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黑道帮派版图

旧中国，各种黑势力由来已久，形形色色的黑帮组织，诱骗、坑害百姓的反动会道门，迷信团体，有如瘟疫般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它们称谓不同，形式各异，但却都是社会的祸害。黑势力同官、兵、匪相互勾结，欺压、愚弄百姓，进行着种种罪恶的勾当……

清洪帮的由来

杨方益

作者自幼居住镇江，大半生身历耳闻目睹清洪帮(主要是清帮)势力在当地的发展。故对两帮派的名称由来、发展区域、开香堂仪式、帮规种种以及沦陷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帮会活动，均能娓娓道来。文末附镇江头面人物向春亭回忆其利用帮会发迹的经过。

我最初知道和接触过的一些帮会人物

这里所说的帮会人物，主要是指靠帮会活动吃饭“混世”，发展势力，甚而因之起家发迹的。这些人物也分布于当时的上、中、下流社会里，人们常常提到“上八洞神仙”或“中、下八洞神仙”，就是对他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

我世居镇江五条街之一的梳儿巷，童年就知道五条街有些比较特殊的人物，被人称为“十二属”。我喜向年长者询问，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懂得这“十二属”并不是指他们的生肖属“鼠”、属“牛”等等，而是指在五条街一带“混世”的十二个地头蛇。这些人都拜了清帮老头子，仗势欺人，软敲硬诈，以后这些人由老而死，竟也新陈代谢，逐步形成了“新十二属”。那时镇江城里关外，都知道并常谈论五条街的新、老十二属，但我进出五条街数十年，也请教过多少人，从来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新老二十四人究竟是谁，而且也从来没有人承认过自己是“十二属”之一。这新老二十四人虽说不清楚，但别人是有点数的，如我就知道其中还有一个至今健在，已年近九旬的人。而这些人直到解放前后，如问到他们是不是“十二属”，不但矢口否认，甚至还面红耳赤，认为是对他们的污辱。这大概因为“十二属”在当时属于下流社会，在清帮中是“下八洞的神仙”，以后他们中有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连他们自己也耻于承认了。

我在二十一二岁时，认识了一个清帮人物顾华堂，是清帮通字辈，是靠帮会“混世”吃饭的人。他对清帮帮规、人物异常熟悉，而且对清帮的行话“海底”背诵如流，因而成为清帮中知名的“传道师”，常常受到江南江北各地帮会中人的邀请。他属于清帮内的中流人物，是“中八洞的神仙”。我每遇到他，总喜欢拖他闲谈，问长问短，因而知道了不少关于清帮的知识和一些趣闻琐事。我由于好奇，曾千方百计地要求他带我看一看清帮开香堂收徒弟的实况，但因他遵守帮规，始终未肯满足我的要求。

我24岁时，有两个上海清帮中有名的大字辈人物曹幼珊、李琴堂，算是“上八洞神仙”了。他们路过镇江，一时高兴，要在镇江收几个徒弟 (因他们辈分较高，在上海已不能收了)，便在大埂街某宅大厅开香堂。我通过关系想去参观，但由于帮规是不准帮外人 ——“空子”闯入的，就拒绝了我的要求。但邀约我参加他们的晚宴，可以让我看看事前的布置和准备，并参加一些谈话和询问。到半夜开香堂之前，退到大厅前一间屋内住宿。事实上是让我隔着窗棂观看，因此，可以说我是亲眼看见过开香堂仪式的。此后，我曾借阅过一本书，是上海某书局的石印本，大致是《安清帮规大全》，记载着清帮历史来源、香堂仪式、帮规、海底等等，是由一个清帮较有名的大字辈人物付印了数百册，分赠“家里人”，并不公开发售。由于以上这些情况，加上以后到中年时也接触过一些清帮人物，我总算对清帮有些了解。

清、洪两帮名称的由来

据传清、洪两帮都来源于明王朝覆灭以后。清王朝的顺治、康熙年间，民间逐渐形成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族组织，并有传说是明末遗老或剑侠之流所领导创建的，其目的是企图保存一些反清力量，待机而动；而领导的人并能借这股势力的掩护，隐姓埋名，出没于市井之间进行活动，而不被清王朝的官吏爪牙所察觉。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反清复明”的目的并未能达到，逐渐被遗忘了，并演变成为一个并无鲜明政治目的，时间连绵近三百年，地域扩散达十数省的松散帮会组织。

清帮初期原是秘密组织，开始是在运粮船上，以船上执事、水手和纤夫等为对象。当时清朝皇室和政府，以及黄河以北的八旗驻军所需大宗粮米，必须完全取之南方，尤其是长江下游。并特定数千艘大粮船负责在大运河 ——由杭州到天津向北运输，故这条运河又名漕河，即运输漕粮之意。清王朝并设专职重臣“漕河总督”负运漕粮之责。总督之下，又分设二品衔大员的“分巡道”，分段督运。可见这条漕 (运 )河，实为清皇室和政府命脉所在，是生死攸关的运输线。而志在反清的清帮在这方面建立根据地，一旦发难，全线响应，就可以切断粮饷，危及京畿。清帮既然以粮船职工为主要对象，并就在船上开设香堂大收徒子徒孙，自然发展很快，闹得轰轰烈烈。于是，原来的秘密组织不能保密，不久也被清王朝得到消息，立即敕令漕河总督严查法办。当时的漕督，深知帮会势力已蔓延到运河全线的所有粮船上，考虑到如贸然采用压力手段，很可能激成事端，反为不便。乃召集清帮头目，反复晓以利害，劝令他们不要有所举动，偃旗息鼓；一面向清室复奏，说他们实名“安清帮”，拉拢师徒关系，目的是为了顺利地运送漕粮，并无不轨行动。这样，一场风波平息了，这个帮会组织也逐渐淡忘了原来的宗旨，并习惯地自称“安清帮”了。以后以讹传讹，误以“安清帮”为“安庆帮”，说是发源于安徽，这绝非事实。久之几代相传，既不知原始的反清宗旨，也不赞同安清字样，改简称“清帮”，因行驶运河，取“风平河清”之意。最后再误“清”为“青”，习惯称为“青帮”了。

关于红帮，原称“洪门”、“洪帮”，据传也是明亡后的一个反清组织。顾名思义，“洪”是指明王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则“洪帮”、“洪门”明明有复明的含义了。以后也和清帮一样，年代久远，面目全非，演变成被某些人利用，有很复杂成分的帮会组织，结果竟成为混世吃饭、交朋友、成家立业、发财致富的工具。有的依仗它扶植自己的势力，招兵买马，做军长，当司令，有的借以啸聚英雄好汉，占据山寨，打家劫舍，当上无本生涯的山大王；他们已完全不知道原来的“反清复明”的性质了。

关于两帮名称演变的由来，以上所传似有一定的理由，姑志之以待考证。

清、洪两帮发展区域以及“充”和“赖”的问题

清帮既起源于运粮船，由船发展到岸上，再沿运河两岸逐渐扩散，于是蔓延京、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 (上海当时属于江苏)、浙江等省市，再溯而西上，安徽、江西以至两湖都逐步打下基础。洪帮据传发源于四川，亦即人所共知的“四川袍哥”。云南、贵州等省，也颇有发展。但两帮有两个不同的特点：第一，清帮是“准充不准赖”，而洪帮则“准赖不准充”。既然清帮准许冒充而不许抵赖，其活动自然比较公开，发展也比较快速而广泛；洪帮可以抵赖而不许冒充，而且在一般情况下要严守秘密，帮规也比较严峻，当然也就发展慢而范围较小了。这是就两帮比较而言。如单谈洪帮，除西南几省外，也发展到长江南北。不过它的成员，一般遵守“赖”的原则，严守秘密，故不易为人所知。例如，前面提到的向春亭，是清帮有名的“站山头”人物，远近皆知；但他曾在民国十三年 (1924年 )又加入了洪帮，而且是位尊的“袍哥大哥”，那时他从不随便和人谈洪帮的事，基本也无人知道他也是洪帮中人物，直到1939年，他在四川、云南一带受命办理驮运业务，必须利用“袍哥大哥”的身份进行活动，这时他才为少数同乡所知。即使到抗战胜利后，我曾偶然和他谈到帮会并询问洪帮的内幕，他说：“洪帮帮规较严，还是少谈为妙。”可见他还是有所顾忌的。所以洪帮真实情况，帮外人所知极其有限，本文实际上也只能偏重于谈清帮资料了。

两帮第二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即有无辈分问题。清帮是一辈一辈地传下来，在民国初年以后的近 40年中，是“大”、“通”、“悟”三个字辈的时代，已经是清帮的 21代、22代和 23代了。而洪帮则没有辈分，都算同辈，最尊的称作“大哥”，其次是“老三”、“老五”以至“老幺”，地位各不相同。

清帮的开香堂和赶香堂

关于清帮收徒弟要开香堂举行仪式，据我所知，抗战以前，清帮早已发展到十几省的广大区域，规矩礼节基本上是一致的。抗战开始后，大片地方陆续沦陷，一些清帮中站山头、有名望的人物，不惜直接落水当汉奸，有的迁居西南后方，有的寓居香港、澳门；也有很多暂时迁移别地，隐迹潜踪，不肯公开活动。于是剩下一批更下流的帮会中人，甚而一些冒充的“空子”也开香堂收徒弟，俨然成了站山头的清帮老头子。这些新兴的清帮老头子和日伪勾结，为非作歹，根本不注意帮规仪式。而他们开香堂收徒弟，也不一定有通晓帮规仪式的“传道师”来主持，无法“引经据典”，就随意安排。

开香堂在清帮中确是一件郑重其事的大事，他们进行时是非常严肃的。香堂一般利用朝南厅堂，堂内上首正中摆设供桌是供天地的，牌位上则写着“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是从封建君主时代相沿承袭下来的，将“君”字改为“国”字而已。距天地供桌以南一米处，正中又设一供桌，设三个牌位 ——翁、钱、潘三位祖师；而在香堂东偏间还放着一张较小的供桌，供的是“小爷”的牌位。据说，翁、钱、潘三人创立清帮，是结拜过的异姓兄弟，以后遭遇变故，帮的活动停止了 (很有可能即前面所说清王朝诏令漕河总督查办而暂停活动时期)。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三房潘祖爷的一个后代“重整家园”，继续开堂授徒，逐渐恢复了清帮的活动。因而以后对这个“中兴”的祖师，称为“小爷”，另设供桌，以示尊崇。有人说，此后清帮子孙，都是三房潘祖师爷的后代，翁、钱两房，就算中断了。所以清帮中人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有人简单地说：“他也头顶一个潘字”或“我也是潘家子孙”，双方就都明白是“家里人”了。

开香堂授徒时，必定有三个师父，主要是“本门师”(常常被误称为“本命师”)，这是正式投拜的老头子；其他两个是“引进师”和“传道师”(常常被误称为“川跳师”)。引进师是介绍人之意，而传道师则是香堂的灵魂，负责仪式的正常进行，并传授帮规“海底”。至于帮口问题，由于清帮发源于粮船，就按照粮船的行驶分成 36帮半，说是像周天 365度；而帮名则按“江淮”、“兴武”、“嘉卫”等各由一排到十二排。以后各帮收徒传孙，发展各有不同，有些帮口已默默无闻，而有发展的只有“江淮四”、“兴武六”等八九个帮口。当开香堂时，本门师所邀约的其他两师，都必须不同属于一个帮口。在开香堂的仪式当中，有一项就是三个师父要分别各自交代其本人的帮口和三代的姓名籍贯，因为三个师父不是一帮，所以称做“三帮九代”。然后再由传道师交代“十大帮规”。这个“三帮九代”、“十大帮规”，每一个清帮中正式拜过师的人都必须熟记，而遇到某些场合都必须能交代出来。我看到有一篇史料上写的是“四个师”、“帮规 12条”，这很可能是汪伪时代，有一个汉奸常玉清，组织了一个什么“安清同盟会”所订的一些“制度”。

开香堂行礼，帮里称作“孝祖”，不管什么字辈，都严肃地站立在各自的行列，字辈再大也无坐下的。在参加的人进入香堂按班肃立以后，由传道师点烛烧香，发号施令；而每一动作，比如烧每一炉香，传道师都高声朗诵几句似诗非诗、似赞非赞的词句，而且熟读如流，这也都是传道师的看家本领之一。香烛点烧齐后，仍在传道师指挥之下，先由本门师等先后向三张供桌叩拜，继而所有参加和赶香堂的人按字辈依次叩拜，最后方由新投师孝祖的人叩拜。而这些刚“进山门”投师孝祖的叩拜方式和其他已进山门的叩拜方式是不同的，在进入香堂前传授演习过了。他们必须先微微弯腰，将左手按在左大腿上，再将右手加在左手背上，然后先跪右腿，继而放开两手，再跪左腿。双膝跪齐后，三次叩首，起立；再这样跪拜，共计三跪九叩首，在三处供桌前都是如此。拜过牌位后，再向三师进行一跪三拜。接着站在三祖师香案前，由三师各自交代三代，再由传道师交代“十大帮规”及简单传授清帮中互相查核的行话 ——“海底”。而传授“海底”，更是象征性的，一时哪里能记住，都只有随后和“三帮九代”、“十大帮规”一并传抄背诵了。

其实，一般清帮中人，除一些专门当传道师的以外，很少有人能背诵帮规和大量“海底”，而最主要的、基本的则是“三帮九代”，必须熟记，因为有时碰到“家里人”，特别是长一辈的“前人班子”，不一定有恶意或故意盘问，也会随便问道：贵前人 (指本门师 )是哪一位？那就不能随便答姓甚名谁，而必须按照“家里规矩”，用一定的方式回答了。

香堂在交代帮规等以后，正式仪注已算完成，最后由本门师介绍“赶香堂”的前人班子和同辈的“家里人”。因“先进山门为大”，投师者都必须一一叩拜，长辈还揖，同辈回叩。这时投师者已经过“孝祖仪式”，其叩拜方式和其他人一样了。投师者的香堂仪式完毕，就算正式清帮中人。行这种仪式，也叫做“上大钱粮”。

开香堂时，除了三师和投师的人以外，其他参加的人都称做“赶香堂”。但赶香堂的人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属于“帮场架势”的，大多和开香堂的老头子有交情来往；或虽无交情，甚而并不相识，经特别邀请而来；也有因开香堂的人名头大，虽并不相识，特主动赶来表示祝贺，借以拉拢的。这些人当然都是为了“帮场架势”而来。另一种是对开香堂的不满意，或因故有了隔阂，闹矛盾，甚而有的因为开香堂的不知名，怀疑其混充，意在抢站山头的，这些人是居心挑剔寻衅，而且都是直接闯进香堂。他们到达后，当然双方都紧张，但都要保持礼貌，找机会进行对话，实则用内行话即“海底”进行问答，一方面找岔儿，另一方面使出解数，都是暗藏机锋，一着不让。经过认真交锋，结果也各有不同。有的看到开香堂的或传道师确是有“道行”的“家里人”，又有许多有名望的“够味儿”的朋友在场，仪式也很正规，无懈可击，自然涣然冰释，互相拉交情了；也有各不相下，经过在场朋友“拉场”，顺水推舟借以下场的；有的虽然来势汹汹，终敌不过坐地老虎，不得不夹着尾巴走路的；也有互相挑剔，各不相让，冲打一场，以致仪式不能继续进行，只好半途而废。这样的老头子，自然就站不住脚，只好另开码头了，不过这种情况极少，闯来的人也并不准备闹到这种地步，逼人太甚，一般总是经过斡旋，言归于好的。

开香堂一直是被人注目的事，不管是在北洋军阀或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被禁止而不能公开进行的(敌伪时期可能是例外)。故总是选择乡村庙宇或城市深宅大院，并在深更半夜进行，以免泄露遭到干扰和破坏。即使这样，还需要在周围层层密布暗哨，一遇风警，立即掩蔽或转移。

香堂仪式既在半夜进行，一般在事前即隔晚办一餐酒席，事后，即凌晨一餐是点心，茶水烟酒 (多数还须供鸦片烟)，香烛纸马，加上外地客人车船川旅食宿等等费用，总数也颇惊人。这表面上都由收徒弟的老头子一手包销了，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取之于徒弟，师父是不会蚀本的。因为徒弟拜师另外还要写帖子，照例要付上一个“押帖费”的红纸封套，数目并不一定，小的十元八元，大的几十上百、上千也是有的。上海黄金荣搞什么“四教堂”落成时，十分铺张，轰动全市，甚而将全国京剧名演员都邀来参加堂会，以示庆祝，并乘机大收徒弟。这些徒弟，所花的押帖等等费用，都是成千上万，令人咋舌。杜月笙也建造一个“杜祠”，富商之子黄 ××投帖拜师，押帖费送了一艘轮船为贽敬礼，价值 5万元，以供贺客到浦东的轮渡 (以上这些数字都是物价正常币值稳定时的数字，有人说黄 ××押帖费是 50万元，那过分夸大了)，后得被派为扶香亭的执事，诩诩自得，引以为荣。

老头子拿到徒弟的押帖费来开销香堂一切费用，往往是颇有盈余的。何况，还有赶香堂的“老老少少”、“爷儿们”和“哥儿们”照例都必须致送“香仪”、“贺敬”，他们都是江湖混世的朋友，多的也会几十上百，以显示手面，拉拢交情，这些都是老头子的额外收入了。所以开一次香堂，开支不小，收入也很可观。

“小钱粮”、“开山门”、“关山门”和“灵前孝祖”

开香堂收的徒弟，称为“上大钱粮”，这是和“上小钱粮”相对而言的。开一次香堂，必须收一批徒弟，其中还要有几个能多出钱的，还要邀请引进、传教两师和很多帮场架势的人，所以就只能偶一为之。不在开香堂时期，若有人希望向有名望的老头子投师，也可以向师父投递一个帖子，附上押帖费若干元，再加上一两桌酒席，邀请师父一些朋友和同门兄弟，这就叫做“上小钱粮”。这种徒弟，没有另外两帮师父，谈不上“三帮九代”，也不严格传授帮规海底。按照清帮认真地说，叫做“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遇到有人“参教”时 (询问盘查之意)，可以老实回答，“曾在某太爷门下，上过一分小钱粮”，对方即可谅解，不再寻根究底了。清帮对上过大、小钱粮的人，都认为是“家里人”；同一个师父则称为“同参兄弟”或“同山弟兄”。“同参”是一同参拜祖师之意，“同山”则是指一个山头。对帮外人都称为“空子”，但有一些“空子”很接近帮会人物，而且娴熟帮规礼节，帮里对这种人也很尊敬重视，称为“玲珑空子”。

一个帮会中人，从投师孝祖、交结朋友、闯荡江湖，到逐渐有了名气，这才有资格并敢于收徒弟。最初要挑选一个够条件的 ——包括能混，有手面，最好是能花钞票的作为第一个，称为“开山门”的徒弟。以后陆续收了徒弟，这个“开山门”的大师兄，家里人都称之为“小老大”，在同山兄弟中有相当的权威，往往可以代表老头子发号施令，也常常可以代表老头子招待迎送江湖朋友，逐步培养成为下一代的老头子了。有时对同辈弟兄也称之为“小老大”，但这都是表示亲昵而尊重的称呼，和前面所说开山门的“小老大”有所不同。老头子的亲生儿子要报师孝祖，必须另行投师，不允许对自己的生父上大、小钱粮。

一个人开山收徒弟若干年后，徒弟多了，也有的徒弟有资格收徒孙了，于是就应当关山门停止收徒，否则新收的徒弟，一进山门就成为那些徒孙的“前人班子”，很尴尬。这时常常再挑选一个有条件的作为一个最后的“关山门”的徒弟。这个关山门的人也比较特殊，同山的兄弟，都应当多加照顾，亲昵地称为“老巴子”；而一般家里人，即使不是同山，也要看其老头子的面子而另眼看待。其时，有些老头子已关过山门了，遇到特殊情况，主要是遇有条件比较好的徒弟，也有重开山门、再关山门的。总之，不管“小老大”、“老巴子”或重开山门，这个对象一定要很能干，或有钱，或特有势力，或兼而有之，才能为老头子发生一点作用而被重视。

老头子死了，他们叫做“过世”，即使没有关过山门，也自然关了。何况有许多早在生前关过山门的，但也并不排除再开山门收一两个特殊的徒弟，其方式就是采用“灵前孝祖”。一般由这个已死老头子的徒弟们做主，并征得和老头子同辈的前人班子同意，于开香堂时，除设前面所说三张供桌之外，再于香堂下首设一供桌，供上这个已死老头子的牌位，也就是说靠这个灵牌收徒弟，行礼时，由资格较高的一个同山弟兄代表老头子传授本门师的帮口三代；另外再请两个帮口不同和师父同辈的人分作引见、传道两师，如没有适当的人，也可以请下一个字辈的代表其师父分别交代帮口三代和帮规等。所以，“灵前孝祖”一定要具备几个条件：(一 )这个被投拜的已死人物，一定在当时字辈较高，名望较大，提出来很响亮；(二 )这个投师的人，一定也要有相当名望或其他较好条件 (如有钱、有势等 )，对同山弟兄和已死师父都有利；(三 )一定要多数同山弟兄和帮里有地位的人共同支持，并来参加香堂仪式。这种香堂规模较大，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北洋军阀直系头子吴佩孚在一败涂地之后便躲在天津诵经拜佛，约在1932年左右，大概又动了尘念，忽然想当起清帮老头子来了，也许是想以此结交朋友，蓄积力量，以图东山再起。但清帮的第20代礼字辈早已死亡净尽，又不能做第22代的通字辈，也只有用“灵前孝祖”的方式了。于是清帮中人多处邀约，据说当时全国大字辈尚存37人，竟请到了近20人；有名的通字辈也到了很多。据传香堂规模相当大。本门师的代表为谁，已忘了，引进师、传道师的代表，则为上海有名的大字辈曹幼珊(原籍江都)和李琴堂(原籍镇江，蒙族)两人。前面第二节所说有上海几个大字辈路过镇江，收了几个徒弟一事，就是他们相约北上参加吴佩孚投师仪式去的。

“海底”、“通草”、“参教”以及字辈

各种帮会，一般都编造许多隐秘的对白或诗歌，作为内部对话标准，或对是否是“家里人”的考验，逐步形成了它一套内部通行语言，有人将这些整理记录下来，加上一些帮规仪式等等，称为“海底”，也有人称为“通草”。据我所知道和看到过的这类海底、通草，有很多种，有繁有简，虽然主要内容有某些相同，有的却差别很大。有人说清帮称为“通草”，洪帮称为“海底”，也并不是这样截然分开的。我前面提到所看过的《安清帮规大全》，系经清帮中有文化的人加工整理过的；又听说有张镜湖写印过《通草》，当然也是整理过的。但我问过清帮中熟悉帮规及“海底”的人，却不承认那些公开印行的东西，说都是一些“玲珑空子”搞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公开材料，并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其实，他们所认为宝贵的“秘本”，也各不尽同，究竟他们祖师爷所“真”传下来的《海底》是怎样的一本，也无从考查和确认了。

“参教”一词，在清帮中是很有分量的。如果两个初会的江湖朋友，或是初次暗示自己是帮会中人，提出“我们来‘参教参教’ ”，就必须郑重对待了。这一词表面上是请教之意，事实上也就是按照“海底”、“通草”进行对话，并加以考核的意思 (《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初见座山雕时的问答，就属于“参教”)。“海底”的内容，很多牵涉到船上的词语。将这些江湖话称为“海底”，可见是由于起源于运粮船帮的原因。所以，一些自命为正统的传道师，只承认“海底”而不承认那些流传的“通草”。

一般说，“参教”是为了弄清楚是不是真正的“家里人”，像那种穷追猛打，盘根究底的“参数”，则是不相信对方是“家里人”，或者双方有了“核子”(矛盾)，借“参教”问倒对方，“霉”对方，拆对方的台，而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般查问一下“三帮九代”，能熟练地交代出来，也就可以算是交卷及格，彼此就可谈家常讲交情了。而在“参教”交代“三帮九代”时，也有一定的形式和说法，稍一差错，就被对力看“翘”了。两人对面而坐，态度严肃，两手分按桌角，互相奉茶、奉烟等等都有一定的规矩。例如倒茶要右手执壶把，左手微按壶盖茶嘴之间。请酒赴宴或便饭时，敬酒奉烟，敬菜送菜以至吃完后打招呼，都有一定的方式。在正式发问时要两手按桌角，微微欠身起立，说：“请问老大 (这时不明字辈，故一律互称“老大”)哪一座宝山？”回答者也要手按桌角欠身起立，说：敝帮是 ×××(兴武六、“好说好说，江淮四之类的帮名)，敝家师上某下某 (这是表示不敢直呼“前人”之名，而将两字拆开来称，如系单名，则说“单名一个某字”)，他老人家是某省某府某县人氏。”其实，自辛亥革命后，早已废掉“府”一级政权了，但交待三帮九代时，相沿一定要说明某省某府某县，不能马虎。接着，不须对方发问，交代：“敝师爷……”、“敝师太……”和前面一样，但不须再交代帮口，这就算交代了一帮三代。如此，再继续交代引进师和传道师的帮口三代。“三帮九代”交代完毕，彼此打个招呼，就算“参教”结束，而互相承认是“家里人”，可以随随便便谈话了。但如有一方发现对方字辈比自己大，是“前人”班子或师爷班子，就一定要用“海底”上的话打招呼，表示在此地还不便，等以后再补“家里的规矩礼”。如你在屋内都是“家里人”，还必须按“家规”进行叩拜。

谈到清帮字辈，“大”字辈以上还有“理”字辈，是一般人皆知的。我 20岁左右时，还认识镇江一个拳师任小斗，就是“理”字辈，当时一些“大”字辈都尊重他。他善拳术，精于医治跌打损伤，藏有祖传秘方，近 30年来镇江著名的伤科医生许春华，就是由任传授拳术和医道，最后将秘方也交给许了。许是向任学拳学医的徒弟，和清帮无关。实则“大”字是清帮的第 21代，一般人都知道那时一些站“通”字的较多，往往说：“我头顶21，脚踏 23”，就表明是“大”字辈的徒弟。我所记得的，三祖师以下，第一代为“罗”字，就是：“罗、祖、真、传、佛、法、玄、妙、普、门、开、放、万、象、依、归、园、明、性 (不是“心”字)、理、大、通、悟、觉、嘉、律、传、宝……”宝字下面还有，我记不得了。这样，对于文义也较通顺的。

有人提到，“参教”时如发现“空子”冒充，可能要吃“三刀六个眼”，在清帮是不会这样的，因为清帮是“准充不准赖”，遇到“空子”冒充，还和别人“参教”，被戳穿了，给一个“下没趣”，不准其“混充好汉”，最多逼着“另开码头”，滚开就算了；如真是“穷光蛋”，还可多少给点“盘费”，以示江湖义气；至于“三刀六个眼”，是洪帮的口头语，遇到争执，互相搞翻了，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用匕首在自己腿上狠戳三刀通心过，就成了“三刀六个眼”，使对方服贴。这种传说是不是事实，无从考查。至于清帮为了整肃帮规，私设公堂，罚输钱财，棍棒吊打，甚而捆绑之后，投沉江河，也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抗战前的一些清帮人物

抗战前，我还在中青年时代，接触面还不广，对当时清帮头面人物并不熟识，仅就当时所闻作一回忆。

清帮发展到中上层社会，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年间，而其鼎盛时期则在国民党统治以后到日寇入侵以前，即 1927年到 1937年的十年间。清帮虽然已由“反清复明”的宗旨逐步蜕变为毫无政治目的、松散的民间帮会组织。当时官吏、豪绅认为帮会就是青皮、流氓，即使并未参加帮会，也可以加上帮会帽子，至少也要打板子、坐班房、枷号示众的。然而帮会特别是清帮，采取了掩蔽秘密方式，仍然大量发展于下层阶层中。它不仅发展在青皮、流氓、土匪、大盗中，也发展在医卜、星相、卖艺、卖药等各种走串江湖为生的人当中，也发展在码头、驿站挑抬搬运卖苦力的劳动人民当中，甚而还发展到官府近侧为官府耳目、爪牙的禁捕、役吏当中。民国和清王朝的专制体制毕竟不同，随便抓人、打人、枷号示众现象，多少有所顾忌。帮会方面，虽然不能公开开香堂，但已可较为自由地发展了。原来的帮会人物，经济状况有的逐步上升，也经营某些行业；加上茶馆、酒店、戏馆、旅馆、浴室、轮船运输等等行业，要接触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情形比较复杂，往往需要利用帮会，便也成了当时帮会的发展方向。帮会也进入社会的中层，甚而中层偏上了。这些行业，有的本是官绅资本，他们参加帮会以减少麻烦，有的还请了帮会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外照”，表面上成了行号的负责人，实则并不过问业务，只是担个名义为行号“挡挡风水”而已。后来军警界人物，也有打出旗号公开参加帮会活动的。例如在1920年左右，当了多年旅长兼南通镇守使的张镜湖 (张大胡子)，就是有名的大字辈，并曾广收门徒。他以清帮头子交结江湖朋友而知名。前面提到有一种清帮的《通草》本，就是他整理印行的。由此清帮头面人物地位逐步上升，也能和当时上流社会接触交往了。

如果说清帮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逐渐发展，而到 192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时，成为它的极盛时期，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和蒋介石利用清帮反共分不开的。当蒋介石决心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就利用了上海清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共进会”，聚集他们的徒子徒孙向共产党首先发难，这是人所共知的史实。在蒋介石政权巩固以后，他们都是有功之臣，身价十倍，原来被人贬称的“麻皮金荣”，逐渐为“黄金荣先生”所代替，以后又大兴土木，建造厅堂楼阁。竟有些无耻文人，将他的广收门徒，比作孔子的弟子三千，为他的建筑题名“四教堂”(取《论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之意)，作序上匾，大大热闹了一番。“杜先生”不甘人后，也建造了一所雄伟壮观的“杜祠”。他们两家先后的“盛会”，不仅轰动上海、各地帮会和知名人物，甚而工商界、军政界人物也云集上海，大肆庆祝，还将全国有名的戏曲家、艺人招至上海，为他们作堂会。这样，清帮在国内社会地位更加提高，在上海及江、浙、皖一带大为发展。

谈到黄金荣等人在清帮的字辈，据我所知，只有张啸林站“大”字，黄金荣系站“通”字，杜月笙还要小一辈，以后“爬楼子”爬成“通”字。所谓“爬楼子”，是因清帮中人原来字辈较低，后势力发展了，帮内地位增高了，就另行投拜一个高一辈的“前人”班子，或由帮内有影响的“好朋好友”帮衬架势，证明他原来是某人的“下巴壳子”(即徒弟，如说“上眼皮”即师父)，就自然而然地爬上一层楼了。外面传说他们三人都是“大”字辈，是不符合事实的。在那个时期，清帮中人多方联系访查，全国的“大”字辈，只有 37人左右。黄金荣邀集他们到上海为“四教堂”落成祝贺，只到了 17人，并曾摄影留念，而这些人多数是在沪、苏、皖、浙一带。那时上海居住的“大”字辈有五人，除张啸林外，最著名的有曹幼珊、李琴堂两人。曹幼珊人称曹三爷，李琴堂人称李二爷，他们原来在镇江没有正当行业，就先后去上海“混世”，凭清帮关系，也“混”得家成业就，并收了不少徒弟。但他们对收徒弟颇有选择，主要是以服务娱乐等行业以及某些工商业的老板、经理为对象，而这些徒弟，大多是为了“借一步走走”，借老头子的声势站住脚，以免被人欺负；他们决不会惹事、闯祸，为老头子造成麻烦，而且四时八节对老头子孝敬丰富。曹、李二人不仅在上海帮里帮外，而且在长江沿岸，直到武汉以至平、津一带的江湖朋友方面，都颇为知名，镇江、扬州一带就不用说了。但黄、杜、张等效忠蒋介石反共建功之后，地位剧升，曹、李等考虑不能再收徒弟了，因他们所收门徒，站“通”字辈，和黄、杜平起平坐，而且还是黄、杜所收徒弟的“前人班子”，是颇难相处的，久后必然要和黄、杜一帮矛盾激化，说不定会出什么乱子。于是他们“关了山门”以示好感。这样，避免了和黄、杜的矛盾，并赢得了他们的尊重而相安无事。这也说明黄金荣并不是“大”字辈。至于说曹、李“关山门”，也是骗人的，前面不是说到他们北上路过镇江，又收了一批徒弟吗，就又“开了山门”。好在这些新收的“通”字辈，不会和上海方面发生摩擦。

由于上海是四方荟萃、华洋杂处的水陆码头，帮会的发展比较快，易向下传，字辈自然就比较小。当上海“大”字辈退居，“通”字辈站山头做世面的时候，镇江、扬州一带，则仍然是“大”字辈当令，还在大收“通”字辈徒弟 (一些资格较老的“通”字辈，也在开香堂收徒弟了)，所以曹幼珊、李琴堂可以在镇江收徒。而其时镇江“大”字辈最“吃得开”、名字最“响”的，则是朱炳元，曹、李和他也是颇有来往，互相帮衬的。

朱炳元，人称朱二太爷，早年所收徒弟，大多是江边码头、车站的工头和工人，以后家成业就，名气大了，在这些范围内，就让徒弟去收徒孙。他自己收徒弟很慎重，选择一些年岁较大的殷实人家子弟或商业老板、小开之类。他逐渐和社会上的中上层人士交往，以后又担任苏浙皖卷烟查验局镇江分所负责人，而成为半官人物。于是工商团体和商业行号人士，又不得不和朱接触，他的社会地位也就逐步上升，虽还未能跻于士绅之林，至少已不将他看成一个帮会头子而鄙视了。其时传说朱的最得力大徒弟是闵芝贵和向春亭，闵的情况我不清楚，而向的师父实是清江冯守义。冯常来镇江，和朱关系密切，早年将向托给朱照拂，朱就培养提拔。向对朱也十分尊重，他们关系亲密，有些人就以为他们是师徒而传开了。但向以后的成功，也确是和朱分不开的。

当时镇江的“大”字辈，除朱炳元外，还有杨善之、魏子荣、胡小望、步长生等。杨善之人称杨二太爷，住排湾，所收徒弟多在排湾以西以至高资桥头一带，主要是一些乡镇保长以及农村中的尖子人物，地域范围似乎与朱炳元是楚河汉界，各不相扰，虽未正式签过协定，大概是互相默契的。而以后句容、丹阳、金坛、溧阳一带农村，多有慕杨之名来投师者，以后杨也多次去这些地方开香堂收徒，势力颇广，甚而有时在这个区域内，能对竞选发生相对的影响。胡小望原是镇江蒙族人，所以徒弟主要在镇江南乡官塘桥、西麓、上党一带，这里当时是土匪出没之处，他的徒弟较为复杂就可想而知了，在市内南门大街五条街一带，也收了一些徒弟，多是一些下层青皮、“十二属”之类，还有一些是原镇江旗营里已经没落的满蒙籍八旗子弟。步长生人称为步侉子，住陋园巷，所收徒弟多为附近小孟湖、黑桥一带拉人力车、挑抬的苦力。这一带也较为复杂，有些兵痞、土匪出没于此。他们有时在省保安团、县保安队吃饷当兵，有时利用枪支拦路抢劫，可说兵匪不分，其中有无步长生的徒弟，也很难说。魏子荣情况记不清了，他和朱炳元、杨善之都可以和中上流社会阶层交往，而胡小望和步长生则不能，他们各个势力范围的分布也有所不同。

以上一些“大”字辈的清帮人物，是当时镇江各阶层中都知名的，其他还有在苏北站山头、经常往来镇江而知名的，有清江的冯守义，人称冯二太爷；扬州的阮慕伯，人称阮五太爷；朱钧甫，朱炳元之弟，人称朱五太爷，以及瓜洲的樊荩臣等。另外还有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当时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扬州人王柏龄。扬州商会会长王敬亭也都是大字辈，不过他们侧身于军政界或工商界，不以“混世”身份出现，也不开香堂收徒，只是有这么一个关系而已。

如说当时清帮的“大”字辈，全国只剩 37人，前面所涉及的，包括上海张啸林、曹幼珊、李琴堂等已有 12人，而且大多在苏、沪、浙、皖一带。至于当时的“通”字辈、“悟”字辈，也很活跃。尤其是“通”字辈中较有基础的人，其中向春亭、江炳堃已在镇江广收门徒，而向更为佼佼。入清帮“混世”的，也都知道并非正道，某些混得较有声势的人，就想到要成“正果”才行。他们对江湖朋友就力求“四海”、“够味儿”(意味着不吝金钱广为结交，并尽量满足别人的要求)，对帮外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方联系结纳，争取—定的声誉，最后能跻于绅士、名流之林，这就算是成了“正果”，而向春亭就是这类的一个典型人物 (见向的谈话记录)。

沦陷时期的镇江清帮

镇江沦陷前，清帮的一些“大”字辈、“通”字辈的头面人物，大多离开本地，有的辗转迁徙后方，有的避居苏北或农村。据我所闻，前面提到的沪镇一带清帮知名人物，除张啸林意欲“下水”便被狙击而死外，其他基本上都没有投敌投伪，甚而不久即返回镇江居住的汪炳堃，虚与敌伪周旋，坚持不接受一官半职，不参加活动，保全了民族气节。但也有些无耻之徒勾结日伪无恶不作。上海有常玉清，自命为清帮总头目，成立什么“安清同盟总会”，重行整理订立章程、帮规等等，并于各地成立分支机构，俨然以清帮最高领导者自居，当时敌伪报纸上也有片断新闻报道的 (大概是 1942年以后的事)。镇江沦陷后，很快就出现了抢站山头的“通”字辈老头子邱凤仪、胡春潮等人。但不管是上海、镇江或是别的沦陷区域，都直接听命于日本军部特务机关而受其控制。

邱凤仪又名逢宜，据说是广东人，镇江沦陷前是江苏省建设厅的办事员，又传是“大”字辈排湾杨善之的门徒，是上过“大钱粮”或“小钱粮”还是冒名顶替，无从查考；但以后杨门弟子都承认他是“同山弟兄”而互相利用。他很可能是早已接受日本特务联系，秘密潜伏的汉奸，以一个很远的异乡人，沦陷时逗留镇江，很快就参加日本宪兵队宣抚班，而且十分重用，不久，又委为丹徒县 (包括现在的镇江市区和丹徒县全部 )财政局长。邱既是日军心腹，可以直接进入军部并和大小“太君”接触，又是伪府官吏，地位仅次于伪县长，同时又成为清帮站山头的老头子，真是炙手可热。当时有人称他左右逢源，无往不宜，于是就又自名“逢宜”。

胡春潮，镇江的蒙籍旗人，是以五条街南门大街到镇江南乡作为势力范围的“大”字辈胡小望的儿子。在抗战前，他鬼混浪荡，曾在保安队、警察队当过起码的差遣，属于“下八洞”一流人物。沦陷前后和日本特务挂上了钩，靠他父亲在帮名义，以“小老大”的身份号召颇有影响。日本人当然要利用他，因而也当上了丹徒县警察局长，仍然在他父亲那个势力范围内，收了不少下一辈的徒弟。以后又兼任了蒙籍救济院院长，俨然成了镇江蒙族领袖，加上他父亲的徒子徒孙的捧场，在帮会中也“吃得开”了。

邱、胡两人字辈相同，“官”阶相同，然而气派、声势、场面，胡则比邱大为逊色，这不仅因为日本人对邱支持，胡的应付“手面”也大不如邱，自然在各方面都相形见绌了。邱是宣抚班成员，日军部及特务机关可以直进直出，直接谈话；而胡则必须借助于翻译王佑喜 (日军翻译兼伪丹徒县府科长，原以理发为业)。至于“手面”，是江湖帮会中人讲交情、讲义气、“够味儿”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无条件的交情义气是没有的，总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归根到底，还是互相利用。因而他们不仅会弄钱，还要会大手大脚地用钱，以这个标准衡量，胡春潮就不如邱凤仪远甚。

镇江沦陷后，我举家辗转避居到上海，其时与胡、邱两人并不相识。1941年 8月，因我岳父在镇病危，不得不和我妻仓促返镇探望。为了避人耳目，略为化装并乘较晚火车，于傍晚 6时抵镇，在南门站下车步行回家，沿途并未遇见熟人。是夜 12时左右，竟有人敲门，说是警察局局长派来的。家人均感祸事临头，乃开门询问后，来人系伪警官曹 ××(已忘其名)，持有局长胡春潮、督察长严竹君名片，云傍晚我被中正桥 (现解放桥 )岗警所见。胡、严特邀约明晨在宴春酒楼早点。我感到身入虎口，姑允应约，以观究竟。次日如约前往，严竹君是我早年认识的，代为与胡介绍之后，都表示为了交个朋友，并无别意。讲些客套话之后，胡并告知曾打电话约邱凤仪来见面陪客，因他有事不能来，最好去拜望一下。正谈话间，邱凤仪送来请柬，邀约当晚到其家中“便酌”。这时我感到为难，而胡、严两人说：“你们杨家在镇江是有名气的，你在上海同乡、朋友多，他 (邱 )完全是为结交朋友，绝无他意；而且你来镇江，也可能碰到麻烦，你必须吃他这一顿，万一有事，他必能为你解决。”于是我决定当晚赴约。

邱凤仪家住在京畿岭西大院一幢楼房内，楼上有四大间通敞的客堂，布置得富丽堂皇。邱请来了一个曾和我多年同事的时任伪县政府主任秘书兼第一科科长的潘佑之作陪；还有一些工商业者，特别是五洋业的江步泉、朱容生、杨利生等和清帮人物江炳堃也请来了，共计两桌，颇为丰盛，还招歌女来唱“堂会”。席后，邱将我和潘佑之拉到一边，说：“我知道你虽非家里人 (指不在帮)，但希望你能下水 (指当汉奸)。潘秘书兼着科长，希望让出一个职务来给你。郭县长必然也欢迎。胡春潮也想你当他警察局的科长，不要理他。”我即告诉他，系为岳父病危而来，现病势已无指望，一俟丧葬完毕，即需返回上海。邱又说：“你既不愿下水，决不勉强，希望以后常回镇江，安全问题可以放心。”我只有表示谢意。以后我问潘佑之，欠下这桩人情怎么办？潘说你不用为此介意，他这是例行的普通招待，几乎天天如此，遇到招待特殊客人时，那个场面，你还没有看见呢。这真使我为之咋舌。

以后日伪联合“清乡”(约 1943年)，日寇想借以消灭潜伏活动的共产党和游击队，而伪方人员则意在敛财肥私。为了“清乡”，撤销了伪专区公署、县政府两级建制，成立了两级“清乡”机构。人们都知道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严酷的“清箱”运动，殷实富户和稍有资财的人都感到自危，而原任的一些伪官、新贵，箱子里是比较有油水的。于是刚刚卸任的伪党务专员、伪县长、处局长、科长等，都迅即另开码头，离开镇江，以避“清箱”之锋，胡春潮也走开了。唯邱凤仪有恃无恐，固然因他和“皇军”有直接联系，可倚为靠山，同时也自信“手面”可以解决问题。“清乡”主要新贵，有镇江区清乡公署专员袁殊、秘书沈无捐、丹徒县清乡公署主任张修明、秘书汪家桢；而最活跃弄权炙手可热的则为沈无捐。据闻邱凤仪摸底后，有一次专门宴请沈无捐，不仅酒席丰盛，而且用了一套真银特制的台面。全副台面用银虽仅近百两，而精工细制的费用要几倍于银的价值。这些汉奸们都啧啧称羡，邱当场就说赠送给沈，次日即将全套台面洗擦干净，并加一套进口的西餐餐具亲自送去。以后，邱不但在“清乡”中稳住了脚，且沈无捐又把自己兼任的模范区 (今市区及近郊区范围 )区长让给邱凤仪兼任。于是邱凤仪既成了“皇军”信赖的鹰犬，又是“清乡”的新贵，再加上是站镇江山头的清帮老头子。这时他就大量收徒弟，来者不拒，其中有一部分原本就是痞棍流氓，投入邱门之后，很多安插在邱所兼任所长的“检问所”里当爪牙，更是欺压行人，无恶不作。但也有不少城乡小康人家的子弟，农村有田产的，城市有房子的，以及商号经理、小开等，也向邱凤仪投帖拜师。这一些徒弟，主要是借这块“金字招牌”作护身符，避免或减少受人敲诈、欺压而已，而邱凤仪这时因胡春潮已远避他方，几乎是独站山头，除笑纳大宗投师的押帖费外，还可四时八节享受“孝敬”。他之所以有“手面”，能够挥金如土，这也是其小小来源之一。

清帮“准充不准赖”，这是指帮里互相关系而言。如在一般场合，尤其是在中上层社会中，都是遮遮掩掩，实际上大多数还是在“赖”。而在沦陷时期，一般不掩蔽这种关系，甚而以此沾沾自喜。镇江邱、胡两人以“局长”身份，广收门徒，事实上已完全公开；而“安清同盟会”则更成为公开的“法团”了。而按照清帮的帮规、仪注、习惯行事，正式开香堂收徒弟，传授“三帮九代”、“十大帮规”和“海底”、“通草”等等，就非常之少了。据说以后根本就不开香堂，徒弟们递一个拜门帖子，附押帖费和礼物，并请上几桌酒，就算师徒关系确立了。互相之间的来往，可以直来直去，由别人或自我介绍，说是某人的徒弟 (当时有“在某某会下”的说法)，站什么字，以后就直接谈话，根本也谈不上“参教”、“盘海底”了。

镇江沦陷时期的清帮势力，初期分属邱、胡两人，而后期则全属邱一个人。此外，也有其他较有名的通字辈如江炳堃，曾收过一些徒弟，并听说开过香堂；而四乡方面，也有各站山头的，听说有高资的吴某某(大字辈杨善之的徒弟)，上党的谈朝宗(据说曾拜过大字辈胡小望)。

沧陷8年当中，镇江两个横行的清帮头子，胡春潮早于“清乡”开始前销声匿迹。邱凤仪则在刚刚抗战胜利时潜逃了，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才在上海拿获，毙于镇江看守所中。胡春潮亦被拿获处决。

抗战胜利后的镇江清帮

1945年日寇投降后，镇江清帮的局面也大大不同了。原来投拜在邱凤仪、胡春潮等门下的徒子徒孙，纷纷改换门庭，另行投师，以免被指为汉奸。他们绝大多数投入了中统特务、黄色总工会理事长祁仰希的门下。其时清帮头面人物，除祁仰希外，还有向春亭、步渔邻、谈朝宗、赵庆棠等都或多或少地收过徒弟，但情况和祁仰希不同。

清帮有资格的人物要推向春亭，他参加清帮到抗战胜利时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他是按照清帮正规仪注在香堂里拜师孝祖的。他交游广阔，不但在沪苏一带江湖朋友中享有盛名，即在长江上下游及西南几省，也相当知名；不仅是清帮头面人物，而且兼为洪帮的“大哥”。他这时的社会地位，更比抗战前大大提高，故而总是有意识地冲淡帮会色彩，自然就更不愿大张旗鼓地开香堂收徒弟，即使是上“小钱粮”递帖子，也极其慎重地选择。以他当时的声望地位，找人引荐上门投师的自然不少，而他一般都谢绝，只有极少的几个较大字号的老板、经理递过帖子。外传他徒弟很多，其实都是抗战前所收的，而且大多是江边一带行业，尤其是轮船业方面的经理、小开、老大 (相当于船长)、老轨 (相当于轮机长)，以至水手等比较多。由于向是属于成“正果”的，就爱惜名声，对徒弟们就不肯放纵，因而较少为非作歹的。

向春亭之所以能成“正果”，和他广交朋友、有手面也是分不开的。例如抗战期间，他在西南时和云南有名的龙三公子 (龙云的儿子 )结上朋友，有了洪帮关系；胜利后，龙三公子在南京陆军大学受训，向去南京邀约来镇、扬一带游览。龙邀约了团长以上的陆大同学 20余人来了，向殷勤接待，约了十几个本地人士作陪，借复卢俱乐部盛筵款待，借汽车，放专轮，漫游金、焦；又专轮直送扬州，邀请扬州知名人士作陪。回镇之后，又和路局打交道专包一节车厢，亲自送到南京。前后三四天，所费惊人，而向则毫无吝啬。由于他比较正派热情，当时各方面人物都比较重视他，镇江“三老”冷御秋、陆小波等也经常和他商量关于地方的一些问题。在 1948年镇江商会最后一次改选时，向春亭亦被选为仅次于陆小波的商会领导人之一；解放时，他陪同陆小波和其他地方人士迎接大军渡江，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向主要以经商、做生意 (也做过私贩烟土生意 )以维持其庞大开支，没有那种唆令门徒敲诈勒索、收取规费、作恶多端的行径。

和向春亭作风相反，清帮头子祁仰希，不仅是作恶多端的流氓，而且是个汉奸特务。他青年时，是火柴厂的工人，闹过几回工潮，成为工会骨干，地位逐步上升。沦陷期间，参加了汪伪特工，又和蒋方特工挂上钩；胜利后，以中统专员身份出现，并当上黄色总工会理事长。一面以清帮“通”字辈老头子身份大收徒弟，其范围大多数是想找靠山的所属各产业、职业工会的骨干和工人，但也有一些属于资方的，如理发、饭菜馆、浴室、人力车等行业的老板、小开等。还有一些日伪时代的汉奸、翻译、特务小爪牙投奔到祁仰希门下来“改换门庭”。据说他的徒子徒孙有两三千人之多。他既是黄色总工会理事长，还担任一个参议员的名义，俨然列于“地方人士”之林。祁仰希本来就有中统、帮会两个方面的恶势力，再加上这么一个法团领袖的身份，可以随意出入大小机关衙门，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就更容易吸引一些爪牙，聚成一股恶势力任意横行了。成千徒弟的孝敬馈赠，足够他的挥霍。遇到劳资纠纷，更是他的生财之道，一般资方不得不买他的账。如遇双方都是他的徒弟，必然都向他许愿；他等火烧起来之后，出面料理，很快就解决了。真是左右逢源，无往不利。

祁仰希，原已有一妻一妾，后又纳了一个比他小20多岁的妓女为妾；吸食鸦片烟已不够刺激提神，天天非打吗啡针不可，随身带着器具自己注射；手枪不离身边，有时凭空放上两枪，似乎借作消遣，实则给人以一种无形的威胁。一切都表现了一个十足的流氓工贼面目。

祁仰希在清帮站“通”字，其“前人”是谁，已难考查，但绝不是冒充的。因他出迹于黄色工会，和低层社会有频繁交往，尤其各产业、职业工会里的一些工头，多数是帮会中人，如想混充，并且充的是辈分较高的“通”字辈，是不可能的。他对三教九流，确实是有一套的。例如，江湖上有一种强讨恶化的一帮，学会一种方法叫“开塘”，在强讨未达目的时，用讨饭碗在自己额上一拍，顷刻血流满面，用以讹诈。而祁仰希竟颇擅此道，我也曾两次亲见他在大庭广众之中表演过“开塘”手法，一次用瓷碗，一次用玻璃杯，用力向前额一拍，碗、杯立即粉碎，而额上毫无伤痕。如要血流满面，可以随心所欲，而且伤势不重，一两天即可恢复，不带疤痕。这种“技能”也必须经过投师传授，且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清帮和其他帮会一样，本属三教九流，为各层人物都有的大杂烩，就这一点而言，祁仰希也确在清帮下流层里“滚”过一阵子。他是属于不想“成正果”的一类。

步渔邻是清帮大字辈步长生的儿子。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拜过老头子，但“家学渊源”，对清帮情况可能知道一些。我曾问过他什么叫“三帮九代”，他微笑不答，估计可能是答不出了。他中学毕业后，曾在杭州之江大学读过书，1927年以后，一直在国民党镇江县党部当县党部委员，创办了《东南晨报》，自任社长。胜利后，恢复了《东南晨报》，又任县农会理事长，当时是锋利而为人所畏的风云人物，但看不出“混世”的清帮头子味道。后来他忽然自称是“通”字辈，收起徒弟来了，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也没有人怀疑。大概也只收了几十个，除个别渔行小开、报馆职工外，大多数在第三区 (今丹徒上党一带)，其中有一个叫侯铭富，于解放前不久，由步推荐任第三区区长。解放后，步由上海秘密去舟山联系，弄了一个“反共救国司令”之类的名义，即令侯在第三区活动，步则在上海遥控，结果双双在上海被捕，押解到镇江处决。

还有两个在乡区以清帮名义收徒弟发展恶势力的典型，就是三区(上党)的谈朝宗和六区(宝埝)的赵庆棠。

谈朝宗在敌伪时期就当上了三区区长，胜利前和国民党镇江地下县长李守之联系上，委为地下区长，故胜利后仍得继续蝉联。由于曾任汉奸区长，经常被人攻讦，地位不稳，以后更加大收徒弟以培植个人的恶势力。终于在1948年冬，被中统以他案逼令法院予以逮捕，而区长一职即落入侯铭富之手。谈朝宗收徒不少，据闻没开过香堂，照种种迹象看，他多半是“空子”冒充的。

赵庆棠原系知识分子，教育学院毕业，宝埝区人，参加了国民党地下工作，被任为六区 (宝埝 )区长。胜利后还继续任职一个时期，改任镇江干部训练所教育长。赵庆棠颇有野心，想先当上国大代表，然后再图发展。他想以干训所和宝埝区两个基地培植党羽，发展势力。但宝埝区势力相当复杂，你争我夺，各不相下，赵庆棠乃大收徒弟，以期取得这块地区的控制权。他先在宝埝区的范围，后再向金坛的直溪桥、丹阳的延陵一带，与谈朝宗产生了矛盾，谈不敢与之争衡。赵冒充是镇江杨善之的徒弟，号称有徒众 6000之多。我问过他，他说估计在三四千之间，自己承认根本没见过杨善之，而且也没听到过香堂怎么开法，有关帮会的常识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对清帮一无所知的冒牌“老头子”。

抗战胜利后的清帮，继承了敌伪时期的一套，日趋下流，而成为极端反动的会道门。

几个“混世”人物

还有几个“正宗”的清帮人物，我所说所谓清帮“正宗”，是意味着完全靠清帮混世、吃饭，甚而起家的人物，以我较熟悉的，于上、中、下流中各举一二人，可见一斑。

江炳堃，在他中年到晚年的近40年当中，不仅在帮会里，而且在社会上都很知名，我和他尽管年龄相差近30岁，也有相当交谊。

江炳堃在辛亥革命前，被援引到县衙门里充当一名差捕。当时衙门口“办公事”的差捕史役，一般都有帮会关系，否则也站不住脚。他投何人为师，我已忘了。当时有一个老资格、有办法的捕头，人称老钱二，他对江培养教导，因而江在江湖上逐渐知名。在民国初年，江得到知名人士的支持，战胜了对手蒋某，由当时的县知事张鹏派为县公署的政务警警长。政务警有别于一般警察，专为执行行政勤务以及行政方面的传唤、拘捕等有关违犯行政法规的事项，实际上是由前清的捕头演变而来。几年后又派兼县公署留置所所长，该所相当于拘留所或看守所，是违犯行政法令或欠缴钱粮捐税，弄到这里的人是还没有到违警或违法的程度，不够送警察局或法院的。江炳堃的这两个有联系的职务，一直保持到1937年沦陷以前。这二十几年中，由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由县知事、县公署到县长、县政府，经过十几任，而江的这两个名义始终不变。旧时期这种属于差役性质的名目，是常常为人所瞧不起的。但历任的知事、县长及其僚属，以至地方绅士，都是请他坐下来谈话，给予相当礼遇。而当时一般差役及其头目，在上级面前，是不能坐着谈话的。他办事周到，手腕圆滑，于此可见。

他在清帮站“通”字，早期也收过一些徒弟，主要分布在政务警、催征警(县政催交钱粮的)、司法警(法院里执行业务的)、警察和侦缉队里，如担任多年司法警长的刘益昌、侦缉队长崔少卿等都是。

他的处世哲学是力求圆滑，不得罪人。他常说：“结交一个朋友很难，断绝一个朋友很容易。”又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意思是不敲诈勒索，要让人家心甘情愿地送钱。又常说：“热锅膛不必多烧，冷锅膛一定要常烧。 ”意思是说，在台上有权势的，你拍马也不起多大作用，而对台下无权的，你多加照拂关顾，以后他上台了，必然报答你。事实上他确是如此，旧官下台或某些人因事进入留置所，甚而有些官吏因事被省政府送县政府临时关押的，江炳堃都是竭力周旋照顾。他这种“雪中送炭”的手法，不仅博得了对方好感，而且也颇收实惠，较之一般恶煞神似的狱吏高明多了。他还常说：“我们蹲在缺德的场所，但要做修德的事。”也就是“公门中好修行”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刽子手的技能，用刀砍头时，要恰巧在关口上，不须再砍第二刀。此外，还要善于“堂绑”，对死刑犯用一根绳子由两肩绑到背后，打一个活扣，只须半分钟左右，即无法摆脱，虽然枭首只用过一两次，而枪决、堂绑，则经常有的。他说：杀人和堂绑，不是我们能作主的，但能杀得痛快，绑得不难受，也是可以积德之处。他晚年家里布置一个佛堂，吃斋、念佛，恐和这也有连带关系，可能是一种忏悔吧。

江炳堃虽然帮会出身，而名声较好，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以后又在大西路以西开了中等五洋烟纸店，加上徒弟们的孝敬，享受其小康而安定的生活。

沦陷时，江炳堃短期避苏北即回镇江。日寇、汉奸不肯放过他，于是他虚与委蛇，坚持不下水，以一个江湖上有名的清帮头子，在日伪权力范围内，周旋八年，最后还能保住民族气节，这也是不容易的。在这期间，闻汉奸清帮头子常玉清，曾叫江炳堃任“安清同盟会”镇江分会副会长，我未闻他在这方面有所活动。又知他曾按照老规矩开香堂收过少数徒弟，都是小开之类，没有肯将地痞、流氓和特务收入门下。

胜利后，冷御秋、陆小波两老先后由渝沪返镇，他们得知江炳堃八年中能保存名节情形，相当重视。两老都曾到江炳堃家中探访慰问，这固然是对于他不做汉奸的赞赏，还由于冷老早年创建伯先公园和办理镇江塘坝工程时，也出过一点力气。建国后，他70岁时去世。

以清帮混世、吃饭，在帮里打了一辈子滚的人物，只有前面提到过的传道师顾华堂了。顾在帮里站“通”字，因几乎是以传道师为业，所以上海以至苏南苏北的帮会中人，不管上中下流都认识他，人称为“顾四爷”。他本姓罗，右眼皮有点外翻，许多人背后喊他为“罗四瞎子”，这浑名在帮里也是无人不晓的。他的师父传给他一本“海底”，他识字很少，只有死记硬背，背熟后再去认字，顺藤摸瓜，很有进步，后可以看看简单的书信，但还是不能写。他对这部“海底”十分珍视，认为是传“家”之宝，平时不肯轻易示人。为避麻烦，他将“海底”用油纸包裹，盛以木盒，砌在墙壁内，说将来传给关山门徒弟。某年因修缮墙垣，不得不将木盒暂时取出，我纠缠后，大略地看过一下，是那时的一种“毛边纸”，用墨笔抄朱笔圈点，字不工整，但是蝇头正楷，内容极为丰富。如香堂如何布置，仪式进行程序，十大帮规，进行仪式时每一动作，如点烛、烧香、磕头、传授帮代、帮规等应吟颂的诗句，都有详细记载；对在各种场所吃饭、喝茶，座位如何安排，茶杯碗筷如何安放，两手如何动作都有定式；对在各种场所互相接触往来，或办理交涉，如何问，如何答，有的用暗语，有的用诗句，都有十分详尽的规定。比我所见过的其他“通草”、《安清帮规大全》等都多几倍。试提一两处向顾询问，他都能滚熟对答，一字不讹。因他有这种本领，各地特别是镇、扬一带开香堂授徒时，大多请他当传道师，如辈分、帮口不合，不能由他当传道师，亦必请他去指导一切。所以他那时经常离家“出差”，不仅有吃有喝，临行时还须送一笔丰厚的程仪，若干年中基本上以此为生。据说那时开香堂，如顾四爷没有到，往往被怀疑是不是合乎正规。

顾华堂还有一个特殊本领，即赌钱是“活手”。一副 32张的“牌九”，只要摸三五牌，他就可以从背面侧面全部认识，想要什么牌就能拿到什么牌。而别人看着他是按规矩顺序拿的，实则他是挑的，只是手捷眼快而已。如一副136张的“麻将”，他只要看过几副牌，就至少已识清三四十张，有这样许多“明张”，他要做大牌，还不得心应手！我也曾缠他表演过，例如牌九的四门八张牌，其中最大的两张牌他已看清在第三路，而掷骰子后应拿第二路，他抢先拿到第三路，同叫以四五两指将原第二路推下去和第四路联结，这样偷梁换柱，任何人也看不出来。而麻将则主要是换牌，在摸牌时以四五两指勾着一张废牌，用拇、食、中三指明摸牌时已将废牌换了一张需要的牌回来。

旧社会抽头聚赌，引诱富家子弟倾家荡产是不稀奇的。据顾华堂说，虽也学会了这一手，从未正面用过，但在反面用过几次。据他说，他最反对软赌害人，所以特学会这一手，是费了若干年的功夫练出来的。他常常闯入聚赌的场所观看，如其是“硬赌”，就不去管它；如是“软赌”，见他到了，往往一轰而散。但有时也遇到一些不明底细的人，继续搞花样，他就不客气地坐下去加入赌局，使出他“活手”的绝技，将那些小“活手”搞得一干二净；有些不知趣的，还想动武动枪，但一明白这就是顾四爷，也只得自认晦气了。

我之所以和顾华堂熟识，是由于南门大街有几家中等商店请顾华堂照料，我经常去其中的一家五洋店而逐渐和他相熟。所谓照料，不过是经常去这些商店坐坐，喝杯茶而已，这就使当地一些小流氓、地痞不敢去啰唆了，而他每逢过年过节，也必为商店向这些流氓“开销”一些，两面讨好一下。这也就是顾华堂混世的一种方法。但很少看到他赌钱，有时三缺一被拖上，他是每场必输，从未赢过。我也问过，他说，我这是不得已凑一角，为了陪客，不为赚钱，如我常赢，知道我是“活手”，我还能做人吗？

顾华堂常说：混世混光棍的，也不可丧失良心，要有义气，要正派，才不会受天老爷的惩罚。但他实际上究竟如何，由于我当时是为了好奇而和他接触，并不深入了解。

镇江沦陷后，立即成为豺狼当道的世界，贩卖鸦片烟土大有油水。于是一些痞棍亡命之徒大跑烟土生意。烟土本来就是秘密买卖，而且要通过日寇和国军的控制线，情形就更加复杂，这就必须有组织地进行了。他们找到顾华堂，奉为头头，顾欣然“出山”，领着大做烟土生意。但仅仅两年左右，顾华堂这个名字就从沦陷区的镇江社会里消失了，具体原因是什么，至今 40余年了，仍不得而知。

帮会中也有一种既无一技之长，又没能混出江湖名气，而依赖帮会为生，到处流浪，混充“朋友”，来度其寄生生活的人。例如 1932年左右，有一名叫邱占奎的寄寓镇江一家中上旅馆几个月之久。他首先拜访了镇江一些较有名气的帮会中人，交代了几句江湖话，知道是“家里人”，对方不得不酒食款待，并去旅馆回拜。以后流露盘川短缺，为了江湖义气又不得不慨赠一二十元或三四十元。以后他就利用一些回拜的名片证明和某人是朋友，到处自我介绍是“头顶潘字”，目的是借川资，10元 8元甚而 3元 2元也行，最后竟投名片去拜会镇江县县长张鹏。张早有所闻，立即开庭讯问。当时县政府虽不兼理司法，但遇有违警或违犯行政法令的可以开庭判处罚金或 15日以下的留置 (相当于拘留 )；如系违法，也可预审后移送法院；邱老实承认没有正当职业，是以“走江湖”为生的，甘愿即日离开，并具结退庭。其实，邱占奎另开码头之后，仍然打着清帮招牌，继续这种“混世”方法。这在帮会中是被视为下乘而瞧不起的。

还有一种人，也无一技之长，入帮就是为生活为发财，又不愿遵守江湖规矩，专以凶横、强讨、敲诈为事。他们认为一定要比别人凶，否则即被人欺。这一类“混世”方法也是不少的。例如五条街有一个小“青皮”罗志沄，常横行于附近一带，以后又投拜“通”字辈严竹君(敌伪时期警察局督察长)。罗投拜之后，为其师父跑腿颇为殷勤卖力，严也非常照顾他，罗的生活环境逐步改变，对严的需求也逐步升级，严无法应付时，只得婉言谢绝，使罗颇为恼怒。某日，罗竟约了严的许多朋友和徒弟说：我拜严某为师，磕过许多头，大家都看见的，现严某无情，他应当着大家对我磕头还给我，欠账扯直，解除师徒关系。弄得严哭笑不得，以后虽经劝解，罗还是直接间接向严敲诈。按帮规说，这是“欺师灭祖”，不能容许的，却也无可奈何。据说日伪时期，还是由严将他安排在侦缉队鬼混；由于到处发狠，混不出什么名堂来，1948年，他宣称要一心一意做生意了。他之所谓做生意，既不设牌号店面，更没有伙计职工，他的办法，就是对某些有限价而实际黑市价格已涨得很多的货物，特别是五洋香烟等强买强卖，看中某家商号，就强买某种货物，再一转手去大赚其钱，实则等于强抢，一些商号对他都侧目而视。像这种类型的“混世”方法，在帮会中也认为是不屑一提的。

附：向春亭谈清洪帮

我原名向启华，生于1890年，江都县仙女庙东乡向家庄人，9岁丧母，寄养在亲戚朱仲明家。1905年16岁时，由朱带到镇江，介绍到利记轮船局，由经理马冠千安排在永吉小轮船上做学徒。1911年利记结束，由马冠千带到泰昌小轮船公司，先派在码头上照料，后又派上航船当押水，因而有机会认识清江的清帮“大”字辈冯守义，并投拜为师，和他学会了“混世”方法，并逐步善于应付了。1924年35岁时被调升为公司协理，以后又升为副经理、代理经理，直到抗战时止。

我加入清帮之后，1924年又加入了洪帮。因为洪帮是“准赖不准充”的，我就保密，所以当时没人知道。我在清、洪两帮中不仅学会“混世”方法，而且懂得许多处事的道理和经验，由一个小职员逐步升到代理经理的地位。又因拉上多方面的关系，并担任了航政局顾问、水上公安第五区侦缉队长和镇江县政府捐税征收处主任等职务。抗战后，还在西南负责过交通部的驮运所工作，又当上了参议员、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镇江商会常务理事，自己还创设了轮船公司，算是家成业就，名利双收。我这大半生的发展，和帮会关系是分不开的。

帮会是一个总称，不管清帮、洪帮以及其他，都叫做“混世”的。“混”的方式方法，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但必须混得“光彪”，各方面“吃得开”，大家都说这人“有味儿”，，并且逐渐增加声势，“够朋友”这样逐渐就“混”出去了，列于“地方人士”，甚而成为大、中码头的“知名闻人”。这才是“混世”中最上等的。“混世”有个信条：“讲交情走遍天下，讲狠处寸步难行。”帮会中有很多人是讲狠处的，要显示他的狠，什么都干，不顾一切，到处兴风作浪，敲诈勒索，抽头聚赌，打架斗殴，偷吃扒拿，甚而当土匪做“瓢把子”，当乌龟吃娼门饭，都顶着帮会招牌，搭上帮会关系。这些“混世”的，我瞧不起，帮会中人一般也看不上眼的。我从十几岁到镇江码头，就开始学“混世”，接触过许多前辈老头子。我的师父冯守义，以及前人班子朱秉元、杨长富等，都勉励我要向上，不要做下流事。又看到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等家成业就，也很受影响，就一心一意想“混得光彪”，向上爬，希望成为士绅闻人，以后总算是慢慢爬上去了。

我经常想：要“混”上去，必需有钱有势，更主要的是要有钱。有了钱，善于用，就可以造成声势，成为有钱有势的知名人物。怎样找钱呢？我从少年时到镇江来，就吃轮船饭，单靠薪水收入是不行的，又不屑做那些敲诈勒索、打架斗殴的事，而且这样也弄不到大钱，还可能吃官司倒霉。考虑做生意，自己又不会做，就加入股份请朋友代做，朋友也欢迎我这样的人参加。做生意，要拣有把握、赚钱多的。利润最高的算是大烟土，故我在最初就参加了李长义的烟土买卖。我出资1000元，他们照顾我，和其他每股3000元的同样分拆盈利，利益自然更优厚了。以后陈果夫当省政府主席时，鸦片公卖，我也参加了晋昌土膏行股份，也同样给我特别优厚的红利。这都是因为我已逐渐有了声势，可以为他们所利用而已。另外，还参加了一些普通商业股份和临时的囤货生意。

做生意后，收入多了，手头活络了，声势也随之大了，但反过来开支也大了，逐渐感到不够应付需要了，于是考虑必须进一步建立自己的行业，完全由自己控制，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造成更大的声势。我决定成立自己独资的轮船公司，后得到实现；还计划着经营和轮船业务有连带关系的，如仓库、燃料、运输行等业务，企图逐步成为多种业务的“托拉斯”组织。终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局动荡不定，并且很快解放，我的计划未能实现。

前面说声势造成，收入增多，但开销也随着加大。江湖上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既然是靠帮会起家，上门来“求帮”的人，尤其外地来的人，日益增多，都要分别应付。因为大多是小一辈的，他们进门后，大都就磕头，也就是还了家里的规矩礼，再交代了他自己的帮口，以确认是“家里人”，那就要注意观察其目的和要求了，一般是不肯直截了当地提出的。有的路过这里缺了盘川，就给买一张到达目的地的车、船票，再给 10元 8元的零花钱；有的是慕名来拜望结识，甚而带了别码头朋友的介绍信，这就须看来人的身价，酌情招待一番，不可稍有吝啬；有的要求介绍职业，有的要求协助解决什么问题，都须看人看事，分别对待。而对外地来的，最低限度必须请吃一顿肴蹄蟹包的早茶，再派一名徒弟陪着逛逛金山、焦山，致送一二十元川资；有的住两三天的，还需包销旅馆饭食。总之，既上了门，必须招待周到，使其满意而去。其中也不免有少数是冒充“家里人”的，只要不过分无赖下流 (清帮是“准充不准赖”)，也就不揭穿他，还多少给一点钱，不让他完全失望。还有一些外地知名的“家里人”，专程或路经镇江，都必然要来看望我，这就必须盛筵款待，还投其所好——嫖、赌、吃、喝，招待周到，不能稍有吝惜之意。我几十年就是本着这种作风应付的，久而久之，各方面都传开来，说镇江向某人“够朋友”、“有味儿”。这就是我远近知名的原因。我不但交结了许多江湖朋友，而且互相援引，也和许多中高级军政人员攀上交情 (笔者按：向春亭在解放前的十多年当中，和国民党中、上级军政人员有来往，并有相当交谊，如当过交通部长的张嘉璈，当过国民代表大会秘书长和社会部长的洪兰友，四川、云南的一些军、师、旅长，江苏省政府的一些厅处长等)，必要时对我也是有用处的。

前面谈过，我除参加清帮外，还有洪帮关系。洪帮即洪门“洪帮”，一直比较隐蔽，而且和清帮相反，是“准赖不准充”的，所以知道我参加洪帮的人极少。而我大半生都是以清帮关系活动为主，只有抗战期间，在四川、云南参加驮运工作，则是靠洪帮关系活动的。

由四川叙府到云南昆明，约五百余华里，交通不便，货物运输完全依赖驮马输送，战时国民党交通部特设驮运管理所专司其事。这一路盗匪较多，驮运货物时有被劫事件，交通部部长张公权要我负责驮运工作，我是由于杨管北的关系和张熟识的。我表示不愿担任所长或副所长名义，就派我为高等顾问，所址设在宜宾。我又介绍叙府人卓甫臣，要求也派为高等顾问，我们一同打通这条路线。卓是洪帮的“袍哥大爷”班子，在四川路上很“吃得开”，所以我援引他参加。卓就派人和我一同沿线活动。近津有一个江沄洲，担任着一个什么队长之类的名义，实际上是土匪头子。我先去拜会他，谈“自己人”的关系，拉拢好了，再由他知照沿途各方，谆嘱维护抗战物资，对驮运所多加协助。江沄洲同意四川由叙府到云南边境，由他负责。又为我们介绍侧鸡镇的“舵把子”张政卿，经联系后由云南边境到昆明一段由张负责。这样，由叙府到昆明的驮运业务便畅通了。以后由驮运所每月致送江沄洲、张政卿各 1000元，没有给名义。我和他们能够打好交道，表面上是谈了抗日的大道理，实际还是以谈“道义之交”联系成功的。

所谓“道义之交”，在洪帮不是泛泛的一句应酬话，而是非常重视的。主要是让这个当地的“山主”、“舵把子”能识别并相信你确是“自己人”，接着就必须承认是“道义之交”，那一切问题就比较好办了。“自己人”是洪帮的说法，和清帮说“家里人”是一样意思，但不能混淆说错。这在清帮还无所谓，在洪帮就“黄”了。“黄”包含着“错误”、“丢人”、“黄台”之意，在洪帮是很犯忌的。既认定是“自己人”，就要顾全“大义”，在这方面，洪帮比清帮要重视得多。如何识别呢？主要就是靠一套刻板的仪注和呆板的江湖口头话，也就是“切口”而已。例如我拜会江沄洲时，由卓甫臣派他的“管事三爷”唐铁珊，拿着卓的介绍信陪我一道去。到达后即正式举行“拜山”，将“锦囊子”(信 )和“荷叶子”(名片 )递进去，即使“自己人”随便谈话时，也必须说“切口”。如把“锦囊子”“荷叶子”说成“信”“名片”，那又“黄”了。这一“黄”，你不是真“自己人”，而是“空子”假冒的，事就办不成，还可能讨没趣，因洪帮对“充”是很犯忌的。当我的名片和信递进去后，“山主”知道有来头，随即小跑迎出大门。这时拜山的人一见到面，就要抢上去说：“金码头，银码头，久闻大哥隆贵宝码头，久仰贵码头山清水秀，五谷丰登。 ”“山主”回答：“好说，好说，请进去坐。”随着进去后，拜山的人仍必须抢上去说：“愚下 (不能自称“我”或“兄弟”)来得很晚，没有到大哥龙虎宝帐站班护卫，今后辕门候令。 ”一面说着，一面就要“甩拐子”。这个“甩拐子”很重要，是帮内江湖礼节，“山主”也必须回礼，这时双方都聚精会神注意自己和对方的动作，都在这时可以认清对方在帮里的真正身份地位，而动作熟悉与否，也可以鉴别对方资格深浅，并且和以后讲“道义之交”进行联系、磋商，大有关系。我在洪帮是“袍哥大哥”，就要显示“大哥”的身份。“甩拐子”时，两腿斜开，右腿在前略屈，左腿在后略直，这叫做“前弓后箭”。右膀前伸，四指微曲，伸竖大拇指向对方三起三落以表示敬意；左手食指内曲，大指斜伸，余三指并伸，“大哥”身份则按在左胸乳部，指尖微向下斜。如系“管事老三”，则按在右膀上部，其余“老五”，以至“老幺”，所按部位和形式都略有不同。见面“甩拐子”，即以此表明自己在帮内地位，对方也在注意你“嗨”的什么了，“嗨”读若“吼”，洪帮切口，似“站”字之意。这样抢着说并“甩拐子”，对方“山主”必定回说：“好说，好说。”并回“甩拐子”，此后即可坐下并正式说明来意了。(笔者按：当年向春亭谈到此处时，曾做了示范动作，将“甩拐子”情形，加以解释，经笔者根据其动作记录，并经向看过同意的。向提到“袍哥大哥”和“管事老三”及其余老五以至老幺，当时未注意询问洪帮在“大哥”之下，是否二、三、四、五……顺数下去”“老幺”是否即“老十”？“管事老三”之外，其他是否都有职称等等，对于洪帮，我所知甚少，希望知情者今后补充。)

我对“山主”江沄洲的“拜山”，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一切都比较顺利，于是坐下来谈到正题。看江的态度也确将我看作“自己人”了，就告知“拜山”目的，一面讲“道义之交”，一面也谈些抗日爱国的大道理，要求协助。在谈话中，也不可完全和普通人谈话一样，还必须适当地运用江湖“切口”，以显示是道道地地的“自己人”。最后临告别时，也要照例打招呼：“愚下背着你大哥的威武旗，请大哥打个‘好字旗’。”这就是请他立即采取措施之意。他回答：“一切放心，愚下负责。”这就完全落实了。还必须讲一句：“谢谢大哥金言。”“山主”回答：“好说，好说。”就不会再有问题了。

问题谈妥告别时，“山主”也必定会约时间邀请“便饭”，这决不能客气，一口就回答：“一定叨扰。”其实所谓“便饭”，就是大摆筵宴，“山主”也一定会将附近一方知名的“自己人”请来作陪，三桌五桌不算事。在客人到齐之后，经“山主”介绍，“拜山”的人也必须“甩拐子”满打招呼，交代几句，而全体陪客，也必须一一回礼。在他们回礼“甩拐子”时，也可以看出各人不同的身份地位。在席上喝酒吃菜时，互相谈话之间，亦必须适当运用“切口”，碗、筷、杯的摆放和使用，都有一定的规矩，不容稍乱。这两场 ——“拜山”和赴宴应付过去，不“黄腔”(没有说外行话和不适当地运用“切口”)，不失仪 (没有在“甩拐子”和赴席时有不合规矩的动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真正的“自己人”，一切就都关顾照应了。

我就利用这洪帮的“袍哥大哥”身份关系，将这五百多里的道路打通了。沿途虽然有许多“山头”，许多“瓢把子”，但都知道名义上是官方的驮运所，实由“自己人”负责的，大家为了“道义之交”不予阻挠，有时还给予照顾。此后驮运所就能安安稳稳地做那买卖和运输紧缺的货物，业务是相当顺手和有丰厚利润的。张公权找我的目的达到了，异常满意，我也不过问具体业务，除按月送给高等顾问的车马费外，遇有和“自己人”的来往交际等费用，实报实销，一切都较正常安定。大半年后，我看任务已圆满完成，因自己有别的打算，乃辞职而离开了驮运所。

(杨方益根据1965年谈话笔记整理)

浙江洪门的女流氓

蒋成言

周斌是浙江永嘉人。1940年在金华与郑国琛姘识，兄妹相称，掩人耳目。金华沦陷后，相偕入川。郑固有妇，周也有夫，二人咸感长此姘居，终非结局。郑乃介绍给军委会中将处长徐某与周结婚。周貌并不扬，却工媚善妒，性极凶悍，徐与结婚后，不堪其苦，屡行自杀，得救未死。徐之友朋中，多洪门弟兄，成为徐不平，对周欲有以惩之，周闻之亦惧。她赏闻洪门中人言，洪门规矩，同门弟兄，既往不咎，应言归于好。周乃设法于 1943年在重庆加入洪门，封为“金凤”(洪门吸收女子入门，以“金凤”为最高步位)，于是徐友中之洪门弟兄，见周已入洪门即不便以暴力加之。周入洪门不久，与徐离婚。她又在向海潜前施展其吹捧谄媚之能事，向亦几为所迷。1946年周又随郑国琛来杭州。向海潜来杭时，在我处与周又相见，周去后，向曾对我说：“周斌手段高妙，且极毒辣，你们对她要当心点。”杭州码头建立后，周遂以洪门金凤四姐身份，大肆活动，扬言她是山主亲信，并谓与徐亮的关系极密。她对人外示豪爽，内怀阴谲，有时也能急人之急，解囊相助。初识者，几认为她是女中“英豪”。在杭州市警察局刑警队及在乡军官会都有挂名，终日到处奔走，显示很“吃得开”，与社会上的上、中、下三等人，都有交往，人们称她为“女大亨”。她不但为军统做爪牙，进行特务活动，且亦在外大肆敲诈，骗取钱财。西湘歌场有歌女小红，美姿容，常受到顾客的侮辱玩弄，其中亦有洪门中人。小红每在受辱之后，即痛不欲生。周斌闻之，即召小红佯加慰藉，并说：“你如拜我为干娘，这些无赖子谁敢侮辱你！”小红堕其圈套，遂认周为干娘。周斌家经常聚赌，麻将、牌九、扑克、挖花等，样样都有，胜负数以万计。赌者大多商界中人，也有所谓太太、姨太太、交际花之类参加，咸以在周家赌博，不怕流氓敲诈，更不畏警察来抓赌。周也常自拍胸说：“在我这里，就是开大门赌钱，谁敢来在太岁头上动土，你们放心玩吧！”她常设佳肴美酒，招待也极周到，更借小红之姿色，以吸引赌众。小红自拜周为干娘后，一切听周之摆布。赌客中有个亦官亦商的林孝友，多财好色，周迫使小红与林发生关系，受孕。周又命其打胎，并以此向林诈得巨金。小红打胎后，体日弱，向林要钱医疗，林答以钱已给周，嘱其向周索取。小红求周，周拒之曰：“你有所需，应向林某去拿，为何竟动起干娘的念头。”小红以林之言相告，周乃拍案大骂“贱货太不识相”，挥之使去。小红忍气吞声，卖尽衣服，去院医治，久而不愈，病深色衰，在杭州歌场已不能立足，乃去上海另谋生路。人既憔悴，又无行头，上海歌场，也走不进去，只好在茶店卖唱求乞，不久即死去。小红就是这样被这个洪门中的女流氓周斌诱骗屈辱致死。

再说汪日昌的骗财害命的手段。1947年 10月间，有个商人王国桢，江苏吴江人，与人合伙来杭州想买一只小轮船，经人介绍，认识了“洪门大哥”汪日昌。介绍人先将汪日昌捧得很高，说他在杭州门路多，势力大，人又慷慨义气，肯替人帮忙，托汪任何事，都有办法。王国桢也就信以为真，两人一见如故，朝夕与共凡数日，汪日昌看出王国桢人地生疏，认为可欺，乃设局进行诈骗。布置周密，极其谲诡：先则故作慷慨，举凡共游同吃，都不让王花费分文；继则故意在王国桢在旁时，嗾使人前来有所请托，汪皆慨诺。以此种种引王入瓮，王不察，堕其谲术。一日，汪日昌对王说：“船已物色一只，船主是我朋友，颇蒙卖账，船价由 450石大米，降至 400石。中保人都由我充之，不须丝毫破费。”王感甚。相偕至拱宸桥看船，王颇满意。回城后，遂与汪谈成交事，并恳汪鼎力玉成，惟带来现款，尚差百石，拟先付 300石，尾数去吴江筹来。汪曰可。王将相当 300石米的款子交汪，汪问要否他出具收据，王说：“难道我不相信你老大哥吗？”言罢辞汪去吴江筹款去了。不数日，携款来杭，汪则避而不见。王焦急万分，到处寻找，终于湖滨公园中遇汪，谈起付款成交问题。不料汪不认账，王此时始恍然大悟，遂也责汪人面兽心。汪则向王索取收据，王无法拿出。汪借口反说王无赖，竟聚众殴王致伤。王走投无路，先后向警察局及法院控告，反动政府均以“口说无凭”斥之去。王至是感到绝望，悲忿欲死，神经因之失常，终日颠沛于大街小巷，遇人就哭诉冤枉；最后写了一封绝命书寄与吴江妻子，本人即投河自尽。其妻得信抱子赶来杭州，王已死去数日。她在杭州人地生疏，呼救无门。王妻在杭将其夫草草埋葬后，在回吴江途中，也抱子投河自杀。一家三口，就这样被汪日昌逼死了。

杭州码头虽不是由我“掌旗”，但杭州码头局面之打开，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像以上所述的洪门中人在杭州的一些罪恶活动。我虽未直接参与，但事前或事后，都是知情的。而杭州码头的主要事务，最初一个阶段，都是我操纵的，曾广澍徒有虚名而已。这里我也简单说一下我参加洪门的经过，及我在杭州码头上活动的情况。

我在洪门根基极浅，既不是“穿草鞋上山”(又称插柳上山)，也不是“越山过岭”，而是“上山插柳”。1947年 3月我才于上海加入洪门的五圣山，即一步登天，高居内八堂“礼堂大爷”。原因是五圣山山主的“恩赐”。早在1933年夏，我就认识了向海潜，当时我旅居上海方浜路茂椿里姊家，与向是毗邻，两宅晒台相连，常在晚间纳凉时，相与聊天，情感相投，渐成知己。我虽知向是洪门首领，然未尝动入门之念。惟彼此年龄悬殊，尊称他为“向老先生”。久之，向对我说：“你称我为老大哥吧，这样更亲切些。”此后我就称他为“老大哥”，他也以“老弟”称我。不知者，以为我也是洪门中人。向的来客，多洪门中人，并不回避我。因此洪门中如毛云、罗海涛、金继铭等，都是这时认识的。他们谈话，时吐洪门术语，我不懂就问。久之，我对洪门中的人物及其术语、堂规，已约略知一二。其后我离沪返杭。1937年，向西上后，我仍留浙。

1941年在金华，遇洪门中人蒋涛、李德储，始知向被通缉，避居桂林。是年金华沦陷时，我帮助金济铭抢运出洪门五圣山桂林“粮台”大批物资，辗转运抵桂林，曾得向来书致谢。抗战胜利后，向由川回到上海，斯时我已弃政经商，与夏晦如、吴定江等合资经营华比烟草公司。由于资金不足，时感周转不灵。在上海经商如果无雄厚资金，或恶势力之支持，是很难发展的。罗海涛劝我加入洪门。罗是五圣山智松堂的“坐堂大爷”，与向海潜同乡，也是向的亲信。他是由清帮转到洪门，当时充当上海面粉业公会理事长。他告诉我上海商业中一些“门坎”，我也想通过洪门在上海金融界多拉点关系，便于调用头寸，发展营业。同时我与向海潜私交又甚好，我就决定加入洪门，向海潜表示极为欢迎。

1947年 3月 15日的晚上在上海静安寺特为我摆了一次香堂，举行入门仪式。向知我对洪门术语、堂规等还不够懂，问答有困难，特意关照我：“有人问你来历，你就说：我是五圣山的信徒，是奉命上山插柳。你记牢，不要说错。 ”香堂开始了，向封我为内八堂的礼堂大爷，为了使大家知道对我为什么要破格“恩赐高爵”，向还将我与五圣山的关系作了介绍，并还提起我当年在金华为五圣山粮台抢运大批物资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加入了洪门。

入门后，我为了华比烟草公司的经销业务，经常留杭，这时五圣山的杭州码头正在建立之始，我奉派协助曾广澍负责杭州码头事务。在“授命”之时，向海潜特意对我说：“杭州是我们五圣山极重要的码头之一，本来有意派你‘背榜下山’，因你入门不久，门里事务，尚未熟练；同时张子廉久蓄独霸杭州的念头，与你又没有一点渊源，他 (指张子廉 )回来之后 (时张奉派至重庆处理门中纠纷事 )，必然对你百般刁难，你是对付不了的。曾广澍虽然能力浅，可是比你圆通，他又与张子廉相熟。经我再三考虑，决定派曾广澍‘掌旗’，另派你与其他几个人协助办理。不过你们要当心张子廉的离间，你去浙之后，把我这一指示，传达给他们听听。”我当时还问向海潜有什么其他重要任务没有？向沉思了好久，才回答我说：“现在还谈不到，到一定时候，会知照你们的。”他还谈起浙江方面几个显要，说沈鸿烈是他的同乡，也是老友，竺鸣涛也是洪门中人物。并说：“杭州方面，已有布置。你们放胆去做，遇难及时奉报。”我回到杭州，将向海潜这一“指示”，传达给曾广澍等。大家心中有数，“忠心耿耿”地为向办事。曾广澍等知道我与山主有深厚的关系，同时也因为我这时尚有点经济力量，并不吝啬，所以对我都很尊重，遇事都先与我磋商。

我在杭州两年 (1947年至 1948年)，曾经为了谋求政治前途与商业发展，就主动地时常到竺鸣涛、阮毅成、周象贤、王云沛、吕公望、马文车、刘湘女、金润泉、张范园等处去表示接近，拉拢关系。我通过张范园的关系，得在杭州开泰、盈丰、义大等十几家钱庄开户往来，经济大有活动。我自从与曾广澍等共同主持洪门五圣山杭州码头之后，非常卖力。当时杭州码头由于初建，“粮台”空虚，为了设法充实杭州“粮台”的经济力量，我就向曾广澍等提出筹设一个商行，将利润所得，全部捐入“粮台”，所有行内人员，均聘本门弟兄充任。其次，广收成员方面，其对象以社会“上层”为主，“中级”为副，下层的 (指地痞流氓及其他 )要加以甄别，不可盲目吸收。这样既可收得巨额“香金”捐入“粮台”作为基金，也可借新入门的弟兄的经济力量，充实粮台。以上意见，他们都同意，并将这一决定上报向海潜，受到嘉许。后来由我独资开设一个协记商行，营业尚称发达，并有盈余，拨与杭州“粮台”。曾广澍等也积极地吸收成员，不到半年，发展到四五千人，其活动地区也由杭州市区伸延到郊外及塘栖一带。在这一段时间，向海潜时来杭畅游，其一切用度，大部由我“供奉”，很少由“粮台”开支。

时张子廉已自川返沪，闻得杭州码头为智松堂独占，大为忿怒，来到杭州，处处挑眼寻差，给我难堪，指我为“向派”，并说向海潜派遣我们在杭建立码头是个“乱命”，张又在曾广澍、汪日昌等与我之间，从事挑拨离间，而促成杭州码头几个负责人闹内讧。我处此情况之下，行事处处棘手，赶到上海向向海潜诉苦，并将张子廉指向以山主名义派我等在杭建立码头是个“乱命”据实以告。向闻之大怒，遂召集在沪的各堂堂主以及内八堂步位以上的大爷，如樊崧甫、毛云、许承恩、罗海涛、杭孟蔚等数十人举行紧急大会，张子廉也奉召参加；杭州方面有曾广澍、郑国琛、蒋诚，汪日昌等；苏州有朱炳熙等也奉电赶来参与此会。会前，向海潜早做布置，欲以“家法”治张子廉以“反上”之罪，张子廉事先不知道。张乃副山主兼信廉堂堂主，名位仅次于向海潜，但会场上的正席，无张的座位，张见状就知不妙。会议既开，向海潜即将张子廉的“反上”罪行，及在川处理“家门”事务得贿不公等情事当众宣布，要大家公断论处。于是群相责难，杭孟蔚并提议将张赶出五圣山，此议虽未执行，张已威信扫地。张经此打击，初则消极，继则企图积极报复。向、张之间，矛盾益深。

五圣山中张的一些亲信，认为是祸从我起，说我进谗，乃集中矛头，对我攻击，说杭州码头社会舆论极坏，我要负主要责任。向海潜至此，也大伤脑筋，后一阶段我忙于经商，留杭日少，加之张子廉时与为难，而曾广澍等慑于张之权势和听信陈庆尚、汪日昌、杨必勇等的挑拨，不与我接近，有事也不与我商量。但我是杭州码头负责人之一，外间非议，自难脱卸关系。另一方面，上海华比烟草公司，因经营不善，所有资金，亏蚀殆尽，遂宣告破产招顶。同时，我在杭州方面协记商行，也因用人不当，元气大伤，而自己洪门中人，时来打抽丰，开支太大，经济日益拮据。即使向海潜来杭，也不能同过去一样地尽情招待。

有一次向海潜借口要为其妻李瑞英办刺绣学校，嘱我筹资捐助，此时，我的经济力量，远非昔比，故婉词拒绝，向颇不满，情感日益疏淡。于是亲张者就乘机中伤，并捏造事实，说我欺上压下和纵容“弟兄”为非作歹，把杭州舆论太坏的全部责任推在我身上。后又以要挟的口吻，对向海潜提出如下的建议：杭州码头弄得一团糟，应由蒋成言负主要责任，如不加以论处，山主也难逃包庇纵容之嫌，以后就无人受命了。也有人对向进言：如不去我，则无法团结张子廉。要求向以山事为重，权衡轻重利害。向海潜处此情况下，初尚犹豫，继则为群议所动，拟召我去沪加以惩处。这一消息，罗海涛特以电话告我，叫我早做准备。我不肯去沪吃眼前亏，遂致书向海潜(此书由罗海涛转交的)，诉说苦衷，要求退出洪门五圣山，并请其推念前情，不要过于使我难堪，否则，就是挂出“黑牌”(洪门家规严处名称)，也在所不计云云。此后，我就再不与洪门中人往来。他们是否挂出黑牌，则不得而知。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洪门在浙江的一些活动和我参加洪门五圣山智松堂的经过和下场。

“十四K党”暴行

何崇校

广东洪门忠义会是军统分子葛肇煌于抗战胜利后，劫收了汉奸组织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而改编的洪帮组织。该组织于解放前夕成为广东最大的帮会。新中国成立后，该会的一些乌合之众逃亡香港，改称“十四 K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继续作恶，于 1956年制造了震惊国际的九龙大骚乱事件。本文作者当年与葛肇煌颇有私交，对该组织的内部情况多有了解。文中所述多为亲身经历。

洪门忠义会创立人葛肇煌其人

洪门忠义会是与葛肇煌分不开的。葛肇煌系广东河源县人，生于 1900年，排行第三。先世曾在清政府做过低级武官。历代以至他的父亲，都精于拳术，他家专有医治跌打刀伤的秘方。到了葛肇煌，拳棒他没有学好，但还记得几个跌打秘方。他早年参加国民党军队，1934年，他在第九十三师任连长，曾参加追击长征中的红军。1936年，他升任该师的通讯营营长。那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收买了陈的部下余汉谋倒戈，陈被迫下野，而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尚盘踞广西。蒋介石将九十三师调到广东的西江，准备伺机向广西进击。九十三师师长是甘丽初，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广西人。蒋介石将甘师摆在西江接近广西，是想用政治手段解决和李、白的冲突。不久，蒋与李、白是和解了，蒋仍将由一个广西人任师长的九十三师驻防西江。是年 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九十三师才调离广东，葛肇煌也随部队离粤。

葛肇煌身材高大壮实，肤色黄黑，额角很低，嘴里镶了几枚金牙，一股庸俗气。他见人时，总是满面笑容，说明他易于相处，在旧社会懂得“捞世界”。他有一种讲大话而面不改色的本领。1942年间，葛那时已脱离了九十三师，参加了军统，在广东缉私处惠阳查缉所任专员。但任职不久，就被人控告，说他有私贩枪支行为，受到撤职处分。军统局还命令广东站将他扣押，审查他的私贩枪支罪。后以查无实据，仅关押了几个月便将他释放。那时我因事到韶关，听说他吃官司出来，特地去安慰他。他在西河坝广州酒家请我和我一个刚从惠阳来的内弟吃饭。我那内弟年轻不懂事，在席上一见葛，即说：“这位葛专员我认识。”并大声向我说：“葛专员在惠阳收了乡亲们万把块钱，说是能代买到自卫枪支，但收了钱后，总无下文，乡亲们都想追回这笔钱呢！”我蹴了内弟一脚，禁阻他在酒席上当面揭发主人阴私。但葛肇煌听了反而泰然自若，毫不介意。他面不改容，仍很愉快地招待我们吃完那餐饭，面皮厚得很。葛讲大话亦能头头是道。记得在 1948年，一次他和我深谈，葛向我自述他的长处，他说：“我自问无所长。我只是善于去拉拢别人，还能说得别人相信。但将人拉来之后，如何去组织他们，我就毫无办法了，这就要靠别人帮助了。正如我能到市场去采买，但买回来后，如何烹饪成菜席，我就毫无办法了。”

葛出身于旧式的官僚家庭，但性格尚不古板，做人十分豁达，并不拘泥。他有一个女儿，十八九岁，爱扮男装，毫无女孩气，别人总误会是葛的儿子。葛的老婆三嫂对这个女儿不大高兴，而葛肇煌则总是支持这个女儿，说：“何必那样古板？”葛的好大言 (能说谎 )和豁达不拘泥小节的性格，是适合他做一个黑社会头子的。

葛肇煌在韶关受扣押被释放后，军统以他在九十三师任通讯营营长时，驻防西江，对西江情形熟悉，于 1943年秋，派他为西江独立行动大队长，命他伺机派人潜入日寇占领区进行骚扰。1944年初，葛肇煌将他的大队部设在三水县的芦苞镇。这地方当时是日寇尚未骚扰的地方。葛蹲在这个安全点，他并不派人进日占区去骚扰，而是施展他讲大话的“特长”，又凭借军统的背景，去和附近一带的大天二勾勾搭搭，干违法走私勾当。葛平时爱听人称他为“葛大哥”，那时其实葛尚不是洪门帮会中人，他是于 1946年才加入洪门的。

葛肇煌逃亡香港和被驱逐出境

1949年10月，解放军已越过湖南，进入广东境内。在广州的国民党军政机关，很多已经疏散撤离了。有钱的居民，有一些已陆续迁往香港、澳门去居住。有些是已决定要离开而在广州事务尚未了的，而恃着广州与香港、澳门间交通便利，13 日晚间才离开广州的(广州是于14日解放的)。至于绝大多数广州居民，是留在广州，迎接解放。因此虽然有一部分人感到很紧张，但在解放前夕，广州市表面还似平静。

我于10月10日离开广州。我登上开往澳门的轮船上时，李日全赶上船来给我送行 (李日全是忠义会长江分会分会长，又是大洪山“格字号”分堂的座堂大爷)。李日全告诉我，他刚去参加葛肇煌召集的忠义会骨干应变会议回来。李又告诉我说：“最近葛大哥已几次召集忠义会分会长和重要兄弟，商议共产党到来时的对策。今天 (指 10日)，是在宝华正街 14号举行一次最后应变会议。葛在会上宣布，估计解放军三四天后可进达广州，我方在广州已无有力部队。我方也不拟在广州抵抗。忠义会以前本拟在广州和近郊对解放军予以阻击，然后再从西江撤退，退往广西。因大洪山方面不同意，这个计划已不能实行。现在决定分三个方面行动：凡自问能在广州潜藏的，听任他留在广州；自问不能留在广州市区，但仍可潜伏附近四乡的，也听任自行疏散往四乡；自问既不能留在广州，也不能潜伏附近四乡，而自己又有武器的，则可以跟随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地方团队指挥所一起行动。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地方团队指挥所已决定将能带走的地方团队循新会、中山撤往三灶岛和海军配合，固守海岛。共党尚无海军，可以固守一时的。葛大哥宣布后，‘泮塘皇帝’李润表示，他的分会人员愿意随卫戍司令部地方团队指挥所一起行动。另一些分会则表示，他们的人，可以在附近四乡潜伏。”我问李日全：“你和你的分会人员怎样打算？”李说：“‘格字号’和长江分会人员，多数是汽车工人，平时也没有什么非法事件，共产党到来后，大概不致相逼。因此我们决定不走。”

后来我才知道李日全不走的原因，是他事前已和一个秘密组织“公东”、“公同”取得联系，这个组织叫他不要走。所谓“公东”、“公同”是由 CC分子苏浴尘 (原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科长 )和中统分子邬野佛等所组织，苏等自称早与共产党广州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 ,得到同意组织“公东”、“公同”，准备在国民党军警撤离广州而解放军尚未到广州这一段时期，来维持广州秩序。但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并不承认授意过组织这些团体，而是苏浴尘等自行组织。后来李、苏、邬等俱为人民政府逮捕，这是后话。

国民党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只是—个秃头司令，手下并无正式部队。广州解放前，他已将司令部大部分人员，在广州给资遣散，一部分职员在撤退到石岐时遣散，留下最后一部分人员，则在前山登上隶华轮逃往海南岛。

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地方团队指挥所，指挥官是李崇诗，副指挥何峨芳，两人都是军统分子，葛肇煌与他们素来认识，亦有相当交情，所以葛将有武器的忠义会分子跟随他们行动。10月12日，由何峨芳率领这一部分人，乘船经江门、斗门，窜往三灶岛。这批人到达三灶后，以国民党海军不肯接济，给养不继，最后瓦解星散，大部分逃往香港、澳门。

葛肇煌在10月初，已将他的家属送往香港。他本人是于 10月 13日偕同三四名随从，化装雇一艘小虾罟船逃往澳门。在船经顺德勒流附近时，被地方股匪喝住搜查，将他们所带钱物都搜去。葛的跟随说：“这是葛大哥。”那些地方土匪说：“我们不管葛大哥葛二哥。”真是“强龙难斗地头蛇”。葛等无可奈何，好在这些地方股匪不要船家的船，葛肇煌只好狼狈逃往澳门。

葛肇煌是于10月15日逃到澳门的。他找到熟人借得一些钱，在澳门新马路国际饭店住下，他设法和他手下联系。10月下旬某日，葛到银龙酒家饮茶时撞见我，即刻拉住我，坚请我到他寓所一谈。在国际饭店五楼一间房间内，葛对我说：“你看我今后应怎样办才好？你老哥务请给我出点主意。”我想了想，对他说：“我们的交情，是应该为你设想。我的看法，现在共产党已占领广东，看情形我们很少有回去可能了。你能否从此改名换姓，远走高飞，另谋生活？”葛说：“我不能。我为了求生存，不能不干下去。我是想向你领教，今后我应怎样干法？”我说：“我们要干，总要有本钱，也要有凭借。忠义会是你的本钱，现在虽然是人员四散，但是总可以联系回一部分。现在国内是不能搞洪门活动了。香港是大码头，是可以混下去的。幸而忠义会过去与香港好几个三合会组织有关系，忠义会迁设香港，大概尚不致受当地三合会排挤。只是香港英当局，一向表面上禁止帮会活动，如何通过英国人一关，还要想点办法。这就要扯上一点政治关系，借助一点政治力量的帮助，才能在香港站好脚根。现在是在找政治帮助问题：阎锡山跑到台湾，未必有办法，你过去和他也并无认真深厚关系，现在他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你唯一能找的政治帮助，只能是军统局(保密局)，可是过去军统并不重视你，你也不认识毛人凤。现在情况变化了，他们被迫要从大陆全部撤出，在这个关节问题上，你还是可以打动他们的。他们需要派人在大陆扰乱，你就不妨对他们大吹特吹，说忠义会还有多少人在内地，可以起作用等等，他们是会相信的。如此，你便有了政治背景凭借。先在香港打开码头，待站稳脚根后，可以干一下。至于将来会搞成怎样，那是将来的事了。”葛听了频频点头，说：“你讲得好，我想我也只能这样办。今后我决定照你所讲的方针办。”葛又说：“过两天我要转往香港，忠义会已有不少兄弟逃到香港，我要召集他们商议一下。今后还希望老哥多多帮助。”

在1947、1948年间，当张辅邦搞新建会广东分会筹备处时，葛肇煌对军统曾是若即若离，表面上敷衍，暗地里抵制。现在他从老巢广州逃亡出来，他自感走投无路，又不得不想方设法来靠拢军统了。我在国际饭店和葛谈了一阵后告辞。过几天，葛果真离澳赴港。以后我们没有再见面了。

葛肇煌在澳门逗留了一天左右即转往香港。葛一到香港，在德辅道皇后大酒店开了一个大房间，召集逃到香港的忠义会骨干分子举行秘密会议。开会的消息，被香港警察署侦知，在葛等开会时，派警察去抓捕。在这同时，也另有人暗中将消息通知葛肇煌(香港的警察一向和三合会有勾结)。出席的人很多得以逃脱，只是葛肇煌和几个走迟了被捕。后由香港英法院判葛以从事非法秘密结社活动，驱逐出境，永不许回香港。葛肇煌被驱逐往海南岛，一同被捕之罗耀昌则被驱逐往澳门(罗被逐到澳门后，在新嘉宾旅店住了很久，来找过我几次，后来他回广州，为政府逮捕)。这是根据被逐者自报的志愿。葛肇煌既有心拉住军统这条线，原想是即往台湾的，可是那时蒋帮怕共产党和革命人士涌进台湾，对台湾入境控制得相当严，非事前批准，不得轻易登岸。葛肇煌在军统局局本部内还没有熟人，他不能直接赴台，他知道军统广东站站长郑星槎，在广州解放前夕，已率站部人员逃到海口，葛在名义上还是广东站的上校直属通讯员，他一向认识郑星槎，所以他在被递解出境时，自报愿往海南岛。

葛肇煌重回香港，洪门忠义会在香港改称十四K党

葛肇煌在香港被驱逐出境到达海口，很快就找到郑星槎。他对郑吹嘘他尚有多少洪门兄弟留在大陆，他如何有办法可以指挥他们等等。郑星槎将葛的情况报告军统局 (保密局)。这时国民党正在成立一个“大陆作战处”，以郑介民为处长，进行对大陆破坏骚扰，正需要网罗一批亡命之徒潜入内地捣乱，有葛肇煌这样一个工具，正合需要。军统局 (保密局 )即电令郑星槎，命郑在海口为葛肇煌代购飞机票，将葛送往台湾。葛到台湾后，见到当时的“大陆作战处”处长郑介民和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葛对他二人大大自我吹嘘了一番。葛表示要联系尚隐蔽在内地的忠义会分子和再派遣人潜入大陆必须在香港建立据点，只是他本人已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难以回去。郑、毛等答说，这一点可以想办法。后来由国民党驻香港外交人员向香港英政府秘密接洽。在反共问题上，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致的，所以不需多大功夫，香港政府即取消葛肇煌及其党羽到香港的禁令。葛肇煌又再行回到香港。

葛重到香港后，因他认为有军统头子的支持，便放手干起来了。这时一些忠义会分子，也陆续逃亡到香港，葛就将他的忠义会在香港重建起来。忠义会属于洪门三合会这一派系的，在香港原有的洪门三合会组织，它们都有一个奇特的名称，如“联益”、“四和”等等。忠义会迁到香港后，为了不刺激香港警察当局，他们将洪门忠义会的名称暂时收起。它的成员，对外以十四 K党人自称。“十四 K党”这个名称之由来，还是由于忠义会在广州时，会址设在西关宝华正街 14号。它的会员到会所去，每每说是“到十四号”去。后来“十四号”这名词在他们内部就成为总会的代名词，进而成为忠义会对外的代名词，由“十四号”讹转为“十四 K”(在社会上低成分的金饰，有十四 K金，十四K这名词很流行)。在广州时，十四 K已成为忠义分子对总会的代名词。他们迁到香港后，索性自称为“十四 K党”党人。其实他们并没有想组织什么政党。

香港的黑社会，大多和三合会有关。这种帮会组织，为了利害上的冲突，有时也为利益上的需要，他们一面互相嫉妒排挤，一面又互相支持勾结。葛肇煌在广州时，香港三合会分子到广州时求助于他，他还乐于帮助，他对香港一些三合会还结得一定的“人缘”。忠义会逃亡到香港，香港的三合会，对他们尚不排挤。十四K党分子，他们认为是“搏命”从广州逃出来的，在香港新码头，不拼命挣扎，就不能生存。加以又有军统的暗中支持，精神上给了他们鼓励，所以他们特别凶恶。十四K党在香港，渐渐成为最大的黑社会之一。十四K党不仅在香港、澳门社会为非作歹，它与国民党特务潜入大陆活动，也有千丝万缕关系。

葛肇煌之死

葛肇煌在1954年病死在香港。十四K党党人为他举行盛大的出殡仪式。出殡那天，除了十四K党全体人员外，香港的三合会分子，其他黑社会分子，以及与黑社会有关的“偏门”行业，如舞厅、导游社、俱乐部、麻雀馆等等的从业人员，俱参加送殡。送殡行列摆的花圈、素亭、乐队等，也摆了几条长街。那次葛的出丧，是香港近二三十年来出丧仪式最铺张的一次。十四K党党人继承在广州搞宣传的经验，认为给他们的头子铺张丧事，是他们的重要宣传工作，是他们向香港社会显示他们声势的机会。香港历史上尚未有过一个帮会头子之死的出殡仪式之盛，有像葛肇煌那样的。葛肇煌死后，他的党羽继承葛的反动衣钵，仍继续在香港、澳门作恶。

1956年10月九龙大骚乱事件与十四K党

1956年10月，国民党指示驻香港的特务组织以十四K党党人为核心，联合其他黑社会分子发动一次大骚乱，目的为了反共。他们利用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的机会，裹挟万余暴徒，在九龙制造一件大暴行。仅在10月10日这一天，被洗劫被烧毁的工厂、商店，即有嘉顿、新中、大丰、中建等土产食品公司和周生生金铺、广州钢窗厂、华南金属玩具厂共八家。被捣毁焚烧的有香岛中学、大华小学、广东省银行九龙分行。12日荃湾和附近深井地区，有好几家规模较大的纱厂、酱料作坊以及其他工厂被纵火。九龙城东头村和西头村，有许多布厂被捣毁。暴徒还袭击上海街的工人留产所，把工人医疗所全部拆毁。他们在街头拦截和烧毁汽车，把一个司机活活在车中烧死。在荃湾骚乱中，死伤累累，其中有小孩，以至有被强奸后杀死的妇女。

暴徒袭击的目标中，有许多是属于中国人民政府的产业，如广东省银行九龙分行；或者是经营大陆产品的土产公团和百货公司，如中建公司、广州公司等；或者是爱国的商店、学校，如香岛中学和一些进步工会。在上述许多企业、商店、工厂、学校以及居民住宅遭受暴徒袭击时，虽然受袭击者一再报警求援，香港英国当局迟迟不予援救。

九龙大骚乱中，被暴徒打死打伤不少人。10月14日上午，香港英国当局发表一项显然缩小的统计说：在这几天的骚乱中，有45人死亡，358人受伤。但是据当时住在九龙的友人说，在这场骚乱中，他在九龙窝打老道一个殓房，就亲见有41具尸体；送到医院，因伤而死亡的，还未计算在内。

后来查知，在九龙大骚乱未发生前，国民党驻香港的特务头子、十四 K党和香港原有三合会头头，以及九龙难民营的流氓头，“自由劳工”的头头们先后在新乐大酒店和石硖尾徙置区举行宴会和会议。在会议上，他们分配行凶任务，规定行凶时标志 ——十四 K党人佩臂章，其他帮会的人颈上围白毛巾，难民营的流氓带证章。会议决定分配的袭击地点：荃湾地区和青山道，嘉顿饼干公司一带，由十四 K党负责；九龙市区归“敬义”帮和十四 K党负责；香岛中学和李郑屋村和徙置区归“二龙堂”帮会负责……

暴行开始时，他们用大卡车运送暴徒到指定地点行凶，事毕又用大卡车运走。他们的头头，有的穿着笔挺的西装，乘坐“的士”(小轿车)亲临现场指挥，车上插有白旗或国民党党旗。联络人员也分乘插有旗帜的“的士”，来往穿梭不绝。

九龙大骚乱事件，十四K党人是主要凶手。

九龙大骚乱事件刚发生时，香港英国当局就对自己的行政机关迅速加以保护措施。11日下午，事态逐渐扩大，香港英国当局虽然调军队进入市区，下了宵禁令，可是这些军队，或者在暴徒行凶之后才姗姗来迟；或者在那里袖手旁观；有些甚至闻风避开。香港英国官方发言人，在事情发生后，即在 10月11日荃湾发生暴乱的当晚，立即宣布说：“这完全是两派华人的冲突，警察和英军都没有责任。”云云。事实如山，显然对这次反动派组织的暴行，香港英国当局是事前知情的，事情发生后又有意对暴徒庇护。我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于 10月 13日约见英国驻我国代办欧念儒，为九龙事件提出抗议。

九龙大骚乱事件发生之前，外电报道说，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自美遄赴台湾转到香港，进行某种活动。九龙骚乱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欧洲又爆发更严重的匈牙利事件。这股国际上的反共暗潮，如此巧合，又岂是偶然的。

流毒社会的黑组织——袍哥

杨国治

旧中国西康雅安一带，曾是以烟、枪为中心，兵、袍、匪横流的天地。作者曾经“嗨袍哥二三十年”。本文即介绍当年雅安一带袍哥组织的情况以及军阀、土匪、袍哥贩卖枪弹、运售鸦片的种种勾当。

概况

西康袍哥在清末就已经很盛行。辛亥革命时，各地袍哥差不多都投入了保路同志军，齐集雅安、荥经，阻击川边清军回援成都的战斗。著名的有雅安罗子舟，他以袍哥大爷而成为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督办。天全袍哥大爷游惠廷、张南轩，荥经陈朗珊，泸定谭吉之等，也都是辛亥革命时同志军的“大帅”。

但是，那时的袍哥组织还不是很盛行的。民国初年，雅安有三道仁字旗的公口，一道是宾雅堂，大爷郭金山、古华庆；一个是万同公，大爷陶树成；一个是集贤社，大爷夏鼎三。天全方面有仁字旗的信义公，大爷是清末的两个把总，一叫游惠廷，一叫张南轩。另外在灵关还有个大爷杨瑞林。荥经有仁字旗的荥宾合，负责大爷也是一个把总叫陈朗珊。其他泸定大爷谭吉之，芦山大爷郑润生。汉沅、名山也都有袍哥组织。

民国七八年时，雅安开始成立义字旗的会义同，大爷李辉庭；礼字旗的澄清社，大爷李贵华。民国十五六年富顺景文甫来雅安成立了仁字旗的客籍社。

1934年，二十四军退西康，刘文辉叫他的五哥刘文彩来西康组织袍哥。除了刘文彩外，还指派军部副官长陈耀伦(号仲光)，旅长袁国瑞、杨升武，财政厅长文和笙等四人帮助筹备。诸事齐备后，刘文彩特派人到宜宾邀请仁字旗叙荣乐大舵把子宛玉庭，义字旗大爷李绍修来雅安，主持成立叙荣乐雅安总社，以刘文彩等五个筹备人为总舵把子。但是叙荣乐只是在雅安成立了总社，没有能够向各县发展，因为陈耀伦是荥经人，他在民国七八年当连营长时曾驻防雅属各县与各县袍哥很熟，他想：要成立袍哥，应当自己干。由于他有这种打算，所以叙荣乐到各县就不受欢迎，无法发展。到了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文彩同文和笙等都离开了雅安，叙荣乐也就搁下了。

1939年，雅属各县开始普种鸦片。种烟、运烟都需要武力，于是大批枪弹流入各县，地方武装大大发展，而这些武装又都掌握在袍哥手中。二十四军为了掌握这些地方武力，各师旅长都讲起袍哥来，袍哥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应运而生。1941年起，单是在雅安先后就成立了九道公口：

1.进同社 由二十四军团长刘述尧任社长，一个退职营长陈碧光任副社长，约有袍哥600人。

2.忠义社 由二十四军退职团长权光烈任社长，副社长是二十四军特务营副营长李忠孝和西康保安团团长王德全，约有袍哥1500人。

3.荥宾合 由二十四军副官长陈耀伦任总社长，副总社长四人，是二十四军军部交际主任杨国治，科长沈季和、俸薪樵，雅安县参议会议长(后来的国大代表)高炳鑫，雅安总社约有744人，各分社共有4683人，总计5427人。

4.成仁大同社 由二十四军营长安国长任社长，副社长二人，一是军部副官徐绍武，一是荥经倒底坝乡长熊继湘，约有357人。

5.会仁同 由西康省保安大队长张明清任社长，军部经理处委员彭文渊任副社长，共约200多人。

6.国光社 二十四军参谋长伍培英作幕后，由其侄子二十四军军部副官伍栋梁任社长，约200多人。

7.群贤社 二十四军一三七师师长刘元琮作幕后，由其族弟刘元萼(号体忠)任社长，约1200人。

8.辛巳俱乐部 由刘文辉的侍从室主任吴定一任社长，副社长有军部副官处副处长左仲三、毛丽三，退职团长王吉三，约400多人。

9.会礼同 由雅安地方袍哥舵把子开木器铺的生意人李辉庭任社长，地方袍哥舵把子开碗铺的生意人周玉成任副社长,约200多人。

由上面各个公口的主持人就可看到当时的袍哥与军队的关系了。袍哥的发展就不止是军队，也扩充到反动派的党政团参各界，甚至中小学教师、中医生等。国民党雅安县书记长邓守勋、天全三青团干事长刘茂松，都是荥宾合的三排。天全县书记长熊大武是荥宾合的大爷，宝兴县长权光烈、芦山县长杨方叔、丹巴县长段崇实、泸定县长陈叔才都是袍哥。王达生当了天全县长，感到不是袍哥吃不开，赶忙跑回雅安向陈耀伦叩头，请求栽培；陈提他作个三排，他就感到“恩同再造”。唐湘帆当荥经县长，带的卫队都是袍哥便衣队 ,别人称他县长他还不高兴，总希望人家称他唐大爷。

至于二十四军的军队里面，袍哥更是不消说的，有些部队团长、营长是大爷，全团全营都是袍哥。1948年的一天晚上，二十四军代理军长刘元瑄去到军部特务营点名，发现安国长连全连在营官兵才5人；因为安国长是袍哥大爷，他的兵都是他的兄弟，都安了家，都回家过夜去了。

当时的雅安已经是一个公口林立的袍哥世界。各个袍哥组织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很厉害的，各公口都想向各县发展组织，但各县都被陈耀伦“垄断”。各小公口虽然彼此水火，互挖墙脚，但为了打击陈耀伦，也曾彼此联合起来，在雅安城区张贴标语，要“打倒陈耀伦，解散荥宾合”。在荥经事变时，刘元瑄把被群众击毙的官兵尸首抬到陈耀伦家，随后又借事把荥宾合副总社长杨国治扣押在荥经，关了半年多。这些混乱情况，本来是应当很伤脑筋的；但是刘文辉对于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头痛，反而很欣赏；他只是不时把一些舵把子如陈耀伦、权光烈等叫去训训话，说袍哥的活动只能以二十四军的团体利益为重，不准分裂，不准乱整。他所说的团体利益，就是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利益，这就是他一定要组织袍哥的真实目的。

袍哥虽然与刘文辉摆过一些摊子，但是在他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之下，袍哥也替他做过一些事情。比如军统特务罗国玺任西康缉私处长后，准备带一个税警团到雅安，刘文辉在成都向罗说：“西康困难很多，情况复杂，请不必带人来，需要时可由二十四军拨给武装归你指挥。”罗未同意，决定硬干。结果二十四军部队化装同袍哥在新津挡住，罗的处长就被轰垮。军统改派易乃良带一个中队到雅安，后来也被“袍哥”轰走。

袍哥的混合组织——荥宾合

“荥宾合”是清末荥经把总陈朗珊开始组成的，陈死后由他的儿子陈叔才继续长舵。他的另一个儿子陈耀伦，由于“家学渊源”很早就嗨了袍哥。民国七八年，陈耀伦当连长驻防雅安、天全一带。那时的军队里一般都有袍哥，一个部队分驻各地，一个连、一个排单独驻防，只要是袍哥开到一个地方，首先就向当地码头“拿言语”，码头上就会给部队送酒送肉。万一不通袍，大凡小事就要遭到地方打击。陈耀伦凭他父亲的招牌和他自己的打拼，当时就在各县袍哥中很有威望。后来陈耀伦当了二十四军的副官长，二十四军由成都退到雅安，陈耀伦就想利用袍哥关系把各县地方势力组织起来，但是他怕引起刘文辉的怀疑，一直就没有动手。

1941年，雅安袍哥组织像霍乱一样地流行开来，陈耀伦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与杨国治商量，由杨赴天全组织荥宾合。1942年天全荥宾合正式成立，杨国治回到雅安；陈耀伦想在雅安成立荥宾合，但没有基础。

其时雅安东岳坪乡长高炳鑫组织有一个烧棒棒香的团体“大雅青年互助社”，全社有六七十人，都是青年。他们采用的虽是袍哥章法，但不是袍哥组织。他们听到陈耀伦要在雅安成立荥宾合，就去找杨国治接洽，愿意全体参加荥宾合，条件是高炳鑫要当大爷。当时高炳鑫还是客籍社的五排，经荥宾合与客籍社联系，由客籍社提升高为三排，然后再由荥宾合提拔他出山，嗨荥宾合的副总社长。这样“大雅青年互助社”就成了雅安荥宾合的基本队伍。

“荥宾合”是袍哥组织中的托拉斯，它的成员包罗万象，大多数为军政人员：上至将官，下至士兵，九流三教，都可加入；原有仁、义、礼各旗的袍哥都可个别参加，也可全社集体参加。参加后一律平等，算是仁字旗。

荥宾合总社设雅安，并在各县设荥宾合支、分社，由总社社长陈耀伦兼各县社长。各县实际负责人都是副社长。县下设支、分社，100人以上设支社，100人以下的地方设分社。

天全荥宾合社 全县共约社员5000多人，副社长杨国治。杨本来是副总社长，因他是天全人，故兼了天全县副社长名义，但实际负责的为副社长高鉴民(原来的袍哥大爷)。荥宾合社成立后，天全原有各袍哥组织一律加入荥宾合，各区、乡、镇以人数多寡，分别设立支、分社；除荥宾合外，全县别无公口。

芦山荥宾合社 约3000多人，副社长为曾任过宝兴县长的杨方叔，全县各乡、镇长都是荥宾合的袍哥。

宝兴荥宾合社 约1000多人，副社长为川军退职营长焦海珊；全县袍哥都加入荥宾合。

荥经荥宾合社 约3000多人，副社长为曾任过天全、泸定等县县长的陈蜀才和原袍哥大爷陈治霄，全县袍哥都是清一色的荥宾合。

名山荥宾合社 约1000多人，副社长为参议员徐联选，全县清一色。

泸定荥宾合支社 社员约500人。

越西荥宾合支社 约700多人，社长为二十四军连长宋俊。

康定荥宾合支社 约200多人，社长为茶商老板高国昌。

洪雅罗坝支社 约300多人，社长为乡长董伯熙；洪雅五沟支社，社长伍仁斋(乡长)；还有洪雅中山支社。

各县荥宾合社中以雅安社最为宠大。雅安城有荥宾合集贤社，又称第一支社；集贤社原有袍哥200多人，集体参加进来，社长为原集贤社舵把子刘泽民，副社长为原大爷高斌如。另外又新成立了一个荥宾合自强社，为第二支社，约500多人，社长刘德全(二十四军军部副官)，副社长陈珠珊(著名老中医师)、魏昌华(军部副官)。

荥宾合雅安社除了城区两个支社队，并在14个乡设了支社。

荥宾合一成立后，各县袍哥多归入组织，雅安各袍哥组织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因为一般人认为，那些以川籍军政人员为后台的袍哥组织都是水；而陈耀伦、杨国治都是西康人，是不会搬家的石头。

荥宾合社员最多的是天全、芦山、荥经，每县都有几千人，最少的是康定，也有几百人。

袍哥给地方造成的灾难

袍哥给地方造成的灾难，实在不是可以历数得完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每个地主恶霸差不多都是一身而兼袍哥、土匪、国民党员的。当时有句流行话：“何必修仙论道，只要是袍、土、国，外加耶稣教。”很多地方的知名人士往往都是由袍哥而土匪，由土匪而国民党员，而官而绅的。要把这些事说个大概也不容易。我是天全人，我想着重就天全袍哥的罪恶说一说。

民国初年，天全袍哥就已很盛行，社会各阶层的人们，根据他们的职业地位，分别参加仁、义、礼几堂。那时的袍哥因为还要讲个“身家清，己事明”，所以一般说来都还正派。

1921年，杨森派四川兵工厂总办马德洪 (号维新，天全人 )为川南总司令，带了金良佐一个步兵团到天全，同时还委了谢克熙为天全县长。谢克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懂得什么政治手腕。他为了向地方筹集军费，办了酒席请地方士绅吃饭。在席上他首先就要团练局长杨敏三出钱，杨是天全的大地主，又是袍哥的舵把子，一向是武断乡曲、目无官府的。县长当着地方士绅要他出钱，他感到面子难过，就不答应。谢克熙说：“你是地方首户，你都不带头出，谁愿出？”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气来。杨在桌上拍一巴掌说：“老子就不出。”随即忿然离席而去。他一出城就调集各乡袍哥来围城。团长金良佐知道事情是由于筹集军饷引起的，就一面指挥部队守城，一面提了几桶洋油，扬言要将全城街房烧毁。那时天全仁字旗袍哥信义公的舵把子是杨鹤山，由于天全只有这一道仁字旗的公口，杨鹤山又是个正直热心的人，平时与杨敏三的关系又还不坏，看到事情紧急，就挺身出城去会杨敏三。但是杨敏三不接受调停，要继续攻城。杨鹤山回到城里扭着金良佐说，要他体恤老百姓，不能烧城。金良佐看到攻城的人多，寡不敌众，怕城破后自己走不脱，于是答应只要地方与他筹点军费，他愿率队离开，并请杨鹤山送他到雅安。金团一走，杨敏三率领袍哥打进城，将谢克熙捉住。杨敏三向谢说：“你要我的钱，我要你的命！”谢克熙被绑出时，惨叫：“杨大爷，我才二十几岁呀，请饶个命吧！”但是杨敏三无动于衷，谢克熙就这样被枪杀。

天全永盛乡 18道水场有个袍哥曹茂松，原曾任过县衙门的警备队长，后来退职嗨大爷。1927年秋天，他的兄弟进城，为了一点小事与驻军的士兵打起来。袍哥人少，有些挨了打跑了，有几个仗恃自己是袍哥跑到连部去，想连长与他们敷敷面子；哪晓得连长杨某是一个不通嗨的人，他听这些人提到袍哥，就说：“老子不懂，毛多 (袍哥 )嘛肉少。”这些袍哥挨了骂，回去找曹茂松如此这般、加盐加醋地一说，曹就“下令”，拥了袍哥 200人一律便衣带刀，乘双十节的晚上进城，用马刀砍死连部卫兵，抢进营盘杀了杨连长并砍死砍伤士兵几十人，然后将全连枪弹抢劫一空。当时天全驻军是二十四军张旅长部下李松营的第三连，张旅长大为震怒，立刻调集部队要剿办天全。地方士绅吓慌了，忙又把杨鹤山大爷找了出来，张旅长提出惩办祸首、清还枪支、抚恤伤亡等条件。结果是曹茂松被逼走了，死的由地方掩埋，伤的由地方医治，清不齐的枪弹由地方赔偿。几个不怕事的袍哥提劲，弄得全县人民受到惊惶和负担。事后曹茂松还说：“杨敏三当年杀死县长都没事，杀个连长算得啥。”言下之意，不是他害了地方，而是地方绅士太胆小哩。

就是这个曹茂松，过了两年(到1929年)由于他的兄弟与另一袍哥大爷杨绍兴的兄弟打架，他也出头。双方为了与兄弟扎起，曹家就同杨家打起明仗来。这一场仗伙，前后打了15年。杨绍兴先被曹家打死，后来杨家又把曹茂松打死。前一辈死了，后一辈又继续打下去。杨绍兴的儿子杨明光与曹茂松的侄子曹独手又打了几年。双方前后死伤几百人，烧的四合头大瓦房就有若干间。18道水场本来是天全县的首场，附近都是产米区，但由于袍哥长期打仗，场上几百家人都搬走，只剩下几户孤寡，场没有人来赶了；四周的田都无人栽种，成了一片荒野；老百姓死的死，逃的逃，连上粮也没有人了。

1944年，刘文辉任命陈耀伦为雅属剿匪司令，由杨国治先行带了三个营的兵力到天全，经与天全县长商议，决定对18道水采取招抚的办法，由杨国治先去用“叫梁子”的方式把两方说好。双方同意以前的事一刀两断。陈耀伦到了18道水，向双方约定，今后如果谁先动手，军队就站在被打的一方。这样这场械斗才算停止。当我们约集双方到18道水时，满街房屋大多已歪歪斜斜，墙穿屋漏，街面上已长了一人高的苦蒿和野草。但是双方当事人对于这种惨况若无其事地，似乎一点也不觉得难过。我也是一个袍哥，但是在那时也对袍哥起过怀疑。

受到“袍灾”的地方不是只有18道水这一个地方。天全青年袍哥李银，原来是陈步胜的兄弟，李银在陈步胜的提拔栽培下，嗨了大爷就不认陈的黄。陈步胜就要喊人打死他，李银就跑到新场乡丁春坝他的挑担(襟兄)陈思亮处去躲祸。于是陈步胜就同陈思亮打起来。陈思亮去搬邻近码头的袍哥侯明清、黄元昭、唐万寿来帮兵，陈步胜去搬李元亨、李纪文甚至还远到荥经搬来朱世正、熊大武等来助阵。战火从1941年开始，打到1946年才由雅属剿匪司令陈耀伦调解好。六年之中，双方死伤几百人，烧了房子几十间，新场街子也闹得几年没人赶集。

应当说，“袍灾”也不只是限于天全的。在那些年月里，几乎是哪里有袍哥，哪里就有灾难。雅属各县，无处没有袍哥，也就无处没有灾难。宝兴县赶羊乡袍哥大爷、县参议员杨克举与另一舵把子彭安成打明仗，从 1941年一直打到解放。芦山县程家坝袍哥大爷程志武与另一舵把子牟国才打明仗，程志武拉来灵关的余国文、杨朝明帮忙，牟国才拉来太平场的廖常君、廖常武助战，从 1941年打到解放。1946年轰动全国的雅属事变，也都与袍哥有关。这些仗都是要死人的，都是会使广大的善良人民受到池鱼之殃的。

袍哥大爷不仅是男的嗨，女的舵把子也是不乏其人的。天全的孙三嫂，随时带着几十个“兄弟”抢人。荥经包三嫂更是一个连军队也害怕她的女大爷。在雅属事变时，包三嫂统率一支袍哥队伍打破天全城，撵走县长张孟滔，打开监狱放了全部被囚禁的人。听说她在县政府对面茶铺里喝茶，看到天全县政府的横匾后有“黄以仁书”四字，她恨死黄以仁，立刻拔出手枪来，对准黄以仁三字，一枪一个，枪枪打中。包三嫂的枪法是天生成的么？不是，她是在豪强称霸，杀人放火中练成的。

袍规一斑

听说袍是分为仁、义、礼、智、信、威、德、福、志、宣十堂的，但是就我所知，西康雅属的袍哥只有仁、义、礼三堂。

仁字是袍哥的第一等资格，义字袍哥对仁字袍哥要称大伯爷，礼字称仁字为老老辈，称义字为大伯爷。

每一堂口里的兄弟分为十排。

一排为大哥，一般称为大爷或称为舵把子。大爷当中又分当家的执法大爷和不管事的闲大爷。一个公口的执法大爷在民国初年只有一二人；后来人事复杂，席位增多，如荥宾合的执法大爷就有五人。

二排又称为圣贤二爷，一般公口这个位置都空着，没有人愿嗨这一排。听说嗨了二爷要霉，因为关云长是老二，神威太大。

三排为当家三爷，每一堂口有很多三爷，但只有一个执法的(负实际责任的)。全社的一切对内对外，人事、经济、组织发展，三爷都要过问，是袍哥的第二把交椅。

四排、七排没有人嗨。相传郑成功曾将他组织明远堂时的法令规章写来用铁匣子沉在海底，后来“海底”被发现时才知道当时的钱四、胡七曾经出卖过袍哥的秘密，成为叛徒。所以就没有再设四、七两排。

五排是管事，嗨的人多。但正的管事称为“红旗大管事”，简称“正五”，其他称为“闲五”。五排的职务，主要是统率本社的兄弟，是真正的“带兵官”。同时关于一切人情来往、支宾待客也都是五排的事。新袍哥入社一定要透过五排。

六、八、九、十排称为小老幺，但也有分别。初“进步”的都是幺满十排；再过一定时间，出了一定的力，与拜兄跑得有路的，就得到提升，由九而八，而六。有些地方把六排称为巡风六爷，但雅属袍哥没有这个称呼。一般六排可以提升闲五。至于正五，那要舵把子相信得过的人才行。

老的一代袍哥要讲“身家清，己事明”。所谓身家清，是要三代人无丑事，男的不偷不抢，女的不娼不淫。所谓己事明，除了不偷不抢，还不能干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有些地方很严格，三代祖宗干过下贱职业的都不能讲袍哥。所谓下贱职业，包括推车、抬轿、当吹鼓手、剃头匠、擦背、修脚、衙门差人、娼、优、戏、卒等等。西康袍哥，表面上也没有这些人，但事实上这些人也在讲袍哥，不过不摆在面上来讲而已。

老一代的袍哥是不能出钱捐的。身家不清，己事不明，就不能嗨“光棍”。但是后来这个规定尺度放宽了，有些人有了钱有了势，他想嗨袍哥时，还会受到袍哥的欢迎，成为一步登天、扯旗放炮的大爷。

所有老袍哥，从大爷到十排，都有资格介绍新的兄弟来参加袍哥，但是一定要经过红旗管事向执法大爷请示，并在一定的场合如单刀会之类的日子公开。

参加袍哥必须要有恩、保、引三驾拜兄：恩兄一定要是当家大爷，保举、引进一般闲大爷都可以。参加袍哥时必须向本堂每个大爷面前送一份礼，包括姜片子(一块肉)，灰包子(一封点心)。有钱人入袍哥还要帮码头，300元、500元、1000元、800元没有定规，凭自己的能力和大方。

老一代的袍哥有很多戒条，但是后来都不大讲究了。一般说来，通常有四不准：一不准穿人卖人(装桶子出卖袍哥)；二不准卡拿灭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的妻女搞关系)；四不准红面肆凶(吃了酒发疯，乱出言语，不认人)。听说以前还有什么义效桃园，讲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打富济贫等等，后来这些都没有人提了。

袍哥也有一套惩罚办法，一般都在单刀会之类的场合执行。

袍哥犯了错，起码就是“矮起说”。所谓“矮起”就是跪着。由管事点名后叫“各找地位”，犯者立即跪下认罪。所犯罪情由管事“报盘”后请示拜兄处分。处分要看罪情轻重。有“红棍”处罚，用一根染红的棍子打屁股，这是轻的。重的是“黑棍”处罚，用一条染黑的棍子打屁股。挨了黑棍的都要挂黑牌开除。所谓“挂黑牌”就是由社内用一块黑牌将被开除人的名字公布。挂了黑牌还要“走字样”，那就是用本公口的大红帖子和被开除者的恩保引三只名片，由管事向其他各公口公开。经过挂黑牌的袍哥是一辈子不能再嗨袍哥的；既不能再在本公口开复，其他任何社团也不能再收他。

最重的处分是“要脚给脚，要手给手”或者“三刀六个眼”自己去钻。所谓三刀六个眼，就是把三把尖刀埋在地里，刀尖向上，犯了戒条的人，自己赤身扑上去，在身上进出戳穿六个眼。这种处分，在雅属袍哥中很少执行，因为后来的袍哥已经发展到可以随便用枪杀人，就用不着采取这种“落后”的方法了。

拜兄决定的事，兄弟是不能有异议的。袍哥不能说拜兄的坏话，否则称为“出言语”，“不认黄”。拜兄对于出了他的言语，不认黄的袍哥，可以随便叫个兄弟去把他“做了 (杀了 )”。袍哥与袍哥间发生隔阂，后来也发展到采取直接枪杀的行动，用不着再提到会上去处分。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烧棒棒香”的组织。

“烧棒棒香”不是袍哥组织，也不是“掉谱换把”。它也有“大哥”，但不是“码头”，不是公口，没有舵把子。它是一种小组织，其成员多为学徒、小市民青年，也有些学生，他们为了免受闲气，组织成一个团体。这种组织不像袍哥那么稳定，随时有解体可能。这种组织差不多每县都有，一个团体三五十人，一个地方可能有很多个这种组织；它们之间互有往还，每个组织都有个名字。

在早些年，棒棒香团体是看不起袍哥的。他们认为袍哥分子复杂，有九流三教的浪子，有拖鱼尾鞋的滥王。而袍哥也看不起这种组织，不向棒棒香团体“伸手”，办会和一切活动都不邀请他们。后来，这种组织变了性质，有些袍哥为了扩大自己的声势，也搞起这种组织来。

在早些年，棒棒香团体分裂后，大多数人都参加袍哥，但不是集体加入而是个别加入。后来这种情形也变了，雅安客籍社袍哥高炳鑫组织的棒棒香团体“大雅青年互助社”，就是集体“归标”转为荥宾合社社员的。

单刀会和武堂子

阴历五月十三是关圣帝君的生日，袍哥人家是“义效桃园”的，他们在五月十三这天都要举行个一年一度的盛会，称为“单刀会”。浑水袍哥在五月十三也照样要办会，但他们的不称为单刀会而称为“武堂子”。

在有关帝庙的地方，一般都在关帝庙举行单刀会。有些地方公口很多，就只好找其他大寺庙场所举行。会场当中要挂关公像或关圣帝君牌位，点上香花蜡烛。开会时由总舵把子先向神像叩头，然后再由其他大爷叩头，以下依排行叩头。敬神以后，执法大爷坐在当中，以下依排行排座，五排以上都有座位，以下就一律站立两旁。座位定后，由红旗管事出来办理新“进步”的手续，先向执法大爷丢个拐子，请示请罪，然后将“进步”的兄弟带到当中向上跪下，管事再一次请示请罪，大声呼唱新进步某人、恩兄某人、保兄某人、引进某人。新参加人一直跪着，管事报了三驾拜兄又一次请示请罪，然后才由恩兄分示新参加人的排行。恩拜兄针对参加人的社会身份决定，可以由十排到闲五。有些由别个码头来归标的，可以提升，如原为五排的，可以提为三排，原三排的可以提升出山。归标不能换旗，仁字归仁字，义字归义字。

有钱有势的人，出了山就要办出山酒，亲戚朋友都要来放炮致贺。出山酒可以请外码头的客人，而且越多越好。

在办完新进步的手续后，管事又再请示请罪，办理提升调补，办完又再办处分。这些办完之后，大家入席，划拳饮酒，尽兴而散。

1944年雅安荥宾合社在沙溪村白马庙办单刀会，事前推出10个管事进行筹备，分担新进、提升调补、宴会席桌、布置会场等工作。开会那天，单是雅安总社和各乡分支社代表就来了八九百人。荥宾合社总社长和四个副总社长都是执法大爷，新进兄弟的恩兄就不限于总社长，而由参加人自由选定。因为选定某人为其恩兄，就表示与他有深厚关系，以后的生命财产、生活前途都就交由恩兄“保障”了。

浑水袍哥除了五月十三的“文堂子”以外，还可以不定期地举行“武堂子”。

“武堂子”又叫“做贤事”，赴会称为“踩堂子”。浑水袍哥都是血债累累，积案如鳞的一些杀人犯，他们为了增强力量，常常彼此联合拉拢以打击敌方，或以对抗官兵。

1946年 7月，我在天全 18道水亲自参加过一次当地袍哥举行的“武堂子”。这次是袍哥大爷杨崇凯等与另一码头的大爷高鉴民等拉拢，由杨崇凯负责筹备。开会那天，会场四周安起警戒，架起机枪，各地袍哥陆续到达，都是带了全部“棍子——兄弟”来的。来人一律进入警戒，因为有些敌对的公口听到某些袍哥要踩堂子就常常会到时前来破坏，称为“爆堂子”，为了防止堂子爆，所以警戒是非常认真的。

外码头的客拜兄一到，就派出管事拿了公口片子，亲候各公口的大爷，这些大爷有些还只是慕名未会过面的。中午时分各地客人就差不多到齐；但由于很多人是吸鸦片烟的瘾哥，要摆出大烟盘子过瘾，所以到约莫午后 2时才开始坐席。这次来赴会的共约六百多人，席是九盘九碗，也有酒可喝。饭后是一阵休息，有瘾的人继续过瘾。又过一阵，只听有人在喊“进山了”！于是几百人鸦雀无声地进入会场。会场当中是用黄纸写的一张“汉寿亭侯关羽”的牌位，点燃香烛，公举一位拜兄坐堂。其余拜兄分坐两旁，照样是五排以上才有座位，以下依次站立，人人带枪实弹，如临大敌。这时，只见一个管事出来，丢了个拐子说：“向拜兄请令。”坐堂拜兄说声：“令出原堂。”管事折转身来面向大家叫了一声：“盛会开始。”随着就是所谓的“一百〇八堂法式”。但一百〇八堂法式已仅有其名，其实我所见到的仅有 5堂。

第一堂为“访山”。由一个大管事出来用编成“四言八句”的话讲一番历代讲义气的“英雄”故事。

第二堂为“团江”(团字读上声)。由一个对各方面都熟识的人出来用袍哥的一套术语介绍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认识，称为“对识”。这一堂的场面完全与川剧《巴九寨》的情形一样。由于要介绍的人很多，比起唱戏更为热闹。

“团江”以后，还对于这次会出了力的一些人员进行了提升调补。

第三堂为“过红”。事前已把所有参加的几百人的姓名写在红纸上，摆在会场当中，每个名字上压一个小钱。又端出一大盆酒摆在牌位前，然后管事拿一只“长冠 (雄鸡 )”在牌位前宰了，把鸡血滴一些在酒内搅匀，然后又把还在滴血的鸡在名单上绕三转，看血滴在哪些人的名字上。据说从这些滴血可以预卜吉凶祸福。滴完后就由一位有经验的大爷，根据滴血的名字一一吩咐，叫他们应当注意如何避凶就吉。

第四堂为“吃咒”。先由坐堂拜兄舀了一杯酒跪在牌位前赌咒说：“上坐关圣贤，下跪弟子 ×××在面前，今后如敢上不认兄，下不认弟，死于非命，乱枪打死。”咒后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其他参加的人依次上前发誓，有说乱刀砍死的，有说乱枪打死的，有说死无葬身的，有说不得好死的。所有的人经过“吃咒”，喝过这杯血酒，发过誓，以后就同生死，共患难。张三有事带个信与李四，李四不能不来，李四有事，带个信与张三，张三不得不到。袍哥人家不一定要先有认识，只要一经这种仪式，以后就犹如亲弟兄了。

吃咒完后就是“出山——散会”。“出山”时每个由会场出来的人都要打几枪示威，称为打威武炮。机枪步枪，乒乒乓乓，山鸣谷应。闹了一个通夜，出山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了。

会后，当地主人办招待，远地来的人，哪怕是三五百人，耍三五天都要杀猪宰羊，大办招待。

（李化安笔记整理）

我在袍哥中的亲身经历

范绍增

袍哥即洪门支派的哥老会。作者曾任川军军长、袍哥大爷，于袍哥组织中混迹三四十年。本文记述四川袍哥的组织情况以及作者当年利用袍哥组织军队，参加四川新旧军阀扩充实力、争夺地盘的亲身经历。

四川袍哥会

清初四川袍哥的组织和制度

袍哥是四川的土话，俗名嗨皮，一般都称为哥老会，名称虽有不同，实质就是一个东西。这个会党组织起源于何时，系何人建立，其目的何在，我至今还没能弄清。据清末驻四川边防军营长方梦山(四川人)说，这个会党组织是在元末汉人起来“杀鞑子”时候创立的。据大竹人说，是在明朝末年郑成功占领台湾时产生这个组织的。当时活动极为秘密，号召反清复明，灭满兴汉，所以人们又称之为汉留。另有人说，它是在清朝乾隆年间才开始有的，是一个反对清朝统治的组织。以上各说，都是传闻，它的真实历史沿革，尚待考证。按袍哥会党传下来的组织宗旨，是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为标志，这说明它的性质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道德，保持封建社会秩序，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个工具。

袍哥的组织，分为十牌，即十干旗。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威德福至宣”；又有人说是：“仁义礼智信，松柏一枝梅”；还有人说，只有五个字号即“仁义礼智信”。至于“威德福至宣”与“松柏一枝梅”均为其代号。参加仁字号袍哥的人，以士 (包括管粮户、士绅、抓政权机关法团的首士及秀才等 )为主要成分，这是民国初年的情况。在清朝时，士绅均瞧不起袍哥，袍哥则认为士绅是站在官府方面的，怕被出卖，不要他们参加。因此人数较少。参加义礼两个字号袍哥的人，以商 (包括行商、坐贾、搞烟赌等非正当职业的人 )为主要成分，人数较多，并以义字号为最盛。当时人们称仁、义、礼三个字号为三多：即仁号上的谷子多，义号上的银子多，礼号上的定子 (即拳头 )多。其他各字号的成分较为复杂，包括士农工商兵各阶层都有。这个组织流传甚广，后来的发展，几乎要占全四川成年男人中的 90％左右。各字号的会众，多半是自然结合起来的。有了会众百数十人，即开设一个“山堂”，推袍哥兄弟中威望较高的 (如粮户、士绅或秀才 )为坐堂大爷 (又称舵把子 )，其次为二爷 (少人嗨)、三爷 (当家管钱粮)、五爷 (管事行)、幺大 (又称老六或幺满)，幺大以下称副六十排。袍哥的这些龙位，多半是由幺大逐步提升的。也有初入袍哥即取得这种地位，叫做一步登天，但非在社会上具有面子的人不能得到。大爷地位的形成，多半是由于他有钱有势。如管粮户是地方上有钱的人，他为了保护他的财产，而参加袍哥，并对袍哥兄弟给予小惠小恩，骗取袍哥兄弟对他的拥戴。又如士绅是地方上有势力的人，有的还兼而有钱，平时能够对大众说几句漂亮话，在袍哥兄弟中认为这种人还“主持公道”，即不给实惠，也是拥戴的。除此以外，也有秀才当大爷的。他虽然无钱无势，但凭他的一副封建道义的心肠，也是袍哥兄弟所拥戴的，但毕竟是极少数。在同一地区内，也有几个大爷同时存在的，他们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主要是从人上来看，其中有大爷威望更高的，即为各大爷之首，名为“总舵把子”，所以有当事大爷，有不当事的大爷。当事大爷管全面，发号施令，排解袍哥兄弟中的一切纠纷，处理各大爷处理不了的问题。还有当事三爷即当家管钱粮财务与会计。有红旗管事，搞内外接洽拿言语。幺大只是跑腿，一切都必须服从大爷的领导，但还是以兄弟之称，如大爷叫大哥，三爷叫三哥，五爷叫五哥，幺大叫幺哥。当时参加袍哥还有一种俗谚说：“嗨大爷不能说年轻滑嫩，嗨管事五不能说口迟言顿。”各大爷都开设有各自的茶馆 (又名茶社 )，名为“立码头”。一般都是利用茶馆作为袍哥兄弟活动的中心，并借此对外送往迎来，广为交纳。各大爷之间，亦互相拜访，互相标榜。但如遇有嫌隙，亦互相摩擦，互相排斥。他们的钱粮来源，主要的有以下几个：一是嗨袍哥时缴的基金或有钱人的投资；二是拜码头，开茶馆的收入：三是大摆赌博抽头吃利；四是经营烟毒，囤积粮食、油脂等一些不正当的收入。过去四川省内，无论县城或场镇，到处赌场林立，有的甚至在一个很小的场镇上，开设几个赌场，都是大爷们搞起来的。在袍哥兄弟中，一般都有职业，生活上无多大问题。但也有一部分四业不居的人，主要靠赌博生活。

袍哥组织的规章制度，最初要求很严格。规定参加袍哥的条件，是要“身家清白”，认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不能加入袍哥，即使参加了，一经发觉也有“搁皮”的危险。在参加袍哥组织时，必须认教本堂口的几个知名之士为拜兄，如恩、承、保、上、引五个拜兄。恩拜兄一定要大爷，承拜兄要管事，保拜兄要当家，上拜兄要管事，引拜兄就是幺大也可以 (恩即恩赐，承即承认，保即保证，上即上福，引即引进)。由于称哥论弟，父子不能同堂，如父子同进一个堂口，则儿子只能嗨小幺，父死后才能提上幺大。但是嗨大爷或提升大爷，就得有一定的条件和上层人物的“抽火”。在年龄上要岁数比较大的，起码是中年人；在政治上起码在一个场镇有号召力，说话有人相信，或者有一定的官阶，过去称之为一方之仰或者称之为“宰口”的人；在经济上要活动，要不吝啬，对过往袍哥要有应酬。他们认为在社会上做剃头、修脚、擦背、看门、裁缝、强盗、小偷、扒手、妓院老板等生活的人，都是不正派的人，属于“下贱”之类的，一律不能参加袍哥。参加袍哥组织，首先要当众发誓，要严守十条十款的纪律，履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信条，不奸淫抢劫，不偷窃欺骗，不以下犯上，但准许抢皇饷，劫贪官与为富不仁者。如上不认兄，下不认弟，荒淫乱伦，要受“三刀六个眼”的处分，自绑自杀，或自己挖坑自跳活埋。一般规定是每月一个会期，叫吃“哨期茶”。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大摆筵席聚会一次，叫办“磨刀会”(即关二爷磨刀之期的意思)。如遇有袍哥兄弟中违犯了规矩，则由大爷临时召集袍哥兄弟议论，集会地点多半是在茶馆里。议论开始前，由举发人先向大爷“丢腕子”(见大爷的礼节)，陈述犯事者的经过情形，然后由大爷交付袍哥兄弟共同议论。如犯事情节较轻的，由犯事者当众认过赔礼，并认付茶钱，即可了事。情节重大的要按规矩制裁。大爷对袍哥兄弟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并有决定生死之权。在袍哥兄弟中不能奸淫自家兄弟的妻子，如遇有这种事件，由大爷给犯事者匕首一把，叫他自己“找点点”(即自裁)。如发现外人奸淫袍哥兄弟的妻子，则由大爷指派袍哥兄弟将奸夫淫妇一齐杀掉。杀人者事后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提着两个人头亲自投官自首，一是逃向外地。大爷对投官自首者必运用袍哥组织力量向官府斡旋，减轻其判罪，保全其生命。如杀人者不愿投官，大爷即介绍到外地，大爷和袍哥兄弟都看得起他，并在生活上给他妥善照顾。袍哥兄弟是讲结仁结义的，他们普遍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不仅在会党中人以此相结合，即会外人亦皆称颂之，影响甚大，因而参加者多，曾兴盛一时。他们在旧社会里能立足，并形成一种力量，其原因也在此。

过去四川的雷波、马边、屏山、大小凉山一带，是土匪最多的地方，经常杀人越货，人们不敢通行，但对袍哥兄弟不敢伤害，特别是持有各地大爷名片或介绍信的人，更是另眼看待，保障其安全。当时参加袍哥组织的以商人为最多，都以此作为护身符。袍哥兄弟不分地域，彼此一经认识，就一见如故。袍哥同袍哥见面，川东叫“会首”，川西叫“对识”。外地袍哥首先也是来到茶馆接洽，茶馆里经常有袍哥兄弟接待客人。在接触时彼此都双手捧着茶碗，由招待者先问客人贵姓，客人即答说，我姓什么。再问“有站无站？”或“在不在园？”客人即答说“有站”或“有在”。再问“你在哪牌？”客人即答说我在某字号上或说嗨二堂、三堂。经过这样初步的会话以后，招待者即去请大爷出来见面。当大爷来到时，招待者即向客人说：“某大哥来了。”回头又向大爷说：“大哥，有客人来了。”大爷即说：“打个请字。”客人接着说：“请大哥首座。 ”大哥就很客气地拉着客人一块坐下。招待者向客人介绍说，大哥姓什么，本地码头，嗨大爷。客人即向大爷说，大哥名扬四海，兄弟少来拜望，今天特来拜候请安。这就是袍哥会客、拿言语的简要情况。如果甲地袍哥要迁到乙地居住，要打响井，要拜码头，贫者一元，富者几十元。如果是来外地经商或游玩，还要现出你恩拜兄的名片，才吃得开，才可以通畅无阻。据说袍哥会党关于走江湖、拜码头规定有一套全本叫做“（口团）江令”，到处通用，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个东西，不能全面介绍。

辛亥革命时袍哥的作用及其以后的混乱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四川的袍哥兄弟同其他各省一样，绝大多数都参加了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同盟会为主要动力，而同盟会人又多是同各地袍哥会党有联系。在袍哥会党中包括各阶层的人，从总体上说，是以穷苦大众占多数。他们身受清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心怀不满。即大爷们中也有不少开明的人，再加之以同盟会人的启发策动，有的个人参加了同盟会，有的集体行动和同盟会共同组织了同盟军。同时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到处可以打击清军。特别是袍哥兄弟中的农民，平时都散在田间，从事耕种，一遇清军，即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满山遍野地同清军展开战斗，声势极为惊人。从四川革命史来看，袍哥在各次起义中，对打击清军以至最后驱逐四川总督赵尔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缺点是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仅凭一己之勇，各自为战，因之在战斗中牺牲很大。还有最坏的是地主豪绅出身的大爷，在革命斗争中出卖袍哥组织，依附清朝同清军勾结，阻挠和破坏革命运动，接受清军贿赂，掩护清军败退，使革命受到损失。

辛亥革命后，封建道德已开始打破。袍哥会党中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的信条，逐渐失掉它的作用。在袍哥兄弟中占90％的人把清规戒律都抛得一干二净，一切坏事，无所不为。多数大爷成为包庇作恶，坐地分赃的赃主。比较安分的大爷，一般都是清苦的，袍哥兄弟对他也表示同情，即用代他做生日的办法，一次可收集寿金一二千串铜钱，足够他半生生活的受用。不安分的大爷，分得赃款，还嫌不足，也采用做生日的办法，每年要做生日三至四次(包括父母和妻子的生日在内)，大敛财物。袍哥兄弟中无钱送礼的，逼得只有拦路抢劫，将抢劫到的财物作为寿礼。大爷明知之，亦故昧之。如被官府查拿，大爷还多方庇护，外人亦不敢检举他。野心较大的大爷，则利用袍哥势力，暗收枪弹，组织武装队伍，在偏僻地区，霸占要口，征收货税，贩运食盐和烟土。有的甚至盘踞一县至几县，称霸一方，如陈兰亭、魏楷(辅臣)、邓国璋、杨春芳、汤子谟、郑启和、龚渭清和我都是这样搞起来的。除郑启和以后被蒋介石杀了以外，其余的人都成为四川袍哥队伍中的出色人物。

袍哥组织自被这些人操纵以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各扩张各的势力，各奔各的前程，勾结党羽，作威作福，成了骑在人民头上、压榨与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原来的袍哥兄弟也大批变为他们的喽啰。这时候，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袍哥即盗匪，盗匪也即袍哥。因此袍哥中就有清水和混水之分。清水袍哥，多半靠赌博为生；混水袍哥，则为非作歹，无所不为。当时吃袍哥饭的人固然不少，利用袍哥榨取民财，剥削劳动人民的也是不少。人们有句俗语说：“光棍要光尽，红白喜事要应酬，交往哥老要招待，有朝一日时运转，两条裤儿重起穿。”但另一方面，也有绅粮嗨大爷的处处受气，弄得倾家荡产，成为无业游民。人们也有一句俗语说：“叫你莫嗨你要嗨，嗨了上不得街。”总的来说，这时候的袍哥极其混乱，给人们的印象是极不好的。

在四川军阀混战期间，许多军事首脑人物如熊克武、刘湘、杨森、潘文华、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等都利用过袍哥队伍，争夺地盘。因为袍哥队伍比一般的帮会组织更为严密，既有兄弟关系，又有上下关系，既有袍哥的家法，又有军队的军法，是拆不开打不散的。因而有的利用袍哥队伍得到了好处，但亦有不善于利用，从而受到了损失。蒋介石本人原来就是搞袍哥的，他很懂得袍哥的利害。他背叛大革命窃取政权以后，对待袍哥的态度因人而异，有的禁止，有的还是暗中支持。他对付四川各军阀，是利用袍哥队伍，以毒攻毒。四川袍哥对助长军阀混战，特别是对巩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利用袍哥搞军队活动的经过

少年时参加袍哥

我 13岁时即参加袍哥组织。其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我住在大竹县青和场上，袍哥大爷在场上摆赌场，赌风甚盛。影响所及，使我从小就喜欢赌博。家里送我到场上一家私垫读书，我有 2/3的时间待在赌场里。我爷爷屡次把我捉回去连打带骂，我总不改，并失手将爷爷的眼睛打伤。他在场上当局司 (即镇长)，认为我败坏了他的家风，是个不肖子，在气愤中叫我伯伯拉我到山上活埋。当时围看的近千人，我已被埋到半截，当时我隔房的伯父以身体将我爷爷的视线遮住，并大声说“埋归一了，埋归一了”。同时还有些人把我爷爷连推带劝地送回家。另一些人偷偷把我挖出来。我母亲秘密地把我送到舅父家。养息了半个多月，我母亲给我一块钱，要我外出找生活。我辞别母亲时，心里确实很难过，但一想到今后不再受打骂，也就觉得好些。过去在赌场里听人说，达县百灵口有个张大爷，摆赌场，我就找到了他。我把来意向他说明，他安慰了我，叫我到赌场里帮助他们做些事情。我本来喜欢赌博，并且样样都在行，因此，深得张大爷的喜欢。不久，张大爷叫我加入袍哥组织。以后，我就逐渐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纠集武装参加颜德基部队

我在张大爷那里时间久了，知道他的名字叫张作林，是前清的秀才，很有学问。他表面上嗨袍哥，摆赌场，暗地里闹革命。他为了扩充势力，从赌博中积聚了些金钱，买了几支手枪。有了枪，就叫兄弟去抢劫，抢来的财物，他提2/5做为购买枪支的基金。不到两三年时间，他的势力就壮大到有千把人，一二百支枪，打出了革命的旗帜。

这时，四川督军是袁世凯系的胡景伊(文澜)，他派第三师的一个旅开到达县来打我们。张大爷把队伍拖到陕西边境的山里，那个旅打不着我们。恰好这时反袁的革命势力威胁成都，胡景伊急于要把部队调回去镇压革命，于是他改变了对我们的政策，变剿为抚，招安我们。张大爷将计就计，接受了招安。为了使他信任，我们还帮助他招安了几个袍哥队伍。那个旅里，有个王靖澄连长，是革命党人，同张大爷暗中有联络。当他们的部队开回成都的中途潼川，王连长起义讨袁，张大爷率部响应，同时加入护国军。张大爷编为支队长，我当排长。未久，讨袁战争结束，四川护国军统归熊克武整编，张大爷支队除挑选一个连的人枪外，其余全被遣散。在改编前，我受张大爷的指示，隐藏了100多支好枪，放在棺材里。部队被遣散后，张大爷带我到他家住了一年多，仍暗中进行反熊活动。事为熊部侦悉，命吴履谦(行光)营长把张大爷杀害。我逃走后，纠集了袍哥兄弟二三百人，取出隐藏的枪支，占据达县、渠县、大竹三县交界处，就地筹款，扩充势力。其筹款办法如下：(1)收货物税。对往来船只，按其所载货物多少、贵贱不同抽税，保障船货安全。(2)摆赌场。(3)包绅粮收租子。那时绅粮都逃到城里，不敢回家收租，我派人同他们商议，包他们收租，抽1/5的包收费。(4)抢人。四种筹款办法进行的结果，我积的钱很多，把多余的钱，就购买枪支。枪是怎个买法呢？很简单，就是指派兄弟到军队里勾结当兵的，凡拖来一支步枪，即奖100洋元。另外还收集一些同类的小股，愈集愈多。就这样不到二三年，由二三百人和100多支枪扩大到七八百人和四五百支枪。当讨袁战事结束，靖国军收编我们时，我就当上了颜德基部曾辑五旅王维舟团的营长了。

我怎么能在三县交界处盘踞二三年，顺利地壮大起来的呢？其原因是： (1)各军阀间忙于互相混战，无暇来过问我。(2)我利用袍哥关系并发挥“钱能通神”的作用，买通了三县警备队。那时县属警备队只有 200多人，力量并不大。他们被我收买之后，凡是接到命令要来打我之前，就暗中给我送信。我在他们来到之前，就把部队拖到另一个县的安全地方，并留派袍哥兄弟私下送给警备队二三百元，给他们的兄弟“打牙祭”。警备队回县报告说是把我撵走了，可是不久我又回到了老巢。(3)驻达县的统领曾辑五、警备大队长王维舟都是革命党人，我同他们都有联络，尽管官府明令派队要打我，我在曾的掩护下，却能够到县城里去观光，安全无事。

1916年颜德基在达县、渠县、宣汉、兴宁(开江)、大平(万源)、城口、开县、夔府(奉节)、云阳、巫山、大宁(巫溪)、通江、南江、巴中、保宁(阆中)、苍溪、南部、营山、仪陇一带宣布起义讨袁，我就参加了这次起义运动，被编入颜部曾旅王团当营长。部队整编后，开驻夔府。不久王维舟离团，我升任团长。当时同驻在夔府的有滇军田宗谷旅杨希闵团，鄂军黎天才部，豫军王天纵部。年余后，滇军离开夔府，鄂豫两军即勾结来打我。他们要打我的原因是：(1)企图霸占夔府地盘，扩充势力。(2)我反对他们的部队纪律太坏，捕杀过他们的部下。(3)滇军开走后，我一个团的力量单薄(那时我有一个营驻在云阳城外)，他们认为我可欺。战事发生后，我被打出夔府，连夜赶到云阳。集结全团，并纠集附近的袍哥、土匪队伍，合计3000多人，编成四个营。首先将分驻在云阳的黎、王两个营歼灭，回转身来连夜向夔府急进。到达夔府时，天近拂晓。黎、王尚不知我已消灭了他们在云阳的两个营，毫无戒备。我冲进城里，打他个措手不及，不到半天，他们一万多人中就死伤了几千人。逃出城外的，有的被老百姓打死，有的被水淹死。第三天，熊克武的第二混成旅刘伯承团来到，我主动将防地交给他，向他要了五万发子弹，就移驻开县。当时我认为我既不是什么军事学校的学生出身，又无党派做依靠，只有一心一意把部队整理好，规规矩矩地当个正式军官，才有出路。因此，到达开县后，积极整顿，发奋图强。帮助我整理部队的是副团长罗君彤。

1916年，讨袁战事结束，熊克武当了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1917年，护法之役，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1918年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此时，熊除了仅能指挥但懋辛的第一军外，其他如刘湘、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刘斌(季昭)、赖心辉、颜德基、肖德明(静轩)等部，都各霸一方，勾结滇、黔军，不听熊的指挥。熊为了统一全省，联合第二军刘湘部，首先打颜德基。刘湘为了借此机会扩张地盘和势力，就貌合神离地和熊克武合作打颜。颜德基部的装备素质本来不大好，加之又分驻在川东、川北各县，当然抵抗不住熊、刘的合击。颜部旅长潘文华，看形势不利，即叛颜投刘，刘升他为师长。因此，颜部就很快被打垮了。我团改编为熊部第六师余际唐部的二十一团，我仍当团长。两个月后，第六师经过整理又去打广安的郑启和师。我利用袍哥关系，把郑师周绍轩团拉了过来，编为第六师第二十二团。郑启和师也很快地被打垮了。

余际唐的第六师在打郑胜利结束后，开到云阳整训。在整训期间，余际唐因所部四个团都是袍哥队伍，他怕靠不住，借口把周绍轩撤职，押在旅部。由于周团是因我的关系拉过来的，他被撤职扣押，我怎么好不管他呢？因此，我向余际唐请假不干，要求释放周绍轩。余答应了我的要求，释放了周绍轩。我离开了第六师，住在万县熊克武部杨春芳旅的一个营部里做客。我在当团长时，曾回家请过以前被我抢过的人，团聚一堂，偿还他们的损失，有的还加倍偿还，因而改变了家乡人对我的看法，拉拢了人心，所以当时跟我到外面做事的人很多。以后我成立88军时，到家乡一喊，人都要不完。我的部队不容易打垮，这也是原因之一。

投入杨春芳部

我离开第六师后，感到自己是袍哥出身，又没有依靠，尽管是想往好的干，出死力，还是要受人排挤。因此，认为军队里是干不出什么名堂来的，决心安分守己做一辈子老百姓算了。这时，川军第一、二两军，各抽调一师，表面上扬言要打湖南赵恒惕，假道宜昌实际上是要打盘踞宜昌的直系吴佩孚。因吴部有了准备，结果川军虽然得了些枪支，但伤亡很大，退回四川。打宜昌的部队回到万县，军政各界设宴欢迎他们，第二师的团长饶国华在宴会上说我过去当过土匪，抢过人，有钱，要捕捉我。并说抢人的人，都不是好东西等等。参加宴会的魏楷(辅臣)是刘湘部的团长，事后把饶国华讲的话秘密地告诉了我，并很气愤地说，饶国华这龟儿子，明说你暗是说我，此仇非报不可。我听了这些话以后，原来不想再干军队的思想动摇了。觉得俗话说的“强盗收心做好人”这句话，在我是做不到的。环境逼迫着我，想做好人，也是不成的。于是同魏辅臣密商怎个报复饶国华，结果决定由魏借给我手枪20支，便衣兵100名，并要杨春芳也借给我手枪20支，便衣兵100名。此外，我还向陈明三大爷借得手枪20支，并把跟我离开第六师流落在万县的一些弟兄，暗地召集起来，准备同饶国华干。这里要说明一下，魏辅臣、杨春芳为什么愿意借给人和枪，并鼓励我同饶国华干呢？原因是他们过去也和我一样抢过人的。饶国华在宴会上这样说，使他们当众丢了面子伤了心。

过了几天，我打听了饶国华团开回重庆的确实日期和行军宿营的地点——分水镇，我便带了准备好的人和枪，先一天秘密地赶到分水镇隐藏着。果然第二天饶国华团要在这里通过，下午黄昏前，他的后尾部队两个连，正在吃晚饭，全无戒备。我带领我的人，一股劲冲进去，把两个连的枪一下子就收缴过来。

我得到这样多的枪支后，马上将附近各县的袍哥兄弟和大小股匪纠集起来，编成一个团，自称团长，报到杨春芳部。刘湘恨我收缴了他部下的枪支，同时又恨杨春芳收编了我，即派李树勋(樾森)旅来打我们。由于这个乱子是我惹出来的，我就掩护杨春芳从丰都向石青阳防地范围内的酉、秀、黔、彭方面退却。在退却战中，我避开李的正面主力，打击他的侧背和零星散兵，结果我又获得了百多支枪。李樾森看到我们退到山区后，也就不再追击。我们借此机会，就在黔江地区进行整顿和休息。这时熊克武、刘湘正在酝酿争夺地盘的战斗。熊派吴玉章为代表来收编我们，委杨春芳为第一军独立旅旅长，我为杨旅的团长。在熊、刘的争夺战中，杨旅配合熊的第一军作战，把驻在涪州(涪陵)、忠州(忠县)的刘湘部队打跑了，扩大了地盘。我们全旅驻在丰都。这次熊、刘之战，刘部全被打垮，刘湘下台回到老家大邑。他的残余部队由杨森收拾起来，退到川鄂边境。

投靠杨森前后

杨森率领残部退到川鄂边境后，投靠了吴佩孚。并盗用川汉铁路存款，向汉阳兵工厂买了大批枪支。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吴佩孚派卢金山师长率于学忠、宋大霈、张元明 (锡章)、赵荣华等旅，援助杨森回川。时盘踞在西北各地的刘存厚、田颂尧、邓锡侯、陈兰亭等部标榜中立。当熊、杨两部正在万县以东地区激战时，我向杨春芳说：“我们跟熊一年多了，熊对我们只利用而不补充，始终把我们当外人看待。这次作战，如杨败熊胜，我们这个番号一定保不住。我建议不如起来反熊迎杨，为自己立功，取得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的前途一定要好得多。”杨春芳极表同意。于是我们马上打下熊军后背的军事基地 ——万县，熊军突然处于前后夹击之中，即纷向重庆退却。杨森因我们打熊有功，委杨春芳为第四师师长，我为杨师第八旅旅长。杨森乘胜追击，熊克武又放弃重庆，退到成都。这时石青阳坐镇在酉、秀、黔、彭，尚在作壁上观。杨森因兵力不敷分配，对石亦未理会，继续向成都追击前进。赖心辉、刘成勋 (禹九 )由于影响到自己的地盘关系，改变了中立态度，转到熊克武这一边。在杨森进攻龙泉驿时，赖、刘即加入对杨作战，经过约三个星期的作战，杨森被击溃，退守重庆，在重庆又被击溃，被迫向川东退却。这时石青阳出酉、秀、黔、彭，截击杨森进占重庆。

在熊、杨混战时，原来所谓标榜中立的那一伙人都是假的。他们乘杨森溃败，都不费一枪一弹扩大了各自的地盘。杨春芳的第四师，自迎接杨森通过重庆后，就去抢占沪州，仅留我旅参加了龙泉驿的争夺战。当杨森向下川东退却时，我旅仍归还第四师建制。我们同杨森的联系，即被石青阳部所隔断。我们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一面占据泸州地盘不放，一面竭力向石青阳靠拢。石亦有意拉拢我们来扩大他自己的势力，所以也乐于替我们周旋。同时熊克武正急于应付那些所谓中立派，也就无心来收拾我们。

退到下川东的杨森，经过半年休整之后，又暗中勾结那些所谓中立派，向熊克武再度进攻。我们的第四师为了配合杨森主力部队作战，由泸州出自流井，向富顺、资中、内江围攻熊部，熊部前后被夹击，全军溃散，熊克武被赶出四川，四川军务管理宝座遂由杨森取得。

杨森当上了四川军务管理后，论功行赏，调我为新成立的第九混成旅旅长。虽然同是一个旅长，但全旅一色都是新枪，编制很大。当时杨森所属有三个师和九个混成旅，他要凭借这些力量来统一四川。他的计划的第一步是先从成都附近打起，命我指挥于邦齐、杨汉域、杨淑身(懋修)、雷忠厚、乔得寿(种权)连同我的第九旅共六个旅，先打盘踞绵阳的刘季昭，再打盘踞新津的刘禹九。把这两部扫清以后，第一步计划完成，杨的政权得到了初步的稳定。杨为巩固既得权力，扩大其影响，乃以同学关系请刘湘出山，帮助他统一四川。但刘的野心很大，不愿甘居杨下。可是这时刘能掌握的力量，仅唐式遵、潘文华两个师和李雅才一个混成旅，和杨相形之下，力量还是悬殊很大。由于此时不敢反杨，刘湘由大邑来到了重庆，外表上还是与杨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暗地里和驻在重庆的黔军袁祖铭勾结，割据重庆。经过约三年的时间，刘将盘踞四川各地的军阀都联络到一起，打破了杨森统一四川的计划。刘湘在重庆并与袁祖铭订了密约，一同反杨。如反杨胜利，刘给袁大批武器，帮助袁打回贵州，为贵州督军。刘的反杨作战准备完成后，1925年7月在资中、内江、荣昌一带发动战争。当刘、杨战争正在紧急关头的时候，素称心腹的师长王缵绪叛杨投刘。因此，杨部军心动摇，失去斗志，在四面八方的反杨声中，杨被迫下台。这时，杨的总指挥黄毓成(云南人)向杨建议，将所有残部收集起来(尚有一个师七个混成旅)，带去打云南。因当时川籍将领不愿离乡别井，遂作罢论。同时，还有人献策，为了保存实力，暂时权宜行事，以待时机。刘湘亦在这个时候，放出一种空气说，只要杨森交出政权，其所属各部队，除范绍增匪部必须解决外，都一视同仁，予以维持。刘湘的这些话，无非是要分化杨部，稳定人心。在刘湘看来，杨森这次垮台，决不会再起来的了。杨森接受了某人的献策，安排下台，并令所属各部队权宜行事，即率领我和杨汉域两个旅离开成都。我到达叙府时，扣留一只轮船，请杨森上船，并派手枪兵40名护送，不准船上向外发报，不准沿途靠岸，一直开到宜昌。

我护送杨森出川后，即与杨汉域投靠赖心辉，并对赖说，如杨不回川，我们永久跟着你，决不食言。我们两个旅的人数有万余人，赖亦乐意接收，以壮声势。杨森留川的其他各部队，也都被刘湘收编，分驻在荣昌、资中、内江等地区。

杨森出川后，又在湖北进行回川活动。1926年杨森率领驻巴东的旧部王仲明师西进。曾被刘湘收编的杨森部队和我投靠赖心辉的两个旅共计六个部分，由郭汝栋(松云)师长统一指挥，由资、内、富顺等地出发经重庆北边东下，迎杨回川。当时六部东下的将领是：郭松云、吴行光、白驹(道成)、包晓甫、杨汉域和我。在万县和杨森会合，我驻垫江、长寿。1926年蒋介石委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朱德为军党代表。1927年夏，蒋令杨出川打武汉，朱德即离开部队。打武汉失败，杨森率部退入四川。

投入刘湘部队

杨森投蒋介石后，有了靠山，盘踞四川万县附近各县，借口整军，排除异己。首先扣押师长魏辅臣，改编其师。并借口由他直接督训，命其他各师都抽调一团到万县集训，实际上是要逐渐剥夺各师长的实力。这样一来，所有各师旅长都人心惶惶，不敢到万县去。有一天杨汉域秘密对我说：“你如怕整，可离开，但望你以后不要打杨森。”我说：“决不违背你的好意。”后来赖心辉、郭松云联络我去打万县杨森，我为了履行我的诺言，没有同他们合作。刘湘侦悉杨森的内部情况，派出多人暗中向各师旅勾结拉拢。当时派来拉我的是潘文华，他向我解释过去改编的事说：“前次甫公 (刘湘号甫澄 )并无解决你部的意思，都是别人从中造谣，挑拨离间。现甫公希望你参加第二十二军共襄大局。”我正苦于没有出路，经潘这一游说，就同意了。潘在将要离去之前，为了坚定我的意志，同我结拜为兄弟，并提出保证。我也向他作了如下表示，我说：“杨森过去对我不错，这次离开他，决不杀回马枪。除此以外，我完全听甫公指挥，过去一切，一笔勾销，说话算话，请看今后的事实吧！”从此时起，我摇身一变，又做了刘湘部下的打手。

在刘湘部参加打刘文辉、打红军

杨森打退了赖心辉、郭松云的进攻，即联合李家钰、罗泽洲、谢无圻(德堪)等部打刘湘。在这次战斗中，我为刘湘出了大力，把谢德堪部打垮，占领大竹、邻水两县，取得了刘对我的信任。刘湘打垮杨森，几乎把杨森的地盘全部抢夺过来，使杨、罗龟缩在渠县、广安两县。刘湘因此当上了四川省主席，即大肆扩充军队，成立修械所。并请刘神仙当军师，听从刘神仙的献策，拉拢邓锡侯、杨森，打击盘踞泸州、叙府、自流井地区的刘文辉，迫使刘文辉退守雅安。

1933年，蒋介石令刘湘派四个旅出川去打洪湖的红军贺龙部。在战斗中，我旅一个团被歼，结果红军向桑植转移。战事告一段落，我将沙市、宜昌防务移交蒋系李延年部接替，部队回川，我个人到上海养伤。是年冬，红军徐向前部进至通江、南江、巴州地区。1934年，刘湘命刘神仙驻顺庆指挥部队向红军地区进攻，我率部参加，没有结果。

刘湘利用整编名义把我部改编，迫我离职

1935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加委刘湘为“川军剿匪总司令”。随即又派顾祝同为重庆行营主任，又派何应钦为整军主任，进行整军。将刘湘部共整编为四个师：第一师师长王缵绪，第二师师长唐式遵，第三师师长刘湘自兼，以王陵基为副师长负实际责任，第四师师长是我。潘文华由于没当上师长不满意，王缵绪也觉得刘湘不好对付。他们两人认为我同蒋介石的人员很接近，推我向顾祝同建议：把刘湘扣押，改推唐式遵为省主席兼总司令。当时顾祝同对四川情况尚不熟悉，不敢采纳我的意见。是年春，红军徐向前部放弃通江、南江、巴州地区，我参加了堵截红军。蒋介石对川军并不放心，各师都有他的亲信，叫做“联络官”。有一次蒋召刘湘到南京去开会，唐式遵又要我通过“联络官”向蒋建议，将刘湘扣留，未被采纳。刘湘因此对我怀恨在心。适我堵截红军失败，他向蒋报告说我作战不力，要蒋把我撤职查办。蒋介石一方面还拉拢我，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刘湘，结果给我一个撤职留任的处分。刘湘并不满意，只因蒋介石压在他的头上，不好下手。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刘就大胆地整我，名义上调升我为副军长，实质上不让我到差，并暗中派人监视我。我为了生命安全，请求到上海去休养，刘湘很高兴，并设宴为我饯行。

同孔祥熙的勾结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刘湘当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四川部队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中，陆续派出好些部队参加抗战。1938年，在保卫武汉外围战时，刘湘因胃溃疡住院就医。这时我正在汉口玩耍。有一天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找我说：“刘湘有病，住万国医院的第一号房间，我开了第三号房间。你现在无事，请你住到我开的第三号房间去暗中监视刘湘，了解他每天来往的是些什么人。”(这时，戴笠已收到刘湘同韩复榘的往来密电尚未译出。)我在戴的房间里住了一段时间，同看护刘翠英混熟了，每夜我都找她去跳舞、吃东西，有时送东西给她，顺便打听了同刘湘往来的客人。后来她和刘湘发生了关系，刘湘还说要送她到美国去留学。因此，她不再对我说刘湘的事了，我也更注意刘湘的行动。某天，我见有一个单瘦的高个子的人来看刘湘，我不认识是谁，正准备告诉戴笠，恰巧戴笠来找我，当我谈到发现一个不认识的人时，戴即反问我说：“是不是一个单瘦高个子？”我答说：“是。”他嘱咐我要特别注意那个人的行动。过不到几天，我的旧部团长潘寅久从前线被撤职回到武汉，来向我说：他去过刘湘长官部参谋处看老朋友徐思平 (孝匡)，由于彼此都是熟人没有经过通知，他一直进到了办公室。恰巧徐孝匡正在聚精会神地写命令，他从徐的背后，看见命令的内容是要王缵绪带两个师出川占领宜昌，同即将到襄樊的韩复榘取得联络。待徐发现他背后有人时，即把写的命令盖住，说是写家信。潘把上述情况说完后，和我一样都认为其中必有问题。我即到孔祥熙家去，时孔正在家宴客，我请孔离席，将潘寅久所见告诉了孔，孔听完后，不再回到席上，即刻到武昌去报告蒋介石。回头来孔又问我：是否可靠？我把潘寅久找去，当面对证。潘对孔说：“如果不真实，请枪毙我。”当晚，蒋介石即乘火车到开封，以召开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

蒋介石因我发觉刘、韩勾结叛变有功，要我新成立第八十八军，并发表我为军长。孔祥熙为了酬劳我的告密，也决定拨款买机枪 900挺，无偿赠送，其他武器全是顾祝同给我的。这个军在四川很快地成立后，即徒步行军开到江西东乡同日寇作战。1942年，蒋介石调我任王敬久集团军副总司令，即离开八十八军。抗日胜利后，我又到上海去玩耍。1938年蒋介石政府西迁到四川重庆后，杜月笙勾结戴笠，成立一个“港济公司”，偷运四川的烟土出去。他们一次获得纯利 3500多万元，因我知道这个事，瓜分的时候，还给了我 100万元的红利。由于孔祥熙准予放行，也得了 500万元。

跳出火坑，争取新生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溜到上海，整天同杜月笙等吃喝玩乐。1949年8月间，顾祝同邀我回川，并以西南长官名义发表我为挺进军总司令。我奉令回川后，一面在大竹县成立总司令部，以为号召；一面联络嘉峨管区司令陈孟熙，准备起义。我正在大竹附近各县调集兵力，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入川，我看时机已到，即宣布起义。

(李骧骐 李月基整理)

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魔鬼——一贯道

昝道徒

一贯道是中国最大的会道门之一，最初始生于山东济宁；1930年后，一贯道头子张天然 (又名张光璧 )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活动。一贯道的头子大多是一些特务、流氓、恶霸、地主；他们设立“坛”、“班”，通过焚香、拜神、扶乩、念咒、讲道、说经等迷信形式，诈骗钱财，诱奸妇女，扰乱社会，毒害民众。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一贯道即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抗日胜利后，一贯道改称“中华道德慈善会”继续活动，直到 50年代初始告寿终。

遍地“开荒”诱骗道徒

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于 1934年由山东济宁带着他的小老婆孙索贞来到天津，接替他舅舅路中一继续“办道”，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活动。七七事变后，他在日帝支持下，大量发展了一贯道，吸收了大批道徒，只天津市就设立了18个“坛”，并在和平区光华里设立了总坛。他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和害怕战争、逃避现实等等因素进行宣传，说什么现在中国大乱是“三期末劫”，“在劫难逃”，这时应“修仙入道”，否则便“永罹浩劫”不能翻身；说一贯道可以“普渡三曹”(天曹、地曹、人曹)，要想脱过“大劫”必须加入一贯道；并说入了一贯道不但本人可以修仙，连祖宗三代都可得到“超拔”，“成佛作祖”。他们用这种宣传，使很多人上了当，甚至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中国，对他们这种做法很感满意，因之大力支持，给予保护，叫他们随意发展。

一贯道在华北立住脚以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去“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新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如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先后骗入 3000多道徒，建立了 30多处“佛堂”。经齐国瑞一个人就训练了两批“三才”，保荐了李同文、徐恭才、石逢元等约 30人当了点传师。“开荒”是要有经费的，这批费用都出在道徒身上。如道首黄履亭派点传师杨庆余等去西安、兰州、宝鸡、天水、汉中、迪化（乌鲁木齐）、重庆、成都等地“开荒”时，仅从安次县的道徒身上一次就收敛了 200石玉米；天祥坛点传师郭海润去吉林、齐齐哈尔等地“开荒”，仅由一个姓钟的女道徒家就骗取伪币数千元。据一贯道点传师王云齐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开荒下种”、“广渡原人”所骗人的一贯道徒最少有数十万人，详细数字是无法统计的。

飞鸾宣化 借窍装神

一贯道的“飞鸾宣化”(即扶乩 )是一种最能迷惑道徒的骗人方法。他们利用“三才”扶乩出“坛训”，说是“仙佛到坛垂训”，实际这都是骗人的。所谓“三才”，即天才、地才、人才三个少年道徒，天才是“乩手”，是拿机圈在沙盘上写字的，地才是管记录的，人才是报字的。能够“扶乩”、“代天宣化”的三才，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严格训练，谓之“练机”，就是从少年道徒中挑三个有文化的人进行训练。初练时由一个道首专门教念道书，熟读中庸、大学和训语；后再教给扶乩技术，教给天才机手“闭目横书”(实际不能把眼闭死，要半睁半闭使别人从旁看不出是睁眼)，把“道语坛训”结合不同情况进行挑字，要一笔一划地写出来，写出后由点传师给修改成合仄押韵、前后贯通的训词，再叫三才读念。等到把三才训练的“训语”纯熟能够随机应用了，便又教给借窍骗人的办法，即假装“神仙附体”，把事先了解到某人的情况借“佛口”说出来进行欺骗。

永清县大惠庄徐世忠初入一贯道时，道首杨庆余劝他给死去的父母“接缘”、“超拔亡灵”。接缘时是由天津请去的机手张志斌 (天才 )扶乩。由于他事先已经通过杨庆余了解到徐家的情况，便借扶乩说他母亲到坛说：“我当初为你们好不容易，学过孟母择邻 (徐母生前为躲是非搬过家)。现在你们入了道应该‘财法双施’、‘渡人办道’，这才是我的孝顺儿女……”机手还说徐的父亲也到坛说：“可惜未见新儿妇 (徐娶妻时其父已死)，贤与不贤认不清，时间已到帝下令，重拉胡弦语再评 (徐父生前好唱，三才便用重拉胡弦暗示出来 )……”使徐家人一听真像他们父母到坛说话，都信以为真，放声大哭，从此更信一贯道了。后来徐进忠也当了坛主和点传师，在他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认为这个骗人方法很好，便也在他们村找出杨槐林、杨博光、刘金华三个学生由他进行训练，并雇用一个私塾先生周秀如专门给讲解四书成语和修改坛训，教给写合仄押韵的句子。徐进忠还经常给买吃的，买衣服买鞋，诱使这三个小孩好好练习。经过一年多的训练以后，便通过张天然“领命”当了“成机”，也能够“超接亡灵”骗人了。

一贯道除用扶乩欺人骗财以外，还用这个方法加深道徒的迷信，使其甘受统治。如振升鞋店资东、一贯道徒宋振升死后在“百日结缘”时，三才利用扶乩说宋死后已在“天佛院”当个“都案灵官大仙”，使宋家全家人听了都很高兴，更信仰一贯道了。又如张天然死后孙素贞接办一贯道也利用三才“扶乩”出“训语”说“出了口上口，又来天外天”，并派一个姓白的点传师解释说“日本投降是去了口上口，美国来了是来了天外天”；还说：“天外天是一美字，指的是孙索贞，因她是女人，应由她接续和发展一贯道。”等等。实际这都是愚弄和欺骗道徒的伎俩。例如在杭州有个坤三才 (女机手 )许以新不会借窍装神，男三才王云沛在开习礼班时竟故意把许撞倒地上，迫使许女装神。东光县郑家园村的一贯道，在开忏悔班之前，经道首席庆泉和三才马锡武、李抹发、郑焕义研究后，到晚上开班时由郑焕义假装出外解手大喝一声倒地不省人事，醒来后说看到一个三头六臂满嘴红牙的妖怪，幸亏有我神在此，才吓退妖魔，不然性命休矣；当时便借机叫众道徒“献心许愿”，敛钱很多。一贯道就使用这个所谓“飞鸾宣化”的办法，当作他们主要的骗人“武器”，不少人在这种欺骗之下对道首们的胡言乱语，信以为真了。

舍身办道 花钱还愿

道首们为了对一贯道内部进行迷信的统治和诈骗钱财，入道后还要分别立下“洪誓大愿”。如誓词里有“……求道后诚心保守，实心忏悔。如有虚心假意，退缩不前，欺师灭祖，藐视前人，不遵佛规，泄露天机，匿道不传，不量力而为者，愿受天打五雷轰身……”立誓后才能传你“三宝”，教你“五字真言”(无太佛弥勒)。当上“坛主”也要立誓，说什么：“今受恩师提拔，情愿舍身办道，财法双施，遵戒清口，尽力而为。如不照愿而行，愿受天打五雷轰身永坠深渊……”升了点传师，誓言更重了，要立下什么“……舍身办道，遵师调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有三心二意不为道牺牲一切者，愿受天谴雷诛，九玄七祖同坠深渊……”1947年张天然死后，一贯道分为“正义”、“金线”两派：“正义派”由张的大老婆刘慧贞和其子张英誉掌握；“金线派”是张的小老婆孙索贞。金线派的人还得向孙素贞之“跟盘您”立誓，说什么：“情愿从母（指孙）办道，上山到顶，下山到地，顶劫挡世，遵师调遣，惟母是听。如不照愿而行。愿受天谴雷诛，九玄七祖永坠深渊……”也就是说终身都要受她的束缚统治，否则不仅本身受到五雷轰顶，连上九辈祖宗下至七代子孙都得下到“地狱”。

所谓“舍身办道”就是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一贯道，身外之物更是属于道的。“斩断情欲”就是把“七情六欲”全部斩断，不仅夫妻不能同床，就是父母子女也要割断关系；“清口茹素”即吃素；“财法双施”是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部施舍在道上；“顶劫救世”更是极端恶毒，就是说越是危险困难，越应进行一贯道活动。

一贯道所说的“偿还冤愆”是他们骗人诈财的方式之一。永清县大惠庄的一贯道点传师杨庆余、徐进忠等，每到春前秋后农活不忙时，就把九个分坛的有钱道徒召集到一起开“仙佛研究班”。在开班的两三昼夜内，除了烧香、拜神、讲道、说经以外，就是扶乩、借窍，利用仙佛附体，不是说张三有“冤”，就是说李四有“难”，最后叫他们花钱“献心”“赎罪还冤”。但这些“献心费”仙佛是不会拿走的，结果都入了大道首的腰包。1947年，一贯道点传师王瑞田便借机在安次县劝道徒“了愿还冤”。他向大卫庄的卫廷全说：“水能灭火，财能了冤。现在是大劫临头，应赶快了愿还冤，不然便要遭劫。”结果卫家把仅有的 20多亩地，只留 7亩，下余都卖了，还把箱子、柜、石磨，连准备的寿衣都卖成钱做了“了愿还冤”的“献心费”。

另外有不少道徒由于受到这种迷信思想的控制和影响放弃了工农劳动，停止了正当生产。如安次县落岱镇的季宝珩，参加一贯道以后地也不种了，活也不干了，连房子漏了都不修，每天只守一个“明明上帝”的牌位和一盏油灯，念叨着“老母保佑”，等候“渡过大劫”。塘沽永利化工厂老工人张润生被点传师齐国瑞骗入一贯道后，便辞职不做工跟着去“开荒办道”，弄得全家生活困难，骨肉分离。东塘沽乡开小理发店的刘福臣一家生活很好，入了一贯道以后，道首田道生说一贯道“不渡五子”，不叫他开理发店。刘福臣收拾不干了，整天替一贯道奔跑，结果弄得全家要饭。

“渡大仙”和“超亡灵”

一贯道办的是“道”，供的是“佛”，要的却是“钱”。一贯道的“普渡三曹”、“接缘了愿”是欺骗道徒、诈骗钱财的主要方法。“渡人曹”即劝人入道，加入一贯道最少要交起码 1元钱的“功德费”，钱多的多拿，“功德费”是不限数的。“渡地曹”就是“超拔阴曹亡灵”给“鬼”接“缘”，渡亡灵也得拿功德费，鬼比人值钱，功德费要比人入道交的多点，最少 10元钱，如道徒南文焕“超拔”他死去的父亲就花了 50块银元。“渡天曹”即“渡大仙”，说为了脱过“三期末劫”，天上的大仙也得求道，但神仙入道需由引仙入道的人来拿功德费；因为是仙，这笔功德费就更多，需要用黄金来计算。例如霍永胜渡了一个“华陀大仙”花了 4条黄金。塘沽一贯道点传师齐国瑞、徐恭才、季同文等为了利用“渡大仙”骗取黄金，曾由天津找来惠化坛道首刘玉田来塘沽帮助，利用三才诡称在战争中塘沽有“玄蝉大仙”和“蛇龙大帝”在暗中保护，因此未受损失；现在为使这两位大仙也能躲过“三期末劫”，应引渡二位大仙入道，结果骗到道徒献出的黄金 55两 5钱送交给道首郭占福。“渡大仙”的价钱 (功德费 )多少不一样，这要由“大仙”在世时的身价和历史名望来决定；如名望高价钱就大，名望低价钱就少，有的得用 10条 20条黄金，有的就用 3两 2两 (实际是看道徒的油水大小来决定)。如 1939年天津有一个姓娄的道徒渡了一个“毛遂大仙”竟花了银元 1万元；宋振声引渡一个宋朝名士陆秀夫花了银元 2000元。上海的潘华玲称为渡仙大王，有一次在上海渡了一个大仙竟骗取到 20条黄金。“渡大仙”既可一个人引渡，也可以大伙合资来渡，总之只要能把黄金诈骗到手就行。像这样骗取的钱财是无法统计的。日军投降后，大道首张天然坐飞机去成都时一次就带走黄金 1.5万余两。这里既有资本家的不义之财，也有迷信的劳苦农民典房卖地，甚至一个鸡蛋一个鸡蛋地攒起来省吃俭用的血汗钱。在“行功立德”、“献心了愿”幌子下，大量金钱都入了道首的腰包。

顺天会和忏悔班

一贯道召开过很多的训练班，如“三才训练班”、“仙佛研究班”、“忏悔班”和“顺天大会”等等。在开班当中，除灌输毒素、培养骨干、统治道徒、诈骗钱财以外，还要进行“考财”、“考气”、“考酒”、“考色”，这惨无人道的“四考”。“考财”是看你能不能做到“财法双施”，能不能尽力拿钱“献心”。“考气”是看你忍耐的工夫如何，例如他们叫道徒只穿一个裤衩都去到一间屋子内面壁而坐，派一个人端盆冷水冷不防由背后向道徒们身上一泼，谁如果一动或回头看，他们便说你“气不净”。“考酒”时，他们用杯子有的放上水，有的掺上酒，都放在盘子里叫道徒们自取一杯，有取到掺酒的他们说是“意不坚”，有拿到水的，他们又说你闻见了酒味故意装假。总之，道首们说了算，怎么也不好受。“考色”更是野蛮，这一考最难过：道首们叫男女道徒把衣服脱得一丝不挂，互相摸索，谁如一动情欲略有冲动的表现，他们便说是心不纯，经不起考验。

一贯道于1939年2月19日到3月25日在北平鼓楼大街讲价胡同 50号开办了一次“顺天大会”，被迫受训的男女道徒有 200多人。由大道首张天然亲自主持，张五福、宫彭玲、刘新泉、齐慧贞等道首负责具体工作，并勾结旧军阀唐天喜、潘矩楹给办理外交联络等事。当时参加顺天大会的道徒，在这一个月“开班训练”期间不准出院子，每天烧香、磕头，由道首宣讲“一贯道义”和什么中庸、大学、道德经、金刚经等等封建迷信的东西，同时并进行了酒、色、财的考验。考酒时，由天才机手刘新泉“借窍”装充“八爷茂田”文名“大师兄”，女天才机手齐大姑娘“借窍”装关公。他们把一盆水掺上酒说这是“仙丹妙药，吃了长生不老”，叫每个道徒都得喝。有一个姓冯的道徒闻到有酒味不喝，当时被刘新泉用藤鞭毒打，众道徒给跪下求饶也不答应。最后刘新泉尿了碗尿说这是“琼浆玉液”，逼冯喝了才算完。到了考财时，刘新泉“借窍”声称和一个 18岁的女道徒金小姐有“仙缘”，当天在“顺天会”结为夫妇，说这是“天作之合”，并叫众道徒“祝贺献礼”。因一般道徒随身携带的钱不多，他们便事先在院内设立专用银号，可以开条借钱，会后再还；献礼钱从数十银元到数百银元不等，道徒李德禄一个人就献礼两千块银元。他们从道徒出钱多少上，看你是否尽力献礼，这就叫考财。只这一次他们就从这两百多道徒身上诈骗了 2万多块银元！

刘新泉和金小姐结婚后，男女道徒每天早起还得要去到他床前“问安”。当时有女道徒李德仲和葛太太实在看不下去，坚决要求出会，退道不修了。道首们见事不好，怕被揭穿内幕，便坚决不准出会。随后他们用“还冤愆”的办法，在地窖内设立假阴曹，道首们有的装阎王，有的装判官，有的装小鬼，半夜里由“小鬼”拉来道徒叫说出自己都有哪些罪过，借口道徒有“冤愆”便用大扁担打一顿，这叫“还偿冤愆”。怕打的拿钱赎也行，老道徒齐建渊为赎“冤”就花了银元 550块。轮到李德仲和葛太太时，道首们为了灭口，借词说她们“冤愆”太重，给活活打死。因是“仙佛”惩罚，便也没人敢问；又加上都立下了“守口如瓶”，“不准泄露顺天会内任何情况”的洪誓大愿，出会后也都不敢传说。事后弄两口棺材偷偷运出埋葬了事。

忏悔班在开班期间，除烧香、拜佛、学习反动道训以外，就是叫道徒清算自己从 8岁到入道这些年的“罪过”。除“杀、盗、淫、妄、酒”外，如工人不满资本家的剥削不好好给资本家干活，农民不满地主压迫平分土地，劳动人民起来要求民主，进行革命斗争等等都算“罪愆”。他们威胁欺骗地说：“现在歪风已到，大劫将临，你们过去不安分守己，招惹是非，强霸别人土地，抢掠别人财产，种下恶因，将来要得恶果。如不在老母面前忏悔立愿，行功立德，大劫临头就要悔之晚矣。”要想“偿还冤愆”，不是挨打就是花钱。

办道起家 享受无穷

一贯道的骗财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连道徒们见张天然或孙素贞一面都得花钱，美其名叫“接缘”“献心”，要想和大道首见面“接佛缘”就得缴纳“献心费”。如安次县一个农民道徒南文焕为了见孙素贞，就向道首张元庆交了 300块大洋的“献心费”。道首见南“心诚”，后来就放南为点传师。1941年孙素贞被武清县下泉庄的道首请去和道徒们见了一面，就收敛了“献心费”1000多块银元，其他地方还有多的。在一贯道里只要靠近了大道首张天然和孙素贞当上了道首、点传师，那就能吃穿不尽，享受无穷，一些花费都可以从剥削道徒而来的“道牧”上开销。至于张天然在吃穿住行上的享受，那就更是穷奢极欲了。张天然在各大都市都设有“总坛”，等于他的“行宫”，都是他的私人财产。天津的总坛最初在光华里，后搬到城里府署街 14号，由胡桂金经营；北平总坛原设北新桥财神庙 2号，后来他嫌地方偏僻，又在西城兴华寺街买了一所，由张范卿给他经营；在南京和山西太原等地的房产，以及在北戴河专为避暑用的别墅，分别由孙锡昆、宫彭年、薛洪、马某等道首经营。他的财产几乎遍及全国各大都市，而且他的每所住宅内都布置的穷奢极侈，富丽堂皇。他在北戴河别墅内使用的桌椅家具，都是在天津用硬木和大理石嵌芯，专门定制的。1944年他翻修山东济宁的老住宅时，制作家具用的花梨紫檀木料是由南京、上海运去的，盖房子的木料是由天津运去的，房内的名人字画和古玩陈设是由北平运去的；另外在他的储藏室和大保险柜内所保存的珍贵的古玩玉器、珍珠玛瑙和黄金更是无法统计。他穿戴的不仅是最好的呢绒绸缎和上等的皮货，而且置办了蟒袍玉带皇帝服装。他不准别人喝酒，但他每顿饭不离酒席，都由专用厨师来做。他吃的素席要做成鸡、鸭、鱼、肉的荤菜式样，栗子面做的食品还得用油炸过才吃。他到成都的时候，嫌当地的白面吃了上火，叫道徒们给他从陕西用汽车运去头等洋面。他在南方喝的茶叶、吃的小菜要到天津、北平来买。他出门便以汽车代步，并且随身携带两名专用医生。总之，张天然的生活享受是尽力仿效封建帝王，那种穷奢极欲是笔难尽述的。不仅张天然是办道起家，很多小道首也都借道发财。如安次县的庞锦泉，过去生活很贫寒，家里只有两间土草房。但在他当了一贯道点传师，负责了落岱、万庄、大兴等地八个“坛”的道务以后，由于这些“坛”收刮的“功德费”都送交给他，使他很快地就在万庄买了一片 30多间的砖瓦房，开设了一个玉祥粮栈，不久又在落岱开了一个油粮栈并批发烧酒，同时并当了天津玉兴德粮栈的资东和经理，在北平又办了一个建华制油厂。他叫别人立“斩断情欲”愿，可是他发财以后却又弄了个小老婆。似这样办道起家的道首是很多的。

叫人斩断情欲 自己奸骗邪淫

一贯道道首们表面上装扮得“道貌岸然”，满嘴的仁义道德，在背后却是奸盗邪淫，无恶不作。他们向道徒宣扬，为了修炼“成佛作祖”应清除“七情六欲”，叫道徒们立“斩断情欲”愿，夫妇不同床。但道首们本身却可以公开地姘靠拐骗，奸淫妇女。为了掩盖他们骗奸妇女的淫行，竟厚颜无耻地起了个“美名”叫“天作之合”，说这是“前世姻缘今世了愿”。从大道首张天然本身就根底不正，他本来妻子儿女都有，但在“办道”当中和孙小脚 (孙素贞 )姘靠上了，借在安徽省开“五老炉炉会”期间，配成夫妇，说他们二人有仙缘，是“老母”指定的“天作之合”，从那时起这两个道首就在一起公开“合作”了。大头子既然“示范”在先，小道首更也“不甘于后”。如刘新泉在“顺天会”里强奸 18岁的金小姐也说是“有仙缘，了宿愿，天作之合”。男道首张世珍、周万钟和女道首庄林惠借口在外地“开荒”好报户口，也配成夫妇互相通奸。点传师刘兆祥借口“传道”，把吴旗县莫家场的妇女王英拐骗到甘肃以后，也说“前世有缘”把王女强奸，还无耻地说这是“老母慈悲，天赐良机的天作之合”；王英家里只有一个 70多岁的老母亲，每天盼着女儿赶快回家，但王英在西北被道首霸占住了，始终未得返家。刘兆祥不仅强奸了王英，还把另一道首刘宝禄的老婆也强奸了。坤三才被道首强行奸污的更多，如点传师刘宝辰就强奸了跟随他“办道”的女三才；邴春书强奸女三才孟昭义，有孕后还给强行堕胎。安次县的万恶道首胡万忠，在新中国成立后，暗藏在郎二封村地洞里时，还带着四名女三才，同时借机把其中的诚玉珍给强奸了。一直到 1954年胡被政府逮捕法办时，这四名被他胁迫的青年女子才得见天日。道首们既给做出“榜样”，道徒们有的也就跟着学。如安次县老堤头村的一贯道徒洛衫勋因看上了史家庄村的女三才李秀珍，便借词道首找李女有事，把李秀珍骗到高粱地里给强奸了。在反动一贯道里类似这样诱奸妇女、强奸女三才的事是很多的。他们是披着人皮不干人事，口里说的是仁义道德，实际做的是奸盗邪淫。

仙丹妙药 家败人亡

在一贯道的妖言惑众和利用香灰治病的欺骗下，也愚弄毒害了不少的无知道徒。道首们为了叫道徒相信一贯道的“佛法无边”，宣传入道后不仅可以得到“神佛保佑”、“避免灾难”和“修成正果”，而且有了病还可以求神恩赐“仙丹妙药”和“免灾祛病”。所谓“仙丹妙药”就是香灰。如陈书坤在杭州“借窍”装神时，说谁如对道心诚，便可以在香炉内找到“老母”降下的“仙丹”。有的道徒找到后，还真就如获至宝，其实是陈在事先用避瘟散和香灰团成丸放在香炉内的。东光县郑家园村一贯道徒郑焕庭的小孩得了病就求神治疗，道首便用三才装“仙佛降坛”，以香灰为药叫小孩喝，这小孩没喝几天就喝死了。事后道首们还说“这孩子是南海观世音菩萨的茶童，病没好是被菩萨要回去了”。咸水沽一贯道徒田风材的儿子得了肺病不去医院治疗，也喝道首给的香灰，喝了不久也喝死了。田风材由于中一贯道的毒素很深，一心只等大劫来临，每天磕头拜佛不干活，把地也荒了，儿子也死了，弄得家败人亡。永清县大惠庄一家姓刘的弟兄五人，本来指劳动过活，生活不坏，从入了一贯道中了迷信毒素以后，地也不种了，也不干活了，刘四的老婆得了产后风，刘五的老婆患经血不调病，都不找医生诊治，每天求仙拜佛喝香灰，结果不久都先后死了。新河赵家地有一个道徒闹眼病竟也找道首用香灰给治，结果被点传师齐国瑞给用香灰洗了几次就洗瞎了。赵家地还有一位迷信的老大娘入了一贯道后，听信了点传师齐国瑞说“入道后有神佛保佑，可以免灾避难”的鬼话，在战争中她不躲避，说枪炮打不着她，她在道有仙佛保佑，结果被流弹打死。类似以上这样受一贯道害的人也是很多的。

天上结佛缘 人间交官府

一贯道为了他们能够为所欲为地进行活动，便也和腐败官府多方交结，他们之间是狼狈为奸、互相为用。一贯道们既想当天上神仙享受无边清福，也不放弃做人间官吏享尽人世繁华。如大道首张天然在日伪时期充当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他和他儿子张英誉都佩带着伪外交部的白色圆形徽章。他到南京时，经常住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的家里，到上海就住大汉奸周佛海的家里(周、褚两个大汉奸都是一贯道徒)。张在上海时，出入都由周派小汽车和武装马弁护送。日军投降后，张天然给一贯道改了个响亮的名称，叫“中华道德慈善会”继续活动，直至1947年他死在成都为止。

天津惠化坛的大道首点传师郭占福，50年代前在天津铁路局工作，并充国民党天津铁路局区分部的执行委员，他既是道首又是党官，使用神的迷惑和国民党的势力来发展一贯道。因此很多人在他这“双重压力”下入了道并当了国民党员。他先后建立了数十处佛堂，发展了约4000名道徒。

女点传师庄淑惠的丈夫王大政是山东德平县的警察局局长，东光县的道首张士彬等去山东德平“开荒办道”先投奔王大政，由他保护来开展一贯道活动。

顶劫救世 垂死挣扎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取缔了一贯道，并对一贯道头子分别进行了管制或依法惩办。但一贯道头子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在政府取缔一贯道时又潜伏地下，转入秘密活动，继续进行“传题接线”，并大肆造谣污蔑，破坏政府政策。如天津大道首王义，把黄金和贵重的古玩衣物等都隐在乡村，并私藏电台、手枪，准备待机以动。王义除向各点传师宣布了 42道反动道训外，并制定了“六十一题”，他叫“居学”，不知者不问，不准横线联系，不准问前人住址；同时还放了—批新点传师，使用了所谓“前人隐，后学显”的方式，叫有名的道首都隐蔽起来，并使用亲信的男女道徒化装当通讯员，往来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做通讯联络工作，完全采用特务活动的一套手法。大道首孙素贞 1951年曾潜伏到兰州西郊王家堡，也有时到酒泉一带的乡村活动。她在那里通过几个最亲信的道首如杨庆余等来发号施令，指示各地一贯道活动。她布置了杨庆余、徐致余等在甘肃兰州，杨博光去新疆乌鲁木齐，刘金华去甘肃酒泉，王义等在河北、天津分别进行活动，大肆“传题接线”，并针对政府各项运动进行造谣污蔑。

一贯道在 1950年以后，要以西北作他们的大本营，当时他们往华北传递指示都是一站一站地往下转。东北、华北很多道首由于站不住脚都逃奔到西北，他们当时大肆造谣污蔑说：“八路军长不了，老虎头上点明灯，1950年是虎年，到那时‘道’就‘明’了，八路军就完了。”还说：“第三次大战‘死光原子’。到那时中国鹰 (英美 )也吃，鹅 (俄 )也啃，天下大乱。等将来老祖师出来做皇帝就好了。那就是一贯道的天下啦。”后来有些万恶道首被逮捕镇压，他们竟说这些人是顶劫而走都成了“仙佛”，叫没被捕的人坚决“顶劫救世”，也就是说要继续顽抗到底。虽然他们进行了垂死挣扎的猖狂活动，但毕竟亦难免遭覆灭的下场。

我在一贯道之经历

白季恺

1939年的年末到1940年年底，这一年多期间，我从参加道到坠道，在一贯道中混了一年多。当时，我在亚细亚火油公司任职，有位同事冯黻岑介绍我参加了这一组织，成了一贯道道徒。

一贯道的供奉及活动场所

一贯道发起于何年何代我不清楚，但知其渊薮在山东济宁一带。创办人名叫张光璧，别号张天然，道徒们都称他为“天然老师”，而不敢呼其名。他有两个老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妹妹。

他一家五口人都有权收徒和放代表师(后改称为点传师)，目的是为了推广道务，企图把道务发展到全国各地。而要向全国各地发展，仅依靠他一家是办不到的，因此便采取用放点传师的办法，让点传师来代表他推广道务。一贯道点传师分布各地，可随时随地大收徒弟，并用迷信蛊惑群众，说什么三期末劫、赶快入道以避天劫等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反动派的支持，一贯道发展很快，几乎遍及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其愚弄、迷惑，以至跟他们走入歧途。

按一贯道说法，整个宇宙天体共有三个时期，即红阳时期、青阳时期、白阳时期。而每个时期又都只有1.8万年，整个宇宙天体从有到无总计只有5.4万年。而他们这个一贯道正是产生在白阳时期，因为白阳是宇宙崩溃前的最后一个时期，所以世界已临末日。

一贯道供奉的祖师是佛教传说中的弥勒佛，就是素常在庙中看到的大肚子佛像。在一贯道盛行时期，各瓷器店、百货店、古董店都大批出售。此外，他们还供奉济公 (神话小说中的疯和尚)，按他们说这个疯和尚是弥勒派出来应运传道的，而一贯道创始人张光璧就自称是“济公转世”。因此瓷器、百货、古董商们在卖弥勒瓷像的同时，也大量兜售济公瓷像。

张光璧除把自己封做“济公再凡”或“活佛老爷”外，还说他妹妹是“老姑娘”是观音菩萨转世，所以瓷器店里也有观音瓷像出售，而一贯道的佛堂内也就点缀上这三个瓷像。

佛堂为一贯道的主要活动场所。

佛堂的分布

青岛一贯道的组织机构有总佛堂，座落在无棣一路，下设不少的分佛堂，以后改名为“坛”。我所知道的，有中山路旧华振氏药房的三楼上“许氏佛堂”(我就在此入的道)，坛主名叫许书年；有嘉祥路的“商氏佛堂”，坛主叫商学礼；有东镇的“董氏佛堂”，坛主叫董道修；又有东镇的历城路佛堂，坛主叫许铁岩；还有安徽路的“李氏佛堂”，坛主叫李性澄；此外，听说在苏州路的佛堂坛主叫王正功；冠县路旧“金城银行”仓库、郯城路、四方、沧口都有佛堂。

佛堂的内容

一贯道佛堂的内容摆设都一个样子。

1.当中悬牌位一个，上写“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幸”20个字。有的佛堂在牌位左右，还挂对联，有的没有对联。据说这一真宰，就是最尊、最贵、最高，至上的一位无影无踪，掌握着宇宙万物的神仙，它能生育万物，也能毁灭万物。道中人都口称它为老中(音母)。

2.设铜质灯一盏(也有锡质的)，称为佛灯，似古式豆油灯，有灯台、灯碗，里贮香油，放灯芯一条。传道时，即燃起，散道场时，即吹灭。

3.设盖碗两个，一盛清水，一盛茶水。

4.设供品，有素点心、糖果和水果等。此外还有香炉一个，炉外左右各设小瓷缸一个(也有玻璃的)，一个贮存香面子，一个贮存檀香丁。再左右向外各设蜡台一个。

5.在供桌前设拜垫三个，有的设六个。前三后三，外备有蒲团数十个，这是预备道徒磕头时用的。

青岛一贯道的人事

青岛一贯道的组织，有道长一人，名董玉泉，他是张光璧由点传师中提升的，他即代表张光璧在青岛执掌道中的大权。下设点传师数人，该时有董藜农、李性澄、于春汀、许铁岩、张寰影等。以后，又放了一批点传师，有许书年、盛毓根、许益忠等。我就是张寰影点的道。他们每周麇集于总佛堂，不准外人参加，对外宣传为研究道务，其实是研究其骗术圈套而已。

其他人员，当时道中并无固定人员，所谓办道人员(当时没有这个名称)，都是随时现用现抓的一般道徒，有的在传道时鼓吹一番末劫来临，煽惑和愚弄群众相信他们的邪说而入道，有的则协助佛堂做些杂事。我就被他们利用讲过金刚经。另外，还有天、地、人“三才”(天才即扶乩时的乩手，人才即扶乩时手拿耙子报字的，地才即扶乩时在桌旁作记录的)。还有义务讲解员，为他们内部专备。每逢开坛传道前，点传师即假惺惺地问谁“行功讲话”(即为一贯道宣传)，于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所谓宣传员即应声而出，讲道一通，而每次的宣传内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

许多人入道都是通过亲友拉拢引诱进去的，其过程：参观；劝道；求道；入道。所谓参观，主要的是参观他们骗人的扶乩，在参观时，能使人眼花缭乱，惊为神奇。因为门外汉不懂他们的骗人伎俩，所以很容易受骗。

扶乩之迷

一贯道把扶乩叫作开坛(道院、卐字会也叫开坛或开沙)，说今天天坛，就是今天当众扶乩的意思。道徒与非道徒大都以为扶乩是个奇怪玩意儿，都喜欢看个究竟。此也正是一贯道借以诱惑人的一手绝技，局外人是莫名其妙的，即使曾被一贯道欺骗过的人，虽然后来明白它是一个反动的组织，但对于扶乩这套鬼把戏，并不都了解底细。扶乩是他们骗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所用工具有：

1.沙盘一个，长四方的木制盘，长约80公分，宽约50公分，盘内贮有淘净晒干的海砂。

2.罗圈一个，用薄木板约 5公分宽，弯成一个圈，圈的直径约 20公分，圈旁钉有固定的一根约 30公分长与笔杆粗细相同的木棍，叫作“乩”。

3.耙子一把，长约1米的木棍钉上一块木板，如丁字形，是在盘内来回把砂耙平用的工具。

4.纸张笔砚一份，专供抄写所谓坛训。一贯道开坛一般是在道徒对所谓道务发生疑问或需要以迷信的方法来统一道徒思想，迷惑视听，或逢所谓做佛事时始进行。

第一，他们统治和愚弄道徒都采取开坛的方法，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用神或仙佛的名义来降伏徒众，把开坛的乩语称作神仙的指示。目的是要求道徒们驯服地接受道首的控制，因为是仙佛的旨意，道徒们当然就只好服从了。其实这所谓仙佛的旨意，只不过是道首、点传师、天才们事先商量好了的鬼点子，扶乩只是一种行骗的方法手段而已。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也常露马脚。其实其中并没有什么神秘，比如问疑于扶乩，必须把事情向道首说明，经过道长派人了解和在他们内部进行秘密研究之后才允予开坛，没有准备好之前他们是不敢开坛的，不过这种准备是极端秘密的。虽然当众开坛时主持开坛人(道长或点传师)也当众向天才(乩手)嘱咐几句话，其实都是早已规定了的暗语，因此，开坛时乩手一定秉着他的意图写出来。有时，他怕乩手领会不了他们的意图，还三番五次地予以暗示，所谓“坛训”或神仙旨意，只此而已。

第二，每逢一贯道办所谓佛事，照例也开坛扶乩，煽惑群众。他们用这个骗术一方面巩固旧有道徒的信念，另一方面愚弄和促使新道徒更加迷信。扶乩的情况和操作方法是千篇一律的，首由佛堂把应用的工具摆好点上“佛灯”和蜡烛，主持开坛人上香磕头毕，旁立以待。接着三才齐进佛堂，向上三叩首后，各就其位，天才拿起罗圈，煞有介事地坐在那里装神起来，静待片刻(这是为乩手安排的进一步思考的时间，也就是“天才”筹划怎样措辞的时间)，一待乩手想好措辞，名曰乩笔的木棍便在砂盘中活动起来，这时乩手便一变而成仙佛的替身了。直至把他想好了的措辞划完了，最后写一个“退”字，这场把戏才算完结。

我求道后，也曾要求充当“天才”，大概因为这是秘密不便多人参与，没有允许，数月后，只被允许当了个“地才”。玩弄骗术也需有练习的时间，由于经常在一起和他们厮混，才慢慢看破了扶乩当中的破绽，原来所谓练习，就是假设一个题目让“天才”蹲在一个无人的屋内，闭目静坐想坛词，直至想好以后，始出屋装模作样的“开坛”。有一次在练习时，我跑进乩手的静坐室，见他正捧着一本刊印的老坛训熟读，并未静坐。他出来我也跟出，开坛后我发现他所出的训词正与他读的一篇差不多，内容和韵底则一模一样。几乎等于默写或照抄旧坛训。所谓坛训也者，只是在道首的示意下由乩手想出来的而已。

如此“点道”

所谓“点道”，即是正式收徒，每届收徒的道场，先由点传师登坛宣扬迷信，蛊惑群众，说什么“赶快求道吧！求道后，能在天榜挂号，地府抽丁，再不受阎王爷的管辖了，从此可以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冬不僵尸，夏不腐臭”。如此等等。为了使人相信，有时还捏造说谁谁冬天死的，死后浑身软绵绵；谁谁夏天死的，死后连个苍蝇不见，也没有臭味等等。其实全是通篇鬼话，有识之人谁也不相信。

点道收徒先是由坛主点上“佛灯”、蜡烛和香，然后献供，献供之后，第二步即由点传师“请坛”(有时坛主代作)。所谓请坛，就是请他们的“祖师”临坛的意思，仪式是：烧香、叩头、“请神”。临坛这一套过去之后，点传师就命新道徒的介绍人 (名曰引进师 )当众发誓，誓词一大套，最后两句是“泄露天机，定遭天谴或五雷轰身”。所谓天机，就是该道的骗人骗财的秘密伎俩。在这之后是新道徒向道长发誓，再就是由点传师用手指在新道徒鼻子上部二目之间捺一下，名之“点道”。点传师“点道”时，口中还念念有词，说什么“一指中央会，万八得超然”。点妇女道徒时则说：“灵中受一点，只祝保无殃。 ”直至每个道徒都被点一通才算完。新道徒被在鼻子上端捺一下 (即所谓点道 )之后，按他们的说法就算得道了。点道的把戏就这么些，最后再由点传师讲一通一贯道以一贯之和什么三期末劫、众生应当早识迷津、早日求道之类的惑人的鬼话，这一坛把戏就收场了。

此外，一贯道还有一套所谓“传三宝”的骗局：第一“宝”名曰“玄关”，即点传师点道时在道徒二目之间的那一捺。用他们的话说，那一捺即得开窍，灵魂即可由那里出壳，死了之后可以冬不僵夏不臭。其第二“宝”名曰“口诀”，也就是“无太佛弥勒”五个字。他们把这作为“真言”。所谓第三“宝”名曰“合同”，或叫作“印”，其实不过是按一定的姿势双手抱拳而已。但他们对此也故弄玄虚，也说成是什么天机不可泄露，并规定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非点传师无权对任何人传授。

“炼炉”内幕

一贯道其道首、点传师之类，不仅造谣惑众，而且还梦想做皇帝。该道青岛道首董玉泉就在道徒中造谣说：“青阳末劫、白阳初期，已有真人(即所谓真龙天子，亦即皇帝)出世，而且就是一贯道首张天然。”

一贯道坑人骗财真可谓花样百出。有什么“功德费”(即入该道时必须缴纳的 1.2元，后改为 3元)、“印书印训费”(印训即印所谓坛训)、“齐家费”、“超拔费”、“结缘费”等等，这些费都是出自道徒身上归入道首腰包。所谓“炼炉”，就是该道在一定时期将一部分道长、点传师、道徒聚集一处，进行“冶炼”。其目的是：(一 )对原有道长、点传师进行考察，巩固他们的反动立场；对新道徒施以迷信训练，使他们老老实实地听道首统治和指挥，并为道首多供一些金钱；（二 )通过“冶炼”，从道徒中选拔一批能为他们坚决服务而又有钱、有势、在社会上还有一定地位的人，放为点传师。我知道被他们选中的就有曾充当过日伪山东省教育厅长的郝书喧；(三 )敛财。一贯道“炼炉”约三至五年年举行一次，时间不预定，地点也不固定。我本人参加过两次，第一次在济南，命名为“理学道德研究院”；第二次在青岛，规模较小，时间也短。济南的“炉”共有 100余人参加，地点在旧军阀褚玉璞的寓址，参加的人中有道长、点传师，也有道徒。“炼炉”时也经常“开坛”，那简直和看巫婆跳大神一样，不伦不类。他们有时装济公，有时装院长或法律主 (他们把张飞奉为法律主)，有时甚至四个人都装济公或都装济公的“儿子”(即所谓院长)，说这叫“仙佛分灵”由一分而为四，真是奇谈怪论。

在这个“理学道德研究院”的“炉”中，院中走廊的两旁，一边贴—个“剃”字，一边贴一个“渡”字。这是因为他们奉济公为师，济公是个和尚，他的徒弟当然也必须都不留发，所以进门受“炼”必须先剃光头。其法是由“炉”中一个人装神，手执一把大剪刀，把每个入“炉”受“炼”的人的头发 (不论分发或平头 )统统给剪的似狗啃的一样。其中还有一个道士的盘髻也被剪掉，可谓彻底。这样做过之后，再请来理发师逐个给剃成光头。这是“入炉”“冶炼”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听讲和挨“烤”。听讲即每日白天有专人讲金刚经；挨烤则大都在晚上，日子很难过，他们不一定出什么花样，也不定制造什么怪现象，使人无法揣摩，如能渡过这个“烤”字，可以平安回家，否则就得挨他们的毒打。他们打人也有个名堂，叫作“打冤谴”，说那是“神的旨意”，因此挨了打还得“心甘情愿”，不得反抗。有的竟被他们装神弄鬼打得遍体鳞伤。打是方法之一，如一个姓魏的点传师被他们驱逼着满院直跑，不准住下，一直到筋疲力尽晕倒在地，经旁人抬到室内打了强心针，才苏醒过来，简直是拿人命当儿戏。还有一次约在半夜 2时左右，人们正熟睡之际，他们突然敲起了集合的警钟，于是受“炼”的人都急忙爬起，因为这也是“烤”的一种形式，都怕去晚了受“烤”，有的连衣服也顾不得穿，半夜三更黑洞洞的就往外跑，磕磕碰碰，有的还受了伤，弄的人啼笑皆非。集合时手脚快的可以到得集合点，稍慢一点的就被关在大门外边进去不得。就是最先到达集合点的，也不是一帆风顺，在中途也遇到不少波折，如跑到大门口大门紧闭进不去，便绕进旁门，旁门被他们用桌椅板凳堵塞，便乱哄哄爬上高桌搬开椅凳，而在椅凳上边他们还事先搁上一些贮满了水的大盆，急于赶到集合点的人不知上边有水，一搬椅凳水泼满地满身，有的被浇得和落汤鸡一样。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还要再穿火过独木桥，即进得门去便是一根独木“桥”，“桥”两边生着熊熊烈火，两边无路可行，既不能飞逾，就只好鱼贯过“桥”。过了“桥”总算是到集合地点了，但还得在空屋子里挨冷风吹 (用电扇)，虽然个个冻得发抖，谁也不敢去关闭电扇，只好鸦雀无声地跪在那里死挨“待命”。结果是遭了一番罪，什么事也没有，只简单的下“令”叫大家回去睡觉。他们把人糟踏了一夜，第二天还给他起上一个鬼名堂，说那叫渡过“水”、“火”、“风”三关。好在挨过水淋、火烧、风吹的人都算“烤”中了，那些未挨过水、火、风苦楚的人则都算没“烤”住，都遭到了无情的体罚和毒打。诸如此类的把戏，一直闹了一个来月才收了场。

以上是我对一贯道的几点片断的回忆，由于主要是在青岛一隅的所见，所以对其全部罪恶或主要罪恶活动都不能详记。但就我听见到的这些片断的东西，也足以说明一贯道确实是一个不伦不类、在政治上极为反动的组织。解放后人民政府取缔它的活动并镇压其首恶分子，是完全正确的。

迷信团体——同善社

米庆云

同善社曾是中国在 50年代以前规模最大的迷信团体之一，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受欺骗的群众达几百万人之多。我的大伯父米亨福 (字东寅 )是该社三等首领，由于他的“超渡”，我们全家都参加过同善社。我在私塾读书年仅七八岁的时候，就“进了礼” ——入了社。在读高小的前一年 (14岁 )还曾同大伯父的儿子从云大哥一起，由大伯带领到绵竹县天锡华号 (管理十几个县同善社事务的机关 )去从一位清举人 (也是同善社信徒 )为老师读古书，但因那年这位老师因事离开，没有开馆，我同大哥不得不转回罗江家乡去读高小，以后走上大伯父所指责的“离经叛道”读洋学堂和“堕入红尘”的邪路。但终因和大伯父是一家人，接触了几十年，而他又是对同善社迷信到底，把一生精力都贡献给这个团体，在社内地位也不很低，我从他那里和因他的关系而相识的同善社员中对同善社的情况就积累了较多的印象，现在特根据见闻事实摘记下来。

乱世众生信徒百万

同善社不是一个有独特教义的新起宗教，它向信徒们宣传的是佛道两教流传已久的修真养性、成仙成佛和天堂地狱轮回转世之说，也假借了一些《大学》、《中庸》上“身心性命”和“明心见性”的道理来装饰门面。它自称是统摄儒释道三教的正宗教统，是讲求万教精髓的“正道”，但其实不过是把别人现成的神秘离奇的诳语东拣西凑，糅杂一起，来对不同的信徒进行不同的欺骗而已。据我所知，同善社向群众宣传的主要内容，约为下列几点：

1.他们说：进了同善社，“先生”(传教师 )给你“点了功”(指定静坐方法)，经过苦修苦炼之后，小之能使身体强壮，祛病延年，大之能长生不老，成仙成佛。

成仙成佛虽然人们知道那是不容易兑现的奢望，但祛病延年则被认为是一般人都能做到，而且是大家都渴想的效果，因之就吸引很多人想进去试一试。

2.他们说：进了社，成了佛门弟子，勤修内功(指静坐)，广积外果(指捐善款办善事)之后，死了要升天堂，不堕地狱受苦，不再入“轮回”转生尘世变牛变马；最低限度，在轮回转世的时候，也要投生富贵人家，享受红尘的幸福。

看见过城隍庙十殿塑像的人，过去是很多的，抛刀山，下油锅那些惨罚，没有人不想到就心胆俱裂，想逃避这种惨祸，很多人就“虔心皈命”地去入同善社。

3.他们说：进了道，修炼好了，就能“明心见性”，对万事万物的道理，都能豁然一旦贯通，成为最聪明的圣哲。

我曾听见“顶航”(头等传教师)谢大老师(谢明诚)在天锡华号大佛堂讲道，引证《中庸》“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的话，来证实这个功效。想成为全智全能、未来先知的聪明人，就被骗入了社。

4.他们又说“一人成道，九族飞升”，道炼成了，可以上超祖宗，下荫儿孙，都免去地狱之苦，享天国之福。

他们经常用扶乩的方法把捐善款较多的信徒死去的父母亲属“超拔”回来，向亲人说话，说他们原在地狱受苦。因为自己的亲属进入了同善社，捐款做了好事，使他们脱离了苦海，成了神，或将转生世上做大官。这种方法，抓牢了很多信徒。

5.他们又说：现在是魔劫之年，大劫临头，所有的人都要遭受惨祸，甚至鸡犬不留，只有进了同善社的人，才能免劫避祸。

民国以后，战争频起，自然灾害也多，人民灾难越多，这种“大劫”的威胁就越有根据。该社还用隐语暗示过某年某天是大劫临头的一个最后确定的日子，到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尘世的生命都要毁灭，这比混世魔主一刀一枪的杀戮还要厉害，这就使人吓得更凶。你如果不信，万一有那么一回事怎么得了？还是到同善社保个险稳当些。

此外，他们还用直接封神赠佛号的方法来笼络信徒，换取捐款——等于卖官鬻爵。我看见天锡华号公布“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统道师尊彭”的几次谕文，说他已秉承天命，把某人封为什么“神祇”，某人封为什么“天尊”，某人封为什么佛。这些被封的有活人有死人，其中有些是办道特别努力的恩职和善友；而更多的则是捐了特别多的善款为自己或亲属购来了这个“天爵”。

我的大伯父也曾两次受封，头一次封为“东土济世天尊”，第二次升级封为“辅道济世化生佛”。大伯家虽不富，他办道也算得上热心努力，但两次受封，仍然捐了特别“供果费”，第一次大洋 50元，第二次 100元。大伯受封后，全家全族以及很多亲戚都把他当“活佛”尊崇，他从面前走过，任何人都要肃然起立致敬，有好吃的东西，多送去“供养”他，把他的话当作神的意旨。

由于大伯父办道有功，我那被人杀害的四叔父米亨喜被封为合州城隍菩萨，跟即有人梦见四叔穿官服(像旧戏班上的知县模样)乘大轿去上任。我家都深信是实，烧了很多纸人纸马去给四叔做跟班皂隶。我的祖父母也都受过封。

大伯说：绵竹老恩职张文山办道多年死了，他儿子没有钱捐款，没有受封。天赐华号号首邱大老师到永川时面请统道师尊给他封赠，师尊不允，邱号首跪地磕头，一定要师尊大小封个神职，才肯起来。师尊没法，只得把张文山封为绵竹遵道场的土地。

很多有钱信徒，想生前成神成佛，便不惜把敲诈剥削得来的金钱大批大批地送进同善社，换取“天眷”。这种封神的把戏，虽是从“封神榜”那部小说里找得到“依据”，但别的宗教团体却还没有大量使用过这套手法。

同善社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不教练仙丹剑术，腾云驾雾以及枪炮不能进身那一些东西。我想那是因为明明办不到，久了要露马脚；而且几千年来，别的迷信团体用这来骗人，已不大被人相信。他们把这些东西斥为邪法，说同善社是修“正道”，不愿意去练邪法。但他们也不说这些邪法是假的根本做不到。

同善社最聪明的地方，还在于它没有什么严格的清规戒律，它不要求信徒脱离生产和脱离家庭去专门修道，也不要求戒烟戒酒，吃长素，守独身等等。每天静坐的次数不限，没有时间静坐，把点道的地方默想几次也行。连默想也忘了，也不要紧，只要肯到社，肯捐款，那就是很好的善友。因为“内功”根本没有证据，求福全凭“外果”。

同善社既用一切灾祸来吓唬人，又用一切好处来引诱人，它抛弃可能“献相”的邪法，又使任何人入道后在工作、生活习惯上没有不便的地方，这就构成它容易发展的有利条件了。

统道师尊 欲驭尘世

同善社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迷信团体，它有着鲜明的政治目的，借迷信宣传来做政治变革的准备工作。

它提倡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赞扬忠臣、孝子、义夫、节妇，提倡读古书，维护整个封建社会那一套旧思想旧秩序，政治上的要求是在中国恢复君主专制。它对科学和民主思想都坚决反对，更不要说被它斥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

不过，它为要取得“民国”政府的支持，准它立案，以便公开顺利发展不受干扰起见，它没有一开始就号召信徒造反，推翻民国，拥护真命天子登基。它只强调地说，现在的民国是乱世，是混世魔王当道，等到弥勒古佛下凡，武圣帝君，伏魔大帝就会出来把所有魔王收伏，扫平劫运，让弥勒古佛当皇帝，创造永远幸福的太平盛世。这就说明他们办同善社的“济渡人”，不过是想要把群众紧紧拴在封建旧秩序的体系上，为所谓真命天子登基做思想准备工作和组织群众起来行动。

统道师尊曾几次明降谕文，严饬各省县号社要把所收的“护道金”和各种指定的捐款汇解总社，非得他的准许，不得动用。他说这些钱将来是另有大用的，是为万世开太平之用的。侵吞和挪用了这笔钱的人，罪恶最大，不但要上干天谴，而且要身受刑戮。后一句话当然不是说他要向民国的政府去告状，而是暗示他或真命天子将来要用政治身份来惩罚这些贪污分子。至于所谓“为万世开太平之用”，不是指为真命天子打天下准备费用，还能做什么解释呢？

我曾想过：基督教、佛教和道教向信徒、施主弄来的钱，还修建了一些宏大的教堂和庙宇；同善社的信徒在极盛时比一些老牌宗教的人数还多，弄钱的方法也无奇不有，搜刮的金钱，不是少数，但他们既没有修建任何一个社所，也没有举办过什么显著的社会事业。这些钱他们准备做什么用途呢？统道师尊在谕文中还说得很隐晦，但他向高级弟子一定要阐述得明白些，要不然，他的弟子会怀疑他只是敛财，要独吞道款，纵用任何天谴刑律来威吓，也禁不住高级徒众的分赃欲望，这些钱也不容易完全集中。

同善社规定所有信徒的子女都要读古书，不进“洋学堂”，说将来真命天子登基以后，还要开科取士。统道师尊的谕文里又常期许各级恩职，只要他们办道有功，将来不只能证“佛果”，而且很多人还要做开国的卿相。同善社的道，是所谓“内圣外王”兼修人天一体的学问，上统天界，下驭尘世。

1927年前后，四川各号社曾奉命选送信道很真的青壮年善友到什邡、永川、六竹等几个指定的地点去练习“道法”，说是师尊派有专人到这几个地方来特别教练。这些“道法”，他们过去曾斥为邪法，但据说因为真命天子已经降世，扫魔即将开始，像姜子牙背封神榜下山，聚众仙去讨伐纣王一样，统道师尊也将要奉天承命出来扫魔定乱。不过后来师尊又说，奉到上天指示，尘世的劫数未满，魔王混世还有一定时间，扫魔还得稍待几年。这些练“道法”的人，已去的就陆续回来，未来的未再征召。

统道师尊自称是“南无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不是将来要坐龙廷的弥勒佛，但我想这无关重要。只要为实现这一政治变革所需的思想、金钱和人力条件都是同善社在准备，不消说，实际行动也只有同善社来领导，将来统道师尊自己做皇帝或他只做姜子牙，另立一个更有号召力量和欺骗作用的人来做皇帝，其实质都是一样 ——在中国恢复君主专制。只可惜这出古装大戏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先后失败之后，使它的筹备者有所顾忌，不得不把演出期限一再推迟，直至到最后根本自行瓦解。

道门大开 来者不拒

同善社既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它的活动，就不仅仅是要向群众宣传信仰，而是要最广泛最迅速地吸引群众参加它的组织，准备政治变革的人力和物力。因之，它既要吸收民众来增大人数，也要笼络有钱有势的豪绅、地主、官僚、军阀来便利发展，扩大声势。它既要又多又快地欺骗人，也要又多又快地搜刮钱。它的活动的特点，计有下列几方面：

1.入社方便，来者不拒。不分男女老少 (小到两三岁)，不问过去历史，任何人都可入道。只要照缴“护道金”，捐些“供果费”，安一个旧道友做“引进”，一个做“保举”，恩职先生 (传教师 )就给你单独“申诉”(向神递的报告叫诉文)，或趁他们办神会和为别事礼神时附带申诉文，约你到佛堂随众礼神后，即在神案前上香拈字。在揉做一团的两个字团中拈到一个写有准字的就算准你入道了，恩职先生或他指定的高级“众生”就在佛堂的阴暗室里叫你盘腿闭目静坐，给你“点道”，即在你与两眼平列的鼻梁上下凹处点一下，叫你以后坐静功时两眼微闭回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们说得很神圣，平时手不能触及，更不能向社外人泄漏。点道以后，恩职先生单独或集合众人一起给你“谈礼” ——即说明入道的好处，以后坐静功的方法和一切有关的礼仪，你就算是进了道 (或称“进了礼”)了。至于拈到“空”字的人，当然未批准入道，但所缴的“护道金”和“供果费”是不退的。你可以在下次 (不限间隔时间，第二天也行 )再缴护道金、供果费再拈，这不比在亿万号头中抽彩票求中头奖那样困难，因为在两个纸团中拈一个，每次都有二分之一的希望，只要多缴几次护道金，多出几次供果钱，终归是要拈上的。这是一种大开道门，来者不拒的既神秘而又方便的程式。

2.升一次级，捐一次款，升的级越高，捐款的数额越大。初入道的人叫“初层众生”，请求升二层，需再度拈阄，再交护道金和供果费，数额比进初层多，升三层同样拈阄，所交的护道金额更大。在 1921年以前，新进道的护道金是铜钱 1000文，升二层 3000文，三层 5000到 1万文。这是起码数，多出不限。三层众生上升恩职。恩职计分天恩、正恩、引恩、保恩、护法、顶航等六级。三层众生上升恩职，从天恩一步步地往上爬，需要特别捐款，而且比众生升层所缴护道费更多，社里提倡升职时捐出全部家产，至少捐出大部，这叫做“舍财护道”，说明道心坚强。当然升层升职他们都说是要看办道是否热心和内体办得好坏，但实际是用捐善款来做标准。升层升职的间隔时间也没有一定，能“舍财护道”的人，两三月，一两年也可以走完众生的阶梯，升到恩职和顶航的地位。

天恩以上的恩职先生可以“开示”初、二、三层的众生，二、三层众生可以任初层众生的“引进”和“保举”。顶航可以提升三层众生为天恩，升天恩为正恩，升正恩为引恩，升引恩为保恩，升保恩为护法；引恩、保恩可以任天恩、正恩的引进和保举，这是所谓引、保、升三师。顶航要由统道师尊直接选拔。

由于升层升职的主要条件是捐款多少(只有少数办道特别有功——介绍或吸收善友最多的人是例外)，所以一般穷苦善友长期都是众生甚至入道多年还是初层众生，而豪绅地主有钱有势的人，很快就当上恩职。

3.崇拜一切的神，捐各种名目的钱。同善社可算是中国多神教的典型，对一切神都崇拜祭祀。他们有一个专门记载祭神的书本，规定某月某日，祭祀某神。除每年三次龙华会(农历二月十五、五月十五、九月十五)说是瑶池老母寿诞所有信徒必须全体参加，届时并大量吸收新善友外，每个月都有两三次、七八次祭神的会。如像正月初九祭太阳菩萨，八月十五祭月亮菩萨；五月十三祭关圣帝君，六月二十四日祭雷神，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王菩萨；七月十一到十五日祭祖宗(所谓中元节)以及三月初九、六月初九和九月十九三次祭观音大士等等。每次祭神，信徒们都要备供果钱前去参加行礼，供果钱出得多的人，祭神后在社内吃饭，出得少的自己知趣，礼毕回家。

每次祭神，在诉文上写到会善友的姓名，向所祭的神致颂词(有固定的语句，也可新撰)，求福佑，借此团结信徒。

善友患病，申却病诉、解冤诉要捐款；死了，申归空诉要捐款；申“往生诉”(求死者转世投生，免久在地狱受罪 )要捐款；“超荐”死了的亲人，做道场念经更要大量捐款。有时借名赈济贫苦，施寒衣，或天旱祈雨等都要临时募集捐款。社里招集善友办一月两月的“静坐”(集训社里的热心分子)，也要大规模地请社内善友捐助款项，帮助这些人“进修”。

此外，善友还要认定每年长期固定捐款的数额，襄助道场。这笔钱全年分两次缴或一次缴都可，但必须年年捐，最好是月月捐。捐款人姓名用大字标在佛堂门口或明显处，捐得多的人大家恭维你，捐得少的人大家讥讽你，甚至骂你。

4.利用有势力的豪绅、地主、官僚、军阀任善社领导职务，扩大声势，避免阻力。我家乡罗江县罗汉场同善社事务所的善长是曾任区正、团正，当地第一位有势力的舵把子梁兴裕；新盛场的善长是当时现任区正舵把子李定瑛和副区正廖静堂；罗江县同善社的善长是曾任全县团练局长的大地主何恒九；四川省同善社的善长是曾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任四川都督府军政部次长，后来又任四川军官学校校长的曾洪图。四川省长赖心辉、督军刘存厚也曾是四川省同善社的名誉善长。汉口同善社总社的名誉善长有湖北督军萧耀南，而段祺瑞、曹锟也曾被推尊为北京同善社总社的“护法”……总之，各省县乡镇的同善社无不把当地有钱有势的人物推为善长或名誉善长，借他们的名气地位吸引群众，使他们不阻碍，便利公开大规模做会，不受干扰。当然，善长只管社内杂务，甚至只负空名，实际掌权的是驻在该社的恩职和热心办道担任监查、庶务这一类的人物。所以社里的团结统一，能在统道师尊的绝对指挥下分层贯彻，保持无间。而这般豪绅地主老爷们，既有尘世的地位，又有显赫的神职，他们也乐得多一套法宝来吓唬人，乐于为同善社捧场效力。

5.重视身份等级，不讲“苦行”练道，把一切体力劳动者都说成是前世罪孽深重，而享受丰裕生活的人，则是前生积德所致。同善社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严尊卑长幼之分，在社内的身份等级，讲究得也特别厉害。祭神的诉文上是按先恩职后众生，又按恩职的高低，众生的层次来写名字的先后，祭神时的跪位，上香时的次序，都按等级，分先后，丝毫不能差错。平时吃茶吃饭是身份高的人坐上位，进出佛堂，是身份高的人走在前，甚至说话办事，也总是高级恩职高级善友说的是理，低级大众只能唯唯听命，不能辩驳违反。在他们看来，高级师友就是低级师友的老师，而师弟身份和父子的身份一样，是属于“五伦”之一。

同善社认为一切体力劳动者和牛马一样都是前生罪孽深重，所以今生受苦，是应该的，只能安命守分，向善积德，修来世的福。而一切有钱有势，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则都是前生修积得好，或先辈人积有阴功，其享受是应该的，正大的。所以社里也从不像佛道两教有提倡“苦行”的风气。反之，社里讲究排场享受，不但对恩职的供给优厚，一般信徒到社礼神时也需要衣冠整齐。

我幼小时看见从绵竹县遵道场来我乡办“开化”的孙享玉先生是坐轿子来去的，以后来过的陈新一、刘孔生诸恩职，也都是坐轿子或滑竿，从无一人走路。他们有些是由起行地方的善社派众生抬轿子送，又由到达地方的善社派众生抬轿子迎接。至于长期出门办道的顶航大师郝大可、谢明诚等，我看见他们都有长期雇佣的轿夫三四人，还有有身份的弟子跟随伺候。

1925年我随大伯父到绵竹县天赐华号，看见号里的首领人物和各县来的恩职先生都是穿绸着缎，狐皮衣裤，在我这初从乡下来的穷小子眼里，他们都像大官显宦一样。我家虽穷，但大伯父那时也穿的是过年节的新衣，套缎马褂，我和从云大哥在起行前也由家里新缝了洋布长衫，这是照大伯父事先严重叮嘱的话办制的。他说，衣服穿得不好，不能在号内住宿吃饭，不能上佛堂行礼。

至于饮食享用方面，我记得号上恩职先生到我们乡场善社来时，社里天天都要办酒席，铺被房屋用具，都要尽可能准备顶好的东西，善社执事人员就像“迎官接府”一样，前后忙碌很久。而绵竹天赐华号则是长期有名厨做菜，山珍海味，每日不断。我曾看见统道师尊在汉口总社所摄的一些照片，并从大伯口中知道一些统道师尊平时生活起居的情况，社里对他真是像帝王和活佛一样地供奉，绝不吝惜金钱。

由于同善社对入道有种种方便，对信徒没有戒律约束，又有种种特殊吸引力，而对豪绅地主恩职先生又有种种优待，阻力少而助力多，所以不过10余年的时间，它的信徒就发展到几百万人，使老牌的佛教道教也相形见绌，这不是偶然的。

时不予兮 由盛转衰

同善社的最高首领是四川永川县人彭述古，他在秘密书信和给信徒书写的字联上自署“述古老人”，因他家住永川回龙乡，也自称回龙老人，但他原来的名字我不清楚。同善社的信徒从来也没有去清查过和谈论过他的真正身世。他被信徒认为是奉瑶池老母之命下凡济渡众生的神人，是继传说中的佛教“先归十五代祖师”之后的第十六代祖师，是所谓“南无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

他的父亲是永川县回龙乡的一个地主，1940年我大伯父到他家时还健在，同桌吃过饭。大伯父说，他当时住的房子是一座四合头瓦房，是彭家的老家。他虽然历来住在乡下，并未自己耕田，当然是靠佃户的租米活命了。

统道师尊幼年曾读孔孟之书，考秀才未中，清朝就被推倒了。民国初年他开始做宗教活动。当时清朝皇帝退位不久，有些人不相信民国能长期保持下去，认为还会有皇帝出来，彭述古的政治目的是在这个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由于辛亥革命并未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甚至整个封建思想的体系也还原封未动，社会上层人物的民主思想也还不普遍深入，一般下层民众受了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迷信因果，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拔除。因之，彭述古宣扬保持封建体系恢复君主的说教还有迷惑人心的肥沃土壤。他的活动，逐渐发展，在四川境内和滇黔边境各县，吸收了一些信徒，建立了一些组织。

民国六年(1917年)，他由信徒接到北京传道，吸收了很多前清旧官吏入道。其中有一个姚济苍和北洋政府当时的执政人物很熟，由他出面向北京内务部申请立案成立同善社，伪称社的宗旨是讲求“身心性命”之学，提倡道德，端正人心。北京政府准其立案，并出示保护。各地信徒都根据这道准许立案的批文请求当地政府立案保护，也得到各地军阀政府的允准。从此同善社就大张旗鼓地公开活动，很快地在全国十几个省内都建立了组织；四川发展得更普遍，几乎各县乡镇都看得见同善社的大字招牌。

民国九年 (1920年)，同善社在汉口成立总社，取名“合一会”，把全国各地的同善社统一起来，彭述古亲往汉口主持领导。这是该社的极盛时期，全国入道的人数据说达到 100万以上。但由于当时国内政局分崩离析，南北分裂，战争频仍，汉口总社对各省同善社的领导指挥不能实际贯彻，而姚济苍在北京的名气日大，北京又是支持同善社的北洋政府的政治中心，不久姚济苍就在北京另组总社，他所“开辟”的北方各省和东三省的同善社遂脱离了汉口总社的领导，自成一个系统，同善社从此分裂。

1927年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鉴于同善社宣传反动迷信，勾结北洋军阀，下令取缔。长江以南各省在国民革命军到达的地方都奉到禁止同善社活动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汉口的同善社总社首先瓦解，彭述古转回四川。川滇黔各省军阀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虽然仅转发了查禁同善社的命令。并未对它采取进一步取缔的行动，但各地原来公开挂起的同善社招牌却不得不收敛起来。他们改用半秘密的方式。把各地原有的同善社组织一律改作商号名称，在通信上彭述古被称为“东家”或“掌柜”(老板)，各地善社负责人被称为“经理”，继续在西南西北各省活动，长江下游各省也还保有一些零星的组织。

奇怪的是，国民党对这个极端落后抗战期间且曾有汉奸活动的同善社，却仅仅表面取缔，实际上让其继续存在不加干涉。1948年我回罗江家乡看望父亲时，也到罗汉场同善社问候我那封过佛的同善社的护法大师大伯父米亨福，他仍然在社内静修，仍然有二三十个信徒在他那里参加礼神做会 (从前极盛时罗汉场做龙华会参加的信徒有两三千人)，还有几个人在社里长期静坐。他向我说，统道师尊还继续在领导道场，各地善社人数很少，但道心坚定的人还有，并未全停。一直保持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寿终”。

以“法术”行骗的秘密组织——江相派

于城

在 50年代以前，在广州语系地区内，曾经长期存在着一个以迷信诈财为职业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自号为“江相”，意思是江湖上的宰相；而叫其他不属于这个集团的同行为“土相”。

这个集团的分子极为复杂，既有相命先生、神棍、庙祝、道士、尼姑、和尚，也有斋婆、“姑婆”(斋堂的女主持)、江湖贩药者、“老千”(骗子)、流氓、喃呒、小偷等等。这个集团和洪门会有很密切的关系，集团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洪门会的会员，构成集团核心的头子，即所谓“师爸”、“大师爸”等必然是洪门会内的大学士、状元、进士等等；但又都必然是所谓得到“师门”真传的大相士、大神棍等。

江相派创始于什么年代，很难考据了。但从他们奉洪门五祖之一的方照舆作开山祖师这一点看来，相信它最早也不过形成于清康熙、雍正年间。据我所知，晚清时期是这个派系的极盛时代，直至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个派系还未衰落。当时的“大师爸”香港有何立庭、李星南，广州有钟九、陈善祥，上海有傅吉臣、黄焕廷，新加坡有杨海波等；其中何立庭更有“通天教主”之称。而它的成员，也遍布两广各大城市以及上海、汉口、香港、澳门、马来亚、南洋群岛等地，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之后，这个派系开始衰落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更是一蹶不振。但我相信，今天在港、澳、新加坡等地，仍会有这个集团的存在。

因为这个派系在旧中国存在达 200多年之久，而且代代的大师爸们都是有“法”有“术”的大相士、大神棍，他们凭借着“师门”传授下来的“法”和“术”，更运用自己的机诈和组织的力量，不断制造出许多“神迹”来，以欺骗和愚弄广大人民群众，并加固了封建社会“神权”、“命运”的迷信堡垒。但迄今为止，这个集团似乎还没有被揭露过，而他们所干下的坏事，有些至今还蒙蔽着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们，所以我认为有把它揭示出来的必要。

江相派沿起

我父亲就是这一个派系的成员，他做了 40多年的相命先生，在香港、广州、韶关都曾名噪一时。他的招牌叫做“幼而学”，相信今天还有许多老广州会晓得这个名字。我青少年时代一直跟随他一起过活，而且认识了他的许多行家，包括许多大、小师爸。

据传这一派系奉刘伯温为始祖师，而以洪门前五祖之一的方照舆为开山师祖，世系也是从方开始。方曾传授过四个徒弟，因此从第二代起就分为四房，即乾、坤、坎、离四房，取天(乾 )地 (坤)交泰，水 (坎 )火 (离 )相济的意思。不晓得打什么时候起，它又和洪门会结合，江相派的成员同时也是洪门会员。据我父亲说，一来他们都是洪门五祖之一的嫡传弟子；二来在旧时代里，如果江相派人物不和洪门会结合，就难免绿林好汉拦劫以及受到“地头蛇”(土霸 )的欺凌；三来这批人都是下层知识分子，有文化、有计谋，洪门大哥们也愿意得到他们的帮助。北方江湖黑帮分为八大将，都称做“将”，但南方江湖黑帮却分“将”和“相”，同时把“拆白”和“拐子”这两行排出黑帮之外。因为“拆白”骗财又骗色，“拐子”离人骨肉，有坏江湖义气和规矩，所以不把他们列入。但“放白鸽”(即女拆白 )不包括在内，这因为受骗者贪色而被骗，咎由自取。绿林好汉、捞家把头等大哥，在洪门会内称“将”，江相派人物却称为“相”，取“将相和”的意思，也用此来划清文武行。

江相派的首领称为“大学士”，就是“宰相”，以下是状元、榜眼、探花、翰林、进士、举人等。凡得“师门”真传的，出身就是“翰林”，以后可以升到“大学士”；而得不到“师门”真传的，出身是“举人”，以后最多只能升到“进士”。“大学士”一职，是由各房弟子公推的，大概每一个大埠头 (大城市 )总有三两个“大学士”，外间称号叫“大师爸”。

大概在辛亥革命之后，“江相派”便和洪门会分家。据我父亲说，辛亥革命前他们和洪门会合作得很好，当时洪门各堂公推“四大寇”之一的尤烈做总领袖，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合作反清。广东方面的洪门大将是黄和顺，广西方面的大将是陆发仔。广东反正时，事前孙中山先生和尤烈曾共同签字委派黄和顺当广东省都督的，但后来部分同盟会人混水摸鱼，推了胡汉民做都督，黄和顺只得个民军总司令；当时江相派人物有许多参加到民军里去当咨议、参谋、书记等等。

据我父亲说，黄和顺被杀后，广东、广西及南洋各地的洪门堂口，曾推举代表到香港举行过一次会议，意图和同盟会火并，但尤烈却不赞成，说：“我们的目的是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政府，今日目的已达到，何苦兄弟相争，自相残杀，害了老百姓，又给外人耻笑呢？”这一番话，弄得大家无言可说，各自散去。从此尤烈也不再问政治，隐居香港油麻地当中医。

辛亥革命后，洪门各堂的捞家、土匪，也坏了规矩，连对江相也一样抢劫欺负了。他们因此便和洪门会分家，自树一帜，各房子弟便公推“玄机子”张雪庵做“掌门”，号称“通天教主”。张死后，便由何立庭接充。何生前很豪阔，他在香港荷李活道开业，占卦算命，一家三口人，却住一层楼，共有两厅三房；除了头厅做“档地”外，其余一厅三房都设有烟局，一日 24小时，不绝有人出入，经常在他那里食宿的就有 20多人，每天鸦片烟、酒、菜、饭的开销要二三十元。凡是江相派人马，不管识与不识，“帝寿”(江湖黑话，是蠢材，不肖而又捞到发霉的意思 )要躲避时，便来找他，在他那里食宿，但捞到世界时，也自动送钱给他使用。何立庭死于 1928年，死时很穷，还是由我父亲带头捐款替他殓葬，但送殡的人却很多，有两三百人。何死后，大家也有意再推举人接替，但没有适当人选。当时最得众望的有两人：李星南和傅吉臣，但李星南在最后一次“做阿宝”(诈骗 )时失手，被香港政府判令驱逐出境，从此他便宣布“收山”；傅吉臣却因为用“扎飞”手段，骗了几个人家姨太太做妾侍 (他一共有 7个老婆)，有些同门师兄弟因此很不赞成。而且占卦算命、舞神棍、做阿宝这一行，已大为衰落了，没有人敢当头子，所以始终找不到人来接充。不久，江相派也衰落了。

隐语和规矩

江相派内有很多“隐语”(黑话)，现在先记述一部分，以后并在文中随时加以注释。

数目：流(一)、月(二)、汪(三)、则(四)、中(五)、神(六)、星(七)、张(八)、厓(九)、足(十)、尺(百)、丈(千)、方(万)，皮锦(元)、星(毫)、黄(金)。

人物：天(父)、地(母)、比(兄弟或姐妹)、七(夫)、八(妻)、追(儿子)、七路(男人)、星枝(女人)、老念(和尚、道士)、琴头(房东)、生孙(商贾)、拖尾(官吏)、蜂仔(暗探)、一哥(顾客)。

行事：班目(看相)、叩经(占卦)、问丙(算命)、扎飞(拜神)、火(有钱)、水(穷困)、古(倒霉)、生路(生意)、古烁(患病)、帝(愚蠢)、寿(捞到霉)、拜万寿(不发市)。

江相派里有三大规矩：第一，绝对不能泄露行中的秘密，失手时不得出卖同伙；第二，只许骗钱，不得骗色，所骗的也要是不义之财；第三，不许做瓜(死)一哥(顾客)。如果谁做瓜一哥，就由本埠大学士或他的师父通告全行，声明把他驱逐出派或师门，并追回骗得的财物，通过各种方法把它归还死者家属，使死者家属不去告官揭发。凡违犯上述三大规矩的，都被驱逐出派，本派人物就不再和他合作。

“翰林”要升级，不很容易。第一，要当“相”10年以上；第二，要做过几处“乡档”，经同门师兄弟承认；第三，要心术正，没有违犯过规矩，并够义气，能周济同派中人。

一般来说，凡是出来当“相”的，都可以收徒弟，但要收授“真传”弟子，要“探花”以上才有这个资格。收“真传”弟子时，先要和本门师兄弟商量，经他们同意才可；收了之后，也要带这个徒弟去拜见“大学士”和各师叔伯。

至于怎样区分是否本派中人？是同派抑或同师门呢？这也很容易办，因为师父在传授时已把这些“口诀”都传授了，而且派内严格规定，绝对不能冒认“身份”。

那“口诀”是这样的：

问：谁点你出来当相(上声)的？

如果对方答是××××，那么，你就晓得他不是同派中人了。如果对方答：“我的师爸。”“你的师爸贵姓？”如果对方答：”那你就再问：“姓方。 并反问你道：“请问你的师爸是谁？”你就知道他是同派中人了。你这时候便答：“我的师爸也是姓方。”并反问他道：“你是什么出身？”如果对方答是举人或进士。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同派而不是同门，你就可以向他表明自己的身份，彼此可以谈谈“生路”(生意 )等等，或者请他和自己合作，“点”(介绍、诱引 )枝“一”来。

如果对方答道：“在下是第 ×传探花。”那你就晓得他是“同门”，这时，你应该考虑他的辈数，如果他的辈数比自己老，就称呼他做师叔，同辈称师兄，辈数低称师侄。你就这样问他：“师 ×既然是翰林院出身，请问有何凭证？”对方这时候便答：“有诗为证。”并会反问：“师 ×既然知道有个翰林院，一定也知道翰林院的规矩吧。”你便答：“知道。”并立即斟茶，用三个手指拈着茶杯，递过去说：“师 ×请，在下是第 ×传××。”对方也用三个手指拈着杯底，接过去，并把它放在茶几或桌子上。如果他辈数老，就放在几子或桌子的左角，平辈或卑辈则放在右角。他放好杯子之后，便问：“师 ×有何指教？”你便问：

“既然有诗为证，师 ×可以赐教一二吧？”他这时便要把自己的世系歌念出来，这首歌前四句是这样：“祖师遗下三件宝，众房弟子得真传，乾坤交泰离济坎，江湖四海显名声。”以后便是叙述自己世系的歌词，彼此不尽相同了，但最后四句，即叙述自己的辈数、身份的歌诀，却有一定的格式。它是这样： “……第十 ×传传到我，禀承师命闯江湖，出身原是翰林院，如今分属 ××郎。 ”

对方念了歌诀之后，你也说句：“领教了。我也有诗为证。”跟着自己也把世系歌念了出来。

不过，用这样方式来认识“同门”是不多的，因为在广州语系地区里，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大师爸”和“师爸”，他们之间是互通声气的，只要有“大师爸”一封介绍信，对方就会知道你是不是同门。据我父亲说，他一生只碰过一次这样的事，而傅吉臣也是初到上海时，碰过一次。

江相派虽然没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但由于下述种种互相依存关系，他们却非依靠这个组织和在一定程度上遵守共同的纪律不可。第一，他们要做“乡档地”(开码头)、做“生菩萨”(骗富翁)、“做阿宝”(行骗术)，就不是个人独立所能为，非有很多的“媒”(助手 )不可，有时还要依靠“大师爸”们的指点和办理善后工作。第二，他们派内有句成语说“医要守，相要走”，不仅“做阿宝”的要常常“撇档”(放弃码头 )逃到远处，就是一般的相命先生、走江湖的、做神棍的等等，也是经常要搬“档地”在各大、中、小城市流动，如果没有当地大、小师爸的帮助，就不仅会受到“地头蛇”的欺侮，甚至连食宿、歇脚的地方也没有。第三，如果谁不遵守“师门”的戒律，弄出事来，例如做死“一哥”(顾客 )那就会暴露秘密，就会“赶绝同行”，弄到大家都无法再骗人了。第四，谁被逐出“师门”和派内，他就不准再当相，即再靠这一行来觅饭吃。从前对这种人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据我父亲说，在晚清时代，那些被逐出“师门”和派内的人，如果再出来“行江”“当相”轻的就给你个“岔档”(捣毁档口 )的处分，重则当他是个“蜂仔”(叛徒或暗探)，实行杀害。

派内还有句成语，说“江湖财，江湖散，不散有灾难”，所以同派中人是相当讲义气的，大师爸们的家里，固然是经常“食客”满座，就是一般的江相，同派中人去求他帮助，也绝不会拒绝的。所以只要入了“行”，就不愁被饿死，这也是这个“派”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

未卜先知的相命术

我15岁那年，我父亲有个同门师弟不晓得为什么会看上我，在他病危的时候，把师门的“法”和“术”匆匆地传给我。因此，我深知其中的黑幕。但过去我一直不敢把它揭露，不是害怕报复，而是担心会产生很坏的反效果 ——会被人利用这些“法”和“术”来行骗。

所谓“师门”真传的“法”和“术”是什么呢？“法”就是指一本大相士、大神棍们必读的“秘本”，名叫“英耀篇”。“术”就是历代积累下来的，怎样舞神弄鬼，欺骗群众，行之有效的经验。它又分为两本：一本名叫“扎飞篇”(“扎飞”就是舞神弄鬼的方法)；一本名叫“阿宝篇”(“阿宝”就是用“种金种银”的诈术来骗人财物的方法)。

“英耀篇”被认为是师门大法，是不轻易传授给徒弟的；得到这个“秘本”，才算得到师门的真传。它规定不能传授给儿子、女儿和女婿，又规定被传授人要具备下列几个条件：“个头”(即相貌、仪表 )能够“压一”(即使得求神问卜的人们见而敬服的意思 )；资质要聪明、伶俐，声音要洪亮，词锋要锐利，心术要正 (这指的是不过分贪婪，能保守师门秘密，遇到失手时不出卖同伙)。传授时，被传授人要经过拜祖师、焚丹书立誓等一套仪式，才由师父把这秘本口授给徒弟，并传授怎样鉴别同门的方法，以及一首自述宗派、世系的歌诀。我父亲一生曾收过 10多个慕名前来拜师的徒弟，有几个还跟着他十年八年，却没有一个得到这个秘本。我父亲有几个徒弟知道我得到了这个秘本，曾经费尽心思想求我念一遍听，我以师门法规来做挡箭牌，坚决拒绝了。这秘本结尾有两句话说：“慎重传人，师门不出‘帝寿’；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可见这派系怎样重视这本“大法”了。

“英耀篇”是师门大法，所以传授时是一字不移的。至于其他两篇，却因为每一宗的上辈经验不同，所以不同师父的相士、神棍，他们的做法也各有不同。

什么是“英耀篇”呢？“英”就是家底、身世的意思；“耀”就是用非常高明的手法去取得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怎样运用高明的手法去使对方吐露自己的家底和身世”的意思。

这“秘本”是用骈体文写的，全文不过 700多字，却把封建社会里伦理之间的利害关系，各色各样人物的意愿和欲望，怎样从他们的外表、言语来观察他们的身世和内心世界，怎样使他们吐露自己的家底、身世的方法等，都很概括地写了出来。但文内最主要的词句，全用江湖黑语代替，例如“天”代表父亲，“追”代表儿子等，但即使你懂得这些黑话，如果不是由师傅亲自指点，也无法领悟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方法论。先将原文录下：

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莫踌躇。天(父)来问追(子)欲追贵，追来问天为天忧。八(妻)问七(夫)，喜者欲凭子贵，怨者实为七愁。七问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艰难。士子问前程，生孙(商贾)为近古(近况不好)。叠叠问此件，定然此件缺；频频问原因，其中定有因。一片真诚，自说慕名求教，此人乃是一哥。笑问请看我贱相何如？此人若非火底(有权有势的人物)就是“畜生”！砂砾丛中辨金石，衣冠队内别鱼龙……(下缺四句)。

僧道纵清高，不忘利欲。庙廊达士，志在山林。初贵者志极高超，久困者志无远大。聪明之子，家业常寒。百拙之夫，财终不匮。眉精眼企，白手兴家之人。碌碌无能，终生工水(职工、贫穷)之辈。破落户穷极不离鞋袜，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神暗额光，不是孤孀亦弃妇。妖姿媚笑，倘非花底(妓女)定宠姬。(中缺两句)满口好对好，久居高位，连声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祸事。招子(眼睛)闪烁而故作安详，祸发自身。好勇斗狠，多遭横死。怯懦无能，常受人欺。志大才疏，终生咄咄空抱恨。才偏性执，不遭大祸亦奇穷。治世重文学之士，乱世发草泽英雄。通商大邑竟工商，穷乡僻壤争林田……(下缺四句)

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敲其天而推其比(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吐，何妨拨草以寻蛇。(下缺两句)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材。故曰：无千不响，无隆不成。学者可执其端而理其绪，举一隅而知三隅。随机应变，鬼神莫测，分寸已定，任意纵横。慎重传人，师门不出帝寿，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

我现在对“秘本”文句作些解释，并尽量译成语体和一般用语。

“秘本”劈头第一句便说：“一入门先观来意，既开言切莫踌躇。”这就是说，对那些前来看相算命，求神问卜的人，一进门来，就要先观察他是怀着什么愿望和心事而来的，你如果忖摸不透，就不要胡乱发言，但一开口，就要运用一套“军马”(有组织、有层次的发言和发问 )来对付对方，切勿犹疑不决，你一有犹疑，对方就会对你不信任了。

跟着，它便根据人们心理一般规律，一一分析说：“父亲来问儿子，是希望儿子富贵；儿子来问父亲母亲，必然是父母遇着什么不幸的事情。妻来问夫，面上露出一片希望神气的，是想丈夫富贵腾达；面上露出怨望神色的，必然是丈夫好嫖好赌，或者是宠爱妾侍。夫来问妻，不是妻子有病，就是她没有养育儿子。读书人来问，主要是求功名富贵；商贾来问，多数是因为生意不前。 ”“秘本”还提醒后学门徒说：“态度诚恳而又自说慕名前来求教的人，多数是最相信命运的‘一哥’(一哥实际是死人的意思，这是江湖相士们侮辱顾客的隐语)；而笑口吟吟说：请看我贱相何如？这种人，如果不是衣丰食足的权势人物，就是‘畜生’(畜生是江湖相士们骂那些有意前来捣蛋的顾客的隐语)。屡屡问这件事，定然缺少这一样，频频问什么原因，其中一定有原因。要注意啊！有些富贵中人会装出很穷困很倒霉的样子来试你，你要在砂砾丛中辨开是金是石。要小心啊！有些破落大家的子弟或是清寒之流的人物，会混进一群富贵人中来相命，你要在衣冠队里识别谁是龙，谁是鱼。”

“秘本”的第二部分，是从人们的外表、谈吐、性格，来分析他们的意愿、心理状态，以及可能遭遇的命运等。它说：“即使是最自鸣清高的和尚和道士，他们心里仍然忘不了利欲；但那些做大官的人物，即使心里很贪恋禄位，却喜欢谈论归隐山林。 ”“刚刚中了举人、进士或新做官的人，他们的欲望极大，而且趾高气扬；而那些长期潦倒或郁郁不得志的人，他们希望却很低，不会有远大的志愿。 ”“聪明之子，他们高不成，低不就，左碰右碰，结果常是很潦倒很贫苦；百拙之夫，他们希求不高，上司喜欢他，老板喜欢他，他那饭碗倒是可以长久保持，家中常会有节余。 ”“皮肉幼嫩而形容枯槁，衣服寒酸却穿鞋踏袜，多数是破落户。粗拳大爪而意气自豪，衣服朴素但带着金玉饰物，必然是个白手兴家的老板。”“衣饰虽华丽，但额角光滑，面带愁容的，不是孤孀，就是弃妇；满手金饰，打扮得很妖姿；眉目间带有风情的，不是当红的妓女，就是富贵人家的宠姬。“满口对，对，对，会是个有权势的人物；连声是，是，是，他的职位、身世一定很卑微。 ”“面带愁容，心神不定的，一定是家中发生不幸事；但如果言词闪烁，故作镇定的，必然是他本身的罪恶丑行败露了。”

“秘本”的第三部分，是方法论，是全篇最重要的。它把怎样套取对方家底、身世，以及令他们心诚悦服的方法，归结为“敲、打、审、千、隆、卖”六个字。“敲”就是旁敲侧击；“打”就是突然发问，使对方措手不及，仓促间吐露真情；“审”就是察貌辨色，判分真伪，并从已知推断未知；“千”就是刺激、责骂、恐吓，向要害打击；“隆”就是赞美、恭维和安慰、鼓励；“卖”就是在掌握了对方资料之后，从容不迫地用肯定的语气一一摊出来，使对方惊异和折服。这六个方法是互相配合的，所以“秘本”指出说：“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至于怎样配合运用呢？它说：“敲其天 (父 )而审其比 (兄弟)，审其一而知其三。 ”“急打慢千，轻敲响卖。 ”“一敲即应，不妨打蛇随棍上，再敲不应，何妨拨草以寻蛇。”但最重要的是“千”、“隆”两个字，所以“秘本”上反复指出：“十千九响，十隆十成。 ”“无千不响，无隆不成。 ”“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材。”

怎样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呢？那个传授人曾经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其中一例说：比方有个 25岁的青年男子跑来看相算命，他外面穿着一件七八成新、尺寸很相称的文华绉长衫，内面却是一套陈旧但质地手工很好的熟纱衫裤，鞋子很时尚但已破旧不堪。他入门后，迟疑了一下，望望周围，见到没有熟人，这才放心走入。看他的样子：手尖脚细，皮肤幼嫩，但愁眉不展，满面懊悔，而且眼内无神，面色憔悴、苍白。问他是占卦、算命，抑或是看相看流年气色？他问清楚价钱和内容之后，考虑了一下，就答道：“先给我看看气色吧。”

这个青年男子的这种行藏动作，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世和遭遇，告诉了相命先生了。

他的衣着、外貌、表情、语言等是一致的。他的衣着很称身，质地上等却破旧；他手尖脚细，皮肤幼嫩，但愁眉不展，这表明他是个“二世祖”之流的人物，三两年前还很豪阔，但近一两年来已经破落了，陷入贫困境地了。青年男子总喜欢三五成群跑来看相算命，问前程，特别是那些读书人和富家子弟，更喜欢相士们在他的朋友面前恭维他的“富贵命”，而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而这个人却反常，这只有两种可能：或是他心中有不可告人的疑虑或营谋；或是他的朋友抛掉他，他穷极无聊，独个儿闲荡，撞上门来碰碰运气。但他不是前者。一般人迅速破产的原因不外三个；一是生意失败，一是意外的灾祸，一是自己挥霍无度。而“二世祖”们破产的原因，十分之九是由于第三种——好嫖滥赌，挥金如土。但由于意外灾祸而破产的人，面上表情只有惨淡而无懊悔；如果是由于生意失败，如果他曾经在商场内混过三几年，那么倒霉的时候就不会再穿件文华绉长衫；如果他滥赌，这件文华绉长衫也值得几文钱，早就拿去作赌注了，留不到今天。只有那些不久以前还在花厅妓馆称豪充阔的纨绔子弟们，穷死也要留回一两件光棍皮来遮门面；也只有这种人，穷了就失掉平日那班狐朋狗友，所以他才会独个儿跑来看看命运，而且行藏闪缩，怕碰见从前那班阔少们。从他破产的原因，又可以“推”出：他可能年幼时就没了父亲，极可能还是个独子，最低限度，他的父亲也在几年前亡故，他有兄弟也不会多。如果他的父亲还活着，或有长兄当头，那么他们断不容许他把那份家产花个精光的。只有那些自幼就没了父亲的二世祖们，在慈母的溺爱和纵容底下，才会养成这样一个不知稼穑艰难，乱挥乱散的寄生虫。还可以“推”出：他出身于富商的家庭，而不是官僚世家。因为官僚世家子弟，他的亲戚和父执辈中，总会有些是官场人物，他即使读书不成，总会想到找找那些阔亲戚，找份差事当也不难。如果他心中有所营谋，就会先占支谋望卦，问问能否成功？但他不占卦而看气色，眼中又没有露出希望的神色，这表示他潦倒漫无希望。为什么他不敢求求那些亲戚、父执们帮助，谋碗饭吃呢？这只有一个解释，他们都住在本处，大家都晓得他滥嫖或滥赌的行为，而从前正当商人们最憎恶这种败家子弟的，所以他不敢去见他们。

虽然这个青年男子的身世，大部分都已掌握到，但有经验的相命先生还不敢贸贸然“落千”，仍然“敲”个清楚，“审”个真确。

首先用“我看你满面暗晦之色，怕你在这一两年内会有大丧，你还有母亲没有？”这一类的话来“敲”他的父母。如果对方答：“母亲去年死了。”那就“响卖”一下：“我看得对吧，你这一两年内真是丧了母亲吧。”跟着，就打蛇随棍上，“打”他一下，突然问他道：“你父亲死了多久？你几岁没有父亲的？”对方如果答：“他在我 5岁时死了。”那又可以再“响卖”一下：“额角岩巉先丧父，你额角这样岩巉，当然幼年丧父呢！”跟着又“打”：“你是长子吧？”对方如果答：“是。”那他有多少兄弟就可以“审”出来了。试想想：他是长子，但 5岁就死了父亲，难道还有五六个兄弟吗？所以又可以“卖”一下了，说：“你居长，我怕你没有兄弟，有也不超过一个两个，而且也不会和气。是不是？”

把对方的父、母、兄弟，都探清楚了，看来自己的估计大致不错，就可以落“千”：先“千”他的潦倒，再“千”他那班狐朋狗友怎样忘恩负义，不够交情；又“千”他的亲戚朋友，说他们怎样冷落他轻视他……这些话，不仅对于这个“败家荡子”适合，就是对于一切家产衰落的人们都适合，当然能够句句“千”中这个青年男子的心灵深处，使他感到这个相命先生真是“灵验”。所以“秘本”上说“无千不响”，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单是有“千”还不成，因为“千”只能灵得从前，只灵得一半，要连未来也灵验，就非“隆”不可。因为“隆”可以发生两种作用：一是使对方感到目前的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使他替你吹嘘，介绍别人到来看相算命；二是这种未来命运的预言和暗示，常会发生一种精神力量，影响着对方的前途。所谓“隆”，并不是盲目地恭维和赞美，最主要的还是结合社会的发展和需要，以及对方的出身、性格、资质、社会关系等等，对他的前途作出适当的预示并加以鼓励，对这个“二世祖”，他已经 25岁了，读书不成，也没有胆识和勇力，连谋生技术也没有。在封建时代里，他既无条件应科举试，从仕途出身；也没有胆量去投军就武，博取功名。从事工商业吗？既没有经验和技术，也怕筹不出本钱。对于这种人，如果你预言他将来可以当大官，教他从政从军，或者说他将来可以做个大工商业主，教他卖了仅剩下那间住屋来做本钱，这是毫不适合实际情况的，结果只有完全失败，那你的预言就不灵验了。但如果你教他痛改前非，下气低头去央求—下亲戚朋友，谋求店员的职位，勤勤恳恳地工作，非常节俭地生活，将来也许可以做到小康小富，这倒不是幻想。因为他虽然目前破落了，还会有许多有钱的亲戚朋友，如果这些人见得他确实悔改前非，肯勤勤恳恳地工作，也许会有一两个体念亲戚的情面收用他；如果他今后能够勤勤俭俭，渐渐有了做生意的经验，又认识了多一些商界人士，那么他那个饭碗也许可以长久保持。这样，你的预言就灵验了。所以“秘本”上说“无隆不成”，就是这个道理。

传授人特别着重“隆”这个字。他教我说：“如果是太平盛世，你就要多鼓励资质好、有条件的人去应科举试或从事正当的工商业；如果是乱世，你就要多鼓励够胆识、够豪爽的人去从军就武，或是捞偏门 (即承办烟赌、捐税以及走私、炒买炒卖等 )。”他还说：“这样做，对自己大有好处，而且有百利而无一弊。你教一千人一万人这样做，说他们将来一定发迹，他们的心里一定很喜悦，而替你吹嘘，这你目前就有收益。但将来的收益会更大，只要其中有三几个人真的当上大官或做起大富商大财主，他们即使没有重重酬谢你，也会替你宣扬，夸奖你灵验，有三几个这样有势有面子的人替你撑腰捧场，你就享受不尽了。而那些捞不起的绝大多数人，也不敢说你不灵验，因为你在替他们相命的时候，早已埋伏了好几手，例如说看他们家山风水怎样，祖宗阴德怎样，自己私德怎样等等。他们不发迹，只好自怨家山风水不好，祖宗德薄，自己私德有亏等等。至于那些在战争中战死的人，更没有生口对证，哪还会说你不灵验！”

我的父亲以及同一派系的许多大相士们，就是靠着这样的伎俩来欺骗世人，享名一生的。当然，这本“英耀篇”所传授的，还只是一般的“法”，如果更灵验，更能骗人，他们还另有“术”。

讹神骗鬼的手段

“扎飞篇”也是“师门”三宝之一，但它不如“英耀篇”那样重要，是准许传授给一般徒弟的。它大致也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段200字左右的纲要式的文字，扼要论述“扎飞”的一般法则和对象。这一部分，各家的“传本”都大体相同；第二部分是叙述怎样祈神禳鬼的仪式和办法。这一部分，各家的“传本”互有差异；第三部分最重要，即所谓“师门心法”是上辈舞神弄鬼的具体做法和经验。这一部分，各家的“传本”几乎无一相同，即使同一师父的“传本”也互有分歧。第一部分原文如下：

凡“一”皆可以“扎飞”也。君子敬鬼神而远之，小人畏鬼神而谄之。或求妻财子禄，或畏疾病灾祸，非有所惧，即有所求。察其所惧，觇其所求，而善用“军马”，则“一”无不唯命是听，故曰：“我求他不如他求我。”

“扎飞”之术，贵在多方，幻耶真耶？神化莫测。小脸然后大“响”，众信然后大成。

鬼神无凭，惟人是依。一犬吠形，百犬吠声，众口烁金，曾参杀人；虽明智之士，亦所疑惑，何况“一”哉。善为“相”者，莫不善用“媒”，故曰：“无‘媒’不‘响’，无‘媒’不成。”

“扎飞篇”劈头几句意思就是说，对一切迷信鬼神、命运的愚夫愚妇们，都可以用舞神弄鬼的办法来骗取他们的财物。具体的方法是：先要了解他们心中最担心的最害怕的是什么？最渴望的日夜祈求的是什么？然后善于运用“军马”(语言)，恐吓他们，引诱他们，他们就会一厢情愿地听从你的指使，甚至央求你替他们祈神禳鬼，替他们消灾消难，或者求神庇佑赐福了。所以上辈传下来说：“你求他们出钱来祈神禳鬼，不如设法要他们自动来求你。”

第一部分第三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意思是说：“鬼神是没有的，一切所谓神迹和鬼事，都是人制造出来的。尽管是那些有知识的人，也会被谣传弄到疑惑不定，何况那些迷信鬼神的人呢？所以最懂得舞神弄鬼的‘相’(神棍)，没有一个不善于运用‘媒’(助手，暗中的爪牙)。没有‘媒’，就不能使得人们惊异，没有‘媒’，你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第二部分是舞神弄鬼的手法，包括画符、念咒、扶乩、祈神禳鬼的仪式，以及怎样运用化学药物来愚弄和恐吓群众等等。例如治鬼要拜张天师，求子要拜金花娘娘和送子观音，用黄磷和朱砂画符能在暗中闪光，用白矾写字烧后现出黑字，用黄羌水浸过的“稽钱”放在白醋内变红色等等，无甚重要，兹不再赘。

关于利用“媒”来行骗，我父亲的师叔“玄机子”张雪庵曾做过一件这样的事。大约在清朝光绪三十二年，顺德大良城里有个龙二公子，父兄做官，家财豪富，单是租谷就有十几万石。张雪庵打听清楚，特在大良租得一栋称为“鬼屋”、无人敢住的房子，自己和妻妾分乘大轿，带领婢仆十多人搬了进去。随即挂出“玄机子在此候教”的三尺金漆招牌；并广贴“招军”(即街招)，自称“云游四海，结交有缘人士”，标明“口谈气色、流年，收毫洋 5元；看全相、批八字，看人订价，从 10元以至 1000元。”龙二公子本不相信命相，专门寻花问柳，曾来过几个江湖相士，都被他的诗社中人打走了。这次玄机子以阔绰姿态出现，龙的门下清客徐某绰号“打斋鹤”的划策：徐伪装大绅士，另外两位贵公子扮他的儿子，龙二公子扮仆人，到玄机子相馆寻开心，预定一言不符，就打碎招牌，驱逐这个阔相士出境。不料玄机子却能道出他们每个人的真相，连龙二公子身上有颗朱砂痣也说了出来，一口气索取了龙的相金 1000两。这样就轰传全城，众口齐声称赞玄机子是个活神仙。大良城所有巨绅富商都纷纷登门求教，不到 3个月，玄机子便捞了万多两银子，云游别处去了。原来“打斋鹤”就是玄机子的同伙、派在龙二公子那里作“媒”的，那还有什么不一清二楚的吗？玄机子这样做，在江湖上叫作“火档”，是专骗富贵人家的。

关于第三部分行术的经验，有一段极为残酷，也就是他们自供的罪状，约略如下。

广州市东水关濠畔，旧有一座仙童庙，内供和、合二仙童，据说是南极仙翁的徒弟。清光绪初年，此庙已破落不堪。忽有一天早晨，先后来了四队抬着粉亭，供奉香烛、三牲的仪仗队，说他们是“神功会”的道友，十多天前有三个人相继梦见两个分穿红绿、头梳丫角的仙童，告以这日正午升天，要他们来庙前迎接。这样就传开了，闹得东关一带的信男信女纷纷携带香炉前来迎仙。到了中午水退时候，突然在东关濠水面上，逆水漂来两具并在一起的童尸，分着红绿缎衣，黄白绸裤，足踏麻鞋，头挽双丫，宛如画相里和、合二仙一样。神功道友中就有人喊：“仙童来了，逆水浮尸，正是仙家妙用。”于是冯姓道首带领众人鸣鼓奏乐，焚香膜拜。跟着冯道首叫把仙童尸身捞上，立即焚化；并叫匠工把骨灰掺入陶土，塑造两具仙童偶相。同时发起募捐，重修仙童庙，冯姓和几个道友自作庙祝。自然这更轰动了广州全城以及附近的乡村，每天前来膜拜的多至五六千人，庙祝们捞到大笔收入。捐款不久募齐，修成一座宽大华丽的新庙，豪绅富商们还送了匾额和楹联。从此香烟繁盛，奇迹速传，满足了庙祝的欲望。

原来冯道首也是江相派大师爸之一，“仙童招梦”和“逆水浮尸”是他们制造出来的。他们在外地收买了两个 10岁左右的小乞儿，养了几个月，在升天前两天带到广州来打扮好了，活活淹死在水里，再用铁锚和绳子把尸首系着，沉在仙童庙下游不远的地方，上面盖着一只大船。另叫助手在上游停泊两艘小艇，从艇头放下两根篾缆，末端系以重物，不使浮出。宣传仙童升天那日，大船上的人拉开锚绳，尸身浮起，小艇上的人暗将篾缆绞入一拉，尸身便逆流而上了。

由这项记载可见，他们所谓不害人命只是幌子而已。

“种金术”行骗法

“做阿宝”即借金种银来骗取财物的骗术，在旧时代被人相信由来已久了，报刊上也常有这种事件的刊载，但都只把受骗者被骗的经过记述，却未能揭穿其中的内幕。

“做阿宝”根据“阿宝篇”，“阿宝篇”是“师门”秘本，不轻易传人。一般徒弟，只传授“兜生路”（诱受骗人入彀）的方法，唯有得到“师门”真传的徒弟，才有资格受授全部。

“阿宝篇”也像上述两种“秘本”一样，只用口传，不准笔录，以防泄露秘密。它也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一段 200多字的“引言”，第二部分是“兜生路”的方法，第三部分是“术”，但这些“术”不是抽象的词句来表达，而是用前辈的事例来做具体说明。

“引言”是一段很奇怪的文字，它把受骗者的被骗，归咎于他自己，而认为并非“做阿宝”者的罪过。它这样道：“贪者必贪，君子引为大戒，佛门亦以为五戒之首，故‘做阿宝’咎不在‘相’（骗者）而在‘一’（受骗者）。”

跟着，它指示后学门徒道：“贪官者，民贼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强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欺愚，恃强凌弱，欺人孤寡，谋人财产，此皆不义之财也。不义之财，理无久享 ,不报在自身，亦报在儿孙。不义之财，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宝’者，非‘千’(骗 )也，顺天之罚而已。 ”

“阿宝篇”最重要的一节，是“做阿宝”的原则。它说：“凡‘做阿宝’，博观而约取，慎始更慎终；未算其利，先防其弊；未置‘梗媒’，先放‘生媒’。故善为‘相’者，取之不竭其力，不伤其根，上顺天理，下快人心，并使之有所畏怯而不敢言。不善为‘相’者，竭‘一’之力，伤‘一’之‘丙’(生命)；取非不义之财，上逆天理，下招人尤。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上两节易懂，这一节非经师傅传授，你就无法了解其中的含意和道理。

所谓“博观”，就是要调查清楚“一哥”的底细。第一，要调查清楚他的身份、社交关系，他可不可以作为被骗的对象，事发之后他有没有势力追究，会不会连累行家等等。第二，要了解清楚他的财产来源是不是“不义之财”，浮财有多少，实业有多少。这一关很重要，因为：如果他的财产来源不是“不义之财”，而是“血汗之资”，即用自己劳动博取和节俭而得的话，骗了他，他一定不肯甘心，拼命追究，追究不得，可能弄到他自杀，这样便不会得到社会人士的原宥。如果他的财产来源是些“不义之财”，骗了他，冤枉来冤枉去，他不会想到轻生，甚至不敢对旁人吐露，只有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即使给社会人士知道，人家也只会讥笑他恶因结恶果，活该，绝不会同情他。第三，他的至亲好友中，有没有“江相派”师爸和江湖上黑帮头子，有没有给其他的“相”做过“阿宝”。这关也很重要，因为可能在事情进行中败露，自己脱身不得。甚至光棍遇着没皮柴，自己赔了夫人又折兵。即使给你骗到手，也会被追得吐出来。既白费心思，也坏了江湖义气。

所谓“约取”，就是不要过分贪婪，骗得过多，弄到“一哥”活不下去。至于骗取多少呢？最好只骗取他浮财部分，即他本身拥有现金和可能借到那部分，切不可弄到他要卖实业。因为这样有两个坏处：卖实业会伤他的根本，弄到他活不下去；卖实业要经过一段时间，时间长了，事情就容易败露。

所以，凡“做阿宝”，事前要调查清楚，开始时要非常谨慎，同时要考虑到如中途发生变故时，怎样处理？“做”了“世界”(即骗取到手 )之后，又要怎样圆满地收场？最圆满的收场，就是要使对方怕丢面子，怕受法律处分，怕受社会舆论谴责，怕受亲友讥笑等等，而不泄露出来。即所谓“使之有所畏怯而不敢言”。

传授人还谆谆教训我道：“‘一哥’就是因为贪心，才上我们的钩。如果为‘相’者贪求无厌，这时‘一哥’已被你利诱到堕入迷魂阵中，要竭尽他的财力并不难，只怕旁观者清。他的亲友看见他卖屋卖田，又不是有所经营，一定明查暗究，这样事情无不败露。即使不败露，伤了他的根本，弄到他‘瓜’(自杀或癫狂而死)，师叔伯们也就不会宽恕你，一定按照规矩把你逐出师门，并且把赃物追出来，那你就无容身之地了！”其实，据我看来，这个规矩并不是怕弄出人命案子，有伤天理，主要是怕事情败露，连累到同行再不能以此来骗人罢了。

什么是“梗媒”？“梗媒”就是引诱、指使“一哥”前来的明“媒”，这个“媒”在做了“世界”之后，就要和主骗者一起“散水”(逃遁 )的。什么是“生媒”？“生媒”是不露痕迹的暗“媒”，专负责办理善后工作，使事情由大化小，由小化无。如果“一哥”要轻生自杀，也是由他负责挽救的。

江相派中人怎样“做阿宝”呢？我想非用实例就无法说明。传授人最推崇李星南，说他的手法最高明，认为他是“前无古人”的大师爸。李星南大概生于清光绪初年，南海人，据我所知，他在1915年至1925年这10年间，做过七八单“生路”(生意)，骗到10多万元，个人所得不下10万元。表面上，他还是个正当商人，是一家药材行和一家进出口商行的经理，他在高第路还有一座很漂亮的三层楼洋房。他的两个儿子 ——李天禄、李天爵，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牙科医师，各有一间设备很齐全的私人医馆。他的女儿嫁给高第街许家(广州有名大户之一)。像这样一个富商，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个大骗子、江相派的大师爸的。

现在，我就用他一件骗案，来举例说明“做阿宝”的罪恶活动的经过吧。

香港有一个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囤积居奇发家的富商死了，遗嘱把他全部生意都交给大儿子，小儿子陈某只分得几千元现款、两万元股票以及价值三万元左右的几座洋房。大概那个富商也晓得自己的小儿子是个碌碌无能的人物，所以把这些产业分他，让他靠股息和租金过活。

陈某常常到—些俱乐部去搓搓麻雀，赌几手扑克，虽然都是消遣性质，每次赢输不大，但每天消夜、聚餐等，总要花费不少。不够一年，那几千元现款就已耗去大半。

在俱乐部里，陈某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姓朱，是家洋杂店的老板；一个姓胡，据他自己说是某间洋行的高级职员，月薪有300多元港币。彼此来往甚密，如是者半年之久。

有一天，朱某突然向他们两人借 1500元去买“水蚧”(即很便宜的货物)，胡某人一口答允借出 500元，陈某也就答允借出 1000元。个把月后，朱某邀请他们到自己店子密室，说那宗货物已经抛出了，获得不少利润，现在璧还借款；还后并请他们吃饭，顺便往汇丰银行存款，朱一下就存入两万元。后来胡某密告陈某说朱某不像做生意，而是另有秘密。两人计议把朱灌醉，套出他一句话说是“轰天雷”的指点。以后陈某就找到相士轰天雷，先算得一个发横财的命；轰天雷又点香请神，拿出一只神秘的碗，碗内只有一泓清水，让陈某凝神注视，轰天雷一面念咒，一面由红葫芦倒水添入，陈某就突然看见自己的形象，后面有三堆金子和两个看守的恶鬼，但一霎那就又是一泓清水了。这时轰天雷便说必须设法禳解，他的道行不够，只有请出他的师伯才有办法。那师伯却是四海为家的，好容易才到港来，并带有一个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师伯当陈某面要他把 10枚光洋放进“法坛”，盖上盖子，贴道神符，然后焚香念咒，半个钟头，揭盖一看，满满一罐光洋，数数 110枚，恰好比原来多 10倍。接着就要陈某筹措 300两黄金作种金。陈某出卖了股票，换成 300两金条，他们在半山区租赁别墅，安顿师伯夫妻，并准备进行烧炉大法。300两金条放进八卦炉时，师伯还自加 60两，说是借陈某的福，算是酬劳，此外不要分文。烧炉要经 7天 7夜，轮流看守。到了第 6夜陈某自己看守时，三姨太送来参汤，陈某一喝神魂颠倒，竟拥着她在炉边行淫。这个当儿，八卦炉破裂了，冒出一阵清烟。师伯、轰天雷就推门而入，师伯大怒，要把三姨太用柴刀劈死，轰天雷从旁劝阻。师伯用刀劈开八卦炉，里面红亮亮的条子堆满一炉，霎时由红而灰而黑，夹出几条一看，全成泥土，但表面还有几处金色。当然陈某只好赔罪认错，写下悔过书了事。他无精打采地回家，还不敢向人家说。

几个月之后，他才晓得自己被骗，找轰天雷，早已跑掉，找胡某，也不知去向。他问朱某，朱某却说自己确是到过轰天雷那里算过命，但没有别的交道。而且朱某反责备陈某为什么当时不来问问他，又劝陈某说：“钱是丢失了，他们也逃遁了，你还是不要泄露罢，何必再招惹他们报复呢。”说得陈某胆战心寒，从此不敢再提这件事了。

那个所谓“师伯”就是李星南。胡某是“梗媒”，轰天雷、三姨太都是他的助手。朱某是“生媒”，他专负责善后。如果陈某活不下去，他就假仁假义地借三两千元给他，教他不要寻死；如果陈某要报官追究，他就用言语安慰他、恐吓他，打消他这个主意。

至于“照水碗”“招银”、等这一套，说出来也很简单。那个“水碗”是特制的，碗底是一块凸水晶，陈某和金元宝、鬼魂等形象，都是绘在一张纸上，贴在碗底。碗里水少时，那块凸水晶把光线反射出去，就看不到那些形象；当注水到一定满度，那些形象便显露出来；再注水，那些形象又告消逝。“招银”更肤浅，那不过用偷龙转凤的手法，把另一个同样的坛子掉换就是，而这个坛子里早就贮下 110枚光洋了。

“八卦炉”更没什么秘密，只要在一次参汤里放一些安眠药，待陈某睡熟之后，什么事情不可以干呢？炉内的泥条就是在那个时候放进去的，同时并把金条偷出来。至于泥条上面的金色，不过是用金箔贴上去罢了。其中最重要的一节，就在于那最后的一碗参汤上。这碗参汤内里掺有一种叫做“金乌蝇”(即西班牙土鳖)的春药，从前香港的西药房都有出售。这种药物最能刺激性欲，令人无法自制。陈某服了，哪有不上钩之理。这样做法，真教陈某“有所畏怯而不敢言”了。

“做阿宝”的罪恶活动就是如此。据我所知，何立庭、傅吉臣、李星南等人，一生就不晓得干过多少次这种罪恶的事情。我父亲有没有干过，我就不晓得。但当他晓得那个同门师弟把这些“师门”大法传授给我之后，却谆谆告诫我道：

“英耀篇还算是身旁之宝，可以学，将来你百事不成时，还可以披起这件破棉衲来糊口。至于‘扎飞’、‘做阿宝’这两件事，可以知，却不可以做。我看同门之中，凡做‘老念’(神棍 )和‘阿宝’的，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我靠‘英耀篇’享名一生，不念‘老念’和‘阿宝’，不是也可以养妻活儿吗？但我连这本东西也不愿意传人，怕那些徒弟拿来害人。”

民国帮会秘史

旧中国的大黑帮头目可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军阀、政客、富商巨贾，甚至有些社会名流，无不趋之若鹜，狼狈为奸，共存共荣。郑家木桥的小瘪三何以摇身成大亨？水果摊贩靠什么取得青帮霸主的地位？恶霸、袍哥、流氓，形形色色的黑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欺压百姓。翻开他们的发迹史，可以清楚地了解其罪恶的一生以及旧中国百姓生活的艰辛。

黄金荣发迹史

薛畊莘 何果涛等

黄金荣和杜月笙一样，是旧上海“三大亨”之一，也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军阀政客、官商私贩、三教九流无不趋之若鹜，狼狈为奸，共存共荣。通过黄金荣发迹史，可以对旧上海滩的发展史有更具体的了解和认识。

几个有名的帮首

近代清帮的最高辈分是“大”字辈。上海地区仅有数人，大都社会地位不高，默默无闻，只有张仁奎(字镜湖)北洋军阀时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凡拜张做“老头子”的，均有“通”字辈资格。张晚年住上海海格路(今华山路)宛园。黄金荣、陈世昌(杜月笙的老头子)、夏奇峰(曾任外交部长)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张仁奎在南通时与清末状元张謇 (张季直 )关系密切。当年张状元请郁启生老伯委托笔者先父薛仲江向英国购买纱厂机器后，在南通设宴庆功，被邀参加者有先父及郁启生和张仁奎。后来张仁奎得悉我是薛仲江之子，曾邀我及公共租界捕房高级警官刘绍奎、张元清及三大公司 (永安、先施、新新 )的经理等至宛园聚餐饭后，他个别对我说：“你是我老友之子，看到你高升 (当时我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我很高兴。但在抗战乱世时期，我有一句话劝告你，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切记切记。”我一直认为这句忠告，是值得深思，作为座右铭的。

近代上海地区洪帮声望较高的是陕西徐朗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同乡、知友)，当时住法租界马浪路(今马当路)天文台路一座法式小洋房内。

洪帮势力范围本在长江中游，特别是宜昌、汉口、大别出一带。他们兄弟间见面第一句暗号是“同饮长江水”。后来西南各省军阀贩卖鸦片（特别是川土、云土)，用轮船把烟土从重庆运到上海，即雇洪帮头目沿途保护，船到上海法租界新开河太古码头，再交上海清帮黄金荣、杜月笙集团接运。船上的服务员及码头上运货的小工头，绝大多数是洪帮成员，由于利害关系，相互依赖，无形中清洪两帮混成一体。

通过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特高处副处长姚筠伯(即饶恕，也是帮会大哥)介绍，我与徐朗西认识，并且经常往来。徐老对中国共产觉领导的革命事业有过贡献，所以解放后受到宽待，可见中共是不忘老友的。

郑家木桥小瘪三的来历

当年上海开辟外侨居留民地时，法国人选择的范围是沿上海城脚，从小东门外滩向西的地区，认为地近上海县城，市面较热闹 ,向北则有护城河，与英租界分界。这个护城河，又名“洋泾浜”，后以垃圾填平为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当时老北门外的护城河上有一座桥，称为“郑家木矫”。桥南属法租界老北门大街，桥北属英租界福建路，又称石路。因为当时福建人开设的桂圆及檀香店多集中此地，故取名福建路。

浦东南汇、奉贤等县农民摇小木船，装载豆萁、稻柴等到桥边出售，一些小瘪三 (无赖小流氓的俗称 )云集在桥堍，遇有老实农民船户，即挑衅敲诈勒索。若被害人高声呼唤，英租界巡捕过来干涉，则逃至桥南，法租界巡捕过来干涉，则逃至桥北。因为桥南北分属英法两租界，形同二国，在英租界犯了罪，到法租界就不管，反之亦然。这样就被坏分子钻了空子，由此，上海旧社会流行着一句话：“当心郑家木桥小瘪三”，成为上海人民群众当心吃亏的口头禅。

有的小商贩，每天都要摇船经过此地，为了免遭麻烦，就主动向其中的强有力者行贿，请其出面保护，随后进一步发展拜小瘪三中强者为老头子，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地方恶势力，有的依靠两租界捕房便衣探员，变成了流氓集团的头子。

黄金荣与法捕房

黄金荣，苏州书画店裱画出身，高小文化程度，约在 1900年前后来沪。初到沪时，流落在郑家木桥一带当小瘪三。最先结识了南汇县农民出身、摇柴船的丁顺华和程子卿。丁谙拳术；程绰号“黑皮子卿”，镇江人，米店学徒出身，读过三年私塾，从小掮米，握力很强，后入法捕房当巡捕，最后升为政治部督察长，先后有 37年之久。他们三人因气味相投，结拜为清帮弟兄，黄老大、丁老二、程老三。

法租界当局为了收拾这批郑家木桥小瘪三，用以毒攻毒的办法，雇用黄金荣为刑事科便衣探员(俗称包打听)。黄就把大部小瘪三收为徒弟，加以掌握，作为向法捕房立功的资本。通过黄的关系，程、丁两人也先后进了法捕房当巡捕。黄利用这些条件，确实破获了一些盗窃案件，逐渐擢升为探长，在那时洋人统治的上海租界，这个探长的地位是了不起的。

黄在法租界依靠刑事科长夏才立 (Chazel)的势力，开始在上海社会上有了声望。北洋军阀时期，他结交了浙江督军卢永祥和上海护军使何丰林 (卢的亲信)，合作贩运鸦片。黄通过留法回沪的张翼枢与法捕房总巡费沃利上尉 (Cap-itaine Fiori)勾结，初是半公开地在东新桥宝裕里销售鸦片，其货源由何丰林管辖下的高昌庙海军兵舰由汉口运来。后黄又通过其同产弟兄陈世昌，与马祥生、金廷荪、高鑫宝等挂钩，由汉口直接运到了上海太古码头，公开在法租界兴办烟赌事业。在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嵩山路宝康里设烟馆，在福煦路 181号 (今延安中路卢湾区妇科医院)、敏体尼荫路 (今西藏南路 )褚家桥申吉里和东新桥宝裕里第一弄内开赌场。由于黄的飞黄腾达，上海清帮的势力随之而起，使他成为上海第一号“闻人”。据程子卿告知我，杨虎、梅兰芳均列其门墙，共收南北徒弟数万人。他 60岁做寿时，徒弟们集巨资在漕河泾建造了一座黄家花园以资纪念，解放后改为桂林公园。

黄金荣为了争夺舞台美女吕美玉与魏廷荣发生矛盾，结果吕嫁与魏。当时魏是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其岳父朱葆三是买办巨商兼上海商会会长，为英法二租界当局所倚重。有此种种关系，魏当然不肯买黄的账，不仅夺得了美人，而且向法国外交部控告黄的种种劣迹，使黄被迫辞去法捕房探长职务。当时祸不单行，黄又与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为名演员露兰春事发生冲突，受到打击。加上其他因素，从此黄在上海地位逐渐削弱，杜月笙后来居上。

魏、黄之争，后来牵涉到法租界上的绅董派与大流氓之间的明争暗斗。论实力，黄派在法租界势力超过魏廷荣，不过恶势力树敌太多，引起公愤，尤其是上海天主教上层人物，都支持魏。同时，留法人物徐文才及朱孔嘉(法公董局华董，南市水电公司重要董事)之弟朱孔祥通过法侨谭斯脱(Destes)出面，办了一张法文日报，取名《真理报》(LaVeriét)，集中火力抨击法租界内公开经营的烟赌业，矛头指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个流氓闻人，特别指出黄是依靠法租界关系起家的。此报一出，轰动一时，引起法国外交部的重视。适在这时，魏又多次向法政府控告黄“广收徒弟，招摇撞骗，开设烟赌，危害居民”等，特别指出在平济利路(今济南路)法藏寺外面空地上，为法捕房刑事科长夏才立庆祝60寿辰，大摆酒宴，向万余商民收寿礼，招摇生事。在此多方控诉下，巴黎当局召回上海总领事葛格霖(Koeclin)，询问租界上流氓与烟赌等情况。

所控事实，经法政府查实，乃将捕房总监费沃利上尉撤职调回法国，改由法伯尔中校(L.Fabrer)继任，并任职业外交官饶伯泽(Jobez)为副总监，严禁烟赌，大杀流氓气焰。从此，黄便收敛锋芒。听说，解放前夕，因梅兰芳的忠告，他掩护了一些革命民主人士，得以立功赎罪，故在镇反时，获得人民政府宽大处理，终身管制在家善终。

家庭

上海最大的清帮头子黄金荣(锦镛)，生于186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自幼生长在上海漕河泾。黄“发迹”之后，就将父母墓地周围的土地买下来，起造黄家花园，里面还有一个黄氏家祠，因此有人说他是上海人。其实，他的原籍并不是上海。据汇中银行经理黄雨斋说，黄金荣是余姚人。老大房食品店主人陈汉勤却说他是崇明人。但黄本人每次对我谈起，总说他的祖籍是苏州。他只有两个胞妹，长妹住漕河泾，除了婚丧大事，平时很少来往。次妹嫁给邹姓，丈夫早死，一直寄居在黄宅。

黄金荣自双亲去世后，就被叶姓招为上门女婿。原配叶桂生，后来也是一个出名的女流氓。曾生一子，领有童养媳李志清。此子抚养到17岁就去世了。李志清一直守寡未嫁。叶桂生自与黄结婚后，因黄在外面与盛家七姨太有染，又与京剧名伶露兰春私通，夫妻间感情渐有裂痕。1930年，黄在父母坟墓周围起造黄家花园，依照叶桂生的意思，认为黄是叶姓的上门女婿，要定名为叶家花园，黄坚决不肯，两人从此闹翻分居。黄宅当家大权就付之其媳李志清。外间纷传黄与李志清有暖昧之事，黄宅佣人背后对我也做如此说。但黄在门生面前，对李志清强作大方，若无其事。

黄金荣开设共舞台，长期聘露兰春挂正牌。当时正是时装剧盛行之时，露擅长演时装戏，共舞台营业因而大盛。黄见露色艺双绝，即以暴力占露为妾。但两人相处不久，露也继叶桂生下堂求去，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

此后，黄就与盛家七姨太同居于吕宋路10号，成为公开的秘密。抗战胜利后，黄授意于邱子嘉，拟由门生发起将盛家七姨太扶正。酝酿多时，卒以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扶正一事拖延未决。后来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黄有领子名源涛，小名叫做连弟，原是大舞台一个武行的儿子。源涛长大后，充当大世界里面高峰舞厅的经理。他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也收了一二百个门生。抗战胜利后，又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戚再玉等相勾结，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义务稽查大队长，收罗了一批投机商人和帮会分子，充作爪牙，帮助稽查处当眼线。黄金荣的外甥邹政之就是在源涛负责的一个义务稽查大队里当稽查员。

李志清自丈夫去世后，先后领养了两个儿子，大的叫成法，小的叫成德。解放后成法与养母住在香港，成德留在大陆，是新华影片公司老板张善琨的女婿。另外还领了一个养女，也带往香港。李志清因为多年主持家政，搜刮了不少私蓄。去港时，把所有现款首饰全部席卷而去。

学徒、捕快到探目

1880年，黄14岁，由熟人介绍到上海邑庙九曲桥得意楼旁一家叫凌云阁的裱画店当学徒。据黄自己跟我说：这种小店里的学徒，除照顾店务外，附带充作淘米、煮饭的伙夫，根本没有工资。老板每月只给他50文月规钱。剃头、洗澡而外，就所剩无几了。他认为干这一行没有出息，想要找门路改换职业。80多年以前的上海，游艺场还没有兴起，要算城隍庙一带最热闹。得意楼茶馆里每天有人在这里吃讲茶，摆龙门阵，成为流氓出入聚会的处所。1883年，黄金荣学徒满师，有了600文一年的工资。他就不时上得意楼吃茶，挤入流氓队伍里鬼混，渐渐结识了上海县衙门里一班六房书吏、捕快差役等人。大约在1886年前后，经过多次请客送礼，终于被他谋到一个上海县值堂的差役，不久又充作捕快。

那时，上海县属松江府管辖。他每天要送公文到松江府去，往来150多华里。经常穿了蒲鞋，背着雨伞，提着灯笼，从清晨三四点钟起程出发，要到深夜八九点钟才能回到衙门。日子久了，他感到这种差使虽能仗势欺人，找些外快，但毕竟要起早落夜，风来雨去，太辛苦了，于是又想另找出路。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法帝国主义者第二次扩充上海法租界，设总巡捕房于公馆马路大自鸣钟(今为金陵东路老北门)。由于辖区扩大，法捕房公开招考华捕，黄金荣也去报名应考，但没有考取。后经挽人向主考者送礼行贿，才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

清洪帮集团发展到清末民初，势力越来越大，成为旧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产生了像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所谓“大亨”，其中固然包含着许多根源，而租界的存在却是一个主因。

黄金荣是怎样利用帮会分子起家的？

黄金荣知道当一个洋奴，要向上爬，必须博取法国主子对他的信任。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等，他收买了一班惯窃惯盗，充作眼线，利用他们去破获另一批窃盗集团所犯下的案件。有时还和眼线讲通，保证被捕后可以保释。由眼线纠集了一批人到“界”内去进行抢劫，黄则密报法国主子，法国主子派出探捕，化装埋伏，果然将盗匪一网打尽。如此连续破了几次盗案，法国主子认为他干练有能，对之另眼相待。

为了造就自己的势力，他又唆使一班小流氓，向当地商店、居民和殷实富户去寻衅取闹，自己则紧跟在后面大做好人。法捕房向有便衣巡捕配合包探巡逻街头维持治安之举，黄金荣每次出巡，碰到流氓向商店拆梢这一类事情，他一定要对着拆梢的流氓“大摆华容道”，故示惩罚，而那个被打骂的流氓对黄金荣犹如老鼠见了猫，使得旁人看了，认为黄金荣真有一套。其实都是预先布置的假戏文。有时又运用了另一种手腕，提高自己的“威信”。如在法捕房对街的兴记咸货店，黄暗地里叫人去捣蛋，一面又指使门生对店主说：“这事只要托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店主挽人请黄出场，果然不再有人到他店堂里去捣乱了。总之，黄金荣暗中铺造了纷乱的不法事情，闹得租界内鸡犬不宁，而他自己又来亲自消灭这种纷乱的现象，这是他早期博得“声誉”的唯一手法。

到了后来，他在法捕房的地位巩固了，就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培养封建帮会势力。

举例来说：杭州阿法就由黄金荣一手扶植，成为民初出名的大流氓。太古、招商局金利源码头上，鸦片提货装运均归阿法为首的八股党独享全权，黄为其撑腰，坐地分赃。如果别人去提货，法捕房就要派出探捕，严加缉捕，归案法办。杭州阿法又承包了法租界花捐，凡在法租界辖区内开设的三等妓院，都得依靠阿法牌头才能开业。这样，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仗恃黄金荣的恶势力，为非作歹，欺压商民，横行到了极点。阿法的徒子徒孙，经常在聚宝楼等处吃讲茶、打架，率众以利斧伤人。

法捕房的流氓班头目徐阿东对待流氓一向采取高压手段，流氓畏之如虎。黄金荣要提高“白相人”的地位，压制徐阿东，颇费苦心。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法帝加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徐阿东当然也想往上爬，于是便向黄金荣请求提名。黄叫他到新北门聚宝楼去找杜月笙，说这次提名升级的探捕都归杜月笙拟定名册。徐阿东如约到聚宝楼去见杜月笙时，杜早已得黄金荣暗示，约好两租界以及闸北、南市地区的白相人等侯阿东到来。徐阿东对杜说明来意后，杜月笙立即拍胸担保。但说，今后在公事方面，要请徐先生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另眼看待。徐只好一口应允。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称：“徐先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不走大家的样 (就是殴打和逮捕，使流氓难堪的行动)。”徐阿东经过这一次事实教训，不敢再以硬派作风对待流氓。这事以后，英、法两租界捕房里的包探，不但不敢再开罪白相人，反而向大流氓门下投帖，认作门生 (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等拜在蔡洪生门下)，流氓势力更加飞扬跋扈。

在黄金荣和杜月笙之前，白相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如杜月笙的师父陈世昌，绰号签子福生，在天后宫一带用三根红木签子供游人用竹圈投掷，骗取学龄儿童的糖果钱。此外又强包附近居民婚丧喜事的仪仗队，称为吃“红白饭”等等。而陈世昌在早期白相人中，也算得上是一个头面角色。黄金荣利用帮会分子打天下，慢慢爬到法捕房华探督察长时，流氓势力就大为抬头，黄是他们可靠的后台老板。由黄金荣幕后操纵，承包了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于是造就了像杜月笙、金廷荪、马祥生那样的大流氓。杜、金两人又用开赌台和包销鸦片烟得来的钱经营工商事业，黄金荣自己经营了大世界、共舞台等游艺场。这样，白相人的生财之道，就从妓院、浴室、旅馆、饭店等类扩大而为工厂、银行、公司的老板，挤入“名流闻人”之列。

网罗羽翼和勾结军阀政客

黄金荣投靠了法帝国主义，并在白相人中有了地位以后，进一步拉拢各种恶势力为自己服务，勾结官僚政客作为靠山。这样就使黄金荣成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政客的混血儿，在社会上起到极大的影响。

黄金荣是怎样勾结官僚政客和拉拢各种恶势力的？

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看中了共舞台坤角露兰春，接连几天到共舞台看戏捧露兰春的场。前已言之，露兰春早被黄金荣霸占为妾，黄看到卢小嘉所作所为，醋海生波，派他的门徒到共舞台将卢小嘉打了两下耳光。卢遭辱后，向乃父卢永祥哭诉。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琳 (原卢的部下 )设法将黄拘捕，押解至龙华，要置他于死地。何丰林的母亲信佛教，听到黄金荣常和丛林的当家和尚打交道，况且黄金荣又是法捕房督察长，有帝国主义当靠山，何母认为此人开罪不得，要何丰林释放他。何迫于母命，只得释放。这一场风波却使怨家结成亲家。黄感何母缓颊之恩，拜认她为寄母，这样，黄金荣与何丰林结为义兄弟。从此黄金荣不但有外国帝国主义为靠山，也有中国军阀为靠山。黄何结义之后，进一步勾结当时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贩卖鸦片，从中牟利。造孽钱越来越多，恶势力越来越大。凡在上海租界地区干不正当行业的人，都得向他送礼行贿。后来，上海市面上一批闹事生非的白相人，均唯黄“马首是瞻”。

黄金荣勾结新旧军阀，另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势利眼光。如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曾派金廷荪等组织一批流氓去保驾。徐国梁当淞沪警察厅长时，黄就与徐国梁勾结起来，该厅侦缉队长赫仕林成为黄门的常客。后期担任淞沪警察厅侦缉队长的乔松生、卢英等，黄收罗他们充作门生。民初，袁世凯当政，袁党联络法捕房总巡在租界内逮捕国民党分子。有一次要到望志路去捉汪精卫与陈公博，黄金荣采用两面手法，他带领一批探捕出发之前，暗派门徒程子卿去通风报信，以留后步。在他一生中勾结官僚最得意的，是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初在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乃与戴季陶、陈果夫从事物品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因投机失败，处境十分狼狈。蒋乃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投靠孙中山先生，进行政治投机。因逼于债务，又缺乏路费，由虞洽卿介绍他去投拜黄金荣为师。黄见此笔交易好做，不但不收蒋介石一笔压帖贽敬，而且送给蒋介石大洋200元作为路费，助其成行。1926年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蒋介石窃据北伐军总司令。这自然使黄感到无上荣耀。黄为讨蒋欢心，把蒋介石投递门生帖子悄悄送还，不以“师父”自居，给面子与蒋介石，使蒋黄之间始终维持密切关系，彼此利用，狼狈为奸。

黄金荣为着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又挖空心思用种种手法拉拢各方面的恶势力，对下层阶级，还施以小恩小惠来毒化麻痹。如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也肯接济一点。到了晚年退职闲居，每天上浙江南路逍遥池浴室洗澡，必带二三十元现钞银币，分赠地头上游乞，每人 2角至 1元，无日间断。乞丐队中视为惯例，等他的汽车停在逍遥池门口，就派代表去领受“赏赐”了。黄金荣对在内地犯案潜逃来沪的巨盗惯匪，也能网开一面，以留后步而拉关系。特别对于到上海来的外埠帮会分子，更加沆瀣一气，只要引见有人，备了一份贿赂厚礼，就来者不拒，广事交结。这不仅因为他们臭味相投，更重要的是黄金荣想扩大他的影响面，将自己的恶势力发展到各地去。通过错纵复杂的关系，黄金荣与外地帮会头子也渐渐交上朋友：如武汉的洪帮头子杨青山、向松坡，九江地界有名的鸦片贩子九江阿生，苏州的刘晋康，天津的潘子欣，扬州的曹幼珊，华北的高士奎以及宁波的俞康树等，凡他们的徒子徒孙到上海去活动时，黄对若辈均予便利行事，多方照顾。因此之故，黄的门徒到外地去干些走私贩毒之类的不法事情，当地帮会头子莫不“爱屋及乌”，大力帮助。

组织“中华共进会”，投入反革令政变

当北伐军抵达上海前夕，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租界当局借口保护租界安全，命令黄金荣、杜月笙等组织纠察队，协助维持界内治安。法捕房仅有的16辆坦克终日在公馆马路、霞飞路等热闹马路上往来巡逻，以防止法租界工人起来响应北伐军。实际上充当了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

黄金荣的早期门生，大都是两租界捕房的探目和军警人员：如法捕房的陈三林、金九龄、程子卿，英租界捕房的陆连奎、尚武、冯志铭等以及南市公安局侦缉队的乔松生、卢英、张荣、董明德等。工商界的门生并不多。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当时是他手下得力的门生，唐徒王文奎、樊良伯各有一二千名徒弟。马祥生虽为陈世昌徒弟，但他早年在钧培里黄宅曾充厨司，是黄一手提拔起来的大流氓。其他如杜月笙、金廷荪以烟、赌起家，亦由黄所扶植。他以法捕房督察长身份组织起来的流氓武装队伍，人数达二三千以上。

蒋介石阴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一面勾结英、法帝国主义，一面策动清洪帮集团充作打手，配合嫡系部队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他派杨虎、陈群去找黄金荣，由黄再召集杜月笙、张啸林等定计设谋，利用“中华共进会”名义，在申、新各大报上刊登反共启事，随即召集大批流氓手持武器袭击工人纠察队。据亲身参加这次反革命政变的董明德(董为镇海人，杭州阿法女婿，和我拜把兄弟)告诉我：他那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分队长，每天押解着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从法租界押解到龙华司令部。马祥生和金廷荪在这次反革命血腥大屠杀中，都卖足了力气。金廷荪后来和我谈起这件事，常常以此自夸。说他一生中有几件自命不凡的事：一是黎元洪到上海，黄金荣命他去保护；一是他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押送李立三驱逐出法租界。

“中华共进会”设办事处于爱多亚路安乐宫旅社内。黄金荣、杜月笙坐镇指挥。事先与第二师刘峙部阴谋劫取工人纠察队的枪械，由黄等派出便衣流氓数百人，持械围攻宝山路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工人纠察队总部。正在捣毁袭击之时，刘峙部队突然又将共进会分子赶走，对被害的工人纠察队假意慰问。临去时，邀请工人纠察队全体到北站广场上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工人纠察队负责人不知是计，竟去赴约。他们将带去的枪械放下架好，准备观看第二师演出节目时，就被预伏的反革命部队包围缴械。接着就开始了反革命大屠杀。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一次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革命的急先锋，事后得到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不少勋章和奖励，并给予顾问、参议一类的名义。黄金荣晚年退隐家居，每逢黄宅有什么结婚、做寿一类的喜事，他必定将这些勋章挂在胸前，以此自耀。在这些琳琅满目的勋章中，还有法租界当局和北洋军阀政府颁发的。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了黄金荣是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封建帮会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代理人。

黄、杜矛盾与“忠信社”

自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杜月笙跃居为流氓政客。他的实力和地位超过了以“老太爷”自居的黄金荣。究其原因，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杜月笙、张啸林、金廷荪三个流氓头子是依靠黄金荣势力承包法租界烟、赌两项特种事业起家。黄金荣身为法捕房华探督察长，只能在幕后操纵掌握，不能公开出面去经营烟馆和赌场。实权就落入杜月笙和金廷荪手中，黄只是坐地分赃，分尝一脔。杜、金两人从烟、赌中获得厚利，在有钱就有势的旧社会中，连法捕房里法籍捕头都见了眼红，甘愿投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如当时法捕房嵩山捕房捕头“鹅牌”，小东门捕房的捕头“马松”，这两个人都拜杜月笙为老头子，每月可向杜月笙赌场拿 500元俸禄。一班与杜地位相等的白相人，如顾嘉棠、芮庆荣、孙嘉福、荣炳根、珊宝等，甘为杜所利用，充实杜党势力。

第二，杜月笙与国民党反动派打成一片后，交结孔祥熙和宋子文，与特务头子戴笠结成生死之交。他又千方百计收罗国民党党政人员投拜门下，并以重金聘请“名士”幕僚组成“智囊团”，助其定策设谋扩大声势。这就促使杜月笙在反动政府统治时期地位大为提高。黄金荣收录门生，只视作个人进益的一条途径。他的门生中只有唐嘉鹏、丁永昌辈替他奔走效劳，实力渐不如杜。

第三，杜月笙热衷于工商事业，开设银行、商店、工厂等等，影响越来越大；黄金荣故步自封，他从来不肯出资与他人合营企业。所以除了早期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经营的共舞台、大舞台、大世界等等以外，只有一些房地产。他在工商业的收益，反不如金廷荪。

杜有政治野心，肯花钱，手面阔，手段辣，能笼络别人，利用别人。黄满足现状，只肯花些小钱，不愿冒一点风险，所以他办的所谓“事业”都是些不会亏本的买卖。黄以敲诈勒索所得，购置房产，坐收房租，认为较投资于工商业牢靠稳妥，比将现金存在银行里还要保险。有人劝他加入股份合资开店，他害怕亏本连累，一概谢绝不干，终其一生，没有和人合营过一项企业。

杜月笙早年跟杭州阿法在十六铺一带私运鸦片，帮会中辈分极低。后得黄金荣撑腰，渐露头角，所以才有后来这样煊赫的地位。黄金荣 60岁做寿那年，曾与杜月笙、金廷荪结为换帖弟兄。杜、金两人尊黄为“大哥”，双方勾结甚密。但到了杜月笙势力达到登峰造极之后，黄、杜两人渐有裂痕，只保持表面上的合作了。

先是，黄的门生陈培德当英美烟厂工会主席，时在“九一八”之前。杜的门生陆京士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陆为打击黄门，扩充自己势力计，指陈有共产党嫌疑，拘捕关押不肯释放。后经黄金荣亲自出马，向司令杨虎直接说情，陆才将陈放出。陈培德获释后，对陆怀恨在心，在黄金荣前哭诉进谗，说陆心目中只知有杜月笙，不知有“老太爷”，矛盾误会，日益加深。我于 1928年进入黄门后，因加入鱼市场筹建工作，被杜党排挤倾轧，心怀不满之后，也在黄前点火。那时正当杜月笙的“恒社”气焰极盛之时。1936年的夏天，黄默许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生矛盾，搞垮“恒社”。

“忠信社”命名的由来，取之于漕河泾黄家花园走廊前面六角亭上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石碑。黄即以其中“忠信”两字为名，组成社团。忠信社的社员在黄门子弟中也不是公开的。其中主要分子有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松如、陈福康、鲁锦臣、潘瑞生、龚天健、胡憨珠、杭石君、吴玉荪和黄振世等，算是该社委员。社员则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开过成立大会。黄金荣名为社长，但他只默许我等按其指示去搞，每次集会均不来参加。黄在组社之前，密召我们几个亲信门生说：“你们可以搜集一些关于杜月笙的确实资料，由我亲自向委员长告发。”我等得此要领，即着手组织“忠信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秘密商量搞垮“恒社”的对策。后来感到杜党势大，乃联络杨虎的“兴中社”，结成联盟。大约在 1936年夏秋之际，两社主要分子每逢星期日相约到半淞园聚餐。双方凑满一桌圆台面，视为常例。当时所以择定半淞园聚餐，因黄、杨两人对杜尚保持虚假情面，不愿被外人侦知内情，半淞园地处南市郊区，可以避人耳目。当时初步定策：第一步，拉拢“恒社”活跃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门师生矛盾。预定拉拢的对象中有鱼市场常务理事唐赞之和《大美晚报》发行部经理李骏英诸人；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作为密告材料，好由黄金荣去向蒋介石告御状。这样举行了六七次秘密会议，搞垮“恒社”的阴谋仍不能实现，而搜集杜月笙劣迹又查无实据。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忠信社”的秘密组织就在连天炮火声中趋于瘫痪，随即销声匿迹，无形解体了。

退休以后的剥削生活

黄金荣在做过了60岁寿以后，就辞去法捕房华探督察长职，退休闲居。沈德福继其后任，继沈后任的是任水扬。这两个人皆因不趋奉黄金荣，为潜存在法捕房里黄金荣的恶势力所排挤而去职。继任后任的是金九龄以及法捕房政治部主任程子卿，两人均出黄门。担任法捕房总巡多年的乔辨士，法驻沪领事杜来，在黄退休后常到黄宅商量有关法租界治安的事情。黄在幕后操纵法捕房警权，以维持其帮会集团中的霸权。因此，黄的退休，是以退为进，将衣钵传之徒弟，自己以太上皇自居的一种做法。

这时，他的门生约有 1000多人，每年都要向他送礼以示“孝敬”，加之他在法捕房督察长任内，受贿贪污之所得，经营了共舞台、大舞台和大世界，这是一项包赚钞票的生意，收入足够他挥霍一世。所以他到了晚年，就不问外事，在家纳福，过其荒淫无耻的剥削生活。

荣记共舞台是他最早经营的戏馆。当时京剧是男女分开的。女演员搭班演出的，称为髦儿戏。他在共舞台首倡男女合演，营业大盛。

“一二八”事变后，他将共舞台租给张善琨。其他如大舞台，最早租给沈长赓，后由范恒德长期租用经营。黄金大戏院则租给金廷荪。此外尚有大世界、荣金大戏院，则派其门生管理经营。

大世界初为黄楚九开设，黄金荣出资50万盘下，改为荣记大世界。黄也有个打算：按照当时情况，将50万元现钞存放银行，每年只得3000多元利息。大世界每天可出售门票五六千张，日得五六百元。除去各场开支，实际收入每天可得二三百元。星期放假及元旦、春节就有加倍的收益。一个月的收入约在七八千元以上。他认为这项买卖不会亏本，况又可安插大批徒子徒孙在那里混饭吃，乐于经营承盘。

钧培里黄宅内部的家务由寡媳李志清当家。全宅有男女佣工30余人。账房(俞永刚)、秘书(骆振忠)、当差、装烟、门房、保镖、司机等等各司其职。此外，有厨司3人及房里打杂的女佣五六人。黄息影家居，犹如下野官僚，每天交往访会的客人川流不息。门前车水马龙，迎来送往，户限为穿。这些客人中有外省军政人员、当地富商缙绅、清洪帮流氓头子、下野军阀、失意政客以及国民党达官贵人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全有。如有女宾，例由李志清出面接待。招待这些客人的方式，不是抽烟就是赌博。黄公馆里的麻将，每天至少有四五桌。抽头所得的钱，由李志清分给内外仆役，作为赏赐。

黄以势利眼光待人。敬客的香烟是分等级的：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为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对于子弟也是如此：身价较低的门生，见面点一下头，就算敷衍过去了；对于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才显得亲近一些。

他本人烟瘾很大。客人如有请托谋求之事，就在鸦片铺上商量解决。他经常用四五支名贵烟枪，轮流调换。所吸烟土，均为多年储藏的大土和以上等沉香珠粉之类。所以他虽为瘾君子，而脸上毫无烟容。

国民党政客中，与黄金荣有过交往的有宋子文、孔祥熙、王柏龄、杨虎、吴铁城、戴季陶、吴稚晖、于右任、蒋伯诚以及大汉奸褚民谊、陈群等人；上海工商界则有虞洽卿、王晓籁、俞佐庭、方椒伯、袁履登、林康侯、秦润卿、闻兰亭、盛老三、盛老七、李思浩、李祖莱等。此外，如南市豪绅李平书、姚紫若，南市水电公司姚慕莲，救火会毛子坚，闸北王丙毅、顾馨一，与黄均互有勾搭。常到黄门做客“孝敬”的帮会分子，三教九流，无不齐全。我所接触过的，有大字辈高士奎、曹幼珊、张锦湖，也有北京著名的飞贼燕子李三。

黄自退隐闲居，不时到漕河泾黄家祠堂游憩。他的门人对他阿谀奉承，便建议将祠堂扩建为家园，得黄默许。于是由唐嘉鹏、冯志铭两人经营其事，在黄门子弟及其他帮会分子中普遍捐募。各人视经济力量大小，分别出资。最少的三四十元，多的千余元。我那时捐助500元，唐嘉鹏出1000元，杜月笙与金廷荪大约捐出4000多元。这是一种变相的敲诈。捐募所得，除付出黄家花园的全部建筑费外，尚有几万元余款。两位经手人由于手续不清，双方互相攻讦，闹出一场狗咬狗的丑剧。黄偏信唐嘉鹏，对冯志铭大为不满，竟加以驱逐。冯因此有一年多不到黄宅走动。

新建的黄家花园占地约 60亩，有一个很大的客厅，题名为“四教厅”。四壁悬挂黎元洪、徐世昌、曹锟等大军阀的匾额，是黄家祠堂的旧物。厅右一块“文行忠信”大石碑，是蒋介石送的。四教厅的建筑，仿造丛林的大雄宝殿。厅前陈列着一堂樊石八仙，中供福禄寿三星，两旁摆着 12把红木大座。封建色彩十分浓厚。四教厅后面是一列钢骨水泥二层洋房，一共有十几间，充作黄歇夏的别墅。

花园内假山亭池，曲径通幽，颇多名贵花木。如玉兰、黑松、大牡丹等，桂花则尤为普遍。

黄家花园落成之后，每星期日，一般黄门子弟，不邀而集都到漕河泾花园内聚会，中午就在那里聚餐，游玩到下午三四点才尽兴而散。黄本人每年过了立夏节，就迁至花园内歇夏，一直到8月秋凉后，再回钧培里本宅。手下一班游手好闲的门生，成天陪着他抽鸦片烟或赌博，消磨岁月，养尊处优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黄爱好挖花牌和碰铜旗两种赌博，龚天健、夜壶阿四、陈福康、鲁锦臣四个门生终日跟随为伴。偶然也到漕河泾附近小茶馆去摆测字摊(就是泡一壶茶闲聊)，视作闲居一乐。

黄金荣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上海城隍庙每年一次的执香会，他是会长，必率亲信子弟前往祭供叩拜，还叫些流氓装扮成判官、小鬼、阴皂棣，两个一对地搭成对子，面对面，在马路上表演。黄家花园内设有关帝庙，庙后土山上有观音堂，题名为“紫竹林”。每逢农历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和九月十三日举行关帝会，黄门子弟每人出资 10元，到花园内关帝庙聚餐，菜肴由黄宅厨房供给。多余的钱就作为黄家花园的内部开支。这又是借名敛钱的一套手法。他又乐于交结僧道，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及上海龙华寺的当家和尚常到钧培里化缘募捐。黄出手不大，最多几百元。而各院主持均为得黄题名为“荣”，多少在所不计。他对江湖上落魄的三教九流，若有所求，惯以小恩小惠来扩大影响，拉拢关系。对于各项社会救济事业，不肯做发起人。在情面难却时，敷衍一下就算。他在法租界八仙桥办了一所金荣小学，由黄门子弟流氓律师金立人任校长，算是他唯一赔钱的事业。

自从60岁生辰后，他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借祝寿为名，公开向门生和平素交往的人们敲一记竹杠。门生中稍有地位的人，至少送100元礼金，多的往往送500元、1000元。杜月笙、金廷荪等辈，每年都送二三千元，视作常规。因他性好阿堵物，接近他的人摸透他的个性，故凡黄宅婚丧等事，大家都以现金相赠，不送礼物。寿诞酒席，倒由黄徒仇万荣所开的桃花宫(后改大利春)包办，有时归鸿运楼定席。这样每年一次的寿诞，除去办酒等各项开支，至少可嫌一二万元。

此外，黄门子弟 1000余人，每年三节要送节礼孝敬。这三节是端午、中秋和春节。如我这样，每节送门房 20元，茶包 100元、节礼 100元。一年之间要向钧培里黄公馆“孝敬”600多元。黄金荣门生众多，加起来就是一笔数目可观的收入。我为什么心甘情愿向黄金荣按时“孝敬”这许多钱呢？在旧社会里，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做“有势就有财”。我在没有拜黄金荣为师之前，只是个初露头角的生意白相人，剥削劳动人民的办法还不多。自从进入黄门之后，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抖起来了，担任了许多社会团体理事一类的职务，剥削的办法就更多。归根结蒂是依仗黄金荣的恶势力才能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也就乐意从我的剥削收入中抽出一些钱来供应自己的老头子。封建帮会的师生关系，就是这样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

黄时常去吃小馆子。小东门德兴馆是他当年当法捕房探目时常去的。此馆后来盘给唐嘉鹏的徒弟吴全贵。吴开设泰新旅馆，制造红丸。抗日战争时期，德兴馆因地处华界边缘，法租界当局在界边设置铁门，若遇紧急情况，就要宣布断绝交通，德兴馆的生意因而十分清淡，顾客寥寥可数。吴全贵特地邀请黄金荣去该馆会宴，把他当作活广告，以便招徕顾客。黄素来爱吃重油厚味，对当年德兴馆的红烧桂鱼和狮子头砂锅犹有回味，于是在一天中午，由钧培里开出汽车两辆，到德兴馆小宴，当即引起一班好奇的小市民聚而围观，要看一看这个流氓头子是怎样一个三头六臂的人？为德兴馆大做一番宣传广告。抗战胜利后，苏州木渎石家饭店老板如法炮制，也邀了黄金荣到那里去小吃，把他当作活招牌，吸引顾客。石家饭店老板是黄门生，彼此利用，各得其所。

黄门子弟内讧纪实

黄金荣在晚年退居的最初10年中，不断收纳门生，视为一条进财的途径，有时往往闹出笑话。

安清帮师徒相承，最初以 20字定辈分，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论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20个字。到了清朝末年，20字辈用完了，又添上“大通悟觉”四字。民初辈分最大的帮会分子是大字辈。黄金荣没有正式拜过老头子，在清帮中称为空子。按照帮会组织规定，没有进过香堂，就不能开堂收徒，所以他所收的都是门生，门生是没有字辈的。只因他位高势大，不需要再去投师拜祖，自有一批流氓头子尊他为“老太爷”。他虽不是真正帮会中人，但在帮会组织中的地位，反比几个大字辈的流氓要吃得开。因此有人问他，他就开玩笑说：“我是天字辈，比大字辈多上一画。”后来他的老朋友高士奎、曹幼珊、王德邻等大字辈都劝他认一个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的张镜湖为老头子，他也不推不就。实际上仍未举行过仪式。

虽然如此，但在黄的门生中，为了培养自己手下一批小喽啰，却有不少是正式进过香堂的帮会分子。如我和卢英、董明德、何国梁等 30个黄门予弟，在“八一三”前，联合拜安清帮大字辈曹幼珊为老头子，并开堂收徒，继承封建帮会这份家业，收了许多徒弟徒孙。黄金荣晚年滥收门生，而这些门生中，有不少是我的徒弟徒孙，辗转挽人介绍，又投拜黄金荣为师，这样就和他的原来老头子成为同门兄弟。这在帮会中名为“爬香头”，是一件令人头痛犯忌的事。所以我们几个在外面混混的门生，曾经劝黄停收门徒，他当面也认为应当如此，但不多几时，却又开门纳徒。这是与他见钱眼开、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分不开的。

黄在法捕房所收的门生，除金九龄、陈三霖、程子卿等少数几个人外，后来比较接近的门生，大都是他成为大流氓头子后所收。军、警、工商、文艺、科技以及星相医卜等各色人员全有。其中比例最大的当然是游手好闲的白相人。因为人数太多了，有的门生连黄本人也叫不出名字。他们经常出入黄公馆，与黄金荣勾结甚密的人，是唐嘉鹏、顾竹轩、陆连奎、卢英、金九龄、张善琨、丁永昌、陈培德、张子廉、邱子嘉、董明德和我等二三十人。有些人虽拜黄金荣为师，除了逢年过节去走动，平时就很少来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正当商人要在当时社会上发展事业，对于像黄金荣这样具有恶势力的流氓头子，是不能不敷衍一下的。

周信芳最初在丹桂第一台演出，当时有个文武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开设的天蟾舞台演出全部“汉光武复国走南阳”，卖座颇盛。顾竹轩对待被聘请的演员一向不肯出大包银。常春恒以天蟾生意好，要求增加包银，顾不允。常乃提出辍演要求。顾暗使其门徒将常打死，续聘周信芳在天蟾演出。后来周又因不愿受顾竹轩的剥削，期满不肯续演，顾对人扬言要置周于死地。旁人都为周的生命担忧。周知顾蛮不讲理，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手法，挽人投拜黄金荣为师。黄接受周的请求，特地召顾到黄公馆，对他说“信芳现在是你自己兄弟，今后要照顾他。”自此以后，才得相安无事。周深恐顾乘机暗算，急忙离开上海，到北方去游码头。三年后，始重返申地，先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三天，使顾不敢侵犯。

顾竹轩在黄门子弟中是个以杀人著名的恶霸。他是苏北盐城人，小名顾四，绰号瘪嘴，帮会集团中都称他为“四老板”。原为人力车夫，后来考进英租界捕房当巡捕。以敲诈勒索所得的赃款，开设车行，出租给贫苦的苏北同乡。他以巡捕身份，不怕车夫短欠租费。同时，又向各捕房站岗巡捕打招呼：凡他出租的车辆，偶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宽容放过。这样一来，他的车行生意大好。他见有利可图，干脆辞去巡捕之职，扩大车行业务，又开设天蟾舞台。后因永安公司串通英租界工部局，勒令顾竹轩将天蟾舞台迁址，改建为永安公司南部。他心有不甘，聘请了穆安素和甘维露两个外国律师，向工部局大打官司，一直上诉到英伦法院。结果，由英伦法院判决，工部局应赔偿天蟾舞台损失 10万元。自此以后，顾在帮会中成为红角，苏北同乡等称他为“顾四太爷”。

顾与唐嘉鹏两人是黄门中两大台柱，各人都有一部分恶势力。后因大世界包场争利，相互仇杀，形成同室操戈。先是陈荣生（绰号水果荣生）当了大世界经理，不久就被人杀死。由唐嘉鹏继任为大世界经理后，各场包场，取决于唐一人。曾有季云卿的徒弟许福宝，因为包不到大世界的场子，怀恨在心，蓄意将唐嘉鹏杀死雪恨。许与顾竹轩在东方饭店开 301号长房间。那天许对顾说：“唐嘉鹏这家伙不是东西，打死他怎样？”顾笑而不答。许乃乘机驱车至顾的徒弟苏北人王兴高家中，对王说：“顾四爷要你打死唐嘉鹏。”王信以为真，即备手枪至大世界门口等侯。唐偕同说《描金凤》的吴玉荪从大世界出来，正欲上自备包车之时，被王兴高枪杀至死。此案发生后，黄金荣立即打电话给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坚主严缉凶犯。法捕房缉获了凶犯王兴高后，招出顾竹轩为幕后主使人，顾因此被扣，判处 5年徒刑，关了两年就交保释放。黄照旧视顾为心腹，并没有因此而断绝师生关系。在此案发生后，曾使金九龄非常为难，因为顾、金两人是儿女亲家，难以下手。

我在黄门中原为唐嘉鹏一党。唐被殂后，陈福康、邱子嘉、丁永昌和我各树一帜。其中邱子嘉以元老派自居，和我互有勾结。丁永昌只保持表面上的协作。陈福康一向管理黄宅房地产及大世界账目。龚天健、夜壶阿四、鲁锦臣等与陈结成一党，包围老头子黄金荣，过其帮凶分赃的寄生生活。唐嘉鹏的徒弟王文奎也加入一伙。每逢黄公馆过年过节或喜庆大事，他们都来吹拍奉承，是黄宅内部的一批群小，我与他们互不协作。有次为了黄的养子源涛之妻在南市某烟馆吸食白面，我在黄金荣面前提起此事，认为若不加以禁止，不但与黄面子有关，即在我们子弟面上也失去光彩。黄闻言勃然大怒，竟将源涛之妻赶出黄宅。因此之故，内宅群小对我虽话不投机，但怕我在“老太爷”面前直言不讳，大都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与我相处。不过在背后却与我为敌，造谣中伤，挑拨离间，是常有的事。“一二八”事变后，杜月笙任上海市冰鲜鱼行业同业公会主席，我为该会总干事，与杜常有接触。陈福康就在黄金荣面前说我背黄联杜，要投拜杜门等话。黄金荣将信将疑，经我解释分辩后，才不置信。又在 1937年初秋，我获得了一尾重达 6000余斤的大沙鱼，想到大世界去展览，门票所入四六拆账，并已向黄金荣谈妥。结果因未许陈党锡箔灰，即以有碍卫生、公董局卫生处不会许可为理由，阻止展出。我见此事不成，转向新世界尤阿根谈妥将大沙鱼放在新世界展览。当时新世界营业不盛，游客寥寥可数，门可罗雀。经在报上吹嘘招徕，突然观众剧增。尤阿根大为高兴，我也因此赚得了 3000元暴利。

抗战时期的苟安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守军后撤，两租界处在日寇四面包围之中，成为“孤岛”。敌寇利用汉奸，成立维持会，帮会中的亡命之徒便乘机大肆活跃。一时群魔乱舞，比往时更为猖獗。这时，杜月笙、金廷荪已避走香港，日本特务机关一度看中黄金荣，要他出任维持会长。有一天，敌酋 (名已忘 )前来要挟。黄事前伪装瘫痪，由两个家人扶着他出来接谈，声称他有病在身，本人不识字，不知国家大事，不配当维持会长等语，被他逃过了这一关。

其后，帮会分子徐铁珊、金鼎勋投敌，日寇利用他们组织“黄道会”。徐、金劝他出面主持，黄又用同样方法婉言推辞。但他对来访的敌酋与落水的汉奸，从来都是以礼相待，不敢得罪他们。抗战八年中，日本特务机关时常有人到钧培里访谈，黄礼待有加。其中伪黄浦分局长日人小林来往黄宅尤勤，关系更加密切。

黄门子弟中，媚敌附逆的，颇不乏人。其中恶名昭著的，要算卢英了。卢在抗战前夕，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1938年冬，敌寇军部组织伪大道市政府，物色卢英出任伪警察局长，卢踌躇未决与黄金荣商量。那时“租界”上日本人的势力还不能渗入，黄叫卢英不要落水。随着敌伪势力日益猖獗，租界当局处处向日寇让步。卢英在汪伪政权中的地位，由南市警察局长而跃升为伪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新贵”中的要角。卢再次到黄公馆探望他，黄把卢英当作炫耀黄门的得意门生看待，十分宠待他。黄金荣不亲自下水当汉奸，并不是他有什么爱国之心，这从他对待汉奸徒弟态度和闻兰亭、林康侯、袁履登所谓沪上三老下水后友好关系中可以得到证明。他曾对人说：做维持会长，怕别人暗杀。为的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

这一时期，社团的活动是较为消沉的。杜月笙的“恒社”与杨虎的“兴中社”均迁往内地，“忠信社”因为失去了攻击的对象，无形趋于停顿。我于 1935年就组织起来的“振社”票房乘机大肆活动，黄金荣时常到“振社”来闲坐，看到“振社”内部进进出出的社员甚多，当面对我赞许一番，认为是黄门中一件得意的事。

他对各项社会活动，一概以“年老体弱”为名，谢绝不去。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视为常课。1941年夏天，帮会分子高兰生在丽都花园摆宴做50岁生日，黄金荣前往祝贺。同座者有公共租界捕房探长尚武、刘绍奎、汤坚等诸人。忽然从外面走进沪西 76号魔窟绰号“杀人太保”吴四保（吴四保为 76号警卫大队长，吴妻佘爱珍于 1941年 5月间乘车到公共租界烫发。西捕索阅派司，她的卫士不肯，被西捕开枪打死卫士及车夫)，当着黄金荣面，手指尚武、刘绍奎等一批捕房探长，指桑骂槐地说：“这批瘪三，现在寿世已满，再与老子为难，穷爷一个个都要打死他们！”极尽威吓谩骂之能事。黄金荣在旁噤若寒蝉，不作一声，真是深得“能屈能伸”之道。

“荣社”成立后的一些活动

1945年 9月，杜月笙从上饶乘火车回到上海。因为是从后方来的，身价顿增 10倍。他所主持的“恒社”重又活跃起来。此时杨虎担任了中华海员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他的“兴中社”已改为“兴中学会”，吸收海员一万余人为社员。洪门郑子良组织“侠义社”，社员也有一万余人。黄金荣见而眼红，欲将停顿 8年的“忠信社”恢复活动。后由我和邱子嘉建议，改名为“荣社”，采取公开形式办社要与“恒社”互争千秋。黄同意我们的建议，即物色社址，拟定组织。会址设于嵩山路振声里隔壁前法租界公董局买办赵振声家中。1945年 11月间，荣社正式举行成立大会。杜月笙、杨虎、王晓籁等均以来宾的身份前往观礼。当场选出“荣社”社长：黄金荣。

黄金荣拙于辞令，那天社长致词，他以家长身份说：“今天‘荣社’成立，大家聚集一堂，欢欢喜喜，我很高兴，今后大家更要团结……”不知所云地说了几句。

“荣社”成立后，除了举行多次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说来，不如“恒社”活跃。我因为另有“振社”组织，对“荣社”活动不大热心。邱子嘉也不是一个有力的办社能手。兼之有些自称为社员而没有社员资格的人，如黄源桃徒弟陈雄、汤雄及邹政之等，对外以“荣社”社员自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遂使我们这班中坚分子也大为泄气，不愿以全副精力发展所谓“社务”了。

有一次，黄金荣向我提出，说是“荣社”房子很大，可以将我的“振社”和我的门生周一星的“星社”都搬到“荣社”，合并起来，人多势众，也就更热闹了。而我呢？“振社”是我称霸仗雄的一块基地，一旦合并过来，上有黄金荣，中有黄家班的群小插手，我自然不愿将自己辛苦培植起来的小团体轻易放弃，便推说“振社”分子复杂，反而不好，因此作罢。

194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黄金荣 80岁。若在往年，他要大办宴席，热闹一番的。这次忽然主张节约不铺张，只在玉佛寺办几席素菜。“荣社”子弟事前为他组织祝寿筹备的人员，聘请杜月笙为总理，杨虎为总招待，我担任了总务。那天上海市长吴国桢及各局局长均来拜寿。孔祥熙也来了。杜月笙、杨虎见孔驾到，即对我说：“我们去陪陪孔院长，这里就请你代劳了！”他们只捧孔祥熙，反把寿翁冷落了。

1948年 8月，蒋经国以上海区经济督导副专员的身份在上海执行经管事务，口口声声要打几只大老虎，偶然还微服出行。我那时被聘为评价委员，风闻杜月笙暗中策动徒众抢购物资，搞垮蒋经国。我认为这是一个打击杜党的好机会。于是由我向黄金荣献计，请蒋经国到“荣社”赴宴，劝他以后行动要谨慎些，以防有人对他有所不利。顺便告诉他杜月笙正在暗中煽动抢购物资的消息，叫他预做准备。黄金荣认为此举十分必要，当即由他备好一份请帖，叫我面邀蒋经国。我去见蒋时，他谦逊地说：“请老太爷不必费心！”经我再三邀请，才允赴约。谁知到了第二天，酒席已经摆好，蒋却派了吴绍澍、蒋恒祥两人为代表。这样一来，当然不便跟吴绍澍谈起关于杜月笙的话。我们的计划便全部破产。事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扣押。杜已风闻“荣社”宴请蒋经国的事件，认为是我暗中捣蛋。实际是有因无形。我们虽有倒杜的打算而没有成为事实。

向人民坦白交代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了黄宅所有金、钞、细软及钻石、珍宝，带领其养子成法及领女 (忘其名 )逃到香港亡命。这个闻名全国的大流氓头子黄金荣一生搜刮得来的人民脂膏，已十去其九。其时杜月笙、金廷荪等一批罪恶显著的流氓头子，均已逃往香港。有人劝黄也去港安身。黄说：“我年已 80多岁了，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急病，岂不要死在半途！”因此坚持不走。他本来思想顽固，晚年信赖潘七爷 (子欣 )和我，不时和我谈论大局，并和我说：“有事多和潘七爷商量。”1949年 12月，我受宁波旅沪同乡会指派，去港为宁波筹救济款。临行前去见黄，他叫我见到杜月笙时，商借美元五万元。那时大世界、共舞台、大舞台等企业均归职工管理，他无法再向人民进行剥削，而手头的现金又被他媳妇盗取一空，渐渐对这么一个开支浩大的黄公馆感到应付为难，所以叫我向杜借钱，可能是出于无奈。我到港后，即向杜月笙提起此事，杜当面表示十分抱歉，说此事且与黄家妹妹 (即李志清 )商量后再说。后来就没有下文了。

我去港前，得杨虎暗示，要我动员杜月笙、金廷荪、王晓籁等返回大陆，政府一概不咎既往，希望他们回头是岸，向人民戴罪立功。王晓籁听了我的劝告后，当即表示愿回上海，杜、金及其他流亡的帮会分子不但坚决拒绝，反而劝我叫黄金荣速去香港，免得落入人民法网。我回沪后，对黄谈起杜、金诸人托我转达的话。黄沉思一会儿，问我道：“振世，你看怎么办？”我说：“还是不去的好。”黄默然无语。

1953年某月，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劝黄向军管会坦白交代。黄着龚天健草具自白书一份，由舟山同乡会会长陈翊庭陪同到外滩中央银行大楼上海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当由首长粟裕、副市长盛丕华两位接见。据陈翊庭事后告诉我，黄于提呈自白书，交代历史罪恶后，与他一同步出首长办公室，两人方至楼下门口，陈忽发现携带的用物遗忘在楼上首长办公室。即叫黄在门口稍待，匆匆上楼去取。及陈再次下楼时，黄已不在，各处遍找无着。事后知他恐生变故，迫不及待地独自一人回到黄宅去了。此后不久，黄偶然发热病倒，不数日，就不治身死。

十个流氓集团

近代上海流氓，除了上述几个大头子外，还有更多的大小头目，聚众结伙，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根据我所接触的情况，可以分为十个集团，也可说是“十大恶霸”，即烟毒霸，码头霸，赌场霸，扒窃霸，粪霸，人贩霸，渔市霸，菜场霸，走私霸，人力车霸。

一、烟毒霸

旧上海流行的烟毒有鸦片、白粉和红丸三种，尤以前两种为主。鸦片有四等：一是所谓“大土”，即印度土，是英国从印度运来的。二是云土，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通过走私运到上海出卖的。三是川土，是四川出产的，是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刘湘等的经济来源。四是蒙疆土，是内蒙古出产的。蒙土又分两种，一为热河土，质较佳；一为绥远土，质劣，但宜制白粉。白粉用来制海洛因、红丸等，大都由日本浪人利用军舰运入，通过朝鲜人中间商销售，这些人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万一事发也可逍遥法外。日本军阀政府利用这些毒品，一面毒害中国人民，一面将所得利润供给浪人头子头山满所领导的军部亡华机构“黑龙会”作经费之用。

旧上海规模最大的贩卖鸦片机构有土行和燕子窠等，都集中在法租界，由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经营。关于这些贩卖鸦片机构，这里不赘述，主要谈谈有关的几个流氓头子及其活动。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一是金廷荪，因贩卖鸦片发财，在今陕西南路长乐路口造了一座大住宅，还任黄金大戏院经理，一度由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航空奖券公司总经理，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内办公。另一个是杜的机要秘书徐采丞，抗战期间曾由国民党任命为“重庆政府上海直属通讯员”，利用他与日本大使馆兴亚院坂垣公使的关系，大唱“汪蒋双簧”，在高恩路寓所设有秘密电台，与重庆特务机关保持通讯联络。

金廷荪的徒弟楼银川(1)和高鑫宝(2)的徒弟吴世宝，在1930年以前，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由江轮运到上海的鸦片，用汽车送到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宝康路潮州、大埔人开设的土行，再由土行分销各处。

自法伯尔来沪就任法捕房总监后，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业，杜通过张翼枢贿赂法伯尔，派人送去一副“金台面”(宴会全套餐具 )计 2000两金子，遭法的严拒，并要求《申报》、《新闻报》刊登启事，说明送礼的错误，并保证不再做类似事情，否则把杜逐出法租界。杜月笙即唆使法商水电公司事务部 2000余人罢工，以向法伯尔示威。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时局。我在警务会议上向法伯尔建议说：“自中校莅任后，取消了烟赌二大害，受到全上海中外人士的赞赏。但上海恶势力十分猖獗，如采取手法太严，反而会影响社会治安，巴黎方面见此，有损捕房威信。为此，中校先限杜在 24小时内，向您用书面道歉认错，保证不再做类似事情。如杜照办，总监威信更高，事情可圆满解决。 ”法伯尔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告知杜，他欣然答应，并通知赵志炎 (杜的门徒 )停止罢工。杜为此对我十分感激，每月送我银洋 300元，不久又增加 500元。

中日战争后，日本侵华贸易主要由盛幼庵(又名盛老三，前清官僚盛宣怀的后裔)以“宏济善堂”的名义包办，由盛任该堂理事长，实际上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控制，经常用日本运输机从内蒙古把大批鸦片运到南京，交宏济善堂转销江南各地。日本军方梅机关楠本大佐特派其特务亲信利见夫上尉为盛的业务助理，并把三井洋行大班在法租界金神文路(今瑞金路)的大住宅送给盛(今瑞金宾馆)，且派宪兵保护，还要法租界捕房当局派警切实保护。日方如此重视的原因是：一、楠本大佐是日本侵华军方派在“头山满”领导的亡华机构“黑龙会”最高联络指挥官；二、日军驻华特务经费的来源，均靠宏济善堂，且能借此毒化中国人民；三、是汪伪政府高级伪员的每月10万至20万的生活津贴也靠他。这是伪内政部长陈群亲口告知我的老同事程子卿的。当时盛老三把江南地区推销鸦片的买卖交给下列几人，(一)蓝芑荪，广东大埔人，一贯做烟土生意，是杜月笙的学生任文桢(前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徒弟，专销南京、苏州及杭嘉一带。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二)严春堂，前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老板，上海人，一贯以烟土为业，专销松江、青浦及上海地区。解放不久中风病死。(三)严潮生，浦东人，陈世昌的徒弟，浦东杨家渡的著名流氓，绰号“白马潮生”，担任宏济善堂鸦片运输队长。解放前逃亡香港。

当时，广东大埔帮蓝芑荪、蓝铭(即蓝文林)等，在南市九亩地一带开设土行和燕子窠，与反动军警及流氓勾结，经营鸦片零售。1942年，法国在欧州战败后，又与日本南市宪兵队长衫原中佐勾结，每日上午11时到下午3时，把烟土运进法租界出售。

敌伪盘踞上海时期，最大的贩卖白粉头子，据我所知叫徐阿毛，绰号“咸菜阿毛”，系咸菜摊贩出身，拜杜月笙为师。他的出售机关伪装得十分巧妙，在大公寓浴室的水龙头 (日本制造的 )内有两根管子，一根是出水洗澡的，另一根一揿白粉就自动喷出，所以警察不易破获。此人与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刘绍奎，法租界捕房刑事科探长金九龄、吕竹林等关系密切。后金因独吞每月白粉津贴，经人告发，被法捕房革职。上海解放前，金逃往台湾，徐阿毛逃往香港。除此，白粉商贩还有二人，一是王永康，拜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义父，又得丁默村的支持；一是李筱宝，拜伪警察局长卢英为师。这二人在解放前逃往香港。

二、赌场霸

20世纪20年代，租界当局借口为补助和发展华人教育事业，在公共租界跑马厅每年春秋二季举行赛马，还设立明园跑狗场，法租界上在公董局教育处长格罗卜华倡议下，先后设立逸园跑狗场和回力球场，都是变相的赌博，有许多人参加赌博，弄得家破人亡。

20年代中期，黄金荣、杜月笙用了同样的借口，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一种俱乐部，实际是变相的赌场。中间串线的人是留法的张翼枢(李石曾的学生，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是福煦路 180号，其次是褚家桥申吉里及东新桥宝裕里。这三个赌窟的总经理是高鑫宝，每月给法租界巡捕房、会审公廨等处大小职员津贴从 40元到 500元不等。当时虹口区有个潮州帮三合会的流氓组织(3)，会员都谙拳术，属红帮系统，曾派人到法租界烟赌场接洽，要求每月给予津贴 5000元，黄金荣、杜月笙等加以拒绝，因此三合会常派人到以上三赌窟扔投自制的香烟罐手榴弹，制造伤亡事故，有时被赌场保镖捉住，拖到赌场暗室毒打捆绑后，用“种荷花”方式扔入吴淞外大海中灭迹。这样惨死的每年有十几名，谁也不敢揭发。关于“种荷花”，我记得有一件骇人听闻的事：1934年，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同维也纳舞厅的一个舞女发生关系，舞女受孕，多次向宋要一笔钱了事，宋不给，把事情交给杜月笙办理。杜在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召见该舞女，舞女一到即被四名流氓(都是赌台保镖 )劫持，用汽车送到吴淞口，用“种荷花”方式把她扔入大海。1936年初，法捕房副总监饶伯泽风闻这一案件，亲自进行调查，准备要求法院逮捕有关人犯，依法审讯，后因中日战事发生，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法租界烟赌八股党之一流氓马祥生，勾结华界西门一带的流氓“红脚阿胖”等，在上海各处设立花会“听筒”，进行赌博，以12生肖为赌博对象，如果打中，1元可得36元，用厚利引诱许多劳动人民受骗上钩，因赌输而自杀者为数不少。

中日战争开始，上海沦陷后，静安寺以西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段，变为无人管辖地区(过去路面归公共租界捕房管辖，两旁居户归中国当局管辖)，被一些外国报纸称为“Bad-Land”(歹地)。于是大批汉奸云集该地，先后开设六国饭店、绿宝俱乐部等赌场，由沪西大流氓朱顺林(黄金荣徒弟，解放后初判无期徒刑，后改判死刑)负责保护，后迁移到南市九亩地。这些赌场老板大都是广东潮州帮，聚赌抽头达四年之久。

三、人贩霸

贩卖人口的流氓在旧上海有很久的历史，共有两种：一种专贩男孩，暗语叫“搬石头”，一种专贩女孩，暗语叫“摘桑叶”。专贩男孩的后台老板是前海宁路虹口汇司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4)。此人参加青红两帮，共有徒弟 2000多人，与虹口吴淞路潮州三合会流氓勾结，贩卖人口。因为当时广东风俗，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生的儿子外，还往往领养一些男孩，给予同样教育，将来看谁聪明，办事能力强，即将自己事业的大权传给他继承，所以极大多数被拐的男孩都运往福建和广东转卖。

专贩女孩的后台老板是尤阿根，曾任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也参加过青红两帮，有徒弟 5000多人。他们拐到的女孩，有的卖给福州路会乐里高等妓院 (俗称“长三堂子”)，有的卖给福州路状元楼宁波饭店后面的十几家宁波妓院，有的卖给福州路浙江路广西路口一带的低级妓院，晚上被驱使在路旁拉客 (俗称“野鸡”)。尤阿根原是公共租界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利润，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擢升为总探长。此人因在 1939年参加逮捕十几名苗族抗战分子，被人打死在扬子饭店门口。

法租界方面贩卖人口的总头目是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有徒弟 1000余人，他的后台是法捕房刑事科长范郎打 (Valentin)(5)。他们拐到的女孩子大都卖给黄金大戏院后面爱来格路 (现柳林路 )褚家桥一带，以及东新桥宝裕里、宝兴里等处的数十家二等妓院 (俗称“幺二堂子”)。有的被卖给爱多亚路 (现延安东路 )朱葆三路 (现溪口路 )到郑家木桥 (福建南路 )一带靠法租界一边的下等妓院，专门接待外国水兵(俗称“咸水妹”，英语 Handsome的音译，意为“漂亮”)。这些被贩卖的年轻妇女大都是苏北籍，进行这种罪恶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

此外，还有一种流氓，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叫做“国际护照贩”。当时在反动派流治下，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年轻农民擅长石刻，女的缠足，被他们用“贩黄鱼”(6)的方法诱骗去葡萄牙后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出卖石刻，受他们剥削，女的被他们带到法国马赛、尼斯等地去扭跳小脚舞。

当时有一个陈鹤明，温州人，拜杜月笙为师，在国内勾结青田县反动当局、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邮船公司买办，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运人口的流氓及反动派驻葡、法两国公使馆人员，诱骗男女青年出国，从中渔利。此人神通广大，男女青年要出国每人一次付给伪法币 450元到 500元 (那时美金一元只值法币九角 )，由他包办“旅费”(实际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火舱里，不买船票 )，并供给旧西装一套，海船每次最多 20人，即可净赚每人 200元。到了法国马赛港，由法国贩运人口的流氓接待，设法乘火车到葡国首都里斯本，由中国使馆人员接待，休息一时期，再签署赴法游历证，这样可在法国居住三个月(7)。男的到了法国，由当地流氓宣传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图章或刻人像，每块可赚 5到 25法郎，在三个月中，除了一切开支每人平均可获 5000多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每人平均可获 8000到1万法郎。三个月期满，这些人重回里斯本，向中国使馆每人交付 1500法郎，名叫“树上开花”。这样循环不已，轮番前往，五六年后回国。当时中国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常欠付使馆的经费，也都赖此维持生活。

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行为危害很大。(一)有些男的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把在家乡仅有的房地产抵卖给别人，甚至把妻子“出租”给别人。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人格受到严重污辱。(二 )他们在船上，被藏在煤炭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火舱时间较长、窒息闷死，尸体被丢入海中。(三 )那时在法国有一些日本新闻记者，专门出资拍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登在杂志上，污辱中国。

当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这事进行揭发和批评，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经南市警察总局局长文鸿恩亲自协助 (不经过护照股 )。在南市王家码头寓所将陈鹤明逮捕，移解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判处徒刑五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意法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均受到严厉警告，从 1936年起，这种影响国体的坏事才告终止。

另据当时加拿大皇后轮船公司买办透露及陈鹤明被捕后的供认，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上海三合会组织，在1930年到1936年间，曾贩运5万多汕头劳动青年到南美州巴拉圭和乌拉圭两国开垦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每诱出一人，给汕头流氓报酬美金100元。

四、扒窃霸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秘密组织，局外人不易知道。1934年春，公共租界捕房在一居民家中搜出一张名单，发现公共租界捕房共有65人，法租界捕房共有17人，都与扒窃犯有牵连，每人每月领取非法补贴，两租界将以上82人全部开革。实际上公共租界捕房的大头目陆连奎、刘绍奎，法租界的金九龄、吕竹林、翁老四等都与这个组织有关。后该组织的总头目郝姓被通缉潜逃到四川盐边县，达三年之久。

该组织共 500多人，分细窃与粗窃两种。细窃是特等扒手，7岁起就开始受训练，分男女两组，超级能手称“小山爷”。这组织内的纪律很严，加入后不能退出，违者即遭杀害。升为“小山爷”后，经常调往苏州、杭州、南京、北京、太原、广州、汉口等地做扒窃勾当。

他们在上海的活动地点，主要是电车、公共汽车、火车站售票处、珠宝店、绸布庄、百货公司、大戏院等处。扒到的钱物，存放三天才能处理。每天接头地点是八仙桥小菜场西首(今金陵西路)朝北的黄全茂酒店，时间是下午8时到10时。

五、粪霸

旧社会有卫生设备的房屋比较少，极大多数人均用马桶，不论下雨下雪，天冷天热，每天早晨 4时到 8时，专门有人拉粪车到里弄高声叫唤“倒马桶”，挨户代倒马桶，每月收费两角，赖以维持生活。粪车装满后，由粪车夫拉到粪码头，把一车粪加水分成两车出售给粪船农民。公共租界的粪码头在曹家渡沿苏州河边，法租界的粪码头在徐家汇路金神父路口 (今肇家浜路瑞金南路口)。当时两租界都有粪霸即包粪头，向租界当局承包，付规定的承包金 (法租界规定为每年 8000元)。法租界共有粪车 400辆，是粪霸的资本，他们每月付给粪夫每人拉车费 8元，另给法捕房与卫生处有关人员小费 6000元外，每月可净赚 1万到 1.2万元左右。他们除每晨派一人在码头登记出售给农民的粪车数外，不参加任何劳动，坐收其利。

法租界的历年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阿贵姐。1930年病死后，由她的第三子马鸿根（绰号马老三）继任。账房叫张泉生，大权独揽，在平济利路(现济南路)置有大批房地产，并开设日新池浴室。马鸿根也有徒弟数百人，他的元配妻是上海潮州烟土行老板郑姓的女儿，可算是门当户对。

六、码头霸

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上卸货物的码头，雇佣了许多劳力做搬运工作，叫码头工人。外国人为了便利管理起见，指派一些人做工头，这些人都是流氓出身，大多数是红帮。恶霸中，剥削最残酷的是码头霸，每件货物从船上运到码头或由码头运到仓库，最轻的在200斤左右，最重的超过600斤，每件搬运费0.1元到0.25元不等。不劳而获的霸头每件净取60％，而码头工人仅得40％。这些码头工人都是临时雇用性质，由于劳动强度高，体力消耗大，极易生病，一旦患病停工，即无收入，不但生活困难，连生命也无保障。

一个码头，忙时雇用一二百人，霸主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他们还雇用小工头，对工人进行欺压，谁不服从，即被殴打逐出。这些帮头都与当地警务人员勾结，恶势力很大，又有洋人撑腰，码头工人受尽压迫。

他们除了剥削工人外，还在码头上横行不法，欺诈旅客。有一种手法是利用码头木板，将其中一二小块改成活动板，有弹性，旅客从船上下来，把行李放在码头上，稍一不慎，如去叫车等，行李就不翼而飞。因为木板是活动的，一些小偷潜伏在地板下，趁机将旅客行李偷走。这些小偷都是码头恶霸的徒弟，事后码头霸主即可坐地分赃。

我所知道比较大的码头霸主有三个，都有 1000以上的徒弟。(一 )沈关生，绰号“大刀关胜”，是杜月笙的同产弟兄，又参加红帮 (20世纪 20年代，上海青红两帮混杂)，与当时南市警察局特务股长刘槐是结拜弟兄，刘原是中统分子，又是红帮头子。沈靠剥削码头工人，发财致富，在永嘉路丁家弄建有住宅，还拥有许多房地产。(二 )李茂龄，浦东日商三井煤栈的汉奸码头恶霸，拜顾竹轩为师，在敌伪时期发了大财，在永嘉路置有茂龄别墅，岳阳路造有茂龄新村，解放前逃往香港。(三 )张春宝，绰号“码头春宝”，是苏州河内河码头的霸主，解放不久即病死。

七、渔市霸

1934年以前，上海渔市场集中在小东门法租界一边，每天有几十艘渔帆船从舟山群岛载鱼运来，在小东门渔行码头卸货，再由上海市冰鲜业同业公会分配给小东门地区各渔行。每晨3时到5时，全上海菜场鱼贩集中在小东门，有三四千人之多，他们向鱼行批购，再运到各菜场出售。

1934年虬江码头新的渔市场建成，由杜月笙垄断，要把小东门渔市交易移往。但大渔行老板都是黄金荣的徒弟，不愿合作，后杜不得已与黄金荣协商，渔行仍设在小东门法租界，但可参加新渔市场为股东，每晨渔市场派卡车到市区接送鱼贩来回，一切仍是由黄振世控制，纠纷才得到解决。

八、菜场霸

菜场对上海市民生活来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上海租界居民占全市人口4/5左右，由于旧社会的制度与恶习，菜场也被当地流氓霸占，从中渔利。

当时两租界最热闹、营业最好的菜场，要算虹口三角地菜场和法租界麦兰区菜市街(今宁海东路)露天菜场。后者的条件更为优越，因为离小东门渔市场最近，蔬菜禽类的货源也比较充沛，质量较好，全市有名菜馆如新亚、东亚、大东、金门、锦江、老正兴等都在这里采购。此外在东新桥、西新桥、郑家木桥一带，营业也较好。

本来菜贩设置摊基，应缴照会费，两租界当局都有一定规定：法租界规定露天菜摊每月交2.5元，进入水泥菜场的菜摊每月交3元。但由于摊基地位不同，引起营业额和利润的差别，因此，有些流氓头子就垄断摊基，从中牟取厚利，进行敲诈勒索。旧法租界有个徐海涛(8)，是杜月笙的徒弟，勾结法租界公董局捐务处皮盖尔(BiGe1)和方某垄断了法租界各菜场的好摊基照会，特别是菜市街的菜场照会，他一人就据有30多张，在其他菜场也有100多张，每月转租给别人，每人每摊额外收费二三十元不等。据当时调查结果，他通过出租菜场照会，每月可净得700元以上。1935年菜场许多菜贩提出控诉，徐被捕解送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判处徒刑七年，捐务处外人皮盖尔因与徐案有牵涉，也受到革职处分。

九、走私霸

走私霸牵涉到长江“潜水鬼”，都属红帮组织，规模庞大，十分复杂。因为走私的货，除鸦片极大多数由反动海军和内河外轮运输外，其他都是进口货，与当时外国人控制的海关及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商轮船公司有关，因此两租界警务当局，一直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普通华籍警务人员不愿过问，我也只略知一二。

当时在法租界外滩近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和平神斜对面，有一家吴记汽车运输公司，白天很少活动，到了半夜过后清晨三四点钟，有十几只小木船，从外国轮船上把进口漏税货物卸在和平神码头，再由吴记公司用卡车运到洋行存放，陆续出售，每日有五六卡车之多。这个汽车公司的老板叫吴志龙，浦东人，参加青红两帮，拜黄金荣为师，又与长江红帮潜水鬼有密切关系，靠潜水鬼把这些走私物品从黄浦江底下运上小术船。由于他干这个买卖，与外商及外轮人员内外勾结，因此受英国人信赖，抗战胜利后被推荐任杨树浦英商蛋行买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去。儿子吴阿贵(又名小龙)，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死在劳改队中。

十、人力车霸

人力车即黄包车，是旧上海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当时有大小照会之分，大照会在华界及英法两租界都可通行，小照会只能通行于华界。这些拉车的人，家道贫困，置不起车子，于是一些流氓头子就乘机出租车子，进行剥削，小照会每天车租0.6元，大照会每天1元，如果生意不好，每天拉不到足够的钱付租，积欠三天即被取消租车资格，甚至挨打。

当时人力车霸主大都拜顾竹轩为师。旧法租界有个金九龄，系法捕房刑事科强盗班探长，有徒弟3000人，在陕西南路步高里后面空地上有车100多辆，对人力车夫进行残酷剥削，还养有打手数人，经常毒打苦力。上海解放前，逃往台湾。

近代上海流氓，除上述几个大头目和十大集团外，这里还谈谈“药水小开”和“闻人流氓”。

药水小开：“小开”为上海人俗称“公子”“少爷”、“富“药水”为有毒之谓，、家有势之子”之类的方言美称。“药水小开”指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耗尽家产，学得一套欺骗手法，转而坑害别人的资产阶级子弟。略举几例：

(一)李小弟，绰号叫“扑克小弟”，南洋公学 (今上海交通大学 )毕业，中英文根基甚好。因父母有钱，不务正业，每日外出赌扑克，财产输光，但学得了一手赌扑克的本领，无与匹敌。常在上海租界上各大旅馆开房间，专门与初出茅庐的“小开”，特别是杭嘉湖一带大地主、绅董的儿子交朋友，以赌博过流浪生活，并因此出名。他本人是洪帮大哥，与两租界中级警员及旅馆服务员拉关系，专赖他们介绍赌扑克对象为生。日伪时期经舅弟杨惺华介绍入周佛海“门下”，在伪安徽省合肥市承包捐税，发了国难财才停止“扑克生涯”。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

(二)邱长荫，其父在第一次欧战时，靠“德孚洋行”颜料生意发了财，在今威海卫路石门二路口置有大洋房。日伪初期，拜日本梅机关楠本大佐 (亡华机构黑龙会上海负责人 )为寄父，与公共租界捕房的警佐衫本结拜金兰，并把同孚路住宅租给汉口来沪上任的上海公共租界捕房特高处长五岛茂中佐，设立臭名昭著的同孚路特高科，由姚筠仙 (中统骨干，洪帮大哥 )当科长兼副处长，衫本任副科长。还利用他的妻弟范某一手包办该科所发的“戒严通行证”，每张索一到二根金条，有此证者戒严时可通行无阻。“上海花花公子”为了要有“皇军特权”，表示有面子、“扎台型”，均托其再弄一张“特高科”工作证，以便狐假虎威，依势凌人。因此邱成了当时上海大名鼎鼎的“药水小开”(我当时是该特高处助理处长兼情报科长，衫本亲口对我讲过他与邱的关系)。

(三)韩振平，是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丁家衖地产保长掮客“韩桃桃”之子，日伪时结交汪伪七十六号特工人员，广收徒弟。他本人拜杜月笙为师。上海沦陷时举行“会乐里花园大总统竞选”(长三堂子)而成了上海“药水小开”闻人。胜利后为“重庆人物”之座上客，出入汽车，腰佩手枪，专做军统特务戚再玉等与汪伪汉奸家属之间的引线人。解放后被镇压。

(四)徐进才，其父是法公董局筑路石子供应人及建筑包工头，因而发了财，敌伪时专与沪南日本宪兵队曹长下田及同孚路特高科衫本混在一起，敲诈勒索。抗战胜利后，又勾结军统毛森部下的甘觉、吴福棠等，从中渔利。

闻人流氓：自30年代以来，上海闻人流氓主要有四人：

(一)虞洽卿，绰号叫阿德哥，是上海买办阶级代表人物，又是蒋介石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串线人，因为有功于促使蒋进行清党反共，英美当局以西藏路命名为“虞洽卿路”以酬之。他利用流氓顾竹轩为其招寻处女供其玩弄，因此当时上海两租界皆知虞是顾的保护人。

(二)林康侯，日伪时上海银行公会董事长。

(三)袁履登，日伪时上海市总商会会长。

(四)闻兰亭，日伪时上海慈善团体领袖。这三位勾结日伪势力，广收门徒，各有2000人左右，每人收“押贴费”500到1000不等。倚老卖老，借此向日伪讲情(特别是奸商)，从中渔利，诚“衣冠闻人流氓”之属。

除此，旧上海还有大小滑头(如制造百龄机的黄楚九，算命骗人的姚文周等)、外国流氓(如日本浪人、白俄流氓)等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叙述。本文所及，仅系个人见闻，不够详尽，也可能有传闻失实之处，希望知情者补充纠正。

(薛畊莘 黄振世 何果涛)

【注释】

(1)（1）楼因此发财，后开设宁波搬场公司。

(2)（2）高是杜月笙的徒弟，1941年，吴世宝任汪伪“七十六号”特工行动大队长时，怀恨高过去对他不好，在丽都舞厅门口将高打死。吴后在苏州被日本宪兵队毒死。

(3)头目姓郑，名子良，有徒弟一万余人，旅沪的潮州商人大都拜他为师。抗战时，勾结军统忠义救国军浙江湖州王八妹部队，解放后被镇压。

(4)尚武在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被处决。

(5)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绰号“药罐头”(任何事情有钱即可解决)，妻子是广东人。

(6)因被贩卖的人都挤在火舱里，像被捕的黄鱼，故俗称“贩黄鱼”。

(7)当时法国政府规定除留学生外，不准没有现金保的中国人赴法居住，只能用旅游名义，居住三个月。

(8)此人在云南路开设一家清真豆腐店，有四个妻子 ，每日下午三时左右，轮流在广东路王大吉药材店门口摆摊出售油煎臭豆腐干，比一般的大三分之一，质量也好，每日可售数千块，因此“王大吉臭豆腐干”闻名一时。

清帮大亨杜月笙

范绍增

杜月笙，旧上海清帮头子、流氓头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作者当年曾与杜结为盟兄弟，过从甚密。本文忆述杜月笙的生活方式，思想性格，以及他攀附洋人，勾结官府、特务等横行上海的劣迹。

我和杜月笙是从1925年前后开始往来的。当时我在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当第七师师长，驻防在万县。杜是上海清帮头子，我早已听人说过。我是四川的袍哥大爷，他也知道。由于这一关系，他便经常介绍他的徒弟们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在我的防区内收购鸦片烟。我每次接到他的介绍信，总是尽力帮助。

1928年前后，我在刘湘部下当川军第四师师长时，他还介绍他的同门兄弟、吗啡大王陈坤元到我的防区邻水县来开设了一座吗啡工厂，由我给予保护。当时在鸦片烟出产地设厂制造吗啡，所获的暴利比从四川运鸦片烟到上海要大十几倍。

1929年，我第一次去上海和他见面，他除了对我盛情欢迎外，还和我换了庚帖，结为异姓兄弟；并陪我在上海尽情玩乐，极力显示他在上海的特殊势力。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抽时间去上海玩玩，每次去他都是尽我所好来招待我。

1933年，蒋介石调四川部队去湖北进行反共战争时，我率部与贺龙领导的红军作战负了重伤，他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派他的徒弟张松涛赶到汉口，接我去上海就医。船刚一到码头，他又叫顾嘉棠代表他迎接我，送我到白渡桥公济医院，找了一个英国医生给我诊治，我负伤的右臂才未被截去。从这以后，我和他的关系就更加要好。

抗日战争期间，他到了重庆，我当时的部队虽调往前方，我自己却是经常回重庆玩，和他时常在一起。抗战胜利后，我住在上海，他的第二个女儿杜美霞给我做干女儿，我们便成了干亲家，双方家眷也经常往来。

这份资料，大部分是我和他接触中亲自看到或听他讲的；有些是长期和他一道的顾嘉棠、马世奇等人告诉我的；还有一些是我从种种关于他的传说中，选出较为可靠的部分。

初期活动

杜镛，别号月笙。光绪十四年(1888年)阴历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幼年家境贫穷，十多岁便到上海打流，跟小流氓马世奇等结识专做无本生意。经常和马在小客栈里挤在一张床上过夜，他很爱睡懒觉，肚子饿得发慌的时候，才爬起来央求马等叫伙伴们去抓别人的帽子(上海人叫“抛顶宫”)卖点钱来填肚子。

他这样混了几年，感到不是办法，才在黄金荣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摆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许多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莱阳梨”。当初他对这样一个浑名是很得意的，别人叫他，总是连声答应，自己向人介绍也爱用它。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才没有人当面这样叫他。不过当年和他在一起混过的许多小流氓，在向他要钱不遂意时，还是不客气地当面向他大叫。我在上海和他一道去四马路会乐里妓院吃花酒时，便看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当他的汽车刚一停下，一群小流氓便围过来向他伸手，他一面赶紧走，一面叫他的手下人快给钱。有时钱给少了，这些流氓便大叫：“莱阳梨，多给一点！”他的手下马上就得加钱，才能把这群瘪三打发走。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情况大为不解，怎么这个大清帮头子会没有办法对付这些人？后来马世奇告诉我上述这一经过，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段历史关系。

他以后一直还保留了削水果这门手艺，我常常看到顾嘉棠遇到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时，便拿起一只水果送到他面前叫他削，他总是笑着很快把它削好，毫无不愉快的表现。同时，他也爱开顾的玩笑，因顾是花匠出身，他便叫顾把他家里的花摆好。

顾和他是相互依赖，彼此捧场，如果有客人在面前，顾总是装出恭恭敬敬十分听话的样子，他们俩在一起时却无话不谈。我以后与他们相处久了，才看出他们之间这种特殊的关系。

杜一向以善于出主意而出名，在帮会中有“军师爷”或“诸葛亮”之称。他贩水果时，许多小流氓便时常找他出主意去敲诈勒索。据说当时许多商店，在开张时怕流氓捣乱，便请巡捕房派人保护。他就指使小流氓在夜间去偷招牌，第二天再去勒索。还有些生意很热闹的商店，不肯花钱给流氓，他就指使这些人去这些商店门口相互殴打，抛粪便等，弄得顾客纷纷趋避，最后只有出点钱才能了事。

不久，他的名声渐渐传到黄金荣老婆耳朵里，她叫人找了他去谈话，发现他果然有不少名堂，便决定把他收到黄家去。从此他和黄狼狈为奸，成了黄手下的一个重要帮手，在法租界不知干了多少坏事。

他在黄家的几年中，一边替黄出主意，一边也为自己将来“独立门户”而暗中做了不少准备。他利用黄的关系大肆交结，拉拢各方面关系。等到他认为羽毛丰满，便脱离了黄家，与张啸林、金廷荪及顾嘉棠等结为一伙，连黄的厨司马祥生也被他拉了出来。黄对他很不满，他就去拜另一个青帮头子陈世昌为师。

陈世昌的老师是早期一个流氓集团“仁社”的头子，叫张镜湖，这人做过通海镇守使，山东人。他的学生中不少是反动派头子，如杨虎、贺贵严、韩复榘等。蒋介石在上海打流时也拜过张的门下，以后蒋的地位爬高了，才不承认这个老师。

我也拜过张，参加了“仁社”本来和杜的老师陈世昌是同一辈，以后由于杜在上海有势力，谁也不再和他论辈分高低了。

杜刚离开黄家时，自知敌不过黄，不敢和黄争夺财源，便向工商界方面另求发展。他的手下都是听从他的指使去捣乱的，所以工商界只有找他出面，才可平安无事，这就慢慢形成了他替资本家充当保镖的基础。

黄金荣一直靠老一套强抢硬要的手法弄钱。当时一些官僚在外省搜刮了人民血汗跑到上海想当寓公，被黄的手下知道了，便会用种种手段进行勒索，直到把这些人带去的钱弄光，然后给他留点路费离开上海。杜却不这么干，凡到上海来的外地军阀官僚等，他有机会便与之结识，交朋友，充当保镖。所以他和新旧、南北军阀官僚政客结识极多。

他和黄金荣表面上一直很客气，但两人暗中斗争却从未停止过。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黄向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敲诈2亿元，钱怕在上海出事，便如数给了黄。杜当时是交通银行董事和钱又异常要好，知道了此事，大为不满，埋怨钱新之事前没有告诉他。没过好久，黄又出面写信向重庆商业银行要借4亿元。我是该行董事，我去找杜。杜为我出主意，叫我自己打一个电话给黄，当面问他，看他怎么好意思？我照他的办法，黄果然不承认是他自己干的而推给他的手下，这笔钱才没有要去。

杜在上海的势力逐渐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搞来的钱很多，花得也痛快，总是左手进，右手出，不像黄金荣只进无出，这样替他捧场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能混出名来，还有他一套拉拢人的手法。他想要结交的人，总是先找与这人有关系的亲友表示对这人的仰慕和恭维，使人乐于和他见面。他结交人的手法也跟一般人不同，见面时表现很亲热谦虚。一经见面之后，他认为这个人对他有利，必然千方百计在其他场合，或在与这人有关的人面前，故意吹捧这人一番，使这些话传到对方耳中，叫对方从心眼里感到高兴对他发生好感。

他善于揣摩别人心意，能根据不同类型性格的人，运用不同的手法去对待。使一些人和他见面后，总爱与他交往。

别人有事要找他帮忙，只要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他也总是很痛快答应下来，暂时赔点钱，他也肯干。他常常向我谈什么要从远处着眼，不要只看眼前等，所以等到他要去利用别人时，也往往能够顺手。

他这些手段，不仅使许多流氓能为他死心塌地去卖命，就像杨虎、陈群、顾嘉棠等，对他也是言听计从。

他还极力收容和拉拢一些失意的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他充当谋士，替他捧场，他也很注意听取这些在政治舞台上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的意见。

他用的秘书当中，有曾为袁世凯搞筹安会的所谓“六君子”之首的杨度，以及当过徐世昌总统府秘书的徐慕邢。还有不少旧文人、洋博士之类的人，经常为他出主意。他对这些过去有点地位和名声的人，使用起来不像一般反动头子用部下那样，而是处处表示出虚心向人求教的态度，执礼甚恭，使这些自鸣清高的人，忠心耿耿为他充当工具而不自觉。

他早年一向想学梁山泊上的宋江，在社会上当“及时雨”，经常爱施小恩小惠。而捧他的一些失意官僚政客和文人，为了要借他抬高自己的身价，便把他捧为什么“当代春申君”和“小孟尝”。

他在施小恩小惠时，还有一着很高明的手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一文钱要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这也是他经常看到我乱花钱而不大讲究目的而规劝我的话。他对人帮助，往往自己不出面，如送人一笔钱，或帮人解决一个困难问题，做了以后，不承认是自己做的，而代他出面的人，又往往把他帮助人而不肯出面的内情告诉对方，这样一来，受他帮助的人便更加感激，而且到处为他宣扬。

杜月笙捧人的手段的确很有一套，这对他的成名有极大帮助。他捧人捧得不着痕迹，使被捧的人非常高兴。我还记得抗战胜利后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去上海募捐，先找市长吴国桢商量，吴推得干干净净，说他们来迟了一步，刚刚募过苏北等几处水灾，又要捐没有办法。向等便去找杜，杜马上答应下来，并拍着胸口说：“我们在四川吃了几年，今天四川有灾，不帮忙还算什么人！”他没几天就把这件事办得颇有头绪。本来他可以把募得的钱交与向等就可以了，但他却借此机会去捧孔祥熙。他先向孔说明四川募捐吴国桢不帮忙的经过，并说他愿代办，请孔出面就行。孔很高兴地听他安排，请吴国桢等人到家里吃饭，我与何北衡、向传义也都参加了。席间，孔照着杜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加上几句四川是第二故乡，有难一定要尽力帮助等之后，便指着杜说：“这件事我已关照月笙马上去进行，一定要对得起四川同胞。”杜便站起来表示：“既然院长这么关心这件事，月笙一定遵命尽力去办，也希望大家尽力协助我。”我们几个知道内幕的人，看到他耍的这一套手法，使得孔眉开眼笑，莫不在背后举起大拇指说：“月笙不愧大好佬。”

他捧孔一向肯下功夫，因此孔也愿替他捧场。如1947年他的儿子维屏、维新两人在上海丽都花园同一天举行婚礼时，请了孔去当证婚人，我便听到孔当着介绍人钱新之、章士钊和去参加婚礼的贺客颜惠庆、徐寄顾、李石曾等1000多人的面，说杜是“中国少有的事业家，有远大的见识和克己助人的人生态度……”

由于杜对孔这么讨好，孔在很多地方也特别照顾他，给过他不少找钱的机会。如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孔知道蒋介石决定要把日本交出的大量棉纱抛出，他便暗地通知杜赶快把手上握有的棉纱抛出去，免得吃亏。杜因此而赚了一大笔钱。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孔是最受他那一套吹捧手段的，两人的关系也最好。

他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注意，还是从 1924年开始的。那年秋天，由于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个军阀在上海附近打起仗来。四乡居民纷纷逃往租界避难，成千上万的人流落街头。那时租界内的流氓正趁机诈骗难民仅有的一点财物并贩卖难民妇女。杜却别出心裁，居然跟着一些靠吃慈善饭的所谓“善士们”，办起难民救济工作。他以救济名义，叫爪牙们拿着捐簿向商民强征硬募。这种明目张胆的搞钱办法，不但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受到一些人的称赞，难民对此也很为感激。杜月笙就这样一下变成了“大善士”。

从那次得到甜头后，不论什么地方发生天灾兵祸，他总是非常热心襄助这些“善举”，在上海大肆募捐。因为这种无本生财之道，可以名成利就，所以他乐此不疲。

我还记得，抗战前某年不知什么地方遭受天灾，他又在主持“救济”工作，当时他在上海已红极一时了，为了举办赈灾义演，他和张啸林、王晓籁等人也登台客串，以资号召。他扮黄天霸，张扮窦尔敦，票价最高10元。

那天我邀了大批人去替他捧场。他刚一出场，就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他平日虽爱听京戏，小老婆姚玉兰又是名演员，长年还和一些京剧“泰斗”有往来，可是他自己却唱得非常蹩脚。张啸林刚一开口，假牙一下滑出来，他慌忙拾起，台下一阵狂笑，张连唱词都忘记了。金少山在马门边一看不妙，便急中生智，忙捧着一把茶壶给张送水，把唱词念给他听，这时台下有人在发牢骚说俏皮话了，还有人大声在叫：“梅兰芳的票才卖 5元，‘莱阳梨’卖 10元还这么开玩笑。 ” 他的爪牙们一听，抓起说这些话的人就痛殴起来。台上倒没有打开，台下却真的动起武来，打成一片。

杜能够成名，为很多人所称道，主要是他善于耍“两面三刀”的手段。这里就我所见到过的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来说明一下。

第一件是调解1930年上海法租界水电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内幕。在这一事件中，被法帝国主义打死打伤的工人有20多人，造成了上海的“七二一”惨案。他在这一惨案中抬高了自己的地位。

事件的起因是法国资本家凭借在上海的特权残酷压榨工人。当时在水电公司的法国籍员工，月薪起码有200多两银子，华工月薪却平均只有12元。每次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改善待遇的要求从不兑现。1930年6月中旬，工人实行总罢工，要求履行增加工资的诺言。法方竟于第二天关闭厂门，拒绝工人上工。法商水电工会决定实行罢工，并正式提出每人每月增加工资8元、废除罚款制度作为复工条件，法帝方面完全不接受。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次邀请劳资双方进行调解，法方拒不参加，态度异常蛮横；并宣布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开除，另外招雇了一批白俄和新工人接替工作。双方矛盾加剧。

杜月笙先是伪装同情工人，送了一笔钱支援他们，并答应他们的请求进行调解。这时法国资本家的代理人、法商水电公司买办沈叔眉也去找他，请他设法制止工人坚持罢工，他也满口答应。

这次罢工最初只限于机务部门，自从法帝指使越南巡捕在华成路开枪打死了一名去参加开会的工人后，车务部门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弄得法租界内电灯不亮，电车停开，自来水供不上，预定在7月14日举行的法国国庆狂欢也不得不宣布改期。7月21日，法国巡捕枪杀在水电工会俱乐部开会的工人，当场死伤20余人。这一惨案激起全市工人的愤怒，其他工会一致起来支持。

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和巡捕房警务总监赞沃礼，请杜出面，设法不让工潮继续下去，可是对工人提出的要求却不肯接受。杜为了讨好法帝，便指使他的门徒陆京士等组织“罢工后援会”，明为支援，实则进行分化瓦解。

这时上海市长张群和警备司令熊式辉也贴出布告，严禁工人擅自罢工；不准其他工厂支援罢工。警察局还派出大批警察，保护法帝派出的白俄到华界去修理通向法租界的自来水管，这更引起工人们的不满。因法帝拒绝国民党市党部调解的理由是，他们的公司没有向国民党政府注册，所以国民党无权过问，可是国民党政府却自动派警察前往保护，还大肆逮捕阻止白俄修理水管的中国工人。

蒋介石生怕工人坚持下去会影响中法邦交，赶忙派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到上海进行调解。李一向和法帝有勾结。李到上海后，首先就找杜，杜满口答应，愿为蒋介石分劳分忧，加紧施展分化工人的诡计。

法帝方面态度仍极野蛮，他们宣布法租界实行戒严，加派铁甲车巡逻，并继续逮捕领导罢工的工人，这些人跑到华界，警察局也同样逮捕他们。

工潮一直坚持到8月中旬，由于法租界水电供应一天比一天恐慌，电车交通断绝，法国当局才允许每人每月增加工资2.4元，但坚持要开除领导罢工的40名工人。

杜月笙和李石曾一听到法方答应加了一点工资，以为是了不起的胜利，便一定要工人复工。对法方开除的40名工人，他答应负责安置到工会工作，工资归他支付。罢工工人只好勉强同意复工。

在签字的时候，工人们要求在复工前释放先后被捕的几十名工人，法方坚持要复工后看情况再定，几乎又成僵局。后来由杜签字保释，才结束了这一工潮。法方要开除的40人，杜垫了两个月工资就把他们打发走了，达到法方开除的目的。少数不愿复工的还被他的爪牙打了一顿。

这件事给李石曾添了面子；为蒋介石解除了忧虑；法帝更看重他；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也对他表示感激。杜是一举而四得了。

第二件是1947年国民党选举副总统的事。我那时和杜同在南京，我住在中央饭店，曾扩情成天陪着我，怕我出去活动，因我能控制不少四川国大代表的选票。曾要我支持孙科，我因李宗仁过去对我不错，准备支持李。有天早上，陈立夫来找我，说蒋介石召见我。我不想去，下午他又送来蒋的手令，叫我一定要准时去。见了蒋，才知道也是为了要我支持孙科，我没有料到蒋会自己出马替孙科拉票，便老老实实告诉他，我答应了投李的票。蒋便指示我，我的一张可以投李，其余能控制到的选票都要投孙。我对此事有点犹豫不决，便去找杜月笙。他很坦率地告诉我说，无论谁叫他支持，他都答应下来，不像我这样。在这种场合，应当机灵一点，不但不能为这种事得罪人，还要借此机会来笼络人才是办法。他把他的这种秘诀传授给了我以后，我留心观察，果然每个参加竞选的人都对他抱着希望。本来他能控制的选票就不多，分散开来根本起不了作用，但他自己却得了许多好处。

他早年手面很宽，非常注意利用送礼来出风头和拉拢人。抗战前，蒋介石提倡“航空救国”时，他立刻表示响应，买了一架法国教练机送给了上海飞行社。后来孙桐萱的兄弟孙桐岗从法国学航空回来，他又买一架飞机送给了他。在当时，送人飞机，还是很稀罕的事，所以报纸上为他这种举动大吹特吹，这正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在送这两架飞机时，都是用他的名字来给飞机命名的，如送飞行社的叫“月文号”，送孙桐岗的叫“月辉号”，其用意是不言可知。

其他像送人以汽车、小老婆等，更是平常事。好些反动头子在上海公馆里用的汽车都是他送的。还有许多在巡捕房工作的外国人，他也送给汽车等物。许多中西探长、探目，每逢年节，他都要送一笔厚礼，动辄一两千元。

早年给他和法帝拉关系的张翼枢，最称赞他这一手。张是留法学生，在法租界公董局当过华董，据说他和法国内阁方面有勾结，法租界当局不答应他的事，他能直接写信给法国内阁有关人员。杜在法租界早年时吃得开，张翼枢对他有过不少帮助。他的门徒在法租界内犯案被捕，或别人托他向法捕房讲人情保释人等，只要他一个电话或一张名片，便可解决问题。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或不便由他出面时，张翼枢便代他去奔走行贿，也是很生效的。

他结交朋友很广，无论南北军阀、官僚政客还是外国名人到上海，他都得通过有关方面去联络应酬一番。他最得意的是，日本元老西圆寺到上海时对他表示非常好感。当他告诉我，他以后一直与西圆寺保持联系时，我还将信将疑，后来我的儿子范之青去日本读书，他写了封信交我儿子带给西圆寺，果然很得到照顾，我才相信他不是吹牛。像李顿调查团到上海，他也曾盛情招待；主持中国海关与邮政的外国佬也同他经常保持往来。至于各省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军政官员到了上海，他也照例招待一番。

在不到10年中，他便超过比他资格老得多的黄金荣等大帮派头子了。当他在社会上渐渐有了点名声后，为了想与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过去那种歪戴帽子、卷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不得不改变一下，而装成文质彬彬的样子。据他告诉我，在这方面他是下过一番功夫去模仿的，最初很不习惯，以后他在任何公共场所露面，甚至大热天在家里见客，都是穿起长衫；去见有地位的人，还得罩上马褂。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要求他的徒子徒孙们也这么打扮，他常常对我说：“衣食足，应当礼义兴了，不能再让人家一看到就讨厌害怕。”

他的文化程度和我差不多，正楷字还能认识一些，略带行草便认不出来了。但他对写自己的名字却下过一番功夫，看他的签名倒也像读过几年书的样子。他说话一向不急躁，以后更装得斯斯文文，在公开场合和交情不够的客人面前，他是不随便多讲话的，以免露出马脚。故初次和他见面又不了解他的出身的人，是一下识不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的。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他不愿别人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老板”，而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

他一向以不挡人财路而为江湖弟兄所称道，凡是在上海发生了绑票勒索等案，有人托他去帮忙解决时，他明知是哪一路的人干的，只要他出面便可平安无事，但他却从来不肯答应做这种事。一方面是不愿得罪那些亡命之徒，怕别人以后对他不利；另一方面也害怕别人说他与匪徒有勾结，影响自己名誉。

他帮助别人发横财却非常之够朋友，我自已就有过几次这样的事。

1946年，我听人说，国民党在上海拍卖接收的敌伪物资，可以整个仓库卖出，只要找到门路，顶到一个仓库即能发横财。我便和杜商量，他叫我请敌伪物资管理局长刘攻芸吃饭，由他出面说人情，我便和顾嘉棠、张君生三个合伙做这笔生意。我和刘攻芸本来熟识但交情不深，我照杜的意见，在我家设宴招待刘，由杜作陪，酒醉饭饱之后我便向刘提出要求顶仓库事，刘还没有回答，杜马上插嘴说：“这些东西都是抓在他手上，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刘只好答应顶一座仓库给我。当时还不必付给现款，只是由我开的福华银行出了一张期票便妥，完全等于白送。

仓库中的布匹、棉纱、蜂蜜、皮毛等数量品种之多都出乎我们意外。这些仓库接收后连清点都没有清点过，问仓库管理人员，不但答不出数量连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腐败的程度，实在使人吃惊。那一次我就赚了黄金3000多两。

杜兼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我和顾嘉棠想做投机生意时，便向杜请教，他指点我们一下，一转眼就可以得到几十、几百两黄金。后来我和顾向他要该所经纪人的号码，他说怕别人说闲话，因为要这东西的人太多，黑市已卖到几亿元一个。但结果他还是给了我和顾两人合共一个。以后我们懒得跑交易所，便把这个号码卖了几百两金子。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有那么多的钱乱花，大都是靠了杜的帮忙。

他从离开黄金荣家，在上海独立门户以后，便极力注意避免树敌。但看不起他的人还是很多，有些是怕他爬起来对自己不利，处处打击他。据他告诉我，他刚出头时，遭到不少人的欺压，最使他怀恨的是魏廷荣兄弟。魏是浙江帮，在上海的恶势力比杜形成得早，在法租界中也是风头一时的人物。当江浙军阀混战时，不少散兵游勇窜到租界，到处乱来，帝国主义也感到穷于应付。魏廷荣在法租界发起创办“中华义勇团”，自任团长，帮同维持法租界治安，很得法帝的赏识。以后当过商会会长和法租界公董局华董。杜初露头角，魏怕将来与自己竞争，便处处压制他，杜在羽毛未丰时只有尽量忍受，而内心则恨之入骨。以后杜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都有了勾结，势力一天天壮大，便向魏进行报复。曾派他的爪牙去绑架魏没有成功，又准备去暗杀他。魏因自己力量日小，不再受法帝的重视，只好离开上海暂避。以后杜在上海的地位已巩固，才不采用那套凶狠报复手段。魏后来回到上海时，杜表面对他还是很客气。

杜身体一向不好，却好女色，还吸上鸦片烟，瘾很大，每天得抽二三两。不过他抽烟有定时，每日早午晚三次之后不零抽，所以不大耽误应酬和工作，他答应了去什么地方，一般都不会失约，以后甚至气喘病大发，也勉强带病去参加约会。他经常对我说，无论怎样要言而有信，否则不如不答应。我记得有次是川盐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他和我及顾嘉棠三人一同去道贺，在汽车上他喘病大发，几乎连气都回不过来，稍许好转一点后仍坚持前往。到了以后，我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刘航琛，刘没有让他下车便请他回去了。

他不爱穿西装，却爱吃西餐，喜爱吃点心零食。他有五个老婆。大老婆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只听说他的大儿子杜维藩不是他亲生，是大老婆抱了人家的孩子。他很迷信，自这个儿子抱进门后，事事顺利，因此把这个儿子看成了“兴家宝”，喜爱胜过亲生。

他以后又从妓院中讨了老三、老五两个小老婆，还不满足，又由杨虎一手替他包办，硬把一个京戏名演员姚玉兰收为小老婆。抗战胜利后，又与京戏名演员孟小冬同居，上海解放后逃往香港，虽已 60开外，还与孟举行正式结婚礼。他虽有这些老婆，还爱经常到会乐里长三堂子去胡调。以抗战前银元来计算，我和他在长三妓院请一次“花酒”，总是花 500到 1000元。以后他得了气喘病，连上一层楼都费力，却还是要去这些地方玩，上不得楼便叫人用藤椅把他抬上抬下。

他自己尽管成天花天酒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对他的女人却管得很严。我听人说，他的大老婆本来和他还好，以后有人告诉他，说她与他的一个同门兄弟有暖昧关系，他一气之下，便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兄弟的脚砍去，以后弄清楚完全是误听谗言，他又怕别人议论，只好把这个终生残废的兄弟收养在家，不久这人就死去了。他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死了。

他不但对自己老婆如此，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听到杨虎丢在上海的一个名叫“小老虎”的小老婆，与杨的徒弟汪盼有关系，他和戴笠一定要杨虎设法把汪盼杀掉，说这是严重违犯了帮会规矩非置于死地不可。以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虎并没有杀汪，他对此事还表示很不满意。

他的孩子除维藩是抱来的外，以后老三、老五、姚玉兰等又生了维恒、维屏、维翰、维宁、维新、维善、维嵩等七个儿子，及美如、美霞两个女儿。

他几个老婆都存有不少“私房钱”，我有时钱不够花，还找他的老婆去借。有一次向姚玉兰借 2万美元，她说只有 1.9万元。我拿到后，很奇怪怎么会恰好少 1000？顾嘉棠便点醒我说：“你归还时不就替她凑成了总数！”我才知道这是干亲家母先把利钱扣去了。

靠反共造成的特殊势力

杜月笙在旧中国能享所谓“盛名”达30余年，长期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等的信任，以及大资本家的支持，关键是靠反共。

1927年春，北伐军打到上海之前，上海几十万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并拥有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在孙传芳的直鲁联军溃逃时，工人们奋起收缴了溃兵的大量武器弹药，俘虏了大批反革命军队，维持了上海的治安，扑灭了溃兵逃走前放的大火，因此很受上海老百姓的热爱。

工人们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收回租界两个口号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惊慌失措，恐惧万分。便急电本国请求增调军队到上海，同时与当时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和以后赶到上海的蒋介石进行勾结。

4月初，美、日、英、法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调集了50多艘兵舰开到上海；英国把一艘载有几十架飞机的航空母舰也开到吴淞口外；法帝从巴黎和海防抽调几个营的法、越军开入法租界，两租界从3月间开始实行戒严，通向华界的铁门关闭，马路上架起大炮机枪，装甲车四处巡逻。

当时谣言很多，帝国主义更经常捏造事实，说某处工人持枪企图冲入租界，因而向白崇禧提出抗议。据杜后来回忆说，当时租界的帝国主义气焰很凶，国民革命军军官士兵在租界铁门旁边贴宣传标语，常被租界的巡捕捉了去。那时魏道明正在上海当律师，巡捕房每次把捕到的官兵送到租界的法院去审讯判刑时，都是由魏道明代为辩护，每次审判往往是被捕官兵被迫承认误入租界，具结悔过后才能保释。蒋介石便下手令严禁官兵进入租界，查出要以违令惩办。

杜当时在上海的势力虽不如黄金荣，但他却异常活跃。当时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陈群、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等和他都有密切往来。陈群领他去见白崇禧和蒋介石后，蒋、白对他都非常称赞，还设宴招待他和黄金荣、张啸林等。

帝国主义的头子中，先是法军司令巴而雪很赏识他，以后陈群又介绍英军司令邓坎、美军司令白多楼等与他往来，他们从杜口中可以了解到总工会和蒋介石、白崇禧等方面的情况，因而他一下子便显得重要起来。

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曾召集白崇禧、宋子文、李济深、吴忠信等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杜从陈群那里了解到蒋有反共清党的准备。当时外面早也传言纷纷，有的人说共产党要组织政府，打倒国民党，并武装接收租界。据杜说，这种谣言是由陈群的政治部散布出来的。另一种是说国民党要驱逐共产党、解散总工会和纠察队，这是蒋介石等反共的阴谋被泄露出去了。

杜说最好笑的是当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听了这些话之后还去找汪精卫查究，汪当然矢口否认，两人便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来为两种说法辟谣。蒋介石还赠送纠察队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上海市政委员会也褒扬纠察队是“民众的武装”。没想到几天之后，就发生了一场反共的大屠杀。

杜得到陈、杨两人的通知，要他动员上海流氓参加反共后，他先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又去说服黄金荣。黄开始拿不定主意，因他看到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和主张，拥护的人很多，怕国民党对付不了共产党，要杜看看谁胜谁负再说。杜认为机不可失，参加反共将来在政治上才有地位。据说黄最后被杜说服，是杜提出共产党胜利了决不会对他们有好处，只会是和国民党同归于尽；与其这样，不如全力与国民党合作反共，使国民党取胜，才有前途，黄才决定参加。

杜的爪牙早有一部分混到了总工会和纠察队中，他们预先仿制了不少总工会用的标志，事前由杜与租界方面商量好，同意流氓和特务在租界内集中，配合反革命军队去解除纠察队的武装。蒋介石把一切布置好以后，便于4月7日离开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早晨4点钟以前，杜和黄金荣、张啸林分别集合了他们的党徒，杜的爪牙高鑫宝、芮庆荣等由顾嘉棠率领；黄的门徒由唐嘉鹏、顾竹轩率领；杨虎特务处的特务由彭伯威率领。一律工人装束，佩带工字臂章，携带武器，分股从租界铁门冲向南市和闸北纠察队驻地及电车工会、三山会馆、湖州会馆、中新纱厂……

这批冒充工人的特务、流氓，乘纠察队员尚在梦中时缴了守卫的枪支。有的地方被他们欺骗搜缴了一些武器，有的地方当时发生冲突，工人们仓促应战。事前约定好了的二十六军周凤歧部由参谋长祝绍周指挥该军第一师伍文渊部和第二师斯烈部四个团，分别将纠察队包围向纠察队进攻。同时假称调解双方冲突，命令双方放下武器，趁机将纠察队武器全部骗走。在冲突时，纠察队当场被打死100多人，打伤几百人，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被杀害。流氓把纠察队的东西抢劫一空，循原路退入租界。杜月笙等当时没有离开租界而是在铁门内守候，看到他们的人都安全回来，才离开铁门。

消息传出以后，上海工人们愤怒异常，所有工厂均罢工，工人分别在南市、闸北等处集合开会，要求严厉惩办杀人凶手和主谋犯，立即发还缴去枪械，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顾嘉棠等第二天也大批出动，协助搜捕总工会和纠察队负责人。顾亲自在闸北宝山路口仁善女校、第二师司令部门口，观看游行的工人被该师全副武装的士兵打死一百多人，陈尸遍地。反动派又对工人们进行新的诬蔑，说总工会内部隐藏有直鲁联军，已搜出了大量直鲁联军符号证件，“通敌有据”。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工人。

这一阴谋又是杜月笙的得意之作。因为流氓们抢劫了纠察队所有东西之后，回去一检查，值钱的东西并不多，文件等便送给了杨虎。在清点这些东西时，杜发现工人们在收缴直鲁联军溃兵枪械时，也缴了他们的符号证件等物，没有毁去，杜便建议拿这些东西作借口来捕杀工人。

在两天的混乱局势中，反动派一会这么说，一会又那么说，许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陈群得到白崇禧和蒋介石的指示，由他拟好一个通电，叫杜和黄、张三人署名发出去，并印了几千张在上海散发。14日上海和南京等有些地方的报上就刊出了这一通电。在这一通电中，对中国共产党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同时大肆攻击总工会和纠察队的负责人。但电文不打自招，说什么“同人等急起邀集同志，揭竿为旗，斩木为兵，灭此凶蛮，以免遗害子孙，尤望全国父老，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共起而铲除之。同人等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出而奋斗。”恰恰证实了蒋介石勾结流氓进行反共的阴谋。当晚，白崇禧便去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行前又找杜等去勉励嘉奖了一番，因此杜的劲头更大了。

上海工人们并没有被这场大屠杀吓倒，除了继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外，他们印发了不少文件，揭发蒋介石为首的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的大阴谋。杜又指使他的爪牙到处侦察共产党人，随时向杨虎递送黑名单，不断搜捕中共人员。

杜的通电还没有发出，他就找了与他有关的一些团体，陈群也指使一些与国民党有关的团体，共凑集了六七十个于 15日在各报刊出了致蒋介石、白崇禧的通电，把这几个流氓打手捧为“救国义士”，说他们 12日早晨亲自率领“敢死同志”搜缴总工会枪支，解散纠察队，使全市中外人士为之欢跃庆贺。希望全国各省市各团体一致仿效上海办法，向他们看齐。以此做一次舆论试探。

16日，陈群奉蒋介石的指示，要杜等公开出面招待新闻界，发表反共谈话。通过这一系列试探之后，蒋介石和白崇禧才不再掩饰，公开提出了反共的言论。

杜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既讨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又为蒋介石等所器重，还得到资本家的拥护，一举而三得。

多年以后，在他做 60生日时《中央日报》曾用这样的话来称颂他：“十六年国军方奠定东南，上海伏莽遍地，一时人心未定，秩序纷然，先生以安定地方为重，与黄金荣、张啸林仗义执言，昭告国人，复默运机宜，不旬日而反侧以宁，此则有造于党国之始也。”对他这次充当反共急先锋的功劳，一直没有忘记。

蒋介石背叛革命成功以后，对上海青帮头子特别表示好感。不久他到上海，曾盛宴招待杜、黄等人，当面称赞他们“深明大义”，是“识时务的俊杰”。

蒋第一次下台，住在上海杨虎的俱乐部里，杜盛情招待过他，据说还给他送过钱。不过杜自己对送钱给蒋的事，我没有听他谈过，别人问到他时，也不正面答复，因他怕蒋知道不高兴。

多年来，蒋和他一直是保持着一种很特别的关系。在大庭广众中，对杜从不表现过分的亲热；当只有他两人或少数亲信在一起时，却对他非常要好。我在抗战前有一年去上海，正遇上他被蒋邀去南京，蒋约了他和钱新之与另外两个金融界的人一同吃饭，座上对他极为亲热。他们曾一同论起年龄，以杜最小，蒋特别鼓励他，说他前途无限，回来他非常高兴。据他自己说，蒋介石曾向他表示过，有困难可以随时去找他。杜对此万分感激，常以此炫耀自己和蒋的关系。但他非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关系到他切身利害，从不肯轻易去使用这张王牌。他和蒋手下不少人有深交，一般问题不必通过蒋就能解决。我过去只听到他谈过两件事，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没有办法可想，他才直接找蒋而得到解决的。

一件是抗战前，上海南市太平里的大吗啡案，这个庞大的吗啡制造厂是杜月笙叫顾嘉棠包下来的。以后因与宪兵、特务等分赃不匀而被破获，由宪兵司令部派一连宪兵看守。结果这一连的官兵都大偷吗啡，从连长到士兵全部逃走。蒋介石大怒，非彻查不可，闹得上海满城风雨，反动派内部也吵闹不休。杜知道追查下去，必然会查到他的头上，只好带着一笔巨款赶到南京，一面买通蒋的左右，一面自己见蒋，请求不要彻查下去。这件轰动一时的大案子，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还有一件是他最有钱的徒弟徐懋棠的兄弟徐懋昌，抗战那年在上海和官僚资本勾结做棉纱交易，引起了市场上一次轩然大波。蒋介石命令戴笠在上海逮捕徐，这时杜的徒弟王兆槐在戴笠控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任侦察大队长，王奉令后，便去密告杜。徐懋棠向杜求情，他看在钱的份上，立刻飞到庐山去见蒋，请求不要逮捕徐等，蒋接受了他的意见，叫戴笠和他商量办理。以后由于牵涉到孔祥熙的老婆，要办也办不下去，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是杜一生最得意的时期，他倚仗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甘心充当帮凶，又与反动头子有勾结；而两方面又都需要利用他充当工具，他的地位被抬高了。杨虎第二次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后，对他更是言听计从。

杜为了直接控制警备司令部的主要部门，把他最得意的徒弟陆京士推荐去当该部的军法处处长，这个从来没有穿过军服的工贼，一下成了陆军上校。他的另一徒弟王兆槐是该部侦察大队长，在警备司令部里，许多人对杜比对司令还恭敬。

在租界方面，他的势力原来只限于法租界，这时也扩充到了英租界。法租界巡捕房的中国督察长金九龄是完全听他安排的；公共租界的流氓头子季云卿和他徒弟——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对他也很尊敬。再加上商会会长王晓籁是他支持出来的，自己又兼了不少的董事长、理事长、总经理一类职务，故在工商金融界也很有势力。

在他全盛时期，他是挥金如土。如果靠他所经营的企业、银行和兼职等正当的收入，他绝不可能一掷万金无吝啬。他那么多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里不得不谈一谈他的“生财之道”了。

他自己虽不直接做鸦片生意，但他大宗的收入是靠包庇贩运鸦片等毒品而得。当时在上海行销的各种毒品，都要由他“保护”，这笔“保险费”为数相当惊人。每年由各地运到上海行销和加工的毒品有几千担之多，他从中可以收到上百万的“保险费”。他不仅可以担保“货物”不出问题，连搞这项生意的人，也由他保护。顾嘉棠便向我谈过，戴戟在上海当警备司令时，有次他手下的特务把吗啡大王陈坤元扣捕在英租界新新公司楼上，准备不通过英租界巡捕房把陈秘密押回司令部。此事被一个认识陈的妓女看到了，立刻打电话向杜报告，杜马上叫顾嘉棠带了 8个携枪的打手，闯进房间硬从特务手中把陈抢走。他们平日护运毒品，也都佩带手枪，随时敢与检查人员对抗，死人流血在所不惧。

他另一大宗收入是包赌，上海许多大的赌场都是由他包下来的。我只去过其中一家最大的，是在同孚路181号，那里由顾嘉棠派顾苗根等十几个人，携带手枪担任保护。这是一座相当大的花园洋房，铁门经常关闭着，只有认识的汽车才能直开进去，对不认识的人他们还要抄一下身，怕带手榴弹等物进去出事。他们对前去捣乱的小流氓，轻则殴打，重则杀害。

进赌场以后，便向账房换筹码，从 1元到 100元不等，主要是轮盘赌，还有单双、大小、回门摊、麻将、扑克……中西赌具一应俱全。我在那里赌过轮盘和大小，总是输的时候多。那种赌面相当大，一次输赢都是几百到万元。赌场红利除了赢钱外，还用见十抽一的办法来“抽头”，1000块钱只要输出赢进10次就等于没有了。

一些从外地来的大赌客，把钱输光以后，赌场还照例代购车船票送回去，好让回去再拿钱来赌，同时也免得在赌场寻短见或耍赖皮。赢得多的人，赌场也派人护送回去，但这种情况极少有。

赌场设备很齐全，可以免费供应上等鸦片烟、中西餐、冷热饮料等，休息时可以大吃大喝，以此来吸引赌客。杜月笙从这个赌场每月可以拿到三四万元，顾嘉棠每月也可得5000元。

杜自己不到这种场合来赌博，平日总是在家里赌。客人赢了钱，得给他家里的人“小费”，为数也很可观，有些人想巴结他，给的比“抽头”还多。他一般小赌是“挖花”，陪他玩的有刘航琛、康心之、顾嘉棠和我等人，虽说是小赌，每次输赢也是上千块银元。大赌是推牌九，每场是几万到几十万银元。抗战胜利后由于法币贬值，便用美金计算。下场时再按当日美金黑市价格折算法币结账。这种大赌，他是十次有九次要赢，而且赢得很多，他自己不耍花样，靠别人和他合作来做假。像以前一个大盐商的儿子朱如山、律师徐士豪等都有一套很高明的手艺。我曾和他合伙搞过大赌，他因身体不好，只赌到晚上 10点左右便去休息，由我守通夜、往往到天明才散场。他在桌上时总是赢，做假的朱如山等人也和别人一样输钱，所以不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当时输得最多的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在杜家里先后输掉 9万多美金 (当时外面传说吴输了 90多万，我记得是 9万多)，还有四川帮的刘航琛、康心之、康心如以及杜的小同乡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等，也输过不少。赢得的钱，我和杜三七分，我有时一夜可以分到几千或上万美元。

杜玩假牌的手艺并不高明，有次戴笠和我们一起在我家里表演过，还是戴笠那一套比我们俩人都高明，他不论拿什么样的骰子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掷出自己所要的点子来。我和杜都称赞他这一手“绝技”。

杜在上海，不仅中国人开的赌场由他包庇，连当时外国人搞的大翻戏，他也分成。抗战前上海的跑马、跑狗、回力球，不知骗去中国人多少钱。我认识的许多女人中有不少爱去赌回力球，好多都弄得倾家荡产，甚而自杀。

当时这些公开赌场是得到租界当局保护的，虽不像中国人开的赌场一样向他送包银，但也得和他拉上关系才能太平无事。我过去爱买马票，每年举行春秋两季香槟赛开彩时，也请杜去主持。那时头彩最高有过25万元，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得到过，得主都是不在上海的外国人。我最初还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后来杜告诉我，这些得头彩的外国人都是假的，要是真的付出那么大一笔奖金，那些外国人还吃什么？所以他从不去赌这些玩意儿，而只是从这几个外国大赌场中拿回一笔数目不小的车马费。

他兼差之多，真是惊人。他自己主办的商号倒不多，如像中汇银行，名义上是他办的，实际上是他的徒弟徐懋棠等占的股金比他多，还有通商银行是从别人手中抢过来的。这通商银行据说开办在光绪年间，发行过钞票。他抢的办法很毒辣，先叫人去该行存款，等到银行把这些钱放出去以后，便派人在同一天内去提取现款和兑换钞票，官僚资本的银行又不帮它调头寸。这样一来，弄得该银行措手不及，支付困难，风声一传出去，存户纷纷提款挤兑，眼看该行要垮台了，该行负责人只好去请他帮忙维持，他先还故意推三推四，等他答应出任该行董事长后，他关照一声，提款和挤兑风潮马上就和缓下去。以后又由钱新之等在该行增加了官股，这样通商银行便被他抢过来了。当时的经过很复杂，我只记得这一简单情况。

另外他兼任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常务董事；浦东、国信、亚东等银行的董事长。还有其他一些银行的兼职。

在交通界，他是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兼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和民生公司的董事。

他懂得要成名还必须靠报纸为他吹捧，所以他也想方设法钻入了新闻界。他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他的徒弟办的许多小报，如陆京士办的上海《正报》都和他有关系。

他兼的重要职务还有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浦东同乡会常务理事、华商电气公司董事长、中纺公司董事长、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大东书局主席董事等。杜兼的这类职务约100个之多，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所兼的这些职务，一个月单是车马费就很可观，再加上干股分红，那就为数更大了。他的这许多兼差，大都是靠使用流氓手段和倚仗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的勾结所取得。有些人则是利用他的“牌头”来应付意外的麻烦，有时他也利用这些兼职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如抗战开始时，蒋介石想要拿些轮船沉到长江当封锁线，许多私营轮船公司都不愿意把船拿出去。兼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杜月笙，便首先响应号召，拿出了几条船沉到江阴，别的公司也只好忍痛牺牲，长江封锁线便这样完成。杜因此而落得个“爱国”的名声。

1932年，他创办了“恒社”。这是以社会团体为名，实际上是个帮会集团，该社成员都是他的门徒。它标榜的宗旨除一般帮会的所谓道德信义之外，特别提出它是“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以此骗人和讨好反动统治者。他常常夸耀，他有“八千子弟，患难相从”。这完全是吹牛，实际上是 2000人不到。就连他的徒弟陆京士的“清社”、张克昌的“畅社”等徒子徒孙加在一起也不到 8000人。这些人和他的关系，他自己也很清楚，无非是借重他的势力来作挡箭牌，除了早年跟他打流的一伙人要靠他生活，常跟他在一起外，大部分工商界的人都是彼此利用而已。他的门徒中军官极少，因为他很懂得蒋介石的脾气，这个流氓出身的独裁者最忌讳他的学生和部下去拜别人当老头子。“恒社”中的将级军官如王兆槐，是奉戴笠指示才去拜他的门的。他平日和许多反动军官虽有往来，但大都是交朋友，并不拉来当自己的门徒。

他当时每月得支付一笔为数很大的钱，去养一批失意的官僚政客。每到月底，各方面的“进账”还没有转入他的户头，就有部分送出去了。我曾经看到过接受他的钱的名单，其中不少都是曾经有过一些名声的人，如章士钊等。

祠堂落成和60大寿

我认识杜以来，先后参加过他一生中两次最热闹的场面。一次是1931年6月，参加他在浦东高桥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一次是1947年8月30日他60岁做生日。前一次是他大走红运的时候；后一次虽也热闹非常，却是在走下坡路了。

我于1931年5月间，便接到他的邀请，6月初才到上海，没有赶上参加他那大规模的筹备会的工作，只是去看了一场热闹。当时替他主持筹备工作的都是所谓上海“闻人”和“商界四杰”之流。如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剧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

他在家乡修建祠堂，把在家里的祖宗牌位送进祠堂去供奉，是想借自己当时的声势来光宗耀祖，所以典礼中最隆重的节目便是送这些牌位的盛大游行。为了筹备一支精彩的仪仗队，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几乎用上了，一两个月前就向各地的朋友、同门兄弟、门徒等发出邀请函电，半个月前，各方送来的匾额、对联、贺词和礼品等已堆积如山。他挑出其中一些地位高的人送的匾额随仪仗队送去，其余都先挂进祠堂，都放进去祠堂里挂不下。

6月10日，是经过几个风水家选定的送主日期。那天一早，我赶到法租界华格臬路他家的时候，附近的几条马路已被几万名仪仗队和客人挤得水泄不通。仪仗队分为 6个大队，这里我只把第一大队组成的情况谈谈。它由几十面两丈见方的特大国民党旗和杜字旗作前导，每面旗由 4人抬举。前后左右用100多辆自行车护卫，接着是由法租界和英租界巡捕房派来的英、法、印、越巡捕组成的骑队，后面跟着一大群“金荣小学”的学生，和几年来各处送给他的十几把“万民伞”，以及挂着蒋介石送的“孝恩不匮”的金匾的匾亭，何应钦、熊式辉等人的匾亭等。还有一个上百人的乐队。

其余五个大队是由公安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的军乐队，陆军第五师和吴淞要塞司令部步兵各一营。还有救火会、保卫团、童子军、缉私营、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以及各团体的旗伞。每队都分别配有吴佩孚、段祺瑞、孔祥熙、刘峙等南北军阀、新旧官僚政客送的匾亭，还有上万名来宾。蒋介石送的一篇祝词彩亭殿后。

他的祖宗牌位是用特别扎成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带着儿子跟在轿子后面。据他告诉我，当时最不易选到的是一个扶轿杠的人。不知他根据什么人的建议，扶轿杠的要用清朝有过功名的地方官才行。他说要找一个当过什么总长、将军的人倒容易，找一个这样的人反而费事。后来总算找到了当过上海县知事的李祖夔来充当。轿后是集中了上海京戏班子里用的宫銮和戈矛剑戟等几百件古代武器。这一不伦不类的队伍和六个仪仗大队，从他家到法租界金利源码头走了三个多小时，所经马路交通全部断绝，一路上鞭炮不停，看热闹的有几十万人。

当仪仗队和来宾从码头分乘十几艘火轮渡江时，秩序很乱，法租界的巡捕探警全部出动维持，还是有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从高桥到杜家祠堂还有10里路左右，全是新建的马路，路旁插满彩旗，一里一座彩牌坊，这些彩旗和彩牌坊都是由各商店所赠。临时还从上海调来不少汽车和大量的人力车接送客人。

杜祠前面，搭着五层楼高的大彩牌坊，四周搭起100多间大席棚和临时戏台，祠堂本身并不很大，只是一座三进五开间的房子，门前却立着一对很高大的石狮，气派很不小。

那天上海邮政局也在那里设立一个临时邮局，赠送来宾每人一套印有“杜祠落成典礼纪念”的信封信纸，并加盖红色纪念邮戳。许多商店都去赠送扇子、汽水等做广告宣传。都锦生丝织厂用纯丝织成的杜月笙照片，则专送外宾和一些有地位的来宾。凡去道贺的客人都可以得到一枚很精致的纪念徽章，凭这一徽章可以去看戏和吃饭。

举行栗主入祠典礼时，由陆、海军、公安局西乐队等组成的大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 21响。首先由杨虎以国府中将参军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和主席蒋介石道贺。当日报纸登有这样一则电报：“上海杨参军啸天勋鉴：本月 10日为杜月笙先生新祠落成，请执事代表致贺，国民政府秘书处青。”当时连我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一个帮会头子的家祠落成，堂堂的国民政府会派代表去道贺。

公祭典礼是由吴铁城、刘志陆、宋子文的代表宋子安、孔祥熙的代表许建屏、何应钦的代表何辑五等执祭，杜率儿子在旁答礼。接着是来宾道贺：参加道贺的来宾有法国总领事甘格霖、公共租界警务部长毛鼎，还有日本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板西将军及许多外国客人。此外，各省主席、市长的代表、各地帮会头子、上海工商、金融等各界的头面人物共1万多人。

去赶热闹的贺客，不少是为了去看几场南北京戏名角会演的拿手戏，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不易看得到的。我还记得那次梅兰芳是从广东赶回来，荀慧生是在上海大舞台出演，程砚秋是从哈尔滨来，尚小云是从天津赶来，还有十多年没有到南方的龚云甫，那次也破例去了，王又宸有病，也在头天赶到。其他如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肖长华、姜妙香等也都是很早就去了。

从10日到12日的三天连台好戏，使上海、南京都为之轰动。1万枚纪念徽章早已发完，临时还加添了几千个入场证。附近几县赶去看热闹的根本不能入场，便由天蟾舞台等戏班在外面演唱招待。每次开饭1000桌左右，要分四五次才能开完，几乎整天都是在开饭。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彩，排场之阔绰，据说在上海都是空前的。

事后杜告诉我，连他自己也没预料到有这么大的场面。他最感激的是法租界当局准许他那样大搞，因自有租界以来，从来没有让中国军队列队开入过，这次能把陆、海军、公安部队等开入租界还是第一遭。蒋介石去上海住在法租界的公馆里，也只能带便衣警卫，从来也不准调军队去给他守卫。

这次费用据说花了几百万银元，有许多项目是完全由别人凑钱代办的，还不计算在内。不过他收的礼金也不少。

杜为了想抬高自己身价，曾查过许多代祖先，也找不出一个可以给他撑点面子的先人。这次祠堂落成，吴佩孚送了他一面特大金匾，题了“武库世家”之后，其他的人也跟着送了些“武库家声”、“武库经纶”等金匾，他非常高兴。经吴佩孚这么品题一下，使他一下子成了唐朝名将杜预 (杜预善用兵，当时人称为杜武库 )的后裔了。许多为他捧场的文人，在为他起草特大的鸣谢启事中，便有这么几句：“……宾朋联袂，车骑如云。草绿郊垌，见元戎之小队；花开闾巷，多长者之高车。地当江海之滨，幸有烟花十万，人愧春申之侠，居然舄履三千。”又俨然以杜甫自况了。

就在他祠堂落成不久，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绋，在中国四大家族中占了三个是她的子婿，也没有杜祠落成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不久死去，这个最有钱的大地主，也没有办法组成一个那样的仪仗队。多年以后，杜在津津有味地谈起那一件事的时候，还是得意非常，看做是他的力量的一次大检阅。

1947年8月30日，是他60岁生日。我从7月间便参加由陆京士、徐采丞、顾嘉棠等人所组织的“祝寿委员会筹备处”的工作。开始是发动各方面送贺礼和通知在外地的熟人及门徒前来参加祝贺。同时接洽邀请南北京剧界名演员前来演出，并利用所有的关系去进行宣传联络等活动。

在生日的前几天，我经常和他在一起，那几天各方面送来的贺礼、祝寿文等一天比一天多。杜的耳朵里每时都听到当时的所谓要人姓名和礼品名目，许多院长、部长、省主席、总司令等，他都没有多大兴趣，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送他一点什么，好炫耀一下。因那时他已开始走下坡路了，生怕蒋会忘记了他。等了几天，一直没有看见蒋的东西，他有点着急了，便挂起长途电话去问蒋的亲信陈布雷，希望陈代蒋写几个字给他装装面子。陈当时也答应了，可是过了两天，蒋的东西还是没送到，他心里很不安。眼看只差一天了，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蒋已派了一架专机送来了礼物。他马上接待这个专使，并立刻打开礼物，原来是蒋亲笔写的“嘉乐宜年”四个一尺多大的字。以后陈布雷告诉他，说蒋听到陈提出这件事的时候，没有叫人代写，陈也不便再催，没有想到是他自己动笔。

在大批寿礼和寿文中，他只看了一些有名人物的东西。送礼最早的是钱大钧，第二是邵力子夫妇送的“仁者寿”三个大字，还有宋子文送的用乾隆年间竹根雕成的寿桃和佛手。他看到这一礼物时曾笑着说，想不到这位洋化朋友会送中国古董给他。

当时最忙碌的是从各地赶来祝寿的京剧界名演员，整天在安排演出精彩的节目。我起先不大了解，为什么这些名演员这么热情卖力，后来我经过这样两件事才明白。一是张君秋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时，老板沈兰庭两个月都不给他钱，还要他继续演下去。张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我向杜说了一声，杜拿起电话问了沈几句，沈马上就付给张五根金条。还有一次是抗战胜利后，程砚秋去上海演出，我经常接到南京许多反动头子的电话托我买戏票，老是买不到好票，因票被朱文庸包下了。我很不满意，便去找杜商量，准备程在上海演出时捣一次乱，使他演不成。杜初不答应，并说把程每场送他的四张好票转送我招待朋友，我没有要。过了几天，情况还是这样。我再去找杜，他回答说程是有些不对。他一松口，我便找杨虎弄到一枚手榴弹，到我在上海的帮会组织“益社”找一个我养的打手，在程演出的戏院里丢了那枚手榴弹，后来程知道再在上海演下去要出大问题，便赶忙束装回北平了。所以在当时情况下，不去走他的门路，是没有办法在上海吃那碗饭的。祸人福人，只是在他一摇头又一点头之间。

他60生日时，原来还准备举行堂会演出的，后来他的一些谋士向他建议，才决定改为赈济两广、四川、苏北等处水灾的义演，将全部收入作为救灾之用。另外把寿礼收入办一个月笙图书馆和编印上海市通志。几个替他捧场的人，准备在编印通志时，把他过去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写进去。他一向是希望“人死留名，豹死留皮”的，所以对这件事极感兴趣。

他口头上虽大谈什么国内到处有灾荒，不忍心过事铺张，实际上那次生日，浪费还是相当惊人的。

头天晚上，顾嘉棠等发起为他暖寿，在北京西路佳庐顾的家中，办了40桌最丰盛的酒席。到的有许世英、钱大钧、王正廷、郑介民、钱新之、王晓籁、章士钊、唐生明、潘公展等300多人。那晚章士钊读了他写的一篇祝寿文，这篇寿文是由于右任、孙科、居正、戴传贤、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吴敬恒、吴铁城、何应钦等100人联名签字送给他的。在宣读时，不少人当时都感到捧得实在太过分了。为了让这篇奇文不致全部失传，特抄下其中几句：“……卢沟变起，海内震动，未达三月，敌席卷千里，浸不可制，如是者相持至于八载。顷之，强敌一蹶不振，肉袒请降，此掺之至坚，导之使然之二三君者，其谁乎？吾思之，吾再思之，此其人不必在朝，亦不必在军……试执涂之人而问焉，吾敢曰，战时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者，舍吾友月笙先生，将不知所为名之也……”

其余的贺客中，也有不少极尽阿谀之能事者，有的把他捧成郭子仪，更有人说他的富贵寿考都超过了郭子仪。杜只简单地致了答谢，席间还由各地来道贺的曲艺名演员说了几段相声和滑稽戏助兴。

第二天寿期，是在泰兴路丽都花园举行祝寿典礼的。寿堂正中悬挂一个比人高的寿字，由上海市参议会全体参议员签名于上。寿幛上面是蒋介石的题字。八个儿子都穿长袍马褂，几个老婆和儿媳女儿等都挂着精巧的寿字胸花。当天他自己不去寿堂，请陆京士、杨虎、徐寄庼、徐采丞、顾嘉棠和我6个人代他招待客人。凡去贺寿的人，都可以得到精印的吴稚晖和叶恭绰亲笔书写的寿文和华福烟公司赠的寿烟一盒。汽车前面均贴上“庆祝杜公六秩寿辰”的小条。当天上海的宪兵、警察、特务大批出动去保护，警察局长俞叔平亲自在门前指挥进出的汽车。

第一个去祝寿的，是蒋介石的代表、国府文官长吴鼎昌。接着才是宣铁吾、宋子文、王宠惠、魏道明、俞鸿钧、汤恩伯、郑介民、吴国桢等院长、部长、总司令、特务头子及金融、工商等界的所谓巨头和社会名流，穿长袍、西服与全副戎装的都有。当天去的汽车有1000多辆，宾客有八九千人。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

这次表面上说是为了提倡节约，实际上是分等级招待，一般贺客只能吃到一碗素面，而有地位的都被请到里面去享受上等筵席。

蒋介石对他还是特别表示好感，除亲笔题字与派吴鼎昌代表祝寿外，又叫他儿子蒋纬国领着儿媳到他家里去拜寿，向他行子侄礼，杜对此非常兴奋。

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原定从9月3日到7日为期5天，因很多有钱人认为这种南北名角的联合演出太不容易，又要求延长了5天。票价分五等，最高50万，起码20万。当时米价是30多万1石。10天义演得到了20多亿元。寿仪却有30多亿。这些钱都是随收随存于中汇银行，名义上他是一钱不要，但等到把这笔钱捐出去时，米价已涨到50多万1石。这些因法币贬值所得到的巨额利润，全上了他的腰包，只是苦了那些演员白帮他一场，而他却名利兼收了。

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七七事变”刚一开始，杜月笙就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过着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那样醉生梦死，上海也有发生战争的可能，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大肆征募医药用品。不久，“八一三”战事果然发生，过去说他是危言耸听的人，也不得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门徒和替他捧场的人，更利用这件事把他吹得比未出茅庐便预知天下大事的诸葛亮还要高明。后来我从孔祥熙口中听到，原来是孔先知道中共已提出坚决抗日的主张，蒋介石被迫不得不接受。孔为了勾结杜利用战争来发财，所以把这一消息及早告诉了他，他自然是大卖气力。早在“一二八”时，他已尝过甜头，在那次战争中他是名利双收的。

上海开战以后，他又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现金，为数在千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撤退后，这笔巨款成了糊涂账，谁也没有向他清理过，大部分入了他的腰包，他成为抗战开始第一个大发国难财的人。

这段期间，他和戴笠勾结得更紧，戴借抗日为名，趁机组织起特务武装部队，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杜被邀去当了委员，并由他的徒弟陆京士等把他们所控制的邮务工会员工组成了一个邮工支队，还拼凑了许多流氓帮会分子参加。以后这些部队在上海与日本军队一接触就垮了，剩下的逃到安徽改组成了“忠义救国军”。

上海沦陷后，他很不愿离开他的“发祥地”，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留在上海不走。当时主张他离开的人，大都是与蒋介石集团有关系的。主张他留下的人也不少，这些大都是他在工商界的门徒。后来由于钱新之和戴笠的劝说，他才动摇。戴临走之前，曾和他几次研究，如何利用他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搞特务活动，他在这一点上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能留下一批人继续保持他在上海的地盘，而且是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将来无论哪方面取得胜利，对他都有好处。于是决定把他的秘书徐采丞和管家万墨林等留下。同他住在一个大门内的兄弟张啸林不想走，也作为有任务而留下，戴同意了。后来张投敌，当上浙江省长，戴派特务把他打死了。这一内幕我知道一点。张不愿走的原因是对蒋介石早就不满，因张的儿子从法国留学回来，张想过去在“四一二”时他与杜月笙、黄金荣三人充当过反共的急先锋，希望蒋能够念及他的这一功劳，培植他儿子一下。便要儿子去南京见蒋，希望给他儿子一个银行经理或高级职员当当。蒋在接见时，一听到他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便不敢用他。张对此异常怀恨，认为蒋太不讲交情。杜也了解这一情况，所以沦陷后除了家务方面和个人财务等请他帮忙照顾外，有关秘密工作，都不愿意要他参加。后来张与陈公博、汪精卫及日本人有了关系，对杜的话根本不理，并且多方面想了解杜和戴在上海的活动。这样一来，杜、戴两人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在杜的布置下，由戴的特务收买了张的汽车司机，很容易地把这个与杜合作多年的老伙计打死了。

杜和钱新之一道带着姚玉兰和儿子逃到香港后很不得意，因为在上海横行多年，这一亲手打出的码头丢掉后，便有寄人篱下之感。当时他绝没有想到这个仗会一打就8年，他总认为一两年便可见分晓。要是日本人打胜了，因他没有去重庆，回上海照样可以保持原来的地位，他与日本人还有不少关系；要是中国打胜了更不会有问题，所以他待在香港，静观变化。

他在香港期间，也是采用两面手法，既和敌伪有联系，又替戴笠做过不少工作。他和敌伪的关系，没有具体和我谈过。但从他无意中说出的汪伪组织的情况中，可以听出他在香港与这些人是有密切关系的。而他谈得最起劲的，是和戴笠搞的那一套。

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据杜月笙说，还是他最先得到这一条约的全文，由他告诉戴笠转报蒋介石，重庆方面才公布出来的。不过这一密约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得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一直秘而不宣，抗战胜利后他虽说出，当时代表汪精卫与日本接洽的高宗武，曾两次到过香港和他谈过许多情况，可是也没有说这密约是谁交给他的。

他在香港码头是吃不开的，收入便大成问题。这个离开名和利便感到痛苦的人，再也耐不住了。1938年夏天，他去武汉见过孔祥熙。同年冬天，他又带着一批从上海逃到香港的金融界与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从香港到河内转往昆明、重庆，表面上是去西南旅行，准备投资开发西南工商业，实际上是去接洽做鸦片烟生意。

过去他在上海走红时，是包庇别人做鸦片烟生意，从中分红，自己不愿直接去做。到香港后，没有了大宗收入供他挥霍，不得不在这方面打主意了。他在香港和几个大鸦片烟贩子进行了谈判，这些人知道他如果肯出面做这生意，是保险不会出问题的。所以都愿意先付巨额定洋，向他购买。他去西南便是找戴笠商量，并弄清西南烟土产运等情况。这次收获很大，戴笠不但同意他做，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重庆和香港设立机构，表面上是顾嘉棠负责。当时西南许多地方负责人，还以为他真是想投资开发西南，对他大肆欢迎，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真正目的。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和他订货，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这些人都很相信他，认为他做这生意是“通了天”的。定金拿到后，他又活跃了起来，对他在香港的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九区的赈济工作，早已置之脑后，成天与戴笠研究如何把大批烟土运去交货的问题。

他承揽的这笔生意拖了一年多还没有法子交货，他不得不去重庆找戴笠，催促他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待不下去了。很凑巧，在他离开香港不久，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陷敌，他没有当俘虏，这笔生意救了他。

为了以后还要在社会上混日子，他不能因香港沦陷而不讲信用，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运出去，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戴笠早把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但最后还有一关没有打通。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孔祥熙和戴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一直没弄到这张护照。

杜到重庆后，有天他找我去，把这一经过告诉我之后，便拿出一张 500万元的支票给我，叫我去送给孔祥熙。他先叫我对孔说，他要我给孔买点东西，我实在想不出买什么好，所以把钱送去，请孔自己去买。当时孔是住在范庄我的房子里，我每天都可去见他。我受了杜的委托，照着杜让我说的话向孔谈过以后，便把支票交给了孔。孔接过一看，一边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赶忙塞入口袋。杜关照过我，只要孔收下便不必再说什么，回去告诉他一声就行。

我把这一经过回复杜以后，他立刻抓起电话通知戴笠。我当时在旁，只听他简单地说了句“货物马上准备起运。”接着就去与孔联系。第二天，财政部放行这批烟土的护照便拿到了。戴笠派了一排武装特务，押着这几十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镇南关去交货。我经手一下，也分到了 100万元。我还记得，当时王晓籁在重庆周转不灵，顾嘉棠也送了他 5万元。还送叶焯山 5万元 (当时黄金才几百元一两)。大宗是杜和戴两人平分。钱新之、顾嘉棠两人也分到一些。我们便把这笔钱在宜昌合伙办了一个电力厂，买了一批新的机器。

他到重庆后，就更加感到不能为所欲为，内心很苦闷，经常向我说：“一日无权，人人都嫌。”只有孔祥熙、戴笠、钱新之等少数人和他还拉得不错，比起过去在上海自然差得太多。钱新之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照顾他，除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楼上给他准备了住处外，还利用交通银行的钱在南岸汪山给他建了一座小洋房。

他原来还打算利用和戴笠的关系把他的“恒社”在重庆发展起来。因上海方面的徒弟们也有一部分逃到了重庆。他在临江路骞家巷转角处弄到了一幢楼房，作为“恒社”社址。而戴笠有他自己的打算，蒋介石曾指示他组织帮会流氓搞特务活动，于是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拉了不少从外地逃来的青洪帮头子和四川江湖大爷等做该会委员，杜也被邀请参加。所以戴不愿意他把“恒社”恢复到像在上海时一样，只望他协助自己搞这方面的工作。戴还去拉他的人，他看出了如果再发展自己的组织，便要和戴笠及四川地头蛇发生摩擦，所以决定只维持现状不求大的发展。后来有人提议把“恒社”改成政党的组织，他感到问题很多，没作这一打算。由此，他对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工作自然不感兴趣。戴笠召集开会时，他常借口身体不好，重庆气候对他的气喘病很不适应等理由不参加会议。戴笠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常请他去军统局和中美所参加庆祝或节日等活动，他也不常去，去了也很少讲话。

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有一天孔祥熙邀我和他，以及杨虎三个人去他家吃饭时告诉我们，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两个青洪帮的头子压一压。孔向蒋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为什么要杀他们？蒋才没有再讲下去。孔讲这番话的时候，我们都懂得他是想借此来拉拢我们，同时也是劝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被蒋找到借口。所以我们对孔也更加尊敬。

杜听到这番话很受刺激，虽然他估计到蒋要杀也不会杀到他的头上，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是很不以为然的。出来后，他便和我与杨虎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

孔谈出这件事不久，蒋介石把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程泽润枪毙了。原因是被蒋介石看到了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其实兵役署已把兵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而在俞飞鹏。但因俞是蒋的亲信，蒋不追查，却把程杀掉。当时曾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极大反感，他们准备大闹一场。大家认为蒋介石不仅已开始杀袍哥，而且要杀四川人，不能不团结起来拿点颜色给蒋介石看看，免得他再这样乱杀。杨虎当时在重庆也没有被蒋重用，早已万分不满，便到处挑拨，鼓动四川袍哥一定要借这事，名正言顺地大闹一场。

戴笠早已得到情报，正调集大批武装特务准备应付，一场大的流血案眼看就要发生了。杜得到这一消息，也了解到戴正在大肆布置，便出面极力劝阻。他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抓在他手里，何必吃这跟前亏。同时也对不起孔祥熙，因他很关照我们，绝对不能这样瞎来。许多袍哥头子一向相信他，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好结果，这件事才慢慢平下去。

杜由于平日说话很小心，不易看出他对谁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我原以为他对蒋介石非常忠实，和戴笠也像是无话不谈，实际上他曾暗中和人进行过反蒋的活动，如果不是我亲自参与其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的。

1941年前后，我从前方回到重庆。有一天，杨杰请了他和我，还有黄琪翔、章伯钧、杨虎五个人到他南岸的家里去吃饭。饭后，杨杰提出请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党，念了一些东西，我看杜同意，我也同意了。出来时，杜便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能向任何人讲出这件事来，并说连顾嘉棠都不能让他知道。我相信他也绝对没有告诉戴笠，要不杨杰早就被杀掉了。

我当时糊里糊涂，完全没有弄清楚是参加了什么组织。我只看杜同意了，便认为不会有错。他比我一向仔细，肯考虑问题，跟他一道吃不了亏。解放后，我问起黄琪翔，究竟那次杨杰搞的是什么？黄说他也不明白，只知道杨那时就在搞反蒋活动。

我当时认为杜忠于蒋，是因为他在重庆时向我谈过他替蒋介石做过许多事。如蒋为了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成立了一个“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戴笠和吴开先推荐他为主任委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他做过的一些工作中，认为最得意的，是他利用过去在上海工商界的关系，为蒋介石推销了几千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蒋为此而设宴招待他，并当面嘉奖了一番。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上海投敌附逆的许多工商界分子，为了预留退路，才肯拿出极少钱认购了一些公债，作为将来的“护身符”。抗战胜利后，不少落过水的人，便拿出这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爱国”和忠于重庆蒋家王朝的证据。

他和戴笠除了搞过出口大量鸦片烟的生意外，1943年前后，又搞了一个通济公司，由他任董事长，并把钱新之拉去担任副董事长，实际上戴笠是老板。当时蒋介石集团的要员们都是利用种种特权大做其生意，发国难横财。连他的美国主子也觉得太不成话，向他提出过警告，蒋曾下令禁止官员经营商业。故戴笠自己不出面，却去向蒋备过案，由杜出面经营，让他分点红利。

通济公司倚仗戴的特权，做尽了任何奸商所不能做的生意。当时交通检查，战时货物运输等大权，都操在戴笠手上。如当时不准出口的军火工业原料，这个公司却大量运到沦陷区去卖给日本人，让敌人制成军火来屠杀中国人。又能够从沦陷区换回在后方能赚大钱的棉纱布匹等日用必需品。这种丧心病狂的做法，还经常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1942年，杜曾应胡宗南的邀请去过西北，要他去是希望他号召一些人投资开发西北。他本来早就答应过胡，戴笠也催过他，迟迟没去的原因是，他对开发西北毫无兴趣，投资多而获利少且慢，不如在重庆搞投机倒把可以赚大钱。这次恰好他的小老婆老三(杜维桓的母亲)和张嘉璈的妹妹一同由上海来，他顺便去西安迎接。

在西安，胡宗南待他如上宾。陕西的地方豪绅为了讨好胡，也为他而举行了一次盛大欢迎会。据说还因为1928年陕西大旱，朱子桥在上海做救灾募捐时，杜帮过忙。他好久没有遇到这种场面了，非常高兴。那次他除了主持筹办西北毛纺织厂外，还为通商银行在西安设立分行进行过一些活动。

1945年夏天，蒋介石正忙于准备接收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果实时，他也异常活跃起来。他多次向戴笠谈到日本投降在即，应如何设法防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以及对伪军的联络等问题。尽管这方面工作重庆早在积极准备，但他的意见还是很受蒋介石的重视。蒋一听到他愿尽一臂之力，马上召见了他。当时他气喘病时时发作，蒋劝他先派几个得力的人去布置，等秋凉他再去。他生怕错过机会，宁冒生命危险，也决心冒盛暑长途跋涉。蒋介石当面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叫他和戴笠一同前去。

6月25日，他带着顾嘉棠、陆京士、叶焯山、杨志雄、医生庞京周、秘书胡叙五等十多人，乘汽车由重庆出发。行前他身体还不舒服，可是一想到不久便可回到上海，他立刻变得精神抖擞，气喘病也好多了。27日到贵阳，戴笠和中美所美特头子梅乐斯也赶到与他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经芷江到达长汀，他稍事休息便到铅山去见顾祝同。顾当时满以为一定由杜负责主持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对他极表欢迎，杜曾和顾谈了两天关于如何接收上海的工作，要顾多从中协助。没想到胜利后，蒋介石并没有把这一发横财的任务交给他，这连杜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否则他就不会去白跑那一趟。

他在浙江淳安住了一个多月，随时和戴笠研究如何接收上海的问题，并两次打电报给蒋介石。第一次主要是关于重庆政权到达前伪币的继续流通问题，具体内容我记不起。第二次是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徐采丞赶到淳安，向他谈了上海方面许多落水投敌的工商界汉奸，希望杜在胜利后设法保护他们。杜便向蒋建议，对这类人将来给予宽大处理，不宜牵涉过多的人，以免有伤元气。他准备只要蒋对这一问题有回电，便马上通知上海，让这些人早点安心。但蒋对他这一电报没有给予答复。

他到淳安的消息很快在上海传开了，陈公博也派了代表去见过他。还有不少汉奸也纷纷派人和他联系，这时他又显得异常忙碌起来。

当时戴笠在淳安，专搞联络敌伪军，布置胜利后阻止新四军和人民游击部队进入上海、南京及京沪沿线大城市等阴谋活动，杜尽力予以协助，并向戴提供了许多当时京沪等地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这一对狼兄狈弟配合得很好。他自己也叫人放出消息，说他是由蒋介石派到东南去协助主持接收工作的。他留在上海的门徒更大造谣言，说他将出任胜利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他在淳安时，便有些人从上海赶去和他接洽这样的事：上海许多与敌伪有关的汉奸产业有的给他补上股东；有的认他做后台老板，分一部分股权给他，避免日后被查封没收。当然他都一一答应了。因此，在敌人还未正式投降，重庆所派的接收人员还没到达，杜已经在进行这种变相的“接收”，成为发“接收财”的第一个人了。

走下坡路

1945年8月28日，他迫不及待地从淳安经杭州回上海。到达上海的那天，正是日寇正式宣布投降的9月3日。随同他回上海的，除重庆带去的一批人外，又添了由上海去迎接他的另一批人，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的威风。事前上海方面早已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不少人都赶到车站去迎接他。这使得他又踌躇满志了。

他很早就想过过大官瘾，可是蒋介石对他却一直不肯公开重用，因为怕别人会联系到蒋自己的流氓出身。而杜的野心又不小，非特任官他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上海市长这样一个职务对他最适宜，希望蒋介石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拥蒋的功劳，能把这一职务给他。加上孔祥熙对他的极力支持，他以为很有把握。结果，蒋介石却发表了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这使他非常失望。以后上海市参议会成立，他又想退而求其次，能当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也行。不料CC又把潘公展推出来，抢了这个位置。弄去弄来，只弄到一个上海市参议员的职位。两次失败之后，他只好改变口气，大谈什么“推进社会力量，扶导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是个人生平夙愿”来为自己解嘲。

刚回上海，他还有点旧日余威，主要是和戴笠勾结得很紧密。军统和中美合作所上海联合办事处刚一决定成立，他就把他在杜美路70号一幢新洋房借与戴笠使用。其实当时戴要在上海找像他那样一幢房子，实在太容易了。但戴为了表示不首先占用敌伪房屋，也乐得利用一下。

戴笠胜利后负责主持逮捕汉奸的工作，大权独揽，气焰很高。凡被军统逮捕的人，很少人能去说人情，杜却可以去保释人或请求戴暂缓逮捕。他用的办法也留有余地，从不当别人面向戴笠说人情，也很少用电话直接和戴谈这些事。当他接受了汉奸家属送去的金条之后，总是找戴笠手下的处长王新衡去说，王一向是代军统和他联系工作的，是他家座上的常客，通过王向戴去转达，戴十有九次肯买他的交情。这一时期中，汉奸家属奔走他门下的络绎不绝，唯恐他不肯收下金条美钞。他也很懂得戴笠的脾气，往往是选择些案情不太重和伪职不太显要，但搜刮却是很多的，才去保释几个，一般他也是不肯答应的。

1946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和唐生明等在丽都打牌，得到戴笠飞机失事的消息，我立刻去找杜，他一听大惊失色。他一向认为结识了戴这样一个兄弟，对他来说，是如虎添翼。满以为胜利后可以相互勾结起来，在上海大干一场。没想到戴这么快就暴死了，他内心的沉痛，从他在上海主持戴笠的追悼会时落泪的情景，便不难看出。隔了好久，他一和我谈起戴来，还是无限怀念。戴笠死后，情况就随之而起变化，许多特务自己直接找汉奸家属谈条件，不愿他从中插手了。

胜利后的上海，虽然租界没有了，却成为国民党各派各系大抢劫的重点地区。CC、军统、中统、宪兵、蒋介石的侍从系、汤恩伯的实力派，加上孔祥熙、宋子文四大家族和他们的爪牙一起拥来，彼此抢来夺去，把上海抢得一团糟。杜在这种局面下，不要说恢复过去的特权，连他自己抢到的东西也有人在打主意了。没有租界，他的恶势力再也敌不过这许多掌握特权、军权、政权的大小饿狼。他虽施展出全身本领进行联络拉拢，但这不是交情问题，而是关系到与反动派切身利益的冲突，哪里还能容许他再来插手！CC在上海的一些头目，表面上对他很客气，而暗中攻击他最凶。

首先使他感到最难堪的，是他的门生——上海副市长吴绍澍向他开火。吴公开向他要退门生帖，再也不承认他这个老师；并在他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攻击他，一些影射他的文章，使他很伤心。顾嘉棠告诉我说，这是30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这样骂他，他怎么会不难过？过去上海发行的报纸．哪一个不是捧他的场？这次着实刺痛了他，他无刻不在等机会报复。当吴下台后，陆京士主办的《立报》便连篇累牍地揭发和攻击吴，趁机大打落水狗。这样他仍感不足以泄恨，还指使他的门徒王兆槐派人去暗杀吴。这件事被毛人凤知道了，曾派保密局处长沈醉赶到上海，坚决不允许王为杜去充当打手，使他一直没有泄出这口怨气。

接着使他丢脸的事又发生了。一向倚仗他的势力在上海横行惯了的万墨林被扣捕了。万是他家的总管，沦陷时留在上海为他照顾财产和与敌伪勾结做米的生意，赚过不少钱。抗战胜利后，由于杜证明万留下是替军统做地下工作，使万不但逍遥法外，还继续当他的豆米业公会理事长和万昌米行的大老板。这次为了粮食贷款舞弊案被牵涉进去，法院传讯后予以扣押。他也看出这是他的反对派有意识在倒他的台，用杀鸡吓猴办法拿万来开刀。他知道敌不过，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出面袒护。但背地里却大发牢骚，说什么“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因为那次粮贷舞弊案万墨林不是主角，只是利用粮食贷款来进行粮食投机倒把的活动，幕后贪污得更多的人却没有事，所以使他很感不平。我那时常和他在一起，一谈起当时上海一团糟的情况，他总是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 10倍还不止。”这时他处处小心，什么事都不敢过问，常常自称是“一品老百姓”。

他虽然希望平安无事地过下去，维持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局面，不要再让他过分的难堪便算了。可是反对他的人并不肯就此放过他，使他更加丢人的事终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1948年秋天，他的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逮捕了。这一下几乎把他气死过去，一连好多天都起不得床。以后便以养病为名，一个多月不出门，也不见客。有一天我去看他，他气愤到极点地对我说：“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他抓起来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激动。他喘了好久，又叹了几声气说：“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们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关于他儿子被捕的消息，当时不仅轰动了上海，连许多大城市的投机商人也为之大吃一惊。这件事的经过，我当时在上海，比较清楚，它的内幕谈起来是相当复杂的。

1948年夏天，由于法币贬值得更厉害，物价的狂涨，的确惊人。当时省管区内一些地方的物价，往往是以上海的行情为转移，跟着涨落。蒋介石总希望凭借人力把物价压下去，先后曾几次给杜电报，请他筹措平定物价的办法。他当时很清楚，他不可能想出办法解决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记得他第一次接到这个电报时，曾对我和几个常接近他的人谈过，只有采取标本兼治才能有效。他复电蒋便提出了“进行劝导与纳游资于正轨”两项办法。据说蒋对他这样空空洞洞的意见很不满意，又要他提出更具体的办法。他找了不少谋士，研究一番之后，便提出了吸收游资的最好办法，是抛售一定数量的物资，使大量法币回笼，市场可望稳定。他当时认为很得意，曾向孔祥熙谈过，孔也认为是一项好办法，只是南京政府控制的东西太少了。蒋介石又向很多方面征询意见，不少人的主张和杜相同，最后才决定了收回游资的几项紧急措施，主要是出售几个所谓国营企业的股票和国库券，同时抛售接收的敌伪物资和美援物资。

这一紧急措施得到的结果，是所有抛出的物资很快便被抢购一空。因为消息灵通的“南京客人”早带着大量现金赶到上海，这些陌生的顾主比上海的投机商人不但人数多，而且钞票更多。他们购到的东西，马上就能弄到交通工具运往内地。这样一来，南京政府手中不多的一点东西，眼看快要抛光，而物价仍未能平定下来。法币一面回笼又一面大量出笼，上海的游资还是异常雄厚。这不但是蒋介石始料所不及，连杜月笙也感到惊异不止。他告诉我，他最初的确认为抛物资是一项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料到南京方面会有这么多人赶到上海，而且能把抛出的东西一口吞下去。

由于这一着棋失败，蒋介石的愤怒也发到了杜的头上。当时传说蒋认为杜不是诚心帮他解决问题，而是伙同投机商人把库存物资抢走囤积起来。他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曾大叫冤枉。

金圆券发行前夕，蒋介石把他和上海金融工商界的头面人物找到南京去商谈。回来后，他便对我说，这是蒋介石在打招呼，希望大家帮他忙进一步搜刮。他对蒋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忙也帮不上。

金圆券发行的头一两天，物价没有波动。第三天便不客气开始上涨。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和俞鸿钧到上海坐镇。名义上俞是经济督导专员，实际上他早看准要失败，因而不肯出面，连开会也要刘攻芸代替。蒋经国虽是副专员，却自持有“上方宝剑”，决心借几颗人头来挽回这一局势。

我当时便听说蒋经国原来决定左右开弓：一面打击一下官僚资本；一面压制地方势力。他选中的对象便是他的表兄弟孔令侃。这个一向倚仗父亲孔祥熙势力横行不法搞惯了的扬子公司年轻董事长，搞不法的黑生意名震一时，谁也不敢惹他。当时如果能把他拿来开刀，是可以暂时使许多官僚资本家敛迹一些的。蒋经国去南京向他父亲请示，蒋介石为了要维持他的统治，也同意牺牲这个外侄。我当时是扬子公司的董事，常和孔令侃一起玩。这个消息传来，孔有点恐慌，便决定请蒋经国吃饭，当面拉拉言语，结果蒋经国不接受他的邀请。他一看苗头不对，连夜赶往南京向宋美龄去哭诉，经宋向蒋介石提出坚决反对办她的外甥后，蒋立刻通知蒋经国另行选择对象。孔令侃得意洋洋地回到上海，见到熟人便说：“看他 (指蒋经国 )能把我怎么办？”

蒋经国办不了孔令侃，便决定要在杜的身上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力，蒋介石也同意拿这个老伙伴来替代孔令侃。嗅觉灵敏的杜月笙，早就提高了警惕。因蒋经国到上海后没有去拜访他，他已处处留心，使别人不易在他身上找出大毛病。蒋经国的特务找来找去才从他儿子身上找到了问题。杜维屏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凭仗着父亲的关系，一向很吃得开，经常搞点投机倒把，在他看来完全不算一回事，那次是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2800多股，在他看来，真是小事一件。没有料到蒋经国便在这件小事上大做文章，以“连续在非其交易所买进卖出，进行投机倒把”这样一个罪名，把他和另外两个同样情况的人逮捕。

杜月笙得到这个消息，虽气个半死，却表面上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还口口声声说：“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办。我决不去保他。”

杜维屏这个“所外交易”的罪名，无论蒋经国如何想扩大，也判不了死刑。因为当时比杜维屏严重得多的人多得很。便只好送他到法院勉强判了8个月徒刑。一送法院，都知道不会成问题了。杜维屏也声明不服，延请了几个律师上诉，拖到11月间，法院只好改判6个月，并准以罚款了事。

蒋经国原以为这么来一下，可以把操纵市场的投机商人骇倒，结果却失败得更快。杜自己虽然害怕再塌台，不敢直接去和他作对，可是暗地里，却极力支持他的手下去兴风作浪，自己从旁看热闹。金圆券的贬值比法币更快，没有好久，上海市场物价便由硬性的“限价”改为“议价”。议了几天，又恢复到以前的“随意涨价”了。蒋经国在上海搞了不到 3个月，毫无起色，只好回南京。这时，杜才抱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再度在公开场合露面。

抗战胜利后，他做60岁生日时，虽远不如杜家祠堂落成时那样的气派，但蒋介石等还是给了他不少面子，因此他还想再次检阅一下他在上海的力量。在竞选国大代表时，他想和CC较量一下，便决定参加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他明明是以CC为对手，却偏偏要CC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当时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他这一着很高明。表面看他还是在靠拢CC，但等到他发动全部力量暗中活动，想在开票时抢个第一时，便被长于搞这一套的CC分子看出他想借此来抬高身价。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压制，坚决不让他抢到第一。开票那天，他还很有信心，认为可以得到压倒一切的多数票。结果又出他的意外，市参议长潘公展得到了第一；在上海向无基础的市党部主委方治得了第二；他被压到第三名当选。当时他非常后悔，不该去参加这次竞选，屈居于潘、方两人之下，在他看来，是件很不体面的大事。

“国大”第一次在南京开会，他又想选入主席团去露露脸。最初他以为南京方面的老朋友会支持他，等到要选主席团的头两天，他一摸情况才知道可靠的票少得意外，他的确感到非常着急。要他坐在下面而登不上主席台，他又认为是件丢人到极点的事。他连夜找我商量，神情沮丧。我立刻答应尽力帮忙，他才转忧为喜。他告诉我还差四票，我为了怕别人临时拉他的后腿，便给了他六票。开票时，果然答应他的又少了两票，加上我多给他的两票刚好选上。他对此感激万分，回上海后，便要我把这两个投他票的黄色工会负责人请去吃饭，亲自殷勤招待了一番。

在这一段时期内，他知道自己越来越走下坡路了，过去那种挥金如土的作风也变了，左手进钱放入腰包，右手进钱也放入腰包，很不容易向外掏出了。

解放前夕，我和他都决定出卖在杜美路的房子，那时只有美国人肯花钱买那些东西。我11号的房子卖了170根金条，他70号房子卖了45万美元。他带着这笔款逃到香港去当寓公。1951年他去世时，听说只剩下25万美元的遗产，由孟小冬和几个老婆瓜分了。

他死后，顾嘉棠和他老婆把他的尸体运往台湾，停在寄柩所内。显赫一时的杜月笙终于弄得死无葬身之地。

(沈 醉整理)

流氓大亨张啸林

朱剑良 俞云九等

张啸林，旧上海流氓头子，“通”字辈清帮分子，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盟兄弟，狼狈为奸，横行霸道。抗战期间其勾结日寇，充当汉奸，后被“军统”暗杀。

以下两篇短文，简要介绍了其罪恶的一生。

一

张啸林原名小林，乳名阿虎。生于1877年(清光绪三年)，浙江省慈溪县人。父是木匠，早故，全家依靠母亲劳动度日，生活艰难。

1897年，张 20岁，由于在乡下难以度日，举家移居杭州府拱宸桥。到杭州后，与兄张大林一起进杭州机房学织纺绸。但他游手好闲，不认真劳动，专同流氓地痞为伍。不久，弃工考入杭州武备学校，在校与同学张载阳等人结为密友，这就是他后来同军阀方面有勾搭的由来。以后，他又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 (探目 )李休堂为“先生”。从此除充当李的跑腿外，就在拱宸桥一带以寻事打架、敲诈赌博为生。当时拱宸桥一带另有一个赌棍，诨名叫“西湖珍宝”，以张小林经常勾引他的赌徒为由，同张结下了仇恨。一次，“西湖珍宝”纠集手下的赌徒寻张小林打架，张因寡不敌众，在拱宸桥待不下去，不得不与同伙躲到别处，靠制造和出卖点花牌九、灌铅骰子等赌具为生。

张小林不但在杭州城里赌博骗钱，还于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的时候，到杭嘉湖一带引诱农民赌博，骗取钱财。乡间的农民受张的骗，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因而民愤极大。清末宣统年间，杭嘉湖一带人民曾写状上告，但张小林凭他在衙门里的熟人为他通风报信，得以逍遥法外。

1912年，上海英租界的著名流氓季云卿去杭州邀请名角到上海演出时，与张小林相识，一见如故，结为莫逆之交。张即随季到上海，在五马路(今广东路)满庭芳一带吃赌台和妓院俸禄，又在四马路(今福州路)大兴街一带设茶会，专干勾嫖、串赌、贩卖人口、逼良为娼等勾当。

张小林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发展流氓势力，拜了清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清帮“通”字辈成员。随后，他广收门徒，发展势力。由于身材魁梧，臂粗力大，凶狠毒辣，曾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他的门徒也捧他为“张大帅”。

当时，上海滩上的流氓各霸一方，相互争雄。一次，张小林为了夺取码头上贩运水果的权利，和广东帮流氓大打出手，混战一整天后，终于被张夺得贩运特权。后来，张又和南市流氓范开泰 (诨名叫“乌木开泰”)、范回春 (诨名叫“象牙回春”)、苏嘉寿等，为抢夺鸦片贩运权同法租界流氓金廷荪等发生殴斗。金廷荪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得意门徒，而张小林和浙江省长张载阳、督军卢永祥有私交。当时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原是卢永祥的部下，于是张啸林和何丰林搭上了关系。黄金荣、杜月笙为了利用张同军阀的关系，不想同张翻脸；张为了在法租界发展势力也不想同黄、杜弄僵，于是请出在上海的清帮“大”字辈出面调停，提出了所谓“黑心钱公平用”，各租界各帮共同合作，合伙贩运鸦片的约定。有一次，黄金荣因触犯军阀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而遭监禁，张运用和军阀的关系伙同杜月笙出力营救，使黄获释，黄对此十分感激。从此黄、杜、张三人就结为把兄弟。

1920年，黄、张、杜三人正式合伙搞鸦片联运。张依靠何丰林的人马把鸦片从吴淞口运到十六铺，再由杜月笙派“小八股党”包运到法租界，在法租界内由黄金荣发“通行证”。这样，黄、杜、张三个流氓头子就成了上海赫赫有名的贩毒集团的首脑，大发贩毒财。三鑫公司就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给帮会头子、军阀和租界当局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入。1924年，黄金荣把在法租界华格臬路 (今宁海西路 )两亩地基，分赠给张、杜两家，造了两幢洋房，张住东宅，杜住西宅，两家共由一个大门进出，亲如一家。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准备公开叛变革命，指使上海的帮会头子盗用辛亥革命时的“共进会”的名义，组织“中华共进会”，把上海的清洪帮组织起来，充当反革命急先锋。张小林是这个组织的三大头目之一。4月12日，黄、张、杜指使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事后，蒋介石为了酬谢他们，委任黄、张、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少将参议。从此，张小林又和新军阀搭上了关系。黄、张、杜还和国民党的王柏龄、陈群、杨虎等拜为把兄弟，以为结纳。

1930年，张小林“荣归故乡”，一时轰动杭州城。当地土豪劣绅、反动政客、乡镇长和地痞流氓为他摆酒接风，无耻文人海吾生为张献名为“寅”，号啸林 (因张生肖属虎故名寅，啸林意即虎啸于深林之中，以显示威势)。此后，杭嘉湖一带的盗匪、歹徒、地痞、流氓纷纷投在张的门下。张在杭州西湖畔建造别墅，在湖滨路上开设天然饭店，并购买大量良田，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

1931年，张与杜月笙等在福煦路 (今延安中路 )181号合开一家赌台，借以搜刮钱财。他们还将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巨款投资于银行及工商企业，由流氓一变而为“实业家”。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也和他们有来往。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厂主、店东中有些人找他们做靠山，请他们挂名。1932年，经杜月笙推荐，张当上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监事。张啸林的“50大寿”、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和杜月笙的“杜氏家祠”落成，竟成了轰动当时上海滩头的盛典。

30年代，杜月笙在上海的权势以及和政界的关系均超过了黄、张，使张十分忌妒。1935年，蒋介石实行法币政策时，孔祥熙、宋子文事先对杜月笙透露消息，杜没有将消息告诉张，自己在交易所中兴风作浪，发了大财，张对此深为不满。又由于张为人吝啬，而杜善于慷他人之慨，因而张的门徒纷纷改换门庭，投拜到杜的门下，再加上1927年底张的儿子张法尧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张托杜引见蒋介石，但一直没有得到蒋的重用，张怪杜不肯帮忙。由于上述种种，张杜之间开始产生矛盾，常是面和心不和，张和蒋的关系也渐有疏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沦陷前夕，蒋介石指使杜月笙要黄金荣、张啸林和杜同去香港。当时黄以年老多病不问外事，决定不去香港。张认为杜月笙去香港，黄金荣不问外事，正是他依仗日本势力，独霸上海的好机会，所以决定留在上海。“八一三”沪战开始，张正在莫干山避暑，日本特务机关立刻派人潜往莫干山跟他密谈。上海沦陷后，张即返沪，指使其门徒充当汉奸。

1939年前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授意下，张啸林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门徒到四乡为日本军队收购和运销急需的煤炭、大米和棉花等重要物资，在军需物品的补给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张的生意越做越大，乘机大发其财。

1939年底，张啸林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策划，准备建立浙江省伪政府，由张充当伪省长。国民党特务探听到这一消息后，决定杀张。

1940年1月15日，张啸林的亲信在“新亚和平促进会”中主持棉花资敌工作的俞叶封约张去更新舞台看戏，张因临时有事未去，结果俞在看戏时被人暗杀，张虽侥幸未遭暗算，但已吓得心惊肉跳。同年，有一次张乘车外出，汽车刚开到福煦路附近，突然红灯挡住了去路，只见一阵枪弹向张的座车射来，玻璃窗上连穿三洞，张的司机猛踩油门，闯过红灯，张啸林才免于死。

经过这两次事件，张从此闭门不出，并雇了20多名身有绝技、枪法奇准的保镖，住宅周围还有日本宪兵日夜守卫。后来国民党特务用重金收买了张的随身保镖林怀部。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乘张啸林和伪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在三楼商量事情之际，故意在楼下与张的司机大声争吵，张从楼上窗口伸出头来责问，林拔出手枪击中他，结束了这个地痞流氓加汉奸的罪恶一生。

二

张啸林自幼因父母宠爱，事事依顺，故而骄横跋扈。长大后，终日在外闲荡，所交者俱是浪荡子弟、游手好闲之徒，经常聚赌滋事，侮辱妇女，因警局有人为他们撑腰，所以任意横行。他们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其实是诈骗钱财。杭州人替这班凶神恶煞起了个绰号叫“撩鬼儿”，这是杭州土语，意为没出息。

张啸林在杭州声名狼藉，便跟吴鸿到上海。吴鸿原是浙江省警务厅厅长夏超的旧部，当过杭州蒙古桥第二警署署长，在上海清帮中熟人很多。两人到上海后，由吴鸿奔走，遍访清帮中的关系，联络了一批中等流氓，并托人先后把张介绍到市区宝裕里“燕子窠”(低级烟馆)及沪西大赌台“荣生公司”等处，充当稽查(俗称“抱台脚”)。不久，张积了一点不义之财，就租赁重庆路马乐里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屋，每天呼朋唤友，聚赌抽头，并将其妻子娄氏接来同住。

民国初年，张啸林在上海邂逅其父生前友人唐观经。此人是黄金荣的徒弟，曾任杭州大世界游乐场经理。不久，经唐介绍，张啸林结识了投机药商黄楚九，由黄介绍，拜清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从此，他利用帮会势力，与人合伙贩卖烟土，同时广收门徒，扩张势力。当时杜月笙已渐露头角，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后来在华格臬路(现宁海西路)各建住宅，楼上楼下辟暗室相通，专供张、杜两人密会时启用。张啸林发家后，野心勃勃，拉拢日本浪人土肥原，又由土肥原介绍，认识了日本军人永野修身，经常在华格臬路秘密出入。当时华格臬路张、杜住宅前，车马盈门，有捕房警探保护。

军阀混战时期，张啸林以“实业救国”为名，联络范回春、周邦俊、黄楚九等，共同组织大赛马场“远东公共运动场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是个大赌场，地点在江湾，办事处设在法租界嵩山路，聘请包兰文、洪纠咎等负责日常业务。又在法租界爱多亚路 (现延安东路 )共舞台对面创设杭州饭庄菜馆。中苏恢复邦交后，张和杜月笙合作组织霖记木行，与苏联驻华商务代办机构订立在远东独家经销俄国木材的合约。此时他早与东北日军勾结，并与汉奸殷汝耕取得默契，把苏联运来的全部枕木调到东北辽沈码头卸货，由霖记木行业务主任赵南生派一心腹在东北坐庄，办理卸货与交接事务。霖记木行设在爱多亚路 97号，由张啸林任董事长，杜月笙为总经理，俞肇桐为常务监理，负责主持日常业务。后又在木行内组织了长城唱片公司，委派郑子褒全权负责，目的想拉拢文艺界、新闻界的一些人捧场。郑别号“梅花馆主”，擅长书法及散文。

张啸林有一妻三妾，同居华格臬路。发妻娄氏。妾张秀英，本青楼名妓，结交过许多军政要员，张利用她的关系，扩充势力。几个妻妾都未生育，四子二女都是自幼领养的。长子法尧与两个女儿都住在华格臬路，次子忠尧另住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其他两子行踪不明。张啸林企图在上海自立山头，除广收门徒外，还想利用法租界公董局和法捕房势力，因而将其长子法尧送往法国留学。数年后取得博士文凭，不料回国后默默无闻，挂牌开业也无人问津。杜月笙为照顾张的面子，将张法尧安插在中汇银行任襄理，本系挂名，不数月辞职。

张啸林为让其子出头，拉拢顾维钧、褚民谊等，携带法尧赴南京，晋见蒋介石，希望进入政界。事前经顾等通关节，蒋已默许，在上海安排法尧一个局级地位，不料法尧在晋见时与蒋话不投机，不欢而散，故而做官的希望落空。

后来张啸林与杜月笙反目。杜月笙组织了一个“恒社”，张不肯示弱，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及“忍庐”等集团与杜对抗。

抗战前，西藏班禅活佛到上海参观访问，张啸林心血来潮，以上海佛教会名义，请班禅一行到他的寓所随喜。招待的场面奢华至极，从大门口开始直到百忍堂正厅，全部铺设黄色地毯，从华格臬路口起，排满他的爪牙及捕房中西探捕，列队欢迎。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张啸林经黄楚九、周邦俊介绍，勾结汉奸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等，经常在自己寓所设宴招待。后又与土肥原密议，准备公开下水，不久即为林怀部刺杀。

(朱剑良 许维之 俞云九)

袍哥中的四大恶霸

康兆奎

解放前成都社会的军阀、官僚、地主、恶霸、特务、袍哥、土匪、流氓等等，互相勾结，互相包庇，欺压人民，无恶不作，把一个省会搞得漆黑一团，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这里所写的四个恶霸，是成都市东门的黄亚光、西门的徐子昌、北门的银运华 (剑泉)、西南门的蒋浩澄。他们各自拥有一帮恶棍，称霸一方，“上吃王侯将相，下吃鳏寡孤独”，人们称之为“四大天王”。这四个人有许多共同点：第一，都是流氓无赖和小老幺出身，在成都“炼丹”起势；第二，都是袍哥、特务、军官三重身份；第三，都是成都警备部的谍查；第四，最后都搞暴乱、打游击、抗拒解放。

我在警备部稽查处搞特务工作多年，从组长一直到乡村情报所副所长，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为了揭露反动统治的腐朽和丑恶，特将我知道的公之于世，作为反面教材。

西霸天徐子昌

徐子昌，绰号“笑头和尚”。他随时装起一副笑脸，哪怕对你恨之入骨，表面上也声色不露。由于他阴险狡诈，最会打滥条，江湖上都喊他“徐师爷”。其实他胸无点墨，斗大的字也认不到几挑。他原籍郫县三原乡，1920年流浪来成都，在熊克武的宪兵队当宪兵。一个偶然机会，被邓锡侯的团长钟沛然 (绰号钟乌龟 )看中了，把他调去当排长。后来出川参加张发奎部队当连长，受伤后在上海医病，认识了二十一军参谋处严啸虎。回四川后，他先后投拜在郫县总舵把子方茂山和钟次方 (绰号钟幺爸 )两人名下，开始大搞袍哥活动，笼络当时社会上一些有臭名的恶人，仿效小说上瓦岗寨的故事，邀约的这些“叫鸡公”有邓锡侯部的喻载阳、荣昌义、张北斗，田颂尧部的钟子良，刘文辉部的冷少康，以及黄亚光和匪首赵连玉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有了这个集团组织，他在成都吃得开了，就被吸收到当时担负成都治安责任的“三军联合办公处”当上侦缉组一名要角，开始在交通路开设烟馆和赌场，抽头吃利。

1933年，廖海涛任成都第一任警备司令时，徐子昌被委为西区谍查主任，他和当时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陈子惠、刘嘉兴、谢楷成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不久就由外勤主任升为“督查”。蒋尚朴当警备司令时，将督办公署情报处的戚良斋调来当谍查长，徐子昌做副谍查长。徐见戚良斋的毒气大，号召力强，心怀猜忌，用了蒋浩澄之计，将戚良斋排挤出去，他就当上谍查长了。

严啸虎当司令时，徐子昌办案更为卖力，深得严的信任，不久就提升为督查长。他就大肆布置党羽，重用同乡高金山、周青云、蒋浩澄等人，结成所谓“温郫帮”，而把戚良斋所用的汤国华、周国清、黄亚光等，一个一个排挤出去，于是稽查处的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心腹，他的气焰就越来越高了。

徐子昌在警备部换了 3个司令，而且越来越红，除他本人善于应对外，也与几个强有力的后台如军阀陈益廷、老袍哥舵把子吴毅侯、钟次方等的竭力支持有关。他又自己成立了西城社袍哥码头，他当总舵把子，一些趋炎附势的袍哥，在他码头“归标”，有一两千人。再其次是他的人缘很广，上对军政头目与“五老七贤”则厚颜巴结；下对土匪恶棍，九流三教，则广为结纳，所以遇事走得通，逐渐养成气候，成为成都市毒气很大的人物。

成都市的治安历来很糟，大小抢劫杀人案件，很少真正破案。徐子昌身为督查长，惯搞“自买自卖”，在案子紧过不了关时，常常是诬陷一两个腰杆不硬的人出来替死销案，还借此表现办案有功。如 1940年成都的金城银行大抢案，上头追得紧，徐子昌就把温江的袁老幺诬为主犯，判了死刑。当法庭上捆绑袁老幺时，袁抗辩无效，看见徐子昌站在庭上，就大声呼叫：“徐子昌，我在鬼门关等你！”徐骄傲地大声回答说：“鬼门关等我的人多，你娃娃还挤不进场。”全堂为之哄然大笑。又如桂花巷陈兰亭的亲戚被抢劫案发生后，因陈当过师长，又是有名的袍哥大爷，决不善罢干休，坚决要警备司令严啸虎限期破案。严只得严饬徐子昌、蒋浩澄迅速破案，不得延误。徐看见“水紧”，从容不迫地把一个曾经当过土匪但早已洗手不干的曾体仁，栽赃陷害，逮捕处死，使陈兰亭无话可说。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徐子昌阴险毒辣的鬼域伎俩。他在警备部 10多年，不知诬陷了多少人。

徐子昌的发迹，被人称为“刮鬼皮起家”。事情的经过如下：1942年抗战中，成都空袭严重，当时政府计划在成都四郊扩建疏散区。徐子昌看准这是发财机会，因为西区是他的天下，就建议在老西门外规划疏散区域，修建疏散房屋。官方正想利用“地头蛇”的力量来推动这个计划，于是就叫他来办。徐子昌取得这项权力之后，首先就规定挖掘“乱葬坟”和拆除破庙旧寺作为修建疏散房舍的基地，并利用挖坟的砖石和拆房的旧料作为修建疏散房屋的材料。他召集了得力爪牙和狗腿子二三百人，分成 10个组，在老西门外花牌坊和营门口一带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挖坟”工程。他在开工的大会上说：“……现在东区有黄亚光，南区有杜培根，西区有张耀光，北区有赖合三，内面有蒋浩澄，他们无钱不想，我怎好和他们争夺？现在我的生财之道，就是起乱葬坟，整死人比整活人好些，整死人不会开腔，整活人要叫唤……”他又叫多挖回民和满人的坟，他说，回、满少数民族，在成都人数分散，无人敢来过问。挖坟时不管有主无主，见坟就挖，除了坟砖，殉葬财物、拆房木料，完全由他吞没了不算，他还进一步想霸占别人有产权的坟地。他指使地痞流氓 (他的爪牙 )出面，冒充“死人”的子孙后代，磕头作揖，愿意贱价出卖这些坟地。他就随便给人两个钱买了，正式立了卖契，霸占了 1300多亩地皮。以后真正有产权的出来问时，他拿出卖契，反咬别人一口，说是无理敲诈，受害的人只有含血喷天，有冤无处申了。

由于掘别人的祖坟，霸占别人的产业，他不花一文钱，就在西外花牌坊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公馆，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并宣称要继续建造一座宫殿大厦，定名为“徐氏宗祠”，还要塑造他父母和他本人的三座“长生禄位像”。

徐子昌生财之道还多，凡是成都经营得好、能赚钱的生意，他都用空头存款支票强迫入股，或者干脆强占干股坐收别人红利。饮食业中，他占股的有30家左右；运输业和其他行业，他占股的在 100家以上。他又和吴毅侯、肖树人等三人合资在春照北段修建“三益公”，内设戏院、茶馆、浴室、餐厅等等。成都的浴室有男女同浴的所谓“家庭包厢”，就是三益公的江汉浴室首先兴起来的，大大败坏了成都的风气。而徐子昌的孽钱却越积越多了。

徐子昌不过是警备司令部的一个特务头头，是严啸虎的手下，和成都一些军、师、旅长相比，级别很低。但他却敢和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孙震对着干，抢当“国大”代表，可以看出他猖獗到何等地步了。

1947年，蒋介石想当总统，玩了一套选举“国大代表”的丑剧。成都市应产生的“国大代表”，已由国民党中央“圈定”孙震。孙是四川的大军阀之一，任过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任郑州绥靖主任，指挥着几十万兵马。他要当“国大代表”又已由中央圈定，当然是十拿九稳，毫无问题。殊不知黑松林里跳出个徐子昌，硬要在成都竞选“国大代表”，要和孙副长官一见高低。尽管事前成都市政当局多方派人向徐疏通，请他退让，他都不干。他仗恃拥有大小袍哥和土特务，搞十几万张选票毫无问题，在四门组织了若干办事处，由黄亚光，蒋浩澄、银剑泉等主持，天天开会请客，大拉选票。他的党羽还为他筹集法币两亿多元作竞选费，并表示不惜任何牺牲，要为他效劳到底。他的竞选声势越来越大，孙震为此暗地里着急，怕“阴沟里翻船”，输不起这个面子，而最着急的人，还是省主席邓锡侯，他知道孙震是蒋介石信得过的人，如果“中央圈定”的都出了岔子，他怎好向蒋介石交代？他的主席纱帽恐也难保。要解决这个僵局，只有给徐好处，徐才会让步。于是叫保安处刘兆黎准备一个保安副司令的缺给徐子昌，同时派副官长黄瑾怀向严啸虎和几位老袍哥舵把子打招呼，请他们叫徐子昌让步。徐这才顺风转舵，卖个情给邓锡侯，同时又赢得了孙震的谢意，偃旗息鼓地退出竞选。

徐子昌的妻子“徐大娘”也是一个有名的女恶霸。某次，她叫茶房王某提开水来沏茶，不慎溅到她身上一点水，便把装满开水的大壶，向王某头上打去，王立即被烫翻在地，惨痛号叫，医治无效，结果死去。王姓家属，请求抚恤，反被徐子昌痛骂一场，派爪牙将其赶走。

徐子昌蹂躏女性的手段极为残酷。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把一个家住三倒拐的贫穷人家的妇女吴玉林强奸了，并强迫她的女儿白慧娟到川剧团去学唱戏。后来白比较有名气了，人也长得漂亮，看不起徐，不同徐往来，徐就怀恨在心。有一次，徐在一家餐馆请客，派人去叫白慧娟来陪酒，遭到白慧娟拒绝。徐子昌大怒，立派兄弟数人赶到她唱戏的剧院，在后台将她毒打之后，用匕首在她的面部划了几刀，登时血流如柱，惨叫不已。后来伤虽治愈，白慧娟再也不能出台唱戏了！解放后曾有人编写一出川戏演唱，戏名就叫“红杜鹃”，以控诉徐的罪行。

解放后，徐被镇压。

东霸天黄亚光

黄亚光又名黄正光，成都外东青莲下街的人。他贼眉贼眼，流里流气，歪戴帽子，烟容满面，是一个大鸦片鬼。他到处做坏事，挣到一个绰号叫“尸水”，意思是走一路，又臭又恶！他父亲黄兴隆是东门外袍哥舵把子，祖父也是老袍哥，舅父杨海山是外东“集义和”码头的舵把子。他的姐姐既是女袍哥，又投身在天主教堂，当上了“神女”。因此他们全家的住房，都是天主教堂为其修建的。这一家人在外东既有袍哥的封建势力，又有教会的洋势力，横行霸道，没有人敢冒犯他们。

黄亚光从小就在他父亲的码头上当“凤尾老小”(舵把子儿子的称呼)，养成一付凶横狡诈的性格。1920年，他刚刚成人，便受到得胜乡团练大队长邓守臣的赏识，当上了分队长。从此，他在外东一带公开包庇烟馆，聚赌抽头，掌红吃黑，勒索乡民，逐步发展到在天仙桥秘密设厂造假钞票。

1927年，他新成立一个“少英社”袍哥码头，自己当舵把子，继承了“袍哥世家”的衣钵。当时成都是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三军驻防，联合组织了一个“三军联合办事处”，田部有一个团长张少全参加执勤，他想扩大势力，指使其兄张少林出面，招纳各帮恶势力头头，结拜兄弟，取名为“小桃园”，借以网络各方人物。黄亚光首先参加，其他参加的都是三个军的著名坏人，刘部有高俊、朱平安、冷少康、邓国成；邓部有张北斗；田部有钟子良，其他还有同样货色的李学义、王明书、周方涛等。他们在张少全家中举行“小桃园”结拜大典。从此，黄亚光就和本市防区军队挂上了钩，声名也更大了。

不久张少全为了贩运烟毒的方便，介绍黄亚光到松潘汉军统领杨抚权处当连长。去了不久，汉军统领奉命“援甘”(甘肃)去打马步芳，结果全军瓦解，黄亚光乘机大抢财物，逃回川北一带躲藏起来。

后来黄亚光听说“小桃园”的把兄邓大春 (原在汉军里当营长 )回到成都当上了卫戍司令部的谍查长，急忙回成都向邓大春讨了一个东区课查主任的官职，凭借这个权柄，就大肆作恶起来。有一次，他秘密抓捕了两个排字工人余成德和王元富，诬为共产党，严刑拷打，逼交同伙名单，先后逮捕 30余人，造成冤狱，来向上司讨好立功。后来刘湘统一四川，成都卫戍司令部改为警备部，因他在东区的恶势力很大，继续让他当东区谍查主任。直到抗战以后，蒋浩澄和徐子昌想方打击排挤他，他又看见“军统”的势头更高，比土特务吃香，于是就参加了“军统”，给行辕的特务头子郑锡麟当狗腿子，担任通讯员、行动组长等职，和军统重要分子杨超群、陈翔元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又兼任十区区民代表主席，把他哥老组织“少英社”掺入一批军统特务，改名为“群益总社”，用“精、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0个字命名组成 10个分社，从东门外头瓦窑到三瓦窑顺府河一带布满他的爪牙，使这一带成了他的天下。所有外东的船帮、旅馆、茶坊、酒店、赌场、妓院，都归他掌握，听他支配，给他“上寿”，他真是成了独霸一方的“大王”了！他的兄弟还在城内分别控制了三个戏院——春熙大舞台、三益公戏院和昌宜电影院，并勾结广元大匪首唐能、平武大匪首宋北海 (绰号宋皇帝)，从松潘、黑水一带弄烟，运到成都贩卖，大做鸦片烟生意。

他敢于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主要依靠邓锡侯的副官长黄瑾怀做靠山，称黄瑾怀是他的“自家人”。甚至省主席王缵绪也不知什么原因曾经多次提到他说：“黄亚光很不错。”因此他狂妄自在，好像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他成了军统特务，自认为贴拢了“中央”，气焰就更为嚣张。外东第十区区长裴野堂，因不大满意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指使兄弟将裴驱走，后来上面改委了傅伯良，1948年他又把傅伯良赶走，由他的兄弟李英、范均安当正副区长。

黄亚光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豢养了一个狗头军师罗仲宜，专门给他出谋划策；他又掌握了一批吃人不贬眼的死党，为他出死力，充打手，如谢安仲、钟杰、李英、范均安、郑光和等，都是到处惹事生非、敲诈勒索的坏人。

1945年，黄亚光的恶势力发展到了北门。当时北门城隍庙摊贩云集，颇为热闹。他就叫手下爪牙在庙内公开摆设赌场，聚赌抽头。庙内和尚不明底细，出来干涉。黄亚光就命狗腿子姚昌富抽出手枪，当场打死和尚，叫姚到灌县避案。和尚冤死，无人敢来过问，结果不了了之。

1947年，黄亚光侵占外东安顺桥一带地段，派他的兄弟周方昆招商摆摊设点，收取重押重租，大肆盘剥，稍有迟慢，不打就罚，这些非法收入，全部为他所有。后来，某次大水灾安顺桥被水冲垮，他就派狗腿子黄永顺、王宏太借修桥为名，挨家挨户摊派修桥费。这笔工程经费，由他掌握，大部分贪污中饱，并乘机撵走桥侧居民，强占民房300多平方米。受害的人，申诉无门，景况极为凄惨。

黄亚光爱哼两句川戏，每天晚上群益社码头上都摆设“围鼓”，吹打弹唱，鼓乐喧天，闹得四邻不安，居民敢怒而不敢言。黄亚光为了炫耀他的恶势力，叫来打、唱的所有兄弟，一律把手枪摆在面前，刀光剑影，杀气腾腾，用以壮声势。外面围着听打唱的人们，看见这种凶恶场面，吓得不敢大声咳嗽、高声说话。围鼓闹完，总是深更半夜，黄亚光回他青莲下街的“公馆”，一两百兄弟一手打电筒照明，一手提枪，排成长长的队伍，前呼后拥，送他回府。这样煊赫的排场，活像一个“土皇帝”。

他不但对老百姓很恶，就是对他的兄弟也一样歹毒，毫不手软。如某次，围鼓要开场了，拉胡琴的管同定，因母亲病倒在床要亲自照料没有来，黄亚光登时大怒，把两眼一瞪，骂道：“老管是不是与共产党贴标语去了。”当晚就有人告知管同定，管知道黄亚光手段毒辣，只要他对你不满意，随便找点事，你一家都吃不消，当时吓得话都说不出来。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偷偷离开成都，抛弃家庭，到外面逃命去了。

解放前夕，黄亚光在游干班受训毕业，是“一百单八将”中的要员，担任游干班联络员，积极组织打游击的队伍，于1950年落网。通过公审，人民政府把他判处极刑。人心大快，尤其是东门一带的老百姓高兴，他们奔走相告说：“这一下我们抬得起头了！”

贪鄙残毒的银剑泉

银剑泉又名银运华，成都人，是一个无赖之徒，额上有刀把子印记，配上那副凶横面孔，更显得狰狞可怖。他对上善于舐贴逢迎，奴颜婢膝，对一般人则专横厉害，翻脸无情，扯根眉毛就不认人。他是北门外李家巷一家小棺材铺老板的儿子，十二三岁就干坏事。那时成都电灯还不普遍，规定住户晚上要点檐灯照明。银运华每晚半夜起来偷窃各住户檐灯的灯油，卖了作零花钱。后来稍大一点，就学操袍哥，打滚龙，在外北卢怀三的哥老码头“庆福公”当小老幺。人虽小，手段狠毒，坏点子多，恶名日渐昭著。当时有所谓“五方夹一杰”，指的是：银方、蒲方、吴方、赵方、艾方，另有一个钟杰，都是北门一带的无赖流氓，而以银运华居首，这几个坏蛋结成死党，到处横行霸道，白吃霸赊。

银运华有个叔伯妹子嫁给邓锡侯的警卫团长刘耀奎，凭这点裙带关系，他被刘耀奎介绍给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的副官长孙岳军当听差。他跟孙岳军贴得紧，说孙是他的表叔，人前人后，称呼得非常肉麻，于是孙就赏了他一个“谍查员”。有了这个特务头衔，可以揣枪耍炮，增加了他作恶的本钱。

有一天，他在街上碰见严啸虎 (平时他是见不着的)，灵机一动，想借此表现一番，赶忙抢前敬礼，向严告密说，他已侦察清楚，有共产党地下分子潜伏在市内某处活动。严当即派一连士兵同银一道至北门玉泉街去围捕，结果有一人当场被打死。严啸虎认为他很能干，便提升为警备部上尉副官兼办公馆的“内差”，从此他就直接贴拢严司令了。舐贴逢迎，本是银运华的看家本领，他对严的一家上下——老婆和舅老爷 (姓沈，任军需处长 )等等都巴结得无微不至。严公馆的人都称赞银副官会办事，很能干，于是他就一天比一天重要起来，成为严身边的“红人”了。

1942年，严啸虎和当时“远征军”司令卫立煌的参谋长文某有关系，派银运华到西安去联系。他乘机搞走私活动，为严偷运了两卡车新生纱厂的四平棉纱回成都，给严赚了一大笔钱，深得严的欢心，升他为警备部少校副官主任。这一下银运华不再是跑腿副官，而是副官头头了。他认为在警备部的基础已经打稳，就想利用“袍哥”作为羽翼，培植他的恶势力，以便进一步发展。

1944年，一六四师师长彭焕章，组织了一个袍哥码头叫“合叙同”，一共成立了 39个分支社，银运华趁此机会把孙岳军捧出来当蓉南、蓉北两个分社的社长，自己当副社长，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又把空军二路司令部的黄清云请出来做“座堂大爷”，以壮声势。并引黄去见严啸虎，单是送严一份见面礼，就是 100石大米，严啸虎马上封黄一个“少校副官”。

1945年，银运华便自己开山插旗，成立袍哥码头——华成社(含义是银运华成功)。为了扩大声势，他联络成都县大恶霸曾次金和华阳县大恶霸田泽孚，共同当华成社的首领，迅速发展到37个分支社，人数达3万以上。银运华在哥老中就算是响当当的“硬火”了。

由于银运华善于捧贴，受到严啸虎的宠信，加以他的爪牙一天天地增多，在成都的恶势力一天天增大，严更加要利用他，不久就任银为警备部的副稽查长(稽查是蒋浩澄)。其后乡区稽查处成立，严又升他为该处的稽查长。不久，乡区稽查处改为乡区情报所，他便充任所长，管辖交通大队，包括成都县14个中队，华阳县25个中队，成都市30个中队；每个中队又有若干组长，每组有组员30名(特务)，都由他委派华成社哥老分子和保甲长，流氓充任，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特务队伍。这支特务队伍，除镇压革命活动、侦捕进步人士外，还大干贩卖枪支弹药、开设烟馆赌场、贩运毒品、抢劫、拉肥等等勾当。

他在商业场吉安茶社、提督街魏家祠、提督东街三义庙等处建立秘密买卖枪支弹药的交易市场，和外地取得联系，交易数量之大相当惊人。他们干的抢劫、拉肥案件很多，比较突出的有抢裕华纱厂仓库、抢桂花巷陈兰亭师长的亲戚、抢保安司令部副官长的保险柜等等。至于抢驷马桥的盐边运货商人，在东门大桥抢汽车等类的案件，就太多了。当时抢了人，根本无法破案，如果对方“底码子”硬，事情闹大了，上面出来过问，应付不了时，他们就诬陷一两个人做假案，当替死鬼。比如裕华纱厂的抢案，邓锡侯严令侦破，银运华便勾结龙王场惯匪李道生诬供是杨幺老虎干的，并派人把杨打死，割下首级交案。

银运华在1947年成都发大水的时候发了一笔横财。当时岷江水位凶猛，把成都城外北各家木商堆放在河坝几万根木材，全部冲走。银运华趁机派人去沿府河一带，命令当地人打捞，每根给打捞费5角，一共捞起木料几千根，全部掠为私有。这笔横财，约达一二十万银元之巨。

银运华的魔手，还伸入成都三大投机市场。他在安乐寺市场、正娱花园黄金市场、沁园棉纱市场，都派有贴身爪牙在那里操纵把持。如安乐寺市场的周玉林、棉纱市场的杨书云，都是他的特务组长，也是华成社分支社的社长。安乐寺市场管理所主任李子宜、黄金市场的总经纪汪书策、中央银行出纳股长吴肇文、马宗骥等都要听他的使唤。为了进一步加强勾结，他还给吴肇文、马宗骥一个乡区情报所直属分队队长的官衔，彼此里应外合，对市场进行投机。

他的兄弟银视礼每天带领曾应涛、杨云、陈瑞清等一批爪牙，在各个市场大肆买空卖空，弄虚作假，输打赢要，敲诈勒索，他也常到这个市场巡视坐镇，表明银视礼就是他的化身，因此人人望而生畏。上当受骗的，只有捶胸顿足，哭诉无门，弄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发生的惨剧，一言难尽。1948年，成都现钞奇缺，安乐寺的现钞敷水达百分之七八十。他抓住这个机会，在中央银行提出大批现钞，在安乐寺大做敷水生意，把换到的支票又去提现，一进一出暴利几乎一倍。临近解放“应变”时，他利用职权，伪造名册(规定每人限购黄金2两)同中央银行的吴、马等勾结，套购黄金千两以上。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给我提了20两，不给金子，只付一点差价，送了我银元100元，其余他完全吞没了。他凭借恶势力，把成都所有大小投机生意几乎做遍，掠夺的黑心钱，无法统计。

这个靠偷檐灯油起家的无赖，一跃而成为有钱有势、声名赫赫的大恶霸，在成都桂花巷、正通顺桥、德盛街等处，共有7个漂亮的大公馆，在倒石桥还修建了一座别墅。公馆里陈设豪华，富丽堂皇。他还有漂亮的小轿车两部、吉普车一部。他利用手段，估买了法国教堂的全部设备，内中单是各种名贵品种的金鱼就有一二千尾。他的太太带了一根钻石项链，其价值相当十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因为他掌握几千特务，所以他的公馆里经常都有一二十个兄弟在侍候他，邻里为之侧目。

解放前一年，他的后台彭焕章和严啸虎向王陵基保荐他当懋功县长，用意是想护送严的家眷到懋功避难，并以此为打游击的根据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料后来严的家眷被蒋介石弄到台湾，时局又急转直下，银来不及走马上任，蒋政权就土崩瓦解了。

解放前夕，银追随“游干班”班长王旭夫打游击，与大恶霸曾次金联合，并电其帮凶乡村所副所长康兆奎，率领武装特务200多人到草堂寺“川康游击挺进军总司令部”报到，委康为少将副官长兼特科司令，将当时所集中的乡村情报所的特务，编为5个中队。这支反革命武装，于1949年12月27日上午9时，在金堂西河同解放军打了两个钟头，全军溃败。银运华、康兆奎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到成都自首。银自首后，反心不死，又潜逃到彭县海窝子藏起来，经人民政府查获，押回成都，于1950年3月公审处决，得到应有的可耻下场。

阴险毒辣的蒋浩澄

在四大恶霸中，蒋浩澄以另一种姿态出现，他不是红眉毛绿眼睛的一副凶相，而是外貌显得“憨厚老实”、“一团和气”，实际上是笑里藏刀，极为阴险。他有一套讼棍本领，笔尖下不知冤屈了多少好人。

他生长在温江县永兴乡，读过几年书，能挥毫弄笔，肚皮里“鬼转转”又多，凭这点本钱，当过保长、队长。当时温江有个总舵把子戚良斋，统摄恶势力，称霸全县，蒋浩澄多方设法亲近，对戚万般吹捧，但戚对他冷落，不予重视。以后戚在成都先后当卫戍部、警备部的稽查长、谍查长。蒋在温江郁郁不得志，窜到成都找戚良斋，想混个差使，戚仍未理他。蒋穷途潦倒，生活无着，只得在正府街法院附近摆个小摊摊代写状纸为生。一天，警备部的副稽查长徐子昌在法院附近茶馆坐着，要找人动笔写个文件，有人就把蒋浩澄叫来。蒋听说徐子昌是警备部有名的“关火”匠，就大献殷勤，曲意逢迎，并表示他与戚良斋是同乡。徐见他笔头是一把好手，有意要栽培他，几天后就把他介绍到警备部当文书。他很懂窍，立即与徐贴紧，办事非常卖力，才一年多，就被提拔为事务组长，成了徐子昌的干将。

徐子昌在警备部稽查处虽然“关火”，但总是副职，戚良斋才是正的，凡事还得戚点头才能算数，未免心里不服。“一林不藏二虎”，不免常有摩擦。徐子昌虽然嫉妒戚的权力大，但他的牌子远不如戚良斋“硬扎”，只有暂时隐忍，等待时机。蒋浩澄看透了徐子昌的内心，同时因戚良斋一向看不起他，心里早有宿恨，于是就想出一条既报复戚良斋又能进一步讨得徐子昌欢心的毒计来。他向徐挑拨说：“……如果不把戚良斋挤出警备部，你将来要吃大亏……”徐也深以为然，便向他问计。他说：“现在我们在南门捉得双流柑子园的匪首××与戚有点关系，戚有心替这个匪首开脱，尚未出口。不如把收缴的财物、手枪连人一齐给他送去，表示此案可不必上报，把它阴消。戚如果中计接受，你就向司令官密报他通匪庇匪，他不就倒台了？”徐闻言大喜，立即照计而行，亲自将人赃送去，戚果然中计，收下不提。徐子昌即向警备司令蒋尚朴密报，说戚良斋通匪得钱卖放。蒋尚朴性烈如火，大为震怒，立将戚良斋叫来，略一讯问，就给他几耳光。副官长王子安见状，怕事闹大，戚性命难保，连忙劝阻，只将戚撤职。戚羞愤已极，回温江后便气死了。蒋浩澄还办了一份祭礼，回温江到戚家吊孝，痛哭流涕，极为悲伤。温江乡邻，纷纷赞美他，说他对戚良斋“情义深重”。戚走后，正稽查长一职当然就由徐子昌升任。徐对蒋浩澄就更加信任，倚为左右手。蒋也由此而“红”起来。

蒋见成都许多“对红星”都有袍哥码头，自己也要插杆旗子，壮壮声威，就成立“同声社”袍哥码头，抬徐子昌出来当总舵把子，他当副总舵把子，完全掌握着实权，并拉入了王缵绪的副官长张济安做名誉社长，很抉就发展了十几个分支社，竞达两三万人。这样就大大增加了蒋的声望，势力也就更膨胀了。蒋浩澄是徐子昌提拔的，尽管再“红”，也冒不过徐子昌，这一点他很清楚。他不采用原来徐子昌搞垮戚良斋的办法，而是用另一套更高明的做法。他积极鼓动徐子昌去竞选“市参议员”，提高政治地位，作为最后竞选“国大代表”的基础。他向徐说：“如果计划成功，你将来的政治前途，真是远大得很……”徐子昌听了他的话，集中人力财力活动，终于当上了成都市的“参议员”和“候补国大代表”，涉足于政治舞台。他有了这两重身份，自然不屑于再当土特务的“稽查长”，于是蒋浩澄毫不费力地便坐上“稽查长”的宝座。

1948年，川康绥靖主任公署撤销，把绥署的稽查处 (军统掌握 )与警备部稽查处合并，军统特务周迅予任处长，蒋浩澄任副处长。蒋掌握了作恶分子李鹤田、吴安民 (巨匪吴机关枪的儿子)、“水红桃子”、“引魂童子”等惯匪为他贩枪、贩毒，招纳亡命徒，为非作歹，成都市北区完全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1948年9月22日夜晚，鼓楼北四街某旅馆发生抢案，抢走了9袋钞票，被害人是个鸦片烟贩子。出事后，立即向警备部报案。我当时是警备部乡区情报所银剑泉手下的总务股长，这案子就是我手下的王鹏飞做的，他还拿了 4口袋钞票瞒着我交给我岳母保管。9月 23日是我生日，宾客盈门，忽然蒋浩澄来电话，叫我到警备部去，蒋说：“昨夜发生抢案，你知道吗？”我说：“尚未据报，还不知道。我马上去摸清线索，再来汇报。”蒋说：“线索就在你身上，还去摸啥？”我大吃一惊说：“怎么会在我身上，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说：“我已查清楚了，人是你的兄弟，抢来的赃物还在你家里。”我说：“是谁？”他说：“王鹏飞。”顿时我的脸都气青了。我说：“他现在我家，马上就去逮捕。”蒋浩澄不慌不忙地又说：“好吧。我们先把人、赃拿到再想办法，你别着急呀！”于是他就一同到我家，我先入内，把王鹏飞的枪下了，然后请蒋进来。王一见蒋浩澄进来，就晓得事情“卯”了，立即说：“案子是我做的，我去打官司。”蒋说：“好！兄弟，你是汉子。”立即铐了，并在我岳母处拿出 4口袋钞票，人、赃一并带走。

蒋浩澄知道银剑泉是严司令的红人，我又是银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抢人的又是乡区情报所的谍查，案子穿了会伤严司令的面子，把银剑泉也得罪了。所以他胸有成竹地去见严司令，一五一十地汇报了，严司令沉默不语。他就见机地说：“这件案子，司令官给我来办。”严司令说：“好罢，交给你去妥善处理。”蒋浩澄退下来，就写好一条报道消息交报馆立即登出，大意是，“鼓楼北四街抢案，匪首报案自首，并交出全部赃物”。他这杆笔把严司令、银剑泉和我的面子都顾到，受害人也无话说，全部赃物完璧归赵，不久把王鹏飞也释放了。他不但包庇得十分巧妙，还由于警备部破案神速，在功劳簿上给他大书一笔。

同声社的码头，就设在草市街留春茶馆，所以蒋浩澄的脚脚爪爪把北区都布满了，因而在北区任何选举的选票，都基本上控制在他手里。正府街太和号酱园老板胡叔樵，能够选上“市参议员”，就因有蒋浩澄“扎起”，没人敢不选。不过他从不赤膊上阵，总是由他的“贴心豆办”李鹤田、吴安民出面。

1948年《新新新闻》报馆举办了一次募捐演戏，地点就在三益公大戏院。蒋浩澄戏瘾发作，他要出台票演一出霸王别姬。给他开脸子的没有注意，把脸谱开花了，他一出马门，第三排有个观众，看见脸谱花了，大声发笑。他听见大怒，把胡子扯来丢了，大声骂道：“你这个杂种，敢笑老子！”刷的一声，从袍衣内抽出手枪，一时台上台下他的百十个兄弟，都咔嚓一声，亮出手枪，场内秩序大乱。《新新新闻》记者张善，赶忙出来打拱作揖，陪礼招呼。这位观众也是有面子的人 (前几排坐的都是豪商巨富)，当时吓得不敢动弹，还是张善请昌四爷 (尔大)、吴毅侯这两个老舵把子把这位观众送出戏院。他这一笑，几乎丢命，三益公也几乎打得稀烂。

蒋浩澄平常这样说：“哪个要想在警备部当谍查，要先缴 3个脑壳！”就是说，不杀 3个人，就不配当特务。如龙王场的惯匪李道生，就是缴了 3个脑壳，才当上警备部的北区谍查组长。警备部里像李道生这样的土匪很多，大多是杀了人缴了脑壳来的。

1949年12月，蒋浩澄与徐子昌领了大批枪支弹药藏在花牌坊徐子昌家，准备拖回温江打游击(温江专署委蒋为第一区联防队长)。这时，有地下党人梅子乾对蒋进行启发教育，劝其勿执迷不悟，要临危自救，立功赎罪，才是唯一出路，蒋才未到温江专署报到，把所带的特务队伍和枪支弹药在乡下藏起来。解放后，潜来成都，向公安机关自首，并把他与徐子昌、黄亚光、银运华等搞暴乱的计划，坦白交代，使公安部门掌握这3个恶霸的全部罪行。由于他幡然改悔，有立功表现，得到人民的宽恕，从宽判刑5年，1956年刑满释放，人民政府还给他安置了工作。

(吴绍伯整理)

五毒俱全的袍哥冷开泰

熊倬云

冷开泰是一个由二流子、袍哥，而滥兵、土匪、恶棍，而旧军官、特务，而豪商巨贾，最后成为蒋帮游干班中心人物的反动家伙。成都人称他为“冷大王”，可见毒气之大！他流浪江湖，久经世故，在人吃人的旧社会里学会了一套冒险亡命、大取大用、损人利己、善于窥伺和投机的强盗哲学，因而能几仆几起，始终得势。他常对人说：“我是赤身露体而生，死时能有稿帘子亵身，已有赚了。”他有一副杀人越货、谋财害命、无所不为的黑心肠，一生所干整人害人，硬抢软骗的勾当，危害社会、危害革命事业的罪恶，真是罄竹难书！成都人民早就在咒骂他得不到好死。解放初他被镇压时，围观的群众都说：“太便宜他了！”真是死有余辜啊！

为了揭露他的种种罪行，反映旧社会的丑恶面貌，笔者根据亲见亲闻和走访了解所得，撰写本文，公之于世。

冷开泰，1889年 (清光绪己丑年 )生，四川仁寿县观音寺木泥寺村人。其父弃农经商，做丝业经纪。十几岁时，由乃父指引，到双流簇桥场上王少安丝行做学徒。平时嗜赌好玩，不务正业，常偷窃丝行中的生丝货物，被察觉后，远逃合川，依靠舅父王某在“卡子”(当时基层税收机构 )上当卡员，从中学会许多勒索贪污的手段。后清巡防军 (称为“巡防粮子”)招收新兵，冷开泰前去报效，被录取后当勤务兵，服侍管带。继由恩拜兄成都新巷子罗大爷“栽培”，加入袍哥当个小老幺，从此随时在外仗势欺人。

辛亥年十月十八日，四川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在东校场点兵，巡防军闹饷哗变，冷开泰也是乱兵之一，大打“起发”，抢当铺、商家，愈抢愈凶，后来竟发展到去抢藩库银行。冷闹得最为起劲，他带头开仓，将藩库银子 700万两 (一说 300多万两 )抢劫一空。冷开泰打抢藩库以后，深怕清查追究，就远走碧口，开始了贩鸦片、当土匪的罪恶生活。

清末民初，甘肃的碧口盛产鸦片，引去不少鸦片贩子，一般呼为“跑碧口”。但碧口地区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土匪众多，要做鸦片生意，必须要懂“江湖”、通袍哥，不然是走不通的。那时，松理茂屯垦司令陈泽霈的部队都是招安来的土匪，人称“匪队伍”。该部有由匪招安来的营长沈立廷 (绰号“沈长子”)，冷开泰找人介绍与沈拉上了关系。另外冷又多方钻营，投靠了“川西三杰” ——灌县袍哥首领刁青云、申介屏和宋辅卿。他们给冷向各地袍哥码头“拿言语”、“出片子”(拿名片打招呼)，还给冷枪支。这下，冷有钱有势有枪，除自己贩运鸦片外，还允许别的烟贩搭帮，搞起了“保商”业务。冷开泰由此收入大批不义之财后，狂嫖滥赌，大肆挥霍，最后把钱弄得精光，赤手空拳回到成都，不但“无脸”见人，还得罪了刁、申、宋三位舵把子，只好又溜之大吉，跑滩到川东重庆。

1916年，重庆江防总司令余际唐的第四区司令范济祥 (原是土匪)部中，有绰号老圈的著名匪首彭氏兄弟三个，二老圈彭惠清做支队长，三老圈彭绍清做营长，大老圈也在区司令部挂个名。冷开泰跑到重庆和几个老圈打拢了，就住在江北泰山石巷子老圈们家中。同时有龙泉驿的曾德荣，简阳的段成舟(绰号段老和尚)等袍哥、土匪也跑到重庆，冷和他们伙在一起，开始了抢劫的土匪生涯。

他们商议，由彭老圈弟兄拉队伍“放阴儿”(匪徒黑话，抢劫之意)，拉回安岳笋子场、石羊场等地行事。冷开泰在重庆负责购买枪弹，共同分肥。同时，冷又到壁山开设“群英茶园”，作为招纳流亡匪徒的联络据点，并笼络壁山驻军团长徐光晖，营长陈鸿文、廖奇玉 (均是刘湘下属廖谦的部队)，掩护他们的罪恶活动。

他们既抢劫，又贩烟，专贩云、贵烟土，每次达几十挑之多。烟土用洋油桶伪装，外用草捆上糊以“靛脚子”(染料)，沿途有袍哥掩护，又与土匪通声气，故能顺利运到成都。他们先把烟土运到龙泉驿的芦家沟，交“小坝王”李舵把子和刘寿山、张静如等，张静如特在芦家沟开栈房、茶馆，专门接运，然后转到成都销售。

冷开泰回到成都，由于过去得罪了刁、申、宋三个舵把子，不敢出头露面，挽请双流李安邦、簇桥王绍武、神仙树的秦胡子、青年宫的赵国栋等土匪、袍哥头子向刁、申、宋说人情。刁、申、宋看到冷开泰跑过滩，手杆打得伸，有办法，不但前嫌尽弃，还要培植他。冷开泰如逢大赦，高兴非常，马上大排筵宴，请客应酬，才正式在成都露面，大搞袍哥。

不久，彭家老圈几个匪头，死的死，枪毙的枪毙，冷的后台垮了，只好另想办法。他就利用曾德荣的关系，在龙泉驿勾结袍哥，又结识了不少土匪。1920年，他和这批土匪袍哥在石经寺换帖拜把，其中有香泉铺的曾斐然，石盘铺的谢锡武，海螺河的鄢伯陵，芦家桥的张静如、刘寿山，三道桥的姚树成、邹善成，中兴场的刘伟廷、王国梁，傅家坝的傅炳之，苏码头的曾吉廷，石盘铺的和尚海岸(石经寺的方丈)、圣达、圣有，贾家场的邓九成，双流的李安邦，簇桥的王绍武等二三十人。从此，成都、华阳、简阳、双流、仁寿各地的恶势力结成一片，冷开泰越滥越宽，伙同这帮土匪到处抢人。

是年，赖心辉“招安”冷开泰为所部支队长，虽然他只有几十条人枪，但仍分成三个营，驻防龙泉驿、茶店子、山泉铺等处，并继续抢劫行旅和住户。当时，成都造币厂铸造银元，都是向各县搜集各种生银、银器，运回备用。有一次，冷开泰探得遂宁商帮将护送一二十挑银锭进省，他见钱眼红，就把队伍摆开，在山泉铺场上拦劫了这批银锭。随即把队伍拖到彭山，投奔驻防彭山的余连长(刘禹九的部队)，在彭山附近继续进行抢劫。

1921年，冷开泰在彭山活动招安不成，准备只身去重庆，另起炉灶。经过泸州时，结识泸县九层岩土匪朱腾风。那时泸渝水路常有土匪出没，行旅艰难。他虽在陆地上抢人，对水路却很陌生，经朱指点后，用白帕子缠在牵藤上，插在船舱篷口，于是他乘的船就平安通过了。抵重庆后，住优胜旅馆，同住的有既当过土匪又当过营长的邓星垣和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的代表王南波，他们三人勾结起来，在旅馆里骗赌骗钱。

这时，彭老圈的兄弟“杨破老壳”也来到重庆，想招安。冷开泰替他购买枪弹，从中渔利。适逢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负责人邱伯垣来到重庆，他是清帮中一个头头，带有三支新式手枪。冷开泰出高价把三支手枪买过手，转卖给杨破老壳。当杨被其兄弟告发而被捉捕枪毙后，官府严令追查卖枪的人，冷开泰看到“水紧”了，赶船跑上海。他在船上招妓寻乐，以致事泄被捕关进大监。

冷开泰混迹绿林，自命豪杰，被捕之后，承认卖枪属实，但没有供出邱伯垣。邓星垣、王南波获知冷开泰被捕，多方设法营救。主办此案的军警督察处军法处长范育冰与冷是仁寿同乡。邓、王设法请范打牌，故意输钱给他，尽量拉拢。范育冰吃人嘴软，答应给冷开脱，因而从轻判决：“冷开泰将枪济匪，依《刑法》213条判有期徒刑三年零两个月，送巴县监狱执行。”邓、王又向巴县县长吕新甫、监狱管狱员张某贿赂疏通，遂以有病需要“保外就医”为辞，准予保释。冷开泰只坐了 22天牢房就出监了。

1922年，冷开泰与向成武、周礼堂、邓三莽子(江防第五区司令邓鹏程之子)等人结成一伙，在长寿上沱、木洞、晏家场、螺溪一带抢人时，曾在螺溪把刘湘第二军旅长傅真吾押运的几百支枪和一些子弹悉数拦劫。不久，冷开泰被川军第三师邓锡侯部左翼纵队长吕辅周(吕超的三哥)招安为支队长，向成武等做营长。冷乘势把附近的陈大娃子、张海云等土匪都收罗起来，并指使他们暗中抢劫。

这时“峡口”有个匪首叫“绅粮老鄢”，掌握了许多“边棚”，声势不小，冷和他声气相通往还密切。时川军孙震所部团长谢庶常带队“保商”，护送遂宁、潼川、绵阳和成都一些大商家赴重庆，行至峡中，被土匪拉走一二十人，其中有成都的刘万和，遂宁的保泰生等。事后由遂宁商会会长张勉之出面交涉，托肖金武找冷开泰帮忙赎人，单刘万和的赎金就是 2万元，其他也不少，冷开泰得了不少甜头。

当时刘湘在重庆设立专门治匪的“金川团防总局”，委胡荣安为总局局长，乔仲权为总局督察长。这位督察长在 10余名卫队保护下由渝去合川，行近“峡口”，过不去，找冷开泰护送，冷开泰找绅粮老鄢，老鄢马上大办招待，乔才平安抵合。后来绅粮老鄢受乔仲权招安为团长。

过后，潘文华、唐式遵、王方舟等部大队人马前去清乡，冷开泰等匪众才四下逃散。

冷开泰从长寿逃到重庆，适上海清帮头头邱伯垣因感激他在买卖枪支案不牵连他的情分，专电邀他去上海。抵沪时，冷受到邱伯垣的盛宴招待，清帮首脑如杜月笙、黄金荣、顾嘉棠、羊阿毛等都热情接见并宴请。冷乘机吹嘘四川袍哥的力量、军阀的威风，并炫耀其在袍哥中之声望，与军阀间之关系，清帮首脑对他更加见重。当时汉口“洪门”(是沿海及南洋一带的哥老会组织 )首脑杨庆山也在上海，邱伯垣与之介绍，杨庆山非常赏识，邀他入“洪门”，称为“嗨大哥”。“嗨”是洪门中一种很高的称呼，如袍哥之称“大爷”一样。

冷开泰在上海做客期间，利用清帮关系帮川军第三混成旅李越森部的游击司令易吉三 (原是土匪 )购买了一批枪弹，沿途经汉口、宜昌一带，由“洪门”护送平安抵川。从此，他自以为有清、洪两帮作护符，可以在上海“拉肥猪”，就和身边的秦子均、向子材、肖进汉商量，物色到一个江西财主为“肥猪”对象，又串通一个在法租界某公馆的看门人，乘公馆主人不在上海时，假借别人名字骗财主赴宴，先用药把他们的保镖麻醉，然后把财主绑走，交肖进汉等人看守。第二天事情暴露，冷等被逮捕，肖进汉和其他二人都立被枪毙，而冷开泰却由廖海澄的营救获得释放。廖是四川人，在法租界开“都一处”大餐馆，他还送了 500元给冷开泰作回川路费。

冷开泰回川后，就投奔驻防石柱的易吉三，易委他当副官。他嫌池塘小了，养不活他这个大鱼，打听到三十二师师长唐式遵和三十三师师长潘文华驻防万县，他就到万县投靠三十二师独立旅旅长杨海清。杨既是仁寿同乡，又曾和冷一起在彭老圈那里当过土匪，关系更深一层，就把冷留在旅部。

当时，万县城防司令 (唐式遵师的独立团长 )杨鹏举也是仁寿人，其父杨东楼前由仁寿到成都的途中，被匪绑走，索银 8000两 (合银元 1.1万余元)。杨东楼是唐式遵的老师，唐愿补助 3000元的赎取费。只有钱还不行，需要有一个办交涉的人，冷开泰遂抓住时机，自告奋勇出面办理。他先请双流的李安邦和青羊宫的赵国栋前去探查，继而又派戴宗桂到成都找李、赵面谈。经查明是华阳三道桥刘建成和邹善成的兄弟搞的，“肥猪”已送进驻郫县的刘建成营部 (刘是邓锡侯的炮兵营长)。李安邦向刘建成交涉成功，刘在三道桥将杨东楼交与戴宗桂领回。杨鹏举为此非常感激冷开泰，向唐式遵推荐他为杨旅的第二团团长。可不久，刘湘把杨海清的枪提了，冷开泰转到唐式遵的另一部当营长。杨海清认为他的枪被提是冷开泰出卖，要打死冷，逼得冷又跑滩到上海。

刘湘在上海购运大批枪弹，途经万县时，曾被杨森指使范绍增部化装成土匪全部抢走。此外，南京、武汉两关为中央控制，不易通过。因此，刘湘为购运枪弹一事大伤脑筋。有人向刘湘说，冷开泰能办此事，刘湘的军师刘从云也推荐他，潘文华、唐式遵等将领也表赞成，冷开泰就接办了这项差事。他在上海托清帮购进枪弹，用法国兵舰掩护装运，竟平安抵达重庆。刘湘大为赏识，委他为驻汉办事处副官(处长陈辉容)。从此，他在上海、汉口一带，专为刘湘购运枪弹和运销鸦片。由于他办理得宜，又被刘湘提升为宜昌办事处副处长(处长周鉴三)，旋改调为四川航务管理处检查处长。

冷在宜昌工作一段时间后，回重庆晋见刘湘，刘派他为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首任情报处处长。情报处是刘湘的特务机构，其主要工作是镇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处内的情报员都可单独行动，每人都随身带有一方盖了关防和刘湘私章的绸子，可凭以调动军队，逮捕“犯人”，并可向行政、税收机关支用银钱。此时的冷开泰，已成为刘湘跟前的红人。

刘湘移驻成都后，冷向他献了一条以匪治匪的方案，诱使各地匪首“缴枪自新”，才好收集人枪，以资利用。于是就有金堂赖和山，温江林培根、吴安民，郫县张亚光，彭县徐寿朋，安县周怀德，绵阳左汉章，成都曾发春，华阳方青云等匪首“自新”，共缴出长短枪约 2000支左右。督办公署都给这些人委了名义，后来成都市区的治安，就基本由这些自新匪来负责维持。

刘湘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由冷负责保卫，随侍在侧。1935年，川北红四方面军与由江西突围出来长征北上的红军，节节胜利，行将会师。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等在惊慌恐惧之余，在广汉县城秘密召开全川将领会议，商讨应付红军办法，冷开泰以督办公署情报处长身份参加会议，负责保护将领们的安全。他在赴会途中，把新都的总舵把子苟荣山引见给刘湘，刘回成都后，就委苟荣山为督办公署的副官。

1936年，国民党在汉口举办“珞伽山军训团”，川军二十四军邹善成等一批中下级军官奉调前往受训，他们都知道冷开泰是洪门“嗨大哥”，与汉口的洪门首领杨庆山关系深厚，特别请他专函向杨介绍。所以当他们抵汉时，洪门的弟兄已在码头迎候，帮他们搬运行李送到旅馆，殷勤招待。当时规定，军人不能着全副武装进出舞厅等娱乐场所，但他们是例外，能够不按规定，毫无阻滞地玩个痛快。他们受训回来说，冷开泰把沿长江一带都吃通了。

正当冷开泰得意洋洋之际，四川善后督办公署被撤销，另设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他原任督署的情报处长一职随之垮台，没有另予任用。这其中的原因，据闻是由于蒋介石借口“剿匪”，派参谋团入川，军统特务已随之而来，并在四川积极发展组织。冷开泰集土匪、袍哥于一身，又是情报处长，掌握了全川不少重要情报，于是军统方面就通过清洪两帮拉拢冷开泰，冷就暗中投靠了新主子，为军统搜集情报。虽然他进行得很秘密，但刘湘手下搞情报的并不是只有冷开泰主持的情报处，还有侍从室、副官处和“武德学友会”等，因此冷开泰的秘密被刘湘察觉。于是刘湘和其智囊团的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嵇祖佑等慎密磋商，并经乔毅夫建议，以胡尚武接替冷的情报工作，把冷一足踢出去。因这些问题牵涉军统，不便公开，所以冷开泰还能保留性命。以后，军统头子戴笠多次由重庆飞往西安、兰州等地，路过成都时，都极秘密地要冷开泰到机场谈话，可见冷与军统继续保持关系。

冷开泰下台后，四川正在开始“禁政改组”，招商承做“土行”，给予专销鸦片烟的特权。利之所在，竞相争逐。冷以贩卖鸦片的老手，谋得了专销成都、华阳两县烟土的“土行”经理职务，行址设在成都南新街，凭他丰富的经验，自然获利颇厚。但不久，政府改变烟土购销办法，撤销土行，冷开泰又只好另作打算。

冷开泰自情报处长下台及土行撤销后无事可干，就利用自己与军阀、袍哥的广泛关系，筹组公司行号，从事经济方面的投机诈骗活动。他先后组建的字号公司约述如下：

1.开办恒泰字号

冷开泰先以促进二十一军和二十四军团结，川康两省合作为幌子，鼓吹两军系统的军政人员出来合股开“恒泰字号”做生意，既可联络感情又有利可图。继则挽请曾任二十一军的高级军官黄秋侠出面帮他请客，专请二十四军财务处处长李光普和金柜课长丁少鹤两人，并邀请二十一军的乔毅夫、张斯可、钟体乾等人作陪。宴会之后，大家对开字号表示赞成。因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所控制，二十一军系统人物在刘湘死后失去重心；二十四军因退处西康，形成孤立，随时有被蒋介石吞噬的可能，所以都乐于借此拉拢关系，增强抵抗蒋介石的力量，双方一拍就合。至于字号的筹备工作当然由冷开泰负责，资本额定为100万元，自由认股。

李光普代表二十四军认股 10万元，嘱丁少鹤拨款。丁为此请示刘文辉，刘未作具体答复，丁少鹤就拿不定主意。冷即登门造访，借词跑警报 (躲避日机空袭 )方便，送丁新式小轿车一部，丁遂先行拨款 4万元。冷开泰想借此与刘文辉亲近，取得信任，先派人由成都挑运黄酒 40罐至雅安，馈送二十四军高级将领陈鸿文等人 (陈嗜黄酒)，争取好感；然后特别从原二十一军修械所所长、后任周成虎 (晓岚)、刘树成两师办事处处长的李文彬手中骗来不少枪支弹药，又多方设法，凑成冲锋枪百支，子弹若干万发以及捷克式机枪等新式武器，交由邹善成密运雅安，奉送刘文辉。这批武器所值，已达 10万元左右，可见他不纯从经济着眼，还有更重大的政治企图。过后刘文辉对丁少鹤说：“冷开泰很能干，是个人才，远在傅真吾之上，不要把他当外人看。”

冷开泰经过一番筹划奔走之后，正式成立“恒泰字号”，地址设在成都北新街。内部组织除经理、协理、会计等人员外，另设监察委员会，有监察若干人。冷开泰任总经理，熊雨时任协理，特别邀请曾任川军范绍增经理处处长的李汝恒任协理兼会计主任。李由重庆到成都就任，随身带来巨额股金20万元。至于监察委员会，由李光普任监察长(丁少鹤代理)，丁少鹤任监察，月薪200元，丁私人也入了3000元股金。

恒泰字号成立之后，冷开泰又到处宣传吹嘘，把二十八军系统的张明岩(财务处长)、龚渭清(旅长)、谢秉钧(经理处长)等人邀来加入，都任监察。

恒泰经营的业务，除存放款和投机买卖之外，则是明明白白地贩运鸦片，多次派人到云南、西昌等地采购。熊雨时就曾到云南买烟两次，约数百担。冷开泰本人也到西昌去买过大批鸦片烟，数额不详。

加入恒泰的龚渭清，交手枪两打给冷开泰，托在恒泰买烟之时，趁便帮他掉烟并又把烟买卖出，谋取厚利。殊料冷竟将枪支作为他私人交往礼品送给西昌地区的土皇帝羊仁安、邓秀廷等，事后只按枪支原价每支几十到100元的价额偿还龚渭清，龚大为不满。

由于冷开泰在恒泰只讲铺张，不务实际，对外交涉应酬，不惜花费，对内注重排场，烟塌赌具，设备齐全，供股东和来往宾客尽兴玩乐。虽然经营中获利不少，但开支数额同样庞大，加以他把恒泰的鸦片几十挑偿还私人所欠的 3万银元债务，又在崇宁县私置田产 200余亩，以致收支不敷，亏累甚大。股东当中掌握实权的监察丁少鹤就曾对人说：“冷开泰难缠。”一般股东和职员对冷更加不满，协理兼会计李汝恒对恒泰的经费开支主张要严格控制，因之也和冷产生隔阂。而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八军系别不同，总有一定距离，意见难趋一致。由此种种，矛盾日渐尖锐扩大，不久恒泰就告结束，前后仅年余时间。

2.组织西宁公司

这个公司的全名叫“西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它是由刘航琛向刘文辉倡议组设的。因刘航琛在刘湘逝世之后，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而当时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又认为刘任财政厅长营私舞弊要予惩办，逼使刘投靠国民党中央，以求庇护。过去刘湘从军费和中央拨川收兑地方银行钞票的专款中暗中挪移了几百万元，交刘航琛汇存香港作向外国购买枪弹之用，因抗战爆发，枪弹无法购运。刘湘死后，此款仍在刘航琛的掌握之中，刘为讨好蒋介石，遂将此款全部缴献中央。蒋介石大为高兴，遂升任刘为行政院经济部的次长，以酬其功，这就变相地把刘保护起来，王缵绪就不敢整他了。刘航琛知道要蒋介石看重他，还需要地方军阀的实力支持，地位才能稳固，于是向刘文辉建议垦荒、殖边，开发西昌、宁属地区，以发展西康的经济，借此与刘文辉建立密切关系。西宁公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时任西昌行辕主任的张笃伦为敷衍刘文辉，也表示赞成。

刘航琛之交结刘文辉，系由冷开泰从中撮合，所以刘推荐冷负西宁公司筹备之责。1939年下半年，冷在成都组织西宁公司筹备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就是刘航琛、冷开泰、傅真吾、任望南。公司股金总额为200万元，股东纯以官僚为对象，西康省财政厅和中国银行也投了资。

1940年5月，西宁公司正式成立。总公司设雅安，于成都、富林、西昌、昆明等地设办事处。公司设董事会，下设运输、贸易两部和总务处。由刘航琛任董事长，傅真吾任总经理，运输部经理冷开泰 (刘航琛知冷用钱挥霍，不善于实际经营，故只让他负运输责任。同时川康各地土匪众多，也要冷才易“拿顺言语”，不致出事，他负责运输，也很恰当)，贸易部经理任望南，总务处长陈尧舫。运输业务，除运送本公司货品外，还代客商承运货物；贸易业务，主要购销匹头等类货物。所谓“开发边区”，不过一句空话而已。

公司成立不久，内部就出现派系纷争。冷开泰所用人员属冷派，任望南由聚兴诚银行带来人员属任派，刘航琛和中国银行介绍来的人员成为中央派，傅真吾所带来的人员又另成一派，互相排挤摩擦，严重影响业务的发展。

冷开泰在公司内的主要助手是陈尧舫、熊雨时、陈俊轩、陈度之、陈裕风等，运输方面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袍哥、土匪。在雅安、西昌道上依靠著名袍哥头子羊仁安，在成都、雅安道上依靠巨匪张明清。张明清又叫张二哥，拥有百多人枪，在邛崃、蒲江、大邑、名山等县声势甚大，经邹善成介绍给冷开泰，担任公司的运输大队长。

刘航琛应交的股金却不是现款，而是一批不能到手的货物。因他托川康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华侨伍觉天经手，在印度加尔各答购买了一批匹头、皮革(英制纹皮)等货物，而抗战期中滇缅路不通所以不能运回。西宁公司成立，刘就把这批已是水中月的货物，照原购价折合作加入西宁公司的股本(数额不小)，连伍觉天也拨来加入西宁公司占据一席重要职位。这批存印货物，应由冷开泰设法运回。时任康定警备司令的邹善成与冷开泰是兰交弟兄，他与甘孜大金寺(主庙在拉萨)喇嘛有交情，就商请喇嘛帮忙。先由喇嘛派人交涉清查，获悉这批货物，早于一两年前运至印度边界距离拉萨不远的“格宁邦”地方。于是由喇嘛派人起运，运至西康德格，交由德格县长范昌荣转运至康定，然后运到成都出售。总计这批货物，共装400驮左右。

西宁公司成立以后的业务情况，远不理想，运输方面折本甚巨，贸易方面也不兴旺，1941年上半年，撤销运输部，总公司由雅安迁成都。因为业务不好，大伙来了一个骗局，以开发冕宁、越西大红山森林为词，由羊仁安出卖林木，骗潘昌猷承买，名义上说冷开泰是买主，潘昌猷付款几十万元，结果未得一根木料。由于西宁公司人事派别复杂，内部矛盾很多，业务不断亏本，以致经营短短年余时间，即行解体。

3.组织蜀和公司冷开泰继“恒泰”、“西宁”结束之后，又于 1942年组织“蜀和公司”。他利用袍哥关系，在东胜街“沙利文”宴请成都附近各地连峰码头的舵把子，邀约他们入股。人家碍于情面，当场承认每个码头 20万元，计到 40个码头，共凑成 800万元。随即在华兴街黄石子公馆内成立蜀和公司，主要股东有熊雨时、陈谷生、周荃叔、何载兹等人。设有董事会，冷开泰自任董事长。拟定业务范围主要是：(1)存放款；(2)代粮食部运输粮食；(3)购买四川省红白糖、叶烟，运销陕西。

当时四川省征购粮食数额巨大，军需民食均将辗转运输，同时政府规定专卖之烟、酒、糖类物资亦需人承运销售。而四川境内遍地土匪，常伺机劫掠滋扰。冷开泰惯于见缝插针，自恃与袍哥、土匪关系甚深，有向政府交涉承运销售之政治资本，于是随身携带巨款，亲赴重庆向财政部、粮食部、储运局等机构接洽活动。但是他在一夜赌博竟输掉几百万元，把蜀和公司股本几乎输光。冷经过一番筹划，请任望南介绍徐堪(可亭)，再找孔祥熙，更透过特务关系由戴笠向孔祥熙关照，几度磋商，孔决定让蜀和承运粮食，并以制造500部板车和预拨运费为词，先行一次拨给蜀和公司2000万元巨款。款到手后，冷又计上心来：要在内江购糖，得先与内江实力派人物要好，乃将款交存内江县银行，陆续支用。该行见冷手面阔，气魄大，立即聘请他做董事长。至于运输粮食，都是先领公款，运后结账报销，冷开泰就大肆舞弊，虚报运费，虚报折耗损失。由于他与中央要人有关系，这样糊涂谎报的数字，粮食部概不挑剔批驳，听凭报销了事。此外，又购运大批红白糖、叶烟至西安销售，数量之大，轰动了西安市场。

冷开泰因蜀和公司的运粮业务，通过戴笠、徐堪而巴结到政治舞台的头号人物孔祥熙，深感荣幸。1943年8月27日，孔子诞辰之际，这位自称孔子裔孙的孔祥熙，要亲到广汉孔庙祭祀“先祖”。冷开泰见此机会，立即前往巴结奉承，追随左右，与孔并肩而行，昂首过市。祭祀毕，冷又陪孔返回成都。此后，冷开泰就越发猖狂不可一世了。

蜀和公司经营的业务，有这样好的条件，宜乎可以日趋发达，事实竟有不然者。因冷开泰惯于挥霍，用钱无度，又是大权独揽，无人可以牵制，加以他要在东胜街修建新颖华丽的大公馆，更要拉钱开支，因此在1945年初公司便现窘象，周转不灵。但冷狡黠多端，又耍花招，另找一批人成立增资委员会，以王蕴滋为主任委员，彭光烈、余汉丞、余和萱、吴毅侯等人为委员，大吹大擂，企图增资。经过数月，旧股东已经吃亏，不愿再上当，其他人士听说是冷开泰经营的企业，闻而生畏，也不愿投资做新股东，结果毫无收获。冷为增资招待各县人，花费很大，除现钞外，还拖欠半边桥蜀风餐馆2000多万元。

冷开泰是惯于编筐打条的人，在这种情势下，就不择手段地谋开财源。举个例子吧，成都干槐树街11号，是个扬州台基，鸨母叫三姨妈，她从嫖客和妓女身上剥削一些钱，冷就特地偕同熊雨时登门造访，要她在蜀和公司存款，说了许多威胁利诱的言词，迫使三姨妈把积存的黄金60两存入蜀和。结果烟消云散，本利都被冷吞没了。

尽管冷用了许多方法搞钱，还是不够开销，无法使蜀和局面好转。1945年腊月间，存户为过年需钱，纷纷来取存款，公司无钱支付，吵闹不休。延到腊月二十九日，存户取款更急，钱取不到，愈加生气，竟对这位“冷大爷”指名斥骂。三十日除夕上午，情势更趋严重，冷乃吩咐一些狗腿子伪装存户，渗入存户行列同来取款，借故吵闹，互相斗殴，拔出手枪要彼此轰击。存户不明底细，怕枪弹伤人，纷纷散去。这样，才渡过难关，但从此蜀和信誉扫地，不久就关门了结。

4.组织汉华公司

蜀和公司结束后，冷开泰为“耍袍哥”要成立汉华社，就在成都西御西街邹善成宅内先成立“汉华公司”。冷开泰自任理事长，挽邹善成任监事长 (后邹与冷闹意见，不愿再做监事长，又由申介屏继任)。至筹集股款，则仿效聚兴诚银行办法：股额小，利息厚，每般股金 1万元，并给予优厚利息，还以复利计算，15年后每股即可取得 15万元。吸收存款也同样优厚给息，并利用人情关系，尽量拉拢袍哥兄弟当股东，但是，收效甚微，上当的人很少。成立时，只收得股金千余万元，因法币急剧贬值，这笔数字很小，发挥作用不大。

原蜀和公司的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人，由冷开泰坚请转到汉华公司来做股东；余如新津的李元亨、表树江，仁寿的黄勤生等亦承认做股东，付出一些股金，因此勉可撑持门面。后来公司业务开展并不顺利，王蕴滋又出川去香港，公司情况日趋不妙，职工多鸟兽散，加以法币疯狂贬值，公司的股金、存款，就用复利计算偿付，每股也仅能买包纸烟，大家都不要了，汉华公司也随即垮台。

冷开泰自情报处长下台后，虽然官场失意，在军政界没有任何职务，用字号公司骗人，也已多次失败，行不通了。但他对烟、匪、袍、特务等方面的活动迄未停止，略述如下：

1.庇匪拉肥，坐地分赃

冷开泰晚年，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不便亲自出马拉肥抢人，但这是他发迹起家的老路，总是不能忘情。而当时的土匪拉肥需要有后台保险，才不致出事。冷开泰在江湖上有“名望”，军政界有人缘，到处吃得开，自然被土匪们倚为靠山，他也乐于坐地分赃。如曾做过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副官处长的周瑞麟，即在与冷开泰商量之后，指使匪徒将仁寿“武财神”黄勤生拉走，冷开泰自买自卖，佯装好人将黄赎出，利用这个人情，在组织“汉华公司”时，邀约黄勤生当大股东，又骗了一笔钱财。又如资中县的“财神”、商会会长彭积光，被曾任保安团长、第三十集团军成都办事处处长的同乡蔡军识串通巨匪帅鹏章将其绑票后，求庇于冷开泰，冷答应将肥猪移到成都外东赖家店窝藏，由他保险。结果勒索彭家付出巨款，取得一具死尸。像这样残忍狠毒的事情还很多，纵有人知道，也不敢惹火烧身。

2.拥戴刘“神仙”，想东山再起

冷开泰早年“跑滩”，在汉口时住在英租界的英森路昌福旅馆，尚未发迹的刘“神仙”(刘从云 )也住在这个旅馆看相算命。两人既是同乡，都在江湖流浪，因而结成朋友。过后冷开泰在万县三十二师做团长时，刘“神仙”已有名声，前来万县传道，驻军长官唐式遵、潘文华都顶礼拜门，冷为巴结潘、唐，也向这位江湖朋友顶礼称门生。

后来，刘“神仙”经刘湘的吹捧，名声更大了，四川大小军阀如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王缵绪、王方舟、范绍增、陈书农以及中央要员贺国光等都相继向他顶礼拜门。刘湘把他尊为“军师”，并捧任为“四川剿匪军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真是炙手可热，红极一时。

冷开泰对于这样走运的人物，更加逢迎讨好，竭力效劳，于是逢人便吹嘘老师神通广大，尽量拉人向刘拜门，扩大刘“神仙”的影响。1939年，他想拉侯少煊等人拜刘为师，就挽请彭勋武联名请客三桌，计到有黄石子、刘佛澄、蒋尚朴、汪俊贤、吴安民、邹善成、侯少煊等人。入席之后，刘从云从另室走出，大家起立，齐向临时点燃的蜡烛磕头，刘亦磕头回礼，冷乘机说：“大家都皈依刘老师了。”刘即席讲了几句话。冷开泰巴结刘“神仙”的丑态，真是表演尽至。可惜刘“神仙”的政治骗局也只是昙花一现，冷也没有因刘捞到政治上的什么好处。

3.入股诈骗，强行勒索

成都市长陈炳光集股筹建成都商业银行，冷开泰入股 5万元，过后冷以他开的公司向四川省银行借款 1000万元。当时省银行规定，借款要银行承兑，借款到期，由承兑的银行偿还。冷以股东身份，要成都商业银行担保承兑，该行当然照办。借款到期，冷置之不理，逼得该行东拉西扯，代其为偿还。到1946年，成都商业银行由米庆云接办，其后又转顶与上海人周嘉琛，把原有股东的股款退还。有些股东如军阀李注东等无理取闹，退股要退硬银元，冷开泰也是其中之一。银行对冷闹事甚为不满，因曾代冷承兑 1000万元还未偿还，现在又来要万元硬洋的股本，真是无耻之尤，未予置理。冷开泰自知理屈，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派了几个兄弟，将米庆云请到东胜街公馆，对他软硬兼施，先用恫吓的手段要银行退银元，米据理力争，说他还欠银行 1000万元，连同多年利息，数达 5000万元了，他的股本抵补不足，何能再说退股？他就耍赖，另换一套嘴脸说：“外面都说我的公馆漂亮，有钱，其实我是空的带了一屁股账。你 (指米庆云 )老兄在商场上有办法，这点钱你也不在乎，数目多少还可以再商量嘛。如果你不同意，我那些兄弟要吃饭啊！”米庆云知道这个大流氓是不要脸、不要命的，难缠，只好答应再付他 2000万元。果然钱一到手，他就不和李注东等绞在一起乱闹，对米出让成都商业银行的事毫无意见了。

4.开山立堂，成立汉华社

冷开泰虽然是几十年的土匪、袍哥，却没有开山立堂成立自己的码头。1946年春，他刚办起“汉华公司”，就想借此耍袍哥成立“汉华社”。他邀请著名的老袍哥王蕴滋、彭光烈、吴毅侯等做主要发起人，他本人就是总舵把子。王蕴滋对袍哥源流及内幕情况了解甚多，遂为“汉华社”撰写一本《海底铨真》，彭则动员群众参加袍哥，为汉华社壮声势，同时卖《海底铨真》，这本书又可以赚钱。冷开泰找康定警备司令邹善成利用权势，将《海底铨真》在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大量推销，每乡镇出 5万元买书，由乡镇长和袍哥头子负责，冷因此而大发横财。

参加汉华社的人数，比其他任何码头都多，首先是凡在东胜街冷公馆和汉华社来往过的人，都算作“汉华社”的袍哥。其余就是在各县招纳，尤其是在吴毅侯的家乡——郫县更是大量吸收。因此该社声势很大，在办圣会设香堂时，还请了几位著名的“社会名流”尹昌衡、昌尔大等莅临讲话，虚绷场面。

不久，王蕴滋等人相继离去，“汉华社”活动陷于停顿。冷开泰不仅没有实现统治全川袍哥的愿望，反而遭到舆论的种种非议。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为了敷衍舆论、平息公愤，迫令解散汉华社，冷又一次丢脸退却。

5.竞选立法委员

冷开泰一直有政治野心，总是伺机而动。1947年，国民党政府伪装民主，假“行宪”之名，要全国各地选举立法委员，冷开泰利用自己拥有的土匪、袍哥势力，号召仁寿、新津、双流等县的哥老支持他竞选立法委员，在成都包定荣乐园、静宁、颐之时三个大餐馆和春熙饭店供应各路袍哥的食宿，并备小汽车专司接送，大肆铺张，到处招摇，以为凭他这股声势，一定可以当选。不料国民党突然规定，立委候选人要由中央提名，冷的竞选资格被宣布无效，他花了许多黑心钱，搞竞选活动，结果又是一场空。

6.参加“游干班”，阴谋暴乱，被依法处死

1949年，国民党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简称游干班)，准备组织武装开展“反共”的游击战争。游干班主任由军校校长张耀明兼任，副主任由王旭夫担任，前后办了5期。一、二、三期限于军校教职员和校外同学，从第四期起扩大培训范围，第五期更加扩大，除国民党军政人员外，广泛吸收土匪、袍哥、恶霸参加。

在开办第四期时，张耀明、王旭夫邀请骆绍芳担任游干班班副(骆曾任五战区将校队队长等职)，由于骆的建议，找冷开泰物色袍哥参加，并以冷的公馆作为活动中心。于是，冷既参加第四期受训(仅来报到一次)，也约来一些袍哥受训。第五期冷又邀约更多的人前来受训，班主任给他以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名义。

由于冷开泰的邀约，第五期游干班受训人员身份最为复杂。举其著者有：曾任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的刘兆黎，驻峨边的国民党中将司令刘树成，郫县参议长袍哥大爷杨子超，绵阳县参议长左舜卿，双流县参议员、曾任二十二集团军主任秘书的肖沚荪，叛徒、双流县自卫副总队长彭笑山和总教官潘敬德，四川别动队主办壮丁训练的杨卓勋，国民党成都市党部负责人黄功五，新津县参议员、巨匪李元亨，崇庆县巨匪李泽儒，成都妇女协会理事长何知言等。该期共编 12组，每组按连编制。因人数众多，增设副班主任一人，由军校教育长吴起武担任。班中特设“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兆黎，副主任委员冷开泰，设计委员有杨子超、李元亨、张联芳、左舜卿等。

受训期中，除听课、聚餐外，多到东胜街冷公馆打牌吃烟，宴会聚谈，以资联络。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掉把，除三五个或七八个的小点聚合掉把外，还来了两次大规模的掉把：第一次是第四期学员在王缵绪公馆举行的，第二次是第五期学员在冷开泰公馆举行的，规模比第一次还大，除受训学员外，还包括班中的负责人王旭夫、肖步鹏等人，由张联芳主持香堂，提刀宰鸡、拈香、吃血酒。并把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王缵绪请来参加仪式，即席讲话，以壮声势。大掉把以后，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特由王缵绪通知省保安副司令林茂华将李元亨为抢劫案所受的通缉令取消。

那时军校存有各种新旧步枪、手枪、机枪、迫击炮，共约两万余件，还有许多军用物资，决定分批发给这些受训人员，以便组织反动武装。即由冷开泰转达游干班受训的人，叫他们各自回去尽量组织队伍，有多少人就发多少支枪。在发枪之前，军校先征询冷的意见，要他考核报来的队伍人数是否确实以及这些当头目的人的号召能力究竟如何，这就使大批想拖队伍当官领枪弹的人竞争相奔走于冷开泰之门。

当时，崇庆巨匪李泽儒领得枪弹很多，1950年，他以新十二军独立团团长的身份率众暴乱，为害特大。曾任刘兆黎部团长的蒋镇南，领得大批枪弹之后，通过游干班关系，在川北纠集万余人，抗拒解放军，被迫起义后，又复率众暴乱，为害尤其巨大。这些都是冷开泰设计出策造成的。

冷开泰这个反动家伙，临到成都解放前夕，还坐着吉普车，亲到成都附近的郫县花园场、温江文家场、灌县青城山及内江、自流井、眉山、新津等地与各地的反共游击组织密商对策，以图抗拒解放和破坏解放后的建设事业。成都解放以后，冷拒不自新，暗中策划各地暴乱。如灌县袁旭东在青城山附近聚众暴乱，与冷的策划有关。冷竟写信指示各县土匪、袍哥首领，说要齐心合力，来消灭解放军和人民政府；要像瓦岗寨平隋乱那样，一齐动手；要大家出动，把川西南联络成一片，在1949年农历除夕那天，一齐发动暴乱等等。当时，有16余县发生暴乱，其中有些是冷开泰直接指挥，有些是受冷开泰的影响，附和蠢动，致使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建设遭受莫大损失。冷开泰的罪恶，民愤极大，真是无可宽恕！1950年人民政府为民除害，将其逮捕镇压，真是大快人心。

(本文承侯少煊、邹善成、戴宗桂、丁少鹤等，先后提供不少资料，附此说明。)

民国江湖混世秘技

地痞、流氓、骗子、混混行迹江湖，与当地的恶势力相互勾结；偷盗、抢劫、杀人、设骗诈财，祸害百姓。“想做官的，用‘纱帽’头子；贪色的，用‘美人’头子；爱发财的，用‘经济’头子。”骗子们“用心良苦”，骗术翻新。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贫民百姓，无不深受其害。一幕幕真实的回忆，记录着他们的丑恶与危害。

“翻戏党”的拆骗术

华冷霜

什么是“翻戏党”

在旧社会，各地报刊经常登载所谓“翻戏党”设骗诈财、坑害百姓的新闻，对他们的罪恶行径和手段虽有所揭露，但还是有人不知不觉地坠人其彀中。一时间，“翻戏党”成了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

所谓“翻戏党”，不是什么党派，而是一帮流氓、地痞、帮会分子纠合在一起的流氓集团。他们针对不同对象，投其所好，妙施手段，巧设骗局，使人中其圈套而不自觉，被骗之后却无处投诉。对人翻而戏之，故名“翻戏党”，也叫“拆白党”。

武汉的大流氓韩玉山，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特务，也是一个有名的“鸡杂鸭杂”(“稽查”的谐音)。他纠合一帮社会流氓、地痞、打手在汉口胜利街同兴里斜对面一幢西式洋楼内设立“大本营”，专门设局骗人财物，人称“翻戏党”的窝子。这幢房屋内设“舞厅”、“客厅”、“餐厅”，大小客房十余间，房屋宽敞，空气流通，设备齐全。室内装饰一新，摆满了红木家具、古董玩器、名人字画，中西合璧，古色古香。武汉军政要员的照片、题字挂满客厅，俨然一副大公馆、大官邸的派头。正是因为有这种“气派”，才能使人不怀疑，被骗之后也不敢随便声张。这幢“公馆”内的男仆女婢和大小“夫人”，待人彬彬有礼，穿戴雍容华贵。其实，他们都是“翻戏党”的成员。

武汉的“翻戏党”，文有国民党官僚暗中撑腰，武有流氓、打手出面逞凶，所以他们有恃无恐，每每“出师大吉”。以至闹得武汉人民惶惶不安，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翻戏党”的拆骗手法

“翻戏党”的拆骗手段是什么？用他们自己的两句术语来概括；一曰“正账”；二曰“反账”。所谓“正账”，是说用假赌具 (如灌铅的骰子等 )或朋比假赌 (抬轿子等)，诱人赌博，使人输光，借以骗人财物。所谓“反账”，是引人入圈，约定共同拆骗他人，其实是拆骗其本人，不过用的是反面手法，所以谓之“反账”。这种反骗的范围更大，骗的花样更多，骗的金额更巨，较之“正账”有过之无不及。其拆骗手法也是因人而异：用他们的黑话说来就是，想做官的用“纱帽”头子；爱贪色的用“美人”头子；想发财的用“经济”头子。其目的是把别人的钱财骗到自己手中。

据熟悉内幕的人透露：“翻戏党”有三步曲。第一步曲谓之“前手”；第二步曲谓之“后手”；第三步曲谓之“了事”。这三步曲各有妙用，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第一步曲“前手”：是由一些外表十分“体面”的党羽，出面找对象 (多为巨商富贾、公子少爷)，投其所好，动以名利美色，与之建立“感情”，使人坠入圈套，成为“空子”(读“控”子)。

第二步曲“后手”：另有一批人马，打扮豪华，腰缠“万贯”，在“阔公馆”内从事豪赌，由“前手”邀“空子”，前来参加，务必先让其得些便宜，尝到“甜头”，然后使用假赌具，使“空子”带款亲自动手。表面上是说欺骗其他“空子”(其实这些“空子”都是“翻戏党”的成员)，结果这个真“空子”大输特输，输光后他们还佯装关怀，慷慨借款，给他“赶本”，不过要当场立下借据。这样使“空子”，不仅成为参与假赌博的当事人，而且成为一个债务者。“空子”有口难辩，无法申诉。即使“空子”有所觉查，告到官衙，但党徒有借据在手，至多也是普通债权纠纷或一般赌博行为，也扯不到“拆白”的案情上去。

第三步曲“了事”：“翻戏党”担心被骗的对象太多，容易出事，便找有头面的人出面找“空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其就范，不敢提被骗之事。

轰动一时的拆骗案

旧社会，“翻戏党”在武汉猖獗一时，拆骗案时有所闻。如，胡瑞记纱号老板胡瑞之被骗案；湖北省督军肖耀南的侄儿被骗案；汉口既济水电公司工程师黄琼初被骗案等。这些案均轰动一时。现仅举两例，看看他们是如何设局骗人的：

30年代初的一天，汉正街某金号 (金银首饰店 )开门不久，来了一家阔绰的“顾客”：一位穿戴豪华的“老太太”在一位珠光宝气、装束入时的“少奶奶”陪同下走进店堂，声称要买几样赤金首饰。店员一见来头不凡，认为是一桩大买卖，慌忙递烟奉茶，热情接待，并立即拿出各种金银制品任其选择。这位“少奶奶”满不在乎地挑选了几样分量重、成色好、价值甚巨的饰品，然后大大咧咧地说：“这是我家大小姐出嫁用的，但她身体不适，不能亲自前来，能否让我先拿回家让她过过目，再来店付款。”并回头叮嘱“老太太”在店稍候。店主见她这身气派，又有“老太太”在店等候，毫无戒心，连忙说：“承蒙光顾，尽管拿回去好了。”半天过去，这位“少奶奶”竟杳如黄鹤，一去不返。这时店主如梦初醒，方知受骗，立即扭住“老太太”到警察局，讯问之下，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一个无儿无女的乞丐。这伙“翻戏党”，在街上硬是认定是他们到处寻找的“母亲”，将她接到家里收养下来，装扮一新。每天给她吃鱼吃肉，养得红光满面，鹤发童颜，她也不知道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反正落得有吃有穿，也就假戏真做。这天，他们只说引她上街买东西，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在行骗。依“老太太”所供寻到其住址，早已“人去楼空”，这家金号只好“哑巴吃黄莲”，自认晦气。

由此可见，他们的组织是何等严密，手段是何等毒辣，布局是何等的巧妙，设想又是何等的周到。难怪有不少的富商巨贾上当受骗而倾家荡产啊！

抗日战争前，约在夏秋相交之际，从云南来了一个专贩鸦片的走私贩，住在汉口交通路口大中华旅馆内。此人被武汉“翻戏党”头子郭品侯侦知，便勾结流氓计明达等人，准备对这个烟土商下手。他们特意在那个烟土商住的房间对面租了一间房间，令党徒化装成佣人，乘机接近烟土商的佣人，彼此建立“感情”，互相往来。不久，由计明达假装无意之间结识那个烟土商，自称是武汉某商号经理。烟土商见与计等往来的都是军政“要人”，每天豪赌狂嫖，挥金如土，烟贩对计也就深信不疑。

一日，由武汉赌棍梁老幺携带巨款 (外用真的 5元、10元钞票包扎，内面全是假钞票纸 )来到计的房间，装成谈生意的模样把烟土客吸引过来。计随手拿了一扎交通银行发行的 5元钞票 (真钞 )给烟土客看，问土客想不想做生意，土客问如何做法，计回答说：“这些钞票是日本人卖的，30银元买 100元，起码要买 5箱，每箱是 5000元，我准备买几箱到云南去贩烟土，将烟土卖掉，获利可大哩！”土客听了，暗暗划算一下：花 3000银元可买一万元钞票，再将一万元钞票买烟土运到汉口出卖，可发大财哩。这一下动了心，主动问计如何买钞票，计故意说，此事要慎重，我们先去看看货。于是，约定日期两人一块到日租界找日本人看货。这个“日本人”也是“翻戏党”的同党假扮，房间内有几箱贴有日本商标的“货”，打开一看，抽了几扎全是崭新的交通银行 5元、10元钞票。日本人说：“我国催我回国，要买赶快，否则我要回国了。”当即约定由计凑钱1/3，余下 2/3的钱由烟土商出。三天之内成交。还要先订合同，合同规定：“在卖方日租界出事，由卖方负责，在其他地方出事，由买方负责，先钱后货。”土商利令智昏，连忙签了合同。三天后，烟土商和计等携款到日租界取货，当场抽查无误，便将木箱搬到卡车上，计和土商坐小车在后押送。车到一元路，被法租界巡捕拦截，逼司机交出合约。巡捕说这些钞票全是假的，要追究签字人的责任。这样，烟土商慌了手脚，因为合约上的字是他签的，出事地点在法租界，应由自己承担责任。自己私运烟土，又贩假钞，起码要坐10年牢。计也装成着急的样子。烟土商怕坐牢，说：“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计巴不得他说这样的话，于是，两人弃车逃走，烟土商畏罪逃到云南老家去了。其实，什么日本商、法国巡捕、司机等都是“翻戏党”的同伙，那个烟土商白白丢了 3000光洋，还背个畏罪潜逃的思想包袱，这笔钱已全部落进了“翻戏党”的腰包。

细细想来，“翻戏党”的这个骗局并不高明，只是因为受骗人利令智昏，才受骗上当。

解放后，已经绝迹了，如果我们依法办事，“翻戏党”但诈骗案件仍时有发生。擦亮眼睛，不贪不义之财，那么，任何狡猾的骗子也是无法售其奸的。

异行三骗

聂云岚

谑骗

这个故事，我幼年时曾多次听故乡的父老们讲述过，当时都说得有名有姓，有根有据，都说是一件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只是讲的人却又都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谁也未曾目睹。我这里也就只能当作传闻来讲，读者也不妨当作故事来听了。

这是一个发生在七八十年以前的故事：

川东长江边上有座古老的双河镇，这镇虽然不大，却也聚居着三四百户人家，加以百业兴旺九流汇集，更显出一片繁荣景象。镇上也有几位头面人物，他们各主一行，各占一号，称王称霸横行无忌。其中有个人称罗大爷的乡绅，既是出身大族，又算一乡首富，更是霸中之霸，镇上不管要兴办什么事情，都得经他点头才算。

说罗大爷是霸中之霸也不奇怪，奇就奇在连他经常佩戴在身边的一块怀表也成了不可一世的“表霸”。据说，那块怀表原是朝廷御用的贡品，是罗大爷最为心爱之物。他每天到镇上喝茶，总是把它戴在身上，每当茶馆里喝茶的人来得多了，他便把那只金表从怀里摸出来，在众多的茶客面前炫耀一番，一年365天，几乎是天天如此。罗大爷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那只金表有任何怀疑和非议，镇上不管是镇公所点放午炮，还是店铺对时或学校敲钟，都得以罗大爷的金表为准，谁迟一分，谁早一分，都是对罗大爷和他那只金表的不敬，也就可能因此闯下祸来。

有天，一个过路客人，身边也戴有一块怀表，他为歇脚也进茶馆喝茶，正好时逢中午，当镇公所点放午炮的响声传来的时候，那个过路客人顺便摸出自己身边的怀表看了看，又随口说了句：“这午炮怎晚放了 5分钟？”罗大爷一听，这还了得！立即暴跳如雷，硬逼着那过路客人拿出这晚了“5分钟”的证据。街上那些帮闲的，茶馆里那些跑腿的，为了讨好罗大爷，一齐都来摇旗擂鼓，呐喊助威，弄得那位过路客人下不了台，只好自认晦气，在镇上摆了几桌酒席，向罗大爷赔礼认输才算了事。

酒醉饭饱，罗大爷更加得意起来，当着众人说道：“不是我罗某说来吓你们，我这只表是清朝宫廷的贡品，当年慈禧太后也曾戴过，和英国女皇身边那只是同胎产品，几十年不差半秒，今天竟有人说这慢了 5分钟，真是笑话！”

罗大爷正得意忘形地吹夸着，忽然，一个看去毫不起眼、谁也不曾注意到的过路客人凑过身来对罗大爷说道：“常言道‘才忌炫，宝忌现’，你老这么好的一只表就不怕被人给扒去！”罗大爷转过头来斜乜了他一眼，冷笑一声，说：“扒？敢扒我这只表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旁边也有人帮腔助势说：“你也不打听打听罗大爷是什么样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不识高低的话来！”那人忙赔笑说：“恕我失言，恕我失言！”边说边退，转身走出茶馆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罗大爷刚起床不久，正在院坝里浇花，忽听从院墙外边的大路上传来一阵阵的说话声：“听说县太爷一早就到了双河镇，派人把各乡的财主们都请去了……”罗大爷心里一惊：自己也算镇上的头面人物，怎会没有得到通知？再说自己又怎能放过这个巴结县太爷的机会！于是，他赶忙换上了件新衣，连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匆匆向镇上赶去。他到镇上一看，街上情景还是和平时一样，显得冷冷清清，毫无县太爷到来的迹象。他再一打听，原来并无此事。他虽感到有些失望，但也未便声张，只好随便吃点东西，便到茶馆喝茶去了。等喝茶的人渐渐多了，茶桌都已坐得满满的时候，罗大爷便像往常一样，伸手往怀里一摸，他顿时愣住了！继而一想，随即明白过来，便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呀，我早上走得慌忙，竟忘了把表戴上，把它留在枕头下了。”

也就在罗大爷无表可炫，无牛可吹，坐在茶馆里闷闷无聊的时候，罗大爷的家里突然来了个像是镇公所跑腿当差般的人，手里提了一只又肥又大的黑母鸡，一进门就对罗太太说：“罗大爷来了位在县衙门办事的朋友，他不回来吃午饭了，叫我把这只鸡送回来，请太太下午杀了炖好，他已约好了那位朋友来吃晚饭。”罗太太接过母鸡，用手往鸡胸上一摸，全是肉，她不由心里暗暗惊叹：“乖乖，真肥！”来人又说道：“罗大爷还说，他早上走得忙，把表忘在枕头下了，要我顺便给他带去。”罗太太见有这么一只又肥又大的母鸡在手，哪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呢！立即回房取来那只表，交给那人带走了。

午饭时，罗大爷回来了。罗太太见只有他一个人，不免有些纳闷，问道：“噫，不是说有客，你不回来吃午饭了吗？”

罗大爷莫名其妙：“哪来的客？”

罗太太有些急了：“不是还带回来一只母鸡，说要炖好来吃饭吗？”

罗大爷不由警觉起来：“什么母鸡不母鸡的，哪有这样的事！”

罗太太慌了：“哎呀，你不是还叫他把表也给你带去了吗？”

罗大爷急了，吼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呀！”等他听罗太太结结巴巴地把适才发生的情况说清楚后，他不禁连连顿脚，怒气冲冲地骂道：“笨婆，一只母鸡就把你心窍迷住啦！就把你眼睛打瞎啦！要是找不回那只表，我再来找你算账！”

罗大爷铁青着脸，气冲冲地又到镇上去了。他来到镇上。把镇丁头目、乡约保甲以及茶馆管事一些人等叫来，说明失表经过，并气势汹汹地声称：如不把表找回，不将骗子捉拿归案，决不甘休。

再说罗大爷从家里走后不久，罗太太正提心吊胆地惦挂着表的下落时，门外又来了一位当差模样的人，一进门就满面春风地说道：“罗太太，别焦心，表已找回来了！是个外地人做的手脚，后来他见势不妙，自己到镇上投了案，把东西吐出来了，只等把那只母鸡拿去作个证，这案就算了结啦。”

罗太太一听表已找到，立即转忧为喜，整张脸都又忽地舒展开来，忙去把鸡提出交给了那位当差模样的人，还千谢万谢地把他送到门外。

那位当差模样的人刚走不久，罗大爷又回来了，还是阴沉着脸，一进门就粗声粗气地说道：“他妈的！总还有只鸡，杀来吃了再说！”

罗太太如坠云里雾里，愣了会才说：“鸡？不是说破了案，拿去作证了吗？”

罗大爷吼道：“谁说破了案？谁又把鸡拿去了？”

罗太太慌了手脚，战战兢兢地说了半天，才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清楚。罗大爷气得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狠狠地连声骂道：“做得太绝了！太绝了！”

罗大爷又恨又怨，在堂前连骂带咒，直到太阳偏西，才想起还未吃午饭，等罗太太把饭做好，二人正准备用饭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鸡飞狗叫的声音，接着就见一个汉子提着一只黄亮亮的母鸡进门来了，一见罗大爷就兴冲冲地说道：“罗大爷，案子已经破了，是两个人扣手干的，已经抓到了一个，镇上已派人押着他过河取赃和提另一个骗子去了，大约只需个把钟头便可把人赃带回镇来。镇长说，被抓住的那个人虽已全盘招认，但为了保险起见，要我把鸡捉来请罗大爷认一认，看看是不是他二人用来行骗的那只鸡？”

事出意外，罗大爷不禁疑喜交加，忙叫罗太太前去认鸡。罗太太上前一看，觉得这鸡有些眼熟，似像非像，正拿不定主意欲言又忍间，罗大爷沉不住气了，瞪了她一眼，喝道：“究竟是还是不是，你说句话不就了啦！”罗太太慌了神，唯恐又生枝节挨怨受骂，便一横心，忙说：“是的，是的，一点也没有错，正是这只鸡。”来人笑了笑，说：“认定它是就好了。”随着他又对罗大爷说道：“镇长还说，请罗大爷一会儿去镇上茶馆取表结案。”说罢，便转身出门去了。

罗大爷匆匆吃完饭，又急急忙忙赶到镇上茶馆里。管事一见罗大爷就迎上前来，笑容满面地说道：“恭喜罗大爷，表终于还是找回来了，送来的鸡已照你的吩咐杀来烧起了，酒也打好，镇长也请来了。”罗大爷还未回过神来，镇长已跨到他身边，向他身后张望了下，略感惊诧地问道：“你抓到的人呢？”罗大爷被弄得莫名其妙，说：“我抓到什么人？不是说你们已经把骗子捉住了吗？”镇长愣了愣，又回头问管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谁把骗子抓住了？”管事也被弄得糊里糊涂的，几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了。大家愣了半天，管事才说：“刚才有人送了一只黄母鸡来，说是罗大爷叫送来的，要我让灶房把它杀了烧好，再去打两斤酒，请镇长来一起喝。我问他罗大爷为啥要请大家喝酒？那人说，罗大爷把骗表的人抓到了，请大家一起来高兴高兴。因此，我就把镇长请来了。”

罗大爷已经明白，自己又受骗了，真是又羞又愤，气得一脸发白，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灶房里的大师傅把烧好的鸡和一壶酒端来了，可在这样的时刻谁还有心情去吃喝呢！猛然间，管事看到他身旁的房柱上钉着个大红纸封，他随手取下那红纸封一看，上面写着“罗大爷开阅”五字，忙将纸封递给罗大爷，罗大爷拆开一看，在场的人全傻眼了！只见一只黄灿灿的但却已被砸扁了的金表呈现在大家面前。另外还附有一张字条，上面写了首顺口溜：

人霸表也霸，信口夸大话，

手段竟如何，就来试一下。

人霸表也霸，横豪仗势大，

折表又赔鸡，你还算个啥！

罗大爷看完后，觉得自己已是面子丢完，威风丧尽，气得捶胸顿足，直喘粗气。

镇长想为罗大爷解围，缓和一下这难堪的局面，半劝解半打趣地说道：“罗大爷表算折了，可并没有赔鸡呀！我看那骗子也不算高明，他倒是表既未得到反而蚀了一只鸡，大家如不吃，就未免太便宜他了。”

镇长和管事正举起筷子去拈鸡肉时，罗太太气急败坏地跑过来，哭丧着脸对罗大爷说道：“刚才我去关鸡才发现，那人提来的那只黄母鸡原来是我家的。”罗大爷气得差点昏死过去，他刚拿起的筷子也掉到地上去了。从此，罗大爷折表又赔鸡的事在双河镇传为笑谈，罗大爷的豪霸行为也收敛多了。

义骗

这个故事我虽然也是听来的，但却是一件真实的事情。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人原是故事中那位主人公——陈洪丙的堂侄。他在讲述时是否增添了一些他的想象，我不便妄加推断，至于我写在这里的，可以说是基本上忠于原说。

这是发生在民国初年的事情。

回龙镇乡下有位姓陈的教书先生，因他知书识礼，为人又忠厚老实，乡里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尊称他为陈老夫子。

据说这位陈老夫子原也出身书香门第，家里也薄有田地，不料就在陈老夫子刚满16岁那年，他父亲就遭一场冤枉官司，几经衙门上下的敲诈勒索，不仅把田地房屋当尽卖绝，连他父亲也因又气又累而一病去世，陈老夫子一下就成了孤儿光棍。他百般无奈，只好到回龙镇上去摆了个写字摊，靠代人写契约、书信、香位、对联之类的东西，换点钱来糊口度日。过了几年，乡里一些热心人倡办义学，大家凑了一些钱，建成了一个能容二三十蒙童的私塾学堂，大家见陈老夫子的字写得好，人又诚信忠厚，便请他到私馆教书，公议每年给他黄谷四石作为酬劳，这对陈老夫子来说，虽只略够温饱，但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他心里还十分高兴。

从此，陈老夫子便以馆为家，年年岁岁，暮暮朝朝，他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敢稍有疏怠，直到年过 30才娶妻成家。又待到 45岁那年才生了一子，取名陈洪丙，一家三口仍只靠那四石黄谷的年薪过活，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十分和顺，陈老夫子亦已心满意足。不料就在他刚满 50不久，竟突然生起病来，病势日益沉重，眼看命已垂危，陈老夫子便将妻子唤到床前，指着床下对她说：“床下埋有一只瓦罐。罐里装有大约 50来两银子，这是我三十多年来省吃省穿积下来的。我死后，你就把它起出来，也可补贴你母子几年生活费用。你只要把孩子抚养到 16岁，他便可自谋生路了。一切全靠你了。”陈老夫子话刚说完便咽了气。陈师娘当然是悲痛万分。她埋葬了丈夫后，把瓦罐一看，只见里面装着一整砣和罐一般大的银子，那银砣在罐里虽也能转来转去，可要取却又取不出来。陈师娘立即明白了，知道丈夫是每年将积存下来的一点银子烧熔后倒进罐里的，这样年复一年，才熔铸成了这个银砣。丈夫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去这样做，就是杜绝在平时紧缺时轻易地去挪用它。陈师娘体会了丈夫的这番良苦用心，她也暗暗下定决心：这银子就留给孩子将来长大了作为成家立业之用，自己再辛苦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在孩子未长大成人以前，决不动用这砣银子。

乡里人出于对陈老师的尊敬和怀念，也出于对陈师娘母子的同情，大家凑了一些钱，在附近通向县城的大路旁边筑了一间小屋，让她母子搬去栖身，还凑了点钱给陈师娘做小本，在小屋门前摆了个小摊，卖点茶水、麻花、草鞋之类的东西，靠赚点微薄的收入来继续维持生活。陈师娘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一晃 14年过去了，陈洪丙已长大成人，陈师娘开始惦挂着该给儿子娶亲了。她几次和儿子谈起此事，可儿子总是说：“娘，娶亲得花钱，我们哪有那么些钱去花！再说，我们就是能积上一点钱，我也宁愿让你老人家能过得好一点，也不愿花钱去娶媳妇。”陈师娘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又是高兴，又是感伤，便把他父亲临死前的遗言和留下银砣的事告诉了他。陈洪丙听后说：“娘，那银砣应留给你老人家养老才对，我决不用它去娶媳妇。”

就在这年冬天，陈师娘受寒生病卧床不起，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有人劝告陈洪丙说：“这样重的病得请镇上的名医来看，服官药才行。”可请名医服官药得花很多钱，陈洪丙便决定动用那砣银子。他趁母亲昏睡之际，从墙角挖出那瓦罐，将罐打碎，取出银砣，可这么重的一砣银子，又怎么换得开呢？他想来想去，突然想到就住在本乡的陈团总来。这陈团总不仅富甲一方，而且要算是乡里最有学问和权势的人物。平时对乡里举办的各种善事诸如修桥补路、施棺舍药等，又都乐于出面承头；更加他也姓陈，算属同宗，又算自己长辈，因此，在陈洪丙跟里，应是最可信赖的人了。陈洪丙主意已定，便用布包好银砣挎在肩上，直向陈团总家奔去。他见到陈团总说明来意后，随即将银砣取出，双手捧放在陈团总面前的茶桌上。陈团总瞪着银砣愣了一会，才说道：“难得你一片孝心，你要我帮你兑换这砣银子，这可叫我感到有些为难了。一来是你这么重的一砣银子，谁知它是真是假？有无包心，这须得请银匠切口验验才行。二来就算是真，我家里也未存放着这么多的现成银两。因此，你如真的要换，也得过两天才行。”陈团总见陈洪丙犹豫迟疑着，便又说道：“这样吧！你将银砣留在这儿，等我派人去镇上请来银匠验过银砣，便即凑足银两，你过两三天来取就是。”他见陈洪丙仍未答话，“怎么，紧接着又补了句：你难道还信不过我？”陈洪丙慌了手脚，忙说道：“不，不，不，对你老人家哪有不相信之理！只是我娘病重，等着用钱请医生看病吃药。”陈团总和颜悦色地笑了笑，说：“这好办，我可以先给你一些钱两，你拿去赶快给你娘治病就是。”说完，随即从身边摸出两块银元交给了陈洪丙。这一来，陈洪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有满怀感激之情连声称谢地告辞出来，又急急忙忙赶到镇上给他娘请医生去了。

陈师娘一连服了三副官药，病情大大好转，陈洪丙自然满怀高兴。他想，时日已过五天，银砣应已验过兑好，该去把兑换的银两取回来了。于是，他又去到陈团总家里。陈团总一见到，还不等他开口便满脸带霜地对他说道：“你从哪儿弄来那个银砣？银匠已来验过了，全是假的！”陈洪丙不信，陈团总便转身进房取出银砣，往他面前重重一放，说道：“你自己去仔细看看，这全是上等响锡，哪是什么银子？”陈洪丙一看，见银砣上已切开了一个又长又深的口子，银砣的形状、颜色，与自己原来那砣又像又不太像。他看了一会，自语般地说道：“这是我拿来的那砣银子吗？”陈团总把脸一沉，厉声说道：“陈洪丙，你说话要有个分寸，这不是你拿来的那砣，难道我还能早准备好同样一砣假的来换你的吗？”陈洪丙怯生生地回答道：“那银砣是我爹生前一点一点积存熔铸起来的，哪会有假！”陈团总冷冷一笑，说：“你爹生前教书所得的那点收入，连养家活口都还不够，哪来余银可积！”陈洪丙又气又急，却是说不出话来，陈团总接着又用略带威胁的口气说：“念你为人老实和一片孝心，这假银砣的来历我也不追究了！那两元大洋也不要你还了，只是不准你再诬我换了你的银砣，也不准你去对人信口胡说，不然就休怪我翻脸无情！”

陈洪丙听了不禁寒透胸心，但又不敢抗争，只好收起假银砣，挪着沉重的步子走了出来。一路上，他只觉得天旋地转，心里一团麻乱：若让母亲知道了父亲一生的心血都化为乌有，她那病弱的身体如何承受得了。他想着想着，不觉来到土地庙前，他一头扑了下去，跪在土地菩萨面前伤心地痛哭了起来。他边哭边诉：“土地菩萨呀，我和娘逢年过节都来给你烧香，指望能得到你的赐福、保佑！陈团总昧心换了我的银砣，他财大势大，我就只有靠你来给我主持公道，求你给我换回银砣，不然，我和娘都难以活命啦！”他正哭诉得伤心，忽听身旁传来一声问话：“小哥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哭得这么伤心？”他回头一看，这才发现路旁坐着一位身穿蓝布长袍的老者，正和善地望着他。老者见他回头，又说道：“菩萨不过是泥塑木雕，会有什么灵应，你遇上什么为难事，不妨对我说说，兴许还能替你出点主意。”陈洪丙见他和蔼可亲，面带坦诚，便将银砣被掉包的来龙去脉，连哭带诉地一一告诉了他。老者听后，先是责怪陈洪丙说：“这事只怪你有眼无珠，错把老虎认家猫，自己送上门去。”老者接着口气一转又说道：“虽然如此，那陈团总也太可恶，昧心竟昧到孤儿寡母身上来了！我去帮你讨回公道！ 15天以后的这个时候，你再到这土地庙前面来，我还你原来那个真银砣。”陈洪丙一听，既是惊疑万分，又是喜出望外，连连点头应是。老者随即从身边摸出白银一锭，放在陈洪丙手里，说道：“孝可感天！这五两银子你先拿去给母亲治病吧！”说完，便背上包袱，拿起雨伞，头也不回地向回龙镇方向走去。

第二天，正逢回龙镇赶场，陈团总跟往常一样，早饭后便带着听差上镇去了。他刚走到场口，便见迎面走来一位老道，手持竹竿，竿上挂了一张布幔，幔上写有两行大字：“相看吉凶祸福，指点歧路迷津”。老道和陈团总一照面时，眼里顿时便露出惊愕的神情，直端端地注视着他。陈团总虽有所察觉，却并未在意，只管径直向前走去。老道等陈团总已经进了场口，才回过头来向那跟随在他身后的听差问道：“请问老哥，刚才过去的那人是谁？”听差应道：“陈团总陈老太爷。”老道微微叹息一声，自语般地说道：“可惜，可惜！”随即便向人多处走去。听差虽觉有些奇怪，也无从深问。只好闷在心里。

陈团总来到茶馆，刚泡好茶，才坐定不久，那看相老道又从街那边走过来了，他边走边扬声说道：“准言吉凶祸福，不准不取分文。”陈团总不禁心里一动，便叫站立在他身后的听差去把老道叫来，问道：“你看相真能看准？”老道不卑不亢地：“不准分文不取，任你见笑。”陈团总说：“那你就给我看看。”老道凝神静气地将他注视了会儿，说道：“施主要听实话还是只听虚言？”陈团总：“何为实话？啥叫虚言？”老道：“虚言是避凶言吉，一团和气，实话是有祸言祸，有福言福，不隐分毫。”陈团总：“你就实讲吧。”老道：“施主财星刚隐，灾纹已现，三日内将变生意外。”他停了停，又说道：“不过，这还只算小灾，当无大害，我替施主担忧的是施主印堂发黑，这就令人难测了。”陈团总虽不觉暗吃一惊，但心里并未全信。他喝了口茶，挑剔地问道：“你既然夸说相看得准，怎又说出难测的话来？”老道毫不在意，仍—本正经地说道：“看相只能看运，不能定命。运管一时一事，命管终身际遇，二者互为因果，相生相克，互相移易。要说准施主印堂发黑的凶灾大小和发难岁月，只有将施主的生辰八字排出一并推算，方能定准。”陈团总听了觉得很不顺耳，他冷冷一笑，说道：“我哪有闲情来算八字，今天就不麻烦道长了。”说完随即从身边摸出毫洋一角，放到老道面前。老道一稽首，说：“祸凶未卜，哪能受礼！”随即转身走出茶馆去了。陈团总正在为老道的不收相金而感到疑虑诧异的时候，他的听差却俯下身来对他说道：“老爷何不请他算算。”陈团总：“我量他只不过是江湖术士之流，懂得什么相命？”听差这才说道：“刚才在场口他曾向我打听过老爷来的。”陈团总忙问道：“他打听些什么？”听差：“他向我打听老爷是谁，我告诉他后，他叹了口气，连说两声‘可惜，可惜’。”陈团总不禁又是一惊，便默然不语了。

虽然如此，陈团总却凭空添了件心事，想想总感不对，总觉心绪不宁。到中午，他实在无法平静下来，便叫听差到场上去看看那看相老道还在不在，如在就把他请来。听差去了一会，回来对陈团总说道：“老道正在东街看相，我再三请他，他都不来，他说老爷对他并不深信，他来也无用。最后他还说，等老爷真心相信了时，可再到场头文昌宫去找他。”陈团总只好作罢。

中午，陈团总回家吃午饭，快到家时，忽见从前面竹林里冲出一头大水牛，那牛像发了疯一般直向他这边冲来。陈团总想找个避身的地方，忙向左右一看，见自己所站的路上一边是笔陡的土坡，一边是一人多高的土坎，坎下是一块又大又深的冬水田。他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只见那头发疯般的大水牛已瞪着一双又红又大的眼睛冲到他的面前来了。陈团总慌了神，一横心便纵身向坎下的田里跳去。只听扑通一声，陈团总由于慌忙几乎是倒栽着落进田里去的。这一来，他不仅被刺骨的田水浸透全身，而且让满带粪味的田泥糊满了口、鼻和眼睛。从他身后赶来的听差，好不容易才把他从田里拉扶起来，又费了不少时辰才为他洗去满头满脸污泥。陈团总已被惊骇得魂不附体，冻得直是打抖，只有不断呻吟，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回到家里后，他只觉头晕目眩，周身发冷发热，还未天黑，便已病得不省人事。家里人又是请医求神，又是招魂送鬼，足足折腾了三天三夜，陈团总才算清醒过来。等他刚能下床行走，便派人将肇事那条水牛的户主叫来，逼问水牛发狂的原因。那户主说：上午犁了半天田，中午把牛套在竹林里歇气喂草，可能是被大马蜂在它屁股上蜇了一下，它痛慌了，才拉断鼻索狂奔的。陈团总听了后，向桌上猛击一掌，喝道：“打胡乱说！冬至都已过去，哪里还有大马蜂！”户主忙又说道：“牛屁股上明明肿起一个大疱，不是大马蜂蜇的就是被谁用毒刺打的。”可这人又是谁呢？查也无法查，猜也猜不着，陈团总只好将户主大骂一通，不了了之。

陈团总惊魂始定，不禁又想起看相老道所说的那些话来。他不想还罢，越想越觉可信，越信越觉害怕，忙又叫来听差，要他到文昌宫去把老道请来。过了一个时辰，听差回来报说：“老道说，老爷虽然信了，可心还不诚，心不诚不能禳解，他来也无用。”陈团总一听还能禳解，高兴异常，忙命备轿，直向文昌宫奔去。老道见陈团总来了，迎上前去，仍然是不卑不亢地说道：“施主终于来了，这也算你我有缘，一切都好办了。”说完，便将陈团总请进丹房，叫他报了出生的年、月、日、时，排好八字，推算一阵之后，才对他说道：“你生年属虎，明年逢寅又属虎，二虎同穴必斗，斗必或死或伤，流年已属大凶，眼下施主又印堂发黑，凶在今年岁尾到明年年头，百日之内将有奇祸降身。 ”陈团总听了直吓得冷汗淋淋，湿透内衣，忙问道：“能否禳解？”老道说：“能，但必须心诚才行。”陈团总赶忙躬身一揖，尽力表示自己确是诚心诚意请求禳解。老道这才低下头来凑近他耳边说道：“禳解只有一法：将你这张八字放在家神香桌上的香炉底下，八字上面压以贵而又重的金银器皿，然后覆盖上香灰，由你每天早晚亲去烧香祈祷，这样只须七七四十九天，自然灾消祸除。”陈团总边听边连连点头应是。老道沉吟片刻，又郑重告诫他说：“此事务宜慎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以防泄露天机，更防失盗。一旦泄密被盗，蚀财事小，灾祸未解事大，切记，切记。”陈团总连称：“一定遵命！一定遵命！”他随即摸出白银五两，双手奉上老道以作谢礼。老道却并不收受，只笑了笑，说：“这谢礼还请施主收回，等过了百日我再来拜领好了。”陈团总见他坚不肯收，不由心里更加信服，只好告辞老道上轿回家。就在他临上轿前，老道又对他说：“百日之内还望施主多忍气，多行善，多出门。”

陈团总回到家里，立即避开家人，遵照老道所说的去做。这压八字所须用的贵而又重的器皿他早已想好了，就是几天前才从陈洪丙手中换来的那个银砣。这真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还恐银砣欠贵压不住灾祸，又偷偷将他太太陪嫁的一支金钗和一只金镯一并加入压上，然后才盖上香灰，弄得毫无半点疑迹方才放心。从此，他每天早晚都亲去烧香祷告，十分虔诚。

10天过去了。这天又逢赶场，陈团总带着听差刚离家不久，门外就来了一位化缘的老道。那老道既不念偈，也不求布施，只是闭目凝气盘坐门前一语不发。陈太太闻报，赶忙提了一升米出来施舍，老道不收。陈太太又从身边取出两角毫洋递了过去，老道还是不接。陈太太很感奇怪，问道：“道长米不要，钱不收，究竟要化啥呢？”老道：“只求化走你家的三灾八难。”陈太太不觉一惊，她联想到丈夫近日来所显露的那些反常的举止和异样的神情，以及因此而给家里笼罩上一层不祥的气氛，好像已经预示着一场灾祸即将降临似的。于是，她忙又问道：“请问道长，这三灾八难又是怎么个化法？”老道说：“只须女施主将家神香案上那炉香灰舍给贫道就行了。”陈太太心想一炉香灰算个啥！急忙便说：“我去给道长倒来就是。”老道忙说：“女施主压不住灾祸，得贫道亲自去倒才行。”陈太太当然深信不疑，便毫不犹豫地把老道引到香案面前，只见老道口中念念有词一阵，然后踏上香凳，撩起袍襟，将香炉往袍襟里一倒，顿时升起一股灰尘，陈太太掉头去避灰尘，只听老道说了声：“化走三灾八难，从此永保平安。”随即转身扬长而去。

陈洪丙屈指算来，老者和他的约期已到，便准时来到土地庙前，老者已等在那儿了。他等陈洪丙来到面前，便将一个沉重的包袱交给了他，说道：“银砣终于给你取回来了，另外还加了点利息。”陈洪丙解开包袱一看，正是自己亲手交给陈团总的那砣银子，旁边还有一支金钗和一只金镯。陈洪丙说什么也不肯收那支金钗和金镯。老者说：“恶人就应该受到惩处，这才合乎正义。不然，只是骗去骗来，就善恶都不分了。”陈洪丙见老者说得有理，这才收了下来，他满怀感激之情，跪在老者面前，激动地说道：“你才是活菩萨，你才是世上最好的好人。”老者忙一把扶起他来，笑了笑说：“好人说不上，菩萨也不敢当。实不相瞒，我也是个骗子。在世人眼里，我也是坏人，不过，比起陈团总这些靠权势强取豪夺的人来说，我还算有点心肝罢了。”

雅骗

雅竟和骗相连，骗也能与雅沾边，岂不成了奇谈！不过，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大可不必在字眼的绝对含义上去推敲。这里在骗字前加上个雅字。无非是取其恶小而又在用心和手段上亦不同于凡俗且颇具有情致而已。这个故事还是50多年前我读中学时，从一位国文老师口里听来的。当然这也是更多年以前的事了。

清朝晚年，南京城里有个姓王的，是进士出身，早年曾在云贵边境的一个小县上做过两任知县，因不耐边地苦寒寂寞，便辞去小小县令官职，投身到曾国藩门下当了一名幕僚。由于他毕竟是进士出身，又颇有气度见识，因此很受曾国藩器重。幕僚虽不是朝廷命官，也无什么实权，但由于曾国藩官高爵显，权重势大，就是在他府里当个听差也比有些知县还要威风，更何况是他身边幕僚！不过，王进士图的倒不是威风而是自在和清闲。过了两年，尽管曾国藩对他一直都很礼遇，可他总觉寄人篱下就得仰人鼻息，仍不免时感心怀郁郁，于是便又辞别曾国藩回到南京家里去了。

王进士酷爱收藏各种古器古玩，尤其喜爱字画。在他收藏的许多名贵字画以及古玩中，他最为珍爱的是一把被行家公认的堪称集诗、书、画三绝于一扇的扇子。所谓“三绝”，是因为扇面上的画是出于元代大画家倪云林手笔的寒江独钓景色图；另一面的字是明代大书法家文徵明所写的柳宗元那首“独钓寒江雪”的五言绝句诗。这三绝都集于一扇，自然就成为稀世罕有的珍宝，无怪王进士对它也是特别珍爱，平时总是将它深锁铁匣，秘不示人，就连他的至亲好友向他索观，他亦不肯轻易拿出。就在那把扇子的扇柄上，还吊有一颗桂圆核般大小的黑骨珠扇坠。那骨珠看去极为平常，似乎显得和扇子很不相配，只因它毕竟是扇上原物，王进士就未忍更换。

王进士有两个儿子，长子名琳，次子名琅。在他弟兄二人中，王进士特别喜爱的是次子王琅。一来是因王琅年少居幼，合了世人爱幼习俗；二来是由于他聪慧过人，多才好学；再加上他也嗜好古玩，合了父亲志趣。因此，王进士就对他特别钟爱，把他视如命根。就在王琅刚满弱冠那年，正逢府考，不料他乘兴而去，竟落榜而归，从此郁郁于怀，日渐消瘦。王进士唯恐他抑郁成疾，便拿出许多银两，让他出外游历一番，借此散心解闷，还可增长见识，开阔胸怀。王琅便带着银两整装北上，渡黄河，历幽燕，又西访古都洛阳、西安，遍览黄河两岸名胜古迹，历时将近一年，不料就在次年初夏的返家途中，忽染暴病，死于徐州客旅。

王进士老年丧爱子，真是悲痛异常，心碎神伤，不数日便形销骨立，一下老了许多。转眼到了重阳，王进士的几位至亲好友，为了给他排解哀伤，提酒携蟹来到他家，陪他一同饮酒赏菊。王进士深感众情难却，便强打精神，暂节余哀，与大家一起饮酒酬和。已经冷落了半年多的王进士府里，这才又有了点融和的气氛。大家酒酣耳热谈兴正浓时，家人忽然匆匆进来禀报，说：“门外来了一位少年公子，自称是我府二公子的友人，原与二公子有重阳赏菊之约，他为此特从洛阳专程赶来赴约的。”王进士惊诧之余，不觉又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只哽咽问道：“你可告诉他二公子已经病逝。”家人忙答道：“小人已经告诉他了。不想他一听说后便立即掩面痛哭起来，要我通报老爷，他要求拜见老爷一面，并请准他到二公子灵前一祭。”王进士一听，真是悲喜交加，忙说：“难得，难得！”立即吩咐家人去请他到客厅相见。王进士刚到客厅坐定，便见家人领着个丰神俊秀、衣着鲜洁的少年进入客厅来了。那少年一见王进士，只叫了一声“伯父”，便拜倒在地，泣不成声。王进士已是欲哭无泪，唯有顿足捶胸，在旁亲友亦不禁为之凄楚万分。二人悲痛许久，后经众亲友苦苦相劝，方才忍住悲伤，重新见礼。少年这才说道：“小侄姓张名石字友松，世居洛阳，家父也曾出仕圣朝，任过府道之职，去岁仲夏，王琅兄来游洛阳。与小侄邂逅于古董店内，交谈中，深感彼此意气相投，志趣互合，遂成莫逆。王琅兄在洛阳盘桓 10日，小侄每日相随，未离左右。临别时，他见小侄手中持有郎世宁所画、成亲王所书扇子一把，索去一观，当即连声称赞，爱不释手。想古人尚可为知己舍生，小侄何敢吝惜一扇，无奈此扇实乃家父心爱之物，未经请允，不敢自主，因此，小侄当时只有心怀愧歉，唯诺掩窘。小侄当时与王琅兄有今年重阳在金陵相聚赏菊之约，小侄临行前已征得家父同意，决定将那把书画扇送与王琅兄，不料扇已携来而兄已西去，洛阳一别，竟成永诀，此情此境，能不哀哉！”

说完，他又不禁欷歔饮泣起来，一面以袖拭泪，一面从怀中取出扇子一把，双手捧到王进士面前，说道：“这就是王琅兄生前临别时一再称赞的那把扇子。”王进士接过扇子打开一看，扇面上画的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工笔重彩喜鹊闹梅，那只只喜鹊似欲展翅飞去，朵朵梅花亦似有香气扑来，确是郎世宁手笔。再翻过另一面看，一行行字体，遒劲秀挺，气势不凡，也确是成亲王笔意。王进士不禁暂忘悲痛，连连点头赞许。众亲友也争相传观，啧啧称叹不已。这时，少年又躬身上前向王进士恳请道：“小侄想备点香烛果点到王琅兄灵前一祭，还望伯父准许。”王进士立即命家人下去备办一切。不过片刻，家人来报祭礼已备，请少年到灵前行礼。少年便和王进士以及众亲友一同来到灵堂，那少年还未走到拜垫前时便已倒身跪地，膝行而前，接着又俯伏在地，久久悲泣。后来还是王进士亲自前去相劝，扶他起来。少年又亲手上香化帛，待纸帛燃烧得正旺时，他从王进士手中索回扇子，走到化帛盆前，将扇子打开，凄然道：“仁兄所爱之扇，弟已携来，兄既西归，扇亦当随兄去，只如有灵，尚希笑纳。”话音刚落，即将扇投入盆内。顿时只见火苗高窜，把灵堂映得通红，转瞬间，扇即化为灰。王进士大出意外，一时间又惊又惜，且感且慰。众亲友无不惊奇，叹为异举。

少年祭奠已毕，起身告辞，王进士苦苦将他留住，说：“贤侄远来赴约，情深义重，只叹小儿命薄，无缘得你这样益友，你就念在与小儿相交一场，留在舍下多住些日子以慰我心。”少年见他这样一说，当然不便推辞，也就留下了。

第二天，王进士在客厅陪少年闲谈，在谈及古玩、字画时，少年口若悬河，旁征博引，极有见识。王进土请他鉴赏壁上悬挂字画，他依次点评，哪是真迹，哪是赝品，又何以区分，如何识别，说得头头是道，无可辩驳。王进士对他的广闻博识和非凡才华惊讶不已，便问道：“我家藏有倪云林画扇一把，另面为文徵明所书柳宗元诗句，我一向是敝帚自珍，平时极为爱惜，从不轻易示人，所不解的是：想倪、文原不同时，且相隔百年，此扇何以在倪画好后竟留空这么多年后才又由文来补上题字？”少年忙谦恭答道：“小侄也曾听王琅兄多次谈及此扇，若伯伯不弃，请将古扇取出赐小侄一观，以饱眼福。 ”王进士立即传话进去，命人将扇取出递给少年。少年接过手去，轻轻打开扇子，将扇子画面、字面翻来覆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然后又将扇坠也仔细审视片刻，这才发出一声赞叹：“真是稀世珍品！”随即便将扇子折好双手奉还给王进士，说道：“适才伯父所问为何留待文徵明来题字的事，小侄想起来了：家父数年前曾对小侄谈起过一件事。说他老人家在翰林院任编修时，曾看到一本有关记载收藏字画的《秘笈》，那《秘笈》上对这把扇就曾有过记载，说倪云林当时将扇画好正欲题诗时，这才发觉自己适才所定意境与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那首五绝诗的意境相合，而柳诗已成绝唱，他虽多番苦思苦吟，终觉超不过柳诗，他一向情性孤高，又羞于照录，因此便搁置下来，留空未书，直至他死时，这扇子的题字面依然空着。他死后这柄画扇便流落到社会上，不明下落，不料却由百年后的文徵明来将字补上，写的又仍只是柳宗元的那首五言绝句。而今这扇又落到伯父手里，这莫非是扇已有灵，特意来投，便成天授！”他一席话，听得王进士又喜又惊，满怀的悲伤也因此而冲淡许多。

午饭后，少年称说要去南京街上看看，便出府去了，直至晚上初更已过方才回府。深夜，王进士一觉醒来，见庭外客房灯还亮着，烛光人影似在看书，他不禁暗暗赞叹道： “‘博学皆由苦读来’，此语不虚，这后生也真难得。”

第二天早饭后，少年说他想去游莫愁湖，便辞过王进士出府去了。下午回来时，手里提了一篓活鲜鲜的大蟹，一进门就对王进士说道：“小侄回来时，在街上碰到卖太湖大蟹的，小侄便顺便买了一篓回来给伯父佐酒，不知伯父喜食蟹否？”王进士生平最爱吃蟹，这下正投其所好，他满怀高兴，立即吩咐家人送厨备办。晚饭时，家人端上一大盘煮好的大蟹，另配几碟小菜、一壶美酒，二人边吃蟹，边饮酒，边谈论，兴味盎然。酒过数巡，少年忽然将话题一转，又提起那柄扇来，说道：“小侄昨夜偶然想及，伯父所藏倪云林画扇上文徵明所用的那颗印章，小侄过去似未曾见过，望伯父再赐一观。 ”王进士毫不迟疑地立即吩咐在旁侍候的婢女去至内室将扇子取了出来，少年打开扇子，将文徵明落款印章仔细看了片刻，说道：“这印章小侄过去确未曾见过，想当是他晚年才使用的。”接着又将扇面高举过头，仰起面来迎着后面烛光细细看去，正看得出神时，不料脑后发辫之根已触及烛苗，只听“呼”然一响，闪起一团火焰，少年头发已着火燃了起来！少年急忙抬手护痛，慌乱之中又突将烛台掀翻，厅里顿成一片漆黑，只散发着毛发的焦臭气味。等家人将灭烛重新点上时，只见少年脑后发辫半已烧焦，烛油洒满襟袖，样子显得十分狼狈。王进士显得歉疚万分，不知如何抚慰才是。少年似乎毫未在意，将手中的扇子轻轻折好，双手奉还王进士。王进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情去鉴赏字画、印章，忙将扇子递给婢女送回房里去了。

第二天一清早，少年就出府去了，直至晚上都未回府，王进士虽说有些惦挂，却也并未在意。直至第三天仍不见少年回来，这才感到诧异起来。正在这时，打扫客房的婢女手持一个纸封前来禀报，说她在客房床枕下发现这个纸封，特拿来请老爷过目。王进士忙接过一看，只见那纸封用端秀的柳体写着：“王老大人亲启”六字，他不觉一诧，忙又将封拆开，抽出内笺一看，只见笺上行书写出：

王老大人台鉴：

我非张石，亦非出身世家，实乃江湖一骗子耳。因酷爱字画成癖，而又无钱购置，实出无奈，始出此下策。久闻老大人藏有倪云林画扇一把，欲得之心如饥似渴，筹谋数载，俟机两年，今始如愿，意已足矣。扇上所系骨坠，老大人想犹未识，此乃通天独角灵犀之角尖所作，其性至凉，能治因热所致之各种绝症，用以入药，不须磨刮，只需将坠浸药三荡，立即起死回生；佩之入山，能驱虎豹，可避瘴毒，诚天下之至宝也，价值当数倍于画扇。我虽小人，然所爱在画，不重财宝也，谨以奉还，亦赎罪于万一。

又：日前所焚郎世宁画扇，乃我所仿摹，并非真品，老大人不必价怀。

谨此拜白 恕不具名

王进士看完后真感魄动心惊，一时间，情激意荡。思绪满怀，竟辨不出是什么滋味来了。他木然片刻，又将纸封破开一看，见骨坠确在封里。他叫人将画扇取出一看，只见扇形虽似，而质地已非，字画虽亦逼真，但细细一看，仍不难看出是出自仿摹。他这才恍然大悟：那少年是自称远来赴约以示其信，设祭哭拜以示其诚，灵前焚扇以示其义，堂前论画以示其博，这样就已完全取得了自己的敬重和深信，为他骗术的得逞打开了重重锁禁。那人先求赏扇，为的是识别扇形字画以便仿制；毁发灭烛乃是谋得换扇时机。整个过程，用心之细密，行术之奇诡，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咋舌！王进士为此怅然若失，嗟叹终宵。

第二天，王进士的几位至亲好友得知，都来相探，王进士便将失扇原委一一告诉大家后，不觉有感于怀地叹道：“此子用心虽属狡恶，所行亦属可鄙，但狡鄙中不无雅意，也可算是个雅骗了，我痛惜的倒不在于画扇，而是此子的失足迷途。以他的机敏才智，若用于正，何愁不成大器！真是美人堕风尘，英雄伏草莽，令人痛心，令人慨叹！”王进士一番话，说得众人莫不嗟叹感慨，为那人叹息不已。

旧时天津的混混儿

李然犀

庚子年 (1900年 )前，天津有一种流氓，名为混混儿，又叫混星子。他们愍不畏死，讲打讲闹，混一时是一时，自称是“耍人儿的”。他们有组织，没名堂，不劳动，不生产，但凭一膀子力气、一派言语，在社会上立足；有的竟能“成家立业”，甚至跻身缙绅之列。但一般人认为他们是“不足齿之伧”，敬而远之；官场中行公文，就直斥为

“锅匪”。他们虽源自洪门帮会，但其行迹不足为训，实则已沦为流氓地痞的势力集团。混混儿善于巧立名目，沽名钓誉。有的更是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无所不用其极；凡事软硬兼施，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其手段虽不同，目的都是不择手段，敛财致富，以图名利双收。它是辛亥革命前后历史留下的一个疮疤。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兹介绍给大家。

源流组织和作风

设锅立寨

混混儿最初原本是反清的秘密社会组织，创始在清代初期，据传说乃是哥老会支派，只因年深日久，渐渐忘却根本。事实上他们确是和官府作对，因而设赌包娼、争行夺市、抄手拿佣，表现种种不法行为。但遇有地方公益，他们也有时见义勇为，出人出钱，而且抑强扶弱，抱打不平。

混混儿们往往在闹中取静的地方，半租半借几间房屋设立“锅伙”，屋中只有一铺大炕、一领苇席和一些炊具桌凳，这便是他们自称的“大寨”，首领称为“寨主”。屋内暗藏有兵刃，如蜡杆子、花枪、单刀、斧把之类，有事一声呼唤，抄起家伙，便是一场群殴，无事只在里面吃喝盘踞。寨主之下有两三个副寨主，另外聘一个文人暗中策划，称作“军师”。余者概无名称，寨主对于众人一律称为兄弟。入伙的不举行任何仪式，没有师徒行辈，只按平日行辈相称。混混儿入伙叫做“开逛”，日后因故自动退出的名为“收逛”。有新加入的，当天大家吃一顿捞面，如是而已。

加入锅伙的人不外是好吃懒做的游惰少年、不守家规的子弟；也有些逼上梁山的乃是鞋行工人。那时鞋铺里多没有作坊，本柜同人只管开夹子、剪面子，发给女工在家中粘面子、沿口，以下掐皮脸、圈底、纳鞋等手续概由作坊工人做好，按件给酬。但交活时，鞋铺却百般挑剔刁难，稍不如意，就得返工另做。工资也不当日照付，经过多次哀求，还只给一部分；而又不是现款，用低值的日用品强作高价折合；当时若不收，便没日子见钱。工人为了两顿饭，只好忍痛接受。一俟他们到忍无可忍时，便咬牙跺脚，抛弃这碗饭，投入锅伙充当混混儿；为的是脱离羁绊，遇机寻衅报复，发泄冤气，特意到鞋铺借买鞋照样挑剔发横。这时鞋铺中人也只得忍气吞声，反受他们的气了。

穿着异常 举止怪诞

混混儿的穿着和常人不同，入伙时觉得自己了不起，手中稍微有几个钱，便穿一身青色裤袄，做一件青洋绉长衣披在身上，不扣纽扣；或者搭在肩上，挎在臂上；腰扎月白洋绉褡包，脚穿蓝布袜子、花鞋；头上发辫续上大绺假发，名叫“辫联子”，越粗越好，不垂在背后而搭在胸前，有的每个辫花上还塞一朵茉莉花。他们走路也和常人不同，迈左腿，拖右脚，故作伤残之状。所以当年人们又称之为“花鞋大辫子”。但是每遇久经世故的老前辈看着不顺眼，当面予以申斥时，他们又立时将发辫后垂，敛手站立，诺诺连声。有的老前辈勒令其脱下花鞋，手拿着走，他们也谨遵莫违，候老前辈走远再穿鞋走。

混混儿平日无事可做，只想招灾惹祸，讨一顿打，借此成名。按他们的规矩，挨打不许还手，不准出声呼痛，这叫“卖味儿”。倘若忍不住，口中迸出“哎呀”两字，对方立时停手，这人便算“栽”啦，从此赶出锅伙，丧失资格。但破口大骂的不在此例。混混儿们有机会随同打架，应当本着“不肤挠不目逃”的精神，勇往直前，争取胜利。有人用刀剁来，应当袒胸相向；斧把来打，用头去迎，以示不畏；如果软化或用武器去搪，名为“抓家伙”，虽不致立时被斥，也被贱视，成为终身笑柄。

如此经过一个时期，一些混混儿渐渐有了声名地位，这时可以寻个生财之道，凭胆量、气力、言谈谋个自立之路。再过一个时期人届中年，饱经世故，对人开始和蔼客气，穿着上也务求朴素；袍子渐短，马褂要长，袖子比常人长一二尺，为的是袖中暗藏斧把；有的腿带子上插一把匕首(俗名攮子)，时刻不离身畔；衣服颜色，由青蓝而灰，鞋也改穿双梁布鞋、缎鞋。

有的混混儿到了老年，家成业就，便回家享福；有的中途转折到县衙门班房里补个名字当差，熬成班头，来路也颇可观；有的到总兵衙门投效，也可做个小武官。总兵俗称镇台，管辖天津、河间两府十几个州县的军务，有不少武职地位，混混儿们差不多先做旗牌在衙中服役，一点点地递升做千总、把总和外委的职位。在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认为其中大有人才，居然有些混混儿被拔充为几管统领以上的军官。

他们发财致富之后，即改变服装；长袍短褂，绸缎缠身，云子履、夫子履，表面上和乡绅无别；或者做办理地方公益的董事，遇事排难解纷，垫人垫钱，仿袭古人所称的“任侠”一流人物。不过他们仍要挺起腰肢，说话提高嗓音，使外人一望即知其为如何人。混混儿不知要受过多少折磨和考验，方能造成名利双收的露脸人物。露脸以后，年纪已老，更须保持名誉，言谈行动不得有丝毫差错。倘若一时失于检点，一言说错，一事做差，被人问短，顿时前功尽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唯有把自己禁闭在家中，永不见人，至死不出大门一步。

当年天津城内东南角草厂庵前有两个混混儿世家，一姓滕，一姓窦，每姓都有百十个族人。其中有个姓窦行三的老者，人称“窦三爷”。这窦某壮年时做过一件错事，不知为了什么把盟弟张某用刀捅死，经许多和事老出面调停，私了人命，劝令苦主不必经官，窦某除为死者发丧外，还另对孤儿寡妇每天交钱“一吊”作为抚养费。如此履行若干年，张家母子得以生活无缺。后来张子长大也投入锅伙，关于前事，家中外面皆讳莫如深，本人只知道这位盟伯是由于一番义气，抚养自己成人，感激莫名。不料后来窦某得罪了人，前事便被合盘托出。张子得知这段隐情，顿起复仇之念。他知道窦某每天早晨必出东门到天后宫前河沿一家外号破锅 (谐郭 )的澡堂内洗澡，便在一个冬天的凌晨预先到东城根等待，窦某走来时，就迎上前去道：“三大爷，咱爷儿俩说句话……”遂从身边取出一把刀子，把刀尖对着窦某继续说：“我爸爸怎么死的？”窦某知道勾起前案，今天必有一场祸事，为了保全性命只好装呆说：“老啦！ 70多的人糊里糊涂，以前的事全忘了，不记得怎么回事了！”这话分明是装傻图赖，顾惜性命，表面既不承认，又不否认，含混搪塞，按耍人儿规矩算作“走基”。对方见他如此，认为自己完全胜利，冷笑一声说：“好，既是想不起来了，我也不必再往下问，反正你明白，我明白。”说罢收起刀子，抹头就走。窦老者愣了些时，自知这人势必逢人皆道，不久即传满全城，自己再没脸见人，立时返回家中，终身不出大门一步。由此看来，成名的混混儿到老年自比名贵的瓷器怕磕怕碰；有些新出来的后生，时常想掀翻老前辈，遇机把成名的人物掀倒，自己也可成名。但小鬼有时斗不过老鬼，被他用言语支撑，软一句、硬一句就打断了小鬼们的野心，无法下手了。

女混混儿

混混儿中当年也有女人，虽然为数无几，做出事来却不让男子，个中杰出者便是火烧望海楼教堂案中崔老台之妻。当时天津人焚毁教堂、杀死18个法籍男女。曾国藩被清廷特派来津和法国领事谈判，结果除赔偿损失外，要18个人抵命。无奈杀人的凶手已经逃无踪影，不得已由一个在籍的武官(也是混混儿出身)张七把自告奋勇，一手包办。他用哄骗手段，骗得18个混混儿情愿舍身纾难，崔老台即是其中之一。张七把按每人500两银子包下来，18人抵命后，每家只给50两。后来驰名遐迩的崔老台的妻子顶着丈夫的名字，加入混混儿阵中，打架奋勇当先，堪称一员健将。她平日以卖糖为生，自食其力，有时想起仇恨，便到张家门前叫骂。张七把只得烦人出资了结，前后不知多少次。她身体高大，相貌魁梧，做事豪爽，臂力过人。有一次她到一家大柴禾厂，厂主要试试她的臂力，向她说如能扛起一个大苇坨子，分文不取任她拿走。她一声不响，扛起一个100多斤的苇坨子便走了。

敛财之道

锅伙长期养着一群闲人，必须设法觅取生财之道，以资维持。

开赌局

开赌局是最普通的方法。只要有宽阔的地方，赌徒不难招致。锅伙选强梁的混混儿做局头，拨些打手相助，立时成局，其中以押宝、推牌九、摇滩获利最多。每日所抽的头钱以千百吊计，除一部分给执事人外，尚有一大笔收入，便不愁锅伙中吃喝。开赌局要对官方人随时应酬，年节还得点缀一番，即可平安无事；遇有搅局的，打手们自己可以应付。

抄手拿佣

一年四季，天津城厢一带需用青菜瓜果甚多，都来自四乡和外县。乡民运货来到天津，在沿河一带及冲要地点销售，自由成交，并无任何花销。左近的混混儿就出头把持行市，硬要全数交给他们经手过秤，转卖给行贩，成交后向双方取佣。初时当然无人听从，他们便用武力解决，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这叫做“平地抠饼，抄手拿佣”，系打下来的定例、行规。当年天津西头老老店是大批瓜菜总汇点，初设立定例时，混混儿们不知经过几次恶战，伤亡了多少人，才奠定根基。

鱼锅伙

无论西河、北河的河鲜还是海河的鱼虾蟹由船运到天津，都必须卸在鱼锅伙里，由混混儿开秤定行市，卖给全津的大小行贩，他们从中得佣钱。河东水西有不少的鱼锅伙把持，分有疆界，各占一方，其中以陈家沟子、河北梁嘴子、邵家园子几处为巨擘，而李家、赵家、邵家乃是其中最大的。李家是陈家沟子的首户，即是江西督军李纯的上辈；邵家、赵家是河北一带老财主，出过不少的文武举人、秀才，当年都是由武力创出来的世传事业。

把持粮栈

一般粮行斗店代客买卖是官方许可的正式行商，锅伙这般人也可以在村边料峭的地方，以武力相持，和上述是同样性质。

开脚行

脚行表面上是替行栈客商起卸运输的承揽人，有定价、行规，但索价极高，而以极低的代价叫劳动者搬运。劳动者流血汗挣来的工钱仅足糊口，混混儿所得却超过其若干倍。他们各有辖境，互不侵犯，管装不管卸；如兼管卸货，须另给当地脚行一笔费用，名为“过肩儿钱”，若违反行规，便是一场凶殴。

以上数端都是荦荦大者，皆能得到大批利益。此外尚有小赌局、小瓜菜市和其他小规模方式。

摆渡

当年各河桥梁不多，每隔一个地段必有摆渡口，渡口撑船的也是混混儿们把持。有的一家独揽，有的两三家合作，每人过河一次虽只一文钱，而一日所得为数也颇可观。这也是凭争打得来的世传事业。

口上的

口上的是小脚行，仅限于抬轿和替人搬家，以及遇有婚丧大事代雇小工等，每两三条巷子，必有一家口上的混混儿把持。一般也有管界，不得逾越，违者也能酿成群殴。这行又名“站口的”。

拦河取税

当河拦一道大绳不令船只渡过，派有专人把守，船经过时给他一笔钱，方能撤绳放行通过，违者立即苦打。当年有几句民谣，“打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小船要五百，大船要一吊”，即指此事。

立私炉

天津南关外二三十里，原是一片荒凉地带，出南门便是荒草水坑，混混儿在那里私立铸钱炉，用带砂子的次黄铜铸钱。所铸一般都是光绪钱，其薄如纸，入水不沉，名为“水上漂”；其小不及原来的一半的名叫“鹅眼”；也有较大较厚的，这些钱私运入城，每三四吊换正式制钱一吊，他们从中渔利。商人把私铸钱买到手中，掺杂正式制钱中使用。

这些行业都和府县衙门差役有勾结，平日供奉，三节送礼，应酬周到；而公门差役多半是混混儿出身，岂能物伤其类。常言说“民不举，官不究”，下边无人告发，上边乐得糊涂，双方勾搭早成公开秘密。若遇事情闹到不可开交，官厅少不得作作样子，出示严禁，派差抄拿，择几个平日应酬不到的混混儿抓来充数。他们也知进退，临时收场，候风声平定，继续再干。

除上述敛财之道外，混混儿们还有捧场的赠予。当地绅商若有求这类人物时，赠予钱财、米粮。打完群架之后，受官刑挨打的，打架受重伤的，也有人送钱、送米、点心、食品，应有尽有，送的东西堆积如山。因为他们没“走基”，露了脸，理当予以鼓励，混混儿们亦认为无上光荣，名利双收，乐此不疲，死而无怨。

争行夺市

混混儿有了平地抠饼、白手拿鱼的无本生涯，便有人存心觊觎，想从他们手中夺来享受，于是掀起争行夺市的平地风波。具体争夺的方式分个人的和集体的，略述如下。

搅赌局

赌局抽头，可谓日进斗金，羡慕的自然大有人在。但若想从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须单人独马，闯进赌场大闹一场。闹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闯入赌局，横眉竖目，破口大骂，声称把赌局让给他干几天。局头见祸事到来，挺身应付，说不到三言五语，两下说翻，一声令下，打手们取出斧把便打，来者应当立时躺下卖两下子。躺下有一定的姿势：首先插上两手，抱住后脑，胳膊肘护住太阳穴，两条腿剪子股一拧，夹好肾囊，侧身倒下。倒时拦门横倒，不得顺倒，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让出路来替赌局留道。如果一时失神躺错，主人借此自找下梯，诬赖他安心让路，不是真挨打来的，奚落几句不打了。这一来便成僵局，来人空闹一场无法出门，结果是丢脸不曾达到目的，反闹一鼻子灰。有的横倒下后，仍是大骂不休，要对方打四面。其实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发生危险，既无深仇大恨，谁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来赌局便开不成了。打时先打两旁，后打背面，打到分际上，局头便自喝令：“擎手吧！够样儿了。”打手们立时住手，听候善后处理。另有人过来问伤者姓名、住址，用大笸箩或一扇门，铺上大红棉被，将伤者轻轻搭上，红棉被盖好，搭回去治伤养病。有礼貌的主人亲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恶面目为善面目，少不得送钱送礼。这便是天津俗语所谓“不打不相识”。挨打人伤愈后，经人说合每天由赌局赠予一两吊钱的津贴，只要有赌局一天存在，风雨无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为“拿挂钱”，江湖切口叫“拿毛钿”。双方从此反成好友，这人算有了准进项，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一顿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着走开。当年颇有些初出茅庐的混混儿，未经考验，率尔轻举妄动，势必丢脸而回。

还有的混混儿另用一种方式：进门后不动声色，到赌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押注，代替押宝的赌资。有的宝官只作未见，押上时照三赔一的定例割肉赔注。这一来便不好了结，双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过来，满脸赔笑婉言相劝，结果仍须给挂钱。不幸押输，宝官把肉搂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对方只好将案子一掀，作二步挑衅，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识事的赌头急忙赶到笑着说：“朋友！咱不过这个耍儿……”遂向手下人说：“快给朋友上药。”便有人拿过一把盐末，捂在伤口上。这时来者仍然谈笑自若，浑如不觉疼痛的模样，神色如常，少不得经人解劝，结果也可以每天拿钱。总之，不打出个起落，是不成的。乃至言归于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语说的“好汉爱好汉”了。

至于集体搅局，必须带领一群，扬言整个接收。赌局中素有防备，双方便是一场恶战。但看结果如何，败者退出，胜者占有，也就是说败者无条件让渡，扬长一走也不顾惜。若打不出胜负来，必经外方和事人说合，赌局成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

争脚行

脚行有大有小：大的能霸一条繁盛的大街，所有铺户皆由他起卸运输，或独揽一家斗店、行栈，向火车站、水旱码头等处大批搬运；小的在比较冷落去处，做些零星小搬运。但无论大小，都有坚固的组织，大头目之下有若干小头目，都是当初出力的，每人有一根签作为世袭罔替的凭证，每天按大小股分钱。本人死后，由子孙们承袭。后代子孙另有出路不屑吃这碗饭，可以把签卖给他人顶名接替；不成材的子弟，到了债台高垒，无法维持时也可出卖。所有持签者多半不出去供职，只在家中享受。倘若有人想乘机谋夺，单人独闯的常用前述方式，卖味挨打，争取一根签分钱；集体的可以整个夺取，一场群殴后决定胜负，他们为了终身衣饭，势必破出死命地恶斗，一场分不出强弱，不惜再接再厉，竟有铡刀铡人，抬小炮子轰击的惊人恶战。有的经官缠讼，多年不能了结。

夺老店

当年夺老店曾经造出惊人奇事。据老年人传说，当年夺老店，双方不止于争打，尚有摆阵、约定时日，当场比试的。有的架一块大铁板，用火烧红，赤足在上面走几趟，对方不能照办，知难而退。最令人胆战的一次是：主人张绍增(回教徒)熬热一锅油，跳在锅里炸死。从此永远无人再敢生心，奠定了子孙们永世衣饭根基。这事轰传一时，六七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夺粮栈

河东有一家粮栈，主人外号叫“王半城”，因为有人谋夺他的事业，他当时慨然应允。待谋夺人到来，他在门前烧一锅热油，伸手到热油中捞了几下，将手臂炸成黑炭，一次就把对方惊走了。

打群架、受官刑和其他

混混儿认为打群架是正当行为，更有一定的步骤，不论争行夺市还是因细故斗强，或约定时、地，或突然袭取。有的事先由一方约妥若干人预做准备，名为“侍候过节儿”。在准备期间，一律集中在一起，每日供应好吃好喝，没有巨款的势难应付，因所约多至百人以上，少也数十人。有的日期不能预定，因为对方何时来到难以预测，一时一刻不能放松，但表面上要不露行迹，有人问及，坚不承认，只称万无此事。至于公开争斗的场面便又不同：人到齐后，门前摆出所有的兵刃，名为“铺家伙”，意在示威。在出发前，如同对方有“死过节儿”，预先要选定几个人准备牺牲，或自告奋勇，或用抽签法取决，名叫“抽死签”。即使当场不死，事后也由这些人顶名投案，认作凶手。出发时，寨主当前，众人随后；长家伙当先，短家伙跟后，一概散走，并无行列，最后有些人兜着碎砖乱瓦，在阵后向对方投掷，名叫“黑旗队”。双方会面后，用不了三言两语，立即会战。他们平日不练武术，只有少数人能抖蜡杆子，余者一概猛打猛剁，但只限于头破血出，肢体伤残，不必要时谁也不愿酿出人命重案。及至打到分际上，甚或有死亡的，才有人出头劝止，再办善后。

当时负责地方治安的乡甲局 (它的职责有如后来的警察派出所 )有一个小武官称作“老总儿”，手下有些兵丁名叫“老架儿”，平日维持交通，弹压地面；晚上小官出巡，照例前面打着两个“气死风”的官衔灯，四名老架儿跟随，骑在马上也颇威风。老总儿听到该管地保 (天津人叫“地方”)来报混混儿打架时，立即驰往肇事地点弹压，到时只在远处遥望，并不制止；直到打架人停手，方才近前几步喝止。双方明知乡甲局已到，只作不见，毫无忌惮地苦斗。斗到将要停下来，又听见吆喝，少不得给点面子，众人闪在一旁。双方寨主走到马前，请一个安说：“副爷请回，我们一会儿就到。”所谓“副爷”马上一拱手说：“好吧，回头再见。”副爷走后，双方寨主各自查点，死亡的候知县验尸，重伤的抬回，一声令下：“哥儿们，丁着下！”便甩着长袖子各回锅伙。回去后才准备叫顶凶的投案，受伤的听候验伤；如认为受伤人数不多，由寨主选些无用的人冷不防把他们打伤或剁伤，以便凑数。投案的到了乡甲局，官方并不审问，仅具备一张呈文押解到县衙处理。

县官早已得报，先带凶手到尸场验尸、验伤，随即回衙升堂审问。双方上堂，争先抢做原告，要先受一次苦刑。这时堂下瞧热闹的挤得风雨不透，多半是各方的混混儿，由寨主起，凡属已成名、未成名的都来观看。有关的双方尤为提心吊胆，生怕自己的人当场出丑。初次受刑是掌嘴。挨打的也须懂行，如不把嘴张开，将来两旁槽牙皆掉。打时皂隶掌刑，且打且唱报数目，如果把钱花到满意时，可以徇私，打时多唱少打。挨打时每 10下为一顿，受刑人还要低声叫“老爷恩典”。其次是打板子 (打手心)。把手绷在墩上，也是 10下一停，不过数目要 200下为起码，多者论千，终归打得皮开肉烂，手掌迸裂，不然毒火闷在心里，伤不易治。挨打的最忌出声呼痛，犯者立时丧失混混儿资格，县官立即斥退他，当堂轰出。这时他要爬着下堂，堂下的老前辈们每人踢他几脚，一直踢出衙外。该人就此便断送一切，不齿于同类，即便另谋生路，污点一世也难洗掉。这次过堂只决定原被告，双方各诉一番理由，凶手寄押。挨打的如果没有“走基”，下堂时看的人们个个挑大拇指称赞，由两个人架到班房院中，早备好单间休息所休养，立时有人送钱、送米、送点心、鲜货、熟食。钱帖子塞在枕下，东西成堆，不问受刑人清醒昏迷，安慰几句，撂下东西走去。班房的班头、原差皆来道辛苦、慰问，备有鸡蛋青、子生牛肉片敷在伤处，并请外科医生治伤，伤愈后听候下次过堂。

二次过堂时，原告情节轻的可以责打一顿取保开释，下次传唤不误，情节重的不分原被告一同刑讯。这次以后即用大刑、酷刑，如打扫帚枝、蟒鞭、压河流、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光棍架、跪铁锁种种。打扫帚枝乃是脱去上衣用竹帚打后背，起码便是1000下，没有几下即能血肉横飞，好似一片红雨，溅得到处皆是。蟒鞭系用牛皮条编成，打在背上更为难搪，鞭梢有个疙瘩，甩到前胸，肋条可以击坏。挨打的昏迷过去，用草纸燃烟熏醒，或冷水喷面，也能苏醒过来。其余酷刑都是压腿、上刑，不到几分钟立时额角汗如雨下，随即昏迷。上夹棍时将两腿夹起用皮条紧勒，可以将腿夹折。以后隔些日过一次堂，到定案为止。

由于混混儿们被打折臂、腿是常有的事，于是便有应运而生的“正骨科”。正骨科创始人姓苏，当时被称为“苏老义”，天主教徒，是跟法国人学来的“绝技”；骨头折了，不用开刀，只凭手摸，即知伤势如何，什么地方折几块和折的程度。他两手隔着肉，便能对好骨，敷上药，圈竹篦，系绷带，再给几丸药吃。受医人伤好后恢复正常，不留残疾，阴雨之日，不觉痛痒。至今正骨科苏家，都是他的后代，并传些徒弟，成为独得之秘的专业。若有人在苏先生手里花一笔巨资，买嘱给受伤者留些残疾，也使人或者拐瘸，或者阴雨痛痒。治伤的找到跟前质问，他也承认，并云“如欲完全治好，仍须挨两遍痛”。有的听了，立时将残腿搭在门槛上，用斧头自行打折，求他重新另治。据说真有打两次，方给治好的。

混混儿打架经官方审理定案以后，按情节重轻依律判刑。徒刑计有“6年徒刑”、“10年大军”、“打解地”、“解狱”几种，都由县里出公文派差解押送指定地点，分别处理。关于前两种，清代时只用短解，不用长解，由两名役人押送，犯人鱼枷木肘，送到邻县，投文交差，再由邻县派差，一县递一县地送到终点。犯人被押到指定地后当堂释放，但不足年限不准私自回籍，违犯者谓之“逃军”，由当地县官查出行文到原县，出示严拿，并出海捕公文追捕。其实便是回来，衙门中人也不逮捕，除非是另犯他罪勾起前案来，才依法严惩。“打解地”和“解狱”都是一犯一差。解狱的到达指定地点入狱收押，打解地的到达后带锁放出，派专人看守。起解时一差一犯在途中到处讹索，类如遇到卖鸟的，犯人便说：“人犯罪押起来，鸟犯什么罪也入笼里？都给我放了！”差人便作好作歹，令卖鸟的出钱买得眼前清静，不然买卖便做不成，差、犯二人得资后伙吃。至于逃军回籍的也有不幸者。当年有一个殷浩然，犯法充军 10年，不足二三年他便逃回，由于强买一把雕翎扇，被卖扇人托一个候补官僚的儿子金少爷到县举发，捉到后严刑拷打几次，最后站笼而死。

死刑分“斩立决”、“监候斩”和“斩监候”三种。斩立决又叫“就地正法”乃是对于案情重大、有关明伙抢劫、趁火打抢之类的犯人，一刻不能容缓，禀请上宪送营务处，按军法处治。其他两者全案上详，经知府、臬台三审之后，解北京打朝审后，仍解回原县收狱候判。能搪刑的可以在此期间推翻前案呼冤，谓之“滚供”，确有破出皮肉受苦滚出来的，然而九死一生，所余只有皮骨而已。如判死刑，仍须由北京批准，方能行文一层一层批到本县，秋后或冬至日执行，这叫“监候斩”。“斩监候”等于后来的无期徒刑，终身不能出狱，也有经过多年熬成“狱头”的，便是全狱之主。他可以向犯人任意勒索，单立厨房，任意吃喝，出口便是命令，无人敢违。若终老狱中，则被尊称为“当家的”。

混混儿打架伤人后，照例有瞧病的仪式。打人的带礼物亲自登门慰问受伤者，见面后一味客气，表面上不啻深交密友，彼此交谈十分亲热。当时认为不如是即为失礼，而且怕事。

混混儿们打架如果伤人不多，更无死亡，可以不经官涉讼。双方和解；也有已经涉讼，经人和解双方递呈息讼的。和解方式：由双方知交的老前辈 (所谓“袍带混混儿”)凑集几人，分头向双方解释，请求抛弃前嫌，言归于好。他们必须说先到这里，经许可后再到那边，两下里都这般说，以示尊重。经过两三次说和，得到双方同意，再约定日期地点，由和事老出资备若干桌酒席，并请些人作陪，双方按约定同时到来。双方见面彼此客气几句，都不肯先进门，互相让过三两遍，终由和事老婉商，仍须一先一后入内。入座时后入的首座，先进的陪座；临走时后入的先出，先入的后出。入座时彼此一味客气，众人趁着帮腔，只叙旧交，不谈前事。这一席酒饭虽不是上等酒席，动辄三几十桌，所费也属不少。席间每人只吃一小碗饭便罢，双方遂同时起席向众人告别，出门后仍由原和事人相陪送回。这种会餐，俗名“坐坐儿”，双方经过这次会面，一揖分手之后，一场恶战从此告终。

此外尚有一种和解方式，不是私了，而是官了。头次过堂之后，如情节不重，可以由当地绅士联名递公禀请求和解，官方如认为无足轻重的案件，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能批准，传和解人上堂回话。这群和事人未必都是真正绅商，只不过是些袍带混混儿充任。但他们确不是冒充，只因当年有一桩博得虚衔的规则。例如地方上临时出了军事、河工赈济，官府人员不够用时，召集一些急公好义的襄助，事后由高级长官发给一纸文书，给一个虚功名。虚衔共有两种：一种文职“六品奖札”，一种武职“五品功牌”，得到这类奖札，即可顶戴荣身、跻身缙绅之列。后来奖札印得太多，任意滥发，减价出售，初时一张功牌奖札能值十吊八吊，后来贬值到两三吊钱，且是空白的，买到手中自己填写姓名，也能生效。买得者生前顶戴辉煌，死后报丧帖子上可称“诰授武德骑尉”或“文林郎”。当年的袍带混混儿手中不难有此奖札，到在堂上，袍子马褂，头戴五品水晶顶子，上堂不跪，谁说不是绅士呢。县官也赏面子，夸奖几句，令两边出具息讼的甘结，原案撤销，各自回家无事。

混混儿们固然以打闹为前提，但有时也不愿意事态扩大，不可收拾。当年天津城内东北角三义庙有个成名的人物贺庆远，年过半百，早在县衙做了头壮班班头，已成小康之家。他有三个儿子，因细故和近邻赵天二发生嫌隙，这兄弟三人把赵天二的腿打折。贺庆远闻耗，立即驰往肇事地点，一面申斥三子，一面安慰赵天二，将他搭到自己家中，请医治伤，百般款待。赵伤愈后已届冬令，贺庆远又替他做些新棉衣被褥，给了些钱很客气地送出。他知道这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俗称“手黑”的人物，生怕他记恨报仇，一旦窄路相逢，儿子必有性命之虞，故用柔和手段敷衍。赵天二没有了生活着落，又不屑于住在锅伙中吃闲饭，故自己在东南角城上角楼中居住。贺庆远知道他绝不甘心，仍然不时访问资助，闹得赵天二无可如何。后来赵天二得罪了侯家后的佟状元逃走在外，贺庆远这才放心。

另有一个叫张四的，打群架时手使单刀应战。战到紧要关头，眼看一刀下去对方立时毙命，他不肯造成命案，刀又不好撤回，便生急智，假作失手，将刀甩出多远，因此博得“飞刀张四”的绰号。又有一个人在河北群殴，一枪向对方肚子上刺去，身旁有个叫石桥刘老的忙用斧把将枪磕开，那人便是一愣。刘老忙提醒他：“咱跟他没有死过节儿。”一桩人命案立时化为乌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他们平日受过前辈的训练，遇事机警，绝不是一味蛮干，但遇到死过节儿却顾不得许多。所谓死过节儿，皆属前人的血债，势必报仇。其中有几件最忌讳的事，一件是被人扒下鞋来扔掉，一件是往身上泼尿，都认为奇耻大辱，不惜以性命相拼，比血债还要紧，不把对方致死，誓不甘休。

这些人虽说天不怕，地不怕，有时限于经济或势力原因便吃不消了。然而，混混儿每到窘迫之际，却有救星从中斡旋，能够转危为安。当年做混混儿后援最出名的要数侯家后的佟再棠。他是个武状元，又是当地大财主，却不想做官，只在家中鬼混，平日庇赌包娼，武断乡里，暗中利用混混儿做爪牙。倘有人得罪“佟四老爷”，他不用本人出面，自有人替他处置，故此一般人听到他的名姓无不心中害怕，当面恭维，不敢触犯。其次便是草厂庵的“戴二老爷”，考武的不走他的门径，休想考中。更有西头的王小鬼、河东云家大门的“云大老爷”，都是混混儿的护庇者。他们都是在籍的武官，所以戏剧中的武举多属反面人物，不是无因的。相反地混混儿对于文人却畏之如虎，怕的是明面上说好话，暗中一张禀帖送到官府，便是大祸一场。东门内刘家胡同的文举缪铁珊不时写名片到县里举发混混儿的赌局，竟致赌局被查抄。所以混混儿见了文人一味恭敬，而文人们背地里常说：“一张三寸纸条能送他们忤逆不孝。”当年都知道硬胳臂根儿惹不起拿笔杆儿的。

上角、下角及其由来

混混儿中人分上、下角，以河北大街为分界。当年河北大街离御河不远有一座收税的大关，清廷内用的米和旗人发放的口粮都由南方运来，经过大关收一笔税，大关以西名为关上，以东称作关下，“上角”、“下角”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他们分界的原因有一段事实：

远在 100多年前，河北关下刷纸庙空场来了一伙子女斤斗 (俗名“跑马解的”)。她们是游行江湖的艺人，全伙男女二三十人。男班主叫老汉，女班主叫老坐子，女艺人叫把式；一概不用外人，都是自己的儿女、媳、婿和徒弟。把式分“清门儿”和“浑门儿”，清门儿凭技艺挣钱，浑门儿兼操副业，下店后勾引浮浪子弟们做暗娼，所以人们都把“马班儿”视为流娼。但无论清浑，到了一个码头，至少做两三个月的生意，更要拜谒地方上的劣绅土豪为靠山，以防有人搅扰。这伙人下店后即拜见当地的寨主黑心王六，王六自是大包大揽，允诺帮忙。该班卖艺时需要一根大杉篙使用，上面绑椅子挂刀献技，谁想只因借杉篙便成了祸根。这伙女斤斗生意颇好，地面上亦见繁荣，便有关上幕安寺一家寨主“白张三”想约到他的辖境内演一期。事已经说妥，只是这类长大的杉篙一时难借。张三不得已亲自求黑心王六代借。王六认为夺了他的利益，当面驳斥，二人一番口角，经人劝开，张三自回。谁知王六尚有余憾，想趁此消灭关上的锅伙，独霸河北全境。在某日一个凌晨，王六带领多人把张三的锅伙包围。里面的人梦中惊醒，知道祸事临头，苦于门已被人堵住，无法出来，只得推倒后面的篱笆墙蹿出迎敌。无奈张三的人寡不敌众，被王六打得风流云散，将锅伙占领，而且波及旁家。关上的人全军覆没，关下的人侵到关上，设两三处锅伙做犄角之势，一切进益尽被夺去。关上的混混儿二三年不敢出头，个中有个王三是其中突出的人物，时时志在恢复，只是有心无力，没有大批钱财，不能举事。他不时在一家鸦片馆里厮混，暗中寻找机会。这日遇见河北大街路西郭家素铺 (即素饭馆 )的主人，有意无意谈及此事。郭某一时兴奋，允下出一笔巨资替关上争一口气。王三有了保障，暗约关上有名的王九、王十兄弟为首，连同张三一等人分头募款约人。这次乃是空前的举动，凡是相识的锅伙都被邀到。黑心王六得了消息，也大量约人。到会战这日，差不多天津的混混儿一律来到。一阵苦斗的结果，关下失败，关上的锅伙依然复兴起来，而“关上王十”的大名从此无人不知。自此以后，凡被关上约请的锅伙概属上角，被关下约请的尽称下角。

上、下角既分之后，成为世仇，而各乡各镇所有锅伙都分了界限，成为习惯。有的隔几条巷即不同角，有的一条街上也分两角，界限很严，彼此不得越界。上角的混混儿误入下角地带，被认出来即遭攒殴；下角误入上角也是同样。他们更有一种习惯，素日无论交情如何深，一朝反目，终身不忘，不但避不见面，连对方住的街巷也不肯走。而且，除本人之外，尚传及子孙，结下累世解不开的芥蒂。只有侯家后的混混儿，因为环境关系，不分上下角，有事两角都可约请，因此被称为“活轴子”。

中年以后的营生和活动

混混儿到了中年，自知平日所为不循正轨，而且危险万分，遇有机会，便另寻长久之计，致力于下述的营生。

开娼窑

开娼窑虽非正当营业，却得官方许可。若搭上个老妓，开个班子或较低的妓馆，也能每日钱来伸手，饭来张口，无事提笼架鸟，喝清茶，听评书，斗纸牌，澡塘子、酒馆里都能消磨时光。有的结交官绅，得些意外之财。驰名几十年的天宝班便是个典型。天宝班的女班主小李妈原是西乡人，来到天津，初在振德店大盐商绰号“黄三大王”家中充女仆，后来结识了县衙头壮班班头陶庆增，二人在侯家后开了个班子，招来不少巨绅富贾大官。二人借此做了不少的卖官鬻爵、斡旋官司的生意，发了大财，庚子后挪到南市华楼旁。陶庆增死后，全仗女班主一人支持应付。民国后的北洋军阀曹锟、张作霖每到天津，必到天宝班盘桓时日，于是买卖更为兴隆，谋官求差的人情甘拜在门下认子认孙，作为升官得职的捷径。当年已被撤职的警察厅长丁振芝即走她的门路，运动张作霖，二次复职，并兼全省警务处长。直到民国十年 (1921年 )前后，她仍未死，已经 80岁的人，外面仍称她“小李妈”。

开小押

小押当铺没有字号，暗中营业，当本比一般当铺大，利息却十分高，100天为满，不赎将物折本。当时预扣1个月的利钱，当1吊只给950文，合5分利，有的比5分利还重。

滚利盘剥

他们放利息钱有不少的方式，有的按月取息，普通的3分利、4分利；有的叫转子钱，借钱人写12个条子，1年还清，借10吊每月还1吊；或按日归还，出一个札子，借10吊每天还100文，120日为满，名为“印子钱”。还有更可怕可恶的是滚子钱、赘儿把、蹦蹦钱等名目，不外将息作本，息上加息，一经上套，便还不清。这类钱没有期限，借钱的多半系富家不成材的子弟，滚上些年，势必将房产地业尽数滚到债主手中为止，借钱人只落得家产尽绝，最后仍然不能偿清。其实初借时为数无多，经过几个月，本利合起，再给些钱凑成整数，如果堆积，便成千累万。当年冰窖胡同的邢美芝以开一个杂货铺为名，用此种方法获得无数的大宅子和门面，成为有名的富户。这种借款名叫“孝帽子钱”，父母在世，无法归还，父母一死，立即追索。更有所谓“见面利”，不论日限，见面即讨利钱，逼得负债人走投无路，唯有自杀。苦主无法伸冤，他们却遣遥法外，即便告状到官也难受理。放债人凭借字索偿，必经多人哀求解劝方休，他反落得放弃债权，轻财仗义的美名。

开戏园子

开戏园子比较容易，只要觅好相当地点，收拾好，赁些桌凳即可，只是不易遇到空园子。开张约角不用自己出钱，自有鲜货案子、壶碗、手巾把所谓“三行”代垫，他们每月应给园主一笔费用，应有垫款的义务，方能在园中作业。这类营生，无人争夺。

开落子馆

按天津传统的行规，一个落子馆统辖若干高等妓馆，所属的妓女能唱的皆尽义务给落子馆唱曲，分文不给。后台另有一班人主持，称作后台老扳，领导些弹拉歌唱的男艺人。侍候场面兼报告节目的名叫“皮靴”，自称“男伴伙计”。开场先由男艺人几名拉打“十不闲”，锣鼓喧天，一面招徕顾客，一面借此通知各妓，另派专人催场。前三场由男艺人演唱，以后皆由妓女演唱，她们称为唱手。前台对于后台不给工资，金赖教妓女歌唱得代价，遇有台前点曲及外边侑酒得资，馆主扣一部分，余者充后台开支，妓女得不到分文。落子馆所得票价全数归馆主，更有三行的月例。馆主对于妓馆妓女有保护责任，她们借钱由馆主经手向放债人转借，落子馆作保，因而获得监视权，故此没有潜势力和手眼的绝对不能干这行生意。当年侯家后有永顺、东永顺、天泉等数家，肉市口有金华，紫竹林有晴云几家。庚子后，旧日租借地有同庆、中华两家落子馆掘起。繁华地带移到三不管时，始有华乐、权乐、群英、庆云几家落子馆依次出现，至今尚有些旧名犹存的。

混混儿这班人也有些庸庸碌碌，到老寻不着生财之道，因饿而死的。有的闯祸之后，不敢投案，或无法应付，便抛井离乡远走高飞到异地逃避，大多是出门到东三省谋生，一但闯出山海关以外便没人追捕。他们到在关外十之八九是开娼窑，此外便是开赌局，或者投军当兵。这都是走投无路中的一线生机。

有些混混儿家成业就以后，仍然不甘寂寞，便做些所谓公益事件，出出风头，举例如下。

组织救火会

旧时在没有消防队以前，遇有火灾，概由有地位的混混儿们去救。他们组织起“水会”，就地向富绅大贾募集巨款设立“会所”，购置水激子、水筲以及旗帜、灯笼、响器；公推几个有声望的人物主持，选一个会头做首领，加入组织尽义务的都是劳动人民和小贩。一有火警，会所鸣锣号召，立时抛下各自工作到会齐集，一面鸣锣向各方报警，并通知邻近兄弟会协助，一面驰往急救。事后由被灾者及未波及商店住户赠予若干点心酬谢。每逢火警，各糕点店的小八件为之一空，助点心的少者 20斤，多者 100斤不等。救火者每人 1斤，此外分文不取，只不过每年由水会备酒席宴请一两次作为酬劳。另外，救火时尚有助水会助水，挠钩会扒火道以免火势波及扩大。正式水会在全天津共有 48家，总会在东门外大街，名叫“阖津会所”，最后的总会头支玉林即是成名的老混混儿，此人在解放前尚在，那时已经 90多岁了。

举办赛会

在神道思想流行的旧社会，各大庙宇盛行赛会迎神，招待所谓的善男信女前往烧香。按规定的日期出会，叫出巡。其中以天后宫的皇会、城隍庙的鬼会为最盛。更有许多小型的会如中幡、挎鼓、重阁、鹤龄、法鼓、吹会之类参加，都由混混儿这般人做会头以及承办。

主持在理公所

在理公所原是一种反清组织，表面上是戒烟戒酒的公会，后因清廷查拿的紧，便改变形式成为类似修道的样子。当家的参禅打坐，在原有祖师“羊祖”之外供奉观音菩萨。当年主持事务的人，以混混儿这般人为多。

最后的没落

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勃兴，虽然短短几个月，却把锅伙遮盖下去，不敢活跃。至八国联军破城，地方官逃走，洋兵掌握地方政权，他们更不敢出头露面。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洋兵退出，政权收回，袁世凯做了直隶总督。袁年少随父亲袁甲三在津候补时，颇知天津风俗，深恨混混儿这类人。故他到任不久，就下令严拿，一经捉获，即诬为海盗送往营务处枭首正法，不知杀死了多少。混混儿们知道这位混世魔王不易应付，为了保全脑袋，只得敛迹销声，无形解散，再不敢故态复萌。从此锅伙的组织、混混儿的名称成为过去了。

占卜相面的骗术

胡道生 赵峰等

一

算卦、相面，古来就有，后来逐渐形成为一种以骗人为生的社会职业。

旧社会，有人把“卜”字看成一个马竿和一个瓢，比作讨饭的象征字。“卦”字好比是落魄的文人讨饭的象征字。也就是说凡是操此业者，如乞丐一样，只不过以此道糊口而已。封建统治时期，县太爷的衙门口是朝南开的，算卦先生可以坐在衙门口的对面，坐南朝北摆卦摊代写呈诉状。县太爷不仅不加干涉，反而以礼相待。由此可见旧社会是保护此道的。

解放前，北京的命馆卦摊充斥街头巷尾，其中以天桥最多、最集中。宣统年间天桥初兴时，算卦相面先生就在这里占领地盘。民国四年 (1915年)，天桥市场七巷建成后，这里已有命馆 8家，卦摊相摊 20余处。至民国七年，命馆增至 20多家。七七事变后，命馆减少，而卦摊相摊却大大增加。到解放前，命馆仍保持 20余处，卦摊相摊则有三四十处。从事这项职业的，仅天桥一地就达百余人。当然，这些人也不固守一地，每逢“三庙”(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的庙会日)，他们多前往赶庙设摊。有的还常去天津、东北等地“云游”。

下面以笔者对天桥的了解，介绍一下算卦、相面这种以宣传迷信为职业的骗人行当。

落魄的读书人

在旧社会，算卦相面被认为是读书人的“后路”。清末民初，一些门第式微的书香子弟，因家业萧条，谋生又无所长，便将早年所学《易经》和一些医卜星相书籍加以温习，摆个卦摊或相摊赖以糊口。笔者的一位同事因小学教师工资低微，难以养家，就在星期六的下午和星期天，在天桥摆相摊。后被校长知道，遭到辞退，从此他便专门以相面为业。

破产的地主、商人和被解职的官吏职员

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中，田春庚、赵尚有是破产地主，白云峰1925年以前在通县做官，有名的杨铁嘴是清宫太监，杜云华原是东北的商人，王宾生的父亲开过染房，亚卧龙的家里开过饭铺，陈桂钧家里开过裱糊铺等等。

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学徒

算卦先生刘洪年先在北京荣宝斋学徒，后去东北当印刷工人，九一八事变后失业回家，在天桥从赵老道学算卦以维持生活；蔡笑陈早年当过裱画工人；张辅臣曾在药铺学过徒。他们两人早年家境都较好，读过几年书，但不爱劳动，便干了算卦相面这一行。

双目失明的盲人

旧社会中盲人有三条路：要饭、卖唱和算卦。笔者于解放后曾到盲人工厂做过调查，拿宣武区手表壳厂来说，第一车间就有7名盲工过去干过算命行当，其中有绰号“小神童”的叶树勋，绰号“小神仙”的王世，开过命馆的赵占礼，走街串巷的王福祥以及杨福生和古兰轩等。据说赵占礼曾给蒋介石算过命，有点名气。走街串巷算命的盲人，有的打锣，有的打鼓，有的吹笛。古兰轩当年就以算卦为主要职业，兼唱大鼓。

算卦相面的收入差别很大，主要视其手法高低而定，大体上可分以下几类：

第一类，纯属江湖术士。他们从小拜师学艺，但未必懂得术理，全仗“使腥儿”(弄虚作假 )骗钱，一般每天可收入 2至 4元，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其中少数人受过“好踅摸”，即得到师傅的真传，本人又有些文化，能说会道，精于骗术，堪称“大将”。他们常出入于上层社会，给富商大贾、军阀政客谈相卜卦。有时他们一天就是十几元、几十元甚至上百元的收入。他们住在高级旅馆、饭店，并在报纸上登广告，雇人散发传单，自称什么“赛诸葛”、“大相士”、“神相士”等。例如民国时代的灵霞子、钓金鳌、李半仙、金刚眼之流。这些人有的原来是在天桥起家，有的是在生意萧条时偶尔来天桥营业。长期在天桥开业、名望大、能赚大钱的是指南轩命馆的桂振峰，他是清末民初相界中自成一家的有名人物。后来，北京一带的许多算卦相面先生，多是他的门徒。桂振峰之后，开设“问心处”的赵某也颇有名气，他后来从天桥迁到东安市场。七七事变前后，天桥有杨铁嘴和杨半仙，解放前有杜云华。他们的主顾全是有钱有势的人物。有时被他们“扣上”(即吓唬住)，一下子就能骗到几十元。挣了大钱他们就海吃海喝，挥霍一气。这些人多抽大烟，躺在烟灯旁琢磨骗人术。

第二类，没有拜过名师，主要靠自己钻研。这类人对骗人术不甚精通。因此他们相面算卦不如上类人“灵验”，问津者较少，收入一般每天 1至 2元，勉强维持生活，有的不得不兼营他业。如陈桂钧就在天桥兼卖自制的避瘟散，亚卧龙的孩子做童工、卖冰棍、捡破烂。这些人有不少是半路出家的破产者或失业者。

第三类，虽然熟读卦书相书 (如《奇门遁甲》《十筮正宗》、《三元总禄》、、《玉匣记》、《麻衣相》、《柳庄相》、《大清相》等等)，但只会死背条文，不会生意口，不会“使腥儿”，因而挣钱不多，行话管这类人叫“控子”。“控子”多数是落魄文人，但他们“1年控，2年相，3年 4年一个样”，只要混上几年，也就逐渐熟谙其中奥妙，同前两种人一样了。

第四类，盲人。他们虽多经师傅传授，但下街的盲人，一般每天只能赚几角钱。有时几天不开张，生活很苦，还常受人欺凌。所以除下街算命，还兼卖唱。盲人赚大钱的极少。日军侵略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只有陈半仙和杨半仙外出时能坐包月车。

总之，旧社会中从事算卦相面这一行当的人，除少数外，一般生活并不富裕，大多数比较困难，而且还遭受地痞、恶霸和军警宪特的欺压。不过他们老于世故，常能巧妙地应付过去。只有个别“本领”大的与有钱有势的人物有勾结。经济上，他们主要交纳地租、房租，不再交纳其他捐税，生活比天桥其他生意人和艺人稍好一些。

前来看相算命的顾客，商人多问自己何时发财、走好运；军政界人员多问何时高升，有无凶险；四乡农民多是预卜丰歉，讨个婚丧嫁娶的吉日；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求签问卜，多是想知道未来的命运。总之，这些顾客对卜者来说，都是自动送钱上门的“财神爷”。

算卦相面要赚钱，先要引人上钩。如何引，要有一套方法。最普通的卦，是算兄弟几个，有无父母、妻室，以此来“围黏子”(即吸引游人围观)。给人卜算家有兄弟几人时，算一个准一个，使人惊异不止，信以为神。其实全是骗人的把戏，今略举几例如下：

“使双簧”相面算卦先生常雇人作为同伙即“贴靴的”，挤在人群中装作看热闹的。算卦先生当着观众的面，叫人背着他把其家兄弟几位或有无妻室写在纸条或石板上，“贴靴的”看在眼里，然后打暗号告诉算卦先生。例如卢学忠的“贴靴”人用转动眼珠打暗号，规定是左一，右二，三不动，四上，五下，行话叫“使双簧”。

“小退皮”相面人手拿一打小纸条，冲一个围观者说：“你弟兄几人，我算出来了。”说着就往纸条上写(写时不让人看见)。写完便问：“你弟兄几人呀 ?”那人说：“三人。”他就说：“相对了一位，我写的正是弟兄三人。”可是并不让人看纸条。接着又相第二人，还是先写后问，直到相了六七个人以后，才把纸条拿给众人看，果然个个都相对了。其秘密就在于第一张纸条上什么也没有写，第二张纸条上写的是第一个人的，第三张上写的是第二人的，依此类推，末了偷偷在第一张纸条上写上最后一个人的。与这种把戏相似的还有“大退皮”“翻、天印”等。

“五音碑”相面人在左袖筒里藏有一支特制毛笔。他向围观的某人说：“那位先生弟兄几位我相出来了，我把结果画在大拇指肚上，哥几个，我就画几道。”问完了亮出拇指，上面画的墨道果然正对。原来他在问之前假装往拇指上画，其实并没有画上，而是人家说的时候在袖筒里偷偷画上的。宋觉禅就用这种骗术相面。

请“敲托的” “敲托的”也叫“贴靴的”。这里只举一个倒子：一天，杨铁嘴刚摆好卦摊，就有一披麻带孝的年轻妇女踉跄而来，一行鼻涕一行泪地说：“先生的卦真灵啊！昨天说孩子的爸要死，今儿个真死了！我这孤儿寡母可怎么办 ?您再给指指方向吧！”说完就跪下磕头。周围的人一看，说：惊叹不已，“这位算卦先生真是活神仙！”争先前来抽签算卦。每天算卦的人都要排队。杨铁嘴的卦是不是真灵呢，天桥当地人都清楚，那披麻带孝的妇女是杨铁嘴的儿媳妇。这种骗术也叫“催响儿”。

察言观色，看人说话，琢磨问卜人的心理，加以分析，然后随机应变，这种方法叫“把簧”。“把簧”大体有以下几种。

“把现簧”首先观察问卜者的表情，从喜、怒、哀、乐、悲、恐、惊几个方面分析；套出问卜者的心事，然后“看人下菜碟”。所谓“一入门先猜来意，未开言先要拿心”。

“自来簧”问卜者一上来就问：“先生，你相相我有儿子没有 ?”相面先生就可以有十成把握断定这人没有儿子，否则他就不会白花钱来看相，必定是盼子心切才来的。类似这种问卜者自己先把心事暴露出来的情况，就叫“自来簧”。算卦先生们遇到“自来簧”，就故弄玄虚，借机骗人。

“水火簧”一个人来看相，相面先生问他：“你今年多大岁数，你媳妇多大 ?”如果这人回答说：“我 32岁，我妻 35岁。”相面先生就说：“你这个人从相貌上看，幼年时家境好，祖上根基不错，你能继承祖业。”结果，这个人的情况果然如此。但这不是相面相出来的，而是根据此人妻子年龄比他大这一点推测出来的。旧社会穷苦人早婚的极少，只有有钱人家才能给少爷娶妻室，相面先生这种探口风定贵贱的方法就叫“水火簧”。

“地理簧”在旧中国，常常是一个县有一个县的特殊职业。如山东章邱县人多在外地做铁匠或在绸缎店做事；河北定兴县人多在浴池、煤铺做事。相面先生对这些情况都很清楚，问明问卜者是哪里人后，再察言观色，看表情服饰等，就能断个八九不离十，这叫“地理簧”。

上述四道“簧”只是举例说说。据说，算卦相面共有 13道“簧”。掌握了这 13道“簧”，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平地抠饼，骗人骗财，但有时“把簧”也不准，这就要靠使用“八面风”。“八面风”就是把话说得模棱两可，怎么理解都行。另外还要看风使舵，随机应变，使人不致生疑。有这样一个例子：算卦先生金善元有一次去营口，一位国民党军长把他的 8个太太带来，一字排开，要金善元相出哪个是正太太。金善元虽然心中发怵，表面上却假装镇定。他坐在椅上叼着烟卷想对策，左顾右盼了一会，慢条斯理地说：“吉人自有天相，正太太当然和姨太太长相不同，就拿正太太的头发来说吧……”说至此，故意停顿观察动静，只见有的姨太太的眼光已投向正太太的额发，金善元如获至宝，早已心中有数。不过还是故弄玄虚地说几句，然后指出谁是正太太。那位愚蠢的军长却佩服得五体投地，对金大加赏赐。

批八字是卜卦算命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古代用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组成甲子、乙丑等 60组，用来表示年、月、日、时的顺序。而每个人的出生都有年、月、日、时四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占干、支各一个字，四个部分共八个字。因此每人都有所谓“八字”。古人为便于记忆，又用 12种动物来配 12支，形成人的 12个属相，即子鼠、丑牛等。12属相之说起于东汉，这本来不是什么迷信。可是后来却被披上一层浓厚的迷信色彩，特别是在男女婚姻问题上，人的生辰八字和属相竟也成了结婚上的一道关卡，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外，又加上一个算卦先生批八字。他们胡说什么婚姻有相合的，有不相合的。相合的婚配是：“青兔黄狗古来有；红马黄羊寿命长，黑鼠黄牛两兴旺；青牛黑猪喜洋洋；龙鸡更久长……”不相合的婚配是：“白马怕青牛；猪猴不到头；金鸡怕玉犬；羊鼠一旦休……”对于这种不相合的婚配，有的算命先生胡说有“破法”。所谓破法，无非是让人多送钱财而已。

北京解放以后，天桥的算卦相面先生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有的自动放弃此道，有的被介绍改营其他行业。

北京正式宣布取缔算卦相面是1958年8月1日的事。当时由北京市公安局组织全体卜人开会，学习三天。通过学习，一般都提高了觉悟，认识到骗钱害人、宣传封建迷信是错误的，多数人主动揭露了骗人的手段，交出了卦盒、签筒、卦书、相书等工具。除年老体衰者外，大部分人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下街卜卦的盲人，大都被安排在—些工厂的盲人车间参加了适当的工作。

(胡道生)

二

相命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产物，它有政治作用，既是为帝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又是迷惑人们思想的毒素，流传到江湖人手里，又成了一种骗人钱财的法宝。在新社会里，它骗人钱财事虽小，但毒害人的思想事大，知情者有责任破除迷信、唤醒群众不去受骗。

说来相命骗术，花样很多，首先他把顾客当囚犯看、当点、当猪，它谈相谈命为对面审囚、为盘点、为宰猪，他说的语言有两个名称，一称惶，一称刚。惶是使人惶恐，刚是刀口上的钢之意。他讲的语句，也有两个方面的称谓，一说人哪好的方面称龙刚；一说人哪坏的方面称千刚。他谈生意有 28字诀：“掌老扶幼骂中年，先千后龙用心坚，来问何事有何事，前头见过防后头。”他骗人钱财的法宝最主要的是四个字：“飞栽斗邪”。飞是对客先用飞惶，先说来人要见某事情，如是非、破财、人口丧亡等事。来人答应见了什么事，他就接连去一栽惶，说人又有什么事，照你相上看来，藕断丝未断，火熄烟未散，这回你要谨访，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若不信这一套，它又去个斗惶，打起斗来说：某日某时非见不可。顾客被他吓倒了，肯出钱时，他就更谈得煞有介事了，头头是道，面面有理，振振有词，叫人在何时何地不交何样的人，则可避凶趋吉；或者再用一个翻骗钱财的邪惶，要人去做忏悔，求神解化，这是一连串的骗人骗钱财的法宝。

还有什么翻天印、靠子、滚勾、连环套等。翻天印是他先在石板背上刻写下一种活动语句，都安得上，都可谓对的，只在他写就了翻天印后，问来人是么样的?他就翻过石板面，圈他所写的那骗局句断，可上靠，可下靠，可左滚，可右滚，可接二连三的套得住。如：看人父母说，以你的相上看来应该是父克母，母在父先死。看人妻子说，以你相上看来，不作三家女婿，就要作二度新郎，现在无得克。看人弟兄说，以你的相看来，弟兄最多四个不得三个少，一个过继。这几样全在圈句度时的混骗。他们的秘诀是：要在江湖走，杀刚不离口，十千九响，响是讲得对。总之，来找他们看相的人都是受了刺激或出了事故，心不服来看相算命，是否命里相上应该如此。江湖人掌握了这一诀窍，谈得来人有所怀疑而来，得个安慰而去，以致骗术得逞。

按照上面说来，相命引人迷信根深。因为人心总是不足的，又是向上的，发了小财又想发大财，做了小官又想做大官。所以，在旧社会市面上有好几种迷，有的迷发财，有的迷做官，有的迷女色(弄小老婆、搞男女关系)，有的迷跑马(沉醉于跑马去逗马转等)，有的女人迷生儿子或迷男人宠爱(当小老婆的未受过孕，或男人不爱她，恐被遗弃)。这些都是相命先生的肥顾客，这几项事情只有它的未知两个面：一面是求得到，另一面是求不到。这些迷头迷脑的人们，达到了目的就以为相命先生真灵；未达到目的还是迷，又来找相命先生看相算命，这样的情况完全是由相命者所导引而至的。至于他们的骗术是如何骗，我不彻底了解，兹将过去几个名气大点的骗局指出来：

1.民初六七年时，上海的大相家钓金鳌骗了袁克定的1000元，用的是龙刚进邪惶出，讲袁有九五之尊，需先培阴德，来换龙骨，得气成功(正在动运洪宪前)。

2.民国九十年间，上海大相家小孔明骗了北洋军阀张福来200余元，用的千刚进邪惶出，说张杀人过多，冤鬼要索命，应做忏悔，燃72盏孔明灯，送7天7夜死咒(以上二事系汉口江湖人历数探源传说的)。

3.民国十二三年间，汉口大相家黄鹄山分别骗取了北洋军阀将官赵荣华、李景林的100元和200元，是用的纯龙刚。讲赵快升师长，讲李不到一年可升督军。以后，李景林果然当了天津督军，黄鹄山还去求得了督署里的—个参议官衔(这是黄鹄山亲口说的)。

4.民国二十几年间，江西庐山一个相家赛管辂，骗了马占山100元，是用的先千后龙刚惶打响的，也是他有窥点的功夫，察颜观色，临机应变，说马占山要死地而后生，险难发荣贵、名震天下(这也是他亲口说的)。

5.民国二十几年，汉口有个相家陆地神仙，住在大旅馆内骗了一些军阀财阀的小老婆的钱财，一次骗取数十元、上百元是常事。他有蛋出血和水火票等法宝。那些小老婆不生儿子，不得男人的宠爱，被他飞刚飞对了，他就用邪惶使现这样法宝。蛋出血是他把鸡蛋用注射针头插入蛋内抽出蛋白后又注射红墨水入内，用猪鬃插塞蛋壳眼。他盘点时，妇女自买来的鸡蛋放在神前俯伏祈祷，他将鸡蛋换了。妇女祈祷毕，他开蛋现宝，说有什么冤孽纠缠，致使不受孕，要大做神解。水票是他用矾水在黄表上写字，干了不现字，放在水里现字，叫点人自买来的黄表香烛等，他乘隙把这法宝换进去，要点拜求祈祷后，现此法宝。做这样的点，都是来回两三趟盘下地，以点要求的么事，表内暗字则写么事，或有一些什么缘故。火票是在白纸上用药水画上人物形象(什么药水我不知)，纸上画的形象要用火在上面熏才现光，这是元光。所用点一般是逃走了小老婆和侍女，或拐走财物等。盘这种点是在寂静房间内，燃香炉关电灯，令点拜求一次不现宝，三次、四次才现法宝。这种骗术不是一成不变的办法，而是他看情况临机应变而已(这是相家亲口流露出来的)。

6.汉口一家相命馆胡糊涂，在日伪前一天清晨命馆未开门，胡在床上吸鸦片烟，一个点推门进来手提一个提箱要看相。胡叫他坐一会，候过了瘾来看。胡边抽烟边窥点，估计手提箱内是钞票，抽烟谈相，飞去一惶，说这人目前是生死关头，有大凶大吉。这人本来心虚胆怯，当面求指引生路。胡开口要100元才讲。这人说，只要不遭凶险，同意。胡把100元收后，说你的相上目前流魂泛海，九死一生，若不趋避，危莫可逃，现在是四处有凶一方占吉，北方最凶，西方也凶，南方去不得，此地站不得，只有东方可行。能叨吉化，事不可迟，速行为上(胡窥这人身着军服，北方口音，容态浮动不静，手提一箱钞票，当时时间又是清晨，定是由北南来才下火车)。胡骗这100元是他临机应变，见景生情，正是“识透人情便是仙”(这件事是胡糊涂事过半年后他亲口讲出来的)。

以上我写的这些东西，都是揭露别人的骗术。有人反问，难道你混迹江湖就未干过骗人的事吗 ?不，有的。民国三四年间湖北裁军，我由连长退伍赋闲汉口，把 600元的退伍金花光了，岁暮无聊在街市上代作代写春联，认识几个测字算命的。又在次年正月，见他们测字算命生意很好，我动了心，欲干这项业务，便每天在他们的字摊边见习。有个姓罗的助成我摆摊出来做 (罗姓即陆地神，时他也未拜师)，我未深虑，盲目地就摆上了这样的—个测字摊，做了两天，来了两人盘问我和那姓罗的。来的人丢些局语，我一点不懂，姓罗的也不懂，于是他二人说请你两人到茶馆里喝茶去，便将我摊子上面的东西一并提到茶馆里。那姓罗的招牌是一字金，我打的招牌是一字针，都是外行，我们同那两个人到茶馆里。里面已坐有两个老江湖算命先生，一名彭九皋，一名梁飞鹏。他们对我们说，你们要干这行业务，先要拜师才可，否则不准做。我们被他们逼迫入了江湖的门。我认彭九皋为师，姓罗的拜梁飞鹏为师。我们各用了10串钱，是分三次付讫的。他们以拜师为叩师说“祖业有完时，江湖用不尽”，“进了江湖门，一生不受贫，到处能吃饭，家当比不赢”，并规戒了严守江湖骗术的秘密：“江湖一点诀，勿对妻子说，若对妻子说，七孔流鲜血”；一切江湖上讲话的局子 (又名飞燕子)、做生意的诀窍都不准外讲等。但他并没有传授一点真实本领。我不乐意过这种流浪生活，于是写信托友谋事。到了秋天，接到刘佐龙部队三团八连连长回信，叫我到随县去补军士名，帮办军装伙食贴写，于是我又到军队里慢慢混了 11年。刘佐龙垮台时，我是宪兵连长。民国十七年，由部队落伍闲玩半年，复做相命业务，这时候我已学会了命学相学的道理，江湖我是懂的，可是我不卖江湖，不用那飞栽斗邪的惶路，所以同业江湖人笑我是一个怪先生。其实我在干相命这行期间，生活过得不差，还不是靠骗他人的钱财。不过，来找我看相算命，骗他块儿数角，最多也只二三元。另还赚了些同行来的分账，有 5元、10元、20元的，那是他们卖好了大生意，如要批写一本命书出来，交给客家去换钱。批写的式样分三种：有流年成本，有飞星窎度，有终身命鉴。这三样是他们写不出的，要在这本子上写出 3个圆盘子 (或5个，或 8个)，要批写上 30页，总得要写至六七十岁止。至于我骗人民的钱，也是掌握了那“掌老扶幼骂中年，先千后龙用心坚，来问何事有何事，前头见过防后头”和“先千后龙，盘点有功”的诀窍，我未成著名的相命家，总归是吃了几十年江湖饭，益了我不劳而获的享受，损了我参加辛亥革命的壮志，堕落为一江湖术士。

(郭瑞廷)

三

文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审稿意见：笔者所记仇庆云(瞎子)为典型的江湖术士，从30年代迄于全国解放，确实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而笔者赵烽其人，又是江湖术士中人，且做过仇的下手，故此文应作第一手材料处理。

在抗战时期，大凡到过衡阳、桂林、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的人，也许还记得在这些城市一些大的旅馆门前，有时悬着一块大玻璃镜框，上面是一张盲人的照片，下面是用隶书写的一张介绍信：现代哲学家仇庆云先生 (外号仇瞎子 )……云游四海，足迹踏遍全国，用哲学为基础，结合科学论断……易卜人生凶吉祸福……仇先生广结军、政、各界人士，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渊博的哲学知识。再下面写的是：来人不用开口，能知宦海浮沉，能知富贵贫贱，能知凶吉祸福，能知父母存亡，能知兄弟几位等。最后署名的介绍人，都是军、政界的冠盖和头面人物。其中地位最高的有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宋哲元和省主席杨森、龙云等，还有地方军阀，如川系的邓锡侯，以及军统特务骨干杨继荣等。在这一块镜框的左边又挂着一块较小的镜框，里面是仇瞎子参卜蒋介石的八字，开头是一些令人肉麻的吹捧：“领袖蒋公名中正，是居中端正之义，号志清，是志在澄清中华……生在辰寅时，为龙虎相逢，老大才高，是与常人不同之命”。为了表示仇瞎子的刚正不阿、直言不讳，他也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他说：蒋公虽然执掌江山社稷，一生当中，也会遭到很大的坎坷，不会十分顺利等等。

仇瞎子每到一地，就在他寄寓的旅馆门前悬挂出这两块招牌，其目的不外是吹嘘自己，表明他的来头不小，有权贵撑腰，使地头蛇不敢来惊扰他，其次就是告知中、下层喽啰们，你们主子的命我都算过，和我都有往来并且不少人为我作了介绍，这是仇瞎子亲口对我说的。

仇瞎子在旧社会靠易卜星相来行骗，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每到一地住的是大旅馆，应酬的都是旧社会的一些所谓“头面人物”和“名嫒”、“交际花”之流，除了哄、讹、骗、诈以外，他的骗术是多样的。他看相是以摸骨为主，其次是算命、测字、相命合参，查流年运气等，巧立名目，五花八门。他在旅社里总是租住一个套房，在旅社账房附近摆上一张桌子，是临时的挂号处，号金每位五角。他带有一个秘书和一个佣人，秘书叫高文明，是一个典型的斯文流氓，能说一些青洪帮的黑话，有副好长相和旧社会吃得开的一套“交际手腕”。

仇瞎子摸骨谈相的房内，桌子档头的一面，总是靠着套房的墙壁，由他的秘书高文明挖一个小孔，挂号时来人的姓名、年岁、籍贯、职业等已经登记，在顾客持号牌(用瓦楞硬纸板做的)前往谈相的空隙，已经由挂号处的佣人传递到套房内的高文明手中。仇庆云在摸骨说相的时候，故意高谈阔论，拖延时间，此时高文明已经摘要记在纸上，由小孔递向仇的抽屉内。等到说相完毕，仇瞎子故弄玄虚，将抽屉拉开，取出高文明写好的小纸片，上面你的姓名、职业，和仇所说的经过，都已经写好，再与所说内容相印证，使你看了心悦诚服，简直相信仇瞎子是“活神仙”了。

如果来人是算命，或者是相命合参，他就把八字天干地支一排，然后问对方的年岁和职业。军政界的人，问的多是升官发财问题，青年人多半是问恋爱问题，中年妇女关心的是自己的儿女在外的平安和祸福、或者是缺乏子嗣。他按照对方的答话来套取自己所需要的话柄，如某青年在谈恋爱中，忽遭女方抛弃，在谈话过程中，仇已了解到女方的需要——精神安慰或是金钱物质。如果是前者他就叫你多献殷勤，如是后者，就命你多以金钱物质来追逐。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社会经验问题，但经仇瞎子摇卦易卜，却变成非常神秘。在和测字算命顾客的谈话，仇瞎子大都是双关语，举例来说，别人要问，关系父母存亡的问题，他即拿出一个事先写好的纸条，上面写的字反扣在桌面上不给你看，再问你父在或母在，你说父在，他把纸条仰起来给你看，上面写着：“父在母先走。”他的解释是：你的父亲在世，母亲已先死。如果你说母在，他的解释是，父在你母亲之前先死。

在算命时，如果碰到了所谓旧社会的头面人物，仇瞎子知道这是一个财源，他就提出要你来一个“相命合参”，可看前途如何，个人发展荣枯，把你的年庚、生日报与他，三天后再去取回他为你排好的八字。排八字大半是他口述，秘书编写。八字上面说的也是些虚无缥缈的空话。例如国民党第五军副军长邱清泉曾让仇瞎子算过命。仇在给他摸骨谈相的谈话中，已发觉邱的脾气急躁、粗暴，对于邱的八字是这样批的：乾造，生于丁酉……为雨露之水，能掌万物之灵，降生 9月，有气元神，半生遭遇，坎坷不平……28岁流年遇火，天成佳偶，29岁喜见丁财，30岁名成利达……半生戎马生活。官居将军职位，勇气十足，谋略较差，性憨直，容被小人利用……可遇险为夷，为当朝嫡裔，能实现宏图，惜乎！重重此劫，为致命硬刑险又惊！ (大意。)

开头几句，是漫无边际空洞的恭维话，28岁至30岁的经过是在仇给邱摸相时，邱无意中自己告诉了仇瞎子，不过仇将结婚、生子以及当团长，在文字上进行了加工。结婚说成是天成佳偶，生子说成是喜见丁财，当团长说成是名成利达。脾气粗暴的人，当然是勇气十足，谋略较差。与邱不合的人，当然在邱的眼中，就视为小人，恭维邱为蒋的嫡系，能升官(即所谓发展鸿图)。邱时已是副军长，再往上爬，当然是比较困难的，他就用虚词，来一个“惜乎！重重此劫，为致命硬刑险又惊！”这些连篇鬼话，有什么科学根据呢?

在抗战时期，由京、沪、平、津等地逃难的人，以及官僚都集中在大后方，这些人除了吃、喝、玩、乐以外，就要来一个求神、问卜的消遣，仇瞎子正好应运而生，因此门庭若市。他为了露一手，终于找到了两个大露锋芒的对象，第一个是唱京戏青衣的李雅琴，她当时是国民党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政治部宣传队的上校队长。有一天李雅琴来到环湖酒店请仇瞎子摸相。

“你是什么时辰生的?”仇瞎子睁着两个空洞洞的眸子问。

“在亥时。”李雅琴回答。

仇瞎子点点头说道：“亥属猪。小姐，我摸相是照直讲，你一生虽然过的是豪华富贵的日子，可是你在人格上是不能自主的，除了给别人玩弄以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你的颚骨不平，命中属于下贱之人，我除了摸骨相金不要外，号金原数退还。”说毕，一声送客，使李雅琴当时极为难堪。第二个是桂林当时很有名的交际花叫紫罗兰 (永安堂胡文虎的儿子胡好的姘妇 )来找仇瞎子摸骨谈相，也遭到了李雅琴同样的打发。

仇瞎子是不是真有这般灵验呢 ?完全不是，我在前面已叙述，仇瞎子的挂号牌是用瓦楞纸做的，瓦楞纸面上有凸出的纹路，如果遇着衣饰华贵，而派头、风度、表情像是戏子、娼妓、交际花这一流的人物，挂号的佣人就选瓦楞纸片上有 6条凸出粗纹的纸片，并临时填号，书写墨汁是含有胶质的一种。这两种暗号，经仇瞎子一摸，心中自然明白。而且仇瞎子每到一地，关于这些人的身份和社会活动情况他已经摸了底。为了摸底他自有一套办法。仇瞎子到桂林，当时就叫我每天送去几份报(《大公报》、《广西日报》和《自由晚报》)，送了几天报，仇瞎子的秘书高文明就请我吃糖果点心，并且叫我没有事可到他们那里去玩，这样就初步地建立了感情，继而问我，在桂林有哪些文化人、著名演员、名妓、交际花，关于他们的艳事，虽是道听途说，但总不是毫无根据的。关于桂林社会上一切黑帮的组织情况，我叫高文明去与桂林黑社会的头目汪正豪联系，汪公开的身份是桂林华侨银行的经理，又是风社“票房”的领导，在昆明龙三公子领导的滇社性质和桂林的风社一样，我就是这样与仇瞎子送风报信的。所以后来他们的活动也不避讳我。李雅琴和紫罗兰都被仇庆云奚落一番，因此仇的大名更为轰动，生意更为兴旺。李雅琴和紫罗兰当然不会甘心，她们搬出桂林警察局白桂分局局长谢凤年，发出了“拘票”，要抓仇瞎子，帽子是“招摇撞骗、危害治安”。当时，警察正在旅馆拉拉扯扯之时，谢凤年的顶头上司——桂林警察局局长马启帮 (白崇禧的小舅子 )派了一个巡官和两名警察，向白桂分局的警察说：“你们回去，此案由总局来处理。”结果仇掉换一个码头，没损仇的一根毫毛。

仇瞎子是以摸骨谈相为主来行骗的，我每次送报至他的房中 (有时也为好奇心所驱使，专门去看算卦)，经常看见旧社会所谓的上层分子对仇瞎子总是满怀希望，盼望在仇瞎子的口中能够知道未来应走的方向，因而甘心情愿给一个瞎子耍弄，与我平时所见那种威风凛凛的形象完全两样。有一次我直接提出这个问题问仇瞎子，仇瞎子严肃地说：“不管他 (她 )们怎样装腔作势，社会现实有力地反映了他 (她 )们在各方面的卑劣与无能，这一点我是看得很透彻的……我天天应付这些家伙摸骨谈相、算命、测字，不过是江湖上一个形式和手段。”最后，他又说了九流之中包括哪些人物，我记得九流的歌诀是这样的：一流主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

这样蒋介石也名正言顺地包括九流之内了。1944年日军进攻湘、桂、黔。蒋军不战而退，这年冬天我到了贵阳，在贵阳中华北路黔灵旅馆的门前又看到前面讲过的两块招牌，此时仇庆云的摸骨生意，更是利市百倍，因为各省逃到贵阳再无力前进的难民，沿途已经饱尝艰苦，脸上都带着忧愁的色彩，希望从仇瞎子的口中，得到一个好的征兆。在谈相室，我看见一个 50余岁的老太婆，对仇庆云说：“仇先生，我是在河池与我的儿子冲散的，昨夜梦中见我将梨子劈开，同我的儿子一人吃一半，这大概是凶多吉少了。”说时，老太婆的前额冒冷汗。原来仇瞎子是在为这个老妇人“圆梦”。在老太婆介绍梦中情况的时候，仇瞎子一面倾听，一面侧问他的主愿，这就是仇瞎子平常对我说的，摸骨谈相的法则——问、闻、嗅、触。仇瞎子说：“以梦中的情况来分析是不大好的，简单地说：这是母子分梨 (梨与离同音)。但是，不祥之兆的反面，还有一种好的解释，因为梨是有子的，如果你将梨劈开见到子，可以说是‘劈梨见子’。凡事要从好的方面想，我看令郎不久会来到贵阳同你相会的。”实际上，仇瞎子已经打下了埋伏：老太婆的儿子来贵阳，是劈梨见子；不来贵阳，那就是母子分梨 (离)。仇瞎子谈相、算命，总是先来一个摸手相，在你的手掌和手指上一摸，他胸中就有一个八成。那些官僚、政客们皮肉当然又嫩又光滑，十指尖尖、手掌柔软。劳动人民大半是皮肤粗糙、手指肥壮。如果是手工业工人，手掌上还有很厚的茧，一摸之后你是干文的或者是干武的，当然会知道，这也是谈相、算命的一门诀窍，人在如意 (即走运 )或失意 (即背时 )的时候，身体各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异样，这些都为仇瞎子所骗提供了素材。

仇瞎子还有一个诀窍，如果对方理性强，他就引经据典大谈星、相的来历，引出春秋战国的“五德终始”的学说(五德即五行金、木、水、火、土之谓)说明相生相克的作用。其次，仇瞎子也谈周易(即《易经》)，这是我国古代占卦用的一本书，包含着辩证法的思想。在他和杨森的批命中曾说：杨家是钟鸣鼎食，奴仆成群，上者为尊，下者为卑。这样就巩固了杨家的黑暗统治，奴仆也就只好认为命苦了。所以杨森为仇瞎子做了领衔的介绍人。

(赵 峰)

旧时人贩子

白恩育

旧社会那些拐卖人口的人为了赚钱，想尽了方法把人骗到手，然后再卖往外埠或边远的地区，弄得人家夫妻不团聚，骨肉竟分离。我在侦缉队里经手过的这种案件，不知有多少起，真是千奇百怪，什么样儿的都有。

这种拐骗人口的人，都是些地痞、流氓之类，吃喝花用惯了，又不愿意劳动，于是就想不劳而获。拐卖人口的办法，大半都先有一两个手眼比较大、人地比较熟的人来出主意，再找那能管闲事的人 (是他们的行话，他们访好哪些人可以下手，就将住址和情况报告给总负责人)，然后再派那沾人儿的人 (这也是行话，就是善于玩弄女人的人 )设法去把要拐的女人弄到手。他们带人往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被拐的人在他们的行话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和本人一切已经都说通了的，叫做“敞着口儿的”；另外一种是和本人没有说通要瞒着的，叫做“挡着口儿的”。

拐卖人口这种勾当，在行话中称之为“砟子行”。这种行道有两种：一种是奸拐，-种是诱拐。奸拐就是派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设法去和被拐的女子认识，由交朋友入手，慢慢把她引诱到手，再投其所好，等到两人谁都离不开谁时，就提出两个人要做长久的打算，女的只要一认头，男的就说要想法离开当地才成，接着再进一步说东北或西北地方有朋友，能给他找事，来信让他马上去，有的还把原信给女方看。女方不知这是同伙写来的假信，以为有人给找到工作，生活不成问题，可以长久在一起。他们上火车大半都在丰台，因为在北京站上车，怕遇到熟人或被女方家人发觉。到了地点之后，就到同伙开的栈房住下，然后再慢慢施行他们第二步的办法。先由男方装出着急的样子说，答应给他介绍工作的人，不知因为什么调走了。跟着就说另外有人给他想办法找事，实际上是来看女人的年貌的。年貌看妥，手续办妥后，这时栈房、饭馆都来逼账，那男人装出万分愁苦的样子，有时还装哭寻死，表示很对不住女方。女方心一软便落到他们的圈套之中。再说女方到了边远的地方，举目无亲，就是不认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听从人家的摆布了。骗子们把钱弄到手 (在那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关外押在妓院里，大概可得两三千元的样子)，他们分肥去了，哪管你受什么罪孽呢！

除了拐卖年轻妇女之外，有的还拐中年妇人，专门在保姆身上打主意。那时北京做保姆的大部分是京东一带的乡下人，家庭生活又都是极困难的，听说有人带她到别的地方去过比较好的日子，有几个不愿意呢？到了那里之后，便把她卖给关外种地的人做妻子。那时这一类的拐卖，他们的行话叫做“屯货”，意思是较次的货色。此外，还有专门拐妓女暗娼的，办法是先打听哪个妓女暗娼是新近混事的，或是哪个娼妓不愿出卖皮肉，便派适当的人去做沾人儿的，设法去认识她，博得对方的欢心，再想法把她弄走，一到了外埠，当地同伙三绕两绕便把她给卖了。

沦陷期间，南小街棕帽胡同四号有个已嫁的女儿叫何淑贞，她的丈夫在六十七军充任副官。一天在白塔寺的庙会上，认识一个人们都叫她胖姑娘的印贞，这个印贞原是个拐带中的来手 (这也是行话，就是专门给拐骗们做底线的人)。那时何淑贞正二十二三岁，长得又漂亮，印贞便打上了她的主意。先约何到她家串门子，越来越熟，有一次在印贞家又认识了一个年轻而俊美的男子，姓赵，假说是个开汽车的，有很好的技术。彼此相交了几个月之后，感情特别好。有一天赵手里拿着一封信，给何淑贞看，说是有人介绍他到沈阳去开车。每月收入差不多两倍于北京，就是舍不得离开她，她便表示愿随他到东北去。两人到了沈阳之后，就落在日本人的公和栈内，这座栈房是专门给拐卖人口的人落脚的。住了几天之后，赵从外面哭丧着脸回来说：“真想不到，原介绍人因公调走了！咱们既已来了，又没有带多少路费，这可怎么办好？”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又住了几天，房钱饭钱都付不起了，赵装哭装闹，口口声声说太对不起何。再就用寻死觅活来威胁何。栈房里的人劝说，不如由女方暂时下店 (就是入窑子的意思)，既可还清账目，男人也有了路费，再去找朋友谋事，等找到了事再拿钱来赎人。何淑贞这时，虽知上了人家的当，但是自己也不能再回北京去，再说也没有路费，只好听从人家的摆布了。由栈里的人给介绍，就把她押在千金寨班子里。赵得了钱，便悄悄地逃回了北京。

何家既丢失了女儿，便给她的丈夫去信，她丈夫在北京警察局报了案。这案子是我经手办的，我先到何家探问他女儿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知道了有一个叫胖姑娘的常和她有来往，但是这胖姑娘住在哪里却不知道。一天我在西四牌楼附近碰上一个叫小白的，也是干这拆白一类事情的人，我就用“戳”的办法说：“小白，你们办的好事，把姓何的姑娘弄到哪里去了？人家已经把你们给告了……”小白立刻红着脸说：“那是印贞她们办的，没有我的关系。”我从小白口中，才知道印贞是在宫门口二条住。找到了印贞也就追出了姓赵的来。听说不久便把何淑贞赎了回来。

诱拐的对象，大部分是家庭生活困难或是年幼无知的姑娘。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时候，新街口北大街徐俊士家，前妻故去之后，留下一个小姑娘。续娶的妻子李氏，又生了两个女孩子。徐在外做事，家中只有母女四人过日子。这位继母对待前妻的女孩子(这时已有十三四岁，长得也很好)很不好，经常不给饱吃，还要她照看两个妹妹，一不顺心，不是打就是骂。这个大女孩每天饿着肚子，带两个妹妹在附近玩。有个外号叫张小脚的中年妇女，常常和这三个女孩子在一起说话，并且还不时送给她们东西吃。日子一长，大女孩有时就带着两个妹妹到张小脚家去玩。有一天三个孩子忽然都失踪了，她妈急得要死，就向警察局报了案。

案子分到我的手里，因为这案子要得非常紧急，我十分着急，一连侦查了四五天，一点头绪也没有。后来从一个摆小摊的口里知道了这三个孩子常到半截胡同张小脚家去玩，我去一找，张于三天之前搬走了。究竟她搬到哪里去了？我在附近盘桓了两天，好容易从一位拉洋车的人的口中，才打听出张小脚搬到鼓楼大街的铃铛胡同了，因为搬家时他给拉过东西，可是门牌不大清楚。我去查问，果然铃铛胡同 5号新搬来一家。查明之后，我见面就说：“你办的好事，以为搬家就没有事了吗？”她一听我这样说，又见我的打扮像个做官事的人，她的脸马上就红了，支吾了半天。我见她这样，便进一步拿话来诈她，她只好承认三个孩子已被带到天津去了，现下大女孩已经出手了，大概是卖往了关外，两个小孩子尚未出手。我把她交案之后，过了几天听说两个小女孩已弄了回来，卖往关外的女孩子还没有下落。

这拐带们要拐带的人主要是女人。这种女人从年岁上分四个等级。上等的是20来岁的妇女，能值3000元上下。其次是25岁以上、30岁往下的妇女，能值2000元左右。再其次是十三四岁以下的小姑娘，能值1000多元，因为这种小姑娘，当时不能生财，谁要买去也得调理几年。最下等的是三四十岁往上的中年妇人，不过能值几百元的样子，因为这一类女人只能卖给乡下人去做妻子。民国初年，华北各地的穷苦农民，到东北去开垦的很多。这些人，大部分是单身汉，到了那里干上几年手里剩下几个钱，就打算娶个妻子。因此关里都市地方，拐子们钻了这个空子。在京津一带拐到的妇女，绝大多数带往东北去卖，当然也有带往西北(包括张家口、厚和和包头一带地方)去的，究竟是少数。前面所说的“屯货”在东北的价钱也不低，一般的都能卖五六百元；四五十岁，相貌也不好的，最少也能出手二三百元。

拐卖人口的人，在北京比较出名的有毕奎五和廉三奶奶等。毕手下有不少的人，手里也有钱，慢慢就成为发号施令的大掌柜的了。廉三奶奶也是北京地方砟子行中有名的人物，系拐子手赵玉泉的母亲，是前清的宗室。她是吃喝花用惯了的人，清朝灭亡之后，没有什么收入，就干上这勾当了。她经手拐卖了不少人，听说她经手押到东北窑子里的一个女人跑了，开窑子的不答应她，将她的儿媳去充数。还有个叫李全忠的，也是这一行里有名的人物，和北京这些人有来往的。天津是中华公寓的经理王秉成和聚元栈的小白专门接手拐来的人口，再设法转到关外去。沈阳有天聚东栈房的李长荣和公和栈的马锡九。这些人都以开栈房为名，私下专搞这种倒卖人口的生意来赚大钱的。他们这些人，经常有联系，狼狈为奸，可是在利害关系上，又都是谁也不让谁。特别是沈阳的那些人闹得更凶，第—他们手里有的是钱，年岁较小的姑娘，他们也可以先拿钱买到手，再慢慢出手，这样就能多赚钱。第二他们平常肯拿钱结交地面上的人，出了事能得到包庇。第三他们的生意大多设在日本站内，中国做官的，谁敢去找麻烦？因此他们为所欲为，就是北京、天津的拐带们都要仰承他们的鼻息。

拐骗中有叫做“左事由儿”的，就是专门想法儿坑那拐带们的人。凡是拐卖人口的人们，都很怕他们。“左事由儿”们做得很巧妙，拐带们遇上干这一行的人，只好认倒霉。在他们的行话中，一种叫“抓定吃皮儿”，一种叫做“放老鹰”。

“抓定吃皮儿”，就是有夫之妇，装着家庭关系不和睦，和拐带们认识之后，拐带们一不细心，认作是一宗好生意，双方商妥要把她带到关外去另找生活，她满口答应，不过说明在她临走之前要多少钱作为安排一切的费用，这就是抓定 (就是定钱)。决定了走的日子，即进一步要求带她走的人先替她做几件漂亮的衣服，以便路上穿用 (这衣服也叫外皮儿)。等一切都办妥之后，约定于某日某时在车站见面；到时候不见人来，你再找她，她和你装傻充愣，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有的早已不在原地，有的到时候真到车站来了，然后抓个什么碴儿，又雇车回去了，拐带她的人没有一点办法，这就叫“抓定吃皮儿”。按说凡是干这种拐卖人口的人，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们所干的这种勾当，都是犯法的行为，就是吃了亏也只有暗中叫苦。那干“左事由儿”的人，也就是抓住了他们的这个弱点，所以才敢这样做。

“放老鹰”就是被拐卖的人和她自己的男人或母亲伙同一气来坑骗那拐卖人口的人们。这种女人一定是长得不错，年龄也很相当，她的男人或母亲装着无法生活，情愿把自己的女人或女儿卖掉。双方商妥，由拐卖人口的人花几百元钱，然后再把人带往关外去。这种女人故意装糊涂听从他们摆布，一让她找到了机会，她就马上逃回来，因为她计划得很周密，一出了门，就让你难以找到。那丢了人口的方面，如果是开窑子的，都是些说得出的人物，他们绝不肯吃亏，一定找那出手的人，第一是要人，人实在找不到，就得倒钱。他们干这种拐卖营生的人，钱一到手，早已花用完了，这时真是逼得发昏，只好给人家说好话，慢慢想办法赔人家的钱。那逃走的人秘密回到自己家里，不过搬一搬家或是到外地躲避一个时期就算完事。日子一长，再找到她，她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再说那拐卖人口的人们都是宁可自认吃亏，也不愿经官动府的，那放老鹰的人，也就是抓住了他们这种心理。年岁稍大一点的女人，也有放老鹰的，人贩子们用比较便宜的价钱买到手，再用较高的价钱卖给屯垦的人当妻子。这些女人一到了关外，只要抓到机会就逃跑，那丢失妻子的人，当然要找经办的人；不过有的农民自认倒霉，那他们就算便宜了。另外，这种女人中还有更乖巧的，她用甜言蜜语诓骗那娶她的男人一同到北京来玩，或看亲戚。一个乡下农民一到了北京，人地全不熟，那女人三绕两绕，就把他给撇了。

(王子威整理)

民国时期危害社会的包头流氓

刘映元

民初，包头“大行”、“农圃社”和“死人沟”的“粱山”的形成及其关系，是旧中国工商业资本家、地主集团势力和流氓江湖组织之间，相互勾结利用和逐步合流而混成一体的一个社会缩影。

“粱山”会众，行业多多，品流复杂。他们贩毒吸毒、包娼庇赌；充当打手、特务，街头巡逻、弹压会场；滚利盘剥，保护戏园子；其更甚者是，他们还明日张胆地铸私钱，收私税，甚至盗死尸和做“顶命鬼”等等非人勾当，全都插足，从不放过。可谓包罗万象，样样都干！这是旧中国社会百丑图中的一丑。看此一丑，会发人深思，会使你更爱现在和努力创造美好将来。

民初的劳资关系

京绥路于 1923年修至包头，1926年包头才由萨拉齐的一个镇设治为县。因为包头是长城口外一个水旱码头，从清乾隆年间修起“绥远城”，汉民从晋北陕北迁入蒙地开垦以后，就与张家口 (东口)、“归化城”(西口)、多伦 (喇嘛庙 )齐名成为商业上和军事上的重镇，也成了流氓底层社会觅食的地方，流行着“东口至西口，喇嘛庙至包头，东走哩，西窜哩，每天也要吃饭哩”的调调。清同治年间马化龙和白彦虎在甘宁起义，左宗棠奉旨“平回”，“嵩岳军”张曜的后方便设在包头。李鸿章“淮军”的“水上巡防营”和“洋枪队”也在包头和托克托的河口镇及萨拉齐的善岱镇防守，曾一度为内蒙古西部带来名叫“簧腔”的“徽剧”。包头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和丝竹盈耳的繁华城市了。到了光绪年间，巴彦淖尔盟和伊克昭盟还非常荒凉，河套的隆兴长和梁外的羊厂壕，虽然设置了五原厅与东胜厅，但是五原和东胜的“厅官”与西蒙垦务、盐务上的行政人员嫌那些地方生活艰苦，都住在包头镇内办公，这样包头就形成为内蒙古西部的政治重心。而且商贾云集，车船辐辏，冠盖往来，军队屯聚，一年比一年繁华，社会也一天比一天复杂。但关于地方的管理，在清末时只是由萨拉齐厅派一个“巡检”来负责；到了民国初年，也只是由萨县巡警营分设了一个分驻所。这时包头已发展到五六万人口，各个阶层都有，一个巡官带着 30多个警察，怎能会有力量统治这么大的局面，因此包头长久以来一直是关帝庙的“大行”和东河的“农圃社”利用“死人沟”的“梁山”来维持街面的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

所谓“大行”，是包头工商业生意人的公会组织，到了民国改称为商务会。所谓“农圃社”，是郊区地主们的封建集团组织。所谓“梁山”则是包头流氓低层社会的江湖组织。他们在包头设县建市以前的管理办法是：由“大行”出代表四人，“农圃社”出代表一人，组成议事机构，在“大行”里边办公，受萨拉齐厅和以后的萨拉齐县委托，由巡检和巡官监督协助，处理包头地方上的各种事务。买卖人和庄户人只能出钱出粮和出车缴草，其他有关地方警察的辅助工作，便由“大行”和“农圃社”雇用“梁山”的人来担当。因此“大行”和“农圃社”的议事机构就是当时包头的行政衙门；“死人沟”的“梁山”，就是当时包头的警察机关。

“死人沟”在包头旧市区草市街以北，1949年以后改为“慈人沟”。这里原先是一个停厝棺材的地方，后来乞丐在那里掏窑打洞居住，成了包头的贫民窟。清朝和民国初年，死人沟是押人的“黑房”，凡是在包头逮捕和五原、东胜与萨拉齐后山地区送来的人犯，先在死人沟看管，然后再往萨拉齐监狱解送。死人沟除了居住乞丐，还有好几家鼓房，“梁山”的头儿所在地——“忠义堂”就设在鼓房以内，它的人马都散布在包头各个角落，给“大行”和“农圃社”打杂，并执行警察和特务工作。

“梁山”的人首先是负责巡查街道和弹压会场。清朝的时候包头有好多聚赌的“宝店”，庙宇上经常唱戏，阴历正月十五和二月二大闹“红火”，七月十五在南海子放河灯，这些地方最容易打架斗殴和阻塞交通。“梁山”的人扛着“大行”的虎头牌，手拿牛皮鞭和铁绳铁锁走过来倒过去，不用说平常的老百姓们不敢捣乱起哄，就连在赌场顶好汉股子的“白花”，也都对他们畏惧。“梁山”里边什么人都有，更不乏拳棒手和顶命鬼。相传在辛亥革命时攻打大同的“二麻烦”曾于宣统元年从大同到包头闯码头，自恃武艺高强，不把包头的江湖放在眼里，得罪了死人沟的“梁山”，就被“梁山”的头儿派了些拳棒手，趁他在剃头铺低下头梳辫子的时机，用石灰先把他的眼睛蒙住，然后拉到街上殴打，几乎打死。“二麻烦”虽遗体鳞伤，没有哎呀一声，但也吃了大亏。“梁山”的人在夜间负责全城的巡逻打更，提着“大行”的灯笼，可以盘问、检查、逮捕夜不归宿的行人。守城门的兵丁到城外耍钱，有时还叫他们在城门房子里掌管钥匙，因而其也敢于在夜间私开城门，放行商旅。其他如街道上的垃圾、官厕所的粪便、倒毙路旁的死尸，全由他们来清理。发生火警以及各种自然灾害，亦由他们负责扑灭。1918年包头鼠疫流行，死了 3000多人，都经“梁山”的人给抬到城外焚化。凡是恶死 (非命而死 )的人，也由他们协助“仵作”检验或是抬埋。罪犯执行死刑，如无尸主领尸，他们即将衣服剥下，洗掉血迹，卖给估衣摊子。甚至把死尸掏心挖脑，泡制成药，以高价出售。他们除平时由“大行”供给柴米工资，每年四大节还由商号给他们送礼；有时也用讹诈的手法，找点“外块”，并不缺小钱使用。因之他们有鸦片嗜好的也能解决，有家口的也能养活，于是把“梁山”这个江湖组织，视为衣食的父母，终身的依靠。

“梁山”是包头流氓底层社会的总称。它所以命名为“梁山”，并没有“替天行道”的理想，只是要把“下九流”的人团结起来，像宋江等一百单八将那样坚强，好互相帮助，彼此关照，不受外人欺侮，能在包头寄生和鬼混下去。

“梁山”的“锁”“里”两家

“梁山”是江湖上“锁”、以后才把不属于帮会的“跑“里”两家的联合组织，腿子”的流浪汉都吸收到“梁山”以内。

“锁家”是乾隆年间“归化城”公主府打更的马三红和种菜的秦四海建立的，故分为马三红和秦四海两门子人。“里家”最早由北京城满八旗的八个穷王爷当首领，故分张门、高门、韩三门等八门子人。这两家的组织过去在华北的其他城市都有，他们的区别是“锁家独霸一方，里家走遍天下”。锁家供奉的祖师是明朝的永乐皇帝，以吹鼓手和六合铺的抬轿夫为基干，但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这个范围叫“方场”。如包头锁家的“方场”，就是东至莎尔沁镇，南至大树湾，西至麻池镇，北至石拐沟。鼓房和“六合铺”超出这个“方场”的范围，即不能招揽红白喜事。里家是以乞丐和打“莲花落”、“数来宝”的行吟艺人为基干，可以在天下任何地方流浪，不受地区的限制，供奉的祖师是范丹老祖。据说“孔子当年在陈国绝粮，经范丹救济才没有饿死，因此乞丐供奉范丹为祖师”。他们向贴有春联的商店住户要饭，含有替祖师向识字的孔子的徒子徒孙讨债的意思。其实孔子是春秋时代的人，范丹是东汉桓帝时候的人，相隔千年，可见所说荒诞。但范丹是历史上出名的“穷汉”，他们也是穷汉，供奉他当祖师，还不无附会的理由。至于锁家为什么要供奉明朝的永乐皇帝当祖师，则说不出什么道理。按当时两家的组织成立，是如上所说出自清朝宗室和他们的下人们开创的；看他们后来的行动始终是当顺民，对统治阶级采取恭维态度，这就有可能是当时的雍正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削弱帮会“反清复明”的民族反抗力量，授意他的宗室和家奴去另外组织两个反动的下层社会集团，来进行分化和瓦解。但却又把明朝的永乐皇帝供奉当他们的祖师爷，则骨子里似又含有洪帮“反清复明”的意义。并且在辛亥革命时期，还有人打过刀什尔 (土默特旗的地名)，是何缘故和是否有矛盾，则无从查考，很难臆断。

“拐挺”是兵符印绶

“锁家”和“里家”，这流氓底层社会的两大派系，在其他地方都是各立门户；但在包头，一方面由于“大行”和“农圃社”有意的利用和集中管理他们，一方面锁、里两家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力量，这便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为一个“梁山”，号称“锁帮里，里帮锁，锁里是一家”。但梁山的领导权却始终被“锁家”的鼓房把持，由各鼓房的班主中产生“梁山”的领袖“头儿”。哪家的鼓房班主担任“梁山”的“头儿”，哪家鼓房就是“忠义堂”，门口挂着“大行”的虎头牌和牛皮鞭，闲杂人等都要肃静回避。里边的神堂中供着“锁”、“里”两家的祖师，除过囚室、伙房，还有专供记账先生和“把式匠”(打手 )居住的宿舍，俨然是一座森严的衙门。“头儿”出门有保镖的跟在后边。他的兵符印绶是一根木杖，名叫“拐挺”，平常放在祖师前面的供桌上，有事的时侯用它行刑打人，“头儿”以外，谁也不得擅动。其他地方花子朝拜的那个“杆儿”，也许就是这件东西。“梁山”对内完全实行家长式的封建统治，有三大规矩和惩罚的办法：第一是“踩穷汉窝铺”(跟自己本家里的女人通奸 )的活埋；第二是“唾臭”(捏造事实损坏别人的名誉 )的挖眼；第三是违犯其他制度的跪在祖师供桌底下，用“拐挺”殴打。他们标榜“梁山”的“忠义”两字，是忠诚老实地替“大行”服务，保护各商号的利益。“锁”、“里”两家的人若不能行动，由“梁山”养活，死后给买一个“狗碰头”棺材。1914年，山西孙庚的军队在包头哗变，变兵从东营盘出来，路过死人沟的时候，叫“梁山”的人跟他们去发“洋财”。有些人已经跃跃欲试地走出窑洞，看见“头儿”樊虎娃横眉竖目，手执“拐挺”站在那里，大喝了一声“哪个敢动”，都慌忙缩回窑洞，吹熄灯睡觉。“梁山”的人平日全叫“拐挺”打怕了，到了非常的时候，才有这么大的威慑力量。

“里家”的流动性很大；是根深蒂固的。加上的“锁家”“坐地户”“梁山”“头儿”由鼓房产生，因此包头的鼓匠很“硬”。商民举办红白喜事，说是“订一班鼓匠”，他们就不高兴，说是“写一班鼓匠”，他们才喜欢。“写鼓匠”的时候，订钱很少，可是写下以后就百般勒索，除了工资酒饭烟茶，还有“赏赐”、“喜钱”、“辛苦钱”、“水烟钱”、“折饭钱”这些名目。并且每回吹打一个“曲牌”，还要额外的附加钱。写时已讲妥是 10元钱，到吹打完毕非二三十元不能开销，他们先是好言好语恭维东家，用软法达不到目的，便耍无赖和“跌死皮”。由于“梁山”在背后给撑腰，普通商民都惹不起他们。况且凡是举行鼓乐的人也不在乎这几个钱，尤其娶媳聘女都是大喜的日子，谁也不愿意和鬼生气，只好忍气吞声地吃哑吧亏。如果遇见懂“梁山”规矩的人给东家当总管，他们也就适可而止，不敢发野放刁。至于“里家”的乞丐，平日就在指定的街巷讨要，遇见喜庆宴会，亦不能“越界”来凑红火热闹。“梁山”为了使东家不致丢失东西，特派专人给站岗，叫做“蹲门的”，这个人在门口整蹲一天，除了替东家打发乞丐，还制止闲杂人等入内。其工资通常是一天 1元银币，临走还替“梁山”不能行动的乞丐代讨 1元，拿回去交柜，不敢私自克扣。他们并且从不混进鼓匠棚里吃饭，说是“我们不上桌面，怕犯了‘梁山’的规矩”。好像“里家”的地位不如“锁家”高超。“锁”、“里”两家都是“和尚教”，传徒不传子。到了包头设县建市以后，“梁山”一天比一天衰败，许多戒条也被打破。像解放以前死人沟的保长李根罗，他原先是个兵痞，在商震的第三十二军当过排长，冷口抗战时受伤回到包头，可巧他的叔父是“梁山”的“头儿”，这时因病逝世，他在王靖国统治包头的时代，依靠伤兵的势力，硬把他叔父的徒弟赶走，承继了鼓房的财产，篡夺了“粱山”的领导。

乞丐和“跑腿子”的世界

包头在过去，除了大的商店，还有许多暗房买卖，并且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各种货物都在这里进出，客商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普通市民也是大吃大喝。所以乞丐和“跑腿子”的人把包头看成一个乐园，只要和商店字号的伙房搞好关系，给他们掏炉灰、倒泔水，就可以把成桶的剩饭打弄回去。遇到过生日或满月、乔迁开业或是庆寿过节，念几段吉利的“喜歌”，更能讨到新鲜的酒食，自己吃不了还给人。鸦片烟也可以用“偷鸡摸狗”的“外快”换到。如果肯捡些破烂，割些柴草，越发不缺零钱。死人沟的乞丐，每天都是日上三竿方起，因为“梁山”禁止“锁”、“里”两家在夜间偷盗，晚上 12点钟即锁窑门，他们必须在这以前赶回。死人沟的白天非常清冷，到了夜晚特别热闹，每座窑洞都是灯火辉煌，有歌有唱，煤火炉子四周放着茶壶和热饭的小桶，炕烧的滚烫，在数九天也不寒冷，除了地下的尿桶熏人和墙上的臭虫与身上的虱子咬人，简直是一个温暖的“安乐窝”。乞丐们吃完剩茶剩饭，每个人都摆着一盏“闷灯”，把鸦片“灰子”一吸，眉飞色舞地胡侃，聊到天亮才睡。人要是堕落到这种地步，不但看不见讨吃、偷盗他人是可耻，也看不见奴颜婢膝求恩赐更可耻。如内蒙古西部有“讨吃三年给官不做”的谚语；呼和浩特有所谓“阳沟沿的鸭子，皮毛不好肚襄肥”，也是指此类底层社会的流氓而言。至于在包头黄河两岸和阳山前后讨要的乞丐，的确有骑着毛驴装米面的事。这不是梁外后山河套人憨厚，也不是粮食多得没有地方存放，而是“里家”跟土匪勾通，并给官兵担任侦探，农民恐怕得罪了他们生事惹祸，才显得那样“慷慨”。

“安乐窝”的苦闷

包头的乞丐由“梁山”暖窑热炕地收容起来，如遇天阴下雨或是冬季严寒，还供给稀饭。这并不是真个用义气待遇他们，主要是派他们担任各个街巷的眼目，打听新闻琐事，注意形踪可疑的来路人。要是他们不马上反映报告，出了问题便拿“拐挺”对待。平时“头儿”也完全是家长式的统治，稍有不合，便非骂即打。因此他们虽表面上是及时行乐，内心中也都有不少的苦闷，只不过是“高高山上一根棒儿，好活了一阵儿是一阵儿”的泡混。但参加和脱离“梁山”都很困难，当乞丐也得拜师。“锁”、“里”两家怕人稠地狭，收徒有一定限额，特别是对“里家”考察更严，答不上“行话”，即驱逐出境。如果赖着不走，也有最残酷的对待办法，或是打成残废，扔在城外的山沟喂狼，或是找一个僻静地方把人活埋。“梁山”对内控制极严，“锁”、“里”两家的人谁也不敢泄露“梁山”的秘密。为了封锁和保守秘密，参加进来的人就很难脱离出去改行从其他职业，只有当了兵和准许离开包头的人，才有可能。因此“梁山”这个江湖组织，也就多年来发展得非常平衡。

缉盗通盗饱私囊

本来小偷和窃盗不包括在“里家”以内，可是包头的“梁山”一方面给“大行”缉盗，一方面为了坐地分赃而通盗，也把他们掌握在自己的组织当中。凡是外埠来到包头的小偷窃盗，必须先到“梁山”上挂号，由“头儿”根据偷窃的类型指给活动的时间和地段。黑夜偷盗叫“跑红条”的，白天偷盗叫“跑青条的”，一早一晚偷盗叫“打灯虎儿的”。“跑红条的”分两种人，站在房上巡风放哨，叫“登杆子的”；进入院中升堂入室，叫“跳池子的”。在俵分赃物时，

“跳池子的”要比“登杆子的”多顶厘股。“跑青条的”分为四种人：偷大商店门市部的叫“高买”；偷市场小贩叫“扫摊子的”；偷农民旱板车或毛驴驮子叫“滚轮轮的”；偷街上行人叫“捏把子的”。他们各干一手，跑了“青条”就不能再跑“红条”，“扫了摊子”就不能再“捏把子”，指定在西前街活动，也就不能再到东前街游窜，谁要违犯这个规矩，被讨吃叫街的乞丐发现，回去报告给“梁山”的“头儿”，“死人沟”即派人扣捕。初犯用“拐挺”殴打，屡犯不改，便送往萨县。如果听从“梁山”的指挥，可以一直在包头存在，不过这也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偷到东西以后，三天以内不得处理，恐怕偷在“碴儿”(有势力的人 )上，“梁山”得给负责往回寻找；第二是东西变价以后，须以 30％捐献“梁山”作为“公益金”，据“头儿”对小偷窃盗们说，像养活残废，埋葬死者，修缮窑洞，购买柴炭，以及给祖师爷“领牲”唱戏，全由这笔钱来开支。其实这些开支用不了多少，何况多由“大行”给拨款，结果“梁山”从小偷盗窃身上征收的30％的“重税”，都入了“头儿”的腰包。一直到包头设县建市以后，“梁山”还掌握着小偷小盗，只是这 30％的重税，不能由“头儿”独吞，还得把一半孝敬给刑事队长或侦缉队长一类的警官。但随着偷盗案的增多，头儿所得的仍然不少。

私入头儿腰包的，并不止此。如在清朝和民国初年，“梁山”的“头儿”就冒名顶替，领取过社会上的物资捐款。1929年大旱时，华洋义赈会的赈米，也被“头儿”中饱私囊的不少。至于凭借“梁山”的力量做其他投机和讹诈的勾当，更是手眼通天。在“梁山”全盛时期，“头儿”有大小老婆和大小厨房。“大行”的执事老板，到了“标期”(山西帮银钱业的比期 )周转不灵，也得以高利贷向他们借钱。“头儿”以正常和非正常的手段，弄个万儿八千两银子，比钱庄票号还来得快当。他们虽然列不到缙绅阶级里头，却是地方上真正有势力的恶霸。

没落与沦亡

包头死人沟“梁山”的没落，主要是以后的警察机关代替了他们大部分职权；其次是“哥老会”分裂了他们的组织。在 1925年杨万祯 (小五杨 )未被石友三枪毙以前，东川 (土默特旗)、河套、后山和梁外都是“哥老会”的世界，“白头牛”(非会员农民 )简直无法存在。包头四面都被“哥老会”包围，“梁山”上有“出息”的人，看见“哥老会”快要独霸西北，特别是“里家”的人都参加了“哥老会”，后来都沦落为土匪。只有“窝囊鬼”(没出息的 )仍依靠死人沟过活，所以“梁山”的声势就不若过去煊赫。经过日伪统治了 8年，“梁山”的威望越发低落千丈，不过还管理乞丐和掌握小偷窃盗。

1945年我从陕坝回到包头以后，就想了解死人沟“梁山”的内幕，可是被鼓匠和乞丐吸了我好多纸烟，他们也坚决不吐露其中的实况。1946年春天，还是包头警察局长韩霁堂派他的刑事队长牛占田把死人沟的保长李根罗找来，才给我很详细地介绍了以上的情况。那次我参观了乞丐的贫民窟，并且到李根罗家里串了一个门子。死人沟里边除过鼓房是四合院，其余都是窑洞，并停放着不少的棺材，活人跟死人为邻。有的是家庭窑洞，有的是集体窑洞，有的干脆和棺材住在一起，里边都被煤烟和灯烟熏黑，走进去非常阴森可怕。我去的时候正是白天，只有五官四肢不全的人坐在炕上捉虱子，能行动的人都上了大街，由哈巴狗儿看守各自的破烂行李。这些哈巴狗儿看见衣帽整齐的人不住狂吠，每盘炕上都有二三十条。虽然我黑夜里没看见他们怎么样，但这和以上所说的“梁山”兴盛时期“死人沟”是乞丐的安乐窝，气氛就大大不同了。又到了李根罗的家中去看，和那些窑洞相较更是有天堂地狱的差别。一进院，三间大正房全是玻璃门窗，里边一律紫漆家具，墙上有八扇屏和自鸣钟，炕上是栽绒毯和红缎被，正中的神龛中有两座金碧辉煌的牌位，就是供奉的永乐皇帝和范丹老祖。我问他“拐挺”在哪里，他说已被他叔父的徒弟带走。李根罗提起“梁山”的往事，有不胜今昔之感。谈到这里是藏龙卧虎的地方时，他说：“辛亥革命时这里的人跟阎锡山当兵，有八个人在晋军中升了团长和营长。现在有一个给孙殿英当过县长的人，也在这里讨吃。抗日战争时我曾掩护过调查室 (军统 )的人。你老兄的朋友在包头丢了东西，只要你老兄来找我，不出三天准能给找回。”这个封建把头言下非常得意，表示他仍在包头有很大的社会力量。

死人沟的“梁山”，辛亥革命时民军“秦晋蜀北伐先锋军山西大都督”阎锡山到过包头，曾派大同的李德懋前去招抚。有人跟上莎县的张万顺 (胖挠子)，随同同盟会会员王平章、“绥远城将军”云亭、“土默特旗都统”经权和统带王家榘打过刀什尔 (陶思浩车站)，起了一些积极作用而外，在这以前和以后的历次变革动乱当中，死人沟“梁山”的人都是持着顺民的态度。例如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义和团“扶清灭洋”，“梁山”的人没有加入“神兵”。1914年晋军因缩编队伍不发遣散费激起孔庚部下哗变，“梁山”的人没有帮助反抗。1948年冬天，第一次解放包头，“梁山”的人亦未作攻占国民党仓库的响应。而 1914年赵守钰的军队跟乌拉特三旗起义的部队在沙坝子作战，和同年芦占魁包围包头，以及 1939年傅作义反攻包头与 1945年董其武防守包头时，“梁山”的人却给“晋军”、日本军队和国民党的顽固军稳定后方，并到城外担任侦探。至于他们为各种恶势力看家跑腿当奴才，对善良的老百姓欺诈和勒索，更是日常生活。他们真正是“好人的害，灰人的菜”。也只有在旧中国的城市，才能那样长期的寄生泡混。

新中国诞生了，这个流氓底层社会的江湖组织失去了存在条件，也就自然而然地冰消瓦解，成为社会历史上的陈迹。

旧时昆明的盗贼流痞

龙子敏

昆明在旧社会中，常有盗匪窃贼、痞棍亸流之类四处活动，滋扰社会，危害人民，使公私各方，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现按发生时序、经过情况加以概述。

清末盗匪窃贼滚龙痞棍的动荡起伏

1900年后，由于灾荒、生计难谋、贫富悬殊以及好逸恶劳等因素，昆明一带盗匪嚣张，盗案几乎每日发生。近郊地区，常有散匪出没，持械行劫。北乡农民卖柴回家的，傍晚在商山寺前集结多人才敢动身。杨仙坡是著名的行劫地带，昆明县正堂令乡团在此设岗守卫缉盗，拿获抢匪就地正法、悬首示众后才稍获平静。其他如吴井桥等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向来城门和各街村间设置的棚子魁阁，均在夜间关闭，断绝往来，并有逻卒巡更。居家养犬守夜，墙头屋瓦上多用刺蒺藜和碎瓷片卡住，以防盗贼。但盗贼却横行无忌，经常聚在一起谈说贼言子，并推出贼头，做趋利避害、策划营谋的各种打算。盗类不一，行动有别。扒墙上房的称棚贼，常是数人联络行窃，先在白天打探路径虚实，一经下手，志在必得！常穿多袋短衣，足蹬鸡毛草鞋，身带冷饭团，内放药饵，丢给狗吃，不令发声；故意在房上大声说话或砸下瓦片，如无动静，即大胆行窃；施放闷烟使人不醒，揭瓦锯椽，翻身入室，挪抬箱笼，掠取财物，彼此接应，携财逃逸。有时事主醒觉，亦常被挠钩从室外钩走衣物之类。其余在平地行窃的有：撬洞、穴墙、抬门入室的红贼；在黎明时活动的露水贼；晚间肆扰的灯花贼；开门扭锁的疙瘩贼；专窃取晒晾衣物的钩钩贼；牵盗牛马猪鸡的草皮贼。还有闯潮贼，常在白天乘人不备，推门入室，遇人诿作找人问姓，往往乘便顺手窃物、溜出门外；遇到追捕甚急时方肯弃物逃遁。店铺人家也常被揭开铺板撬坏栏柜，或翻房入铺掠窃大批货物。小偷之流常挤入人群中，乘人不备时攫取或掏摸财物；抓街的，得物即逃。掏包剪绺的男女都有。女贼衣着整洁，使人不防，乘间施展手段，得赃后立刻传递给在旁联手，持往他方；即使立刻被人察觉，进行搜查，因无赃物，反而大肆刁赖，往往就此走脱。携带刀剪，暗中划破人的襟袋摸取财物的，在庙会戏场、人群拥挤地方时常发生。

民间捉获偷盗，向来是捆绑拷打后才解送官方。盗贼常在衣领纽子间藏带撑药，暗中吞服，应付挨打。强盗遇人追捕，常拒捕格斗，有击伤事主后逃逸的；有受创后寻仇报复的，使人不获安宁。但盗亦有道，常遵循着一些惯例，主要是：1.不惹大猫猫(官吏绅首之类)来减少吃官司；2.不偷窃邻近人家，免被告发或遭暗算；3.赃物寄存窝家，不放在自己家内，并保留三天查看动静；

4.被逮捕后自己承担，不肯攀扯他人，来互相包庇等。他们偷窃的对象是毫无势力的老百姓。当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收入有限，由于盗贼乞丐的不断打搅，财物损失补充困难，常至缺衣少食。生活上既受威胁，更要随时警惕防卫，精神上也不大安定。有的工匠常被偷去整套工具，以致影响了工作。熟悉门径的人在失窃三天以内，找着贼头、眼线，可以用银钱赎回原物；三天后如无人过问，赃物或当或卖，彼此伙同分赃。古董商贪买贼赃，付出极低价格，买去许多物品，贵贱都有。在西院坝和南较场，每早黎明时间，公然来路陈列不明的东西售卖，失主在这里能用钱买回失物。

1908年前，清政府设有文武总察和云南府、昆明县等官署，均司缉盗安良责任。捕获案情重大的盗匪，多用站笼站毙于三牌坊及云南府衙前；普通盗贼是先加杖责，后插耳箭游街及带枷示众，或是监禁数年。设警以后，在各街设警察守望所，各有三人：一站岗、一巡逻、一休息，昼夜不停；并有更夫巡更打锣，一有盗警，鸣笛围捕，盗贼多能逮获。男盗拘送自新所带镣习艺，从事苦工；女贼亦送入女子自新所拘禁，强迫织布、打草席。伙同上房行窃和掏包女贼因此日渐减少，剪绺行为不再发现。

从1900年起，城中常有游手好闲、孤身光棍们勾引着一些纵情玩乐、狗马声色的纨绔子弟，玩滚龙，当痞棍，成群结党；抓打吃碰，打鹌鹑，斗蟋蟀，养雀，放鹰拿兔，寻事生端，借故勒骗。滚龙常在臂上或胸膛间画龙，流浪滚动，以此得名。实系哥老会的一派系组织。他们彼此之间，拜把结盟，吃鸡血酒，誓同生死共患难，充满着一些封建迷信色彩，制定出种种规约，行事前常打鸡卦来判断吉凶，决定行止。因人多势众，就开山堂，占码头，跑江湖，肆行活动。许多落魄失意、身上空空的人，只要加入了组织，熟悉了札数，也可以闯州过县，到处有他们弟兄照应，临行时还摆赌、逗钱，致送盘缠。参加此中的人，有仁、义、礼、智、信的派别区分，均按资格经历和年龄，推出大爷、二爷、三爷……年龄最小或新加入的为幺兄弟。小幺们想出人头地，常乱闯乱撞；有时帮中惹出祸事，在缉凶中常出来去自行承担，代名顶替，为祸首受难、背案、坐牢、替死；自命英雄，置生死于度外，那些大爷、二爷们却是藏匿或逃遁无踪。昏庸官员胡乱处理案件，只要有人抵罪，并不详究主从真假。抵罪的人如获出狱生还，便气概凌人，地位增高。他们各派之间也常怀挟意见，寻隙格斗不休。相互接触时际，如一言不合，往往握刀比武，至于对所不满的人，常将其拖到僻地，任意处置。凶伤死亡事故，在光绪末年常不断发生。解放后在昙华寺拜昌盛作徒的艾景源，原为清末的滚龙之一。他在昆明活动多年，因屡次行凶犯案，逃赴迤西，流浪各地，不时潜回，自诩经他手杀死的即有四五人，意颇自得。滚龙的凶暴放肆，足见一斑。

滚龙的服装举动和常人不同，头戴一把爪小帽，垂松三根辫子，穿着短衣服，衣袖斜跨，袒胸露臂，手提刀棍，有股傲岸不驯的歪风邪气，使人望而生畏。同伙弟兄聚会，均比手势，说江湖黑话，叫做滚龙言子。他们多无正当职业，常诱人聚赌，设就圈套，在赢钱后彼此分用；卖禁物、假货讹诈、吓唬他人，强制娼、优、烟馆，迫使俯首听命。当时商店食铺优待熟客，常做赊账生意。他们在无钱时，不拘生熟，吃喝买物，估着记账，有时故意持军器及假首饰，估当银两。名声较大的人，只派小幺用包袱裹大石头掷放柜台上，声言某大爷要当银5两或10两使用，逼迫得当铺老板好言交代，酌情送银遣发。他们当街调戏妇女，借故闯入人家。工商业者或富翁们为了避免滋扰，有暗中加入报效银钱的，因此人数日多。光绪三十年间(1905年)最盛。著名的仁字派龙头大爷，先有何升高坐堂在城内黑神庙；后有施昆山坐堂在金马寺古铜庵，一声号召，能啸聚几百人。此外永宁宫、商山寺、五显宫等处和人家住宅也有开山堂的。街道茶铺中，常有联络活动的人，城里城外，全有他们的踪迹。少数女光棍出入在人群聚会地方，在戏场中坐在高板凳上，对人泼辣凶狠，言语尖酸，时常动手打人，唾吐沫，掴人嘴巴，无人敢惹。她们抽烟饮酒，一如男性，常诱惑良家子弟套取家中财物，笼络年轻浪子随在身边，供她差遣，似老妻少夫，或收为干儿子招摇撞骗；有时又加以抛弃，另觅新欢。由于滚龙行为不正，好勇斗狠，毕竟为社会所鄙视，犯案后常遭逮捕刑戮，有了觉悟或是接受劝告的人，不乏有改邪归正，脱离兄弟关系之举。设警以后，滚龙痞棍气势渐衰，在宣统年间已经不敢公然当街滋扰。

辛亥革命后盗匪小偷亸流的出没兴扑

1911年10月30日夜，云南革命军在昆明起义，次晨即有匪徒乘机持械抢劫，被起义军缉获了四五人，即在出事地点黄河心、西城脚、南较场等地就地正法，悬首陈尸示众。以后枪案续有发生。由此以至1912年经省会警察局在城乡各地先后缉获的枪匪约百余名，捕获以后，对罪证确凿的均陆陆续续枪毙。哥老会匪帮亦思乘机起事，被军警破获了山堂搜出了兵符印信，逮捕首要明山、傅炳章等会匪多名；首要明山、傅炳章等十余人一律枪毙，余匪均处徒刑、监禁。滚龙痞棍和新的哥老会匪几乎一网打尽，匪氛暂告平息。

1916年云南正值军事时期，在大板桥、横水塘、普吉、沙朗、厂口等地区又有散匪出没，滋肆抢劫行客。公务人员往来须派队伍护送。昆明县从此编练常团—个大队，并在外东西北乡各驻分队，防御匪徒。在大板桥和普吉两地成立乡镇警察，保卫附近一带地方。当时匪徒聚散无常，行踪不定，有时突然窜至村间，挨家搜查，拷打户主，逼索钱物。潜伏期间，要农民供应食米谷物，动辄放火烧房。村民多逃往他处避难；直待至匪徒远去，方敢回家耕种。

1912年后，市面上游民乞丐之类不断增加，乞丐沿家乞讨，游民涌向商业繁盛地区及南门外车站一带，乘卸运或堆货时际，争抢成袋成卷货物，四向奔逃。后来警方将游民拘入游民习艺所拘禁，习艺做工，市面稍安。但掏包窃贼常在菜市、车站、戏园、影院及各热闹街道穿梭来往行窃。旧时上房、入户、撬洞、扭锁、闯潮、钩衣等的事依然发生。当时押号初开，新旧物品一律收当，盗贼窃得赃物，即可投向押号，当钱使用，因此盗窃案渐多。失窃人家，纷纷报警请求缉究，各警署为此专设盗案巡长及便衣警察，进行缉盗清赃工作，有时人赃并获，失物还给原主；有时仅在古董押号处，认出原物，仍由原主归还原本。警方将缉获的盗窃、窝家拘送游民习艺所罚作劳役，由巡丁押解、带镣工作，从事挖沟、碾路等工作。对逃跑的，捕获后加带双镣。后来对屡次收买或押当贼赃的古董、押号主，除没收赃物外，更处以罚金，并拘留多日，勒令具结，以后不再收买或押当贼赃，违即勒令停业；有的押号为此遭到查封。偷盗役满释放或乘间逃出来后，旧习依然不改，并时常骚扰邻居，家内也不获安宁。有的家人邻居在惯窃役期将满时，常呈请警厅延长役期，因此一些惯窃长期拘留在所，常达数年。

民初妇女有爱戴金戒、金镯，夸耀人前，间为盗匪所乘，持刀威胁强取，甚至还被砍伤，以致一段时期无人敢戴金镯上街。

1920年至1922年间，接受招安的土匪部队(杨天福、吴学显的部队)也进驻昆明，对民间时有勒索财物之为，因非明抢，官方也不查究。普小洪、张绍武等股匪，在1923年共同纵横于毛冲、沙朗一带，强迫裹胁青壮弃农为匪，来增强他们势力。土匪到处，人民惊恐，骚然不宁。后来迭经军队清剿，直到1929年以后匪风才告平息。

由于人口日增、市面繁杂，时有外盗来昆，手法高超，行窃后即走向他方。素日惯窃，渐能捅开保险柜盗取公私财物。官方为此加强了缉捕机构，军署总部有查缉队，宪部置谍查股，警厅设侦缉队，来负缉盗安良。每日中午谍报人员在华丰茶楼举行汇报，谋划防治。但盗贼也相机行事，联络一气，进而和谍查人员勾结。1924年间陈维庚任宪兵司令官，委严仲虎为谍查长，贼头们竟送礼致贺，公然拜访进行联络。盗类和谍探之间暗中相通，彼此勾结利用。缉盗以侦缉队为主体，队员分段负责，平时掌握情况，监视偷盗活动，有了线索即按名逮捕。有时发生巨案，主管严令抓紧破获，侦缉队便四处捕人进行审问；对在行窃后匿藏赃物狡赖不认的，往往施用刑讯，有坐软板凳、踩杠子等酷刑方法；有时正盗未获，仅能捕来嫌疑分子，也是严行逼供，因此好人也不免受到嫌疑、遭到冤屈。任职侦缉队长的先后有戚焕廷、孙炽隆等人。侦缉队对大盗行窃后窜向宜良、个旧、曲靖甚至川黔各地的，常由队长率带队员跟踪追逮回昆明，如著名惯窃晏三标屡次行窃被捕，均乘间逃逸，后由孙炽隆在外地捕回。公私各方，对缉捕得力的队长队员常给予奖励、报酬。一般劳动人民被盗以后，只是报警缉究，多不会获得他们重视，也不会去认真跴缉，终究难于追回损失了的财物。

1927年后，街道行人时被抓毡帽、扒水笔。昏夜时际，黑神庙、小芦水河、蒲草田、石桥铺等僻静地方常有摘脱手表、金首饰的事件，小孩时被脱去毛农。警官常派警探在出事地方巡逻，对小偷仍难于防范。唯权势中人即使被扒去派克水笔，在通报侦缉人员后，仍可逮获贼头小偷，将笔归还原主。

1927年后，散兵退伍军人之流常和恶少勾结在一起，衣冠不整，言行乖张，当街对妇女嬉皮笑脸，故意碰撞，一般称作流氓。因尚无显著恶行，官方宪警并不取缔干涉，因此得意洋洋同党日多。他们中除了少数系由家庭供养外，生活费用大都自想办法，常向烟馆、娼妓、赌场、小偷方面进行搕索。小流氓常尾随小偷，夺取赃物后自行享用。在烟馆茶铺中，流氓胡乱和人讲相好，要人传烟传茶，无钱时也向食馆赊账吃喝，经常贩卖禁物，介绍人做买卖鸦片、枪支子弹等生意。小流氓时对流氓头子报效银钱。他们手头充裕时表现得很阔绰，穷迫时常藏匿小孩、绑架大人，要家人备钱赎取领回。1928年已故省长刘祖武家里的人，被其原副官某某伙同流氓数人诱至西坝藏匿，通信到刘家，嘱备重金赎取。后由龙云严令侦缉队破案，经多方侦查，才营救回家，绑架流氓四人，均予枪毙。名医戴丽三在1928年的某晚夜间，被流氓李某等借请医为名用汽车架走，开往北郊意图勒赎；经过北较场营盘时，戴大声呼救，哨兵出援，流氓惊散，才获脱险归家。流氓亦经缉获枪毙，绑架案件才少发生。

1928年间，云南内战方酣，被打垮部队的官兵多携枪械来昆，另找出路。市内流氓，乘势武装起来，游逛街头，毡帽歪戴，袒胸露怀；夜间手挂大电筒，上缀戏绒绳，到处照射；常蹲烟馆、窝娼聚赌，贩卖枪支毒物。在金马街一带，强拉妇女到巷内淫窟中奸污，妇女们往往绕道躲避。又常三五成群闯入人家，借名检查，肆行抢劫财物，或污良为娼，滋闹不休。当时最出名的有四大天王、八大亸神等。警宪势孤力弱，全不敢惹。同时有女亸神出现街头活动，大都服装不整，举止十分轻狂和人乱轧姘头，如遇青年英俊男子，多方进行挑逗，缠扰不休。张凤春任省会戒严司令官后，率带便衣微服出巡，将常在云津市场一带滋肆的亸神和伤兵，擒拿数人，就便处决，均用铡刀铡毙，陈尸示众以后，他们才稍稍敛迹。由此以至1929年时局大定，治安稳固以后，戒严司令部举行全市大检查，先后三日军警宪联合出动，搜捕匿藏市内城乡各处的流氓、亸神。除了少数事先闻风逃脱的以外，其余大小亸神均按名就逮，枪毙了大亸神童彬等近20名，其余均分别判处徒刑、拘禁监内。侦缉队队副戴谦在布置搜捕亸神案中异常努力，获得奖励。

在以后的较长时期中，流氓盗贼仍不断地出没起伏。1936年云南纺织厂初开，雇佣不少少女，无赖流氓集结东寺街一带对这些劳动妇女品头评足，当街调戏，拉拉扯扯尾追至厂门前。后由厂警及警署拿办数人，每天派警驱散，流氓方告绝迹。1939年日机大肆轰炸期间，人群疏散外出，私家住宅、公共机构疏于防范常被盗贼扭锁入室，大肆抄掠。1940年有华昌照相行职员张庆瑞每晚夜赴西坝看守疏散仓库，某夜9时购物时露出钱袋，盗即尾随至郊外用刀将张杀死，抢钱逃去。虽经报请缉究，案件终未破获。1943年间，市内银楼金店增多，陈列金饰深为盗贼所注目，常想乘机图逞。某日源茂金店将黄金计20余两入炉熔化为盗侦悉，深夜翻墙入室，熏昏了看守人，将炉中黄金全数窃走，案情始终不明。看守人以此受到重大嫌疑，甚至遭受拘禁。绥靖路双宝源金店和财神巷口银楼亦先后被盗，在夜间收市时劫去金饰多件，并斫伤秦姓店内人员，后经治安当局捕获劫匪数人，执行枪毙。1945年8月某夜，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当全市爆竹声喧时际，三牌坊盈泰金店忽来盗匪数人，将手榴弹一枚掷放柜台上，乘间窃去首饰数件。益康金店亦被划破玻璃橱窗，窃去金镯一只。

抗战时期，外埠来昆操理发擦背、裁缝的多为青帮中人，泥木匠和司机多为洪帮中人，也有一无正业的流氓在内暗中开展帮会活动。帮规礼数虽各不同，但和哥老会的类似。一些外来工商业者，为了避免滋扰敲索，拜老头子、先生做护符，每逢寿辰、年节送礼致贺，平时也要献殷勤。刘炳康是著名的青帮头子，手下拥有几百人。1942年后极为活跃，晓东街、护国门一带成为他们活动地区。帮中人在茶铺喝茶揭盖，都有一定格式。外人入内品茗，要代他们开钱，并不能久延，否则会借故生事，找你麻烦。高等流氓常开空头支票或向银行估作透支，进行投机交易或违法活动。龙绳曾等曾向往来银行、兴文银行等乱开支票，索取巨款，银行只好承受照付。流氓们生活放荡，有与滇中妇女轧成姘头同居的。1945年抗战胜利后，外籍流氓，纷纷内迁另谋出路，有的便携带姘妇同行，她们多乐于听从。但行至中途往往即被流氓卖在各地为娼；以此贵阳、衡阳、九江各地，一时都有被卖为娼、无法自拔的滇籍妇女。

1946年间，由于时局混乱，闲散军人武装流氓常在夜间闯进店铺，或闯入民宅，出刀枪威逼，不准声张，掠取财物后逃散。当时官方虽出动军警四处巡缉，但匪徒仍不时肆扰，军警究不明被劫地点所在，难于救急应变，昆明市政府遂做出了警铃防盗的一项紧急措施，分令全市居家铺户均备警铃二个，就邻屋的壁间凿孔，拴好公用铜线一二根，两家彼此各系上铜警铃一个。人如牵动了线，两铃同时响起。遇有盗匪入室，即鸣铃报警，邻居闻声声援，铃声响成一片，指示盗匪踪迹并由邻居驰报，便于军警缉捕。有了这一布置，盗风稍息，但到底有草木皆兵之感，令市民惶恐不安。

后有飞贼李竹溪来昆，擅飞檐走壁绝技，能跃入高楼大厦，施展出法术手段，让人不觉地窃取财物。某夜潜入有狼犬数只和警卫守卫的卢俊卿宅第中，掠取珍贵物品及钱钞，后逃往曲靖、贵阳，经侦缉队跟踪追缉，将其逮回昆明。拘禁期间，官僚们还叫李在市府当场表演作为绝技来欣赏，李后自杀。

晚近50年间，盗贼、流氓、痞棍……在昆造做的种种事故，已遂未遂是述说不尽的。不论居住城市还是乡村的人家，大都遭过滋扰、打搅或偷窃，他们给予社会的影响和危害是极其严重的，也是严刑竣法所克制不住的。在那样复杂混浊的旧社会里，在那样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盗类猖獗，无怪其然！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民国黑道帮派版图

清洪帮的由来

我最初知道和接触过的一些帮会人物

清、洪两帮名称的由来

清、洪两帮发展区域以及“充”和“赖”的问题

清帮的开香堂和赶香堂

“小钱粮”、“开山门”、“关山门”和“灵前孝祖”

“海底”、“通草”、“参教”以及字辈

抗战前的一些清帮人物

沦陷时期的镇江清帮

抗战胜利后的镇江清帮

几个“混世”人物

附：向春亭谈清洪帮

浙江洪门的女流氓

“十四K党”暴行

洪门忠义会创立人葛肇煌其人

葛肇煌逃亡香港和被驱逐出境

葛肇煌重回香港，洪门忠义会在香港改称十四K党

葛肇煌之死

1956年10月九龙大骚乱事件与十四K党

流毒社会的黑组织——袍哥

概况

袍哥的混合组织——荥宾合

袍哥给地方造成的灾难

袍规一斑

单刀会和武堂子

我在袍哥中的亲身经历

四川袍哥会

我利用袍哥搞军队活动的经过

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魔鬼——一贯道

遍地“开荒”诱骗道徒

飞鸾宣化 借窍装神

“渡大仙”和“超亡灵”

顺天会和忏悔班

办道起家 享受无穷

叫人斩断情欲 自己奸骗邪淫

仙丹妙药 家败人亡

天上结佛缘 人间交官府

顶劫救世 垂死挣扎

我在一贯道之经历

一贯道的供奉及活动场所

青岛一贯道的人事

扶乩之迷

如此“点道”

“炼炉”内幕

迷信团体——同善社

乱世众生信徒百万

统道师尊 欲驭尘世

道门大开 来者不拒

时不予兮 由盛转衰

以“法术”行骗的秘密组织——江相派

江相派沿起

隐语和规矩

未卜先知的相命术

讹神骗鬼的手段

“种金术”行骗法

民国帮会秘史

黄金荣发迹史

几个有名的帮首

郑家木桥小瘪三的来历

黄金荣与法捕房

家庭

学徒、捕快到探目

网罗羽翼和勾结军阀政客

组织“中华共进会”，投入反革令政变

黄、杜矛盾与“忠信社”

退休以后的剥削生活

黄门子弟内讧纪实

抗战时期的苟安生涯

“荣社”成立后的一些活动

向人民坦白交代

十个流氓集团

清帮大亨杜月笙

初期活动

靠反共造成的特殊势力

祠堂落成和60大寿

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

走下坡路

流氓大亨张啸林

袍哥中的四大恶霸

西霸天徐子昌

东霸天黄亚光

贪鄙残毒的银剑泉

阴险毒辣的蒋浩澄

五毒俱全的袍哥冷开泰

民国江湖混世秘技

“翻戏党”的拆骗术

什么是“翻戏党”

“翻戏党”的拆骗手法

轰动一时的拆骗案

异行三骗

谑骗

义骗

雅骗

旧时天津的混混儿

源流组织和作风

敛财之道

争行夺市

打群架、受官刑和其他

上角、下角及其由来

中年以后的营生和活动

最后的没落

占卜相面的骗术

旧时人贩子

民国时期危害社会的包头流氓

民初的劳资关系

“梁山”的“锁”“里”两家

“拐挺”是兵符印绶

乞丐和“跑腿子”的世界

“安乐窝”的苦闷

缉盗通盗饱私囊

没落与沦亡

旧时昆明的盗贼流痞

清末盗匪窃贼滚龙痞棍的动荡起伏

辛亥革命后盗匪小偷亸流的出没兴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