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励志修身卷

作家出版社
简介
中华百年经典散文·励志修身卷

中国古代散文有许多要求人们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励志成就一番事业的佳作。一个人必须先修身，也就是先做好自身的准备，才能有所作为。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本书遴选的20世纪近百位顶尖作家的140余篇谈议励志修身题材的散文精品，充满着给读者以启迪的人生睿智。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的悟彻，感受到智慧心灵的自然表白，增强战胜厄运的勇气与力量。

（作家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ISBN：7506329050）

析廉

林纾

林纾（1852～1924），福建闽侯人，作家、翻译家。有小说集《京华碧血》，诗集《畏庐诗存》，笔记《畏庐琐记》，译作《凯撒遗事》、《茶花女遗事》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尽官也。六计尚廉，汉法，吏坐脏者，皆不得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当官，忧君国之忧，不忧其身家之忧，宁静澹泊，斯名真廉。若夫任气以右党，积偏以断国，督下以诿过，劫上以迁权，行固以遂祸，挑敌以市武，朘民以佐欲，屏忠以文昏，其人日※然自直其直以为廉，夫公孙弘、卢杞之廉岂后欤？

君子不名之廉者，国贼也。贼幸以廉自冒，劫君绝民覆国，恶可因其冒廉而宽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糠籺而内粱肉也？贪财为贪，贪权贪势尤贪。权势所极，货由之入，官属者慑之矣，国人者慑之矣，暮夜之事即知，而谁言之？虽其人盛言默财，而饷之财者，犹将饰之曰义，矧起居酬应，廉不去口，又恶敢不归之以廉？呜呼！载金帛而即豺虎，宁舍人而取金帛乎？则亦将谓豺虎为廉乎？然则，劫君绝民覆国之廉，直豺虎耳。吾恐无识方以豺虎为廉，故取而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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黜骄

林纾

林纾（1852～1924），福建闽侯人，作家、翻译家。有小说集《京华碧血》，诗集《畏庐诗存》，笔记《畏庐琐记》，译作《凯撒遗事》、《茶花女遗事》等。

盛生骄，骄生暗，暗生决。骄暗之人而护之以决，授之柄者必无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势，未成而败。商鞅明势而不明祸，既成亦败。安石学邃，商鞅术胜。然肥秦而秦甘其诛，富宋而宋其去。骄其学术，显违于人情也。以王商而违人情，犹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聋天下，悉就吾暗，得乎？明者之行决，事后或有所冀。暗者之行决，莫冀矣。富贵者无勋业可也。求勋业以固吾富贵，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欲者言义必工，浅谋者论事易动。以其术贡之骄暗，犹试火于枯菅，沃盥于湿壤也。国无政而令骄暗者得行其志，吾属虏矣。

选自《畏庐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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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著有《新方言》、《文始》等书。

今日承诸君高谊，开会欢迎，实在愧不克当；况且自顾生平，并没有一长可恃，愈觉惭愧。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颠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颠，我还守我疯颠的念头。

壬寅春天，来到日本，见著中山，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心思。暗想我这疯颠的希望，毕竟是难遂的了，就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不与那学界政界的人再通问讯。不料监禁三年以后，再到此地，留学生中助我张目的人，较从前增加百倍，才晓得人心进化，是实有的。以前排满复汉的心肠，也是人人都有，不过潜在胸中，到今日才得发现。自己以前所说的话，只比得那“鹤知夜半，鸡知天明”。夜半天明，本不是那只鹤、那只鸡所能办得到的，但是得气之先，一声胶胶喔喔的高啼，叫人起来做事，也不是可有可无。到了今日，诸君所说民族主义的学理，圆满精致，真是后来居上，兄弟岂敢自居先辈吗？只是兄弟今日还有一件要说的事，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诸君且看那希腊哲学家琐格拉底，可不是有神经病的么？那提出民权自由的路索，为追一狗，跳过河去，这也实在是神经病。那回教初祖摩罕默德，据今日宗教家论定，是有脏燥病的。像我汉人，明朝熊廷弼的兵略，古来无二，然而看他《气性先生传》说，熊廷弼剪截是个疯子。近代左宗棠的为人，保护满奴，残杀同类，原是不足道的。但他那出奇制胜的方略，毕竟令人佩服。这左宗棠少年在岳麓书院的事，种种奇怪，想是人人共知。更有德华士马克，曾经在旅馆里头，叫唤堂官，没有答应，便就开起枪来，这是何等性情呢？仔细看来，那六人才典功业，都是神经病里流出来的。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甚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甚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或者诸君推重，也未必不由于此。若有人说，假如人人有神经病，办事必定瞀乱，怎得有个条理？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卤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以上所说，是略讲兄弟平生的历史。

至于近日办事的方法，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破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当初柏拉图说“人的感情，原是一种醉病”，这仍是归于神经的了。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先说宗教。近来像宾丹、斯宾塞尔那一流人崇拜功利，看得宗教都是漠然。但若没有宗教，这道德必不得增进，生存竞争，专为一己，就要团结起来，譬如一碗的干子，怎能团得成面？欧、美各国的宗教，只奉耶苏基督，虽是极其下劣，若没有这基督教，也断不能到今日的地位。那伽得《社会学》中，已把斯宾塞（尔）的话，驳辩一过。只是我们中国的宗教，应该用那一件？若说孔教，原有好到极处的。就是各种宗教，都有神秘难知的话杂在里头，惟有孔教，还算干净，但他也有极坏的。因为孔子当时，原是贵族用事的时代，一班平民，是没有官做的，孔子心里，要与贵族竞争，就教化起三千弟子，使他成就做官的材料。从此以后，果然平民有官做了。但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他《春秋》上虽有“非世卿”的话，只是口诛笔伐，并不敢实行的，所以他教弟子；总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师王佐的资格，总不敢觊觎帝位。及到最下一级，便是委吏乘田，也将就去做了。诸君看孔子生平，当时摄行相事的时候，只是依傍鲁君，到得七十二国周游数次，日暮途穷，回家养老，那时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气，岂不一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自汉武帝专尊孔教以后，这热中于富贵利禄的人，总是日多一日。我们今日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像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若说那基督教，西人用了，原是有益；中国用了，却是无益。因中国人的信仰基督，并不是崇拜上帝，实是崇拜西帝。最上一流，是借此学些英文、法文，可以自命不凡；其次就是饥寒无告，要借此混日子的；最下是凭仗教会的势力，去鱼肉乡愚，陵轹同类。所以中国的基督教，总是伪基督教，并没有真基督教。但就是真基督教，今日还不可用。因为真基督教，若野蛮人用了，可以日进文明；若文明人用了，也就退入野蛮。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那继起的日耳曼种，本是野蛮贱族，得些基督教的道德，把那强暴好杀的心，逐渐化去，就能日进文明，这不是明白的证据么？今日的中国，虽不能与罗马并称，却还可称伯仲，断不是初起的日耳曼种可相比例。所以真正的基督教，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再就理论上说，他那谬妄可笑，不合哲学之处，略有学问思想的人，决定不肯信仰，所以也无庸议。孔教、基督教，既然必不可用，究竟用何教呢？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因为净土一宗，最是愚夫愚妇所尊信的。他所求的，只是现在的康乐、子孙的福泽，以前崇拜科名的人，又将那最混账的《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与净土合为一气，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种种可笑可丑的事，内典所没有说的，都一概附会进去。所以信佛教的，只有那卑鄙恶劣的神情，并没有勇猛无畏的气概。我们今日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这华严宗所说，要在普度众生，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法相宗所说，就是万法惟心。一切有形的色相，无形的法尘，总是幻见幻想，并非实在真有。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却还有许多哲理，是诸公见不到的。所以今日德人，崇拜佛教，就是为此。在哲学上今日也最相宜。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佛教里面，虽有许多他力摄护的话，但就华严、法相讲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所靠的佛祖仍是靠的自心，比那基智教人依傍上帝，扶墙摸壁，靠山靠水的气象，岂不强得多吗？

有的说中国佛教，已经行了二千年，为甚没有效果？这是有一要点。大概各教可以分为三项：一是多神教，二是一神教，三是无神教。也如政体分为三项：一是贵族政体，二是君主政体；三是共和政体。必要经过君主政体的阶级，方得渐入共和政体；若从这贵族政体，一时变成共和政体，那共和政体必带种种贵族的杂质。必要经过一神教的阶级，方得渐入无神教，若从这多神教一时变成无神教，那无神教必带种种多神教的杂质。中国古代的道教，这就是多神教。后来佛教进来，这就是无神教。中间未经一神教的阶级，以致世人看佛，也是一种鬼神，与那道教的种种鬼神，融化为一。就是刚才所说的烧纸、拜忏、化笔、扶箕等类，是袁了凡、彭尺木、罗台山诸人所主张的。一般社会，没有一人不堕这坑中，所以佛教并无效果。如今基督教来，崇拜一神，借摧陷廓清的力，把多神教已经打破，所以再行佛教，必有效果可见的了。

有的说印度人最信佛教，为甚亡国？这又是一要点。因为印度所有，只是宗教，更没甚么政治法律。这部《摩拿法典》，就是婆罗门所撰定。从来没有政治法律的国，任用何教，总是亡国。这咎不在佛教，在无政治法律。我中国已有政治法律，再不会像印度一样。若不肯信，请看日本可不是崇信佛教的国么？可像那印度一样亡国么？

有的说佛教看一切众生，皆是平等，就不应生民族思想，也不应说逐满复汉。殊不晓得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州（洲）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且如婆罗门教分出四性阶级，在佛教中最所痛恨。如今清人待我汉人，比那刹帝利种虐待首陀更要利害十倍。照佛教说，逐满复汉，正是分内的事。又且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余经论，王贼两项，都是并举。所以佛是王子，出家为僧，他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所以提倡佛教，为社会道德上起见，固是最要；为我们革命军的道德上起见，亦是最要。总望诸君同发大愿，勇猛无畏。我们所最热心的事，就可以干得起来了。

次说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甚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

先说语言文字。因为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若在他国，引申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一个天字。所以有《说文》、《尔雅》、《释名》等书，说那转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国的话，处处不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声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号不同的。所以《尔雅》以外，更有《方言》，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独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有《玉篇》、《广韵》没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又且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国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个（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两宋至今，那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近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是东汉定律，直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到得受刑，总与贫人一样。一项是科场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只用科举，不用学校？因为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可阁（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诗文，只要花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唔，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沉沦海底，永无参预政权的日子。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况且那好的么？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周秦诸子，比那欧洲、印度，或者难有定论；比那日本的物茂卿、太宰纯辈，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太宰纯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晓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册子，他的书上，并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以上所说，是近日办事的方法，全在宗教、国粹两项，兄弟今天，不过与诸君略谈，自己可以尽力的，总不出此两事。所望于诸君的，也便在此两事。总之，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更传染与四万万人。至于民族主义的学理，诸君今日，已有余裕；发行论说刊刻报章的事，兄弟是要诸君代劳的了。

选自《章太炎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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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诞答辞

叶景葵

叶景葵（1874～1949），浙江杭州人，近代有影响的实业家和藏书家，1930年起致力于浙江兴业银行40余年。

今天因为我六十岁，承诸君设此盛大欢宴。又蒙新六先生，代表诸君面致祝辞。我领此盛情，又感谢，又惭愧，又欣幸！

古人分上寿，中寿，下寿。第一说：八十岁为下寿，一百岁为中寿，一百廿岁为上寿。第二说：六十岁为下寿，八十岁为中寿，一百岁为上寿。仔细想来，以第一说为古。因古人秉赋深厚，又少断丧，一百岁的人不算稀奇，故以八十岁为下，一百廿岁为上。后来寿元渐短，八十岁的人，已算稀奇了。大约世俗要抢先做生日，故附会“六十岁为下寿”之说。由此观之，六十岁不得称为寿。

我的死友李一琴君常说，凡人八岁入小学，廿几岁大学毕业，再至各专门机关实习，再入研究院，研究毕后，再到外国肄业。实习研究，总须到五十岁，知识方能完备，方能致用。五十一岁，可以问世了。天下事，无论大小新旧，总有困难，总有波折，不做不晓得，总须经过多少次困难波折，方能成功。无论甚么事，如果一手办理，一气办五十年，必有大效。故定五十一岁至一百岁，为办事时期。

如此，人生未免太劳碌了。应定一百零一岁起，为休养时期，至少休养五十年，以慰一生求学办事之劳苦，并为后人未雨绸缪，方为美满。到一百五十岁，寿终正寝。

如此说来，应改正古人之说，一百岁为下寿，一百廿五岁为中寿，一百五十岁为上寿。

我以为在座诸君，都有此希望。惟我一人，不敢存此奢望。因我少年时，不懂卫生，自己贻误，生病的日子最多。朋友糟蹋我，说我是“五劳七伤”。但亦因生病较多，对于养病的经验，亦晓得些。今天吃了许多好菜，无以为报，把我生平养病的经验，毫无欺饰的说给诸君听听，以博诸君一笑。

我幼时秉赋薄弱，中医说“先天不足”，凡小儿常有的病，如惊风，儿，痢疾，我都生过。赖我的母亲，辛苦调护，幸未夭折。至九岁，忽患眼疾，黑睛生白点，白睛生白翳，眼眶红肿，白翳由白睛延至黑睛，又由右眼延至左眼。当时只有眼药，并无洗眼药水。我的父亲，请了世伯黄先生医治，说是“阴亏火旺”，所开方剂，是生地，元参，黄柏，知母之类。吃到十岁秋季，渐渐见愈。又因误服了一帖附子肉桂（是我祖母所吃的调理药），从新翻了。又吃原方，吃到十一岁冬季，方告全愈。但身体极弱，大家说我是“骨瘦如柴，面白如纸”。

我在十一岁时，父亲已给我定亲了。我的未婚妻早年丧母，有吐血症。母亲主张早娶过门，便于调护。故十七岁春季，我就成婚。结婚第三天，我妻便吐血。遵医生之嘱，虽在蜜月，亦异床而居。但不到两个月，我亦患咳嗽了。十八岁正月断弦，不免伤感，我又咳嗽，渐渐痰中带血，盗汗，遗精，怔忡。父亲不叫我在馆读书，在书馆之外，安一书房，叫我自由看书。我在父亲书架上随便翻翻，看见一本《人生要旨》。内中说“打坐调息，可以益寿延年”。我就依照所说，试做几次，觉得怔忡稍好。做了一个月，遗精盗汗亦止了。一直做到十九岁夏季，人已复元。是年冬，随宦至开封。至廿一岁，又至济南续弦。一直至廿四岁，但有小病，无大病。

廿五岁，即戊戌年，到北京会试，不第。其时康梁提倡新学，废八股，我亦受了激刺。下第之后，投通艺学堂，习英文、算学。其时寓在城外长元吴会馆，距酒馆茶寮甚近。凡苏浙两省下第留京之人，每日聚会。其初不过酒食徵逐，渐渐叫局，摆酒，打茶围。去过几次，就有素不相识的人，前来拉请，不去又不好意思。人请我，我便须请人，我居然亦以大杯豁拳。酒醉之后，往往不自检束。时属夏令，暑湿熏蒸，夜深回寓，风露侵入；次早又须至学堂听讲，不免劳顿。一到秋令，种种“罪案”，一齐发作，生了一场极危险的秋瘟。那时没有量热度的寒暑表，我还记得，热甚时，谵语发狂，大约至少一百零四度了。在京请中医诊治，缠绵几个月，方能回河南。又“骨瘦如柴，面白如纸”了。病后，羸弱之极，见了人两腿发软，不能起立。我想，我的生命，已极端危险了。回忆到二十岁前所做打坐调息，从新温习。温习三个月，大有效验。又在庭院内种了菊花二十盆，凡分根、打头、摘芯、浇水各事，皆亲手为之。早起一一移至有日光处，中午移至无日光处，将雨移至廊下，皆不假手于人。到秋季，菊花开后，又练习八段锦。居然到二十六岁夏季，完全复元。

三十岁，至山西就馆。三十一岁，调至长沙充抚署文案。早八时，即入署阅公牍，动笔起稿，拟批，手不停挥至午饭。饭后，又就坐动笔至晚饭。晚饭后，整理回家，一见睡榻，倒身而卧，次日复如之，因此发生胃病。三十二岁，调奉天，生活一如在长沙时；而事更繁，终日无散步之暇，因此胃病更剧。先停米饭肉食，吃面包。嗣后面包减至一片，须烘焦而后食。同事戏呼我为“叶面包”。

三十五岁，已卜居上海了。在我养胃病时代，渐渐与本行中坚人物，发生感情。各位皆道义之交，饮食应酬，皆有规则。我亦渐知卫生之要，节饮食，慎嗜欲，少思虑。胃病既愈，身躯亦健。我与本行关系，日深一日，我的身躯，亦日好一日，此亦我引为欣幸之一端。如此生活，经过了十余年，但有小病，无大病。中间发过头晕两次，稍严重，均经西医治愈。至四十八岁，请日本某医全体总检查，断为贫血。贫血原因，是运动太少。我问何种运动最良，日医云：“不论何种，皆有益，总以不间断为要。与其行较繁之运动，而或作或辍，不如择一较简之运动，日日行之，永不间断，效验甚大。”我然其说，次年游北平，友人授我米勒氏五分钟体操。我自四十八岁秋季，至五十七岁冬季，前后几十年，每晨练习。遵医生言，永无间断。惟被匪绑去之九日，势不能练习体操。在匪窟之第四五日，五中烦躁，睡眠不安，头痛身疼，便秘作呕。我想如果生病，无医无药，危险之至。乃挣扎起来，习打坐调息。匪徒疑我静听外间声息，强按使卧。我不得已，只好待其鸦片吃饱，鼾声如雷，起来打坐调息。果然头脑清醒，精神回复，至第六、第七、第八日，皆靠此维持。故回家以后，虽小病数日，极易复元，皆打坐调息之效。

当五十六七岁时，我以为米勒氏体操，过于单简，意欲再进一步。友人授我太极拳，我练习月余，不甚记得，不久便间断了。后因舍弟叔衡，购一英文书，名曰懒人体操。口授我数种，随意习之，似觉有益。后在商务印书馆，得一雷氏译本，名曰《奔纳氏返老还童运动法》。自五十八岁春天起，即照译本，每日轮流练习，将米勒氏体操中止，至今天尚未间断。

我的身体，自五十一岁起，一年好似一年。此九年半中，习米勒氏体操者七年，习奔纳氏体操者二年半。所得好处，究属何种为多，尚待研究。惟习奔纳氏体操后，二年余未曾伤风。向来夜间不能看铅印石印书，现在灯下以朱笔校书，作蝇头小楷，亦不觉累，跑山十余里，不至腿酸腰痛。此皆奔纳氏体操之效。我是“五劳七伤”之人，练习十年，尚且有效。在座诸君，皆血气充盈，身体组织健全，毫无断丧之人。如果采用此法，其效益必增加千倍百倍。诸君何妨试试。每日清晨将醒未醒，将起未起，贪恋衾枕之二三十分钟，皆为终身受用不尽之机会。如果尚嫌费事，或者每晨提早起床二三十分钟，多走一两站，再上电车；或者步行回家；或者回家以后，洗脸吃饭诸小事，皆肯自己动手；或帮助太太，稍分一臂之劳，亦有益处。万不可“茶来伸手，饭来开口”，一到家中，便上床看小说，一动也不动

今天领此盛意，本应答席。照杭州乡风，至少请吃子面。但敝寓逼窄，容不下二百四十余个来宾；且同时责成厨子做二百四十余碗子面，一定不堪下箸。只好变通办理，节省面资，筹出三百元，以浙江兴业银行同人名义，捐助黄河水灾筹赈会，奉祝在座诸君，福寿绵长，人人在本行办事五十年，再回家休养五十年。并祝诸君荣誉，与浙江兴业银行之荣誉，共同不朽。各饮一杯，谢谢！

选自《叶景葵杂著》，1982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388·

为学与做人——在清华大学的演讲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子，广东新会人，晚清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著有《饮冰室合集》。

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辞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所以教育应分为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智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着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常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它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智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所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印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断力。这种总体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听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费的事，我想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昏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样。“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人格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来。所以仁字从二人。总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发，成为一体，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无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自然会“无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有了不惑不忧工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然则意志怎么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名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俗语说得好：“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会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刚强极难。一个人有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须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的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坐，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为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这种“贩卖智识杂货居”的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想方法自救，没有人能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你不信吗？试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知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识的呀，还是没有知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屈原说的：“但昔日之芳草兮，今真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现在你所爱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因不知才会感；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人。我盼望你有痛恨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部史，到处都可以发见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19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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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路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想到人类的灭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们的灭亡，却并非寂寞悲哀的事。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与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昨天，我对我的朋友L说，“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

L很不高兴，说，“这是Natur（自然）的话，不是人们的话。你应该小心些。”

我想，他的话也不错。

选自《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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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选自1928年2月21日《京报副刊》

·391·

遗嘱

鲁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野草》等。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392·

送女婿赴美留学赠言

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字焕章，军事家、革命家。著有《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

一，你已有点长处，我不必只是夸讲，免得你吃苦。

二，必须细心地、恒性地写日记，并且万不可间断，越详细越好。

三，把写日记当作性命根本学问。要忠实地把所见所闻的，有关系的事记出。

四，没有学问谁也看不起你，如没有真正学问更是无人看得起。

五，目前第一步，当然是特别努力于英文英语，此为木工的斧锯一样重大之事。

六，革命是为同胞、为国家、为人类谋最大幸福的，不是为自己的，这是人生最高哲学的根本。

七，有很多假革命党，专为自己打算，不为国家民族着想，这是错误的。

八，在唯心的哲学上，神即是真理，真理是道，是上帝。他们把一切都是动的变化的世界看为不动的，不变的，不进化的，这是极大的谬误，小心不可上他们的大当。

九，平民化生活，科学化生活，是革命者应当时时注意的，不可有一点大意。

十，利他主义即是法天法地法万物，时时事事都求有利于大多数人。

十一，自己勉励自己，自己教训自己，自己批评自己，写出来自己看看，这是根本工夫，不可马虎一点。能这样坚持实行下去，即是真正进步的工夫，靠别人说是不够的。

十二，喜欢人说好，不喜欢人说不好，说好即高兴，一听人说不然即发气，不问自己的良心到底对得过自己否，这样的人到头来一定糟糕。必须时时自问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在不在自己的良知上，看中山倒满，人人说他洪水猛兽，亲戚本家都不敢同他往来。在那时候还有无数人说君君臣臣呢！可是孙先生早看见了世上有民主国家，因此不怕人骂，并且人们越骂，他干的越有劲。

十三，不守时刻是最坏的习惯。起居有定时，言语动作有定规，这是好习惯，须日积月累把它养成。当然人不是机械，是有时变通的，可是自己的决心自己须坚守，不可无有缘故的任意改动。

十四，时时替别人想想，事事代他人打算打算，那便是恕人的学问。此项工夫很要紧，如能日日用功，一切都会进步。

十五，美国有长处，亦有很大的短处；反之，我国有缺点，也有特点，冷静去看，自然明白。

十六，年年防贼，夜夜防贼，能时时防备意外之事发生，自然危险即少。如以为什么都不要紧，那意外的困难即能到来。

十七，至于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节约自己，帮助他人，则不必说，因为你都作得来。

十八，千言万语，真革命党不只是说的，乃是实行的，能刻刻不忘实作实践，日久天长定能为一个顶天立地、救世救民的大牺牲者，大革命党人。

以上十八条，因为你同我相处几个月的光荣，明天你即去读书，我没有什么东西赠你，即用这几句老生常谈的话写出来向你建议，盼望你身体健康，一切快乐。

·393·

女戒

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字焕章，军事家、革命家。著有《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

爱女弗伐，今日出嫁。

要言几句，赠尔记下。

切戒性躁，免生悔恼。

次戒多言，免讨人烦。

凡事恭敬，有人尊重。

遇事谨慎，免人谈论。

真诚不虚，作人根基。

勤俭耐苦，天助自助。

有学有德，平民生活。

小姐太太，害人自害。

夫妇和睦，一生幸福。

国与社会，均得其惠。

·394·

沉默

周作人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作家。著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苦茶随笔》等。

林语堂先生说，法国一位演说家劝人缄默，成书30卷为世所笑，所以我现在做讲沉默的文章，想竭力节省，以原稿纸三张为度。

提倡沉默从宗教方面讲来，大约很有材料，神秘主义里很看重沉默，美忒林克便有一篇极妙的文章。但是我并不想这样做，不仅因为怕有拥护宗教的嫌疑，实在是没有这种知识与才力。现在只就人情世故上着眼说一说吧。

沉默的好处第一是省力。中国人说，多说话伤气，多写字伤神。不说话不写字大约是长生之基，不过平常人总不易做到。那么一时的沉默也就很好，于我们大有裨益。30小时草成一篇宏文，连睡觉的时光都没有，第三天必要头痛；演说家在讲台上呼号两点钟，难免口干喉痛，不值得甚矣。若沉默，则可无此种劳苦——虽然也得不到名声。

沉默的第二个好处是省事。古人说：“口是祸门”，关上门，贴上封条，祸便无从发生（“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那只是算是“空气传染”，又当别论）此其利一。自己想说服别人，或是有所辩解，照例是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愈说愈渺茫，不如及早沉默，虽然不能因此而说服或辩明，但至少是不会增添误会。又或别人有所陈说，在这方面也照例不很能理解，极不容易答复，这时候沉默是适当的办法之一。古人说不言是最大的理解，这句话或者有深奥的道理，据我想则在我至少可以藏过不理解，而在他就可以有猜想被理解之自由。沉默之好处的好处，此其二。

善良的读者们，不要以为我太玩世（Cynical）了吧。老实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而表现自己之真实的感情思想也是同样地难。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章，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其实我们这样说话作文无非只是想这样做，想这样聊以自娱，如其觉得没有什么可娱，那么尽可简单地停止。我们在门外草地上翻几个筋斗，想像那对面高楼上的美人看看，（而明知她未必看见），很是高兴，是一种办法；反正她不会看见，不翻筋斗了，且卧在草地上看云吧，这也是一种办示。两种都是对的，我这回是在做第二个题目罢了。

我是喜欢翻筋头的人，虽然自己知道翻得不好。但这也只是不巧妙罢了，未必有什么害处，足为世道人心之忧。不过自己的评语总是不大靠得住的，所以在许多知识阶级的道学家看来，我的筋斗都翻得有点不道德，不是这种姿势足以坏乱风俗，便是这个主意近于妨害治安。这种情形在中国可以说是意表之内的事，我们也并不想因此而变更态度，但如民间这种倾向到了某一程度，翻筋斗的人至少也应有想到省力的时候了。

三张纸已将写满，这篇文应该结束了。我费了三张纸来提倡沉默，因为这是对于现在中国的适当办法。——然而原来只是两处办法之一，有时也可以择取另一办法：高兴的时候弄点小把戏，“藉资排遣”。将来别处看有什么机缘，再来聒噪，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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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文学青年

夏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君：

承你认我为朋友，屡次以所写的诗与小说见示，这回又以终身职业的方向和我商量。我虽爱好文学，但自惭于文学毫无研究，对于你屡次寄来的写作，除于业务余暇披读，遇有意见时复你数行外，并不曾有什么贡献你过。你有时有信来，我也不能一一作复。可是这次却似乎非复你不可了。

你来书说：“此次暑假在XX中学毕业后，拟不升学，专心研究文学，靠文学生活。”壮哉此志，但我以为你的预定的方针大有须商量的地方。如果许我老实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青年的空想，是所谓“一厢情愿”的事。你怀抱着如此壮志，对于我这话也许会感到头上浇冷水似的不快吧。但你既认我为朋友，把终身方向和我商量，我不能违了自己的良心，把要说的话藏匿起来，别用恭维的口吻来向你敷衍讨好一时。

你爱好文学，有志写作，这是好的。你的趣味，至少比一般纨绔子弟的学漂亮、打牌、抽烟、嫖妓等等的趣味要好得多，文学实不曾害了你。你说高中毕业后拟不再升大学，只要你毕业后肯降身去就别的职业，而又有职业可就，我也赞成。现在的大学教育本身空虚得很，学费、膳费、书籍费、恋爱费（这是我近来新从某大学生口中听到的名辞）等等，耗费很大。不升大学也就罢了，人这东西本来不必一定要手执大学文凭的。爱好文学，有志写作，不升大学，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不可，唯对于你的想靠文学生活的方针，却大大地不以为然。

靠文学生活，换句话说，就是卖字吃饭。（从来曾有人靠书法吃饭的叫“卖大字”，现在卖文为活的人可以说是“卖小字”的。）卖字吃饭的职业（除抄胥外）古来未曾有过。因文字上有与众不同的伎俩，因而得官或被任为幕府或清客之类的事例，原很多很多，但直接靠文学过活的职业家，在从前却难找出例子来。杜甫李白不曾直接卖过诗。左思作赋，洛阳纸贵，当时洛阳的纸店老板也许得了好处，左思自己是半文不曾到手的。至于近代，似乎有靠文学吃饭的人了。可是按之实际，这样职业者极少极少，且最初都别有职业，生活资料都靠职业维持，文学生活只是副业之一而已。这种人一壁从事职业，或在学校教书，或入书店报馆为编辑人，一壁则钻研文学，翻译或写作。他们时常发表，等到在文学方面因了稿费或版税可以维持生活了，这才辞去职业，来专门从事文学。举例说吧，鲁迅氏最初教书，后来一壁教书一壁在教育部做事，数年前才脱去其他职务。他的创作大半在教书与做事时成就的。周作人氏至今还在教书。再说外国，俄国高尔基经过各种劳苦的生涯，他做过制图所的徒弟，做过船上的仆欧，做过肩贩者，挑夫。柴霍甫做过多年的医生，易卜生做过七年的药铺伙计，威尔斯以前是新闻记者。从青年就以文学家自命，想挂起卖字招牌来维持生活的人，文学史中差不多找不出一个。

你爱好文学，我不反对。你想依文学为生活，在将来也许可能，你不妨以此为理想。至于现在就想不作别事，挂了卖字招牌，自认为职业的文人，我觉得很是危险。卖文是一种“商行为”，在这行为之下，文字就成了一种商品，文字既是商品，当然也有牌子新老、货色优劣之别，也有市面景气与不景气之分。并且，文学的商品与别的商品性质又有不同，文字的成色原也有相当测度的标准，可是究不若其他商品的正确。文字的销路的好坏，多少还要看合否世人的口胃。如果有人和你订约，叫你写什么种类的东西，或翻译什么书，那是所谓定货，且不去管他。至于你自己写成的东西，小说也好，诗也好，剧本也好，并非就能换得生活资料的。想依此为活，实在是靠不住的事。

你的写作，我已见过不少，就文字论原是很有希望的。但我不敢断定你将来一定很靠文学来生活，至少不敢保障你在中学毕业后就能靠卖字吃饭养家。最好的方法是暂时不要以文学专门者自居，别谋职业，一壁继续钻研文学，有所写作，则于自娱以外，不妨试行投稿。要把文学当作终身的事业，切勿轻率地以文学为终身的职业。

鄙见如此，不知你以为如何？

选自《中学生》第15号，193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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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老者的忏悔

夏丐尊

夏丐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现代作家。著有《平屋随笔》、《人间爱晚晴》等。

朋友间谈话，近来最多谈及的是关于身体的事。不管是三十岁的朋友，四十岁的朋友，都说身体应付不过各自的工作，自己照起镜子来，看到年龄以上的老态，彼此感慨万分。

我今年五十，在朋友中原比较老大，可是自己觉得体力减退已好多年了。三十五六岁以后，我就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工作起不得劲，只是恹恹地勉强挨，几乎无时不觉得疲劳，什么都觉得厌倦。这情形一直到如今。十年以前，我还只四十岁，不知道我年龄的都说我是五十岁光景的人，近来居然有许多人叫我“老先生”。论年龄，五十岁的人应该还大有可为，古今中外，尽有活到了七十八十，元气很盛的。可是我却已经老了，而且早已老了。

因为身体不好，关心到一般体育上的事情，对于早年自己的学校生活，发见一个重大的罪过。现在的身体不好，可以说是当然的报应。这罪过是什么？就是看不起体操老师。

体操老师的被蔑视，似乎在现在也是普遍现象。这是有着历史关系的。我自己就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三十年前，中国初兴学校，学校制度不像现在的完整。我是弃了八股文进学校的，所进的学校先后有好几个，程度等于现在的中学。当时学生都是所谓“读书人”，童生秀才都有，年龄大的可三十岁，小的可十五六岁，我算是比较年青的一个。那时学校教育虽号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可是学生所注重的是“智育”，学校所注重的也是“智育”，“德育”和“体育”只居附属的地位。在全校的教师之中，最被重视的是英文老师，次之是算学老师，格致（理化博物之总名）教师，最被蔑视的是修身老师，体操老师。大家把修身老师认作迂腐的道学家，把体操老师认作卖艺打拳的江湖家。修身教师大概是国文教师兼的。体操教师的薪水在教师中最低，往往不及英文教师的半数。

那时学校新设，各科教师都并无一定的资格，不像现在有大学或专门科毕业生。国文教师，历史教师，由秀才举人中挑选，英文教师大概向上海聘请，圣约翰书院（现在改称大学，当时也叫梵王渡）出身的曾大出过风头；算学、格致教师也都是把教会学校的未毕业生拉来充数：论起资格来，实在薄弱得很。尤其是体操教师，他们不是三个月或半年的速成科出身，就是曾经在任何学校住过几年的三脚猫。那时一面有学校，一面还有科举，大家把学校教育当作科举的准备。体操一科，对于科举是全然无关的，又不像现在学校的有竞技选手之类的名目，谁也不去加以注重。在体操时间，有的请假，有的立在草场上看教师玩把戏，自己敷衍了事。体操教师对于所教的功课似乎也并无何等的自信与理论，只是今日球类，明日棍棒，轮番着变换花样，想以趣味来维系人心，可是学生老不去睬他。

蔑视体操科，看不起体操教师，是那时的习惯。这习惯在我竟一直延长下去。我敢自己报告，我在以后近十年的学生生活中，不曾用心操过一次的体操，也不曾对于某一位体操教师抱过尊敬之念。换一句话说，我在学生时代不信“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和习惯会有益于自己后来的健康。我只觉得“一二三四”等类的动作干燥无味。

朋友之中，有每日早晨在床上作二十分钟操的，有每日临睡操八段锦的，据说持久做会有效果，劝我也试试。他们的身体确比我好得多，我也已经从种种体验上知道运动的要义不在趣味而在继续持久，养成习惯。可是因为一向对于上面这些厌憎，终于立不住自己的决心，起不成头，一任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我们所过的是都市的工商生活，房子是鸽笼，业务头绪纷烦，走路得刻刻留心，应酬上饮食容易过度，感官日夜不绝地受到刺激，睡眠是长年不足的，事业上的忧虑，生活上的烦闷，是没有一刻忘怀的。这样的生活当然会使人早老早死。除了捏锄头的农夫以外，却无法不营这样的生活，这是事实。积极的自救法，唯有补充体力，及早预备好了身体来。

“如果我在学生时代不那样蔑视体操科，对于体操教师不那样看他们不起，多少听受他们的教诲，也许……”我每当顾念自己的身体现状时，常这样暗暗叹息。

选自《中学生》第58号，193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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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人生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学者、思想家。著有《李守常全集》、《李大钊选集》等。

我今就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稍有陈说，望我亲爱的青年垂听！

第一，现代的青年，应该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要在热闹的方面活动。近来常听人说：“我们青年要耐得过这寂寞日子。”我想这“寂寞日子”，并不是苦境，实在是一种乐境。我觉得世间一切光明，都从寂寞中发见出来。譬如天时，一年有一个冬季，是一年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木枯黄，气象凋落，死寂，冷静，都是他的特色。可是那一年中最华美的春天，不是就从这个寂寞的冬天发见出来的么？一天有一个暗夜，也是一天的寂寞日子。在此时间，万种的尘嚣嘈杂，都有个一时片刻的安息。可是一日中最光耀的曙色，不是从这寂寞的暗夜发见出来的么？热闹中所含的，都是消沉，都是散灭；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这样讲来，这寂寞日子，实在是有滋味、有趣意的日子，不是忍苦爱罪的日子，我们实在乐得过，不是耐得过。况且耐得过的日子，必不长久。一个人若对于一种日子总觉得是耐得过，他的心中，必是认这寂寞日子，是一种苦境，是一种烦恼，那就很容易把他抛弃，去寻快乐日子过。因为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勉强矜持的心，是靠不住的。譬如孀妇不再嫁，苦是本着他自由的意思，那便是他的乐境，那种寂寞日子，他必乐得过到底。若是全因为受传说偶像的拘束，风俗名教的迫胁，才不去嫁，那真是人间莫大的苦境，那种寂寞日子，他虽天天耐得过，天天总有耐不得跟着。乐得过的是一种趣味，耐得过的是一种矜持。青年呵！我们在寂寞的方面活动，不可带着丝毫勉强矜持的意思，必须知道那里有一种真趣味，一种真光明，甘心情愿乐得过这寂寞日子，才能有这寂寞日子中寻出真趣味，获得真光明的一日。

第二，现代的青年，应该在痛苦的方面活动，不要在欢乐的方面活动。本来苦乐两境，是比较的，不是绝对的。哪个苦？哪个乐？全靠各人的主观去判定他，本靡有一定标准的。我从前曾发过一种谬想，以为人生的趣味就在苦中求乐，受苦是人生本分，我们青年应该练忍苦的本领。后来觉得大错。避苦求乐，是人性的自然，背着自然去做，不是勉强，就是虚伪。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但是，求乐虽是人性的自然，苦境总缘着这乐境发生，总来缠绕，这又当怎样摆脱呢？关于此点，我却有一个新见解，可是妥当与否，我自己还未敢自信。我觉得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劳动的人，自然没有苦境跟着他。这个道理，可以由精神的物质的两方面说。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我们凭的几，坐的椅，写字用的纸笔墨砚，乃至吃的米，饮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样不是从劳动中得来。这是很容易晓得的。至于精神的方面，一切苦恼，也可以拿劳动去排除他，解脱他。这一点一般人却是多不注意。一个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这个境界的本身，已竟是大苦；而在无事的时间，一切不正当的欲望，靡趣味的思索，都乘隙而生；疲敝陈惰的血分，周满于身心，一切悲苦烦恼，相因而至，于是要想个消遣的法子。这消遣的法子，除去劳动，便靡有正当的法则。吃喝嫖赌，真是苦中苦的魔窟，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堕落在这里的人，都是不知道尊重劳动，不知道劳动中有无限的快乐，所以才误入迷途了。青年呵！你们要晓得劳动的人，实在不知道苦是什么东西。譬如身子疲乏，若去劳动一时半刻，顿得非常的爽快。隆冬的时候，若是坐着洋车出门，把浑身冻得战栗，若是步行走个十里五里，顿觉周身温暖。免苦的好法子，就是劳动。这叫作尊劳主义。这样讲来，社会上的人，若都本着这尊劳主义去达他们人生的目的，世间不就靡有什么苦痛了吗？你为何又说要我们青年在苦痛方面活动呢？此问甚是。但是现在的社会，持尊劳主义的人很少，而且社会的组织不良，少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大多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常听假慈悲的人说，这个苦痛悲惨的地方，我们真是不忍去，不忍看。但是我们青年朋友们，却是不忍不去，不忍不看，不忍不援手，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呵！

第三，现代的青年，也应在黑暗的方面活动，不要专在光明的方面活动。人生的努力，总向光明的方面走，这是人类向上的自然动机，但是世间果然到了光明的机运，无一处不是光明？我们在这光明中享尽人生之乐，岂不是一大幸事？无如世间的黑暗，仍旧遍在，许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间，我们焉能独自享受光明呢？同胞都在黑暗里面，我们不去援救他们，却自找一点不沾泥土的地方，偷去安乐，偷去清洁，那种光明，究竟能算得光明么？那种幸福，究竟能算得幸福么？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俄国某诗人训告他们青年说：“毁了你的巢居，离开你的父母，你要独立自营，保信你心的清白与自然，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你到那里去活动。”这话真是现代青年的宝训，真是现代青年的警钟。我们睁开眼看！那些残杀同胞的兵士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残暴的事情么？杀人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去作杀人野兽么？那么倚门卖笑的娼妓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做这样丑贱的事情么？卖笑果真是他们的幸福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迫他们去作辱身的贱业么？那些监狱里的囚犯们，果真都是他们自己愿作罪恶的事么？他们做的犯法的事，果真是罪恶么？他们所受的刑罚，果真适当他们的罪恶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陷于罪恶或是受了冤枉么？再看巷里街头老幼男女的乞丐们，冻馁的战抖在一堆，一种求爷叫奶的声音，最是可怜，一种秽垢惰丧的神气，最是伤心，他们果真愿作这可耻的态度丝毫不觉羞耻么？他们堕落到这个样子，果真都因为他们是天生的废材么？他们就没有一段苦情不平，为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么？他们的背后，果真没有什么东西逼他们不得不如此么？由此类推，社会上一切陷于罪恶、堕落、秽污、黑暗的人，都不必全是他们本身的罪过。谁都是爹娘生的，谁都有不灭的人性，我们不可把他们看作洪水猛兽，远远的躲避他们。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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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宣言

陶行知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记》、《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和《行知诗歌》等。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是处处创痕。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晴。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笔画他几笔，便成为一幅名贵杰作。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迪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卜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竞能在沙漠中造出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即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我们是要在平凡中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但是当你把莫扎尔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加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们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可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经；不识字的惠能传了黄梅的教义。惠能说：“下下人有上上者。”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呢！可见，无能也是藉口。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的米饭，除了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之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大陆；冻饿病三重压迫之下，莫扎尔特写下了安魂曲。绝望是懦夫的幻想。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的信念与意志，才变得出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的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

创造之神，你回来呀！……只要你肯回来，我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当你看见满山的树苗在你的监护之下，得到我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创造之神，你回来呀！只有你回来，才能保护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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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先生传

胡适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学者、作家。著有诗集《尝试集》、学术论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了，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直隶省的西边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为一个懒人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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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

车耀先

车耀先（1894～1946），四川省大邑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军事委员， 1946年被杀害。作品有自誓诗（四首）等。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拟（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以曾文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将一生之经过写出，以为儿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已足矣。夫复何恨哉！

·401·

艺术家之功夫

徐悲鸿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画家、美术教育家。曾创作《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寓有进步思想的历史画。

研究艺术，务须诚笃。吾辈之习绘画，即研究如何表现种种之物象。表现之工具，为形象与颜色。形象与颜色即为吾辈之语言，非将此二物之表现，做到功夫美满时，吾辈即失却语言作用似矣。故欲使吾辈善于语言，须于宇宙万象，有非常精确之研究，与明晰之观察，则“诚笃”尚矣。其次学问上有所谓力量者，即吾辈研究甚精确时之确切不移之焦点也。如颜色然，同一红也，其程度总有些微之差异，吾人必须观察精确，表现其恰当之程度，此即所谓“力量”，力量即是绝对的精确，为吾辈研究绘画之真精神。试观西洋各艺术品，如全盛时代之希腊作品，及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提香等诸人之作品，无一不具精确之精神，以成伟大者。至如何涵养此种之力量，全恃吾人之功夫。研究绘画者之第一步功夫即为素描，素描是吾人基本之学问，亦为绘画表现惟一之法门。素描拙劣，则于一个物象，不能认识清楚，以言颜色更不知所措，故素描功夫欠缺者，其所描颜色，纵如何美丽，实是放滥，凡与无颜色等。欧洲绘画界，自19世纪以来，画派渐变。其各派在艺术上之价值，并无何优劣之点，此不过因欧洲绘画之发达，若干画家制作之手法稍有出入，详为分列耳。如马奈、塞尚、马蒂斯诸人，各因其表现手法不同，列入各派，犹中国古诗中之潇洒比李太白、雄厚比杜工部者也。吾辈研究各派，须研究各派功夫之所在（如印象派不专究小轮廊，而重色影与气韵，其功夫即在色彩上），否则便不能洞见其实际矣。其次有所谓“巧”字，是研究艺术者之大敌。因吾人研究之目标，要求真理，唯诚笃，可以下切实功夫，研究至绝对精确之地步，方能获伟大之成功。学“巧”便固步自封，不复有为，乌能至绝对精确，于是我人之个性亦不能造就十分强固矣。

二十岁至三十岁，为吾人凭全副精力观察种种物象之期，三十以后，精力不甚健全，斯时之创作全恃经验记忆及一时之感觉，故须在三十以前养成一种至熟至精确之力量，而后制作可以自由。法国名画家莫奈九十岁时之作品，手法一丝不苟，由是可想见其平日素描之根底。故吾人研究绘画，当在二三十岁时，刻苦用功，分析精密之物象，涵养素描功夫，将来方可成杰作也。

诸位，艺术家之功夫，即在于此。兄弟不信世界上有甚天才，是在吾辈切实研究耳。诸位目今方在二三十岁之际，正当下功夫之时期，还望善自努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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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县人，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种人生观》、《人生哲学》等著作。

何谓“意义”？意义发生于自觉及了解；任何事物，如果我们对它能够了解，便有意义，否则便无意义；了解越多，越有意义，了解得少，便没有多大的意义。何谓“自觉”？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一种事情，便是自觉。人类与禽兽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类能够了解，能够自觉，而禽兽则否。譬如喝水吧，我们晓得自己在喝水，并且知道喝水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兽类喝水的时候，它却不晓得它在喝水，而且不明白喝水是一回什么事，兽类的喝水，常常是出于一种冲动。

对于任何事物，每个人了解的程度不一定相同，然而兽类对于事物，却谈不到什么了解；例如我们在礼堂演讲，忽然跑进了一条狗，狗只看见一堆东西，坐在那里，它不了解这就是演讲，因为它不了解演讲，所以我们的演讲，对于它便毫无意义。又如逃警报的时候，街上的狗每每跟着人们乱跑，它们对于逃警报，根本就不懂得是一回什么事，不过跟着人们跑跑而已。可是逃警报的人却各有各的了解，有的懂得为什么会有警报，有的懂得为什么敌人会打我们，有的却不能完全了解这些道理。

同样的，假如我们能够了解人生，人生便有意义，倘使我们不能了解人生，人生便无意义。各个人对于人生的了解多不相同，因此，人生的境界，便有分别。境界的不同，是由于认识的互异；这，有如旅行游山一样，地质学家与诗人虽同往游山，可是地质学家的观感和诗人的观感，却大不相同。

人生的境界，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自然境界——最低级的，了解的程度最少，这一类人，大半是“顺才”或“顺习”。（二）功利境界——较高级的，需要进一层的了解。（二）道德境界——更高级的，需要更高深的理解。（四）天地境界——最高的境界，需要最彻底的了解。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不论干什么事情，不是依照社会习惯，便是依照其本性去做，他们从来未曾了解做某种事情的意义。往好处说，这就是“天真烂漫”，往差处说便是“糊里糊涂”。他们既不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不明白做某种事情有什么意义，所以他们可说没有自觉。有时他们纵然是整天笑嘻嘻，可是却不自觉快乐。这，有如天真的婴孩，他虽然笑逐颜开，可是却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快乐，两种情况，完全相同。这一类人，对于“生”“死”皆不了解，而且亦没有“我”的观念。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于人生的了解，比较进了一步，他们有“我”的观念，不论做什么事，都是为着功利，为着自己的利益打算。这一批人，大抵贪生怕死。有时他们亦会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做点事，可是他们做事的动机，是想换取更高的代价，表面上，他们虽在服务，但其最后的目的还是为着小我。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不论所做何事，皆以服务社会为目的。这一类人既不贪生，又不怕死；他们晓得除“我”以外，上面还有一个社会，一个全体。他们了解个人是社会的一部分，个人与社会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就普通常识来说，部分的存在似乎先于全体，可是从哲学来说，应该先有全体，然后始有个体。例如房子中的支“柱”，是有了房子以后，始有所谓“柱”，假使没有房子，则柱不成为柱，它只是一件大木料而已。同样，人类在有了人伦的关系以后，始有所谓“人”，如没有人伦关系，则人便不成为人，只是一团血肉。不错，在没有社会组织以前，每个人确已先具有一团肉，可是我们之成为人，却因为是有了社会组织的缘故。道德境界中的人，很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天地境界中的人，一切皆以服务宇宙为目的。他们对生死的见解，既无所谓生，复无所谓死；他们认为在社会之上，尚有一个更高的全体——宇宙。科学家的所谓宇宙，系指天体，太阳系及天河等，哲学家的所谓宇宙，系指一切，所以宇宙之外，不会有其他的东西，我人绝对不能离开宇宙而存在。天地境界的人能够彻底了解这些道理，所以他们所做的事，便是为宇宙服务。

中国的所谓“圣贤”，应该有一个分别，“贤”是指道德境界的人，“圣”是指天地境界的人。至于一般的芸芸众生，不是属于自然境界，便是属于功利境界。要达到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非常容易，要想进入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却需要努力，只有努力，才能了解。究竟要怎样做，才算是为宇宙服务呢？为宇宙服务所做的事，绝对不是什么离奇特别的事，与为社会服务而做的事，并无二致。不过所做的事虽然一样，了解的程度不同，其境界就不同了。我曾经看见一个文字学的教授，在指责一个粗识文字的老百姓，说他写了一个别字。那一个别字，本来可以当做古字的假借，所以当时我便代那写字的人辩护。结果，那位文字学教授这样的回答我：“这一个字如果是我写的，就是假借，出自一个粗识文字的人的手笔，便是别字。”这一段话很值得寻味，这就是说，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了解程度互异，可以有不同的境界。再举一例：同样是大学教授，因为了解不同，亦有几种不同的境界：属于自然境界的，他们留学回来以后，有人请他教课，他便莫名其妙的当起教授来，什么叫做教育，他毫不理会；有些教授则属于功利境界，他们所以跑去当教授，是为着提高声望，以便将来做官，可以铨叙较高的职位；另外有些教授则属于道德境界，因为他们具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怀抱；有些教授则系天地境界，他们执教的目的，是为欲“得宇宙天才而教育之”。在客观上，这四种教授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可是因为了解的程度不同，其境界自有差别。

《中庸》有两句话：“圣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赞天地之化育”并不是帮助天地刮风或下雨，“化育”是什么？能够在天地间生长的都是化育，能够了解这一点，则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可以说是“赞天地之化育”，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生活行动，只能说是“为天地所化育”。所谓圣人，他能够了解天地的化育，所以始能顶天立地，与天地参。草木无知（不懂化育的原理），所以草木只能为天地所化育。

由此看来，做圣人可以说很容易，亦可以说很难。圣人固然可以干出特别的事来，但并不是干出特别的事，始能成为圣人。所谓“迷则为凡，悟则为圣”，就是指做圣人的容易，人人可为圣贤，其原因亦在于此。

总而言之，所谓人生的意义，全凭我们对于人生的了解。

·403·

兴趣与人生

冯友兰

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县人，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种人生观》、《人生哲学》等著作。

小孩子的游戏，最有无所为而为的精神。在游戏中，小孩子作某种事，完全由于他的兴趣。他可以写字，但他并非欲成一书家。他可以画画，但他并非欲成一画家。他更非欲以写字或画画，得到所谓“世间名利恭敬”。他写字或画画，完全是无所为而为。他作某种事，完全是乘兴，他兴来则作，兴尽则止。所谓“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他作某种事皆是顺其自然，没有矫揉造作，所以他作某种事，是无所为而为，亦即是无为。

当小孩子时候的游戏，是人的生活中的最快乐的一部分。道家的理想的生活，即是这一类的生活。道家以为成人所以不能得到这一类的生活者，乃因受社会中各种制度的束缚。我们若能打破此种束缚，则此种生活即可得到。我们亦以为这种生活，是快乐的，亦可以说是理想的生活，但社会各种制度的束缚，却并不是容易打破者。这些束缚，不容易打破，并不是因为人的革命的勇气不够，而是因为有些社会制度是任何种的社会的存在，所必需的。若打破这些，即取消了社会的存在。社会若不能存在，人亦不能存在。此即是说，若没有社会，人即不能生活，更说不到快乐的生活。道家以为，上所说无为的生活是快乐地，这是不错的。道家又以为，人在社会中，因受社会制度的束缚，以致人不能完全有这种生活，这亦是不错的。但道家因此即以为人可以完全不要社会制度，以求完全有这种生活，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是不可行的。

照道家的说法，无论任何人总有他所感觉兴趣的事。我们看见有些人，于闲暇时，什么事都不作，而蒙头大睡，或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似乎是对于什么事都不感觉兴趣。而实在是他对于蒙头大睡，或胡思乱想，感觉很大的兴趣。既然任何人对于有些事总感觉兴趣，如果任何人都照着他的兴趣去做，则任何人都过着最快乐的生活，“各得其所”，真是再好没有的。或者可以问：如果人人都对于蒙头大睡感觉兴趣，如随其兴趣，则都蒙头大睡去了，又有谁去作事呢？人人都不作事，岂不大家都要饿死？道家于此可答：决不会如此的。有许多人对于蒙头大睡，不感觉兴趣，如叫他终日蒙头大睡，他不但不以为乐，而且以为苦。这些人如没有事做，反觉烦闷。所以有些人要“消闲”。所以要消闲者，即有些人有时感到闲得无聊不可耐，故须设法找点事作，将闲消去。忙人找闲，而闲人则找忙，所以虽任何人都随着他的兴趣去做，天下事仍都是有人作的。

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照这个极端的说法，自然有行不通，不可行之处。有些事是显然不容易使人感觉兴趣的，如在矿井里做工等。然而这些事还不能不有人作。在社会里面，至少在有些时候，我们每人都须作些我们所不感觉兴趣的事。这些事大概都是社会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它虽不感觉兴趣，而亦必须作之。社会是我们的生存所必需的，所以我们对于社会，都有一种起码的责任。这种起码的责任，不见得是每个人所皆感觉兴趣的。所以主张人皆随其兴趣去做的极端说法，如道家所说者，是不可行的。

不过这种说法，如不是极端的，则是可行的。这种说法，在相当范围内，我们不能不说是真理。

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只有极少数是正当的。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所应读的所谓“正经书”，是很有限的。五经四书是大家所公认的“正经书”。除此之外，学举业者，再加读诗赋八股文，讲道学者，再加读宋明儒语录。此外所有小说词曲等，均以为是“闲书”。看闲书是没出息的事，至于作闲书更是没有出息的事了。在以前的社会制度里，尤其是在以前的教育制度里，人以为，人的兴趣，多数不是“正当的”。因此有多少人不能随着他的兴趣去作，以致他的才不能发展。因此不知压抑埋没了多少天才，这是不必讳言的。

说到此，我们须对于才有所说明。与才相对者是学。一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的成就，都靠才与学两方面；才是天授；学是人力。比如一个能吃酒的人，能多吃而不醉。其所以能如此者，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生理方面有一种特殊的情形，又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吃酒，在生理方面，养成一种习惯。前者是他的才，是天授；后者是他的学，是人力。一个在某方面没有才的人，压根不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无论如何用力学，总是徒劳无功。反之，在某方面有才的人，则“一出手便不同”。他虽亦须加上学力，方能有所成就，但他于学时，是“一点即破”。他虽亦用力，但此用力对于他是有兴趣的。此用力对于他不是一种苦事，而是一种乐事。例如学作诗，旧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此即是说，吃酒作诗，都靠天生的才，不是仅靠学的。我们看见有些人压根不能作诗。他可以写出许多五个字或七个字的句子，平仄韵脚都不错，他可以学新诗人写出许多短行，但这些句子或短行，可以一点诗味都没有。这些人即是没有诗才的人，他无论怎样学诗，我们可以武断地说，他是一定不能成功的。另外有些人，初学作诗，写出的句子，平仄韵脚都不合，而却诗味盎然。这些人是有诗才的人，他有希望可以成为诗人。

一个人必须在某方面有才，然后他在某方面的学，方不致于白费。一个人在某方面的学，只能完成他在某方面的才，而不能于他原有的才上，有所增加。一个有诗才的人，初学作诗时，即有些好句，这是他的才的表现。普通以为于此人学成的时候，他必可以作更好的句。其实这是不对的。他学成时，实亦只能作这样的好句。所差别的是：在他初学的时候，他所作的诗，有好句，却亦有极不好，或极不通的句。在他学成的时候，他所作的好句，虽亦不过是那么好，但却无极不好，或极不通的句。他所作的所有的句，虽不能是都好，但与好句放在一起，却都可以过得去。有好句是他的才的表现，好句以外的别的句，都可以过得去，是他的学的表现。他的学可以使他的所有句子都过得去，这是他的学能完成他的才；他的学不能使他的好句更好，这是他的学不能使他的才有所增益。所谓神童，不见得以后皆能有所成就者，即因他的以后的学，不能使其才有所增加。他于童时所表现的才，与童子比，虽可称为高，但以后若不能增益，则与成人比，或即是普通不足为奇的。

一个人在某方面的才，有大小的不同。“世间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此是说，曹子建在文学方面，有很大的才，在某方面有很大的才者，我们称之为某方面的天才，如文学的天才，音乐的天才，军事的天才等。

道家重视人的才，以为只要人在某方面有才，即可以不必学，而自然能在某方面有所成就。不学而自能，即所谓无为。道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承认，人必在某方面有才。始能于某方面有成就。但不承认，人只在某方面有才，即可在某方面有成就。人在某方面有才，是他在某方面有成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其充足条件。例如一个在作诗方面质美而未学的人，虽可以写出些好句，但他所写的别的句，却有极不好或极不通的。他仍是不能成为诗人。凡能在某方面有成就的人，都是在某方面有才又有学的人。其成就愈大，其所需的才愈大，学愈深。

在某方面有才的人，对于某方面的事必感觉兴趣。因此他的学是随着他的兴趣而有的。他的学是随着他的兴趣而有，所以他求学是无所为而为的。他对于他的学，虽用力而可只觉其乐，不觉其苦，所以他虽用力地学，而亦可说是无为。

才是天生的，所以亦可谓之为性。人的兴趣之所在，即其才之所在，亦即普通所谓“性之所近”。人随他的兴趣去做，即是发展其才，亦即是道家所谓率性而行。若一个人对于某方面的事，本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但因别的原因，而偏要作此方面的事，此即不是率性而行，是矫揉造作。例如一个人作诗，本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但因羡慕别人因作诗而得名誉或富贵，所以亦欲学作诗，要当诗人。其学诗即不是率性而行，即是矫揉造作。他因羡慕诗人之可得名誉或富贵而作诗，所以他作诗是有所为而为。他作诗是矫揉造作，所以他作诗是有为。

或可问：一个人对于某一事虽有兴趣，虽有才，而其才苦不甚高，所以他虽随着他的兴趣去作，而不能有很大的成就，不能成一什么家，则将如何？于此，我们可以说，凡作一某事，而必期其一定有大成就，必期其成一什么家者，仍是有所为而为也。一个人若真是专随其兴趣去作，则只感觉其所作者有兴趣，而并不计其他。他作到哪里算哪里，至于其所作如何始为很大的成就，如何始可成为什么家，他是不暇问的。譬如我们吃饭，直是不得不吃耳，至于饭之吃下去如何于身体有益，则吃饭时不暇问也。我们常看见有许多什么“迷”，如“棋迷”“戏迷”等。棋迷为下棋而下棋，戏迷为唱戏而唱戏，他们对于下棋或唱戏，并不预存一为国手或名角的；他们的下棋或唱戏，是随着他们的兴趣去作的。他们的下棋或唱戏，是无所为而为。他们对于下棋或唱戏，虽刻苦用功，然亦只觉其乐，不觉其苦，故亦是无为。凡人真能随其兴趣去作者，皆是如此。他们随着他们的兴趣作下去，固然可以有成就，可以成为什么家，但这些对于他们只是一种副产；他们并不是为这些而始作某种事的。

所谓什么家的尊号，是表示社会对于一人在某方面的成就的承认。例如一个人在化学方面作了些工作，如社会认其为有成就，则称之为化学家。所以凡必期为什么家者，推其故，仍是欲求社会上的荣誉。为求社会上的荣誉而作某种事者，其初心即不是从兴趣出发，其作某种事即是有所为而为，其对于某种事所用底工夫，对于他即是苦痛，即是有为。

或可问：一个人的兴趣，可以与他的成就不一致。例如一个大政治家，可以好音乐图画等。就其成为大政治家说，他的才是在政治方面见长的。但他的兴趣，又在于音乐图画，是其兴趣与其才，并不是一致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有些人的才是一方面的，有些人的才，则是多方面的。一个人是大政治家而又好音乐图画，此可见，他在政治方面及艺术方面均有才。因为有些人的才是多方面的，所以他一生所好的事物，可以随时不同，如一人于幼年时好音乐图画，及壮年又好政治。盖人在各方面的才，有些于其一生中某一时期表现，有些于其一生中另一时期表现。他在某一方面的才，在其一生中某一时期表现，他即于某一时期，对于某种事物，感觉兴趣。

或可问：如果一个人的兴趣，可以随时变动，如果他又专作他所感觉兴趣的事，则他所作的事，岂非需要常变？如果他所做的事需要常变，则他对于他所作的事，恐怕都不能有所成就。于此点，我们说：凡作什么而期其必有成就者，即是有所为而为，即不是率性而行。率性而行者，对于其所作之事，虽可有成就，但不期其有成就，更不期其必有成就。此点我们于上文已说。

在道家所说的理想的生活中，一个人只作他所感觉有兴趣的事。在道家所说的理想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只作他所感觉有兴趣的事。如果这种生活，这种社会，事实上可以得到，这诚然是最理想的。不过这种生活，这种社会，事实上不是可以完全得到的。其理由有几点可说。就第一点说，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些事在根本上只是一种工具，为人所用以达到某种目的者，其本身是不能使人感觉兴趣的。人作这些事，只能是有所为而为，不能是无所为而为。例如吃药。没有人无所为而吃药，但吃药亦是人生中所不能免者。就第二点说，每一社会中的人，必对于其社会负相当的责任，必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至少亦应该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没有人能生存于社会之外。所以没有人能不，或应该不，于相当范围内，分担社会的事。对于此等事，有些人固亦感觉兴趣，但亦有些人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不过对于这些事，有些人虽不感觉兴趣，或甚感觉无兴趣，而亦不能不作，亦不应该不作。就第三点说，有些人所感觉兴趣的事，有些是为社会所不能不加以限制的。社会对于这些事，若不加以限制，则必与别人发生冲突。因此有些人对于这些事，虽有很大的兴趣，而不能作，或不能充分随意地作。因以上诸点，所以道家的理想的生活，理想的社会，事实是不能完全得到的，至少是很不容易完全得到的。

这种生活，这种社会，虽不能完全得到，或不容易完全得到，但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是合乎我们的理想的。在我们生活中，我们所作的事，其无所为而为者越多，我们的生活即越近乎理想。在我们的社会中，一般人所作的事，其无所为而为者越多，则其社会即越近乎理想。

·404·

有不为斋解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著有散文集《翦拂集》、《大荒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朱门》，学术论著《语言学论书》等。

有客问有不为斋斋名用意何在，到底何者在所不为之列。这一问，倒给我发深省了。原来士人书斋取名都颇别致。一派是经师派，如“抱经”，“攀经”，“诂经”，“潜研”之类。一派是名士派，所名多有诗意，如“涵芬”，如“庸闲”，如“双梅影”，如“水流云在”，如“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等。一派是纪事的，如“三希”，如“铁琴铜剑”等。又一派是言志的，如“知不足”，“有恒心”，“知未信”；这些都带有点道学气味，而“有不为”恐怕只好归入此派。亦有言志而只用一字表出的，非常古雅，如“藏园”“忆园”“曲园”“寄园”等。这大概是已有园宅阶级，所以大可以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了。虽然这名有时也靠不住，如租界上有村曰“耕读”，贫民窟有里曰“余庆”，野鸡巢有坊曰“贞德”，甚至大马路洋灰三楼上来一个什么“山房”，棋盘街来一个“扫叶”，本不是不可能的事。横竖不过起一个名而已，我们中国人想。

“有不为”是有点道学气，我已说过。看来似乎反康有为，而事实不然。因为世上名称愈相反的，气质愈相近。试将反康与拥康者相比，反康营中曾经拥康者十有其六，而拥康党里曾经反康者，亦十有其八。如贞德坊之野鸡，庆余里之贫民，原来不过也是说说叫得好听而已。所以如孟子所说，有所不为然后可以有为，正可证明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一人总有他所不为的事。朋友这样一问，使我不得不自己检讨一下。当时既不留心，盘查起来，倒也很有意思。我恍惚似已觉得，也许我一生所做过许多的事，须求上帝宽宥，倒是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兹将所想到，拉杂记下如左：

我不曾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也不曾坐别克汽车，到运动会鼓励赛跑，并且也不曾看得起做这类事的人。

我极恶户外运动及不文雅的姿势，不曾骑墙，也不会翻筋斗，不论身体上，魂灵上，或政治上，我连观察风势都不会。

我不曾写过一篇当局嘉奖的文章，或是撰过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曾起草一张首末得体同事认为满意的宣言。

也不曾发，也不曾想发八面玲珑的谈话。

我有好的记忆力，所以不曾今天说月亮是圆的，过一星期说月亮是方的。

我不曾发誓抵抗到底背城借一的通电，也不曾作爱国之心不敢后人的宣言。我不曾驱车至大学作劝他人淬励奋勉作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训辞。

我不曾诱奸幼女，所以不曾视女学生为“危险品”，也不曾跟张宗昌维持风化，禁止女子游公园。

我不曾捐一分钱帮助航空救国，也不曾出一铜子交赈灾委员赈灾，虽然也常掏出几毛钱给须发斑白的老难民或是美丽可爱的小女丐。

我不曾崇孔卫道，征仁捐，义捐，抗×救国捐，公安善后捐，天良救国捐。我不曾白拿百姓一个钱。

我不好看政治学书，不曾念完三民主义，也不曾于静默三分时，完全办到叫思想听我指挥。

我不曾离婚，而取得学界领袖资格。

我喜欢革命，但永不喜欢革命家。

我不曾有面团团一副福相，欣欣自得，照镜子时面上未尝不红泛而有愧色。

我不曾吆喝佣人，叫他们认我是能赚钱的老爷。我家老妈不曾窃窃私语，赞叹她们老爷不知钱从那里来的。

我不曾容许仆役买东西时义形于色克扣油水，不曾让他们感觉给我买物取回扣，是将中华民国百姓的钱还给百姓。

我不曾自述丰功伟绩，送各报登载，或是叫秘书代我撰述送登。

也不曾订购自己的放大照相分发儿子，叫他们挂在厅堂纪念。

我不曾喜欢不喜欢我的人，向他们做笑脸。我不曾练习涵养虚伪。

我极恶小人，无论在任何机关，不曾同他们钩心斗角，表示我的手腕能干。我总是溜之大吉，因为我极恶他们的脸相。

我不曾平心静气冷静头脑的讨论国家，不曾做正人君子学士大夫道学的骗子。

我不曾拍朋友的肩膀，作慈善大家，被选为扶轮会员。我对于扶轮会同对于青年会态度一样。

我不曾禁女子烫头发，禁男子穿长衫，禁百性赛龙舟，禁人家烧纸钱，不曾卫道崇孔，维持风化，提倡读经，封闭医院，整顿学风，射杀民众，捕舞女，捧戏子，唱京调，打麻将，禁杀生，供大王，挂花车，营生圹，筑洋楼，发宜言，娶副室，打通电，盗古墓，保国粹，卖古董，救国魂，偷古物，印佛经，禁迷信，捧班禅，贴标语，喊口号，主抵抗，举香槟，做证券，谈理学……

·405·

论解嘲

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福建龙溪人，作家。著有散文集《翦拂集》、《大荒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朱门》，学术论著《语言学论书》等。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姗蒂柏（Xantippe），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的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驯马没有什么可学，娶个悍妇，于修心养性的功夫大有补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林肯太太百般恶骂，詈不绝口。小孩去向报馆老板哭诉，说她不该骂人过甚，以后他不肯到那家送报了。这是一个小城，于是老板向林肯提起这件小事。

林肯说：“算了吧！我能忍她十多年。这小孩子偶然挨骂一两顿，算什么？”这是林肯的解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赫恩顿（Herndon）写的传记，说是应归功于这位太太。赫恩顿书中说，林肯怪可怜的，每星期六半夜，大家由酒吧要回家时，独林肯一人不大愿意回家。所以林肯那副出人头地，简练机警，应对如流的口才，全是在酒吧中学来的。又苏格拉底也是家里不得安静看书，因此成一习惯，天天到市场去，站在街上谈空说理。因此乃开始“旅行派的哲学家”（Peripatetic School）的风气。他们讲学，不在书院，就在街头逢人问难驳诘。这一派哲学家的养成，也应归功于老婆。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功夫，常人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市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判，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大约如此）。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刺刺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稣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稣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406·

“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教授。著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诗论》、《谈文学》、《孟实文钞》等。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讨论艺术的创造与欣赏。在收尾这一节中，我提议约略说明艺术和人生的关系。

我在开章明义时就着重美感态度和实用态度的分别，以及艺术和实际人生之中所应有的距离。如果话说到这里为止，你也许误解我把艺术和人生看成漠不相关的两件事。我的意思并不如此。

人生是多方面而又相互和谐的整体，把它分析开来看，我们说某部分是实用的活动，某部分是科学的活动，某部分是美感的活动。为正名析理起见，原应有此分别；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完满的人生见于这三种活动的平均发展，它们虽是可分别的却不是互相冲突的。“实际人生”比整个人生的意义较为窄狭。一般人的错误在把它们认为相等，以为艺术对于“实际人生”既是隔着一层，它在整个人生中也就没有什么价值。有些人为维护艺术的地位，又想把它硬纳到“实际人生”的小范围里去。这般人不但是误解艺术，而且也没有认识人生。我们把实际生活看做整个人生之中的一片段，所以在肯定艺术与实际人生的距离时，并非肯定艺术与整个人生的隔阂。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过一世生活好比作一篇文章。完美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所应有的美点。

第一，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其中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不能稍有移动或增减。一字一句之中都可以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比如陶渊明的《饮酒》诗本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把“见”字误印为“望”字，原文的自然与物相遇相得的神情便完全丧失。这种艺术的完整性在生活中叫做“人格”。凡是完美的生活都是人格的表现。大而进退取与，小而声音笑貌，都没有一件和全人格相冲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陶渊明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如果他错过这一个小节，便失其为陶渊明。下狱不肯脱逃，临刑时还叮咛嘱咐还邻人一只鸡的债，是苏格拉底的生命史中所应有的一段文章，否则他便失其为苏格拉底。这种生命史才可以使人把它当做一幅图画去惊赞，它就是一种艺术的杰作。

其次，“修辞立其诚”是文章的要诀，一首诗或是一篇美文一定是至性深情的流露，存于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假借。情趣本来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景物变动不居，情趣亦自生生不息。我有我的个性，物也有物的个性，这种个性又随时地变迁而生长发展。每人在某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每种景物在某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都有它的特殊性，断不容与另一人在另一时会所见到的景物，和另一景物在另一时会所引起的情趣完全相同。毫厘之差，微妙所在。在这种生生不息的情趣中我们可以见出生命的造化。把这种生命流露于语言文字，就是好文章；把它流露于言行风采，就是美满的生命史。

文章忌俗滥，生命也忌俗滥。俗滥就是自己没有本色而蹈袭别人的成规旧矩。西施患心病，常捧心颦眉，这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愈增其美。东施没有心病，强学捧心颦眉的姿态，只能引人嫌恶。在西施是创作，在东施便是滥调。滥调起于生命的干枯，也就是虚伪的表现。“虚伪的表现”就是“丑”，克罗齐已经说过。“风行水上，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如此，生活的妙处也是如此。在什么地位，是怎样的人，感到怎样的情趣，便现出怎样的言行风采，叫人一见就觉其谐和完整，这才是艺术的生活。

俗语说得好：“惟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大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俗人迷于名利，与世浮沉，心里没有“天光云影”，就因为没有源头活水。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他们的特点不仅见于道德上的虚伪，一言一笑、一举一动，都叫人起不美之感。谁知道风流名士的架子之中掩藏了几多行尸走肉？无论是“俗人”或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像柏格森所说的，他们都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做喜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的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欢喜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有几分是拿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是一般人大半不能彻底，不能拿一言一笑、一举一动纳在全部生命史里去看，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者则彻底认真，不让一尘一芥妨碍整个生命的和谐。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在锤炼作品时常呕心呕肝，一笔一画也不肯苟且。王荆公作“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时，原来“绿”字是“到”字，后来由“到”字改为“过”字，由“过”字改为“入”字，由“入”字改为“满”字，改了十几次之后才定为“绿”字。即此一端可以想见艺术家的严肃了。善于生活者对于生活也是这样认真。曾子临死时记得床上的席子是季路的，一定叫门人把它换过才瞑目。吴季札心里已经暗许赠剑给徐君，没有实行徐君就已死去，他很郑重地把剑挂在徐君墓旁树上，以见“中心契合死生不渝”的风谊。像这一类的言行看来虽似小节，而善于生活者却不肯轻易放过，正犹如诗人不肯轻易放过一字一句一样。小节如此，大节更不消说。董狐宁愿断头不肯掩盖史实，夷齐饿死不愿降周，这种风度是道德的，也是艺术的。我们主张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主张对于人生的严肃主义。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著；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也知道摆脱。艺术的能事不仅见于知所取，尤其见于知所舍。苏东坡论文，谓如水行山谷中，行于其所不得不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这就是取舍恰到好处。艺术化的人生也是如此。善于生活者对于世间一切，也拿艺术的口胃去评判它，合于艺术口胃者毫毛可以变成泰山，不合于艺术口胃者泰山也可以变成毫毛。他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孟敏堕甑，不顾而去，郭林宗见到以为奇怪。他说：“甑已碎，顾之何益？”哲学家斯宾诺莎宁愿靠磨镜过活，不愿当大学教授，怕妨碍他的自由。王徽之居山阴，有一天夜雪初霁，月色清朗，忽然想起他的朋友戴逵，便乘小舟到剡溪去访他，刚到门口便把船划回去。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返。”这几件事彼此相差很远，却都可以见出艺术家的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要同时并有严肃与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而不知道严肃，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而不知道豁达。陶渊明和杜子美庶几算得恰到好处。

一篇生命史就是一种作品，从伦理的观点看，它有善恶的分别，从艺术的观点看，它有美丑的分别。善恶与美丑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就狭义说，伦理的价值是实用的，美感的价值是超实用的；伦理的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美感的活动则是无所为而为。比如仁义忠信等都是善，问它们何以为善，我们不能不着眼到人群的幸福。美之所以为美，则全在美的形象本身，不在它对于人群的效用（这并不是说它对于人群没有效用）。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他就不能有道德的活动，因为有父子才有慈孝可言，有朋友才有信义可言。但是这个想像的孤零零的人还可以有艺术的活动，他还可以欣赏他所居的世界，他还可以创造作品。善有所赖而美无所赖，善的价值是“外在的”，美的价值是“内在的”。

不过这种分别究竟是狭义的。就广义说，善就是一种美，恶就是一种丑。因为伦理的活动也可以引起美感上的欣赏与嫌恶。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讨论伦理问题时都以为善有等级，一般的善虽只有外在的价值，而“至高的善”则有内在的价值。这所谓“至高的善”究竟是什么呢？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本来是一走理想主义的极端，一走经验主义的极端，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意见却一致。他们都以为“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种见解在西方哲学思潮上影响极大，斯宾诺莎、黑格尔、叔本华的学说都可以参证。从此可知西方哲人心目中的“至高的善”还是一种美，最高的伦理的活动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了。

“无所为而为的玩索”何以看成“至高的善”呢？这个问题涉及西方哲人对于神的观念。从耶稣教盛行之后，神才是一个大慈大悲的道德家。在希腊哲人以及近代莱布尼兹、尼采、叔本华诸人的心目中，神却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创造这个宇宙出来，全是为着自己要创造，要欣赏。其实这种见解也并不减低神的身份。耶稣教的神只是一班穷叫花子中的一个肯施舍的财主佬，而一般哲人心中的神，则是以宇宙为乐曲而要在这种乐曲之中见出和谐的音乐家。这两种观念究竟是哪一个伟大呢？在西方哲人想，神只是一片精灵，他的活动绝对自由而不受限制，至于人则为肉体的需要所限制而不能绝对自由。人愈能摆脱肉体需求的限制而作自由活动，则离神亦愈近。“无所为而为的玩索”是惟一的自由活动，所以成为最上的理想。

这番话似乎有些玄渺，在这里本来不应说及。不过无论你相信不相信，有许多思想却值得当做一个意象悬在心眼前来玩味玩味。我自己在闲暇时也欢喜看看哲学书籍。老实说，我对于许多哲学家的话都很怀疑，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趣。我以为穷到究竟，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当做艺术作品去看。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密罗斯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慑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慑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觉得有趣味”就是欣赏。你是否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欣赏也就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在欣赏时人和神仙一样自由，一样有福。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两旁景物极美，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告游人说：“慢慢走，欣赏啊！”许多人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恰如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匆匆忙忙地急驰而过，无暇一回首流连风景，于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一个了无生趣的囚牢。这是一件多么可惋惜的事啊！

朋友，在告别之前，我采用阿尔卑斯山路上的标语，在中国人告别习用语之下加上三个字奉赠：

“慢慢走，欣赏啊！”

光潜1932年夏，莱茵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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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文艺的甘苦

朱光潜

朱光潜（1897～1986），字孟实，安徽桐城人，美学家、教授。著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诗论》、《谈文学》、《孟实文钞》等。

亲爱的朋友们：

这个题目是尊先生出给我做的。他说常接到诸位的信，怪我近来少替《中学生》写文章，现在《中学生》预备出“文艺特辑”，希望我说几句切实的话。诸位的厚意实在叫我万分惭愧。我从前常给诸位写信时，自己还是一个青年，说话很自在，因为我知道诸位把我当作一个伙伴看待。眼睛一转，我现在已经糊糊涂涂地闯进中年了。因为教书，和青年朋友们接触的机会还是很多，但是我处处感觉到自己已从青年侪辈中落伍出来了。我虽然很想他们仍然把我看作他们中间一个人，但是彼此中间终于是隔着一层什么似的，至少是青年朋友们对于我存有几分歧视。这是常使我觉得悲哀的一件事。我歇了许久没有说话，一是没有工夫去说，二是没有兴会去说，三是没有勇气去说。至于我心里却似一个多话的老年人困在寂寞里面，常渴望有耐烦的年轻人听他唠叨地剖白心事。

我担任的是文学课程。那经院气十足的文艺理论不但诸位已听腻了，连我自己也说腻了。平时习惯的谦恭不容许我说我自己，现在和朋友们通信，我不妨破一回例。我以为切己的话才是切实的话，所以我平时最爱看自传、书信、日记之类赤裸裸地表白自己的文字。我假定你也是这样想，所以在这封信里我只说一点切身的经验。我所说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想，请恕我芜杂没有系统。

我对于做人和做学问，都走过许多错路。现在回想，也并不十分追悔。每个人的路都要由他自己摸索出来。错路的教训有时比任何教训都更加深切。我有时幻想，如果上帝允许我把这半生的账一笔勾销，再从头走我所理想的路，那是多么一件快事！但是我也相信，人生来是“事后聪明”的，纵使上帝允许我“从头再做好汉”，我也还得要走错路。只要肯摸索，到头总可以找出一条路来。世间只有生来就不肯摸索的人才会堕落在迷坑里，永远遇不着救星。

一般人常说，文艺是一种避风息凉的地方。在穷愁寂寞的时候，它可以给我们一点安慰。这话固然有些道理，但亦未必尽然。最感动人的文艺大半是苦闷的呼号。作者不但宣泄自己的苦闷，同时也替我们宣泄了苦闷，我们觉得畅快，正由于此。不过同时，伟大的作家们也传授我们一点尝受苦闷的敏感。人生世相，在健康的常人看，本来是不过尔尔，朦胧马虎地过活，是最上的策略。认识文艺的人，对于人生世相往往见出许多可惊可疑可痛哭流涕的地方，这种较异样的认识往往不容许他抱驼鸟埋头不看猎犬式的乐观。这种认识固然不必定是十分彻底的，再进一步的认识也许使我们在冲突中见出调和。不过这种狂风暴雨之后的碧空晴日，大半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收获，而且古今中外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之中有几人真正得到这种收获？苦闷的传染性极大，而超脱苦闷的彻底解悟之难达到，恐怕更甚于骆驼穿过针孔。我对于西方文学的认识是从浪漫时代起。最初所学得的只是拜伦式的伤感。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轮船上读《少年维特的烦恼》，对着清风夕照中的河山悄然遐想，心神游离恍惚，找不到一个安顿处，因而想到自杀也许是惟一的出路；我现在还记得十五年前，——还是二十年前？——第一次读济兹的《夜莺歌》，仿佛自己坐在花阴月下，嗅着蔷薇的清芬，听夜莺的声音越过一个山谷又一个山谷，以至于逐渐沉寂下去，猛然间觉得自己被遗弃在荒凉世界中，想悄悄静静地死在夜半的蔷薇花香里。这种少年的热情，幻想和痴念已算是烟消云散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生儿养女的妇人打开尘封的箱箧，检点处女时代的古老的衣装，不免自己嘲笑自己，然而在当时它们费了我多少彷徨，多少挣扎！

青年们大概都有一个时期酷爱浪漫文学，都要中几分伤感主义的毒。我自己所受的毒有时不但使我怀疑浪漫派文学的价值，而且使我想到柏拉图不许他的理想国里有诗人，也许毕竟是一种极大的智慧，无论对于人生或是对于文艺，不完全的认识常容易养成不健康的心理状态。我自己对于文艺不完全的认识酿成两种可悲哀的隔阂。第一种是书本世界和现实的隔阂。像我们这种人，每天之中要费去三分之二的时间抱书本，至多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可以应事接物。天天在史诗、悲剧、小说和抒情诗里找情趣，无形中就造成另一世界，把自己禁锢在里面，回头看自己天天接触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反而觉得有些异样。文艺世界中的豪情胜慨和清思敏感在现实世界中哪里找得着？除非是你用点金术把现实世界也化成一个文艺世界？但是得到文艺世界，你就要失掉现实世界。爱好文艺的人们总难免有几分书呆子的心习，以书呆子的心习去处身涉世，总难免处处觉到格格不入。蜗牛的触须本来藏在硬壳里，它偶然伸出去探看世界，碰上了硬辣的刺激，仍然缩回到硬壳里去，谁知道它在硬壳里的寂寞？

我所感到的第二种隔阂可以说是第一种隔阂的另一面。人本来需要同情，路走得愈窄，得到同情的可能也就愈小。所见相同，所感才能相同。文艺所表现的固然有大部分是人人同见同感的，也有一部分是一般人所不常见到不常感到的。这一般人不常见到不常感到的一部分往往是最有趣味的一部分。一个人在文艺方面天天向深刻微妙艰难处走，在实际生活方面，他就不免把他和他的邻人中间的墙壁筑得一天高厚似一天。说“今天天气好”，人人答应你“今天天气的确是好”；说“卡尔登今晚的片子有趣”，至少有一般爱看电影的人们和你同情。可是一阵清风吹来，你不能在你最亲爱的人的眼光里发见突然在你心中出现的那一点灵感，你不能把莎士比亚的佳妙处捧献你的母亲，你不能使你的日子也觉得东墙角的一枝花影，比西墙角的一枝花影意味更加深永。这个世界本来是让大家闲谈“今天天气好”的世界，此外你比较得意的话只好留着说给你自己听。

我对于文艺的认识是不完全的，我已经承认过。从大诗人和大艺术家的传记和作品看，较深厚的修养似乎能打消这种隔阂。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只好自招愚昧。上面所说的一番话也不尽是酸辛语，我有时觉到这种酸辛或许就是一种甜蜜。我的用意尤其不在咒骂文艺。我应该感谢文艺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它教我学会一种观世法。一般人常以为只有科学的训练才可以养成冷静的客观的头脑。拿自己的前前后后比较，我自觉现在很冷静，很客观。我也学过科学，但我的冷静的客观的头脑不是从科学得来的，而是从文艺得来的。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他们从“我”这一副着色的望远镜里看世界，一切事物于是都失去他们本来的面目。所谓冷静的客观的态度，就是丢开这副望远镜，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这是文艺的观世法，这也是我所学得的观世法。我现在常拿看画的方法看一片园林或一座房屋，拿看小说和戏剧的方法看一对男女讲恋爱或是两个老谋深算的人斗手腕。一般人常拿实际人生的态度去看戏，看到曹操奸滑，不觉义愤填胸，本来是台下的旁观者，却跃跃欲试地想跳到台上去，把演曹操的角色杀死。我的办法与此恰恰相反。我本是世界大舞台里的一个演员，却站在台下旁观喝采。遇着真正的曹操，我也只把他当作扮演曹操的角色看待，是非善恶都不成问题，嗔喜毁誉也大可不必，只觉得他有趣而已。我看自己也是如此，有时猛然发现自己在扮演小丑，也暗地里冷笑一阵。

有人骂这种态度“颓废”，“不严肃”。事关性分，我不愿置辩。不过我可以说，我所懂得的最高的严肃只有在超世观世时才经验到，我如果有时颓废，也是因为偶然间失去超世观世的胸襟而斤斤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我不敢说它对于旁人怎样，这种超世观世的态度对于我却是一种救星。它帮助我忘去许多痛苦，容耐许多人所不能容耐的人和事，并且给过我许多生命力，使我勤勤恳恳地做人。

朋友们，我从文艺所得到的如此。各人的性格和经验不一样，我的话也许不能应用到诸位身上去，不过我所说的句句是体验过来的话，希望可以供诸位参考。

光潜4月25日

选自《中学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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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诚意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儿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的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那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

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恳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洁”种种幻想。诚实的品性确是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那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之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孩子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体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时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幸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若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社会改革的动力。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伪的分别上认真得过了分，也许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无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的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分，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做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过年送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确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哪！”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凌叔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尽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让他爱上了，那里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国规矩”！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新礼教，新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是有分量的。

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分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的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戏味。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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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别人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忠恕：忠是己之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只是教人为别人着想。

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这算是义务。顾到别人，无论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其实在这些天之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我爱我”成为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儿“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

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确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自然而然。作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份，心理，才能达到“逼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假”，“虚伪”，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利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利害过了分，真是像法郎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

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二十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什么“真”和“假”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瘦瘪了，饿死了，活该！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它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乡愿，就是卑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罢！

选自《文聚》，1942年8月16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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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己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翻开辞典，“自”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成语，这些“自”字多指自己而言。这中间包括着一大堆哲学，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诗文和废话，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剧。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汉”，有这么些可说的，值得说值不得说的！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五百次通话中会发现三千九百九十次的“我”。这“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

自爱自怜！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托自尊大狂妄得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儿来，自爱自怜确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到了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娘这样看时就不必再爱怜你，至少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爱怜你。——女的呢，“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做母亲的虽然未必这样看，可是形格势禁而且鞭长莫及，就是爱怜得着，也只算找补点罢了。爱人该爱怜你？然而爱人们的嘴一例是甜蜜的，谁能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么回事儿？赶到爱人变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儿爱怜你。你有时候会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当年北平协和医院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们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夹上点儿爱怜在里头，那是“好生之德”，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你又不能老呆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作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那能教他将心常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说得上是爱怜么？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

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哪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拣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得谁也不耐烦的岔开你或者躲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做声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复仇，力量不够，卧薪尝胆的准备着。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儿”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

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儿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英国有一家报纸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仿佛在一间铺子里，周遭陈列着从他身体里分析出来的各种原素，每种标明分量和价目，总数是五先令——那时合七元钱。现在物价涨了，怕要合国币一千元了罢？然而，个人的自己也就值区区这一千元儿！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说这些大处只是好听的话语，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说这样的自己没有！有这么的自己，岂不更值得自爱自怜的？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先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再说这回抗战，许多人都走过了若干地方，增长了若干阅历。特别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和抗战前不同了，他们的自己扩大了。——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

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唦，好伙伴，好头儿，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有好得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儿一圈儿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儿，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儿，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儿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1942年9月1日作。

原载1942年11月15日《人世间》第1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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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节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从清朝末年开设学校，教员和学生渐渐加多，他们渐渐各自形成一个集团；其中有不少的人参加革新运动或革命运动，而大多数也倾向着这两种运动。这已是气重于节了。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分，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若用气节的标准来衡量，这些知识份子或这个知识阶级开头是气重于节，到了现在却又似乎是节重于气了。

知识阶级开头凭着集团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种种传统，那时候是敢作敢为一股气。可是这个集团并不大，在中国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与民众打成一片又不容易，于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来的压力，就抵挡不住。而一方面广大的民众抬头要饭吃，他们也没法满足这些饥饿的民众。他们于是失去了领导的地位，逗留在这夹缝中间，渐渐感觉着不自由，闹了个“四大金刚悬空八只脚”。他们于是只能保守着自己，这也算是节罢；也想缓缓的落下地去，可是气不足，得等着瞧。可是这里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识份子却不如此，他们无视传统的“气节”，特别是那种消极的“节”，替代的是“正义感”，接着“正义感”的是“行动”，其实“正义感”是合并了“气”和“节”，“行动”还是“气”。这是他们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这个尺度成为标准，知识阶级大概是还要变质的罢？

选自《标准与尺度》初版本，1948年4月，文光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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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老实话

朱自清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绍兴人，散文家、学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长诗《毁灭》，学术论著《经典常谈》、《诗言志辨》等。

美国前国务卿贝尔纳斯退职后写了一本书，题为《老实话》。这本书中国已经有了不止一个译名，或作《美苏外交秘录》，或作《美苏外交内幕》，或作《美苏外交纪实》，“秘录”“内幕”和“纪实”都是《老实话》的意译。前不久笔者参加一个宴会，大家谈起贝尔纳斯的书，谈起这个书名。一个美国客人笑着说，“贝尔纳斯最不会说老实话！”大家也都一笑。贝尔纳斯的这本书是否说的全是“老实话”，暂时不论，他自题为《老实话》，以及中国的种种译名都含着“老实话”的意思，却可见无论中外，大家都在要求着“老实话”。贝尔纳斯自题这样一个书名，想来是表示他在做国务卿办外交的时候有许多话不便“老实说”，现在是自由了，无官一身轻了，不妨“老实说”了——原名直译该是“老实说”，还不是“老实话”。但是他现在真能自由的“老实说”，真肯那么的“老实说”吗？——那位美国客人的话是有他的理由的。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沙缸问到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是要求“实话”。人与人如此，国与国也如此。有些时事评论家常说美苏两强若是能够，肯老实说出两国的要求是些什么东西，再来商量，世界的局面也许能够明朗化。可是又有些评论家认为两强的话，特别是苏联方面的，说的已经够老实了，够明朗化了。的确，自从去年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名提出了“战争贩子”以后，美苏两强的话是越来越老实了，但是明朗化似乎还未见其然。

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蒂，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钩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与国又何尝不如此！

说到战争，还有句老实话，“兵不厌诈！”真的交兵“不厌诈”，“钩心斗角，捉迷藏，耍花样”，也正是个“不厌诈”！“不厌诈”，就是越诈越好，从不说实话少说实话大大的跨进了一步；于是乎模糊事实，夸张事实，歪曲事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于是乎种种谎话，应有尽有，你想我是骗子，我想你是骗子，这种情形，中外古今大同小异，因为分配老是不公平，利害也老在冲突着。这样可也就更要求实话、老实话。老实话自然是有的，人们没有相当限度的互信，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但是实话总还太少，谎话总还太多，社会的和谐恐怕还远得很罢。不过谎话虽然多，全然出于捏造的却也少，因为不容易使人信。麻烦的是谎话里参实话，实话里参谎话——巧妙可也在这儿。日常的话多多少少是两参的，人们的互信就建立在这种两参的话上，人们的猜疑可也发生在这两参的话上。即如贝尔纳斯自己标榜的“老实话”，他的同国的那位客人就怀疑他在用好名字骗人。我们这些常人谁能知道他的话老实或不老实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话”，“真心话”，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但是“心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呢！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推心置腹”，所谓“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真话虽然不一定关于事实，但是谎话一定不会是真话。假话却不一定就是谎话，有些甜言蜜语或客气话，说得过火，我们就认为假话，其实说话的人也许倒并不缺少爱慕与尊敬。存心骗人，别有作用，所谓“口蜜腹剑”的，自然当作别论。真话又是认真的话，玩话不能当作真话。将玩话当真话，往往闹别扭，即使在熟人甚至亲人之间。所以幽默感是可贵的。真话未必是好听的话，所谓“苦口良言？，“药石之言”，“忠言”，“直言”，往往是逆耳的，一片好心往往倒得罪了人。可是人们又要求“直言”，专制时代“直言极谏”是选用人才的一个科目，甚至现在算命看相的，也还在标榜“铁嘴”，表示直说，说的是真话，老实话。但是这种“直言”“直说”大概是不至于刺耳至少也不至于太刺耳的。又是“直言”，又不太刺耳，岂不两全其美吗！不过刺耳也许还可忍耐，刺心却最难宽恕；直说遭怨，直言遭忌，就为刺了别人的心——小之被人骂为“臭嘴”，大之可以杀身。所以不折不扣的“直言极谏”之臣，到底是寥寥可数的。直言刺耳，进而刺心，简直等于相骂，自然会叫人生气，甚至于翻脸。反过来，生了气或翻了脸，骂起人来，冲口而出，自然也多直言，真话，老实话。

人与人是如此，国与国在这里却不一样。国与国虽然也讲友谊，和人与人的友谊却不相当，亲谊更简直是没有。这中间没有爱，说不上“真心”，也说不上“真话”“真心话”。倒是不缺少客气话，所谓外交辞令；那只是礼尚往来，彼此表示尊敬而已。还有，就是条约的语言，以利害为主，有些是互惠，更多是偏惠，自然是弱小吃亏。这种条约倒是“实话”，所以有时得有秘密条款，有时更全然是密约。条约总说是双方同意的，即使只有一方是“欣然同意”。不经双方同意而对一方有所直言，或彼此相对直言，那就往往是谴责，也就等于相骂。像去年联合国大会以后的美苏两强，就是如此。话越说得老实，也就越尖锐化，当然，翻脸倒是还不至于的。这种老实话一方面也是宣传。照一般的意见，宣传决不会是老实话。然而美苏两强互相谴责，其中的确有许多老实话，也的确有许多人信这一方或那一方，两大阵营对垒的形势因此也越见分明，世界也越见动荡。这正可见出宣传的力量。宣传也有各等各样。毫无事实的空头宣传，不用说没人信；有事实可也参点儿谎，就有信的人。因为有事实就有自信，有自信就能多多少少说出些真话，所以教人信。自然，事实越多越分明，信的人也就越多。但是有宣传，也就有反宣传，反宣传意在打消宣传。判断当然还得凭事实。不过正反错综，一般人眼花撩乱，不胜其麻烦，就索性一句话抹杀，说一切宣传都是谎！可是宣传果然都是谎，宣传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还当分别而论。即如贝尔纳斯将他的书自题为“老实说”，或“老实话”，那位美国客人就怀疑他在自我宣传；但是那本书总不能够全是谎罢？一个人也决不能够全靠撒谎而活下去，因为那么着他就掉在虚无里，就没了。

1948年2月24日作

原载1948年3月5日《周论》第1卷第8期，选自《论雅俗共赏》初版本，1948年5月，观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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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在不知不觉之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阴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于想像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为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

“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尤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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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学经验

丰子恺

丰子恺（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画家、翻译家。有画集《子恺漫画》，散文《缘缘堂随笔》，译作《源氏物语》、《猎人笔记》等。

我于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的时候，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学校是初级师范。我在故乡的高等小学毕业，考入这学校，在那里肄业五年而毕业。故这学校的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中学校，不过是以养成小学教师为目的的。

但我于暑假时在这初级师范毕业后，既不作小学教师，也不升学，却就在同年的秋季，来上海创办专门学校，而作专门科的教师了。这种事情，现在我自己回想想也觉得可笑。但当时自有种种的因缘，使我走到这条路上。因缘者何？因为我是偶然入师范学校的，并不是抱了作小学教师的目的而入师范学校的。（关于我的偶然入师范，现在属于题外，不便详述。异日拟另写一文，以供青年们投考的参考。）故我在校中只是埋头攻学，并不注意于教育。在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兴味忽然集中在图画上了。甚至抛弃其他一切课业而专习图画，或托事请假而到西湖上去作风景写生。所以我在校的前几年，学期考试的成绩屡列第一名，而毕业时已降至第二十名。因此毕业之后，当然无意于作小学教师，而希望发挥自己所热衷的图画。但我的家境不许我升学而专修绘画。正在踌躇之际，恰好有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君，和新从日本研究音乐而归国的旧同学刘质平君，计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养成图画音乐手工教员的学校，名曰专科师范学校。他们正在招求同人。刘君知道我热衷于图画而又无法升学，就来拉我去帮办。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地答允了他。于是我就做了专科师范的创办人之一，而在这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了。这当然是很勉强的事。我所有关于绘画的学识，不过在初级师范时偷闲画了几幅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又在晚上请校内的先生教些日本文，自己向师范学校的藏书楼中借得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其中窥得一些陈腐的绘画知识而已。我犹记得，这时候我因为自己只有一点对于石膏模型写生的兴味，故竭力主张“忠实写生”的画法，以为绘画以忠实模写自然为第一要义。又向学生演说，谓中国画的不忠于写实，为其最大的缺点；自然中含有无穷的美，唯能忠实于自然模写者，方能发见其美。就拿自己在师范学校时放弃了晚间的自修课而私下在图画教室中费了十七小时而描成的Venus头像的木炭画揭示学生，以鼓励他们的忠实写生。当一九二○年的时代，而我在上海的绘画专门学校中励行这样的画风，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闭门造车。然而当时的环境，颇能容纳我这种教法。因为当时中国宣传西洋画的机关绝少，上海只有一所美术专门学校，专科师范是第二个兴起者。当时社会上人士，大半尚未知道西洋画为何物，或以为美女月份牌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或以为香烟牌子就是西洋画的代表。所以在世界上看来我虽然是闭门造车，但在中国之内，我这种教法大可卖野人头呢。但野人头终于不能常卖，后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教法陈腐而有破绽了，因为上海宣传西洋画的机关日渐多起来，从东西洋留学归国的西洋画家也时有所闻了。我又在上海的日本书店内购得了几册美术杂志，从中窥知了一些最近西洋画界的消息，以及日本美术界的盛况，觉得从前在《正则洋画讲义》中所得的西洋画知识，实在太陈腐而狭小了。虽然别的绘画学校并不见有比我更新的教法，归国的美术家也并没有什么发表，但我对于自己的信用已渐渐丧失，不敢再在教室中扬眉瞬目而卖野人头了。我懊悔自己冒昧地当了这教师。我在布置静物写生标本的时候，曾为了一只青皮的橘子而起自伤之念，以为我自己犹似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现在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画标本了。我想窥见西洋画的全豹，我也想到东西洋去留学，做了美术家而归国。但是我的境遇不许我留学。况且我这时候已经有了妻子。做教师所得的钱，赡养家庭尚且不够，哪里来留学的钱呢？经过了许久烦恼的日月，终于决定非赴日本不可。我在专科师范中当了一年半的教师，在一九二一年的早春，向我的姊丈周印池君借了四百块钱（这笔钱我才于二三年前还他。我很感谢他第一个惠我的同情），就抛弃了家庭，独自冒险地到东京去了。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我用完了这四百块钱而回国，总得看一看东京美术界的状况了。

但到了东京之后，就有许多关切的亲戚朋友，设法接济我的经济。我的岳父给我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我，专科师范的同仁吴刘二君，亦各以金钱相遗赠，结果我一共得了约二千块钱，在东京维持了足足十个月的用度，到了同年的冬季，金尽而返国。这一去称为留学嫌太短，称为旅行嫌太长，成了三不像的东西。同时我的生活也是三不像的。我在这十个月内，前五个月是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去习画，下午读日本文。后五个月废止了日本文，而每日下午到音乐研究会中去学提琴，晚上又去学英文。然而各科都常常请假，拿请假的时间来参观展览会，听音乐会，访图书馆，看opera，以及游玩名胜，钻旧书店，跑夜摊（Yomise）。因为这时候我已觉悟了各种学问的深广，我只有区区十个月的求学时间，决不济事。不如走马看花，吸呼一些东京艺术界的空气而回国吧。幸而我对于日本文，在国内时已约略懂得一点，会话也早已学得了几声。到东京后，旅舍中唤茶、商店中买物等事，勉强能够对付。我初到东京的时候，随了众同国人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语，嫌其程度太低，教法太慢，读了几个礼拜就辍学。自己异想天开，为了学习日本语的目的，向一个英语学校的初级班报名，每日去听讲两小时。他们是从Aboy，Adog教起的，所用的英文教本与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程度相同。对于英文我已完全懂得，我的目的是要听这位日本先生怎样地用日本语来解说我所已懂得的英文，便在这时候偷取日本语会话的诀窍，这异想天开的办法果然成功了。我在那英语学校里听了一个月讲，果然于日语会话及听讲上获得了很多的进步。同时看书的能力也进步起来。本来我只能看《正则洋画讲义》一类的刻板的叙述体文字，现在连《不如归》和《金色夜叉》（日本旧时很著名的两部小说）都会读了。我的对于文学的兴味，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以后我就为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而另入一英语学校。我报名入最高的一班，他们教我读伊尔文的Sketch Book。这时候我方才知道英文中有这许多难记的生字（我在师范学校毕业时只读到《天方夜谭》）。兴味一浓，我便嫌先生教得太慢。后来在旧书店里找到了一册Sketch Book讲义录，内有详细的注解和日译文，我确信这可以自修，便辍了学，每晚伏在东京的旅舍中自修Sketch Book。我自己限定于几个礼拜之内把此书中所有一切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把每字剪成一块块的纸牌，放在一只匣子中。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地向匣子中探摸纸牌，温习生字。不久生字都记诵，Sketch Book全部都会读，而读起别的英语小说来也很自由了。路上遇见英语学校的同学，询知道他们只教了全书的几分之一，我心中觉得非常得意。从此我对于学问相信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知识这样东西，要其能够于应用，分量原是有限的。我们要获得一种知识，可以先定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则若干日可以学毕，然后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准间断，如同吃饭一样。照我当时的求学的勇气预算起来，要得各种学问都不难：东西洋知名的几册文学大作品，我可以克日读完；德文法文等，我都可以依赖各种自修书而在最短时期内学得读书的能力；提琴教则本《Homahmn》五册，我能每日练习四小时而在一年之内学毕；除了绘画不能硬要进步以外，其余的学问，在我都可以用机械的用功方法来探求其门径。然而这都是梦想，我的正式求学的时间只有十个月，能学得几许的学问呢？我回国之后，回想在东京所得的，只是描了十个月的木炭画，拉完了三本《Homahmn》，此外又带了一些读日本文和读英文的能力而回国。回国之后，我为了生活和还债，非操职业不可。没有别的职业可操，只得仍旧做教师。一直做到了今年的秋季。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各处的学校中做图画音乐或艺术理论的教师。一场重大的伤寒病令我停止了教师的生活。现在蛰居在嘉兴的穷巷老屋中，伴着了药炉茶灶而写这篇稿子。

故我出了中学以后，正式求学的时期只有可怜的十个月。此后都是非正式的求学，即在教课的余暇读几册书而已。但我的绘画音乐的技术，从此日渐荒废了。因为技术不比别的学问，需要种种的设备，又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时间。研究绘画须有画室，研究音乐须有乐器，设备不周就无从用功。停止了几天，笔法就生疏，手指就僵硬。做教师的人，居处无定，时间又无定，教课准备又忙碌，虽有利用课余以研究艺术的梦想，但每每不能实行。日久荒废更甚。我的油画箱和提琴，久已高搁在书橱的最高层，其上积着寸多厚的灰尘了。手痒的时候，拿毛笔在废纸上涂抹，偶然成了那种漫画。口痒的时候，在口琴上吹奏简单的旋律，令家里的孩子们和着了唱歌，聊以慰藉我对于音乐的嗜好。世间与我境遇相似而酷嗜艺术的青年们，听了我的自述，恐要寒心吧！

但我幸而还有一种可以自慰的事，这便是读书。我的正式求学的十个月，给了我一些阅读外国文的能力。读书不像研究绘画音乐地需要设备，也不像研究绘画音乐地需要每日不断的练习。只要有钱买书，空的时候便可阅读。我因此得在十年的非正式求学期中读了几册关于绘画、音乐艺术等的书籍，知道了世间的一些些事。我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自己所读过的书译述出来，给学生们做讲义。后来有朋友开书店，我乘机把这些讲义稿子交他刊印为书籍，不期地走到了译著的一条路上。现在我还是以读书和译著为生活。回顾我的正式求学时代，初级师范的五年只给我一个学业的基础，东京的十个月间的绘画音乐的技术练习已付诸东流。独有非正式求学时代的读书，十年来一直随伴着我，慰藉我的寂寥，扶持我的生活。这真是以前所梦想不到的偶然的结果。我的一生都是偶然的，偶然入师范学校，偶然欢喜绘画音乐，偶然读书，偶然译著，此后正不知还要逢到何种偶然的机缘呢。

读我这篇自述的青年诸君！你们也许以为我的读书生活是幸运而快乐的；其实不然，我的读书是很苦的。你们都是正式求学，正式求学可以堂堂皇皇地读书，这才是幸运而快乐的。但我是非正式求学，我只能伺候教课的余暇而偷偷隐隐地读书。做教师的人，上课的时候当然不能读书，开议会的时候不能读书，监督自修的时候也不能读书，学生课外来问难的时候又不能读书，要预备明天的教授的时候又不能读书。担任了它一小时的功课，便是这学校的先生，便有参加议会、监督自修、解答问难、预备教授的义务；不复为自由的身体，不能随了读书的兴味而读书了。我们读书常被教务所打断，常被教务所分心，决不能像正式求学的诸君的专一。所以我的读书，不得不用机械的方法而下苦功，我的用功都是硬做的。

我在学校中，每每看见用功的青年们，闲坐在校园里的青草地上，或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手执一卷而用功。我羡慕他们，真像潇洒的林下之士！又有用功的青年们，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寝室里的眠床中，手执一卷而用功。我也羡慕他们，真像耽书的大学问家！有时我走近他们去，借问他们所读为何书，原来是英文数学或史地理化，他们是在预备明天的考试。这使我更加要羡慕煞了。他们能用这样轻快闲适的态度而研究这类知识科学的书，岂真有所谓“过目不忘”的神力么？要是我读这种书，我非吃苦不可。我须得埋头在案上，行种种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以硬求记诵。诸君倘要听我的笨话，我愿把我的笨法子一一说给你们听。

在我，只有诗歌、小说、文艺，可以闲坐在草上花下或奄卧在眠床中阅读。要我读外国语或知识学科的书，我必须用笨功。请就这两种分述之。

第一，我以为要通一国的国语，须学得三种要素，即构成其国语的材料、方法，以及其语言的腔调。材料就是“单语”，方法就是“文法”，腔调就是“会话”。我要学得这三种要素，都非行机械的方法而用笨功不可。

“单语”是一国语的根底。任凭你有何等的聪明力，不记单语决不能读外国文的书，学生们对于学科要求伴着趣味，但谙记生字极少有趣味可伴，只得劳你费点心了。我的笨法子即如前所述，要读Sketch Book，先把Sketch Book中所有的生字写成纸牌，放在匣中，每天摸出来记诵一遍。记牢了的纸牌放在一边，记不牢的纸牌放在另一边，以便明天再记。每天温习已经记牢的字，勿使忘记。等到全部记诵了，然后读书，那时候便觉得痛快流畅。其趣味颇足以抵偿摸纸牌时的辛苦。我想熟读英文字典，曾统计字典上的字数，预算每天记诵二十个字，若干时日可以记完。但终于未曾实行。倘能假我数年正式求学的日月，我一定已经实行这计划了。因为我曾仔细考虑过，要自由阅读一切的英语书籍，只有熟读字典是最根本的善法。后来我向日本购买一册《和英根底一万语》，假如其中一半是我所已知的，则每天记二十个字，不到一年就可记完，但这计划实行之后，终于半途而废。阻碍我的实行的，都是教课。记诵《和英根底一万语》的计划，现在我还保留在心中，等候实行的机会呢。我的学习日本语，也是用机械的硬记法。在师范学校时，就在晚上请校中的先生教日语。后来我买了一厚册的《日语完璧》，把后面所附的分类单语，用前述的方法一一记诵。当时只是硬记，不能应用，且发音也不正确；后来我到了日本，从日本人的口中听到我以前所硬记的单语，实证之后，我脑际的印象便特别鲜明，不易忘记。这时候的愉快也很可以抵偿我在国内硬记时的辛苦。这种愉快使我甘心消受硬记的辛苦，又使我始终确信硬记单语是学外国语的最根本的善法。

关于学习“文法”，我也用机械的笨法子。我不读文法教科书，我的机械的方法是“对读”。例如拿一册英文圣书和一册中文圣书并列在案头，一句一句地对读。积起经验来，便可实际理解英语的构造和各种词句的腔调。圣书之外，他种英文名著和名译，我亦常拿来对读。日本有种种英和对译丛书，左页是英文，右页是日译，下方附以注解。我曾从这种丛书得到不少的便利。文法原是本于论理的，只要论理的观念明白，便不学文法，不分noun与rerb亦可以读通英文。但对读的态度当然是要非常认真。须要一句一字地对勘，不解的地方不可轻轻通过，必须明白了全句的组织，然后前进。我相信认真地对读几部名作，其功效足可抵得学校中数年英文教科。——这也可说是无福享受正式求学的人的自慰的话；能入学校中受先生教导，当然比自修更为幸福。我也知道入学是幸福的，但我真犯贱，嫌它过于幸福了。自己不费钻研而袖手听讲，由先生拖长了时日而慢慢地教去，幸福固然幸福了，但求学心切的人怎能耐烦呢？求学的兴味怎能不被打断呢？学一种外国语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我们的人生有几回可供拖长呢？语言文字，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的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拖长了时日而学外国语，真是俗语所谓“拉得被头直，天亮了！”我固然无福消受入校正式求学的幸福；但因了这个理由，我也不愿消受这种幸福，而宁愿独自来用笨功。

关于“会话”，即关于言语的腔调的学习，我又喜用笨法子。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与外国人对晤当然须通会话，但自己读书也非通会话不可。因为不通会话，不能体会语言的腔调；腔调是语言的神情所寄托的地方，不能体会腔调，便不能彻底理解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的精神。故学外国语必须通会话。能与外国人共处，当然最便于学会话。但我不幸而没有这种机会，我未曾到过西洋，我又是未到东京时先在国内自习会话的。我的学习会话，也用笨法子，其法就是“熟读”。我选定了一册良好而完全的会话书，每日熟读一课，克期读完。熟读的方法更笨，说来也许要惹人笑。我每天自己上一课新书，规定读十遍。计算遍数，用选举开票的方法，每读一遍，用铅笔在书的下端划一笔，便凑成一个字。不过所凑成的不是选举开票用的“正”字，而是一个“读”字。例如第一天读第一课，读十遍，每读一遍画一笔，便在第一课下面画了一个“言”字旁和一个“士”字头。第二天读第二课，亦读十遍，亦在第二课下面画一个“言”字和一个“士”字，继续又把昨天所读的第一课温习五遍，即在第一课的下面加了一个“四”字。第三天在第三课下画一“言”字和“士”字，继续温习昨日的第二课，在第二课下面加一“四”字，又继续温习前日的第一课，在第一课下面再加了一个“目”字。第四天在第四课下面画一“言”字和一“士”字，继续在第三课下加一“四”字，第二课下加一“目”字，第一课下加一“八”字，到了第四天而第一课下面的“读”字方始完成。这样下去，每课下面的“读”字，逐一完成。“读”字共有二十二笔，故每课共读二十二遍，即生书读十遍，第二天温五遍，第三天又温五遍，第四天再温二遍。故我的旧书中，都有铅笔画成的“读”字，每课下面有了一个完全的“读”字，即表示已经熟读了。这办法有些好处：分四天温习，屡次反复，容易读熟。我完全信托这机械的方法，每天像和尚念经一般地笨读。但如法读下去，前面的各课自会逐渐地从我的唇间背诵出来，这在我又感得一种愉快，这愉快也足可抵偿笨读的辛苦，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会话熟读的效果，我于英语尚未得到实证的机会，但于日本语我已经实证了。我在国内时只是笨读，虽然发音和语调都不正确，但会话的资料已经完备了。故一听到日本人的说话，就不难就自己所已有的资料而改正其发音和语调，比较到了日本而从头学起来的，进步快速得多。不但会话，我又常从对读的名著中选择几篇自己所最爱读的短文，把它分为数段，而用前述的笨法子按日熟读。例如Stevenson和夏目漱石的作品，是我所最喜熟读的材料。我的对于外国语的理解，和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因了这熟读的方法而增进一些。这益使我始终好笨而不迁了。——以上是我对于外国语的学习法。

第二，对于知识学科的书的读法，我也有一种见地：知识学科的书，其目的主要在于事实的报告；我们读史地理化等书，亦无非欲知道事实。凡一种事实，必有一个系统。分门别类，源源本本，然后成为一册知识学科的书。读这种书的第一要点，是把握其事实的系统。即读者也须源源本本地谙记其事实的系统，却不可从局部着手。例如研究地理，必须源源本本地探求世界共分几大洲，每大洲有几国，每国有何种山川形胜等。则读毕之后，你的头脑中就摄取了地理的全部学问的梗概，虽然未曾详知各国各地的细情，但地理是什么样一种学问，我们已经知道了。反之，若不从大处着眼，而孜孜从事于局部的记忆，即使你能背诵喜马拉雅山高几尺，尼罗河长几里，也只算一种零星的知识，却不是研究地理。故把握系统，是读知识学科的书籍的第一要点。头脑清楚而记忆力强大的人，凡读一书，能处处注意其系统，而在自己的头脑中分门别类，作成井然的条理；虽未看到书中详叙细事的地方，亦能知道这详叙位在全系统中哪一门哪一类哪一条之下，及其在全部中重要程度如何。这仿佛在读者的头脑中画出全书的一览表，我认为这是知识书籍的最良的读法。

但我的头脑没有这样清楚，我的记忆力没有这样强大。我的头脑中地位狭窄，画不起一览表来。倘教我闲坐在草上花下或奄卧在眠床中而读知识学科的书，我读到后面便忘记前面。终于弄得条理不分，心烦意乱，而读书的趣味完全灭杀了。所以我又不得不用笨法子。我可用一本notebook来代替我的头脑，在notebook中画出全书的一览表。所以我读书非常吃苦，我必须准备了notebook和笔，埋头在案上阅读。读到纲领的地方，就在notebook上列表，读到重要的地方，就在notebook上摘要。读到后面，又须时时翻阅前面的摘记，以明此章此节在全体中的位置。读完之后，我便抛开书籍，把notebook上的一览表温习数次。再从这一览表中摘要，而在自己的头脑中画出一个极简单的一览表。于是这部书总算读过了。我凡读知识学科的书，必须用notebook摘录其内容的一览表。所以十年以来，积了许多的notebook，经过了几次迁居损失之后，现在的废书架上还留剩着半尺多高的一堆notebook呢。

我没有正式求学的福分，我所知道于世间的一些些事，都是从自己读书而得来的；而我的读书，都须用上述的机械的笨法子。所以看见闲坐在青草地上，桃花树下，伴着了蜂蜂蝶蝶、燕燕莺莺而读英文数学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或拥着绵被高枕而卧在眠床中读史地理化教科书的青年学生，我羡慕得真要怀疑！

1930年11月13日，嘉兴

选自《中学生》11期，193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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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

苏雪林

苏雪林（1899～1999），安徽太平人，女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青鸟集》、《绿天》，学术论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唐诗概论》、《中国文学史》等。

记得法国作家曹拉的约翰戈东之四时（Quatre journees de Jean Gourdon）曾以人之一生比为年之四季，我觉得很有意味，虽然这个譬喻是自古以来，就有人说过了。但芳草夕阳，永为新鲜诗料，好譬喻又何嫌于重复呢？

不阴不晴的天气，乍寒乍暖的时令，一会儿是袭袭和风，一会儿是细雨。春是时哭时笑的，春是善于撒娇的。

树枝间新透出叶芽，稀疏琐碎的点缀着，地上黄一块，黑一块，又浅浅的绿一块，看去很不顺眼，但几天后，便成了一片蓊然的绿云，一条缀满星星野花的绣毡了。压在你眉梢上的那厚厚的灰黯色的云，自然不免教你气闷，可是他转瞬间会化为如纱的轻烟，如酥的小雨。新婚紫燕，屡次双双来拜访我的矮椽，软语呢喃，商量不定，我知道他们准是看中了我的屋梁，果然数日后，便衔泥运草开始筑巢了。远处，不知是画眉，还是百灵，或是黄莺，在试着新吭呢。强涩地，不自然地，一声一声变换着，像苦吟诗人在推敲他的诗句似的。绿叶丛中紫罗兰的嗫嚅，芳草里铃兰的耳语，流泉边迎春花的低笑，你听不见么？我是听得很清楚的。她们打扮整齐了，只等春之女神揭起绣幕，便要一个一个出场演奏。现在她们有点浮动，有点不耐烦。春是准备的，春是等待的。

几天没有出门，偶然涉足郊野，眼前竟换了一个新鲜的世界。到处怒绽着红紫，到处隐现着虹光，到处悠扬着悦耳的鸟声，到处飘荡着迷人的香气，蔚蓝天上，桃色的云，徐徐伸着懒腰，似乎春眠未足，还带着惺忪的睡态。流水却瞧不过这小姐腔，他泛着潋滟的霓彩，唱着响亮的新歌，头也不回地奔赴巨川，奔赴大海。……春是烂漫的，春是永远的向着充实和完成的路上走的。

春光如海，古人的比方多妙，多恰当。只有海，才可以形容出春的饱和，春的浩瀚，春的磅礴洋溢，春的澎湃如潮的活力与生意。

春在工作，忙碌地工作，他要预备夏的壮盛，秋的丰饶，冬的休息，不工作又怎么办？但春一面在工作，一面也在游戏，春是快乐的。

春不像夏的沉郁，秋的肃穆，冬的死寂。他是一味活泼，一味热狂，一味生长与发展，春是年青的。

当一个十四五岁或十七八岁的健美青年向你走来，先有爽朗新鲜之气迎面而至。正如睡过一夜之后，打开窗户，冷峭的晓风带来的那一股沁心的微凉和葱茏的佳色。他给你的印象是爽直、纯洁、豪华、富丽。他是初升的太阳，他是才发源的长河，他是能燃烧世界也能燃烧自己的一团烈火，他是目射神光，长啸生风的初下山时的乳虎，他是奋鬣扬蹄，控制不住的新驹。他也是热情的化身，幻想的泉源，野心的出发点，他是无穷的无穷，他是希望的希望。呵！青年，可爱的青年，可羡慕的青年！

青年是透明的，身与心都是透明的。嫩而薄的皮肤之下，好像可以看出鲜红血液的运行，这就形成他或她容颜之春花的娇，朝霞的艳。所谓“吹弹得破”，的确教人有这样的耽心。忘记那一位西洋作家有“水晶的笑”的话，一位年轻女郎嫣然微笑时，那一双明亮的双瞳，那二行粲然如玉的牙齿，那唇角边两颗轻圆的笑涡，你能否认这“水晶的笑”四字的意义么？

青年是永远清洁的。为了爱整齐的观念特强，青年对于身体，当然时时拂拭，刻刻注意。然而青年身体里似乎天然有一种排除尘垢的力，正像天鹅羽毛之洁白，并非由于洗濯而来。又似乎古印度人想像中三十二天的天人，自然鲜洁如出水莲花，一尘不染。等到头上华萎，五官垢出，腋下汗流，身上那件光华夺目的宝衣也积了灰尘时，他的寿命就快告终了。

青年最富于爱美心，衣履的讲究，头发颜脸的涂泽，每天费许多光阴于镜里的徘徊顾影，追逐银幕和时装铺新奇的服装的热心，往往叫我们难以了解，或成了可怜悯的讽嘲。无论如何贫寒的家庭，若有一点颜色，定然聚集于女郎身上。这就是碧玉虽出自小家，而仍然不失其为碧玉的秘密。为了美，甚至可以忍受身体上的戕残，如野蛮人的纹身穿鼻，过去妇女之缠足束腰。我有个窗友因面麻而请教外科医生，用药烂去一层面皮。三四十年前，青年妇女，往往就牙医无故拔除一牙而镶之以金，说笑时黄光灿露，可以增加不少的妩媚。于今我还听见许多人为了门牙之略欠整齐而拔去另镶的，血淋淋地也不怕痛。假如陆判官的换头术果然灵验，我敢断定必有无数女青年毫不迟疑地袒露其纤纤粉颈，而去欢迎他靴统子里抽出来那柄锯利如霜小匕首的。

青年是没有年龄高下之别的，也永远没有丑的，除非是真正的嫫母和戚施。记得我在中学读书时，眼中所见那群同学，不但大有美丑之分，而且竟有老少之别。凡那些皮肤粗黑些的，眉目庸蠢些的，身材高大些的，举止矜庄些的，总觉得她们生得太“出老”一点，猜测她们年龄时，总会将它提高若干岁。至于二十七八或三十一二的人——当时文风初开的内地学生年龄是有这样的——在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一群看来，竟是不折不扣的“老太婆”了。这样的“老太婆”还出来念什么书，活现世！轻薄些的同学的口角边往往会漏出了这样嘲笑。现在我看青年的眼光竟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媸妍胖瘦，当然还分辨得出，而什么“出老”的感觉，却已消灭于乌有之乡，无论他或她容貌如何，既然是青年，就要还他一份美，所谓“青春的美”。挺拔的身躯，轻矫的步履，通红的双颊，闪着青春之焰的眼睛，每个青年都差不多，所以看去年纪也差不多。从飞机下望大地，山陵原野都一样平铺着，没有多少高下隆洼之别，现在我对于青年也许是坐着飞机而下望的。哈，坐着年龄的飞机！但是，青年之最可爱的还是他身体里那股淋漓元气，换言之，就是那股愈汲愈多，愈用愈出的精力。所谓“青年的液汁”（Laseve de la jeunese），这真是个不舍昼夜滚滚其来的源泉，它流转于你的血脉，充盈于你们的四肢，泛滥于你的全身，永远要求向上，永远要求向外发展。它可以使你造成博学，习成绝技，创造惊天动地的事业。青年是世界上的王，它便是青年王国拥有的一切的财富。

当我带着书踱上讲坛，下望墨压压的一堂青年的时候，我的幻想，往往开出无数芬芳美丽的花：安知他们中间将来没有李白、杜甫、荷马、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诗人么？安知他们中间，将来没有马可尼、爱迪生、居理夫人一般的科学家；朱子、王阳明、康德、斯宾塞一般的哲学家么？学经济的也许将来会成为一位银行界的领袖；学政治的也许就仗着他将中国的政治扶上轨道；学化学或机械的也许将来会发明许多东西，促成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也许他们中真有人能创无声飞机，携带什么不孕粉，到扶桑三岛巡礼一回，聊以答谢他们三年来赠送我们的这许多野蛮残酷礼品的厚意。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向世界宣传中国优越的文化，和平的王道，向世界散布天下为公的福音，叫那些以相斫为高的刽子手们，初则眙愕相顾，继则心悦诚服……。青年的前途是浩荡无涯的，是不可限量的，但能以致此，还不是靠着他们这“青年的精力”？

春是四季里的良辰，青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是春天，就该鸟语花香，风和日丽，但霪雨连绵，接连三四十日之久，气候寒冷得像严冬，等到放晴时，则九十春光，阑珊已尽，这样的春天岂非常有？同样，幼年多病，从药炉茶鼎间逝去了寂寂的韶华；父母早亡，养育于不关痛痒者之手，像墙角的草，得不着阳光的温煦，雨露的滋润；生于寒苦之家，半饥半饱地挨着日子，既无好营养，又受不着好教育，这种不幸的青年，又何尝不多？咳，这也是春天，这也是青年！

西洋文学多喜欢赞美青春歌颂青春，中国人是尚齿敬老的民族，虽然颇爱嗟卑叹老，却瞧不起青年。真正感觉青春之可贵，认识青春之意义的，似乎只有那个素有佻达文人之名的袁子才。他对美貌少年，辄喜津津乐道，有时竟教人于字里行间，嗅出浓烈的肉味。对于历史上少年成功者，他每再三致其倾慕之忱，而于少年美貌而又英雄如孙策其人者，向往尤切。以形体之完美为高于一切，也许有点不对，但这种希腊精神，却是中国传统思想里所难以找出的。他又主张少年的一切欲望都应当给以满足，满足欲望则必需要金钱，所以他竟高唱“宁可少时富，老来贫不妨”这样大胆痛快的话，恐怕现在还有许多人为之吓倒吧。他永久羡着青春，湖上杂咏之一云：

葛岭花开三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

老夫心与游人异，不羡神仙羡少年。

说到神仙，又引起我的兴趣来了。中国人最羡慕神仙，自战国到宋以前一千数百年，帝皇、妃后、贵族、大官以及一般士庶，都鼓荡于这一股热潮中。中国人对修仙付过了很大的代价，抱了热烈的科学精神去试验，坚决的殉道精神去追求。前者仆而后者继，这个失败了，那个又重新来，唐以后这风气才算衰歇了些，然而神仙思想还盘踞于一般人潜意识界呢。

做神仙最大的目的，是返老还童和长生。换言之，就是保持青春于永久。现在医学界盛传什么恢复青春术，将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的生殖腺移植人身，便可以收回失去的青春。不过这方法流弊很多，又所恢复的青春，仅能维持数年之久，过此则衰惫愈甚，好像是预支自己体中精力而用之，并没有多大便宜可占，因之尝试者似乎尚不踊跃。至于中国神仙教人炼的九转还丹，只有黍子大的一颗，度下十二重楼，便立刻脱胎换骨，而且从此就能与天地比寿，日月齐光了。有这样的好处，无怪乎许多人梦寐求之，为金丹送命也甘心了。

不过炼丹时既需要仙传的真诀，极大的资本，长久的时间，吃下去又有未做神仙先做鬼的危险，有些人也就不敢尝试。况且成仙有捷径也有慢法，拜斗踏罡，修真养性慢慢地熬去，功行圆满之日，也一样飞升。但这种修炼需时数十年至百余年不等，到体力天然衰老时，可不又惹起困难度？于是聪明的中国人又有什么“夺舍法”。学仙人在这时候，推算得什么地方有新死的青年，便将自己的灵魂钻入其尸体，于是钟漏垂歇的衰翁，立刻便可以变成一个血气充盈的小伙子，这方法既简捷又不伤廉，因为他并没有伤害尸主之生命。少时体弱多病，在凄风冷雨中度过了我的芳春，现在又感受早衰之苦。所以有时遇见一个玉雪玲珑的女孩，我便不免于中一动。我想假如我懂得夺舍法据这可爱身体而有之，我将怎样利用她青年的精力而读书，而研究，而学习我以前未学现在想学而已嫌其晚的一切。便是娱乐，我也一定比她更会享受。这念头有点不良，我自己也明白，可是我既没有获得道家夺舍法之秘传，也不过是骗骗自己的空想而已。

中年人或老年人见了青年，觉得不胜其健羡之至，而青年却似乎不能充分地了解青春之乐。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谁说不是一条真理？好像我们称孩子的时代为黄金，其实孩子果真知道自己快乐么？他们不自知其乐，而我们强名之为乐，我总觉得这是不该的。

再者青年总是糊涂的，无经验的。以读书研究而论，他们往往不知门径与方法，浪费精神气力而所得无多。又血气正盛，嗜欲的拘牵，情欲的缠纠，冲动的驱策，野心的引诱，使他们陷于空想、狂热、苦恼、追求以及一切烦闷之中，如苍蝇之落于蛛网，愈挣扎则缚束愈紧。其甚者从此趋于堕落之途，及其觉悟则已老大徒悲了。若能以中年人的明智，老年人的淡泊，控制青年的精力，使它向正当的道路上发展，则青年的前途，岂不更远大，而其成功岂不更快呢。

仿佛记得英国某诗人有再来一次的歌，中年老年之希望恢复青春，也无非是这“再来一次”的意识之刺激罢了。祖与父之热心教育其子孙，何尝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老了，无能为力了，所以想利用青年的可塑性，将他们抟成一尊比自己更完全优美的活像。当他们教育青年学习时，凭自己过去的经验，授予青年以比较简捷的方法。将自己辛苦探索出来的路线，指导青年，免得他们再纡回曲折地乱撞。他们未曾实现的希望，要在后一代人身上实现，他们没有满足的野心，要叫后一代人来替他们满足。他们的梦，他们的愿望，他们奢侈的贪求，本来都已成了空花的，现在却想在后代人头上收获其甘芳丰硕的果。因此，当他们勤勤恳恳地教导子孙时，如其说是由于慈爱，毋宁说出于自私，如其说是在替子孙打算，毋宁说是自己慰安。这是另一种“夺舍法”，他们的生命是由此而延续，而生命的意义是靠此而完成的。

据说法朗士尝恨上帝或造物的神造人的方法太笨：把青春位置于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人生最宝贵的爱情，磨折于生活重担之下。他说假如他有造人之权的话，他要选取虫类如蝴蝶之属做榜样。要他先在幼虫时期就做完各种可厌恶的营养工作，到了最后一期，男人女人长出闪光翅膀，在露水和欲望中活了一会儿，就相抱相吻地死去。读了这一串诗意的词句，谁不为之悠然神往呢。不止恋爱而已，想到可贵青春度于糊涂昏乱之中之可惜，对于法朗士的建议，我也要竭诚拥护的了。

不过宗教家也有这么类似的说法，像基督教就说凡是热心爱神奉侍神的人，受苦一生，到了最后的一刹那，灵魂便像蛾之自蛹中蜕出，脱离了笨重躯壳，栩栩然飞向虚空，浑身发大光明，出入水火，贯穿金石，大千世界无不游行自在。又获得一切智慧，一切满足，而且最要紧的是从此再不会死。这比起法朗士先生所说的一小时蝴蝶的生命不远胜么？有了这种信仰的人，对于人世易于萎谢的青春，正不必用其歆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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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经验

曹聚仁

曹聚仁（1900～1972），笔名陈思、丁舟等，浙江省浦江县人，作家。著有《文思》、《国学概论》、《老子集注》等及小说《酒店》，散文集《鱼龙集》等。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挨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佑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出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

“爱惜精神，

莫读古书！”

选自《芒种》第1卷第3期，1935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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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

冰心

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女作家、翻译家。有诗集《繁星》、《春水》，散文集《寄小读者》，短篇小说集《超人》，译作《园丁集》、《先知》等。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曾看到英文《读者文摘》上，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是：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其实，这个sunset应当译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我的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早上好”或“明天见”。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一个生命会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1985年4月26日清晨

选自《万叶散文丛刊·霞》，1986年版，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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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

王了一

王了一（1900～1986），原名王力，广西博白县人，语言学家。著有《中国现代语法》、《中国音韵学》、《汉语史稿》、《古代汉语》、《龙虫并雕斋琐语》等。

我第一次看见的外国人是两个贴香烟广告的。当时我在偏僻的小城市，虽没有像现在昆明的小孩跟着外国人到处跑，但是他们的眼睛，鼻子，身材和服装，的确引起了我的一种极端奇异的感觉。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开始感觉到外国人的威风。非但外国人，连外国人的义子，侄孙子，滴里搭拉的孙子，也都沾了光。非但会说洋泾浜英语的人很占便宜，连那些不懂“也是奴”的人们（当时还没有OK的说法），只要穿上一套蹩脚西装，就可以进那“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外国公园，又可以坐洋车不讲价，到了目的地之后，随意给两只“八开”，车夫不敢哼一声。西装变了护身符，它是外国人的余威之所寄；至于真正的外国人，更不消说，是天上人了。

后来身在外国，成为外国人眼中的外国人，侥幸得很，我所在的那一国的人对华人非常客气，没有让我吃什么亏。因为和外国人的生活打成一片的缘故，我开始感觉得外国人的性情和行为并没有像眼睛鼻子那样，和我们差别得那么大。我开始感觉到，像中国最坏的坏人外国也有；我又发见，外国的月亮并不像有些留学生所说的，比中国的月亮更亮些。但我同时又承认，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爱干净，更爱整齐，更守秩序，更爱惜时间。他们爱惜时间，甚至于嫖赌都不肯把它浪费。他们有十分钟的嫖，五分钟的赌，嫖赌之后还没有忘了去做那些有生活意义的事情。

我自问没有“排”过“外”，也没有“媚”过“外”。但是，这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排外和媚外的事实可真多。排外的人把外国人当做鬼（广东话叫做“番鬼”“红毛鬼”，上海话叫做“洋鬼子”）；媚外的人把外国人当做神。因为当做鬼，所以觉得外国人处处不近人情，有乖天理；因为当做神，却又觉得外国人全知全能，简直是庄子所谓“全人”。排外的时代大约是过去了；媚外的时代据说也过去了。但是由排外所产生的事实已经绝迹，义和团的符咒早已失传；而由媚外所产生的风俗习惯却正在盛行，于是高跟鞋替代了缠足，瞪眼耸肩替代了颠头摇腿，掷瓶剪彩替代了焚香燃灯拜“喜神方”。我们东方古国好比东施，正在极力模仿西施的一颦一笑。有一种人，他们能在言谈之间夹杂几个英文字，其得意忘形不减于老秀才的诌文；所不同者，老秀才诌国文是酸是腐，新青年诌英文是摩登是时髦。当你辩论某一种真理的时候，你用不着找寻许多论据，你只消说这是外国人说的；当你要为某一件中国人认为荡检逾闲的行为，加以辩护的时候，你也用不着陈述许多理由，你只消说外国人也这样做。这样一来，既不费唇舌，又最合潮流。有了领导演礼的人，虽三岁孩童也会午八佾。迎头赶上去未免太吃力了，落伍又不甘心，惟有跟着走最为中庸之道。大哉，中国人的“跟着走”哲学！

平心而论，把外国人当做神，自然比当做鬼好得多。说外国人也有贪污，这是杀风景的话；最好是说外国人绝对没有贪污，然后我们这一班东施无所藉口。即使有人确凿地指出，某租界或某外国海关的检查员也有受贿的事情，你也应该说这是中国人教坏了的，至少应该说这是犯了中国人的毛病。虽然你在外国亲眼看见做丈夫的毒打他的老婆，打耳光，踢屁股，你归国后也应该力守秘密，以免刚刚抬头的中国女权又遭无妄之灾。总之，我们应该把外国人“神化”，“全人化”，一切美德都归于他们，然后，中国人才有真理可循，而“跟着走”的哲学才可以绝对没有流弊。从今以后，我将变成一个外国人崇拜者，但我所崇拜的不是普通的外国人。而是神化了的外国人。

选自《生活导报》第56期，1944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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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鲁彦

鲁彦（1902～1944），浙江镇海人，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散文集《随踪琐记》等。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着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子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像春天流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的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情人的切切的密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柔和的情人，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温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札札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现在，美丽的雪花飞舞了。我喜欢，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我的喜欢有如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但是，和老年的福建人一样，我回想着过去下雪时候的生活，现在的喜悦就像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似的，渐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记得某年在北京，一个朋友的寓所里，围着火炉，煮着全中国最好的白菜和面，喝着酒，剥着花生，谈笑得几乎忘记了身在异乡；吃得满面通红，两个人一路唱着，一路踏着吱吱地叫着的雪，踉跄地从东长安街的起头踱到西长安街的尽头，又忘记了正是异乡最寒冷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和今天的一比，不禁使我感到惘然。上海的朋友们都像是工厂里的机器，忙碌得一刻没有休息；而在下雪的今天，他们又叫我一个人看守着永不会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这是多么孤单，寂寞，乏味的生活。

“没有意思！”我听见过去的我对今天的我这样说了。正像我在福建的时候，对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说的一样。

但是，另一个我出现了。他是足以对着过去的北京的我射出骄傲的眼光来的我。这个我，某年在南京下雪的时候，曾经有过更快活的生活：雪落得很厚，盖住了一切的田野和道路。我和我的爱人在一片荒野中走着。我们辨别不出路径来，也并没有终止的目的。我们只让我们的脚欢喜怎样就怎样。我们的脚常常欢喜踏在最深的沟里。我们未尝感到这是旷野，这是下雪的时节。我们仿佛是在花园里，路是平坦的，而且是柔软的。我们未尝觉得一点寒冷，因为我们的心是热的。

“没有意思！”我听见在南京的我对在北京的我这样说了。正像在北京的我对着今天的我所说的一样，也正像在福建的我对着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雪的老年的福建人所说的一样。

然而，我还有一个更可骄傲的我在呢。这个我，是有过更快乐的生活的，在故乡：冬天的早晨，当我从被窝里伸出头来，感觉到特别的寒冷，隔着蚊帐望见天窗特别的阴暗，我就首先知道外面下了雪了。“雪落啦白洋洋，老虎拖娘娘……”这是我躺在被窝里反复地唱着的欢迎雪的歌。别的早晨，照例是母亲和姊姊先起床，等她们煮熟了饭，拿了火炉来，代我烘暖了衣裤鞋袜，才肯钻出被窝，但是在下雪天，我就有了最大的勇气。我不需要火炉，雪就是我的火炉。我把它捻成了团，捧着，丢着。我把它堆成了一个和尚，在它的口里，插上一支香烟。我把它当做糖，放在口里。地上厚的积雪，是我的地毡，我在它上面打着滚，翻着筋斗。它在我的底下发出嗤嗤的笑声，我在它上面哈哈的回答着。我的心是和它合一的。我和它一样的柔和，和它一样的洁白。我同它到处跳跃，我同它到处飞跑着。我站在屋外，我愿意它把我造成一个雪和尚，我躺在地上愿意它像母亲似的在我身上盖下柔软的美丽的被窝。我愿意随着它在空中飞舞。我愿意随着它落在人的肩上。我愿意雪就是我，我就是雪。我年青。我有勇气。我有最宝贵的生命的力。我不知道忧虑，不知道苦恼和悲哀……

“没有意思！你这老年人！”我听见幼年的我对着过去的那些我这样说了。正如过去的那些我骄傲地对别个所说的一样。

不错，一切的雪天的生活和幼年的雪天的生活一比，过去的和现在的喜悦是像这钻进窗隙落到我桌上的雪花一样，惭渐融化，而且立刻消失了。

然而对着这时穿着一袭破单衣，站在屋角里发抖的或竟至于僵死在雪地上的穷人，则我的幼年时候快乐的雪天生活的意义，又如何呢？这个他对着这个我，不也在说着“没有意思！”的话吗？

而这个死有完肤的他，对着这时正在零度以下的长城下，捧着冻结了的机关枪，即将被炮弹打成雪片似的兵士，则其意义又将怎样呢？“没有意思！”这句话，该是谁说呢？天呵，我不能再想了。人间的欢乐无平衡，人间的苦恼亦无边限。世界无终极之点，人类亦无末日之时。我既生为今日的我，为什么要追求或留恋今日的我以外的我呢？今日的我虽说是寂寞地孤单地看守着永没有人或电话来访问的房子，但既可以安逸地躲在房子里烤着火，避免风雪的寒冷；又可以隔着玻璃，诗人一般的静默地鉴赏着雪花飞舞的美的世界，不也是足以自满的吗？

抓住现实。只有现实是最宝贵的。

眼前雪花飞舞着的世界，就是最现实的现实。

看呵！美丽的雪花飞舞着呢。这就是我三年来相思着而不能见到的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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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读书的经验

章衣萍

章衣萍（1902～1946），安徽绩溪人。著有《情书一束》、《古庙集》、《秋风集》等作品。

读书月刊编辑顾仞千先生要我写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读书的经验》。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我不会做文章，也不能不勉强把我个人的一点愚见写出来。

我幼时的最初的第一个教我读书的先生是我的祖父。我的祖父是一个前清的贡生，八股文，古文都做得很好。他壮年曾在乡间教书，后来改经商了，在休宁办了一个小学，他做校长。我的祖父是一个很庄重的人，他不苟言笑。乡间妇女看见都怕他，替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做：“钟馗”。我幼时很怕我的祖父。他教我识字读书，第一件要紧的事是读得熟。我起初念《三字经》，后来念《幼学琼林》，再后来念《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这些书小孩子念来，自然是没有趣味，虽然我的祖父也替我讲解。我的祖父每次替我讲一篇书，或二三页，或四五页，总叫我一气先念五十遍。我幼时记性很好。有时每篇书念五十遍就能背诵了。但我的祖父以为就是能背诵了也不够，一定要再念五十遍或一百遍。往往一篇书每日念到四百遍的。有一次我竟念得大哭起来。现在想来，我的祖父的笨法虽然可笑，但我幼时所读的书到如今还有很多能背诵的。可见笨法也有好用处。

我的第二教我读书的先生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读书当然不多。但他有一个很好的信仰，是“开卷有益”。他因为相信宋太宗这句老话，所以对于我幼时看书并不禁止。我进高等小学已经九岁，那时已经读过许多古书，对于那些浮浅的国文教科书颇不满意。那时我寄宿在休宁潜阜店里，傍晚回店，便在店里找着小说来看：起初看的是《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总看了至少十次，因为店里的伙计们没事时便要我讲三国故事，所以我不能不下苦功去研究。后来接着看《水浒转》，《西游记》，《封神传》，《说唐》，《说岳》，《施公案》，《彭公案》等书，凡在潜阜找得到，借得到的小说我都看。往往晚上点起蜡烛来看，后来竟把眼睛看坏了。

我的祖父教我读书要读得熟，我的父亲教我读书要读得多。我受了我祖父的影响，所以就是看小说也看到极熟，例如《三国演义》中的孔明祭周瑜的祭文（《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孔明的《出师表》（《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以及曹操在长江中做的诗（《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貂婵在凤仪亭对吕布说的话（《三国演义》第八回），我都记得很熟。所以有一次高小里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是《致友书》，我便把“度日如年”（貂婵对吕布说的）的话用上了。这样不求甚解的熟读书，自然不免有时闹出笑话，因为看小说时只靠着自己的幼稚的理解力，有些不懂的地方也囫囵过去了。这是很危险的，读书读得熟是要紧的，但还有要紧的事是要读得懂。

我受了我的父亲的影响，相信“开卷有益”，所以后来在师范学校的两年，对于功课不十分注意，课外的杂志新书却看得很多。那时徽州师范学校的校长是胡子承先生，他禁止学生做白话文，看《新青年》，但他愈禁止，我愈要看。我记得那时《新青年》上发表的胡适之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一些人的白话诗，我都背得很熟。我受《新青年》的影响，所以做白话文，白话诗，简直入迷，后来竟因此被学校开除。我现在所以有一些文学趣味全是我的多看书的影响，但我这些影响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个人看书到现在还是没有条理，多读书免不了乱读，乱读同乱吃东西一样，是有害的。

我十七岁到南京读书，在南京读了一年书后，胡适之先生到南京讲学，我去看他。我问他读书应该怎样读法？他说“应该克期”。克期是一本书拿到手里，定若干期限读完，就该准期读完。胡先生的话是很对的。我后来看书，也有时照着胡先生的话去做，只可惜生活问题压迫我，我在南京北京读书全是半工半读，有时一本书拿到手里，想克期读完，竟不可能，在我，这是很痛苦的。现在，生活问题还没有解决，而苦痛的病魔又缠绕着我了。几时我才能真正“克期”去读书呢？

我的读书的经验如上面所说，是很简单的：第一，应该读得熟，第二应该读得多，第三，应该克期读书。

我是一个不赞成现代学校制度的人，我主张“普通的自由”（usual Liberty），我曾说：

吾国自清代光绪变政，设立学校，同时年级制也输了进来。年级制是以教员为中心，以教科书为工具，聚智愚不同的学生于一级，不问学生的个性，使他们同时学一样的功课，在一个教室内听讲，聪明的人嫌教师讲得太慢，呆笨的人嫌教师讲得太快。聪明的人只得坐在课堂打瞌睡，看小说，混时间，等着呆笨的人的追赶，呆笨的人却整日整夜的忙着，连吃饭，睡觉，如厕都没有工夫，结果还是追赶聪明人不上。所以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同我们一班小朋友说笑话，“你们也想进学校吗？我以为学校是为呆笨人而设的。”对呀，现在所谓年级制的学校，的确是为呆笨人而设的。一本陈文编的“算术”，聪明的学生只要两个月就演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一年半载；一部顾颉刚编的“初中国文”，聪明的学生只要半年就可读完了，学校里偏要教上三年四年。况且在同一时间内，一听要强迫许多学生听同样的干燥乏味的功课，所以有时教员正在堂上津津有味的讲“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学生的头脑里，也许竟在想，“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景阳岗武松打虎”。……（《古庙集》37～38页）

我是不赞成现在的学校制度的。现代的学校可以使学生得着文凭，却不能包管学生能不能得着学问。老实说：学校教育的用处，不过有几个教员，教学生读书读得懂而已，像上海滩上的一些野鸡大学，流氓教员，他们自己读书读得懂不懂还是一个问题。在今日中国有志读书的人，只有靠着自己，只有靠着自己去用功，学校是没有用处的。

有人说，“自己读书，读不懂怎样办呢？”我说，“可以去问懂得的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敬爱的先生，但不一定是在学校里的。”一切参考的书籍，字典，也可以帮助人们读书读得懂。

根据我的一点小小经验，给青年人——有志读书的青年人，进几条忠告：

第一，我以为读书应该多读，应该熟读，应该克期的读。

第二，我以为读书不懂便应该问朋友，亲戚，你所敬爱的先生，或是字典参考书。读书应该每字每句都读懂，“不求甚解”是不对的。

第三，我以为今日中国有志读书的人应该学通英文或日文，以作研究外国学问的工具，单读中国书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多读外国书。

我的话虽然简单而且浅薄呵，希望对于有志读书的中国青年，有一点小小的用处！

1931年3月20日，改稿

选自章衣萍《青年集》，1931年7月版，上海光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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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化——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讲演

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学者。著有短篇小说集《八骏图》，中篇小说集《边城》，散文集《湘行散记》，学术论著《中国服装史》等。

一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今天到贵校来谈谈，不是什么讲演，只是报告个人在近五十年来，尤其是从二十到三十年代，由于工作、学习的关系，多少有一点认识。谈起来都是很琐碎的，但是接触的问题，却是中国近五十年来变化最激烈的一个阶段——二十年代的前期到三十年代。

我是从一个地图上不常见的最小的地方来的，那个地方在历史上来说，就是汉代五溪蛮所在的地方，到十八世纪才成立一个很小的政治单位，当时不过是一个三千人不到的小城，除了一部分是军队，另一部分就是充军的、犯罪的人流放的地方。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小镇的人口还不到一万人，但是这小地方却驻了七千个兵，主要就是压迫苗民的单位。因此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常见大规模的屠杀，特别是辛亥革命那段时间。这给我一个远久的影响——就是认为不应有战争，特别是屠杀，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杀死一个人。

这也就影响到我日后五十年的工作态度，在无形中就不赞成这种不公正的政治手段。到了我能够用笔来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我就反映这个问题。但是社会整个在大动乱中间，我用笔反映问题的理想工作就难以为继了。照着原来的理想，我准备学习个五十年，也许可算是毕业，能作出点比较能满意的成绩。但是时代的进展太快了，我才学习了二十年，社会起了绝大的变化，我原来的工作不易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转了业，这就是近三十年来，我另换了职业的原因。

今天回看二十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的发展，真是问题太多了。我是在大学教这个问题，教了二十年，现在要把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各种变动，压缩到不到一个钟头来讲，仅仅只能谈个大略的印象，所以会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现在，我们新国家有很多的有关“五四”以来的专著都在编写，我只能谈到很少的部分，即是与我的学习和工作有关的一部分。

我是一九○一年生的，一九二三年到了北京。这之前，我当了五年小兵，当时所见的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正是近代中国史上所说最混乱、腐败的军阀时代，从地方上很小的军阀以至北京最大的军阀的起来和倒台，我都有比较清楚的印象。

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我深信这种文学理想对国家的贡献。一方面或多或少是受到十九世纪俄国小说的影响。到了北京，我就住到一个很小的会馆，主要是不必花钱。同时在军队中养成一种好习惯，就是，没有饭吃全不在乎。这可不容易，因为任何的理想到时候都要受损伤的。但是我在军队久了，学得从来不因为这个丧气。这也就是后来住到了北京大学附近，很快就得到许多朋友赞许的原因。北京的冬天是零下十几度，最低到零下二十多度，我穿着很薄的单衣，就在那里呆下去了。别人不易了解，在我而言，却是很平常的。我从不丧气，也不埋怨，因为晓得这个社会向来就是这样的。

当然，仅是看看《红楼梦》，看看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不会持久的。主要是当时一些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包括三个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农业大学。当我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靠着它们，做个不速之客。在这种情况下，有许多对社会有更深了解的人都觉得非革命不可。我是从乡下来的，就紧紧地抓着胡适提的文学革命这几个字。我很相信胡适之先生提的：新的文体能代替旧的桐城派、鸳鸯蝴蝶派的文体。但是这个工作的进行是需要许多人的，不是办几本刊物，办个《新青年》，或凭几个作家能完成，而是应当有许多人用各种不同的努力来试探，慢慢取得成功的。所以我的许多朋友觉得只有“社会革命”能够解决问题，我是觉悟得比较晚的，而且智能比较低，但是仍能感觉到“文学革命”这四个字给我印象的深刻，成为今后文学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讲，我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工作，我连标点符号还不懂，惟一的可能是相信我的一双眼睛和头脑，这是我早年在军队生活里养成的习惯，对人世的活动充满了兴趣。

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大约十五分钟就可从家走到那里，看到所要看的一切。向左边走二十分钟又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馆。因为这个时期仅仅隔宣统逊位十二年，从十七世纪以来，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一面是古代的人文博物馆，上至三、四千年前的东东西西；一面是前门的大街，等于是近代的人文博物馆，所以于半年时间内，在人家不易设想的情形下，我很快学懂了不少我想学习的东西。这对我有很深的意义，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因为，后来的年轻人，已不可能有这种好机会见到这么多各种难得的珍贵物品的。

按照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说他本身已成为历史，也就是说等于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劳动人民的创造成果，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从个人来说，我去搞考古似乎比较可惜，因为我在写作上已有了底子；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

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那些传说也许是好意的，但不太正确，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我就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从个人认识来说，觉得比写点小说还有意义。因为在新的要求下，写小说有的是新手，年轻的、生活经验丰富、思想很好的少壮，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写得肯定会比我更好。但是从文物研究来说，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这个工作若做得基础好一点，会使中国文化研究有一个崭新的开端，对世界文化的研究也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文化是整体的，不是孤立的。研究的问题上溯可到过去几千年，但是它新的发展，在新的社会，依然有它的用处。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了不得的长处，主要还是机会好，条件好。在文物任何一部门：玉器、丝绸、漆器、瓷器、纸张、金属加工……都有机会看上十万八万的实物。那时又正当我身体还健康，记忆力特别好的时候。可惜我这次出国过于匆忙，没来得及带上一些小的专题与各位讨论。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

因为我们新的国家，对文物的管理和保护都有明文规定，随着国家工业、农业的建设，已大规模地发现古物。整个来说就是把中国的文化起源，往前推进了约两千年。根据最近的发现，大约在四千年前就懂得利用黄金，同时也有了漆器、丝绸的发明，而且也知道那时候服饰上的花纹设计。我的工作就是研究这四千年来丝绸上花纹的发展。因为研究丝绸的关系，也同时使我研究起中国的服饰基本图案。最近已出版了一个集子，将来很可能会另外出些不同问题的专书。我今年已七十八岁了，在我兴趣与精力集中下，若是健康情形还好，在新条件下我至少可望还工作五六年。

我举个大家会感兴趣的例子：在商朝，大约是公元前16世纪，从新出土文物中，就知道女士们的头发是卷的。因为材料多，我研究是用新的方法来做，先不注意文献，只从出土的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以向各部门提供最新资料。这只算是为其他各研究部门打打杂，作后勤工作，说不上什么真正研究的成绩。

现在在国外的朋友以及在台湾的兄弟们，希望各位有机会回去看看。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有所谓《二十五史》，就没有人注意现在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那些有兴趣研究中国文化史、艺术史与工艺史的朋友，都值得回去看看。任何部门都有大量的材料，存放在各省博物馆的库房里，等待有心人来整理和研究。这大多数都是过去文献上从没提到的，我们也只是进行初步的探索。但这工作明显需要大量的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努力。这种研究的深入进展，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份无比丰富宝藏。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本身的事情太多了，再加上最近十年的动乱，许多工作有点来不及注意处理。直到最近几年才给予它应有的注意。在座中大约有研究明清史料的。仅就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尚有一千万件历史档案有待整理和研究。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同事说，光是这方面就需要有一百个历史研究员研究一百年。

大家都知道敦煌、龙门、云岗三个石窟，是中国中古以来的文化艺术的宝藏。其实还有更多的史前和中古近古的壁画出土，将来都会逐渐公诸于世的。照过去的习惯，我们多以为对汉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从新出土的文物来比证，就发现我们从前知道的实在还太少。例如在文献上虽常常提及唐代妇女的服饰，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并不明确。因为文献只有相对可靠性，不够全面。那么现在不甚费力就能分辨出初唐（武则天时代）、盛唐（杨贵妃时代）与晚唐（崔莺莺时代）妇女服饰基本上的不同。所以这些研究从大处说，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对于中国民族文化史的知识，从小处说，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对许多有名的画迹、画册在年代上的鉴定。这也就是我虽快到八十岁，根本没想到退休的原因。我希望最少能再作十年这种研究，而且将来能有机会拿文物研究中一些专题向在座各位专家朋友请教。

刚才金介甫教授对我的工作夸奖似太过了，我其实是个能力极低的人，若说有点好处，那就是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这是金岳霖教授对我的评语。我也希望再用这种精神，多研究个五年、十年。至于我的文学作品。应当说，都早已过时了。中国情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不同，它变化得太快了，真如俗话说：“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我的一切作品，在三十年前就已过时了。今天只能说，我曾在文字比较成熟的三十年代前后，留下一些社会各方面的平常故事。现在已是八十年代！

许多在日本、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因为社会变动太大，我今天之所以有机会在这里与各位谈这些故事，就证明了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的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特别是国家变动大，社会变动过程太激烈了，许多人在运动当中都牺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顽强坚持工作，才能够保留下一些东西。在近三十年社会变动过程中，外面总有传说我有段时间很委屈、很沮丧；我现在站在这里谈笑，那些曾经为我担心的好朋友，可以不用再担心！我活得很健康，这可不能够作假的！我总相信：人类最后总是爱好和平的。要从和平中求发展、得进步的。中国也无例外这么向前的。

二

最近在香港印行的是有关服饰的。这部稿子在“文革”期间几乎被烧掉。书名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当时周恩来总理给我的一个任务，在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有二十多万字说明，四百多张图片，从商朝到清初，前后有三千多年。不久将来或许将有英、日译文本了。但里面应用的材料可能太深了点，不大好懂，在翻译中将有些删减。我倒希望有些版本能不删减，可作为研究资料用；许多问题还有待讨论。

我的第二个文物集子也在进行中，到底是用断代好呢？还是分类好？现在还没决定。这工作现在来做，条件实在很好，也得到相当多的经费，给了两个副研究员的名额，但助手选择也并不容易，他必定要知道历史，知道文物，必须具有各方面的知识，还得有文学和艺术知识，才能综合资料，提出新的看法。这种人员的训练很不容易。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举例来说：过去我们以为铜器上的镶金银是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现在知道在商朝就有了。另外，我还对于中国使用镜子用了点心，二十多年前编过一本《唐宋铜镜》。镜子，过去也以为是春秋战国产物，现在出土的商朝镜子就有七、八面，三千三百年前就有镜子了。

又如马王堆出土的花纱衣服，一件只有四十八克重，还不到一两。像同样的文物，中国近代出土的实有万千种。工艺上所达到的水平，多难于令人设想的精美。许多工作都在进行中。我们大家对秦始皇墓中的兵马俑都很感兴趣，在中国，类似的新文物有很多很多。另外朱洪武第十七太子在山东的陵墓，大家以为是明朝初年的，其实也并不全是，我们搞服装的从大量殉葬泥俑就知道，当差的服装多半还照元朝的官服，牵马人的服装又是照宋朝的官服。原因是中国历来各朝代常将前一朝代最高贵品级的服饰，规定为本朝最低贱人的服饰，表示对于前一朝代的凌辱。又如北朝在洛阳建都，力求华化，帝王也戴“漆纱笼冠”，一直沿用下来，但到了唐朝，漆纱笼冠都是较低品级的官吏服用。这就是我说的，我虽“不懂政治”，但这些涉及政治的问题，却不能不懂一点。

198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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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市侩主义

冯雪峰

冯雪峰（1903～1976），浙江义乌人，作家。著有散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等。

市侩和市侩主义，可以说是现在人类社会的“阿米巴”。市侩主义者是软体的，会变形的，善于营钻，无处不适合于他的生存。他有一个核心，包在软体里面，这就是利己主义，也就是无处不于他有利。这核心是永远不会变，包在软滑的体子里，也永远碾不碎。核心也是软滑的，可是坚韧。

市侩主义首先以聪明，灵活，敏感为必要。市侩主义者不仅心机灵活，并且眼光尖锐，准确，手段高妙，敏捷：凡有机，他是无不投上的，凡有利，他无不在先。

然而一切都做得很恰当，圆滑，天衣无缝。一切看去都是当然的，没有话可说。

但市侩主义又需以用力小而收获大为必要。市侩主义者心思是要挖的，可是力却不肯多用。因此他是属于吃得胖胖的一类里面。市侩主义，于是以能用“巧”为特征；因此，市侩主义者自然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所以又天然属于“劳心者治人”的一类。

市侩主义者也决非完全的害人或绝端的损人主义者，他只绝端的利己主义者罢了；他决不做赤裸裸的“谋财害命”的事。他是要绝对地利己的，然而要绝对地万无一失的。

只要你能慷慨一点，他也会适可而止罢。但是即便你明明知道太上当了，你也无可奈何，他决不会留一个隙给你，还是要你过得去的。

但市侩主义也决非完全的欺骗主义；它还是不失为一种交换主义，不过总要拿进来的比拿出的多一点。

如果说是欺骗主义，也应该说是相互的，公开的欺骗主义，两方彼此心里都明白的。如果你不明白，只怪你自己太不聪明；这样的受骗，就算是活该，市侩主义者不算对不起你。

市侩主义产生于商业社会，尤其盛行于殖民地次殖民地，然而它决非是“洋奴”主义。它有时还俨然地显现为自尊的主人主义。他决不会失其主人的身份与尊严，而且无论何时都是文明人。假如推行外国文明是适当的时候，自然也于他是有利的时候，他便是外国文明的提倡者；但他决不会否定本国的文化，倒竭力“发扬”本国文化的，所以他决不是“洋奴”。假如本国的东西应该提倡了，他就是国粹主义者，然而他又决不顽固。

中外古今的道理，文明，物事，对于市侩主义者大抵都有用，有利。凡对于他有利的，都是有理的，但他无所信仰，因为利己主义是他惟一的神。

但市侩主义者也要高尚，也要雅，也要美名。他也要辩明他不是市侩主义者。可是等你要他拿出那美名所要兑现的东西来时，他又立刻申明他是市侩了。

文化、艺术、道德、国家、民族、人类、真理……这些名义他都要。当然，你真的要他拿出这些来，他便要责备你不识时务，不明了实情；他原是生意人，原是拿这些的名在做生意；即使退一步说，“这个年头也不能不顾生意经呀”。

但这样的责备，也还算是客气的，否则，那便算你揭穿了他的高雅，伤了他的“自尊心”，于他的面子过不去，即使不揍你一顿，也要给你一个脸色看，教你知道这一点是不好触到的：你明明知道他是市侩主义者，为什么又给他当面说穿呀。

是的，市侩主义者也是不好惹的。他虽然是软体，但触到了他的利害，他也蛮硬，也可以和你拚命。市侩主义就最忌“太认真”，虽然他于利上是最认真的。他自然需要面子，名誉，自尊，你不可指说他，即使是“朋友”。何况他并不反对你也成为市侩主义者呀，你为什么要说他是市侩主义哪。

但市侩主义者所以是顽强，坚韧，还在于他对于一切都可以不固执，都可以客气，漂亮，让步；惟其如此，他对于利就能够永远地执着。他是永远都在打算的。他和“犹太人”一样顽强，坚韧；但他自然比“犹太人”大方，更漂亮，更聪明，而且他更有礼貌。

是的，市侩主义者是不好惹的，而且为了相同的利益也自然会大家联合起来战斗，所谓合伙，所谓“大家都是朋友”，所谓行帮：形成一条战线呢。但他们又决不是市侩主义的主义同盟，这是它独有的特色。这是为了个人各自的利益所必需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集体同盟；是矛盾的，然而是统一的。为了大家的方便，互相的照应。

互相吹拍，互相帮忙。可是大家心里都互相明白；彼此都不是真心的，彼此都给对方留一个地步；无论己帮人，人帮己，都是要打一个折扣的。因此，也彼此都不至“逼人太甚”。大家都心里明白。这就是他们间的“矛盾的统一”。

他们相互间自然也会起冲突，也会有近于“火并”之类的事，但彼此都是明白人，很快就会“消除误会”，言归于好。

无论什么社会里，人互相间都要发生所谓“爱”这种关系。惟独在市侩主义社会，却没有爱。

对于圈外的人类固然没有爱，他们相互间也没有爱。

市侩主义者对于社会也很少仇恨；因为无论怎样，他都是处于有利的地位的，它永远是胜利者。即使是失败了，也马上又胜利了。

但因此，他非天生地冷酷不可；他非仇恨仇恨市侩主义者不可。

它在有适当的温度的浑池里游泳着，那么自由，那么自在，那么愉快，那么满足。你吹它一口罢，它也许翻一下身；但早已在原地游泳着，而且更活泼，更灵快，也更惊人。

它成群的游泳着，互相照应，大家喜笑，彼此庆贺。你用石头击它一下罢，也许它要被冲散了一下，但立刻又复聚在一块了。

自然，只要你对他有些利益，至少对他没有什么不方便，还要你装一点傻，你也可以和市侩主义者相处，也可以处得很好。但你决不能和他贴得很紧，因为他的软滑的表皮原是用来保护他自己，也用来和你相隔的。你想探索他的灵魂或抓捏他的核心么？那也不可能的；软滑滑地，你不知道那里是他的核心，只像抓捏一个软橡皮的温水袋，滑得你全身毛骨悚然了。

哦，那里没有市侩主义呢！然而在我们这里是最多，最活跃。这就是因为我们这里有适当的温度，有适当的营养的社会液汁，这产生它，繁殖它，这适合它的生存，活动。

那么，这是不能再让它继续繁殖的时候了么？但有什么方法呢？必须比市侩主义者更聪明才行，可是有谁比他更聪明？你不听见市侩主义者也在照着你一样的说法：“应该反对市侩主义”么？然而他胜利地说，“为了反对市侩主义，所以我们就非成为市侩主义不可呀！”

这样，简直没有办法，除了这也可算是聪明的一条：你自己不要被他的聪明所骗，也被拖下去成为和他一样了。但这其实又不能算是办法。

1943年8～12月作于重庆

选自《乡风与市风》，1944年11月版，重庆作家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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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感集

黄药眠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县人，作家、文艺理论家。著有散文集《美丽的黑海》、《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论文集《批判集》等。

不要把耳朵借给可疑的人，借给他是危险的。

欺骗魔鬼不见得就要下地狱；而对魔鬼守信用呢，那就肯定要下地狱了。

提防各种各样的糖衣炮弹。

你出生入死得来的荣誉，也许会在衣香鬓影的欢乐的华筵中欢笑掉。

欢笑掉的东西，难道能用眼泪哭得回来么？

有人自称不喜欢别人恭维。于是有人对他说：“你的确是一个最不喜欢别人恭维的人。”那人于是大喜说，“你真是我的知己。”原来这句话正搔到了他的痒处。

你说你不喜欢奉承。但是为什么你老把那些最善于奉承的人当为你的最可靠的朋友呢？

尽管有无数不同的脸孔，但同一个阶级总会发出大致相同的政治声音。

我们很难从一个人的脸上去看出他的居心，倒是从他的眼睛里容易观察出他的真情。

有人自称为狼，其实是羊（如青年黑格尔派）；有人自称为羊，其实是狼；有人则像鲁迅说的当年的反动派，看见狼，他是羊，看见羊，他是狼。

人们其实早就识破了他耍的花招，但他还以为别人没有识破它，而继续认真地玩弄他的那一套。这不是真正的一场滑稽剧么？

闭着眼睛无视生活，老在那里背诵唯物主义原则的先生们，你自以为是唯物主义者，其实你正是挂着唯物主义招牌的唯心主义者。你不手触生活，你的脑子只能像蝉壳似的空虚。

来历不明的人，最怕别人提起他过去的历史。

有些人，他的学问有限，但他卖弄自己学问的才能则确实有自己的特长。

宁可预告少而贡献多，切勿先作许多诺言，而最后只能拿出半杯凉水。

白痴做出一件平常的事情，往往也为人所称道；但这个称道正好说明这个人是白痴。

蛇身上的花纹，并不能使人感到美丽。

有些人对于朋友的错误感到愤怒，同时又感到惋惜；而有些人对于朋友的错误和工作的损失却暗暗感到高兴，认为这是自己出头的有利机会！

有些人私下把幸福据为己有，而一声不响地把不幸散布给众人。

你单纯，因为你除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而奋斗终身以外，便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和欲望。你复杂，因为你对于敌人的阴谋诡计、威胁恫吓、利诱和美人计，都能一一予以识破，加以反击，获得胜利。

阴沟对水说：“你看那河，老是想把你送走，而我则总是把你抱在怀里，多好！”

水默然无语。

玻璃瓶里的苍蝇，盲目地向四面乱闯，它只看见光明，就是找不到走向光明的出路。

吃饱了的臭虫，一个个圆圆鼓鼓的像个透明的宝石。但它们肚子里全都是人的鲜血。

黄莺因善于唱好听的歌而出名。但人如果也像黄莺一样只是会唱好听的歌，那就糟了。

爱随便乱说话的人，你如能少开尊口，这对于你这个说话的人和听你说话的人，都将有莫大的裨益。

爱吹牛的人喜欢在人们面前夸耀自己“我如何如何”，“某人又称赞我如何如何”而洋洋得意。他一点也不知道，大家对他的广告的喧嚣早就觉得十分厌烦了。

有这么一种人，他什么都懂，但又什么都不懂；他什么都会，但又什么都不会。说起话来，他倒会手指脚划，品头评足。

其实了解他的底细的人，早就知道他是脱离实际的聪明的愚人，“有知识”的蠢汉。

伪善者对人说，他关心着世界的一切，只有一件事他最不关心，那就是关于他自己。但是实际上呢，他不关心世界上的一切，只有一件事他最关心，那就是关于他自己。

有人宣称自己主持“公正”，不偏向任何一方。可是正在他说这话的时候，那个“不公正”却不断在帷幕后面露出它的影子。

贪婪的人总是把自己已经有的东西看得平淡，而把自己还没有的无论什么东西看作珍宝，老想伸出手去夺取。

官能的过分餍足，反而会使官能逐渐迟钝、麻木。甚至连人也做了感官的俘虏。日子久了，他就变成了痴呆或疯狂。

破落户早已把钱花光了，却还老在干瘪的口袋里掏来掏去，希望从那里还可以掏出偶然剩下的几个小钱来让他最后吃一顿丰富的晚餐，然后饿死。

贵族家的子弟拿幸福当枕头，做着无稽的美梦，后来失去了依靠了，这时他只好在不幸的荆棘丛中清醒过来感到懊悔。但已经迟了。

在暗室里蒙头大睡的懒人，睡到中午还问人家天亮了没有。我想假如他有六十年的寿命，他睡觉就睡了四十多年。

有钱的饕餮者，在睡梦中也忘记不了他的旨酒佳肴；他总是以晚餐的过饱来医治他的过饱的午餐。

有钱人，你的充盈的钱袋，并无助于你的头脑的空虚啊！

赌徒们赌的不仅仅是金钱，而且是他的意气，他的“荣誉”，他的“事业”，他的“命运”。最后他把所有的一切都押到意气上去，他以复仇者的心情企图赌回他失去了的金钱。

在开始赌的时候，赌徒还是比较冷静，后来越赌越热，赌红了眼睛。最后，即使只还剩下一文钱，他也要在他的生和死之间押下一个孤注。

大赌徒下赌注时，一只眼睛看着赌赢后的权势与豪华，一只眼看着赌输后的流离与灾难。最后由于他对豪华的倾慕比对于灾难的恐惧还强，所以他就决心作孤注一掷了。

结果，当然可以预料：全部输光。

在酒徒眼中，酒瓶子一定一个个都探头探脑地向他表示邀请。他的世界观是：烂醉如泥是幸福，而清醒却是灾难。

醉汉把绳子看作蛇，吓了一跳。不过这不能怪绳子，只能怪醉汉的醉眼。

流氓和恶棍，有意引起人们对他作种种猜测，却极力避免人们知道他的底细和图谋。

破落的贵族，即使破落到只剩下一只破饭碗，也还是要在破烂堆中做他的繁华的美梦的。

为虚作假的人，在众人面前滔滔不绝地说：“我无时无刻不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有人问他，你在家里干些什么？他坦然地说，那是我自己的私事，你就不必去过问了，你只要相信我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就行了。其实，他为人民币服务，倒是真的。

封建文人，爱把扫落叶当成为“风雅”的事情。如把自己所居题为“扫叶楼”之类，但真的他曾为此动过手、流过汗么？

原来他是以看“童子”扫落叶为风雅的。

狗出远门，沿途总是要翘起后腿来不断撒尿，这无非是想表示它曾在那里走过的意思。

我也曾在一些名胜的地方看见许多“题诗”、“题辞”，或“某某曾在此处一游”之类的话。

看了这些题句，我不禁心中暗笑，这些好名的举动，不是同那个动物的本能有点相似么？

吃饱了的臭虫，静静地“高卧”在帐角上。朋友，你能把它看作是什么清高的隐士么？

说比做容易，所以有些懒人宁愿说不愿做；幻想比说话更容易，所以有些懒人，宁愿坐在家里幻想。这种人，我看实在是消耗粮食的大蛀虫。

长春藤妩媚地长在花架的上端，高高地临风招展，十分得意。但我担心花架一倒，它也就像死蛇般委地了。

小山村的老学究，明知自己知道得很少，因此对他自己的一点点“之乎者也”的知识也就格外看成是了不起的学问。如“回字有四个写法”之类。

只有一桶水，你尽管把它倒来倒去，由这一桶倒到另外一桶，又倒到另外一桶，结果还是那一桶水，而且也许越倒越少了。

中世纪的经院派哲学家们就爱干这种勾当。

有这么一种人，他自称是知识分子，但整天在闲逛、无思、昏睡，做着白日的梦。他也读书，但眼睛从字面上溜过去，脑子不动，不思不想。他身体健好，但他的思想在发霉，精神在腐烂，灵魂在生蛆！

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好像从来也不肯放过他表演错误的机会，甚至有时还要特别跳出来开个错误的展览。

烦琐主义的演说家，以为留在台上的时间越长，他给人的印象就越好，其实不然。

你大概看见过大肚子小颈的瓶子吧。它肚子里装满了水，但是倒时，只听见水在肚子里咕噜咕噜响，而倒出来的水，则老是那么一点点。有人据说很有学问，但也只是听见他肚子里咕噜咕噜响，而吐出来的老就是那么一点点。

安于中间状态的人，总是以为自己比先进的人落后，但比落后的人先进。于是在缓流中悠悠晃晃。他一点也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激荡，他已很快地成为比落后的人还落后了。

无论他的话说得多么好听，无论他的态度表现得多么真诚，无论他面部的表情多么动人，无论他说话的声音，带着微颤，显得十分激动，但一想到他不过是在演戏，这一切都不过是在背诵台词，那你就会豁然醒悟，认清他究竟是什么人了。

作了第一次撒谎，往往就使你踏上无穷无尽的撒谎的旅程中去了。正如掉在斜板上的泥丸，非一直滚下去不可。

看见棺材才流眼泪，意识到末日的来临。对这种人，只能投给他以轻蔑。

“你要警惕呀！”“你要小心呀！”这些吩咐虽然十分必要，也能够提醒人的注意。可是要他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往往是在他吃尽苦头以后。

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可是他有着难于改造的动摇性。一会儿他兴奋得发狂，好像胜利已经在抱，一会儿又消沉得好像一段枯木，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十分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十分渺小；一会儿他要冒险拼命，一会儿他又畏葸不前。总之，他就是这样一时热一时冷，忽而左忽而右地歪曲无产阶级的坚定正确的路线，搞坏了许多事情。

竟然也有这样的人，既要加入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又要领取资本家的定息。他还自以为打算周到。但终于有一天，他会像暴露在沙滩上的鱼。群众都指着他说：你瞧，这是隐藏在无产阶级战斗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

反动派是像封神榜上的申公豹，面孔是朝后长着的。当历史前进的时候，他以为是倒退；当倒退的时候，他又以为是在前进。

逃跑必然会引起追击，让子弹从背后射进去是可耻的。

言论——马列主义；行动——资本主义。这不是莫大的欺骗么？实质上是：马列主义的招牌，资本主义的货色。

坏人也能创造。不过他只能创造灾难和不幸，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先生，请你把那个“自以为”扔到垃圾堆里去吧。你本来是剥削发财，却自以为是积善成家；你本来是贪鄙，却自以为高尚；你本来应该感到惭愧和内疚，却自以为有功。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把你那个“自以为”扔到垃圾堆里去吧。扔掉了，你也许可以轻身前进了！

巫觋的预言，只能生长在愚昧的土台上。

经过转述的话，总是经过转述者增添一些什么，减少一些什么的。所以最好是多读革命导师的原著。

有些哲学家崇拜偶然，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看成是偶然之足的跳舞。

事情早已发生过了，你还在那里摆出预言家的姿势，郑重其事地说：“这事是可能的。”这不是令人发笑的十足的废话么？

你向盲人问路，他一定会回答说：“莫非你也同我一样是盲人么？”

把秘密告诉了别人，然后又嘱咐说：“不要去告诉别人！”但这个别人又拿去告诉了他认为可以共享秘密的人。于是终于变成了“两人知道是秘密，三人知道就不是秘密了”。

就是这些人无形中助长了小道消息。

说话要清楚明确。但在某些场合对某些事情，则要故意说得有点含糊，好让别人去猜测，或留一些余地，好让别人去解释。

有时因偶然的一问而无意地触犯了别人的秘密的创伤，而受到那人的终身憎恨。

智慧的不幸，可能是由于他这个人太清楚地知道太多的事情，而又哇啦哇啦去说。

即使是最周到的计划，也要准备一种预想不到的突然变化，并作留有余地的打算。有人说，这是过虑，这是保守，但我说不，这是深谋远虑！

“人之有舌所以自欺其思也”，这是骗子的格言。我们说，我们的舌头是真理的代言人。

宣传真理，宣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这肯定会是最雄辩的语言。

推理只能用逻辑，不能凭印象或感情，也不能用想像或联想去顶替。

望远镜也要正确地使用，倒过来看，就会把东西看得更远了。

拿不应当吃的好东西给病人吃，终于造成了事故，这就证明善良的动机，也可以造成不幸。

有些作品使人发笑，但仔细一想又十分严肃，发人深省。

胃可以是向老财造反的鼓动者，也可以是邪恶势力的同谋。

这要看那个人的头脑里有着什么思想。

理性并不能解决生活上的一切问题。

给死人穿上衣服，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这是多余。但在我们看来，这正是让死者的朋友们，留下最后的印象，表示一下感情上的悼念。

冬天的霜雪是丰年的预兆；残春的霜雪却会咬死许多幼苗。同样的事发生在不同的时间里，就发生不同的效果，在自然界也是如此。

自行车，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显示它的机灵，一停止运动，它就倾倒了。

晋朝人挥剑去砍苍蝇，早已被传为笑谈。欧洲人想用巨棒去打它，也无甚效果。我看对付这种讨厌的小东西，最好是蝇拍和黏糊的甜浆。

有的人喜欢议论指摘别人无能，但即使别人真的无能，难道就能证明他自己的“有能”么？

你把水搞浑，意思是想使它看来很深，不容易辨别其中藏有什么。但我们用竹竿子一量，用灯一照，不就知道它的深浅和其中有什么东西了么？——骗不了我们。

倘若你能用巨棒去打死一只老虎，人们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你是英雄；但假如你一脚踏死几只虫蚁就洋洋自得起来，那就未免可笑了。

嫉妒别人的才能，也许正好说明自己的无能。

有人就是希望人民大众永远愚昧下去，以此来保持他自己的优越地位和“尊严”。

有人关在小房子里，自称“老子天下第一”，后来打开门同群众一接触，他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的确是天下第一，不过他是无知的天下第一。

精神贵族把自己安放在科学和群众之间，既堵塞了科学走向人民的道路，又堵塞了人民走向科学的道路。

面盆里泛起一些涟漪，我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在蚂蚁看来，那简直像是汪洋大海轩然大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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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我不曾走入深山，见到活泼跳跃的猛虎。但是我听见过不少关于虎的故事。

在兽类中我最爱虎；在虎的故事中我最爱下面的一个：

深山中有一所古庙，几个和尚在那里过着单调的修行生活。同他们做朋友的，除了有时上山来的少数乡下人外，就是几只猛虎。虎不惊扰僧人，却替他们守护庙宇。作为报酬，和尚把一些可吃的东西放在庙门前。每天傍晚，夕阳染红小半个天空，虎们成群地走到庙门口，吃了东西，跳跃而去。庙门大开，僧人安然在庙内做他们的日课，也没有谁出去看虎怎样吃东西，即使偶尔有一二和尚立在门前，虎们也视为平常的事情，把他们看作熟人，不去惊动，却斯斯文文地吃完走开。如果看不见僧人，虎们就发出几声长啸，随着几阵风飞腾而去。

可惜我不能走到这座深山，去和猛虎为友。只有偶尔在梦里，我才见到这样可爱的动物。在动物园里看见的则是被囚在“狭的笼”中摇尾乞怜的驯兽了。

其实说“驯兽”，也不恰当。甚至在虎圈中，午睡醒来，昂首一呼，还能使猿猴颤栗。万兽之王的这种余威，我们也还可以在作了槛内囚徒的虎身上看出来。倘使放它出柙，它仍会奔回深山，重做山林的霸主。

我记起一件事情，三十一年前，父亲在广元做县官。有天晚上，一个本地猎户忽然送来一只死虎，他带着一脸惶恐的表情对我父亲说，他入山打猎，只想猎到狼、狐、豺、狗，却不想误杀了万兽之王。他绝不是存心打虎的。他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对他报仇，但是他又不能使枉死的虎复活，因此才把死虎带来献给“父母官”，以为可以减轻他的罪过。父亲给了猎人若干钱，便接受了这个礼物。死虎在衙门里躺了一天，才被剥了皮肢解了。后来父亲房内多了一张虎皮椅垫，而且常常有人到我们家里要虎骨粉去泡酒当药吃。

我们一家人带着虎的头骨回到成都。头骨放在桌上，有时我眼睛看花了，会看出一个活的虎头来。不过虎骨总是锁在柜子里，等着有人来要药时，父亲才叫人拿出它来磨粉。最后整个头都变成粉末四处散开了。

经过三十年的长岁月，人应该忘记了许多事情。但是到今天我还记得虎头骨的形状，和猎人说话时的惶恐表情。如果叫我把那个猎人的面容描写一下，我想用一句话：他好像做过了什么亵渎神明的事情似的。我还要补充说：他说话时不大敢看死虎，他的眼光偶尔挨到它，他就要变脸色。

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的确是值得我们热爱的。

7月28日

选自《巴金全集》（13），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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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死是谜。有人把生也看作一个谜。

许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于愿意知道死。而我则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却没有一次对于生起过疑惑。

世间有不少的人喜欢拿“生是什么”、“为什么生”的问题折磨自己，结果总是得不到解答而悒郁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的；虽然有，也不会多。人不了解生，但是人依旧活着。而且有不少的人贪恋生，甚至做着永生的大梦：有的乞灵于仙药与术士，有的求助于宗教与迷信；或则希望白日羽化，或则祷祝上登天堂。在活着的时候为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积来世之福——这样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个人都努力在建造“长生塔”，塔的样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人想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有人愿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这一切都变成过去的陈迹而做了后人凭吊唏嘘的资料了。没有一座沙上建筑的楼阁能够稳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一百四十几年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学者让·龚多塞不顾死刑的威胁，躲在巴黎卢森堡附近的一间顶楼上忙碌地写他的最后的著作，这是历史和科学的著作。据他说历史和科学就是反对死的斗争。他的书也是为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写下最后两句话以后，他便离开了隐匿的地方。他那两句遗言是：“科学要征服死，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死了。”

他不梦想天堂，也不寻求个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学征服死，为人类带来长生的幸福。这样，他虽然吞下毒药，永离此世，他却比谁都更了解生。

科学会征服死。这并不是梦想。龚多塞企图建造一座为大众享用的长生塔，他用的并不是平民的血肉，像我的童话里所描写的那样。他却用了科学。他没有成功。可是他给那座塔奠了基石。

这座塔到现在还只有那么几块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见它的轮廓！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定在什么时候会看见它的完成。但有一件事实则是十分确定的：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于这座高塔的建造。这些人是科学家。

生物是必死的。从没有人怀疑过这天经地义般的话。但是如今却有少数生物学者出来企图证明单细胞动物可以长生不死了。德国的怀司曼甚至宣言：“死亡并不是永远和生物相关联的。”因为单细胞动物在养料充足的适宜的环境里便能够继续营养和生存。它的身体长大到某一定限度无可再长的时候，便分裂为二，成了两个子体。它们又自己营养、生长，后来又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间和营养的限制，它们可以永远继续繁殖、长生不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当然没有死亡。

拿草履虫为例，两个生物学者美国的吴特拉夫和俄国的梅塔尼科夫对于草履虫的精密的研究给我们证明：从前人以为分裂二百次、便现出衰老状态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虫，如今却可以分裂到一万三千次以上，就是说它能够活到二十几年。这已经比它的平常的寿命多过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断定说这些草履虫经过这么多代不死，便不会死了。但这也只是一个假定。不过生命的延长却是无可否认的。

关于高等动物，也有学者作了研究。现在鸡的、别的一些动物的、甚至人的组织（tissue）已经可以用人工培养了。这证明：多细胞动物体的细胞可以离开个体，而在适当的环境里生活下去，也许可以做到长生不死的地步。这研究的结果离真正的长生术还远得很，但是可以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在最近的将来，延长寿命这一层，大概是可以办到的。科学家居然在显微镜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决人间大问题——生之谜的一把钥匙。过去无数的人在冥想里把光阴白白地浪费了。

我并不是生物学者，不过偶尔从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朋友那里学得一点点那方面的常识。但这只是零碎地学来的，而且我时学时忘。所以我不能详征博引。然而单是这一点点零碎的知识已经使我相信龚多塞的遗言不是一句空话了。他的企图并不是梦想。将来有一天科学真正会把死征服。那时对于我们，生就不再是谜了。

然而我们这一代（恐怕还有以后的几代）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我们带着新的力量来到世间，我们又会发挥尽力量而归于尘土。这个世界映在一个婴孩的眼里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们慢慢地活下去。我们举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尽情地饮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们全尝到了。新奇的变为平常，陌生的成为熟习。但宇宙是这么广大，世界是这么复杂，一个人看不见、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们仿佛走一条无尽长的路程，游一所无穷大的园林，对于我们就永无止境。“死”只是一个碍障，或者是疲乏时的休息。有勇气、有精力的人是不需要休息的，尤其在胜景当前的时候。所以人应该憎恨“死”，不愿意跟“死”接近。贪恋“生”并不是一个罪过。每个生物都有生的欲望。蚱蜢饥饿时甚至吃掉自己的腿以维持生存。这种愚蠢的举动是无可非笑的，因为这里有的是严肃。

俄罗斯民粹派革命家妃格念尔“感激以金色光芒洗浴田野的太阳，感激夜间照耀在花园天空的明星”，但是她终于让沙皇专制政府将她在席吕谢尔堡中活埋了二十年。为了革命思想而被烧死在美国电椅上的鞋匠沙珂还告诉他的六岁女儿：“夏天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摘取树上的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那一株，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

“生”的确是美丽的，乐“生”是人的本分。前面那些杀身成仁的志士勇敢地戴上荆棘的王冠，将生命视作敝屣，他们并非对于生已感到厌倦，相反的，他们倒是乐生的人。所以奈司拉莫夫坦白地说：“我不愿意死。”但是当他被问到为什么去舍身就义时，他却昂然回答：“多半是因为我爱‘生’过于热烈，所以我不忍让别人将它摧残。”他们是为了保持“生”的美丽，维持多数人的生存，而毅然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这样深的爱！甚至那躯壳化为泥土，这爱也还笼罩世间，跟着太阳和明星永久闪耀。这是“生”的美丽之最高的体现。

“长生塔”虽未建成，长生术虽未发见，但这些视死如归但求速朽的人却也能长存在后代子孙的心里。这就是不朽。这就是永生。而那般含垢忍辱积来世福或者梦想死后天堂的“芸芸众生”却早已被人忘记，连埋骨之所也无人知道了。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惟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会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满溢的生命。正如青年早逝的法国哲学家居友所说：“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个人的生命应该为他人放散，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为他人牺牲。……这牺牲就是真实生命的第一个条件。”我相信居友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居友接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似的，纵然开花以后便会继之以死亡，它仍旧不得不开花。”

从在一滴水的小世界中怡然自得的草履虫到在地球上飞腾活跃的“芸芸众生”，没有一个生物是不乐生的，而且这中间有一个法则支配着，这就是生的法则。社会的进化、民族的盛衰、人类的繁荣都是依据这个法则而行的。这个法则是“互助”，是“团结”。人类靠了这个才能够不为大自然的力量所摧毁，反而把它征服，才建立了今日的文明；一个民族靠了这个才能够抵抗他民族的侵略而维持自己的生存。

维持生存的权利是每个生物、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这正是顺着生之法则。侵略则是违反了生的法则的。所以我们说抗战是今日的中华民族的神圣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可以否认。

这次的战争乃是一个民族维持生存的战争。民族的生存里包含着个人的生存，犹如人类的生存里包含着民族的生存一样。人类不会灭亡，民族也可以活得很久，个人的生命则是十分短促。所以每个人应该遵守生的法则，把个人的命运联系在民族的命运上，将个人的生存放在群体的生存里。群体绵延不绝，能够继续到永久，则个人亦何尝不可以说是永生。

在科学还未能把“死”完全征服、真正的长生塔还未建立起来以前，这倒是惟一可靠的长生术了。

我觉得生并不是一个谜，至少不是一个难解的谜。

我爱生，所以我愿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的海里去。

1937年8月在上海

选自《巴金全集》（13），199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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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巴金

巴金（1904～2005），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处女地》等。

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么？

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1941年7月21日于昆明

选自《巴金选集》第8卷，l982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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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与渺小

臧克家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诗人。著有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泥土的歌》，短篇小说集《挂红》，散文集《臧克家抒情散文选》等。

我们有太多的伟人。写在历史上的被渲染过的，不必说他们了；和我们同时代，向我们显示伟大的，已经够数了。这些人，凭了个人的阴谋机诈、凭了阴险与残酷，只要抓住一个机会使自己向高处爬一级，他是决不放弃这个机会的，至于牺牲个人的天良与别人的利害甚至生命，他毫不顾惜。这些伟人的伟大，是用个人的人性去换来的，是踏在人民大众的骨骸上升高起来的。当他站得高、显得伟大的时候，一般有肉没有骨头，有驱壳没灵魂的人中狗，便成群的蜷伏在他脚下，仰起头来望望他，便“伟大呵，伟大呵”的乱叫一阵子，当别人靠近他的时候，它们便狺狺狂吠起来，在壮主子的声威之余，自己仿佛也有威可畏了。这些伟人与臣侯是相依为命，狼狈为奸的。主子为了获取权势的兔，是不能没有走狗的，在走狗的瞳孔里，主子的尊容也许并非那样庄严，然而在他们口里又是另一回事了。为了一块骨头，它们出卖了自己。

在伟人自己，眼睛看的是逢迎的脸色，咂嚅趄的情感，耳朵听的是谗阿佞的声音，左右的人钢壁铁墙一样把他围在一个小天地里，眼看不过咫尺，耳听不出左右，久而久之，也只能以他人之耳为耳，以他人之目为目，而这些他人，又正是以他为法宝而有所贪图的人，他们所说的话，所报告的见闻，全是以自己的利害为标准而取舍，改窜，编辑的，不但与事实不符，常常会整个相反。信假为真，以真为假，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古时候有这样的皇帝，天下大饥，他怪罪人民何不食肉糜，今日的伟人吃的鸡蛋也许还是一块钱一个。

这样的伟人，拔地几千尺，活在半空里，和群众、和现实，脱离得一干二净。在别人眼前，他作势，他装腔，他在别人眼里不是“人”，而是“伟人”，他自己，喜怒哀乐，不能自由，不愿自由，不敢自由，硬把人之所以为人一些天性压抑，闷死，另换上一些人造的东西，这样弄得长久了，自己也觉得自己不是“人”了，而成了“人”以上的另一种人的“人”，勉强解释，就是孤家“寡人”之“人”。这样的“人”，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远的是民众，是人性。这样的人是刚愎的，残暴的，虚伪的，反动的，半疯狂的，自欺欺人的，存心“不令天下人负我，我负天下人”的。把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交给这样一个半疯子去统治，那会造成个什么样子呢？

“王侯将相”的种子，已不能在新时代的气流中生长了，当大势已去，伟人不得不从半空里扔在实地上、民众前的时候，难怪希特勒自杀，而且自杀前还有疯狂的传说。被别人蒙在鼓里，或被自己的野心蒙在鼓里，一旦鼓被敲破了，四面楚歌，他这才明白了，可是已经晚了。个人英雄也就是悲剧英雄。希特勒、墨索里尼已成过去了，他们的死法是多么有力的标语，佛朗哥，以及佛朗哥的弟兄们，读一读它吧！

和伟大相反，我喜欢渺小，我想提倡一种渺小主义。一个浪花是渺小的，波浪滔天的海洋就是它集体动力的表现，一粒砂尘是渺小的，它们造成了巍峨的泰岱，一株小草也是一支造物的小旗，一朵小花不也可以壮一下春的行色吗？

我说的渺小是最本色的，最真的，最人性的，是恰恰反乎上面所说的那样的伟大的。一颗星星，它没有名字却有光，有温暖，一颗又一颗，整个夜空都为之灿烂了。谁也不掩盖谁，谁也不妨碍别人的存在，相反的，彼此互相辉映，每一个是集体中的一分子。

满腹经纶的学者，不要向人民夸示你们的渊博吧，在这一方面你不是能手，因你有福，有闲，有钱，你对于锄头拿得动、使得熟吗？在别人的本领之前，你显示自己的渺小吧。用你的精神的食粮去换五谷吧。

发号施令的政治家，你们也能操纵斧柄如同操纵政柄吗？

将军们，不要只记住自己的一个命令可以生杀多少人，也要想想农民手下的锄头，可以生多少禾苗，死多少野草呵。

当个人从大众中孤立起来，而以自己的所长傲别人所短，他自觉是高人一头；把自己看做群众里面的一个，以别人的所长比自己的所短时，便觉得自己是渺小，人类的集体是伟大。我常常想，不亲自站在群众的队伍里面是比不出自己高低的；我常常想，站在大洋的边岸上向远处放眼的时候，站在喜玛拉雅山脚下向上抬头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的渺小。因此，我爱大海，也爱一条潺潺的溪流；我爱高山，也爱一个土丘；我爱林木的微响，也爱一缕炊烟；我爱孩子的眼睛，我爱无名的群众，我也爱将军虎帐夜谈兵——如果他没有忘记他是个人。

我说的渺小是通到新英雄主义的一个起点。渺小是要把人列在一列平等的线上，渺小是自大，狂妄，野心，残害的消毒药，渺小是把人还原成人，是叫人看集体重于个人。当一个人为了群众，为了民族和国家，发挥了自己最大可能的力量，他便成为人民的英雄——新的英雄，这种英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牺牲了自己，他头顶的光圈，是从人格和鲜血中放射出来的。

人人都渺小，然而当把渺小扩大到极致的时候，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新的英雄。

这世纪，是旧式的看上去伟大的伟人倒下去的世纪；这世纪，是渺小的人民觉醒的世纪；这世纪，是新英雄产生的世纪。

我如此说，如此相信。

选自《新华日报》，1945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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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失眠

梁得所

梁得所（1905～1938），广东连县人。作品有《芳草》、《未完集》、《烟和酒》等。

失眠，大概谁都试过。应睡的时候不能入睡，实在是一件苦事。尤其是明天有事要早起，今夜偏偏睡不着，枕畔听闻远处钟楼传来的钟声，一点，两点，三点……愈听愈惊，愈惊愈醒；闭着眼睛数一二三四，无效！起身跑几圈子再睡，亦无效！辗转倦极了，刚要迷离入梦，太阳又跑出来。没精打采的起了床，整天不大舒服。

偶然失眠不算什么一回事，而其流弊却很可以注意。据纽约警厅报告，暑天酷热使人少睡的时节，市内闹出乱事特别多。可知如果失眠连夜而成症，对于人的影响就不小。生理方面食量大减，心理方面脾气浮爆。为本人和为社会起见，失眠症大有医治之必要。医治之法，不外探病原而发良药。西医说失眠是脑充血。最简便的医法是吞一片亚特灵；中医把脉称为肝气不平，方单上少不了几味柏子仁茯神花龙骨之类，然而，心病还须心药医，失眠的病原实在由于情感过盛。喜怒哀乐爱恶欲，其中任何一种，在人心里膨胀所致，因此只好找些心理药，这种药在许多书籍里藏着，其中一部是《圣经》。

我们都知道《圣经》是一部大书，里面包含宗教，历史，文学，经济，种种哲理，这短篇不去讲究，现在只捡拾多少碎屑，来做失眠的话题。

我们就根据喜怒哀乐爱恶欲，为失眠的病原罢。

一个人喜欢快乐过度是会睡不着的，这情形小孩子都知道。学校明天有远足旅行，今晚宿舍里的孩子们多半睁大眼睛望天亮；大人欢乐的对像最普遍的是忽然发财，从前所谓掘着金锭，等于现代中了马票大香槟，皆足以使人睡不着。怎样处置钱财，是一条很有趣味很费心思的问题。正如《圣经》里记载，一个富人整夜思量，怎样筑造库房藏他的珍宝，扩大仓廪储他的麦粮，这个富人睡在床上愈想愈高兴，上帝却对他说：“愚蠢的人啊！今夜我把你的灵魂收回去，你的财产归谁所有？”这句话真是一盆冷水，足以把热昏的头脑泼个凉快。推而论之，小学生因明天旅行欢喜失眠，上帝会对他说：“愚蠢的小孩子啊！明朝下一场大雨，不但旅行取消，而且连球都不能打哩。”

如果有喜乐的事使你感受失眠之苦，最好是想出一件最糟糕的事，做一盆冷水，泼在自己头上，就自然平心静气的睡觉了。

怒字和恶字，性质很相近，对像同是仇敌。一个人受了冤屈，或眼见不平事，心头忿恨不成眠，这原是无足怪。不过想深下去却很愚蠢。比如仇敌辱骂你，无非想你难过而他快意。如果他知道你受骂之后一夜睡不着，这岂不是增加他的快意吗？对付仇敌的方法很多，宽容大量是其中之一。《圣经》所谓：“逼迫你的，你为他祝福，这就仿佛把火炭聚在他头上了。”母亲打儿子最怕儿子挨打而不肯哭，妻子骂丈夫最怕丈夫不还嘴（并不是以母子夫妻作仇敌论。不过证明一种消极抵制的心理罢）。徒然憎恨是无益的，只要你会处置，有时可使大仇敌变成生死朋友；最低限度，从消极方面说，也不要自己难过来增长仇敌的意气。讲到这里，记起一段笑话。却说从前一龟一鳖有冤仇，向阎罗王告状，审讯之后，查实龟恶鳖善，阎王便判那乌龟某月某日死，然后问鳖还有什么要求。鳖答道：“我并不要求长生不老，只求寿命比那乌龟长一天。”阎王问它为什么只要长一天，它答道：“让我活着看那乌龟怎样死！”是的，在世界上，固然因为有人爱你，你就要自爱；同时因有人望你早死，你更要强饭加衣。因为有人尊重你，你要自重；同时因为有人瞧你不起，你要自己争气！惟其是有仇未报，就要珍重安眠。

悲哀，自然是失眠的大原因。其种类不一而足，就新文艺的名词中便有所谓银灰色的悲哀和天鹅绒的悲哀，但社会实际，最普遍的悲哀是“穷”，经济制度不良，生活苦累，生存者就失了一切生趣。正如从前一位诗人叹道：“贫贱夫妻万事哀！”在他那首诗中，发许多牢骚，结尾两句云：“惟将终夜常开眼，酬答平生未展眉！”这两句真是从悲哀的失眠写出失眠的悲哀了。我们要知道，愁思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力才足以应付，只要人有钢钉一般的意志，造物者决不忍绝他的出路。正如《圣经》所云：“你看天空的雀鸟无仓无廪，上天不给它饿死；你看野外的百合花，不纺不织，而我告诉你，所罗门皇荣华的时候亦不及它们的美丽。”或谓这些乐观话不过聊以自慰而已，就算自慰罢，在世界上，悲哀是环境给我们的，快乐却要由自己制造。

爱，除非未经历过，否则谁都逃不了辗转反侧的经验。因为，信不信由你，尽管英雄大量，在恋爱中都变成儿子小器。恋爱就像睡觉，不知不觉中睡着，否则勉强不来。睡觉时心里怕失眠，结果便是失眠；恋爱时怕失恋，结果便是失恋。爱是不能理解的，像风一般充盈天地间而无从捉摸，正如《圣经》所谓“你见芦荻摆动，却不知风从何来往何去”。风是可以感觉而不能执着的。保持恋爱的惟一方法，就是忘记恋爱。具体说来，每晚酣睡的人，恋爱必有美满的结果。

欲望，我们不劝人消除，因为如果人人对现在环境表示满足，世界就不会有进步了。欲望应该无止境，但要有段落，所谓深谋远虑是指大纲而言，倘要在一晚想完一世的事情，就是不通，有许多事情看来很顺利，到时发生意外；以为无法处置的，到时却迎刃而解。我们不相信定命，但不能不信命运。命运是每人不同的。话说有一群小学生分糖果分不匀，去叫一位老先生替他们分，老先生问道：“你们想我照人的分法呢，还是照天公的分法呢？”孩子们都晓得说照天公分法。老先生便把糖果分给他们，有的得一颗，有的得十颗，有的数十颗。孩子们都闹起来。老先生说：“你们别嚷，天公的分法是这样的。看，张儿每天上学坐汽车，陈儿下课要去抬煤屑，王儿聪明考试一百分，赵儿笨钝两年不能升班。”我们的命运有好有歹，可是最公平的，每人都有一个做人的机会。农夫努力耕耘未必有丰收，可是谁能不事耕耘而有收获。在命运范围内尽了自己所能，结果如何我们想不到，任你想，想，想到失眠，也是徒然的。太阳出来给我们希望与机会，夜幕低垂劳碌便告段落。这种观念，无论我们信基督教，信佛教，或不信教，都得放在心里。写到这里，让我从书架上一本希伯来文《圣经》抄一句，做这篇谈失眠的随笔的结束，那句是：“明日之虑，虑于明日；今日之劳，今日足矣！”

选自《烟和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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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慰

冯至

冯至（1905～1993），河北涿县人，诗人、学者。著有诗集《昨日之歌》，散文集《山水》等。

十几年前，我走出大学门口，到一个高级中学里去教书。在那个学校遇到一个学生，他总是笑嘻嘻地没有苦恼。遇见什么难的问题，自己不能解答，而旁的同学能够解答时，他总是自慰地说：“在初中的时候我也解答过许多旁人不能解答的问题”。遇见自己有什么错误，他的回答是：“这一类的错误就是考甲等的某某同学也有过”。因此他对于旁人的长处永不羡慕，对于自己的短处也永无悔恨，终日悠游自得，小小的年纪好像很懂得生活之道。他当时虽然不大被人看得起，并且始终以中下等的学生资格穿过中学和大学，但他后来走到社会里，却事事顺利，不几年听说已经做了简任官了。

近年来我听到许多名言谠论，才渐渐觉得那个人的生活之道是有所本的。他大半觉得羡慕他人，容易绝望、甚至毁灭之途，倒不如用这种自慰的方法去寻求个人的“幸福”。几十年来，我们的民族就很善于用这种方法生存在世界上。

看见人家有什么长处，便说自己也曾经有过。人家的发明层出不穷，我们便提出丝、纸、火药、指南针。人家开发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便说，哥仑布以前南美洲早已有华人的遗迹了。俗话说，英雄不夸当年勇，想起祖先的光荣，应该自己惭愧，不但不惭愧，反而用它来遮自己的丑，殊非一个“尊祖敬宗”的民族所应有的事。看见自己有什么短处，便说人家也有。就眼前的种种而论，发国难财、黑市、无限制的享乐的追求，道德水准的降低，便有人说，这是战时应有的现象。同时还举出许多外国的例子，作为这事的保障，好像是无论什么事只要外国一有，我们就心安理得，言之无愧了。姑无论这类的事在外国是不是准有，纵使有，拿人家的缺点来遮盖自己的罪恶，也殊非自强之道。羡慕他人，固然会有否定自己的危险，但也能刺激自己前进；深的悔恨固然有时使人灰心丧气，但也可使人走上自新的道路。消极的自慰只能使人苟且偷生，积极的自责却能使人活得更像样子。在“民族复兴”成为盛极一时的口号的时代中，我希望大家自责能多于自慰。

1944年

选自《冯至选集》第2卷，1985年8月版，四川文艺出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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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边随笔（一）

李广田

李广田（1906～1968），山东邹平人，作家、学者。著有散文集《画廊集》、《回声》，短篇小说集《金坛子》，学术论著《文学枝叶》等。

生死之间

只要你活着，你的脊梁骨还能驮，你一双蹄子还能供驱使，而你的两只手爪也还能在泥土里挖掘，你当然还有用，也就有人管——管你的生命不绝如缕，管你，不让你休息。

只要你真的死了，你咽了最后一口气，或者你最后一口气尚未咽完，也许还只余半口气，你反正必死无疑了，于是也有人管——管你，把你用绳索捆起来，像捆一段木头，然后把你抬到郊外，去喂乌鸦，喂野狗。如说他们是乐意管，也不见得，他们是不得不管。因为，如果不把你交给旷野，你就会腐烂，发臭，你就会化成一种不好的气味去妨害别人的鼻子，而你的样子也妨害别人的眼睛，他们要讲求卫生，要眼不见为净，就得把你除去。

只有生死之间的人最无办法。说你是活的，然而你已不能供驱使，你已不能作奴隶，你爬也爬不起来了；说你是死了，然而你还瞪着一双求救的眼睛，你也许还发出一种含糊的声音，你成了哲学家，你说出你一生中最高最深的语言，因为你的语言已不为能听的人所领会；你当然还没有死，要把你捆起来抬出去，为时未免尚早，于是你只好倒在路旁，树下，石上，垃圾堆上，让太阳晒你，风吹你，雨打你，苍蝇吃你。试想，在这多风雨的季节，这时代，你虽然不能动了，却还有知觉，你觉得湿，觉得冷，你浸在水里、泥里过日过夜，然而无可如何，你只好让一切自然的力量把你从生拖到死。要把你从死里拉起来，那该是人的事，人既不管，太阳、风雨，就更不管了。

生死之间！我们是生呢，还是死？还是在生死之间？而且，应该怎样办呢？我等待回答。

早晨

我每天早晨都怕晚了，第一次醒悟之后便立刻起来，而且第一个行动是：立刻跑出去。

跑出去，因为庭院中那些花草在召唤我，我要去看看它们在不为人所知所见的时候有了多少生长。我相信，它们在一夜的沉默中长得最快，最自在。

我爱植物甚于爱“人”，因为它们那生意，那葱茏，就是它们那按时的凋亡也可爱，因为它们留下了根柢，或种子，它们为生命尽了力。

当然我还是更爱“人”，假如“人”也有了植物的可爱。酣睡一夜而醒来的婴儿，常叫我想到早晨的花草，而他那一双清明的眼睛，——日出前花草上的露珠。

感谢

到市上买菜的人回来了，我总要接过菜篮，我要仔细观看：果子的艳红与丰满，菜叶的鲜嫩与葱茏，和在这些上面领受到早晨的欢悦，而我的心里又充满了感谢。

买菜人说：“你要看啊，请到菜市去，或者更好是到果子林去，到菜园去。”

我说：“不，我不但要观看，我还要种植。”

经验

我读一本旅行记，而我想起一种经验——经验，这正是“经验”的意义。

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在赶路，紧赶紧赶，赶到夜深，才赶到一个地方住下。这地方给我们一种神秘的感觉——在夜色中，尤其在暗淡的灯光所照出来的迷离形象中，我们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样子，我们所住的是什么房屋，周围是些什么人，什么山，什么水，什么树木与路径。疲乏中感到甜蜜，我们就在无所知中睡在这个新鲜而又生疏的怀抱里。等明日醒来，天亮了，我们才看清了这里的一切，一切与我们所想的不同，一切都觉得可喜，然而这也正是告别的时候了。“再见，再见”，这一别将永无再见之一日。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第四天，一连许多天。不知多久，也许多少年过了，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你忽然想起了你从前曾经住过的某个地方，就想：假如能再走过那地方就好，于是感到一点迷惑，也感到一点惆怅。

我们的经验大都如此，这就是所谓经验。

人与其他

我忽然——不是忽然，是常常，而今天是忽然觉得最清楚——觉得什么都比人好，植物且不必说，动物也一样。人的面孔上没有毛，我觉得远不如那些有毛的面孔为美好，因之，人类的衣服也不如动物的毛皮。为什么呢？我的解释还不如我的感觉的明确，大概就因为人的险诈，人的虚伪，无论是见于光滑滑的面孔上的，或见于那些奇丽的服饰上的。而动物则大多光洁而善良。我们说毒蛇、猛兽，其毒其猛，也表现得美好。而植物：树木、花草、果实……就更美好。你们也许反对我这么说，但我要这么说，因为我这么感觉，且这么相信，因为我是“人”，我在替人们，就是你们，站在一切之前而感到丑陋、污秽、卑劣、委琐、不自然、不大方，既没有好看的色泽，又缺乏好听的声音……不行，简直说不尽，总之，是不好。你们说：“不要你代表。”我说，没有关系，我正是一个“人”。我不责备花、责备草、责备狮虎与虫鸟，且不管它们有无可责备，我所责备的正是“人”。而且，我将以动物或植物的名字去称呼那少数可爱的人，而对于另一些人，我也不再骂他们：“你这无知的草木。”或“你这没有理性的禽兽。”

选自《日边随笔》初版本，1948年5月，文化生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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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

陆蠡

陆蠡（1908～1942），浙江天台人，作家。著有散文集《海星》、《囚绿记》、《竹刀》等。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他孑身作长途旅行的时候，当幸福和欢乐给他一个巧妙的嘲弄，当年和月压弯了他的脊背，使他不得不躲在被遗忘的角落，度厌倦的朝暮，那时人们会体贴到一个特殊的伴侣——寂寞。

寂寞如良师，如益友，它在你失望的时候来安慰你，在你孤独的时候来陪伴你。但人们却不喜爱寂寞。如苦口的良友，人们疏离它，回避它，躲闪它。终于有一天人们会想念它，寻觅它，亲近它，甚至不愿离开它。

愿意听我说我是怎样和寂寞相习的么？

幼小的时候，我有着无知的疯狂。我追逐快乐，像猎人追赶一只美丽的小鹿。这是敏捷的东西，在获不到它的时候它的影子是一种诱惑和试探。我要得到它，我追赶。它跑在我的面前。我追得愈紧，它跑得愈快。我越过许多障碍和困难，如同猎人越过丘山和林地，最后，在失望的草原上失去了它。一如空手回来的猎人，我空手回来，拖着一身的疲倦。我怅惘，我懊丧，我失去了勇气，我觉得乏力。为了这得不到的快乐我是恹恹欲病了，这时候有一个声音拂过我的耳际，像是一种安慰：

“我在这里招待你，当你空手回来的时候。”

“你是谁？”

“寂寞。”

“我还有余勇追赶另一只快乐呢？”我倔强的回答。

我可是没有追赶新的快乐。为了打发我的时间，我埋头在一些回忆上面。如同植物标本的采集者，把无名的花朵采集起来，把它压干，保存在几张薄纸中间，我采撷往事的花朵，把它保存在记忆里面。“回忆中的生活是愉快的。”我说，“我有旧的回忆代替新的快乐。”不幸，当我认真去回忆，这些回忆又都是些不可捉摸的东西。犹如水面的波纹，一漾即灭。又如镜里的花影，待你伸手去捡拾，它的影子便被遮断消失，而你只有一只空手接触在冰冷的玻璃面上。我又失败了。“没有记忆的日子，像一本没有故事的书！”我感到空虚，是近乎一种失望。于是复有一个关切的声音向我嘤然细语：

“我在这里陪伴你，当你失去回忆的时候。”

“谁的声音？”我心中起了感谢。

“寂寞。”

我没有接近它，因为我另有念头。

我有另一个念头。我不再追赶快乐，不再搜寻记忆，我想捞获些别的人世的东西。像一个劳拙的蜘蛛，在昏晓中织起捕虫的网，我也织网了。我用感情的黏丝，织成了一个友谊的网，用来捞捉一点人世的温存。想不到给我捞住的却是意外的冷落。无由的风雨复吹破了我的经营，教我无从补缀。像风雨中的蜘蛛，我蜷伏在灰心的檐下，望着被毁的一番心机，味到一种悲凉，这又是空劳了，我和我的网！

“请接受我的安慰罢，在你空劳之后。”

这是寂寞的声音。

我仍然有几分傲岸，我没有接受它的好意。

岁月使我的年龄和责任同时长大，我长大了去四方奔走，为要寻找黄金和幸福。不，我是寻找自由和职业。我离开温暖的屋顶下，去暴露在道途上。我在路上度过许多寒暑。我孤单地登上旅途，孤单地行路，孤单地栖迟，没有一个人作伴。世上，尽有的是行人，同路的却这般稀少！夏之晨，冬之夕，我受等待和焦盼的煎熬。我希望能有人陪伴我，和我抵掌长谈，把我的劳神和辛苦告诉他；把我的希望和志愿告诉他，让我听取他的意见，他的批评……但是无人陪伴我，于是，寂寞又来接近我说：

“请接受我的陪伴。”

如同欢迎一个老友，我伸手给它，我开始和寂寞相习了。

我和寂寞相安了。沉浮的人世中我有时也会疏离寂寞。寂寞却永远陪伴我，守护我，我不自知。几天前，我走进一间房间。这房里曾住着我的友人。我是习惯了顺手推进去的，当时并未加以注意。进去后我才意识到友人刚才离开。友人离开了，没留下辞别的话却留下一地乱纸。恍如撕碎了的记忆，这好像是情感的毁伤。我怃然望着这堆乱纸，望着裸露的卸去装饰的墙壁，和灰尘开始积集的几凳，以及扃闭着的窗户。我有着一种奇怪的企待，我心盼会有人来敲这门，叩这窗户。我希望能够听见一个剥啄的声音。忘了一句话，忘了一件东西，回来了，我将是如何喜悦！我屏息谛听，我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和心脏的跳动。室内外仍是一片沉寂。过度的注意使我的神经松弛无力，我坐下来，头靠在手上，“不会来了，不会来了，”我自言自语着。

“不要忘记我。”一个低沉难辨的声音。

我握上门柄，心里有一种紧张。

“我是寂寞，让我来代替离去的友人。”

“别人都离开而你来了。愿你永远陪伴我！”

啊！情感是易变的，背信的，寂寞是忠诚的，不渝的。和寂寞相处的时候，我心地是多么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镜，在它的面前可以照见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围护中和自己对语，和另一个“我”对语，那真正的独白。

如今我不想离开它，我需要它作伴。我不是憎世者，一点点自私和矜持使我和寂寞接近。当我在酣热的场中，听到欢乐的乐曲，我有点多余的感伤，往往曲未终前便想离开，去寻找寂寞。音乐是银的，无声的音乐是金的。寂寞是无声的音乐。

寂寞是怎模样？我好像能够看到它，触摸到它，听见它。它好像没有光波的颜色，没有热的温度，和没有声浪的声音。它接近你，包围你，如水之包围鱼，使你的灵魂得在它的氛围中游泳，安息。

选自《囚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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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树的风格

陶铸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著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等。

去年冬天，我从英德到连县去，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虽是坐在车子上，一棵棵松树一晃而过，但它们那种不畏风霜的姿态却使人油然而生敬意，久久不忘。当时很想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但又不能写成。前两天在虎门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师生们座谈时，又谈到这一点，希望青年同志们能和松树一样，成长为具有松树的风格，也就是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现在把当时的感觉写出来，与大家共勉。

我对松树怀有敬佩之心不自今日始。自古以来，多少人就歌颂过它，赞美过它，把它作为崇高的品质的象征。

你看它不管是在悬崖的缝隙间也好，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好，只要有一粒种子——这粒种子也不管是你有意种植的，还是随意丢落的，也不管是风吹来的，还是从飞鸟的嘴里跌落的，总之，只要有一粒种子，它就不择地势，不畏严寒酷热，随处茁壮地生长起来了。它既不需要谁来施肥，也不需要谁来灌溉。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它只是一味地无忧无虑地生长。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松树要求于人的可谓少矣！这是我每看到松树油然而生敬意的原因之一。

我对松树怀有敬意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它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你看，松树的干是用途极广的木材，并且是很好的造纸原料；松树的叶子可以提制挥发油；松树的脂液可制松香、松节油，是很重要的工业原料；松树的根和枝又是很好的燃料。更不用说在夏天，它用自己的枝叶挡住炎炎烈日，叫人们在如盖的绿荫下休憩；在黑夜，它可以劈成碎片做成火把，照亮人们前进的路。总之一句话，为了人类，它的确是做到了“粉身碎骨”的地步了。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

鲁迅先生说的“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也正是松树的风格的写照。

自然，松树的风格中还包含着乐观主义的精神。你看它无论在严寒霜雪中和盛夏烈日中，总是精神奕奕，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和畏惧。

我常想：杨柳婀娜多姿，可谓妩媚极了，桃李绚烂多彩，可谓鲜艳极了，但它们只是给人一种外表好看的印象，不能给人以力量。松树却不同，它可能不如杨柳与桃李那么好看，但它却给人以启发，以深思和勇气，尤其是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不由人不油然而生敬意。

我每次看到松树，想到它那种崇高的风格的时候，就联想到共产主义风格。

我想：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要求于人的甚少，而给予人的却甚多的风格；所谓共产主义风格，应该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业不畏任何牺牲的风格。

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具有松树那样的崇高品质，人民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只要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无怨言，永远浑身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的精神。

具有这种共产主义风格的人是很多的。在革命艰苦的年代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多少人不管环境的恶劣和情况的险恶，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忍受了多少的艰难困苦，做了多少有意义的工作呵！他们贡献出所有的精力，甚至最宝贵的生命。就是在他们临牺牲的一刹那间，他们想的不是自己，而是人民和祖国甚至全世界的将来。然而，他们要求于人的是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

目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顾个人的得失，不顾个人的辛劳，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加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而不知疲倦地苦干着。在他们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这又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

具有这种风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就会越快。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松树一样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崇高的品质；我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

1959年1月中旬于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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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择配偶

傅雷

傅雷（1908～1966），上海南汇人，翻译家。著有译作30余部，其中有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

亲爱的孩子，八月二十日报告的喜讯使我们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踏上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负起新的责任来，我们要祝贺你，祝福你，鼓励你。希望拿出像对待音乐艺术一样的毅力、信心、虔诚，来学习人生艺术中最高深的一课。但愿你将来在这一门艺术中得到像你在音乐艺术中一样的成功！发生什么疑难或苦闷，随时向一二个正直而有经验的中、老人讨教，（你在伦敦已有一年八个月，也该有这样的老成的朋友吧！）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只要你能做到这点，我们也就放心了。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的人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责已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只要能代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对学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奢，还得看你们婚后的生活如何，眼前双方先学习互相的尊重、谅解、宽容。

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你既已发觉，一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还要使她感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倘若你已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妨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二遍，特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那样只知道爱，爱，爱！的只是童话中人物，在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爱，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了爱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有意义。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持下去。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妄想。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误会与痛苦。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做高于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为乐生的人；我用不着唠叨，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的了。我只想提醒你几点：——第一，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如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己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自己，先改自己的。——第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我过去的错误要是能使你避免同样的错误，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你受过的痛苦不再施之于他人，你也不算白白吃苦。总的说来，尽管指点别人，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奥诺丽纳（你还记得巴尔扎克的那个中篇吗？）的不幸一大半是咎由自取，一小部分也因为丈夫教育她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凡是童年不快乐的人都特别脆弱（也有训练得格外坚强的，但只是少数），特别敏感，你回想一下自己，就会知道对付你的恋人要如何审慎，如何审慎了。

我相信你对爱情问题看得比以前更郑重很严肃了；就在这考虑时期；希望你更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要对婚后的责任先培养一种忠诚、庄严、虔敬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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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三试——献给A．A．

靳以

靳以（1909～1959），天津人。现代作家。三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任复旦大学教授、系主任。解放后，曾与巴金主编《收获》，作品有《靳以文集》等。

苦痛和快乐

我逡巡在苦痛和快乐的边沿上，小心地迈着我的脚步，原以为它们中间有遥远的距离，不曾想它们却是那么相近，我左右顾盼，它们就在我的两边。我的胸中充满了愉悦和恐惧，我只得更小心地迈着我的脚步。

我不怕苦痛，可是我也不拒绝快乐。这么长久的时日，我只在苦痛的沉渊中泅泳。它虽然是静止的，可是它的波面上停留不住一粒细尘。我用绝望的声音歌唱着我那痛苦的心，从遥远的天边外，响着微细的回应，我的眼前倏地闪了一道光，我瞥见快乐的影子，当我伸出手去，全身俯就它的时候，它就远逝了。

是谁把我拖上来的，我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我是被一只温柔的，好像无力的手把我牵引上来了。我重复看见花，看见树，看见了穿碎白云的飞鸟。我用感激的目光追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我的面前。我低下头来，看到附着我心上的永不磨灭的影子，原来他早已投入了我的胸怀。

我从苦痛的沉渊中爬出，站起身来，才看到快乐原来就在面前。可是我转回头去，我又望到仍在苦痛中的一群。我虽不曾自去攫得快乐，把苦痛掷给别人；可是我也不忍心独自跨过去，无视他们的苦痛。我们的苦痛是一个，快乐也是一个。我们都要跨到快乐中去，我看着我那无力的两手，我不知道先向谁伸出去？我注视着他们，每一张脸都是我熟习的，都是不曾被苦痛淹没而怀着希望的微笑的。我们共过苦痛的，我怎么能把他们遗忘在苦痛之中？

我奋力引他们上来，一个又是一个，虽然在困苦中，他们仍有浓厚的兄弟般的爱情，他们并不争先。可是我的力量还是不济了，当我又引着一个的时候，把我几乎又拖下去。幸亏有另外的两只手拉住我，我回头观望，原来是早被我引上来的得到苏息的人的手。

我望着他，好像说：“你应该休息呵！”

他望着我，好像回答：“当着我的同伴还在苦痛中，我不能安心休息的。”

于是我们共同伸出手去，共同把陷在那中间的都引上来。我们都从苦痛中抬起头来，站直了身子，还是我们那一群，一齐大步向快乐中走去。我们最快乐，因为我们所得到的是穿过苦痛的快乐。

生命与爱

我抬起眼来，无数的雪白的云朵向上飞翔，我细心观望，原来是浴着朝阳的鸽群，愉悦地飞向蓝天的阔胸。

那边，和天摩挲的大树的高枝，正有小鸟快乐地叫跳着，一头小松鼠，钻到尖顶，扬着鼻子望过那一片无垠的湛蓝，便迅速地沿着树干奔下来了那树还缠绕着青青的藤蔓，开着小蓝花，在空隙的所在还有像安放在那里的小圆菌。美丽而骄傲的牵牛，从黑夜的磨难中过来，满心都是泪，迎着初起的太阳。小草顶着一滴露水，一星光辉，昂着它们的头。土地都微微地动着，原来那下边还有不被看到的想翻到地面上来……

呵，生命是无所不在的，爱也无所不在。

我有生命，我也有爱。我有旺盛的生命，我有固执的爱情。我用我的爱情，滋育我的生命的树，使它在大地间矗立，不怕大风雨的摇撼。让它满身流着血，全是伤，只要它能托住天的一角，不使荫蔽在它下面的蒙受些微的损伤。为了他人的生命，我要生命；为了他人的爱情，我要爱情。爱使生命丰富，爱使一个生命联起又一个生命，为什么太阳从早到晚用殷切的眼热望着受难的大地？为什么绕着太阳的月亮以它的光为光转照着人间？为什么潮水如约汹涌地奔向海岸？在岩石间留下它的话语？为什么星星和流萤相互地眨着眼睛？为什么人能忘了自己？用发亮的眼睛凝望，随时都有可以奉献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不在，欣喜地看着他人享受生命。是这爱情使天地广大，是这爱情使日夜分明，是这爱情拯救了受难的人群，是这爱情使一颗心成为万颗心——一人的生命联起万人的生命。

如果生命没有爱情，太阳不顾恋地远去了，月亮不再有光；海水枯了，不再有波浪；土地把树掷出去，星星也四散消逝了，流萤跌在地上。人们互相恨着，像鸵鸟一样钻到岩穴里，等待着死亡。不，不，我想没有一个人甘心世界这样达到它的末日，不是为自己不到百年的生存，是为了那必须继续下去的，永不灭亡的人群。我歌颂生命，我歌颂使生命常青的爱情。我爱自己的生命，我更爱别人的生命。我不因为我那困苦的生命就加以诅咒，我用爱来洗净它的困苦，我用爱使别人的生命丰富，使别人享受他们生命的内容。

让我们同声歌唱吧，让我们同声欢呼吧，当着我的力量还没有失去，我的爱情还浓重，我的生命还坚壮的时候，让我的歌使太阳对大地更亲切，星月更明亮，涛声做为我的低音，萤火是照亮了我的曲谱的微光。人们不再只是无助地互望，用他们有力的臂膀，尽情地拥抱，都有了生命，都有了爱，得到了宇宙的大和谐。如果我的生命不在，就把我的爱在人间留下来。

希望的花朵

若是没有那希望的金色小虫，最后从装满人间灾难的宝匣中飞出来，人类怕早已达到灭亡的境地了吧？

希望使种子发芽，希望使枯树抽条，希望使生命带来了新的生命，希望给人间装点了无数的美丽的花朵。

如果当夜之后没有白昼，人们看到沉下去的太阳，不只是悲伤，还要对统治人间的无尽的黑暗发着抖吧！无边的夜呵，该只把人带到灭亡。如果种子是死在土地里，谁还肯大把地撒在地上？如果树是不生叶子的，谁还要它站在那里遮住生长万物的阳光？因为有希望，才有热，才有光，才有生长。

当希望的花朵闪在你的眼前，谁还能迷醉般地闭起眼睛，只等待一个美梦？希望引你大睁着眼，充满了喜悦和坚信，伸出你的双手，顺着它的路向前走，你要奔向前去，用你全身的力量冲刺，到了你把它抓到手中。希望的花朵不是一颗，在你的掌中，它就化成无数颗。你把它分给你的同行者，让每个人都捧着他的美丽的希望的花朵。

告诉我，当着希望的花朵开在你的手中，你要什么？

你要幸福，是么？也要我的幸福，——呵呵，还要万万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幸福就忘了别人的，正如同我们不能看重了自己的生命便忽略了别人的生命。你要笑笑？不，我要你歌唱，把你的歌唱，投在宇宙间的大和谐中，让你的歌声把那和谐送到至高的天空。

你知道，我是多么喜欢你的声音！你的歌唱好像在我的面前筑起一条七色的虹桥，我毫不恐惧地走了上去。迎在我前面的是透明的，蔚蓝的天空；随在我后面的，是不尽的万人的行列。我们是从污秽中来，我们是从困苦中来，我们是从无望的悲伤中来。我还忘记了，我们每人的手中早就捧着希望的花朵。有了面前的希望，我们才能在那缤纷的彩桥上跨着脚步，不战颤，不打抖。万人的希望结成一个大的希望，万人的快乐集成一个大的快乐，万人的歌声汇成天地间的大和谐。

我们一直等待这个大和谐了，凡是能发音的都歌唱，歌唱自己的快乐和幸福，歌唱万人的快乐和幸福。尽管我们的声音有高低，可是没有一个人障住别人的音路，若是水我们就是朝一个方向流；若是风，我们就是朝一个方向吹，若是歌，我们就有一个相同的曲调，若是有爱情，我们就该尽情地拥抱。让我们的理想是一个，快乐是一个，让我们的生命也合成一个，因为我们的手中都有一颗最大的，最美丽的，希望的花朵。

1946年4月6日，江边

选自《文艺复兴》，1946年7月1日第1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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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的反思——兼为之唱一赞歌

萧乾

萧乾（1910～1999），北京人，作家、记者、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梦之谷》，通讯特写集《人生采访》，散文集《萧乾散文特写选》，译作《好兵帅克》等。

死对我并不陌生。还在三四岁上，我就见过两次死人：一回是我三叔，另一回是我那位卖烤白薯的舅舅。印象中，三叔是坐在一张凳子上咽的气。他的头好像剃得精光，歪倚在婶婶胸前。婶婶一边摆弄他的头，一边颤声地责问：“你就这么狠心把我们娘儿几个丢下啦！”接着，那脑袋就耷拉下来了。后来，每逢走过剃头挑子，见到有人坐在那里剃头，我就总想起三叔。舅舅死得可没那么痛快。记得他是双脚先肿的。舅母泪汪汪地对我妈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看他是没救了。”果然，没几天他就蹬了腿儿。真正感到死亡的沉痛，是当我失去自己妈妈的那个黄昏。那天恰好是我生平第一次挣钱——地毯房发工资。正如我在《落日》中所描绘的，那天一大早上工时，我就有了不祥的预感。妈一宿浑身烧得滚烫，目光呆滞，已经不大能言声儿了。白天干活我老发愣。发工资时，洋老板刚好把我那份给忘了。我好费了一番周折才拿到那一块五毛钱。我一口气就跑到北新桥头，胡乱给她买了一蒲包干鲜果品。赶回去时，她已经双眼紧闭，神志迷糊，在那里气儿哪。我硬往她嘴里灌了点荔枝汁子。她是含着我挣来的一牙苹果断的气。

登时我就像从万丈悬崖跌下。入殓时，有人把我抱到一只小凳子上，我喊了她最后一声“妈”——亲友们还一再叮嘱我可不能把泪滴在她身上。在墓地上，又是我往坑里抓的第一把土。离开墓地，我频频回首：她就已经成为一个尖尖的土堆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孤身在茫茫人海中漂浮。

我的青年时期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死人还是见了不少。“八一三”事变时，上海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后身掉了两次炸弹，我都恰好在旁边。我命硬，没给炸着。可我亲眼看到一辆辆大卡车把血淋淋的尸体拉走。伦敦的大爆炸就更不用说了。

死究竟是咋回事？咱们这个民族讲求实际，不喜欢在没有边际的事上去费脑筋。“未知生焉知死！”十分干脆。英国早期诗人约翰·邓恩曾说：“人之一生是从一种死亡过渡到另一种死亡。”这倒有点像庄子的“生也死之途，死也生之始”，都把生死看做连环套。

文学作品中，死亡往往是同恐怖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深渊，就是幽谷。但丁的《神曲》与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地狱同样吓人。英国作家中，还是哲人培根来得健康，他认为死亡并不比碰伤个指头更为痛苦，而且人类许多感情都足以压倒或战胜死亡。“仇隙压倒死亡，爱情蔑视死亡，荣誉感使人献身，巨大的哀痛使人扑向死亡。”他蔑视那些还没死就老在心里嘀咕死亡的人，认为那是软弱怯懦，并引用朱维诺的话说，死亡是大自然赐给人类的恩惠之一，它同生命一样，都是自然的产物。“人生最美的挽歌莫过于当你在一种有价值的事业中度过了一生。”这与司马迁的泰山与鸿毛倒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死亡，甚至死的念头，一向离我很远。第一次想到死是在1930年的夏天。其实，那也只在脑际闪了一下。那是当《梦之谷》中的“盈”失踪之后，我孤身一人坐了六天六夜的海船，经上海、塘沽回到北京的那次。那六天我不停地在甲板上徘徊，海浪朝我不断龇着白牙。作为统舱客，夜晚我就睡在甲板上，我确实冒出过纵身跳下去的念头，挽住我的可并不是什么崇高的理想。我只是想，妈妈自己出去佣工把我拉扯这么大，我轻生可对不起她。我又是个独子，这就仿佛非同一般。其实，归根结底，还是我对生命有着执著的爱，那远远超出死亡对我的诱惑。

只有在1966年的仲夏，死才第一次对我显得比生更为美丽，因为那样我就可以逃脱无缘无故的侮辱与折磨。坐在牛棚里，有一阵子我成天都在琢磨着各种死法。我还总想死个周全、妥善，不能拖泥带水。首先就是不能牵累家人。为此，我打了多少遍腹稿，才写出那几百字无懈可击的遗嘱。我还要确保死就死个干脆，绝不可没死成反而落个残废。我甚至还想死个舒服。所以最初我想投河自尽：两口水咽下去，就人事不省了。那天下午我骑车到自己熟稔的青年湖去，可那里满是戴红箍的。我也曾想从五层楼往下跳，并且还勘察过——下面倒是洋灰地，但我仍然不放心。所以那晚我终于采取了双重保险的死法：先吞下一整瓶安眠药，再去触电。我怕家人因救我而触电，所以还特意搬出孩子们写作业的小黑板，用粉笔写上“有电”两个大字，我害怕临时对自己下不去手，就先灌下半瓶二锅头才吞安眠药的。没等我扎到水缸里去触电，就倒下失掉了知觉。

我真有一副结实的胃！也谢谢隆福医院那位大夫。12个小时以后，我又坐在出版社食堂里啃起馒头了。对于又重返人世，我感到庆幸，尽管周围的红色恐怖没有什么改变。我太热爱生活了，那次自尽是最大的失误。我远远地朝着饭厅另一端也在监视之下、可望而不可即的洁若发誓：我再也不寻死了。

从1966年至今，又快30年了，我越活越欢势，尤其当我记起自己这条命——这段辰光，真正是白白捡来的。当年，隆福医院大夫满可以不收我这个“阶级敌人”，勒令那辆平板三轮把我拉走了事。那时，这样做还最合乎立场鲜明的标准。即便勉强收下，也尽可以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没有人会为一个“阶级敌人”给自己找麻烦。然而那位正直的大夫却收下了我。当然，他（她）只好在我的病历上写下了“右派畏罪自杀”几个字（我是后来看到的）。这是必要的自卫措施。但是他（她）认真地为我洗了胃，洗得干干净净。

人在一场假死之后，对于生与死有了崭新的认识。从此，它使我正确地面对人生了。死，这个终必到来的前景，使我看透了许多，懂得生活中什么是可珍贵的，什么是粪土；什么是持久，什么是过眼浮云。我再也不是雾里看花了，死亡使生命对我更成为透明的了。

死亡对我还成为一个巨大的鞭策力量，所以1979年重新获得艺术生命之后，我才对自己发誓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最后”二字就意味着我对待死亡的坦荡胸怀。我清醒地知道剩下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并不把死看做深渊或幽谷。它只不过是运动场上所有跑将必然到达的终点，也即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所以在医院里散步每走过太平间，我一点也不胆怯。两次动全身麻醉的大手术，我都是微笑着被推入手术室的。心里想，这回也许是终点，也许还不是。及至开完刀，人又活过来之后，我就继续我的跑程。

我的姿势不一定总是好的，有时还难免会偏离了跑线。然而我就像一匹不停蹄的马，使出吃奶的劲头来跑。30年代上海有过跑狗场，场上，一个电动的兔子在前头飞驰，狗就在后边追。死亡之于我，就如跑道上的电兔子和追在后边的那只狗。

有人会纳闷我何以在写完《未带地图的旅人》之后，还有兴致又写了文学回忆录。1957年大小报纸对我连篇累牍的揭批以及那位顶头上司后来写的《萧乾是个什么人》，对我起了激励作用。我就是要认认真真地交代一下自己。

这12年，我同洁若真是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连在死亡边缘徘徊的那八个月，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我也没歇手，还是把《培尔，金特》赶译了出来。当时我确实是在跟死亡拼搏，无论如何不愿丢下一部未完成的译稿。是死神促使我奋力把它完成。

我已经好几年没进百货公司了，却热衷于函购药物及医疗器械。我想尽可能延年益寿。每逢出访或去开会，能直直地躺在宾馆大洋瓷澡盆里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固然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享受，我却不愿意为此而搬家，改变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爱音乐，但只愿守着陪我多年的双卡半导体，无意添置一套音响设备。奇怪，人一老，对什么用过多年的旧东西都产生了执著的感情。

既然儿女都不急于结婚，我膝下至今没有第三代。但我身边有一簇喊我“萧爷爷”的年轻人。他们不时来看我，我从他们天真无邪的言谈笑声中，照样也得到温馨的快乐。

死亡的必然性还使我心胸豁达，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分量，因而对身外之物越看越淡。我经常对自己也对家人说：“什么也带不走了！”物质上不论占有多少，荣誉的梯阶不论爬得多高，最终也不过化为一撮骨灰。倒是每听到一支古老而优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创作出一宗悦耳、悦目和悦心的什么，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损，也不枉此生。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尽了力，默默无闻地做了有益于同类的事，撒手归去，也会心安理得。

在跑最后一圈时，死亡这个必将使我与家人永别的前景，还促进了家庭中的和睦。由于习惯或对事物想法的差异，紧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瞬间的不和谐。遇到这种时刻和场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们还能再相处几年啦”！任何扣子都能在这一前景下，迎刃而解，谁也不愿说日后会懊悔的话，或做那样的事。

怕死，以为人可以永远不死或者死后还能带走什么，都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死亡神通广大，它能促使人奋勇前进，又能看透事物本质。我想来想去，惟一的解释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为唯物主义者，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人只有一辈子好活。”认识了死，才能活得更清醒，劲头更足，更有目标。

愿与天下老人共勉之。

1992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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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季羡林

季羡林（1911～），山东清平人，学者、翻译家、散文家。著有学术论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印度简史》，译作《沙恭达罗》，散文集《天竺心影》等。

什么叫成功？顺手拿过来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写道：“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言简意赅，明白之至。

但是，谈到“预期”，则错综复杂，纷纭混乱。人人每时每刻每日每月都有大小不同的预期，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总之是无法界定，也无法分类，我们不去谈它。

我在这里只谈成功，特别是成功之道。这又是一个极大的题目，我却只是小做。积七八十年之经验，我得到了下面这个公式：

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天资”，我本来想用“天才”，但天才是个稀见现象，其中不少是“偏才”，所以我弃而不用，改用“天资”，大家一看就明白。这个公式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但其中的含义是清楚的。搞得太繁琐，反而不容易说清楚。

谈到天资，首先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天资是不相同的，这是一个事实，谁也否定不掉。十年浩劫中，自命天才的人居然大批天才。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至今不解。到了今天，学术界和文艺界自命天才的人颇不稀见，我除了羡慕这些人“自我感觉过分良好”外，不敢赞一词。对于自己的天资，我看，还是客观一点好，实事求是一点好。

至于勤奋，一向为古人所赞扬。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等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家喻户晓。韩文公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更为读书人所向往。如果不勤奋，则天资再高也毫无用处。事理至明，无待饶舌。

谈到机遇，往往为人所忽视。它其实是存在的，而且有时候影响极大。就以我自己为例，如果清华不派我到德国去留学，则我的一生完全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把成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完全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下功夫。在这里，古人的教导也多得很，还是先举韩文公。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两句话是大家都熟悉的。

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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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萧红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著有《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等。近年来出版有《萧红文集》。

1911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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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1912～1996），辽宁省昌图县人，满族，现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科尔沁草原》、《曹雪芹》，散文集《端木蕻良近作》、《花·石·宝》等。

鸽子，在天空飞着。人们把哨子拴在它的腿上，从天空里，便飞来悠扬的哨响。

天是晴朗的，只有一两片白云。鸽子在空中盘旋。鸽子的翻腾，从哨子发声的波折中，也可以听出来。

鸽子一群一群地飞着，在罗马的古堡上飞着，当但丁第一次和碧蒂利采相遇的时候，鸽子就在那儿飞着。

鸽子在天安门前飞着，在北京城刚刚建造起来的时候，它们就在这儿飞着。

鸽子有凤头的，有黑翅的，有纯白的，还有带芝麻点儿的。但，翅膀都同样的矫健。

鸽子的眼睛，透着爱的光。它会把食物用嘴吐出来喂养小鸽子。据说鸽子老了，它孵养的鸽子，也会来喂养它……

鸽子的翅膀，没有海鸥那么长，也没有鹞子那么大，更没有鹰那么会在高空中滑翔……但它的翅膀却比它们都强……

鸽子是喜欢群居的，但也能单独飞行，在它完成最远的行程的时候，常常是在单独的情况下做到的。

在这个远程的飞行里，它几乎是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就是不停地飞。不达到目的地不停止。鸽子横渡海洋，白天和黑夜都不停地飞行。在海面上没有什么可吃的，海水也是不能喝的，半途也没有地方歇息，要是有岩石的地方，那已是到了海的那一边了……

骆驼能征服沙漠，鸽子能征服天空……

骆驼不会像马那样奔驰，鸽子也不像海燕那样遨游。但鸽子和骆驼相比，同样都有耐力。它们的耐力是坚强的，漫卷的黄沙和凶猛的台风在它们面前，都为之失色……

它们的耐力，使它们总是能到达它们要去的地方，在沙漠里几乎找不到中途倒在沙里的骆驼，在海洋里，也看不到中途跌落的鸽子。

骆驼和鸽子，同样没有剑拔弩张的样子，它们的眼睛都含着羞怯的光。但是它们的眼睛，从不被沙子迷住，也从不怕狂风的吹打……

骆驼的峰就是一座拱桥，它沟通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驼铃是最可靠的信使，最动人的信息……

鸽子是最忠诚的，它能把军事机密准确无误地带到指挥员的手中……

鸽哨又在我的头上响起来了，我听到它，并不感到它的声音不大，而是觉得整个天空都在它的声音里变小了……

1981年4月8日

选自《昆仑》，1982年第2期

·439·

共通的门径

邓拓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生于福建闽侯。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

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到底有什么窍门没有？这是朋友们在谈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

记得有一次《夜话》的题目是《不要秘诀的秘诀》，中心意思是劝告大家不要听信什么“读书秘诀”之类的东西。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意见仍然没有改变。因此，本来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但是，近来仍然有许多读者来信，要求多讲些学习方法。他们说：“不一定要什么秘诀，指出一点门径就好。”为了答复这个要求，现在另外提出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有的读者也许以为我喜欢看古书，所以来信要我“开列几本古书，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不主张大家以古书为入门。古书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读的，否则越读越要糊涂。而且即便有了一定条件能读古书，也不可陷在古书堆里拔不出来。

明代有一位学者曹于汴，在他所著的《共发编》中就曾经说过：“古人之书不可不多读，但靠书不得，靠读不得，靠古人不得！”这个见解很对。曹于汴的为人处事，也正表现了他的这种独立不阿的精神。他在明代万历年间举进士，官至左佥都御史，力持正义，终为魏忠贤那一伙奸臣所不容，那是必然的。

当然，这样的读书态度并不只曹于汴一人。从来有学问的人都懂得：“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况于盲目地靠读古书，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无论读书，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首先需要的本钱，还不是什么专门问题的知识，而是最一般的最基本的用来表情达意和思考问题的工具。这就是要学习和掌握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的知识。

如果一个人不会正确地运用语言文字，就很难谈到做学问、进行研究工作等等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不能设想，一个文字不通的人，怎么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思想？又怎么能够通晓各科知识呢？

如果一个人连一般的逻辑都不懂得，当然就很难进行正确的思维，很难对自己接触的客观事物进行科学的概括，更不可能进行科学的判断和推理了。事实证明，有的人正是因为缺乏逻辑的基本训练，常常说了许多不合逻辑的十分荒谬的话，自己还不觉得它的荒谬，甚至于还自鸣得意。也有的人因为不懂得逻辑，对于别人不合逻辑的荒谬言论，竟然也不能觉察它的荒谬，甚至于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自己要研究什么学问的话，最好想想自己是否学会了语言文字和一般逻辑。如果不会，就必须先把语言文字和逻辑常识学会，这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功。

这个基本功学会以后，还要不断地练习，越练越熟，当然就越善于读书，越会做研究工作。没有练好基本功以前，并不是完全不能做专门的学问，只是效果可能不会很好。但是，也不必等到基本功完全练好了，然后才去做专门的学问，尽可以同时并进，双管齐下。

当自己掌握了一定的基本功，能够独立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找到自己要研究的专门问题的书籍，抓住适合自己需要的最重要的著作，哪怕只有一两本也行，把它读得烂熟，透彻地理解它的全部内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无妨广泛地阅读其他书籍和参考资料，越多越好。这样日久天长，自己的知识必然会丰富起来，再加上实际调查研究和亲身实践的体验，就不难在某一专门问题的研究上，做出一点半点的成绩来。

有的朋友在来信中还再三谈到博与专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不好解决，表示很苦恼。实际上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博与专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无所不知的博学之士，也没有只知一事一物而不知其他的专门家。同时，在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之内，仍然有博与不博、专与不专，也就是广与不广、精与不精之分。一般说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或者在专的基础上求博；先求博而后求专，或者先求专而后求博，都是可以的。

在练习基本功和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时候，书要一本一本地精读。正如明代胡居仁的《丽泽堂学约》上写的：“读书务在循序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益。”打好了基础之后，为了扩大知识的领域，就要多读多看，如汉代王充那样，“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才能在学问上有所成就。

无论如何，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水平不同，要求不同，上面说的这些当然不能完全适合于每一个人。这里只不过提出一个共通的门径而已。

·440·

生命的三分之一

邓拓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捷、邓云特，生于福建闽侯。著有《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诗十四首》、《邓拓词选》等。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浪费掉。我国历史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还写道：

“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

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拚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

“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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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

黄苗子

黄苗子（1913～），广东中山县人。著有《美术欣赏》、《画家徐悲鸿》、《八大山人传》，诗集《牛油集》，散文集《货郎集》，杂文集《敬惜字纸》等。

一、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约定，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作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作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我坚决反对在我死后开什么追悼会、座谈会，更不许宣读经过上级逐层批审和家属逐字争执仍然言过其实或言不及其实的叫做什么“悼词”。否则，引用郑板桥的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二、我死之后，如果平日反对我的人“忽发慈悲”，在公共场合或宣传媒介中，大大地恭维我一番，接着就说我生前与他如何“情投意合”，如何对他“推崇备至”，他将誓死“继承我的遗志”等等，换句话说：即凭借我这个已经无从抗议的魂灵去伪装这个活人头上的光环，那么仍然引用郑板桥的那句话：“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此外，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觉的尸体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泪，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对着别的尸体痛哭，我管不着，不在本遗嘱之限）。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

三、我和所有人一样，是光着身子进入人世的，我应当合理地光着身子离开（从文明礼貌考虑，也顶多给我尸体的局部盖上一小块旧布就够了）。不能在我死时买一套新衣服穿上或把我生前最豪华的出国服装打扮起来再送进火葬场，我不容许这种身后的矫饰和消费。顺便声明一下，我生前并不主张裸体主义。

流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下决心叫人对死者最后留下最丑印象的一种仪式。我的朋友张正宇，由于“告别”时来不及给他戴上假牙，化装师用棉花塞在他嘴上当牙齿，这一恐怖形象深刻留在我的脑子里，至今一闭目就想起来。因此，绝对不许举行我的遗体告别。即使只让我爱人单独参加的遗体告别。

四、虽然我决不反对别人这样做，但是我不提倡死后都把尸体献给医学院，以免存货过多，解剖不及，有碍卫生。但如果医学院主动“订货”的话，我将预先答允将我的臭皮囊割爱。

五、由于活着时曾被住房问题困扰过，所以我曾专门去了解关于人死后“住房”——即骨灰盒的问题，才知道骨灰盒分三十元、六十元、七十五元……。按你生前的等级办事，你当了副部长才能购买一百元一个的骨灰盒为你的骨灰安家落户，为此，我吩咐家属：预备一个放过酵母片或别的东西的空玻璃瓶，作为我临时的“寝宫”。这并不是舍不得出钱，只是因为作为一个普通的脑力劳动者，我应当把自己列于“等外”较好。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有人主张约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倍形亲切，不亦妙哉。但有人认为骨灰是优质肥料，马桶里冲掉了太可惜。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此嘱。

庄周说过一个故事：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个人志趣相投，都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于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地做了朋友。但不久，子桑户就死了，孔子急忙派最懂得礼节的子贡去他家帮着筹组治丧委员会。谁知孟子反、子琴张这两位生前友好，早已无拘无束地坐在死者旁边，一边编帘子，一边得意地唱歌弹琴：

“哎呀，老桑头呀老桑头，

你倒好，你已经先返回本真，

却把我们仍然留下来做人。”

子贡一见吓了一跳，治丧委员会也告吹了。急忙回去找孔头汇报。姜到底是老的辣，孔子听了，不慌不忙用右手食指蘸点唾沫，在案上方方正正地画了个框框，然后指着子贡说：“懂吗？我们是干这个的——是专门给需要这一套的人搞框框的。他们这两个可了不得，一眼就识破了仁义和礼教的虚伪性，所以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圈套都不值一笑。不过你放心，人类最大的弱点是懒，世世代代安于在我们的圈套里面睡大觉。而这些肯用脑子去想，去打破框框套套的人，却被人目为离经叛道，指为不走正路的二流子、无事生非的傻瓜。他们的道理在很长时期仍将为正派人所排摈的。子贡，放心吧，我们捧的是铁饭碗，明儿个鲁国的权贵阳货、季桓子、孟献子他们死了，还非得你去组织治丧委员会不可，因为再也没有像我们孔家的人那样熟悉礼制的了。”（大意采自《庄子·大宗师》）

以上的故事讲完，想到自己虽然身子骨还硬朗，但人到了七十岁，也就是应当留下几句话的时候了，于是写《遗嘱》。

选自万叶散文丛刊：《丹》，1984年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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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自大之类

唐弢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著有《推背图》、《晦庵书话》、《鲁迅论集》等。近年出版有《唐弢文集》。

自负在中国不算一个坏名词，而自大却是例外的——那是脱俗入雅的法门。

“四民”之中，穿短衣的工农，赤臂露腿，率直劳苦，都是些粗野的“俗物”，压根儿无法脱俗的；贸迁有无的是商人，劳务上别有雇用者，本身应该归入于“长裆”一流，暴发以后，玩古董，弄字画，颇有附庸风雅的意思，然而书香盖不了铜臭，纵能脱俗，也不入雅；能够脱于俗而入于雅的，首先得推士——也即现在所说的读书人。脱俗，为的是“未能免俗”，入雅，因为他们毕竟还有一点帮闲凑趣的才情。

这才情又正是自大的底子。

自来名士近官，可见要自大，实际上是还得从“事大”入手的，所以读书人大抵要投靠。权门之有清客，豪家之有篾片，就正是这缘故。下一局棋，做几首诗，评骘书画，月旦时人，看机会给主子捧两句场，虽然肉麻，却也有趣，是这些“事大”人物奉上的本领；至于临下，却别有一副尊严的脸孔——这时候他可要自大了——轻转眼珠，慢摇身躯，说声“不的”，便已扫荡无余。因为他记起了自己的风雅的才情，读书人的身分。用这来洗去刚才的肉麻。

下人们怎能不佩服呢？我想，古往今来，许多薄负时誉的名士，就正是这样垫搭起来，脱俗入雅的。

晋朝的嵇康和阮籍，都是脾气很大的人物，有人以为也含有自大的影子，这其实是冤枉的。不错，嵇康动不动就要和朋友绝交，阮籍呢，一不小心，他就会藏起乌珠，送过眼白来，实在令人不好受。但他们其实是“过着孤僻的生活的作家”，虽自大而并不“事大”，永远被摒弃于风雅的门外，只落得一个“狂”字终身的。而且前者还因此送了命。

倘要用一个名词来概括这两个人的脾气，那也许就是自负吧，然而仿佛又并不是。

我应该怎样说法呢？或者，……不说也罢。总之，像嵇康和阮籍那样的文人，现在是并不很多的，倘有，也必须加以珍视。因为在上海，多的还是自大而又“事大”的脚色。干脆去卖身投靠的且不说吧，明知卖身之可耻，却因自大而不能不求“事大”的人们，也总在探头探脑地跑近“桥”边去，一个倒葱，于是乎落了“水”。

看，现在他们很文雅地游过去了。

10月26夜

选自《识小录》初版本，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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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

孙犁

孙犁（1913～2002），河北安平人，作家。著有《荷花淀》、《芦花荡》、《晚华集》、《尺泽集》等作品。

我青年时，如痴如醉地爱好文艺，也写点文章投稿。但从来没有想到向名家请教，给人家写信。更没有机会，去拜访名家。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自己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更没有出过书，没有资格这样做。若干年以后，能出书了，也没有给名人送过书。编刊物，也很少向名人约稿。只是守株待兔，等候着青年人的投稿。所以身在文艺界，和文艺界的名人接触不多。

在延安时，我发表几篇小说后，周扬同志曾到我的窑洞，看望我一次。也没有地方坐，站着和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当时我是鲁艺文学系的教员，他是院长。

那时鲁艺名家如林，我也不记得到谁的窑洞里闲谈过。我自幼性格孤僻，总是愿意独来独往。

我认为，别的艺术门类，或许需要名家亲手指点，文学一事，只要认真读名家的作品，就可以了。千古名师，也无非叫你多读多写。文学，全靠自身的素质和坚韧的努力。

鲁迅是真正的一代文宗。“人谁不爱先生？”是徐懋庸写给鲁迅的那封著名信中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得。这是三十年代，青年人的一种心声。

书，一经鲁迅作序，便不胫而走；文章，一经他入选，便有了定评，能进文学史；名字，一在他的著作中出现，不管声誉好坏，便万古长存。鲁门，是真正的龙门。上溯下延，几个时代，找不到能和他比肩的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都不行。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帮助，是指出他们创作的不足，赠送他们以有用之书，介绍他们的作品出版。他能做的，全都做到了。

鲁迅对青年作家的一些缺点，是很理解，也很宽容的。例如，他说有些人古怪，神经质，局面小，眼光浅，文字不肯大众化等等，但他都能体谅。

鲁迅并不怕别人利用他。一个人能被利用，就证明自己对他人有用。既然有用，就不要损害他，更不要暗中损害他。

他一旦发现，青年人并非真正尊重他，只是利用他，当面和背后，并不一致，甚至动不动就兴师问罪，他就会生气，和这个青年人疏远了。鲁迅非常敏感。

从鲁迅的书信、日记，可以看出，他有时对青年人向他借钱、捐款，叫他办事，也并非都是心甘情愿，那么乐于从事的。例如有人叫他派人送东西，他就复信说：“舍下无人可派”，很不高兴。捐款，有时也很勉强、冷淡。

他曾说：“白莽如果不是死得早，也许我们早闹翻了。”痛哉斯言！对他早期的一些学生，也时有微词。

以先生对待青年人的赤诚热情，为什么还会有些不愉快呢？我以为主要原因，在于青年人太天真，想得太简单，或急于出名得利，对鲁迅不知体谅所致。

鲁迅自己说他是一头牛，或甘为孺子牛。青年人如果根据这些话，就围上去，役使他，鞭挞他，挤他的奶吃，就是一头真的牛，也会不高兴，不能那么顺从了。

有幸与鲁迅同时的青年，有的因宗派，有的因思想行为，有的因感情细节，与他疏远了。友谊保持长久的，并不太多。这是一种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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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书房

叶君健

叶君健（1914～1999），湖北红安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火花》、《自由》、《山村》，散文集《两京散记》，译作《安徒生童话全集》等。

右边下半身剧痛不止，已经有两个多月了。这是癌细胞扩散到了那个部位的症状，但我不知道——门诊医生的诊断认为疼痛是骨质增生压迫神经所引起。我再也忍受不了。一天上午我的大儿媳叫来急救车，把我送进医院。没有想到，这一进医院，就出不来。病情太危急了，非短时间可以解决。我在医院一住就是半年，初夏时进去，冬天才出来。由于离家时仓促，书房的东西来不及收拾；夏天雨多，房子老旧，许多地方得修补，漏雨房间得空出来整修；不漏雨的房间就堆满了东西。我那个书房也就乱套了。我从医院回到院子里来，恍如隔世，对整个环境都感到陌生。再走进我的书房，许多我工作用的文具、稿件、参考书都换了位置，难得找到。这是我辛苦的老伴在我住院期间，怕东西遗失，为我收拾的结果。她根据她的理解，有的东西她分类，堆到一处；另有些东西她捆扎起来，藏到另一处。我惯常的工作规程和秩序就乱了。

在我出院前，老伴已经把书房收拾得相当整齐——这也是老伴的苦心，迎接我回家，为我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我却产生了一种凄凉、生疏之感。本来，根据医学常规对病情所作的推断，我生存的期限大致只有三个月。但我住院一住就超过了三个月以上，而且现在居然还能回到家里来！但看到这种景象，我仍觉得我已经属于历史，这些东西也是“遗物”，起纪念的作用。但我却又活生生地站在它们中间，身体虽然虚弱，可是已经没有疼痛了。事实上，我活了下来。既然如此，当然就得工作——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成了一种后天的本能，不工作就活不下去。但眼前却是一片空虚，又好像我的生命已经结束了。现在这里站着的是不是我的幽灵？我环顾一下，又觉得不是，因为周围的一切，仍是那么熟悉。我的记忆又回到我意识中来。的确，我是在活着。

虽然医生嘱咐我，今后得改弦易辙，静静养病，不要再走回头路，埋头工作。但我在书房——也是我的卧房——里生活了两天以后，我又觉得精神渐渐好起来，于是故态复萌，又想和周围环境溶化到一起，重操旧业——再爬格子。这样感觉，我也就这样作了。我坐到书桌面前来。书桌靠墙那边立着的几本常用的字典、笔记本、地址簿——它们虽然布满了灰尘，但仍然没有动。我把它们一一抽出来，掸去灰尘，它们立即露出了本来面目，在我面前摊开。它们已经不是似曾相识，而是老相识了。它们似乎在向我微笑。于是我把它们翻开。那里面我记下的东西，打的符号，又跃然纸上，似乎在对我点头，在和我对话，提醒我它们和我旧时的交情。我的心情又忽然变得热乎乎起来了。生存是多么可爱！

我再拉开书桌的抽屉。只有这里面的东西没有动。老伴很细心，意识到这里面是我在工作进行时所留下的手稿——有的完成了，还没有定稿；有的刚开头，有的写到一半停止了。后两种情况是在我的病况发展到了危急的阶段发生的。那时我虽然想忍痛把它们完成——有些已寄出去了的就是在忍痛的情况下完成的，但力不从心，我只好中途搁笔。我现在还依稀能记得当时难过的心情：我已经在预感我的生命将要结束了。这是我过去从没有能想像到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像世界到了末日的心情。现在我又见到这些长期和我形影不离的伙伴，还在它们这里重睹我留下的注解和笔迹。于是过去伏案爬格子的情景又历历展现在眼前。我不禁有点感伤起来，怀念那流逝了的时日。

我并不是以爬格子为职业的人，从没有当过专业作家。解放前我谋生的职业是教书、当编辑、作记者；我剩余的时间是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我还在日本坐过几个月的监牢。那是国难当头、人民受难的时代，只能这样生活。解放后，由于我掌握了几门外语，在抗战期间还有些做对外宣传的经验，我被分配到一个对外宣传的机构当外语干部，这一当就是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但爬格子是我的真实爱好和兴趣。只是在客观形势要求下，我别无选择，得把这些个人的癖好搁到一边，完成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应尽的社会责任。但个人的癖好像一种痼疾，它不时要发作，搅得你心绪不宁。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得随时随地抓住机会抚慰它一下，写点什么，使它暂时平息下来。但这样作就要求在生活的享受上作些牺性。比如在节假日——甚至过春节——当家人去逛公园或者走访亲朋的时候，我得把自己关在这个小书房里，扣上门，装做不在家，伏在桌上爬起格子来，当然这也不一定是痛苦的事，因为当我在纸上写下了我认为是“得意之笔”的时候，我也可以体验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

现在我翻翻已经久违了的抽屉中的旧稿，又重新发现了一些“得意之笔”，于是我就不由地感到兴奋起来，回到当时落下这些“得意之笔”的那种快感的境界中去。多大的愉悦啊！于是，我也就忘记了我刚刚生过一场大病，还须休养。我好像又恢复了过去那种见缝插针、紧抓时间的劲头和急迫感。这种“习惯势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果然又鼓动我跃跃欲试，想马上就握起笔来爬格子。但笔，由于长时不用，里面的胶管也干了，变形了，笔尖也塞满了墨水干后的沉积物，不服从我的调动了。至于稿纸，我一时还找不着它存放的地点。其他如参考书、辞典等也要重新从书堆中理出来。一切都变了——真是“恍如隔世”。事实上，我自己也好像是刚摆脱死神的手，只是刚回到人间——我的这个小书房。多愉快的感觉啊！我觉得我得重新开始，生命也得重新开始。开始的第一步就是整理出那些被扔进遗忘中的、长时伴我度过那应该享受而却放弃了的闲空时刻的、在一个斗室里伴我绞脑汁的写作工具、参考书和辞典。它们也得慢慢地复活过来，重新建立与我的伙伴关系。

但人生究竟是短暂的。这种重生的伙伴关系能否恢复，即使恢复后又能维持多久，我不敢想。但我却想马上就动手工作，把这些伙伴们请出来，与我再共同重温那像是属于前一个世界——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的旧梦。这个梦从此刻起我又开始来做，我并且事实上已经进入它的境界，在这境界中我又要开始忘掉了年岁和自己的体力实况。在一些具有丰富世故的人的眼中，这也许是一种荒唐的行径，但就是在这种行径中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甚至革命家，度过他们的人生。我想，大概也亏了他们所度过的这种人生，人类世界才有今天这样的文明。

选自《随笔》，1993年5期

·445·

病中杂感（九则）

于光远

于光远（1915～），上海人，学者、作家、中科院院士。著有《古稀手记》、《碎思录》、《窗外的石榴花》等。

之一：“吾思故吾在”别解

从1987年起，每个新年开始我都写一封贺信给外地的亲友，报告过去这一年自己是怎么过的，新一年如何打算。头一封信中我写道：“有人问我：你一不锻炼身体，二不注意饮食，为什么身体那么好？我的回答：一是靠偶然性：细菌或疑难病没有来找我；二是靠马克思主义，使我在任何时候对社会的进步充满胜利的信念，情绪好。”

可是从去年——严格说来，弄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癌细胞找上了我，因为动手术时，它已经数量不少，大概已有几十亿个（从书上得到的知识）。而今年8月前的某一个时候，肝病毒光临敝体。因此，素来非常健康的我，从去年11月起，一年的时间里，我住了将近半年的医院。第一次住在北京医院。病虽重，但吴蔚然前院长对我非常宽容，允许我住院期间可以工作。因此，我写得不算太少。最近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就是那次住院时开始写的。

第二次住院患的是肝炎。302医院最擅长的是对肝病的治疗。医院对病人的休息抓得特别紧。因为肝病的痊愈，三分靠治，七分靠养，所以必须卧床，要求把活动量减低到最少的程度，而且脑子也要休息。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惯：“无时不思，无日不写”，脑子怎么也停不下来，我作不了自己的主。这个医院对肝炎的治疗，主要靠在静脉中输入它的一个拳头产品“69·12”——1969年12月研制成的一种药物。进院四十天中倒有三十多天都要输液四小时左右。虽然不能坐起来，但我的脑子还在动，还可以打腹稿。

在这种生活中我悟出一个道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前些日子认识了一个比我年纪还大的学者，他说自己曾经患过一场病（很巧，也是肝病），肝区痛得很厉害。后来他悟出一个道理：自己不是还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吗？而正是痛向他证明，他还活着。因此，痛使它得到一种安慰。而我则是用自己还在思考来证明我存在。这样“吾思故吾在”成了适合于我的一句话了。

当然这是“别解”，笛卡儿这句话的本来含义并非如此。它的本意，一切哲学教科书、工具书都讲得很清楚。再说一遍，我无意为它辩护，也不想去曲解它，我只是借用这句名言，讲我自己的感受。

之二：何必藏拙

因为自己缺少文学修养，就羡慕文笔好的人。这也许要怪自己小时候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建国初期有一个朋友发表感想说：一个人中学时代如果没有把文笔练出来，他一生就很难写出有文采的文章。我一直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从中学时候起，兴趣转到数学上面，因而写文章如演算，逻辑性尚可，而文采就说不上了。但是后来一想，中学以后，自己没有好好地增进自己的文学和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历史知识，也是造成我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因为自知有这方面的弱点，在写我认为需要文笔好一点的文章时，我就会迟疑：写还是不写。写了，又会犹豫是拿出去还是不拿出去。后来一想，不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何与别人交流？自己的感情如何表达？自己的主张如何陈叙？更多的事实又如何传播？再一想，人贵真实，自己的水平如此，自己的表达能力如此，实无藏拙之必要。而且自己的岁数已经有了一大把，把文笔练好已经来不及了，但多写，总可以有点进步。如果一直把拙藏下去，这拙不会因此减少，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我想请人为我刻一方闲章，内容就是这四个字。当自己有藏拙心理，而不敢把可以拿出去的东西拿出去时，在稿子上打上这方印章，帮我下决心。

之三：爱吾斋

我的书斋就是我在其中工作的车间。

中国的学者，把图书馆作为自己工作车间的，我想不会多。市内交通不便和图书馆借书手续不方便是主要的原因。我曾多次下决心跑北京图书馆，还专门去了一趟办借书证，但至今没有去利用它（不过我并没有死心）。我写的那些东西，十之七八是在我的书斋里生产的。

“文革”前，我的书斋颇有规模。那时它在沙滩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共有的大院内的一个小的“独门独院”里。“文革”中姚文元进驻《红旗》，为了纯洁他的环境便把中宣部处以上干部和家人撵出大院。我被撵到了我现在住的地方。当时我家的居住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空间一压缩，大量的图书资料不得不被当作废品处理掉，藏书损坏十之七八。“文革”后空间就地扩充了些，书籍资料又逐渐增加起来。在那里有我需要的许多生产工具，又储藏有我需要的原材料与尚待加工的半成品，在那里我可以有效地工作。

知识分子爱自己的工作，也就爱自己的工作环境。不过平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习以为常，没有多想我的书斋之可爱。近一年来有六个月住在医院，就越来越感到它之可爱。尽管这个书斋现在仍在一个杂院内，我还是感到它的可爱。我急切地想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尽快回到自己的书斋。

中国文人喜欢给自己读书、写作、生活的地方起一些雅名。我学风雅，也想给我的书斋起个“爱吾斋”的名称。虽然我也主张人应自爱，但这爱吾斋三字，并不意味是“爱吾”之斋，而是爱“吾之书斋”也。我希望有人为我刻一方印章，当起这个“爱吾斋主”。

之四：多愁善感

病中本来可愁之甚多，因此我也决不会希望“多愁”，而写了一篇《病中纪趣》，《扬子晚报》把它登出来了。文章中我讲自己信奉的是“喜哲学”，不想去纪“愁”、纪“善”、纪“病”、纪“烦”，只想纪些“趣”事，自己开开心，也让别人开开心。

但是我还是写这篇杂感，提倡“多愁善感”。这当然不是欣赏林黛玉的那种病态心理。她那样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造成的。读《红楼梦》时我是很同情她的。但是当代人、当代青年不要像林黛玉那样。要豁达潇洒。我说的这四个字，不必说是另外的意思。

我说的多愁，是出自对社会的关心。社会进步是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实现的。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某一个时期可以在某些领域中占到上风，如果不发愁，岂不是麻木不仁，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心？

我说的善感，指的是要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有强烈的感情，乐于感受，而不是感情淡漠，感觉迟钝。

总之我说的多愁善感总是一种好的素质。

多愁善感也有一个能力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科学家文学家，如果不为社会进步发愁，缺乏感受新事物的能力，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我认为这种能力是可以提高的。

我只是对社会上一部分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我相信，“这一部分”是会不断扩大的。

之五：关于病中杂感

我是就病中杂感本身讲一些杂感。

所谓杂感就是没有一个主题，有什么感想就写什么感想。

杂感也就是随感，随时随地有感想。困难只是在医院中，身不由己活动范围受到限制，不能出病房，只能在病房里去产生感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感想还不少，有可能是在它时它地产生的感想，现在正进行反刍。

病中感情的产生固然受到了限制，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时间去想。病房是个写杂感的好地方。写杂感不必去查资料，在病房中可以做。因为没有其他工作，也有心思和时间做。困难只是医生不让我写，不过，简单写几句有时也可以得到允许（写长篇大论，在北京医院里还允许，在302医院是不允许的），但充其量也只能写些杂感之类的东西。

我这个人，惯性特别大。小时候，我初学牛顿惯性定律，那时候这个定律的表达方式是“静者静、动者动”。我干事，不干则已，一干就停不下来，要干出一个规模才能停下来。病中杂感一写，也许就是几十篇。不过，如果很快出院，就写不多了。

之六：随感录和回忆录

在病房中可以作一点零零碎碎的回忆，但是不适宜写回忆录。

这几年，亲友们建议我别的工作放一放，先把我的回忆录写出来。我认为这个建议应该考虑。写回忆录是我这样的老年人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我一生中虽然没有担任过什么要职，但毕竟有一些自己接触到的事情是应该写一写的，不写，这些也许只有我和少数人知道的事情，以后就不会有人知道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应该对历史负一点责任。

但是我这个人老是“向前看”，总是在不断地去想新的事情，想起做新的工作，因此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一直没有真正开始。我的这种思想状况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好。老年人不断向前看，我认为应特别得到肯定。青年时代的老战友李昌，他比我还大一岁，对社会、对国家的事业特别热心，到处奔波。他说他正在创业。有人觉得七十八岁的人说这样的话有些奇怪，可是我却很欣赏他的这种精神。

不过写回忆录这样的事情还是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写回忆录不能只靠回忆。为了把历史事实讲得确实，讲得具体，不出差错，除了回忆之外还要查必要的资料。写回忆录是凭着作者作为历史见证人这种特别的身份和资格来写的。它是靠作者忠于历史事实的信誉来取得读者信任的一种可靠的文献，所以要求特别严格，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成果。因此它不是在病房中可以进行的工作。适合于在病房写的还只是随感录。当然回忆的片断是适合于在病房里写的。

之七：不要怕表现自己

恩格斯论个人生活有三个方面的需要：生存、享受及发展和表现。全集中有两处这样的论述。过去一直未被注意。十多年前我特别把这个论述引证出来。在我国人们长期不敢讲享受，为了纠正这种错误思想，我不得不把老祖宗请出来。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讲过，在繁荣年份，工人阶级还能多少购买一些奢侈品——消费奢侈品同享受是一个意思，而到危机年份，不但奢侈品买不起，就是生活必需品也买不起了。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从社会整体说，也是一要解决所有居民的生存资料问题，二要使居民普遍增加享受资料的消费。在每个社会成员中也应该提倡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享受，不要怕讲享受。我认为“共苦”不是我们的目的，“同甘”才是。

恩格斯讲的还有第三条：发展和表现自己。这也是人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发展什么？表现什么？无非是才能和个性。人的生活不能只是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对精神生活，恩格斯的三条并没有说尽，但是发展自己的才能（才能中当然包括知识）和个性是非常重要的。个性和才能是不能分开的，只有使优秀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人是喜欢表现自己的。工作的业绩要得到社会的确认，研究的成果要得到同行的评价。登台演出或在荧屏上演出，都是表现个人的才能和个性。我是喜欢表现的，我反对把喜欢表现自己作为贬词。喜欢不喜欢表现也可以作为个性来看待，不应该强求。我只是想讲一句同不要怕讲享受类似的话：不要怕表现自己。至于表现得好不好，应该让社会来评论。

之八：文格与人格

文如其人，这句话中的“文”我想应该是指文章的风格而不是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如果是后者它“就是”作者本人的思想，用“如”这个字就不贴切了。

对于文章的“风格”，中学里听语文课老师讲过一大篇道理，听时似乎懂了，又似乎没有懂。只知道它与文章的思想内容有关又不是思想内容本身。比如左的理论家的文章一看就不会很让人喜欢，文如其人，也就会知道写文章的人也是不会让人喜欢的。

还有一个“文格”问题。龚自珍句：“文格渐卑庸福近”，意思是说，卑下的文格是与追逐庸福的人格相应的东西。在文格与人格的关系上，“文如其人”这句话倒也是贴切的。

我有一个“三格”——性格、风格、人格的说法。我观察到，社会上一部分人总是对另一部分人的本来是好的或者很好的性格、风格、人格不能容忍，用各种办法来损害它们。因此我认为凡是好的这三格，本人就应该注意保护它们，不使它们受到损害。后来我想，这么要求未免太低调了一些，还可以更积极一些，那就是可以多做一些表现自己的三格，尤其是表现自己人格的事，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这样的人格是必要的。抱这样的目的写出来的文章文格会是高的，即用高的文格来表现他的人格。

之九：我与流行文化

在病房中正看一本《我是王朔》，想用这个题目写一篇杂感。

在快进病房前不久，我才知道有个叫王朔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畅销书的作者。其实何只是他。青年人中谁都知道的许许多多“明星”，我对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非常奇怪。流行文化传到我这里时，许多恐怕已经不流行了。有些也许压根儿流行不到我这里。使我成了“流行圈外”的人。

不过在思想上，我并不轻视流行文化。当某些流行文化受到攻击时，我曾经为它们说过好话、写过文章。有一篇文章登在刚创刊时的《中国文化报》上，可以作证。后来，《新观察》上还有人对那篇文章有所评论。

还有一件事。去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请我参加一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工作意义的跨文化研究》。其中讨论到文化与中国人对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之间关系时，只讲了传统文化和社会舆论这两个方面。我在发言中强调，必须高度重视流行文化的作用。这是我对流行文化又一次发表比较系统的言论。

我也想克服对流行文化知识缺乏的弱点，去年找来了汪国真的诗；在广州去过一次卡拉OK厅；这次又把两本王朔的小说和这本《我是王朔》带进了病房。这样的接触，对于我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确有些好处。但是要我对这些东西写出比较有分量的评论，则非我之力量所能及也。

选自《随笔》，1993年3期

·446·

晴窗札记

郭风

郭风（1919～），原名郭嘉桂，福建莆田人，作家。著有《木偶戏》、《叶笛集》、《山溪和海岛》、《你是普通的花》等作品。

成熟

他自己，六十九岁。

他的女儿，二十一岁，在鼓浪屿一所美术学校就读。那里的海、蓝天以及似乎是从花朵和树荫间随风送来的，例如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音乐，也许还有她自己的天性，使她的心地善良。她似乎也耽于幻想，所以有时写点散文，表达一种天真的感情。

暑假，她从鼓浪屿回来。这天，她看他——她的爸爸躺在阳台的藤椅上休息。她忽然问他：

“爸爸，你看我是不是开始‘成熟’了？”

“——怎么说的？”

“我举一些例子，告诉你，”女儿说，“看看我算不算开始走向‘成熟’了？”

“你说吧。”

“我到你在鼓浪屿的几位友人家中，”女儿说，“不知怎的，我会感觉得到这一位为人高尚，另一位追求虚荣……”

“哦。”他不在意地应了一声，唇边有老年的淡淡的笑意。

“爸爸，是不是说，如果说我开始‘成熟’了，”女儿说，“更重要的是在于：我开始认识自己，开始能够‘自省’……”

“哦？”

“我发现自己有时会对自己的好友，隐瞒真情……”

“哦？”

他从藤椅上向女儿侧过身来。

“我因此感到羞耻！”

“哦！”他看了女儿一下，似乎显得格外的认真。

“爸爸，我有时会嫉妒。不是对于美貌、才智发生嫉妒，而是对于他人的美德往往产生嫉妒——不过，我会克制自己，抑制内心的嫉妒情绪……”

他点点头。然后闭起目来。

女儿以为他倦怠了，便轻轻踮着脚步离开了阳台。其实，他的心显得有些不平静起来。他想，对于善良的人来说，例如，对于像自己的女儿这样的姑娘来说，她的幼年期似乎很长；她的幼年期似乎一直延伸到当前——二十一岁，乃至二十二岁、二十三岁？……她现在似乎开始真正步上人生的旅途。这旅途上充满种种纷纭的是非，充满对于美恶等等的种种抉择，充满种种疑虑和矛盾，充满种种自我克制——直到终老始可达到自我人格的完成？那时，也许才能够说，人之一生，像一颗果实一般地成熟了？……

他在想，人之“成熟”是一个贯穿一生，以终老为终极的过程，而且是充满矛盾的过程？

年青时候

这一天早上，他坐在阳台的藤躺椅上，一边观看阳台栏杆上一盆正在开花的玫瑰。女儿忽然走近来，说：“爸爸，你从来不和我讲一讲你自己年青时候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注意到，女儿这时似乎有些羞涩。女儿望了他一下，接着以一种含有年青姑娘的某种深意的暗示，笑着说：“爸爸，听人家说，你年青时候很潇洒——”

他不以为然地说：“哪里。”

女儿说：

“有人看过你年青时候的照片。还描写一下，高高的鼻梁，明亮的眼睛……”

他笑着说：

“爸爸老了，别说这等事——”

女儿以一种含有年青姑娘某种深意和试探的语调，说：

“爸爸，那你讲一点点你年青时候难忘的人或事情……”

要讲一点点哪方面的难忘的人或事呢？不管如何，他似乎有所感触地说：

“可是，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了，孩子！”

随着，他又喃喃地说：

“那又怎么说得清楚呢？——”

女儿听了，感到父亲似乎有点感伤的样子，她是一位对待父亲也很讲礼貌、有教养的姑娘。她抱歉似地借故离开了阳台。

他望着女儿的背影；她走到自己的卧室去了。他开始闭目养神。这时，他恍惚地感到，女儿刚才所问的、所欲了解的，可能是有关他的爱情的事情？那么，这怎么说好呢？

他想，他一生爱过二位女子。一位是听父母之命而结婚的结发妻子。她坚毅，她多么贤淑，她具有旧中国女子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品德，她无条件地爱他。而他，似乎不止爱她，而且感激她。她已经辞世六年了，他至今时或怀念自己的亡妇。但是，怎么说好呢？他在爱自己的妻子的同时，的确曾经暗自倾慕另一位女子。他写了一些书简，表达这种倾慕之情，但始终未发给这位他所倾慕之人；而把这些书简作为小品文，用一个化名在若干期刊上发表了。是的，他始终未曾向这位女子表达自己的心事，但情况又的确如此：他至今有时还会暗自念及曾经和她一起散步过的山间草径，念及那座小山村、杉木林、小溪和溪上的浮桥以及散步尽处出现的一座小小土地庙……看来，确有一粒爱情的种子，仿佛被封起来，埋在他的心中……

他想，人之一生中，可能有一些心事以及悲伤，一些情感的克制和矛盾，会一直埋藏于心中，直至终老。

选自《人民文学》，1988年第3期

·447·

久病延年

冯牧

冯牧（1919～1996），北京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通讯特写集《新战士时来亮》，文学评论集《繁花与草》、《激流小集》，散文集《冯牧散文选》等。

在中国的谚语中，有“久病成医”之说，却从未见有人提出过“久病延年”这样的接近于“二义悖反”的说法。

应当说，这是我的一个发现或是“创造”。

大约在“文革”后期，我刚从被流放的湖北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四壁萧然而又百无聊赖；大约是和林彪的“折戟沉沙”有关，我曾有过将近两年左右的相对安定的日子。但是，那时我既无被分配工作的可能，又无执笔写作的心境，于是我除了读书，享受那种“雪夜闭门读禁书”的乐趣外，我还曾经用篆刻来排遣那漫长的时日。我从家中幸存的一堆印谱中发现了一幅铭刻在秦汉瓦当上的铭文：“美意延年”，我便一反其意，用稚弱的笔力和刀工篆刻了一方寄托心情的闲章，是仿汉印小篆体的四个字，“久病延年”。我的本意，既是一种自勉，又是一种和老朋友之间的共勉。印章中的这个“病”字，其实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指的是当时正在席卷大地的政治风暴，为我们这些从青年时代起便决心献身革命虽九死而不悔的人身上所带来的创伤（这种创伤既表现在心灵上也表现在肉体上）。我和我的许多老朋友当时都怀有这样的心情：无论我们所身受的压力有多么沉重，无论我们仍将面临着多么严重的生死考验，我们都要坚定地斗争下去和顽强地生存下去，直到那些正在把祖国命运推向深渊的邪恶势力垮台为止。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期望值并不高，记得在当时我和几位好友的一次秘密聚会中，我曾对延安时期的老朋友朱丹说过这样的话：“只要让我亲眼看到江青这些祸国殃民的家伙们倒台，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再活一个星期，我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话，我后来也对郭小川讲过。他同意我的话，却又批评我太悲观了，尽管他后来悲惨的经历，证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实际上要比我悲观得多。

但无论如何，在那与其说是忍辱负重毋宁说是忍辱偷生的岁月里，我在和一些知心朋友通信的时候，总是忘不了在信纸的一角钤上这方题为“久病延年”的闲章，作为期望，作为激励，也作为一种袒露心灵的表示。后来，我又刻了好几方同样的图章，分赠给几位能够懂得它的含义的朋友，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朋友的会心的赞可；我相信，它们至今还保存在一些曾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手中。当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件事情大约早已被人淡忘了。

我在上面谈到的，只是我所篆刻的这方图章所包含的一层意思。“久病延年”中的这个“病”字，还包含有另外一层意思，一层实实在在的意思。这指的是，对于像我（以及我的某些朋友）这样的当时身体很不健康的甚至是多病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始终保有一种建立在坚定信念上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一种旷达而开阔的胸怀和心情，一种时刻都能自觉地发挥精神上的主观能动性的意志，一种正常的、既是随心所欲又是有所节制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可以使自己在艰难的条件下，平安地顽强地生活和生存下去的。

我的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历，可以为我的这个主观论断作出相当充分的印证。我始终认为，即使是“久病”的人，也是可以“延年”的。

我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早已年逾古稀。但我从十七岁起便患上了相当严重的肺结核和肋膜炎（后来又发展为慢性脓胸），再加上由于遗传因素造成的严重哮喘病，因此，可以说，将近六十年以来，我从来都是与疾病为伴，几乎没有过过一天可以称为“健康人”的日子。记得一九三八年初，我带病逃离刚刚沦陷的北平，经过将近三个月的艰苦跋涉，才来到延安，其间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现在的青年人所难于想见的。我父亲（一位正直的知名学者），曾经以焦虑的心情给我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他绝不反对我参加革命，但以我的身体状况，他担心我活不到三十岁……。但是，后来我不但愉快地（也是艰难地）迎来了三十岁的生日（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正准备和野战部队渡过长江，住在一个担任突击部队的团指挥所里，当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一天我正在进入“而立之年”），而且随后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与了解放广东、广西和云南的大部分战役，最后，经过了几千里基本上是靠步行的长途行军，来到了云南边疆。

我的生命在云南得到了一次挽救。那里的医院以当时最好的医疗条件治好了我的结核病和大体上控制了我严重的肺气肿和哮喘病；但是，对于我的脓胸病，医生们却表示了一种束手无策的忧虑。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不承认，我能够顺利地活过了三十岁，是由于一种幸运的机遇，是由于一种带有很大偶然因素的命运对我的宽容与厚爱。

我的脆弱而顽强的生命，在一九五六年得到了第二次挽救。那时，我已经三十七岁了，被送到北京来做大手术；云南的医院怀疑我得的是肺癌，而且把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诊断过早地透露给我了。我想我今天可以欣慰地说，我当时不但没有被这个可以摧毁人的意志的消息所压倒，而且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豁达而平静的心境。我想，这种心境，是使我后来得以顺利地战胜无数次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磨难，而能够继续顽强地活了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一次挽救了我的生命的，是两位杰出的医生——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吴英恺和黄国俊教授。在当年那种简陋的条件下，他们为我做了一个长达十个小时的开胸手术，基本上解决了使我多年深受折磨的脓胸症——而且是一种罕见的“包囊性脓胸”。用黄国俊的话来说是：“我们从你右胸里给你摘除了一个中号暖水袋！”而且多半是出于对我表示安慰的好心，他当时还对我说：“你不要悲观，像你得的这种病，在我们的病例记载当中，存活率很高，有长达十一年后现在仍然健在！”

听了这些话，我当时不但感到高兴，而且还为此激动不已。我想，我的日子还长着呢，即使我没有足够的把握，我也一定要努力给他们创造一个新纪录——再存活十二年，到那时，我还不到五十岁呢！

而事实上，从那以后，我已经“存活”了三十八年。而这三十八年，我所跨越、所经历的，又绝非是一条风和日丽、风平浪静的生活道路。尽管在这漫长岁月中，我又经受了那么多的意想不到的疾风骤雨的冲击，使我常常感到，我所走过的每一段生活历程，都好像是在湍流急浪中搏击前进的，不论是幸，还是不幸，反正至今虽然我所拥有的依然是一副时时为病痛所苦的孱弱之躯，我却仍然能够生活得平静而自如，仍然能够为我所献身的事业做出点点滴滴的微小却是无愧于心的奉献。而且在不久之前，刚刚愉快地度过了我的七十五岁生日。

有不少人曾经向我问起过我的“养生之道”，怎样才能做到“久病”而又“延年”，我却往往难以作答。我平生与烟酒无缘。我从来不吃补品，也不练“气功”，除了热衷于长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进行持之以恒的体力锻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保护身体而必须屈从于种种纯属臆想的违反自然的“清规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对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认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绝不动摇。对于种种邪恶现象，我也绝不缺少那种嫉恶如仇的义愤。但我也始终认为，人应当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我承认，我的性格也许过分温和和过分宽容，以至于从延安时期直到现在，我头上长期被扣上的“温情主义”和“缺乏斗争性”这两顶帽子，从来没有摘掉过，有人甚至因此以“东郭先生”相讥，我对此也并不介意。我的一条自然形成的准则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原则问题，我绝不含糊，而对于那种纷至沓来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谈，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计较，也绝不跟自己过不去的态度。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

就是这样，我走过了自己艰难而又无愧无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已经大大地、超额百分之三百地完成了我父亲当年所期望于我的“生命计划”。对此，许多人为我庆幸，有人则不那么高兴，但对我来说，至少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久病”也能够“延年”的绝非虚构的范例。因此，不管怎样，“久病延年”这四个字一直被我视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也能由此得到一点启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

·448·

悲多芬：一个巨人

何为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散文家、剧作家。著有散文集《青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集》、《北海道之旅》等。

客人敲开了悲多芬家里的门。

“他不肯接见你的，”一个女佣站在门槛上为难地说，“他任谁都不肯接见。他厌恶别人去打扰他，他要的是孤独和安静……”

但是这个好心肠的女人经不住客人的苦苦要求，捏弄着她的围裙答应去试试看。不过她说：“答应我，你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决定去留。”

她带领来客到悲多芬工作的屋子，在那里最惹人注目的是两只对放的大钢琴。女佣在一旁指点着说：

“在这只钢琴上他工作，在那只琴上他经常弹奏。别以为这房间杂乱无章，我曾经想收拾一下，后来发觉那是徒然的。他不喜欢我整理房间，就算整理好了，两分钟内就会弄得零乱不堪。过去那一边是他的厨房，他自己做东西吃，吃得这样简单随便，也不让我帮他一点忙。可怜他几乎完全聋了，又常常不舒服，什么声音他都听不清楚，看看真教人难受。还有他那个流氓一样的侄子，一天到晚来麻烦他。——瞧，他下来了，我希望他不会责怪我。”

沉重的脚步声踏在楼梯上清晰可闻。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稍稍停留。随后他走进门来了。一个躯体五尺左右的人，两肩极宽阔，仿佛要挑起整个生命的重荷及命运的担子，而他给人明显的印象就是他能担负得起。

这一天他身上的衣服是淡蓝色的，胸前的钮扣作黄色，里面一件纯白的背心，所有这些看上去都已经显得十分陈旧，甚至是不整洁的。上衣的背后似乎还拖着什么东西，据女佣解释，那拖在衣服后面的是一具助听器，可是早已失去效用了。

他无视于屋内的人，一径走向那只巨熊一样蹲伏着的大钢琴旁边，于是习惯地坐下来，拿起一管笔，人们可以看见他那只有力的大手。

客人带着好像敬畏又好像怜惜的神情，默不作声的望着他。他的脸上呈现出一个悲剧。一张涵蓄了许多愁苦和力量的脸。火一样蓬勃的头发，盖在他的头上，好像有生以来从未梳栉过。深邃的眼睛略带灰色，有一种凝重不可逼视的光；长而笨重的鼻子下一张紧闭的嘴，衬着略带方形的下颔，整个描绘出坚韧无比的生的意志。

女佣略一踌躇后，走上前去引起他的注意，可是他的表情是不耐烦的。

“什么？又是怎么了？”他大声说。接下去倒像在自言自语：“倒楣，今天！哦，今天我碰到的是那些孩子，对我嘲笑，捉弄我，模仿我的样子。”

女佣向客人指了指。

悲多芬说：“谁？那是谁？”

他又粗着嗓子喊：“你们说的声音大些，我是个聋子。”

客人小心翼翼递过去一张字条。悲多芬戴上眼镜，专注地凝望了一会：“好，你们竟敢到兽穴里来抓老狮的毛，”他说，虽然严肃，但脸上浮现善良的微笑，“你们很勇敢……可是你们不容易了解我，也很难使我听懂你们的话。过来坐在我旁边，你们知道我听不见的。”

他敲敲自己的耳朵，随手拿过来一张纸一支铅笔给客人。

客人在纸上写着：“我们要知道你的生平，把你的消息带给万千大众，使他们了解你真实的好灵魂。”

看了这几句话，一滴泪在大音乐家眼里闪光。他喃喃地如同独语：“我的好灵魂！人家都当我是个厌世者，你们怎么会想到这个！在这里我孤零的坐着，写我的音符——我将永远听不见音乐，但是在我心里发出的回响，较任何乐器上演奏的都美。我有时不免叹息，我真软弱……一个音乐家最大的悲剧是丧失了听觉。”

悲多芬神往地说：

“一个人到田野去，有时候我想一株树也比一个人好……”

他接着说：

“你可能想到我——一座峰岭已倒落了的火山，头颅在熔岩内燃烧，拚命巴望挣扎出来？”

悲多芬激动而又沉郁的情绪深深感染了来访者，客人不断写下笔记。

命运加在悲多芬身上的不幸是将他灵魂锁闭在磐石一样密不通风的”耳聋”之中。这犹如一座永无天日的幽囚的小室，牢牢的困住了他。不过反过来在另一方面，“聋”虽然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不幸和烦忧，却也带来了与人世的喧嚣所隔绝的安静。他诚然孤独，可是有“永恒”为伴。

悲多芬留客人在他屋子里吃简便的晚餐。在晚餐桌上说起他往昔的许多故事，包括他在童年时跟海登和巴哈学习时的生活，包括他为了糊口指挥乡村音乐队的生活……请看一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本大书里流着一条大河，那条大河就是从悲多芬身上流出来，并且加以引伸开广的。

悲多芬向他的客人叙述最后一次出席指挥音乐会。那次节目是Fidelio。当他站在台上按着节拍指挥时，听众的脸上都有一种奇怪的表情，可是谁也不忍告诉他。演奏告终，全场掌声雷动。悲多芬什么也听不见，很久很久背身站在指挥台上，直到一个女孩拉着他的手向观众答谢时，他才缓缓地转过身来。原来他完全聋了！他永远不能担任指挥了！

悲多芬对客人大声地说：“听我心里的音乐！你不知道我心里的感觉！一个乐队只能奏出我在一分钟里希望写出的音乐！”

选自《文艺春秋副刊》，1947年2月15日第1卷第2期

·449·

论时间

何为

何为（1922～），浙江定海人，散文家、剧作家。著有散文集《青戈江》、《织锦集》、《临窗集》、《何为散文集》、《北海道之旅》等。

近来常常想到时间。

时间很玄妙：无涯无际，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绵绵岁月，悠悠历史，皆由时间组成。时间涵盖宇宙太空，主宰天地万物。牛顿有时间绝对永恒之说，爱因斯坦则有相对论的时间观念，都很能激发想像力，这是科学家思考的命题，姑且不论。

时间让人感到神秘莫测。十七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说过，时间是个谜：最长又最短，最快又最慢，最能分割又最宽广，最不受重视又最宝贵，渺小与伟大都在时间中诞生，等等。这一串哲理的话，在我们庸常的人生中倒也常有体会。抗战八年，“文革”十年，身临其境，常觉时间过得慢，感到那段时间真长。事过境迁，又觉得时间过得真快。人生几何，从混沌到清醒，竟用去大半辈时间。现在生活渐趋小康，国门敞开，“与国际接轨”，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仿佛又是转瞬之间。快或慢，长或短，分割或宽广，渺小或伟大，最终是留不住时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人慨叹时间流失的惆怅和无奈，今人依然引起共鸣。

时间也真是不可捉摸：无形无影，无声无息，无光无色。然而，时间却又无处不在，无往而不在。随手掇拾几个生活细节，例如撕去的日历，飘落的秋叶，老人的白发，美女眼角的鱼尾纹，诸如此类，都显示时间的印痕。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正的。人人不断拥有时间，人人又不断丧失时间。历史无情，岁月不饶人。老人是去日苦长，来日苦短。年轻人的时间当然比老人富有得多，经得起透支和挥霍。不过，正如老年是从青年过来的，青年的未来必然是老年，如果有足够年龄可称得上老年的话。这个道理很简单，或长或短，任何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

说实话，我很羡慕今天的青年。上班族的人们，有了双休日，一个星期多了一天属于自己的时间。一周间整整两天完全由自己支配，何等幸福，可做多少自己想做的事！回想往昔的年代，即使是不搞政治运动的日子，也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五十年代一个长时期，我放弃许多星期天，放弃许多难得的节假日，只为了关在斗室里，悄悄伏案笔耕，却也须警惕有人虎视耽耽，横加指责业余写作是“名利思想作怪”云云。这种责难，今天显得很遥远，听起来近乎荒诞，当代走红的青年作家知道的恐怕不多了。

最大的浪费是时间的浪费。浪费个人时间，蹉跎年年，虚掷生命，是个人的损失。如果浪费国家和民族的时间，长期无谓的消耗，造成历史倒退，是亿万人民的损失。时间孕育机遇，机遇来自时间。大有大的机遇，小有小的机遇。赢得时间，接受挑战，为民造福，没有不能创造的奇迹。马克思有一句耐人寻思的名言：“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在无限浩瀚的时空里，人类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是永无穷尽的。

1997年9月16日

·450·

人啊，总要……

忆明珠

忆明珠（1927～2002），山东莱阳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墨色花小集》、《荷上珠小集》、《落日楼头独语》等。

没有虚度一生的，一个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而且无不实实在在活下去的，总都为人世在增添点什么，精神的物质的；而两者又总是互为表里，一阴一阳，相伴而行。我这里单说的是精神的方面。每个民族都有着各自的民族精神，它由道德的、伦理的、心理的诸般文化因素构成。它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之灯，你或者为它助氧，使它灿烂辉煌、更加闪放光亮；或者破坏其光源，使光明萎缩，黯淡。

尚无知觉的胎儿，在母腹中的每一阵躁动，都在助长着母亲的爱心，从而使母亲的乳汁，成为哺育人类生命的甘露。

不要以为死亡就是消失，死亡也在增添着什么。孔夫子听说邻板间有谁死了，这一天，他就停止了歌唱。一个普通人的死，都能激发起圣哲的哀思，这是死亡为人类增添着同情和仁爱。所谓“死生亦大矣”，因为生固然是一种创造力，死又何尝不在创造着呢？一个英雄倒下了，万人悲痛，而悲痛，可以化为力量！

人，无不期望善良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真理战胜愚昧。这是天经地义，是人与其生命俱来的一种宗教感。无论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只要他期望生命如春华之艳，如秋实之饱满，他就会具有这种宗教感。人类正因此而获得信心与未来。

人之一生充满着机会，每一次机会都会产生正负效应。让我们为人类多创造些积极的东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一个人一生中总要做几件值得为人称道的事，事无大小，所以值得为人称道者，是因为它寓有一颗博大的心。

在清晨，我看见马路边上坐着个年迈的盲人，面前放着只空碗。一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弯下腰，向碗里丢下了第一枚钱币，头也不回地走了。跟后不断有钱币落碗发出的清脆的声响。我们无力使盲者复明，却可以不让盲者整日守着一只空碗。

我曾听说有位老太太，一生辛勤劳苦，克己待人。年过七旬，得了不治之症，卧床不起。她自知一切医药对她已无效验，不愿日日夜夜大小便都劳儿孙扶持，遂绝粒而死。到死她都在为别人着想，人们每提到她，无不为之动容。

我还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年轻时逃荒逃到关东，赤手空拳，创家立业，成了个资本家。五个儿子，四个都很争气，事业更加兴隆；只有小儿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屡教不改。做父亲的这时已经老了，将五个儿子叫到跟前，举起刀，一刀砍断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当即宣布跟小儿子从此断绝父子关系，就像五个手指砍掉一个，权当他少生了一个儿子！这位父亲的这种做法，是否太过分，太决绝？但当我听到这故事，却不能不为之激动，为之奋发，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人啊！总要奋发努力，向上！要意识到生命之珍贵，之神圣，自爱、自重、自强不息，从而使人类整体素质不断提高，臻于至善，至美！

1993年8月7日，淄川丁香小院

·451·

选择锁链

忆明珠

忆明珠（1927～2002），山东莱阳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墨色花小集》、《荷上珠小集》、《落日楼头独语》等。

人生一世，熙熙攘攘，为的什么？为的吃、为的穿？为的什么辉煌的目标、伟大的抱负？就算是吧，就算是这样，就算你拥有了你所企求的、向往的；就算你福寿并臻，名利双收！然而，请小心，古人早说过：“福兮祸所倚”，“满招损”，“名缰利锁”！当你福寿并臻，名利双收之际，也就招来了双重的捆绑，戴上了双重的锁链！

不管你干什么，不管你选择了怎样的行业，怎样的志向，当你回头一看，在你所选择的另一端，必摇动着一条紧紧地追逐着你不放的锁链，如影随形，决无例外。

也就是说，不管你选择什么，与你之所选择相对应相伴随的只能是一条锁链。换言之，你只能选择锁链。人生一世，熙熙攘攘，挑肥拣瘦，朝三暮四，为的什么？只不过为的选择锁链！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你想写一首最美的诗，当这首诗写成的时候，你的心血已被呕尽了。你想画一幅最美的画，当这幅画画出的时候，你的年华已被耗枯了。你撒播真、善、美的种子，但这种子必以假、恶、丑为养料才得以开花结果；当真、善、美开花结果之时，假、恶、丑就来向它讨还养育之恩了。

你造了神，并为神造了一座金碧辉煌的殿堂。你想要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来此忏悔祈祷，革面洗心，但他们却在这里寻到了庇护所，在这里销赃，洗黑钱，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杀人可以不偿命，血债勿需血来还了。

有东方必有西方，有真经必有歪理，南辕可能北辙，张冠恰好李戴，你有什么办法呢？每挪动一步，不管向前抑或向后，必有羁绊随之而来，你以为你寻到了天书，读懂了真谛，大彻大悟，超尘出凡了，殊不知你是一头栽进更深更深的陷阱了。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然而，更多的人却是发财而不死；更多的鸟，却是得食而不亡。人们为了保护飞来的横财不再飞走，于是发明了箱子以收藏横财；为保护箱子不被窃贼打开，于是又发明了锁；而与发明锁的同时又必须发明出为自己开锁的钥匙。一把钥匙一把锁，一把锁一把钥匙。锁钥不断翻新，不断发明出新的钥匙新的锁。于是发了横财的人，竟忘记了去发财，而孜孜不倦地埋头于翻新锁钥，这是不是一条更沉重更结实地捆绑着他的锁链呢？

锁链的孪生兄弟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自由是人生的至佳境界，提起自由，无不为之悠然神往。然而自由似乎总是被锁链拴扣着。“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真的吗？自由在这里就是飞翔，飞出尘埃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羁绊的。古人也这样歌唱着，道是：“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自高飞，罗当奈何。”但，且莫高兴得太早。没有永不停息的飞翔，连飞机都需要途中加油，鸟儿有了翅膀就能不吃不喝了吗？多了一双翅膀，依然要多上一条锁链。陆放翁说得明白不过，曾有诗云：“黄鹄飞鸣未免饥。”饥了、渴了，就要飞回到高张着的网罗之旁。网罗高张之处，总是饮食最肥美的所在。

忽然想起了宫玺的一首诗，书不在手边，不能引用原诗，大意似乎是这样的：一只鹰，被锁链锁住，当它挣脱这锁链时，也挣折了翅膀。它用折断的翅膀飞翔着，飞翔着，最后它那血淋淋的身躯，还是不得不栽落在地面上。挣脱了锁链，也牺牲了翅膀；自由原来是以牺牲自由换得的，呜呼！

然而我对这只扑打着血淋淋的断翼永远失去了飞翔的自由的鹰，由衷地生出了深深的敬意。

1995年2月5日，南京

·452·

摆渡

高晓声

高晓声（1928～1999），江苏武进人，作家。著有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系列小说、《青天在上》，散文、杂文集《生活的交流》、《寻觅清白》等。

有四个人到了渡口，要到彼岸去。这四个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大力士，一个是有权的，一个是作家。他们都要求渡河。

摆渡人说：“你们每一个人，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有钱人给了点钱，上了船。大力士举举拳头说：“你吃得消这个吗？”也上了船。有权的人说：“你摆我过河以后，就别干这苦活了，跟我去做一点干净省力的事儿吧。”摆渡人听了高兴，扶他上了船。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听吧。”摆渡人说：“歌儿我也会唱，谁要听你的！你如果实在没有甚么，唱一个也可以。唱得好，就让你过去。”作家就唱了一个。摆渡人听了，摇摇头说：“你唱的算甚么，还没有他（指有权的）说的好听。”说罢，不让作家上船，篙子一点，船就离了岸。

这时天色已浓，作家又饿又冷，想着对岸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他一阵心酸，不禁仰天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甚么就没有路走了呢？”摆渡人一听，又把船靠岸，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的好听，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作家过了河。心里哈哈笑。他觉得摆渡人说得真好，作家没有真情实意，是应该无路可走的。

到了第二天，作家想起摆渡人已跟那有权的走掉，没有人摆渡了，那怎么行呢？于是他就自动去做摆渡人。从此改了行。

作家摆渡，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他以真情实意待渡客，并愿渡客以真情实意报之。过了一阵之后，作家又觉得自己并未改行，原来创作同摆渡一样，目的都是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

·453·

上山的和下山的

陆文夫

陆文夫（1928～2005），江苏人，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一）》、《美食家》等。

山阴道上络绎不绝，游人如织。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那上山的和下山的擦肩而过。上山的人兴致勃勃，汗流浃背，满怀着希望问那下山的：“山上好玩吗？”

下山的人疲惫不堪地摇摇头：“一个破庙，几尊菩萨，到处都是差不多的。我劝你不必上去。”

上山的人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再说。”上山的人挥舞着竹杖，拭擦着汗水，继续攀登上去。

过了若干时日，那位上去看看的人看过了，下来了，又碰上那些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

向上爬的人问道：“喂，山上好玩吗？”

看过了的人答曰：“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破庙，几尊菩萨……”

上山的人又不以为然：“噢，是吗，上去看看！”

如此这般，周而复始……

在人生的山路上，上山的和下山的也会在同一条石板小道上擦肩而过。

一位老人从人生的山路上下来了，他穿着一套50年代的高级时装——银灰色的纯毛华达呢中山装，手里拄着一枝竹杖，他平静地环顾着山岗，一副曾经沧海的模样。

这时候，一对青年男女在人生的山路上爬上来了，两个人是相互依偎着，半拥抱式地爬上来的。那女的穿一套白色的针织、紧身超短裙，光脚穿丝袜，一双高跟鞋却拎在手里，很像李后主写他与小周后偷情时的情景：“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不过，这位姑娘“划袜步石阶，手提高跟鞋”，不是怕高跟鞋在石级上发出声音，而是因为那高跟鞋已经磨破了她的脚后跟。他们愿意天下人都看见他们正沉浸在幸福的爱河中，故意作出种种“示爱”的举动。

那下山的老人看着，微笑着，摇摇头，从内心的深处向那小青年喊话：“年轻人，我劝你不要沉浸在爱河里而忘乎所以，我也曾有过像你这样的时候，那时候她是多么的千娇百媚，柔情似水。可是现在，那千娇百媚变成了百无遮拦，柔情似水变得呼来喝去，这时候你才感到爱情并不如你当初所想像的那么美妙，相比之下，事业还是永恒的。朋友，你千万别以为我是在说教，我认识到这一点差不多花了半个多世纪！”

那上山的青年也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感应：“啊啊，是这么回事吗……可怜的老头，你大概是在爱情上摔过跟头吧，你当初就受了她的欺，受了她的骗，你的她能和我的她相比吗？我的她就是我的一切，没有她也就没有我的事业，事业也许就是为了她而存在的，事业的荣耀是我对她的报答。你快点儿下山去吧，老人家，乘这太阳还没有落下去的时候。”

下山的老人又下了几个石级，看见一个浑身穿名牌，手里拿着大哥大的大款缓步走了上来，身边还有个女秘书。

“金钱，金钱又算得什么呢？这玩艺儿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果你只看到那天使的一面，你将被这魔鬼吞没。别咋呼吧，大款，灯红酒绿、声色犬马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上山的大款嗤之以鼻：“老头儿，看你的穿着就知道你过去是有钱的，有权的，只是现在有也不多了，几个退休工资刚好是够用的。你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哪一点能和你比？不错，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可是后来平反时工资都补给了你。我呢，我被你们鼓动起来去武斗，还在劳改农场里蹲了三年。收起你的那一套吧，老头，你能得到的大概也都得到了，得不到的也就没法再得到了；我呀，我能得到的还没有得到，你不能得到的我还要得到，早着呢！”

下山的老人摇摇头，觉得和这种人是说不清楚的。适逢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心急冲冲地爬上来了，老人的内心在呼喊：

“同志，你不必那么急吼吼地往上爬，想升官？好极了，想升什么样的官，为什么要升官？不要爬得太急，你在升官之前就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考虑，拿定了主意之后就不能改变，因为有很多人开始时都是想当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天长日久之后就忘记了初衷，从清正廉洁滑向了贪赃枉法……嗬，大官儿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坐汽车、赴宴会、坐在主席台上，都只是一种表象，内心的苦衷也是不足与外人道也。”

上山的干部不以为然：“老同志，您走好，当心摔跤，安度你的晚年吧，当今的事儿您就别管了。你当官儿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这样的话呢……”

下山的老人无言以对，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看着那些兴致勃勃向上爬的人，一个个地从身边擦过去，其中有想成名的，想成家的，想当歌星、电影明星的，想当作家、画家的……

“上面好玩吗？”

“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差不多的。”

“是吗，上去看看……”

老人突然感到自己也要回过头来看看了，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人上去看看的话，这山阴道上肯定是玄古洪荒，一片死寂，谁来铺下这么多的石级？

又一对年轻的恋人手挽着手爬上来了，男的问道：

“老先生，山上好玩吗？”

“好……好好地往上爬吧，三道弯的边上有一块石板是活的，当心掉下去。无限风光在险峰，在险峰上看风光的时候要站得稳些，最惬意的时候最容易出事体！”

“谢谢您，老先生。”

“走吧，亲爱的，这是个好老头……”

1996年8月10日

·454·

脚步声

陆文夫

陆文夫（1928～2005），江苏人，作家。著有小说集《小巷深处》、《小巷人物志（一）》、《美食家》等。

我走过湖畔山林间的小路，山林中和小路上只有我；林鸟尚未归巢，松涛也因无风而暂时息怒……突然间听到自己的身后有脚步声，这声音不紧不慢，一步一趋，紧紧地跟随着我。我暗自吃惊，害怕在荒无人烟的丛林间碰上了剪径。回过头来一看：什么也没有，那声音是来于自己的脚步。

照理不应该被自己的脚步声吓住，因为在少年时我就在黑暗无人的旷野间听到过此种脚步。那时我住在江边的一个水陆码头上，那里没有学校，只有二里路外的村庄上有一位塾师在那里授馆，我只能去那里读书。那位塾师要求学生们苦读，即使不头悬梁，锥刺股，却也要“闻鸡起舞”，所谓闻鸡起舞就是在鸡鸣时分赶到学塾里去读早书。农村里没有钟，全靠鸡报时。“雄鸡一唱天下白”，那是诗句，实际上鸡叫头遍时只是曙色萌动，到天下大白还有一段黎明前的黑暗。我在这黑暗中向两华里之外的学塾走去，周围寂静无声，却听到身后有沙沙的脚步声，好像是谁尾随着我，回头看时却又什么也没有。那时以为是鬼，吓得向前飞奔，无论你奔得多快，那声音总是紧紧相随，你快它也快，你停它也停。奔到学塾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塾师，塾师睡在床上教导我说：

“你不要怕鬼，鬼不伤害读书人。你倒是要当心人，坏人会来剥你的衣裳，抢你的钱。”

老师的教导我终身不忘，多少年来我在黑暗的旷野中行走时从来不怕鬼，只怕人，怕人在暗地里给你一拳，或者是背后捅你一刀。不过，这种担心近年来也淡忘了，因为近年来我很少在黑暗的旷野中行走，也很少听到自己的脚步。

是的，我听不到自己的脚步声已有多年了，多年来在繁华的城市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奇妙的声响：有慷慨陈词，有嘁嘁私语，有无病的呻吟，也有无声的哭泣；有舞厅里重低音的轰鸣，也有警车呼啸着穿城而过……喧嚣，轰鸣，什么声音都有，谁还能听到自己的脚步？

要想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好像必须是在寂寞的时候，在孤苦的时候，在泥泞中跋涉或是穿过荒郊与空林的时候，这时候你才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那么沉重，那么迟疑，那么拖沓而又疲惫；踯躅不前时你空有叹息，无故狂奔后又不停地喘息。那种脚步声能够清楚地告诉你，你在何处，你是从哪里来，又欲走向何处？那脚步声还会清楚地告诉你，它永远也不可能把你送到你心中的目的地。

在都市的喧嚣声中，凡夫俗子们不可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你一出门、甚至不出门便可听到整个的世界有一种嗡嗡的轰鸣，分不清是哭是笑是咽哽，分不清是争吵不休还是举杯共饮，分不清是胡言乱语还是壮志凌云，分不清那事物到底是假是真，分不清来者是哪个星球上的人？弄到最后你自己也分不清自己了，人人都好像不是用自己的脚在走路，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向前推。很难听到见自己的脚步声了，只听得耳边价呼呼风响，眼面前车轮滚滚，你不知道是在何处，忘记了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行动就是一切。

偶尔回到空寂的林间来了，又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似乎觉得有一股和煦的风，一股清冽的水穿过了心头。好像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好像又回到了孤寂的时候。仔细听听，还是那从前的脚步声，悠闲而有些自信，只是声音变得更加轻微，还有疲惫之意。是的，我从乡间走来，迈过泥泞的沼泽，走过碧野千里，那脚步当然会失去了原有的弹跳力，可它还是存在着，还是和我紧紧相随，有这一点也就聊以自慰。我不希望那脚步会把我送到我心中的目的地，那个目的地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的，如果我能达到的话，后来者又何必去跋涉？

心中的目标虽然难以达到，脚步却也没有白费，每走一步都是有收获的。痛苦是一种收获，艰难是一种收获，哭泣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欢乐、顺利和仰天大笑是什么滋味？能走总是美好的。我不敢多走了，在湖边的岩石上坐下来，想留下前面的路慢慢地走，不必那么急匆匆地一下子就走完。

太阳从不担心明天的路，一下子便走到了水天相接处，依偎在一座青山的旁边。我向湖中一看，突然看见有一条金色的光带铺在平静的湖水上，从日边一直铺到我面前，铺到我脚下的岩石边，像一条宽阔的金光大道，只要我一抬脚，就可以沿着这条金光大道一直走到日边，走到天的尽头，看起来路途也不遥远，走起来也十分方便。这种景象我见过多次了，它是一种诱惑，一种人生的畅想曲，好像生活的路就是一条金色的路，跃身而下就可以走到天的尽头，走到你心中设想的目的地。可你别忙，你只须呆呆地在岩石上多坐片刻，坐到太阳下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湖水，你没有金光大道可走，还得靠那沉重的脚步老老实实地挪向前。

1994年5月10日

·455·

惜春小札

李国文

李国文（1930～），原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

春天是不知不觉来的，她走的时候，也是悄莫声儿地在不知不觉中离去。既不像秋天落下那么多的黄叶，“无边落木萧萧下”，造下满天声势；也不像冬天，一阵烂雪，一阵冻雨，“乍暖还寒时刻，最难将息”，让你久久不能忘怀那份瑟缩，那份冷酷。

春天，平平常常地来，自然而然地去，没有喧哗，没有锣鼓，甚至最早在枝头绽开的桃花、杏花，还有更早一点的梅花、迎春，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惊喜。哦！春天最早的花！

人们的眼睛闪着亮光，然而，“枝头春意少”，这时连一片叶也没有，空气还十分的冷冽。直到“小径红稀，芳郊绿遍”，已是“风送落红才身过，春风更比路人忙”的暮春天气了。

所以，等你意识到春天的时候，她早就来临了，“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等你发现她离去，已经是“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杏子树头，绿柳成阴了。

春天总是很短促的，你抓住了，便是属于你的春天；你把握不住，从指缝间漏掉了，那也只好叹一声“春去也”、“遗踪何在”了。

典型的春天，应该在长江以南度过。没有阴霾的天气、泥泞的道路、苍绿的苔痕、淅沥的雨声，能叫春天吗？没有随后的云淡风轻、煦阳照人、莺歌燕舞、花团锦簇，能叫春天吗？只有在雨丝风片、春色迷人的江南，在秧田返青、菜花黄遍的水乡，在牧童短笛、渔歌唱晚的情景之中，那才是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中的缠绵的春天、撩人的春天、困慵的春天和“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春天。

然而，在北方，严格意义的一年四季，春天，是最不明显的，或许也可以说是并不存在的。

“五九六九，沿河插柳”，这是地气已经转暖的南方写照。

而在北方，“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河里的冰，才刚刚解冻。有几年，我时常要经过什刹海后海之间，那座小得不能再小的银锭桥，这座桥所以出了名，就是因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在桥上扔过两枚炸弹。石桥桥洞的背阴处，冬天的积冰，很厚很厚，冰上残留着肮脏不堪的冬雪。等到它完全融化的日子，春天也差不多过去大半了。

春天里有未褪尽的冬天，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人们管这种天气现象叫做“倒春寒”。于是，本来不典型，不明显的春天，又被冷风苦雨的肃杀景象笼罩。后来，我就不再到银锭桥去了，当然，并不是因为桥底下那些不化的冰。

冰总是要化的，不过，北方的春天，太短促，这也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北京的颐和园里，有一座知春亭，是乾隆题的匾额，这位皇帝挺爱写诗，写了上万首，挺爱题词，到处可见他的字。但知春亭的“知春”二字是否如此呢？好像也未必。通常，都是到了“桃花吹尽，佳人何在，门掩残红”的那一会，才在昆明湖的绿水上，垂下几许可怜巴巴的柳枝，令北京人兴奋雀跃不已，大呼春天来了，其实，“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承德的避暑山庄里，有一幢烟雨楼。听说，在“文革”期间，有一位当时独一无二的作家，得以在这座楼里写小说，那当然是很了不起的了。不过名为烟雨楼，但至少在春天里，是没有烟雨的。那金碧辉煌的匾额上，我记不得那是不是乾隆的御笔了？但“烟雨”二字，也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在高寒地带，只有塞外的干燥风和蒙古吹过来的沙尘，决不会有那“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的烟雨葱茏的风景。

看来，北方的春天，就像朱自清那篇《踪迹》里写的那样，她“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

所以，辛弃疾对春天说：“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想方设法要留住春天，千万不要让她平白地度过，否则，苏东坡的遗憾，“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从身旁消逝，该是多么懊悔的事啊！

因此——

捉住春天。

把握春天。

然后，充分地享受春天。

虽然李商隐告诫过：“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但春天，是唤醒心灵的季节，是情感萌发的季节，也是思绪涌动的季节，更是人的生命力勃兴旺盛的季节。

切莫虚掷时光，切莫浪费春天。

人的生物钟，如果能够耳闻的话，可以相信，在这个季节里，响动的准是黄钟大吕之音、振聋发聩之声。甚至血管里跳动着的激流，也会蕴含着前所未有的力量。此时此刻，若去爱，一定是炽热生死的爱，若是去恨，一定是切齿刻骨的恨，若是去追求，若是去冒险，若是去干一番事业，若是豁出命去拼搏，你会从你的身体里，获得超负荷的“爆破力”。

这种“神来之力”，这种“能量”，就是人类的春天效应。

人的一生，何尝不如此呢？也有其春华秋实的生命过程。那么青春年少的日子，也就是最美好的春天了。

然而，一生中的这个春天，似乎比北方真正的春天还要短促得多。

人，有各式各样的活法，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平庸灰色，是一生；碌碌无为，是一生；爱不敢爱，恨不敢恨，也是一生；永远羡慕别人有，永远笑话别人无，永远满足现状，又永远做更好日子的梦，可又永远想不劳而获的小市民吃不饱，也饿不死的日子，当然也是一生。自然，奋斗，是一生；努力，是一生；为了一个目标，孜孜不息地追寻，是一生；热爱生活，热爱自己，泪流过，汗淌过，摔倒过，白忙活过，总之，活得既有快乐，也有痛苦，既有满足，也有遗憾，那当然也是一生。无论怎样的一生，你千万要珍惜你生命中属于春天的那一瞬即逝的岁月。

因为，青春只有一次，一去便不复返。

而且，青春，不会久驻，使你的青春放出光华，享受青春的美，那才是生命最大的欢乐。

等到头发花白，“蜡烛成灰”，一切都成了“昨夜星辰昨夜风”，那时，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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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永远在

李国文

李国文（1930～），原籍江苏盐城，生于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

一群人穿着鲜艳的登山服，在皑皑积雪的安第斯山间艰难地行进着。很少见到这样大规模的探险队伍，后来听解说，知道是南美洲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希望实现登山的梦想，正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攀登。那真是一次悲壮之旅，走出每一步路，度过每一分钟，完全以生命为代价。任何人看到这个画面，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因为，他们活了一辈子，这座对他们来讲充满神圣意义的安第斯山，从来没有去接触，去实地感受过，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于是，就有了这次行程。盲人们每三个人结成一组，一个仍残存些许视力的盲人走在前面，两个全盲的在后边，他们三人通过手里握着的长木棒，联结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脚和手，实实在在地感觉这座大山。

安第斯山脉平均海拔为3000米，最高峰海拔近7000米，对正常的登山运动员来说，也是一次体能的极限考验。虽然有很多志愿者做后援，即使在可以使用驴子驮物的山路上，盲人们也是步履维艰，行进缓慢。那么，他们要想攀上最高峰，该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了。

据电视台的报道，这支盲人登山队在短短的行程中，已经有好几位上了岁数的盲人，在风雪迷漫的夜间宿营，一觉睡去，再也醒不过来，不幸将生命留在了安第斯山。于是，组织者便决定后撒，将登山计划放置到未来更合适的机会，做更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进行。一些走得兴起的盲人登山队员，不免有些失望，最后，他们还是想开了。无论如何，他们开始了行程，尽管离峰巅还远，但是，终究迈出了第一步，是结结实实在安第斯山上的一步，是纸面上的计划化为现实的一步。他们对记者说：“山永远在，我们还会来的。”

这实在是一句至理名言，对于未来，有目标和没有目标，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个奋斗方向，努力追求的结果，也许离那个目标尚远，但稍稍接近了一点的事实，便有了落到实处的心理回馈。“山永远在！”这句话很重要。有这句话，意味着还有登攀；没有这句话，也就等于说放弃、终止、也就不会再有奋斗、争取了。

在人的全部生命途程中，除先知先觉的大智慧者外，都类似这些盲人在安第斯山的登攀，目标虽然明确，是那天穹里晶莹剔透的积雪笼罩着的最高峰，像琼楼玉宇一样，茫茫然，杳杳然，吸引着你的目光。但是，一步一步走到那里的途程，是平坦，还是崎岖；是幸运，还是灾难；是障碍重重，还是一路顺风；是迷失方向，还是峰回路转。所有这些突如其来、措手不及、随时发生、无法预防的事故、变化，都有很大的不可知性。因为，这个世界上能够完全把握自己未来的强者，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仅仅有“山永远在”这样的信念，是远远不够的。

人，需要远大的目标，宏伟的理想。古人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以，燕雀只能在后院的草堆里，蹦蹦跳跳，叽叽喳喳，觅食一些籽粒。而鸿鹄，朝发苍梧，夕达北海，振长翮，一鸣而天下闻。有大志向，立大雄心，如果不能伴之以脚踏实地的决心，小处做起的耐性，水滴石穿的韧劲，和沉着冷静的精神，山，当然永远在，那也恐怕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了。

于是，想起了苏轼《东坡志林》里的一段《儋耳夜书》：

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辰，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

东坡先生的悟道，倒也给我们一个启发。老是抱着一个宏伟的志愿，要到远处去钓一条大鱼而未必得，真还不如把眼皮子底下可以做到的事、做好的事，从纸上的计划，落实到具体的哪怕是最初步的行动上。先切实可行地做起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抑或只是钓到一条小尾巴鱼，而不空钓，也比想抱一个金娃娃的奢望，而得不着，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要有实效得多。

如果委内瑞拉的盲人们就抱着“山永远在”的期望，坐在那里干等，而不行动，我想，他们与安第斯山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远。

选自2002年6月27日《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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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现代版

流沙河

流沙河（1931～），生于四川成都，原籍四川金堂县。著有诗集《告别火星》、《农村晨曲》、《流沙河诗选》等。

君子与小人

迷幻药小剂量使人迷失方向，暂时回不到自己的家乡；迷幻药大剂量使人丧失天性，终身找不到大道的理想。凭什么我这样说？古代的好帝王，那个舜爷爷，天下治得不错，可惜他天性多仁，正德多义，见百姓没事干，便高举仁义的大旗，号召人人学仁习义，以免闲得发慌。大家敬爱他老人家，当然听话，说干就干，拼命表现自己的仁心，狠狠展开自己的义行，可忙啦。仁义积极分子，包括假仁假义的假积极分子，大批涌现。不仁不义分子弄得垂头丧气，脸面无光。反仁义分子呢，当然逃不脱天诛地灭啦。这不是仁义迷幻药使人迷失方向，乃至丧失天性了吗？

夏商周这三代迄今近两千年，社会价值取向最大的变革是鄙弃无为，崇尚有为。官方谈奋斗，民间讲拼搏，意思一样，就是有为。大家勇于牺牲天性，陪外物去殉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说的是老百姓。他们岂止牺牲天性，而且要钱不要命，最可怜。高一层的是士，文士和武士，有一碗饭吃，所以只为名誉地位殉葬。他们不但牺牲天性，而且要脸不要命，有些殉葬场面十分感人。再高一层的是大夫，贵族做官的，脸是有了，足够光彩，所以要捍卫家族的世代簪缨，不惜以身殉葬。再再高一层的便是圣人，包括帝王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物质精神两方面的欲望早已满足，所以愿为江山社稷殉葬。当然，他们都说：“寡人日夜操心，只为天下百姓。”前面这四种人，各干各的事业，各打各的招牌，互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在奋斗拼搏，这点完全相同。奋斗就有牺牲，拼搏就有危亡。同样牺牲天性，同样殉葬外物，他们这四种人简直是一路货色，很难说谁高贵谁低贱。

牧场两个羊倌，一个成年已婚，一个少年未婚，不慎丢失羊群。主人怒，问那已婚的：“你当时在于啥？”答曰：“读圣贤书。”问那未婚的；“那你又在于啥？”答曰：“走六子棋。”他们二人，一个好学，一个贪玩，显然事业不同，志趣不同。可有一点完全相同，都丢了羊。你能说二人谁丢得好些，谁丢得坏些？

伯夷是孤竹国的储君，商朝的遗臣，拒食周朝的粟米，为了名，结局是饿死在首阳山。盗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山东的流寇，劫掠齐国的财货，为了利，结局是被杀在东陵山。他们二人，一个大贤，一个大盗，人格不同，境界不同。可有一点完全相同，都丢了命，牺牲天性去陪外物殉葬。你说伯夷死得光荣，就能让他再活一次？你说盗跖死得耻辱，就能让他再挨一刀？

天下人人都在殉葬哟，人人！

某先生呜呼了。查此人系为仁义殉葬的，大家盛赞：“君子！君子！”

某先生完蛋了。查此人系为钱财殉葬的，大家痛斥：“小人！小人！”

同样的殉葬，呜呼完蛋皆是死，你们偏偏看不见。迷幻药使你们回不到自己的家乡，达不到大道的理想，只关心谁君子谁小人，不关心死活。

同样丢命，同样牺牲天性去陪外物殉葬，伯夷不就是被杀在东陵山的盗跖吗？盗跖不就是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吗？二鬼黄泉相逢，自然平等，谁需要你们去赞君子，斥小人。

知识武装了强盗

当今战国时代，社会看重知识。知识乃力量，无知无识要上当。你看《防窃须知》大字写在驿馆门墙：敬请各位驿客小心，谨防摸扒钱囊，暗撬货柜，偷启物箱；行李要看管好，绳要捆紧，锁要锁上；若有失窃，本馆概不赔偿，祈谅。这个《防窃须知》字字千金，便是人间最宝贵的知识，最值钱的力量。你不好好学习，掌握，运用，纵然读遍了《诗》、《书》、《易》、《礼》、《春秋》也等同愚氓。所谓知识，世俗认为就是这样。

奈何小偷小摸容易防，而大盗难防。大盗之来也，呼啸成群，明火执仗，浩浩荡荡，钢刀架在你脖子上，眼睁睁你看着义士们放手枪，提的提，担的担，抬的抬，扛的扛。未捆紧的他叫你捆紧，未上锁的他叫你锁上。捆紧，锁上，《防窃须知》替谁帮忙？所谓知识到底给谁以力量？

读者诸君不妨想想，世俗所谓知识，有哪一样不被大盗拿去，用于自我武装？圣人耳聪目明，贤人怀才握智。世俗所谓聪明才智，有哪一样不替大盗帮忙？施展你的才智，努力囤积，结果是为盗囤粮。运用你的聪明，尽心守卫，结果是为贼守赃。啊，一生储藏，给贼女做了嫁衣裳。

他们都在炫耀自己

不妨听听，老生常谈：“大鱼深潜不上岸。利器秘藏不宣传。”圣人的那一套圣法圣教便是秘密武器，宣传不得。大鱼跳上岸去，被人捉住。秘密武器宣传出去，被人盗取，危害社会。

所以我说：

杜塞聪明，扫除才智，强盗自然消失。

摔破珠玉，砸碎珍宝，小偷自然减少。

烧掉对牌，毁掉印章，心态恢复健康。

打烂升斗，折断衡秤，人间恢复信任。

不依圣法，不听圣教，舆论恢复公道。

解散乐队，禁奏繁声，耳朵才有灵听。

取消美术，禁用彩色，目光才有明澈。

不靠量具，不慕新奇，工匠才有巧艺。

删掉曾参和史鱼的模范事迹，锁死杨朱和墨翟的辩士嘴巴，抛弃仁义说教，人类才能找到正德，同归妙境。有聪明，不外露，用来反省自己，人人这样做，社会就不分崩离析了。有智慧，不外露，用来充实自己，人人这样做，社会就不惶惑了。有道德，不外露，用来约束自己，人人这样做，社会就不邪怪了。曾参演孝子，史鱼演忠臣，杨朱和墨翟演伶牙俐齿，师旷演乐感的耳朵，离朱演色觉的眼睛，工演匠手，都在火爆爆地炫耀自己，演戏罢了，徒使社会不安，绝非正道，毫无用处。

开发智能，天下大乱

各人有自己的智力圈。智力不是无限的，圈外的知识是自己没法了解的。所谓求知，世人误认为就是越圈探求不了解的知识，而不是深入了解圈内的知识，认真运用圈内的知识。世人羡慕，憧憬，追求自己智力圈外的，小看自己智力圈内的。

各人有自己的爱好圈。爱好不是无限的，圈外的事物是自己没法爱好的。所谓批评，世人误认为就是越圈指责不爱好的事物，而不是深入检查圈内的事物，认真批判圈内的事物。世人藐视，厌弃，责难自己爱好圈外的，珍视自己爱好圈内的。

于智力圈，世人贵外贱内。于爱好圈，世人贵内贱外。人心如此，世道如此，安得不爆发社会大动乱！

至德之世崩溃以来，迄今两千年了。智能和信息愈来愈受重视，结果怎样？污烟瘴气，晦暗了日月的光辉。水浅树稀，戕贼了山川的灵秀。气候反常，风雨不时，寒暑不定。岂但人性扭曲，鸟性鱼性兽性也扭曲了，就连蠢蠢爬动的蠕虫和飞动的甲虫也丧失天性了。上面爱智，一念之差，世界就乱成这样了啊。自从酋长退位，国王登极，夏商周三朝的文明时代开始以后，上面制定的政策就是重视智能的，两千年来一贯的了。憨厚诚实的百姓，上面才不爱呢。他们只爱那些色恭貌谨不老实的坏人。恬淡无为的智士，上面才不用呢。他们专用那些能言善辩不踏实的政客。多言爱辩，从官方到民间，处处听见训人的喧嚣声。仅凭这一条，社会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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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

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等出版。

“白活了！”许多人这样慨叹，但是潜台词各各不同。有的是惋惜没有及时行乐：“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的是曾经及时行乐，老大一事无成：“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马齿徒增，枉到人间走个来回。“空折枝”，“空悲切”，还有建功立业派自伤无所建树：因对人生的价值理解不同，同样一句“白活了”也是百花齐放的。

少不更事，偏偏他老不省事，自然是“白活”了一把年纪；惯常说年高德劭，而此公却老不正经，老不要脸，自然更是“白活”了。尽管囿于凡上年纪的人就都该是道德的模范这一点，未免是先验之见；不过年长者比较地多吃盐、多过桥，因此应该更能知人生的咸淡，行路的难易，这并不算是苛求吧。

说某某人“右派白当了”，其确定的意义不但要看所说的是什么人，还要看是什么人说。认为既划右派，总有错误，至少是资产阶级思想，理应改造，三十年过去，尚未脱胎换骨，看来没有正确接受教训，“白当了”，这是一派；认为本属错划，但改造之后，锋芒销尽，个性全失，语言腔调，悉如教诲，面目一新，俨然当年左派模样，看来没有正确汲取经验，“白当了”，这又是一派。曾划右派分子者数十万人，一人一面，概括而论，大抵不出两类，“白当的”与没有“白当的”，然因对此又有两派观点，这派认为“白当”的，正是那派认为没“白当”耳。

至于“血白流了”或“不能让……血白流”云云，多少年来人们慨乎言之，或痛切陈词，指天罚誓，或不胜其低回太息。这是因为历来人们认为社会的进步要付出代价，流血意谓牺牲生命，自然是最高的代价，付出最高代价的应该得到相应的补偿，然而人们常常感到不能尽如人意，甚至大失所望者，良以期望值太高了也。其实，任何的斗争特别是激化为暴力形式的斗争都不免于流血；但斗争的目的，无论哪一方都不在于流血——准确地说，不在于自己或自己一方流血，而是要保存自己，置对方于劣势。终于流血了，有所牺牲，其意义是牺牲个体，保存集体，牺牲局部，保存全局；这样血就没有白流。而流血倘足以警人醒世，就于物质的力量外又产生精神的影响，这样，血也就不算白流了。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它的作用总有一定的限度。几十年来自觉地为一个理想而牺牲的千百万先驱的血，凝结成碑，结束了一个旧政权，建立了一个新政权，进行了若干社会变革，符合人民的利益，应该说英烈的血不是白流的。至于此后的社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其成其败，系于生者的努力、奋斗和牺牲。每一次成功时，当然应该缅怀前人，感谢他们开辟了道路；而遇到挫折或失败，当然愧对先行者，但没有理由说他们的血就白流了。他们完成了历史链条正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环节上的使命，他们的贡献不容抹煞，无论这种抹煞是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出之，还是似乎无限珍惜的样子。

也有真正是白流了的血：那属于不是自觉地为一种理想和信念而牺牲，例如当了炮灰，当了替罪羊，或者自以为忠于理想和信念，却陷入极大的盲目性，实际是为盗名欺世的不仅无价值而且反是有害的东西效忠，呕心沥血，流血流汗，以至付出了自己本来可以有价值的，应该节省使用的鲜血和生命，例如历史上所谓用鲜血染红官老爷的顶子之类。

根本上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大自人“白活”不“白活”，血“白流”不“白流”，小至“不拿白不拿”、“不说白不说”，都值得从这个角度作一番分析。有一幅漫画《白书记》，说一位书记不但白吃而且白拿；居然有当地某书记质问这家报纸编辑部，加以指责。可见这位书记虽不姓“白”，对“白”字却也很敏感，而这种敏感并不是语言学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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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致黄鹤楼文

邵燕祥

邵燕祥（1933～），浙江萧山人。著有诗集、杂文集多种，散文集先后有《乱花浅草》、《旧时燕子》、《梦边说梦》等出版。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夜车北上过武昌，渡江时云重天低，唯见桥下水隐约东去。回首黄鹤楼失之交臂，且俟后期。信岁月不居而江山有待也。

地忆曾来，桥怜再渡。江汉间三十年凡三游：一九五五年初采访大桥工程，履冰阶，下钻探船，自旦及晚，日月双悬始去，江面轰隆声入夜不息。年少乐观，乃有“到那时黄鹤归来不找黄鹤楼，美丽的鸟将落上美丽的桁梁”之句。时并叩访高庆赐师，承导游奥略楼，楼前合影留念。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浣重来，大桥已合龙，登蛇山一眺江天，以诗喻此万里长江第一桥为九孔洞箫云云，羌不知山雨之既来，更不知将与庆赐先生同作屈活之人也。一九六三年冬，又到武汉三镇，任步黄鹤楼废址者屡，苟全性命于治世，恬然竟有自安意。而诗终无一句，盖已无乐无忧。似此境界，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何如耶？

天下之楼亦多矣，天下之登楼者亦众矣，天下之登楼者之吟咏亦不胜数矣。溯自王粲《登楼》，伤离乱也；“春日凝妆”，盼远人也。万方多难，花伤孤客之心；碧树西风，目断天涯之路。诗赋中忧乐百端，莫外乎此。若夫黄鹤一去，白云千载，则太白虽有孤帆远影之名篇，终不题诗黄鹄矶头；或谓范仲淹忧乐之语一出，遂关千古登临之口。每思先哲风怀，辄内愧不已。

吾不知忧乐久，自省独有一忧，所忧吾非仲淹，不知仲淹之忧乐，复不知其所言天下之忧、天下之乐为何物，是何者堪忧而须先于天下，何者宜乐而须后于天下，亦难知矣。

夫天下之人万千，天下之忧乐殊途。忧生计者以存活为乐，忧衣食者以温饱为乐，饱汉难知饿汉之饥，衣褴褛、啜粥者安知锦衣美食者衷心之忧乐。酷吏贪官敲扑百姓、搜括泉财以为乐，不克残民以逞为忧，志士仁人方以人溺己溺为忧，救国救民为乐，异趣冰炭，岂可同日而语乎！万家忧乐，一如宝塔崇楼，层次不一，方向不同，一概而论，其不若与夏虫语冰、对老牛弹琴者几希。

然则忧乐之事，果难言欤？死生亦大矣，永恒之主题也；忧乐亦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信哉斯言，何则？缘有寻觅，有追求。上穷碧落、下洎黄泉，必忧心忡忡；求之不得，途穷而哭，则忧伤终老。所寻觅追求者，或一饭之资、立锥之地，或九鼎之权，千钟禄、万岁名；或宜室宜家，或立功立业；或逞一己之雄无视一路哭，或报国恨家仇不惜七尺躯：得之则乐，失之则忧。得失与忧乐虽殊，寻觅并追求则一。文字管弦，各自歌咏其忧乐。彼曹孟德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所忧者何，吾不问也；彼陈子昂谄事武则天，而《登幽州台歌》忧从中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所忧者何，吾亦不问也。彼各乐其所乐，忧其所忧，出诸抽象，吾人就抽象读之，实以吾人之忧乐，自谓得之。古来诗文忧多乐，固“愁苦之情易状，欢愉之语难工”，矧千百年制度造成种种人间悲苦使然；殆亦不如意者什八九，人生恒处寻觅追求之间耳。

今吾人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职态，忧在其中，乐亦在其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者千秋万代之伟业，过程有阶段而无穷尽，寻觅追求皆无尽也，忧乐自亦无尽期。忧中有乐，乐中有忧，有忧始有乐，近无不忧之乐，远亦永无极乐不忧之时。千岁忧如言万古愁，非挥手能使去，尤非杯酒所能销。斯忧乐也，如影之随形，遑论孰后先哉！然而范仲淹语历千年不失慷慨深沉，吾取其以天下为己任之意焉。

际兹我看青山妩媚之时，青山笑我多情之日，遥望南天，问黄鹤楼有黄鹤来归否？忆昔茫然木然，无忧无乐之神态，洵最堪忧：无寻觅无追求，一息尚存，而心死半矣。幸历史之长江，活涸辙之鱼鲋，未能相忘于江湖，时且留连于纸笔，写文代诗，聊寄鱼跃之祝云尔。

1985年5月17日

选自《深圳特区报》，1985年6月9日

·460·

不设防

王蒙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王蒙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散文集《桔黄色的梦》、《访苏心潮》等。

我有三枚闲章：“无为而治”，“逍遥”，“不设防”。“无为”与“逍遥”都写过了，现在说一说“不设防”。

不设防的核心一是光明坦荡，二是不怕暴露自己的弱点。

为什么不设防？因为没有设防的必要。无害人之心，无苟且之意，无不轨之念，无非礼之思，防什么？谁能奈这样的不设防者何？

我的毛笔字写得很差，但仍有人要我题字。我最喜欢题的自撰箴言乃是“大道无术”四字。鬼机灵毕竟是小机灵。小手段只能收效于一时。小团体只能鼓噪一阵。只有大道，客观规律之道，历史发展之道，为文为人之道，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设防，只是小术，叫做雕虫小技。靠小术占小利，最终贻笑大方。设防就要装腔作势，言行不一，当场出丑，露出尾巴，徒留笑柄。设防就要戴上假面，拒真正的友人于千里之外，终于不伦不类，孤家寡人。

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乃至敢于自嘲，意味着清醒更意味着自信，意味着活泼更意味着真诚。缺点就缺点，弱点就弱点，不想唬人，不想骗人，亲切待人，因诚得诚。不为自己的形象而操心，不为别人的风言风语而气怒，动不动就拉出自己来，往自己脸上贴金。自吹自擂，自哀自叹，自急自闹，都是一无所长，毫无自信的结果，都实在让人笑话。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设防是最好的保护。亲切和坦荡，千千万万读者和友人的了解与支持，上下左右内外的了解与支持，这不是比马奇诺防线更加攻不破的防线么？

之所以不设防，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我们没有时间，比起为个人设防来说，我们有更多得多、更有意义得多的事情去做。把事情做好，这也是更好的防御和进攻——对于那些专门干扰别人做事的人。

因为不设防是不是也有吃亏的时候，让一些不怀好意的小人得逞——乱抓辫子乱扣帽子的时候呢？

当然有。然而，从长远来说，得大于失，虽失犹得，不设防仍然是我始终不悔的信条。

·461·

人会越来越丑吗？

蒋子龙

蒋子龙（1941～），河北沧县人。著有《蒋子龙短篇小说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人气》等。

单指外表，不包括心灵。虽然外表的美丑和内在素质有很大关系，内在的良好修养流露出来的气质美，使人有一种超俗的魅力，气质是人的综合指标，反映心灵，直接显示人的文明程度。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许多外表奇丑而深具大才者和外丑内善者，内在的才智和善良使他们丑得不俗，丑得可敬、可亲、可爱。

这篇短文无力承担讨论人类心灵美丑的大问题，也不太多地涉及心灵和外表的关系。只想提出一个简单的也许是愚蠢的问题：人类是越来越漂亮呢，还是相反？

两年多以前，我参观日本奈良的一座著名的神庙。正赶上中学放春假，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着校服的中学生。见得多了突然生出一种疑问：这些年轻的学生为什么一点都不水灵？

俗话说，鬼在十七八岁的时候都是漂亮的。日本的少男少女为什么不好看呢？

疑问一经提出，就愈觉自己问得有理。再看成群结队的中学生更证实了自己的感觉。但，这样的问题却不便请教别人，只能自己先找一找答案。

——也许是天太热，我太疲乏了，学生们也累得无精打采。大家都处在智商、情绪、身体的最低潮，我的感觉难免没有误差。

——也许是校服的样式和颜色过于沉闷，严肃整齐有余，生动活泼不足，束缚了年轻人的青春朝气和美貌。学生们被镶在一片片黑色的或蓝色的机械僵硬的色块里，能不让人感到丑吗？

我还找出了其他一些理由，却都不能让自己信服这样一个道理：中学生的原本是漂亮的，只是由于外部因素才使他们变得难看了。

我开始留意观察人的相貌，随时随地，比较各种各样的人，希望能得到有力的证据。证明人类只会越来越漂亮，而不是相反。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貌、衣裳、心思、思想。”为什么人类还有丑俊之分呢？还是丑俊本无标准，纯粹是不同人的不同感觉？

一天早晨，我在新宿地铁站口见到了令人肃然动容的一幕——上班的人如潮水般涌出了地铁站，他们大都相貌堂堂，服装整洁，目不斜视，脚步匆忙，表现出一种目标明确的坚定、自信、紧张和有秩序。女人也一样，气度不俗，一副重任在肩、目标在正前方的匆忙。万头攒动，色彩斑斓，出站后很快疏散到四面八方，紧跟着又会从地铁里涌出一批。那黑压压急匆匆晃动的身形，不知为什么让我想到了南极那一片片勇敢可爱的企鹅，晃动着身躯，一个接一个地决不犹豫地投向大海。

日本的成年人可比青年人漂亮多了。尤其在综合的气质上。

——我对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仍然将信将疑。心里埋下一粒怀疑的种子，就像种下一块病，老想着它，老想求得一个满意的答案。回国后继续观察。

先观察自己的儿女，拿出他们小时候的照片，非常漂亮可爱，长大后不如小时候好看，却仍然比我们夫妻漂亮。按照我们家的规律，下一代比上一代漂亮，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来越难看，而不是相反。正好否定了我在日本的感觉。

“孩子是自己的好”，我看自己的儿女可能不公正，不足为证。

我留意邻居、朋友、同事及一切我有条件接触的家庭，有的儿女比父母漂亮，有的儿女不如父母漂亮。后者略多些。苦于没有条件进行三代、四代甚至五代的比较，仍然是一种个人的感觉，而不是科学统计。

在电视上经常见到漂亮的儿童和青年人，中老年人上镜率低，无法比较。在大街上虽然常常会碰到一些歪瓜裂枣般的年轻人，但总的感觉年轻人比中老年人多，也更鲜艳漂亮一些。我站在学校门口观察上学的中学生，感到一股朝气，漂亮的孩子也很多。我曾在大礼堂观察过开会的成年人——那是中老年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曾在公共汽车站认真观察上班的成年人，都没有找到在东京新宿地铁站口的那种感觉。

看来靠我自己观察是找不到一个令我自己满意的答案，只好到医学院请教我熟悉的两位名牌教授。

听了我的问题未加思索首先开口的一位，语气十分肯定：人类会越来越丑。

他的理由是：环境污染，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被破坏，人类接触大自然少了，接触化学物质多了，甚至衣食住行干脆就离不开化学。接受的污染越来越多，人类相貌的总体趋势能不越来越丑吗？想想吧，现在有多少奇奇怪怪的无法克服的疾病在折磨人类，癌症还不知道怎样治，又出了艾滋病、办公室疲劳综合症等等，以后还不知又会出现什么病。电视上天天是药品广告，人靠药埋着，能漂亮得了吗？化妆品太多，拔眉毛，割眼皮，天天用化学物质在脸上涂沫，用画出的脸取代自然脸，一旦洗去化妆品，那脸是更俊了还是更丑了？当你在山清水秀的环境里呆上一段时间再回到城市，就会感到城里人的脸不是白而是灰。人会不断变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自身的退化。不要说人，就说鸡吧，过去有十斤白、九斤黄。现在我们的本地鸡能长到五斤就不错了。个头越来越小，下蛋越来越小、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这个有悠久的养鸡传统的国家只能大量进口外国的肉用鸡和产蛋鸡。外国人是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杂交保持优良鸡种的不退化。但人种的退化目前是无法解决的。更不要说人类还有许多会使自己越变越丑的丑行……

到底是教授，滔滔乎其来，把人类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幸好另一位教授持相反的观点。

环境污染可以治理。由于人类的知识多了，文明程度提高了，杜绝了近亲结婚，人种的退化也可以避免。由于食品营养的极大丰富，人们受教育的机会多了，现代人智商提高了，只能会越变越漂亮。一个有力的证据，现在人们的身高增加了。以北京为例，父亲一代的平均身高为166.75厘米，儿子一代则为170.60厘米，母亲一代平均身高为154.78厘米，女儿一代则为158.79厘米……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当然最主要的是遗传因素。当代人食物营养的全面改善也不可忽视。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大脑神经经常呈亢奋状态，刺激大脑垂体激素的分泌。

还可以再给你补充一条，现代人接触放射性的机会增多了，如透视、日光灯、电视机等等。放射性刺激了人的内分泌激素。所以身体增高也不一定全是好事，更不能证明身体增高就是漂亮了。何况也有资料证明，在发达国家，如美国，人体增高的趋势就停止了。

……

两位教授各执己见，谁也不能说服或否定对方。因为他们都是即兴的信口一答，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拿出了专业的权威的理论和数据。正像正常人有时回答不了疯子提出的问题一样，卓有成就的专家往往对一个外行提出的千奇百怪的甚至是可笑的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也不能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没有关系，人类有许多谜，我心里也有许多谜，再增加一个也无妨。只是，今后我将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观察各种人的相貌，设想未来人类的丑与俊。

·462·

我“错”在独立思考

魏明伦

魏明伦（1941～），四川内江人，剧作家。著有《苦吟成戏》、《巴山秀才》等作品。

近年一些介绍我的文章，往往出于好心，隐去鄙人“阴暗面”，专讲幸运儿。仿佛是头沐春光，脚踏锦绣，一帆风顺走上剧坛。有的评论者，说我能写戏是由于自幼唱戏，熟悉舞台；比较了解我者，则说是由于从小自修，熟悉诗文；更具眼光者，发现我是个“杂种”——艺人和书生集于一身，兼备两种“童子功”……。以上各有道理，本人甘苦自知，补充“交代”：我之所以现在勉强能写几个剧本。基因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戏剧，不！对人生保持了那么一点“独立思考”。

这个词儿，近年已无贬义；可在三中全会之前，在十年浩劫之中，在批判《武训传》之后，“独立思考”似乎是“脑后生了三根反骨”的近义词，谁沾上谁倒霉！我就因此铸成大错，误了前半生。

解放初期，我刚十岁，早已粉墨登场，小乖而已，绝非天才。只有两个优点：一是唱戏之余总想看书，二是看书之间总爱联想。例如演出《潘金莲》，我扮郓哥，台前卖梨儿，台后捧着郭老的《少年时代》，读到少年沫若单恋嫂嫂，不禁与台前潘金莲单恋小叔子挂上钩来。异想天开，便去问我那搞编剧兼司鼓的父亲：“潘金莲如果遇上郭沫若，叔嫂关系又会怎么样？”这问题涉及政府伟人，吓得谨小慎微的家父连忙制止。一顿臭骂使我没法再问，只好去“独立”思考。据老师们说，我过早倒嗓，尖音一去不返，正是对这类问题“醒”得太早，想得太多的缘故。

性早熟无伤大雅，过早思索社会人生就危乎险哉。记得斯大林逝世，召开追悼会，奏起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我的童心略感悲怆，跟着老师们默哀。忽然，有人放声干嚎，像麻五娘哭丧的“调门”！有人当场昏倒，像皇帝驾崩，臣民昏厥的“身段”！有人跪地叩呼“斯大林万岁”，竟与国际歌词发生尖锐矛盾！我的小脑瓜里迅速闪过一丝“独立”思考——这不是做戏吗？是表演啊！当时，肯定也有人和我一样反感，但都比我世故，不像孩子有感必发。我忍不住破涕为笑，两声哈哈，大逆不道！一位身穿黄军装的导演厉声斥责：“这娃娃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家父吓坏了，事后挥拳便打，我拔腿就跑，父亲穷追不舍，爷俩沿着剧场椅子兜圈儿……

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真不该笑，错了。可有些老师同志们那种“感情”是否属于“无产阶级”也须待考？中国的文盲艺人，对外国的斯大林缺乏深透了解，真情实感不多，悲戚则合度，昏倒则矫揉。那情景，与周总理逝世时，国遭大难，党处危急，人民切肤之痛，由衷之悲大不相同！后者真实，前者虚假。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观念，建国初期变相继承，一些信徒把马列主义视为宗教，把苏联领袖供为佛祖，把追悼会开成近似迷信葬仪。不客气地说：更有人趁机“表演”以示信徒虔诚，意在给领导留下可靠印象，为入党入团创造阶梯！难怪咱们后来大跳忠字舞，盲从的根子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培植了。

本人正因从小反感迷信，成年越发“思考”，所以屡罹文祸——一九五七年饱受批判，已够右派分子水平，幸而未到公民年龄，戴不上帽子，罚往农村劳动三年。“四清”运动划为四类，十年浩劫打入牛棚。棚内同犯此去彼来，时而“走资派”，时而“造反派”，反复变换阶下囚和座上宾的位置。我则一派不沾，长期受审，各派统一定性曰：“魏明伦是死硬了的牛鬼蛇神！”

我自身充满矛盾——思想非常敏锐，但感情脆弱，行动怯懦，见手铐变色，闻死刑丧胆，经不起专案组文攻加武斗，只得老老实实交代历年来的“独立思考”。苟全性命于乱世，那副窝囊相，真是不堪回首……

俱往矣，幸赖三中全会的政策逐步落实，书生报国有门，辛勤笔耕，力争一年一戏，一戏一招。去岁赴蓉公演新作荒诞川剧《潘金莲》，又遇见那位知道我老底的导演。阔别多年，从他眼神中，我看出一句潜台词：“这娃娃‘洋起来了’！”是啊，时代变了，我能不变吗？性格从脆变韧，行动从怯变勇，但有一条没变，依然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

譬如《潘金莲》，四川一些同行刚听题材就摇头，严肃地告诉我：周总理早在六十年代就批评了欧阳予倩二十年代旧作《潘金莲》，盖棺定论，这人物不值得写，别去碰枪口！我一面恭听，一面思考：不是刚宣布“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都可以写吗？怎么又划禁区了呢？潘金莲比西太后的罪大么？连西太后都可以写成初具良知，渐变万恶的女主角，又未尝不可以揭示潘金莲由单纯到复杂，由挣扎到沉沦，由无辜到有罪的悲剧主题呢？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吧？欧阳老对潘金莲始于同情没错，如果有错，是错在终于歌颂。我取舍欧阳老的得失，站在八十年代新角度重写《潘金莲》，始于同情，终于惋惜，大约不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吧？可是，成都几位批评家视而不见两个《潘金莲》主题的区别，断言凡是周总理否定了的题材都不宜搞，再搞就是与总理指示唱“对台戏”！这顶帽子够大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当头棒喝不但没有轰退“老运动员”，反倒敲出了我又一条独立思考：这不是在搞第三个“凡是”么？

我辈既称“探索者”，就得冒险走向前人没有走过，或走了几步又被唬回来了的不毛之地。所谓“改革”，就得首先改革我们民族的盲从性。戏剧观念的更新，必须附丽于人生观念的更新。雕虫小技，治不了戏曲与青年的“代沟”矛盾。历史观、道德观、权威观、价值观、未来观……总而言之，人生观依旧是老一套，戏剧观安得不随之老矣？

说来惭愧，我是个拿不出小学文凭的习作者，安敢妄称剧作家？我知道，出色的剧作家应是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惊世骇俗的思想就写不出惊世骇俗的作品！本人离此标准尚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我不望而却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良师益友的前引后扶之中，在红眼小人的明枪暗箭之间，攀登、摔倒、起来、攀登……。首都一家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张表格，其中一栏是“你的格言是什么？”遵嘱填上，我的格言是——我不迷信一切格言！

1986年3月

·463·

寂寞书院冷

叶文玲

叶文玲（1942～），女作家，浙江人。著有《梦里寻你千百度》、《无花果》、《心香》、《独特的歌》、《长塘镇风情》、《父母官》、《太阳的骄子》等作品。

四月间走洛阳途经嵩山，发现了一处“新大陆”——嵩阳书院。

驻足留连时，相识恨迟的感慨油然而生。

这处在我是第一次见识的所在，早在宋代就享有盛名，是与庐山白鹿洞书院等齐名的我国四大书院之一。可是，它如今悄悄立于深山的清高，它少有游迹的冷寂，令我讶然。

书院和寂寞，本是绝不相称的对立词，可是，寂寞于书院，在特定的时代和情境中，仿佛是注定的宿命。

古往今来，人们无不知嵩山，知它崛立中原，峻崖千仞，是名贯中外的中华四大名山之一；如今年轻人也知嵩山，只知它脚下的名刹少林寺，一场电影教少林寺跻身为全国旅游点之最；《牧羊女》的歌声至今绵绵不衰，李连杰因为少林寺而成为武林和影坛双杰，投身商海引起的商业效应也为别的从商者望尘莫及。

同样位于嵩山怀抱中的书院，就全然不是如此了。

我无法得知书院的当年规模，但见它选择在这样一处深山腹地辟地起宅，是很见开辟者的一番苦心的。它所背倚和面朝的，都是壁立千丈的嵩山，巍巍嵩岳，是喻示学问的高深，还是比拟攀登的艰难？门前门后那早已湮没却依稀可辨的荒草小径，院里那两棵历时千年几人抱不过来的汉柏“大将军”和“二将军”，都增加着它无以言喻的苍凉。

书院古老矣，但它曾经在人们心里生下的根，却不会衰败；它曾经传道解惑所立下的功德，也应为所有的受惠者铭记不忘。

我在那两棵古意森森的汉柏间徘徊，诚如我在《嵩山古柏》中所叙，这两棵古树是我平生所见最具生命象征的老树，它虬枝盘曲，清气自流，越时千余年而依旧岁岁华生翠叶，遭大雷击劈而临绝不毙！当在书院留连良久后，我更觉得它们的存在，就是书院的天然见证和最佳伴侣，它们已到龙钟之年却巍然挺拔的身躯，它们多皴而苍黑的树纹叶脉，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教育史的生动具象。

书院的现址只剩下了前后两进的小小屋舍，是否是当年院舍自然也难考究。历尽风霜，几经浩劫，价值连城的国宝文物尚且荡然无存，何况这几近湮没的书院？因此，空落的院舍中，诸如什么先贤手译文书宝卷自然是没有的。但是，我依然钦佩那些想到要标识它尊奉它的有识之士，钦佩努力设法恢复它的旧迹的人们，他们毕竟想到在热热闹闹的少林寺高处，还有这处对世人有所教益的所在。

就在这小小屋舍的粉墙上，我又看到了今人书写的有关嵩阳书院的教学内容、教学特点的介绍，行文虽只几款，却使我对这所曾在教育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书院更为敬仰：却原来，它是自宋至清末于官学私学之外的一种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教学机关，又是学术研究机构。

“介绍”又说，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进行会讲，开展争辩；教学也实行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限制；在学习上也以学生个人阅读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令人再次怦然心动的还有后面一条：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相互之间的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的品德感染学生。

我一改往常走马观花浏览景地的习惯，特别有耐心地将这几款条文记了下来。

因为它令我想起令我对照现时太多的事：教育的、文化的、游览的、做学问的，甚至是人际关系的。

我一改往常对一些花花绿绿景地中的道具不屑一顾的习惯，特别有兴味地坐在了那张古朴而漆色斑驳两头翘卷的讲案后面，坐在那把同样古朴的木椅上，遥忆着自己的做学生年代和当教师年代。

我在这案后椅上凝然端坐的一刻间，思绪汹涌，滋味万千，人生的许多体味似乎都齐齐在这一刻聚集。

世上事也许就这样：越不是行中人，越能激发新鲜的刺激和感触。我也如是。越对照少林寺的热闹，我越为这书院的清冷而感到不是滋味——在我留连的个把小时中，几乎没有第二茬游人光顾此地。

我在想，假如改一个字——将书院的“书”改为“寺”；假如将这张讲案换成几尊红头赤面的什么菩萨大佛，这儿肯定香火袅袅，游人不绝，门票高昂，收入丰盈，管理员或主持者肯定也会成为如今的小康人物。而与此相应的，书院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书院的教学精神，却就真的从此湮没无闻，而烛火阑珊中，再也无人记得嵩山深处曾经有过这么一所不凡不俗的嵩阳书院。

看来，寂寞和清冷果真是书院和做学问者的宿命。

话又说回来，与其向热闹得不伦不类亵渎了精神品格的世俗投降，我宁可见它继续清冷下去。因为，背倚高山的它，至少承载过光荣的使命，至少贮留了我们对它的怀念和思考，至少拥有山中高士的那份清雅胸襟，至少还拥有“尽收城廓归檐下，全贮湖山在目中”的那份怡然和旷达。

·464·

风中黄叶树——关于逆境的随想

刘心武

刘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市人，作家。有短篇小说《班主任》，长篇小说《钟鼓楼》，中篇小说《如意》，散文集《凡尔赛喷泉》等。

渐来的逆境，有个临界点，事态逼近并越过临界点时，虽有许多精神准备，也仍会有电闪雷击般的突然降临之感。

逆境的面貌不仅冷酷无情，甚而丑陋狰狞。

逆境陡降时，首要的一条是承认现实。承认包围自己的逆境。承认逆境中陷于被动的自我。

“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是许多陡陷险逆境中的人最容易犯下的心理错误。事实是客观的存在，不以你的接受与不接受为转移。不接受事实，严重起来，非疯即死，是一条绝路。必须接受事实，越早接受越好，越彻底地全面地接受越好，接受逆境便是突破逆境的开始。

承认现实，接受逆境，其心理标志是达于冷静。处变不惊，抑止激动，尤忌情绪化地立即作出不理智的反应。

面对逆境，要勇于自省。

逆境的出现，虽不一定必有自我招引的因素，但大多数情况下，总与自我的弱点、缺点、失误、舛错相联。在逆境中的压力下检查自己的弱点、缺点、失误、舛错是痛苦的，往往也是难堪的——然而必须迈出这一步。

迈出了这一步，方可领悟出，外因是如何通过内因酿成这一境况的，或者换句话说，内因为外因提供了怎样的缝隙与机会，才导致了这糟糕局面的出现。

不迈出这一步，总想着自己如何无辜，如何不幸，如何罪不应得，如何命运不济，便会在逆境的黑浪中，很快地沉没下去。

但在迈出这一步时，如果不控制好心理张力，变得夸张，失去自尊与自信，则又会陷于自怨自艾，甚而自虐自辱、自暴自弃，那么，也会在逆境的恶浪中，很快地沉没下去。

逆境的出现，当然与外因外力有关。在检验自我的同时，冷静分析估量造成逆境的外因外力，自然也非常重要。

外因外力不一定都是恶。也许引出那外因外力的倒是我们自身的恶，外因外力不过是对我们自身的恶的一种排拒，从而造成我们的难堪与逆境。

外因外力又很可能含有恶。恶总是趁虚而入，我们的弱点是它最乐于楔入的空隙，我们的缺点是它最喜爱的温床，我们的失误舛错等于是开门揖盗，恶会欢蹦乱跳地登堂入室，从而作弄、蹂躏我们心灵中的良知和善。

当我们对外因外力的分析估量导致第二种感受时，我们仍要保持冷静。

人在逆境中，最令他痛苦的，往往倒不在那袭向他的恶，而是受恶影响、控制的人群。

一位老资格的电影明星告诉我，在“文革”中，江青点了她的名，造成了她一生中最险恶的逆境，她深知江青底细，且已看透她的心理，所以对江青之恶，只是心中鄙夷，倒并不怎么感到痛苦，然而，许许多多本是善良乃至懦弱的同行和群众，或出于对江青的迷信，或慑于江青的淫威，或迷惘而无从自主，都来参与对她的批斗、侮辱、惩罚，却使她万分地痛苦。

有的亲人，与她划清界限，所言闻之惊心，所为令人狼狈。

有那过去的朋友，包括堪称密友的人，不仅对她视若瘟疫而远避，更作出落井下石、雪上加霜的事情，有的还自以为乃革命义举，沾沾自喜，津津乐道。

有许多本不相干的人，奔着她的知名度而来，似乎是在欣赏她的沦落与苦难，也许其中不乏怀有同情与不平者，但都无从显露，在那肃杀的环境中，人人要戴上一个冷酷无情的假面，看得多了，也就搞不清那面具究竟是否已溶入了人的皮肉心灵。

逆境逆境，“逆”还可受，“境”却难熬！

熬过逆境，需有一种观照意识。

拉开与恶的距离，拉开被恶所控制的人与事的距离，并且拉开与逆境中的我的距离，跳出圈外，且作壁上观。

这是真正的冷静，彻底的冷静。

读过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么？所记全系逆境，然而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于是成为一种超然的观照，在观照中透露出一种对恶的审判与鄙弃，显示出人性与理智的光辉。

最严酷的逆境，会使人丧失最起码的反抗前提——没有道理好讲，没有法规可循，没有信息来源也没有沟通管道，完全是一种孤立无援、悲苦无告的处境，例如陷于希特勒的纳粹集中营，或落到“文革”中的“群众专政”，那时，一切的信念和行为，必围绕着“活下去”三个字而旋转。但当“活下去”必须付出人格尊严时，有人就毅然地迈出了以自杀为反抗的一步，如“文革”中的老舍、傅雷，那也是一种对逆境的突破，也是一种对逆境的超越，使造成逆境的恶，背负上巨大的、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老舍、傅雷他们以个体的宝贵生命为沉重的砝码，衡出了那恶的深重达于怎样的程度，从而警醒着继续存活着的人们，应怎样坚持与恶努力搏斗，并应怎样通过艰辛的努力，达到除恶务尽的目标。

许多从逆境中咬牙挺过来的人士，回忆出若干逆境中降临到或寻觅出的光明，例如在“文革”中仍有周总理那样的有一定发言权的上层人物的关怀，例如本应是来实行审查和处治的“革命左派”中天良发现者给予的庇护与拯救，再例如在过激假面下显露出的人间正义，以及最底层的老百姓那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一派温情……

在重重阴霾中努力捕捉住哪怕仅只一线的暖光，当然是度过逆境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不过切不可对阴霾中的光缕产生依恋之情。更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光明。能从逆境中打熬过来的人，毕竟主要依赖着灵魂中的熠熠光束，那犹如不会熄灭的火把，始终照亮着生命的前程。

逆境，也就是人生危机。据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汉语“危机”一词的构成很表赞赏，危机＝危险＋机会，危险人人惧怕，机会人人乐得，“危机”是在危险中促人寻觅把握机会，既惊心动魄，又前景无穷。

记得鲁迅先生写过这样的句子：“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我想，他是深知惟其在危险中，才能调动起自我的全部生命力，从而捕捉住那通向璀璨未来的机会！

《红楼梦》第二回写到，贾雨村到一所智通寺去，见门旁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

身后有余忘缩手

眼前无路想回头

他因而想到：“这两句文虽甚浅，其意则深……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也未可知。”

贾雨村所见到的智通寺对联，是中国人一种典型的“防逆境”告诫，也就是说，为防陷于逆境，凡事应留有余地，万不可求满，“满则溢”，“登高必跌重”，需自觉地收敛、回缩、抑制、中止。不过人在顺境中，欲望又是很难收敛、回缩、抑制、中止的，所以“翻筋斗”又很难避免，但“翻过筋斗来”，则有可能“吃一堑长一智”，从而做到“身后有余早缩手，眼前有路亦回头”。

人当然没必要自我寻衅，吃饱了撑的似地往逆境里扑腾，即使是正当的欲望，适度地加以抑制，以及勿以完美为尺度，知足常乐，见好就收，都是处世度生的良策。不过，一些中国人往往过度地自我收敛，把惟求苟活奉为在世的圭臬，以致有“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想法产生，弄得不仅丧失了终极追求，也失却了最低限度的正义感、同情心和自我尊严，我以为那是一种可怕的犬儒主义，可悲的活命哲学，可鄙的人生态度，可恨的良知沦丧。人不应因为惧怕身陷逆境，便以出卖乃至奉送自我灵魂来求得“安全”；人一旦陷于逆境之中，更不应什么道义、什么责任都不愿承担，惟求自保以延狗一般的性命。

逆境逆到头，无非一死。“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这类志士仁人的豪语，昭示着我们“曲生何乐，直死何悲”的真理。在逆境中我们当然要珍惜生命，钟爱自己，怀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志向，但却万不可为留皮囊，出卖灵魂，万不可为挨时日，自丧尊严。

要勇于在逆境的火中炼成真金，但也不惧怕在逆境的抗争中玉碎。

人在逆境中，万不可堕入自虐的状态。

自虐首先是一种畸形的心态。一种是群体自虐。如“文革”中，广大知识分子普遍遭到迫害打击，绝大多数遭受迫害打击者，互相是同情相怜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如两个知识分子在街上相见了，甲惊讶于乙的境况：“怎么？你还没有被揪出来？”甲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自己是敌人该“揪”，以此推理当然也不认为与自己相似的乙是敌人该“揪”，但他的心理架构已经扭曲，所以把乙的尚未“揪出”视为“不正常”；再如过了几时乙与甲街头相遇又感到意外：“怎么？你还有心思买条鱼回去烧着吃？”乙从理性上当然并不认为甲被贬抑后便该过另一种非人的生活，但他的心理架构也已经扭曲，所以把甲的遭贬抑后仍“大摇大摆”、“乐乐呵呵”地买鱼烧吃视为“奇观”——这种被不公正地置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间的互为畸视畸思，就是一种群体自虐。当然，更有发展到互相违心地揭发、批判乃至于真诚地反目、斗争的，那就超出我所说的自虐而成为帮凶了。

另一种是个体自虐。如一个人事业上失败后，便躲起来不愿见人，甚至觉得自己吃好些、穿好些都成了“恬不知耻”，不仅把自己的物质享受压缩到自罚自禁的状态，还从精神上折磨自己，自己诅咒自己为“低能”、“白痴”、“饭桶”、“废物”……或走另一极端，故意到人群中“展览自己的失败”，恣肆吃、喝、玩、乐，纵欲求欢，使精神陷于亢奋以至麻木，自己视自己为“痞子”、“流氓”、“赌棍”、“无赖”……

逆境中的群体自虐，是延续恶势力的无形助力，它往往给本来还有所顾忌的恶势力一种启发和鼓舞——原来还可以“揪”更多的人，并且可以把压制扩展到更不留缝隙的地步！逆境中的个体自虐，不消说更是一种导致毁灭的行为。

禁绝自虐！一个染上自虐症的群体是没有出息的群体！一个患有自虐症的个体是没有前途的个体！

为免于陷入逆境，有一种人甘心助纣为虐，成为所谓“二丑”。

鲁迅先生曾为文剖析过“二丑艺术”。现在戏曲舞台上仍常有“二丑”出现，例如拿着一把大折扇，跟在大丑——恶人——身后屁颠屁颠地去帮凶，但他会在行至舞台正中时忽然煞住脚，将折扇一甩甩成屏障，挡在自己与大丑之间，面朝观众，指指大丑背景，挤眉弄眼地对观众说；“你们瞧他那个德性！”说完，又把折扇“哗”地一收，接着跟在大丑身后，依旧屁颠屁颠地帮着大丑去干抢掠良家妇女之类的坏事。

在好人面前，“二丑”希望好人体谅他的“不得已”——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大丑面前，“二丑”对自己朝好人眉来眼去的行径，则解释为帮大丑“缓解矛盾”，他是“拳拳之心无可疑”。他深信有朝一日好人战胜了大丑，定会“首恶必究，胁从不问”；他并不相信大丑会永立不败之地，但乐得用此法免吃“眼前亏”，还可分一杯唾余——他有时也苦恼，因为在扇子一甩开之时，并不是那么好掌握面对好人戳指大丑脊梁的分寸；他有时也有牢骚，因为他感到“两面受压，受夹板气”；他有时也颇惶恐，因为明知无耻但已“无退路可走”；他有时也颇惆怅，能发出“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一类的感叹，所以“二丑”不像大丑那样除了一味作恶全无“正经创作”，他也能吟诗作画，也能才华流溢——倒如明末南明小朝廷的阮大铖，便是如此。谁说他在追随马士英等佞臣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业之余，所写的《燕子笺》等剧本不是典雅精致之作呢？他自己也是知识分子，是文人，是艺术家啊，因此他又常常在这一角度上，把自己与被他胁从迫害的知识分子视为“同行”，同时把自己与那些所追随的卖国官僚“严格地区别开来”——“瞧他们那副德性！”

“二丑”也许确能免于他们害怕的逆境吧，但，一：他们选择的那个“境”，难道美妙吗？二：他能免于一时，但能经久如此吗？阮大铖的下场可为殷鉴，详情可查史书，读起来怕是要脊梁骨发凉打颤的。

“人们到处生活”。

这是一句字义浅显而意蕴很深的话。

在逆境中，这类朴实无华的自我判断是实现心理平衡的瑰宝，还可举出：

“这个世界不是单为我一个而存在的。”

“没有一个上帝规定我必须成功。也没有一个上帝规定我必定失败。”

“别人怎么看我是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问题。问题是我自己究竟怎么看自己？”

“当我以为人人都在注意我的时候，其实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在特别地注意我。我不必为那么多别人来注意我自己。”

“不要总觉得全世界的不幸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倘真是那样的话，自己可就太幸运了。”

“不要总觉得自己受骗，自己被抛弃。也许问题出在自己过分自信和过分依赖别人这两点上。”

“为什么总希望别人都来同情自己？我们何尝有那么多工夫和精力、感情和理智去同情别人？人类需要同情，然而我们无权独享。”

“如果有时幸福是从天而降，那么为什么灾难非得先同我们预约？”

“轮到我了。不仅排队购买一件惬意的商品会终于轮到我买，想尽办法预防的流行感冒也终于会轮到我得。”

“事实并没有所想像的那么可怕。对事实其实完全用不着想像。事实就是事实，面对它，不要想像它。”

“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没有道理让他们与自己平均承受逆境的压力。”

“多听别人对你的逆境的分析，少向别人倾诉你在逆境中的感受。”

“认为逆境对你是一桩大好事这类的话，倘说得太夸张，便同认为逆境对你是罪有应得等义。”

“不必为体现所谓的勇气徒使自己陷入更险恶的逆境。尤其不必为勇气观赏者去进行无益的表演。他们的怂恿和喝彩随时可能变为转身离去与不吭一声。”

“那些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讲过，不要如何如何……’的人，他们现在的话你简直一句也不要听。那些对你说‘我早就想到了，可一直没好意思跟你讲……’的人，他们现在的话听不听两可。那些直接针对你现状提出建议的人，他们的话才值得倾听。”

“使你处于逆境的人，他们可能正处于另一种逆境。”

“用自己的逆境与别人的顺境对比，是糊涂。用自己现在的逆境同自己以往的顺境对比，是愚蠢。用自己的逆境和他人的逆境相比，是卑微。”

“走出逆境后得意忘形，便可能迅即陷入另一逆境。逆境消除后缩手缩脚，便等于没有走出逆境。”

“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接受这样的安慰：人生的逆境比人生的顺境美好。或：人生在世的义务便是经受逆境。”

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说过：“累累的创伤，便是生命给予我们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志着前进的一步。”

自然是好话，可作为座右铭。

但，那种“只有历尽人生坎坷的作家，才能写出优秀作品”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德国大文豪歌德，一生物质生活优裕、生活状态平稳，却写下了一系列传世之作；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契诃夫，在动荡的社会中一直过着相对安定的小康生活，无论小说还是戏剧都硕果累累；苏联作家肖洛霍夫，自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也一直安居乐业，斯大林的大规模“肃反”也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好，赫鲁晓夫时代以后的政局变幻也好，都未对他造成什么坎坷，然而他却写出了一系列文学精品，并在196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过度的坎坷，只能扼杀创作灵感，压抑甚至消除创作欲望，如胡风的坎坷，“胡风集团”重要“成员”路翎的坎坷，都使他们后来几无作品产生。因此，我呼吁，那种“人生坎坷有利创作论”发挥到一定程度后便应适可而止，否则，制造别人坎坷遭遇的势力似乎倒成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恩人了，例如沙皇判处了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到了绞刑台上又改判为流放，这以后的一系列遭遇，自然是陀氏的一系列创作，有了特异的发展和特有的内涵，但我们总不能因此感谢沙皇，颂扬对陀氏的迫害，或认定非如此陀氏就不可能写出好的作品——在他“坎坷”以前，《穷人》就写得很好。

不要颂扬逆境，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作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申冤。

中唐诗人司空曙在一首《喜外弟卢纶见宿》的五律中有两句：“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明朝诗评家谢榛在其《四溟诗话》中说：“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无限凄感，见乎言表。”自古文人多逆境，逆境中咏诗，多此种凄清之句。我读此诗，常有自己独特的感受。“灯下白头人”，固然令人扼腕不止，因为人寿几何，而岁月悠悠，既已白头，所余无多；但“雨中黄叶树”，却未必只引发出关于艰辛和苦难的慨叹。因为雨过必有天晴，黄叶树落乃至满树枯枝之后，逢春必有绿芽窜生，而终究还会有绿叶满枝、树冠浓绿之时，也许还会有芬芳的花儿开放，结出丰满光灿的果实……所以，我常以“雨中黄叶树”来象征某种逆境，又因为觉得无风之雨未免没劲，而风雨交加中更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的还是那呼啸的风，所以又愿将此诗句中的头一字改换，成为“风中黄叶树”，我认为“风中黄叶树”能更准确地体现出既充满危险又蕴含无限机会的逆境，足可填满意象的空间，所以，当逆境降临时，我便常以“风中黄叶树”自喻，也借以自勉。

人生终究是云谲波诡，难以预料的。“风中黄叶树”般的逆境后，很可能是“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喜剧结局。

然而，勇者必将在逆境中奋争，尽管势不免“白了少年头”，但那前景，却更可能是“老树春深更着花”！

·465·

五十自戒

刘心武

刘心武（1942～），四川省成都市人，作家。有短篇小说《班主任》，长篇小说《钟鼓楼》，中篇小说《如意》，散文集《凡尔赛喷泉》等。

算来今年要满五十了。参加工作以后，听惯了“小刘”的称呼。后来专门搞创作，也很享受过一番“青年作家”的头衔。现在年届五十，渐渐有人叫我“老刘”，无论如何再不能划归青年行列了。

据孔夫子立下的标准，五十岁时应达到“知天命”的境地，我能么？实在没有信心。

但也不甘自暴自弃。我曾说过，自己以往十多年写的不说，对人性善的挖掘，比较执著，但对人性恶的探微发隐，就比较薄弱了。现在我想说的是，对人性的探索，无论是善的一面，还是恶的一面，以及善恶难辨乃至善恶杂糅与相激相荡的一面，还有不能善、恶概括的其他侧面，包括那些微妙的、神秘的、深隐的、混沌的、基本粒子般难以把握和天体星云般难以穷尽的种种构成，固然需要沉淀到社会生活中去作不懈的体验，同时，勇于以自己的心灵作探究的标本，把自己“皮袍下面的小”，乃至心底最深处的污垢作一番扫描、剖析、化验与涤荡，恐怕也是必不可少的。

清夜扪心，便感到自己心灵深处至少有两种恶，在五十将临时有窜动膨胀之势，不能不引以为戒。

一是对同辈人的嫉妒。据说嫉妒之心，人皆有之。又据说嫉妒心是有规律可检的——几辈人之间，差辈间的交叉嫉妒，相对要弱于同辈间的平行嫉妒；同性之间的嫉妒，相对要强于异性之间的嫉妒；同行间的嫉妒，亦相对强于隔行间的嫉妒；渐进者对暴发者的嫉妒，却又往往弱于暴发者对一贯顺利者的嫉妒……又听到过一种理论，是说嫉妒之心不可无，但不可太强、适度的嫉妒是人奋发向上的心理原动力之一；社会的良性竞争中，实需适度的嫉妒心作润滑剂……我对这种种说法都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但就我个人而言，冷静自视，那心底里咬啮着灵魂的对同辈人的嫉妒，却无论如何是一种即使不能涤除也必须自觉压抑的人性恶。

在同辈人里，我一度算是幸运儿。情况众所周知。但在知足的心理层面下头，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竟仍然时常窜冒着对同辈人的嫉妒。对人家才能方面成就方面名方面和利方面实惠方面实力方面前景方面眼下方面……种种超过自己的地方，总有一种针刺般的隐痛。从而不仅在暗中巴不得人家或自然衰竭停滞倒退或触个霉头栽个跟斗，甚至也还有一种隐藏得很深连自己也死活不愿承认说出来写出来要鼓起老大老大勇气并且脸上不禁火辣辣——可那又是千真万确存在着的恶浊想法——一旦有机会，少不得要臊一臊他的面皮，扫一扫他的光头，坏一坏他的声誉，阻一阻他的前程……年届五十，面对自己的心灵，我不禁自问，会有那么一天，我由于自己竞争力的衰竭而进一步发展到借助于“拉大旗作虎皮”以冠冕堂皇的符号系统，掩护着我那对同辈人的嫉妒毒吗？另一种蛰伏于我灵魂深处的恶，便是对年轻人的嫌厌。其实也还是一种嫉妒，所谓对年轻人，是含混其辞。干脆更坦率些说吧，针对的是比我年轻的作家——当然，那对他们的嫌厌度，是与他们的走红程度成正比例的。我走上文坛那阵，有多艰难，他们现在多容易！我从茅盾手里领过头名奖状时，他们还在哪儿窝着哩？看他们那狂放劲儿，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们见到我的时候，居然没有足够的礼貌，没有应有的微笑，没有引出我谦让之辞的必要恭维，没有征求我的批评指正，甚至没有最低限度的敷衍……他们写得太多因而太滥！写得太快因而太粗！写得太轻松因而太浅薄！写得太新潮因而太危险！写得太火爆因而太讨厌！他们应该沉下去！应该暂停！应该知趣！应该安于寂寞！……我心灵深处的恶啊，其实，恐怕是我自己难耐寂寞吧？因为不能将我的高峰期、我的走红期、我的轰动期加以延长、发展、上扬，所以，我不能承认年轻一代超过跨越我的现实！……从心底深处挖出的这些黑臭的“意识流”，如一堆蠕动的蟑螂般令我自己恶心。天哪，难道迈进五十岁，走向六十岁，我会变得把骂年轻作家，渐渐当作我的日常功课吗？我再写不出像样的作品，甚至连不像样的作品也出不来，剩下的事情便是坐在客厅里，同一二同辈相投者叹息年轻一代作家的不肖，或者出席一些这样那样的会议，满足于在有关报道的一串名单里见到自己的芳讳，又或者在会议上，作出气急败坏的发言，抨击年轻作家的所作所为——当然在我所使用的符号系统里，我会频频嵌入诸如“多数”、“大多数”或“少数”、“极个别”一类字眼显示出自己并非“以偏代全”。

但最要命的是，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的年轻作家的作品，我其实都不耐烦阅读，或简直根本不读，我对他们的义愤大多来自“听说”，有的是同辈人辗转告知，有的则仅仅来自餐桌上子女的议论——并且还是赞赏的议论……天哪，我会变得那样吗？会吗？一身的冷汗在慢慢干掉。值得庆幸的是自己还能自信说一句“江郎并没有才尽”，灵感仍时有爆发，创作冲动涌起时似乎也还虎虎有生气，短至一二百字的极短篇，长至几万字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小说，也都还能写，并且在散文、随笔的写作方面更有空前的兴致与产量，下笔绝无枯涩感而有汩汨流淌之势，并且写出来的东西也还大都能找到地方发表，也还能出书，还有竞争力，没有衰竭，所以迈进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时，占据着心灵大部分空间的，似乎也还是些光明的、向上的、健康的、善良的、美好的、有益的、宽容的或至少是平实的、无害的、中性的、庸常的东西。

但搞一搞自我的心理卫生，挖一挖自己灵魂深处的恶浊，给自己提出一点警戒，确实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把它公布出来，自我示众，也是企盼前辈、同辈、后辈能助我一臂，使我能更有自知之明，更能踏实精进，并且能抑制住乃至荡涤那心灵深处时不时往上拱动的恶浊，使我五十岁后至少还是一个正常的作家。

·466·

心灵的对比

席慕蓉

席慕蓉（1943～），女，内蒙古人。著有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诗集《画诗》、《七里香》等。

在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总禁不住想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我想要把握住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要怎么样才能为它塑出一个具体的形象？要怎么样才能理清它的脉络呢？

窗外的槭树，叶子已变成一片璀璨的金红，又是一年将尽了，日子过得真是快！这样白日黑夜不断地反复，我的问题却还一直没有找到答案。我一直没办法用几句简单和明白的话，向你描述出我此刻的心情。

而你是知道的。对现在这个时刻，我有多感激，有多珍惜！我心中一直充满了一种朦胧的欢喜，一种朦胧的幸福，可是，我就是说不出来，几次话到唇边，就是无法出口，好像隐隐然有一种警惕：若是说出来，有些事物有些美妙的感觉就会消失不见了。

而今夜，就在提笔的那一刹那，忽然有一句话进入我心中：

“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了。”

是的，在命运之前，我必须要承认我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这里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和可以控制的了。

就是说：在这世间，有些事物你是无法为它画出一张精确的画像来的，一旦真的变成精确了以后，它原来最美的，最令人痛惜的那一点就会消失不见了。有些事物，你也不能用简单和明白的语句来为它下一个定义的，当那个定义斩钉截铁地出现了以后，它原来最温柔的、最令人感动的那一种特质也就没有了。

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我终于知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烦扰在我心中的种种焦虑和不安，其实都是不必要和莫须有的啊！因为，世间有些事情，实在是无法解释，也不用解释的啊！

原来，我又想画画，又想写诗，必定是因为心里有着一种想画和想写的欲望，必定是因为我的生命能从这两种创作活动里，得到极大的欢喜和安慰；因此，这实在是我自己的一种需求，一种自然的现象，我又何必一定要想出一个完美和完全的答案来呢？事情的本身应该就是一种最自然的答案了吧。

其实，你一直都是很明白，并且看得很清楚的，你一直都是知道我的，因为，你一直都认为：

“没有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

不是吗？如果万物都能顺着自然的道理去生长、去茁壮、去成熟，这世间就会添了多少安静而又美丽的收获呢！

一位哲学家告诉过我，世间有三种人，一种是极敏锐的，因此，在每一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种人都能马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来配合种种的变化，所以他们很少会发生错误，因而也不会有追悔和遗憾。另外有一种人又是非常迟钝的，遇到任何一种现象或是变化，他都是不知不觉，只顾埋头走自己的路，所以尽管一生错过无数机缘，却也始终不会觉察自己的错误，因此，也更不会有追悔和遗憾。

然后，哲学家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属于中间的那一个阶层，没有上智的敏锐，所以常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是，又没有下智的迟钝，所以，在他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一种追悔的心情。

然而，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种追悔的心情，人类才会产生了那么多又那么美丽的艺术作品。

这位哲学家和我同龄，然而他的头发却因丰富的思虑变成花白，可是他的面容却又还保有一种童稚的热情。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好像是不管是我的坏或者我的好，在他的眼睛里都已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就算我怎样努力地掩饰或者去显露，都没有丝毫的效果，因为，我的本质他完全明白。

那么，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管我用什么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不管是毫无准备或者准备得很充分，你都能一样地看透进来呢？在你面前，我永远只是一个最单纯的我而已呢？

“没有什么比自然更美，更坦白和更真诚的了。”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这样的一种自然，是要用几千个日夜，几千个流泪与追悔的日夜才能孕育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的尝试与错误才能过滤出来的，要经过多少次的努力的克制与追求才能得到的，要用几千几万句话才能形容得出来的啊！

自然，是什么呢？应该就只是一种认真和努力的成长罢了，应该就只是如此而已。然而，这样认真而努力的成长，在这世间，有谁能真正知道？有谁能完全明白？有谁能绝对相信？更有谁，更有谁能从开始到结束仔仔细细为你一一理清、一一说出、一一记住的呢？

没有，没有一个人，甚至连我自己在内，在这世间，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把成长的历程中每一段细节、每一丝委婉的心事都镂刻出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多少值得珍惜的痕迹都消逝在岁月里，消逝在风里和云里。在有意或无意间忽略了一些，在有意或无意间再忘记了一些，然后，逐渐而缓慢地，我蜕变成今日的我，站在你眼前的我，如你所说的：一个单纯而又自然的我。

然而，这样的一种单纯和自然，是用我所有的前半生来作准备的啊！我用了几十年的岁月来迎接今日与你的相遇，请你，请你千万要珍惜。亲爱的朋友，我对你一无所求，我不求你的赞美，不求你的恭维，不求你的鲜花和掌声，我只求你的了解和珍惜。

我们只能来这世上一次，只能有一个名字。我愿意用千言万语来描述这一种只有在人世间才能得到的温暖与正直的朦胧的喜悦。我很高兴我能做中间的那一种人，我不羡慕上智，因为没有挫折的他们，不发生错误的他们，尽管不会流泪，可是却也失去了一种得到补救机会时的快乐与安慰。

其实，岁月一直在消逝，今日的得总是会变成明日的失，今日的补赎也挽不回昨日的错误，今日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

无论如何，藉着我的画和我的诗，藉着我的这些认真而努力的痕迹，我终于能得到一种回响，一种共鸣，终于发现，我竟然不是孤单和寂寞的了。

那么，我禁不住要问自己了：

“我想要的是不是就是这种结果呢？”

我想要把握住的，是不是就只是今夜提笔时的这一种朦胧的欢喜与幸福？是不是就只是你的了解与珍惜？

“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我想要的，到底是一些什么呢？”

·467·

生命的滋味

席慕蓉

席慕蓉（1943～），女，内蒙古人。著有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诗集《画诗》、《七里香》等。

一

电话里，T告诉我，他为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终于发脾气骂了人。

我问他，发了脾气以后，会后悔吗？

他说：“我要学着不后悔。就好像在摔了一个茶杯之后又百般设法要再粘起来的那种后悔，我不要。”

我静静聆听着朋友低沉的声音，心里忽然有种怅惘的感觉。

我们在少年时原来都有着单纯与宽厚的灵魂啊！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成长的过程里让它逐渐变得复杂与锐利？在种种牵绊里不断伤害着自己和别人？还得要学不去后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那一整天，我耳边总会响起瓷杯在坚硬的地面上破裂的声音，那一片一片曾经怎样光润如玉的碎瓷在刹那间迸飞得满地。

我也能学会不去后悔吗？

二

如果我真正爱一个人，则我爱所有的人，我爱全世界，我爱生命。如果我能够对一个人说“我爱你”，则我必能够说“在你之中我爱一切人，通过你，我爱世界，在你的生命中我也爱我自己”。

——E·佛洛姆

原来，爱一个人，并不仅仅只是强烈的感情而已，它还是“一项决心，一项判断，一项允诺”。

那么，在那天夜里，走在乡间滨海的小路上，我忽然间有了想大声呼唤的那种欲望也是非常正常的了。

我刚刚从海边走过来，心中仍然十分不舍把那样细白洁净的沙滩抛在身后。那天晚上，夜凉如水，宝蓝色的夜空里星月交辉，我赤足站在海边，能够感觉到浮面沙粒的温热干爽和松散，也能够同时感觉到再下一层沙粒的湿润清凉和坚实，浪潮在静夜里声音特别缓慢，特别轻柔。

想一想，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装满这一片波涛起伏的海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把山石冲蚀成细柔的沙粒并且将它们均匀地铺在我的脚下？要多少年的时光才能酝酿出这样一个清凉美丽的夜晚？要多少多少年的时光啊，这个世界才能够等候到我们的来临？

若是在这样的时刻里还不肯还不敢说出久藏在心里的秘密，若是在享有的时候还时时担忧它的无常，若是在爱与被爱的时候还时时计算着什么时候会不再爱与不再被爱，那么，我哪里是在享用我的生命呢？我不过是不断地在浪费它、在摧折它而已。

那天晚上，我当然还是要离开，我当然还是要把海浪、沙岸，还有月光都抛在身后。可是，我心里却是感激着的，所以才禁不住想向这整个世界呼唤起来：

“谢谢啊！谢谢这一切的一切啊！”

我想，在那宝蓝色深遂的星空之上，在那亿万光年的距离之外，必定有一种温柔和慈悲的力量听到了我的感谢，并且微微俯首向我怜爱地微笑起来了吧！

在我大声呼唤着的那一刻，是不是也同时下了决心，作了判断，有了承诺了呢？

如果我能够学会了去真正地爱我的生命，我必定也能够学会去真正地爱人和爱这个世界。

三

所以，请让我学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让我学着不去后悔，当然，也请让我学着不要重复自己的错误。

请让我终于明白，每一条走过来的路径都有它不得不这样跋涉的理由；请让我终于相信，每一条要走上去的前途也有它不得不那样选择的方向。

请让我生活在这一刻，让我去好好地享用我的今天。

在这一切之外，请让我领略生命的卑微与尊贵。让我知道，整个人类的生命就犹如一件一直在琢磨着的艺术创作，在我之前早已有了开始，在我之后也不会停顿不会结束，而我的来临我的存在，却是这漫长的琢磨过程之中必不可少的一点，我的每一种努力都会留下印记。

请让我，让我能从容地品尝这生命的滋味。

·468·

蔓丝藕实

雷达

雷达（1943～），甘肃天水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著有文学评论集《民族灵魂的重铸》，散文集《雷达散文集》等。

题记：蔓丝藕实，其实是“漫思偶拾”的意思。何以放着平易晓畅的话不说，偏要改用古怪的谐音？我想，意象总比直说丰盈，而这意象又完全来自我的生活。在我每日游泳的什刹海，一到春夏，岸渚水下便有蔓丝披离，或飘摇于水中，或吐丝于岸壁，多么像不羁的思绪；而在海子的右方，又有红荷灼灼，临风颤栗，到秋风起时，可在泥淖中挖出藕的果实，食之清心明目。这又是一种不错的意象。我抄在下面或尚未抄在下面的随感断想，大多起于此情此景，得于此时此际，故而名之。要说更有什么深意，倒也没有，只希望有人看到这些言语，不妨慢（蔓）点儿“撕”（丝），不妨偶（藕）然拾起，等看过以后，包烧鸡或者生火炉，也不为迟。

一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含义是什么？何为轻？何为重？何以不能承受？译者韩少功说得太少，太空灵，其他人又说得太多，太滞重，于是，这句话已成为时髦，却又时髦得不明不白。或曰，“轻”乃是太幸福了，或曰，“轻”类乎逃避自由的意思，有道理，但不确切。

仅从写特丽莎一段看，“轻”含有灵与肉分割，肉体背叛灵魂的意味。这是一种轻渺，其实痛苦，空幻，不能忍耐。“轻”既是解脱又是玩世。“害怕他来的担忧逐渐变为害怕他不来的恐惧”，正是在轻重之间摆动。背离灵魂的审视，是无重可言的，但这轻同样不堪忍受。性爱的高峰体验该算是一种轻的表现吧，人变得比大气还轻，剥离了真实的生存，但瞬间的感觉瞬间即逝，本欲超离重，一俟回落大地，却感到了更大的沉重。

如果说，责任、使命、功利、机遇和由之而来的沉重感、艰辛感是“重”，那么理想、自由、纵情、梦幻和由之而来的解脱感就是“轻”。没有重，就没有轻；没有轻，重也不成其为重。有谁幻想永远沉溺在“轻”的境界里吗？他将咀嚼无意义的深刻痛苦；反之，舍“轻”就“重”就好吗？那又会饱尝媚俗的屈辱，仍然没有意义。面对雅努斯的双面像，昆德拉陷入了两难境地。我以为，昆德拉其实是暗暗接受了尼采的“永恒轮回说”的，在他看来，“轻”是虚无的，短暂的，一次性的，“重”才是永恒的循环，其中没有任何新东西，因而是“最大的重负”。既然人注定了要承受“重”及其派生物“媚俗”的重压，那么，“轻”对于生命反倒变得不能承受了。昆德拉对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持怀疑态度，他于是既否定选择的意义（重），又否定不选择的意义（轻），认为二者皆属无路可走，不能承受。那么他就什么都不肯定了吗？不，他肯定充满双重性矛盾的人自身，对萨宾娜们，托马斯们，特丽莎们，他倾注了深深的理解，像理解自己一样的理解。诚然，他有虚无的气息，但这虚无是深层的，比起一些浅薄的不虚无来，他倒显得不很虚无了。

二

人是一种会飘浮的动物。万有引力定律不仅适用于物质界，同样适用于精神界，可能宗教就是精神万有引力中的一种畸形力。在人的灵魂中，必有一种不安分的、随时欲飞的东西，压力存在，人便劬劳在大地上，脚踏实地，压力稍去，人又会飘忽起来，结果招来更大的压力，就这样循环往复，直至生命的终结。可怕的不是压力太大或者太小，而是失去了对压力的感觉。人们常说的，只有深刻地思考死亡问题，才能有深度地理解生存问题，即压力之一种。

三

燠热的都市，地铁车厢里多么拥挤！男女擦肩摩踵，不以为意；男女以身相撞，不复顾及礼义；更有袒胸露背的女子，刻意暴露身体某些部位的女子，在谈笑自若。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肉体的神秘感与人的贬值和升值。

封建社会，妇女受压迫深重，肉体禁忌森严，这是人类的桎梏，多少人因肉体而蒙受罪愆。可是，那个时候灵魂锁闭，贬值，肉体却有其神秘感和神圣性，因之，性爱对人的诱惑和冲击也特别大。掩藏的部分愈多，窥视的欲望愈强，获得的机会愈少，感受的刺激也愈丰富。然而，现代社会，性禁忌解除，性观念开放，服装革命，人体研究科学化，致使灵魂的开启伴随着肉体神秘感的减弱。原本是人对人性开放的追求，不意走向了反面，人类在降低自身的魅力。你要重新提倡封闭和禁锢吗？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要看到，人的解放总会付出代价，实利的获得往往带来美的失落，反禁锢与失落同在。也许，怎样塑造现代健康而神秘的女性美，是人类自我拯救的诸多难题中的一个。

人的价值沦丧着，人的肉体却充满神秘；人的价值提高了，人的肉体魅力却降低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呢。

四

住在东郊乡村时，门前有一条不洁的河，村民们不断投以垃圾、秽物，但终因它的流动，垃圾难奈其何，鱼虫们照样存活着，繁殖着。清晨，城里的捞鱼虫者络绎不绝。后来，河堤用水泥加固，严禁倒垃圾，外观遂整葺一新，但流速变得极缓慢，鱼虫们居然绝灭，捞鱼虫者也没了踪影，小河很寂寞，阴郁天气那堤坝怙恃下的一汪绿水，还会泛起阵阵腥恶。

河如此，人又何尝不如此？人生世间，难免不有垃圾、污物投来。流言、诋毁袭来，倘若你不停顿，流动，向前，总会换来清新；倘若停滞不动，纠缠不休，纵使就此纤尘不染，你的精神能不萎顿吗？你的生命能不晦暗吗？

五

哲人说，人生有三重境界，叫“真、善、美”。冬泳也有三重境界——“苦、乐、无苦无乐的天人合一”。

第一境是，“我怕冷，不想去，但为了锻炼毅力和体魄，我一定要去”。这里，意志的外力，理性的监督，促使我下水，功利性占主导位置，勉强自我的成分很重。我也愉悦，也兴奋，也发热，也会得到片刻奇妙的麻醉感，自我确认感，但未脱出强制性，从根本上看，未脱出苦境，有苦中作乐的味道。目前的我，正徘徊于此境。

第二境是，“我不能不去，因为我体验到了快乐和兴奋”。此时，意志的监督松懈了，我已不觉其苦，不需要强制，我能适应，我不再冷，一种趋乐的心性驱动我下水。这是求乐的境界。这个境，并未最后超离功利目的，只是适应性的增强而已。

第三境，似很少有人抵达，它已无所谓苦乐，既不是害怕，也不是不害怕，它是一种自由状态，就像鱼之于水，既能在夏天的水中游，也能在冰水中游。此境已臻天人合一，自我与宇宙全息，从心所欲，自然而然。是否为了锤炼意志，是否为了愉悦性灵，是否为了强筋健骨，都不明显，自然包孕在其中，无需特意追求。这一境要达到最难，苦乐、喜怒、利弊、得失，全部退隐，本真的我浮现了。

“境界”是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的标尺。冯友兰先生曾将人生境界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种。这里的冬泳三境界，可否也聊备一格？

六

观念的力量不可低估。有时给人输入一个信息可致人于死命。将军的一个喷嚏和怒吼，送了小公务员的命；鲁四老爷夫人的一声断喝，使祥林嫂倒毙在风雪除夕之夜；顺治皇帝打了他弟弟一记耳光，其弟无疾而殁。还有大量的求官、求爱、求财者或什么也不求的善良者，因突如其来的信息而致死的例证。人是一株多么脆弱的会思考的芦苇啊。

人之患癌症是否也是如此？在一个信息或某种心理暗示之下，他自己便忽然疑心起来，总觉不适，可能会真的患上绝症。是他自己让自己患病了吗？我们常亲见或听到，有些平素很健康的人，一旦查出绝症，不出俩月便猝然去世，真是恍若梦境。于是，我不无天真地想，要是他不去检查呢，要是他不知道呢，要是他完全不以为意呢，他还会一个半月就死吗？说不定他今天仍然好好儿地活着。——医生肯定会驳斥我的，但我忍不住要这么想。

七

等待是件可怕的事情。我指的不是在影剧院门口等情人而不可得的小愤慨，我指的是那种精神上缠裹为解不开的“死结”，意气上钻进难以转圜的死胡同，意志上非要弄个水落石出才产生的“等待”。人的疾患，人的憔悴，人的白发，人的衰老，可能正是在这种等待中悄然出现的。等待，是一柄利斧，对灵魂施行无声的砍伐。没有等待，生命将没有着落；有了等待，又渺远难求，迟迟不来，遂使人感到莫大的焦灼。我想，那些自杀者，大约并非一切幻灭者，而是无法忍耐等待的漫长，无法忍受因等待所致的目不交睫，脖梗发烫，终于放弃了等待的缘故。

八

人为了生存、舒适而改造自然，可真的舒适起来，就又损伤了他本身这个自然。在人与自然的长期搏斗中，人加长了手臂和腿脚，加强了神经和脑力，创造了高度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按说是够强大的了。于是他理直气壮地登上了大自然的皇帝宝座，尽情享用自己丰盛的战利品。可是，没有料到，战利品们幻化成大群妖冶放荡的妻妾，又来日夜不停地销蚀人自身。意志软化了，野性驯服了，耐力减弱了，蛮魄消解了，卧在病榻上的现代人终于恍然大悟，他的一切努力似乎只是在为自己建造一座精美的囚笼，编织一条柔软的绞索。

于是，有人玩命地搞起汽车拉力赛、登绝壁、高空坠落、橄榄球、赛马之类的冒险游戏，街头上游荡着反文化的“嬉皮士”和“花之子”，面对文明的重压，他们想在不放弃物质享受的条件下，向刚健的原始主义回归。回是回不去了，找不到自救之途的人们成了精神上的飘泊者。我们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我们需要时刻思考怎么办。

九

对时间我有自己的理解。

时间是什么？钟表上的刻度毫无意义，它是一个假相，只给人提供虚幻的满足，以为所有人拥有的时间都是相等的。它根本不能计算时间的长度、含量和性质。那么，用产品来估量时间总该准确了吧。不，它把时间机械化、数理化了，精确固然精确，却忽略了时间的精神性特质。

真正的时间是：早晨刷牙时，上班的途路上，工作之中，傍晚散步时，欲睡未睡之际，萦绕在头脑中最频繁的那种东西。生命就是被它们耗掉的。这种东西的价值高（如科学，实用，审美等），时间的长度就长，含时量就多；这种东西价值低，无意义（如怄气，内耗，说空话，相互算计，忧闷，烦恼，悔恨等），时间的长度就短，含时量就微少。毛泽东、鲁迅、爱迪生、爱因斯坦们，时间多得用不完，我们则是些时间的乞丐。有人活了一百二十岁，活的时间可能极短，有的人还很年轻，已经活得够漫长了。

十

强者的含义也许有一千条，我确信的只有一条：强者，必须是能主宰自己那份时间的人。

受到误解、委屈、冷遇，总去叩他人的门扉，去剖白、解释，想尽量缩短被委屈的时间的，不是强者；遭到流言的袭扰，于是忧谗畏讥，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的，不是强者；总是处在等待状态——等待安慰，等待理解，等待捧场，等待别人命令自己的，不是强者；总把生活的目的归结到一个个诱人的“外物”上，以是否得到它来安排自己一生的时间表的，不是强者；在需要当机立断，果决行动的时刻，优柔、拖延、惰性十足的，当然也不是强者。

反之，即为强者。那种在生死抉择和千钧一发之际，选择了最朴素、最自尊、最勇敢的死法的，是更强者。他以毅然切断时间的方式，延展了时间。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寿；鲁迅云，死者若不活在活人的心里，那就真真地死了。

十一

我发现，到处都能听到有两个声音在争辩，已经争辩了几千年，还在继续争辩。

一个声音说，请不要与时间进行无谓的纠缠，时间有自己的规律，是隐蔽的干预者，你只要“顺其自然”就好。还是让出通道，让时间走自己的路，不要与时间闹别扭。记住，绝名弃利，绝圣弃智，抛弃“成心”、“我执”，抱着安时处顺，死生如一的心态，你就能超脱功利的罗网和现实的藩篱，达到形全精复。你看不见吗？那些把自己放到火上烤的人，最后还不是落个为人作嫁的悲剧。重要的是贵柔，无为，不争。不争，才是最大的争啊。

另一个声音说，你说的妙极了，可给我的感觉是，你似乎是站在一切变化之外的旁观者。变，只变别人，化，只化别人，你的时间比谁都长，空间比谁都大，你看别人从生到死，从飞扬到灭亡，从劳碌奔忙到销声匿迹。可你自己呢，好像不在其中。你不是有知、情、意的活人吗？你没有七情六欲吗？世界上做不完的工作和你自己的困难，你打算交给谁去做呢？“与世无争”，能当房子住，能当钱花吗？这世界的每一寸进步，争尚且争不来，何况“不争”。谁甘愿忍受永远的贫穷和困顿？谁甘愿承担落伍者的悲哀？除非你宣布退出生活，除非你不吃不喝不住不行，否则你如何安时处顺，如何不竞不争呢？你教我们都龟缩着，不言不动，无待无欲，究竟是要坐收渔人之利还是静候命运的拨弄？你满心想坐看别人的毁灭，弄不好你反会先于别人毁灭。请问，无为、不争、息欲止求有什么用？行动，才是最大的争啊。

第一个声音不服气地说，你太不恬淡了，你和时间贴得间不容发，那么燥热，那么急于事功，你不可能站到云端俯视一下你自己，当心啊，有一天时间会厌烦你，抛弃你。我并不站在时间之外，我既在时间之中更在时间之外，我用另一双眼睛注视着我自己。

第二个声音更加不服气地说，你说得动听极了，可惜，一遇上人欲横流的社会，就会全使不上劲。比你聪明的人多啦，儒的礼仕，道的自然，佛的轮回，卡夫卡的城堡、地洞，加缪的西绪弗斯的石头，巴斯卡尔的“过程”，叔本华的生活之欲……又说清了多少呢？

两个声音的争辩仍在继续，我轻轻地退到屋外，仰视耿耿星河，俯察浩浩历史，忽然觉得，儒释道也好，各样哲学也好，争论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那就是：人与时间。

·469·

面对苦难四题

周国平

周国平（1945～），生于上海，学者、作家。著有散文集《守望的距离》，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学术专著《尼采与形而上学》等。

1.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须乎后福？

2.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

多数时候，我们是生活在外部世界里。我们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厄运时，我们忙碌的身子停了下来。厄运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眼光。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做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当然，我们要注意不因此而看破红尘。我相信，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至于说以温馨为一种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气了。人生中有顺境，也有困境和逆境。困境和逆境当然一点儿也不温馨，却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往往促人奋斗，也引人彻悟。我无意赞美形形色色的英雄、圣徒、冒险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认了苦难的价值，就不复有壮丽的人生了。

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

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账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3.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

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

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但是，世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而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意义几乎惟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弗兰克说得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终归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项巨大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这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

知道痛苦的价值的人，不会轻易向别人泄露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

面对社会悲剧，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庞贝城：意大利坎佩尼亚的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维苏威火山东南麓，公元79年被火山喷发物掩埋。城市被毁时人口约25000。该城是手工业和商业发达的海港。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的。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申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虚无）面前的尊严。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佛的智慧把爱当做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做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一个人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在多数情况下，同情伤害了痛苦者的自尊。如果他是强者，你把他当弱者来同情，是一种伤害；如果他是弱者，你的同情只会使他更不求自强，也是一种伤害。

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如同肉体的痛苦一样，精神的痛苦也是无法分担的。别人的关爱至多只能转移你对痛苦的注意力，却不能改变痛苦的实质。甚至在一场共同承受的苦难中，每人也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痛苦，这痛苦并不因为有一个难友而有所减轻。

4.不美化苦难

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

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浪漫主义在痛苦中发现了美感，于是为了美感而寻找痛苦，夸大痛苦，甚至伪造痛苦。然而，假的痛苦有千百种语言，真的痛苦却没有语言。

人天生是软弱的，惟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

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

张鸣善《普天乐》：“风雨儿怎当？风雨儿定当。风雨儿难当！”这三句话说出了人们对于苦难的感受的三个阶段：事前不敢想像，到时必须忍受，过后不堪回首。

一个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

许多时候人需要遗忘，有时候人还需要装作已经遗忘——我当然是指对自己，而不只是对别人。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敢于深入到悲剧的核心，在纯粹的荒谬之中停留，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出现奇迹般的变化。人们常常期望一个经历了重大苦难的人生活得与众不同，人们认为他应该比别人有更积极或者更超脱的人生境界；然而，实际上，只要我活下去，我就仍旧只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依然会被卷入世俗生活的旋涡。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体验必定也是最无奈的，它们缺乏世俗的对应物，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日常生活的潮流淹没。当然，淹没并不等于不存在了，它们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所触及不到的深处，成为每一个人既无法面对也无法逃避的心灵暗流。

我的确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这样的暗流，无论你怎样逃避，它们都依然存在，无论你怎样面对，它们都不会浮现到生活的表面上来。当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认识到生命中的这种无奈，我看自己、看别人的眼光便宽容多了，不会再被喧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选自周国平《人生哲思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

·470·

闲适：享受生命本身

周国平

周国平（1945～），生于上海，学者、作家。著有散文集《守望的距离》，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学术专著《尼采与形而上学》等。

●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我把这类享受称作对生命本身的享受。

●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是属于我的生命的本质，愈能牵动我的至深的情感。例如，女人和孩子。现代人享受的花样愈来愈多了。但是，我深信人世间最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些最古老的享受。

●有钱又有闲当然幸运，倘不能，退而求其次，我宁做有闲的穷人，不做有钱的忙人。我爱闲适胜于爱金钱。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闲适却使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

有人说：“有钱可以买时间。”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大前提是“时间就是金钱”，买得的时间又追加为获取更多金钱的资本，则一生劳碌便永无终时。

所以，应当改变大前提：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生命，而生命的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人们不妨赞美清贫，却不可讴歌贫困。人生的种种享受是需要好的心境的，而贫困会剥夺好的心境，足以扼杀生命的大部分乐趣。

金钱的好处便是使人免于贫困。

但是，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极其有限。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包括创造、沉思、艺术欣赏、爱情、亲情等等，都非金钱所能买到。原因很简单，所有这类享受皆依赖于心灵的能力，而心灵的能力是与钱包的鼓瘪毫不相干的。

●金钱，消费，享受，生活质量——当我把这些相关的词排列起来时，我忽然发现它们好像有一种递减关系：金钱与消费的联系最为紧密，与享受的联系要弱一些，与生活质量的联系就更弱。因为至少，享受不限于消费，还包括创造，生活质量不只看享受，还要看承受苦难的勇气。在现代社会里，金钱的力量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种力量肯定没有大到足以修改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理解。

●生活质量的要素：一、创造；二、享受；三、体验。

●只有一次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来换取那些次宝贵或不甚宝贵的财富，把全部生命耗费在学问、名声、权力或金钱的积聚上。他们临终时当如此悔叹：“我只是使用了生命，而不曾享受生命!”

●一个人可以凭聪明、勤劳和运气挣许多钱，但如何花掉这些钱却要靠智慧了。

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能见出一个人的品位高下。

●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世界中，让我们记住一个古老的真理：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

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

现代人是活得愈来愈复杂了，结果得到许多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许多方便，却并不自由。

●一切奢侈品都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

●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摩西传十诫，其第四诫是：星期天必须休息，守为圣日。他甚至下令，凡星期天工作者格杀勿论。有一个人在星期天捡柴，他便吩咐摩西，让信徒们用石头把这人砸死了。

未免太残忍了。

不过，我们不妨把这看作寓言，其寓意是：闲暇和休息也是神圣的。

闲暇是生命的自由空间。只是劳作，没有闲暇，人会丧失性灵，忘掉人生之根本。这岂不就是渎神?所以，对于一个人人匆忙赚钱的时代，摩西第四诫是一个必要的警告。

当然，工作同样是神圣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没头没脑的工作狂乃是远离神圣的两极。创造之后的休息，如同创世后第七日的上帝那样，这时我们最像一个神。

●天地悠悠，生命短促，一个人一生的确做不成多少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善待自己，不必活得那么紧张匆忙了。但是，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不抱野心，只为自己高兴而好好做成几件事了。

●没有空玩儿，没有空看看天空和大地，没有空看看自己的灵魂……

我的回答是：永远没有空——随时都有空。

●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锺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光阴似箭，然而只是对于忙人才如此。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永远有做不完的事，这时便会觉得时间以逼人之势驱赶着自己，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

相反，倘若并不觉得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心静如止水，光阴也就停住了。永恒是一种从容的心境。

●健康是为了活得愉快，而不是为了活得长久。活得愉快在己，活得长久在天。

而且，活得长久本身未必是愉快。

●夜里睡了一个好觉，早晨起来又遇到一个晴朗的日子，便会有一种格外轻松愉快的心情，好像自己变年轻了，而且会永远年轻下去。

选自《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1996

·471·

宽待人性

周国平

周国平（1945～），生于上海，学者、作家。著有散文集《守望的距离》，随感集《人与永恒》，诗集《忧伤的情欲》，学术专著《尼采与形而上学》等。

一

我喜欢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

二

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到云雾上来俯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们，这样，我们对己对人都不会太苛求了。

三

既然我们人人注定要下地狱，我们身上怎么会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呢？当然，每人通往地狱的道路是不同的。

有时候，我对人类的弱点怀有如此温柔的同情，远远超过对优点的钦佩。那些有着明显弱点的人更使我感到亲切。

一个太好的女人，我是配不上的。她也不需要我，因为她有天堂等着她。可是，突然发

现她有弱点，有致命的会把她送往地狱的弱点，我就依恋她了。我要守在地狱的门前，阻止她进去……

四

有时候，我会对人这种小动物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怜爱之情。他们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和死亡，可是有着一些别的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了一辈子，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由自然的眼光看，那副热衷的劲头是同样地可笑的！

五

没有一种人性的弱点是我所不能原谅的，但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鄙夷。

六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重感情就难免会软弱，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也许，宽容自己

这一点软弱，我们就能坚持；接受人生这一点遗憾，我们就能平静。

七

一天是很短的。早晨的计划，晚上发现只完成很小的一部分。一生也是很短的。年轻时的心愿，年老时发现只实现很小一部分。

今天的计划没完成，还有明天。今生的心愿没实现，却不再有来世了。

所以，不妨榨取每一天，但不要苛求绝无增援力量的一生。要记住：人一生能做的事情不多，无论做成几件，都是值得满意的。

选自《人与永恒》，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72·

大树和我们的生活

周涛

周涛（1946～），山西潞城人，诗人、作家。著有诗集《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神山》、《野马群》、《鼓声》，散文集《稀世之鸟》等。

如果你的生活中周围没有伟大、高贵的人和有智慧的人怎么办？请不要变得麻木，不要随波逐流，不要放弃向生活学习的机会。因为，至少在你生活的周围还有树——特别是大树，他会教会你许多东西。一棵大树，那就是人的亲人和老师，而且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它就是伟人、高贵和智慧。

树的生命比人的生命更长久，从“阅世”的意义上看，人是比不过树的。所以，你若是到十三陵看到周围静立在那里的松柏，尤其是看到那种虎卧龙盘的老柏，会不由得生出某种敬畏和感激——有什么办法，帝王们全都死了，它们却依然活着，默默地居高临下地看着人间的兴衰更迭、生死荣辱。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就是历史，它们就是帝王。

我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哲学比一棵不朽的千年老树给人的启示和教益更多。同样是生命，树以静以不言而寿，它让自己扎根大地（根据地）并伸出枝叶去拥抱天空，尽得天地风云之气。树的存在为人们贡献了自己的全部，从枝叶到花果根干，却也从未向人们索取过什么。许多家畜供人驱使食用，但同样也靠人喂养照料。树本来是用不着人养的，它在大自然中间活得好好的，姿态优美，出神入化。

等到大树被伐倒了，人们看到了它的心——年轮，一圈一圈，岁月的波纹荡漾，生命的记忆永存。这时候，略有悟性和良知的人就全明白了：树决不是麻木的，而恰恰是有灵有智的。它虽不语不行，心里面却比谁都清楚。它与山河大地、飞禽走兽、风云雨雪雷电雾的关系，比人更深入、更和谐。它是处理这些复杂关系的大师。

它不靠捕杀谁、猎获谁而生存，但它活得最长久。这可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它连草也不吃，连一只小虫子的肉也不吃，但它却能长得最高大、最粗壮、最漂亮。这才是奇迹呢，树不用吃饭。真正有生命活力的大树全都已经与天地风云融为一体了，他与山河共呼吸，取万物之精气，反过来又养育万物；得日月之灵华，结果又陪衬日月。若是说什么气功，树才是真懂气功的大师。

我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墨玉县见到过一棵八百年的梧桐树王，那样干燥的沙漠边缘，它得有多大的修行才能活过来呀？何况它不仅活着，而且枝叶繁茂，生机勃勃，它像一个巨人一样健康的屹立着，襟怀博大，人和梯子在它的脚下显得极其可笑。

它的王者风范不是靠什么前呼后拥的虚势造成的，它靠它的是阅历、它的顽强生命力、它的光辉的生命形态，使人望之而生敬仰之心、爱慕之情，使人认识到伟大、高贵、智慧这些词语从人类头脑中产生时的本意。

我还见到过五百年高龄的无花果王，它占地数亩，落地的无花果使他周围散发着甜腻的腐败和幽深的清香，它的枝干如同无数巨蟒纠缠盘绕、四处爬伸。它达到了它这种植物的极致，造就成、编织成一座自已的宫殿。

一棵树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灾难，但它要是都挺过去了，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它就会成为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会引起人们特殊的敬意。比如在哈密，就有一些幸存下来的百年老柳树。它们的形态确实不同凡响，一看就知道，是有特殊生命力和特殊经历的树。它们身上都有编号挂牌，就像勋章一样，代表着特殊的荣誉。这些柳树就是大名鼎鼎的“左公柳”——左宗棠平阿古柏后沿途栽下的柳树。可是当年“遍栽杨柳三千里”，能活到今天的，已经只有这些了。

你细细端详这些巨大的柳树，会从他们每一棵树的神态上，找到左宗棠的神韵，一派大人物风范。我当时就颇感疑惑，心想，难道树也会遗传栽树人的风貌吗？要是果然如此，那树就是通神通灵的生物了。

摘自《当代美文精品》，延边大学出版社

·473·

巩乃斯的马

周涛

周涛（1946～），山西潞城人，诗人、作家。著有诗集《山岳山岳，丛林丛林》、《神山》、《野马群》、《鼓声》，散文集《稀世之鸟》等。

没话找话就招人讨厌，话说得没意思就让人觉得无聊，还不如听吵架提神。吵架骂仗是需要激情的。我发现，写文章的时候就像一匹套在轭具和辕木中的马，想到那片水草茂盛的地方去，却不能摆脱道路，更摆脱不了车夫的驾驭，所以走来走去，永远在这条枯燥的路面上。我向往草地，但每次走到的，却总是马厩。

我一直对不爱马的人怀有一点偏见，认为那是由于生气不足和对美的感觉迟钝所造成的，而且这种缺陷很难弥补。有时候读传记，看到有些了不起的人物以牛或骆驼自喻，就有点替他们惋惜，他们一定是没见过真正的马。

在我眼里，牛总是有点落后的象征的意思，一副安贫知命的样子，这大概是由于过分提倡“老黄牛”精神引起的生理反感。骆驼却是沙漠的怪胎，为了适应严酷的环境，把自己改造得那么丑陋畸形。至于毛驴，顶多是个黑色幽默派的小丑，难当大用。它们的特性和模样，都清清楚楚地写着人类对动物的征服，生命对强者的屈服，所以我不喜欢。它们不是作为人类朋友的形象出现的，而是俘虏，是仆役。有时候，看到小孩子鞭打牛，高大的骆驼在妇人面前下跪，发情的毛驴被缚在车套里龀牙大鸣，我心里便产生一种悲哀和怜悯。

那卧在盐车之下哀哀嘶鸣的骏马和诗人臧克家笔下的“老马”，不也是可悲的吗？但是不同。那可悲里含有一种不公，这一层含义在别的畜牲中是没有的。在南方，我也见到过矮小的马，样子有些滑稽，但那不是它的过错。既然桔树有自己的土壤，马当然有它的故乡了。自古好马生塞北。在伊犁，在巩乃斯大草原，马作为茫茫天地之间的一种尤物，便呈现了它的全部魅力。

那是一九七零年，我在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第一次触摸到了冷酷、丑恶、冰凉的生活实体。不正常的政治气息像潮闷险恶的黑云一样压在头顶上，使人压仰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强度的体力劳动并不能打击我对生活的热爱，精神上的压抑却有可能摧毁我的信念。

终于有一天夜晚，我和一个外号叫“蓝毛”的长着古希腊人脸型的上士一起爬起来，偷偷摸进马棚，解下两匹喉咙里滚动着咴咴低鸣的骏马，在冬夜旷野的雪地上奔驰开了。

天低云暗，雪地一片模糊，但是马不会跑进巩乃斯河里去。雪原右侧是巩乃斯河，形成了沿河的一道陡直的不规则的土壁。光背的马儿驮着我们在土壁顶上的雪原轻快地小跪，喷着鼻息，四蹄发出嚓嚓的有节秦的声音，最后大颠着狂奔起来。随着马的奔驰、起伏、跳跃和喘息，我们的心情变得开朗、舒展。压抑消失，豪兴顿起，在空旷的雪野上打着唿哨乱喊，在颠簸的马背上感受自由的亲切和驾驭自己命运的能力，是何等的痛快舒畅啊！我们高兴得大笑，笑得从马背上栽下来，躺在深雪里还是止不住地狂笑，直到笑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那两匹可爱的光背马，这时已在近处缓缓停住，低垂着脖颈，一副歉疚的想说“对不起”的神态。它们温柔的眼睛里仿佛充满了怜悯和抱怨，还有一点诧异，弄不懂我们这两个人究竟是怎么了。我拍拍马的脖颈，抚摸一会儿它的鼻梁和嘴唇，它会意了，抖抖鬃毛像抖掉疑虑，跟着我们慢慢走回去。一路上，我们谈着马，闻着身后热烘烘的马汗味和四围里新鲜刺鼻的气息，觉得好像不是走在冬夜的雪原上。

马能给人以勇气，给人以幻想，这也不是笨拙的动物所能有的。在巩乃斯后来的那些日子里，观察马渐渐成了我的一种艺术享受。

我喜欢看一群马，那是一个马的家族在夏牧场上游移，散乱而有秩序，首领就是那里面一眼就看得出的种公马。它是马群的灵魂，作为这群马的首领当之无愧，因为它的确是无与伦比的强壮和美丽。匀称高大，毛色闪闪发光，最明显的特征是颈上披散着垂地的长鬃，有的浓黑，流泻着力与威严；有的金红，燃烧着火焰般的光彩。它管理着保护着这群牝马和顽皮的长腿短身子马驹儿，眼光里保持着父爱的尊严。

在马的这种社会结构中，首领的地位是由强者在竞争中确立的。任何一匹马都可以争夺，通过追逐、撕咬、拼斗，使最强的马成为公认的首领。为了保证这群马的品种不至于退化，就不能搞“指定”，不能看谁和种公马的关系好，也不能赁血缘关系接班。

生存竞争的规律使一切生物把生存下去作为第一意识，而人却有时候会忘记，造成许多误会。

唉，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巩乃斯草原度过的那些日子里，我与世界隔绝，

生活单调；人与人互相警惕，唯恐失一言而遭来来顶之祸，心灵寂寞。只有一个乐趣，看马。好在巩乃斯草原马多，不像书可以被焚，画可以被禁，知识可以被践踏，马总不至于被驱逐出境吧？这样，我就从马的世界里找到了奔的诗韵。油画般的辽阔草原、夕阳落照中兀立于荒原的群雕、大规模转场时铺散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熊熊篝火边的通宵马经、毡房里悠长喑哑的长歌在烈马苍凉的嘶鸣中展开、醉酒的青年哈萨克在群犬的追逐中纵马狂奔，东倒西歪的俯身鞭打猛犬，这一切，使我蓦然感受到生活不朽的壮美和那时潜藏在我们心里的共同忧郁……

哦，巩乃斯的马，给了我一个多么完整的世界！凡是那时被取消的，你都重新又给予了我！弄得我直到今天听到马蹄踏过大地的有力声响时，还会在屋子里坐卧不宁，总想出去看看，是一匹什么样儿的马走过去了。而且我还听不得马嘶，一听到那铜号般高亢、鹰啼般苍凉的声音，我就热血陡涌、热泪盈眶，大有战士出征走上古战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之慨。

有一次我碰上巩乃斯草原夏日迅疾猛烈的暴雨，那雨来势之快，可以使悠然在晴空盘旋的孤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雨脚之猛，竟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瞬间打得烟尘滚滚。就在那场暴雨的豪打下，我见到了最壮阔的马群奔跑的场面。仿佛分散在所有山谷里的马都被赶到这儿来了，好家伙，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被低沉的怒雷恐吓着，被刺进大地倏忽消逝的闪电激奋着，马，这不肯安分的牲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来，山洪奔泻似地在这原野上汇集了，小群汇成大群，大群在运动中扩展，成为一片喧叫、纷乱、快速移动的集团冲锋！争先恐后，前呼后应，披头散发，淋漓尽致！有的疯狂地向前奔驰，像一队尖兵，要去踏住那闪电；有的来回奔跑，俨然像临危不惧、收拾残局的大将；小马跟着母马认真而紧张地跑，不再顽皮、撒欢，一下子变得老练了许多；牧人在不可收拾的潮水中被携裹，大喊大叫，却毫无声响，喊声像一块小石片跌进奔腾喧嚣的大河。

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奏出鼓点，悲怆苍劲的嘶鸣、叫喊在拥挤的空间碰撞、飞溅，划出一条条不规则的曲线，扭住、缠住漫天雨网，和雪声雨声交织成惊心动魄的大舞台。而这一切，得在飞速移动中展现，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你再看不见了。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发愣、发痴、发呆。我见到了，见过了，这世间罕见的奇景，这无可替代的伟大的马群，这古战场的再现，这交响乐伴奏下的复活的雕塑群和油画长卷！我把这几分钟间见到的记在脑子里，相信，它所给予我的将使我终身受用不尽……

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任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屠格涅夫有一次在他的庄园里说托尔斯泰“大概您在什么时候当过马”，因为托尔斯泰不仅爱马、写马、并且坚信“这匹马能思考并且是有感情的”。它们常和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人物、民族的英雄一起被铸成铜像屹立在最醒目的地方。

过去我认为，只有《静静的顿河》才是马的史诗；离开巩乃斯之后，我不这么看了。巩乃斯的马，这些古人称之为骐骥、称之为汗血马的英气勃勃的后裔们，日出而撒欢，日入而哀鸣，它们好像永远是这样散漫而又有所期待，这样原始而又有感知，这样不假雕饰而又优美，这样我行我素而又不会被世界所淘汰。成吉思汗的铁骑作为一个兵种已经消失，六根棍马车作为一种代步工具已被淘汰，但是马却不会被什么新玩艺儿取代，它有它的价值。

牛从鞔车变为食用，仍然是实用物；毛驴和骆驼将会成为动物园里的展览品，

因为它们只会越来越稀少；而马，当车辆只是在实用意义上取代了它，解放了它们时，它从实用物进化为一种艺术品的时候恰恰开始了。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中国有好马。从秦始皇的兵马俑、铜车马到唐太宗的六骏，

从马踏飞燕的奇妙构想到大宛汗血马的美妙传说，从关云长的赤兔马到朱德总司令的长征坐骑……纵览马的历史，还会发现它和我们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联着。这也难怪，骏马与武士与英雄本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呢，彼此作用的相互发挥、彼此气质的相互补益，曾创造出多少叱咤风云的壮美形象？纵使有一天马终于脱离了征战这一辉煌事业，人们也随时会从军人的身上发现马的神韵和遗风。我们有多少关于马的故事呵，我们是十分爱马的民族呢。至今，如同我们的一切美好的传统都像黄河之水似地遗传下来那样，我们的历代名马的筋骨、血脉、气韵、精神也都遗传下来了。那种“龙马精神”，就在巩乃斯的马身上——

此马非凡马，房星是本星；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我想，即便我一直固执地对不爱马的人怀一点偏见，恐怕也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吧。

1984年5月20日于乌鲁木齐

·474·

关于机会的实话实说

叶延滨

叶延滨（1948～），黑龙江省哈尔滨人，诗人。著有诗集《不悔》、《二重奏》、《叶延滨诗选》、《二十二条诗规》、《白日画梦》等。

机会这个词，在这两年已成了在报刊杂志上出现最频繁和谈论最多的词了。出现多，也就引人注目。议论多，也就容易产生不同看法。本文不想对“机会”再作什么新的阐述，把各家的机会找到一起，也就在这里给你开一个实话实说的小型笔谈会，你可以旁听也可以参加讨论，谢谢。

“机会就是牌桌上的重新洗牌。上一盘你输了，拿了一手臭牌，这没有关系。打牌，总是会拿臭牌的，但重要的是在拿臭牌时，不要臭了心情，而是等待出完这手牌，然后洗牌。洗牌就是机会，四个人重新抓，就看谁抓住它了。”说这话的看来是个赌客，他对机会的理解，你认为如何？对了，你说他的那个“机会”等于赌客们的“运气”，也叫手气，如果机会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世界上最能抓住机会的人就是牌桌上的人了。

“机会是一只在山林乱窜的精灵，人们像猎人一样，在山林里寻找它，但多数人只看到过它的足迹，望到过它的影子，永远是与它失之交臂。只有一个猎人，他跑累了，靠着大树闷了一觉，一醒来，发现机会这小精灵也一头撞昏在这棵大树上了。”这是个老故事，但很多人说这就是机会的“正式版本”。也许你和我一样，也曾收藏过这个版本，当我们钻进被窝时，对自己说，明天有个好运气，当我们一觉醒来，心里说今天会有好事等着我吧……

“机会是在竞选中你可以听到的各种许诺。你可以为你的希望投下一票，但得你一票的人会不会实现你的希望——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机会。”我和你都知道这是一个误读，但我和你都认为：机会等于不负责任的决策者无需兑现的许诺。这个定义虽是错误的，然而也的确是常见的事实。

“机会是在上帝见我们之前，艰难人生旅途中，和我们日夜相陪的牧师。”说这话的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不是一个宗教徒，但他对“机会”安排的职务我认为非常合适。

“机会是开给无能者的一张药方，这药方不能让他们变得能干，但会让他们活得快乐而且充满信心。”说这话的不是医生，但我觉得他好像也给我开过这么一张处方？

“机会是一个穷光蛋，突然得到的一笔遗产！”我听这话后，认定我是算穷光蛋，不过我坚信没有那位好心的亲戚会为我准备好那东西，所以我决定不考虑这个定义。

“机会是一份早已写好的聘书，只是你总是忘了去领取。”我知道在领取时，不光需要我的身份证，还要我的学位证书、职称证书、论文、获奖证书……所以我不知道这份聘书是“机会”还是“陷阱”？

“机会是自以为天才的人，没有收到的汇单。他把已失去的时间，折成金钱，又把金钱换算成社会对他的欠款，而偿还欠款的汇款人，名字就是机会。”这话说得绕口，但真有这样的人，你见过，我也见过，这种人言必称“天生我才必有用”，这种人四周的人对其评价，一般是两字：有病。

讨论还在继续，但我不得不退场了，因为我知道上述机会对我而言，已经够多的了，下面的机会还是让给别人吧……

·475·

静夜功课

张承志

张承志（1948～），北京人，作家。著有小说《老桥》、《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散文集《绿风土》等。

子夜清时，匀如池水的夜静谧地等待着，悄悄拍了拍，知道小女儿这回真的睡熟了。

蹑脚摸索，漆黑不见门壁。摸索着突然踢了椅子一下，轰隆怦然的炸响惊得自己昏眩了刹那。屏息听听，暗幕中流响着母亲女儿的细微鼾息——心中松了一下。

摸至椅子坐下，先静静停了一停。

读书么？没有一个读的方向。

写么？不。

清冷四合，肌肤上滑着一丝触觉，清晰而神秘。我突然觉察到今夜的心境，浮凸微明的窗棂上星光如霜粉。

我悄悄坐下了，点燃一支莫合烟。

黑暗中晃闪着一星红点，仿佛是一个异外的谁。或者那才是我。窗外阴云，室内沉夜；黑暗充斥般流溢着，不知是乌云正在浸人，还是浓夜正在漾出。其中那一点红亮是我的魂么，我觉得双目之下自己的肉躯，已经半融在这暗寂中了。

我觉得那红亮静止了，仿佛不愿扰乱此界的消溶。于是我坐得牢些。不再去想书籍或纸笔。

这样，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夜。我惊奇一半感叹一半地看着，黑色在不透明的视野中撕絮般无声裂开，浪头泛潮般淹没。黑的粒子像溶了但未溶匀的染料，趁夜深下着暗力染晕着。溶散有致，潮伏规矩，我看见这死寂中一种沉默的躁力，如一场无声无影的角斗。

手痉挛了一下，触到的硬硬边缘是昨夜读着的书，高渐离的故事。

远处窗外，遥遥有汽笛凄厉地撕开黑布般的夜，绝叫着又隐入窗外沉寂。高渐离的盲眼里，不知那永恒黑暗比这一个怎么样：而那杀人呼救似的汽笛嘶叫，为什么竟像是高渐离的筑声呢。

我视界中的黑暗慢慢涌来，在我注视中必喝着着一抹余空——若是王侯根本不懂音乐呢——黑潮涨满了，思路断了。

我在暗影里再辨不出来，满眼丰富变幻的黑色里，没有一支古雅的筑。

那筑是凶器……

我决心这样任意遐想一回。应该有这样的夜：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夜。如墨终于染透了，晕匀了六合的纸，我觉得神清目明，四体休憩了。我静静地顺从地等着，任墨般的黑夜一寸寸浸透我这一具肉躯。

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

但这夜阵中不见他，不见他的笔。渐离毁筑，先生失笔，黑夜把一切利器都吞掉了。是的，我睁大双眼辨了很久，黑色的形形色色中并不见那只笔。只有墨，读不破的混沌溶墨。春秋王公显然是会欣赏音乐的，而到了民国官僚们便读不懂鲁迅的墨书。古之士子奏雅乐而行刺，选的是一种美丽的武道；近之士子咯热血而著书，上的是一种壮烈的文途——但毕竟是丈夫气弱了。

因为乌云般的黑暗在浸漫淹没，路被黑夜遮蔽得毕竟窄了。

我心中残存着一丝惊异，仍然默默坐在黑暗的闭室之中。黑暗温暖，柔曼轻抚，如墨的清黑涤过心肺，渐渐淹上来，悄悄地没了我的顶。

近日爱读两部书，一是《史记·刺客列传》，一是《野草》。可能是已经轻薄为文，又盼添一分正气弥补吧，读得很细。今夜暗里冥坐，好像在复习功课。黑暗正中，只感到黑分十色，暗有三重，心中十分丰富。秦王毁人眼目，尚要夺人音乐，这不知怎么使我想着觉得战栗。高渐离举起灌铅的筑扑向秦王时，他两眼中的黑暗是怎样的呢？鲁迅一部《野草》，仿佛全是在黑影下写成，他沉吟抒发时直面的黑暗，又是怎样的呢？

这静夜中的功课，总是有始无终。

慢慢我习惯了这样黑夜悄坐。

我觉得，我深深地喜爱这样。

我爱这启示的黑暗。

我宁静地坐着不动，心中不知为什么在久久地感动。

黑暗依然温柔，涨满后的深夜里再也没有远处闯进来的汽笛声。我身心溶尽，神随浪摇，这黑暗和我已经出现了一种深深的默许和友谊。

它不再是以前那种封闭道路的围困了。此刻，这凌晨的黑暗正像一个忠实的朋友，把我和我的明日默默地联系在一起。

1988年7月

选自《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

·476·

无法抚慰的岁月

张抗抗

张抗抗（1950～），浙江杭州人，女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夏》，中篇小说集《北极光》，长篇小说《情爱画廊》，散文集《橄榄》、《地球人对话》等。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校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有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莫非，古往今来，岁月沧桑，文人间的心态，多少是有着一些相通的地方罢。

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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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借钱

申力雯

申力雯，女，国家注册医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写过专栏，荣获过文学奖。所著《京城闲妇》一书再版11次，至今畅销不衰。

我在金钱的观念上是不向别人借钱，也不借给别人钱。这确实是经验教训的结果。

我素来没有向朋友张口借钱的习惯，借钱不仅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而且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欠朋友的钱；二是欠朋友的情。钱与情的债务叠加在一起我实在难以承受之重。

我以为朋友之间最好不要有钱上的事情，本来还算不错的关系常常会轻而易举被一个钱字颠覆了，这可见钱的重量不可小视。当然如果朋友有急用，钱数又不多，我会说明钱拿走，不一定要记住还，这样钱一出手，我就只当它丢了，不再牵肠挂肚地惦记了，以免受思念之苦。

生活中一些资深借钱人，向你伸手真是有办法，不仅情词恳切还颇有心理攻坚术，直把你逼得如不通融就是狼心狗肺之徒。可当钱一出手便遥遥无归期，从此自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之中。每当我一想到向债务人索取欠我的钱款时，爱面子的我马上心率就加快，血压就升高，耳朵就鸣响，见到债务人，自己的脸就发烫，原本准备好一肚子的话，一向伶牙俐齿的我竟然变得笨嘴拙舌了。我直纳闷儿为什么钱一旦出手，债权人怎么就沦为债务人了！反过来债务人变成了理直气壮的债权人了！这种角色的互换是只在一瞬间完成。不仅是钱就是藏书一旦被别人索借，很少能指望壁还的，即使侥幸归还了也早已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我心疼得泪水淋淋。

一来二去不傻不蔫的我对此进行了反思：朋友向自己借钱，应有两个原则。一是量力而为，二是认真评估。量力就是实事求是，不打肿脸充胖子，绝不因借给朋友钱而使自己陷入拮据的境地。评估就是评估关系是否到位，还要看此人是否有偿还能力，是否有占便宜的恶习。如果评估不到级别，不能过关，就应理直气壮地说不。

另外应该明白：朋友是朋友，金钱是金钱；借就是借，还就是还；朋友之间可以愿意绝没有义务。这些概念都应论清。所以朋友借钱一定要“公事公办”，借条一定要打，并要说明还钱的时间，以强化自我安全感，又可以免去彼此尴尬之苦。由借钱想到朋友之间相处实在是一门学问，并有它基本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不清不楚含含糊糊，往往会发生龌龊，甚至险象环生。朋友是否是资源是温暖是友谊是欢乐这要靠我们认真去经营，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交空前活跃的时代，决不可忽视。

·478·

随意

申力雯

申力雯，女，国家注册医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写过专栏，荣获过文学奖。所著《京城闲妇》一书再版11次，至今畅销不衰。

生活中我最怕一见面就问：“写什么呢？”“又得了什么奖？”然后便急不可待地说，他干了什么大事，在××地方作了讲演，有多少人让他签名，多少人被感动得流了泪，他的名字被收入了某某大词典……这些话让人听起来，非常不舒服，不自然。好名重利是人性的一部分，也是人性最脆弱的一环。

我们都是平常人，平常人就应该保持一份平常心，说平常话，这样，人才活得轻松真实。

人生的乐趣是用一份单纯的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这重奢华讲收益的现代社会里，物质和利益常常使人迷失，自然的东西离人愈来愈远，愈是这样，我们愈是应该亲近大自然，自然使人纯净，使人回归。

不要把生活看得那样生硬、功利、僵化和目的性太强。生活不是竞技场，我们生活的乐趣绝不能仰仗那些大课题、大辉煌，而是在于那些小事情、小情趣。生活是个立体交叉桥，不是一条单行道，只有随意人才会快乐。

人生像是爬山，如果我们太注意山上那终极的目标，那么一路上的好风光、好山水、好风俗就被我们忽略了。生活是一次流动的过程，我们应重视过程本身的快乐，刻意去追求某种目标，增加的只能是紧张和压力。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把一切看来辉煌重大的东西都能淡化，淡化本身就是升华。

记得一个冬天的傍晚，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公共汽车几乎没有，“的士”根本不停，我站在王府井大街上冻得两条腿都发僵了，心情十分沮丧，我茫然地等着望着……心里想，真倒霉，为什么这个凄风苦雨的晚上我偏偏回不了家！站在冷清的马路上觉得十分孤单，我叹息着，不由得仰起了脸，发现天上的月亮特别亮，亮得纯净。天空干净得像水洗过一样。一下子我的心情好多了。我望着一个个闪动着灯光的窗口，好像在诉说着诸多的欢乐与忧戚，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常幸福。往日街景的喧嚣一下子沉寂下来了，空气的清新让我觉得置身在山林和泉水中，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拥有。于是，我突然对周遭的一切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眷恋和欣赏之情。我享受着雪、星星、月亮和宁静。

我仰着脸张开口，让雪花慢慢在我脸上融化，我体味着雪花一丝一丝渗进我的皮肤，那感觉妙极了！雪好像是从星星上飘落下来的，落在地上，在灯光下雪亮得跟星星一样，前面的路又落了一层新雪，我不住地吹着飘舞的雪花，前面的路上有一只鸟，它飞走时双翼扇起一大团闪闪的星星，我不禁唱起“小雪花飘呀飘呀……”

街上的行人很少，骑自行车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推着车走，走得慢悠悠的，往日那浮躁的心绪，在雪中沉静了，人们彼此不说话，似乎有一种默契。

我走过美术馆，从不远的胡同里传来了古筝的声音，在雪夜里飘动着，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那声音好像从一个古老的院落里传出的，那声音是透明的，在雪夜里深情地低吟着，唱着一支古老的情歌。

雪地里有人大声叫卖着：“糖——葫——芦——去核的——又酸——又甜——”摊子前，转动着一个用林秸秆编成的小风车，上面还系着一个风铃，在风中“丁玲——丁玲——”地响着。冰糖葫芦花雪地里显得特别红，好像是春天里的草莓，不吃，只是举着，在纯白的雪天里，举着高高的草莓。

在不远的地方，我看见一个通红的火炉上闪动着火苗，一个戴羊皮帽的老汉热乎乎地召唤着：“热馄饨，快吃热馄饨。”那声音也是滚热的。我端起碗来，双手紧紧地捂着感受它的热气，老汉说：“大雪天怪冷的。”又给我添了一勺热汤撒了一把香菜。在旁边的桌上一个操四川口音的后生和老汉谈了起来，原来他们是同乡，他们说起家乡的雪和春节的打算，一个东北汉子讲起了大兴安岭雪天的狼……

这里好像是漂泊者温暖的客栈。

雪在我脚下“咔嚓咔嚓”地响着，这正是冬天的脚步声，我听到了。

不知不觉中，我看见了熟悉的灯光，这时，我突然觉得这段路原来这样短，我不由地伸出了双臂拥抱这雪中的世界。

随意是一种人生境界，会把一种平淡的甚至无奈的东西变得美好和快乐。

·479·

交友距离

申力雯

申力雯，女，国家注册医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说集，写过专栏，荣获过文学奖。所著《京城闲妇》一书再版11次，至今畅销不衰。

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忽忽拉拉地多了起来，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需要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互通有无，于是空间一下子变得拥塞了。当今正是社会转轨时期，价值观念如此地多元，如此地怪异，生产与生活的竞争，使人的内心产生各种各样的困惑，内心的荒凉与孤独需要向朋友倾诉，于是朋友这种称谓骤然间密集起来。

朋友在认知和接受上都难免主观，不像师生、父母、手足那样明确了然。世界上任何一种事情都有自己的规则，遗憾的是许多人不懂交友之道，常常把朋友这种本来就脆弱的关系，搅得很尴尬。

电话是一种通讯工具，有人自以为是朋友关系便可以随时拨动话机，甚至是在午夜也可以为一介小事而喋喋不休，他（她）或许因宣泄而畅快了，而对方却因这突发的闯入彻夜不眠，次日的工作又该如何应付？！

家是属于自己的空间，绝不是别人可以随便出入的公共场所，家具有鲜明的个人属性，有时别人的随意造访即使出于好意，会使我们的生活秩序全部被牵动，这种人情的交换，会使我的心里感到很紧张。

家中的藏书、激光唱盘也像家中其他东西一样具有个人属性，造访者不得因它具有文化审美娱乐属性就随意借取甚至名借实拿，这给主人的工作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这样的朋友我便觉得是一种负担了。

生活本来就紧张，时时还要戴着面具，在外应酬好像穿着高跟鞋走长途。和朋友在一起的感觉好像是换上了宽松的衣服踩着软软的拖鞋，靠在沙发上喝着柠檬茶，朋友的可贵在于轻松自由，最不可取的就是强求霸占。

距离是维持朋友关系最重要最微妙的空间，一旦空间被挤压被侵占，友谊的大厦就会倒塌，遗憾的是有些人不善于调整距离，恨不得朝朝暮暮泡在一起，这便犯了交友的大忌。

朋友之间长久相处的秘诀就是距离，绝不是频繁的接触，人像刺猬一样靠得太近就会相扎，离得远一些就会有一些牵挂。

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可以是永远不变的，朋友是一种随时可以改变的关系，也是一种难以真正确定的关系。古人云“君子相交淡如水”是一句朴素的真理，当人忽略了“距离”就会使朋友之间轻松自如的关系变得紧张、压迫，充满了危机。

朋友之间最高的境界像淡淡的清茶，浅浅的溪流，没有要求，没有利害，没有是非，相聚只因随缘，好像在春雨中的竹楼里品茶浅谈，又好像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围着通红的火炉促膝谈心，品尝着火锅中翻滚的羊肉片，舒展的白菜，白嫩的豆腐。

朋友之间忘记距离，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空间，会有窒息之感，甚至有一种被侵略的感觉。人最终和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和自己在一起，那是最平静、最永恒的时候，在自己的空间里可以养伤，可以充电，可以修复，可以反省，可以放纵自己的身心，朋友则是一种随意性的调剂和需要。

朋友之间的反目，经常可以听到，“我对他如何如何，没想到让我这样失望伤心”。怪的只能是你自己，对朋友是不能有要求的，一丝一毫都不能，朋友之间，一切出于自愿，能够帮助别人是件快乐的事，何必图人所报，朋友的聚散离合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不要在变化中索取一份承诺。

朋友之间绝不能过问金钱之事，当然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通财之义。如果确实有急难，总要对方主动解囊相助，千万不可主动张口，否则让朋友为难，不仅使自己平添了一份难堪，又使彼此的关系陷入尴尬。

尽量减少朋友的麻烦，除非迫不得已，能住在旅馆，不要住在朋友家（除非旅馆太不安全）；能在饭馆吃饭不要在朋友家进餐（除非朋友相邀在先）。凡事多为别人想，不必抱怨人情太薄，人情本来就是一件季节性的外套。

在现代社会里，竞争激烈，谋生不易，收入有限，空间狭小，时间和精力都显得不够支付，我们尽量减少朋友的负担，不要抱怨朋友，因为他们自顾不暇。

至于那些来往密切的朋友，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深知，二是容忍。

如果你用挑剔的目光，去挑选十全十美的朋友，那你将没有一个朋友。

朋友，让我们一起成熟起来，牢记交友之道——距离。

·480·

佛家妙语

曹正文

曹正文（1950～），笔名米舒等，江苏苏州人。著有小说《唐伯虎落第》、《紫色的诱惑》，散文集《米舒书话》，学术论著《中国侠文化史》等。

在我到湖北荆州与浙江温州去为读者签名售书的过程中，观赏了许多当地的山水胜景。与我同行的洪丕谟兄，是位佛家信徒，见庙必进，我受其影响，也在佛寺前默立跪拜，态度十分虔诚。在荆州某寺院得佛学警世妙语20条，大可玩味，反省人生。

佛家妙语之一：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此语虽人人皆知，但要真正领悟，又非易事。试看古今中外之人，或为名所惑，或为利所动，或为官而奔波，或为爱情而苦恼。把名、利、禄、情，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却不知人生最大的财富只是自身的健康。记得有篇小说写一个爱财如命的财迷，进了一座黄金山，山内皆是黄金珠宝，大喜若狂。但因贪得无厌，终于陷入黄金山而无法出来，于是黄金山中留下几根白骨，岂不悲哉？由此可见，健康是最宝贵的，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如果一个人想通了这一点，那么什么名利之念、非分之欲，都可化为乌有。

佛家妙语之二：人生最可怜的是嫉妒。嫉妒是人生最容易碰到的事，李斯因嫉妒同学韩非的才能，向秦王进谗言而致韩非死在狱中；庞涓因嫉妒孙膑的学识超过自己，用毒计陷害孙膑，使孙膑致残。如以佛家妙语悟之，李斯、庞涓都是极可怜的人，他们纵然阴谋得逞于一时，但最后都不得善终。嫉妒是一种病，患嫉妒病的人，一生都不得安宁。他们今天害怕某人超过自己，明天又担心某人走在他前头，他终日生活在一种可怜的病态之中；相反，历史上真正功成名就的人，都以嫉妒为可耻。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当年识拔后生苏东坡，有人便对欧阳修说：“苏东坡才情极富，若公识拔此人，只怕十年之后，天下人只知苏东坡而不知欧阳修。”但欧阳修一笑了之，依旧提拔苏东坡。后人更加崇敬欧阳修。苏东坡脱颖而出后，更是感恩在心，他为欧阳修写的悼文，名动千古。

佛家妙语之三：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此话最为重要。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敌人，如流氓、无赖、小人，此等衣冠禽兽之徒可恶之极，但看穿了，也无非是一堆垃圾。人最大的敌人，还是人自己。一个人能战胜自己，也就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怕的是自己患了病，茫然不知，处事犹豫不决，或过高地估价自己，由此而自大；或过分地崇拜他人，由此而自卑。一旦战胜自己，也就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人生会打开新的一页。

佛家妙语之四：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一个人在处世中，拿得起是一种勇气，放得下是一种肚量。对于人生道路上的鲜花、鼓掌，有处世经验的人大都能等闲视之，屡经风雨的人更有自知之明。但对于坎坷与泥泞，能以平常心视之，就非容易。大的挫折与大的灾难，能不为之所动，能坦然承受之，这就是一种肚量。佛家以大肚能容天下之事为乐事，这便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既来之，则安之，便是一种超脱，但这种超脱又需多年磨练才能养成。拿得起，实为可贵，放得下，才是人生处世之真谛。

仅以上四条佛家妙语，我以为足够每个人受用终生。归纳起来说，便是拥有健康、抛弃嫉妒、战胜自己、脚踏实地。这样做人，便不会有烦恼，不会疾病滋生。

人的疾病，既有病理方面，也有心理方面的，后者对人的健康更为重要。心理上有了承受逆境的能力，有了病，也能正确对待，坦然处之，变有病为无病。佛家妙语，精诚之言，给我们凡夫俗子多少可贵的启示呀！

·481·

光阴

赵丽宏

赵丽宏（1951～），上海市崇明县人，当代作家。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

谁也无法描绘出他的面目，但世界上处处能听到他的脚步。

当旭日驱散夜的残幕时，当夕阳被朦胧的地平线吞噬时，他不慌不忙地走着，光明和黑暗都无法改变他行进的节奏。

当蓓蕾在春风中粲然绽开湿润的花瓣时，当婴儿在产房里以响亮的哭声向人世报到时，他悄无声息地走着，欢笑不能挽留他的脚步。

当枯黄的树叶在寒风中飘飘坠落时，当垂危的老人以留恋的目光扫视周围的天地时，他还是沉着而又默默地走，叹息也不能使他停步。

他从你的手指缝里流过去。

从你的脚底下滑过去。

从你的视野和你的思想里飞过去……

他是一把神奇而无情的雕刻刀，在天地之间创造着种种奇迹。他能把巨石分裂成尘土，把幼苗雕成大树，把荒漠变成城市和园林，当然，他也能使繁华者衰败成荒凉的废墟，使锃亮的金属爬满绿锈，失去光泽。老人额头的皱纹是他刻出来的，少女脸上的红晕也是他描绘出来的。生命的繁衍和世界的运动正是由他精心指挥着。

他按时撕下一张又一张日历，把将来变成现在，把现在变成过去，把过去变成越来越遥远的历史。

他慷慨。你不必乞求，属于你的，他总是如数奉献。

他公正。不管你权重如山、腰缠万贯，还是一介布衣、两袖清风，他都一视同仁。没有人能将他占为己有，哪怕你一掷千金，他也决不会因此而施舍一分一秒。

你珍重他，他便在你的身后长出绿阴，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你漠视他，他就化成轻烟，消散得无影无踪。

有时，短暂的一瞬会成为永恒，这是因为他把脚印深深的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有时，漫长的岁月会成为一瞬，这是因为浓雾和风沙淹没了他的脚印。

·482·

生命

赵丽宏

赵丽宏（1951～），上海市崇明县人，当代作家。著有《珊瑚》、《生命草》、《心画》等。

假如生命是花。花开时是美好的，花落时也是美好的，我要把生命的花瓣，一瓣一瓣撒在人生的旅途上……

假如生命是草。决不因此自卑！要联合起所有的同类，毫不吝惜地向世界奉献出属于自己的一星浅绿。大地将因此而充满青春的活力。

假如生命是树，要一心一意把根扎向大地深处。哪怕脚下是一片坚硬的岩石，也要锲而不舍地将根须钻进石缝，汲取生的源泉。在森林和沃野做一棵参天大树当然很美妙，在戈壁沙漠和荒山秃岭中做一棵孤独的小树，给迷路的跋涉者以希望，那就更为光荣。

假如生命是船。不要停泊，也不要随波逐流！我将高高地升起风帆，向着未有人到达过的海域……

假如生命是水。要成为一股奔腾的活水呵！哪怕是一眼清泉，哪怕是一条小溪，也要日夜不停地、顽强地流，去冲开拦路的高山，去投奔江河……

假如生命是云。决不在天空里炫耀自己的姿色，也不只作放浪的飘游。要化成雨，无声地洒向大地……

假如生命是一段原木。做一座朴实无华的桥吧，让那些被流水和深壑阻隔的道路重新畅通！

假如生命只是一根枯枝。那就不必做绿色的美梦了，变成一枝火炬吧，在黑夜中毕毕剥剥从头燃到脚……

·483·

病隙碎笔（节选）

史铁生

史铁生（1951～），河北涿县人，作家。著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坐上轮椅那年，大夫们总担心我的视神经会不会也随之作乱，隔三差五推我去眼科检查，并不声张，事后才告诉我已经逃过了怎样的凶险。人有一种坏习惯，记得住倒霉，记不住走运，这实在有失厚道，是对神明的不公。那次摆脱了眼科的纠缠，常让我想想后怕，不由得瞑揖默谢。

不过，当有人劝我去佛堂烧炷高香，求佛不断送来好运，或许能还我各项健康时，我总犹豫。不是不愿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利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惟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颂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财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和一叠帐单还算什么朝拜？

约伯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约伯的信心前面没有福乐作引诱，有的倒是接连不断的苦难。不断的苦难曾使约伯的信心动摇，他质问上帝：作为一个虔诚的信者，他为什么要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上帝仍然没有给他福乐的许诺，而是谴责约伯和他的朋友不懂得苦难的意义。上帝把他伟大的创造指被约伯看，意思是说：这就是你要接受的全部，威力无比的现实，这就是你不能从中单单拿掉苦难的整个世界！约伯于是醒悟。

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倘其预设下丝毫福乐，信心变容易蜕变为谋略，终难免与行贿同流。甚至光荣，也可能腐蚀信心。在没有光荣的路上，信心可要放弃么？以苦难去作福乐的投资，或以圣洁赢取尘世的荣耀，都不是上帝对约伯的期待。

撒旦不愧是魔鬼，惯于歪曲信仰的意义。撒但对上帝说：约伯所以敬畏你，是因为你赐福于他，否则看他不咒骂你！上帝想看看是不是这样，便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儿女和财产，但约伯的信心没有动摇。撒旦又对上帝说：单单舍弃身外之物还不能说明什么，你若伤害他的身体，看看会怎样吧！上帝便又允许撒但让约伯身染恶病，但信者约伯仍然没有怨言。

撒旦的逻辑正是行贿受贿的逻辑。

约伯没有让撒旦的逻辑得逞。可是，他却几乎迷失在另一种对信仰的歪曲中：“约伯，你之所以遭受苦难，料必是你得罪过上帝。”这话比魔鬼还可怕，约伯开始觉到委屈，开始埋怨上帝的不公正了。

这样的埋怨我们也熟悉。好几次有人对我说过，也许是我什么时候不留神，说了对佛不够恭敬的话，所以才病而又病，我听了也像约伯一样顿生怨愤——莫非佛也是如此偏爱恭维、心胸狭窄？还有，我说约伯的埋怨我们也熟悉，是说，背运的时候谁都可能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但是生活，正如上帝指给约伯看到的那样，从来就布设了凶险，不因为谁的虔敬就给谁特别的优惠。

可是上帝终于还是把约伯失去的一切还给了约伯，终于还是赐福给了那个屡遭厄运的老人，这又怎么说？

关键在于，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许诺，不是信心的回扣，那是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呵！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重病之时，我总想起已故好友周郿英，想起他躺在病房里，瘦得只剩一副骨架，高烧不断，溃烂的腹部不但不愈合反而在扩展……窗外阳光灿烂，天上流云飞走，他闭上眼睛，从不呻吟，从不言死，有几次就那么昏过去。就这样，三年，他从未放弃希望。现在我才看见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信心。三年，那是一分钟一分钟连接起来的，漫漫长夜到漫漫白昼，每一分钟的前面都没有确定的许诺，无论科学还是神明，都没给他写过保证书。我曾像所有他的朋友一样赞叹他的坚强，却深藏着迷惑：他在想什么，怎样想？

可能很简单：他要活下去，他不相信他不能够好起来。从约伯故事的启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面，其实是一片空旷，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想要也没有。

但是他没能活下去，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走了。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当然不是。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惟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求神明保佑，可能是人人都会有的心情。“人定胜天”是一句言过其实的鼓励，“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才是实情。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你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

有一部电影，《恺撒大帝》。恺撒大帝威名远扬，可谓“几百年才出一个”。其中一个情节：他惟一倾心的女人身患重病，百般医药，千般祈告，终归不治。恺撒，这个意志从未遭遇过抗逆的君主，涕泪横流仰面苍天，一声暴喊：“老天哪！把她还给我，恺撒求你了！”那一声喊让人魂惊魄动。他虽然仍不忘记他是恺撒，是帝王，说话一向不打折扣，但他分明是感到了一种比他更强大的力量，他以一生的威严与狂傲去垂首哀求，但是……结果当然简单——剧场灯亮，恺撒时代与电影时代相距千载，英雄美人早都在黑暗的宇宙中灰飞烟灭。

我也曾这样祈求过神明，在地坛的老墙下，双手合十，满心敬畏（其实是满心功利）。但神明不为所动。是呀，恺撒尚且哀告无功，我是谁？古园寂静，你甚至能感到神明在傲慢地看着你，以风的穿流，以云的变幻，以野草和老树的轻响，以天高地远和时间的均匀与漫长……你只有接受这傲慢的逼迫，曾经和现在都要接受，从那悠久的空寂中听出回答。

有三类神。第一类自吹自擂好说瞎话，声称万能，其实扯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并不鲜见。第二类喜欢恶作剧，玩弄偶然性，让人找不着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所以那玩艺儿可以大卖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场，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让人哭、让人笑，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来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不可及。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这很要紧。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哪位强徒手中，就怕要惹祸了。

惟一的问题是：向着哪一位神，祈祷？

说瞎话的一位当然不用再理他。

爱好偶然性的一位，有时侯倒真是要请他出面保佑。事实上，任何无神论者也都免不了暗地里求他多多关照。但是，既然他喜欢的是偶然性而并不固定是谁，你最好就放明白些，不能一味地指靠他。

第三位才是可以信赖的。他把行与路作同一种解释，就是他保证了与你同在。路的没有尽头，便是他遥遥地总在前面，保佑着希望永不枯竭。他所以不能亲临俗世，在于他要在神界恪尽职守，以展开无限时空与无限的可能，在于他要把完美解释得不落俗套、无与伦比、不至于还俗成某位强人的名号。他总不能为解救某处具体的疾苦，而置那永恒的距离失去看管。所以，北京人王启明执意去纽约寻找天堂，真是难为他了。

我寻找他已多年，因而有了一点儿体会：凡许诺实惠的，是第一位。有时取笑你，有时也可能帮你一把的是第二位。第三位则不在空间中，甚至也不在寻常的时间里，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体会了残缺去投奔完美、带着疑问但并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的那条路上……

·484·

关于死、关于生的对话

史铁生

史铁生（1951～），河北涿县人，作家。著有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散文集《自言自语》、《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

一、关于死

M：你想过死吗？

S：想过，可是想不明白。大概活着的人都不可能想得明白。

M：不，我不是问死是怎么回事，我是说，你想没想过死？

S：你是说寻死，或者说自杀，但是你不忍心用这个词。用不着这样，想寻死不见得就是坏事，这说明一个人对生命的意义有着要求，否则的话他怎么活着都行。

M：从理性上讲我很理解，但是我没有过这样的亲身体验，我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去死过。而你有过？

S：是的。不过这无法证明，因为我毕竟还活着。我只是曾经非常渴望过死，祈求过死。

M：因为什么事？因为你的双腿瘫痪？

S：差不多，总归跟我的病有关，虽然并不总是这么直接。都是什么事说起来话长，但总之是因为我感到了绝望。

M：你这句话等于没说，当然是绝望。

S：比如说，你终于明白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比如说，才只有21岁，你却不能上大学，大学已经预先把你开除了；你也找不到正式工作，好像你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会称赞你的坚强，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不要试图成为他们的女婿。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姑娘，你会发现最好的方式是离开她，否则说不定她比你还痛苦。你最好是做个通情达理的人，那样会安全些，那样你会得到好评，但是这样一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活着了。这就是绝望。如果你走运你会有一对爱你的父母，会有一些好朋友，但是你经常会在他们脸上看见深深的忧虑，你自然就会想，你活着是给他们带来的帮助多呢还是麻烦多？是安慰多呢还是愁苦多？这就是绝望。我知道，就在咱俩这样说着的时候，正有很多人处在这样的绝望中。

M：你是怎么从这样的绝望中摆脱出来的呢？你怎么没死？

S：别着急，早晚会死的。

M：少贫嘴。我是说，你怎么没自杀。

S：一点儿都不贫嘴。我听了卓别林的劝。

M：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S：要是你正正经经地陷入了绝望，你不妨听听幽默大师的话。当然，使我没去自杀的原因很多，但是我第一次平心静气地放弃自杀的念头却是因为听了卓别林的话，以后很多次都是这样。幸好有一天我去看了那场电影，什么名字我忘了，一个女人想自杀，但被卓别林扮演的那个角色发现了，女人很埋怨他，发了疯似的喊：“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为什么不让我死！”卓别林慢悠悠不动声色地说：“着什么急？早晚会死的。”

M：真是妙。

S：怪事，为什么他说了就“真是妙”，我说了就是“少贫嘴”呢？

M（笑）：你让我想想，嗯……

M：可能是这样，我在听他说这句话之前已经进入了幽默的心态，已经对幽默有了准备，卓别林这三个字就像一个信号把我带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自然而然就跳出了常规的逻辑。

S：就是就是，关键是你得进入幽默，关键是卓别林能把你领进幽默中去。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对于死还有这样一种态度。一般人们总是劝你坚强些，“别这么软弱，你应该坚强些”。你想，要是医生对病人说“别生病，健康些，你应该健康些”，这不是废话吗？

M：人家这是好意，我讨厌你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

S：我也知道这是好意，事后我也后悔这样对待人家的好意，但是当我一心一意想死的时候我不在乎谁讨厌我。还有，还有人会这样劝你：“别这么悲观，生活是多么美好，你要热爱生活。”如果生活一向只是美好，如果生活中压根儿没有悲哀没有丑恶没有绝望，活下去本来就不需要谁来劝，就像吃喝拉撒睡一样用不着谁来劝。比如说，被侮辱、被歧视、被不公平不平等地对待，而且这局面很可能坚如磐石至少在九十九年里无法动摇，这样的事让你碰上了，没让他碰上，你想死，他却用“生活是多么美好”来劝你活，当然他这也是好意，但是你不觉得他比我还讨厌吗？

M：还有些人，谈死色变。你一说到死，他就说：“哎哎，老提什么死呀怪不吉利的。”或者说“嘘嘘——，别老这么悲观，要说死找没人的地方说去”，好像不知道死就是乐观，好像不说死就能不死了似的。

S：那倒不怎么讨厌，那不过是让死吓的。其实他知道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吓得他不敢再想下去。很可能他还会找到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活着先说活着的事。”那么死呢？“咳，到时候再说。”这让人想起其他动物，除了人，其他动物都是这么任凭生死摆布的，并且对此毫无意见。

M：也许倒是人错了呢？想他又管什么用？顺其自然，也许倒是其他动物对了呢？

S：顺其自然大概不等于逆来顺受，人对生、对死都要求有意义。先不说这个，总而言之，要是我们一时弄不清是做人好还是做其他动物好，我们不妨只记住一个事实：我们是人，我们必不可免地得思考生和死的问题。就是说，无论我们赞成思考这一问题，还是禁止思考这一问题，还是设法逃避这一问题，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羡慕其他动物，但是从我们是人了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无法改变自己的种类了。况且，子非鱼，安知鱼不知生死乎？这有点像废话了。

M：还说卓别林吧，还说你是怎么听了他的劝的吧。

S：关键是卓别林先让你放了心，他不像很多人那样先劈头盖脸地反击、嘲笑或是企图粉碎你的愿望，他理解你的一切苦衷，他相信死也是人的一种权利，他和你站在一起维护你的这个权利，然后他只是提醒你：死神是最守信用的，他早晚会来的，你又何必这么着急呢？我真是长长地出了一口闷气，觉得轻松多了。死本来是绝望，但卓别林轻而易举地把它变成了一种希望。这希望有两层意思：一是说，要是你真的再没有力气了，你放心吧，那时候死神肯定会来搭救你；二是说，既然如此你何不再试试呢？说不定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高兴高兴呢。可不是么？你活着已经苦到了头，你想死而死又是那么样地可靠，你还怕什么呢？你还会再有什么损失呢？你就再试试呗。

M：摆脱死的诱惑就这么简单？

S：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我只是说，要是别人或是你自己忽然想寻死，要是你还有可能劝劝别人或者是你自己，让我说，卓别林的劝法是最有效的劝法。至于彻底摆脱绝望摆脱死神的诱惑，可能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设法把自己变成傻瓜，一是在明白了过程就是目的之后。

二、关于生

M：上次你说，彻底摆脱死神的诱惑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当傻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明白——过程就是目的。

S：是。

M：这么说，你是靠了后一种办法喽？

S：为什么？

M：我看你不像个傻瓜。

S：谢谢。我希望我没辜负你的恭维。

我还要补充一点。照我的理解，“傻瓜”一词绝不是指先天的弱智，而是指后天的麻木。弱智常常并不妨碍弱智者向他们不公正的命运要求意义。可是对生命意义的麻木不仁，却可以使智力健全的生命仅仅成为一种生理现象，而不是精神过程。

M：这样的人只是活着，无论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够了，因此他们不会有烦恼得要去自杀的时候。可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在烦恼和傻瓜之间，选择后者说不定是更明智的呢。

S：也许是吧，所以我说那也不失为一种活着的办法。

M：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办法？

S：我试过，但是没成功。

M：在这点上咱俩倒是挺一样。我也试过，可是不行。我老是想，与其那样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

S：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知道了善和恶，被逐出了伊甸园，再也回不去了。所谓“知道了善与恶”其实就是对生活有了价值判断，对生命的意义有了要求，所以我们跟亚当夏娃一样，也别想回去当傻瓜了。

《圣经》上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人类历史从此开始。这说法真是妙极了。也就是说，从此开始他们才是人了，由此他们才有别于其他动物而成为人了。遗憾的是人们只注意到了这是痛苦的开始，而没看到这才有了人生欢乐的可能。人们应该理解上帝的好意。把那个伊甸园称为乐园实在荒唐，我相信那儿可能没有痛苦，但没有痛苦的地方肯定也没有欢乐。所以我想，还是别回到伊甸园去当那漫长的傻瓜吧。

M：所以你选择了第二个办法？

S：不如说是去寻找另外的办法，因为第二个办法不是现成的。但是，如果你相信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如果你又不想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去找另外的办法，你就准能找到它，你找到的就准是它。

M：玄了。我看你是不是越说越玄了？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怎么会“过程就是目的”呢？

S：比如说踢足球，全场九十分钟常常才进一两个球，有时候甚至是零比零，那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过程，在这九十分钟的过程中证明和欣赏生命的矫健、坚强、智慧和优美。其实要想多进球还不简单吗？只要越位不算犯规，大伙都上大门那儿等着去，要不干脆一开始就罚点球，保险进球多。可是这样就没意思了，没有了过程，就没有了趣味，没有了快乐。在真正的球迷看来，过程比目的要紧。

不久前意大利的世界杯赛，由于时差关系，很多场球我们只能看录像，那时胜败已定，但球迷们都避免先知道结果，并向知道了结果的人发出警告：不许说！因为令他们着迷的是过程，他们要在前途未卜的过程中享受激情，享受惊险，享受渴望，享受悲欢。

我还知道一些更高明的球迷，甚至不怕知道结果；无论结果如何，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只要那过程是充满艰险和激情的，不管辉煌的还是悲壮的，他们依然会如醉如痴地沉入在美的享受之中。问他们：谁赢了？他们可能会告诉你，但也可能他们记不清了，不过他们肯定能告诉你最好的球队是哪个，最好的球星是谁。如果他们告诉你得亚军的那个队实际上是最乏味的一个队，你用不着吃惊，因为他们是以过程来做判断的。

其实什么事都是这样。小说是这样，小说要是只写最后谁死了谁还活着，那就像人口普查了，没人爱看。科学怎么样？如果没有坎坷而欢欣的过程，人类想办到什么就办到了什么，人就差不多又要去当那个漫长的傻瓜了。生活也是，一场球赛九十分钟，一场生活就算它九十年，区别无非时间的长短罢了。上帝给人们设置了很多障碍，为的是展开一个过程，于是才能有趣味有快乐。

M：照此说来，生活是无须乎目的了？

S：不行，目的还非得有不可。如果都不想赢球，这场球还怎么踢下去呢？就像人活着没有理想，人可往哪儿走呢？没有了目的，过程一样没法展开。目的和理想的设置，我想，原就是为了引导出一个过程，我想，一个最最美好的理想或目的不如就让它处在那个望眼欲穿的位置上吧，这样才永远都有个奔头，创造着，欣赏着，乐此不疲。

M：但是你终于得到了什么呢？你总得能得到什么呀？总就是过程、过程、过程，总也达不到目的，你不觉得有点儿荒诞吗？

S：你得到了一个快乐的过程，就像一场球赛，你无论是输了还是赢了，只要你看重的是过程，你满怀激情地参与过程，生龙活虎不屈不挠地投入了过程，你在这过程的每一分钟里就都是快乐的。我发现这是划算的，胜负毕竟太短暂，过程却很长久，你干嘛不去取得那长久的快乐呢？

况且胜利常常与上帝的情绪有关，上帝要是决心不喜欢你（比如说让你瘫痪了等），你再怎么抗议也是白搭。但是，上帝神通再大也无法阻止你获取过程的欢乐。所以不如把那没有保证的胜利交给上帝去过瘾，咱们只用那靠得住的过程来陶醉。

M：嗯，有道理。我发现你确实不是傻瓜。

S：多谢多谢，我很喜欢你经常发现这一点。

M：我有时候也这么想，真的，人最终究竟能得到什么呢？未知是无限的，人类的希望无穷无尽，于是认识就永远没有个完，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一个阶段的结束不过是又一个阶段的开始。也许你说对了，人要是不能从过程中体味幸福和欢乐，生命就成了一场荒诞的苦役，死神就一直具有诱惑力。

S：这么聪明的话，我希望你还是留给我说。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所以过程就是目的。我想给你念一段一个残疾朋友写给我的话：

“事实上你惟一具有的就是过程。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于是绝境溃败了，它必然溃败。你立于目的的绝境却实现着、欣赏着、饱尝着过程的精彩，你便把绝境送上了绝境。梦想使你迷醉，距离就成了欢乐；追求使你充实，失败和成功都是伴奏；当生命以美的形式证明其价值的时候，幸福是亨受，痛苦也是亨受。现在你说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你想你会说得多么自信，现在你对一切神灵鬼怪说谢谢你们给我的好运，你看看谁还能说不。”

M：嗯，这个人很能说。

但是意义呢？价值呢？目的要是不重要，为什么还有高尚和卑下之分呢？

S：道德的最高尚的原则，我想，就是使最多的人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幸福、快乐的生命过程。只有更为高尚的目的才能引导出更为自由、更为幸福、更为快乐的过程。我看这儿用不着担心。如果为了展开过程我们需要设置目的，那么为了展开更为自由、幸福、快乐的过程，我们明显需要设置更为高尚的目的。你没想到再表扬我两句吗？

M：等你不只是说，而是去做的时候吧。

S：那我就听不到了。

M：为什么？

S：这件事在死之前是做不完的。

·485·

我很重要

毕淑敏

毕淑敏（1952～），女，山东文登人，作家。著有《昆仑殇》、《阿里》、《补天石》等。

当我说出“我很重要”这句话的时候，颈项后面掠过一阵战栗。我知道这是把自己的额头裸露在弓箭之下了，心灵极容易被别人的批判洞伤。许多年来，没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表示自己“很重要”。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我不重要”。

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与辉煌的胜利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一个单薄的个体，与浑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一位奉献型的女性，与整个家庭相比，我不重要。

作为随处可见的人的一分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们不重要。

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到底重要还是不重要？

我是由无数星辰日月草木山川的精华汇聚而成的。只要计算一下我们一生吃进去多少谷物，饮下了多少清水，才凝聚成一具美轮美奂的躯体，我们一定会为那数字的庞大而惊讶。平日里，我们尚要珍惜一粒米、一叶菜，难道可以对亿万粒菽粟亿万滴甘露濡养出的万物之灵，掉以丝毫的轻心吗？

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北京猿人窄小的额和前凸的吻时，我为人类原始时期的粗糙而黯然。他们精心打制出的石器，用今天的目光看来不过是极简单的玩具。如今很幼小的孩童，就能熟练地操纵语言，我们才意识到已经在进化之路上前进了多远。我们的头颅就是一部历史，无数祖先进步的痕迹储存于脑海深处。我们是一株亿万年苍老树干上最新萌发的绿叶，不单属于自身，更属于土地。人类的精神之火，是连绵不断的链条，作为精致的一环，我们否认了自身的重要，就是推卸了一种神圣的承诺。

回溯我们诞生的过程，两组生命基因的嵌合，更是充满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机遇的产物。

常常遥想，如果是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如果换了一个时辰相爱，也不会有此刻的我……

即使是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在这一个时辰，由于一片小小落叶或是清脆鸟啼的打搅，依然可能不会有如此的我……

一种令人怅然以至走入恐惧的想象，像雾霭一般不可避免地缓缓升起，模糊了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令人不得不断然打住思绪。

我们的生命，端坐于概率垒就的金字塔的顶端。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们还有权利和资格说我不重要吗？

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

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份慈爱，在风中蛛丝般飘荡。

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皱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康复，甚至愿灾痛以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自身，以换取我的平安。

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心底。

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

我们的记忆，同自己的伴侣紧密地缠绕在一处，像两种混淆于一碟的颜色，已无法分开。你原先是黄，我原先是蓝，我们共同的颜色是绿，绿得生机勃勃，绿得苍翠欲滴。失去了妻子的男人，胸口就缺少了生死攸关的肋骨，心房裸露着，随着每一阵轻风滴血。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就是齐斩斩折断的琴弦，每一根都在雨夜长久地自鸣……面对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忍心说我不重要吗？

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至尊的惟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隐去，孩子就永失淳厚无双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略……面对后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与朋友相处，多年的相知，使我们仅凭一个微蹙的眉尖、一次睫毛的抖动，就可以明了对方的心情。假如我不在了，就像计算机丢失了一份不曾复制的文件，他的记忆库里留下不可填补的黑洞。夜深人静时，手指在揿了几个电话键码后，骤然停住，那一串数字再也用不着默诵了。逢年过节时，她写下一沓沓的贺卡。轮到我的地址时，她闭上眼睛……许久之后，她将一张没有地址只有姓名的贺卡填好，在无人的风口将它焚化。

相交多年的密友，就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

我很重要。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替代别人。我很重要。

我对自己小声说。我还不习惯嘹亮地宣布这一主张，我们在不重要中生活得太久了。我很重要。

我重复了一遍。声音放大了一点。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这种呼唤中猛烈地跳动。我很重要。

我终于大声地对世界这样宣布。片刻之后，我听到山岳和江海传来回声。

是的，我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勇气这样说。我们的地位可能很卑微，我们的身分可能很渺小，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不重要。

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人们常常从成就事业的角度，断定我们是否重要。但我要说，只要我们在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在奋斗着，我们就是无比重要地生活着。

让我们昂起头，对着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无数的生灵，响亮地宣布——

我很重要。

·486·

干菜岁月

舒婷

舒婷（1952～），福建厦门人，女诗人。著有诗集《双栀船》、《会唱歌的鸢尾花》，散文集《心烟》、《秋天的情结》、《硬骨凌霄》等。

妹夫的朋友也是知青，他乘出差之便，回了一趟插队的地方。妹夫得到朋友送的两扎干菜，邀请我们去“忆苦思甜”。

可是妹妹采用肉多菜少的改良主义，把它粉饰成时髦名菜：梅干菜扣肉。虽然面目全非，我们仍然吃得感慨万分。

30年前我们落户的地方山高水寒，长得最好的蔬菜只有芥菜。半年鲜吃半年干吃，可谓朝夕相见。鲜菜的时候极贱，芥菜饭、芥菜粥、芥梗炒肉丝（有肉的日子屈指可数）、青菜叶汆鸭蛋汤等等，真是把芥菜机关算尽。干菜的节目单就没有那么热闹，能搁一块肥肉在大海碗干菜上，蒸得油汪汪的，跟过年差不多了。平时浇一勺米汤滑口些罢了。眼看干菜不能坚持到来春，精打细算地撒一把切碎的干菜，放在盐水里烧汤，也能下两碗饭。咳，若连干菜也接济不上就惨了，只好浇点酱油汁调饭。

茄子、丝瓜、南瓜都赶在夏天锦上添花，惟有干菜在凋敝的冬日里雪中送炭。这就是在“食不厌精”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对干菜充满感激之情的缘故。

我们戏称“一枝春”（乌龙茶之一）的干菜，和茶叶一样干瘪苦涩，毫无维生素可言。但我们未经紧肤液护手霜料理过的皮肤细腻白皙，我们不知护发素为何物的头发乌黑亮滑，是因为溪水的滋润山风的呵护么？我们的肠胃要如何脱胎换骨成为无坚不摧的压榨机，才能把这些绳索一般的纤维消化成最基本的营养？我们的血液要如何紧缩开支，才能将有限的能量分配给大脑，让我们不知疲倦地彻夜唱歌、打扑克、聊天，读辗转求得且限时归还的小说，兼顾我们的手脚，要插秧、莳田、吆牛、割禾，更不能忽略我们的腰背，它承担所有最繁重的劳动，比方肩挑上百斤公粮翻30里大山，最后还有我们的心：因为饥肠辘辘而耗尽想象力去画饼，因离乡背井而床前明月乱如麻，因招工招生而七上八下，因爱情而沮丧而鹿撞而奔高跃低。

我们说心跳得很快时，干菜仍然尽职维持着肾上腺素的时效。

当初与干菜并非一见钟情，餐餐顿顿在房东家饭桌上惟此冤家，让我们恨死。知青点自开伙食后，既不懂也懒得拾掇菜地，慢慢习惯与干菜做贫贱夫妻。如今年近半百，阅尽这菜那菜，重新品尝干菜岁月，蓦地阵阵热浪直达眼眶，有如初恋一般酸甜兼半。

读张贤亮一篇随笔，提醒我们在回味右派流放途中的九死一生，五七干校“牛鬼蛇神们”的黄连树下弹琴，以及知青生涯里某些寸利必争某些日子又相濡以沫的历史时，不要粉饰或篡改真实，不要忘记憎恨苦难、声讨暴力，不要忘记为更多在贫困、屈辱、绝望中丧失前途、信念乃至宝贵生命的人们作证。

至少，不要背着舌头歌颂起美丽的干菜。

是的，当我们说枯槁的干菜岁月时，我们怀念的是自己多汁的青春时代，虽然有悔。

选自《美文》1998年第12期

·487·

山之想（三题）

韩少功

韩少功（1953～），湖南长沙人，当代作家。著有《爸爸爸》、《月兰》、《空城》、《马桥词典》等。

土地

吃着自己种出来的瓜菜，觉得它们每一样都有来历，每一样都有故事。什么时候下的种，什么时候发的芽，什么时候开的花，往事历历在目。

虫子差点吃掉了新芽，曾让你着急。一场大雨及时解除了旱情，曾让你欣喜。转眼间，几个瓜突然膨胀好几圈，胖娃娃一般藏在绿叶深处，不知天高地厚地大乱家规，大哭大笑又大喊大叫，必定让你惊诧莫名。

有时候，瓜藤长袖飞扬，羽化登仙，一眨眼就缘着一根电线杆攀向高高蓝天，在太阳或月亮那里开花结果，让你搬来椅子再加上梯子，仍然望天兴叹。你看见一条弯弯的丝瓜挂在电线上，像电信局悬下来一个野外的话筒：刚才是谁在这里通话而且是与谁通话？或者说这么多电话筒从瓜藤上悬下来，从土地里抛撒出来，一心想告知我们远古的秘密却从来无人接听？

你想象根系在黑暗的土地下嗞嗞嗞地伸长，真正侧耳去听，它们就屏住呼吸一声不响了。你想象枝叶在悄悄地伸腰踢腿挤眉弄眼，猛回头看，它们便各就各位一本正经若无其事了。你从不敢手指瓜果，怕它们真像邻居老吴伯说的那样一指就谢，怕它们害羞和胆怯于是气呼呼地不再合作。总之，它们是有表情的，有语言的，是你生活的一部分，最后来到餐桌上，进入你的口腔，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这几乎不是吃饭，而是游子归家，是你与你自己久别后的团聚，也是你与土地一次交流的结束。

你会突然想起以前在都市菜市场里买来的那些瓜菜，干净、整齐而且陌生，就像兑换它们的钞票一样陌生。它们也是瓜菜，但它们对于享用者来说是一些没有过程的结果，就像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学习的毕业，于是能塞饱你的肚子却不能进入你的大脑，无法填注你感情的空空荡荡。难怪都市里的很多孩子都不识瓜菜了，鸡蛋似乎是冰箱生出来的，白菜似乎是超级市场里长出来的，看见松树就说是“圣诞树”，看见鸭子就说是“唐老鸭”。在一个工业化和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正在越来越远离土地上，这真是让人遗憾。

什么是生命呢？什么是人呢？人不能吃钢铁和水泥，更不能吃钞票，而只能通过植物和动物构成的食品，只能通过土地上的种植与养殖，与大自然进行能量的交流和置换。这就是最基本的生存，就是农业的意义，是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以土地为母的原因。英文中Culture指文化与文明，也指种植和养殖，显示出农业在往日文化与文明中的至尊身份和核心地位。那时候的人其实比我们洞明。总有一天，在工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激荡之处，人们终究会猛醒过来，终究会明白绿遍天涯的大地乃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得多。

那才是人类Culture又一次伟大的苏醒。

生命

你看出了一只狗的寒冷，给它垫上了温暖的棉絮，它躺在棉絮里以后会久久地看着你。它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它的感激。

你看到一只鸟受伤了，将它从猫嘴里夺下来，用药水疗治它的伤口，给它食物，然后将它放飞林中。它飞到树梢上也会回头来看你，同样不能说话，只能用这种方式铭记你的救助。

它们毕竟是低智能动物，也许很快会忘记这一切，将来再见你的时候，目光十分陌生，漫不经心，东张西望，追逐它们的食物和快乐。它们不会注意你肩上的木犁或者柴捆。它们不会像很多童话里描述的那样送来珍珠宝石，也不会在你渴毙路途的时候，在你嘴唇上滴下甘露。

它们甚至再也不会回头。

但它们长久地凝视过你，好像一心要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好像希望能尽可能记住你的面容，决心做出动物能力以外的什么事情。

这一刻很快就会过去。但有了这一刻，世界就不再是原来的世界，不再是没有过这一刻的世界。感激和信任的目光消失了，但感激和信任弥散在大山里，群山就有了温暖，有了亲切。某一天，你在大山里行走的时候，大山给你一片树荫；你在一条草木覆盖的暗沟前失足的时候，大山垫给你一块石头或者借给你一根树枝，阻挡你危险地下坠。在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触到一只狗或一只鸟的体温，在石头里，在树梢里。

你不再感到孤单和危险，甚至感到石块是你的血肉，树梢是你的肢体，而你的一声长啸或大笑其实来自大山那边的谷地。你早应该知道，科学的深入观测已经证明：植物其实有感情，也有喜爱和快乐的反应——当你为之除虫或授粉；也有恐惧和痛苦的反应——当你当面砍伐它们的同类。它们在特殊的“心电仪”和“脑电仪”里同样神绪万般，只是无法尖叫着拔腿而逃罢了。你还应该知道，科学的反复试验还证明：大地同样是“活”物和“动”物，只要你给它们足够的高温，比方说给它们太阳表面的炽热，它们就会手舞足蹈，龙腾虎跃，倒海翻江，风驰电掣，同样会有大怒的裂爆或者大爱的聚合，其“活”其“动”之能耐，远非人类可及。它们眼下之所以看似没有生命地蜇伏，只不过是如同动物的冬眠和植物的冬枯——地球的常温对于它们来说过于寒冷，正是它们的冬天。

你是人。其实人只是特定温度、特定重力、特定元素化合一类条件下的偶然。因此相对于大地来说，人不过是没有冬眠和冬枯的山；相对于植物来说，人不过是有嘴和有脚的树；相于其他动物来说，人不过是穿戴了衣冠的禽兽，没有了尾巴却有了文字、职位、电脑以及偶尔寄生其中的铁壳子汽车。人是大地、植物、动物对某个衣冠者临时的身份客串，就像在化妆舞会上有了一个假面。你抬起头来眺望群山，目光随着驮马铃声在大山那里消失，看到起伏的山脊线那边，有无数的蜻蜓从霞光的深处飞来，在你的逆光的视野里颤抖出万片金光，刹那间撒满了寂静天空——这是更大的一扇家门向你洞开，更大的一个家族将把你迎候和收留——只需要你用新的语言来与骨肉相认，需要你触抚石块或树梢的问候。你知道。

感激

将来有一天，我在弥留之际回想起这一辈子，会有一些感激的话涌在喉头。

我首先会感谢那些猪——作为一个中国的南方人，我这一辈子吃猪肉太多了，为了保证自己身体所需要的脂肪和蛋白质，我享受了人们对猪群的屠杀，忍看它们血淋淋地陈尸千万，悬挂在肉类加工厂里或者碎裂在菜市场的摊档上。我还得深深地感谢那些牛——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它们一直承受着人类粮食生产中最沉重的一份辛劳，在泥水里累得四肢颤抖，口吐白沫，目光凄凉，但仍在鞭影飞舞之下埋着头拉犁向前。我不会忘记鸡和鸭——它们生下白花花的宝贝蛋时，怀着生儿育女的美丽梦想，面红耳赤地大声歌唱，怎么也不会想到无情的人类会把它们的梦想一批批劫夺而去，送进油锅里或煎或炒，不容母亲们任何委屈和悲伤的申辩。

我还会想起很多我伤害过的生命，包括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它们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么？如果人类有权吞食其他动物和植物，为什么它们就命中注定地没有？是谁粗暴而横蛮地制定了这种不平等规则，然后还要把它们毫不过分的需求描写成一种阴险、恶毒、卑劣的行径然后说得人们心惊肉跳？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自己一种富足、舒适、安全的生存，我与我的同类一直像冷血暴君，用毒药或者利器消灭着它们，并且用谎言使自己心安理得。换句话说，它们因为弱小就被迫把生命空间让给了我们。

我们欠下了它们太多。

我当然还得感谢人，这些与我同类和同种的生命体。说实话，我是一个有些厌恶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我不喜欢人类的贪婪、虚妄、装模作样、贵贱等级分明、有那么多国界、武器以及擅长假笑的大人物和小人物，但我一直受益于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心——如果没有这么多人与我相伴度过此生，如果没有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创造，我至少不会读书和写作，眼下更不会懂得自省和感激。我在这个世界上将是一具没心肝的行尸走肉。

现在好了，有一个偿还欠债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以前错过了很多机会的话。大自然是公正的，最终赐给我们以死亡，让我们能够完全终止索取和侵夺，能够把心中的无限感激多少变成一些回报世界的实际行动。我们将会变成腐泥，肥沃我们广袤的大地。我们将会变成蒸汽，滋润我们辽阔的天空。我们将偷偷潜入某一条根系，某一片绿叶，某一颗果实，尽量长得饱满肥壮和味道可口，让一切曾经为我们作出过牺牲的物种有机会大吃大喝，让它们在阳光下健康和快乐。哪怕是一只老鼠，一条蛀虫，一只蚊子，也将乐滋滋地享受我们的骨血皮肉，咀嚼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它们最终知道人类并不是忘恩负义的家伙，总有一天还能将功补过，会有迟到的爱注入它们的躯体。

死亡是另一个过程的开始，是另一个光荣而高贵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吧，如果没有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将是一次多么不光彩的欠债不还。

·488·

可以预约的雪

林清玄

林清玄（1953～），笔名秦情、林漓、林大悲等，台湾高雄人。著有散文集《莲花开落》、《冷月钟笛》、《鸳鸯香炉》、《金色印象》、《白雪少年》等。

东部的朋友来约我到阳明山往金山的阳金公路看秋天的芒花，说是他在生命的印象中，春天东部山谷的野百合与秋季阳金公路的菅芒花，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如今，东部山谷的野百合，因为山地的开发与环境的破坏已经不可再得，只剩下北台湾的菅芒花是唯一可以预约的美景。

他说：“就像住在北国的人预约雪景一样，秋天的菅芒花是可以预约的雪呀！”

我答应了朋友的邀约，想到两年前我们也曾经在凉风初起的秋天，与一些朋友到阳明山看芒花。

经过了两年，芒花有如预约，又与我们来人间会面，可是同看芒花的人，因为因缘的变迁离散，早就面目全非了。

一个朋友远离乡土，去下雪的国度安居。

一个朋友患了幻听，经常在耳边听到幼年的驼铃。

一个朋友竟被稀有的百步蛇咬到，在鬼门关来回走了三趟。

约我看芒花的朋友结束了二十年的婚姻，重过单身汉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呢！最慈爱的妈妈病故，经历了离婚再婚，又在45岁有了第二个孩子。

才短短的两年，如果我们转头一看，回顾四周，两年是足以让所有人都天旋地转的时间了，即使过着最平凡安稳生活的人，也不可能两年里没有因缘的离散呀！即使是最无感冷漠的心，也不可能在两年里没有哭笑和波涛呀！

在我们的生命里，到底变是正常的，或者不变是正常的？

那围绕在窗前的溪水，是每一个刹那都在变化的，即使看起来不动的青山，也是随着季节在流变的。我们在心灵深处明知道生命不可能不变，可是在生活中又习惯于安逸不变，这就造成了人生的困局。

我们谁不是在少年时代就渴望这样的人生：爱情圆满，维持恒久。事业成功，平步青云。父母康健，天伦永在。妻贤子孝，家庭和乐。兄弟朋友，义薄云天……这是对于生命“常”的向往，但是在岁月的拖磨，我们逐渐地看见隐藏在“常”的面具中，那闪烁不定的“变”的眼睛。我们仿佛纵身于大浪，虽然紧紧抱住生命的浮木，却一点也没有能力抵抗巨浪，随风波沉浮，也才逐渐了解到因缘的不可思议，生命的大部分都是不可预约的。

我们可以预约明年秋天山上的菅芒花开，但我们怎能预约菅芒花开时，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也许可以预约得更远，例如来生的会面，但我们如何确知，在三生石上的，真是前世相约的精魂呢？

在我们的生命旅途，都曾有过开同学会的经验，也曾有过与十年二十年不见的朋友不期而遇的经验，当我们在两相凝望之时常会大为震惊，那是因为变化之大往往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每次在开同学会或与旧友重逢之后，心总会陷入一种可畏惧的茫然，我畏惧于生之流变巨大，也茫然于人之渺小无奈。

思绪随着茫然跌落，想着：如果能回到三十年前多好，生命没有考验，情爱没有风波，生活没有苦难，婚姻没有折磨，只有欢笑、狂歌、顾盼、舞踊。

但是我也随之转念，真能回到三十年前，又走过三十年，不也是一样的变化，一样的苦难吗？除非我们让时间停格，岁月定影，然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深深去认识生命里的“常”与“变”，并因而生起悯恕之心，对生命的恒常有祝福之念，对生命的变化有宽容之心。进而对自身因缘的变化不悔不忧，对别人因缘的变化无怨无忧，这才是我们人生的课题吧！

当然，因缘的“常”不见得是好的，因缘的“变”也不全是坏的，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萧飒的风使菅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定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了。

在岁月，我们走过许多春夏秋冬；在人生，我们走过许多冷暖炎凉，我总相信，在更深更广处，我们一定要维持着美好的心、欣赏的心，就像是春天想到百合、秋天想到芒花，永远保持着预约的希望。

尚未看到芒花的此时，想到车子在米色苍茫的山径蜿蜒而上，芒花与从前的记忆美丽相叠，我的心也随着山路而蜿蜒了。

·489·

自己的夜晚

刘烨园

刘烨园（1954～），山东滕州人。著有散文集《忆简》、《途中的根》、《栈一冬的片断》，散文随笔《领地》等。

地气，像夜色一般的潮湿。这时，它和绿色植被的生命气息混融在一起了，凉凉地弥漫开来。周围的山野暗得清晰。坐久了，墓地里的人分辨出了哪是青草的清鲜，哪是柳树的苦味儿。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夏夜。无语的月亮正从桃花岭的上空向西走去。一条朦朦胧胧的河，在东一簇、西一丛的黑色相思树林里若隐若现。远处，便是万家灯火起落着的亚热带山城了。十一年前，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片坟茔累累，当时满目残垣焦土的地方结束的。在灯火深处的一隅密林里，我的母校大概仍在注视着蜿蜒北去的竹鹅溪。它们大约都不会记得那个秋雨霏霏的早晨了——几百名青年学生阴着极复杂的神情，一卡车一卡车地离开了曾经慷慨激昂、悲壮凄凉的大操场，各自远走他乡。后来，许多人又回来了，仍是山城的子民；而我也许是走得最远的一个，如今却成了客人。这个客人此刻独自来看望被历史遗忘的朋友们，独自坐在这片在他的故事里被叫做“红卫兵山”的坟林里。逶迤的荒野万籁俱寂，虻蚊湿湿地粘在汗腻腻的手臂上，又毫无知觉地悄悄飞开了。夜仿佛沉透了魂灵，也沉透了身躯。身后，不死的“丘八”就在蓬草厚土下安息。冰凉的墓碑上刻着：邱黔桂同志之墓，柳州铁路一中66届高中毕业生……多少年来，在我们为数极少的朋友们的心目中，遇罗克、张志新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被社会意义夸大的英雄，而“丘八”是真实的。他是我惟一熟识的既有清醒的法律意识，又狂热地投身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学生。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他没有最后写完《林彪理论根本批判》、《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檄文就在残酷的武斗中死去了。他是被人活捉后，捆绑起来，用刺刀狠狠捅死的。失踪几天后，打柴的农民发现他时，炎热的太阳已经使尸体腐胀发臭，极难辨认了。“丘八”的文章要是“出笼”，肯定要比我所熟悉的另两篇全国闻名的“大毒草”——《中国向何处去》、《今日哥达纲领》更加“罪该万死”（它们也是十八九岁的高中生写的）。命运过早地夺去了“丘八”反省和重新选择的机会。如果他活着，会是怎样的一个人？面对数百名战死者的黄土，面对历史，我也该掉过头去？成千上万戛然中止，永不存在的青春年华难道毫无意义？他们也是人。……就在这个深夜，我写下了《他一定在那里》、《致楠》的最初的文字。我明白我该做些什么了。

就这样，命运也许选择了无力承担的人去做他根本做不了的事情。但是从此，他再也没有改变自己的道路。

一个把握不住自己的人，该怎样感谢这个使他独处的夜晚？

生活中突然涌起了太多的，眼花缭乱的诱惑，令人吃惊的无奈和烦恼。人们整天怀着没完没了的心计，小里小气地在街上奔忙，或在屋里迟钝地消磨时光；既怕失去又想多多地获得。名声、钱财、舒适、官位，比拣破烂的还要眼精，什么都想要；天伦之扰，糊里糊涂，舆论吹捧，庸庸碌碌，始终像灰尘一样，令人摆脱不开，冲腾不出。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今天和昨天，明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两样。上班，吃饭，看电视，串门，睡觉；为家具，为紧俏商品，为喝酒、发稿、蝇头小利、闲言碎语、无所事事、勾心斗角而苦恼，而沾沾自喜，像没有孩提和幻想的机器人。这是真正的死亡了。人们忙得没有时间去想是人控制了存在，还是存在淹没了人。时时靠别人有形无形的鼻息生活，为子虚乌有而战战兢兢地掷出一生。太惨。太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矛矛盾盾地在歧途上徘徊。我把自己残缺而珍贵的青春停留在浅薄的短暂里，留下一笔至今无法叹息、恨无来生的回顾。

这代价太不像那个巴满了风雨也巴满了冷酷和无所谓的我了。

我将永远感谢那些使我独处的夜晚。

那间小屋夜夜能听见湖水茫然的拍岸声。这夜残雨淅沥。灯光照在杂乱无章的旧书刊上，家人在门厅的那一边睡去了。沉寂的子夜一点一点地滤去了乱乱的柴米油盐，妻声儿语。在关严的门边，我坐在藤椅里，听法拉奇讲述一个叫帕纳古里斯的人的故事。那是一个遥远的国度，主人公用自己的尊严走完了反抗、坐牢、遇害的一生。远处好像响着工厂的机器轰轰声，窗外的雨夜变得像隔着灵魂和肉体的边界；没有了实实在在的影子，只有无数的问题撞击在脑海里：人类，人类是什么？自由的实现到底有没有别的过程？思想注定在厄运中蓬勃，在欢笑中枯萎？现代政治，现代经济，现代人在帕纳古里斯不屈不挠的追求中反照出了一个个必须澄清又令人费解的命题……我真切地触摸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锐气。另一个我责问着走来走去的灵魂：你会不会变成法拉奇痛斥的那些今朝渴望自由，明日成为帮凶的“章鱼”？浪漫、向往、该怎样度过这一生……许许多多学生时代的气质似乎早已被抛弃了！这时我才悟到：如果“陈词滥调”不断地从人的脑子里生出来，那么它八成就是一个永恒的真理，有着不朽的价值和意义。满地是静静的烟头、烟灰。推开窗，外面的空气像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眼睛早已发涩了，人却毫无困意。这样的夜像一个决心，似曾相识——很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没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平静，在南国山坳的知青茅屋里读法捷耶夫致友人的信，在长沙街头风尘仆仆地打听黄兴墓地归来；第一次读《广岛之恋》、《巴黎对话录》、《渴望生活》；在暮色笼罩的产楼前等待我的儿子降临人间……我曾有过这样怅惘而超脱的痛苦感觉。这是规律。一个人真正地活过，就意味着升华、跌落、沉重、坚毅、百思不解和追求完美的阵痛连同砍不断的无数“适应”将延续他的一生。停止就意味着完结了。此时，我早已不是那个易于激动、敏于思考的中学生了，也不是只记住坎坷中那点善良的人间温暖的初学写作者，灵魂渴望得太浅又太多，甚至揶揄过理想，诅咒过感情，但我至今不后悔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变化。一支支烟如萤火般熄灭了，我走到秋雨零落的街上。前方空无人迹。高低错落的街屋轮廓黑黑的，寂寂的；街越宽越远，就越充满着历史感，神秘感。这一生就这样定了？我想。人为什么总是躁动不满和渴望刺激？如果它的来临把窝巢的安逸统统粉碎了呢？无数的菜畦、树林从郊道两边伸展而去，护城河闪着莫名其妙的暗光。狗吠声像远古的回音一样隐隐约约地传来。这时，我看见那条寒冷的弗拉基米尔卡大道就在脚下，列维坦给人类留下了一幅只要还有人就能在沉思中重铸生命原力的杰作：倾斜的天空凝聚着深浅不一的乌云，寂寥深邃的荒原上，古老的流放驿道如同大自然青筋凸凹的血管，历尽沧桑地向前延伸……画家把自己的血液和历史所有的色调都杵嵌在这里了，使它沉缓地流动着继往开来的汉子的生命。生命是野性的，也是深沉的。人的精神在这里起伏而来，又坚定下去。也许到了第二天，当现实的喧嚣包围着他的时候，一切会褪去，一切将照旧；他明明知道该怎么做，又不由自主地背叛自己，在沉浮中忘却了。但我相信，只要还有这样的夜晚，人的夜晚，新的白天就会截然不同，就会渐渐地坦然而冷静。人有了比身外之物更高的尊严，一切琐碎的摇晃就会在自嘲中愈发可笑了。他在成熟起来，会自卫也会反击。但那是利刃，不是桎梏。因为过程从来就是杂色的，从来就没有一张异想天开的地图存在。路标，只在人的心里。

不能被淹死。现代文化是灵魂的孩子，不是拥有荣华富贵就可以自诩自己是进步的当代人了。精神被忘却得太久，就一定快要回来了。再过若干年，我们的后人会不会像我们谴责“八亿人都是政治家”一样，一边费力地打扫今天留下的痼疾，一边讥诮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在相同的地方摔倒了第二次？财富的畸形侏儒——这是怨不了祖先也怨不了他人的。

土路似乎有弹性。我走得很慢。天高得无遮无拦，没有一点声息。

有什么遥远的氤氲注入内心了。

我开始理解了佛道僧人。迎着寒风，想象着他们在深山庙宇里的生活。暮鼓晨钟，经声佛号，那样的日日夜夜，他们也一定悟出了常人无法窥探的什么，于是世世代代，香火不绝。但那是他们的事。人怎么不是一生——这个答案其实是一个透彻的零，可以由此走向逃避的负数：与其轰轰烈烈，何如与世无争或碌碌安逸；当然，也能走向超越的正数，索性活得彻底，活得尽心尽力，为着所有的不公正都将被弃在废物堆里的那个证明。人在不受外界影响时就能看清自己了，也只能在完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才能检验个体的高卑。这时星星出现了，地上有一汪又一汪的积水。远处的岔路口，有人骑着车子疾驶而过，放开性子爆发出歌声，“嗬嗬嗬”的只有黄河西部的曲调而没有词儿。他吼得好痛快！我边走边想，那些不死的精神是不是都诞生在深夜里？就像一个新的生命多是在夜的某一瞬间由男女们完成的一样？但我知道自己那些倾注了最深的感情和思考的信件与文章都是在夜里写就的。美丽的、沉淀和剥离了尘埃的夜，我从未更改过她的情绪，她的原声。辛苦的白天仿佛总是踯躅的不得不应付的加油站。偶然的灵感，永远是一粒发育不全的复旧的种子。但是我同样盼望白天，因为我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冬天的下午，在一家阴暗店铺的角落，我曾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朋友探讨纯精神的问题。茶凉了，又喝光了，暖壶只剩下残垢。他说得很费劲，但一定也发现了什么，直觉在冥冥的更高、更远的非时空的境界里遨游。我却不然，我感到任何升华的缥缈只是一种底蕴，一种营养，当它融化在生命里以后，给予人的不仅是解释世界的哲学，更是推动现实的伟力。我们无法谈拢。这也许是我这一代人命中注定的局限，抑或是使命。大约这也是规律吧——任何人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历史环节里闪烁半新半旧的光辉。

对于我，自己的夜晚也许仅仅是一种习惯。但我需要它，就像我绝不想人到中年万事休一样。越是忙碌，越是需要回到那些五味俱全的营火晚会后、插队时、告别时、促膝交谈离去或读一本好书，或在为共同事业的奋斗中心灵被润得单纯以后独自存在的静夜，哪怕它常常更多地给我一种与生俱来的无着落感，久久不能自拔。

精神的来去总是那么孤独。然而，人的力量也就在这里。

我也许永远无法和自己的夜晚告别了。

永远不会。

·490·

生命的追问

张海迪

张海迪（1955～），山东省济南人。5岁即瘫痪。编著有《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译作《海边诊所》等。

生命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

有人说，生命就是有机体具有自我繁殖和复制的能力，能从自然界摄取维持这种能力所必需的养料。也有人说，生命除了具有维持在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能力之外，还具有适应自然界的变化，对自然界进行适应性改造，促进自身进化的能力。在自然界里，生命以它丰富多彩的存在形态，精细微妙的组织结构，宏大完整的生存体系，构成了自然界精美壮观、无以伦比的景象。无数微生物潜藏在自然界的一切角落了形形色色的植物给大地、海洋，以致冰峰雪岭披上了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的外衣；数不清的千奇百态的动物，又为壮腑辉煌的自然景色增添了奔腾跃动的雄健和飞翔邀游的旖旎；还有人类，这自然造化中最神奇、最伟大、最美丽的创造，不仅使自然界生命的完美达到了颠峰，而且，还给生命赋予了崇高、尊严、博大和无限的创造力，那就是人的智慧。

自从人类有了朦胧的意识以来，人类就开始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许许多多绚丽奇妙的远古神话，寄托着人类祖先对于生命伟力的想象和希冀，以及敬若神明般的崇拜。基督教《创世纪》的故事，只不过是人类早期对于生命繁衍能力的敬仰和畏惧的复杂情感的反映。古往今来的诗人，用尽一切最优美的词句，赞颂生命的美丽。从生命的孕育，婴儿的降生，孩子的成长，青春的勃发，爱情的萌动，到人的衰老死亡。这一壮丽的过程凝聚着诗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生命意义的崇高感。而艺术家则用手中的画笔和刻刀，无所顾忌地展现人的形体的美丽，深入刻画人的情感——这内心深处所表现出来的最细腻，最精致，最微妙的美的流露……

人类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创建了无数辉煌的业绩，运动场上一个又一个世界记录的刷新，科技领域一项又一项发明创造的诞生，展现了人类生命力与美的无穷魁力。人类飞出地球的壮举和探索外星生命的尝试，表明人类生命具有藐视一切极限的气魄，生命力量和智慧的扩展是无限的。

每当我感慨人类这些辉煌成就的时候，我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人类的生命是完美无缺的吗？当人们尽情展现人类壮丽的生命的时候，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人类生命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健全与残缺一起，才构成了人类生命的全部。

生命体从开始孕育诞生以来，就潜藏着不完整与不完美的种种危险，残缺是自有生命以来就伴随着自然界的，也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当生命还孕育在母体之内时，就已经受到遗传。疾病和外界环境的影响，潜在着残缺的危险性。当人出生之后，这些因素因为他失去了母体的保护而变得更加直接和明显，残疾的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生命的美从来就是残缺的。

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总是不断深化的，同样，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艰难和曲折。当人们在赞美人类伟大的创造力的时候，或许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人类整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生命的残缺者。中国古代最早的神话里描写了一位残疾勇土——刑天，他与天帝争权，战败后被人砍掉了头，但他却以两乳为目，以脐当口，继续搏斗。在中国历史上还真实地记载着一些卓有成就的残疾人，春秋时的史学家左丘明，战国的军事家孙膑，西汉的文学家司马迁，晋时的医学家皇甫谧，唐朝的鉴真和尚，宋代的大将杨信……在世界历史上也有很多杰出的残疾人，比如荷马，塞万提斯，拜伦，欧拉，梵·高，爱迪生，罗斯福，惠特曼……

前些时，我读了几本史狄芬·霍金的书。霍金这个名字几年前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很生疏的，自从去年他的《时间简史》和《时间之箭》等著作在我国出版之后，他对于我们已经不再陌生。或许人们会认为，一个思想深遥、知识渊博的理论物理学家，一个企图向我们描述时间和宇宙的起源和它们末日的大预言家，一个向我们预言了宇宙深处某个看不见的天体——黑洞的睿智学者，一定是个目光炯炯、精神饱满。体力充沛的人。但是，这位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学者，却是个患有脊髓侧索硬化症，已经完全失去了行动自由和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甚至连说话也只有他的秘书才能听懂。而正是这样一个严重残疾的人，用他的意志、毅力和智慧，顽强地在深奥的天体物理学领域里探索着，他那无懈可击的计算，精确的推论，常常与实验观察数据惊人地吻合，这使他的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也使他本人成为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者。

探索未知的领域，始终是人类永不疲倦的目标之一，也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己的有力手段，在这方面，一个残疾人却走在了许许多多身心健康者的前列。霍金以不屈的意志坚持理论研究，举行借助于计算机的演讲会，还出版了多部科普著作。霍金的成功，在于他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生命的潜力，身体残疾了，头脑还能工作，他充分利用思维能力，让它发挥出能量。在未知的领域里深入地钻研下去。

人类的进步，就在于生命这种可贵的探索精神，不屈不挠的勇气和超乎想象的智慧。

我还想提到一个鲜为人知的人，最近我在《德国》杂志上见到了他。他就是德国探险家约亨·哈森迈尔。哈森迈尔七岁时在父亲的书柜里发现了一本《与珊瑚和鲨鱼作伴》的书，他入了迷。十年以后，他开始了洞穴探险的生涯。后来，他发现了二百多个洞穴和洞穴的延伸，并受法国政府的委托在地中海进行了水下探险。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受美国电视公司委托在奥地利的沃尔夫冈湖底拍摄时遇险，身体高位截瘫。但是，哈森迈尔没有放弃生命，没有放弃探索生命意义的理想。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制造了一艘只能坐一个人的“洞穴号”潜水艇，开始孤身一人在地下千米深处、罕有生命踪迹的洞穴、暗河和湖泊里漫游。为探寻人们未曾到过的领域，他充满热情地工作着。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力啊！一个对事业执著热爱的人，即使是残缺的生命，也能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力量。没有霍金，人们对渠洞的认识也许还要推迟很多年，没有哈森迈尔，地层深处的很多奥秘也许还是未知的。夜晚，我们仰望满天繁星，当流星在天空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我们不会想到，有一个只能用头脑工作的人，正在为揭开宇宙的奥秘而沉思工阳光明媚的日子，当我们泛舟湖上，在碧波清风中流连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想到，在幽深的湖底探寻的是一个身体截瘫的人。但是，他们的残疾之躯同样展现着生命的活力，他们的思想同样闪现着智慧的光芒。人的生命的潜力是多么巨大，残疾带给人的痛苦也许远远超过其它困境带给人的痛苦，我想，残疾人甘愿忍受痛苦，展示自己生命力量的欲望，或许是健全人所难以想象的。

活着就要创造，就要探索，即使肢体已经残疾，思想的火花也决不停止迸发。这就是多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里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美丽。

·491·

白色的鸟蓝色的湖——写给T．S

张海迪

张海迪（1955～），山东省济南人。5岁即瘫痪。编著有《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译作《海边诊所》等。

最早知道你的名字是读了你的小说。那时我并不知道你也坐在轮椅上，后来还是听于蓝阿姨说你的腿有病，于蓝阿姨希望我写一部电影，她说你就在写电影，她说你很有才气，是陕西回来的知青。我没问你是什么病，我不愿问起别人的病。我只以为你受了风寒，就像我们下乡那个地方的人，风湿性关节炎是常见病。我曾经用针灸给很多老乡治好了关节炎。所以我想你也许很快就会好起来。后来，我又陆续读到了你的一些作品，还有一些思想片断。也正是在这期间，我知道了你的病情——你也是因为脊髓病而截瘫的。我只觉得心重重地往下一沉，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我懂得你承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

好多年，我一直没有见过你，一次去北京开会，会议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而你没到会。但我有一种预感，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你。几年后，在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见到了你。此前我甚至不知道你的模样。那天，我在餐厅一边吃饭，一边和朋友们闲聊，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轻轻的，但很浑厚。回过头，我看见了你，我一眼就知道那是你了――因为轮椅。我们握手互相问候。T．S，知道吗？你比我想象的要高大健康。你的笑容温和而朴实，一付可信赖的兄长的样子。那一会儿我不知道跟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一些印象急速地闪过我的脑际，我说不清那些印象来自何处，但它们仿佛又是我熟悉的：陕北的黄土高坡，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头扎羊肚毛巾的放羊老汉，灰头土脸憨笑的娃娃们，还有窑洞，窗花，石磨……然后我看见你躺在担架上，被人们七手八脚抬下火车，又匆匆地送往医院……

T．S，我不知道你第一次面对神经外科医生的心情。我经历过很多次神经外科检查，从小就习惯了身边围满医生，看他们翻弄病历夹，听他们低声讨论我的病情。我没有恐慌惧怕。我一开始就没有害怕，因为我那时还不懂得脊髓病对我意味着什么。医生用红色的小橡皮锤轻轻敲我的胳膊敲我的腿，把棉棒头扯的毛茸茸的，用它仔细地在我的胸前划来划去，然后再用大头针试探着扎来扎去，医生不停地问，这儿知道吗？这儿呢？我总是不耐烦，却又不得不回答：不知道，不知道……我的身体从系第二颗钮扣的地方就没有知觉了，永远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有想象。有时我猜，想象或许比真实更美丽，假如真是这样，我宁愿在想象中生活。

T．S，你患病时十九岁了，我想那比我童年时患病要痛苦得多。十九岁已有丰富的思想，面对的现实更加残酷，学会适应残疾后的生活是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我患病时还不懂得痛苦，更不懂得什么是残疾。只以为如同患了百日咳，猩红热。我们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样的病，住进医院打针吃药，出院时又是活蹦乱跳的了。直到几年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妈妈背我走出了北京中苏友谊医院的大门，那一次我偷偷地哭了，我知道我的病再也治不好了。一路上我不停地用冻红的手背擦着泪水，我不敢抽泣，我怕妈妈听见我哭，我知道她比我更难过……一片灰蒙蒙的天空，那是我二十一岁的天空，我做了最后一次脊椎手术，在病房里平躺了一个月之后，人们用担架抬着我出了医院的大门，空中飘飞着凌乱的雪花，眼前一片灰暗的迷茫，我觉得自己正向深深的海沟沉落……那个冬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整整二十年后，我会与这么多作家一起开会。我只记得那是我度过的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我心灰意冷地躺了很久，终于有一天能够坐起来，忍着手术后的创痛，重新开始料理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习德语，日子枯燥又单调，心灵却渐渐像蓝色的湖一般宁静了。

印象仿佛一片片落叶在我的眼前飘飘闪闪，重重叠叠……

那天大会选举作协全委会，人们在清点人数，我坐在会场的过道上，我的轮椅显得很孤独。我不由把两只手绞在一起，我常常把手紧紧绞在一起，有时指甲会在手心嵌出印记。T．S，其实我很怕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长期以来，我一直很难消除内心一种说不清的怯懦。小时候有一度我很怕见人，一到人多的地方我就会紧张，脸色就变得苍白。尽管我渴望和人们在一起，而一旦走进人群，我又是那样脆弱，有时我甚至怀疑那个脆弱的人是不是叫海迪。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共青团的代表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全体起立，奏国歌。随着一阵椅子的轰响，成百上千的人站起来。那一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整个会场里只有我依然坐着。我能觉出我在微微发抖，我镇定自己，勇敢点儿，我对自己说。我让冥想中的自己站立起来，跟人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过去一些苏联电影里，常有人们站着唱歌的情景。我那时很向往长大后与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庄严肃穆地唱歌……

过道里不时有一阵凉风，那是十二月的天气，外面已经天寒地冻。虽然会场里是温暖的，可我还是有点发抖。我害怕冬天，我常常会冷得发抖，我的腿因为血流不畅有时像冰冷的石柱。我的目光掠过会场，无意间我看见了你。你也坐在过道上，你坐得伟岸挺拔，你的表情沉稳平静。我觉得紧缩的心猛然放松了，几乎凝固的血液又开始流动。看着你，我不由问自己：你究竟惧怕什么呢？

物质世界的一切客观存在，不会成为残疾者难以逾越的终极障碍，而精神世界的存在中，却处处有无形的障碍。每当我以开放的心境面对世界，企图哪怕一时疏忽，忘却残疾，也常常不能如愿。障碍有时成为真正的屏障，成为一张无处不在的网。只有精神的解放，才能挣脱这张网，获得自由。

T．S，那次见到你之后，我读了你的长篇小说，我的心被它撼动了。近年来，我已很少能被一本书感动。我有时甚至怀疑，是我对文学冷漠了吗？我常常毫无热情与渴望地翻着一些平淡的书，有时就放下，重新拿起翻过多少遍的充满真情的旧书，与那些早已熟悉的人物会面，他们仿佛是我永不厌倦的朋友，每次见面都会给我新的感受。我们的心其实是渴望被感动的。

我被你书中的人物C感动了，这并不是因为C的残疾，而是C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和爱所做的努力，还有你的笔敢于直面残疾与性的勇气。真的，很多关于C的章节都让我感到惊悸和颤栗。性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于很多残疾人，却如同荒漠戈壁。他们爱的情感和性的欲望，从来都被传统和偏见排斥在社会的意识之外。你以卓绝的勇气向这不能言说的困惑发起冲击，使C成为揭示人类内心深层奥秘的探索者。有一段时间我不敢读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作品总是撕扯人们的灵魂，其实，你也是。因此，你的很多作品我也不敢再读第二遍，纯粹的凄美让我心中一片怅然，总想去一片寂静的山野，独自哭泣。

写作是残疾作家的翅膀，我们在飞，时间也在飞。

不久前，我又一次见到了你。你看起来有点儿虚弱，穿着厚厚的毛衣，你依旧露出诚挚纯朴的笑容，我能深彻地感受到你的坚毅。我靠在会议桌边，听你说的一切。你告诉我你的双肾功能都不好，几天就要做一次透析。你卷起毛衣的袖子，让我看你扎满粗大针眼儿的胳膊，几根血管因为反复使用已经被扎坏了，错乱地盘虬着，有的地方还凸起青色的硬结。我难过极了，T．S，你一定很疼，你……哦，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我问你是否有换肾的可能，我说我们那座城市有医院做这种手术效果很好。可你轻轻摇摇头，你说你换肾已经很难了……我感动，就在这样的病痛中你依然顽强执着地写作。在你面前，我忍不住诅咒造物主。而你述说这一切时却是那样平静，仿佛病痛已是很久远的事。

你忽然说到安乐死。你说安乐死有必要。

哦，T．S，我不知道那会儿你是否看见了我眼里的泪水。你知道这也是我无数次想过的事。经历了几十年病痛的炼狱，我常常设想逃离它，我设想过很多种我走后又不让亲人和朋友伤心难过的方法，我甚至将某些细节都设想好了。我觉得最好是得一种病，比如肺感染，高烧不止，所有的抗菌素都无效了。要不就患心脏病，突然离去……

你还说，你告诉你的爱人，如果你得了脑血栓千万别抢救了。我说我也多少次对我的爱人这样说过。T．S，我觉得对我来说，活着需要有比面对死亡更大的勇气。我早已不惧怕死亡，或许我从来就没惧怕过。死亡给我童年留下的是一个快乐的记忆：那一天幼儿园开饭了，我们吃年糕，阿姨说年糕很粘，吃年糕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不然就会生病。我问阿姨生病会死吗？会的，阿姨说。我们于是就很安静很严肃地吃年糕。笑一笑真会死吗？我偷偷地笑了一下，我发现我没有死，我快乐地笑起来，我还是没有死！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给同桌的孩子们，他们笑了，后来全班的孩子都笑了，有的男孩子还故意哈哈大笑，我们都为自己没死而欢呼。后来我常想，假如我那时死了就好了，快乐地笑着……

死亡只是一种生命终结的状态。在我眼里死亡是一片绿色地带，也是生命新生的地带，那里下雨，纯净的雨滴滋润着青青芳草……当我再也无法抵抗病魔，我会从容地踏上曾给我美好生命的小路。生命消亡是万古的规律，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只是我不愿看见人们在纷纷的春雨中走向墓地……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古希腊哲学家这样说。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命历程始终伴随着世界的永恒变动，承受着形形色色的forces和elements的挤压。人，这唯一的命题表明，无论健全还是残疾，都经历着时间河流同样的冲刷。在生命赖于生存的世界中，充满着丰富和剧烈的运动。人一旦踏进了这一条河流，也许就要准备以生命的全部力量挑战它的运动，而残疾的生命（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许是过于自信和疏忽了），在他们的生存中，甚至比健全的生命还要有更大的渴望。

T．S，那天我们还谈到了美国。你说你去了美国。我说去美国路真远，我不知道怎样度过十几个飞行小时，所以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去。你教我去美国时在哪座城市转机休息，还有在飞机上怎样休息。你说海迪你一定去美国看看，你应该快点儿去。我说我会去的。这世界吸引我的地方很多，不过，T．S，你知道，我最想去的地方不是美国而是古巴。很多年前我就向往古巴。小时候我在一支歌里知道那儿有美丽的哈瓦那，还有一位大胡子领袖卡斯特罗。在武汉我的叔叔还背我上街参加过声援古巴的游行呢。一次我往稀饭里放糖，我妈妈说我吃的是古巴糖。我问古巴在哪儿？古巴远吗？我妈妈说很远，你想象不出有多远。我那时向往很远的地方，因为古巴糖。

好多年过去了，我不再向往古巴糖，但我依然向往古巴。那是因为我读了《老人与海》。我读的是一本被人翻得皱巴巴的英文小说，当时在小小的县城里那本英文小说对我是多么珍贵啊。我试着翻译它，用我仅有的一本英汉小词典。在阅读翻译中，我被迷住了，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翻译的段落，我喜欢那些海上搏斗的描写，更为老桑地亚哥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感动：过去，他曾证明过一千次，但都落空了，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有一个新的开端……我甚至在睡梦里都看见那片海上有一面千疮百孔的帆，它看上去就像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其实人生可能很少有胜利的归航。起航时他也许正值豆蔻年华，意气风发，在人们渴望和艳羡交织的目光中怀着豪情和梦幻，去探寻理想的王国。沧海茫茫，迎接他的是永无止息的挑战，直至海风吹皱了他青春的面容，浪涛扑灭了他青春的火焰，冰霜染白了他的两鬓，他形容枯槁，嗓音苍老而沙哑，目光浑浊而凝滞，只有他那颗饱经磨砺的心还在不屈地跳动……在平庸的人看来，他也许一无所获，可一个真正的勇士，却以此为自豪――晴空碧海之上那一叶褴褛的帆，那是真正圣洁的美丽，因为它是经历过生死劫难的象征，虽然已经破烂不堪，千补百纳……

T．S，我想我很快就会去美国，总有一天我也会去古巴的。

天上，白色的鸟，甚至雨中也在飞翔。

这是你的长篇小说中的一句话，它久久地感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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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与籽

张炜

张炜（1955～），山东龙口人。著有长篇小说《古船》、《家族》，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等，短篇小说集、散文集《玉米》、《融入野地》、《夜思》等。

无数的形影和目光在流动、飘忽，来去、消失，降临、重合，无影无踪了。可是这一切会在心中留下痕迹，使之不能忘怀。陌生的熟悉的，似曾相识的，都在脑际交叠、重合……人已来不及叹息和感慨。这一切想来是如此奇特，令人惊心动魄。尽管它们更多地化作日常的琐屑和凡俗，可是在深夜，在一个人的时候，当人凝视夜色，悄思考量之时，又会怦然心动。

它们是这样不同，迥然不同。同一片泥土，同一片苍穹之下，闪烁的星斗之下，竟然映照着这么多不同的生命。

它曾经使人陷入深深的困惑和不解；当试图使自己笃定时，又感受到了许多宽慰。无法直抒的柔情，难以传呼的同伴，没法携手的挚友，不能继续的旅伴——看着你新添的美丽白发，一阵感激。我们觉得这是为我而生，为他而生，为这个时代而生。美丽的白发，不可替代的银光闪闪的丝绺，由最美丽的精神凝结而成，可以爱它，目光久久地盯视它。

同一片泥土却被抛下不同的种子，它们也终于结出了不同的果实——幼小时都是绿色的，叶片也难以区别。在阳光和雨水的滋润下，在自然的生长中，只有时间会将它们鉴别。有的笔直向上，有的匍匐在地，有的爬行，有的直立，有的扭曲——比如白杨和地衣草，比如杉树和狗尾草。人们常常惊异于同一片土地生长出这么多差异巨大的生物，却忽略了基本的追究：土与籽的关系。

他们忘记了不同籽必定结出不同的果，外力所能够改变的仅仅是微小的一部分，而不可改变的却是它的实质。它可以因为干旱、气候以及种种摧折而死亡，但却不可以长成其他生物。它可以由于种种恶劣的外部条件而瘦弱和矮小，可是却不会变成其他的生命。

一株白杨在风沙的吹打下枯死，可是它的枝茎仍然直立；绿色的汁水被一点点耗干，可是它的躯干却仍旧是坚实。一株黄色的地衣草由于巧妙地攀附和吸吮而变得葱嫩、肥胖，可它仍然只是缠绕，只是匍匐和爬行。它难以独立向上，这是它的属性。

我们的悲哀在于没有能力鉴别土与籽的关系，没有能力区分不同的籽与不同的结局、它们所拥有的不同未来。在同一片精神的苍穹下，同一片精神的土壤下，仍然生长着不同的植株。同样的阳光雨露，同样的大自然的饲喂，它们却各自奔向自己的明天，寻找和靠拢着自己的终结，简直是别无选择。这就是命定。

在渠畔上，在一片湿润的疏松的土壤上，一株青杨和一株狗尾草同时萌发。它们都伸出绿色的、娇嫩的、小小的叶片，仔细辨认都分不出它们有什么不同。它们相挨着，亲昵地偎在一起，像一对孪生兄弟。它们一块儿享受着阳光和渠畔上丰富的腐殖土。充足的营养、流动的活泉，都催促它们快些长大。它们没有辜负这一切，真的飞快成长了。

后来，也就是那个春天逐渐走向深入的时候，它们的区别越来越大了。狗尾草的茎杆终于长出了一厘米，而那株青杨的幼苗却身姿挺拔。它尽管比那株狗尾草高不了几寸，可是那枝干似乎已经有点模样了。它的绿叶没有狗尾草的叶片长，可是更厚，叶子背面有一层泛白的毛茸，娇嫩的桃形叶在风中摆动。

它们之间大概也在用诧异的目光互相端量，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亲密细语、紧紧相挨了。它们各自扭过身躯，尽可能地间离一点。它们由于性质的不同而不能够连结手臂，不能合拢。

春天继续深入，接着又是火热的夏天。当然后来就是寒冷的冬天了。狗尾草结籽并过早地收获，也走完了自己的终点。而青杨树才刚刚度过第一个华年。它又长出一尺多高。它的枝干又变粗了，叶片更为展放。秋天既过，它注视着同伴的枯萎，怀上无限的怜悯。严酷的冬天来临了，它第一次经受风寒，咬住牙关。风雪把它的叶片渐渐撕碎，又打落在地。它严肃地注视这一切。渠水封住，可爱的歌唱停息了。它要孤独地捱过这个冬季，息声敛气地等待春天。四周的草，那些比狗尾草还要矮小的荩草、节节草，都一片枯黄，没有一点绿色。而它自己还仍然执拗地把绿色蓄在了表皮。

后来是一个又一个春天，许多许多的春天，接连不断。它令人难以置信地长得越来越壮、越来越高，后来简直要去抚弄高空的白云。它长得笔直笔直，英俊高大。远方的人手指它说：“看，那棵高大的青杨！”

在这片荒漠上，我们寻找着那株青杨。我们知道：它不会生长在茂密之地。密集的只是芜草，顶多是灌木，而不会是挺拔的大树。在原野上，当它的身影出现的时候，我们为它的英姿而迷醉，甚至感到了微微的自豪。它不是我们，但令我们心向往之。它的直立和向上的气质吸引着，使我们无法把目光转向它方。

它具有真正魅力。它是旅人的指路航标。它的绿荫可使他得到真正的安慰。他可以依靠它，甚至可以与之倾谈。那些按照一些固定的季节被不断地播种和收获的植物都在它的脚下，散发着浓烈的、诱人的气味，但它们永远不会像它这样粗茁高大，也不可能像它这样坚实和执拗。它倔强独立的性格永远是生命的参照，是原野的骄傲。对比那些被不断收获的植物，它是一个奇迹，是不知来自何方的一粒种子。它不是由人抛下的，也不是为了收获而点播的。它是最自然不过的生长。它的存在只属于这片大地，还有白云和高空、飞翔的鸟儿，以及美好的黎明和黄昏。太阳总要格外多情地映照它的身躯。

青杨树，我们不能拥有你，可是我们愿把你植入心中，让你在其间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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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地生活

苏童

苏童（1963～），江苏省苏州人。著有《园艺》、《红粉》、《妻妾成群》、《已婚男人》、《离婚指南》等。

1980年我考上北师大，9月初的一天我登上北去的火车，从此离开古老潮湿的苏州城。在经过20小时的陌生旅程后我走出北京站。我记得那天下午明媚的阳光，广场上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车的天蓝色站牌。记得当时我的空旷而神秘的心境。

对于我来说，在北京求学的四年是一种真正的开始。我感受到一种自由的气息，我感受到文化的侵袭和世界的浩荡之风。我怀念那时的生活，下了第二节课背着书包走出校门，搭乘22路公共汽车到西四，在延吉冷面馆吃一碗价廉物美的朝鲜冷面，然后经过北图、北海，到美术馆看随便什么美展，然后上王府井大街，游逛，再坐车去前门，在某个小影院里看一部拷贝很久的日本电影《泥之河》。

这时候我大量地写诗歌、小说并拼命投寄，终获成功，1983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飞天》和《星星》杂志初次发表了我的作品。我非常惧怕和憎恨退稿，而且怕被同学知道，因此当时的信件都是由一位北京的女同学转交的，她很理解我，以她的方式一直鼓励支持我。我至今仍然感激她。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去南京工作，选择这个陌生的城市在当时是莫名其妙的，但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我一直喜欢我的居留之地，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当辅导员，当得太马虎随意，受到上司的白眼和歧视，这也不奇怪。因祸得福，后来经朋友的引荐，谋得了我所喜爱的工作，在《钟山》杂志当了一名编辑。至此我的生活就初步安定了。

1987年我幸福地结了婚。我的妻子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她从前经常在台上表演一些西藏舞、送军粮之类的舞蹈，舞姿很好看。我对她说我是从那时候爱上她的，她不相信。1989年2月，我的女儿天米隆重诞生。我对她的爱深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其实世界上何止我一个人有一个可爱漂亮的女儿？不说也罢，至此，我的生活要被她们分割去一半，理该如此，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就这样平淡地生活。

我现在蜗居在南京一座破旧的小楼里，读书、写作、会客，与朋友搓麻将，没有任何野心，没有任何艳遇。这样的生活天经地义，心情平静，生活平静，我的作品也变得平静。惟一让我焦虑的是我辛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她患了重症住在医院病房里。

其他还有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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