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
Author: 汪家明
Date: 2014-09-28
Publisher: 中华书局

目录

第一章　苦惑
第二章　皈依
第三章　辗转
第四章　栖息
第五章　极境
第六章　回归
参考书目
丰子恺年表简要
后记

第一章　苦惑

1

“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它位于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到嘉兴或杭州的人，倘有余闲与逸兴，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运河。这条运河南达杭州，北通嘉兴、上海、苏州、南京，直至河北。

“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转一个大湾。石门湾由此得名。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麇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你可挑选最中意的一只。一天到嘉兴，一天半到杭州，船价不过三五元。倘有三四个人同舟，旅费并不比乘轮船、火车贵。胜于乘轮船、火车者有三：开船时间由你定，不像轮船、火车的要你去恭候，一也。行李不必用力捆扎，用心检点，但把被褥、枕头、书册、烟袋、茶壶、热水瓶，甚至酒壶、菜榼……往船舱里送，船家自会给你布置在玻璃窗下的小榻及四仙桌上，你下船时仿佛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二也。经过码头，你可关照船家暂时停泊，上岸去眺瞩或买物，这是轮船、火车所办不到的，三也。倘到杭州，你可在塘栖一宿，上岸买些本地名产的糖枇杷、糖佛手；再到靠河边的小酒店里去找一个幽静的座位，点几个小盆：冬笋、茭白、荠菜、毛豆、鲜菱、良乡栗子、熟荸荠……烫两碗花雕。你尽管浅斟细酌，迟迟回船歇息。天下雨也可不管，因为塘栖街上全是凉棚，下雨不相干的。这样，半路上多游了一个码头，而且非常从容自由。

古吴越疆界

“这种富有诗趣的旅行，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不易做到，只有我们石门湾的人可以自由享受。因为靠近火车站地方的人，乘车太便；即使另有水路可通，没有人肯走，因而没有客船的供应。只有石门湾，火车不即不离，而运河躺在身边，方始有这种特殊的旅行法。

“然客船并非专走长路，往返于相距二三十里的小城市间，是其常业。盖运河两旁，支流繁多，港汊错综。倘从飞机上俯瞰，这些水道正像一个渔网。这个渔网的线旁密密地撒布无数城市乡镇，三里一村，五里一市，十里一镇，廿里一县。用这话来形容江南水乡人烟稠密之状，绝不是夸张的。我们石门湾就是住在这网的中央的一个镇。所以水路四通八达，交通运输异常便利。我们不需用脚走路。下乡，出市，送客，归宁，求神，拜佛，即使三五里的距离，也乐得坐船，决不要用脚走路……

“石门湾离海边约四五十里，四周是大平原，气候当然是海洋性的。然而因为河道密布如网，水陆的调剂特别均匀，所以寒燠的变化特别缓和。由夏到冬，由冬到夏，渐渐地推移，使人不知不觉。中产以上的人，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绵袄（薄丝绵）、大绵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递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而每一回首，又觉着两月之前，气象大异，情景悬殊。盖春夏秋冬四季的个性表现，非常明显。故自然之美，最为丰富，诗趣画意，俯拾即是……在这样的天时之下，我们郊外的大平原中没有一块荒地，全是作物。稻麦之外，四时蔬菜不绝，风味各殊。尝到一物的滋味，可以联想一季的风光，可以梦见往昔的情景……”（丰子恺《辞缘缘堂》）

丰子恺小的时候，在家里极受宠爱。在他之前，母亲钟氏已生了六个女儿，他是第一个儿子。他下生时，父亲丰已三十三岁，没有什么功名建树，未操任何职业，连家事也不管，只是一味读书，以求考取举人。考了三次，没有结果。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功业与儿子同样重要。功业不成，儿子未得，作为一个男子汉，就等于没有立身之本。如今丰中年得子，自然十分珍爱，便为儿子起乳名曰：慈玉。

丰家在石门湾算得上是个殷实人家。其祖上自明朝以来，世居此地。到丰子恺这一代，还有几十亩薄田，一爿百年染坊老店。平日雇几个工，田里的收成，染坊的进项，谈不上富，但能维持生活。祖父丰小康，排行第八，早年病故。祖母沈氏，人称丰八娘娘，为人豪放旷达，且识字，能读旧时的剧本小说。她只生有一女一子。丈夫死后，她自己理家，一心让儿子丰考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她曾说：“坟上不立旗杆，我是不去的。”按当时惯例，考中举人的，祖坟上可以立一对旗杆。沈氏十分要强，家中没有孙子，曾是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她对孙子，可谓百依百顺。一次，她去西竹庵烧香，因孙儿正睡觉，便没带他。她傍晚回来时，孙儿缠着她，非要再去庵里，于是她又带孙儿去了一趟。又一次，她去城里走亲戚，未带孙儿。她走后，孙儿发现了，吵着一定要去，家中只好派染坊的一名伙计，抱着他，走了十八里路，送到沈氏身边。

丰子恺成年后，记忆最深的有这样一件事：祖母在世时，每年都要大规模养蚕。养蚕不完全是为图利，叶贵的年头常会蚀本，但祖母喜欢这点暮春的点缀。蚕落地铺时，染坊店后面丰家住宅的楼下，三开间的厅上、地下全是蚕，走路需架跳板。跳板很低，横七竖八，如同棋盘经纬。这时候，丰子恺最喜欢走这些跳板戏乐，觉得又新奇又好玩；一不小心失足跌落地铺里，也跌不痛，但会压死许多蚕宝宝。这时，祖母便喊饲蚕的蒋五伯把他抱走。可是到了第二日，他还是要走跳板，祖母并不责骂。

还有一件令他难忘的事，就是清明扫墓。扫墓本是悲哀之事，但因一般都是去祭扫去世多年的祖上之墓，故扫墓如同春游，成了一件乐事。父亲丰曾有八首《扫墓竹枝词》留下来，其中写道：

别却春风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烟。

家人预理上坟事，五日前头折纸钱。

风柔日丽艳阳天，老幼人人笑口开。

三岁玉儿娇小甚，也教抱上画船来。

纸灰扬起满林风，杯酒空浇奠已终。

却觅儿童归去也，红裳遥在菜花中。

第二首中的“三岁玉儿”，就是丰子恺了。直到七十多岁的晚年，丰子恺对幼时扫墓之事还历历在目，比如，他还记得一坟场近处有株大松树，下临一个池塘，父亲说，这叫“美人照镜”。

丰子恺四岁时，祖母得了重病。是年秋，父亲再次赴杭州赶考，终于“中举”。中举后，本可去北京会试，再中进士，便能做官。可是沈氏因病去世，正应了她自己那句“不立旗杆我不去”的话。按清朝之律，丰应守丧三年，不得赶考。三年未满，科举废除，用了半生精力考来的“举人”，竟无什么用处。

丰居家，无事可干，仍是每日读书饮酒。他生性不喜吃肉，而喜吃鱼、虾，尤喜欢吃蟹。每年阴历七月起，蟹上市时，他晚间饮酒都要吃一只蟹，外加一碗开锅热豆腐干。吃时，折一只蟹脚或挑一块蟹肉给丰子恺，豆腐干则分半块给家养的老猫，别的姊妹都得不到这种待遇。蟹平日养在老屋天井角落的缸里，一般是十来只，但到了七夕、七月半、中秋、重阳节时，缸里的蟹就满了，这时家里每人都有得吃。丰吃蟹是内行，吃得既干净，吃相又雅观。他认为吃蟹是风雅之事，尤其在中秋，饮酒吃蟹赏月，别有一番滋味。

由于父亲的影响，丰子恺终生不喜吃肉，但喜啖蟹。

祖母去世后，家事店事便由母亲兼理。母亲终日坐在老屋正厅西南角的一把八仙椅上，从这里，既可看到炊间灶上，又可直看到染坊大门外面的行人过客，可以兼顾家事店事。炊间的烟火，门外的嘈杂，日日搅扰着母亲。那把八仙椅，后背的高度只达母亲肩膀，而椅子腿，因怕霉烂，母亲又垫了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所以母亲坐在椅子上，头无所依，脚不着地，很不舒服。但她一直坐在那里，同工人、店伙谈工作事务，同亲戚、邻人应酬，直到去世。

丰子恺五岁起跟父亲读书，每日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到母亲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吃。母亲总是慈爱地笑着，从挂在椅子上空的篮子里取点点心给他，同时给他几句勉励的话。在他年幼的心灵里，慈爱的母亲似乎天生就是坐在这八仙椅上的。若干年后，只要想起母亲，总是母亲的坐像。

2

丰子恺自小多愁善感。

一次跟父母一起乘船到乡间扫墓，他正靠在船窗口出神地观看船边层出不穷的波浪，手中拿着的玩具不倒翁失手掉落河中。他眼看着不倒翁在波浪中挣扎，向船尾方向滚腾而去，一刹那间形影俱杳，被不可知的渺茫世界所吞噬。他看看自己的空手，又看看船边的波浪，再向船后面茫茫的流水怅望了一会，心中黯然升起了疑惑与悲哀。疑惑不倒翁此去的下落与结果如何，悲哀这永不可知的命运。它也许被河流搁住在岸上，落入某村童之手，也许被渔网打去，但也许永远沉沦在幽暗的河底，渐渐化为泥土，世间便再也见不到这不倒翁了。总之，不倒翁总有个下落和结果，但谁能知道这下落和结果呢？

年幼时与姑母在姑母家

还有一次，他读小学时和同学一起在郊外游玩，偶然折了一根树枝当手杖，玩完顺手丢到田间，走开时对它回顾了好几次，心中自问自答：“不知几时才能再见到它？它此后的结果不知如何？也许永远见不到它了！它的后事永不可知了！”于是，他走回去，又拾起树枝手杖，郑重向它道了诀别才又扔掉。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这种情绪更是厉害。灯下，他摊开作业本，在废纸上信手涂写日间所学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还没写完，他就拿到灯火上点着。眼看着火势蔓延，他心中又忙着与一个个字道别。纸完全烧尽后，他眼前又分明现出那张字纸的原形；俯视地上的灰烬，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假定现在想要再见一次一分钟前还存在的那张字纸，则无论靠县官、大总统还是一切皇帝的势力，即或是尧、舜、孔子等一切古代圣哲复生，都来帮忙，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了！看着灰烬，他想从中分辨哪是春字的死骸，哪是蚕字的死骸；又想它明天一早被人扫除出去，不知结果如何，若散入风中，不知将分飞何处？春字的灰飞到谁家，蚕字的灰飞到谁家？若混入泥土，不知将滋养哪几株植物？这一切都是渺茫不可知的千古疑问了。

吃饭时，一颗米粒掉在衣襟上，他看着这米粒，不想则已，一想又是一大篇疑惑与悲哀：不知哪天哪个农夫在哪块田地里种下一批稻子，其中就有这粒米。这粒米又不知经过谁的收割，去皮，装袋，最后来到这儿，落在他的衣襟上。这些疑问本来是有确切答案的，但除了这粒米自己，世间没有一个人能晓得那一切经过。

更小的时候，丰子恺以为自己家的老屋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可是有一天，邻家的孩子从墙缝塞进一根鸡毛，吓了他一跳，才知道外边还有一个世界。这是他最初形成的“空间”概念。长大一些后，跟父母外出时，他总爱问这问那，比如山那边有什么，城外有什么，这些问题无限地问下去，总能把人问住，于是在他头脑中就留下一个永久的问号。

有一次在新年里，大人们问他几岁了，他回答说六岁，母亲就教他：“你还说六岁？今年你七岁了，已经过了年了。”他才明白，过了一年就是过了一岁。

有一天，他在染坊店里玩耍，看见一本账簿，上面写着“菜字元集”。他问管账的先生，这是什么意思？那人告诉他，“这是用你读的《千字文》里的字来记年代的。这店是从你祖父手里开张的，开张那年用的第一本账簿，叫‘天字元集’，第二年叫‘玄字元集’，‘天玄地黄，宇宙洪荒……’每年用一个字。到今年正好是‘菜重芥姜’的‘菜’字……”他听了这解释，想，这店即使依照《千字文》开了一千年，但“天”字前，“也”字后一定还有年代。那么，年代到底从何时始，又到何时了结呢？

他问父亲：“祖父的父亲是谁？”“曾祖。”“曾祖的父亲呢？”“高祖。”“高祖的父亲呢？”父亲笑着抚着他的头，说：“你要知道他做什么？人都有父亲，不过年代太远的祖宗，我们不能一一知道他们的情况了。”听了父亲的话，他不再问了，但从中琢磨“人都有父亲”这句话，与空间的无限大一样不可想象，于是心中又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3

丰子恺九岁那年，父亲生肺病去世，终年四十二岁。丰子恺成人后，每每为父亲在穷乡僻壤的蓬门败屋中默默消磨了短促的一生，感到无限的同情。

还是在父亲坐下读《千家诗》的时候，书页上端都有一幅木板画，第一幅是一只大象和一个人在耕田。这是二十四孝中的“大舜耕田图”。幼小的丰子恺并不懂这画的含义，他只是觉着比读画下面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有趣。于是找染坊里的染匠司务讨些颜料来，溶化在小盅子里，用笔蘸了为这画着色，象是红的，人是蓝的，地是紫的。书页薄，笔又吸得饱，画完一看，颜色一直透到下边七八页上。第二天读书时，父亲见了十分生气，骂了他，还要打，被母亲和姐姐拉住了。他哭了一场，把颜料盅子藏起来，等晚间父亲去鸦片馆时，再拿出来，不敢再在书上涂，而是另寻些纸来，先勾画出轮廓再上色。画了许多，母亲和姐姐们都说好。一日，父亲晒书时，有一本人物画谱，他见了，偷偷取出藏起，晚间从习字簿上撕下纸来，印在画谱上描，结果又因墨水吸得太饱，将原本渗上了墨水。第一张描的是柳柳州像。之所以先描这一幅，是因为柳柳州高举两臂大笑的形象，有些像父亲打呵欠，很有趣。

父亲死后，他转入另一私塾，开始读《论语》、《孟子》。印画的事没有放弃，而且经验丰富起来，用雪白的连史纸，终于把整本画谱印完，并加上色，十分美观。同塾的学生见了，大为羡慕，说：“比原本上好看得多！”纷纷向他索要，拿回家贴起来。求得画的同学，都自觉地赠他一点东西作为“报酬”，有的是一对金铃子加上纸匣，有的是一只揠空老菱壳（可以加上绳子当陀螺），有的是“云”字顺治铜钱一枚（那时大家认为顺治铜钱集成套编成宝剑形，挂在床上可以驱鬼镇邪，其中“云”字最不易凑），有的是大子弹壳一个。然而有一次，两个同学为交换一张画闹意见打起架来，被先生知道了。那时在私塾里画画，被视为不务正业，是不能公开的。先生喊丰子恺过去时，他由于害怕挨戒尺，便低了头不答应。无法，先生走过来，拿着两个同学争夺的那幅画问：“是你画的吗？”他只好承认。没想到，先生并没有打戒尺，而是从他书桌中搜去了所有的画及画具，并把画谱拿去，坐到椅上，一张张翻看起来。下课时，他去向先生鞠躬，先生换了一种和气的口气说：“这书明天给你。”第二天早上，先生翻出画谱中的孔子像，问他：“你能照这样子画张大的吗？”这句话大出他意料，支吾中回答说“能”。于是，先生特地去买了张大纸交给他。其实，他一向只是“印画”，未曾“放大”过。回家后，大姐帮他想了办法：用九宫格子放大。结果竟画成功了，足有他自己的身体一般大。画完后，家人和染坊伙计们见了一齐称好，一位老妈子当场求他给自己画像，他在兴奋中一口答应下来。又一日，把孔子像给先生送去，先生把它挂到墙上。从此，同学们到塾、离塾都要向这画像行礼，“画家”本人也不例外。

不久，开始兴起学校性集体教育，私塾先生也有了改良意识。一日，先生把丰子恺叫去，拿一本书和一大块黄布，让他照书上的样子在布上画一条龙。这其实是大清国的国旗，是准备做体操走队列时用的。丰子恺仍用老办法放大画成。龙旗被高高张在竹竿上，引导学生穿过市镇去野外做体操。这样，丰子恺画画的名声传得更远了，那位求他画像的老妈子也催着要画，十分急切。这老妈子没有照片，要画只能照她本人画。这是写生画，丰子恺哪曾画过？无奈中仍听从大姐的主意，到会画像的二姐夫家，借了玻璃九宫格、擦笔等工具，并借了一包照片作为练习摹仿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老妇人的，丰子恺就照着这张照片，略加改动，画成了一张老妈子的像，而且自作主张在这画像的耳上加了一双金黄色的珠耳环。这耳环使那位老妈子心花怒放，即使不像，也连称：“像！像！”从此后，找丰子恺画像的人日渐多起来，不但活人要画，亲戚家人死了，也找他画像，这画像的差事成了他的一种多年的义务。

幼年的丰子恺除了喜欢画画外，还喜欢各种玩具和花灯。玩具是乡间土玩具——竹龙、泥猫、大阿福，以及江北来的船上艺人所造的一些玩意儿。最让他喜欢的是印泥菩萨模子。模子是用红沙泥烧的，烧成后，和一块黄泥或青田泥，就可以就着模子印塑，想塑几个就塑几个，晾干后，就成了一件正儿八经的玩具。模子只需两文钱一个，有弥勒佛、观世音、关帝、文昌、孙行者、猪八戒、蚌壳精、白蛇精、猫、狗、马、象、宝塔、牌坊……他一天向母亲要一个铜板，可买五个模子，几天下来，就可把江北艺人担子上所有的模子都买来，印出一大片不同的泥像来。时间久了，他觉着单调，便给泥像施色。同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泥像，用不同的颜色一画，就成了许多个泥像。后来连这种玩法也不能使他满足了，他便自己尝试制造模子。初用黏土制造，但不成功，这种模子易裂，又好沾泥，很不好用；后来试着用洋蜡，既细致，又坚韧，又滑润，又易于刻。虽然造价高些，但用毕可熔了再用，并不浪费。

花灯在石门这个地方，并非年年都有，大约隔数年或十余年才举行一次，所以举办之时，十分隆重。丰子恺家里，存有一顶彩伞花灯，据说还是父亲少年时代和姑母合作的。这伞为六面形，由黑纸糊成。伞内有灯，画面则用针在黑纸上刺出，灯光由针孔透出，连接成画。在夜晚，这灯光组成的画十分醒目而美丽。伞上共刺有十八幅画，画幅之间，有图案相隔，如万字、回纹等，亦由针刺出。这顶伞制作十分精美，在石门也算“名作”。丰子恺曾在大姐的帮助下仿制一件，工艺手法完全一样，只是画面内容不同，虽日夜忙碌，但因工序太繁，仍错过了灯会。

4

一九一〇年，丰子恺所就读的私塾改为小学堂。一九一四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市第三高等小学。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对石门这乡村小镇，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一般百姓并不了解这革命的意义。科举的废止、学校的兴行、服装的改革、辫发的剪除等新事物，在他们看来，犹如不测风云。丰子恺的父亲死了许多年后，母亲仍把父亲的知卷、报单、衣冠、书籍等郑重地保藏着，以便科举再兴时给儿子参考或应用。然而一直到丰子恺高小毕业，这种机会也没出现。母亲满怀忧虑，四下打听、请教，最后听从了邻居沈蕙荪的意见，决定让丰子恺与沈的儿子一起去杭州城投考。沈是县市高小的校长，又是丰家的亲戚，是地方上有德望的长者，所以母亲较为信服他。这也是丰子恺的幸运，不然的话，丰家无人能送他去杭州城赶考（父亲去世，又无长兄），而且更不懂得赶考的门路。若无此机会，丰子恺也许会如父亲那样，做一名乡间教师，空怀才华抱负，终老故里。去杭州城临行时，母亲一早便起来为他准备行装，为他做好了糕和粽子，看着他吃下去。糕、粽暗示“高中”，从前父亲去参加乡试时，祖母总是做这两种食品给父亲吃的。

母亲决定让丰子恺考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母亲的想法是：一、当时乡里正兴学校教育，师范毕业后容易找到工作；二、他是丰家长子，将来要回乡觅职，看来也只有教书；三、读师范收费低，且毕业后不必再升学。作为一名乡间妇女，母亲的思虑不可谓不深。其实丰子恺对母亲的这番苦心并不大理解。到杭州后，他眼界大开，只见学校林立，书坊和图书馆中书积如山，他唯恐考不上落榜回家，所以顾不上考虑考哪所学校。为保险些，他同时报了三所学校。未曾想，三所学校都录取了他。他从三所学校的外观判断，觉着师范最有气魄，就上了师范，正巧也称了母亲的心。

这一年考入第一师范的预科新生共八十多人，分作两班。上课时两班分开进行，但自修室的分配却不按班次，而是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预科至四年级学生都有，为的是便于联络感情，切磋学业。

在家里备受宠爱、多愁善感的丰子恺，在这杭州城里，不过是一个胆小老实、守规矩、不谙世事的乡下孩子。他的领域被限于一个指定的座位，周围都是陌生的面孔。那些先进山门的老学生，在一起纵谈、大笑、吃点心，或用奇特的眼光注视他，然后交头接耳讲几句暗号一般的话，似乎在嘲笑。这使生性敏感的丰子恺很不自在。他附近有一位新生，看样子与他一样有些惶惶不安，他便主动与对方攀谈，交谈中得知，对方名叫杨伯豪。

寝室在自修室的楼上。这寝室对于学生的作用，几乎纯限于睡觉。按学校规矩，每晚九点半才打开寝室总门，十点就熄灯。第二天一早六七点钟，寝室总长就吹响警笛，把学生吹出后立刻锁闭总门，直到晚上九点半再开。丰子恺与杨伯豪不在同一寝室，他们常利用熄灯前那点时间在房外长廊中说说话。他们的关系，原本谈不上什么特殊，只不过因为都是新生，而且在同学中相识最早而已。有一次他俩说到往事：丰子恺告诉他自己是如何遵从母命考进这所学校的，伯豪听了，有些轻蔑地说：“这何必呢？你自己应该抱定自己的宗旨！这么说你进这师范学校不是你自己的意愿，也就不是诚意的了？”这句话使丰子恺感到一种刺激。他过去只知道听从母命、师训、校规，根本不曾想过什么自己的宗旨、志向。他一向是用传统的标准，界定做一个好孩子好学生的范围。伯豪的话，使他感到了自己的卑怯和无知；从这次谈话后，他对伯豪怀了畏敬之念。

伯豪对于学校的一些规则，常有不平之语。他说：“我们不是人，而是一群鸡或鸭，朝晨被放出场，夜里关进笼。”每当晚间九点半，学生们挤在寝室门外等候开门时，他常说：“收犯人了！”其实丰子恺对于这种寄宿生生活，或许比伯豪更为反感，甚至觉得可怕。吃饭的时候，七八个人围着几个小菜，顷刻而光。他生性腼腆，筷技又差，常常夹不到菜，只能吃点菜汤。上体操课时，经常要练习射击，每人发一支毛瑟枪。跪射时，丰子恺因腿的构造异常，臀部坐不到脚踵上。体操先生的助教很凶，见他跪不下去，不问情由，走到他身后，用腿垫住了他背部，两手在他肩部猛按，疼得他连人带枪倒在地上。有一次，助教喊：“举枪！”他因正想别的事，没听到，助教就厉声训斥道：“第十三！耳朵不生？”听到这训斥，丰子恺最初的冲动是想用这毛瑟枪的柄去打断那助教的脖子，其次又想扔枪而走，但最后还是举起了枪。

一日下午，丰子恺忽觉身上发冷，如同要发疟疾一样。但此时寝室锁着门。他心中连取件衣服的念头也未动，只是趴在座位上发抖，伯豪见状便问：“你为什么不去拿件衣服来加上？”他回答说：“寝室锁着门呀！”伯豪说：“岂有此理！这里又不是牢狱！”于是，他去找寝室总长开了门，帮丰子恺拿了衣服被子，去调养室里休息。

有一次课前，先生点名，伯豪未到，就让级长去叫。级长一会儿回来说：“他不肯来。”先生十分生气。晚上，丰子恺问伯豪：“你为什么不去呢？”伯豪说：“那先生的课，我实在不要上了，我听了没有任何收获。我不会勉强为了分数上这没味儿的课，随他怎么办都不要紧。”丰子恺说：“你这个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个。”伯豪说：“这正是我之所以为我！”从此后，凡是他不喜欢的课，他干脆都不上了，谁也劝不动他，他只管自己读《史记》、《汉书》。终于有一天，在暑假前，他告诉丰子恺，他要离开学校了。下一学期开学，学校里再也见不到杨伯豪了。

杨伯豪可以说是丰子恺离开乡间、踏入社会遇到的第一位启迪者，他启迪了丰子恺的独立意识和蔑视种种清规戒律的精神。

5

上学、读书、学习知识，并未能消除丰子恺自幼积下的对无穷宇宙的种种迷惑，反而又加上了对人世的层层疑问。

在小学，他学得了地球知识，知道地球原是一个球体，所谓天边实际是不存在的，若环球旅行，会再走到出发点。但地球外面又是什么呢？

在第一师范，他懂得了“宇宙是无穷大的”，可是，无穷大的状态，他无法想象。他躺在床上，仰首向天驰想，若一直上去，真的没有止境么？有的话，其状态如何？没有的话，那就成了永远的问号。夜深人静之时，他常常为了这个问号而失眠。

在小学，先生教给他盘古开天辟地的知识。他想：天地没开辟时状态如何？盘古氏的父亲是谁？他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又是谁？他奇怪同学中没有谁提出这种疑问，所以也不敢问先生。

进了师范，他才知道所谓盘古开天辟地不过是个靠不住的神话。他学习了“进化论”，人的远祖原来是玩把戏的人们所蓄养的猴子，而猴子还有它的远祖，如此一直追溯上去，可一直追到生物的起源，地球的诞生，太阳的诞生，宇宙的诞生。若向未来推想下去，则可一直推想到人类的末日，生物的绝种，地球的毁坏，太阳的冷却，宇宙的寂灭。但宇宙诞生前，寂灭后，“时间”这东西难道没有了么？……想着想着，他害怕起来，忽觉自鸣钟“滴、滴”的声音格外响，时间正在没头没尾、无始无终地走着。他想问别人，但谁都不能给他答案。他渐渐懂得，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不能追究，不然人家就会说自己是“精神病”了。可是，弄不清这些，怎能安心做人？

带着这些无人可以分担的苦惑，他进入了第二学期。伯豪已经离去，他更觉着孤苦伶仃。就在此时，他接近了李叔同先生。

其实，在第一学期里，李叔同就是他的音乐教师。这位李先生上课，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即：严肃。音乐是副科，而且性属艺术，本应是活泼轻松的，然而，每逢李先生的课，摇过预备铃，大家走进教室时，却见李先生已端坐在讲台上。他的身材高而削，总是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他前额宽广，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紧闭的嘴，形成威严的表情。钢琴衣早已解开，琴盖也已打开，谱本摆着，琴台上放一只表，闪闪的金光射人眼睛。黑板上已经写好本课的内容所应写的东西。在这一切都已就绪的环境里，李先生静静地端坐着，一直坐到上课铃响，才站起来，深深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严肃的气氛，自有一种威慑力，最调皮的学生，说起话来也忽然变成低声。

上课时，有人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的人把痰吐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未看见。但到下课时，李先生会用很轻但很严肃的口气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李先生又用轻而严肃的语气向这同学说：下次上课不要这样。说完后微微一鞠躬。碰到这种情况的同学，大都脸上发红，不敢出声，以后再也不会办那种不雅的事情。

当时一般的学校，首重的是英、国、算，即英文、国文、算术，教这三门课的老师也最有权威。但在浙一师学生的心目中，李叔同先生最有权威。

一九一八年丰子恺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其实丰子恺在家乡读小学时，便已知道李叔同。当时小学里的音乐老师教学生唱的歌曲里，就有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其歌曰：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事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这首歌，给丰子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也是他与李叔同先生最初的“因缘”，所以在浙一师一见到李先生，他便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不久，丰子恺的图画课也改由李先生教。在预科班时，图画课本是依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笔画帖》及《水彩画帖》临摹。李叔同先生不用这些课本，而是让大家画石膏像。第一堂课开课时，李先生从讲桌下取出一盆子馒头，这使学生们大为惊异，后来才知道是发给大家当橡皮用的。丰子恺对于这种写生画法，很感兴趣。以前他无事时也喜欢注视眼前的东西，例如天上云，墙上苔痕，桌上器物，别人脸孔等等，总觉着这些东西的线条与明暗都有复杂的组织和条理，其中有着说不出的情趣，他没想到，竟有专门研究这些组织和条理的学问。他很快就被这事迷住了，反而渐渐疏远了主课。他的迷恋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世间森罗万象，一切都是供他研究的模型。他把人看成与花瓶、茶壶、罐头同类的东西。大约是因为他小时候学过画的缘故，他的画长进很快。有一次，他为了某事去见李先生，告退时，李先生又把他叫回来，郑重地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当中，从来没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这句赞扬的话，对于一个十七岁的，容易冲动的学生来说，可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几十年后，丰子恺回忆起那一晚的谈话，曾说：“李先生的这几句话，确定了我的一生。可惜我不曾记得年、月、日、时，这一晚一定是我一生的关口，因为从这晚起我便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永不变志。”于是他写信给家里，要求买油画用具的钱：颜料二十余元，画布十余元，画箱画架十余元……母亲虽然不理解儿子何以突然这样大规模地学起画画来，但还是尽力满足他的要求。

假期里，丰子恺回家，母亲担忧地发现他有些异样，比如正在向他说着话，却见他眼睛直直地望着，似乎根本没听见问他什么话。母亲提高了声音再问他时，他会茫然不知所对，反问：“您说的什么？”母亲哪里知道，那是儿子正在研究她的脸呢！研究她的眉骨，研究她鼻侧的阴影……他好像今天才见到母亲似的，母亲变得陌生了。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候车，发现一位卖花生的小贩的脸部结构比较奇特，专心观察中，不知不觉靠近了那小贩，结果小贩以为他要买花生米，脸上满满堆了笑，问：“买几个钱的？”他本无意吃花生米，在这情形下也只好回答：“买三个铜板的……”他一边掏钱，一边在心中自嘲道：“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要吃花生米。”

由于当时西洋画的材料，多通过日本介绍进来，为了学习美术理论，丰子恺在课余跟随李叔同先生学日文，师生间的关系因此又进一步，丰子恺渐渐了解到李叔同的生平。

6

李叔同生于天津一个富裕之家，原籍是浙江。他的父亲曾官吏部，后改营盐业。李叔同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下生时，父亲已七十多岁。他五岁时，父亲去世，后因遭家庭之变，十九岁时奉母迁居上海。在上海时他是一位翩翩公子，与人组织文社，多与海上名流交游，还同任伯年、朱梦庐等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时人俱称他为“才子”。二十五岁时，母亲去世，他十分悲哀，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临行时作《金缕曲》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到日本后，李叔同看到明治维新的变化，就渴望西洋文明。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同时读英文本的《莎士比亚全集》等西洋文学名著。他是中国最早研究油画和西洋音乐的人。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的同胞，演出《巴黎茶花女遗事》，他自己粉墨登场扮演主角。这是中国话剧的先声。当时在日本的欧阳予倩受了这次演出的震动，也托人介绍参加了春柳剧社。李叔同在日本六年，回国后先是在上海太平洋报社任编辑，不久即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又应浙一师之聘，往来于两个学校之间，半月在南京，半月在杭州。两校中都聘有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讲。

在学校里，李叔同虽然只教图画、音乐，但他的国文比国文教师更精通，他的英文比英文教师更精通，他的历史比历史教师更精通，他的常识比博物教师更丰富，而且他还擅长书法、金石，因此，学生们大都对他怀着崇拜心理，丰子恺自然也不例外。

但李叔同对丰子恺的影响绝不仅仅是学业方面。在李先生的宿舍里，丰子恺曾见到一册《人谱》，这书的封皮上，写有“身体力行”四字，每个字旁边加一个红圈。有一次，李先生翻开这本书指出其中一节给学生们看：“唐初，王、杨、卢、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有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并讲解说，这里的“贵显”和“享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解释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也就是说，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一个好文艺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丰子恺听了李先生这一番话，感到真是胜读十年书，好比心里开了一扇明窗。后来，李先生把这册《人谱》送给了丰子恺，他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许多年后，在旧书摊上偶见《人谱》，丰子恺又买了一册珍存，可见此书对他影响巨大。

丰子恺成名后曾说；“我的入师范学校是偶然的，我的学画也是偶然的……我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画……”这是说，李先生是他艺术上的导师。但李先生对他的影响，更重要的还是在精神方面。这种影响，主要不是通过“言传”，而是潜移默化的“身教”。有一次，学校宿舍里有个学生丢失了财物，大家猜测到是某一位学生偷的，但检查起来，却找不到证据。作为学校舍监的夏丏尊先生，自然无法脱尽干系，所以很惭愧，也很苦恼。无法，便找李叔同商量。李叔同说：“你可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不自首，则证明作为舍监的你不能博得学生信赖，那么你就自杀。果然这样，一定会感动那个贼，使他来自首。但是此布告贴出后，绝不是儿戏，若三日后真无人来自首，你就一定要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了解李叔同的人都知道，他这绝不是同夏先生开玩笑，他是个很严肃的人，而他的这个建议里，也有着非常严肃、崇高的东西。

还有一段李先生的故事，对丰子恺影响也很大。

夏先生从一本日本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等都曾“断食”。文章中还列举了实行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等。夏先生读后感到很有趣味，就拿给李叔同看。他们二人还戏说：有机会我们也断食试试。转眼到了寒假，李叔同未告知别人，只带了一位仆从，去虎跑寺实行断食，期间共三个星期，第一个星期逐渐减食直至断食，第二个星期持续断食，只饮泉水，第三个星期由粥汤逐渐增加到正常食量。他在断食期间记有日记，其中云，断食并无苦痛，心身十分愉快，有飘飘欲仙之感。断食期间以写字为主，魏碑、篆文、隶书等都写，笔力并不弱于平日。断食期间，心比平日灵敏，颇有文思，只是因怕出毛病，而未能作文章。他还为自己新改一名字，曰“李婴”，乃是用老子“能婴儿乎”之句。李叔同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做事的认真，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李叔同最亲近的学生之一，丰子恺更了解此事的内情。

对丰子恺的精神生活影响最巨的，还是李叔同的出家。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体会到了寺院的清静生活，很有好感。断食归来后，他开始供佛像，读经书，并且开始茹素。过了一段时间，他去虎跑定慧寺习静听法，渐为常事。他与当时研究佛学的马一浮交往较深，一日，在虎跑定慧寺遇到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出家，大受感动，便也皈依三宝，拜虎跑定慧寺了悟和尚为皈依师，取名“演音”，号“弘一”。此时他常从马一浮那里借佛学书籍读。有一次，他书写了一幅“永日祝内典，山中多大年”的对联赠给寺中禅师，表现出他对佛学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见解。作为一名佛家弟子，他虽仍在学校任教，但宿舍里布置得像个禅房，并每天念经。

一九一八年夏，李叔同结束了一学年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成了一名真正的和尚。出家前，他将生平所作的油画，赠与北京美专学校，笔砚碑帖赠与书家周承德，书画临摹法书赠与夏丏尊和堵申甫，衣服书籍等赠与丰子恺、刘质平，好玩小品赠与了陈师曾，陈师曾还为他的这次割爱专门画了一张画。李叔同无论做人办事都极认真，他所用的物品书籍也都是第一流的，极为贵重的。他做艺术家，就是个真艺术家；做翩翩公子，就是真翩翩公子；做教师，是好教师；要断食，就真去断食；要做和尚，就真做，而且做的是和尚里面最难的一种——律宗高僧，这一派和尚因重戒律，如苦行僧，所以多年不兴旺，而李叔同被称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丰子恺所得的赠物中，大部分是美术方面的书籍及李叔同在俗时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他珍藏多年，后毁于战火。幸好在毁去前，他已将这些照片复印出版。从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后，他与李叔同表面上的师生关系已了，而在精神世界里，李叔同一直是他的老师。

在当时，佛学对于刚满二十岁的丰子恺尚无多大影响。但如何做人，人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什么，人在宇宙中占据什么位置，这些问题却一直在他脑中周旋。他对时空的迷惑，悲悯渺小的人生，厌恶尘世的争斗，寻求灵魂的洁净与安宁等等，是他本有的倾向。与李叔同相比，他的性情是柔弱的，更具有依赖性。他寻求自立于社会之本，寻求灵魂的支柱，这两种东西，李叔同都直接间接地给他指出了寻求的道路，即艺术与人格，而人格的追求，达到某种极致后，有可能表现为宗教。可以这样说，李叔同是年轻的丰子恺需要导师的时候出现的导师，是丰子恺精神饥渴求知欲最旺的时候给他以甘泉与粮食的人，是丰子恺需要崇拜时出现的偶像，这偶像不是木胎泥塑，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伟人，他活在丰子恺的心目中，永远闪闪发光。

7

一九一九年夏，丰子恺于浙一师毕业了。他虽有升学深造学习美术的愿望，但家境不允许，只好与同校的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修科毕业的吴梦非、刚从日本研究音乐归来的刘质平一起，到上海创办艺术专科师范学校，丰子恺在学校里教授西洋画。以他当时的基础，是不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他凭着李叔同教给他的写生石膏像的知识，凭着跟李叔同学过的一点日语，从浙一师图书馆借来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就大胆地讲起课来。开初，因西洋画尚不为社会所熟悉，他的讲课颇能“唬”住一些人，他也还自信；但到后来，从东西洋留学归来的西洋画家时有所闻，一些刊物也陆续介绍西洋画画法，他从中了解到最近西洋画界的情况及日本美术界情况，心中就日渐忐忑起来。有一次在上写生课时，他布置了一只青皮橘子让学生画。不知为什么，从这只橘子他联想到自己，觉得自己犹如半生不熟的橘子一样，如今带了青皮被卖掉，给人家当做习画的标本。他极想去国外留学，去学习美术，当一位名副其实的画家，可是哪有钱呢？此时他已娶妻生子，当教师的钱养家糊口都不够。如此烦恼了许久，最后他终于确信，不管怎样，一定要去留学。于是不顾一切，向姐夫借了四百元钱，并卖去一栋祖宅，毅然去了东京。当时他的想法是“得去且去，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至少，用完了手头这一点点钱，再回国，也算是看了一眼日本美术界的情况了……”。

弘一法师出家前与丰子恺（右）、刘质平合影

一九二一年早春，丰子恺专程去杭州闸口凤生寺向弘一法师告别，聆听老师的教诲，过了几日，便乘船去了日本。

初到东京，尚打算专门学习绘画，但很快便明白，学问深广，而自己资金有限，在日本待不了多久，不如走马看花，多呼吸一点艺术空气。于是，他先是每日上午去洋画研究会习画，下午去读日本文，过了一段时间后，改为下午学习小提琴，晚间去学英文。但对这几科的学习，都不是十分专一，常请假去参观展览，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图书馆，钻旧书店，也去名胜地游玩。他跟李叔同学过日文，到日本后，勉强能够用来唤茶、买东西。初到东京时，他进东亚预备学校学日语，嫌其进度太慢，便异想天开，报名去英文初级班听课。这个班所讲的英文，他早在浙一师学过，一听就懂，他的目的是听日本先生怎样用日语讲解英语，从而学习日语会话的诀窍。这办法果然有效，他的日文很快就得到提高，连一些日文小说也能够读懂，比如《金色夜叉》等，并且因此引起了他对文学的兴味。

一九一九年初丰子恺与徐力民结婚时摄于上海

丰子恺在此之前大约未读过外国小说。他在浙一师读国文时，重点在于遣词造句和应用文，无“文学”可言。但应用文的写作受到“五四”新文化潮流的冲击，也显示出不少新意。他的国文老师夏丏尊，在这方面是他的启蒙者。那时学生们作惯了“大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无肠公子书”之类无聊文题，夏丏尊上课时却要学生作一篇“自述”，而且要求“不准讲空话，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自己“星夜匍伏奔丧”，夏丏尊便问他：“你那天晚上真是在地上爬去的？”有一位同学赞扬隐遁生活，“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丏尊读后厉声问道：“那你为啥来读师范学校？”弄得这两位同学十分狼狈。这一切，给丰子恺留下极深印象。以当时的文风，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成其高雅文章，夏丏尊的教法，是反传统的，是革命的。以后丰子恺每写完文章，总要想：不知夏先生看了要怎么说？

夏先生也是曾到日本留过学的。丰子恺在日本，读到日本小说，有时就想到夏先生的作文法。他对作文章的要旨，一开始就记住了夏先生所说的“不讲空话，老实写”，这一精神，贯穿了他一生作文生涯。

在日本，丰子恺除了用听英文的方式学习日文外，还专门学习过深程度的英文。开初他在英文专门学校高年级听讲，仍嫌进度太慢，便从旧书店购得英文书来，自己限定几个礼拜内把所有生字抄写在一张图画纸上，然后剪成一块块纸板，放在一只匣子里，每天晚上像摸数算命一般从匣子里摸出纸板来读，用这种办法温习学过的生字，很快就认熟了，并用来阅读一些英文小说。他有一个固执的看法：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学问本身。若学习这些工具就占去大量好光阴，此生此世还来得及研究多少学问呢？

在日本时期，是丰子恺求知欲最旺盛时期。他废寝忘食地苦学，其重点，是美术和音乐。为了学习音乐，他从微薄的款项中拿出四五十元，买了一把提琴，再花几元钱买了一张音乐研究会的入学证，开始学习提琴。那时正值盛夏酷暑，他每日下午一点到练习室，对着一面镜子练习，一直拉到五点半钟才离开，中间每五十分钟休息一次，去隔壁冰店里喝一杯柠檬刨冰，不然就难以继续下去。练了一星期后，他左手的四个手指尖都长了白泡，后来泡破裂，露出肉与水来。这些破烂的指尖按到细而紧张的钢丝制的弦上，针刺般地疼，简直是一种肉刑。但是教提琴的日本先生对他说，这是学习提琴必经的难关，必须继续练下去，手指自会结一层老皮，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先生还伸出自己的手让他摸。他听信先生的话，终于过了这一关，演奏技艺日渐长进，在同学者之间，他的进度是最快的。短短四个月间，他便拉完了三册提琴教本和几个轻歌剧曲子，而与他同室操琴的日本学生仅拉完一册教本。

美术方面，他专攻基础练习的木炭画，无暇旁顾其他。一件偶然的事，决定了他一生从事美术的方向。一天，他在旧书摊见到一册《梦二画集·春之卷》，随手拿起来，从后向前倒着翻过去，见里面全是寥寥数笔的毛笔速写。翻到某一页时，他不知不觉停住了，细细琢磨起来。这一页画的题目是《同学》，画中是一辆人力车的部分和一个人力车夫的背影，车上坐着一个女子，这女子头上挽着丸髻，表明她已出嫁，身上穿的是贵妇人的衣裳，肩上搭着一把流行的贵重的遮阳伞，手里拿着一大包装潢精美的物品。在东京，坐汽车、电车便宜，坐人力车的除了病人，一般都是有钱人。这显然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妇人了。她正向路旁另一位妇人打招呼。那妇人蓬首垢面，背负一个光头婴儿，一件大衣服包着这母子二人。这显然是一个贫人之妻。从题目上知道，这两位女子曾是同学；这幅寥寥数笔的画，使丰子恺痛切地感到了人世的悲哀，使他永久不忘，过了十多年后还笔笔在目。他不再往下看，拿出钱来买了这册旧书，回到宿舍里细细捧读。后来通过各方了解，他才得知作者竹久梦二是一位自学成材的画家，专画简笔画，而于当时自成一家。梦二的画，构图是西洋的，画趣却是东洋的，形体是西洋写实的，笔法却是东洋的，其画富有诗趣，有丰富的人生滋味，尤其是那些立意新奇、笔法雅秀的题字，令丰子恺赞叹不已。他认为，这些画简直就是“无声的诗”，使人看了“胸襟为之一畅，仿佛苦热中的一杯冷咖啡”。从此，他由喜爱梦二的画，进而摹仿梦二的画法，并四下收集梦二的各种画册。直到他因钱用尽而归国时，还请滞留在日本的黄涵秋等朋友代为访购。后来黄涵秋果然购到了数册，寄回国内，使丰子恺大喜过望。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丰子恺为三姐丰满剪发后摄

一九二一年丰子恺在日本归来时摄

当初丰子恺去东京时，只带了借来的四百元钱，后来他的岳父徐芮荪先生为他约了一个一千元的会，按期寄洋钱给他，另外，上海专科师范的同仁吴梦非、刘质平二人也有金相赠，前后他共得二千元钱，在东京待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他疲于奔命于各种学业之中，把思想上的迷惑与疑问统统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寻找自己的立身之本，寻找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途径。

8

从日本归国后，为了生计，为了偿还出国借贷的钱款，丰子恺只好丢下苦学了十个月的木炭画和小提琴，重操教师旧业。起初，回上海专科师范，不久，即应夏丏尊先生之邀，去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教授图画和音乐。

白马湖畔当时一片荒凉，除春晖中学校舍外，只有数间平屋，是教师们的宿舍，丰子恺亦居于其间。他在所居屋外，种植有小杨柳树，故戏称居室为“小杨柳屋”。在这所小屋里，丰子恺迈出了事业的第一步。

由于在日本过的是特别自由的生活，如今板起脸来做教师，丰子恺很感拘束。他对学校的各种严肃议案以及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也不解内情，所以参加校务会议，要举手通过时，常常不知所措。他人坐在会议之中，会议上说些什么却没听到，反而蛮有兴味地观察着垂头拱手地伏在议席上的各位同事的倦怠姿态。会后，他取一张长条纸，把会上所见接连画成一幅校务会议全图，觉得尚有点趣味，不便拿出去，就贴在宿舍门后，自我观赏。以后他又画了《经子渊先生的讲演》、《女来宾》等，拿去让发表在校刊《春晖》上。其画法大体上类似竹久梦二的作品，寥寥数笔，不事雕琢，要的就是那潇洒、生动、只能意会的味儿。这些画，使他得到一种类似母亲生孩子以后的欣喜，渐渐越画越多，宿舍门后墙上都贴满了。他所用的工具材料，一点也不讲究，什么包皮纸、旧讲义、香烟盒子都可以用，也不讲究条件，凡是有毛笔的地方，都可当做“画室”。除了画这种类似“写生”的日常生活画外，他回忆起自己所读的诗词，选其中有意境的句子，想象着画成画，并把那诗句题上，也贴到墙上去。他自称这是对古诗词的“翻译”，觉得特别有味儿。

一天，住在隔壁的夏丏尊先生吃饱了饭，喝足了酒，一边叫着“子恺”，一边踱到丰子恺屋里来，看了墙上的画，惊奇地笑了，赞道：“好画！好画！再画！再画！”得到了这样的肯定，丰子恺越发画得多、画得大胆了。

当时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的，除丰、夏之外，还有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薰宇、刘叔琴等，大家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常在一起喝酒狂谈。他们见了这些画，一致叫好。朱自清曾在丰子恺这儿读过竹久梦二的画集，很喜欢，曾说：“无论如何，我总惊异，涂呀抹的几笔，便造起个小世界，使你又要叹气又要笑。”此次看了丰子恺的画，便说：“老兄，你可和梦二一样，将来也印一本。”朱自清正与北京的俞平伯办一种不定期的刊物，名为《我们的七月》，他向丰子恺要了一幅画，登载在一九二四年出版的《我们的七月》中，这幅画画的是诗的意境，名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正在上海主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见了这幅画，十分喜爱，他感到“虽然是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钩新月，我的情思却被他带到一个诗的仙境，我的心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感”。他向朱自清打听作者丰子恺的情况。

在白马湖畔的这一段教书生涯，是丰子恺一生中最美好的生活片断之一。“小杨柳屋”虽然十分简陋，客厅小得如“骰子似的”，“天花板要压到头上来”，但两壁上“早已排满了那小眼睛似的漫画稿；微风穿过它们间时，几乎可以听出飒飒的声音”。丰子恺的屋子与刘叔琴的屋子相邻，夏丏尊的屋子与刘薰宇的屋子相邻，两对屋子遥相望，大家戏称这格局为“夏刘”、“丰刘”。这四位有家室的人各自买了成甏的绍酒，轮着哪家开甏，就集合到哪家喝酒，而单身在校的“二朱”就成了被邀的常客。朱光潜后来曾回忆：“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概，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和气的风度。”白天无课的时候，丰子恺则到白马湖畔写生，或者与友相约，乘小船游于湖上，放声歌唱。朱自清和朱光潜后来都成为他最亲密的朋友。

一九二四年，春晖中学同人与校方教育主张不和，集体辞职。匡互生带了一部分学生，到上海筹办立达学园，大家一起协助，丰子恺卖了小杨柳屋，把钱用于办学，自己则携家在上海赁屋而居。恰好《文学周报》要用插图，郑振铎听说丰子恺到了上海，就托胡愈之向丰子恺要稿，一次拿走几幅，拿了几次，郑振铎都很喜欢，他便生出要与这位画家相识的愿望。此时丰子恺二十七岁，面貌清秀，态度谦恭，不善言谈，给郑振铎留下很好的印象，郑振铎认为他与叶圣陶是同类型的人。过了不久，郑振铎给丰子恺写信，问：“你的画，我们都极喜欢，可以出一个集子么？”丰子恺因手头上存画很多，便请郑振铎来选。

一个星期日，郑振铎和胡愈之、叶圣陶一起来到了立达学园。丰子恺把画摆在办公室玻璃窗格上，桌上也摆了好些。学校里的老师学生纷纷进来参观，竟成了一个小小展览会。最后还是由丰子恺自己选定了一大捆，由郑振铎带回去再选。郑振铎抱着这捆画稿回家时，心里充满了喜悦，好像是占领了一块新的地域。他与叶圣陶、茅盾一起反复看这些画，觉得实在没有多少可以丢弃的东西，就把它们拿去出版了，郑振铎给它们起名曰：“子恺漫画”。“漫画”这个词，还是《文学周报》发表丰子恺的画时首次使用的，这也是中国“漫画”一词的由来。

在此期间，丰子恺还翻译了日本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并于一九二五年初出版。这是丰子恺的第一部译作，其内容是谈文学的。

一册漫画集，一本文学理论译作，加上零散发表的一些艺术知识、社会杂谈方面的译文、散文、论文，丰子恺已渐渐营造出自己的一方天地，这方天地里一开始就是美术、音乐、文学杂乱交织的，而其主旨，却是“苦闷的象征”，是对于宇宙人生的迷惑与探求。

第二章　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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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于一九一九年初与徐力民结婚，一九二〇年生长女陈宝，一九二一年生次女林先，其后有女三宝——三岁时夭亡；一九二四年生长子华瞻，其后有子奇伟——五岁时夭亡，加之一九二二年出生后即在丰子恺家长大的外甥女宁馨（小名软软），二十七八岁时丰子恺膝下已有了五六个孩子。每日里做完事回来，进了自己小小的几与世间绝缘的小天地，就似是进了孩子们的天地，他的心也就马上被孩子们占有了。他那喜爱孩子的心理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加上社会生活中人事的复杂污秽的对比，更加深了他对孩子世界的热爱。他会长时间地作为一名“观剧者”观看孩子们演出的“剧目”，从中获得种种快感和感叹，他一边玩味着这些快感和感叹，一边动手描画这些快感和感叹。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他看到孩子们跟着妻子到故乡的亲戚家去参加婚礼回来，他们也结起婚来，华瞻被派定做新官人，软软则做新娘子。这一对小夫妇参拜过天地，便被送到用凳子搭成的“新房”里。凳子在孩子们的游戏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一会拿来当桌子，一会拿来当船，还可以当火车站、售票所。凳子和孩子们的身高差不多，搬来搬去非常吃力，有时汗流满面，有时被压到凳子底下，但他们像是为了生活而拼命奋斗的劳动者，再苦再累也不放弃。汗流满面时用脏黑的小手揩一下，被压到凳子底下时只要哭几声，爬起来带着眼泪又去“工作”了。大人们总说：“哭有什么用？”可是在孩子那里，哭却有特殊的效用。跌痛了，哭几声，好像就止了痛；玩的泥人摔破了，哭几声，就可以完全忘却，又去玩别的；花生米不够吃，只要哭一下，就好像已经吃饱，可以干别的事情了。

总之，他们干什么事都专心认真，把身心全部的力量拿出来干。干一件事的时候，把以外的一切事都统统忘掉。一旦拿了笔写字，便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纸上，纸放到有水的地方也不管，衣袖带翻了墨水瓶，也不管。一旦知道同伴有了有趣的游戏，冬晨睡在热被窝里会跳出来参加，正在换衣服的会赤了膊来参加，正在洗澡的也会立刻湿淋淋地光着身子去参加，而其他“同志”对这些浪漫的参加者的模样也不大惊小怪。丰子恺由此得出结论：“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的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年纪愈小，他的世界愈大。”

华瞻的年纪最小，所以“他见了天上的月亮，会认真地要求父母给他捉下来，见了已死的小鸟，会认真地喊它活转来，两把芭蕉扇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脚踏车，一只藤椅子可以认真地变成他的黄包车；戴了铜盆帽会立刻认真地变成新官人；穿了爸爸的衣服会立刻认真地变成爸爸。照他的热诚的欲望，屋里所有的东西应该都放在地上，任他玩弄，所有的小贩应该一天到晚集中在我家的门口，由他随时去买来吃或玩；房子的屋顶应该统统除去，可以使他在家里随时望见月亮、鹞子和飞机；眠床里应该有泥土，种花草，养着蝴蝶与青蛙，可以让他一醒觉就在野外游戏”。

丰子恺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企慕这种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艳慕这种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我想，假如人类没有这种孩子们的空想的欲望，世间一定不会有建筑、交通、医药、机械等种种抵抗自然的建设，恐怕人类到今日还在茹毛饮血呢。”他很喜欢八指头陀的诗：“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骂之唯解笑，打亦不生嗔。对镜心常定，逢人话自新。可慨年既长，物欲蔽天真。”并托人把这首诗用细字刻在自己用的烟嘴上。

由于羡慕儿童的世界，丰子恺愈加厌恶成人的世界，觉得大人比起孩子来，个个虚伪卑怯，包括他自己。渐渐地，他不但作为一名“观剧者”观看孩子演出的“剧目”，还设身处地地做了孩子，用孩子的眼光，站在孩子的立场上来看待事物。

陈宝有一晚拿了软软的新鞋子，加上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上，然后光着脚站在地上，得意地喊：“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可是她母亲见了，立刻喊着：“弄脏了袜子！”一把把她抱到椅子上，动手毁坏了她的创作。丰子恺体会到，当陈宝看着母亲毁坏她的创作时，小小的心眼儿里一定感到母亲是何等的“杀风景而野蛮”啊！

还有一次，开明书店送来几本新出版的《音乐入门》，是毛边的，丰子恺便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裁开，华瞻就在边上看。后来他从学校做完事回来，见到华瞻已经从书架上拿了一本精致的连史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用小刀裁烂了十几页，还得意地对他说：“爸爸！瞻瞻也会裁了！”正高兴得意呢，丰子恺一个惊骇的“哼！”字，把他吓哭了。后来丰子恺想，孩子当时也一定在心里抱怨“爸爸是何等不明”吧。

而最可怕的是，大人们有时还要拉一位陆露沙医生来，叫他用大手来摸孩子们的肚子，甚至用刀在孩子们的臂上割几下，还叫妈妈和漫姑擒住了孩子们的手脚，捏住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肚里去，这在孩子们看来一定是何等的野蛮和非人道啊！

丰子恺想到这一切，从心里叹道：“孩子们！你们真果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谢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但他也明明知道：“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起来，到像绵羊的地步……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画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啊！”

最能表现出丰子恺刻画儿童心理的能力的，是《华瞻的日记》，这篇随笔完全用三岁华瞻的口气写出，其感受之准确、刻画之逼真，曾使当时的读者倾倒。文章中写道：

大人们的无理，近来我常常感到……那一天爸爸同我到先施公司去，我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小汽车、小脚踏车，这分明是我们小孩子用的，但是爸爸一定不肯给我拿一部回家，让它许多空摆在那里。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许多汽车停在路旁，我要坐，爸爸一定不给我坐，让它们空停在路旁。又有一次，娘姨抱我到街上去，一个掮着许多小花篮的老太婆，口中吹着笛子，手里拿着一只小花篮，向我看，把手中的花篮递给我；然而姨娘一定不要，急忙抱我走开去。这种小花篮，原是小孩子玩的，况且那老太婆明明表示愿意给我，姨娘何以一定叫我不要接呢？娘姨也无理；这大概是爸爸教她的。

我最喜欢郑德菱。她同我站在地上一样高，走路也一样快，心情志趣都完全投合……我对爸爸说，要天不下雨，好让郑德菱出来，宝姐姐就用指点着我，说：“瞻瞻痴！”怎么叫“痴”？你每天不来同我玩耍，夹了书包到学校里去，难道不是“痴”么？爸爸整天坐在桌子前，在文章格子上一格一格地填字，难道不是“痴”么？天下雨，不能出去玩，不是讨厌的么？……现在我也要爸爸叫天不下雨，爸爸给我做了，晴天岂不也爽快呢？……啊，我很少知己！我很寂寞！母亲常常说我“会哭”，我哪得不哭呢？

今天我看见一种奇怪的现状：

吃过糖粥，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我看见爸爸身上披一块大白布，垂头丧气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个穿黑长衫的麻脸的陌生人，拿一把闪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后头颈里用劲地割……

更可奇怪的，妈妈……明明也看见这爸爸被割的骇人的现状，然而她竟毫不介意，同没有看见一样……

后来爸爸挺起眼睛叫我：“华瞻，你也来剃头，好否？”……

我不懂爸爸的话是什么意思，我真怕极了。我忍不住抱住妈妈的颈项而哭了……

我恨那麻子，这一定不是好人。我想对妈妈说，拿棒去打他。然而我终于不说。因为据我的经验，大人们的意见往往与我相左。……

到妈妈抱了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那麻子正用拳头打爸爸的背。“拍，拍”的声音，正是打的声音。可见他一定是用力打的，爸爸一定很痛。然而爸爸何以任他打呢？妈妈何以又不管呢？我又哭……

丰子恺写儿童，是把成人世界作为对比的大背景来写的。他虽然没有正面写成人世界具体的虚伪、愚蠢和不合理，但却又似句句在批评成人。这里面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也有复杂的文化背景。但丰子恺不是个哲学家，他所提出的问题，如儿童总要长大，纯洁总要失去，春天留不住——他解答不了。他自小对人生宇宙充满了疑惑，要弄清楚这疑惑，就需要长大，而长大更为痛苦和悲哀——他的理论经不住逻辑的推敲。他只是一个感情型的、才思敏捷的艺术家，一个带些颓废色彩的艺术家。

2

随着年龄的增长，丰子恺愈加感受到“时间”这个东西的威力与无情。任何可怕的、可喜的事，都会被时间所改变，但时间的表现，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它的表现是“渐”，是被分割成无限小的个体之间的联结。他认为，人生正如同一列火车上的乘客，每个乘客总要下车，可是大多数人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渐”必将使夏变作冬，使荣变为衰，使红颜变为腐骨，反而在那里处心积虑地营造自己一时的利益，并为之凶残地争斗，这是多么可笑的事啊！他们不懂得，在“渐”面前，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在丰子恺看来，“时间”比“空间”更不可思议，“空间”不管多么广大无限，我们终可以把握其一端，而时间却全然无从把握，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变迁的痕迹，使人误以为其永恒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那么，丰子恺是不会被欺骗的了，他在随笔《渐》之中，看透了时间所玩的把戏。看透了又有什么用处呢？看透的结果是“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弟子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布莱克）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

丰子恺的伤感情调，在生活中得到无数观照。他种了几枝扁豆，枝蔓茂盛，爬满竹子架起的棚。可是有一天清晨，他发现棚架上有了大批枯叶和许多软垂的蔓，仔细检查，发现原来是近地面处有一支总干，被不知什么东西伤害了，未曾全断，但不绝如缕，根上养分上不去，凡属这总干的枝叶全部枯萎，眼看这一族要灭亡了。由此，他联想到世间种种的不幸，心情十分惨淡。有一天，他散步中在静僻路旁的杂草间拾到一把很大的钥匙，其构造十分精致而坚固，于是他又发生了联想，想起《水浒》中五台山上挑酒担者所唱的歌：“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也许这把大钥匙塞进大洋箱中的锁孔中活动之下，也曾经害死过不少人……他新点了一支香烟，吸了三四口，拿到痰盂上去磕灰，磕得重了些，雪白而长长的一支大美丽牌香烟翻落到痰盂中，“吱”地一声叫，溺死在污水里了。他向痰盂怅望几眼，并嗟叹两声，似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感。每逢他外出时住旅馆，无论其房间何等坏，臭虫何等多，临离开时总要徘徊再三，想：“我有没有再住这个房间的那一天呢？”每逢乘火车，则无论旅途多么辛苦，邻座何等讨厌，但临下车时总要发生一种感想：“我还有没有再和这人同乘火车的时候？”他认为，这一切固然是偶然的，但偶然中又有必然，这必然就是“因缘”，“因缘”你能小看它么？推而广之，他似乎看见世间有一册极大的大账簿，簿中详细记载着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自原子之细至天体之巨，自微生虫的行动以至混沌的大劫，无不详细记载其由来、经过与结果，没有万一的遗漏。自幼儿所生的疑惑如不倒翁的下落，手杖的命运，灰烬的去处，饭粒的经历，一一都有记录，一一都可以查究，至于旅馆与火车中的因缘，扁豆与钥匙、香烟的故事，早已注定在项下，甚至连他屡次叹为永不可知的东西，如院子里沙堆的沙子的数目，也确实存在着，凡在他三十岁生命中所见、所闻、所为的一切事物，都有详尽的一丝不苟的记载与考证，而其所占的位置不过是这本大账簿某页的一角，全书的无穷大分之一。他相信宇宙间一定有这样一册大账簿，这样，他的疑惑与悲哀才能够解除。

然而真能解除么？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生活的丰富，他的悲哀与疑惑只是越来越深。他曾郑重地歌颂“秋”，而对“春”十分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点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着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复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个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去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作泥尘。你何苦也来反复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秋”懂得“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篇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前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对于自己，他认为是“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复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平安地度送与脱出而已”。

丰子恺的疑惑与颓废，与一般的颓废派不同，他是由于对人生过于认真，由于深入思考而形成的颓废，他的悲观有严格的道德标准。

他反感人的心有包皮，而且有的人心是用铁皮包的，甚至用到八重九重，把真心完全藏了起来。他反感人们在谈话中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如同下棋一样。若有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谈话，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中的花一样，那是多么快乐的事！他曾画了这样一幅画：两间相邻的都市式的住家楼屋，前楼外面是走廊和栏杆。栏杆交界之处，装着一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仿佛一个大车轮，半个埋在两屋交界的墙里，露出半个在檐下。两屋的栏杆内各有一个男子，隔着那铁扇骨一坐一立，各不相干，画题叫做《邻人》。那扇骨每根头上都是尖锐的，好像枪一样。这是预防邻人逾墙而设的。他感到：“这是人类社会的丑恶的最具体最明显最庞大的表象。人类社会的设备中，像法律、刑罚等，都是为了防范人的罪恶而设的，但那种都不显露形迹。……又如城、郭、门、墙，也都是为防盗贼而设的，这虽然是具体而又庞大的东西，但形状还文雅，暗藏。更进一步，例如锁，具体而又明显地表示着人类互相防备的用意，可说是人类的丑恶的证据，羞耻的象征了。但它的形象太小，不容易使人注意……只有那把铁扇骨，又具体，又明显，又庞大地表现着它的用意，赤裸裸地宣示着人类的丑恶与羞耻。”他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那时陌路就变成家庭……”

此时的丰子恺，思想上已达到了某种极致，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在三十而立的年龄里，他的世界观也成熟了。

3

一九二六年秋，弘一法师云游经过上海，来到永义里丰子恺家中，丰子恺与法师商量为自己的寓所命名。法师让他在许多小方纸上写下他自己喜欢的字，团成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随便取出二枚，打开一看，都是“缘”字，于是就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并当即请法师写了一幅横额，装裱后挂在墙上。

一九二七年弘一法师第二次来到永义里，并经由夏丏尊、丰子恺牵线，与当时的上海名流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内山完造等相见，大家在功德林设斋宴延请法师，宴毕，又随法师去太平寺拜访了著名的印光法师。丰子恺对弘一法师毕恭毕敬，而且极力仿照弘一法师行事做派，被上海文化界传为美谈。如弘一法师穿布衣，丰子恺也开始穿布衣；弘一法师常无言静思，丰子恺也变得少言语；弘一法师每晚太阳入山便眠，丰子恺也常如此……大家说：“丰子恺成了弘一法师的影子了！”

一九二七年秋，弘一法师第三次来到永义里。夏历九月廿日，是弘一法师四十八岁生日，六天后，九月廿六日，是丰子恺三十岁生日。九月廿六日这一天，丰子恺在缘缘堂设果品与香烛，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婴，即婴儿之意。十三年前，弘一法师入山断食，曾自署别名“李婴”，语出《老子》“能婴儿乎”，其含义深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丰子恺对这个法名十分满意，因为这与他一贯的思想甚为和谐。皈依式上，弘一法师郑重对弟子婴行施以训诫：

……世间的形形色色，我们所爱的、所憎的、所苦的、所怕的、所愤的、所悲伤的，乃至令人难以忍受的烦躁、感受、接触，我们要学着试图包容：它们来了，我们淡然处之；它们从我们身边滑过，我们也不可幸灾乐祸。人生，便是一场既悲且喜的过程，但中间没有一件事足以任人们轻视，世间的每一个动机，每一种事物形态，不管强者、弱者、女人、小孩，他们的心灵感受，都会发生不可想象的力量，原因是他们既是生物，自然有情感，有情感便有动力，有动力，便可毁灭事物，也可成就事物。复次，他们也有圣贤的情操，企图被尊重、被崇爱、被同情，但唯有一点，不愿被欺骗，不愿被蒙蔽；因此，他们那颗形式上是骄傲的心，在实质上，便是赤子之心。你欺骗一个小孩，如被他发现了，他小脑筋里，将永远拂不掉你丑恶的影子，即使你再神圣，再被人讴歌颂扬，也不能获得孩子的爱。当孩子的时代，没有名利观念，不晓得什么是利害，他只知道“爱”，你对他一百件好，有一件欠诚心，欠情感，他一旦发觉，一切便完了！在佛法修持上，是善不抵恶的；在世间的名器上，是功不抵罪的……因此，我们要学着包容一切，这样方能养成不分亲疏厚薄的悲心，才能平静地看世界。只有如此，人间才有无限的美丽展开；佛陀不在内，不在外，而在你的灵性中间；你的灵性有美可圈可点，世界自然有美皆备，无美不收……

许多年后，当弘一法师六十岁生辰时，丰子恺给法师去信，还深情地回忆起这一日：“……十余年前，在江湾寓所，得侍左右，欣逢师寿辰，后六日为弟子生辰，于楼下披霞娜（钢琴）傍，皈依佛法，多蒙开示，情景憬然在目……”

丰子恺虽随弘一法师皈依佛法，但他始终没有出家，他不忍离开他的家庭。他平常吃素，不过作客时怕给人家麻烦，也随人吃肉边菜。他的言行举止都自然圆融，毫无拘束勉强。他的性情向来真挚，待人无论尊卑大小，一概蔼然可亲。他自己画成一幅画，刻成一块木刻，拿着看着，欣然微笑，在人生社会中偶然遇见一件有趣的事，他也还是欣然微笑。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这一切，都带那么点“佛”的色彩。这种色彩，也染到了他的作品里。

皈依佛门，使丰子恺精神深处的悲观、迷惑和忧虑得以升华和解脱。但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在以后的漫长时日里，他的灵魂又经受了多次锤打与考验。

一九二八年，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寿辰，丰子恺与法师商定，绘“护生画”五十幅，由法师配诗写字，通过募捐出版，名即为《护生画集》。画的内容，都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杀机的。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所以，“护生者，护心也”，或直言之，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再详说即是：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用之于同类的人。为了避免引起误会，丰子恺曾多次解释以上的观点。他“普劝世间读此书者，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护一切动植物，那么，你开水不得喝，饭也不得吃。因为用放大镜看，一滴水中有无数微生虫和细菌。你烧开水烧饭时都把它们煮杀了！开水和饭都是荤的！故我们对于动物的护生，即使吃长斋，也是不彻底，也只是‘眼勿见为净’，或者‘掩耳盗铃’而已。然而这种‘掩耳盗铃’，并不伤害我们的慈悲心，即并不违背‘护生’的主要目的，故正是正当的‘护生’。至于对植物呢，非不得已，非必要，亦不可伤害。因为非不得已非必要而无端伤害植物（例如散步园中，看见花草随手摘取以为玩之类），亦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此心扩充起来，亦可以移用于植物，乃至同类的人。割稻、采豆、拔萝卜、掘菜，原来也是残忍的行为。天地创造这些生物的本意，绝不是为了给人割食。人为了要生活而割食它们，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无端的。这就似乎不觉得残忍。只要不觉得残忍，不伤慈悲，我们护生的主要目的便已达到了，故我在这画集中劝人素食，同时又劝人勿伤害植物，并不冲突，并不矛盾”。他又进一步阐明：“英国文学家萧伯纳是提倡素食的。有一位朋友质问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呢？’萧翁回答他说：‘那么，你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苦痛。’这话引起了英国素食主义者们的不满，大家攻击萧伯纳失言。我倒觉得很可原谅。因为我看重人。我的提倡护生，不是为了看重动物的性命，而是为了看重人的性命。假如动物毫无苦痛而死，人吃它的三净肉，其实并不残忍，并不妨害慈悲。不过‘杀得快’三字，教人难于信受奉行耳。由此看来，萧伯纳的护生观，比我的护生思想更不拘泥，更为广泛。萧伯纳对于人，比我更加看重。‘众生平等，皆具佛性’，在严肃的佛法理论说来，我们这种偏重人的思想，是不精深的，是浅薄的，这点我明白知道。但我认为佛教的不发达、不振作，是为了教义太严肃，太精深，使末劫众生难于接受之故……”

以上这段话，比较精确地说明了丰子恺的佛教观，可以说，他是不彻底的佛门弟子，或者说，他的达观的佛教观更能表现佛的精神。

一九三〇年初，丰子恺的母亲钟氏病逝。丰子恺幼年丧父，母亲实际上亦当父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如今他未及报答，母亲便撒手而去，这使他十分痛恨自己，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他很快便坠入了颓唐之中，只想跟着孩子们去山巅小溪，以便暂时忘却痛苦。他此时特别怕人说到人生根本方面的话。服丧期间他蓄须、戒酒，肉食他是从小不喜欢吃的，皈依佛法后更是认真茹素。这丧母的苦痛压着他，长达数年之久。此时，凡是在古诗中读到咏叹无常的文句，如“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之类，总不放过，把它们译作小画，以泄心中悲情。后来他打算专门出一册《无常画集》，并去访问了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请他为画集作序。马一浮先生是弘一大师的好友，第一册《护生画集》也是请他作序。他的学问高深，在当时已名闻遐迩。丰子恺十七岁时曾随李叔同先生拜见过马一浮先生。母亲刚过世时，他也曾访问马一浮先生，从这里得了许多有益的劝诫。这已经是第三次访马一浮先生了。马一浮先生听了他的打算后，说：“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这话令丰子恺如醍醐灌顶，感到无限清凉。他想，画完《无常画集》后，再画一本《常画集》，但这本画集自始至终都是空白的，而这空白，其实包含了一切。

4

母亲去世后，丰子恺亦患伤寒症，遂辞去教职，卧病嘉兴。来年病愈，不再授课，只挂名立达学园校务委员。这年一月，他的第一本文学散文集《缘缘堂随笔》由开明书店出版。次年，“一·二八”淞沪战役，立达校舍驻军，战事平后，校舍门窗地板均无。匡互生多方奔走，设法修复，奔走中被汽车撞伤，不治而亡。匡死后，学校同人分歧很大，丰子恺更不问校事，一年后即脱离该校。计一九三〇年秋患伤寒病后，六七年间，闲居著译作画，可谓丰子恺一生中几个较安定的生活阶段之一，也是他在事业上最为丰收的一段时间。

故乡石门湾的“缘缘堂”，就是这一时间里建造的。这所房子虽存在时间不长，但它在丰子恺的心灵、生活、艺术、文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一言难尽的。这其中确乎有着某种“缘”，某种“劫数”。当这所房子被战火毁去后，丰子恺曾多次刻骨铭心地回忆它，悼念它，怀恋在缘缘堂里的生活，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还我缘缘堂》等等。

丰子恺的母亲早年在丰家老房的后面买了一块地，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建房打算。丰子恺结婚后，孩子生得很密，他拖家带口在外地奔波，收入自顾不暇。母亲带着他的次女住在老房子里，染坊店及数十亩薄田虽可糊口，但没有多少剩余，所以一向没有起过造屋的念头。丰子恺三十岁那年，送妻子囤家奉母，只见哺育了丰家三代人的老屋已经衰败得很，门坍壁裂，似乎在表示它已无力荫庇一大家子人了。以后，丰子恺的收入渐渐多起来，每年多少有几迭钞票交给母亲，造屋的念头便由母亲心里生了出来。一日，邻居正在请木匠修窗，母亲就借了木匠的尺杆，同丰子恺一起去后面的空地上丈量，一边丈量，一边计议；回去的时候低声关照：“切勿对别人讲！”丰子恺正血气方刚，就说：“我们决计造！钱我有准备！”可是母亲很实际，她看出时机尚未成熟。她只是怀着这么一种希望，两年后便病逝了。又过了三年，丰子恺才开始造“缘缘堂”。

之所以终于决心造屋，还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他手头有了一笔较大数目的钱，是他得的稿费（六千多元）；二是，家中人实在太多，而姑母和二姐又常回来探望，难于接待，所以，在“缘缘堂”的设计草图上，楼上中央后间曾写明“二代姑母房”；三是，以丰子恺的性格，总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那样，能在乡间有一个安息之所，躲开尘嚣，潜心艺术创作。所以，在造房子之时，他可以说是倾注了全部心智、热情和钱款。新屋的地基一边略斜，木匠为了充分利用空间，把房子也造成斜形。建到一半时，丰子恺来工地查看，发现了这一点，坚决要求改正，为此，不惜多花数百元钱。此事在全镇传为奇谈。

“缘缘堂的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烦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这是丰子恺建此屋的准标。他确信环境支配文化……“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他非常注意房屋全体的调和，因为建在石门湾这个古风的小市镇中，所以不给它穿洋装；因为不穿洋装，所以不配置摩登的家具，而是亲自绘图样，让木工打制最合理的中国式家具。同样为了与建筑调和，屋内不用电灯而用油灯。楼中正南向的三间，中央铺着大方砖，正中悬挂着堂额。原先弘一法师写的堂额太小，此次请马一浮先生另写“缘缘堂”三个大字，马一浮还在后面题了一首偈：

能缘所缘本一体，收入鸿蒙入双眦。

画师观此悟无生，架屋安名聊寄耳。

一色一香尽中道，即此××非动止。

不妨彩笔绘虚空，妙用皆从如幻起。

丰子恺专门办了一块数十年陈旧的银杏板，请雕工把字镌上。这三间正房，壁上常挂的是弘一法师写的《大智度论·十喻赞》和“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的对联。西屋是丰子恺的书房，有书数千卷及风琴、书案。风琴上方常挂的是弘一法师写的“真观清静观，广大智慧观。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的长联。东屋为饭厅，内连走廊、厨房、平屋，四壁亦挂有墨宝。堂前大天井中种着芭蕉、樱桃和蔷薇。门外种着桃树。大门的门额上题有“欣及旧栖”四字，是丰子恺亲笔。后堂三间小屋，窗子临着院落，院内有葡萄棚、秋千架、冬青和桂树。楼上设走廊，廊内六扇门，通入六个独立的房间，是寝室。另外，在楼内还藏有许多书箱，装有各类图书一二万卷，从西洋画册、中国画谱到音乐美术论著，从古诗词小说到现代文学作品，从历史文献、宗教读本到儿童读物，有英文、日文和其他文本，还有弘一法师剃度前夕所赠的纪念品等。这“缘缘堂”实际上也是丰子恺的一件艺术杰作！

“缘缘堂”建成的前几天，丰子恺全家齐集在老屋等待乔迁。两代姑母带了孩童仆从，也来助喜，加起来共有二三十人之多。大家一起嬉笑叫闹，如同演戏一般。住新房的欢喜与幸福，此时已达高潮，其实真住进去，所享受的主要是平静与安逸。此时，最初置办基地并发心建造的母亲，独自安眠在五里外的长松衰草之下，她许是也感到了欣喜。

自“缘缘堂”一九三三年春建成，至一九三七年因日寇侵入而离去，丰子恺在这里度过了近五年悠闲时日。他在自己精心营造的“桃花源”里，自由自在，享尽了创作的幸福和天伦之乐。寂寞的时候，或逢春秋佳日，他便出去到上海、杭州走走。他在杭州另租了一寓，朋友们戏称为他的“行宫”，其实他主要是为了子女在杭州读书而租。

丰子恺在“缘缘堂”的生活，可以用八个字概括：饮酒读书写文作画。他养成了一个读书看画的习惯，晴天空闲时看画，雨天空闲时读文，白天空闲时看画，晚间空闲时读文。这是因为，看画不费时不费力，一秒钟即可看出画的大意，多看几分钟也有东西可看，时间和脑子都很自由；读文就没这么便当了。所以，晴天、白天，窗外的风日景色有时会生出种种诱惑，使人心旌摇不定，此时只宜看画；雨天、晚间，外界诱惑消失，才能死心塌地读文。由此种习惯，可看出丰子恺的悠闲。他几乎是超脱红尘了。春天，缘缘堂门前两株重瓣桃戴了满头的花，门内朱楼映着粉墙，蔷薇衬着绿叶。院中秋千亭亭立着，檐下铁马叮咚响着。堂前燕子呢喃，窗内孩子正在读诗，妻子正在弄剪刀。夏天，樱桃红了，芭蕉绿了，这正是丰子恺早年喜爱的古诗意境，如今移植到这里。葡萄棚上的新叶，把室中映绿了。垂帘外人行时只见参差人影，秋千架上时传来欢声笑语。门外刚挑过一担“新市水蜜桃”，又来了一担“桐乡醉李”。家里喊一声：“开西瓜了！”楼上楼下室内室外分散在各处的兄弟姊妹忽然都聚到一起，好不热闹！有时傍晚来一位客人，芭蕉阴下摆上小酌的座位，边饮老酒边谈笑风生……秋天，芭蕉叶子高出墙外，如在堂前罩了一层绿幕，葡萄架上果实累累，孩子们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夜晚明月照高楼（缘缘堂是石门镇最高大的楼房），楼下水门汀映成一片湖光，房间里有人在挑灯夜读，秋虫在窗外伴奏……冬天，屋里一天到晚晒着太阳，火炉上一直煮着香茶。坐在太阳光里吃冬舂米饭，吃到后来甚至要出汗解衣裳。廊下晒着一堆芋头，屋角藏着两瓮新米酒，菜橱里还有自制的臭豆腐干和霉千张。星期六的晚上，孩子们相伴坐到深夜，在火炉上烘年糕，煨白果，直到北斗移向……

一九三四年丰子恺在石门湾缘缘堂
（摄赠《良友》杂志）

丰子恺在缘缘堂作画

在杭州“行宫”的生活，也是一派平和悠然。丰子恺称其为缘缘堂的“支部”，平日里请了两个工人留守。有的朋友埋怨他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做什么寓公。他们不明白，丰子恺在这寓里，是在工作，写文作画读书饮酒的工作。他们更不明白，丰子恺本性所求，就是“寓公”的生活。丰子恺很喜欢古人的这句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样，他时而居杭州，时而居缘缘堂，书笔之余，恣情盘桓，饱尝了两地的风味：西湖好景，尽在于春秋二季，春日浓妆，秋日淡抹，一样相宜。他最喜欢游那些无名的地方，而把大名鼎鼎的三潭印月、岳庙等让与别人去游。他认为范蠡的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移用到欣赏风光上，也很合适。而冬夏二季，还是缘缘堂最好。冬天过年、贺岁，非在故乡不可，而夏天缘缘堂高大轩敞，清气流通，而且西瓜、凉粉常备，远胜于电风扇和冰激凌。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后来丰子恺又自书古人诗句挂于缘缘堂，一曰：“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又曰：“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

闲居对丰子恺是最为快适的生活。其实，这“闲”，只是指情绪的轻松愉快，从创作方面言，闲居期间正是他的高产期。据计，在缘缘堂期间，丰子恺完成了二十部作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各方面，其中仅文学作品（随笔）就出了五部，共九十八篇随笔。他的大部分随笔代表作都写于此时，如《吃瓜子》、《给我的孩子们》、《车厢社会》、《肉腿》、《送考》、《杨柳》、《山中避雨》、《谈自己的画》等等。

在缘缘堂期间，丰子恺也参加了推行简笔字运动，参加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字。但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参加者”，而不是先锋战士，他的心全在缘缘堂，在艺术和天伦之间。

5

丰子恺自一九一八年二十岁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志”上发表诗词，一九一九年始发表美术论文及讲话，一九二二年始发表随笔、译文，此后至一九二五年，虽发表了大量文章，但其内容，几乎全是有关美术、音乐方面的，因此，还不被当做独立的文学作品看待。他发表的第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大约是一九二六年的《随笔五则》。而他的第一篇文学杰作，则是写于一九二六年耶诞节的《给我的孩子们》。其内容虽然是把他当时所画的儿童生活漫画重新以文字描述一遍，但已形成独立的文学作品，有了纯粹的文学审美意味。以后，丰子恺的创作，一直是漫画、随笔并举，有不少内容是重复表现的。他的画，因此有了文学的味道，他的文，因此有了画的意味。

作家之画，往往比较注重思想内容，不会走到纯形式美的路上去。丰子恺幼年迷恋《芥子园画传》，学的是中华传统画法，后学习西画，重写实。受竹久梦二的影响，他的画也讲究东西方的结合，这在他那个时代，还是一个新的课题。他的画，重视表现人生的滋味，而较少注意笔墨趣味，但其画具材料，却是中国的。他的画的“底本”，大半是实际人生的片断，他看准了，悟出了其中的情趣，便立刻铺纸挥笔，一挥而就。所以，他的题材变化极多，可是每一幅画都有一点令人难忘的东西。这些画有诗意、谐趣和悲天悯人的意味，它们有时使人悠然物外，有时令人置身市尘，有时让人啼笑皆非，肃然起敬。他的人物服饰都是现代的，没有模拟古画的陈腐气，可是他表现出的境界却与粗劣的现实始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比如他的早期作品《都会之春》，表现的是一片楼房当中，一个人伏在阳台的栏杆上，支了下巴凝望天空中的一只纸鸢。画中所含寓的对春的向往、思念以及人的寂寞、惆怅，很难用文字一下说清，但又分明是这些东西在吸引读者，令人从这家常情状中得到隽永的回味。

一九三六年摄于丰同裕染坊，左五为丰子恺

朱自清曾这样评丰子恺的画：“就如一首首小诗——带核的小诗”，“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得那味儿”。夏丏尊也说：“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俞平伯说，丰子恺的漫画，“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有西洋画法的活泼酣恣，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殆无以过之”。

画如此，文又何尝不如此！画家写文章，往往注重描写的灵动，形象的立体。其实，画文相通，是中国文艺传统之一。比如，中国画就讲究诗、书、画、印一体。古代诗人中有许多同时是大画家，如王维、徐渭、郑板桥等。丰子恺自幼喜爱古诗词，但整篇都爱的少，多是只爱其中某句。这些他喜欢的句子，往往富于“画意”，如“旧塔未倾流水抱，孤峰欲倒乱云扶”，“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有一次病中，他随手翻阅一本《随园诗话》，被迷住了，从此养成了读“诗话”、“词话”的习惯，其原因就是，这些书中常选出精彩的句子来评论，等于帮助丰子恺进行了摘录，满足了他那喜好妙句的口味。丰子恺的随笔，与他的画，与他对诗词句子的爱好，与中国传统诗画讲究意境的审美追求息息相关。他在《忆儿时》这篇随笔中描写自己的家：“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一把紫砂茶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这不正如用笔在画么？这不正是一首诗么？

对丰子恺的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佛家思想。这首先表现在他的创作的外在形式上。他的文章是“随笔”，他的画作是“漫画”，随随便便，散散漫漫，不苛求，不拘束，超然世外，潇洒自然。尊重自生的灵感，尊重自在的宇宙规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禅的境界。丰子恺的佛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作品内容里。一九二八年夏，他曾宣称：“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一般的评论家，在引用这段话时，只注意了论证“艺术与儿童”，而忽视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丰子恺是一个“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的人，他自幼对人生根本问题存着疑惑，多愁善感。他读了“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就会设身处地地做了思念故园的人，或江楼上的相忆者之一，而无端地兴起离愁；读了“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便会想起过去的许多春花秋月，而无端地兴起惆怅。他总是为“无常”所苦，有时甚至不能自拔。他的这种状况，在三十岁左右达到了一个高潮，并一再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为了解释自己心灵的疑惑，他先是翻译了许多有关天文、灵魂的文章，如《秋的星座及其传统》、《大自然与灵魂的对话》、《大地与月的对话》、《哥白尼克斯与太阳》、《吕修与其木乃伊的对话》等等，并且写了《渐》、《大账簿》、《秋》等咏叹人生和万物命运因果的随笔。此时的丰子恺，实已成为大自然和宇宙的崇拜者，这种崇拜使他进而皈依佛门。佛门最普遍的思想，是“无常”、“无我”。无常者，生灭相继也，如流水一般，前前逝去，后后生起，因因果果，永无间断。无我者，世界万物皆无独立的自在实体也。一切都是虚的，而虚即是实，无常即是常。世界万物，无论多么复杂，根本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一”，而一即是无限。

艺术是什么呢？丰子恺认为“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盖‘艺术’与‘艺术家’兴，而艺术始衰矣！”“启发其生知之本能，而归复其人生之常情，是则事事皆可成艺术，而人人皆得为艺术家也。”在社会里，最能保有其本性的，只有儿童。这样说来，儿童不就个个成了艺术家吗？的确，丰子恺是把儿童当做艺术家来看的，他是真心的儿童的崇拜者。他说：“我在世间，永没有遇到像你们这样出脾肝相示的人。世界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孩子比大人，概念弱而直观强，故……容易看见物象的真相”，“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界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见到”。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丰子恺在这一阶段里创作了一大批表现儿童相的作品，如漫画《花生米不满足》、《买票》、《爸爸不在家的时候》、《瞻瞻底车》、《瞻瞻底梦》等，随笔《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给我的孩子们》、《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等。他的这方面作品，其中所表现的佛门思想，在随笔《阿难》中达到了极致。阿难是丰子恺的儿子，下生后即死，对这个儿子的猝然降生（小产）、瞬息而亡，丰子恺说：“一生完全不着这世界的尘埃”，“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洁白、明净的生命”。他体会到：“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宇宙间人的生灭，犹如大海中波涛的起伏。大波小波，无非海的变幻，无不归于海，世间一切现象，皆是宇宙大生命的显示。阿难！你我的情缘并不淡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无所谓你我了！”

还有不少作品表现了丰子恺的佛家思想，如随笔《忆儿时》、《实行的悲哀》、《车厢社会》等。《忆儿时》本是回忆童年故乡养蚕、吃螃蟹、钓鱼几件趣事，但这三事“都是杀生取乐”，都使丰子恺永远忏悔。在《实行的悲哀》里，他讲了一个普遍现象：任何高兴的事，最快乐的莫过于实行前的期待，而一旦真正实行起来，便会觉得十分扫兴而悲哀。所以恋爱比结婚幸福，西湖美景只宜远看，不宜身入其中，所以世间苦的根本，就在于深入其中，若能超脱其外，就能摆脱苦难。《车厢社会》所描写的，正是这样一些不超脱的人们（包括作者自己），他们在这旅途上小小的空间里，蝇营狗苟，争来吵去，喜爱或厌恶乘车这同一件事，而没有想到：人生好比乘车，有的早上早下，有的迟上迟下，有的早上迟下，有的迟上早下。上了车纷争座位，下了车各自回家。在车厢中留心保管你的车票，下车时把车票原物还他……

佛门思想不仅影响了丰子恺这一时期作品的内容，也影响到他的作品的风格和艺术形式。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与文艺有很深的渊源，古人说：“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可表现为对禅的识见力，也可表现为对艺术的感受力，这种识见力和感受力，需要在某种境界中才能掌握。如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在入山“断食”时就曾记下这样的日记：

丙辰十二月六日（第八日）

今天，整日饮甘泉。

断绝人间烟火。

习字，静坐。

思丝，虑缕，脉脉可见。

文思渐起，不能自已。

……

丙辰十二月九日（第十一日）

静坐，习字，饮甘泉水。

无梦，无挂，无虑，心清，意静，体轻。

……静坐时，耳根灵明，大地间无不是众生嗷嗷不息之声。

丙辰十二月十一日（第十三日）

精神界一片灵明，思潮澎湃不已。

……

以上所记录的精神状态，正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最佳精神状态，这是禅境，也是诗境。据说，禅的最高境界，是文字语言无法表达的，即使是最高深的佛家经典，也无法表达。语言在“禅”面前遇到了尴尬处境，出现了贫困状态，但虔诚聪明的佛家弟子，可以从佛经那些文字组合的后面，意会到禅意，此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诗的最高境界又何尝不是如此！王维的田园诗《辛夷坞》曰：“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表面上看，诗中写了一个平凡的景色而已，在这绝无人迹的地方，芙蓉花开了又落了，开开落落，无人问津，得不到一点点同情、一点点赞赏、一点点反响。开了等于没开，落了等于没落。仔细体味这诗，会感到一种十分博大而荒凉的意境，其中包含了对于人生宇宙的深刻感叹，大有禅机。

一九三六年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在缘缘堂天井花坛上

一九三六年十月摄于杭州田家园寓所

佛教又认为，一切事物中皆有禅，在佛的面前，众生平等。相应地说，一切事物中皆有艺术，皆有其存在的审美价值。

以上所言的佛之特点，皆为丰子恺的作品的鲜明特点。如他在晚年曾有诗谈自己的创作：

泥龙雪马眼前情，琐屑平凡总不论。

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有余音。

讲究对生活的“感悟”，喜欢从小中见大，从琐屑中见艺术，追求“弦外之音”，它们处处与佛通。

丰子恺还曾说：“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做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最高的艺术家有言：‘无声之诗无一字，无形之画无一笔’，可知吟诗描画，平平仄仄，红红绿绿，原不过是雕虫小技，艺术的皮毛而已。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

但是，丰子恺毕竟是一个生活在社会里的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爱憎分明、感情丰富、感觉敏锐的人，他无法不看到社会上大量黑暗的东西，乃至残酷的“人间相”，他曾多次引用苏东坡的话说：恶岁诗人无好语。他画了这样一些漫画：《高柜台》、《最后的吻》、《去年的先生》、《二重饥荒》等，写了这样一些随笔：《肉腿》、《两场闹》、《穷小孩的跷跷板》等等。《最后的吻》画的是一位穷妇人，因养活不起孩子，只好送到孤儿院的“接婴处”，她又不忍心，最后再吻一下，而接婴处附近，却有两只小狗幸福地在母狗肚下吃奶。人与兽的对比，人世间的倒行逆施，在这画里可谓刻画得淋漓尽致了。《去年的先生》，画的是两个孩子指着一位愁眉苦脸的小摊贩，这画表达了知识分子的不幸。《肉腿》中所写的，是丰子恺在运河上所见的农夫为了抗旱在水车上终日车水的腿和在跳舞场里那一双双肉腿，两种肉腿的比较中，揭示出社会的不公平。他从《穷小孩的跷跷板》里穷小孩的苦，想到“在这社会里，穷的大人固然苦，穷的小孩更苦！”……以上这些作品，虽然触及到了社会现实，但丰子恺在这样做时，所依据的，仍主要是佛家的慈悲思想，他并未认识到社会黑暗的实质，他的态度，仍带有显然的旁观者的态度。

第三章　辗转

1

一九三七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丰子恺四十岁生日。此时“七七”事变已三个月又二十二天，松江已经失守，嘉兴被日寇轰炸多次。但丰家仍在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素筵”。屋里充满了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而宾朋的谈话异乎寻常。

有一人是从上海南站搭火车逃回来的。他说：火车顶上坐满了人，还没有开。忽听得飞机声，火车突然飞奔；顶上的人纷纷坠下，有的坠在轨道旁，手脚被轮子辗断，惊呼号啕之声淹没了火车的开动声！

又有一人怕乘火车，是由龙华走水道逃回来的。他说上海南市变成火海，无数难民无家可归，聚立在民国路法租界的紧闭的铁栅门边，日夜站着。落雨还是小事，没得吃真惨！法租界里的同胞拿面包隔铁栅抛过去，无数饿人乱抢。有的面包落在地上的大小便中，他们管自争得去吃！

丰子恺的一个本家从嘉兴逃回来。他说有一次轰炸，他躲在东门的铁路桥下，看见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婴孩，躲在墙脚边喂奶。忽然车站附近落下一个炸弹，弹片飞来，恰好把那妇人的头削去。在削去后的一瞬间中，这无头的妇人依旧抱着婴孩危坐着，并不倒下，婴孩也依旧吃奶。

丰子恺听了他的话，想起了另一个故事，就讲给大家听：有一个猎人入山打猎，远远看见一只大熊坐在涧水边，他就对准要害打了一枪，然而那大熊危坐不动。他连发数枪，均中要害，大熊仍不动。他走近去察看，看见大熊眼已闭，血水从颈中流下，两只前脚抱住一块大石头，抱得很紧。猎人再走近细看，才发现大石头底下的涧水中，有三只小熊正在饮水。大熊中弹后，若倒下，那大石头落下去，势必压死它的三个小宝贝。猎人从此改业。他讲完了这个故事，满座为之叹息。

堂上的红烛，因了这惨剧的衬托，似乎更显明亮，它仿佛在说：“大家不要悲伤，更不要颓丧！有我在这里！炸弹杀人，我却祝人寿。世上除了极少数暴徒外，没有一个人不厌恶惨死而喜欢长寿，没有一个人不好仁而恶暴。仁能克暴，可见我比炸弹更有力量！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坐客们似乎受到了这明烛的感染，欣然散去。

这便是缘缘堂里的最后一次聚会。一星期后，炸弹便猖獗到了石门湾。

阴历十月初四，丰子恺早上起来，并未感到什么异常，依旧洗了脸，吃了粥，便坐在书斋里工作。他的工作是画一册《漫画日本侵华史》，是根据蒋坚忍的书而作的。他想把每个事件都画下来，加以简单的说明，一页说明与一页图画相对照，形似《护生画集》，希望能让文盲也看得懂，而且像《护生画集》那样，照印本贱卖，让小学生也能买得起。丰子恺工作的时候，四个子女在另屋自修，两个孩子去本地小学读书，家里静静的。忽然听到玻璃窗震响，初时并未在意，后来又连响。他觉得响声有些特别：轻微而普遍，楼上楼下几百块玻璃仿佛同时震动，声如远钟，于是心里觉出不妙，忙出门探问，邻居们也正在惊奇。大家猜想，许是附近城市被轰炸了吧。有人说，我们这小地方，又没有军队设防，不会来轰炸的。更有人补上一句：请他来炸他也不肯来的！于是各自散去。

中午，丰家十口人正围着圆桌吃饭，忽闻飞机声。不久即发现是一架侦察机，飞得很低，坐在饭桌前透过玻璃窗望去，可以看清机上人影。小镇上没有警报设备，以前常有飞机过境，也辨不出是否敌机，大家都跑到门口，仰了头观赏。那飞机兜了一个圈子，走了。丰家没人去观赏，照常办自己的事情。但丰子恺已感到不妙，只是心里仍希望，侦察机发现这儿没有军队，便不会来炸了。其实他实在是大大的想错了！日寇正是要选择不设防的城镇，以便放心地来轰炸屠杀！下午两点，又听得飞机声，丰子恺本能地招呼在窗边的孩子都到屋里来。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很近，接着又是一声。家里人都聚拢起来，站在东屋的楼梯之下。只听墙外乡亲们奔走呼号。丰子恺本能地说了一句：“不要紧。”说过后马上感到了空洞。若在平日，作为丈夫、父亲、户主，说这样一句话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安慰人的。可是现在，所有人的生死大权都被空中的刽子手拿走了，他还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呢？果然，紧接着一阵冰雹般的连响后，接着是一阵重响，墙壁摇晃，桌椅都跳起来，热水瓶、水烟袋都翻落到地上。全家只好挤在一起，无话可说。墙外奔走呼号声更急。丰子恺突然想起，两个小的还在外上学未归，心中很急。正想着，九岁的女儿一吟哭叫着逃进门来。大家忙问她哥哥元草的下落，她茫然不知，只说，学校边上落了一个炸弹，大家都跑散了。此时飞机声音远了一些，紧张的情绪也平复下来，丰子恺这才想起，刚才落在附近的炸弹，一定是向着缘缘堂来的，因为它是镇上最高大的房屋。飞机也许还会回来，经过商量，决定用丝绵被盖在桌上，大家都钻进桌子底下。如此拥挤着，过了约一小时，飞机声才完全消失。此时元草从野外回来。

出去了解了一下，才知道这两小时里，敌机共投炸弹十余枚，机关枪扫射无法计算。缘缘堂后门外五六丈之处，有五人死的死，伤的伤。东市炸毁一屋，全家四人俱死，总计当场炸死三十余人，伤无算。数日内陆续死去又三十多人。死伤者有的脑浆迸出，有的断臂少腿，丰子恺因心中不忍，都没去亲看。

这日傍晚，住在三四里外的南沈浜村的妹夫摇船来到，要他们去村里避难；于是丰家十口，收拾点衣物，于细雨中匆匆登船而去。沿河只见家家闭户锁门，石门湾形同死城，而河中船行如织，都是逃难迁居的。到达时天已黑，雨仍在下，丰子恺的妹妹雪雪擎着一盏洋油灯在岸边迎接。丰家十口中，包括岳母，岳母当时正在丰家作客，未想也参加了逃亡。在村里租用了农家的闲屋，当夜回忆白天的浩劫，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大雨。家里原有僮仆都于昨日各自逃回家去，丰家生活全靠自理，六个孩子也从此学习劳作。

第三天放晴，又见飞机去石门湾轰炸，其实石门湾已为空城。

因邮信不通，丰子恺每日花钱请人去十五里地外的姐夫家借报来看，主要看嘉兴是否失守。若失守，只好远走他乡，若不失，就不走远。结果报上一再登载嘉兴固若金汤的消息，他读得高兴，就每日把重要消息抄出来，贴到门口，作为壁报。周围村庄，听说这儿有壁报，纷纷来看。经如此传递消息，亲朋好友都知道了丰子恺的行踪，纷纷前来探望。连住在崇德城中已七十高龄的老姑母也逃至这里。在村里住了数日，嘉兴仍未失守。但军队开来了，就在村前挖壕沟布防。

丰子恺从一位连长那里获知，这一带恐怕要放弃，他心中很不安，于是叫着大女儿陈宝和店员章桂于晚间去缘缘堂取书。前几日妻子已来取过一次衣物。天很黑，他们像做贼一样，架梯子爬进墙去，打开窗户，一只饿狗躺在沙发上，见到电筒电光，忽地站起来，把他们吓了一跳。上楼，又有只饿猫依着陈宝的腿哀叫。他们在各个书架中选那些心爱的、版本较佳的或新买尚未读的书，装了两网篮，交章桂明早设法运回去。别的东西一概不拿。一是拿不胜拿，再是，丰子恺不知根据什么，总觉得这缘缘堂不会被毁，总有一天要回到这里来。选完书已是深夜，他们三人出了门，在石门湾全镇上巡行一遍，好似与它告别。全镇一片黑暗和寂静，不见人影，只闻处处狗叫。这都是一些丧家失主、正在挨饿的狗啊。忽闻一家店铺楼上传出肺病患者的咳嗽声，四下回响，凄惨逼人。他们返回缘缘堂就寝，破晓即起返回。出门时丰子恺回首一望，缘缘堂的上百块窗玻璃在黎明中发出幽光。这便是他与缘缘堂的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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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又居数日，丰子恺得到马一浮先生从桐庐寄来的信，告知他已迁离杭城，避兵桐庐，又问石门湾情况如何，尚能安居否，并附有近作诗一首。诗中有“嗟哉一切智，不救天下惑。飞鸢蔽空下，遇者亡其魄。全城为之摧，万物就磔轹。海陆尚有际，不仁于此极”之句，丰子恺看了，甚有同感。他也想避兵去桐庐。不久有族弟带人来，表示有船可送丰氏一家去桐庐。此人二十余岁，名周丙潮，酷爱书画，是丰子恺的崇拜者，也算是亲戚。丰子恺很高兴有这个缘分，便马上商议好避难的方针：先走杭州，溯江而上，至于桐庐，投奔马先生，再决定去向。议定之后，先通知诸亲友。老姑母不堪跋涉，不愿跟着走。妹妹有翁姑在堂，亦不能成行。章桂自愿随行。其实在这风声鹤唳之中，有许多人都想逃走，只因逃难不是小事，多半力不从心，心中很苦。丰子恺见状十分伤心，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去！

晚间检点行物，丰子恺发现除了几张无法用的银行存票外，手中只有数十元现款，这怎能行？可是六个孩子都说：“我们有。”他们把每年生日里父亲给的红纸包打开，凑到一起，竟得四百余元！送红纸包本是丰子恺自兴的一种仪式：每逢孩子生日，都送他们一个纸包，上写“长命康乐”四个字，内装的钱数与孩子岁数相同。孩子们得了纸包，都不曾拆，未想今日拆开，竟解了燃眉之急，充了逃难之费！而且是这样一个可观的数目！他当夜就把钱分开藏起。尚未睡安稳，忽闻远处炮声频起，震动床铺，他心中明白：火线逼来了。次日，即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有人从石门湾镇上跑回，报告说，镇上已架好枪炮，准备开战了。丰子恺恍然大悟，日寇并不正面打嘉兴，而是从北面迂回，以包围嘉兴。而自己还在看嘉兴是否失守才走，实在是糊涂。如今逃难已间不容发。于是上午即向村人告别，将所余家具、日常用品尽数送人，给所住房子的房主租金，房主不收，硬给才收下了。在此之前，他已将染坊老店所余分给旧店员们，让他们各奔出路去了。正午，周丙潮的船来到。全家十口加之族弟平玉、店员章桂，共十二人，胡乱吃了些饭，匆匆下船。妹妹、妹夫送到船埠上，丰子恺忍着内心悲痛，勉强叮嘱“快筑防空壕，后会不远”，再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船到丙潮家住的悦鸿村，已到傍晚，天正下细雨，打算在他家吃了饭，略事休息，半夜里向杭州去，这样比较安全一些。船只都被军队征用了，这一只是万一的挂漏。丙潮的母亲，丰子恺叫她五娘姨。这一家有两个儿子，都已有孩子，丙潮是次子。现让丙潮随行，意思是，大难将临，人命不测，把两房儿孙分居两处，即如把一笔款子分存两个银行，即使有变，也不至于两个银行同时变。半夜时分，大家起身。主人办了两桌菜，吃罢匆匆下船。行李早已经过精简，每人除身上穿着的衣服外，再就只带被褥和日用品，再就是孩子们的书本。丰子恺自己的书籍文具，一概不拿。他抱定易卜生的观点：“不完全则宁无。”既然不能尽数带走，干脆一件不带，身边所带的只是一只表，一只香烟匣子，一只香烟嘴，一只钱袋。钱袋里除了钱外，还有指南针、石章、牙章和一枚小放大镜，牙章边款刻有细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天明后，行船中，听到远处有隆隆声——天气晴朗，显然不会是雷。丰子恺用指南针测了方向，估计是桐乡一带，但怕大家害怕，便没有说。可是大家还是担心了，因为前几日亲眼见到飞机扫射河里的船。船在河中行，目标太明显了，于是不敢再这样大模大样地走，停到一株大树之下，上岸去寻了一处破庵坐下来休息，并买了烧芋艿当早饭。饭后，几个小孩子穿着大衣，披着围巾，戴着手表在水边树下嬉戏。丰子恺心中不安，让她们把大衣围巾手表脱下，与两个新一些的皮箱一起藏到船里。不久，便有四个黑衣男子走来了，也坐到庵中。大家十分紧张，到了下午，只好快走。可是到了船上，又有了被敌机扫射的担忧和恐怖。好歹行近塘栖，却又有一船士兵迎面而来。有一个士兵站在船头上，向这只船里望了几眼，问章桂：“矮鬼子在什么地方？”章桂没听懂，而船已背道驶远。于是丰子恺明白，日寇已在附近了。他叫船工开快些，但没说明理由。不久，又遇一只兵船，这兵船要求过去一个摇船的，便放他们走了。又是一场虚惊。那位船工初时死也不去，硬被连拉带打地弄过去了。丰子恺安慰他，一定在塘栖等他，因为兵船说好让他摇三十里就放他。可是到了塘栖，只见岸上房屋全成了兵营，根本无法下船上岸去等，只好继续行进。有人自我安慰：“说是摇三十里放回来，那只是说说而已，咱们就是等也白搭。”又有人说：“在这种情势下，咱不等他也算不得不义。”那船工是丙潮同村的，他担心那人身上没钱，放回来路上也要挨饿。丰子恺对自己的失信很是不安，只好叮嘱丙潮，船到杭州后，托其他船工带加倍的工钱回去给他。

半夜里，船到了杭州，在拱宸桥停泊。船上有饭无菜，丙娘娘取出一个枕头，枕头里装的是熏豆，就用熏豆下饭，太干，有酱油。吃了饭，又有一只船过来，认得船上有一位在石门湾当过差的人，他是从桐乡来的，那儿正在杀人放火，他的家人也不知死活，上了岸，再问他情况，他不想、不愿细说似的，只说：“杀人！放火！强奸！”倒头便睡。丰子恺便去问一个老头子：“杭州到桐庐还有公共汽车么？”老头子发出鄙视般的笑声，说：“还想汽车？船也没了！一千六百元也雇不到了！”回了船，他没有细说，只说恐怕要步行去桐庐了，于是大家便把行李再次精简，其他的让船工们带回去。完后，大家都在船上睡了，只有丰子恺睡不着，他想起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根据这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万一明天早晨敌人追上来，搜出这东西，全船人便都没命了。自己一死是应得的，可是其他十余老幼呢？想着想着，睡梦中仿佛看见了可怕的场面，突然惊醒，暗中在包裹里摸索，把书和画稿都取出来，用电筒检查过了，便向船舷外抛去，只听“咚”的一声，犹如一拳打在他心口窝上，疼痛不已。他想：“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的画稿，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他坐着朦胧而睡，只听见孩子们叫喊起来，原来是因互相枕藉而睡，互相压痛麻木了肢体。孩子们真是命苦哇！他又睡不着了。

五点钟大家就起来了，天还没亮。行李虽经精选，还有两三担，好容易雇到两位挑夫，挑不动这多行李，轻的东西各人分头拿了，还有两个被包，实在无法拿，干脆弃在船里不带。此事后来使他颇后悔，因为那两包中有两条最好的丝绵被，以后逃难当中，每逢天冷，都会想起它们来。其实当时再想法子，可以雇到第三位挑夫，而且后来得知，丙潮家在战争中被劫，所寄存的东西，包括此次托船工带回去的东西也在劫难逃，所以那两条被子，就等于扔在路旁。行李已有人挑，可十五个人中，还有丙潮家一个三岁小儿和丰子恺七十岁的岳老太走不动，路途长达三十六华里。最后，还是聘到一位壮汉，请他背负老太太，三岁小儿则由丙潮自己负担。可是走了不到十里，老太太就受不了啦，扶着走又不行，最后终于访得了一乘轿子，才解决了问题。渐渐就望见了西湖，美景依旧，可是心情与往日大异。丰子恺十分伤感，几乎不敢抬头看它。杭州是他第二故乡，如今他仓皇出奔中与它告别，热泪忍不住落下来，他使用手帕遮了脸。这是辞家以来他的第一场泪，来得是何等突然！他想，这西湖美景正如一个天真儿童，它不懂人事沧桑，在这风雨满城、浩劫将至时，它仍向人作笑颜，它的姿态越是可爱，就越让人伤心啊！走在身边的平玉，还以为丰子恺是因抛弃故乡的财产、身受流离之苦而哭，便来劝他，那劝慰的话，令他感到极不入耳。

突然来了空袭警报。大家本来走得疏散，此时各自只管逃命，都失散了。幸好飞机未来，大家终于在目的地集合。六和塔下，只有一个小茶馆开着，而且店门口还有卖油粽子的。喝着茶，吃了油粽子，便开始找船。先问茶店老板。这老板有心趁火打劫，便极言船之不易得，并说，钱江大桥即将炸毁，而敌人已到了附近等等。丰子恺信以为真，心中焦急，求店主帮忙。店主得意地笑道：“办法倒有一个：走着去，晚间睡凉亭！”并且恶意地指点着七十岁的老太太，又指门外雨中的泥泞路。丰子恺无法，只好叫平玉和章桂去远处寻船。后有一女子来，自称有一只船，但要到桐庐至少七八十元。这分明是讹诈，难以同意。那女子便拂然而去，进入店内房。丰子恺记得初到时曾见过这女子，料定是老板娘，伙同老板行奸计。此时老板出来逐客：“喂，你们这一大帮人究竟想干什么？坐了大半天了还不走！座位都让你们占杀了！”丰子恺忍住火，婉言说：“我们实在无法，只能再坐一会儿，你再泡几碗茶来，我给你加倍的茶钱就是了！”老板冷笑：“我们要关门了！你们有船不坐，老坐在我的店里算什么呢？”并且指着丰子恺一伙人对旁人说：“你们看，这店好像是他们开的了！”又说：“我们要关门了！你们马路上坐去！”正在无地容身时，平玉和章桂回来了，带了一个船户来，叫去外面讲价，丰子恺大喜过望，叮嘱大家再忍一刻。这家只要二十五元。丰子恺忙回去叫家人来。付茶钱时，老板满脸凶相已不见，只剩了颓唐。丰子恺这才注意到老板的衣服非常褴褛。他想：“人世真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其实，在这小茶店中三小时的遭遇，丰子恺看做是平生所受最大的侮辱，从而也加深了他对人生社会的认识。现实苦难来考验他的佛心了，来锻炼他的人性了。许久以后，他回忆此事，还觉寒心，自谓那种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永远不能忘却。

将欲行船，又有兵士拉走一个船工帮忙挑担，说一下子就放回来，此次他们不再犹豫，就等这船工回来，果然一下子就回来了，于是开船。再望见六和塔时，丰子恺心情已与前时不同，他可以冷静鉴赏风景了。由此他又联想到：“自然永远调和、圆满而美丽。惟人生常有不调和、缺陷与丑恶的表演。然而人生的丑，终不能影响大自然之美。你看，人间有暴徒正在从事屠杀，钱江的胜景不但依旧，又正像西施得了嫫母的对照，愈加显示其美丽了。我过去曾把自己的悲欢的感情移入自然之中，而视自然如我忧亦忧、我喜亦喜的东西，未免亵渎了大自然……”在这战乱逃难途中，他竟认真地总结出佛之真谛而大彻大悟了。可是他对茶店老板“不见恶，唯见苦”的善心和对自然人世的彻悟还太早了些。

船至中途，他于睡梦中听见说话声，还以为是缘缘堂中早起浇花的孩子们的说笑声，惊醒后方想起是在逃难船上。只听得船老大在问平玉：“到桐庐你给我多少钱？”平玉回答：“不是已讲好二十五块么？已经给你十五块，到桐庐再给你十块！”“谁同我说过二十五块？这点钱怎么能到桐庐？”“……我们在六和塔下当即付你十五块了！”……争来吵去，那船老大忽然跳上岸，声称不去了。此时丰子恺积在心中的愤懑再也忍不住了，就厉声向船老大说：“喂，我们明明讲好的，你怎么没信用！你想敲竹杠，欺侮我们逃难的人！你这……”正说着，平玉过来阻止住他，又低声下气对那人讲：“喂，有话好讲！现在的确不比平时，你要多少，总可商量。不过我们的家都已被鬼子毁去，你要多少，待到了桐庐一定向亲戚朋友借来给你。你既然载了我们，就请一定送到，就算救救我们的命！”丰子恺明白平玉这样做是对的，便也敛了怒气，再说些好话。船老大却仍说风凉话：“我撑不动了！锅里有饭，你们吃吃饱吧！”平玉无奈，又上岸去低声跟他交涉，最后议定，到桐庐再给他四十五元钱，六和塔下付的十五元作废。船终于又开了。平玉在丰子恺耳边说：“我已用柴草在岸边小树上打了一个圈。万一有事，可向这个地方追究。他的伙伴一定在这里。”丰子恺又展开了他那哲理的思考：他觉得这船老大很可怜，他是个魔鬼，但在魔鬼中属于有道君子；他敲诈不求现交，同意到桐庐收款，可见“盗亦有道”。为爱护这一线“信义”，丰子恺打算到桐庐真给他四十五元。可平玉不干，胸有成竹，丰子恺只好交给他办。

一路无事。第二日晚上才到桐庐，上岸后，旅馆中全住了兵，而这一行当中十一个是女人孩子，若让他们与兵士杂住在一所屋子里，也不行。只好不管礼貌不礼貌，先去找马一浮先生。幸而不远，马先生的弟子来开了门，了解了来意，便上楼去告诉马先生。此时已是夜间十一点，打扰马先生休息，丰子恺心中极为不安。在杭州时，丰子恺与马先生住得不远，但每去拜访，都选阴雨天气，因为怕晴天里去，打断了马先生的兴致。而如今，是战乱使他办起了越礼之事。不一刻，马先生下楼来相见，并立刻邀他全家到这里住。此种情况下，丰子恺也不再辞让，立刻让船上老小上岸。等到所有人和行李都上岸后，船老大站在马家门外等着要钱时，平玉忽然脸色一变，一把抓住船老大的胸脯，雷鸣一般地骂道：“你这王八，半夜里敲诈良民，走，跟我到公安局去！”说着，拖了就走。船老大的小棉袄，被他一拉，下面露出肉和裤腰来。大家上去劝解，平玉才放开手，一五一十地向马先生讲述这船老大是如何可恶。船老大这一下如遭雷击一样，当堂跪下，指天发誓，说自己并未居心不良，他一定是把马先生当成官府什么大人物了。最后，经大家劝解，平玉才同意不送警察局，照原先所议，给了船老大十元钱。丰子恺一行，在马家住了三日，终于又寻得住所，搬了过去。搬走时，马先生看出他的不安，便说：“你们不来住，士兵也一定要借住的。”

“逃难”把深院重门都打开了，使深居简出的人也出门了，从而便有许多新鲜的东西、珍贵的东西现于世。这正是丰子恺的体会。逃难以来，他感触良多，跌宕起伏，引起许多哲学思考，得到许多珍贵的体验，其中与马先生亲近便为一例。和平时期，马先生深居简出，丰子恺忙忙碌碌，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此时在逃难之中，暂栖山中，他常去访问马先生，反而成了一种义务，这样可互通战争消息，讨论下步行止。马先生不久也搬至附近。时候正是隆冬，但风和日暖，丰子恺去访问时，马先生让僮仆搬几只椅子，捧一把茶壶，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马先生、丰子恺及马先生的弟子王星贤就坐在篱边竹下晒太阳、清谈。茶壶边有一盒香烟，是招待客人的，他自己捧水烟筒；也有时放下水烟筒，拿支香烟吸，他的谈话弥高弥坚，忽前忽后，亦庄亦谐，令丰子恺入迷，甚至为此忘记了吸烟。

丰子恺后来回忆说：“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引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记得青年时，弘一法师做我的国画音乐先生，常带我去见马先生，这时马先生年只三十余岁。弘一法师有天对我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当时我想象不到这境地，视为神话。后来渐渐明白；近来更相信弘一法师的话决非夸张。”王星贤记录着马先生每次的谈话，其中有一段是记录马先生与丰子恺谈艺术：

十二月七日丰君子恺来谒，先生话之曰：辜鸿铭译礼为arts（艺术），用字颇好。arts所包者广。忆足下论艺术之文，有所谓多样的统一者。善会此义，可以悟得礼乐。譬如圣人此时坐对山色，观其层峦叠嶂，宜若紊乱，而相看不厌者，以其自然有序，自然调和，即所谓多样的统一是也。又如乐曲必合五音六律，抑扬往复而后成。然合之有序，自然音节谐和，铿锵悦耳。序和同时，无先后也。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平时如此，急难中亦复如此。……即如此时，前方炮火震天，冲锋肉搏，可谓极乱。而吾与二三子犹能于此负暄谈义，亦可谓极治。即此一念，便见虽当极乱之时，治机因未熄灭。扩而充之，未必不为将来拨乱反正之因端也。非是漠然淡然，不关痛痒。吉凶与民同患，自然关怀。但虽在忧患，此义自不容忘……

听了这样充满睿智的话，丰子恺真希望时间停住，以使他永远享有这受教的快乐。丰子恺性格中有种依赖导师的倾向，从而特别善于从别人那里学得东西。他的美术、文学乃至哲学，虽然都不是科班出身，全靠自学，却均达到了较高境界，这与他善于选择老师，自觉地亲近仁者智士有关，李叔同是一例，马一浮又是一例。

一日，马一浮正与“二三子”谈义，忽听到炮声，于是讨论“远行”还是“避深山”的问题。丰子恺主张远行，并力劝马先生也走。马先生虽无家室之累，但有亲戚、学生、僮仆十人，患难中他不愿独善其身，行路不便，决计避深山。丰子恺才到此乡时，认识一位小学美术老师，他家住在二十五里外的高山顶上。此时便约马先生一起去一趟，看看可否藏身。于是雇了四乘轿子，到了山上，计议已毕，下午便下山来。半路上轿子停下休息，大家入路边亭子小坐，看见壁上用木炭题了一首诗，大约出于农夫工人之手，诗曰：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同栈不在手。马先生考辨了许久，认为“同栈”是“铜钱”之误，便对作者胸襟大为佩服，赞叹讨论之余，改之为：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铜钱何足夸。王星贤也改了一首：山上有好水，平地有好花。好花年年有，到处可为家。其实，细品之下，这首诗大有禅意。归来某一日，马先生手书近作诗赠丰子恺，其中曰：“胜暴当以仁，安在强与弱。野旷知霜寒，林幽见日薄。尚闻战伐悲，宁敢餍藜藿。蠢彼蜂蚁伦，岂识天地博。平怀俯沧溟，寂观尽寥廓。物难会终解，病幻应与药。定乱由人兴，森然具冲漠。麟凤在胸中，豺虎宜远却。……”

十二月十七、八日，传说将有大军来桐庐利用山地与日寇作战。不久即有军队开到，有的借住在丰子恺家。其长官与丰子恺闲谈，说他们是从石门湾退出来的，亲见石门湾已成焦土；又说，此地亦不可久住，说不定这里也要放弃。得此信息，丰子恺次日再去劝马先生离去，然马先生志已决，只好返回家与家人商量，说，故园已毁，留此已无意义，不如远徙。只是岳母已七十，奔走太苦，便与妻徐力民商议，寄托到美术老师家，其家中亦有一七八十岁老人。一切计议停当，当日雇一顶轿子，派章桂护送上山。临别，大家纷纷落泪，丰子恺心中尤苦。自己不能保护一位应该供养的老人，面临危难还将她寄托在异乡深山中，这是何等惭愧的事！布置已定，又去见马先生，想再劝其同行，但进门之后，竟说不出来，只是含糊说：“我也许要走，还没有定。”回到家里，写了几句话算是书面告别，托人送去。

十二月二十一日，丰子恺在桐庐住了二十三天后，恋恋不舍离开，乘船直趋兰溪。船行当中，他环顾家人，发现都神情怅惘，若有所失，以妻最甚。还是孩子最先说出：“真后悔外婆没一起走呀！”大家纷纷同意。于是，他下个决心，喊船停下，让章桂上岸去山里接老太太下山，然后乘公共汽车去兰溪相聚。事虽做了，但心中极不踏实，因局势已经很乱。没想到章桂竟完成使命，带了老太太，乘了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几乎与船同时到达兰溪。

3

在逃难之中，丰子恺怕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在兰溪住旅馆时，他登记了自己小时候的名字“丰润”。恰巧有浙一师的同学曹聚仁路过这里，见到登记簿上的名字，知道是丰子恺，便来相见。曹聚仁当时是中央通讯社东南战区特派员。他在聚丰园设宴，为丰子恺一家洗尘。席间，他对丰子恺掩盖真名的做法提出意见，劝他打出“丰子恺”的旗号来，以他的名气，在途中会得到更多的协助，并且帮助丰子恺印了名片。

这一改变，果然效果很好，在兰溪立见生效：存在杭州中国银行的二百元钱，在杭州无法领取，在这儿不用保人，只丰子恺三字就顺利取到了，这对于下一步逃难，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于是在兰溪雇船，到达常山，水路阻断，改雇汽车，到上饶。从上饶乘船，过鄱阳湖、南昌等地至宜春，再走旱路。因无客车，只得攀乘货车，露天而行，至萍乡已是午夜。

火车停住不开，大家只好下车。车站人员要他们从南昌补票，章桂年轻气盛，便与他们吵起来。此时站长闻声赶来，与丰子恺通了姓名后，表现得十分客气，说，上海立达学园的学生萧而化，是当地望族，常谈起老师丰子恺。站长为他在车站旅馆定了房间，并打电话通知萧而化。第二日一早，萧而化便来探望，其妻亦是立达学生，一别十年，于战乱中重逢，倍感亲热，便设宴招待。丰子恺自丧母以来，开始茹素，但在战乱中，受人款待，颇觉不便，又恐引起主人不安，于是决定开荤。萧氏夫妇以春节将近为由，坚决挽留丰子恺在萍乡定居，盛情难却，丰子恺便答应了，于是迁至暇鸭塘萧氏祠堂暂住。一九三八年一月末，在这儿度过了逃难中第一个春节。当地乡邻十分好客，纷纷邀请丰子恺一家去“吃年荤”。各家过年荤食十分丰盛，而且造型美化技艺高超，令丰子恺惊叹不已。

二月九日傍晚，丰子恺接到上海朋友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说缘缘堂已经毁掉。此事给了丰子恺一个很大刺激。虽然逃难之中，他屡闻石门湾战事，也思考缘缘堂业已不存，但私心深处，却总怀着万一的希冀，如今一被证实毁去，竟将逃难以来所感受的一切、所思考的一切、所凝积的一切统统泄漏出来，写下了逃难以来的第一篇随笔，也是他最著名的杰作之一《还我缘缘堂》。

此文实在不可多得，而且在丰子恺的文学创作中有着转折性的重要意义，故录如下：

二月九日天阴，居萍乡暇鸭塘萧祠已经二十多天了，这里四面是田，田外是山，人迹少到，静寂如太古。加之二十多天以来，天天阴雨，房间里四壁空虚，行物萧条，与儿相对枯坐，不啻囚徒。次女林先性最爱美，关心衣饰，闲坐时举起破碎的棉衣袖来给我看，说道：“爸爸，我的棉袍破得这么样了！我想换一件骆驼绒袍子。可是它在东战场的家里——缘缘堂楼上的朝外橱里——不知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得来。我们真苦，每人只有身上的一套衣裳！可恶的日本鬼子！”我被她引起很深的同情，心中一番惆怅，继之以一番愤懑。她昨夜睡在我对面的床上，梦中笑醒了来。我问她有什么欢喜，她说她梦中回缘缘堂，看见堂中一切如旧，小皮箱里的明星照片一张也不少，欢喜之余，不觉笑了醒来。今天晨间我代她作了一首感伤的小诗：

儿家住近古钱塘，也有朱栏映粉墙。
三五良宵团聚乐，春秋佳日嬉游忙。
清平未识流离苦，生小偏遭破国殃。
昨夜客窗春梦好，不知身在水萍乡。

平生不曾作过诗，而且近来心中只有愤懑而没有感伤。这首诗是偶然被环境逼出来的。我嫌恶此调，但来了也听其自然。

邻家的洪恩要我写对，借了一支破大笔来。拿着笔，我便想起我家里的一抽斗湖笔，和写对专用的桌子。写好对，我本能伸手向后面的茶几上去取大印子，岂知后面并无茶几，更无印子，但见萧家祠堂前的许多木主，蒙着灰尘站立在神祠里，我心里又起一阵愤懑。

晚快章桂从萍乡城里拿邮信回来，递给我一张明片，严肃地说：“新房子烧掉了！”我看那明片是二月四日上海裘梦痕寄发的。信片上有一段说“一月初上海新闻报载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不知尊处已得悉否”，下面又说，“近来报纸上常有误载，故此消息是否确凿不得而知”。此信传到，全家十人和三个同逃难来的亲戚，齐集在一个房间里聚讼起来，有的可惜橱里的许多衣服，有的可惜堂上新置的桌凳。一个女孩子说：大风琴和打字机最舍不得。一个男孩子说：秋千架和新买的金鸡牌脚踏车最肉痛。我妻独挂念她房中的一箱垫锡器和一箱垫磁器。她说，早知如此，悔不预先在秋千架旁的空地上掘一个地洞埋藏了，将来还可去发掘。正在惋惜，丙潮从旁劝慰道：“信片上写着‘是否确凿不得而知’，那么不见得一定烧掉的。”大约他看见我默默不语，猜度我正在伤心，所以这两句照着我说。我听了却在心中苦笑。他的好意我是感谢的。但他的猜度却完全错误了。我离家后一日在途中闻知石门湾失守，早把缘缘堂置之度外，随后陆续听到这地方四得四失，便想象它已变成一片焦土，正怀念着许多亲戚朋友的安危存亡，更无余暇去怜惜自己的房屋了。况且，沿途看报某处阵亡数千人，某处被敌虐杀数百人，像我们全家逃出战区，比较起他们来已是万幸，身外之物又何足惜！我虽老弱，但只要不转乎沟壑，还可凭五寸不烂之笔来对抗暴敌，我的前途尚有希望，我决不为房屋被焚而伤心，不但如此，房屋被焚了，在我反觉轻快，此犹破釜沉舟，断绝后路，才能一心向前，勇猛精进。丙潮以空言相慰，我感谢之余，略觉嫌恶。

然而黄昏酒醒，灯孤人静，我躺在床上时，也不免想起石门湾的缘缘堂来。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距今尚未满六岁。形式朴素，不事雕斲而高大轩敞。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饮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壁皆经书，东间及后楼皆家人卧室。五年以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

我曾和我的父亲永诀，曾和我的母亲永诀，也曾和我的姐弟及亲戚朋友们永诀，如今和房子永诀，实在值不得感伤悲哀。故当晚我躺在床里所想的不是和房子永诀的悲哀，却是毁屋的火的来源。吾乡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六日，吃敌人炸弹十二枚，当场死三十二人，毁房屋数间。我家幸未死人，我屋幸未被毁。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失守，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以至四进四出，那么焚毁我屋的火的来源不定：是暴敌侵略的炮火呢，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呢？现在我不得而知。但也不外乎这两个来源。

于是我的思想达到了一个结论：缘缘堂已被毁了。倘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堂若有知，一定很甘心，料想它被毁时必然毫无恐怖之色和凄惨之声，应是蓦地参天，蓦地成空，让我神圣的抗战军安然通过，向前反攻的。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出喑呜叱咤之声：“我这里是圣迹所在，麟凤所居。尔等狗彘豺狼胆敢肆行焚毁！亵渎之罪，不容于诛！应着尔等赶速重建，还我旧观，再来伏法！”

无论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或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在最后胜利之日，我定要日本还我缘缘堂来！东战场，西战场，北战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大家先估计一下，将来我们一起同他算账！

在萍乡住了一个多月，估计许多朋友都已到了长沙、汉口，丰子恺颇觉寂寞孤独。恰巧长沙开明书店有信来，邀他前往，于是又雇船上路。时正早春，路上水色勾起他对江南的怀念，在舟中作《高阳台》词：

千里故乡，六年华屋，匆匆一别俱休。黄发垂髫，飘零常在中流。渌江风物春来好，有垂杨时拂轻舟。惹离愁，碧水青山，错认杭州。

而今虽报空前捷，只江南佳丽，已变荒丘。春到西湖，应闻鬼哭啾啾。河山自有重光日，奈离魂欲返无由。恨悠悠，誓扫匈奴，雪此怨仇。

三月十二日抵湘潭，又转道长沙，安置好家庭后，丰子恺即应汉口开明书店之邀，带长女陈宝、次女林先到汉口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当时汉口云集了不少知识界著名人士，形成了大后方的一个文艺宣传中心，抗战气氛特别浓厚。不久，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该协会筹备出版《抗战文艺》，丰子恺为编委之一，并为《抗战文艺》的封面题了签。由于经常在外奔走联络，穿长袍行动不便，他便于此时起改穿中山装，看上去十分精神，友人们称他“返老还童”。他自己则说：“去冬我从故乡石门湾迤逦西行，今春方才来到汉口。途中非常沉闷。因为当时交通阻滞，我们又人多不便乘车，只得坐船走水路，又在沿途乡僻地方逗留好几次。所以途中历时甚久，消息很不灵通，仿佛酣睡了两三个月。一到汉口，仿佛睡醒了。因为此间友朋咸集，民气旺盛，我从来不曾如此明显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国民！”正是这种“中华国民”的意识，促使他以笔代枪，积极投入抗战工作。他收集报刊上发表的抗战宣传漫画，配上说明文，编成集子出版，他鼓吹抗战歌曲，亦编集发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丰子恺在汉口

可是九江失守后，武汉疏散人口，他只好带女儿回长沙，恰好得桂林师范的聘书，便决定全家迁往桂林。在桂林师范任课半年余，因战火蔓延，桂林时遭轰炸，到处都有驻兵，便应浙江大学之聘前往宜山，任艺术指导。

宜山也是时常有防空警报，而浙大也正在商议迁校，不久南宁形势紧张，浙大处于停课状态。天天躲警报，引起丰子恺极大愤恨，他便每日携带书、点心等物品，走到四里外的九龙岩去读书，或与人谈天，不管有无警报，傍晚才回来，如此有月余。在此前，他已将家中老弱六人送到近百里外的一个小镇上，住在学生家里。他自己则与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住在宜山。不久，日军在南宁登陆，宜山的人们忧心忡忡，不知下一步怎么办，学校当局也没有作出什么决定。

很快宾阳便沦陷了。宾阳就在宜山附近，此时气氛十分紧张，顾不上学校怎样决定了，大家纷纷想法逃难。丰子恺家分两处，相隔百里，更是焦急万分。幸而有一位朋友，代他和其他两家人雇到一辆汽车，要价虽高，但在这危难时刻，也不觉着贵。说好了车经过九十里外的德胜站时停一下，让住在小镇上的六位老弱家属上车，然后开到都匀。

讲妥后，丰子恺忙打电话通知小镇上，让他们收拾好东西，到德胜站去等车。然而到了开车的时候，大家一早到了约定的地点，车却不见，等了好几个小时，山头上挂起了空袭预报球。大家行李都带来了，真是逃也不好，不逃又怕空袭，幸好敌机没来。可车也不见，到了下午，便明白被骗了，无法，又回旅馆住了一夜。

第二日，丰子恺不再犹豫，叫儿女分别携带轻便行李，各自去找车想法到都匀，谁先到，就在车站或邮局门口贴个字条，以便联系。而他自己，因惦着德胜站的六位老弱，则想找短途车先去相见再说。可是找了一早晨，也没找到车，空袭警报却响了。他边躲警报，边向德胜方向走，一路向过往车辆招手，但没有一辆车理睬他。走了好几里路，看看表，才八点钟。他想，求人不如求己，干脆走着去四十五里外的怀远站，在那里再找车去德胜，干等也不是办法。结果，他终于走到了怀远。奇怪的是，怀远街上一个人影也不见，店铺都关着门。他猛地想：是不是都躲警报去了？于是连忙逃出镇子，一口气走了三四里，见到路旁有人卖食物，才停下来。一问，果然有紧急警报。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打听了一下，汽车、滑竿都雇不到，还有两个士兵要步行去德胜，说是还有四十里，便决定同他们一起步行。他买了一碗团子吃了，用毛巾和毛线帽垫了鞋子，再用绳捆了，便又上路。路上与两位士兵闲谈，才知这路上常有劫路的，忙将身上的钱用纸包好，握在手里，若真碰上，先把钱扔到草里，回头再寻找。但并未碰到劫路的。天黑时，竟然走到了德胜，打听到家人的住处，相见后十分惊讶。此时才觉出两足酸痛，动弹不得。今天打破了他平生走路的记录。晚间，他坐在被窝里，一边喝酒，一边与家人及伙铺老板聊天，感到特别愉快。他想，艰苦的逃难中，也有其温暖的一面。

第二天，从宜山友人的电话里，得知四个孩子，已有三人昨日找到车子去都匀了。这又使他多了一点安慰。可是，他身边还有七十二岁的老岳母，还有老姐，老妻，以及十一岁的男孩、十岁的女孩和一岁多的小儿子，外加十余件行李。这么多人与物，如何能去贵州呢？

到车站打听，根本无望。次日又去车站，一辆车中有浙大的学生，幸亏他们帮忙，带走了老姐和大男孩，但不能带行李。剩下老小五人，不能再分开走，外加行李，找车更加困难。而战事日益逼近，每天两次防空警报，人几乎已落入绝望境地！

在短短的几天里，丰子恺的头发竟变白了。他看看不能再坐等，便想法雇了挑夫和滑竿，先到河池，再找汽车。十二名广西苦力，四乘滑竿，四个脚夫，连人带物，扛了三天才到河池。

河池地方很繁华，旅馆老板是读书人，早闻丰子恺大名，对他很客气，但问起去贵州的汽车，则连连摇头。第二天，丰子恺起个大早，到了车站，只见人群仓皇、拥挤、混乱，几乎无法走路，只好失望而归。又一个大早，他干脆手拿一大把钱招引司机，可是司机们一问他的人数和行李，便都掉头而去。回到旅馆，他惆怅地站在窗前，心里呻吟道：“南国的冬天，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这一群老幼，流落道旁，如何是好呢？传闻敌将先攻河池，包围宜山、柳州。又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大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这样过了好几天，仍是无法可想。旅馆老板安慰他说：“先生干脆先不要走了，在这儿住一阵，看看时局再说。万一敌人打来，我山中有家，可请先生同去躲避。”丰子恺听了，十分感谢，只是不知何以为报，心里不安。那老板又说：“若先生避难之中，写些书画，给我子孙珍藏，我便很感激了。”此时丰子恺心中已有七八分意思跟老板进山，但也还想觅车走都匀。

又一日，老板拿出一幅大红闪金纸来，要他写对联。写毕，因此种纸不吸水，久而不干，旅馆账房先生便提议拿到外边晒干，由两人抬着到了屋外。不久，老板即陪同一位赵先生求见。

原来这赵先生是当地汽车加油站站长，刚才路过，见晒的对子是丰子恺所写，而且墨迹未干，便进来寻访。丰子恺告知以滞留此地的缘由，他听了说：“我有办法，明天正有一辆运汽油的车去都匀，可送先生走。”说毕，他便告辞，说晚上再同司机一起来。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丰子恺大喜，但转眼又消沉下来，他怀疑这事的真实。逃难以来，他屡遭挫折，对人与事的看法，已有很大改变。所以，他并未将此消息告诉家人。然而晚上赵君果然与司机同来，问明人数和行李，并与司机议定，而后，便取出随身所带的纸来，请他作画。丰子恺便在灯下挥毫，满足了他的要求。这事虽然做了，但他心中很是酸苦。作画一事，本为艺术，应是兴来而作，自然而成。如今却作为一种赤裸裸的交换条件，而且只能用恶劣的纸笔，这使他感到味同嚼蜡。但在此时，哪还计较许多。站在赵君立场上看，此事做得也可称合乎情理。

次日清晨，赵君亲来送行，丰子恺老幼五人，行李十二件，顺利到达都匀，从汽车站墙上看到亲人的留言，立即寻去。全家十一人，在离散十六天后，在安全的地方团聚，大家见面大笑。当晚在饭店聚餐，丰子恺饮茅台酒大醉。

此事传开，朋友们美称为“艺术的逃难”，丰子恺后来专门写文记录此事全过程，并感喟：“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

在都匀住月余，即随浙大迁遵义。辗转两住处后，定居于狮子桥附近南坛巷一所住宅中。此处环境幽静，一夜，丰子恺临窗独酌，遥望星月，四处岑寂，一种异样的感觉在心中泛起，遂将此居室名之为“星汉楼”，并随即挥笔题就，后经装裱，悬于前楼。在遵义，他的主要工作是教书，教艺术理论，还讲授新文学。业余主要是整理自己的画、文旧作，编校成册，送去出版。这好像是两年多逃难生活后的一个修整期，休养生息，同时休养自己的感情与灵魂的创伤，再进一步，或可说是休养自己性格方面的创伤。他编的书中，最主要的是《丰子恺漫画全集》，共分六册，四百二十幅画。其实不仅仅是编，而是“绘”，这四百二十幅画，全部是重新绘画的。六册中最后一册《战时相》，是抗战以后所作。除了整理旧作外，他还用心教授儿女，教古文，教英文，严肃认真，从不放松。他还在每星期天晚上带领家人举行一种聚会，猜诗谜，凑词句，出题目让孩子们作诗和对子。这种与孩子们之间的诗词游戏，是丰子恺终生的爱好。

4

作为一个皈依佛门的居士，作为一个生性多情善感的艺术家，作为一个喜欢并已经做起当代陶渊明的人，战争，流徙，人间惨相，将给他以何等的打击和影响啊！若以此理推算之，丰子恺似乎应当被残酷的现实一下子击溃，看破红尘，随其师李叔同遁入空门了。然而，事实正相反，残酷的现实，反而激起了这位谦和善良的文人、艺术家内心深处的英雄气概，使他放弃悲观消极的思想，挈妇将雏数千里的逃难生涯，反而给他注入了勃勃生机，其人其画其文都来了个大变化！

就中华民族来说，战争带来的是极大的灾难，同时也激发了人民的民族心爱国心！就丰子恺个人来说，这战争却似一个“因缘”，他被炮火赶出了他苦心营造的巢——石门湾的缘缘堂，被赶出了“象牙之塔”，强迫他到纷纭的社会中去磨练，而且，生怕他磨练不彻底似的，炮火又捣毁了他的巢，使他破釜沉舟般地、安心地潜入生活、社会、苦难之中。逃难的经历最明显地刻画出了丰子恺的双重性格，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性格，即所谓儒道互补，出世与入世思想并存。所不同的是，在丰子恺身上，表现为儒、佛互补。逃难的经历，还证明了朱光潜对丰子恺的评价是正确的：“他是真正能了解佛家精神的。”佛家精神，同任何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一样，有其精华，有其糟粕，丰子恺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佛家文化中的精华，这精华在丰子恺的抗日逃难生涯中大放光芒。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理直气壮地讲，丰子恺有佛家思想，决非一件坏事！

抗战时期的丰子恺

丰子恺有关逃难生活的文学创作，有许多新鲜的东西，仅从表面看，就有：他从不写诗，可是逃难中开始写了；他从不写长文，可是逃难中开始写了，其中如《桐庐负暄》长达两万余字。纵观丰子恺一生的创作，逃难中的一九三八年是他写作文章篇数最多的一年，达六十三篇，同时，还作了大量漫画。

《还我缘缘堂》大约是丰子恺在逃难中所写的第一篇杰作。此文一气呵成，一波三折，底气十足。其结构严谨，却又毫无雕琢之感，是灵感之作，神来之笔。其内容虽细致琐碎，但句句大义凛然，有的段落掷地有声。其语言富于节奏而又简约凝练，抑扬顿挫上口，有如檄文。可以说，在此之前，丰子恺还未写过此种有力的文章，在此之后，丰子恺又写了许多这种文章。在汉口时，有一天丰子恺偶见一株大树，被人砍伐了大半，仅余半截主干，却又生出许多小枝条。他以这个内容画了一幅漫画，写了一篇文章。他在画上题诗曰：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就像棵大树》。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丰子恺的小儿子在桂林逃难途中出生，他早已为孩子取好了名字：新枚。这名字即源于“大树”诗画。缘缘堂被毁后，有朋友来信，信中有诗吊曰：“见语缘缘堂亦毁，众生浩劫佛无灵。”并说：这后一句是丰子恺的老姑母的话。对此，丰子恺很反感，他写文章曰：

我十年前曾从弘一法师学佛，并且吃素。于是一般所谓“信佛”的人就称我为居士，引我为同志。因此我得交接不少所谓“信佛”的人。但是，十年以来，这些人我早已看厌了。有时我真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因为这班人多数自私自利，丑态可掬。非但完全不解佛的广大慈悲的精神，其自利自私之欲且比所谓不信佛的人深得多！他们的念佛吃素，全为求私人的幸福，好比商人拿本钱去求利，又好比敌国的俘虏背弃了他们的伙伴，向我军官跪喊“老爷饶命”，以求我军的优待一样。

信佛为求人生幸福，我绝不反对。但是，只求自己一人一家的幸福而不顾他人，我瞧他不起。得了些小便宜就津津乐道，引为佛佑（抗战期中，靠念佛而得平安逃难者，时有所闻），受了些小损失就怨天尤人，叹“佛无灵”，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平日都吃素、放生、念佛、诵经。但他们的吃一天素，希望比吃十天鱼肉更大的报酬。他们放一条蛇，希望活一百岁。他们念佛诵经，希望个个字变成金钱。这些人从佛堂里散出来，说的统是果报：某人长年吃素，邻家都烧光了，他家毫无损失。某人念《金刚经》，强盗洗劫时独不抢他的。某人无子，信佛后一索得男。某人痔疮发，念了“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痔疮立即断根。……此外没有一句真正关于佛法的话。这完全是同佛做买卖，靠佛图利，吃佛饭。这真是所谓：“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我也曾吃素，但我认为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身，故用“仁术”来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所谓吃荤吃素无关大体，意思就在于此。浅见的人，执着小体，斤斤计较：洋蜡用兽脂做，故不宜点；猫要吃老鼠，故不宜养；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这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真是可笑。若不顾小失大，能以爱物之心爱人，原也无妨，让他们钻进牛角尖里去碰钉子吧。但这些人往往自私自利，有我无人，又往往以此做买卖，以此图利，靠此吃饭，亵渎佛法，非常可恶。这些人简直是一种疯子，一种惹人讨嫌的人。所以我瞧他们不起，我懊悔自己吃素，我不屑与他们为伍。

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爱物并非爱惜物的本身，乃是爱人的一种基本练习。不然，就是“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齐宣王。上述这些人，对物则憬憬爱惜，对人间痛痒无关，已经是循流忘源，见小失大，本末颠倒的了。再加之于自己唯利是图，这真是此间一等愚痴的人，不应该称为佛徒，应该称之为“反佛徒”。

因为这种人世间很多，所以我的老姑母看见我的房子被烧了，要说“佛无灵”的话，所以某君要把这话收入诗中。这种人大概是想我曾经吃素，曾经作《护生画集》，这是一笔大本钱！拿这笔大本钱同佛做买卖所获的利，至少应该是别人的房子都烧了而我的房子毫无损失。便宜一点，应该是我不必逃避，而敌人的炮弹会避开我，或竟是我做汉奸发财，再添造几间新房子和妻子享用，正规军都不得罪我。今我没有得到这些利益，只落得家破人亡（流亡也），全家十口飘零在五千里外，在他们看来，这笔生意大蚀其本！这个佛太不讲公平交易，安得不骂“无灵”？

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

这篇名为《佛无灵》的文章，很能反映出丰子恺在逃难中对于“佛”的态度。本来因缘缘堂被毁，朋友来信表示一点同情，并且是说“众生浩劫佛无灵”，不料却引起丰子恺如此的反感，并且延伸到“做汉奸”上去，这似乎有些奇怪。实际上，他表面上是为“佛”喊冤，是保卫“佛”的名誉，从而表白他对“佛”的理解，指出，“对佛是不能做买卖的”，而在内心里，他是因了逃难以来情感的压抑，在此事上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发泄出来。还有一篇很妙的短文，可以看出丰子恺的“佛学观”，可以作为《佛无灵》的注脚，这篇妙文名《引蚊深入》：

雨后晚凉，就寝时盖薄被。但蚊子仍来相扰，时常嗡嗡地在我耳边过境，可是不敢肆虐。因为我的身体只留出头部，而且我醒着，耳目戒备森严，蚊子不得逞。

后来我要睡了，就把薄被拉上来，遮盖头部，以防蚊袭。天凉，被薄，不觉气闷。

刚要入睡，觉得脸上痒痒的，耳边嗡嗡的。原来薄被遮盖我的头，头顶不免留出空洞。蚊子大胆，竟由空洞钻进被窝来大肆侵略了。

最初我想把被窝中的蚊子赶出，把头顶的洞封锁。后来一想，我就改变政策：暂时忍痒，佯作不知，诱蚊子进来。它们果然成群结队，由空洞钻进，深入被窝，向我全身肆虐了。

我稍稍把两腿弯起，把两臂伸张，使被窝扩大，引蚊深入。蚊子果然越来越多，充塞了我的被窝。房间里的蚊子统统走进被窝里了。

于是我伸起手来，把头顶的被拉下，裹住头颈，使它密不透风。然后将被紧紧包裹全身，翻一个身，安然就睡了。

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做了十年佛门弟子的人写的文章。这文章里充满了仇恨与杀气，也充满了自信与沉着。这一切与慈悲广大、普度众生的佛家思想似乎大相径庭。其实不然，这一切仍是丰子恺佛家思想的体现，如他所说：“我们是‘以杀止杀’，“以武力争取和平””。

能表现丰子恺的佛家思想的，还有这样一件事情。在逃难途中，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在这个时代，做独身者最幸运，逃起难来便当得多。”但丰子恺认为，所谓“独身者最幸运”，是只管自家不顾别人的意思。譬如时局紧张，炮火迫近，人家扶老携幼，生死离别，他只顾自己一身，逃得便当，这就叫“幸运”。如果这人是有同情心的，虽然自己无老无幼，却一样应感到苦痛。因为我们的爱，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乡、邑、国、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意思是，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同样，倘富有同情心者，即使是独身者，也照样感到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与好友张善孖、儿子丰华瞻摄于南京火车站

总之，抗战，逃难，是丰子恺一生中重大转折时期，他的人品、文品、画品中的高尚高明之处，他的佛家思想的积极闪光的一面，均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如他自己所说：“环境虽变，我的赤子之心并不失却；炮火虽烈，我的匹夫之志决不被夺，它们因了环境的压迫，受了炮火的洗礼，反而更加坚强了。杜衡芳芷所生，无非吾土；青天白日之下，到处为乡。”

第四章　栖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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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丰子恺应陈之佛之邀，由遵义到重庆，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挂名教务主任。一到重庆，他就举办了平生第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画，都是逃难途中的作品，以山水为主，并且一反往日黑白画传统，开始设色，画幅也较大。他在画展自序中写道：

我的画已经在全国各地展览了十几年了。自从民国十五年，我的画在《文学周报》发表以来，十余年间我的画不绝地在各种报志书籍上刊载，统计起来恐已达数万幅之多。这不是一个极广大极长久的画展吗？这样说来，我的画已无在励志社展览二三天的必要了。

然而并不如此。我这画展，除了卖画之外，还有一点可以开办的理由：

我生长在江南，体弱不喜旅行，抗战前常居沪杭一带。平原沃野，繁华富庶，人烟稠密，都市连绵。那时我张开眼睛，所见的都是人物相，社会相，却难得看到山景，从来没有见过崇山峻岭之美。所以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幅。这些画都用毛笔写成，都可照相缩小铸版刊印。那时朋友办报志，都刊登我的画，不相识的编者记者也多来索我的画去刊载。……抗战军兴，我暂别江南，率眷西行。一到浙南，就看见高山大水。经过江西、湖南，所见的又都是山。到了桂林，就看见所谓“甲天下”的山水。从此，我的眼光渐由人物转注到山水上。我的笔底下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我的画纸渐渐放大起来，我的用笔渐渐繁多起来。最初是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居然也写山水为主人物点景的画了。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居然用色彩作画了。好事的朋友，看见我画山水，拿古人来比，这像石涛，这像云林，其实我一向画现代人物，以目前的现实为师，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我的画山水，还是以目前的现实——黔桂一带山水——为师。……以前小幅的简笔单色的人物画，都可照相铸版，展览在全国各地。现在较繁的色彩山水画，在战时却无法复制。只有裱起来，挂起来，才可展览。前面说这展览会还有一点开办的理由，理由就在于此。……

以上这一段有关画展的话，可以同时参照认识丰子恺逃难中的散文随笔。抗战前丰子恺的散文多以白描为主，内容结构简练严谨，且篇幅短小。抗战后的散文则篇幅加大，内容结构繁复铺张，色彩浓郁。然而丰子恺说自己“根本没有研究或临摹过古人的画”，此话失之武断。他幼年学画，曾经临摹《芥子园画传》；后来在日本受竹久梦二影响。梦二是东西方艺术兼擅的画家，学梦二，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学古人。在散文上，他虽然深受日本夏目漱石的影响，但其根底，还是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论语》等。成年后，他又酷爱中国古诗词，喜爱陶渊明和白居易，这是他的散文朴素易懂、清新冷静的直接原因之一。

丰子恺开画展的主要目的，是卖画。国立艺专待遇菲薄，他家庭负担极重，单靠教书不行。一九四三年夏，他以画展收入，在沙坪坝正街以西的庙湾租地，自建住房，自命名为“沙坪小屋”。这是一所简陋极了的屋子：地皮方二十丈，四周围以篱笆，屋所占仅六方丈。三间“抗建式”平屋，每间前后划分为二室，共成六室。中央一间，前室特别大些，作为会客室和餐室，后室只有半方丈左右，作为卧室。西面一间，平分为二，作为厨房及工友室。东面一间，后室亦为卧室，前室便是丰氏的书房兼卧房。墙是竹制的，很单薄。夏天上午九点钟后，东墙上炙手可热，室内好像放了暖气。院子里，泥土很薄，下面都是岩石，只能种些番茄、蚕豆、芭蕉之类，不能种树。篱墙之外，是起伏的坡岩，荒郊野岭。这小屋可说是赤裸裸的，孤零零的，毫无依蔽，远望去，好似一个亭子。由于这地方离街道还有一里多，迂回小路，不易寻找，所以来客极稀。有雨之日，泥涂载途，难以行走，小屋就更为孤独寂寞。

自这小屋建成后，丰子恺便辞了教职，恢复了战前的闲居生活，与外面极少来往，每日里读书作画写文章，或饮酒闲谈。时间全是自己的，想干什么干什么。他认为：“这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读书作画之余，他还在院子里种豆、种菜、养鸽子、养鹅。其中，尤以养鹅，更激起丰子恺的兴趣。这是一只白鹅，是一位将要远行的朋友相赠的。他观察白鹅的生活，达到了入迷的境地。他发现，白鹅颈长而头高，是具有高超性格的表示，并由此联想到头部在动物身上的最重要作用，狮、虎，头大，表示其力强；狼、狐、狗等，头尖，表示其刁奸猥鄙；麒麟、骆驼，头都是高的，与白鹅一样。他还发现，鹅的叫声，虽与鸭大体相同，但音调上却有大异。鸭的叫声，音调琐碎而愉快，鹅的叫声，音调严肃郑重，有如厉声呵斥，尤其在有生客来时，它的叫声更厉，不亚于狗的狂吠。但狗的狂吠，是专对生人的，见了主人则摇头摆尾，呜呜乞怜。鹅则对谁都是厉声呵斥，比如饿了要饭吃时，就是如此。鹅的步态，也大体与鸭相似，但鸭步调急速，显得局促不安；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显出一种傲慢。看鹅吃饭，往往引得丰子恺发笑。鹅吃饭时，需三样东西下饭：水、泥、草。它往往先吃一口冷饭，再喝一口水，然后再去找一口泥和一口草吃，然后再回来吃冷饭，重复上一次的过程。吃时一丝不苟，无论水、泥、草相距多远，也是这么个吃法。它去吃水、泥、草时，常有附近的狗伺机而来，分享它的冷饭。它回来见了，必厉声叫骂，伸颈就咬。狗躲到一边，候它去重复吃饭过程时，再去偷吃。不一会儿，饭的大部分已被狗吃去，鹅尚不饱，便昂首大叫，似在责备主人供养不周。为解决这个问题，鹅吃饭时，往往需要有人在一旁为它保护饭食，需有人侍候。这只鹅，除了精神上给了丰子恺及其家人许多乐趣外，还有物质上的贡献，这贡献就是生蛋，每天或隔天一个。它下完蛋，总是大摇大摆走进屋去，大声叫喊开饭。而孩子们此时便去拾起蛋，藏在背后拿进屋里来，说是怕让鹅看见不高兴。鹅蛋很大，有鸡蛋的四倍。用盐腌制后拿来煮了下饭，一个蛋全家人吃不了！

在沙坪小屋岑寂的生涯中，丰子恺还有一个乐趣，就是饮酒。丰子恺一生有四位“良友”，即烟、酒、茶、唱机。其中“酒”这位良友，对他似乎更重要些。在沙坪小屋所饮的酒，是当地所酿的渝酒，即重庆人仿制的黄酒。丰子恺不喜欢饮白酒，逃难中住在广西、云南时，由于找不到黄酒，只有山花和茅台，他几乎戒酒。他不喜白酒而喜黄酒，原因是白酒易醉人，而黄酒不易醉。他的饮酒，是十分讲究的。他认为“吃酒图醉，放债图利”的功利主义，实在不合乎吃酒的本旨。吃饭吃药为了解饿治病，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吃酒则不然，吃酒是为了兴味。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促膝谈心，如果各人一杯黄酒在手，则话兴一定更浓；吃到三杯，心窗洞开，真情挚语，娓娓而来，此即古人所谓“酒三味”，“醉翁之意不在酒”。丰子恺在沙坪小屋每日的晚酌，正是意不在酒。他是借饮酒作为一天工作的慰劳，也作为家庭聚会的助兴物。此时他虽辞去职务闲居在家，其实他笔耕很苦。晚间，他的笔耕告一段落，读书、办公的孩子也都回来了，房屋偏僻，外客也不再光临，晚饭正如一天的大团圆，饭后即是休息睡眠，所以精神尽可放松，时间尽可延长。若晚餐有饭菜而无酒，则时间难得延长，匆匆吃饱肚子聚会就散，未免有点大煞风景。而且，丰子恺的吃饭，自年轻时随李叔同先生读书时，每日午饭后和晚饭后都有教弹琴的内容，时间紧迫，养成了吃快饭的习惯，终生未改，所以，若没有酒，这晚餐的聚会是断断无法延长的。在因为有了不醉人的酒而得以从容延长的晚餐聚会上，用来下酒的，是孩子们报告一天之所见所闻，而更为有味的，是在晚酌中，讨论报上登载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东京大轰炸，墨索里尼被杀，德国的败亡，我国国土一点点的收复，直到《波茨坦宣言》的公布，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等等。有这些东西下酒，丰子恺的酒越吃越美，酒量越吃越大，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正因为如此，他觉得有生以来，未吃过沙坪小屋里的渝酒那样好吃的酒。

2

一九三九年弘一法师六十岁时，丰子恺于逃难中画成六十幅护生画寄到福建泉州，请法师书写诗词，这就是《续护生画集》。法师回信云：“朽人七十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共八十幅；九十岁时，作第五集，共九十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当时日寇凶恶，丰子恺于逃难途中，生死难卜，得到法师这郑重嘱托，十分惶恐，心想，即使在和平年代，如果法师高寿百年，自己也已八十二岁，哪敢想这样的高寿呢？所以给法师回信言：“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以后丰子恺由广西辗转到遵义，再到四川重庆。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法师竟在泉州圆寂，年六十三岁。十月十八日，丰子恺正在遵义星汉楼收拾东西准备迁往重庆，接到法师圆寂的消息。他静坐数十分钟，发愿除了完成护生画外，并为法师造像一百尊，拟定到重庆后即动笔。

一九三七年秋，卢沟桥事变后，丰子恺从南京回杭州，途经上海，专程去梧州路看望夏丏尊先生。当时夏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丰子恺因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未及畅谈。分手时，他与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像骂他一样愤然地回答：“不晓得能不能再见！”此后丰子恺辗转逃难，夏先生始终住在上海。初时还常通信，后来夏先生被日寇捉去监禁了一回，丰子恺就不敢写信给他，怕他因信而受累。抗战胜利，丰子恺立即写了长信，见到夏先生回信，笔迹仍然遒劲挺秀，他十分高兴，因为字是精神的象征，从这字上，可以知道夏先生精神很好。当时以为不久就可见面了，可是因交通问题，丰子恺迟不得归。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丰子恺终于卖掉沙坪小屋，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刚迁入城，忽接夏先生逝世消息，丰子恺顿时悲泪盈眶。后来他分别写有《怀李叔同先生》、《悼夏丏尊先生》，他写道：

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他深情地回忆起两位老师的种种事迹。

他回忆起李叔同先生出家后，有一次来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在藤椅上坐，他把藤椅轻轻摇摇，然后慢慢坐下去。以后见他每次都如此，丰子恺就问他缘由。他说：“这格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子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一般人对这种行为也许会发笑，可丰子恺却从中看出了李叔同做人十分认真的精神。他说“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有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他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爬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许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日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

他回忆夏丏尊：“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做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做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做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两位老师的接连去世，对丰子恺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正如他对待逃难的态度一样，这打击非但未击倒他，而且使他更为坚强，更为冷静，他对人生的认识由此更进一步。

若仔细研究一下，便会发现，丰子恺自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逃难以来，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在遵义“星汉楼”和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六年在重庆“沙坪小屋”居住时间最久，然而，也正是在这两段时间内，他的文章写得最少，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一篇也没有。而且，在这两段时间里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文章里，也很少提及抗战、战争。画也如此，在这两段时间里，他热衷于风景画，热衷于旅行。他是第二次做起陶渊明来了（第一次是在石门湾的缘缘堂）。这次甚至比第一次更彻底。陶潜有诗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丰子恺的沙坪小屋，开门见山，房四周是菜蔬花草，院墙则以篱为之，虽然简陋，但比缘缘堂更接近于陶氏园田居。他说，这种脱离尘世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是我的性格的要求，这在我是认为幸福的”。当有人请他做官时，他坚决拒绝，他所追求的是“终日帝城里，不识五侯门”。这种追求，这种生活情调，在抗战时期，显得极不协调，但同时也证明了丰子恺随遇而安、面对苦难的从容态度。在这些方面，国学大师马一浮对他有着重要影响。

丰子恺自一九一六年随李叔同先生去马一浮先生家，一直对其怀有深深的敬意，这敬意前后保持了数十年。一九三七年底，丰子恺与马一浮先生在桐庐分手，一九三八年六月，丰子恺到桂林，不久，马先生也抵达这里。马先生到之前，丰子恺便与友人一起替马先生觅好了住处。马先生后有诗记载，诗有小序曰：“初至桂林，君武、子恺诸友，为赁屋于城东。窗槛临江，隔岸诸峰罗列，若在几案。羁怀顿豁，喜而作此。”诗曰：“避地翻成助胜缘，轻舟经月饱看山。今来小阁临江住，心与山云一味闲。”“晴窗江岸对嵯峨，千里帆樯槛下过。宴坐浑忘羁旅恨，逢人更喜得天多。”在桂林，丰子恺经常陪马先生游岩洞山川，一路畅谈古今学问，这使丰子恺分外快慰。然而不久马先生随浙江大学赴宜山。离别之日，丰子恺“赴东环路送马先生……匆匆话别……途中忽见桂林城中黯然无光，城外山色亦无理唐突，显然非甲天下者。盖从此刻起，桂林已是无马先生的桂林了”。敬爱之情，溢于笔端。马一浮到宜山后，亦盼丰子恺早日迁该地相聚，然当丰子恺到宜山时，马一浮已应四川乐山复性书院之聘去任主讲了。这之前，他曾有一首诗赠丰子恺，其中曰：“昔有顾恺之，人称三绝才画痴。今有丰子恺，漫画高文惊四海。但逢井汲歌耆卿，所至儿童识姓名。人生真相画不得，眼前万法空峥嵘。……”对后面这两句，丰子恺极赞同。一九四三年，为了纪念弘一法师，丰子恺由重庆经泸州、自贡、五通桥至乐山访问马先生，请他为弘一法师作传。乐山有举世闻名的大佛石像。丰子恺在赠马先生的诗中写道：“草堂春寂寂，茶灶夜迢迢。麟凤胸中藏，龙蛇壁上骄。近邻谁得住，大佛百寻高。”抗战胜利后，在离蜀返江南之前，马一浮又有诗赠丰子恺，其诗曰：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马一浮对丰子恺的影响，可谓儒、释、道均有，因为马一浮是一位了不起的国学大师。但在基本上同路的逃难生涯中，马一浮对丰子恺的影响，主要是其对待苦难的从容不迫的态度和对于未来坚定的信心。在丰子恺的心目中，马先生如同那位身居陋巷、乐以忘忧的圣人颜渊一样，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他能忍受，别人颓丧气馁的时候，他却一如既往。这种坚定沉着的气派，来源于深厚的学问和高尚的人格。

3

一九四四年中秋节，丰子恺全家十人，在沙坪小屋中聚会。当夜月明如昼，喜庆之余，丰子恺饮酒大醉，未及赏月便酣睡了。次日清晨醒来，他在枕上戏填一首打油词。词曰：

七载飘零久。喜中秋巴山客里，全家聚首。去日孩童皆长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故园焦土蹂躏后。幸联军痛饮黄龙，快到时候。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山河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摇首。

这首词，丰子恺原并不认为好，尤其是下阕，他说是“夸口狂言，火气十足，也不过是‘抗战八股’之一种而已”。未想到，第二年中秋，抗战果然胜利，这夸口狂言竟成了预言。大喜之余，丰子恺将这词用宣纸书写多幅，分送亲友，并且自己留下一幅，贴诸室内壁上，天天观赏。其实这词中把抗日的胜利归功于盟军，表现出丰子恺身居大后方，做陶渊明所造成的孤陋寡闻，不谙战事，但其中所表达的情感，却与全国人民是一致的。

起初丰子恺天天观赏壁上的词，心里很痛快，但看来看去，心情渐渐变坏，终于有一日，动手将这字幅撕去，不想再看了。因为最后那几句，渐与事实发生冲突，读了让人难为情。胜利后的数月里，那些“劫收”的丑恶，物价的飞涨，交通的困难，以及内战的端倪，令他十分愤慨。想返江南，然无车无船。其实，从实际计议，作为丰子恺一家来说，似并无急返江南的必要。他们的江南之家，已毁于战火，而在重庆，却有一所沙坪小屋，好歹是一个“家”。再者，子女三人，已在重庆工作。丰子恺自己，如闲云野鹤，在重庆、杭州，似无多大区别。而返江南，迢迢千里之程，等于再逃一次难。为什么不在重庆安心住下去呢？连丰子恺自己，也找不出多少必回杭州的理由。但是全家一心，还是要回去。丰子恺由此感叹：看来做人不能全为实利打算。全为实利，就是只要便宜的事便做，全然不考虑人的感情、意气、趣味。这种人其实已成为一种动物，不是在“生活”，而只是“生存”。古人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无益之事，就是不考虑利害的事，就是顺应人的情感而去做的事。这就是这一大家人要回杭州的理由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在候船三个月终于无望后，丰子恺率眷乘汽车离开重庆，一路坎坷，也曾露宿街头，也曾攀翻车壁，终于于九月十五日到达上海。从火车上跨到月台上的时候，他的第一脚特别踏得重些，好像在与这阔别十年的故土握手。在上海休息了几日，他们一家便回石门湾探望。

丰子恺的脑海里，还装满了昔日故乡的印象：石门湾虽是一镇，但其繁盛却在县城之上。尤其是街市中的“寺弄”，常是人相摩肩接踵。石门湾因此有句专用俗语，形容哪儿拥挤，便说：“同寺弄里一样。”然而，当探乡的小舟停泊在石门湾埠头的时候，丰子恺抬头望去，几乎疑心是走错了地方。除了运河的湾没有变直，这儿的一切都变样了。从感情上说，他对这个陌生的故乡，并不觉得比上海亲切。因为十年来，他虽明知故乡已成焦土，但梦中的故乡，仍是旧的美好姿容。上了岸，一路上多是些不认识的人，到处是废墟和草棚。完全凭方向与距离的测定，他来到了老染坊店旁的木场桥。这儿原是石桥，丰子恺自小在桥边长大，连每块石板的形状色彩都熟悉，但如今石桥已不存，变成了木板桥。桥的一边，养育了丰家几代的老染坊老屋已不知去向，丰子恺精心建造的缘缘堂也了无踪影。根据河岸上一块突出的石头，他确定出染坊的墙界。这河岸上原先筑有晒布用的高木架。晒布时，染坊司务总是站在这块突出的石头上，用长竿把布挑到木架上。丰子恺小的时候，这石头被视为危险之界，是不允许小孩子站的。如今万物皆失，唯这石头还在。丰子恺归乡探望，若要找人叙旧，就只能与这石头叙了，因为这石头曾亲眼见到往日的一切。附近，还有一排埋在荒草中的墙角石，可以看出缘缘堂的旧址。丰子恺由这墙脚石量起，在荒草中认定了他的书斋的位置。一株野生的树，立在他原先置放书桌的地方，这树已高出他身高一倍。许多荆棘在书斋里生长。这儿曾有十扇长窗，四十块玻璃。这十扇长窗，曾在敌机初次轰炸石门湾时，发出愤怒的呼啸。往事如电闪在丰子恺脑中疾速掠过。他找到灶间的位置，并忆起，一九三八年，在逃难中收到老姑母的信，信中言，缘缘堂虽毁，但烟囱尚完好，这是“烟火不断”的气象，将来还可做人家。如今烟囱也已不存，但丰家烟火的确未断：逃难时的六个孩子，如今已成六个成人，并且又添了一个抗战时出生的儿子。同来的大儿子华瞻，目前正在北平读书。他想找一点缘缘堂的遗物带回去纪念，后经发掘，掘得一块焦木头，推测大约是门槛或堂窗的遗骸。这一天晚上，丰子恺一家在一个同族人家投宿。族人用大量的酒慰问游子，丰子恺痛饮数十盅，然后倒头睡去，梦也不做一个。第二日，他们便离开故乡，去外地寻觅自己的新巢去了。

4

抗战期间，尤其是栖息遵义、重庆，丰子恺很少写文章。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他又开始大量写作了。他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一文中说：“《中学生》第六十七期（大约是一九四四年中出版的）曾登载一篇《读缘缘堂随笔》，是日本人谷崎润一郎作，夏丏尊先生翻译的。当时我避寇居重庆，开明书店把那杂志寄给我看。接着叶圣陶兄从成都来信，嘱我写一篇读后感。战争时期，为了一个敌国人而谈艺术感想，我觉得不调和，终于没有写。现在胜利和平已经实现。我多年不写文章，如今也想‘复员’。今天最初开笔，就写这篇读后感，用以补应圣陶兄的雅嘱。夏先生译文的序言中说：‘余不见子恺倏逾六年，音讯久疏，相思颇苦……此异国人士之评论，或因余之移译有缘得见，不知作何感想也。’为答复夏先生的雅望，我更应该写些感想。

“……我看了那篇评文，才知道世间有人把我看作‘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吉川幸次郎语），而把我的文章称为‘艺术家的著作’（谷崎润一郎语）。……我的为人与为文……完全是盲进的，不期然而然的，所以我不敢贸然接受他们的定评。……吉川和谷崎二君对我的习性的批评，我倒觉得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让我自己来补充表白一番。吉川君说我‘真率’，‘对于万物有丰富的爱’。谷崎君说我爱写‘没有什么实用的、不深奥的、琐屑的、轻微的事物’，又说我是‘非常喜欢孩子的人’。难得这两位异国知己……

“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命之年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

从这篇自白中看，丰子恺似乎又回到了抗战前的丰子恺。其实不然，一九四六年的丰子恺早已无暇去做儿童戏剧的“观剧者”，而且孩子已经长大，他眼前也没有剧目反复开演了。只有一点与抗战前确乎一样：他又开始写文章了。这些文章的内容，除了回忆抗战中事外，其他的文章，也表现出了全新的特色，其中较突出的特色，就是更为关注社会。他的眼光，已为抗战逃难所打开。如《明心国》、《口中剿匪记》、《伍元的话》等。这些文章反映了他对世事的不满。

《明心国》是一篇童话，或可称为寓言，其中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大后方有一山城，城外是山，山下有洞，这些洞用来防空袭最好。其中最大的洞，非常深，还从未有人探过根底。有一次躲警报时，一位音乐老师好奇，拿了一支手电筒，努力向里走，总也没有头，想退回去，却又迷了路。乱走之下，竟走了出去，但所到的，是一个陌生的世外桃源。这里生活着许多怪人，像原始人一样，语言也不通。这些怪人的胸膛都是透明的，可以直接看到他们的心，每个人有了什么想法，从这儿都可看出来，决不能隐瞒。后来因了一个机缘，他稀里糊涂地从那“明心国”回来，将所见所闻告知别人，但谁也不信。这是一篇很美的童话，而且明显受了《桃花源记》影响，而所表现的，是丰子恺美好的理想，同时，也是在责备这个社会“人心难测”了。

《口中剿匪记》的内容更为尖锐，其形式也同一篇童话、寓言。他把口中的坏牙，比喻为官匪，比喻成贪官污吏。这些“官是政府任命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部贪官，从此肃清。……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这篇文章，一会把蛀牙比做官匪，一会把官匪比做蛀牙，也有时把两者合作一起，也说不清是在说官还是在说牙，痛快淋漓，嬉笑怒骂。这在丰子恺抗战前的文章里是绝对找不到的。

《伍元的话》与《口中剿匪记》在手法上特别接近，起头第一句就是：“我姓伍，名元。我的故乡叫做‘银行’。”然后，这位“伍元”就上路了，先是如何被人珍爱，后来物价飞涨，它也越来越不值钱，从能买一担米，到买一只鸡蛋，到只能买点开水，最后，这位“伍元”连叫花子都不要了，只好被用作垫桌脚，后来又被人拾去，当做窗户纸，贴到窗的漏洞上。

丰子恺在这些文章中，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注和不满，是显而易见的。

一九四七年三月，丰子恺一家迁到杭州静江路一座小平屋居住。此处离湖很近，丰子恺自称为“湖畔小屋”。有友人赠诗曰：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在这里，他仍闲居在家，靠卖画、写文、著书为生。第二年三月，郑振铎顺路来访。他们十年未见了，这十年，是浩劫的十年。古诗曰：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他们不唱这种调子。他们都已吃过了晚饭，都在肚里装了一斤酒，可是老友相见，感慨万千，怎能不喝酒？此时天有微雨，月色朦胧，西湖表现出的是轻颦浅笑、温润静穆的姿态。他们在灯下饮酒，酒肴是四个盘子：酱鸭、酱肉、皮蛋和花生。室内墙上悬着一首苏步青的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言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就着这诗，丰子恺觉得酒的味道特别好。苏步青是数学家，其诗句的滋味更为纯正。这是因为，做诗就是做人。苏步青人做得好，诗自然也做得好。这是丰子恺一贯的观点。那些所谓做诗人的诗，往往爱用古典，蹈袭传统，咬文嚼字，卖弄玄虚，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反而令他厌烦。与郑振铎对饮，还有一味更好的酒肴，就是话旧。浩劫之中，丰子恺逃难在外，郑振铎沦陷于孤岛，各人经历，越说越多。“谈到酒酣耳热时，话声都变了呼号叫啸，把睡在隔壁房间里的人都惊醒。”谈到二十多年前，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丰子恺在立达学园教课。郑振铎提出来要看看丰子恺的孩子们，要看看阿宝、软软和瞻瞻这三个《子恺漫画》里的主角。丰子恺告诉他，瞻瞻现名为丰华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阿宝和软软现在叫丰陈宝和丰宁馨，已经大学毕业而在中学教课了。陈宝和宁馨过来了。郑振铎用手在桌边比比，说：“我在江湾看见你们时，只有这么高。”大家都笑了。“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谓‘人生的滋味’，在这里可以浓烈地尝到。”郑振铎称陈宝为“大小姐”，叫宁馨为“三小姐”。丰子恺说：“《花生米不满足》、《瞻瞻新官人》、《软软新娘子》、《宝姐姐做媒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等画，都是你从我墙壁上揭去，制了锌版在《文学周报》上发表的。你这老前辈对她们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旧叫‘阿宝’、‘软软’好了。”大家又笑起来。

一九四七年（左起）陈警聩、郎静山、梅兰芳、丰子恺摄于上海梅兰芳思南路寓所

一九四七年丰子恺与同学黄鸣祥于招贤寺 | 一九四七年丰子恺在招贤寺

此时，丰子恺忆起了二十年前的一件旧事：一日，郑振铎拉了丰子恺去吃饭，吃完后，却问丰子恺：“你身上有钱么？”丰子恺说：“有！”就用五元钱把账结了。第二天，郑振铎专程来还钱，并且拿了一张十元的票子，丰子恺不要，并说：“账回过算了，何必还我？更何必加倍还我呢？”他俩正推送间，坐在一边的同事刘薰宇把钱抢过去，号召了七八个人，一起去吃了一顿酒。当时七八人中，有夏丏尊，有匡互生，有方光焘。如今，夏、匡均已作古，刘薰宇在贵阳，方光焘不知何处，只有丰、郑二位在湖畔夜饮，这不是一件很难得的事么？

夜深了，郑振铎告别时，春雨绵绵。丰子恺便给他一把伞，眼见他的身影在雨中渐渐消失，丰子恺想：“他明天不要拿两把伞来还我！”郑振铎走后，丰子恺心不能静，便乘夜坐在灯下，听着细雨，写下了《湖畔夜饮》一文，以记其事其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是一篇老友相见、怀旧忆往的文章，其中所表达的却很少虚无主义无常的感叹，而着重于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烘染，从中仍可看出丰子恺思想感情的变化或坚强。

一九四八年九月，丰子恺携幼女一吟，约开明书店章锡琛一起游台湾，归时顺路去厦门、泉州，主要是凭吊弘一法师，同时开办画展，发表讲演。在厦门南普陀寺，见到通信十七年而未曾谋面的广洽法师，一见如故。广洽法师引导他参谒了弘一法师居住地，当看到老师手植的杨柳时，丰子恺百感交集，久不忍去，后作画“今日我来师已去，摩挲杨柳立多时”，赠广洽法师。在厦门活动月余，给丰子恺留下极好印象，且这里是弘一法师居住和圆寂之地，他决定在此定居，并给家中去信，嘱家属来此。其实，丰子恺自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到达逃难的最后一站重庆，后筑沙坪小屋居住，直到抗战胜利回故乡凭吊毁掉的家，一九四七年居湖畔小屋，这几处居所，他都没作永久之念，仅是“栖息”而已。他如同一只覆巢的鸟，一直犹豫不决在哪儿构筑自己的新巢。此次在厦门，他动了永住之念。一九四九年元月五日，妻力民率子元草、新枚迁厦门，同月十四日搬进古城西路四十三号二楼，不久长女陈宝也到厦门任教职，如此，加上原在厦门的丰子恺本人和幼女一吟，丰家有六人定居厦门了。然而，国家政局发展很快，不久即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渡长江的消息。对于国民党政府，他是早已失去信心，迁居厦门，想必原也含了隐居之意。关于共产党，在抗战中，他是多有所闻，且好友当中，不乏进步人士，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深得人民爱戴拥护，是他所敬佩的。所以，他在厦门建家不几天，便命家人于四月返沪，而他自己，则于三月先赴香港，一是为《护生画三集》之事访叶恭绰先生，二是举办画展，以筹回沪定居资金。诸事办妥，他便于四月底乘飞机，径返炮声隆隆的上海。此时他对于炮声，已觉不出半点新鲜和恐惧，何况，这是解放军的大炮呢！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丰子恺作《百年难逢开口笑》一画，从此定居上海。漫长的“栖息”生活，自此结束。

一九四八年丰子恺与幼女丰一吟在台湾阿里山看日出

一九四八年丰子恺在台湾日月潭与高山族二公主及开明书店章锡琛合影

第五章　极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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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一向不关心政治，而且崇尚“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的清高精神。一九四七年卜居杭州时，与市长周象贤为邻，周受孔祥熙之托，请丰子恺出去做官，他断然拒绝。可是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的态度十分鲜明，并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几乎变了一个人。这是因为，抗战胜利后，他饱览了社会的黑暗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画了许多忧国忧民的漫画，如《乱世做人羡狗猫》、《鱼游沸水中》、《再涨要破了！》等，他引用古人“恶岁诗人无好语”之句，声称自己是“恶岁画家”，并且专门刻了一方“速朽”的图章，印到这一类揭露黑暗的画上去。他向往一个崭新的、理想的社会。共产党的主张使他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上海解放，军队进城，纪律严明，令他大受感动，他感到，古人所说的仁义之军，昌盛之世，已经来临。渐渐地，这个社会所提出的主张，使他进一步相信：这正是自己理想中的那个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不再有人抛弃婴儿，所有的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政府一心一意为人民着想；军与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这一切，与他的佛教思想并不矛盾。他自然赞同这样一个社会。不仅赞同，他甚至觉出了自己的渺小。通过文艺整风的学习，他在报上公开发表了《检查我的思想》一文：“一、趣味观点，二、名利观点，三、纯艺术观点，四、旧人道主义观点。上述四点，合力造成了我思想的混乱与错误。此外，我的二十六年来的（我三十岁起不任职务，闲居家中，直至现在，唯其中逃难到大后方时，因生计关系，在‘浙大’等任课三年）离群索居，助成了我的脱离群众的习惯；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常出席各种会议，然而旧习的影响还是存在。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解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的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在群众的督促之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六日的《大公报》，其时新中国新社会的历史不过三年，而丰子恺的思想却有了如此突飞猛进的进步。这段《检查我的思想》，即使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也是颇符合时代精神的。此时，丰子恺只是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未任什么职务。后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人民代表与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他一直是作为无党派人士而参与社会活动的。

一九五五年，他写了《严惩怙恶不悛的胡风反革命分子》一文。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形势面前，他写了《决心书》：“我完全拥护‘上海市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决心书’……我个人的总的红专规划分为两条：（一）精读报纸上的社论，以及政协印发的学习资料，温习《毛泽东选集》；（二）我本来决心在本年内完成著作和翻译共六十万言，创作新画八十幅；现在也来个跃进，增加为著作和翻译八十万言，创作新画一百幅。这工作必须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完成，不但保证数量，又要尽力顾到质量。我……曾经替自己写一……座右铭：‘努力改造自己，永远效忠人民。’但最近在报上看见……陈毅市长的对联是‘彻底改造自己，将心交与人民’。我就把自己的对联取消，改写陈市长所作的，挂在书室中，作为座右铭。我相信这座右铭一定能够帮助我达到实现红专规划的目的……说到做到！我表示决心如上。”

一篇《检查我的思想》，一篇《决心书》，都是把自己置于有错误思想、被改造对象的地位而发出的议论，那诚惶诚恐、诚心诚意、热切谦恭的态度，几乎带有幼稚的狂烈。他说是“温习《毛泽东选集》”，说明已经读过、学过。不管怎样，可以下一个结论：丰子恺对新社会、新风尚、新政治的追求、向往和肯定，是真心实意的，是纯而又纯的，其中不含任何个人政治社会目的，包括他对胡风的批判也是如此。也许现在看来，正如上面所说，他的这些表现，是幼稚的，但他的精神生活，正在经历一种“升华”，是毫无疑义的。自三十岁皈依佛法，抗战中备受折磨，如今五十多岁，达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一个新阶段，这是他精神生活的轨迹。这一切，在他此时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找到证明。

摄影家石少华为丰子恺出席政协会议时拍的照片

五十年代丰子恺与太极拳师傅于上海

在《西湖春游》中，他发现：“西湖的最美丽的姿态，直到解放之后方才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旧时代的西湖，只能看表面（山水风景），不能想内容（人事社会）。换言之，旧时代西湖的美只是形式美丽，而内容是丑恶不堪设想的。譬如说，你悠闲地坐在西湖船里，远望湖边楼台亭阁，或者精巧玲珑，或者金碧辉煌，掩映出没于杨柳桃花之中，青山绿水之间。这光景多么美丽，真好比‘海上仙山’！然而你只能用眼睛来看，却切不可用嘴巴来问，或用头脑来想。你‘倘使问船老大这是什么建筑？这是谁的别庄？’因而想起了它们的主人，那么你一定又感不快，你一定会叹气或愤怒，你眼前的‘美’不但完全消失，竟变成了‘丑’！因为这些楼台亭阁上都有被压迫者的呻吟声——这真是大杀风景！这样的西湖有什么美？这样的西湖不值得游！西湖游春，谁能仅用眼睛看看而完全不想呢？旧时代的好人真可怜！他们为了要欣赏西湖的美，只得勉强屏除一切思想，而仅看西湖表面，仿佛麻醉了自己，聊以满足自己的美欲。记得古人有诗句云：‘小亭闲可坐，不必问谁家。’我初读这诗句时，认为这诗人过于浪漫疏狂。后来仔细想想，觉着他也许怀着一片苦心：如果问起这小亭是谁家的，说不定这主人是个坏蛋，因而引起诗人的恶感，不屑坐他的亭子。……我小时候的音乐老师李叔同先生曾经为西湖作一首歌曲。且不说音乐，光就歌词而论，描写得真是美丽动人！……现在重唱一遍，回味一下，才感到前人的一片苦心：李先生在这长长的歌曲中，几乎全部是描写风景，绝不提及人事。因为那时候西湖上盘踞着许多贪官污吏、市侩流氓；风景最好的地位都被这些人的私人公馆、别庄所占据。所以倘提及人事，这西湖的美景势必完全消失，而变成种种丑恶的印象。所以李先生作这歌词的时候，掩住了耳朵，停止了思索，而单用眼睛来观看，仅仅描写眼睛所看见的部分。这样，六桥烟水、塔影垂杨、竹木幽姿、古洞烟霞、晴光雨色，就形成一种美丽的姿态，好比靓妆的西施活美人了。这仿佛是自己麻醉，自己欺骗。采用这种办法，虽然是李先生的一片苦心，但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不足为训的！……”这实在是一种极新的见解。若细分析下去，似有一些牵强附会的成分，但丰子恺的用心却是十分美好的。所以他下结论说：“如果李先生迟生三十年，能够躬逢解放后的新时代，能够看到人民的西湖，那么他所作的西湖歌一定还要动人得多！”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他还画了数幅“旧时代的西湖”漫画，有的内容是西湖美景里讨饭的花子，有的是在“禁止钓鱼”牌照下心安理得的钓鱼人。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解放后有一年我到杭州，突然觉得西湖有些异样：湖滨栏杆旁边那些垂涎欲滴的划子手忽然不见了，讨价还价的斗争也没有了，只看见秩序井然的买票处和和颜悦色的舟子。名胜古迹中逐客的茶盘也不见了，到处明山秀水，任你逍遥盘桓。这一次我才十足地享受了西湖春游的快美之感！……解放之后，这西子‘斋戒沐浴’过了。‘大好湖山如此’，不但‘独擅天然美’，又独擅‘人事美’，真可谓尽善尽美了！”

《扬州梦》也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一九五八年春的一天，丰子恺教幼子新枚读姜白石的《扬州慢》，读到“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一句，忽然下决心去游览久闻大名而无缘拜访的扬州，并立即成行。然而到了扬州，并未寻得多少古意趣，这里如同一个小上海、小杭州。那大名鼎鼎、被古人反复吟诵过的二十四桥，更是令人失望，不过是一座其貌不扬，小而又小的单孔石拱桥而已。真是观景不如听景啊！丰子恺回忆起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回忆起杜牧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又想起“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想起《扬州画舫录》，想起“扬州八怪”郑板桥、金冬心……最后想到描写清兵屠城的《扬州十日记》，才不再想下去了。晚饭后在旅馆里独酌，对此行很是失望，本意是来怀古，见到的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小城。酌后，他在床上假寐，“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拭目起床，披衣开门，但见一个端庄而壮健的中年妇人站在门口，满面笑容，打起道地扬州话说：‘扰你清梦，非常抱歉！’我说：‘请进来坐，请教贵姓大名。’她从容地走进房间来，在桌子旁边坐下，侃侃而言：‘我姓扬名州，号广陵，字邗江，别号江都，是本地人氏。知道你老人家特地来访问我，所以前来答拜。我今天曾经到火车站迎接你，又陪你赴二十四桥，陪伴你上酒楼，不过没有让你察觉。你的一言一动，一思一想，我都知道。我觉得你对我有些误解，所以特来向你表白……你憧憬于唐朝时代、清朝时代的我，神往于烟花三月、十里春风的繁华景象，企慕扬州八怪的风流韵事，认为这些是我过去的光荣幸福，你完全误解了！我老实告诉你：在一九四九年以前，一千多年的长时期间，我不断地被人虐待，尽受折磨，备尝苦楚，经常是身患痼疾，体无完肤，畸形发育，半身不遂；古人所赞美我的，都是虚伪的幸福、耻辱的光荣、忍痛的欢笑、病态的繁荣。你却信以为真，心悦神往地吟赏他们的诗句，真心实意地想象古昔的盛况，不远千里地跑来凭吊过去的遗迹，不堪回首地痛惜往事的飘零。你真大上其当了！我告诉你，过去千余年间，我吃尽苦头。他们压迫我，毒害我，用残酷的手段把我周身的血液集中在我的脸面上，又给我涂上脂粉，加上装饰，使得我面子上绚焕灿烂，富丽堂皇，而内部和别的部分百病丛生，残废瘫痪，贫血折骨，臃肿腐烂。你该知道，士大夫们在二十四桥明月下听玉人吹箫，在月明桥上看神仙，干风流韵事，其代价是我全身多少血汗！我忍受苦楚，直到一九四九年方才翻身。人民解除了我的桎梏，医治我的创伤，疗养我的疾病，替我沐浴，给我营养，使我全身正常发育，恢复健康。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光荣幸福！……’我听了她的一番话，恍然大悟，正想慰问她，感谢她，她已经夺门而出……我走出门去送她，不料在门槛上绊了一下，跌了一跤，猛然醒悟……啊，原来是一个‘扬州梦’！”这篇文章，构思可谓巧妙，而且写得洋洋洒洒，淋漓尽致。但其观点，似乎也有偏激，代表了作者明确的立场、观点。这立场，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好的立场；这观点，就是旧社会，包括封建社会充满了黑暗、腐败的观点。

丰子恺对新社会的赞美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他看到七岁的外孙一个人能乘了公共汽车，从十几里路远来看外公，问得上车是一位解放军叔叔抱上去的，下车是售票员阿姨抱下来的，便想起了旧上海的黑暗，写文章赞美新社会。

有一次，他随同政协去火车站欢迎四川革命残废军人演出队，见到那些英雄们有的走路跷拐，有的由人扶着，有的由人背着，有的脸上带着伤疤，然而个个精神勃勃，喜气洋洋，心中感情涌动。他与一位英雄握手时，感到特别贴切而温暖。原来他握的是那英雄的腕。英雄没有手。他紧紧握着这腕，一时不肯放手。他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手装在英雄的腕上，同时，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他感到，这不是寻常的眼泪，而是惭愧、感激、钦佩、崇仰的结晶。带着这两行泪，他又握了另一位女英雄的手，这位女英雄腿残了，伏在另一人的背上。当送这些英雄们去寓所后，回家的路上，他想：“我今天不是来欢迎，是来上课。我上了一堂最充实的社会主义教育大课。上这一堂课，胜读十年书！”

还有一次，他外出访友，要乘三轮车。一辆三轮车停在路旁，驾驶员正在看报，见到他来雇车，便跳下车来，扶他上车。走到一条行人少的路上，驾驶员同他谈话，问他多大岁数，姓啥。他答了，也问这位驾驶员。驾驶员答后，说：“丰这个姓很少。我只知道一个老画家丰子恺，是不是您本家？”他表明他就是丰子恺。那驾驶员便停了车，回头跟他谈几句话，谈到他的几幅画，表现出很好的见解。再行进时，丰子恺望着驾驶员的背影，想起旧社会上海的“黄包车夫”，相比之下心中颇有感触。过去的黄包车夫“口食难度，衣衫褴褛，哪里谈得到学习文化、读书看报，乃至欣赏图画？”他感叹：“我在黑暗社会里度过了几十年，在垂老的时候能够看到这光明幸福的世界。”又走了一段路，驾驶员回转头，不好意思地说：“丰老先生、我想请您签个名，最好画几笔画，好么？机会难得啊……”丰子恺当即答应下来。驾驶员执意要买一本好本子来，便拉着丰子恺到了一处繁华的马路，去文具店买了一本极贵重的本子来，丰子恺就在路边用钢笔替他画了一幅儿童与和平鸽，题上“和平幸福”四字。到了目的地，丰子恺问他车费多少，他坚决不要，两人争得不可开交，正逢有警察路过，在丰子恺的招呼下，以为出了什么事，问后才释然。丰子恺过后想，刚才的一幕，很像“君子国”里的情景。后来，他把这件事写作了《新年随笔》，交给中国新闻社拿出发表，并在文末写下了这位三轮车驾驶员的地址和姓名，使他知名于世。丰子恺一生中，有许多朋友都是如此结交的。

丰子恺终生都是那种容易受感动的人。平时，他给孩子们讲故事，讲到动人处，有时呜咽不能成声。看电影《党的女儿》、《烈火中永生》时，他会泪如雨下。在崇高的事物面前，他的感情常常像孩子一样单纯而脆弱。在新社会所遇到的一件件美好善良的事情面前，他往日里追求美好、追求理想国的思想感情，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升华，渐渐达到了一种极境，一种从单纯走向混浊，再由混浊走到单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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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有旅游的嗜好，但早年由于生活所累，无暇顾及；战争之中，他拖家带口，千里逃难，虽经过了名山大川，但与“旅游”不可同日而语。一九四八年，他远游台湾，可说差强人意。新中国成立后，生活较为安定，虽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但都是虚职，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在家著译，时间可自由安排，给旅游提供了方便：一九五五年游莫干山；一九五六年游庐山；一九五七年游镇江、扬州；一九六一年游黄山，并随上海政协参观团去江西，游南昌、赣州、瑞金、井冈山、抚州、景德镇；一九六二年游金华；一九六三年再游镇江、扬州；一九六六年游杭州、绍兴、嘉兴、南浔、湖州、菱湖……每次旅游，均有所作，或画或文。其中《庐山游记》、《扬州梦》，仍侧重于记人记事，保持了丰氏一贯的风格，唯去黄山归来，一连写了三篇记景的文章，这是比较特殊的。且摘录一二，从中可看出一些新东西：

……黄山松有三种特色：

第一，黄山的松树大都生在石上。虽然也有生在较平的地上的，然而大多数是长在石山上的。我的黄山诗中有一句：“苍松石上生。”石上生，原是诗中的话；散文地说，该是石罅生，或石缝生。石头如果是囫囵的，上面总长不出松树来，一定有一条缝，松树才能扎根在石缝里。石缝里有没有养料呢？我觉得很奇怪。生物学家一定有科学的解说；我却只有臆测：《本草纲目》里有一种药叫做“石髓”，李时珍说：“《列仙传》言邛疏煮石髓。”可知石头也有养分。黄山的松树也许是吃石髓而长大起来的吧！长得那么苍翠，那么坚劲，那么窈窕，真是不可思议啊！更有不可思议的呢：文殊院窗前有一株松树，由于石头崩裂，松根一大半长在空中，像须蔓一样摇曳着。而这株松树照样长得郁郁苍苍，娉娉婷婷。这样看来，黄山的松树不一定要餐石髓，似乎呼吸空气，呼吸雨露和阳光，也会长大的。这真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生物啊！

一九六〇年丰子恺在颐和园

一九六〇年丰子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前

一九六〇年丰子恺在北京天坛

一九六〇年丰子恺在北京北海九龙壁前

第二个特色，黄山松的枝条大都向左右平伸，或向下倒生，极少有向上生的。……如果这株松树长在悬崖旁边，一面靠近岩壁，一面向着空中，那么它的枝条就全部向空中生长，靠岩壁的一面一根枝条也不生。……显然，它不肯面壁，不肯置身丘壑中，而一心倾向着阳光。

第三个特色，黄山松的枝条具有异常强大的团结力。……有一株松树，叫做“蒲团松”。……树干不很高，不过一二丈，粗细不过合抱光景。上面的枝条向四面八方水平放射，每根都伸得极长，足有树干的高度的两倍。这就是说：全体像个“丁”字，但上面一划的长度大约相当于下面一直的长度的四倍。这一划上面长着丛密的松针，软绵绵的好像一个大蒲团，上面可以坐四五个人。靠近山的一面的枝条，梢头略微向下。下面正好有一个小阜，和枝条的梢头相距不过一二尺。人要坐这蒲团，可以走到这小阜上，攀着枝条，慢慢地爬上去……（《黄山松》）

文章写得轻松、灵动、从容，像在画一幅速写，左一笔，右一线，笔笔不含糊，其中还充满了哲理意味。若细细咀嚼一下，会觉出一些“日本味”，有一种宁静的、超脱的、纯客观描写般的意味，这大约与他一向喜欢日本文学，而且当时正在翻译《源氏物语》有关。在用词造句上，这篇文章也甚为讲究，如“然而我们这一天要上光明顶，赴狮子林，前程远大，不宜耽搁”。“前程远大”一词，用得巧而工。

再看《黄山印象》：

在黄山中，不但要低头看山，还要面面看山。因为方向一改变，山的样子就不同，有时竟完全两样。例如从玉屏峰望天都峰，看见旁边一个峰顶上有一块石头很像一只松鼠，正在向天都峰跳过去的样子。这景致就叫“松鼠跳天都”。然而爬到天都峰上望去，这松鼠却变成了一双鞋子……

翻山过岭了好几天，最后逶迤下山，到云谷寺投宿。……我这天傍晚到达了云谷寺，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心情和过去几天完全不同。起初想不出其所以然，后来仔细探索，方才明白原因：原来云谷寺位在较低的山谷中，开门见山，而这山高得很，用“万丈”、“插云”等话来形容似乎还嫌不够，简直可用“凌霄”、“逼天”等字眼。因此我看山必须仰起头来。古语云“高山仰止”，可见仰起头来看山是正常的，而低下头去看山是异常的。我一到云谷寺就发生一种特殊的感觉，便是因为在好几天异常之后突然恢复正常的缘故。这时候我觉得异常固然可喜，但是正常更为可爱。我躺在云谷寺宿舍门前的藤椅里，卧看山景，但见一向异常地躺在我脚下的白云，现在正常地浮在我头上了，觉得很自然。它们无心出岫，随意来往；有时冉冉而降，似乎要闯进寺里来访问我的样子。我便想起某古人的诗句：“白云无事常来往，莫怪山僧不送迎。”好诗句啊！然而叫我做这山僧，一定闭门不纳，因为白云这东西是很潮湿的。

……

读这篇文章使人想起陶渊明。没有丝毫尘世的烦恼，全心全意地欣赏山色，体会山趣。文字不需丝毫雕琢，令人几乎觉不出文章的存在，达到一种“不隔”的境界，即“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

在江西参观后所写的文章，也处处表现出丰子恺无忧无虑的心态。也有情的感动，也有古的联想，但都是淡淡的、静静的、随意起兴，随意而止。赞美、歌颂、感动，是这些文章的主调。在赣州，他参观了八境台，并从台上隔江遥望郁孤台，想起辛弃疾的“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而窃喜自己登台的喜悦心情。听说当年已有两次旱灾七次水灾，而江岸上青青作物漫山遍野，一片丰收之象，他便感叹人民公社的伟力和人民的干劲。赣州有一种名菜，叫做“鱼头鱼尾羹”，表面看，是一整条鱼，鱼身隐没在羹中，鱼头鱼尾露在外面。实际上里面并没有鱼身，只有鱼骨。丰子恺因为吃素食，较少吃鱼，但因喜欢这道菜的含义，也吃了，并作了一首小诗：

赣州有名菜，鱼头鱼尾羹。

我爱此佳肴，教育意味深：

有头必有尾，有叶必有根；

有始必有终，坚决不变心。

革命须到底，有志事竟成。

我爱此意义，多吃一瓢羹。

实在地说，这算不得一首诗，因为其中并无诗意，不过是一段分行加韵的议论，是概念性的，但其中所表达的内容，却能代表丰子恺在这一时期中的思想认识。

在景德镇，他参观陶瓷工厂，这对他来说，是很新鲜的经历。他观察很细心，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条龙的加工。只见在一条很长的板子上，均匀地排着许多正待加工的盆子，板子慢慢向一个方向移动，板子边上坐了七八个人，盆子到了谁眼前，谁就拿起来加工一下，逐渐地，盆子就完善起来。他惊奇于工人动作的敏捷和准确，因稍有差池，盆子便移走了。他对景德镇的市容，一样地感到新鲜，感到美丽。归途中，他吟了两首诗，其中有“买得彩纹杯盏去，从今茶饭有精神”之语。在瑞金沙洲坝，他徜徉在“红井”周围，“不忍遽去”。这井是当年毛主席参加挖掘的，井旁立着一块牌子，上面题着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看了这字，丰子恺心中很是惊奇，因为前几日在南昌“八一纪念馆”，人家要他题字，他题了“饮水思源”四个字，到了这儿，不正是饮水思源么？他信仰佛教，虽然不甚拘谨，但终究有点讲究个“缘”字。缘可遇不可求。这里，不就是一种缘分吗？在瑞金革命纪念馆里，他见到一块破旧了的暗红色的招牌，上面题着“中央内务人民委员会”，这是当年“围剿”中老百姓偷藏起来的。看到这里，丰子恺又感动了：“这偷藏是一件极大的冒险工作！如果被反动派查出，全家性命交关呢！人民肯冒极大的危险，拼全家性命来保藏这块招牌，足证人民对革命政府的爱护之心，深切到无以复加了！全仗着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这些人民的忠诚拥护，革命才能成功，中国才能解放，我们才能享福！”

表面上看，整个江西革命地的参观，使丰子恺加深了对革命史的理解和敬爱。然而从思想深处说，革命地、革命史所激发的，是丰子恺对美好社会、崇高事业的纯真但却浅薄的情感，说到底，他仍是作为一个革命的局外人来看待这一切的，因为，这美好的社会、崇高的事业来之不易，其中却没有他多少功劳。他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创者，而且一直不是社会活动的直接参加者，只是一位间接参加者。比如他虽然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但基本上是挂名而已，他的主要生活、工作方式是：在家里画画写作，外出旅游休息。

3

一九五四年九月起，丰子恺迁居上海陕西南路三十九弄（长乐村）九十三号。这是一所西班牙式的房子，二楼有一个室内小阳台，阳台中部有一部分呈梯形凸出，三面有窗。这里被丰子恺当做书房。坐在书房里，白天阳光普照，夜晚可观星月，遂为书房取名曰“日月楼”，并咏出“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句子，意在于此度送余年日月，果然，自搬进此房，直到终老，丰子恺未再迁徙。这儿是他一生中居住最久的住处。后来，马一浮先生为他写了一副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这副对子，便永久性地挂在日月楼中。

日月楼无论是从面积还是设计，都无法与缘缘堂相比，但它陪伴丰子恺度过了一生中最安宁和最痛苦的时光，丰子恺对它也是颇有感情的。他曾有《日月楼秋兴诗》，其中有“窗明书解语，几净墨生香”、“一枕寻新梦，三杯入醉乡”之句。日月楼中的日月，曾经是十分繁忙的。每日的上午、下午，有时还加上晚间，丰子恺都伏身案前，辛勤劳动。只有星期日，才算是休息，招待朋友。他常忙到“好花时节不闲身”的地步。解放初期，为了配合社会需要，翻译介绍苏联文艺，他重新复习三十年前在日本所学的俄语。他的学习，从《俄语一月通》开始，尔后，使用自己学日文、英文的老法子，读俄文名作原著，边读边学。他一向认为：“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求学问的一种工具，不是学问本身。学些工具都要拖长许久的时日，此生还来得及研究几许学问呢？”他先读高尔基的小说，后读《战争与和平》、《猎人笔记》，前后用了大半年时间，后来又边读边学边把《猎人笔记》翻译成中文，并于一九五二年底，将这部三十一万字的作品译毕，于第二年出版，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审定，把它列入《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重版多次。这真是一个奇迹，自学俄语仅一年余，中间还要做许多别的事情，竟完成如许一件大业。

一九六一年诗作

丰子恺在杭州

一九六二年丰子恺在苏州虎丘

一九六二年丰子恺在金华大桥上远眺

一九六二年丰子恺与费新我（左）在苏州

一九六三年丰子恺夫妇在宁波溪口

一九六三年丰子恺夫妇在普陀

一九六五年丰子恺与广洽法师、觉星法师及朱幼兰在上海日月楼吃饭

一九六五年丰子恺与广洽法师在上海日月楼看书

丰子恺对语言文字有特殊的爱好和非凡的接受能力。一九三七年抗战中逃难，简而又简的行囊中就有一册日英袖珍字典，后因怕被人查出误认为汉奸而抛弃。就他的中国语而言，他从未读过专门的国语课程，更没上过大学，而其随笔散文，却以语言考究工整著称于世；他的日语，先是随李叔同先生业余学习，不过年余，后去日本学习其他课程，十个月归，以后数十年间，译介了大量日本作品；英文方面，他在浙一师时学了一点基础，后去日本，为学日文而学英文，并以英文转译屠格涅夫的《初恋》，又译史蒂文生的《自杀俱乐部》，被作为英汉对照的学习用书。五十年代里，翻译几乎成为丰子恺的主业。应当时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老友叶圣陶之约，他与幼女丰一吟合作，译介了许多苏联的图画、音乐教学方面的书籍文章，还从俄文翻译了《蒙古短篇小说选》、《朝鲜民间故事集》。

丰子恺在翻译工作中，非常认真。他总是关了书房的门，独自坐在案前，一手握笔，一手持香烟。书桌左角并列着一杯茶和一只烟灰缸。眼睛看着笔端，工作中常常误把香烟灰敲落到茶杯里。茶里加了香烟灰，味道很特别，但并不令他讨厌，就那样喝下去。很少有什么事情能影响他的翻译工作。然而有一日，译文告一段落时，他坐在椅里伸一伸腰，眼梢却觉出桌角落里有一个小东西在动。仔细一瞧，原来是一只受伤的蚂蚁，脚已不能动，可还在挣扎着企图爬走。他想，这一定是自己在工作中未注意，用手臂压伤的，于是心中很怀了歉意。可是又一想，这也不能全怪自己，那蚂蚁也有责任。想来想去，决定不去管它，把稿纸移动一下，躲开挣扎的蚂蚁，继续工作，一会儿便把这事忘记了。忙了一阵后工作又告一段落，坐在椅中伸腰时，无意间又瞥到那活物。仔细观看下，他顿时大为赞赏：原来是一只蚂蚁正在救那受伤的蚂蚁。下面的蚂蚁衔住了受伤者的身子，正用力把它驮到墙壁那儿去。救伤者比伤者的身子大不了多少，所以驮得吃力，驮一会儿，要歇一歇。这小蚂蚁的友爱互助精神，令丰子恺大为感动，他“忽然看见桌子角上这两个蚂蚁大起来，大起来，大得同山一样，终于充塞于天地之间，高不可仰了。同时又觉得我自己的身体小起来，小起来，终于小得同蚂蚁一样了。我站起身来，向着这两个蚂蚁立正，举起右手，行一个敬礼”。

能够影响丰子恺的翻译工作的，还有一种动物，就是猫。丰子恺喜欢猫，他有几张照片，就是与猫一起合拍的，有的是他正在写作，而猫则安安稳稳地蹲在他肩上，甚至坐在他的戴着毡帽的头上。他养过许多只猫，养过一只名为“白象”的大白猫，又养过一只黄猫，后来又养了一只小白猫，名之为“阿咪”。阿咪的毛很长，性情特别活泼。由于爱猫，丰子恺总结出猫的许多好处来。比如你心情不快，可是阿咪扑来跟你闹一场，你就会笑逐颜开。丰子恺喜欢安静，但家里没有孩子（孩子都大了，出去工作了），太静了，像修道院一样，有时也觉寂寞。自从阿咪来后，常听到保姆与它的对话，邮递员来时也会逗阿咪几句。有时来了客人，谈话枯燥或不投机，恰巧阿咪来了，于是话题一转，便打破了僵局。若客人带了孩子来，有了阿咪招待小客人，两个大人的谈话才能从容。过去养的黄猫，也有许多类似的功劳。那只黄猫，丰子恺一家戏称它为“猫伯伯”。有时丰一吟正在写稿，猫伯伯跳上桌子，毫不客气地占领了稿纸，盘拢身体，装满了稿纸。已经很劳累的一吟便搁了笔，与它玩耍，也就得到了最好的休息。丰子恺的爱猫，源于父亲。父亲弄的猫，活到十八岁，可谓长寿。每晚父亲喝酒，它总是端坐在酒壶边。这一幅图画，丰子恺终生不忘。丰子恺本人有几张照片，或是他在专心读书，而小猫蹲在他肩头，或是他在画画，猫亦趴在他身上。这些照片，他很喜欢。

一九五六年丰子恺与丰一吟合译俄文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

在日月楼寂静的生活中，还曾响起一个童声。一九五九年七月的一天，丰华瞻从自己的小家庭里打来电话，说是保姆突然走了，可否将刚满一岁的女儿南颖送来由爷爷奶奶照看一段日子，当天就把孩子送来了。后来，丰子恺专为这孩子写了一篇《南颖访问记》，这篇文章是丰子恺晚年不可多得的描写儿童的作品，读来既有新意，又可看出他未泯的童心，有了这童心，便能很好地体会儿童的心理，写出动人的文章。南颖刚到日月楼居住时，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也很少哭，直如买了一个大洋娃娃，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如此默默地过了两个多月，渐渐听得到南颖的哭声和说话声了：

她最初会说的一句话是“阿姨”。这是对英娥（保姆）有所要求时叫出的。……第二句会说的话是“公公”，然而也许是“咯咯”，就是鸡。因为阿姨常常抱她到外面去看邻家的鸡，她已经学会“咯咯”这句话。后来教她叫“公公”，她不会发鼻音，也叫“咯咯”；大人们主观地认为她是叫“公公”，欢欣地宣传：“南颖会叫公公了！”我也主观地高兴……然而我知道南颖心里一定感到诧异：“一只鸡和一个出胡须的老人，都叫做‘咯咯’……”以后她的语汇逐渐丰富起来……从此我逐渐亲近她，常常把她放在膝上，用废纸画她所见过的各种东西给她看，或者在画册上教她认识各种东西。……在这期间，南颖会自己走路了。起初扶着凳子或墙壁，后来完全独步了；同时要求越多，意见越多了。……她要求我左手抱了她，右手拿着拐杖走路。更进一步，要求我这样地上街去买花。这种事我不胜任，照理应该拒绝。然而我这时候自己已经化作了小孩，觉得这确有意思，就鼓足干劲，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着拐杖，走出里门，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踱步。有一个路人向我注视了一会，笑问：“老伯伯，你抱得动么？”我这才觉悟了我的姿态的奇特：凡拿手杖，总是无力担负自己的身体，所以叫手杖扶助的；可是现在我左手里却抱着一个十五六个月的小孩！这矛盾岂不可笑？

她寄居我家一共五个多月。……眼见得由洋囡囡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全新的人。一切生活在她都是初次经验，一切人事在她都觉得新奇。记得《西青散记》的序言中说：“予初生时，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昼夜也；怪夫人之乍有乍无，家人曰：死生也。”南颖此时的观感正是如此。在六十多年前，我也曾有过这种观感。然而六十多年的世智尘劳早已把它磨灭殆尽，现在只剩得依稀仿佛的痕迹了。由于接近南颖，我获得了重温远昔旧梦的机会，瞥见了我的人生本来面目。有时我屏绝思虑，注视着她那天真烂漫的脸，心情就会迅速地退回到六十多年前的儿时，尝到人生的本来滋味。这是最深切的一种幸福，现在只有南颖能够给我。三个多月来我一直照管她，她也最亲近我。虽然为她相当劳瘁，但是她给我的幸福足可以抵偿。她往往不讲情理，恣意要求。……然而越是恣意，越是天真，越是明显地衬托出世间大人们的虚矫，越是使我感动。所以华瞻在江湾找到了更宽敞的房屋，请到了保姆，要接她回去的时候，我心中发生了一种矛盾：在理智上乐愿她回到父母的新居，但在感情上却深深地对她惜别……那一天他们准备十点钟动身，我在九点半钟就悄悄拿了我的“都都”（拐杖），出门去了。

我十一点钟回家，家人已经把壁上所有为南颖作的画揭去，把所有的玩具收藏好，免得我见物怀人。其实不必如此，因为这毕竟是“欢乐的别离”……不过她去后，我闲时总要想念她。并不是想她回来，却是想她作何感想。十七八个月的小孩，不知道世间有“家庭”、“迁居”、“往来”等事。她在这里由洋囡囡变成人……心中已经肯定这里是她的家了。忽然大人们用车子把她载到另一个地方……“一向熟悉的公公、阿婆、阿姨哪里去了？一向熟悉的那间屋子哪里去了？一向熟悉的门巷和街道哪里去了？这些人物和环境是否永远没有了？”她的小头脑里一定发生这些疑问。然而无人能替她解答。

我想用事实来替她证明我们的存在，在她迁去后一星期，到江湾去访问她……南颖向我凝视片刻，就要我抱，看看我手里的“都都”，然而目光呆滞，脸无笑容，很久默默不语，显然表示惊奇和怀疑。我推测她的小心里正在想：“原来这个人还在。怎么在这里出现？那间屋子存在不存在？阿婆、阿姨和‘几几’（姊姊）存在不存在？”我要引她回忆，故意对她说：“尤尤（楼楼），公公，都都，外外，买花花。”她目光更加呆滞了，表情更加严肃了，默默无言了很久。我想这时候她的小心境中大概显出两种情景。其一是，走上楼梯，书桌上有她所见惯的画册、笔砚、烟灰缸、茶杯……其二是：电车道旁边的一家鲜花店、一个满面笑容的卖花人和红红绿绿的许多花；她的小手手拿了其中的几朵，由公公抱回家里，插在茶几上的花瓶里。但不知道这时候她心中除了惊疑之外，是喜是悲，是怒是慕。

我在她家逗留了大半天，乘她沉沉欲睡的时候悄悄地离去。她照旧依恋我。这依恋一方面使我高兴，另一方面又使我惆怅：她从热闹的都市里被带到这幽静的郊区，笼闭在这沉寂的精舍里，已经一个星期，可能尘心渐定。今天我去看她，这昙花一现，会不会促使她怀旧而增长她的疑窦？我希望不久迎她到这里来住几天，再用事实来给她证明她的旧居的存在。

这篇文章，与丰子恺早期描写儿童的作品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早期作品中，总是以孩子为主角，并以大人的虚伪混浊去衬托儿童的真率单纯；而这篇作品中，对成人的责备仅仅一笔带过，而其中最感人的，不是孩子的天真，而是作者对孩子的感情；主角不仅仅是南颖，还有一个，便是作者本人。作品由孩子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结尾中怕因去看孩子，再度勾起孩子的疑窦与苦恼，其实，这里真正怕的，是作者自己，他那颗迷恋小南颖的心，刚平静下来，又因这次“访问”而波动，而痛苦。南颖为他晚年闭门著书立说的寂寞生活，带来了光明和快乐。

4

一九五六年，在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形势里，他除了创作一批表达对新社会赞美之情的随笔与漫画外，也创作了一些批评性的作品，其用意，是希望这社会更美好，更完善。他自称这些作品是“求全之责”。

一次，他在马路旁看到一件很触目的东西：电线杆下倚着一架人字梯，一根很粗的铁链条将它锁在电线杆上。链条上的那把锁上的两只钉像两只睁圆的眼睛，下方的一个钥匙孔像一张撑开的嘴巴。——这副狰狞的面目对着行人，似在疑心每一个过路人都是偷梯贼。它侮辱所有的行人。这一切使丰子恺感到万分丑恶。从这件东西上，他又联想起三十年前所作的一幅漫画：相邻的阳台间装着一把很大的铁扇骨，同样是视邻为贼。他想把这把锁住的梯子，也画成一幅画，题目就叫做“人间羞耻的象征”，可又觉得这题目太辛酸，太丑恶，要不得。然而又一想，中国在进步，人类在进步，世界在进步，只要大家努力，这铁锁总有一天会废掉。有的朋友听说了这一段故事，觉得丰子恺有点大惊小怪。的确，在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丰子恺的单纯与热心，达到了一种“幼稚”的程度。可以说，他这人一生就“不成熟”。这时他还画了一幅漫画，讽刺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并在画上题句：“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长安城中谈。注云：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

他的此类作品，在开初尚受到欢迎，但不久，中国出现了一场“反右”斗争，这些作品便有些不合时宜了。于是，他渐渐把精力放到翻译工作中。或者说，在一段时间内，翻译工作成了他的避风所。先是，他与女儿丰一吟用数年时间译出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四大卷回忆录《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而后，在六十三岁高龄，开始翻译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

翻译《源氏物语》，是应出版社之约。其实早在丰子恺的年轻时代，就在日本东京的图书馆里看到古本的《源氏物语》，当时展开一看，全是古文，不易读懂。后来他又买了一本现代语译本，读了一遍，觉得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人物众多，情节丰富，富有民族特点。当时他便曾动过翻译之念，无奈生活不定，又热衷于美术、音乐，无暇顾及此事。此次出版社约稿，因有前面的因缘，故欣然受任。《源氏物语》是一〇〇六年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比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意大利的《神曲》还要早三四百年，是世界文学的珍宝，英、德、法等国都有译本，早已脍炙人口。而与日本关系特别紧密的中国（尤其在文学艺术方面），却一向没有译本，这本很不应该。丰子恺如今得任此事，他自认为是莫大光荣。他年轻时读这本书时，因为特别喜爱，曾把第一回《桐壶》读得烂熟。所以现在译起来，常有一种亲切感。加之此书中常引用中国唐诗，其中的女角色还能读中国的古文《史记》、《汉书》、《易经》、《诗经》等，所以感到与译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不同，仿佛在译中国的古书呢！他曾在译述之余，填词一首：“饮酒看书四十秋，功名富贵不须求，粗茶淡饭岁悠悠。彩笔昔曾描浊世，白头今又译‘红楼’，时人将谓老风流。”此书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开译，至一九六五年十月译毕，共四年余。这是他一生中投入时间最多、精神最为集中进行的一部译著。译这部巨著的四年，也是他生活中最安定的时期之一。

很巧合的一件事是，丰子恺在译这部日本“红楼”期间，两次出游都遇到与日本有极深关系的事物，一为艺事，一为佛事，又都与他的爱好、事业有关。在宁波写生旅游时，他去了天童寺。天童寺曾是日本有名的画僧雪舟等人驻锡处。这寺很大，距市区五十里，尚未至寺院，便有长松夹道，荫天蔽日，寺院之中，殿宇巍峨，金碧辉煌，大小寺屋不啻数百间。寺已有千余年历史，中间遭灾数次，已无雪舟纪念物。雪舟是日本“宋元水墨画派”的代表画家。当年日本画家最尊崇的，是中国宋代的画家马远与夏圭。雪舟志在探访这一画派的发源地，便随遣唐使来华，拜宫廷画院里的李在为师。他学了若干时日，忽然觉悟，不能光跟人学，而应师法自然，于是遍游中国名山大川，后来到了宁波，见天童寺地势极佳，风景美丽，就在这寺里当了和尚。后来他的画大有长进，皇帝知道了，便召他进宫，在中国住了四年，才回国，成为日本画界一代宗师。丰子恺在天童寺，把雪舟的事迹讲给僧众们听，而后由寺僧引导，登上寺旁的玲珑岩。此处有老松千百株，中有亭翼然，署曰“听涛”，还是他手书的。寺僧告知，某树是宋代之物，某树是元代之物。他想，这些树一定是见过雪舟的了。

还有一次，是去舟山群岛中的普陀山。此岛是佛教圣地，寺院甚多，香火很盛。丰子恺童年来过此地，已五十年未重游了。在这里，他游了四个主要寺院，其中最小的一个，叫做紫竹林的，历史却最为悠久。据说，千余年前，日本有一位高僧，名叫慧锷，乘船到中国，在五台山请得了一位观世音菩萨像，打算载回日本供养。但船开到一个地方，忽然开不动了。慧锷法师就向菩萨祷告道：“菩萨如果不肯去日本，那么随便菩萨要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终身供养。”祷告完，帆船果然开动了，一直开到了普陀岛的潮音洞旁。法师便捧了菩萨像登陆，当时岛上全无寺院，只有居民，一位居民捐了几间房子给他，于是他给这房子取名曰“不肯去观音院”。这就是普陀第一所寺院的来由。有人为这寺院题了一首诗：“借问观世音，因何不肯去？为度大中华，有缘来此地。”丰子恺由此感慨中日交往之久远。

丰子恺与日本文化有着极深的因缘。这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作家、学者乃至政治家们所共有的特点。其实从根上说，日本文化的源泉还是出自中国。这一点，只要看日本的文字就可以想见。很早以前，中国南北朝的文化经过朝鲜间接输入日本。公元二八五年，百济王仁率织工并携《论语》、《千字文》到日本。以后，日本甚至设置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做“遣唐使”，专门来学习中国文化。甚至连日本的文物制度也完全模仿唐朝。日本的绘画，日本的文学，统统如此。这从《源氏物语》中也可看到。所以，虽然丰子恺受日本文化影响很深，但这种影响又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交织在一起，或者说这两种影响根本就是一种东西。丰子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明显的如古诗词的影响，古代绘画的影响乃至中国佛学的影响，也有明显的古代散文的影响。比如《艺术的逃难》结尾，在写完了主要故事外，另起一行，补记文中的主角姓名：“赵君名正民，最近还和我通信。”《白鹅》结尾：“这鹅的旧主人姓夏名宗禹，现在与我邻居着。”还有《新年随笔》的结尾，均使用同样手法，这使人想起了明代散文，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结尾：“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再如王慎中《海上平寇记》结尾：“君名大猷，志辅其字，以武举推用为今官。”还如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这种明显的相似，不在于用了同样的句式和文法，而是一种从容不迫的格调，一种艺术风致。

一九五七年丰子恺与着戏装的丰一吟于上海

在繁忙的“好花时节不闲身”的工作中，丰子恺并没有忘记老师李叔同，也没有忘记佛学本义。一九五四年，他与友人一起为弘一法师建舍利塔于西湖虎跑；一九五七年编成《李叔同歌曲集》，所得稿酬，全部用在纪念李叔同的建筑物上；一九五八年，由新加坡广洽法师在南洋募款，拟筹建弘一法师纪念馆，未果，将其款移用于出版《弘一大师遗墨》；一九六〇年，弘一法师八十诞辰，丰子恺又作成《护生画四集》，共八十幅画，亦由广洽法师募款出版；一九六五年，提前完成《护生画五集》，画九十幅，仍交广洽法师集资刊印。《护生画四集》的内容，绝大部分取材于古籍记载，其中虽有一些近似玄秘，然古来人类爱护生灵之心，历历可见。校阅此集稿样之夜，丰子恺梦见“千禽百兽拜舞于前”，自思，此“足证生死之事，感人最深”。

第六章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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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初衷，似乎是要将资产阶级腐朽的剥削阶级文化和官僚主义、老爷作风等彻底清除掉，其范围仅限于思想文化方面。然而，“革命”一开始便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不但未能清除一些黑暗的、反动的思想，反而使一些坏人乘乱而起，大肆活动，“革命”很快便走向了一种极端，只有破坏，而毫无建设，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野蛮至极。像丰子恺这样的文化名人，可谓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给他定的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学术权威”还算实事求是，而“反动”在何处？这从他大半生所创作的难以数计的漫画、随笔、论文、译文中随意选出一些来，加以歪曲，即可成立，十分简便，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如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城中好高髻》一画，就被指控为恶毒讽刺、攻击党的领导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大毒草；《代画》一文表面上是写锁梯子的事，实际上是丑化新社会；一九六二年，他在文代会发言中，反对强求一律的文艺政策，反对对文艺像冬青树一样被大剪刀任意剪割，希望让小花、无名花也能好好开放，这发言，更是疯狂抵制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而《阿咪》中说什么“猫伯伯”，其实说的是“毛伯伯”；还有《听我唱歌难上难》这本让幼儿识对错的读物，其中竟有“东方出了个绿太阳，我抱爸爸去买糖”之语，尽管本来是故意画错写错、好让幼儿识别的，但牵扯到太阳的颜色问题，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了。至于去江西革命根据地参观，所写所画的赣州“鱼头鱼尾羹”，有头有尾，而无鱼身，岂不是影射革命是虚假的么？这一类的东西，在丰子恺的作品中，可说是太多了，如此反动，还能不“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于是“红卫兵”、“造反派”们把丰子恺拉到街上，拉到大会上一次一次批斗，要他低头认罪，要他承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恶毒用心。“造反派”们所发的《批判丰子恺专刊》，号称“十万人斗丰子恺”。

用十万人来对付一个如丰子恺样的文弱书生，实在有些可笑，而又十分可悲。丰子恺虽真诚地拥护社会主义，赞美党的领导，但基本上闲居家中，不问政治，所以对这股政治狂飙没有丝毫思想准备。起初，每次被斗争批判完毕回家，他的神情都很紧张。他曾反复自问：难道历史上的文字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要重演？难道真理和人性就这般脆弱，一夜之间便被击毁？自己明明对新社会一腔真情，而现在却硬被逼迫承认自己仇恨新社会；自己明明追求道德高尚，现在却硬被逼迫说自己是个内心丑恶的人，这千古奇冤向谁去诉？

有一天中午，他回到家时，神色异常阴郁。本来酒已被迫戒去多日，可是这一天中午，当饭端上来时，饭被他推到一边，叫拿酒来喝。妻子怕他酒后出事，只让浅浅地倒了一杯端给他，他端起杯，皱着眉，过了许久，突然放下杯和筷子。孩子问：“爸爸，你今天怎么了？”他说：“他们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不许我爱……”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入眼前的酒杯里。他猛地端起杯，连酒带泪，一饮而尽，长叹一声，泪如雨下。他掏出手帕，捂住了脸，泣不成声。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他所最珍贵的，是自己的人格，是高尚的理想，而现在要毁掉的正是这两种东西。

这天中午，丰子恺如同用眼泪和酒告别了过去的自己，自此之后，似乎横下一条心，对一切冷眼旁观，无论多么无情的批斗，无论多么残酷的折磨，似乎再也触动不了他的心灵。他又开始饮酒吟诗了。他回家后不再谈外面的事。他吟陶潜的诗：“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他的留了数十年的长须被剪去后，引用白居易的诗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次，他被挂了黑木牌牌游街，回来后说：“兜了一个圈，有人看见我脖子上挂的牌子，说：丰子恺，老画家！”有一次他被带到浦东批斗，晚上在黄浦江坐船，回来后，他说：“今天我作了一次‘浦江夜游’！”然而有一次，“造反派”闯入画院，把他按倒在地，用脚踩了，在他背上浇一桶热糨糊，贴上大字报。因为跪得时间太长，站起来时，一下子又跌倒了，还有人拿了皮鞭往他身上抽。这天他回到家，仍强作镇静，什么也不说，只是喝酒。然而背上的糨糊瞒不过家里人，妻子和女儿痛哭起来，他反过来安慰她们：“我不是照样回来喝酒了么？不要去说这些，不要管他，给我把酒斟满一点！”他的酒量很大，过去也常有豪饮的时候，此时此刻，酒更成了须臾难离的东西，但这酒的滋味，与白马湖的绍酒、重庆的渝酒大大不同了，如今他才吃出了人生的苦味。

不久，丰子恺便被关进“牛棚”了，因为他是“牛鬼蛇神”中的一员。牛棚有牛棚的好处，里面都是同等遭遇、同等地位的难友，互相之间，有共同语言。有时正在聊天，忽然被叫去挨训，但回来后，神情毫不变化，仍接了先前的话头谈下去，如同去上了趟厕所归来。坐“牛棚”，写“思想汇报”，他一点也不打憷。有一篇他写到扫马路，正扫着，一位清洁姑娘见了，就过来手把手教他，告诉他怎样较为不费力，从这件事上，他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智慧，表示要向劳动人民学习。这篇思想汇报现不知在何处，若还在的话，完全可以当做小品文发表。听说老舍因不堪被污辱而自杀时，他平静地说：“死了也就死了。”听到他所敬爱的马一浮先生死的消息时，他说：“可惜迟死了一年。”（马一浮死于一九六七年）有些人不理解，以为他太冷漠，失了人情味。其实，他这两句话，恰是真正的人情的体现。他内心深处确实认为“死”也许是解脱苦海的最好办法，而“活”却是更不容易的。

冷漠、冷眼并不是总能使他保持心理的平衡。

正在他遭受厄运时，他所喜爱的小儿子新枚大学毕业了，原定留在上海的母校里工作，但因受他的牵连，改分去石家庄工作。这使他心情特别沉重，总觉着自己对不起孩子。为了让自己心安，也为了让儿子未来有个依靠，他让新枚和已经订婚的表妹走前在上海完婚。在新枚结婚的这天晚上，全家人等着丰子恺来家吃团圆饭时，丰子恺却被拉到很远的地方去批斗了，一直到九点多才冒雨归来。他从怀里掏出为新婚夫妇买的礼物：一对小镜子。这小镜子他早已买好，放在怀中去参加的批斗。饭桌上，他还为新人赋诗一首，其中曰“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表达了他对未来的信心和对逆境的态度。这天夜里他开怀畅饮……

新枚走后，丰子恺十分想念他，常与他有书信往来，这些信成为他很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成为很重要的文学史料。在一九六八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

连环诗词句

（五言）

寥落古行宫花寂寞红豆生南国破山河在山泉水清泉

石上流光不待人闲桂花落月满屋梁上有双燕燕尔勿

悲风过洞庭中有奇树下即门前年过代北风吹白云深

不知处处湘云合欢尚知时时误拂弦上黄莺语罢暮天

钟声云外飘飘何所似听万壑松月夜窗虚名复何益见

钓台高台多悲风雨送归舟载人别离人心上秋风吹不

尽日栏干头上何所有弟皆分散步咏凉天意怜幽草色

洞庭南北别离情人怨遥夜久语声绝域阳关道路阻且

长颦知有恨别鸟惊心远地自偏惊物候新人不如故国

梦重归来报明主称会面难得有情郎骑竹马来者日以

亲朋无一字字苦参商略黄昏雨后却斜阳春二三月是

故乡明月出天山中方七日日人空老至居人下山逢故

夫婿轻薄儿女共沾襟

我接不下去了，看你有何办法。须注意：不可重复，且襟字太难。我本想使之首尾相接，只有用“龙宫俯寂寥”，才可与第一个“寥”字相接，但龙字不易接，就此作罢。

抽水马桶，出3.5元，已修好（挖出“坑仁”〔读如“宁”〕，甚快）。我已习惯于此种生活，七天一休息，亦觉快适。第一注意饮食起居，身体健康。也许今秋可到石看你。母希望暑假中同南颖到石，但未能定。

这是你们结婚时的红烛的泪珠，尚有一个烛头我保存着（这里原信上有一滴红蜡泪），（一点红蜡泪，不久脱落了。这是好兆）将来带到石来给你们。

叫阿姐到石当女工，我很赞成，索性我与母大家做了石人，也很好。但这是愿望而已，不知能成事实否。

马一浮诗，实在有好的。有一次我说：诗可否不用古典。他说：白描何尝不可。就送我一首诗（时在四川），内有二句云：“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四月，称为清和月。巴山即四川。此二句甚好，所以他回杭后，住在苏堤蒋庄。可惜迟死了一年，以致被逐出，去年才死。

从这封信中，很可以看出丰子恺在“文革”初期的生活和精神状况，可以看出，文学艺术不仅是他谋生的手段、事业、工作，而且是他精神的依靠。没有文学艺术，不写文作画，他便无法生活。在这样严酷的社会环境里，他却有闲心去作连环诗的游戏，其中也含有无可奈何、消磨时日的成分。

一九六九年秋，丰子恺被下放到上海郊区参加“三秋”劳动。因天气渐冷，又有所谓“第一号令”，城市要疏散人口下乡，丰子恺一时半时不能回来，妻子便让女儿一吟去送寒衣给他。一吟带了不满五岁的女儿前去。下车后，她们一路打听着生产队的位置，可是找来找去，总找不到。将近晌午时，她们来到一块棉花地边，见到地的一头正有一位老人在摘棉花，动作很迟缓，低着头，白发苍苍，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一吟便向他打听：“喂，请问……”那老人抬起头来，一吟一看，这不是父亲么？只见他头发长乱，脸色憔悴，神态萎靡，眼中泪汪汪的，身前挂了一只破旧的棉花袋。丰子恺吃了一惊，他显然是不愿意让女儿见到他这副可怜相，说：“你来做什么呀！”一吟告知来意后，问到他吃住的情况，他说：“别人过得惯的，我也过得惯，我们抗日战争期间的逃难生活也过来了，现在就当它逃难嘛！”当一吟来到父亲居住的农舍，见到潮湿的泥地上铺了些稻草，上面铺了被褥，挂了蚊帐，就成了床。屋子明显透风，到了雨雪交加的季节，日子将怎样过啊！丰子恺显然看出了女儿的不安，便开玩笑般对她说：“地当床，天当被，还有一河浜的洗脸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2

一九七〇年二月，他“得救”了，是一场大病救了他。

丰子恺在乡下劳动时，早起的习惯仍未变。晚上，怕随时有“紧急集合”，因此总是和衣而睡。在雨雪纷飞的日子里，清晨不加衣服，到露天上厕所，饱受了风寒，回到上海后，获中毒性肺炎，一连数日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丰子恺醒来后首先想到的是：“我以前有过肺结核病史，此次一定会复发。有了病，以后就可以留在家里了。”当医生果然确诊为肺结核病复发时，他高兴得很。后来家人才知道，为了让病能复发，他带回来的药是尽量不吃的。

在“牛棚”里的时候，丰子恺虽然早出晚归，在家时间不多，可他还要挤出时间来，每晨早起，在台灯下做一点工作，或写或画。此次复发肺结核，他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每天写文作画的劲头更足了，似乎要把“牛棚”几年的时间补回来。他甚至清晨三、四点钟就起床，伏在小书桌上，在六瓦小台灯下工作。

生病期间，他与新枚的通信更勤了。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三十日的信中，他写道：

新枚：我三月廿八出院，今日第三天，睡在阳台上，生活同住院时一样，十分当心，因体温还在三十七度二左右也。病假一月，一月后再去门诊续假，但即不续假，照例不会再上班了。公事拖延，是意中事。人们都用种种宽大处理的话安慰我，我姑妄听之，不存幻想。是以心君安泰，指望秋日痊愈，到石家庄看你。

阿姐在乡，小明（一吟的女儿）全托。我很纪念小明，正在设法改为“日托”，夜间回家可同阿英妈（保姆）睡……我每日吸烟四五支。热未退净，烟味不好，不会多吸。

我早饭午饭皆在床里吃。夜饭热闹，叫人扶到北室去吃（房间布置大变，我原来卧室，北室，是吃饭间）。

我右腿麻木，行步不便，将来到对面去看推拿。阿姐把所有的书藏好，只有一部《古文观止》供我消遣，倒也花样繁多。

……

在另一些信中，他写道：“我无其他愿望，唯有‘求吾所大欲，——退休家居’。那时我首先到石家庄。”“倘能如此，我们可以长久团聚了。至于石家庄物质生活条件，我实在看得很轻，不成问题的。只要有酒，我就满足了。”他在与新枚作诗词游戏时，也谈到了退休安居的事：

看花携酒去　可汗大点兵

携来朱门家　莫得同车归

动即到君家　死者长已矣

几日喜春晴　玄鸟殊安适

冷落清秋节　客行虽云乐

新枚最善于同父亲做这种游戏，一看便知是从左上角向右下角读出一句话，即“看来到春节可得长安乐”。但后来他又写信给新枚说：“嵌字之诗句，宜少作。我们是游戏，被人误解为‘隐经’，何苦。”

病中，他对自己将来的结果，常有猜测。一日，朱幼兰之子告诉他，《文汇报》某文中提到“作协主席巴金，音协主席贺绿汀，美协主席×××”，不直接提“丰子恺”，显然是区别看待，但又想不出如何“区别”？病到半年时，他又听说，六个月以上，可视长病假，就等于退休了。关于自己的定案问题，据说要中央来定，所以定得晚。晚一些慢一些不容易出错，也会宽松一些，于是他也就不急于定案。闲时仍是玩诗词。如“一、二、三……十”开头的诗句，他集了几套，“一枝浓艳露凝香……十三学得琵琶成”等等。

有一阵子，病尚重时，他每日早上五时半起床，大便后即坐到窗口洗脸，吃粥，临书帖。八时吃药、睡觉。九时半起来吃牛奶，在床上看书写信，直到正午。在床上吃罢午饭，即睡觉，三时起来，再看看书，六时吃粥，黄昏闲谈，八时半便睡觉。睡觉时总是做梦。一次梦到白居易的“新丰老翁”，老翁对他说：“我是新丰，你是老丰，我们大家活到八十八吧。”连看书也吃力时，他便看字帖消遣。不能写文章，有时他把给新枚的信写成了文章，如一九七〇年六月中旬的一封信：

……王介甫势盛时，有人（东坡？）作诗：“乱条尚未变初黄，欹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讽得甚好。后来王罢相，微行返乡，暮宿一农家，有老妪呼猪：“王安石！王安石！”其家破人亡，皆害在王手里。恨极，以其名呼猪。……

他还向新枚回忆起自己的过去，深悔有许多事做错了。“例如说当年我花了七八千元（合今三万余）造缘缘堂，实在多事。还有，解放前我顶进闸北汉兴里房子（用三根小金条），不久，以十根小金条顶出，也是多事。但五四年顶进这屋（六千元），并不后悔。”他作诗写自己：

岁晚命运恶，病肺又病足。

日夜卧病榻，食面或食粥。

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

病渐愈时，他曾把《红楼梦》重读一遍，并写《红楼杂咏》诗三十四首，其中咏黛玉云：

工愁善病一情痴，欲说还休欲语迟。

绝代佳人憎命薄，千秋争诵葬花诗。

花谢花飞春欲暮，燕燕莺莺留不住。

潇湘馆外雨丝丝，不见绿窗调鹦鹉。

鹦鹉，向谁诉？

如花美眷归黄土，似水流年空度。

红楼梦断无寻处，长忆双眉频锁。

（调寄《调笑转踏》）

咏袭人云：

猩红巾子定终身，往事依稀感慨深。

记否良宵花解语，山盟海誓付烟云。

咏平儿云：

温柔敦厚爱和平，豆蔻年华作小星。

凤去台空尘世改，玉堂春色属斯人。

《红楼杂咏》是丰子恺最后的诗作。

一九七二年起，病愈后仍居家休养的丰子恺，断断续续又写起了《缘缘堂续笔》，共得散文三十三篇。这些文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对遥远往事的回忆。他忆起父亲在家闲居终老时，常邀亲友饮酒，席上必行酒令。除了“击鼓传花”外，最有趣的是掷骰子。三颗骰子，每颗用白纸糊住大面，写上字。第一颗上写人物，第二颗上写地方，第三颗上写动作。文句是：公子章台走马，老僧方丈参禅，少妇闺阁刺绣，屠沽市井挥拳，妓女花街卖俏，乞儿古墓酣眠。如果掷出来的骰子，恰好是原句，则大家为他满饮一杯。这种情况很少。如果掷出来的句子，还勉强说得过去，如“老僧古墓挥拳”，“公子闺阁酣眠”，则酌量罚酒或免罚。骰子无知，有时掷出来这样的话：“屠沽章台卖俏”，“老僧闺阁酣眠”，那就满座大笑，必须罚酒。当时丰子恺很小，不参与饮酒，但也学了这法子玩。做三只骰子，一只上写“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只上写“在床里、在厕所里、在街上、在船里、在学校里，在火车里”；一只上写“吃饭、唱歌、跳绳、大便、睡觉、踢球”。掷出来的，“爸爸在床里睡觉”，“哥哥在学校里踢球”便是好的；若是“爸爸在床里大便”、“妈妈在火车里跳绳”，“姐姐在厕所里踢球”那就要受罚（《酒令》）。

他还忆起童年听说四川酆都，是阴阳交界处，那里的商店柜子上都放一盆水，顾客来买东西时，店员要先把钱丢进水里看看是真钱还是鬼钱。抗战中逃难，他真来到此地，才知是谣言。但当地确有一座阎王殿，里面设备十分机巧，雕塑非常精美，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联，其一曰：“为恶必灭，若有不灭，祖宗之遗德，德尽必灭；为善必昌，若有不昌，祖宗之遗殃，殃尽必昌。”其二曰：“百善孝当先，论心不论事，论事天下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完人。”

他忆起儿时的清明节，忆起早年喝酒的故事。除这些陈年旧事外，他更忆起了故乡的人，有癞六伯、王囡囡、歪鲈婆阿三、“四轩柱”等等，他对这些人的回忆，是冷静的、客观的，因为他自己两次在文章的末尾写：我侥幸没有早死，七十多岁了，还残生在这世界上，写这些随笔。然而在这冷静的笔调之下，通过那细致详尽的描写，分明可以觉出丰子恺对于往事的留恋，或说是感慨。这些文章像是陈年的老酒，特别的醇厚，初喝之时十分平和，喝下去后却火辣辣的，颇能醉人。

若说这《缘缘堂续笔》中有哪一两篇特别动情，那就是《清明》与《阿庆》了。阿庆是旧时石门湾的一个“柴主人”，专门为买柴者和卖柴者牵线的。他是个独身汉，上午忙忙碌碌，挣的钱够自己衣食，下午空下来，便拉胡琴。他不喝酒，不吸烟，唯一的嗜好就是拉胡琴。他的胡琴拉得很高明，会许多京戏，一出戏，他从留声机里听几遍，就会在胡琴上拉出来。“夏天晚上，许多人坐在河沿上乘凉。皓月当空，万籁无声。阿庆就在此时大显身手。琴声宛转悠扬，引人入胜。浔阳江头的琵琶，恐怕不及阿庆的胡琴。”在文章的结尾，丰子恺发议论说：“阿庆孑然一身，无家庭之乐，他的生活乐趣完全寄托在胡琴上。可见音乐感人之深，又可见精神生活有时可以代替物质生活。感悟佛法而出家为僧者，亦犹是也。”这说的是阿庆，其实也是丰子恺的夫子自道。并不小看物质生活，但物质条件只是过好精神生活的基础。一旦能够养家糊口，便全心全意地从事于文学艺术，在其中寄托自己的灵魂。这不正是丰子恺吗？

在《缘缘堂续笔》中，最能代表丰子恺这时期思想的，还是《暂时脱离尘世》：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本当《草枕》）中有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

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不然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喜欢说笑呢？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幅《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从前有一科技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儿童游戏。有一律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西湖风景。此种些微小事，也竟有人萦心注目。二十世纪的人爱看表演千百年前故事的古装戏剧，也是这种心理。人生真乃意味深长！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

这篇小文，集中表现了丰子恺这时的艺术观，这种艺术观应当说是相当偏激的。以他的观点，艺术不应当表达社会人生，而应表达一些“桃花源”那样的虚幻世界；艺术的作用，不是启迪人生，批判社会弊病，而是供人娱乐，给人休息。其实，这是他早年厌恶尘世思想的发展，这种厌世思想，在抗战中和解放后，已经几近消失，而在“文革”中的冷酷环境中，又复萌。夏目漱石在丰子恺的散文创作中曾起过特殊的作用。早在五十年前，丰子恺在日本时，所喜爱的两个作家，就是史蒂文生和夏目漱石。夏目漱石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旅宿》。这篇小说描绘了一个脱离社会各种利害关系的画师，来到山清水秀的风景区，寻求超脱世俗的境界，以“无心和稚心”来尽一个艺术家的天职，以超然物外的立场写诗作画，用一种“非人情”的感情欣赏一切。这一切，在丰子恺晚年的作品《缘缘堂续笔》中都可以看到。丰子恺曾于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七四年两次翻译《旅宿》，并曾声称：“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一九七二年）

三十三篇《缘缘堂续笔》写完后，丰子恺用纸包好，藏到箱子底儿。《旅宿》重译后，他把译稿交给私淑弟子胡治均收藏。

3

在重新拿起笔来写《缘缘堂续笔》之前，丰子恺先是拿起了画笔。除了画家人、孩子和身边的事情外，他忍不住要画一些主题性漫画。许多年来，他的作品被人百般挑剔，肆意污蔑，称为毒草，他应“造反派”们的吩咐，写检讨，批自己，然而他内心深处是不能被征服的。许多过去的读者，不管他是否“牛鬼蛇神”，仍登门或来信要画，他总是热心满足他们的要求。孩子们怕有些画传出去，惹出麻烦，总是劝他少画一点。他听不进去，紧闭着嘴，一言不发。为了瞒过家人，他起床更早了。

得到丰子恺赠送画幅最多的，是他的弟子胡治均。提起胡治均，还有一段佳话：

一九四七年，胡治均在上海一家小店里当店员，一次，偶然见到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立刻被吸引住了。从此，他开始收集丰子恺的漫画。有一天，他在上海觉林菜馆的墙上看见一幅题为《遇赦》的小画，内容是一个儿童拖住一个持刀杀鸡的人。正专心看着，一位陌生人对他说：“你如此欣赏这幅画，是否与丰子恺先生熟悉？”胡治均连忙回答无缘相识。陌生人表示，若有心与丰先生相识，他可以引荐。胡治均大喜，果然不出一月，丰子恺来沪，胡治均得以通过此人，与之相见，并且一见如故，从此互通信息。

过了不久，胡治均鼓起勇气，提出要学习作漫画。丰子恺回信说：“仁弟读书不多，但慧眼颇深，为人忠厚。仆忝长一日，愿为师弟之交，以后来信当以仁弟相称。”几日后，丰子恺寄赠给胡治均第一幅画《双松图》，以后赠送的画幅、书籍颇多，只要是新作的漫画，大多都要多画一幅赠胡治均，或在发表画作时，附笔嘱咐用毕退稿，退回的画稿，也多赠与了胡治均。

到一九六六年初，胡治均已藏丰子恺漫画原作三百多幅。他曾骄傲地宣称：齐白石自誉“三百石印富翁”，我亦可称之为“三百幅画富翁”。然而，“文革”开始后，这些画被造反派抄家时带走，胡治均本人也受到了牵连。一九六六年底，抄去的东西还给了他，要他认真“处理”。经过反复考虑，胡治均将其中十余幅藏到领袖像和鲁迅对联背后，剩下的三百多幅，他不知如何处理，怕再次抄家时出问题，也怕因此再连累丰先生。这天拂晓，他带着画来到江边，流着泪将画沉入河底。一九六九年春，胡治均被“解放”后，来到丰先生家里。他痛哭着说：“我对不住老师，未能保全您的画稿……”丰子恺说：“不要难过，如此大劫大难，谁有本事逃得过！只要人不死，就是大幸……我会给你再画的。”不久，丰子恺便开始重新赠画给胡治均。胡治均曾回忆：

……谁知我下一次再去的时候，丰先生从抽屉中取出一只已经封好的信封交给我，要我在衣袋里藏好。我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想当面启封，先生急忙摇手制止，说：“回去拆。”我回家拆看，赫然是一张题为《初步》的漫画。在一片批斗硝烟中，重新见到丰先生的画，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惊喜和亲切感。《初步》的含义非常清楚，暗示先生决心要用他的手，从头开始作画了。

此后，胡治均常常得到丰先生的赠画，方式与初次一样，带有一点“地下”色彩。积少成多，不到两年，竟然有七十多幅了。后来有一次，丰子恺给了他一只特别大的袋子，让他把那些画收藏在这只大袋子里，并且写好了一幅字，题曰：《敝帚自珍》序言，放在袋里，袋子外面题了“敝帚自珍”四个大字，又有小字注明：交治均藏。序言曰：

予少壮时喜为讽刺漫画，写目睹之现状，揭人间之丑相；然亦作古诗新画，以今日之形相，写古诗之情景。今老矣！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可以陶情适性，排遣世虑也。然旧作都已散失。因追忆画题，从新绘制，得七十余帧。虽甚草率，而笔力反胜于昔。因名之曰《敝帚自珍》，交爱我者藏之。今生画缘尽于此矣！（一九七一年）

话虽这样说，但此后他又作了不少画。不出孩子们所料，一九七四年批“黑画”时，他以《买得晨鸡共鸡语，常时不用等闲鸣。深山月黑风雨夜，欲近晓天啼一声》等画再次遭到批斗，家庭再度受到被抄的威胁，他的不少新作就是在这时毁掉的。这一次波折使他的情绪一落千丈。终究年龄大了，经不起折腾了，子女们生怕再出现新的波折，“黑画事件”后，对他的劝告更加频繁，甚至把他的笔墨藏起来。没有笔墨，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焦躁。他央求：“我不写不画就是，让我临临字帖吧！”然而，一旦得到纸笔，他便不顾一切，又写又画起来。有时他又安慰子女：“你们看，我不画了，我翻译日本古典小说，你们可以放心了。”子女们苦笑着说：“翻译这些东西还能出版吗？”他答：“译出来给亲近的人看看，不求出版。”一九七〇年以来，他以惊人的毅力译出了日本古典文学《落洼物语》、《竹取物语》、《伊氏物语》等。他还译出了汤次了荣解释的《大乘起信论新释》这本佛学著作，并应广洽法师之请为撰对联、作画，其中一联曰：“真观广大智慧观，梵音胜彼世间音。”

这段日子里，丰子恺除了写写画画，迷于创作，再就是沉湎于烟酒，他的酒量本来就大，烟则一支接一支，平均每日达四十支。他的精神与身体在同时萎靡……

4

一九七二年底，丰子恺的政治问题有了结论：不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杭州探望。杭州可称作他的第二故乡。抗日战争中，他被迫离开杭州九年，此次又是九年。他十分怀恋这个学生时代生活过的地方。一九七三年春，他在学生胡治均的陪同下又来到这里。可是杭州蒋庄马一浮先生故居已人死楼空，不忍目睹；虎跑寺边，纪念弘一法师的石塔亦被拆毁；而丰子恺本人，初来杭州时不过是十七岁的少年，如今却已是七十五岁老翁。他怎能不多愁善感，心情沉重？所以，此行是并不愉快的。

一九七五年二月，故乡石门镇革命委员会来信，请丰子恺书写“石门镇人民大会堂”八个字，信中说：“这是您的故乡，务请大笔一挥，并欢迎您回来参观。”丰子恺见到此信，顿生思乡之念，而且十分强烈。清明节后，便毅然起程，由胡治均与次女林先陪同，乘火车由上海到长安后，再乘外甥蒋正东的船，先至南圣浜。三十八年前，丰子恺举家避难，就是由蒋正东的父亲、丰子恺的妹夫蒋茂春去船石门湾，接到南圣浜的，从此告别家乡，卜居四方。此次由茂春的儿子来接，也是一段缘分。船至南圣浜时，岸上迎接的人多达二百余，人群最前面的，是妹妹雪雪，像三十八年前一样，来接他了，只是年已逾古稀，今非昔比了。来此的前一天，丰子恺已书好三幅册页，其内容均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丰子恺并在后来补寄乡亲的一幅册页上题跋：“离乡近四十年，乍归来，亲友凋零，儿童长大，屋舍全新，园林畅茂，如渔人之入桃源仙境，亦惊亦喜！”在南圣浜，要求见丰子恺的人很多，胡治均便分批引见。见了年轻人，丰子恺总是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祖父是谁？”

回石门镇时，蒋正东原想用船载着丰子恺绕镇一周，浏览一下故乡全貌。可是船在水中走，岸上许多人跟着船跑，船到新建的桥边，桥上已人山人海。大家都来看老画家老乡亲丰子恺。丰子恺在船里坐不住了，他决定上岸。一上岸便被人们围住了，人们奔走相告，都想来看看家乡的名人。有一些老者，依稀还认识的，前来与他打招呼。走到他家祖上老屋惇德堂及缘缘堂旧址时，陪同的乡亲告诉他：“左边原是老屋，右边是缘缘堂。”他头也不回，匆匆而过。当天中午，他在堂侄家吃饭。菜是新蚕豆、热豆腐干、咸鸭蛋、油爆虾等。他却很少动筷子，只是喝酒，如同饮茶。大家劝他多吃点家乡小菜，他却说，外国人喝酒是不吃菜的。大家说：“咱不是外国人呀！”他听了哈哈大笑：“你们真会说话！”在故乡时，他还曾去少年时求学的学校参观，并在那儿留影。他与乡亲们谈话，没有丝毫障碍。他乡音未改。此次回乡，丰子恺原拟住一个星期，但因兴致好，又多住了三天。离开石门之前，他买了上百把石门镇出的折扇，说是要回去分赠友人。归船仍由南圣浜开出，乡亲们同他告别，他说：“我明春还要来，再见！”神情愉快，而又依依不舍。

在探视故乡之前，丰子恺还提前完成了《护生画六集》共百幅，交新加坡广洽法师想法出版，终于完成了李叔同先生的嘱托，以此纪念法师诞辰百年，功德也自此圆满；

在探视故乡之前，丰子恺意外收到香港明川女士辗转托人带来相赠的竹久梦二的精印画集《出帆》；

在探视故乡之前，丰子恺完成了《缘缘堂续笔》、《敝帚自珍漫画》、日本古典文学的翻译……

一切的心愿似乎都已了结，一切又似乎正在走向过去：故乡、竹久梦二……是年八月，丰子恺觉右手手指麻木，渐及右臂。初疑为中风，但热度总也不退。中旬，得胞姐丰满逝世消息，心情很坏，病亦转重。九月二日，经上海华山医院胸部造像检查诊断，右叶尖肺癌，并已转移脑部。新枚接电报立即由石家庄赶回来。他见到心爱的幼子固然高兴，但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严重。此时，由于脑神经受到压迫，他的右手右腿均已无法活动，连舌头也不灵便。见到新枚，似乎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只好打手势。一吟看出他的意思是把家里的一包东西交给弟弟，那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译完的三本日本古典小说的手稿。他在这生命垂危的时刻，想传给后代的，只有这点自己劳动的成果，他不知能否出版，但他珍视它们，如同珍视自己的孩子。九月十日，在几乎无望的情况下，他的家人委托胡治均去湖州访中草药，但为时已晚。九月十五日十二时八分，丰子恺与世长辞。自发病至去世，不过四十多天，未经受大的痛苦，临终之时，神态安详。

一九七五年春胡治均与丰子恺在石门镇木场桥

胡治均与丰子恺在南圣浜

胡治均与丰子恺在西竺庵附近桥边

纵观丰子恺一生创作，可分四个时期。一为抗战前，二为抗战后，三为解放后“文革”前，四为“文革”中。其创作种类，基本上是漫画、随笔、翻译及美术、音乐知识著作四方面并举，但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抗战中基本上没有翻译著作，解放后“文革”前则以译著为主。从内容上看，第一时期，他赞美儿童世界，营造诗的意境，感叹人生的无常、宇宙的神秘；第二时期，他刻画逃难的经历，宣扬抗日爱国，精神较为昂扬；第三时期，他歌颂社会和人民的美好，态度极为虔诚和认真；第四时期，他回忆遥远往事，借此逃避现实。这第四时期的创作，恐怕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奇迹。他不但写作了三十三篇随笔，在数量上已经令人惊奇，而且其内容和艺术表现，无丝毫“极左”的影响，无丝毫“新八股”味道，反而比过去作品更为“艺术”，格调高雅，趣味纯正，大有中国古文特色。

一九八五年九月，重建的缘缘堂在石门湾原址落成。一切仍按旧制。正厅高悬的堂文匾额，仍然是马一浮先生手笔。中间本是吴昌硕的梅花中堂，现由唐云另画一幅红梅。两旁还是弘一法师写的“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和丰子恺自书的“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两副对联。丰子恺在三十七年前缘缘堂被毁时曾说：“你不久一定复活，我们不久一定能够团聚，更光荣的团聚！”如今，缘缘堂已复活了，而它的主人却已长逝，只有他的作品仍旧在世上广为流传，这种流传，也是艺术家生命的延续啊！

参考书目

《缘缘堂随笔集》

丰子恺著　丰一吟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版

《丰子恺散文选集》

丰华瞻　戚志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版

《丰子恺传》

丰一吟　潘文彦　胡治均　丰陈宝　丰宛音　丰元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版

《潇洒风神》

陈星著　漓江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四月版

《夏丏尊丰子恺作品欣赏》

广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版

《丰子恺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

丰华瞻　殷琦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版

《弘一大师传》

陈慧剑著　中国建设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六月版

《佛教与中国文化》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一九八八年十月版

《人间情味——丰子恺传》

陈星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版

《丰子恺漫画》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二月版

《丰子恺文集》（艺术卷l一4）

丰陈宝　丰一吟　丰元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九月版

《桐乡文史资料》（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内部发行）

《人间词话新注》

王国维著　滕咸惠校注　齐鲁书社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版

《中国漫画史话》

毕克官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八月版

《弘一法师》

中国佛教协会编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十月版

丰子恺年表简要

●一八九八年（一岁）

十一月九日，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县石门镇），乳名慈玉。祖父丰小康，已殁。祖母沈氏。父丰。母钟氏。上有六个姐姐。

●一九〇六年（九岁）

父丰病逝。

●一九〇七年（十岁）

描《芥子园画谱》人像。为私塾画孔子像。

●一九一〇年（十三岁）

进溪西两等小学堂读书，学名丰润，后改名丰仁。

●一九一四年（十七岁）

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一九一五年（十八岁）

是年起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绘画。国文教师单不厂为其取字子恺。

●一九一六年（十九岁）

是年起由夏丏尊先生教国文课。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岁）

李叔同祝发入山，法名演音，号弘一。剃度前将在俗时照片、早期画稿及部分美术材料赠丰子恺。

●一九一九年（二十二岁）

与徐力民女士结婚。

毕业。与同学吴梦非、刘质平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教美术。与人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在会刊《美育》上发表文章。

●一九二一年（二十四岁）

早春赴日本游学十个月。归来后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兼课，并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

●一九二二年（二十五岁）

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春晖中学任教音乐、美术，居“小杨柳屋”。在校刊《春晖》上发表漫画、散文。

●一九二四年（二十七岁）

在《我们的七月》杂志发表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引起有关人注意。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兼课。

●一九二五年（二十八岁）

与人创办“立达学园”。郑振铎将丰子恺发表于《文学周报》的画，冠以“子恺漫画”之名，“漫画”一词始在中国出现。出版《子恺漫画》、《音乐的常识》，翻译出版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一九二六年（二十九岁）

八月，与弘一法师一起用抓阄法为寓所命名为“缘缘堂”。出版《音乐入门》。任教立达学园。

●一九二七年（三十岁）

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出版《子恺画集》、《中文名歌五十曲》。任教立达学园。

●一九二八年（三十一岁）

为祝弘一法师五十寿，绘制护生画五十幅。出版《艺术教育ABC》、《构图法ABC》、《西洋美术史》。居上海江湾永义里，专心著译。

●一九二九年（三十二岁）

任开明书店编辑。秋，受聘于江苏省松江女子中学，兼任图画、艺术论课程。出版《护生画集》。

●一九三〇年（三十三岁）

母钟氏病逝，服丧后遂蓄须。出版《近世十大音乐家》、《西洋画派十二讲》。迁居嘉兴。

●一九三一年（三十四岁）

一月，出版《缘缘堂随笔》。与广洽法师通信。出版译著《初恋》（俄·屠格涅夫著）。

●一九三二年（三十五岁）

专事著译。出版《儿童漫画》、《中学生小品》；出版译作《自杀俱乐部》（英·史蒂文生著）。

●一九三三年（三十六岁）

春，石门湾缘缘堂落成，全家迁入。专心著译，不事他职。出版《子恺小品集》。

●一九三四年（三十七岁）

出版《随笔二十篇》、《绘画与文学》、《近代艺术纲要》、《开明图画讲义》等。居缘缘堂。

●一九三五年（三十八岁）

出版画集《云霓》、《人间相》、《都会之音》，以及《车厢社会》、《子恺随笔集》、《西洋建筑讲话》等。居缘缘堂。

●一九三六年（三十九岁）

任《新少年》编辑。加入中国文艺家协会。签名于“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十月，与鲁迅、巴金、茅盾、陈望道、谢冰心、林语堂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出版《丰子恺创作选》、《艺术漫谈》。

●一九三七年（四十岁）

“八一三”事起。十一月二十一日，辞别缘缘堂，登上避寇逃难之程。出版《缘缘堂再笔》、《少年美术故事》。逃难桐庐、衢州、常山、上饶、南昌。

●一九三八年（四十一岁）

逃难萍乡、湘潭、长沙、桂林，任桂林师范教职。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战地文艺》编委，出版《漫文漫画》、《抗战歌选》（与肖而化合编）。

●一九三九年（四十二岁）

任浙江大学教职，随校到宜山、都匀。任《中学生》编委。出版《漫画阿Q正传》。

●一九四〇年（四十三岁）

随浙江大学迁遵义，后居“星汉楼”。出版《大树画集》、《护生画续集》。日本出版吉川幸次郎翻译的《缘缘堂随笔》。

●一九四一年（四十四岁）

任浙江大学副教授。出版《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艺术修养基础》。居星汉楼。

●一九四二年（四十五岁）

十月十三日，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十一月，赴重庆，举办个人画展。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出版《客窗漫画》。

●一九四三年（四十六岁）

在重庆租地建屋，名“沙坪小屋”。辞去教职，以卖画为生。出版《画中有诗》、《漫画的描法》。

●一九四四年（四十七岁）

在蜀地旅行，并举办画展。出版《教师日记》等。

●一九四五年（四十八岁）

仍在蜀地旅行，举办画展。八月，抗战胜利，准备还乡。居沙坪小屋。

●一九四六年（四十九岁）

四月二十三日，得夏丏尊先生去世消息。七月，离重庆，经绵阳、广元，出汉中，经宝鸡至开封，后退郑州，至武汉，九月十五日，返上海。在上海举办画展。出版彩色《子恺漫画选》、《率真集》。

●一九四七年（五十岁）

定居杭州。出版《又生画集》、《劫余漫画》。

●一九四八年（五十一岁）

游台湾，至厦门，凭吊弘一法师讲律遗址。

●一九四九年（五十二岁）

去香港举行画展，乘飞机返上海迎接解放，作《百年难逢开口笑》一画。出版《前尘影事集》（弘一法师遗著，丰子恺编写）。

●一九五〇年（五十三岁）

居上海福州路。七月出席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出版《绘画鲁迅小说》、《音乐知识十八讲》、《护生画三集》。专事著译。

●一九五二年（五十五岁）

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出版《笔顺习字帖》。仍居福州路，专事著译，自学俄文。

●一九五三年（五十六岁）

与钱君匋、章锡琛、叶圣陶等在杭州虎跑后山为弘一法师筑舍利塔。仍居福州路，专事著译。出版俄译汉著作多种，如《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著）、《中小学图画教学法》（苏·孔达赫强著，与丰一吟合译）等。

●一九五四年（五十七岁）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九月一日，定居陕西南路，自名“日月楼”。直至终老。出版俄译汉著作多种。

●一九五七年（六十岁）

出版新版《缘缘堂随笔》。开始出版译著《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俄·柯罗连科著，共四卷，与丰一吟合译，至一九六四年出齐）。

●一九五八年（六十一岁）

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出版《李叔同歌曲集》。及译著夏目漱石的《旅宿》、《石川啄木小说集》。

●一九六〇年（六十三岁）

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完成《护生画四集》。

●一九六一年（六十四岁）

开始译《源氏物语》。九月随上海政协参观团赴江西参观革命老根据地。

●一九六二年（六十五岁）

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画家丰子恺》。出版《弘一大师遗墨》。

●一九六五年（六十八岁）

提前完成《护生画五集》。《源氏物语》译毕。广洽法师回国相见。

●一九六六年（六十九岁）

五月，“文化大革命”起，遭受不白之冤，被批斗，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

●一九六九年（七十二岁）

一直受“审查”。住“牛棚”。

●一九七〇年（七十三岁）

译日本古典小说《落洼物语》、《竹取物语》。

●一九七一年（七十四岁）

完成漫画集《敝帚自珍》，交胡治均收藏。译《大乘起信论新释》。

●一九七二年（七十五岁）

“审查”结束，获“解放”。译日本文学《伊氏物语》。开始作《缘缘堂续笔》。

●一九七三年（七十六岁）

三月游杭州，访马一浮故居。

●一九七四年（七十七岁）

重译夏目漱石《旅宿》，《缘缘堂续笔》毕。

●一九七五年（七十八岁）

四月，回故乡石门湾探访。九月二日，经医院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已转移到脑部。九月十五日十二时零八分去世。九月十九日，由上海画院发讣告，在龙华火葬场大厅举行追悼会。全国政协、政协上海市委、上海画院送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陈望道、苏步青、郭绍虞、刘海粟、吴梦非、刘质平、唐云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五日，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委员会作出复查结论，撤销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复之审查结论，为丰子恺平反。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由上海市文化局、文联、画院为丰子恺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将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一九八五年九月，重建的缘缘堂落成。至一九九一年十月，丰子恺的译著、漫画、散文已再版、新版数十种。其中，《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卷），于一九八〇年初版；《落洼物语》等三本物语，于一九八四年初版；另有《丰子恺文集·艺术卷》四卷，《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卷出版。

附注：本传记主要参考和采用了丰子恺先生自己的作品内容，另外，还参考或采用了丰一吟、丰华瞻、丰陈宝、丰宛音、丰元草、潘文彦、胡治均、陈星、殷琦、蓉赓、梦金等人的作品和研究成果。因此书目的不在于考证，故未便一一指出，尚敬希谅解。

后记

这本小书，我从一九九一年元旦动手准备，写完已是九月末了。写作中，谈不上多少甘苦，要说有点什么，那就是“充实”，或者说是“和谐”。当初朋友们约我写时，我曾犹豫。可是他们说，丰子恺最适合你！他们还代我收集了多种材料。于是，我下了一个大决心：一定要写完它。说真心话，我是担心完不成任务，我既缺少写传记的实践，又缺少时间。

我手头有一本《丰子恺散文选集》，一本《缘缘堂随笔集》，两书合起来，去掉重复篇目，共有文章一百二十八篇。这些篇章多是记录作者的生活和思想，我认为，已经是一部上好的传记，一部文学性很强的自传。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丰氏本人，无法完全客观地描写自己。我若为他作传，还有发言的余地。

陆陆续续，我又寻到了一些有关丰子恺的研究资料，我认为，重要的有这样三种：一是丰一吟等六人合著的《丰子恺传》，一是丰华瞻、殷琦合编的《丰子恺研究资料》，一是陈星撰著的《潇洒风神》。我从这三种专著中，得到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和启迪。与它们相比，我的这本小书，完全不能用“研究”二字。我无力也无意写一部面面俱到的历史考证性的书，而想抓住丰氏一生中几个关键生活片断，突出表现他性格的最大特点，粗略勾画他一生的精神轨迹。当然，对这些生活片断的选择与阐述，完全体现着我本人对丰氏及其作品的认识，这认识与丰氏本人，与其他研究者们，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些，读者们自会明鉴。

我还曾专程去丰氏的故乡，在桐乡县城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四十分钟，来到石门镇，瞻仰了重建的缘缘堂，流连于那傍镇而流的运河之岸。

丰氏的性情爱好，丰氏作品的韵味，乃至丰氏对人间万事、宇宙之谜的惆怅与悲哀，都能引起我的共鸣，所以在写作中，我感到了一种倾诉的快乐，准确些说，就是得到了一种和谐。事实证明，丰子恺果然适合我。朋友到底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