情，王爷也是晓得的，倘若太后得知全部过程，恐怕王爷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奕勉强应道：“遵照祖制，理应这样办”。“太后若是不依，您老人家又当如何?”恭亲王哑口无言，李莲英告辞转身要走。奕急忙拦住：“李安达慢走，本王一时没有主张，还请安达帮忙出个两全其美之计，也好渡过这一难关”。李莲英见此情景，微笑着说：“大公主在内，很得太后的欢心，可以从中周旋。奴才见机行事，也可替王爷解围。或可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恭亲王这才安下心来。

对于安德海的事，李莲英如此热衷，其中秘密不言而喻。他可以周旋于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和皇上与恭亲王之间，见机行事，左右逢源，讨得各方面的欢心。同时安德海死了，也意味着李莲英有出头之日。为安德海的事四处奔波，也落得个有仁有义的名声。不过，安德海被杀对他来说，也敲响了一个警钟，前车之鉴不可忘怀。聪明绝顶的李莲英学会了在这最高权力阶层中，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危害的生存之道。

李莲英回到长春宫劝说慈禧，这都怪安德海太招摇。恰巧大公主前来拜见，替她父亲奕求情，慈禧这才息怒，说这次饶过恭亲王。大公主走后，李莲英顺势说：“太后恩德无量，已经施恩饶过恭亲王，难道还要去与东太后争个高低?况且安总管已不在人世了，就是与东宫吵翻，也是于事无补。不如从长计议，更显太后心胸宽大，若能这样，那东太后必会感恩不尽”。

权势熏天的太监慈禧太后见李莲英聪明伶俐，话语中意，比安德海更有心计，于是起了李代桃僵的意思。慈禧颁下懿旨，一一陈列安德海的罪状，并谕令各级官员整饬朝纲，博得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一片喝彩。慈安太后、同治皇帝与恭亲王等人提心吊胆、苦心筹措的好事，就这样被慈禧的高姿态顺手牵羊地拿去了。在这个意义上，她把对手打得一败涂地，更加巩固了她的统治地位。

晚清太监之祸不但没有就此根除，反而愈演愈烈。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李莲英很快就接替了安德海的位置，被晋升为总管太监，官至四品。在紫禁城中稳坐了近40年，占据了晚清太监史上的重要地位。小德张得宠为发财愿当太监最后成了仅次于李莲英的二号人物。为发财，当太监小德张原名张春喜，是河北静海河间府人。他自幼失去父亲，家境清苦，与老母、胞兄三人相依为命。12岁那年正月，张春喜与胞兄奉母命到姑妈家去拜年。跨进姑妈家的院门，见院当中停着一辆漂亮的马车，张春喜油然升起羡慕之情，不禁说：“若是咱家也有这样的马车那该多好啊!”站立在一旁的表哥冷冷一笑，带着讥讽的口气说：“像你家那穷样，连饭都吃不饱，一辈子也别想有这样的马车”。张春喜听了羞得满脸通红，一气之下拉着哥哥的手转身跑回家去。他哭着对母亲说：“咱家何时才能有个出头的日子呢?如何才能发财，争回这口气呢?”母亲想了想说：“好孩子，咱一无钱，二无地。如何能发得了财?倒是听老人们常说：想发财，当太监。果真能当了太监，就可有套马车，有房有地，而且每天都可以陪王伴驾呢!”张春喜听了母亲的一番话，渐渐停止了哭泣。谁知这无意中的一席话，却对张春喜触动很大，在他那幼小、单纯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母亲在柴房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张春喜，原来他已经将自己阉割了。母亲见此情景，痛不欲生，扑倒在儿子身上，大声哭喊起来，后悔不该对孩子说起当太监的事。谁知小小的张春喜竟会有这样大的勇气和决心，邻居们都说这孩子很有出息，将来必定能出人头地。

两年后，经人引荐，张春喜被送到慎刑司学习宫中的规矩礼节。由于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小名中有“喜”字，为了避讳，张春喜改名张兰德。

赐名“小德张”

进宫以后张兰德先在宫内的戏班里学戏。由于他外表清秀漂亮，聪明机灵，又吃苦耐劳，很快就替下了原来戏班的大主角——小生，在慈禧太后五十大寿的演出中大出风头，博得慈禧的赏识，被调到慈禧身边，在储秀宫当差。

初到储秀宫，张兰德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太监，负责管理太后的一些文房用品。慈禧本人极好风雅，常常与皇后公主们赋诗对词，偶尔来了雅兴，也信手描上几笔丹青。张兰德深知，要想有朝一日能像李莲英那样身居要职，有权有势，必须得到慈禧的宠信。由于他很有心计，善于察言观色，无论慈禧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慈禧喜欢用的几件用具，做到随叫随到，随来随用。因此慈禧很满意。

一天，宫女簇拥着慈禧太后赏花，慈禧心情愉快，雅兴又起，令张兰德笔墨侍候，挥毫泼墨。众人自然大加赞赏，慈禧也颇为得意，随口问起张兰德的家世和姓名。张兰德如实禀告，慈禧听了道：“这张兰德叫起来总觉得不太顺口，李莲英叫小李子，你以后就叫小德张!”张兰德急忙叩头谢恩。

从此以后，小德张的名字在紫禁城内慢慢传开，并越叫越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小德张还真是吉星高照，逐渐得到慈禧的重用。后来又兼管慈禧的衣服、头饰等贴身物品，官位荣至尚衣总管。慈禧太后年轻时就喜欢装饰打扮，对衣着、服饰很讲究，她的衣服数量超过宫中任何一位后妃、格格。管理服饰是一件极其重要的职责，只有她宠信的人才能得到这份荣耀。

专门伺候慈禧饮食清明前后，万物复苏，一夜春风，吹开柳芽春花。慈禧携同众官眷乘兴前往颐和园游春，清晨起驾时，天空晴朗，万里无云，众人前呼后拥，兴致勃勃。这天正好是小德张值班伺候，也随驾同行。

慈禧兴致很高，登万寿山，游昆明湖，谈笑风生，偶尔还吟出几句诗来助兴。忽然间刮起了大风，夹带着阵阵寒意。早上游春，众人都换上了色彩鲜艳的春装，抵不住这袭人的春风，慈禧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裹紧了衣衫。这时小德张赶紧走到慈禧身后，为她披上一件斗篷。慈禧见他如此细心，知道未雨绸缪，很是欢喜，自然少不了夸奖一番。

从那以后，小德张格外留意太后的生活习惯，每次外出，总是大包小包地带上一大堆东西，随时备慈禧急用。渐渐地慈禧觉得身边的这个小太监，很有当年小李子的机灵劲，也就更看重他了。

一天清晨，慈禧起床后，觉得浑身酸痛，懒洋洋地倚靠在床边，没有食欲。小德张见慈禧一天都没用膳，眼珠子一转，一个讨好慈禧的主意萌生了。傍晚传膳时间已到，仍然没有用膳的意思。小德张壮着胆子上前跪奏：“奴才看老佛爷这几日不思进膳，大概是吃腻了这几种吃法，奴才斗胆准备了两样小菜，想请老佛爷换换口味，不知老佛爷意下如何?”慈禧听了来了兴趣，知道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这奴才也不敢提出，便对小德张说：“那就传上来吧，让我也尝尝你的手艺”。小德张应声退下，不一会儿功夫，带着两个太监手捧食盒进来，摆上几样菜，只见红黄绿白，阵阵香味扑鼻，样子也很诱人。慈禧慢慢夹起一点，放在嘴里细嚼慢咽，终于露出一丝笑容。小德张终于松了一口气，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慈禧又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到寿膳房去吧，赏你五品顶戴，管理寿膳房的差事”。小德张赶紧叩头谢恩。

自从到了寿膳房，小德张须臾不敢掉以轻心，每日里挖空心思为慈禧调配膳食，慈禧对他也很满意。渐渐的小德张成了慈禧形影不离的重要人物，地位自然也就越来越高。慈禧移住颐和园后，小德张也随驾前往，专管太后一日三餐。

每逢后妃来颐和园，慈禧总是让她们来品尝小德张的手艺。小德张在众妃嫔的眼里，也留下了聪明能干的印象。

投机者变成二号人物几年的宫内生活，小德张已由一个不懂世事的乡村小子变成为一个深谙仕途的投机者。他清楚地知道，在慈禧身边伺奉，吉凶难测，必须处处小心、随机应变，一件事、一句话，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也有可能让他一步登天。于是，小德张小心谨慎，时刻提醒着自己，处处讨慈禧的欢心。慈禧宫中二总管太监崔玉贵死后，小德张成了仅次于李莲英的第二号人物，权势也愈来愈大，成为晚清太监的集大成者。溥仪做皇帝清朝第十代皇帝的“登极大典”就在这哭闹劝声中结束了。天生的龙种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正月十四，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字浩然，姓爱新觉罗。清宣宗道光帝曼宁曾孙，清文宗咸丰皇帝奕詝七弟醇贤亲王奕譞长孙，清德宗光绪皇帝五弟第二代醇亲王载沣长子。依此统系，似乎溥仪天生龙种，该当御极称帝。然而细究起来，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

前辈的恩恩怨怨清文宗咸丰帝以后，皇嗣已然断绝。同治帝载淳及光绪帝载湉，在位共计47年，宫中不闻儿啼，无儿无女。光绪帝的父亲奕譞庸懦没有主见，其母为慈禧皇太后亲妹，同治归天之际，载湉年仅4岁，与同治帝平辈，便于慈禧以皇太后身份“垂帘”掌管朝政。于是，慈禧毅然抛弃祖制，不顾先己而去的亲生儿子同治断绝，硬是把4岁的载湉过继给自己做儿子，承继文宗咸丰皇帝大统。因而，原本并未显示出与其他近支王公子孙有异的载湉，摇身一变成了真龙天子。

奕譞去世后，谥号“贤”，后称醇贤亲王。醇贤亲王共4位福晋，生有7子。前四子为嫡福晋慈禧亲妹叶赫那拉氏所生，其中一、三、四子早殇，二子载湉4岁时过继给慈禧做儿子当了皇帝；后三子载沣、载洵、载涛为二侧福晋刘佳氏即溥仪的亲祖母所生。因前四子三个早殇，一个做了皇帝，所以五子载沣承继了王位，是为第二代醇亲王。

载沣8岁时承袭王位，属守醇贤亲王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然而，他所以能像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像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嫡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等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是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便立意利用“义和团”杀一杀洋人的威风，同时要使列强明白左右中国局势的是她，而不是光绪。结果，弄巧成拙，险些被列强当做“祸首”加以惩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致使慈禧心中又增一层隐忧。原来在此之前，就有人对慈禧说，妙高峰醇贤亲王墓地上有棵高大的白果树，“王”上加“白”正好是个“皇”字，所以醇王府出皇帝。尽管慈禧不一定相信这种说法，可她还是立即派人去砍掉了这棵白果树。不过白果树砍了，光绪的皇冠并没能摘下来，列强对光绪兄弟的态度也没有改变。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即为醇亲王指婚，令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

既然暂时搬不掉光绪，洋人对光绪兄弟似乎又特别看重，利用亲信荣禄的女儿在醇王府与自己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于己总会有益而无害。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出一位皇帝的想法。促成醇王府出第二位皇帝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劻和戊戌政变后飞黄腾达的袁世凯。

奕劻是乾隆第十七子永磷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随后即人值军机处，并升到了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上。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时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他不惜重资，买通了只要给钱连祖宗都可以卖掉的庆亲王奕劻，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奕劻和袁世凯的行径使慈禧有些不放心。于是，她借筹备立宪之机，上调袁世凯入值军机处，意在收回袁氏军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袁世凯也感到气候有些异常，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动交出了北洋军权。做为一名汉族官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使慈禧解除疑虑，联想起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慈禧预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但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是对爱新觉罗氏江山有威胁。她深知袁世凯交出北洋兵权并非出自本意，其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远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而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号召，兴兵发难，旋扑旋起，立志要在中国实行什么“三民主义”；立宪党人则乘朝廷预备仿行立宪之机，大肆鼓噪，必欲分享权力；光绪被囚瀛台近10年，已是病入膏肓，势将不起……思来想去，不觉心力交瘁，至1908年秋，竟也大病缠身。就在这时，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袁世凯策划废掉光绪，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孙着想，慈禧认为该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为了实施她以为是可以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果断措施，在确信光绪不久人世之后，令庆亲王奕劻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3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前一日接军机处急函星夜回京的奕劻，见事已至此，只有叹气而已。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人承大统为嗣皇帝……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认为自己也要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但体气反较佳。第二天，仍于六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料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既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而请施行”。作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宣统登基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九日举行“登极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这一天，天气冷得出奇。清朝第十代皇帝宣统“登极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隆重举行。高高的龙墩上，不满3岁的小皇帝溥仪冻得瑟瑟发抖，坐立不住。他的父亲，监国摄政王载沣侧身单膝跪在龙墩之下，双手扶着小皇帝接受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的朝贺。进太和殿之前，在中和殿接受领侍卫大臣们叩拜时，小皇帝就已耐不住性子，到太和殿坐在冰冷的龙墩上，眼望着玉阶下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依次三跪九叩，没完没了，便再也坐不住了，又哭又闹，高声叫着：“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监国摄政王劝不住小皇帝的哭闹，可又不敢站起来抱着他，只好一面把小皇帝牢牢地按在龙墩上，一面哄着说：“别哭别哭，这就完了，这就完了”。清朝第十代皇帝的“登极大典”，就在这哭闹劝声中结束了。三年后，大清朝历时260多年的统治在辛亥革命的隆隆炮声中也画上了句号。慈禧的陪葬慈禧的随葬品，其价值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帝王都无法相比的。花费巨资打造的陵墓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的陵寝便开始在清东陵兴建。光绪五年六月，慈安与慈禧两处陵寝同时竣工。由于慈禧的陵墓不及慈安陵墓豪华，自光绪二十年开始直至她病亡，历时十四年，又花费巨资，进行拆修、重建。终于使其陵寝成为清代帝王中最豪华、最富丽堂皇的一座。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5日），慈禧去世。临终前，慈禧吩咐由摄政王载沣裁定政事，并说自己垂帘听政数次，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贪恋权势。慈禧死的时候，据说张着嘴巴，人们说这是灵魂不愿离开体魄的缘故。

令人咋舌的陪葬慈禧由于患痢疾太久，体气大伤，迅速地去世。宫中的王公大臣于是开始置办慈禧的身后事，关于慈禧的随葬珍品，目前有两种记载：一种记载出自清宫档案，按“内务府簿册”记载，殓入棺中珠宝玉器有：正珠、东珠、红碧（王幺）、绿玉、珊瑚寿字、珊瑚雕璃虎、龙眼菩提等朝珠。大正珠、正珠、东珠、红碧（王幺）、绿玉、珊瑚圆寿字等念珠。绿玉兜兜练、正珠挂纽、金镶正珠，金镶各色真石珠，金镶珠石、金镶各色真石、白砖石葫芦。金镶红碧（王幺）正珠、金镶藤，镀金点翠穿珠珊瑚龙头、白玉镶各色真石福寿、绿玉镯。正珠、东珠、金镶正珠龙头等软镯。绿玉、茶晶、白玉皮，玛瑙等烟壶。洋金镶白钻石、洋金镶珠带别针等小表。洋金镶白钻石宝桃式大蚌珠、白玉鱼蚌珠、白玉羚羊等别子。白玉透雕活环葫芦、绿玉透雕活环、珊瑚鱼等雕。汉玉珞、汉玉仙人、汉玉洗器。白玉猫、黄玉杵、汉玉针，汉玉羚羊、雕绿玉扳指。蓝宝石、红碧（王幺）、紫宝石、祖母绿，茄珠、大小正珠、绿玉、蚌珠、绿玉镶红碧（王幺）等抱头莲。珊瑚绿玉金镶红白钻石等蝙蝠，金镶红自钻石蜻蜓，金镶白钻蜂，红碧（王幺）、绿玉穿珠菊花，金镶各色珠石万代福寿，金镶钻石等冠口，金翠珠玉等佛手簪。红碧（王幺）、绿玉、珊瑚、红蓝宝石、红白钻石、祖母绿等镏。黄宝石、钻石、红碧（王幺），白钻石、大正珠等帽花。

慈禧另一种记载是出自慈禧最宠信的大太监李莲英的侄儿的亲笔记载。当年李莲英亲自参加慈禧殓藏仪式，该书记录的比较详尽。

据记载：慈禧尸体入棺前，先在棺底铺上一层金丝镶珠宝锦缛厚七寸；上面镶着大小珍珠12604颗，红蓝宝石85块，祖母绿2块，碧玺、白玉203块；在锦缛上又盖上绣满荷花底丝缛一层；上面铺五分重圆珠一层，共计2400粒。圆珠上又铺绣佛串珠薄缛一层，缛上有二分珠1300粒。慈禧尸体入殓前，先在头部放置一个重二十二两五钱四分的翠荷叶。荷叶满绿，系天然生成，叶筋并非人工雕成，甚为珍贵。脚下放置碧玉玺大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系粉红色，荧光夺目，世间罕见。慈禧尸体入棺后，头顶荷花，脚蹬莲花，寓意步步生莲，祈盼亡灵早日进入西方乐土。

慈禧身上穿着金丝绣成的寿衣，外罩绣花串珠褂。这两件衣服上镶着大珍珠420粒、中珠1000粒、小珠4500粒，大小宝石1135块。另外，慈禧胸前的配饰以及围绕全身摆放的珍宝不计其数。

据说正要上棺木盖时，一位公主又赶来献宝，将玉制的八匹骏马和十八尊玉罗汉放入棺中。这些宝物均为稀世珍宝，价值连城。至此才封闭棺盖。

以上两种记载都有根有据，记录得也很详细。但是孰是孰非，哪种记载比较可靠，至今仍然没有定论。慈禧随葬的珍宝如此之多，相信要完全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是非常困难的。慈禧随葬的珍宝被许多盗墓者和侵略者所掠夺，丢失甚为严重，因此有人说：“若是将慈禧的随葬物品如数追回，足以富国”。

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皇太后在身前与死后，都一样享尽荣华富贵，无人能及。

第二十六章

八旗制度八旗是一种特有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有“备战”、“务农”①的职能，源于女真社会的狩猎组织牛录。在女真社会，“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②、额真③”。

创建八旗。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对原有牛录进行改建，三百丁编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拨什库四人。每一牛录编成四个塔坦（即村落），由一名章京、一名拨什库管理。

五牛录编为一甲喇（一甲喇有一千五百丁），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编为一固山（一固山有七千五百丁），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额真二人。每一固山有旗纛一面，固山又称为旗，固山额真亦称为旗主。该年共编四固山，四固山的旗纛分别为黄、白、红、蓝四色。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④合为八旗。努尔哈赤自领两黄旗（黄旗、镶黄旗）；代善及其子岳托分领两红旗；皇太极领镶白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莽古尔泰领镶蓝旗；阿敏领正蓝旗。“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⑤，均由掌旗贝勒组织完成，财产以及战俘也由八旗均分，“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⑥。

皇太极即位之后，为了削弱掌旗贝勒的势力，设管旗大臣八人（亦称八大臣），“总理一切事务”。凡“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国中大小事，皆昕稽察”；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另设调遣大臣二人，“出兵驻防，以时调遣”⑦。至此形成掌旗贝勒、管旗大臣、佐理旗务大臣、调遣大臣一整套管理旗务的制度。

计丁授田。

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在占领辽、沈后，从“海州地方拨田十万垧（一垧五亩），辽东地方拨田二十万垧”，分给“驻扎此地之兵马”，“每丁给种粮田五垧，种棉地一垧”。“如不敷用，可取自松山堡以内至铁岭、懿路、蒲河、范河、珲托河、沈阳、抚顺、东州、玛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种”⑧。

八旗兵丁，出则为兵，人则为民，出征所需马、鞍、甲胄均需自备，计丁授田保证了八旗将士的经济实力，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清军入关之后。增设蒙八旗、汉八旗。天命、天聪年间，归附的蒙古兵日多，遂将蒙古兵编为左、右二营。天聪九年（1635年），察哈尔部归降后金，蒙古人丁剧增，遂于该年编蒙古八旗，察哈尔、喀喇沁等部的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人被编为蒙八旗。

清太祖努儿哈赤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在占领辽东后，谕汉人：“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其从军之人驻于汗城”，“百人中选百长一人”⑨。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把分散在八旗中的汉兵拨出。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⑩，命佟养性为汉军“昂邦章京”。天聪八年（1634年），将孔有德所率“天祜占兵”、尚可喜所率“天助兵”并入汉军。崇德二年（1637年）分汉军为左、右两翼，任命石廷柱为左翼管旗大臣，马光远为右翼管旗大臣，“旗色皆用元青”。崇德四年（1639年）“分汉军为镶黄、镶白、镶红、正蓝四旗”，马光远领镶黄旗；石廷柱领镶白旗；王世佐领镶红旗；巴延领正蓝旗。崇德七年（1642年）又将汉军分为八旗，“旗制与满洲同”“八旗方位：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孔有德及其所部隶汉军正红旗，尚可喜及其所部隶汉军镶黄旗。

迨至清军入中原之前，满八旗有三百一十九个牛录，六万三千人；蒙八旗有一百二十九个牛录，二万五千人；汉八旗有一百六十七个牛录，三万三千人。合计满、蒙、汉八旗共有六百零五个牛录，十二万一千人。

八旗兵制。

八旗在创建之初，原本是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伴随着努尔哈赤对辽东的开拓，对辽西的扫荡以及皇太极同明军在关内、关外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战事，八旗已经演变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

天命七年（1623年）对八旗驻防之地作出明确规定，“正黄旗收管之地：费阿拉、尚间崖、包窝赫、札克丹、洪阔、西章嘉、德立石、奉集堡”；“镶黄旗收管之地：柴河、抚安、范河、懿路、三岔堡、铁岭、宋家泊、丁字泊、避荫、甲虎缠”；“正红旗收管之地：温德痕、札库穆、清河及一堵墙、盐厂、孤山、山羊峪、威宁营、东州、玛哈丹”；“镶红旗收管之地：沈阳、蒲河、平虏堡、十方寺、上榆林、静远堡、武靖营、长宁堡、会安堡、虎皮驿、长永堡、长胜堡”；“镶蓝旗收管之地：旅顺口、木城驿、金州及石河驿、黄骨岛、归服堡、望海埚、红嘴”；“正蓝旗收管之地：蚰俨、青苔峪、马嵬赛及水长峪、伊兰博里库、镇东、镇彝、凤凰、汤站、险山、甜水站”；”正白旗收管之地：复州、栾古堡、杨官堡及水宁监、五十寨、盖州、盐厂堡、天城堡、青云堡”；“镶白旗收管之地：海州、东京堡、耀州、穆家堡、析木城、古城堡、长安堡、青山堡、鞍山”。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在八旗内“分辨步、骑、守、哨等兵名色，以随固山额真马兵为骑兵；步兵为步兵；护军哨兵为前锋；驻守盛京炮兵为守兵；间助兵为援兵；外城守兵为守边兵”，其兵种已有骑兵、步兵、前锋、守兵、援兵、守边兵、炮兵等。

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在占领北京之后，令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

嘉庆年间青花折枝花果纹蒜头瓶满、蒙、汉八旗分驻京师及各省，其兵种有：

八旗骁骑营，驻守内城，负责城门警卫；

八旗前锋营，负责宿卫，清跸开道；

八旗步军营，城内巡营，维护治安；

京师还设有担负门禁的八旗护军营，负责皇宫、王府以及御前、乾清门、太和殿等处警卫。

康熙以后增加的兵种有：

虎枪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设，皇帝行围时任前导；

火器营，康熙三十年（1691年）设，有子母炮四十尊，所部将士以鸟枪装备，亦称为鸟枪护军；

健锐营，乾隆十四年（1749年）设，攻城时负责架云梯。

驻防备省的八旗，主要驻扎在省会、军事重镇、交通要道等地。八旗生计日艰。清王朝系由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为了镇压比满族多的汉族，清朝统治者视“八旗为国家根本”，清朝廷所实行的恩养旗人的政策，使得旗人成为一个不事农工的寄生集团。迨至康熙年间，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以及奢靡之风的蔓延，朝廷所发放的粮饷根本不足维持生计，典当旗地屡有发生。清朝廷多次拨帑，赎回典当旗地，并向八旗兵丁颁发赈济银两。到乾隆时期，对旗人的恩养已经成为财政上的一大负担。乾隆七年（1742年）下达允许汉军出旗为民的谕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又下达允许八旗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谕令。上述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旗人的数量，减轻清朝廷为解决旗人生计所承受的财政负担，对改善旗人生计不无小补。

注释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15页。

②满语“牛录”即“大箭”。

③“额真”即“首领”。

④黄旗、白旗、蓝旗均镶红边，称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红旗镶白边为镶红旗。

⑤《建州闻见录》。

⑥《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⑦《东华录》卷一。

⑧《满文老档》上，第219页。

⑨《满文老档》上，第267页。

⑩“乌真超哈”满语“重”意。后金原无火炮，令境内汉人工匠试制。天聪五年铸成火炮，由汉军使用，故称汉军为“乌真超哈”，即重型炮队之意。

天聪八年四月统一兵制，原明总兵称昂邦章京，副将称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

孔有德原系明参将，天聪六年率部哗变，攻陷登州，将登菜巡抚孙元化仿西洋大炮试制的新式火炮数百门全部夺取，并于翌年从登州突围降于后金。皇太极将孔有德部众、所携大炮编为“天祜占兵”。

尚可喜原为明广鹿岛副将，天聪七年降于后金，所部编为“天助兵”。

石廷柱原为明广宁守备，天命七年努尔哈赤攻陷广宁，石廷柱率部归降。

马光远原为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皇太极攻克永平，马光远率部归降。

《东华录》三。

《东华录》卷三。另据《清史稿·兵志》所载，四旗颜色为：纯皂、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

《清史稿·兵志》。

《东华录》卷三。

《满文老档》上，第379—380页。

《清太宗实录》卷一八。

由上三旗担任。上三旗系指皇帝自己率领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自努尔哈赤以来，皇帝率两黄旗，顺治亲政以后治罪多尔衮，把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皇帝。

由下五旗担任。下五旗系指两红旗、两蓝旗、镶白旗，下五旗由亲王掌管。

担任御前及宫内侍卫者，均从上三旗中选拔年轻力壮、武艺高强者。鏖兵宁锦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八旗劲旅突破明军的辽河防线①，席卷辽西，相继攻克广宁（今辽宁省北镇）、义州卫（今辽宁省义县）、锦州、中左所（宁远卫以北40余里，宁远即今辽宁省兴城）等辽西重镇。

明宁、锦防线的构筑。

面对努尔哈赤咄咄逼人的攻势，天启二年六月，明廷委任御前讲官、内阁大学士孙承宗出关督师。在孙承宗的主持下，明军抢修宁远、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塔山等城堡。从宁远至锦州“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楣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田五千顷”②，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防线——宁锦防线。

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明朝廷派人去澳门购买西洋大炮，用以装备宁远、锦州等城。

宁远之战。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得悉明督师孙承宗被免职③后，立即率兵十三万大举进攻辽西。

继孙承宗主持关外战事的高第素不知兵，慑于八旗劲旅的攻势，令驻守宁远、锦州、松山、塔山、大凌河、小凌河、右屯的明军尽撤入山海关。仅十天的时间，努尔哈赤未经一战就占领了除宁远以外的所有辽西重镇。

宁远明军仅万余，驻守宁远的袁崇焕拒绝执行撤军的命令，“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俱入城，清野以待”④，以一万迎战十三万之众。

该年一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⑤，以期截击山海关方面的增援明军，阻击宁远守军向山海关的败退。当时后金尚未拥有用以攻城的火炮，八旗将士“执楣薄城下，将毁城进攻”，用“铁裹车撞城，声轰然，久之，城为之撼且碎”。“又用状如云梯而高过于城者撞击，上以板遮蔽，兵藏于板下掘城，垣墉将堕”。“及攻既久，城基俱成凹龛，兵匿深处挖掘”。守城明军“以石掷之，又不能及，城将破”⑥。

袁崇焕令属下“急造火药，不置炮中，匀筛于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之，号“万人敌”，“着一火星，即不得生”。“守者用此掷于城下”，八旗士兵“忽见被褥遍地，大喜，趋出争夺。城上望见，即以火箭、硝磺等物掷于被褥上，火大发，扑之愈炽。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延烧数千人”⑦。

努尔哈赤屯兵宁远城下两昼夜，其本人亦被明军炮火击伤。“计两日攻城，伤游击二人，备御官二人，兵五百人”⑧。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伐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⑨。

宁锦之战。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后金军兵临锦州，“距城一里筑营”⑩。是时距征朝大军凯旋仅二十五天。

宁远之战以后，袁崇焕利用努尔哈赤之死以及皇太极对朝鲜征伐的机会，“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修筑因高第不战而撤并遭到破坏的宁锦防线。于是，皇太极不顾将士连续作战的疲劳及气候暑热，亲“率两黄旗、两白旗兵，直趋大凌河”，另派“大贝勒代善、阿敏，贝勒硕托率正红、镶红、镶蓝旗兵，直趋锦州”。“大凌河修城未竣”，“明守城兵弃城遁”，逃至锦州，被围困锦州的后金兵“尽杀之”。

五月十二日，后金军“整理攻具，午刻攻锦州西隅。垂克，明三面守城兵来援，火炮矢石齐下”，久攻不下。有鉴于此，皇太极调整原定攻锦方案，以重兵围困锦州，切断宁锦联系。迫明宁远守军援锦，在援锦明军失去城坚、炮利等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与之决战；在歼灭援锦明军后，再向孤立无援的锦州发起攻势。

五月十六日，后金军截获驻守宁远的袁崇焕写给锦州监军的一封密札，内有“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我不时进兵”等语。皇太极决定乘袁崇焕率师援锦之际，偷袭守备薄弱的宁远，进可威胁山海关，退可攻陷锦州。

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令一部分军队继续围困锦州，自“率三大贝勒、诸贝勒、每旗副将一员及护军并行营兵三千人，往宁远迎击敌兵”。次日黎明“驰至宁远城北冈”。明军“沿城环列枪炮”，“以车为营，列火器为守御”。尽管皇太极“亲率贝勒阿济格与诸将、侍卫、护军等疾驰进击”仍未能攻克宁远。“是役也，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俱被创”。

明锦州守军，乘皇太极分兵宁远，向围困锦州的后金军发起攻击，“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俱“殁于阵”。突袭宁远受挫的皇太极在得悉锦州战况后又匆匆杀回锦州，仅四天的时间就在宁远、锦州之间杀了一个来回，行程二百里。

五月三十日，皇太极重返锦州后，即“列八旗梯牌及一切攻具”，“为进攻计”。六月初四，“攻锦州城南隅，因城壕深阔，难以骤拔”。皇太极喟然叹道：“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

大凌河之战。

大凌河城堡在锦州东北方向四十里处，大凌河与小凌河（锦州以东二十里）、松山堡（锦州东南四十里）组成一道自北而南的防线，缓冲着锦州所受到的来自辽东的军事压力。位于锦州前哨的大凌河，在明清之际迭经战事，三次被摧毁，亦三次得到修葺。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八旗劲旅第一次扫荡辽西，王化贞十四万大军溃败，大凌河城被捣毁；孙承宗督师关外期间，大凌河又得到修复。孙承宗被罢免、努尔哈赤挥军第二次扫荡辽西时，由于高第不战而撤，大凌河城再次被拆毁；宁远之战后大凌河城再次得到修复。皇太极所发动的宁锦之战使得尚未完工的大凌河城第三次遭到破坏。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初，孙承宗在第二次主持关外战事期间，决定在大凌河旧址第三次构筑新城，该年七月破土，八月完工。

同年八月初二日，后金兵分两路直扑大凌河，“贝勒德格类、岳托、阿济格以兵两万，由义州入屯锦州、大凌河之间”，皇太极亲自率重兵取道“白土场入广宁”。八月初六，两路大军“会于大凌河，乘夜攻城”。负责督修大凌河城工程的明总兵祖大寿部被后金军队团团包围。

鉴于宁远、锦州攻坚失利的教训，皇太极对大凌河采取“掘壕筑垒困之”的战略，谕令将士，被围明军“若出，与之战；外援至，迎击之”。

八月初十日，“明马步兵五百人出城，达尔哈击败之”。八月十二日，“明兵出城诱战，图赖领先入，达尔哈继之”，“贝勒多尔衮亦率兵入，城内炮矢俱发，图赖被刨，副将孟坦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战殁”。经此挫折，皇太极再次重申围城打援的方略。

八月十六日，击败明松山援兵二千。

八月二十六日，击败锦州援兵六千。

九月十六日，再次击败锦州援兵七千。

九月二十七日，在距大凌河城十五里处，皇太极与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所率四万援军展开激战。皇太极“率两翼旗兵冲击”明军营垒，未能冲动；“右翼兵猝入张春营”，吴襄等“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乘大风”，明军“乘风纵火”，火势将及后金军，天忽降雨，遂大败张春部明军，“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天聪五年初，后金已制造出火炮，名曰“红衣大将军”，“携载攻城”自大凌河之战始。八月十二日，“以红衣炮击西南隅一台，穿其雉堞”，“台兵惊惧，遂降”，后金军将大炮移至台上，“攻城之南面，坏其雉堞四，敌楼二”。八月十三日，“以红衣大将军炮攻城东一台”，“台兵遂弃台夜遁”。八月十五日，炮击一台，焚近台房屋百余间”，“台上死于炮者三十人”。九月初八，炮轰大凌河城西，五里外一台，克之。”九月二十七日，在同张春、吴襄所率四万援军的激战中，皇太极“命佟养性部众，屯于敌营东，发大炮、火箭，毁其营”。十月初九，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五千四位，往攻于子章台”。于子章台，峙立边界，垣墙坚固”，连续三昼夜的炮击，“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扰不能支，乃出降。是台既下，其余各台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所遗粮糗充积”，足供后金围城将士，一月之饷”。清实录的编纂者曾对此评论道：

“若非用红衣大炮攻击，则于子章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院校于子章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腾饱，以是久围大凌河。”

大凌河城中粮储“不过百石，原马七千倒毙殆尽，尚余二百匹，其堪乘者止七十匹。夫役死者过半，其存者不过以马为食耳。柴薪已绝，至劈马鞍为爨（窜，烧火煮饭之意）”。自八月中旬，城内即已断炊。十月初十，“大凌河有王世龙者逾城来降”，据王世龙介绍：“城中粮绝，夫役商贾悉饥死，见（同“现”）存者人相食，马匹仆毙殆尽，止余三十骑而已”。迨至十月中旬，“粮绝薪尽”的大凌河守军，“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折骸为炊，又执军士之赢弱者杀而食之”。

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率众出降。大凌河原有“骑、步兵及工役、商贾共三万余人，因相继阵亡，或饿死，或互相食，至是存者止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八人，马三十二匹”。

松锦之战。

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清军包围锦州。在城外“每面立八营，绕营浚壕，沿壕筑垛口；两旗之间，复浚以长壕，近城设逻卒哨探”。驻守锦州外城的将领诺木齐（蒙古人）暗中降清，里应外合，锦州外城陷落。诺木齐率蒙古兵丁、部众六千余口降清。

负责锦州城防的明将即祖大寿。祖大寿在归降皇太极后，以潜入锦州、“献城”自请。后金遂于该年十一月初一（大凌河陷落后第三天）纵祖大寿还。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并未履约，而是继续效忠明朝廷，与后金为敌。

崇德六年五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率领的十三万援锦大军抵达宁远。洪承畴决定坐镇宁远，以重兵保住通往锦州的运粮要道，以守为战，步步为营。祖大寿亦派人致函洪承畴，切勿浪战，驻扎松山、杏山“以资转运”，“锦守颇坚，未易撼动”。明朝廷以“兵多饷艰”，敦促洪承畴“刻期进兵”，洪承畴自率兵六万从宁远出发，在距锦州十八里的松山扎营。

该年八月，大病未愈的皇太极亲带援军“昼夜遄发”奔赴锦州。皇太极令清军插入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饷道，且于二十日袭取明军屯粮重地笔架山，“斩杀看守米粮之敌一千名”，笔架山所贮之粮，尽为清军所有。“松山之粮，不足三日”。清军“不但困锦，又复困松”。松山明军遂于二十一日夜突围，“三分之一婴城，其二决围冲阵”。皇太极令多尔衮、阿济格等移师松杏之间的尖山、石灰窑一带，截击向宁远撤退的明军，又设伏于高桥、大兴堡。明军“且战且闯，各兵散乱”，“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援锦明军“覆灭殆尽”。

皇太极遂令清军在松山周围挖壕、筑夹城，对未能突围的明军，长困久围。迨至翌年二月，松山被围已经半年，城中粮尽，“人相食，将不能保”。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二月十八日，松山陷落，洪承畴被生擒，明军总兵、副将以下官员百余人、兵丁三千余人皆被屠杀，火器三千余件俱被清军缴获。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被围困一年的锦州“掘鼠而食”，在得悉“松山已失”的消息后，“战守计穷”的祖大寿，“乃率众官出城”，降于清军。

四月八日，清军移师塔山，炮击塔山，至次日午时，塔山城垣被轰毁二十余丈，清军遂从坍塌处冲入城内，与守城明军巷战，阵斩明军七千余人。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回师杏山，以大炮摧毁城北墩台，翌日炮轰杏山，城垣崩塌二十余丈，清军遂攻入杏山，守城副将“率众乞降”，屏藩山海关的宁锦防线不复存在。

注释①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听经略熊廷弼节制，拒不采纳熊廷弼屯兵广宁的建议，把十四万军队驻扎在无险可守的辽河一线。在遭到后金军队突袭后，全军覆灭。

②《明史·孙承宗传》。

③天启五年十月（1625年），孙承宗因欲弹劾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阉党而被罢黜。

④《明史·袁崇焕传》。

⑤《清太祖实录》卷一。

⑥⑦《明季北略》卷二。

⑧⑨《清太祖实录》卷一。

⑩《清太祖实录》卷三。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

天聪元年正月初八，皇，大极以朝鲜未祝贺后金新君即位为词，派阿敏统兵征朝。

《清太祖实录》卷三。

太监监军始于明永乐年间，天启年间更为严重，仅宁远一城就有六位监军拥聚。

《清太宗实录》卷三。

阿济格系努尔哈赤第十二子。

《清太宗实录》卷三。

济尔哈朗系二贝勒阿敏之弟。

萨哈廉系代善第三子。

瓦克达系代善第四子。

《清太宗实录》卷三。

崇祯二年十一月，因皇太极假道蒙古喀喇沁部，突破长城防线，兵临京师，孙承宗被明廷以原官起用。

德格类系努尔哈赤第十子。

岳托系代善长子。

《清史稿·太宗纪》。

多尔衮系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清史稿·大宗纪》。

《清史稿·太宗纪》；张春被俘后绝食而死。

雉堞系城墙上齿状矮墙，守城兵士的掩体。

《清太宗实录》卷九。

《清太宗实录》卷一○。

《清太宗实录》卷五五。

当时明军中有不少蒙古将领。

皇太极考虑到祖大寿所献之策，可能有诈，但为了使祖大寿诚心归顺，仍采纳其建议，“纵还大寿”。

《国摧》卷九七。

《明史》卷一六○。

《国榷》卷九七。

《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

高桥在杏山堡西南二十里，大兴堡在杏山堡以西三十里。

《东华录》卷三。

《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国榷》卷九七。

《沈阳状启》第407页。

第二十七章

皇太极两征朝鲜朝鲜介入明与后金的战争。

朝鲜自十四世纪末建立李氏王朝以来，与明朝关系密切。万历年间，中朝联合作战，制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自此两国更加友好。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三年，1619年）明与后金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朝鲜遣其将姜弘立以兵助明军。结果，明军惨败，姜弘立以兵五千降后金。努尔哈赤归朝鲜部将十余名，以书谕朝鲜国王李晖曰：“昔明以兵救尔倭难，故尔国亦以兵勤明，势不得已，非于我有怨也。今所擒将吏，以王之故；释令还国，王其自审去就。”①不久，朝鲜国王遣使致书努尔哈赤，曰：“惟我两国俱是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兹。不图近者建州与明朝构衅，兵连祸结，以致生民涂炭，四邻多垒，岂但邻国之不幸，其在贵国，亦非好事，天朝之于我国，犹父母之于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从乎?大义所在，不得不然。……自今以后，复怀好音，偕至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不日诞降。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岂不美哉!”②与此同时，朝鲜允毛文龙率明军驻扎铁山、皮岛（皮岛当时号东江镇，今朝鲜之椴岛），并于经济上给予援助。朝鲜国王李棕更向毛文龙表示：“寡人与贵镇，是同一家，胆肝相照，唇齿相依。”③后金伐明，毛文龙则遣兵骚扰其后，迫使后金不敢专意向前。另外，后金由于长期同明作战，无暇顾及经济，加之明又关闭了与后金的边境互市，使得后金当时的经济状况极为困窘，急需朝鲜成为一个能够供应其物资的基地。征服朝鲜，已成为后金对明作战总战略的一部分。

皇太极一征朝鲜。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初八，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统大军征伐朝鲜，谕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立取之。”④正月十三日，后金大军至边境地带，夜袭明哨所，尽获哨卒。次日夜，临朝鲜，直抵义州城下，树梯攻城，巴图鲁⑤艾博率八旗精锐一举登城，诸军随后攻入，义州陷落。杀府尹李筅，判官崔鸣亮自尽。屠城中兵卒，俘其居民。是夜，分兵捣毛文龙所居铁山，毛文龙遁入皮岛。

十五日，留兵守义州，大军沿西朝鲜湾前进，攻陷定州，宣州府副使奇协“不屈而死”，俘州牧使金措，尽降其民。

十八日，招郭山之汉山城不降，攻克之，郡守朴椎健被俘，杀其将卒。以上三城，“逃生者，只数十余人”。

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次日，向平壤进发。

粉彩八桃天球瓶后金兵进展迅速，势如破竹。阿敏遣人回沈阳汇报军情，并请求发兵守义州城，以抽出兵力补充前线急需。皇太极得报，大悦，传谕曰：“蒙天眷佑，尔出师诸贝勒所至克捷，朕闻之，不胜喜悦。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时，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尔等在行间，宜仰承天眷，保惜声名，凡事见机图之。倘邀天佑，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问诸贝勒，公（共）同议定，遣使来奏，朕据所奏裁定。朕在都城何能遥度耶!”遂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并家属进驻义州。

于是阿敏率大军继续深入，渡青泉江，克安州。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兴，自焚而死；郡守张镦、副使全尚毅、县令宋图南等被杀。大军在安州休息四日，二十五日，起行。二十六日，进至平壤城，城中官民悉遁。后金兵唾手而得全城。当天，大军渡大同江，二十七日，驻军中和。

朝鲜国王李棕遣使致书，质问后金兴师之故。曰：“贵国无故兴兵，忽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陵卑，谓之不义；无故戕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⑦大贝勒阿敏答朝鲜书曰：“向者，我军往取我属国瓦尔喀时，尔国无端出境与我军相拒，一也；乌喇贝勒布占泰之屡侵尔国也，尔以乌喇属我姻戚，求释于我，我为劝谕息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怨，尔于己未年（1619年），发兵助明，合谋图我，幸蒙天鉴，明兵败衄。尔之帅卒，为我阵擒，我不忘旧好，故不加诛戮，且豢养之，纵令返国，至于再三，尔不遣一介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容毛文龙潜据海岛，致我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我曾令尔缚毛文龙，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1621年），我军攻剿毛文龙，惟明人是问，亦望尔惠顾前好，不以一矢相加，尔国究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毛文龙系明国之将，明且无粮饷给与，尔乃予以地土，导其耕种，资之糗糟，赡其军实，六也广……我皇考上宾，明方与我为敌，尚遣使来书，兼贺新君即位，我皇考素与尔朝鲜相和好，毫无嫌，何竟不遣一使吊问，七也。尔如此负恩构怨，难以悉数。我用是统率大军，声罪致讨。尔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悔祸之延，抒诚引咎，申盟天地，重修和好耶?我且留师五日以待，惟好是图，果欲议和，速行遣使，如违约不至，我军即鼓行而前矣。”⑧李棕对议和之事迟疑不决，左右大臣亦意见不一，李保遂复书阿敏，再次表示不能同明朝断交，奉行与明、与后金都友好的政策，“并行而不相悖”⑨。

二月初五日，阿敏率大军至黄州城。朝鲜国中震恐，求援于明。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遣舟师援皮岛，又遣精兵九千进逼三岔河，以图牵制。皇太极恐明乘后金国内兵力虚弱而进攻，亲自巡边，援兵于辽河岸，使袁军不能援助朝鲜。李棕携妻子逃至江华岛，复遣使至阿敏处谢罪。阿敏派总兵官刘兴祚去江华岛，当面宣谕，以兵威恫吓，而自己驻军平山以待。李宗被迫接受议和条件，先派王弟原昌君李觉送去一份厚礼，以示诚意。

三月初三日，阿敏派刘兴柞、巴克什库尔缠等为代表，乘船到江华岛，与朝鲜国王李棕及其大臣正式举行会盟仪式，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结为兄弟之国。后金在盟誓中，要求朝鲜国王李棕应接受的议和条件是：“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⑩盟誓之后，阿敏认为；“朝鲜王虽已盟誓，吾等并未与盟，军还时，可仍纵兵掠之。”贝勒岳托等止之，阿敏不听，令将士纵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载还。皇太极下令分兵三千驻守义州，其余全部振旅而还，李棕弟原昌君李觉作为人质随清军入朝。

天聪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设宴为朝鲜国王弟李觉饯行，允其回国。七月，应朝鲜国王请求，下令撤回镇守义州之将士。

皇太极二征朝鲜天聪元年（1627年）十二月，皇太极派遣参将英额尔岱、游击霸奇兰去朝鲜，传谕李棕卖给粮食，供应蒙古来降各部食用，李棕以遭乱世“残破”为由，仅拿出一千石粮食以平价卖给后金。李棕与后金议和不久，即向明朝作了报告，称其与后金议和不过是“羁縻之术”，深得崇祯皇帝谅解。朝鲜仍坚持与明朝结盟。天聪三年（1629年）后金伐明，纵反间计杀明督师袁崇焕。五年（1631年），准备乘虚征皮岛，征兵船于朝鲜，李棕三日才见来使，曰：“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天聪七年（1633年）李棕写信向皇太极表示：“贵国既欲议和息兵，甚为美意，故孤亦喜而许之。但念敝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皇太极极为不满，复信于李棕，列举其亲明助明，停止互市、降低参价、越界盗参、修筑城防等罪，责其不守盟约。是年夏天，明毛文龙所部副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归金。后金遣使征粮朝鲜曰：“尔国视明犹父，十输其粟；我今既为兄，独不可与一次乎?”李棕不从。

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大败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得元传国玺。十年（1636年），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勒表请上尊号。皇太极表示：“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二月初，满汉贵族和外藩蒙古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李棕，请其派亲近子弟来沈阳，向皇太极“劝进”，上“皇帝”尊号。消息传来，朝鲜国内一片哗然，诸臣争言不可。掌令洪翼汉曰：“臣自呱呱坠地之初，只知道有大明天子，我们尊他（指皇太极）为帝，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太学生金寿弘等也上书国王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举行登基典礼，改元崇德，国号大清。朝鲜使臣李廊等来朝贺，但不参拜，不行大礼。临行时，皇太极修书一封，让其带给李棕。行至通远堡时，李廊给当地守臣写了一封信，并将皇太极给李棕之信留于宿处，径自回国。信上曰：“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忽生异心，以势逼迫。但吾首不能自断，一切羞辱，俱已受尽，此古今所无之事也。今幸得至我界，甘受国法而死，尚复何言!”皇太极闻此大怒，决定倾全国之兵，亲征朝鲜。

十二月一日，奉召之蒙古各部率兵会于沈阳，加上八旗兵，号称十万。皇太极指令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杜度等随其出征。九日，皇太极率大军抵达镇江，次日，挥军渡江，攻陷义州，进入朝鲜境内。自此，清军以破竹之势，连克郭山城、定州。另一路大军进入平壤，直抵王京城下，李棕逃至南汉山城，固守待援。三十日，都城汉城陷落。

开始，李棕遣使告急于明，当时明朝廷自顾不暇，无力援助。登莱总兵陈洪范准备率船出海，被大风所阻。朝鲜国中东南诸道援兵相继溃散，西北援兵逗留于海峡内不得进入，南汉山城内粮食困乏。

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皇太极对李棕发出通谍，责令投降。李棕智穷力竭，决计投降。清军一方拟定和议条款，要求朝鲜一方承认，作为“永定规则”如下：

一、“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

二、“尔（指李棕）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三、“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四、“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宫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勿违明国旧例。”

五、“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日限期，不得有误。”

六、“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

七、“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九、“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十、“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采也。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尔若见瓦尔喀人，便当执送。”

十一、“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干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苧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万匹，布千四百匹，米万包。”

朝鲜国王李棕上书皇太极，表示接受条款，并公开表示：“自（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以前则为明朝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与此同时，皇太极谕告李棕：“江华岛已克，家室无恙，速遵前诏，出城来见。”李棕闻听此信，不再徘徊城中，于三十日出南汉山城，到清军大营投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架设黄幄，正式定盟，确立了清与李氏朝鲜的君臣关系。此役历时整两月。二月二日，皇太极下令班师，李棕率群臣出王京十里跪送。

崇德二年（1637年）五月，清军攻皮岛，朝鲜调战船50艘助战，皮岛被攻陷。自此，朝鲜由明朝的属国变成了清朝的属国。

注释①《圣武记》卷六，第255～256页。

②李肯翊：《燃黎室记述》卷二一。

③《李朝实录》仁祖，卷一四，第351页。

④《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

⑤满语“勇士”。

⑥⑦⑧《清大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辛巳。

⑨《李朝实录》仁祖，卷一五，第366页。

⑩《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乙酉。

《圣武记》卷六，第257页。

《清太宗实录》卷一三，天聪七年二月甲申。

《圣武记》卷六，第257页。

《李朝实录》仁祖，卷三二，第163一164页。

《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辽大历史系印本。

《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

（朝鲜）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别编卷四，《陈民间讹传征兵奏》（崇德年九月二十日）。

《圣武记》卷六，第259页。

一统海内清王朝在定鼎燕京之后，面临的敌对势力有：相继建立的南明福王①政权、唐王②政权、鲁王③政权、桂王④政权；败撤中的李自成⑤、盘踞成都的张献忠⑥以及此起彼伏的各地抗清义军⑦。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征战之后（1644—1662年），清王朝才迎来海内统一。

攻陷扬州。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清朝廷任命豫亲王多铎⑧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征讨在南京建立的南明福王政权，一举荡平江南。

时南明福王政权在江北设置四镇，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高杰辖徐泅，驻泗州；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并以大学士史可法坐镇扬州，节制四镇。

是年十一月，清军渡过黄河，进逼归德、徐州，史可法调高杰率部北上，趋归德，牵制清军。翌年正月中旬，高杰在睢州被已与清军有秘约的南明睢州总兵许定国诱杀⑨。未几，驻防湖北的南明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军顺流而下⑩，把持南明朝政的马士英调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镇兵入卫。因而当清军四月十四日渡淮之时，南明以四镇为核心的江北防线已不复存在。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拒绝多铎的劝降，但其部下——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却于二十二日率所部降清，扬州防守益单。

四月二十三日清军把大炮从泗州运至扬州，并于次日轰击城垣。四月二十五日，在经历三天炮击后扬州陷落。扬州守兵坚持巷战，直至全部遇难。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军抓获，不屈而死。清军攻入扬州后，大事屠戮十天，始宣布封刀，被杀百姓多达八十余万。

占领南京。

五月初二多铎率清军从扬州出发，抵达瓜洲，“谋渡江”。多铎“令军中每人具案（即长形桌子）二张，火十把”，又令“众兵掠民间台几及扫帚，将帚系缚台几足上”。初八夜，大雾，清军以备好的几案、扫帚“沃油燃火”，“放入江中，”顺流而下，火光彻天”，以为疑兵之计。清军主力已抵镇江，“从七里港渡江”，翌日清晨“尽抵南岸”。南明军队“一时皆溃，武弁各卸甲鼠窜”。

五月初十夜半，福王得悉清军渡江“从通济门出奔太平府”，投奔南明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闭门不纳”，朱由崧又逃至芜湖投奔黄得功。五月十一，福王政权的拥立者马士英“走浙江”，南京城一片混乱。

五月十五，多铎率清军开进南京，弘光朝廷的文臣武将数百人，马步兵二十万俱投降。清军入城时，“正大雨淋漓”，南明官员“跪道旁”，“无一人敢稍后者”。

顺治帝五月二十五日清军在芜湖击败黄得功，生擒福王朱由崧。

进军江阴。

南京陷落后，江阴生员聚于明伦堂，倡言抗清，推举原典史阎应元主持其事。遂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一，拘拿清朝廷派至江阴的县令，“四城内外响应者数万人”。

降将刘良佐引清兵十万包围江阴。阎应元“制火球、火箭之类”，“从城上投下”，“敌皆畏之”。清军破松江后，以“马步二十万尽来江上”，“城下大炮日增，间五六尺地一，其弹飞如雹”。江阴在被围困的八十一天消灭清军七万五千。

八月二十一日夜，江阴城垣被轰坍，“城遂陷”。“清兵俱集城上，恐有伏”，至次日午后“见城中大沸，遂下，纵兵大杀”，“杀至夜始收兵，复上城。及天明，下城大杀，凡三日”，“尸骸满道，死者如市”，有一条三十余丈的河沟，“积尸与桥齐”。阎应元在城破后自杀未遂，被清军杀害。

鲁王、唐王的相继败亡。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数百清兵渡过钱塘江，鲁王朝廷的拥立者方国安虽拥兵十万，不战自溃，急奔绍兴，挟鲁王南逃。清征南大将军博洛，不到一个月即破义乌、取金华、下衢州、陷严州，直奔由浙入闽的咽喉要道仙霞关。当时驻守仙霞关的系南明忠孝伯郑成功。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是唐王政权的拥立者，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郑芝龙决意降清。为了表明降清之意，郑芝龙从接到洪承畴劝降信后，即断绝仙霞关驻军的粮饷，迨至该年八月断饷已三个月的郑成功部，从驻地开拔，回福州索饷，清军遂从容进入福建。

该年八月唐王朱聿键拟经江西进入湖北，投奔坚持抗清的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行至汀州（今福建省长汀）被清军抓获（八月二十九日）。

西充凤凰山之战。

顺治三年初（1646年），清朝廷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入川，讨伐张献忠。

该年七月，张献忠得悉清军由陕入川，即从成都开拔，拟由川入陕，绕到清军背后，避敌锋芒，十一月张献忠部已进抵西充凤凰山。

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献忠部下——驻守保宁（今四川省阆中）的刘进忠降清，引导清军直奔张献忠六十万军队的营地。豪格率部日夜兼程，于次日清晨抵达西充凤凰山。时值大雾迷漫，直至清军逼近营门，张献忠才仓皇应变，未及披甲，仅腰插三矢即冲出营门，旋即中箭身亡。张献忠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等率残部退入川南，未几即由川入黔。豪格亦穷追不舍，尾随孙可望、李定国之后兵进贵州，直至翌年八月豪格才率部从遵义班师。

攻克南昌。

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七（1648年2月20日），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等举兵反清，遣使向南明桂王政权称臣。九江、无为、庐江等地纷纷响应。同年四月初十，广东提督李成栋接应金声桓，改奉南明永历正朔。

金声桓等囿于“宁庶人起兵不破赣，卒贻后患”的教训，派遣重兵南下赣州，拒不采纳顺江而下，或取江南、或取武昌、汉口的建议。该年三月，清朝廷任命满洲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统兵征江西。同年五月。清军进抵九江、南康、饶州等地、直逼南昌。久攻赣州不下的金声桓立即撤军，返回南昌，南昌遂为孤城。

顺治五年八月，南明永历朝廷命李成栋率所部二十万赴南昌，援救被围困两个月的金声桓。李成栋部于十月底抵达赣州，在“城外结营”，遭城内清军夜袭，大败，“二十万士卒器械悉委弃赣州府城下”。翌年二月在信丰再次遭到清军突袭，“满营溃乱”，李成栋在突围时溺水而死。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清军大炮运至南昌城下，粮尽援绝的南昌在被围困六个月后，被大炮攻陷，时为正月十九日午时。金声桓投水而死，麾下将士大多在巷战中阵亡。

围困大同。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1649年1月15日）清大同总兵姜壤举兵叛变，兵进宁武、保德、榆林、雁门关、代州、五台等地，“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该年十一月，清朝廷因“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行猎”，逼临清边界，遣英亲王阿济格、端重郡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贝子拜音图、公傅勒赫、岳乐等“统兵戍守大同”。阿济格遂于十二月初四包围大同，“请发红衣炮以为攻城之用”。

翌年二月十四，摄政王多尔衮“统内外官兵往征大同”。多尔衮遣入“薄城”劝降，姜壤在给回启中写道：“臣自甲申年五月间，闻摄政王驾入燕京，不远千里，率领边塞兵民归顺清朝……五年以来殚心毕力，统众弹压，未有毫发罪过，臣可谓克尽厥职矣。但上不真诚以待，不惟臣一人未蒙升赏，而效忠归顺之民亦阽危已极。且选出各官又肆行凌虐，民益难堪。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欲行杀戮，……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

因豫亲王多铎出痘，多尔衮抵大同不久即班师回京。七月初一多尔衮率师再征大同。多尔衮令巽亲王满达海、谦郡王瓦克达统兵征宁武、朔州等地。七月十四，多尔衮行至阿鲁席巴尔台，“罢大同之行”，回京后命英亲王阿济格、贝子巩阿岱等统兵前往大同，在此期间进军山西的博洛捷报频传，先后克清原、文水、交城、平阳、汾州等地。姜壤所据守的大同越发孤危。

顺治六年八月二十八。姜壤部将杨振威等二十三人斩姜壤及其兄弟姜琳、姜有光开城降清，被围困近九个月的大同陷落。除杨振威等二十三人的家属及下属兵丁六百余人外，其余军民“尽行诛之”。

桂林战守。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年）六月，清朝廷“遣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出鄱阳，逾梅岭入广东；而定南王孔有德则渡洞庭，溯河入广西，时称三王征广”。翌年正月，“清兵陷南雄、韶州”，桂王朱由榔从肇庆逃往梧州。十月，清军攻大榕江，南明将领胡一青、赵印选“迎战失利，弃城走”，严关失守。驻扎在桂林的南明各路兵马纷纷开拔，“城中竟为一空矣”。

桂林留守、南明大学士瞿式耜、侍郎张同敞被孔有德杀害，时为顺治七年十一月十八日（1650年12月10日）。孔有德遂坐镇桂林，遣军追剿南明永历政权。

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李定国兵进湖南，克武岗，逼宝庆。驻守宝庆的清续顺公沈永忠退守湘潭。时孔有德主力分守南宁、柳州、梧州、庆远，桂林兵力空弱。李定国遂趋全州，取严关，进逼桂林，并在大榕江击败率军截堵的孔有德，孔有德大败而归，退守桂林。该年七月初二李定国兵临桂林。李定国以象阵攻城，两天后城破，孔有德自焚而死。

李定国乘胜兵进广西，广西所属十一个府，只有梧州府由孔有德部将马雄坚守。清朝廷遂于七月十五任命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精兵十五万往征湖南、广西。十一月二十三日行至湖南衡山遇伏，尼堪被李定国部斩于阵。清军接连失利，至有弃滇、黔、粤、桂、川、湘、赣等省与南明朝廷议和之意。

底定云贵。

顺治十年（1653年）十月，清朝廷任命洪承畴为经略，总督湖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军务，兼理粮饷，以对付李定国、孙可望及其所支持的永历政权，扭转因孔有德、尼堪败亡所酿成的不利局面。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率军十四万袭击李定国，兵败后逃至长沙，向洪承畴投降，开列云贵地形图为进见之礼。清朝廷得悉南明在云贵的兵力部署后，立即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远征云贵。翌年四月清军已相继攻陷贵阳、遵义。李定国因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等在滇西的永昌为叛，自率兵讨之，无暇东顾入黔的清军。

顺治十五年（1658年）十月，清军在占领贵州后，兵分三路向云南挺进，多尼自贵阳出兵取道关岭至云南省会昆明；吴三桂自遵义出兵，经七星关入昆明；卓布泰自永顺出发经安隆、都匀趋昆明；洪承畴留守贵阳，为三路大军转运粮饷。李定国部将士在与三路清军交战中伤亡惨重，十余年所积精锐丧失殆尽。

十二月十五日桂王朱由榔从昆明撤出，逃至永昌，翌年初又自永昌逃至腾越。二月十八日，清军占领永昌。二十一日“扎筏渡潞江，江面不宽，水气甚恶”，“过江二十里有磨盘山”。磨盘山系通过腾越的必经之路，“所人之路坎陡，箐深曲曲，仅容单马”。李定国“亲自督兵将”，“筑栅数”道，“左右设伏”，俟敌军入伏后，发起攻击。

为追击桂王，吴三桂、卓布泰等在渡潞江后，即督军穿越磨盘山。当万余清军进入埋伏后，南明大理寺卿卢桂生降清。吴三桂得悉李定国设伏，急令后撤，炮击伏兵。李定国部也开炮还击，李定国所设伏兵六千以及来不及撤出的数千清兵全部在激战中丧生。此战是清军入黔、滇以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战。

二十二日夜，李定国率残部撤退。桂王朱由榔得悉败讯，也自腾越出奔，抵中缅边界的铜壁关，二十九日逾关入缅，南明永历政权名存实亡。

江宁之役。

为了减轻永历朝廷的军事压力，郑成功联络张煌言于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五月大举北伐。郑成功部从吴淞口入长江，溯江而上，连克瓜洲、镇江、兵临江宁（即南京）。张煌言部进军安徽，相继攻陷仪真、江浦、芜湖，大江南北有四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三州（广德、无为、和州）、二十四县望风迎降。

江宁系总督驻防之地，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在郑军抵达江宁之前，“将城外房屋悉行烧拆，近城十里居民俱令入城”，城外木柴“卖不完者俱火之”。时江宁驻防八旗二千，从贵州回京途经江宁的八旗兵丁有半个旗，不足一千，共计三千左右。七月二十二日，郑成功率水、陆军十余万、“拥战舰数千”抵达江宁，且在城外连扎八十三营，“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郎廷佐遣人与郑成功接洽，“乞宽三十日之限”而献城，郑成功深信不疑，于是郑成功对江宁围而不攻。

在此期间，奉郎廷佐之命人援的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率兵三千破围入城，其他各路援军一千六百也相继冲入围城。七月二十三日为郑成功诞日，郑军设宴庆祝。郎廷佐乘郑军不备发起突袭，郑军仓皇应战，陆战失利，清军乘乱亦将泊江海舟焚毁，郑军战舰损失过千，遂顺江而下，退回厦门。被清军切断退路的张煌言部，焚舟登岸，且战且退，在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灭。

生擒桂王朱由榔。

桂王入缅后，即被缅甸国王软禁，南明将领白文选、李定国等相继率兵入缅迎桂王，均被阻。

顺治十八年正月，吴三桂遣使传檄缅甸，令缅甸国将桂王朱由榔献给清朝廷。该年九月，吴三桂“将五万人出南甸、陇川、猛卯，分二万余出姚关”，“十一月，会师木邦”。入缅接驾的白文选“方扼锡箔江”，清军前锋“疾驰三百里”击之，“白文选毁桥走茶山”，又遣军“分道追文选，俾不得窥木邦后路，而大军以筏渡趋缅，以降人为乡导。十二月，抵兰鸠江，缅人遂执永历（即桂王）及其母太后等，并从官各家口献军前”。

翌年三月，吴三桂将桂王押回云南，四月十五日朱由榔及其子在昆明被害。李定国在得悉桂王遇害后忧愤而亡，时为康熙元年（1662年）六月二十七日。

康熙元年三月十二日，清帝以“永历既获大勋克集”诏告天下，清王朝终于实现海内统一。

注释①福王朱由崧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即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②唐王朱聿键于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在福州即位，以本年七月为隆武元年。

③鲁王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闰六月监国绍兴。

④桂王朱由榔于隆武二年（1646年）十一月即位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⑤清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退入湖北，在通山县九宫山被乡兵所杀，时年三十九岁。

⑥张献忠，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崇祯三年揭竿而起。崇祯十七年八月攻陷成都后建国称帝，以明蜀王府为皇宫，国号“大西”。

⑦顺治二年六月，清朝廷颁布剃头令后，昆山、江阴、嘉定等地民众纷纷起义，抗击清军。

⑧多铎系努尔哈赤第十五子。

⑨许定国邀高杰入睢州相见，“置酒享杰”，乘其酒醉杀之降清，时为顺治二年三月。

⑩顺治二年三月初，一自称崇祯太子的少年抵南京，被弘光朝廷逮系，左良玉遂起兵。

马士英原系凤阳总督，因拥立福王即位，总揽朝政。

《扬州十日记》。

《明季南略》卷三四。

《爝火录》卷十一。

黄得功在与左良玉部交战时“伤臂几堕”，带伤迎战清军，被暗箭射中咽喉，自刎而死。

各府、州、县学均设明伦堂，新生入学须到明伦堂拜见学官，学官每月要召集生员到明伦堂诵《卧碑文》。

《明季南略》卷四。

鲁王在张名振、张煌言的拥卫下逃亡海上，在顺治六年袭取舟山，顺治八年清军攻克舟山后，转依郑成功，并于顺治十年自去监国号，康熙元年十一月逝于台湾。

博洛系阿巴泰之子，努尔哈赤之孙。

金声桓、王得仁原系左良玉旧部。顺治二年五月降清。

李成栋原系明徐州总兵，顺治二年四月降清。

宁庶人即宁王朱宸濠。武宗无嗣。宁王欲以已予入承，遂于正德寸四年（1519）起兵，一个月后兵败被擒。

取江南可据南京，图谋北伐；取武昌、汉口可与湖北、湖南的何腾蛟互为倚角。

《明季南略》卷一二。

姜壤原为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三月投降李自成，五月降清。

硕塞系皇太极第五子。

《清世祖实录》卷四一。

《清世祖实录》卷四二。

《清世祖实录》卷四三。

顺治六年春痘症（天花）流行，该年三月阿济格的两位福晋俱死于天花。

满达海系代善第七子。

瓦克达系代善第四子。

《清世祖实录》卷四六。

耿继茂之父耿仲明与孔有德一起从登州突围，投奔皇太极。

《明季南略》卷一三。

《永历实录》卷一。

《明季南略》卷一三。

张献忠阵亡后，李定国、孙可望率余部撤入云贵一带，休养生息，以云贵为基地坚持抗清。顺治八年十月，桂王朱由榔在清军的追击下逃至云南，投奔孙可望、李定国。

李定国把驯化过的大象用来作战。

尼堪系褚英第三子。

潞江即怒江。

磨盘山系横断山支脉。

《明季南略》卷一五。

顺治十五年六月，郑成功率战舰三千、部众十万北伐，行抵羊山，突遇狂风暴雨。三昼夜不息，战舰损失近千，半途而废。

郎延佐，隶汉军镶黄旗，精通满语，曾任江西巡抚。

《明李南略》卷一五。

郎廷佐以清朝有规定守城三十日而降，罪不及妻子。要求在被圈三十天后投降，此说实系缓兵之计。

顺治十八年五月郑成功从厦门渡海，收复台湾。翌年五月在台湾病逝。

张煌言只身返回浙江坚持抗清，在天台招募义师。

《明季南略》卷一五。

在桂王被俘、遇害后，张煌言即遣散部下，隐居南田悬岙，康熙三年被清朝廷抓获，遇害。清初暴政清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初，实行了一系列厉民暴政。其中之一为圈地，清初大规模的圈地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年）；第二次发生在顺治四年（1647年）；第三次发生在康熙五年（1666年）；累计圈占畿辅一带耕地二十万顷左右。

青花云龙纹瓶圈地令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颁布，令清查无主荒地，将上述土地分配给从龙入关的满洲贵族、八旗兵丁。名为无主荒地，实际是“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占。原定只圈占近京三百里以内的土地，迨至顺治二年十一月已扩展到五百里之内的河间、滦州、遵化一带，此次圈地约十二万顷。

对于被圈土地的汉民，清朝廷虽于别处“兑补”，因所补之地均系久荒之地，徒有其名。

顺治四年（1647年）初，为了安排陆续入关的八旗将士以及对第一次圈地中的瘠薄地予以调换，清朝廷决定再次圈占畿辅一带耕地，不论有主无主，悉行圈占。其中包括顺义、怀柔、密云、平谷、雄县、大城、新城、容城、任邱、昌平、良乡、房山、易州、安肃、满城、完县、清苑、通州、三河、蓟州、遵化、霸州、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宝坻、香河、滦州、乐亭等州县。此次被圈占土地约五万顷左右。

清朝廷把圈占的土地拨给内务府建立皇庄（属于皇帝）、王庄；副都统以上各给园地八十亩、大田地六十亩，一般兵丁拨田三十亩。

顺治二年、四年的圈地酿成畿辅一带数十万汉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出无可耕之田，人无可栖之室”，“孑遗之民”，“相率逃徙”①，五百里之内钱粮无人办纳，粟草料豆无人运搬②。清朝廷遂于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达“自今以后，民间房屋不得复行圈拨”的命令，“其先经被圈之家，著作速拨补”③。此后的二十年间未再大规模圈占土地、房屋，但零星圈占房地现象却时有发生。

康熙初年由于人口的增殖，满洲贵族内又在酝酿大规模的圈地之举。康熙三年（1664年），辅政大臣鳌拜等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蓝等旗地亩不堪，令户部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州县圈出地亩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垧分给各旗，每壮丁一名给地五垧（一垧等于五亩）”④。

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因第二次圈地时镶黄旗与正白旗错位⑤，以换圈为名，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此即清初第三次圈地。主持此次圈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柞、保定巡抚王登联均因反对圈地而被处死。此次圈地仅永平一带即有三十一万垧民地被圈⑥。

投充。

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朝廷下达投充令，允许被俘汉民的亲属及“无衣无食”、“不能资生”的贫民投到旗下为奴⑦，且明确规定“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俱照逃人定例治罪”⑧。

投充令颁布后，“被满洲恐吓逼勒投充”、“误听屠民讹言畏惧投充”以及带地投充⑨屡有发生，清朝廷遂于该年四月十一日谕令户部，重申“毋得逼勒”⑩。

畿辅一带汉民或畏于圈地，或畏于屠城，“不论贫富相率投充”，仅几年时间投充地已逾三万顷。而土地一经投充旗下，一应地丁钱粮俱免，直接影响到赋役的征收，故清朝廷于顺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达“自今以后，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的命令。顺治十年三月，清朝廷就投充一事令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会议，汉官主张“尽革投充”，满官则认为“尽革投充”、“满兵难照汉兵存养”，经十天会议达成：清查顺治四年禁令后的带地投充者，查出发还州县与民一体当差。

剃发令的颁行。

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始终把剃发与否，视为被征服部族、民族是否归顺的标志。摄政王多尔衮在入关之初的十一天里（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至十一），六次谕令“官民俱遵制剃发”。但由于以剃发“别顺逆”的做法“甚拂民愿”，尚未在中原地区稳定统治秩序的清朝统治集团，才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下达“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谕令。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645年6月21日）多尔衮接到清军占领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捷报，遂于次日再次就剃发问题同大学士等议道：“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必欲从明朝制度”。“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六月初五即遣使南京，赍（机，带给之意）敕（赤，帝王的命令、诏书）往谕豫亲王多铎，敕曰：“览王等奏捷，朕心不胜喜悦……至各郡邑投诚官员，或为福王所授，或为王所委，俱开明履历，分别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其郡邑有未下者，或宜移檄招抚，或宜统兵往剿。”六月十五日，清朝廷下达剃发令，谕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划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划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未几陕西河西道官员圣裔孔闻漂以祭孔典礼“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子孙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寻降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漂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著革职，永不叙用。”

于是湖州、嘉兴、昆山、江阴、嘉定等地纷纷揭竿而起，反对剃发令的实施。

从严修定逃人法。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刚刚完成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社会的残余相当严重，上百万的汉民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被掠为奴。为了维护八旗将士战阵所得，清朝廷在入关之前即制定出严惩被掠汉人逃亡的法令，明确规定：凡逃入、窝主一经查获即应论死。但因逃亡之人是八旗将士家产的一部分，往往三次出逃才处以死刑。

清军入关之后，被掠汉人回到中原，逃亡之风益烈，甚至发生一百零八人集体逃亡的严重事件。清朝廷于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对逃人法进行修改，从严惩处窝主：凡隐匿逃人者，一经查获，本人处死，家产籍没，妻子流徙，其邻佑、甲长、乡约等“各鞭一百，流徙边远”，所在地方的州、县官吏均因失察“降级调用”。此后清朝廷又于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顺治九年（1652年）五月及七月、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对逃人法进行修定、补充。在迭经修定后，窝主的范围愈发扩大，明确规定：船只如夹带逃人（包括商船、军船、漕船），船主按窝主论处，如系商船，船上货物充公；凡雇佣逃人佣工或把房屋租给逃人居住者，如有保人，以保人为窝主，如无保人则以雇主、房主为窝主；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体治罪；现任文武官员、休致回籍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监生、贡生等如隐匿逃人，“将本官及妻子流徙，家产入官”。

顺治六年十一月，靖南王耿仲明，因属下隐匿逃人被劾，在江西吉安畏罪自杀。

按照清代律例，只有大逆谋反才处以籍没，“强盗已无籍没之条”。清朝廷对逃人法的从严修定、对窝主的严惩及株连，“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顺治十二年（1655年）三月初九，清顺治帝就逃人法一事严谕汉官：“逃人一事，累经详议，立法不得不严。若仍执迷违抗，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朕虽欲宥之弗能矣!兹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始，凡奏章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

迁界。

迁界令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月十三日颁发，令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山东等省濒海居民迁入内地；在距海三十里处构筑界墙，严禁一切人越过界墙，严禁一切船只违禁下海。各省在接到命令二十天完成迁界，界外房屋、耕地、盐厂皆抛弃，所有渔、盐之业一概停止。

清朝廷实行迁界，是为了遏制以台湾为基地、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集团，切断沿海居民同郑氏的联系，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最先提出迁界之议的是原郑成功的部下黄梧。顺治十三年六月，驻守海澄的黄梧降清，向清朝廷密献迁界之策：在山东、江、浙、闽、粤设立边界，布置防守，断绝郑氏集团所急需的钉铁油麻等物。但由于清朝廷当时还不可能对东南沿海地区施行有效的统治，迁界之议只能暂时搁置。

清初大规模的迁界有两次：第一次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初年；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后。迁界的标准先是三十里，后增至四十里、五十里不等。受迁界之害最深的是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据《浙江通志》海防卷所云：“顺治十八年，以温、台、宁三府滨海居民迁内地。康熙二年（1663年）奉命在沿海一带钉定界桩，仍筑堠台祭旗为号，设目兵若干名，昼夜巡探”。“温、台、宁三郡界外民田九十余顷，盐田七万四千七百亩有奇”。福建“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三藩之乱后再次迁界”，“自福宁下至诏安，沿海筑寨置兵守之”，“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焚两个月”。广东迁界“东起饶平大城，西迄钦州防城”，康熙元年（1662年）在潮州沿海四县“建墩台七十有三”，康熙三年（1664年）“令再徙内地五十里；海阳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潮阳迁去之直浦、竹山、招收、沙浦、隆井五都，附部、峡山、举练三都之半；揭阳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饶平迁去龙眼、宣化、信宁三都；惠来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州、鳄浦、鲍江六都，仅存苏湾二都，增设墩台八十有四，各设棚栏以严出入”。康熙十三年（1674年）“续迁番禺、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先划一界，而以绳直之”，“界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迁者委居捐产，流离失所”。广东一省因迁界而抛弃耕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

迁界持续了二十余年，“五省沿海一带”，“庐舍畎亩尽为荒地，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子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十月，清朝廷在收复台湾后，令对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展界，令民耕种采捕”，广东“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福建“复业丁口四万八百”。

注释①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

③④《清世祖实录》。

⑤按照八旗排列次序，京东蓟州、遵化应分配给镶黄旗，京南雄县、涿州应拨给正白旗。摄政王多尔衮把位于北京、沈阳交通要道上的京东一带分配给正白旗，把镶黄旗安置在京南。

⑥康熙三年圈地为六千六百余顷，康熙五年圈地为一万五千五百余顷，共二万二千余顷。

⑦此类贫民多系圈地所致。

⑧《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⑨带地投充者多系望族，除自身土地外尚带族人之地投充。

《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满族男子有剃发之俗，亦写作“雏发”。

顺治元年五月初一，多尔衮在通州谕令迎降官员剃发；五月初三谕兵部对各处城堡发布檄文，令彼等剃发归顺，同一天向投诚官吏军民发布“皆著剃发，奉冠悉从本朝制度”的谕令；五月初六谕明官民在为崇祯服丧三日后俱遵制剃发，同日谕令三河县县令遵制剃发；五月十一谕故明官民即行剃发。

三河、红西口因反对强行剃发，先后发生武装抵抗。

《多尔衮摄政日记》。

《清世祖实录》卷一七。

章甫，古代礼帽；缝掖，原为宽袖单衣，泛指儒生所月艮。

《清世祖实录》卷二一。

镶黄旗在河阃县比梁屯的庄园里有一百零八名耕田壮丁逃至平度州。

《清世祖实录》卷二六。

《清世祖实录》卷八六。

当时靖南王耿仲明奉命同平南王尚可喜率所部征广东，行至吉安被劾自杀。由其子耿继茂率部继续南下。

《清世祖实录》卷八八。

《清世祖实录》卷九○。

福建的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叛应吴三桂后，与占据台湾的郑经（郑成功之子）联络。

《国朝耆献类征）》《卿贰二》。

《志》卷八六。

《海纪辑要》。

《榕城纪闻》。

《广东通志·海防》。

《觚腾·粤觚》。

《福建通志》卷八六。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

《碑传集·杜臻传》。

第二十八章

顺治改制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摄政王多尔衮病逝喀喇城猎所，顺治帝福临在粉碎英亲王阿济格继为摄政的阴谋活动后①，于顺治八年正月十二（1651年2月1日）举行亲政大典。顺治帝在其执政期间，曾对关外旧制及摄政时期的弊政予以改革，缓和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倡兴文治。

青花龙纹直颈瓶满族以骑射崛起于辽左，尚武轻文由来已久。顺治亲政之后特令增开八旗乡试、会试，且于顺治十年（1653年）设八旗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下，俱入学，习清书（即满文）”②。该年一月二十八日，顺治针对满、蒙、汉八旗子弟“皆蹋石球为戏”，降谕礼部，令彼等于“骑射之暇，旁涉书史”③，并责成各牛录予以督察。

在顺治帝的倡导下编纂《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易经通注》、《孝经注》、《孝经衍义》、《内则衍义》、《人臣敬心录》、《道德经注》等书籍；且组织编辑《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令满汉学士把《五经》、《三国》④译成满文，赐予满洲官员。

顺治在《资政要览》一书的序中写道：“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于每篇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迥然。”⑤改革官制。

依照明官制建立内阁、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谕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除去内三院秘书、宏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设立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著裁去”⑥。

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亦是改革官制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担任同一官职的满官比汉官品级高，同为大学士，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同为学士满官为二品，汉官为三品；同为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侍郎、郎中等皆如是。顺治十五年七月将官职品级划一，大学士、各部尚书，不论满汉俱为正二品；侍郎俱为正三品；学士及郎中俱为正五品；员外郎俱为从五品；主事俱为正六品。

顺治十七年（1660年）定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昂邦章京称总管。

严禁杀掠。

顺治十七年（1660年）七月，贝勒尚善⑦因出征云南时纵兵掠民⑧降为贝子，罚俸两年；都统巴思汉、胡沙均被降革，罚俸一年；副都统傅喀解任，罚银百两；负责调查此事的学士麻勒吉、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能图均，因徇庇尚善等人而受到革职、削世职的惩处。

满洲高级官员因纵兵掠民而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在清初还是第一次。受尚武习俗熏陶的满洲贵族，在攻城略地时从不受军纪约束，杀掠成性⑨，对尚善的处理，表明清朝统治者对关外陋习的抛弃。

满汉联姻。

联姻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努尔哈赤起兵后先是把女真各部首领作为联姻目标⑩，一俟其内部统一后即将联姻的目标转向蒙古各部。

顺治一改满蒙联姻的传统，于顺治十年（1653年）八月将幼妹和硕纯恪公主（皇太极十四女）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将侄女（肃亲王豪格之女）下嫁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精忠；顺治十七年（1660年）六月将侄女（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顺治本人亦屡纳汉女为妃。

限制圈地。

自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达“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的命令后，零星圈占土地房屋时有发生。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面谕户部官员：“田野小民，全赖地土养生，朕闻各处圈占民地，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用”，“夺其耕耨之区，断其衣食之路”，“尔部速行文地方官，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几天后顺治批准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免圈良乡、涿州十三州县“未圈田舍”的题本，制止了一场数万百姓流离失所的灾难。

顺治帝在亲政后即对已故摄政王多尔衮追夺封爵、“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但对于顺治四年圈地中多尔衮偏袒所统辖的正白旗，把本应分给镶黄旗的京东一带拨给正白旗，并未予以纠正，一旦更换两旗圈地，就会酿成殃及周围民地的新的圈地之举。顺治九年在处理清苑县民路斯行等三百余人“控告房地被王仪夺带投充”一案时，念及该三百人房地，虽非“王仪等带投”，但户部在圈占后“未曾补还”，路斯行等屡次上告、屡受刑责，遂令将“王仪等所领八庄房地退还受责之三百余民，仍全免九年地租”，并令将“户部尚书车克等及原任知县周玮分别处讫”。

顺治十年，将八旗退圈地九万九百五十四垧，“交付地方官，均摊给民耕种”，“照开垦荒田，三年起科之例”。

以农为本，奖励垦荒。

满族在入关之前，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入关之后即处于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

中原地区在明清之际迭经战乱，土地荒芜，人口流亡，农业凋敝，经济萧条。顺治帝在亲政后以屯田方式组织垦荒，通过兴屯道向难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对于“自首投诚者，悉隶兴屯道，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亦令军队中的老弱兵丁在驻地附近开辟屯田，此为军屯，鉴于民屯“屯租数倍于民粮”，屯民气相率畏惧”，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取消民屯，把各省屯田荒地“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顺治十四年（1657年），把垦荒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项内容，“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纪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分别治罪”。

顺治改制是在不触犯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等弊政所酿成的社会问题，并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注释①英亲王阿济格在多尔衮逝世后，派人游说两白旗大臣拥戴自己；密遣人召子劳亲率兵至猎所；敦促协助多尔衮处理政务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速立千摄政之人。

②《清史稿·选举志一》。

③《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④《三国演义》一书在满族社会广为口头流传，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首的满洲贵族，把该书视作军事著作。

⑤《清世祖实录》卷八八。

⑥《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

⑦尚善系努尔哈赤之弟——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

⑧顺治十六年三月，洪承畴抵云南后向朝廷密奏：云南省会昆明及临安、大理、曲靖、永昌等地“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自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勤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完口”。“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

⑨清军在平定金声桓、姜壤之变后都进行大规模屠戮，江宁之役后亦对苏州、镇汪、瓜洲等地大事抢掠。

努尔哈赤曾纳哈达部首领扈尔干之女、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乌拉部首领满泰之女为妻。

顺治恪妃石氏、庶妃陈氏、唐氏均系汉女。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67页。

李运长题本内容如下：“闻户部移文良、涿等州县拾叁处，将未圈田舍，尽行圈占”，“思此畿内百姓，数年来方获粗安，守硗确余田以事耕凿”。“计拾余处遗黎不下数万，其中贫乏居多，遽令迁徙远方，能更立生业者户谅无几”。“且地圈民徙，州县有司竟同虚设”。“兵马往来，粮草无出”，“余地既圈，既甚病民，又多不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三。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72页。

八旗退圈地中“好地甚少，薄洼地甚多”。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80页。

《清世祖实录》卷七六。

《总督李公奏议》卷三。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康熙初政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清帝顺治因生天花去世，享年二十四岁。遗命皇三子玄烨即皇帝位，自明年起改元康熙；并令满洲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弼年仅八岁的新君。四辅政大臣动辄以恢复关外旧制为施政宗旨，“必举太祖、太宗为辞”，尽“改世祖（顺治帝庙号）之政”①，诸如取缔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以换圈为名进行大规模圈地、屡兴冤狱、钳制汉族士人等。

鳌拜专权。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当时位列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于该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故，鳌拜则以辅臣之首自居。在长达七年的辅政期间，鳌拜利用索尼年老多病和遏必隆生性懦弱，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大权在握，诛杀异己②。康熙亲政后，鳌拜依旧“结党营私”，户部满尚书出缺，康熙已任命玛希纳出任，鳌拜却任命党羽玛尔赛，强行增设一名满尚书。

同年七月十九日鳌拜不顾康熙帝反对，将反对换圈的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死③。

苏克萨哈之母系努尔哈赤第六女，隶满洲正白旗。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因告发摄政王多尔衮殡服违制而受到顺治帝的器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遗命辅政。苏克萨哈与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同列辅政之列。因两黄旗与两白旗在继立问题上所存在的积怨④，苏克萨哈在换圈以及处置反对换圈的满汉三大臣等问题上，均与鳌拜意见相左。为了遏制鳌拜专权，苏克萨哈一再“自行启奏”吁请皇帝亲政，并明确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往陵寝居住（为顺治帝守陵），”绝无恋栈之意⑤。在康熙亲政后第六天（七月十七日），苏克萨哈上疏请“往守先帝陵寝”。鳌拜遂假传圣旨，“著议政王大臣会议⑥具奏”。

七月十五日，鳌拜党羽、大学士颁布尔善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大罪状（诸如“背负遗诏”、“欺藐皇上”、“背负先帝”等）⑦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七月十七日在鳌拜的干预下，议政王大臣作出对苏克萨哈及其子查克旦凌迟处死⑧，对苏克萨哈子达器、德器，孙侉克札、侄海兰等斩立决、籍没家产的议处。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攘臂捋袖”，咆哮御前，君臣争辩一天，其结果只是将苏克萨哈从凌迟处死改为绞刑。

康熙智擒鳌拜。

人物五彩瓶鳌拜党羽遍及宫廷内外，朝廷上下，康熙御前侍卫都有鳌拜党羽⑨。如果颁发谕旨逮系鳌拜，“不免激生事端”，变生肘腋。康熙遂从小太监中择强壮者练习“布库”之戏（满语摔跤）。

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初，康熙帝召皇后叔父索额图（索尼次子）入官对弈，安排逮系鳌拜细节。五月十六日，鳌拜入宫议事，演行布库的小太监十余人将鳌拜生擒。索额图持皇帝谕旨把鳌拜死党班尔布善等十余人捉拿。五月二十八日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宣布鳌拜“欺君擅权”、“阻塞言路”、“偏护本旗”、“上违遗诏、下虐生民”等三十条罪状⑩，将其革职、拘禁；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以及心腹党羽班布尔善等共计七人被处死。对于曾经党附过鳌拜的官员，康熙“姑从宽免”，令彼等“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其职业”。

康熙在亲政后两年，始赢得朝纲独断。

平反昭雪冤案。

康熙八年六月十一日，令吏、兵二部对苏克萨哈一案内涉及的文武官员予以起复，“复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原有二等精尼哈番世职，令其子苏常淑承袭”。

该年七月十一日，颁布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昭雪的谕令：“朕阅处分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等原案，”鳌拜等“以拨地迟延，遽行拿问，多端文致诬陷，不按律文，任意将其无辜处死”，“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拨换地亩时，见民间旗下困苦，因有地方之责，具疏奏闻，辄以非其职掌，越行干预，亦不按律文，冤枉处死。伊等皆国家大臣，并无大罪冤死，深为可悯，理应昭雪，以示仁恩。”八月二十四追谥苏纳海为“襄愍”，朱昌祚为“勤愍”，王登联为“悫愍”。

同年八月十一日，为原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原钦天监监副李祖白平反昭雪：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之号，“照伊原品赐恤，还给教堂基地”；李祖白以及其他被处死的钦天监官员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俱“照原官恩恤，流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复职”。

汤若望像汤若望、李祖白一案亦系四大臣辅政时期一大冤案。康熙三年八月初七，因徽州新安官生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疏》，指控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窥伺朝廷机密”，图谋不轨，传播邪教，所制历法有误等罪，辅政大臣令礼、吏二部会审此案。在历经三个多月的审讯后，此案移交刑部（十一月十九日），直至康熙四年三月初，经议政王大臣会议，作出汤若望、李祖白等八人凌迟处死的判决。该判决送抵御前时，适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在孝庄皇太后的干预下，对汤若望、杨弘量、杜如予“免死”，李祖白等五人“俱著即处斩”。

革除辅政时期弊政。

康熙七年，在鳌拜的把持下，颁布“查故明废藩田产，悉行变价，照民地纳粮”的谕令，“以租种之人，即可为承买之人”。明藩田共约十七八万顷，分布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明清之际，上述土地已归农民占有、耕种，其中大多数人无“余资置买田业”，变卖藩产加重承种之人的负担。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撤销变卖藩产的命令，“将几尢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永为世业”。又因“废藩自置之田，给百姓耕种者”，除“输粮之外，又纳租银”，自今以后“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

自汤若望等入狱后，清朝廷即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康熙四年），废除西洋历法，沿用传统的大统历。康熙八年，因杨光先等在日食、月食、春分、秋分等推测上屡屡失误，自康熙九年恢复使用西洋新法制历，且任命传教士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

康熙八年六月下达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至于旗人”，可从“古北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

康熙九年（1670年）闰二月，谕令恢复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之制，照顺治十五年之例；该年八月，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同年十一月，改变辅政时期不准八旗官员子弟入学国子监的规定，恢复顺治时期之制，每牛录择子弟二人入国子监。

诏举博学鸿词特科。

康熙十七年（1679年），清帝为表明“崇儒重道”、“求贤右文”之意，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总督）、抚（巡抚）、布（布政使）、按（按察使）各举所知”，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翌年三月在京举行考试。名士严绳孙只作一首“省耕诗”即交卷，康熙帝以“史局不可无此人”令阅卷官破格录取。此次特科录取五十人，被录取者，皆入史馆纂修明史。

注释①《清史稿》卷二四九。

②内大臣费扬古与鳌拜有嫌，康熙三年四月鳌拜以费扬古之子倭仁在御前当班时，擅带康熙去瀛台而将倭仁及与倭仁当班的其他三名侍卫处死，旋又将费扬古及其另外两个儿子处死。康熙五年，鳌拜将反对圈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处死。

③同时被处死的尚有苏克萨哈兄弟子侄以及族人——前锋统领白尔黑图等共计十五人；

④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拥立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白旗大臣拥立多尔衮；多尔衮在被推为摄政王后，对豪格的拥立者索尼、鳌拜、遏必隆、图赖等予以降革。

⑤鳌拜得悉苏克萨哈奏请“归政”后言道：“今日归政于皇上，明日星将苏克萨哈灭族!”

⑥议政王大臣会议系清开国时期的合议制的一种形式，入关后六部尚书、九卿、科道俱参与议政。

⑦详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⑧凌迟处死即磔刑，俗称千刀万剐。

⑨侍卫阿南达“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人”。

⑩详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

议政王大臣会议拟处鳌拜斩立决，康熙“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

《清圣祖实录》卷三○。

《清史稿》卷二四九。

汤若望系耶稣会传教士，生于德国科隆，1622年（明天启二年）来华传教。清军占领北京后，汤若望因准确推测该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食而受到清朝廷重任，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制定历书。

李祖白，受天主教洗礼，精通天文历法。

顺治十年，清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康熙统治时因避讳改为“通微教师”。

《清圣祖实录》。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乾隆武清县志》卷一○，《藩产变价疏》。

《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三，《三清均疏》。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

《清通典》。第2024页。

《东华录》卷一○。

明大统历基本沿用元代郭守敬授时历。

南怀仁，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来华传教，任汤若望助手。康熙三年因汤若望之案被逮入狱，充当汤若望的代言人（汤若望在入狱前已因中风失去语言能力）。

《清圣祖实录》卷三一。

顺治十八年四大臣辅政后，废除顺治十五年所定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之制。

特科亦称制科，由皇帝下诏举行，不在按期举行的科举考试之列。康熙行此特科，系为拒绝入仕清朝廷的汉族名士所设，以期彼等同清权合作。名士李国笃、朱彝尊、潘耒、严绳孙均被录取，时人称之“四大布衣”。

《清史稿·选举四》。

《己未词科录》卷一○。平定藩之乱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执杀巡抚朱国治，据云南叛；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靖南王耿精忠执福建总督范承谟，据福建叛；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叛。自吴三桂发难，至清军平叛，历时八年。

三藩分镇。

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月，清军收复云贵后，“其实尚未据守”，李定国以及当地土司的军事抵抗时有发生。十六年三月敕令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一年后令靖南王耿继茂“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镇福建”，征讨以金门、厦门为基地的郑成功。平南王尚可喜仍留镇广东，协助耿继茂遏制郑成功。顺治在给吏、兵两部的谕令中指出，吴、耿、尚三藩对所在省份的，“文武官员”有“甄别举劾”之权，“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内外衙门，不得掣肘”①。

国中之国。

三藩中以吴三桂实力为最。吴三桂降清时所携部众四万余，且开山海关投降，位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②。在底定云贵、击溃南明永历政权的过程中，吴三桂再立首功，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仿明初封黔国公沐英例，令吴三桂世镇云南，兼辖贵州，把前明黔国公的庄田七百顷赐为藩庄，云贵两省督抚均受平西王节制。

顺治十七年裁定兵制，三藩保留八十三个佐领（约十万人）③，其中吴三桂拥有佐领五十三个（五万人以上），所辖投诚兵万余。

吴三桂在云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④。又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与肆武备”，且与西藏达赖喇嘛互市茶马，每年经西藏进入云南的蒙古良马千匹，充作战马。为扩充实力，吴三桂还“广征关市”，“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招徕商旅”，“广通贸易殖货财”⑤；遣人至辽东、四川，“就地采运”人参、黄连、附子，“官为之鬻”⑥。

尚可喜、耿继茂各有十五个佐领的兵力，另有投诚兵万余。尚氏所把持的税收，“每岁获银两不下数百万”，令藩属“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且“牟利子母”，经营高利贷。耿继茂在福建亦“横征盐课”、“勒索银米”。在三藩的盘剥下，云南、广东、福建三省“数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⑦。

三藩并撤。

康熙即位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⑧，“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⑨。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启程，并请以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遂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以及吏部“确议具奏”。吏部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驳回袭爵之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为由，作出“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的议处，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议。

该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为窥视清朝廷意向，疏请撤藩，内有“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恩，冒于天听，请撤安插”等语。康熙对吴三桂之疏批道：“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

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作出“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的决定。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在对吴三桂疏请撤藩一事会议时，出现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酌量安插。云南地方，有土司苗蛮杂处，不得稍疏防御，今既将王迁移，应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俟满洲官兵到日，该藩起程”。另一种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今若将王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沿途地方民驿累”，“应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两议俱上请旨，康熙作出“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前来”的决断。

八月十五日，清朝廷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理前往云南经理撤藩事宜，遗户部尚书梁清标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前往福建办理撤藩，于是三藩并撤。

吴三桂发难。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执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等特使，据云南叛。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国号“周”，以明年为周王昭武元年，蓄发易衣冠，铸“利用通宝”，旗帜易白，发布反清檄文，斥责清朝廷当年“逆天背盟”，“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国衣裳”，“将欲反戈北伐，扫荡腥膻”。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贵州巡抚曹申吉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煜在贵阳陷落后率十余骑逃至镇远，拟扼守镇远，控制滇、黔险隘之地。镇远守将江义叛应吴三桂，甘文馄被叛军包围，十二月初八自尽，云贵两省皆陷。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朝廷始接到吴三桂为叛的奏报，大学士索额图请诛主张撤藩的大臣以平息战乱。康熙深知吴三桂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拒绝索额图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岱率军前往荆州，进驻常德，阻吴军北上；令都统朱满自武昌赴岳州，阻敌东犯；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部进川，扼守由滇入川之路。

吴三桂十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陈一炳还京；二十四日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讨伐吴三桂；二十五日以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太原邻近川、陕，调军队驻防兖州、太原以便随时策应湖广、川陕。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月，清朝廷以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率军前往江西；该年六月任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冠大将军，开赴岳州；未几又任命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前往浙江督师，任命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前往四川督战；同年九月相继任命简亲王喇布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坐镇江西。

八省俱陷。

三藩所辖之兵，皆“百战之余，勇健善斗”，“莫有撄其锋者”。清朝廷所任命诸将多畏敌避战，迁延不前。

康熙十二年年底，吴三桂军自贵州入湖南，攻陷沅州，提督崔世禄被擒，“澧辰路梗，楚疆危急”，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奔岳州。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阳相继陷落，湖南被吴三桂占领。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一月，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等叛应吴三桂，四川陷落。

康熙十三年二月，驻广西将军孙延龄叛应吴三桂，杀都统王永年、副都统盂一茂，自称“安远大将军”，扼守大榕溪隘口，平乐陷；广西提督马雄、左江总兵郭义相继反叛，广西陷。

康熙十三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执福建总督范承谟，据福州叛，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福建州县，令蓄发易服。并令都统马九玉、总兵骆养性等分取延平、邵武、汀州、福宁等地，福建不复为清朝廷所有。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发动兵变，在向四川进军途中，袭杀经略莫洛。兴安、延绥、葭州、米脂叛应王辅臣，延安、绥德相继陷。王辅臣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遣兵陷兰州，固原、临洮等地相继为叛。

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尚之信叛应吴三桂，易服改帜，派兵包围尚可喜住处，尚可喜自杀未遂，数日后病逝。

三藩并叛，云、贵、湘、川、闽、陕、粤、桂八省皆陷；甘肃、江西两省大部亦被叛军占领，以至达赖喇嘛竟建议清朝廷同吴三桂“裂土罢兵”。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也乘机起兵，进逼张家口，京师震动。

起用绿营。

为扭转战局，清帝决定起用绿营。绿营系清军入关后陆续收编的前明武装，以绿旗为标志，又称之绿旗兵。“天下绿旗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部众”，“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朝廷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令其率部平定王辅臣之乱。康熙特谕负责西部战事的贝勒董额，对于“劳绩甚茂”的张勇等汉将“慎勿轻侮，致滋嫌隙”，“事无划，务期协和持平而行”回。康熙在给张勇的谕令中明白写道：“自古汉人逆乱，亦准以汉兵剿平”，“况我绿旗兵较之贼兵甚强”。

该年四月，张勇部将王进宝克临洮、金县、安定，总兵官孙思克收复靖远卫。宁夏驻军在王辅臣的煽动下杀提督陈福、发动兵变后，张勇立即前往安抚。未几孙思克在虎山墩大败王辅臣，断其饷道，陷入困境的王辅臣遂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叛而复降，致使吴三桂急令西犯秦陇、欲与王辅臣会师的王屏藩、吴之茂部撤回汉中。旋封张勇为一等候（袭十次）；授王进宝奋勇将军，加封一等伯（袭八次）；授孙思克为凉州提督，并遣内阁学士禧佛等赍敕往陕西，谕令彼等立即“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恢复四川”。

除陕西外，“浙江及江西袁州、赣州等处绿营兵，奋勇剿贼，固守地方”，为此康熙特谕令兵部“应即议叙，以旌其劳”，“速议具奏”。绿营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战功卓著，安亲王岳乐在攻长沙时，请派绿旗兵两千助战；简亲王喇布则“以调绿旗兵为辞，因循日月”，大有无绿旗即不出战之势。

孤立吴三桂。

虽然三藩并叛，八省俱陷，康熙认定“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对其他叛应吴三桂的藩王、将领竭力争取在王辅臣袭杀莫洛后，康熙立即敕谕王辅臣，赞其“赋性忠义，才勇兼优”，“殚心抒忠，茂建功绩”，并以“莫洛于尔，心怀私隙，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荩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等为其开脱。且遣王辅臣之子王继贞前往陕西颁谕，“晓以大义，发其悔悟之心”，时为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接到王辅臣的疏奏后，再次遣使赍敕往抚，重申“变起情形，皆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尔之心迹无他，朕已洞悉，往事一概不究”，“尔所属官兵，俱行宽宥，照旧归伍效用，尔即率领，仍回平凉汛地，照旧镇守。”康熙十五年（1676年）六月初一，康熙在得悉清军已断王辅臣饷道后，第三次颁诏，赦其罪，“招慰之”。

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及靖藩旧部陈嘉猷等，赍敕前往福建招抚耿精忠，冀其“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康熙十五年八月又遣其弟耿聚忠（安亲王岳乐之婿）赍敕赴军前招抚耿精忠。康熙帝在敕书中再次重申“朕犹念尔祖、父前功，终不忍绝，将尔在京诸昆弟及所属人员，概行宽宥，给还官职，恩礼如常”，“朕复念尔变乱，必有所由，或为逼迫所致，故复下敕书，遣尔弟耿聚忠赍至军前，明谕朕意。尔若即悔罪，率众归诚，当复尔王爵，仍旧镇守，所属人员职任俱各如故”，“朕以诚心待天下，断不食言，尔勿听信煽惑之言，终怀疑惧，负朕始终保全至意”。一年后杰书部清军在接连击败耿精忠部将曾养性、马九玉后，入仙霞关，攻陷浦城，江西清军又相继夺取建昌、饶州、广信等地。耿精忠不支，遂有降意。康熙帝得悉后，于康熙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降谕杰书“以时事晓谕耿精忠速降，以副朕安辑生民至意”。十月二十一日，耿精忠在福州开城迎降的疏奏送抵御前，康熙立即传谕“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清军自江西赣州入广东，尚之信遣使至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康熙敕谕尚之信：“知尔父子不忘报国，念笃忠贞，因事出仓促，致成变异，朕心深为恻悯。今特降旨，将尔已往之罪并属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尔当益竭悃诚，勉图后效，以副朕始终曲全至意。”

对参与三藩之乱的马雄、孙延龄等清朝廷也竭力招抚。康熙十五年九月，遣马雄之子马承先赴广西招抚。该年年底广西初定。

王辅臣、耿精忠以及尚之信等人的相继倒戈，使得清朝廷得以全力征讨吴三桂。

吴氏败亡。

吴三桂起兵之后，仍有裂土罢兵，割据一方之念，“迫洞庭而不即渡”，“徘徊衡湘间”，期冀与清朝廷议和，保住即得利益，拒不采纳“疾行渡江、会师北向”、“下九江、扼长淮，以绝南北运道”以及“据关东、巴蜀，塞骰函以自固”等建议，“以长子尚主留京为质故”。

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后，吴三桂为安定人心，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初一在衡州称帝。自吴三桂举兵“滇蜀之间，屡岁不登，米一石价六两，盐一斤价三、四百钱”，且“加税田亩地丁”，“怨声四起，故所破州县旋得旋失”。“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取金银，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该年五月，清军水师入洞庭糊，分驻君山、九贵山，切断岳州吴军同衡州、长沙等地联系。同年八月十七，吴三桂得悉其婿胡国柱有降清之意，“大呼曰‘吾势去矣’，即气噎仆地”而死，时年七十五。

吴三桂死后，其部将拥立吴应熊之子吴世瑶柩前即位。吴世瑶不敢留居衡州，遂退居贵阳，拟以湖南、四川、广西为屏障。清军乘势收复岳州、常德、长沙、汉中、保定、顺庆、成都、重庆。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清军由平越逼贵阳，吴世瑶奔云南，清军迅速占领贵州全省。翌年二月清军由黔入滇，吴军列象阵迎战，自卯至午激战三个时辰，因象溃而败。吴世瑶恃险固守，令诸将分守五华山宫门（平西王藩府）。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赵良栋率绿营兵至云南，连越三濠夺三桥，直逼城下，围之数日。该年十月城中粮尽，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瑶服毒而死，时年十六岁。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注释①《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

②《清史稿·吴三桂传》。

③时每佐领壮丁千名，甲士二百，共一千二百人。

④《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二。

⑤《四王合传·平西王吴三桂》。

⑥《清史稿·吴三桂传》。

⑦《潜书》下篇。

⑧《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

⑨《清圣祖实录》卷九九。

⑩《清圣祖实录》卷四一。

《清圣祖实录》卷四二。

《清圣祖实录》卷四三。

《清代通史》卷一，第413页。

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均力主撤藩。

勒尔锦系代善之孙，萨哈廉之子。

杰书系代善之孙，满达海之子。

喇布系济尔哈朗之孙，济度之子。

《广阳杂记》卷二。

《平定三逆方略》卷二。

孙延龄系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康熙五年被封为广西将军，偕妻孔四贞（孝庄皇太后义女）到广西，统领定南王旧部，驻桂林。

康熙十二年七月。王永年等疏劾孙延龄纵兵扰民，清朝廷派侍郎勒德洪赴广西审理。所劾属实。御史鞠劝等请撤孙延龄回京，未及实施，吴三桂起兵，孙延龄杀王永年及其部下。

康熙十三年二月任命刑部尚书莫洛为陕西经略，驻西安。

《清圣祖实录》卷五四。

因察哈尔布尔尼之变，清朝廷任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十四年三月），时京师八旗皆南征，清朝廷采纳图海建议，从八旗家奴中挑选勇健者为兵。

《清圣祖实录》卷八五。

《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七。

《清圣祖实录》卷八五。

《清圣祖实录》卷五二。

《清圣祖实录》卷五一。

《清圣祖实录》卷五二。

王继贞抵陕西后，王辅臣即将其留下。

《清圣祖实录》卷五二。

王辅臣降清后惶恐不安，自杀未遂。康熙二十年，清帝令王辅臣进京。王辅臣在西安自尽而亡（八月二十九日）。

《清圣祖实录》卷五七。

《清圣祖实录》卷六三。耿精忠在降清前先派人杀害被关押的范承谟。康熙十九年四月耿精忠赴京陛见，抵京后不久即逮入狱，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被凌迟处死。同时被处死的尚有其子及部将二十二人（其中七人凌迟处死）。

《清圣祖实录》卷六四。

吴三桂得悉孙延龄有反叛之意，派人袭杀孙延龄，马雄未几也死，马雄予马承胤降清。

吴三桂授意达赖喇嘛建议清朝廷裂土罢兵。

《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康熙十三年四月十，清朝廷杀吴三桂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

时不及易黄瓦，“以漆黝之”。

《四王合传》《吴三桂传》。两次雅克萨战争长期以来，俄国的疆界在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下半叶（明嘉靖、隆庆时期）俄国军队在经历一系列军事征服后①，越过乌拉尔山，进抵叶尼塞河。十七世纪初，其势力已抵达鄂霍次克海，囊括西伯利亚。迨至清军入关前夕，其远征军穿越外兴安岭，南下黑龙江流域，窜入满族的发祥地②。伴随着俄国远征军的军事扩张，清、俄之间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③。

中南海瀛台俄军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俄国远征军利用康熙初年，最高权力更迭无暇北顾之机，不仅依旧盘踞着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中游的雅克萨城，且构筑工事，建立殖民据点，屡屡向下游进犯。三藩之乱期间，俄远征军沿黑龙江支流分路推进：

康熙十五年（1676年）在古里河（明代曾在此设古里河卫）上设侵略据点；

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精奇里江上游建结雅斯克堡；

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西林穆丹河畔建西林穆宾斯克据点，在精奇里江口建多伦禅（俄人称为多伦斯克）据点；

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额尔古纳河附近建额尔古纳堡。

在此期间，俄军顺黑龙江而下，陆续在黑龙江下游构筑杜吉根斯克、乌第斯克、图古尔斯克、聂米伦斯克等军事据点，“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④，索伦、赫哲、斐雅喀等部族的“子女参貂”被侵略者“抢掳殆尽”⑤。

清朝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冲突的尝试⑥，并未得到俄国当权者的响应。在平定三藩后，清康熙帝即出关巡边（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由盛京北上，抵吉林乌喇（今吉林市），荡舟于松花江上，“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⑦。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做等率数百人，装做捕鹿者，到雅克萨城附近侦察俄军的工事及兵力部署。探知俄军“恃雅克萨城为巢穴”⑧，只有夺回雅克萨，才可能使俄国政府接受和谈的建议⑨。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

从康熙二十二年起（1683年），清朝廷即着手对沙俄入侵者予以反击：

筑黑龙江（即瑷珲城）、呼玛尔两城，以为屯兵之所；

从宁古城以及山东、山西、福建等地调军北上；

派达斡尔兵携眷前往黑龙江一带屯田；

在吉林造船，招募水手；

开辟一条从沈阳到瑷珲城的水上运输线，经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把征集的一万二千石粮食（可供三年之用）运往前线；

从吉林到瑷珲开辟一条一千三百四十里的驿路，设十九个驿站；

清军前锋部队进抵精奇里江口，攻克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所设置的据点多伦禅，西里姆宾斯克（康熙二十二年七月）。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爆发（1685年）。该年一月，康熙派都统彭春赴黑龙江，会商用兵事宜。与此同时，康熙致函俄国沙皇，要求俄国军队从雅克萨撤兵，“以雅库等地为居住界，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如此则边界地方可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

由于俄方拒不响应清朝廷所提出的“毋复入内地构乱”、“彼此晏居”的建议，清军于五月二十二日进抵雅克萨，包围该城。清军从水、陆两路发起攻击，且将顺黑龙江而下企图开进雅克萨的一支俄军歼灭。二十四日晚清军大炮运抵城下，龟缩在雅克萨城的俄军首领托尔布津在炮火的猛烈攻击下，于二十五日挂出白旗乞降，清军遂收复雅克萨。

康熙在得悉雅克萨捷报后，传谕彭春等人：“俄侵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边远疆隅何能宁辑?朕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今收复雅克萨地，得遂初心。至于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尔其严谕将士毋违朕旨，”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

按照康熙的谕旨，清军在占领雅克萨后，释放了在城内的侵略者及其家属七百余人，且允许彼等携带武器、财产出城。被侵略者作为人质关押在城内的索伦人、巴尔虎人共一百六十余名，得重见天日。清军在拆毁雅克萨城工事后，撤回瑷珲。

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正月，康熙得悉俄军再次侵占雅克萨，传谕议政王大臣会同彭春、郎谈等拟定进兵事宜。二月初十，清朝廷令将新炮、火药、炮弹等送往黑龙江军前；二月十三日传谕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速修战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城”，“率所部兵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四月初六康熙派熟悉黑龙江地形的郎谈、班达尔沙等从京师赴军前。

该年五月二十八日，萨布素、郎谈兵分两路逼近雅克萨城。时俄军在城内有守兵八百二十六人，储备大量弹药、粮食及其他用品；城上配备大炮十三门，致使清军不能逼临城下。六月初四，清军大炮四十门运至雅克萨，双方遂展开激烈的炮战，托尔布津及百余名俄军丧生。

农历八月，寒冬将至，清军掘壕筑垒，对城内俄军长困久围。城西临江，在江对岸驻扎一支军队，截击尼布楚方面派出的援军，距雅克萨城六七里上游之处有一港，清军战船暂藏于内，另派一军驻守，兼可拦击尼布楚援军。迨至该年年底，被围困在雅克萨城的俄军，因传染病流行，只剩八十七人，且粮食、弹药消耗殆尽，处于山穷水尽的状况。

沙俄政府得悉雅克萨被围困，即遣使前往北京，尼基弗尔文纽科夫一行于九月二十五日抵京。俄使要求清朝廷停止进攻雅克萨，双方派使团谈判划界之事。沙俄的建议，当即得到清政府的响应。清朝廷在此之前两个月（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通过荷兰使团转致俄沙皇咨文，建议“迅速撤回雅克萨等地之俄罗斯人”，“以雅库等地为界，各于界内打胜，彼此和睦相处”。清康熙帝在俄使者抵京后第三天，即传谕萨布素等从雅克萨撤兵，在靠近停泊战船之处扎营。十月初七，康熙复函沙皇，明确写道：“朕一面派人传令停围雅克萨城，一面等候来使议定边界、停止征战，共修和好。”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正月初九，萨布素遵旨撤退围城之兵，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正式结束。

致远舰部分官兵注释①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俄国吞并喀山汗国；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吞并伏尔加河流域。

②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瓦西里、波雅科夫率远征军入犯黑龙江流域。抢劫迭斡尔人的村落，屠杀当地居民。在顺治七年、顺治八年俄国远征军先后两次窜入黑龙江流域，对达斡尔人、赫哲人的居住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掠。

③顺治九年，宁古塔将军遣兵对驻扎在鸟扎拉村的入侵者发起攻击；顺治十一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与入侵者大战于松花江口；顺治十五年，沙尔虎达在松花江口全歼入侵者，击毙其首领斯捷潘诺夫。

④《平定罗刹方略》。

⑤《广阳杂记》卷二。

⑥康熙五年，俄国派使团抵达北京，清朝廷官员在谈判中，要求俄军停止入侵，“勿于边界地方侵扰”；康熙二十年派大理寺卿明爱前往卜魁（今齐齐哈尔），同驻在雅克萨城的俄军当局交涉，要求归还所侵占的多伦禅等地。

⑦《康熙御制诗》，《放船歌》。

⑧《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⑨美国历史学家曼考尔所著《俄国与中国》一书中，有如下评述：“康熙不想征服俄国，只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哈佛大学1971年版）

《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清称在黑龙江一带的俄军为罗刹，称沙皇为察罕汗）。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康熙再次致函沙皇，该书由被俘俄兵经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

有四十五人不愿返回，留居中国。

康熙二十四年七月，托尔布津率俄军近千人，武装、物资等从尼布楚出发重返雅克萨，再建侵略据点。

《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五。

《清代中饿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尼布楚条约清军在两次雅克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实力，终于使沙俄政府接受了清朝廷所提出的和谈建议。

中俄外交使团的派出及各自谈判宗旨。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初二（1686年1月29日），沙皇派遣御前大臣兼布良斯克总督戈洛文为全权谈判特使，以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为谈判副使，俄国使团还包括军官数人、火枪兵五百余、兵士一千四百人。沙皇政府为戈洛文使团所制定的谈判方案是：坚持以黑龙江、牛满河和精奇里江划界；拒绝从尼布楚、雅克萨撤兵；要求清朝廷赔偿雅克萨战争的损失；设法使喀尔喀蒙古在清、俄冲突中支持俄国。且训令戈洛文：如清朝廷“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①。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戈洛文使团行抵贝加尔湖以西的厄尔口城（今伊尔库茨克）。八月二十四日，戈洛文收到沙皇政府所发出的关于划界的第二个训令。俄国政府在该年春与土耳其的战争中战败，无暇东顾，遂传令戈洛文等，如不能达成以黑龙江为界的协议，即以雅克萨为界，叮嘱使团“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②。

戈洛文得悉清军已从雅克萨撤退③，遂迟迟不同清朝廷联系，在贝加尔湖一带逗留，诱骗喀尔喀蒙古归顺俄国。戈洛文在扩张企图未能得逞后，便对该地的蒙古、索伦部落发起进攻，大肆劫掠④。在清朝廷的敦促下⑤，戈洛文的代表于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1688年3月24日）到达北京，要求清政府派出对等的使团到位于边界的楚库柏兴（乌兰巴托以北约七百里）进行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清朝廷任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都察院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为中俄议定边界谈判团。都统郎谈等率八旗前锋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随同前往，任命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张诚（法国人）为随团翻译。五月初二，清方谈判使团离京。行前，康熙对索额图等谕道：“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达斡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喇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如俄罗斯遵谕而行”，“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⑥索额图、佟国纲等一行离京后不久，蒙古厄鲁特部⑦便与喀尔喀部⑧发生战事。该年五月，厄鲁特四卫拉特之一的准噶尔部，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部。喀尔喀各部不支，弃庐帐、马驼牛羊等南逃，清朝廷使团北上之路被阻。该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熙传谕索额图等暂驻喀伦，将迟滞原因通告俄国使团。未几俄使戈洛文致函清朝廷，建议另择地点进行谈判。有鉴于此，康熙遂召回索额图、佟国纲等一行。

戈洛文利用准噶尔部的进攻，胁迫喀尔喀臣服俄国，在遭到拒绝后，便派军队从乌丁斯克出发，袭击喀尔喀各部，在昔洛克河岸杀害蒙古人二百余，强迫一千二百余户蒙民改入俄国籍。戈洛文遣使至喀尔喀各部劝降，要求各部贵族“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永远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⑨，每名贵族每年向俄国交纳牛五十头、羊五十只等。俄使团无暇顾及谈判，直至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1689年5月），才在清朝廷的敦促下达成在尼布楚举行中俄谈判的协议，索额图等于四月二十六日从北京出发。

中俄尼布楚谈判。

鉴于准噶尔部东犯所造成的北部边境危机，康熙决定在中俄边界谈判中作出较大的让步，将原定“以尼布楚为界”改为“以额尔古纳河为界”，让出尼布楚，收回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索额图、佟国纲等抵达尼布楚，俄国使团尚未到达会谈地，索额图即遣人把一封敦促戈洛文的信交给俄驻尼布楚总督，据张诚在日记中回忆，该信内容如下：“我们业已按照他们的要求，尽一切可能赶到，奇怪的是他们却连到达的确讯都没有。如果他们再不赶到，我们将不得不渡过河去寻找一处，比现在的营地更为宽敞的方便的扎营地点，我们目前扎营处地方太小，而且牧草不久即将告罄。”信上还说：“这边之所以尚未渡河，为的是避免给他们以怀疑我方缔结和约诚意的任何理由。”清朝廷谈判使团的过河设想，促使在贝加尔湖一带，对喀尔喀蒙古乘火打劫的戈洛文使团于七月初四到达尼布楚。

清朝政府在四月二十六日就已通知俄国方面：“我驻防东北边界之将军萨布素等，系专管黑龙江等处之员”，“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等管理，因此该将军也循水陆由雅克萨至尼布楚，请尔等勿为疑虑。”俄方仍把萨布素等率兵乘船来尼布楚，视为“不是为了讲和而是为了打仗和蹂躏地方”，为此索额图“就命令统帅们把兵弁较远地撤离尼布楚城堡，不给俄国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

七月初五、初六，清钦差大臣与俄全权特使之问信使频繁往返，磋商“举行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最后达成一致协议：第一次会议定于七月初八（8月22日），清方“应率领四十名官员和七百六十名士兵过河，兵士中有五百名应排列在河岸上”，“列队之处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从尼布楚城堡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另外的二百六十名兵士应护卫钦差大臣进入会议地点，然后后退一定距离布岗列哨。俄国全权特使应率领同等数目的官兵，按同样的方式列队布岗。双方所带二百六十名兵士，除刀剑以外，不准携带任何其他武器”。“使节们应在他们的帐篷里会晤，帐篷应并列靠紧”。

第一次谈判开始时，清俄双方议定“不谈已经过去的事”，“只确定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俄国方面提出以黑龙江（西方称之为萨哈连乌拉）“作为两帝国之间的疆界”，“河以北的土地归俄国，河以南的土地归中国”。清朝廷方面“无论如何不肯同意这一建议”，“猎取貂皮的山岭都在这条河的北面”，“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楞格以上，把该处地方连同尼布楚和雅克萨以及它们的附属地”划归清帝国。双方便就尼布楚、雅克萨的归属展开激烈的争论，俄国特使以“尼布楚、雅克萨乃是伊等先去开拓居住之地”为词；索额图等则以“敖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部原来居住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彼皆“手无器械”，“因实难忍受尔等偷袭侵入及掠杀抢劫，皆内迁我嫩江等地，于是此地才被尔国长期占据”等事实据理力争。

七月初九（八月二十三日），举行第二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索额图等提出“可以把尼布楚那个地方让给俄国人，以便他们得与中国进行贸易”。对于清朝廷的让步，俄全权大使“以哈哈一笑作为答复”，着实“激怒”清钦差大臣。在第二次会议将结束时，清朝廷钦差大臣要求把双方整理的会议记录加以汇总，以便向各朝廷汇报。当天会议结束后，清方“派人去拆除他们的一些帐篷”，清俄谈判濒于破裂。

七月十二，戈洛文派代表到清使团驻地，建议“再举行一次会议”。作为清使团翻译的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私下亦向索额图等分析“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和那地方与尼布楚之间的一部分土地”的可能性，于是双方在七月十二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在第三次会谈中，清钦差大臣提出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为界，但俄国特使不同意在清俄中段划界，理由是喀尔喀的土地已被厄鲁特占领。虽然清方未再坚持在中段划界，可俄全权大使在次日所提出的方案中仍然坚持把雅克萨以及雅克萨以西的全部土地都标在俄国方面，谈判再次陷入破裂的边缘。

清钦差大臣在返回驻地的当天，“立即召集会议”，决定清军全部渡河，“对尼布楚建立封锁”，“当夜就把我们的士兵运到河那边”，“占领尼布楚上游的山岭”，把黑龙江与尼布楚之间的空地，全部占领，“把俄国人在那一面的往来交通完全切断”，清军“擐甲持械，都已排成作战行列”，“约距尼布楚城堡一里远近；并令一百人乘坐木船赶去雅克萨，会同留驻在那地方附近的四五百人，毁掉田里的一切庄稼，不许任何东西得以进入那个要塞”。

俄方一方面把“家眷和牲畜移向尼布楚城堡附近，并布置前哨观察”，“在大街上安设了十五门铜炮”，“一门铜铸迫击炮”；另一方面连夜“派一名译员”到清钦差大臣驻地，“竭力要求重开谈判”。“这个译员暗示，他们的主子本来有意放弃雅克萨”，但因清方“要求太高”；该译员“竭力敦请”清方派张诚、徐日升到俄方斡旋。俄方的重新谈判以及派传教士进行斡旋的建议均遭拒绝，俄国译员在向戈洛文汇报后，“半夜里重又返回，并且声称他们的主子仍旧准备重新谈判”。第二天清晨（七月十四，8月28日），俄方代表到清方驻地，“提出放弃雅克萨，他们也同意了以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帝国之间的疆界”。在经过七天的激烈谈判后，清俄双方终于进入草拟条约的阶段。

尼布楚条约的草拟与签定。

自七月十五（8月29日）双方开始草拟划界条约，根据会议记录，以外兴安岭（现称斯塔诺夫山）为界，但该山脉在格尔必齐河发源处形成两支高峻的山岭，其北峰在乌第河北岸延绵东去直至鄂霍次克海；其南峰在接近东经132度时向南折约一纬度，两峰之间的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该地出产“最上品的貂鼠、玄狐和其他毛皮”，濒海还有一种大鱼，“其牙齿比象牙还要白硬”，满族人用这种鱼牙“制作指环，拉弓时戴在手上保护拇指”，但由于俄国人在乌第河两岸“有些屯居地”，这一地区的归属又引起新的争议。

七月十九日（9月2日），戈洛文派人送来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以清朝皇帝在给俄国沙皇的信件、清方使节的文书上从未明确提过这一地区，坚持对这一地区的归属“不作决定，留待奉到有关这事的正式谕旨和命令以后再来商定”，如清方不接受此建议，“唯有昭告天地，不对战争和一切流血牺牲的恶果承担责任”，谈判再次面临破裂的危险。索额图、佟国纲等钦差大臣担心“缔和的一切希望都将完全毁掉，皇上或许会责备他们把和谈搞得绝裂”，遂于次日通知戈洛文，接受俄方建议，“有关两条山脉之间土地的一款应不作决定”。

神武门七月二十四日（9月7日），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定，正本两份，用拉丁文誊写，副本两份，分别由满文、俄文书写。正本分别盖有清、俄两国印玺，用满文、俄文书写的副本由清、俄各自保存，作为正本的译文。该条约共有八款：

一、绰尔纳河、格尔必齐河作为两帝国之边界；

二、俄国在雅克萨所筑城堡应完全拆毁，俄国居民连同所有财物均移至俄国辖境之内，两国居民不得私自越境；

三、所有既往之事，概应永远遗忘，不再追究；

四、自缔约之日起，彼此互不收容逃亡或叛逆之人；

五、现留清界内之俄国臣民或现留在俄国境内之清臣民，均各留居原地：

六、两国臣民凡获许可，俱准于互相往来，彼此贸易；

七、两国边界划定后，各守本约；

八、本条约正副文本，“钤用印信，彼此交换”，上述各款应以满文、汉文、俄文、拉丁文铭刻碑石，“立于两国所定边界之处，垂诸久远，永资信守”。

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该条约明确划定两国东段边界，此后清朝廷在雍正五年（1727年）同俄国就中段边界进行谈判，先后签定《连斯奇条约》（雍正五年八月）、《阿巴哈依图界约》（雍正五年十月）、《色楞额界约》，确定恰克图与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鄂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清，以北归俄，对尼布楚条约中乌第河一带待议区，“仍保留原状”。

注释①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第154页。

②《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

③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康熙得悉俄使团已行抵伊尔楚次克，即令萨布素率军撤回瑷珲，并于要地设斥堠，休整待命。

④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戈洛文以丢失牛羊马匹为借口，指挥俄军入侵楚库柏兴一带的牧场。

⑤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清理藩院向戈洛文使团发出咨文，询问其“延误”的原因。

⑥《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⑦厄鲁特分为四卫拉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

⑧喀尔喀分为三大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

⑨《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

⑩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土谢图汗部二十八台吉及车臣汗部十万余部众先后奔入内蒙古界内，乞内附。为防止准噶尔内犯，康熙令安亲王岳乐、简亲王雅布率军驻苏尼特部汛界，命苏努统兵驻归化。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o。

《张诚日记》，1689年8月1日，（六月十五日）。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o。

《张诚日记》，1689年7月31日（六月十四日），萨布素等在六月初十抵达尼布楚。

《张诚日记》，1689年8月20日（七月初六）。

《张诚日记》，1689年8月22日（七月初入）。

色楞格系河名，位于贝加尔湖以西，流经乌的柏兴、楚库柏兴。

《张诚日记》，1689年8月22日（七月初八）。

索额图：《题会同俄使戈洛文勘界本》。

格尔必齐河，南北走向，流入黑龙江。

额尔古纳河，发源于尼布楚东南，南北走向。

该计划因俄方同意撤出雅克萨并未付诸实施。

《张诚日记》，1689年8月28日（七月十四）。

《张诚日记》，1689年9月1日（七月十八）。

《张诚日记》，1689年8月27日（七月十三）

《张诚日记》，1689年9月3日（七月二十）

《张诚日记》，1689年9月7日（七月二十四）

俄方参加谈判的全权特使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通过法传教士巴多明收买参与谈判的大学士马齐（萨瓦通过商队转给马齐一千卢布，转给巴多明一百卢布），窃取清政府的决策意图（急于求和），在谈判中处处主动，迫使清代表团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俄国。萨瓦在给沙皇的汇报中写道，通过条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中俄早期关系史》122页）。满蒙结盟明朝灭亡以后，蒙古贵族率部众退归塞外，雄踞大沙漠南北，分裂成为漠北①、漠南②、漠西③三大部，互不相统。

漠南蒙古牧地东起吉林、黑龙江，西至贺兰山，北邻大沙漠，南接长城。漠南蒙古由科尔沁、喀喇沁、察哈尔、土默特、札鲁特、敖汉、奈曼、四子、阿噜科尔沁、翁牛特、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喀尔喀左翼等部组成。在蒙古三大部中，漠南蒙古同满洲各部地域相接，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互影响④，最先与满洲贵族结盟。

同科尔沁、札鲁特联姻和结盟。

科尔沁部自明中叶即游牧于嫩江一带，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该部曾出兵助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组成九部联军，与努尔哈赤为敌（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在击败九部联军后，科尔沁贝勒明安、莽古斯、翁果岱“遣使来通好，自是蒙古通使不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科尔沁贝勒明安送女嫁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六月，科尔沁贝勒莽古斯送女与努尔哈赤之子四贝勒皇太极为妻，“四贝勒前往迎亲，会于辉发国呼尔奇山地方，遂大婚成礼”⑤。

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诸妃“迎于五里之外”；同年九月，科尔沁贝勒噶尔斋之女嫁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杀九畜，置四桌，汗与诸福晋（满语妃）、诸贝勒、大臣坐八角殿，演百戏而宴之”⑥。

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科尔沁贝勒斋桑之女（莽古斯孙女）嫁四贝勒皇太极。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六月，科尔沁贝勒翁果岱之子奥巴，因受察哈尔部威胁前往沈阳与后金结盟，“誓告天地”，努尔哈赤以侄女妻之。

札鲁特部驻牧在喜峰口外，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该部贝勒钟嫩送女同努尔哈赤次子“古英巴图鲁贝勒⑦为婚”；该部内齐汗以妹嫁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迨至年底该部贝勒巴拜将女嫁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天命八年九月，札鲁特贝勒劳萨之女嫁努尔哈赤之孙瓦克达，瓦克达“前往十方寺迎接”⑧。天命五年（1620年）二月，后金遣使札鲁特，与钟嫩会盟，“刑白马、乌牛，对天盟誓”，其誓词曰：“蒙天眷祐，愿相盟好，同谋共处”，“我二国素与明国为仇，今将合谋征之”⑨。

征察哈尔。

在漠南各部中察哈尔实力最为雄厚，横行大漠南北。天命十年十一月，因“察哈尔之兵来围科尔沁”，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等“率精兵五千前往”，“出征贝勒至农安，正值察哈尔兵将攻科尔沁之际，闻金兵至，即连夜退去”。

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初，察哈尔侵扰喀喇沁、鄂尔多斯等部，皇太极应喀喇沁、鄂尔多斯等部之请，发兵援助，在敖木轮大败依附察哈尔的多罗特部。同年九月，皇太极再次发兵，讨伐察哈尔，敖汉、奈曼、札鲁特、喀喇沁、科尔沁等部皆派兵参加，察哈尔部不支，拔帐西逃，从西喇木伦河（又名潢河）、老哈河一带撤出。

天聪五年（1631年）察哈尔部侵阿噜科尔沁。皇太极遣兵往援，该部首领林丹汗饱掠而去。翌年四月，皇太极约蒙古各部再征察哈尔，林丹汗率部众渡黄河西奔，窜至青海大草滩，部众散失十之七、八，所部解体。

天聪八年（1634年）五月，皇太极率军西征，一路之上收编察哈尔部众数万，林丹汗之叔茂奇塔特率部众投奔后金。皇太极行抵尚方堡得悉林丹汗死于痘症始撤军。天聪九年（1635年）四月，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子额哲归降，皇太极遂将次女嫁额哲为妻。林丹汗的败亡及察哈尔的臣服，标志着漠南蒙古同满洲贵族结盟的最后完成。

健全法制。

天聪三年（1630年）皇太极派官员“颁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五部，令悉遵我朝制度”。天聪八年（1635年），“定外藩禁令，凡夺人妇配他人者罚驼五十”，“如部长不察治，亦罚驼五、马五十”。

设立蒙古衙门。

在同漠南各部结盟的过程中，后金设立蒙古衙门，“专治蒙古诸部事”，“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

崇德三年（1638年），清朝廷将蒙古衙门更名为理藩院。理藩院下设六个司，其中王会司、柔远司、旗籍司，负责朝贡、禄赐等事；典属司、来远司、理刑司，除负责蒙古各部封爵、会盟、喇嘛承袭外，还兼管西藏事务。

划定牧地。

争夺牧地是蒙古各部贵族长期混战的原因，为此清朝廷对漠南各部划定牧界。天聪八年（1635年）“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蒙古牧地疆界”，明确规定，“既定界，越者坐侵犯罪；往来驻牧，务令会齐移动”。

编牛录，设旗、盟。

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派遣内宏文院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等“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牛录”，把漠南各部编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每旗设一札萨克（即旗长）。由清朝廷从蒙古王公中简派，札萨克一职世袭罔替。旗下设章京、参领、佐领数名，协助札萨克处理旗内事务。旗上设盟，盟长由蒙古衙门请旨简任，盟长对各旗札萨克有监督之权，但无权干预旗务、发布命令。

在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之外，还编有由清朝廷任命都统的蒙古八旗、土默特左、右二旗，此类旗直接隶属蒙古衙门，“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各札萨克君国子民者不同”。

调蒙古各部从征。

满蒙结盟补充了后金兵力之不足。科尔沁贝勒明安及其子昂洪、多尔济、绰尔济等“天命十一年，从伐巴林、札鲁特诸部，天聪五年从伐明，攻大凌河”，“六年从上伐察哈尔”；奥巴在天聪二年从征察哈尔，“三年从征明，克遵化州，围北京；五年围大凌河，降其将祖大寿；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复从征明”。顺治元年入关之战，“敖汉部长班第、巴林部长色布腾、阿噜科尔沁部长穆彰、土默特左翼善巴、奈曼部善丹、札鲁特部哲胃赫、四子部落多尔拜及札赍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科尔沁诸部皆从”。

以蒙古为长城。

我国北部历来是游牧部族出没、繁聚之地，自战国以来，历代中原统治者均以构筑、修葺长城的方式，阻挡游牧部族南下。一些游牧部族在进入中原后，也以修筑长城防犯其他游牧部族。满洲贵族通过与漠南各部结盟，挡住漠北各部的铁骑，至康熙年间又通过与漠北各部结盟，遏制准噶尔部东进的攻势。以蒙古各部“防御朔方”较土木所修长城“更坚”。

在同蒙古各部结盟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始终坚持恩威并施，“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叛则讨之，遁则宥之，降则舍之”；“开诚布信”，“以求服其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

注释①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

②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

③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

④在女真文字失传后，满族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蒙古文，额尔德尼、噶盖所创满文（即老满文）即参照蒙文字头。

⑤《满文老档》上册，第27页⑥《满文老档》上册，第567页。

⑦“古英巴图鲁”系代善赐号，译为“无畏勇猛”。

⑧《满文老档》上册，第562页。

⑨《满文老档》上册，第13l页。

⑩《满文老档》上册，第648～649页。

当时喀尔喀有三：一曰“旧喀尔喀”，编入蒙古八旗；一曰“喀尔喀左、右翼”。在喜峰口外一带游牧；一曰“外喀尔喀”即漠北各部，此处所言喀尔喀系指喀尔喀左右翼。

《清太宗实录》卷五。

《皇朝藩部要略》卷一。

《圣武记》卷三。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逝世后，札萨克部首领背盟，皇太极率兵讨之。

《清史稿·明安传》。

《清史稿·藩部一》。

《皇朝藩部要略》卷一。

南北朝时期，鲜卑拓拔部所建立的北魏为防备柔然就曾构筑长城。

《清圣祖实录》。

《皇朝藩部要略》序。

第二十九章

征噶尔丹噶尔丹系准噶尔部①首领巴图尔珲台吉②第六子，少时被送往西藏拉萨出家③，在五世达赖门下当了一名喇嘛。康熙十年（1671年），噶尔丹的同母兄僧格在嗣汗位十几年后④，被巴图尔珲台吉的庶出长子车臣所杀，噶尔丹闻讯即从拉萨返回准噶尔牧地，杀长兄车臣，自立为汗。

噶尔丹的崛起。

康熙十年十二月，噶尔丹遣使北京进贡，获得同清朝廷继续贸易的权力。

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袭杀和硕特部一支——驻牧在套西的鄂尔齐图汗。“噶尔丹娶鄂尔齐图女，旋以兵袭杀鄂尔齐图，破其部”，“于是西套厄鲁特溃散，或投西藏，或被虏归伊犁”⑥。“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惧、挈帐数千避居大草滩”⑦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噶尔丹起兵袭青海和硕特部，因内部意见不一，出发十一天后撤归，又恐与青海和硕特部结怨，遂以女嫁该部博硕克函济农之子根特尔。未几噶尔丹越过天山占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势力扩张到维吾尔族所居住的南疆地区。噶尔丹派官员去上述地区统治，将维吾尔族首领及其家属掳回伊犁关押。

康熙十八年（1679年）噶尔丹袭取哈密、吐鲁番，控制天山以南，居住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全部沦为噶尔丹的奴隶。

噶尔丹“思北并喀尔喀，乃自伊犁东徙，至阿尔泰山，并使杜尔伯特部众屯田，且耕且牧，以恃其食”⑧。在此期间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因“互将人民隐占”，“蓄怒交恶”⑨。康熙二十五年四月（1686年）清朝廷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喀尔喀，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矛盾，噶尔丹亦派己弟多尔济札卜偕达赖五世所派代表西勒图前往。多尔济札卜以调解为名，大肆挑拨离间，竭力拉拢札萨克图汗沙喇，盟誓会上又指责哲布尊巴丹活佛同达赖五世代表“抗礼踞坐”、对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肆行凌辱”，酿成土谢图汗怒杀多尔济札布、札萨克图汗沙喇的事件。噶尔丹遂以报仇为名，率精锐三万越过杭爱山，“分南北两路”，大举进攻土谢图汗部。此时土谢图汗部主力集中在楚库柏兴防御俄议和团戈洛文军队的袭掠，猝不及防，时为康熙二十六年九月（1687年）。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六月，噶尔丹在击溃土谢图汗部后，对喀尔喀各部肆行杀掠。喀尔喀各部“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⑩，奔入清汛界，乞求保护。喀尔喀故地尽被噶尔丹占领。

乌兰布通之战。

康熙皇帝噶尔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则益骄”，“踞喀尔喀王庭，征诸属国，控弦之士数十万”。康熙二十九年初（1690年），噶尔丹以追杀土谢图汗、哲布尊巴丹活佛为名，大举南下，向漠南（即内蒙古）逼近。三月初，康熙令调鄂尔多斯、四子及归化等处兵六千，携三个月口粮，赴土拉防备，且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坦赴军前，安排驿站。该年五月初，噶尔丹率军渡过乌尔伞河，康熙得报急调科尔沁、喀喇沁、翁牛特、巴林等部兵三千三百人，开赴土拉，听阿喇坦节制；又从京师抽调八旗前锋兵二百、汉军炮兵二百及每佐领护军一名（约千余人）开赴军前。旋即调乌珠穆沁、阿巴垓、苏尼特等部兵赴土拉，又从京师八旗兵中抽调前锋兵二百、每佐领抽调护军两名开赴军前。六月中旬，在得悉噶尔丹的军队沿喀尔喀抢掠，“所有牛羊尽为所掳”，康熙令贝勒苏努统京城八旗起程，亦令科尔沁、敖汉、土默特等部兵全部开往土拉。

六月二十一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从蒙古各部中选精锐二百出击，噶尔丹采用“弓形阵”战术，利用火器掩护，大败阿喇尼。噶尔丹益发有恃无恐，攻入清帝国汛地——乌珠穆沁、克什克腾等部驻牧地，迨至六月底已兵临乌兰布通（昭乌达盟南端，毗邻直隶北部），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京师戒严”。

六月二十二日，康熙下诏亲征，从征诸王有裕亲王福全（顺治第二子，康熙帝之兄）、恭亲王常宁（顺治第五子，康熙之弟）、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康熙长子胤禔；从征诸臣有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以及都统、副都统多人。旋即命康亲王杰书、恪慎郡王岳希率军出张家口，驻归化城。且调直隶等处火器营兵一千、京师火器营兵一千随同亲征，又从盛京调兵二千、吉林乌喇调兵二千开赴军前；传谕内蒙古四十九旗备兵分汛警戒，于险要之处驻兵。

七月初六，裕亲王福全率部先行。七月十四康熙从北京出发，出古北口，十八日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康熙因旅途劳累，病在军前，七月二十三日，顺从群臣吁请，即日回銮。行前康熙令裕亲王福全节制诸军，又命“选择肥壮马匹分给随驾火器营兵、前锋护军”，令彼等“驰赴大军前”听命。

八月初一晨，清军与噶尔丹军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军队二万余“阵山下，依林阻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谓之驼城”。清军“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坚，声震天地”，“驼毙于炮，颓且仆”，驼城“断为二”。清军“步骑争先陷阵，左翼兵又绕山⑩横击，遂破其垒”，噶尔丹不支，乘夜率军败逃。

次日清晨，噶尔丹“遣西藏喇嘛济隆”到清军营地，会见裕亲王福全，“卑词乞和”，口称“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系大非理”，皆“因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误”，“请求“休征罢战”。福全因所调“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未至，便允济隆所请，“檄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暂止勿击”，噶尔丹遂乘机北撤，渡潢河，穿过大碛山，“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

噶尔丹在撤退中“尽失负驼”，“狂奔绝漠而北，沿途饥踣死亡，得还科布多者仅数千人”。

昭莫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在经过几年休整后，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遣兵侵掠喀尔喀益甚，屡书索土谢图汗及哲布尊巴丹大喇嘛”，“阴遣使诱内蒙古各部叛归己”。一年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尔丹率骑兵三万，从科布多出发，再次大规模东犯。该年七月已抵克鲁伦河流域兵抵巴颜乌兰，“自秋徂冬，踞之不去”。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二月，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率盛京兵二千、宁古塔兵一千、科尔沁兵四千，沿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归化将军费扬古率领共约二万四千，分别由归化（今呼和浩特）、宁夏启程；中路兵由驻京八旗及宣化绿营组成，约三万余，由皇帝自将。

该年四月初，中路军已至科图，东路军未能按期到达预定地点，西路军因噶尔丹东进时“尽焚草地”须“迂道秣马”及“粮运阻雨”亦不能如期到达。噶尔丹又大肆张扬“俄罗斯助兵之信”。从征大臣佟国维、索额图、伊桑阿等力劝康熙回銮，仅以西路军迎敌。康熙断然拒绝道：“如中路军撤退，贼尽锐注西路，西路不其殆乎?遂率兵趋克鲁伦河。”五月初七，康熙所率中路军已抵西巴尔台，逼近噶尔丹营地。

噶尔丹在得到康熙亲征至此的讯报后，殊为不信，亲“登北孟纳兰山，望山御营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军容山立，大惊，拔营宵遁”。初八中路军至克鲁伦河，“北岸已无一帐”。康熙令“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搜讨巴颜乌兰近地”，自率“前锋追之三日至施山不及而还，命内大臣明珠尽运中路粮以济西师”。五月十四，康熙启程回京，令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往迎西路军，做好歼敌之备。

噶尔丹率部“奔驰五昼夜”，“沿途遗老弱辎重”，有万余之众在五月十三日抵达昭莫多（蒙语树林）。该地位于“肯特岭之南，土拉河之北”（乌兰巴托东南约七十里），“平旷饶水草。回望大岭，千仞如屏，为自古漠北战场”。

费扬古所率西路军适行抵昭莫多，因长途跋涉“马僵其半，士多徒步”。费扬古以“马力不能驰击”，“以逸待劳”“距敌三十里即止营。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荟，可设伏”。西路清军“先遣前锋兵四百，且战且却”，诱敌至。费扬古率军“先据小山，阵于东，余沿土拉河阵于西，兼备林中伏贼”。孙思克率绿营居中而阵。

十三日晨，噶尔丹军被诱至，向孙思克部所扼守的山头发起猛攻，清军“据险俯击，弩迭发”。敌军“冒矢铳鏖斗，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费扬古遥望敌阵后方，“人马木动，必其妇女、驼畜”，“乃麾沿河伏骑一横冲入阵，袭其后辎重”。孙思克部“奋呼夹击”，噶尔丹军“始溃败”。清军“乘夜追击三十余里，天明收军。斩三千级，降三千，获马、鸵、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并殪其可敦（可汗之妻）阿努”。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

噶尔丹的败亡。

噶尔丹“自破喀尔喀后，恋漠北地，久不归伊犁，旧部尽为兄子策妄阿拉布坦所并，自阿尔泰山以西皆非已有”。又连年征战“精锐丧亡，牲畜皆尽”。“欲西归伊犁则畏策妄阿拉布坦之逼，欲南投乌斯藏（即西藏）则道远不能至，欲北赴俄罗斯，而俄罗斯拒不受”。

当噶尔丹听到屯集在翁金河的清军余粮“运回宁夏，乃遣兵数千山谷中，突出掠之”，被清军护粮兵“前后夹击所败”。“欲掠喀尔喀之出边游牧者，闻有备，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被青海所擒。准噶尔部台吉“络绎”降清，噶尔丹“尽丧羽翼”，所剩“皆老赢”，竟至掘草根为食。

昭莫多之战后四个月，康熙以试鹰、行围为名前往宣化、张家口一带，十月中旬抵达归化。此时噶尔丹部属仅千余，食用艰难，冻饿而死者甚众。策妄阿拉布坦联络土尔扈特部阿玉奇等集兵数千，于阿尔台之土鲁图地方阻击噶尔丹。

该年十一月，进退失据的噶尔丹遣格垒沽英等二十人前往归化行在请降。行前噶尔丹对格垒沽英等言道：“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国皇帝神灵奇异，闻其行军所至，泉涌于沙，草生于碛，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属之人皆往属之，是人助也。尔往其所，观其侍从大臣行止若何，归日议之，”言毕泣之。该月二十五日，康熙在东斯垓召见格垒沽英，并对随驾诸臣谕道：“朕原无征噶尔丹之意，皆噶尔丹所自取。且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今噶尔丹穷迫已极，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怜，朕意欲抚之。”遂遣格垒沽英赍敕往召噶尔丹，“许以待喀尔喀恩例”，且对格垒沽英言道：“尔还语噶尔丹，令其亲身来降，否则朕必往讨。朕在此地行猎七十日待尔，限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期，朕即进兵矣。”

因噶尔丹终不肯归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二月，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兵进宁夏。此时噶尔丹身边只有人丁三百余，“噶尔丹使子塞布腾巴珠征粮哈密，为回人擒献，所猎萨克呼里之地野兽已尽”，“策妄阿拉布坦劲兵伏阿尔泰山将擒以献功。噶尔丹进退无地，不知所为计，每夕或数惊”。其亲信力劝噶尔丹当机立断，“如降圣上，则往近之；如不降当另图一策”。该年闰三月十三，走投无路的噶尔丹死于察阿穆塔台。“于是自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

四月十五日，费扬古疏报送抵御前，康熙得悉“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其属下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济海，共率三百户来归”。

注释①准噶尔部牧地在额尔齐斯河。在厄鲁特四部中，准噶尔与杜尔伯特均系瓦刺太师也先之后（也先长子为杜尔伯特始祖，次子为准噶尔部始祖）；土尔扈特为元臣翁罕之后；和硕特部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

②巴图尔珲台吉在位期间迫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占据该部牧地塔尔巴哈台；和硕特部袭取青海后，原在鸟鲁木齐的牧地亦被准部占领，其势力几乎囊括天山以北。巴图尔珲台吉与俄国交往频繁，购得大量火器。

③明万历年间，土默特部俺答汗入藏迎达赖三世至青海，建仰华寺奉之。此后蒙古王公均送一子出家为喇嘛。为了借助蒙古军事力量振兴喇嘛教，达赖向蒙古王公“广开喇嘛教万神殿之大门”，在蒙古出现了比西藏本土还多的活佛。

④僧格约于顺治十年（1653年）嗣位。

⑤套西指河套以西，其地东至宁夏，西到甘州，南抵凉州，北临瀚海，方圆七百余里。

⑥⑦⑧《圣武记》卷三。

⑨《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据记，札萨克图汗内部争权夺利，混战不已，部民多逃至土谢图汗部。

⑩《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回部即指居住在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

青海指在该处住牧的和硕特蒙古。

《圣武记》卷三。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广阳杂杂记》卷一。

《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

《圣武记》卷三。

此河系潢河的一条支流。

此山即乌兰布通山。

固《圣武记》卷三。

佟国纲在交战中阵亡。

《圣武记》卷三。

在当时内外蒙古从克鲁伦河划界。

《圣武记》卷三。

经外交交涉，俄政府已于1696年（康熙三十三年）颁令各边卡，严禁卖给噶尔丹军火。但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所获噶尔丹部人言俄罗斯拟于草青时，助鸟枪一千及大炮，送至克鲁伦河。

《圣武记》卷三。

策妄阿拉布坦系僧格之子，因噶尔丹夺妻，逃往吐鲁番，“乘噶尔丹南侵败之际。潜回伊犁”，“遂有毕部大半”。噶尔丹进攻策妄阿拉布坦失利，只得以科布多为游牧地。

《圣武记》卷三。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八。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四，噶尔丹之子塞布腾巴尔珠被解至宁夏神木县。康熙问话时战栗不能对，旋解京师，交理藩院拘禁。

《圣武记》卷三。

关于噶尔丹死因，《清圣祖实录》、《圣武记》均记载为“饮药自尽”；另据《康熙朝起居注》（该档现存台湾）所记系“早得病，至晚即死”。

《圣武记》卷三。

丹济拉等一行因“缺马无粮”，暂住巴雅恩都尔地方，几天后策妄阿拉布坦遣兵至，劫走噶尔丹骨骸及钟济海。

《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抚绥漠北喀尔喀漠北蒙古，系元顺帝第八子格埒森札后裔的牧地，号所部为“喀尔喀”，析部众为七旗，以七子分领之。格埒森札长子阿什海，长右翼，所部尊之为札萨克图汗；阿什海之四弟诺诺和长左翼，尊之为土谢图汗；阿什海之五弟阿敏都喇勒牧地在瀚海以北，被尊为车臣汗。诺诺和第四子图蒙肯，因尊奉喇嘛教为达赖青睐，授赛因诺颜号，于是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因诺颜部。以其地在漠北，又称之为外喀尔喀、外蒙古。

时而通贡，时而为乱。

漠北各部“旧服属于察哈尔”，天聪九年（1635年），清军臣服察哈尔部，“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部上书通好”，次年土谢图汗衮布，札萨克图汗素嘏等，赛因诺颜部长图百相继至”①，此为“喀尔喀部通好之始”。

漠北喀尔喀同清朝虽有交往，尚未称臣，且彼此之间时有冲突发生。崇德三年（1638年）“札萨克图汗素巴第掠归化城”，侵掠臣服清朝廷的内蒙古土默特部，皇太极率军亲讨之，“所部遁，遣使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②。顺治三年（1646年）“车臣汗硕垒诱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硕垒遣子本巴等、土谢图汗衮布遣其属喇瑚里等合丹津喇嘛（赛因诺颜部长图蒙胃次子）兵五万授腾机思”。顺治五年（1648年）“腾机思乞降。车臣汗硕垒遣使献驼百、马千人谢，土谢图汗衮布等并上表引罪”③。顺治七年（1650年）札萨克图汗部“诡称行猎，私人归化城掠牧产”④。

沙俄的扩张与喀尔喀的抗击。

自十七世纪上半叶，沙俄的势力已向喀尔喀渗透。早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沙俄政府即遣使札萨克图部阿尔泰汗（素巴第叔父硕垒乌巴什一支）劝其臣服俄国，遭到拒绝；1647年（清顺治四年）沙俄的一支探险队，闯入车臣汗的牧地，极力劝诱车臣汗入籍俄国亦遭拒绝；1649年（清顺治六年）沙俄派出以札巴洛茨基为首的使团⑤，直抵车臣汗庭帐，竭力诱惑车臣汗硕垒的寡妻改入俄国籍，仍遭拒绝。

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的势力已侵入土谢图汗部牧地，占领贝加尔湖一带的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厄尔口城（伊尔库茨克），建立殖民据点，为此土谢图汗多次遣使俄国进行交涉，要求俄军从楚库柏兴撤军⑥。喀尔喀各部民众亦对入侵者多次发动攻击⑦。当清俄决定举行边界谈判后，沙俄政府所派遣的带有武装的戈洛文使团，于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行抵贝加尔湖，袭扰喀尔喀各部，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土谢图汗部的军队在鄂尔浑河一带大败戈洛文所率领的俄军，龟缩在楚库柏兴的戈洛文也被蒙古军民团团包围。

噶尔丹入侵及喀尔喀举部内迁。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九月，准噶尔汗噶尔丹利用土谢图汗怒杀多尔济布的机会向喀尔喀发动袭击。土谢图汗部主力正在楚库柏兴围困戈洛文，不及回防。土谢图汗率部众，奋起迎击噶尔丹，双方在鄂罗会诺尔“鏖战三日”，终因力量悬殊过大，被准噶尔部击败，“溃卒布满山谷”⑧，“其色惊惶”’⑨。戈洛文遂乘机遣使劝喀尔喀臣服俄罗斯，并以助噶尔丹相要挟⑩。

喀尔喀部腹背受敌，一部分首领迫于沙俄的军事威胁，有北投俄罗斯之意，众意不决，商诸哲布尊巴丹活佛，哲布尊巴丹否决北投俄罗斯之议，断然言道：“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清帝康熙），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乃决”。

康熙得悉喀尔喀七旗全部内服，诏令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发归化、张家口、独石口等地仓储赈济彼等，且赐荼、布、牲畜十余万，又将科尔沁牧地借给喀尔喀。

多伦诺尔会盟。

乌兰布通之战后的第二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清朝廷在上都河与额尔屯河间的多伦诺尔举行喀尔喀蒙古会盟阅兵。

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帝康熙率上三旗离京，随同前往参加会盟的还有下五旗、八旗前锋、护卫、火器营。四月三十日，清帝一行抵达位于承德西北的多伦诺尔，当即令尚书马齐对喀尔喀三部之汗、济农、台吉等分别叙赏。

会盟于次日举行，“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分二十八汛，各环御营而峙”。喀尔喀各部首领及漠南四十九旗王公、台吉“豫屯于会阅之地百里以外”，听候传唤。喀尔喀三部首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车臣汗乌默客、已故札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妄札卜在理藩院、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进入御帐，朝见康熙。对于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积怨，康熙进行调解。康熙批评土谢图汗不该拒不交还札萨克图汗部属民，更不该杀害札萨克图汗沙喇，“兄弟内相构怨”，致启外患“使喀尔喀百姓流离”，念其“率众来归”，“故不忍治罪”。在土谢图汗“具疏请罪”、彼此释怨后，康熙令策妄札卜袭札萨克图汗。

五彩蝴蝶纹瓶五月初二，康熙设宴招待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哲布尊巴丹活佛以及各部首领共三十五人；康熙在行宫升坐，三部汗及各部首领向御坐行三跪九叩礼后，依次就坐，鼓乐齐奏，康熙亲赐酒。

五月初三，康熙赐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哲布尊巴丹活佛各银千两，及缎十五匹、银器、袍、帽、茶、布等物，又赐各部济农、诺颜银物若干。因札萨克图汗策妄札卜年幼，赐之皇子所用衣帽、数珠。康熙再次赐宴，席问谕道：“朕好生之心，本于天性，不忍尔等之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粮糗，以资赡养”。“会同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故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漠南蒙古）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三汗名号依旧保留，取消蒙古原有的济农、诺颜等封号，改用满洲贵族所使用的封爵——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称号。鉴于“札萨克图汗无辜被杀，且所属人民离散，困苦已极，深为可悯，著将伊亲弟策妄札卜封为和硕亲王”；又将土谢图汗长子噶尔旦、札萨克济农古禄西希、车臣汗之叔纳穆札罗等封为郡王；土谢图汗之弟西第西里、车臣汗族叔车布登封为贝勒。

建汇宗寺。

多伦诺尔会盟之后，应喀尔喀王公之请，在多伦诺尔建立一座规模宏大的喇嘛庙，“以彰盛典”，作为暂居内蒙牧地的喀尔喀宗教中心，由哲布尊丹巴活佛主持该寺，“以一众志”。

编旗。

多伦诺尔会盟后，喀尔喀同漠南各部一样实行札萨克（旗长）制，共编三十四个旗，旗下设参领、佐领。

康熙三十六年，“殄噶尔丹，而返喀尔喀于漠北”，加封有功贵族，“增编为五十五旗，屯田于鄂尔昆河左右，并征其兵防讯于阿尔泰山”。雍正九年（1731年）增至七十四旗，因赛因诺颜部部长额驸策楞在同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的较量中屡建奇功，“增赛因诺颜部”，令其辖二十个旗，正式形成三汗四部的格局。“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驻定边左副将军及参赞大臣抚之”，“喀尔喀四部之兵统于定边左副将军”。

从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会盟时起，喀尔喀已经同漠南各部一样成为清帝国境内的臣民，迨至康熙三十六年彻底摧毁噶尔丹、喀尔喀三部重返漠北，大沙漠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成为清帝国版图中的一部分。

注释①②③④《皇朝薛部要略》卷三。

⑤札包洛茨基在掠夺布里亚特蒙古部落时被击毙，向车臣汗硕垒寡妻进行劝诱的系该使团译员潘菲尔·谢苗诺夫。

⑥土谢图汗曾于1672年（康熙十一年）、1675年（康熙十四年），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遣使俄国。

⑦1668年（康熙九年），蒙古民众攻打俄据点巴拉甘斯克，1671年（康熙十年）包围尼布楚，俄侵略者“奄奄待毙”。

⑧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⑨钱良择：《出塞纪略》。

在《戈洛文出使日记》中记道：“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营大炮协同他（指噶尔丹）作战”，“战场相遇时，”噶尔丹就“以皇家部队（指俄军）的名义恫吓他们（指喀尔喀）。”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多伦诺尔又名七星潭，“多伦”汉语“七”、“诺尔”汉语“湖泊”。

上三旗系指由清朝皇帝统领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

下五旗系指由亲王统领的镶白旗、两红旗、两蓝旗。

《圣武记》卷三。

据《皇朝藩部要略》所记：“喀尔喀旧俗汗最贵，济农次之，诺颜又次之。”

会同指诸侯会盟、朝见天子。

《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

噶尔丹进犯时，纳穆札罗力劝车臣汗率部众十万归服清等。

乾隆御制《普宁寺碑文》。

设参赞大臣二人：一驻移布多；一驻乌里雅苏台，其中一人以蒙古贵族出任。

《圣武记》卷三。定西藏自宗喀巴①创立新教格鲁派（亦称黄教）以来，西藏喇嘛教内新教与旧教（亦称红教）之争便开始产生。明清之际，黄教与红教的矛盾日趋尖锐，掌握西藏政务的藏巴汗与信奉红教的青海却图汗②结成反对黄教的同盟。黄教三大寺（色拉、哲蚌、甘丹）遣使赴乌鲁木齐，与和硕特部顾实汗联络，请其出兵援助。1636年（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顾实汗进军青海③击败却图汗，占领青海。顾实汗应达赖第巴④之邀，于1641年（清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进军西藏，生擒藏巴汗⑤，建立由和硕特部蒙古贵族与黄教联合统治西藏的体系——达赖居前藏、班禅居后藏，庶务由顾实汗长子达延及达赖的第巴联合执掌。顾实汗成为青海、西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⑥。翌年（1642年）顾实汗与达赖、班禅即遣使盛京，与清朝廷建立联系。

五世达赖圆寂所引起的风波。

康熙十八年（1679年），达赖五世任命心腹桑结嘉错出任第巴⑦。在此之前，达赖喇嘛通过扩建布达拉宫和增建黄教寺院，不断扩大实力，同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贵族抗衡。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达赖五世圆寂，桑结嘉错匿丧不报，以达赖代言人自居，“伪言达赖入室，居高阁不见人”⑧。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昭莫多之战后，清朝廷才从被俘获的西藏人处得知达赖已去世多年，桑结嘉错“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⑨。在受到清朝廷责问后，桑结嘉错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发丧，并宣布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仓洋嘉措已经坐床（喇嘛教活佛继承仪式，转世灵童升座后才成为合法继承人）。仓洋嘉措时年十五岁，并未得到顾实汗之子达赖汗（达延汗之弟）的认可，达赖汗之子拉藏汗屡将其“行为不端”之处向清朝廷汇报，并将硕特部贵族与西藏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拉藏汗统兵从西藏北部直逼拉萨，经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调解，达成桑结嘉错退位（由桑结嘉错之子出任第巴）、拉藏汗退兵的协议。时过一年战事又起，藏兵战败，桑结嘉错被杀，拉藏汗将达赖六世仓洋嘉措废黜，解送北京，并于西藏另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拉藏汗此举，激起青海蒙古王公的抵制，彼等拥立在里塘出生的噶桑嘉措为真达赖。为避免矛盾激化，清帝康熙令噶桑嘉措暂居西宁塔尔寺，并派侍郎赫寿入藏解决达赖灵童转世所引起的争端。

策妄阿拉布坦派兵入藏。

策妄阿拉布坦系僧格长子，在噶尔丹统治时期，因受逼迫“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在噶尔丹东征喀尔喀后返回伊犁，“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策妄阿拉布坦把一部分维吾尔族人迁往伊犁，从事农业生产，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一带，大片沃土得到开垦。在他的统治下“历十余年，部众繁滋”，实力大增。

为了向青海、西藏扩张，策妄阿拉布坦一方面同拉藏汗联姻；一方面同黄教三大寺的喇嘛来往频繁，暗中结成一个反对拉藏汗的同盟。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其弟策凌敦多布领精兵六千，绕戈壁滩，越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从西藏北部腾格里山入藏，击败藏兵。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月准兵攻入拉萨，拉藏汗逃往布达拉宫，布达拉宫驻军迎降，拉藏汗在突围时坠马被杀。准噶尔军遂“虏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又将拉藏汗所立达赖六世伊喜嘉措囚禁。据一位在拉萨的外国传教士记载：“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把一些人背绑着吊到粱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至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

清军入藏。

在准噶尔部入侵西藏之后，拉藏汗恳请清朝廷“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二月清政府令“西宁、松潘、打箭炉、噶斯等处各预备兵马”，令青海派兵六千，又令从“西宁满洲兵内选二百名，绿旗兵内选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带至青海地方，会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酬行事”。

康熙在得悉拉藏汗遇害、准噶尔部占领并洗劫西藏后，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前往西宁，指挥入藏作战。胤禵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三月十一日抵达西宁，从征诸军驻扎索诺木。为入藏作战，“自阿什罕至索诺木设驿十五站，自索诺木之旁通柴旦之路设驿五站，每驿设兵二十，马十五”。

暂居塔尔寺的“真达赖”噶桑嘉措活佛，在清军抵西宁后，发表告示，号召西藏人民配合入藏清军“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鉴于噶桑嘉措得到西藏、青海僧俗的拥戴，康熙谕令胤禵在入藏作战的同时，护送噶桑嘉措入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为了牵制准噶尔的兵力，康熙命傅尔丹等从巴里坤、阿尔泰出兵。

根据康熙的部署，西征大军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六月，兵分两路向西藏推进：北路军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从青海出兵；南路军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从四川出师。噶尔弼采纳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以土司兵为前驱，沿途招募藏兵七千，以皮船渡河，迅速切断准噶尔军的饷道。延信所率北路军在卜克河、齐嫩鄂尔、绰马喇等地多次大败策凌敦多布，策凌敦多布“计穷力竭，狼狈而逃”仅带数名随从逃回伊犁。

清军在占领拉萨后，在各寺庙抓获准噶尔喇嘛一百零一人，把策凌敦多布所任命的五名总管喇嘛斩首，其余尽行监禁。该年九月十五日，平逆将军延信为噶桑嘉措活佛举行隆重的坐床大典，确立其作为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同时把拉藏汗所立六世达赖伊喜嘉措，送至北京安置；封第巴阿尔巴布、康济鼐为贝子，封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令彼等管理前藏；封颇罗鼐为一等台吉，令其管理后藏，此即四噶隆共治。

鉴于“西藏屏藩青海、滇、蜀”，防务尤属重要，清朝廷采纳大将军胤禵的建议，从西征军中抽蒙古兵一千五百人、绿旗兵二千、八旗兵五百人驻守西藏，由公策旺诺尔布、将军延信统之，其余西征军从康熙五十九年年底陆续撤回。

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

雍正年初（1727年）副都统鄂齐从西藏归来，向朝廷汇报前藏情况：达赖喇嘛偏袒其父索诺木达尔礼;索诺木达尔礼娶隆布奈二女，遂与隆布奈结为一党；阿尔巴布行事阴险；康济鼐居功自傲，为隆布奈等所仇。清朝廷遂于正月三十，作出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携谕旨入藏的决定，令将隆布奈解任，谕达赖喇嘛、阿尔巴布、康济鼐和舟共济。

该年六月十八日，阿尔巴布、隆布奈发动叛乱，执杀康济鼐，当时钦差一行尚未抵藏，主持后藏事务的颇罗鼐一方面聚集后藏兵马同叛军作战，一方面疏报清朝廷，亟请发兵进藏，剿灭叛军。十一月初一，雍正帝令左都御史查郎安、副都统迈禄统兵一万五千，于明春草青时入藏。

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初一，清军抵达西藏。在此之前阿尔巴布、隆布奈等所发动的叛乱已被颇罗鼐所平定，清朝廷晋封颇罗鼐为郡王，令其协助达赖处理全藏事务。诏令入藏兵两千留守，两位钦差分驻前藏、后藏，是为设置驻藏大臣之始。

《西藏善后章程》的制定。

乾隆十二年（1747年），颇罗鼐病故，由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承袭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实现大权独揽，派人暗杀在后藏的长兄策布登，进攻策布登的军队，派人监视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屡屡发生冲突，“潜结准噶尔为外援”。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一月，新任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抵藏后，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叛已迫在眉睫，二大臣遵照“相机擒戮”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密谕，以宣旨为名把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引至驻藏大臣衙门处死，其党羽遂发兵围困驻藏大臣衙门，“枪炮齐发，环攻之”，因“墙高而固，不能入，贼乃积薪楼下，烈焰四起”，两位驻藏大臣相继遇难。

在清军入藏之前，达赖喇嘛即已率领僧俗民众，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党羽所发动的叛乱。

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朝廷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的噶隆仍为四人，凡事要四人“公共办理”；

噶隆办理政务应在噶厦衙门，不得“于私宅办事”；

重大事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

任命第巴以及革除治罪，均须“公司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

各寺院之堪布喇嘛，“或遇缺出”，均由“达赖喇嘛酌行”，各噶隆不得“专擅办理”。

《钦定西藏章程》的制定。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军在驱逐侵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后，命将军福康安会同达赖、班禅共同起草西藏善后章程，共拟定一百零二款，经清政府修改订为二十九款，归纳起来主要有驻藏大臣权限；达赖、班禅及活佛转世；建立西藏常规部队等方面内容。

根据钦定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遇有西藏地方官员缺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对外交涉“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境外写给达赖、班禅的信件，均须“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酬定回书”；西藏地方财政“统归驻藏臣稽查总核”。

达赖、班禅以及活佛的转世，均须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抽签决定，此即“金瓶掣签”（亦称金奔巴）制度。由驻藏大臣将各地呈报的转世灵童的姓名、出生时辰等交驻藏大臣汇总，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牙签之上，放入清政府所赐金瓶之中，在大昭寺宗喀巴像前抽签抽中者即为新的转世活佛。新活佛长大后，须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举行坐床之典。“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吹忠”（巫师）对转世一事的把持。

鉴于廓尔喀两次入侵所造成的混乱，《钦定西藏章程》规定在前藏、后藏各增设“番兵一千名”，并在“冲途要隘之定同，江孜地方安设番兵各五百名”，由清朝廷放发“钱粮口粮，加以训练”。

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以及《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西藏章程》的相继制定，加强了清王朝对西藏地区的统辖。

注释①宗喀巴生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得道于甘丹寺，以改革红教巫术流弊为己任。

②喀尔喀部却图汗在1634年占领青海，屠杀、囚禁黄教僧人。

③顾实汗在出兵青海之前，同准噶尔部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④达赖喇嘛的执事及西藏地方官员均称作“第巴”。

⑤藏巴汗被装入牛皮囊，投入雅鲁藏布江。

⑥顾实汗把从西藏征收的赋税用以供养达赖，余为黄教经费。

⑦一说：桑结嘉错系达赖五世私生子。

⑧《圣武记》卷五。

⑨桑结嘉错对喀尔喀有自己的大活佛极为不满，鼓动噶尔丹出兵喀尔喀，且派代表在噶尔丹军中出谋划策，择黄道吉日出师。

⑩仓洋嘉措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倜傥风流，厌恶宗教生活。

关于仓洋嘉措的下落有三种记载：一行至青海病死（《圣武记》）；二解送途中被拉藏汗派人杀害（《西藏纪事》）。三行至青海，“决然遁去，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西藏民族政教史》）。

顾实汗的子孙一支入藏，一支留青海。

《东华录》卷一四。

《西域图志》卷首《准噶尔全部纪略》。

策妄阿拉布坦娶拉藏汗之姐为妻，又招拉藏汗之子丹衷为婿，丹衷去伊犁迎娶便被扣留，直至遇害。

《圣武记》卷五。

德斯得利：《西藏纪事》第十章。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

《抚远大将军奏议》。

仓洋嘉措在一首诗中说，有朝一日将去里塘，然后再回来。噶桑嘉措在仓洋嘉措死后两年出生，被认为是仓洋嘉措转世。

清朝廷任命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但在康熙四十八年，侍郎赫寿入藏时，已代表清朝廷承认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故后世均称噶桑嘉措为达赖七世。

噶隆系西地方政府官员，协助达赖掌管全藏事务。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闻清政府有调策布登到拉萨之意，即派人到阿里杀死策布登。

福康安：《双忠祠碑记》。

《藏事辑要》卷六。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尔喀曾入犯西藏。三年后，已故六世班禅的兄弟沙玛尔巴（红教活佛），因班禅遗产全部被在黄教中担任活佛的兄弟仲巴所独占，便选往廓尔喀诱其再度入侵西藏，占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所遗金银、法器劫掠一空。

以前达赖、班禅及活佛转世“俱凭吹忠做法指定”，西藏及蒙古贵族通过收买、拉拢吹忠，使自己的子孙成为转世灵童，从而把持政治大权，操纵政局，致使达赖、班禅及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皆以兄弟叔侄姻娅相传袭”，“几与世袭封爵无异”。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青海在西宁府西三百余里，“环海居者皆蕃族”，其地西邻新疆，南接川藏，北连甘肃，东通西宁，“袤延二千余里”。青海在“唐以前为吐谷浑，唐末并入吐蕃，于是崇僧成俗”。明初“置西宁、河州诸卫，领以番酋，授以国师、禅师之号”，明中叶以后该地被土默特部所占领，迨至明末崇祯年间，被喀尔喀却图汗袭取。却图汗占领青海不到十年，又被和硕特部顾实汗击败。顾实汗“人据青海，分部众二翼，子十人领之”①。

罗卜藏丹津之叛。

英国制造的双桅单烟囱“致远”舰罗卜藏丹津系顾实汗嫡孙，康熙五十九年，曾从抚远大将军胤禵入藏驱逐准噶尔军。平定西藏后，罗卜藏丹津“阴觊先人霸业，总长诸部，乃于雍正元年（1723年）夏，诱诸部盟于察罕托罗海，令各仍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爵”，“欲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汗（即达延汗）据唐古特（即西藏）以遥制青海”。因“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等不从”，罗卜藏丹津遂向彼等发动突袭，察罕丹津“仓卒不能抗，秋八月挈众内奔河州关外”②。

住持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门汗，系察罕丹津之侄。罗卜藏丹津“以术诱惑使从已，大喇嘛既从，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犯西宁，掠牛马，抗官兵”③。青海各寺院（如塔尔寺、郭隆寺、石门寺等）喇嘛，纷纷披甲执兵器率僧俗民众烧杀抢掠，青海局势急转直下。罗卜藏丹津所率叛军距西宁止有十余里，攻打南川、西川、北川、新城堡、布隆吉尔等地，抢掠财物，烧毁民间草谷，胁迫当地百姓助其攻城，一时间“遍地皆贼”。

清军入青海平叛。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初二，清朝廷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进军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受命后，“分兵永昌、布隆吉尔，防叛军内犯”，“南守巴塘、里塘、黄胜关扼贼入藏之路；又请敕富宁安等屯吐鲁蕃，噶斯口截其通准夷之路”，“并移察罕丹津所部于兰州”④。

经年羹尧部署，从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尔多斯、吐鲁番等处抽调绿旗、蒙古兵一万九千名，由岳钟琪率领，兵分四路，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推进；另派兵九千五百名驻守西宁各边口及永昌、甘州、松潘、里塘、巴塘、察木多、中甸等地。

平叛之战异常激烈，仅郭隆寺一战即歼叛军六千余名，据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折奏所言：章嘉活佛胡必尔汗原住西宁东北郭隆寺，该寺“属下喇嘛甚多”，胡必尔汗素与罗卜藏丹津相善。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郭隆寺众喇嘛忽聚兵操演”，“寺内喇嘛传令东山一带番人，约于十月十一日齐集拒战”，“反形已露”。“遂遣提督岳钟琪会同前锋统领苏丹、副都统觉罗伊礼布等统兵进剿”，双方在叛军营地——哈拉直沟展开激战。清军“直前奋击，斩贼数千，据其三岭，毁其十寨”，追击途中又“毁其七寨，焚房屋七十余所”。一月十三日，清军逼近郭隆寺，叛匪在“寺外山谷闻”设伏千余，未经接战，“皆逃入洞内”，清军“施放枪炮，复聚薪纵火，贼俱熏死”，“随毁郭隆寺”。章嘉活佛胡必尔汗已被众喇嘛“预先携往大通河西杂隆地方”⑤。

未几，清军又一举消灭“倚石门寺为巢穴，肆行劫掠”的叛军据点。清军“分为五路进发”，“奋勇齐击，杀死喇嘛番贼六百余人，搜夺得盔甲五十余副，刀枪撒袋等物甚多，因即将寺焚毁”⑥。

罗卜藏丹津接连遭受重创，和硕特部贵族“各杀贼来归”，“降其胁从部落十余万。罗卜藏丹津不支，遂通过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父亲索诺木达尔礼⑦进行斡旋。雍正二年初，达赖喇嘛即遣使至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处，为罗卜藏丹津求和讲情。

奇袭罗卜藏丹津营地。

在清军的追击下，罗卜藏丹津撤至柴达木以东的敖拉木胡卢，距西宁千余里。时值残冬寸草未生，罗卜藏丹津拥众十万以上。年羹尧拟奏请朝廷调兵两万，待入春后分四路进剿。岳钟琪“以青海辽阔，番众尚不下二十余万，我军深入，贼若散而诱我，击此失彼，四面受敌；我军如俟青草出时进兵，则彼马已得草十余日”，建议年羹尧“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马倍之，兼程击毒其不备”⑧。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岳钟琪率部追击罗卜藏丹津“蓐食衔枚宵进”，中途歼敌二千，使敌无哨探。“自出师至贼巢凡十五日”，“黎明抵其帐”，罗卜藏丹津“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皇大溃。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骑白驼遁”⑨。清军在追出三百里后，“至桑骆海（青海西藏交界处）”，“路尽而返”。

此役俘获罗卜藏丹津母、弟、妹，歼敌八万，“降男女数万，驼、马、牛、羊、器械、甲帐无算”⑩。雍正帝在御制平青海碑文中称赞此役：“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输之费，克奏朕功，永清西徽。”

进剿余党。

从雍正二年四月，起“岳钟琪等统率官兵进剿于山险林密之处，奋战五十余日”，先后在桌子山、棋子山、天王沟、镇羌、石门口、宽沟等地分路进剿。“岳钟琪夜募死士，以降番乡导，援萝跻壁”，“直抵贼穴”。在“郭隆寺、郭莽寺逃出之喇嘛”煽惑下，纳朱公寺、加尔多寺的僧人“与贼串通”，而“先密寺番人顺逆无常，且与棋子山贼穴相连”，上述诸寺均被“焚毁”。在平叛过程中“辟青海域千余里，分其地赐各蒙古”。

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年羹尧所拟定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议，于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颁行：

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宜分别功罪，以加赏罚”；

二、“青海部落宜分别游牧、居住”，请照内札萨克（即指内蒙四十九旗）编为佐领，“每百户编一佐领，其不满百户者为半佐领，将该管台吉俱授为札萨克”，“每札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俱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名”，“每年会盟，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不准妄行私推”。

三、“朝贡交易宜按期定地”，“由边外赴京进贡青海诸王贝勒”，“三年一次”，“其与内地之人互相交易之处，则定以每年二月、八月二次交易”，在“西宁、西川边外”的“那拉萨地方”进行，“不准擅移”；

四、“将不愿为青海属人之喀尔喀等，照青海例编旗，分为佐领，添设札萨克等，分驻剿灭逆贼之旧地”；

五、“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衔”；

六、取缔达赖喇嘛在打箭炉，向过往贸易人征收的“鞍租”；

七、对喇嘛寺庙定期稽查，“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不得超过三百，“每年稽查二次”，“番民之粮俱交地方官管理，每年量各庙用度给发，再加给喇嘛衣服银两”；

八、加强陕西边防，“于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地方创修边墙，筑成城堡”，组织民人去肃州以西垦种（该地肥沃），“修城驻兵”；

九、甘州等处添设官弁；

十、里塘、打箭炉等处，添设官弁；

十一、边地弁兵归并裁汰；

十二、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军罪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

十三、番人部落善加“抚绥”。

根据善后十三条，青海共编二十九旗，其中和硕特二十一旗（乾隆时增一旗）；土尔扈特四旗；喀尔喀一旗；辉特一旗；准噶尔一旗。

年羹尧在十三条之外又提出禁约十二事，亦被清朝廷批准执行。

注释①②③④《圣武记》卷三。

⑤《清世宗实录》卷一五。

⑥《清世宗实录》卷一六。

⑦索诺木达尔礼系罗卜藏丹津岳父。

⑧《圣武记》卷三。

⑨罗卜藏丹津仅带二百人逃至噶尔逊河，横越戈壁，北投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死后，罗卜藏丹津拟谋杀新继立的噶尔丹策零，事觉被执。

《圣武记》卷三。

《岳襄勤公行略》。

《圣武记》卷三。

《清世宗实录》卷二○。

西宁寺庙，喇嘛多者达二三千，且私藏盔甲，“遂成藏污纳垢之地”，叛应罗卜藏丹津。

《清世宗实录》卷二○。

禁约十二事规定：朝见、进贡定有期限；不准自称盟长；不许扰累番民；不许和硕特将游牧青海的喀尔喀、辉特等部占为属下；编设佐领；贸易定地限时；背负恩泽必行剿灭；恪守所划散界不得强占；不许抢掠往返官员、商贾；严禁父死妻继母、兄死妻嫂的旧俗；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聚众议事；内地派遣官员。只要携带谕旨，不论原有品级大小，蒙古王公俱行跪接。平定准噶尔在厄鲁特四部中，“准噶尔最习战斗”，“于中国则惟准噶尔世寇塞”①，噶尔丹对喀尔喀的进攻、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突袭以及噶尔丹策零②向杭爱山的扩张③，都严重地威胁到清朝廷对北部及西北部边疆地区的统治。为此，清政府一次次大规模远征，先后糜饷七千余万。彻底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是康熙以来清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

准噶尔部内乱迭起。

乾隆十年（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死后，其次子“那木札尔即以母贵嗣汗位”。

那木札尔即位以后“恣睢狂惑”，为所欲为，同母姐鄂兰巴雅尔“约束之”，那木札尔诬其“欲效俄罗斯自立为扣肯汗（即女皇），拘而系之”④，鄂兰巴雅尔之夫萨奇伯勒克“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攻尔弑之”⑤，遂由噶尔丹策零长子喇嘛达尔札继承汗位。

喇嘛达尔札之母出身微贱，故其继立遭到相当一部分贵族的反对，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达什达瓦、达瓦齐等谋立噶尔丹策零的幼子策妄达什，但这一谋划很快被喇嘛达尔札察觉。乾隆十五年（1750年），喇嘛达尔札逮杀策妄达什、达什达瓦，“达瓦齐与其党奔阿睦尔撒纳⑥”。

达瓦齐遂与阿睦尔撤纳结成反对喇嘛达尔札的同盟。

乾隆十七年底（或1753年初），阿睦尔撒纳等“率精锐卒一千五百人，裹粮怀刀，于山岭僻境绕道入伊犁，乘其不备，夤夜突入其幕”。喇嘛达尔札“方围炉拥妾饮酒”，阿睦尔撒纳“趋而斩之”，“抚定其部落，迎达瓦齐入。立之”⑦。

达瓦齐在继立为汗之后，同阿睦尔撒纳的矛盾急剧激化。阿睦尔撒纳原本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为了向东扩张，袭杀岳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徙至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逼临准噶尔的辖区。

乾隆十九年（1754年）春夏之交，阿睦尔撒纳聚集六千精兵袭击达瓦齐，早有戒备的达瓦齐调集大量军队反击，双方在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展开激战，阿睦尔撒纳被击败，率部兵五千、属民二万投奔清朝廷。

自噶尔丹策零死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准噶尔部三易其主；政变以及未遂政变三次，接连不断的征伐、仇杀使得属民饱尝战乱之苦，极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

降服达瓦齐。

达瓦齐是个贪婪残暴的统治者，为掠夺牧地、牲畜多次兴兵攻打其他部，乾隆十八年（1753年），达瓦齐派兵洗劫杜尔伯特部，该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盂克率领属下三千多户、一万余人离开原驻牧地额尔齐斯河，翻越阿尔泰山，到达乌里雅苏台，请求清朝廷保护⑧。

翌年五月，乾隆在避暑山庄接待杜尔伯特首领⑨，从车凌、车凌乌巴什处了解到准噶尔部“人心不一，甚属乘离”，决定“明年由阿尔泰、巴里坤二路进兵”。该年年底，阿睦尔撒纳在避暑山庄朝见清帝时，力劝清朝廷出兵伊犁，攻打达瓦齐，进一步坚定清朝统治者西征的决心。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清军兵分两路讨伐达瓦齐：北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师；西路由巴里坤出师。北路军由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领；西路由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率领。清军“各携两月粮”，约定在博罗塔拉河（伊犁东北三百里处，该地山川险要，水草充足）会师。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皆准噶尔部贵族，遂“建其旧纛先进，各部落望风崩角”，准噶尔部贵族、属民“携酪献羊马绎络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者”。该年五月初一，“长驱至博罗搭拉河，距伊犁三百余里，两军皆会”。达瓦齐“不设备”，自率宿卫、亲兵万人撤至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阻淖为营”。清军乘胜追击，“争渡伊犁河，长驱追袭，将及格登山”。夜遣降兵阿玉锡等率二十余骑“往觇道路，阿玉锡即乘夜建大军纛，大呼入其营，万众瓦解，达瓦齐仅以二千余人宵遁，余皆不战而降”。

达瓦齐“逾冰岭”，逃至南疆，属下多失散，投奔乌什，旋被执献清军，逃往准噶尔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亦被清军抓获。“于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同年六月初九，清军大部撤回，只留五百兵驻伊犁。

阿睦尔撒纳之叛。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帝以克伊犁、擒达瓦齐、封阿睦尔撒纳双亲王（赐其两倍亲王俸），但阿睦尔撒纳“必欲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驻扎伊犁的定北将军班第，在给清帝的密奏中言道：阿睦尔撒纳公然声称，“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又生变乱”。“隐以总汗自处，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衣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讳其降，言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与其党晓夜聚谋，诡秘叵测”。

鉴于阿睦尔撒纳“图占准噶尔确据”，于六月二十八降谕班第，令阿睦尔撒纳“即行入觐”，“定四部封汗之事”，如其拒绝入觐“即行擒拿”。

阿睦尔撒纳在七月初七起程，行前邀心腹“密商竟夜”，密派人前往札布堪河流域接妻子，今属下在其动身后分兵掠额林哈毕尔噶、业克明安、伊犁将军营盘以及回撤的清军。

七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行抵乌隆古，该地临近其昔日游牧之地，遂以“先到游牧束装，再行入觐”为词，将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给与之同行的土谢图部亲王额琳沁多尔济，遂乘机逃脱，“由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逸”。

阿睦尔撒纳率部众围攻伊犁，“伊犁诸喇嘛、宰桑（管事官）劫掠军台”，叛应阿睦尔撒纳。时定西将军永常率军数千驻乌鲁木齐，闻变即仓皇撤回巴里坤，使班第孤立无援，兵败自杀，天山南北变乱迭起。该年十二月，屯聚在博罗塔拉河的阿睦尔撤纳已经入主伊犁。

撤台之变。

乾隆二十一年初（1756年）额琳沁多尔济因阿睦尔撒纳逃脱为叛，而被清朝廷赐以自尽，此举引起喀尔喀部郡王青滚杂卜的不满，“自军营私自逃回”，将“卡伦、台站兵丁尽行撤回”。在青滚杂卜的煽动下，札萨克图汗部巴勒达尔等俱弃台站而归，北路台站从十台到二十九台全部瘫痪，联络中断。

喀尔喀四部谣言四起，或言青滚杂卜欲来抢掠；或言清朝廷欲将喀尔喀王公尽行拿问治罪，已呈“溃乱”之势。哲布尊巴丹活佛遣人前往喀尔喀各部游牧地，晓谕众蒙古安分守法；章嘉活佛则亲往鄂尔坤、塔密尔等地，集喀尔喀众王公会盟，立即恢复擅弃的台站。

该年八月初九，清朝廷任命成衮札布为定边副将军，带兵擒拿青滚杂卜，该年十一月底，在与俄罗斯交界的杭哈奖噶斯处将青滚杂卜拿获，槛送京师。

准噶尔、辉特部相继叛乱。

乾隆二十年十月初六，乾隆在避暑山庄册封噶尔藏为准噶尔汗，沙克都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杜尔伯特汗原拟封阿睦尔撤纳，因其叛改封车凌）。十一月初四，乾隆任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统军西征，噶尔藏、巴雅尔等“皆愿归发所部兵从征”。

翌年初，清军长驱至特克勒河，距阿睦尔撒纳仅一日程，“急进可追及，忽有报台吉诺布尔已擒阿逆来献者”，“遂驻军待之，先以红旗报捷于策楞，亦即转递至京”。实际“报擒”，“即贼所遣以缓师也”，“二月兵至伊犁，贼已遁入哈萨克”。当清军追至哈萨克境内时，“阿逆易服潜遁”，清军急迫，“相隔一谷，仅二、三里，贼仓卒不及驼载，忽有哈萨克人来言，即欲擒献，但需其汗至，乞暂缓师待时”，清军再一次停止追剿，等待“擒献”，“言欲擒阿逆者，又即阿逆所诡遣也”。

从征的厄鲁特宰桑见清军将领两次被骗，“皆轻之，又适有喀尔喀撤台之事”，“于是各降夷亦皆叛”，准噶尔、辉特等相继叛。阿睦尔撒纳“闻四部构乱，亦自哈萨克归，会诸贼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复大扰乱”。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以千五百兵驻防伊犁，闻变自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只有五百兵士突出重围，“自十一月启行，战于鄂垒，战于图齐，战于达勒奇，前后杀贼数千”，且战且向乌鲁木齐撤退，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兆惠等抵达乌鲁木齐城下，该城已被包围十二天。兆惠等在乌鲁木齐“连日数百战”，继续向巴里坤方向撤，兵士皆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驼、疲马且将尽”，“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直至二月二十三日，兆惠一行才在马里坤所派部队的接应下返回巴里坤。

第三十章

平定北疆。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清朝廷在逮捕青滚杂卜、恢复北路台站后，令成衮札布、兆惠率军七千从巴里坤出发，进剿阿睦尔撒纳及叛乱的厄鲁特，“成衮札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会诸部落自相吞噬”，准噶尔汗噶尔藏被其侄噶尔布所篡，属下台吉达瓦旋杀噶尔布。“向不生痘”的厄鲁特“痘疫盛行，死亡相望”。

清军长驱至，“各乌合贼皆败走，逆酋先后授首”，阿睦尔撒纳再度逃往哈萨克，哈萨克汗阿布赍“先使人收其马，阿逆惊，携八人徒步夜走俄罗斯”。

根据乾隆所下达的“必应尽行剿灭”的谕旨，清军对于厄鲁特部众大事屠戮，“惟老幼赢弱之人或可酬量存留”。准噶尔等四部原有数十万户，“先痘死者十之三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一就连“不从各酋之叛”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在率部众四千投奔巴里坤后，“复为都统雅尔沙善袭坑之”。保留下来的厄鲁特只有达什达瓦宰桑萨喇尔所率降户三千、达什达瓦之妻车臣默尔根哈屯所率部众数千以及杜尔伯特车凌部众三千户。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征战，清朝统治者终于完成对蒙古各部的臣服，天山以北也并入清帝国版图。

清朝廷对北疆的统治。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政府在惠远城设置伊犁将军；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蕃、古城等地驻军（满洲八旗、绿旗、索伦、察哈尔）；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在科布多、塔尔巴哈达、伊犁等地的交通线上设置台卡，每台卡设兵七八名至十余名不等。

屯田。

康雍之际，为了遏制准噶尔对喀尔喀的入侵，清朝廷在巴里坤、额尔齐斯河一带驻有重兵，为解决军饷运输之难曾在上述地区开辟屯田。乾隆二十五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后又在伊犁一带开辟屯田。伊犁屯田分兵屯（绿营屯田）、户屯（客居伊犁者）、回屯（从南疆迁维吾尔人屯种）、旗屯（驻防满蒙八旗屯田），共十万余丁，开辟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余亩。

注释①《圣武记》卷四。

②噶尔丹策零系策妄阿拉布坦之子，雍正五年（1727年）嗣位。

③雍正九年（1731年），准噶尔军在和通泊（科布多以西二百里处）歼清军二万余；雍正十年（1732年），掠赛因诺颜部牧地（塔米尔河），与清军及喀尔喀部在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展开激战。

④⑤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

⑥阿睦尔撒纳系策妄阿拉布坦之外孙，拉藏汗之孙。其母博托洛克在拉藏汗之子丹衷被策妄阿拉布坦杀害后，改嫁辉特（隶属杜尔伯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下遗腹子阿睦尔撒纳。

⑦昭糙：《啸亭杂录》卷三。

⑧清朝廷令拔给杜尔伯特部牛五百头，羊二万一千只，粮四千余石。

⑨乾隆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盂克为贝勒。

乾隆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授其定边左副将军。

萨喇尔原系达什达瓦属下，达什达瓦被杀后投奔清朝廷。

《圣武记》卷四。

乌什城首领同达瓦齐关系密切。

达瓦齐被押送至北京后被封为亲王。

罗卜藏丹津受到清朝廷宽赦，免死。

《圣武记》卷四。

额琳沁多尔济，系察珲多尔济之曾孙、哲布尊丹巴活佛之兄。

青滚杂卜随班第征伊犁，见阿睦尔撤纳“潜谋叛志，亦隐有二心”，将班第密奏阿睦尔撒纳之言。泄密给阿睦尔撒纳。

《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三○。

成衮札布系赛因诺颜部部长策凌长子。

《圣武记》卷四。

兆惠系孝恭皇后（雍正帝之母）侄孙。

《圣武记》卷四。

乾隆二十二年秋，阿睦尔撒纳死于天花，该年冬，俄将其尸体移交清。

乾隆认为对厄鲁特不得“稍示姑息”。“若仍照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

达什达瓦之妻在乾隆二十年十月率部至巴里坤，向清军投诚。统一南疆大山以南为回部（维吾尔人）居住地，多年来该部一直受准噶尔奴役。乾隆二十年，清军在占领伊犁、俘获达瓦齐后，被噶尔丹策零掳至伊犁囚禁的回部和卓玛罕木特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才得释放①，清朝廷遣波罗尼都（即大和卓②）回叶尔羌统治部众，留霍集占（小和卓）在伊犁，掌伊斯兰教。未几，阿睦尔撤纳发动叛乱，小和卓霍集占“率众助逆”。乾隆二十二年秋，阿睦尔撒纳败逃后，小和卓逃回叶尔羌。

大、小和卓之叛。

青花海水白龙纹梅瓶小和卓霍集占逃归叶尔羌后，极力鼓动其兄大和卓波罗尼都举兵为叛。小和卓认为，如果服从清朝廷，“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至北京以为人质，当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③。在小和卓的煽动下，清朝廷派往南疆的官员副都统阿敏道，于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遇害，大小和卓公开为叛。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初三，乾隆责成雅尔哈善、额敏和卓率绿营兵、索伦兵万余，进剿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该年五月抵达库车。库车城依山而建，“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城池坚固，易于防守。库车是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清军屡攻不下。

霍集占闻库车被围，集兵马三千，自沙雅尔来援，六月十五日抵库车城下。翌日与清军展开激战，自午至未，大战两个时辰，霍集占所率援军两千被歼，率残部遁入库车城。六月十八日霍集占在与清军对垒中，左肩中箭，叛军被歼千余。六月二十三日夜，霍集占乘清军不备，率精兵四百出库车西门，渡鄂根河，从戈壁逃走。

八月初六，库车在被清军围困三个月后，粮尽援绝，开城迎降④。

任命兆惠办理回部。

乾隆因雅尔哈善防务有疏，致令霍集占从库车逃走以及对库车久攻不下，而于该年七月二十日将雅尔哈善革职，令兆惠从北疆赶往南疆，主持平叛。

兆惠在八月初九南下，途中得知库车已攻下即前往阿克苏，阿克苏于八月二十日迎降；遂率兵向乌什进发，八月二十九日，乌什城首领霍集斯遣子赍文降。九月二十四，和田及其所属哈喇哈什、搭克、齐尔拉、玉陇哈什、克勒底雅等向清军投诚，并在伯克鄂对（随清军平叛的维吾尔族首领）的带领下⑤拜见兆惠，和田六城不战而降。

小和卓霍集占在从库车逃出后，前往阿克苏，阿克苏“闭城拒敌”；遂逃往乌什，乌什“闭城不纳”，走投无路的霍集占只得逃回叶尔羌，波罗尼都则返回喀什噶尔，各据守一城，负隅顽抗。

黑水营之围。

拒守叶尔羌的叛军约一万三千⑥，“叶尔羌地大城坚”，其城防在回部诸城中首屈一指。霍集占在逃回叶尔羌后，坚壁清野，挖壕筑垒，大肆构筑工事。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初三，兆惠率马步兵四千突抵距叶尔羌城四十里的辉齐阿里克，将大营扎在喀喇乌苏（汉意黑水）。时霍集占去喀什噶尔小住，布拉尼都则领兵万余前往当噶勒齐。霍集占得悉兆惠兵临，立即返回叶尔羌。

叶尔羌城共有十二座城门，兆惠所部兵力，不足以对叶尔羌进行包围。兆惠从被俘维吾尔人口中得知，霍集占牧群皆在城南英峨奇盘山，遂率兵袭击其牧群。十月十三日，兆惠在英峨奇盘山与守护牧群的回部骑兵五千鏖兵。兆惠部清军入南疆后马不停蹄，此次从乌什往征叶尔羌，穿越戈壁滩，跋涉一千五百里，坐骑俱已疲惫，不能急驰。当兆惠发现叛军分兵袭击大营后，即撤军回救，在大营附近被截为数段，迭经血战不得突围。此后又经过五昼夜激战，仍不能打破被围困的局面，遂固守大营。相机剿杀。

参赞大臣富德得知兆惠在黑水营被围，立即率援军从乌鲁木齐启程，时为十一月十一日。三天后，兆惠被围困的奏报呈抵御前，乾隆帝任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任命阿里兖、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择精锐骑师，兼程前往，“惟应援兆惠为要”，又传谕兆惠坚守待援，解围后与援军“回至阿克苏，整顿兵马，再图大举”⑦。

在兆惠被围后，波罗尼都率马步兵五千至黑水助霍集占。大小和卓令回兵决水淹清军营地；兆惠指挥将士挖渠引水下流，蓄之以供饮用，霍集占兄弟又组织劫营，也被清军击退；双方对峙三十余日。

十一月三十日，布拉尼都因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城遭到布鲁特袭击，欲与兆惠议和，兆惠表示：“尔兄弟果欲纳款，当入觐大皇帝，否则不允。”波罗尼都旋因喀什噶尔告急，撤兵回防，兆惠乘机夺回两座营盘。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初六，富德所率援军抵达呼尔玛，霍集占、布尼拉都率五千骑迎战，从巳时至申时的四个时辰中，接战十余次，布拉尼都肋间被鸟枪击中，抬入城中。

次日晨，富德部清军在挺进途中遇到戈壁，与叛军激战一昼夜。初八日，叛军得知清军人马无水，四面进攻。直至初九日夜，参赞大臣阿里衮率军送马到，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斩杀千余。

被围于黑水的兆惠隐约听到北面有枪炮之声，知援军已到，连夜派兵制备云梯，分两路出击，并派人与富德联络。富德在十三日抵叶尔羌河，距黑水营二十里。清军兵分三路，右翼放炮掩护，左翼、中军迅速与兆惠军会合。兆惠部清军在被围困三个月后，终得解围。

大小和卓的败亡。

清军在解黑水营之围后，即遣兵赶往和田，解和田之围。六月初二，从和田起程前往叶尔羌，和田六城伯克派兵六百五十随军效力。大、小和卓的堂叔额尔克和卓、额色尹及弟帕尔萨等向清军投诚。

霍集占闻清军将至，与波罗尼都弃城出逃，清军追至叶什勒库勒淖尔，该地山高石险，隘口数十里，一线通天。随军从征的鄂对伯克等树回纛大呼招降，归降者达一万二千，霍集占弟兄逃往巴达克山，被当地人抓获杀死。

善后事宜。

乾隆二十四年，先后制定喀什噶尔、叶尔羌善后事宜：

沿用伯克制，阿木奇伯克总管一城事务；伊沙罕伯克协助阿木奇伯克，商伯克负责租赋；哈子伯克负责刑名；密喇布伯克管理水利；讷克布伯克管理工匠；帕察沙布伯克负责治安；茂特色伯克掌管教务；木特斡里伯克管理田宅；都管伯克管理馆驿；巴济格尔伯克管理税课，巴克迈塔尔伯克专管园林。

废除伯克世袭制，阿奇木伯克等与各省官员一样由中央任命。

颁布赋额，每年所贡较噶尔丹策临时酌减⑨。

从逆回人田产充公。

改铸货币。

在叶尔羌、喀什噶尔驻满兵一千，英吉沙尔驻兵五百。

从阿克什、乌苏、赛里木、库车、沙雅尔等城，拨派回人前往伊犁屯田。

注释①雍正年间，回部和卓玛罕木特被噶尔丹策零掳到伊犁，玛罕木特在被囚禁期间生下二子，玛罕木特死后，其二子仍被关押。

②和卓系波斯文kllwaja的音译，伊斯兰教上层的称呼。

③《回疆通志》卷一二。

④霍集占自六月十八日失利后即龟缩城中。随清军进剿的维吾尔人伯克鄂对雅尔哈善建议在鄂根河设兵，防止霍集占出逃，但该建议未被采纳。

⑤伯克系维吾尔族官名，阿木奇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

⑥据古朗所著《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亚西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一书介绍：霍集占在叶尔羌城有四千骑兵、六千部队，另有波罗尼都援军三千。

⑦《平定准噶尔方略》卷六七。

⑧清代称柯尔克兹族为布鲁特，布鲁特系准噶尔语，意为高原人。布鲁特人游牧在天山北麓及喀什噶尔一带。

⑨田赋低于十分之一；边界贸易征税十分之一；外来人贸易二十分之一。土尔扈特回归土尔扈特蒙古系厄鲁特四部之一，四部“分牧而居”①，“部自为长”②，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十七世纪初③，游牧在雅尔的额什尔努拉（今前苏联塔城西北以及前苏联境内的乌尔札）的土尔扈特部，因受到准噶尔部侵扰及沙俄扩张势力的威胁，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④，越过哈萨克草原，来到伏尔加河流域⑤。

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奴役的斗争。

野草丛生的伏尔加河流域，适于游牧，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在伏尔加河流域支流的阿赫图巴河畔。土尔扈特西迁之后，同祖国、同厄鲁特各部依旧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六四○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到塔尔巴哈台，参加厄鲁特四部首领会议，制定《蒙古厄鲁特法典》；

清顺治三年（1646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同和硕特部首领，向清朝廷进表朝贡；

顺治十四年（1657年），土尔扈特部首领罗卜藏诺颜遣使清朝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干，乞市归化城（今呼和浩特）”⑥；

土尔扈特部在同准噶尔部的关系改善后，频频联姻，和鄂尔勒克的女儿嫁巴图尔浑台吉为妻；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娶巴图尔浑台吉之女；策妄阿拉布坦（马图尔浑台吉之孙）又娶阿玉奇汗（阿玉奇系朋楚克之子，自幼留在巴图尔浑台吉处抚养）之女；

土尔扈特部屡至青海、西藏“熬茶供佛”；

在平定噶尔丹的战事中，阿玉奇汗“遣宰桑以所部兵千”⑦，协助策妄阿拉布坦守阿尔泰山之土鲁图；

康熙晚年，由于策妄阿拉布坦切断通道，阿玉奇汗从西伯利亚经库伦“达京师表贡方物”，未几，清朝廷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前往伏尔加河下游访问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抵达伏尔加河流域不久，沙俄政府的势力亦扩张至此。为臣服土尔扈特部，沙俄屡屡向土尔扈特发动攻击⑧，和鄂尔勒克在反抗沙俄侵略的战役中阵亡。土尔扈特人从未屈服于沙俄的暴政，“不断袭击俄国人”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顿河流域爆发起义。土尔扈特人响应顿河起义，揭竿而起。十七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爆发巴什基尔人起义，土尔扈特人配合巴什基尔人作战，袭击沙俄的殖民据点奔萨斯卡亚、坦波夫斯亚等地。

沙俄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亦利用宗教进行浸透，派遣会蒙古语的传教士，诱骗土尔扈特人改奉东正教⑩。且利用策妄阿拉布坦的崛起，切断土尔扈特同祖国的联系，逼迫土尔扈特首领同沙俄签订一系列条约。沙俄不仅获得“优惠的商务特权”，并在同瑞典、土尔其的战争中调土尔扈特参战。为了维护独立性，土尔扈特颁布了自己的法令，对宗教、社会治安、司法、文教、抵御入侵都做出明确规定：凡遇外敌人侵不参战者，罚三岁马一匹；凡不习蒙文者，罚三岁绵羊一头。

沙俄奴役的进一步加深。

1761年，十七岁的渥巴锡继承汗位。时值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俄国时期，对土尔扈特的奴役进一步加深。沙俄在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一带驻有重兵，“修筑工事，包围汗国”。并向土尔扈特部派长驻大使，“既是监督，也是特务”。“监视土尔扈特人和他们的动向”。一七六二年，沙俄强行改组土尔扈特的政权机构——“札尔固”。“札尔固”是由八名王公组成的议会（军事民主制残余的产物），“是汗手下的辅政大臣和助手”，沙俄宣布“札尔固”的成员要领取俄国政府的津贴，并让“札尔固”成员与汗享有同等权力，钳制渥巴锡。沙俄政府试图发动政变，废黜渥巴锡；拟以长期居住彼得堡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此人已加入东正教）取代渥巴锡，使土尔扈特改变信仰，成为俄国的“一个新的行政区域”。此项阴谋，因土尔扈特上上下下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

迨至第二次俄土战争时间（1768—1770年）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人入伍，“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数万土尔扈特人死于俄土之战。

武装起义。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渥巴锡从土耳其战场归来，即秘密筹划率部众重返祖国之事。1770年11月20日，渥巴锡以防犯哥萨克入侵集合军队。因沙俄当局得悉土尔扈特欲东归故土的情报，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强令渥巴锡把儿子送至彼得堡为人质，并要在土尔扈特部征兵一万。渥巴锡只得提前行动，致使伏尔加河对岸的一万余户，因河水尚未封冻，不得渡河，被留在伏尔加河流域。

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举行武装起义，渥巴锡点燃木制的宫殿，无数村落浓烟滚滚，土尔扈特人杀死数以千计的俄国官员、商人，击败前往镇压的俄军，便开始踏上重返祖国的东归之路。

充满艰难险阻的东归之路。

在土尔扈特人的东归之路上，前有哥萨克骑兵的拦击，后有俄军的尾追。渥巴锡派出一部分军队开路，驱逐哥萨克骑兵，自率二万兵士殿后。这支由三万余户、十七万人组成的人流，仅用八天时间，即通过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把尾追的俄军甩在后边。

在进入哥萨克草原后，土尔扈特遭到哥萨克骑兵的突袭。由于土尔扈特人赶着牲畜前进，来不及集中兵力，九千兵士阵亡。二月初，行抵奥琴峡谷，此为东进必经峡口，该峡口已被哥萨克骑兵占据。为夺取山口，渥巴锡亲自组织五队骆驼兵正面猛攻，同时派出一支枪队包抄敌后，几乎全歼把守山口的敌兵。当土尔扈特人抵达奥尔斯克要塞时，俄奥伦堡总督率五千俄军进行拦截，且调动巴什基尔人的两万军队配合作战。时值六月，酷暑难熬，半年多的跋涉使不少人疾病缠身，渥巴锡鼓励部众：“俄国是奴隶国土，中国是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土尔扈特再次摆脱俄军的追击。

当土尔扈特人抵达叶尔盖河时，努尔阿里率领的哈萨克骑兵及巴什基尔人组成的联军，再次对土尔扈特进行拦截，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土尔扈特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摆脱俄军的围追堵截，于该年七月越过坑格尔图拉（前苏联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进入清帝国境内。土尔扈特部在受沙俄奴役一个半世纪后，终于重返祖国，十七万人仅剩其半。

清朝廷对土尔扈特部的安置。

乾隆帝在得悉土尔扈特回归后，立即遣人前往伊犁，办理土尔扈特部事务，并下达令土尔扈特部首领前往热河避暑山庄朝觐的命令。渥巴锡在抵达伊犁前，“先期遣使至伊犁，具书通款”，表达“向居俄罗斯地，久愿为大皇帝臣仆”之意，因“无机可乘，乃于去冬谋弃旧牧，挈属内附”。“行程万有余里”。乾隆在得知渥巴锡遣人通款后，命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命陕甘总督吴达善、陕西巡抚文绶等人拨库银，作为“备赏安插”费用，又令彼等准备马匹、牲畜以资使用。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1771年），乾隆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渥巴锡，特用蒙古语与渥巴锡等交谈，同渥巴锡行围射猎。随后又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多次赐宴，举行盛大的灯宴火戏，欢迎土尔扈特的回归。

鉴于土尔扈特在回归途中历经艰险，几乎丧失所有的牲畜，财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其穷困情况，实堪悯”，乾隆责令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拨给土尔扈特的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毡庐，使得重返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皆安居得所”。

黄玻璃菊瓣式渣斗乾隆帝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卓里克图是英勇无畏之意），其他王公台吉均得封号。渥巴锡所统部众系和鄂尔勒克后裔，称旧土尔扈特，编为十旗，安置在准噶尔盆地南、北、西部的牧场；另一支系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的后裔，称新土尔扈特，编为二旗，在科布多一带游牧。旧、新土尔扈特分别由伊犁将军及科布多大臣管辖。

清、俄之间的交涉。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俄枢密院行文于清政府，要求将土尔扈特交还俄方，甚至以兵戎相威胁。清理藩院在答复中明确指出：“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对于军事威胁则明确表示：“或以兵戎，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如尔等欲背前议，则亦听之”，土尔扈特部众“断无给伊（指俄国）之理”。

注释①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②《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③关于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时间记载不一：一说明末清初；一说崇祯年间；一说1616年。

④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除土尔扈特部外，还有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一部分，约有五万帐牧民。

⑤当时沙俄的势力尚未扩张到伏尔加河流域。

⑥《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⑦《朔方备乘》卷三八。

⑧沙俄邀准噶尔部共同攻击土尔扈特。

⑨《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日译本）上卷，第292页。

⑩东正教系基督教的分支。1054年从基督教内部分裂出去。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63页。

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65页。

《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第35页。

德昆西：《鞑靼人的反叛》，第7页。

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

《西域总志》卷二。

斯文、海丁：《热河·皇帝城》，第52页。

《皇朝藩部要略》卷一四。

《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

《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军机处的创建及演变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机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军机处实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及办事机构，是奉旨经办一切重大事务的中枢，“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所属，西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①。

因军需而设。

雍正年间②，因对厄鲁特用兵在乾清门外③设军机房，亦名军需房，“办理军机”。时值军报频传、军情紧急，既须迅速办理，又须慎密勿泄，故特设机关专办，指派亲王大臣主持。内阁在太和门外，地远人杂，易泄机要。故在靠近内殿的地方，另设军机处，既易于保密，又便于皇帝指挥。

军机处从临时机构变为常设机构。

军机处原本为办军需而设置的临时机构，由于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便被固定下来，从办军务到奉旨办一切重大政务。

军机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衙门。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既非专职，亦无定员，均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人员中简派，称之为“在军机处行走”、“学习行走”（指初入军机处者）；如因故解任则称之为“开去军机处差使”，或称之为“免职”。军机大臣中虽有“首席”军机大臣（亦称“揆席”），但并非真正的长官，除奉旨办事之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各衙门下达指令。

军机处不是正式衙门，军机大臣、章京均有本职，如本职补放，即不再入直军机处。章京并非高官充任，但因接近机要，被称为“小军机”。

军机处的职能。

军机处的全部工作就是“承旨”办事，根据皇帝的谕旨，“奉命起草”。在雍正时期，“承旨”是“独见”，即军机大臣单独朝见皇帝。迨至乾隆以后，从“独见”变为“同见”，《军机处述》对此有详细介绍：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傅恒）始。上（乾隆）初年，惟讷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由敦）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音记，记住），恐有遗忘，乞命诸军机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从“独见”至“同见”，避免了首席军机大臣专擅萌芽的出现④。

起草谕旨原由军机大臣亲自动笔，为避专擅之嫌，自傅恒时起改用员司代拟。《军机处题目记》中对此记述道：“每被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后大臣避专擅名，乃令所属具草，视定进呈。”

军机处设有《存记簿》，凡“奉旨存记”事务，一律登录，以便随时请示皇帝。“密存事件”，则记后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初六，特为此颁布上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间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⑤军机处所领上谕，不经内阁（防止泄密）直接廷寄（经内阁而发称“明发上谕”），“签发马上飞递，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⑥。

君权的附庸。

明代的中枢机构是内阁⑦。清入关后，虽然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但在实际上清代内阁形同虚设，内阁所办只是一般例行公文，如“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处有权复核内阁所办文件。

皇帝特简派的学差、试差均由军机大臣呈上名单，由皇帝钦定，一般官员的晋升亦由军机大臣“记名”。凡经“军机处记名”，遇缺出，即由军机大臣提名奏请，内阁对此绝不得染指。军机处虽无用人权，却有推荐权，又因其接近君王，得预机密，总揽机要，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这一中枢始终操之于君权，军机处则始终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军机处成立以后，内阁的权力进一步萎缩，正如《军机大臣年表》所言：“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与军机处关系密切的机构。

“方略馆”、“内缙书房”均与军机处有密切的关系。清代每当重大征战结束，便开馆修方略，把有关此次战争的谕旨，奏本等依次排列，汇编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方略馆的总裁，由军机大臣担任，其纂修人员均由军机处人员承担。“内缙书房”负责把军机所收贮的文字材料进行满汉互译，此类事例由军机大臣主管。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亡。

体现了军事民主制残余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王朝入关后一度加强，直到军机处建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渐失去其作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上谕明确指出：“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会该部亦毋庸奏请。”⑧至此，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清王朝所特有的议政形式寿终正寝。

注释①王旭：《军机处题名记》。

②军机处建立的时间记载不一，《清史稿·职官志》为雍正十年；梁章钜的《枢垣纪略·自序》为雍正八年；王旭的《军机处题名记》为雍正七年。雍正年间对厄鲁特用兵：一是雍正元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一是雍正七年，对噶尔丹策零的战争，战事延至雍正十年。

③军机处始设乾清门外，后移至乾清门内，再迁至隆宗门内。

④讷亲即因“领事过多。任事过锐”（刘统勋对讷亲的批评之语）而有专擅之嫌，在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中，因师久无功被杀。

⑤⑥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

⑦内阁的建立本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

⑧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

地丁合一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是把田赋①、丁役（或丁两）②，作为税收的两种主要方式。清初亦沿用了这种赋、役双重征税的做法。康熙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大为削弱，使得人口税的征收愈发困难。自康熙末年，即出现将丁银摊入地亩的做法，地丁合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初的赋役征收制度。

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即沿用了明王朝的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1646年）制定《赋役全书》。《赋役全书》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编成，每州县发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详载上中下田则”，配有土地坐落方位、形状、大小的鱼鳞册（又称清丈册）及黄册（户口册）。

为防止地方官吏加派私征，由国家颁发“易知由单”（即通知单），“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鉴于“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康熙帝“令各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只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奏报”。一再重申，“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③。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人丁户口数以康熙五十年，所统计的数字为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实施，虽然并未取消人头税，但把其总额固定下来，减轻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丁银负担，避免了因丁银过重而逃亡，酿成社会动荡的问题。

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史董之燧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提出“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因户部阻挠而未得实施。董之燧的建议得到康熙帝的赞许，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谕令“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④。康熙末年，在四川推行摊丁入地，“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⑤。

雍正元年（1723年），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议，雍正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广、实施，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全国各行省除奉天省“户籍无定”没有实施，其他各省基本完成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个别省份（如山西）直至道光二年，才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摊丁入地”。

摊丁入地的具体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摊丁入地的时间不一，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亦不一样：

广东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六厘四毫；

四川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康熙末年，摊入地亩的丁银不详；

直隶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雍正二年，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二钱六厘；

福建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雍正二年，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五钱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

山东省在雍正三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一分五厘；

云南省在雍正四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不详；

河南省在雍正四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

陕西省在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五分三厘（遇闰年加四厘）；

浙江省在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丁银一钱四厘至二钱四厘；

甘肃省于雍正四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一钱五分九厘不等；

江苏省于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丁银六分二厘不等；

安徽省于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六分二厘不等；

江西省在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五厘六毫；

湖南省在雍正六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八钱六分一厘不等；

广西省在雍正六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三分六厘不等；

湖北省在雍正七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二分九厘；

山西省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在少数州县实施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二钱八分一厘；

贵州省在乾隆四十二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不详。

摊丁入地的实施遭到官僚地主的抵制。

地丁合一的实施改变了税收上的双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因之遭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的抵制。在地主看来，摊丁入地“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⑥，“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二，无田者什八，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⑦。

雍正元年，浙江“田多丁少之土棍”，“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以至该省巡抚法海有“暂缓均摊之议”。两年后钱塘、仁和两县在实行摊丁入地之后，地主强迫农民在交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⑧，直隶省亦有不少县“业主借摊丁事端，每亩加租三分”⑨。

尽管地丁合一的实行遭到地主阶级的抵制，但清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克服了种种障碍，完成了赋役制度的变革。

注释①田赋是指土地所有者（包括地主、自耕农）按照土地的多少、土地的肥瘠，向封建国家交纳的实物或银两（折银）。

②丁役（丁银），人头税的一种：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丁，向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

③《东华录》卷八九。

④⑤《石渠余记》卷三。

⑥《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

⑦陆耀：《切问斋文钞》卷一五。

⑧《乾隆浙江通志》卷七一。

⑨《乾隆肃宁县志》卷七。改土归流自元明以来，在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的官职①虽受封于皇帝，但其职务系世袭，实际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土司制度的弊端。

蓝地白花鱼莲纹香碗在经济不发达、交通梗阻的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仅仅是一时的“羁縻”之策。土司制度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司对于百姓“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②。土司向清王朝交纳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两”，在土司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土民“终身不见天日”③。土司凭借其权势霸占土地，“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故自明代起，就在濒临内地的一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土官。

改土归流的实施。

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请“改土归流”。他在疏奏中指出：“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响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制夷，即以盗治盗”，“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欲安民”，“必改土归流”，“改流之法，计擒为止，兵剿次之”④。据鄂尔泰建议，首先在东川、乌蒙、镇雄⑤实行改土归流，以朝廷任命的官吏代替土司，废除土司在政治，经济方面所享有的特权。从雍正四年起至雍正十三年止，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省革除的土司就有六十多个，在上述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由清朝廷任命有一定任期的官员进行统治。由于改土归流的实施取缔了土司世袭的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因而在其实施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至雍正九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均完成“改土归流”。

平定云南土司的叛乱。

云南土司的势力根深蒂固，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土司陇庆侯发动叛乱，反对改土归流的实施。雍正五年（1727年）初，镇沅土官刁西明聚众为叛，焚烧知府衙门，将知府刘洪度生擒，剖心祭旗。雍正帝在得悉此事后，传谕鄂尔泰办理平叛，须“酌中料理，疏而不漏”，该年二月，鄂尔泰统兵进剿。据报：擒获二百五十余人，斩首三百八十四人，招回百姓三千余户。雍正六年初（1728年），米贴土司禄永孝之妻陆氏举兵为叛，驻乌蒙副将率兵三百往捕，中伏身亡；未几，总兵张耀祖率大军进剿，陆氏不支逃往井底屯，调兵数千，扼守沿途险要，且与四川土司德昌联络，彼此配合，直至该年五月二十一日才将陆氏生擒。

雍正八年（1730年）八月，已经归降清朝廷的禄鼎坤（禄万钟之叔）“觊袭土职”，举兵为叛。时值场期，数千人携弓箭围困府城乌蒙，一天后增至三万人，相继攻克府治及总兵衙门，文武官员被杀、衙门所存文书档案被毁，仓库积储被抢。总兵刘起元逃至荔枝河边被杀⑥。“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营及东川禄民诸土司皆起而应之”，“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⑦。九月间，东川土司禄万福起兵响应乌蒙，围攻东川。威宁、镇雄等地纷纷揭竿，杀塘兵、劫粮食、放炮弩，“贼势汹涌，民心惶惑”⑧。

鄂尔泰调兵九千进攻乌蒙，雍正立令四川、湖广方面派兵会剿。该年十月，安笼总兵哈元生率兵三千，几经鏖兵收复乌蒙。从十一月起，清军分路进剿，所获百姓格杀勿论，甚至刳肠截头，挂在岩石、树枝上，惨不忍睹。雍正九年（1731年），禄万福等土司皆被擒获，生擒要犯四百七十余，各路斩杀者一万一千余；滚岩、落水而死者万余人，俘获赏军男妇八千余、从逆眷属千余。在此次平叛中受到清朝廷嘉奖的有“陇庆侯之庶民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司沙氏”。据《清世宗实录》所载。二禄氏“矢死效忠，解散逆谋”，沙氏“立志不移，亲自赴边”。雍正特下谕令对二禄氏、沙氏予以嘉奖，“沙氏照其应得封典，加一等给与诰命；二禄氏给以六品安人诰命，并各赏银一千两，彩缎二十端”。至于“在军前效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尔泰“查明酌量赏给”。

在平定乌蒙之变后，清军沿澜沧江而下，“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深入数千里”，“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⑨。

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

贵州是苗族聚集地，特别是黔东的“生苗”地区“无君长不相统属”。鄂尔泰在奏报中言道：“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盘踞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

从雍正四年起，鄂尔泰派兵攻下仲家苗及广顺府的长寨，乘胜招抚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苗寨千余处。雍正六年（1628年），鄂尔泰任用熟悉贵州地形的张广泗率军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张广泗，在黔东“扼吭控制”，设镇驻兵，平定不肯降服的苗寨，在黔东实现改土归流，开辟通向粤、湘的水陆交通。

平定贵州苗变。

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朝廷遣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前往贵州化导“生苗”，并予颁赏。雍正在谕令中再次告诫苗民改变“罔知法度”、“视劫夺为固然”等恶习，“仰体朕心，只遵朕训，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族党亲朋，互相劝励，共敦善俗，永息刁风，以副朕育正群生之至意”。雍正十三年（1735年）正月，吕耀曾等抵古州，会同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颁赏”苗民。由于吕耀曾等一行所经之处，骚扰甚大；颁赏时又凭书吏、通事（翻译）从中作弊，致使有人领赏二、三次，有人却空手而归，兼之书吏与头人勾结，把应开销的钱粮侵吞私分。于是颁赏尚未结束，苗民纷纷为变，“焚掠州县”。

雍正十三年二月，古州苗民聚众八寨妹，揭竿而起。台拱、清江、丹江等地同时为变，且迅速蔓及镇远、黎平、思州、石阡、铜仁、都匀等府。该年三月，连破黄平、清平、清溪、余庆、凯里、重安等州县驿汛。起义苗民威胁贵阳，各处告急。

四月，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屡与苗民交战，无法向前推进。清朝廷得讯，谕令云南、两广、湖广出兵增援。未几，清朝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贵州，张照反对“改土归流”，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以致师久无功。乾隆即位（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罢免张照、任用张广泗，战事才现转机。张广泗“暂抚熟苗，责令交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兵分三路进剿苗寨，在消灭退至牛皮大箐的生苗后，“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先后扫荡，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直至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张广泗才以苗疆军务全竣上奏。

雍正青花束莲纹盘为了防止流官对“生苗”的勒索，乾隆在平定贵州苗变后，将贵州新辟苗疆的钱粮全部豁免，永不征收，使苗民无输粮纳税之繁、无官吏需索之忧。

云、贵地区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及“改土归流”之后，之所以屡屡出现大规模的冲突，既同清朝廷所任用的官吏、将弁的贪婪有直接关系，也同云贵两省土司势力雄厚，不甘心失去世袭特权，利用民族情绪从中煽动密不可分。

注释①土司的官职有宣尉司、宣抚司、安抚司、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

②《清世宗实录》卷二○。

③《清史稿·鄂尔泰传》。

④雍正四年三月，鄂尔泰上任伊始即疏请朝廷“欲靖地方”，“须先制土司”。

⑤东川、乌蒙、镇雄原属四川，据鄂尔泰之请划归云南。

⑥刘起元在驻防乌蒙后，准其率兵屯垦，每兵给荒田三十亩。刘以查荒田为由，不论有主无主，拔与兵丁耕种，又强买马匹私派公费；客民被盗，刘未能抓拿盗犯，反将“头人拷比”，激起民愤。

⑦《清史稿·鄂尔泰传》。

⑧《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⑨《清史稿·土司三》。

⑩《清史稿·鄂尔泰传》。

《清史稿·张广泗传》。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哈元生用夫役千余名，元展成用夫役七百余。

《清史稿·土司四》，熟苗系指毗邻汉族居住区、受汉族影响较深的苗民《清史稿·土司四》。平定大、小金川大金川、小金川系大渡河上游两个支流，因沿河山脉含有金矿而得名，一向为藏族居住区。该地形势险峻，交通不便，“万山丛矗，中绕汹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①，居民皆住石碉中。清顺治七年（1650年），任命小金川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雍正元年（1723年），大金川莎罗奔因随岳钟琪入藏平叛有功被封为安抚司。大、小金川分治。

莎罗奔谋并小金川。

莎罗奔担任安抚司后，势力益强，谋并小金川。莎罗奔以女阿扣嫁小金川土司泽旺，生性懦弱的泽旺遂受制于妻。乾隆十一年（1746年），莎罗奔派人劫持泽旺及其印信，经四川总督干预，“始还泽旺于故地”。一年后，莎罗奔发动叛乱，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被其击败；清朝廷遂调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集军二万进剿莎罗奔。

张广泗兵分两路进剿，“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②。因山路崎岖，碉卡林立，致使清军受阻，难以向前推进。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一月，驻守马邦山梁的清军被大金川番兵乘夜凿断通路，被困绝粮，又被夺去劈山炮三门。副将张兴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同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议和，宰牛盟誓。莎罗奔等伪许送官军全营过河，而将张兴及其所率官兵六百余名，诱至沟底，全部杀害。经此大败“军中愤恚，上下益离，共无斗志”③，清朝廷又向金川增兵一万，并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四川大、小金川督军。

讷亲、张广泗师久无功。

讷亲刚愎自用，抵前线后，“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三千清军进攻碉堡“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④。

讷亲接连受挫，只得依赖张广泗，而张广泗又“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⑤。张广泗把莎罗奔派遣的间谍作为向导，致使清军处处被动。十三年六月，讷亲拟大筑碉堡与大、小金川对抗，此议被乾隆帝驳回⑥。该年八月，驻守大金川马奈的清军遭到夜袭，大金川番兵二、三十人乘清军夜间稽查不严，乔装混入营中，杀伤兵丁多人，夺去所有炮位。乾隆接到奏报于九月初十，召讷亲、张广泗驰驿来京，翌年初，将彼等相继处死。

以大学士傅恒经略大、小金川战事。

傅恒抵前线后，采纳岳钟琪的建议，集精兵三万五千分两路进攻。岳钟琪在党坝一路连克战碉，逼临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该地坚碉林立，岳钟琪募勇士千余，乘夜攻克大小碉卡数十，得粮仓十二。十三年十一月，莎罗奔之侄朗卡遣人乞降。岳钟琪乘胜进兵，十一月十八日，遣兵一千二百佯攻木耳金冈，诱敌增援，遂派兵夺取塔高山梁土卡、平房三处、水卡一处，击毙大金川兵百余名。

十一月二十一日，傅恒在军前诛莎罗奔的奸细良尔吉，次日诛莎罗奔之女阿扣。十四年（1749年）一月十二日，莎罗奔派人至傅恒军前乞降。傅恒坚持莎罗奔、朗卡必须“亲缚赴辕”，莎罗奔、朗卡惟恐被诛，又转向岳钟琪处乞降。二十五日，莎罗奔遣入赴岳钟琪处，投送甘结六款：

自今以后，永不侵扰邻邦土司；

为清朝廷出兵供役，唯命是听；

退出所掠夺的邻番土地；

擒献杀害清军官兵的凶犯；

送还掠夺的内地汉民；

如数归还掠夺的枪炮。

大金川战事又起。

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大金川战事又起。此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年事日高，由其侄朗卡主持事务。朗卡时时侵掠周围土司，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攻小金川及革布什札土司。虽经四川总督调解，仍“侵邻境不已”⑦。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清朝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与时时遭受大金川侵掠的绰斯甲布、革布什札、巴旺、布拉克底、丹坎、鄂克什、工噶、梭磨、卓可采九土司协商进剿大金川之事。对攻碉有畏难情绪的阿尔泰，希图息事，允许朗卡与绰斯甲布土司联姻，又许朗卡以女嫁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使得小金川等土司反而同大金川结盟。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土司，小金川僧格桑攻鄂克什、明正土司，不听清朝廷调解，公然向清军宣战。阿尔泰按兵打箭炉半载，不敢进剿；乾隆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赴四川督师。清军接连夺取关隘，逼近小金川土司的驻地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与索诺木合兵一处。

温福为人刚愎，“不广谘方略”，以碉对碉，建碉卡上千，二万士兵分散碉卡之中，兵力反而不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屯兵木果木的温福被索诺木切断运粮之路，木果木大营及各碉卡的清军遭到攻击，温福战死，“师遂大溃”。清军“自相践踏”，在渡铁索桥时，因“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⑧。

清朝廷遂任命大学士阿桂为定西将军，征调健锐营、火器营、索伦兵出征。清军在阿桂的指挥下攻克小金川，随即向大金川进军。

大金川的防守较之小金川“严密十倍”，索诺木凭借碉卡拒险而守，“攻碉难于克一城”；官兵虽众，枪炮惟及于石，直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才逼近勒乌围⑨。勒乌围“碉坚墙厚，西临大河；以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木栅石卡，长里许；其东负山麓，有崖八层，层各立碉，各路败回之敌，咸聚守之”。清军先摧毁栅卡，断其犄角，用大炮轰击村寨、桥梁。该年八月十五，攻破勒乌围，索诺木已逃往刮耳崖。翌年初清军包围刮耳崖，索诺木与祖父莎罗奔及家人部众二千余出降。在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清朝廷设懋功厅进行管辖。

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两年；第二次历时五年。为了让清军练习仰攻，乾隆在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期间，在北京西郊修筑碉堡多处，称之为团城演武厅。演武厅西南有御碑亭，碑上刻有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御制碑文，记述了平定大小金川之战的经过。

注释①②《圣武记》卷七。

③《金川纪略》。

④《啸亭杂录》卷一。

⑤《啸亭杂录》卷四。

⑥乾隆在军机大臣会上谕道：“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饷运难继，少则单弱可虑。”

⑦《圣武记》卷七。

⑧《啸亭杂录》卷七。

⑨转引《清代通史》中册，第102页。

索诺木鸩杀僧格桑向清军献尸求降，阿桂不允。秘密立储秘密立储，是清王朝在摆脱推举制①之后所形成的立储制度，同汉唐以来公开立储的做法迥然不同。

康熙对太子的两立、两废。

在汉族立储制度的影响下，康熙十四年（1676年初）十二月，康熙帝立皇后赫舍里氏之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时年两岁。胤礽“六岁就傅，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上召江宁巡抚汤赋”，“辅导太子”。“太子通满、汉文字，熟骑射”，按照满洲贵族的观点，胤礽并非平庸之辈。在康熙三征噶尔丹期间，均由太子留守京师，处理国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胤礽在陪康熙行猎时被废，康熙为此所颁布的长谕中指责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专擅威权、鸩聚党羽，窥伺朕躬”、“邀截外藩人贡之人”、“十八阿哥（康熙第十八子胤祈）患病，众皆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虑，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心”、“恣取国帑，干预政事”以及“欲为索额图复仇②”等等③。

康熙对胤礽的不满，在十八年前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期间，即已公开化。康熙在出征后，因受暑热病倒军前，“驻骅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召太子及皇三子胤祉至行宫”，康熙因“太子侍疾无忧色”④，“以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甚不怿，令即先回京师”⑤。四年后（康熙三十三年），因制定太子祭奉先殿仪注⑥而将礼部尚书沙穆哈革职。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又因听到“太子暱比匪人”的传言，“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将膳房人花喇、茶房人雅头、哈哈珠子（侍卫）德住处死。太子失宠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1698年），胤礽在被废黜半年之后，第二次被册立为太子。

胤礽被废不久，“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康熙第八子）后必大贵”以及“张明德于皇太子未废之前谋欲行刺”⑦即被揭露。未几，胤祉告发皇长子胤禔对胤礽“咒诅”、“用术镇厌”（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而胤禩党羽⑧在康熙所召开的立储会议上（四十七年十一月）的大肆活动，愈发使康熙感到储位虚悬所酿成的危机，于是康熙复立胤礽为太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九月三十日，胤礽在被废复立为太子三年半后，第二次被废。康熙为此召诸皇子谕道：“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故将胤礽仍行废黜禁锢”。又曰：“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估恶不估，是以灰心，毫无可望”。“嗣后众等各当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⑨。

胤礽第二次被废的主要原因，即“与恶劣小人结党”。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底，就曾以“国家大臣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的罪名而将都统鄂缮、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等捉拿。翌年四月，又以步军统领托合齐“结党会饮，”公开降旨斥责胤礽：“此事俱因胤禔所致，胤礽行事，天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惟其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语言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

不立太子。

康熙自第二次废太子胤礽后，即不再立太子。只要册立皇太子就要有“附皇太子者”，“逢迎结党”，高度集中的皇权已经不能允许储权的存在；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1714年），胤禩因谋为皇太子受到康熙的申斥，责其“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觅人谋杀二阿哥（指废太子胤礽）”，“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禊者”，“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被禁锢在成安官的胤礽得悉策妄阿拉布坦在西陲构兵，用矾水写信托御医贺孟頫带给公普奇，嘱普奇在皇帝面前保举废太子为西征大将军。事发贺孟頫被处死，普奇亦遭拘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初，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等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其疏言“皇太子虽以疾废，然其过失良由习于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如赵申乔等羽翼之，将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其潜德日彰”，“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朱天保因此被处死，其父朱都纳以及朱都纳之婿常赍等皆受到株连。

康熙在第二次废太子后，身体每况愈下，“心神恍惚，身体虚惫”，“怔忡健忘”，“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每一举发，愈觉迷晕”，“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及至右手麻痹“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即使身体如此，康熙仍坚持“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绝口不提立储。

康熙五十七年一月，大学士、九卿为立储事联名俱奏，请尽快立皇太子，“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候圣躬大安，再亲几务”。康熙却以“前胤礽为皇太子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竟与朕相等，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乱”，“今于未立皇太子之前，当预将礼仪议定”。该月二十九日，大学士、九卿将皇太子仪仗冠服、一切应用之物及礼仪定议具奏，并得到康熙的批准，该年三月，当九卿等再次吁请立皇太子时，康熙又以皇太后之丧未满百日、举国服丧为辞，加以推脱。

康熙六十年（1721年）三月，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联名疏请“早定储位”。康熙怀疑系大学士王挟幕后指使，怒责王拨“欲放二阿哥出，伊等借此邀荣”，“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且斥责“王挟以伊祖王锡爵请明神宗立泰昌（即明光宗）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两月而亡，致天启即位（即明熹宗），魏忠贤擅权，天下大乱，而明遂亡”。“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挟以朕为神宗，意欲动摇清朝”。陶彝等十二位御史及王披之子王奕清均发往西陲军台效力。终康熙之朝，再无一人敢提及立储之事。

秘密立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于畅春园。康熙第四子胤禛在步军统领隆科多（佟国维之子）的支持下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元雍正。长达十年储位悬空，诱发康熙诸子——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禵、第十四子胤禵对储空的觊觎，因而雍正即位以后，就被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困扰，雍正帝对胤禩、胤禟、胤禵的幽禁，为雍正初政蒙上了骨肉相残的阴云。

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定秘密立储之制，把所选定的皇储——第四子弘历的名字亲笔写好放在密封的锦匣之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秘密立储既避免公开立储所造成的储权对皇权的威胁，又避免不立太子所造成的储位之争及骨肉相残。从雍正创立秘密立储，直到咸丰即位之前，清朝廷在皇位继承上均沿用此制。

注释①清王朝在开创之初，并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皇太极及其子福临都是在诸王贝勒的推举下即位。

②索额图系胤礽之母——皇后赫舍里氏的叔父。康熙四十二年，康熙以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将其幽禁，旋即处死。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④《清史稿·理密亲王允扔传》。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

⑥礼部所定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⑦据张明德言“有飞贼十六人，已招致二人在此”。又言“皇太子行事凶恶已极，彼有好汉，可谋行剌”（《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⑧竭力为胤禩谋求皇储地位的有：康熙的舅父佟国维、内大臣马齐、阿灵阿以及工部尚书王鸿绪等。

⑨《清圣祖实录》二五一。

《清圣祖实录》二五○。

到清代，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后妃预政、太监专权、相权的膨胀俱已解决。

辛者库，满语，指犯罪籍没入官的处所。

《清圣祖实录》。

康熙在废太子时，为推脱预教储贰不当之责，称胤礽有“狂疾”。

《啸亭杂录》卷四。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三。

王挟年逾七旬，故以其子代往。

胤禩对人说：“外面的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会被立为皇太子。”

《清世宗实录》卷一○。

咸丰只有一子；同治死后无子；光绪死后亦无子。故从咸丰后未再实行秘密立储。解决人口问题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人口呈递增趋势，人口膨胀所造成的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问题，都尖锐地摆到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第三十一章

人口爆炸的危机。

清代入关前的皇宫清入关后的第一次人丁统计数字是一千四百万（顺治八年），十年之后的统计数字是一千八百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登记在册的人丁是二千四百六十万；上述统计数字，只是交纳钱粮的丁口数字，既非全部人丁数①，更非全部人口数。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地丁合一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丁编审已无意义。面对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压力，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人口的实际数量，以便调剂粮食，储备赈荒。乾隆六年（1741年），所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包括“大小男妇”）数字是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统计数字。乾隆八年（1743年）的统计数字，是一亿六千四百四十五万。此后人口一直以接近百分之十三的增长率递增，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突破二亿②，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接近三亿③，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面对“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清统治者“焦劳宵旰”。在粮价上涨的背后则是地价上涨、“诸物贵”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奖励垦荒。

乾隆五年（1740年），下达鼓励开垦边角畸零地亩的谕令，其谕曰：“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④。

为保证“免其升科”的执行，经户部议复、乾隆批准，颁布征钱粮的标准：

直隶省（今河北省）二亩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东，中等地一亩以下、下等地二亩以下及山头、滨河的零星地；河南，一亩以下的上等地、五亩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亩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亩以下、水田一亩以下；江苏，荒山硗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沟畔地；安徽，一亩以下的水田及二亩以下的旱田；福建，一亩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两亩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亩以下；陕西，山头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肃，山头地角荒地；广东，山梁瘠薄地；云南，硗薄地；贵州，山头地角奇零地；广西，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三亩以下。

边疆垦荒。

辽阔的边疆地区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栖身之所。尽管自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满族发祥地东北实行封禁之策，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实际是禁而不止。山东、河北失去生计的农民或从海上、或从陆上闯入关东（东北在山海关之东）。至乾隆时期，清朝廷迫于人口压力，进一步放松关禁，乾隆为此发布上谕：“盛京（指辽宁）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成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借此以养无数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曾严饬也”⑤。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再次重申：“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⑥至嘉庆十七年（1812年）据官方统计数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耕地达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较之清初增加二千万亩。

蒙古地区也有汉民大量涌入，“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⑦。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清政府将官有牧厂余地招民垦种，“每五顷为一分，各量资本，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种一分”⑧，进一步刺激汉民到口外谋生。“或行商，或力田，致数十万人之多”⑨。至乾隆中叶，汉民增到五十万以上。到道光初年增到八十八万，内蒙成为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廷收复台湾之后，闽、广一带人民渡海私入台湾谋生者日多，乾隆九年（1744年），清朝廷作出凡去台湾者一律编入保甲、凡在台湾有田产者，可把在内地的祖父母、父母、子孙接去抚养。“漳、泉、粤之民趋之若鹜”，各地出现汉庄，“各庄佃丁山客，十居八九”，“呼类引朋，连千累百”。

自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率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报垦几无隙地”。打箭炉，“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路，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大小金川平定后，该地有十三万亩土地招汉民垦种。

乾隆年间，开拓天山南北之后，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汉民去伊犁、乌鲁木齐、哈密一带屯垦者日多，按照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为己业”。“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奔，聚集）至”。“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人民杂辏”。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的流动，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土地压力，缓解了因土地兼并、自耕农沦为流民所造成的危机；也加速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推广高产作物。

为解决近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玉米、白薯这两种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乾隆时代得到推广。

白薯生命力强，耐干旱、耐水涝，盐碱地也能存活，抗虫、抗灾，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乾隆初年，白薯从闽广传至北方，福建人陈世元去山东，见该地因旱歉收，遂“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到山东胶州传播栽种技术，“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成乐受种”。未几，陈世元之子陈云又把薯种运至河南朱仙镇及北京一带栽种。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原籍福建带来薯种在当地试种，“结薯甚多”。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在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撰写《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乾隆十七年）；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详细介绍种植方法。乾隆在看到陆耀写的《甘薯录》后，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广为传播，令彼等“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得到广泛种植，“颇著成效”，“俾佐粒食”。

适宜在山地种植的玉米，在鼓励开垦山头角地的谕令推动下，在大江南北得到广泛种植。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以及华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种玉米”，“土人称为六谷”，“春煮为粮，无异米谷”，“特此为终岁之粮”。迨至乾隆中叶以后，玉米、白薯成为主要食品，”穷山深谷，“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

输入洋米。

为解决人口剧增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平抑粮价（自康熙以来粮价居高不下），清政府鼓励从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进口大米。乾隆七年（1742年），福建、广东商船在返回时带回大米六万六千余石。为了鼓励外洋货船贩米入境，乾隆特下谕令：”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

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需籴买，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粜卖之艰。”同时亦鼓励去暹罗打造船只的中国商人返回时购米装船，一举两得。

乾隆在上谕中明示：“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利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准许商人自备资本，购米入境，并规定“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顶带”。

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东南亚的大米源源输入闽、广。

尽管清王朝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但由于边疆地区的开拓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谋生地带，不仅解决了人口压力所酿发的危机；也使得清王朝避免土地兼并所造成的流民问题的冲击。而高产作物的推广及对洋米入口的提倡，则使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受住了人口膨胀的压力。

注释①地方豪绅为减少赋役，串通胥吏，匿报人丁，“一户或有五、六丁，只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只二、三人交纳钱粮”。

②乾隆三十年的统计数字：二亿零六百九十九万三千有余。

③乾隆六十年的统计数字：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有余。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

⑤《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四，《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诗注。

⑥《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七。

⑦《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

⑧《清高宗实录》卷七八五。

⑨《东华录》卷二○。

⑩连横：《台湾通史》。

《乾隆芷江县志》卷五。

《道光广南府志》。

《道光普洱府志》。

李心衡：《金川琐记》。

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

赵翼：《皇清武功纪盛》卷二。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白薯、玉米在明末传入中国。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黄可润：《畿辅见闻录》。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五。

钟桐山：《武胃县志》。

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

《陶文毅公全集》卷九。

《上谕档》557（三），第133页。

《清高宗实录》卷八五。

土地兼并所造成的流民问题，是自汉暨明，一个个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矿禁之争清王朝在建立之初，鉴于明万历年间矿监四出扰民的历史教训①，除开采滇铜制钱以及在京西采煤供应京师使用外，严禁采矿。对于臣下建言开矿者，严旨切责，交部察议；对于私自开矿的旗人、民人，或解部枷责；或发边外充军。这样一种矿禁政策，持续了近百年。直到乾隆初年才有所改变。

吁请开矿。

纹玉觚乾隆二年（1737年）三月，两江总督庆复（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奏请在内地开矿，以剔除进口洋铜之弊。在此两年之前（雍正十二年），两广总督（治广东、广西）鄂弥达即提出在广东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地开矿，因阻挠者甚众，未得实行。此次庆复奏请在两广开矿，以开采之铜用于铸钱。

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两广总督鄂弥达，请朝廷批准庆复之议，力陈开矿之事，只要经理得人，不难杜绝弊端；且再次强调广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开矿便于穷民谋生。此时乾隆帝尚未摆脱传统矿禁政策的禁锢，在广东巡抚王暮所奏矿徒滋事的奏折上批道：“粤东现今又有开矿之议，此风断不可长。”②否决了庆复、鄂弥达在两广开矿之议。

乾隆对传统矿禁的否定。

乾隆即位以后，比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受到更为严重的人口压力，清政府要为那些无地可耕的人开辟新的谋生之路，开矿就是解决生计的一条重要途径。

乾隆所受到的另一个压力便是矿禁所造成的钱价上涨。自秦汉以来铜钱（亦称制钱）与白银就是通行的货币。朝廷发放的俸禄是白银，民间贸易通行的是铜钱，白银持有者必须将白银兑换成铜钱，才能购买到所需的物品。清初，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乾隆初年，只能兑换八百文。尽管乾隆谕令钱铺不得囤积铜钱，仍不能改变钱价上涨的问题。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在两广总督鄂弥达参劾提督张天骏以安靖海疆、阻挠开矿的疏奏上，乾隆批道：“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

乾隆四年（1739年）初，乾隆批准云南总督庆复所提出的，自东川经昭通抵四川永宁，开辟滇铜运道的建议。

如皋水绘园同年二月，批准湖南巡抚张渠拟开铜矿的奏请（楚省钱价昂贵）。乾隆在批示中，嘱张渠“将此事悉告之后任（张渠任满，即将离任），令其极力料理，以期有资鼓铸”。又批准直隶提督永常所提出的，在古北口外三道沟及热河八沟等处，开挖煤窑的建议。乾隆在给工部的批示中，令彼等无须考虑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有无妨碍。在乾隆的支持下，三道沟、八沟煤矿得到挖掘。

同年六月，新任两广总督马尔泰以河源县铜矿接近银山，英德县银矿出银过多，恐谋利滋事，请朝廷下令封闭。乾隆在马尔泰的疏奏中批道：“银亦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清朝廷批准开采贵州绥阳县所属月亮岩铅矿。

矿禁之争。

乾隆八年（1743年）七月，某御史③疏请：“各省矿厂除金、银之外，允许民间开采，官给执照，所采铜由国家照市价收购。”此议遭到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的反对，张廷玉等人认为各省可采之山厂，如开采无效，即应封闭。不得听民滥行开采，以致滋事。

乾隆九年（1744年）五月，藁城知县高封请自备工本，开采山东峄县、滕县、费县、临沂、泰安、平阴等地的银、铜、铅矿，因直隶总督高斌极力反对④，乾隆收回批准执行的谕令。

同年六月，御史卫廷璞对广东民间开矿提出非议，未几，御史欧堪善力主停止广东的民间开矿，其理由如下：“广东土著殷实之家甚少，流寓广东从事洋行、盐行的数十家中，财力雄厚的不过几家，本省不具备开采的经济实力；广东环山临海，黎瑶杂居，一经开矿，如若亏本，矿厂倒闭，矿丁难以遣返。若勾引瑶黎，恐难以防范；广东现有山场二百余处，聚集矿丁十万余，必导致米价腾贵。”

乾隆命军机处将卫廷璞、欧堪善之折，廷寄广东总督马尔泰、巡抚策楞，令彼等对奏折中所提出的问题“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坚持在广东进行招商开采，并对卫廷璞、欧堪善之折予以驳斥，指出：“开矿不仅可以解决钱价上涨；亦可为贫民提供谋生之路；矿工口粮可从进口洋米中得到补充；至于治安，只要弹压得方，不会有滋事之忧。”根据那苏图的建议，民间开采先自广州、肇庆二府做起。

那苏图之议终获批准。

户部对招商开采规定如下：每县招一总商承允开采；若一县有矿山数十处，每山许招一商，抽课照二八例，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交给官府作为税收；余百分之八十，再抽出一半卖给官府，矿主所支配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如开采的系铜则须把百分之八十都卖给官府）。

采矿的发展。

在摆脱传统的矿禁政策的禁锢后，清代矿业得到迅速发展。从乾隆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经皇帝批准开采的大矿就有四十多个。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山东、山西、直隶、蒙古、新疆、东北等地均有矿厂。

为了鼓励滇铜的开采及冶炼，乾隆采纳云南巡抚诺穆奏的建议，凡新开矿厂，“每年产铜二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三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两次；四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三次；五十万斤以上者加升一级；八十万斤以上者奏请升用”⑤。雍正时期，滇铜年产四百万斤；至乾隆中叶，增至一千三百万斤以上。

矿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仅在云南从事采矿、炼铜的工人达十万之多。其中汤丹、大禄矿厂各自拥有矿工就有二三万。

为了加强对矿工的控制，从乾隆十年起，“照保甲法，各设窑头，并遴员稽查弹压”，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采纳云贵总督杨应踞的建议，将各矿厂的采掘范围，限定在矿厂周围四十里之内。

注释①明代矿监之祸因聚敛而起，矿监收税根本不管该地是否有矿以及该矿是否开采。

②《清代的矿业》上册，第36—37页。

③《清代的矿业》一书收录此议，该御史姓名却已失载。

④高斌在给乾隆的密奏中，力陈：向来开矿俱在滇粤边省，泰安地近孔林，实属不宜、又言去冬彗星所指，佥称在齐鲁，今开矿适当其地，无利而有害。

⑤白新良：《乾隆传》，第150—151页。治水始末在清代，屡屡酿成水患的有黄河、永定河、长江及浙江海塘。从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清政府拨巨帑对上述水患进行治理。

治理黄河。

清代治河，必兼治淮、治运。

淮河在历史上很少为患，自从南宋绍熙年间（十三世纪九十年代），黄河在阳武决口，即奔腾而南，汇入淮河，从淮河入海①。黄河入淮既造成水流量剧增、水位迅长，也造成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河水倒灌洪泽湖，暴涨的洪泽湖水时刻威胁着扬州、泰州、淮安、高邮等富庶之地。

自元代开凿南北大运河以后，从清口以上漕船在黄河中，行一百八十里后再入运河，漕运畅通与否又直接关系京师粮食的供应。

李自成行宫清初，黄河屡屡决口同明末战乱有直接关系。在李自成围困开封时，明守军决朱家塞口淹义军，李自成亦遣人决马家口淹开封，两口并决，泛滥成灾。顺治元年七月，清朝廷任命杨方兴为河道总督。杨方兴勤于职守，深入治河工地，指挥堵塞决口。继杨方兴出任河道总督的是朱之锡（顺治十五年上任），朱之锡上任不久，河决山阳，朱之锡随即率河工堵塞决口，“疏浚堤渠”，“驰驱南北”，“及至积劳成疾”，死于任。

康熙十六年（1677年），黄、淮泛滥，从砀山至海口，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洪泽湖上的高堰大坝，决口三四十处；翟家坝被冲成四段，山阴、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等州县已被洪水淹没。沟口运河因河水四溢，反淤为陆地。

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在视察灾区后提出：“沟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二水无所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水之流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水派分无刷河之力”；“黄河南岸，不筑堤防，则高堰危险，北岸不加防闲，则山东必受冲击，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而无缓急。”②并提出利用疏浚河道的淤泥在两岸筑堤，修浚连接洪泽湖与黄河之间的运河，加固洪泽湖东岸高堰一带堤防，修复周桥闸至翟家坝被冲毁的堤岸，加深淮阴清口至高邮清水潭段运河等具体建议。

康熙十七年，靳辅的治河方案付诸实施。在十年的时间内，高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得到堵塞；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得到疏浚，且筑堤一万八千丈；在清水潭以西筑堤九百二十丈，以东筑堤六百余丈；在徐州、宿迁筑减水坝十三座，建毛家铺减水闸、王家山减水闸、大谷山减水闸，又在归仁堤、拦马河、清口建石闸。靳辅还组织挖掘一段运河，自骆马湖凿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山口，名曰中河，全长三百里，使得漕船不必再经黄河入运河。

在疏浚下游的过程中，因“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③，靳辅受到郭绣等人的弹劾，并因此被夺官。此后康熙在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途中，巡视高堰、洪泽湖、徐家湾、翟家坝等治河工地，实地考察，仍未能找出疏浚下游、使河水尽快入海的有效办法。

康熙年间的治河，虽未从根本上解决黄水水患，但在一定时间内还是减轻了水患的程度。乾隆即位后，黄水为患又日趋严重：乾隆七年（1742年），黄河在丰县石林、黄村决口，“民田俱被淹没”；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一带决口，江苏、安徽数十州县“数百里内，皆成巨浸”；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黄河又在老坝口决口，板闸、淮安俱被淹；自乾隆四十三年以后，更是连年决口，甚至一年数决。大规模治河再次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

由于黄河屡屡决口，堵塞决口已成为经常性的事务，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仅仪封决口就堵筑五次，耗帑五百六十万两。青龙冈决口，屡堵屡塌，只得另开引河一百七十里，导水下流，此次工程耗帑九百万两。

在砀山县毛城铺建减水坝，开凿引河，使一部分黄水流入淮水，经安徽宿州、泗川、流入洪泽湖，此段引河全长六百里。黄水分流减轻徐州段河道的压力（徐州段河道狭窄多弯），黄水在分流后在洪泽湖内可得到沉淀，再从清口流出汇入黄河。

屡次修筑、加固高堰，自武家墩至蒋坝的一万七千余丈，全部改建为石堤。为了控制洪泽湖的水量，乾隆在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二十七年）“阅清口”，提出“大扩清口”，“于五坝设立木志，如增长一尺（指水位增长），即将清口之坝拆开十丈，递长递拓，永成定式”④。自行此法，“十余年来，高、宝遂无水患”⑤。为防止黄水倒灌清口、淤塞清口，乾隆坚持开凿陶庄引河⑥。陶庄引河全长一千六十丈，宽三丈，深一丈余，“永免倒灌之患”，“为一劳永逸之计”⑦。

为解决黄河下游河道被泥沙堵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疏浚河道。其中河南省疏浚干河四条——贾鲁河、惠济河、涡河、巴沟河；又疏浚支河三十四条。该省每州县“所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长自里许至数十里不等，宽深自数尺至丈不等，皆足以资蓄泄”⑧。山东境内疏浚河道亦取得可观成就，鲁西南疏浚河六十余条；胶东疏浚河三十余条；江苏省疏浚石羊沟、董家沟、廖家沟、芒河；安徽省疏浚淝河、茨河、沙河、浍河、睢河。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孙嘉淦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就曾提出引黄河北上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的建议，孙嘉淦认为“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不会发生决堤、改道，所经“只东河、济阳、滨州、利津四、五个州县，即有漫堤，不过偏灾”。此后二十八年，河决青龙冈，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然而乾隆认为大清河不能容纳黄河全部水量，又恐黄水北流运河受阻、影响漕运，驳回改道入海的建议。直到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证明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合理、可行。

治理永定河。

永定河又名无定河、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河水中所挟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的河床上，致使下游经常决堤、改道。正像乾隆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永定原无定，千古冲帝京”。

康熙时期，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永定河进行治理。筑永定大堤，固定下游，并把河水引入三角淀，使河水中的泥沙得到沉淀。至雍正时期，因三角淀积沙过多，河水不能及时排泄入海，河患又日益严重，至乾隆中叶，永定河已“六改道”⑨。

为治理永定河，乾隆多次视察永定河，他认为“永定河之所以为患，独以上游曾无分泄，下口不得畅流，经行一路，中梗磅礴”⑩，提出在其上游蓄洪拦沙，中游疏浚分流，下游改移下口的综合治理方案。

乾隆初年，采纳治河名臣高斌的建议，在永定河上游的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等地修拦洪滞沙大坝，“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凶暴之势”，“层层拦顿，以杀其势”。

对中游的治理，则采纳鄂尔泰、方观承等人的建议，修建金门闸减水坝，改建其他草坝、土坝，疏浚河道，分流减水。

在对下游的治理上，意见最为纷纭：顾琮主张筑堤、散流、匀沙；鄂尔泰主张建闸坝、开引河；孙嘉淦主张引河南行，复其故道；方观承则主张改移下口，另寻沉积水中泥沙的处所。直至乾隆二十年（1765年），乾隆才作出大规模改道的决策。当河水流经永清县贺尧营后，折向东流，挖引河二十里，把永定河引入凤河，再流入沙家淀，沙家淀方圆百余里，永定河水中的泥沙在淀中沉淀后流出，使得下游不致很快被淤塞。

治理长江。

在历史上，长江很少为患。迨至乾隆中叶，由于人口的剧增，对上游森林的砍伐，使得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中游又由于围湖、沿堤造田，水道日益狭窄，致使长江自乾隆四十四年之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三次决堤，其中尤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最为严重，决堤的江水冲入洪州城，衙门、兵营、民房、仓库俱被淹没，城内积水近二丈。此次决堤酿成湖北三十六个州县被淹，“死者以数十万计”。酿成此次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富户勾结官府在江中沙洲上种植芦苇，芦苇环洲而生，芦根固沙，使沙洲面积愈积愈大，侵占江道，阻塞江流。

乾隆在得悉长江三次决口的原因后，谕令地方官对沿湖、沿江围田者进行清查，以保证江水的畅流无阻。不得“狃于目前之利”，“与水争利”。并要求地方官员“间一二年，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

疏浚各省河道。

清统治者对疏浚河道非常重视，各省水利工程纷纷修建：

乾隆三年（1738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开凿自都匀达常德、自独山至广西怀远的水道；

乾隆四年（1739年），发帑修巢湖一带堤堰及六安、滁、泗一带溪壑；

乾隆六年（1741年）。在河南中牟开凿一条六丈五尺长的新河，以分贾鲁河水势；

乾隆九年（1744年），在冀中开挖河道；

乾隆十一年（1746年），疏浚直隶庆云、盐山一带的河道；

乾隆十四年（1749年），利用万泉庄、云泉山水系，疏浚通惠河；

乾隆十八年（1753年），用木槽引南山之水，灌溉巴里坤一带屯田地亩；

乾隆二十四年（1755年），加固都江堰及大渡河、金沙江堤坝；

乾隆二十八年（1759年），疏浚吴淞江、东江娄江，清理河身，铲除河中所植芦苇；

乾隆三十一年（1762年），筑子牙河堤；

乾隆三十三年（1764年），筑正定新堤；

乾隆三十五年（1766年），疏浚常熟白茆塘、徐六泾河；

乾隆三十六年（1767年），在北运河筑减水坝，解除天津水患；

乾隆四十年（1771年），在武昌筑濒江石岸；

乾隆四十一年（1772年），修陕西四十七州县渠堰；

乾隆四十五年（1776年），在长沙筑新堤，以防止湘江泛滥；

乾隆四十七年（1778年），治理云南弥苴河、龙川江、清水河、浑水河；

乾隆五十年（1781年），在宁夏疏浚汉延、唐来、大清、惠农四渠；

乾隆五十三年（1784年）浚漳水、卫水；

乾隆五十九年（1790年）建沙市大坝。

治理浙江海塘。

为防海潮浸灌，江、浙沿海筑有五百里的堤塘，亦称之海塘。钱塘江出口处系海塘工程的重点。在钱塘江出口处，原有供海潮出入的南大亹（靠近上虞）、北大亹（靠近海宁）以及在南北两大亹之间的中、小亹（门，山峡中两岸对峙如门）。康雍时期，南大亹因沙滩淤积被堵塞。乾隆初年，中、小亹相继被堵。自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潮水出入全靠北大亹，海宁一带塘堤被冲，“海塘之内，皆属寸土寸金之地，一有冲决，民命攸关。且卤水一入，数年之内，必致颗粒无收”。

乾隆下令加固海宁一带海塘，从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筑石塘六千丈。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亲至海宁视察，因该地沙土浮活，决定修缮柴塘。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第六次南巡时，乾隆拨款五百万两，“著将柴塘上土之后，顺坡斜做，并于其上种柳，俾根株盘结”。

海塘工程，历时久、耗资大，石料来自绍兴、武康及太湖的洞庭山；柴料来自富阳、建德；木材来自钱塘江上游及长江上游。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清代，上述治水工程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患造成的危害。

注释①咸丰初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再次改道，从河南考城折向东北，形成现在的黄河下游河道。

②引自《清代通史》卷上，第788页。

③转引自盂森：《清史讲义》，第426页。

④⑤《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九。

⑥陶庄引河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即动工，康、雍年间五次开工。屡挑屡淤，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历七十八年，始获成功。

⑦《御制陶庄河神庙碑记》。

⑧《清史列传·胡宝球传》。

⑨《清史稿·河渠志》

《续行水金鉴》，《永定河篇》。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一。

《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九。

《清高宗实录》卷四一。

普免钱粮、漕粮蠲免灾赋①、欠赋②是清朝统治者用以缓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康熙统治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实施普免钱粮，这一做法在乾隆时期，进一步得到推广。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十月，康熙以明年为皇太后七十寿辰、即皇帝位五十周年为由，决定普免康熙五十年的全国钱粮。为此颁谕户部：“方朕八龄践祚之初，太皇太后（康熙祖母）问朕何欲，朕对‘臣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倦倦此心，未尝一日少释。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蠲免钱粮）为急，数十年以来，除水旱灾伤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第通蠲一年，屡经举行。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朕一无所顾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鉴于“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明年为康熙五十年，再沛大恩”，“将天下钱粮一概蠲免。”③具体做法如下，“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钱粮，除漕粮④外，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全免地丁钱粮八百三十七万七千一百两，“并免历年旧欠共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两有奇”。其余省份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或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蠲免应交纳的钱粮。

普免钱粮的做法在中国封建社会系首创。

乾隆五次普免全国钱粮。

乾隆在其实行统治的六十三年⑤，五次罢免全国钱粮，第一次系乾隆十一年（1747年）；第二次系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第三次系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四次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第五次系嘉庆元年（1796年）。

乾隆十年，清帝为罢免钱粮颁谕：“朕临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蒸同燕，众、多之意），民依念切，躬行俭约，薄赋轻徭”，“朕思海宇义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为是特颁谕旨，将丙寅年（十一年）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⑥当时清朝廷的库存仅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一十八两⑦，对一个人口已达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大国并不丰盈，乾隆七年（1744年）的特大水灾，用于赈灾的银两就超过一千万。尽管如此，乾隆仍坚持将有数之财散于下的做法，并将阻挠罢免一钱粮的御史赫泰交部严加议处，降两级调用。

天体仪按照规定，乾隆十一年，免纳钱粮的省份有直隶、奉天、江苏、陕西、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共免白银一千零四十二万两；乾隆十二年，免纳钱粮的省份有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共免八百六十二万两；乾隆十三年，免交钱粮的省份有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共免白银九百一十九万余两。

第二次罢免一钱粮，正值平定大小金川、平定准部、开拓新疆之后；适逢乾隆六旬大寿；乾隆中叶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⑧，为缓和矛盾遂于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罢免一钱粮；乾隆五十五年，系乾隆八旬大寿，因之第四次罢免一钱粮；嘉庆即位、乾隆退居太上。系千古难逢之盛典，故第五次罢免一天下钱粮。

罢免钱粮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据记：“诏下之日，万方忭舞。”⑨蠲免漕粮。

在罢免一全国钱粮的基础上。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次罢免一全国糟粮。因此而受惠的省份是承担漕粮的山东、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省，三次共蠲免漕粮一千二百万石左右。

五次罢免一全国钱粮、三次罢免一漕粮，总计共免白银一亿四千万两；粮一千二百万石。

免粮不免租。

在蠲免钱粮中收到实惠的是“业户”（有土地的人），“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劳，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⑩。在乾隆十年，下达罢免一钱粮的谕令后，福建上杭就发生要求四六减租的暴动。据福建提督武进升奏报：“汀州府上杭县，因蠲免钱粮，乡民欲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有土棍罗日光、罗日照等，聚众械殴业主，及至地方官弁，拨差兵役拘摄，复敢聚众拒捕。”乾隆对此奏作如下批复：“朕罢免一天下钱粮，原期损上益下，与民休息”，“至佃户应交业户田租”，“岂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乾隆始终坚持“其减不与减，应听业主的酌量”，“有田之户，经营业产，纳粮供赋，亦图自赡身家，岂能迫以禁令”。“况佃民多属贫无聊赖，其中贤否不一，丰收之岁，尚不能免凌其业户，抗负租息”，仅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彼刁顽佃户，借此观望迁延，仍治以抗租之罪”。

蠲免钱粮、漕粮，只是缓和清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矛盾，而业主与佃户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注释①免除受灾地区应纳钱粮。

②各地因天灾、人祸拖欠的钱粮。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④漕粮系地丁钱粮之外，对部分省——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所征收的，供应京师官兵的粮食，经运河运至北京。

⑤乾隆在位六十年，退归太上皇之后又统治三年。

⑥《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二。

⑦乾隆九年收入银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两，支出银一千零六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七两，加上库存旧银二千九百一十二万一千一百零四两，实存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一十八两。

⑧乾隆中叶以后，由于秘密宗教的传播。社会日趋动荡，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主王伦在山东聚众为变，漕运一度中断。

⑨龚炜：《巢林笔谈》卷四。

⑩《清高宗实录》卷九。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三。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六。

《清高宗实录》卷九。

第三十二章

乾隆惩贪与贪风日盛乾隆元年正月，乾隆帝即位伊始就训谕百官：“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汝等可明知朕意。”①在整个统治期间，乾隆帝屡屡动用重典，严惩贪官。

惩治贪官。

乾隆十八年，南河亏空案。清政府专设河道总督管理黄河修浚事务，经办河务的官员长期以来玩忽职守，大肆贪污，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积年亏空已达十八万两。该年九月，黄河在铜山决口，黄河南岸的灵、虹、宿、盱等州县一片汪洋。对于这人为的灾祸，乾隆帝下令将管理该段河务的同知李悖、守备张宾处决，负责南河事务的高斌②则陪绑示法。同时，乾隆帝颁谕旨，限其在一年内补齐亏空，若不能完纳仍予以正法。乾隆帝又将乾隆十年以来，历任河道的姚廷栋、叶存仁、何娟、李宏等人一并革职，交部从严治罪。

杨灏、恒文、蒋洲贪污亏空案。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九月，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案发。杨灏利用放银买补偿平仓谷备荒之便，贪污白银三千余两，被处以斩监候。次年秋审时，湖南巡抚蒋炳以杨灏限内完赃为由拟将其缓决。乾隆帝怒不可遏，一面将杨灏处死；一面又以蒋炳窃权包庇而将其革职治罪，查抄家产。与此有关的三法司、九卿、科道许多官员都分别受到惩处。

云贵总督恒文利用巡阅各地营伍之机，授意家人赵二勒索州县属员十五人财礼，并以进贡为名压价勒买民间黄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六月案发，恒文在一年多任期内，搜刮了数万两黄金、白银。为此，乾隆帝令恒文自尽。十五名地方官员未能举发其事，也分别交部议处，各降一级。

山西布政使蒋洲，是雍正间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任内亏空库银两万余两，乾隆二十二年七月，擢升山东巡抚离任之时，又勒派通省属官交银以补亏空。乾隆帝在澄清事实后，决定将蒋洲处死。因收受蒋洲贿赂的山西巡抚明德等官员也分别给予革职、降级的处分。

两淮盐引案。从乾隆十一年（1745年）起，主持盐务的官员私自规定每张盐引加征税银三两，勒令盐商缴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六月，尤拔世任两淮盐政，因向盐商勒索而不得，遂将此事揭发。乾隆帝极为震惊，他粗略估算，两淮盐政等私征银当在千万两以上，扣除历次南巡及内廷采办物品花销四百七十六万两，尚有六百数十万两被盐务官员所侵蚀、中饱私囊。乾隆帝著令将前任两淮盐政高恒（乾隆帝孝贤皇贵妃之兄弟，高斌之子）、普福、盐运使卢见曾等概行解职交审，查封其任内资财和原籍家产，后三人皆被正法。前任两江总督尹继善及现任总督高恒之堂兄高晋，均因不据实参奏被严加议处。此案审理过程中，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军机处行走章京王昶、刑部司员黄骏昌、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因曾向卢见曾透漏抄家的消息，也分别受到了充军乌鲁木齐或革职的处分。

甘肃捐监冒赈案。陕甘总督勒尔谨与甘省布政使王直望以及继任布政使王廷赞在推行纳粟捐监活动中，借口连年赈济灾民，大肆侵吞。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六年（1781年）案发，搜刮白银六、七百万两以上，仅王直望一人即贪污白银达三百万两。对于这起“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③，乾隆帝极为震怒，将勒尔谨、王直望处死，子孙谪戍伊犁。此案是全省通同作弊，如依法处置，甘肃道府以上官员将为之一空。鉴于此，乾隆帝只将其中侵贪二万两以上者处死，其余从宽问拟斩监候，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侵吞抄家物资案。甘省捐监冒赈案后，闽浙总督陈辉祖奉命查抄王直望家产。陈辉祖趁机从中渔利，但抄家底册未加改动就上报了朝廷。乾隆帝看到底册载有金叶、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内务府实收九两三钱。王直望曾经进贡，被乾隆帝发还的玉瓶、玉山子也不翼而飞。对于如此敢于跟皇帝争利的臣子，乾隆帝将其革职下狱，后因其他案件，陈辉祖被谕令自尽。

乾隆四十七年，国泰、于易简勒索属员侵亏国帑案。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与布政使于易简相勾结，一方面贿赂朝中大学士于敏中（于易简之兄）、和珅等寻求政治庇护；一方面利用职权，对属员下官大行勒索，致使全省州县无不亏空，总计二百万两。乾隆帝赐国泰、于易简自尽，家产抄没。

闽省贪污亏空案。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内禅在即，闽省案发。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布政使伊辙布等相互串通。侵蚀库帑，致使全省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又侵吞盐务经费十五万两。抄没家产时，仅如意一项，伍拉纳家有镶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柄；浦霖家有镶玉如意大小一百五十七柄。闽省大案最后定谳时，乾隆帝对伍拉纳、浦霖等十人予以正法外，将伍拉纳等人子嗣概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乾隆时期，大的侵贪案件还有：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湖南巡抚李因培指使属员弥补亏空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贵州威宁州铅厂亏空案；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云南布政使钱度贪污受贿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受贿案；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闽浙总督福崧贪污案；等等。

乾隆帝一再重申治乱之要，其本在吏：“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④“国家设官分职，均宜洁己奉公，廉隅自励”，贪官“恣饱欲壑，置民瘼不问，此而不办，何以肃吏治而儆百官。”⑤贪风不止。

乾隆帝治理贪污煞费苦心，对侵贪官员大开杀戒，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事实上，乾隆一朝贪污案件不胜枚举，刑罚愈严、贪风愈炽，乾隆帝本人也承认：“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⑥“察吏非不严，而贪墨未息；锄恶非不力，而纵逸尚闻。”⑦特别是乾隆中后期，贪风蔓延日甚一日，“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⑧。吏治败坏已不可收拾。这不仅是乾隆帝，也是整个封建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乾隆帝严于治人、宽于律己。他劝谕臣子：“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实际上每逢年节、寿诞以及南巡、东巡，乾隆帝大开进献之门，甚至明文摊派。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经费之筹集主要由官员、商人和各省民人交纳。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应缴经费，行令户部在俸禄内扣除；各省督抚等应交之项按其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中盐务官员额外增收盐税，主要是为筹办乾隆帝南巡之用。乾隆帝本人贪得无厌，凡官员被籍没之家产，一律归内务府所有，即被装入乾隆帝私囊之中。

乾隆帝惩贪虽严刑峻法，施之重辟，但终不能一视同仁。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收受贿银三万余两，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贪赃。案发，乾隆帝认为此实从来所未有，九卿拟予斩决。乾隆帝却为李侍尧开脱，称其：“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用深思。”⑨在乾隆帝的袒护下，李侍尧被定为斩监候。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因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义，乾隆帝免李侍尧罪，令李赴甘肃平定起义，旋任其为陕甘总督。

乾隆帝在其统治中期以后，常有“不为己甚”之念，“因物付物，惟正斯中，以人治人，斯改而止”⑩，“有一线可生之路，无不量为宽贷，以体上天好生之意”。

乾隆四十七年，国泰、于易简案发。乾隆帝说：“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未惩，而山东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因此定国泰、于易简为斩监候，只是后来呈报说各州县亏空库项二百万两之多，才令其自尽，而与此有关的官员，都得以留任，限期弥补亏空而已。同年陈辉祖案结案时，乾隆帝对贪利无耻的“盗臣”定斩监候。在处理闽浙总督富勒浑贪污案时，乾隆帝再次重申：“朕实不愿屡兴大狱。”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揭露罚银代罪（即议罪银）之弊，指出各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以致仓库多有亏缺，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请求永行停止罚银。刚刚度过八旬大寿的乾隆帝闻此大怒，自辩说：“五十五年如一日，反躬自问实无失德，”直逼尹壮图所指督抚亏空者为何人？尹壮图要求密往各省调查亏缺，乾隆帝降旨不予廪给，只给驿马，不允尹壮图微服密访，认为国家无此政体。尹壮图与户部侍郎庆成到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查访，庆成有意游山玩水拖延时日，给查访州县以补充仓廪亏空的机会。结果因查无实据，尹壮图被革职留任，旋以其母老，被逐出北京。

乾隆帝广开宽宥之门，助长了贪风。

和珅的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七十寿庆。他以“适百里路半九十”自勉勤政。但此后，乾隆帝精力不逮、政治倦怠，和珅遂登上了政治舞台。

和珅，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乾隆三十四年（1768年），袭轻车都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和珅口齿伶俐，精明敏捷，办事干练，善体乾隆帝之意，遂受乾隆帝赏识重用，四十一年授户部侍郎，旋擢升军机大臣。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仗势勒索，衣服等逾制，但乾隆帝宠护和珅，断曹锡宝为诬告，曹忧愤而死。两月后即闰七月，和珅升任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吏部尚书事务，仍兼步军统领。后和珅累封至一等公，成为权倾朝野之人，这一切都与乾隆帝对其宠遇分不开，早在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便将自己最为疼爱的幼女和孝公主指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也积极与皇室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康熙帝的曾孙贝勒永鋆，将自己的侄女嫁与乾隆帝的孙子质郡王绵庆。同时，和珅还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置于各级重要官缺，“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

和珅对乾隆帝极尽奉承之能事，他利用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职务盘剥商民，供乾隆帝物质上挥霍奢靡。一方面又亲自主持备办乾隆帝七旬、八旬万寿庆典和千叟宴事宜，极为乾隆帝欣赏。

在乾隆四十五年左右，和珅创建了颇具特色的用以敛财的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制度是借事罚银，多为自议数额，多者数十万两，少数也千余两。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两淮盐政全德以溺职被内务府议处革任，乾隆命其自行议赎，结果全德情愿缴银十万两而得以从宽留任。第二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议罪，奏明于两淮盐政任内收受商人供应银十九万二千两，情愿加一倍缴出，其缴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分限五年交完。以银代罪，逃避制裁，这进一步助长了贪风。

乾隆帝信任、倚用和珅，多次派和珅调查贪污大案。事实上，乾隆后期贪污案几乎都与和珅有关联。《清鉴纲目》卷八云：

“时承平既久，帝年已高，习于骄侈，每疏忠直而喜逢迎，中外官吏又习于贪黩，类赂津要以固权位，而和珅遂乘此时机，揽权聚敛，以罔上而贱下。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事之，结为奥援，如国泰、王直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等辈皆以赃款起大狱，赃款之多往往至数千百万，为历代所未有。高宗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多，贪风愈炽，或且惕惕恐罹法网，盖图攘夺为行贿自全之地。其敢于行贿者，大率皆恃和珅为护符。”

和珅招权纳贿，大肆聚敛，卖官鬻爵，“擅弄威福，大开贿门”，其府第“豪华奢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在专权的二十余年间，和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如《清仁宗实录》载抄没和珅家产时：“家中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家中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十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所藏珍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另据档案记载，仅其在京房屋一处，即有两千三百四十三间之多。曾有人估算和珅家产总值不下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多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和珅成为贪污的代名词。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死后，和珅被嘉庆帝治罪，和珅的飞黄腾达正是乾隆后期政治腐败、贪风盛行的产物。

注释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一。

②高斌之女系乾隆之妃。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

④《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一。

⑤《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九。

⑥《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

⑦《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三。

⑧《清史稿·王杰传》。

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

⑩《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

《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八。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

《满汉名臣集》。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八。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台湾民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廷收复台湾后，把台湾隶属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府下设四个县①。闽、广沿海居民纷纷偷渡台湾垦荒，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垦荒者的增多，不同地区移民在土地占有上的冲突与械斗日多，移民同清朝廷派往台湾官员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吴球聚众反，康熙四十年（1701年），刘卻揭竿为变，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动荡同步发生。

朱一贵之变。

朱一贵系福建漳州府长泰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赴台湾，“充台厦道辕役，寻被革，居母顶草地，饲鸭为生”。“有黄殿者，居罗汉门，与朱一贵善”，“往来密洽”②。“辛丑春（康熙六十年系辛丑年），凤山县令缺”，知府王珍“委政次子”。王氏父子，征收粮税苛刻，以风闻捕治盟歃者数十人，违禁入山伐竹木者百余人”。该年三月，“李勇、吴外、郑定瑞等，相率之罗汉门，见一贵曰：‘今地方官长，但知沉湎搏蒲耳，种种不堪，兵民瓦解，欲举大事，此其时乎?’一贵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归者必众’。”③四月十九，李勇等五十二人在罗汉门“奉一贵焚表结盟，各结党羽，得数百人”，“夜出冈山，袭劫塘汛”④。杜君美等“在下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响应朱一贵，“掠台湾府库”。草潭、下埤头、小琉球等地纷纷起事。

五月二十三日，义军在赤山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⑤，清游击周应龙狼狈逃走。清总兵欧阳凯率众一千五百扎营春牛埔，“军中夜惊，镇兵四散”，“人无战心”。“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贤、右营游击王鼎”等“率兵千人，战船四十余号，联腙扬航”，“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台湾知县吴观域、县丞冯迪、典史王定国、诸罗知县朱夔、典史张青远，皆时相率登舟”，“齐赴澎湖”⑥，“凡七日全台陷”⑦。

义军在占领台湾后，立朱一贵为中兴王，年号永和，杜君美却“欲立其子杜会三为王，众不服”，杜君美“每事骄蹇”，生活糜烂，“掠妇女七人闭营中”。朱一贵“整兵围攻杜君美，败之”，杜君美率万人“北走尾溪，至猫儿于屯札，剽掠村社，半线上下多被蹂躏，所未至者，惟南嵌以北尔”⑧。

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在六月初三“自福州往厦门，办理军务”，“提督施世骠前赴澎湖”，率兵一万二千、水手六千，分乘船六百余艘渡海，六月十三日在鹿耳门登陆，攻克安平镇。康熙特传谕起事诸人：“朕思尔等多为内地之民，非同贼寇，或因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苛剥，遂致一二匪类倡诱，众人杀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实与众何涉”，“尔等若即就抚，朕自原谅尔等之罪；倘执迷不悟，则遣大兵围剿，俱成灰烬矣。”⑨御花园内绛雪轩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攻克台湾府城，分兵两路进剿。朱一贵率残部千余人退至诸罗县沟尾庄一带“索饭食，杨旭等椎牛饷之，许号召六庄乡壮相助”，“旭备馆舍，将一贵等分宿民家，传集六庄乡壮，佯为守护，潜以水灌贼炮。夜五鼓，大哗，称官兵至，金鼓火炮齐鸣，诸贼仓皇惊起，不知所措”。杨旭等“遂擒朱一贵”，“散其余众”。“旭缚一贵等，置牛车赴八掌溪，交游击林秀”。乃将朱一贵“槛送厦门”，遂又将其“解京正法”。“北路千余里地方，尽皆平复矣”⑩。

清军登陆后，杜君美逃至深山，“昼伏夜走”，行踪不定，该年十月到清军营中投降，旋即被押解北京，处死。

同年八月，康熙下令将“平日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的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礼、知县吴观城、朱夔等押赴台。

已故知府王珍剖棺戮尸枭示。

六十年（1721年）十月，清朝廷制定台湾驻军之制：在台设水师营副将一，辖兵二千；设陆营副将一，辖兵二千；总兵驻澎湖，辖兵二千。驻台官兵均从内地派遣，三年一换，所有官兵不得携带妻、子。每年从北京派御史一名，前往台湾巡查。

林爽文之变。

林爽文，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随父渡海至台湾，在彰化县大里代庄“赶车度日”。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天地会首领、漳州人严烟渡海，到台湾彰化开布店，传播天地会，在“有事大家相帮，不怕人家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的鼓舞下，林爽文与诸罗的杨光勋、张烈，淡水的林小文以及凤山的庄大田等人相继加入天地会。

乾隆中叶以后，“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腹剥之，于是民益轻官”。在朱一贵之变后，台湾吏治曾得到整顿，但在几十年后，贪黩之风又起，官员“恣意婪赃”，“勒索馈赠”，甚至“放戍兵私回内地贸易，又听任漳、泉兵丁贩私滋事”，致使台湾治安无法维持。

据《平定台湾述略》所记：“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役歼焉。”台湾官署无法破案，则诿罪于“生番”（土著高山族人），“使人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杀人者实脱然事外，于是民益轻视官吏，而番亦衔刺骨”。

乃至不同籍贯的移民“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压，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兵”。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天地会成员杨光勋与弟杨功宽争夺财产发生矛盾，杨功宽因兄加入天地会，有会党为后盾，遂另立“雷公会”，彼此械斗。台湾总兵派人将双方首领查拿，天地会成员聚众救出张烈，逃往林爽文所居住的彰化大里代。

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彰化知县俞竣、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等统兵前往大里代，在距大里代五里的大墩扎营，谕令村民将林爽文等人擒献，并“先焚数小村怵之”。十一月二十七日夜，“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赫、耿、俞皆死焉。翌日，“乘势陷彰化，县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前同知刘亨基、典史冯启宗悉为所杀。十二月六日又陷诸罗，县令董户延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为群贼所害”。“凤山县有庄大田者”，“乘乱起，十三日陷县城，县令杨大奎自刎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林爽文等已占领彰化、诸罗、凤山三县。

十二月初，闽浙总督常青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军提督任承恩统兵一万三千赴台，加上台湾额设官兵，二万有余。但黄仕简年事已高“卧病床榻”，任承恩又“素不知兵”，二提督拥兵坐守郡城。直至翌年（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台湾总兵才收复诸罗县城。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三月，浙闽总督常青奉命抵台湾。乾隆传谕常青“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辙，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产，完成意）事致稽时日也”。常青同黄仕简、任承恩一样“惟知结营自守”，“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糜饷”，其扎营之地距庄大田屯驻的南潭仅五里，抵台数月对此“肘腋”之敌“竟不思乘势攻剿”，“任其逼处”。

清军统帅的畏敌避战，使义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发展到十余万。为夺回连络南北的诸罗，林爽文“自六月中攻围，连日朝夕不止”，“禁粒米不得入城”，士民“饥疲不能支”。

林爽文所据的的大里代、水沙连诸处存米甚多，“每石仅需八百”，清军所占据的鹿港“每石三千”，“仓库悉空，府仓谷亦无多”。“彰化县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庄男女老幼咸来避匿，不下十万余人，无处得食”，“至乡勇口粮，向系义民公捐，今为日已久，义民告匮，难令再捐”。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清帝派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此时林爽文、庄大田的部众已近二十万，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港等少数港口外全被义军占领。该年十月底福康安带五千援军在台湾登陆。十一月初，福康安扬言直捣大里代，而阴趋诸罗县城，击败围困县城的林爽文部，被围困五个多月的诸罗终于解围，“城中官民”，“饥赢无人色”。“无不欷献啜泣”。

林爽文在从诸罗撤退后，退居县城北面的小半天山，该地四面陡壁，易守难攻。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乘胜督军仰攻，林爽文不支从小半天山退至六斗门。在六斗门的激战中，林爽文再次失利，遂退守大里代，凭借构筑的土城以枪炮进行抵抗。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康安与林爽文秉烛夜战，林爽文再次失利。次日清晨清军分路进剿，林爽文携眷撤至集集埔。集集埔“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其所预营扼险处也。十二月五日，官兵腾而上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

接连遭受重创的林爽文，既未南投庄大田，与庄大田合兵一处；又未撤至高山族居住的深山老林，以图再举，而是“匿其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穹谷丛箐中”。“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潜出觅食”，被擒。

清军在擒获林爽文之后，大举南下，“庄大田仓卒出拒，败而走”。清军接连在大武陇、大日峰、南潭、中洲、大冈山、小冈山、水底寮击败庄大田部。“庄大田力不支”，逃至“负山临海”的郎峤，“与其党潜匿焉”。清军“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于水，自此大兵坏山围之，贼冲突不得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千余，庄大田亦就获”。

被清朝廷凌迟处死的除林爽文、庄大田外还有何有志、林领、林永返、陈梅、陈传、蔡福、刘升、陈秀英、谢桧、郑记、陈天送、庄大九等十二人。上述被凌迟处死者的子弟，年十六岁以上皆斩，其妻女及十五岁以下子、孙给功臣家为奴，且十五岁以下的男姓亲属全被阉割（被阉割的共有三十七人）。

注释①台湾、风山、诸罗、彰化。

②③④蓝鼎元：《平台纪略》。

⑤周应龙领兵进剿，滥杀无辜，焚毁道旁庐舍，激起民变。

⑥蓝鼎元：《平台纪略》。

⑦龚柴：《台湾小纪》。

⑧蓝鼎元：《平台纪略》。

⑨王先谦：《东华续录》卷一○七。

⑩蓝鼎元：《平台纪略》。

《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

《圣武记》卷八。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黄仕简、任承恩先后被革职，交刑部治罪。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八。

《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五。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

《军机处录副奏折》。

《啸亭杂录》卷六。

赵翼：《平定台湾述略》。

林爽文被押解北京后处死，首级割下“在市口枭示”。乌什之变乾隆时，清朝廷派往南疆的官员同维吾尔族上层人物——伯克，狼狈为奸，对维吾尔族人民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据那彦成披露：“其各衙门服食日用所需，无一不取给于阿奇木，虽有发价之名，并不发价”，“甚至各城于月给供应之外，尚有随时需索海龙、水獭、骨种、羊皮、珊瑚、黄金、绸缎、茶叶、金花布、塔连布等物。遇有差使过境，索取车价元宝二十三锭，红钱（即普尔钱）一、二百串”。“各大臣自到任时，所属本城及各庄阿奇木均馈送回疆所产之金丝绸缎，回子棉、花布、玉玩、皮张等件”。“节寿一律呈献”，“任满回京，该阿奇木致送程仪元宝数十锭，亦系摊派。”①清朝廷所委任的各城伯克“凡所动用什物如绒毡、花毡、铜、锡、木、磁器等器皿”。“皆摊派于所属回庄”②。

揭竿而起。

乌什系南疆东四城之一，户口数万，原阿奇木伯克霍集斯奉命入京朝觐，留居京师③，遂以哈密郡王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为人残暴，“将乌什人鞭责凌辱，日以为常，且贪纵之极。多方需索。而哈密随来之人，尤为不法，四出诈骗，乌什回人不堪其虐”④。

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既贪婪又生活糜烂“昏愦不治事。又酗酒宣淫”，“平日将回人种种科派、苦累，伊父子及笔帖式等任意奸淫回人妇女”⑤。清朝廷派往新疆的驻军，“每借战胜之威，凌虐所属”，“兵丁任意出入回庄不加禁约，以致奸淫回妇，欺凌回子，习以为常”⑥。

乾隆三十年二月十四日（1765年），素诚征调乌什维民二百四十人运送沙枣木，其子及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负责押运。素诚之子及阿布都拉的行李，俱令维民背负，阿布都拉动辄毒打被征调的民夫，致“群回疑忿含冤”无处申诉。小和卓赖和木图拉亦被征调，其妻曾被素诚留宿衙署。在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被凌辱的民夫揭竿为变，擒阿奇木阿布都拉，旋即攻入乌什，包围素诚衙署，放火焚屋，素诚先杀子，后自杀。

清朝廷对策。

驻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闻变，率兵四百抵乌什，将乌什包围。卞塔海不问情由即用炮攻城，迫使城内并未参加起事的维民奋起抵抗，卞塔海仓皇败退。三座大炮落入乌什维民手中。驻伊犁将军明瑞于该年闰二月初五，率兵一千一百自伊犁启程。乾隆传谕明瑞，此行“非专为剿贼，特令其详察起衅情由”⑦。

在明瑞抵达乌什之前，库车办事大臣柏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相继统兵至乌什。明瑞在闰二月二十七抵乌什，旋即将乌什之变原因上奏：素诚派累回人、奸淫回人妇女；卞塔海不问情由放炮激变；纳世通、卞塔海妄自尊大，凌辱回人。乾隆在接到明瑞奏报后，传谕将纳世通、卞塔海于军前正法；并下令查抄素诚、卞塔海、纳世通家产；命永贵前往喀什噶尔办事，阿桂前往乌什协助明瑞攻城。

围困乌什。

在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乌什“依恃城坚粮足”，“以死拒守”。赖和木图拉阵亡后，其父额色木图拉继续领导守城，在“口粮将绝”的情况下坚持抵抗，以至粮尽。乌什阿訇沙布勒锡拉卜设计缚献额色木图拉，清军在围困乌什七个月之后攻入该城。

明瑞攻入乌什后，关闭城门，收缴维民的枪炮、弓箭，杀剿丁壮千余，将剩余的万余人发往伊犁。

“勿留子遗”。

尽管乾隆在谕令中承认：“乌什回人一事，实由素诚等狂纵妄行，以致激成事变，及纳世通之妄自尊大，凌辱回众；卞塔海之轻率攻城，”但乾隆坚持“勿留子遗，尽数杀戮”，令明瑞在克城之后，“将丁男俱行剿杀，十三岁以下幼童及妇女送往伊犁。发往时，俱令自备资斧，不得给以口粮（乾隆已知乌什城内绝粮）”⑧。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被押往伊犁的乌什男妇万余人行至摩多，明瑞奉命将其中男丁二千三百五十余人全部屠杀（押送途中病毙及正法者三百六十余人），所余妇女押往伊犁配给无妻室的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兵丁，老年妇女及幼童赏给官兵为奴。

乌什善后事宜。

一、消弱阿奇木伯克之权。阿奇木伯克日久权重，任用私人，诸弊丛生，嗣后遇所办之事，阿奇木需与伊什罕伯克会商。

二、革除各城酌派差务的四、五千腾格（普尔钱的货币单位）。

三、按各城回人所承担的赋役造册，每隔一年查核一次。

四、选用都司伯克（总司各城差务）须伯克公同保举，阿奇木的族属俱令回避。

五、伯克所用亲随向有定额，不得额外增派。

六、回人所纳赋额，应张榜公布，加盖印信。

七、内地商民不得与回人杂处。

八、规定伯克与大臣、官员相见礼节。

防微杜渐。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驻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疏劾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⑨私役维民上山采玉，牟获暴利。乾隆令将高朴正法，并在谕令中强调：“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绥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

注释①②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

③乾隆二十四年，清帝即密谕参赞大臣明瑞等体察霍集斯情形，如大局已定令其入觐，再将其妻子送京，又密谕兆惠：如擒获霍集占，“回酋无出其右者”，其“意在总统回部”。

④《回疆通志》卷一二。

⑤《圣武记》卷四。

⑥《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

⑦《清高宗实录》卷七三○。

⑧《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

⑨高朴系高斌之孙，孝慧皇贵妃之侄。

第三十三章

清水教王伦起事清水教的前身系五荤道收元教，该教创始人为山东单县刘佐臣。康熙初年，刘佐臣以“不开斋”的方式传教，以“把尘世间的芸芸众生度回天宫”①作为鼓动群众的教义。此后刘佐臣的子孙坚持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秘密传教，刘佐臣之子刘汉儒、孙刘恪、曾孙刘省过均因传播“邪教”被逮入狱，但刘氏家族的后裔及信徒依然传教如故。

秘密传教。

王伦系山东寿张县人（一说阳谷人）。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从张继成入了邪教，不敢露名。王伦“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方书，为人治痈疡，颇验。择受病男妇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又诡称遇异人授符篆，能召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积十余年，而奸党遍诸各邑”。

王伦手下的骨干有：

僧人范伟。范伟与王伦同乡，“自幼犷悍无赖好博，负多不能尝”，“匿王伦家”。后出家，“所为多不法”，“妄谈天文谶纬以惑众，尝语王伦曰：‘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予为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白加王即皇字）。’又尝劝王伦纠党千人，潜入京师为变，因事迁延不果”。

孟灿。兖州人，“尝因争博，以一掌毙其徒，亡命至楚。素与范伟善，闻逆谋,潜返，王伦倚如左右手，跬步不离”。

颜六。堂邑人，“家饶于资，招聚亡命，居积私盐，荷筐人市”，“范伟招之入党”。

李三。堂邑人，“身长八尺”，“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伦遣其入京侦探”。

杨累。王伦义子，“多力，贼中妄称万人敌”。

李旺。王伦义子，“桀黠善斗”，充衙役。

乌三娘。兖州人，王伦义女。原系江湖艺人，“有膂力，工技击”，“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赀。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②。

聚众起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王伦在堂邑、寿张一带“招众训练”，“教习枪棒”。寿张知县沈齐义得悉王伦聚众，“移文阳谷协擒”，被在县衙充当吏役的清水教徒泄露消息。王伦“遂倡说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了我，都可免”。“并云二十八日有风雨，是时正好动手”。“王伦在党家店已有数百人”，王伦之徒王经隆“在张四孤庄亦聚有五、六百人”。“此二日内适值风雨，所以人益信服”，“胁附者日多”，“遂作先发制人之举”③。

八月二十八日夜，王伦等“召优在衙前演戏，椎牛醵饮，至更余”，“数千人呼啸而入”，知县沈齐义被擒杀，遂占领寿张县城。九月初二，攻陷阳谷。初四占领堂邑，仅数日连克三城。

王伦听从范伟之谋，“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王伦属下一人“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从之者愈众，义军发展到二千余。

九月初，王伦在连克三城后抵达距临清四十里的柳林。临清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东岸，临清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漕运是否畅通。由于王伦等“在闸口搭桥渡河”，致使漕船“俱在临清以北，不敢前进”④，漕运中断。九月十六，临清旧城失陷，王伦等遂以旧城为据点，向临清新城发起攻击，“飞弹入城，声如饿鸱，人人慌恐”⑤。

清朝廷部署。

清朝廷在得悉漕运中断后，立即传谕河道总督姚立德、山东巡抚徐绩：“速将闸口贼众剿净，使河路早得肃清，漕船遄行无阻”，“已过临清各帮”，“严饬地方河汛文武官员，尽力催儹南下勿稍稽误（九月十三日）。”

同时令大学士舒赫德统兵千余，前往临清。九月下旬，舒赫德兵临临清，分两路攻打旧城，颜六、杨累等相继中炮火而死。九月二十九日，清军攻入临清旧城，包围王伦所居住的汪氏大楼。乌三娘“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捍蔽锋镝。忽于马上跃升屋，自屋而楼，即汪氏之三层楼也。高十余仞，官军围三匝，矢炮拟之若的，三娘扬袖作舞状，终莫能伤”。王伦之嫂，“年六十余，白发盈头，身高八尺，跨马挥双刀，巷战被擒⑥”⑦。

当清军侍卫英济图与把总仙鹤林等八人冲入王伦所在房屋时，“两厢突出十数贼，一拥至前，英济图猝不及备”⑧，“孟灿掣短矛刺英济图，中其喉”，“贼竟将王伦夺去”，“从此不复见矣”⑨。

清军在占领临清旧城后，大肆屠戮，“旧城街巷，贼尸积塞路”，乾隆令舒赫德等，“择一离河稍远平敞地面，无碍田庐者，刨两大坑，分别男女尸身，投掷其中，即以烬余灰砾填拥成堆”，“以昭炯戒，亦可使人见而知儆”。

搜寻王伦。

烟波致爽殿清军在占领汪氏大楼后，既未能生擒王伦，又未能找到王伦的尸体。被俘获的王伦义子杨佩在口供中有“王伦说就在这里烧死，是不出去的”之语，但清朝廷认为“必系逆匪狡计，诡为此言，遣杨佩外出传说，冀官兵深信不疑”，“逆匪便思潜踪逃脱”。又据目击王伦自焚的王经隆供称：“二十九日，我同王伦及伊义子李士杰等数人，俱在楼上，见官兵跳在围墙上”，“镦入楼擒拿，我随劝王伦投降，王伦说‘我宁可烧死在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将堆积乱纸、坏木令人放火，众人不肯动手，王伦即自己放了火。我因烟起受不得，即由楼上山墙小窗内钻出，当即被官兵拿住了。”再据王经隆侄孙王峻爱供称：“火势炎烈时，王伦的衣服、胡须已经焦灼，而王伦仍坐在东北角上。”但因未找到王伦的遗骸⑩，直至十月十九日，舒赫德、徐绩等仍“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总无王伦跻迹”。于是“一面刨验尸骸，一面仍严加搜缉，总期得到匪酋实在下落”。

因王伦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舒赫德等亲赴汪家楼下，查验死尸，其中有一具“只烧去下身，上身尚可认识”的尸体，“经王经隆、范伟认系李士杰之尸，其余各尸，俱已焚枯，竟不能辨别”。据范伟等言“李士杰甚骁勇”，“总随王伦，不离左右”。在李士杰尸体旁边的一具遗骸上，发现有王伦生前所带剑、镯（镯系范伟所赠）。舒赫德等遂据此推断：“王伦尸骨既枯，诚难取证，惟该犯所带之剑、镯”，识认确凿”，“是王伦之自焚身死，实属无疑。”

注释①《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俞蛟：《临清寇略》，《昭代丛书》，别编辛集卷一○。

③俞蛟：《临清寇略》。

④《军机处录副奏折》。

⑤秦震钧：《守临城日记》。

⑥王王氏被擒后，清军“以铁绠贯项下骨，拟次日解京，一宿而毙”。

⑦《临清寇略》。

⑧《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

⑨《临清寇略》。

⑩在汪宅起火后，游击刚塔见楼内有数人，“中间一人正坐，穿紫色袍子，面有长须的系王伦”。

《军机处录副奏折》。

《朱批奏折》。白莲教起义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均被视为异端，而加以取缔。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初七，清帝谕礼部：“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化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一谋不轧”。“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尔部大揭榜式，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著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①查办邪教，官逼民反。

清朝廷在平定清水教王伦起事后，对秘密宗教进行更为严厉的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巡抚徐绩（王伦起事时为山东巡抚）破获混元教（白莲教一支），处死十四人，发边充军者三十一人。在被发配的教徒中，有一人名唤刘松，他在发配地甘肃与前来探望的徒弟刘之协“商复旧教”，将混元教改名为三阳教（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在原籍安徽以及湖北等地广为传教，并将从教徒处敛得的根基钱送往刘松处收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刘松在发配所传教案发，刘之协及其所传徒弟宋之清、齐林等均在被通缉之列。刘之协因一起窃案牵连，前往河南扶沟②，得到被通缉的消息后，立即潜逃。

为了抓获刘之协，地方官株连无辜，“胥役衙书四处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求”③。“因查办教匪，竟将轿头作教头，连逮数百人”④，甚至以查办教头“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捶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连结拒捕”⑤，“以致人心逼反变生意外”⑥。

楚、川、陕三省并起。

面对血腥的镇压，白莲教首领决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为丙辰年，三月为辰月，初十为辰日）发动起义。湖北荆州一带为准备起义，制造刀枪，屯积粮食，缝制衣帽，被当地政府觉察，只得在首领张正谟的率领下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据守灌脑湾，以三百多杆鸟枪、六个栗木炮、几百枝弩箭（箭头都抹了毒药）同前来搜捕的清军对抗。“进山的道路都埋了火弹地雷，四路扎了石卡，卡上都有滚木擂石，地下挖有土坑”⑦。参加起义的群众二万余人⑧，“头上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符”⑨。富户聂杰人因不堪胥吏敲诈而与张正谟共同举事。

张正谟、聂杰人倡议之后，湖北纷纷响应，“荆门则有熊道成、陈德本破当阳县，跨其城池；南则有杨子敖起来阳，谭贵起旗鼓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破竹山、保康；汉阳则有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宜昌则有林之华、覃起耀起长阳”⑩。

该年九月，四川东乡、巴州及川东、川北各地亦相继举兵，“徐添德与弟添寿、王登廷、张泳、赵麻花起达州；王三槐、冷天禄与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起东乡，破东乡；罗其清、苟文明、鲜大川起巴州；通江则有冉文俦、冉添元诸贼;太平则有龙绍周、唐大位、王国贤等”，“大股数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数百人”，“扰四川”。同年十一月，陕西白莲教揭竿而起，“冯得仕踞安康之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汝河、洞河”，于是三省白莲教并起。

王聪儿、姚之富转战楚、川、陕。

王聪儿，又称齐王氏，世称“齐二寡妇”，襄阳人。“襄阳县总差役齐林娶为第四妾，居黄龙挡”。齐林系刘之协之徒宋之清的弟子。宋之清原为三阳教徒，后因“徒众日多”，另立西天大乘教，其教义与三阳教无异。乾隆五十九年，刘松教案发，宋之清、齐林均被逮杀，同时被杀者，“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齐林之徒刘启荣、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曾大寿、樊学明之子樊人杰及张添伦、王光祖、姚之富谋为齐林发丧复仇”，“遂以齐林妾齐王氏为主而统属焉”。

嘉庆元年二月初二，王聪儿、姚之富等“聚万人，屯黄龙挡”，揭竿为变，“三月攻襄阳城不克，焚掠樊城而去”。

王聪儿、姚之富部纪律严明，在所发布的告示中要求：“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弟子住札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

该部坚持流动作战，避敌锋芒，姚之富叮嘱部下：“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俟官兵追逐疲乏之时，再拚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王聪儿、姚之富将所部分为三路，进入河南，袭南阳，攻嵩县，相继在裕州煤炭坡击败清军。该部流动范围从一省扩至楚、豫、陕三省，在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合忽分，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之势。而“陕、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此次各股义军“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山阳县属，山僻村庄，邪教尤多，竟有自焚其屋随去者”，难怪清朝廷将领发出“贼愈杀而愈多”、“兵日添而日少”的惊叹。同年五月，三路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大败清军，击毙护军统领阿尔萨瑚，旋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尾随而至的清军。六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部强渡汉水后，兵分三路入川，穿越大巴山，抵达通江、达州，在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师，“延亘三十余里”。

王聪儿、姚之富有与四川义军合并之意，但却遭到四川方面的拒绝，王三槐说：“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的人糟踏”，致使川、楚义军彼此防范，不能团结对敌。兼之川东人烟稀少，粮食供应困难，王聪儿、姚之富决定率主力返湖北，留李全、樊人杰等在四川转战。

嘉庆二年八月，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二万人由兴山北上，再攻襄阳。清朝廷“诏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以木兰进哨兵百余为先锋，并解察哈尔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九月，义军在关庙河歼灭副都统丰绅所部二千清军，又在郧县草甸设伏，击毙护军统领、御前侍卫惠伦。但义军攻取襄阳的计划，却因清军防守严密未得实现，王聪儿、姚之富等遂率军西入陕西，与从四川北上的李全、樊人杰部在兴安会师。

为了对付义军分股流动作战，清统治者责成参加围剿的将领“各办各贼”，“其各自为战”，令宜绵对付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部义军；令额勒登保对付覃加耀部；令惠龄、恒瑞、庆成对付李全、樊人杰部；令德楞泰、明亮等追剿王聪儿，姚之富，而且“劲兵健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

为了打破清军以重兵围剿的局面，王聪儿、姚之富兵分四路出击：以王聪儿、姚之富为一路；以王廷诏、高均德为一路；以李全、樊人杰为一路；以张汉潮、刘永泰为一路。嘉庆三年初（1798年），王聪儿、姚之富进抵汉中东部，吸引清军，高均德率一支褊师强渡汉水后穿越秦岭，直逼西安，“全陕震动”。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王聪儿、姚之富乘机从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渡汉水。该年三月，王聪儿等与高均德等会师，奔镇安、山阳、商州。李全、王廷诏等则从城固北上，出宝鸡、岐山，攻郡县、周至。

青花福寿缠枝莲纹扁瓶王聪儿、姚之富一路被清朝廷视为“贼中首逆”，清军集中优势兵力追剿。该部义军入陕后一直被围追堵截，在山阳县的石河、宽坪一带接连被围，退至湖北郧西的三岔河。三岔河两旁俱是高山峻岭，义军“从沟口窜出大路”，郧西知县孔继擀率乡勇数千堵住沟口，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军追击，义军只能攀上山梁，“奔突冲口”，冲击多时仍不得突围。王聪儿、姚之富部八九千人被困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得知王聪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边山梁上，便集中全力攻击。王聪儿、姚之富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跳崖身死。

但张汉潮、高均德、王廷诏、樊人杰等依旧率部众转战川、楚、陕。嘉庆四年（1799年），张汉潮在陕西阵亡，高均德在四川被歼；一年后齐国谟（齐林之侄）在仪陇战死；嘉庆六年（1801年），王廷诏在川陕交界的鞍子沟兵败被杀。直至嘉庆七年（1802年）樊人杰在竹山被歼，黄龙挡起事的义军才被彻底消灭。

罗其清拒守大鹏山。

嘉庆元年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等在方家坪起义，这支义军“占据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嘉庆三年七月，清军大举进攻，罗其清等率部转移到营山县的箕山，适值湖北义军王廷诏、高均德等率部至。两支义军在箕山“排栅三层山后寨卡林立”，湖北义军“左右立寨依之”，无懈可击。该年九月，清军诱罗其清等率部下山，罗其清中计战败。湖北义军北上，清军分兵追击北上的义军。罗其清乘机派兵六千攻打营山县，袭清军后路，徐天德部则东扼清军渠县饷道，夺取清兵粮草。罗其清旋即将营地移至大鹏山扎营。

大鹏山“宽广一百余里，半属悬崖”，山后“悬削数十余丈”，山前“各隘皆垒石严守”，山寨周围分立卡隘，寨内屯积粮食。同年十一月，清军兵分四路围困大鹏寨，纵火焚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清军从南面、西面突破山寨防线，罗其清率部从大鹏山撤离，退守虚空寨，再次被围，在向方家坪突围的过程中罗其清被俘就义。

冉文俦、冉天元血战四川。

冉文俦及其侄冉天元、冉天泗等在王家寨起义后，一直活动在川北一带，一度曾与罗其清据守大神山。大神山失守后，冉文俦等率部投奔已在箕山扎营的罗其清，罗其清却“不许上山”，冉文俦等只得“退据通江，在地势险峻的脂麻坝建造工事，分筑寨门，外设木城三座”。嘉庆三年腊月三十，清军逼近通江营寨，双方展开激战，义军击毙清守备何胜华等人，冉文俦在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旋即牺牲。

冉文俦死后，其部众由冉天元等指挥。嘉庆四年七月，冉天元与王登廷等转战东乡、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袭扰清军运输线，一改冉文俦拒险避战的做法，声势大震。该年年底，冉天元率部向川西挺进，屯兵苍溪。经略额勒登保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苍溪。额勒登保令参将杨遇春、穆克登布从左右两翼合围攻击。冉天元率部自山巅往下冲，直压穆克登布后帐，同时派军攻击额勒登保的指挥营，彼此“短兵格战”，义军击毙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名，“诸帅远却，遇春亦退”，入夜之后，义军点燃草团，四面出击，清军不支，只得从苍溪败逃。冉天元遂率部向巴州方向转移。

嘉庆五年初（1800年），冉天元经定远县的石板沱渡嘉陵江进入川西，与东乡义军、达州义军会师。由于在深山老林中流民的大量加入，义军从数千增至数万。冉天元率众攻蓬溪，行至高院场与前来堵截的清军遭遇，阵斩清总兵朱射斗。为接应进入甘肃的义军，冉天元率部北上梓植、剑州（今剑阁）。清军德楞泰部自陕西回师，驻扎广兀，阻截义军北上，双方在自家坝遭遇。义军且战且退，将清军引至主力所埋伏的新店子。义军“占据九座山包，排列整齐”，清军进入埋伏后被“三面环绕”，“刀矛交错，鏖战两时之久”，清军“箭支射尽，持刀砍杀”，直至天黑才得突围。

清军突围后，很快得到增援，兵分四路向冉天元部发起攻击：赛冲阿等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攻龙子观；德楞泰攻马蹄冈。德楞泰在马蹄冈陷入埋伏，冉天元与德楞泰短兵相接，德楞泰率亲兵数人，下马占据山巅，冉天元率众登山仰攻，在此关键时刻，当地地主团练头目罗思举率乡勇增援德楞泰，“急令兵多拾雹石”，纵乱石雨击，冉天元因坐骑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

马蹄冈之战后，该部义军尚有万余，自剑州南下，转战川西及西充、盐亭、阆中一带，后又北上甘肃与阶州、岷州义军会合。

王三槐、冷天禄的兴衰。

王三槐，东乡人，“向来学习巫师，与人禳灾治病”，乾隆五十七年，拜冷天禄为师，“学习灵文经咒”。嘉庆元年二月，因被堂兄弟王元伯诬为白莲教，“逃往后河吴魁家躲藏”，王三槐母、妻均被抓拿。遂在嘉庆元年九月，“约会同伙七百多人。在本地莲池沟起事”。

王三槐、冷天禄被清朝廷视为“川匪最悍者”，彼等所居“川东数州县，皆界连汉南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嘉庆三年初，王三槐、冷天禄等与清军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断清军粮道，致使清军“缺饷两月，乡勇四散”。紧接着又在梓撞庙、九龙山、铁索桥、金盆池一带接连大败清军。

王三槐经不住清朝廷招降的诱惑，嘉庆三年八月，去清军大营谈判招抚事，被逮，解京处死。但东乡义军仍在冷天禄的指挥下，在安乐坪与清军对抗。该年十一月，清军包围安乐坪，因寨中粮、盐将尽，冷天禄诈称请降，以麻痹清军，乘夜突围。直至冷天禄在穆克登布、杨遇春的遭遇战中，“毙于箭”，东乡义军一直出没于巴山蜀水。

在低潮中转战。

白莲教起义后，清统治者号召地方官吏组织团练、乡勇配合清军作战，又在追剿义军的过程中实行“坚壁清野”，“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使得“据险之贼，不能下山掠食”，“坐困月余，积粮既竭，终亦归于死亡逃散而已”。自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义军被局限在川、楚、陕交界处转战。“自陕入川，由川折陕，皆在沿边一带万山之中，冰雪之间，非老林不走，非极险不屯，所窜之路，多系羊肠鸟道”。

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流动作战中，一支支义军相继陷入失败：

嘉庆六年初，王廷诏在川陕边界的鞍子沟战败被俘，“槛送京师”；该年四月，义军首领马学礼、高天得在大宁二郎坝被俘；同年八月义军首领冉天泗、王世虎在简池坝被杀。

嘉庆七年（1802年）六月，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山县战败，撤退时误入马鹿坪绝地，该地峰高路险，前有大溪挡路，后有清军追击，该部义军（包括妇孺）五百余人全部跳入湍流的溪中，“俱行淹没”，樊人杰与三个企图生擒他的清兵“扭在一处，溜至急湍处所，均为巨浪搏击下滩，杳无踪影”该年七月，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无法突围，跳崖身亡。

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冯天保等数十人在与清军交战中殁于阵。

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苟文润所率领的最后一支义军被击溃，苟文润、苟朝九等被俘遇害。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被清军平定，清朝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靡饷二亿两；

出动军队“共计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名”；

动用战马“共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匹外，尚有各省购买者”；

转运粮食，截止嘉庆七年“陕、湖、川三省动拨米三百四十万五千六百二十九石有奇；山西协济谷七百八十石有奇；江西米二千四百石；安徽六万石；湖南北截留漕米三十三万五千五百石”。

注释①《清世祖实录》。

②刘之协派刘起荣携银二百两前往甘肃送交刘松，行至扶沟因行迹可疑被捕，刘自认行窃，后又翻供，云银钱系表兄刘之协令其贩货所给。

③《清仁宗实录》卷七八。

④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⑤《清史稿·谷际岐传》。

⑥《勘靖教匪述编》。

⑦《军机处录副奏折》。

⑧据张正谟口供；“初上山时，计同教家眷并掳来人口共有二万以外，不习教的约有一半。”（军机处录副奏折）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

⑩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续编》卷九。

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军机处录副奏折》。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一。

《军机处录副奏折》，庆成奏。

《戡靖教匪述编》附录。

《圣武记》卷九。

《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三槐口供。

《圣武记》卷九。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五九。

《圣武记》卷九。

《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八一。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七五。

《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清初，湖广（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广东等省，无地农民流入四川，学习拳棒，聚居在州、县交界处所，土语号为“咽噜”，称之咽噜党。

《军机处录副奏折》。

《圣武记》卷九。

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纪略》续编。

《圣武记》卷一○。

《钦定剿平三省邪匪纪略》。

《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二。

天理教起义天理教原名龙华会（又名白阳教、荣华会），属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因以八卦（离卦、震卦、坎卦、艮卦、巽卦、乾卦、兑卦、坤卦）作为分股名目，故又名为八卦教。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八卦教在大名府暴动，企图把关押在狱的八卦教首领刘洪抢劫出狱。此次事变后，清朝廷对八卦教严加取缔，震卦教中的李文成、坎卦教中的林清继续传教，并将八卦教改名为天理教。天理教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言，并以交纳“根基钱”即可在日后得到土地，作为争取下层群众的主要手段。

筹备起义。

天理教的主要负责人李文成，系“河南滑县人”，“少孤，为木工佣保，人呼李四木匠，文成耻之，乃弃去，从塾师习书算”，“旁涉星家象纬，推演颇验”。当时山东、河南秘密流传着各种宗教、会党——“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等，“其最大者曰八卦教”。李文成在加入八卦教后，“众推服之”，“习教者，共听约束”，“统管八卦，众至数万”。李文成“私买战马，蓄养士卒，铸造甲杖，颁发旗号”，“约期谋反”①。

林清是天理教中另一位负责人，居顺天府大兴县，曾“充黄村书吏，旋革去”，嘉庆十一年（1806年）加入荣华会。林清对于“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林清“潜蓄逆谋，诡言己为金星下降”，“酉年秋月将举大事”，“又诡言前世系卯金刀，遂改姓刘，名安国，人称刘真空，又称刘林”。

嘉庆十七年（1812年），林清去滑县会见李文成，“文成见清大悦，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约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直隶、山东、河南同日起事”②。李文成、林清对起义作周密安排，规定起义口号，“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③；起义的标志是白旗，白布裹头系腰；并规定在发动起义的同时，林清在北京城内举事，夺取北京城。

滑县暴动。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初，李文成在滑县筹备起义的消息，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探知，在九月初五，派衙役将李文成、牛亮臣捉拿入狱，在审讯时李文成倍受酷刑，足胫被夹断。滑县义军在已走露风声的情况下，于九月初七，提前发动起义，“径取滑县”，从狱中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杀知县强克捷、巡检刘斌。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树大纛，书‘大明顺天李真主’七字”。

义军在占领滑县后，夺取滑县附近的军事据点及屯粮要地道口镇，并以重兵围困北上要道溶县。在滑县暴动的鼓舞下，长垣县“习教之人，杀死前往长垣与滑县交界的苇园村，搜捕天理教教徒的知县赵纶，占领春亨集。未几，山东定陶教民二三千占据县城，杀死知县、典史”；山东曹县教民攻入县署，杀死知县，劫狱开库。

清朝廷得悉天理教在滑县、定陶、曹县相继暴动，立即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带军会同河北总兵色克通阿从北面防御；令河南巡抚高杞控制河南；令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界，防止山东、河南连成一片。

浴血紫禁城。

林清在京畿一带传教多年，他所发展的教徒中除了农民、城市贫民、衙役胥吏外，还有皇宫内的太监。林清通过信教太监刘得财、刘金、高广幅、张太、阎进喜、王福禄所提供情况，“自十六年夏季”即制定“揭竿而起，直入禁城”④的计划。坐镇黄村的林清对于滑县提前起义，以及李文成部义军因清军堵截未能北上京畿等情况一无所知。按原定计划，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派出教徒二百人混进京城，分别潜伏在东华门外、西华门外。东路在太监刘得财、刘金的接应下冲进东华门；西路在太监张太、高广幅的接应下冲入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居中策应，林清在黄村等待河南义军。

守卫东华门的卫兵发现情况异常立即关闭城门，只有十几个人冲入皇宫，终因力量单薄、不熟习路径而被擒、被杀。西路义军在当天中午全部攻入西华门，为防止清军增援，将西华门关闭，并在城门上悬挂“奉天开道”、“顺天保民”的白旗。做内应的太监曾与尚衣监（缝制衣服的单位）有矛盾，便将义军引至尚衣监文颖馆泄愤，最后才来到隆宗门。隆宗门是通往皇后居处储秀宫的必经之处，西路义军在宫内的厮杀，惊动了侍卫，遂将隆宗门关闭。义军先是用棍撞门，后又用箭往里射，均无济于事，亦有少数义军翻墙而入。正在上书房学习的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等，“用鸟枪拦打房上、地下之人”⑤。正当义军堆积桌椅、棉被拟纵火烧门时，留京诸王公、内务府大臣引兵入神武门，又将准备派往河南镇压李文成的键锐营、火器营调入宫内，义军不支，只得从隆宗门后撒，退至西华门。

攻入紫禁城的义军三十一人战死，四十一人被俘。九月十九日，正在黄村等候河南义军的林清被清朝廷抓获⑥。

当时嘉庆皇帝不在北京，正在回京的路上，闻变即颁《罪己诏》，指出：“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⑦道口之战。

清统治者在镇压林清所发动的起义后，即调兵遣将，集中全力镇压占领滑县、道口的李文成。嘉庆帝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为直隶总督，并令其节制山东、河南诸路清军；调健锐、火器二营清兵及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领杨遇春、杨芳、穆克登布等各率所部前往河南。

嘉庆十八年十月，杨遇春等率军兵临道口，相继攻克道口附近的据点周潭村、连庄、罗家寨、丁栾集。十月二十一日，义军设伏于中市，击败清军，“杨遇春所领千总李洪春、外委柯玉皆战死”⑧。此战之后，义军撤回道口“坚闭不出”。

清军兵分七路围攻道口，以炮轰城，击败滑县、桃源方面增援的义军数千人。未几，道口城破，义军伤亡惨重，城内房屋“全行烧毁”，“尸骸枕藉，盈街满屋”⑨。道口失陷，使得滑县顿失屏障，那彦成迅速调兵至滑县县城，将三个城门围住，只有正北门、西北门因兵力不足难以围困。那彦成惟恐义军弃滑县而走，流动作战，急请朝廷增兵。

司寨之役。

李文成片面地认为，白莲教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不据城池无所固守”，在攻陷滑县后，“高筑雉堞”，“以待他郡接援”，使得清朝统治者可以调动兵力，各个击破义军的据点。

在清军攻克道口直扑滑县后，刘园明率桃源义军八百救援滑县，夜入县城，接李文成出城。李文成已意识到死守滑县毫无出路，遂调义军四千西进，夺取辉县山内的司寨。但李文成等占领司寨，来不及布防，清总兵杨芳等已率兵追至，“进薄司寨，围之数重”。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堡十余座”。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晨，清军向司寨发起攻击，义军据险而守，喋血苦战，“尸如山积”。时至下午，寨墙一角被毁，清军攻入寨内，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官军死伤甚众”。直至夜幕降临，战斗仍在继续，总兵杨芳下令焚寨，“须臾烟焰蔽天，贼尸塞路，有冒烟突火、焦头烂额而逸者，悉生缚之”。

李文成、刘园明等被困在一碉楼内，杨芳“率众登楼”，刘园明“持刀跃出，击杀兵士数人，官军以长枪刺之，园明死”。当清军冲入碉楼时，双腿已残的李文成“举火自焚”。待火灭烟熄，清军冲入碉楼，只见“李文成头戴网巾，养长发，两股刑伤用膏药敷贴，两臂被焚，肩膊焦烂，左目有伤，面带枪筑伤痛。座帐皆毁，惟存方白旗伪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是役也，寨内之贼数千，无一人得脱者”。

清漪园滑县陷落。

滑县为古滑州旧治，“城坚厚，外砖、内土、中沙，大炮攻之，遇沙而止”，义军“运送口粮峙其中，足支一载”。清军在攻克司寨后，“齐集滑县，昼夜环攻”。清军在“城外连掘地隧十余”，皆为义军发觉，“或水灌之，或濠截之”。于是，杨芳令“佯筑他栅进攻，而潜挖旧隧满实火药”。十二月初十，清军退至三里以外，“城西南角雷轰地震，崩裂二十余丈”，义军被“烧、震死千百”，入夜巷战仍在持续。李文成妻张氏“帅（率）兵夜捣官军，三入三出，官军被戕者甚众。滑城破，牛亮臣、徐安国劝张氏“诈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云：‘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乃挥刀巷战，击杀数人。阖户自缢，幼女年十二，亦自刎”。

在此战中，有两万义军遇难，被俘老幼男女二万，牛亮臣等被生擒，“槛献京师”，至此持续三个月的天理教起义陷于失败。

注释①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②《靖逆记》卷三。

③《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三三。

④《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

⑤转引自林铁钧：《嘉庆皇帝传奇》，第110页。

⑥林清与被俘义军、教徒均被清朝廷凌迟处死（即磔刑，以三千六百刀的酷刑处死）。

⑦《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⑧《靖逆记》卷三。

⑨《那文毅公奏议》卷一九。

⑩《啸亭杂录》卷六。

《靖逆记》卷三。

《圣武记》卷一○。

《靖逆记》卷三。

第三十四章

张格尔之叛张格尔系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波罗尼都败亡之后，其子萨木克翻过巴达克山逃往浩罕汗国①。萨木克生有三子，长子名玉素普，次子即张格尔。张格尔“以诵经祈福，传食诸部”，以传播伊斯兰教（白山派②）扩大其影响，并时刻觑视天山南麓的局势，以求一逞。张格尔乘机起兵。

自乌什之变后。清朝廷对于派往南疆的官员慎重选择，维民得以安居。迨至嘉庆年间以后，吏治败坏日甚，派往天山南北的参赞大臣及其所属员司的“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各城伯克亦藉以此苛敛“毡裘、金玉、缎布”③，大饱私囊。嘉庆末年，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道，民怨沸腾。张格尔见有机可乘，便率数人从浩罕赴布鲁特，煽动数百布鲁特人袭喀什噶尔近边。

布鲁特头人苏兰奇入边告警，竟被斌静手下员司绥善驱逐，苏兰奇一气之下与张格尔合兵一处。斌静反以苏兰奇勾结逆裔张格尔扰边滋事上奏于朝。清朝廷遂令驻伊犁将军庆祥前往喀什噶尔调查此事。未几，庆祥便将斌静倚势婪索等罪状上闻朝廷，诏夺斌静职治罪，时为道光二年（1822年）。

张格尔占据那林河源，招兵买马，又勾结白山派教民充当耳目，提供情况，屡屡骚扰，一旦清军出动则远逃。道光五年（1825年）九月，清军追剿张格尔，出寨四百余里仍不见踪迹，掩杀布鲁特百余人而还。布鲁特首领统兵二千追击清军，袭杀殆尽。道光帝闻知此事，以大学士长龄代庆祥守伊犁，令庆祥前往喀什噶尔，筹划进兵之事。

西四城之陷。

张格尔欲侵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英吉沙尔，又恐伊犁援军，遂遣使赴浩军乞师，“约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以酬其劳”④。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张格尔率众五百穿越开齐山路，窜至距喀什噶尔百余里的阿尔图什拜谒祖陵。七月，浩罕国王穆罕默德·阿利汗率兵万余抵喀什噶尔。守城清军“尽力抵御”，浩罕军伤亡惨重，穆罕默德·阿利汗率军撤退，张格尔派人追之，复诱浩罕军三千归，“张格尔置为亲兵”⑤。喀什噶尔被围攻两个月，势穷力竭，城破，庆祥自缢身亡。张格尔在占领喀尔噶尔后，自称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⑥。未几，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三城相继陷落。

激战柯尔坪。

西四城陷落后，清朝廷任命长龄为扬威将军，调陕甘总督杨遇春统兵五千驰赴哈密，又发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军队从征，共计三万六千，会师阿克苏。此时张格尔军已抵距阿克苏仅八十里的浑巴什河。清军击退企图过浑巴什河的张格尔军，并在阿克苏西部的柯尔坪与叛军展开激战。柯尔坪“东南通巴尔楚克，西南通喀什噶尔，为大兵进剿必经之路”⑦。柯尔坪之战的胜利，不仅保拄了东四城（阿克苏、乌什、库车、辟展），也打通了收复西四城之路。

收复西四城。

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清军二万余自阿克苏出师西进，二十三日抵洋阿巴特，与叛军二万余遭遇，时清军已跋涉半月有余，且携粮将尽，以疲驼、赢马充饥。长龄、杨遇春等惟恐叛军远循，行坚壁清野之策，遂在洋阿巴特同叛军展开激战。清军兵分三路进击，擒斩过半，尽夺敌粮糗以济军。

二月二十五日，清军进抵叛军重点设防的沙布都尔庄，该地“多树苇，决水如沮洳”⑧，泥泞难进，城后林中亦有伏兵。长龄令士兵冒险越渠，冲入敌阵，时值叛军营中火药爆炸，叛军大溃。清军乘胜追击，斩杀万余。二月二十六日，清军抵达距喀什噶尔仅十余里的浑河北岸，张格尔集中城内兵民十余万阻河列阵，亘延二十余里，穴垒列铳，势甚嚣张。会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气晦霾。长龄欲待风过天明进军，杨遇春却以“雾晦中贼不辨多少”，“是天赞我也”，又以“客兵利速战”，“时不可失”⑨，力劝进兵。清军乘风沙蔽日渡河，占据上风位置，炮声与风声会合，令敌胆寒，张格尔率先出逃。三月初一，攻克喀什噶尔，擒叛军四千。

在收复喀什噶尔后，清军兵分两路夺取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田。

生擒张格尔。

张格尔从喀什噶尔出逃后，自木吉出边，逃回浩罕。为擒获张格尔，长龄令杨遇春、杨芳率兵八千分道出塞搜寻。杨芳一路在帕米尔高原以北的阿顿岭遭到浩罕军队的袭击，伤亡惨重。清朝廷遂下令撤军，留兵八千驻喀什噶尔，任命杨芳为该城参赞大臣。

道光七年九月，清朝廷任命直隶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处理善后事宜。长龄因张格尔未获，建议清朝廷将在京为奴的波罗尼都后裔阿布都哈里赦归，令其总辖西四城，“愚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锢习。即使张逆就擒，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④。长龄的建议，并未被清朝廷所采纳。

张格尔在得悉清朝廷撤军后，又思大举。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率步骑五百入阿尔古城。杨芳率军迎击张格尔，张格尔逃至喀尔铁盖山，全军覆灭，只带残兵三十逃入布鲁特。布鲁特人遂执张格尔以献，张格尔被解往北京处死。

与浩罕议和。

沈阳故宫张格尔被擒后，长龄等遣使浩罕，要求擒献张格尔家属，浩罕以伊斯兰经典从无献和卓子孙先例而加以拒绝，清朝廷遂令断绝同浩罕的贸易关系。浩罕国王穆罕默德·阿利汗为报复清朝廷，便将张格尔之兄玉素普抬出，为其拼凑一支流亡队伍（喀什噶尔人逃至浩罕者），并派将领协助彼等人犯。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和卓后裔的军队再次入犯，夺取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城周围的村庄，为此清朝廷诏令杨遇春、长龄、杨芳等调兵赴援，待清军抵达喀什噶尔时，浩罕及玉素普早已引军而还。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清朝廷派长龄去喀什噶尔同浩罕议和，签订如下条款：

浩罕为清朝廷监管和卓家族；

清朝廷恢复同浩罕的贸易；

浩罕放回所掳维、汉民众；

清朝廷归还抄没的浩罕资产。

注释①浩罕、亦称霍罕，乌兹别克人在十八世纪初所建立的汗国，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商业，1876年被沙皇俄国吞并。

②十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分裂为白山派、黑山派，俗称白帽回、黑帽回。大小和卓的先人即为白山派首领。

③《清代通史》卷中，第893页。

④《清史稿·属国传四》。

⑤《圣武记》卷四。

⑥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⑦《平定回缰剿擒逆裔方略》卷三四。

⑧《清史稿·长龄传》。

⑨《清代通史》卷中，第896页。

⑩《清代通史》卷中，第897页。

天地会的发展大地会又名“洪门”，是我国清代一个有影响的秘密结社。成员在入会时，必须立誓保守会内机密，对泄密者要施以严惩，在其创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内部情况一直鲜为人知。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在台湾爆发了一次由天地会领导的武装反抗斗争——林爽文起事，天地会的某些内情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晓。

天地会的产生与宗旨。

清乾隆年间，秘密结社组织发展迅速，在我国南方，尤其是闽、粤一带最为显著，这里人多田少，人口增长快，穷苦人民生活困难，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迫切要求把彼此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于求生。乾隆年间已有人指出：“福建地方辽阔，滨临大海，山谷深邃，最易藏奸。本年（指乾隆七年）福建、广东早稻歉收，米价腾贵，而闽省人心又复犷悍，恃海刁蛮，以歃血谋逆为儿戏，视劫官抢掳为寻常。”①加之，闽粤一带械斗之风甚盛。乾隆十九年，福建按察使德舒在《收辑技勇疏》中指出：福建百姓“习尚强悍，以好勇斗狠为能，毋论秀顽，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其初意不过图御外侮，迨聚集日久，结交既广，或勇技过人，或逞机谋聚众，肆然无忌，遂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②。广东也常常发生械斗案件，“大族凌小族，强宗欺弱宗，结党树援，好勇斗狠”，经常“百十为群，持械相斗，期于杀伤而后快”。这种械斗之风，也为秘密结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

清中叶，城乡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闽、粤等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转化的过程之中。他们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分化，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到异地它乡去谋生，人口的激增又加速了这一过程。社会上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和固定生活来源的江湖流浪者。秘密结社便成了他们相互联络的最好的方式。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福建漳浦县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对原来的一个异姓结拜组织加以改造，创立天地会。经过会内首领、骨干的不断努力，天地会从最初一个人数不多、一般的异姓结拜团体，发展成为我国南方最重要的秘密结社之一。

天地会最初的口号是“顺天行道”。据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在广东饶平县被捕的天地会成员许阿协等人供称，天地会传会时有一首歌诀，人人都要传诵：“日月车马三千里，顺天行道和合同”③。林爽文就是以“顺天行道”和“剿除贪官”为口号；福建漳浦县张妈求起事时，也以“顺天行道”为口号，张妈求自称“顺天将军”。乾隆五十七年，福建泉州陈苏老等人进行复兴天地会的活动，创“靔默会”，以“顺国源分”为口号，暗涵从林爽文那里派生之意。乾隆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聚义，提出“争天夺国”，颇有夺取政权的政治色彩。嘉庆初年以后，在天地会《会簿》、盟书、诗歌中，逐渐出现了“反清复明”的字句。嘉庆五年（1800年），广东仇大钦等结会时，盟书中提到“恢复明祚”④。嘉庆六年（1801年），广东海康县林添申等结会时，结盟表文中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江山，共掌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⑤。嘉庆七年（1802年），广东博罗陈烂屐四起事时，布旗上写有“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和合同”⑥。嘉庆十一年（1806年），江西杜世明等人结会时，盟书内又出现了“转换江山归汉室，明臣公侯李朱洪”⑦。嘉庆十二年（1807年），训蒙度日的尹之屏在《登记来修钱束部（簿）》的空白处，写有强烈反满思想的诗句，如“单斩清朝反骨人”，“斩清绝北尽归明”等⑧。嘉庆十六年（1811年），广西东兰州姚大羔等人结会时，在《会簿》里也有许多反清内容的诗句，如“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⑨。

天地会的传播。

天地会自成立后至嘉庆、道光年间，不但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在地域上逐渐扩大。福建、广东两省的天地会几乎遍及全省，两省的移民还在海外及内地人口比较稀少的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及湖南等省传播天地会。

天地会在福建省的传播，乾隆年间已很兴盛，但主要是在漳州府的漳浦、天和、云雷、诏安等县。嘉庆、道光年间，天地会已发展到更多的府县，其中有建宁府的浦城、建安等县；门州府的长门、武平等县；延平府的南平等县；泉州府的南安等县；兴化府的莆田等县；以及台湾府的嘉义、风山、彰化等县。

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乾隆五十年前后，广东与福建接壤的潮州府饶平一带，已有人参加天地会，嘉庆道光年间，广东省的许多府县都发现了天地会的活动。如广州府东莞、香山、顺德等县；肇庆府的阳江、鹤山等县；惠州府的博罗、永安、归善等县；潮州府的潮阳、饶平等县；廉州府的灵山、钦州等县；雷州府的海康等县。

江西省天地会的发展，同福建有着密切关系，其分布地区多是同福建相邻的各府。如赣州府的会昌、长宁、兴国等县；宁都州的宁都、石城等县；建昌府的广昌县；吉安府的龙泉、万安等县；南安府的南康、大庾等县。

清政府在广西发现天地会的结会活动，最早是在嘉庆十一年。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曾经提到，广西“民情本属淳朴”，并无天地会的活动，后来由于外省的“游民”大量涌入，广西方出现了天地会的结会活动。广西的天地会主要是由广东传入。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遍及全省的十一个府，计有南宁府、思恩府、梧州府、柳州府、浔州府、平乐府、郁林州、镇安府、庆远府、泗城府及桂林府。

嘉庆十七年（1812年）清朝廷在贵州荔波县发现天地会的结会活动。贵州省的天地会，由福建、广东的客民经广西传入，最初多出现在与广西邻近的一些府县。如都匀府荔波县；兴义府兴义县；黎平府的开泰县、永从县。

天地会传入云南的时间，与贵州相近，清政府于嘉庆十六年，在师宗县发现了天地会的活动。云南与广西相邻，天地会是由广西人或移居广西的广东人传入，故天地会的组织，主要在与广西接壤的地方活动。主要有广南府的宝宁县；开化府的文山县；广西州的师宗县。

湖南的天地会，系由广东和广西的客民传入，嘉庆十八年（1813年），首先在江华县出现天地会的结会活动。湖南的天地会，嘉庆、道光年间主要在靠近广东、广西的地区活动，有永州府的江华县和道州及桂阳府的兰山县。

随着华人移民到南洋、美洲，天地会在海外华人中也传播开来。

天地会的武装反抗。

林爽文起事，是鸦片战争前，天地会领导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武装反抗斗争。起事的直接导火线系清地方官吏、差役搜捕天地会成员。起事历时一年有余，一度控制了台湾岛上平原地带的大部分，使清统治者大为震惊。请政府为了平定这次起事，先后从福建、广东、湖南、广西、四川等省调集了大批军队，总数前后共计六万多人，耗费军饷、物资计白银一千余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最后，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林爽文、庄大田等天地会首领，先后被以福康安为首的清军擒获，起事宣告失败。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福建漳浦县天地会首领张妈求纠一百余人，订于十二月十二日夜，齐赴漳浦县城外关厢举事，漳浦知县罗泽坤得悉此事，下令严防城门。并派兵役在城内严密搜查，捉拿会众。张妈求遂决定提前起事，初七日夜，率会众攻入户头水汛营地，夺得银钱与衣物，后又攻至漳浦县盐馆，张妈求等决定俟抢得较多物资，即夺船渡海赴台。行至云雷县八尺门汛、五都后林汛等处，被漳浦知县、署漳州镇左营游击许腾蛟、署提督常泰等擒捕。

乾隆五十七年（1782年）四月，原天地会众苏叶、陈苏老先后纠得一百多人，意欲在福建同安县“复兴天地会”。当时，官府查拿天地会风声日紧，陈苏老便将天地会改为“靔默会”，仍暗含天地会之意，令人镌刻“靔”二字印章及“顺国源分”印板，并将印章、印板用黄纸印刷，分给会众，作为入会凭证及互相识别之暗号。苏叶又编成四句歌诀：“天一成水水连天，地二成火共水连。此卦合成天地格，到时变化万千千。”令会众诵习，作为隐语，以便互相关照④。苏叶、陈苏老等商定于八月十五日聚齐，赴村镇抢劫，后泄漏提前举事。二十四日，往马巷地方，清政府闻讯后派兵役查拿，先后捕获二百余人。

嘉庆七年（1802年），广东博罗、归善、永安一带天地会起事。是年八月初八日，首领陈烂屐四，首先在博罗县羊屎山罗溪营率领天地会会众，公开竖旗起事，有众万余人，每人皆用红布包头，自八月十五日起，先后攻打该县境内之土瓜圩、刘家围等处村庄。嘉庆帝急调各地清军分路向羊屎山罗溪营进兵。九月十九日，陈烂屐四在博罗、增城交界之周山地方被清军擒获。

归善天地会在首领陈亚本、蔡步云等率领下，积极准备起事，拟于稔山、白茫花、平山等三处，抢夺当地牛头会村庄。牛头会系由当地富户建立的组织，入会者按照家中拥有耕牛之头数，交纳银钱，用来雇募乡勇，与天地会进行仇杀。陈亚本等定于八月十五日竖旗起事，攻打村庄，尚未动手，即遭官府查拿，陈亚本、蔡步云等乘机脱逃，旋亦被捕遇害⑧。

同年八月，永安曾清浩、温登元等结拜天地会，被该县青溪地方牛头会内蓝监生闻知，拿获了温登元，不久温病故监内。曾清浩遂率天地会众二三千人，于九月二十六日祭旗起事，在与清军接战后连连失利，首领曾清浩见难以抵敌，率数千人赴清营投降。

天地会在鸦片战争前主要处于秘密流传、发展组织和积蓄力量的阶段，天地会的存在和传播对清统治者造成了潜在威胁。鸦片战争后，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他们纷纷加入天地会，使天地会这一互济互助的组织日益壮大。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的重要力量，海外洪门（天地会）在为革命党人捐款筹饷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释①《朱折》广东总兵谭行义折，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

②《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卷七一。

③《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孙士毅折。

④《上谕档》，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上谕”。

⑤⑥《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伍拉纳折。

⑦《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七月九日。

⑧《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⑩《天地会》（五），第458—464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学士那彦成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科场案自从隋、唐创立科举取士以代替门阀制度，科场作弊也就随之发生，诸如挟带、贿赂考官、疏通关节等等。上述弊端能否酿成科场案，同当权者的施政意向、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有直接关系。

顺治丁酉顺天乡试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丁酉年）初，清帝顺治批评科考中所存在的陋习——“干谒于事先酬谢于事后”①。同年七月告诫考官“当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独不见顾仁②之事乎”③。

顺天乡试又称北闱。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五发榜，该科应试者一千七百余人，中式举人二百零六人，落第者一千五百余人。丁酉科乡试放榜不久，揭露考官营私贿赂的匿名揭帖④就传遍京城。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关节、徇私舞弊的丑闻⑤被公之于众。

同年十月十九日，刑科给事中任克博疏劾“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⑥。顺治帝立即传谕吏部、都察院，将李振邺、张我朴、陆贻吉、陆其贤等人逮讯。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查出中式举人田耜、邬作霖通过进士项绍芳引荐考官“受贿、用贿、过付”的细节。十月二十五日，谕令将“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⑦。不久主审此案的大学士王永吉又将李振邺入闱（进入考场）之前，亲笔书写的拟予以关照的二十五人名单查出（二十五人中得中的只有五人）⑧，王永吉之侄王树德、江南名士陆庆曾、孙砀以及张天植等都名列单中，被列名者不管已中未中、不管是否行贿⑨，均锒铛入狱，无一幸免。

顺治十五年（1658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在太和殿审问王树德、陆庆曾、张天植等二十余人。原定在御审之后，将上述人即押往刑场处斩。监生张天植慷慨自辩：“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试。”当张天植被施以夹刑后，仍辩道：“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⑩三天后，顺治颁谕刑部衙门：“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邺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怡然、孙畅、张天植等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审，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

顺治丁酉江南乡试案。

江南乡试，又称南闱。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疏劾“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泛指考场员司），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正四品）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顺治立即降旨将“方犹、钱开宗（副主考）并同考官俱著革职”，“刑部差员役向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两江总督）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等拿解刑部”。

瀛台翌年二月初三，御史上官钍参劾“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加磨勘（中式者试卷送礼部复查），以厘夙奸”。二月二十九日，清朝廷谕令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到京复试。州县官员派衙役“敦促上道”，甚至将中式举人锁拿，令彼等“就械登舟”。江南新举人抵京后无处安身，店铺“畏同疫鬼”，“闭户不纳”，“流离冻馁，与诸保解、杂役偃息于破寺废观、颓垣倒屋之间”。

三月十三日，顺治帝在瀛台复试江南举人，“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迨至未刻（下午一点至三点）交卷时，江南一代才子吴兆骞竟然“曳白”（交白卷）。吴兆骞因曳白被逮入狱。

直至顺治十五年（1659年）十一月，江南乡试案经过近一年的审理，并未能审出考生行贿考官的细节。方拱乾在回奏中也断然否认同方犹联宗，且以“丁亥（顺治四年）、己丑（顺治六年）、甲午（顺治十一年）三科齿录为证”。在顺治帝的敦促下，刑部参照对顺天乡试一案的处理作出如下判决：“正主考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顺治却认为刑部的拟处“甚轻”，遂下令将：“方犹、钱开宗俱著立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朱祥光、文银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菃、王国桢、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入官。”几位主考与十八位同考无一幸免。“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俱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回。

康熙己卯科场案。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己卯年）顺天乡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落第者抨击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纳贿营私，逢迎权要”，遂将李蟠、姜宸英革职。翌年正月二十七，康熙对己卯科举人进行复试，亲自命题，并令诸皇子、重臣、御前侍卫等严加监视。“及阅各卷，俱能成文”，皇帝这才意识到“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姜宸英此时已病死狱中，成为康熙己卯科场案的牺牲品。

康熙辛卯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1711年，辛卯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发榜后，舆论大哗，所中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其中旬容知县王日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俱不通文墨。九月二十四日，苏州生员千余人在玄妙观集会，将财神像抬入府学明伦堂，讥讽正副主考左必蕃、赵晋爱财不爱才，甚至将“贡院”之匾改为“卖完”。两江总督噶礼将苏州生员丁尔戬等拘禁，拟治诬告之罪，江苏巡抚张伯行、主考左必蕃，亦将发榜后情况上奏朝廷，康熙派户部汉尚书张鹏翮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审理此案。

在审讯中发生督、抚互参，张伯行参劾噶礼得银五十万两“卖官卖法，复卖举人，可谓恶贯满盈”，噶礼则参劾张伯行在进剿海贼时“违旨逗留”，“纵盗殃民”，“徇私作弊”。张鹏翮之子张懋诚时为怀宁知县，系噶礼下属，故有所顾忌。康熙遂派户部满尚书穆和伦、工部汉尚书张廷枢前往审理，务将赵晋私收贿赂暗通关节之事查明。

经一年多的审讯，歙县贡生吴泌供认求余继祖贿买举人，定价八千。余先把黄金一百两、白银二千两带给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员炳。员炳见叶九思，称吴泌系其表弟，求其提拔。叶九思遂与员柄、余继祖等约定，在首场第一篇破题内写上“其实有”三字。同考官泾县知县陈天立是赵晋亲戚，叶遂托陈天立转知赵晋，说吴泌系其友，中后许银五百两。吴泌卷分在句容知县王日俞手中，陈天立往见王，称是赵晋所托，王遂将吴泌试卷推荐给主考。另据程光奎供认，素与山阳知县方名往来，是以得中，发榜后方名向程索取酬谢，程代方还借银八百两。

在此案结案时，除已病故的叶九思、自杀的陈天立之外，赵晋、王日俞、方名均处斩立决；吴泌、余继祖、员炳、李奇（安徽布政使书办）、程光奎均处绞监候；左必蕃因失察被革职。互参的督、抚，总督噶礼被革职；巡抚张伯行被处以革职留任。

科场风波。

咸丰年间，由于条子之风盛行，酿成清代最后一起科场案——咸丰戊午年顺天乡试案。在这起科场案中先后受到惩处的九十一人；斩立决者五人；遣戍新疆者三人；罚俸一年者三十八人；革除举人者十六人；死于狱者二人；主考宫柏葰是历朝历代科场案中，被处死的唯一一位一品官员。

注释①《清世祖实录》卷一○六。

②顾仁系巡方御史，因“悖旨婪赃”被处死（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

③《炙清世祖实录》卷一一○。

④揭帖本系公文，明清之际私人启示亦称揭帖，私人揭帖有匿名、署名两种。

⑤发榜之后，张我朴向人炫耀：“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适，我以情，敌得副丰。”同考官郭浚则向考生蒋廷彦透露：“兄卷已中，张我朴故不许，即张汉卷亦已中，李（振邺）故检而毁去也。”

⑥⑦《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⑧李振邺入闱前用蓝笔写了一张名单，交给带入闱内的书童灵秀，令灵秀帮助寻找上述人的试卷。事后李振邺未从灵秀处索回名单，该名单落入灵秀同伴冯元手中。冯元因对李有宿怨，而将名单收藏。拟报复李振邺，案发后，冯将此名单交出。

⑨陆庆曾因精通医道治愈李振邺之病，故被名列单内。

天翁：《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

《研堂见闻杂记》。

《鹤征录》。

《柳南随笔》。

齿录即同年录，凡同科得中进者，俱各书姓名、年龄、籍贯、三代人姓名，刻印存档。

方拱乾次子、长子、三子分别中丁亥、已丑、甲午三科进士。

《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

《清圣祖实录》卷二○○。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七。

第三十五章

康熙亦收到江宁织造曹寅的密奏，曹寅在密奏中，有今年文场秀才，中者甚是不公，显有情弊等语。

八股文开头两句称为破题，将题目的意义剖析破开。

辛卯科场案期间，适值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在康熙的心目中噶礼系党附太子之人，故将其革职，并在两年后将噶礼处死（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据薛福成《庸直笔记》所记：“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验”，托人将条子带给考官“百无一失”。

柏葰并不了解考生罗鸿绎与考官李鹤龄、浦安交通关节，只是循情让罗鸿绎考中，但因其与咸丰重用的大臣载垣等有隙，故载垣等“借此兴大狱以树威”。文字狱文字狱系指以语言、文字治罪于人。文字狱并非清代独有，但清代所发生的文字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①。

庄氏明史狱。

顺治十八年（1661年）春，庄氏明史案发。庄氏系浙江湖州南浔富户，素以诗书传家，父子两代就出了九位才子，人称庄氏九龙。九龙中以庄廷镜才华出众。庄廷镜年纪尚轻即双目失明，遂立志效法失明而著《国语》的左丘明。故明大学土朱国桢（万历十七年进土，卒于崇祯五年）的子孙亦住南浔，朱国桢在世时曾著《皇明史概》，该书《列朝诸臣传》未刊行。清初朱氏家族已经败落②，便将先人手稿出售，庄廷镜便以一千两银子的高价买下这部分未刊手稿，并延请名士茅元铭、吴炎、潘柽章等十几人对原稿进行修改，且增补天启、崇祯两朝，其书名曰《明史辑略》。

《明史辑略》一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刊行，庄廷镜在此之前已去世③。经庄廷镜之父庄允城、岳父朱佑明的全力支持，该书才得以刊行。庄廷镜是站在故明的立场上，来叙述明清鼎革这一历史巨变的，故在述及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历史时，不用“天命”、“天聪”、“崇德”年号；明亡后仍以“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在写到明军败于清军时则“拊髀捶胸，泣数行下”（该书杜松传附论）。《明史辑略》刊行不久，庄家就屡屡遭到好事之徒的敲诈勒索。

未几，名列该书参校的查继佐、陆圻、范骧向浙江按察使衙门递呈稿，声明并未参与《明史辑略》一书参校，庄允城未经本人许可即将姓名写上。在当时，许多书籍为扩大影响，在刻印时多将名士列入参校。查、陆、范都是海内名士，他们向衙门递呈稿一事愈发引起人们对该书的关注。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风闻呈稿之事，特购一部《明史辑略》，从中摘出数十条犯忌之处，向庄家敲诈。庄允城遂通过疏通湖州分守道官员张武烈等将此事压下。赵君宋此举又引发起因贪入狱、援赦开释的原浙江粮道李廷枢的贪欲。李廷枢亦购买《明史辑略》一部，送给正担任湖州知府的门生陈永命，以求其分敲诈之银。庄允城风闻此事，立即把数千两白银送至陈永命处，陈将银两独吞，遂令人将该书书板劈毁。李廷枢未遂初愿，又与儿女亲家——因贪入狱、援赦开释的前归安知县吴之荣商议，二人便向庄允城、朱佑明家敲诈，因庄、朱两家不肯就范，吴之荣便到省城向驻杭州将军柯奎告发庄氏私著逆书。庄允城很快就把巨额银两送至柯奎处，柯奎便以“武职衙门，不便与闻”为借口而将《明史辑略》退还吴之荣。吴之荣遂又前往北京，将此案告到刑部衙门。

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刑部对庄氏明史案判决如下：对已故庄廷镜、董二西（名别参校）、庄允城（死于刑部大狱）开棺戮尸；名列参校的茅元铭、吴炎、潘柽章、吴之镕、吴之铭、吴楚、吴心一、李仍焘、严起云、唐元楼、蒋麟征、韦全佑、韦全祉及庄廷钺之弟庄廷钺、为该书署名作序的李令晰、出资刻书的朱佑明均被凌迟处死；庄、朱两家子弟十六岁以上者全部处死；该书的刊印者、出售者、收藏者全部处死；湖州原府学教授赵君宋因家中有一部《明史辑略》以私藏逆书论处；案发前三个月抵任的湖州知府谭希闵及上任不满半个月的训导王兆桢以渎职论绞；前任知府陈永命在案发后虽已自杀，仍被开棺戮尸；陈永命之弟陈永赖（时任江宁知县）、柯奎的幕僚程维崧均因明史案牵连被处死。在庄氏明史案中丧命者，共七十余人。吴之荣不仅得到庄、牛两家一半家产的奖赏，且被破格起复，任右佥都御史。

《南山集》狱。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南山集》案发，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劾翰林院编修戴名士“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叼列巅斜，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仰祈敕部严加议处”③。

戴名士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中顺天乡试，四年后中进士，殿试名列第二（即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年五十七。戴名士在出仕之前留心明代历史，著《南山集》。《南山集》中收录的方悬成（字孝标）所著《滇黔纪闻》，详细记述了南明永历时期的历史。方悬成在顺治丁酉科场案中流徙宁古塔，康熙改元后赦归，游历滇黔，三藩之乱发生后逃回家乡。康熙帝误以为方悬成与参与三藩之乱的方光琛同族，故对《南山集》一案格外关注。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刑部把对《南山集》案的拟处上奏：“查戴名士书内，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等语。据此，戴名士立即凌迟。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也有大逆等语，应判其尸骸。”戴名士、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年十六以上者俱拟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为《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俱应立斩”；为该书刻版的方正玉、尤云鄂“闻拿自首，应将伊等妻子一并发往宁古塔安插”；“编修刘，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佥妻流三千里（佥音谦，佥妻意为携妻）”④。康熙对此议谕道：“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⑤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二月，康熙对《南山集》一案作如下处理：“戴名士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方孝标子孙）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牵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人旗。”⑥受此案牵连的三百余人俱免死。

雍正朝文字狱。

雍正三年（1725年）十月十七日，汪景棋文字狱发。汪景祺系户部侍郎汪霖次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中举，雍正二年（1724年）赴陕西，入年羹尧幕，著《读书堂西征笔记》，对时政多有抨击，揭露陕西地方官吏“唯以刻剥聚敛，恒舞酣歌之计而已”，“上官既无善类，俗吏腹民以奉之，加征杂派，苛政日增”⑦。在议及年号时，对“正”字多有谤言：言“正”字有“一止”之象，如正德、正统、至正等年号，均有“正”字⑧。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尧被治罪，械系至京，在清查年氏府邸时，于乱纸堆中发现《读书堂西征笔记》手抄书两本，遂下令将汪景棋逮系入狱。

该年十二月十八日，对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为奴；其兄弟及五服之内族人俱著革职，流徙宁古塔。

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二十六日，查嗣庭文字狱发。查嗣庭，时为礼部左侍郎，出任该年江西省乡试主考。查嗣庭所出首场题目《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二场题目《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场题目《有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认为，查嗣庭“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⑨，首场之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背谬”（时清朝廷实行荐举）；二场出题用“正”字；三场出题用“止”字，“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棋语相同”⑩；所出策论《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不称元首，不知君上之尊”雍正遂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得日记二本”。查嗣庭在日记中对时政多有议论，“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戴名士之获罪为文字之祸”等等。

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对查嗣庭一案作如下判决：对已死于狱的查嗣庭“著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子查淫“斩监候”，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查嗣庭之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著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

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吕留良文字狱发。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卒。生前著述甚多，著有《吕用晦》文集，中心思想为“严华夷之辨”。湖南郴州永兴人曾静在应试途中见到吕留良的著作，遂遣其门生张熙（衡州人）到吕留良家乡购买此书。时吕留良已故去，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留良之门生严鸿逵、沈在宽等，向张熙提供吕留良的著作。雍正即位之初，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康熙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禟、第十四子胤禵相继被治罪，曾静认为有机可乘，派遣张熙前往陕西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举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位、杀兄屠弟之罪。岳钟琪遂将张熙逮系，严刑讯问，张熙宁死不招。岳钟琪假意与张熙盟誓，张熙中计，把曾静、严鸿逵等人的情况告之岳。雍正根据岳钟琪奏报所提供的线索，令各省将上述人一一逮系。

雍正认为，曾静、张熙之所以“犯弥天大罪”皆“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故在处理此案中，坚持严惩吕留良之子、吕留良之门生。雍正十年（1732年）十二月，雍正令对吕留良、吕葆中父子“戮尸枭示”，对吕毅中“斩立决”，其家产“令浙江地方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对死于狱中的严鸿逵“戮尸枭示”；对沈在宽“斩立决”；吕留良之门生房明畴、金子尚“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杖一百”。吕氏、严氏以及吕氏弟子黄补茬（本人已死）的家人俱发往宁古塔为奴；刻印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以及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周敬舆等人俱处以斩监候。只有曾静、张熙师生被免罪开释。

乾隆朝文字狱。

乾隆朝文字狱迭起，数量之多空前绝后，诗文中若不慎有“明”、“清”、“南”、“北”、“壶”（与胡谐音）均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乾隆二十年（1765年）胡中藻诗狱发。胡中藻官至内阁学士，其所著《坚磨生诗钞》因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斯文欲被蛮”、“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等诗句而被处死，与胡中藻唱和的鄂昌（已故大学士鄂尔泰之侄）赐自尽。

乾隆二十二年（1767年），彭家屏（曾任河南布政使）、段昌绪（生员）因收藏明季野史《潞河纪变》、《豫变纪略》、《南迁录》、《酌中志》等书被处死。

乾隆三十二年（1777年），蔡显《闲闲录峙狱发，其诗集中因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犯忌字样被处斩立决。蔡显之子蔡必昭处斩监候；其妾朱氏、朱氏所生幼子以及蔡显门生闻人卓、刘朝栋、吴秋渔等二十四人均遭流徙。

养心殿东阁垂帘听政乾隆四十二年（1787年），王锡侯因所编《字贯》（即字典），凡例中直书圣祖、世宗庙讳被解京治罪，处斩立决。此狱之后，有清一代无人再敢编纂字典。

乾隆四十三年（1788年），已故徐述夔因所著《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致使其孙徐食田、徐食书以及该诗集的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均被处死；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被开棺戮尸。

乾隆四十四年（1789年），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相继发。

冯王孙所著《五经简泳》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旬，谓有复明削清之意，将冯王孙凌迟处死；冯王孙之子冯生梧、冯生桐处斩立决；冯王孙之妻、儿媳、孙给功臣家为奴。

沈大绶生前著《硕果录》、《介寿辞》。其子沈荣英谓书内有悖逆之语，持书自首。乾隆认为沈荣英自首并非出于真心，令将沈荣英及刻书之人陈湄、江苏斩立决；沈大绶的兄弟子侄共九人一并处死；收藏书板的庄老满被处斩；沈大绶之妻、媳、孙俱给功臣家为奴；沈大绶本人被开棺戮尸。

石卓槐因所著《芥圃诗钞》中，因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衣冠都作金银气”等句，诏凌迟处死；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列名参校的蒋业晋、曹麟开发往乌鲁木齐。

祝庭铮生前所编《续三字经》有“发披左，衣冠更，虽华夏，遍地僧”之句，诏开棺戳尸；其孙祝浃等五人处斩。

乾隆四十五年（1790年）戴移孝、戴昆父子因所著诗集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等句，诏开棺戮尸；戴氏孙戴田霖、曾孙戴世道、戴世德、戴世法均被处死。

乾隆四十六年（1791年），有卓长龄、尹嘉淦、程明梗之狱。

卓长龄生前所著《高樟阁诗集》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句，被人告发，诏开棺戮尸；其孙及曾孙五人被处死。

尹嘉淦，官至大理寺卿，因自称古稀老人，与御制古稀说相同，按大不敬罪处死；程明梗则因给郑友清的寿文中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郑友清本湖北人，在河南发家）被人告发，程明禋被凌迟处死；其弟程明珠斩立决；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其门生均杖八十。

乾隆四十八年（1793年），李一、乔廷英之狱发。

李一的《糊涂词》中有“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之句，被乔廷英告官；乔廷英的诗中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壮士终当营大业”等句。二人均被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五人被斩；二人之妻、媳均给功臣家为奴。

在乾隆的统治下，文网之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注释①清代文字狱之多同当时所存在的满汉畛域、封建社会进入晚期，思想钳制愈烈有一定关系。

②朱国桢一孙死于明末农民战争；一孙死于抗清；一孙死于清初战乱。

③《东华录》卷二一。

④⑤《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⑥《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

⑦引自《清史编年》雍正朝第159页。

⑧正德（明武宗）无嗣，正统（明英宗）遭木土之变被也先俘虏，至正（元顺帝）从大都撤回塞外。

⑨《清世宗实录》卷四八。

⑩引自《清史编年》雍正朝第217页。

《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

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乾隆令将曾静、张熙解京候审，十二月十九日凌迟处死。

乾隆认为：“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居心险恶。

乾隆认为：此句诗“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乾嘉汉学综述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即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全盛阶段，产生了所谓“汉学”。这一时期，无论是经学、史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乃至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知识界都为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之风所笼罩。高踞庙堂的程朱理学败象毕露；由空返实的乾嘉汉学蒸蒸日上。“家家许郑，人人贾马①”，拔宋旗，立汉帜，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堪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汉学。“汉学”是相对于“宋学乙—宋明理学而言，指研究经学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说。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汉学不同于以往其他思潮和学派，就其学术宗旨而言，称为“汉学”；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言，称为“朴学”或“考据学”；就其时代而言，又称为“乾嘉汉学”。

乾嘉汉学的形成。

乾嘉汉学的勃兴并最终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百年间学术的主流，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汉宋学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更迭，既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思想，内在逻辑发展演变的结果。

乾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步稳定，经济恢复发展，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亦趋缓和，加之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安抚拉拢与压制扼杀，清初思想界生动活泼的气象被顺、康两朝迭兴的文字狱彻底摧毁。在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编纂古籍的政策引导下，士大夫逐渐转向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和诠释之上。

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随着理学的衰微及动荡的社会更替所引起的巨大冲击波，学术思想界酝酿着新的思潮。这一思潮以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形成了具有鲜明批判理学色彩的实学思潮。一方面，这一思潮提倡经世济世之学，打破了宋明理学在几个世纪中对思想界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创立出反映新的经济因素的新的理论，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只能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浓厚的法古色彩，导致了清代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

乾嘉汉学的初兴。

继明末清初经世之学大师黄宗羲、顾炎武之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万斯阿、姚际恒、顾祖禹等人，作为清代汉学的先驱，开启了强调通经，重视实证，却拘守烦琐、法古色彩浓厚的乾嘉汉学的先河。

汉学发轫之初，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以“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②自励，“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③，且淹贯群山，博学多能，长于考证。阎若璩、胡渭对《河图洛书》的辨伪，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毛奇龄的《四书改错》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学者，开始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趋势。

乾嘉汉学兴起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胡渭做《易图明辨》，消除了易经研究中的神秘色彩，证明了“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④皆由此出。《河图洛书》是道士的修炼术，对“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⑤的《河图洛书》给予无情的打击。“宋学已受致命之伤”⑥。阎若璩做《古文尚书疏证》，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中提出详实的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证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而“祛千古之大疑”，“古今之伪乃大明”⑦。胡、阎二人的著作，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整理古文献方面为以后的汉学家提供了例证，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敢于大胆怀疑权威的精神，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胡、阎二人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开启了一代汉学的风气，他们在治学上侧重于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既未打出“汉学”的旗罐，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虽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之谰言”⑧。

乾嘉汉学的鼎盛。

乾嘉汉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其名，任裁断”⑨。“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⑩的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乾嘉汉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已臻于鼎盛。

吴派代表惠栋（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年），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在家庭浓厚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惠栋的学术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治经从研究古文字人手。他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一点成为以后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蒯。惠栋针对魏晋以来对经书牵强附会，随意曲解，甚至篡改经籍，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的浮夸玄虚的学风，强调治经、学经必须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以消除长期以来随意主观附加在古书中的误解和歪曲。在惠栋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影响下，清代汉学家对古籍进行了广泛、深入地重新注释校订，更正了大量错误，使原来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小学”在清代得到极大的发展。二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抛弃了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代经学中去。从反宋走向复汉，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惠栋一生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使绝者“千有五百余年”的汉学“至是而粲然复章矣”。惠栋在对汉学搜辑钩稽中，不免受汉代糟粕思想的影响，正如《四库提要》中对惠栋的评价，“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在惠栋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学生沈彤、余肖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及大所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恪守其尊汉的学术路径，成为汉学中吴派的中坚力量。

皖派的代表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4—1777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不仅是清中叶乾嘉学派中最突出的学者，而且多次著文，抨击程朱理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戴震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一，重视小学和考据，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上做了突出的研究。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功夫入手，在治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二，戴震作学问，强调“志存闻道”。不只是停留在对古籍字句的校勘证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君子务在闻道”。对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口不谈义理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不仅是一部对《孟子》进行考证注疏的著作，更是一部“正人心”的哲学著作。戴震在“志存闻道”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通过理、气这一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理先气后”之说，阐发“理在事中”的唯物观，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

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多治《周易》、《尚书》；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擅长三礼，尤精小学、天算。吴派完全遵循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提倡“古训不可改，经师不可废”，主张复古，“治经求其古”，唯汉是好，唯古是信；皖派吸取了吴派的长处，融惠学为己有，将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与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导义理”，强调求实，“治经求其是”，识断精审。两派以训诂入手治经，在学术渊源上，一脉相承，但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当然，吴、皖两派并不能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同样治经学，顾栋高、秦蕙田各以《春秋》、《周礼》名家，非惠、戴所能比拟；同样治史学，全祖望、那晋涵、章学诚、钱大昕皆独辟蹊径，非惠、戴所能拘囿；此外，乾嘉儒臣，朱筠、周永年、纪昀、陆锡熊，阮元等博学多识，其学亦不在惠、戴范围之中。当然，“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这一根本点，是乾嘉汉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的余脉及成就。

乾嘉汉学在戴震时达到顶峰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戴震的后继者分成两派：一派以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继承了音训考据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绩更加突出，但对戴震所注重的“义理”避而不谈；另一派以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兼治音训考据及义理之学，在发挥戴震的哲学思想中，议论渐渐平和，走上汉宋合流的道路。

乾嘉汉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经学。乾嘉汉学之于经学，潜心整理，尤称专精。无论是本经的疏解，还是群经的通释，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二、文字、音韵学。由于汉学家治经、说经必由文字的音韵训诂入手，奉“读书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字始”为圭臬，音韵文字之学因之而昌盛。三、校勘辑佚。乾嘉学者视校勘辑佚为专门学问，竭毕生心力于其中，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学方面对两汉经师、经说的表彰；史学方面对两晋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辑录；文学方面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苟子》、《墨子》、《管子》三书及有关古籍所取得的成就为历代学者所不及。四、史学。乾嘉学派治史犹如治经，注重总结整理。特别专注于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讹误，或订正其史实，或补辑其遗阙，或整理其故事。在整理古籍中，崇尚求实考核而不主张议论、褒贬。

清代的汉学家们以极深厚的功力和极扎实的态度，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细致的荜路蓝缕的工作，剔除了两千年来对古籍的歪曲和误解，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复古主义和烦琐主义，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历史转折再次到来之际，乾嘉汉学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面向现实、提倡经世的今文经学的兴起。道光以后，汉学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汉学博大精深、方法严密的优点，只有少数学者，如俞樾、孙诏让继承了乾嘉大师的遗续，保持朴实的学风，在专业领域中作出了贡献。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今疑义举例》；孙诏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等，作为乾嘉汉学的余脉，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终究无法与已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今文学派相抗衡，汉学已走完了全部的历史路程，走向了终点。

注释①见梁启起《清代学术概论》。许即许慎，郑即郑玄，贾即贾逵，马即马融。他们都是东汉的著名经师。

②③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④⑤⑥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经部、书类。

⑧⑦见章太炎清儒第十二。

⑩见粱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春秋类。

见陈奂《说文段注跋》。

见《戴震集》卷九。

见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见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第三十六章

中西文化的交融1540年，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依纳爵创建耶稣会，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该宗教团体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南欧地区影响很大①。由于麦哲伦、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在东、西之间海上通道开辟之后，耶稣会便成为首批向亚洲地区派遣传教士的宗教团体。

自利玛窦②在明万历初期来华传教③，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华，其中留有著述者七十余人。在清代影响大的有汤若望④、南怀仁⑤、张诚⑥、徐日升⑦、戴进贤⑧等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的交融。

传教与禁教。

传教是耶稣会士来华的宗旨。自利玛窦以来，陆续开辟的传教地点有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地。至十／＼世纪二十年代（康熙晚年）建立教堂三百余座，受洗教徒三十万；翻译、编写的关于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哲学的书籍，有《超性学要》⑨、《复活论》⑩、《西学凡》、《穷理学》、《灵言蠡勺》、《圣经直解》、《灵魂道体说》等等。

耶稣会传教士所宣扬的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神学体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安文思、利类思在康熙三年（1664年）所发表的《天学传概》，甚至断言伏羲系亚当子孙，中国最初也是信奉基督教的。这种把中国文明视为西方文明分支的观点，既与史实相悖，亦成为酿发教案的导火线。

自顺治十六年起（1659年），徽州官生杨光先相继撰写《摘谬论》、《辟邪论》、《正国体呈》等，对基督教教义、西洋历法进行抨击，指责传教士“呼朋引类”，是“国家莫大的危险”，“如厝火于积薪之下”。《天学传概》刊行后，杨光先又对该书予以批驳，名曰《不得已》。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指责“基督是一叛徒”，“传教士俱为捣乱分子”，“被由欧洲驱逐了出来，才到中国来的，他们在中国依然煽惑民众”。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疏》，礼部遂将此疏呈四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四辅政下令传讯汤若望等人并令将各省传教士押解来京一同受审。由此而引发的便是清代第一次禁教，至结案时所有传教士被押往广东，驱逐出境。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为汤若望等昭雪，解除禁教。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罗马教廷强令在华传教士改变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所开创的允许入教中国人保留祭孔、祭祖的习俗，致使清朝廷同罗马教廷关系恶化。一向对耶稣会传教士优容的康熙帝已有禁止传教之意。雍正即位后，把曾替胤禟传递密信的传教士穆经远处死，又于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初），批准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之奏，“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俱安插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误人其教者，严行禁饬”。

梁启超清朝廷再行禁教后，“西洋神父之潜入内地者，陆续不绝”，乾隆、嘉庆时期厉行禁教之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福建福安县秘密传教的白禄多被处斩立决，华若亚敬、费若若、施方济格、德方济格被处以斩监候。乾隆令地方官将关押在狱的四名传教士秘密处死，以“瘐毙”上报。两年后（乾隆十三年），又令江苏巡抚安宁将在该省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葡萄牙人黄安多秘密处死，以“瘐毙”奏闻。乾隆在密谕中强调不得泄秘，“以致泄漏”，参与“监毙”传教士的官员，“免其议处”。嘉庆十年（1805年），江西查获传教士德天赐遣人去澳门送秘密地图，立即将德天赐逮捕“圈禁”。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朝廷又一次下达清查传教士的命令，除在钦天监供职者外，俱“遣令归国”。

修定中西合璧的历书。

自从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董仲舒创建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天意与人事的合谐统一。为了表明受命于天，任何一位当权者都需要一份准确无误的历书。一旦历书上所标明的日月交食、星体运行等情况与实际不符，就不免产生“天象示警”的危机。自明代中叶以来，“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至万历年间“时差九刻”，“节气差一日”，“置闰差一月”，“闰差一月，则时差一季，时差一季，则岁差一年”。为表明上天依旧眷佑明廷，修历的呼声愈高。利玛窦抵华不久，即向罗马教廷建议“火速派遣天文学家、懂得历算学的人到北京来”。明崇祯二年（1629年），诏开历局。在华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均予修历。崇祯十四年（1641年）按照西洋推算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制成，上报明廷。两年后（崇祯十六年），崇祯帝诏令自明年起使用新历，但新历未及实行，明廷就已覆灭。

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在占领北京后，令汤若望制定顺治二年历书，“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天赐福祜之意）”。该年十月初一，新历颁行天下。新历采用西洋推算方法，引用了经纬度、球面三角学等新观念，以九十六度刻日（旧历以一百度刻日）；对节气的制定以太阳在黄道上实际运行的位置为标准，废除我国传统制历所采用的“平气”法;新历依旧保留我国传统的阴阳合历的结构。

顺治元年十一月，清朝廷任命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正五品），掌管钦天监印信及“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从1644年至1837年（道光十七年），鸦片战争前夕，除杨光先发动教案的四年（康熙四年至康熙八年），钦天监监正、监副均由传教士担任。

自清初以来，在华传教士均把“数理天算”，“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传教士之“得以在中国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历算”。雍正以来禁止传教的政策，难以彻底执行，即源于此。

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

十六世纪末叶至十七世纪末叶的一百年间，正是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所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确立和形成的时期，经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近代科技成果有：

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

纳皮尔的《对数方法论》；

惠更斯改良望远镜、发现木星卫星；

托里拆利的大气压力学；

哥白尼的日心说；

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规律；

牛顿的见色现象及万有引力学说；

人体解剖学及火炮制造新技术。

西方音乐的传入。

自从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献钢琴以后，西方乐器以及乐理知识先后传入。

汤若望不仅精通天文、历法，对音乐亦有研究，明崇祯年间曾把利玛窦所献钢琴修好，且奉崇祯帝之命另造一架钢琴。清顺治九年（1652），汤若望在南堂（位于宣武门）安装自制的管风琴。

康熙十年（1672年）精通音乐的法国传教士徐日升从澳门来京，充任宫廷音乐教师。“徐日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各种各样的乐器”。徐日升所编写的教材，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乐谱、音阶、和声等乐理知识的著作，康熙第三子胤祉所编纂的《律吕纂要》，即以徐日升的教材为蓝本。

康熙四十九年年底（1711年初），精通音律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德理格从澳门来北京，继任宫廷音乐教师。德理格擅长演奏管风琴、铃鼓、羽管键琴、小提琴等多种西洋乐器。康熙令“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且传旨德理格“用心好生教，必要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在德理格的指导下，皇三子胤祉把西洋音乐中的半音加入中国音乐。康熙六十岁寿辰之时，德理格把“能自动演奏”的“一架小管琴”作为寿礼呈献。德理格参与编纂《律吕正义》，其在担任宫廷教师期间，创作小提琴奏鸣曲十二首。

乾隆时期，在清朝廷服务的精通音律的传教士除德理格，还有魏继晋（德国人）、鲁仲贤（波西米亚人，今捷克）、钱德明（法国人）等。魏继晋、鲁仲贤为乾隆训练了一支由十八名太监组成的合唱队，他们还合作创作十六首歌曲（作词、谱曲），以备宫中演出之用。

宫中所保留的西洋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笛、吉他、响板、钢琴等共计几十件，均系传教士所奉献。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在京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为清帝演出意大利歌剧《切尼娜》。

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朝廷下令绘制《皇舆全览图》。耶稣会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均参与实地勘测，历经十年的时间，足迹遍及十八个行省。《皇舆全览图》是我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所绘制的第一份地图。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出兵伊犁，在生擒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占领新疆北部之后，即派遣何国宗与传教士傅作霖、高慎思等去北疆实地勘测，对《皇舆全览图》进行补充。他们在抵达巴里坤后，分两路勘测：一路由傅作霖率领走北路抵伊犁；一路由何国宗、高慎思率领走南路，经吐鲁番抵喀喇沙尔，再沿裕勒都斯河而上。何国宗等一行抵北疆后不久，准噶尔部前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乱，清朝廷召何国宗等回京（乾隆二十一年）。何国宗奉命回京，傅作霖、高慎思两位传教士仍留在天山南北继续进行勘测，足迹远至塔什干、喀什米尔等地，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才返回北京。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清朝廷组织绘制《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又对《皇舆全览图》予以增补，增加新疆地区的地图。

耶稣会士来华所带来的不单是宗教，还包括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稣会士杜赫德（法国人，1674—1743年）在担任《海外传教士书信集》主编期间，利用在华耶稣会士书信中有关中国的情况介绍，编纂《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的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史和自然志》一书，该书四卷，1702年首次出版。传教士钱德明曾将乾隆的御制诗《盛京赋》、《清文汇书》译成法文，另著有《中国兵法考》、《孔子传》等著作。上述著述、译著，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一条彼此沟通的桥梁。

注释①耶稣会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封建制度，在欧洲耶稣会士是“伪善者”的同义语。

②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人。

③利玛窦来华时间，记载不一；一说1580年（万历八年）；一说1581年（万历九年）；一说1582年（万历十年）。

④汤若望（1592～1666年），德国人。

⑤南怀仁，比利时人，卒于1688年。生年说法不一，魏特：《汤若望》中记为1608年，恒温义所编《清代名人传略》记为1623年。

⑥张诚（1654～1707年），法国人。

⑦徐日升（1645～1708年），葡萄牙人。

⑧戴进贤（1680～1707年），德国人。

⑨《超性学要》节自《神学大全》第一部，译者为利类思（1602～1682年）,意大利人。

⑩《复活论》节自《神学大全》第三部。译者为安文思。安文思系葡萄牙人。

《西学凡》著者为艾儒略（1582～1649）。

《穷理学》著者为南怀仁，《灵言蠡勺》著者为意大利人毕方济。

《圣经直解》著者为葡萄牙人阳玛诺。

《灵魂道体说》著者为意大利人龙华民。

杨光先（1597～1669），明崇祯十年（1637）因弹劾内阁首辅温体仁，被流徙辽东。名声大震。

魏特：《汤若望传》。第472—473页。

康熙四年四月初三，所作的判决中规定：除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留京候审外，其余传教士俱押往广东，逐至澳门。

据《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所载，康熙曾讲过：“以后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胤禟系康熙第九子。

托马斯：《北京教会史》，第36l页。

《东华录》卷二五。

肖亚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64页。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09页。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七。

《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三。

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省改，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倘不知变，而败伤乃至。”

中国古代历书包括朔望、节气，日月星辰在天体的位置及运动，日食、月食发生的时刻及五大行星的方位等等。

日月交食即指日食、月食。

《明史·历志》。

恩斯特·斯托莫：《通悬教师汤若望》。

《清世祖实录》卷六。

把一年平均分为二十四分，每一分就是一个节气（相隔十五天）。

阴历历月以月相盈亏为据，大月30日，小月29日，十二个月为一年，一年354或355日。阳历依据天象而定一年的长短，月的规定与月相盈亏无关。阳历一年为365日或366日，为调节阴历与阳历一年的时差，每隔三年置一次闰月，五年再闰。

年，担任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高守谦回国，监副毕学源病故，清朝廷不再任命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

魏特：《汤若望传》，第422页。

汤若望在1626年著《远镜说》。

南怀仁在《穷理学》一书中谈及落体的加速度现象。

穆尼阁曾向薛凤祚讲授过对数法；戴进贤在《策算》中介绍对数表及使用方法。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介绍过发现木星卫星一事。

南怀仁在《穷理学》中解释压力现象。

蒋友仁在1744年《乾隆九年》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

钦天监官员编纂的《历象考成后编》，采用了刻普勒所提出的行星运行为椭圆运动的理论及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

《穷理学》中介绍了光分五色的说法。

钦天监官员编纂的《历象考成后编》，采用了刻普勒所提出的行星运行为椭圆运动的理论及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

汤若望曾进献人体图。

三藩之乱期间，南怀仁曾给清朝廷铸炮一百二十尊，此后又铸炮近四百尊。

谈迁所著《北游录·记邮》对此有记载。

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所言。

对五线谱、七音阶及多声部均有详论。

在此三年前（1708年）徐日升病逝。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册。第35l页。

当时的奏鸣曲有两类，一类用于教堂；另一类用于宫廷。

德理格所作奏鸣曲抄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其风格与同时代的德国作曲家巴赫相近。

堂子祭天昭裢在《啸亭杂录》中对满族的堂子祭天写道：“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诸神祗于静室，名曰堂子，即古明堂会祀群神之义。”女真传统的萨满教。堂子祭天源于女真古老的萨满教①。萨满主持各种祭祀，以“天神”附体耸动视听。萨满祭祀时使用神鼓、神刀、神杖、神杆等物。故萨满住地的两则立有木杆数根，称之神杆，用于祭祀天神。萨满自称能占卜凶吉，能为人消灾治病，满人生病，均请萨满驱除病魔，俗称“跳大神”。

堂子祭祀制度的制定。

早在天命时期，后金统治者曾先后在兴京老城、东京辽阳、盛京沈阳的宫殿内设有堂子。崇德改元（1636年）对堂子祭祀的时间、供品仪式、规模等规定如下：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均为大祭，“皆帝所躬祭，其余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则率遣有司”②；民间不得设立堂子；皇后寝宫外东南角矗立着祭天用的神杆，长两丈，直径五寸；神杆顶部安着锡斗，里面盛着供天神享用的碎肉、米谷。

堂子祭祀诸神。

主祀为天神。天神系指人们臆念中主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神，又称“吴天上帝”。立杆大祭即为祭天神而设。

从祀诸神有释伽牟尼、菩萨、关帝、邓将军、蒙古神穆哩罕、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以及万历妈妈③、锁头妈妈④两位女神。从祀诸神的神位供奉在皇后寝宫的西间⑤，“所祀日元旦行礼、日日祭、日月祭及翼曰祭、曰报祭、曰大祭、曰背灯祭”⑥。

从祀诸神有朝祭、夕祭之别。朝祭在清晨；夕祭在夜间。朝祭以三绾、琵琶为乐；夕祭以腰铃、鼓板为乐。

朝祭所祀之神为释迦牟尼、菩萨、关帝。祭祀时“司香预悬黄幔”，将佛祖、菩萨、关帝像移至“东向，左右炕上置低桌二，陈炉、盏各三，时果九，糕十，炕前置献案”。“司俎等进二豕，司香献香”，司祝献酒。

夕祭所祀之神为蒙古诸神、万历妈妈、锁头妈妈。因锁头妈妈是裸体女神⑦，祭礼时要撤掉灯火，又称之为“背灯祭”。乾隆十二年（1747年）定“背灯供献”仪式，司俎奉献肉后，“司香敛毡，展青绸幕，掩灯火，众出，阖户留司祝及侍板鼓内监”，“司祝坐杌（音务，小凳）上，振铃杆”，四次致祷辞，“击鼓拍板以和”。祭毕“启扉明灯，司俎撤俎，司香卷幔”⑧。

建在长安街的堂子。

清王朝迁都北京后，在长安街御河桥东建立堂子，内有祭神殿五间，坐北朝南，房顶为黄色琉璃瓦。祭神殿前面建有拜天圜殿，坐南朝北，“中设神杆石座，稍后两翼分设备六行，行各六重”⑨。东南方向有上神殿三间，祭祀土、谷诸神。堂子四周种植松树，祭天时可充作神杆。

清入关后允许满洲官员、八旗兵丁自设堂子，祭天所用神杆，取自建在长安街上的皇家堂子。但需呈报礼部，获允后方可任取一株，同时要补种幼树一株。

元旦拜天。

承德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腊月二十六，内务府官员赴皇后寝宫，把神位移至“神舆”内，由“内监舁行”，神舆前有“御仗八，灯四，司俎官六人，掌仪司一人，侍卫十人，导至飨殿供奉，朝夕献香”。除夕之日，将堂子内原有神杆及所悬纸帛等焚烧，另将新神杆竖上，新纸帛挂好。

元旦之日清晨，“帝乘舆出宫，陪祀王公等随行至堂子内门降，入中门，诣圜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毕回銮”⑩。正月初二，内务府官员去堂子取回诸神牌位，送还坤宁宫西暖阁。清朝皇帝在此日于坤宁宫内，赐蒙古王公、满汉大臣吃祭神肉，把祭堂子所用的白煮肉分赐诸臣。诸臣依次而入，先向供奉在神幔后面的神位叩首，再向坐北朝南的皇帝行跪拜之礼。司俎官将祭神肉呈上，君臣席地而坐，用刀割肉而食。

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帝令“罢汉官与祭堂子”；康熙二十九年（1680年）“谕令皇子随行礼”。

出征、凯旋祭堂子。

凡较大的军事行动，在出师之前及凯旋之后，清朝皇帝都要亲祭堂子。“届期，兵部建大纛，具祀纛篇，帝御戎服”，“法驾卤簿为导”。“帝入堂子”，“诣圜殿就拜位，南向立，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角螺齐鸣，出内门，致礼纛神，礼成乐作，车驾启行”。

迨至大军凯旋，清帝“率大将军及从征将士诣堂子告成；若命重臣经略军务，以讨不庭，亦如之”。

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帝再次重申：“兵戎，国之大事”应“先礼堂子”，“恪遵旧制”。

立杆大祭。

每年春秋二季举行。于二月、四月、八月、十月上旬择吉立神杆祭天神。按照崇德年间的规定，“亲王、郡王、贝勒祭三杆；贝子、镇国、辅国公二；镇国、辅国将军一”。所用神杆以三丈长、五寸直径的松木，在祭祀的前一天竖在石座上；“司香预悬神幔炕上，置漆案，陈碟三”；“司俎二人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帝像，舁至堂子”；“神杆间悬黄旙挂纸帛”；“飨殿北炕案上陈打糕、搓条饽饽盘九，酒盏三”；“圜殿高案则盘三，盏一”。“卒事，司香卷幔撤香，奉入宫”。

如皇帝亲与立杆大祭，“殿内敷采席，覆红毡，甬道布棕荐。届时乘舆出宫，满大臣随扈至堂子”，“帝降舆入中门，诣飨殿前，东向坐。司祝献酒，举神刀祷祝，奏绾拍板，拊掌歌鄂哕罗”。皇帝在一跪三叩圜殿后“升座”，“赐王公等炕前坐。尚膳正、司俎官进胙糕，尚茶正献酒；帝受胙，分赐王公”。

月祭。

每月初一举行，祀神为田苗神，祭祀地点在堂子上神殿，“神案上盘一盏”，一份“时食醴酒”。“司俎挂净纸杉柱上，诸王护卫依次挂之。内管领一人入，除冠服，解带，跪叩”，祈田苗神“贶以嘉祥”，“升以康宁”。

浴佛祭。

每年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日祭堂子，称之浴佛祭。

祭祀之前，“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帝圣像”。祭礼之日“不宰牲，不理刑名”；祭品有“椴叶饽饽、酿酒红蜜”；祭祀地点在拜天圜殿。

马祭。

马祭在春、秋二季择吉举行，“为所乘马祀圜殿”。祭品“打糕一盘、醴酒一盏”，祭祀地点在拜天圜殿。司香上香后，牧长牵十匹白马“立甬道下”，“司祝六献酒”，祝辞曰：“抚肤以起兮，引鬣以兴兮，嘶风以奋兮，嘘雾以行兮，食草以壮兮，啮艾以腾兮，沟穴其弗逾兮，盗贼其无忧兮，神其贶我，神其佑我”。祷毕，把拴在马鬃上的细条取下，放到香炉附近熏少许，再将细条交给牧长，“系之马尾”。

马祭除在堂子举行外，另在马神室举行朝祭、夕祭，由内务府大臣去坤宁宫请神位。朝祭“陈香、酒、食品”，“司俎进二豕，熟而荐之”，夕祭仪式同朝祭，唯“别置神铃案东，展背灯布幕，振铃杆，摇腰铃”，祝辞为“牧群繁息”之意。上驷院的官员以及各牧马厂的官员均在马神室参加马祭。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规定，萨满要参加马祭“叩头”、“致祭”。

拜天与郊天并重。

清王朝定鼎燕京后，在保持堂子拜天的前提下，承袭朱明王朝所有祭天盛殿——祈谷（亦称祈年）、雩祀、冬至郊天。乾隆时期，对天坛中的祈年殿、皇乾殿、皇穹宇、圜丘坛先后进行改建、扩建。清朝统治者把祭堂子作为维系本民族的手段，把承袭汉民族传统的祭天仪式，作为巩固在中原地区统治的精神支柱。

注释①萨满教创建于金代。

②《清史稿·礼志四》。

③据传万历妈妈系明万历帝母，一年努尔哈赤到北京朝贡，万历帝听信谗言欲杀努尔哈赤，经万历之母讲情，努尔哈赤才得生还。

④传说锁头妈妈系明将李成梁侍妾梨花夫人。努尔哈赤在未发迹前，曾在李成梁帐下当差。李成梁恐努尔哈赤为患欲将其杀死，梨花夫人遂将努尔哈赤放走，自缢而死。

⑤沈阳清宁宫的西四间为神堂，北京坤宁宫的西暖阁供奉神位。

⑥《清史稿·礼志四》。

⑦据民间传说，李成梁得悉侍妾梨花夫人放走努尔哈赤，便将已经自缢身死的梨花夫人衣服剥光，重责四十，以示惩处，羞辱。

⑧⑨⑩《清史稿·礼志四》。

满族入关后仍以骑射为本，故对马祭极为重视。

《清史稿·礼志四》。

祈年，每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在祈年殿“为民祈谷”。

雩祀。农历六月择日举行。在天坛圜丘坛求雨。

郊天大典，每年冬至在圜丘坛举行。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称为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年）另建地坛，天地分祀，建拜天台（即圜丘坛），皇穹宇。

乾隆十七年（1752年），清朝廷扩建圜丘坛，并将祈年殿、皇穹宇、皇乾殿等建筑的琉璃瓦全部换成蓝色，以表现蓝天在上，无边无垠。满族汉化“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要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在明清之际，满族文化、经济均较汉族落后，伴随着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均因受汉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史称汉化。

语言文字及风俗的变化。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一直提倡满语、骑射，实际上自顺、康以来，满洲贵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于汉族文学、书法、绘画”②，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及唐诗、宋词、元曲，长于琴棋书画，且对宋明理学、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以外，从龙入关的八旗将士根本不会说满语，其姓氏也从原来的复姓变为单姓，有的甚至采用汉姓。

乾隆曾为此颁谕满洲八旗，“须以清语、骑射为常务”，“如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③。尽管乾隆强调满洲会试先试弓马，合格者方许入试，但由于承平日久骑射多被废弛，《清文鉴》、《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也并未能唤起八旗子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兴趣。

旗地经营方式的转变。

旗地是满族固有的土地占有方式、经营方式，其特点在于：严禁土地买卖、典当；以庄园的方式组织生产；剥削方式以劳役地租为主，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以超经济强制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经营方式。

尽管旗地严禁典当买卖，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征役甚烦”，“时有急需，称贷无门”，只得“指地借钱”，或“支使长租”，“其实与卖无二”。迫于旗地典当买卖日盛，康熙九年（1670年）颁布允许旗地在旗内买卖的谕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人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统治者再次让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买卖。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后，“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为维持生计，把土地租给汉民，“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真正按照庄园制进行经营的只有皇庄、王庄。而皇庄、王庄又分为投充庄（投充地所建）、老圈庄（圈地所建）。据《光绪会典》所载，“顺治初年，畿辅之民携地前来投者，各就其地而立庄，计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每地一亩征银三分，草一束”，“系该投充等向佃户自行收取”。投充庄在建立之始，即以汉族租佃方式组织生产。

只有老圈庄在较长的时间内保留了旗地的经营方式，在老圈庄内从事劳动的大多是被掠汉人的后裔。为保证皇室、王府的供应，一些庄头将庄园内的土地出租给庄园内的壮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庄园制。乾隆十年（1745年），清统治者下达放丁为民，“听其自谋生路”的谕令，在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影响下，满洲贵族终于抛弃其原有的经营方式。

以孔孟程朱之学为治国之本。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统治思想，因而入关后迅速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顺治十四年（1657年）二月，顺治在为位于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撰写的碑文中。赫然写道：“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④康熙即位以后，把程朱理学尊为正统，皇帝本人“潜心理学，旁阐六艺”⑤，并于康熙九年（1670年）十一月颁布上谕十六条，提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⑥。康熙十六年（1678年初）十二月为《四书解义》作序：“盖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学问，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⑦对汉族纲常伦理观念的皈依。

顺治初年，清政府不仅“为明帝（崇祯）发丧”，且对前明甲申死事诸臣“皆褒奖之”。顺治九年（1653年）议修明史，理学名臣汤斌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书。”⑧乾隆时期开馆修史，特增设《贰臣传》，即使像李永芳、孟乔芳、张存仁、洪承畴这些在清开国时期立有殊功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贰臣之名。对于在明清之际坚持抗清的史可法、侯峒曾以及死于辽战的明廷官员，或建祠，或赐谥。

乾隆在披阅《明史》时，看到“忠于所事”的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因“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特传谕军机大臣查明袁崇焕“有无子孙，曾否出仕”。在得悉“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即传谕广东巡抚尚安：“袁炳如果文理通顺，即照熊廷弼（明清交战时明经略，天启年间被阉党杀害）裔孙之例，以训导咨补”，“如仅能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即以佐杂等官补用。”⑨扬州史可法衣冠冢清王朝入关后对孝悌亦十分提倡。顺治亲政后，亲自主持修定《孝经注》、《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康熙即位以后，对于太皇太后（祖母）、皇太后（嫡母）“晨昏定省”，数十年如一日。每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出行，凡遇道路崎岖，必“下马扶辇而行”，偶遇浮桥，恐其不固，必“亲驰视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本人已年逾花甲。时值皇太后病危，“足背浮肿，不能转移”的康熙“用手帕缠足”，“诣宁寿宫请安”，“于苍震门内设立帷幄以居，衣不解带”⑩。

兴文治，编书籍。

清统治者在入关后日益重视文治，顺治时期御纂诸书有：《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康熙即位以后编纂《易》、《书》、《诗》、《春秋》、《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皇舆表》、《皇朝全图》、《朱子全书》、《性理精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绵》、《古今图书集成》、《通鉴辑览》、《子史精华》、《骈字类编》及《全唐诗》、《明史》、《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乾隆主持编纂的书籍有：《周易述易》、《诗义析中》、《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直解》、《西域同文志》、《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同文韵统》、《叶韵汇辑》、《音韵述微》、《开国方略》、《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国子监志》、《历代职官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国朝宫史》、《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大清律例》、《天禄琳琅书目》、《经史讲义》、《大清一统志》、《满洲源流考》、《授时通考》、《医宗金鉴》、《仪象考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研谱》、《钱录》、《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四书文》、《皇清文颖》等。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该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共有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另有存目书六千七百六十六种，共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

满族汉化持续了一个世纪，迨至乾隆末年，即使留居关外的满人，也开始使用汉语，风俗习惯“一一比皇畿”。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

②《清史译文》1980年第一期。

③引自《清代通史》卷中，第23页。

④魏特：《汤若望传》第九章。

⑤《清史稿》卷二六二。

⑥⑦《清圣祖实录》。

⑧《清史稿》卷二六五。

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一。

⑩《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通志》系南宋郑樵所编。

《通典》系唐代杜佑所编。

《文献通考》系元代马端临所编。

第三十七章

尊崇喇嘛教喇嘛教，即藏传佛教，流行于蒙、藏地区。喇嘛系藏语译音，意译为上师。喇嘛教分为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派别。自明朝末年顾实汗出兵青海、西藏，击败支持红教的却图汗、藏巴汗，即由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两大弟子达赖、班禅分别治前藏与后藏。

喇嘛宝塔的建立。

天命年间，去蒙古传教的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索应邀到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圆寂。天聪四年（1630年）清朝廷为之修建宝塔，立碑撰文：“法师斡禄打儿罕囊者，乌斯藏人（西藏），诞生于佛境，道演真净，既已演通大法，复急于普度众生，于是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广散佛惠，蠢动含灵之类，咸占佛性。及至我国家（指后金），太祖皇帝（努尔哈赤）敬谨尊师，倍加供给。天命辛酉年八月七日，法师示寂归西，太祖敕令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缘累代征伐，未建寿域①。今天聪四年，法弟白喇嘛奏请，钦奉皇上敕旨，八王府敕旨，乃建宝塔，事竣刻石而志其胜。”②西黄寺的兴建。

顺治九年（1652年），达赖五世③应清朝统治者之邀前往北京，带随从三千。该年三月从西藏起程，顾实汗、班禅四世亲到藏北达木（今当雄）为之送行。清顺治帝特赐达赖五世金顶黄轿乘坐，又派承泽亲王硕塞前往代噶迎接。为接待达赖五世，清政府在安定门外修建西黄寺作为达赖喇嘛的下榻，故该庙又称为达赖庙。

该年十二月十五日，达赖一行抵达北京，顺治帝在南苑猎场接见达赖，赐银九万两。达赖五世也向清朝廷贡献马匹等礼物。翌年二月初二达赖因水土不适，提出回藏。十八日清帝在太和殿赐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大缎一千匹，并赐其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雍王府改为雍和宫。

雍王府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系雍正帝的藩邸。雍正即位后，雍王府的一半改作喇嘛庙；另一半留作行宫。雍正三年（1725年）行宫失火后，在原址上重建，遂改名为雍和宫。雍正帝死后，灵柩停在以前的寝宫永佑殿。乾隆九年（1744年）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

法轮殿是雍和宫内最大的殿宇，系喇嘛举行法会、诵经的场所，殿内正中供奉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铜像（三丈多高），殿内的五百罗汉均用紫檀木雕成。殿内保存着两部重要的藏文经典：一是藏经（一百零八部）；一是续藏经（一百零七部）。

万佛阁（亦称大佛楼）供奉着木雕巨佛，佛身高五丈四尺（另有二丈四尺埋在地下），雕刻大佛的木料系达赖七世进贡的一棵大白檀香树，该树产于尼泊尔。大佛两旁还有两根一丈二尺高的巨香，称为“凤眼香”，这两柱香实际是海底藻类化石，亦系西藏所进贡品。

永佑殿内供奉着无量寿佛（阿弥陀佛），永佑殿东侧为药师殿，系喇嘛习医之处；西侧为数学殿，系喇嘛学习天文、地理之处。

密宗殿，是喇嘛学习密宗经典的处所，讲经殿系探讨佛教哲理的处所。在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下，雍和宫已经成为北京最大的喇嘛庙。

兴建普宁寺。

普宁寺又称大佛寺，该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时值清朝廷出兵准噶尔、生擒达瓦齐之后。乾隆在避暑山庄宴赏厄鲁特四部首领，依照康熙“定喀尔喀”，“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之例，令在避暑山庄之北建普宁寺。普宁寺仿西藏三摩耶庙而建，寺内大乘阁高十一丈，阁内千眼千手观音像六丈七尺，该观音像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寺内耸立着御制《普宁寺碑》。

建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系布达拉之汉译，梵语意为“佛教圣地”。布达拉宫建在西藏西北的玛布日山麓上，始建于唐初④。明清之际喇嘛教黄派取得统治地位后，布达拉宫即成为达赖喇嘛居住之地，成为西藏乃至蒙藏地区喇嘛教的圣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系皇太后八旬大寿之年，为招待前来祝寿的蒙古王公，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起，在清代第二政治中心——承德避暑山庄正北面的山麓上，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官建普陀宗乘，人称小布达拉宫。建成之时正值土尔扈特回归，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并在小布达拉宫山门内建有三通石碑：一通刻有乾隆御笔题写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一通刻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一通刻有《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建须弥福寿之庙。

须弥福寿系札什伦布之汉译，是喇嘛教又一圣地，位于日喀则南面的尼色日山下。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由宗喀巴的门徒根敦所创建。自班禅四世⑤以来，札什伦布寺一直是班禅一世活佛转世的母寺⑥。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是清帝七十大寿，班禅六世执意前来拜寿⑦，为接待班禅，清朝廷在避暑山庄之北的山麓上，依照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建须弥福寿之庙。该寺自南而北，山门上悬挂着乾隆御书“须弥福寿”之匾。班禅六世在该年七月抵承德，住进须弥福寿之寺。

建昭庙。

宁寿宫花园为接待班禅六世，清朝廷在北京香山又建昭庙，全名为宗镜大昭之庙。

建清净化城塔院。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在祝寿活动结束后，班禅六世随乾隆到北京，住进西黄寺。乾隆多次赐宴、赏赐班禅六世，满蒙王公更是争先礼佛、布施，前往西黄寺拜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班禅六世在十一月初二因感染天花，在北京西黄寺圆寂，次年将其舍利金龛运回日喀则。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为纪念班禅六世，乾隆令在西黄寺的西侧建“清净化城塔院”。清净化城塔仿照印度佛陀迦耶式塔而建，中间主塔高五丈，塔座台基高一丈，因塔内埋有班禅六世的衣冠、经咒，故又称之班禅塔，塔院的碑亭里，竖着刻有御制《清净化城塔记》及《班禅圣僧并赞》的石碑。

清朝廷对喇嘛教（黄教派）的提倡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对蒙、藏地区进行统治的需要。

注释①寿域，同寿穴、寿冢，指生前所建坟墓。

②引自《清代通史》卷上，第69—70页。

③达赖五世，名阿旺罗桑嘉措，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六岁时被认定为达赖四世的转世灵童。

④吐蕃赞普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

⑤班禅四世（1567—1662年），名罗桑却吉坚赞。

⑥在班禅四世之前的三世，均属死后追认，故班禅四世亦被称为班禅一世。

⑦班禅六世未生过天花，中原为天花流行区，未生过天花的蒙古、西藏上层人物均不到内地朝觐。闭关锁国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等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以及产业革命的发生，既使得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也使得处于封建末世的清政府感受到殖民主义扩张的威胁。闭关锁国就成为清朝统治者对付外来挑战的一种本能性的对策。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则是实行闭关锁国的经济基础，用清朝统治者的话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②。

宁波慈城太平天国公馆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清初，为了对在海上坚持抗清的郑成功实行经济封锁，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并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首次颁布海禁令。严禁渔船出海作业，“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③。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即清朝廷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宣布取消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制定税收则例，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设置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

乾隆即位以后，虑及“洋商错处，必致滋事”④，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谕令外国商船只能到广州通商。一口通商的做法引起中外商人的不满，外商所需要的生丝、茶叶主要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全部运往广州，使运输费用剧增，长途运输又使得不耐贮存的茶叶易于变质。为此，英商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请求清朝廷开放宁波等口岸，并控告粤海关敲诈勒索。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因此被革职；一口通商仍未改变，洪任辉本人还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口岸”⑤的指控，而被清朝廷在澳门监禁三年。嘉庆年间，中国商人也屡屡要求在厦门就近出口茶叶，清政府“传旨申饬”，要求商民“虔受约束”，“必应永远遵行”⑥一口通商的规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要求改变一口通商的现状，均遭清政府拒绝。

视通商为进贡。

清朝统治者视通商为进贡，把通商作为施恩外夷、羁縻外夷的手段，关税定得很低。清代关税的正额是固定的，每年征银四万三千两。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关锐的实际征收量超过正额，多余的部分称为“盈余”，乾隆末年“盈余”为八十五万五千两。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关税（正额加盈余）达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货物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一位外国人曾把中国与英国的关税作过比较，清政府规定茶的关税“是每担l，279两银子，而实际征收是六两银子”，相当于广州茶价格的20％~25％，“而在联合王国中，政府对茶征收一笔售价96％的进口税，约为广州发票价格的200％”。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低关税的同时，顽固要求外国使团在拜见清帝时“遵天朝法度”。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就谕令接待官员，劝说使团在朝见皇帝时行叩拜礼，“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但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⑦。当使团拒绝行叩拜礼后，乾隆即令接待官员“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一再强调“外夷人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以示怀柔；若稍示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因而在鸦片战争之前，觐见皇帝的礼节成为中外交往中争执的焦点。

限制出海贸易。

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初，火药、硝磺、枪、炮均属禁止出口的物品；迨至乾隆年间，大豆、米、麦、铁器（包括废铁）、马匹、绸缎等都被列入禁止出口之列。由于禁止粮食及铁器出口，对出海船只均规定往返时间。船上的人根据出海时间携带粮食（每人每日一升），如果遇上风暴不能按时返回，就会断粮，又由于规定每条船只能带一口锅、一把铁斧，使用不便，而一旦遇上海盗则毫无防御能力。

对于积极发展造船事业的商人，清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压制乃至陷害。康熙时期，上海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声名显著”，拟制造一百艘远洋帆船，发展海上贸易。张元隆竟因此而被江苏巡抚张伯行以交结海盗的罪名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案子一拖就是五年，张家资产几乎被耗尽，造船一事终成泡影。

清朝统治者亦极力限制闽广一带的人出海贸易，指责出海的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不能“听其去来任意”，“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言：“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

限制生丝出口。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乾隆年间由于生丝出口日增，丝价上涨，清朝廷下令禁止生丝出口，致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生丝，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有鉴于此，清朝廷放宽禁令，但仍对生丝出口量进行限制，规定外国船只不得超过一万斤，中国船只不得超过两千斤。

限制外商。

为了防止洪任辉北上投诉一类事件的发生，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在清朝廷指定的商馆中经营；商、民不得向外商借贷，受雇于外商；商、民不得为外商探听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清兵“弹压稽察”。嘉庆十四年（1809年）两广总督百龄制定《交易章程》六条，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制定章程八条，四年后继任两广总督的卢坤又增定八条，归纳起来有如下限制：外商不得长期居住澳门；不得乘轿；每月只有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可出商馆、每次不得超过十人；外国妇女不得到广州；外商不得直接向清官府投递文书等等。

行商垄断对外贸易。

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洋商，其组织称为洋行，俗称十三行。凡充任洋商，均需由洋行商人保举，清朝廷批准，行商如要退出亦须经官府批准。

青花缠枝莲纹盘口尊清朝廷官员不同外商交往，外商来华贸易所纳关税不是直接向粤海关交纳，而是经由行商代纳，外商如果需向清朝廷交涉事务、递交呈文，均由行商代为转达。此外，凡进口货物的定价、承销及出口货物的代购、定价均由行商包办。“行商对户部（实为奥海关）负责出入口关锐，只有他们能与海关官员办事”。“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惟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

行商垄断着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贸易。凡行商均父子相承，攫取巨额财富，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行贿各级官员。

清朝统治者把对外贸易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严禁中外商民接触和交往，以“与外界完全隔绝”作为巩固统治、抵御外来威胁的“首要条件”。但在实际上，清王朝的统治能否巩固？古老的封建帝国能否抵御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并不取决于天朝大门的开与关，而是取决其自身的实力。闭关锁国所造成的闭塞和停滞，恰恰使得中国失去一次迎头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遇。

注释①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乾隆敕谕。

②《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9页，嘉庆上谕。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155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一。

⑤《清高宗圣训》卷一九九。

⑥《清仁宗实录》卷三六五。

⑦《掌故丛编》第五期，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上谕。

清代档案简介清代档案是清代历朝中央及地方各种机构，在处理日常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书、图籍及档册等，是清代政务活动的原始记录。包括清官内阁大库档案、国史馆（清史馆）、方略馆及宫中各处庋藏的“大内档案”以及宫外其他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的档案，还包括部分个人档案。

清代档案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教育、司法、民族、风俗、天文、地理、气象、水利、地震、灾异、外国侵华、农民战争以及宫廷生活、皇族事务、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

清代档案的发现。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年）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雨水渗漏，需要加以修缮。为便于施工，将库内所存档案移出一部分，暂存于大库北面的文华殿中，其余仍露积于大库垣内。后醇亲王摄政需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典礼旧档，检之不得，遂认为库内所存档案无用者太多，奏请焚毁，并获批准。时张之洞以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奏请将大库所藏书籍拨交学部，设立学部图书馆，学部参事罗振玉参与交接之事。罗振玉“见庭中堆积红本题本，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①，偶抽阅其中两件，其中一件为乾隆时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之奏折；另一件为乾隆时军机大臣阿桂征金川时之奏折，两者次第衔接。罗振玉“询何以积庭中。始知即奏请焚毁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应毁弃”②，亟建议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并将拟焚之件拨交学部，存于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两处。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接管了清学部所存档案。1913年教育部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保管清代档案。1916年该处迁往午门，将原存国子监及学部的档案搬至午门和端门门洞中。但这批珍贵的档案并未得到妥善保管，只是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挑出，放在午门门楼上，其余的则装入麻袋置于端门门洞中。1921年政府财政困难，教育部竟将存于端门门洞中的八千麻袋（约十五万斤）档案，以四千元价格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作造纸原料。罗振玉得知此事，以三倍于原价的价钱，即一万二千元将档案购回，这批珍贵的清代档案才得以留存至今。这就是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清代档案的整理。

清代档案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内容复杂、形式多样，杂乱堆积在一起，不利于保管和利用，必须进行系统整理。

首先将档案区分全宗。全宗是指一个独立的机关、组织或著名人物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全宗原则是当今世界档案学界所公认的档案整理原则。整理档案必须以全宗为单位，同一全宗的档案不得分散，不同全宗的档案不得混杂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便于管理和提供利用。

区分全宗后，还要对档案进行分类，即将每个全宗的档案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类，每类之下再分成不同的项，每项之下再分目。常用的分类方法有：按文件名称（文种）分类、按问题分类、按机构分类、按年代分类、按朝年分类等。

全宗内档案分类后，还要根据档案的不同情况进行立卷，即按照档案文件的事由、名称、作者、收发文机关、时间、地区等特征，将单份文件组成案卷。案卷是档案最基本的保管、统计和检索单位。清代档案的立卷分为详细立卷和简单立卷两种。详细立卷需将卷内文件逐件摘由、排列、编号，并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和“卷末备考表”。简单立卷则不需逐件摘由，仅排列顺序，并附上备考表。

经过上述整理后，还要编制案卷目录、人名卡片等检索工具，以做到有规可循、有目可查。

清代档案的收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清代档案约九百余万件（册）。包括清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年）及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以及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居住在紫禁城和寄居天津张园、静园时期（1912—1934年）的档案。包括内阁、军机处、宫中等七十三个全宗。除汉文档案外，还有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以及英、日、俄、拉丁等外国文字的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档案，几乎涉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内政方面，包括职官、官制、保警、礼仪、宫廷、陵寝、戊戌变法、、预备立宪等内容；军务方面，包括营制、武职官员之升迁调补、军事训练、军事工程等内容；外交方面，包括疆界订约、开埠通商、交聘往来等内容；镇压人民反抗方面，包括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及其他反清斗争和秘密结社等内容；民族事务方面包括清入关前直至宣统末年为止，瑶、黎、蒙、回、藏、维、傣、高山、哈萨克等三十多个民族的情况；财政方面，包括赋税、盐务、捐输、库储、仓储、漕粮、经费、货币金融等内容；文教方面，包括有关科举、国子监、修书各馆、清末举办的各种学堂、文字狱等情况的档案以及少量戏曲档案；工业交通方面，包括驿站、台站、清末修建铁路、开办邮电业务等内容；司法方面，包括土地房屋纠纷、钱财债务纠纷、盗窃诈骗案、家庭婚姻纠纷、贪污受贿等刑事、民事案件的档案材料；天文地理方面，包括编纂、公布历书（时宪书）、记载日月星辰的变化以及日食、月蚀、地震等内容。

位于台湾省台北市郊外双溪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是清代档案的另一集中保存中心。该院藏有清代档案二百零四箱。其中，宫中档三十一箱，军机处档四十七箱，清史馆档六十一箱，起居注册五十箱，本纪九箱，实录二箱，诏书一箱，图书，旧满洲档一箱，杂项档二箱，共计四十多万件。宫中档的内容，主要是满、汉文朱批奏折及其附件；军机处档主要是月折包和档册两大类；国史馆档包括清代国史馆及民国初年清史馆的档案，主要是纪、志、表、传的各种稿本及其有关资料。

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共计十一万五千余卷，包括巴县、重庆府、川东道、建昌道等九个全宗。其中，巴县档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清代地方政府档案，共十一万三千余卷，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辽宁省档案馆存有清代档案二十余万卷。自天命、天聪（1616~1635年）至光绪、宣统（1875—1911年）的各朝文件都有保存，一部分为原存于沈阳故宫崇谟阁的玉牒、实录、满文老档、盛京内务府档和户口册等；一部分为伪满洲国时期“国立奉天图书馆”保存的奉天交涉总司、盛京将军和一些县的档案。

此外，山东省曲阜孔府藏有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六千五百二十七卷。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清代藏文档案。北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等地方档案馆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清代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尚有不少珍贵的清代档案流散于国外，散落世界各地。这部分档案主要存在于以下机构：英国公共档案馆、大不列颠博物馆、伦敦大学；美国国家档案局、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东洋文库；原苏联科学院以及法国、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档案馆和图书馆。

清代档案的公布。

青花云龙纹瓶汇编公布档案史料是开放利用清代档案的重要方式。清代档案汇编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需要出发将档案史料编纂成书，出版发行。具有专题性强、内容集中、使用方便等优点，可使利用者不到档案馆即可阅读到所需档案史料，并有利于档案的长久、广泛流传。大多数档案文献汇编都经过编者的考证、加工、标点，有的还加有注释、按语、序言、插图、年表、凡例等，对读者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许多档案文献汇编陆续出版发行，如《筹办夷务始末》、《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天地会》、《义和团档案史料》、《洋务运动》、《康熙起居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以及台湾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等等。

自1981年起发行的《历史档案》（季刊）杂志，是以公布明、清档案为主的资料性、学术性刊物，主要公布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并辟有“档案史话”、“档案馆介绍”、“档案介绍”、“档案书刊评价”等栏目。

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自1969年起发行《故宫档案》（季刊），定期公布清代档案史料。

清代档案的史料价值。

保存至今的这些清代档案，是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三百多年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古代档案，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清代学者章学诚曾高度评价档案的史料价值。档案是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通常存放档案之处即是编史修志之所。乾隆三十年十二月的起居注（汉文草本）就征引档案近二十种之多。清代学者龚自珍曾利用档案编纂《蒙古图志》；阮葵生每遇夜值之期，就“推长蜡三枝，竟夕披览（档案）不倦”，并借以写成《茶余客话》一书。

档案作为一种史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不完整性。就反映某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言，对于某一具体过程，档案可能反映得很具体、细致、生动。但对于全过程，则常由于年代久远、天灾人祸以及自然损毁等原因，所反映的史实，或缺起始，或无结果，或缺少其中某一过程或环节，不像系统的历史著作能系统地反映历史事件的本末和全貌。此外，就整体而言，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是真实可信的。但并非每一份档案都可信，或其本身为赝品，或虽为真品，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其记载已严重失实。“尽信档不如无档”，因此，有时也需要利用图书等其他文献来补充档案的不足。

注释①②参见罗振玉《集蓼编》。

第三十八章

禁烟运动禁烟运动，是由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引起的。

鸦片俗名大烟，是用罂粟的汁液制成的，自古充作药用，可使人忘忧多眠，安神止痛，而由于它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吸食上瘾，又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直至死亡。罂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中世纪时传入阿拉伯。我国之鸦片、阿片、阿扁等名，即拉丁语Opium之译音；阿芙蓉、亚荣、合浦融等名，即阿拉伯语Afyun之译音。唐朝时，罂粟始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不过，迄明初，罂粟均为药剂或补品。自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入侵，作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鸦片这种毒品才在中国逐渐泛滥起来。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殖民者首先入侵中国，且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窃据澳门。从此，他们便由其在印度的侵占地卧亚（今果阿）、达曼贩运鸦片来华。明万历十七年（1589），《陆饷货物税则例》中，已明文规定鸦片按进口药材纳税，“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①。荷兰人于天启四年（1624）起强占台湾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将爪哇吸食鸦片之法传入台湾，复由台湾传入漳州、泉州、厦门。这就为鸦片大量输入创造了条件。清康熙帝统治后期，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英印当局鉴于鸦片贸易可获取高额利润，在乾隆三十八年确定了鸦片政策，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嘉庆二年（1797），又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鸦片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特权强迫和用贷款引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然后按预先规定的价格卖给官方专卖局。专卖局加工制成后，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偷运进中国。从此，输华鸦片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雍正七年（1729）以前，每年输华鸦片不超过200箱。其后逐年增多，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至1000箱。以后有加无减。从嘉庆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的二十年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在4000箱以上。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每年平均输入7889箱；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每年平均输入12576箱；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每年平均输入20331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每年平均输入35445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1839），输入达40200箱。这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国家除英国外，还有美国和俄国。

面对鸦片的泛滥，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对失察之文武各官，“均交部严加议处”②。但此次诏书，未涉及吸食者，也未禁止入口，海关则例在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银，因而为殖民者对华的鸦片输入留下一个大漏洞。乾隆年间，又曾发布禁令，毫无效果。嘉庆元年（1796）再颁禁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输入。以后又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但英国决不放弃鸦片贸易，不能公开贩卖，就改为走私。他们通过卑鄙的贿赂手段，将鸦片的囤储地点改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浦，不再上岸，就在船边私售。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由于受到贿赂，对鸦片走私则予以包庇。道光元年（1821），清政府重申禁令，不许在澳门、黄浦囤放和贩卖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便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趸船”，存放外洋运来的鸦片，并由兵船加以保护。他们又勾引广州的土棍，以开设其他店铺为名，暗中包售鸦片，称为“大窑口”。中国鸦片贩子到大窑口看过样品，然后交款，得到大窑口的提货单，到趸船提贷。提出的鸦片专门有包办武装走私的快船运到各地，这种船名为“快蟹”或“扒龙”。鸦片运到内地以后，又由该地的衙门吏胥、军官、土棍等开设“小窑口”，售卖到各城乡市镇。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而由英国外交部直接派出驻华商务监督，指挥对华“贸易”，鸦片走私愈益猖獗起来。

随着烟毒的泛滥，它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据道光十五年（1835）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200万以上，流行地区已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地十几省。鸦片吸食者中有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衙役、士兵、游民、乞丐等各种人，而绝大部分是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依附者。他们为吸食鸦片而消耗的大量钱财，完全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十分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尤为严重的是，烟毒泛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又直接威胁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有些地区过去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换铜钱1000文左右，道光十年（1830）涨到1300多文，道光十六年（1838）竟涨到1600多文。同一时期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仅有的少量产品零星出售，只能换回铜钱。他们在缴纳各种捐税时却要折合成银两，从前交钱1000文可以抵银一两，而现在却要交1600多文。白银外流愈多，劳动人民生活愈益恶化。同时，鸦片泛滥也造成了清王朝的严重危机。白银外流，造成本已十分困难的财政更加困难；本已十分腐朽的清王朝，经此黑色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兵丁吸食鸦片，使军队失去战斗力。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灾难。

林则徐虎门销烟鸦片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不能不进一步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道光十三年（1833）以后，针对鸦片输入的迅猛增加，白银大量外流，广州一些劣绅开始倡言鸦片弛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严禁不仅产生不少流弊，并且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停止贸易，下令闭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惟一的办法是弛禁。弛禁分三方面：第一，准令外商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政府由此可增加收入；鸦片进口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可避免白银外流。第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则“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且内地种植“无碍于地方，而大有益于农夫”。第三，禁官不禁民。只禁止官员、士大夫和兵丁吸食鸦片，“愚贱无职事之流”则听其自便③。按照这套主张，对鸦片走私实际是开禁。因此，它立即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苛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处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为不使漏网，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奏折在统治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响，道光帝将此折发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不久朝廷收到29份遵旨议复的奏折，其中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抚大员都认为当时“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④。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但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又有不同。有的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有的主张塞漏赔本，首应严惩贩烟和开烟馆人贩，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商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贩等等。这些不同意见，实际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和修正，均为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确定提供了根据。

在各省督抚讨论的基础上，严厉禁烟开始付诸实践且逐渐成为一场运动。道光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1838年9月至1839年3月），湖北、湖南、江苏、广西、贵州、浙江、河南、山西、盛京、直隶等省，纷纷上报查获烟土、吸食人犯和铲除罂粟秧苗。湖南、湖北短期内收缴烟枪4700余杆，大沽口一次即拿获烟土131000余两。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当局决定在外国商人居住的洋馆附近广场处决一名中国贩烟罪犯。英、美等国暴徒竟横蛮干涉，捣毁刑场，气焰十分嚣张。群众闻讯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顷刻间，上万人不约而集，占据广场，围住洋馆，用砖瓦石块还击外国暴徒的袭击。群众痛恨外国侵略者的海盗行为和要求严厉禁止鸦片的愤怒情绪积压已久，这时齐爆发出来。在广泛禁烟斗争的推动下，道光皇帝坚定了禁烟的信心。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0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将首先奏请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表示对鸦片流毒“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⑤，命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陛见，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八天内连续召见八次，并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任命林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浙江道员、江苏巡抚。他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具有爱国思想。道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1837年2月26日）任湖广总督。在此任上，他雷厉风行，在武昌、汉口等处设禁烟局，大张晓谕，严禁鸦片，并捐出自己的俸给配制断烟药丸，广为散发；督率部下收缴烟土、烟膏、烟枪、烟斗。短期内在武汉三镇拿获及收缴烟土、烟膏12000余两，烟枪烟斗共2000余杆，在湖南收缴2300余杆，禁烟收到显著成效。他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痛切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其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⑥。此番言论，对禁烟产生重大影响。

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支持下，采取了有力的禁烟措施。首先，他明查暗访，掌握贩卖与吸食鸦片的内幕；并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深入了解西方情况。第二，向外商发出通令：限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表示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⑦第三，整顿防务。他下令加固海防工事，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布防珠江口附近；在珠江口设置木排铁链，以防敌人入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加紧操练水陆官兵的同时，认为“民心可用”，把沿海居民、渔户分别组成乡勇、水勇，公开号召民众，如果英国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广东禁烟运动进入高潮。

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利源被断绝。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竭力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他指使英商拒绝交出鸦片和出具甘结，命英国商船驶离广州，策划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甚至进行战争恫吓。林则徐针锋相对，果断地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断绝鸦片趸船与洋馆的交通，并派兵包围洋馆，撤出在洋馆的中国雇员。义律看到阻止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又玩弄新的阴谋，企图利用缴烟挑起中英冲突，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并劝美商一起缴烟，声称烟价统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的目的，显然是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压力下，四月上旬（5月下旬）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两万多箱（实为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00余箱是美国烟贩缴出的，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多斤。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6月23日），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销烟的办法是，在海滩高处，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池子，周围树栅，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将海水灌入池中，然后投入鸦片，浸泡半日，再投入生石灰，顷刻汤沸，不炊自燃。至退潮时，启开涵洞，随潮冲入大海。各地群众怀着胜利和喜悦的心情，前来观看销烟壮举，有些外国人也前来参观，并“摘帽敛手”，对林则徐销烟的举动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注释①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册，第140页。

②《鸦片战争》第6册，第139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册，第1、5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2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125页。

⑥《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⑦《鸦片战争》第2册，第243页。

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在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的同时，就已蓄谋发动侵华战争。道光十一年底（1832），英国即派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刺探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测量沿海港湾河道，绘制航行地图。道光十六年（1836），英国一百零九家与印度或中国贸易有关的大公司，在伦敦组成“印度和中国协会”，积极策动用武力侵略中国。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1839年8月5日），林则徐命令外商呈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一片战争叫嚣，要求政府采取所谓“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①。有些资产阶级分子更露骨地指出：“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可以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所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②。不久，应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请求，英印总督派遣“窝拉尼”、“海阿新”号军舰先后抵达广东海面。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义律率“窝拉尼”舰及武装船艇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迫使侵略者匆忙逃走。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国政府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1月13日），义律派舰在穿鼻湾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并率先开炮攻击前往查究的水师船只，清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接着，从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至十月八日（11月13日），英军在官涌先后挑起六次武装冲突；但在林则徐主持下，清军俱获全胜。道光二十年一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三月六日（4月7日），英国议会下议院经过激烈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五月二十二日（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舰队司令伯麦率舰船30艘，载陆军4000人，由印度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次日宣布自二十九日（28日）起，封锁广州。二十九日懿律率3艘军舰到达广东，战争正式开始。当时英国在华兵力，计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兵舰1艘，运输舰27艘，陆军4000人。

战争至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两年零三个月。这两年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义律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七个月。

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已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他们认真筹备战守，组织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英军到达广东海面，看到中国军民戒备森严，无隙可乘。懿律按其政府训令，留兵舰四艘、轮船一艘封锁珠江海口，亲率舰队于六月二日（6月30日）离广东北犯。四日（7月2日）英舰队驶经福建海域，其前队舰艇两艘抵达定江海面。懿律派舰一艘，闯入厦门港，强行投递《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遭到厦门守军拒绝。翌日，英舰发炮击毁厦门炮台，击沉师船一只，打死、打伤守军多人，然后遣人登岸，“系书竿头，树之于滩上而回”③。英军随即留兵船、输送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口，大队则离厦门北驶。六日（4日）英兵舰驶入定海北港，照会知县姚怀祥，限“半个时辰”内投降，交出定海及所属各岛。姚怀祥与水师总兵张朝发予以拒绝，并布置抵抗。七日下午，英军发起进攻。清军“兵不习水，仓猝应变，闻炮声多畏缩”④，损失极重；张朝发受伤，向镇海退却。次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典史全福大骂英寇被杀，守城兵勇溃散，定海失陷。英军抵定海后，派陆军司令布尔利管理定海军务，以传教士、鸦片贩子郭士立治理定海民政。他们在定海地区大肆杀掠奸淫，以致城市为墟。三十日（28日）懿律与义律、伯麦率兵舰5艘、汽船、运输艇3艘继续北上。七月十二日（8月9日），英舰队到达天津海口。十四日（11日）义律乘汽船到大沽炮台下要求清廷派官员接受公文。十七日（14日），琦善派千总白含章携食物前往英舰，晤懿律。懿律递交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割地、赔款、自由贸易等无理要求，限十日答复。随后，英舰分赴渤海湾各地、辽东半岛及山东沿海一带，测绘地势，搜集情报；八月二日（8月·27日）复折回大沽口。

定海失守和英舰船到达天津海口，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一片惊慌，投降派乘机活动起来。直隶总督琦善将战争起因，归之于林则徐禁烟过激，诬告林则徐收受英国女王文书，私自销毁，图谋不轨。他恐吓道光帝说“英人船坚炮利，难于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⑤。虚骄自大的道光帝，在敌人武力威胁和投降派影响下，由坚持禁烟转向谋求妥协。七月九日（8月6日），他命历来反对禁烟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十二日（9日），谕直隶总督琦善，如英船驶至天津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即行进呈⑥；二十三日（20日），下诏表示上年林则徐查禁鸦片，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以为英人代伸冤抑”⑦，又密谕琦善转告英人，另派钦差赴粤查办。秉承道光帝旨意，八月四日（8月30日），琦善与义律等在大沽口海滩帐篷中会谈，琦善公然“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⑧，应允代申冤抑，惩办林则徐、邓廷桢；义律则坚持赔款、割海岛、双方官吏往来以平行礼等条款；琦善表示俟奏请皇帝后再复。八月十八日（9月11日），琦善照会懿律，劝其回粤，静候钦差大臣前往办理一切，必有解决之道。懿律感到英军兵力与供给均有很多困难，加以军中疾疫流行，气候又将转寒，舰船不宜在北方港口久留，遂同意南返广州谈判。二十日（15日），英军起碇南返，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0日）抵澳门。对此，道光帝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得意地称其妥协伎俩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⑨。早在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就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谕沿海督抚，勿向英船开放枪炮，令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诸省裁撤兵勇，“以节糜费”⑩；九月八日（10月3日），以“办理不善”、“误国病民”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十一月六日（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同日，懿律因病辞职回国，英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侵华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替。琦善在赴粤途中就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他到广州后，为取得“外夷欢心”，力反林则徐所为：遣散水勇、拆除海防工事，裁减兵船，罢斥抗英有功将领，视广东人民为“奸逆”；与英谈判，则专用洋行买办鲍鹏和千总白含章往来传信。琦善的倒行逆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八时。英军向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两岸阵地同时发起进攻。英军右支队主攻沙角，由三艘军舰从正面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登陆部队则从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力战不支，大部伤亡，守将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由四艘军舰炮击岸上炮台，登陆部队从南北两侧登岸。在极端不利形势下，守军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即告失陷。在敌人军事压力下，琦善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重申议和；接着派人与义律在穿鼻洋谈判，表示愿“代为奏恳”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即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0日）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成立，主要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贸易；英军退出定海。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四日（1841年1月26日），英军即强行占领香港，作为继续侵华的重要基地。

交泰殿内部第二阶段，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日（1841年1月27日）起，到四月七日（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止，历时四个月。

道光帝原以为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允许英人在广州照旧通商，英国就会罢兵息战。不料义律提出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他感到天朝尊严受到损害，于是又转而主战。正月五日（1月2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盛怒之下，当天发布对英宣战上谕，命钦差大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要沿海各省督抚加意巡查。接着，派遣皇侄、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遣湘鄂川黔八省防兵17万名赴广东对英作战。不久，道光以伊里布畏蒽，命回两江总督任，授署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二月六日（2月26日），怡良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报到京，道光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便乘奕山等人迟迟未到之前，先发制人，大举进攻虎门要塞。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并遭到破坏后，虎门失去第一重门户。这里有三个小岛呈三角形，横栏来路，分别名为上横档、下横档及饭箩排，此三岛与武山（亦称南山、亚娘硅）之间是为主航道。时在武山一带筑有南山、镇远、威远和靖远（即定远）四座炮台，江中有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在武山与饭箩排、上横档之间又设两道木排铁链，横亘主航道上。由此再往北航五里，江两岸对峙着大虎山、小虎山，组成第三重门户，筑有大虎炮台、巩固炮台和蕉门炮台。然而，这样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在琦善妥协投降政策指导下，实际已陷于瘫痪状态。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驻镇远炮台，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和多隆武守定远炮台，各台守兵皆不过数百。关天培、李廷钰派专弁向琦善请兵，仅许密添二百；李再亲到琦善处哭求增兵，善坚拒所请。二月三日（2月23日），英军开始进攻虎门前沿阵地，扫除木排铁链。经侦察，英军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五日（25日）下午派兵占领该岛。六日（26日）清晨，英军从下横档炮轰上横档；横档、永安两炮台守军奋勇抗击。敌初未得势，及傍午潮涨，敌舰船蜂拥逼近，且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随后，英舰向武诸炮台发动轰击，62岁的老将关天培与游击麦廷章一起，奋勇登台，大声激励士卒，与敌殊死战斗，重创敌舰三艘。经半日激战，守兵死伤过半，关天培亦“身受数十创，血淋漓，衣甲尽湿”。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关天培毫无惧色，仍手刃数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伤重力竭，与400守军先后殉国，靖远炮台陷落。接着，镇远、威远等炮台相继失陷，虎门天险沦于敌手。大虎山、小虎山清军不战而退。第二天，英舰溯珠江而上，直攻珠江口内第二堡垒乌涌炮台；湖南提督祥福等500守军奋勇抗击，相继阵亡，炮台陷落。二月十日（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此后，英军陆续攻占黄浦、大黄窖、凤凰冈等炮台，入据商馆，封锁广州。这时，贸易季节已经来临，为推销英商和其他外商轮船积压的商品。义律与先期到达广州的杨芳于二日二十八日（3月20日）订立广州休战和贸易协定，暂时恢复通商。

正当英军在和平烟幕下加紧准备大规模进攻之际，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新任两广总督祁惯，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同时抵达广州。腐朽昏聩的奕山同琦善一样，不但不依靠人民抗战，反而污蔑广东军民为“贼党”、“汉奸”，认为“各商因夷而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军队“无不籍包庇鸦片以为生理”，因此公然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战略方针。在战守方面，初奕山接受林则徐、杨芳建议，主张在未做好攻战准备之前，固守不战；但不久他又听信部属蛊惑，认为不战则军饷无由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于是匆忙挑选熟悉水性的兵勇1700多人，夜袭停泊在白鹅潭的英舰，并围攻洋馆。四月一日（5月21日）夜间，都司胡俸伸率领水勇，暗携火箭、火弹、喷筒、钩帘等武器，乘坐小舟突袭英船，烧毁敌人杉板船数只，英三艘军舰遭到来自岸上炮火的袭击，蒙受一定损伤。次日黎明，英军反攻。英战舰三只进攻西炮台，清水勇溃散。同时英汽船一只进攻泥城港，守港清军闻风逃遁，港内师船、火艇被毁60余艘。三日（23日），英军又分攻西炮台、天字码头、东炮台等处，焚毁新墩石公祠、金利埠、河南洲嘴及城外临江民房多处。四日（24日）中午起，英军分左右两翼向广州大举进犯。左翼纵队在商馆区及城南省河两岸活动，任务是牵制清军，从侧翼配合主力登陆部队。下午3时，这支部队未遭抵抗即占领商馆区。左翼纵队于下午4时溯珠江支流起航北上，6时左右抵商馆5英里的缯步村；英军一部分先后在此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五日（25日）凌晨，英军全部登岸，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之拱极、保极、耆定、永康（即四方）和东西得胜六座炮台。防守四方炮台的清军，坚守阵地，顽强抵御，直至出垒冲击，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炮台失陷。其余炮台守军稍事抵抗即放弃阵地，相继退入城内。英军占领城北各炮台后，即用大炮向广州城内轰击。这时广州城内一片混乱，奕山“伏处一隅，一筹莫展”。六日（26日）下午，奕山在广州城上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而出，向敌人求降。七日（27日），奕山接受英军提出的全部条件，与之签订《广州和约》，规定：清军于6日内退出离广州城60英里以外；一星期内缴纳“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30万元；赎城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会奏，讳败为胜，诡称英军“穷蹙乞抚”，“只求照前通商”，把赔款则说成归还商欠。道光于五月二十九日（6月8日）下谕：“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实际批准了《广州和约》；

第三阶段，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九日（1841年8月25日）英军进攻厦门起，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一年。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1841年4月10日），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认为攫取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侵略印度的殖民老手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以巴加代伯麦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增调军队来华，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璞鼎查抵达澳门，随即向清广东当局发出纲要一份，声称如中国政府不派全权代表接受纲要所列全部条款，他即率军北上。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去谈判，遭到拒绝。七月五日（8月21日），璞鼎查以军舰6艘、轮船2艘、陆军1300余人留守香港，亲率军舰10艘、轮船4艘、运输船24艘、陆军2500余人，沿海北犯。九日（25日），英舰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集结。次日，英军大举进犯。闽浙总督颜伯焘督同驻守金门之总兵江继芸，指挥白石头、屿仔尾、鼓浪屿清军，互相配合从三面抵御。下午1时，英军左分队集中攻击鼓浪屿，右分队进攻厦门沿岸各炮台。清军开炮还击，但由于火炮不能左右转，只可直击，故英舰得以避开清军炮路，冲进内港，以舢板船登陆，鼓浪屿等遂先后失守。战斗中，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等牺牲，守军伤亡数百名；颜伯焘等于当晚从厦门退守同安。十一日（27日），英军侵入厦门，拆烧衙署庙宇。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七月十九日（9月4日），英军退出厦门。次日以军舰3艘、运输船3只、陆军500名继续盘踞鼓浪屿，其余舰船全部北驶侵犯定海。

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四日（1841年2月24日）第一次侵入定海的英军撤出后，清廷即命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协力防守定海，守军总数逐渐增至5600余人。定海城三面环山，城东为青垒头；西北为晓峰岭，岭下为小竹山，滨海有竹山门；城东南为兰山；城南为道头，临海无蔽，其南约3里有孤悬海中的五奎山。为加强防御，葛云飞从小竹山到青垒头横筑一道长约1400余丈的土城，并设久安门和长治门。八月十二日（9月26日）下午，英军抵舟山群岛洋面，巴加和郭富随即乘船闯入竹山门窥测形势，葛云飞亲自土城指挥清军发炮，英船头桅被击断，遂逃走。此后，英军连续向晓峰岭竹山门一带发动进攻，在清军反击下均被打退。八月十七日（10月1日）拂晓，英军乘守兵力疲，并利用大雾天气，在五奎山炮队掩护下，分左右两个纵队强行登陆。左纵队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担任总援的王锡朋，一面分兵支援竹山门，一面亲自率清军挽救晓峰岭。英军连续发起冲锋，清军用抬枪、鸟枪一次又一次将敌人击退，抬枪“至于红透不能装打”，只得以短兵器进行格斗。王锡朋被敌炮打断一腿，仍坚持战斗，最后力竭牺牲。在竹山门一带，郑国鸿两次被炮击伤，但仍率部与敌人搏杀，最后“手刃悍贼数人而死”。右纵队在道头以东至兰山一带登陆，遭到葛云飞所率清军顽强抵抗。竹山门失守后，左队部分英军沿土城东进，占兰山炮台南端。与停泊东港之战船、五奎山上之炮队，三面夹攻兰山炮台。葛云飞手持大刀率先冲入敌阵，左突右杀，转辗战斗二里之遥，最后“铅丸洞公背，自胸出，穴巨如碗，公遂立竹山门崖石而卒”。经六昼夜血战，定海失陷。英国侵略者在舟山岛及其属区内建立军事管制机构，进行殖民统治。

定海失陷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估计到英军定会进攻镇海。他集众宣誓，表示决不退却，决不议和，誓与镇海共存亡。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黎明，英军分3路攻镇海：中路英军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领竺山，随即向金鸡山前进；左路英军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在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到敌舰炮击的形势下，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战，后因伤亡甚众，金鸡山遂为英军占领。与此同时，英军四艘军舰以优势火力，对招宝山实施猛烈炮击；在此指挥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往宁波；在招宝山西北麓登岸的右路英军，迅即占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攻镇海，城遂陷。裕谦力战不支，投水自尽，为亲兵所救，次日至余姚服毒死。二十九日（13日），英军至宁波。余步云先一日弃城走上虞，宁波不战而陷。接着英军至宁波、余姚、慈溪、奉化等地，大肆淫掠。

浙江连失三城，清政府不得不再次组织抵抗。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四日（1841年10月18日），道光命满洲贵族、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正蓝旗蒙古都统哈良阿（八日改派蒙古副都统特依顺）、固原提督胡超（七日改派户部左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统率大军，赴浙进剿。奕经和奕山，同是腐朽无能的贵族子弟，他携一帮随员，从北京前往浙江，一路游山玩水，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直至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一日（1842年2月10日）才抵杭州。然后留特依顺守抗，奕经与文蔚渡江往绍兴。英军得知清大军抵浙，特移镇海屯兵据城东北角招宝山炮台，留故宫御花园数百人守宁波城炮台，余则移兵入舟以待。奕经等以英军有放弃之意，遂决定先密派内应潜伏三城，然后三路进军，内外配合，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夜间，奕经下令总攻。里应外合，清军分别从南门、西门进入宁波；但在英军强大火力袭击下，伤亡惨重，在街巷中前后壅塞，立脚不住，又退出城外。从大宝山出发的清军前锋数百人向镇海西门发动冲击，遭到英军拼死抵拒，三次冲锋均受挫折，时天色已明，大队又未赶到，遂撤出战斗。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因风潮不顺，清军未出动。英军乘势反扑慈溪，负责前沿指挥的文蔚弃辎重而走，沿途赏轿夫舟子，惟恐英兵追及。文蔚既走，全军遂溃。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刘颉珂上《十可虑》奏折，以“外患未除，内讧又起”为由，力请皇上与英国侵略者议和。道光帝随即任尚书耆英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同伊里布赴浙江，向英军乞和。英国侵略者认为尚未予清政府以重大打击，拒绝议和。

三月二十七日（5月7日），英军撤出宁波，以少数兵力守镇海、定海、主力驶向长江口。四月八日（5月17日），英军进攻江浙两省海防重镇乍浦。次日英军分三纵队登陆，遭到清军顽强抵抗。佐领隆福率二三百人守城郊天尊庙，在众寡悬殊、武器低劣的形势下，顽强击退敌人四次进攻。英军以火焚烧，守军在烈火中坚持战斗，大部壮烈牺牲，乍浦遂沦陷。英军在乍浦休整10天后，于四月十九日（5月28日）全部登舰北驶。这时，英国从印度派来的援军万余人陆续抵达中国。五月五日（6月13日），英舰30余艘侵入长江口。八日（16日），英军海陆猛攻吴淞口。江南提督、年近70的老将陈化成率官兵5000人坚持抵抗。两江总督牛鉴陈列总督仪仗，从宝山领兵往援。敌舰发炮轰击，牛鉴下轿弃靴帽狂奔逃命，致使全军溃散。英军乘势——由东炮台登陆，水陆夹攻西炮台。化成督士卒孤军死战，身受七处重伤，血流至胫，“犹秉旗促战曰：‘尔毋畏，尔施枪炮!’未几，声渐微”，壮烈牺牲，吴淞失陷。上海、宝山也相继失守。

英军攻陷上海后，决计溯长江西犯。六月十一日（7月17日），左队英舰进入镇江江面。时参赞大臣齐慎与湖北提督刘元孝率守军驻城外各要地，副都统海龄率驻防旗兵干人、青州兵百人固守城内。十四日（21日），英军集中近7000人的陆军，在海军战舰支援下进攻镇江。英军第一、三旅和炮兵旅在镇江西北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顺利登陆，上岸后，第一旅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军兵营，经激战，清军不支，齐慎、刘孝允率部退往新丰镇（今江苏丹阳北）；第三旅沿西城根直奔西门，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奔城下，冒着清军炮火，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用刀矛冲刺来兵，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墙，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同归于尽。英军入城后，守城清军节节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海龄夫妇举火自焚。此役，清军伤亡600多人，英军伤亡160多人。恩格斯指出：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六月二十七日（8月3日），英军主力撤离镇江向南京进犯，于二七月四日（8月9日）抵达南京江面。在英军的武力威胁下，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与英方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遂以失败告终。

注释①《鸦片战争》第2册，第634页。

②《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页。

③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59页。

④《鸦片战争》第4册，第385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60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68页。

⑦《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87页。

⑧《鸦片战争》第5册，第91页。

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13页。

⑩《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73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83页。

《鸦片战争》第1册，第483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45页。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井研究（资料篇）》第61页。

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通甫类稿》第4卷。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94～995页。

《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4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046页。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4页。

《鸦片战争》第6册，第354页。

《鸦片战争》第6册，第349页。

朱翔清：《埋忧集》第8卷。

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第三十九章

群众抗英斗争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国的武装进攻，清朝统治者时战时和，动摇妥协，最后向侵略者投降。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则从始至终进行了英勇的自发反侵略斗争。

战争爆发前，广东人民即以实际行动支持林则徐与鸦片贩子做斗争，把禁烟运动推向高潮。禁烟取得重大胜利后，群众协助清水师粉碎了义律的多次武装挑衅。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战争爆发，英舰封锁珠江海口，在林则徐组织下，水上有迈蛋户、渔民五六千人编为水勇，陆上有乡勇、团练，水陆群众相互配合，打击侵略者，迫使英舰每日在海上“东飘西泊，莫定行踪”，敌人得不到粮食和淡水，只能“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①，处境极为困难。六月七日（7月5日），英军攻陷定海，对群众大肆屠杀淫掠。定海城内群众同仇敌忾，坚壁清野，相继内渡，以致敌军“初入定海时，简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成千成万的人已经离城而去”②；尚留在城内的群众，目睹英军的残暴，也想方设法离城出走。英军坐困城中，只有利用汉奸、买办去采办当时军中急需的新鲜食物。对此，群众开展了捕捉汉奸买办的斗争。英军前往定海附近地区测量、掠夺，又遭到当地群众的有力袭击。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英舰二艘侵入浙江慈溪县海面，并派兵登岸，乡民立即迎头痛击，用长矛戳毙英兵7名，生擒4名。当天傍晚，英汽船驶至余姚县近海，陷软沙之上沉没，渔户、灶丁及兵勇纷纷赶到，生擒英军22名；其中2人因伤重致死，余众乘小舟四散。八月二十一日（9月16日），英陆军上尉安突德携印度随从到定海城郊山上测量地形，乡民用锄头击毙其随从，生擒安突德。八月三十日（9月25日），英舰三只到崇明岛抢掠粮食牲畜，乡民将其诱至稻田间，毙敌两名。由于缺乏新鲜食物和饮水，病疫在英军中日益蔓延，只五个多月，在定海登陆的3000名英军中，病亡即达400多人，入院治疗的1500多人，余下的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③。在群众的打击下，英军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5月），当奕山向英军投降，退出广州城之际，三元里人民掀起了抗英斗争的高潮。从四月二日至六日（5月22日至26日），英军在进攻广州城过程中，四处烧杀淫掠，“西则自新填地金利埠烧至西炮台，南则至天字码头烧至小东门，被火者不下千余家，难民提男携女号呼之声，遍于道路”。七日（27日）《广州和约》订立后，占据四方炮台和耆定炮台的英军，“于附近各乡，昼夜巡扰，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种种贻害，不可胜言”④。英军的暴行，激起了爱国士绅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义愤。奕山未退出广州前，城郊各乡绅民便利用当地旧有的社学组织，“集众公盟”，准备联合抗英。四月九日（5月29日），一队英军窜到城北三元里一带，大肆淫掠，奸辱老妇，村民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军数人。为防止英军报复，萧冈乡举人何玉成遂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村，各出丁壮，共同对敌。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水手21232人等迅速集结，城郊东北六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准备参加战斗，相约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四月十日（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五六千人手持木棍、锄头、铁锹、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发起佯攻；英陆军司令卧乌古亲率侵略军出击。群众按原定计划且战且退，将英军诱人牛栏冈伏击圈。英军一到牛栏冈，早已埋伏待命的群众勇猛地发起了进攻；此时以林福祥为首的水勇500余人闻声赶来，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送水送饭。中午，雷雨大作，英军困在泥泞里，行动困难，火枪淋湿，不能发射。各乡群众乘势将英军分割包围起来，进行肉搏，英军被打得“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⑤。这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人，缴获许多战利品。直到傍晚，英军才陆续撤回四方炮台。四月十一日（5月31日），清晨，三元里人民乘胜包围了四方炮台，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群众也陆续赶来，围台群众增至数万。义律、卧乌古无计可施，只得派人向广州地方政府求救，扬言如不将围台群众解散，英军“立刻扯下休战旗帜，恢复敌对行动”⑥。秉承英军意旨，广州知府余保纯偕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急忙赶到围台群众中，一方面打恭作揖，诱劝群众撤离，一方面威吓士绅，称如不收兵，则600万元赎城费要由士绅负责。在清官员的威逼下，一些士绅首先动摇潜避，群众也逐渐退解，台围遂解。这次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规模较大的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它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决不屈服的英雄气概和巨大威力。

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军再次侵入闽浙地区以来，群众抗英斗争继续广泛展开。

英军侵占厦门后，晋江、惠安、南安、同安、马巷、厦门各厅县群众，纷纷自相团结，各保乡村，凡英军“水陆栖止处所，昼则寻杀无时，夜则乱石向掷”⑦，予以痛击。乡民陈氏组织群众500人，用抬枪同侵略者作战，杀伤大量敌人，使英军不敢久驻厦门，退屯鼓浪屿。

瘦西湖英国对台湾早已垂涎欲得。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1840年7月16日），英船即曾驶至台湾水域，被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组织清军击退。后达洪阿、姚莹招募乡勇、水勇、屯丁6000多名，协同官军防台。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841年9月30日），英舰一艘侵入台湾基隆口，攻击中国炮台。中国守军立即发炮还击，英舰桅折索断，慌忙退出口外，触礁击碎，英兵纷纷落水；屯丁乡勇和守军共同追捕，斩首32人，生擒133人，缴获大炮10门。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27日），英舰又至基隆，声言要夺回前次被俘英人，被壮勇和守军击退。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1842年3月11日），英舰驶至大安港（今大甲溪北大甲街附近）洋面，当地渔民一面飞速通知守军，一面佯替英舰导航，将其引至暗礁使其搁浅，此时预先埋伏的兵勇突起猛攻，将英舰击破，毙敌数十，生擒49人，夺获枪炮无数。台湾军民的英勇斗争，粉碎了英军侵占台湾的阴谋。

在浙东，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后，四出骚扰。当地以徐保、张小火、钱大才为首组织黑水党，采取四散隐伏，神出鬼没方式，捕杀敌人。据载：英军于宁波夜巡街巷，两人先后行，“方磔格语笑，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若槁木，俄顷又失其头”；有时群众着英军衣冠，行于路上，“洋人近与语，遽刺杀之”；或以布自后扣其颈，使其不得出声，俟拽至僻静处，再捆之以缒出城；有时群众数十名，以长藤为环，暗伏城外墙根下，俟英军巡视城上，则“为怪声惊之，洋人偶一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城上洋人谓坠者误失足，且闻其颠蹶，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藤所钩致”⑧。由是，黑水党在两月之中，擒斩英军数百，“英人大恐”⑨。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定海三十六岙群众齐集神庙，订立盟誓，并散发告白，号召群众打击英军，焚烧敌舰船，“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⑩，采用机动灵活方式坚持不懈地同英国侵略者战斗到底。

在江苏，英军窜入长江以后，遭到松江、无锡、江阴、瓜州、仪征等地的农民、渔民、盐民和船夫等的有力打击。当时，沿江各地和夹河各乡，绅民纷纷捐资团练义勇，计有九万余名，到处袭击敌人，焚烧船只。太仓、江阴的农民以竹竿、锄头袭击侵略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英军进攻镇江前后，习于战斗的瓜洲、仪征盐民一见夷船，即放抬枪，给敌人以极大威胁。七月九日（8月14日），英军闯入靖江骚扰，“民众哗然，齐声杀鬼，夷人惊走”。次日，英兵百余人乘杉板再犯靖江，农民们“揭竿荷锄而来，约千余人列阵圩岸上，施放抬枪。持械士兵喊以助威，乡人和之，声振林谷”。英军发炮轰击，靖江人民隐蔽在堤下和敌人相持，打死英兵十余名，又打中英船火药舱，侵略者纷纷跳水逃命，从此不敢复窥靖江。

鸦片战争期间，人民群众在东南沿海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有力说明：中国人民是有着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的。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注释①《圣武记》具体内容。

②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20页。

③《鸦片战争》第3册，第498页。

④《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6页。

⑤梁廷楠《夷氛闻记》第75页。

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344页。

⑦《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杜，1982年版，第360页。

⑧《鸦片战争》第4册，第382页。

⑨《鸦片战争》第4册，第382页。

⑩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编）第300页。

《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351页。

洪秀全创教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拜上帝后改名秀全，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中之王”。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次年全家迁居官禄村。该村距县城约六十华里，离广州九十华里，背枕独秀山，西靠髻岭，是个有名的穷村庄。其父镜扬，长兄仁发，次兄仁达，均以种田为业。秀全7岁人本村书塾，几年间，熟读四书、五经、中国历史等多种古籍。十六岁时，因家计困穷辍学，从事农务。十八岁时，被聘为塾师。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支配下，他大约从道光八年（1828）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思想受极大刺激。道光十七年（1837）洪秀全第三次应试落第，在悲痛与失望中，大病四十余日，严重时神志昏迷，口说呓语。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天，洪秀全再去广州应试，仍然落选。个人的科场失意，同当时广大农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动联系起来，激起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变现状的思想。

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失败后，仔细地阅读了十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一本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是中国教徒广东人梁发所编。书中宣传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为人所崇拜的偶像都是妖魔，一切人均为“上帝”子女，是平等的，人人都要拜“上帝”，敬耶稣，遵守十戒。它宣扬世人只有信仰上帝耶稣基督，遵守神天上帝之命，安贫乐业，才能得到赦免和拯救，来世灵魂可在天堂永远享福。这种宗教思想，是企图麻醉中国人民，为西方资本主义征服中国开辟道路。然而，这种与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新奇说教，却使正在榜徨探索新思想的洪秀全得到了相反的启示。他将书中内容和六年前大病中所出现之幻觉加以附会，说是幻觉中所见老者即上帝，自己则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称那次大病中昏迷，是上天受命，后来复苏是奉上帝命下凡诛妖救世。据此，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在花县莲花塘按书中所言，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并劝人“拜上帝不敬邪神”。在这里，他实际创立了一个名为“拜上帝者”的新宗教。冯云山和洪仁玕首先受洗礼，皈依上帝。冯云山（1822～1852），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家庭，自幼诵习经史，博览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但也屡试不第，在村塾中执教。他和洪秀全是表亲，又是同学，关系极为密切。洪仁玕（1822～1864），出身农民家庭，自幼读书，习经史、天文、历数，经考五科不售。拜上帝后，他们“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耒龙之妖魔一概除去”①。这一行动违背了封建传统，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从而使他们失掉了塾师的职位。为吸收信徒，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天，洪秀全与冯云山从广东长途跋涉到广西贵县赐谷村秀全表兄黄盛均家，进行传教。经三个多月，参加拜上帝者超过百人，但因黄家生计艰难，冯云山首先离去，转人桂平县紫荆山区；洪秀全随后返回花县。

太平天国洪秀全道光二十五、六年（1845、1846），洪秀全在家乡一面做塾师，一面埋头于理论撰述，先后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等重要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洪秀全把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阐述了拜上帝教的教义，曲折地表达了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和要求。《原道救世歌》指出：天父上帝为古今中外独一真神，主宰万事万物，所有的人不论贵贱，均为上帝子女，而且人间的一衣一食也都是上帝所赐，因此，人人都得敬拜上帝，不得拜邪神。他明确提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东”②。它谆谆告诫人们“勿拜邪神，须做正人”。要改邪归正，为善积福，就要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为赌博以及鸦片、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实则是要人们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来救世。《原道醒世训》首先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指出：当时的世界，国与国之间，一国之中省与省、县与县、乡与乡、姓与姓之间，都彼此相憎，进而“相陵相夺、相斗相杀”，正处于“暗极”“乱极”的时代。产生这种“凌夺斗杀之世”的根源，则在于“世道乖离，人心淡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构想，指出：天下凡间即然皆由“皇上帝主宰化理”和“生养保佑”，因此，就国家来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就社会成员来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既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也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文章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即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社会成员一律平等，“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人人都过着太平幸福的生活。文章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姐妹，跑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做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③。在这里，已隐含有要农民起来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思想。

正当洪秀全从事艰苦的理论创作期间，在广州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得到洪秀全的信息，遂由其助手邀约其前来“襄助宣救”。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秀全与洪仁玕应约到广州罗孝全教堂。在此，他们第一次读到《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对基督教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但由于罗孝全的另外两个中国助手忌妒洪秀全的才能，设计陷害，洪秀全“受洗礼”的请求未能实现。对此，洪秀全极感失望，遂愤然离开广州，径赴广西。七月（8月）洪秀全抵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面。

冯云山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在广西贵县与洪秀全分手，前往桂平紫荆山区。该区方圆五百里，位于桂平县城西北部，北连平南、永安诸山，西通象州、武宣界。这里分散居住着汉、壮、瑶等各族人民，其中多数是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他们以种田耕山为主，以烧炭、种蓝为补，生计极为艰难。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后，以极大的坚韧力教人敬拜上帝。他通过做苦工、当塾师，联系当地的烧炭工人和贫苦农民，向他们宣传拜上帝的道理，号召会众共尊教主洪秀全。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拜上帝的信徒已达二千多人，且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于远近。洪秀全抵紫荆山后，看到拜上帝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亲自感受到广西地区群众反抗斗争的激烈，因而增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他撰写《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国》，与冯云山共同建立拜上帝会总机关，制定“十款天条’和各种宗教仪式。以对会众加强思想和纪律教育。《原道觉世训》为拜上帝会指明了战斗目标。它把社会划分成两个根本对立的营垒，一面是正，是善，就是“皇上帝”和“皇上帝子女”；一方面是邪，是恶。就是“阎罗妖”和“妖徒鬼卒”。文章指出，“皇上帝”是“天下凡问大共之父”，人们的“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人人应当朝夕敬拜。“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做怪多变，迷惑缠捉世间人灵魂”；世人“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清朝皇帝及各级官吏均属其类。文章指出，只有皇上帝才能称帝，人间君主不得僭越，砚然称帝。文章号召天下众兄，弟姐妹，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④，实际就是号召农民奋起革命，推翻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太平天国》以洪秀全在道光十七年（1837）的异梦为素材，用神话的形式，讲述了洪秀全上天受命，战逐妖魔，下凡救世，以后两次到广西活动的故事。它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是“真命天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⑤。这部书充分表达了洪秀全“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革命思想。一切宗教必须依赖种种仪式戒律，才能维系其存在和表现其观念及情绪。洪秀全根据中国社会情况，对“摩西十诫”加以修改，制定十款天条，作为上帝教的戒律。“十款天条”的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⑥。前四条是宗教信仰，后六条为信徒的生活准则，起义时则变为军事纪律。洪秀全还通过宗教仪式把人生日常活动与上帝联系起来，规定人会受洗有悔罪奏章，礼拜颂赞上帝，朝晚拜上帝，食饭谢上帝，灾病求上帝，凡生日、满月、迎亲嫁娶、丧事，以致作灶、作屋、堆石、动土等事，都得祭告上帝，宣读祈祷文。这种迷信琐碎的仪式，成为拜上帝会组织、鼓舞群众的重要方法。为扩大组织，洪秀全、冯云山以紫荆山为中心，派人四出宣传拜上帝会教义，并领导会众开展破坏偶像、捣毁神庙的斗争。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847年10月26日），洪秀全亲率拜上帝会众前往象州捣毁甘王庙。据传甘王是个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当地群众怕它作祟降祸，祭祀非常虔敬。洪秀全等直入庙中，宣布甘王十大罪状，将神像推倒砸毁。这一举动以及拜上帝会到处捣毁神庙、社坛，很快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信徒迅速增加。然而这种捣毁偶像的斗争，却引起地主豪绅们的极端恐惧和仇恨。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力量，极力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宗教斗争由此转向政治斗争。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1847年12月），桂平生员客家富户王作新率团练逮捕冯云山，途中为拜上帝会众夺回。接着他向桂平县衙控告，捏称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要求“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⑦。十二月十二日（1848年1月17日），王又以团练逮捕冯云山、卢六二人，经大湟江巡检司送往桂平县狱。卢六于羁押中被折磨致死。后由于冯云山在狱中坚持斗争和广大会众在狱外积极营救，道光二十八年六、七月间，桂平知县被迫结案，以无业游荡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回籍。在递解途中，冯云山说服两名解差皈依上帝，与其同返紫荆山。

冯案前后历时半年多。该案发生后，在贵县赐谷村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未果。当洪秀全再返紫荆山时，已获释的冯云山却又动身前往广东寻洪秀全，两人于路途相左，直到洪秀全重返原籍，二人才得相见。在此期间，拜上帝会主持无人，会众发生混乱。处此紧要关头，以种山烧炭为业的会员杨秀清利用当地民间“降僮”习俗，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1848年4月6日）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巩固了拜上帝会组织。洪秀全在返回紫荆山后，确认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九月九日（10月5日），在洪秀全的指使下，与杨秀清关系密切的萧朝贵又假托“天兄下凡”，证实洪秀全确是上天受命、下凡救世的“天下万国真主”，从而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此后，杨、萧二人通过“天父”、“天兄”频频下凡，实际左右着拜上帝的活动。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1849年7月19日），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返回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在同地主团练斗争中得到迅速发展，以桂平县紫荆山区为中心，东到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达武宣、象州，南抵博白、陆川，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拜上帝会的成员在活动。人会的包括汉、壮、瑶等各族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种地或烧炭的贫苦农民和部分矿工、小手工业者，也有少数家境富裕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地方士绅。在斗争中，拜上帝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其成员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肃朝贵，以及金田富户监生韦昌辉和贵县富户石达开。以均为上帝子女，其核心成员在会内排行次序是：耶稣为长兄，洪为二兄，冯为三兄，杨为四兄，萧为妹婿（萧妻洪宣娇为洪秀全妹），韦为五弟，宣娇为六妹，达开为七弟。此后拜上帝会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

教义、教规的确立，从宗教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以及领导核心的形成，标志拜上帝会已成为政教合一的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革命组织，从而为金田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注释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690页。

②《大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10页。

③《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4～16页。

③《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6～22页⑤《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6～50页。

⑥《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1～33页。

⑦《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82～83页。

金田起义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开始。它的爆发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鸦片战争前，清朝经过承平一百数十年，到乾隆（1736～1795）末年，已明显地由盛转衰。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间，土地兼并激烈，吏治腐败，军备废弛，阶级矛盾尖锐，整个封建制度已危机四伏。鸦片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加紧侵略中国。这不仅加深了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支出经费白银七千万两，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再加战争中间被英军掠去的现银和广州等地的赎城费，总计耗银不下亿两千万元，相当于清政府国库两年多的全部收入。这批巨款，全部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同时，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的商品日益增加。以英国为例，从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五年（1840～1845年）输华商品额增加4倍多，其中棉纺织品占输入总值的70％左右，这就迫使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五口通商后，外国来华商船数增长极快，中国沿海旧式航运业遭到排挤；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原来自广州至九江、广州至湘潭的两条内地对外丝茶贸易交通线很快衰落，沿途大批运输工人成了无业游民。战后，鸦片贸易实际合法化，输入量增长更加迅速，至咸丰初年，每年鸦片入口多达68万箱。鸦片输入的激增，遂使白银进一步大量外流，社会上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因而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劳动人民“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稞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稞而不足”①，赋税负担增加一倍以上。由于洋货、鸦片及奢侈品输入的增加，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因而大大加重。当时江苏稻谷亩产量最多不过三石，少者只一石余，而地主一般向农民收租一石三斗，地租率高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八十。再加上高利贷的盘剥，就使“小户之脂膏已竭，苟有些恒产，悉售于大户”，农民破产卖田的趋势，“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广大农民被搜刮得无以交租交债时，封建地主就“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掇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②。农民抗捐、抗赋，官府则“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身肉狼藉”③。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告示痛斥封建统治阶级的罪行，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④指出官吏衙门即封建政权是人民痛苦的根源。

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群众反封建斗争日益加剧。据清政府官方记载，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841～1849），全国规模较大的农起义就有一百多次。当时，白莲教、天理教斗争于北方各省；捻党活动于河南、安徽、山东一带；斋教散布于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天地会（又称洪门、三合会、三点会）遍及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两广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早侵入的地区，受到战争、赔款、鸦片、洋货之害最大，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尤其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也就更加激烈。在全国各地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浪潮中，洪秀全领导的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了。

经过数年艰苦努力，洪秀全、冯云山等创建的拜上帝会有了较大发展。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849～1850），参加拜上帝会的群众已达万余人。此时广西饥荒连年，民不聊生，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多股分散反抗斗争，“延及七府一州”⑤，波及地区达广西总体面积的十分之七。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为共同对付敌人，一些会众已经联合起来，实行公库共享制度。在起义时机趋于成熟的形势下，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到紫荆山前的金田村“团营”。各地会众接到命令后，纷纷变卖田产房屋，男女老幼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的向金田村进发。其中，金田地区一千余人，紫荆山地区三千余人首先集中入营。由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矿工一千多人，冲破地主武装的重重拦阻，奔赴金田。石达开率领贵县奇石地区会众一千余人，于七月十三日（8月20日）祭旗誓师，占领贵县与桂平交界的白沙圩，在此整顿队伍，开炉铸炮，附近各地会众踊跃参加；屯驻月余，队伍扩大到四千余人，然后，取道赵里、伯公坳，渡过黔江，经南木进入金田村。在乎南鹏化岖，汉、壮、瑶各族会众一千多人，首先于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到花洲集中，然后在胡以晃主持下，分批开赴金田。在浔州地区，参加团营的，除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外，还有苏十九为首的桂平饥民一千多人和在贵县耒土械斗中失败的二千多客家人。两广交界的陆川、博白、化州、廉江等县会众，在赖九、黄文金带领下群起响应。赖九是陆川拜上帝会首领，早在贵县打铁时就参加了拜上帝会。他回家乡后，一面打铁，一面以教徒练武的名义组织拜上帝会。接到团营令后，赖九立即集中会众，并很快攻占广东化州的平定圩和廉江的右角圩。同时博自拜上帝会首领黄文金，则在地跨两广的佛子岭设立大营，操练兵马，博白、廉江各地会众扶老携幼赶来参加。赖九与黄文金两支队伍，在博白、陆川、廉江三县交界的战略要地山猪浪，打败团总谢朝兴的团练队伍后，会师北上，胜利到达金田。除广东信宜凌十八率领的会众未能到达外，经过四个多月，汇聚于金田地区的拜上帝会众，总数已达两万多人。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此正式兴起。

雍和宫在拜上帝会众陆续向金田汇集期间，清军在广西正全力进攻各地天地会起义军。七月（8月），天地会陈阿贵等连克修仁、荔浦两县，逼近桂林省城。广西巡抚郑祖琛飞章告急。八月八日（9月13日），清廷命两广总督徐广缙赴广西剿办，又命前云南提督张必禄驰驿前往广西合剿。八月二十五日（9月30日），调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令率楚兵入桂。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速赴广西督办军务；旋革郑祖琛职，以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林则徐赴任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普宁县。十一月十二日（12月15日），清廷得林则徐死讯，改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师，以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张必禄率三千绿营兵抵浔州府城后即病死。贵州镇远镇总兵周风歧接统其军。此时陈阿贵已在贵平被俘，故清军矛头遂指向正在举义的拜上帝会。

在拜上帝会团营期间，洪秀全、冯云山始终隐蔽在平南鹏化山区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部署武装起义。清军抵浔州，侦知花洲有拜上帝会众聚集，便派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到平南，会同知县倪涛率兵勇团练赶往思旺墟，防堵要隘，断绝交通，对会众实行围困。洪秀全一面组织花洲会众准备突围，一面派人至金田村与杨秀清取得联系，拟里外夹攻，粉碎敌军包围。十二月二十二日（12月25日），杨秀清派蒙得恩率队前往花洲。二十四日（27日）晨，拜上帝会众与李殿元军接仗，击溃清军及乡团，然后入山入村，迎洪秀全、冯云山及花洲会众归金田。此役即太平天国史上的“迎主之战”。驻守桂平的周凤歧闻思旺战败，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9日），派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署松桃协副将清长带贵州兵为中路，以候补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带壮勇团练为左右路，向金田进攻。杨秀清指挥拜上帝会众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击敌人。十一月二十九日（1851年1月1日），战斗在金田村东南数里的鸡潭、望鳌岭、蔡村展开。清军经过蔡村江大桥后，中伏大败；此时，会众拆毁木桥，使敌人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伊克坦布败逃到蔡村江桥，堕马落水，被会众杀死。周凤歧亲率兵救援，又被击败，退师桂平。这一战，清方损兵300人，副将大员阵亡，是拜上帝会起义过程中所进行的最大战斗和所得到的最大胜利。

起义会众在两次战争全胜的基础上，迎来了洪秀全38岁寿辰。道光三十年腊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拜上帝会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⑥，定国号为太平天国，秀全称天王，立长子洪天贵为幼主，改年号为辛开元年，蓄发易服。在此前后，洪秀全把男女老幼共两万多人的拜上帝会群众，按武装斗争的需要组织起来，名曰太平军。其编组方式，首先是“别男行女行”，将团营群众分别编人男营女营，“虽夫妇不得相见”⑦。它的编制依照《周礼》，以军为单位：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军帅之上，设有监军和总制。军帅主要负责平素的管理训练和行军结营扎寨的具体事务，监军则主要负责调度指挥；职同监军的各种典官及其属官，负责后勤军需供应。军事指挥和后勤供应两部分皆受制于一军的最高长官总制。为统一集中使用军队打击敌人，太平军一般把至少两个军以上的队伍联合编在一起，以将军、指挥、检点、丞相等作为统帅，丞相之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全军最高统帅为正副军师，以正军师操全军军政、军令大权，请命天王行事。建国伊始，洪秀全即命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在供给方面，太平军实行圣库制度，参加团营的群众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金，缴入圣库；在战争中缴获的一切财物，也统一归圣库；全体成员的生活必需品，都由圣库开支，官兵一律平等。洪秀全又颁布五条简明纪律，作为太平军的行动准则，其内容是：（1）遵头条命；（2）别男行、女行；（3）秋毫莫犯；（4）公心和傩（ｎｕó挪，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5）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种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向更大范围发展，并招集未及团营的各地会众，金田起义后第三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洪秀全从金田挥师东向，攻占位于浔江和大湟江交汇处的江口圩（今江口镇）。在这里，洪秀全以“同拜上帝”、“听从命令及遵守会规”⑧为条件，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丘二嫂、苏三娘等部加入太平军，实力进一步加强。时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军赴桂平，对太平军实行围剿。清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风岐，率部从东西两面向江口圩发动进攻。太平军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伏击敌人。他们挑选精壮战士二千人，分为九路，秘密进入设伏阵地，并在石头脚、牛排岭一带村庄竹林内安下伏炮。向荣亲率东路军直扑牛排岭，妄图一举摧毁设在石头脚的太平军总指挥部。俟清军进入伏击圈后，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杀将过来，清军全线溃败。浔州知府刘继祖带领的西路清军，由江口上游牛矢湾渡过浔江。偷涉屈甲江，被埋设在渡日的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接着太平军伏兵四起，清军措手不及，正拟后退，又被太平军在上游决堤放水断了退路。太平军奋勇冲杀，清军惨败。江口战役后，向荣军锐气大挫，匿不敢战，惟坚守东路壁垒，以阻太平军东出；清知府刘继祖率已降天地会首大头羊张钊统艇师扼守浔江。此时，太平军东出道路即难打开。军中又乏米盐硝磺，于是洪秀全等乃改变计划，欲由武宣、象州北上。二月八日（3月10日）夜，太平军秘密撤离江口，过新墟、金田、古林社，入紫金山，十日（12日）至武宣县东乡，十三日（15日），进占距武宣县城三十里的三里圩；东西连营三十余里，大本营设于东乡。十四日（16日），向荣统一万清军赶到武宣，设大营于天马庄。十七日（19日），太平军趁清军部署未定，首先主动出击。驻扎在三里圩的前锋部队分兵三路，埋伏于台村、灵湖之间，先以小队人马向东岭佯攻。向荣不知是计，带领六百多清兵猛扑过来，太平军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埋伏圈，三路伏兵把敌人团团围住。署广西巡抚周天爵、闻讯，急忙带四百多清兵赶来救援，无奈清兵畏缩不前。经激战，清兵大部被歼，周天爵、向荣混出重围，狼狈逃命。三月二日（4月3日），周天爵与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分四路向太平军驻地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占领三里圩，进而打破太平军东乡大营。激战前夕，洪秀全、冯云山调太平军主力从东乡插向三里圩，进入伏击阵地。二日中午，知府刘继祖部清军首先向东岭发起进攻；太平军以小部兵力吸引住敌人，然后两翼突出奇兵，三面夹攻清军。进攻台村的候补知府张敬修部清军起来救援，被太平军切为三段。向荣催赶大队人马前来接应，也立即陷入重围。总兵秦定三部清军则在三里圩北面的大琳被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据载，在战斗中太平军“视死如归，赤身赴敌”，奋勇力战，敌军奔溃⑨。清军不敢再战，乃创“坐战”之法，实则只得坚守待援。

为扭转战局，清王朝再次调兵遣将。早在二月二十五日（3月24日），清廷即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三月九日（4月10日），派大学士赛尚阿驰往湖南，办理防堵事宜，同时派蒙古都统巴清德、满州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等随同协助；二十六日（27日），命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四月十二日（5月12日），李星源在武宣忧惧而死，由赛尚阿接任钦差大臣。此外，还特地由国库拨银三百万两，大米五千石作军饷，大有在武宣同太平军决一死战之势。

太平军在武宣东乡一带，滞留两月余，招集大批拜上帝会员投军。但此时，太平军给养遇到极大困难，食盐奇缺。为摆脱困境，四月十六日（5月16日），太平军撤离武宣，向北进入象州境，陆续占领象州东南部靠近桂平、平南的寺村、中坪、新寨等一片村庄。清军尾随赶到，乌兰泰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太平军马上出击，将乌兰泰部逼上梁山村北的独鳌岭。次日，洪秀全调精兵一千多人，渡过梁山河，在独鳌岭、梁山村一线与清军展开激烈战斗，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太平军在象州月余，“招齐拜上帝会人马”⑩后，拟由此北出。但由于在北进的通道上，有清兵重兵拦截，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洪秀全当机立断，于六月初（7月初），自象州经原路退回紫荆山根据地。

在太平军移营桂平的同时，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部署：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东南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直扑莫村、新圩等地，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从六月底至七月底，太平军多次击退进犯之敌，但清军也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在严峻形势下，七月十九日（8月15日），洪秀全在茶地整饬军纪，命令“队伍宜正齐坚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二十六日（22日），洪秀全在莫村为严申军纪，处斩了临阵脱逃的黄以镇。同时，洪秀全和冯云山、杨秀清等分析研究了敌军布局，周围地形，决定突围北上。八月十六日（9月11日）夜，太平军大队人马撤出新圩，向东北方向挺进，后转至平南县的思旺圩一带。向军率部尾追而至，抵思旺东南之官村。八月二十日（9月15日），太平军乘向荣扎营未稳，突然进击，向军四处溃散，军械辎重尽失，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官村大捷后，太平军在思旺圩招集拜上帝会数百弟兄，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进发。闰八月一日（9月25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城，从此开始了太平天国史上的新时期。

注释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传忠书局版，第1卷。

②《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1页。

③《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卷。

④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115页。

⑤《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页。

⑥⑦《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⑧《太平天国》第6册，第872页。

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第4卷，第6页。

⑩《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第四十章

天京定都咸丰元年闰八月一日（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第一座州城——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此时清军虽尾随而来，但鉴于屡败的教训和复杂的内部矛盾，未敢轻举妄动，只是高垒自固，严密封锁。于是双方出现了暂时对峙的局面。洪秀全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紧整顿队伍，进行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建设，首先是整饬军纪。洪秀全连续发布诏令，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杀妖攻城时所得金银绸帛宝物，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他勉励全体官兵，“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顶天父天兄纲常”；坚耐威武“真忠报国到底”；要恪遵“十款天条”，特别是第七天条（即不好奸邪淫乱），如有违犯，“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为了赏功罚罪，洪秀全通令全军建立功罪登记制度。“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①。其次是健全领导体制。十月二十五日（12月27日），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②。此外，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其余有功将士均晋升官职。同时洪秀全根据创立新朝的需要，开始“制礼作乐”。他任命卢贤拔为左掌朝仪，职同将军；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一套尊卑严明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礼仪制度；颁行由冯云山创制的《天历》，从而否定了封建皇朝的正朔。在此期间，太平军领导集团还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颠覆阴谋，清除了暗通敌人的奸细周锡能。经过半年休整，革命队伍得以巩固，战斗力进一步加强。

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天历壬子二年二月），太平军在打退清军多次进攻后，决定突围北上。二月十二日（4月1日），先锋罗大纲率精兵二千，迅速攻下城东二十里敌军设有重防的要隘古苏冲。十六日（4月5日）深夜，太平军全军二万五千人，胜利突围。乌兰泰、向荣闻讯，立即统兵追赶截杀。后卫秦日纲部与敌军激战竟日，损失千余人。为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寮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二月十九日（4月8日，三月五日）清晨，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弥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经半日激战，阵斩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及兵弁五千人。接着，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经荔浦、阳朔，疾趋省城桂林。向荣自大峒山败后，率清军干余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军固守。随后，乌兰泰等率军陆续赶来救援，清军总数达到几万人。太平军在桂林城外东西南三面扎营，于象鼻山及文昌门外张氏宗祠架炮日夜向城内轰击，并猛攻西、南、文昌三门。三月一日（4月19日，三月十六日），太平军在南门外重创清军，乌兰泰重伤毙命。太平军围攻桂林月余，水陆24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四月一日（5月19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四月四日（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四月六日（5月24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受重伤。太平军大愤，乃回师攻城，首次使用“穴地攻城法”，克全州。四月十八日（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经蓑衣渡时，遭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的阻扼，激战两昼夜，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冯云山伤势恶化，在此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太平军乃尽弃船只，由东岸越山入湖南省境。为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太平军在进军进程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重要文告。这些文告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的罪恶统治，指出：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贪官污吏，布满天下”，“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文告申明太平军起义的宗旨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文告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各备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③文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战斗过程中，太平军又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不私入民房，不拿群众的财物；作战时缴获的金银、绸帛等物一律归公。太平军所到之处，杀逐官吏、地主、豪绅，捣毁衙门，焚烧地契、借卷，并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饥寒的人民，对封建统治秩序进行了革命的扫荡。太平军的实际行动，完全证明自己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因此，在进军过程中，群众争相欢迎，踊跃加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于四月二十五日（6月12日）攻克道州（今道县）。随后太平军以道州为大本营，分兵四出，攻占附近江华、永明（今永江县）、嘉禾、兰山、桂阳等州县；七月三日（8月17日）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道州、郴州等地，进行修整，大力扩军。湘南天地会和斋教起义群众以及挖煤工人日以千计地涌向太平军，使太平军迅增五、六万新成员。其中挖煤工人擅长挖掘地道，太平军把他们组成土营，在日后的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恭王府在道州休整期间，太平军内部曾就整个战略发生争论。部分祖籍广西的将士主张“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杨秀清批驳了此种意见，指出：“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④洪秀全同意杨秀清的主张，决定继续挥师北上。时太平军探知长沙清兵防守薄弱，西王萧朝贵自清率精兵二千袭取长沙。七月二十八日（9月11日），太平军抵长沙城外，扎营南门外妙高峰、鳌山庙等处，昼夜攻城。西王萧朝贵勇毅不避艰险，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炮受伤，不久逝世。洪秀全等得知萧朝贵牺牲的消息，万分悲愤，遂率大军从郴州起程，于九月一日（10月13日），抵长沙城下。此时敌人亦援兵四集，城防兵力已达三万余人，后增至五万人。故太平军虽奋力进攻数十日，都未能破城。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夜，太平军主动撤长沙之围，连克宁乡、益阳，接着在湘阴临资口得洞庭湖船数千，乃渡湖向岳州（今岳阳）进军。十一月三日（12月13日），太平军攻占号称“楚北门户”的岳州。在益阳、岳州，太平军缴获大量武器船只，吸收大批渔民、船户、纤夫及其他贫苦群众参军。洪秀全封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监军，统率众船，正式建立水营。从此，太平军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水陆大军。

十一月七日（12月17日），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⑤，直趋武汉。十月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军攻克汉阳，十九日（12月29日）夺取汉口，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日）攻占武昌城。太平军进入武汉后，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⑥，在群众中不仅广为散发宣传革命的书籍，而且普遍开展“讲道理”的口头演讲，使革命道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千上万的群众踊跃参军，太平军迅速增加至五十万人。面对太平军的蓬勃发展，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急令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湖广总督；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防荆襄；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进防苏皖，防太平军东下；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进防信阳、新野，防太平军北上。此时，就未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太平军内部再次发生争论。石达开提出：“先行入川，再图四‘扰’。”但杨秀清“不从”⑦。女将卞三娘建议：“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则“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彼此“争论不绝”，杨秀清便假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宁”⑧。这样，就确定了顺江东下，直取南京的方针。

咸丰三年正月二日（1853年2月9日，癸好三年正月七日），太平军放弃武昌，分水陆两路顺长江东下，江面水营船只万余艘，连结数十里，蔽江而下；岸上陆军刀矛林立，雄壮威武，锐不可当。一路上清朝官吏“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惊呼“几无御之之法”⑨。强大的农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击溃沿江四省所有敌军，不到一个月，即进军一千二百里，直抵南京城下。正月二十九日（3月8日）太平军陆军扎营雨花台，水师布防于水西门外。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于二月十日（3月19日，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攻占南京外城，斩陆建瀛；第二天攻破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太平天国定南京为国都，改称天京。接着，太平军于二月十二日（3月31日）攻克镇江，二月二十三日（4月1日）克复扬州。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太平军克复南京后十天，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从秣陵关绕往南京城东，在孝陵卫一带设立江南大营；三月九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率军到扬州城外，设江北大营，敌人从南北两面形成对天京包围的态势。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在军事上开始北伐和西征。同时，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确立反映农民革命特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咸丰三年（1853癸好三年），太平天国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对于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地方政权建设，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以及国家的司法制度，官吏的保举、升贬、奖惩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而它的核心，则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根据这个原则，文件制定了均分田地的办法：凡田按收成多寡分成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关于农副业生产和分配，《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均由农村基层组织“两”来管理。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分配问题上，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产品“除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二十五家中“婚娶弥月喜事”所需，由“两”所设的国库开支。“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者，皆由“国库”供养。这些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充分反映了农民长期以来渴望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但是，它不仅主张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而且要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⑩。这些主张，反映了农民阶级憎恶一切剥削和压迫，希望建立一个完全平等、平均的所有制社会的良好愿望。然而，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只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前拟订的一套社会改革方案，在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所描述的空想的改革方案既然行不通，太平天国领袖们就不得不从理想的“天国”退回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

在土地改革方面，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就在江苏仪征等地，搜查钱粮征册，索收钱漕。咸丰四年（1854甲寅四年），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联名陈奏，经洪秀全批准，正式确定辖区人民“照旧交粮纳税”，即依照旧制征收田赋。太平天国既然按照清制向地主征收田赋，就势必根据“赋由租出”的原则，保存原有的地权关系，维持地主的收租权利。前期，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太平天国实行的实际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没有打击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经过的地区，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不少庵观寺院的田产被充公，原来耕种地主和庵观寺院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在太平军支持下，不少佃农自发起来向地主作斗争，拒交或少交田租。大部分地区留下来的地主也失去昔日的威风，农民政权严格监督地主收租，限制他们对农民的剥削。这一切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政权建设方面，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君主制。它的中央政权，以天王为最高主宰者，以“军师”为掌实权的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的东王府实际为中央政府的最高国务管理机关。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二级职官，爵位和职官一直不分文武，具有明显的军政合一的特点。从丞相到将军，称朝内官。地方政权采取“守土乡官制”：省、郡、县三级组织，由总制、监军担任，称“守土官”；县以下设若干军，由军帅以下到两司马担任，以25家为一基层单位，政治、军事、财政、司法和劳动生产、教育等工作都统一在这个组织系统中进行。县以下各级负责人称乡官，名义上由民众公举，实际许多地方均为直接委派。这些地方政权，在联系群众、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和维持革命秩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曾试图推行在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原则和制度。在天京，一度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业，居民的财物一概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统一标准供给。家庭也被取消，城内居民虽夫妻不得同居，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和女馆，除参加军队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中服役，年老残疾者编人牌尾馆，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对各种手工业实行国营，将城市各种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分配到有关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从事手工业生产；产品直接分配到有关使用单位。这种根据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管理城市的方案，显然违反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引起天京城内经济萧条和群众的广泛不满。咸丰五年（1855，乙荣五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正式下令解散女馆，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状态。在天京以外各地，太平天国对民间商业始终采取保护的政策，要求商人领取“商凭”（即营业许可证），服从法令；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张贴告示，让百姓各安生业，照常贸易，政府则收极轻的商业税。因此，太平天国统治区，生产得到发展，商业也日益繁盛起来。

在妇女政策方面，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采取了一些解放妇女的措施。在经济上，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在政治上，设立女营，建立女军和从事生产的女馆，保证妇女参加革命政权工作、革命战争和生产劳动的权力。太平天国还废除了封建的买卖婚姻制度，“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推行禁止娼妓，不准缠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没有能冲破封建夫权的束缚，把妇女彻底解放出来。洪秀全颁布的《幼学诗》公然宣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太平天国领导者也仍然沿袭着历代帝王的嫔妃制。这些事实说明，他们不可能摆脱封建社会的传统影响。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丘和儒家经书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有力冲击。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即在村塾中砸毁孔子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要把孔丘捆缚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广泛地开展捣毁庙宇、偶像的活动，“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宣布孔孟之书为“妖书”，规定“凡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这些举动无疑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是，这种不加区别的搜书、焚书的做法，既不能根除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利于批判地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事实上，农民们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掉鬼神祭礼之类的字句，或做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等级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完全保留了下来。

沈阳故宫大政殿如何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中国农民革命碰到的一个新问题。在这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经验，对侵略者也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们从开始就表达了中国农民阶级所具有的朴素的反对外国侵略的鲜明立场。天京定都后一个月，英国公使到天京，蛮横地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妄图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太平天国，达到继续侵略中国的可耻目的。太平天国严正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外国人可以来中国通商，但不准把鸦片运到中国来，两国地位必须平等。他们严厉警告英国侵略者：不要帮助清朝攻打太平军，“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后来，当英国军舰掩护清朝水师攻击镇江时，太平军立即用炮弹回击了这帮侵略者。不久，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也先后到天京刺探，他们得到的答复同英国公使所得到的完全一样。太平天国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实行的内外政策，表现了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社会。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内，清朝统治势力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远没有被彻底摧毁。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尤其领导集团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高涨中已蕴含着走向衰败的危机。

注释①《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20、122、121页。

②《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22页。

③《大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7～112页。

④《大平天国》第3册，第290～291页。

⑤《太平天国》第3册，第5页。

⑥⑦《大平天国》第4册，第458页。

⑧《大平天国》第4册，第367页。

⑨《太平天国》第7册，第46页。

⑩《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409～413页。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页。

《大平天国》第3册，第203～204页。

《太平天国》第1册，第233页。

《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8～39页。

《太平天国》第3册，第326页。

《太平天国》第2册，第313页。

《大平天国》第6册，第903页。

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太平军在占领南京以前，采取流动作战方针，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天京以后，为巩固革命政权，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太平军以天京为基地，进行了北伐和西征。

一、北伐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癸好三年四月），洪秀全、杨秀清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为统帅，率战斗力最强的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后一、后五、中五、左二、右一共九军二万余人北伐。北伐的目标是攻占北京，推翻清朝统治。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给林凤祥等人的指令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縻时日”①；如遇困难，则“到天津扎住”②，待援兵抵达，再攻北京。四月六日（5月13日），林凤祥等率北伐军前队自扬州出发，乘船至浦口登陆，击溃堵截的山东兵勇和黑龙江马队，相继攻克安徽之滁州，临淮关。后续部队在殿左三检点朱锡琨、殿左十六指挥黄益芸率领下，于四月八日（5月15日）亦在浦口登陆，但误入浦口东北的六合县；夜宿营，不慎失火，弹药爆炸，黄益芸被焚牺牲，将士死伤过半，余众大部退回天京，小部在朱锡琨率领下赶往临淮关与林凤祥等会合。

四月二十一日（5月28日），北伐军克凤阳府。同日，杨秀清接到林、李、吉三人的禀报，当即指示：“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并强调：“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③随后北伐军即在无后方依托的环境下，朝东北方向进军，连克怀远县、蒙城县、毫州。五月六日（6月21日）北伐军从毫州进入河南，在商邱宋家集击败河南巡抚陆应谷军。次日，归德府（今商丘）人民打开府门，迎北伐军人城。接着，林、李即率五军兵将前往归德城西北四十余里之黄河南岸埠头刘家口，准备渡河取道山东北上。不料清地方当局早已把船只尽收泊北岸，且俟北伐军到来之际，放火将船烧毁。林、李等见在此无法强渡，遂离归德，统兵西上，经睢州、杞县、陈留县，于五月十三日（6月19日），进抵开封城下。北伐军志在渡河，不再攻城，且开封城外有深沟两道，渡口亦无船只，遂撒开封围，自朱仙镇继续西进，经中牟、郑州、荥阳到达汜水、巩县。沿途捻军及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人员大增。由于挖煤工人协助，他们在巩县洛河口得到运煤船多只。大军遂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28日），开始在汜水口北渡黄河。因船少人众，至：二十八日（7月4日）北伐军尚未渡尽。清军赶到，余众数千人只得反旆南下，经湖北回到安徽，与西征军会合。

渡过黄河的四万余北伐军，急需补充军实，于是乘胜进围盛产兵器火药的豫北重镇怀庆（今沁阳）。清廷急命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绥远城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军务，与内阁学士胜保、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总计约六万多人，分五路援怀庆。经过五十六天的艰苦奋战，北伐军未能破城，乃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日），主动撤围，本拟从怀庆直趋天津，但遭清军阻击，遂改道经济源，入山西。自八月二日（9月4日）起，北伐军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洪洞等府县；由此继续北进则可立克太原。但北伐军目标在直捣北京，故出敌不意，舍北而东，经潞城、黎城，越太行山，复入河南，连克涉县、武安，向直隶推进。清廷将山西巡抚哈芬革职拿问，以胜保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八月二十八日（9月30日），北伐军击溃纳尔经额、总兵经文岱所率万余清军，克直隶军事重镇临沼关，并乘胜北上，连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地。捷报传到天京，东王杨秀清奏请天王洪秀全，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琨为剿胡侯。此时北京则误传北伐军已攻至定州，清廷大震，城内官僚地主外逃者不下三万家，咸丰帝急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京城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兵四、五千人，赴京南涿州防堵，胜保则率军北上保定阻截。然而，北伐军并未向北进攻保定，而是兵锋东指，沿运河向天津进发。大军一路连克献县、交河、沧州，九月二十七日（10月29日）入据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此时适值天津大水成灾，天津、静海一带积水成河，旱道断绝。次日，李开芳率军沿堤进抵杨柳青，水路前锋达天津郊外十里的稍直口，随即登岸扑城，为水所阻。十月一日（11月1日），北伐军与天津官府所办团练武装战于城郊，不利，遂折回杨柳青，进而退返独流、静海。此后由于时届隆冬，棉衣、食粮供给又极其困难，加以胜保，僧格林沁率清军主力赶到，北伐军处境逆转，鏖战三月，未能取胜。咸丰四年正月九日（1854年2月6日，甲寅四年正月三日），北伐军放弃静海、独流南撤。大军经大城、献县，于二月十二日（3月10日）进占阜城。二月六日（24日），平胡侯吉文元在阜城作战，英勇牺牲。朱锡琨大约亦在此后不久牺牲。

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在津南受挫后决定派援军北上。咸丰四年正月七日（1854年2月4日，甲寅四年正月一日），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及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统率十五军七千余人，从安庆出发增援北伐。援军经桐城、舒城、六安、蒙城、毫州、豫东永城、夏邑，然后进入江苏砀山、萧县（今属安徽），沿途群众相继加入，总兵力迅速增加到六万人。二月十六日（3月14日），大军在萧县董家口至砀山包家楼，渡过黄河，于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后，分三路向山东挺进，连下金乡、巨野、郓城，至东阿县张秋镇集中。曾立昌等本拟由此顺运河经东昌取道德州达直隶阜城。与北伐军会合，但侦知善禄驻军东昌，遂决定改道由阳谷、莘县、冠县而北。三月十五日（4月12日），援军攻克扼南北漕运咽喉的临清，此地距阜城只二百余里。然而援军进城后，由于敌人退出前将火药存粮焚毁，加之城外胜保军的围困，给养出现困难，新附群众浮动不稳，其中数干人且于二十一日（18日）在城内哗变，冲出城外。次日，北伐援军撤出临清，拟取道故城人直隶达阜城，但新附群众不听命令，相率南行。胜保率清军往追，援军在李官庄、清水镇相继失利。三月十九日（4月26日），曾立昌乘敌军连获胜仗、警备疏懈之机，于初更派精兵千人各持一种名为先锋包的火毯往攻，清营顷刻延烧，人马溃逃。立昌建议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但新附者坚欲南行。故援军休息一日后南退冠县，在此遭团练和胜保军夹击，新附者纷纷逃散。四月九日（5月5日），援军退至江苏丰县北之漫口支河，时河水陡涨，人马陷于泥淖，伤亡甚重；后转至黄河河岸，将士骑马或浮水渡河，敌骑大至，立昌跃马人河死难。余众经苏、豫人皖北，陈仕保于风台县牺牲。部分援军旋南下，返回太平天国控制区；许宗扬被收入“东牢”。天京得知北伐援军败退消息后，于四月将顶天侯秦日纲自安庆调回，晋封燕王，命其统兵再次增援北伐军。秦日纲率兵至舒城杨家店败回，禀奏称：“北路妖兵甚多，兵单难往。”④奉旨仍赴安庆安民。此后，由于西征战事的需要，太平军已无力再派兵北援了。

正当曾立昌等率援军从临清南撤之际，北伐军也于四月九日（5月5日）从阜城突围南走，至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不久，闻援军抵山东，李开芳又率骑兵两千余人离开连镇，南下接应。五月三日（5月29日），李开芳等到山东高唐州，得知援军已败，乃据州城守御。从此，北伐军被分割两地，军势更加孤危。林风祥在连镇，立木栅，掘深壕，决计坚守。僧格林沁统清兵在连镇周围，挖三壕、筑三垒，对北伐军实行围困。两军交锋，北伐军连战皆捷，但终因弹尽粮绝，无法久守。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1855年3月7日，乙荣五年正月三十一日），清军攻破连镇北伐军阵地，林风祥被俘，槛送北京，英勇就义。时李开芳在高唐州与胜保所率清军相对抗，已历时九月。至连镇陷落，清帝因胜保师久无功逮京治罪，命僧格林沁移军进攻高唐州。李开芳见僧格林沁兵到，始知林凤祥军已败，决定突围南归。二月一日（3月18日，二月十一日），李开芳率军行至茌平县冯官屯，为清军追及，遂据屯迎拒。北伐军在此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清军久攻不下。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粮草火药尽湿，而屡次突围又均未成功。四月十三日（5月28日），李开芳派将士百余人出城诈降，谋作内应；僧格林沁用小船将他们渡出。李开芳以为敌已中计，乃于十六日（31日），带领余众亲至清营，准备里应外合，突出重围。但僧格林沁并未中计，太平军百余人被杀害；李开芳等九人也槛送北京，英勇就义。至此，长驱六省，历时两年多的北伐，由于孤军深入而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二、西征北伐开始不久，太平天国又派军队西征，目的在于夺取长江中游沿岸各省，扩大根据地，并确保天京。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53年6月3日，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率近万名太平军，乘千艘战船离天京西上。西征军进占安徽和州后，以破竹之势，于五月四日（6月10日）占领安庆。胡以晃留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等率军向江两挺进。大军经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县）、吴城镇，于五月十八日（6月24日）进围南昌。在此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与江西巡抚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在南昌城下，太平军与清军展开多次激战，未分胜负。为加强军力，清廷从两湖、贵州和江南大营紧急调军增援；天京方面则派国宗石祥祯、韦志俊、石镇仑、石风魁等率军万人，船只近千艘抵南昌城外。由于强攻难于奏效，赖、石等乃采取先占附近州县，断其接济，然后再合力攻城的策略，于是丰城、瑞州（今高安）、铙州（今鄱阳）、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都先后为太平军攻克，南昌也成为一座孤城。但正在此时，杨秀清以久攻不下，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鄂。八月二十二日（9月24日），赖汉英、石祥祯等离南昌，北上渡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曾天养率领，沿长江东下回安庆与胡以晃部会合，经略皖北；一路由赖汉英、石祥祯率领，沿长江上驶，进攻湖北。

西路军于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攻占九江，以殿右八指挥林启容率军镇守。赖汉英因久攻南昌不下，被召回京革职，部众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继续西征，挺进湖北。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太平军在广济田家镇半壁山，大败湖北防军和前来支援的江忠源所率楚勇。十八日（20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汉口、汉阳。时天京以扬州方面军事紧张以及集中兵力经营安徽，决定调回西征军回援，故太平军于十月五日（11月5日），退出汉口、汉阳，以部分兵力留驻黄州、蕲州间，余众分回天京、安徽。

安徽战场的主攻目标是进占临时省城庐州（今合肥市）。西征军占安庆以后，因主力转向江西，故一连四个月在皖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八月二十三日（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奉命从天京抵安庆，主持西线军政全局。他抵皖后，积极布置军事，组设地方行政机构和乡官组织，安定民生，征收赋税，“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⑤。九月中旬，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等率军经营皖北。大军于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克安庆北门外之集贤关，十月十四日（11月14日）占桐城，二十九日（11月29日）占舒城，进逼庐州；清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朗吕贤基兵败自杀。时清廷命防守南昌之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回防庐州，又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太平军从十一月十二日（12月12日）开始攻城，至十二月十六日（1854年1月14日），以地雷破城，清知府胡元炜投降，江忠源投水自尽，庐州为太平军占领；城守由胡以晃主持。接着，太平天国在安徽20余州县建立政权，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西征的后方根据地。稍后，石达开回京复命，顶天侯秦日纲驻安庆代其主持军政。

太平军取得庐州后，其主力再次沿江西上，国宗石祥祯、韦志俊、韦以德、石镇仓、石风魁、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齐集黄州前线，总兵力逾四万人。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甲寅四年正月九日），太平军大破驻黄州北二十里之堵城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杀。十九日（16日，十三日），太平军第三次进占汉口、汉阳。在此，又兵分两支；一支由韦志俊、石凤魁等统率围攻武昌，分军攻取四周州县；一支由石祥祯等统率进攻湖南。南路军于二月一日（2月27日，正月二十四日）克岳州，六日（3月4日，正月二十九日）占湘阴，九日（7月，二月一日）陷靖港，十三日（11日，二月五日）据宁乡；此地距省会仅数十里，长沙大震。但在此太平军遇到曾国藩所建湘军的顽抗。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十八年进士，先后升任礼部右侍朗、兵部、吏部左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二年），丁母忧回籍，年底奉命赴长沙帮办湖南团练。他以湘乡练勇和江忠源旧部楚勇为基础，扩充编练成湘军。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甲寅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23营练成，合计员弁、兵勇、夫役共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水师10营，陆师13营；水师以褚汝航为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先锋。其编制以将领为中心，一营士兵为其上司哨官、营官所属，营官又为统领私人所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湘军即组成，遂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太平军与湘军初战失利，因而从湖南撤回湖北。西征军闻征湘军北退，当即增兵，由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率三万余人，于二月二十九日（3月27日，二月二十一日）自汉口上驶，再入湖南。三月十日（4月7日，三月二日），征湘军克岳州，接着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留石祥祯率部在此扼守，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夺取长沙。曾国藩一面派兵往救湘潭，一面亲率水路军出攻靖港。四月二日（4月28日。三月二十三日），靖港太平军痛击湘军，其水师战船丧失三分之一，陆师也被击溃，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长沙。但与此同时，在湘潭战役中，由于林绍璋指挥不当。内部新老将士相冲突以及双方力量对比湘军占优势等因素，太平军遭受重大损失；四月五日（5月1日，三月二十六日）湘潭失陷，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由澧陵东走转入湖北。为等待援军，太平军自靖港退守岳州。面对湘潭失败的严峻形势，正在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为阻扼湘军长驱北上，立即将分散在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以牵制湘军。六月二日（6月26日，五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接着，曾天养、韦志俊率部先后进援湖南。六月中旬（7月上旬，五月下旬），曾国藩统湘军两万余众，以水师为先导，陆师分三路自长沙北上，进攻岳州。太平军曾天养部迎战失利，于七月一日（7月25日，六月十九日）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此后太平军接连反击，均未得手。七月十六日（8月9日，七月三日），登州镇总兵陈得龙、广东游击沙镇邦率广东水师向太平军发动进攻。曾曾国藩天养令大队战船埋伏于城陵矶之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敌，阵斩陈得龙、沙镇邦；湘军水师褚汝航、夏銮率船救援，也被击毙，敌船被毁30余艘。十八日（11日，六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署提督塔齐布率兵猝至，曾天养单骑驰人敌阵，受伤落马牺牲。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湘军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闰七月二日（8月25日，七月二十日）撤往武汉。八月中旬（10月初，八月下旬），湘军和湖北清军三路猛攻武汉。武昌守将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面对湘军进攻，只是闭城行消极防御，致使武汉江面太平军水师船只千余只先后被湘军焚毁。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九月九日），石凤魁仓皇东撤。接着在田家镇战斗中，太平军水师船只四千余艘又被焚毁，江面防御体系遭到破坏。十月卜四日（12月7日，十月二十八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不久又退宿松、太湖。湘军顺江东下，于十一月十四日（1855年1月2日，十一月二十八日）进抵九江城下。

在西线处于危急关头，石达开再次受命赴湖口主持西征战局；护天豫胡以晃、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亦奉命分别从安庆和饶州率军往救。十一月二十一日（1月9日，十二月四日），湘军统领塔齐布、罗泽南会同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一万五千人进围九江，后屡攻不下，水师乃转攻湖口，企图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太平军先是采用疲敌战术，坚壁高垒，不与敌军决战，只以灵活机动的小船进行夜袭，待敌疲惫不堪，即佯撤湖口守军。十二月十二日（1月29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湘军一百余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太平军迅速堵死出口，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快船，陷于鄱阳湖内；笨重大船，留于长江江面。当晚。石达开令以小艇围攻湘军外江水师，一举焚毁其战船三十多艘，其余败退九江。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1日，乙荣五年一月七日）夜，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九江对岸之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焚毁其战船多只；且缴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乘小船狼狈逃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等劝止，后率师转至南昌。湖口、九江的连续胜利，予湘军以沉重打击。从此太平军则开始全面反攻。十二月三十日（2月16日，一月十二日），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在湖北广济击溃湖广总督杨霈大营后，分兵两路：秦、陈进占汉口、汉阳，韦志俊部占兴国。同时罗大纲部则经江西饶州折返皖南，与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二月十七日（4月3日，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初步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分别在湖北、江西、安徽同时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湘军兵力分散，战线较长，处于被动。

为挽救败局，曾国藩一面派悍将罗泽南率部自江西驰援湖北，进窥武昌，一面命塔齐布、周凤山等领兵继续进围九江；不久塔齐布病死，周凤山接统其军。九月湘军水陆三路进取武昌。时燕王秦日纲，已奉调回天京，翼王石达开率护天豫胡以晃、卫天侯黄王岜、春官丞相张遂谋、检点赖裕新、傅忠信等，统大军二万余人西上援鄂。九月二十二日（11月1日，九月二十六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经金牛镇抵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湘军。接着石军于二十五日（4日，二十九日）大败罗济南湘军，并于二十六日（5日，三十日）克复崇阳，迫使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峒。此时西路韦志俊率太平军万余人由纸坊开到蒲圻，随而进向羊楼峒。石、韦相约，以韦军攻羊楼峒，上袭岳州，石军则由通城入平江，从而共同抄袭湘军老巢。但石达开于十月五日（11月14日，十月八日）进占通城后，又改变了上述计划，以为湘军正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如进军曾国藩所在大营南昌，不仅可解九江之围，且必能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鉴此，石达开遂留韦志俊防守武昌，自率三万人于十月十五日（11月24日，十月十八日）从通城西进，转入江西。十一月一日（12月9日，十一月三日），石军克新昌（今宜丰），在此与自粤北上的天地会起义军数万人会合，兵力大增。接着，太平军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吉安等地，威逼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急命周凤山撤九江之围回援南昌，在樟树镇（今清江）设防，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185飞年3月24日，丙辰六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四路围攻樟树镇，尽破湘军营垒，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这时，江西八府五十多州县，均为太平军所占有。正当南昌指日可下之时，杨秀清调石达开回天京往攻江南大营，从而使曾国藩得到喘息之机。

三、天京破围战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相继派军北伐、西征，东线太平军所据守之天京、镇江、扬州三城却始终处于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围困之下。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53年12月26日，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卜二月），太平军主动撤离扬州。咸丰五年（1855年，乙荣五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命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移师西上，会同江南、江北大营围攻镇江、瓜洲，天京地区的形势趋于紧张。

为解镇江之围，并彻底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严重威胁，杨秀清先后调秦日纲、石达开等率部东援。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乙荣五年十二月），燕王秦日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从西征前线回师。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秦军自天京分两路进至栖霞和仙鹤门一带与围攻镇江的清军对峙。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七日（4月2日，丙辰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秦军会同镇江守将吴如孝内外夹击，重创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所部清军。当夜，太平军乘胜渡江，先入瓜洲，继趋仪征，踏破江北大营大小营盘一百二十余座，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三年之久的清江北大营被摧毁。在取得军粮以后，秦部于三月十日（4月14日，三月八日）撤离扬州西进，拟渡江南返进攻江南大营。由于清军先后攻占浦口、江浦，致使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折而东返，经仪征、三汉河，至瓜洲渡江，屯驻金山。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四月二十五日），秦日纲军在高资大败清军；吉尔杭阿率军往救被围，绝望自杀，清军营垒七八十座不战自溃；张国梁由六合来援，亦被击败。秦军乘胜于五月十二日（6月14日，五月八日）回天京，屯营城东北燕子矶观音门。

当秦日纲等率军转战三汉河之际，石达开已率主力二三万人取道皖南芜湖、金柱关，进抵天京城北。五月十五日（6月17日，五月十一日），石、秦两路大军约五万人会攻江南大营。经四天激战，太平军于十八日（20日，十四日）攻破孝陵卫清中军大营，清军溃散，钦差大臣向荣等仓皇逃至淳化镇，复败走丹阳。秦日纲军乘胜追击，克旬容，进抵丹阳；向荣绝望自尽。至此，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摧毁。随后杨秀清即命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自咸丰三年四月起至六年五月止，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斗争，除北伐因孤军深入而失败外，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均取得重大胜利。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湖北东部，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土地，都为太平天国所控制；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先后被击溃，又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期。

注释①《清史稿》中华书局新版，第42册，第12872页。

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7页。

③《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④《大平天国》第3册，第10页。

⑤《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

天京事变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年，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以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同清王朝展开了全面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起义队伍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也随之潜滋暗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六年），终于爆发了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它引导千百万农民对封建统治展开猛烈反击，但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这就使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矛盾无法得到正确处理。事变正是起由于领导集团矛盾的激化。首先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在宗教方面，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建者，是天父上帝次子，耶稣之弟，上帝派到凡间的“太平真主”；在政治方面，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王。而杨秀清早在金田起义前已取得代天父传言的权力，永安封王建制时又获军队统帅权，建都天京后，进一步控制了政权。这种二元体制就埋下了洪、杨矛盾的祸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全面继承了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原本“寝食必具，情同骨肉”①的兄弟关系，为名分各异的君臣关系所取代。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繁复，体制严格，不许逾越。例如乘轿一项，照规定：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依次递减，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或兵士必须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格杀勿论。在此体制下，领导集团成员追求权力、名位和贪图享乐的思想日益滋长起来。太平天国在天京定都伊始，太平军尚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洪秀全即动用大批劳力，将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雕琢精巧、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他深居宫中，安享帝王之乐，同时又利用宗教神学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他数日出一诏书，或作一诗发出贴于照壁，利用宗教神学，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是天下“万民之主”，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却“自恃功高，一切专擅”②，“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③，天朝所有军政大事都是先在东府商妥，然后会奏天王批准；东王府实际成了天朝的最高主宰。他擅立威福，对韦昌辉、石达开等起义有功将领，设法予以压制苛责，甚至“每谎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数其罪而杖责之”④，他如此飞扬跋扈，目的在于迫使天王和高级将领无条件地屈服，为夺取最高统治权铺平道路。这样做，不仅加剧了洪、杨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尤其是杨、韦之间的矛盾。

韦昌辉是金田村富户，读书识字，小有才气。金田起义，他捐出全部家产，阖族从军，后统兵作战，对太平天国有重大贡献，成为仅次于洪、杨的第三号人物。杨秀清要扩大个人权势，不能不顾忌和打击韦昌辉。在东王压抑下，性情奸诈的韦昌辉则采取晦之计，明里百般诌媚，据载：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与东王妾兄争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特交韦昌辉议罪，韦为讨好杨，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⑤。但实际上则“心怒不息”⑥，等待时机，窃夺其权。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天京事变的爆发。

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丙辰六年七月九日），即清江南大营主帅钦差大臣向荣死后第六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附体，召洪秀全到东王府，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咐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秀全答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秀全答臼：“东王即万岁，世子即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⑦面对杨秀清的威逼，洪秀全一面以拖延来应付，佯允以八月二十五日（9月23日，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时举行正式封典，一面密召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金坛督师的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诛杀杨秀清。秦日纲首先抵京，接着韦昌辉于八月三日（9月1日，七月二十六日）夜率兵三千秘密赶回天京，并会同秦日纲指挥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占据城内要津，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及其家属、扈从猝不及防，于四日（2日，二十七日）凌晨均被韦昌辉杀害。当日，洪秀全下诏，贬杨秀清为“东孽”“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⑧的罪状。为彻底肃清“东党余孽”，韦昌辉等人在洪秀全默许下，又“定下一条阴谋”：六日（4日，二十九日）上午，洪秀全下诏，“谴责”韦、秦杀人太多，令受鞭刑四百；同时宣称东王逆谋是白天泄露，余党一概赦宥不问。东王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是诈，遵命前往观刑时，全部被韦、秦预先部署的伏兵杀害。

青花瓶八月中旬（9月中旬，八月上旬），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目睹城中惨相，深感问题严重，即婉言劝谏韦昌辉息兵止杀，指出：“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戳?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昌辉闻此大怒，反石达开：“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⑨且顿起杀害石达开之意。达开见状，连夜缒城逃往安庆。韦昌辉捕石不得，竟将其家人全行杀害。石达开飞檄皖、赣、鄂三省太平军，向芜湖、宁国一带集中，以回师靖难。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十月二日），石达开率军四万余人自安庆渡江至泾县，进向宁国，起兵讨韦，“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否则“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⑩。时韦昌辉独霸军政全权，一面派秦日纲率军抵御石达开的进攻，一面在天京继续扩大事态，“不分青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据说前后两个月，遭韦昌辉杀害的太平军将士达两万余人，老弱妇孺亦未能幸免。对此，天京军民极为愤慨。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洪秀全下令诛除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二百余人。长达两月之久的天京变乱至此平息。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于十一月一日（11月28日，十月二十二日）前后回到天京。石达开文武兼资，仁义素孚，深受太平天国军民的拥戴。这次起兵靖难归来，“众人欢悦”，合朝文武同举他“提理政务”，推其为“义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达开在面临武昌失守，在敌水师直逼九江的严峻形势下，军事上采取攻守兼施的战略：东线坚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以下各据点，确保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皖鄂边境大别山区，则以豫天侯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为统帅，实行进攻。自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七年二月二十三日（1856年1月11日至1857年3月18日，丙辰六年十二月五日至丁巳七年二月十日），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下，先后攻克安徽的无为、庐江、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四月四日（4月27日，三月二十日），陈玉成率军攻占英山，进屯太湖。十九日（5月12日，四月四日），陈玉成部分道进入湖北，相继攻占鄂东黄梅、广济、蕲水、蕲州、罗田，威胁武昌。在坚守方面，除少数据点被清军攻占外，军事重镇如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句容、溧水等地，均为太平军所占有。

然而，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出现新气象之际，在政治上却又爆发了新危机。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非洪姓重臣深怀戒心，尤惧石达开权力过大，于己不利。因此，他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予军师名号，且“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为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又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此二人既无才干，又贪鄙固执，毫无威信。面对重重疑忌和挟制排斥，石达开从天京负气出走，于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丁巳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皖南铜陵渡江，十八日（9日，五月二日）经安徽无为州往安庆，沿途布告军民，将他与洪秀全的矛盾公诸于世。八月十八日（10月5日，八月二十八日），他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离开安庆，进入江西，走上同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此后，他统军转战浙江、福建、两湖、云、贵、四川等省，虽多次击败清军，对所经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终因孤军作战，力量日益削弱。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863年3月14日，癸开十三年四月一日），石军进抵大渡河畔之紫打地（今安顺场），遭清军包围。在走投无路、粮草断绝的情况下，石达开致信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愿舍命以安三军。四月二十七日（6月13日，五月一日），石达开与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自投清营。清军于起解石达开之夜，将其部下两千余人全部屠杀；石本人亦于五月十日（6月25日，五月十三日）在成都殉难。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搞垮了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前期领导核心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其次，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事变中被杀害的两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带走的十余万部众，多是久经锻炼的革命骨干力量。这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原有态势。事变前，东线太平军正在向丹阳、金坛进军，准备攻取苏、常；西线太平军正在南昌外围和武昌与湘军激战；湘军处于被分割、包围在赣、鄂两地，往来隔绝，互相不能救援的困境中，事变发生后，在东线，扬州、镇江相继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又被敌军包围；在西线，湘军摆脱困境，卷土重来，接连攻占武昌、九江，进窥安庆，太平军在江西所占有的城邑此时也都为湘军所夺取。这种急转直下的军事形势，使太平天国陷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的境地。第三，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革命精神的锐减。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会的教义曾经是发动和团结群众的精神支柱，广大太平军将士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进行英勇的战斗。这次事变竟是天父之子互相残杀，这就必然使广大群众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能否建立人人平等的天国表示怀疑，对革命前途感到忧虑，从而使革命精神大为衰退。在变乱前，太平天国内部由于有共同的信仰，总体上是团结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变乱以后，原来的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因而出现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

总之，天京事变成了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太平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注释①《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

②《太平天国》第3册，第46页。

③《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④《太平天国》第3册，第45页。

⑤《大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⑥《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⑦《大平天国》第4册，第703页。

⑧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册，第1757页。

⑨⑩简又文：《大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1380、1381、1383页。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太平天国》第4册，第704页。

《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第四十一章

天国后期的斗争在领导集团发生分裂、敌人疯狂反扑的困难形势下，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军民，为扭转危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洪秀全首先致力于重建领导核心。石达开出走后，他宣布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在朝臣据理力争下，洪秀全罢黜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位，改封为天安、天福；设掌率官主持军政，以蒙得恩为正掌率，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以陈、李主持军务。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八年）夏秋间，洪秀全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不久，因杨秀清被平反昭雪，国宗杨辅清脱离石达开率军归来，天王乃改杨为中军主将。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已未九年三月三十日），拜上帝教早期成员洪仁玕，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立授仁歼福爵，不久晋封义爵，加主将，四月初九日（5月11日，四月初一日），又封为天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①。同月，陈玉成因战功卓著受封英王。接着在本年内，天王又陆续封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由于天王“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②。

在军事上，当时摆在太平军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制止清军进攻天京。要解除天京之围，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为此，李秀成在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8月，戊午八年六月）约集太平军各路守将大会于安徽枞阳，决定采取联合作战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攻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军由潜山过舒城，击溃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攻占庐州，随即挥师东进；同时，李秀成军从全椒进抵滁州。八月十七日（9月23日，八月十五日），陈、李二军在滁州东南之乌衣镇会师，大败钦差大臣德兴阿所率江北大营清军和胜保所率骑兵，又在江浦境内击溃江南大营的援军。八月二十日（9月26日，八月十八日），陈、李两军直下浦口，一举攻破江北大营，歼敌万余，德兴阿急登船遁扬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先后攻占江浦、天长、扬州、六合；从此，天京与江北一带交通得以恢复。

沈阳故宫凤凰楼正当太平军集中兵力攻击江北大营之时，西线湘军乘机大举进攻安庆。八月十六日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江宁将军都兴阿督清军攻克太湖。然后兵分两路：南路由水师提督杨载福、陆师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等率军进围安庆；北路由李续宾率湘军趋庐州。李续宾部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八月二十八日（10月4日，八月二十六日）进抵三河镇。该镇是庐州咽喉，其西南为金牛镇，东南有白石山；太平军守将吴定规在此镇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凭险坚守多年。面对湘军的进攻，吴定规一面婴城固守，一面向天京告急求援。陈玉成在六合闻讯后，立即挥师西进，并启奏洪秀全调李秀成同往救援。针对湘军孤军深入的弱点，陈玉成率军经巢县直趋白石山、金牛镇，断绝敌人退路，且命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阻击清舒城方面救兵。李秀成随后也领兵屯扎白石山为后援。十月九日（11月14日，十月六日）清晨，陈玉成军发起进攻，直逼李续宾大营。翌日，湘军反扑，企图突围。时值大雾迷漫，湘军只闻喊杀声，不知太平军在何处，乱成一团。陈玉成部在金牛镇与湘军对阵，李秀成部从白石山赶来助战，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乘势出击，将敌军层层围困，战线绵亘二三十里。经激烈战斗，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全部被歼，李续宾及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以及四百余文武官员被击毙。三河大捷后，陈玉成与李秀成乘胜收复舒城、桐城、潜山、太湖、使围攻安庆的清军狼狈退走。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己未九年二月），陈玉成等收复六安后，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击溃清军，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旋在庐州护城击败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军，歼其马队，使其从此不能复振。在皖南，咸丰八年十一月（1858年12月，戊午八年十一月），李世贤在安徽宁国湾址镇大破清军，阵斩提督邓诏良。同时，杨辅清攻占江西景德镇，屡败湘军张运兰部。至此，天京上游局势暂时得到稳定。

当太平军集中兵力在安徽与湘军激战之际，天京又告危急。先是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858年11月3日，戊午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捻首李昭寿以滁州降于胜保，改名李世忠。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59年2月28日；已未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答天豫薛之元又以江浦降于李世忠。世忠乃率军进占浦口。后虽经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于十月击败江南大营北进之军，斩湖北提督周天培，复占浦口、江浦，但天京之围并未得到缓解。咸丰十年正月九日（1860年1月31日，己未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南大营清军连陷浦口沿江营垒八座，隘卡十余座。次日，清军又攻陷卫护天京与江北岸及水上交通的要塞九袱洲，添筑营垒，挖掘长壕，加紧围困天京。至此，天京水陆接济均被断绝。为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案，即以精兵间道奇袭敌人粮饷重地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往救，然后迅速回师，摧毁江南大营。太平军各路将领在芜湖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后，正月十九日（2月10日，庚申十年正月二日），李秀成从芜湖出发，日夜兼程，疾趋浙江，于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二月九日）攻克杭州。和春闻报，急派总兵张玉良统兵一万三千人前往救援，三月二日（3月23日，二月十三日）进抵杭州城下。秀成见敌人中计，遂于次日撤出杭州，经皖南于三月十八日（4月8日，二月二十九日）抵建平。各路大军将领即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五路进援天京。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三月二十三日），太平军五路大军对江南大营发动总攻，城内部队也从各城门出击，内外夹攻，一举打破清军营垒五十多座，数万清军全部溃败。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三月二十七日），太平军直逼孝陵卫清军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大臣张国棵率残部败逃，江南大营被击溃，天京解围战获得全胜。

天京外围战斗结束后，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四月一日），诸王登朝庆贺，并筹划下一步军事行动。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李世贤意在攻取闽、浙，洪仁玕主张乘胜下取苏、杭、沪，然后“即取百万购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③。李秀成、洪秀全赞同洪仁玕的方案，遂确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四月五日），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以及陈玉成部将刘玱琳等各路太平军一齐出动，向东南挺进。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四月九日），太平军克丹阳，张国棵落水而亡，和春逃常州。四月六日（5月26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克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逃至浒墅关自杀。四月十三日（6月2日，四月二十三日），在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绝望自杀。随后，太平军分头出击，先后攻克苏南各重镇。太平天国以苏州为首府，建立苏福省。

六月十五日（8月1日，六月二十二日），太平军从苏州出发，向上海进军，在此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抵抗。在太平军攻克常州当天，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即联合宣布要保卫上海，并组织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布防；苏松太道吴煦与买办杨坊出资雇佣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军相对抗。太平军进抵青浦，大败华尔洋枪队，重伤华尔，然兵顺流破松江。七月二日（8月18日，七月九日），太平军进抵上海徐家汇。英法侵略军和清军共同抗拒。太平军因猝不及防，遭到挫败，加之嘉兴告急，李秀成于五日撤后往救。在李秀成沿江东下的同时，陈玉成率军自天京经宜兴入浙江，连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安庆告急，陈玉成回师援救。但太平军进攻浙江的计划并未放弃。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十一年），李世贤、李秀成先后进军浙江，相继克复金华、严州、处州、宁波、绍兴、台州各府县。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十一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杭州，太平天国建立起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至此，江浙大部分地区都归入太平天国的领域，成为支撑后期太平天国政权的根据地。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力挽危局的同时，于政治上也力图刷新、整顿，重新振作起来。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五月，己未九年四月），洪仁牙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其主要内容：在政治方面，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分散、离心的倾向，主张“要自大至小，自下而上，权归于一”，以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意见，以便“上下情通”；指出革新政治的关键是制定法律、制度、造就和使用官吏要得当。在经济方面，主张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设立银行、发行纸币，奖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设学馆、医院，禁止迷信和鸦片，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④。这些建议和主张，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理想远远超出了农民迫切解决土地问题的直接要求，而当时的客观环境也无法使其见诸实行。因此，《资政新篇》的颁布，并没有在政治上创出一番新气象，打开一个新局面。

太平天国后期，内部的封建落后性进一步发展，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天王洪秀全陶醉于宗教迷信，信天不信人，不能妥善地处理军政事务。天京官府无不广蓄货财，腐化堕落。军队将领拥兵自重，不顾大局。洪秀全为巩固天王的地位，使各级将领互相牵制，同时为满足文武官员追逐名利地位的愿望，不惜滥封王爵，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封王者竟达二千七百多人。由此搞得上下人心不服，各有他图。

江、浙根据地开辟以后，太平军在各地继续执行镇压地主武装、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的革命措施，加之农民对地主的自发斗争，在政治、经济上都打击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江、浙的经济出现了某些繁荣的景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豪绅，地主团练武装也极为嚣张。他们或盘踞一方，依旧欺压人民，或与清军暗中勾结，“以图恢复”；或者拉拢勾结太平军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组成叛乱集团，阴谋与清军里应外合，从内部搞垮太平天国政权。可见，江、浙根据地并不是巩固的。

由于政治上日趋衰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被摧垮后，清廷原拟由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设想完全破灭，咸丰帝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支撑危局。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委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令其带兵东援江浙。但曾国藩认为：“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⑤因此，他舍下游不顾，集主力进攻安庆。咸丰十年（1860，庚申十年）春，正当各路太平军沿江东下之际，湘军曾国荃部已乘虚进犯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为应付西线紧张局势，陈玉成放弃进克杭州，急于七月回师安徽。八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回京，讨论西征战略，确定陈、李两军沿长江北南两岸向西挺进，并于十一年三月会师武汉，从而迫使围攻安庆的湘军撤围回援。十年八月中旬，陈玉成率军自天京沿长江北岸西上，试图直接解安庆之围，与湘军在桐城、安庆激战，失利；遂于十一正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6日，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率军五万从桐城西进，连克霍山、英山，二月七日（3月17日，二月六日）进占湖北黄州，逼近武汉。经第二次鸦片战争，汉口已确定为通商口岸；此时英国驻沪海军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乘船抵武汉，十二日（3月22，日，二月十一日），巴夏礼赶到黄州见陈玉成，以保护武汉商务为借口，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陈玉成担心英国干涉，又因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军未及时赶到，便决定暂停进攻武汉，令赖文光留守黄州，亲率大军围攻德安、随州等地，同时派人急速回京请示进止。三月，安庆告急，玉成分军留守湖北各城，自率精兵回援安庆。

太平军会攻武汉计划的失败，使湘军得以全力进攻安庆。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屯兵安庆外围据点集贤关，逼攻围城湘军，调驻守六合一带的吴定彩入安庆助守；洪秀全又派洪仁玕、林绍璋率军增援，进驻桐城。当时双方阵势犬牙交错，内线外线互相包围，但其基本态势是：湘军深沟高垒，围城打援；城内太平军进行阵地防御，城外太平军进行阵地攻坚；优势在湘军一边。陈玉成在形势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决意与敌决战。经一个多月的激战，太平军未取得进展。四月底，陈玉成部骁将刘跄坚守的集贤关赤岗岭营垒被敌攻破，四千多精锐将士阵亡。七月，陈玉成再次组织大军猛攻围城湘军，城内守军也列队四方接应，但由于敌军内攻外拒，拼死抵抗，双方未能会合。城外援军失利，城内弹尽粮绝。八月一日（9月5日，七月二十六日），正当陈玉成军与围城湘军后队激战之际，湘军前队炸塌安庆北门城垣，乘势冲入，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等一万六千余将士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安庆失陷。陈玉成率军退守庐州，准备反攻，后湘军扑向庐州，经三个月激战，陈玉成向北突围抵寿州。同治六年四月十九日（1862年5月17日，壬戌十二年四月六日），陈玉成等被驻寿州团练头子苗沛霖所执，送解胜保军营。胜保诱逼他投降；陈玉成大义凛然的回答：“大丈夫视死如归，你不要饶舌!”⑥五月八日（6月4日，四月二十三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滓英勇就义，年仅26岁。安庆失陷和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西部防线彻底崩溃了。

安庆失守与李秀成未能及时应援有一定关系。江南大营被摧垮后，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他先是未能如约与陈玉成会师武汉，后在安庆解围战正趋激烈时，又未前往救援。咸丰十一年四月底，李秀成军进克武昌以南各县，此时陈玉成正在安庆外围与湘军苦战，如李军再向武昌挺进则围安庆之敌必然回援。但由于李秀成在战略思想上重江浙，对力争上游认识不足，加之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出面干涉，所以他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不仅未进攻武昌，反而率军退回江西。八月，在江西铅山，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归来的童容海、吉庆元等20余万人，归入李秀成部。于是，李率军顺势东下，十一月，克浙江杭州。十二月八日（1862年1月7日，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部将谭绍光等从杭州出发，向上海进军。同时刘肇均所部从苏州出发，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二十一日（1月20日，十二月十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抗拒。

西太后通过辛酉政变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权力后，为维护其统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方面进一步重用汉族地主官僚，一方面明令各地方官要利用外国侵略势力“助剿”。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十月十日），清廷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立即拟定分兵三路向太平军反扑的计划：一路由曾国荃率嫡系湘军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左宗棠配合外国侵略军，进攻浙江；另一路由李鸿章勾结外国侵略军专图苏、常。李鸿章采到上海之前，江苏地方官僚，即已勾结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策划防守上海的方案。这时，英法侵略军在上海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扩编至五千人，改称为“常胜军”。同治六年（1862年，壬戌十二年）初，英法侵略军，“常胜军”伙同清军，向太平军疯狂反扑。开始，由于敌人装备先进，太平军受到挫折，被迫退出嘉定和青浦。四月中旬（5月中旬，三月下旬），李秀成亲率万余人自苏州增援。四月十六日（5月14日，四月二日），太平军由太仓反攻，经两天激战，摧毁清军大营三十余座，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大量洋枪洋炮；接着乘胜克复嘉定，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率败兵逃走。同时，奉贤南桥镇太平军在与外国侵略者激战中，虽遭挫折，但杀伤不少敌人，且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五月一日（5月28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进攻青浦，占领泗泾；次日李秀成军大败华尔，进围松江。十三日（6月9日，四月二十八日），太平军克复青浦，活捉“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恩德。太平军乘胜进至虹桥、漕河镇、法华镇、徐家汇等地，直逼租界和上海县城。正当上海岌岌可危之时，天京又被湘军围困，天王一日三诏严命李秀成回援。二十三日（6月19日，五月八日），李秀成从上海撤军退回苏州。

拙政园湘军攻陷安庆后，实行“欲拔根本，先剪枝叶”战略，在半年多时间内，逐一攻占天京、安庆、庐州间太平天国重要据点，然后顺流东下。五月三日（5月30日，四月十八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率军二万扎营雨花台，彭玉麟率湘军水师进泊护城河口，天京第三次被围。五月二十八日（6月22日，五月十一日）、七月十一日（8月6日，六月二十五日），李秀成在苏州两次召开军事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联合太平军各部分三路解天京之围：北路由忠王李秀成、侍王杨世贤率领主力十余万，进攻天京城外的敌军；中路以护王陈坤书为首，攻芜湖、金柱关，截断敌军粮道；南路由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率领进攻宁国，牵制敌人增援部队。从闰八月二十一日（10月14日，十月三日）至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五日），四十六天时间，在天京郊外东至方山，西至板桥镇约五六十里的阵地上，李秀成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湘军展开激战，打得敌人难以招架。但是时已进入隆冬，中路军未能截断敌人粮道，而太平军棉衣、粮食却发生严重紧缺，李秀成被迫停止进攻。为最后解除湘军对天京的围困，洪秀全严令李秀成渡江，出军皖北，企图诱使敌军回援。从同治元年十月中旬（1862年12月上旬，壬戌十二年十月下旬）起历时7个月时间，李秀成率军在皖北转战，连遭挫折。该地区在清军烧杀扰害下，赤地千里，太平军得不到给养，病死、饿死的很多，士气低落。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癸开十三年五月），湘军攻占雨花台，李秀成奉命回军救援，在江浦南渡时，又遭湘军截杀，伤亡惨重。

这时，太平天国江浙地区的局势也日趋恶化。在江苏，同治元年三月十日（1862年4月8日，壬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率首批湘淮军抵上海，不久出任江苏巡抚。他先是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阻止李秀成对上海的进攻，随后又联合英国侵略分子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进犯苏南，相继攻陷太仓、昆山、吴江，进犯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的指挥下，决心坚守阵地，顽强拒敌。因久攻不下，敌人便收买叛徒从内部瓦解太平军。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癸开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纳王郜永宽等刺杀谭绍光降清，苏州失陷。在浙江，自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壬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平军从宁波撤出后，一直受到来自浙西左宗棠所率湘军和来自浙东外国侵略势力的夹击。太平军英勇抵抗敌人的进攻，八月底（9月下旬、八月上旬），在慈溪击毙“常胜军”统领毕尔。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敌占优势，太平军阵地相继告失。浙东方面，法国侵略者指挥的“常捷军”和英国侵略者指挥的“常安军”，以及英、法侵略军，相继攻占余姚、上虞、绍兴。浙西方面，湘军连下严州、金华，接着常胜军与湘军联合攻占富阳，且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年3月31日，甲子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克杭州。太平天国江浙根据地基本瓦解。

苏州失陷后，李秀成赶回天京，向天王指出：湘军已四面围困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惟一出路只有“让城别走”。洪秀全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并斥责李秀成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天京粮食紧张，天王下令“合朝俱食甜露”，并“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朝依行毋违”⑦。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年6月3日，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六月六日），湘军从地道埋放炸药，轰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不少战士与湘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直到最后牺牲。天京陷落后，李秀成从城中逃出，被湘军俘获，在写完几万字的供词后被杀。分散在大江南北的太平军余部，继续战斗，直到同治七年（1868）才告结束。

由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后长达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省，攻克城市六百多座。它以暴风骤雨之势，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也给予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提出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纲领，因而最终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注释①②《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③《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④《太平天国》第2册，第523～539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

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3册，第2009页。

⑦《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捻军始末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农民抗清武装组成。它的前身是捻党，又称捻子。淮北方言，“捻”即一股一伙的意思。捻党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本为民间穷苦群众的反清结社，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盐贩、饥民、游勇等，活动地域早期在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各地。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捻党的活动日渐活跃起来。当时，在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地区，一些不堪封建压迫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临时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自号为捻”，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以及杀富济贫的斗争。不少盐贩也结伙成捻，保运私盐于各地，同清政府盐巡相对抗。初期，捻党实际是一种不定型的群众反抗组织，它聚则为捻，散则为民，无固定的组织和群众。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人数也不一致，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捻党的首领，起初称“响老”，后来称“捻首”，多是地方上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各地捻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普遍展开，安徽、河南等地的穷苦群众也纷纷结捻。到咸丰元年（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同年，河南南阳和南召等地捻党在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领导下，分别聚千人起义；凤阳、颍州等地捻党也揭竿而起。次年，安徽亳州一带捻党首领张乐行（即张洛行）、龚得树等人，在雉河集（今涡阳）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并攻占河南永城等地。接着，永城马金标、毫州朱洪占、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个捻首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即十八股），拥立张乐行为总领袖，在蒙城、毫州等地从事抗清斗争。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路经安徽、河南，捻党闻风响应，遍地而起。从此，捻党脱离反清结社的状态，进入武装抗清的新阶段；其起义武装，即被称为“捻军”。

各路捻军在同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感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御公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首领齐集安徽毫州雉河集，举行“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按会议规定，盟主是捻军的最高统帅，“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①，但无人事任免权。盟主之下的五色总旗各设总目，称“大趟主”确定以张乐行兼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兼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侯士伟兼领红旗；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祭告天地，发布文告，颁发《行军条例》。文告痛斥清朝官吏“酷以济贪，视民如仇”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暴行，阐明捻军“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的起义宗旨，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②的军事纪律。通过这次会盟，捻军在组织上由分散趋于统一，在政治上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清目标。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力量迅速扩大。他们以雉河集总部为基地，不断派兵四出，攻打清军。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张乐行、苏添福率众3万余人出击，首先在庙集击败颍州知府陆希浞部，接着又于泥秋集打败河南道员张维翰部。随后，捻军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继而则东出江苏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下包围毫州，占领蒙城，并分兵攻打鹿邑和颍上，捻军声势大振。当捻军以重兵围攻毫州之际，河南按察使余炳涛于十月二十八日（12月7日）乘虚袭占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回毫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涛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十一月九日（12月17日），捻军在永城附近麻种集，大败负责剿捻的湖南提督武隆额部，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后张乐行得悉清军援兵纷至，遂撤围返回雉河集。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分兵五路再次进军河南。捻军在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部后，进围归德城，但不久又撤回雉河集。

这时，捻军已有相当实力，其人数达十余万人，其控制区域“南至颍霍，北抵萧、砀，东接怀远，西连归德”。在军事上，它“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③。但它的弱点也是明显的。首先，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在组织上并未达到完全的统一。各旗基本上是按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彼此互不统属，各种集团林立，每旗内部也无固定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成员在各旗之间可随意流动，组织极为松散。其次，各旗捻军并非全部脱产的专门武装。一般地说，在捻军控制区，农民即捻军，捻军即农民。部队既无固定的军饷供给制度，也缺乏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为简陋，因此其战斗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标。它不仅未能乘胜建立政权，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相反地，十几万大军只是在为解决眼前衣食问题而奔波，即所谓“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欢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④。这样，捻军即不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一旦遇到主力清军则又必然遭到惨败。咸丰六年三月（1856年4月），清廷严令河南巡抚英桂督师剿办捻军。英桂采取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命给事中袁甲三、南阳总兵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毫州以北向南进攻；以傅振邦、侍卫伊兴额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战斗开始后，捻军接连失利。清军乘胜推进，于五月十七日（6月19日）攻占雉河集。为调动敌人，张乐行等率部南下，渡过颍河，击败乡勇王庭兰部，占领豫皖边界商业重镇三河尖，然后，乘敌向豫东南集中，蒙毫一带守备空虚之际，捻军又沿淮河东行，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24日）重返雉河集。清军大队随即扑来，张乐行不得已，率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咸丰七年一月（1857年2月）重占三河尖。

此时，太平天国经天京事变后，力量大为削弱，淮南防务相当脆弱，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张乐行、龚得树等首领在淮北屡战失利，受到清军的巨大压力，也亟望得到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基于这种共同需要，二月九日（3月4日），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邱城外。经过协商，决定两军联合行动，捻军全体成员蓄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旗帜，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苏添福被封为“立天侯”，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但捻军“听封而不听调”，不改变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不出境远征，联合并非合并。此后，捻军分别与陈玉成、李秀成部配合，在河南固始、安徽霍丘、颍上、正阳关、寿州等地作战。五月（6月），捻军被清军围困于正阳关，经几个月的鏖战，关内捻军粮食用尽，加之瘟疫流行，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派援军赶到，于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撤至六安。不久，六安捻军内部发生分裂，以蓝旗旗主刘永敬（刘饿狼）及其侄刘天台（小白龙）为首，反对与太平天国联合，主张重返皖北，张乐行、龚得树反对他们的意见，并以阴谋叛变罪名将他们杀害。蓝旗部众大愤，擅自由六安返回淮北。从此，捻军分裂为淮北与淮南两部分，淮兆捻军向山东和河南远征打粮，淮南捻军继续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

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1858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清军激战时。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六安失守后，捻军在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姜台凌等率领下，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攻占淮河北岸怀远城。在此因政治主张不同，孙葵心、姜台凌率部北归颍州，从而不再与张乐行部合作。为配合太平军解除江北大营对天京围困的军事行动，捻军在龚得树的指挥下，沿淮河东进，先后攻克临淮关及凤阳府县两城。这样，捻军就控制了淮河中段，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把淮河北岸捻军的抗清和南岸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联接了起来。与此同时，淮北捻军孙葵心等曾一度深入到鲁西南地区，攻占城武、单县、曹县三城，随后经河南退回皖北，给清朝山东、河南地方统治以重大打击。就在这一年，太平军打破了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围攻，接着又取得三河战役的胜利。从而使太平天国江北占领区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当捻军和太平军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东战场发生了李昭寿和薛之元的叛变，北战场也发生了一系列捻军首领叛变的事件，因此，太平天国和捻军又陷于被动。咸丰九年（1859年3月），陈玉成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台、盱眙，进攻滁州、耒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所部退守盱眙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翁同书在东西粮道均被切断的情况下，于六月十八日（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辖区联成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暂时稳定了内部。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捻军四出活动，引起清廷震惊。十月五日（10月30日），胜保丁忧，命署漕运总督袁甲三署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同时胜保趁淮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3千多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洛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于十月十四日（11月8日）退出怀远，退守临淮关和定远。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袁甲三在离临淮关30里的张家沟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后，迅速集结兵力，总兵力由3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余人。接着袁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清军作战之机，于十二月十八日（1860年1月10日）攻占临淮关。咸丰十年一月四日（1860年1月26日），清廷以胜保剿捻无功，撤去其钦差大臣职务，命往河南督办攻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州）、宿（州）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滕阿帮办军务。袁甲三在占领苏临淮关后，督军围攻凤阳，于咸丰十年一月二十二日（1860年2月13日），诱擒守卫风阳的捻军首领张隆；次日捻首邓政明献城投降。

青花云龙纹瓶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阳三城后，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一月三十日（2月21日），捻军东出苏北敌后，一举占领苏北重镇清江浦（今淮阴）。战后，太平天国将张乐行由征北主将晋封为沃王。从闰三月下旬（5月中旬）至六月中旬（8月上旬），经近3个月的激战，捻军击退清军对定远的围攻。然后，捻军和太平军转攻凤阳、寿州，未果。随后，捻首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人随陈玉成部南下，谋解安庆之围。十月二十八日（12月10日），孙葵心在桐城西南桂车河战斗中牺牲。咸丰十一年二月四日（1861年3月14日），龚得树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安庆于八月一日（9月5日）失守后，陈玉成鉴于淮北捻军力量还相当强大，直隶、山东等省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为“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兰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移交给太平军后，于十一月二卜四日（11月25日）率全部人马返回淮北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张乐行进驻颍上后，于十二月中旬（1862年1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沛霖的团练共同围颍州城。不久，胜保奉命由豫入皖。捻军、太平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同治元年三月中旬（4月中旬）撤离颍州，退入太和境内。时苗沛霖叛变，四月十七日（5月15日），陈玉成率三千人北走寿州，被苗沛霖诱捕，解送颍州胜保军营。张乐行、马融和得讯，率部往救未能成功。五月八日（6月4日），陈玉成牺牲后，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军；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雉河集，同其他捻军一起，与淮北的清军展开顽强战斗。

陈玉成牺牲后，太平军在皖南的根据地丧失殆尽，淮北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久，僧格林沁率马步兵数千人南下，并于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攻占河南商丘马牧集以南的金楼寨。此时，原来对付太平军的李续宜、袁甲三等部也转旗北上，协同僧军及豫、苏、鲁清军共同对付淮北的捻军。七月二十五日（8月20日），清廷进一步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剿捻军务，在清军重兵围攻的形势下，张乐行等未能及时转移，而是集众20万于雉河集一带，进行防御战。经数月战斗，清军相继占领毫北和毫东地区。同治二年（1863年）初，清军在苗沛霖团练配合下向雉河集挺进。这时，为分散敌人的兵力，张乐行命张宗禹率部突围，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但清军步步进逼，捻军接连失利，捻首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二月五日（3月23日）夜，张乐行率20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出卖。次日，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义子王琬儿等被清军杀害；姜台凌、孙葵心等向清军乞降，亦被处死。

张乐行牺牲后，捻军余部在张宗禹、任化邦率领下，离开淮北，转战于湖北、河南、山东，后进抵豫陕边界，拟与进入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太平天国封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张禹爵（张乐行侄）为幼沃王。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同治三年三月下旬（1864年4月下旬），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在鄂东地区，联军遭到清军的阻击，未能抵天京外围。天京陷落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减，在与清军战斗中，屡受挫折。十月十七日（11月5日），在安徽霍山黑石渡，扶王陈得才部与僧格林沁部激战，损失惨重，祜王兰成春被叛徒出卖牺牲，马融和等投降，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

霍山战后，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等部太平军，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部，在鄂北地区会合。接着，他们在鄂豫边境进行合并和改编，推赖文光为首领；确定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军队以太平军军制重新整编，但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设大旗小旗；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战术上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两军合并后，史称新捻军，逐渐形成一支约有十余万人的骑兵军团，奔驰于豫、鲁、苏之间，予清军以沉重打击。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联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一举歼灭清王朝在北方的主力军蒙古马队，击毙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

高楼寨战役后，清廷改派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命其率湘、淮军北上攻打捻军。曾国藩上任后，改变以往清军狂奔穷追的战略，提出“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等战略方案。“重点设防”就是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和江苏徐州四个城市设置重兵防守；又在四省的十三个府州（江苏的淮安、徐州、海州；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的归德、陈州；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济宁）驻扎少量军队，作为第二道防线，图谋“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⑤。“布置河防”，就是东面以山东的运河，西面以河南沙河、贾鲁河，北面以黄河，南面以淮河，构成一个包围圈，在此四河的河岸上，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工事，以阻击捻军。“查圩”就是以地方团练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进行登记和清查，实行连坐法，以切断捻军和群众的联系，肃清后方。他本人则坐镇徐州，以逸待劳地来对付捻军。

但是，捻军不顾曾国藩的围追堵截，继续采用流动作战的方针，到处打击敌人。捻军在高楼寨战役后，乘胜进军皖北，返回蒙毫地区。此后，捻军驰骋于皖北、河南、湖北之间，不断打击曾国藩的防堵军。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1866年9月24日）夜，捻军在汴南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胜利进入山东河套区。曾国藩因“剿捻无功”，退回两江总督原任；清廷改派李鸿章继任攻捻主将。

捻军虽屡败清军，但在政治上提不出新的号召，又没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因而斗争形势日益艰险。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军难战”⑥，为扩大势力，并拟在四川建立革命政权，遂于九月十二日（10月20日）在河南许州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然后由湖北入川，是为东捻军；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西北，往联回众，再由陕甘入川，是为西捻军。

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率领下，由许州出发，向东北越黄河故道入鲁西南，拟挺进山东腹地，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但因清军阻截，未能突破运河防线，遂折而向西，经河南达鄂东北。不久，东捻军连克麻城、云梦、应城，在德安（今安陆）、安陆（今钟祥）等地区转战，准备西入川陕。李鸿章急调清军围剿：命湘军鲍超部进襄阳、樊城地区；淮军刘铭传部与豫军张曜部扼鄂豫交界；安徽巡抚英翰率皖军驻皖西；湖北巡抚曾国荃驻武胜关，以六千新湘勇为游击之师；妄图将东捻军消灭于尹隆河一带。东捻军采取流动战术，伺机打击疲惫之敌。十二月六日（1867年1月11日），东捻军在安陆府臼口镇附近罗家集，全歼新湘勇四营二千余人，重伤清提督郭松林。十二月二十一日（1月26日），东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再击败清军，阵斩淮军总兵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年2月19日），东捻军在安陆府尹隆河附近，将淮军刘铭传部包围，杀其部将总兵唐殿魁、田履安及副将李锡曾、胡衡煦等；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但正在此时，湘军鲍超部从东捻军侧背发动猛攻，捻军损失二万余人。于是，东捻军放弃进兵川陕计划。由湖北枣阳进入河南，于五月（6月）攻入山东登、莱地区。从此，东捻军被李鸿章淮军围困于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两岸和六塘河北岸的地区内。在此严峻形势下，东捻军虽进行顽强战斗，但始终未能突破清军防线。十月二十四日（11月19日），在江苏赣榆战斗中，东捻军受挫，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杀害。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4日），赖文光率军在山东寿光海滨洋河、弥河之间，与清军主力决战，死伤3万余人，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殉难。赖文光率千余人南下苏北，抵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十二月十一日（1968年1月5日），淮军吴运兰部往攻，赖文光伤重被俘，于十六日（10日），在扬州英勇就义。

以梁王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约六万余人，于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从河南许州出发长驱入陕。十二月十八日（1867年1月23日），在西安近郊灞桥一卜里坡，西捻军大败清军，阵斩汉中镇总兵肖德扬、记名提督杨德胜、道员肖德纳等，击溃陕西巡抚刘蓉所部主力，进逼西安。清廷急派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在左宗棠未入陕前，先派提督刘松山率部分湘军入陕。刘部于年底到达西安。同治六年二月（1867年3月），西捻军与刘松山军在西安附近交战失利，遂沿渭水南岸西进，于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在陕西鄙县渡过渭水进抵渭北。五月十三日（6月14日），左宗棠统军自湖北樊城起程，分三路人陕。左宗棠采取“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作战计划，派军先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力图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予以歼灭，然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九月二卜七日（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北上白水，突破包围罔后，经中部（今黄陵）、洛川，驰入陕北。十月十九日（11月14日），西捻军与回民起义军相配合，在中部大败湘军悍将刘松山部，随后乘胜连占绥德、安塞、延川等县城。就在这时，张宗禹接到东捻军救援书信。

为解除东捻军的危局。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于十一月中旬（12月上旬）由绥德急速南下。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7日），大军在陕西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然后以破竹之势经山西吉州、乡宁、临汾、垣曲，越太行、王屋山入豫北济沅，再由怀庆、新乡等地入冀南，复沿直隶中部北上，经顺德、保定、易州，于同治七年一月（1868年2月）进抵北京近郊卢沟桥。西捻军突人京畿，清廷大震，急令各地勤王。时东捻军业已失败，西捻军已成深入敌后的孤军，在各路清军包围的困境中，西捻军突围南下，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在冀中饶阳东北地区遭清军袭击，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殉难。张宗禹率军继续南进，重返豫北。三月二十日（4月12日），西捻军在滑县击败清军。接着从东昌城南李海务渡口渡过运河，进入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天津减河以南的直隶、山东地区。在这里，西捻军曾几次沿运河东岸北上进攻天津，均为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原的洋枪队击退，遂滞留渤海之滨地区休整。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达直鲁地区，完成对西捻军的包围。西捻军在方圆六七百里地区内，继续流动作战，忽而北上，忽而南下，虽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但几次抢渡运河以突破重围却均未成功。五月二十七日（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遭清军伏击，伤亡千余人；六月七日（7月26日），与清军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又损员三四千人；六月十二日（7月31日）在洛阳玉林镇与清军激战，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梁王张宗禹负伤，率余部突围。六月十六日（8月4日）、二十七日（15日），西捻军两次抢渡运河失败后，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二十八日（16日），西捻军在茌平南镇，与清军阻击部队激战，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弟张宗先、子张葵儿等数千将士壮烈牺牲；张宗禹突围而出，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⑦。至此，捻军起义失败。

注释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册，第100页。

②《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第26～27页。

③④江地：《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2卷，第68页。

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上册第281页。

⑦《捻军》第2册，第108页。

各族之抗清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加深，使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群众反清起义的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起义有：东南各省天地会各支派的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见《捻军始末》）；西南各省的汉、苗、回各族人民起义；西北地区的陕甘回民起义。

一、东南各省天地会发动的起义天地会是民间反清秘密团体，创始于康熙年间①。乾隆中期以后开始兴盛起来。它以建立山堂、结盟拜会等形式组织群众，最初活动于广东、福建、台湾沿海地区，后来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及广西一带。因地区不同，其支派名目也各异、东南沿海有小刀会、红钱会；两广和湘赣地区有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有哥老会。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无统一的纲领和旗号。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天地会众在两湖、两广地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太平天国兴起后，天地会纷起响应，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一）桂北、湘南“升平天国”起义桂北、湘南是天地会活跃的地区。咸丰二年八月（1852年9月），胡有禄、朱洪英在广西南宁领导会众起义。这支起义军转战于湘、桂边境地区，屡次攻陷各县城池，人数从数千发展到数万人。咸丰四年八月十八日（1854年10月9日），起义军攻克广西灌阳县，建立“升平天国”，胡称定南王，朱称镇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翌年二月（1855年3、4月问），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罗大纲，致信邀约胡有禄等与太平军会合。胡、朱接信后，下令蓄发，各率所部万余人进兵湘南东安。清湖南巡抚骆秉章调集湘军和各县团练前往进剿。八月，湘军王鑫部围攻东安，起义军战斗失利，主动撤出。胡有禄于湖南祁阳、邵阳交界之四明山，被湘军击败，部将何文秀战死，胡本人被俘牺牲。朱洪英率部退回广西，旋又挥戈入湘。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朱军在永明、江华一带被清军击败；朱洪英只身走脱，潜入瑶洞。同治十三年（1874），朱再度于湖南耒阳起义，兵败被俘牺牲。

（二）小刀会起义太平天国时期，小刀会起义有两支：一是福建小刀会起义，一是上海小刀会起义。

倦勤斋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小刀会首领同安人黄德美、黄威，率会众于福建海澄县起义。从四月七日至十四日（5月14日至21日），七天内，起义军先后攻占海澄、龙溪、同安、厦门等九个城镇，队伍从千余人发展到万余人。黄德美自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遥奉“大明天德皇帝”，并以“天德”为年号。起义军“所到之地，军法甚严，出示安民。米谷定价，不许贵卖，百姓秋毫无犯”②。清政府一面动员组织当地团练，一面凋集广东、浙江两省军队入闽镇压。十月十一日（11月J1日），在清军围攻下，厦门失守，黄德美突围后被执死，黄威等退居闽粤海面，坚持战斗。咸丰四年（1854年），黄威曾率众攻晋江、厦门、香港、台湾不克，后避居印尼。

上海小刀会系刘丽川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成立。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道光二十五年（1845）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九年至上海，任外商洋行通事，不久辞去该职，以伤科医生为业。就在这一年，他联络各方人士，成立小刀会，对外以“义兴公司”为名号。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定都南京，上海小刀会策划响应。七月十三日（8月17日），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嘉定县南翔农民起义，一度占领嘉定县城。八月三日（9月5日），徐耀与青浦县周立春联合，发动第二次嘉定起义，再度占领嘉定。八月五日（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之机，广东帮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发动起义。起义军在守城清兵的内应下，从北门冲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击毙上海知县袁祖德，生擒上海道台吴健彰（后在外国侵略者帮助下被释放）。起义军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大明国”，改元“天运”。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刘丽川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宣布起义目的在于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申明军纪，严饬起义士兵“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③。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为扩大战果，起义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出击，于八月七日（9月9日）占宝山，八日（10日）破南汇，十一日（13日）克川沙，十五日（17日）占青浦。起义军拟乘胜占领太仓，挺进苏州，但为清军所阻，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上书洪秀全，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至上海主抟军政大事。同时，起义军将“大明国”改为“大明太平天国”，刘丽川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东王杨秀清传檄刘丽川，欢迎他们率众来归；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也曾准备派军接应，但因当时太平军正紧张进行北伐、西征，无力实现这一设想。

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给予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以重大打击。清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统清军，立即向起义军发动反扑。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9月22日至27日），起义军被迫从嘉定、青浦、宝山、南江、川沙撤离，退守上海。从九月初（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从水陆两方面连日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当时外国侵略者表面伪装“中立”，暗里却支持清军，镇压起义军。咸丰四年五月二十日（1854年6月15日），美国公使麦莲和英、法驻上海领事会议，决定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不久，许乃钊被革职，按察使吉尔杭阿接任江苏巡抚。他与侵略者协议，加紧修筑界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得到粮食和军火的供应。十月十七日（12月6日），法军无理要求刘丽川拆除洋泾滨南岸炮台，起义军严辞拒绝。十月二十五日（12月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十一月十八日（1855年1月6日），起义军打退了法国侵略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毙伤法军40余人，清军2000余人。十二月三十日（2月16日），法军配合清军再次向上海县城发动进攻，又被起义军击退。这时，起义军在上海孤城浴血奋战已长达17个月，在敌人封锁下，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咸丰五年元月一日（1855年2月17日）夜，起义军分路突围，刘丽川不幸壮烈牺牲，以潘起亮为首的部分起义军抵镇江加入太平军，另一部分义军转到江西参加天地会起义。

（三）广东三合会起义天地会系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中，以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三合会起义，声势最大。陈开，广东佛山镇，架船为业。李文茂，广东鹤山县人，原系粤剧艺人。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遣使至广东，联络三合会起义。五月十三日（6月8日），三合会首何禄于东莞首先发难，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三合会起义的序幕。六月十一日（7月5日），陈开在南海县佛山镇聚众起义，建国号大宁，自为军师，称大王。接着，李文茂等在广州北部佛岭市起义响应。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自称“洪兵”，又称“红兵”。随后，各地三合会众接连起义，“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贼垒相望，道路梗塞”，省城广州“势孤援绝”④。陈开、李文茂乘势分三路围攻广州。但由于各地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方团练各个击败。两广总督叶名琛急忙从各地调军往援省城，又求得英、法、美等国船只将援兵、军粮、武器偷运广州。红兵围攻广州半年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取胜。十二月十日（1855年1月27日）清军分13路同时进攻佛山镇，红兵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叶名琛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有10多万起义者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突围的红兵，一部分相继转至湖南、江西，加入太平军，此即为太平军中的“花旗”。陈开、李文茂等则率红兵主力沿西江撤退，于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4月间）进占肇庆。经休整后，四月六日（5月21日），陈开、李文茂会同广西浔、梧一带天地会首领梁培友等，率军4万余人，乘船千余艘，从肇庆出发，沿江西征。起义军经梧州、滕县、平南，八月十七日（9月27日）攻克浔州府城（今桂平）。改称秀京，即以此为都，建立“大成国”，建元“洪德”，开炉铸“洪德通宝”钱，陈开称镇南王，以李文茂为陆路总管，梁培友为水陆总管。此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起义军先后攻占贵县、武宣、象州、平南，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陈开召开起义军将领会议，决定陈开改称平浔王，李文茂为平靖王，梁培友为平东王，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确定各王分别率本部从北、东、西三个方面发动进攻。咸丰七年二月二十日（1857年3月15日），李文茂部攻占柳州，接着乘胜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五月五日（5月27日），梁昌、区润所部不战而得南宁。八月十日（9月27日），梁培友部克梧州，将该城改名秀江府。此时，起义军占有府、州、县城40余座，控制大半个广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咸丰七年底（1858年初），陈开、李文茂分东、两两路会攻桂林。这时，应广西巡抚劳崇光之请，湘军陆续入桂；广东当局也正在积极进行收复梧州、浔州的准备，起义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李文茂统率的西路军在苏桥战败，遂弃柳州，改向贵州苗区进发，不久在贵州黎平再次受挫，旋又折回广西。十月（11月），李义茂在怀远（今融安北）山中病故，余部与陈开部会合。陈开部西路军在乎乐得知梧州告急，遂率部南返。四月十八日（5月30日），梧州为粤军占领。陈开乘柳州清军守备空虚之际，再占柳州，然后率主力南下浔州，继则东攻梧州、。咸丰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1859年4月14日至16日），起义军连续攻击梧州外围据点，均未得手，被迫退回浔州，转取守势。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在湘军进攻下，起义军主力大部丧失。七月十六日（8月21日），陈开率部撤离浔州城，向贵县退却。七月二十八日（9月2日），陈开在横州东北大滩被团练俘获，后解回浔州，英勇就义。

二、西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从咸丰中期到同治初年，西南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先后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一）贵州苗民与号军起义在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中，声势最大的是以张秀眉为首的黔东南苗民起义和以刘仪顺为首的黔东北号军起义。

张秀眉，贵州东部台拱厅苗民，雇农出身。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等不堪忍受封建压榨，率领苗民抗税起义，张被推为大元帅。他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发动进攻。经过三年的征战，到咸丰八年（1858），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边黔、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在这里，他们团结侗族、水族、布依族、回族人民，打击苗、汉地主豪绅，捣毁清军城堡，夺取清军“屯地”分给农民耕种。苗军同各族人民，在“重山复岭中，纵横盘踞七八百里，安居乐业以抗官兵”⑤。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陆续征调湘军席宝田部和川军唐炯部入黔，黔西北苗民起义和黔北号军起义相继失败，黔东南苗军处境亦日益困难。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五日（1870年11月17日），由于清军大举进犯和苗族地主的叛乱，苗族起义中心台拱失守。张秀眉退到雷公山，率众坚持战斗。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援黔湘军攻苗军各寨，杀苗民2万余人。四月六日（5月12日），张秀眉兵败被俘，后在长沙就义。为时18年的苗民起义，在湘、川、黔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头巾和旗帜的颜色不同，分红号、白号、黄号、青号等名称。咸丰五年十月二日（1855年11月11日），黔东北铜仁举人徐廷杰率抗征秋粮的农民起义，冲入铜仁府城，击毙知府葛景莱。江口、印江等地农民起义响应。这几支义军皆饰红色头巾，故称红号。起义不到一个月，红号连克桃厅、思南、玉屏等城，队伍迅速增至万人。不久。湘军入黔，攻陷铜仁，徐廷杰等牺牲，余众继续坚持斗争。咸丰七年冬（1858年初），年近八旬的灯花教主刘仪顺率众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起义，称为白号。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3月），杨和风等在安化（今思南）一带起义，号称黄号。各路号军起义后，攻破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寨，往来游击。为统一各路号军的行动，刘仪顺推举冒充明代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又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刘自任大丞相。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整个黔东北地区均为号军所控制。同治五年（1866），湘、川、黔军分三路进剿贵州各族起义军，但相继遭到失败。次年秋，清廷采纳太常寺卿石赞清建议，推行“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集中清军进攻号军。同治七年一月四日（1868年1月28日），湘军攻克思南府荆竹园黄号军根据地。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川、黔军攻陷平越尚大坪白号军最后据点，刘仪顺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坚持14年之久的号军起义，最后失败。

（二）云南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源于回、汉争矿事件。咸丰四年（1854），云南临安（今建水）回族与汉族地主商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发生械斗。冲突扩大后，清朝官府不问是非曲直，诬指回民作乱，大批屠杀无辜回民。咸丰六年（1856）春，各地回民相继起义，并逐渐汇合成两支强大的势力：一支在滇南，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一支在滇西，以杜文秀为首。

马复初（1791～1872），本名德新，原为伊斯兰教阿訇，早年曾往麦加朝圣，归而治宗教经典，讲经授徒，咸丰六年率众起义于新兴。马如龙（1832～1891），武秀才出身，也于六年率众起义于临安。二马联合后，成为云南东部和南部最大的起义力量。但他们自称起兵只在报仇，并非与朝廷为敌，故官府“一抚则顺”⑥。从咸丰七年至同治元年（1857～1862），起义军三次围攻昆明。第一次以讲和结束，第二次则围城十日即撤围，第三次则在高官厚禄引诱下投降。马复初被封为二品伯克滇南回总掌教，马如龙被授予临沅镇总兵，成为清政府“以回攻回”的工具。

杜文秀（1828～1872），永昌府保山县人，廪生出身，村塾教师。道光二十五年（1845）永昌汉族地主勾结官府残杀回民，杜曾代表回民赴京控告。咸丰六年（1856），他在蒙化（今巍山）聚集回、彝等族人民起义，攻克大理，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平南国。大理政权“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⑦。他们推行“不分回汉，一体保护”⑧的民族联合政策，采取恢复社会生产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并相继攻占53个州县，几占云南全省的一半。马复初、马如龙降清后，在云南督抚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对杜文秀进行诱降，均遭严厉拒绝。从同治六年至八年（1867～1869），杜文秀调集十万大军东征，目标在于夺取昆明。但久攻未下，起义军精锐损失惨重。清军在攻占南安、楚雄、定远之后，即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同治十年（1871），起义军作战失利，杜文秀义子艾山（刘道衡）往英国伦敦献土称臣，背叛祖国，乞怜求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72年12月27日），清军攻陷大理，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以求保城中百姓。同治十二年五月四日（1873年5月29日），清军进占腾越厅，起义最后失败。

（三）云南彝族人民起义咸丰六年四月（1856年5月），云南彝族雇农李文学（1826～1874），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协助下，率汉彝各族农民五千人，于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在密滴村设“彝家兵马大元帅府”，建立革命政权。他们采取“夷汉庶民，共襄义举”的方针，号召各族人民共同举义，“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在群众支持下，起义队伍迅速增至万余人，并逐步控制了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在根据地内，起义军采取耕战结合的措施，把18岁至40岁之间的男女组织起来，“练以战阵，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职”。根据群众要求，规定“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成，荒不纳”，并把“帅府督府近郊之庄主田亩，悉收为军耕”⑨，从而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治九年（1870），清军进犯，起义军失利，王泰阶战死。同治十一年（1872），李文学率军救援大理杜文秀起义军，遇伏兵败，为叛徒所执，献降清军，十三年（1874）被杀害于南涧牛街。起义军余部在李学东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光绪二年（1876）夏，李学东病故，起义失败。

（四）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李永和、蓝朝鼎同为川滇边哥老会首领。咸丰九年（1859）秋季，李永和、蓝朝鼎、蓝朝柱（大顺）在家乡云南；通府牛皮寨，聚众起义，以“不交租，不纳粮”，“打富济贫”为口号。起义军以“大明顺天”相标榜，李永和称顺天王，蓝朝鼎任大元帅，蓝朝柱任副元帅。不久，李、蓝起义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攻克犍乐。翌年，义军克自贡盐场，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接着，起义军向西进发，渡岷江后北上，前锋逼近成都，活动地区扩大到四十余州县，全军人数超过三十万。李永和以铁山为根据地，遣蓝朝鼎、蓝朝柱出征川北，夺取绵阳。咸丰十一年（1861），督办四川军务的骆秉章率湘军入川，镇压李、蓝起义军；蓝军在绵阳作战失利，退据丹棱，与眉州李永和部成犄角之势。十一月十二日（12月13日），在清军进攻下，蓝朝鼎率众突围，不幸为清军刺中额部，壮烈牺牲，余部由朝柱率领，经蒲江北上。之后，骆秉章集全力进攻青神，李永和等率部撤退，几经转战，于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1862年9月9日）抵达铁山地区龙究场。清军对该场围攻月余，未能得手，派人诱降，又遭拒绝，遂将环龙河闸断，阻水灌场。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8日），李永和等突围受伤被俘，被解往成都英勇就义。蓝朝柱在四川难以立足，遂率余部进入陕南，被推为“大汉显王”。旋与太平军西北远征军陈保才部会师汉中，被封为文王。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清军攻陷关中重镇盩厘。蓝朝柱突围后，于三月六日（4月斟日）在安康紫溪河遭地主武装袭击牺牲。

五彩蝴蝶纹瓶三、陕、甘回民起义陕西、甘肃、宁厦、青海等省，是我国回民聚居最多的地区，他们久受清政府的歧视和汉族地主的欺凌，早已十分不满。同治元年（1862）春、夏间，太平军陈保才部和蓝朝柱起义军先后入陕，西安以东渭南地区的回族人民，在伊斯兰教阿訇洪兴、任武等领导下，迅即响应起义，号称十八营。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渭南、华州、华阴、高陵、大荔等地，并屡次围攻省城西安。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统兵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军。同治二年（1863）春，多隆阿攻破大荔、渭南等地，西安、风翔围解，回民军遭受重大损失，主力遂退往甘肃。

在陕西回民起义影响下，甘肃回民也在同治元年（1862）揭竿而起。俟陕西回民起义受到挫折时，甘肃、宁厦、青海地区回民的反清斗争正逐渐汇聚为四个中心：以甘肃南部河州（今临夏）为中心的马占鳌部；以甘肃西部肃州（今潭泉）为中心的马文禄部；以宁厦南部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部；以青海东部西宁为中心的马文义部。各路回民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处于孤立地位。由于陕甘总督杨岳斌对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廷于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1866年9月25日）将其免职，调左宗棠继任；同治六年一月十八日（1867年2月22日），清廷又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一面纵兵烧杀抢掠，一面收买回军降将董福祥，施行“以回杀回”的反动政策。在清军的进攻下，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马化龙向清军献出金积堡投降。同治十一年（1872）初，据守河州的马占鳌开门迎降。同年八月（9月），青海西宁的回民军首领马永福（时马文义已死）亦投降。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集中力量进攻甘肃西部的肃州，九月二十三日（11月12日）城破，马文禄投降，后被杀。白彦虎部逃往新疆。坚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义遭到失败。

注释①天地会创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是刨于康熙十三年，一说创于雍正十二年，一说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本书暂依第一说。

②《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第100页。

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④同治《南海县读志》第26卷，第13页。

⑤《成同责·州军事史》第6册，第131页。

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册，第140页。

⑦《回民起义》第1册，第29页。

⑧《回民起义》第2册，第300页。

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第四十二章

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初，在外国入侵和国内人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当权官僚，在已经变化的形势面前，仍然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主张继续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反对任何变革，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尤为深恶痛绝。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另一部分握有实权的官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感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他们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特别是在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了西方船炮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必须与外国合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仿造西方的船炮，采取西法练兵。他们认为，要解除“内忧外患”的危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①。由于他们主张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为洋务派，把他们所搞的活动称为洋务运动。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内有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沂、军机大臣桂良、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之张之洞等有实力的督抚。由于李鸿章经办的洋务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成为洋务派最主要的代表。

当时，主持全国洋务活动的最高机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没有专门的、统一的外交机构，对外事务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立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领的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日益频繁的外交事务和公使驻京的新局面，为适应中外关系的转变，奕沂等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年1月13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十二月十日（1月20日），咸丰帝下诏批准。咸丰十一年二月一日（1861年3月11日），该机构正式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任命恭亲王奕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成立后，除逐步建立内部各种机构外，还下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同时，根据奕沂的建议，清政府又命崇厚为牛庄、登州、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九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命署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兼办南方各口通商事务（同治五年改称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总理衙门成立后，除办理外交、通商外，凡举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诸如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矿务、传教等，亦均归其管理。因此，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开展洋务活动的领导机构。

福州船政局洋务派所搞的“洋务”，内容非常广泛，诸如对外交涉、订立条约、购买西方军火器械、以“洋法”练兵、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都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但是，他们的主要事业则是兴办近代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用“洋法”训练军队。随着洋务运动重点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中，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重点在建立军事工业；从70年代至90年代为第二阶段，重点转为办民用企业。

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30多年里，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先后在各地设立约二十座制造枪炮、火药、水雷和兵船的军工厂，其中较重要的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

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早的兵工厂。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主要生产子弹、火药、枪炮，产品供湘军使用；劳动力从水师中调配，未雇洋匠。它虽然仍以手工制造为主，但却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为引进科学技术和从手工业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创造了条件，是洋务派仿造西式船炮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委派英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开办“上海洋炮局”，次年发展为马格里、苏松太道丁日昌、副将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年十月（1863年12月），李鸿章率军占领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随即迁至此地，称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以购置的上海虹口一家美商旗记铁厂为基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并入，且把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来的一批机器合在一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初期聘美国人科尔为总监工，雇美国工匠若干人，后更多地聘用英国技师。同治六年（1867），厂址从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以后基本建设、机器设备，逐年扩充，相继建成机器厂、铸钢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拥有工人二千余名。其创办经费约543万两，以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平均每年约60余万两。该局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所制军火及军用物资，多调拨供应湘、淮军使用。

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遂将马格里主持的炮局从苏州移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改称金陵制造局。宁局经费最初由淮军军饷调拨，光绪五年（1879）起由江海关等官署拨银。其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产品主要是枪、炮、火药和水雷等，大都供应淮军，小部分调拨分发南洋和沿江备省。

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于福州马尾山；同年八月（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举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接办该局。船政局机器设备购自法国；最初五年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后由中国技术人员接管。创办经费四十七万两，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每月拨银五万两，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银2万两。该局从建厂投产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30年时间，共造船三十六艘，分发南、北洋水师使用。

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奕沂等见江南相继举办军火工厂，且大权均为汉族官僚所掌握，于是奏请命满洲贵族在天津设局制造军械，以“拱卫神京”。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遵命创设“军火机器总局”于津，开办经费二十余万两。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该局分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军需器具和开花子弹；其产品主要供应直隶、东北及江南各地淮系水陆军。

湖北枪炮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建的较大的军火工厂。中法战争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即拟在广州筹建一座大型枪炮厂。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遂于次年二月（1890年3月）奏准把枪炮厂改移鄂省汉阳大别山麓。二十年（1894），枪炮厂正式开工生产，不久遭火灾，修复后于次年继续生产。该厂创办经费七十余万两，常年经费四十余万两。枪炮厂下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规模宏大，机器先进，所造枪炮弹药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较有成效的军工企业。

从上述军事工厂可以看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部是官办的，经费由官府拨充，总办由官府委派，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官僚机构，产品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不参加市场交换。同时，这些军工企业从设计到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又处处依赖外国；企业内任用的外国主持人和技术人员垄断专横。所有这些，表明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是，这些军事工厂已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艺，比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力，19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产品已由各省以协饷等名目调换或计价购买，因此，这类企业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如资金缺乏，原料、燃料的供应不能保证，交通运输落后等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李鸿章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②于是，从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一系列民用工业，总数约有20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为开辟财源、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垄断，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危机，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备轮船招商事宜，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7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即由官方给予扶植并派员监督，商务则由商董承办并自负盈亏；先后担任总办、会办的除朱其昂外，还有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马建忠等。初创时集股困难，其资金大部分来自清政府垫拨的官款，四五年后业务有所发展，官款以承包漕运的方式逐步抵还。该局成立伊始，便遭到外国资本的仇视，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采取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企图将其搞垮。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下，招商局开辟国外航线受到挫折，被迫停驶。在国内航运方面，招商局得到清政府的扶助，通过包揽漕运和承运官物以及获取免税、贷款、缓息等特权，在激烈竞争中仍能维持航运业务。光绪三年（1877），招商局以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轮船和设备，加上自有的12艘轮船，成为一个拥有30多艘商船的大型近代航运企业。在此隋况下，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互采取妥协立场，三次订立“齐价合同”，以避免在角逐中两败俱伤。

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为解决军工企业和轮船运输所需大量原料和燃料问题，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即派人在各地勘探矿产。光绪二年九月（1876年11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皆英国矿师勘查开平煤铁矿。次年，李鸿章批准唐廷枢所拟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规定该企业为官督商办。光绪四年（1878），开平矿务局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光绪七年（1881）该局开始产煤，年产3600余吨，以后逐年上升，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产达247，000余吨，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海军外，还大量在市场上出售，使洋煤在天津市场的销售量锐减。为运煤方便，该局于光绪六年（1880）修建了我国第一条铁路一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并于光绪八年（1882）正式通车。

天津电报总局，是我国最早举办近代通讯事业的总机关。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的优点，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③，于是在光绪五年（1879）饬令架设天津至大沽间电报线路，试验发报，效果良好。次年，李鸿章奏请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线，遂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并于紫竹林、大沽、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七个分局。津沪线用费计库平银十七万八平余两，先于北洋军饷内筹垫。光绪七年十月（1881年12月）全线竣工。光绪八年（1882），电报局仿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商承办，逐步归还官款，成为官督商办企业。这时，英、法、美、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上海至香港各口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决定立即筹集商股先行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④。光绪十年（1884），沪粤线竣工，电报局亦由天津迁往上海。此后，电报逐步扩展至全国各重要城市。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绵纺织工厂。光绪四年（1878），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禀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鉴于“洋货行销中国，日增月盛，尤以洋布为大宗，是以特令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所以敌洋产而杜漏卮”⑤，即委派彭汝琮和浙江候补道戴景冯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然而因商股难招，他们在两年的筹建中毫无成效。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候选道郑观应等会同招商集股试办。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为该局奏准减免税厘，织布局取得“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和“只在上海新关完工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⑥的优待。因此，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后，利润丰厚，发展较快，至十九年（1893）已有纱锭35万枚，布机530台。是年九月十日（10月19日），工厂失火，厂房设备几乎全被焚毁。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在原地重建，更名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于二十年八月二十日（1894年9月19日）重新开工投产。

洋务派所办近代民用工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以官督商办为主的方式，实权操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企业中等级森严，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下。洋务派官僚又依仗政治和经济特权，实行封建垄断，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的资金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商人以私人入股的形式筹集的；在企业内部，雇佣大量工人，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企业产品不再实行调拨，而是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此，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加速清军的近代化，增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是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因此，在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始训练新式陆海军，筹设海防。

在新训练的陆军中，以湘、淮军的力量最强。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李鸿章抵上海，立即令淮军向洋兵学习新式枪炮、阵法。他利用上海的丰富饷源和便利条件，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聘请洋人担任各营教习；到同治三年（1864）秋冬间，淮军从6千余人扩充至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队六七营。在同一时期，湘军曾国藩、曾国荃所部也开始使用洋枪洋炮。左宗棠所部湘军，从同治三年（1863）秋开始同法国人合作，建立洋枪队，同治六年（1867）进兵西北后，军中所用洋枪的比例增加到6成。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失败后，清廷不得不进一步依靠湘、淮军维持其腐朽统治，派他去到较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代替八旗兵和绿营兵屯驻防守，故称为“防军”。与“防军”同时存在的新式武装是“练军”。同治元年（1862），奕沂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外国教官，选派京中绿营兵赴津训练。同治四年（1865），清廷着手从直隶额设经制兵内挑选部分绿营兵，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以洋枪武装，按洋法训练，故定名为“练军”；次年，直隶练就6军，共一万五千人。之后，各省效法直隶，在额设兵内抽选兵丁，“留强汰弱”，“化散为整”，以洋操洋枪洋炮、阵式变换为主要内容，轮流训练。其后绿营兵屡加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防练军。

编练新式海军，也开始于60年代初期。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委托回国休假的李泰国在英国订购兵船。他未经清廷允许，即擅自在英国组织“中英舰队”。次年，一支由英国海军军官任司令、包括八艘大小船只的舰队抵达上海，准备加入清军同太平军作战。这种践踏中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的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廷决定把舰队解散、舰只由自任司令的英国军官带回英国变卖。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犯我国台湾，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筹办海防之议于是兴起。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总理衙门调拨粤、闽等海关收入及江浙等六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军经费，拟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海军舰船主要向英、德两国购买，部分船只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提供。光绪十年（1884），南洋、福建两支海军初步建成。次年，在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遭法舰袭击，几乎全军覆灭；战后虽经修整，但已难以成军。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提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于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年10月12日）成立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勖和李鸿章为会办，实权则操在李鸿章手里。在李鸿章主持下，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建成，拥有军舰22艘!以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以丁汝昌为提督。但自此年以后，北洋舰队不再添购船舰，每年约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先后约挪用一千万两修建颐和园去了。

为了办理洋务的需要，洋务派还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了一批通晓洋务的人才。首先是办学堂。洋务派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前期，相继创办“西文”、“西艺”两类学堂约三十七所。最早建立的学习“西文”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恭亲王奕沂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正式奏请培养翻译人才。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在总理衙门属下正式建立京师同文馆，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治十一年（1872年）添设德文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添设东文馆；同治六年（1867）增设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早期生员仅挑选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兼收年岁较长满汉科举出身人员。同文馆先后聘请洋教习四十余人，包括英、法、俄、德语言教师和算学、天文、化学、医学、物理等科教师。其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达三十年之久。继京师同文馆之后，李鸿章于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同治八年（1869）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局，并将广方言馆迁入作为附属机构。两广总督瑞麟也于同治三年（1864）设立广州同文馆。学习“西艺”的学堂，主要有：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船政局附设前、后两学堂，分别学习法文和造船、英文和驾驶；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于光绪十二、十三年（1886、1887）先后设立的广东陆师学堂和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的南京水师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设立的天津军医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等。这些学堂的建立，不仅培养了不少近代军事、技术和外语人才，而且促进了新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除聘用西方教习兴办专业学堂外，派遣留学生出国也是重要途径。同治十年（1871），江督曾国藩与直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拟定肄业章程十二条，并在上海开办“出洋肄业局”作为留学生预备学校。章程规定：挑选年十二至二十岁幼童，在沪局六个月肄业后，资送出洋；每年选送以三十名为准，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国三十名，由委员胪列所长听候派用。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奏调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正副委员，常川驻美经理一切。七月九日（8月12日），陈兰彬带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启程赴美；后三批九十名幼童分别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1873年6月12日）、十三年八月九日（1874年9月19日）、光绪元年九月十六日（1875年10月14日）前往美国。后因清政府不满意留学生的言行，这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于光绪七年（1881）按总理衙门指令提前回国，故后来虽出现了詹天佑那样的著名铁路工程师、唐绍仪和梁敦彦那样的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总的来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然而此时赴欧的军事留学却在继续。光绪二年（1876），直督李鸿章乘洋员李勘协回国之便，派7名中下级军官赴德学习海军技术。光绪三年（1877），沈葆桢从福州船政学堂先后选取“艺童”和“艺徒”35人分赴英、法学习轮船驾驶和制造，取得显著成效；清末著名海军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都是福州船政局派出去的留英学生。后来，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局还陆续派遣两批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总计从同治十一年至光绪十二年（1872～1886），洋务派共向外派遣7批留学生，总计200余人，为促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以“求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持续30多年。但因未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场运动既没有使中国强，也未使中国富，反而在列强侵略面前一败再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愈益加深了。但是，这场运动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企业的利润，也吸引着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因而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派训练新式海陆军、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扩张，也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

注释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1、10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九。

③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册，第335、336页。

④《洋务运动》第6册，第339页。

⑤《洋务运动》第7册，第452页。

⑥《洋务运动》第7册，第484、485页。

中法战争中法战争，是法国发动的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由来已久。17世纪初，法国第一批传教士即已抵达越南。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八年（1756～1763），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七年战争，法国失去了它所征服的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北美辖地。此后，为求得补偿，法国就把越南作为它在东方掠夺中的主要目标。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协助镇压西山农民起义为诱饵，法国传教士百多禄代表越南封建势力首领阮福映与法国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规定：路易十六派兵援助阮福映。阮则把土伦港（今岘港）和昆伦岛割给法国。但这个条约尚未来得及批准，法国便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攻破西山，占领河内，统一越南，自称越南嘉隆王。他把全国分为三十省，广南、广义两省为右圻，广治、广平两省为左圻，河静以北十六省为北圻，平定以南十省为南圻，都城建在顺化。嘉庆二十二年（1817），法国要求越南履行《越南凡尔赛条约》，被阮福映拒绝。咸丰七年（1857），法国在与英国联合发动侵华的同时，又派军侵入越南，接着它与西班牙组成联军，对越南发动战争。同治元年五月九日（1862年6月5日），越南被迫与法、西两国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南圻东三省）及昆仑岛割给法国；允许法、西两国在越南通商、传教；法国商船、军舰可在湄公河自由航行。同治二年（1863），法国迫使越南交出柬埔寨的宗主权，承认柬埔寨为法国的保护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867年6月25日），法国宣布吞并永隆、昭笃、河仙三省（南圻西三省）。这样，法国就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控制湄公河，目的在于通过该河侵入中国。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查，他们发现，湄公河上游（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滩多流急，航行极为困难，而红河则为中越交通要道，且同湄公河一样直通大海。于是，法国便决定占领北圻，以便通过红河侵入中国西南地区。同治十二年九月（1873年11月），受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遣，安邺率领一支侵略军侵占河内，接着又连陷海阳、宁平、南定等城。越南政府无力遏制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遂邀请驻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老街）地区的黑旗军协助抗法。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卢西天地会起义军的一支，其领袖为刘永福。同治四年（1865），在清军大举进攻下，黑旗军转移到越南境内，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发展至二千余人。这时，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亲率千余名黑旗军战士，迅速抵达河内城外。十一月二日（12月21日），安邺率法军出城挑战。黑旗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头目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战后，越南阮氏王朝一方面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由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以便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更大的报复，急忙与法议和。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4年3月15日），越法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不仅攫得越南大量主权，而且还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为实现对越南的占领，并侵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光绪八年二月（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业，率侵略军再次侵入越南北圻，三月（4月）占领河内，次年二月（1883年3月）侵占军事要地安定，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越南封建王朝再次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参战。光绪九年四月（1883年5月），李维业率领侵略军准备进攻城外的黑旗军。刘永福根据越南人民的报告，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四月十三日（5月19日），当侵略军抵达城西二里的纸桥时，黑旗军伏兵突起，打得法军大乱。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黑旗军战士“极力奋战，直前进攻，势如波涌涛翻，一齐奋臂大呼，枪弹射击，甚似飓风暴雨”①。这一仗从早上9点多打到下午1点，侵略军司令李维业和副司令卢眉以下30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黑旗军大获全胜。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资产阶级利用李维业的被歼，竭力煽动扩大战争。法国政府继续增兵，分两路向越南进犯：一路沿红河北进，遭到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英勇阻击，伤亡累累。一路直扑越南都城顺化。光绪九年七月（1883年8月），法国侵略军占领顺化，二十三日（25日）迫使越南统治者订立了接受法国“保护”的《顺化条约》。

面对法国侵略越南的严重局势，清政府内部对法国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要求援越抗法；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退让求和。在两派的影响下，清朝最高决策机关举棋不定，进退两难，既害怕法国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又不敢公开抵抗，得罪法国。其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清政府应越南政府请求，于光绪八年（1882年）以“剿办土匪”为名。派广西军驻扎越南的北宁，云南军驻扎越南的山西，并派人联络刘永福，作出决心抗法的姿态；但另一方面，又再三谕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同时授权李鸿章乞求英、美出面“调停”，设法与法国谈判。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

法国侵略者一面派人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乘机要挟恫吓；一面增派大批海陆军，加快了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国政府决定追加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增派一万五千名侵略军开赴越南战场。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法军六千人在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领下，突然对驻守在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发生后，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统帅、新任云南巡抚唐炯不战自退，逃回云南。黑旗军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山西，退至保胜。

法军占山西后，无力继续进攻，遂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法国援军陆续抵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十六日（12日），米乐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他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以莫列波约统北圻江防舰队。二月十日（3月7日），法军开始向北宁发动进攻。此时驻守北宁的清军统帅、新任广西巡抚徐延旭躲在距北宁几百里的谅山，前线将领则遇敌即逃。二月十五日（3月12日），北宁失守；十九日（22日），太原失陷；三月十七日（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至此，除谅山一带尚驻有清军外，越南北部基本上被法军占领。

山西、北宁的失守，在北京引起一片惊慌。为掩饰败绩，清廷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慈禧乘机将首席军机大臣奕沂罢职，以她的妹夫礼亲王世铎领军机处，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勖主持总理衙门，实际大权掌握在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谖手中。然而，这些人当权后，执行的仍是妥协退让政策。法国看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乘军事胜利加紧诱和。四月（5月），法国代表福禄诺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散布投降论调，竟然说：“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应变，早图收束，有裨全局矣。”②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将驻越清军撤回边界（未明确规定期限）。五月十三日（8月6日），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再次确定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扩大侵略的野心。闰五月一日（6月23日），法军向驻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进逼，执行所谓“接防任务”。清军代表严正申明，尚未接到撤防命令，请暂缓进兵。法军蛮横无理，公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在两天的战斗中，打死打伤法军近百人，击退了恃强进攻的法军。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照会清政府，要清军立即从北圻撤走，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同时，法国海军当局命令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强行驶入福州马尾军港和基隆海面，准备扩大战争。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向守卫基隆要塞的清军投递劝降书，要守军交出防御工事。基隆守军拒绝答复。次日，法军向基隆炮台发动猛攻，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刘铭传率部众英勇抵御，毙伤敌军一百多人，击退侵略军的进攻。接着法军集中主力进攻福州。当闰五月下旬（7月中旬）法舰与福建水师同泊马尾军港之际，清军仍丝毫不作战斗准备。闽浙总督何璟“日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以冀退敌”，福建巡抚张朝栋“亦无御敌之策”；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坐待和局，毫无战志；船政大臣何如璋主管福建水师，竟对敌舰表示“殷切欢迎”，“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③。七月三日（8月23日），停泊马尾的法国军舰对中国船舰发动突然袭击。在海战中，福建水师官兵英勇奋战，打击侵略者。振威舰在被击沉之际，仍发出最后一弹，击中敌舰。但因清海军仓促应战，中国兵舰相继被击沉十一艘，伤亡将士七百多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着，法国军舰又炸毁马尾造船厂，并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全部予以破坏。

七月六日（8月26日），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下诏正式对法宣战，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加强防备，严防法军入侵。法国侵略军则在东南沿海及越南国土上，继续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八月中旬（10月初），法军再次侵犯台湾。八月十三日（10月1日），法军攻占基隆。刘铭传率军退守淡水。清军在当地猎户武装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奋勇迎击，给敌人以重创，粉碎了法国侵略军侵夺台北的计划。后来，法军又用军舰对台湾进行封锁，企图孤立台湾守军。大陆人民不断冲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向台湾运送物资和援军，大力支持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为打破敌军封锁，在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大臣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下，清廷遣南洋海军五艘舰艇，执行援台任务。经准备，援台舰艇于十二月三日（1885年1月18日）从上海南下。早已得知信息的孤拔，亲率法舰七艘进行拦击。双方在浙江石浦耘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后，三十日（2月14日），法舰在浙江石浦港击沉清水师舰艇两艘。之后，法舰尾追另三艘清舰直至镇海。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28日），孤拔率法舰四艘侵入镇海海面。清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两艘军舰也均作好战斗准备。自正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3月1日至7日），守军多次击退法舰的进攻，孤拔坐舰亦被击中，孤拔受重伤。二月十五日（3月31日），法舰退踞澎湖，孤拔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11日）在此毙命。

在陆路战场上，遵照清廷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驻越南北部的东线桂军在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下，于光绪十年八月中旬（1884年10月初）曾攻占船头（今陆岸）；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部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广西巡抚潘鼎新则率军驻谅山，以备两路策应。与此同时，西线滇军和黑旗军也已进抵宣光城下。法军方面，波里也于七月十九日（9月8日）接替回国养病的米乐任远东军总司令。他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十二月上旬（1885年1月下旬），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十二月二十日（2月4日）开始向清军营地大举进攻。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深夜，法军尚在谅山30里以外，潘鼎新即放弃阵地，狂奔人镇南关（今友谊关），直到离关140里的龙州，才停下脚步。法军在尼格里率领下，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九日（1885年2月23日）侵占镇南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法军在炸毁镇南关后，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积蓄力量，准备决战。法军临退时，特在镇南关废墟上竖立一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木牌，气焰极为嚣张。镇南关周围的中国人民针锋相对，也在关前插立木牌用同样的大字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④在中越边界战局十分危急之际，年近70岁的老将冯子材来到镇南关。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钦县）人，早年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降清军，官至提督。光绪八年（1882）“称疾”退职。光绪十年（1884），当法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他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身份，参加抗法。次年初，经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冯子材被委以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出任前敌统帅，主持镇南关军务。面对危殆战局，他团结各军将士，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在关内十里关前隘，修筑一条三里多的长墙，在东、西两岭设置炮台；派王孝棋、王德榜、苏元春所部驻周围各要地，成纵深梯队防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二月七日（3月23日），尼格里率法军一万多人，分三路进犯隘口，其中两路攻东岭炮台，一路猛扑长墙。不久，法军攻占东岭三座炮台，并据此向长墙轰击，掩护主力进攻。在此紧急形势下，冯子材激励官兵奋勇杀敌，誓与长墙共存亡。王孝祺等从小路抄袭敌军背后；苏元春军赶到东岭据守余下的两座炮台；王德榜军攻文渊，切断敌人补给线。八日（24日），法军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时“炮声震天，山谷皆鸣”。敌人在“四山大雾”掩护下，竟抵长墙之下，有的已“越墙而入”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子材大呼一声，手持长矛，率先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也奋勇扑向敌军，展开肉搏，把敌军压下山谷。同时，王孝祺、王德榜和苏元春等联合夹攻东岭法军，将已失之三座炮台全部夺回。九日（25日），冯子材下令发起总攻击。在各路清军勇猛冲杀下，法军大败，一千多名士兵、几十名军官被击毙，尼格里受重伤。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先后收复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

与镇南关大捷同时，西线黑旗军和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同越南军民八千余人并肩作战，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也获得重大胜利。

二月十二日（3月28日）。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法国统治集团极大的恐慌。十四日（30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市民举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当天晚上，在议会的谴责声中，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前线的大捷，法国政府的倒台，整个局势对中、越两国人民极为有利。然而，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是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反而向法国侵略者妥协了。

早在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就已派其亲信海关总税务同驻伦敦办事处的苏格兰人金登干前往巴黎，同茹费理建立联系，试探中法议和的办法。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85年2月27日），清朝政府正式授权金登干与法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初步条约。镇南关大捷后，清朝统治者不顾中、越人民取得的巨大胜利，主张“乘胜即收”。这正迎合了处境艰难的法国统治集团的意愿。二月十九日（4月4日），“不胜而胜”的法国和“不败而败”的中国，在巴黎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中法战争。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法国驻华大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开埠通商的特权；以后中国修筑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法国撤走侵入基隆和澎湖的军队。这样，法国侵略者在战败的条件下反而达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从此，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者以越南为基地，将其侵略魔掌伸进了中国的云南和广西。

注释①《中法战争》第1册，第267页。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22页。

③《中法战争》第3册，第130～131页。

④《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⑤《中法战争》第3册，第79页。

第四十三章

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故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中日甲午战争”。

19世纪9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已接近于完成，因此，它们之间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起来。为了夺取称霸远东的基地和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东北亚的朝鲜就成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在英、俄、美、日等国为侵略朝鲜而进行的互相拼搏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同治七年（1868），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近代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国内封建势力在改革后依然大量存在，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生活十分贫困，无力购买工业品；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工业原料供应困难。为寻求海外市场，掠夺原料，积累资本，日本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明确指出对外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为实现这个狂妄的扩张计划，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于光绪五年（1879）吞并琉球，同时积极图谋朝鲜，夺取“渡满洲的桥梁”。光绪二年（1876），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在朝的自由通商权和领事裁判权。光绪八年（1882），日本趁朝鲜发生兵变的机会，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在汉城的驻兵权。光绪十年（1884），日本在朝鲜策动开化党发动政变。驻朝清军与朝鲜军民一起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政变被粉碎后，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要挟清政府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签约之日起的4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必须先行互相知照。这个条约等于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刘公岛甲午战争博物馆虽然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但它毕竟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力、军力都有限，如果不作充分的准备，没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打败中国，侵占朝鲜，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从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日本政府即拟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建成了一支拥有六万名常备军和二十三万名预备军的近代化的陆军以及一支排水量七万吨的新式海军舰队。在国际上，日本除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外，还得到了法国和德国的赞许。当时，列强在远东的角逐中，以英、俄矛盾最为尖锐。对此，日本采取了利用双方矛盾，争取两国采取“中立”的外交方针。光绪二十年（1894），日英订立《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得到英国的同情。俄国虽然不满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但又怕它倒向英国，只好采取“不与日本为敌”、“极力拉拢”的态度。这样，日本在外交方面也争取了发动对华战争的有利条件。

日本在做好战争准备后，于光绪十九年四月七日（1893年5月22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负责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这样，战争的爆发只是时机问题了。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日本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一面怂恿清朝出兵；一面密下动员令，准备大规模武装侵朝，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五月（6月）初，清军一千五百多人开抵牙山以后，日本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陆续派一万多陆军和几乎全部海军侵入朝鲜，占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东学党起义军和朝鲜官军达成协定，起义暂时平息。清政府为避免事态的扩大，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不仅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还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实行改革的建议，并且训令其驻朝公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①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驻朝日军闯入朝鲜王官，劫持国王，另立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二十三日（25日），大院君按日本意图，与中国断交，并给予日军驱逐中国军队的权力。

在日军步步紧逼，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国内舆论和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朝鲜，以实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则发生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从改善自身无权地位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顺应舆情，主张抵抗。掌握大清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从保持眼前的腐朽统治出发，力求维持和局，苟且偷安。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实际负责军事、外交的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陆海军实力和保持北洋地盘，避战求和，对全国各阶层备战拒敌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制止日本的侵略寄托于英、俄、美、法、德等国的调停上，尤其幻想“以俄制日”。在调停的希望落空以后，他仍不积极备战，军事上处处陷于被动。只是由于战争即将爆发和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李鸿章才不得不作出某种抵抗的姿态，一方面从陆路派军队进入平壤，一方面以重金雇英国高升号等三艘商船从海路运兵增援牙山的中国驻军。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日本军部事先探知中国运兵船出发的情报，即命令日本舰队集结于牙山口外之丰岛，准备截击。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护送运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护送舰广乙、济远两舰受重创，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士兵七百余人死难。从此，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二十六日（28日），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附近成欢驿的清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将聂士成率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次日，日军攻陷成欢驿，清军主将叶志超在李鸿章“移扎平壤”的指令下，率军逃跑，牙山失守。七月一日（8月1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派兵渡鸭绿江进驻平壤。

牙山战役后，在朝的清军二万多人驻守平壤，由不战而逃的叶志超任各军总指挥。大敌当前，叶志超不作任何战斗准备，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日军进攻平壤的前一天，他就主张弃城逃走，被总兵左宝贵强力制止。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负责北门的左宝贵，亲自上城指挥，士兵奋勇抵抗，击杀大批日军。日军以排炮轰城，左宝贵不幸中弹阵亡。北门失守后，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在城头树起白旗，乞求侵略者让路回国。当晚，叶志超率诸将趁夜而逃，“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至中国境内。中日两国在朝鲜境内的战事就此结束。

平壤战役两天后，日本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起进攻，挑起了黄海海战。

八月十七日（9月16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大小舰船十八艘护送运兵轮到达鸭绿江口西岸的大东沟。十八日（17日）上午，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港时，突见西南海面有黑烟一簇，测望来船，共十二艘。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升火起锚，准备迎敌。正午，当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时，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首先发令开炮。战斗开始不久，丁汝昌从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负重伤；刘步蟾接替指挥。在激烈的海战中，中国舰队猛轰敌舰，日旗舰松岛以及主力吉野、赤城等舰先后中弹受伤。但日舰凭借其高速的优势，急驶横越中国主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绕攻中国舰队右翼，超勇、扬威相继中弹起火，致远、经远被隔在阵外。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爱国官兵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致远舰中炮受创，船身倾斜，管带邓世昌认为“倭舰专恃吉野”，即命开足马力冲撞吉野，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250人壮烈牺牲。经远在追击受伤敌舰时中鱼雷下沉，管带林永升和官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继续开炮击敌，最后全舰二百七十余人除十六人获救外，其余都为国殉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指挥官兵猛击敌旗舰松岛号，使该舰中弹起火，失去作战能力。这场激战历经五六个小时，傍晚，日舰首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也退返旅顺。

在这场海战中，中日参战的军舰数目大致相等，力量对比各有长短，日舰略占优势。交战结果，中国海军损失军舰五艘，日五艘主力舰受重创，中国海军损失较大。但北洋舰队主力尚存，仍可与日再战。而李鸿章经此一战后，为保存实力，故意夸大损失，命令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内，不准再巡海迎敌，造成坐守待毙的局面。

平壤溃败、黄海沉船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莫不义愤填膺，坚决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帝党乘机向后党发动攻势，要求：惩处李鸿章；起用恭亲王奕沂；停办万寿庆典，分兵三路向朝鲜主动出击。在不利的形势下，后党除薄惩李鸿章、任命奕沂管理总理衙门和海军事务外，依然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慈禧太后断然决定“万寿庆典”照常举行，后党官僚则散布妥协论调。同时，他们又施展“以夷制夷”的故伎，请求英国出面“调停”。日本当时在军事上接连胜利，野心勃勃，拒绝调停的条件，继续向中国东北大举进攻，又挑起了辽东半岛战役。

邓世昌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分两路进犯辽东。一路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进攻辽东。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进行了抵抗外，其余皆闻风溃逃。日军接连占领九连城、安东、凤凰城、宽甸、岫岩等地。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日军进占海城，进逼辽河。但在各地群众的抗击下，日军妄图进占辽阳、“取奉天度岁”的计划未能得逞。另一路日军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向西侵犯金州，直扑旅顺和大连。旅顺口是北洋海军根据地，设有船坞、炮台，军储非常充足；大连港的防务也十分巩固。十月十日（11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大连湾炮台，守将则早在头一天即逃往旅顺，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轻取大连。二十一日（18日），日军进攻旅顺口。当时有六支清军驻守旅顺，其中五支清军的将领事先逃回天津，只有总兵徐邦道统领的一支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给敌人极大挫伤。经三天激战，徐邦道终因没有后援，孤军作战而败，号称“北洋精华”的旅顺陷于敌手。野蛮的侵略军进入旅顺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大肆杀戮，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市侥幸逃生的仅有三十六人。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清政府不是组织军民实行有效的抵抗，反而积极进行求和活动。九月底（10月底），清廷即请美驻华公使田贝求美国出面调停。十月六日（11月3日），总理衙门又召请英、美、德、法、俄五国公使联合调停战事，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联合调停未能实现。于是，二十一日（18日），清廷派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携李鸿章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书信，直接赴日本求和。但日本拒绝接纳。在美使田贝操纵下，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清廷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使赴日谈判。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七日（1895年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广岛会面，日本代表又以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

为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成山角登陆，攻占荣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同时，日本海军又封锁了威海卫。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五日（1896年1月30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之后猛攻港内的中国舰队。北洋将士奋力抗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已无力挽回败局。这时，丁汝昌先命各舰冒死突围，继而下令炸舰沉船。但在舰上的外国教习、顾问等洋员与一些无耻将领相勾结，拒绝执行丁汝昌的命令，并逼迫丁汝昌向日寇投降。丁汝昌坚贞不屈，最后以自杀殉国。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洋员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降书，向日寇交出了威海卫以及停泊在此地的十一艘舰艇和各种军用物资。至此，李鸿章经营十几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威海卫失守后，二月（3月）初，日军在辽河继续发动攻势，先后占领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同时，日本海军又攻占澎湖。从此，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了。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政府推行妥协投降路线造成的。它在战前力图避战求和；战争开始以后，虽被迫对日宣战，但自始至终执行的是妥协求和的政策。因此，当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1895年2月8日），日本通过美国传讯清廷同意举行谈判的时候，清政府便立即按照日本的意愿，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李鸿章偕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方态度蛮横，事先已拟好条款，只准李鸿章在“允”与“不允”之间表态。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李鸿章无条件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二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正约共十一款，其主要内容有：（1）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4）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于己不利，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中国以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是继中英《南京条约》后最严重的一个卖国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资本主义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第一，日本割占中国台湾等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南地区和南洋提供了军事基地，并且适应了帝国主义分割世界领土的要求，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第二，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反映了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迫切要求。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获取高额利润，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到沉重打击，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巨额赔款和赔款利息，其数目超过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为偿付这笔赔款，不得不向列强大借外债，其结果既使清政府进一步受到列强的控制，又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而日本则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加速了它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并逐渐成为侵略中国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

第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就等于把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和江浙地区全部开放给外国列强了，因而进一步满足了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扩大中国市场的要求，使它们得以掠夺这一广阔地区丰富的资源，加深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总之，《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是一个赤裸裸的卖国条约，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

注释①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9页。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故称其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场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维新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是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70年代，一部分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现状的主张。但这时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划清界限。中法战争失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显著增多。他们开始公开批评洋务运动，强烈要求抵御外国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且认为只有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改变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就在社会中形成了。在七八十年代，代表这种思潮的主要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而康有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维新思想，创立了系统的变法维新理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青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博通经史。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他逐渐认识到那种脱离国计民生的封建文化已不能应付社会大变动的局面。光绪五年（1879），他游历香港，初步接触到资本主义文明。后来，他又从中国早期维新派和外国传教士的许多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独立富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变现状，变法维新。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日渐成熟。光绪十四年（1888），他利用在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主张，劝光绪帝及早变法图强，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封上书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也被主考官徐桐斥为“狂生”，被取消录取资格。但通过上书，维新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康有为开始名扬海内。

康有为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学馆，招生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骨干力量，著名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同时，他又着手研究理论并从事著述，为变法维新创立理论根据。从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1890～1893），康有为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共十四卷，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论定自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神圣经典的古文经，都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制造理论根据而伪造出来的。因此，古文经典统统是伪经，是“新朝”之学。从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一概说成是伪造，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他的大胆议论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却产生了犹如“飓风”一般的震动。首先，他公然宣布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社会上“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古文经是伪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有助于知识分子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探求与接受新思想。第二，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派“述而不作”、“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为维新派的“因时变革”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共二十一卷，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初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部书详尽论述了“托古改制”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康有为认为，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他说，“六经”就是孔子为改变当时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假托古圣先王尧、舜的言论而制订的。在这里，康有为是在充分利用孔圣人的权威来论证自己的“布衣改制”权利，从而排除顽固派用“非圣无法”的旗号反对变法的阻力。在《孔子改制考》这部书中，康有为还依据今文学派的理论，充分发挥“通三统”、“张三世”的学说。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变通因革；所谓“三世”，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愈变愈进步，绝非人力所能阻止。他利用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附会“三世”说，提出“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康有为的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变法和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康有为在这两部著作中，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系统论述了变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为行将到来的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甲午战争及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救亡图存”，全国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李鸿章正在马关与日本议定投降条约。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到京师，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无比义愤。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纷纷上书都察院，要求清政府拒绝签订可耻的卖国条约。全国人民以及士子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造成声势。经过广泛联络，一千三百多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上皇帝书（第二次向皇帝上书）上签了名，并于四月八日（5月2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后，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①四项大计。他认为，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只有第四项即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这次上书，虽然因都察院拒绝接受，未能送到皇帝手里，但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上书，坚决要求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保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康有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大请愿运动，它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标志着长期酝酿的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它成了变法维新运动的起点。康有为的万言书虽未上达，但它的全文已辗转传诵，风行一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为此刊印《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这就有力的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而康有为也因此成了全国瞩目的维新派领袖人物。

“公车上书”次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月六日（5月29日）和闰五月八日（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向皇帝上了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尽快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帝读到第三书，阅后“极嘉许”。立即命令抄迭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接着光绪帝的师傅翁同稣亲自接见康有为，进行了长达五小时谈话，商讨变法事宜。其他帝党官僚如孙家鼐、文廷式、杨深秀等也开始与康、梁密切往还，时相过从。这样，维新派就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并与帝党结合起来，因而加速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公车上书”以后，维新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继续向皇帝上书，力促光绪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加紧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造舆论，厚集力量。这些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是成立学会、出版报刊和兴办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首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十一月一日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经康有为的奔走联络，十月初（11月中旬），维新派联合帝党官僚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讲演，介绍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强学报》。虽然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十二月六日（1896年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劾，遭封禁，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也于第三号终刊，但维新派却由此为议论时政的风气，打开了局面，已经兴起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梁启超在上海，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负责撰稿与编辑。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少年时代即熟读经史，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后来，他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广泛阅读中外各种书籍，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期间，以充沛的爱国热情，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对维新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所撰的《变法通议》一文，在《时务报》连续刊载，影响尤为巨大。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七千份，创国内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舌。

在湖南，变法维新运动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活动下迅速开展起来。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钻研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后游历南北各省，既饱览大好河山，又目睹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逐渐产生了爱国思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走上爱国救亡的道路。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他在北京结识梁启超等著名维新派，开始投身于变法维新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春，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以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阐述国家和阶级的起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号召“冲决”一切封建“网罗”。就在这一年，他与唐才常、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相结合，先后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长沙时务学堂，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日（1898年2月21日），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在湖南建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在天津，光绪二十一年（1895，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开始了变法维新的宣传鼓动工作。严复（1853～1921），字几道，号又陵，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光绪二年（1876赴英国学习海军，光绪五年（1879回国后，长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总办（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重要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严复对翻译西书极为重视，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前两篇。在译文中，严复特别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认为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同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场面，弱国如不奋发图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弱肉强食”、“弱者先绝”的厄运。这种观点用生物进化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错误的。但严复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呼吁人们不甘作“劣等民族”，而应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挽救祖国的危亡。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变法图强的觉醒。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风行全国，不仅成为维新派提倡变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扩大变法思想的传播，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并立即连续刊载《天演论》。《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南北两大喉舌，居于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外，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的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全国建立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扩大了变法维新思想的阵地，预示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洋务派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这一根本问题上和顽固派是一致的，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对维新派。这样，就形成了维新思想同封建顽固思想、洋务思想的尖锐对立，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论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为维护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腐朽的封建统治，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坚决反对变法。荣禄气焰嚣张地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甚至喊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只主张改变一些枝节问题，而根本反对改变封建制度。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维新派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一致认为，不断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变者，古今之公理”，如果停止变化，“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守旧不可，必须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针对洋务派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清朝的统治已经是粪墙、朽木，于疮百孔，必须以开创的精神进行全面改革，洋务派徒事弥补，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维新派提倡民权，设立议院，使民有权而君无权，不合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其结果将使犯上作乱者日多，陷国家于大乱。维新派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批驳了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人人皆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人人独立平等”。因此，国家亦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新派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兴民权”、“开议院”；中国衰弱的根源则在于实行君主专制，“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据此，他们得出结论：“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中国只有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才能无敌于天下。

荣禄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提倡西学的问题。顽固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出发，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拼命反对新学、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把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根本。他们都反对宣传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维新派给予了有力地批驳。他们批评八股取士是“谬种流传”，有锢闭智慧、败坏心术、助长游手好闲等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维新派对旧学、中学也做了一些批判，认为宋学、汉学、词章之学，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都应束之高阁。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希望通过这种办法，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

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这次论战，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尽管在论战中，维新派本身存在着不少弱点，如他们所主张的变革只是“渐变”，不是“突变”；他们所说的“民权”，也只限于让资产阶级和部分士绅参政；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却不敢批判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但是，通过这场论战，维新派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初步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使若干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一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促使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从光绪二十三年底到二十四年初（1897年底到1898年初），康有为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帝（即上皇帝第五、六、七书），同时把自己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部书，一并递呈。在上皇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痛切地陈述了当时国内外的严重形势。他指出，从国外来说，“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③。“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从国内来说，也已“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誓告光绪帝，面对这种局势，如果还不发愤变法，革旧图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呈递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项变法措施：“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⑤这便是维新派新变法的施政纲领。这次上书，未提开国会、立宪法，而强调君权变法”，表明维新派在顽固派的强大阻力面前，妥协、退让的软弱性。

康有为在不断向光绪帝上书的同时，仍继续在士大夫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他联络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不久，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在康有为的倡导下，由帝党官僚、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各省学会及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在听者当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保国会之后，保浙、保滇、保川等会相继在北京建立。维新派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沸腾的救亡热潮和日益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对清廷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及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但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采取了表面暂时容忍，暗中加紧部署，俟机扼杀变法的策略。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张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实行变法。胶州湾事变后，光绪帝极为忧虑，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感动，说是除非不顾生死的人，“不敢为此也”。有人攻击“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至此，光绪帝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开始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在这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按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要求，不断向光绪提出改革的建议，然后光绪有选择地采纳其中一些主要意见，通过颁布诏书的办法，命令各地施行。在一百零三天中，光绪帝共颁布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中央设立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商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革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军事方面：裁汰绿营、练勇，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办兵工厂，添练海军。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翻译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派人出国游历、游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这些新政措施，既未触及封建专制政体，也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但是，通过改革，在政治上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变法法令的颁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在这一百零三天中，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多起来了，各地出现了许多新书、新报，各省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堂，工商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次改革也就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对。

变法维新运动的过程，始终是维新派联合帝党与顽固派和后党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在百日维新期间尤为激烈。顽固势力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微小的社会变革，都会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所以他们竭力破坏新政。掌握军政实权的中央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对新政诏令，一律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拒不执行。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暗中部署力量，伺机对维新派进行血腥镇压。光绪帝下诏变法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连下三道谕旨：一是免去翁同稣的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江苏原籍，用以孤立光绪帝；二是凡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要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使光绪无法破格提拔维新人士；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几天后又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由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分领的北洋三军，从而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又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派爪牙进入皇宫，严密监视光绪帝的言行。这些行动表明，新政刚开始，顽固派就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

面对顽固势力的阴谋活动，维新派和帝党当然不能束手待毙。但他们一无兵，二无权，又脱离群众，所以只能采取极端软弱的对抗措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上不开罪于太后，在下不激怒守旧大臣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是，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仍然不能容忍。七月中旬（9月初），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七月十九日（9月4日），光绪下令将公然破坏维新法令、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二十日（5日），光绪又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负责起草新政诏书，批阅变法奏章。这些措施引起顽固派的更大仇恨，内务府官员数十人环跪太后面前失声痛哭，攻击光绪，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荣禄则加紧调兵，控制京津间的交通要道。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日（9月14日、17日）连续给康有为等发出两道密诏，要他们想办法挽救危局。八月三日（9月18日），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对策，决定由康有为求见英国公使，希望帝国主义出面干涉；由谭嗣同于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中日战争前曾随军驻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后曾参加强学会，进行投机。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于八月一日、二日（9月16日、17日）两次接见袁世凯，赏他侍郎头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三日（18日）夜，谭嗣同把杀荣禄的计划告知袁世凯后，袁世凯一面假装答应，一面即向荣禄告密。此时，康有为等分头到英、美、日等驻华公使馆联系，幻想争取他们出面帮助，但均无结果，幻想终成泡影。

谭嗣同在帝后两派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八月四日（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密作政变准备。六日（31日），慈禧太后正式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这时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逃往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⑥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数十人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以外，先后被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运动中，维新派通过上书、著作和演说，反复向人们陈述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在维新派看来，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的目的则在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从而就大大提高了人们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觉悟。第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维新派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政，促进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族资本企业的合法性，并通过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级政府对这些企业加以鼓励和保护。应该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是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分不开的，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且还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在运动中，维新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初步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在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过去，人们不敢议论时政、公开批评清政府，而在运动中，不少人大力鼓吹变法，在报纸上和学会、学堂里公开讨论和宣传民权、进化等学说，这就大大推动了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下解放出来的步伐，从而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首先，维新派要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但却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官僚、军阀，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未根本触动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还处处向守旧势力妥协、退让。第二，维新派大力宣传救亡图存，争取中国的独立，但又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三，维新派本身力量弱小，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对群众斗争抱敌视态度。因此，当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反扑时，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确立的历史条件下，依靠清朝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注释①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第133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页。

④《戊戌变法》第2册，第190页。

⑤《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⑥《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第四十四章

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两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的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其组织成员主要活动在山东、直隶、豫东、苏、皖北部一带，以设坛练拳为形式，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口号，吸引群众参加。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义和拳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帝国主义。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年10月），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首先率众起义。自光绪十二年（1886）德国传教士至冠县城北梨园屯传教以来，教民与村民争夺当地玉皇庙的斗争，始终未断。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迫于外国教士压力，派员拆除玉皇庙，再次激起村民的反抗。村民阎书勤邀请直隶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支援。赵三多将梅花拳改称义和拳，在梨园屯亮拳设场。八月十八日（10月3日），赵三多等拳众在冠县蒋家庄祭旗举义，举起“助清灭洋”旗帜，从而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随后，拳众分兵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活动于直隶南部。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茌平、高唐、禹成、长清、平原等州县的义和拳，在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的领导下，也积极展，开了反洋教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发生冲突后，知县蒋楷袒教抑民。朱红灯应平原县义和拳的邀请，率众支援当地的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九月（10月），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从此，朱红灯成为鲁西北义和拳的旗手，以致出现了“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的局面。面对义和拳反抗斗争的迅猛发展，山东巡抚毓贤一方面感到义和拳声势浩大，防不胜防，剿不胜剿，不如抚而用之；另二方面又目睹义和拳起事皆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而引起的事实，于是对义和拳从一味镇压转而采取剿抚兼施而以抚为主的方针，以便达到既控制义和拳又利用义和拳排外的目的。为此，他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平原境内抚绥义和拳，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一律改为“民团”。从此，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普遍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一类口号，也在山东义和团队伍中进一步流行起来，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伊藤博文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强烈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要挟清政府迅速撤换毓贤，并指名要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政府令毓贤赴北京，由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立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对义和团进行威胁恫吓；同时联合青岛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武装，对义和团进行疯狂屠杀。广大人民对袁世凯的暴行恨之入骨，喊出了“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口号。有人还在巡抚衙门的照墙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俯伏在洋人屁股后面，表示对袁世凯的愤恨。在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下，山东义和团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一部分转移到直隶继续活动。

直隶南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几乎与山东同时兴起。光绪二十六年（1990）春，山东一部分义和团成员流散到直隶后，进一步推动了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三、四月（4、5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遍及全省各个地区，并控制了直隶的省府保定城。接着，义和团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涞水、涿州一带，逼近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逼近天津，从而在津、京、保三角地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也遭到了清军的镇压。四月（5月）下旬，涞水县义和团全歼副将杨福同所率马队七十余人，杨本人也被击毙。义和团二三万人乘胜进占涿州城，继而直趋北上，捣毁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的火车站，连慈禧太后的“龙车”也被烧毁。

义和团进抵北京、天津附近，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在这样一种局势面前，清政府中一部分顽固派官员主张暂时承认义和团合法，加以控制利用，使自己躲避开群众运动的打击。经过多次密议后，慈禧太后决定接受这部分人的建议，对义和团的策略再次由以剿为主转为以抚为主，默许京外义和团入京。从此，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涌入北京和天津。到五月（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已达到十余万人，许多宫内太监和清军士兵也纷纷加入。同时期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也不下三万人，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相继在天津设立坛口，红灯照首领林黑儿也在天津城北建立起红灯照坛口。北京、天津实际已为义和团所控制。

义和团在直隶及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从黑龙江到两广，从江浙到陕甘、新疆的广大地区内，都出现了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有的直接打出义和团的旗号，有的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遥相呼应，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反帝风暴。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此外，城乡手工业者和水陆交通运输工人，也是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动高潮时期，一些守旧官绅、清军士兵也加入到义和团行列，从而使义和团的成分趋于复杂。

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秘密结社，因此，它从始至终在全国未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基层组织为“坛”，或称“坛厂”、“拳厂”。团民分别属于各个坛口，并围绕坛口进行各种活动，平时主要是操练武术气功，求神、喝符、念咒。一村一镇或一街一巷设一坛或数坛不等。有的地区，在几个或十几个坛口之上，还设有总坛口。总坛口的负责人称老师，坛的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男团员称“大众”，彼此互称“师兄”；女团员称“二众”，彼此互称“姊妹”，在团内地位一律平等。各总坛口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每当斗争需要联合行动时，则散发帖子邀请，由有声望的大坛口负责人统一指挥战斗。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所以能够做到“传单一出，千人立聚”，虽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迅速前来参加战斗。

由于组织的分散，义和团在各地提出的口号不尽相同。但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冠县义和团打出“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旗帜后，类似的口号就在各地义和团中迅速地流传开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扶清灭洋”同样是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和旗帜。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这一客观现实，在农民群众中的朴素的反映。“灭洋”作为农民群众朴素的反帝口号，触及到了“救亡”这一时代的主题，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但它又是笼统排外的口号，反映了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扶清”可以减少来自清朝官府的压力，集中力量反帝，但也模糊了人们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给清政府对反帝运动的破坏，造成了可乘之机。总之，这个口号的提出，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阻力，有利于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参加到义和团运动当中来，促进了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到来。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民阶级对客观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把群众反帝斗争引向胜利。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保持和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权益，进而实现瓜分中国的野心，决定联合出兵，发动一场空前残暴的对华战争。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列强就向清政府发出联合照会，限令“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①五月一日至三日（5月28日至30日），各国公使经反复磋商，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他们一面调集在华武装组成特遣队前来北京“保护使馆”；一面电请各国政府增兵来华，并警告清政府说：“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结果。”②清政府屈服于各国的压力，竟同意侵略军进京。这样，于五月四日和六日（5月31日和6月2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侵略军四百余名，分两批乘火车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各国舰队和侵略军迅速向渤海湾集结，到五月六日（6月2日），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达到二十四艘，侵略军达八千人。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八国侵略军二千三百名，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侵略军悍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经六小时激战，大沽炮台失守。至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中旬，在清政府面前出现了极其复杂而又严重的局势：一方面，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因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而更加高涨。究竟如何办，清政府必须作出迅速的抉择。为此，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进行研究。会上，对帝国主义是和还是战?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发生了严重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剿杀义和团，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光绪帝支持这一派人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则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双方互不相让，会议无法作出决定。二十三日（19日），大沽炮台失守、联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紧急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各国宣战。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表示对侵略者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同时，清政府发出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奖给义和团粳米十万石、白银十万两，并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统辖义和团，要义和团绝对听从他们的管理和指挥，违者处死。表面上看来，清政府似乎要与帝国主义决战了，其实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二十九日（25日），即宣战后四天，慈禧太后在答李鸿章的谕旨中说：“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三十日（26日），在答复各省督抚时又说：“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日之间，京城蔓延几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所在皆有。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③六月三日（6月29日），清政府电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对外宣战非出自朝廷本心，乞求各国谅解，并无耻表示对义和团这股“乱民”，一定“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④。这一切，充分说明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根本原因，是借宣战躲过义和团的打击锋芒，并有效地控制义和团，最后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义和团。

清政府宣战后，东南各省督抚公开抗拒，宣称凡五月二十五日以后的“宣战”与“招抚”上谕都是“矫诏”，概不奉行。同时，他们又直接与帝国主义订立约章，实行所谓“东南互保”。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督办铁路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订《东南互保约款》、《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⑤。不久，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骚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这一举措，使帝国主义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并且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激起了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阻挠破坏，顽强地战斗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当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西摩率领的侵略军向北京进犯时，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首先拆毁部分铁路，并在沿途伏击敌人。在义和团的狙击下，侵略军进展极为缓慢，四天时间才前进60公里，到达廊房车站。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清晨，义和团约三百余人将廊房车站包围，他们“奋不顾身，直逼火车，持矛猛触”，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二千人与董福祥部清军三千人向廊房车站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杀死敌军五十多名。西摩看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只好退回杨村，沿北运河向天津逃命，直到三十日（26日）才狼狈地窜回天津租界。这次廊房大捷，打死打伤侵略军三百人，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大大鼓舞了京、津人民抗敌的勇气。

在天津，义和团和侵略军的战斗，是从五月下旬（6月中旬）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晚上，攻陷大沽炮台的侵略军由大沽分乘火车开往天津，盘踞老龙头火车站。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向老龙头火车站发起攻击，杀伤大量敌人，其中二千名俄军竟死伤五百名之多。此后，义和团在天津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与侵略军展开顽强的争夺战。在战斗中，义和团表现了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精神。据记载，他们“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枪炮，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⑥。从六月十日（7月6日）起，战斗愈益激烈，义和团和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连续和敌人苦战三昼夜。六月十三日（7月9日），侵略军分两路向驻守在八里台的聂士成军发动攻击，聂士成率部英勇抵抗，最后身中七弹，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已决计投降，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遵照清廷的旨意，宋庆于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到达天津后，不是率军抵抗侵略军，却大肆屠杀义和团。由此部分团民被迫撤离天津。六月十八日（7月14日），侵略军炸开城墙拥进天津城内。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临危不惧，与联军展开巷战和肉搏，许多人壮烈牺牲，后被迫撤离，天津失陷。

在北京，义和团也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因为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分别集中在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天主教北堂内，因此，义和团攻击的目标也就在这两个地区。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二十四日（20日），包围了东交民巷公使馆。在这两处的战斗中，义和团同样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尽管在机枪扫射下，遭到重大牺牲，但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毫不退缩。然而，清政府在把义和团攻击的矛头引向公使馆后，又很快地出卖了义和团。自五月二十七日（6月25日）起，荣禄即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对使馆明攻暗保，不断派人去使馆慰问，并送去粮食、蔬菜、水果等物。因此，义和团围攻使馆56天、围攻西什库教堂63天，都未能攻下。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分两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这时津、京地区尚有清军十万人，但清政府已一意主降，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清军则毫无斗志，遇敌退溃。只有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北仓进行了英勇抵抗，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人。十二日（6日），直隶总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十三日（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决心向侵略者乞和。十五日（9日），原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奉命统率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河西务迎战侵略军，结果也是一触即溃，李秉衡自尽。十九日（13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当晚，日、俄军队进抵北京城下。在京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激战一夜，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二十日（14日），侵略军攻入北京城内，清军大都溃逃，只有部分爱国官兵与义和团同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当晚北京沦陷。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王公大臣仓惶出逃，先至太原，后转赴西安。

沙俄在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又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沙俄分兵六路向我国东北进犯。至九月九日（10月31日），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侵略军就占据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在侵犯我东北过程中，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血洗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和火烧瑷珲城等一系列惨案。面对俄军的暴行，东北义和团、各族人民和爱国清军一起，奋起抗击，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联军统帅瓦德西是闰八月二日（9月25日）到天津，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的。这时距八国联军从大沽陆磕已过4个月。他在日记中所记沿路的景况是：从大沽到灭津之间，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原有五万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从天津到北京，沿途房屋未被毁坏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据他估计，从大沽经天津直到北京沿线，至少五十万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另据记载，联军攻陷天津，“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⑦。

联军攻占北京后，这种烧杀抢掠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见人就杀，“以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从各级军官、教士到普通士兵，一无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皇宫和颐和园所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书，均被抢劫一空。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攻击谩骂义和团“野蛮”、“残暴”、“杀人放火”，但铁的历史事证明：真正野蛮、残暴和杀人放火的恰恰是帝国主义自己。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为继续扩大侵略战争，陆续增兵至十万七千人。他们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分兵数路向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野蛮的攻掠。此时，清政府已完全撕去“宣战”的假面具，彻底暴露了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慈禧太后一逃出北京，就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并加派庆亲王奕勖会同商办“议和”事项。八月二十四日（9月17日），在山西崞县的慈禧太后又发布上谕，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通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实力剿办，以清乱源”⑧。从此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公开联合起来，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闰八月初（9月底），俄、德两国合兵攻占芦台。接着俄兵东下进犯山海关；英军从大沽乘舰径取山海关炮台和火车站；德军先占秦皇岛，然后又夺得北塘，津榆铁路沿线全被敌人占领。闰八月下旬（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一万多人沿芦保铁路向南推进，直至保定。面对帝国主义的攻掠，清军不仅不进行抵抗，反而用大肆杀戮义和团的行动来表示对侵略者的欢迎。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当联军（向保定）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因此，他得意忘形地说：“现在余已居然自认为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⑨在清军的配合下，这年冬天，德、法军向西攻娘子关、固关，山西移动；德、意军向北攻居庸关，侵入宣化，占领张家口；另一支侵略军则向东，逼近山东边境。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各地义和团遭到残酷的镇压。

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联军侵占北京起，到《辛丑条约》签订，有关和约的谈判，整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谈判主要不是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

帝国主义各国在共同侵略中国的目标下暂时联合起来，但各个帝国主义在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上，各有各的打算，彼此矛盾重重，一时难于调和。经过激烈争论，各国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接受了美国在六月（?月）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这个宣言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原则外，又虚伪地提出“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主张。依据这个原则，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基本政策达到了共同的结论：继续维持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际上对中国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的共管。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它们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太后见《议和大纲》上没有把自己作为祸首加以惩办的条款而感激涕零，立即命令奕勖、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由奕勖、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英、美、日、法、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杨深秀《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有：（1）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二千多万两。（2）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驻军；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外国可在界内驻军。（3）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地方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事件”，如不及时弹压惩办，“立即革职，永不叙用”。（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⑩。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它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首先，通过条约，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在华的侵略势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清政府，为它们对中国进行军事控制、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第二，清政府以条约的形式承担了保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利益的义务。从此，清政府不仅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彻底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第三，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下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农民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的历史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威廉的报告中说：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项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第二，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加速了这个反动王朝的崩溃。第三，义和团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直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形势曾经作过一次鲜明的对比，他说：义和团运动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余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碗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应归功于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义和团运动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不能对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深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纲领和斗争策略。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历史再次证明：一方面农民阶级不但是反封建的主力军，而且是反帝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注释①《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册，第169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5页。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86～187页。

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

⑤《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⑥《义和团》第1册，第149页。

⑦《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5页。

⑧《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癸未谕。

⑨《义和团》第3册，第129页。

⑩《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2～1010页。

《义和团》第3册，第83、244页。

《辛亥革命》第1册，第9页。

第四十五章

自立军起义自立军起义，肇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唐才常在日本接受康有为、梁启超之勤王任务。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国外，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以“忠君爱国”相号召，以排除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擅政，保救囚禁于瀛台的光绪皇帝，继续推行变法新政为目的。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挚友。甲午战争后，他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自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湖南，积极投入维新活动。政变发生后，唐才常誓继谭嗣同未竟之志，发愤举兵除奸，遂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唐才常与康有为在日本相见，唐表示要“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康则认为要实现“勤王”的主张，“舍唐莫属”①。唐于是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同时，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同孙中山相识，唐所拟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起义的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双方均愿合作进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毕永年、唐才常从日本归国。毕偕日本人平山周到汉口邀林圭，遍访湘、湖哥老会各龙头，劝其与孙中山合作。唐才常则到上海编辑《亚东时报》，以倡导改革，团聚在沪志士。同年夏秋间，唐才常再赴日本，同时在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开展联络工作，“对唐、梁则日勤王，对留学生则日保国保种”②，企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是时，林圭应梁启超之召，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唐才常邀请林圭、秦力山、田邦璿、蔡钟浩等湘籍同学回国相助，湖北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翠等也表示愿意参加。接着，唐才常与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聚会于东京，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拟定利用会党发难，夺取武汉以为基地，并推派林圭回国负责与会党联络。十月（11月），唐才常、林圭束装归国，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翠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也来参加，孙中山并将在汉口的兴中会员容星桥介绍给林圭，以期协助举事。这样，唐、林实际是肩负着两派的使命回国活动的。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唐才常、林圭等从日本归国。唐到上海，首先利用日本人田野桔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以此为掩护，秘密建立正气会。该会会章提出了“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爱国之实，以济时艰”的宗旨。其序文中有“非我种族，其心必异”及“君臣之义，如何能废”③等自相矛盾的词句，遭到毕永年的强烈反对。毕永年劝唐断绝与康有为的关系，唐才常则因利用保皇会款密谋起义，坚不肯从。两人辩论一日夜，毕永年失望而去。随后，唐才常将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自立会刊布会章，“日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④。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正值义和团处于高潮、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对外“宣战”之际，唐才常认为时机已到，为公开活动，号召全国，争取各方面人士参加，遂于七月一日（7月26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八十余人。会议由叶瀚主持，宣布会议宗旨为：“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会议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⑤。七月四日（7月29日），国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举叶瀚等三人为书记，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容闳为“国会”起草的对外宣言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籍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⑥。但“国会”很快发生分裂。成立刚三天，已有革命倾向的章太炎不满唐才常醉心于“勤王”的口号，毅然剪去发辫，与“国会”继绝关系。“国会”内接近汪康年的一派人，不赞成暴烈行动。唐才常则坚持既定方针，“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⑦。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唐才常遂重新打出自立会的旗号，积极筹划起事。

当唐才常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政治活动的时候，林圭正以武汉为中心加紧军事方面的准备。他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机关部，负责全面指挥调度；在湘鄂两省的城镇广设会馆，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为将分散的会党组成统一的战斗组织，自立会按会党设立的山堂、发放票布的传统，开设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以富有山堂统一长江流域各会党的山堂。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自立会与湘、鄂、皖、赣各省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发动了数以十万计的会党群众，形成了一支以会党为基干并包括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下级官佐和士兵在内的几万人的军事队伍，定名为自立军。为发动起义，自立军按地区分为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安徽大通；田邦培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湖南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湖南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设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

诸事大致就绪后，军饷却发生了困难。唐、林等所发富有票，借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甚多。各路待款发动，均派代表驻汉、沪两处坐催。按原约，起义所需款项，由康有为、梁启超接济，但康、梁财力有限，勤王运动除长江流域一带外，两广地区也在加紧进行，故无法以大量钱财接济自立军。一些会党头目投向自立会，本来是看中保皇派在经济上优于革命派，现发现并非如此，遂相继离去。为此，唐才常一直滞留上海，屡电康、梁汇款，以解军需之急。

但是，林圭从八国联军入侵后国内局势急剧变化考虑，认为机不可失，遂敦促唐才常迅到汉口发难。七月上旬（8月初），唐到达汉口。他以北方已处无政府状态为辞，通过日本告湖广总督张之洞，自立军将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时在八国联军进攻下，清政府存亡未卜，所以张对自立军的活动暂采观望态度，对于唐的通款不置可否。在此情况下，自立军决定七月十五日（8月9日），各路同时大举；后因康有为从海外汇款未至而延期。可是，秦力山未得到延期通知，仍按原定时间起事。起义军迅速占领大通，张贴安民布告，申明宗旨，宣布军纪，号召群众加入自立会。时清水师参将张某率划艇四艘渡江防堵，不料所部多与自立军相通，甫至岸即与义军联为一气，张参将投江而死。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清军援兵继至，秦力山挥兵力战，卒因寡不敌众，败退九龙山。十九日（13日），全军崩溃，秦力山仅以身免，后辗转逃往日本。

唐才常、林圭因等待接济，一再推迟发难日期，最后决定于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在汉口起兵。但此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西逃，清王朝不仅没有在变乱中倒坍，反而在帝国主义首肯下趋向稳定。同时，由于《东南互保章程》达成协议，英国不能容忍在长江流域出现自立军的武装行动，故公开用公文向张之洞表示：“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⑧这样，原对自立军持观望态度的张之洞，便转而施行残酷镇压。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夜，张之洞在英国领事支持下，下令包围汉口英租界自立会机关，逮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田邦汫、黎科、李炳寰、蔡成煜等二十余人。审讯时，唐才常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⑨其他人也齐呼速杀。次日清晨，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

唐才常等被捕就义后，沈荩急率新堤右军发动起义。湖北崇阳、监利等县纷起响应。但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很快遭到失败。湖南自立会员唐才中、蔡忠浩等人，先后被河南巡抚俞廉三捕杀。后清朝官吏又陆续捕杀起义者数百人。自立军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自立军起义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武力改变清政府统治以实现君主立宪的一次尝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由于孙中山的支持和部分兴中会员的参与，使这次起义超出了“保皇”的范围，而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起义的失败，使一批爱国志士开始认识到“保皇”与“革命”是两条不能相容的道路，促使他们脱离康、梁的影响而投向革命。

这经亡过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腐朽卖国的本质暴露得更加彻底。此后，帝国主义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以《辛丑条约》为依据，通过全面控制清政府，加紧和扩大对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榨下，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继续深入发展，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欺骗人民群众，增强反动统治的力量，尚在流亡西安的清中央政府即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急忙颁布“变法”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在不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各就当时形势，参酌中西政略，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向中央提出改革的建议。二十七年三月三日（1901年4月21日），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勖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以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增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从此开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止，清政府依据内外臣僚特别是袁世凯提出的新政意见十条和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的意见，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新政”。新政主要内容包括：

一、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停止捐纳实官；改定律例，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

恭亲王奕二、编练新军。鉴于原绿营、防勇已腐朽透顶，清廷便倾全力来加强武备。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年8月29日），清廷命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二十九日（9月11日）命各省仿北洋、两江例筹建武备学堂，次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军”。对此最看重并全力以赴者是袁世凯和张之洞。李鸿章死后，清廷命袁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一上任即奏准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练成约一千五百余名新军。同年张之洞在湖北也编练新军七千余人。清廷以直隶、湖广两处为“典型”，命就近各省派人分别前往参观效法。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年12月4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勖总理全国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接着又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负责各省的新军编练。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军队分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同时规定了招募应征条件、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一些规章制度，三十一年（1905），为统一和扩充全国的军事编制。清廷计划在全国共编新军三十六镇（师），按各省的战略地位及人力物力状况进行分配，限期完成。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了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七月袁世凯根据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议定的八国联军退出天津时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的无理规定，将保定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三十一年（1905），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同时制定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全国大办警务。

三、筹饷。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拮据，自认“国内匮绌”、“罗掘已空”。但庚子赔款、练兵育才、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皆需大量开支。为筹措大量经费，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巧立各种名目，多方搜刮。第一是乱增税种。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膏捐，在吉林征收烧窑、车辆捐，在察哈尔征收牛马驼捐，在一些地方还有斗银、畜税、油酒缸稞、盐商捐、绅富捐、糖捐、果捐、妇女首饰捐、僧尼巫道捐、赌捐、柴把捐、烟灯捐、学捐、亩捐、自治费、巡警捐、路捐、门牌捐、调查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第二是乱提税率。有的是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如盐行加增四文，土药、茶糖、烟、酒厘金加增三成。有的是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诸如粮捐加收，盐引加稞等。有的是在全国加抽之外又一加再加，全无固定标准。第三是派员查库，严提中饱，官吏报效。清廷钦派大员到各地查明司库进出，将盈余款项强迫上缴；同时又将各级官吏例行贪污的款项收归公有，且要求官吏不定期的向上奉献银物，这两者美其名“严提中饱”和“报效”，实际等于承认并鼓励官吏贪污。

四、兴学育才，即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廷下谕，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幼稚园）。规定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十月一日（12月5日），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二十八年二月二日（1902年3月11日），又命各省妥速筹划亟立学堂及武备学堂。关于科举，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1901年8月31日），清廷下谕以后科考要加试中外政治、史事、策论；废八股文体；停止武科考试。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关于派留学生，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901年9月21日）下谕，令各省仿照湖北、四川等省之例，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凡毕业留学生均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自备旅费出洋留学者，“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据统计，截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共兴办学堂五万多所，留学生人数则从二十七年（1901）的几百人激增到上万人。

五、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1903年9月9日），清廷下令成立商部，将前路矿总局并人。接着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陆续设立商标局、劝工陈列所，并开始参加有关国际博览会。次年又公布《商律》、《忪司律》、《商会简明章程》。三十一年（1905），陆续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规章虽然对外资也采取同样保护的态度，但对民族工商业仍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这时一些著名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如翰林院修撰张謇被聘为商部头等顾问，并加三晶衔；华侨巨商张振勋被命为考察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

总之，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政治措施。其中，奖励工商、兴学育才等项内容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并未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

第四十六章

拒俄、反美运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拒俄运动”和“反美爱国运动”。

一、拒俄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在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同时，又乘机单独出兵十七万七千人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实现其“黄俄罗斯”的迷梦。此后，沙皇政府多次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出卖东北的条约。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1901年3月12日），沙俄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约款，规定沙俄驻兵东北，有“保护”铁路、出兵帮助“剿抚”，以及革办中国官吏等特权，并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二十五日（15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严正谴责沙俄的侵略野心，主张抗击沙俄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接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群众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集会；香港、澳门同胞和新加坡、檀香山等地华侨，纷纷致电清政府，强烈要求拒绝签约。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二月五日（3月24日）清政府电令驻俄公使杨儒，命其通知沙俄政府“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沙俄逼签条约失败，于是再变花招。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1902年4月8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将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分三期在十八个月内全部撤走。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1903年4月8日），是俄军第二阶段撤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从法律上确认其对东三省和外蒙古的占领。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四月初一（4月27日），上海千余名群众在张园集会，决定致电外务部，声明“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分电各国外交部申明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指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①。会后由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以保国土、国权为目的”的“国民总会”②，一千多人签名入会。初三日（29日）上午留日学生会馆召开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会议，浙江学生汤槱建议分电南北洋大臣，要求他们主战。钮永建则主张自行组织义勇队抗俄，与会者均表赞成。下午全体留学生大会在锦辉馆举行，参加者五百余人，会上发言者十余人，临时议长汤槱演说表示：“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吗”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听了他的发言，“众皆愤发，涕泣不能抑”③。会上决定：（1）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两日内签名；（2）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3）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编其麾下；（4）遣特派员至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5）遣人至本国内地各殷富地方、南洋各埠及欧美各国发动拒俄。会后各省同乡会继续开会，留学生纷纷报名参加义勇队，报名者年龄最小的才十二岁；女留学生决定参加赤十字社，决心从军北征，任军中看护。初四（30日），报名从军者达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以为后应者五十余人。初六（5月2日），参加签各的留学生集会于锦辉馆，通过《学生军规则》：“第一、定名：学生军（义勇队改名）。第二、目的：拒俄。第三、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义务。第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④又将全军121人分成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以留日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准备开赴前线，与沙俄决一死战。

在上海与东京拒俄浪潮的推动下，抗俄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四月初四（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通电各省学堂，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勿将东三省予俄”。湖北学生立即响应，“不期而集会于曾公祠省数百人”。安徽学生成立爱国会，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学生成立滨海公会，湖南学生要求领枪备战，广东人士联名抗俄，直隶四百举人上书要求“皇上坚忍力持，转亡为存”。在全国普遍反对下，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七项要求。

但是，沙俄亡我之心不死。四月二十四日（5月2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增加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设置处于俄国保护下的特别区域。九月初九（10月28日），沙俄马步兵、炮兵一千余人，强行闯入奉天，占领清行官及将军衙门等各署地，升起沙俄旗帜。这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抗俄团体，如上海有对俄同志会，对俄同志女会，北京京师大学堂有抗俄铁血会，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仇会，锦州有仇俄会等。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日报，揭露沙俄侵华罪恶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广泛报道各地拒俄消息，号召社会各界奋起拒俄。在各地拒俄团体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俄斗争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结束。

这场运动本来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爱国运动，它最初只采用请愿、游说的做法，学生军也明白规定“在政府统治之下”，并没有革命色彩。但清政府却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勾结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并要“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正是在这种“报国无路”的情况下，前一年春建立的青年会的发起人秦毓鎏、叶澜等即于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903年5月19日）将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标明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其进行方法：“一日鼓吹，二日起义，三日暗杀。”⑤随后这个组织就分派会员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建立组织，筹划反清起义。拒俄运动的重大意义就是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虐待华工而引起的。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劳动力十分缺乏。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便大量招致华工入境，利用廉价劳动力在西部垦殖、采矿及修筑铁路。华工为美国的西部开发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引起广泛的工人运动。美国资产阶级一方面血腥地镇压本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方面转移工人斗争视线，妄伪说美国工人之所以失业，是华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借以煽动排华。一时间华工财物被抢劫，华人房屋被烧毁，侨民生命遭到威胁，甚至入境华人亦经常遭到种种无理刁难、欺凌和侮辱。清政府迫于广大华工、侨商要求，曾就排华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但是，美国政府不仅不收敛，反而在光绪二十年（1894）迫使清政府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表面声称保护寓养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对此中国人民表示强烈抗议。

光绪三十年（1904）“禁约”十年期满，国内舆论和各界民众均要求废约，旅美华侨十余万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同美国交涉废约问题。清政府照会美国驻京公使，声明“禁约”期满即行废止，应另订新约。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遂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在会上严厉谴责美国的排华政策，建议以两个月为期，若美国仍不允修改条约，则抵制美货。全体商董一致赞成此议，并立即以曾铸名义致电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⑥；同时又分电各省及香港二十一埠商会或商务局，请其协力进行。接着，国内各城市工商界以及海外华侨相继召开大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建议，并印发传单广泛宣传，国内和华侨所办报刊亦纷纷发表抵制美约，不用美货的言论，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采拒绝态度，上海各行业旋即采取行动，不买、不卖、不用美货，不到美国人所办学校读书，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等，缝纫工人不做美国布料衣服，刻字工人不刻美货商标，漆业工人公议不给美国公司做招牌，不用美国材料和颜料，表现了下层群众的坚决态度。与此同时，广州、天津、北京、武汉、苏州、杭州、长沙等许多城市的商、学界和工人亦纷起响应，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中国留日学生及海外侨胞也积极投入运动。

从抵制运动开始，美国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予以镇压。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令各省对抵制美货者要“从严查究，以弭隐患”。接着各省督抚便相继查禁抵制运动。在内外压力下，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动摇、退缩了，经半年多的斗争，运动逐渐沉寂。

这次运动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注释①《苏报》1903年4月28日。

②《苏报》1903年5月1日。

③《浙江潮》1903年5月第5期。

④《革命逸史》初集，第105页。

⑤《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2页。

⑥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7页。

《苏报》案经过光绪二十七、二十八（1901、1902）两年的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活动日益活跃起来，日本的东京和国内的上海是党人活动的两个中心。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教育会。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甲午战争后，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同情维新派。戊戌政变后回乡任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七年（1901），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员。次年和上海一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蒋智由、黄宗仰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教育会“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重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为名，“联络上海有志之士”，“隐然为东南各省之革命集团”①。恰在这一年，东京留日学生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一部分留学生被逐回国；同时上海南洋公学也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退学，抗议校方压制言论自由。为安置这些学生，中国教育会特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章炳麟等任教员；“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②。二十九年（1903）春，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继发表。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又名威丹，四川巴县人。二十八年（1902），自费留学日本，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次年春回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和拒俄运动。在《革命军》一书中他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民主革命，明确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首先全面地批判了康有为反对革命、主张保皇的谬论，从而使保皇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削弱。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上海的《苏报》对上述革命著作进行了大力鼓吹。

《苏报》原是二十二年（1896）由中国人胡璋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创办并在日驻沪领事馆注册的一份平庸小报，二十六年（1900）由因教案牵累落职的原江西铅山知县陈范接办，时仍拥护康、梁的改良主张。二十八年（1902），学界风潮兴起后，陈范表示支持，且在该报专辟“学校风潮”栏，报道南洋公学等校斗争情况。二十九年（1903）春节前后，陈范聘蔡元培、吴稚晖等爱国学社教员每日为《苏报》撰写一篇社论，由报社每月提供一百元作为爱国学社经费，从此“排满革命”的言论便洋溢报端。五月初六（6月1日），《苏报》正式聘请学社教员章士钊（1881～1973）任主笔。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八年人南京陆师学堂，次年退学至爱国学社。此后《苏报》遂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发表了一系列引起社会震动的文章，如“驳《革命驳议》”、《“革命军”序》、《客民篇》、《杀人主义》等社论、来稿四十余篇，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残暴，批判了康有为等的保皇邪说，号召人们“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从而使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清朝统治者切齿痛恨，作为“猖狂悖谬”的“革命邪说”，必欲铲除而后快。五月二十六日（6月21日），清政府以《苏报》及爱国学社“形同叛逆”，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密查拿，随时惩处”。两江总督魏光涛当即派侯补道俞明震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此案。俞明震等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勾结，于闰五月初五（6月29日）由租界巡捕捕去《苏报》账房程吉甫；初六（6月30日）从爱国学社捕去章太炎，从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仲彝及钱宝红，龙积之当晚投案；次日邹容亦自动投案。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苏报》及爱国学社被封。

《苏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曾设想将章炳麟、邹容等人“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但租界当局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的独特地位出发，拒绝引渡，坚持该案必须“在租界内执行”。于是章、邹等人先后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受审。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第一次开庭，由律师古柏代表清政府向会审公廨所组织之额外公堂起沂《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③；章、邹则坦然应对，无所回避。清政府同本国老百姓在租界内沂讼，激起人民极大义愤，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对案件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因此审讯出现了“屡讯屡停，未能判决”的局面。后因陈仲彝、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在本案中无关重要，关押四个月后被释放。直至三十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才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自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邹因不堪狱中的虐待和凌辱，于刑满前不久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含冤而死，年仅二十一岁。章炳麟于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赴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本部工作。

清政府本想通过《苏报》案扼杀方兴末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结果适得其反，它的发生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更广泛的传播，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注释①《革命逸史》初集，第115～116页。

②《革命逸史》初集，第118页。

③《辛亥革命》第1册，第396页。收回路权运动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即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铁路的建筑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二十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权的运动。

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收回路权运动的开端。十九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铁路仍未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从三十年（1904）开始，广东商务局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废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坚持斗争，并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三十一年八月初八（1905年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

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但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青穆为总理、状元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先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三十三年（1907），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借款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立即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力”。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群众愤怒的呼声，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甚至谓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①。鉴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争路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1911）与美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与此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互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而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的斗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1898年5月21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六十年为期。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2月9日），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支持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十四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并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且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向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这就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三百四十三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一千多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二月初七（1906年3月1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而在该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随即派代表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从而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并着手集股开采煤矿。经过反复交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1月），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二百七十五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在这期间，安徽人民为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为收回德国霸占的五处矿权、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人民为收回汫江等七府矿权、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湖北人民为收回阳新炭山湾矿权、黑龙江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总之，收回路矿运动是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参加运动的有工人、农民、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以及部分官绅，而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则是资产阶级上层即立宪派。因为有广大群蝴口，所以运动具相当大的声势；因为起领导作用的是立宪派，又使运动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不仅表现在对清政府的依赖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路矿权利不是采取“夺回”而是“赎回”的方式上，据统计，仅九项主要矿权的“赎款”即达九百多万元。但是收回路权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并且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因而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注释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86页。

第四十七章

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一、孙中山与兴中会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建立起来的。

十九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是孙中山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六岁开始勃口农业劳动，十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辄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光绪四年至十八年（1878～1892），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由于深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及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遂萌发爱国救亡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团体，并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这时孙中山尚未完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十年（1894），他上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但未获得任何结果。从此他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再度到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开展革命组织活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二十余名侨胞，在火奴鲁鲁埠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中集会，正式成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会上孙中山宣读了他起草的章程九条，沉痛地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与会者推举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随后孙中山让会员填写盟书，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先后入会的计一百二十六人（一说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占八十人，其余为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为了举行反清起义，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一些军事训练，一方面积极在会员中募捐筹饷。

光绪二十年底，孙中山与部分会员回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日），在香港，孙中山与杨衢云（1861～1901）领导的爱国组织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地址设于中环士丹顿路13号，为便于活动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与檀香山兴中会相比，在总部起主导作用的已是具有爱国思想，并有初步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则是那些有着“反清复汉”思想的会党分子。修订的总部章程删去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一些温和词句，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从正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兴中会成立后曾先后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相继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建立分会。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黄兴与华兴会《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二十八年（1902）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召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成为之动容”①；稞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作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二十九年（1903），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②，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五月五日（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恢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稞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稞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在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这天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鼓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十二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讲话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二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904年11月17日）西太后七十寿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并且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但是这个宏大的起义计划却因走漏了风声而夭折。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六日（1904年10月24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三、科学补习所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爱国志士发起创建的革命组织。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较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19世纪末期，相继前往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戢元丞、傅慈祥、吴禄贞等人，“看到日本的维新，同时目睹清室政治的腐败，满人当道的昏聩，深深感觉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③，从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孙中山从欧美来到日本。吴禄贞等人主动求见，得到孙中山的启迪和指导，反清革命思想进一步加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促使湖北的爱国志士与康、梁决裂，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革命志士，一方面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把革命思想传入湖北地区，推动湖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湖北留日学生在原来“励志会的基础上，组织湖北同乡会”，并于年底（1903年1月）发刊《湖北学生界》月刊，“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唤起内地学生觉悟”为宗旨，通过各种渠道寄往本省，在湖北军、学界中散发。在此前后，吴禄贞等留日学生先后回国，与一直在湖北省城活动的革命党人张难先、胡瑛、吕大森、刘静庵等人会合。

光绪三十年（1904）春，齐集武昌的革命者讨论革命进行方略，“众意以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④。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⑤于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投入新军。在军中，每当饭后或操练余暇，他们就对士兵讲述清朝统治的残酷暴虐和反清的历史故事，并暗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用以提高士兵的觉悟，串联组织。与此同时，他们又与武汉各学堂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了军、学两界声气相通的有利形势。

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张难先、胡瑛与工程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以及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康建唐等发起组织机关，在武昌同庆酒楼召开筹备会，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五月二十日（7月3日），武汉军、学两界的革命者集会，正式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所址设于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军营及各学堂均置干事。补习所对外以补习科学为名，招收在校学生进行稞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但内部却是“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⑥。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一般在未入伍之前，必须接受补习所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⑦。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补习所的成员迅速扩大。

这时，正值华兴会在湖南准备起义，并与湖北革命党人接洽，以求协同大举。补习所同人一致表示赞同，约定湖南一经发难，湖北马上响应，然后两省起义军会师武胜关，挥军北伐。接着，科学补习所立即开始做响应起义的准备，积极筹备饷械，并印就军用票三十万张，以备起义时两省之用，推曹亚伯为湘鄂两省联络员，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由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负责动员组织工程营、马队营和武昌文普通学堂、武高等学堂中的革命分子；由胡瑛、王汉赴湖口起运军械来鄂。正当湖北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准备时，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清湖北地方官吏得悉两湖革命组织间的联系，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九月二十日（10月28日）派兵搜查科学补习所。幸好革命党人预先得到黄兴的密电，已提前疏散，并销毁文件册据，清军警未获任何证据。事后，湖北地方当局仅将欧阳瑞骅和已离校的宋教仁开除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但由于主要领导成员被通缉逃亡和多数同志的离散，科学补习所自此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科学补习所虽然仅仅存在数月，但它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亲历辛亥革命的李春萱指出：科学补习所对湖北革命，“撒播了许多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以后运动新军革命打下了基础。第二，联合湘、鄂两省，易使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武昌、长沙交通便利，武昌又为两省文化中心；‘科学补习所’与湘省联合，为两省以后开辟了联合的道路。第三，会党不受约束，容易坏事，湖南‘华兴会’失败，给予革命党人以极大的警惕，以后湖北革命得到教训”⑧。总之，从科学补习所开始，直接投身新军下层做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成了湖北革命党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四、光复会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振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势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浙会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发生的“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事件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十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神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为了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⑨。在其后不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即已萌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底他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十二月二十八日（1904年2月13日）抵杭州。然后他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历游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并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湖》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⑩。这样，陶成章就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在上海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二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正在此时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议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正式召开革命团体的成立会，确定团体名称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来，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再起革命”，“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在经济上“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在组织上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作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但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二十九年（1903）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三十年底（1905年初）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侩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以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905年9月23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从此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移于绍兴，而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7、1908），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宣统二年（1910），章炳麟、陶成章因不满孙中山等人倾全力在华南发动起义，以后因经费问题发生误解，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民国元年（1912）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刺杀，光复会解体。

注释①②《黄克强先生荣衰录》，1918年长沙出版，第25、26页。

③《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7页。

④《辛女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⑤⑥《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⑦《武昌革伞真史》，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⑧《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0页。

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32页。

⑩《辛亥革命》第3册，第25页。

《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27页。

《辛亥革命》第1册，第534～540页。

《辛亥革命》第3册，第178页。

《民报》第18号，第116页。

《辛亥革命》第3册，第26～28页。

同盟会成立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涌现，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革命派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形势的发展，给孙中山以极大鼓舞。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即“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①；“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②，发展革命力量；“联合大群，团集大力”③，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为此，他离开日本到达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篇文章，着重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揭露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号召革命群众一定要认清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因天地会组织致公堂在华侨中有众多的成员，为同保皇派争夺群众，孙中山在檀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即元帅。接着他来到美国，在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协助下，举行了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并代为重订致公堂新章规程八十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⑤。但因美国华侨风气尚未开通，注册收效不大，于是孙中山应中国留欧学生邀请抵达欧洲。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相继建立革命组织，发展留欧学生六十余人。而在此之前一年，黄兴、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先后建立起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十余个革命小团体，地区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各省；这些革命团体建立后，均投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且都相继遭到挫折，其主要成员在三十一年春天前后陆续来到日本。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孙中山则已成为革命者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被称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⑥。通过革命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把相继纷纷出现、而又分散各地、组织狭小、力量有限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以便领导全国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继续前进。为此，孙中山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905年7月19日）从欧洲返抵日本，同在日本的革命团体领导人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担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小明王韩林儿）之乱，此时各国乘机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⑦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多数人的支持。

颐和园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召开建立统一组织的筹备会议。到会人员分属十七省籍，唯甘肃省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理由、形势、进行方法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在讨论团体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表示异议，主张叫“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还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反复讨论，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组织纲领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有些人不同意把“平均地权”列为政纲。对此，孙中山作了详细说明，指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⑧。最后政纲获得通过。会议随即举行宣誓加盟仪式，并推举黄兴、陈天华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一千三百多人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中国文明悠久，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如果能“发愤为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国家，中国的建设将“有异常之速度”“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他号召大家一定要“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⑨。孙中山这种明确的民主革命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后必能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同盟会的行列中来。

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百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已佚失，今见到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906年5月16日）改订的《总章》，共24条）；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除总理一职已于筹备会确定为孙中山外，又以投票方式选举了总部各部负责人，推选了各省主盟人。依照《总章》的规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被任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居协理（副总理）地位，总理外出时，即代总理主持总部工作。章程规定在总部统一领导下，各地分设支部：国内按地区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支部部长由总理指任，分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以下各国设立分会。当时设想，不但机关有组织，全体党员亦仿照军队，建立营、队、列、排等各级组织，以保证组织的坚固。同年十月三十日（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次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又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有些则作为文告供各地起义时发布。总部所委派之主盟人于同盟会成立后亦相继分赴国内外各地，吸收会员，建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同盟会是一个具有比较明确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对同盟会政纲进行了理论的概括。随后，他又通过《军政府宣言》和《民报》周年纪念演说，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时革命派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内容概括为“反满”。孙中山指出“反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异种残之”，即指窃据全国政权的满族贵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所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这种压迫又是与地主阶级对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压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使全国人民摆脱国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孙中山特别强调必须把掌权的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不能搞民族复仇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⑩。二是“外邦逼之”，即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野蛮掠夺。从兴中会开始，孙中山每到一处，总要沉痛地向人们揭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但是在分析民族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却片面地认为仅仅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尤其在于甘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清政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由此可见同盟会的畏族主义紧紧抓住了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集中反映——革命人民和清政府的矛盾，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同盟会的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幻想“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同盟会的《对外宣言》明确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所有外人之即得权利，一律保护”。这充分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同盟会民族主义的不彻底性。

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也就是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孙中山认为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因此只搞“民族革命”是不行的，必须把它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废除君主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充分的“民权”，让国民选举总统、议员。由议会制订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宪法，人人共守。这样，孙中山就绘出了一幅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然而，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只注意了政体的变革，却忽略了国体的变革，即忽略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一整个地主阶级，尤其表现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幻想，因而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忠王自述手迹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主张民国政府一经建立，先核定全国地价，承认初次核定的地价归地主所有，而以后随着社会经济飞跃发展所日益增涨的地价，则归国有。国家可按照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很明显，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涨价归公和照价收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实现土地的国有化；国家还可利用全国地产收入来发展经济，做到“家给人足”。孙中山认为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实现了“社会革命”，即实现了“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完全是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要让租营国有土地的人攒有资本，相互竞争，实质上则仍是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平均地权”归根结底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土地纲领。然而即使如此，因为它根本反对贫苦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也决定了同盟会的土地纲领是无法实现的。

总之，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尽管它存在着根本性的弱点，无法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同盟会成立后，一面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派同改良派论战；一面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迁至南京，旋又迁回上海。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注释①《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3页。

②③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0、261、232页。

⑤《孙呻山全集》第1卷，第262页。

⑥《辛亥革命》第1册，第90页。

⑦《辛亥革命》第2册，第210页。

⑧《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7～282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234页。

《辛亥革命》第2册，第42、33页。

第四十八章

革命与保皇之争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革命派与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早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派别就同时出现了。不过当时改良派因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一百册；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九十六号。康有为则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这时他们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仍然寄希望于光绪帝，祈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新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仍然反对通过革命办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们谈判“联合”问题时，都被拒绝了。可是二十世纪初，在内忧外患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一方面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借以抵制革命；另一方面则开始直接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双方在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1903、1904）已初步进行了交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从而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发出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①。为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杂志。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他革命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而《民报》则更为系统的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文章论理透辟，脍炙人口，激动人心，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每期再版、三版以至五版，仍供不应求。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②。于是粱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同盟会政纲。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孙中山站在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立即组织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进攻给以有力的回击。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内外的二十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围绕同盟会政纲进行的。

双方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说什么康熙的薄税政策不仅“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③；声称在清政府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④，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保皇派的攻击。他们指出，清政府是中国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罪恶渊薮。在清政府统治下，满洲贵族享有一切特权，而广大人民无丝毫权力之可言。士、农、工、商以至清军士兵，无一不受到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奴叱娼畜”、“厘金赔款”、“重征浮收”、“滥刑苛法”，“敲骨吸髓，十室九空，来日方长，其曷堪此”⑤。对外，清政府则又奴颜卑膝，唯命是从，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驯服工具；督抚仰外人鼻息，利权任外人索取，赔款代外人搜刮，教案听外人裁决，中国的利权、财权、兵权、交通权等全受外人控制。中国本似一完美之人，由于清政府的出卖，结果被帝国主义“东割一肺肠，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⑥。可见，以载活为头子的清政府，“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鬻权所也”⑦。这样反动卖国的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飚汤止沸，抱薪救火”⑧，实际是向操刀者摇尾乞怜，决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为独立计，为求亡计”⑨。必须打倒清政府。改良派把推翻清政府的民族革命说成是“民族复仇主义”，这完全是歪曲和污蔑。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种种理由，大肆攻击革命派所倡导的民权主义。一是贩卖“渐进论”，说是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二是污蔑“民智未开”，胡说中国人民“即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⑩，而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有力地驳斥了改良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而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需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革命派认为：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这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蔑。因为“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是人人具有的。而“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时代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十分迅速的。改良派污蔑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只能行专制，实际是继续贩卖“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罢了。

双方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改良派从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出发，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它一无贵族压制，二土地极为平均，三“赋税极轻”。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他们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的，况且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不仅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而且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革命派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因此他们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并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但他们却以鲜明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良派的攻击。他们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由此才造成人民极端贫困的惨况。他们认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否则就必然造成“地权之失平”以及“人权之失平”，所以“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同时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既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其具体办法就是清除私人对“天然生产力”即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从历史刚刚揭开二十世纪的帷幕就已开始交锋，至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得以全面展开，斗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广，都是空前的。经过这场大论战，一、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二、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从而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论战，“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在驳斥革命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瓜分的问题上，革命派虽然表示即使干涉也不足惧的态度，但他们始终天真地认为帝国主义是遵守国际法的，是不会干涉中国革命的，更不致引起瓜分。在驳斥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因而产生“内乱”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说要对“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的长期动乱，又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意见，即所谓“革命之范围，必力求期；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在驳斥关于“土地国有”就是“夺富予贫”的问题上，革命派不仅未能做出有力回答，反而明确声明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吾人之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是欲使富者“有益无损也”，且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注释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②《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③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24、230页。

⑤《辛亥革命》第2册，第434～435页。

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

⑦《醒狮》第1号第2页。

⑧⑨《辛亥革命》第2册，第433、261页。

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65、182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1、338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82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753、436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08、695页。

《民报》第2号第7页。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08、695页。

革命党人之起义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更是前赴后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为最后推翻清朝创造了条件。

一、萍浏醴起义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光绪皇帝清武装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死难，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然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愤激于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三十二年（1906）春，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了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

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总部联系的责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①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到十多万人。正因人员庞杂，引起清廷注意，洪江会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在此紧急情况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乘官兵未到，立刻发难；蔡绍南等认为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十九日（4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令：以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二十一日（6日），起义军占上栗市。并立即整编部队。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大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公诸于广大群众中，并且得到拥护。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旬日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万人，浏阳与醴陵以及江西萍乡、宜春、万载边境广阔农村地区也燃起了反抗烽火，其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蔡绍南等原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窥长沙；一路据萍乡安源矿区为根据地；一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州、南昌诸府，攻略沿江各省。但起事后，形势发展迅速，起义队伍每到一处，清军迅即溃退，人民热烈拥护，而领导者们却不知道如何巩固革命秩序，如何统一军事调度，至使前方各自为战，后方也步调混乱。

二十三日（8日）当龚春台部整军准备出击时，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在浏阳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一带也立刻集合了一万多人，起而响应。起义军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发布檄文称：“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③反映了单纯反满的意向。

这次大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到总部机关请命回国，投身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黄兴派多人到鄂、皖、苏、浙、赣、湘等省策应。

面对蓬勃发展的起义，清政府十分惊恐，急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萱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亦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起义军凭着手中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起义军互不统属，领导不力，奋战月余后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然而这次起义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信心。

二、华南六次起义1潮州黄冈起义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今越南）。抵河内后，他立即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他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为此，他派胡汉民往香港从事策应，函召在东京的黄兴南来协助；委任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领导钦、廉地区的起义；委任新加坡富商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一带的起义工作。但正在积极筹备之际，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了。

许雪秋受任后，即通过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在会党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熙的警觉。四月十日（5月21日），黄金福派兵勇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次日，余既成等聚集党众二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十二日（23日）起义者在1日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附近贫民纷纷参加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但这次起义事出仓猝，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适时黄金福部清军已抵离黄冈二十里的洪州。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趋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攻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接奔向洴州，攻击黄金福部。十四日（25日），两路军队同时出发。余部抵达洴州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汕之义军，得知洴州失利，即改变计划，转援余部义军。两路会攻黄金福清军，敌势危急。恰于此时，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军到来，双方夹攻义军，因而汫州未能攻下。十八日（29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余决定解散队伍，转往香港，起义遂宣告失败。

2惠州七女湖起义按孙中山原来设想，粤东的潮州、惠州应同时举义，所以他在委派许雪秋规划黄冈起义时，又先后派遣惠州地区的会党首领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三人从新加坡返香港，负责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工作。黄、余二人抵港后，分别领去活动经费千余元，却毫无动作，唯有邓子瑜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邓子瑜，广东归善（今惠阻）人，与归善、博罗、惠阳等地三合会众有广泛联系。他在香港一面委派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分别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聚集党众，一面在港购置械弹，准备亲自沿小道押解入惠州接济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907年5月29日），黄冈起义已宣告失败，但惠州方面未得到消息，所以仍举旗响应。二十二日（6月2日），陈纯等在距惠州府城二十余里的圩镇七女湖集众百数十人，劫夺防营枪械，杀水陆兵勇多人，宣布起义，并发布反清讨满檄文。二十五日（6月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该地清军闻风而逃；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6月7日），义军乘胜进攻柏塘、公庄各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队伍发展到三百余人，声势大震。然后义军分击八子爷、公庄、横刀、梁化，所向无敌。归善、博罗、龙门各处党众继起响应，惠州大震，归善、博罗二县城门均闭。惠州协统两次派兵往御，均被击回；继调横沥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至柏塘，自二十九日（6月9日）至五月二日（6月12日），亦多次被义军所败。三日（13日），洪兆麟带队赴八子爷地方，为义军在山凹突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极重。消息传出，广州震动。两广总督周馥电调李准由黄冈驰援惠州。李部由澳头登岸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坚持战斗10余日，多次击败清军。但终因黄冈起义已失败，他处亦未响应，惠州义军孤立无援，不能坚持战斗下去，遂将队伍移到梁化圩附近，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自行解散。

3钦廉防城起义三十三年（1907）春，广东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糖捐繁重，举绅耆数十人向府吏请求蠲减，府吏反将代表囚禁。于是乡民推当地富绅刘思裕为首领，组织“万人会”，举行抗捐起义。钦（州）廉（州）道王秉必派兵镇压无效，遂向省吏请兵。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会同当地清军镇压，刘思裕及众多乡民惨遭杀害。于是三那乡民派代表到河内，请孙中山予以援救。孙中山即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前往钦州主持起义事宜，复派黄兴前往钦州郭人漳营、胡毅生赴廉州赵声营策动清军响应。王和顺受命后即到三那地区，与当地起义群众会合，伺机进取后得知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乃请示孙中山在防城发动起义。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王和顺率二百余人首先在钦州王光山举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宣示起义军“誓当与我国民披坚执锐，共冒矢石，以驱丑胡，以立新国”④。二十七日（4日）王率部攻防城，得清军刘辉廷、李耀堂两哨官内应，次日义军进入防城，杀知县宋鼎元等；军队在城内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居民皆燃爆竹庆贺，异常鼓舞，相继加入义军。革命队伍很快扩至三千人。在这里王和顺再发出《告海外同胞文》，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支援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作出贡献。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命少数人留守防城，自率主力进攻钦州城。本来黄兴早已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不料至时郭人漳却借故变卦，且唆使义军转攻广西南宁，企图使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革命武装在驻有重兵的南宁城下自蹈危机。革命军进攻钦州受阻，八月一日（9月8日）开始进攻灵山城。因攻城器具缺乏，战至次日，城仍未攻下。清军乘势出城反扑，革命军只得且战且退；这时郭人漳又重新攻占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八月七日（9月14日），王和顺被迫解散革命军，自率二十余人返越南境内，余部退往边界山洞和十万大山。

4镇南关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先委任同盟会员关仁甫为“中华民国西军都督”，负责镇南关军事。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人取得联系，并允俟起义时为内应。但不久事泄，易、陈二人被害；关仁甫以经营失败退回越南。是时王和顺从灵山败归，孙中山复命他继续经营镇南关军事。王于十月五日（11月10日）前往那模与早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祐卿会合，议定于十三日（18日）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然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王属绿林出身，而枯卿所部游勇不听王调度。王只得退归河内。孙中山接着派同盟会员黄明堂、失仁甫继续到镇南关策动起义。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李枯卿事前又早与关上守兵联络成熟；故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黎明，明堂等率那模村乡勇80人，快枪42杆，循山背间道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陆续为义军所占领，附近游勇来投者，不绝于道。次日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亲临指挥。二十九日（12月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义军奋勇抗击，孙中山亦亲自开炮轰击敌军；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夺回义军阵地。孙中山鉴于镇南关炮台难于进取，台上枪炮又陈旧不堪遂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他本人则偕黄兴等回河内筹款集械，俟械弹一到即进攻龙州。孙等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至，对革命军进行围攻。黄明堂率部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激战，肉搏相持七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于十一月五日（12月9日）撤离镇南关。

5钦廉上思起义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孙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黄受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枪数十支，又得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遂组织旅安南华侨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年3月27日）向钦州进发。二十七日（29日）下午义军抵小峰，遇清军一营依山堵击。黄兴佯败，引清军离山上阵地，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次日再败清军一个营。二十九日（31日），义军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三月二日（4月2日），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某率兵三营来攻；义军居高临下，且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发枪将龙某击落马下，于是敌3营尽溃。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缴获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义军声势日盛，拟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向桂边进攻。清军统领郭人漳等部三千余人尾追不舍。黄兴机智地命部队夜间用炸弹突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退。

此后，黄兴率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坚持战斗四十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奔命，令钦廉道龚心湛“闻风而傈”，频向粤督告急。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⑤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同时黄兴亦未接受防城起义时受骗的教训，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于郭人漳身上，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无法坚持下去；于是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安南，大部分仍退回十万大山。

6云南河口起义孙中山在指示黄兴入钦、廉发动起义同时，令黄明堂会同王和顺、关仁甫策划云南河口军事，以应援黄兴的行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关仁甫先入云南，游说清防营及铁路巡警等响应起义。四月一日（4月30日）凌晨，黄明堂等率所部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袭攻河口，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经过两小时战斗，占领河口。旋进取半山四炮台，经激战，清军管带黄元祯率部先降，且反戈助战，至午后四时清河口副都办王镇邦被击毙，河口四炮台皆为义军所有，缴获快枪千余枝，子弹无算。黄明堂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义军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关仁甫于三日（5月2日）率众四百人左趋蛮耗，拟上个旧，并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四日（3日）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二百余人相遇，清军不战而走，降者数十人，驻霸西清管带李开美也率众反正，义军遂占领新街。五日（4日），王和顺率起义军从河口出发沿铁路进攻，先有清军李兰亭部一营归诚，继又招降黄茂兰部两哨，遂占领南溪。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云贵总督锡良命，带兵4营到八寨。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菁，以牵制白军，而白军来降者百余人。义军本可乘胜进克蒙自，但因粮弹不济，只得暂驻原地停止进击。

英国制造的双桅单烟囱“致远”舰为数众多的清兵反正，是起义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但随之而来的也给起义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听号令。孙中山见河口前线缺乏得力主将指挥，又适黄兴从钦州返安南，遂电委黄兴为云南革命军总司令，节制前线各军。黄六日（5日）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八日（7日）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他至河口后，见军事状况“疲玩不振”，力促黄明堂迅速增兵，沿滇越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以粮食缺乏，犹豫不决；黄兴不得已，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是“将士多不听号令”，行军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再行半里，兵士纷纷溃散。黄兴深感“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⑥，遂决计回河内，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敌。不料十二日（11日）黄兴自河口返安南，甫到老街即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除出境，法当局且明令禁止起义人员及粮械从安南进入云南。

此后，义军进入困境。清云贵总督锡良乘机调集军队向义军反扑，委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他本人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金柱由蒙自分兵两路沿铁路线进攻，进至蛮耗的义军左队关仁甫部原清降兵，闻清军到来，立即哗变；关部损失惨重，只得退守河口。四月（5月）下旬，清黔军二营、川军二营、桂军三营络绎而至，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二十余日，义军渐处劣势。二十三日（22日），王和顺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双方议定义军全数开赴普弭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昆明，并确定两部开至巴沙会合，再相机进取。但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等王和顺兵来临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清军大队相遇，败后退回河口；王和顺闻讯也只好向河口退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义军诸首领经商议确定行动方针为“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⑦，故义军全数撤出河口；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清军占河口。黄明堂等率军六百余人撒至安南境内，拟再转进桂边，结果被法殖民当局强行缴械，被遣散到新加坡等地。历时一月的河口起义最后失败。

三、皖浙起义当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在华南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之时，光复会领导人在安徽、浙江也打响了反清的枪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陶成章的协助下，徐锡麟在绍兴设立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招收金（州）、处（州）、绍（兴）三府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训，规定凡入校学员均属光复会员，卒业后仍归学堂领导人统辖和节制。为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权，徐锡麟又赴日学习军事，因眼近视而未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重用，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密谋革命。这期间，徐锡麟还与归国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保持联络，并与浙江同时发动义举。

秋瑾（1875～1907）字珞璀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决心献身救国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到日本留学，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年冬归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春复去日本，加人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同年冬，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发刊《中国女报》。三十三年（1907），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处州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约于六月上旬（7月中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然后分兵进取南京，进而占领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要地，再图发展。

五月（6月）间，绍兴会党过早地暴露了形迹，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缉拿革命党人。徐锡麟见事机已败露，决定铤而走险。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该日上午八时巡抚恩铭以及省文武高级官吏前来祝贺。典礼开始后，陈伯平首先向文武官员坐席掷一炸弹，未爆炸。接着徐锡麟持双枪向恩铭射击，恩身中七弹，后经抢救不治死于抚署内；清吏遇变如鸟兽散。徐锡麟复拍案对众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⑧学生们愕然不知所措。徐遂率徐伯平、马宗汉等三十余人攻抚署。旋转至军械所取械，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陈伯平战死，徐、马等二十余人被捕。受审时，徐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⑨，慷慨陈词，视死如归，当晚英勇就义。皖省起义的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秋瑾得知安庆败讯后，即焚毁名册，掩埋枪弹，疏散党人；她本人则坚持不走，决计以身殉国。六月初五（7月14日），浙江巡抚张曾歇派清兵往大通学堂，捕去秋瑾等六人。次日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受皖浙起义的影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下旬（1908年11月中旬），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利用新军，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熊成基（1887～1910）又名承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安徽练军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参加革命团体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学堂学习。三十二年（1906）任江宁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三十三年（1907）由南京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继任炮营队官，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持岳王会，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机会。二十六日（19日），他召集党人会议，众议决当晚举行起义。晚九时，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起义，进攻安庆。经一昼夜激战，因城内已有防备，起义军未能破城。二十七日（20日），清水师提督陈从周率舰五艘，炮轰起义军；端方从太湖派兵七营向安庆进逼。起义军三面受敌，战至晚十时，被迫向集贤关、桐城方面突围出走。突围中，起义军又遭到清提督姜桂题部追击，义军退至庐州时，余部已不足百人，于是只好解散队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革命派转化清朝新军用以反对清政府的开始，标志着新军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四、广州新军起义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恃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于是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多次为《民报》撰文，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三十二年（1906）回广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三十四年十月（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防营力量发动起义，但因计划泄漏而失败。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倪映典（1885～1910）一名瑞，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三十二年（1906）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参加同盟会，后在军中的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因赵声的关系得任新军炮兵二营右队二排排长。他以此为掩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统元年五六月（1909年6、7月）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醁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酥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而由赵声总其成。八月以后，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便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进展。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生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来港，“共图大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二十六日（2月5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三十日（2月9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应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八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六日（2月15日）举义。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2月10日）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两广总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一面集合兵士训话，同时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于初二（11日）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初三（12日）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作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即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三千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士兵齐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后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起义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清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蹉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从清营走出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军被俘百余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它证明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五、黄花岗之役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洞察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于是积极推动同盟会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举行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经过统一思想，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联络防营、警察与会党，并聚集同盟会的主要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起义，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

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8稞：一、调度稞，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稞长；二、交通稞，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稞长；三、储备稞，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为稞长；四、编制稞，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为稞长；五、秘书稞，负责文件，胡汉民为稞长；六、出纳稞，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稞长；七、调查稞，负责侦察敌情，罗炽扬为稞长；八、总务科，负责其他杂物，洪承点为稞长。接着各稞均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饷购械。槟城会议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分赴海外各地，向广大爱国华侨演说革命形势，募集起义经费，在侨胞的慷慨资助下，共收义捐157213元，超过了孙中山原计划募款13万元的设想。同时党人又分别到日本及南洋各国购置枪枝弹药，潜运到广州城内各秘密机关。二是组织起义力量。除分派革命党人去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起义外，重点派专人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以及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起义。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常不听指撵的教训，这次特精选一批青年党人及志士组成一支“先锋”队，充当敢死队，其任务是首先在城内发难，打乱清政府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支先锋队初定为五百人，后增定为八百人。国内外志士得到要组织“先锋”的消息，抱定以身殉事业的决心，争相踊跃赴义。党人方声洞、林觉民等不少人写下了遗书。向亲人诀别。三是派人潜入广州，先后设立大小机关三十八处，作为党人活动及储存枪械的据点。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黄兴于宣统三年三月十日（1911年4月8日）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十路进攻计划；因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着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故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定下十五日（3月13日）发难。不料就在统筹部开会之际，州城内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且吴镜由香港运炸弹至广州又为清兵查出被捕，清广东当局因此加强了戒备；加之美洲华侨的捐款及由日本购进的部分枪弹也未送到。统筹部有鉴于此，乃将发难日期推至二十八日（4月26日）。黄兴于二十五日（23日）亲至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5号建立起义指挥部。考虑到购置的枪械尚未运到，黄兴将起义日期改为二十九日（27日）。但此时清广东当局对起义计划已有所闻，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加强了防范和戒备，有些储存枪支、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面对这种情况，党人对是否按期举义出现了分歧：陈炯明等主张缓期再举；林文等主张立即起义。在众说纷纭面前，黄兴考虑到这次起义经过党人精心准备，动员了党内的众多骨干力量，筹集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当时改期实际等于取消，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影响，黄兴和部分党人下决心拼个人的一死来酬答国人，决定如期发动。当晚黄兴电告总部要赵声速令先锋队员前来参加次日的起义。接着黄兴召集会议讨论发难事项，发难时间定在次日下午5时30分。鉴于人员已减少的实际情况，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人城；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方面于晚上10时接黄兴电，因三百多名选锋队员于次日无法到达广州，急电黄兴再展期一日；黄接电后决定不再延期。而第二天起义时，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3路又均未发动，最后只剩下黄兴一路。

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选锋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布，手持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毙卫队管带，打退了负隅顽抗的督署卫队，一举冲进署内。总督张鸣岐早由后壁逃至水师行台，与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起义军。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随后转攻督练公所，途中遇李准的亲兵大队，双方展开激战，旋突围而出。这时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徐维扬率花县党人攻小北门，接应新军；川、闽及南洋党人攻打督练公所；黄兴一路出大南门，接防营同志入城。攻小北门的一路在源盛米店、司后街等处与清军交战失利，转攻飞来庙又未成功，大部分壮烈牺牲。攻督练公所一路与防营发生激战，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所向披靡，弹尽被捕，其余先锋也或死或伤。黄兴一路行至双门底，与同志温带雄部相遇，因温部未带白巾，致误会交火，温带雄及方声洞等牺牲。在战斗中，黄兴右手中、食二指被打伤，但他仍英勇奋战，率众且战且前，直到后来队伍被打散，他一人躲入一小店化装后出城到女同志徐宗汉所在机关，后返抵香港。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八十余人。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牺牲的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其名为黄花岗。因此，后来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广大党人在起义中表现的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注释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277页。

②《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

③《辛女革命》第2册，第479页。

④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⑤《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0页。

⑥《革命逸史》第5集，第144页。

⑦《革命逸史》第5集，第146页。

⑧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篇，第40、46页。

第四十九章

立宪运动二十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也积极行动起来，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的问题。他们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组织，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才能使本阶层参加政权，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缓和阶级矛盾，消弭革命，才能抵御外侮，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安上全下”①。因此，要求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成了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故改良派也被称立宪派。为此，他们开展了一场延续八九年之久的立宪运动。由于活动地区的不同，立宪派又分为海外和国内两个部分。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他们受清政府通缉，成为“国事要犯”，在国内无立足之地，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这部分人也被称为保皇派。国内立宪派以较大的商办企业主、商办路、矿公司的主持人以及与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联系的知名人士为代表，如大生沙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主办人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倡首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闽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同身居国外的立宪派比较起来，他们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国内立宪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立宪运动的酝酿，起于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广西会党举起了反清义旗，同时又先后发生了“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事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此形势下，“而立宪之说以起”。接着，日俄战争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俄国革命，又给立宪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从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在立宪派的鼓动下，一部分汉族官僚出于同满洲贵族争夺权力的目的，也先后向清廷奏请立宪。他们并不属于立宪派，但其活动却壮大了立宪运动的声势。从此，立宪运动也就从酝酿逐渐进入实行的阶段。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对此，立宪派欢欣若狂，认为多年来倡导的宪政终于有了实现的征兆。为了准备参与政权，立宪派在各地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在国外，康有为于三十三年二月（1907年3月）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九月（10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在国内，有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清政府召开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可是，通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他们很快发现，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只不过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于是为了迫使清政府实行真立宪，立宪派联合起来，采取“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方式，举行了轮番的国会请愿，从而把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武英殿首先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所的实际主持人杨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宪政讲习所的主要成员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三十四年（1908），全国各省的立宪派陆续派代表入京请愿：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以至清廷的驻外使节、官僚也纷纷电请或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潮。对此清政府一方面以查禁政闻社的严厉措施，压制立宪派的请愿；另一方面则继续玩弄骗术，宣布定期九年召集国会，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此后各省立宪派都投入筹开谘议局的活动，请愿运动遂暂告沉寂。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取得了合法活动的讲坛。于是他们决定以谘议局为阵地，再度发起国会请愿。同年底，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召集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宣统元年十二月六日（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即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理由，拒绝了提前召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遵照“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立即部署第二次请愿。他们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各省召开大会、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人京代表。据说各省参加签名请愿的竟达三十万人之多。在此基础上，宣统二年五月十日（1912年6月16日），请愿代表以全国各种社会团体名义向都察院递了十份请愿书，结果又遭到拒绝，清廷并警告立宪派“毋得再行渎请”。第二次请愿失败，立宪派“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七月（8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决议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出要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八月（9月），资政院开会后，立宪派正式发动第三次请愿。在立宪派的敦请下，资政院通过请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各省督抚致电军机处，提出速开国会和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九年改为五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这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分子决定奉命停止请愿，其他各省仍然要求再缩短预备期限，但步调已不一致，无法组织起统一的行动。十一月（12月），奉天省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天津学界群起响应。清政府感到形势紧迫。即下令将正在北京活动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接着又下达镇压学生请愿运动的命令，并将天津学界请愿运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至此各省立宪派代表纷纷失望而去，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

在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改良派反对革命，坚持立宪，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他们掀起的立宪运动在客观上也具有揭露清政府，启发人们的民主觉悟的作用，而立宪派在对清政府绝望后，也相继寻找新出路。

注释①张謇：《啬翁自订年谱》。预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曾推行“变法新政”，然而却事与愿违，其结果是在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起来。恰在此时，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而爆发了战争，最后竟然是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庞大的俄国；且日俄战争还引发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良派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日所以胜，俄所以负，是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俄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日胜俄败，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负。于是，原已发出的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的奔走鼓动下，逐渐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他们一方面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日俄之战实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唯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方结纳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力图依靠这些实权派人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受立宪派影响和日俄战争的刺激，考虑到本身的利益，一部分官僚也打出了“立宪”的旗号。三十年和三十一年（1904、1905），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相继奏请清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并敦请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

清政府迫于形势和压力，于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初即召集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和派员出洋考察政治问题。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四大臣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二十五日（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组成五大臣出洋考察。八月二十七日（9月25日），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阻击。五大臣中绍英、载泽受轻伤，出国考察只好暂缓启程，后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因遇炸受伤未愈），和原已定载泽等三人仍为五人前往。十月二十二日（11月18日），清廷命政务处大臣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五大臣按原方案分两路：一路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主要访问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于十一月五日（12月1日）从北京出发；一路是戴鸿慈、端方，主要访问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国，于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从北京出发。在分别访问过程中，他们广泛接触各国政府官员，悉心听取了对方介绍的“立宪要政”，专门同被访问国的专家“探讨立宪原理”，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市政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实地了解，并由杨度、梁启超等代笔拟定考察报告，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除李盛铎因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外，其他四大臣先后归国。接着他们便奏请朝廷“改行立宪政体”。他们指出：中国“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治理；言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①，而要摆脱这一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立宪。载泽更在密折中针对反对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立宪对清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②。

西太后非常赏识载泽的建议，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开御前会议，予以讨论。经过反复筹商，西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年9月1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故需“预备”。预备期间的任务是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③。

七月十四日（9月2日），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人手”④的预定计划，下诏进行官制改革，著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学部尚书荣庆、户部尚书铁良、戴鸿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同时令各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协助，而由庆亲王奕勖、军机大臣瞿鸿机、孙家鼐总司核定。十八日（6日），在朗润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于是围绕官制改革，内外亲贵权臣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九月二十日（11月6日），清廷公布了中央新官制上谕：“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著照旧行”。中央共设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刑部改为法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商二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人；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人，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前，事归陆军部代理；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人；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次日清廷重新任命了各部院大臣。按清朝旧例，中央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以示名义上的对等，而这次京官改革在“择贤简用，不分满汉”的幌子下，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满洲权贵的势力。除军机处仍控制在皇族手中外，中央十一个部的尚书，汉宫五人（外务、吏、法、民政、邮信），满官五人（度支、礼、陆军、农工商、理藩），蒙古一人（学部），如加上外务部的管部大臣及会办大臣满族官员二人计，则十三名大臣中满族亲贵占七名，汉族五名，蒙族一名；而满族亲贵又完全控制了陆军、度支、外务3个最重要的部，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则由清一色的满人把持（初仅汉宫陈雨苍任度支部右侍郎，但不久亦由满人宝熙代理）；且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军队改为陆军部直接统辖。

对地方官制的改革，新官制编制馆曾定有两套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设立以督抚为首长的行省衙门，实行省级各大吏同署办公，另设专司审理案件的高等审判厅。此方案有削减督抚权限之意。第二种方案基本沿袭旧制，重在明定权限，以专责成。这两种方案电达各省后，督抚们相继复电表态。“大抵主第二层办法者，多于第一层；主第二层办法而请缓行者，多于速行，以编制局两层办法为是，而以财力不足，程度未及为言者，尤居多数”⑤。因此地方官制改革迟迟无法进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清廷才正式发出上谕，只规定：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等。但就这样一个改易官衙名目的改革，也遭遇层层阻力，以至规定这个方案要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试行，其他各省则限十五年办齐。但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清政府又特规定：陆军部直接委派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以收回各省督抚的军权，度支部派清理财政监督官一，以收回各省督抚的财权。且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其实权。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为了应付部分督抚和立宪派的请求，清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再派达寿赴日、汪大燮赴英、于式枚赴德，考察宪政；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要求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鉴；又命各省筹设谘议局，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三十四年（1908）。颁行《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又颁布《资政院院章》。三十四年七月（8丹），奕勖奏呈宪法大纲，议院选举各法以及逐年筹备事项；八月初一（8月27日），清廷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自本年起，以九年为期，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正式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有十四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人民义务的有九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规定了一些在封建专制法律许可范围内的盲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权利和自由。这个宪法大纲抄自日本宪法，而关于君主大权的规定又超过了日本天皇，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改元宣统（1909～1911），其父载津（1883～1952）以摄政王监国。载沣一上台即下诏重申“预备立宪”的决心，可同时又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将其逐出政府，赶回河南老家“养疴”，然后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为掩饰皇族集权的真面目，宣统元年九月初一（1909年10月14日），全国二十一省除新疆暂缓外，同时召开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按规定各省谘议局以“采取舆论”，“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资政院储才”为宗旨：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以议员定额十分之二为常驻议员，均由议员中互选产生；议员用复选举法选出，任期三年；每年九月起开常年会一次，会期四十天，临时会期二十天。但各省谘议局只是各该省督抚控制下的谘询机关，而非真正的民意机关。清廷规定“各省督抚有监督谘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如谘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监督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若谘议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得奏请解散”。而谘议局只有议决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等事件之权；而且议定后仍须要“呈请督抚批准”，才能执行。然而事与愿违，本年常会开始后，各地选出正副议长六十三人，不少立宪派的骨干取得了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等要职，如江苏的张謇、奉天（沈阳）的吴景濂、四川的蒲殿俊、山西的梁善济、湖南的谭延闽等均当选为议长；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刘崇枯、四川的罗纶等当选为副议长。这样，谘议局就成了立宪派推进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武昌起义后不少省份的谘议局又成了策动各该省督抚反正、宣布独立的重要机构。

宣统二年九月初一（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会。按规定资政院以钦遵谕旨，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设总裁二人，以王公大臣“著有勋劳通达治本者”特旨简充；副总裁二人或四人，以三品以上大员“著有才望学识者”特旨简充；议员分为“钦选”和“互选”（即“民选”）两种，各一百名，凡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以及纳税多额者为钦选议员，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后经督抚复核咨送者，为互选议员，均任期三年，每年一次常年会，会期三个月，临时会期一个月。资政院有议决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或修订法典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件等权。但它议决的事项须“具奏请旨裁夺”方可生效，实际仍是清政府的御用工具。如本次常年会，开议三个月，除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凡触及清统治利益的问题都是徒费唇舌。但立宪派却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把原定要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迭向资政院和载津上书，请求速开国会。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资政院一致议决将请愿书转奏上去，并通过了一个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要求的专折。二十三日（25日），十七省督抚将军联衔人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于十月三日（11月4日）发出谕旨，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定宣统五年（1913）开设议院，在国会召开前两年成立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四月十日（1911年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勖（宗室），协理大臣为大学士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诏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十三个大臣中，满族九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七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使原来对清廷预备立宪寄予很大希望的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骗局宣告彻底破产。

与清廷的愿望相反，“预备立宪”的结果，不仅未缓和任何矛盾，反而使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皇位”不仅未能“永固”，相反地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清王朝彻底孤立了。

注释①②《辛女革命》第4册，第25、28～29页。

③④《清德宗实录》第8册。第518～519页。

⑤《辛亥革命》第4册。第21～22页。

保路运动清宣统三年（1911），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人民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爱国运动。

在收回路权运动中，粤汉、川汉铁路已收回商办，铁路所经省份绅商以至人民群众已经筹集相当数量的股金，有的路段正在修筑。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失去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千方百计要夺回已归商办的铁路，其主要方式就是迫使清政府借债筑路。而清王朝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图苟延残喘，也只有以路作抵，举借外债。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德即分另要挟张之洞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次年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不甘落后，一方面与英、德交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借款；英、德在相互对抗中，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三国银行团变成四国银行团，并于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1910年5月23日）与清政府订立协定，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六百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俟各该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字。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清廷必先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四月十一日（5月9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正式下达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①。二十四日（5月22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填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清政府所谓“官办”即是官卖，“国有”实为帝国主义所有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因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反抗。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②。此后，长沙各界连日集会，一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湘抚杨文鼎代奏，望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将“全力抵抗”。湖北谘议局紧接湖南之后，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路权丢失之利害关系，“大呼救国”。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的“时评”，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鼓吹革命。湖北境内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保路斗争。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于五月十日（6月6日）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股东大会，议决“万众一心力争商办”，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为抗议广东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市民采取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的办法，以示抗议。海外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③。

清青花龙纹直颈瓶争路斗争最为激烈，规模也最大的是四川。起初立宪派绅商还试图通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清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但清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于五月五日（6月1日）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拟不退回现款，若川省表示异议则“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不仅是剥夺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商办公司的股金也要加以吞并，因而深深地激怒了四川广大人民。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一千余人集会成都，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并派员分赴各州县进行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此后四川保路运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全川一百四十二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运动之中。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十万人，及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立宪派力图将斗争局限在集会请愿的“文明争路”范围内，规定了诸如“防止暴动”、“不可自由行动”、“不应怨望朝廷”、“不必集矢外人”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群众的广泛斗争很快冲破了这些禁令，不断将运动推向深入。闰六月（8月），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刚一上任即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路权。消息传开，群众异常激愤。七月一日（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传单一出，成都万众一心，百业停顿。接着，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与此同时，捣毁经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也接连发生。初九（9月1日），四川人民开始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税、不负担外债。在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人发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的口号。在清廷一再严责下，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隐含独立”的思想，乃于七月十五日（9月7日）将蒲殿俊、罗纶等人诱捕。两天后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和鼓吹保路的报刊。赵尔丰的蛮横手段，激起了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蒲、罗等人被捕的同一天，数万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炷，潮水般涌向总督衙署，要求放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当场击毙群众三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惨案”。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朝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等裁制数百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④然后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人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出一日几乎传遍川西南。各地群众闻警，旋即纷纷揭竿而起。

本来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即积极投入运动，并乘机加速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六月十日（7月5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等邀哥老会各路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改同志会为同志军。“水电报”传警之后，各地同志军相继响应，只有几天，逼近成都周围的起义军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惊慌失措，连电中央求救。清廷急调鄂、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命端方率鄂军迅速兼程西上，加派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但是已成燎原之势的烈火，再也无法扑灭了。同志军围攻成都十余日，因装备不足，缺乏统一的组织，最后决定从成都撤围，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八月五日（9月26日），哥老会著名首领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回师，与反正倒戈的新军周鸿勋部在新津会合，在这里坚持战斗半个多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统帅的东路军从成都转向华阳中和场一带，有众二十余万，与新津遥相呼应。除这两支主力同志军外，整个四川几乎处处有同志军起义。从而汇成了推翻清廷在四川反动统治的巨流，其中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留学，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同盟会和共进会，创办《四川》杂志。当荣县同志军向成都进军时，吴玉章在荣县发动群众，训练民团，筹集粮饷，为夺取荣县政权打下了基础。当同盟会员四川东路民军副统领王天杰从成都转战返回荣县后，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建议。八月四日（9月25日），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荣县独立，是为革命派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此后各州县纷纷效法，从而促进了全省的光复。保路运动最终导致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促成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注释①《辛亥革命》第4册，第340页。

②《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

③《满清野史》第3页。

④《辛亥革命》第6册，第5页。

武昌起义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遍及全国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宣统三年，“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使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孤立。同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及其失败，既鼓舞了革命党人，又坚定了两湖志士在长江中游地区发难的信念。接着，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相继爆发的保路风潮，为党人在武昌举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自咸丰十一年春汉口开埠后，帝国主义列强陆续侵入湖北及武汉地区。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一百八十余家，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张之洞督鄂，大兴“洋务新政”，先后创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及造纸、制革等十余厂。为培养“洋务人才”，他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北新式学堂已达一千九百七十二所，在校生七万二千六百三十四人；湖北出国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仅在日本一地最多时即达一千多人。同时，张之洞还编练一镇（师）又一混成协（旅）新军，吸收大量小知识分子入伍。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新政”刺激下，湖北民族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02～1910），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民办企业二十四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湖北革命党人在此优越物质基础上，进行了艰苦踏实、深入持久的革命准备。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一批批革创、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传方面，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促使新军士兵迅速革命化。组织方面，他们以顽强不屈精神，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2日），湖北党人在武昌建立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不久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受株连，无形瓦解。接着，党人刘静庵、曹亚伯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武昌分会所附设阅报室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三十二年（1906），建立正式组织亦称日知会，尔后即为同盟会湖北分会。日知会遭破坏后，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基地，又相继建立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振武工作进展顺利，成员很快发展至千人。其活动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但为避免事态扩大，他仅将其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开除出营了事。后蒋翊武代为主持社务，且决定暂停活动，静观待变，宣统二年底，在各标营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部分党人在阅马场集贤酒楼集会，考虑到“振武”二字易引起清廷注目，遂将团体名称更名为文学社。宣统三年正月初一（1911年1月30），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畔之风度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会后，文学社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与文学社同时在武汉开展革命活动的另一较大组织是共进会。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为促进长江流域各省起义活动，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部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集会，决定成立共进会：四川人张百祥、江西人邓文、湖北人刘公先后任会长，湖南人焦达峰、湖北人孙武分任各部负责人。次年秋，共进会主要成员分别从日本回归本省活动；孙武等人即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在湖北会党中积极吸收会员。但会党散漫难治，行动不易统一，因此，湖北共进会联络重点亦很快转向新军。到宣统三年（1911）夏秋间，武汉新军参加文学社者达二三千人，参加共进会者亦达一千五百多人。这两个组织均在新军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一旦举义，各级党人代表即为各级指挥官，具有较完备指挥系统。同时，他们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阶层，也争取到大量革命者和同情者。起义主观条件日趋成熟。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及广大成员普遍感到应当而且必须联合，认为“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①。起初只是少数人私下交换意见，继而正式开会商讨，但因双方互争雄长，未能达成具体协议。这时历经一年酝酿，同盟会中部总会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在中部总会促进下，双方于八月初三（9月24日）召开联合大会，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部总理；下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六个部；确定以刘公、孙武等二十人为政治筹备员，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为军务筹备员，设军事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决定于中秋节（后延至八月二十日）起义。

武昌起义雕塑会后，指挥部在对新军各标、营、队党人进行具体部署同时，分组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响应。不料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发生意外事件。这天，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置炸弹，失慎爆炸，受伤入院。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文告、名册符号、旗帜全部搜去，并转交清朝官府。湖广总督瑞逋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搜捕党人。是日上午，随新军移防岳州的蒋翊武刚好赶回武昌，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召集各标营代表会议，根据黄兴关于各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起义日期宜于推迟的意见，代表们同意将起义日期展延至九月底，与十余省同时并举。下午散会后，蒋、刘留下续议。这时，邓玉麟等来报宝善里出事消息，并转达孙武人院后希望立即起义意见。处于危急关头的革命者感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以图“死中求生”②。蒋翊武等遂决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事。起义部队以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分别按计划行动。

命令拟定后，总部即派同志向各标营传递。晚十时，城内各营通知完毕，邓玉麟遂偕徐万年等各持炸弹一个，拟出文昌门至炮队八标，不料城门戒严，清军搜缉甚紧，待辗转抵达南湖，夜十二时已过。南湖炮声未响，各标营不敢贸然行动。在此期间，党人杨宏胜再运炸弹至工程营时，被清军警追踪；杨掷弹受伤被执。临近夜十二时，清军警突入小朝街九十五号革命机关部，逮捕刘复基、彭楚潘等人；蒋翊武因是乡村学穷打扮，未引起军警注意，乘隙逃脱。是夜清军在武昌城内大事搜捕查抄，党人被捕者达四十余人。各机关部成员连夜遁走避匿，指挥中枢陷于瓦解。清总督瑞逋立命组织军法会审。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于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五时相继英勇就义。三烈士死难噩耗传出，全城震动。而当日上午清方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各处机关相继被抄，被捕人数不断增加。革命士兵即迫于激愤，又断绝退路，决心拼死一战。

十九日（10日）夜七时许，驻扎武昌城外西北塘角的混成协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首先举火起义，向城内进发。接着，驻守在武昌中和门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也打响了首义的枪声。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于十九日白天仍按总部计划在本营作了布置，并与其他标营党人相约同时发难。晚八时半，工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巡棚查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正持枪而待，即指为图谋不轨，且命护兵将金逮捕。金则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③程正瀛当即举枪猛击陶首，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将其击伤。全营士兵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出棚，并击毙前来镇压的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熊秉坤鸣笛集合，率队直扑楚望台军械库。此时守库革命士兵也开始行动。听到枪声，驻库监守纪堪颐、李克果等即集合士兵，分发子弹，命令抵御。守库工八营士兵领到子弹后，却鸣枪起义；李克果等官佐越墙逃走；熊秉坤率队到来，双方会合，胜利占领楚望台，从而保证了起义部队的弹药供应。

接着，蔡济民率二十九标起义士兵：吴醒汉、徐达明率三十二标起义士兵、方兴、李翊东率测绘学堂学兵也相继来到楚望台。南湖炮八标对起义早有准备，当城内响起枪声后，党人徐万年、王鹤年、蔡汉卿等即一跃而起，燃炮响应，旋拖炮十余尊向中和门进发，在长虹桥击溃清军伏击，并与城内派来迎接的金兆龙部、绕城而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起义者汇合，一同进达楚望台。当时驻扎武昌城内外清军总兵力约二十个营，计九千人。各标营陆续参加起义者达三千人，集中在城东南角，占据有利地形，且有充足弹械。清方虽名义上仍控制五千兵力，但不少人同情革命且分散各处，已丧失战斗力，实际能调动者仅有守卫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的二千余人。因此，革命军要夺取武昌，必须全力攻占居于城西南角的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

起义士兵多数齐集楚望台，熊秉坤由于级别较低，已无力实施指挥。正当革命军处于混乱之际，巡哨士兵找到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他曾参加过日知会，军事知识丰富，平时威望较高，因而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接任后，即要求士兵服从指挥，下达进攻督署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真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部队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接近午夜，进攻督署战斗开始，革命军第一次进攻，由于兵力较弱，又未掌握敌方分布状况，一、三两路分别受阻，只有少数部队逼近督署。夜十二时，革命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时，炮队已按要求布好阵地，发炮助战，三路人马奋勇向前，均取得进展。唯第三路任正面主攻，遭清军顽抗，在保安门一带受阻；革命军迅速组成敢死队，击退敌人。二十日（11日）凌晨二时，第三次进攻开始，时天气阴雨，炮队不能准确测定目标。为此，革命军决定于督署附近放火照明，居民得知后，主动引火助焚。火光指示下，炮弹准确击中目标。革命军乘势猛攻，一举夺占第八镇司令部。总督瑞逋命张彪固守，自己则令差弁将署后围墙穿凿一洞，带领卫队逃往“楚豫”兵舰。张彪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但这时熊秉坤率敢死队已攻抵督署辕门。张彪见大势已去，下令教练队留下死守，自率卫士和辎重八营退往汉口刘家庙。守敌从辕门退往大堂，凭恃几挺机枪负隅顽抗。敢死队员王世龙、纪鸿钧等冒着密集弹雨，携带煤油冲进门房和钟鼓楼放火，壮烈牺牲。火势蔓延，顽敌无法存身，纷纷逃散。拂晓，革命军占领督署，武昌光复。

清军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四十二标一营、二营驻守汉阳、汉口。该部党人事先未得任何消息，十九日没有采取行动。次日下午，文学社四十二标书记王缵承派人过江探讯，始知武昌已光复，遂决定当晚发难，汉口二营党代表赵承武相约响应。入夜，标党人代表胡玉珍鸣枪集队，宣布起义；管带汪炳山逃走，队官宋锡全被推为指挥。同时，赵承武在汉口亦率新军起义，标统赵永汉等人逃走。二十一日（12日），起义军与汉阳援军汇合后，迅速占领全城。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革命军才占领武昌，党人代表即齐集省谘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问题。当时，革命派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起义具体组织者又均感资望太浅，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与会者首先决定请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会上，先有人提议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被汤婉言谢绝。接着有党人提议推黎元洪为都督，获多数赞同，遂决定派党人蔡济民、谘议局议员刘赓藻为代表前往寻迎。

承德避暑山庄淡泊敬诚殿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二十岁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到海军供职，甲午战役后，得张之洞赏识，在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事宜，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夏，黎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他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湖北保路运动兴起，黎以军界代表资格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在进步分子里赢得好感。十九日夜工八营起义后，他坐镇第四十一标三营，阻止士兵响应；该营共进会员邓玉溪夺门欲出，党人周荣堂前来约三营会攻督署，均先后遭黎杀害。后见形势不妙，黎遂离营逃至参谋刘文吉家，随即转至黄土坡三营管带谢国超家。约于革命军攻克督署不久，党人马荣、程正瀛在巡查中得知黎的下落，吴兆麟即命马、程等将黎请出，拥至楚望台。蔡济民、刘赓藻遂由楚望台迎黎到谘议局与会。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黎任都督，汤化龙负责民事，众鼓掌赞成，但黎坚辞。争执中，党人李翊东持笔在已拟就的安民布告上代书一“黎”字，然后将布告贴遍全城。黎任都督的消息传出，军中士兵“鼓掌欢呼”，市民则“奔走相告”，起到了分化清廷反动营垒、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然而黎任都督后，开始两天不言不语，活像一个“泥（黎）菩萨”。于是党人即以军政府参谋部作为行使军政大权机关，并马上作出如下决议：1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2称中国为中华民国；3改纪元，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4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5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这样，全国第一个地方共和政权就正式建立起来了。虽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政权内部夺权斗争日趋激烈起来，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所施行的革命政策，对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①《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辑第73页。

②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精华印书馆1947年版，第75页。

③熊秉坤《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上卷第29页。

第五十章

阳夏战争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为保卫武汉三镇与清军展开一场重大战役，整个战役分为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两个阶段。汉口古称夏口，故这次战争又被称作“阳夏战争”。

武昌首义成功，予清王朝以致命一击。为挽救其垂危统治，扑灭革命烈火，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11年10月12日），清廷谕令瑞、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令正参加永平秋操的混成第四镇统制官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驰援，命陆军大臣荫昌速至湖北，督率各军与革命军作战，又命萨镇冰率海军、程永和率长江水师溯江西上赴援。为解燃眉之急，又就近调河南第五十二标到汉口与张彪会合。二十三日（14日），清廷进一步调正军队配置，谕令将陆军第四镇暨第二镇混成第三协、第六镇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赴湖北由荫昌指挥；将第五镇暨第三镇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混成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军统冯国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用；将禁卫军、陆军第三镇，编为第三军，军统载涛，驻守京畿，专司巡护。

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也加紧扩军备战，誓死保卫武汉。当时，武汉新军除瑞、张彪带走之少数营队外，余均归附革命，但因在战争中死伤和减员，所存兵员不过几千人。为同清军对抗并进行北伐，湖北军政府甫告成立即决定扩军四协。武汉地区学生、工人、农民闻讯，踊跃前来投军，不到五天，四协约两万人的新军即告足额。军政府将武汉分为汉阳、汉口、武昌城外和武昌城四个防区，由一、二、三、四协分别负责，另以第五协和炮、马队各二标、敢死队二大队为机动。革命军与清军集中在汉口刘家庙一线对峙。总体看，武昌起义初期，武汉三镇的军事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因为远在直隶的北洋军不可能迅速进入湖北，且北洋六镇始终是袁世凯控制下的一支军阀武装，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认为清廷赋予权力过少，于次日即复奏，以“旧患足疾，迄今尚为大愈”为辞①，表示不能应命。袁世凯不出，北洋军就不肯卖力作战，革命军得以从容应敌。

武汉保卫战，首先从汉口战役开始。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凌晨三时，第二协统领何锡蕃指挥革命军，向盘踞汉口郊区刘家庙火车站的清军发动进攻。其时，清方仅有张彪残部、河南混成协、岳州巡防营共二千人应战；已抵刘家庙的北洋军不肯支援，战事甫起，即向滠口退去。但因清方海军发炮轰击，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一部尾追至市区内大智门附近。下午三时，革命军再次发起攻势，又因清舰炮击而退却；清军乘火车追击，铁路工人预先毁路十余丈，致使火车倾覆，革命军和四周民众齐向前拼杀，一举消灭清军数百。二十八日（19日）晨，革命军步、炮、工、骑兵共三千余人，乘胜进攻刘家庙车站，清军乘火车仓皇逃往滠口，遗弃帐棚一百四十余顶，粮食六百余石及大量枪支子弹。革命军占领刘家庙后，本应继续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握有利地形，以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革命军力量估计不足，即不敢大胆进攻，也未在三道桥修筑坚固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攻击革命军。对此，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清军发起攻势。但这时清军喘息已定，并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隘路，革命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遂引咎辞职。军政府于九月初三（10月24日）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

张景良到汉口后，即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南下，前锋抵达滠口。九月初五（10月26日），清海陆军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炮兵阵地，未遇阻击即达造纸厂附近江面，接着便向革命军阵地猛烈炮击，使革命军牺牲五百多人。在炮舰掩护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攻势。在革命军苦战过程中，前敌总指挥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经过三天激战，革命军伤亡二千余人，被追退入市区。正当革命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九月初八（10月29日）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抵达武昌，并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重任。革命元勋黄兴亲临前线，给革命军以极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

这时，清方也有所变化。九月初六（10月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初八，冯国璋抵汉口前线；初九，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双方参战人员，清军总兵力达一万多人，革命军在汉口仅有五千人。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初八日指挥革命军向清军大智门阵地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曾一度击溃清军；后清方大量援军赶到，革命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市区展开激烈巷战。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遭到革命军顽强阻击后，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指使清军纵火焚烧。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桥口，接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繁华街区被夷为一片焦土。革命军将士在烈火中坚持三天三夜可歌可泣战斗，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夜退出汉口，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开始进入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重新部署兵力，因此前半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九月十四日（11月4日），黄兴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设立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至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于汉阳集结之革命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五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部，总兵力约两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三万余人。

面对稍居优势之敌，革命军在进攻抑或防守这个战略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意见尚未统一，黄兴即决定于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夜兵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为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以湘军第二协为中军，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同在襄河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地区推进。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清军打退至韩家墩；但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之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致使右翼部队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至于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贻误战机，根本未按时发动。革命军反攻汉口计划遭到挫折。汉阳保卫战完全处于被动。

十月初一（11月21日），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革命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清军另一路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革命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对汉阳外围重要据点展开激烈争夺。美娘山失守后，革命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将美娘山夺回，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军组织一百零八人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顶，奋勇肉搏，将清军全部消灭。初四（24日），清军再占美娘山、仙女山。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铺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初六，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铺。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失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湘军王隆中部苦战疲敝，也退至武昌。黄兴迫不得已决定撤离汉阳。十月初七（11月27日），清军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同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赴上海。但这时全国总的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海军已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各省纷纷脱离清政府独立，清廷已土崩瓦解。鉴于此，袁世凯进一步施展一打一拉而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而是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逼其停战议和。这样，武汉保卫战在双方对峙中处于基本停顿状态。

武汉保卫战，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布置失误等原因，遭受重大挫折。但这场保卫战持续四十余天，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维护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精神，予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它将清军主力吸引至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是最有力的支援，为革命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注释①《辛亥革命》第5册，第333页。

各省光复武昌首义，震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纷起响应，各省相继脱离清政府并建立地方共和政权，革命运动达到高潮。

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湖南是革命风潮屡起的省份之一。自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经萍浏醴之役，湘省革命党人活动始终未断。共进会成立后，浏阳人焦达峰受命由日本回湘，在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会党，又由陈作新等联络新军和巡防营，革命准备逐渐成熟。黄花岗之役后，湘鄂两省革命党人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①从此湘省党人决定将全省分西、中、南三路加紧筹备工作，并在长沙设立各种名义的联络机关多处。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新军士兵均欲即刻响应。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晨，焦达峰、陈作新集合长沙城外新军，分两路进攻长沙。清军不战而溃，巡抚余诚格逃走，清军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击毙；革命军当天即占领长沙。

苏州忠王府戏台第二天，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原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闽任参议院议长。之后，焦达峰立即派出西、南两路招抚使，分赴全省各地，发动起义，成立革命政权；派湘军赴湖北支援首义地区。但旧官僚、立宪派不甘心让革命党人充任正副都督，他们首先利用参议院攫取军政府实权，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一切用人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②。接着又仿照湖北军政府办法，实行军民分治，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其部长及所属司、处负责人员，多为立宪派所掌握，正副都督则形同虚设。对此，有人提醒焦、陈要提高警觉，陈作新等人却天真地以为：“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何戒备之有”？③在立宪派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而立宪派则进一步收买旧军官梅馨及部分士兵于九月初十（10月31日）发动暴乱，先后杀死陈作新和焦达峰，拥谭延间为都督。湖南政权完全为立宪派所控制。

陕西与湖南同时起义。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等人在省内活动多年，许多新军士兵加入同盟会，势力遍及全省的哥老会也与革命党人联成一气。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新军排长党人钱鼎等以时机迫切，密议于九月初一（10月22日）起事，推协参谋兼三标一营管带同盟会员张凤翔任指挥。张认为“即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也”④。遂各回本营，先使人改换便装，散布城内要地。当天上午十一时，起义正式发动。新军党人党仲昭等带马步兵十余人以领子弹为名，由西安南门入城，分两路直趋军装局；钱鼎等由西门入城，至陆军中学堂，收其枪械；张凤翔率队入城，为夺取军装局各部之应援。起义军甫到军装局，守兵即逃散。接着起义军分头占领各官署和鼓楼，护理巡抚钱能训和其他官吏逃至市民家藏匿，西安将军文瑞逃进满城。次日黎明，义军猛攻满城，下午三时城破，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光复。初一晚，革命军领导人集中军装局，选举张凤翔和钱鼎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和副统领（后改称军政府正、副都督），成立陕西军政府。陕西独立，使清政府背后受敌，因此，立即受到清军东西两路进攻。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与清军展开激战，直到南北议和开始，战斗才告结束。

九江独立是为江西起义先声。初，革命党人林森曾在此创办书报社，宣传革命，联络军、学界、商团和会党。武昌起义后，九江一夕数惊，革命党人积极运动九江驻军五十三标将士起义。标统马毓宝本无革命思想，但在形势促使和党人劝诱下，附和革命。九月初二（10月23日）晚，九江城内各营新军以发炮为号，进攻九江道衙门和知府衙门，各官员狼狈逃走。次日，九江军政分府成立，推马毓宝为都督。这时南昌革命党人也正加紧运动城内驻军二十七混成协官兵。武昌、九江独立消息传到南昌，各报刊纷纷报导，各界人士制备白旗，准备迎接革命军；新军和学生筹划响应。巡抚冯汝骥战守不定，一面调巡防营监视新军，一面收缴陆军小学枪弹，软禁协统吴介璋。但在党人鼓动下，新军下级军官集会决定起义。九月初十（10月31日）晚，城外新军在城内学生响应下，进入南昌城，迅速占领各衙门。除冯汝骙外，清吏均闻风逃避，城守、巡防和水师挂白旗归顺。次日南昌绅商学界在谘议局集会，决定江西独立，推吴介璋为都督。后因部分军官暗中倒阁，吴介璋上台两月即告辞职，党人彭程万被推为都督。彭本身无实力，不久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率军北伐，并劝说各方拥护九江马毓宝任江西都督，统一军政。

同盟会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一百余人入盟，组成同盟会山西支部。他们陆续回归省城，即深入新军开展革命工作。太原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共两标四千余人，八十六标驻城内，同盟会员阎锡山任标统；八十五标驻城外狄村，除标统外，中级军官多为革命分子。武昌起义和陕西独立后，革命党人准备响应。清山西巡抚陆钟琦即怕陕西革命军来攻，又担心太原新军起义，于是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新军党人乘机要求陆准予配备子弹，否则难于应命。陆被迫答应新军条件。得到子弹后，八十五标士兵在三营管带姚维藩率领下，于九月初八，（10月29日）晨分三路进攻太原，一路进攻巡抚衙门，一路攻满城，一路夺取军装局。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八十六标部分官兵起而响应。第一路革命军，经激战，击溃抚署卫队，毙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满城和军装局也速被革命军占领。不到半日太原即告光复。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省谘议局集会，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同盟会员温寿泉为副都督；姚维藩以起义首功被推为全省总司令，并立即率兵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极为振奋。九月初六（10月27日），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张文光首先发动新军七十六标和当地防营，在腾越起义，战领腾越城。三天后省城昆明亦点燃革命烽火。自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底河口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等相继回滇，深入新军发动革命。宣统三年（1911）新军大部分已倾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党人邀集一些军官在营管带唐继尧住宅集会，举梁启超的学生、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为总指挥。九月初九（10月30日）晚，第七十三标第三营首先在驻地北校场发难，然后进入昆明城，攻军械局，不克。清军据五华山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次日，炮兵助战，革命军遂先后占领军械局和督署。当日，蔡锷被选为云南都督，各级军官分任要职，而多数同盟会员却以“不居功就大任”自慰。

上海起义，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两大团体党人共同发动的。宣统三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同盟会员陈其美等在上海租界设立革命军事总机关，积极联络商会、商团上层领导人，准备起义。在此期间，光复会员湘人李燮和来到上海，利用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官兵多为湘籍同乡关系，进行联络，并与陈其美约，双方携手合作。九月十三日（11月3日）下午，起义军先后占领闸北巡警局和巡警总局，各处巡警、商团、防营随即响应，唯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在负隅顽抗。陈其美率部分商团围攻制造局，且只身入内劝说张投降，结果反被张扣押。李燮和等闻讯即组织起义军连夜进攻。次日黎明，驻局炮兵反正，制造局被起义军占领，上海光复。十五日（5日）下午，在光复会员缺席情况下，召开都督选举会，陈其美亲信利用帮会势力，推陈为上海都督，光复会员在军政府中未得到任何职务，李燮和沪军总司令一职反被解除，因而使同盟会、光复会二者之间原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上海独立在江苏省会苏州引起震动。早在阳夏战争期间，当地立宪派就曾多次酝酿江苏独立。上海脱离清政府，使江苏失去最大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于是苏州各界遂立即行动起来。九月十五日（11月5日）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尤先甲等谒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灵涂炭”⑤。当天夜晚，上海民军五十余人抵苏，在城郊与驻苏新军士兵会合。次日，苏州绅商又同程德全密议；同时新军马、步、辎重队也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程反正。程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⑥。于是在督署旗杆上升起“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旗，令人用竹竿将大堂之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任民政总长。江苏和平光复。

贵州起义是自治学社发动的。自治学社是爱国知识分子张伯麟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年12月）创立，初期以“赞助地方自治”为名，进行合法活动。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员平刚回到贵州，与张伯麟协商整顿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从此自治学社积极在新军、省陆军小学堂和会党中发展革命力量。宣统三年（1911），它在全省建立分会达五十余个，会员人数十万多人，省谘议局及各府州县“自治”机构均为所控制。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新军和陆小学生在贵阳城外发动起义。巡抚沈瑜庆闻讯命抚署卫队前往弹压，然卫队管带及其部下均已臂缠白布，表示赞同革命，沈见无可挽救，遂承认贵州独立。次日晨，党人黄泽霖等迎新军人城。当日贵州军政府成立，推陆军小学堂教练官杨尽诚为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张伯麟为枢密院院长。

浙江是光复会主要活动场所，同盟会在此也经营多年，所以有很多会党群众和新军士兵参加这两个组织。武昌起义后，浙江党人决定响应。九月十四日（11月4日）晚，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会党群众以及从上海派来支援之敢死队，共同攻打杭城，抚署、军械局均迅速被占领，巡抚增韫被俘。次日，革命军攻满城，清将军德济降。接着，起义领导者在省谘议局集会，同盟会员褚辅成提议推举立宪派首领、前省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获多数人同意。上海、江苏、浙江独立后，革命党人即组织江浙联军向两江总督所在地、长江重镇南京发动进攻。此前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因对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满，又看到士兵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故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率部起义进攻南京，战不利，败退镇江。江浙联军组成后即与徐绍桢军会合，计一万余人，以徐为联军总司令。十月初三（11月23日），联军分四路进攻南京，江防营提督张勋等率清军拼死抵抗，苦战数日，双方伤亡以百计。十一日（12月1日），联军夺得紫金山，炮轰城内清军，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连夜潜逃，张勋带残兵出走徐州。十二日（2日）城内清军投降，革命军占领南京。十三日（3日），根据宋教仁提议，江苏都督府由苏州移驻南京，仍以程德全为都督。

广西革命党人在新军和绿林中活动多年。武昌起义后，即酝酿在各地分头起义。清巡抚沈秉垄、布政使王芝祥以及谘议局诸议员，深感广西独立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故决定抢在革命党发难之前，率先采取行动。九月十六日（11月6日）夜间，王芝祥请人制作数百面黄旗，上书“大汉广西全省国民恭请沈都督独立，广西前途万岁”等字，天明前分别树立于各街巷及衙门。十七日（7日），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和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原巡抚衙门改为军政府。谘议局改为议院，原有军队一律改为国民军，各行政机关及税制暂仍照旧。

安徽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锡麟起义和三十四年（1908）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党人孙毓筠等在新军和农村中继续活动，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武昌起义后，党人曾于九月初九（10月30日）在省城安庆发动新军起义，遭到失败，新军也被巡抚朱家宝解散。但鉴于省内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立宪派决定请朱家宝主动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朱初不肯答应，后接袁世凯嘱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之密电，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就任都督。但革命党人于二十一日（11日）选王天培为都督，遭立宪派坚决反对，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确定同盟会员孙毓筠为都督。

广东同安徽情况相近。黄花岗之役后，大部分革命党人离开广州。鉴于一时较难在省城发动大规模起义，党人决定先在广州外围地区举义。处于四面楚歌中的清广东当局内部发生分化：水师提督李准秘密同党人谈判，“立意反正”⑦；两广总督张鸣岐犹疑观望；清军统制龙济光无可奈何。于是立宪派和部分革命党人决定“和平独立”。九月十八日（11月8日），传闻各地革命军即将开到省城，上层人物急派代表与张鸣岐所委之代表会谈，决定广东独立，举张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但次日张鸣岐潜逃香港，龙亦不肯就任，广州绅商只好推清军协统蒋尊簋为临时都督。二十日（10日），顺德、佛山及广州近郊民军四五千人进入广州城，著名党人胡汉民同时从香港到达，即被选为都督，后又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福建支部建立，宣统三年（1911）党人又在福州成立军警特别同盟会，各地哥老会和军警不少人加盟。武昌起义后，党人决定响应。九月十九日（11月9日）黎明，以新军为主，民军为辅组成的革命军，在党人彭寿松、许崇智率领下，在福州起义，经半天激战，清军投降，闽浙总督松寿自杀。二十一日（11日），起义军代表推新军统制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

四川独立过程较为复杂。武昌起义后，四川保路运动在党人主持下，各地普遍转为夺权斗争。在邻近各县相继起义基础上，党人张培爵、杨庶堪与抵渝的夏之时起义军相结合，于十月初二（11月22日），迫重庆知府纽传善投降，成立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任正副都督。此时在成都，四川总督赵尔丰正与立宪派蒲殿俊、罗纶联合，共同对付革命。十月初七（11月27日），他们宣布四川“独立”，蒲殿俊、朱庆澜分任“大汉军政府”正副都督。十月十八日（12月8日），赵尔丰策划兵变，蒲、朱被吓走，城内秩序大乱。于是部分军官和立宪派分子又举前陆军小学堂总办、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赵尔丰被逮捕处死。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直到翌年二月才合并为一。

在各省相继独立过程中，海军船舰也大部起义。此外，山东于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宣布“独立”，十月初四（11月24日）又自动取消“独立”。未独立各省，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或爆发局部性革命，或出现群众自发斗争，均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从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开始，至十月初七成都宣布独立，仅五十余天，全国二十四个省就有十四省和上海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表明清王朝已土崩瓦解，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从总体看，革命党人事实上并没有在独立各省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不少省份却由立宪派、旧官僚掌握了实权，这又预伏着最终导致革命失败的内部因素。

注释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②《中国革命记》第5册，辛亥年十月出版。

③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册，第1417页。

④《辛亥革命》第6册，第62页。

⑤《辛亥革命》第7册，第8页。

⑥《辛亥革命》第7册，第6页。

⑦《辛亥革命》第7册，第245页。

南北议和革命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引起中外反动势力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急切企望扑灭革命之火。但革命发展迅速，单靠武力已不可能达到其罪恶目的。于是他们改而采取在武力压迫基础上推行以政治诱和为主的方针。具体实施这一方针的是袁世凯。袁在未“出山”前，即令其幕僚且与黎元洪有乡谊的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双方和平了结。“出山”以后，袁世凯一方面于宣统三年九月初九（1911年10月30日）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另一方面则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向武昌军政府建议议和，又派刘承恩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和谈未能实现，但袁从军政府方面却获得如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①的信息。

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立即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于十月初六（11月26日）电戈飞，要他向武昌转达袁世凯之“停战议和”建议。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落，湖北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首次吁请驻汉英、美领事“调停”，并经由戈飞正式向清方提出“停战条款”。袁世凯抓住有利时机，命汉阳清军在龟山架炮隔江猛轰武昌，同时则与朱尔典、戈飞等加紧策划停战议和。十月十一日（12月1日），第一次武汉地区停战协议宣告成立，确定从十三日（3日）八时起至十六日（6日）八时止，停战三天。十二日（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军士气高昂起来，北洋军士气顿挫。因此停战三日尚未届满，袁经与朱尔典磋商，于十四日再拟出“续停战条款”四条，经戈飞转至湖北军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接到“条款后”，相继作出停战和同北方议和的决议。十八日（8日），袁世凯命唐绍仪为北方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武汉议和。次日南方独立各省确定以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二十三日（13日）入武昌与黎元洪等晤谈。

立宪派为操纵和议，坚持谈判改在上海进行，此意得到帝国主义和袁氏之认可。二十七日（17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二十八日（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者，南方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北方代表唐绍仪、参赞杨士琦；此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第一次会议双方主要讨论停战问题，确定在晋、陕、鄂、皖、鲁、苏、奉天七省一律停止军事行动。十一月初一（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为使和谈按帝国主义意图进行，在此次会议上，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公然要挟说：“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将危害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因此，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②。实际是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

这次会议双方主要讨论“国体”问题。伍廷芳提出要废除满洲政府，建立共和政府。对此，唐绍仪表示原则上赞成，但提出“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③。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在会外秘密谈判中，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原来袁世凯在任唐绍仪为正式和谈代表时，又通过段祺瑞秘派亲信廖宇春等以“个人身份”尾随唐前往上海，伍、唐开第一次会议次日，廖宇春即与黄兴委派之民军代表顾忠琛举行秘密会谈。十一月初一（12月20日），伍、唐第二次会议当天，廖、顾即达成五条协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实行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此后，廖宇春等离上海先后向段祺瑞、袁世凯汇报，而公开会谈则暂告停顿。

袁世凯经争得帝国主义同意，决定承认共和，但提出须经国民会议讨论确定。唐绍仪接到袁世凯指示，立刻加快谈判速度，十一月初十、十一日、十二日（12月29、30、31日），伍、唐连续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双方确定：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每省出代表三人，每人一票；独立各省由临时政府发电召集，未独立各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各处代表到达四分之三以上，即可开议。伍廷芳提议开会地点在上海，时间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对此，唐绍仪允以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正当南北即将达成和议之时，十一月初十（12月29日），南方独立各省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深恐猎取最高统治权的希望落空，以唐绍仪逾越权限为借口，立即全部否定双方代表业已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十三日，唐绍仪两次电告袁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十四日，袁世凯一面电告准唐绍仪辞职，一面电告伍廷芳，以后南北和议事项由他直接电商。同时，他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连续发表通电，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④。冯国璋等公然提出要“开战”，武汉前线清军则向武昌开炮轰击。袁世凯虽然撤销议和代表，制造战争气氛，但南北暗中谈判活动却在继续加紧进行。上海南阳路赵风昌住宅“惜阴堂”，成为南北议和代表及立宪派昼夜密议的场所。

宣统皇帝溥仪这时双方争执之中心问题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对立政权，由袁世凯建立统一中央政权问题。袁世凯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另建统一政府。南方代表坚决反对此种意见，主张清帝退位，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公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在谈判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而对袁世凯则予以全力支持。在南方，立宪派和旧官僚与袁世凯相勾结，极力迫使孙中山向袁让步；革命派内部妥协势力也逐渐居于优势地位。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只得退让。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电伍廷芳，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⑤。二月初，双方代表商定清退位优待条件；十二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袁世凯先一日致电南京，宣告“共和为最良国体”。十三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十五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以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而告结束。

注释①《辛亥革命》第8册，第66页。

②张国淦《辛女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1页。

③《辛亥革命》第8册，第77页。

④《盛京时报）1912年1月9日。

⑤《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卷，第23页。

中华民国成立武昌起义后，五十天内全国十四省和上海市先后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为统一步调，把革命推向最后胜利，建立全国统一革命政权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基础。但是，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斗争。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以处理内外关系。次日，程、汤即用苏、浙两省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来沪，商组临时政府。二十五日（15日），依据“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的意见，上海、江苏、福建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建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然而早在上海方面发出通电前三日（十九日），武昌方面已由黎元洪署衔通电各省，请速派代表赴鄂商组临时政府。结果，湘、苏、闽、浙、直、鲁、豫、沪等省区都督府或谘议局（未独立省份）派代表至沪与会；赣、粤、桂等省都督府派代表径赴湖北。于是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沪举行；考虑到武昌为起义地区，三十日（20日）又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立予反驳：“即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①接着便派居正等到沪，力争各省代表会在湖北举行。上海方面审时度势，感觉不宜再坚持原议，于是在十月初五（11月25日）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

十月上旬，鄂、湘、闽、鲁、苏、皖、桂、直、豫、浙、川等十一省代表二十三人陆续到达武汉。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因此代表会只得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内举行。十月初十（11月30日），代表会正式开会，举谭人凤为议长。会议至十六日（12月6日）暂时休会，主要议决以下事项：（一）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二）同意与北方停战，接受南北方举行“议和谈判”。确定以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为议和条件。会议期间，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当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转到南京开会，俟十省以上代表出席，即开会选举大总统。可是，南京克复后第三天（十月十四日），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三位都督抢先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暂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实际是将大总统一职暂时虚位以待袁世凯。

袁世凯像明信片汉口代表会议认为上海代表选举不合法定人数，对所选元帅、副元帅不予承认。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十五省都督府代表抵南京开会，举汤尔和为议长。不料又出枝节，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陈毅向代表会报告：袁世凯代表到汉时，已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当天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通过胡瑛和王正廷从武汉也急电南京各省代表，说袁“极愿平和了结”，“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会外袁世凯插手，会内立宪派和投机政客响应附和，迫代表会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并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然而因为武昌方面本来就反对关于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决议，这时苏、浙军人又以汉阳败绩为借口反对黄兴当大元帅，故代表会又只好在二十七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暂驻武昌；黄兴副之，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此刻黄兴已得到孙中山即将归国之确讯，认为组织政府应待孙中山决定，固并未到职。

孙中山是革命派公认领袖，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为促成民国建立，即开始遍访美、英、法等国朝野人士，力争他们对新政权予以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十一月初六（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初十（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与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二日，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定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三日各省代表会议增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各部总长）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以上三人为同盟会员）、张謇为实业总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上二人为江浙立宪派首领）、程德全为内务总长（旧官僚）、黄钟英为海军总长（起义舰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以上二人均在清政府任过职，又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法学和理财专家）。按照总统制组织原则以及同盟会所确定之“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直接任命的九部次长、三局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均为同盟会骨干。二十八日，由各省都督府各指派三名代表在南京组成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四十三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员占三十三人，自治学社一人，与革命派有过联系的绅士一人，立宪派八人；同盟会员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至此，与君主专制相对立的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组织机构基本确定。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颁布了一部具有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法令，推行许多进步性措施。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集会、信教等一切公民权利；取消法律中对各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特别限制；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份；禁止“刑讯鞫狱”，焚毁不法刑具；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革除清朝官场中“大人”、“老爷”称谓，宣布职员为“人民公仆”，官厅人员成以官职相称，民间普通称呼则日先生或君，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

在革除社会陋习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严禁种吸鸦片；禁止赌博、蓄辫、缠足等；提倡俭朴和廉洁奉公，上自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每月只发军用券三十元。在社会经济方面，宣布政府经营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和规章，废除一些苛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提倡垦殖事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重新编写“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并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政策和措施，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判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死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但是，以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对内，它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真正民主权利，对旧政权机构未给予有力冲击。对外，它对帝国主义始终充满着畏惧和幻想，明确宣布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偿还革命前清政府所借一切外债。这些充分反映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进攻下，革命派只能步步退却，将政权让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袁世凯。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此后，北洋军阀集团把中华民国变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工具。

注释①《辛亥革命》第8册，第12页。

Table of Contents

大秦王朝(套装共4册)

第一章历史的新篇章

第二章合纵与连横

第三章流血漂橹的战国之“战”

第四章范雎与远交近攻

第五章从投机商走向政治家的吕不韦

第六章嬴政独治天下

第七章韩非及其法家理论

第八章养士之风与客卿制度

第九章从九鼎迁秦到天下归一

第十章四海之内大一统

第十一章秦始皇的万世基业

第十二章皇权下的暴政

第十三章秦法的成果与失误

第十四章从百家争鸣到秦的统治

第十五章重农抑商的贯彻与落实

第十六章大秦帝国的崩溃

第十七章大秦王朝的来龙去脉

第十八章周秦之际：国家形态的转化

第十九章大秦历史面面观

第二十章大泽乡起义

第二十一章刘邦约法三章

第二十二章秦始皇君临天下

第二十三章项梁、项羽起兵

第二十四章刘邦入咸阳

第二十五章纵横天下的西楚霸王

第二十六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1）

第二十七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2）

第二十八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3）

第二十九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4）

第三十章附录：不可不知的先秦历史（5）

第三十一章秦朝历史大事件

第三十二章韩信破赵之战

第三十三章刘邦建立西汉

第三十四章吴楚七国之乱

第三十五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1）

第三十六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2）

第三十七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3）

第三十八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4）

第三十九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5）

第四十章不可不知的秦前历史（6）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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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套装全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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