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壹 ｜ 缘起缘灭

徐志摩裤子上的洞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

秋瑾的“隐”情与生死

吴后胡前的佘爱珍

浦熙修自述与罗隆基的一段情

章士钊与发妻吴弱男的缘起缘灭

陈垣和助手刘乃和的情感秘密

熊佛西的戏剧与爱情

解读萧红致萧军的书信

有一种爱情叫真挚—— 新发现的冯雪峰致丁玲的一封信

听吕恩谈曹禺和郑秀

曹禺与杨振声：从师生到情敌

郑振铎与王世瑛的无果之恋

刘清扬与张申府的纠结爱情

张瑞芳的初恋往事—— “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贰 ｜ 相濡以沫

胡美琦：欲与晤兮结生死

一篇来稿情牵邓拓丁一岚

萧三：我们的爱情谁也夺不走

叔叔费孝通和婶妈孟吟

田汉儿子田大畏：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黄宗江：为情两次改变人生轨迹

黄万里：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吴冠中：妻子成全了我一生的梦想

壹　｜　缘起缘灭

徐志摩裤子上的洞

徐志摩

张幼仪

1954年，一位失婚已32年、客居香港的54岁妇人写信给儿子:“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儿子的回信飞快来到，令人动容：“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瞻。诸孙长成，全出母训……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这位妇人遂嫁与苏姓医生，两人相守20年，恩爱美满，直至1974年苏医生去世，她便也飞去美国与儿孙同住。此妇人就是名满天下的诗人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回信的则是他们的儿子徐积锴。

那天无意中看到张幼仪与儿子的如此对答，不禁泪下。张幼仪不愧是张幼仪，除了是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还是一位教导有方的好母亲，而生活的回报，会在不经意间来到。

她和他曾有7年的婚姻，后来他为了林徽因于1922年3月逼她离婚。此前徐志摩从在伦敦租住的小屋不辞而别，遗下身怀六甲的幼仪叫天天不应。她想过死，但《孝经》里的一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救了她。而后她向远在德国的哥哥求助，于临产前一个月来到柏林。生完孩子就见到了“失踪”多时的徐志摩，他来的唯一目的是逼她签字离婚。

此后张幼仪还经历了失去幼子之痛，但她还是在哥哥的鼓励下完成了学业。此外还要侍奉徐志摩双亲、抚养长子成人。

许多人将她当成一无所长的弃妇，其实不然。除了事业大有成，出身大家的她，气质风度亦令人过目不忘。梁实秋等名人就曾称赞她“极有风度”，大才子罗隆基曾对她一见倾心。追求她的人不少，但她恪守与徐志摩离婚时的约定：不做徐的妻子，仍做徐家的媳妇。她拒绝了所有的橄榄枝。

徐志摩1926年与陆小曼结婚后，同在上海的前妻张幼仪反而成为徐的朋友。那时徐志摩为了供养陆小曼奢靡的生活，一月要干三四份差使，赚一千大洋依然入不敷出。有次徐志摩去张幼仪处看父母（徐的父母与小曼无法相处，来上海便住幼仪处），张幼仪见他精神萎顿，连裤子上有个破洞都浑然不觉，便为他定做了两套高级衣装。徐拿到后，感慨万千。

但穿有破洞的裤子，于徐志摩似乎成了一种宿命。1931年11月7日，在他与陆小曼结婚5周年后的一天，他再劝小曼不要吸鸦片、不要和纨绔子弟翁瑞午混在一起等等，被小曼怒掷烟枪打掉了眼镜。徐伤感地离家动身去北京，在江浙朋友处盘桓两日后，搭乘一架免费的邮政飞机赴北京，终于失事。

陆小曼事后回忆，志摩负气离开家时，她看到了他的裤子上有个洞，她想招呼他停下，但因在气头上终于没有。徐的友人事后也回忆，徐在朋友家补了那个洞，留下了许多伤怀的话语，然后登机远逝。

那个裤子上的破洞，如此定格在陆小曼的记忆里。从此她谢绝繁华，努力做人做事，终于在年老时成为上海画院的专业画家，并致力于编撰徐志摩的各类文章且有所成。

张幼仪待陆小曼，亦是不薄的。张在徐逝后不久每月给陆寄生活费，一直持续到1950年她自己移居香港前。如此令人感佩的大女子，还会出现吗？还是不要再出现为好吧，善良且睿智的好女人，本应在最灿烂的年华里有更匹配的人生。

（摘自《看世界》2012年10月[下]，文：东方小四）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

我认识陆小曼，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平暂住，胡适之（胡适，字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见一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赓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哦？有那么重要？我倒要见一见！”

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我跟着适之和歆海前去。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太，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原来她就是蜚声社交界的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什么应该会，是初学，瞎拓！”她浅笑道。

“海粟，你怎么知道王太太会作画？”歆海问道。

我自觉好笑。因为我心里认为，像这样的女子，应该懂得一点丹青，心有所想，嘴里就说了出来。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放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他们也很器重我，自然友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9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15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18岁开始，北京社交界已经传闻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起初我还不太相信人们对她的盛赞，自从那天随胡适之到陆家后，我也对小曼很钦佩。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叶，到“来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王赓与陆小曼于1922年结婚，结婚第三年，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后，志摩和小曼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那时候，社会虽然对才子和才女刮目相看，但他们的接触一多，流言蜚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

引郁达夫后来的话来说：“忠厚柔艳的小曼，热情诚挚的徐志摩，遇合在一道，自然在藉放火花，烧成一片。”

总之，小曼这样一位曾震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郁达夫语），效文君而下嫁相如，但是家庭的压力更加上志摩事业上的不如意，内忧外患，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甜蜜。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上、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使他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是我所感到遗憾的。志摩不幸早逝，至于陆小曼，在徐志摩逝世后，也离开了徐家。后来她一直在上海教书和卖字画。

1965年，小曼去世，她的丰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化作了一抔黄土，变成了一缕青烟随风飘逝。

附注：刘海粟（1896～1994），画家、美术教育家。1912年11月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并任校长。历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上海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

（摘自《文史博览》2011年第10期，文：刘海粟）

秋瑾的“隐”情与生死

秋瑾之“隐”情

1906年秋瑾自日本回国后，曾在吴兴南浔女校任教员，与校长徐自华结为密友。一次饮酒闲谈，秋瑾兴起舞剑，问徐自华：“我如古时何人？”徐答道：“子好兵器，刚毅英勇，如孙夫人，未识谁为刘先生？见子战栗而跪乎？”秋瑾拍徐肩膀道：“子工诗文，不亚徐淑，吾为子再觅秦嘉可乎？”徐失笑道：“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语？”秋瑾又笑：“吾与子相等。子可觅秦嘉，吾亦有刘先生。”徐顿悟其言中之味，“知其隐矣！”

徐自华当时新寡，秋瑾说“吾与子相等”，可见其“隐”是直接指向婚姻的。秋瑾丈夫王廷钧，生于富商家庭，年纪比秋瑾小两岁。秋瑾东渡日本后，在给兄长的信中直斥其夫窃取自己以为路费的珠宝首饰以阻其行的行径，痛责夫家常年以卑劣手段对待自己，所以必与之“决裂”。这些言语被后世作为秋瑾婚姻不幸的直接论据。

而关于王廷钧，日本人服部繁子有着另一番描述。繁子的丈夫服部宇之吉是日本东京大学教授，1902年被选派来华推行新教育，繁子一同前来。在北京一个女子座谈会上，繁子结识了秋瑾。

秋瑾遇到繁子后，产生了去东京的念头，并请求繁子带她去日本。秋瑾仇视清朝，喜谈革命，繁子和丈夫都觉得带这个“新思想派”女子到了日本会惹麻烦。正在此时，秋瑾的丈夫突然来访。

服部繁子曾在秋瑾家中见过王廷钧，只记得他“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起初繁子以为他是来阻止妻子出国的，没想到腼腆的青年脸上出现了热切的神色，他说：

夫人，我妻子非常想去日本，我阻止不了，如果夫人不答应带她去日本，她不知如何苦我呢，尽管她一去撇下两个幼儿，我还是请求你带她去吧！留学也好，观光也好，任她去吧……

服部繁子的记述提供了秋瑾夫妻关系的另一版本，秋瑾处于强势，而王廷钧则温和怯懦。秋瑾也曾“兴致勃勃”对繁子说，她的“小丈夫”温文善良，对自己的意志和行动一点也不加约束。繁子于是拉着秋瑾的手说：“在你家里你是男的，你丈夫是女的，你是你们家庭中的女王，不，是女神。”

但与一个“怕老婆”的丈夫安度一生显然不是秋瑾的理想。有论者考证，秋瑾新婚后的确有过一段愉快的生活。当时秋、王两家资产甚巨，二人曾过了一段“赤箫携手并斜辉”的恩爱日子。然而，1902年王廷钧捐官户部主事，与秋瑾一同进京居住后，他们开始经常吵架，使得亲友奔走调解。夫妻反目的主要原因，是王廷钧在仕途上再难有大进展，丈夫的无能成了秋瑾平生一大恨事，也是秋瑾情感世界的真正“隐”痛。

王廷钧登门后两三天，秋瑾来拜访服部繁子，答应不在日本暴露她的思想。繁子和秋瑾一行在6月底离开北京去日本。

“家庭女神”的选择

服部繁子对秋瑾的感情一直是喜厌参半的。繁子身为名学者之妻，待人处世讲究礼法分寸。但秋瑾的言谈举止却完全是个异类，她言辞夸张、动辄挑起争论，让繁子难以接受。

秋瑾显然也不是个好主妇。当初听说秋瑾想去美国留学时，服部繁子问她想搞点什么研究，秋瑾得意地说：“想学法律。”繁子建议她不如研究妇女问题，秋瑾说：“我才不呢，家庭问题成山，搞那些研究太无聊，在我们国家是尊敬皱纹，崇拜白头发，这势力简直不可抗拒。我要是插手那种事早该发霉了。我坚决要干那种让男人瞠目结舌的事情。”繁子立刻笑出声来，认为秋瑾“名誉心太重”。

对革命有偏见的服部繁子目睹秋瑾在京城和留日期间的激烈言行，认为她在精神状态上“沉溺于空想”。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种革命冲动带来的普遍病态。即使是秋瑾的挚友、后来冒杀头风险收殓其遗体的吴芝瑛，对秋瑾关于“革命当自家庭始”、“男女平权”等观点，都觉过于激烈，“时时戒之，谓‘妹言骇人听闻，宜慎之’”。但正是这种决绝的姿态和行动使秋瑾的形象历经晚清、民国的动荡岁月仍然富有生命力。

秋瑾反抗家庭角色同激烈的革命行动，乃至“牺牲”的命运在其对自我形象的规划中已经结成有机整体。在服部繁子的回忆中，秋瑾到日本入实践女校后，对课程和学校生活都很失望，曾情绪低落地说：“我老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我的灵魂抛弃了我，我只是在鞭打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从这时起，一种不日即将牺牲的宿命感就没有离开过秋瑾的情绪。甚至在不经意的玩笑中，秋瑾亦时常流露对牺牲的设想。徐自华曾回忆，一次秋、徐二人一同梳妆，徐知道秋瑾被聘去爪哇当教习，担心路远有失，秋瑾“笑曰：‘子怕我溺死，我必不如是死。’执镜自照，曰：‘好头颅，孰断之？’余恶其语，夺镜，失手堕地碎。女士大笑曰：‘子欲吉语，偏是恶谶。’”

秋瑾的话语和行动在她周围形成了一个深富感染力的磁场。在赴日渡海途中，秋瑾遇到一个20多岁的少女，因陷入违背伦理的爱情被家人责骂，少女赌气说“不如干脆死了”，秋瑾说：“再没有比活一辈子老来病死那种活法更蠢的了，……与其这样磨磨蹭蹭地活着，不如想死就死更有意义。”

不知是因为听了秋瑾的话还是早已下定决心，第二天一早少女就投海自杀了，尸体引来了鲨鱼，人们聚在甲板上议论纷纷。秋瑾死盯着海面，一言不发，等人们都散去之后，独自哭泣起来。

（摘自《“自杀时代”的来临？》，海青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

吴后胡前的佘爱珍

这个题目得解释一下，所谓吴、胡，是佘爱珍的前后两任丈夫吴四宝（也作吴世宝、吴世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著名黑帮人物，他于1939年带领大批徒众参加76号特工总部，担任特工总部警卫大队队长）、胡兰成的简称。吴后胡前，指的是吴四宝死后，佘尚未与胡兰成结婚的那一段，也有不少年份。

佘爱珍原是一个女学生，下嫁车夫出身的吴四宝，这里面一定有吴四宝的强势逼迫，也有一个女人对钱财权势的虚荣依附。吴四宝目不识丁，但他有男人的英雄气概和一腔江湖义气，这不是我瞎说，可以从许广平的《遭难前后》中看出来（日本宪兵曾逮捕许广平，企图从她处查明隐伏在上海的抗日文化人士。许广平“受尽了人世间的痛苦，上了好几次的电刑，但始终不肯说出一句话来”。《遭难前后》即是她对这段经历的记录，内中提到“同牢犯”吴四宝，说，“当我刚缩在一角不久的时候，那大块头[吴四宝]从南往北到囚室里的厕所去时，突然丢给我一片面包，那久违了的好东西。在饿极了的时候，像夷齐的耻食周粟的究竟没有第三人罢，我收下了，在细细的，偷偷的逐小块送到口里，因为那大块头同时通知，不要给宪兵看见，所以特别小心些”；“当时我真感谢吴四宝，尽管他有多么大的过恶，在囚室里所表现，对于我，是善意的”），而佘爱珍，虽然是女学生出身，身上却涌动着一种白相人嫂嫂的气概，即为人四海，大手大脚，喜欢吃喝玩乐。

然而好景不长，吴四宝被日本人毒杀（毒杀之前还囚禁了很长一段时间）时，佘爱珍的处境其实相当艰难。吴四宝在汪伪系统里，不过是很小的官员，虽然与李士群同样被毒杀，但他根本不可能受到汪陈周等诸如此类的高层人物的眷顾。他生前虽然有一些铁杆弟兄，却总是人走茶凉。所以在吴四宝死后的日子，这位曾经的白相人嫂嫂倒可能锻炼出了对于生活的坚强来。

抗战结束，佘爱珍被捕入狱。不过当年的审判，对于女人们的判决相对都轻，譬如杨淑慧、李励庄都没被抓，陈璧君因为是主角，才获得重判，佘爱珍后来也获轻判。

在法庭上的佘爱珍，当时报纸上这样报道：

吴佘爱珍……在庭供称：“我实在只比吴世保识字略为多些，在七十六号里当会计，只是挂个名。吴世保当警卫队长，只是看守犯人，从没有看见他杀过一个人，想起来也不至于杀人，都是他名气太大，所以一切事情都推在他头上。”听她替吴逆的辩护，实足表示“贤妻”的典型。嗣称：我在七十六号挂了名，只是陪着上司的太太们打打麻将，看看影戏，这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最后庭上问她：你还有什么话说？称：请庭上调查，如果我真有犯罪的事，请庭上枪毙，我决无怨言……退庭后，与其穿湖色绸旗袍之女儿，细语家常。其女问：姆妈，上次我说的那能（按为找得如意郎君，请求俯允事）？答称：“还是慢慢的来，这事关于你的终身，隔几天再细细商量。”语时轻抚其女之背，又表示十足“良母”典型。

法庭上的佘爱珍，说得头头是道，颇有点女丈夫气概；在女儿面前，也不失女人和母亲的柔情。

佘爱珍后来在日本嫁胡兰成，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不吝美辞，然而也说到两人的龃龉：一个是白相人嫂嫂的风度，一个则完全是没有政治操守的策士。我想，两人的鹣鲽生活不会很和谐。但由于在异国他乡，两人都失去了发展的空间，加之年岁也大了，于是倒也就此平稳地走了下去。

（摘自2011年3月1日《深圳晚报》，文：黄恽）

浦熙修自述与罗隆基的一段情

浦熙修

罗隆基

最近，我找出了母亲浦熙修留下的遗墨，即她在1955年参加肃反运动时写下的《浦熙修自传》，我觉得此中还是有不少珍贵的史料。下面是母亲手稿的几个片断——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我真是感觉孤寂极了，没有更多的可谈话的人，心中非常苦闷。我和罗隆基就逐渐熟识起来了，觉得有了个朋友交往也很好。他曾教我写文章，他说，老当记者还行？总得提高一步，能够成为专栏作家才行。这话正合我的心意。我们常常见面的结果，感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那时是有意求偶，因为他和妻子早已分离。而我和丈夫袁子英早在重庆期间就有了分歧。他在日本投降后就到了上海，我在南京工作时，他也很少回来。我和罗隆基的感情发展下去便促成了我的离婚。一九四七年冬我正式离婚后，到北平姐姐家里住了一个月，后来还是回到南京新民报继续工作。罗那时因为民盟被解散，早已到上海，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我们原来打算结婚的，但当时因为环境不许可，他又害着严重的肺病，我们没有结婚。

……

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每日从南京起飞的飞机，声震屋瓦。这该是紧急的情况了，我想写完最后一篇通讯就离开南京到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蒋介石下了总戒严令，当日深夜，我的通讯“南京政府的最后挣扎”刚写完初稿，特务前来把我逮捕了。

……

我出狱后，即赴上海，经罗隆基介绍，我最初住在韩鸣（曾是新民晚报记者）家，后来罗又介绍我住在一个王姓实业家家中，主人不在家，只有杨姓夫妇看门。罗隆基又把详细的营救情况告诉了我：当（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蒋介石要下台，李宗仁要上台的时候，邱昌渭应李宗仁之邀从台湾路过上海到南京去。罗隆基就托了邱昌渭。他们在美国留学时是很好的朋友。邱拿着李宗仁的名片到宪兵司令部，回说没有此人。后来白崇禧开了军队来，蒋介石的特务撤退，邱才找到我，于一月廿八日把我接了出来，邱那时是南京总统府的秘书长。

我出狱后到上海的飞机票是邱昌渭送的。我原想从上海即转香港到北平，那时北平已经解放了。但罗隆基一再要我和他一同走。他说：“中共几次派人来要我到香港，但我不忍留下你而独走。现在等我把张表老（张澜）说服，等我把肺病特效针打完，我们一同走。”表老那时和罗同住在虹桥疗养院。我不得已留下来了，但我那着急烦闷的心情真难以言状。等他们把护照弄好，真要走时，南京已经解放。我坚持不肯走了。我说：“上海解放已经指日可待，我要在这里迎接解放，绕一趟香港又不知何日到解放区。”我是多么迫切地想看到解放。不料我这一坚持，他们也不走了。后来竟陷张、罗二位于极危险的地步。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张澜与罗隆基竟被特务拘押在虹桥疗养院。最初罗隆基还买通虹桥疗养院的工友阿毛每天给我送封信来。后来信也不来了，我觉得住在王家失掉了一切联系。我就离开王姓人家，找到郁风母亲家去住。我曾找过安娜王（王炳南的妻子）营救罗隆基，未果。后来特务就在医院把他们逮捕，预备带到台湾去了。幸赖党的救护而免于难。我在上海，随时准备再遭不测。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七日在上海终于迎接了解放。六月廿四日我随张、罗等，到了北平。

……

与罗隆基的关系也是我解放后一大苦恼问题。朋友们都不赞成，我的妹妹反对尤力，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反对。我又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想和他结婚了，但由于多年的感情，我们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重温母亲的自传，想到母亲的人生，心中感慨万千。

（摘自2011年6月13日《文汇报》，文：袁冬林）

章士钊与发妻吴弱男的缘起缘灭

1916年，章士钊与夫人吴弱男及其三子：章用、章可、章因合影于东京

已经被今人遗忘的吴弱男，在清末民初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有清三百年江南女子，莫诞于柳如是，莫怪于吴弱男”。

婚后性格骤变

吴弱男及其妹亚男，是与何香凝、秋瑾并称的同盟会第一批四位女会员。据说此时的吴弱男是个很凌厉的“女权主义者”：“与孙文上下议论，持极端欧化说，又谓‘非自由平等，不足征欧化’，气焰万丈。”

1905年春天，吴弱男在日本邂逅了她未来的夫君，湖南人章士钊。和吴弱男的热衷不同，章士钊当时明确表态拒绝加入同盟会，尽管孙中山对他极为渴慕，竟有“革命得此人，万山皆响”的评价。章在写给好友、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昌济书信中自陈：章太炎、孙少侯（毓筠）闭弟于室，强要入会，而弟不许。

据说这次“动之以情，更劫之以势”的要挟坚持了两昼夜。太炎先生“逼人入党”不成，居然动用了“美人计”，因知章士钊彼时对吴弱男甚为倾慕，转请其劝说章士钊加入同盟会。岂料章士钊还是坚持己见，不愿加盟，并请吴弱男转语孙中山，道是“爱情与政治不能相结合”——然吴弱男、章士钊有此多次接触，竟自陷入爱河。关于此事，另有一个更为人道也更符合太炎先生“情圣”本色的传说则是：原来太炎看吴、章二人“友善，有意论婚而未成”，乃“着弱男以入会要行严（章士钊字），计必得。”原是给章士钊一个得近芳泽的机会。

1909年4月6日，吴弱男、章士钊在英国结为夫妻。

婚后跟随章士钊赴英、德等国留学的吴弱男，最初不改其嚣张性格，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吴弱男似乎越来越喜欢当时英国中上阶层的妇女守礼唯谨的举止。其中是否包含了章士钊的“教化”？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章士钊对于“名门淑女，年十七八，无父兄师保自随，独游异邦，行止自便者无算”的局面，的确是看不惯的。这几句话，活脱脱描画的就是日本东京时期的吴弱男。结果就是吴弱男“归国以来，绝不问外事，尤鄙女子参政论，闭户理家”，甚至“非亲故外间获见其面者且罕”。

吴弱男在世人眼里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居家主妇！

曾援手李大钊

在教育家、史学家、美术家王森然的记载中，章家对于衣食世俗，“向不厝意”，“晚食例不具餐。弱男女士，只面条一盂。各公子面包数片而已”，当然这也是章士钊的自陈。据说对于章门这一“贫骨依然”的“风气”，有人“恶其矫”，有人“悯其贫”。吴弱男是个性格严正刚强之人（章士钊曾在致好友杨昌济信中称妻子几乎从不流泪），章家次子、三子似健康均不佳，皆未婚夭亡，不知与“母教”过严是否相关。“艰苦卓绝之流亚，男子所不及也。儿得母教，食贫若素”，至于长子章可十七岁“即出为童子师”，自食其力甚早。

自由恋爱的吴弱男与章士钊，想来早年夫妻关系应该很好。但据说，章士钊担任北京临时政府总长时，就未免俗于“贵易妻、富易交”，背着吴弱男又找了一位如夫人——奚翠贞——洪晃的外婆。

吴弱男知道后，带上三个儿子，远赴欧洲定居，直到欧战爆发（1938年）方才回国。而到了抗战初期，章士钊又有了一位演员夫人殷德贞（艺名雪明珠）。

章士钊、吴弱男夫妇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颇有交往。由于来往密切，李大钊干脆叫女儿李星华认吴弱男为干妈。根据吴弱男本人回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之前，已避居苏联使馆西院旧兵营：

我尝假托为儿子签办护照，去使馆看望，劝其尽快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到我家暂匿。行严知风声紧，也力主速行。而守常（李大钊字）殊镇定。不久，北洋政权突然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将守常等拘去。

李大钊遇难后，据5月6日上海《申报》载：“李妻（赵纫兰时与李大钊一同被关押）回寓后，首先某前总长夫人赶至慰问，目睹惨状，为之泪下。”这位前总长夫人，无疑便是吴弱男，吴见李家“所余家用现金不足1元”，遗属生活无着，曾与李大钊亲友等商拟筹资赡养遗族。

可容悔过窦连波

1949年以后，吴弱男只身住在上海，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奚氏夫人则随章士钊住在北京，殷氏夫人则住香港——这就是1973年93岁的章士钊喜气洋洋前往探望而终以暮年衰朽埋骨香江的那位太太了。不过，湖南人章士钊的正统观念似乎始终很强，他虽与吴弱男长期分居，但一旦落笔为文，却总是说“吾妻吴弱男”。据说，吴弱男每次人到北京，都住在北京饭店，而章士钊必然前去看望。吴弱男有时也到章士钊在北京的寓所去看望前夫君一家。

残忍地说一句，抑或吴弱男、章士钊夫妻如此做派，自有一段超人的见地与风雅：“佛”曰“业力已尽”。男欢女爱的吸力不再以后，他们重新成为“朋友”，犹如他们因为同盟会之事初相见时一样？男人章士钊生活中需要不同的女子担任不同的角色，例如照顾起居的、慰藉情感的……于是就另外又有了她、她，和她？

1973年4月1日，87岁的吴弱男病逝于上海，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统战小组等官方机构之外，章士钊及其养女章含之（时已为乔冠华夫人）都送了花圈。

1927年1月1日，章士钊曾为四十初度的吴弱男赋诗：……未了恩情脉脉过……可容悔过窦连波……

“窦连波”之典，自是才女苏蕙与夫婿窦涛之间的分离聚合——原因也是因为窦涛有了“小三”。说诗里充满内疚与自责，是不过分的，尽管道歉之后仍然还会有“小四”，知行合一实在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吗？

（摘自《传记文学》2010年第12期，文：秦燕春）

陈垣和助手刘乃和的情感秘密

1948年，启功与恩师陈垣等在北海合影，左起：启功、陈垣、刘乃和、柴德庚

1947年，刘乃和从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担任校长陈垣的助手。当时，刘29岁，陈67岁。

这时的陈垣已经历了两次婚姻，与第三任妻子徐蕙龄共同生活了近40年。如果说前两次是因陈垣专心学习，他的翅膀还没能长硬，只得顺从长辈的安排，那么，与徐蕙龄的结合应系自由恋爱。他俩既是校友，又是师生。

“但是，就在刘乃和由研究生成为陈垣先生助手的前后，陈垣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两人之间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两人分居。”陈垣的孙媳曾庆瑛在《陈垣和家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这样写道。

虽然陈垣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通过他给孩子的两百多封书信，可窥见其感情生活之一斑。

1932年，他在给广州的儿子约之写信时说：“我近日处境，亦极困难。上不得两母欢心，下不得妻子满意，中不得弟妹怡悦。时时抚心自问，只觉得读书一世，不晓做人。望我儿好自为之，勿效乃父也。”其中“不得妻子满意”，是指同徐的关系，已出现了裂痕。

上世纪40年代末，陈垣在给外孙罗永昌的复信中说：“你知道久不复你信的缘故否？因你每次来信，都有三个刺眼的字，常常惹起此间家庭的不快，所以一见你来信，不敢拆，即焚毁。”罗永昌是陈垣长女桂辛之子，那“三个刺眼的字”，应该是“外祖母”，指陈垣的结发妻子邓照圆。“惹起此间家庭不快”，应指徐蕙龄之不快。看得出来，外孙的信，使陈垣处于两难境地。种种迹象表明，陈垣与徐蕙龄的夫妻生活并不融洽。1948年两人分居。

整天忙于教学、著书立说的陈垣，生活上并不擅长料理自己。他在家吃不上一口热饭，就在街上买个面包，涂上点黄油，凑和就是一顿。他去上课时，扣子掉了，袖口开线了，都没有人钉一下。作为学生和助手的刘乃和，又是单身，于是越来越多地进入陈垣的生活领域。可以说，陈垣舒畅而平静的晚年，其中有刘乃和的一份功劳。

当然，帮助是相互的，感情不是单行道。

陈垣生前的学生成千上万，助手也曾有过好几位，但陈垣给刘以往任何人都没有过的待遇：亲手为她在自己的著作中留下鲜明的印记。如《史讳举例》的“重印后记”中，陈垣说：“今本系刘君乃和校对。刘君于本书用力至深，曾将全部引文一一检对原书，正其谬误，其须加卷数及引导者并加注卷数引号。今特用其本重印，以便读者。”这部新排印本中，多次出现“乃和按”的小注，这是陈垣著作中，从未出现过的做法。其实，陈垣自己也多次校过这本书，“乃和按”等等的小条，有许多也是陈垣亲自起草让刘乃和誊改在书中的。刘乃和发表的文章，几乎每篇都得到了陈垣的悉心指导，甚至精心修改。

陈垣给予刘乃和学术上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其实在日常生活里，陈垣对刘乃和也十分体贴。刘在华北革大带职读书时，陈曾替她代授一学期“大一国文”课（否则要扣工资）。“文革”时，承周恩来总理关怀、免受冲击的陈垣，曾同启功、柴德赓和刘乃和的弟弟乃崇一起去牛棚看望过刘乃和。

值得一提的是，极少作诗的陈垣还曾为刘乃和写下“三日不相见，如同几度春”、“与君行乐处，一日九回肠”等语。

陈垣逝世于1971年。当年刘乃和53岁，未婚，一位多年的老同学曾向她求婚，说我把铺盖搬来你家，我们一起过，就算成家了。刘乃和拒绝了。不久，她与北师大教育系主任尹德馨结婚了，但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一年多。

1998年，刘乃和以80岁高龄病逝。《陈垣和家人》中说，“她的去世，也带走了与陈垣的一段感情，有些事情，恐怕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4期）

熊佛西的戏剧与爱情

一

熊佛西是我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的易卜生”。他于1900年出生在江西省丰城市张巷乡瓘山村，从小喜欢戏剧，考入燕京大学后，在课余从事戏剧活动。1924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修戏剧。此时，他结识了就读女子大学的朱君允。朱出身于湖南常德的一户望族，比熊佛西大六岁，1922年毕业于金女大。异国他乡，两人一见钟情，双双陷于情网。1925年6月1日，他们在纽约一教堂结为连理。

1926年，夫妇俩在美国取得硕士文凭后双双返国，定居北平。

现代戏剧在中国还是一片荒滩，熊佛西以拓荒者的勇气，创作过一出四幕剧《蟋蟀》，由燕京大学学生演出。其时北洋军阀拥兵自重，北平城政治气氛沉闷。这出针砭现实的话剧刺痛了张作霖，他下令把剧作家抓进狱中关押了三天。熊佛西也因此暴得大名。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两地相继沦陷。熊佛西写出大型话剧《赛金花》，抨击当局的不抵抗主义，讽刺衮衮诸公还不如“八国联军”乱北平时的一名娼妓。剧已完成排练，戏票已一售而光，但当局下令禁演，理由是剧情涉及德军司令瓦德西，德国大使提出抗议。那时，熊佛西亲临剧场，舞台中央的他慷慨陈词，声泪俱下，闻者悲愤难抑。熊佛西的政治态度，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注意。8月8日上午，他们一家收拾行装，避难天津，住进英租界熊希龄的宅邸，熊曾是民国北京政府总理，是朱君允的五姑父。熊佛西寄人篱下，感觉多少会有些不自在。此时，“平教会”催促他南下，熊佛西决定只身先走。9月15日，他与朱君允挥泪告别。

二

流离长沙，熊佛西以“平教会”的名义组织了一个“抗战剧团”，巡回演出了多场戏剧。后熊佛西辗转到了成都，于1939年3月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那时学生演爱国戏，怕坏人捣乱，熊佛西竟怀揣手榴弹在剧场门口站岗。

此时，一位艺名“叶子”的女性闯进了熊佛西的心扉。“叶子”本名叶仲寅，比熊佛西小十一岁，父亲曾在袁世凯组阁的政府外交部任职。1932年，她在北平女师大文学系读书时迷上话剧。两年后瞒着父亲，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从此脱离家庭。1938年，叶子撤到重庆，出演了《全民总动员》、《中国万岁》等抗战题材的话剧，赢得了“话剧皇后”的美誉。此时，叶子来成都，受聘省立剧校。她的教养气质和才华，在师生中多少有些鹤立鸡群。一次戏校师生远足外出，路过一座木桥。此时，桥对面过来几辆驮煤的驴车，见人多喧哗，驴子惊恐地冲来。叶子躲闪不及，一头栽到桥下。这场意外给了熊佛西英雄救美的机会。当时，他从桥上纵身一跳，匍身抢救叶子。醒来的叶子遂认定这个男人的肩膀可托付终身。

三

且说朱君允带着三个孩子万里寻夫的故事。

行前，朱君允为筹划夫君即将到来的四十寿庆，专门去齐白石府上讨了一幅画和两枚龙凤印。

1940年，朱君允带着孩子由塘沽港登船启程，绕道上海，住进老同学毛彦文家。就在此时，不满十四岁的长子熊恬美接到父亲寄自四川的一封信。熊恬美把信拿给毛阿姨看，毛彦文阅信后沉痛地对孩子说：“不要让妈妈知道，继续到四川找爸爸吧。”

船到香港，许地山和夫人周俟松已等候在码头。许地山与熊佛西是燕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后又在美国同学，回国后又是燕京同事。许地山与周俟松的婚事还是朱君允红娘牵线。老友重逢，相见甚欢。不料，朱君允又接到了熊佛西的一封来信，表明要坚决离婚，并阻止一家西进。朱君允悲不能禁，将信递给许地山夫妇。他们看了大为震惊，转而劝她：“佛西一时糊涂，等你们团聚了，情况或许会好转。”

5月29日，一家人在成都见面，后熊再次提出坚决离婚。

此时的叶子平日里要看无数的冷眼，尤为难堪的是舞台上也有人指指戳戳。她决意抽身远去，遂与爱人商量，想去桂林演戏。熊佛西无奈地说，你先去，我把学校的事情安排好，很快就来找你。叶子到了桂林，出演了焦菊隐的《明末遗恨》、曹禺的《北京人》、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和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舞台皇后”重新焕发艺术青春。

熊佛西后丢下剧校遁身而去。自此，他与朱君允再无联系。

朱君允走投无路，流落成都，没有经济来源，身边又是三个正在长身体、正要上学堂的孩子。老同学吴贻芳伸出援手，安排她到金女大教书。

物价飞涨，朱君允的微薄工资很难维持四口之家的开销。有时不得不请求预支工资，或去四处借贷。

1942年，朱君允收到乐山武汉大学朱光潜寄来的信，信中说武汉大学急需一位女教授负责全体女生的管理工作，“深知夫人人品学识俱佳”，愿否出任此职并在英语系授课。朱君允立即回信应允。1942年的秋天，朱君允带着三个孩子到了乐山。

四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通往内地的交通中转站，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熊佛西到了桂林，有朋友开玩笑地问：“你为什么放弃校长不当，跑到桂林来谋事？”他嘻嘻哈哈地支吾道：“不爱江山爱美人。”熊佛西与朱君允没有正式办过离婚手续，也从未再见过面。据说熊佛西在桂林曾言：朱君允不是一般的女子，她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抚养三个孩子成人。朱君允听闻后骂了句：“小人！言而无信！”

（摘自《书屋》2011年第12期，文：岱峻）

解读萧红致萧军的书信

萧红与萧军

1936年9月2日，日本东京，一个孤独的初秋早晨，萧红晚起，连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剧烈的腹痛让她全身发抖。摸索着吃了4粒洛定片，不管用，那疼痛像极了当年她被未婚夫抛弃在哈尔滨小旅馆的孤独，伸手触不到温暖自己的生活片断。萧红挣扎着坐在写字桌前，给萧军写了第10封信：“每天我总是12点或1点睡觉，出息得很。小海豹也不是小海豹了，非常精神，早睡，睡不着反而乱想一些更不好。不用说，早晨起得还是早的。肚子还是痛，我就在这机会上给你写信。或者有凡拉蒙（止痛药）吃下去会好一点，但这回没有人给买了。”

事过多年，萧军在注释这封信的时候，特别解释那段文字中的“小海豹”：“‘小海豹’是我给她起的诨名。因为她很喜欢睡觉，平常一至九十点钟就要睡了，而且连打哈欠，一打哈欠两只大眼睛的下眼睑就堆满了泪水，加上她近圆形的小脸……俨然一只趴在水边亮着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小海豹。”

萧红的童年有曲折的故事，在萧军的注释里，我们发现了让人惊讶的“传奇”，比如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在1946年对萧军述说的内容，萧红的父亲竟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而是害死了她父亲的凶手。甚至，萧红的父亲曾经有过想对萧红乱伦的行径。这种悲惨的命运让萧红自幼便生出一种对家庭的疏远感，所以，当她遇到萧军，得到他的保护以后，总有一种想要依赖甚至有精神上的占有欲。

恋爱中的萧红和萧军，和任何一对恋人相比，均不乏热烈与浪漫。萧军在青岛遇到几片好看的树叶子，会漂洋过海地寄到日本去，而萧红呢，在空闲的时候，也会做一张手绢，绣满思念的密码，寄给萧军。不仅仅如此，在萧红写给萧军的信尾处，萧红的落款也透露着许多好玩的信息。比如她的署名：小鹅。和前文所说的“小海豹”一样，也是萧军给她起的外号，是说萧红一遇到开心的事情就像一只小鹅一样，两只手张起来上下舞动。

1936年11月19日，鲁迅逝世一个月后，萧红在致萧军的信里这样写道：“均，你是还没过过这样的生活，和蛹一样，自己被卷在茧里去了。希望固然有，目的也固然有，但是都那么远和那么大。人尽靠着远的和大的生活是不行的，虽然生活是为着将来而不是为着现在。”

这封信里的孤独似乎隐藏着太多的欲言又止。这封信里的萧红大约知道了萧军在国内的背叛，但又压抑着自己，装作平静的模样，和萧军说话。

萧军的背叛，等到萧红回国后，马上便知道了。萧红去北京，避开萧军，但仍然写信，她无法相信感情真的可以这样断掉，在信里她将自己的内心染成了黑色：“我的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我的心会被淹死的。我知道这是不对，我时时在批判着自己，但这是情感，我批判不了。”

萧军在注释这封信的时候，并没有避讳事实，他背叛了萧红，才使得萧红如此的痛苦。但是，他反驳了社会上关于他虐待萧红的流言。他有一次做梦，大约和人打架，结果，他一拳打出去，将睡在身边的萧红打到了床下。第二天萧红的眼睛便青了，恰好被人看到。于是，萧军打萧红的事实便被捕风捉影般流传，直到萧军和萧红分开了，那么，之前的这种并不真实的流言，便更加有了依据。所以，萧军在注释萧红书简的时候，很用力地解释了他自己对萧红的感情：“我承认我的脾气不算小，但是自认为对于她还是克制到我能够克制的限度，我还不至于到达用老婆做‘出气包’那样的下流地步，我的脾气总是发在外人身上的。”

从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半年不到的时间，萧红给萧军寄了35封信，平均每周两封信，然而，她热烈的想念并没有留住萧军。

离开萧军后的萧红最后和端木蕻良同居，然而，这位端木兄却在萧红病入膏肓的时候弃她而去，被误诊的一代才女萧红，只活了31岁。

如果萧红在东京一直住下去有多好，就那样流亡在那里，学习日语，和一个同样有着孤独感的男人相识相爱。那么，中国的文学不免又会多一道多么美好的风景。

派谁去1936年的东京看望孤独的萧红呢，这真让人费神，唉。

（摘自《书城》2012年第1期，文：赵瑜）

有一种爱情叫真挚——

新发现的冯雪峰致丁玲的一封信

冯雪峰

丁玲对雪峰的爱情，随着1933年《不算情书》的公开发表，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我于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那时雪峰逝世已6年。我没有见过雪峰，但听到丁玲每每谈到雪峰，都带着一种尊重、崇敬的口气，甚至在她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雪峰。即使我这样的晚辈，也能感受到丁玲对雪峰的一往情深。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将幼子送回常德交给母亲抚养，随即返回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图为1931年2月，丁玲与母亲、儿子在常德

雪峰对丁玲也这么好吗？我悄悄地问凤珠。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给丁玲做过秘书，自然见过冯雪峰。“雪峰对丁玲可说是感情深厚！”凤珠十分肯定地回答，还讲了两件小事。

有一次丁玲让凤珠到雪峰家去送一个文件，雪峰热情关切地询问丁玲的身体、生活起居、工作情况等，问得很多，很仔细。凤珠一一回答，告辞出来，雪峰竟送到大门外。凤珠走出很远了，回头一看，雪峰还站在那里望着。“我知道，这不是雪峰同志对我的客气，只因为我是丁玲派去的。”凤珠说。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丁玲、冯雪峰先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和《文艺报》主编。50年代中期，他们同时受到错误批判。在一次作协召开批判他们的党组扩大会会议上，在冯雪峰发言时，丁玲忽然插话：“我知道，你那样讲，都是为了维护我！”本来气氛森严的会场，听到这样的对话竟也一片沉默。凤珠说，我心里真难过，都什么时候了，还互相惦记着呢！

1983年12月19日，骆宾基走访丁玲，他说1939年3月他到浙江义乌神坛村看望雪峰，一共长谈三夜，其中一夜，雪峰专门讲到对丁玲一见钟情。骆宾基说：“我印象当中，他见了你，有一个感想：完了，什么都完了，名誉呀，地位呀，都完了。我心里想，怎么会有这种感情呢？后来年纪大了，才懂得，那也是一种被俘虏的样子，一见就钟情的样子。”丁玲听了哈哈大笑：“那他都没有给我讲过，没有表现过。”

雪峰对丁玲的感情有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呢？2007年终于有了新的发现。夏天，我在帮助陈明老先生整理信件时，发现了一封友人致丁玲的信，台头称呼丁玲“冰之”，信尾署名像是“缄之”，也像“诚之”两个字。书信共两页，16开大小横向展开，所用毛边白报纸已经泛黄，毛笔小楷自右至左竖写，落款日期为七月十五日，无年。信的开头谈的是接到丁玲母亲的信，谈生活困难，后半部分与丁玲谈思想，谈心情，谈创作。从信的称谓和口气看，写信者是丁玲一位十分熟识的朋友，关系亲密非同一般，适在国统区。这位朋友是谁？问陈明先生，也说想不起来是谁了。

最近翻阅包子衍编的《雪峰年谱》，忽然有个发现，1965年秋至1966年夏，冯雪峰在河南安阳参加“四清”时，曾经使用过一个化名“冯诚之”。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封友人书信，出自冯雪峰之手。落款应是“诚之”而非“缄之”。写信时间应该是1946年的7月。

按着这个思路读下去，这封信丰富的内涵和异常饱满的情感，就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不论是作为文学史料，还是作为丁玲与雪峰两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这都是一封十分有价值的书信。

雪峰写这封信的起因是：“你母亲于五月间写了一封颇惨的信寄重庆给我转你，现在转给你”。那时冯雪峰在哪里，在干什么？

雪峰1942年底被党营救出狱后，1943年6月奉周恩来之召辗转来到重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与姚蓬子一起，住在重庆作家书屋。1946年2月中旬，他又受周恩来委派，从重庆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活动，党的关系放在中共驻上海联络处。那段时间他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比较贫困，就利用夜晚写文章挣些稿费。他写了大量论文、杂文和寓言，那是雪峰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那时丁玲在干什么？1936年4月，丁玲被禁于南京，正暗中筹划要去陕北苏区，为此，她让母亲把蒋祖林蒋祖慧兄妹带回湖南常德，代为抚养。那年深秋她就去了陕北。1938年8月，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后，委托她的表弟把8岁的祖林和4岁的祖慧从湖南带来延安。之后，丁玲的母亲蒋慕唐老太太孤身一人留在家乡，时局动荡，战乱频仍，老人生活十分艰难。

1943年底，日军曾一度攻陷常德，丁玲与母亲失去联系。1945年3月重新恢复联系后，丁玲告诉母亲，写信可“寄重庆作家书屋冯雪峰转。但信封上不要写转我字样。内面也只写冰之。请不必写明我在何处好了”。

蒋慕唐老太太按照丁玲提供的联系方式和地址，给冯雪峰写了信。雪峰见信十分着急，立即动手筹款，并很快就有了着落。他在这封信中告诉丁玲说：先寄她20万，此数已有把握，蓬子亦说可寄一些，胡风处也存有版税8万余元，并且表示，今后老太太的生活费，“在年把之内，可由我代你负责在沪集一点钱，按月寄她若干，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本该丁玲承担的义务，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雪峰已经细心而稳妥地代为解决了，而且不是一次性的暂时解决。雪峰自己当时也在拮据之中，帮了朋友这样大一个忙，信中讲来却是平淡的口气，仿佛是举手之劳，毫无“表功”之意。

雪峰说：“读了你大略说你八九年来生活的经过和简单介绍陈明兄的信，我是很感到一种理解到什么叫真挚似的愉快的。”

1931年8月，丁玲给雪峰写了《不算情书》和《给我爱的》，诗文中充满了浓烈的情感，燃烧着炽热的火焰。那时丁玲27岁，雪峰大她一岁，他们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叱咤风云、英气勃发的人物，又是一对恋人。1936年夏天，丁玲被禁3年后，经雪峰安排秘密潜回上海。一见面她就大哭起来，以为能够从亲密的同志那里得到一些同情和安慰，但是雪峰冷峻而严厉地批评她说，你怎么只想着你一个人在受罪，整个革命这几年也在受着罪呢！一下子就让丁玲清醒了。9月，丁玲在冯雪峰的安排帮助下，逃离南京去往陕北苏区。1937年初，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他们见了两次，此后一别将近10年。

这10年间，两人的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上过抗日前线，又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审干，在肉体和精神上都经历了考验与磨难。雪峰也是大起大落。有了如此经历的两个人，自然会磨砺掉一些躁动之心凌厉之气，变得成熟沉稳了许多，感情也更加深沉凝重。

而雪峰在分别10年后的第一封信里，几乎只字未谈自己，讲完如何帮丁玲的母亲解困救急，就讲到对于丁玲10年来变化的感觉，和对于她以后发展的期望。

雪峰十分看重丁玲的创作才华，始终关注她的创作道路。他以“盼望之至”的心情在信里说：“我以前曾要你寄你的作品，无论印的未印的，现在也希望能读到你全部的东西。我是为了想理解你在创作上的发展，并且想写一论文，专论你在十五六年之间的‘心’的经历的。”

丁玲手中也没有这些年所写的“全部的东西”，雪峰只得自己去找。1947年10月，由雪峰编选的《丁玲文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雪峰写了一篇《后记》，这篇文章与十几年前论述丁玲作品明显不同：当年丁玲在上海文坛走红时年轻气盛，雪峰重在挑毛病，煞风头，怕她翘尾巴；如今丁玲饱经坎坷心情平静，雪峰的文章则充满了鼓励与期望，像是一个严师，用欣赏和慈爱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多年不见的学生。结尾，雪峰写了一句略带感情的话：“这只是到1941年为止的，此后有她的新的更大的发展，这里不谈了，且请读者和作者原谅我越分地写了这许多字，对作者也表示我的怀念罢。”

十分巧合的是，丁玲在延安时，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曾经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丁玲回答：“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真是心心相印啊。

雪峰对丁玲，是既知其人，亦知其文，他们是真正的知己。1979年4月，丁玲刚刚从山西回到北京，就写了《悼雪峰》，讲到她与雪峰50年的交往时说：“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雪峰这封信，几乎没有一个表示感情的词语，但通篇却充满了深挚的感情，充满了一种兄长般的关怀、爱护与思念。他不表白，不渲染，不动声色，把感情深藏心底，“深广”而“明快”——这是最高尚的情操、最真诚的感情。

（摘自《史客——两情》，萨苏编著，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听吕恩谈曹禺和郑秀

吕恩

曹禺

邓秀与女儿

我与吕恩老师仅有一面之缘。那是2010年11月，我正给凤凰卫视拍摄曹禺先生的专题片，从北京人艺问了吕恩家的电话，想去采访她。听说是谈曹禺，吕恩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畅谈从她个人经历开始，上世纪30年代，曹禺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吕恩当时是该校的一名学生。如今老人家已远行，现将曾经的长谈整理成篇，以寄内心深深的缅怀之情。

曹禺的第一个爱人是郑秀，他俩原来是清华同学。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曹禺在学问上、在自己的写作上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可是生活很不在乎，随便怎么样都行的。郑秀的家庭出身不一样，是大家闺秀，讲究仪表、派头，见曹禺这个样子，她看不惯，她要改变曹禺生活上的邋邋遢遢，可曹禺不让她改变，这是一个大矛盾。

他们刚结婚不久，郑秀每天要让他洗澡，把洗澡水放好，把曹禺推进去，关上门。有一天，郑秀也这么推他进去洗澡了，把门关上，听到里头水哗啦哗啦，就不理他了。过了一些时，没声音了，再一看40分钟、50分钟过去了，怎么洗澡洗那么长了，喊也听不见，开门一看，把郑秀气得，曹禺拿个小板凳坐在浴缸旁边，一只手拿了毛巾，毛巾在那个浴缸里这么哗啦哗啦，不是有声音吗，另一只手拿着本书在看。他看着书，睡着了，就不哗啦了，郑秀进去看见他，是这样子，又好气又好笑。当时大家听到这件事，都哈哈大笑。

曹禺和郑秀恋爱结合的时间很短，几年的工夫。我后来因为要演《雷雨》中的蘩漪，去郑秀家采访过她，有一次我去采访她，就讲到在清华园的那些事。她说，他写给我的情书有这么多。她有一个小箱子，还拿给我看过。“文革”后，我说，你那些信哪去了？她说“文革”期间烧掉了。她说，我害怕拿出来对曹禺不利。她还是对曹禺好啊，所以就烧了。现在那些已经没有了，要不然的话，那些话一定很美丽的。

在清华读书的时候，郑秀比曹禺低两班，是学法律的。郑秀说，当时我对他没什么感觉，是曹禺的才，曹禺的情把我感动的。有一个暑假，曹禺跟她说，我不回去，你也别回去了，我写《雷雨》。郑秀跟家里说，我要在学校里头温功课，不回来了，就没有回去，他们整天就在图书馆写《雷雨》。所以《雷雨》呢，郑秀应该是第一个读者。每天写完了以后，郑秀就回到女生宿舍去，曹禺就送她到女生宿舍，然后回到他的宿舍。她说这个人呢，痴啊，他热情起来，有时候连眼镜都不知道丢到哪了。

1936年，郑秀毕业了，回到南京，这个时候，戏剧学校请曹禺当教授，他们后来又碰到，在南京订婚。婚礼非常隆重，曹禺穿西装，郑秀穿旗袍，当时《雷雨》已经红了，巴金从上海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就送给郑秀一个布娃娃，郑秀抱着这个娃娃对巴金说这是个金娃娃。在江安的时候，巴金来看曹禺，在曹禺家住了一个礼拜，两人每天晚上秉烛而谈，就谈出巴金的《家》由曹禺来改编成话剧，那个时候曹禺与巴金的关系又是朋友又是老兄。

曹禺跟郑秀开始还是不错的，后来出现了邓译生。邓译生有一个暑假到江安来，她妹妹是我同学，跟我一班的，她来看她妹妹，另外她一个表兄也是跟我一班，她住在她表兄家里，这个家的后门是曹禺的前门，一条胡同，她跟曹禺老见面。那个时候郑秀生了个女儿，叫万黛，她对孩子非常宠爱，老在家里带孩子，曹禺跟邓译生的恋爱关系她不知道。我们这些同学呢，对万先生特别好，我们也知道他跟郑秀性格不合，说这个邓译生对万先生非常温柔，什么都听万先生的，我们也希望万先生好，所以他们谈恋爱我们都默认，就不去管他们。

邓译生后来改名叫方瑞，俩人好了以后，曹禺跟方瑞就从江安去到重庆，秘密同居了。郑秀带着两个孩子没有办法了，也到了重庆，她是大学生，可以工作的，去银行里面工作，就一直分开了。

1950年，我那个时候住在北京红星胡同，拐弯过来有一个电影院叫红星电影院，红星电影院拐过去就是金鱼胡同，一天，在金鱼胡同的门口，我看见郑秀带着女儿黛黛。这是解放以后，我头一次看到她，也是离开江安第一次看到她。我就过去叫她万师母，我一叫出“万师……”就想不对呀，他们分手了，我就收住了。我一收回去，郑秀眼泪就流下来了，说，我现在不是你们的万师母了。我挺难受的。我说，你不要哭。她一直跟曹禺没有离婚，不肯离。那时，周总理要曹禺出来工作，两个老婆在新中国不行，让他决定一个，要不然他就出不来工作，就找欧阳予倩和张骏祥两个人去跟郑秀说。说了半天，郑秀叹了一口气，说，好吧，我从前爱他，我跟他结婚，我现在也是爱他，我成全他，跟他离婚。就这么离的婚。曹禺就跟方瑞公开了。

郑秀此后一直没有再嫁，心怀着对曹禺的热爱，而且越来越爱。她有时候在我们家，说，年轻的时候我不懂，我那时候对曹禺太厉害了。我们就听着她说。我很同情她，后来我一直跟她来往的。郑秀的父亲是国民党时期很了不起的一个大官，叫郑烈。1949年，国民党逃撤台湾的时候，有包机让她父亲带全家到台湾。她父亲就找到郑秀让她跟他一块去，带两个孩子一块去，郑秀不走。郑秀说，曹禺不走，我不走。她就是没有走。郑秀跟曹禺有两个孩子万黛和万昭，两个孩子都是郑秀带大的，曹禺出一部分钱。

曹禺出来工作后，当了中央戏剧学校的副校长，又当了人艺的院长，我感觉，他跟我们原先这帮戏剧学校的学生，故意有点疏远，他不愿意人家说他有小圈子。他在北京人艺当院长的时候，我在那里当演员，我们就是普通的一个院长跟演员的关系，他可以跟剧院里别的同志关系搞得非常亲密，跟我们总是有一定距离，我知道他的想法，我理解他。

郑秀后来也很了不起，到聋哑学校当校长，她一个大小姐，风里来雪里去的奔波。后来，她在十二女中教英文。两个孩子经常去看爸爸。曹禺对两个孩子还是不错的。

两个孩子大了，在中学，跟我说，阿姨你没事就去看看我妈妈，我妈妈一个人挺可怜的。我有时候就去看看郑秀。她自己做的什么吃的，就会叫孩子带给曹禺吃。我说，郑大姐，你何必带给他呢，他那里什么吃的没有啊，他比你吃得要好。她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的菜，他挺爱吃的，他们那里不会做。她老是这样带东西给曹禺吃。曹禺有时候出国回来也带点东西，什么糖啊，带给孩子。郑秀会拿出来告诉我说，你看万先生带东西给我们了，你要吃一块糖。她就那么喜欢他，她一直就喜欢着他。

“文革”中有一天，曹禺跟我们都关在牛棚，就在我们史家胡同对面一个房子，本来是我们一个做布景的地方，住在里头。早上天没亮，我在外面扫地，曹禺在那里担煤，就看见对面有一个影子走过来。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她老站在那不走，我就奇怪了，一看，是郑秀。她从她家走出来到学校，看见曹禺在那担煤，她就不走，她就看着他。后来曹禺看出来了，就进屋了。我还在那里扫地，那时候我们都不能说话了，就看着。她从那边走过来，走到我身边，从我身边过去，我就看到她那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在“文革”那样的年月，她仍旧爱着他。

后来，方瑞去世了，曹禺跟李玉茹结了婚，郑秀大哭了一场。这个郑秀真不简单，我们都知道曹禺跟李玉茹好了，他跟李玉茹登记了以后，就告诉他大女儿，大女儿知道了，想告诉她妈妈，有点为难，她告诉了我。这个事情我也很为难，我怎么跟郑秀说呢，我又找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是跟郑秀挺不错的，她说那我来告诉郑秀。

她说，后天晚上我请郑秀吃饭，你也来。我说，好。等郑秀来了，我们就吃饭。当然了，大家心里有事要说，脸上是看得出来的。等到饭菜快上桌，郑秀就说，你们别说了，我都知道了。然后哇的一声，就哭。因为方瑞死了以后，很多人希望他们俩复婚，郑秀是愿意的。郑秀大哭了一场，我真是心里难受。也许我封建，对郑秀这个人呢，我挺尊敬她的，她一辈子专情，心里就是曹禺一个人。曹禺一生有这么一个人这样对他，我觉得也应该满足了吧。

（摘自2012年10月16日《文汇报》，文：戴君良）

曹禺与杨振声：从师生到情敌

左：杨振声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右：曹禺与第一任妻子郑秀1930年代合影

《北京人》与《雷雨》、《日出》、《原野》，并称为曹禺的四大经典戏剧，其创作时限大约在1940秋冬至1941年秋冬之间。剧中的曾皓、曾文清、曾霆老少三代如出一辙的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与曹禺本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与妻子郑秀、情人方瑞以及方瑞的干爹杨振声之间的三角情恋密切相关。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曹禺写作《蜕变》期间正犯胃病，郑秀出于关心总是限制他的写作时间。曹禺为了静心写作，便把郑秀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万黛送到位于重庆的岳父家里。1940年4月国立剧校重庆公演之后，郑秀带着万黛回到江安，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女儿万昭。王蒙在《永远的〈雷雨〉》中，记录了曹禺的一段感慨：“这几十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王蒙你知道吗？你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吗？从写完《蜕变》，我已经枯竭了！问题就在这里呀！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在曹禺“已经枯竭”的情况下，是一位悄然而至的异性可人儿，为他的戏剧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这位可人儿，就是本名邓译生(又写作绎生)的方瑞。她是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邓宛生的同胞姐姐；同时也是另一位剧专学生、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方琯德的姑表姐。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的谈话中回忆说：“愫方是《北京人》的主要人物。我是用了全副的力量，也可以说是用我的心灵塑造的。我是根据我死去的爱人方瑞来写愫方的。”

接下来，曹禺还不点名地谈到方瑞与杨振声之间的旧情往事：“我曾看到一位大学教授，他和一个年轻的姑娘有一些感情上的瓜葛；我看出他是在剥夺别人的感情，这件事曾经使我感触很深。我就是由他的灵魂，引起联想……”

关于方瑞与杨振声的情感纠葛，方琯德的说法是：“方瑞是我的表姐，书念得不多，《北京人》反映了她的实际。她被杨某某留住，想走，又没有能力。大家庭养成了她的自我矛盾的心理。后来，我把她弄出来了。”

杨振声，字金甫，一字今甫，山东蓬莱人，是中国现代史不该被遗忘却又几乎被遗忘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比1917年留学归来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胡适还要年长一岁。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杨振声是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32名学生之一，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他们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五四”运动平息后，杨振声通过考试获得公费留学资格，于1919年12月与北大同学冯友兰、何思源等人一起前往美国。他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后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并且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1930年4月26日，杨振声在蔡元培、胡适等人鼎力推荐之下，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为节省开支，杨振声把校长住宅让给其他教员，自己出钱租下黄县路7号的小楼，与教务长赵太侔、校医邓初等几个家庭合住。后来改名“江青”的李云鹤，是教务长赵太侔在济南戏剧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她与第一任丈夫、富家子弟裴明伦离婚之后，被赵太侔推荐到青岛大学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后来又与赵太侔的第二任妻子俞珊之弟俞启威——又名黄敬，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恋爱同居，从而成为黄县路7号的常客。

关于青岛大学的人际关系，梁实秋晚年在《忆杨今甫》中回忆说：“今甫在校长任上两年，相当愉快。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坡上的黄山路，他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今甫和太侔都是有家室的人，但是他们的妻室从不随往任所，今甫有一儿一女偶然露面而已。五四时代，好多知识分子都把原配夫人长久的丢在家乡，自己很洒脱地独居在外，今甫亦正未能免俗。”

方瑞的父亲邓初，早年在日本帝国大学医学专业留学期间，一度与陈独秀、苏曼殊同室而居。1932年9月，杨振声辞职之后前往北平，受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选委员会委托，主持编写《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在此期间，他把女儿杨蔚、儿子杨起以及干女儿方瑞，从青岛带到北平同住。

1933年8月20日，朱自清在日记中谈到杨振声的干女儿邓译生即方瑞：“访今甫，见邓小姐，学诗学画，意在成一第一流美人，然余觉此种人必须有保镖，亦一麻烦。”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恰好是在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二年级插班生之前，离开清华出任青岛大学校长的。尽管如此，二人之间依然存在着一种代际师承关系。据冯友兰回忆，当年的清华大学“每天早上上早操，校长和教务长都穿军服，脚蹬马靴，脚后跟还有马刺子，当时的教务长是杨振声”。

1937年5月，曹禺的《日出》与卢焚(又名师陀)的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大公报》所颁发的文艺奖。主持评奖的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是由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林徽因、凌叔华、巴金、李健吾、靳以等人共同组成的。同年1月24日，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早访杨君家。为评文学奖金开委员会。林徽因与叶公超盛赞《画梦录》。公超称之为中国最早之散文，林称之为较《日出》一剧更为成功之佳作。又谓《日出》主题及片断皆好。失败处在于其中杂乱无关的东西颇多。”

同年2月20日，胡适也在日记中写道：“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由此可知，曹禺能够获得《大公报》颁发的文艺奖项，并且得到“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的高度评价，与文艺奖裁判委员会最为资深的领衔人杨振声的极力推荐，是分不开的。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940年夏天，被方琯德从江津带到江安的方瑞，与吴祖光同住一个大院，对门就是曹禺的住家。所谓的“第一印象便是她的‘哀静’”令曹禺一见钟情，接下来便是两个人旷日持久的婚外情恋。

曹禺当年的合法妻子郑秀回忆说：“那时我家里有许多学生来，邓译生也来。没有想到她对曹禺表示好感……先是邓译生替他抄稿子，我和邓译生闹了一次。有个杨嫂(方琯德家的佣人)，扮演了一个传递信件的角色。有一天，杨嫂来了，向曹禺使眼神，我看见了。杨嫂呆了一会儿，曹禺就外出了。我从后边尾随，曹禺没有发现。他到一个茶馆里坐下，便看邓译生的信，我从后边把信夺了过去。是毛边纸写的，有一边留在曹禺手里，他便吃进肚里去了。我便掌握了他的秘密。”

与郑秀的说法相印证，吴祖光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方瑞没上过大学，像杨振声、赵太侔这些教授，都建议她父亲不要送她上大学，就在家里读书，他们把她培养成为中国最后一名闺秀。……曹禺很喜欢方瑞，一下子就看上了。”

1941年10月24日，由张骏祥导演的《北京人》在重庆抗建堂首演。据张骏祥回忆：“《北京人》中的思懿有郑秀的影子，曾皓有杨振声的影子。杨振声与方瑞的父亲是好友。曹禺很讨厌这个人。当然，《北京人》不是每件事都有依据。剧中的人物往往是生活中的好几个人合成一个。”

就在《北京人》的演出引起轰动的时候，被曹禺当作曾皓生活原型的前辈师长杨振声，也在并不遥远的川南叙永和云南昆明，关注着曹禺与自己的干女儿方瑞之间的人生戏剧与戏剧人生。

1942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应届毕业生吴宏聪，在杨振声指导下写作毕业论文《曹禺戏剧研究》。据吴宏聪回忆，杨振声把他约到住处，“一口气谈了两三个小时，从曹禺的家庭出身、教养和《雷雨》、《日出》写作经过，以及时人评论都跟我谈了，甚至还把曹禺抗战时期在四川江安与××女生恋爱的感情纠葛也跟我讲了。这种认真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反复强调要了解作品，必须了解作家的生活和时代，不然，你就无法了解为什么他要写这样的作品和怎样去写这样的作品。……我在联大四年，选修了不少课程，都有收获，但先生这一课是最为深刻的。”

（摘自2011年8月18日《南方周末》，文：张耀杰）

郑振铎与王世瑛的无果之恋

郑振铎

王世瑛

我与黄庐隐、王世瑛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同学。1919年11月，在参加福建同乡会时结识了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

在学生运动中，王世瑛与郑振铎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密切了，遂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一天，我和黄庐隐、定秀三人靠在会客室门外，想偷听振铎和世瑛谈心。他俩却站着相对凝神。不久，振铎张口说话，但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天气严寒，院子里刮着飕飕大风，我们只得回到教室烤火。一会儿，世瑛也回教室，我们争着问：“郑对你说什么？”她吞吞吐吐地说：“他向我求爱，要求我表示态度。”“你怎么回答呢？”我们又问。“他对我的诚恳、真挚，确实令人感动；但此事必须和我的双亲商量，才能决定。我当时只将这个意思告诉他。”

转瞬到了1920年的夏天，我和庐隐、定秀为了补习外语，都住在王世瑛家。我们谈到世瑛的双亲不同意郑家的亲事。世瑛又叙述她妈妈的话说：“郑决不是我理想的门当户对的佳婿，你不要再和他来往了”。世瑛说着并征求我们的意见。庐隐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婚姻应该自主！”

我和定秀听了庐隐的话，都异口同声地赞同。这不免增加了世瑛的心理矛盾和痛苦。当时振铎偶有语简意赅的短笺寄至王家，终未曾冒失地来访。暑期匆匆过去，我们没注意郑、王关系的演变。1921年春，听说振铎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临行前曾向世瑛告别，匆匆而去。1922年夏我们毕业，我留校工作，世瑛分配在我校附中任教。1923年春，我和张耀翔教授结婚，振铎闻讯，写了一封贺函。不久，先父程树德教授告诉我：“王世瑛的朋友郑振铎，被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所长高梦旦看中，招做女婿，郑贞文当介绍人，已经结婚了。”有一天，世瑛到我家来，说郑有信来，通知她已和高君箴女士结婚。语意怅怅，沉默久之，相对无言，如有所失。最后我说：“父母之命与自由恋爱不能两全，这是必然的结果。既是您的双亲不允，振铎亦只得如此。”她点头怏怏而归。后来我听说他们婚后感情甚笃，尤其是高梦旦先生，十分器重振铎的才华。世瑛则于1924年秋与张君劢结婚。

关于振铎与世瑛的这段恋爱故事，现在知者已少。此事对于振铎是有刺激和打击的。后来庐隐在1925年发表中篇小说《海滨故人》，其中也隐隐写到此事。书中“云青”就是指的世瑛，而“赵慰然”也就是郑振铎的影子了。

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开始隐居生活。每次从四马路来熏阁书店归来，多绕道至我家闲谈。有一次，谈到五四时代的往事，他感慨地说：“封建礼教，不知害了多少别有怀抱的青年！”接着又说：“我很想念世瑛，你能陪我到她家叙叙旧吗？”他又说：“君劢早到重庆，世瑛寄居母家，在杜美路（今名东湖路），离这里很近，你即刻和她预约，好吗？”我答应了。

第二天下午2时，我和郑公一同到杜美路，20年的阔别，相对无语。世瑛倒茶，并捧出一盘福建新鲜桂圆：“尝尝香片和龙眼吧，藉表多年的乡（相）思！”这两句话搅乱了郑公久蕴的情怀，但他只是端着茶喝，慢慢地说：“香片和龙眼的味道年年都一样，人却变了！”后来我又陪他去王家两次。

世瑛于1945年3月因难产而死于重庆。不久，君劢运世瑛灵柩至上海，葬于公墓，并举行追悼会。郑公和我都去参加祭奠。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郑公必购鲜花一束，到世瑛墓前祭奠，祭毕，必到我家，并且说：“此事不必与他人道呀，他们是不理解的。”

（摘自《纵横》2010年第9期，文：程俊瑛）

刘清扬与张申府的纠结爱情

张申府与刘清扬、两个女儿在清华大学

单边片面的男权意识

要讲刘清扬的故事，必须从张申府开始。

张申府，原名嵩年，又写作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一个官宦家庭。在与刘清扬同居之前，他已经有过两次婚姻。1913年，张申府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数理。第二年，他的第一位妻子朱德浓在分娩数日后不幸去世，随后，他爱上了在返乡火车上数次相遇的一名少女。父母答应为他找人说媒，但等他回到家结婚时，却发现新娘不是那位少女。这次婚姻给他带来一对“自己没有怎样理会”的儿女。

对自己第二位妻子以及她所生育的一对儿女极端不负责的张申府，在晚年接受访谈时，却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我觉得受了欺骗……这新娘完全没有吸引力。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阅读罗素，我觉得他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十分有意思。他救了我。”张申府从罗素身上学到的，是只享受弱势女性的忠诚和责任，而不肯付出对等责任和对等忠诚的单边片面的男权意识。

在家中像个侍妾

出生于回族上流家庭的刘清扬，早年的成长环境相对宽松，中国传统儒家“三从四德”对她几乎没有约束力。父母以及4个哥哥和2个姐姐都对她异常溺爱。1905年冬天，她进入严修、张伯苓创办的严氏女塾读书；1911年又进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习。

1919年9月，刘清扬同周恩来、邓颖超等发起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很快，刘清扬就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名动京津的女杰。

1920年11月，正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和上海秘密组党的张申府，以秘书身份随蔡元培前往法国，同行的还有刘清扬、郑毓秀等20多名男女青年。从上海到马赛的35天海上航程中，住在头等舱的27岁已婚男子张申府与26岁的刘清扬演绎了一出婚外相恋的浪漫传奇。

两人到法国后正式同居。1921年，刘清扬生育一子，后来又为张申府生育过3个孩子。1923年年底，刘清扬随张申府回国，据张申府回忆：“她住在我家，起初像一个侍妾，但我们对这全不介意。”

1924年1月1日，在张申府面前像一个侍妾的刘清扬，却在时任天津《新民意报》经理的三哥刘铁庵的支持下，与邓颖超等人合作创办了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妇女日报》，从而成为中国妇女界的一面女权旗帜。

“永久断绝27年夫妇关系”

随着1924年国共合作的实现，刘清扬与她的老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人一起，成为女界风云人物。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讨论党的纲领时，张申府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不顾周恩来的劝阻而负气退党，后来筹建了民盟。

1927年，蒋介石实施“清共”政策之后，刘清扬选择脱党。1931年，清华大学聘张申府为教授，刘清扬从此过上“教授夫人”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但是，张申府对刘清扬扮演的家庭主妇角色并不满意。在1930年1月的《妇女与革命》一文中，张申府毫不留情地批判知识妇女“依赖的习性”，并且隐晦地暗示，刘清扬已是一个依赖于他的“赘物”。在此后的10多年里，张申府不断制造风流韵事，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同北平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孙荪荃的恋情。张申府在主持《大公报》“世界知识”栏目时，通过读者与编者的来往通信与孙荪荃相识。孙荪荃与当时还叫姚克广的清华学生姚依林是“一二·九”北平学生大游行的两名总指挥。学生运动期间，张申府与孙荪荃、姚克广等人将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1937年2月29日，张申府在被捕的前一天晚上，还进城去听河北梆子。他被捕入狱后，刘清扬与孙荪荃不遗余力地加以营救。出狱后的张申府却很快与中国大学的女学生董桂生同行同宿。刘清扬和孙荪荃为此都与他大闹过。

1937年8月，张申府在南京病倒，这时候他才想起独立养育着几个孩子的刘清扬。刘清扬收到张申府来信后立即派人前去看望，随后她自己也赶到南京。张申府随即回到刘清扬身边，并把董桂生介绍给另一学生为妻。1944年3月，张申府在《宪法与妇女》一文中，放弃了此前对于性自由的极端信仰，反过来高调呼吁要保障“长期忠诚及互相奉献的男女关系”。

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已经打响之际，张申府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发表《呼吁和平》一文，被中国共产党斥为反人民与反民主的“叛徒”。11月15日，香港方面的民主同盟总部开除民盟主要创始人张申府的盟籍。

同一天，刘清扬在致“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衡山章伯钧两先生”的公开通电中，严正表示：“张申府《呼吁和平》一文已完全违背‘站在人民立场反对独裁及争取真正民主’的革命原则……清扬故特向本盟总部诸同志及全国民主人士声明：从今后，不但在公的方面与张申府完全脱离合作，并在私的方面也永久断绝27年来的夫妇关系！”

12月26日，新华社全文刊登了刘清扬的上述通电。与张申府之间从来没有缔结正式婚约的刘清扬，为了忠诚于“人民立场”，彻底结束了27年来对张申府的情爱。

（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11期，文：张耀杰）

张瑞芳的初恋往事——

“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1980年初夏，我接到电话，一听就是张瑞芳的声音。“怎么电话老找不到你，忙什么呐！有空来一下。”听着似乎有点责怪之意。我连忙赶到她家，瑞芳老师笑嘻嘻地说：“也没有什么大事，把你作为朋友，随便聊聊。”

“随便”聊的，是一曲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初恋往事，虽然经过了那么漫长的岁月，但还是那么清晰。

他叫郑曾祜，两人当年同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同在西洋画系。张瑞芳的画室在楼上，小郑的画室在楼下。他俩同进食堂用餐，放学一人一辆小单车肩并肩地骑着回家。他们的家不在同一方向，小郑总是绕上一大圈将她送到家再掉头骑回家。节假日的北海、颐和园、香山……无不留下他们的身影。划船、散步、绘画、吟诗、谈艺术、谈理想，但就是没有谈情说爱——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感情是那么的纯洁，那最多只是朦胧的爱情萌芽吧。

轻松、浪漫的日子是那么短暂。其时，日本对华北虎视眈眈，少年人平静的学习环境彻底被搅乱。张瑞芳走上街头参加一二?九运动，她丢下了画笔，彻底地投入到革命的怀抱。她并没有忘记郑曾祜，也曾动员他和自己一起南下……

聊到此，瑞芳老师叹息了一声“我们道不同，各自的选择有了分歧，他受父亲的影响，坚持学生应该好好求学，或者到香港继续读书，还要说服我和他一起去……”

分离于是在所难免。离别的前夜，两人最后一次晚餐，他一口菜也没有吃，只是哭得泪人似的。瑞芳老师说她没怎么抹泪伤感，还以为很快赶走日本鬼子，就能重聚。但是，命运无常，这一分手，两个人再无续缘的机会。

一腔热血的瑞芳老师到了重庆，整日沐浴在革命文艺的激流中，她在舞台上光彩夺目。风风火火的生活，也冲淡了她对郑曾祜的思念。

但是，痴情的郑曾祜一日也没有淡忘张瑞芳。数年苦熬之后，他辗转来到重庆。但是，再次相见时，心中的恋人已为他人之妻。等到张瑞芳恢复自由之身时，他却又已为人夫。郑曾祜的妻子是一位平平常常的工人，但她的容貌、举止酷似张瑞芳。结婚前，他坦诚地告诉她：“我心中始终不能忘记，有一位女性，她是我的初恋。”

郑曾祜去了台湾，成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他明白此生再无和张瑞芳接续前缘的可能，但此情绵绵难割舍——在台湾的家里，有一个房间专门摆放着张瑞芳的各种照片，有剧照，也有生活照，都是他千方百计从香港报刊上或托朋友觅来的。

1980年初，郑曾祜利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转道来到离开了30多年的魂牵梦绕的北京。他迫不及待地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张瑞芳，大家在北京聚会。席间，老同学们为他俩的重逢笑着、闹着，硬是把他们推在一起照了一张合影。瑞芳老师动情地说：“这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曾委婉地问她：“快半个世纪了，还能找到当年的感觉吗？”瑞芳老师的回答是：“人世间，有着太多太多的阴阳差错，但是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

张瑞芳老师是坦率的，说起自己的初恋故事也从不回避丈夫严励。后来，郑曾祜再次来大陆上门看望瑞芳和严励，细心而多情的他给瑞芳老师带来整整一大箱衣服，也给严励订制了两套西装。所有的衣服尺寸都挺合身、有品位。那天我应约到张瑞芳家，严励大大方方地首先聊起郑曾祜来家拜访的事：“小郑他第一句话就说，‘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她，给她幸福！’”说着哈哈大笑起来，“我是她的丈夫，当然应该照顾她了，不过他人是真好，还请我出去喝咖啡呢。”

1999年，严励因患胃癌去世了。只差两年就是他们夫妻的金婚纪念日。这对瑞芳老师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又过了一段时间，郑曾祜的夫人也在台湾病逝了。

每逢除夕之夜，张瑞芳第一个接到的，总是“小郑”从台湾打来的祝福电话。又一个除夕之夜，电话铃照例响了。但电话那头只有唔唔的声音，伴随嗯嗯的哭声。他中风了，再也不能对她问候，说一句“你好吗”。

再后来，他也走了。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瑞芳老师说，唯有心中的那份牵挂，始终没变过。

（摘自2011年11月23日《文汇报》，文：罗君）

贰　｜　相濡以沫

胡美琦：欲与晤兮结生死

钱穆与胡美琦

2012年，3月下旬，电脑屏幕上，静静地出现一则新闻：钱穆夫人胡美琦老太太在台湾病逝，而且还转刊了香港新亚书院的讣闻，说：“胡美琦为照顾钱先生，遂辞教职，为钱先生于教育及著述上创下不朽的丰功伟业，厥功至伟。”

胡美琦的逝世，很快被淹没在浩瀚如海的网络信息当中。

胡美琦的父亲胡家风是国民政府要员，抗战期间一直任职山东与江西等地。抗战胜利后，胡家风随熊式辉赶赴东北任行辕秘书长，去职后再任江西省主席。1949年，他带着全家迁至香港，在这里，意外成就了女儿胡美琦的乱世姻缘。

新亚相逢

钱穆南下，流亡至香港办学。此时香港已成为许多人的避风港。胡家风也携全家逃至香港。胡家风的五女儿胡美琦，原本正在厦门大学读一年级，解放军渡江势如破竹，她接到父亲通知，赶往香港。胡家风是江西世家又是政要，一家人南逃到香港时，却已是别无长物。

在香港，钱穆与友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他写信回家要求三个儿子赴港就读。不料兄弟三人看到报纸上一则社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儿子们受其影响，均认为父亲逃至香港肯定是一种不爱国的行为，革命青年岂能走这条路。于是回信拒绝了父亲，还附上那篇剪报。

新亚书院坐落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初期，学校经费是由上海商人支持，但时局动荡，支持困难。十个学生有八个都缴不出学费，教授拿不到薪水，校舍简陋，设备缺乏，学校经费濒临绝境，需要到处募款，前途坎坷。

胡家风一家十多口流落香港，个个要吃饭，也是难以为继。为了糊口，胡家风让女儿去当纺织女工，夫妇俩自己也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手工差事，败落至此，谁也没料到。一个宴席场合中，胡家风认识了钱穆，两人相谈甚欢，得知钱穆办学，没多久便让第五个女儿胡美琦寄读。

1950年，20岁的胡美琦入学新亚书院，读的是教育心理学。但不知何故，这门课程并未如胡美琦预期那般，可以解答心中一直以来的疑问。她相当失望。然而，她选修的中国文化史，却在那个旧社会整个被打倒的迷惘时刻，使她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又燃起了信心，连带对自己的未来也充满乐观。此时钱穆已56岁，望之虽严，亲之即温，他的精神面貌给年轻的胡美琦留下深刻印象。只在新亚念了一年，胡美琦便离开香港，跟随父亲迁往台湾安顿。到了台湾，胡美琦进入台中师范图书馆工读。

台北重逢

1952年春天，钱穆在台湾的一次讲演中，突然遭遇礼堂塌方，当场被击昏。钱穆大幸未死，而现场邻近的友人柴春霖却命丧黄泉。

当时人在台中的胡美琦得知钱穆受伤，从图书馆告假来探望他。出院后，钱穆跑到台中就近休养，白天仍然孜孜不倦修改讲稿，胡美琦每天下班就来探视，还带来南宋以来的文学小品供他消磨，诸如明初诸臣诗文等，待到一同晚餐才离去。星期日放假，他则约胡美琦去台中公园散步，就这样一共四个月。钱穆发现她跟她的同辈人不一样，她对传统文化怀着一颗炽热的心。

相守香江

1953年，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在一贫如洗的困难中艰辛前进，经费仍然紧张，人事不稳定，学生流失，教授出走。创校四年，始终其事的教授，此时只剩三位。第一批招收的学生有八十多人，此时第一届毕业典礼上只有十分之一。

1954年，胡美琦从台湾飞来香港和钱穆共患难。这一年胡美琦25岁，而钱穆已经到了花甲之年。她是仰慕他的，她把他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生怕他有任何损伤。年轻的她对花甲之年的钱穆开始了无微不至的照料。

自从胡美琦来港之后，钱穆的处境悄悄发生了转变。1954年新亚书院获得美国亚礼学会经济上的支持，经费问题得以解决，同时学校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校舍也得到扩建，在体制上，也增设了研究所。中国文化传承的基业，渐渐巩固。

大陆的情形钱穆是知道的，他同时知道，自己是回不去了。

1956年，胡美琦来港已经两年。钱穆事业和健康上的困顿逐渐得到纾缓，他决定，要给胡美琦一个交代。更实际的问题是，只有家，才能让漂泊在外的人内心有一个归宿。这一年两人终成眷属。

老夫少妻的婚事，还是需要说明。钱穆写信给自己的高徒余英时说：

穆之婚事，实非得已。以垂老之年，而饮食居处，迄少安顿，精力有限，甚何能久……惟美琦以盛年作此牺牲，私心甚望其能继续治学，勿专为家庭琐务毁耳。

事实上，她是他的知己。婚后，他们蜗居九龙钻石山难民区，以客厅为书室，一房储物，摆上小桌就是饭厅。她不只料理家务，而且协助他研究、应酬各方关系，眼看丈夫在新亚书院困局中苦撑，她就站在背后给他打气、安慰，一直到港府以新亚书院为基础，合并其他几所私人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才稍稍获得喘息。

一生知己

1966年，“文革”开始，大陆逃港者涌至，香港社会日乱。1967年他们移居台北。像对林语堂、张大千这类大师礼遇备至一般，蒋介石依照胡美琦手绘的蓝图为钱穆建屋造舍，使中华文化在台湾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也就在这一年，钱穆彻底与老家妻儿断了音讯。

钱穆到台北时，己73岁，他在外双溪的小屋里继续不倦地著书立说。是时，钱穆患青光眼，视力衰退，能下笔而不能校改，得靠胡美琦诵读，再听他口授订正，就这样，他在她的辅助中写下近百万言，包括《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等几部晚年较具分量的著作，并且在他们命名为“素书楼”的小屋开设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讲座，传道授业。当时台湾许多大专学生都来旁听，胡美琦把家中一切安排好，自己也加入其中专心听讲。

1980年，86岁的钱穆终于和儿女们重新取得联系。他们通了几封信即匆匆约在香港见面。这一面，他们等了32年。

那个傍晚，香港拥挤的街头，华灯初上，钱穆的子女们跟着黑压压的人群从红磡车站出来，第一次到香港，他们的眼神依然是怯生生的。胡美琦因为在丈夫惆怅时陪他看过无数次儿女照片，一眼就认出他最心疼的小女儿。她高兴地叫着，拉着已经40岁的女儿的手转头去拉钱穆……老父贴近着儿女们的脸，细细地瞧，他几乎看不见，却想望穿32年的空白。

1990年钱穆去世。安葬钱穆后，胡美琦继承他的遗志，她将全部的生活，投入与夫君共创的“素书楼文教基金会”，在两岸推广传统文化，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直到22年后完全焚尽自己生命最后的热度。

钱穆曾有诗曰：若有人兮海之央，欲与晤兮剖中肠，我独来兮海上，孤帆去兮渺然。若有人兮海一涘，欲与晤兮结生死，我独来兮海上，波涛起兮茫然。

她终归是他的知己。

（摘自《看历史》2012年第5期，文：谭瑞）

一篇来稿情牵邓拓丁一岚

邓拓与丁一岚

邓拓、丁一岚的相爱，缘于一篇来稿。

1941年2月，河北平山县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惨案：熟泥沟村有位村妇救会干部，名叫陈珠妮，因为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支前活动，竟被公公、婆婆和丈夫活活打死。并用烧红的铁棍将尸首烙得惨不忍睹。县妇救会副主任丁一岚义愤填膺，她将此案写成一篇3000多字的通讯《血的控诉——陈珠妮惨案详情纪实》，投往《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看完来稿，深为文章字里行间的激情所感染，他大笔一挥，批了个“发”字。

4月24日，文章见报了。不几日，丁一岚接到报社寄来的赠报，还附了邓拓的一封亲笔信，祝贺作品发表，希望她继续写稿。

丁一岚喜出望外地向县委同志打听“邓拓是谁”？巧得很，晋察冀边区妇救会组织部长刘光运前来检查工作，与丁一岚同住老百姓家的一个炕上。她知道，30岁的邓拓至今尚未婚配，早就想为他的婚事牵线搭桥了，可惜没有遇到合适的。丁一岚工作积极，相貌出众，文化又高，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刘光运便暗中撮合：

“邓拓可是咱晋察冀的大才子呀！写文章出手快，流畅锋利，倚马可待；口才也好，出口成章；还能写诗。简直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呀！”

“这么神呀？”

“当然神啦！在上海读大学时就研究马列主义，18岁入党。21岁时，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抗日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邓拓担任文化委员会专员兼外交部秘书。发表的文章，多得很呐！还出版了历史著作《中国救荒史》！25岁就成了年轻的史学家，研究中国灾荒史的第一人呀！”

“你怎么对他这么了解？”

“我本是燕京大学学生，卢沟桥事变之后，我们同乘一列火车来晋察冀。3年来，我在边区政府做妇女工作，他先是《战线》编辑，后来是《抗敌报》、《晋察冀日报》总编辑。总结经验、宣传典型，我们经常接触，所以对他很了解。这个大才子呀，一心放在工作上，至今还没找对象哩！”

刘光运回边区政府后，立刻找到邓拓，将丁一岚的情况作了简介：平津流亡学生，延安培训后来晋察冀。四分区妇救会副主任。身材苗条，年轻貌美，活泼伶俐，工作有魄力。她还加重语气说：“她可是晋察冀妇女战线上的一朵兰花呀，把握机会吧！”

不几日，丁一岚来信了。抓住这一机会，邓拓给她回了信，并附上了一首赠诗。那浓郁的诗情以及刚劲有力的毛笔字，一下子征服了她的心。于是，他俩书信来往不断。

半年之后，他俩之间突然中止了信息往来。

那是1941年秋季反扫荡。这年9月，日军纠集七万兵力，分六路向晋察冀边区腹地疯狂进攻。当敌军逼近平山县的边区分区机关时，丁一岚等人便急速帮助老乡把熟了的庄稼收割、埋藏好，再把办公室的文件、书报等搬到山洞里。然后便与敌人进行了周旋。

一天下午，她和40多位机关工作人员，从东柏坡往北面的大山里走。爬过一座山，在一个村子旁边就地休息时，天全黑了。忽然，从村那边传来了枪声，有人喊：“敌人来了！”他们这支没经过训练的队伍在黑夜中立刻跑散了。

丁一岚和十几个同志往山上跑。山上荆棘丛生，山坡陡峭，天又黑，行动很不方便。每人身上的两颗手榴弹是出发前才发给的。领导说：“头一颗扔给敌人，第二枚‘同归于尽’，不能当俘虏。”

丁一岚是头一次经历这样的反扫荡，自然感到紧张。两枚手榴弹盖都拧开了，一枚插在腰带上，另一枚握在手中，弹弦套在手指上。剩下的那只手则拄根木棒探路。

次日早饭时候，他们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大股敌人已经往西去了。《晋察冀日报》所在地滚龙沟遭到严重摧残，报社同志下落不明。”

丁一岚很关心邓拓的安危，但又不便指名道姓地打听细节，便拐弯抹角地问：“没听说他们的伤亡情况吧？”

侦察员摇了摇头。

根据这一实情，他们确定了前进方向：向东，穿过瓦口川，寻找边区政府机关。

瓦口川在平山县中部，川中有一条大路，是敌人运粮和进军的必经之路，也是反扫荡中的一道封锁线。丁一岚等人就地休息了半天，直到傍晚后才出发急行军穿越敌人封锁线。

在漆黑夜幕下，他们顺利地冲过瓦口川，进入平山县东部南甸区的高粱地里。露营一个晚上后，便谨慎地进入了南甸村，见到了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同志。

丁一岚立刻报告了晋察冀日报社被围等情况，建议组织上派兵解救他们。

刘仁十分焦急地嘀咕道：“早就通知转移了，怎么还在滚龙沟呢？”

这次反扫荡之前，上级的确通知了邓拓：“报社要在9月1日之前转移到阜平县。”

8月底的一天，邓拓带着撤离的队伍行至滚龙沟西北部的段峪村，通往阜平的道路被敌人切断了。邓拓果断决定：“不去阜平，回滚龙沟‘游击办报’。”他们立即分散转移至滚龙沟山野。傍晚，鬼子撤走了。邓拓等人挖出了坚壁的机器设备，将印刷厂转至大山深处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铧子尖继续出报。

其后，只要鬼子进山骚扰，他们就掩埋机器设备，人员则分散隐蔽。鬼子走了，再将机器设备挖出来。两个月的反扫荡期间，他们七次坚壁，七次挖出，印报32期，人员则七进七出铧子尖。这就是我国新闻史上“游击办报”的成功范例。

当丁一岚回到妇救会时，邓拓“游击办报”的佳话业已传遍了三省边区的山山水水，对她来说，这样的佳话，无疑是世上最好的定心丸。

丁一岚在反扫荡中的遇险经历和勇敢表现，也很快传到邓拓耳朵里。因此，这次反扫荡刚刚结束，丁一岚接到了邓拓的来信。信上表扬了她的模范作用。他还说，报社有3位同志在这次反扫荡中英勇牺牲了，很想念他们。出于对逝者的怀念和对生还者的庆幸，他想见见她，不知是否同意？

丁一岚在回信中“诚表欢迎”。

1941年12月，在好友刘光运的特意安排下，邓拓和丁一岚终于在瓦口川边的晋察冀边区儿童保育院见面了。

那天晚饭后，丁一岚在村边散步，想着头一次见面说些啥？过了片刻土路上出现了一匹奔驰的骏马。马停下，一位眉清目秀的小伙子从马上跳了下来。他拴好乘骑后便不慌不忙地向丁一岚走去。快近身边时，他作了自我介绍：“我是邓拓，你是丁一岚同志吗？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我也是刚来。”丁一岚立刻把话题转到那匹石青马上，称赞道：“你骑马跑得好快呀！”

邓拓说：“这匹马呀！是击毙阿部规秀中将的战利品，聂司令员把它转送给我了。你喜欢骑马吗？坐上试试？”

“不会骑。我在天津上学，很少见到马，后来去延安，再到晋察冀，都是靠两条腿走过来的。”

几句对话之后，他俩便向河边走去。邓拓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后，丁一岚问道：“都夸你是文曲星下凡，能告诉我吗，你那文才从何而来？”

邓拓轻声一笑道：“文曲星谈不上，多吃苦头，多动脑子是真的。我父亲是清末举人，曾任广西一个偏僻小县的知县。辛亥革命前夕，父亲弃官返乡，在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国文教员。我在家中排行最小，上有3个哥哥、2个姐姐。每天天色微明，我就被叫醒，先是跟着哥哥、姐姐打扫庭院，然后坐下来练字。练完字，就背诵古诗文……”

正当丁一岚沉浸在那童年晨曲中思索些什么，邓拓停止了叙述，问道：“听说你发动同学们游行示威，是这样吗？”

“那是日本鬼子逼的。1935年，我14岁，正在读初中，看到国家危亡，再也安不下心来只顾读书了。因为我有正义感，大伙选我当学生会副主席。受‘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我和几个学生会干部一起，动员大家参加读书会、形势讨论会，学习抢救和包扎伤员、大唱抗战歌曲等。1936年5月，我们学生会组织全校同学参加了天津市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路上受到军警阻拦，我们4人一排，臂挽着臂，毫不畏惧，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谁也没有后退。”

当双方介绍了各自的来历，月儿渐渐偏西，该是分手时刻了。

邓拓将她送回滹沱河畔的那个小山村，正要返身上马，他提出了一个请求：“给张照片行吗？”邓拓向她索要照片，其实是在试探。

丁一岚便从挎包里掏出了一张半身照递了过去。

邓拓接过“信物”，扬鞭催马告别而去。

（摘自《开国将领的奇婚奇缘》，李伶著，长征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萧三：我们的爱情谁也夺不走

萧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际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他曾是毛泽东的同学，他和妻子叶华的爱情历经坎坷却至死不渝。当还是少女的德国姑娘叶华与才华横溢的诗人萧三在莫斯科相遇时，他们一见钟情，从此也开始了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

多余的人

本来我是一个摄影师，从事此职业已有20多年的经验，我知道如何拍摄生活。延安是一个摄影师难能可贵的用武之地，我本来的确可以有所作为的。萧三却不愿意我在延安从事摄影工作。于是我就放下相机，在斯德哥尔摩学习了助产和儿童保育工作，因为萧三曾在信中告诉我，这类工作在延安十分需要。

我满腔热忱来到延安。我要参加革命，愿意立即开始工作。可萧三又要我先适应这里的生活，学好汉语。这就是说要我等着，但我却不愿意老等着。我看见，这里人人都在工作。

萧三和我曾谈过几次我的问题，但是没有深谈。我们越来越疏远。我感到十分孤独，郁郁寡欢。

1943年夏天，我有一天怀着这样的心情对萧三说，我想带着孩子们离开延安。到哪儿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出乎我的意料，萧三竟然同意了。后来我们再也不提此事。我一下子拿不定主意了。可此时萧三突然对我说：我们可以搭车走啦，有辆国民党的卡车不久要去西安。这句话对我来说就像晴天霹雳。我原来根本不想走。我在写这段回忆时还想到：难道他当时不明白，让我带着孩子乘坐国民党的卡车远行是非常危险的吗？何况我又是个共产党员的妻子？我们决定开一份假的离婚证，只是给国民党看的，以防他们盘问我离开延安的原因。我们两人大概都在心里想：暂时分开一段时期，会使我们的关系恢复如初。周恩来副主席在离婚证上签了名。我们明确地向他解释，我们并不离婚，离婚证只是用来应付国民党的。

在延安的最后几天，我在精神上受尽煎熬。萧三为我们这次远行作了无微不至的准备。后退已经不可能了。可我根本不想走，他难道不明白吗？我只是等他说一句：别走了，让我们再试一试看！

在我们向人家辞行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尤其是向毛主席告别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大傻瓜。江青坐在圈椅上织毛衣。因为感到尴尬，只想没话找话说，我问她在织什么。她尖刻地挖苦说：“看来你在这里学会的就是织毛衣吧。”

分手的原因

解放后，我们有时谈起延安。萧三告诉我许多当年他不能说或者也不愿说的事情。比如，因为我的缘故，当时有不少闲言碎语，说他为什么让我这么一个外国女人到延安来呢；说他因为我而疏忽了工作；这样的风言风语还有许多。那时他怕我听了不痛快就不愿告诉我。不过，一直到“四人帮”和康生被打倒以后，萧三才告诉我导致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政治原因。早在那时康生就净干坏事，在他眼里，只要是外国人就是间谍，特别是挎照相机的。他甚至连埃德加·斯诺和罗曼·卡门都怀疑。萧三知道这种情况，他不愿意我在延安搞摄影工作是为了避嫌，但是他又无法跟我把这件事谈开。他心里想，助产和儿童保育工作总不会是坏事吧。于是他没有找人商量就写信要我学这些工作。后来他当然也认识到，人家其实并不需要我做这些事，而他又没有别的办法。此外，康生垮台后，萧三从一位交情很深的老朋友那里得知，由于我的缘故，康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想要攻击和陷害萧三，但此事遭到王稼祥和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康生方不得不就此罢手。当然，我总算彻底明白了，萧三为了我而在延安陷于多么艰难险恶的境地。过了将近40年，我们才终于认清，我们之间在延安产生种种矛盾的根本原因。

总理的决定

在我们分开的几年里，萧三曾和另外一个女子成家，并且和她生了两个儿子。我们俩当年分手，双方都有责任。对我们来讲，也许它未必不是件好事，它成了考验我们的爱情是否诚笃的试金石。

当我们对面而坐，终于不得不谈及那一直避而不谈的关于另一位女子甘露和她两个孩子的问题时，我知道，这种事情对萧三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事情，但最终还应由萧三自己来决定，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耐心等待。萧三说，我们的爱情是谁都夺不走的。

周恩来同志来看望萧三，向他了解苏联之旅的情况。我当时也在场，周恩来同志十分亲切地问我想做什么工作。萧三回答说：“叶华是摄影师，我想要她在北平工作。”周恩来问道：“为什么非在北平不可呢？”萧三就直截了当不加掩饰地回答：“因为我要同她生活在一起。”我说：“五年多的离别更证明了我们是多么地相爱，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分开我们了。”周恩来说：“这件事关系到三个人，萧三得自己拿主意。”

周恩来同志作了一个明智的决定：我们三个人分开居住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在半年的时间内，萧三得明确决定他到底愿和谁一起生活。对我俩来说，这事是清楚不过的，但我们必须服从决定。

萧三负责筹组中苏友协的成立，此时友协正在建新楼。

萧三送苏联代表团到哈尔滨，我从大连到沈阳去和他们会合后一起去哈尔滨。在哈尔滨逗留了几天，然后萧三和我一起回大连。全家在大连过了几星期幸福愉快的日子。原定6个月的分离，3个月就结束了。在这3个月里，萧三终使同志们相信，他爱的是我，只想与我共同生活。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摘自《我们一见钟情》，叶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叔叔费孝通和婶妈孟吟

费孝通

孟 吟

我的婶妈孟吟，在江苏省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上学时和我妈妈是同班同学。那时候孟吟已经结婚。毕业后，她同我妈妈一起去南洋教书。抗战时期她因丈夫病重回国，不久丈夫去世，后经我父母介绍去了昆明，与孝通叔叔相识，1939年，两人结为伉俪。

婶妈和叔叔结婚的时候，抗战已经打了两年。战时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婶妈就在这样艰苦的局势里，操持着这个小家庭。好容易盼到了抗战胜利，中国又打起了内战。虽说叔叔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独裁行径引起了叔叔强烈的不满，这促使他写出了大量针砭时弊、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文章。他参加民主同盟，支持学生运动，从而得到了“民主教授”的美誉。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害。叔叔的处境也十分凶险。为了规避政治迫害的风险以及改变当时的环境，在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建议和安排下，叔叔于1946年11月告别家人去了英国。

婶妈独自一人应对这样一个艰难、险恶、动荡不安的局面，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叔叔在英国只待了三个月，1947年2月便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教书。叔叔本想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书桌上”，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社会上的暴风骤雨，还是刮进了清华园。清华大学成了警察、特务主要“光顾”的地方。面对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叔叔再一次坚定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

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解放了！婶妈以为从此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然而事与愿违，后来的日子一点都不“太平”，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叔叔一次又一次地“交代”、“检查”，使得婶妈刚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文革”中，叔叔的“旧账”再次被清算，婶妈也受株连，挨辱骂，被轰回老家，身心备受煎熬，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老两口重聚时，婶妈的身体已经垮了，咳嗽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只要闻到一点刺激性的味道，就会咳个不停。那时候叔叔经常在家里翻译一些外文资料，有一次他又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正在厨房干活的婶妈被烟味呛得咳起来。激烈的咳嗽声让叔叔感到十分内疚，此时他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对婶妈说：“从现在起我不再吸烟了。”

婶妈和叔叔结婚几十年来，饱受战乱和社会动荡之苦，长期处在恐惧、紧张、焦虑、无奈之中，落下了病根。1979年叔叔在给友人张文芬的信中说：“老伴今年比去年略略好些，她的病可以说是过去那段历史的后遗症。一受刺激就容易兴奋，自己不能控制，最剧烈时要抽筋。”

历史终于翻过沉重的一页，叔叔重获新生。婶妈应该可以安下心来治一治病了。但是，这种长期煎熬种下的病根，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治愈。有一次我去叔叔家，见叔叔正在给婶妈读报，那时婶妈已经表现出“脑质软化”的症状，长时间不言不语坐在那里发呆，叔叔希望通过不断和她讲话、读报给她听来延缓病情的发展。到1989年，婶妈的病情越发严重，竟卧床不起，意识渐失。婶妈成了“植物人”，但是叔叔始终没有放弃对她的治疗和关爱。据我所知，每次出差前，叔叔除了叮嘱女儿按时给母亲服药，多翻身、勤按摩防止褥疮之外，还要来到床前和婶妈握手道别；出差回来，他也一定要到病榻前看望婶妈，摩挲着她的手，问一声：“感觉还好吧……”

1994年末，在床上躺了整整5年的婶妈走了。叔叔说：“孟吟一辈子为我担惊受怕，没有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最后精神上承受不住，病倒了。‘文革’以后，各方面的条件好了，她却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又经常在外边跑，聚少离多，对她的关照太少了……”内疚、自责、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摘自《名人传记》2011年第2期，文：费皖）

田汉儿子田大畏：父母一生爱得艰难

田汉与安娥

田汉和安娥的儿子田大畏说：“对父母的经历我也是后来才了解，他们几乎不和我谈过去。”

前三任妻子

田汉曾在《三叶集》中提到，自己最爱的人有三位：一位是母亲，一位是他的舅父兼岳父易象，另一位就是第一任妻子易漱瑜。

易漱瑜

黄大琳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1916年，易象出资送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田汉和易漱瑜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结婚。应该说，与易漱瑜的爱情，是田汉一生中感到最幸福、最满意的。

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临终前，易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在田汉的恋情中，黄大琳不过是一个过渡人物。田汉在给日本友人、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不过，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但同时，他开始和一位新加坡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

林维中是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田汉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

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上海与田汉见面，当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他。当时，500元是一笔不菲的资财。

此时田汉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不久，田汉和黄大琳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

与安娥相识

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田汉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线。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此时，安娥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当时，安娥24岁，身份是上海中共特科成员。在田汉看来，安娥不单具有政治魅力，还有诗人的才情，浪漫、热烈且具叛逆精神。

田大畏说：“当时父亲已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争爱情不争躯壳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林维中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而田汉，犹豫不决。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她告诉林维中：“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最终，田汉与林维中完婚。

谈起此事，田大畏说：“母亲是地下党员，从事秘密工作，是个四海为家的革命者，当时并不能结婚。不仅如此，她听说父亲结婚没有房子，还张罗着给他们找婚房，这是父亲后来在回忆录中写的。”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1931年8月，田大畏出生了。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交给母亲抚养。之后，安娥回到了上海，亲口告诉田汉：“孩子已死，无需挂念。”

1933年，由于叛徒的破坏，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母亲告诉父亲，孩子尚在，父亲听后很激动。”当时，林维中住在重庆，而田汉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在田大畏看来，父亲当时根本不可能选择离婚，“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很犹豫，哪个也放不下，但那边有妻子有孩子，毕竟是一个家庭，我父亲在这个问题上很传统。”

诚如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契合。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1948年2月，安娥接受专访，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她说：“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一切应该随田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抗战胜利后安娥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1948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相濡以沫度晚年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经历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

田大畏说，他的父母亲从1949年至1954年依旧过着独立的“宿舍生活”，没有称为“家”的住所，各忙各的。1954年，虽然有了共同的宿舍，但他们仍是聚少离多。“我感觉父亲是为了戏剧来到这个世界的，而母亲是为了革命和理想。他们无论环境怎么恶劣，怎么困难，只要跟这些事有关，都不知疲倦，把物质和权势完全抛之脑后。”

田大畏说，他曾因对父亲不够理解、不够体谅，而和父亲有过争执，但当他看到父母晚年相濡以沫的情景，也不禁想落泪。“我9岁才被母亲接到重庆，见了父亲一面，之后联系很少，多半都是自己住校。但当我翻阅父亲晚年写给母亲的信时，才了解他原来对家人有那么细腻的情感。”

1956年，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1956年安娥中风，半身瘫痪）……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1968年12月，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摘自《环球人物》2010年第28期，文：刘畅）

黄宗江：为情两次改变人生轨迹

2010年10月18日，知名编剧、演员、影剧评论家黄宗江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伴随着黄宗江的仙逝，上个世30年代登上艺坛的一代宗师们已凋零无几，行将谢幕。

黄宗江一生率性而为，与严肃的人生目标无缘，这倒使他多少与时代有所游离，也少了时代风云的羁绊，有了快意的一生。

为情两次改变人生轨迹

黄宗江生于北京，10岁时就写了一个名叫《人之心》的寓言剧，在当时的《世界日报》上刊载。1935年黄宗江考入有着悠久演剧传统的南开中学读高中，开始在校内登台演出。1938年，黄宗江考入燕京大学外文系读书。相比学业来说，演戏对他似乎更重要。

黄宗江说他的初恋，就发生在此时。这其实是一段单相思的暗恋，暗恋的对象是曾与他一起就读南开中学并一起考上燕京大学的同学。在燕京一起排演话剧《雷雨》：他演周冲，她演四凤。但现实中，“四凤”却舍“周冲”而恋“周萍”。17岁的黄宗江竟然服药自杀，幸而未遂。

稍后，黄宗江爱上了一个在他眼中模样酷似英格丽?褒曼的女同学，但依然是单恋——那女孩子却因为失恋要为别人自杀。与伤心相比，学业算什么？黄宗江竟然一走了之！而以他的聪颖早慧，若是继续学业，未来岂不是有了更高的起点？

1940年冬，19岁的黄宗江前往上海，考进上海剧艺社，走上了真正的戏剧之路。1942年，他辗转到了重庆，参加了夏衍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与夏衍、于伶、郑君里、金山、蓝马、张瑞芳等名家同台演出，并与蓝马、谢添、沈扬一起被称为“四大名丑”。

就在黄宗江声誉日隆之际，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次依然是恋爱无果，选择离开。1943年冬天，黄宗江参加中国国民党赴美参战海军，当了一名水兵。从此，他的演员生涯画上了句号。

黄宗江有名言在耳：“演戏比读书重要，恋爱比演戏重要。”常人的人生目标：宏大理想，事业有成等等，在他看来全不重要——情之所至，才是人活下去的理由。

一次让后半生快乐的选择

1945年黄宗江回国后，重入燕京大学准备完成学业。可是，一桩在他看来不幸福的婚姻，使他再一次出走上海，最终也未能取得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

学业无成，总要干点什么。黄宗江接续了10岁时的理想，开始剧本写作。1948年，他创作的剧本《大团圆》在上海公演，大获成功。不久，人民解放军驻扎在上海的“霓虹灯下”。与国民党的溃败相比，欣欣向荣的共产党，无疑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年近“而立”的黄宗江作出了选择：加入共产党军队，做一名文艺兵。这一选择，他对访谈者给出的理由是：那时，军人特别受到尊重。

这应该是黄宗江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造就了他日后很平安、很自我的生活。

黄宗江是国统区走来的知识分子，但因为他在解放军队伍里，不用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脱胎换骨，得以精心酝酿日后大放异彩的《柳堡的故事》剧本。而两年多国民党军人的经历，也因此未被深挖狠揭。当然，在成为全民族劫难的“文革”中，黄宗江也未能幸免，他曾被发配到甘肃去。

万言情书攻下阮若珊

黄宗江与阮若珊

1956年，黄宗江狂热地爱上同龄军人阮若珊。“你再也想不到远在太湖会有一个你只见过他一面，他见过你两面的人——也许这一面您都毫无记忆——他遥想北京城，给你写下这样一封‘情书’性质的信!”

阮若珊是一位早在“一二?九”时代就投身红色革命的革命者，认识黄宗江之前已离了婚，带着两个女儿。黄宗江认识阮若珊时，她已经是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团长，准师级干部，而当时的黄宗江只是一个连级干部，还不是党员。黄宗江说：“一个男的连级干部向一个师级女干部求婚，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黄宗江万言情书的重火力进攻下，阮若珊接受了黄宗江的爱。1957年，同是36岁的黄宗江和阮若珊喜结良缘。此后，两人相伴到老，直至2001年阮若珊去世，几近金婚。老伴去世3年后，黄宗江还收获了一份“既不保密也不张扬”的黄昏恋。

《柳堡的故事》来自真实故事

黄宗江最为人知的作品《柳堡的故事》来源于一个真实故事：解放战争期间，驻扎在江南一个村庄的一名战士与房东姑娘相爱，连长狠狠地批评了这个战士，不许他再和姑娘有任何来往。不久，战士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姑娘觉得战士是为她死的，心里充满了愧疚，便上吊自杀了。那位连长非常内疚，并用一辈子不结婚来惩罚自己。

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军旅作家石言，他以此为原型写了一篇小说，并为故事增添一个圆满的结局：战士没有死，在胜利后又回到小村，与二妹子在当年约会的地方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

《柳堡的故事》最初发表在南京一家刊物上。南京军管会文艺处的黄宗江读到后，认为这是一个拍电影的好本子，便找到石言商量将它改成剧本。

因为与“革命化”的现实有距离，黄宗江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多次被人非议。有人说，在战斗生活中，军人与地方姑娘之间谈恋爱，违反军队纪律，应当予以批评。甚至有人提出，军事影片中不应当出现谈恋爱的镜头。这场争论最终摆到了当时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面前。出乎意料的是，周扬对这个故事很欣赏。他也指出了故事立意的不足之处，即单纯描写了军人与地方姑娘的爱情：“在表现这个题材的时候，不要只表现一种纯洁的、真正的、高尚的爱情，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安置在生活中的适当位置上。”周扬的支持，使这部电影最终在1958年完成并公映，大受欢迎。

晚年的黄宗江谈及影片创作过程时说：“我是这个剧本的干娘，或者奶娘，人家亲娘是胡实言(即石言)。”不掠功，不居美。黄宗江一生实践着自己“我不能灰色地活着，不能黑色地活着，我得亮色地活着”的人生信条，因而一生快乐。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40期，文：徐庆全）

黄万里：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新婚的黄万里夫妇

1937年黄万里回国乘坐的轮船经过日本，此时正好是我们放春假的时候。我们从东京坐火车到横滨上船。我们一群女孩子，和黄万里他们一群从美国回来的男孩子就这样相遇了。

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得多。我与黄先生之间相差6岁。他童心未泯，非常天真诚恳，感情丰富。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放心。在船上度过两天一夜，走的时候大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从南京下了火车，提着他的小箱子，拿着他的履历表，就来找我了。我都差不多忘记了。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父亲不同意我们的婚事，黄炎培老先生知道后，找来一个朋友提亲。但那个人不敢跟我父亲说，怕被父亲回绝了，耽搁了几个月，后来黄老先生又找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来说。陈希豪与黄老先生有交情，挺仗义，父亲非常信任他，因此就同意了。

1957年的黄万里一家

后来国民政府瘫痪了，很多人都往后方撤退，我们家也退到了庐山。当时黄万里已经在四川水利局找到工作，要去四川。他开着他父亲的破吉普车来庐山与我结婚。由于是战乱期间，婚礼很简单。当时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到武汉。婚礼后，我们也要路过武汉去四川。本来那是一辆破汽车，可黄老先生舍不得，就让他把车开到武汉。然后他开着车，过了九江，但车开到长沙坏了，没法再修，就把车丢在了长沙。之后我们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

我在武汉见到了黄老先生，他非常高兴，给我们做了很多去四川的准备工作。

四川8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我们6个孩子有5个是在四川生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一个工地上；黄万里在三台整治涪江航道，我们有个孩子就是在那儿生的。

在四川期间，货币贬值严重，工程人员很难靠薪水生活，因此黄万里就组建了长城公司，承包工程，包括为美军建机场、修宿舍。美国飞机从那个机场起飞去轰炸日本军。但这个公司在抗战胜利后就结束了，工程人员各奔前程，黄万里回到了南京水利部门。

水利部门先派他去江西，后来又派到甘肃做水利局长。后来，他从甘肃辞职，去了香港，之后从香港到了上海。

1949年，上海刚解放，东北农林部就到上海来招聘建设东北人员，黄万里去应聘了。他在东北水利局做了一个冬天，1950年去了唐山交通大学。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1978年，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在全校最后一个摘掉了右派帽子。那时他已经离休。

虽然离休了，但黄先生仍然要上课，要发表他的意见，发表他的论文。

当时，学校让他申请带博士。他说我有资格带博士，我不用申请，要考虑我的资历，考虑我的学识，你们认为我能带博士，那就应该聘请我，而不是我来申请。他不申请，但学校有关方面说，假如你不申请的话，就不能带博士，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带博士。

上世纪80年代上马三峡工程，他一开始就反对，写过好多文章，给每一个总理上书，写他的意见，一直到他写不动还在写。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27日，就去世了。

（摘自2011年3月1日《新华书摘》，丁玉隽口述，关昕整理）

吴冠中：妻子成全了我一生的梦想

1946年，吴冠中和朱碧琴在重庆

吴冠中曾说：“我一生只看重三个人：鲁迅、梵高和我的妻子。鲁迅给我方向给我精神，梵高给我性格给我独特，而我的妻子则成全了我一生的梦想——平凡，善良，美！”

金手镯和红毛衣

吴冠中，1919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中学毕业后，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放弃工科毅然考入画家林风眠主持的杭州艺专，开启了他的绘画之路。

1942年，吴冠中艺专毕业，来到重庆一所大学当助教。那时，朱碧琴是吴冠中所在大学附小的老师，也喜欢美术，正跟着李长白学习绘画。

一天，吴冠中到李长白家玩，对朱碧琴一见钟情。李长白给他们两人牵线，从那之后，他们就经常相约一起习画、出游，渐渐地，两人越走越近。

1946年，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两人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半年之后，吴冠中参加了全国公派留学生考试，在那一年的公派留学生中只有两个绘画的名额，吴冠中考中了。在临去法国之前，吴冠中特别想要一块手表，不然在国外很不方便，但他们根本没有钱来买这种奢侈品。朱碧琴有一只金手镯，是她母亲送给她的嫁妆，也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朱碧琴对吴冠中说：“这个手镯你拿去卖了买块手表吧。反正你走后，我就住到乡下去了，也不需要戴这个。”吴冠中大受感动，他深知这手镯在妻子心中的分量，暗暗下决定，将来一定要买一只一模一样的手镯送给妻子。

手表有了，朱碧琴又担心吴冠中在国外穿得太寒酸受人排挤，就又卖掉了自己的一件缎子夹袄，换了点紧俏的毛线，紧赶慢赶，给丈夫织了一件红毛衣。当吴冠中接过这件红毛衣时，看到妻子身上穿的却是和老太太们一样的厚重棉袄。

爱你到落牙时候

1950年，吴冠中学成回国。70年代初，吴冠中和朱碧琴都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有段时间，他们两人的劳动地点相距有10余里地，只有每周日才能见上一面。每当他们又要分开的时候，都会相互送别。吴冠中笑称那里就是他们的十里长亭。

当他们回京以后，吴冠中还画了那个小小的农院，他特意让画面里飞进了两只燕子，一只代表自己，一只代表妻子。

长年的劳作，让吴冠中得了严重的肝病。有一天，吴冠中听说当年和他一起留法的一个老同学已经成了名画家，回国观光时，作为上宾被周总理接见了。这个消息，给了病中的他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也激起他的雄心与不甘。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任性地画了起来。

看着丈夫没日没夜地作画，朱碧琴只能尽力照顾好他的饮食，为他调养身体。吴冠中的病居然在他忘我的作画中一天天恢复了！也就是在这一天，吴冠中和朱碧琴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病情。他说：“前段时间，我都以为自己活不过今年的冬天了……”朱碧琴一听，眼眶里顿时充满了泪水：“你胡扯什么，你怎么能先走呢？我还等着看你老得没牙的丑态呢。”

来世还要结连理

吴冠中为妻子朱碧琴创作的画像

朱碧琴一辈子守着工作和家庭，除了下放农村那几年，几十年没有离开过北京。当孩子们都各自成家后，她终于可以陪着吴冠中一起四处写生，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了。这时的吴冠中已经是个名家了，他们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镜头让人羡慕。

1991年早春，朱碧琴突发脑血栓病倒。吴冠中放下一切为她寻医治病。他听说蛇毒能够使病情缓解，立刻就找人去准备了。朱碧琴平时是闻蛇色变，但她这次却坦然地接受了，因为她不想这么早就离开吴冠中。也许是蛇毒起了作用，也许是信念在支撑着，在病房中度过了漫长的3个月后，朱碧琴开始听到了鸟鸣，连视力也有了进步，歪的嘴巴也基本恢复了。吴冠中抱着老妻，喜不自禁，泪水流了一脸。

自从朱碧琴病了之后，吴冠中就没办法作画了。朱碧琴的病情后来发展到了老年痴呆症，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过去的记忆几乎全都没了，唯一记得的就是丈夫画画的事情。吃饭的时候，吴冠中一定要朱碧琴和他坐在同一张小桌上，有她在身边，这房子才像是一个完整的家。

1991年7月，法国驻华大使马尔当先生代表法国文化部，授予吴冠中法国文化最高勋位。他将勋章和法国文化部长签名的证书拿给她看，她躺在病床上，说：“你真不容易。”他想回答：“你也真不容易。”但这话终是没有说出口，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种荣誉，远远抵不过一起走过的这些岁月。

（摘自《幸福婚姻版》2011年第12期，文：枫丹白鹭）

索引

徐志摩裤子上的洞（《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12期总第208期）

不得不见的陆小曼（《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12期总第196期）

秋瑾的“隐”情与生死（《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3期总第187期）

吴后胡前的佘爱珍（《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6期总第190期）

浦熙修自述与罗隆基的一段情（《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8期总第192期）

章士钊与发妻吴弱男的缘起缘灭（《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3期总第187期）

陈垣和助手刘乃和的情感秘密（《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4期总第200期）

熊佛西的戏剧与爱情（《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3期总第199期）

解读萧红致萧军的书信（《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3期总第199期）

有一种爱情叫真挚——新发现的冯雪峰致丁玲的一封信（《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7期总第203期）

听吕恩谈曹禺与郑秀（《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12期总第208期）

曹禺与杨振声：从师生到情敌（《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11期总第195期）

郑振铎与王世瑛的无果之恋（《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刘清扬与张申府的纠结爱情（《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6期总第202期）

张瑞芳的初恋往事——“生命有多长，爱情就有多长”（《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1期总第197期）

胡美琦：欲与晤兮结生死（《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7期总第203期）

一篇来稿情牵邓拓丁一岚（《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11期总第195期）

萧三：我们的爱情谁也夺不走（《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3期总第199期）

叔叔费孝通和婶妈孟吟（《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5期总第189期）

田汉儿子田大畏：父母一生爱得艰难（《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黄宗江：为情两次改变人生轨迹（《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年第1期总第185期）

黄万里：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作家文摘》合订本2012第5期总第189期）

吴冠中：妻子成全了我一生的梦想（《作家文摘》合订本2013年第02期总第198期）

版权信息

因为爱情——学界名流的婚恋往事

作者：萨苏、岱峻等

出品方：作家出版社&中作华文

品牌：中作华文

本书内容由《作家文摘》授权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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