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人生哲思录

周国平

简介

我们随意的生活，不大费脑筋去深入思考一些周围的事情，例如哲学。当作者把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生活感悟呈现在你面前，你会突然发现那些人生哲思是如此贴切的表述着你的情感，你的经历，你的精神家园……著名学者周国平新作《人生哲思录》，围绕人生这一主题，以语丝形式，选收作者在这方面的相关论述，发类编排。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和卓见。内容精采，富有哲理，文句精炼。

本书于2001年1月初版，原名《人生哲思语编》，人说拗口，故更名为《人生哲思录》。这次新版，做了认真的修订，删减了一些文字，又从初版后发表和未发表的作品中摘取了更多文字增补进来，篇幅增加了六万多字。关于本书的编辑构想，请读者看初版《编选说明》，我没有新的话要说。在我所出版的书中，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一本书的。本书的好处，第一是汇集了我的散文和随感中的所谓精彩句子和段落，可说一网打尽，第二是按照主题分类编排，能收一目了然之效。一册在手，不妨闲时随意翻阅，也不妨按主题检索相关文字，的确方便得很。我希望读者也喜欢这一本书。

周国平

2005年6月28日

本书是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编选的。它的性质介于辞典和文摘之间，内容是我的文字的一个摘录，形式是像辞典那样按照主题和关键词加以详细分类。编选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我把我迄今为止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全部非学术性质的文字通读一遍，从中摘出我自己认为比较有价值并且可以独立存在的句子或段落；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逐级分类，让它们尽可能妥帖地各居其位。这是一项很费斟酌的工作，不过，我自己觉得不无收益，使我仿佛对自己的思想做了一次细致的检阅，心中比较有数了。那么，这样一本书对于读者有什么用处呢？我猜想是这样的：在我的老读者手中，它更是辞典，用它可以方便地检索到我在某一问题上的论说；在我的新读者手中，它更是文摘，读它可以清晰地一窥我的文字和思想的基本面貌。全书分为四编，即：生命感悟，情感体验，人性观察，精神家园。它们实际上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生进行哲学思考，所以，我给本书取名为人生哲思语编。

周国平

2000年10月28日

真性情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轻。

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它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它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

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它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耕作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他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即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是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 ，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

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叫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亦即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它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中国人的人生哲学总是围绕着义利二字打转。可是，假如我既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呢?

我相信，在义和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在君子和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人格。套孔于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以情。”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还是利欲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它主张率性而行，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为你仅在于你的真实“自我”。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

你说，得活出个样儿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脱尽衣裳，男人和女人更本色。

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

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

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简单

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世界中，让我们记住一个古老的真理：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以便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

事实上，一个人为维持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物品并不多，超乎此的属于奢侈品。它们固然提供享受，但更强求服务，反而成了一种奴役。

现代人是活得愈来愈复杂了，结果得到许多享受，却并不幸福，拥有许多方便，却并不自由。

如果一个人太看重物质享受，就必然要付出精神上的代价。人的肉体需要是很有限的，无非是温饱，超于此的便是奢侈，而人要奢侈起来却是没有尽头的。温饱是自然的需要，奢侈的欲望则是不断膨胀的市场刺激起来的。富了总可以更富，事实上也必定有人比你富，于是你永远不会满足，不得不去挣越来越多的钱。这样，赚钱便成了你的唯一目的。即使你是画家，你哪里还顾得上真正的艺术追求；即使你是学者，你哪里还会在乎科学的良心?

仔细想一想，我们便会发现，人的肉体需要是有被它的生理构造所决定的极限的，因而由这种需要的满足而获得的纯粹肉体性质的快感差不多是千古不变的，无非是食色温饱健康之类。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但他自己只有一只普通的胃。秦始皇筑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但他自己只有五尺之躯。多么热烈的美食家，他的朵颐之快也必须有间歇，否则会消化不良。多么勤奋的登徒子，他的床笫之乐也必须有节制，否则会肾虚。每一种生理欲望都是会餍足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过犹不足的法则。山珍海味，挥金如土，更多的是摆阔气。藏娇纳妾，美女如云，更多的是图虚荣。万贯家财带来的最大快乐并非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守财奴清点财产时的那份欣喜，败家子挥霍财产时的那份痛快。凡此种种，都已经超出生理满足的范围了，但称它们为精神享受未免肉麻，它们至多只是一种心理满足罢了。

一切奢侈品都给精神活动带来不便。

人活世上，有时难免要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我们因此获得了好心情和好光阴，可以把它们奉献给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真正感兴趣的事，而首先是奉献给自己。对于一个满足于过简单生活的人，生命的疆域是更加宽阔的。

许多东西，我们之所以觉得必需，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它们。当我们清理自己的居室时，我们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处，都舍不得扔掉。可是，倘若我们必须搬到一个小屋去住，只允许保留很少的东西，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东西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了。那么，我们即使有一座大房子，又何妨用只有一间小屋的标准来限定必需的物品，从而为美化居室留出更多的自由空间？

许多事情，我们之所以认为必须做，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们列入了日程。如果让我们凭空从其中删除某一些，我们会难做取舍。可是，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来日不多，只能做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判断出什么事情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了。那么，我们即使还能活很久，又何妨用来日不多的标准来限定必做的事情，从而为享受生活留出更多的自由时间？

在人的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有了也许增色，没有也无损本质，有一些东西则是不可缺的，缺了就不复是生活。什么东西不可缺，谁说都不算数，生养人类的大自然是唯一的权威。自然规定了生命离不开阳光和土地，规定了人类必须耕耘和繁衍。最基本的生活内容原是最平凡的，但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永恒核心。

不占有

所谓对人生持占有的态度，倒未必专指那种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行径。据我的理解，凡是过于看重人生的成败、荣辱、福祸、得失，视成功和幸福为人生第一要义和至高目标者，即可归入此列。因为这样做实质上就是把人生看成了一种占有物，必欲向之获取最大效益而后快。

但人生是占有不了的。毋宁说，它是侥幸落到我们手上的一件暂时的礼物，我们迟早要把它交还。我们宁愿怀着从容闲适的心情玩味它，而不要让过分急切的追求和得失之患占有了我们，使我们不再有玩味的心情。在人生中还有比成功和幸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凌驾于一切成败福祸之上的豁达胸怀。在终极的意义上，人世间的成功和失败，幸福和灾难，都只是过眼烟云，彼此并无实质的区别。当我们这样想时，我们和我们的身外遭遇保持了一个距离，反而和我们的真实人生贴得更紧了，这真实人生就是?种既包容又超越身外遭遇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一般来说，人的天性是习惯于得到，而不习惯于失去的。呱呱坠地，我们首先得到了生命。自此以后，我们不断地得到：从父母得到衣食、玩具、爱和抚育，从社会得到职业的训练和文化的培养。长大成人以后，我们靠着自然的倾向和自己的努力继续得到：得到爱情、配偶和孩子，得到金钱、财产、名誉、地位，得到事业的成功和社会的承认，如此等等。

当然，有得必有失，我们在得到的过程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失去。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把得到看作是应该的，正常的，把失去看作是不应该的，不正常的。所以，每有失去，仍不免感到委屈。所失愈多愈大，就愈委屈。我们暗暗下决心要重新获得，以补偿所失。在我们心中的蓝图上，人生之路仿佛是由一系列的获得勾画出来的，而失去则是必须涂抹掉的笔误。总之，不管失去是一种多么频繁的现象，我们对它反正不习惯。

道理本来很简单：失去当然也是人生的正常现象。整个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得而复失的过程，就其最终结果看，失去反比得到更为本质。我们迟早要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赠礼??生命，随之也就失去了在人生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有些失去看似偶然，例如天灾人祸造成的意外损失，但也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人有旦夕祸福”，既然生而为人，就得有承受旦夕祸福的精神准备和勇气。至于在社会上的挫折和失利，更是人生在世的寻常遭际了。由此可见，不习惯于失去，至少表明对人生尚欠觉悟。一个只求得到不肯失去的人，表面上似乎富于进取心，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很容易在遭到重大失去之后一蹶不振。

为了习惯于失去，有时不妨主动地失去。东西方宗教都有布施一说。照我的理解，布施的本义是教人去除贪鄙之心，由不执著于财物，进而不执著于一切身外之物，乃至于这尘世的生命。如此才可明白，佛教何以把布施列为“六度”之首，即从迷惑的此岸渡向觉悟的彼岸的第一座桥梁。俗众借布施积善图报，寺庙靠布施敛财致富，实在是小和尚念歪了老祖宗的经。我始终把佛教看作古今中外最透彻的人生哲学，对它后来不伦不类的演变深不以为然。佛教主张“无我”，既然“我”不存在，也就不存在“我的”这回事了。无物属于自己，连自己也不属于自己，何况财物。明乎此理，人还会有什么得失之患呢?

当然，佛教毕竟是一种太悲观的哲学，不宜提倡。只是对于入世太深的人，它倒是一帖必要的清醒剂。我们在社会上尽可以积极进取，但是，内心深处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超脱。有了这一份超脱，我们就能更加从容地品尝人生的各种滋味，其中也包括失去的滋味。

我们总是以为，已经到手的东西便是属于自己的，一旦失去，就觉得蒙受了损失。其实，一切皆变，没有一样东西能真正占有。得到了?切的人，死时又交出一切。不如在一生中不断地得而复失，习以为常，也许能更为从容地面对死亡。

另一方面，对于一颗有接受力的心灵来说，没有一样东西会真正失去。

我失去了的东西，不能再得到了。我还能得到一些东西，但迟早还会失去。我最后注定要无可挽救地失去我自己。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还要看重得与失呢?到手的一切，连同我的生命，我都可以拿它们来做试验，至多不过是早一点失去罢了。

一切外在的欠缺或损失，包括名誉、地位、财产等等，只要不影响基本生存，实质上都不应该带来痛苦。如果痛苦，只是因为你在乎，愈在乎就愈痛苦。只要不在乎，就一根毫毛也伤不了。

守财奴的快乐并非来自财产的使用价值，而是来自所有权。所有权带来的心理满足远远超过所有物本身提供的生理满足。一件一心盼望获得的东西，未必要真到手，哪怕它被放到月球上，只要宣布它属于我了，就会产生一种愚蠢的欢乐。

耶稣说：“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对耶稣所说的富人，不妨作广义的解释，凡是把自己所占有的世俗的价值，包括权力、财产、名声等等，看得比精神的价值更宝贵，不肯舍弃的人，都可以包括在内。如果心地不明，我们在尘世所获得的一切就都会成为负担，把我们变成负重的骆驼，而把通往天国的路堵塞成针眼。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有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体验?

有一个人因为爱泉水的歌声，就把泉水灌进瓦罐，藏在柜子里。我们常常和这个人一样傻。我们把女人关在屋子里，便以为占有了她的美。我们把事物据为己有，便以为占有了它的意义。可是，意义是不可占有的，一旦你试图占有，它就不在了。无论我们和一个女人多么亲近，她的美始终在我们之外。不是在占有中，而是在男人的欣赏和倾倒中，女人的美便有了意义。我想起了海涅，他终生没有娶到一个美女，但他把许多女人的美变成了他的诗，因而也变成了他和人类的财富。

大损失在人生中的教化作用：使人对小损失不再计较。

“无穷天地，那驼儿用你精细。”张养浩此言可送天下精细人做座右铭。

数学常识：当分母为无穷大时，不论分子为几，其值均等于零。而你仍在分子上精细，岂不可笑?

亲自然

每年开春，仿佛无意中突然发现土中冒出了稚嫩的青草，树木抽出了小小的绿芽，那时候会有一种多么纯净的喜悦心情。记得小时候，在屋外的泥地里埋几粒黄豆或牵牛花籽，当看到小小的绿芽破土而出时，感觉到的也是这种心情。也许天下生命原是一家，也许我曾经是这么一棵树，一棵草，生命萌芽的欢欣越过漫长的进化系列，又在我的心里复苏了？

唉，人的心，进化的最高产物，世上最复杂的东西，在这小小的绿芽面前，才恢复了片刻的纯净。

现在，我们与土地的接触愈来愈少了。砖、水泥、钢铁、塑料和各种新型建筑材料把我们包围了起来。我们把自己关在宿舍或办公室的四壁之内。走在街上，我们同样被房屋、商店、建筑物和水泥路面包围着。我们总是活得那样匆忙，顾不上看看天空和土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忘掉了永恒和无限。我们已经不再懂得土地的痛苦和渴望，不再能欣赏土地的悲壮和美丽。

这熟悉的家，街道，城市，这熙熙攘攘的人群，有时候我会突然感到多么陌生，多么不真实。我思念被这一切覆盖着的永恒的土地，思念一切生命的原始的家乡。

“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来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是最悲惨的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

精神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土地和天空，土地贡献了来源和质料，天空则指示了目标和形式。比较起来，土地应该是第一位的。人来自泥土而归于泥土，其实也是土地上的作物。土地是家，天空只是辽远的风景。我甚至相信，古往今来哲人们对天空的沉思，那所谓形而上的关切，也只有在向土地的回归之中，在一种万物一体的亲密感之中，方能获得不言的解决。然而，如果说阅读和思考可以使一个人懂得仰望天空，那么，要亲近土地却不能单凭阅读和思考，而必须依靠最实在的经历。一个人倘若未曾像一棵真正的作物那样在土地上生长，则他与土地的联系就始终是抽象的。

按照《圣经》的传说，上帝是用泥土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的：“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上帝还对亚当说：“你本是泥土，仍要归于泥土。”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的：“女娲抟黄土作人。”这些相似的传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

我们都会说人是大自然之子的道理，可惜的是，能够记起大自然母亲的面貌的人越来越少了。从生到死，我们都远离土地而生活，就像一群远离母亲的孤儿。到各地走走，你会发现到处都在兴建雷同的城镇，千篇一律的商厦和水泥马路取代了祖先们修筑的土墙和小街，田野和村庄正在迅速消失。最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样一种与大自然完全隔绝的生活模式中成长，压根儿没有过同大自然亲近的经验和对土地的记忆，因而也很难在他们身上唤起对大自然的真正兴趣了。有一位作家写到，她曾带几个孩子到野外去看月亮和海，可是孩子们对月亮和海毫无兴趣，心里惦记着的是及时赶回家去，不要误了他们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

我们切不可低估这一事实的严重后果。一棵植物必须在土里扎下根，才能健康地生长。人也是这样，只是在外表上不像植物那么明显，所以很容易被我们忽视。我相信，远离土地是必定要付出可怕的代价的。倘若这种对大自然的麻木不仁延续下去，人类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精神上的退化。在电视机前长大的新一代人，当然读不进荷马和莎士比亚。始终在人造产品的包围下生活，人们便不再懂得欣赏神和半神的创造，这有什么奇怪呢？在我看来，不管现代人怎样炫耀自己的技术和信息，倘若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和基础浑浑噩噩，便是最大的蒙昧和无知。人类的聪明在于驯服自然，在广袤的自然世界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令自己惬意的人造世界。可是，如果因此而沉溺在这个人造世界里，与广袤的自然世界断了联系，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然的疆域无限，终身自拘于狭小人工范围的生活毕竟是可怜的。

长年累月关闭在窄屋里的人，大地和天空都不属于他，不可能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现代人来说，头上的星空根本不存在，星空曾经给予先哲的伟大启示已经成为失落的遗产。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这是英国诗人库柏的诗句。我要补充说：在乡村中，时间保持着上帝创造时的形态，它是岁月和光阴；在城市里，时间却被抽象成了日历和数字。

在城市里，光阴是停滞的。城市没有季节，它的春天没有融雪和归来的候鸟，秋天没有落叶和收割的庄稼。只有敏感到时光流逝的人才有往事，可是，城里人整年被各种建筑物包围着，他对季节变化和岁月交替会有什么敏锐的感觉呢?

何况在现代商业社会中，人们活得愈来愈匆忙，哪里有工夫去注意草木发芽、树叶飘落这种小事!哪里有闲心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灵感受！时间就是金钱，生活被简化为尽快地赚钱和花钱。沉思未免奢侈，回味往事简直是浪费。一个古怪的矛盾：生活节奏加快了，然而没有生活。天天争分夺秒，岁岁年华虚度，到头来发现一辈子真短。怎么会不短呢?没有值得回亿的往事，一眼就望到了头。

人类曾经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地球为所欲为，结果破坏了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并且自食其恶果。于是，人类开始反省自己的行为。

反省的第一个认识是，人不能用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地球，人若肆意奴役和蹂躏地球，实际上是把自己变成了地球的敌人，必将遭到地球的报复，就像奴隶主遭到奴隶的报复一样。地球是人的家，人应该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管好这个家，做地球的好主人，不要做败家子。

在这一认识中，主人的地位未变，只是统治的方式开明了一些。然而，反省的深入正在形成更高的认识：人作为地球主人的地位真的不容置疑吗？与地球上别的生物相比，人真的拥有特权吗？一位现代生态学家说：人类是作为绿色植物的客人生活在地球上的。若把这个说法加以扩展，我们便可以说，人是地球的客人。作为客人，我们在享受主人的款待时倒也不必羞愧，但同时我们应当懂得尊重和感谢主人。做一个有教养的客人，这可能是人对待自然的最恰当的态度吧。

我们应向一切虔信的民族学习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敬畏自然。我们要记住，人是自然之子，在总体上只能顺应自然，不能征服和支配自然，无论人类创造出怎样伟大的文明，自然永远比人类伟大。我们还要记住，人诚然可以亲近自然，认识自然，但这是有限度的，自然有其不可接近和揭穿的秘密，各个虔信的民族都把这秘密称作神，我们应当尊重这秘密。

一个人的童年，最好是在乡村度过。一切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人，归根到底来自土地，生于土地，最后又归于土地。上帝对亚当说：“你是用尘土造的，你还要归于尘土。”在乡村，那刚来自土地的生命仍能贴近土地，从土地汲取营养。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它提供了充满同样蓬勃生长的生命的环境。农村孩子的生命不孤单，它有许多同伴，它与树、草、野兔、家畜、昆虫进行着无声的谈话，它本能地感到自己属于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相比之下，城里孩子的生命就十分孤单，远离了土地和土地上丰富的生命，与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断了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城里孩子是没有童年的。

土地是洁净的，它接纳一切自然的污物，包括动物的粪便和尸体，使之重归洁净。真正肮脏的是它不肯接纳的东西??人类的工业废物。

在灯红酒绿的都市里，觅得一粒柳芽，一朵野花，一刻清静，人会由衷地快乐。在杳无人烟的荒野上，发现一星灯火，一缕炊烟，一点人迹，人也会由衷地快乐。自然和文明，人皆需要，二者不可缺一。

每到重阳，古人就登高楼，望天涯，秋愁满怀。今人一年四季关在更高的高楼里，对季节毫无感觉，不知重阳为何物。

秋天到了。可是，哪里是“红叶天”，“黄花地”?在我们的世界里，甚至已经没有了天和地。我们已经自我放逐于自然和季节。

现代人只能从一杯新茶中品味春天的田野。

冬天，恋人们依偎在冰凉的长椅上，忍受着风和目光。

（可是，今日的公园里已经不再有恋人。他们到哪里去了？是在歌厅和酒吧里，还是已经成为一个回忆？）从前，一个“旅”字，一个“游”字，总是单独使用，凝聚着离家的悲愁。“山晓旅人去，天高秋气悲”。“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孑然一身，隐入苍茫自然，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另一方面，庄子“游于壕梁之上”，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游”字又给人一种逍遥自在的感觉。

也许，这两种体验的交织，正是人生羁旅的真实境遇。我们远离了家、亲人、公务和日常所习惯的一切，置身于陌生的事物之中，感到若有所失。这“所失”使我们怅然，但同时使我们获得一种解脱之感，因为我们发现，原来那失去的一切非我们所必需，过去我们固守着它们，反倒失去了更可贵的东西。在与大自然的交融中，那狭隘的乡恋被净化了。寄旅和漫游深化了我们对人生的体悟：我们无家可归，但我们有永恒的归宿。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旅”“游”二字合到了一起。于是，现代人不再悲愁，也不再逍遥，而只是安心又仓促地完成着他们繁忙事务中的一项??“旅游”。

那么，请允许我说：我是旅人，是游子，但我不是“旅游者”。

旅游业发展到哪里，就败坏丁哪里的自然风景。

我寻找?个僻静的角落，却发现到处都是广告喇叭、 商业性娱乐设施和凑热闹的人群。

久住城市，偶尔来到僻静的山谷湖畔，面对连绵起伏的山和浩淼无际的水，会感到一种解脱和自由。然而我想，倘若在此定居，与世隔绝，心境也许就会变化。尽管看到的还是同样的山水景物，所感到的却不是自由，而是限制了。

人及其产品把我和自然隔离开来了，这是一种寂寞。千古如斯的自然把我和历史隔离开来了，这是又一种寂寞。前者是生命本身的寂寞，后者是野心的寂寞。那种两相权衡终于承受不了前一种寂寞的人，最后会选择归隐。现代人对两种寂寞都体味甚浅又都急于逃避，旅游业因之兴旺。

游览名胜，我往往记不住地名和典故。我为我的坏记性找到了一条好理由??

我是一个直接面对自然和生命的人。相对于自然，地理不过是细节。相对于生命，历史不过是细节。

爱生命

生命是宇宙间的奇迹，它的来源神秘莫测。是进化的产物，还是上帝的创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你的心去感受这奇迹。于是，你便会懂得欣赏大自然中的生命现象，用它们的千姿百态丰富你的心胸。于是，你便会善待一切生命，从每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到一头羚羊，一只昆虫，一棵树，从心底里产生万物同源的亲近感。于是，你便会怀有一种敬畏之心，敬畏生命，也敬畏创造生命的造物主，不管人们把它称作神还是大自然。

生命是我们最珍爱的东西，它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前提，失去了它，我们就失去了一切。生命又是我们最忽略的东西，我们对于自己拥有它实在太习以为常了，而一切习惯了的东西都容易被我们忘记。因此，人们在道理上都知道生命的宝贵，实际上却常常做一些损害生命的事情，抽烟，酗酒，纵欲，不讲卫生，超负荷工作，等等。因此，人们为虚名浮利而忙碌，却舍不得花时间来让生命本身感到愉快，来做一些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的事情。往往是当我们的生命真正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幡然醒悟，生命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才突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有时候醒悟已经为时太晚，损失已经不可挽回。

每个人都只有一个人生，她是一个对我们从一而终的女子。我们不妨尽自己的力量引导她，充实她，但是，不管她终于成个什么样子，我们好歹得爱她。

“生命”是一个美丽的词，但它的美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掩盖住了。我们活着，可是我们并不是时时对生命有所体验的。相反，这样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倒是像无生命的机械一样活着。

人们追求幸福，其实，还有什么时刻比那些对生命的体验最强烈最鲜明的时刻更幸福呢?当我感觉到自己的肢体和血管里布满了新鲜的、活跃的生命之时，我的确认为，此时此刻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生命害怕单调甚于害怕死亡，仅此就足以保证它不可战胜了。它为了逃避单调必须丰富自己，不在乎结局是否徒劳。

我不相信一种哲学认识能够摧毁一个人的求生本能。而只要求生本能犹存，在这世界还有所爱恋，一个人就不会单单因为一种哲学原因自杀。即使对终极价值的信仰已经破灭，他还会受求生本能的驱使，替自己建立起一些非终极的价值，并依靠它们生存下去。

有无爱的欲望，能否感受生的乐趣，归根到底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力的问题。

浮生若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兴地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观它千变?

生命平静地流逝，没有声响，没有浪花，甚至连波纹也看不见，无声无息。我多么厌恶这平坦的河床，它吸收了任何感觉。突然，遇到了阻碍，礁岩崛起，狂风大作，抛起万丈浪。我活着吗?是的，这时候我才觉得我活着。

情欲是走向空灵的必由之路。本无情欲，只能空而不灵。

最自然的事情是最神秘的，例如做爱和孕育。各民族的神话岂非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

每想到造成我的那颗精子和那颗卵子相遇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一旦错过，世上便根本不会有我，我就感到不可思议。始终使我惊奇不已的另一件事是，尽管孩子是某次作爱的产物，但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端详着孩子稚嫩的小脸蛋，没有哪一对父母会回想起交媾时的喘息声。我不得不设想，诞生必定有着更神圣的原因，它担保每一只生命小舟的航行具有某种命定的性质。

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互相吸引。我设想，在一个绝对荒芜、没有生命的星球上，一个活人即使看见一只苍蝇，或一只老虎，也会发生亲切之感的。

文化是生命的花朵。离开生命本原，文化不过是人造花束，中西文化之争不过是绢花与塑料花之争。

文化是生命的表达形式。当文化不能表达生命、反而压抑生命的时候，生命的紧张感就增大。这时候，需要改变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以重新表达生命。但文化的改造不必从文化开始，有时候，直接表达生命的紧张感、危机感，这种表达本身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超脱

世上种种纷争，或是为了财富，或是为了教义，不外乎利益之争和观念之争。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我们不免很看重。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迟早要离开这个世界，并且绝对没有返回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也用鲁滨逊的眼光来看一看世界，这会帮助我们分清本末。我们将发现，我们真正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真正值得我们坚持的精神原则都是十分有限的，在单纯的生活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

凡心灵空间的被占据，往往是出于逼迫。如果说穷人和悲惨的人是受了贫穷和苦难的逼迫，那么，忙人则是受了名利和责任的逼迫。名利也是一种贫穷，欲壑难填的痛苦同样具有匮乏的特征，而名利场上的角逐同样充满生存斗争式的焦虑。至于说到责任，可分三种情形，一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另当别论，二是为了名利而承担的，可以归结为名利，三是既非内心自觉，又非贪图名利，完全是职务或客观情势所强加的，那就与苦难相差无几了。所以，一个忙人很可能是一个心灵上的穷人和悲惨的人。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为自己保留一个开阔的心灵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在这个心灵空间中，你才能把你的事业作为你的生命果实来品尝。如果没有这个空间，你永远忙碌，你的心灵永远被与事业相关的各种事务所充塞，那么，不管你在事业上取得了怎样的外在成功，你都只是损耗了你的生命而没有品尝到它的果实。

我们平时斤斤计较于事情的对错，道理的多寡，感情的厚薄，在一位天神的眼里，这种认真必定是很可笑的。

在大海边，在高山上，在大自然之中，远离人寰，方知一切世俗功利的渺小，包括“文章千秋事”和千秋的名声。

诗人陶醉于眼前的图画：柳堤，竹溪，鸥鹭，还有农夫渔翁??每人都正“贪营活计，不知他在图画里”。

谁更快乐，是看画的诗人，还是身在画中却不知的农夫渔翁?

也许，人生应是这两种境界的交替，时而能投入地做手中的活计，不知自己在图画里，时而能跳出来看人生之画的全貌，也从这全貌出发看一看那贪营活计的自己。

张可久写“英雄不把穷通较”：“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这里的“闲人”是他自己。以闲人的心态入世，得志和失脚都成了好玩的事，就可以“不把穷通较”了。

外在遭遇受制于外在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一切外在遭际的态度。内在生活充实的人仿佛有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对变故和挫折持适当态度，心境不受尘世祸福沉浮的扰乱。

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与距离成反比的，离得越近，就越能支配我们的心情。因此，减轻和摆脱其影响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立足点，那个立足点可以使我们拉开与事情之间的距离。如果那个立足点仍在人世间，与事情拉开了一个有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明智的态度。如果那个立足点被安置在人世之外，与事情隔开了一个无限的距离，我们便会获得一种超脱的态度。

“距离说”对艺术家和哲学家是同样适用的。理解与欣赏一样，必须同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然后才能观其大体。不在某种程度上超脱，就决不能对人生有深刻见解。

物质的、社会的、世俗的苦恼太多，人就无暇有存在的、哲学的、宗教的苦恼。日常生活中的琐屑限制太多，人就不易感觉到人生的大限制。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

人一看重机会，就难免被机会支配。

我已经厌倦那种永远深刻的灵魂，它是狭窄的无底洞，里面没有光亮，没有新鲜的空气，也没有玩笑和游戏。

博大的深刻不避肤浅。走出深刻，这也是一种超脱。

纷纷扰扰，全是身外事。我能够站在一定的距离外来看待我的遭遇了。我是我，遭遇是遭遇。惊浪拍岸，卷起干堆雪。可是，岸仍然是岸，它淡然观望着变幻不定的海洋。

当我们在诗和哲学的天地中悠游和寻求着的时候，偶尔会听见来自尘世的新闻：某某高升了，某某出名了，某某发财了……你有什么感想？

我的朋友答道：各得其所。

自足

人必须有人格上的独立自主。你诚然不能脱离社会和他人生活，但你不能一味攀援在社会建筑物和他人身上。你要自己在生命的土壤中扎根。你要在人生的大海上抛下自己的锚。一个人如果把自己仅仅依附于身外的事物，即使是极其美好的事物，顺利时也许看不出他的内在空虚，缺乏根基，一旦起了风浪，例如社会动乱，事业挫折，亲人亡故，失恋，等等，就会一蹶不振乃至精神崩溃。

世事的无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衷。我厌恶这种哲学。我喜欢看见人们生气勃勃地创办事业，如痴如醉地堕入情网，痛快淋漓地享受生命。但是，不要忘记了最主要的事情：你仍然属于你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心灵是一本奇特的账簿，只有收入，没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宝贵的体验记入它的收入栏中。是的，连痛苦也是一种收入。人仿佛有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世界上去奋斗，去追求，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含着宁静的微笑，把这遍体汗水和血迹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来，把丰厚的战利品指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的习惯是随便走走，好奇心驱使我去探寻这里的热闹的街巷和冷僻的角落。在这途中，难免暂时地迷路，但心中一定要有把握，自信能记起回住处的路线，否则便会感觉不踏实。我想，人生也是如此。你不妨在世界上闯荡，去建功创业，去探险猎奇，去觅情求爱，可是，你一定不要忘记了回家的路。这个家，就是你的自我，你自己的心灵世界。

我身上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仿佛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它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它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识得返回它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它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个永远的家园，使我不致无家可归。

人在世上都离不开朋友，但是，最忠实的朋友还是自己，就看你是否善于做自己的朋友了。要能够做自己的朋友，你就必须比那个外在的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而能够从人生的全景出发给他以提醒、鼓励和指导。事实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除了外在的自我以外，都还有着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自我。可惜的是，许多人的这个内在自我始终是昏睡着的，甚至是发育不良的。为了使内在自我能够健康生长，你必须给它以充足的营养。如果你经常读好书、沉思、欣赏艺术等等，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你就一定会感觉到，在你身上确实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你的人生路上的坚贞不渝的精神密友。

寻求心灵的宁静，前提是首先要有一个心灵。在理论上，人人都有一个心灵，但事实上却不尽然。有一些人，他们永远被外界的力量左右着，永远生活在喧闹的外部世界里，未尝有真正的内心生活。对于这样的人，心灵的宁静就无从谈起。一个人唯有关注心灵，才会因为心灵被扰乱而不安，才会有寻求心灵的宁静之需要。所以，具有过内心生活的禀赋，或者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是最重要的。有此禀赋或习惯的人都知道，其实内心生活与外部生活并非互相排斥的，同一个人完全可能在两方面都十分丰富。区别在于，注重内心生活的人善于把外部生活的收获变成心灵的财富，缺乏此种禀赋或习惯的人则往往会迷失在外部生活中，人整个儿是散的。自我是一个中心点，一个人有了坚实的自我，他在这个世界上便有了精神的坐标，无论走多远都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换一个比方，我们不妨说，一个有着坚实的自我的人便仿佛有了一个精神的密友，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这个密友，这个密友将忠实地分享他的一切遭遇，倾听他的一切心语。

“记住回家的路”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人活在世上，总要到社会上去做事的。如果说这是一种走出家门，那么，回家便是回到每个人的自我，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一个人倘若只有外在生活，没有内心生活，他最多只是活得热闹或者忙碌罢了，决不可能活得充实。其二，如果把人生看作一次旅行，那么，只要活着，我们就总是在旅途上。人在旅途，怎能没有乡愁？乡愁使我们追思世界的本原，人生的终极，灵魂的永恒故乡。总括起来，“记住回家的路”就是：记住从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回到上帝的路。人当然不能不活在社会上和世界中，但是，时时记起回家的路，便可以保持清醒，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嚣中沉沦。

世界无限广阔，诱惑永无止境，然而，属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可能性终究是有限的。你不妨对一切可能性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因为那是人生魅力的源泉，但同时你也要早一些在世界之海上抛下自己的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领域。一个人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只要他顺应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并且一心把自己喜欢做的事做得尽善尽美，他在这世界上就有了牢不可破的家园。于是，他不但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承受外界的压力，而且会有足够的清醒来面对形形色色的机会的诱惑。

一个人年轻时，外在因素??包括所遇到的人、事情和机会??对他的生活信念和生活道路会发生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达到一定年龄以后，外在因素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那时候，如果他已经形成自己的生活信念，外在因素就很难再使之改变，如果仍未形成，外在因素也就很难再使之形成了。

面前纵横交错的路，每一条都通往不同的地点。那心中只有一个物质目标而没有幻想的人，一心一意走在其中的一条上，其余的路对于他等于不存在。那心中有幻想而没有任何目标的人，漫无头绪地尝试着不同的路线，结果只是在原地转圈子。那心中既有幻想又有精神目标的人，他走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同时始终是走在他自己的路上。

真正成为自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个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务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儿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务的一架机器罢了。

怎样才能成为自己呢?这是真正的难题，我承认我给不出一个答案。我还相信，不存在一个适用于一切人的答案。我只能说，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真切地意识到他的“自我”的宝贵，有了这个觉悟，他就会自己去寻找属于他的答案。在茫茫宇宙间，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存的机会，都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存在。名声、财产、知识等等是身外之物，人人都可求而得之，但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感受人生。你死之后，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再活一次。如果你真正意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活在世上，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出你自己的特色和滋味来。你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衡量的标准不是外在的成功，而是你对人生意义的独特领悟和坚守，从而使你的自我闪放出个性的光华 。

哲学家们常常教导我们，要“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确，人活在世上，应该活出自己的本色。然而，“自我”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哲学家们自己尚且争论不清。

一个人怎样才算拥有“自我”呢？我认为有两个可靠的标志。

一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的真兴趣，亦即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感到内在的愉快和充实。如果有，便表明他正在实现“自我”，这个“自我”是指他的个性，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价值。

二是看他有没有自己的真信念，亦即自己处世做人的原则，那是他的精神上的坐标轴，使他在俗世中不随波逐流。如果有，便表明他拥有“自我”，这个“自我”是指他的灵魂，一个坚定的精神核心。

这两种意义上的“自我”都不是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的，而是在人生过程中不断选择和创造的结果。正因为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成为怎样的人负责。

一个灵魂在天外游荡，有一天通过某一对男女的交合而投进一个凡胎。他从懵懂无知开始，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年岁和经历的增加，那天赋的性质渐渐显露，使他不自觉地对生活有一种基本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认识你自己”就是要认识附着在凡胎上的这个灵魂，一旦认识了，过去的一切都有了解释，未来的一切都有了方向。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性格是与生俱来、伴随终身的，永远不可摆脱，如同不可摆脱命运一样；二，性格决定了一个人在此生此世的命运。

那么，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是由天赋性格的好坏决定的呢？我认为不能，因为天性无所谓好坏，因此由之决定的命运也无所谓好坏。明确了这一点，可知赫拉克利特的名言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人应该认清自己的天性，过最适合于他的天性的生活，而对他而言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也常被翻译成：“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的确，一个人一旦认清了自己的天性，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他也就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了，如同有神守护一样，不会在喧闹的人世间迷失方向。

为别人对你的好感、承认、报偿做的事，如果别人不承认，便等于零。为自己的良心、才能、生命做的事，即使没有一个人承认，也丝毫无损。

我之所以宁愿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其原因之一是为了省心省力，不必去经营我所不擅长的人际关系了。

耶稣说：“?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他在向其门徒透露自己的基督身分后说这话，可谓意味深长。真正的救世主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便是那个清明宁静的自我。这个自我即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只要我们能守住它，就差不多可以说上帝和我们同在了。守不住它，一味沉沦于世界，我们便会浑浑噩噩，随波飘荡，世界也将沸沸扬扬，永无得救的希望。

卢梭说：“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把模子打碎了。”这话听起来自负，其实适用于每一个人。可惜的是，多数人忍受不了这个失去了模子的自己，于是又用公共的模子把自己重新塑造一遍，结果彼此变得如此相似。

自古以来，哲人们一直叮咛我们：“认识你自己！”卡莱尔却主张代之以一个“最新的教义”：“认识你要做和能做的工作!”因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认识自己，而通过工作则可以使自己成为完人。我承认认识自己也许是徒劳之举，但同时我也相信，一个人倘若从来不想认识自己，从来不肯从事一切无望的精神追求，那么，工作决不会使他成为完人，而只会使他成为庸人。

一个人之所以不爱自己，甚至厌烦自己，是因为缺乏灵性即精神性。这样的人不够有灵性以自娱，于是感到无聊，希望在琐碎的日常劳作??所谓为他人生活??中忘掉这个空虚的自我。

自爱者才能爱人，富裕者才能馈赠。给人以生命欢乐的人，必是自己充满着生命欢乐的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既不会是一个可爱的人，也不可能真正爱别人。他带着对自己的怨恨到别人那里去，就算他是去行善的吧，他的怨恨仍会在他的每一件善行里显露出来，加人以损伤。受惠于一个自怨自艾的人，还有比这更不舒服的事吗？

人与人之间有同情，有仁义，有爱。所以，世上有克己助人的慈悲和舍己救人的豪侠。但是，每一个人终究是一个生物学上和心理学上的个体，最切己的痛痒唯有自己能最真切地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世上最关心他的也还是他自己。要别人比他自己更关心他，要别人比关心每人自己更关心他，都是违背作为个体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本质的。结论是：每个人都应该自立。

一个人为了实现自我，必须先在非我的世界里漫游一番。但是，有许多人就迷失在这漫游途中了，沾沾自喜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小小成功，不再想回到自我。成功使他们离他们的自我愈来愈远，终于成为随波逐流之辈。另有一类灵魂，时时为离家而不安，漫游愈久而思家愈切，唯有他们，无论成功失败，都能带着丰富的收获返回他们的自我。

做自己的一个冷眼旁观者和批评者，这是一种修养，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避免落入自命不凡或者顾影自怜的可笑复可悲的境地。

我走在自己的路上了。成功与失败、幸福与苦难都已经降为非常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是这条路本身。

他们一窝蜂挤在那条路上，互相竞争、推攘、阻挡、践踏。前面有什么?不知道。既然大家都朝前赶，肯定错不了。

你悠然独行，不慌不忙，因为你走在自己的路上，它仅仅属于你，没有人同你争。

尽管世上有过无数片叶子，还会有无数片叶子，尽管一切叶子都终将凋落，我仍然要抽出自己的绿芽。

此刻我心中涌现出一些多么生动的感觉，使我确信我活着，??正是我，不是别人，这个我不会和别人混同。于是我想，在我的生命中还是有太多的空白，那时候感觉沉睡着，我浑浑噩噩，与芸芸众生没有什么两样。

人人都在写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缺乏细心的读者。我们没有工夫读自己的历史，即使读，也是读得何其草率。

独处

独处是人生中的美好时刻和美好体验，虽则有些寂寞，寂寞中却又有一种充实。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在独处时，我们从别人和事务中抽身出来，回到了自己。这时候，我们独自面对自己和上帝，开始了与自己的心灵以及与宇宙中的神秘力量的对话。一切严格意义上的灵魂生活都是在独处时展开的。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浸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

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怎么判断一个人究竟有没有他的“自我”呢?我可以提出一个检验的方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独处。当你自己一个人呆着时，你是感到百无聊赖，难以忍受呢，还是感到一种宁静、充实和满足?

对于独处的爱好与一个人的性格完全无关，爱好独处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性格活泼、喜欢朋友的人，只是无论他怎么乐于与别人交往，独处始终是他生活中的必需。在他看来，一种缺乏交往的生活当然是一种缺陷，一种缺乏独处的生活则简直是一种灾难了。

当然，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他需要与他的同类交往，需要爱和被爱，否则就无法生存。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忍受绝对的孤独。但是，绝对不能忍受孤独的人却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世上正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最怕的就是独处，让他们和自己呆一会儿，对于他们简直是一种酷刑。只要闲了下来，他们就必须找个地方去消遣。他们的日子表面上过得十分热闹，实际上他们的内心极其空虚。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想方设法避免面对面看见自己。对此我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连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贫乏，和这样贫乏的自己呆在一起是顶没有意思的，再无聊的消遣也比这有趣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贫乏，越来越没有了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

独处的确是一个检验，用它可以测出一个人的灵魂的深度，测出一个人对自己的真正感觉，他是否厌烦自己。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不厌烦自己是一个起码要求。一个连自己也不爱的人，我敢断定他对于别人也是不会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社会交往。他跑到别人那里去，对于别人只是一个打扰，一种侵犯。一切交往的质量都取决于交往者本身的质量。唯有在两个灵魂充实丰富的人之间，才可能有真正动人的爱情和友谊。我敢担保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驳倒我的这个论断，证明某一个浅薄之辈竟也会有此种美好的经历。

托尔斯泰在谈到独处和交往的区别时说：“你要使自己的理性适合整体，适合一切的源，而不是适合部分，不是适合人群。”说得好。

对于一个人来说，独处和交往均属必需。但是，独处更本质，因为在独处时，人是直接面对世界的整体，面对万物之源的。相反，在交往时，人却只是面对部分，面对过程的片断。人群聚集之处，只有凡人琐事，过眼烟云，没有上帝和永恒。

也许可以说，独处是时间性的，交往是空间性的。

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社会而生活。然而，有必要节省社会的交往。我不妨和他人交谈，但要更多地直接向上帝和自己说话。我无法一劳永逸地成为真实的自己，但是，倘若我的生活中充满着仅仅属于我的不可言说的特殊事物，我也就在过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了。

喧哗的白昼过去了，世界重归于宁静。我坐在灯下，感到一种独处的满足。

我承认，我需要到世界上去活动，我喜欢旅行、冒险、恋爱、奋斗、成功、失败。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我会无聊，过得冷冷清清，我会寂寞。但是，我更需要宁静的独处，更喜欢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总是活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没有时间和自己待一会儿，我就会非常不安，好像丢了魂一样。

我身上必定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如同罗曼?罗兰所说，是“一颗清明宁静而非常关切的灵魂”。仿佛是它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鼓励我拼命感受生命的一切欢乐和苦难，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它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它的身边。即使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我识得返回它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它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个任何风雨都侵袭不到也损坏不了的家园，使我在最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也不致无家可归。

每逢节日，独自在灯下，心中就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寂寞，浓郁得无可排遣，自斟自饮生命的酒，别有一番酩酊。

人生作为过程总要逝去，似乎哪种活法都一个样。但就是不一样。我需要一种内在的沉静，可以以逸待劳地接收和整理一切外来印象。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具有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当我被过于纷繁的外部生活搅得不复安宁时，我就断裂了，破碎了，因而也就失去了吸收消化外来印象的能力。

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

活动和沉思，哪一种生活更好?

有时候，我渴望活动,漫游，交往，恋爱,冒险,成功。如果没有充分尝试生命的种种可能性就离开人世，未免太遗憾了。但是,我知道，我的天性更适合于过沉思的生活。我必须休养我的这颗自足的心灵，唯有带着这颗心灵去活动，我才心安理得并且确有收获。

如果没有好胃口，天天吃宴席有什么乐趣?如果没有好的感受力，频频周游世界有什么意思?反之，天天吃宴席的入怎么会有好胃口，频频周游世界的人怎么会有好的感受力?

心灵和胃一样，需要休息和复原。独处和沉思便是心灵的休养方式。当心灵因充分休息而饱满，又因久不活动而饥渴时，它就能最敏锐地品味新的印象。

所以，问题不在于两者择一。高质量的活动和高质量的宁静都需要，而后者实为前者的前提。

我是喜欢独处的，不觉得寂寞。我有许多事可做：读书，写作，回忆，遐想，沉思，等等。做着这些事的时候，我相当投入，乐在其中，内心很充实。

但是，独处并不意味着和自己在一起。在我潜心读书或写作时，我很可能是和想象中的作者或读者在一起。

直接面对自己似乎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人们往往要设法逃避。逃避自我有二法，一是事务，二是消遣。我们忙于职业上和生活上的种种事务，一旦闲下来，又用聊天、娱乐和其他种种消遣打发时光。对于文人来说，读书和写作也不外是一种事务或一种消遣，比起斗鸡走狗之辈，诚然有雅俗之别，但逃避自我的实质则为一。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需感到不安。

这么好的夜晚，宁静，孤独，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都觉得可惜了，糟蹋了。我什么也不做，只是坐在灯前，吸着烟……我从我的真朋友和假朋友那里抽身出来，回到了我自己。只有我自己。

这样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没有爱，没有怨，没有激动，没有烦恼，可是依然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感到充实。这样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一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我仍然不想睡觉。这是这样的一种时候，什么也不想做，包括睡觉。

我要为自己定一个原则：每天夜晚，每个周末，每年年底，只属于我自己。在这些时间里，我不做任何履约交差的事情，而只读我自己想读的书，只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如果不想读不想写，我就什么也不做，宁肯闲着，也决不应付差事。差事是应付不完的，唯一的办法是人为地加以限制，确保自己的自由时间。

在舞曲和欢笑声中，我思索人生。在沉思和独处中，我享受人生。

有的人只有在沸腾的交往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有的人却只有在宁静的独处中才能辨认他的自我。

没有自己独居的处所是多么可怕的事，一切都暴露无遗了。在群居中，人不得不掩饰和压抑自己的个性。在别人目光的注视下，谁还能坐在那里恬然沉思，捕捉和记录自己的细微感受。住宅危机导致了诗和哲学的生态危机。

安静

在这个热闹的世界上，我尝自问：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我不属于任何主流的、非主流的和反主流的圈子。我也不是现在有些人很喜欢标榜的所谓另类，因为这个名称也太热闹，使我想起了集市上的叫卖声。那么，我根本不属于这个热闹的世界吗？可是，我决不是一个出世者。对此我只能这样解释：不管世界多么热闹，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那里有着我的位置，一个安静的位置。这就好像在海边，有人弄潮，有人嬉水，有人拾贝壳，有人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而我不妨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独自坐着。是的，一个角落??在无边无际的大海边，哪里找不到这样一个角落呢??但我看到的却是整个大海，也许比那些热闹地聚玩的人看得更加完整。

在一个安静的位置上，去看世界的热闹，去看热闹背后的无限广袤的世界，这也许是最适合我的性情的一种活法吧。

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

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老子主张“守静笃”，任世间万物在那里一齐运动，我只是静观其往复，如此便能成为万物运动的主人。这叫“静为躁君”。

当然，人是不能只静不动的，即使能也不可取，如一潭死水。你的身体尽可以在世界上奔波，你的心情尽可以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你的精神中一定要有一个宁静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你就能够成为你的奔波的身体和起伏的心情的主人了。

生命有限，我害怕把精力投错了地方，致使不再来得及做成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本来就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今后会更加远离一切热闹，包括媒体的热闹和学界的热闹（我把后者看作前者的一个类别），在安静中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至少把自己真正想做什么的问题想明白。其实，真想明白了，哪有做不成之理呢？

好了，祝世界继续热闹。

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涨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年岁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人们或许会把这解释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毋宁说，唯有强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

太热闹的生活始终有一个危险，就是被热闹所占有，渐渐误以为热闹就是生活，热闹之外别无生活，最后真的只剩下了热闹，没有了生活。

无论身在城市还是身在乡村，一个人都可能领悟生活的真谛，也都可能毫无感受，就看你的心静不静。我们捧着一本书，如果心不静，再好的书也读不进去，更不用说领会其中妙处了。读生活这本书也是如此。其实，只有安静下来，人的心灵和感官才是真正开放的，从而变得敏锐，与对象处在一种最佳关系之中。但是，心静又是强求不来的，它是一种境界，是世界观导致的结果。一个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的人，必定总是处在心猿意马的状态。

在静与闹、孤独与合群之间，必有一个适合于我的比例或节奏。如果比例失调，节奏紊乱，我就会生病??太静则抑郁，太闹则烦躁。抑郁使我成为诗人，烦躁使我成为庸人。

我有不少从商的朋友，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是过于热闹、繁忙和复杂了。相比之下，我就更加庆幸我能过一种安静、悠闲、简单的生活。他们有时也会对我的生活表示羡慕，开玩笑要和我交换。当然，他们不是真想换，即使真想换，我也不会答应。如果我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既能从中获得身心的愉快，又能藉此保证衣食无忧，那么，即使你出再大的价钱，我也不肯把这么好的生活卖给你。

闲适

没有空玩儿，没有空看看天空和大地，没有空看看自己的灵魂……

我的回答是：永远没有空——随时都有空。

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用之书，锺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一个人何必要著作等身呢?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有的人活得精彩，有的人活得自在，活得潇洒者介乎其间，而非超乎其上。

光阴似箭，然而只是对于忙人才如此。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永远有做不完的事，这时便会觉得时间以逼人之势驱赶着自己，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

相反，倘若并不觉得有非做不可的事情，心静如止水，光阴也就停住了。永恒是一种从容的心境。

夜里睡了一个好觉，早晨起来又遇到一个晴朗的日子，便会有一种格外轻松愉快的心情，好像自己变年轻了，而且会永远年轻下去。

耶和华在西奈山向摩西传十诫，其第四诫是：星期天必须休息，守为圣日。他甚至下令，凡星期天工作者格杀勿论。有一个人在星期天捡柴，他便吩咐摩西，让信徒们用石头把这人砸死了。

未免太残忍了。

不过，我们不妨把这看作寓言，其寓意是：闲暇和休息也是神圣的。

闲暇是生命的自由空间。只是劳作，没有闲暇，人会丧失性灵，忘掉人生之根本。这岂不就是渎神?所以，对于一个人人匆忙赚钱的时代，摩西第四诫是一个必要的警告。

当然，工作同样是神圣的。无所作为的懒汉和没头没脑的工作狂乃是远离神圣的两极。创造之后的休息，如同创世后第七日的上帝那样，这时我们最像一个神。

闲适和散漫都是从俗务中抽身出来的状态，心境却迥异。闲适者回到了自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流连徜徉，悠然自得，内心是宁静而澄澈的。散漫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外物的世界里东抓西模，无所适从，内心是烦乱而浑浊的。

天地悠悠，生命短促，一个人一生的确做不成多少事。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善待自己，不必活得那么紧张匆忙了。但是，也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不抱野心，只为自己高兴而好好做成几件事了。

回首往事，多少事想做而未做。瞻望前程，还有多少事准备做。未完成是人生的常态，也是—种积极的心态。如果一个人感觉到活在世上已经无事可做，他的人生恐怕就要打上句号了。当然，如果一个人在未完成的心态中和死亡照面，他又会感到突兀和委屈，乃至于死不瞑目。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人生中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无论死亡何时到来，人生永远末完成，那么，我们就会在生命的任何阶段上与死亡达成和解，在积极进取的同时也保持着超脱的心境。

分到一套房间，立即兴致勃勃地投入装修。缺一卷墙纸，托人买了来，可是兴奋已逝，于是墙上永远袒露着未裱糊的一角。

世上事大抵如此，永远未完成，而在未完成中，生活便正常地进行着。所谓不了了之，不了就是了之，未完成是生活的常态。

一天是很短的。早晨的计划，晚上发现只完成很小一部分。一生也是很短的。年轻时的心愿，年老时发现只实现很小一部分。

今天的计划没完成，还有明天。今生的心愿没实现，却不再有来世了。所以，不妨榨取每一天，但不要苛求绝无增援力量的一生。要记住：人一生能做的事情不多，无论做成几件，都是值得满意的。

一个作家在创作旺盛时期就死了。人们叹息：他本来还可以做许多事的……

可是，想做的事情未做完就死，这几乎是必然的。不要企求把事情做完，总是有爱做的事情要做，总是在做着爱做的事情，就应该满意了。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耶稣有一些很聪明的教导，这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当然也对。不过，远虑是无穷尽的，必须适可而止。有一些远虑，可以预见也可以预作筹划，不妨就预作筹划，以解除近忧。有一些远虑，可以预见却无法预作筹划，那就暂且搁下吧，车到山前自有路，何必让它提前成为近忧。还有一些远虑，完全不能预见，那就更不必总是怀着一种莫名之忧，自己折磨自己了。总之，应该尽量少往自己的心里搁忧虑，保持轻松和光明的心境。

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这样你不但比较轻松，而且比较容易把这难处解决。如果你把今天、明天以及后来许多天的难处都担在肩上，你不但沉重，而且可能连一个难处也解决不了。

智慧

智慧有点儿像是谦虚，不过这是站在很高的高度才具备的一种谦虚。打个比方说，智慧的人就好像站在神的地位上来看人类包括他自己，看到了人类的局限性。他一方面也是一个具有这种局限性的普通人，另一方面却又能够居高临下地俯视这局限性，也就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它。

智慧和聪明是两回事。聪明指的是一个人在能力方面的素质，例如好的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反应灵敏，等等。具备这些素质，再加上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你就可以在社会上获得成功，成为一个能干的政治家、博学的学者、精明的商人之类。但是，无论你怎么聪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你的成就终究谈不上伟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自古到今，聪明人非常多，伟人却很少。智慧不是一种才能，而是一种人生觉悟，一种开阔的胸怀和眼光。一个人在社会上也许成功，也许失败，如果他是智慧的，他就不会把这些看得太重要，而能够站在人世间一切成败之上，以这种方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要能够看到限制，前提是和这限制拉开一个距离。坐井观天，就永远不会知道天之大和井之小。人的根本限制就在于不得不有一个肉身凡胎，它被欲望所支配，受有限的智力所指引和蒙蔽，为生存而受苦。可是，如果我们总是坐在肉身凡胎这口井里，我们也就不可能看明白它是一个根本限制。所以，智慧就好像某种分身术，要把一个精神性的自我从这个肉身的自我中分离出来，让它站在高处和远处，以便看清楚这个在尘世挣扎的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可能的出路。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家是一种分身有术的人，他的精神性自我已经能够十分自由地离开肉身，静观和俯视尘世的一切。

我们可以从书本和课堂上学到知识，可是，无论谁都无法向我们传授智慧。智慧是一种整体的东西，不可能把它分解成若干定理，一条一条地讲解和掌握。不过，智慧也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其实，人人都有慧根，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保护和发展它，不让它枯萎罢了。

成熟了，却不世故，依然一颗童心。成功了，却不虚荣，依然一颗平常心。兼此二心者，我称之为慧心。

一种回避生命的悲剧性质的智慧无权称作智慧，只配称作生活的精明。

“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明白这一道理的人可谓已经得道，堪称智者了。多数人恰好相反，他们永远自诩在为有益之事，永远不知生之有涯。

由单纯到复杂，再复归成熟的单纯，我名之智慧。由混沌到清醒，再复归自觉的混沌，我名之彻悟。

智慧是灵魂的事，博学是头脑的事，更糟的是舌头的事。

知识关心人的限度之内的事，智慧关心人的限度之外的事。

智慧使人对苦难更清醒也更敏感。一个智者往往对常人所不知的苦难也睁开着眼睛，又比常人更深地体悟到日常苦难背后的深邃的悲剧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智慧使人痛苦。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哲人说：“绝学无忧。”外国的哲人也设问：“为了能够幸福，人最好是否对自己无知呢？”

然而，由于智者有着比常人开阔得多的视野，进入他视界的苦难固然因此增多了，每一个单独的苦难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却也因此缩小了。常人容易被当下的苦难一叶障目，智者却能够恰当估计它与整个人生的关系。即使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由苦难的表象洞察人生悲剧的底蕴，但这种洞察也使他相对看轻了表象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智慧对痛苦的关系是辩证的，它在使人感知痛苦的同时也使人超脱痛苦。

对人生的觉悟来自智慧，倘若必待大苦大难然后开悟，慧根也未免太浅。

最低的境界是平凡，其次是超凡脱俗，最高是反璞归真的平凡。

野心——平常心——慧心。

一个人可以凭聪明、勤劳和运气挣许多钱，但如何花掉这些钱却要靠智慧了。

如何花钱比如何挣钱更能见出一个人的品位高下。

不避平庸岂非也是一种伟大，不拒小情调岂非也是一种大器度?

“你智慧吗?”

“当然——因为我不聪明。如果不智慧，我还有什么优点呢?”

智慧与童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实际上是一种达于成熟因而不会轻易失去的童心。《圣经》里说∶“你们如果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就一定不得进天国。”帕斯卡尔说：“智慧把我们带回到童年。”孟子也说∶“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童心和成熟并不互相排斥。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能够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仍然怀着儿童般的兴致，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不认为麻木、僵化、世故是成熟，真正的成熟应该具有生长能力，因而毋宁说在本质上始终是包含着童心的。

对于心的境界，我所能够给出的最高赞语就是：丰富的单纯。我所知道的一切精神上的伟人，他们的心灵世界无不具有这个特征，其核心始终是单纯的，却又能够包容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思想。

与此相反的境界是贫乏的复杂。这是那些平庸的心灵，它们被各种人际关系和利害计算占据着，所以复杂，可是完全缺乏精神的内涵，所以又是一种贫乏的复杂。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也许还有贫乏的单纯，不过，一种单纯倘若没有精神的光彩，我就宁可说它是简单而不是单纯。有没有丰富的复杂呢？我不知道，如果有，那很可能是一颗魔鬼的心吧。

幽默

幽默是凡人而暂时具备了神的眼光，这眼光有解放心灵的作用，使人得以看清世间一切事情的相对性质，从而显示了一切执著态度的可笑。

有两类幽默最值得一提。一是面对各种偶像尤其是道德偶像的幽默，它使偶像的庄严在哄笑中化作笑料。然而，比它更伟大的是面对命运的幽默，这时人不再是与地上的假神开玩笑，而是直接与天神开玩笑。一个在最悲惨的厄运和苦难中仍不失幽默感的人的确是更有神性的，他藉此而站到了自己的命运之上，并以此方式与命运达成了和解。

幽默是心灵的微笑。最深刻的幽默是一颗受了致命伤的心灵发出的微笑。

受伤后衰竭，麻木，怨恨，这样的心灵与幽默无缘。幽默是受伤的心灵发出的健康、机智、宽容的微笑。

幽默是—种轻松的深刻。面对严肃的肤浅，深刻露出了玩世不恭的微笑。

幽默是智慧的表情，它教不会，学不了。有一本杂志声称它能教人幽默，从而轻松地生活。我不曾见过比这更缺乏幽默感的事情。

幽默是对生活的一种哲学式态度，它要求与生活保持一个距离，暂时以局外人的眼光来发现和揶揄生活中的缺陷。毋宁说，人这时成了一个神，他通过对人生缺陷的戏侮而暂时摆脱了这缺陷。

也许正由于此，女人不善幽默，因为女人是与生活打成一片的，不易拉开幽默所必需的距离。

有超脱才有幽默。在批评一个无能的政府时，聪明的政客至多能讽刺，老百姓却很善于幽默，因为前者觊觎着权力，后者则完全置身在权力斗争之外。

托尔斯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幽默。他能发现别人容易忽略的可笑现象，然后叙述出来。是的，他只是叙述，如实地叙述，决不描绘，决不眉飞色舞，决不做鬼脸。可是那力量却异常之大，这是真实的力量。

幽默源自人生智慧，但有人生智慧的人不一定是善于幽默的人，其原因大概在于，幽默同时还是一种才能。然而，倘若不能欣赏幽默，则不仅是缺乏才能的问题了，肯定也暴露了人生智慧方面的缺陷。

自嘲就是居高临下地看待自己的弱点，从而加以宽容。自嘲把自嘲者和他的弱点分离开来了，这时他仿佛站到了神的地位上，俯视那个有弱点的凡胎肉身，用笑声表达自己凌驾其上的优越感。

但是，自嘲者同时又明白并且承认，他终究不是神，那弱点确实是他自己的弱点。

所以，自嘲混合了优越感和无奈感。

自嘲使自嘲者居于自己之上，从而也居于自己的敌手之上，占据了一个优势的地位。自嘲使敌手的一切可能的嘲笑丧失了杀伤力。

通过自嘲，人把自己的弱点变成了特权。对于这特权，旁人不但不反感，而且乐于承认。

傻瓜从不自嘲。聪明人嘲笑自己的失误。天才不仅嘲笑自己的失误，而且嘲笑自己的成功。看不出人间一切成功的可笑的人，终究还是站得不够高。

幽默和嘲讽都包含某种优越感，但其间有品位高下之分。嘲讽者感到优越，是因为他在别人身上发现了一种他相信自己决不会有的弱点，于是发出幸灾乐祸的冷笑。幽默者感到优越，则是因为他看出了一种他自己也不能幸免的人性的普遍弱点，于是发出宽容的微笑。

幽默的前提是一种超脱的态度，能够俯视人间的一切是非包括自己的弱点。嘲讽却是较着劲的，很在乎自己的对和别人的错。

讽刺与幽默不同。讽刺是社会性的，幽默是哲学性的。讽刺人世，与被讽刺对象站在同一水准上，挥戈相向，以击伤对手为乐。幽默却源于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居高临下，无意伤人，仅以内在的优越感自娱。讽刺针对具体的人和事，幽默则是对人性本身必不可免的弱点发出宽容的也是悲哀的微笑。

幽默与滑稽是两回事。幽默是智慧的闪光，能博聪明人一笑。滑稽是用愚笨可笑的举止逗庸人哈哈。但舞台上的滑稽与生活中的滑稽又有别：前者是故意的，自知可笑，偏要追求这可笑的效果；后者却是无意的，自以为严肃正经，因而更可笑——然而只有聪明人能察觉这可笑。所以，生活中的滑稽的看客仍是聪明人。当滑稽进入政治生活而影响千百万人的命运时，就变成可悲了。当然，同时还是可笑的。因此，受害者仍免不了作为看客而开颜一笑，倒也减轻了受害的痛苦。

西方人在危险当头时幽默，中国人在危险过去后幽默。

那种毫无幽默感的人，常常把隐蔽的讽刺听作夸奖，又把善意的玩笑听作辱骂。

爱智慧的人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欣赏敌手的聪明的议论，即使听到骂自己的俏皮话也会宽怀一笑。

但世上多的是相反类型的人，他们在争论中只看见意见，只想到面子，对智慧的东西毫无反应。

真实

活得真诚、独特、潇洒，这样活当然很美。不过，首先要活得自在，才谈得上这些。如果你太关注自己活的样子，总是活给别人看，或者哪怕是活给自己看，那么，你愈是表演得真诚、独特、潇洒，你实际上却活得愈是做作、平庸、拘谨。

一个人内心生活的隐秘性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受到尊重的，因为隐秘性是内心生活的真实性的保障，从而也是它的存在的保障，内心生活一旦不真实就不复是内心生活了。

如果我们不把记事本、备忘录之类和日记混为一谈的话，就应该承认，日记是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在日记中，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只和自己的上帝说话。这的确是一个神圣的约会，是决不容许有他人在场的。如果写日记时知道所写的内容将被另一个人看到，那么，这个读者的无形在场便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写作者的心态，使他有意无意地用这个读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下的东西。结果，日记不再成其为日记，与上帝的密谈蜕变为向他人的倾诉和表白，社会关系无耻地占领了个人的最后一个精神密室。当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内，包括在写日记时，面对的始终是他人，不复能够面对自己的灵魂时，不管他在家庭、社会和一切人际关系中是一个多么诚实的人，他仍然失去了最根本的真实，即面对自己的真实。

任何一种真实的活法必定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健康的生命本能，二是严肃的精神追求。生命本能受到压制，萎靡不振，是活得不真实。精神上没有严肃的追求，随波逐流，也是活得不真实。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依存的，生命本能若无精神的目标是盲目的，精神追求若无本能的发动是空洞的。

真实不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而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态度，是我们终于为自己找到的一种生活信念和准则。

真实是最难的，为了它，一个人也许不得不舍弃许多好东西：名誉，地位，财产，家庭。但真实又是最容易的，在世界上，唯有它，一个人只要愿意，总能得到和保持。

人不可能永远真实，也不可能永远虚假。许多真实中一点虚假，或许多虚假中一点真实，都是动人的。最令人厌倦的是一半对一半。

纯洁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真实。真实做不到，再退而求其次??糊涂。可是郑板桥说：难得糊涂。还是太纯洁了。

真正有独特个性的人并不竭力显示自己的独特，他不怕自己显得与旁人一样。那些时时处处想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往往是一些虚荣心十足的平庸之辈。

质朴最不容易受骗，连成功也骗不了它。

“以真诚换取真诚!”??可是，这么一换，双方不是都失去自己的真诚了吗?

刻意求真实者还是太关注自己的形象，已获真实者只是活得自在罢了。

在不能说真话时，宁愿不说话，也不要说假话。

必须说假话的场合是极其稀少的。

不能说真话而说真话，蠢。不必说假话而说假话，也蠢。

如果不说话也不能呢?那就说真话吧，因为归根到底并不存在绝对不能说真话的情况，只要你敢于承担其后果。

撒谎是容易的，带着这谎活下去却是麻烦事，从此你成了它的奴隶，为了圆这谎，你不得不撤更多的也许违背你的心愿且对你有害的谎。

尊严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在看得见的行为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依我之见，那是比做事和交人更重要的，是人生第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做人。当然，实际上做人并不是做事和交人之外的一个独立的行为，而是蕴涵在两者之中的，是透过做事和交人体现出来的一种总体的生活态度。

就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来说，做人主要并不表现于做的什么事和做了多少事，例如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学问或者生意做得多大，而是表现在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上。一个人无论做学问还是做生意，无论做得大还是做得小，他做人都可能做得很好，也都可能做得很坏，关键就看他是怎么做事的。学界有些人很贬薄别人下海经商，而因为自己仍在做学问就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势。其实呢，无论商人还是学者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实在不可一概而论。有些所谓的学者，在学术上没有自己真正的追求和建树，一味赶时髦，抢风头，惟利是图，骨子里比一般商人更是一个市侩。

从一个人如何与人交往，尤能见出他的做人。这倒不在于人缘好不好，朋友多不多，各种人际关系是否和睦。人缘好可能是因为性格随和，也可能是因为做人圆滑，本身不能说明问题。在与人交往上，孔子最强调一个“信”字，我认为是对的。待人是否诚实无欺，最能反映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光明磊落。一个人哪怕朋友遍天下，只要他对其中一个朋友有背信弃义的行径，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是否真爱朋友，因为一旦他认为必要，他同样会背叛其他的朋友。“与朋友交而不信”，只能得逞一时之私欲，却是做人的大失败。

做事和交人是否顺利，包括地位、财产、名声方面的遭际，也包括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遭际，往往受制于外在的因素，非自己所能支配，所以不应该成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当然不应该把非自己所能支配的东西当作人生的主要目标。一个人真正能支配的唯有对这一切外在遭际的态度，简言之，就是如何做人。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幸福或不幸，而是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保持做人的正直和尊严。我确实认为，做人比事业和爱情都更重要。不管你在名利场和情场上多么春风得意，如果你做人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在总体上失败了。最重要的不是在世人心目中占据什么位置，和谁一起过日子，而是你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人类的基本价值中，有一项久已被遗忘，它就是高贵。

人生意义取决于灵魂生活的状况。其中，世俗意义即幸福取决于灵魂的丰富，神圣意义即德性取决于灵魂的高贵。

一个自己有人格的尊严的人，必定懂得尊重一切有尊严的人格。

同样，如果你侮辱了一个人，就等于侮辱了一切人，也侮辱了你自己。

西方人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相比之下，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这个极其重要的观念，许多问题可从中找到根源。

诚信被视为最重要的商业道德，而诚信的缺乏是转入市场经济以来最令国人头痛的问题之一。若要追寻问题的根源，从文化上看，便是人的尊严的观念之缺失。

什么是诚信呢？就是在与人打交道时，仿佛如此说：我要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并且一定会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当你这样说时，你是非常自尊的，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的。同时，又仿佛如此说：我要你把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并相信你一定会对它负责。这就是信任。当你这样说时，你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是把他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看待的。可见诚信是以打交道的双方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识为基础的，只要一方没有尊严，就难以建立起诚信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你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对方却没有，你和他还讲不讲诚信？我的回答是，仍然要讲，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诚信就表现在明确告诉他：你是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我不和你打交道！决不能用欺诈对付欺诈，而应该形成一种氛围，使那些不讲诚信的人遭到蔑视和孤立，也许这正是走向诚信的第一步。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像勤勉、诚信这样的品行与报酬多少还有间接的联系，有一些更重要的品行，例如正直和善良，连间接的联系也没有，有时候甚至会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损害。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会企求你的正直给你牟利吗？如果你企求这样，你还是一个正直的人吗？说到底，做人和做事毕竟是有区别的，做人要讲道德，做事要讲效率，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前一个对得起不必也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后一个对得起主要指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但在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意义上有权要求合理的报酬。

享受

人生有许多出于自然的享受，例如爱情、友谊、欣赏大自然、艺术创造等等，其快乐远非虚名浮利可比，而享受它们也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我把这类享受称作对生命本身的享受。

愈是自然的东西，就愈是属于我的生命的本质，愈能牵动我的至深的情感。例如，女人和孩子。

现代人享受的花样愈来愈多了。但是，我深信人世间最甜美的享受始终是那些最古老的享受。

有钱又有闲当然幸运，倘不能，退而求其次，我宁做有闲的穷人，不做有钱的忙人。我爱闲适胜于爱金钱。金钱终究是身外之物，闲适却使我感到自己是生命的主人。

有人说：“有钱可以买时间。”这话当然不错。但是，如果大前提是“时间就是金钱”，买得的时间又追加为获取更多金钱的资本，则一生劳碌便永无终时。

所以，应当改变大前提：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生命，而生命的价值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人们不妨赞美清贫，却不可讴歌贫困。人生的种种享受是需要好的心境的，而贫困会剥夺好的心境，足以扼杀生命的大部分乐趣。

金钱的好处便是使人免于贫困。

但是，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极其有限。人生最美好的享受，包括创造、沉思、艺术欣赏、爱情、亲情等等，都非金钱所能买到。原因很简单，所有这类享受皆依赖于心灵的能力，而心灵的能力是与钱包的鼓瘪毫不相干的。

只有一次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但许多人宁愿用它来换取那些次宝贵或不甚宝贵的财富，把全部生命耗费在学问、名声、权力或金钱的积聚上。他们临终时当如此悔叹：“我只是使用了生命，而不曾享受生命!”

以为消费的数量会和享受的质量成正比，实在是一种糊涂看法。塞涅卡说得好：“许多东西，仅当我们没有它们也能对付时，我们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多么不必要的东西。我们过去一直使用着它们，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是因为我们拥有它们。”另一方面呢，正因为我们拥有了太多的花钱买来的东西，便忽略了不用花钱买的享受。“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可是每天夜晚守在电视机前的我们哪里还想得起它们？“何处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在人人忙于赚钱和花钱的今天，这样的闲人更是到哪里去寻？

“知足长乐”是中国的古训，我认为在金钱的问题上，这句话是对的。以挣钱为目的，挣多少算够了，这个界限无法确定。事实上，凡是以挣钱为目的的人，他永远不会觉得够了，因为富了终归可以更富，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很少有人能够自己停下来。商界的有为之士也并非把金钱当作最终目的的，他们另有更高的抱负，不过要坚持这抱负可不容易。

判断一个人是金钱的奴隶还是金钱的主人，不能看他有没有钱，而要看他对金钱的态度。正是当一个人很有钱的时候，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一个穷人必须为生存而操心，金钱对他意味着活命，我们无权评判他对金钱的态度。

钱与快乐之间并无多少联系，更不存在钱越多快乐越多的正比例关系。花很多钱，也许并不快乐，花很少钱，也许很快乐。得到也是如此。

一个看重钱的人，挣钱和花钱都是烦恼，他的心被钱占据，没有给快乐留下多少余地了。天下真正快乐的人，不管他钱多钱少，都必是超脱金钱的人。

物质所能带来的快乐终归是有限的，只有精神的快乐才有可能是无限的。

大量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案例业已证明，对于金钱的贪欲会使人不顾一切，甚至不要性命。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人是天生的坏人。事实上，他们与我们中间许多人的区别只在于，他们恰好处在一个直接面对巨大诱惑的位置上。任何一个人，倘若渴慕奢华的物质生活而不能自制，一旦面临类似的诱惑，都完全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

金钱，消费，享受，生活质量??当我把这些相关的词排列起来时，我忽然发现它们好像有一种递减关系：金钱与消费的联系最为紧密，与享受的联系要弱一些，与生活质量的联系就更弱。因为至少，享受不限于消费，还包括创造，生活质量不只看享受，还要看承受苦难的勇气。在现代社会里，金钱的力量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这种力量肯定没有大到足以修改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理解。

公开讴歌财富，是资本主义造就的新观念。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分辨，这一新的财富观究竟新在哪里。按照韦伯的解释，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就在于，一方面把获取财富作为人生的重要成就予以鼓励，另一方面又要求节制物质享受的欲望。这里的关键是把财富的获取和使用加以分离了，获取不再是为了自己使用，在获取时要敬业，在使用时则要节制。很显然，新就新在肯定了财富的获取，只要手段正当，发财是光荣的。在财富的使用上，则继承了历史上宗教、哲学、道德崇尚节俭的传统，不管多么富裕，奢侈和挥霍仍是可耻的。

奢华不但不能提高生活质量，往往还会降低生活质量，使人耽于物质享受，远离精神生活。只有在那些精神素质极好的人身上，才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而这又只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在乎物质享受，始终把精神生活看得更重要。

金钱能带来物质享受，但算不上最高的物质幸福。最高的物质幸福是什么？我赞成托尔斯泰的见解：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和平；对个人来说，是健康。在一个时刻遭受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的世界上，经济再发达又有什么用？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机能被彻底毁坏了，钱再多又有什么用？所以，我在物质上的最高奢望就是，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上，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小康的日子。在我看来，如果天下绝大多数人都能过上这种日子，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了。

人活世上，主旨应是享受生活乐趣，从这意义上理解“玩物”，则“玩物”也可养志，且养的是人生之大志。因它而削弱、冲淡(不必丧失)其余一切较小的志向，例如在权力、金钱、名声方面的野心，正体现了很高的人生觉悟。

“玩物”可能会成癖，不过那也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人能够长年累月乃至一生一世迷恋于某种大自然的或人类的作品，正说明他有真性情真兴趣。癖造不了假。有癖即有个性，哪怕是畸形的个性。有癖的人肯定不会是一个只知吃饭睡觉的家伙。可悲的是，如今有癖之人是越来越少了，交换价值吞没了一切价值，人们无心玩物，而只想占有物。过于急切的占有欲才真正使人丧志，丧失的是人生之大志，即享受生活乐趣的人生本来宗旨。

我们时代的迷误之一是把消费当作享受。当然，消费和享受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有时两者会发生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又是显而易见的。例如，纯粹泄欲的色情活动只是性消费，灵肉与共的爱情才是性的真享受；走马看花式的游览景点只是旅游消费，陶然于山水之间才是大自然的真享受；用电视、报刊、书籍解闷只是文化消费，启迪心智的读书和艺术欣赏才是文化的真享受。要而言之，真正的享受必是有心灵参与的，其中必定包含了所谓“灵魂的愉悦和升华”的因素。否则，花钱再多，也只能叫做消费。享受和消费的不同，正相当于创造和生产的不同。创造和享受属于精神生活的范畴，就象生产和消费属于物质生活的范畴一样。

金钱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一个起码的道理是，在这个货币社会里，没有钱就无法生存，钱太少就要为生存操心。贫穷肯定是不幸，而金钱可以使人免于贫穷。

在一定限度内，钱的增多还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衣食住行及医疗、教育、文化、旅游等各方面的条件。但是，请注意，是在一定限度内。超出了这个限度，金钱对于生活质量的作用就呈递减的趋势。原因就在于，一个人的身体构造决定了他真正需要和能够享用的物质生活资料终归是有限的，多出来的部分只是奢华和摆设。我认为，基本上可以用小康的概念来标示上面所说的限度。从贫困到小康是物质生活的飞跃，从小康再往上，金钱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满足就逐渐减弱了，直至趋于零。单就个人物质生活来说，一个亿万富翁与一个千万富翁之间不会有什么差别，钱超过了一定数量，便只成了抽象的数字。

至于在提供积极的享受方面，金钱的作用就更为有限了。人生最美好的享受都依赖于心灵能力，是钱买不来的。钱能买来名画，买不来欣赏，能买来色情服务，买不来爱情，能买来豪华旅游，买不来旅程中的精神收获。金钱最多只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条件之一，但永远不是充分条件，永远不能直接成为幸福。

古希腊哲学家伊璧鸠鲁把快乐视为人生最高价值，他的哲学因此被冠以享乐主义的名称，他本人则俨然成了一切酒色之徒的祖师爷，这真是天大的误会。其实，他的哲学的核心思想恰恰是主张，真正的快乐对于物质的依赖十分有限，无非是食、住、衣的基本条件。超出了一定限度，财富的增加便不再能带来快乐的增加了。奢侈对于快乐并无实质的贡献，往往还导致痛苦。事实上，无论是伊壁鸠鲁，还是继承了他的基本思想的后世哲学家，比如英国功利主义者，全都主张快乐更多地依赖于精神而非物质。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深奥，任何一个品尝过两种快乐的人都可以凭自身的体验予以证明，沉湎于物质快乐而不知精神快乐为何物的人也可以凭自己的空虚予以证明。

健康是为了活得愉快，而不是为了活得长久。活得愉快在己，活得长久在天。而且，活得长久本身未必是愉快。

创造

在我看来，创造在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乃是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

生活质量的要素：一、创造；二、享受；三、体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人类精神生活的特征，那么，最合适的便是这个词??创造。所谓创造，未必是指发明某种新的技术，也未必是指从事艺术的创作，这些仅是创造的若干具体形态罢了。创造的含义要深刻得多，范围也要广泛得多。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一个灵魂，灵魂使人不能满足于动物式的生存，而要追求高出于生存的价值，由此展开了人的精神生活。大自然所赋予人的只是生存，因而，人所从事的超出生存以上的活动都是给大自然的安排增添了一点新东西，无不具有创造的性质。正是在创造中，人用行动实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把自己内心所珍爱的价值变成可以看见和感觉到的对象。

由此可见，决定一种活动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键在于有无灵魂的真正参与。一个画匠画了一幅毫无灵感的画，一个学究写了一本人云亦云的书，他们都不是在创造。相反，如果你真正陶醉于一片风景、一首诗、一段乐曲的美，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你的独特的见解，那么你就是在创造。

真正的创造是不计较结果的，它是一个人的内在力量的自然而然的实现，本身即是享受。有一位夫人督促罗曼?罗兰抓紧写作，快出成果，罗曼?罗兰回答说：“一棵树不会太关心它结的果实，它只是在它生命液汁的欢乐流溢中自然生长，而只要它的种子是好的，它的根扎在沃土中，它必将结好的果实。”我非常欣赏这个回答。只要你的心灵是活泼的，敏锐的，只要你听从这心灵的吩咐，去做能真正使它快乐的事，那么，不论你终于做成了什么事，也不论社会对你的成绩怎样评价，你都是度了一个有意义的创造的人生。

一个人只是为谋生或赚钱而从事的活动都属于劳作，而他出于自己的真兴趣和真性情从事的活动则属于创造。劳作仅能带来外在的利益，唯创造才能获得心灵的快乐。但外在的利益是一种很实在的诱惑，往往会诱使人们无休止地劳作，竟至于一辈子体会不到创造的乐趣。

繁忙中清静的片刻是一种享受，而闲散中紧张创作的片刻则简直是一种幸福了。

一个人的工作是否值得尊敬，取决于他完成工作的精神而非行为本身。这就好比造物主在创造万物之时，是以同样的关注之心创造一朵野花、一只小昆虫或一头巨象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力求尽善尽美，并从中获得极大的快乐，这样的工作态度中蕴涵着一种神性，不是所谓职业道德或敬业精神所能概括的。

文化与工作是不可分的。对于一切创造者来说，文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中的艰辛和欢乐。每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自己所热爱的那项工作，他藉此而进入世界，在世上立足。有了这项他能够全身心投入的工作，他的生活就有了一个核心，他的全部生活围绕这个核心组织成了一个整体。没有这个核心的人，他的生活是碎片，譬如说，会分裂成两个都令人不快的部分，一部分是折磨人的劳作，另一部分是无所用心的休闲。

我相信，凡创造者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习惯的人，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此不疲，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世上许多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个醉心于自己的工作的人，他不会向休闲要求文化。对他来说，休闲仅是工作之后的休整。

“休闲文化”大约只对两种人有意义，一种是辛苦劳作但从中体会不到快乐的人，另一种是没有工作要做的人，他们都需要用某种特别的或时髦的休闲方式来证明自己也有文化。

我不反对一个人兴趣的多样性，但前提是有自己热爱的主要工作，唯有如此，当他进入别的领域时，才可能添入自己的一份意趣，而不只是凑热闹。

一切从工作中感受到生命意义的人，勋章不能报偿他，亏待也不会使他失落。内在的富有找不到、也不需要世俗的对应物。像托尔斯泰、卡夫卡、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没有得诺贝尔奖于他们何损，得了又能增加什么？只有那些内心中没有欢乐源泉的人，才会斤斤计较外在的得失，孜孜追求教授的职称、部长的头衔和各种可笑的奖状。他们这样做很可理解，因为倘若没有这些，他们便一无所有。

圣埃克苏佩里把创造定义为“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我认为非常准确。创造者与非创造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只是用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的东西，仅仅生产自己直接或间接用得上的财富；相反，前者工作是为了创造自己用不上的财富，生命的意义恰恰是寄托在这用不上的财富上。

寂寞原是创造者的宿命，所以自甘寂寞也就是创造者的一个必备素质，不独今天这个时代如此。精神文化创造在实践上是最个人化的事业，学术上或文学艺术上的一切伟大作品都是个人在寂寞中呕心沥血的结果。在创造的寂寞中自有一种充实，使得创造者绝对不肯用他的寂寞去交换别人的热闹。他基本上是别无选择，这倒不是说他肩负着某种崇高的使命，而是说唯有这样活着他才觉得生活有意义。他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所以不论成败得失，他都无怨无悔了。

一个好思想，一个好作品，在成形之前，起初只是一颗种子。这种子来自人类生活的土地，然后如同柳絮一样在人类精神的天空飘荡。倘若它落到了你的心中，你的心又恰巧是一片肥土，它就会在你的心中萌芽和生长，最后有希望发育成一棵好的植物。

精神的创造当然是离不开外部的环境的，但更重要的是内部的环境。满天柳絮，阳光明媚，水分充足，可是倘若你的心是一片瘠土，你的心中仍然不会绿柳成荫。一颗种子只有落在适宜的土壤上，才能真正作为一颗种子存在。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创造的过程的确是一个自然过程。只要你有适宜的内部环境，又获得了一颗好种子，那么，不管你的躯体在外部世界上做着什么，哪怕你是在做着奴隶般的沉重劳动，这颗种子依然会默默地走着大自然指定的路。伟大作品之孕育未必是在书斋里，更多地是在风尘仆仆的人生旅途上，在身不由己地做着各种琐事的时候，而书斋至多只是它一朝分娩的产房罢了。

当然，前提是你有一个好的内部环境，一片沃土，一个好子宫。

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创造活动都是针对问题讲故事，是把故事讲得令人信服的努力。

自然科学是针对自然界的问题讲故事，社会科学是针对社会的问题讲故事，文学艺术是针对人生的问题讲故事，宗教和哲学是针对终极问题讲故事。

成功

事业是精神性追求与社会性劳动的统一，精神性追求是其内涵和灵魂，社会性劳动是其形式和躯壳，二者不可缺一。

所以，一个仅仅为了名利而从政、经商、写书的人，无论他在社会上获得了怎样的成功，都不能说他有事业。

所以，一个不把自己的理想、思考、感悟体现为某种社会价值的人，无论他内心多么真诚，也不能说他有事业。

在人生中，职业和事业都是重要的。大抵而论，职业关系到生存，事业关系到生存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两者的关系十分复杂，从重合到分离、背离乃至于根本冲突，种种情形都可能存在。人们常常视职业与事业的一致为幸运，但有时候，两者的分离也会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例如斯宾诺莎为了保证以哲学为事业而宁愿以磨镜片为职业。因此，事情最后也许可以归结为一个人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如果没有，所谓事业与职业的关系问题也就不存在，如果有，这个关系问题也就有了答案。

我们都很在乎成功和失败，但对之的理解却很不一样，有必要做出区分。譬如说，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外在的社会遭际，飞黄腾达为成，穷困潦倒为败。其二是指事业上的追求，目标达到为成，否则为败。可以肯定，抽象地谈问题，人们一定会拥护第二义而反对第一义。但是，事业有大小，目标有高低，所谓事业成败的意义也就十分有限。我不知道如何衡量人生的成败，也许人生是超越所谓成功和失败的评价的。

最基本的划分不是成功与失败，而是以伟大的成功和伟大的失败为一方，以渺小的成功和渺小的失败为另一方。

在上帝眼里，伟大的失败也是成功，渺小的成功也是失败。

成功是一个社会概念，一个直接面对上帝和自己的人是不会太看重它的。

对于我来说，人生即事业，除了人生，我别无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穷尽人生的一切可能性。这是一个肯定无望但极有诱惑力的事业。

赚不到钱也干，才是真正干事业，包括——经商！

我对成功的理解：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得尽善尽美，让自己满意，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说。

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只要你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你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充实和踏实。那些仅仅追求外在成功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的，他们真正喜欢的只是名利，一旦在名利场上受挫，内在的空虚就暴露无遗。照我的理解，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尽量做得完美，让自己满意，这才是成功的真谛，如此感到的喜悦才是不搀杂功利考虑的纯粹的成功之喜悦。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于社会的评价，而人生最珍贵的价值和最美好的享受恰恰就寓于这样的成功之中。

灵性+耐性=成功。

但两者难以兼备，有灵性者往往缺乏耐性，有耐性者往往缺乏灵性，故成功者少。

我的野心是要证明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也能得到所谓成功。

不过，我必须立即承认，这只是我即兴想到的一句俏皮话，其实我连这样的野心也没有。

我的“成功”（被社会承认，所谓名声）给我带来的最大便利是可以相对超脱于我所隶属的小环境及其凡人琐事，无须再为许多合理的然而琐屑的权利去进行渺小的斗争。那些东西，人们因为你的“成功”而愿意或不愿意地给你了，不给也无所谓了。

也许，在任何时代，从事精神创造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选择：是追求精神创造本身的成功，还是追求社会功利方面的成功？前者的判官是良知和历史，后者的判官是时尚和权力。在某些幸运的场合，两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时尚和权力会向已获得显著成就的精神创造者颁发证书。但是，在多数场合，两者往往偏离甚至背道而驰，因为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需要花费不同的功夫。即使真实的业绩受到足够的重视，决定升迁的还有观点异同、人缘、自我推销的干劲和技巧等其它因素，而总是有人不愿意在这些方面浪费宝贵的生命的。

我始终相信人是有精神生活的，而精神生活比外在生活更为本质。我曾经在广西一个小县城里生活了将近十年，如果不是后来的外在机遇，也许会在那里“埋没”终生。我尝自问，倘真如此，我便比现在的我差许多吗？我不相信。当然，我肯定不会有现在获得的所谓成就和名声，但在精神上却并无高下，我会以另一种方式收获自己的果实。成功是一个社会概念，一个直接面对上帝和自己的人是不会太看重它的。

有一些渺小的人获得了虚假的成功，他们的成功很快就被历史遗忘了。有一些伟大的人获得了真实的成功，他们的成功被历史永远记住了。但是，我知道，还有许多优秀的人，他们完全淡然于成功，最后也确实与成功无缘。对于这些人，历史既没有记住他们，也没有遗忘他们，他们是超越于历史之外的。

在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时，不应该把成功作为首选。首要的目标应该是优秀，其次才是成功。

所谓优秀，是指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有高尚的人格和真实的才学。一个优秀的人，即使他在名利场上不成功，他仍能有充实的心灵生活，他的人生仍是充满意义的。相反，一个平庸的人，即使他在名利场上风光十足，他也只是在混日子，至多是混得好一些罢了。

事实上，一个人倘若真正优秀，而时代又不是非常糟，他获得成功的机会还是相当大的。即使生不逢辰，或者运气不佳，也多能在身后得到承认。优秀者的成功往往是大成功，远非那些追名逐利之辈的渺小成功可比。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成功者都出自精神上优秀的人之中，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包括创造财富的领域，做成伟大事业的决非钻营之徒，而必是拥有伟大人格和智慧的人。

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自己做主的，能否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则在相当程度上要靠运气。所以，应该把成功看作优秀的副产品，不妨在优秀的基础上争取它，得到了最好，得不到也没有什么。在根本的意义上，作为一个人，优秀就已经是成功。

对于真正有才华的人来说，机会是会以各种面目出现的。

有一种人追求成功，只是为了能居高临下地蔑视成功。

幸福

人人向往幸福，但幸福最难定义。人们往往把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实现自己最衷心的愿望称作幸福。愿望是因人而异的，同一个人的愿望也在不断变化。真的实现了愿望，是否幸福也还难说。费尽力气争取某种东西，争到了手却发现远不如想象的好，乃是常事。所谓“人心重难而轻易”，“生在福中不知福”，“生活在别处”，这些说法都表明，很难找到认为自己幸福的人。

幸福似乎主要是一种内心快乐的状态。不过，它不是一般的快乐，而是非常强烈和深刻的快乐，以至于我们此时此刻会由衷地觉得活着是多么有意思，人生是多么美好。正是这样，幸福的体验最直接地包含着我们对生命意义的肯定评价。感到幸福，也就是感到自己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实现。不管拥有这种体验的时间多么短暂，这种体验却总是指向整个一生的，所包含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总体评价。当人感受到幸福时，心中仿佛响着一个声音：“为了这个时刻，我这一生值了！”若没有这种感觉，说“幸福”就是滥用了大字眼。人身上必有一种整体的东西，是它在寻求、面对、体悟、评价整体的生命意义，我们只能把这种东西叫做灵魂。所以，幸福不是零碎和表面的情绪，而是灵魂的愉悦。正因为此，人一旦有过这种时刻和体验，便终身难忘了。

我的指导思想很简单，第一条是快乐。青春是人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快乐是天经地义。我最讨厌那种说教，什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仿佛青春的全部价值就在于为将来的成功而苦苦奋斗。在所有的人生模式中，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是最坏的一种，它把幸福永远向后推延，实际上是取消了幸福。依我看，“少壮不享乐，老大徒懊丧”至少也是成立的。倘若一个人在年轻时并非因为生活所迫而只知吃苦，拒绝享受，到年老力衰时即使成了人上人，却丧失了享受的能力，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但是，快乐不应该是单一的，短暂的，完全依赖外部条件的，而应该是丰富的，持久的，能够靠自己创造的，否则结果仍是不快乐。所以，我的第二条指导思想是可持续的快乐。青春终究会消逝，如果只是及时行乐，毫不为今后考虑，倒真会“老大徒悲伤”了。为今后考虑，一方面是实际的考虑，例如要有真本事，要有健康的身体，等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使快乐本身不但是快乐，而且具有生长的能力，能够生成新的更多的快乐。青春是心智最活泼的时期，也是心智趋于定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个人倘若能够通过读书、思考、艺术、写作等等充分领略心灵的快乐，形成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在自己的身上就拥有了一个永不枯竭的快乐源泉。这个源泉将泽被整个人生，使他即使在艰难困苦之中仍拥有人类最高级的快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人可能在青春期获得的最重大成就。

人生的幸福主要不在于各种外在条件，而在于你是否善于享受生活乐趣。生活乐趣的大小，则正如蒙田所说，取决于你对生活的关心程度。你把你的心只放在名利上，你对生活就会视而不见，生活就毫无乐趣可言。相反，你热爱生命，你用心品味生活中的各种细节和场景，便会发现乐趣无所不在。

灵魂是感受幸福的“器官”，任何外在经历必须有灵魂参与才成其为幸福。

内心世界的丰富、敏感和活跃与否决定了一个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在此意义上，幸福是一种能力。

“幸福”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活得有意义”的鲜明感觉。它必须通过反思，所以会有“身在福中不知福”之说。

幸福只是灵魂的事，肉体只会有快感，不会有幸福感。

苦与乐不但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区别。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苦与乐的数量取决于他的遭遇，苦与乐的品质取决于他的灵魂。

幸福的和不幸的人呵，仔细想想，这世界上有谁是真正幸福的，又有谁是绝对不幸的?!

幸福是有限的，因为上帝的赐予本来就有限。痛苦是有限的，因为人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有限。

幸福属于天国，快乐才属于人间。

幸福是一个抽象概念，从来不是一个事实。相反，痛苦和不幸却常常具有事实的坚硬性。

幸福是一种一开始人人都自以为能够得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敢说已经拥有的东西。

幸福和上帝差不多，只存在于相信它的人心中。

幸福喜欢捉迷藏。我们年轻时，它躲藏在未来，引诱我们前去寻找它。曾几何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经把它错过，于是回过头来，又在记忆中寻找它。

幸福是一种苟且，不愿苟且者不可能幸福。我们只能接受生存的荒谬，我们的自由仅在于以何种方式接受。我们不哀哭，我们自得其乐地怠慢它，居高临下地嘲笑它，我们的接受已经包含着反抗了。

聪明人嘲笑幸福是一个梦，傻瓜到梦中去找幸福，两者都不承认现实中有幸福。看来，一个人要获得实在的幸福，就必须既不太聪明，也不太傻。人们把这种介于聪明和傻之间的状态叫做生活的智慧。

幸福是一个心思诡谲的女神，但她的眼光并不势利。权力能支配一切，却支配不了命运。金钱能买来一切，却买不来幸福。

一切灾祸都有—个微小的起因，一切幸福都有—个平庸的结尾。

自己未曾找到伟大的幸福的人，无权要求别人拒绝平凡的幸福。自己已经找到伟大的幸福的人，无意要求别人拒绝平凡的幸福。

我爱人世的不幸胜过爱天堂的幸福。我爱我的不幸胜过爱他人的幸福。

苦难

1.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作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人生的本质决非享乐，而是苦难，是要在无情宇宙的一个小小角落里奏响生命的凯歌。

一种西方的哲学教导我们趋乐避苦。一种东方的宗教教导我们摆脱苦与乐的轮回。可是，真正热爱人生的人把痛苦和快乐一齐接受下来。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需乎后福?

2.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作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也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无人能完全支配自己在世间的遭遇，其中充满着偶然性，因为偶然性的不同，运气分出好坏。有的人运气特别好，有的人运气特别坏，大多数人则介于其间，不太好也不太坏。谁都不愿意运气特别坏，但是，运气特别好，太容易地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是否就一定好？恐怕未必。他们得到的东西是看得见的，但也许因此失去了虽然看不见却更宝贵的东西。天下幸运儿大抵浅薄，便是证明。我所说的幸运儿与成功者是两回事。真正的成功者必定经历过苦难、挫折和逆境，决不是只靠运气好。

运气好与幸福也是两回事。一个人唯有经历过磨难，对人生有了深刻的体验，灵魂才会变得丰富，而这正是幸福的最重要源泉。如此看来，我们一生中既有运气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坏的时候，恰恰是最利于幸福的情形。现实中的幸福，应是幸运与不幸按适当比例的结合。

在设计一个完美的人生方案时，人们不妨海阔天空地遐想。可是，倘若你是一个智者，你就会知道，最美妙的好运也不该排除苦难，最耀眼的绚烂也要归于平淡。原来，完美是以不完美为材料的，圆满是必须包含缺憾的。最后你发现，上帝为每个人设计的方案无须更改，重要的是能够体悟其中的意蕴。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

痛苦和欢乐是生命力的自我享受。最可悲的是生命力的乏弱，既无欢乐，也无痛苦。

多数时候，我们生活在外部世界上，忙于琐碎的日常生活，忙于工作、交际和娱乐，难得有时间想一想自己，也难得有时间想一想人生。可是，当我们遭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我们忙碌的身子一下子停了下来。灾难打断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迫使我们与外界事物拉开了一个距离，回到了自己。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个机会，肯于思考，就会对人生获得一种新的眼光。一个历尽坎坷而仍然热爱人生的人，他胸中一定藏着许多从痛苦中提炼的珍宝。

古罗马哲学家认为逆境启迪智慧，佛教把对苦难的认识看作觉悟的起点，都自有其深刻之处。人生固有悲剧的一面，对之视而不见未免肤浅。

至于说以温馨为一种人生理想，就更加小家子气了。人生中有顺境，也有困境和逆境。困境和逆境当然一点儿也不温馨，却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往往促人奋斗，也引入彻悟。我无意赞美形形色色的英雄、圣徒、冒险家和苦行僧，可是，如果否认了苦难的价值，就不复有壮丽的人生了。

领悟悲剧也须有深刻的心灵，人生的险难关头最能检验一个人的灵魂深浅。有的人一生接连遭到不幸，却未尝体验过真正的悲剧情感。相反，表面上一帆风顺的人也可能经历巨大的内心悲剧。

欢乐与欢乐不同，痛苦与痛苦不同，其间的区别远远超过欢乐与痛苦的不同。

对于一个视人生感受为最宝贵财富的人来说，欢乐和痛苦都是收入，他的帐本上没有支出。这种人尽管敏感，却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在他眼里，现实生活中的祸福得失已经降为次要的东西，命运的打击因心灵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掉的，却在他描写赌徒心理的小说中极其辉煌地赢了回来。

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享受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欢乐。对于沉溺于眼前琐屑烦恼的人，不足与言真正的痛苦。

我相信人有素质的差异。苦难可以激发生机，也可以扼杀生机；可以磨炼意志，也可以摧垮意志；可以启迪智慧，也可以蒙蔽智慧；可以高扬人格，也可以贬抑人格，——全看受苦者的素质如何。素质大致规定了一个人承受苦难的限度，在此限度内，苦难的锤炼或可助人成材，超出此则会把人击碎。

这个限度对幸运同样适用。素质好的人既能承受大苦难，也能承受大幸运，素质差的人则可能兼毁于两者。

痛苦是性格的催化剂，它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暴者更暴，柔者更柔，智者更智，愚者更愚。

3.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

苦难是人格的试金石，面对苦难的态度最能表明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尊严。譬如失恋，只要失恋者真心爱那个弃他而去的人，他就不可能不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同为失恋，有的人因此自暴自弃，委靡不振，有的人为之反目为仇，甚至行凶报复，有的人则怀着自尊和对他人感情的尊重，默默地忍受痛苦，其间便有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当然，每个人的人格并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痛苦的态度本身也在铸造着他的人格。不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只要他始终警觉着他拥有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并勉励自己以一种坚忍高贵的态度承受苦难，他就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效地提高着自己的人格。

凡苦难都具有不可挽回的性质。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指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某种重要的价值，但同时人生中毕竟还存在着别的一些价值，它们鼓舞着受苦者承受眼前的苦难。譬如说，一个失恋者即使已经对爱情根本失望，他仍然会为了事业或为了爱他的亲人活下去。但是，世上有一种苦难，不但本身不可挽回，而且意味着其余一切价值的毁灭，因而不可能从别的方面汲取承受它的勇气。在这种绝望的境遇中，如果说承受苦难仍有意义，那么，这意义几乎唯一地就在于承受苦难的方式本身了。弗兰克说得好：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内在成就，因为它证明了人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终归要面对一种没有任何前途的苦难，那就是死亡，而以尊严的方式承受死亡的确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

以尊严的方式承受苦难，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项巨大成就，因为它所显示的不只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是整个人性的高贵和尊严，证明了这种尊严比任何苦难更有力，是世间任何力量不能将它剥夺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受难者如同伟大的创造者一样受到世世代代的敬仰。

知道痛苦的价值的人，不会轻易向别人泄露和展示自己的痛苦，哪怕是最亲近的人。

喜欢谈论痛苦的往往是不识愁滋味的少年，而饱尝人间苦难的老年贝多芬却唱起了欢乐颂。

面对社会悲剧，我们有理想、信念、正义感、崇高感支撑着我们，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无比地优越于那迫害乃至毁灭我们的恶势力，因此我们可以含笑受难，慷慨赴死。我们是舞台上的英雄，哪怕眼前这个剧场里的观众全都浑浑噩噩，是非颠倒，我们仍有勇气把戏演下去，演给我们心目中绝对清醒公正的观众看，我们称这观众为历史、上帝或良心。

可是，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也谈不上什么正义感。当史前人类遭受大洪水的灭顶之灾时，当庞贝城居民被维苏威火山的岩浆吞没时，他们能有什么慰藉呢？地震，海啸，车祸，空难，瘟疫，绝症……大自然的恶势力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或我们的亲人毁灭。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敌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愈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伸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

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本质的悲剧，不具英雄色彩的勇气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我们挺立在那里，没有观众，没有证人，也没有期待，没有援军。我们不倒下，仅仅是因为我们不肯让自己倒下。我们以此维护了人的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尊严——人在大自然（=神=虚无）面前的尊严。

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死亡，绝望的人在失去一切慰藉之后，总还有一个慰藉，便是在勇敢承受命运时的尊严感。由于降灾于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间的势力，而是大自然本身，因此，在我们的勇敢中体现出的乃是人的最高尊严——人在神面前的尊严。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一个人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的同情一开始可能相当活跃，但一旦痛苦持续下去，同情就会消退。我们在这方面的耐心远远不如对于别人的罪恶的耐心。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罪恶仿佛是命运，一个我们不得不忍受的别人的痛苦却几乎是罪恶了。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引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当你遭受巨大痛苦时，你要自爱，懂得自己忍受，尽量不用你的痛苦去搅扰别人。

在多数情况下，同情伤害了痛苦者的自尊。如果他是强者，你把他当弱者来同情，是一种伤害。如果他是弱者，你的同情只会使他更不求自强，也是一种伤害。

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如同肉体的痛苦一样，精神的痛苦也是无法分担的。别人的关爱至多只能转移你对痛苦的注意力，却不能改变痛苦的实质。甚至在一场共同承受的苦难中，每人也必须独自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痛苦，这痛苦并不因为有一个难友而有所减轻。

4.不美化苦难

痛苦使人深刻，但是，如果生活中没有欢乐，深刻就容易走向冷酷。未经欢乐滋润的心灵太硬，它缺乏爱和宽容。

一个人只要真正领略了平常苦难中的绝望，他就会明白，一切美化苦难的言辞是多么浮夸，一切炫耀苦难的姿态是多么做作。

不要对我说：苦难净化心灵，悲剧使人崇高。默默之中，苦难磨钝了多少敏感的心灵，悲剧毁灭了多少失意的英雄。何必用舞台上的绘声绘色，来掩盖生活中的无声无息！

浪漫主义在痛苦中发现了美感，于是为了美感而寻找痛苦，夸大痛苦，甚至伪造痛苦。然而，假的痛苦有千百种语言，真的痛苦却没有语言。

事实上，我们平凡生活中的一切真实的悲剧都仍然是平凡生活的组成部分，平凡性是它们的本质，诗意的美化必然导致歪曲。

人天生是软弱的，唯其软弱而犹能承担起苦难，才显出人的尊严。

我厌恶那种号称铁石心肠的强者，蔑视他们一路旗开得胜的骄横。只有以软弱的天性勇敢地承受着寻常苦难的人们，才是我的兄弟姐妹。

我们不是英雄。做英雄是轻松的，因为他有净化和升华。做英雄又是沉重的，因为他要演戏。我们只是忍受着人间寻常苦难的普通人。

张鸣善《普天乐》：“风雨儿怎当?风雨儿定当。风雨儿难当！”这三句话说出了人们对于苦难的感受的三个阶段：事前不敢想象，到时必须忍受，过后不堪回首。

一个人经历过巨大灾难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有一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沉落了。

许多时候人需要遗忘，有时候人还需要装做已经遗忘——我当然是指对自己，而不只是对别人。

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敢于深入到悲剧的核心，在纯粹的荒谬之中停留，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出现奇迹般的变化。人们常常期望一个经历了重大苦难的人生活得与众不同，人们认为他应该比别人有更积极或者更超脱的人生境界。然而，实际上，只要我活下去，我就仍旧只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依然会被卷入世俗生活的旋涡。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体验必定也是最无奈的，它们缺乏世俗的对应物，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日常生活的潮流淹没。当然，淹没并不等于不存在了，它们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所触及不到的深处，成为每一个人既无法面对、也无法逃避的心灵暗流。

我的确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这样的暗流，无论你怎样逃避，它们都依然存在，无论你怎样面对，它们都不会浮现到生活的表面上来。当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认识到生命中的这种无奈，我看自己、看别人的眼光便宽容多了，不会再被喧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5.人得救靠本能

人生的重大苦难都起于关系。对付它的方法之一便是有意识地置身在关系之外，和自己的遭遇拉开距离。例如，在失恋、亲人死亡或自己患了绝症时，就想—想恋爱关系、亲属关系乃至自己的生命的纯粹偶然性，于是获得一种类似解脱的心境。佛教的因缘说庶几近之，

然而，毕竟身在其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认识到因缘的偶然是—回事，真正看破因缘又是一回事。所以，佛教要建立一套烦琐复杂的戒律，借以把它的哲学观念转化为肉体本能。

身处一种旷日持久的灾难之中，为了同这灾难拉开一个心理距离，可以有种种办法。乐观者会尽量“朝前看”，把眼光投向雨过天晴的未来，看到灾难的暂时性，从而怀抱一种希望。悲观者会尽量居高临下地“俯视”灾难，把它放在人生虚无的大背景下来看，看破人间祸福的无谓，从而产生一种超脱的心境。倘若我们既非乐观的诗人，亦非悲观的哲人，而只是得过且过的普通人，我们仍然可以甚至必然有意无意地掉头不看眼前的灾难，尽量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尚存的别的欢乐上，哪怕是些极琐屑的欢乐，只要我们还活着，这类欢乐是任何灾难都不能把它们彻底消灭掉的。所有这些办法，实质上都是逃避，而逃避常常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骄傲得不肯逃避，或者沉重得不能逃避，怎么办呢？

剩下的唯一办法是忍。

我们终于发现，忍受不可忍受的灾难是人类的命运。接着我们又发现，只要咬牙忍受，世上并无不可忍受的灾难。

古人曾云：忍为众妙之门。事实上，对于人生种种不可躲避的灾祸和不可改变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忍也不是什么妙法，只是非如此不可罢了。不忍又能怎样？所谓超脱，不过是寻找一种精神上的支撑，从而较能够忍，并非不需要忍了。一切透彻的哲学解说都改变不了任何一个确凿的灾难事实。佛教教人看透生老病死之苦，但并不能消除生老病死本身，苦仍然是苦，无论怎么看透，身受时还是得忍。

当然，也有忍不了的时候，结果是肉体的崩溃——死亡，精神的崩溃——疯狂，最糟则是人格的崩溃——从此委靡不振。

如果不想毁于灾难，就只能忍。忍是一种自救，即使自救不了，至少也是一种自尊。以从容平静的态度忍受人生最悲惨的厄运，这是处世做人的基本功夫。

定理一：人是注定要忍受不可忍受的苦难的。由此推导出定理二：所以，世上没有不可忍受的苦难。

对于人生的苦难，除了忍，别无他法。一切透彻的哲学解释不能改变任何—个确凿不移的灾难事实。例如面对死亡，最好的哲学解释也至多只能解除我们对于恐惧的恐惧，而不能解除恐惧本身，因为这后一层恐惧属于本能，我们只能带着它接受宿命。

人生无非是等和忍的交替。有时是忍中有等，绝望中有期待。到了一无可等的时候，就最后忍一忍，大不了是一死，就此彻底解脱。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肉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像都沉默下来了。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在《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一边守护着弥留之际的安德列，一边在编一只袜子。她爱安德列胜于世上的一切，但她仍然不能除了等心上人死之外什么事也不做。一事不做地坐等一个注定的灾难发生，这种等实在荒谬，与之相比，灾难本身反倒显得比较好忍受一些了。

只要生存本能犹在，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为自己编织希望，哪怕是极可怜的希望。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终身苦役犯，服刑初期被用铁链拴在墙上，可他们照样有他们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别的苦役犯一样，被允许离开这堵墙，戴着脚镣走动。如果没有任何希望，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即使是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们的彻底也仅是理论上的，在现实生活中，生存本能仍然驱使他们不断受小小的希望鼓舞，从而能忍受这遭到他们否定的人生。

请不要责备“好了伤疤忘了疼”。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

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离一种灾祸愈远，我们愈觉得其可怕，不敢想象自己一旦身陷其中会怎么样。但是，当我们真的身陷其中时，犹如落入台风中心，反倒有了一种意外的平静。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沉默

最真实最切己的人生感悟是找不到言词的。对于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沉默中独自面对。我们可以一般地谈论爱情、孤独、幸福、苦难、死亡等等，但是，倘若这些词眼确有意义，那属于每个人自己的真正的意义始终在话语之外。我无法告诉别人我的爱情有多温柔，我的孤独有多绝望，我的幸福有多美丽，我的苦难有多沉重，我的死亡有多荒谬。我只能把这一切藏在心中。我所说出写出的东西只是思考的产物，而一切思考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逃避，从最个别的逃向最一般的，从命运逃向生活，从沉默的深渊逃向语言的岸。如果说它们尚未沦为纯粹的空洞观念，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是从沉默中挣扎出来的，身上还散发着深渊里不可名状的事物的气息。

我不否认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可能，但我确信其前提是沉默而不是言词。梅特林克说得好：沉默的性质揭示了一个人的灵魂的性质。在不能共享沉默的两个人之间，任何言词都无法使他们的灵魂发生沟通。对于未曾在沉默中面对过相同问题的人来说，再深刻的哲理也只是一些套话。一个人对言词理解的深度取决于他对沉默理解的深度，归根结蒂取决于他的沉默亦即他的灵魂的深度。所以，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探究人生真理的人，首要的功夫便是沉默，在沉默中面对他灵魂中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重大问题。到他有了足够的孕育并因此感到不堪其重负时，一切语言之门便向他打开了，这时他不但理解了有限的言词，而且理解了言词背后沉默着的无限的存在。

沉默是语言之母，一切原创的、伟大的语言皆孕育于沉默。但语言自身又会繁殖语言，与沉默所隔的世代越来越久远，其品质也越来越蜕化。

还有比一切语言更伟大的真理，沉默把它们留给了自己。

语言是存在的家。沉默是语言的家。饶舌者扼杀沉默，败坏语言，犯下了双重罪过。

我们的内心经历往往是沉默的。讲自己不是一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的容易的事，它需要某种境遇和情绪的触发，一生难得有几回。那些喜欢讲自己的人多半是在讲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另一方面呢，我们无论讲什么，也总是在曲折地讲自己。

话语是一种权力——这个时髦的命题使得那些爱说话的人欣喜若狂，他们越发爱说话了，在说话时还摆出了一副大权在握的架势。

我的趣味正相反。我的一贯信念是：沉默比话语更接近本质，美比权力更有价值。在这样的对比中，你们应该察觉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命题：沉默是一种美。

自己对自己说话的需要。谁在说？谁在听？有时候是灵魂在说，上帝在听。有时候是上帝在说，灵魂在听。自己对自己说话——这是灵魂与上帝之间的交流，在此场合之外，既没有灵魂，也没有上帝。

如果生活只是对他人说话和听他人说话，神圣性就荡然无存。

所以，我怀疑现代哲学中的一切时髦的对话理论，更不必说现代媒体上的一切时髦的对话表演了。

种种热闹一时的吹嘘和喝彩，终是虚声浮名。在万象喧嚣的背后，在一切语言消失之处，隐藏着世界的秘密。世界无边无际，有声的世界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只听见语言不会倾听沉默的人是被声音堵住了耳朵的聋子。懂得沉默的价值的人却有—双善于倾听沉默的耳朵，如同纪伯伦所说，他们“听见了寂静的唱诗班唱着世纪的歌，吟咏着空间的诗，解释着永恒的秘密”。一个听懂了千古历史和万有存在的沉默的话语的人，他自己一定也是更懂得怎样说话的。

让我们学会倾听沉默——

因为在万象喧嚣的背后，在一切语言消失之处，隐藏着世界的秘密。倾听沉默，就是倾听永恒之歌。

因为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

当少男少女由两小无猜的嬉笑转入羞怯的沉默时，最初的爱情来临了。

当诗人由热情奔放的高歌转入忧郁的沉默时，真正的灵感来临了。

沉默是神的来临的永恒仪式。

在两性亲昵中，从温言细语到甜言蜜语到花言巧语，语言愈夸张，爱情愈稀薄。达到了顶点，便会发生一个转折，双方恶言相向，爱变成了恨。

真实的感情往往找不到语言，真正的两心契合也不需要语言，谓之默契。

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都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不独爱情如此。

真正打动人的感情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沉默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当一切喧嚣静息下来后，它仍然在工作着，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直达人心的最深处。

世上一切重大的事情，包括阴谋与爱情，诞生与死亡，都是在沉默中孕育的。

在家庭中，夫妇吵嘴并不可怕，倘若相对无言，你就要留心了。

在社会上，风潮迭起并不可怕，倘若万马齐喑，你就要留心了。

艾略特说，世界并非在惊天动地的“砰”的一声中，而是在几乎听不见的“哧”的一声中完结的。末日的来临往往悄无声息。死神喜欢蹑行，当我们听见它的脚步声时，我们甚至来不及停住唇上的生命之歌，就和它打了照面。

当然，真正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诞生也是在沉默中酝酿的。广告造就不了文豪。哪个自爱并且爱孩子的母亲会在分娩前频频向新闻界展示她的大肚子呢?

在最深重的苦难中，没有呻吟，没有哭泣。沉默是绝望者最后的尊严。

在最可怕的屈辱中，没有诅咒，没有叹息。沉默是复仇者最高的轻蔑。

沉默就是不说，但不说的原因有种种，例如：因为不让说而不说，那是顺从或者愤懑；因为不敢说而不说，那是畏怯或者怨恨；因为不便说而不说，那是礼貌或者虚伪；因为不该说而不说，那是审慎或者世故；因为不必说而不说，那是默契或者隔膜；因为不屑说而不说，那是骄傲或者超脱。这些都还不是与语言相对立的意义上的沉默，因为心中已经有了话，有了语言，只是不说出来罢了。倘若是因为不可说而不说，那至深之物不能浮现为语言，那至高之物不能下降为语言，或许便是所谓存在的沉默了吧。

沉默是一口井，这井里可能藏着珠宝，也可能一无所有。

孤独

你与你的亲人、友人、熟人、同时代人一起穿过岁月，你看见他们在你的周围成长和衰老。可是，你自己依然是在孤独中成长和衰老的，你的每一个生命年代仅仅属于你，你必须独自承担岁月在你的心灵上和身体上的刻痕。

和别人混在一起时，我向往孤独。孤独时，我又向往看到我的同类。但解除孤独毕竟只能靠相爱相知的人，其余的人扰乱了孤独，反而使人更感孤独，犹如一种官能，因为受到刺激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

孤独和喧嚣都难以忍受。如果一定要忍受，我宁可选择孤独。

孤独中有大快乐，沟通中也有大快乐，两者都属于灵魂。一颗灵魂发现、欣赏、享受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这是孤独的快乐。如果这财富也被另一颗灵魂发现了，便有了沟通的快乐。所以，前提是灵魂的富有。对于灵魂空虚之辈，不足以言这两种快乐。

学会孤独，学会与自己交谈，听自己说话，——就这样去学会深刻。

当然前提是：如果孤独是可以学会的话。

心灵的孤独与性格的孤僻是两回事。

孤僻属于弱者，孤独属于强者。两者都不合群，但前者是因为惧怕受到伤害，后者是因为精神上的超群卓绝。

孤独是因为内容独特而不能交流，孤僻却并无独特的内容，只是因为性格的疾病而使交流发生障碍。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又不陷于孤独，这怎么可能呢?然而，尽管注定孤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的可怕和难以忍受。上帝给了他一颗与众不同的灵魂，却又赋予他与普通人一样的对于人间温暖的需要，这正是悲剧性之所在。

越是丰盈的灵魂，往往越能敏锐地意识到残缺，有越强烈的孤独感。在内在丰盈的衬照下，方见出人生的缺憾。反之，不谙孤独也许正意味着内在的贫乏。

孤独与创造，孰为因果？也许是互为因果。一个疏于交往的人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一个人专注于创造也会导致人际关系的疏远。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例如牢狱和疾病之灾，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为唯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今日的许多教徒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

那些不幸的天才，例如尼采和凡高，他们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无人理解，因为精神上的孤独是可以用创造来安慰的，而恰恰在于得不到普通的人间温暖，活着时就成了被人群遗弃的孤魂。

活在世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完全孤独。天才的孤独是指他的思想不被人理解，在实际生活中，他却也是愿意有个好伴侣的，如果没有，那是运气不好，并非他的主动选择。人不论伟大平凡，真实的幸福都是很平凡很实在的。才赋和事业只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优秀，不能决定他是否幸福。我们说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天才，泰戈尔是一个幸福的天才，其根据就是他们在婚爱和家庭问题上的不同遭遇。

无聊、寂寞、孤独是三种不同的心境。

无聊是把自我消散于他人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消遣。寂寞是自我与他人共在的欲望，它寻求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孤独是把他人接纳到自我之中的欲望，它寻求的是理解。

无聊者自厌，寂寞者自怜，孤独者自足。

庸人无聊，天才孤独，人人都有寂寞的时光。

无聊是喜剧性的，孤独是悲剧性的，寂寞是中性的。

无聊属于生物性的人，寂寞属于社会性的人，孤独属于形而上的人。

一颗平庸的灵魂，并无值得别人理解的内涵，因而也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孤独。孤独是一颗值得理解的心灵寻求理解而不可得，它是悲剧性的。无聊是一颗空虚的心灵寻求消遣而不可得，它是喜剧性的。寂寞是寻求普通的人间温暖而不可得，它是中性的。然而，人们往往将它们混淆，甚至以无聊冒充孤独……

“我孤独了。”啊，你配吗？

孤独者必不合时宜。然而，一切都可以成为时髦，包括孤独。

寂寞

生命是短暂的。可是，在短暂的一生中，有许多时间你还得忍，忍着它们慢慢地流过去，直到终于又有事件之石激起生命的浪花。

生中辉煌的时刻并不多，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对这种时刻的回忆和期待中度过的。

看破红尘易，忍受孤独难。在长期远离人寰的寂静中，一个人不可能做任何事，包括读书、写作、思考。甚至包括禅定，因为连禅定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唯有在人类的氛围中才能进行。难怪住在冷清古寺里的那位老僧要自叹：“怎生教老僧禅定?”

“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原因在于，人们尽管慕林下高洁之名，却难耐林下寂寞之实。即使淡于功名的人，也未必受得了长期与世隔绝。所以，在世上忙碌着的不都是热衷功名之徒。

“喜山林眼界高，嫌市井人烟闹。”我也如此。不过，我相信世上多的是一辈子住城市而从不嫌吵闹的老百姓，却找不到一个一辈子住山林而从不觉寂寞的知识分子。

寂寞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情境。一个人忍受不了寂寞，就寻求方便的排遣办法，去会朋友，谈天，打牌，看电视，他于是成为一个庸人。靠内心的力量战胜寂寞的人，必是诗人和哲学家。

我的趣味一向是，寂寞比热闹好，无聊比忙碌好。寂寞是想近人而无人可近，无聊是想做事而无事可做。然而，离人远了，离神就近了。眼睛不盯着手头的事务，就可以观赏天地间的奥秘了。人生诚然难免寂寞和无聊，但若真的免去了它们，永远热闹，永远忙碌，岂不更可怕?

人生了病，会变得更有人情味一些的。一方面，与种种事务疏远了，功名心淡漠了，纵然是迫不得已，毕竟有了一种闲适的心境。另一方面，病中寂寞，对亲友的思念更殷切了，对爱和友谊的体味更细腻了。疾病使人更轻功利也更重人情了。

一个人突然病了，不一定要是那种很快就死的绝症，但也不是无关痛痒的小病，他发现自己患的是一种像定时炸弹一样威胁着生命的病，例如心脏病、肝硬化之类，在那种情形下，他眼中的世界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会突然意识到，这个他如此习以为常的世界其实并不属于他，他随时都会失去这个世界。他一下子看清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可能性原来非常有限，这使他感到痛苦，同时也使他感到冷静。这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分清哪些事情是他无须关注、无须参与的，即使以前他对这些事情非常热中和在乎。如果他仍然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那么，他并不会因此而自暴自弃，相反就会知道自己在世上还该做些什么事了，这些事对于他是真正重要的，而在以前未生病时很可能是被忽略了的。一个人在健康时，他在世界上的可能性似乎是无限的，那时候他往往眼花缭乱，主次不分。疾病限制了他的可能性，从而恢复了他的基本的判断力。

可是，我们每个人岂不都是患着一种必死但不会很快就死的病吗？生命本身岂不就是这种病吗？所以，我们不妨时常用一个这样的病人的眼光看一看世界，想一想倘若来日不多，自己在这世界上最想做成的事情是哪些，这将使我们更加善于看清自己的志业所在。人们嘲笑那些未病时不爱惜健康、生了病才后悔的人为不明智，这固然不错。不过，我相信，比明智更重要的是上述那样一种觉悟，因为说到底，无论我们怎样爱惜健康，也不可能永久保住它，而健康的全部价值便是使我们得以愉快地享受人生，其最主要的享受方式就是做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

无聊

无聊是对欲望的欲望。当一个人没有任何欲望而又渴望有欲望之时，他便感到无聊。

叔本华把无聊看作欲望满足之后的一种无欲望状态，可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无欲望是一种恬静状态，无聊却包含着不安的成分。人之所以无聊不是因为无欲望，而是因为不能忍受这无欲望的状态，因而渴望有欲望。

无聊的前提是闲。一般来说，只要人类在求温饱之余还有精力，无聊的可能性就存在了。席勒用剩余精力解释美感的发生。其实，人类特有的一切好东西坏东西，其发生盖赖于此，无聊也不例外。

所谓闲，是指没有非做不可的事，遂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闲的可贵就在于此。闲了未必无聊，闲着没事干才会无聊。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找不到兴趣所在，或者做不成感兴趣的事，剩余精力茫茫然无所寄托，这种滋味就叫无聊。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是我们的全部所有。谁都不愿意时间飞速流逝，一下子就到达生命的终点。可是大家似乎又都在“消磨”时间，也就是说，想办法把时间打发掉。如此宝贵的时间似乎又是一个极其可怕的东西，因而人们要用种种娱乐、闲谈、杂务隔开自己与时间，使自己不至于直接面对这空无所有而又确实在流逝着的时间。

在有些人眼里，人生是一碟乏味的菜，为了咽下这碟菜，少不了种种作料，种种刺激。他们的日子过得真热闹。

闲是福气，无聊却是痛苦。在自由状态下，多半可以找到法子排遣无聊。排遣的方式因人而异，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愈浅薄的人，其无聊愈容易排遣，现成的法子有的是。“不有博弈者乎?”如今更好办，不有电视机乎?面对电视机一坐几个钟点，天天坐到头昏脑胀然后上床去，差不多是现代人最常见的消磨闲暇的方式，——或者说，糟踏闲暇的方式。

时间就是生命。奇怪的是，人人都爱惜生命，不愿其速逝，却害怕时间，唯恐其停滞。我们好歹要做点什么事来打发时间，一旦无所事事，时间就仿佛在我们面前停住了。我们面对这脱去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发现它原来空无所有，心中隐约对生命的实质也起了恐慌。无聊的可怕也许就在于此，所以要加以排遣。

人生中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种无可排遣的无聊。我们心不在焉，百事无心，觉得做什么都没意思，并不是疲倦了，因为我们有精力，只是茫无出路。并不是看透了，因为我们有欲望，只是空无对象。这种心境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昙花一现，却是一种直接暴露人生根底的深邃的无聊。

兽和神大约都不会无聊。兽活命而已，只有纯粹的生存。神充实自足，具备完满的存在。兽人神三界，唯有夹在中间的人才会无聊，才可能有活得没意思的感觉和叹息。

人，永远走在从生存向存在的途中。他已经辞别兽界，却无望进入神界。他不甘于纯粹的生存，却达不到完美的存在。他有了超出生存的精力，却没有超出生存的目标。他寻求，却不知道寻求什么。人是注定要无聊的。

如果人真能够成为神，就不无聊了吗?我想象不出，上帝在完成他的创世工作之后，是如何消磨他的星期天的。圣经对此闭口不谈，这倒不奇怪，因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既不能像肉欲犹存的人类那样用美食酣睡款待自己，又不能像壮心不已的人类那样不断进行新的精神探险，他实在没事可干了。他的绝对的完美便是他的绝对的空虚。人类的无聊尚可药治，上帝的无聊宁有息日?

生命太短暂了，太珍贵了，无论用它来做什么都有点可惜。总想做最有意义的事，足以使人不虚此生、死而无恨的事，却没有一件事堪当此重责。但是，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便做着种种微不足道的事。

没有比长途旅行更令人兴奋的了，也没有比长途旅行更容易使人感到无聊的了。

人生，就是一趟长途旅行。

一趟长途旅行，意味着奇遇，巧合，不寻常的机缘，意外的收获，陌生而新鲜的人和景物。总之，意味着种种打破生活常规的偶然性和可能性。所以，谁不是怀着朦胧的期待和莫名的激动踏上旅程的?

然而，一般规律是，随着旅程的延续，兴奋递减，无聊递增。

我们从记事起就已经身在这趟名为“人生”的列车上了。一开始，我们并不关心它开往何处。孩子们不需要为人生安上一个目的，他们扒在车窗边，小脸蛋紧贴玻璃，窗外掠过的田野、树木、房屋、人畜无不可观，无不使他们感到新奇。无聊与他们无缘。

不知从何时起，车窗外的景物不再那样令我们陶醉了。这是我们告别童年的一个确切标志，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开始需要一个目的，而且往往也就有了一个也许清晰但多半模糊的目的。我们相信列车将把我们带往一个美妙的地方，那里的景物远比沿途优美。我们在心里悄悄给那地方冠以美好的名称，名之为“幸福”、“成功”、“善”、“真理”等等。

不幸的是，一旦我们开始憧憬一个目的，无聊便接踵而至。既然生活在远处，近处的就不是生活。既然目的最重要，过程就等而下之。我们的心飞向未来，只把身体留在现在，视正在经历的一切为必不可免的过程，耐着性子忍受。

愈是心中老悬着一个遥远目的地的旅客，愈不耐旅途的漫长，容易百无聊赖。由此可见，无聊生于目的与过程的分离，乃是一种对过程疏远和隔膜的心境。孩子或者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人，目的意识淡薄，沉浸在过程中，过程和目的浑然不分，他们能够随遇而安，即事起兴，不易感到无聊。商人或者像商人一样精明的人，有非常明确实际的目的，以此指导行动，规划过程，目的与过程丝丝相扣，他们能够聚精会神，分秒必争，也不易感到无聊。怕就怕既失去了孩子的单纯，又不肯学商人的精明，目的意识强烈却并无明确实际的目的，有所追求但所求不是太缥缈就是太模糊。“我只是想要，但不知道究竟想要什么。”这种心境是滋生无聊的温床。心中弥漫着一团空虚，无物可以填充。凡到手的一切都不是想要的，于是难免无聊了。

等的可怕，在于等的人对于所等的事完全不能支配，对于其他的事又完全没有心思，因而被迫处在无所事事的状态。有所期待使人兴奋，无所事事又使人无聊，等便是混合了兴奋和无聊的一种心境。随着等的时间延长，兴奋转成疲劳，无聊的心境就会占据优势。

活着总得等待什么，哪伯是等待戈多。有人问贝克特，戈多究竟代表什么，他回答道：“我要是知道，早在剧中说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也不知道的什么，生活就在这等待中展开并且获得了理由。等的滋味不免无聊，然而，一无所等的生活更加无聊。不，一无所等是不可能的。即使在一无所等的时候，我们还是在等，等那个有所等的时刻到来。一个人到了连这样的等也没有的地步，就非自杀不可。所以，始终不出场的戈多先生实在是人生舞台的主角，没有他，人生这场戏是演不下去的。

无聊是意义的空白。然而，如果没有这空白，我们又怎么会记起我们对于意义的渴望呢?当情人不在场的时候，对情人的思念便布满了爱情的空间。

除了肉体欲望之外，人还有精神欲望，后者实质上是无限的。这种无限的精神欲望尤其体现在像拜伦这样极其敏感的天性身上，他们内心怀着对精神事物的永不满足的欲求，由于无限的欲望不可能通过有限的事物获得满足，结果必然对一切业已到手的东西很容易感到厌倦。对他们来说，因为欲望不能满足而导致的痛苦和因为对既有事物丧失欲望而导致的无聊不是先后交替，而是同时并存的。他们的无聊直接根源于不满足，本身就具有痛苦的性质。

精神一面要逃避无常，企求永恒，另一面却又厌倦重复，渴慕新奇。在自然中，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的变注定了凡胎肉身的易朽。相对的不变造就了日常生活的单调。所以，无常和重复原是自然为人生立的法则。但精神不甘于循此法则，偏要求绝对的不变——永恒，偏难忍相对的不变——重复，在变与不变之间陷入了两难。

当然，自然中并无绝对的重复。正如潮汐是大海的节奏一样，生命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节奏。可是，当生命缺乏更高的目的时，我们便把节奏感受为重复。重复之荒谬就在于它是赤裸裸的无意义。重复像是永恒的一幅讽刺画，简直使人对永恒也丧失了兴趣。对于那些不安的灵魂来说，重复比无常更不堪忍受。精神原是为逃脱无常而不倦地追求永恒，到后来这不倦的追求本身成了最大需要，以致当追求倦怠之时，为了逃脱重复，它就宁愿扑向无常，毁灭自己。

如果说颓废是听天由命地接受无意义，悲壮是慷慨激昂地反抗无意义，那么，厌倦则是一种既不肯接受、又不想反抗的心态。颓废者是奴隶，悲壮者是英雄，厌倦者是那种既不愿做奴隶、又无心当英雄的人，那种骄傲得做不成奴隶、又懒惰得当不了英雄的人。

无聊：缺乏目的和意义。

无聊的天性：没有能力为自己设立一个目的，创造一种意义。

伟大天性的无聊时刻：对自己所创造的意义的突然看破。

如果消遣也不能解除你的无聊，你就有点儿深刻了。

有这样一种时候，我翻开书，又合上，拿起笔，又放下，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找不到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只觉得心中弥漫着一种空虚怅惘之感。这是无聊袭来的时候。

当一个人无所事事而直接面对自己时，便会感到无聊。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仍会找些事做，尽快逃脱这种境遇。但是，也有无可逃脱的时候，我就是百事无心，不想见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

自我似乎喜欢捉迷藏，如同蒙田所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无聊正是与自我邂逅的一个契机。这个自我，摆脱了一切社会的身分和关系，来自虚无，归于虚无。难怪我们和它相遇时，不能直面相视太久，便要匆匆逃离。可是，让我多坚持一会儿吧，我相信这个可怕的自我一定会教给我许多人生的真理。

往事

往事付流水。然而，人生中有些往事是岁月带不走的，仿佛愈经冲洗就愈加鲜明，始终活在记忆中。我们生前守护着它们，死后便把它们带入了永恒。

人在世界上行走，在时间中行走，无可奈何地迷失在自己的行走之中。他无法把家乡的泉井带到异乡，把童年的彩霞带到今天，把十八岁生日的烛光带到四十岁的生日。不过，那不能带走的东西未必就永远丢失了。也许他所珍惜的所有往事都藏在某个人迹不至的地方，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其中一件或另一件会突然向他显现，就像从前的某一片烛光突然在记忆的夜空中闪亮。

钟嗣成《凌波仙》：“当时事，仔细思，细思量不是当时。”

的确如此。在我们的记忆中找不到真正的“当时”，我们无法用记忆来留住逝去的人和事。李商隐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事实是，不但当时，而且后来的追忆也是惘然的。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实，光阴何尝是这样一条河，可以让我们伫立其上，河水从身边流过，而我却依然故我?时间不是某种从我身边流过的东西，而就是我的生命。弃我而去的不是日历上的一个个日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岁月；甚至也不仅仅是我的岁月，而就是我自己。我不但找不回逝去的年华，而且也找不回从前的我了。

当我回想很久以前的我，譬如说，回想大学宿舍里那个泪眼汪汪的我的时候，在我眼前出现的总是一个孤儿的影子，他被无情地遗弃在过去的岁月里了。他孑然一身，举目无亲，徒劳地盼望回到活人的世界上来，而事实上却不可阻挡地被过去的岁月带往更远的远方。我伸出手去，但是我无法触及他并把他领回。我大声呼唤，但是我的声音到达不了他的耳中。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死亡，从前的我已经成为一个死者，我对他的怀念与对一个死者的怀念有着相同的性质。

我们总是觉得儿时尝过的某样点心最香甜，儿时听过的某支曲子最美妙，儿时见过的某片风景最秀丽。“幸福的岁月是那失去的岁月。”你可以找回那点心、曲子、风景，可是找不回岁月。所以，同一样点心不再那么香甜，同一支曲子不再那么美妙，同一片风景不再那么秀丽。

当我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时，我明明知道，人类的彩色摄影技术已经有了非凡的长进，但我还是找不回像幼时看的幻灯片那么鲜亮的色彩了。失去的岁月便如同那些幻灯片一样，在记忆中闪烁着永远不可企及的幸福的光华。

在回忆的引导下，我们寻访旧友，重游故地，企图找回当年的感觉，然而徒劳。我们终于怅然发现，与时光一起消逝的不仅是我们的童年和青春，而且是由当年的人、树木、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其中也包括我们当年的爱和忧愁，感觉和心情，我们当年的整个心灵世界。

每次回母校，我都要久久徘徊在我过去住的那间宿舍的窗外。窗前仍是那株木槿，隔了这么些年居然既没有死去，也没有长大。我很想进屋去，看看从前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从那时到现在，我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遭遇，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也许，我仍然是那个我，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也许，根本没有时间，只有许多个我同时存在，说不定会在哪里突然相遇?但我终于没有进屋，因为我知道我的宿舍已被陌生人占据，他们会把我看作入侵者，尽管在我眼中，他们才是我的神圣的青春岁月的入侵者。

我不相信时间带走了一切。逝去的年华，我们最珍贵的童年和青春岁月，我们必定以某种方式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我们遗忘了藏宝的地点，但必定有这么一个地方，否则我们不会这样苦苦地追寻。或者说，有一间心灵的密室，其中藏着我们过去的全部珍宝，只是我们竭尽全力也回想不起开锁的密码了。然而，可能会有一次纯属偶然，我们漫不经心地碰对了这密码，于是密室开启，我们重新置身于从前的岁月。

当普鲁斯特的主人公口含一块泡过茶水的玛德莱娜小点心，突然感觉到一种奇特的快感和震颤的时候，便是碰对了密码。一种当下的感觉，也许是一种滋味，一阵气息，一个旋律，石板上的一片阳光，与早已遗忘的那个感觉巧合，因而混合进了和这感觉联结在一起的昔日的心境，于是昔日的生活情景便从这心境中涌现出来。

其实，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不乏这种普鲁斯特式幸福的机缘，在此机缘触发下，我们会产生一种对某样东西似曾相识又若有所失的感觉。但是，很少有人像普鲁斯特那样抓住这种机缘，促使韶光重现。我们总是生活在眼前，忙碌着外在的事务。我们的日子是断裂的，缺乏内在的连续性。逝去的岁月如同一张张未经显影的底片，杂乱堆积在暗室里。它们仍在那里，但和我们永远失去了它们又有什么区别?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自己偷偷写起了日记。一开始的日记极幼稚，只是写些今天吃了什么好东西之类。我仿佛本能地意识到那好滋味容易消逝，于是想用文字把它留住。年岁渐大，我用文字留住了许多好滋味：爱，友谊，孤独，欢乐，痛苦……在青年时代的一次劫难中，我烧掉了全部日记。后来我才知道此举的严重性，为我的过去岁月的真正死亡痛哭不止。但是，写作的习惯延续下来了。我不断把自己最好的部分转移到我的文字中去，到最后，罗马不在罗马了，我借此逃脱了时光的流逝。

仍是想象中的?可是，在一个已经失去童年而又不相信上帝的人，此外还能怎样呢?

故地重游是一件越出通常旅游概念的行为。

一个旅游者总是在向自己未曾到过的地方进发。对于他来说，地图上一切地方均被划归到过和未到过两大类，他的目标十分明确，便是填补空白。故地重游则是一种返顾和重温，重游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在故地寻找自己昔日的足迹，追忆逝去的年华。旅游者好新，故地重游者怀旧。旅游者仅仅游览于外部世界，即使发思古之幽情，抒发的也只是一种文化情怀。故地重游者却同时置身于双重世界中，眼前的景观与记忆中的岁月息息相通，一石一木都易触发出一种人生感慨。

我们平时定居一地，习惯使我们对岁月的飞快流逝麻木不仁。偶尔出游，匆忙又使我们无从把握岁月的巨大变迁。然而，当我们不期然重游许多年前到过的某个地方，仿佛落到了空间中一个特殊的点上面，在其上一目了然地看到了时间流逝的一长段轨迹，我们便会被人生的沧桑感所震撼。

世界辽阔，生命短促，未到过的地方太多，何暇故地重游?所以，故地重游多半不是由于自觉选择，而是出于偶然机缘。但我是喜欢故地重游的，因为旅游至多是一种阅历，故地重游却是一种微妙的人生境遇。

人生中有些事情很小，但可能给我们造成很大的烦恼，因为离得太近。人生中有些经历很重大，但我们当时并不觉得，也因为离得太近。距离太近时，小事也会显得很大，使得大事反而显不出大了。隔开一定距离，事物的大小就显出来了。

我们走在人生的路上，遇到的事情是无数的，其中多数非自己所能选择，它们组成了我们每一阶段的生活，左右着我们每一时刻的心情。我们很容易把正在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十分重要。然而，事过境迁，当我们回头看走过的路时便会发现，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它们奠定了我们的人生之路的基本走向，而其余的事情不过是路边的一些令人愉快或不愉快的小景物罢了。

人分两种，一种人有往事，另一种人没有往事。

有往事的人爱生命，对时光流逝无比痛惜，因而怀着一种特别的爱意，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珍藏在心灵的谷仓里。

世上什么不是往事呢?此刻我所看到、听到、经历到的一切，无不转瞬即逝，成为往事。所以，珍惜往事的人便满怀爱怜地注视一切，注视即将被收割的麦田，正在落叶的树，最后开放的花朵，大路上边走边衰老的行人。这种对万物的依依惜别之情是爱的至深源泉。由于这爱，一个人才会真正用心在看，在听，在生活。

是的，只有珍惜往事的人才真正在生活。

没有往事的人对时光流逝毫不在乎，这种麻木使他轻慢万物，凡经历的一切都如过眼烟云，随风飘散，什么也留不下。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留下。他只是貌似在看、在听、在生活罢了，实际上早已是一具没有灵魂的空壳。

一切都会成为往事，记忆是每个人唯一能够留住的财富，这财富仅仅属于他，任何人无法剥夺他，他也无法转让给任何人。一个人的记忆对于另一个人永远是一种异己的东西。可是，这并不意味着记忆是可靠的财富。相反，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变形和流失，在最好的情况下，则会如同有生命之物一样生长成一种新的东西。

人生中一切美好的时刻，我们都无法留住。人人都生活在流变中，人人的生活都是流变。那么，一个人的生活是否精彩，就并不在于他留住了多少珍宝，而在于他有过多少想留而留不住的美好的时刻，正是这些时刻组成了他的生活中的流动的盛宴。留不住当然是悲哀，从来没有想留住的珍宝却是更大的悲哀。

既然一切美好的价值都会成为过去，我们就必须承认过去的权利，过去不是空无，而是一切美好价值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好像还是不久以前，每到岁末年初，心中就会升起一种惆怅。中国人过年总是图个热闹，那热闹反而使我倍感寂寞，因为对我而言，过年无非意味着又一段生命的日子永远流失了，而在觥筹交错人声鼎沸之中，这件最重要的事情遭到了一致的忽略。我甚至觉得我的旧岁如同一个逝者，我必须远避尘嚣，独自来追念它，否则便是对逝者的亵渎。现在我没有这样敏感了，不过，在换岁之际，仍然愿意有安静的时刻，可以听一听我自己的生命的钟声。

消逝是人的宿命。但是，有了怀念，消逝就不是绝对的。人用怀念挽留逝者的价值，证明自己是与古往今来一切存在息息相通的有情。失去了童年，我们还有童心。失去了青春，我们还有爱。失去了岁月，我们还有历史和智慧。没有怀念，人便与木石无异。

然而，在这个日益匆忙的世界上，人们愈来愈没有工夫也没有心境去怀念了。否定怀念甚至被树立为一种时尚，一种美德，而怀念则被贬为弱者和落伍者的品质。人心如同躁动的急流，只想朝前赶，不复返顾。可是，如果忘掉源头，我们如何校正航向？如果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如何知道向哪里去？

逝去的感情事件，无论痛苦还是欢乐，无论它们一度如何使我们激动不宁，隔开久远的时间再看，都是美丽的。我们还会发现，痛苦和欢乐的差别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么大。欢乐的回忆夹着忧伤，痛苦的追念掺着甜蜜，两者又都同样令人惆怅。

我们看得见时针的旋转，日历的翻页，但看不见自己生命年轮的增长。我们无法根据记忆或身体感觉来确定自己的年龄。年龄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是我们依据最初的道听途说进行的计算。

我想起一连串往事。我知道它们是我的往事，现在的我与那时的我是同一个我。但我知道这一点，并非靠直接的记忆，而是靠对记忆的记忆，记忆的无限次乘方。记忆不断重复，成了信念，可是离真实事件愈来愈远，愈来愈间接了。自我的统一性包含着这种间接性的骗局。

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心灵中总是会出现自己的形象，我们看见自己在某个情境中做某件事。可是，我们真实的眼睛是看不见自己的形象的。那看见自己的形象的眼睛早已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的眼睛，而是代表着愿望和舆论的虚构的见证。

记忆是一种加工。一件往事经过不断回忆，也就是经过不断加工，早已面目全非了。

逝去的事件往往在回忆中获得了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这是时间的魔力之一。

人生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独特的重复。

境遇与心情

人在孤身逆旅中最易感怀人生，因为说到底，人生在世也无非是孤身逆旅罢了。

所谓旅人之愁，除离愁、乡愁外，更多的成分是百无聊赖的闲愁。譬如说，由于交通中断，不期然被耽搁在旅途某个荒村野店，通车无期，举目无亲，此情此境中的烦闷真是难以形容。但是，若把人生比作—逆旅，我们便会发现，途中耽搁实在是人生的寻常遭际。我们向理想生活进发，因了种种必然的限制和偶然的变故，或早或迟在途中某一个点上停了下来。我们相信这是暂时的，总在等着重新上路，希望有一天能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殊不料就在这个点上永远停住了。有些人渐渐变得实际，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点上安排自己的生活。有些人仍然等啊等，岁月无情，到头来悲叹自己被耽误了一辈子。

小时候喜欢乘车，尤其是火车，占据一个靠窗的位置，扒在窗户旁看窗外的风景。这爱好至今未变。

列车飞驰，窗外无物长驻，风景永远新鲜。

其实，窗外掠过什么风景，这并不重要。我喜欢的是那种流动的感觉。景物是流动的，思绪也是流动的，两者融为一片，仿佛置身于流畅的梦境。

当我望着窗外掠过的景物出神时，我的心灵的窗户也洞开了。许多似乎早已遗忘的往事，得而复失的感受，无暇顾及的思想，这时都不召自来，如同窗外的景物一样在心灵的窗户前掠过。于是我发现，平时我忙于种种所谓必要的工作，使得我的心灵的窗户有太多的时间是关闭着的，我的心灵的世界里还有太多的风景未被鉴赏。而此刻，这些平时遭到忽略的心灵景观在打开了的窗户前源源不断地闪现了。

有邂逅才有人生魅力。有时候，不必更多，不知来自何方的脉脉含情的一瞥，就足以驱散岁月的阴云，重新唤起我们对幸福的信心。

聚散乃人生寻常事，却也足堪叹息。最可叹的是散时视为寻常，不料再聚无日，一别竟成永诀。或者青春相别，再见时皆已白头，彼此如同一面镜子，瞬间照出了岁月的无情流逝。

月亏了能再盈，花谢了能再开。可是，人别了，能否再见却属未知。这是一。开谢盈亏，花月依旧，几度离合，人却老了。这是二。人生之所以“最苦别离”，就因为离别最使人感受到人生无常。

离别的场合，总有一个第三者在场——莫测的命运，从此就有了无穷的牵挂。

“断肠人忆断肠人”——一个“忆”字，点出了离别之苦的所在。离别之苦，就苦在心中有许多生动的记忆，眼前却看不见人。情由忆生，记忆越生动，眼前的空缺就越鲜明，人就越被思念之苦折磨，叫人如何不断肠。

单思或酸或辣，相思亦苦亦甜，思念的滋味最是一言难尽。

相思是一篇冗长的腹稿，发表出来往往很短。

失眠的滋味，春秋有别。春夜是小夜曲，秋夜是安魂曲。春夜听鸟鸣，秋夜听鬼哭。春夜怀人，秋夜悲己。春夜是色，秋夜是空。

和陌生女人调情，在陌生国度观光，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新奇的刺激，这种感觉无关乎存在的本质。相反，当我们面对一个朝夕相处的女人，一片熟门熟路的乡土，日常生活中一些自以为熟稔的人与事，突然产生一种陌生感和疏远感的时候，我们便瞥见了存在的令人震惊的本质了。此时此刻，我们一向藉之生存的根据突然瓦解了，存在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可怕的虚无本相。

从头开始是人生经常可能遇到的境况。大至地震，战争，国破家亡，死里逃生，事业一败涂地。小至丧偶，失恋，经济破产，钱财被窃，身上一文不名。凡此种种，皆会使你不同程度地产生一种废墟感。当此之时，最健康的心态便是忘掉你曾经拥有的一切，忘掉你所遭受的损失，就当你是赤条条刚来到这个世界，你对自己说：“那么好吧，让我从头开始吧！”你不是坐在废墟上哭泣，而是拍拍屁股，朝前走去，来到一块空地，动手重建。你甚至不是重建那失去了的东西，因为那样你还是惦记着你的损失，你仍然把你的心留在了废墟上。不，你是带着你的心一起朝前走，你虽破产却仍是一个创业者，你虽失恋却仍是一个初恋者，真正把你此刻孑然一身所站立的地方当作了你的人生的起点。

也许这近于某种禅境。我必须承认的是，我自己达不到这种境界。一个人要达到这种无牵无挂的境界，上者必须大觉大悟，下者必须没心没肺，而我则上下两头皆够不着。

刚刚发生了一场灾祸，例如你最亲的亲人死了，火灾或盗贼使你失去了几乎全部财产，等等，那时候你会有一种奇异的一身轻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天地间赤条条一身的原初状态。

人生似乎有两个大忌。一是突遭变故，不得不从零开始，重建生活或事业。二是壮年身死，撇下未完成的生活或事业，含恨撒手人寰。

可是，仔细想想，变故有大小，谁能完全躲避得了？寿命有长短，几人可称寿终正寝？

所以，从零开始与未完成是人生的常态。

所以，人应该具备两个觉悟：一是勇于从零开始，二是坦然于未完成。

在人生的某个时期，行动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一心打破现状，改变生活，增加体验，往往并不顾忌后果是正是负，只要绝对数字大就行。

习惯的定义：人被环境同化，与环境生长在一起，成为环境的一部分。所谓环境，包括你所熟悉的地方、人、事业。在此状态下，生命之流失去落差，渐趋平缓，终成死水一潭。

那么，为了自救，告别你所熟悉的环境吧，到陌生的地方去，和陌生的人来往，从事陌生的事业。

人一生中应当有意识地变换环境。能否从零开始，重新开创一种生活，这是测量一个人心灵是否年轻的可靠尺度。

有时候，专长=习惯=惰性。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人对任何做惯了的事情都可能入迷，哪怕这事情本身既乏味又没有意义。因此，应该经常有意识地跳出来，审视一下自己所做的事情，想一想它们是否真有某种意义。

人生的一切矛盾都不可能最终解决，而只是被时间的流水卷走罢了。

生命不同季节的体验都是值得珍惜的，它们是完整的人生体验的组成部分。一个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以有人生的收获，岁月的流逝诚然令人悲伤，但更可悲的是自欺式的年龄错位。

人生有千百种滋味，品尝到最后，都只留下了一种滋味，就是无奈。生命中的一切花朵都会凋谢，一切凋谢都不可挽回，对此我们只好接受。我们不得不把人生的一切缺憾随同人生一起接受下来，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坦然。无奈本身包含不甘心的成分，可是，当我们甘心于不甘心，坦然于无奈，对无能为力的事情学会了无所谓，无奈就成了一种境界。

困惑与觉悟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思考和讨论人生问题，并非因为我明白，相反是因为我执迷，由执迷而生出许多迷惑，实在是欲罢不能。所以，如果说我对人生有所悟，也只是一个迷者的悟。我大约永远只能是这样一个迷者了，但我也将永远这样地在迷中求悟。迷者的悟当然不会是大彻大悟，可是我想，一个人彻悟到绝不执迷毫无迷惑的程度，活着也就没有意思了。人活得太糊涂是可怜的，活得太清醒又是可怕的，好在世上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两端之间。我自知执迷太深，唯有努力用哲学的智慧疏导生命的激情，以慧心驯化痴心，才能达到这个别人不求而自得的境界，获得一颗平常心。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重感情就难免会软弱，求完美就难免有遗憾。也许，宽容自己这一点软弱，我们就能坚持；接受人生这一点遗憾，我们就能平静。

我不相信一切所谓人生导师。在这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谁敢说自己已经贯通一切歧路和绝境，因而不再困惑，也不再需要寻找了?

至于我，我将永远困惑，也永远寻找。困惑是我的诚实，寻找是我的勇敢。

他们到了四十岁，于是学着孔夫子的口吻谈论起“不惑”之年来。可是，他们连惑也不曾有过，又如何能不惑呢？

敏感与迟钝殊途同归。前者对人生看得太透，后者对人生看得太浅，两者得出相同的结论：人生没有意思。

要活得有意思，应该在敏感与迟钝之间。

人生没有一个终极背景，这一点既决定了人生的荒谬性，又决定了人的自由。犹如做梦，在梦中一切都是荒谬的，一切又都可以随心所欲。当然，只有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才能够随心所欲。但在梦中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的人太少了。所以，一般人既不感到人生是荒谬的，也不知道自己是自由的。就后者来说，他们是不幸的。就前者来说，他们又是幸运的。

凡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人生这个大梦。即使看破人生，皈依佛门，那灭绝苦乐的涅槃境界仍是一个梦。不过，能够明白这一点，不以觉者自居，也就算得上是觉者了。

一颗觉醒的灵魂，它的觉醒的鲜明征兆是对虚假的生活突然有了敏锐的觉察和强烈的排斥。这时候，它就会因为清醒而感到痛苦。

对于少数人来说，人生始终是一个问题。对于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有的时候会觉得人生是一个问题。对于另一些少数人来说，人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人生观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对人生的总体评价，即人生究竟有没有一种根本的意义。这个问题又分两个方面。一是死亡问题，即因生命的短暂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的生命有无超越于死亡的不朽的、终极的价值？二是信仰问题，即因生命的动物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的生命有无超越于动物性的神圣的价值？第二，在人生的范围内对各种可能的生活方式的评价，即把人生作为一个过程来看，怎样生活更有意义。这就是幸福问题。

常常有青年问我：一个人不去想那些人生大问题，岂不活得快乐一些？

其实，想不想这类问题，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基本上是由天生的禀赋决定的。那些已经想这类问题的人，你无法让他停止去想。相反，有一些人，你对他说得再多，他也不会去想。

我想，人生种种大谜，谁也不可能找到最终的谜底。说不定每个谜都有无数个谜底，因而也就没有谜底。我的兴趣在猜谜，而当我每次似乎猜中了谜底，却发现真正的谜底似乎又离我后退了一步之时，我就觉得这谜更加有趣了。

在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大的谜。在人类心目中，永恒是最大的谜。两极之间又幻化出无穷的人生之谜，展现了人生意义探求的广阔领域。生与死、爱与孤独、真实、美、哲学与艺术、写作、天才、女人和男人，无不是人与永恒相沟通的形式或体验。

人是天生的猜谜者。他的惊奇的目光所至，无处不是谜，而他置身于其中的宇宙就是一个永恒之谜。可是，到头来他总是发现，最大的谜还是他自己。人的心灵神游湖四海之外，最后又回到自身，对世间这最奇妙的现象凝神思索。

佛招弟子，应试者有三人，一个太监，一个嫖客，一个疯子。

佛首先考问太监：“诸色皆空，你知道么?”

太监跪答：“知道。学生从不近女色。”

佛一摆手：“不近诸色，怎知色空?”

佛又考问嫖客：“悟者不迷，你知道么?”

嫖客嬉皮笑脸答：“知道，学生享尽天下女色，可对哪个婊子都不迷恋。”

佛一皱眉：“没有迷恋，哪来觉悟?”

最后轮到疯子了。佛微睁慧眼，并不发问，只是慈祥地看着他。

疯子捶胸顿足，凄声哭喊：“我爱！我爱!”

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

佛收留疯子做弟子，开启他的佛性，终于使他成了正果。

追问意义

人是唯一能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动物。这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

“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把自己当作尺度去衡量万物，寻求万物的意义。可是，当他寻找自身的意义时，用什么作尺度呢？仍然用人吗?尺度与对象同一，无法衡量。用人之外的事物吗?人又岂肯屈从他物，这本身就贬低了人的存在的意义。意义的寻求使人陷入二律背反。

也许，意义永远是不确定的。寻求生命的意义，所贵者不在意义本身，而在寻求，意义就寓于寻求的过程之中。我们读英雄探宝的故事，吸引我们的并不是最后找到的宝物，而是探宝途中惊心动魄的历险情境。寻求意义就是一次精神探宝。

维持和繁衍生命是人的动物性，寻求生命的意义则是人的神性。但人终究不是神，所以，意义是一个悖论的领域。其中，生与死、爱与孤独是两项最大悖论。

人到世上，无非活一场罢了，本无目的可言。因此，在有了超出维持生存以上的精力以后，这剩余精力投放的对象却付诸阙如。人必须自己设立超出生存以上的目的。活不成问题了，就要活得有意思，为生命加一个意义。然而，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若问为什么吃喝劳作，我们很明白，是为了活。活着又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追究下去，没有谁不糊涂的。

对此大致有两类可能的答案。一类答案可以归结为：活着为了吃喝劳作，——为了一己的、全家的或者人类的吃喝劳作，为了吃喝得更奢侈，劳作得更有效，如此等等。这类答案虽然是多数人实际所奉行的，作为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等于说活着为了活着，不成其为答案。另一类答案就试图为生命指出一个高于生命的意义源泉，它应能克服人的生命的动物性和暂时性，因而必定是一种神性的不朽的东西。不管哲学家们如何称呼这个东西，都无非是神的别名罢了。其实，神只是一个记号，记录了我们追问终极根据而不可得的迷惘。

即使我们所寻求的—切高于生存的目标到头来是虚幻的，寻求本身就使我们感到生存是有意义的，从而能够充满信心地活下去。凡真正的艺术家都视创作为生命，不创作就活不下去。超出这一点去问海明威为何要写作，毕加索为何要画画，他们肯定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人类迄今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如同美丽的云景，把人类生存的天空烘托得极其壮观。然而，若要追究云景背后有什么，便只能堕入无底的虚空里了。

如果人能永远活着或者活无数次，人生问题的景观就会彻底改变，甚至根本不会有人生问题存在了。人生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前提是生命的一次性和短暂性。不过，从只有一个人生这个前提，不同的人，不，同一个人可以引出不同的结论。也许，困惑正在于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似乎都有道理。也许，智慧也正在于使这些彼此矛盾的结论达成辩证的和解。

假如有许多次人生，活着会更容易吗？假如有许多个我，爱会更轻松吗？

其实，许多次人生仍然只是一次有限的人生，就像许多张钞票仍然只是一笔会花光的钱一样。

要解决个人生存的意义问题，就必须寻求个人与某种超越个人的整体之间的统一，寻求大我与小我、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无论何种人生哲学都不能例外。区别只在于，那个用来赋予个人生存以一的整体是不同的。例如，它可以是自然（庄子，斯宾诺莎），社会（孔子，马克思），神（柏拉图，基督教）。如果不承认有这样的整体，就会走向悲观主义（佛教）。

“万物归一，一归何处？”

发问者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绝望的景象：那初始者、至高者、造物主、上帝也是一个流浪者！

不要跟我玩概念游戏，说什么万物是存在者，而一是存在本身。

在具体的人生中，每一个人对于意义问题的真实答案很可能不是来自他的理论思考，而是来自他的生活实践，具有事实的单纯性。

生命的终极意义问题是无解的，或者更糟，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我们怎样殚精竭虑，只要不自欺欺人，我们在这方面决不可能有新的收获。在明白了这一点以后，明智的办法是把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尽量不想或少想它。这样，在已知的限度内，我们反而能更好地安排人生。

为什么活着？由于生命本身并无目的，这个问题必然会悄悄转化为另一个问题：怎样活着？我们为生命设置的目的，包括上帝、艺术、事业、爱情等等，实际上都只是我们用以度过无目的的生命的手段而已，而生命本身则成了目的。

应该怎么生活？这是一个会令一切智者狼狈的问题。也许，一个人能够明白不应该怎么生活，他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智者了。

人生中的大问题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唯有思考这些问题的人才可能真正拥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生活准则。

人生意义问题是一切人生思考的总题目和潜台词，因为它的无所不包和无处不在，我们就始终在回答它又始终不能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

目的与过程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万物之灵也只是万物的一分子，逃不脱大自然安排的命运。人活一世，不过是到天地间走一趟罢了。人生的终点是死，死总不该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原本就是一趟没有目的的旅行。

鉴于人生本无目的，只是过程，有的哲人就教导我们重视过程，不要在乎目的。如果真能像孩子那样沉浸在过程中，当然可免除无聊。可惜的是，我们已非孩子，觉醒了的目的意识不容易回归混沌。莱辛说他重视追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这话怕是出于一种无奈的心情，正因为过于重视真理，同时又过于清醒地看到真理并不存在，才不得已而返求诸过程。看破目的阙如而执著过程，这好比看破红尘的人还俗，与过程早已隔了一道鸿沟，至多只能做到貌合神离而已。

人生是一场无结果的试验。因为无结果，所以怎样试验都无妨。也因为无结果，所以怎样试验都不踏实。

有人说，人生到处是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出来，又掉入了另一个陷阱里。

可是，尽管如此，你还是想跳，哪怕明知道另一个更深的陷阱在等着你。最不能忍受的是永远呆在同一个陷阱里。也许，自由就寓于跳的过程中。

对于人生，我们无法想得太多太远。那越过界限的思绪终于惘然不知所之，不得不收回来，满足于知道自己此刻还活着，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时光作些实际的安排。

人生的内容：a十b十c十d十……

人生的结局：0

人生的意义：(a十b十c十d十……)×0＝0

尽管如此，人仍然想无限制地延长那个加法运算，不厌其长。这就是生命的魔力。

目的只是手段，过程才是目的。对过程不感兴趣的人，是不会有生存的乐趣的。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虚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然而，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都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人生是一条路，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开始走在这条路上了。在年幼时，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意识到了的时候，便不得不想一个问题：这条路通向哪里？人生之路的目标是什么？

最明显的事实是：这条路通向死，因为人生只是一个从生到死的过程罢了。可是，死怎么能成为目标呢？为了使它成为目标，它必须不是死，而是一种更高的生。于是，死便被设想成由短暂的生进入永生，由易朽的肉体进入不朽，由尘世进入天国，由不完满进入至善，由苦难进入极乐，等等。经过这样的解释，人生之路就有了一个宗教的和道德的目标，一个纯粹精神性质的目标。

可是，道路为什么一定是一条直线呢？只是因为我们把路想成直线，才必须给它安一个终点，一个最后的目标。花园里曲径交错，路的终点在哪里？那么，我们何不就把人生看做一个大花园呢？这是一座很大的花园，把它逛完刚好要用一生的时间，我们从生到死都在里面，每走一步都看见新的风景，到处都是可供我们休憩的地方。如果要说目标，那么，可以说处处都是目标，但不存在最后的目标。

人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人生之中，犹如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既然是在家里，我们就做着种种必须做的或者有兴趣做的事情，而并不事事都问为什么。事实上，在多数时候，我们的确把人生当作家，安排每一个日子如同安排自己的家务，而不去想这个家有朝一日会不存在。

可是，这个家确实有朝一日会不存在，而我们有时候不免要想到这一点。这时候，我们又会意识到自己是走在一条有终点的路上。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人生永远既是道路，又是家。我现在的想法是，这两方面的意识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只是道路，就活得太累。只是家，就活得太盲目。我们必须把人生当作家，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休息。我们也必须知道人生是道路，让自己的心灵有超越的追求。

悲观·执著·超脱

我相信，每个正常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点悲观主义，一生中有些时候难免会受人生虚无的飘忽感的侵袭。区别在于，有的人被悲观主义的阴影笼罩住了，失却了行动的力量，有的人则以行动抵御悲观主义，为生命争得了或大或小的地盘。悲观主义在理论上是驳不倒的，但生命的实践能消除它的毒害。

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叹。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但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他已经无可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

我相信一切深刻的灵魂都蕴藏着悲观。当然，真正深刻的灵魂决不会沉溺于悲观。悲观本源于爱，为了爱又竭力与悲观抗争，反倒有了超乎常人的创造。不过，深刻更在于，无论获得多大成功，也消除不了内心蕴藏的悲观，因而终能以超脱的眼光看待这成功。如果一种悲观可以轻易被外在的成功打消，我敢断定那不是悲观，而只是肤浅的烦恼。

执著是惑，悲观何尝不是惑?因为看破红尘而绝望、厌世乃至轻生，骨子里还是太执著，看不破，把红尘看得太重。这就好像一个热恋者急忙逃离不爱他的心上人一样。真正的悟者则能够从看破红尘获得一种眼光和睿智，使他身在红尘也不被红尘所惑，入世仍保持着超脱的心境。假定他是那个热恋者，那么现在他已经从热恋中解脱出来，对于不爱他的心上人既非苦苦纠缠，亦非远远躲避，而是可以平静地和她见面了。

古往今来，尽管人生虚无的悲论如缕不绝，可是劝人执著人生爱惜光阴的教诲更是谆谆在耳。两相比较，执著当然比悲观明智得多。悲观主义是一条绝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虚无，想一辈子也还是那么一回事，绝不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反而窒息了生命的乐趣。不如把这个虚无放到括号里，集中精力做好人生的正面文章。

我们不妨站到上帝的位置上看自己的尘世遭遇，但是，我们永远是凡人而不是上帝。所以，每一个人的尘世遭遇对于他自己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当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时，那把我们绊倒的物体同时也把我们支撑，我们不得不抓牢它们，为了不让自己在完全的空无中行走。

在无穷岁月中，王朝更替只是过眼烟云，千秋功业只是断碑残铭。此种认识，既可开阔胸怀，造就豪杰，也可消沉意志，培育弱者。看破红尘的后果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著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著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有悲观垫底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超脱。

超脱是悲观和执著两者激烈冲突的结果，又是两者的和解。我心中有悲观，也有执著。我愈执著，就愈悲观，愈悲观，就愈无法执著，陷入了二律背反。我干脆把自己分裂为二，看透那个执著的我是非我，任他去执著。执著没有悲观牵肘，便可放手执著。悲观扬弃执著，也就成了超脱。不仅把财产、权力、名声之类看作身外之物，而且把这个终有—死的“我”也看作身外之物，如此才有真正的超脱。

由于只有一个人生，颓废者因此把它看作零，堕入悲观的深渊。执迷者又因此把它看作全，激起占有的热望。两者均未得智慧的真髓。智慧是在两者之间，确切地说，是包容了两者又超乎两者之上。人生既是零，又是全，是零和全的统一。用全否定零，以反抗虚无，又用零否定全，以约束贪欲，智慧仿走着这螺旋形的路。

一个人热爱人生便不能不执著，洞察人生真相便不能不悲观，两者激烈冲突又达成和解的结果就是超脱。所以，超脱实质上是一种有悲观约束的执著，有执著约束的悲观。仔细分析起来，其中始终包含着悲观和执著两种因素，只是两者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恰当的关系，不再趋于一端罢了。我不相信世上有一劳永逸彻悟人生的“无上觉者”，如果有，他也业已涅槃成佛，不属于这个活人的世界了。

自我

关于“自我”，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不同的谈论。一些人说，“自我”是每个人身上最真实的东西，另一些人说，“自我”只是一种幻觉，还有一些人说，“自我”是一种有待于塑造的东西。按照“成为自我”、“实现自我”的说法，“自我”好像是极有价值的东西。按照“克服自我”、“超越自我”的说法，“自我”又好像很没有价值。这些相左的谈论往往还会出自同一个哲学家之口。原因可能有二：“自我”本身的确包含着悖论；用“自我”这个词谈论着不同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的本质究竟是那独一无二的“自我”，还是那无所不包的“大全”。我只知道，对于我来说，无论是用“大全”否定“自我”，还是用“自我”否定“大全”，结局都是虚无。

哲学所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包括这一个任务：“认识你自己！”

无人能知道他的真正的“自我”究竟是什么。关于我的“自我”，我唯一确凿知道的它的独特之处仅是，如果我死了，无论世上还有什么人活着，它都将不复存在。

认识论上的唯我论是驳不倒的，简直是颠簸不破的，因为它实际上是同语反复，无非是说：我只能是我，不可能不是我。即使我变成了别人，那时候也仍然是我，那时候的我也不可能把我意识为一个别人。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在此程度内世界只能是我的世界。这一主体意义上的自我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种界限。我只能作为我来看世界，但这个我并不因此而膨胀成了整个世界，相反是“缩小至无延展的点”，即一个看世界的视点了。所以，维特根斯坦说，严格贯彻的唯我论是与纯粹的实在论一致的。

与哲学上作为主体的自我不同，心理学上的自我是指人的欲望。如果一个人因为世界是我的世界这一认识论的真理便认为世界仅仅为满足我的欲望而存在，他就是混淆了这两个自我的概念。同样，一切对唯我论的道德谴责也无不是出于此种混淆。

我们姑且承认作为欲望的自我只是造化即宇宙大欲望手中的一个暂时的工具，我们应该看破这个自我的虚幻，千万不要执著。可是，在这个自我之外，岂不还有一个自我，不妨称之为宗教上的自我，那便是灵魂。如果说欲望是旋生旋灭的，则灵魂却是指向永恒的，怎么能甘心自己被轻易地一次性地挥霍掉？关于灵魂，我推测它很可能是作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欲望的自我的一个合题。试想一个主体倘若有欲望，最大的欲望岂不就是永恒，即世界永远是我的世界，而不能想象有世界却没有了我？一切使自我永恒化的努力，必定会由唯我和无我而走向颇具宗教意味的泛我或大我。当然，这个“我”已经不是一个有限的主体或一个有限的欲望了，而是一个与宇宙或上帝同格的无限的主体和和无限的欲望。就在这与宇宙大化合一的境界中，作为灵魂的自我摆脱了肉身的限制而达于永恒了。

庄周梦蝶，醒来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一问成为千古迷惑。问题在于，你如何知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梦?你又如何知道你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而短促的梦?也许，流逝着的世间万物，一切世代，一切个人，都只是造物主的梦中景象?

我的存在不是一个自明的事实，而是需要加以证明的，于是有笛卡尔的命题：“我思故我在。”

但我听见佛教导说：诸法无我，一切众生都只是随缘而起的幻相。

我何尝不知道，在人类的悲欢离合中，我的故事极其普通。然而，我不能不对自己的故事倾注更多的悲欢。对于我来说，我的爱情波折要比罗密欧更加惊心动魄，我的苦难要比俄狄浦斯更加催人泪下。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不是罗密欧，不是俄狄浦斯，而是我自己。事实上，如果人人看轻一己的悲欢，世上就不会有罗密欧和俄狄浦斯了。

我终归是我自己。当我自以为跳出了我自己时，仍然是这个我在跳。我无法不成为我的一切行为的主体，我对世界的一切关系的中心。当然，同时我也知道每个人都有他的自我，我不会狂妄到要充当世界和他人的中心。

我走在街上，一路朝熟人点头微笑；我举起酒杯，听着应酬话，用笑容答谢；我坐在—群妙语连珠的朋友中，自己也说着俏皮话，赞赏或得意地大笑……

在所有这些时候，我心中会突然响起一个声音：“这不是我!”于是，笑容冻结了。莫非笑是社会性的，真实的我永远悲苦，从来不笑?

认识自我，认识绝对本体，构成了智慧的两端，而两端实在是相通的。

在个人身上，自我意识和死亡意识总是同时觉醒并且成正比发展。当自我的边缘从混浊中清晰地分离出来时，自我化为乌有的前景就显得触目惊心了。反过来说，意识到了死亡的不可避免和万劫不复，也就意识到了自我的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然而，什么是死亡意识呢?死亡意识不就是对于永恒和绝对的意识吗?因而不就是以绝对为对象的理性吗?人正是以否定的方式，即通过自我的绝对不存在而获得关于绝对的概念的。因此，自我意识的成熟就意味着理性的成熟。因为个体的有限，所以憧憬无限的本体。当人既意识到自我、又意识到绝对之时，生命的苦恼就开始折磨他了，他开始寻求智慧，即寻求把自我与绝对、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的途径了。他要参透他所从来的混沌，回到混沌中去，但是又不丧失自我。这是人的二律背反处境。

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一切哲学的努力，都是在寻求自我与世界的某种统一。这种努力大致朝着两个方向。其一是追问认识的根据，目的是要在作为主体的自我与作为客体的世界之间寻找一条合法的通道。其二是追问人生的根据，目的是要在作为短暂生命体的自我与作为永恒存在的世界之间寻找一种内在的联系。

活在世上，这似乎是一件最平常的事，凡活着的人都对它习以为常了。可是，它其实不是一件最可惊的事么？为什么世界上有一个我，而不是没有我？每当这个问题在我心中浮现的时候，我就好像要从世界之梦中醒来一样。不过，我从来没有真正醒来。也许，梦醒之日，我才能知道答案，但同时也就没有我了。

一位朋友说：“我觉得我总是处在两面镜子之间，那是我的两个自我。它们互相对映，无论朝哪一面看，镜象都是无限的，使我非常累。我常常问我的另一个自我：你究竟要我干什么？”

只有一面镜子的人是安宁的。两面镜子互不相干的人也是安宁的。而他，他自己便是自己的迷宫。

时间

时间于人生的重要性似乎是一目了然的：时间的流逝改变着人生的场景，时间的悠长衬托了人生的短暂。但是，时间又是一个千古之谜，一个绝对的悖论。我们既无法理解它以瞬息的形式存在，因为瞬息就意味着向不存在转化。我们也无法理解它以永恒的形式存在，因为永恒就意味着超越了时间。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时间究竟是否存在，它到底是什么。可是，它太重要了，我们不能不去说它，哪怕只是说一说我们的困惑。

一切关于时间的定义或者是文学化的描述和比喻，例如“流逝”、“绵延”之类，或者是数学化的量度，例如年、月、日之类。对于时间不可能给出一个哲学的定义。其原因就在于：时间是没有一个本质的；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根本就不存在时间这种东西。

我们对于时间的想象也超不出这两种方式。因此，譬如说，我们无法想象上帝眼中的那种永不流逝、不可量度的时间，即所谓“永恒”。

我们唯一能理解的时间是历史——人类的历史或者人类眼中的自然界的历史。历史总是涉及一个有生有灭的事物，而世界本身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无所谓历史，一切历史都只不过是人类凭借自己的目力所及而从世界过程中截取的一个片断罢了。

我们的时间感觉根源于个体生命的暂时性，倘若人能够不死，我们便不会感觉到岁月的流逝。我们之所以以现在为分界点，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实在是因为我们不无恐惧地意识到，终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有现在。也是生命匆匆的忧虑使我们感到困惑：过去不复存在，未来尚未存在，现在转瞬即逝，时间究竟在哪里？如果生命永在，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包含着无尽过去和无尽未来的永恒的现在，我们就一定不会感觉到时间以及时间的虚幻了。

自古以来，不知多少人问过：时间是什么?它在哪里?人们在时间中追问和苦思，得不到回答，又被时间永远地带走了。

时间在哪里?被时间带走的人在哪里?

为了度量时间，我们的祖先发明了日历，于是人类有历史，个人有年龄。年龄代表—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所拥有的时间。真的拥有吗?它们在哪里?

总是这样：因为失去童年，我们才知道自己长大；因为失去岁月，我们才知道自己活着；因为失去，我们才知道时间。

我们把已经失去的称作过去，尚未得到的称作未来，停留在手上的称作现在。但时间何尝停留，现在转瞬成为过去，我们究竟有什么?

多少个深夜，我守在灯下，不甘心一天就此结束。然而，即使我通宵不眠，一天还是结束了。我们没有任何办法能留住时间。

我们永远不能占有时间，时间却掌握着我们的命运。在它宽大无边的手掌里，我们短暂的一生同时呈现，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生和死、幸福和灾祸早已记录在案。

可是，既然过去不复存在，现在稍纵即逝，未来尚不存在，世上真有时间吗?这个操世间一切生灵生杀之权的隐身者究竟是谁?

人生的秘密尽在时间，在时间的魔法和骗术，也在时间的真相和实质。时间把种种妙趣赐给人生：回忆，幻想，希望，遗忘……人生是过于依赖时间了，但时间本身又是不折不扣的虚无，是绝对的重复，是人心的一个虚构。哲学中没有比这更难解开的鬼结了。

我的一切都存在时间那里，花掉了不少，还剩下一些，可都是支取的同时就花掉，手上什么也没有。

有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我的记忆是一座复杂的迷宫。有时候，我又觉得我的生活昨天才开始，我的记忆是一片空白。我知道，这种矛盾的感觉会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记忆是我们体悟时间的唯一手段，可是谁能够从记忆中找出时间的刻度呢?

假如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年龄，他能否根据头脑里积累的印象来判断这个年龄呢?几乎不可能。有的人活了很久，印象少得可怜。有的人还年轻，印象却很丰富了。如此看来，寿数实在是无稽的。我比你年轻十岁，假定我们将在同日死，即我比你短十年寿。但此时此刻，我心灵中的体验和大脑中的印象比你丰富得多，你那多活了的十年对于你又有什么意义呢?它们甚至连记忆也不是，因为抽象的绝对时间是无法感受因而也无法记忆的，我们只能记住事件和印象。于是，只剩下了一个“多活十年”或“早生十年”的空洞的观念。

人类为何要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梵、太一、道、理念……)呢?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性。正是在时间和空间中，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才显出了它的渺小和空幻。

人生活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向两个方向瞻望永恒，得到的却永远只是瞬息。

希腊人有瞬时，中世纪人有永恒。现代人既没有瞬时，也没有永恒，他生活在两者的交接点上——生活在时间中。

瞬时和永恒都是非时间、超时间的。时间存在于两者的关系之中。

究竟是时间在流逝，还是我在前行？

在日记里留下的是时光，还是我自己，抑或只是文字的癖好？

如果坚硬的牙齿也被时光磨损了，那么，柔软的内脏又怎么逃脱得了？

人有两种冲动。一种是审美的冲动，陶醉于当下瞬时的独特感受。一种是形而上的冲动，渴望永恒。每一个大哲学家、大艺术家的伟大就在于，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沟通了这两种冲动。

每一个当下的生命状态的意义就在于其不可重复性，但人还是要寻求一种使这一切不可重复的个别状态不致失落的恒在的意义。正因为珍惜瞬时，一心挽住瞬时，人才渴求永恒。

然而，瞬时不可挽留，永恒不可企及，这是艺术与哲学的共同悲哀。

思得永恒和不思永恒的人都是幸福的。不幸的是那些思而不得的人。

但是，一个寻找终极价值而终于没有找到的人，他真的一无所获吗?至少，他获得了超越一切相对价值的眼光和心境，不会再陷入琐屑的烦恼和平庸的忧患之中。

不问终极价值的价值哲学只是庸人哲学。

诗人之为诗人，就在于他对时光的流逝比一般人更加敏感，诗便是他为逃脱这流逝自筑的避难所。摆脱时间有三种方式：活在回忆中，把过去永恒化；活在当下的激情中，把现在永恒化；活在期待中，把未来永恒化。然而，想象中的永恒并不能阻止事实上的时光流逝。所以，回忆是忧伤的，期待是迷惘的，当下的激情混合着狂喜和绝望。难怪一个最乐观的诗人也如此喊道：

“时针指示着瞬息，但什么能指示永恒呢?”

诗人承担着悲壮的使命：把瞬间变成永恒，在时间之中摆脱时间。

谁能生活在时间之外．真正拥有永恒呢?

孩子和上帝。

孩子不在乎时光流逝。在孩子眼里，岁月是无穷无尽的。童年之所以令人怀念，是因为我们在童年曾经一度拥有永恒。可是，孩子会长大，我们终将失去童年。我们的童年是在我们明白自己必将死去的那一天结束的。自从失去了童年，我们也就失去了永恒。

从那以后，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永恒便是我死后时间的无限绵延，我的永恒的不存在。

还有上帝呢?我多么愿意和圣奥古斯丁一起歌颂上帝：“你的岁月无往无来，永是现在，我们的昨天和明天都在你的今天之中过去和到来。”我多么希望世上真有一面永恒的镜子，其中映照着被时间劫走的我的一切珍宝，包括我的生命。可是，我知道，上帝也只是诗人的一个避难所!

命运

命运之成为问题，往往始于突降的苦难。当此之时，人首先感到的是不公平。世上生灵无数，为何这厄运偏偏落在我的头上？别人依然健康，为何我却要残疾？别人依然快乐，为何我却要受苦？在震惊和悲愤之中，问题直逼那主宰一切人之命运的上帝，苦难者誓向上帝讨个说法。

然而，上帝之为上帝，就在于他是不需要提出理由的，他为所欲为，用不着给你一个说法。面对上帝的沉默，苦难者也沉默下来了。弱小的个人对于强大的命运，在它到来之前不可预卜，在它到来之时不可抗拒，在它到来之后不可摆脱，那么，除了忍受，还能怎样呢？

命运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好像是纯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面，这纯粹的偶然性却成了个人不可违抗的必然性。一个极偶然极微小的差异或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天壤之别的不同命运。命运意味着一个人在尘世的全部祸福，对于个人至关重要，却被上帝极其漫不经心、不负责任地决定了。由个人的眼光看，这不能不说是荒谬的。为了驱除荒谬感，我们很容易走入一种思路，便是竭力给自己分配到的这一份命运寻找一个原因，一种解释，例如，倘若遭到了不幸，我们便把这不幸解释成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因果报应”之类）或考验（“天降大任”之类）。在这种宿命论的亦即道德化的解释中，上帝被看作一位公正的法官或英明的首领，他的分配永远是公平合理的或深谋远虑的。通过这样的解释，我们否认了命运的偶然性，从而使它变得似乎合理而易于接受了。这一思路基本上是停留在为一己的命运讨个说法上，并且自以为讨到了，于是感到安心。

命运之解释还可以有另一种思路，便是用审美眼光去看命运变幻之谜，在宇宙大戏剧的总体背景上接受一切偶然性。

抗命不可能，认命又不甘心，在这两难的困境中产生出了一种智慧，就是跳出一己命运之狭小范围，不再孜孜于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讨个说法，而是把人间整幅变幻的命运之图当作自己的认知对象，以猜测上帝所设的命运之谜为乐事。做一个猜谜者，这是一切智者历尽苦难而终于找到的自救之途。

猜谜何以就能得救了呢？因为它使一个人获得了一种看世界的新的眼光和角度，以一种自由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的困境，把困境变成了游戏的场所。通过猜谜游戏，猜谜者与自己的命运、也与一切命运拉开了一个距离，藉此与命运达成了和解。那时侯，他不再是一个为自己的不幸而哀叹的伤感角色，也不再是一个站在人生的困境中抗议和嚎叫的悲剧英雄，他已从生命的悲剧走进了宇宙的喜剧之中。

命运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环境和性格。环境规定了一个人的遭遇的可能范围，性格则规定了他对遭遇的反应方式。由于反应方式不同，相同的遭遇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因而也就成了本质上不同的遭遇。我在此意义上理解赫拉克利特的这一名言：“性格即命运”。

但是，这并不说明人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因为人不能决定自己的性格。

性格无所谓好坏，好坏仅在于人对自己的性格的使用，在使用中便有了人的自由。

命运当然是有好坏的。不过，除了明显的灾祸是厄运之外，人们对于命运的评价实在也没有一致的标准，正如对于幸福没有一致的标准一样。

就命运是一种神秘的外在力量而言，人不能支配命运，只能支配自己对命运的态度。一个人愈是能够支配自己对于命运的态度，命运对于他的支配力量就愈小。

在命运问题上，人有多大自由？三种情况：一，因果关系之网上个人完全不可支配的那个部分，无自由可言，听天命；二，因果关系之网上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支配的部分，个人的努力也参与因果关系并使之发生某种改变，有一定自由，尽人力；三，对命运即一切已然和将然的事件的态度，有完全的自由。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如是说。

既然祸福如此无常，不可预测，我们就应该与这外在的命运保持一个距离，做到某种程度的不动心，走运时不得意忘形，背运时也不丧魂落魄。也就是说，在宏观上持一种被动、超脱、顺其自然的态度。

既然祸福如此微妙，互相包含，在每一具体场合，我们又非无可作为。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在幸运时警惕和防备那潜伏在幸福背后的灾祸，在遭灾时等待和争取那依傍在灾祸身上的转机。也就是说，在微观上持一种主动、认真、事在人为的态度。

昔日的同学走出校门，各奔东西，若干年后重逢，便会发现彼此在做着很不同的事，在名利场上的沉浮也相差悬殊。可是，只要仔细一想，你会进一步发现，各人所走的道路大抵有线索可寻，符合各自的人格类型和性格逻辑，说得上各得其所。

上帝借种种偶然性之手分配人们的命运，除开特殊的天灾人祸之外，它的分配基本上是公平的。

命运是不可改变的，可改变的只是我们对命运的态度。

狂妄的人自称命运的主人，谦卑的人甘为命运的奴隶。除此之外还有—种人．他照看命运，但不强求，接受命运，但不卑怯。走运时，他会抑揄自己的好运。倒运时，他又会调侃自己的厄运。他不低估命运的力量，也不高估命运的价值。他只是做命运的朋友罢了。

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和命运结伴而行。

“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太简单一些了吧？活生生的人总是被领着也被拖着，抗争着但终于不得不屈服。

偶然与必然涉及上帝（造化）的行为。一件事若是上帝有意做成的，便是必然的，若是上帝无意做成的，便是偶然的。可是，由于我们无法推测上帝是有意还是无意，所以我们也就很难划清偶然与必然的界限。事实上，只要是上帝所做成的事，落到人头上就都成了必然。

决定论与意志自由涉及人的行为，一件事若是人有意做成的，便可说是出于自由意志，若是人无意做成的，便可说是被决定的。可是，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有意和无意本身是否已经是被一种更高的意志所决定的。也许，只要是人所做成的事，在上帝眼里就都是被决定的。

偶然性是上帝的心血来潮，它可能是灵感喷发，也可能只是一个恶作剧，可能是神来之笔，也可能只是一个笔误。因此，在人生中，偶然性便成了一个既诱人又恼人的东西。我们无法预测会有哪一种偶然性落到自己头上，所能做到的仅是——如果得到的是神来之笔，就不要辜负了它；如果得到的是笔误，就精心地修改它，使它看起来像是另一种神来之笔，如同有的画家把偶然落到画布上的污斑修改成整幅画的点睛之笔那样。当然，在实际生活中，修改上帝的笔误绝非一件如此轻松的事情，有的人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努力，而这努力本身便展现为辉煌的人生历程。

弗洛斯特在一首著名的诗中叹息：林中路分为两股，走上其中一条，把另一条留给下次，可是再也没有下次了。因为走上的这一条路又会分股，如此至于无穷，不复有可能回头来走那条未定的路了。

这的确是人生境况的真实写照。每个人的一生都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可能性，而最终得到实现的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可能性被舍弃了，似乎浪费掉了。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遗憾。

但是，真的浪费掉了吗?如果人生没有众多的可能性，人生之路沿着唯一命定的轨迹伸展，我们就不遗憾了吗?不，那样我们会更受不了。正因为人生的种种可能性始终处于敞开的状态，我们才会感觉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从而踌躇满志地走自己正在走着的人生之路。绝大多数可能性尽管未被实现，却是现实人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给那极少数我们实现了的可能性罩上了一层自由选择的光彩。这就好像尽管我们未能走遍树林里纵横交错的无数条小路，然而，由于它们的存在，我们即使走在其中一条上也仍能感受到曲径通幽的微妙境界。

选择的困境包含两个要素：第一，选择不可逃避；第二，可供选择的方案均不能接受。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既不能逃避又无法进行的选择。由于诸方案在同等程度上不可接受，使选择失去了实际意义。然而，不作选择则意味着诸方案之一仍将自动实现。在这样一种困境中，命运的概念便油然而生。由于选择的权利是虚假的，人们就拒绝承担选择的义务，听天由命，把选择的困境还原为一种命定的厄运了。苦难者不再摆出选择的夸张姿势，宁愿神情麻木地站在受难的高冈上，因为麻木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死亡

1.正视死亡

哲学正是要去想一般人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作为一切人生——不论伟大还是平凡，幸福还是不幸——的最终结局，死是对生命意义的最大威胁和挑战，因而是任何人生思考绝对绕不过去的问题。

几乎每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都会有那样一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突然有一天，他确凿无疑地明白了自己迟早也会和所有人一样地死去。这是一种极其痛苦的内心体验，如同发生了一场地震一样，人生的快乐和信心因之而动摇甚至崩溃了。想到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化为乌有，一个人就可能对生命的意义发生根本的怀疑。不过，随着年龄增长，多数人似乎渐渐麻木了，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常常发现，当孩子问到有关死的问题时，他们的家长便往往惊慌地阻止，叫他不要瞎想。其实，这哪里是瞎想呢，死是人生第一个大问题，古希腊哲学家还把它看作最重要的哲学问题，无人能回避得了。我相信，那些从小就敢于正视和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在长大之后对人生往往能持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正确的态度。

我常常观察到，很小的孩子就会表露出对死亡的困惑、恐惧和关注。不管大人们怎样小心避讳，都不可能向孩子长久瞒住这件事，孩子总能从日益增多的信息中，从日常语言中，乃至从大人们的避讳态度中，终于明白这件事的可怕性质。他也许不说出来，但心灵的地震仍在地表之下悄悄发生。面对这类问题，大人们的通常做法一是置之不理，二是堵回去，叫孩子不要瞎想，三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那答案必定是一个谎言。在我看来，这三种做法都是最坏的。正确的做法是鼓励孩子，不妨与他讨论，提出一些可能的答案，但一定不要做结论。让孩子从小对人生最重大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保持勇于面对的和开放的心态，这肯定有百利而无一弊，有助于在他们的灵魂中生长起一种根本的诚实。

死有什么可思考的?什么时候该死就死，不就是一死?——可是，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会不会也是一种矫情呢?

“我没有死的紧迫感，因为我还年轻。”这同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哪怕可以活一万岁，一万年后的死仍然是死。我十几岁考虑死的问题所受的震颤并不亚于今天。

我最生疏的词：老。我最熟悉的词：死。尽管我时常沉思死的问题，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想想防老养老的事情。

中国的圣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的哲人大约会倒过来说：“未知死，焉知生?”中西人生哲学的分野就在于此。

人人都知道死是必然的，它是一个我们一出生就通报要来访的客人，现正日夜兼程，一步步靠近我们。可是，当它敲响我们的门的时候，我们仍然感到突然，怪它是最唐突的不速之客。

其实，爱算不得永恒的主题。人们可能会厌倦于爱，从爱的魅惑中解脱出来。可是，有谁能摆脱死呢?

死是永恒的叹息。它正从书架上挤得紧紧的书册的缝隙里透露出来，写这些书和发这些叹息的文豪哲人如今都已经长眠地下，用死的事实把他们的死的叹息送到我们心里。

时间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礼物，而对所有人都相同的是，它然后又带走了一切礼物，不管这礼物是好是坏。

善衣冠楚楚，昂首挺胸地招摇过市。回到家里，宽衣解带，美展现玫瑰色的裸体。进入坟墓，皮肉销蚀，唯有永存的骷髅宣示着真的要义。

死是最令人同情的，因为物伤其类：自己也会死。

死又是最不令人同情的，因为殊途同归：自己也得死。

我们对于自己活着这件事实在太习惯了，而凡是习惯了的东西，我们就很难想象有朝一日会失去。可是，事实上，死亡始终和我们比邻而居，它来光顾我们就像邻居来串一下门那么容易。所以，许多哲人都主张，我们应当及早对死亡这件事也习惯起来，以免到时候猝不及防。在此意义上，他们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死亡并且使自己对之习以为常的练习。

2.我不愿意愿意死

可怕的不是有，而是无。烦恼是有，寂寞是无。临终的痛苦是有，死后的灭寂是无。

自我意识太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完全克服对死的恐惧的，他只能努力使自己习惯于这种恐惧，即消除对恐惧的恐惧。

许多哲学家都教导：使自己愿意死，死就不可怕了。但有一位哲学家说：我不愿意愿意死。

如果不懂得死的恐怖就是幸福，动物就是最值得羡慕的了。

我从来不对临终的痛苦感到恐惧，它是可以理解的，因而也是可以接受的。真正令人恐惧的是死后的虚无，那是十足的荒谬，绝对的悖理。而且，恐惧并非来自对这种虚无的思考，而是来自对它的感觉，这种感觉突如其来，常常发生在夜间突然醒来之时。我好像一下子置身于这虚无之中，不，我好像一下子消失在这虚无之中，绝对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然后，当我的意识回到当下的现实，我便好像用死过一回的人的眼光看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感觉到了它们的虚幻性。好在虚无感的袭击为数有限，大多数时刻我们沉溺在日常生活的波涛里，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安然活下去。

深夜，我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书。这是我每天留给自己的一点享受。我突然想到，总有一天，我也是这样地躺在床上，然而手里没有书，我不能再为自己安排这样的享受，因为临终的时候已经到来……

对于我来说，死的思想真是过于明白、过于具体了。既然这个时刻必然会到来，它与眼前的现实又有多大区别呢?一个人自从想到等待着他的是死亡以及死亡之前的黯淡的没有爱和欢乐的老年，从这一刻起，人生的梦就很难使他入迷了。他做着梦，同时却又知道他不过是在做梦，就像我们睡得不踏实时常有的情形一样。

顺从自然，服从命运，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这是斯多噶派的典型主张。他们实际上的逻辑是，既然死是必然的，恐惧、痛苦、抗拒全都无用，那就不如爽快接受。

可是，怎样才能把不愿意变为愿意呢?一件事情，仅仅因为它是必然的，我们就愿意了吗?死亡岂不正是一件我们不愿意的必然的事?必然性意味着我们即使不愿意也只好接受，但并不能成为使我们愿意的理由。乌纳穆诺写道：“我不愿意死。不，我既不愿意死，也不愿意愿意死。”“不愿意愿意死”——非常确切!这是灵魂的至深的呼声。灵魂是绝对不能接受寂灭的，当肉体因为衰病而“愿意死”时，当心智因为认清宿命而“愿意死”时，灵魂仍然要否定它们的“愿意”！但斯多噶派哲学家完全听不见灵魂的呼声，他们所关心的仅是人面对死亡时的心理生活而非精神生活，这种哲学至多只有心理策略上的价值，并无精神解决的意义。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却不让他像自己一样永生。他把人造得一半是神，—半是兽，将渴望不朽的灵魂和终有一死的肉体同时放在人身上，再不可能有比这更加恶作剧的构思了。

死本质上是孤单的，不可能结伴而行。我们活在世上，与他人共在，死却把我们和世界、他人绝对分开了。在一个濒死者眼里，世界不再属于他，他人的生和死都与他无关。他站在自己的由生入死的出口上，那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别的濒死者也都在各自的出口上，并不和他同在。死总是自己的事，世上有多少自我，就有多少独一无二的死，不存在一个一切人共有的死。死后的所谓虚无之境也无非是这一个独特的自我的绝对毁灭，并无一个人人共赴的归宿。

死亡不是同归大海，而是各回各的源头。

我对自己说：这个你如此看重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偶然，一个表象，一个幻相。无论如何，一个偶然得不能再偶然的存在，一件侥幸到非分地步的礼物，失去了是不该感到委屈的。滚滚长河中某一个偶然泛起的泡沫，有什么理由为它的迸裂愤愤不平呢?

然而，我还是委屈，还是不平！一种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存在按其本性是不能设想自身的非存在的。我知道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已出生，我就不再能想象我将不存在。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会不出生，一个绝对没有我存在过的宇宙是超乎我的想象力的。

大自然产生出我们这些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仅是幻相，而它自己仅是空无?不，我一定要否认。我要同时成为一和全，个体和整体，自我和宇宙，以此来使两者均获得意义。正是为了自救和救世，不肯接受死亡的灵魂走向了宗教和艺术。

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本能地把世界看作他的自我的产物，因此他无论如何不能设想，他的自我有一天会毁灭，而作为自我的产物的世界却将永远存在。不错，世界曾经没有他也永远存在过，但那是一个为他的产生做着准备的世界。生前的无限时间中没有他，却在走向他，终于有了他。死后的无限时间中没有他，则是在背离他，永远不会有他了。所以，他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死一视同仁地消灭健康和疾病，美丽和丑陋。对于病者和丑者来说，这竟是一种残酷的慰藉。命运有千万样不公正，最后却归于唯一的万古不移的公正——谁都得死！

但我依然要说：死是最大的不公正。

当生命力因疾病或年老而衰竭时，死亡就显得不可怕了。死亡的恐惧来自生命的欲望，而生命的欲望又来自生命力。但死亡本身仍然是可怕的，人到那时只是无力感受这种可怕罢了，而这一点本身又更其可怕。

永生和寂灭皆荒谬，前者不合生活现实的逻辑，后者不合生命本能的逻辑。

是的，不死也是荒谬的。没有死，就没有爱和激情，没有冒险和悲剧，没有欢乐和痛苦，没有生命的魅力。总之，没有死，就没有了生的意义。

最终剥夺了生的意义的死，一度又是它赋予了生的意义。

然而，欲取先予，最终还是剥夺了。

肉体渐渐衰老，灵魂厌恶这衰老的肉体，弃之而走。这时候，死是值得欢迎的了。

可是，肉体衰老岂非一件荒谬的事?

正如健康的胃不会厌倦进食，健康的肺不会厌倦呼吸，健康的肉体不会厌倦做爱一样，健全的生命本能不会厌倦日复一日重复的生命活动。活跃的心灵则会在同样的事物上发现不同的意义，为自己创造出巧妙的细微差别。遗忘的本能也常常助我们一臂之力，使我们经过适当的间隔重新产生新鲜感。即使假定世界是一个由有限事物组成的系统，如同一副由有限棋子组成的围棋，我们仍然可能像一个入迷的棋手一样把这副棋永远下下去。

我以此论据反驳了所谓永生的厌倦。只要同时赋予不衰的生命力，永生是值得向往的。所谓永生与寂灭的二律背反，也许不过是终将寂灭的人的自我慰藉。

无论寂灭还是永生，人生都逃不出荒谬。不过，有时我很怀疑这种悖论的提出乃是永生信念业已破灭的现代人的自我安慰。对于希腊人来说，这种悖论并不存在，荷马传说中的奥林匹斯众神丝毫没有因为不死而丧失了恋爱和冒险的好兴致。

诞生和死亡是自然的两大神秘。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知道，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我们无法理解虚无，不能思议不存在。这就使得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编织梦幻。谁知道呢，说不定事情如我们所幻想的，冥冥中真有一个亡灵继续生存的世界，只是因为阴阳隔绝，我们不可感知它罢了。反正这是唯一的希望所在，宁可信其有，总比绝望好些。

可是，要信仰自己毫无把握的事情，又谈何容易。帕斯卡尔的办法是，向那些盲信者学习，遵循一切宗教习俗，事事做得好像是在信仰着的那样。“正是这样才会自然而然使你信仰并使你牲畜化。”一个真正为死所震撼的人要相信不死，就必须使自己“牲畜化”，即变得和那些从未真正思考过死亡的人(盲信者和不关心信仰者均属此列)一样。对死的思考推动人们走向宗教，而宗教的实际作用却是终止这种思考。

我姑且假定宗教所宣称的灵魂不死或轮回是真实的，即使如此，我也不能从中获得安慰。如果这个在我生前死后始终存在着的灵魂，与此生此世的我没有意识上的连续性，它对我又有何意义?而事实上，我对我出生前的生活确然茫然无知，由此可以推知我的亡灵对我此生的生活也不会有所记忆。这个与我的尘世生命全然无关的不死的灵魂，不过是如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一样的抽象体。把我说成是它的天国历程中的一次偶然堕落，或是把我说成是大自然的永恒流变中的一个偶然产物，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一切不朽都以个人放弃其具体的、个别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所谓不朽不过是我不复存在的同义语罢了。我要这样的不朽有何用?

我想象自己是草地上的一座雕像，目睹一代又一代孩子嬉闹着从远处走来，渐渐长大，在我身旁谈情说爱，寻欢作乐，又慢慢衰老，蹒跚着向远处走去。我在他们中间认出了我自己的身影，他走着和大家一样的路程。我焦急地朝他瞪眼，示意他停下来，但他毫不理会。现在他已经越过我，继续向前走去了。我悲哀地看着他无可挽救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活着总是有所遗憾，但最大的遗憾是有一天要死去。

我们拥有的唯一时间是现在。拥有了现在，我们也就拥有了过去和未来。死意味着现在的丧失，同时我们也就丧失了过去，丧失了未来，丧失了时间。

死的绝望，唯死能解除之。

我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人人都得死。”

可是，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我的意思是，不仅我，而且每一个人，都应该忧郁地想：“我不该就这么永远地消失。”

3.有意义的徒劳

对死的思考尽管徒劳，却并非没有意义，是一种有意义的徒劳。其意义主要有：第一，使人看到人生的全景和限度，用超脱的眼光看人世间的成败祸福。第二，为现实中的死做好精神准备。第三，死总是自己的死，对死的思考使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生存的不可替代，从而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向死而在”，立足于死亡而珍惜生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独一无二的价值。

一个人只要认真思考过死亡，不管是否获得使自己满意的结果，他都好像是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看到了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如此他就会形成一种豁达的胸怀，在沉浮人世的同时也能跳出来加以审视。他固然仍有自己的追求，但不会把成功和失败看得太重要。他清楚一切幸福和苦难的相对性质，因而快乐时不会忘形，痛苦时也不致失态。

人皆怕死，又因此而怕去想死的问题。哲学不能使我们不怕死，但能够使我们不怕去想死的问题，克服对恐惧的恐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对死的自由。

思考死亡的另一个收获是使我们随时做好准备，即使明天就死也不感到惊慌或委屈。尽管我始终不承认死是可以接受的，我仍赞同许多先哲的这个看法：既然死迟早要来，早来迟来就不是很重要的了，最后反正都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仅是这个意义上的不怕死。

面对永恒的死，一切有限的寿命均等值。一个人若能看穿寿命的无谓，他也就尽其所能地获得了对死亡的自由。他也许仍畏惧形而上意义上的死，即寂灭和虚无，但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死，即由疾病或灾祸造成的他的具体的死，他已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恐惧之感。

为延年益寿而万般小心，结果仍不免一死，究竟是否值得呢？

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

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

一个人预先置身于墓中，从死出发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就会具备一种根本的诚实，因为这时他面对的是自己和上帝。人只有在面对他人时才需要掩饰或撒谎，自欺者所面对的也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自己在他人面前扮演的角色。

“朝闻道夕死可也。”这里的“道”很可能正包括了生死的根本道理，而了悟了这个道理，也就不畏死了。

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执著生命，爱护自我，珍惜今天，度一个浓烈的人生。

今天我活着，而明天我将死去——所以，我要超脱生命，参破自我，宽容今天，度一个恬淡的人生。

死是哲学、宗教和艺术的共同背景。在死的阴郁的背景下，哲学思索人生，宗教超脱人生，艺术眷恋人生。

美感骨子里是忧郁，崇高感骨子里是恐惧。前者是有限者对有限者的哀怜，后者是有限者对无限者的敬畏。死仍然是共同的背景。

凡活着的人的确都无法参透死后的神秘。依我之见，哲人之为哲人，倒也不在于相信灵魂不死，而在于不管灵魂是否不死，都依然把灵魂生活当作人生中唯一永恒的价值看待，据此来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对过眼云烟的尘世生活持一种超脱的态度。

一个人处在巨大的自然灾难之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譬如爱伦·坡所描写的那个老头被卷入大旋涡底的时候，再来回想社会的沉浮(假如当时他有力量回想的话)，就会觉得那是多么空泛，多么微不足道。

据说，临终的人容易宽恕一切。我想这并非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的缘故，而是因为在绝对的虚无面前，一切琐屑的往事对于他都真正无所谓了。

各种各样的会议，讨论着种种人间事务。我忽发奇想：倘若让亡灵们开会，它们会发怎样的议论?一定比我们超脱豁达。如果让每人都死一次，也许人人会变得像个哲学家。但是，死而复活，死就不成其为死，那一点彻悟又不会有了。

他兴奋了，不停地吸烟。烟有害于健康，会早死的！死？此时此刻，这是一个多么遥远而抽象的字眼。

一辆卡车朝悬崖猛冲。

“刹车!”乘客惊呼。

司机回过头来，笑着说：“你们不是想逃避死吗?在这人间，谁也逃不脱一死。要逃避死，只有离开人间。跟我去吧！”

卡车跌下悬崖。我醒来了，若有所悟。

神与人的区别，无非一是无所不知的智慧，二是长生不老的生命。吃了智慧果，人已经分有了神的智慧，不说无所不知，至少也比一般动物高明得多，懂得思考了。一旦再偷吃生命果，与神一样长生不死，就和神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上帝当然不肯让人吃到生命果。与别的动物相比，人一方面有智慧，足以知生死，天下惟有人这种动物在活着时能预知自己的死亡，另一方面又和别的一切动物一样必死无疑。人就好像已经脱离了兽界的蒙昧，却又不能达到神界的不朽，这种尴尬的位置给人带来了无穷的苦恼。

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他们的子孙一直在寻找那棵上帝禁止人类靠近的生命树。战胜死亡，赢得不朽，是人类一贯的梦想。既然肉体的死亡不可避免，人们就试图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不死。把肉体的易朽变成一种动力，驱策自己去追求某种永恒的精神价值，这无疑是积极的人生态度。不管这种精神价值是否真能达于永恒，对它的追求本身就可以使人更加容易与死亡达成和解，同时也赋予生命以超出有限的肉体存在的意义。

4.超验的死与经验的死

死亡作为一个对象，兼具超验和经验这样两种不同的性质。

作为超验的对象，死是指死后灵魂的归宿，由之而驱动所谓的终极关切，属于哲学和宗教的领域。作为经验的对象，死亡是指肉体死亡的现象，由之而产生临终关怀、遗属安慰等实际的必要，须靠医学、心理学之类实用的学科来解决。

诸如人死后有没有灵魂，灵魂归于何处，抑或死后只是绝对的虚无，这样的问题永远不是经验以及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所能回答的。在此意义上，死是永恒的谜，其真相永远隐藏在神秘的彼岸。然而，既然死是人生的必然结局，对人生图景和生命意义的总体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对这个结局的含义的破译。由于死的含义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所以，对之的解释只能或者是玄思性质的，或者是信仰性质的。

在超验的死与经验的死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我本人把死亡的超验方面看得更重要，认为唯有对这一方面的思考才是真正哲学性质的，而过于看重经验方面则很可能会损害死亡的精神启示意义。

关于死与生的关系，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死是一个与生命绝对不同的事情，死不在生命之中，而应归属于生命之彼岸的一个神秘领域，因此，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它是不可思考、不可言说的。另一是认为死是生命中的一个最本质的事情，生命中的一切连同生命本身皆因死而获得意义或丧失意义，因此，对死的思考是哲学的根本使命，是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的前提和归宿。

这两种看法都是真正哲学性质的，而且在我看来，尽管它们立论相反，却并非不能相容。凡生命中最本质的事情岂不都把我们引向神秘，最值得思考的事情岂不都具有不可思考的性质？

在这两种看法之外，还有一种看法是把死看作生命中的一个普通的、自然的事情，主张以顺其自然的态度淡然处之。我承认这种看法最符合常识，你甚至不妨说它包含了一种常识的智慧，但是，我同时可以断定一点：这种看法不具备任何哲学性质。

说到对死亡问题的解决，哲学的贡献却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很可怜。直接讨论死亡问题的哲学家一般都立足于死之不可避免的事实，着力于劝说人以理智的态度接受死。

要真正从精神上解决死亡问题，就不能只是劝人理智地接受不存在，而应该帮助人看破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界限，没有了这个界限，死亡当然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这便是宗教以及有宗教倾向的哲学家的思路。其中，基督教和佛教又有重大区别。基督教宣称，灵魂不死，在肉体死亡之后，灵魂摆脱肉体的束缚而升入了天国。所以，生和死都是有（存在），并且生是低级的有，死是高级的有。与之相反，佛教主张，四大皆空，生命仅是幻象，应该从这个幻象中解脱出来，断绝轮回，归于彻底的空无。所以，生和死都是无，并且生是低级的无，死是高级的无。

死亡不是一个思考的对象。当我们自以为在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所做的事情不是思考，而是别的，例如期望、相信、假设、想象、类比等等。

不过，我不反对这样做，因为对于死亡的真正思考是不可能的，我们除了用各种诗意的解说来鼓励自己之外，还能够怎样呢？

死亡是神秘的黑夜，生命如同黑夜里一朵小小的烛光。它燃烧，照耀，突然被一阵风吹灭；或者，逐渐暗淡，终于慢慢地熄灭。

在另一个黑夜里，同一朵烛光会不会重新点燃？

也许，在天国里没有黑夜，只有光明，所有的烛光其实并未熄灭，只是回到了那永恒的光明中？

从峰顶向南俯视，那边的世界辽阔却非平川，深邃却非峡谷。但见碧气氤氲，连绵的秀峰静躺在深不可测的下界，宛如封存在海底的灵物。这景象许多年前见过，至今依然。无论山里山外的人寰如何愈来愈喧闹，这一片人迹不至的峰峦永远静谧而空灵。

我默默想，我们挚爱的逝者们的灵魂，业已摆脱了人世间的一切变易和纷扰，一定也像这些灵秀的峰峦一样在人迹不至的某个地方安息着。世上既然有纯真的爱和怀念，就必定有不朽。

在我眼中，死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而在这件事情里，尸体以及围绕尸体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丧葬的方式等等，则是最不重要的。有人问苏格拉底希望死后埋在何处，他答道：“假如你能捉到我，你就埋我。”死就是不存在，人们的确无法捉住和埋葬那个不复存在的苏格拉底，而人们所要埋葬的那具尸体是和苏格拉底完全无关的。

人的一生，有多少偶然和无奈。我们都将死去，而死在彼此的怀抱里，抑或死在另一个地方，这很重要吗？

屠格涅夫年老时写道：“当我临死的时候，倘若我还能够思想的话，我将想些什么呢?”回忆，仟悔，恐惧，懊丧?“不……我以为，我将努力不去想——将勉强去思索某些无稽的琐事，为了只从眼前深邃可怕的黑暗里，引开自己的注意。”

真聪明。不知他是否实行了计划。再伟大的作家，也无法为人类留下他临死时思想活动的记录，这毕竟是件可惜的事。

没有一个死去的人能把他死前片刻之间的思想和感觉告诉活着的人。但是，他一旦做到这一点，那思想和感觉大约也是很平常的，给不了人深刻印象。不说出来，反倒保持了一种神秘的魅力。

我相信，使我能够忍受生命的终结的东西不是他人对我的爱和关怀，而是我对他人的爱和关怀。对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来说，自己即将不存在，已不值得关心，唯一的寄托是自己所爱的并且将继续活下去的人。

事实上，恰恰是当一个人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与世界之间最有可能产生一种非常有价值的交流。这种死别时刻的精神交流几乎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一个人在大限面前很可能会获得一种不同的眼光，比平常更真实也更超脱。当然，前提是他没有被死亡彻底击败，仍能进行活泼的思考。有一些人是能够凭借自身内在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就整个社会而言，为了使更多的人做到这一点，便有必要改变讳言死亡的陋习，形成一种生者与将死者一起坦然面对死亡的健康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将死者不再是除了等死别无事情可做，而是可以做他一生中最后一件有意义的事，便是成为一个哲学家。我这么说丝毫不是开玩笑，一个人不管他的职业是什么，他的人生的最后阶段都应该是哲学阶段。在这个阶段，死亡近在眼前，迫使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最大的哲学问题。只要他能够正视和思考，达成一种恰当的认识和态度，他也就是一个事实上的哲学家了。

爱

最强烈的爱都根源于绝望，最深沉的痛苦都根源于爱。

大自然提供的只是素材，唯有爱才能把这素材创造成完美的作品。

只爱自己的人不会有真正的爱，只有骄横的占有。不爱自己的人也不会有真正的爱，只有谦卑的奉献。

如果说爱是一门艺术，那么，恰如其分的自爱便是一种素质，唯有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能成为爱的艺术家。

我们降生到世上，有谁是带着名字来的?又有谁是带着头衔、职位、身份、财产等等来的?可是，随着我们长大，越来越深地沉a于俗务琐事，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这个最单纯的事实了。我们彼此以名字相见，名字又与头衔、身份、财产之类相联，结果，在这些不49

寄生物的缠绕之下，生命本身隐匿了，甚至萎缩了。无论对己对人，生命的感觉都日趋麻痹。多数时候，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称谓活在世上。即使是朝夕相处的伴侣，也难得以生命的本然状态相待，更多的是一种伦常和习惯。浩瀚宇宙间，也许只有我们的星球开出了生命的花朵，可是，在这个幸运的星球上，比比皆是利益的交换，身份的较量，财产的争夺，最罕见的偏偏是生命与生命的相遇。

仔细想想.我们是怎样地本末倒置，因小失大，辜负了造化的宠爱。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么普通又多么独特的生命，原木无名无姓，却到底可歌可泣。我、你、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偶然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完全可能不降生，却毕竟降生了，然后又将必然地离去想一想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每一个生命的诞生的偶然，怎能不感到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相遇是一种奇迹呢。有时我甚至觉得，两个生命在世上同时存在过，哪怕永不相遇，其中也仍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因缘。我相信，对于生命的这种珍惜和体悟乃是一切人间之爱的至深的源泉。你说你爱你的妻子，可是，如果你不是把她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来爱，那么你的爱还是比较有限。

你爱她的美丽、温柔、贤惠、聪明，当然都对，但这些品质在别的女人身上也能找到。惟独她的生命，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她，却是在普夭下的女人身上也无法重组或再生的，一旦失去，便是不可挽回地失去了。世上什么都能重复，恋爱可以再谈，配偶可以另择，身份可以炮制，钱财可以重挣，甚至历史也可以重演，惟独生命不能。

愈是精微的事物愈不可重复，所以，与每一个既普通又独特的生命相比，包括名声、地位、财产在内的种种外在遭遇实在粗浅得很。

在这世界上，谁和谁的相遇不是偶然的呢?分歧在于对偶然的评价。在茫茫人海里，两个个体相遇的几率只是千千万万分之一，而这两个个体终于极其偶然地相遇了。我们是应该因此而珍惜这个相遇呢，还是因此而轻视它们?假如偶然是应该蔑视的，则首先要遭到蔑视的是生命本身，囚为在宇宙永恒的生成变化中，每一个生命诞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然而，倘若一个偶然诞生的生命竟能成就不朽的功业，岂不更证明了这个生命的伟大?同样，世上并无命定的情缘，凡缘皆属偶然，好的情缘的魔力岂不恰恰在干.最偶然的相遇却唤起了最深刻的命运之感?

珍惜往事的人也一定有一颗温柔爱人的心。

当我们的亲人远行或故世之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百般追念他们的好处，悔恨自己的疏忽和过错。然而，事实上，即使尚未生离死别，我们所爱的人何尝不是在时时刻刻离我们而去呢?

浩渺宇宙间，任何一个生灵的降生都是偶然的，离去却是必然的;一个生灵与另一个生灵的相遇总是千载一瞬，分别却是万劫不复。说到底，谁和谁不同是这空空世界里的天涯沦落人?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你已经习惯了和你所爱的人的相处，仿佛日子会这样无限延续下去。忽然有一天，你心头一惊，想起时光在飞快流逝，正无可挽回地把你、你所爱的人以及你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带走。于是，你心中升起一股柔情，想要保护你的爱人免遭时光劫掠。你还深切感到，平凡生活中这些最简单的幸福也是多么宝贵.有着稍纵即逝的惊人的美·一正是通过亲情、性爱、友爱等等这些最具体的爱，我们才不断地建立和丰富了与世界的联系。深深地爱一个人，你藉此所建立的不只是与这个人的联系，而且也是与整个人生的联系。一个从来不曾深爱过的人与人生的联系也是十分薄弱的，他在这个世界_上生活，但他会感觉到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爱的经历决定了人生内涵的厂一度和深度，一个人的爱的经历越是深刻和丰富，他就越是深入和充分地活了一场。

如果说爱的经历丰富了人生，那么，爱的体验则丰富了心灵。

不管爱的经历是否顺利，所得到的体验对于心灵都是宝贵的收入。

因为爱，我们才有了观察人性和事物的浓厚兴趣。因为挫折，我们的观察便被引向了深邃的思考。一个人历尽挫折而仍葆爱心，正证明了他在精神上足够富有，所以输得起。在这方面，耶稣是一个象征，拿撒勒的这个穷木匠一生宣传和实践爱的教义，直到被钉上了十字架仍不改悔，因此而被世世代代的基督徒信奉为精神上最富有的人，即救世主。

我知道，无论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把人间亲情视为觉悟的障碍。乔答摩王子弃家出走，隐居丛林，然后才成佛陀。耶稣当着教众之面，不认前来寻他的母亲和兄弟，只认自己的门徒是亲人。然而，我对这种绝情之举始终不能赞赏。

诚然，在许多时候，尘躯的小爱会妨碍灵魂的大爱，俗世的拖累会阻挡精神的步伐。可是，也许这正是检验一个人的心灵力度的场合。难的不是避世修行，而是肩着人世问的重负依然走在朝圣路上。一味沉洒于小爱固然是一种迷妄，以大爱否定小爱也是一种迷妄。大爱者理应不弃小爱，而以大爱赋予小爱以精神的光芒，在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朋友中也体味到一种万有一体的情怀。一个人只要活着，他的灵魂与肉身就不可能截然分开，在他的尘世经历中处处可以辨认出他的灵魂行走的姿态。唯有到了肉身死亡之时，灵魂摆脱肉身才是自然的，在此之前无论用什么方式强行分开都是不自然的，都是内心紧张和不自信的表现。不错，在一切对尘躯之爱的否定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动机，就是及早割断和尘世的联系，为死亡预作准备。可是，如果遁入空门，禁绝一切生命的欲念，藉此而达于对死亡无动于衷，这算什么彻悟呢?真正的彻悟是在恋生的同时不畏死，始终怀着对亲人的挚爱，而在最后时刻仍能从容面对生死的诀别。

人们说爱，总是提出种种条件，埋怨遇不到符合这些条件的值得爱的对象。也许有一天遇到了，但爱仍未出现。那一个城市非常美，我在那里旅游时曾心旷神怡，但离开后并没有梦魂牵绕。那一个女人非常美，我邂逅她时几乎一见钟情，但错过了并没有日思夜想。人们举着条件去找爱，但爱并不存在于各种条件的哪怕最完美的组合之中。爱不是对象，爱是关系，是你在对象身上付出的时间和心血。你培育的园林没有皇家花园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园林而不是皇家花园。你相濡以沫的女人没有女明星美，但你爱的是你的女人而不是女明星。也许你愿意用你的园林换皇家花园，用你的女人换女明星，但那时候支配你的不是爱，而是欲望。

我突然感到这样忧伤。我思念着爱我或怨我的男人和女人，我又想到总有一天他们连同他们的爱和怨都不再存在，如此触动我心绪的这小小的情感天地不再存在，我自己也不再存在。我突然感到这样忧伤……

一切终将黯淡，唯有被爱的目光镀过金的日子在岁月的深谷里永远闪着光芒。

我爱故我在

爱是耐心，是等待意义在时间中慢慢生成。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是最近的，也是最远的。

到世上来一趟，为不多的几颗心灵所吸引，所陶醉，来不及满足.也来不及厌倦.又匆匆离去，把一点迷惘留在世上。

我乐于承认，在当今这个讲究实际的时代，爱是一种犯傻的能力。可不，犯傻也是一种能力，无此能力的人至多只犯一次傻，然后就学聪明了，从此看破了天下一切男人或女人的真相，不再受爱蒙蔽，而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即使受挫仍不吸取教训，始终相信世上必有他所寻求的真爱。正是因为仍有这些肯犯傻能犯傻的男女存在，所以寻求真爱的努力始终是有希望的。

爱是一种精神素质，而挫折则是这种素质的试金石。

对于个人来说，最可悲的事情不是在被爱方面受挫，例如失恋、朋友反目等等，而是爱心的丧失，从而失去了感受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爱心的普遍丧失则是可怕的，它的确会使世界变得冷如冰窟，荒凉如沙漠。在这样的环境中，善良的人们不免寒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因此也趋于冷漠，而是要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仍葆有一颗爱心。应该相信，世上善良的人总是多数，爱心必能唤起爱心。不论个人还是社会，只要爱心犹存，就有希望。

爱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结果可能不幸，可能幸福，但永远不会最不幸和最幸福。在爱的过程中间，才会有“最”的体验和想象。

与平庸妥协往往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心爱的人离你而去，你一定会痛苦。爱的激情离你而去，你却丝毫不感到痛苦，因为你的死去的心已经没有了感觉痛苦的能力。

耶稣反对复仇，提倡博爱。针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旧训，他主张:“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针对“爱朋友，恨仇敌”的旧训，他主张:“要爱你们的仇敌。”他的这类言论最招有男子气概或斗争精神的思想家反感，被斥为奴隶哲学。我也一直持相似看法，而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来认真地夸查一下他的理由—

“因为，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假如你们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上帝又何必奖赏你们呢?……你们要完全，正像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从这段话中，我读出了一种真正博大的爱的精神。

人与人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会仇恨?因为利益的争夺，观念的差异，隔膜，误会，等等。一句话，因为狭隘。一切恨都溯源于人的局限，都证明了人的局限。爱在哪里?就在超越了人的局限的地方。

只爱你的亲人和朋友是容易的，恨你的仇敌也是容易的，因为这都是出于一个有局限性的人的本能。做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男人爱年轻漂亮的女人，做一个处在种种人际关系中的人爱那些善待自己的人，这有什么难呢?作为某族的一员恨敌族，作为某国的臣民恨敌国，作为正宗的信徒恨异教徒，作为情欲之人恨伤了你的感情、损了你的利益的人，这有什么难呢?难的是超越所有这些局限，不受狭隘的本能和习俗的支配，作为宇宙之子却有宇宙之父的胸怀，爱宇宙间的一切生灵。

有人打了你的右脸，你就一定要回打他吗?你回打了他，他再回打你，仇仇相生，怨怨相报，何时了结?那打你的人在打你的时候是狭隘的，被胸中的怒气支配了，你又被他激怒，你们就一齐在狭隘中走不出来了。耶稣要你把左脸也送上去，这也许只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要你丝毫不存计较之心，远离狭隘。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上升得很高，你真正做了被打的你的肉躯的主人。相反，那计较的人只念着自己被打的右脸，他的心才成了他的右脸的奴隶。我开始相信，在右脸被打后把左脸送上去的姿态也可以是充满尊严的。

真正富有人道精神的人，所拥有的不是那种浅薄的仁慈，也不是那种空洞的博爱，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丰富。因为丰富，所以能体验一切人间悲欢。也因为丰富，所以对情感的敏锐感应不会流于病态纤巧。他细腻而不柔弱，用力而不冷漠，这是一颗博大至深的心灵。

爱与孤独

人生面临种种二律背反，爱与孤独便是其中之一。个体既要通过爱与类认同，但又不愿完全融入类之中而丧失自身。绝对的自我遗忘和自我封闭都不是幸福，并且也是不可能的。在爱之中有许多烦恼，在孤独之中又有许多悲凉。另一方面呢，爱诚然使人陶醉，孤独也未必不使人陶醉。当最热烈的爱受到创伤而返诸自身时，人在孤独中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心灵和深藏在那些心灵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体味到一种超越的幸福。

凡人群聚集之处，必有孤独。我怀着我的孤独，离开人群，来到郊外。我的孤独带着如此浓烈的爱意，爱着田野里的花朵、小草、树木和河流。

原来，孤独也是一种爱。

爱和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两者缺一不可。无爱的心灵不会孤独，未曾体味过孤独的人也不可能懂得爱。

由于怀着爱的希望，孤独才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甜蜜的。当我独自在田野里徘徊时，那些花朵、小草、树木、河流之所以能给我以慰藉，正是因为我隐约预感到，我可能会和另一颗同样爱它们的灵魂相遇。

交往为人性所必需，它的分寸却不好掌握。帕斯卡尔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我相信，前?种交往是两个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它是马丁?布伯所说的那种“我与你”的相遇，既充满爱，又尊重孤独；相反，后一种交往则是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它如同尼采所形容的“市场”，既亵渎了爱，又羞辱了孤独。

相遇是人生莫大的幸运，在此时刻。两颗灵魂仿佛同时认出了对方，惊喜地喊出：“是你!”人一生中只要有过这个时刻，爱和孤独便都有了着落。

在最内在的精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爱并不能消除这种孤独，但正因为由己及人地领悟到了别人的孤独，我们内心才会对别人充满最诚挚的爱。我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无法知道是否在走向同一个圣地，因为我们无法向别人甚至向自己说清心中的圣地究竟是怎样的。然而，同样的朝圣热情使我们相信，也许存在着同一个圣地。作为有灵魂的存在物，人的伟大和悲壮尽在于此了。

从茫茫宇宙的角度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偶然地来到世上，又必然地离去。正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孤独境遇，才有了爱的价值，爱的理由。人人都是孤儿，所以人人都渴望有人爱，都想要有人疼。我们并非只在年幼时需要来自父母的疼爱，即使在年长时从爱侣那里，年老时从晚辈那里，孤儿寻找父母的隐秘渴望都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仍然期待着父母式的疼爱。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想到与我们一起暂时居住在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亲人，都是宇宙中的孤儿，我们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大悲悯，由此而生出一种博大的爱心。我相信，爱心最深厚的基础是在这种大悲悯之中，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譬如说性爱，当然是离不开性欲的冲动或旨趣的相投的，但是，假如你没有那种把你的爱侣当做一个孤儿来疼爱的心情，我敢断定你的爱情还是比较自私的。即使是子女对父母的爱，其中最刻骨铭心的因素也不是受了养育之后的感恩，而是无法阻挡父母老去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之中，父母作为无人能够保护的孤儿的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你的眼前。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爱和孤独其实是同一种情感，它们如影随形，不可分离。愈是在我们感觉孤独之时，我们便愈是怀有强烈的爱之渴望。也许可以说，一个人对孤独的体验与他对爱的体验是成正比的，他的孤独的深度大致决定了他的爱的容量。孤独和爱是互为根源的，孤独无非是爱寻求接受而不可得，而爱也无非是对他人之孤独的发现和抚慰。在爱与孤独之间并不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现实的人间之爱不可能根除心灵对于孤独的体验，而且在我看来，我们也不应该对爱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一旦没有了对孤独的体验，爱便失去了品格和动力。在两个不懂得品味孤独之美的人之间，爱必流于琐屑和平庸。

孤独源于爱，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也许孤独是爱的最意味深长的赠品，受此赠礼的入从此学会了爱自己，也学会了理解别的孤独的灵魂和深藏于它们之中的深邃的爱。从而为自己建立了一个珍贵的精神世界。

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回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 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凡是领悟人生这样一种根本性孤独的人，便已经站到了一切人间欢爱的上方，爱得最热烈时也不会做爱的奴隶。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要依恋另一个生命，相依为命，结伴而行。

生命纯属偶然，所以每个生命都不属于另一个生命，像一阵风，无牵无挂。

每一个问题至少有两个相反的答案。

一切爱都基于生命的欲望，而欲望不免造成痛苦。所以，许多哲学家主张节欲或禁欲，视宁静、无纷扰的心境为幸福。但另一些哲学家却认为拼命感受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才是幸福，对于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爱和孤独都是享受。

爱的反义词不是孤独，也不是恨，而是：冷漠。孤独者和恨者都是会爱的，冷漠者却与爱完全无缘。如果说孤独是爱心的没有着落，恨是爱心的受挫，那么，冷漠就是爱心的死灭。无论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对于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是冷漠，它使个人失去生活的意义，使社会发生道德的危机。在我看来，当今社会最触目惊心的现象之一便是人心的冷漠。在一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冷漠会像病毒一样传播，从而使有爱心的人更感到孤独，甚至感到愤恨。不过，让我们记住，我们不要由孤独和愤恨而也堕入冷漠，保护爱心、拒绝冷漠乃是我们对于自己的灵魂的一份责任，也是我们对于社会的一份责任。

当一个孤独寻找另一个孤独时，便有了爱的欲望。可是，两个孤独到了一起就能够摆脱孤独了吗？

孤独之不可消除，使爱成了永无止境的寻求。在这条无尽的道路上奔走的人，最终就会看破小爱的限度，而寻求大爱，或者??超越一切爱，而达于无爱。

爱可以抚慰孤独，却不能也不该消除孤独。如果爱妄图消除孤独，就会失去分寸，走向反面。

分寸感是成熟的爱的标志，它懂得遵守人与人之间必要的距离，这个距离意味着对于对方作为独立人格的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独处的权利。

人在世上是需要有一个伴的。有人在生活上疼你，终归比没有好。至于精神上的幸福，这只能靠你自己，??永远如此。只要你心中的那个美好的天地完好无损，那块新大陆常新，就没有人能夺走你的幸福。

在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我和她互相视为命根子，真正感到谁也缺不了谁。我自问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能够欣赏孤独、寂寞、独处的妙趣，但我就是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伴侣，如果没有，孤独、寂寞、独处就会失去妙趣，我会感到自己孤零零地生活在无边的荒漠中。

独身的最大弊病是孤独，乃至在孤独中死去。可是，孤独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享受，而再好的婚姻也不能完全免除孤独的痛苦，却多少会损害孤独的享受。至于死，任何亲人的在场都不能阻挡它的必然到来，而且死在本质上总是孤独的。

有两种孤独。

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灵魂寻找另一颗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

前一种孤独使人走向上帝和神圣的爱，或者遁入空门。后一种孤独使人走向他人和人间的爱，或者陷入自恋。

一切人间的爱都不能解除形而上的孤独。然而，谁若怀着形而上的孤独，人间的爱在他眼里就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深度。当他爱一个人时，他心中会充满佛一样的大悲悯。在他所爱的人身上，他又会发现神的影子。

“有人独倚晚妆楼”??何等有力的引诱！她以醒目的方式提示了爱的缺席。女人一孤独，就招人怜爱了。

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孤独是男人的本分。

当我们知道了爱的难度，或者知道了爱的限度，我们就谈论友谊。当我们知道了友谊的难度，或者知道了友谊的限度，我们就谈论孤独。当然，谈论孤独仍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性爱哲学

给爱情划界时不妨宽容一些，以便为人生种种美好的遭遇保留怀念的权利。

让我们承认，无论短暂的邂逅，还是长久的纠缠，无论相识恨晚的无奈，还是终成眷属的有情，无论倾注了巨大激情的冲突,还是伴随着细小争吵的和谐，这一切都是爱情。每个活生生的人的爱情经历不是一座静止的纪念碑，而是一道流动的江河。当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自己不必否认、更不该要求对方否认其中任何一段流程、一条支流或一朵浪花。

我不相信人一生只能爱一次，我也不相信人一生必须爱许多次。次数不说明问题。爱情的容量即一个人的心灵的容量。你是深谷，一次爱情就像一道江河，许多次爱情就像许多浪花。你是浅滩，一次爱情只是一条细流，许多次爱情也只是许多泡沫。

一个人的爱情经历并不限于与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异性之间的恩恩怨怨，而且也是对于整个异性世界的总体感受。

爱情不是人生中一个凝固的点，而是一条流动的河。这条河中也许有壮观的激流，但也必然会有平缓的流程，也许有明显的主航道，但也可能会有支流和暗流。除此之外，天上的云彩和两岸的景物会在河面上映出倒影，晚来的风雨会在河面上吹起涟漪，打起浪花。让我们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这条河的组成部分，共同造就了我们生命中的美丽的爱情风景。

爱情不论短暂或长久，都是美好的。甚至陌生异性之间毫无结果的好感，定睛的一瞥，朦胧的激动，莫名的惆怅，也是美好的。因为，能够感受这一切的那颗心毕竟是年轻的。生活中若没有邂逅以及对邂逅的期待，未免太乏味了。人生魅力的前提之一是，新的爱情的可能性始终向你敞开着，哪怕你并不去实现它们。如果爱情的天空注定不再有新的云朵飘过，异性世界对你不再有任何新的诱惑，人生岂不太乏味了?

不要以成败论人生，也不要以成败论爱情。

现实中的爱情多半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无奈，就是败于终成眷屈的厌倦。然而，无奈留下了永久的怀恋，厌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这又未尝不是爱情本身的成功。

说到底，爱情是超越于成败的。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你能说你做了一个成功的梦或失败的梦吗?

爱情既是在异性世界中的探险，带来发现的惊喜，也是在某一异性身边的定居，带来家园的安宁。但探险不是猎奇，定居也不是占有。毋宁说，好的爱情是双方以自由为最高赠礼的洒脱，以及决不滥用这一份自由的珍惜。

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生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

人不是木石，有一个血肉之躯，这个血肉之躯有欲望，需要得到满足。人又不仅是动物，有一个灵魂，灵魂要求欲望在一种升华的形式中得到满足，即具有美感，这差不多就是爱了，柏拉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爱情定义为“在美中孕育”。

爱情是盲目的，只要情投意合，仿佛就一丑遮百丑。爱情是心明眼亮的，只要情深意久，确实就一丑遮百丑。

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短，但必须有一个最短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称作爱情。

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为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

人们常说，爱情使人丧失自我。但还有相反的情形：爱情使人发现自我。在爱人面前，谁不是突然惊喜地发现，他自己原来还有这么多平时疏忽的好东西?他渴望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爱人，于是他寻找，他果然找到了。呈献的愿望导致了发现。没有呈献的愿望，也许一辈子发现不了。

幸福是难的。也许，潜藏在真正的爱情背后的是深沉的忧伤，潜藏在现代式的寻欢作乐背后的是空虚。两相比较，前者无限高于后者。

爱情是人生最美丽的梦。倘用理性的刀刃去解析梦，再美丽的梦也会失去它的美。弗洛伊德对梦和性意识的解析就破坏了不少生活的诗意。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生活本身使梦破灭了，这时候，对梦作理性的反省，认清它的美的虚幻，其实是一种解脱的手段。我相信毛姆就属于这种情况。

凭人力可以成就和睦的婚姻，得到幸福的爱情却要靠天意。

在现实中，爱往往扮演受难者的角色，因为受难而备受赞美。

对于灵魂的相知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颗灵魂本身的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吸引，而决非彼此的熟稔乃至明察秋毫。

断肠人原是销魂客。重情者最知岁月无情，无情岁月卷走了多少有情生涯。

“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所谓多愁善感，善感实为多愁的根源。多一分情，便多一分人世间的牵挂。怎么办呢?徐再思接下来说得好：“不重不轻症候，甘心消受，谁教你会风流。”

不过，情至深如贾宝玉者，就是重症甚至绝症，没有一个凡俗之躯消受得起，终于只好弃绝尘世了。

爱情，作为兽性和神性的混合，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兽性驱使人寻求肉欲的满足，神性驱使人追求毫无瑕疵的圣洁的美，而爱情则试图把两者在一个具体的异性身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多么不牢靠啊。由于自身所包含的兽性，爱情必然激发起一种疯狂的占有欲，从而把一个有限的对象当作目的本身。由于自身所包含的神性，爱情又试图在这有限的对象身上实现无限的美——完美。爱情所包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心理上造成了多少幻觉和幻觉的破灭，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导演了多少抛弃和被抛弃的悲剧。

确切地说，爱情不是人性的一个弱点，爱情就是人性，它是两性关系剖面上的人性。凡人性所具有的优点和弱点，它都具有。人性和爱情是注定不能摆脱动物性的根抵的。在人性的国度里，兽性保持着它世袭的领地，神性却不断地开拓新的疆土，大约这就是人性的进步吧。

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安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利或事功。那些极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

在精神的、形而上的层面上，爱情是为自己的孤独寻找一个守护者。在世俗的、形而下的层面上，爱情又是由性欲发动的对异性的爱慕。现实中的爱情是这两种冲动的混合，表现为在异性世界里寻找那个守护者。在异性世界里寻找是必然的，找到谁则是偶然的。当一个人不只是把另一个人作为一个异性来爱慕，而且认定她（他）就是那个守护者之时，这就已经是爱情而不仅仅是情欲了。爱情与情欲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包含了这一至关重要的认定。

人因为孤独而寻求爱情。寻求爱情，就是为自己的孤独寻找一个守护者。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忠实的守护者，那人必须是一心一意的，否则就不能担当守护他的孤独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孤独都是独特的，而在一种多向的照料中，它必丧失此独特性，沦为一种一般化的东西了。形象地说，就好比一个人原想为自己的孤独寻找一个母亲，结果却发现是把它送进了托儿所里，成了托儿所阿姨所照料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普通孩子。孤独和爱情的寻求原本凝聚了一个人的沉重的命运之感，来自对方的多向的爱情则是对此命运之感的蔑视，把本质上的人生悲剧化作了轻浮的社会喜剧。与此同理，一个人倘若真正是要为自己的孤独寻找守护者，他所要寻找的必是一个而非多个守护者。他诚然可能喜欢甚至迷恋不止一个异性，但是，在此场合，他的孤独并不真正出场，毋宁说是隐藏了起来，躲在深处旁观着它的主人逢场作戏。唯有当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人，他能够信任地把自己的孤独交付那人守护之时，他才是认真地在爱。所以，在我看来，所谓爱情的专一不是一个外部强加的道德律令，只应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理解其含义。

也许爱情的困难在于，它要把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反而使它们混淆不清了。假如一个人看清了那种形而上的孤独是不可能靠性爱解除的，于是干脆放弃这徒劳的努力，把孤独收归己有，对异性只以情欲相求，会如何呢？把性与爱拉扯在一起，使性也变得沉重了。那么，把性和爱分开，不再让它宣告爱或不爱，使它成为一种中性的东西，是否轻松得多？事实证明，结果往往是更加失落，在无爱的性乱中，被排除在外的灵魂愈发成了无家可归的孤魂。人有灵魂，灵魂必寻求爱，这注定了人不可能回到纯粹的动物状态。那么，承受性与爱的悖论便是人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

在爱情中，兼为肉欲对象和审美对象的某一具体异性是目的，而目的的实现便是对这个对象的占有。然而，占有的结果往往是美感的淡化甚至丧失。不管人们怎么赞美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不占有终归是违背爱情的本性的。“你无论如何要得到它，否则就会痛苦。”当你把异性仅仅当作审美对象加以观照，并不因为你不能占有她而感到痛苦时，你已经超越爱情而进入艺术的境界了。

“生命的意义在于爱。”

“不，生命的意义问题是无解的，爱的好处就是使人对这个问题不求甚解。”

性爱是人生之爱的原动力。一个完全不爱异性的人不可能爱人生。

食欲引起初级革命，性欲引起高级革命。

一切迷恋都凭借幻觉，一切理解都包含误解，一切忠诚都指望报答，一切牺牲都附有条件。

人在爱情中自愿放弃意志自由，在婚姻中被迫放弃意志自由。性是意志自由的天敌吗?

也许，性爱中总是交织着爱的对立面——恨，或者惧。拜伦属于前者，歌德属于后者。

我爱她，她成了我的一切，除她之外的整个世界似乎都不存在了。

那么，一旦我失去了她，是否就失去了一切呢?

不。恰恰相反，整个世界又在我面前展现了。我重新得到了一切。

未经失恋的人不懂爱情，未曾失意的人不懂人生。

哪怕有情人终成眷属，那陪伴着轮回转世的爱人也永在互相的寻找之中，在互相的寻找之中方有永恒的爱情。

看两人是否相爱，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和欣赏。两个相爱者之间必定是常常互相玩味的，而且是不由自主地要玩，越玩越觉得有味。如果有一天觉得索然无味，毫无玩兴，爱就荡然无存了。

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地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

优异易夭折，平庸能长寿。爱情何尝不是如此？

初恋的感情最单纯也最强烈，但同时也最缺乏内涵，几乎一切初恋都是十分相像的。因此，尽管人们难以忘怀自己的初恋经历，却又往往发现可供回忆的东西很少。

我相信成熟的爱情是更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全部人生经历发出的呼唤。

性爱伦理学

有一个字，内心严肃的人最不容易说出口，有时是因为它太假，有时是因为它太真。

爱情不风流，爱情是两性之间最严肃的一件事。

调情是轻松的，爱情是沉重的。风流韵事不过是躯体的游戏，至多还是感情的游戏。可是，当真的爱情来临时，灵魂因恐惧和狂喜而颤栗了。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是灵魂的事。真正的爱情是灵魂与灵魂的相遇，肉体的亲昵仅是它的结果。不管持续时间是长是短，这样的相遇极其庄严，双方的灵魂必深受震撼。相反，在风流韵事中，灵魂并不真正在场，一点儿小感情只是肉欲的作料。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极认真。正因为此，爱情始终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如果失败又会留下很深的创伤，这创伤甚至可能终身不愈。热恋者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对方并被对方充满，一旦爱情结束，就往往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风流韵事却无所谓真正的成功或失败，投入甚少，所以退出也甚易。

调情是轻松的，爱情是沉重的。风流韵事不过是躯体的游戏，至多还是感情的游戏。可是，当真的爱情来临时，灵魂因恐惧和喜悦而颤栗了。

情种爱得热烈，但不专一。君子爱得专一，但不热烈。此事古难全。不过，偶尔有爱得专一的情种，却注定没有爱得热烈的君子。

也许现代人真是活得太累了，所以不愿再给自己加上爱情的重负，而宁愿把两性关系保留为一个轻松娱乐的园地。也许现代人真是看得太透了，所以不愿再徒劳地经受爱情的折磨，而宁愿不动感情地面对异性世界。然而，逃避爱情不会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空虚的一个征兆吗？爱情原是灵肉两方面的相悦，而在普遍的物欲躁动中，人们尚且无暇关注自己的灵魂，又怎能怀着珍爱的情意去发现和欣赏另一颗灵魂呢？

可是，尽管真正的爱情确实可能让人付出撕心裂肺的代价，却也会使人得到刻骨铭心的收获。逃避爱情的代价更大。就像一万部艳情小说也不能填补《红楼梦》的残缺一样，一万件风流韵事也不能填补爱情的空白。如果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再信任和关心彼此的灵魂，肉体徒然亲近，灵魂终是陌生，他们就真正成了大地上无家可归的孤魂了。如果亚当和夏娃互相不再有真情甚至不再指望真情，他们才是真正被逐出了伊甸园。

可能性是人生魅力的重要源泉。如果因为有了爱侣，结了婚，就不再可能与别的可爱的异性相遇，人生未免太乏味了。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真正善于欣赏可能性的魅力，你就不会怀着一种怕错过什么的急迫心理，总是想要把可能性立即兑现为某种现实性。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你表面上似乎得到了许多，实际上却是亲手扼杀了你的人生中一种最美好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说，在你与一切异性的关系之中，不再有产生真正的爱情的可能性，只剩下了唯一的现实性——上床。

除去卖淫和变相的卖淫不说，我不相信一个女人和你在肉体上发生亲昵关系而在感情上却毫无所求。假定一个女人爱上了一个出色的男人，而这个男人譬如说有一百个追求者，那么，她是愿意他与一百个女人都有染，从而她也能占有一份呢，还是宁愿他只爱一人，因而她只有百分之一的获胜机会呢？我相信，在这个测验题目上，绝大多数女人都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爱情是既快乐又严肃的。只有快乐，没有严肃，就只是风流韵事。当然，风流韵事也无不可，只要双方都快乐就行。

我赞赏对爱情持不计得失、不计成败的达观态度。不过，你首先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对方是真爱你还是只想跟你玩玩。在这一点上发生了误解，你迟早会达观不下去的。

事实上，两性之间真正热烈的爱情未必是温馨的。这里无须举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奥涅金与达吉亚娜，贾宝玉与林黛玉。每一个经历过热恋的人都不妨自问，真爱是否只有甜蜜，没有苦涩，只有和谐，没有冲突，只有温暖的春天，没有炎夏和寒冬?我不否认爱情中也有温馨的时刻，即两情相悦、心满意足的时刻，这样的时刻自有其价值，可是，倘若把它树为爱情的最高境界，就会扼杀一切深邃的爱情所固有的悲剧性因素，把爱情降为平庸的人间喜剧。

比较起来，温馨对于家庭来说倒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概念。家是一个窝，我们当然希望自己有一个温暖、舒适、安宁、气氛浓郁的窝。不过，我们也该记住，如果爱情要在家庭中继续生长，就仍然会有种种亦悲亦喜的冲突和矛盾。一味地温馨，试图抹去一切不和谐音，结果不是磨灭掉夫妇双方的个性，从而窒息爱情(我始终认为，真正的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富有个性的人之间)，就是造成升平的假象，使被掩盖的差异终于演变为不可愈合的裂痕。

人们常说：爱与死。的确，相爱到死，乃至为爱而死，是美好的。但是，为了爱，首先应该活，活着才能爱。我不愿把死浪漫化。死是一切的毁灭，包括爱。上帝的最大罪过是把我们从尘世拽走，又不给我们天国。

使爱我的人感到轻松，更加恋生，这是我对爱的回赠。

无幻想的爱情太平庸，基于幻想的爱情太脆弱，幸福的爱情究竟可能吗?我知道有一种真实，它能不断地激起幻想，有一种幻想，它能不断地化为真实。我相信，幸福的爱情是一种能不断地激起幻想、又不断地被自身所激起的幻想改造的真实。

爱情与良心的冲突只存在于一颗善良的心中。在一颗卑劣的心中，既没有爱情，也没有良心，只有利害的计算。

但是，什么是良心呢？在多数情况下，它仅是对弱者即那失恋的一方的同情罢了。最高的良心是对灵魂行为的责任心，它与真实的爱情是统一的。

在爱情中，双方感情的满足程度取决于感情较弱的那一方的感情。如果甲对乙有十分爱，乙对甲只有五分爱，则他们都只能得到五分的满足。剩下的那五分欠缺，在甲会成为一种遗憾，在乙会成为一种苦恼。

人在两性关系中袒露的不但是自己的肉体，而且是自己的灵魂——灵魂的美丽或丑陋，丰富或空虚。一个人对待异性的态度最能表明他的精神品级，他在从兽向人上升的阶梯上处在怎样的高度。

性是爱侣之间示爱的最热烈也最恰当的语言，对于他们来说，贞洁之所以必要，是为了保护这语言，不让它被污染从而丧失了示爱的功能。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在爱，他就应该自愿地保持贞洁。反过来说，自愿的贞洁也就能够证明他在爱。

然而，深入追究下去，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爱情保证了一个人不把多向的性幻想付诸实现，那么，又有什么能保证爱情呢？如果爱情本身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它所保证的东西是可靠的呢？一旦爱情发生变化，那些现在“不想”实现的性幻想岂不就有了实现的理由？

事实上，确实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爱情。问题在于，使爱情区别于单纯情欲的那个精神内涵，即为自己的孤独寻找一个守护者的愿望，其实是不可能在某一个异性身上获得最终的实现的，否则就不成其为形而上的了。作为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愿望，不管当事人是否觉察和肯否承认，它始终保持着开放性，而这正好与多向的性兴趣在形式上相吻合。因此，恋爱中的人完全不能保证，他一定不会从不断吸引他的众多异性中发现另一个人，与现在这个恋人相比，那人才是他梦寐以求的守护者。也因此，他完全无法证明，他对现在这个恋人的感情是真正的爱情而不是化装为爱情的情欲。

性爱的排他性，所欲排除的只是别的同性对手，而不是别的异性对象。它的根据不在性本能中，而在嫉妒本能中。事情够清楚的：自己的所爱再有魅力，也不会把其他所有异性的魅力都排除掉。在不同异性对象身上，性的魅力并不互相排斥。所以，专一的性爱仅是各方为了照顾自己的嫉妒心理而自觉地或被迫地向对方的嫉妒心理做出的让步，是一种基于嫉妒本能的理智选择。

可是，什么是嫉妒呢?嫉妒无非是虚荣心的受伤。

虚荣心的伤害是最大的，也是最小的，全看你在乎的程度。

在性爱中，嫉妒和宽容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你真心爱一个异性，当他(她)与别人发生性爱关系时，你不可能不嫉妒。如果你是一个通晓人类天性的智者，你又不会不对他(她)宽容。这是带着嫉妒的宽容，和带着宽容的嫉妒。二者互相约束，使得你的嫉妒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嫉妒，你的宽容也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宽容。相反，在此种情境中一味嫉妒，毫不宽容，或者一味宽容，毫不嫉妒，则都是失了尊严的表现。

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

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限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是真爱。

爱情的专一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热恋时的排他性，二是长期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主旋律。

人在爱时都太容易在乎被爱，视为权利，在被爱时又都太容易看轻被爱，受之当然。如果反过来，有爱心而不求回报，对被爱知珍惜却不计较，人就爱得有尊严、活得有器度了。

当我们说到爱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多想到的是被爱。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幸福系于被他人所爱的程度，一旦在这方面受挫，就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当然，对于我们的幸福来说，被爱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得到的爱太少，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冷酷，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很孤单。然而，与是否被爱相比，有无爱心却是更重要的。一个缺少被爱的人是一个孤独的人，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则是一个冷漠的人。孤独的人只要具有爱心，他仍会有孤独中的幸福，如雪莱所说，当他的爱心在不理解他的人群中无可寄托时，便会投向花朵、小草、河流和天空，并因此而感受到心灵的愉悦。可是，倘若一个人没有爱心，则无论他表面上的生活多么热闹，幸福的源泉已经枯竭，他那颗冷漠的心是决不可能真正快乐的。

一个只想被人爱而没有爱人之心的人，其实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爱。他真正在乎的也不是被爱，而是占有。爱心是与占有欲正相反对的东西。爱本质上是一种给予，而爱的幸福就在这给予之中。许多贤哲都指出，给予比得到更幸福。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亲子之爱，有爱心的父母在照料和抚育孩子的过程中便感受到了极大的满足。在爱情中，也是当你体会到你给你所爱的人带来了幸福之时，你自己才最感到幸福。爱的给予既不是谦卑的奉献，也不是傲慢的施舍，它是出于内在的丰盈的自然而然的流溢，因而是超越于道德和功利的考虑的。尼采说得好：“凡出于爱心所为，皆与善恶无关。”爱心如同光源，爱者的幸福就在于光照万物。爱心又如同甘泉，爱者的幸福就在于泽被大地。丰盈的爱心使人像神一样博大，所以，《圣经》里说：“神就是爱。”

有一句谚语说：“因为爱而爱是神，因为被爱而爱是人。”说得对。人毕竟是人，不是神。所以，不论是谁，不论他（她）多么痴情或多么崇高，如果他的爱长期没有回报，始终不被爱，他的爱是坚持不下去的。

凡正常人，都兼有疼人和被人疼两种需要。在相爱者之间，如果这两种需要不能同时在对方身上获得满足，便潜伏着危机。那惯常被疼的一方最好不要以为，你遇到了一个只想疼人不想被人疼的纯粹父亲型的男人或纯粹母亲型的女人。在这茫茫宇宙间，有谁不是想要人疼的孤儿?

爱一个人，就是心疼一个人。爱得深了，潜在的父性或母性必然会参加进来。只是迷恋，并不心疼，这样的爱还只停留在感官上，没有深入到心窝里，往往不能持久。

爱就是对被爱者怀着一些莫须有的哀怜，做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怕她(他)冻着饿着，担心她遇到意外，好好地突然想到她有朝一日死了怎么办，轻轻地抚摸她好像她是病人又是易损的瓷器。爱就是做被爱者的保护人的冲动，尽管在旁人看来这种保护毫无必要。

有爱便有牵挂，而且牵挂得似乎毫无理由，近乎神经过敏。你在大风中行走，无端地便担心爱人的屋宇是否坚固。你在睡梦中惊醒，莫名地便忧虑爱人的旅途是否平安。哪怕爱人比你强韧，你总放不下心，因为在你眼中她(他)永远比你甚至比一切世人脆弱，你自以为比世人也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唯有你洞察那强韧外表掩盖下的脆弱。

爱又是一种温柔的呵护。不论男女，真爱的时候必定温柔。爱一个人，就是心疼她，怜她，宠她，所以有“疼爱”、“怜爱”、“宠爱”之说。心疼她，因为她受苦。怜她，因为她弱小。宠爱她，因为她这么信赖地把自己托付给你。女人对男人也一样。再幸运的女人也有受苦的时候，再强大的男人也有弱小的时候，所以温柔的呵护总有其理由和机会。爱本质上是一种指向弱小者的感情，在爱中，占优势的是提供保护的冲动，而非寻求依靠的需要。如果以寻求强大的靠山为鹘的，那么，正因为再强的强者也有弱的时候和方面，使这种结合一开始就隐藏着破裂的必然性。

如此看来，爱的确是一种给予和奉献。但是，对于爱者来说，这给予是必需，是内在丰盈的流溢，是一种大满足。温柔也是一种能量，如果得不到释放，便会造成内伤，甚至转化为粗暴和冷酷。好的爱情能使双方的这种能量获得最佳释放，这便是爱情中的幸福境界。

“爱就是奉献”——如果除去这句话可能具有的说教意味，便的确是真理，准确地揭示了爱这种情感的本质。爱是一种奉献的激情，爱一个人，就会遏制不住地想为她（他）做些什么，想使她快乐，而且是绝对不求回报的。爱者的快乐就在这奉献之中，在他所创造的被爱者的快乐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父母对幼仔的爱，推而广之，一切真爱均应如此。可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男女之恋中真爱所占的比重，剩下的就只是情欲罢了。

爱是一种了解的渴望，爱一个人，就会不由自主地想了解她的一切，把她所经历和感受的一切当作最珍贵的财富接受过来，精心保护。如果你和一个异性发生了很亲密的关系，但你并没有这种了解的渴望，那么，我敢断定你并不爱她，你们之间只是又一段风流因缘罢了。

爱就是心疼。可以喜欢许多人，但真正心疼的只有一个。

可以不爱，不可无情。

情人间的盟誓不可轻信，夫妻间的是非不可妄断。

世上痴男怨女一旦翻脸，就斥旧情为假，讨回情书“都扯做纸条儿”，原来自古已然。

情当然有真假之别。但是，真情也可能变化。懂得感情的人珍惜以往一切爱的经历。

如同一切游戏一样，犯规和惩罚也是爱情游戏的要素。当然，前提是犯规者无意退出游戏。不准犯规，或犯了规不接受惩罚，游戏都进行不下去了。

在情场上，两造都真，便刻骨铭心爱一场。两造都假，也无妨逢场作戏玩一场。最要命的是一个真，一个假，就会种下怨恨甚至灾祸了。主动的假，玩弄感情，自当恶有恶报。被动的假，虚与委蛇，也决非明智之举。对于真情，是开不得玩笑，也敷衍不得的。“你若肯时肯、不肯时罢手，休把人空拖逗。”——这是一句忠告。

在崇拜者与被崇拜者之间隔着无限的距离，爱便是走完这个距离的冲动。一旦走完，爱也就结束了。

比较起来，以相互欣赏为基础的爱要牢靠得多。在这种情形下，距离本来是有限的，且为双方所乐于保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弹性的场。

性爱心理学

爱情的发生需要适宜的情境。彼此太熟悉，太了解，没有了神秘感，就不易发生爱情。当然，彼此过于陌生和隔膜，也不能发生爱情。爱情的发生，在有所接触又不太稔熟之间，既有神秘感，又有亲切感，既能给想象力留出充分余地，又能使吸引力发挥到最满意的程度。

幻想本是爱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太理智、太现实的爱情算不上爱情。最热烈的爱情总是在两个最富于幻想的人之间发生，不过，同样真实的是，他们也最容易感到幻灭。爱情中的理想主义往往导致拜伦式的感伤主义，又进而导致纵欲主义。唐璜有过一千零三个情人，但他仍然没有找到他的“唯一者”，他注定找不到。

强烈的感情经验往往会改变两个热恋者的心理结构，从而改变他们与其他可能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犹如经过一次化合反应，他们都已经不是原来的元素，因而很难再与别的元素发生相似的反应了。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一生也许只能有一次震撼心灵的爱情。

恋爱是青春的确证。一个人不管年龄多大，只要还能恋爱，就证明他并不老。

也许每个人在恋爱方面的能量是一个常数，因机遇和性情而或者一次释放，或者分批支出。当然，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常数的绝对值是不同的，差异大得惊人。但是，不论是谁，只要是要死要活地爱过一场，就很难再热恋了。

关汉卿《一半儿．题情》：“骂你个俏冤家，一半儿难当一半儿耍。”“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男女风情，妙在一半儿一半儿的。琢磨透了，哪里还有俏冤家?想明白了，如何还会芳心乱?

与其说有理解才有爱，毋宁说有爱才有理解。爱一个人，一本书，一件艺术品，就会反复玩味这个人的一言一行，这本书的一字一句，这件作品的细枝末节，自以为揣摩出了某种深长意味，于是，“理解”了。

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只知道，如果那张脸庞没有使你感觉到一种甜蜜的惆怅，一种依恋的哀愁，那你肯定还没有爱。

最深邃的爱都是“见人羞，惊人问，怕人知”的，因为一旦公开，就会走样和变味。

你是看不到我最爱你的时候的情形的，因为我在看不到你的时候才最爱你。

“我爱你。”

“不，你只是喜欢我罢了。”她或他哀怨地说。

“爱我吗?”

“我喜欢你。”她或他略带歉疚地说。

在所有的近义词里，“爱”和“喜欢”似乎被掂量得最多，其间的差异被最郑重其事地看待。这时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最一丝不苟的语言学家。

正像恋爱者夸大自己的幸福一样，失恋者总是夸大自己的痛苦。

在失恋的痛苦中，自尊心的受挫占了很大比重。

艺术、技术、魔术，这是性爱的三种境界。

男女之爱往往从艺术境界开始，靠技术境界维持，到维持不下去时，便转入魔术境界。

恋爱中的男女，谁不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陶醉在诗的想象中，梦幻的眼睛把情侣的一颦一笑朦胧得意味无穷。一旦结婚，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就迫使他们着意练习和睦相处的技巧，家庭稳固与否实赖于此。如果失败，我们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就可能走火入魔，因其心性高低，或者煞费苦心地互相欺骗，或者心照不宣地彼此宽容。

这也是在性爱上人的三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人在性爱中寻求不同的东西：艺术型的人寻求诗和梦，技术型的人寻求实实在在的家，魔术型的人寻求艳遇、变幻和冒险。

每一类型又有高低雅俗之分。有艺术家，也有爱好艺术的门外汉。有技师，也有学徒工。有魔术大师，也有走江湖的杂耍。

如果命运乱点鸳鸯谱，使不同类型的人相结合，或者使某一类型的人身处与本人类型不合的境界，喜剧性的误会发生了，接着悲剧性的冲突和离异也发生了。

邂逅的魅力在于它的偶然性和一次性，完全出乎意料，毫无精神准备，两个陌生的躯体突然互相呼唤，两颗陌生的灵魂突然彼此共鸣。但是，倘若这种突发的亲昵长久延续下去，绝大部分邂逅都会变得索然无味了。

性欲旺盛的人并不过分挑剔对象，挑剔是性欲乏弱的结果，于是要用一个理由来弥补这乏弱，这个理由就叫做爱情。

其实，爱情和性欲是两回事。

当然，当性欲和爱情都强烈时，性的体验最佳。

性诱惑的发生以陌生和新奇为前提。两个完全陌生的肉体之间的第一次做爱未必是最狂热或最快乐的，但往往是由最真实的性诱惑引起的。重复必然导致性诱惑的减弱，而倘若当事人试图掩饰这一点，则会出现合谋的虚伪。当然，重复并不排斥会有和谐的配合，甚至仍会有激情的时刻，不过这些成果主要不是来自性诱惑。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性的羞耻心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性的羞耻心不只意味着禁忌和掩饰，它更来自对于差异的敏感、兴奋和好奇。在个体发育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性的羞耻心的萌发是与个人心灵生活的丰富化过程微妙地交织在一起的。

心灵相通，在实际生活中又保持距离，最能使彼此的吸引力耐久。

近了，会厌倦。远了，会陌生。不要走近我，也不要离我远去……

李寿卿《寿阳曲》：“金刀利，锦鲤肥，更那堪玉葱纤细。添得醋来风韵美，试尝道怎生滋味。”

醋味三辨：一，醋是爱情这道菜不可缺少的调料，能调出美味佳肴，并使胃口大开；二，一点醋不吃的人不解爱情滋味，一点醋味不带的爱情平淡无味；三，醋缸打翻，爱情这道菜也就烧砸了。

此曲通篇隐喻，看官自明。

每一个戴绿帽子的丈夫都认为那个插足者远远不如自己，并因此感到深深的屈辱。

如果你喜欢的一个女人没有选择你，而是选择了另一个男人，你所感到的嫉妒有三种情形：

第一，如果你觉得那个情敌比你优秀，嫉妒便伴随着自卑，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自己的弱点而痛苦。

第二，如果你觉得自己与那个情敌不相上下，嫉妒便伴随着委屈，你会强烈地感到自己落入了不公平的境地。

第三，如果你觉得那个情敌比你差，嫉妒便伴随着蔑视，你会因为这个女人的鉴赏力而降低对她的评价。

人大约都这样：自己所爱的人，如果一定要失去，宁愿给上帝或魔鬼，也不愿给他人。

性爱美学

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你怦然心动。你目送她楚楚动人地走出你的视野，她不知道你的心动，你也没有想要让她知道。你觉得这是最好的：把欢喜留在心中，让女人成为你的人生中的一种风景。

歌德说：美人只在瞬间是美的。我想换一种比较宽容的说法：任何美人都有不美的瞬间。

在朦胧的光线下，她的脸庞无比柔美，令我爱不自禁。可是，到了明亮处，我发现了她的憔悴和平常，心中为之黯然。

她仍然是她。如果光线永远朦胧，她在我眼中就会永远柔美了。

所谓美是多么没有理性。

酒吧，歌厅，豪华商场，形形色色的现代娱乐场所。这么多漂亮女人。可是，她们是多么相像呵。我看到了一张张像屁股一样的脸蛋，当然是漂亮的屁股，但没有内容。此时此刻，我的爱美的天性渴望看到一张丑而有内容的脸，例如罗丹雕塑的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妓女。

风流场所有一些极美的女人。可是，我无法把美女和卖淫联系起来，不能想象如此天生丽质会让许多龌龊的男人任意糟蹋。

美是高贵的，——也许这是一个迂腐之见？

恋爱，人生中美丽的时刻。如同黎明和黄昏，沐浴在柔和金光中的一切景物都变美了，包括那个美人儿。恋爱中的人以为那个美人儿是光源，其实她也是被照的景物。

卢梭说：“女人最使我们留恋的，并不一定在于感官的享受，主要还在于生活在她们身边的某种情趣。”

的确，当我们贪图感官的享受时，女人是固体，诚然是富有弹性的固体，但毕竟同我们只能有体表的接触。然而，在那样一些充满诗意的场合，女人是气体，那样温馨芬芳的气体，她在我们的四周飘荡，沁入我们的肌肤，弥漫在我们的心灵。一个心爱的女子每每给我们的生活染上一种色彩，给我们的心灵造成一种氛围，给我们的感官带来一种陶醉。

一个漂亮女人能够引起我的赞赏，却不能使我迷恋。使我迷恋的是那种有灵性的美，那种与一切美的事物发生内在感应的美。在具有这种美的特质的女人身上，你不仅感受到她本身的美，而且通过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艺术的美，生活的美。因为这一切美都被她心领神会，并且在她的气质、神态、言语、动作中奇妙地表现出来了。她以她自身的存在增加了你眼中那个世界的美，同时又以她的体验强化了你对你眼中那个世界的美的体验。不，这么说还有点不够。事实上，当你那样微妙地对美发生共鸣时，你从她的神采中看到的恰恰是你对美的全部体验，而你本来是看不到、甚至把握不住你的体验的。这是多么激动人心呵，无意识的、因为难以捕捉和无法表达而令人苦恼的美感，她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她有灵性的肉体，用眼睛、表情、动作等等(这一切你都看得见)替你表达出来了。这就是魅力的秘密。

两个漂亮的姑娘争吵了起来，彼此用恶言中伤。我望着她们那轮廓纤秀的嘴唇，不禁惶惑了：如此美丽的嘴唇，使男人忍不住想去吻它们，有时竟是这么恶毒的东西么?

问：，你认为女人漂亮不漂亮重要吗？

答：这点对男人重要，于是对女人也变得重要了。男人都很容易被女人的漂亮迷惑，男人的这种愚蠢几乎不可救药，也就对女人的遭遇发生了影响。

美是无法占有的，一个雄辩的证据便是那种娶了一个不爱他的漂亮女人的丈夫，他会深切感到，这朝夕在眼前晃动的美乃是一种异在之物，绝对不属于他，对他毫无意义。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仅仅根据外貌选择配偶是多么愚蠢。

不纯净的美使人迷乱，纯净的美使人宁静。

女人身上兼有这两种美。所以，男人在女人怀里癫狂，又在女人怀里得到安息。

女人作为母亲，最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美总是纯净的。

女性价值

歌德诗曰：“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走。”

走向何方?走向一个更实在的人生，一个更人情味的社会。

对于女人，有两种常见的偏见。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女”，不见“人”，把女人只看作性的载体，而不看作独立的人格。某些偏激的女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见“人”，不见“女”，只强调女人作为人的存在，抹杀其性别存在和性别价值。后者实际上是男权主义的变种，是男权统治下女性自卑的极端形式。真实的女人当然既是“人”，又是“女”，是人的存在与性别存在的统一。正像一个健全的男子在女人身上寻求的既是同类，又是异性一样，在一个健全的女人看来，倘若男人只把她看作无性别的抽象的人，所受侮辱的程度决不亚于只把她看作泄欲和生育的工具。

女性本来就比男性更富于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质，例如情感、直觉和合群性，而由于她们相对脱离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使这些品质较少受到污染。因此，在“女人”身上，恰恰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作为性别存在的“女”，更多地保存和体现了人的真正本性。同为强调“女人”身上的“女”，男权偏见是为了说明女人不是人，现代智慧却是要启示女人更是人。

一个男人真正需要的只是自然和女人。其余的一切，诸如功名之类，都是奢侈品。

当我独自面对自然或面对女人时，世界隐去了。当我和女人一起面对自然时，有时女人隐去，有时自然隐去，有时两者都似隐非隐，朦胧一片。

女人也是自然。

文明已经把我们同自然隔离开来，幸亏我们还有女人，女人是我们与自然之间的最后纽带。

女人比男人更属于大地。一个男人若终身未受女人熏陶，他的灵魂便是一颗飘荡天外的孤魂。

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之道，这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

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女子才华出众，成就非凡，我更欣赏。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如果一定要在两性之间分出高低，我相信老子的话：“牝常以静胜牡”，“柔弱胜刚强”。也就是说，守静、柔弱的女性比冲动、刚强的男性高明。

老子也许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女性主义者，他一贯旗帜鲜明地歌颂女性，最典型的是这句话：“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翻译成白话便是：空灵、神秘、永恒，这就是奇妙的女性，女性生殖器是天地的根源。注家一致认为，老子是在用女性比喻“道”即世界的永恒本体。那么，在老子看来，女性与道在性质上是最为接近的。

无独有偶，歌德也说：“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细读《浮士德》原著可知，歌德的意思是说，“永恒”与“女性”乃同义语，在我们所追求的永恒之境界中，无物消逝，一切既神秘又实在，恰似女性一般圆融。

在东西方这两位哲人眼中，女性都是永恒的象征，女性的伟大是包容万物的。

大自然把生命孕育和演化的神秘过程安置在女性身体中，此举非同小可，男人当知敬畏。与男性相比，女性更贴近自然之道，她的存在更为圆融，更有包容性，男人当知谦卑。

在面临人生灾难和重大抉择的时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们同样悲痛难当，但她们能够不让感情蒙蔽理智。这也许是因为，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容易在感情的冲击下溃散；女人的理智是直觉，与感情同质，所以能够在感情的汹涌中保持完好无损。

也许可以说，男人站得高些，视野宽些，所以容易瞻前顾后，追悔往事，忧虑未来。但是，女人的状态是更健康的，她们更贴近生命的自然之道。当男人为亲人的去世痛心疾首时，女人嘹亮地抚尸恸哭，然后利索地替尸体洗浴更衣，送亲人踏上通往天国的路。

就关心的领域而言，女性智慧是一种尘世的智慧，实际生活的智慧。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好作形而上学的沉思。弥尔顿说：男人直接和上帝相通，女人必须通过男人才能和上帝相通。依我看，对于女人，这并非一个缺点。一个人离上帝太近，便不容易在人世间扎下根来。男人寻找上帝，到头来不免落空。女人寻找一个带着上帝的影子的男人，多少还有几分把握。当男人为死后的永生或虚无这类问题苦恼时，女人把温暖的乳汁送进孩子的身体，为人类生命的延续做着实在的贡献。如果世上只有大而无当的男性智慧，没有体贴入微的女性智慧，世界不知会多么荒凉。

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让安德列和彼尔都爱上娜塔莎，这是意味深长的。娜塔莎，她整个儿是生命，是活力，是“一座小火山”。对于悲观主义者安德列来说，她是抗衡悲观的欢乐的生命。对于空想家被尔来说，她是抗衡空想的实在的生活。男人最容易患的病是悲观和空想，因而他最期待于女人的是欢乐而实在的生命。

男人喜欢上天入地，天上太玄虚，地下太阴郁，女人便把他拉回到地面上来。女人使人生更实在，也更轻松了。

女人是人类的感官，具有感官的全部盲目性和原始性。只要她们不是自卑地一心要克服自己的“弱点”，她们就能成为抵抗这个世界理性化即贫乏化的力量。

我相信，有两样东西由于与自然一脉相通，因而可以避免染上时代的疾患，这就是艺术和女人。好的女人如同好的艺术一样属于永恒的自然，都是非时代的。

也许有人要反驳说，女人岂非比男人更喜欢赶时髦?但这是表面的，女人多半只在装饰上赶时髦，男人却容易全身心投入时代的潮流。

女人推进艺术，未必要靠亲自创作。世上有一些艺术直觉极敏锐的奇女子，她们像星星一样闪烁在艺术大师的天空中。

女人的聪明在于能欣赏男人的聪明。

男人是孤独的，在孤独中创造文化。女人是合群的，在合群中传播文化。

也许，男人是没救的。一个好女人并不自以为能够拯救男人，她只是用歌声、笑容和眼泪来安慰男人。她的爱鼓励男人自救，或者，坦然走向毁灭。

好女人能刺激起男人的野心，最好的女人却还能抚平男人的野心。

理性决非衡量智慧的唯一尺度，依我看也不是最高尺度。照叔本华们的意思，莫非要女人也具备发达的逻辑思维，可以来和男人讨论复杂的哲学问题，才算得上聪明?我可没有这么蠢!真遇见这样热衷于抽象推理的女人，我是要躲开的。我同意瓦莱里订的标准：“聪明女子是这样一种女性，和她在一起时，你想要多蠢就可以多蠢。”我去女人那里，是为了让自己的理性休息，可以随心所欲地蠢一下，放心从她的感性获得享受和启发。一个不能使男人感到轻松的女人，即使她是聪明的，至少她做得很蠢。

如果说男人喜欢女人弱中有强，那么，女人则喜欢男人强中有弱。女人本能地受强有力的男子吸引，但她并不希望这男子在她面前永远强有力。一个窝囊废的软弱是可厌的，一个男子汉的软弱却是可爱的。正像罗曼·罗兰所说：“在女人眼里，男人的力遭摧折是特别令人感动的。”她最骄傲的事情是亲手包扎她所崇拜的英雄的伤口，亲自抚慰她所爱的强者的弱点。这时候，不但她的虚荣和软弱，而且她的优点——她的母性本能，也得到了满足。母性是女人天性中最坚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被唤醒，世上就没有她承受不了的苦难。

人们常说，女性爱慕男性的“力”，男性爱慕女性的“美”。莫洛亚独能深入一步，看出：“女人之爱强的男子只是表面的，且她们所爱的往往是强的男子的弱点。”我只想补充一句：强的男子可能对千百个只知其强的崇拜者无动于衷，却会在一个知其弱点的女人面前倾倒。

在事关儿子幸福的问题上，母亲往往比儿子自己有更正确的认识。倘若普天下的儿子们都记住母亲真正的心愿，不是用野心和荣华，而是用爱心和平凡的家庭乐趣报答母爱，世界和平就有了保障。

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每一个正常成长的人来说，“母亲”这个词意味着孕育的耐心，抚养的艰辛，不求回报的爱心。然而，要深切体会母爱的分量，是需要有相当阅历的。在年少时，我们往往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母亲的关爱，因为来得容易也就视为当然。直到饱经了人间的风霜，或者自己也做了父母，母亲的慈爱形象在我们心中才变得具体、丰满而伟大。

女人作为整体是浑厚的，所以诗人把她们喻为土地。但个别的女人未必浑厚。

女性魅力

风骚，放荡，性感，这些近义词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

“性感”译自西文sexappeal，一位朋友说，应该译作汉语中的“骚”，其含义正相同。怕未必，只要想想有的女人虽骚却并不性感，就可明白。

“性感”是对一个女人的性魅力的肯定评价，“风骚”则用来描述一个女人在性引诱方面的主动态度。风骚也不无魅力。喜同男性交往的女子，或是风骚的，或是智慧的。你知道什么是尤物吗?就是那种既风骚又智慧的女子。

放荡和贞洁各有各的魅力，但更有魅力的是二者的混合：荡妇的贞洁，或贞女的放荡。

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女人，她的魅力不但能征服男人，而且也能征服女人。因为她身上既有性的魅力，又有人的魅力。

好的女人是性的魅力与人的魅力的统一。好的爱情是性的吸引与人的吸引的统一。好的婚姻是性的和谐与人的和谐的统一。

性的诱惑足以使人颠倒一时，人的魅力方能使人长久倾心。

大艺术家兼有包容性和驾驭力，他既能包容广阔的题材和多样的风格，又能驾驭自己的巨大才能。

好女人也如此。她一方面能包容人生丰富的际遇和体验，其中包括男人们的爱和友谊，另一方面又能驾驭自己的感情，不流于轻浮，不会在情欲的汪洋上覆舟。

我对女人的要求与对艺术一样：自然，质朴，不雕琢，不做作。对男人也是这样。

女性温柔，男性刚强。但是，只要是自然而然，刚强在女人身上，温柔在男人身上，都不失为美。

现在人们很强调女人的独立性。所谓现代女性，其主要特征大约就是独立性强，以区别于传统女性的依附于丈夫。过去女人完全依赖男人，原因在社会。去掉了社会原因，是否就一点不依赖了呢?大自然的安排是要男人和女人互相依赖的，谁也离不了谁。由男人的眼光看，一个太依赖的女人是可怜的，一个太独立的女人却是可怕的，和她们在一起生活都累。最好是既独立，又依赖，人格上独立，情感上依赖，这样的女人才是可爱的，和她一起生活既轻松又富有情趣。

我所欣赏的女人，有弹性，有灵性。

弹性是性格的张力。有弹性的女人，性格柔韧，伸缩自如。她善于妥协，也善于在妥协中巧妙地坚持。她不固执己见，但在不固执中自有一种主见。

都说男性的优点是力，女性的优点是美。其实，力也是好女人的优点。区别只在于，男性的力往往表现为刚强，女性的力往往表现为柔韧。弹性就是女性的力，是化作温柔的力量。

弹性的反面是僵硬或软弱。和僵硬的女人相处，累。和软弱的女人相处，也累。相反，有弹性的女人既温柔，又洒脱，使人感到双倍的轻松。

如果说爱是一门艺术，那么，弹性便是善于爱的女子固有的艺术气质。

灵性是心灵的理解力。有灵性的女人天生慧质，善解人意，善悟事物的真谛。她极其单纯，在单纯中却有一种惊人的深刻。

如果说男性的智慧偏于理性，那么，灵性就是女性的智慧，它是和肉体相融合的精神，未受污染的直觉，尚未蜕化为理性的感性，

灵性的反面是浅薄或复杂。和浅薄的女人相处，乏味。和复杂的女人相处，也乏味。有灵性的女人则以她的那种单纯的深刻使我们感到双倍的韵味。

所谓复杂的女人，既包括心灵复杂，工于利益的算计，也包括头脑复杂，热衷于抽象的推理。在我看来，两者都是缺乏灵性的表现。

有灵性的女子最宜于做天才的朋友，她既能给天才以温馨的理解，又能纠正男性智慧的偏颇。在幸运天才的生涯中，往往有这类女子的影子。未受这类女子滋润的天才，则每每因孤独和偏执而趋于狂暴。

其实，弹性和灵性是不可分的。灵性其内，弹性其外。心灵有理解力，接人待物才会宽容灵活。相反，僵硬固执之辈，天性必愚钝。

灵性与弹性的结合，表明真正的女性智慧也具一种大器，而非琐屑的小聪明。智慧的女子必有大家风度。

痴心女子把爱当作宗教，男子是她崇拜的偶像。风流女子把爱当作艺术，男子是她诱惑的对象。二者难以并存。集二者于一身，“一片志诚心，万种风流相”，既怀一腔痴情，又解万种风情，此种情人自是妙不可言，势不可挡。那个同时受着崇拜和诱惑的男子有福了，或者——有危险了。

我发现，美丽的女孩子天性往往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也许这是因为她们从小讨人喜欢，饱吸爱的养料，而她们的错误又容易得到原谅，因而行动较少顾虑，能够自由地生长。犹如一株植物，她们得到了更加充足的阳光和更加开阔的空间，所以不致发生病态。

在男人心目中，那种既痴情又知趣的女人才是理想的情人。痴情，他得到了爱。知趣，他得到了自由。可见男人多么自私。

美自视甚高，漂亮女子往往矜持。美不甘寂寞，漂亮女子往往风流。这两种因素相混合又相制约，即成魅力。一味矜持的冷美人，或者十足风流的荡妇，便无此等魅力。

在风情女子对男人的态度里，往往混合了羞怯和大胆。羞怯来自对异性的高度敏感，大胆来自对异性的浓烈兴趣，二者形异而质同。她躲避着又挑逗着，拒绝着又应允着，相反的态度搭配出了风情的效果。如果这出于自然，是可爱的，如果成为一种技巧，就令人厌恶了。

男人期待于女人的并非她是一位艺术家，而是她本身是一件艺术品。她会不会写诗无所谓，只要她自己就是大自然创造的一首充满灵感的诗。

当然，女诗人和女权主义者听到这意见是要愤慨的。

女人很少悲观，也许会忧郁，但更多的是烦恼。最好的女人一样也不。

快乐地生活，一边陶醉，一边自嘲，我欣赏女人的这种韵致。

女人搞哲学，对于女人和哲学两方面部是损害。

老天知道，我这样说，是因为我多么爱女人，也多么爱哲学！

我要躲开两种人：浅薄的哲学家和深刻的女人。前者大谈幸福，后者大谈痛苦，都叫我受不了。

事实上，多数女人出于天性就不喜欢哲学。喜欢哲学的女人，也许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想从哲学求进一步的训练；也许有一颗痛苦的灵魂，想从哲学找解脱的出路。可惜的是，在多数情形下，学了哲学，头脑变得复杂、抽象也就是不聪明了；灵魂愈加深刻、绝望也就是更痛苦了。看到一个聪慧的女子陷入概念思辨的迷宫，说着费解的话，我不免心酸。看到一个可爱的女子登上形而上学的悬崖，对着深渊落泪，我不禁心疼。坏的哲学使人枯燥，好的哲学使人痛苦，两者都损害女性的美。我反对女人搞哲学，实出于一种怜香惜玉之心。

虚荣难免，有一点无妨，还可以给人生增添色彩，但要适可而止。为了让一个心爱的女人高兴，我将努力去争取成功。然而，假如我失败了，或者我看穿了名声的虚妄而自甘淡泊，她仍然理解我，她在我眼中就更加可敬了。男人和女人之间，毕竟有比名声或美貌更本质更长久的东西存在着。

当一位忧郁的女子说出一句极轻松的俏皮话，或者，当一位天真的女子说出一个极悲观的人生哲理，我怎么能再忘记这话语，怎么能再忘记这女子呢?强烈的对比，使我同时记住了话和人。

而且，我会觉得这女子百倍地值得爱了。在忧郁背后发现了生命的活力，在天真背后发现了生命的苦恼，我惊叹了：这就是丰富，这就是深刻！

女性心理

女子乍有了心上人，心情极缠绵曲折：思念中夹着怨嗔，急切中夹着羞怯，甜蜜中夹着苦恼。一般男子很难体察其中奥秘，因为缺乏细心，或者耐心。

有时候，女人的犹豫乃至抗拒是一种期望，期望你来攻破她的堡垒。当然，前提是“意思儿真，心肠儿顺”，她的确爱上了你。她不肯投降，是因为她盼望你作为英雄去辉煌地征服她，把她变成你的光荣的战俘。

有人说，女人所寻求的只是爱情、金钱和虚荣。其实，三样东西可以合并为一样：虚荣。因为，爱情的满足在于向人夸耀丈夫，金钱的满足在于向人夸耀服饰。

当然，这里说的仅是一部分女人。但她们并不坏。

一种女人把男人当作养料来喂她的虚荣，另一种女人把她的虚荣当作养料来喂男人。

对于男人来说，女人的虚荣并非一回事。

一种女人向人展示痛苦只是为了寻求同情，另一种女人向人展示痛苦却是为了进行诱惑。对于后者，痛苦是一种装饰。

在男人眼里，女人的一点儿软弱时常显得楚楚动人。有人说俏皮话：“当女人的美眸被泪水蒙住时，看不清楚的是男人。”一个女人向伏尔泰透露同性的秘密：“女人在用软弱武装自己时最强大。”但是，不能说女人的软弱都是装出来的，她不过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固有的软弱罢了。女人的软弱，说到底，就是渴望有人爱她，她比男人更不能忍受孤独。对于这一点儿软弱，男人倒是乐意成全。但是，超乎此，软弱到不肯自立的地步，多数男人是要逃跑的。

你占有一个女人的肉体乃是一种无礼，以后你不再去占有却是一种更可怕的无礼。前者只是侵犯了她的羞耻心，后者却侵犯了她的自尊心。

肉体是一种使女人既感到自卑、又感到骄傲的东西。

女人的肉体和精神是交融在一起的，她的肉欲完全受情感支配，她的精神又带着浓烈的肉体气息。女人之爱文学，是她的爱情的一种方式。她最喜欢的作家，往往是她心目中理想配偶的一个标本。于是，有的喜欢海明威式的硬汉子，有的喜欢拜伦式的悲观主义者。

在男人那里，肉体与精神可以分离得比较远。

按照旧约的传说，女人偷食禁果的第一个收获是知善恶，于是用无花果叶遮住了下体，而生育则是对她偷食禁果的惩罚。在为生育受难时，哪怕最害羞的女人也不会因裸体而害羞了。面对生育的痛苦，羞耻心成了一种太奢侈的感情。此刻她的肉体只是苦难的载体，不复是情欲的对象。

自古多痴情女，薄情郎。但女人未必都是弱者，有的女人是用软弱武装起来的强者。

侵犯女人的是男人，保护女人的也是男人。女人防备男人，又依赖男人，于是有了双重的自卑。

好女人也善于保护自己，但不是靠世故，而是靠灵性。她有正确的直觉，这正确的直觉是她的忠实的人生导师，使她在非其同类面前本能地引起警觉，报以不信任。

男人

做什么样的男人?我从来不考虑这种问题。我心目中从来没有一个指导和规范我的所谓男子汉形象。我只做我自己。我爱写作，我只考虑怎样好好写我想写的作品。我爱女人，我只考虑怎样好好爱那一个与我共命运的好女人。这便是我作为男人所考虑的全部问题。

好男人是可以有非常不同的个性和形象的。如果一定要我提出一个标准，那么，我只能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人生、包括对爱情有一种根本的严肃性。

两性关系原是人的最自然的生活领域，如果在这个领域里，男人和女人仍以强烈的角色意识相对峙和相要求，人生就真是累到家了。假如我是女人，反正我是不会喜欢和刻意营造男子汉形象的男人一起生活的。

今天有一个怪现象：男人们忽然纷纷作沉重状，作委屈状，作顾影自怜状，向女人和社会恳求更多的关爱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了当今社会严酷的生存压力的挑战。然而，在事实上，这种压力是男女两性共同面临的，并非只施于男性头上。我认为今天的社会在总体上不存在男性压迫女性或女性压迫男性的情况，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两性之间的社会平等。在此前提下，性别冲突是一个必须个案分析和解决的问题。在每一对配偶中，究竟是男人还是女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不可一概而论。我怀疑无论是那些愤怒声讨男性压迫的女权主义者，还是那些沉痛呼喊男性解放的男权主义者，都是在同一架风车作战，这架风车的名字叫做——男子汉形象。按照某种仿佛公认的模式，它基本上是两性对比中的强者形象。这个模式令一些好强而争胜的女人愤愤不平，又令一些好强而不甘示弱的男人力不从心。那么，何不抛开这个模式，男人和女人携起手来，肩并肩共同应付艰难生活的挑战呢？

女人是男人的永恒话题。

男人不论雅俗智愚，聚在一起谈得投机时，话题往往落到女人身上。由谈不谈女人，大致可以判断出聚谈者的亲密程度。男人很少谈男人。女人谈女人却不少于谈男人，当然，她们更投机的话题是时装。

有两种男人最爱谈女人：女性蔑视者和女性崇拜者。两者的共同点是欲望强烈。历来关于女人的最精彩的话都是从他们口中说出的。那种对女性持公允折中立场的人说不出什么精彩的话，女人也不爱听，她们很容易听出公允折中背后的欲望乏弱。

女性蔑视者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的肉体和灵魂是分裂的，肉体需要女人，灵魂却已离弃尘世，无家可归。由于他只带着肉体去女人那里，所以在女人那里也只看到肉体。对于他，女人是供他的肉体堕落的地狱。女性崇拜者则是理想主义者，他透过升华的欲望看女人，在女人身上找到了尘世的天国。对于一般男人来说，女人就是尘世和家园。凡不爱女人的男人，必定也不爱人生。

在一个人的哲学思想和他对女人的态度之间，也许有某种联系。例如，理想主义者往往崇拜女性，虚无主义者往往蔑视女性。很难说孰为因，孰为果。两者很可能同是一种更隐秘的因素——例如个人的肉体和心理素质——的结果。

用精神分析的眼光看，早期性经验可能是最重要的根源。例如，叔本华、拜伦的悲观和蔑视女性可追溯到他们与母亲的敌对关系，莫泊桑的蔑视女性则源于屈辱的初恋。

海涅在一首诗里说：“我要是克制了邪恶的欲念，那真是一件崇高的事情；可是我要是克制不了，我还有一些无比的欢欣。”这个原来的痴情少年现在变得多么玩世不恭啊。

你知道相反的情形是什么吗？就是：克制了欲念，感到压抑和吃亏；克制不了，又感到良心不安。

一个男人如果不再痴情，他在男女关系上大体上就只有玩世不恭和麻木不仁这两种选择。

只用色情眼光看女人，近于无耻。但身为男人，看女人的眼光就不可能完全不含色情。我想不出在滤尽色情的中性男人眼里，女人该是什么样子。

多情和专一未必互相排斥。一个善于欣赏女人的男人，如果他真正爱上了一个女人，那爱是更加饱满而且投入的。

“女人用心灵思考，男人用头脑思考。”

“不对。女人用肉体思考。”

“那么男人呢?”

“男人用女人的肉体思考。”

男人总是看透了集合的女人，又不断受个别的女人魅惑。

拜伦说：“谁写诗不是为了取悦女人？”写信何尝不是如此。文采是男人引诱女人的一种方式。

不过，最好的信往往是一个天才男人写给另一个天才男人的。

他常常用一些小零食去讨好女人，而女人也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些小零食罢了。

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成为父亲是最接近于奇迹的经历，令我难以置信。以我凡庸之力，我怎么能从无中把你产生呢？不，必定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运作了无数世代，然后才借我产生了你。没有这种力量，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父亲或母亲。

所以，对于男人来说，唯有父亲的称号是神圣的。一切世俗的头衔都可以凭人力获取，而要成为父亲却必须仰仗神力。

两性比较

一般而论，男性重行动，女性重感情，男性长于抽象观念，女性长于感性直觉，男性用刚强有力的线条勾画出人生的轮廓，女性为之抹上美丽柔和的色彩。

男人抽象而明晰，女人具体而混沌。

所谓形而上的冲动总是骚扰男人，他苦苦寻求着生命的家园。女人并不寻求，因为她从不离开家园，她就是生命、土地、花、草、河流、炊烟。

男人是被逻辑的引线放逐的风筝，他在风中飘摇，向天空奋飞，直到精疲力竭，逻辑的引线断了，终于坠落在地面，回到女人的怀抱。

女人比男人更信梦。在女人的生活中，梦占据着不亚于现实的地位。

男人不信梦，但也未必相信现实。当男人感叹人生如梦时，他是把现实和梦一起否定了。

女人有一千种眼泪，男人只有一种。女人流泪给男人看，给女人看，给自己看，男人流泪给上帝看。女人流泪是期望，是自怜自爱，男人流泪是绝望，是自暴自弃。

上帝保佑我不要看见男人流女人的眼泪。上帝保佑我更不要看见男人流男人的眼泪。

男人和女人，各有各的虚荣。世上也有一心想出名的女人，许多男人也很关心自己的外表。不过，一般而论，男人更渴望名声，炫耀权力，女人更追求美貌，炫耀服饰，其间似乎有精神和物质的高下之分。但是，换个角度看，这岂不恰好表明女人的虚荣仅是表面的，男人的虚荣却是实质性的?女人的虚荣不过是一条裙子，一个发型，一场舞会，她对待整个人生并不虚荣，在家庭、儿女、婚丧等大事上抱着相当实际的态度。男人虚荣起来可不得了，他要征服世界，扬名四海，流芳百世，为此不惜牺牲掉一生的好光阴。

女人在多数场合比男人更能适应环境，更经得住灾难的打击。这倒不是说女人比男人刚强，毋宁说，女人柔弱，但柔者有韧性，男人刚强，但刚者易摧折。大自然是公正的，不教某一性别占尽风流，它又是巧妙的，处处让男女两性互补。

男人凭理智思考，凭感情行动。女人凭感情思考，凭理智行动。所以，在思考时，男人指导女人，在行动时，女人支配男人。

要确定一种气质究竟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这是很困难的。至于据此来评优劣，就更是冒失了。通常以女性为阴，男性为阳，于是把敏感、细腻、温柔等阴柔气质归于女性，把豪爽、粗犷、坚毅等阳刚气质归于男性，我怀疑很可能是受了语言的暗示。有一种说法：男人而具女性气质，女人而具男性气质，是优秀的征兆。我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即如果男人的力有温柔的表达，女人的美有恢弘的器度，便能取得刚柔相济的效果。但是，倘若一个男人缺乏内在的力，阴柔气质在他身上就会成为令人恶心的“娘们气”，一个女人缺乏内在的美，阳刚气质在她身上就会成为令人反感的“爷们气”。总之，重要的是内在的素质，是灵魂的力度和精致，唯有这才能赋予一个人的性格以风格，使男人和女人身上的不论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闪放出精神的光华。

一个女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精子是一个前进的箭头，卵子是一个封闭的圆圈，所以，男人好斗外向，女人温和内向。她还告诉我们：在性生活中，女性的快感是全身心的，男性的快感则集中于性器官，所以，女性在整体性方面的能力要高于男性。

一个男哲学家告诉我们：男人每隔几天就能产生出数亿个精子，女人将近一个月才能产生出一个卵子，所以，一个男人理应娶许多妻子，而一个女人则理应忠于一个丈夫。

都是从性生理现象中找根据，结论却互相敌对。

我要问这位女精神分析学家：精子也很像一条轻盈的鱼，卵子也很像一只迟钝的水母，这是否意味着男人比女人活泼可爱？我还要问她：在性生活中，男人射出精子，而女人接受，这是否意味着女性的确是一个被动的性别？

我要问这位男哲学家：在一次幸运的性交中，上亿个精子里只有一个被卵子接受，其余均遭淘汰，这是否意味着男人在数量上过于泛滥，应当由女人来对他们加以精选而淘汰掉大多数？

我真正要说的是：性生理现象的类比不能成为性别褒贬的论据。

两性之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差异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否认这种差异是愚蠢的，试图论证在这种差异中哪一性更优秀则是无聊的，正确的做法是把两性的差异本身当作价值，用它来增进共同的幸福。

在创世第六天，上帝的灵感达于顶峰，创造了最奇妙的作品——男人和女人。

然而，这些被造物今天却陷入了无聊的争论。

有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竭力证明，男人和女人之间并无任何重要的差异，仅仅因为社会的原因，这些差异被夸大了，造成了万恶的性别歧视。

还有一些人——有男人也有女人——承认两性之间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存在着差异，但热中于评判这些差异，争论哪一性更优秀，上帝更宠爱谁。

我对所有这些争论都感到隔膜。

人们怎么看不到，上帝的杰作不是单独的某一性，而正是两性的差异，这差异里倾注了造物主的全部奇思妙想。一个领会了上帝的灵感的人才不理睬这种争论呢，他宁愿把两性的差异本身当作神的礼物，怀着感恩之心来欣赏和享用。

超出一切性别论争的一个事实是，自有人类以来，男女两性就始终互相吸引和寻找，不可遏止地要结合为一体。对于这个事实，柏拉图的著作里有一种解释：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以重归于完整。我曾经认为这种解释太幼稚，而现在，听多了现代人的性别论争，我忽然领悟了它的深刻的寓意。

寓意之一：无论是男性特质还是女性特质，孤立起来都是缺点，都造成了片面的人性，结合起来便都是优点，都是构成健全人性的必需材料。譬如说，如果说男性刚强，女性温柔，那么，只刚不柔便成脆，只柔不刚便成软，刚柔相济才是韧。

寓意之二：两性特质的区分仅是相对的，从本原上说，它们并存于每个人身上。一个刚强的男人也可以具有内在的温柔，一个温柔的女人也可以具有内在的刚强。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也因此越善于在异性身上认出和欣赏自己的另一半。相反，那些为性别优劣争吵不休的人，容我直说，他们的误区不只在理论上，真正的问题很可能出在他们的人性已经过于片面化了。借用柏拉图的寓言来说，他们是被劈开得太久了，以至于只能僵持于自己的这一半，认不出自己的另一半了。

女性为阴，男性为阳。于是，人们常把敏感、细腻、温柔等阴柔气质归于女性，把豪爽、粗犷、坚毅等阳刚气质归于男性。我怀疑这很可能是受了语言的暗示。事实上，女人也可以是刚强的，男人也可以是温柔的，而只要自然而然，都不失为美。

我认为，不应该否认两性心理特征的差异。大致而论，在气质上，女性偏于柔弱，男性偏于刚强，在智力上，女性偏于感性，男性偏于理性。当然，这种区别决不是绝对的。事实上，许多杰出人物是集两性的优点于一身的。然而，其前提是保持本性别的优点。丢掉这个前提，譬如说，直觉迟钝的女人，逻辑思维混乱的男人，就很难优秀。

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赋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揉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大自然仿佛要通过他们来显示自己的最高目的——阴与阳的统一。

女人总是把大道理扯成小事情。男人总是把小事情扯成大道理。

两性之间，只隔着一张纸。这张纸是不透明的，在纸的两边，彼此高深莫测。但是，这张纸又是一捅就破的，一旦捅破，彼此之间就再也没有秘密了。

我的一位朋友说：“不对，男人和女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动物，永远不可能彼此理解。”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男人是突然老的，女人是逐渐老的。

我最厌恶的缺点，在男人身上是懦弱和吝啬，在女人身上是粗鲁和庸俗。

两性之间

男人与女人之间有什么是非可说?只有选择。你选择了谁，你就和谁放弃了是非的评说。

普天下男人聚集在一起，也不能给女人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反之也一样。

男女关系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试验。

对于异性的评价，在接触之前，最易受幻想的支配，在接触之后，最易受遭遇的支配。

其实，并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这一个男人或这一个女人。

男人一旦和女人一起生活便自以为已经了解女人了。他忘记了一个真理：我们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是我们最不了解的。

也许，对待女人的最恰当态度是，承认我们不了解女人，永远保持第一回接触女人时的那种新鲜和神秘的感觉。难道两性差异不是大自然的一个永恒奇迹吗?对此不再感到惊喜，并不表明了解增深，而只表明感觉已被习惯磨钝。

我确信，两性间的愉悦要保持在一个满意的程度，对彼此身心差异的那种惊喜之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各民族的原始巫术和神话中，性都是主要的崇拜对象。一切宗教秘仪都与性有着不解之缘。对这些现象用迷信一言以蔽之，未免太肤浅。

生物学用染色体的差异解释性别的来由，但它解释不了染色体的差异缘何发生。性始终是自然界的一大神秘。

无论生为男人，还是生为女人，我们都身在这神秘之中。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了。想一想情窦初开的日子吧，那时候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异性世界，心中洋溢着怎样的惊喜啊。而现在，我们尽管经历了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对那根本的神秘何尝有更多的了解。

对于神秘，人只能惊奇和欣赏。一个男人走向一个女人，一个女人走向一个男人，即将发生的不仅是两个人的相遇，而且是两个人各自与神秘的相遇。在一切美好的两性关系中，不管当事人是否意识到，对性的神秘感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没有了这种神秘感，一个人在异性世界里无论怎样如鱼得水，所经历的都只是一些物理事件罢了。

男人和女人的虚荣不是彼此孤立的，他们实际上在互相鼓励。男人以娶美女为荣，女人以嫁名流为荣，各自的虚荣助长了对方的虚荣。如果没有异性的目光注视着，女人们就不会这么醉心于时装，男人们追求名声的劲头也要大减了。

在上帝的赐予中，性是最公平的。一个人不论穷富美丑，都能从性交中得到快乐，而且其快乐的程度并不取决于他的穷富美丑。

老来风流，有人传为佳话，有人斥为丑闻。其实，都大可不必，只须用平常眼光去看待，无非是有一分热发一分热罢了。

眼睛是爱情的器官，其主要功能是顾盼和失眠。

汤式《小桃红．春情》写一个喜剧性场面：呆秀才挑灯夜读，俏新娘倚床叫春。可以断言，如此厮守下去，不是呆秀才被调教成风流郎，便是俏新娘被磨练成糟糠妻，否则非离婚不可。

换个角度看，太缠绵的爱情和太吵闹的婚姻一样，大约也是妨碍用功的。要想安心做学问，伴侣关系以淡静为宜。

一个男人同别的女人调情，这是十分正常也十分平常的。如果他同自己的老婆调情，则或者是极不正常的——肉麻，或者是极不平常的——婚后爱情新鲜如初的动人显现。

调情需要旁人凑兴。两人单独相处，容易严肃，难调起情来。一旦调上，又容易半真半假，弄假成真，动起真情。

当众调情是斗智，是演剧，是玩笑。

单独调情是诱惑，是试探，是意淫。

调情之妙，在于情似有似无，若真若假，在有无真假之间。太有太真，认真地爱了起来，或全无全假，一点儿不动情，都不会有调情的兴致。调情是双方认可的意淫，以戏谑的方式表白了也宣泄了对于对方的爱慕或情欲。

昆德拉的定义是颇为准确的：调情是并不兑现的性交许诺。

对于男人来说，一个美貌的独身女子总归是极大的诱惑。如果她已经身有所属，诱惑就会减小一些。如果她已经身心都有所属，诱惑就荡然无存了。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要彼此以性别对待，前提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发生亲密关系的可能性，哪怕他们永远不去实现这种可能性。

吸引异性的两种方式：一、显示风趣、智慧、活力，勾起对方的好奇心；二、显示忧愁、伤痛、深度，勾起对方的同情心。活力和深度的统一，吸引力达于极致。

可是，显示毕竟是表演，在口味更天然或更精致的对手那里就只能引起反感了。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不贱，男人不睬。

女性蔑视者只把女人当作欲望的对象。他们或者如叔本华，终身不恋爱不结婚，但光顾妓院，或者如拜伦、莫泊桑，一生中风流韵事不断，但决不真正堕入情网。

女人好像不在乎男人蔑视她，否则拜伦、莫泊桑身边就不会美女如云了。虚荣心(或曰纯洁的心灵)使她仰慕男人的成功(或曰才华)，本能又使她期待男人性欲的旺盛。一个好色的才子使她获得双重的满足，于是对她就有了双重的吸引力。

在夫妇甚至情人之间，恩爱与争吵的混合，大约谁也避免不了，区别只在：一、两者的质量，有刻骨铭心的恩爱，也有表层的恩爱，有伤筋动骨的争吵，也有挠痒式的争吵；二、两者的比例。不过，情形很复杂，有时候大恩爱会伴随着大争吵，恩爱到了极致又会平息一切争吵。

男人和女人互相是故事，我们不可能读到纯粹的“他的故事”或“她的故事”，人世间说不完的永远是“她和他的故事”。

女人对于男人，男人对于女人，都不要轻言看透。你所看透的，至多是某几个男人或某几个女人，他们的缺点别有来源，不该加罪于性别。

有一种无稽之谈，说什么两性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的信念与此相反。我相信，男人和女人都最真切地需要对方，只有在和平的联盟中才能缔造共同的幸福。

在异性之间的友谊中，性的神秘力量所起着的作用乃是不言而喻的。区别只在于，这种力量因客观情境或主观努力而被限制在一个有益无害的地位，既可为异性友谊罩上一种为同性友谊所未有的温馨情趣，又不致像爱情那样激起一种疯狂的占有欲。

在男女之间，凡亲密的友谊都难免包含性的因素，但不一定是性关系，这是两回事。这种性别上的吸引可以是一种内心感受。交异性朋友与交同性朋友，两者的内心感受当然是不一样的。

两性之间的情感或超过友谊，或低于友谊，所以异性友谊是困难的。在这里正好用得上“过犹不及”这句成语——“过”是自然倾向，“不及”是必然结果。

写给自己对之有好感的陌生异性的信，只能表明一个人在异性面前所希望扮演的角色，而并不能表明这个人对异性的一般评价。

婚姻

1.笨拙的发明

在人类的一切发明中，大约没有比婚姻更加遭到人类自嘲的了。自古以来。聪明人对这个题目发了许多机智的议论，说了无数刻薄话。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当然是男人!)倘若不调侃一下结婚的愚蠢，便不能显示其聪明，假如他竟然赞美婚姻，则简直是公开暴露他的愚蠢了。

如果说性别是大自然的一个最奇妙的发明，那么，婚姻就是人类的一个最笨拙的发明。自从人类发明这部机器，它就老是出毛病，使我们为调试它修理它伤透脑筋。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事实表明，人类的智慧尚不能发明出一种更好的机器，足以配得上并且对付得了大自然那个奇妙的发明。

所以，我们只好自嘲。能自嘲是健康的，它使我们得以在一个无法避免的错误中坦然生活下去。

好的婚姻是人间，坏的婚姻是地狱。别想到婚姻中寻找天堂。

人终究是要生活在人间的，而人间也自有人间的乐趣，为天堂所不具有。

正像恋爱能激发灵感一样，婚姻会磨损才智。家庭幸福是一种动物式的满足状态。要求两个人天天生活在一起，既融洽相处，又保持独特，未免太苛求了。

婚姻的稳固与其说取决于爱情，不如说取决于日常生活小事的和谐。具有艺术气质的人在后一方面往往笨拙得可笑，所以，两个艺术家的结合多半是脆弱的。

对艺术家的一个忠告：慎勿与同行结婚。

进一步的忠告：慎勿结婚。

有三种婚姻：一、以幻想和激情为基础的艺术型婚姻；二、以欺骗和容忍为基础的魔术型婚姻；三、以经验和方法为基础的技术型婚姻。

就稳固程度而论，技术型最上，魔术型居中，艺术型最下。

人真是什么都能习惯，甚至能习惯和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生活一辈子。

习惯真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甚至能使夫妇两人的面容也渐渐变得相似。

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两个稳定得稳定，一个易变、一个稳定得易变，两个易变可得稳定，可得易变。

恋爱时闭着的眼睛，结婚使它睁开了。恋爱时披着的服饰，结婚把它脱掉了。她和他惊讶了：“原来你是这样的?”接着气愤了：“原来你是这样的！”而事实上的他和她，诚然比从前想象的差些，却要比现在发现的好些。

孤独是最适宜于写作的心境。

在多数情况下，婚姻生活是恩爱和争吵的交替，因比例不同而分为幸福与不幸。恩爱将孤独催眠，争吵又将孤独击昏。两者之间的间歇何其短暂，孤独来不及苏醒。

所以，写作者也许不宜结婚。

在夫妻吵架中没有胜利者，结局不是握手言和，就是两败俱伤。

把自己当作人质，通过折磨自己使对方屈服，是夫妇之间争吵经常使用的喜剧性手段。一旦这手段失灵，悲剧就要拉开帷幕了。

“看来，要使丈夫品行端正，必须家有悍妻才行。”

“那只会使丈夫在别的坏品行之外，再加上一个坏品行：撒谎。”

“我们两人都变傻了。”

“这是我们婚姻美满的可靠标志。”

2.爱情与婚姻

爱情似花朵，结婚便是它的果实。植物界的法则是，果实与花朵不能两全，一旦结果，花朵就消失了。由此的类比是，一旦结婚，爱情就消失了。

有没有两全之策呢?

有的，简单极了，只须改变一下比喻的句法：未结婚的爱情如同未结果的花朵的美，而结了婚的爱情则如同花已谢的果实的美。是的，果实与花朵不能两全，果实不具有花朵那种绚烂的美，但果实有果实的美，只要它是一颗饱满的果实，只要你善于欣赏它。

植物不会为花落伤心。人是太复杂了，他在结果以后仍然缅怀花朵，并且用花朵的审美标准批判果实，终于使果实患病而失去了属于它的那一种美。

无论如何，你对一个女人的爱倘若不是半途而废，就不能停留在仅仅让她做情人，还应该让她做妻子和母亲。只有这样，你才亲手把她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女人，从而完整地得到了她，你们的爱情也才有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是否叫做婚姻，倒是一件次要的事情。

其实，一切真正的爱情都是未完成的。不过，对于这“未完成”，不能只从悲剧的意义上作狭隘的理解。真正的爱情是两颗心灵之间不断互相追求和吸引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应该因为结婚而终结。以婚姻为爱情的完成，这是一个有害的观念，在此观念支配下，结婚者自以为大功告成，已经获得了对方，不需要继续追求了。可是，求爱求爱，爱即寓于追求之中，一旦停止追求，爱必随之消亡。相反，好的婚姻则应当使爱情始终保持末完成的态势。也就是说，相爱双方之间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距离和张力，各方都把对方看作独立的个人，因而是一个永远需要重新追求的对象，决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占有。在此态势中，彼此才能不断重新发现和欣赏，而非互相束缚和厌倦，爱情才能获得继续生长的空间。

世上婚配，形形色色，真正基于爱情的结合并不太多，因而弥足珍贵。然而，偏偏愈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比起那些以传统伦理和实际利益为基础的婚姻来，愈有其脆弱之处。所谓佳偶难久，人们眼中的天作之合往往不能白头偕老，这差不多是古老而常新的故事了。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人的内在的感情要比外在的规范和利益更加难以捉摸，更加不易把握，爱情是比世俗的婚姻纽带更易变的东西。以爱情为婚姻的唯一依据，在逻辑上便意味着爱情高于婚姻，因此，一方面，如果既有的爱情出现瑕疵，婚姻便成问题，另一方面，一旦新的爱情产生，婚姻便当让位。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永远不会大功告成，一劳永逸，再好的姻缘也不可能获得终身保险。

爱情基于幻想和冲动，因而爱情的婚姻结局往往不幸。但是，无爱情的婚姻更加不幸。仅以友谊为基础的夫妇关系诚然彬彬有礼，但未免失之冷静。保持爱情的陶醉和热烈，辅以友谊的宽容和尊重，从而除去爱情难免会有的嫉妒和挑剔，正是加固婚姻的爱情基础的方法。不过，实行起来并不容易，其中诚然必须有诚意，但单凭诚意又不够。爱情仅是感情的事，婚姻的幸福却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因而更难达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此话也可解为：千百种因素都可能导致婚姻的不幸，但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单独造成幸福的婚姻。结婚不啻是把爱情放到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去经受考验，莫洛亚说得好，准备这样做的人不可抱着买奖券侥幸中头彩的念头，而必须像艺术家创作一部作品那样，具有一定要把这部艰难的作品写成功的决心。

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婚姻的困难在于，如何在同一个异性身上把三者统一起来，不让习以为常麻痹性的诱惑和快乐，不让琐碎现实损害爱的激情和理想。

如果认为单凭激情就能对付年复一年充满琐碎内容的日常共同生活，未免太天真了。爱情仅是感情的事，婚姻却是感情、理智、意志三方面通力合作的结果。因此，幸福的婚姻必定比幸福的爱情稀少得多。理想的夫妇关系是情人、朋友、伴侣三者合一的关系，兼有情人的热烈、朋友的宽容和伴侣的体贴。三者缺一，便有点美中不足。然而，既然世上许多婚姻竟是三者全无，你若能拥有三者之一也就应当知足了。

可以用两个标准来衡量婚姻的质量，一是它的爱情基础，二是它的稳固程度。这两个因素之间未必有因果关系，所谓“佳偶难久”，热烈的爱情自有其脆弱的方面，而婚姻的稳固往往更多地取决于一些实际因素。两者俱佳，当然是美满姻缘。然而，如果其中之一甚强而另一稍弱，也就算得上是合格的婚姻了。

在我的概念中，婚姻一直是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重大悖论之一，它不只是一个社会难题，更是一个永恒的人类难题。其困难在于，婚姻是一种社会组织，在本性上是要求稳定的，可是，作为它的自然基础的性爱却天然地倾向于变易，这种内在的矛盾是任何社会策略都消除不了的。面对这种矛盾，传统的社会策略是限制乃至扼杀性爱自由，以维护婚姻和社会的稳定，中国的儒家社会和西方的天主教社会都是这种做法。这样做的代价是牺牲了个人幸福，曾在历史上——在较弱的程度上仍包括今天——造成无数有形或无形的悲剧。然而，如果把性爱自由推至极端，完全无视婚姻稳定的要求，只怕普天下剩不下多少幸存的家庭了。

问题在于，性爱在本质上是一种很不确定的感情。一方面，它具有一种浪漫倾向，所谓“人情固重难而轻易，喜新而厌旧”，这种心理在性爱中尤为突出。人们往往把未知的东西和难以得到的东西美化、理想化，于是邂逅的新鲜感和犯禁的自由感成了性爱快感的主要源泉。正因为这个原因，最令人难忘的爱情经历倘若不是初涉爱河的未婚恋，便多半是红杏出墙的婚外恋了。这种情形不能只归结为道德缺陷，而是有心理学上的原因的。另一方面，性爱又是一种纯粹的个人体验，并无客观标准可言。自己是否堕入情网，两情是否真正相悦，好感和爱情的界限在哪里，不但旁人难以判断，有时连当事人也把握不了。如果以这样一种既不稳定又不明确的感情为婚姻的唯一纽带，任何婚姻之岌岌可危就可想而知了。

为了在婚姻的悖论中寻找一条出路，我的想法是：我们也许应当改变一下思路，把作为婚姻之基础的爱情同那种浪漫式的爱情区分开来。浪漫式的爱情可能导致婚姻的缔结，但不能作为婚姻的持久基础。能够作为基础的是一种由爱情发展来的亲情，与那种浪漫式的爱情相区别，我称之为亲情式的爱情。在这种爱情中，浪漫因素也许仍然存在，但已降至次要地位，基本的成分乃是在长久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彼此的信任感和相知相惜之情。这种信任感不单凭借良好愿望，而是悠悠岁月培养起来的在重要的行为方式上互相尊重和赞成的能力，它随婚龄俱增，给人一种踏实感，会使婚姻放散出一种肃穆祥和的气氛。事实上，许多家庭之所以没有解体，并不是因为从未遭遇浪漫式爱情的诱惑，而恰恰是因为当事人看重含有这种来之不易的信任感的亲情式爱情，从而自觉地规避那种诱惑，或者在陷入诱惑之后仍能做出理智的选择，而受委屈的一方也乐意予以原谅。在我看来，凡是建立在这种亲情式爱情的基础上的婚姻不仅稳固，而且仍是高质量的。我不否认一次新的浪漫式爱情带来更佳婚姻的可能性，但是，第一，这终究是未知的，因而是一个冒险，第二，即便真的如此，在结婚之后，新的浪漫式爱情迟早仍要转变为亲情式爱情。我相信，认清了婚姻以亲情式爱情为基础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们对于自身婚姻现状的评价就会客观一些，一旦面临去留的抉择，也就会慎重得多。

一个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婚姻中的爱情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我发现，人们之所以视婚姻与爱情为彼此冲突，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爱情的理解过于狭窄，仅限于男女之间的浪漫之情。这种浪漫之情依赖于某种奇遇和新鲜感，其表现形式是一见钟情，销魂断肠，如痴如醉，难解难分。这样一种感情诚然也是美好的，但肯定不能持久，并且这与婚姻无关，即使不结婚也一样持久不了。因为一旦持久，任何奇遇都会归于平凡，任何陌生都会变成熟悉。试图用婚姻的形式把这种浪漫之情延续下去，结果当然会失败，但其咎不在婚姻。

如果我们把爱情理解为男女之间的极其深笃的感情，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它决不仅限于浪漫之情，事实上还有别样的形态。一般来说，浪漫之情往往存在于婚姻前或婚姻外，至多还存在于婚姻的初期。随着婚龄增长，浪漫之情必然会递减，然而，倘若这一结合的质量确实是好的，就会有另一种感情渐渐生长起来。这种新的感情由原来的恋情转化而来，似乎不如恋情那么热烈和迷狂，却有了恋情所不具备的许多因素，最主要的便是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互相的信任感、行为方式上的默契、深切的惦念以及今生今世的命运与共之感。我们不妨把这种感情看作亲情的一种，不过它不同于血缘性质的亲情，而的确是在性爱基础上产生的亲情。我认为它完全有资格被承认为爱情的一种形态，而且是一种成熟的形态。为了与那种浪漫式的爱情相区别，我称之为亲情式的爱情。婚姻中的爱情，便是以这样的形态存在的。按照这一思路，婚姻就不但不是爱情的坟墓，反倒是爱情——亲情式的爱情——生长的土壤了。

婚姻当然应该以爱情为基础，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很难做到把爱情作为婚姻选择上的唯一考虑，利益的考虑往往占有一定地位，这是正常的。只是万事都有一个度，如果利益成了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考虑，正常就变成庸俗了。如果进而很有心计地把婚姻当作谋取利益的手段，庸俗就变成卑鄙了。遗憾的是，在当今社会中，这两种情形大为增加了。

3.宽松的婚姻

关于婚姻是否违背人的天性的争论永远不会有一个结果，因为世上没有比所谓人的天性更加矛盾的东西了。每人最好对自己提出一个具体得多的问题：你更想要什么?如果是安宁，你就结婚；如果是自由，你就独身。

自由和安宁能否两全其美呢?有人设计了一个方案，名曰开放的婚姻。然而，婚姻无非就是给自由设置一道门栏，在实际生活中，它也许关得严，也许关不严，但好歹得有。没有这道门栏，完全开放，就不成其为婚姻了。婚姻本质上不可能承认当事人有越出门栏的自由，必然把婚外恋和婚外性关系视作犯规行为。当然，犯规未必导致婚姻破裂，但几乎肯定会破坏安宁。迄今为止，我还不曾见到哪怕一个开放的婚姻试验成功的例子。

与开放的婚姻相比，宽松的婚姻或许是一个较为可行的方案。所谓宽松，就是善于调节距离，两个人不要捆得太紧太死，以便为爱情留出自由呼吸的空间。它仅仅着眼于门栏之内的自由，其中包括独处的自由，关起门来写信写日记的自由，和异性正常交往的自由，偶尔调调情的自由，等等。至于门栏之外的自由，它很明智地保持沉默，知道这不是自己力能管辖的事情。

即使防微杜渐是可能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为了“杜渐”而“防微”，禁绝一切婚外恋情的苗头，那就只好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了。当然，对“微”宽容而不防，就有开“渐”之危险，但这种危险乃是人类情感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试图杜绝这种危险就意味着窒息情感生活。

在我看来，不管我们把婚外男女之情可允许的界限划在哪里，那么，在此界限之内的，便是不该管的，超过此界限的，又是想管也管不了的。所以，反正不要去管。

结婚是一个信号，表明两个人如胶似漆仿佛融成了一体的热恋有它的极限，然后就要降温，适当拉开距离，重新成为两个独立的人，携起手来走人生的路。然而，人们往往误解了这个信号，反而以为结了婚更是一体了，结果纠纷不断。

如果说短暂的分离促进爱情，长久的分离扼杀爱情，那么，结婚倒是比不结婚占据着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它本身是排除长久的分离的，我们只需要为它适当安排一些短暂的分离就行了。

要亲密，但不要无间。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相爱的人也不例外。婚姻之所以容易终成悲剧，就因为它在客观上使得这个必要的距离难以保持。一旦没有了距离，分寸感便丧失。随之丧失的是美感、自由感、彼此的宽容和尊重，最后是爱情。

相爱的人要亲密有间，即使结了婚，两个人之间仍应保持一个必要的距离。所谓必要的距离是指，各人仍应是独立的个人，并把对方作为独立的个人予以尊重。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两个人无论多么相爱，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不可能变成同一个人。

另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道理是，即使可能，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也是不可取的。

弹性和灵性又是我所赞赏的两性关系的品格。

好的两性关系有弹性，彼此既非僵硬地占有，也非软弱地依附。相爱的人给予对方的最好礼物是自由。两个自由人之间的爱，拥有必要的张力。这种爱牢固，但不板结；缠绵，但不粘滞。没有缝隙的爱太可泊了，爱情在其中失去了自由呼吸的空间，迟早要窒息，

好的两性关系当然也有灵性，双方不但获得官能的满足，而且获得心灵的愉悦。现代生活的匆忙是性爱的大敌，它省略细节，缩减过程，把两性关系简化为短促的发泄。两性的肉体接触更随便了，彼此在精神上却更陌生了。

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话对女子不公平。其实，“近之则不孙”几乎是人际关系的一个规律，并非只有女子如此。太近无君子，谁都可能被惯成或逼成不逊无礼的小人。

所以，两性交往，不论是恋爱、结婚还是某种亲密的友谊，都以保持适当距离为好。

君子远小人是容易的，要怨就让他去怨。男人远女人就难了，孔子心里明白：“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既不能近之，又不能远之，男人的处境何其尴尬。那么，孔子的话是否反映了男人的尴尬，却归罪于女人?

“为什么女人和小人难对付?女人受感情支配，小人受利益支配，都不守游戏规则。”一个肯反省的女人对我如是说。大度之言，不可埋没，录此备考。

看来，太封闭和太开放都不利于婚姻的维护。要使婚姻长久，就应该在忠诚与自由、限制与开放之间寻找一种适当的关系。难就难在把握好这个度，我相信它是因人而异的，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尺寸。总的原则是亲密而有距离，开放而有节制。最好的状态是双方都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的自由，同时又都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归根结底，婚姻是两个自由个体之间的自愿联盟，唯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达到高质量的稳定和有创造力的长久。

家庭生活本身具有一种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的自然趋势，因此，要保持必要的距离谈何容易。我能够想出的对策是，套用政治学的术语，在家庭中也划分出一个双方一致同意的私域。也就是说，在必须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之外，各人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在此领域中享有个人自由，彼此不予干涉。这个私域的范围，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精神生活，例如独处、写私人日记、发展个人爱好，另一是个人的社会交往，例如交共同朋友圈子之外的朋友，包括交异性朋友。当然，个人在私域中必须遵守一般规则，政治学的这个原理在这里也是适用的。所以，诸如养小蜜、包二奶之类的自由是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们违背了婚姻的一般规则。

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存在万无一失的办法以确保一个婚姻绝对安全。在一切办法中，捆绑肯定是最糟糕的一种，其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成全了一个缺乏生机的平庸的婚姻，或者是一方或双方不甘平庸而使婚姻终于破裂。

其实，爱侣之间用什么方式来保持必要的距离，分寸如何掌握，都是因人而异的，不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案。我想强调的仅是，一定要有这个保持距离的觉悟。从根本上说，这也就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独立人格的觉悟。唯有亲密有间，家庭才能既成为一个亲密生活的共同体，又成为一个个性自由发展的场所。我相信，这样的家庭是更加生机勃勃、更加令人心情舒畅的，因而在总体上也必然是更加稳固的。

两人再相爱，乃至结了婚，他们仍然应该有分居和各自独处的时间。分居的危险是增加了与别的异性来往和受诱惑的机会，取消独处的危险是丧失自我，成为庸人。后一种危险当然比前一种危险更可怕。与其平庸地苟合，不如有个性而颠簸，而离异，而独身。何况有个性是真爱情的前提，有个性才有爱的能力和被爱的价值。好的爱情原是两个独特的自我之间的互相惊奇、欣赏和沟通。在两个有个性的人之间，爱情也许会经历种种曲折甚至可能终于失败，可是，在两个毫无个性的人之间，严格意义上的爱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有一种观念认为，相爱的夫妇间必须绝对忠诚，对各自的行为乃至思想不得有丝毫隐瞒，否则便亵渎了纯洁的爱和神圣的婚姻。

一个人在有了足够的阅历后便会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幼稚的观念。

问题在于，即使是极深笃的爱缘，或者说，正因为是极深笃的爱缘，乃至于白头偕老，共度人生，那么，在这漫长岁月中，各人怎么可能、又怎么应该没有自己的若干小秘密呢?

爱情史上不乏忠贞的典范，但是，后人发掘的材料往往证实，在这类佳话与事实之间多半有着不小的出入。依我看，只要爱情本身是真实的，那么，即使当事人有—些不愿为人知悉甚至不愿为自己的爱人知悉的隐秘细节，也完全无损于这种真实性。我无法设想，两个富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天长日久的情感生活，会是一条没有任何暗流或支流、永远不起波澜的平坦河流。倘这样，那肯定不是大自然中的河流，而只是人工修筑的水渠，倒反见其不真实了。

当然，爱侣之间应该有基本的诚实和相当的透明度。但是，万事都有个限度。水至清无鱼。苛求绝对诚实反而会酿成不信任的氛围，甚至逼出欺骗和伪善。一种健全的爱侣关系的前提是互相尊重，包括尊重对方的隐私权。这种尊重一方面基于爱和信任，另一方面基于对人性弱点的宽容。羞于追问相爱者难以启齿的小隐秘，乃是爱情中的自尊和教养。

也许有人会问：宽容会不会助长人性弱点的恶性发展，乃至毁坏爱的基础呢?我的回答是：凡是会被信任和宽容毁坏的，猜疑和苛求也决计挽救不了，那就让该毁掉的毁掉吧。说到底，会被信任和宽容毁坏的爱情本来就是脆弱的，相反，猜疑和苛求却可能毁坏最坚固的爱情。我们冒前一种险，却避免了后一种更坏的前途，毕竟是值得的。

再好的婚姻也不能担保既有的爱情永存，杜绝新的爱情发生的可能性。不过，这没有什么不好。世上没有也不该有命定的姻缘。靠闭关自守而得维持其专一长久的爱情未免可怜，唯有历尽诱惑而不渝的爱情才富有生机，真正值得自豪。

夫妻间是否应该有个人隐私？我的看法是：应该有，——应该尊重对方的隐私权；不应该有，——不应该有太多事实上的隐私。

隐私有一个特别的性格：它愿意向尊重它的人公开。在充满信任氛围的好的婚姻中，正因为夫妻间最尊重对方的隐私权，事实上的隐私往往最少。

一个已婚男子为自己订立的两点守则：一、不为了与任何女子有暧昧关系而装出一副婚姻受害者的苦相；二、不因为婚姻的满意而放弃欣赏和结交其他可爱的女性。

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

一个小小的谬想：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像别的契约一样，为它规定一个适当的期限呢?譬如说，五年为期，期满可以续订，否则自动失效。

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削弱婚姻容易造成的占有心理，双方更加尊重自己和对方的独立人格；

二、变“终身制”为“竞选制”，表现好才能“连选连任”，无疑有助于增强当事人维护爱情的责任心；

三、提高婚姻的质量，及时淘汰劣质和变质婚姻，并且使这种淘汰和平实现，毋须经过大伤元气的离婚战；

四、白头偕老仍然是可能的，且更加有权感到自豪，因为每一回都重新选择对方的行动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是出于始终如一的爱情，而非当今比比皆是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凑合。

我一直认为，结婚和独身各有利弊，而只要相爱，无论结不结婚都是好的。我不认为婚姻能够保证爱情的稳固，但我也不认为婚姻会导致爱情的死亡。一个爱情的生命取决于它自身的质量和活力，事实上与婚姻无关。既然如此，就不必刻意追求或者拒绝婚姻的形式了。

当然，婚姻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对独处造成威胁。对于一个珍爱心灵生活的人来说，独处无疑是一种神圣的需要。不过，如果双方都能够领会此种需要，并且作出适当的安排，我相信是可以把婚姻对独处的威胁减低到最小限度的。

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就那种密不透风的婚姻来说，此话是真理，爱情在其中真是要被活埋致死的。还有一种情况是，爱情已经死去，婚姻仍不解除，这时的婚姻便成了一座内有尸体的坟墓，尸体会继续腐烂，败坏固守其旁的人的健康。

有人担心没有婚姻，爱情就死无葬身之地。其实，爱情是天使，它死了，何必留下尸体，又何需乎看得见的坟墓呢?长年守着一具腐败的尸体，岂不会扼杀对爱情的一切美好回忆?

在别的情形下，仇人可以互相躲开，或者可以决一死战，在婚姻中都不能。明明是冤家，偏偏躲不开，也打不败，非朝夕相处不可。不幸的婚姻之所以可怕，就在于此。这种折磨足以摧垮最坚强的神经。

其实，他们本来是可以不做仇人的，做不了朋友，也可以做路人。冤家路窄，正因为路窄才成冤家。

想开点，路何尝窄?

离婚毕竞是一种撕裂，不能不感到疼痛。当事人愈冷静，疼痛感愈清晰。尤其是忍痛割爱的一方，在她(他)的冷静中自有一种神圣的尊严，差不多可以和从容赴死的尊严媲美。她(他)以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抢救了垂危婚姻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将它们保存在双方的记忆中了。相反，战火纷飞，血肉模糊，疼痛感会麻痹，而一切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东西连同对它们的记忆也就真正毁灭了。

4.珍惜便是缘

在造出第一个人——亚当——之后，上帝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种飞鸟走兽带到亚当面前，让他给它们命名。根据《旧约》的这一记载，命名便是人之为人的第一个行为，是人为自己加冕的神圣仪式，通过给世间万物命名，世界才成为人的世界。

所以，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叫做妻子，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叫做丈夫，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行为，而且是一个神圣行为，是在上帝面前的互相确认。唯有通过这个命名，她才成为他的“自己的女人”，他也才成为她的“自己的男人”。无此命名，不论他们如何相爱，终归不互相拥有。同样，他们的屋宇在他们互相命名为妻子和丈夫之前只是一个住处，唯有通过这个命名才成为“自己的家”。

结婚是神圣的命名。是否在教堂里举行婚礼，这并不重要。苍天之下，命名永是神圣的仪式。“妻子”的含义就是“自己的女人”，“丈夫”的含义就是“自己的男人”，对此命名当知敬畏。没有终身相爱的决心，不可妄称夫妻。有此决心，一旦结为夫妻，不可轻易伤害自己的女人和自己的男人，使这神圣的命名蒙羞。

圣经记载，上帝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于是世上有了第一对夫妇。据说这一传说贬低了女性。可是，亚当说得明白：“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今天有多少丈夫能像亚当那样，把妻子带到上帝面前，问心无愧地说出这话呢?

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对爱情可能发生的变化严加防范，但是也大可不必为它创造条件。红尘中人，诱惑在所难免，而每个当事人对于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不可抵御的更强烈的爱情，还是一般的风流韵事，心里大致是清楚的。我的劝告是，如果是后者，而你又很看重(不看重则另当别论)既有的婚爱，就请你三思而不要行了。这对你也许是一种损失，但你因此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如果是前者，我就无需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爱情是人生的珍宝，当我们用婚姻这只船运载爱情的珍宝时，我们的使命是尽量绕开暗礁，躲开风浪，安全到达目的地。谁若故意迎着风浪上，固然可以获得冒险的乐趣，但也说明了他(她)对船中的珍宝并不爱惜。好姻缘是要靠珍惜之心来保护的，珍惜便是缘，缘在珍惜中，珍惜之心亡则缘尽。

爱情有太多的变数，不完全是人力所能控制，可是，因相爱而结婚的人至少应争取把变数减到最小量。

在婚姻问题上，无人能拿出一种必定成功的理论。宽松也未必错，捆绑肯定比宽松更糟，关键也许在于在宽松的前提下双方都决不滥用自由。说到底，宽松也罢，捆绑也罢，你真想偷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就看你是否珍惜现有的婚爱了。

看看周围，无爱的婚姻，性冷淡的夫妇，事实上都为数不少。许多婚姻之所以能够延续，只是基于现实利益的一种妥协或无奈。那么，婚姻、爱情、性三者的持久完满的统一不可能吗?我相信是可能的。其前提当然是，婚姻在爱和性和谐方面本来就有较好的质量。在此前提下，也许关键在于，如何怀着对这个好婚姻的珍惜之心，来克服一般婚姻都会产生的倦怠，在婚姻之中（而不是到婚姻之外）不断更新爱情的理想和性的快乐。到婚外寻找新的刺激当然简便得多，但是，世上的捷径往往只通向事物的表面，要达于核心就必须作出持久不懈的努力。在两性之间，发生肉体关系是容易的，发生爱情便很难，而最难的便是使一个好婚姻经受住岁月的考验。

鉴于世上真正幸福的婚姻如此稀少，已经得此幸福的男女应该明白：一个男人能够使一个女人幸福，一个女人能够使一个男人幸福，就算功德无量了，根本不存在能够同时使许多个异性幸福的超级男人或超级女人。

问：最近某部贺岁片中有句台词令人玩味：“在一张床上睡了二十年，真的是有一点审美疲劳。”很多人提到婚后生活难有激情与浪漫，更多的是一种习惯、道德和责任。我们如何克服一般婚姻带来的倦怠？

答：没有太好的办法。不过，无止境的浪漫会产生另一种审美疲劳，频繁地更换性伴侣也会丧失性经验的新鲜感。也许最好是不变中略有变化，如同有节假日一样，双方都有出去自由一下的时候。但是，这个办法需要双方有很高的承受力和修养，也有很大的风险，所以一般不宜采用。

人们常说，牢固的婚姻要以互相信任为前提。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够，必须再加上互相宽容才行。

在两人相爱的情形下，各人的确仍然可能和别的异性发生瓜葛，这是一个可在理论上证明并在经验中证实的确凿事实。由于不宽容，本来可以延续的爱情和婚姻毁于一旦了。

所以，我主张：相爱者在最基本的方面互相信任，即信任彼此的爱，同时在比较次要的方面互相宽容，即宽容对方偶然的越轨行为。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婚姻的稳固，避免不该发生的破裂。

凡是身心健康的男女，我的意思是说，凡是不用一种不自然的观念来压抑自己的男女，在和异性接触时都会有一种和同性接触所没有的愉快感受，在和某些异性接触时这种感受还会比较强烈，成为特别的好感，这乃是一个基于性别生理差异的必然倾向，这个倾向不会因为一个人已经有了情人或结了婚而完全改变。

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专一的爱情是靠了克制人性的天然倾向才得以成全的。不过，如果双方都珍惜现有的爱情，这种克制就会是自愿的，并不显得勉强。也有一方没有克制住的情形，我的建议是，如果另一方对于彼此的爱情仍怀有基本的信心，就最好本着对人性的理解而予以原谅。要知道，那种绝对符合定义的完美的爱情只存在于童话中，现实生活中的爱情不免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但这正是活生生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活生生的爱情。当然，万事都有一个限度，如果越轨行为成为常规，再宽容的人也无法相信爱情的真实存在了，或者有理由怀疑这个风流成性的哥儿姐儿是否具备做伴侣的能力了。

家

南方水乡，我在湖上荡舟。迎面驶来一只渔船，船上炊烟袅袅。当船靠近时，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听到了孩子的嬉笑。这时我恍然悟到，船就是渔民的家。

以船为家，不是太动荡了吗?可是，我亲眼看到渔民们安之若素，举止泰然，而船虽小，食住器具，一应俱全，也确实是个家。

于是我转念想，对于我们，家又何尝不是一只船?这是一只小小的船，却要载我们穿过多么漫长的岁月。岁月不会倒流，前面永远是陌生的水域，但因为乘在这只熟悉的船上，我们竟不感到陌生。四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但只要这只船是牢固的，一切都化为美丽的风景。人世命运莫测，但有了一个好家，有了命运与共的好伴侣，莫测的命运仿佛也不复可怕。

我心中闪过一句诗：“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爱。”

望着湖面上缓缓而行的点点帆影，我暗暗祝祷，愿每张风帆下都有一个温馨的家。

凡是经历过远洋航行的人都知道，一旦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寂寞已久的心会跳得多么欢快。如果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无边无际的大海岂不令我们绝望?在人生的航行中，我们需要冒险，也需要休憩，家就是供我们休憩的温暖的港湾。在我们的灵魂被大海神秘的涛声陶冶得过分严肃以后，家中琐屑的噪音也许正是上天安排来放松我们精神的人间乐曲。

不要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至少，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家让我们登上岸的。当我们离去时，我们也不愿意举目无亲，没有一个可以向之告别的亲人。倦鸟思巢，落叶归根，我们回到故乡故土，犹如回到从前靠岸的地方，从这里启程驶向永恒。我相信，如果灵魂不死，我们在天堂仍将怀念留在尘世的这个家。

人是一种很贪心的动物，他往往想同时得到彼此矛盾的东西。譬如说，他既想要安宁，又想要自由，既想有一个温暖的窝，又想作浪漫的漂流。他很容易这山望那山高，不满足于既得的这一面而向往未得的那一面，于是便有了进出“围城”的迷乱和折腾。不过，就大多数人而言，是宁愿为了安宁而约束一下自由的。一度以唾弃家庭为时髦的现代人，现在纷纷回归家庭，珍视和谐的婚姻，也正证明了这一点。原因很简单，人终究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而作为社会之细胞的家庭能使人的社会天性得到最经常最切近的满足。家庭是人类一切社会组织中最自然的社会组织，是把人与大地、与生命的源头联结起来的主要纽带。有一个好伴侣，筑一个好窝，生儿育女，恤老抚幼，会给人一种踏实的生命感觉。无家的人倒是一身轻，只怕这轻有时难以承受，容易使人陷入一种在这世上没有根基的虚无感觉之中。

家不仅仅是一个场所，而更是一个本身即具有生命的活体。两个生命因相爱而结合为一个家，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他们的生命随岁月的流逝而流逝，流归何处？我敢说，很大一部分流入这个家，转化为这个家的生命了。共同生活的时间愈长，这个家就愈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其中交织着两人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命运，无数细小而宝贵的共同记忆，在多数情况下还有共同抚育小生命的辛劳和欢乐。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爱情已经消失的情况下，离异仍然会使当事人感觉到一种撕裂的痛楚。此时不是别的东西，而正是家这个活体，这个由双方生命岁月交织成的生命体在感到疼痛。如果我们时时记住家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它也知道疼，它也畏惧死，我们就会心疼它，更加细心地爱护它了。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避免一些原可避免的家庭破裂的悲剧了。

心疼这个家吧，如同心疼一个默默护佑着也铭记着我们的生命岁月的善良的亲人。

我尝自问：大千世界，有许多可爱的女人，生活有无数种可能性，你坚守着与某一个女人组成的这个小小的家，究竟有什么理由？我给自己一条条列举出来，觉得都不成其为充足理由。我终于明白了：恋家不需要理由。只要你在这个家里感到自由自在，没有压抑感和强迫感，摩擦和烦恼当然免不了，但都能够自然地化解，那么，这就证明你的生活状态是基本对头的，你是适合于过有家的生活的。

一片空地，几间空屋，有人来到这里，贴上标签，于是为家。

家太平凡了，再温馨的家也充满琐碎的重复，所以家庭生活是难以入诗的。相反，羁旅却富有诗意。可是，偏偏在羁旅诗里，家成了一个中心意象。只有在“孤舟五更家万里”的情境中，我们才真正感受到家的可贵。

伴侣之情

喜新厌旧乃人之常情，但人情还有更深邃的一面，便是恋故怀旧。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终有一天会发现，人生最值得珍惜的乃是那种历尽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在持久和谐的婚姻生活中，两个人的生命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一般地生长在—起了。共同拥有的无数细小珍贵的回忆犹如一份无价之宝，一份仅仅属于他们两人无法转让他人也无法传之子孙的奇特财产。说到底，你和谁共有这一份财产，你也就和谁共有了今生今世的命运。与之相比，最浪漫的风流韵事也只成了过眼烟云。

人的心是世上最矛盾的东西，它有时很野，想到处飞，但它最平凡最深邃的需要却是一个憩息地，那就是另一颗心。倘若你终于找到了这另一颗心，当知珍惜，切勿伤害它。历尽人间沧桑，遍阅各色理论，我发现自己到头来信奉的仍是古典的爱情范式：真正的爱情必是忠贞专一的。惦着一个人并且被这个人惦着，心便有了着落，这样活着多么踏实。与这种相依为命的伴侣之情相比，一切风流韵事都显得何其虚飘。

大千世界里，许多浪漫之情产生了，又消失了。可是，其中有一些幸运地活了下来，成熟了，变成了无比踏实的亲情。好的婚姻使爱情走向成熟，而成熟的爱情是更有分量的。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恋人时，是我们的激情在呼唤。当我们把一个异性唤做亲人时，却是我们的全部人生经历在呼唤。

爱情不风流，它是两性之间最严肃的一件事。风流韵事频繁之处，往往没有爱情。爱情也未必浪漫，浪漫只是爱情的早期形态。在浪漫结束之后，一个爱情是随之结束，还是推进为亲密持久的伴侣之情，最能见出这个爱情的质量的高低。

夫妇之间，亲子之间，情太深了，怕的不是死，而是永不再聚的失散，以至于真希望有来世或者天国。佛教说诸法因缘生，教导我们看破无常，不要执著。可是，千世万世只能成就一次的佳缘，不管是遇合的，还是修来的，叫人怎么看得破。

每当看见老年夫妻互相搀扶着，沿着街道缓缓地走来，我就禁不住感动。他们的能力已经很微弱，不足以给别人以帮助。他们的魅力也已经很微弱，不足以吸引别人帮助他们。于是，他们就用衰老的手臂互相搀扶着，彼此提供一点儿尽管太少但极其需要的帮助。

年轻人结伴走向生活，最多是志同道合。老年人结伴走向死亡，才真正是相依为命。

亲子之情

在一切人间之爱中，父爱和母爱也许是最特别的一种，它极其本能，却又近乎神圣。爱比克泰德说得好：“孩子一旦生出来，要想不爱他已经为时过晚。”正是在这种似乎被迫的主动之中，我们如同得到神启一样领悟了爱的奉献和牺牲之本质。

然而，随着孩子长大，本能便向经验转化，神圣也便向世俗转化。于是，教育、代沟、遗产等各种社会性质的问题产生了。

我们从小就开始学习爱，可是我们最擅长的始终是被爱。直到我们自己做了父母，我们才真正学会了爱。

在做父母之前，我们不是首先做过情人吗？

不错，但我敢说，一切深笃的爱情必定包含着父爱和母爱的成分。一个男人深爱一个女人，一个女人深爱一个男人，潜在的父性和母性就会发挥作用，不由自主地要把情人当作孩子一样疼爱和保护。

然而，情人之爱毕竟不是父爱和母爱。所以，一切情人又都太在乎被爱。

当我们做了父母，回首往事，我们便会觉得，以往爱情中最动人的东西仿佛是父爱和母爱的一种预演。与正剧相比，预演未免相形见绌。不过，成熟的男女一定会让彼此都分享到这新的收获。谁真正学会了爱，谁就不会只限于爱子女。

养育小生命或许是世上最妙不可言的一种体验了。小的就是好的，小生命的一颦一笑都那么可爱，交流和成长的每一个新征兆都叫人那样惊喜不已。这种体验是不能从任何别的地方获得，也不能用任何别的体验来代替的。一个人无论见过多大世面，从事多大事业，在初当父母的日子里，都不能不感到自己面前突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小生命丰富了大心胸。生命是一个奇迹，可是，倘若不是养育过小生命，对此怎能有真切的领悟呢？

养育小生命是人生中的一段神圣时光。报酬就在眼前。至于日后孩子能否成材，是否孝顺，实在无需考虑。那些“望子成龙”、“养儿防老”的父母亵渎了神圣。

我以前认为，人一旦做了父母就意味着老了，不再是孩子了。现在我才知道，人唯有自己做了父母，才能最大限度地回到孩子的世界。

为人父母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有可能更新对于世界的感觉。用你的孩子的目光看世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凡真正美好的人生体验都是特殊的，若非亲身经历就不可能凭理解力或想象力加以猜度。为人父母便是其中之一。

付出比获得更能激发爱。爱是一份伴随着付出的关切，我们确实最爱我们倾注了最多心血的对象。

父母对儿女的爱很像诗人对作品的爱：他们如同创作一样在儿女身上倾注心血，结果儿女如同作品一样体现了他们的存在价值。

但是，让我们记住，这只是一个譬喻，儿女不完全是我们的作品。即使是作品，一旦发表，也会获得独立于作者的生命，不是作者可以支配的。昧于此，就会可悲地把对儿女的爱变成惹儿女讨厌的专制了。

过去常听说，做父母的如何为子女受苦、奉献、牺牲，似乎恩重如山。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这受苦同时就是享乐，这奉献同时就是收获，这牺牲同时就是满足。所以，如果要说恩，那也是相互的。而且，愈有爱心的父母，愈会感到所得远远大于所予。

其实，任何做父母的，当他们陶醉于孩子的可爱时，都不会以恩主自居。一旦以恩主自居，就必定是已经忘记了孩子曾经给予他们的巨大快乐，也就是说，忘恩负义了。人们总谴责忘恩负义的子女，殊不知天下还有忘恩负义的父母呢。

对孩子的爱是一种自私的无私，一种不为公的舍己。这种骨肉之情若陷于盲目，真可以使你为孩子牺牲一切，包括你自己，包括天下。

从理论上说，亲子之爱和性爱都植根于人的生物性：亲子之爱为血缘本能，性爱为性欲。但血缘关系是一成不变的，性欲对象却是可以转移的。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亲子之爱要稳定和专一得多。在性爱中，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是寻常事。我们却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因喜欢别人的孩子而厌弃自己的孩子。孩子愈幼小，亲子关系的生物学性质愈纯粹，就愈是如此。君不见，欲妻人妻者比比皆是，欲幼人幼者却寥寥无几。

当然，世上并非没有稳定专一的性爱，但那往往是非生物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性爱的生物学性质愈纯粹，也就是说，愈是由性欲自发起作用，则性爱愈难专一。

有人说性关系是人类最自然的关系，怕未必。须知性关系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因而不可能不把他们的社会性带入这种关系中。相反，当一个成年人面对自己的幼崽时，他便不能不回归自然状态，因为一切社会性的附属物在这个幼小的对象身上都成了不起作用的东西，只好搁置起来。随着孩子长大，亲子之间社会关系的比重就愈来愈增加了。

亲子之爱的优势在于：它是生物性的，却滤尽了肉欲；它是无私的，却与伦理无关；它非常实在，却不沾一丝功利的计算。

我说亲子之爱是无私的，这个论点肯定会遭到强有力的反驳。

可不是吗，自古以来酝酿过多少阴谋，爆发了多少战争，其原因就是为了给自己的血亲之子争夺王位。

可不是吗，有了遗产继承人，多少人的敛财贪欲恶性膨胀，他们不但要此生此世不愁吃穿，而且要世世代代永享富贵。

这么说，亲子之爱反倒是天下最自私的一种爱了。

但是，我断然否认那个揪着正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儿子的耳朵，把他强按在国王宝座上的母亲是爱她的儿子。我断然否认那个夺走女儿手中的破布娃娃，硬塞给她一枚金币的父亲是爱他的女儿。不，他们爱的是王位和金币，是自己，而不是那幼小纯洁的生命。

如果王位的继承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而这位母亲却挡住前来拥戴小王子即位的官宦们说：“我的孩子玩得正高兴，别打扰他，随便让谁当国王好了！”如果一笔大买卖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而这位父亲却对自己说：“我必须帮我的女儿找到她心爱的破布娃娃，她正哭呢，那笔买卖倒是可做可不做。”——那么，我这才承认我看到了一位真正懂得爱孩子的母亲或父亲。

一个人无论多大年龄上没有了父母，他都成了孤儿。他走入这个世界的门户，他走出这个世界的屏障，都随之塌陷了。父母在，他的来路是眉目清楚的，他的去路则被遮掩着。父母不在了，他的来路就变得模糊，他的去路反而敞开了。

孩子

孩子是使家成其为家的根据。没有孩子，家至多是一场有点儿过分认真的爱情游戏。有了孩子，家才有了自身的实质和事业。

男人是天地间的流浪汉，他寻找家园，找到了女人。可是，对于家园，女人有更正确的理解。她知道，接纳了一个流浪汉，还远远不等于建立了一个家园。于是她着手编筑一只摇篮，——摇篮才是家园的起点和核心。在摇篮四周，和摇篮里的婴儿一起，真正的家园生长起来了。

我曾经写过一本题为《人与永恒》的书，书中谈了生与死、爱与孤独、哲学与艺术、写作与天才、女人与男人等等，惟独没有谈孩子。我没有孩子，也想不起要谈孩子。孩子真是可有可无，我不觉得我和我的书因此有什么欠缺。现在我才知道，男人不做一回父亲，女人不做一回母亲，实在算不上完整的人。一个人不亲自体验一下创造新生命的神秘，实在没有资格奢谈永恒。

并不是说，养儿育女是人生在世的一桩义务。我至今仍蔑视一切义务。可是，如果一个男人的父性、一个女人的母性——人性中最人性的部分——未得实现，怎能有完整的人性呢？

并不是说，传宗接代是个体死亡的一种补偿。我至今仍不相信任何补偿。可是，如果一个人不曾亲自迎接过来自永恒的使者，不曾从婴儿尚未沾染岁月尘埃的目光中品读过永恒，对永恒会有多少真切的感知呢？

由于你的到来，我这个不信神的人也对神充满了敬意。无论如何，一个亲自迎来天使的人是无法完全否认上帝的存在的。你的奇迹般的诞生使我相信，生命必定有着一个神圣的来源。

在哲学家眼里，生儿育女是凡夫俗子的行为。这自然不错。不过，我要补充一句：生儿育女又是凡夫俗子生涯中最不凡俗的一个行为。

婴儿都是超凡脱俗的，因为他们刚从天国来。再庸俗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决不庸俗。有时我不禁惊诧，这么天真可爱的孩子怎么会出自如此平常的父母。

孩子的世界是尘世上所剩不多的净土之一。凡是走进这个世界的人，或多或少会受孩子的熏陶，自己也变得可爱一些。被孩子的明眸所照亮，多少因岁月的消蚀而暗淡的心灵又焕发出了人性的光辉，成就了可歌可泣的爱的事业。

我记下我看到的一个场景——

黄昏时刻，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在小河边玩，兴致勃勃地替孩子捕捞河里的蝌蚪。

我立即发现我的记述有问题。真相是——

黄昏时刻，一个孩子带着他的父母在小河边玩，教他们兴致勃勃地捕捞河里的蝌蚪。

像捉蝌蚪这类“无用”的事情，如果不是孩子带引，我们多半是不会去做的。我们久已生活在一个功利的世界里，只做“有用”的事情，而“有用”的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哪里还有工夫和兴致去玩，去做“无用”的事情呢？直到孩子生下来了，在孩子的带引下，我们才重新回到那个早被遗忘的非功利的世界，心甘情愿地为了“无用”的事情而牺牲掉许多“有用”的事情。

所以，的确是孩子带我们去玩，去逛公园，去跟踪草叶上的甲虫和泥地上的蚂蚁。孩子更新了我们对世界的感觉。

电视镜头：妈妈告诉小男孩怎么放刀叉，小男孩问：“可是吃的放哪里呢？”

当大人们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的时候，孩子往往一下子进入了实质问题。

儿童的可贵在于单纯，因为单纯而不以无知为耻，因为单纯而又无所忌讳，这两点正是智慧的重要特征。相反，偏见和利欲是智慧的大敌。偏见使人满足于一知半解，在自满自足中过日子，看不到自己的无知。利欲使人顾虑重重，盲从社会上流行的意见，看不到事物的真相。这正是许多大人的可悲之处。

耶稣说，在天国里儿童最伟大。泰戈尔说，在人生中童年最伟大。几乎一切伟人都用敬佩的眼光看孩子，因为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做事只凭真兴趣，不受功利和习俗的支配。如果一个成人仍葆有这些品质，我们就说他有童心，而童心正是创造力的源泉。凡葆有童心的人，往往也善于欣赏儿童，二者其实是一回事。相反，那些执意要把孩子引上成人轨道的人，自己的童心往往也已经死灭。

华滋华斯说：“孩子是大人的父亲。”我这样来论证这个命题——

孩子长于天赋、好奇心、直觉，大人长于阅历、知识、理性，因为天赋是阅历的父亲，好奇心是知识的父亲，直觉是理性的父亲，所以孩子是大人的父亲。

这个命题除了表明我们应该向孩子学习之外，还可做另一种解释：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他的童年状况也是他的成年状况的父亲，因此，早期的精神发育在人生中具有关键作用。

在失去想象力的大人眼里，孩子的想象力也成了罪过。

我一再发现，孩子对于荣誉极其敏感，那是他们最看重的东西。可是，由于尚未建立起内心的尺度，他们就只能根据外部的标志来判断荣誉。在孩子面前，教师不论智愚都能够成为权威，靠的就是分配荣誉的权力。

在这个世界上，唯有孩子和女人最能使我真实，使我眷恋人生。

在孩子眼中，世界是不变的。在世界眼中，孩子一眨眼就老了。

如果孩子永远不长大，那当然是可怕的。但是，孩子会长大，婴儿时的种种可爱留不住，将来会无可挽回地消失殆尽，却也是常常使守在摇篮旁的父母感到遗憾的。

看着孩子可爱的模样，我心中总是响起一个声音：假如这情景能长驻该多好啊！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孩子会长大，以后会有长大了的可爱和不可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挡孩子走向辉煌的或者平凡的成年。

即使有办法，我也不愿意阻挡，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成长是人生最重要而奇妙的经历之一，我们在一生中有两次机会来体验这个经历，一次是为人子女，在父母抚育下长大，另一次是为人父母，抚育孩子长大。然而，我们所经历过的事情，未必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事实上，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的处境都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因此，孩子怎样长大——这始终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题目。

在这方面，有一个做法值得提倡，就是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就坚持不懈地为孩子写日记，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在我看来，凡是有文化的父母都应该这样做，这是他们能够为孩子、也为自己做的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

在做了父母以后，我们也未必是旁观者清。孩子的成长并非一个发生在父母的生活之外的事件，它始终是与父母自己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孩子长大的过程，同时也是父母抚养和教育孩子的过程，我们身在这同一个过程中，并不是超脱和清醒的旁观者。一个人即使是专门的教育家，一旦自己为人父母，抚育孩子长大仍然是一种全新的经验，必须在实践中摸索。正因为如此，记录孩子的成长对于我们自己也有了必要。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是在对自己抚育孩子的经验进行反省和思考，被记录下来的不仅是我们观察到的孩子学习做人的过程，也是我们自己学习做父母的过程。因此，这一份将来送给孩子的珍贵礼物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中一段重要历程的宝贵留念。

人

在极其无聊的时候，有时我会突然想到造物主的无聊。是的，他一定是在最无聊而实在忍受不下去的时候，才造出人来的。人是他的一个恶作剧，造出来替他自己解闷儿。他无休无止地活在一个无始无终的世界上，当然会无聊，当然需要解闷儿。假如我有造物主的本领，当我无聊时说不定也会造一些小生灵给自己玩玩。

让我换一种说法——

这是一个荒谬的宇宙，水远存在着，变化着，又永远没有意义。它为自身的无意义而苦闷。人就是它的苦闷的产物。

所以，人的诞生，本身是对无意义的一个抗议。

在希腊神话中，造人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宙斯，而是反抗宙斯的意图因而受到酷刑惩罚的普罗米修斯。这要比基督教的创世说包含更多的真理。人类的诞生是反抗上帝意志的结果。

上帝最先造的是光。在此之前，他运行在无边的黑暗中，浑浑噩噩，实在算不上是一个上帝。可是，有一天，他忽然开窍——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

这是创世的开端。通过创造光，上帝开始了他的创造万物的活动，从而使自己成为了一个上帝，即造物主。同时，也因为有了光，天地才得以分开，昼夜才发生交替，事物才显示出差别，世界才成其为世界。

上帝创世的最初灵感来自他对黑暗的厌倦和对光明的渴望，他亲手造出的光又激起了他从事进一步创造的冲动。正是在光的照耀下，他才发现了世界的美丽和自己的孤独。于是，他又造各种生灵，最后造人，来和他一起赏看这光。

自由，正义，美，真理，道德，爱，理想，进步……这一切美好的词眼，在人类心目中是一种安慰，由一位神的眼光看来却是一种讽刺。

人这脆弱的芦苇是需要把另—支芦苇想象成自己的根的。

我喜欢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包括弱点。

我爱躺在夜晚的草地上仰望星宿，但我自己不愿做星宿。

有时候，我们需要站到云雾上来俯视一下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人们，这样，我们对己对人都不会太苛求了。

在人身上，弱点与尊严并非不相容的，也许尊严更多地体现在对必不可免的弱点的承受上。

既然我们人人注定要下地狱，我们身上怎么会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呢?当然，每人通往地狱的道路是不同的。

有时候，我对人类的弱点怀有如此温柔的同情，远远超过对优点的钦佩。那些有着明显弱点的人更使我感到亲切。

一个太好的女人，我是配不上的。她也不需要我，因为她有天堂等着她。可是，突然发现她有弱点，有致命的会把她送往地狱的弱点，我就依恋她了。我要守在地狱的门前，阻止她进去……

有时候，我会对人这种小动物忽然生出一种古怪的怜爱之情。他们像别的动物一样出生和死亡，可是有着一些别的动物无法想象的行为和嗜好。其中，最特别的是两样东西：货币和文字。这两样东西在养育他们的自然中一丁点儿根据也找不到，却使多少人迷恋了一辈子，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货币，另一些人热衷于摆弄和积聚文字。由自然的眼光看，那副热衷的劲头是同样地可笑的!

人天生就是一种浪漫的动物。对于人来说，一切享受若没有想象力的参与，就不会是真正的享受。人的想象力总是要在单纯的物之上添加一些别的价值，那添加的部分实际上就是精神价值。如果没有追求的激情在事前铺张，怀念的惆怅在事后演绎，直接的拥有必定是十分枯燥的。事实上，怀念和追求构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

没有一种人性的弱点是我所不能原谅的，但有的是出于同情，有的是出于鄙夷。

人渴望完美而不可得，这种痛苦如何才能解除?

我答道：这种痛苦本身就包含在完美之中，把它解除了反而不完美了。

我心中想：这么一想，痛苦也就解除了。接着又想：完美也失去了。

给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是人，给人带来最大痛苦的也是人。

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他忙着给自己浇水、施肥、结果实，但常常忘记了开花。

假如海洋上那一个个旋生旋灭的泡沫有了意识，它们一定会用幻想的彩虹映照自己，给自己涂上绚丽的颜色，它们一定会把自己的迸裂想象成一种悲壮的牺牲，觉得自己是悲剧中的英雄。我赞美这些美丽而崇高的泡沫。

人性

对人性的一种解释：人性是介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一种性质，是对动物性的克服和向神性的接近。按照这种解释，人离动物状态越远，离神就越近，人性就越高级、越完满。

然而，这会不会是文明的一种偏见呢？譬如说，聚财的狂热，奢靡的享受，股市，毒品，人工流产，克隆技术，这一切在动物界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现代人离动物状态的确是越来越远了，但何尝因此而靠近了神一步呢？相反，在这里，人对动物状态的背离岂不同时也是对神的亵渎？

那么，对人性也许还可以做出另一种解释：人性未必总是动物性向神性的进步，也可能是从动物性的退步，比动物性距离神性更远。也许在人类生活日趋复杂的现代，神性只好以朴素的动物性的方式来存在，回归生命的单纯正是神的召唤。

贬低人的动物性也许是文化的偏见，动物状态也许是人所能达到的最单纯的状态。

叔本华说：人有两极，即生殖器和大脑，前者是盲目的欲望冲动，后者是纯粹的认识主体。对应于太阳的两种功能，生殖器是热，使生命成为可能，大脑是光，使认识成为可能。

很巧妙的说法，但多少有些贬低了性的意义。

人有生殖器，使得人像动物一样，为了生命的延续，不得不受欲望的支配和折磨。用自然的眼光看，人在发情、求偶、交配时的状态与动物并无本质的不同，一样缺乏理智，一样盲目冲动，甚至一样不堪入目。在此意义上，性的确最充分地暴露了人的动物性一面，是人永远属于动物界的铁证。

但是，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人只有大脑，没有生殖器，会怎么样呢？没有生殖器的希腊人还会为了绝世美女海伦打仗，还会诞生流传千古的荷马史诗吗？没有旺盛的情欲，还会有拉斐尔的画和歌德的诗吗？总之，姑且假定人类能无性繁殖，倘若那样，人类还会有艺术乃至文化吗？在人类的文化创造中，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的贡献决不亚于大脑。

情欲是卑贱的，把人按倒在兽性的尘土里。情欲又是伟大的，把人提升到神性的天国里。

性是生命之门，上帝用它向人喻示生命的卑贱和伟大。

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划分为理性、意志、情感三个部分，并断定它们的地位由高及低，判然有别，呈现一种等级关系。自他以后，以理性为人性中的最高级部分遂成西方哲学的正统见解。后来也有人试图打破这一正统见解，例如把情感（卢梭）或者意志（费希特）提举为人性之冠，但是，基本思路仍是将理性、意志、情感三者加以排队，在其中选举一个统帅。

能否有另一种思路呢？譬如说，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这三者之间并无高低之分，而对其中的每一者又可做出高低的划分。让我来尝试一下——

理性有高低之别。低级理性即科学理性、逻辑、康德所说的知性，是对事物知识的追求，高级理性即哲学理性、形而上学、康德所说的理性，是对世界根本道理的追求。

意志有高低之别。低级意志是生物性的本能、欲望、冲动，归根到底是他律，高级意志则是对生物本能的支配和超越，是在信仰引导下的精神性的修炼，归根到底是自律。

情感有高低之别。低级情感是一己的恩怨悲欢，高级情感是与宇宙众生息息相通的大爱和大慈悲。

按照这一思路，人性实际上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是低级部分，包括生物意志、日常情感和科学理性，一是高级部分，包括道德意志、宗教情感和哲学理性。简言之，就是兽性和神性，经验和超验。丝毫没有新颖之处！我只是想说明，此种划分是比知、情、意的划分更为本质的，而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定是融知、情、意为一体的。

人是情感动物，也是理智动物，二者不可缺一。

在人类一切事业中，情感都是原动力，而理智则有时是制动器，有时是执行者。或者说，情感提供原材料，理智则做出取舍，进行加工。世上决不存在单凭理智就能够成就的事业。

所以，无论哪一领域的天才，都必是具有某种强烈情感的人。区别只在于，由于理智加工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对那作为原材料的情感，我们从其产品上或者容易认出，或者不容易认出罢了。

情感和理智是一对合作伙伴，如同一切合作伙伴一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有几种不同情况。

其一，两者都弱，冲突也就弱，其表现是平庸。

其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情感强烈而理智薄弱，或理智发达而情感贫乏。在这两种情形下，冲突都不会严重，因为一方稳占支配地位。这样的人可能一事无成，也可能成为杰出的偏才。

其三，两者皆强，因而冲突异常激烈。然而，倘若深邃的理智终于能驾御磅礴的情感，从最激烈的冲突中便能产生最伟大的成就。这就是大天才的情形。

通常认为，理性和情感是两种不同的心理能力，它们各在其位，各司其职。一般来说，理性还往往被看作高级的能力，享有真理在握的荣誉，而作为低级能力的情感则被看作对真理的干扰。因此，历来理性一直被视为学术研究的基础，而情感则最多只能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然而，事实上，人的心灵生活原是一种混沌，理性与情感的划分只具有十分相对的意义。

人性可分成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三个层次。社会性居中，实际上是前后两种属性的混合，是两端相互作用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生物性的延伸，人们因生存的需要而结为社会，社会首先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结合。另一方面，它是精神性的贯彻，一旦结为社会之后，人们就要在社会中实现理性的规划和精神价值的追求。

由此来看，社会性的质量是由生物性和精神性的质量决定的。人的自然本能和精神追求愈是受到充分尊重，就愈能建立起一个开放而先进的社会。反之，一个压制人的自然本能和精神追求的社会，其成员的社会品质势必是狭隘而落后的。中国儒家文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种社会伦理秩序，并以之压制人的肉体自由和精神自由，所成就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性。

个人也是如此。倘若就近观察，我们便会发现，那些产生了卓越社会影响的人物，他们多半拥有健康的生命本能和崇高的精神追求。

人性的单纯来自自然。有两种人性的单纯，分别与两种自然相对应。第一种是原始的单纯，与原始的物质性的自然相对应。儿童的生命刚从原始的自然中分离出来，未开化人仍生活在原始的自然之中，他们的人性都具有这种原始的单纯。第二种是超越的单纯，与超越的精神性的自然相对应。一切精神上的伟人，包括伟大的圣徒、哲人、诗人，皆通过信仰、沉思或体验而与超越的自然有了一种沟通，他们的人性都具有这种超越的单纯。

在两种自然之间，在人性的两种单纯之间，隔着社会和社会关系。社会的作用一方面使人脱离了原始的自然，另一方面又会阻止人走向超越的自然。所以，大多数人往往在失去了原始的单纯之后，却不能获得超越的单纯。

社会是一个使人性复杂化的领域。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而生活。但是，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烈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关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而走向伟大的精神目标。

希腊人混合兽性和神性而成为人。中国人排除兽性和神性而成为人。

一个人对于人性有了足够的理解，他看人包括看自己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一切个人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

鼾声，响屁，饱嗝……这些声响之所以使人觉得愚蠢，是因为它们暴露了人的动物性一面。

人的别的动物行为，包括饮食、性交、生育，都可以提升为人的行为。唯有排泄，它无可救药万劫不复地是动物行为，人类永远不可能从中获得美感和崇高感。人是应该躲起来干这种事的，连最亲密者也不让看见。

人性现象

单纯的人也许傻，复杂的人才会蠢。

人都是崇高一瞬间，平庸一辈子。

有大气象者，不讲排场。讲大排场者，露小气象。

你告诉我你厌恶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什么。

厌恶比爱更加属于一个人的本质。人们在爱的问题上可能自欺，向自己隐瞒利益的动机，或者相反，把道德的激情误认做爱。厌恶却近乎是一种本能，其力量足以冲破一切利益和道德的防线。

世界是大海，每个人是一只容量基本确定的碗，他的幸福便是碗里所盛的海水。我看见许多可怜的小碗在海里拼命翻腾，为的是舀到更多的水，而那为数不多的大碗则很少动作，看去几乎是静止的。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大魄力，人情味，二者兼备是难得的。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最能够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似是两个极端：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成正比的。但是，正如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一样，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只有小骄傲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相。有巨大优越感的人，必定也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

骄傲与谦卑未必是反义词。有高贵的骄傲，便是面对他人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不卑不亢，也有高贵的谦卑，便是不因自己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傲视他人，它们是相通的。同样，有低贱的骄傲，便是凭借自己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趾高气扬，也有低贱的谦卑，便是面对他人的权势、财富或任何长处奴颜婢膝，它们也是相通的。真正的对立存在于高贵与低贱之间。

狂妄者往往有点才气，但无知，因无知而不能正确估量自己这一点才气。这是少年人易犯的毛病，阅历常能把它治愈。

傲慢者却多半是些毫无才气的家伙，不但无知，而且无礼，没有教养。这差不多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极难纠正。

每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就看你把哪一面翻了出来。换一种说法，就每一个人的潜质而言，本无所谓短长，短长是运用的结果，用得好就是长处，用得不好就成了短处。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潜能有太多未被发现和运用。由于环境的逼迫、利益的驱使或自身的懒惰，人们往往过早地定型了，把偶然形成的一条窄缝当成了自己的生命之路，只让潜能中极小一部分从那里释放，绝大部分遭到了弃置。人们是怎样轻慢地亏待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啊。

不论电脑怎样升级，我只是用它来写作，它的许多功能均未被开发。我们的生命何尝不是如此？

心理学家们说：首先有欲望，然后才有禁忌。但事情还有另一面：首先有禁忌，然后才有触犯禁忌的欲望。犯禁也是人的一种无意识的本能，在儿童身上即可找出大量例证。

人在失去较差的之时，就去创造较好的。进步是逼出来的。

人是难变的。走遍天涯海角，谁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改变的只是场景和角色。

我听到一场辩论：挑选一个人才，人品和才智哪一个更重要？双方各执一端，而有一个论据是相同的。一方说，人品重要，因为才智是可以培养的，人品却难改变。另一方说，才智重要，因为人品是可以培养的，才智却难改变。

其实，人品和才智都是可以改变的，但要有大的改变都很难。

也许，人是很难真正改变的，内核的东西早已形成，只是在不同的场景中呈现不同的形态，场景的变化反而证明了内核的坚固。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区别就在于所为所不为的不同取向。

人不由自主地要把自己的困境美化，于是我们有了“怀才不遇”、“红颜薄命”、“大器晚成”、“好事多磨”等说法。

一个仗义施财的人，如果他被窃，仍然会感到不快。这不快不是来自损失本身，而是来自他的损失缺乏一个正当的理由。可见人是一种把理由看得比事情本身更重要的动物。

每个人的个性是一段早已写就的文字，事件则给它打上了重点符号。

人永远是孩子，谁也长不大，有的保留着孩子的心灵，有的保留着孩子的脑筋。谁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会死，人生的路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到头来不是老天真，就是老糊涂。

天性健康者之间容易彼此理解，天性病态者之间往往互相隔膜。原因何在?

套一句托尔斯泰的话——

健康与健康是相似的，病态和病态却各不相同。

悲观出哲学家，忧郁出诗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烦恼出什么。

理性早熟者的危险是感性发育不良。凡别人必须凭情感和经验体会的东西，他凭理性就理解了。于是就略去了感性的过程，久而久之，感性机能因为得不到运用而萎缩了。

我倾向于认为，一个人的悟性是天生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它可以被唤醒，但无法从外面灌输进去。关于这一点，我的一位朋友有一种十分巧妙的说法，大意是：在生命的轮回中，每一个人仿佛在前世修到了一定的年级，因此不同的人投胎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已经是站在不同的起点上了。已经达到大学程度的人，你无法让他安于读小学，就像只具备小学程度的人，你无法让他胜任上大学一样。当然，这个说法仅仅是一种譬喻。

上帝赋予每个人的能力的总量也许是一个常数，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过了头，必在另一方面有欠缺。因此，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弱智儿往往是某个非常方面的天才。也因此，并不存在完全的弱智儿，就像并不存在完全的超常儿一样。

人是有种的不同的。当然，种也有运气的问题，是这个种，未必能够成这个材。有一些人，如果获得了适当的机遇，完全可能成就为异常之材，成为大文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企业家等等，但事实上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一生。譬如说，我们没有理由不设想，在古往今来无数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之中，会有一些极好的读书种子遭到了扼杀。另一方面呢，如果不是这个种，那么，不论运气多么好，仍然不能成这个材。对于这一层道理，只要看一看现在的许多职业读书人，难道还不明白吗？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给某人一笔惠赠，开始时他会惊讶，渐渐地，他习惯了，视为当然了。然后，有一回，你减少了惠赠的数目，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怨恨你。

假如你平白无故地每月向某人敲一笔竹杠，开始时他会气愤，渐渐地，他也习惯了，视为当然了。然后，有一回，你减少了勒索的数目，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感激你。

这个例子说明了人类感激和怨恨的全部心理学。

早年受挫的小愿望是怎样地困扰着我们呵。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也许会念念不忘要在拒绝刊登他的处女作的某个小刊物上发一篇东西。一个享尽山珍海味的大富翁，也许会把贫困的童年时代求而不得的某种小点心视为最美味的食品。

一个幼儿摔倒在地，自己爬了起来。他突然看见妈妈，就重新摆出摔倒的姿势，放声大哭。

我们成年人何尝不是如此。试想种种强烈的情绪，愤怒或痛苦的姿态，如果没有观众在场，其中有多少能坚持下去?

人与社会

历史

历史不是一切，在历史之外，阳光下还绵亘着存在的广阔领域，有着人生简朴的幸福。

一个人未必要充当某种历史角色才活得有意义，最好的生活方式是古希腊人那样的贴近自然和生命本身的生活。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民族和人一样，只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事情。

无数岁月消失在无底的黑暗中了。可是，我们竟把我们可怜的手电灯光照及的那一小截区域称作历史。

历史是无情的，数十年转了个小小的弯子，却改变了个人的一生。历史可以重新纳入轨道，人生却不可能从头开始了。所谓历史的悲剧，牺牲掉的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

进入历史?博物馆未免太拥挤了。我早已没有这样的奢望。二十三岁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还难免有少年人的自我夸张病，此后我愈来愈能如实地看待自己了。再说，能不能进入历史，这是后人用他们的眼光来判断的事情，与我完全无关，也用不着我来瞎操心。我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愿生活，别无他求。

大自然的星空，群星灿烂。那最早闪现的，未必是最亮的星宿。有的星宿孤独地燃烧着，熄灭了，很久很久以后，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

文化和历史的星空何尝不是如此？

交往

一切交往都有不可超越的最后界限。在两个人之间，这种界限是不清晰的，然而又是确定的。一切麻烦和冲突都起于无意中想突破这个界限。但是，一旦这个界限清晰可辨并且严加遵守，那么，交往的全部魅力就丧失了，从此情感退场，理智维持着秩序。

在任何两人的交往中，必有一个适合于彼此契合程度的理想距离，越过这个距离，就会引起相斥和反感。这一点既适用于爱情，也适用于友谊。

也许，两个人之间的外在距离稍稍大于他们的内在距离，能使他们之间情感上的吸引力达到最佳效果。形式应当稍稍落后于内容。

实际上并非心心相印的人，倘若形影不离，难免会互相讨厌。

和太强的人在一起，我会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和太弱的人在一起，我会只感觉到自己的存在。只有和强弱相当的人在一起，我才同时感觉到两个人的存在，在两点之间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

在一次长途旅行中，最好是有一位称心的旅伴，其次好是没有旅伴，最坏是有一个不称心的旅伴。

中外圣哲都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要我们将心比心，不把自己视为恶、痛苦、灾祸的东西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却施于人，损人利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行径当然是对别人的严重侵犯。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自己视为善、快乐、幸福的东西，难道就可以强加于人了吗？要是别人并不和你一样认为它们是善、快乐、幸福，这样做岂不也是对别人的一种严重侵犯？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纷争的确起于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趣味、观点、立场等等。大至在信仰问题上，试图以自己所信奉的某种教义统一天下，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小至在思维方式上，在生活习惯上，在艺术欣赏上，在文学批评上，人们很容易以自己所是为是，斥别人所是为非。即使在一个家庭的内部，夫妇间改造对方趣味的斗争也是屡见不鲜的。

事情的这一个方面往往遭到了忽视。人们似乎认为，以己不欲施于人是明显的恶，出发点就是害人，以己所欲施于人的动机却是好的，是为了助人、救人、造福于人。殊不知在人类历史上，以救主自居的世界征服者们造成的苦难远远超过普通的歹徒。我们应该记住，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同样不可施于人。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文明人的起码品德，它反对的是对他人的故意伤害，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那么，“己所欲，勿施于人”便是一个文明人的高级修养，它尊重的是他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进而提倡自己按自己的方式活，也让别人按别人的方式活。

怎样算是替他人着想，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在一种人看来，这意味着尊重他人的个别性，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不随意搅扰别人，不使他人为难。在另一种人看来，这意味着乐于助人，频频向人表示关心，一种异乎寻常的热心肠。两者的差异源于个性和观念的不同，他们要求于他人的东西也同样是不同的。

人与人之间应当保持一定距离，这是每个人的自我的必要的生存空间。缺乏自我的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因为遭受某种痛苦而独自躲了起来，这时候，往往是这时候，你的门敲响了，那班同情者络绎不绝地到来，把你连同你的痛苦淹没在同情的吵闹声中了。

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那么，挥霍与慷慨的区别在哪里呢？我想是这样的：挥霍是把自己不珍惜的东西拿出来，慷慨是把自己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社交场上的热心人正是这样，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时间、精力和心情有什么价值，所以毫不在乎地把它们挥霍掉。相反，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必定宁愿在孤独中从事创造，然后把最好的果实奉献给世界。

隐私，心灵中最黑暗也最光明的一隅，在那里，“自我”在密室中赤身裸体。

分享隐私，人际交往中最猥亵也最神圣的一刻，爱与恨、信任与猜疑的焦点。

语言

曾经读到—则幽默，大意是某人参加会议，一言不发，事后，一位评论家对他说：“如果你蠢，你做得很聪明；如果你聪明，你做得很蠢。”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很机智，意思也是明白的：蠢人因沉默而未暴露其蠢，所以聪明；聪明人因沉默而末表现其聪明，所以蠢。仔细琢磨，发现不然。聪明人必须表现自己的聪明吗?聪明人非说话不可吗?聪明人一定有话可说吗?再也没有比听聪明人在无话可说时偏要连篇累牍地说聪明的废话更让我厌烦的了，在我眼中，此时他不但做得很蠢，而且他本人也成了天下最蠢的—个家伙。

智者的沉默是一口很深的泉源，从中汲出的语言之水也许很少，但滴滴晶莹，必含有很浓的智慧。

相反，平庸者的夸夸其谈则如排泄受堵的阴沟，滔滔不绝，遍地泛滥，只是污染了环境。

富者的健谈与贫者的饶舌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言谈太多，对于创造总是不利的。时时有发泄，就削弱了能量的积聚。创造者必有酝酿中的沉默，这倒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不得不然，犹如孕妇不肯将未足月的胎儿娩出示人。当然，富者的沉默与贫者的枯索也不可同日而语，犹如同为停经，可以是孕妇，也可以是不孕症患者。

我不会说、也说不出那些行话、套话，在正式场合发言就难免怯场，所以怕参加一切必须发言的会议。可是，别人往往误以为我是太骄傲或太谦虚。

我害怕说平庸的话，这种心理使我缄口。当我被迫说话时，我说出的往往的确是平庸的话。唯有在我自己感到非说不可的时候，我才能说出有价值的话。

一个爱唠叨的理发师给马其顿王理发，问他喜欢什么发型，马其顿王答道：“沉默型。”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素来怕听人唠叨，尤其是有学问的唠叨。遇见那些满腹才学关不住的大才子，我就不禁想起这位理发师来，并且很想效法马其顿王告诉他们，我最喜欢的学问是“沉默学”。

无论会议上，还是闲谈中，听人神采飞扬地发表老生常谈，激情满怀地叙说妇孺皆知，我就惊诧不已。我简直还有点嫉妒：这位先生(往往是先生)的自我感觉何以这样好呢?据说讲演术的第—秘诀是自信，一自信，就自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了。可是，自信总应该以自知为基础吧?不对，我还是太迂了。毋宁说，天下的自信多半是盲目的。唯其盲目，才拥有那—份化腐朽为神奇的自信，敢于以创始人的口吻宣说陈词滥调，以发明家的身分公布道听途说。

他们围桌而坐，发言踊跃。总是有人在发言，没有冷场的时候，其余人也在交头接耳。那两位彼此谈得多么热烈，一边还打着手势，时而严肃地皱眉，时而露齿大笑。我注视着那张不停开合着的嘴巴，诧异地想：“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可讲？”

对于人生的痛苦，我只是自己想，自己写，偶尔心血来潮，也会和一二知己说，但多半是用玩笑的口吻。

有些人喜欢在庄严的会场上、在大庭广众之中一本正经地宣说和讨论人生的痛苦，乃至于泣不成声，哭成一团。在我看来，那是多少有点儿滑稽的。

在社交场合我轻易不谈人生。只要一听到那些空洞的感叹，我就立即闭口。越是严肃的思想，深沉的情感，就越是难于诉诸语言。大音稀声。这里甚至有一种神圣的羞怯，使得一个人难于启齿说出自己最隐秘的思绪，因为它是在默默中受孕的，从来不为人所知，于是便像要当众展示私生子一样的难堪。

老是听别人发表同样的见解和感叹，我会感到乏味。不过我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也许更乏味，他们从我这里甚至连见解和感叹也听不到，我不愿重复，又拿不出新的，于是只把沉默给他们。与人共享沉默未免太古怪，所以，我躲了起来……

他们因为我的所谓成功，便邀我参加各种名目的讨论。可是，我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我，正是因为我从来不参加什么讨论。

健谈者往往耐不得寂寞，因为他需要听众。寡言者也需要听众，但这听众多半是他自己，所以他比较安于独处。

平时我受不了爱讲废话的人，可是，在某些社交场合，我却把这样的人视为救星。他一开口，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保持缄默，不必为自己不善于应酬而惶恐不安了。

讨论什么呢?我从来觉得，根本问题是不可讨论的，枝节问题又是不必讨论的。

人得的病只有两种，一种是不必治的，一种是治不好的。

人们争论的问题也只有两种，一种是用不着争的，一种是争不清楚的。

多数会议可以归入两种情况，不是对一个简单的问题发表许多复杂的议论，就是对一件复杂的事情做出一个简单的决定。

善演讲的人有三个特点，而我都缺乏。一是记忆力，名言佳例能够信手拈来，而我连自己写的东西也记不住。二是自信心，觉得自己是个人物，老生常谈也能说得绘声绘色，而我却连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说起来也没有信心。三是表现欲，一面对听众就来情绪，而我却一上台就心慌。

沟通

爱心并不神秘。你一定有这样的体会：当你快乐的时候，如果这快乐没有人共享，你就会感到一种欠缺。譬如说，你独自享用一顿美餐，无论这美餐多么丰盛，你也会觉得有点凄凉而乏味。如果餐桌旁还坐着你的亲朋好友，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同样，你看到了一种极美丽的景色，如果唯有你一人看到，而且不准你告诉任何人，这不寻常的经历不但不能使你满足，甚至会成为你的内心痛苦。这种与人共享快乐的需要，便已经是爱心的萌芽了。

乘飞机，突发奇想：如果在临死前，譬如说这架飞机失事了，我从空中摔落，而这时我看到了极美的景色，获得了极不寻常的体验，这经历和体验有没有意义呢？由于我不可能把它们告诉别人，它们对于别人当然没有意义。对于我自己呢？人们一定会说：既然你顷刻间就死了，这种经历和体验亦随你而毁灭，在世上不留任何痕迹，它们对你也没有意义。可是，同样的逻辑难道不是适用于我一生中任何时候的经历和体验吗？不对，你过去的经历和体验或曾诉诸文字，或曾传达给他人，因而已经实现了社会的功能。那么，意义的尺度归根结底是社会的吗？

不止—位先贤指出，—个人无论看到怎样的美景奇观，如果他没有机会向人讲述，他就决不会感到快乐。人终究是离不开同类的。一个无人分享的快乐决非真正的快乐，而一个无人分担的痛苦则是最可怕的痛苦。所谓分享和分担，未必要有人在场。但至少要有人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绝对的孤独，痛苦便会成为绝望，而快乐——同样也会变成绝望！

“假如把你放逐到火星上去，只有你一个人，水远不能再回地球接触人类，同时让你长生不老，那时你做什么?”

“写作。”

“假如你的作品永远没有被人读到的希望?”

“自杀。”

我相信，一颗优秀的灵魂，即使永远孤独，永远无人理解，也仍然能从自身的充实中得到一种满足，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自足的。但是，前提是人类和人类精神的存在，人类精神的基本价值得到肯定。唯有置身于人类中，你才能坚持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信念，从而有精神上的充实自足。优秀灵魂的自爱其实源于对人类精神的泛爱。如果与人类精神永远隔绝，譬如说沦入无人地带或哪怕是野蛮部落之中，永无生还的希望，思想和作品也水无传回人间的可能，那么，再优秀的灵魂恐伯也难以自足了。

独特，然后才有沟通。毫无特色的平庸之辈厮混在一起，只有委琐，岂可与语沟通。每人都展现出自己独特的美，开放出自己的奇花异卉，每人也都欣赏其他一切人的美，人人都是美的创造者和欣赏者，这样的世界才是赏心悦目的人类家园。

孤独中有大快乐，沟通中也有大快乐，两者都属于灵魂。一颗灵魂发现、欣赏、享受自己所拥有的财富，这是孤独的快乐。如果这财富也被另一颗灵魂发现了，便有了沟通的快乐。所以，前提是灵魂的富有。对于灵魂空虚之辈，不足以言这两种快乐。

在体察别人的心境方面，我们往往都很粗心。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事，都不由自主地被琐碎的日常生活推着走，谁有工夫来注意你的心境，注意到了又能替你做什么呢？当心灵的重负使你的精神濒于崩溃，只要减一分便能得救时，也未必有人动这一举手之劳，因为具备这个能力的人多半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压根儿想不到那一件他轻易能做到的小事竟会决定你的生死。

心境不能沟通，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境遇之一，所以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觉得自己是被弃的孤儿。

我们不妨假定，人的心灵是有质和量的不同的。质不同，譬如说基本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格格不入，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沟通就无从谈起。质相同，还会有量的差异。两个人的精神品质基本一致，灵魂内涵仍会有深浅宽窄之别，其沟通的深度和广度必然会被限制在那比较浅窄的一方的水平上。即使两个人的水平相当，在他们心灵的各个层次上也仍然会存在着不同的岔路和拐角，从而造成一些局部的沟通障碍。

我的这个描述无疑有简单化的毛病。我只是想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完全沟通是不可能的，因而不同程度的隔膜是必然存在的。既然如此，任何一种交往要继续下去，就必须是能够包容隔膜的。

现在人们提倡关爱，我当然赞成。我想提醒的是，不要企图用关爱去消除一切隔膜，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会使关爱蜕变为精神强暴。在我看来，一种关爱不论来自何方，它越是不带精神上的要求，就越是真实可信，母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关爱所给予的是普通的人间温暖，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正需要并且可以期望获得的也正是这普通的人间温暖。至于心灵的沟通，那基本上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因而对之最适当的态度是顺其自然。

以互相理解为人际关系的鹄的，其根源就在于不懂得人的心灵生活的神秘性。按照这一思路，人们一方面非常看重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甚至公开索取理解。至少在性爱中，索取理解似乎成了一种最正当的行为，而指责对方不理解自己则成了最严厉的谴责，有时候还被用作破裂前的最后通牒。另一方面，人们又非常踊跃地要求理解别人，甚至以此名义强迫别人袒露内心的一切，一旦遭到拒绝，便斥以缺乏信任。在爱情中，在亲情中，在其他较亲密的交往中，这种因强求理解和被理解而造成的有声或无声的战争，我们见得还少吗？可是，仔细想想，我们对自己又真正理解了多少？一个人懂得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困难，他就不会强求别人完全理解自己，也不会奢望自己完全理解别人了。

她们谈得很热烈。

“我这道题错得太冤枉……”

“是呀，我明明复习过的，可当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谈话按照这相同的方式进行着，各人只是说着自己的事，可是居然互相能接上茬，居然没有中断，居然很热烈。

交谈往往如此，每人都乘机发泄一下谈谈自己的热望。女人尤其如此。

友谊

对于人际关系，我逐渐总结出了一个最合乎我的性情的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亲疏随缘。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还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友谊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

与人相处，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益，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

哲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都有自己的行话。有时候，不同的行话说着同一个意思。有时候，同一种行话说着不同的意思。

隔行如隔山，但没有翻越不了的山头，灵魂之间的鸿沟却是无法逾越的。

我们对同行说行话，对朋友吐心声。

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区分不在职业，而在心灵。

看到书店出售教授交际术成功术之类的畅销书，我总感到滑稽。一个人对某个人有好感，和他或她交了朋友，或者对某件事感兴趣，想方设法把它做成功，这本来都是自然而然的。不熟记要点就交不了朋友，不乞灵秘诀就做不成事业，可见多么缺乏真情感真兴趣了。但是，没有真情感，怎么会有真朋友呢?没有真兴趣，怎么会有真事业呢?既然如此，又何必孜孜于交际和成功?这样做当然有明显的功利动机，但那还是比较表面的，更深的原因是精神上的空虚，于是急于找捷径躲到人群和事务中去。我不知道其效果如何，只知道如果这样的交际家走近我身旁，我一定会更感寂寞，如果这样的成功者站在我面前，我一定会更觉无聊的。

读书如交友，但至少有一个例外，便是读那种传授交友术的书。

交友术兴，真朋友亡。

凡是顶着友谊名义的利益之交，最后没有不破裂的，到头来还互相指责对方不够朋友，为友谊的脆弱大表义愤。其实，关友谊什么事呢，所谓友谊一开始就是假的，不过是利益的面具和工具罢了。今天的人们给了它一个恰当的名称，叫感情投资，这就比较诚实了，我希望人们更诚实一步，在投资时把自己的利润指标也通知被投资方。

友谊是宽容的。正因为如此，朋友一旦反目，就往往不可挽回，说明他们的分歧必定十分严重，已经到了不能宽容的地步。

只有在好朋友之间才可能发生绝交这种事，过去交往愈深，现在裂痕就愈难以修复，而维持一种泛泛之交又显得太不自然。至于本来只是泛泛之交的人，交与不交本属两可，也就谈不上绝交了。

外倾性格的人容易得到很多朋友，但真朋友总是很少的。内倾者孤独，一旦获得朋友，往往是真的。

这是一个孤独的人。有一天，世上许多孤独的人发现了他的孤独，于是争着要同他交朋友。他困惑了：他们因为我的孤独而深信我是他们的朋友，我有了这么多朋友，就不再孤独，如何还有资格做他们的朋友呢?

获得理解是人生的巨大欢乐。然而，一个孜孜以求理解、没有旁人的理解便痛不欲生的人却是个可怜虫，把自己的价值完全寄托在他人的理解上面的人往往并无价值。

名声

身为文人，很少有完全不关心名声的。鄙视名声，在未出名者固然难免酸葡萄之讥，在已出名者也未尝没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他也许是用俯视名声的姿态，表示自己站得比名声更高，真让他放弃，重归默默无闻，他就不肯了。名声代表作品在读者中的命运，一个人既然要发表作品，对之当然不能无动于衷。

诚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天才被埋没，未得到应有的名声，或者被误解，在名满天下的同时也遭到了歪曲，因而蔑视名声之虚假。可是，我相信，对于真实的名声，他们仍是心向往之的。

叔本华把尊严和名声加以区分：尊严关涉人的普遍品质，乃是一个人对于自身人格的自我肯定；名声关涉一个人的特殊品质，乃是他人对于一个人的成就的肯定。人格卑下，用尊严换取名声，名声再大，也只是臭名远扬罢了。

由于名声有赖于他人的肯定，容易受舆论、时尚、机遇等外界因素支配，所以，古来贤哲多主张不要太看重名声，而应把自己所可支配的真才真德放在首位。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就是这个意思。一个成熟的作家理应把眼光投向事情的本质方面，以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所带来的声誉为其创作的真正报酬。热衷于名声，哪怕自以为追求的是真实的名声，也仍然是一种虚荣，结果必然受名声支配，进而受舆论支配，败坏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名声还有一个坏处，就是带来吵闹和麻烦。风景一成名胜，便游人纷至，人出名也如此。“树大招风”，名人是难得安宁的。笛卡尔说他痛恨名声，因为名声夺走了他最珍爱的精神的宁静。我们常常听到大小知名作家抱怨文债如山，也常常读到他们还债的文字贫乏无味如白开水。犹如一口已被汲干的名泉，仍然源源不断地供应名牌泉水，商标下能有多少真货呢?

我们喜欢听赞扬要大大超过我们自己愿意承认的程度，尤其是在那些我们自己重视的事情上。在这方面，我们的趣味很不挑剔，证据是对我们明知言过其实的赞扬，我们也常常怀着感谢之心当作一种善意接受下来。我们不忍心把赞扬我们的人想得太坏，就像不放心把责备我们的人想得太好一样。

很少有人真心蔑视名声。一个有才华的人蔑视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他没有得到他自认为应该得到的名声，他用蔑视表示他的愤懑；一是他已经得到名声并且习以为常了，他用蔑视表示他的不在乎。真的不在乎吗?好吧，试着让他失去名声，重新被人遗忘，他就很快又会愤懑了。

古希腊晚期的一位喜剧家在缅怀早期的七智者时曾说：“从前世界上只有七个智者，而如今要找七个自认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现在我们可以说：从前几十年才出一个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个自认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

无论是见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识强烈的名人，还是被人当作名人见，都是最不舒服的事情。在这两种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胁。

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名声永远是走样的，它总是不合身，非宽即窄，而且永远那么花哨，真正的好人永远比他的名声质朴。

无论什么时候，这个世界决不会缺少名人。一些名人被遗忘了，另一些名人又会被捧起来。剧目换了，演员跟着换。哪怕观众走空，舞台决不会空。

当然，名人和伟人是两码事，就像登台表演未必便是艺术家。

一个人不拘通过什么方式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称作名人，这好像也没有大错。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在名人和新闻人物之间做一区分。当然，新闻人物并非贬称，也有光彩的新闻人物，一个恰当的名称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写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别的卓越功绩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历史，明星则是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因而为公众所熟悉的人，判断的权力在公众，这便是两者的界限。

有两类名人。一类是因为写出了名著，拍出了名片，或者立下了别的著名的功绩，遂成名人。另一类是因为在公众面前频频露面，遂成名人。两者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加以区分，可把后者统称为明星。我们时代最可笑的误解之一便是，以为只要成了明星，写出的书就一定是名著。

名声是一阵风，而我们在辛苦创作之后是有权享受一阵好风的。最了解我们的五六个朋友尊敬我们，我们不该愉快吗?再扩大一些，我们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获得了五六十或五六万个读者的赞扬，我们不该高兴吗?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重视自己敬佩和喜欢的人对我们的评价，期望从有见识的人那里得到赞赏，以肯定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正当的。雪莱也反对把爱名声看作自私，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对名声的爱好无非是希望别人的感情能够肯定、证明我们自己的感情，或者与我们自己的感情发生共鸣。”他引用弥尔顿的一句诗，称这种爱好为“高贵心灵的最后的弱点”。弥尔顿的这句诗又脱胎于塔西坨《历史》中的一句话：“即使在智者那里，对名声的渴望也是要到最后才能摆脱的弱点。”我很满意有这么多智者来为智者的最后弱点辩护。只要我们看重的是人们的“心的点头”(康德语)，而非表面的喝彩，就算这是虚荣心，有这么一点虚荣心又何妨?

煊赫的名声是有威慑力的，甚至对才华横溢如海涅者也是如此。一旦走近名人身旁，他所必有的普通人的外观就会使人松一口气。同时，如果这位名人确是伟人，晋见者将会发现，乍见面就同他谈论伟大的事物该显得多么不自量力。于是海涅谈起了李子的味道。歌德含笑不语，因为他明察海涅此举乃出于放松和紧张双重原因，这个老猾头！

赫赫有名者未必优秀，默默无闻者未必拙劣。人如此，自然景观也如此。

人怕出名，风景也怕出名。人一出名，就不再属于自己，慕名者络绎来访，使他失去了宁静的心境以及和二三知友相对而坐的情趣。风景一出名，也就沦入凡尘，游人云集，使它失去了宁静的环境以及被真正知音赏玩的欣慰。

当世人纷纷拥向名人和名胜之时，我独爱潜入陋巷僻壤，去寻访不知名的人物和景观。

其实，庐山本来何尝有什么景点?陶渊明嗜酒，“醉辄卧石上”，所卧之石不知几许，后人偏要指庐山某石为陶之“醉石”。白居易爱花，“山寺桃花始盛开”，所见不过桃花数丛，后人偏要指庐山某处为白之“花径”。“无名天地之始”，何况一石一径?可叹世人为名所惑，蜂拥而至，反而看不见满山无名的巉岩和幽径，遂使世上不复有陶白之风流。

做名人要有两种禀赋。一是自信，在任何场合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是当然的焦点和中心。二是表演的欲望和能力，渴望并且善于制造自己出场的效果。我恰好最缺少这两种禀赋，所以我不宜做名人。

我不愿用情人脸上的一个微笑换取身后一个世代的名声。

角色

“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如同一切道德格言一样知易行难。我甚至无法判断，我究竟是否已经成为了我自己。角色在何处结束，真实的自我在何处开始，这界限常常是模糊的。有些角色仅是服饰，有些角色却已经和我们的躯体生长在一起，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去，其结果比剥葱头好不了多少。

演员尚有卸妆的时候，我们却生生死死都离不开社会的舞台。在他人目光的注视下，甚至隐居和自杀都可以是在扮演一种角色。

也许，只有当我们扮演某个角色露出破绽时，我们才得以一窥自己的真实面目。

人在社会上生活，不免要担任各种角色。但是，倘若角色意识过于强烈，我敢断言一定出了问题。一个人把他所担任的角色看得比他的本来面目更重要，无论如何暴露了一种内在的空虚。我不喜欢和一切角色意识太强烈的人打交道，例如名人意识强烈的名流，权威意识强烈的学者，长官意识强烈的上司等等，那会使我感到太累。我不相信他们自己不累，因为这类人往往也摆脱不掉别的角色感，在儿女面前会端起父亲的架子，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要表现下属的谦恭，就像永不卸妆的演员一样。人之扮演一定的社会角色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事，依我的性情，能卸妆时且卸妆，要尽可能自然地生活。

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它是顽强的，任何权势不能把它压灭。可是，在日常的忙碌和喧闹中，它却会被冷落、遗忘，终于喑哑了。

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比真的演员还忙，退场的时间更少。例如，我整天坐在这桌子前，不停地写，为出版物写，按照编辑、读者的需要写。我暗暗怀着一个愿望，有一天能抽出空来，写我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我心中的那个声音。可是，总抽不出时间。到真空下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写什么，我心中的那个声音沉寂了，不知去向了。

别老是想，总有一天会写的。自我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支使的侍从，你老是把它往后推，它不耐烦，一去不返了。

人不易摆脱角色。有时候，着意摆脱所习惯的角色，本身就是在不由自主地扮演另一种角色。反角色也是一种角色。

一种人不自觉地要显得真诚，以他的真诚去打动人并且打动自己。他自己果然被自己感动了。

一种人故意地要显得狡猾，以他的狡猾去魅惑人并且魅惑自己。他自己果然怀疑起自己来了。

潇洒就是自然而不做作，不拘束。然而，在实际上，只要做作得自然，不露拘束的痕迹，往往也就被当成了潇洒。

如今，潇洒成了一种时髦，活得潇洒成了一句口号。人们竞相做作出一种自然的姿态，恰好证明这是一个多么不自然的时代。

什么是虚假?虚假就是不真实，或者，故意真实。“我一定要真实！”——可是你已经在虚假了。

什么是做作?做作就是不真诚，或者，故意真诚。“我一定要真诚!”——可是你已经在做作了。

对于有的人来说，真诚始终只是他所喜欢扮演的一种角色。他极其真诚地进入角色，以至于和角色打成一片，相信角色就是他的真我，不由自主地被自己如此真诚的表演所感动了。

如果真诚为一个人所固有，是出自他本性的行为方式，他就决不会动辄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犹如血型和呼吸，自己甚至不可觉察，谁会对自己的血型和呼吸顾影自怜呢?(写到这里，发现此喻不妥，因为自从《血型与性格》、《血型与爱情》一类小册子流行以来，果然有人对自己的血型顾影自怜了。姑妄喻之吧。)

由此我获得了—个鉴定真诚的可靠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是否被自己的真诚所感动。一感动，就难免包含演戏和做作的成分了。

偶尔真诚一下、进入了真诚角色的人，最容易被自己的真诚感动。

一个人可以承认自己有种种缺点，但决不肯承认自己虚伪，不真诚。承认自己不真诚，这本身需要极大的真诚。有时候一个人似乎敢承认自己不真诚了，但同时便从这承认中获得非常的满足，觉得自己在本质上是多么真诚，比别人都真诚：你们不敢承认，我承认了!于是，在承认的同时，也就一笔抹杀了自己的不真诚。归根到底还是不承认。对虚伪的承认本身仍然是一种虚伪。

有做作的初学者，他其实还是不失真实的本性，仅仅在模仿做作。到了做作而不自知是做作，自己也动了真情的时候，做作便成了本性，这是做作的大师。

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法官和一个罪犯。当法官和罪犯达成和解时，真诚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做作者的灵魂往往分裂成一个戏子和一个观众。当戏子和观众彼此厌倦时，做作者的灵魂便得救了。

她读着凡高的传记，泪眼汹涌，心想：“如果我在那个时代出生，我一定嫁给凡高。”

在凡高活着时，一定也有姑娘想象自己嫁给更早时代的天才，并且被这个念头感动得掉泪。而与此同时，凡高依然找不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姑娘。

教育

看到欧美儿童身上的那一股小大人气概，每每忍俊不禁，觉得非常可爱。相比之下，中国的孩子太缺乏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论大小事都依赖父母，不肯自己动脑动手，不敢自己做主。当然，并非中国孩子的天性如此，这完全是后天教育的结果。所以，在这方面首先应该做出改变的是中国的父母们。如果我有孩子，我最乐于扮演的角色将是做孩子的朋友。在我看来，做孩子的朋友，孩子也肯把自己当作朋友，乃是做父母的最高境界。溺爱是动物性的爱，那是最容易的，难的是使亲子之爱获得一种精神性的品格。所谓做孩子的朋友，就是不把孩子当作宠物或工具，而是视为一个正在成形的独立的人格，不但爱他疼他，而且给予信任和尊重。凡属孩子自己的事情，既不越俎代庖，也不横加干涉，而是怀着爱心加以关注，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商量。父母与孩子之间要有朋友式的讨论和交流的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里，孩子便能够逐渐养成基于爱和自信的独立精神，从而健康地成长。

童年无小事，人生最早的印象因为写在白纸上而格外鲜明，旁人觉得琐碎的细节很可能对本人性格的形成发生过重大作用。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似乎是最不起眼的。大人们都在做正经事，孩子们却只是在玩耍，在梦想，仿佛在无所事事中挥霍着宝贵的光阴。可是，这似乎最不起眼的童年其实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季节。粗心的大人看不见，在每一个看似懵懂的孩子身上，都有一个灵魂在朝着某种形态生成。

在人的一生中，童年似乎是最短暂的。如果只看数字，孩提时期所占的比例确实比成年时期小得多。可是，这似乎短暂的童年其实是人生中最悠长的时光。我们仅在儿时体验过时光的永驻，而到了成年之后，儿时的回忆又将伴随我们的一生。

对聪明的大人说的话：倘若你珍惜你的童年，你一定也要尊重你的孩子的童年。当孩子无忧无虑地玩耍时，不要用你眼中的正经事去打扰他。当孩子编织美丽的梦想时，不要用你眼中的现实去纠正他。如同纪伯伦所说：孩子虽是借你而来，却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爱，却不可给他想法，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执意把孩子引上成人的轨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正是在粗暴地夺走他的童年。

做父母做得怎样，最能表明一个人的人格、素质和教养。

被自己的孩子视为亲密的朋友，这是为人父母者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不过，为人父母者所能遭到的最大的失败却并非被自己的孩子视为对手和敌人，而是被视为上司或者奴仆。

我对孩子的期望——

第一个愿望：平安。如果想到包围着她的环境中充满不测，这个愿望几乎算得上奢侈了。

第二个愿望：身心健康地成长。

至于她将来做什么，有无成就，我不想操心也不必操心，一切顺其自然。

从一个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最能看出他自己的人生态度。那种逼迫孩子参加各种班学各种技能的家长，自己在生活中往往也急功近利。相反，一个淡泊于名利的人，必定也愿意孩子顺应天性愉快地成长。

我由此获得了一个依据，去分析貌似违背这个规律的现象。譬如说，我基本可以断定，一个自己无为却逼迫孩子大有作为的人，他的无为其实是无能和不得志，一个自己拼命奋斗却让孩子自由生长的人，他的拼命多少是出于无奈，这两种人都想在孩子身上实现自己的未遂愿望。

在人的精神成长过程中，少年时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谁没有体验过青春的魔力降临时的那种奇妙的心情呢？突然之间，眼前仿佛打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一片隐藏着无穷宝藏的新大陆。少年人看世界的眼光是天然地理想化的，异性的面庞，两小无猜的友情，老师的一句赞扬，偶尔读到的一则故事或一段格言，都会使他们对世界充满美好的期望。从总体上比较，少年人比成年人更具精神性，他们更加看重爱情、友谊、荣誉、志向等精神价值，较少关注金钱、职位之类的物质利益。当然，由于阅世不深，他们的理想未免空泛。随着入世渐深，无非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把理想当作一种幼稚的东西抛弃，变得庸俗实际起来；或者是仍然坚持精神上的追求，因为实际生活的教训和磨练，那会是一种更成熟、更自觉的追求。一个人最后走上哪一条路，取决于种种因素，不可一概而论。不过，他年少之时那种自发的精神性是否受到有效的鼓励和培育，肯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人的一生中，中学时代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往往被估计得不够。这倒也在情理中，因为当局者太懵懂，过来人又太健忘。一个人由童年进入少年，身体和心灵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造化便借机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若干秘密。正是在上中学那个年龄，人生中某些本质的东西开始显现在一个人的精神视野之中了。所以，我把中学时代称做人生中一个发现的时代。发现了什么？因为求知欲的觉醒，发现了一个书的世界。因为性的觉醒，发现了一个异性世界。因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发现了自我也发现了死亡。总之，所发现的是人生画面上最重要的几笔，质言之，可以说就是发现了人生。千万不要看轻中学生，哪怕他好似无忧无虑，愣头愣脑，在他的内部却发生着多么巨大又多么细致的事件。

青春似乎有无数敌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学校、老师、家长、社会等等都是假想敌，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虚伪。当一个人变得虚伪之时，便是他的青春终结之日。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人能够抵御住虚伪的侵袭，依然真实，这该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情窦初开的年龄，绽开的不只是欲望的花朵。初开的欲望之花多么纯洁，多么羞怯，多么有灵性，其实同时也是精神之花。所以，和青春一起，心灵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包括艺术和理想，个性和尊严，也都觉醒了。这在人人都一样。区别在后来，有的花朵昙花一现，有的长开不败结出了果实。

成长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学习如何做人处世，如何思考问题。不过，学习的场所未必是在课堂上。事实上，生活中偶然的契机，意外的遭遇，来自他人的善意或恶意，智者的片言只语，都会是人生中生动的一课，甚至可能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

天赋平常的人能否成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具体教育环境，学校能够培养出也能够毁灭掉一个中等之才。天才却是不受某个具体教育环境限制的，因为他本质上是自己培育自己。当然，天才也可能被扼杀，但扼杀他的只能是时代或大的社会环境。

在任何一种教育体制下，都存在着学生资质差异的问题。合理的教育体制应该向不同资质的学生都提供相应的机会。

所谓“天才教育”的结果多半不是把一个普通资质的人培养成了天才，而是把他扭曲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畸形儿。

教育不可能制造天才，却可能扼杀天才。因此，天才对教育唯一可说的话是第欧根尼的那句名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一切教育都可以归结为自我教育。学历和课堂知识均是暂时的，自我教育的能力却是一笔终身财富。经验证明，一个人最终是否成材，往往不取决于学历的长短和课堂知识的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善于自我教育。

是到全民向教育提问的时候了。中国现行教育的弊病有目共睹，有什么理由继续忍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今日中国，教育是最落后的领域，它剥夺孩子的童年，扼杀少年人的求知欲，阻碍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它的所作所为正是教育的反面。改变无疑是艰难的，牵涉到体制、教师、教材各个方面。但是，前提是澄清教育的理念，弄清楚一个问题：教育究竟何为？

今日的家长们似乎都深谋远虑，在孩子很小时就为他将来有一个好职业而奋斗了，为此拼命让孩子进重点学校和上各种课外班。从孩子这方面来说，便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投入了可怕的竞争，从小学到大学一路走过去，为了拿到那张最后的文凭，不知要经受多少作业和考试的折磨。有道是：不能让我们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在我看来，这种教育方式恰好一开始就是输局了。身心不能自由健康地发展，只学得一些技能，将来怎么会有大出息呢？

一个人从童年、少年到青年，原是人生最美好也最重要的阶段，有其自身不可取代的价值，现在这个价值被完全抹杀了，其全部价值被归结为只是为将来谋职做准备。多么宝贵的童年和青春，竟为了如此渺小的一个目标做了牺牲。这种做法无疑是野蛮的。我不禁要问：这还是教育吗？教育究竟何为？

然而，现行教育体制以应试和急功近利为特征，使得家长和孩子们难有别的选择。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这个体制。

针对我们教育的现状，我认为有必要重温卢梭的一个著名论点：教育就是生长。杜威进而阐发道：这意味着生长本身是目的，在生长的前头并没有另外的目的，比如将来适应社会、做出成就之类。此言精辟地道出了教育的本质。

按照这个观点，我们不能用狭隘的功利尺度衡量教育，而应该用广阔的人性尺度和人生尺度。

人性尺度是指：教育应使每个人的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强迫儿童和青年接受外来的东西。比如说，智育是发展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灌输知识，德育是鼓励崇高的精神追求，而不是灌输规范。

人生尺度是指：教育应使受教育者现在的生活就是幸福而有意义的，并以此为幸福而有意义的一生创造良好的基础。看教育是否成功，就看它是拓展了还是缩减了受教育者的人生可能性。与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这个目标相比，获得一个好职业之类的目标显得何其可怜。

当然，我们也要用社会尺度衡量教育，但这个社会尺度应该也是广阔的而非狭隘的。正如罗素所指出的：一个由本性优秀的男女所组成的社会，肯定会比相反的情形好得多。

如果说教育即生长，那么，教育机构和教育者的使命就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

怎样的环境算最好？生长是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可称之为内在的自由，最好的环境就是为之提供外在的自由。外在自由有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另一是自由时间。这里单说后一方面。

在希腊文中，学校一词的意思就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才能自由地发展其心智能力。卢梭说：“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时间。”由我们今天的许多耳朵听来，这句话简直是谬论。但卢梭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今天许多家长和老师惟恐孩子虚度光阴，驱迫着他们做无穷的作业，不给他们留出一点儿玩耍的时间，自以为这就是尽了做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卢梭却问你：什么叫虚度？快乐不算什么吗？整日跳跑不算什么吗？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就算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好了。

仔细想一想，卢梭多么有道理，我们今日的所作所为正是逼迫孩子们误用光阴。

事实上，每个人天性中都蕴涵着好奇心和求知欲，因而都有可能依靠自己去发现和领略阅读的快乐。遗憾的是，当今功利至上的教育体制正在无情地扼杀人性中这种最宝贵的特质。在这种情形下，我只能向有识见的教师和家长反复呼吁，请你们尽最大可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能保护多少是多少，能抢救一个是一个。我还要提醒那些聪明的孩子，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们要善于向现行教育争自由，学会自我保护和自救。

我上学的时候，人们常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现在很少有人提起这句话了。可是，正是现在，太有必要重提教师职业的神圣性这个话题。

从小学到大学，是人的生长的最重要时期。生长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而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实际上构成了最重要的环境。许多人，包括许多伟人，在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脑中往往会凸现一个老师的形象。一个优秀的教师会影响许多人的人生道路，所以才使人终身不忘。

杜威把教师比喻为上帝的代言人、天国的引路人。教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影响是在精神上，因此他自己必须有崇高的精神境界。现在人们在讨论大学改革，依我看，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要有一批心灵高贵、头脑活跃的学者，而体制优劣的标准就在于能否吸引这样的学者。有了这样一批学者，自然能够熏陶和培育出优秀人才。什么是好学校？很简单，就是有一批好教师的学校。

今日教师队伍的素质不容乐观。罗素说，教师爱学生应该胜于爱国家和教会。针对今日的情况，我要补充一句：更应该胜于爱金钱和名利。我的担心是，今日的学生在将来回忆自己的人生岁月时，脑中不再会出现值得感念的老师形象。

真实的、不可遏制的兴趣是天赋的可靠标志。

文明之对于不同的人，往往进入其不同的心理层次。进入意识层次，只是学问；进入无意识层次，才是教养。

教育的本义是唤醒灵魂，使之在人生的各种场景中都保持在场。相反，倘若一个人的灵魂总是缺席，不管他多么有学问或多么有身份，我们仍可把他看作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蒙昧人。

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社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闲暇的增加，现代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娱乐。所谓娱乐，又无非是一种用钱买来、由时髦产品提供、由广告逼迫人们享用的东西。如果不包含这些因素，人们便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娱乐。在娱乐中，人们但求无所用心，彻底放松。花费昂贵和无所用心成了衡量娱乐之品级的尺度，进而又成了衡量生活之质量的尺度，如果一个人把许多时间耗在豪华的俱乐部或度假村里，他就会被承认是一个体面的人士。

在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工作时间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确实将越来越取决于他如何消度闲暇，而教育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过去，教育的目标是为职业作准备。现在，教育应该为人们能够有意义地利用闲暇时间作准备。也就是说，应该使人们有能力在闲暇时间过一种有头脑的生活，而不是无所用心的生活。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发现上述所谓的体面人士原来是受教育程度太低的产物。

道德

道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精神性的，旨在追求个人完善，此种追求若赋予神圣的名义，便进入宗教的领域。一是实用性的，旨在维护社会秩序，此种维护若辅以暴力的手段，便进入法律的领域。

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必生恶果。试图靠建立某种社会秩序来强制实现个人完善，必导致专制主义。把社会秩序的取舍完全交付个人良心来决定，必导致无政府主义。

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美德即智慧。”一个人如果经常想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对于俗世的利益就一定会比较超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到底，道德败坏是一种蒙昧。当然，这与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识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假、恶、丑从何而来?人为何会虚伪、凶恶、丑陋?我只找到一个答案：因为贪欲。人为何会有贪欲?佛教对此有一个很正确的解答：因为“无明”。通俗地说，就是没有智慧，对人生缺乏透彻的认识。所以，真正决定道德素养的是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把道德沦丧的原因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失控，试图通过强化意识形态来整饬世风人心，这种做法至少是肤浅的。

意识形态和人生智慧是两回事，前者属于头脑，后者属于心灵。人与人之间能否默契，并不取决于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是取决于人生智慧的相通。

一个人的道德素质也是更多地取决于人生智慧而非意识形态。所以，在不同的意识形态集团中，都有君子和小人。

社会愈文明，意识形态愈淡化，人生智慧的作用就愈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愈真实自然。

人生与道德、做人与处世、精神追求与社会关切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如果要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伦理学无疑最具备此种资格。伦理学的内容应该拓宽，把人生哲学的基本原理也包括进去，不能只局限于道德学说。

在评价人时，才能与人品是最常用的两个标准。两者当然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在最深的层次上，它们是否相通的？譬如说，可不可以说，大才也是德，大德也是才，天才和圣徒是同一种神性的显现？又譬如说，无才之德是否必定伪善，因而亦即无德，无德之才是否必定浅薄，因而亦即非才？当然，这种说法已经蕴涵了对才与德的重新解释，我倾向于把两者看作慧的不同表现形式。

人品和才分不可截然分开。人品不仅有好坏优劣之分，而且有高低宽窄之分，后者与才分有关。才分大致规定了一个人为善为恶的风格和容量。有德无才者，其善多为小善，谓之平庸。无德无才者，其恶多为小恶，谓之猥琐。有才有德者，其善多为大善，谓之高尚。有才无德者，其恶多为大恶，谓之邪恶。

人品不但有好坏之别，也有宽窄深浅之别。好坏是质，宽窄深浅未必只是量。古人称卑劣者为“小人”、“斗筲之徒”是很有道理的，多少恶行都是出于浅薄的天性和狭小的器量。

知识是工具，无所谓善恶。知识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美德与知识的关系不大。美德的真正源泉是智慧，即一种开阔的人生觉悟。德行如果不是从智慧流出，而是单凭修养造就，便至少是盲目的，很可能是功利的和伪善的。

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来树立榜样基本上是从道德着眼。我更强调人性意义上所达到的高度，亦即整体的精神素质，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只是他的整体精神素质的表现，并且惟有作为此种表现才有价值。即如当今社会的道德失范，其实也是某种整体精神素质的缺陷在特殊条件下的暴露，因此不是靠树立几个道德标兵就能解决的。

人性意义上的伟大是世界性的，必能赢得一切民族的人的尊敬。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往往不受欢迎，而在家乡之外却受到尊敬。”套用他的话，我们可以说，只在自己的家乡受到推崇、而在家乡之外不受欢迎的榜样是不够格的榜样。

常常有人举着爱国的尺子评判人，但这把尺子自身也需要受到评判。首先，爱国只是尺子之一，而且是一把较小的尺子。还有比它大的尺子，例如真理、文明、人道。其次，大的尺子管小的尺子，大道理管小道理，惟有从人类真理和世界文明的全局出发，知道本民族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之所在，方可论爱国。因此，伟大的爱国者往往是本民族历史和现状的深刻批评者。那些手中只有爱国这一把尺子的人，所爱的基本上是某种狭隘的既得利益，这把尺子是专用来打一切可能威胁其私利的人的。

在任何专制体制下，都必然盛行严酷的道德法庭，其职责便是以道德的名义把人性当做罪恶来审判。事实上，用这样的尺度衡量，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至少都是潜在的罪人。可是，也许正因为如此，道德审判反而更能够激起疯狂的热情。据我揣摩，人们的心理可能是这样的：一方面，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竟然有人做了，于是嫉妒之情便化装成正义的愤怒猛烈喷发了，当然啦，决不能让那个得了便宜的人有好下场；另一方面，倘若自己也做了类似的事，那么，坚决向法庭认同，与罪人划清界线，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仿佛谴责的调门越高，自己就越是安全。因此，凡道德法庭盛行之处，人与人之间必定充满残酷的斗争，人性必定扭曲，爱必定遭到扼杀。

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的。”我们可以把耶稣的名言变换成普遍性的命题：规则是为人而设的，人不是为规则而生的。人世间的一切规则，都应该是以人为本的，都可以依据人的合理需要加以变通。有没有不许更改的规则呢？当然有的，例如自由、公正、法治、人权，因为它们体现了一切个人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基本价值理想。说到底，正是为了遵循这些最一般的规则，才有了不断修正与之不合的具体规则的必要，而这就是人类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惟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尤其上司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在这世界上，谁真正严肃地生活着?难道是那些从不反省人生的浅薄之辈，哪怕他们像钟表一样循规蹈矩，像石像一样不苟言笑，哪怕他们是良民、忠臣、孝子、好丈夫、好父亲?

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就无严肃可言，平庸就是最大的不严肃。

群体性的懒惰是阻碍个性发展的最大阻力。在社会中，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意味着竞争，于是，为了自己能偷懒，就嫉恨他人的优秀，宁愿人人都保持在平庸的水平上。

怯懦是懒惰的副产品。首先有多数人的懒惰而不求个人的独特，这多数的力量形成了一条防止个人求优异的警戒线，然后才有了人言可畏的怯懦心灵。

个人越是雷同，社会就越是缺少凝聚力。无个性的个体不能结合为整体。个人越是独特，个性的差异越是鲜明，由这样的个体组成的社会有机体就越是生气勃勃。

当我在一个恶人身上发现一个美德，我就原谅了他的一千件恶行。

当我在一个善人身上发现一个伪善，我决不肯因为他的一千件善行而原谅他的这一个伪善。

我最憎恶的品质，第一是虚伪，第二是庸俗。虚伪是一种冒充高尚的庸俗，因而是自觉的庸俗，我简直要说它是有纲领、成体系的庸俗。单纯的庸俗是消极的，虚伪却是积极的，它富有侵略性。庸俗是小卒，唯有推举虚伪为元帅，才能组成一支剿杀优秀灵魂的正规军队。诚然，也不该低估小卒们的游击战的杀伤力。

猥琐假冒神圣乃是最无耻的亵渎神圣。夜里我不断梦见一个句子——

“子曰他妈的！”

一个行为有两个动机，一个光明，浮在表面；一个晦暗，沉在底里。当它们各居其位时，灵魂风平浪静。有谁想把它们翻一个个儿，灵魂就会涌起惊涛骇浪。

在幸福时，人也会有良心的斗争，但那良心是在脑子里，斗来斗去只是头痛。只有在苦难中，回首往事，良心发现，这时的良心才在心灵中，人才真正感到心痛。

我们的心灵上都罩着各式滤色镜，只允许某些种类的光线透出，遮住了另一些种类的光线。于是，连自己也无法看清自己内心的复杂的丰富的色彩。一切都合理化了，也贫乏化了。然后，滤色镜又对经过它过滤的即被它批准的心灵品质下判断，用道德上的自豪感来平息我们的不安。

当庸俗冒充崇高招摇过市时，崇高便羞于出门，它躲了起来。

除了平庸，一切都可以忍受。然而，我受不了的只是自己的平庸。至于别人的平庸，只要不冒充为高明，我是乐于原谅的。

当我享受时，我最受不了身边坐着一个苦行僧，因为他使我觉得我的享受有罪，使享受变成了受苦。

无论何处，只要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出现，那里的人们就要遭罪了，因为他必定要用他的完美来折磨和审判你了。这班善人，也许你真的说不出他有什么明显的缺点，尽管除了他的道德以外，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像样的优点。

相反，一个真实的人，一种独特的个性，必有突出的优点和缺点，袒露在人们面前，并不加道德的伪饰，而这也正是他的道德。

恶德也需要实践。初次做坏事会感到内心不安，做多了，便习惯成自然了，而且不觉其坏。

人是会由蠢而坏的。傻瓜被惹怒，跳得比聪明人更高。有智力缺陷者常常是一种犯罪人格。

有钱的穷人不是富人。有权的庸人不是伟人。有学识的笨人不是聪明人。有声誉的坏人不是好人。

阴暗的角落里没有罪恶，只有疾病。罪恶也有它的骄傲。

专制国家把病人当罪人，民主国家把罪人当病人。后者的高明之处是不以法官自居，但它毕竟是以医生自居，并且常常忘掉一个常识：医生也会生病的。

同样的缺陷，发生在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疾病，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我们把它看作罪恶。我们有时用医生的眼光看人，有时用道德家的眼光看人。

医生把罪犯看作病人，道德家把病人看作罪犯。医生治国，罪犯猖獗。道德家治国，病人遭殃。

在医生眼里，人人都有病。在道德家眼里，人人都有罪。医生怜悯人类，道德家仇恨人类。怜悯人类的人自己有病，仇恨人类的人自己有罪。

仗义和信任貌似相近，实则属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谱系。信任是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等，在这些方面彼此尊重，绝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时都遵守规则。仗义却相反，一方面抹杀个性和个人利益，样样求同，不能容忍差异，另一方面共事时不讲规则。

嫉妒

嫉妒往往包含功利的计较。即使对某些精神价值，嫉妒者所看重的也只是它们可能给拥有者带来的实际好处，例如，学问和才华带来的名利。嫉贤妒能的实质是嫉名妒利，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倒霉蛋是不会有人去嫉妒的。

有—些精神价值，例如智慧和德行，由于它们无涉功利，所以不易招妒。我是说真正的智慧和德行，沽名钓誉的巧智伪善不在其列。哲人和圣徒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俗人与这个世界无缘，所以无从嫉妒。

超脱者因其恬淡于名利而远离了嫉妒——既不妒人，也不招妒，万一被妒也不在乎。如果在乎，说明还是太牵挂名利。并不超脱。

嫉妒发生之可能、与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成反比。我们极容易嫉妒近在眼前的人，但不会嫉妒古人或遥远的陌生人。一个渴望往上爬的小职员并不嫉妒某个美国人一夜之间登上了总统宝座，对他的同事晋升科长却耿耿于怀了。一个财迷并不嫉妒世上许多亿万富翁，见他的邻居发了小财却寝食不安了。一个爱出风头的作家并不嫉妒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因他的朋友一举成名却愤愤不平了。

由于嫉妒的这一距离法则，成功者往往容易遭到他的同事、熟人乃至朋友的贬损，而在这个圈子之外却获得了承认，所谓“墙内开花墙外香”遂成普遍现象。

对不如己者的成功，我们不服气，认为他受之有愧。对胜于己者的成功，我们也不服气，必欲找出他身上不如己的弱点，以证明他受之并非完全无愧。这样的弱点总能找到的，因为我们怎会承认别人在一切方面都胜于己呢?我们实在大看重成功了，以至于很难欣然接受别人成功的事实。

如果我们真正看重事情的实质而非成功的表象，那么，正好应该相反：对于不如己者的成功，我们不必嫉妒，因为他徒有虚名；对于胜于己者的成功，我们不该嫉妒，因为他确有实力。如果他虚实参半呢?那就让他徒有其虚和确有其实好了，我们对前者不必嫉妒，对后者不该嫉妒，反正是无须嫉妒。

嫉妒基于竞争。领域相异，不成竞争，不易有嫉妒。所以，文人不嫉妒名角走红，演员不嫉妒巨商暴富。当然，如果这文人骨子里是演员，这演员骨子里是商人，他们又会嫉妒名角巨商，渴望走红暴富，因为都在名利场上，有了共同领域。

在同一领域内，人对于远不及己者和远胜于己者也不易有嫉妒，因为水平悬殊，亦不成竞争。嫉妒最易发生在水平相当的人之间，他们之间最易较劲。当然，上智和下愚究属少数，多数人挤在中游，所以嫉妒仍是普遍的。

伟大的成功者不易嫉妒，因为他远远超出一般人，找不到足以同他竞争、值得他嫉妒的对手。

悟者比伟大的成功者更不易嫉妒，因为他懂得人生的限度，这时候他几乎像一位神一样俯视人类，而在神的眼里，人类有什么成功伟大得足以使他嫉妒呢?一个看破了一切成功之限度的人是不会夸耀自己的成功，也不会嫉妒他人的成功的。

对于一颗高傲的心来说，莫大的屈辱不是遭人嫉妒，而是嫉妒别人，因为这种情绪向他暴露了一个他最不愿承认的事实：他自卑了。

对于别人的成功，我们在两种情形下愿意宽容。一是当这种成功是我们既有能力也有机会获得的，而我们却并不想去获得，这时我们仿佛站在这种成功之上，有了一种优越感。另一是当这种成功是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获得的，我们因此也就不会想去获得，这时我们仿佛站得离这种成功太远，有了一种淡漠感。

倘若别人的成功是我们有能力却没有机会获得的，或者有机会却没有能力获得的，我们当警惕，因为嫉妒这个恶魔要乘虚而入了。

嫉妒的发生基于一种我们认为不公平的对比。对于我们既有能力也有机会获得的成功，我们不会嫉妒，因为它唾手可得。对于我们既无能力也无机会获得的成功，我们也不易嫉妒，因为它高不可攀。当一种成功是我们有能力而无机会获得的，或有机会而无能力获得的，我们就最容易感到嫉妒。

当我们缺少一样必需的东西时，我们痛苦了。当我们渴求一样并非必需的东西而不可得时，我们十倍地痛苦了。当我们不可得而别人却得到了时，我们百倍地痛苦了。

就所给予我们的折磨而言，嫉妒心最甚，占有欲次之，匮乏反倒是最小的。

嫉妒是对别人的快乐(幸福、富有、成功等等)所感觉到的一种强烈而阴郁的不快。

在人类心理中，也许没有比嫉妒更奇怪的感情了。一方面，它极其普遍，几乎是人所共有的一种本能。另一方面，它又似乎极不光彩，人人都要把它当作一桩不可告人的罪行隐藏起来。结果，它便转入潜意识之中，犹如一团暗火灼烫着嫉妒者的心，这种酷烈的折磨真可以使他发疯、犯罪乃至杀人。

成功有两个要素，一是能力和品质，二是环境和机遇；因此，对成功者的嫉妒也相应有两种情况，一是平庸之辈的嫉贤妒能，另一是怀才不遇者的愤世嫉俗。

当嫉妒不可遏止时，会爆发为仇恨。当嫉妒可以遏止时，会化身为轻蔑。

在仇恨时，嫉妒肆无忌惮地瞪视它的目标。在轻蔑时，嫉妒转过脸去不看它的目标。

强者和弱者都可能不宽容，但原因不同。强者出于专横，他容不得挑战。弱者出于嫉妒，他经不起挑战。

真正的精神强者必是宽容的，因为他足够富裕。

嫉妒是弱者的品质。

嫉妒是蔑视个人的道德的心理根源之一。每一个人按其本性都是不愿意遭到抹杀的，但是，嫉妒使人宁肯自己被抹杀也不让更优秀者得到发扬。在一概抹杀之中，他感到一种相对的满足：与损失更大的人相比，他几乎可以算是获利了。

既然嫉妒人皆难免，也许就不宜把它看作病或者恶，而应该看作中性的东西。只有当它伤害自己时，它才是病。只有当它伤害别人时，它才是恶。

一个精神上自足的人是不会羡慕别人的好运气的，尤其不羡慕低能儿的好运气。

我所厌恶的人，如果不肯下地狱，就让他们上天堂吧，只要不在我眼前就行。

我的嫉妒也有洁癖。我决不会嫉妒我所厌恶的人，哪怕他们在天堂享福。

鉴于嫉妒是一种很不优雅的感情，我们一般都不愿意向人袒露自己的嫉妒之情，但这不妨碍我们优雅地讨论这个问题。嫉妒有权作为一个人生话题得到讨论，是因为它在人类心理中的普遍性，也是因为也许人生智慧能够最有效地消解它。我们不妨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讨论嫉妒的特征、根源、规律以及克服方法。伦理学可能是最不合适的角度，因为我们只能对一种行为而不能对一种心理做道德判断。

吝啬

吝啬者对于财产的任何支出都会感觉到一种近于生理性质的痛苦，这几乎是他的一种本能，他再富裕也难以克服这种本能。因此，财产不但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相反，财产越多，支出的机会也越多，他反而感觉到了更多的痛苦。

同样的财产损失，对不同的人的伤害是不同的。在有一些人，只要不危及正常的生活，他们就很容易轻忘，不会挂在心上。在那些重财的人，却会念念不忘，不断在心里计算自己的损失，于是一遍遍地重复品尝财产损失的痛苦，把那痛苦扩大了许多倍。

人的吝啬之心只有一把小尺子，它面对大价钱往往无能为力，却偏喜欢在小价钱上斤斤计较。因此，即使一个从来大方的人，在菜市场上也难免会讨价还价。

对己节俭、对人吝啬的人是守财奴，对己挥霍、对人吝啬的人是利己主义者，对己挥霍、对人慷慨的人是豪侠，对己节俭、对人慷慨的人是圣徒。

某人买衣服，因为不同尺寸的衣服价格都一样，他怕吃亏，总是买最大尺寸的，结果收藏了一大堆过大而不能穿的衣服。

“拿自己用不着的东西做人情，我们是十分慷慨的。”某位智者如是说。——这算好的呢。有些人是这样的：即使自己用不着，如果你很需要，他也不肯给你。因为，一，如果有一天他用得着了怎么办?这是出于吝啬。二，他嫉妒你由此得到的满足和快乐。

自卑

有两种自卑。一种是面对上帝的自卑，这种人心怀对于无限的敬畏和谦卑之情，深知人类一切成就的局限，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忘乎所以，不会狂妄。另一种是面对他人的自卑，这种人很在乎在才智、能力、事功或任何他所看重的方面同别人比较，崇拜强者，相应地也就藐视弱者，因此自卑很容易转变为自大。

也许有人会说，前一种自卑者骨子里其实最骄傲，因为他只敬畏上帝，而这就意味着看不起一切凡人。

然而事实是，既然他明白自己也是凡人，他就不会看不起别的凡人。只是由于他深知人类的局限，他对别人的成就只会欣赏，不会崇拜，对别人的弱点倒是很容易宽容。总之，他不把人当作神，所以对人不迷信也不苛求，不卑也不亢。

我信任自卑者远远超过信任自信者。

据我所见，自卑者多是两个极端。其一的确是弱者，并且知道自己的弱，于是自卑。这种人至少有自知之明，因而值得我们尊重。其二是具有某种异常天赋的人，他隐约感觉到却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天赋，于是自卑。这种人往往极其敏感，容易受挫乃至夭折，其幸运者则会成为成功的天才。

相反，我所见到的过于自信者多半是一些浅薄的家伙，他们虽不低能但也决非大材，大抵属于中等水平，但由于目标过低，便使他们自视过高，露出了一副踌躇满志的嘴脸。我说他们目标过低，是在精神层次的意义上说的。凡狂妄自大者，其所追逐和所夸耀的成功必是功利性的。在有着崇高的精神追求的人中间，我不曾发现过哪怕一个自鸣得意之辈。

一般而言，性格内向者容易自卑，性格外向者容易自信。不过，事实上，这种区分只具有非常相对的性质。在同一个人身上，自卑和自信往往同时并存，交替出现，乃至激烈格斗。也许最有力量的东西总是埋藏得最深，当我在哀怜苍生的面容背后发现一种大自信，在扭转乾坤的手势上读出一种大自卑，我的心不禁震惊了。

自卑、谦虚、谦恭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谦虚的风度和谦恭的姿态背后，我们很难找到自卑。毋宁说，谦虚是自信以本来面目坦然出场，谦恭则是自信戴着自卑的面具出场。

按照通常的看法，自卑是一种病态心理，自信则是一种健康心态，或者，自卑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自信则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想指出的是，自卑也有其正面的价值，自信也有其负面的作用。

我丝毫不否认自信在生活中有着积极的用处。一个人在处世和做事时必须具备基本的自信，否则绝无奋斗的勇气和成功的希望。但是，倘若一个人从来不曾有过自卑的时候，则我敢断定他的奋斗是比较平庸的，他的成功是比较渺小的。

也许可以说，自卑的价值是形而上的，自信的用处是形而下的。

的确，我曾说过，一切成功的天才之内心都隐藏着某种自卑。可是，倘若有人因此而要把自卑列入成功之道，向世人推荐，则我对他完全无话可说。如果非说不可，我也只能告诉他两个最简单的道理：

其一，人可以培养自信，却无法培养自卑；

其二，就世俗的成功而言，自信肯定比自卑有用得多。

那么，你去教导世人如何培养自信吧——这正是你一向所做的。

我信任每一个怀疑自己的人。我怀疑每一个过于自信的人。

两种人最自信：无所不知者和一无所知者。后者的那份狂热自信有时真会动摇我们自己的原本就不坚定的自信，使我们胆怯地以为又遇到了一个无所不知者。

事实上，许多伟大的天才并非天性自信的人，相反倒有几分自卑，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为这弱点而苦恼，不肯毁于这弱点，于是奋起自强，反而有了令一般人吃惊的业绩。

你们围着他，向他喝彩，他惶恐不安了。你们哪里知道他心中的自卑，他的成就只是做出来给自己看的，绝没有料到会惊动你们。

人应该有一种基本的自信，就是做人的自信，作为人类平等一员的自信。在专制政治下，人们的这种自信必然遭到普遍的摧毁。当所有的人都被迫跪下的时候，那惟一站着的人就成了神。

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在某方面——例如权力、财产、知识、相貌等——处于弱势状态时，常常也会产生自卑心理。但是，只要你拥有做人的基本自信，你就比较容易克服这类局部的自卑，依然坦荡地站立在世界上。

悔恨

悔恨的前提是假定有选择的自由。一个人在可以做出正确选择的情况下，却做了错误的选择，并且身受其祸，便会感到悔恨。如果无可选择，即使祸害发生，感到的也不是悔恨，而只是悲伤。悲伤面对的是单纯的事实，悔恨却包含着复杂的推理，它在事情发生之后追溯其原因，审视过去的行为，设想别种可能性，而它的全部努力就在于证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

再进一步，当一个选择的后果不仅关涉到自己，而且关涉到他人尤其是自己所爱的人的命运时，悔恨中必定还包含着内疚，并且被这内疚强化。内疚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于选择及其后果的伦理责任而感到的痛苦。如果只是自食其果，与他人无干，就只会悔恨，不会内疚。

悔恨是一种事后的聪明。在悔恨者眼里，往事是一目了然的。他已经忘记了当初选择时错综复杂的困境和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恶果。此时此刻，已实现的这种选择的恶果使他成了那种未实现的选择的狂信者。他相信，如果允许他重新选择，他将不会有丝毫犹豫。

选择的困难在于，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依靠自身的经验来对不同的选择作比较。无论当时，还是事后，比较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一旦做出一个选择，即意味着排除了其余一切可能的选择，从而也排除了经验它们的可能性。在做出选择之后，选择的困境丝毫没有消除，迟早会转化为反省的困境再度折磨我们。关于这一点，克尔凯郭尔说过一句很准确的话：“在反省的海洋上，我们无法向任何人呼救，因为每一个救生圈都是辩证的。”所以，当一个人面临不可逃脱的厄运时，无论他怎么选择，悔恨已是他的宿命。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轻重怎么衡量？只要你取了，受了，那身受之害永远是最重的！

当你做一件事，完全预料到它的坏结果之时，或者完全预料不到它的坏结果之时，坏结果发生了，你不会内疚。因为在前者，你可以承担责任，在后者，你可以推卸责任。

内疚发生在对坏结果有所预感但又希望避免的情形下，那时候，你既不能承担责任，因为你本来是想要避免的，又不能推卸责任，因为你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存心伤害一个人，或一个完全正当的行为无意中伤害一个人，都不会内疚。只有一个本身可非议的行为无意中伤害一个人，才会内疚。

尽管希望已经破灭，自欺的需要依然存在。希望仅是自欺的浪漫形态，自欺还有其不浪漫的形态——习惯。当一个人不怀任何希望地延续着一个明知毫无意义的习惯时，他便如同强迫症患者一样，仍是在以自欺的方式逃避现实。如果说希望的自欺是逃向未来，那么，习惯的自欺就是逃向过去，试图躲藏在一个曾经含有希望的行为之中。

凡是在命运重大关头逃避选择的人，自欺是必有的心态。他既不能承认自己放弃了选择，因为他的命运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必须相信他正在做出重大决定。他又不能承认自己已经作了选择，因为他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他必须相信事情尚有回旋的余地。他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游移，甚至究竟是否作了选择也始终是模棱两可的，藉此保持一种自由的幻想，如果这幻想破灭，则保留向决定论撤退的权利。

老年

“不知老之将至”——老总是不知不觉地到来的。一个人不到老态龙钟，行将就木，决不肯承认自己老。如果有谁自言其老，千万不要认真附和，那样必定会大大扫他的兴。其实他内心未必当真觉得自己老，才能有这份自言其老的自信。中年与老年之间实在也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我们二十来岁时觉得四五十岁的人老了，自己到了四五十岁，又会觉得四五十岁并不老，六七十岁才是老人。我们不断地把老年的起点往后推移，以便保持自己不老的记录。因此，当死神来临时，我们总是感到突然和委屈：还没有老，怎么就要死了?

一个老妇住医院，护理员在整理她的抽屉时发现了一面小镜子，便问她：“你这么老了，还照镜子？”

她答：“赶明儿你老了，你也不觉得自己老。”

说得对。老是不知不觉来到的，“不知老之将至”实在是人的普遍心态。这很好，使人得以保持生命的乐趣直至生命的终结。

人总是不断地把老年的上限往后推，以便不把自己算作老人。

少年人前面的光阴和老年人背后的光阴长度大致相等。但是，少年人往往觉得前面有无限的光阴，老年人却觉得背后的光阴十分有限。

年轻人没有什么可回忆，于是就展望。老年人没有什么可展望，于是就回忆。

在我们的感觉中，爷爷辈的人似乎从来是老的，父辈的人是逐渐变老的，自己似乎是永远不会老的。

世人把人生的归宿安排在晚年，竟然把安度晚年看作一种幸福。一本即将焚毁的书，何必去操心它有没有一张光滑的封底呢?

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做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游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生命是残酷无情的，它本能地厌恶衰老和死亡。当衰老和死亡尚未落到我们自己头上时，我们对于别人包括亲友的衰老和死亡会同情一时，但不会永久哀伤，生命本身催促我们越过它们而前进。因此，当我们自己年老和垂死时，我们理应以宿命的态度忍受孤独，不要去嫉妒和打搅年轻一代的生命欢乐。

大世态

权力和平庸者的结合当然是优秀者的不幸，但是，一切权力都是排斥异己者的，优秀者一旦掌握权力，他所排斥的就不仅仅是平庸者(他们比较容易顺从)，而主要是优秀的异己者。因此，权力或者直接压制优秀者，或者扼杀优秀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破坏了优秀的条件，—权力与优秀是敌对的。但是，不可能有完全没有权力的社会状态。一种良好的社会状态不能保证权力一定掌握在优秀者手里，但应当最大限度地保护优秀者之间的公平竞争。

在自由竞争状态，自然选择淘汰了劣者。在专制状态，人工选择淘汰了优者。唯有平庸者永远幸免，有最耐久的生命力。

所以，在任何时代，总是平庸文人居多。

有两种悲剧:一种是英雄在战场上的毁灭，另一种是弱者在屠宰场上的毁灭。人们往往歌颂前者而蔑视后者，殊不知英雄也有被驱往屠宰场的时候，在屠宰场上英雄也成了弱者，而这正是英雄最大的悲哀。

人们都以悲剧为可怖，喜剧为可怜，殊不知世上还有比悲剧更可怖的喜剧，比喜剧更可怜的悲剧。

有时候，为了办成一件聪明事，只好违心干十件蠢事。你干了十件蠢事，人家会赞许你，对你放心，于是你乘势办一件聪明事，不等他们明白过来，你再接着千十件蠢事，他们又放心了，就不去追究那一件聪明事了。

打一个不确切的比喻: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价格则随市场行情浮动;与此同理，上帝造人(说人的自我塑造也一样)也是倾注了不等的时间和心血的，而价值的实现则受机遇支配。所以，世有被埋没的英雄，也有发迹的小丑。但被埋没的英雄终究是英雄，发迹的小丑也终究是小丑。

在中国生活最需要的是忍耐。每一个人不断忍耐的结果，便是怨气郁结，有机会便发无名火，于是又成了别人必须忍耐的一个对象。

主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我听见富人狂笑着答道:主呵，没有一只骆驼想要钻针眼，没有一个富人想要进天堂!

竖子成名，遂使世无英雄。

蒙田说:“对别人的善良的信任，足以证明自己的善良。”的确，恶人是不相信有善良这回事的。在他看来，别人不作恶只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有力量仍然不作恶的人都是傻瓜。相反，善良的人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善良，并因此低估了恶人存在并且作恶的可能性。

秀才遇见秀才，可以说理。兵遇见兵，不妨比武。秀才遇见兵的尴尬在于，兵决不跟秀才说理，秀才却不得不跟兵比武。

遇到那些愚昧、蛮横的恶人时，我不禁想:贵族主义是对的!

人世间最丑恶的现象之是凭权势欺压无辜，以强暴凌辱斯文。小民遇见刁吏，秀才遇见匪兵，岂是有理讲不清，而是根本不容讲理，有形无形的铁拳决定了一切。

我绝无权力欲，但也有例外。当我受到那班贪官污吏刁难时，我真心希望自己是一个比他们权力稍微大一点儿的芝麻绿豆官，突然亮出这身份，然后看他们嘴脸的变化。

我不做武侠梦，但也有例外。当我遭遇那种冥顽暴徒时，我真心希望自己身怀绝技，轻轻吹一口气就能使他们魂飞魄散。

当然，幻想终究是幻想。一个更大却比较现实的幻想是: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靠社会的力量来约束权势，制裁强暴。

海涅有一首诗，写他梦见自己做了大主，决定利用这个权力让自已开心一番。他显示奇迹，让柏林城里下起柠檬汁的雨，街沟里流着上等葡萄酒。有趣的情景出现了。那些假绅士们心想，这样的奇迹可不会天天发生的，便纷纷拥到街上，对着水沟牛饮，把马路舔得干干净净。

的确有趣。可是，倘若是在另一个地方，那里真绅士少，假绅士也少，有的是赤裸裸的自私和贪婪，会怎么样呢?我们看到的情景只怕就不这么有趣了，也许会看到贪官和奸商勾结，恶警和地痞联手，封锁马路，垄断水沟，坐地分赃，甚至割据火并。

法不惩恶，遂使武侠梦流行。

最令人厌恶的是卑怯的恶。以无辜者为人质的恐怖分子，在无人处作案的窃贼，均属此类。

恐怖主义的本质不是某种极端的政治、宗教或民族立场，而是不管从何种立场出发，把残杀无辜平民作为向敌对者申述其立场的手段。采用这种手段的当然是敌对双方中处于劣势的一方，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给予任何同情，而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一切此种行为皆是非正义的，反人类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比起和真正的敌人战斗来，杀害平民过于容易，因此这种卑鄙的做法很容易被仿效。恐怖主义一旦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得逞，它就不会有国界，必然蔓延开来。所以，无人对它可以袖手旁观。

有精神洁癖的人在污蔑面前最缺乏自卫能力。平时他不屑于防人，因为他觉得防人之心也砧污了自己精神上的清白。一旦污水泼来，他又不屑于洗刷，他的洁癖使他不肯触碰污水，哪怕这污水此刻就在他自己身上，于是他只好怀着厌恶之心忍受。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谈到:和崇高的灵魂周旋，奸人总是好脱身的，因为前者很容易受骗，一旦发觉，也仅限于表示高贵的鄙夷，而并不诉诸惩罚。

我相信，这样一种经验，是每一个稍有教养的人所熟悉的。轻信和宽容，是崇高的灵魂最容易犯的错误。轻信，是因为以已度人，不相信人性会那样坏。宽容，倒不全是因为胸怀宽阔，更多地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洁癖，不屑于同奸人纠缠，不愿意让这种太近的接触污染了自己的环境和心境。

这并不意味着崇高的灵魂缺乏战斗性。一颗真正崇高的灵魂，其战斗性往往表现在更加广阔的战场和更加重大的题材上。

如果根本的正义感受到触犯，他战斗起来必是义无返顾的。

耶稣说:“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它们会转过头来咬你们;不要把珍珠扔给猪，它们会把珍珠践踏在脚底下。”在这里，狗应指邪恶之人，他们害怕和仇恨神圣的东西，猪应指愚昧之人，他们不识珍珠的价值。

可是，反过来问一下，一个人倘若崇敬神圣的东西，怎么会把它丢给狗呢，倘若知道珍珠的价值，怎么会把它扔给猪呢?

有两种可能。其一，他太轻信，看不清邪恶者和愚昧者的真面目，把狗和猪当作了人。其二，他太自信，认定真理的力量足以立刻憾化邢恶者，启迪愚昧者一下子把狗和猪改造成人。这正是虔信者容易犯的两个错误。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病症是权力与市场的结合，既导致了权力的腐败，又导致了市场的无序。因此，唯有让权力退出市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和市场无序的问题。

小世态

某个存车处附近停了一些自行车，车胎全被扎了。我从这个现象中看到了法与非法的混淆不清。

长舌妇的特点是对他人的隐私怀有异乎寻常的兴趣，而作起结论来则极端地不负责任。

小市民聚在一起，最喜欢谈论的是两件事，一是别人的不幸，还啧啧地叹息着，以表示自己的善良，另一是别人的走运，还指指戳戳地评论着，以表示自己的正直。他们之热中于“同情”他人的痛苦，与他们之热中于嫉妒他人的幸福，其实是同一份德性的两种表现。

怨恨者的爱是有毒的，吞食这爱的人必呕吐。

有的人的所谓诚实是出卖别人的信任。

小傻瓜崇拜大傻瓜。

一个天才向另一个天才致以肉麻的敬礼。

不同的趣味:有的人喜欢长脚癣，咧着嘴挠痒。

他老是想挤入名人的宴席。哪里有名人聚宴，他就在门外探头探脑，在名人的高谈阔论中插上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结果，他比任何名人都更频繁地在名人聚集的场合露面，他想他一定也是名人了。

可惜的是，小丑在舞台上窜得再频繁，也仍然只是个小丑。

名人面对公众的两种姿态:做秀，即迎合公众的趣味，把白己打扮成讨人喜欢的样子;装蒜，即回避公众的审视，文过饰非，做出天真无辜的样子。

有的人似乎自尊心极强，但不是以积极的方式去维护自尊心。

他不去追求成功，而只是为失败恼怒。他不是主动寻求自尊心的满足，而只是被动地抵制损害自尊心的因素。所以，自尊心带给他的不是快乐，而是无穷无尽的折磨和烦恼。

有一种人的灵魂装有扩音器，每一种声响都夸大许多倍地播放出来，扰乱世界和邻人的安宁。于是他们自以为拥有一颗多么动荡不安、多么丰富的灵魂了。

有的人头脑肆无忌惮而躯体安分守已，有的人头脑安分守已而躯体肆无忌惮。

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这话说得既自豪又谦虚，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一位巨人对于被自己超过了的前辈的尊敬。

倘若这话从一个寄生在巨人身上的侏儒口中说出，就只能令人啼笑皆非了。

他是一个小小的骚人墨客。有一天，他邂逅了一个姑娘，有一点儿好感，于是他使劲表达自己的这一点儿好感。他被表达的冲动所控制，因此而失去了对义字的控制，文字使他偏离了自已的真实感情。结果当然十分狼狈: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欺骗了姑娘。

这是文字诱惑人做森事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他永远在沉思，但人们从来不曾听见他发表过什么思想。

她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可是她有事业!

他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于是他就写诗。

有一种人，善于接近名人而不善于接近思想，其从事哲学的方式是结交哲学界名流，成果便是一串显赫的名字。我不禁想:就算这些名人并非徒有共名，他们的哲学难道和伤寒一样也会传染吗?

有一种人，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引人注意。不拘用什么手段，包括用最高的嗓门说出最蠢的话，只要被注意了，他就得意洋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

今日文坛上也多这种人。

现在过情人节成了一种时髦，当然时髦不一定不好。不过，大家都用相同的方式来过情人节，都是送小礼物或大礼品，都是坐酒吧或听音乐会，也怪单调的。节日之为节日，就在于打破常规。所以，我建议不同情况的情人采取不同的方式，最好都能使这个日子与平时形成鲜明的反差。譬如说，平时各自忙碌的情人，这一天当然应该放下一切俗务，义无返顾地相守，而平时形影不离的情人，这一天却不妨暂时劳燕分飞，体会一下相思的滋味。又譬如说，秘密的情人这一天不妨勇敢亮相，缘尽的情人这一天不妨潇洒分手，如此等等。

有人建议把传统的七夕定为中国的情人节。七夕可担负不了情人节的功能，它是怨男幽女的节日，但现在哪里有怨男幽女啊。

如果这个夜晚欢男喜女都抬着头看银河，想象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未免太离谱。

“二十世纪已临近结束，值此世纪末之际，您一定很有感想。”

“啊不，”我面露惭色，“我没有什么感想。”

“这决不可能。在这个世纪里，我们这一代人饱经沧桑，您也不例外嘛。”

“对对，我这些年经历的坎坷也真不少……”

“所以，对于您来说，二十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值得好好总结一下。”

“的确不平凡，若不是二十世纪，我就不会经历这么多坎坷，而且根本就不会有我.因为我是在二十世纪出生的。”

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世纪末”这个词。编年和日历不过是人类自造的计算工具，我看不出其中某个数字比其余数字更具特别意义。所以，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世纪末”，我没有任何感想。

世上每一个人都出生在某一个世纪，他也许长寿，也许短命，也许幸福，也许不幸，这取决于别的因素，与他是否亲眼看见世纪之交完全无关。

我知道一些负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视“世纪末”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旧的世纪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对新的世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新旧世纪都不能缺少他们，因此他们理应在世纪之交高瞻远瞩，点拨苍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对任何一个世纪都是可有可无的。

人情

人之常情是喜欢接近成功的人、走运的人，而避开失败的人、倒霉的人。这倒未必出于趋炎附势的算计，毋宁说是出于趋利避害、趋乐避苦的本能。成功者的四周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气氛，进入这氛围似乎便分享了他的欢快。相反，失败者即使不累及旁人，他的那一种晦气也够令人感到压抑了。情绪是会传染的。每个人自己的烦恼已经嫌多了，谁又愿意再去分担别人的烦恼呢?

当然，我只说人之常情，不包括超出常情的特殊情形。

青春自有其残酷的一面。生命陶醉于自己的蓬勃生长，欢快地摄取营养，无暇顾及他人的痛苦，甚至他人的痛苦也可以化作它的营养。这与天性是否善良无关。所以，年幼者对于年长者的沧桑之痛难免隔膜，而一个柔弱的妙龄女子也会对她不爱的崇拜者的苦恼无动于衷。

失败者往往会成为成功者的负担。

失败者的自尊在于不接受施舍，成功者的自尊在于不以施主自居。

当我们被人诬蔑，加以莫须有的罪名时，我们愤怒了。当我们被人击中要害，指出确实有的污点时，我们更加愤怒了。

我买了一张书桌，抬回家，才发现桌面上划破了一块。于是，几个钟点内，老是看见这斑点，老是想着这斑点。整张桌子不见了，浓缩成了这一个斑点。当它不属于我时，我对斑点视而不见，那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缺点。一旦它属于我，就是怎么也看不顺眼的致命弱点了。物如此，人是否也如此呢?

问你：如果让你定居，你喜欢热闹的都市，还是寂静的山林？

再问你：如果身处山林，你喜欢一人独居，还是有人陪伴？

再问你：如果有人陪伴，你喜欢她是你的太太，还是一个陌生姑娘？

“每一个问题都有两个相反的答案。”??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最早说这句话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

弱者的自卫往往比强者的进攻更加有力。

冒险与苦难一样，旁观者往往会比亲历者想象得更可怕。

他们刚上车，彼此争行李架，像仇敌。车开了，安定下来了，为了解闷，彼此搭话。其中一位到站了，另一位就从他们曾经争夺过的行李架上帮他搬下行李，送到车门口，如同老朋友。

狭小的空间强迫人们竞争，也强迫人们亲近。

一个人的钱包被窃了，周围的人无非有三种心理：一，有限的同情；二，为自己庆幸，因为被窃的不是自己；三，幸灾乐祸。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三种心理往往混合在一起，只是比例不同罢了。

处世

尽量不动感情，作为一个认识者面对一切纷扰，包括针对你的纷扰，这可以使你占据一个优越的地位。这时候，那些本来使你深感屈辱的不公正行为都变成了供你认识的材料，从而减轻了它们对你的杀伤力。

一本浅薄的书，往往只要翻几页就可以察知它的浅薄。一本深刻的书，却多半要在仔细读完了以后才能领会它的深刻。

一个平庸的人，往往只要谈几句话就可以断定他的平庸。一个伟大的人，却多半要在长期观察了以后才能确信他的伟大。

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和经验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有时候，最艰难、最痛苦的事情是做决定。一旦做出，便只要硬着头皮执行就可以了。

不要出于同情心而委派一个人去做他很想做的可是力不能及的事，因为任人不是慈善事业，我们可以施舍钱财，却无法施舍才能。

看透大事者超脱，看不透大事者执著。看透小事者豁达，看不透小事者计较。

一个人可能超脱而计较，头脑开阔而心胸狭窄；也可能执著而豁达，头脑简单而心胸开朗。

还有一种人从不想大事，他们是天真的或糊涂的。

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

懦弱：懦则弱。顽强：顽则强。那么，别害怕，坚持住，你会发现自己是个强者。

世上许多事，只要肯动手做，就并不难。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人皆有懒惰之心，因为怕麻烦而不去开这个头，久而久之，便真觉得事情太难而自己太无能了。于是，以懒惰开始，以怯懦告终，懒汉终于变成了弱者。

在较量中，情绪激动的一方必居于劣势。

假如某人暗中对你做了坏事，你最好佯装不知。否则，只会增加他对于你的敌意。他因为推测到你会恨他而愈益恨你了。

真诚如果不讲对象和分寸，就会沦为可笑。真诚受到玩弄，其狼狈不亚于虚伪受到揭露。

对待世俗的三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一，天才：藐视；二，智者：超脱；三，英雄：征服。

在各色领袖中，三等人物恪守民主，显得平庸，二等人物厌恶民主，有强大的个人意志和自信心，一等人物超越民主，有一种大智慧和大宽容。

人生中的有些错误也许是不应当去纠正的，一纠正便犯了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

处世

尽量不动感情，作为一个认识者面对一切纷扰，包括针对你的纷扰，这可以使你占据一个优越的地位。这时候，那些本来使你深感屈辱的不公正行为都变成了供你认识的材料，从而减轻了它们对你的杀伤力。

一本浅薄的书，往往只要翻几页就可以察知它的浅薄。一本深刻的书，却多半要在仔细读完了以后才能领会它的深刻。

一个平庸的人，往往只要谈几句话就可以断定他的平庸。一个伟大的人，却多半要在长期观察了以后才能确信他的伟大。

我们凭直觉可以避开最差的东西，凭耐心和经验才能得到最好的东西。

有时候，最艰难、最痛苦的事情是做决定。一旦做出，便只要硬着头皮执行就可以了。

不要出于同情心而委派一个人去做他很想做的可是力不能及的事，因为任人不是慈善事业，我们可以施舍钱财，却无法施舍才能。

看透大事者超脱，看不透大事者执著。看透小事者豁达，看不透小事者计较。

一个人可能超脱而计较，头脑开阔而心胸狭窄；也可能执著而豁达，头脑简单而心胸开朗。

还有一种人从不想大事，他们是天真的或糊涂的。

一个人简单就会显得年轻，一世故就会显老。

懦弱：懦则弱。顽强：顽则强。那么，别害怕，坚持住，你会发现自己是个强者。

世上许多事，只要肯动手做，就并不难。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人皆有懒惰之心，因为怕麻烦而不去开这个头，久而久之，便真觉得事情太难而自己太无能了。于是，以懒惰开始，以怯懦告终，懒汉终于变成了弱者。

在较量中，情绪激动的一方必居于劣势。

假如某人暗中对你做了坏事，你最好佯装不知。否则，只会增加他对于你的敌意。他因为推测到你会恨他而愈益恨你了。

真诚如果不讲对象和分寸，就会沦为可笑。真诚受到玩弄，其狼狈不亚于虚伪受到揭露。

对待世俗的三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一，天才：藐视；二，智者：超脱；三，英雄：征服。

在各色领袖中，三等人物恪守民主，显得平庸，二等人物厌恶民主，有强大的个人意志和自信心，一等人物超越民主，有一种大智慧和大宽容。

人生中的有些错误也许是不应当去纠正的，一纠正便犯了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

舆论

舆论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取决于这个人自身的素质。对于一个优秀者来说，舆论不过是他所蔑视的那些人的意见，他对这些意见也同样持蔑视的态度。只要他站得足够高，舆论便只是脚下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轻微的噪音，决不会对他构成真正的困扰。唯有与舆论同质的俗人才会被舆论所支配，因为作为俗人之见，舆论同时也是他们自己的意见，是他们不能不看重的。

舆论是多数人的意见，并且仅对多数人具有支配的力量。当然，多数人也很想用舆论来支配少数人，禁止少数人的不同意见。但是，如果不是辅之以强权，舆论便无此种力量。一个优秀者面对强权也可能有所顾忌，这是可以理解的。撇开这种情形不谈，倘若他对舆论本身也十分在乎，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他的优秀表示怀疑，因为他内心深处很可能是认同多数人的意见而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吧!”??因为他们反正是要说的！你的幸与不幸并不关他们的痛痒，他们不过是拿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所以，你完全不必理会他们，尤其在关涉你自身命运的问题上要自己拿主意。须知你不是为他们活着，至少不是为他们茶余饭后的闲谈活着。

谗言伤人，谣言杀人，谀词求宠，谏词招祸。查一下以言为部首的中国字吧，语言的名堂可真不少。中国人是深知语言的厉害的，所以有“一言兴邦”、“一言危邦”、“人言可畏”之说。有时候，语言决定着民族、个人的命运。语言甚至预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我不禁想，假如没有语言，人间可省去多少事。可惜的是，没有语言，人也不成其为人了。

禽兽的世界倒是单纯。倘若禽兽有朝一日学会说话，造谣、拍马、吹捧、辱骂之事恐怕会接踵而至，它们也就单纯不下去了。

舆论是最不留情的，同时又是最容易受愚弄的。于是，有的人被舆论杀死，又有的人靠舆论获利。

对于新的真理的发现者，新的信仰的建立者，舆论是最不肯宽容的。如果你只是独善其身，自行其是，它就嘲笑你的智力，把你说成一个头脑不正常的疯子或呆子，一个行为乖僻的怪人。如果你试图兼善天下，普渡众生，它就要诽谤你的品德，把你说成一个心术不正、妖言惑众的妖人、恶人、罪人了。

态度

看见可爱的景物、东西或者女人，我就会喜欢，这喜欢是自然而然的，我不能也不想硬让自己不喜欢。但是，我喜欢了就够了，喜欢了就是了，我并不想得到什么，并不觉得囚为我喜欢就有权利得到什么。

我的确没有野心，但有追求。就现在所得到的东西而言，外在的方面已远超过我的预期，内在的方面则还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别人的褒贬是不重要的。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正业副业之分，凡是出自内心需要而做的事情都是我的正业。

对于我来说，最难堪的事情之一是不得不与权力者周旋，去反对落在我头上的某种不公正待遇，为自己争某种正当的利益。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宁可放弃这种利益的。倘若同样的情形落在别人头上，我作为旁人而为之打抱不平.那就会理直气壮得多。

我对任何出众的才华无法不持欣赏的态度，哪怕它是在我的敌人身上。

我无求于人。求朋友会伤害我的虚荣心，求敌人会伤害我的骄傲。

当我注定要与一个人敌对时，我不怕我的敌手太恶，而怕他太善，使我不能下决心与他交战。

我在两种人面前最克制不住傲气，一是功名利禄之徒，二是自以为是之辈。

对于那些在言行中表现出大使命感的人，我怀有本能的反感，一律敬而远之。据我分析，他们基本上属于两类人，一是尚未得逞的精神暴君，另一是有强烈角色感的社会戏子。和他们打交遨，只会使我感到疲劳和无聊。

在我看来，真正的使命感无非是对自己选定并且正在从事的工作的一种热爱罢了。遇见这样的人，我的血缘本能就会把他们认作我的亲兄弟。

每当我接到一张写满各种头衔的名片，我就惊愕自己又结识了一个精力超常的人，并且永远断绝了再见这个人的念头。

我的生活中没有这样的日标，例如成为教授、院士或者议员、部长。那些为这类目标奋斗的人，无论他们为挫折而焦虑，还是为成功而欣喜，我从他们身上都闻到同一种气味，这种气味使我不能忍受和他们在一起呆L三分钟

遇见一个对我怀有好感和善意的人，我会感到羞怯不安。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打招呼，太客套;默不作声，太无礼;说说心里话，又太庸突。

倒是见了那种对我怀有恶意的人，我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他身旁走过，看都不者一眼。

办一件事，见一个人，之所以会感到紧张，是因为对这事这人在乎。如果不在乎，就会从容待之了。

一件事情，即使是我感兴趣的，一旦作为任务规定下来，非做不可，我就会忽然提不起兴趣来。

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强制，只凭兴趣，也许一件事情也不能做到底。

读书，写作，一切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做的时候都是享受。

但是，倘若限定了时间，用赶任务的心情去做，享受就变成了苦役。

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哪怕是愤怒的感情。

我把这一点确立为一个原则，叫做:节省感情。

把自己的缺点变成根据地。

我就怕人讲理。我就怕人不讲理。我就怕不知道人讲不讲王里

对于我来说，谎言重复十遍未必成为真理，真理重复十遍(无须十遍)就肯定成为废话。

他们很狂，个个都是天下第一。我能说出的狂言只有一句:“我是天下第一不狂的人。”

最能使人从一种爱恋或怀念中摆脱出来的东西是轻蔑。当你无意中发现那个你所爱恋或怀念的人做了一件让你真正瞧不起的事情，那么好了，你在失望的同时也就解脱了，那些在记忆中一直翠绿诱人的往事突然退色凋谢了。

我皱着眉头。你间我想干什么?我想把天下发出噪音的金属器具，从刀锯斧刨，到机器马达，统统投进熔炉，然后铸成一座沉默的雕像。

是的，人生是很简单的。可是，如果一个人麻木了，对于他一切都是很简单的。

我当然不仅仅属于自己，但我也不属于世界，我只属于世界_卜不多几个爱我的人。

我喜欢周围都是漠不相干的人，谁也不来注意我。

我本能地怀疑一切高调，不相信其背后有真实的激情。

感觉

我在街上跑步，享受着健康、闲适和节奏，感到轻松愉快。可是，当我以同样的速率朝一个确定的目标奔跑，为了去办某一件事时，轻快的心情完全消失了。

抖快心情的根源无目的性的目的?观念的暗示?

心中不是乱，就是空。不乱不空，宁静又充实，谓之澄明。

我生活在我的思想之中。那把我从中拉了出来的人，是我的救星，还是我的仇敌?

幸运的和不幸的人们呵，你们实际上经历过的一切，我在心灵中都经历过。

我会厌倦一本书，一个人，一间屋子，一座山丘，一条河流，可是，我怎么会厌倦新鲜空气呢?

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永远是自己，那也是够单调乏味的。

当我忙忙碌碌时，我多么厌恶自己。宿舍熄灯了，一个十七岁的大学生蹲在走廊的灯光下写诗。我喜欢那时候的我。

我怀念上大学的日子，校园里孤独的漫游，心中浓郁的惆怅，每一个早晨都在甜蜜的预感中升始，因为有诱人的内心生活等着不廷……

我生平的野心是，靠我的才能使你的魅力不朽，靠你的魅力使我的才能不朽。

我不是为你，而是为我自己写的。不过，如果没有你，我就写不出这一切。

种种感触、思绪从心中流过，伸手去捕捉，湿箱浓的手依然是空的。但干吗要去捕捉呢?

年龄就像面孔一样，自己是看不到的，必须照镜子，照见了的也只是一种外在的东西。

我不接受年龄就像有时不接受我的面孔一样。

亲爱的，我不能想象有一天我会离开你，但我也不能想象我的生活中再没有新的颤栗。

谁老了，世界，还是我?

曾经有无数的人受难和死去，而我现在坐在这里，看着电视，笑着……

有一个东西在内部生长，我常常于无声处听见它说话……生命中充满不测和灾祸，我惊奇自己竟然活到了今天。可是，即使活到了一百岁，我对死亡仍然大惑不解。

我知道什么呢?—所以我年轻。

于是我不得不承认，只要活着，青春就是一种轮回。

而忘记年龄的人不会老，—当然会死。

早晨，我一边跑步，一边竭力回想刚才出门时闪过的一个念头，我相信那一定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并且为未能及时捕捉住而感到懊丧。跑步结束，步行到家门口时，我想起来了，那念头是:今天别忘了买几样已经用光的东西—料酒、白糖、洗涤剂等等即使在悲伤的时候，打开窗户，有新鲜空气涌入，仍然会禁不住感到一阵舒畅。

梦是景象的流动和重叠。

梦是流水，睡眠是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梦的流速均匀时，睡眠最佳。

我在春天里散步，张大口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突然，我看见远处有一个人用力啤了一口痰。我顿时感到恶心，仿佛这口痰唾到了我的张开的嘴里。

异想

早晨我说:一天很长，人能遍游整个宇宙。夜晚我说:一天很短，人不能穷尽一个原子。

我什么也不会忘记。世界将忘记一切。

我年轻得涨满情欲又在情欲的爆炸中失去了躯体，我老得堆满记忆又在记忆的重压下遗忘了一切。

我始终摆脱不了尴尬，有时是囚为我太年轻，世界太老;有时是因为世界还年轻，我却老了。

有时候，我觉得人类的一切观念在我头脑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都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和符号。于是.我感到一种解脱，又感到一种惶恐。

我预感到在进入永恒的黑夜之前，会有一个耀眼的白昼，在正午太阳的曝晒下，没有阴影，没有色彩，没有思想，没有苦恼……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爱情、事业、友谊、名声都消逝了，但我还活着，活得如此单纯坦然。

人生中有两种情形，我自己经历过，在别人那里也见得很多，渐渐习以为常了。可是，一旦我仔细地去想它们，就仍然会觉得不可思议。

第一种情形是，两个原本完全陌生的人，后来怎么竟会天天生活在一起，并且觉得谁也离不开谁了?

第二种情形是，两个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后来怎么竟会又成陌生人，甚至永远不通消息了?

有时想一想不免感到奇怪，我这样一个从来被自己的上司看作需要好好教育的人，现在怎么成了能够教育广大人群的人。

想到偷了我的自行车的那个人正在骑着我的车转悠，偷了我的钱包的那个人正在从我的钱包里拿钱花，有时我会感觉到我与这些小偷之间有一种亲密的联系。

我们的视力有限，在视力够不到的地方只看见一片模糊，于是名之为，“混沌”。所以，我们宣布宇宙起源于混沌。

荒山秃岭，大地沉默的心事，另一种生命的存在。

有谁懂得群山的心事?

黑夜迷失在一缕蛛丝般飘悠的光线里了。

夜是不会消失的。我知道，它藏在白天的心里。

许多夜幕下的灿烂，在白昼就显形为杂乱了。

已经毁灭的星体，它的光艺刚刚到达我的眼睛。

昙花一现，流星一闪。

哪朵花不是昙花，哪颗星不是流星?

有哪一只蚂蚁死了还能复活?

即使在黑夜里，地球仍然绕着太阳旋转凡事都经不起仔细推敲。譬如说，当我独自吃饭时，我忽然想到，中国人把饭和菜分开，扒一口饭，夹一点菜，这种做法是多么没有道理。进一步看，不论中国人西方人，把食物做成各种花样和形状，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朴素地进食，说到底也都没有道理。

我望着大街上匆忙的行人、骑车人、开车人和乘车人，陷入了胡思乱想。

有时候，我想象他们的一切物质装备，包括衣饰、皮包、自行车、汽车，都隐去了，于是我看见许多赤露的身体以不同的姿势和速度运行着。

有时候，我想象他们的身体都隐去了，于是我看见许多无人穿戴的衣饰、无人使用的皮包和许多无人驾驶的车辆运行着。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看见的景象同样古怪，并且同样发现了一切匆忙都没有意义。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肉铺上卖伦理，标着五角钱一斤。仔细一看，卖的是猪腰。我想了一想，似乎挺明白:肾是道德器官。

还梦见了许多别的事儿。梦醒了，她守在我身旁。我告诉她，我做了一个梦。她一口把我的梦吃掉了。这是违反规定的，我做梦前没有洗手，不卫生，怎么可以不消消毒就吃呢?她答应以后不这么急，一定消毒。我要她把这个梦还给我。我们一同回想梦的开头，用力一想，梦醒了。原来仍然是梦。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一种压倒一切的舒适的疲倦笼罩着我，我睁眼躺着，享受着疲倦……强奸和诱奸—除此之外，公牛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得到母牛呢?

洗脑子和砍脑袋—除此之外，强权还能有什么别的法子消灭异端呢?

“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

好吧，我还可以添上:我爱吾父吾母，我更爱善;我爱吾妻，我更爱美。

再添上一句:禽兽不如。

自白

给自己画像—

头脑和心都不复杂，所以长得年轻。

嘴笨手软，凡是需要求人或整人的事一律不会，所以最后选择了写作。

不自信，所以怕见名人也怕被人当作名人见。

生性随和，所以有很多朋友。生性疏懒，所以只有很少亲密朋友。

坐在书桌前或摇篮旁的时候最踏实。

我寻找过我白己，在舞台_L和观众席上都没有找到。找的仅置不在剧场里。

我知道人生的限度，但人生没有亏待我。朋友们说我活得年轻，我说生命短促来不及老。不过朋友巾最抑郁沉默的那个人也是我。

萨特说:他人是地狱。我说:地狱在自己心中。我曾经堕入我心中的地狱，领教了其中的一切鬼怪，目睹了其中的一切惨象，经受了其中的一切酷刑。最后，我逃出来了，用一把大锁锁住了地狱的门。

请不要对我说:“钥匙还在你手中呢。”

我的情感和理智都是早熟的，意志和经验却永远也成熟不了。

比起那些冷静的人，我有太多的情感。比起那些放纵的人，我有太多的理智。这正是我的不幸。

我时刻听见时间的流逝声。这使我与自己的任何眼前经历保持了一段距离，即使在情绪最亢奋时，也对自己的痛苦和欢乐持一种半嘲讽、半悲悯的态度。我既沉溺，又超脱。我常常大悲大欢，但在欢乐时会忽生悲凉，在痛苦时又有所慰藉。我的灵魂不是居于肉体之中，而是凌驾肉体之L，俯视这肉体的遭际。我降生得不完全，有一半留在大堂，十是这另一半也就不能在尘世安居，常常落入地狱。

身不由己地卷进大团圆的旋涡，叫我始终像个外人，不能感受别人的激动和热烈。有时自以为超脱，有时又不免感到凄凉。我没有家，没有故乡，没有籍贯。文明把我的保护层一层层地剥了去，然后把一个赤裸裸的我抛在世上。

可是，有了你，我的生命终于在这个世界扎了根。我的病态的悲观从你的健康的欢乐受孕，于是，在我枯萎之前，我还来得及在这世界上结下果实。

请你描述一下自己的个性，气质，外貌，长处，弱点。

答:敏感，忧郁，怕羞。拙于言谈，疏于功名。不通世故，不善社交。但不乏可爱的男朋友和女朋友。喜欢好书和好女人。内心和外表都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多数时候也就忘记了实际年龄。

一旦想起，又倍觉委屈.仿佛年龄是岁月加于我的一个污点。

我早就养成了自主学习和工作的习惯，区别只在于，从前这遭到非议，现在却给我带来了名声，可见名声是多么表面的东西。如果没有这些名声，我就会停止我的工作了吗?当然不。这种为自己工作的习惯已经成为我的人格的一部分，把它除去，我倒真的就不是我了。

我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但我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来的封赐和奖赏。

我曾经也有过被虚荣迷惑的年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尤其还没有看清我自己的本质。我感到现在我站在一个最合宜的位置上，它完全属于我，所有追逐者的脚步不会从这里经过。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但一定很久了，因为我对它已经如此熟悉。

灵魂

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涉及最古老的争论。有些宗教和准宗教教导人用牺牲肉体的办法来拯救灵魂，当然是违背常情和常识的。

因此，作为一种反拨，回到肉体的真理的呼声在现代日盛，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依据常识，我也完全赞同灵肉和谐的人生境界。

可是，最根本的问题也许恰恰落在了常识之外，这就是帕斯卡尔所追问的问题:人是怎么会有一个灵魂的，这灵魂又是怎么会寄寓在一个肉体里的?当然，科学是不承认这样的问题的，因为它认为灵魂仅是肉体的功能，不承认任何非这一意义上的灵魂的存在。然而，灵魂依然对自己的来源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科学所取消不了的。

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世上必定有神圣。如果没有神圣，就无法解释人的灵魂何以会有如此执拗的精神追求。用感觉、思维、情绪、意志之类的心理现象完全不能概括人的灵魂生活，它们显然属于不同的层次。灵魂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真正所在地，在这里，每个人最内在深邃的“自我”直接面对永恒，追问有限生命的不朽意义。灵魂的追问总是具有形而上的性质，不管现代哲学家们如何试图证明形而上学问题的虚假性，也永远不能平息人类灵魂的这种形而上追问。

古往今来，以那些最优秀的分子为代表.在人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精神性的渴望和追求。人身上发动这种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显然不是肉体，也不是以求知为鸽的的理智，我们只能称之为灵魂。我在此意义上相信灵魂的存在。进化论最多只能解释人的肉体和理智的起源，却无法解释灵魂的起源。即使人类精神在宇宙过程中只有极短暂的存在，它也不可能没有来源。因此，关于宇宙精神本质的假设是唯一的选择。这一假设永远不能证实，但也永远不能证伪。正囚为如此，信仰总是一种冒险。也许，与那些世界征服者相比，精神探索者们是一些更大的冒险家，因为他们想得到的是比世界更宝贵更持久的东西。

灵魂在自然界里没有根据，用生存竞争完全解释不了其来源。

事实上，灵魂对生存有百害而无一利，有纯正精神追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倒霉蛋。

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不像眼睛、耳朵、四肢、胃、心脏、大脑那样是人体的一个器官。但是，根据人有着不同于肉身生活的精神生活，我们可以相信它是存在的。其实，所谓灵魂，也就是承载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个内在空间罢了。

“灵魂”这个词实际上指的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渴望，更准确地说，是人身上发动精神性渴望和追求的那个核心。

我相信，灵魂和肉体必定有着不同的来源。我只能相信，不能证明，因为灵魂的来源是神秘的，而一切用肉体解释灵魂的尝试都过于牵强。

我不知道基督教所许诺的灵魂不死最终能否兑现，但我确信人是有灵魂的，其证据是人并不因肉体欲望的满足而满足，世上有一些人更多地受精神欲望的折磨。我的大部分文章正是为了疗治自己的人生困惑和精神苦恼而写的，将心比心，我相信同时代一定还有许多人和我面临并思索着同样的问题。

灵魂好像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它总是在追求一种完美的境界。这种对理想境界的渴望从何而来?柏拉图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他推测，灵魂必定曾经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生活过，见识过完美无缺的美和善，所以，当它投胎到肉体中以后，现实世界里的未必完善的美和善的东西会使它朦胧地回忆起那个理想世界，这既使它激动和快乐，又使它不满足而向往完善的美和善。他还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灵魂和肉体有着完全不同的来源，肉体会死亡，而灵魂是不朽的。他的这个解释受到了后世许多哲学家的批评，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人们怎么没有听出柏拉图是在讲一个寓言呢?他其实是想说，人的灵魂渴望向上，就像游子渴望回到故乡一样。灵魂的故乡在非常遥远的地方，只要生命不止，它就永远在思念，在渴望，永远走在回乡的途中。至于这故乡究竟在哪里，却是一个永恒的谜。我们只好用寓言的方式说，那是一个像夭堂一样美好的地方。我们岂不是在同样的意义上说，灵魂是我们身上的神性，当我们享受灵魂的愉悦时，我们离动物最远而离神最近?

有时候我想，人的肉体是相似的，由同样的物质组成，服从着同样的生物学法则，唯有灵魂的不同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有时候我又想，灵魂是神在肉体中的栖居，不管人的肉休在肤色和外貌上怎样千差万别，那栖居干其中的必定是同一个神。

肉体会患病，会残疾，会衰老，对此我感觉到的不仅是悲哀，更是屈辱，以至于会相信这样一种说法:肉体不是灵魂的好的居所，灵魂离开肉体也许真的是解脱

肉体终有一死。灵魂会不会死呢?这永远是一个谜。既然我们不知道灵魂的来源，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它的去向。

我站在镜子前，盯视着我的面孔和身体，不禁惶惑起来。我不知道究竟盯视者是我，还是被盯视者是我。灵魂和肉体如此不同，一旦相遇，彼此都觉陌生。我的耳边响起帕斯卡尔的话语:肉体不可思议，灵魂更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人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尴尬事。那个丧子的母亲终于停止哭泣，端起饭碗，因为她饿了。那个含情脉脉的姑娘不得不离开情人一小会儿，她需要上厕所。那个哲学家刚才还在谈论面对苦难的神明般的宁静，现在却因为牙痛而呻吟不止。当我们的灵魂在天堂享受幸福或在地狱体味悲剧时，肉体往往不合时宜地把它拉回到尘世。

我们一生中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来伺候肉体:喂它，洗它，替它穿衣，给它铺床。博尔赫斯屈辱地写道:“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还有更屈辱的事:肉体会背叛灵魂。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扬，一个灵魂高贵的男人可能终身残疾。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跋子。而对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调理，肉体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着不屈的灵魂同归于尽。

那么，不要肉体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们将不再能看风景，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读书，散步，运动，宴饮，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爱情这件无比美妙的事儿。原来，灵魂的种种愉悦根本就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幽灵，不复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比死好不了多少。

所以，我要修改帕斯卡尔的话:肉体是奇妙的，灵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休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我爱关丽的肉体。然而，使肉体美丽的是灵魂。如果没有灵魂，肉体只是一块物质，它也许匀称，丰满，白哲，但不可能美丽。

我爱自由的灵魂。然而，灵魂要享受它的自山，必须依靠肉体。如果没有肉体，灵魂只是一个幽灵，它不再能读书，听音乐，看风景，不再能与另一颗灵魂相爱，不再有生命的激情和欢乐，自山对它便毫无意义。

所以，我更爱灵与肉的奇妙结合。

肉体使人难堪不在于它有欲望，而在于它迟早有一大会因为疾病和衰老而失去欲望，变成1个奇怪的无用的东西。这时候，再活泼的精神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眼看着肉体衰败下去，自已也终将被它拖向衰败，与它同归于尽。一颗仍然生气勃勃的心灵却注定要为背弃它的肉体殉葬，世上没有比这更使精神感到屈辱的事情了。所谓灵与肉的冲突，唯在此时最触目惊心。

不妨把灵魂定义为普遍性的精神在个体的人身上的存在，或超越性的精神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一个人无论怎样超凡脱俗，总是要过日常生活的，而日常生活又总是平凡的。所以，灵魂的在场未必表现为隐居修道之类的极端形式，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恰恰是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和精神享受。

智力可以来自祖先的遗传，知识可以米自前人的积累。但是，有一种灵悟，其来源与祖先和前人皆无关，我只能说，它直接来自神，来自世界至深的根和核心。

人是怎样获得一个灵魂的?

通过往事。

正是被亲切爱抚着的无数往事使灵魂有了深度和广度，造就了一个丰满的灵魂。在这样一个灵魂中，一切往事都继续活着:从前的露珠在继续闪光，某个黑夜里飘来的歌声在继续回荡，曾经醉过的酒在继续芳香，早已死去的亲人在继续对你说话……你透过活着的往事看世界，世界别具魅力。活着的往事—这是灵魂之所以具有孕育力和创造力的秘密所在。

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当它未被欲望、冲突、病痛折磨时，我们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灵魂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善与恶、理性与木能、天堂与地狱的角斗和交替，灵魂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据我观察，有灵魂的人对动物的生命往往有着同情的了解。

灵魂是什么?很可能是原始而又永恒的生命在某一个人身上获得了自我意识和精神表达。因此，一个有灵魂的人决不会只爱自己的生命，他必定能体悟众生一体、万有同源的真理。

日常生活到处大同小异，区别在于人的灵魂。人拥有了财产，并不等于就拥有了家园。家园不是这些绵羊、田野、房屋、山岭，而是把这一切联结起来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除了是在寻找和感受着意义的人的灵魂，还能是什么呢?

意义不在事物之中，而在人与事物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把单个的事物组织成了一个对人有意义的整体。意义把人融入一个神奇的网络，使他比他自己更宽阔。于是，麦田、房屋、羊群不再仅仅是可以折算成金钱的东西，在它们之中凝结着人的岁月、希望和信心。

灵魂只能独行。当一个集体按照一个口令齐步走的时候，灵魂不在场。当若干人朝着一个具体的目的地结伴而行时，灵魂也不在场。不过，在这些时候，那缺席的灵魂很可能就在不远的某处，你会在众声喧哗之时突然听见它的清晰的足音。

即使两人相爱，他们的灵魂也无法同行。世间最动人的爱仅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之l司的最深切的呼唤和应答。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上帝。灵魂之所以只能独行，是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寻找，才能找到他的上帝。

灵魂是一只杯子。如果你用它来盛天上的净水，你就是一个圣徒。如果你用它来盛大地的佳酿，你就是一个诗人。如果你两者都不肯舍弃，一心要用它们在你的杯子里调制出一种更完美的琼液，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灵魂之杯，它的容量很可能是确定的。

在不同的人之间，容[A会有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容量极大者必定极为稀少，那便是大圣徒、大诗人、大哲学家，匕帝创造他们仿佛是为了展示灵魂所可能达到的伟大。

不过，我们无须去探究自己的灵魂之杯的容td究竟有多大在一切情形下，它都不会超载，因为悔个人所分配到的容量恰好是他必须付出毕生努力才一能够装满的。事实上，大多数杯子只装r很少的水或酒，还有许多杯子直到R后仍是空着的。

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我甚至要说，灵魂无非就是一颗成熟了的童心，囚为成熟而不会再失去。圣埃克絮佩里创作的童话中的小王子说得好:“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我相信童年就是人生沙漠中的这样一口水井。始终携带着童年走人生之路的人是幸福的，由于心中藏着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最荒凉的沙漠也化作了美丽的风景。

追求

一个人的灵魂不安卜有生有灭的肉身生活的限制，寻求超越的途径，不管他的寻求有无结果，寻求本身已经使他和肉身生活保持了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便是他的自由，他的收获。

每个追求者都渴望成功，然而，还有比成功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追求本身。我宁愿做一个未必成功的追求者，而不愿是一个不冉追求的成功者。如果说成功是青春的一个梦，那么，追求即是青春本身，是一个人心灵年轻的最好证明。谁追求不止，谁就青春长在。一个人的青春是在他不再追求的那一天结束的。

在精神领域的追求中，不必说世俗的成功，社会和历史所承认的成功，即便是精神追求本身的成功，也不是主要的目标。在这里，目标即寓于过程之中，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本身成了生存方式，这种追求愈执著，就愈是超越于所谓成败。一个默默无闻的贤哲也许更是贤哲，一个身败名裂的圣徒也许更是圣徒。如果一定要论成败，一个伟大的失败者岂不比一个渺小的成功者更有权被视为成功者?

能被失败阻止的追求是一种软弱的追求，它暴露了力量的有限。能被成功阻止的追求是一种浅薄的追求，它证明了目标的有限。

在艰难中创业，在万马齐暗时呐喊，在时代舞台上叱咤风云，这是一种追求。

在淡泊中坚持，在天下沸沸扬扬时沉默，在名利场外自甘于寂寞和清贫.这也是一种追求。

追求未必总是显示进取的姿态。

船舷上，一个年轻的僧人面朝大江，合目伫立。望着他披戴青灰色袭装的朴素的身影，我想起刚才在船舱里目睹的一幕，不禁肃然起敬。

船舱里闷热异常，乘客们纷纷挤到自来水旁洗脸。他手拿毛巾，静静等候在一边。终于轮到他了，又有一名乘客夺步上前，把他挤开。他面无慑色，退到旁边，礼貌地以手示意:“请，请。”

我知道，这也是一种追求。

一切简单而伟大的精神都是相通的，在那道路的尽头，它们殊途而同归。说到底，人们只是用不同的名称称呼同一个光源罢了，受此光源照耀的人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人类的精神生活体现为精神追求的漫长历史，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这个历史一开始是外在的，他必须去重新占有它。就最深层的精神生活而言，时代的区别并不重要。无论在什么时代，每一个个体都必须并且能够独自面对他自己的上帝，靠自己获得他的精神个性，而这同时也就是他对人类精神历史的占有和参与。

世上有多少个朝圣者，就有多少条朝圣路。每一条朝圣的路都是每一个朝圣者自己走出来的，不必相同，也不可能相同。然而，只要你自己也是一个朝圣者，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缺陷，反而是一个鼓舞。你会发现，每个人正是靠自己的孤独的追求加入人类的精神传统的，而只要你的确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你其实并不孤独。

人类精神始终在追求某种永恒的价值，这种追求已经形成为一种持久的精神事业和传统。当我也以自己的追求加入这一事业和传统时，我渐渐明白，这一事业和传统超越于一切优秀个人的生死而世代延续，它本身就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甚至是人世间唯一可能和真实的永恒。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肩负着人类的形象向上行进，而人类所达到的高度是由那个攀登得最高的人来代表的。正是通过那些伟人的存在，我们才一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类的伟大。

当然，能够达到很高的高度的伟人终归是少数，但是，只要我们是在努力攀登，我们就是在为人类的伟大做出贡献，并且实实在在地分有了人类的伟大。

在人类的精神土地的上空，不乏好的种子。那撒种的人，也许是神，大自然的精灵，古老大地上的民族之魂，也许是创造了伟大精神作品的先哲和天才。这些种子有数不清的敌人，包括外界的邪恶和苦难，以及我们心中的杂念和贪欲。然而，最关键的还是我们内在的悟性。唯有对于适宜的土壤来说，一颗种子才能作为种子而存在。再好的种子，落在顽石上也只能成为鸟的食粮，落在浅土上也只能长成一株枯苗。对于心灵麻木的人来说，一切神圣的启示和伟大的创造都等于不存在。

基于这一认识，我相信，不论时代怎样，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精神生长的必要资源，因为只要你的心灵土壤足够肥沃，那些神圣和伟大的种子对于你就始终是存在着的。所以，如果你自己随波逐流，你就不要怨怪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了吧。如果你自己见利忘义，你就不要怨怪这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了吧。如果你自己志大才疏，你就不要怨怪这是一个精神平庸的时代了吧。如果你的心灵一片荒芜，寸草不长，你就不要怨怪害鸟啄走了你的种子，毒日烤焦了你的幼苗了吧。

一个人有没有好的心灵土壤，究竟取决于什么呢?我推测，一个人的精神疆土的极限，心灵土质的特异类型，很可能是由天赋的因素决定的。囚此，譬如说，像歌德和贝多芬那样的古术参天的原始森林般的精神世界，或者像王尔德和波德莱尔那样的奇花怒放的精巧园艺般的精神世界，决非一般人凭努力就能够达到的。但是，心灵土壤的肥瘩不会是天生的。不管上天赐给你多少土地，它们之成为良田沃土还是荒田Of土，这多半取决于你自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留心开垦自己的心灵土壤，让落在其上的好种子得以生根开花，在自己的内心培育出一片美丽的果园。谁知道呢，说不定我们自己结出的果实又会成为新的种子，落在别的适宜的土壤上，而我们自己在无意中也成了新的撒种人哩。

人类精神生活的土壤是统一的，并无学科之分，只要扎根在这十壤中，生长出的植物都会是茁壮的，不论这植物被怎样归类。

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说: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比满足的傻瓜幸福。

人和猪的区别就在于，人有灵魂，猪没有灵魂。苏格拉底和傻瓜的区别就在于，苏格拉底的灵魂醒着，傻瓜的灵魂昏睡着。灵魂生活开始于不满足。不满足什么?不满足于像动物那样活着。正是在这不满足之中，人展开了对意义的寻求，创造r丰富的精神世界。

中国古话说:知足长乐。这也对。智者的特点正在于，在物质生活上很容易知足，却又绝对不满足于仅仅过物质生活。相反，正如伊壁鸿鲁所说，凡不能满足于少量物资的人，再多的物质也不会使他满足。

那么，何以见得不满足的人比满足的猪幸福呢?穆勒说，因为前者的快乐更丰富，但惟有兼知两者的人才能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头满足的猪，跟你说了也白说。我不是骂任何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

按照马斯洛的著名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呈金字塔结构，如果较低的需要尚未得到满足，较高的需要就难以显现出来。可是，在较低的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较高的需要是否就一定显现出来呢?

事实告诉我们未必。有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已经远远超过生存所需，达到了奢侈的水平，却依然沉醉在物质的享乐和追逐之中，没有显现出任何精神需要的迹象。

也许，对人的需要结构还可以作另一种描述。比如说，如果把每个人的潜在需要的总和看作一个常量，那么，其中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比例便非常不同。物质需要所占比例越小，就越容易满足，精神需要也就越容易显现并成为主导的需要。相反，如果物质需要所占比例很大甚至覆盖全部，就难免欲壑难填永无满足之口了。

人的潜在需要结构的这种差异也就是人的素质的差异。姑且不论这种差异的成因，我们至少得到了一个尺度:在生存需要能够基本满足之后，是物质欲望仍占上风，继续膨胀，还是精神欲望开始上升，渐成主导，一个人的素质由此可以判定。

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恰好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执拗的精神追求，有自我反省的勇气。可怕的不是危机，而是麻木。

人们常常把精神危机当作一个贬义词，一说哪里发生精神危机，似乎那里的社会和人已经腐败透顶。诚然，与健康相比，危机是病态。但是，与麻木相比，危机却显示了生机。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发生危机，至少表明这个人、这个民族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追求受挫，于是才有危机。如果时代生病了，一个人也许就只能在危机与麻木二者中作选择，只有那些优秀的灵魂才会对时代的疾病感到切肤之痛。

一个精神贫乏、缺乏独特个性的人，当然不会遭受精神上危机的折磨。可是，对于一个精神需求很高的人来说，危机，即供求关系的某种脱节，却是不可避免的。他太挑剔了，世上不乏友谊、爱和事业，但不是他要的那一种，他的精神仍然感到饥饿。这样的人，必须自己来为自己创造精神的食物。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天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

那个在无尽的道路上追求着的人迷惘了。那个在无路的荒原上寻觅着的人失落了。怪谁呢?谁叫他追求，谁叫他寻觅！无所追求和寻觅的人们，决不会有迷惘感和失落感，他们活得明智而充实。

我不想知道你有什么，只想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你就是你所寻找的东西。

有的人总是在寻找，凡到手的，都不是他要的。有的人从来不寻找，凡到手的，都是他要的。

各有各的活法。究竟哪种好，只有天知道。

夜深人静之时，读着先哲的作品，分明感觉到人类精神不息的追求，世上自有永恒的精神价值存在，心中很充实。但有时候，忽然想到宇宙之盲目，总有一夭会把人类精神这最美丽的花朵毁灭，便感到惶恐和空虚。

坚守

现代世界是商品世界，我们不能脱离这个世界求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不是全部事实。我们同时还生活在历史和宇宙中，生活在自己唯一的一次生命过程中。所以，对于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能只用交换价值来衡量，而应有更加开阔久远的参照系。在投入现代潮流的同时，我们要有所坚守，坚守那些永恒的人生价值。一个不能投入的人是一个落伍者，一个无所坚守的人是一个随波逐流者。前者令人同情，后者令人鄙视。也许有人两者兼顾，成为一个高瞻远瞩的弄潮儿，那当然就是令人钦佩的了。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在一切“最高指示”中，至少这一句的确不会过时。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我对它有自己的读法，我把它读作:人不该只有政治狂热，把自己的灵魂淹没在红彤彤的标语口号海洋里。

在如今崇拜金钱的氛围中，我又想起了这句话，并且给它加上新的注解:人不该只求物质奢华，把自己的灵魂淹没在花花绿绿的商品海洋里。

世事无常，潮流变迁。相同的是，凡潮流都可能(当然不是必定)会淹没人的那一颗脆弱的灵魂。因此，愿我们投入任何潮流时都永远保持这一种清醒:“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天下滔滔，象牙塔一座接一座倾塌了。我平静地望着它们的残骸随波漂走，庆幸许多被囚的普通灵魂获得了解放。

可是，当我发现还有若干象牙塔依然零星地竖立着时，禁不住向它们深深鞠躬了。我心想，坚守在其中的不知是一些怎样奇特的灵魂呢。

生活在现代商业社会里，文人弃文从商也好，亦文亦商也好，卖文为生也好，都无可非议。真有一位当代凡高枯守在象牙塔里，穷困潦倒而终，当然可歌可泣，但这是不能要求于并非天才的一般文化人的。我们应该也能够做到的是，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有所坚持，在卷入商品大潮的同时有所保留。坚持和保留什么?当然是原来就有的东西，毋宁说是人之为人的某种永恒的东西。

自从商业化浪潮席卷中国大陆以来，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失落”的悲叹不绝于耳。坦率地说，对于此类谈论，我始终感到比较隔膜。我相信，一个够格的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论他是学者还是作家艺术家，他必定是出于自身生命的根本需要而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在精神文化领域内，他不会没有困惑，毋宁说正因为在人类精神生活和生存意义问题上他比常人有更深刻的困惑，所以才在此领域内比常人有更执著的探索。然而，也正因为此，在是否要关注精神价值和从事精神创造这一点上，他决不会因为世态的变迁而发生动摇。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志业所在并且一如既往地从事着这一志业，如果他在此过程中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历史责任的某种统一，那么，应该说他在精神上是充实自足的。信念犹在，志业犹在，安身立命之本犹在，何尝失落?他的探索和创造原本是出于他的性情之必然，而不是为了获取虚名浮利，种瓜得瓜，何失落之有?

透彻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

系之中。唯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所谓超脱，并不是超然物外，遗世独立，而只是与自己在人世间的遭遇保持一个距离。有了这个距离，也就有了一种看世界的眼光。一个人一旦省悟人生的底蕴和限度，他在这个浮华世界上就很难成为一个踌躇满志的风云人物了。不过，如果他对天下事仍有一份责任心，他在世上还是可以找到他的合适的位置的，“守望者”便是为他定位的一个确切名称。以我之见，“守望者”的职责是，与时代潮流保持适当的距离，守护人生的那些永恒的价值，嘹望和关心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

在历史的进程中，我们同样需要守望者。守望是一种角度。当我这样说时，我已经承认对待历史进程还可以有其他的角度，它们也都有存在的理由。譬如说，你不妨做一个战士，甚至做一个将军，在时代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发号施令。你不妨投身到任何一种潮流中去，去经商，去从政，去称霸学术，统帅文化，叱咤风云，指点江山，去充当各种名目的当代英雄。但是，在所有这些显赫活跃的身影之外，还应该有守望者的寂寞的身影。守望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并不直接投身于时代的潮流，毋宁说往往与一切潮流保持着一个距离。但他们也不是旁观者，相反对于潮流的来路和去向始终怀着深深的关切。他们关心精神价值甚于关心物质价值，在他

们看来，无论个人还是人类，物质再繁荣，生活再舒适，如果精神流于平庸，灵魂变得空虚，就绝无幸福可言。所以，他们虔诚地守护着他们心灵中那一块精神的园地，其中珍藏着他们所看重的人生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同时警惕地嘹望着人类前方的地平线，注视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在天空和土地日益被拥挤的高楼遮蔽的时代，他们怀着忧虑之心仰望天空，守卫土地。他们守的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生命之土，望的是人类超凡脱俗的精神之天。

休说精神永存，我知道万有皆逝，精神也不能幸免。然而，即使岁月的洪水终将荡尽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痕迹，罗丹的雕塑仍非徒劳；即使徒劳，罗丹仍要雕塑。那么，一种不怕徒劳仍要闪光的精神岂不超越了时间的判决，因而也超越了死亡。

所以，我仍然要说：万有皆逝，唯有精神永存。

世纪已临近黄昏，路上的流浪儿多了。我听见他们在焦灼地发问：物质的世纪，何处是精神的家园?

我笑答：既然世上还有如许关注着精神命运的心灵，精神何尝无家可归。

世上本无家，渴望与渴望相遇，便有了家。

奔忙和流浪是两种不同的心态。奔忙者为利所驱，无暇思家，流浪者则是怀着乡愁的诗人。“不曾有过乐园却一直被逐”----许是当代流浪者的特殊命运，使得他们甚至无法真切地怀念那从未得到过的乐园，但是他们始终保留着对这一份怀念的怀念。作为现代人，这些心灵同样也失去了与传统的坚实联系，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欠缺，为自身的没有根基的状态而深深不安。当这最后的怀念随同最后一个流浪者也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世界才真正成了寸革不长的荒原。

信仰(一)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信神，有的人不信，由此而区分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宗教徒和俗人。不过，这个区分并非很重要。还有一个比这重要得多的区分，便是有的人相信神圣，有的人不相信，人由此而分出了高尚和卑鄙。

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是否相信上帝、佛、真主或别的什么主宰宇宙的神秘力量，往往取决于个人所隶属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个人的特殊经历，甚至取决于个人的某种神秘体验，这是勉强不得的。一个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

相信神圣的人有所敬畏。在他心目中，总有一些东西属于做人的根本，是亵渎不得的。他并不是害怕受到惩罚，而是不肯丧失基本的人格。不论他对人生怎样充满着欲求，他始终明白，一旦人格扫地，他在自己面前竞也失去了做人的自信和尊严，那么，一切欲求的满足都不能挽救他的人生的彻底失败。

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身上既有动物性，又有神性。人身上的神性不是灭绝了动物性而产生的，而是由动物性升华而来的，这是人所能及的神圣和超越。所谓人性，也就是动物性向神性的升华。我不相信世上有毫无动物性的神人。但是，遗憾的是，世上倒的确有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神性、唯剩动物性的兽人。这种人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价值，百无禁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可以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残杀无辜。在当今社会上，这类人似在增多，实在令人担忧。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复杂，因而要改变也就必须做多方面的努力。从精神的层面看，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对神圣价值的信仰的普遍丧失。对此我只能说，无论个人，还是民族，都要有所敬畏，相信世上仍有不可亵渎的神圣价值，否则必遭可怕的惩罚。

与世界建立精神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它简洁地说明了信仰的实质。任何人活在世上，总是和世界建立了某种关系。但是，认真说来，人的物质活动、认知活动和社会活动仅是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非与世界整体的关系。在每一个人身上，随着肉体以及作为肉体之一部分的大脑死亡，这类活动都将彻底终止。唯有人的信仰生活是指向世界整体的。所谓信仰生活，未必要皈依某一种宗教，或信奉某一位神灵。一个人不甘心被世俗生活的浪潮推着走，而总是想为自己的生命确定一个具有恒久价值的目标，他便是一个有信仰生活的人。因为当他这样做时，他实际上对世界整体有所关切，相信它具有一种超越的精神本质，并且努力与这种本质建立联系。

事实上，不但宗教，而且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道德、艺术、科学，只要它们确实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承认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的存在为前提的，并且是这个整体的某种体现。如果没有这个整体在背后支持，作为它们的源泉和根据，它们就会丧失其精神内容，沦为世俗利益的工具。在此意义上，一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乃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基本背景。也就是说，凡是把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真正当作精神事业和人生使命的人，必定对于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怀有坚定的信念。在精神生活的层次上，不存在学科的划分，真、善、美原是一体，一切努力都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也正是从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出发，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的任何精神努力是徒劳的了。诚然，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的精神目标的实现始终是极其有限的。但是，由于我们对作为整体的精神生活怀有信念，我们就有了更广阔的参照系。我们身处的世界并不是整个实在，而只是它的一个部分，因此，在衡量一种精神努力的价值时，主要的标准不是眼前的效果，而是与整个实在的关系。我们当然永远不可能证明所谓大全的精神性质，但我们必须相信它，必须相信世上仍有神圣存在，这种信念将使我们的人生具有意义。而且我相信，倘若怀有这个信念的人多了，人性必能进步，世风必能改善。如果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信念的作用便实现了，至于茫茫宇宙中究竟有没有一个精神性的大全，又有什么要紧呢?

人在世上生活，必须维持肉体的生存，也必须与他人交往，于是有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所满足的是人的外在的功利性需要。在此之外，人还有内在的精神性需要，其实质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这种需要未得到满足，人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存在，并因此而感到不安。精神生活也是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维度。

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具有经验性质，仅涉及我们与周围直接环境的联系。精神生活则把我们超拔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暂时性，此时我们力求在一己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性的世界整体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由于这种世界整体超越于经验，我们无法证明它，但我们必须有这一假定。真正的精神生活必具有超验性质，它总是指向一个超验领域的。凡灵魂之思，必有这样一种指向为其底蕴。所谓寻求生命的意义，亦即寻求建立这种联系。一个人如果相信自己已经建立了这种联系，便是拥有了一种信仰。因此，寻求意义即寻求信仰。

人类精神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只要它们确实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就都是以建立上述联系为其公开的或隐蔽的鹊的的，区别只在于方式的不同。其中，道德若仅仅服务于社会秩序，便只具有社会活动的品格，若是以追求至善为目的，则可视作较弱的宗教。科学若仅仅服务于技术进程，便只具有物质活动的品格，若是以认识世界为目的，则可视为较弱的哲学。于是，我们可以把精神活动归结为三种基本的方式。一是宗教，依靠单纯的信仰亦即天启的权威来建立与世界整体的联系。一是哲学，试图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建立这种联系。一是艺术，试图通过某种主观的情绪体验来建立这种联系。它们殊途而同归，体现了同一种永恒的追求。

信仰，就是相信人生中有一种东西，它比一己的生命重要得多，甚至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为之活着，必要时也值得为之献身。这种东西必定是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像日月星辰一样在我们头顶照耀，我们相信它并且仰望它，所以称作信仰。但是，它又不像日月星辰那样可以用眼睛看见，而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观念，所以又称作信念。

其实，真正有信仰不在于相信佛、上帝、真主或别的什么神，而在于相信人生应该有崇高的追求，有超出世俗的理想目标。如果说宗教真的有一种价值，那也仅仅在于为这种追求提供了一种容易普及的方式。但是，一普及就容易流于表面的形式，反而削弱甚至丧失了追求的精神内涵。所以，真正看重信仰的人决不盲目相信某一种流行的宗教或别的什么思想，而是通过独立思考来寻求和确立自己的信仰。

信仰是内心的光，它照亮了一个人的人生之路。没有信仰的人犹如在黑暗中行路，不辨方向，没有目标，随波逐流，活一辈子也只是浑浑噩噩。当然，一个人要真正确立起自己的信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需要独立思考，而且需要相当的阅历和比较。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改变信仰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不足为怪。在我看来，在信仰的问题上，真正重要的是要有真诚的态度。所谓真诚，第一就是要认真，既不是无所谓，可

有可无，也不是随大流，盲目相信；第二就是要诚实，决不自欺欺人。有了这种真诚的态度，即使你没有找到一种明确的思想形态作为你的信仰，你也可以算作一个有信仰的人了，因为你至少是在信仰着一种有真诚追求的人生境界。事实上，在一个普遍丧失甚至嘲侮信仰的时代，也许唯有在这些真诚的寻求者和迷惘者中才能找到真正有信仰的人呢。

在尼采挑明“上帝死了”这个事实以后，信仰如何可能?这始终是困扰着现代关注灵魂生活的人们的一个难题。德裔美国哲学家蒂利希便试图解开这个难题，他的方法是改变以往用信仰解释勇气的思路，而用勇气来解释信仰。我把他的新思路概括成一句最直白的话，便是：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并不证明有勇气，相反，有精神追求的勇气却证明了有信仰。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人被信仰问题困扰--这当然只能发生在有精神追求的勇气的人身上--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了。

近代以降，随着基督教信仰的崩溃，一方面，在世俗化潮流的席卷下，人们普遍对灵魂生活持冷漠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仍然重视灵魂生活的人则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在蒂利希看来，现代真正有信仰的人只能到后一种人中去寻找，怀疑乃至绝望正是信仰的现代形态。相反，盲信与冷漠一样，同属精神上的自弃，是没有信仰的表现。一个人为无意义而焦虑，他的灵魂的渴望并不因为丧失了神界的支持而平息，反而更加炽烈，这只能说明存在着某种力量，那种力量比关于上帝的神学观念更加强大，更加根本，因而并不因为上帝观念的解体而动摇，是那种力量支配了他。把信仰解释为灵魂的一种状态，而非头脑里的一种观念，这是蒂利希的最发人深省的提示。事实上，灵魂状态是最原初的信仰现象，一切宗教观念包括上帝观念都是由之派生的，是这个原初现象的辞不达意的自我表达。

即使一位孤军奋战的悲剧英雄，他也需要在想像中相信自己是在为某种整体而战。凡精神性的追求，必隐含着一种超越的信念，也就是说，必假定了某种绝对价值的存在。而所谓绝对价值，既然是超越于一切浮世表象的，其根据就只能是不随现象界生灭的某种永存的精神实在。现代的西绪弗斯可以不相信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奥伊肯的宇宙生命，然而，只要他相信自己推巨石上山的苦役具有一种精神意义，藉此而忍受了巨石重新滚下山的世俗结果，则他就已经是在向他心中的上帝祈祷了。无论哪位反对形而上学的现代哲学家，只要他仍然肯定精神生活的独立价值，他就不可能彻底告别形而学。

信仰(二)

真理、信仰、理想这几个词是否说的同一件事，譬如说，同一个精神目标，理性称它是真理，意志称它是信仰，情感称它是理想。或者，正因为理性、意志、情感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它们说的是不同的事，彼此还会发生冲突。

人的精神性自我有两种姿态。当登高俯视尘世时，它看到限制的必然，产生达观的认识和超脱的心情，这是智慧。当它站在尘世仰望天空时，它因永恒的缺陷而向往完满，因肉身的限制而寻求超越，这便是信仰了。

看到并且接受人所必有的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但智慧并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忍受，没有拯救，或者只是超脱，没有超越，智慧就会沦为冷漠的犬儒主义。可是，一旦寻求拯救和超越，智慧又不会仅止于智慧，它必不可免地要走向信仰了。

其实，当一个人认识到人的限制。缺陷、不完美是绝对的，困境是永恒的，他已经是在用某种绝对的完美之境做参照系了。唯有在把人与神作比较时，才能看到人的限制只普遍，因而不论这种限制在自己或别人身上以何种形态出现，都不馁不骄，心平气和。对人的限制的这样一种宽容，换一个角度来看，便是面对神的谦卑。所以，真正的智慧中必蕴涵着信仰的倾向。这也是哲学之所以必须是形而上学的道理之所在，一种哲学如果不是或明或暗地包含着绝对价值的预设，它作为哲学的资格就颇值得怀疑。

进一步说，真正的信仰也必是从智慧中孕育出来的。如果不是太看清了人的限制，佛陀就不会寻求解脱，基督就无须传播福音。任何一种信仰倘若不是以人的根本困境为出发点，它作为信仰的资格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譬如说，如果有一个人去庙里烧香磕头，祈求佛为他消弭某一个具体的灾难，赐予某一项具体的福乐，我们就有理由说他没有信仰，只有迷信。又譬如说，如果有一种教义宣称能够在人世间消灭一切困境，实现完美，我们也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它不是真信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乌托邦。一切乌托邦的错误就在于企图篡改神的给定，其结果不是使人拜托了限制而成为神，而一定是以神的名义强制于人，把人的权利也剥夺了。

虽然我的出生纯属偶然，但是，既然我已出生，宇宙间某种精神本质便要以我为例来证明它的存在和伟大。否则，如果一切生存都因其偶然而没有价值，永恒的精神之火用什么来显示它的光明呢？

不妨说，一切外在的信仰只是桥梁和诱饵，其价值就在于把人引向内心，过一种内在的精神生活。神并非居住在宇宙间的某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它的唯一可能的存在方式是我们在内心中感悟到它。一个人的信仰之真假，分界也在于有没有这种内在的精神生活。伟大的信徒是那些有着伟大的内心世界的人，相反，一个全心全意相信天国或者来世的人，如果他没有内心生活，你就不能说他有真实的信仰。

有真信仰的人满足于说出真话，喜欢发誓的人往往并无真信仰。

发誓者竭力揣摩对方的心思，他发誓要做的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而是他以为对方希望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他揣摩的是地上的人的心思，那是卑怯。如果他揣摩的是天上的神的心思，那就是亵渎了。

《圣经》中说：“不可试探你的上帝。”我认为这是信仰的题中应有之义。谁若试探他的上帝，他就不是真有信仰。

真理有两类。一类关乎价值，属于科学领域，对它们是要试探的，看是否合乎事实。另一类关乎价值，归根到底属于宗教和道德领域，不可试探的是这个领域里的真理。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例如正义、自由、和平、爱、诚信，是不能用经验来证明和证伪的，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就像高尚和谐的生活本身就值得人类追求一样，因此，我们不可用它们会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评价它们，当然更不可用违背它们会造成什么具体的恶果来检验它们了。

信仰要求的是纯粹，只为所信仰的真理本身而不空空，为别的什么。凡试探者，必定别有所图。仔细想想，试探何其普遍，真信仰何其稀少。做善事图现世善报吗，干坏事存侥幸之心，当然都是露骨的试探。教堂里的祈祷，佛庙里的许愿，如果以灵验为鹄的，也就都是在试探。至于期求灵魂升天或来世转运，则不过是把试探的周期延长到了死后。这个问题对于不信教的人同样存在。你有一种基本的生活信念，在现实的压力下或诱惑下，你发生了动摇，觉得违背一下未必有伤大节，——这正是你在试探你的上帝的时刻。

可是，当今世上，有一些人没有任何信仰，没有任何上帝，他们根本不需要试探，百无禁忌地为所欲为。比起他们，有上帝要试探的人岂不好得多。

信仰的实质在于对精神价值本身的尊重。精神价值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无须为它找出别的理由来，这个道理对于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这甚至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感情，他真正感觉到的人之为人的尊严之所在，人类生存的崇高性质之所在。以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为例，是精心保护，还是肆意破坏，根本的原因肯定不在于是否爱国，而在是否珍爱凝结在其中的人类精神价值。信仰愈是纯粹，愈是尊重精神价值本身，必然就愈能摆脱一切民族的、教别的、宗派的狭隘眼光，呈现出博大的气象。在此意义上，信仰与文明是一致的。信仰问题上的任何狭隘性，起根源都在于利益的侵入，取代和扰乱了真正的精神追求。我相信，人类的信仰生活永远不可能统一于某一种宗教，额外人只能统一于对某些最基本价值的广泛尊重。

人是由两个途径走向上帝或某种宇宙精神的，一是要给自己的灵魂生活寻找一个根源，另一是要给宇宙的永恒存在寻找一种意义。这两个途径也就是康德所说的道德律和头上的星空。

精神生活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是非功利性，第二是超验性。

“上帝”是一个符号，象征人生不证自明的最高原则，而一切精神跋涉者的困惑便在于总是想去证明它。

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和道德。然而，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的道德是有缺陷的，这又是人区别于神的地方。所谓神，不一定指宇宙间的某个主宰者，不妨理解为全知和完美的一个象征。看到人在理性上并非全知，在道德上并非完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认识到人的无知是智慧的起点，那么，觉悟到人的不完美便是信仰的起点。无知并不可笑，可笑的是有了一点知识便自以为无所不知。缺点并不可恶，可恶的是做了一点善事便自以为有权审判天下人。在一切品性中，狂妄离智慧、也离虔诚最远。明明是凡身肉胎，却把自己当作神，做出一付全知全德的模样，作为一个人来说，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愚蠢和更加渎神的姿势了。

在信仰崩溃的时代，民族主义往往会抬头。大神死了，人们便寻求小神祗的庇护。

你没有信仰吗？

如果有信仰就是终身只接受一种学说，那么，我的确没有信仰。

对各种学说独立思考，有所取舍，形成着也修正着自己的总体立场，我称这为有信仰。

所以，我是有信仰的。

歌德说得好：“虔诚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通过灵魂的最纯洁的宁静达到最高修养的手段。”从本义来说，虔诚是面对神圣之物的一种恭敬谦卑的态度。这种态度本身还不是信仰，而只是信仰的一个表征，真正的信仰应是对神圣之物有所领悟。一个人倘若始终停留在这个表征上，对神圣之物毫无领悟却竭力维持和显示其虔诚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他的这种态度是否装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歌德接下来说的话是一针见血的：“凡是把虔诚当作目的和目标来标榜的人，大多是伪善的。”

正经不是严肃，就像教条不是真理一样。真理用不着板起面孔来增添它的权威。在那些一本正经的人中间，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不，他们思考的多半不是人生，而是权力，不是真理，而是利益。

相反，最高的严肃往往貌似玩世不恭。真正严肃思考过人生的人知道生命和理性的限度，他能自嘲，肯宽容，愿意用一个玩笑替受窘的对手解围，给正经的论敌一个教训。他以诙谐的口吻谈说真理，仿佛故意要减弱他的发现的重要性，以便只让它进入真正知音的耳朵。尤其是在信仰崩溃的时代，那些佯癫装疯的狂人倒是一些太严肃对待其信仰的人。鲁迅深知此中之理，说嵇康、阮籍表面上毁坏礼教，实则倒是太相信礼教，因为不满意当权者利用和亵渎礼教，才以反礼教的过激行为发泄其内心愤想。怀疑论实在是过于认真看待信仰或知识的结果。哲学史上的怀疑论者大抵都是太认真地要终究人类认识的可靠性，结果反而疑团丛生。

在任何信仰体质之下，多数人并非真有信仰，只是做出相信的样子罢了。于是过分认真的人就起而论究是非，阐释信仰之真谛，结果被视为异端。

正像在任何一种信仰体质下，真正有信仰的人仅属于少数一样，在任何一个发生精神危机的时代和民族，真正感受和保持着危机张力的也只是少数人。而且，这往往是同一类灵魂，正因为在信仰问题上认真严肃，才真切感觉到失去信仰的悲哀。

有信仰者永远是少数。利益常常借信仰之名交战。

信仰是情感的事，理性不利于信仰。在一个宗教内部，虔信者大多是一些情感强烈理性薄弱的人。理性强烈情感薄弱的人无意做信徒。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情感和理性皆强的怀疑者，他们渴望信仰而不易得，精神上最痛苦，以及情感和理性皆弱的盲从者，他们实际上并无信仰，只是随大流罢了。

怀疑来自过分认真。无所用心的人从不怀疑，但也没有信仰。当然，这不妨碍他们以信仰的名义绞杀怀疑者。

《圣经》最好的读者在异教徒之中。

弟子往往比宗师更偏执。宗师的偏执多半出于一种创造的激情，因而本质上包含着对新的创造的宽容和鼓励。弟子的偏执却是出于盲信或利益，本质上是敌视创造性的。

一种信仰无非就是人生根本意义问题的一个现成答案。有两种人不需要信仰，一种是对此问题从不发问的人，另一种是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的人。前者够不上信仰，后者超越了信仰。

不相信一切形式的上帝，并不妨碍一个人对待人生持有某种基本的信念。

所以，我不是虚无主义者。

当信徒是少年人的事，受信徒是老年人的事。前者还幼稚，后者已腐朽。

要我当信徒，我已不太幼稚。要我收信徒，我还不够腐朽。

世上有虔信者，就必定有奇迹。奇迹在虔信者的心里。

奇迹是绝望者的希望。

一个不相信奇迹的绝望者是一个真正的绝望者，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或者，是一个勇敢的绝望者，他敢于不要任何希望而活着。

现代状况

现代人的精神处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虚无主义，信仰的普遍失落；二是物质主义，商业化潮流席卷天下，影响到生活方式、文化、人际关系各个方面。在此情形下，有精神追求的人必然会感到困惑、苦闷、彷徨。

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性，不需要尼采或存在主义式的醉醺醺的非理性。比较宽容的人则表示，西方非理性到现代化实现之后再来关心也不迟。使我惊诧的是，这些论者完全不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苦闷，把人的灵魂生活看的如此无足轻重，似乎在现代化实现之前，几代人的灵魂是无须关心的！西方现代化的进程业已表明，单纯的物质繁荣并不能使人真正幸福，中国式的现代化难道不正应该借取前车之鉴，一开始就重视人的精神生活问题？

有人曾同我争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建设现代物质文明，然后才谈得上疗治文明的弊病。我只能怯生生地问道：难道几代人的灵魂寻求是无足轻重的吗？我承认我不是理直气壮，因为我能感觉到时代的两难困境：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吗，文明的压抑接踵而至。一方面，权贵贪欲的膨胀使得腐败丛生。另一方面，金钱力量的崛起导致精神平庸。鉴于前者，仁人志士戮力于改革、开放和振兴之举。面对后者，哲人贤士呼唤着性灵、爱心和净化之道。文明与野蛮的决战犹未见分晓，超越与沉沦的对峙已拉开序幕。积弊时弊并存，近忧远虑交集。此时此刻，治国者固然身临千钧一发的险关，运思者何尝不是肩负莫衷一是的难题？

也许，为了文明征服野蛮，性灵只好承受技术的压抑。为了金钱战胜权力，精神只好经历市场的沉沦。怕只怕文明与野蛮握手言欢，金钱与权力狼狈为奸，那才真正是民族的灾难。物质上的贫富悬殊已经有目共睹，精神上何尝不也发生着两极分化？好在一个人只要耐得贫困，自甘寂寞，总还可以为灵魂守一块家园，不致在这纷纷扰扰的世界上流离失所。认清贫困和寂寞乃是心灵高贵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困惑中倒也生出了一些坦然。

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竞争十分激烈，人们尤其青年人往往会面临精神追求与生存竞争之间的冲突，为此感到困惑。一个人在精神方面投入太多，必然会疏于物质的追求。在利益的竞争中，面对唯利是图的奸人，品行好的人也很容易吃亏。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拿不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许只能这样想：如果精神追求真是出于内心的需要，那么，我们理应甘愿承担为此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包括物质利益方面可能遭受的损失。事情取决于你看中什么，仅仅是实际利益，还是人生的总体质量。子啊这方面，哲学能够使我们对人生的总体质量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力，对于世俗意义上的成败有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在竞争中为自己保留内在的自由。

我们时代的特点是，人们普遍沉沦于功利性的外在生活，很少有人真正过内在的心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青年人保持清醒，认识到心智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价值。心智生活能使人活得一种内在的自由和充实。一个人唯有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灵魂去追求，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自己做主，才是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同时吐过他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便在自己身上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心智生活还能使人活得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宁静，仿佛有了另一个更高的自我，能与自己的外在遭遇保持一个距离，不完全受其支配，并能与外部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不会沉沦其中，也不会去凑热闹。这就是所谓定力。现在学界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指导时代的风云人物，但没有内在的心智生活，因而就没有一贯的学术志趣和精神立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充当别人灵魂的导师呢？

在一个功利至上。精神贬值的社会里，适应取代创造成了才能的标志，消费取代享受成了生活的目标。在许多人心目中，“理想”、“信仰”、“灵魂生活”都是过时的空洞词眼。可是，我始终相信，人的灵魂生活比外在的肉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更为本质，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首先取决于他的灵魂胡说的质量。

现代生活的确像一条匆忙“赞”程的急流，谁都被这条急流裹着向前，不复有宁静的沉思，闲适的享受，潜心的精神创造。德尔费神庙的神偷“认识你自己”已被新的时髦箴言取代：“时间就是金钱！”除了赚钱，人们不知拿时间做什么用。难道现代人有真正赏心悦目的娱乐吗？我常常叹息：旅游业不知败坏了多少风景，电视机不知培养了多少白痴！

“时间就是金钱！”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一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在西方，“寻求灵魂的现代人”已是一个典型形象。人的肉体曾经与土地血肉相连，技术文明把它们隔离了开来。人的灵魂曾经有神化或宗教作为家园，科学理性把它从中放逐了出来。汽车、电视、旅游和性成为现代西方人的主要消费对象，但这一切并不能填补精神的空虚。所以愈是现代性的思想家，其实愈浸透着一股“发思古之幽情”的感伤。他们或向往古希腊的审美国度，或怀念中世纪的牧歌生涯，或羡慕东方式的宗法情趣。透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听到同样的呼声——对性灵生活的呼唤。

在一颗优美的心灵看来，整个现代商业化就像一个闹哄哄的大市场。人们匆忙地活动着，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为了赚钱和增殖财富。无头脑地匆忙，使人永是处在疲劳之中，独处时不复有静谧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他望着这些忙碌奔走却又麻木不仁的现代人，只觉得他们野蛮。

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一脸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当我看到孩子们不再玩沙和泥土，而是玩电子游戏机，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乐道卡通片里的机器人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一个真正可怕的过程正在地球上悄悄进行。

我们历来缺少形而上意义上的信仰，只有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社会层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还限制了对人生终极根据的探究，掩盖了形而上层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因此，社会信仰一旦失去统摄力，形而上信仰的欠缺就暴露出来了。这正是当今这一代青年所面临的情况。

无可否认，“文革”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已经使得任何一种社会政治信仰失去了大一统的威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革”中和“文革”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是没有信仰的一代。当今时代已经不存在一种既定的权威人生模式，每个人的命运都投入了未定之中，因而不得不从事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与此同时，社会的商业化使人的精神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形既使有高贵精神趣味的人感到孤独，却也异常增加了他们的精神追求的紧张度。

如今调侃成了新的时髦。调侃者调侃一切信仰，也调侃自己的无信仰，在一片哄笑声中，信仰问题便化作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可笑的问题。

我暗暗吃惊：仅仅几年以前，信仰危机还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曾经引起许多痛苦的思索。莫非人们这么快就已经成熟到可以轻松愉快地一笑置之了？

诚然，抱着过时的信仰不放，或者无信仰而装作有信仰，都是可悲复可笑的吗，不妨调而侃之，哈哈一笑。可是，当我看见有人把无信仰当作一种光荣来炫耀时，我再也笑不出来了。

人生中终究还是有严肃的东西的。信仰是对人生根本目标的确信，其失落的痛苦和寻求的迷惘决非好笑的事情，而对之麻木不仁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自鸣得意的。

意识形态弱化，价值多元，无统一信仰，这是现代的一个事实。我对这个事实持积极的评价，欢迎信仰上的去中心化、个体化、信仰本来就应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求统一必然导致压迫和盲从。想用某一种学说（例如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重建大一统的信仰，不但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应该的。

空间具有一种神圣性，但现代人对此已经完全陌生了。对于过去许多世代的人来说，不但人在屋宇之中，而且屋宇也在人之中，它们是历史和记忆，血缘和信念。可是现在，人却迷失在了高楼的迷宫之中，不管我们为装修付出了多少金钱和力气，屋宇仍然是外在于我们的，我们仍然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

论及婚姻问题，从前的大师们关注的是灵魂，现在的大师们却大谈心理分析和治疗。书信、日记、交谈——这些亲切的表达方式是更适合于灵魂需要的，现在也已成为稀有之物，而被公关之类的功利行动或上网之类的虚拟社交取代了。应该承认，现代人是孤独的。但是，由于灵魂的缺席，这种孤独就成了单纯的惩罚。

理想主义

据说，一个人如果在十四岁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一定庸俗得可怕，如果在四十岁时仍是理想主义者，他又未免幼稚得可笑。

我们或许可以引申说，一个民族如果全体都陷入某种理想主义的狂热，当然太天真，如果在它的青年人中竟然也难觅理想主义者，又实在太堕落了。

由此我又相信，在理想主义普遍遭耻笑的时代，一个人仍然坚持做理想主义者，就必定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因为精神上的成熟和自觉。

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一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因为你不想决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来替自己辩解。

理想有何用？

人有灵魂生活和肉身生活。灵魂生活也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

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

所以，就处世来收，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理想主义显得不合时宜；就做人来说，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对于没有灵魂的东西，理想毫无用处。

圣徒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智者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一个寻求信仰而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会转而寻求智慧的救助，于是成为智者。

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都看重价值，但前者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后者看重的是精神价值，前者只问对生存有没有用，后者却要追问生存的意义。

在我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够不上哲学的水平，至于现在流行的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则连实用主义哲学的水平也够不上。

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现在，要伟大就现在伟大，要超脱就现在超脱，要快乐就现在快乐。总之，如果你心目中有了一种生活的理想，那么，你应该现在就来实现它。倘若你只是想象将来有一天能够伟大、超脱或快乐，而现在却总是委琐、钻营、苦恼，则我敢断定你永远不会有伟大、超脱、快乐的一天。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理想是现在进行时，而不是将来时的。

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划分为三个部分，及理智、意志和情感，而真、善、美便是与这三个部分相对应的精神价值。其中，真是理智的对象，体现为科学活动，善是意志的对象，体现为道德活动，美是情感的对象，体现为艺术活动。当然，我们应当记住，正像人的心灵本是一个整体，理智、意志、情感只是相对划分一样，真、善、美三者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理智上求真，意志上向善，情感上爱美，三者原是一体，属于同一颗高贵心灵的追求，是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同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

“善”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个人的善，即个人道德上、人格上、精神上的提高和完善。另一是指社会的善，即社会的进步和公正。这两方面都牵涉到理想和价值标准的问题。“善”的个人是好人，“善”的社会是好社会，可是好人和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个人来说，理想的人性模式是怎样的，怎样度过一生才最有意义？对于社会来说，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社会进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无现成的一成不变的答案，需要每个人和每一代人进行独立的探索。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就是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要有理想，并且为实现理想而努力。没有理想，个人便是堕落的个人，社会便是腐败的社会。

对于一切有灵魂生活的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心灵现实

对于理想的实现不能做机械的理解，好像非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似的。现实不限于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心灵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尤其是人生理想，它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变成心灵现实，即一个美好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之所决定的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你还能想象出人生理想的别的实现方式吗？

物质理想（譬如产品的极大丰富）和社会理想（消灭阶级）的实现要用外在的可见事实来证明，精神理想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内在的心灵境界。

理想，信仰，真理，爱，善，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这无形之域，有的人生活在光明之中，有的人生活在黑暗之中。

人同时生活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中。内心世界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外部世界也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对于内心世界不同的人，表面相同的经历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事实上也就完全不是相同的经历了。

对于乐盲来说，贝多芬等于不存在。对于画盲来说，毕加索等于不存在。对于只读流行小报的人来说，从荷马到海明威的整个文学宝库等于不存在。对于终年在名利场上奔忙的人来说，大自然的美等于不存在。

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和一个沉湎在歌厅。肥皂剧以及庸俗小报中的人，他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世界上！

我们当然不能也不该否认肉身生活的必要，但是，人的高贵却在于他有灵魂生活。作为肉身的人，人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唯有作为灵魂的人，由于内心世界的巨大差异，人才分出了高贵和平庸，乃至高贵和卑鄙。

耶稣说：不可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因为前者会虫蛀、生锈、遭窃，后者不会。

也就是说，物质的财宝不可靠，精神的财宝可靠，应该为自己积聚可靠的财宝。

那么，何时能够享用天上的财宝呢？是否如通常所宣传的，生前积德，死后到天堂享用？

耶稣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看来，这才是耶稣的见解：当你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时，你的心已经在天上；当你的灵魂富有时，你的灵魂已经得救了。

肉体需要有它的极限，超于此上的都是精神需要。奢侈，挥霍，排场，虚荣，这些都不是直接的肉体享受，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当然是比较低级的满足。一个人在肉体需要得到了满足的基础上，他的剩余精力必然要投向对精神需要的追求，而精神需要有高低之分，由此分出了人的灵魂和生命质量的优劣。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

说到底，在这世界上，谁的经历不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心灵历程的悬殊才在人与人之间铺下了鸿沟。

对于一颗善于感受和思考的灵魂来说，世上并无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任何一种经历都可以转化为内在的财富。而且，这是最可靠的财富，因为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你所经历的，世间没有力量能从你那里夺走。”

心灵的财富也是积累而成的。一个人酷爱精神的劳作和积聚，不断产生、搜集、贮藏点滴的感受，日积月累，就在他的内心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宝库，造就了一颗丰富的灵魂。在他面前，那些精神懒汉相比之下终于形同乞丐。

精神乞丐？可是精神的财富是可以乞讨而得的么，哪怕拥有者愿意施舍？何况，物质上愈是贫穷的人就愈知道金钱的价值，认识精神财富的价值却需要精神的眼睛，而精神贫乏的人必定也在精神整体上发育不良，他的精神眼睛是盲的，甚至连乞讨的愿望也没有。物质上的贫富差别是显而易见，于是穷人起而反抗，并且把带头揭露此中差别的人视为英雄和救星。可是，精神上的贫富差别唯有富者看得分明，倘若他直言不讳地揭露此种差别，就会被视为罪人，宽容一点吧，便是狂人和疯子。

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穷人，他受肉体冻馁之苦。精神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富人，他受精神孤独之苦。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往往把这里的报应理解得非常实际，似乎善报即世俗的福与乐，恶报即世俗的祸与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善人遭祸受灾或恶人升官发财的事情决不罕见，于是一些人就大惑不解，斥之为谎言，另一些人为了自我安慰便把报应的实现推迟到死后。其实，这句话只有按照真正的宗教精神来理解才是真理，而按照真正的宗教精神，报应并不在天国或来世，当然更不是世俗性质的苦乐。真正的报应就在现世，这就是：对于善者和恶者来说，由于内在精神品质的不同，即使相同的外在遭遇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善者并不因为他的善而能免受人世之苦难，但能因此使苦难具有一种证实、洗礼、净化的精神价值，就像恶者因其恶而使降临在他们头上的苦难具有一种诅咒、浩劫、毁灭的惩罚性质一样。善者播下的是精神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精神的果实。如果他真的是善者，难道他还会指望别样的收获吗？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佛家的信念，在别的宗教中也能找出类似的训诲。事实上，作为一个朴素的愿望，它存在于一切善良的人们心中。当我们无力惩恶时，我们只好指望老天显示正义。我们还试图以此警告恶人，恶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作恶，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可以不受惩罚，如果报应不爽，他们必有所收敛。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常常看见恶人走运，好人反而遭灾。于是，我们困惑了，愤怒了，斥报应说为谎言，或者，为了安慰自己，我们便将报应的兑现推迟到来世或天国。

如果把报应理解为世俗性质的苦乐祸福，那么，它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否兑现，实在是很渺茫的。即使真有灵魂或来世，我也不相信好人必定上天堂或者投胎富贵人家，恶人必定下地狱或者投胎贫贱人家。不过，我依然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应该按照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来理解。我相信报应就在现世，而真正的报应是：对好人和恶人老说，由于内在精神品质的不同，即使相同的外在遭遇也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譬如说，好人和恶人都难免遭受人世的苦难，但是，正如奥古斯丁所说：“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与此同理，同样的身外之福，例如财产，对善者可以助成闲适、知足、慷慨的心情，对恶者却是烦恼、绳索和负担。总之，世俗的祸福，在善者都可以转化为一种精神价值，在恶者都会成为一种惩罚。善者播下的是精神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精神的果实，这就已是善报了。恶者枉或一世，未尝体会过任何一种美好的精神价值，这也已是恶报了。

《约翰福音书》有言：“上帝遣光明来到世间不是要让它审判世界，而是要让世界通过它得救。信赖它的人不会受审判，不信赖的人便已受了审判……而这即是审判：光明来到人世，而人们宁爱黑暗不爱光明。”这话说得非常好。的确，光明并不直接惩罚不接受爱它的人。拒绝光明，停留在黑暗中，这本身即是惩罚。一切最高的奖励和惩罚都不是外加的，而是行为本身给行为者造成的精神后果。高尚是对高尚者的最高奖励，卑劣是对卑劣者的最大惩罚。上帝的真正宠儿不是那些得到上帝的额外恩赐的人，而是最大限度实现了人性的美好的可能性的人。当人性的光华在你的身上闪耀，使你感受到做人的自豪之时，这光华和自豪便已是给你的报酬，你确实会觉得一切外在的遭际并非很重要的了。

光照进人的心，心被精神之光照亮了，人就有了一个灵魂。有的人拒绝光，心始终是黑暗的，活了一世未尝有灵魂。用不着上帝来另加审判，这本身即是最可怕的惩罚了。

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都是光来到世上的证据。当一个人自己从事创造的时候，或者沉醉在既有的伟大精神作品中的时候，他会最真切地感觉到，光明已经降临，此中的喜乐是人世间任何别的事情不能比拟的，读好的书籍，听好的音乐，我们都会由衷地感到，生而为人是多么幸运。倘若因为客观因为客观的限制，一个人无缘有这样的体验，那无疑是极大的不幸。倘若因为内在的蒙昧，一个人拒绝这样的享受，那就是真正的惩罚了。伟大的作品已经在那里，却视而不见，偏把光阴消磨在源源不断的垃圾产品中，你不能说这不是惩罚。

人心中的正义感和道德感也是光来到世上的证据。不管世道如何，世上的善良人总归是多数，他们心中最基本的做人准则是任何世风也摧毁不了。这准则是人心中不熄的光明，凡感觉到这光明的人都知道它的珍贵，因为它是人的尊严的来源，倘若它熄灭了，人就不复是人了。世上的确有那样的恶人，心中的光几乎或已经完全熄灭，处世做事不再讲最基本的做人准则。活着而感受不到一丝一毫做人的光荣，你不能说这不是最严厉的惩罚。

梦并不虚幻

在某种意义上美、艺术都是梦。但是，梦并不虚幻，它对人心的作用和它在人生中的价值完全是真实的。弗洛伊德早已阐明，倘若没有梦的疗慰，人人都非患神经官能症不可。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彻底排除掉梦、想象、幻觉的因素，世界不再有色彩和音响，人心不再有憧憬和颤栗，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在人生画面上，梦幻也有真实的一笔。

我想把精神的梦的范围和含义扩大一些，举凡组成一个人的心灵生活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都可归入其中。这样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成真。但也不必在此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有着与物质的梦完全不通的实现方式，不妨说，它们存在的本就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好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真。对真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你不能说只有外在的荣华富贵是真实的，内在的智慧教养是虚假的。一个内心生活丰富的人，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一个有梦想的人和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如果你和那种没有梦想的人一起旅行，你一定会觉得乏味透顶。一轮明月当空，他们最多说月亮像一张烧饼，压根儿不会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的豪情。面对苍茫大海，他们只看到一大滩水，决不会像安徒生那样想到海的女儿，或像普希金那样想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唉，有时我不免想，与只知做梦的人比，从来不做梦的人是更像白痴的。

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弗洛伊德业已证明了这一点。美、艺术、爱情、自由、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有两不同的梦。

第一种梦，它的内容是实际的，譬如说，梦想升官发财，梦想娶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梦想得诺贝尔奖金，等等。对于这些梦，弗洛伊德的定义是适用的：梦是未实现的愿望的替代。未实现不等于不可能实现，世上的确有人升了官发了财，娶了美人，得了诺贝尔奖金。这种梦的价值取决于是否变成现实，如果不能，我们就说它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第二种梦，它的内容与实际无关，因而不能用是否变成了现实来衡量它的价值。譬如说，陶渊明梦见桃花源，鲁迅梦见好的故事，但丁梦见天堂，或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梦见一片美丽的风景。这种梦不能实现也不需要实现，它的价值在其自身，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享受，而记载了这类梦的《桃花源记》、《好的故事》、《神曲》本身便成了人类的精神财富。

我把第一种梦称作物质的梦，把第二种梦称作精神的梦。不能说做第一种梦的人庸俗，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做物质的梦，从不做精神的梦，说他庸俗就不算冤枉。如果整个人类只梦见黄金而从不梦见天堂，则即使梦想成真，也只是生活在铺满金子的地狱里而已。

在这个时代，能够沉醉自己的心灵空间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好梦连翩就是福，何必成真。

两种人爱做梦：太有能者和太无能者。他们都与现实不合，前者超出，后者不及。但两者的界限是不易分清的，在成功之前，前者常常被误认为后者。

可以确定的是，不做梦的人必定平庸。

人们做的事往往相似，做的梦却千差万别，也许在梦中藏着每一个人的更独特也更丰富的自我。在一定意义上，艺术家是一种梦与事部分的人，做事仍像在做梦，所以做出了独一无二的事。

我喜欢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它使你感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一个幻想家总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

耽于梦想也许是一种逃避，但梦想本身却常常是创造的动力。梵高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冲动：“我一看到空白的画布呆望着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内容投掷上去。”在每一个创造者眼中，生活本身也是这样一张空白的画布，等待着他去赋予内容。相反，谁眼中的世界如果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陈列馆，摆满了现成的画作，这个人肯定不会再有创造的冲动，他至多只能做一个鉴赏家。

人生如梦，爱情是梦中之梦。诸色皆空，色欲乃空中之空。可是，若无爱梦萦绕，人生岂不更是赤裸裸的空无；离了暮雨朝云，巫山纵然万古长存，也只是一堆死石头罢了。

情人因相思而成其为情人。在梦中，昨日的云雨更美。只因襄王一梦，巫山云雨才成为世世代代的美丽传说。

两种人爱做梦：弱者和智者。弱者梦想现实中有但他无力得到的东西，他以之抚慰生存的失败。智者梦想现实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以之解说生存的意义。

精神现象

趣味无争论，这无非是说，在不同的趣味之间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在不同的趣味之间肯定有高低之分。趣味有名鉴赏力，一个人的鉴赏力大致表明了他的精神级别。趣味的形成有种种因素，包括知识、教养、阅历、思考、体验等等，这一切在趣味中都简化成了一种本能。在文学和艺术的欣赏中，良好趣味的形成也许是最重要的事情，它使一个人本能地趋向好东西，唾弃坏东西。对于创作者来说，良好的趣味未必能使他创作出好东西，因为这还需要天赋和技巧，但能够使他不去制作那些他自己也会厌恶的坏东西。

知识和心灵是两回事，一个勤奋做学问的人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心灵很贫乏的人。若想知道一个人的精神级别，不要看他研究什么，而要看他喜欢什么。一个人在精神素质上的缺陷往往会通过他的趣味暴露出来。趣味是最难掩饰的，因为它已经扎根在无意识之中，总是在不经意中流露。

时尚和文明完全是两回事，一个受时尚支配的人仅仅生活在事物的表面，貌似前卫，本质上却是一个野蛮人，惟有扎根于人类精神文明土壤中的人才是真正的文明人。

人类天性中有一种不可消除的冲动，就是要对世界和人生的问题追根究底。这种冲动虽说提升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品质，但并不利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仿佛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上天就只让这种冲动在少数人身上格外强烈。古往今来，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都有这样一些怀着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的人，不妨说，他们是一些中了形而上学之蛊的人。这样的人倘若同时具有巨大的才能，就可能成为精神领域里的天才。可是，倘若才能不足以驾御强烈的冲动，情形可就惨了，很可能会被冲动所毁而毫无积极的结果。在一般人眼里，凡是痴迷于精神事物的人都有疯狂之嫌，区别在于，有的人同时是天才，有的人却仅仅是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人类精神追求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在任何时候，我的果实与我的精神之树的关系都远比与环境的关系密切。精神上的顿悟是存在的，不过，它的种子必定早已埋在那个产生顿悟的人的灵魂深处。生老病死为人所习见，却只使释迦牟尼产生了顿悟。康德一辈子没有走出格尼斯堡这个小城，但偏是他彻底改变了世界哲学的方向。说到底，是什么树就结出什么果实。一个哲学家如果他本身不伟大，那么，无论什么环境都不能使他伟大。

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从不受人欢迎的。”其实，何止不受欢迎，在本乡人眼中根本就不存在先知。在本乡人、本单位人以及一切因为外在原因而有了日常接触的人眼中，不存在先知、天才和伟人。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对于一个精神上的非凡之人会发生两种感想。第一，他们经常看见这个人，熟悉他的模样、举止、脾气、出身、家庭状况等等，就自以为已经了解他了。在他们看来，这个人无非就是他们所熟悉的这些外部特征的总和。第二，由于生活环境相同，他们便以己度人，认为这个人既然也是这个环境的产物，就必定是和自己一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超常之处。即使这个人的成就在本乡以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也仍然不肯承认，而要发出拿撒勒人针对耶稣发出的疑问：“他的这一切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当然,先知在本乡受到排斥，嫉妒也起了很大作用。一个在和自己相同环境里生长的人，却比自己无比优秀，对于这个事实，人们先是不能相信，接着便不能容忍了，他们觉得自己因此遭到了贬低。直到很久以后，出于这同样的虚荣心，他们的后人才会把先知的诞生当作本乡的光荣大加宣扬。

可是，一切精神上的伟人之诞生与本乡何干？他们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不属于本乡，他们是以全民族或者全人类为自己的舞台的。所以，如果要论光荣，这光荣只属于民族或者人类。这一点对于文明人来说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譬如说，倘若一个法兰克福人以歌德的同乡自炫，他一定会遭到全体德国人的嘲笑。

有两种人永远不成熟：白痴和天才。换一种说法，以常人的眼光看，有两种人不正常：低能者和超常者。这个区别基本上取决于秉赋。不过，由于机遇的不幸，超常者的秉赋可能遭到扼杀，而被混同于低能者。另一方面，历史上也不乏外在处世方面成熟的天才，但他们往往有二重人格。

所谓成熟是指适应社会现成准则的能力。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过于专注于精神世界里的探索，就会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琢磨如何使自己适应社会。年龄的增长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精神的探索永无止境，而且在这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的人，就越不可能回过头来补习处世的基础课程，就像我们无法让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回到小学课堂上来做一个好学生一样。

有句成语叫大智若愚。人类精神的这种逆反形式很值得研究一番。我还可以举出大善若恶，大悲若喜，大信若疑，大严肃若轻浮。

一切高贵的情感都羞于表白，一切深刻的体验都拙于言辞。大悲者会以笑谑嘲弄命运，以欢容掩饰哀伤。丑角也许比英雄更知人生的辛酸。

常识的二重性：当常识单独行动时，往往包含正确的本能；一旦它们聚集为一种团体的力量，就会变成传统的偏见。

厌世者和愤世嫉俗者都悲观，但原因不同。前者对整个人生失望，通过否定世界来否定人生，是哲学性的。后者仅对世道人心失望，通过否定世界来肯定自己，是社会性的。

强者的无情是统治欲，弱者的无情是复仇欲，两者都还没有脱离人欲的范畴。还有第三种无情：淡泊超脱，无欲无争。这是出世者的大无情。

人生境界的三项指标：生活情趣，文化品味，精神视野。

感觉是虚幻的，但感觉岂非人的全部所有，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全在感觉，在感觉的高下、静粗、深浅、厚薄之不同。

一切精神的创造，一切灵魂的珍宝，到头来都是毁于没有灵魂的东西之手：老鼠、蛀虫、水、火、地震、战争、空气、时间……

甲骨文，金文，竹简，羊皮纸，普通纸，电脑……书写越来越方便了，于是文字泛滥，写出的字也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

真理在天外盘旋了无数个世纪，而这些渴求者摊开的手掌始终空着。

长期生活在户外的人，与长期生活在户内的人，他们会有十分不同的感觉和思想。

每个人一辈子往往只在说很少的几句话。

极端然后丰富。

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基督都不留文字，却招来了最多的文字。

有两种不同的复杂，一种是精神上的丰富，另一种是品性上的腐败。在同一个人身上，两者不可并存。

偏才或有强的感情，或有强的理智，或有强的意志。全才三者俱强，因而要忍受最强烈的内部冲突，但也因此有最深刻的体验和最高的成就。最强的本能受到最深的潜抑，从而有最耀眼的升华。

真善美的统一，也许只是诗人的梦想，哲学家的逻辑游戏，道德家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三者都弱，才能相安无事，如果它们都很强，碰到一起，不能不发生冲突。

一切复活都在记忆中，一切超越都在想象中。

宗教

宗教根植于人的天性和人生的基本处境，决非科学进步和社会改造能够使之消灭的。人生的某些根本缺陷是永恒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人免除生老病死之苦。无论和人，只要执意在短暂的人生中求永生，在人生的不完善中求完善，他便已经具有一种宗教倾向了。宗教乃理想主义之极致，理想主义者所相信的绝对精神价值不过是神的同义语罢了。

真正的宗教精神只关涉个人的灵魂，与世俗教派无关。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灵魂中发生危机而自救，无论他怎样具备救世的热情，宗教始终是外在于他的东西。

宗教精神的实质是对个人内在心灵生活的无比关注，看得比外在生活更重要。一个人是否具有这种广义的宗教精神，与他是否教徒或属于什么教派完全无关。

绝对价值的存在是必要的假设，一个人如果没有宁信其有的宗教精神或曰浪漫气质，怎么可能从事任何真正的精神事业呢？

有一位哲学家说：人充其量只能谈论人，决不能谈论神。现在我们知道，人谈论人的能力也极为有限，那么，试图谈论神就更属狂妄了。对于神，我们似乎只能听它，然后把听到的说出来。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慧根的人，什么也没有听到，那就免开尊口。

然而，谈论神其实是谈论人的一种方式罢了，并且是任何一个想要严肃地谈论人的论者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

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凡企图把任何一种新福音强加给社会的教派，必然成为邪教。在可预见的未来，我看不到任何全人类皈依某种世界性宗教的迹象。不管幸运还是不幸，每个人肚子担当拯救自己灵魂的责任，这将是许多代人的命运。热情的理想家所能做的至多是鼓励人们自救，而不是充当救主。

上帝这个概念代表最高的统一。不过，在不同的信徒心中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上帝。有的神学家信仰的是一个功利的媚俗的上帝。

人的心智不可能是全能的，世上一定有人的心智不能达到的领域，我把那不可知的领域称作神秘。

人的欲望不可能是至高的，世上一定有人的欲望不该亵渎的价值，我把那不可亵渎的价值称作神圣。

然而，我不知道，是否有一个全能的心智主宰着神秘的领域，是否有一个至高的意志制订着神圣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是否存在着一个上帝。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属于神秘的领域，对此断然肯定或否定都是人的心智的僭越。

宗教的本质不在信神，而在面对神秘的谦卑和面对神圣的敬畏。根据前者，人只是氛围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根据后者，人才分为有信仰者和无信仰者。

近代浪漫哲人多从诗走向神，但他们终究是诗人，而不是神学家。神，不过是诗的别名。

人生要有绝对意义，就必须有神，因为神就是绝对的同义词。但是，必须有，就真有吗？人生的悲剧岂不正在于永远寻找、又永远找不到那必须有的东西吗？

有人问：“你信不信神？”我无法用一句话回答。我的感觉是：我是一个迷路的孩子，我找不到神，但我知道神在某个地方等我。

乌纳穆诺说，信仰就是愿意相信，信仰上帝就是希望真有一个上帝。此话道出了宗教的真相。所以，真正的基督徒绝不是盲信者，而是渴求者，充满着内心冲突，他一辈子在努力使自己相信他并不真正相信的上帝。伟大的基督徒，如奥古斯丁、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内心深处从未摆脱过怀疑的折磨。

上帝存在于人的局限性之中。

人在何处看到自己不可逾越的界限，就在何处安放一个上帝。

有一天人突然发现自己是大地上的孤儿，于是就为自己生下了一个父亲——上帝。

古希腊凭本能相信神灵，中世纪人凭逻辑相信上帝。现代人用理性扼杀了本能，又用非理性摧毁了逻辑，于是只好跋涉在无神的荒原上。

偶像崇拜是一种矛盾情结，本身交织着对偶像的爱和惧，虔信的迷狂和亵渎的渴望。所以，一夜之间，狂热的崇拜就可以突变为同样狂热的破坏。

在历史上，宗教狂热不但使异端惨遭杀身之祸，而且每每殃及信徒自己。且不说一切宗教必然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只要想一想那种大规模的疯狂的朝圣活动就足够了，这种活动多半会造成人群自相践踏的骚乱以及宗教当局对骚乱的无情镇压。我仿佛看到了牧人屠杀羊群的情景，多么荒唐，又多么无可非议！

释道二教，其原始的出发点都是一种哲学的觉悟，要摆脱生死的纠缠。但是，一经传播，便离初衷愈来愈远。适意淡泊的老庄哲学变成了装神弄鬼的妖术，虚无悲观的佛陀哲学变成了积善图报的谋略。大乘宣称要普渡众生，为此不惜方便说法，把佛理改造得适合众生的口味，其结果真不知是佛把众生渡出了苦海，还是把众生把佛渡入了尘嚣。

教堂的原型是天国，庙的原型是地府。天国有音乐、烛光和不露痕迹的上帝，地府有咒语、香火和面目狰狞的塑像。西方人向往灵魂的不朽，中国人渴求肉身的长存。

佛教中偶像崇拜的一个根源：佛祖原本就是一个人。基督教的上帝则从来不具人形。

哲学

1.哲学与灵魂

哲学是从仰望苍穹天穹开始的。

每个人在童年时期必定会有一个时刻，也许是在某个夏夜，抬头仰望，突然发现了广阔无际的星空。这时候，他的心中会油然生出一种神秘的敬畏感，一个巨大而朦胧的问题开始叩击他的头脑：世界是什么？

这是哲学的悟性在心中觉醒的时刻。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悟性，可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够把它保持住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日益忙碌于世间的事务，上学啦，做功课啦，考试啦，毕业后更不得了，要养家糊口，发财致富，扬名天下，那里还有闲工夫去看天空，去想那些“无用”的问题？所以，生活越来越繁忙，世界越来月喧闹，而哲学家越来越稀少了。

哲学是对世界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永远的追问，所探究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

哲学开始于惊疑。惊疑，包含着惊奇和疑惑两层意思。相对地区分，惊奇面对自然，由惊奇而求认知，追问世界的本质；疑惑面对人生，由疑惑而求觉悟，追问生命的意义。哲学所思的问题无非这两大类，分别指向我们头上的神秘和我们心中的神秘。

可以把哲学定义为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无论世界观还是人生观，都是我们灵魂的活动，而不是一套现成的意识形态。凡哲学的根本问题皆无最终答案，哲学的价值不在提供确定的答案，而在于使我们始终保持着对世界和人生的惊疑和对根本问题的追问。

关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有一则广泛流传的故事，有一回，他走在路上，抬头仰望天上的星象，如此入迷，竟然不小心掉进了路旁的一口井里。这情景被一个姑娘看见了，便嘲笑他只顾看天而忘了地上的事情。姑娘的嘲笑也许不无道理，不过，泰勒斯一定会回答她说，在无限的宇宙中，人类的活动范围是如此狭小，忙于地上的琐事而忘了看天是一种更可笑的无知。

在很大程度上，唯心主义之产生正是为了解决精神的来源问题。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便是设定宇宙有一个精神本质，它是人的精神（灵魂）的来源，保证了精神的不会完全毁灭和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价值。唯心主义的困难在于无法证明宇宙精神本质的存在，它是超越于经验的，既不能证实，也不能伪证，有些聪明的唯心主义者对此心里是明白的，柏拉图称之为“信仰的冒险”帕斯卡尔称之为赌博，并且都认为值得冒这个险，值得一赌。他们的意思是，虽然无法证明有无，但宁信其有，这比宁信其无好，有助于我们过一种崇高的生活。

哲学没有实用价值，在这一点上，哲学家与一般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对之的评价。在一般人看来，不实用是哲学的缺点。相反，在哲学家看来，不实用正是哲学的价值之所在，是哲学的大用。

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诸如世界的本质、生活的意义之类，的确是最不关实用的，但对它们的关心恰恰体现了人的神性。人为了生存，不得不注意实用，但如果停留于此，就与动物相去不远。人有灵魂或曰理性，能够关注这些不实用的问题，这是人比动物高贵的地方。

哲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生活，满足的是人的精神需要。因此，哲学有没有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对精神价值的评价，亦即对于个人和人类来说，精神生活有没有用。正是在对精神价值的看法上，中西文化传统显示出了重大差异。我们中国人历来把不实用的看作缺点，对于哲学也强调要经世致用，这至少是儒家哲学的传统。

每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或说与哲学之关系密切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精神生活在他的人生中所占的位置或比重。大致有三者情况：极少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哲学本身成为生活方式；重视生活意义和精神生活的人，哲学是精神生活的形式之一；不关注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不需要哲学。

世界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却极其短暂，凡是对这个对照感到惊心动魄的人大地就有了一种哲学的气质。那么，他就会去追问世界的本质以及自己短暂的生命与这本质的关系，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如果建立了这种联系，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一种永恒的终极的意义。否则，他便会感到不安，老师没有着落是的。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

哲学曾经并将继续为人类孕育和分娩出一门门新的学科。当某些学科尚寄居在哲学的母腹之中，并以哲学自命时，不妨对之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哲学不只是多产的母亲，她首先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用她的智慧保护人类的幸福，抚慰生命的创痛。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种种知识不过是寻求智慧途中的副产品罢了。

哲学是一个产妇，从她腹中孕育出了一门门具体科学。哲学的每一次分娩都好像要宣告自己的末日，但哲学是永存的，这位多产的母亲一次次把自己的子女打发走，仿佛只是为了不受他们的搅扰，可以在宁静的独处中幽然思念自己的永恒的情人——智慧。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家从来就有“仁者”和“智者”两类，所以他们所“见”出的哲学也从来就有唯“仁”（人本主义）和唯“智”（科学主义）两派。

既然人性不能一律，为什么哲学倾向就非要一律呢？我主张哲学上的宽容。但宽容是承认对方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合流。

对哲学的相反理解：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的逻辑学，其对象是思维；另一种人把哲学看作广义美学，其对象是心灵的体验。不断有人试图把这两种理解揉在一起，但结果总是不成功。

作为一门科学，哲学本应是只由极少数人研究的学问。由于这门学科的高度非实用性质，也由于从事有关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特殊的学术兴趣和才能，以哲学为专业和职业的学者在社会分工结构中绝对不可能占据高比例。我并没有把哲学家看作精神贵族的意思，这里的情况正与其他一些抽象学科类似，例如社会同样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许多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但是，哲学不只是一种学术，自从它诞生以来，它还一直承担着探究人类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使命。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就不只是少数学者的事了，而是与一切看重精神生活的人都休戚相关的。

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永远没有现成的答案。知识可以传授，智慧不能转让。哲学多梦寐以求的那个绝对，不是已经存在于某处仅仅有待发现的东西，它永远要靠每一个自我独立地去把它创造出来。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人的一种形而上的需要，但是需要与能力总是互为条件的，而通过创造赋予生命以意义，正是人的一种形而上的能力。通过文化价值的创造，人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意义世界，这个世界紧紧用自然界的眼光来看才是虚幻的，用人的眼光来看，它是完全真实的，唯有生活在其中，人才觉得自己是人。人的精神是光，文化是精神的光照在人的生命上呈现的绚丽色彩。

赫拉克利特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我寻找过我自己”，“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早年我读到着这些格言，便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们串在一起，铸成了我对哲学的基本看法：哲学就是教人智慧，智慧就在于寻找自己，而那些博学却从不寻找自己的人则仅是一些冒充智慧的猴子。

我对哲学怀有一种也许过时的信念。我始终认为，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某些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求诸哲学。真正的哲学问题是古老而常新的。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会愈来愈复杂，但哲学永远是单纯的。我们之所以步入哲学，正因为它是一块清静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摆脱琐碎的日常事务，从容倾听自己灵魂的独白，不和别的灵魂对话。

本真意义上的哲学不是一门学术，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向一切探索人生真理的灵魂敞开的精神世界。不论你学问多少，缘何谋生，只要你思考人生，有所彻悟，你就已经在这个世界里漫游了。我自己也只想做这样一个游客，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心灵游记。

世界与我：哲学的两个永恒主题。

一种哲学追问：世界是什么？它试图把握那个不受我们人类认识干扰的世界的本来面目。在发现这个意图的徒劳之后，便追问：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什么，亦即我们认识中的世界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上述问题在较弱的形式中的延续。

另一种哲学追问：我是什么？我应当如何生活？它关心的是生命的意义问题。

当然，几乎每一个哲学家对这两个问题都在不通程度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然而，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两者之中必有一个问题是元问题，另一个问题则处于派生地位，由此而分出了不同的哲学方法和风格。

哲学是爱智慧。对于智慧，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是思维方法的问题，另一派认为是灵魂的问题。

哲学是对永恒之谜的永恒探索，X的无限次方，没有止境的为什么。

一个小女孩坐在洒满阳光的台阶上，眯缝着眼睛，一个朦胧的译文在她的小脑瓜里盘旋：“我怎么会到这世界上来的？”

我悄悄走过她身旁，回到屋里，把所有的哲学书籍都藏了起来。

正常人至主管有法可想的事情，哲学家总是关注无法可想的事情，二者的区别即在于此。

凡是有良好的哲学悟性的人，必定有过对于死亡的隐秘体验和痛苦觉悟。这种体悟实质上是一切形而上思考的源头，不从这源头流出的思考就决非真正形而上的。因此，差不多可以把对死亡的体悟看作衡量一个人的哲学悟性的标志。

有的人很聪明，很有理解力，甚至也很真诚，但没有对死亡的体悟，你就很难和他作深入的哲学对话。

在一般人眼中，哲学是一种无用的东西。这个印象大致是不错的。艺术虽然也没有实用价值，但至少还可以向人们提供消遣，哲学连消遣的功能也没有。因此，哲学的确是一切学科中最没有实用价值的一门学科。

那么，哲学与生活竟然毫无关系吗？哲学对于生活有没有一点用处呢？我的回答是：哲学本身就是生活，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古希腊，当哲学发源之初，这乃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词源看，“哲学”一次的希腊文原义是“爱智慧”。“爱智慧”显然是一种人生态度，而非一门学科。对于最早的哲学家来说，哲学不是学术，更不是职业，而就是做人处世的基本方式和状态。

搞文学艺术的，包括写小说、画画、作曲、演戏等等，才能差一些，搞出的东西多少还有娱乐的价值。可是，哲学本身不具备娱乐的价值，搞得差就真是一无价值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大众需要差的文学艺术，那是一种文化消费，但没有人需要差的哲学，因为哲学无论好坏都成不了消费品。一个人要么不需要哲学，一旦他感到需要，就必定是需要好的哲学。

人生中有种种不如意处，其中有一些是可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那些不可改变的缺陷，哲学提供了一种视角，帮助我们坦然面对和接受。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慰藉。但是，哲学不只是慰藉，更是智慧。二者的区别也许在于，慰藉类似于心理治疗，重在调整我们的心态，智慧调整的确实我们看世界和人生的总体眼光。因此，如果把哲学的作用归结为慰藉，就有可能缩小甚至歪曲哲学的内涵。

我认为，以哲学为生活方式的人有以下主要特点：一，力求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二，除了理性的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三，关注思想本身而非其实用性，能够从思想本身获得最大的快乐；四，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为了精神的自由而安于简朴的物质生活。

哲学是对人类最高问题的透彻思考。对于何种问题堪称最高，哲学家们有很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看法如何不同，人类始终为某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困扰着，因此对之作透彻思考的哲学就始终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下去。

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可贵的是发问和探究的过程本身，使我们对那些根本问题的思考始终处于活泼的状态。

两千年来哲学的一个迷误是混淆了灵魂和头脑所寻求的东西。

哲学本是关涉人的灵魂的事，它是活生生的个人对于人生智慧的不懈寻求。智慧不等于博学，哲学家不等于饱学之士。一个天文地理无不通晓的人，他的灵魂却可能一片黑暗。真正的哲人是寻求着人生智慧的探索者。

哲学的使命要求哲学家绝对真诚。真正的哲学问题关乎人生之根本，没有一个是纯学术性的，哲学家对待它们的态度犹如它们决定着自己的生死存亡一样。

以探索人生真谛为使命的哲学，在它面前难道还存在着什么禁区吗？世俗的禁区，流行的观念，传统的信仰，既然它们往往掩盖或歪曲了人生的真相，闯入禁区不正是哲学的责任吗？

许多年前，我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那时候我就不是一个安分的学生，我忍受不了课堂上宣讲的那种枯燥的课程，因此常常逃课，躲起来读我感兴趣的书，或者沉入自己的奇思怪想。几十年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是那个逃课的学生。在专业人士眼里，我的所读所写多属不务正业。我对此并不在乎，在我看来，哲学原是存在于一切感悟着人生的心灵中和思考着人生的头脑中，把它仅仅变成一种正业，至少是对它的缩小。我不信任一个只务正业的哲学家，就像不信任一个从不逃课的学生一样。

人生，即是人的全部价值，人生的意义，即是人的最高问题。哲学家对于人生的问题探根究底，绝无偏见，一切理论，一切信仰，不论它们是受权势保护的，还是为多数人接受的，抑或是他自己一度钟爱的，哲学家都要敢于追问它们的根据，敢于用人生的尺度加以衡量，决定取舍。

许多冒牌的哲学家，或者为了谋取权势，或者为了混碗饭吃，混在哲学家的队伍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多少伟大的哲学家，生前贫困潦倒，死后却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冒牌哲学家。可以万无一失地料定，一旦哲学无利可图，这些冒牌哲学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抛开哲学，另谋出路。剩下的是那些真正热爱哲学的人，他们怀着苏格拉底的信念——“未经思考过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贫困也罢，迫害也罢，都不能阻止他们作这种思考。让他们停止这种思考，他们便会感到虽生犹死。只有这样的人才算真正的哲学家。

现代哲学的基本趋势是否定传统形而上学。哲学源自对世界追根究底的冲动，因而必是一种终极追问。如果否定了终极追问，哲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对于传统形而上学，应该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那种追根究底的冲动是不可消除的，其背后的动机正是要给人生一个根本的解释。另一方面，用逻辑手段建构终极的本体，这条路是走错了，其结果是离给生命意义以一个解释的初衷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

解构主义热衷于文本的解构，以此挖掘文本的多义。然而，无论怎样多义的文本也只是文本，与真正的哲学性追问无涉。在此意义上，我不承认解构主义是哲学。

当今哲学界的时髦是所谓后现代，而且隔着后现代思潮还纷纷打出尼采的旗帜，在这样的热闹中，尼采也被后现代化了。于是，价值重估变成了价值虚无，解释的多元性变成了解释的任意性，酒神精神变成了佯醉装疯。后现代哲学家把反形而上学的立场推至极端，被解构掉的不仅是世界文本，而且是哲学本身，尼采要把哲学从绝路领导旷野，再在狂野上开出一条新路，他们却兴高采烈地撺掇哲学吸毒和自杀，可是他们居然还自命是尼采的精神上的嫡裔。

我之怀疑后现代哲学家还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太时髦了。他们往往是一些喜欢在媒体上露面的人。，尼采生前的孤独是尽人皆知的。虽说时代不同了，但是，一个哲学家、一种哲学变成时髦终究是可疑的事情。

童年和少年是哲学的黄金时期。无论东西方，最好的哲学都出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那是人类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对于个人也是这样，在这个年龄上，正在觉醒的好奇心直接面对世界和人生，其间还没有隔着种种遮蔽人的心智的利欲和俗见。孩子们多么善于提出既不实用、又无答案的问题呵，这正是哲学问题的典型特点，可惜的是，它们往往被毫无哲学听觉的大人们扼杀了，同时也扼杀了许多未来的哲学家。

就我个人爱好而言，我更乐意和孩子们（包括童心未泯的大人）谈哲学的。与学者们讨论哲学，很多时候是在卖弄学问。在孩子们面前，卖弄学问就无济于事了。当事情涉及到启迪智慧时，孩子们是最不好骗的。如果我自己不“通”，我就决不可能让他们对我的话装出感兴趣和理解的样子。我必须抛开在哲学课堂上学来的一切半生不熟的知识，回到最原初的哲学问题上来，用最原初的方式来思考和讲述。对于我来说，这差不多是哲学上的一种返朴归真和正本清源。

2.哲学与宗教

广义的宗教精神和广义的哲学精神是相通的，两者皆是超验的追思。在狭义上，它们便有了区分，宗教在一个确定的信仰中找到了归宿，哲学却始终走在寻找信仰的途中。一个渴慕大全的朝圣者，如果他疲惫了，不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走下去了，他就会皈依某种现成的宗教。如果他仍然精力充沛，或者虽然疲惫了，却不甘心停下，他就会继续跋涉在哲学的路上。

哲学和宗教是痛苦灵魂的收容所。许多人怀着无可排遣的生命的苦恼，终于在哲学和宗教中找到了寄托。

可是，倘若有人因此决心献身哲学，却是一种误会。这就好比病人因为患病，便自以为获得了当医生的资格一样。何况吃哲学饭其实与灵魂毫不相干，不过是社会上说空话最多挣钱最少的一种行当罢了。

我知道献身宗教是可能的，但也和社会上那些吃宗教饭的人无关。

哲学兼具宗教和科学的品格。

一方面，哲学的追问是指向神秘的。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人生，哲学都欲追根究底，从整体上把握其底蕴。这就是所谓终极关切。在这一点上，哲学与宗教相似。另一方面，哲学却不肯像宗教那样诉诸天启权威，对终极问题给出一个独断的答案，满足于不容置疑的信仰。在这一点上，哲学又和科学一样，只信任理性，要求对问题做出理由充足的解答。

也就是说，哲学的追问是宗教性的，它寻求解决的方法却是科学性的。灵魂在提问，而让头脑来解答。疯子问，呆子答。这是哲学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困难。关于这种困难，康德最早做了明确的揭示，他指出：由头脑（他所说的知性）来解答灵魂（他所说的理性）所追问的问题，必定会陷入二律悖反。

不过，我们也可以说，哲学面向宗教，敢思科学之不思，又立足科学，敢疑宗教之不疑，正是这一结合了两种对立因素的品格使之成为比科学和宗教更加伟大的东西。应当承认，哲学的努力是十分悲壮的。

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两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性质是相同的，即都是终极关切。和哲学一样，宗教所关心的也是世界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要对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给出一个完整的说明。但是，它们寻求解答的手段却完全不同。在宗教看来，世界和人生的整体是一个神秘，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将它弄明白，唯有靠神的启示来接近它。因此，人在神面前应知谦卑，满足于不容置疑的信仰。相反，哲学只信任理性，要求对问题做出理由充足的解答。在这一点上，哲学又和科学一样。

如此看来，哲学家有一个宗教的灵魂，却长着一颗科学的脑袋。灵魂是一个疯子，它问的问题漫无边际，神秘莫测。头脑是一个呆子，偏要一丝不苟、有根有据地来解答。疯子提问，呆子回答，其结果可想而知。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哲学所追求的目标——把宗教和科学结合起来，用头脑解答灵魂的问题——注定不能实现，它的努力岂不徒劳。这种看法未免肤浅。从目标不能实现看，可以说是徒劳，但这个徒劳地向目标前进的过程却是富有生产意义的。对于人类精神发展来说，科学理性与宗教渴望是两种不可或缺的动力。正是在哲学中，它们由于彼此发生的紧张关系而同时得到了激励。

现在人们大谈哲学的危机，但我相信，哲学必将带着它固有的矛盾向前发展，一代又一代的人必将不可遏止地去思考那些没有最终答案的根本问题，并从这徒劳的思考中获得教益。

哲学一方面寻求信仰，另一方面又具有探索性质，它的这个特点也许能够使之成为处于困惑中的现代人的最合适的精神生活方式。

哲学使我们在没有确定信仰的情况下仍能过一种有信仰的生活。哲学完全不能保证我们找到一个确定的信仰，它以往的历史甚至业已昭示，它的矛盾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这种信仰。然而，它的弱点同时也是它的长处，寻找信仰而又不在某一个确定的信仰上停下来，正是哲学优于宗教之所在。哲学使我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我们不能确知这种价值是什么，我们甚至不能证实它是否确实存在，可是，由于我们为自己保留了这种可能性，我们的整个生存便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哲学使我们在信仰问题上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哲学所关注的是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精神价值，而任何宗教信仰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也都是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维护和坚守，教义之争或者发生于其他问题上，或者是由于违背了这些基本价值。哲学的思考有助于把人们的目光引导到基本精神价值上来，促使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哲学在理性与终极关切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使终极价值处在永远不确定和被追问的状态，防止信仰的盲目，另一方面使理性不自囿于经验的范围，力求越界去解决更高的任务而不能，防止理性的狭隘和自负。

3.哲学与诗

我深信哲学家与艺术家是相通的。诗人的心灵，哲学家的头脑，这两样东西难道能够分开吗?一个人正是因为有了一颗热爱人生、富于感受的心，才会去对人生之谜作哲学的探讨。艺术家和哲学家是气质相似的人，他们都是不实际、不世故的，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问题，他们为同一个谜所吸引，寻找着同一个梦境。

关于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诗的争论恐怕永远不会有一个结论，实在也不必强求一个结论，就像不必强求一切人气质相同一样。一个理智型的人治理哲学不能不如同治理科学，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情感型的人不能不把哲学当作诗，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诗人。

艺术与性，哲学与死，均有不解之缘。艺术用审美净化性的烦恼，哲学用智慧净化死的恐惧。但是，性的癫狂一方面给人以个体解体即死的体验，另一方面又是种族生命延续即抗拒死的唯一手段。所以，性兼是死和死的拯救。那么，艺术是否也兼是哲学和哲学的拯救呢?

诗借瞬时把握永恒。哲学想直接把握永恒，但做不到，最后只好向诗求援。

春天是诗人的季节，秋天是哲学家的季节。

哲学家生活在永恒中，诗人生活在瞬时中．他们都不会老。

一般人追求可望也可即的东西，诗人追求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哲学家追求不可望也不可即的东西。

我相信，哲学是诗的守护神。只有在哲学的广阔天空里，诗的精灵才能自由地、耐久地飞翔。

有一种成见，似乎哲学与个性是不相容的，一种哲学把哲学家本人的个性排除得愈彻底，愈是达到高度的抽象和普遍，就愈成其为哲学。我们读文学作品，常常可以由作品想见作家的音容笑貌、爱憎好恶，甚至窥见他隐秘的幸福和创伤。可是，读哲学著作时，我们面前往往出现一张灰色的概念之网，至于它由哪只蜘蛛织出，似乎并不重要。个性在哲学里似乎成了一种可羞的东西。诗人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心灵里的每一阵颤栗，每一朵浪花，哲学家却隐瞒了促使他思考的动机和思考中的悲欢，只把结论拿给我们，连同事后追加的逻辑证明。谁相信人生问题的答案能靠逻辑推理求得呢?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亲身的经历，切身的感受，灵魂深处的暴风骤雨，危机和觉醒，直觉和顿悟。人生最高问题对于一切人相同，但每人探索的机缘和途径却千变万化，必定显出个性的差别。“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甚于重视真理本身”。莱辛的这句名言对于哲学家倒是一个启发。哲学不是一份真理的清单，而恰恰是寻求人生真理的过程本身，这个过程与寻求者的个人经历和性格密不可分。

从源头上看，哲学和诗本是一体，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原始人类对于人生意义的一幅形象的图解。后来，哲学和诗渐渐分离了，但是犹如同卵孪生子—样，它们在精神气质上仍然酷似。诚然，有些诗人与哲学无缘，有些哲学家与诗无缘。然而，没有哲学的眼光和深度，一个诗人只能是吟花咏月、顾影自怜的浅薄文人。没有诗的激情和灵性，一个哲学家只能是从事逻辑推理的思维机器。大哲学家与大诗人往往心灵相通，他们受同一种痛苦驱逼，寻求着同一个谜的谜底。庄子、柏拉图、卢梭、尼采的哲学著作放射着经久不散的诗的光辉，在屈原、李白、苏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的诗篇里回荡着千古不衰的哲学喟叹。

哲学和诗都孕育于神话的怀抱。神话是永恒的化身，她死了，留下了一双儿女。直到今天，哲学一醒来就谈论死去的母亲，诗一睡着就梦见死去的母亲。

赫拉克利特说：“自然喜欢躲藏起来。”

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自然是顽皮的，喜欢和寻找它的人捉迷藏；第二，自然是羞怯的，不喜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一个好的哲人在接近自然的奥秘时应当怀有两种心情：他既像孩子一样怀着游戏的激情，又像恋人一样怀着神圣的爱情。他知道真理是不易被捉到，更不可被说透的。真理躲藏在人类语言之外的地方，于是他只好说隐喻。

存在的一切奥秘都是用比喻说出来的。对于听得懂的耳朵，大海、星辰、季节、野花、婴儿都在说话，而听不懂的耳朵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看海，必须是独自一人。和别人在一起时，看不见海的真相。那海滩上嬉水的人群，那身边亲密的同伴，都会成为避难所，你的眼光和你的心躲在里面，逃避海的威胁。你必须无处可逃，听凭那莫名的力量把你吞灭，时间消失，空间消失，人类消失，城市和文明消失，你自己也消失，或者和海变成了一体，融入了千古荒凉之中。瞥见了海的真相的人不再企图谈论海，因为他明白了康德说的道理：用人类理性发明的语词只能谈论现象，不能谈论世界的本质。

在摆脱了使用和被使用、认知和被认知的关系之后，人不再是人，物不再是物，而都成了宇宙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那时候，一切存在者都回到了存在的本来状态，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说话。在观赏者眼中，再美的花也只是花而已。唯有当观赏停止、交流和倾听开始之时，花儿才会对你显灵和倾谈。

我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歌德、卡夫卡的作品中学到的哲学，决不比从专门的哲学书中学到的少。

一个执著于美感的人，必须有超脱之道，才能维持心理上的平衡。愈是执著，就必须愈是超脱。这就是诗与哲学的结合。凡是得以安享天年的诗人，哪一个不是兼有一种哲学式的人生态度呢?歌德，托尔斯泰，泰戈尔，苏东坡……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哲学家。

在我的概念中，只有学术与非学术的区别，没有哲学与文学的区别。

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和体悟，文学则是对之的丰满而贴切的表达。

当一颗敏感的心灵被根本性的疑问刺伤，因而寻求治疗的时候，它就会走向哲学。有一种不寻常的激情非人类脆弱的心灵所堪忍受，哲学是对这种激情的治疗。但是，治疗并非熄灭激情，使心灵归于冷漠麻痹。诗宣泄激情，哲学则把激情转向深沉的思考。

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唯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水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哲学是男性的，诗是女性的，二者不可分离。没有诗，哲学就只会结结巴巴发空论，成为鳖脚的清谈家。没有哲学，诗就只会絮絮叨叨拉家常，成为浅薄的碎嘴婆。

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流行也许比理性主义更严重地败坏了人的非理性。

在理性主义时代，人的直觉、本能、情绪、体验不受重视，但也未受侵犯。这是一片原始森林，保持着非理性的自然面貌。自从非理性主义哲学兴起，哲学家们成群结队地闯入这个领域，没完没了地进行分析、解剖、砍伐，使非理性的感受丧失了其个人当下的独特性和生命的原始性，被符号化了，即理性化了。试问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哲学气十足的诗、小说、剧本、绘画、音乐?

4.哲学与社会

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

任何一种哲学的核心都是非政治的，政治色彩仅是附着物。绝对，终极，永恒，——怎么能是政治的呢?

人们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实，哲学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决非这样简单。有时候，哲学恰好是非时代(永恒)、反时代(批判)的，它立足于永恒之根本，批判时代舍本求末的迷途倾向。

一个哲学家对哲学对象和使命的看法，往往同他对人生价值的追求纠结在一起，其中渗透着他的个性。如果这位哲学家的个性与时代精神有很高的一致，他的看法就同时体现着时代精神。在重大转折的时代，几乎总有敏感的哲学家提出新的哲学观，试图改变哲学研究的方向，对后来的哲学思潮发生深远的影响。

我发现，直接用政治的分野来判断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往往不得要领。苏格拉底诚然是在雅典民主派当权期间被处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站在贵族派一边。事实上，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下，他都曾经甘冒杀身之祸，独自一人与民众大会或寡头政府相对抗，以坚持他心目中的正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还有比当时奴隶主两派的政治更高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哲学所追求的合理的人生。

令人深思的是，希腊哲学家之受迫害，往往发生在民主派执政期间，通过投票做出判决，且罪名一律是不敬神。哲人之为哲人，就在于他们对形而上学问题有独立的思考，而他们思考的结果却要让从不思考这类问题的民众来表决，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哲学家却总是少数，确切地说，总是天地间独此一人，所需要的恰恰是不服从多数也无需多数来服从他的独立思考的权利，这是一种超越于民主和专制之政治范畴的精神自由。对于哲学家来说，不存在最好的制度，只存在最好的机遇，即一种权力对他的哲学活动不加干预，至于这权力是王权还是民权好像并不重要。

哲学关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道理，政治关心的是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利益，两者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既不能用哲学思考来取代政治谋划，也不能用政治方式来解决哲学问题。柏拉图试图赋予哲学家以最高权力，藉此为哲学的生长创造一个最佳环境，这只能是乌托邦。康德后来正确地指出：权力的享有不可避免地会腐蚀理性批判，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哲学家对于社会现实可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不关心，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一间隔离的圣所，它的祭司必须远离俗世，潜心真理。另一种是有所关心，然而是站在永恒的立场上来看时代，从坚守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的角度来关心政治的，如席勒所说：在精神的意义上，摆脱特定国家和时代的束缚，做一切时代的公民，是哲学家的特权和责任。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的问题——

一，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根本性追问，既属于人类，是人类永恒的问题，又完全属于他自己，是他灵魂中的问题。

二，也是他的时代的精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因而他的提问会对时代发生巨大影响。

三，他的提问和寻求答案的方式改变了哲学史上的旧思路，启示了新思路，使他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无国别。

常有人问：中国能不能出大哲学家?我想，中国现在尤其需要的是不受传统、习俗、舆论、教条束缚的自由灵魂，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真诚的探索者，出不出大哲学家倒在其次。

如果有一种东西，始则充当权力的奴仆，继而沦为金钱的乞丐，我们便可断定它不是哲学。

哲学当然是高贵的。它的高贵还表现在这一点上：它决没有做众学科之王这样的世俗野心。

其实，贵为王公，一旦丧权失势，也完全可能沦落为奴仆或乞丐。

如果把哲学看作精神生活的理性形式，那么，它在商业社会的处境是矛盾的。一方面，追逐实利的普遍倾向必然使它受到冷落。另一方面，追逐实利的结果是精神空虚，凡是感受到这种空虚并且渴望改变的人便可能愈加倾心于哲学。所以，哲学既是这个时代的弃妇，又是许多人的梦中情人。

哲学是智慧，不可与技巧、计谋、权术混为一谈。现在流行营销哲学、卡耐基式的处世哲学之类，教人如何赚钱、如何公关等等。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毕竟是哲学，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哲学。哲学越是实用，哲学的含量就越少，就越不是哲学。

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讨论一个什么问题，便会有人说，你拿哲学观点分析一下吧。我一律婉谢，因为我不相信一种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插上一嘴的东西是哲学。

5.哲学家

理性强的人研究自然，追求真，做科学家。意志强的人研究社会，追求善，做政治家。情感强的人研究人，追求美，做艺术家。

哲学家无非也分成这三类，何尝有纯粹的哲学家?

有艺术家，也有哲学家。有艺匠，却没有哲学匠。演奏、绘画如果够不上是艺术，至少还是手艺，哲学如果够不上是哲学，就什么也不是了。才能平庸的人靠演奏、绘画糊口，还不失为自食其力，靠哲学谋生却完全是一种寄生。

所谓哲学家包括四种截然不同的类型：政客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谋权的手段，庸人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饭碗，学者型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纯学术，真正的哲学家把哲学当作生命。

但是，真有政客型或庸人型的哲学家吗?圆的方!

哲学家这个称号可以用在三种人身上。第一种是那种创建了新体系﹑改变了哲学史的哲学天才。第二种是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在哲学这门学科内从事学术研究，做一些知识性的整理和解释工作。第三种是所谓爱智慧者，也就是把哲学当作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执著地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这样的哲学家分散在各行各业之中，与职业无关。

四种哲学家：哲学就业者，把哲学当作饭碗，对哲学本身并无兴趣；哲学学者，把哲学当作学术，做知识性的整理和解释工作，研究前人和别人思考的结果，确实有这方面的兴趣或成绩；哲学大师，真正是独立思考，对世界和人生的思考提出了新思路，创建了新体系，并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哲学史；哲人，爱智慧者，把哲学当作生活方式。

当然，上述区分是相对的。

被本体论问题纠缠的人是疯子，被方法论问题纠缠的人是呆子，哲学家无非是这两种人。

有两类哲学家，一类努力于使复杂的事物变得简单，另一类努力于使简单的事物变得复杂。

做哲学家和读哲学系完全是两回事。哲学本质上只能自学，哲学家必定是自学成才的。如果说有老师，也仅是历史上的大哲人，他直接师事他们，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哲学系的学生中，有此自学能力的不足什一。

可怜那些毫无哲学素养的人，一旦陷入哲学的泥坑，便无力自拔，只好在坑里搅动泥水，以证明他们也在从事哲学。

个人思维犹如人类思维一样，走着从混沌(感性)到分化(知性)到整合(理性)的路。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走到底的。有的人终生停留在第一阶段，其低能者成为可笑的老孩子，才高者成为艺术家。多数人在第二阶段止步，视其才能的高低而成为一知半解者或科学家。达到第三阶段的必是哲学家。

人们常常谈论艺术家的气质，很少想到做哲学家也需要一种特别的气质。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却向往永恒和无限。人类最初的哲学兴趣起于寻找变中之不变，相对中之绝对，正是为了给人生一个总体说明，把人的瞬息存在与永恒结合起来。“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高更为他的一幅名作写下的画题可说是哲学的永恒主题。追究人生的根底，这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形而上学冲动，而当这种冲动在某一个人身上异常强烈时，他便是一个有哲学家气质的人了。

一个人倘若不能从心灵中汲取大部分的快乐，他算什么哲学家呢?

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提供人生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答案是没有的，毋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自己受着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苦苦折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倦地寻找着答案，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他的问题。他也许没有找到答案，也许找到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而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谁真正爱智慧，关心生命的意义超过关心生命本身，谁就不能无视或者回避他提出的问题，至于答案只能靠每个人自己去寻求。知识可以传授，智慧无法转让，然而，对智慧的爱却是能够被相同的爱激发起来的。我们读一位哲学家的书，也许会对书中聪明的议论会心一笑，但最能震撼我们心灵的却是作者对人生重大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以及他寻求解决途径的痛苦而又不折不挠的努力。

真正的哲学家只是伟大的提问者和真诚的探索者，他在人生根本问题被遗忘的时代发人深省地重提这些问题，至于答案则只能靠每人自己去寻求。有谁能够一劳永逸地发现人生的终极意义呢?这是一个万古常新的问题，人类的每个时代，个人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都会重新遭遇和思考这个问题。

哲学名著如同伟大的艺术作品一样，有着永恒的魅力。人类的知识不断更新，但是，凝结在哲学名著中的人生智慧永远不会过时。无法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分出哲学家的高低，谁能说黑格尔一定比柏拉图伟大呢?这是一片群星灿烂的夜空，每个幻想家都有他自己喜爱的星宿。真正热爱哲学的人对于哲学史上的大师往往有所偏爱，如同觅得三五知己，与之发生一种超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和沟通。

我们要了解任何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都必须直接去读原著，而不能通过别人的转述，哪怕这个别人是这位大哲学家的弟子、后继者或者研究他的专家和权威。我自己的体会是，读原著绝对比读相关的研究著作有趣，在后者中，一种思想的原创力量和鲜活生命往往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一付骨架，躯体某些局部的解剖标本，以及对于这些标本的博学而冗长的说明。

常常有人问我，学习哲学有什么捷径，我的回答永远是：有的，就是直接去读大哲学家的原著。之所以说是捷径，是因为这是唯一的途径，走别的路只会离目的地越来越远，最后还是要回到这条路上来。能够回来算是幸运的呢，常见的是丧失了辨别力，从此迷失在错误的路上了。

哲学的精华仅仅在大哲学家的原著中。如果让我来规划哲学系的教学，我会把原著选读列为唯一的主课。当然，历史上有许多大哲学家，一个人要把他们的原著读遍，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以一本简明而客观的哲学史著作为入门索引，浏览一定数量的基本原著，这个步骤也许是省略不掉的。在这过程中，如果没有一种原著引起你的相当兴趣，你就趁早放弃哲学，因为这说明你压根儿对哲学就没有兴趣。倘非如此，你对某一个大哲学家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兴趣，那就不妨深入进去。可以期望，无论那个大哲学家是谁，你都将能够通过他而进入哲学的堂奥。不管大哲学家们如何观点相左，个性各异，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必能把你引到哲学的核心，即被人类所有优秀的头脑所思考过的那些基本问题，否则就称不上是大哲学家了。

要真正领悟哲学是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大哲学家的原著，看他们在想什么问题和怎样想这些问题。你一旦读了进去，就再也不想去碰那些粗浅的启蒙读物了。

哲学课可以是最令人生厌的，也可以是最引人入胜的，就看谁来上这门课了。谁来上是重要的。与别的课以传授知识为主不同，在哲学课上，传授知识只居于次要地位，首要目标是点燃对智慧的爱，引导学生思考世界和人生的重大问题。要达到这个目标，哲学教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有着活泼心智的爱智者。他能在课堂上产生一个磁场，把思想的乐趣传递给学生。他是一个证人，学生看见他便相信了哲学决非一种枯燥的东西。这样一个教师当然不会拿着别人编的现成教材来给学生上课，他必须自己编教材，在其中贯穿着他的独特眼光和独立思考。

一个优秀哲学教师的本事不在于让学生接受他的见解，而在于让学生受到他的熏陶，思想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我对哲学课的最低和最高要求是把学生领进哲学之门，使他们约略领悟到哲学的爱智魅力，但这岂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少哲学教学的结果是南辕北辙，使学生听见哲学一词就头痛，看见贴着哲学标签的门就扭头，其实那些门哪里是通往哲学的呢。

对于任何学科的理论研究来说，哲学思考的能力都是重要的，它体现为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宏观视野，一种从整体出发把握本学科中关键问题的领悟力。凡不具备相当的哲学悟性的人，是很难在任何领域成为大学者的。毫无疑问，这个道理在哲学研究领域中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一个不具备哲学思考能力的人，他所从事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研究，他不但不能以哲学的方式处理所面对的问题，甚至会把完全非哲学性质的问题选做自己的课题。因此，如果要说哲学系学生的素质教育，我认为第一重要的就是培育哲学思考的能力。在这方面，一个有效途径是阅读哲学史上的基本著作，在阅读中注意追踪大哲学家们在那些最重大往往也最困难的问题上的思路及其异同，由此而使自己也进入这些问题之中，把这些问题或其中之一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

6.哲学的风格

也许没有一个哲学家不是在实际上试图建立某种体系，赋予自己最得意的思想以普遍性形式。声称反对体系的哲学家也不例外。但是，大千世界的神秘不会屈从于任何公式，没有一个体系能够万古长存。幸好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不会被体系的废墟掩埋，一旦除去体系的虚饰，它们反以更加纯粹的面貌出现在天空下，显示出它们与阳光、土地、生命的坚实联系，在我们心中唤起亲切的回响。

所谓“通俗”是一个太笼统的说法。“通”本是与“隔”相对而言的，一个作者对自己所处理的题目融会贯通，因而能与相应的读者勾通，在这两方面均无阻隔，便是“通”。“俗”则是与“雅”相对而言的，指内容的浅显和形式的易于流行。所以，“通”和“俗”原不可相提并论。事实上，世上多的是“俗”而不“通”或“雅”而不“通”的制品，却少有真正“通”而不“俗”的作品。难的不是“雅”，而是“通”。而且我相信，只要真正“通”了，作品就必定不“俗”。柏拉图的许多对话，帕斯卡尔的思想录，蒙田的随笔，尼采的格言，圣泰克絮佩里的哲学童话《小王子》，看似通俗易懂，却都是哲学的精品。有时候，深刻的理论发现为了不使自己与已有的理论相混淆，不得不寻找与众不同的表达，或许难免显得艰涩。但是，表达得清晰生动而又不损害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这无论如何属于一流的语言技巧，不是贬低了而是更加显示了一位大师的水准。相反，如果不“通”，不管怎样写得让人看不懂，也只是冒充高雅、故弄玄虚而已。

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我自知没有建构哲学新体系的能力。所谓建构新体系，应该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这种新思路在哲学史上或者不曾有过，或者仅仅只是萌芽。一个新体系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它改变了以往各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为整体的哲学史也发生了某种改变。如果没有真正重要的创新，只是重复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组合，我认为毫无价值，不想为这种事耗费精力。

萨特的哲学著作极其晦涩，我对此的解释是：他在他自己想不明白的地方都生造一个概念，然后便自以为弄明白了。他的著作里充斥着这样的概念，说明他自己想不明白的地方太多，难怪我们也读不懂了。

人们厌恶了大而无当的体系、言之无物的长文。

新鲜的感受有活泼的生命，硬要把它钉在体系的框架上，只成了死去的标本。深刻的哲理有含蓄之美，硬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只剩下了一杯白开水。

哲学家在大海边漫步、沉思，把珠贝拾回家珍藏起来，却把灰色的海滩留给读者。

我听见大海在呼喊：还我珠贝!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什么时候起，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

古希腊有隐逸哲人，有逍遥学派、花园学派，哲学家们在户外、在大自然中思考宇宙和人生。我猜想，哲学完全学院化、体系化是中世纪神学兴起以后的事情，随着哲学所追问的那个“绝对”化身为上帝被关进教堂的四壁，哲学家们也就作为上帝的仆人被关进了学院的四壁，专事构造体系以论证上帝的权威。上帝死了，但仆人积习难改，总要论证点什么。

我偏爱那些用随笔、格言、手记等散文形式写作的哲学家，我喜欢倘佯在哲学的散文天地里。这里较少独断的论证和说教，有更多的质朴和自然，更多的直觉和洞见。这里没有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用不着为了体系的需要而拉长或截短活的感觉和思想。

如果说体系巨构犹如巍峨的哥特式教堂或现代摩天大楼，那么，好的哲理散文就像一片清新的原野，当我从前者步入后者时，顿觉精神爽朗，新鲜空气扑鼻而来。

我工作了一整天。我的工作是研究哲学，也就是说，对别人的思想进行搜集、整理、分析、评论，写出合乎规范的“论文”。现在我累了，我决定把夜晚留给自己，轻松地休息一下。于是，我翻开了蒙田的随笔，读上几页，或者翻开我的小本子，写下自己的随感。这当然不算研究哲学，可是我觉得自己比白天研究哲学时更是个哲学家了……

有的人惯于从一小点感受演绎出一大篇玄妙的哲理。可惜的是，在这座他自己营造的哲学迷宫里，他自己也常常迷路，找不到充当他的向导的那一小点感受了。

新的哲学理论层出不穷。在我看来，其中只有很少的哲学，多半是学术。随着文明的进化，学术愈来愈复杂了，而哲学永远是单纯的。

“什么是直觉?直觉就是创造性思维……”

许多时候，像这样用一个含义相近的名词代替另一个名词，人们就自以为作了解释，也自以为弄懂了。

我剪除哲学的晦涩，为它嫁接上诗的含蓄。

有的人喜欢用哲学语汇表达日常的体验，我喜欢用日常语汇表达哲学的体验。

我于哲学一直是个闲人游客，凡见挂有“闲人莫入”、“游客止步”招牌的严肃去处，便知趣地规避。我怕那里面的气氛对我的健康和我的哲学均为不利。

我不想与以哲学为职业的专门家讨论哲学，宁愿与热爱哲学的门外汉交谈——但也不是谈哲学。

中国也许会出创建新体系的大哲学家，但我有自知之明，确信我非其人。倘若读者觉得我的某些感想不无道理，我的态度还算诚实，我的文字还算朴实，我就心满意足了。

思想

一个聪明人说：“不把真理说得太过分，就可以把它说得久一些。”

但也可能相反：没有人注意这位有分寸的导师。世人往往不理睬平和的真理，对极端的真理则大表震惊和愤慨，然后就悄悄打折扣地接受。一切被人们普遍接受并长久流传的真理，在其倡导者那里几乎都是极端的，说得太过分的，只是后来才变得平和持中。

新思想的倡导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偏执狂，他对自己的发现有一种狂热，每每把它绝对化。一种新思想无非是看事物的一个新角度，仅仅是一个角度，但倡导者把它看作唯一的角度，把它变成轴心了。就让他这样做好了，否则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人们摆脱习惯的角度，接受新的角度。在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他的偏执并无大害，迟早会被克服，而他发现的新角度却永远保留下来了，使得人类看事物的角度日益多样，灵活，自由。于是，偏执辩证地导致了灵活。

“你也来创造一种新思想。”

“新思想?天底下哪有什么新思想?人类的历史实在太漫长了，凡是凭人类的脑袋想得出来的思想，在历史上都已经提出过了。人们是很迟钝、很粗心的，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什么印象也形不成。于是有人出来把世界的某一因素加以夸大，说成是世界的轴心，大事宣扬一番。人们这才有了印象，并且承认这样做的人创造了新思想，是思想家。这派夸大了这个因素，那派夸大了那个因素，待到所有的因素都被夸大过了，又有人出来兼收并蓄，加以综合，于是又算提出了新思想，又成一派。以后呢，人类是很健忘的，它换个儿崇拜各种思想然后换个儿把它们忘掉，于是有人把人类早已遗忘的某种思想用新的术语装饰一番，重新搬出来，又算是创造了新思想。这就是人类的一部思想发明史，一部文化史。”

论误解的必然和必要：人类思想凭借误解而发展；独立的思想家凭借误解前人思想而形成；诠释是自我生长的一种方式。当一个大师解释另一个大师时，难免发生曲解，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太强大了，犹如强磁场，使一切进入这磁场的事物都发生了扭曲。例如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释。

一个思想家一旦形成他一生中的主导思想，他便成熟了，此后他只是在论证、阐释、应用、发挥、丰富他的这个主导思想。很少有人根本改变自己的主导思想，而且其结果往往是不幸的——多半不是确立了一个新的主导思想，而只是转入了别人的思想轨道，丧失了自己的活力和特色。唯有旷世大才能够经历主导思想的根本转折而又不丧失活力和特色。在当代哲学家中，仅可举出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二人而已。

每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者，不论从事的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其所有作品是一个整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辈子只在思考一个问题，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辈子只在创作一部作品。另一是具有挑战性，不但向外界挑战，而且向自己挑战，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自己，不断地在自己的问题方向上寻找新的解决。

人类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数千年的哲人往往独立地发现同一真理。这与其说是因为人类心理结构的一致，不如说是因为人类境遇的一致。不管社会如何变化，人类总的境遇是始终如一的。

世界的真理一直在我的心中寻找能够把它说出来的语言，我常常觉得快要说出来了，但是一旦说了出来，却发现仍然不是。

读许多前人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那么，世界的真理始终是处在快要说出来却永远没有说出来的边缘上了，而这就证明它确实是存在的。

我愈来愈不信任哲学和文学中的所谓客观研究，我也愈来愈厌烦那种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评述文章。你喜欢谁，你就去研究谁好了。你在哪些方面与他发生强烈的共鸣或抗争，你就去写那些方面好了。至于其他的人和方面，只要真正有价值，自会有相宜的人对之发生共鸣和抗争，由他们来研究和写作总比由你来研究和写作更合适。我想，在思想史领域中，如果我们的作者都去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思想家，并且仅限于写自己真正有感受的侧面，如此产生的成果放到一起，要比人人都写面面俱到的评介文章更能反映思想史和思想家的真实面貌，“主观”的方式达到了更“客观”的效果。

开放不是兼收并蓄。一种思想有其独特性，又能与其他思想对话，这就是有开放性了。

第一种人有常识，没有思想，但也没有思想的反面——教条。他们是健康的，像动物一样健康。

第二种人有常识，也有教条，各有各的用处。工作用教条，生活靠常识。他们是半健康的。

第三种人完全缺乏常识，全然受思想的支配，或者全然受教条的支配。从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病人，前者是疯子，后者是呆子。

思想停止了，才有思想。一切思想都是回忆。

思想是一份一经出版就被毁掉的原稿，学问便是各种充满不同印刷错误的版本，每一种都力图证明自己最符合原稿。

感情的极端是痴，思想的极端是疯。

有时思想孕育于沉默，而靠谈话催产。有时思想孕育于谈话，而靠沉默催产。

感觉与感觉之间没有路，只能跳跃。思想与思想之间有漫长的路，必须跋涉。前者靠灵巧，后者靠耐力。

真理是人人知道而只有一个人敢说出来的东西。

不过，也可能相反：真理是人人都不知道而只有一个人知道却不肯说出来的东西。

谎言重复十遍就成了真理，——当然是对那些粗糙的耳朵来说。

还有另一种情形：真理重复十遍就成了谎言，——对于那些精致的耳朵来说。一个真理在人云亦云的过程中被抹去了个性，从而丧失了原初的真实性。精致的耳朵是宁愿听到有个性的谎言，而不愿听到无个性的真理的。不妨说，有个性的谎言比无个性的真理更为“真实”。

不存在事实，只存在对事实的解释。当一种解释被经验所证明时，我们便称它为真理。由于经验总是有限的，所以真理总是相对的。

有一类解释是针对整个世界及其本质、起源、目的等等的，这类解释永远不能被经验所证明或否定，我们把这类解释称做信仰。

理想也是一种解释，它立足于价值立场来解释人生或者社会。作为价值尺度，理想一点儿也不虚无缥缈，一个人有没有理想，有怎样的理想，非常具体地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中。

在精神创造的领域内，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充其量只能有交流。在这个领域内，一切严肃伟大的事情都是由不同的个人在自甘寂寞中独立完成的。他们有时不妨聚在一起轻松地玩玩，顺便听听别人在做些什么事，以便正确估价自己所做的事。这是工作之余的休息，至于工作，却是要各人关起门来单独进行的。

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因此，运用理性能力去认识真理乃是人的优秀和尊严之所在。对于什么是真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真理，哲学家们有很不同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好像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提倡一种热爱真理的精神。所谓热爱真理，首先是指对于任何道理都要独立思考，寻问和考查它的根据，决不盲从。所以，真正热爱真理的人必定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对真理的热忱追求往往表现为对传统观念和流行意见的怀疑乃至反抗。其次，一旦发现了真理，就要敢于坚持。爱真理甚于爱一切，这是思想家的必备品质。在人类历史上，新发现的真理一开始总是被视为异端，遭到统治者乃至全社会的反对和迫害，因而坚持真理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人类各个思想领域中，多少革新者为了坚持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历尽苦难，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所发现的真理也许又会被后人推翻，但他们热爱真理的精神是值得世世代代永远尊敬的。

那个用头脑思考的人是智者，那个用心灵思考的人是诗人，那个用行动思考的人是圣徒。倘若一个人同时用头脑、心灵、行动思考，他很可能是一位先知。

一个人用一生一世的时间见证和践行了某个基本真理，当他在无人处向一切人说出它时，他的口气就会像基督。他说出的话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不管我们是否理解它或喜欢它，都不能不感觉到这重量。这正是箴言与隽语的区别，前者使我们感到沉重，逼迫我们停留和面对，而在读到后者时，我们往往带着轻松的心情会心一笑，然后继续前行。

先知与智者的区别，在于他不但思考，而且把思考变成行动，在行动中思考，用行动思考。箴言与隽语的区别，在于它的异乎寻常的比重，不管你是否理解它或喜欢它，你都不能不感觉到这重量。一个人用一生的时间见证和践行了某个基本真理，当他在无人处向一切人说出它时，他的口气就会像基督。

知识分子

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进程往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以拯救天下为己任，这大约是来自集学与仕于一身的儒家传统吧。然而，依我之见，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和社会进程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也就是说，首先要自救，在躁动中保持静观沉思，在芸芸众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导师或领袖)，守护好人类和人生的那些永恒的基本价值。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制约作用，至少会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发生良好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自救就是救世，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即使收不到也无憾，因为对于智者来说，独善乃出自性之必然，是非如此做不可的。

学者的社会使命不是关注当下的政治事务，而是在理论上阐明并且捍卫那些决定社会基本走向的恒久的一般原则。正如哈耶克所说，当一个学者这样做时，就意味着他已经采取了某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不反对一个学者在他自己认为必要时对当下某个政治问题表态，可是，如果他始终只做这种事，不再做系统扎实的理论研究，那么，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政论家、时评家、记者、斗士等等，但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一个学者了。如果我们的学者都去这样做，中国的政治生活也许会显得比较热闹，但理论的贫乏必定使这种热闹流于表面和无效。学术的独立并不表现为学者们频频发表政治见解，独立的前提是要有真学术，即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正如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西方政治的影响所表明的，一个坚实的学术传统对于政治现实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基本上也是不可逆转的。

有一些人很看重学术界同行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这一考虑在他们的课题选择和工作计划中发生着很重要的作用。我无意责备他们，但是，我的坐标与他们不同。我从来不面向学术界，尤其是当今这个极端功利的可怜的中国学术界。我不会离开自己的精神探索的轨道去从事琐细的或者时髦的学术研究。我所面对的是我的灵魂中的问题，并带着这些问题去面对人类精神探索的历史，从这一历史中寻找解决我的问题的启示。我不过是出自自己的本性而不得不走在人类精神探索的基本道路上而已，我甚至不关心我在这个历史上能否占一席之地，那么，就更不会去关心在当今可怜的学术界占据什么位置了。这便是我的谦虚和骄傲。

说句老实话，我已听厌了不断老调重弹的中西文化讨论，既不相信全盘西化，也不相信儒学复兴，并且也不相信可以人为地造就一种东西合璧普遍适用的新文化新人生观。当务之急不是制订救世的方案，而是启迪自救的觉悟，不是建立统一的价值体系，而是鼓励多元精神价值的真诚追求。如果有更多的人注重精神生活，热爱全人类文化遗产，认真思考人生问题，那么，不管思考的结果怎样纷异，都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前途的福音。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热衷于文化讨论的学者，缺少的是真诚的儒者、释者、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等等，一句话，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从前的精英在创造，在生活，人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今天的精英却只是无休止地咀嚼着从前的精英所留下的东西，名之曰文化讨论，并且人人都以能够在这讨论中插上几句话而自豪。

有一些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想做思想领袖，可是当今的社会风气的确是越来越重实利，没有人认他们的账了。同时，比起那些发了财的人，他们又显得比较穷。这使他们感到很不平衡，于是聚而发牢骚说：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实，失落的不过是名和利罢了，精神怎么会失落呢?比方说，你在海边看日出，面对喷薄而出的旭日和绚丽变幻的霞光，你内心充满惊奇、感动和喜悦的情感，这本身便是一种精神生活了。然而，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人们没有因此而赞颂你是一个欣赏日出之美的专家，或者没有因此而给你发一笔奖金，你的精神就失落了。对这种逻辑实在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在出处之间徘徊，身在书斋，心系庙堂。想当年，多少书生慷慨投身政治风云，到头来又乖乖地回到书斋，专心地做学问或潇洒地玩学问了。我们恐怕连这点安慰也没有，商潮滚滚而来，一旦失意，冷板凳也有坐不下去之势。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具备现代民主社会公民的从容，无需愤激于政局又消沉于书斋，政治不再是关注的中心，学术也不再是一种逃避，从政和治学都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的自由选择呢?

终极关怀说到底是个人灵魂中的事情，不应当受社会场景和角色的变化所左右。因这种变化而嗒然若丧，正表明所关怀的不是终极之物，而是某种切近的、实际的东西。我并不否认一个有终极关怀的人同时也可以或者应该关心社会的进程，但他关心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以社会核心人物自命的精英们。毋宁说，某种边缘地位乃是他的自觉选择，与社会潮流保持相当距离是终极关怀的前提和必然结果。毫无疑问，他所关怀的那些终极性的精神价值不仅仅属于他个人，而是真正具有人类性和普遍性的，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走向。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要求人文知识分子担当起救世的责任。终极关怀的意义取决于所关怀的那些价值本身，而不是它们在社会上实现的程度。事实上它们永远不可能在社会上实现，否则就不成其为终极价值了。然而，一个人若能像苏格拉底那样守护着它们，批评社会上背离它们的倾向，他就代表了人类精神的一种高度，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清醒的声音。如果一定要说人文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我认为苏格拉底就是最好的榜样。

曾经有一个时代，那时的作家、学者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人物，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某种独特的精神历程，因而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他们的一生中，对世界、人生、社会的观点也许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不论这些变化的促因是什么，都同时是他们灵魂深处的变化。我们尽可以对这些变化评头论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由这些变化组成的他们的精神历程在我们眼前无不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精神景观，闪耀着个性的光华。可是，今日的精英们却只是在无休止地咀嚼从前的精英留下的东西，名之曰文化讨论，并且人人都以能够在这讨论中插上几句话而自豪。他们也在不断改变着观点，例如昨天鼓吹革命，今天讴歌保守，昨天崇洋，今天尊儒，但是这些变化与他们的灵魂无关，我们从中看不到精神历程，只能看到时尚的投影。他们或随波逐流，或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也无非是随波逐流的夸张形式罢了。把他们先后鼓吹过的观点搜集到一起，我们只能得到一堆意见的碎片，用它们是怎么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个性的。

按照一种古典的人文信念，治学的目的不在获取若干专门知识，而在自身的精神完善，好的学者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也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更是具备人生识见的智者。这种信念是东西方古典人文传统所共有的，而在功利日重和分工日细的现代却式微了。但是，某些基本的真理只会遭到忽视，不会过时。我相信，不论学术如何进展，孔子所云“古之学者为己”永远是治学的正道。背离这个正道，治学和做人脱节，仅仅寄居在学术的一枝一节上讨生活，或追逐着时髦的一流一派抢风头，是决计成不了大气候的。

是否拥有心智生活与职业无关。事实上，大学和研究机关里许多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心智生活，只是在做死学问，或谋生谋利。职业化的弊病是：精神活动往往蜕变为功利活动；行业规矩束缚了真才之人的自由发展。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探索者宁愿从事一种普通职业，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精神探索。

一个真诚的人生探索者可能会走错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一个只在书本里讨生活的学者也许不犯错误，但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

从世纪初开始，中国的学人一直在反省中国的国民素质和文化传统，找出了种种有待改进的缺点。有一个缺点似乎被忽视了，而忽视本身更证明了这个缺点的存在。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学人历来看重事功，即使关心道德修养也有强烈的实用目的，而缺少对个人灵魂生活的关注。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无真正的灵魂生活，亦即是否具有对于自己生命意义的严肃态度，乃是他在世上的一切责任心包括社会责任心的至深根源。

做学问是最起哄不得的事情，必须耐得寂寞，才能做得下去。做学问也是最勉强不得的事情，必须有真兴趣，才能做出成绩来。文化和学术是社会的财富，但具体的文化创造和学术研究过程却是非常个人化的，一切精神杰作都是个人在寂寞中独立劳作的产物。世上任何时候总是有真正爱文化的人，他之从事文化乃是性情所驱，不得不然。所以，不管市声如何喧嚣，人心如何浮躁，他仍能心静如恒。

人们常说，做学问要耐得寂寞，这当然不错，耐不得寂寞的人肯定与学问无缘。可是，倘若一件事本身不能使人感到愉快，所谓耐得寂寞就或者是荒唐的，或者只能用外部因素的逼迫来解释了。一个真爱学问的人其实不只是耐得寂寞，毋宁说这种寂寞是他的自觉选择，是他的正常生存状态，他在其中自得其乐，获得最大的心灵满足，你拿世上无论何种热闹去换他的寂寞，他还不肯换给你呢。

文化有两个必备的要素，一是传统，二是思考。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

在学养和识见之间，我本人更加看重识见，因为我相信识见是学养的灵魂，有识见，学养才是活的。

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好的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远远小于好的知识分子文化与坏的知识分子文化之间的距离。

我所理解的学术：

1，学术性：新材料，即发现某种被忽视和遗忘的有价值的实物或文献的证据，足以证明一个假说或推翻一个定论。

2，思想性：新观点，即提出某种看问题的全新的角度，以之对已有的材料重新作出解释，这种解释胜于原有的解释，至少是富于启发性的。

当今大多数的所谓学术，两者皆无，材料和观点都是旧的，只是在笨拙地或机敏地重复前人。所谓的新观点只是：暂时被遗忘的旧观点（冷门）；流行的观点（热门）。

从事人文研究的三种方式：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技巧，易卖弄机智和才情；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

真正的学术研究应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系统研究，具体地说，便是进入到所研究对象的问题思路之中去，弄清楚他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他的解决方案的形成过程，是否还留有未解决的疑点或难点，同一问题在思想史上和当代思想界的提出及不同解决方案之间的比较，等等。毫无疑问，要完成这样的研究工作，必须兼具思想的洞见和学术的功底，二者不可缺一。

当一个人深入研究一位国外思想家并领会了其独特魅力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要自己动手翻译其作品，给国人提供一个尽量可靠的汉语文本，同时也防止来自那些浅尝辄止的译手的损害。我完全相信，一切优秀的学术译著是中国学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界那些弄潮儿统统被人遗忘之时，它们仍将长久被人阅读，滋养一代又一代学子。

从前的译家潜心于翻译某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是出于真正的喜爱乃至偏爱，以至于终生玩味之，不但领会其神韵，而且浸染其语言风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汉语的对应物。傅雷有妙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钱锺书谈到翻译的“化”境时引述了一句话，与傅雷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好的译作仿佛是原著的投胎转世。我想，之所以能够达于这个境界，正是因为喜爱，在喜爱的阅读中被潜移默化，结果原作者的魂好像真的投胎到这个译者身上，不由自主地说起中文来了。这样产生的译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于是能够融入我们的文化进程，世代流传下去。名译之为名译，此之谓也。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译家是越来越稀少了。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则感想——

留在国内的人开始鼓吹纯学术了，似乎一切都可以被剥夺，唯有学术剥夺不了，于是学术就变得纯而又纯了。据说跑到国外的人已经在鼓吹流亡文化，似乎一切都带不走，惟独带走了文化，于是文化便和他们一起踏上了流亡之途。守着学术坚持，或者担着文化流浪，大约都能使人体会到一种使命感。可惜的是，我的学术永远纯不了，你的文化永远有个家，谁本来有什么就仍旧有什么。卧薪尝胆的纯学术和义愤填膺的流亡文化好像都很有悲剧色彩，但我担心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观看两者吵架的闹剧。

中国学术界的“潜规则”之一：在评估你的学术能力时，你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作为负数加入计算的。凡是表达生动的文字，不管所表达的内容是什么，都不能算做学术成果。不仅如此，而且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你的形式上符合标准的学术成果的评估也要相应地打折扣。因此，如果你写了大量有文采的——因此而被判定是非学术的——著作，那么，在它们的抵消下，即使你的那些可以被承认是学术性的著作在绝对数量上也不少，在质量上相当高，至少高于他们生产的大多数产品，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有权对之忽略不计。

有一些人的所谓做学问，不过是到处探听消息，比如国外某个权威说了什么话、发表了什么文章之类。我不否认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好处，但是，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那就只是扮演了一个学术界的新闻记者的角色而已。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也许会听到各种芜杂的消息，却无法讨论任何一个问题。

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

学术规范化的前提是学术独立，真正的学术规则是在学术独立的传统中自发形成的，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之间的约定俗成。在学术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时代，或者，在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的学者群体中，必定有这样的学术规则在发生着作用。相反，如果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则无论人为地制定多少规则，都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则。

现在中国有学术界吗？在现行体制内，在所有这些职称、博导、突出贡献、学科带头人、重点课题、优秀成果、奖金、基金的评定和分配中，岂非只有一个腐败的官场，何尝有什么学术界？

中国学界只有政派，没有学派，学术之缺乏独立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东西方文化

传统和现代化是一个多么陈旧的热门话题，一切可能的主张都提出过了，出路依然迷茫。中西文化的文章做了又做，五花八门而又千篇一律。这种两难抉择本身似乎也成了我们无法摆脱的传统，纠缠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头脑和步伐。什么时候我们才真正具备现代文明世界一员的自信，强壮得既不怕自己的传统，也不怕外来的文化，对两者都泰然处之呢?

百年中国的主题是富强。为求富强，人们到西方寻找真理。在这个出发点中蕴涵着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便是把真理仅仅当作了工具，对于任何精神事物唯求其功用而忽视其本身的价值。这一思路在整体上未脱中体西用的大框架。因此，百年来，无论怎样引进西学和检讨传统，国人对于作为西学核心的精神之神圣价值和学术之独立品格的观念依然陌生，中国文化的实用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在我看来，如果在这方面不能醒悟，中国人的精神素质便永远不会有根本的改观，中国也就永远出不了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中国人中庸。西方人走极端，古罗马疯狂享乐，中世纪严格禁欲，这种彻底性往往会出大师。他们也讲中庸，然而是结合了两极的中庸。

儒家未知生，焉知死，道家齐生死，都不肯正视死。儒家入世，道家出世，都躲开了世界的可怕边缘。

儒教其实是处世术，道教其实是养身术，儒道释合流其实是统治术。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儒与道、出与处（包括在两者之间的摇摆）是有为与超脱的历史必然方式，舍之别无出路。所以，在这方面不能苛责他们。

中国多政客，少政治家，多幕后的权力倾轧，少大无畏的公开的政治行动。

透明度当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我们身上最缺少什么?一是原始的生命冲动，二是寻求终极价值的形而上冲动。天才是这两种冲动的会合。所以，中国多文人而少天才。

有不同的疯狂，不同的自杀。

中国多的是白痴，少的是狂人；多的是“畏罪自杀”者和“受迫害致死”者，少的是精神崩溃而自杀者。

我们多肤浅的全面，少深刻的片面；多平庸的健康，少天才的病态。我们的神经太平衡了，不过是一种弱平衡。

我们没有无家可归的孤独感，被抛入世界的荒诞感，与虚无不期而遇的焦虑感，肩负毁灭的悲剧感。

尽管住宅拥挤，我们宁愿挤在一起相濡以沫，不肯相忘于江湖，漂泊于荒原。

不过，有时我又想，对国民性公平一点吧，天下小市民一样庸俗，天才一样受磨难，这是世界性的。

电视机屏幕上，一头大象有计划地谋杀人类，最后终于把巨牙刺进了影片主角的腹中。

一个中国小观众的遗憾：“这是上集吧?一定有下集——大象被杀死了。”

一家小饭店，两个外国人坐着吃面条。邻桌上，一个醉汉破口大骂洋人和洋奴。外国人吃完了，回过头向醉汉借打火机，醉汉立刻住口，送上打火机。外国人走了，走到门口，醉汉冲着他们的背影啐了一口唾沫，接着又开始骂。刚才是骂洋人有钱，现在是骂：

“他妈的，两角钱吃一碗面条，还不如我！”

小市民式的爱国主义的缩影。

东西文化之优劣成了一个持久的热门话题，我始终不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复杂。在我看来，一切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成分，它们同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论东西方，自古以来都有圣哲及后继者思考着人类某些具有永久性的根本问题，他们的思想对于一切民族一切时代的人都会有启示意义。西方不但有科学传统，同样也有人文传统，而首先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恰恰是西方人自己，这些先觉者在反省中注意到了东方传统的长处，正表明了他们的立足点不是狭隘的民族性，而是人类性。我们的论者不去注意他们的这种立场，却挑出他们赞扬东方文化的片言只语沾沾自喜，则恰好暴露了自己的狭隘性。

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说不完的老话题了。我的直觉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极端之论都是可疑的。需要的是一种平常心，一种不假思索就喜欢和接纳一切好东西的健康本能。在此前提下，才能用一种开阔的人类眼光来看待东西方文化之异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常识与智慧、矫情与狭隘心理相结合的具体例证。

一切关于东西方文化之优劣的谈论都是非文化、伪文化性质的。民族文化与其说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我眼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宝库，凡是进入这个宝库的文化财富在本质上是没有国籍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是共通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那些仅仅属于东方或者仅仅属于西方的东西，哪怕是好东西，至多也只有次要的价值。

智慧无国籍。无论东西方，都有过一些彻悟人生底蕴的智者，他们的思想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这方面，谈不上东西方优劣的比较。为了疗治现代文明的弊病而求诸东方文化，乃断章取义之论。正确的提法是，全人类共同继承各民族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

人类基本的真理始终是相同的，变化的只是对它们的表达以及那些次要的真理。

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汇贯通却是要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

常常听人叹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思想家？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自己的世界级大思想家？”我答道：难道这很重要吗？凡是大思想家，例如康德、海德格尔等等，既然是世界级的，就是属于全世界的，也是属于你的。思想无国别。按照国别选择思想家的人，真正看重的不是思想，而是民族的虚荣。

人们常常叹息，中国为何产生不了大哲学家、大诗人、大作曲家、大科学家等等。据我看，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能否有伟大的建树，归根到底取决于心智生活的总体水平。拥有心智生活的人越多，从其中产生出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伟人的机会就越大。

真正的学术，决非一时一地之物，而必具有恒久性和世界性。把玩国故，不拘于考据、训诂，能通宇宙之至妙，人生之精髓，启迪天下人心扉。治理西学，不限于述评、比较，能体悟和理解，与宗师大家交流。真正的学术是一种对话，不仅与国人、今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后人对话，这才是走向世界和未来之真义。创新而不靠移花接木，搬弄新术语，首先要在学术上有根，然后才能开出自己的花朵。

作为英国人，毛姆生下来便是基督徒，而基督徒是把天主教视为异教的。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他完全可能生在德国南方，成为一个天主教徒，那样他就要因为并非自己的过错而作为异教徒受惩罚了。这未免太荒谬。这样一想，他从此不信教了。

我认为，在这个最简单的思路中，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最深刻的理由。

在西方精神史上，斯多噶派建立了两个重要传统，一是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个人关注内在生活。

中国是否缺少了一个斯多噶派？

斯多噶派用理性指导人生，把哲学变成每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给灵魂带来了宁静和安慰。斯多噶派还用理性指导社会，把法律变成人间唯一的统治者，给西方政治带来了平等和法治的理想。

文化与商业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旦成为时髦，就必然贬值。现在兴起所谓“文化热”，对文化毫无兴趣的人也言必谈文化了。

我的朋友叹道：“就这一块清净地方，现在也呆不得了！”

无论“文化热”，还是“文化低谷”，都与真正爱文化者无关，因为他所爱的文化是既不会成为一种时髦，也不会随市场行情低落的。

新秩序正在建立：商人居上，文化商人次之，文化人等而下之。

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实验的失败，迫使中国回到了一种比较自然的社会过程。二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含义已经逐渐分明，它真正解放的是人的本能以及由本能所驱动的市场，而思想自身却丧失了特权。不过，我对这一变化持积极的评价。当思想拥有特权之时，其命运不外乎为王或为寇，而现在，它至少有了在市场上卖和买的自由，以及——只要自己愿意——不卖和不买并且远离市场的自由。市场对于思想是冷漠的，因冷漠而是宽容的，与那个对思想狂热而严酷的时代相比，我对眼下的状态要满意得多。

在我看来，无论安心治学，还是勇敢从商，都是值得赞许的。我独不解的是有一种人，看见别人弃学经商便愤愤不平，痛斥世道人心；自己尽管还做着学问，却仿佛受了天大委屈。从他的愤懑和委屈，可见做学问并不符合他的天性。那么，何必露一副只身为文化殉难的悲剧面孔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包括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个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是两码事，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因此，作为国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去支配，对于高级文化要扶植。作为个人，当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些人专为市场生产，那是他们的选择，无须责备，不过他们的作为基本上与文化无关。好的学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价值的，他们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写作时绝对不去考虑能否卖个好价钱。只是在作品完成以后，一旦进入市场，他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要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说卖个好价钱，至少卖个公道的价钱。至于文化炒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商业行为。所谓文化炒作，就是媒体的某些从业人员与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相勾结，以谋取和瓜分暴利为目的，在所控制的媒体上做与产品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符的虚假广告。这至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往往还是欺骗消费者和侵犯其权益的行为。

如果说企业家式的能力是善用自己能力的能力，那么，前一个能力是前提，然后才谈得上善用它，首先必须创造出好的产品，然后才有推销的资本。而且，在两种能力中，我仍认为前一种比后一种价值更高，因为真正的文化价值是靠前者创造的，后者的作用只是传播业已创造出的文化价值和获得世俗的成功罢了。所以，有杰出才能的文化人仍应专注于自己心灵所指示的创造方向，犯不着迎合市场去制造水准较差但销路更好的产品，为此承受相对的贫困或寂寞完全是值得的。事实上，无论何处，最好的作品都不是最畅销的，最畅销的往往是市场嗅觉特别灵的二、三流作者制造的产品，我们对此应当心平气和，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情形。

生活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写作者考虑市场的因素是无可非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为市场写作。这里的界限在于，你是否让市场支配了你的写作。

应该区分两种情形。一是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然后争取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另一是以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为目标，决定自己写什么东西。

我相信，我属于前一种情形。迄今为止，我没有为市场写过一本书。不过，我没有洁癖。写什么，怎么写，绝对要由我自己做主，在我的写作之国中，我是不容置疑的王。写出以后，我就衷心欢迎市场来为我服务，做我的能干的大臣。

一个人单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能确保衣食无忧，无须为生计去做不情愿的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幸运。我尝设想，倘若中国仍是从前的样子，个人的命运基本上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和勾心斗角的胜负，我必定至今仍是一个倒霉蛋。所以，我真心感激市场经济。我不是为市场写作的，但是，市场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给一个不是为它写作的人也提供了机会。

世上从来不缺少热闹，因为一旦缺少，便必定会有不甘心的人去把它制造出来。不过，大约只是到了今日的商业时代，文化似乎才必须成为一种热闹，不热闹就不成其为文化。譬如说，从前，一个人不爱读书就老老实实不读，如果爱读，必是自己来选择要读的书籍，在选择中贯彻了他的个性乃至怪癖。现在，媒体担起了指导公众读书的职责，畅销书推出一轮又一轮，书目不断在变，不变的是全国热心读者同一时期仿佛全在读相同的书。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这些年来，学界总有一、两个当红的热门话题，话题不断在变，不变的是不同学科的学者同一时期仿佛全在研究相同的课题。我不怀疑仍有认真的研究者，但更多的却只是凭着新闻记者式的嗅觉和喉咙，用以代替学者的眼光和头脑，正是他们的起哄把任何学术问题都变成了热门话题，亦即变成了过眼烟云的新闻。

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其恶劣甚于专制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

在市场经济迅速推进的条件下，文化的一大部分被消费趣味支配，出现平庸化趋势，这种情况不足为奇。如果一个民族在文化传统方面有深厚的精神底蕴，它就仍能够使其文化的核心不受损害，在世俗化潮流中引领精神文化的向上发展。但是，如果传统本身具有强烈的实用品格，缺少抵挡世俗化潮流的精神资源，文化整体的状况就堪忧了。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人各有志，我不反对别人追求和享受所谓文化的社会效应，只是觉得这种热闹与我的天性太不合。我的性格决定我不能做一个公众人物。做公众人物一要自信，相信自己真是一个人物，二要有表演欲，一到台上就来情绪。我偏偏既自卑又怯场，面对摄象机和麦克风没有一次不感到是在受难。因此我想，万事不可勉强，就让我顺应天性过我的安静日子吧。如果确实有人喜欢我的书，他们喜欢的也一定不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就让我们的心灵在各自的安静中相遇吧。

现代媒体是靠制造无用信息维持生存的。它需要吸引公众的眼球，保持公众的消费，为此必须不断制造热闹的话题。它的确制造出了热闹，但热闹之下往往空无一物。这种情况甚至不以其从业者的意志为转移，一旦身在这台巨大的机器中，就不得不跟着它运转。

在过去的时代，人们读大作家的书，看不见他们的人。在偶然的机会，也许会在街上遇见他们，但你不会认出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但大作家如此，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学者都如此。

现在完全不同了。无论作家、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纷纷在电视上亮相，而其知名度往往取决于亮相的频率。人们热中于议论他们的相貌和风度，涉及他们的言谈，也多半关注口才如何、会不会说俏皮话之类，注意力全放在表面的东西上。情形也只能如此，因为电视追求当下的效果，不容做节目的人和看节目的人思考。其结果是两方面都变得平庸了。

过去的时代出伟人，今天的时代出偶像。伟人功垂千秋，偶像昙花一现。这是媒体时代的悲哀。

在书籍中，存在着一个用文字记载的传统，阅读使我们得以进入这个传统。相反，电视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书籍区别于电视的另一特点是，文字是抽象的符号，它要求阅读必须同时也是思考，否则就不能理解文字的意义。相反，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摩西第二诫禁止刻造偶像，因为犹太人的上帝是抽象的神，需要通过语言进行抽象思考方能领悟，而运用图像就是放弃思考，因而就是渎神。我们的确看到，今日沉浸在电视文化中的人已经越来越丧失了领悟抽象的神的能力，对于他们来说，一切讨论严肃精神问题的书籍都难懂如同天书。

现在书店里充斥着所谓励志类书籍，其中也许有好的，但许多是垃圾。这些垃圾书的内容无非是两类，一是教人如何在名利场上拼搏，发财致富，出人头地，二是教人如何精明地处理人际关系，讨上司或老板欢心，在社会上吃得开。偏是这类东西似乎十分畅销，每次在书店看到它们堆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上，满眼是“经营自我”、“人生策略”、“致富圣经”之类庸俗不堪的书名，我就为这个时代感到悲哀。“自我”原是代表每一个人最独特的禀赋和价值，认识和实现“自我”一直被视为人生的目的，现在它竟成了一个要经营的对象，亦即谋利的手段。说到“人生”，历来强调的是人生理想，现在“策略”取而代之，把人生由心灵旅程变成了功利战场。“圣经”一词象征最高真理，现在居然明目张胆地把致富宣布为最高真理了。这些语词的搭配本身已是一种亵渎，表明我们的时代急功近利到了何等地步。

励志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励什么样的志。完全没有精神目标，一味追逐世俗的功利，这算什么“志”，恰恰是胸无大志。

美

在孩子眼里，世界充满着谜语。可是，成人常常用千篇一律的谜底杀死了许多美丽的谜语。

这个世界被孩子的好奇的眼光照耀得色彩绚丽，却在成人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下苍白失色了。

唉，孩子的目光，这看世界的第一瞥，当我们拥有它时，我们不知这是幸福，当我们悟到这是幸福时，我们已经永远失去它了。

尽管美感的发生有赖于感官，但感官的任何感受如果未能使心灵愉悦，我们就不会觉得美。所以，美感本质上不是感官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性的愉悦。正因为此，美能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一个爱美的人，在精神生活上往往会有较高的追求和品位。

尽管美感的根源深植于性欲之中，可是当少年人的性欲刚刚来潮之时，他又会惊慌地预感到这股失去控制的兽性力量破坏了美感，因而出现性亢奋与性反感交错的心理。

对性欲的某种程度的压抑不仅是伦理的需要，也是审美的需要。美感产生于性与性压抑之间的平衡。

创世的第一日，上帝首先创造的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你看，在上帝眼里，光是好的而不是有用的，他创造世界根据的是趣味而不是功利。这对于审美的世界观是何等有力的一个譬喻。

美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物理属性，人的美更是如此。当我们看见一个美人时，最吸引我们的是光彩和神韵，而不是颜色和比例。那种徒然长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女人尤其男人最让人受不了，由于他们心灵的贫乏，你会觉得他们的漂亮多么空洞，甚至多么愚蠢。

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看见了美的人不会去争论这种愚蠢的问题。在精神的国度里，一切发现都同时是创造，一切收获都同时是奉献。那些从百花中采蜜的蜂儿，它们同时也向世界贡献了蜜。

审美与功利的对立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凡是审美力锐利的人，对功利比较糊涂，而利欲熏心的人则对美不甚留意。有艺术气质的人在社会阅历方面大多处在不成熟的童稚状态。

硬要挖掘审美与功利的历史渊源关系是说明不了什么的。在太初混沌状态，在人类起源时代，何止审美，一切的一切都浑为一体。劳动创造了人，于是也创造了人的一切，于是用劳动来说明一切，这种逻辑固然彻底，却未免太简单了一些。

从宇宙的角度看，美和道德都是没有根据的。宇宙既不爱惜美，也不讲求道德。美是人的心灵的一个幻影，道德是人的生存的一个工具。人是注定要靠药物来维持生命的一种生物，而美就是兴奋剂，道德就是镇静剂。

道德不仅为社会所需要，而且为人生所需要。如果人要为自己的生活寻找一个稳固的支点，就决不能寄希望于美。美是一片浮云，道德却在实践上提供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稳定的依赖关系．在心理上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心。

可是，某些人的天性注定他们是逃不脱美的陷阱的，对美的迷恋乃是他们先天的不治之症。

美感在本质上的确是一种孩子的感觉。孩子的感觉，其特点一是纯朴而不雕琢，二是新鲜而不因袭。这两个特点不正是美感的基本素质吗?然而，除了孩子的感觉，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感觉。雕琢是感觉的伪造，因袭是感觉的麻痹，所以，美感的丧失就是感觉机能的丧失。

罂粟花，邪恶的光泽。恶赋予美以魅力，光泽赋予色彩以魅力。相形之下，只有色彩没有光泽的牡丹显得多么平庸。

在人的本能中，既有爱美、占有美的冲动，又有亵渎美、毁坏美的冲动。后一种冲动，也许是因为美无法真正占有而产生的一种绝望，也许是因为美使人丧失理智而产生的一种怨恨。

一个爱美的民族总是有希望的，它不会长久忍受丑陋的现实。最可悲的是整个民族对美和丑麻木不仁，置身于这样民族中的个别爱美的灵魂岂能不被绝望所折磨?

自席勒以来，好几位近现代哲人主张艺术具有改善人性和社会的救世作用。对此当然不应作浮表的理解，简单地把艺术当作宣传和批判的工具。但我确实相信，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爱美之心犹存，就总有希望。相反，“哀莫大于心死”，倘若对美不再动心，那就真正无可救药了。

据我观察，对美敏感的人往往比较有人情味，在这方面迟钝的人则不但性格枯燥，而且心肠多半容易走向冷酷。民族也是如此，爱美的民族天然倾向自由和民主，厌恶教条和专制。对土地和生活的深沉美感是压不灭的潜在的生机，使得一个民族不会长期忍受僵化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迟早要走上革新之路。

许多哲人都预言会有一个审美的时代。我也盼望这样的时代到来，但又想：也许，美永远属于少数人，时代永远属于公众，在任何时代，多数人总是讲究实际的。

狡猾的美是危险的，因为它会激起不可遏止的好奇心。

有不同的丑。有的丑是生命力的衰竭，有的丑是生命力的扭曲。前者令人厌恶，后者却能引起一种病态的美感。现代艺术所表现的丑多属后者。

“奈此良夜何!”——不但良夜，一切太美的事物都会使人感到无奈：这么美，叫人如何是好!

世上本无奇迹，但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了魅力。我甚至相信，人最接近上帝的时刻不是在上帝向人显示奇迹的时候，而是在人认识到世上并无奇迹却仍然对世界的美丽感到惊奇的时候。

花的蓓蕾，树的新芽，壁上摇曳的光影，手的轻柔的触摸……它们会使人的感官达于敏锐的极致，似乎包含着无穷的意味。相反，繁花簇锦，光天化日，热烈拥抱，真所谓信息爆炸，但感官麻痹了，意味丧失了。

我骑着自行车，视线越过马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停留在傍晚深蓝色的天空上。多么深邃的蓝色啊。我的灵魂仿佛不由自主地投入这蓝色的宇宙之海，潜向无底的深渊。天色愈来愈浓，我愈潜愈深，明知没有生还的希望，却仍然放任自己下沉。

橘黄色的路灯，红绿灯，在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下闪着鲜艳的光芒。色彩的魔力，色彩的梦。色彩的力量纯粹是魔术和梦幻的力量，它刺激眼睛，使人想入非非，被光的旋律催眠，陷入幻觉之中。

我想起了亚当斯的黑白摄影。那是另一种力量。除去了色彩的迷惑，物质世界直接呈现在眼前——不，毋宁说是展现在你的手下，视觉成了触觉的替代，你可以触摸到山岭的粗糙，流沙的细腻，树枝的坚硬，草叶的柔软。透过黑白摄影，你不是看到世界的幻象，而是摸到了质料本身。

艺术

赋予飘忽不定的美以形式，用语言表述种种不可名状的感觉，这一使命简直令人绝望。勃洛克针对莱蒙托夫说的话适用于一切诗人：“对于虚乌有的春天的迫寻，使你陷入愤激若狂的郁闷。”海涅每次到罗浮宫，都要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维纳斯雕像前哭泣。他怎么能不哭泣呢?美如此令人心碎，人类的语言又如此贫乏无力……

然而，为写作受苦终究是值得的。除了艺术，没有什么能把美留住。除了作品，没有什么能把灵感留住。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艺术家便是呕心沥血要使瞬息的美感之快乐常驻的人，他在创造的苦役中品味到了造物主的欢乐。

每个人都有那种奇妙的瞬时的感觉，可是大部分人抓不住，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了，他们来不及、顾不上去回味和体验。有些人抓住了，但不能赋予形式，表达不出来。只有少数人既能抓住，又能赋予形式。

人的感受性是天生的，因而也是容易的。最困难的是赋予自己的感受以适当的形式。天才与—般聪明人的区别就在于此。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许多人有很好的感受性，但其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世界文化宝库提供了自己的东西。

有一种人，感受性甚好，知识面甚广，但—切都是碎片，没有能力把它们组织成—个活的躯体。

知识和感受诚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驾驭它们的能力，善于赋予形式．否则—切都会白白流失。

美是骚动不安的，艺术家却要使它静止。美是稍纵即逝的，艺术家却要使它永存。艺术家负有悲剧性的使命：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艺术家最易受美的诱惑，有最强烈的占有美的欲望。但美是占有不了的，因为占有就意味着美感的丧失。艺术家被这种无法满足的欲望逼到绝路，才走向艺术，以象征的方式来占有美。他是被逼上象牙塔的。

美的力量是可以致人死命的。美那样脆弱，那样稍纵即逝，可是它却能令人迷乱癫狂，赴汤蹈火，轻抛生命。在美面前，谁不想纵身一跳，与它合为一体，淹死在其中!天知道人的这种不可理喻的天性是从何而来的!

我想起了Lorelei的传说，真是深得美之三昧。

然而，做一个艺术家，却不能丢魂失魄地做美的奴隶，当然也不能无动于衷地对美旁观，他要驾驭美，赋予美以形式，形式是他的牛轭，他借此成为美的主人。

看并且惊喜，这就是艺术，一切艺术都存在于感觉和心情的这种直接性之中。不过，艺术并不因此而易逝，相反，当艺术家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看、新的感觉时，他同时也就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却又永存的世界。

每个人都睁着眼睛，但不等于每个人都在看世界。许多人几乎不用自己的眼睛看，他们只听别人说，他们看到的世界永远是别人说的样子。人们在人云亦云中视而不见，世界就成了一个雷同的模式。一个人真正用自己的眼睛看，就会看见那些不能用模式概括的东西，看见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

人活在世上，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是看。看使人区别于动物。动物只是吃喝，它们不看与维持生存无关的事物。动物只是交配，它们不看爱侣眼中的火花和脸上的涟漪。人不但看世间万物和人间百相，而且看这一切背后的意蕴，于是有了艺术、哲学和宗教。

也许新鲜感大多凭借遗忘。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所有感觉都琢磨透并且牢记在心，不久之后他就会发现世上没有新鲜东西了。

艺术家是最健忘的人，他眼中的世界永远新鲜。

艺术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正因为不结果实而更显出它的美来，它是以美为目的本身的自为的美。

叔本华说，艺术是人生的麻醉剂。尼采说，艺术是人生的兴奋剂。其实还不是一回事?酒既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艺术就是人生的酒。至于它哪种作用更显著，则是因人而异的，就像不同体质的人对酒有不同的反应一样。

人类的神话时代和宗教时代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人实际上只能在艺术和功利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艺术的生存方式注重对生命的体验和灵魂愉悦，功利的生存方式注重对物质的占有和官能享乐，两相比较，艺术终究为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提供了一种真正的精神补偿。我不太相信形形色色的艺术救世论，但是我相信，对于热爱人生却又为终极关切苦恼着的人们来说，艺术的确是最好的慰藉。

我相信绘画如同诗歌、音乐、舞蹈一样，若要取得突出的成就，是必须有相应的天赋的，例如对于色彩、造型的敏感和想象力等等。这种天赋也许沉睡着，但必须有，所以在任何理想条件下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大画家。然而，另一方面，广义的艺术原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此意义上，每个赋有正常生命本能的人确实同时也就赋有广义的艺术创造的潜能。可惜的是，在大多数人身上，这种潜能始终未得开掘，甚至因生活的重压、职业的限制、功利的争逐而萎缩了。人有两种活动，一是生命的自我娱乐和自我享受，一是消耗生命以谋求外在的利益。一个人若因客观的逼迫或主观的欲念而过于操劳操心于后一种活动，前一种活动就必然被压抑，久而久之，性灵终于磨灭了。这样的人即使以绘画为毕生职业，他也只是一个从事着功利活动的画匠，他的作品必定缺少生命和艺术的光辉。相反，如果一个人的性灵足以抵抗功利世界的压力，智慧足以看淡功利世界的诱惑，在当今这个极端功利社会中仍能陶然于生命的自娱，那么，无论他是绘画、写作、歌唱，还是仅仅有滋有味地生活着，他都无往而不是生活在一个真正意义的艺术世界之中。

在一切精神创造中，灵魂永远是第一位的。艺术是灵魂寻找形式的活动，如果没有灵魂的需要，对形式的寻找就失去了动力。那些平庸之辈之所以在艺术形式上满足于抄袭、时髦和雷同，不思创造，或者刻意标新立异，不去寻找真正适合于自己的形式，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灵魂需要。

艺术当然要创新，但是，把创新当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就肯定有问题。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诗歌是灵魂的事业，是内在的精神过程的表达方式。一个人灵魂中发生的事情必是最个性、最独特的，不得不寻求相对应的最个性、最独特的表达，创新便有了必要。所以，首要的事情是灵魂的独特和丰富。

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人的主要问题是灵魂的平庸和贫乏。这个批评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文化从业者，包括小说家、画家、理论家、学者等等。人们都忙于过外在生活，追求外在目标，试问有多少人是有真正的内在生活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创新不过是又一个外在目标而已，是用标新立异来掩盖内在的空虚，更坏的是，来沽名钓誉。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只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第一是要有真实、丰富、深刻的灵魂生活，第二是为这灵魂生活寻找恰当的表达形式。前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精神价值，后者所达到的高度决定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

如果说前者是艺术中的真，那么，后者就是艺术中的美。所以，在艺术中，美是以真为前提的，一种形式倘若没有精神内涵就不能称之为美。所以，美女写真照不是艺术，罗丹雕塑的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妓女则是伟大的艺术作品。

在一切文化形态之中，艺术是最不依赖于信息的，它主要依赖于个人的天赋和创造。艺术没有国别之分，只有好坏之分。一个好的中国艺术家与一个好的西方艺术家之间的距离，要比一个好的中国艺术家与一个坏的中国艺术家之间的距离小得多。真正的好艺术都是属于全人类的，不过，它的这种人类性完全不是来自全球化过程，而是来自它本身的价值内涵。人类精神在最高层次上是共通的，当一个艺术家以自己的方式进入了这个层次，为人类精神创造出了新的表达，他便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推进了人类的艺术。

当我们谈论艺术家的个性之时，我们不是在谈论某种个人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某种个人气质和性格，而是在谈论一种精神特性。实际上，它是指人类精神在一个艺术家的心灵中的特殊存在。因此，在艺术家的个性与艺术的人类性之间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他的个性的精神深度和广度及其在艺术上的表达大致决定了他的艺术之属于全人类的程度。在这意义上可以说，一个艺术家越具有个性，他的艺术就越具有人类性。

人们或许要在个性与人类性之间分辨出某些中间环节，例如民族性和时代性。当然，每一个艺术家都归属于特定的民族，都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中，因此，在他的精神特性和艺术创作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可以辨认出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对他发生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一方面是自然而然的，不必回避也不必刻意追求，另一方面在艺术上并不具备重要的意义。我坚持认为，艺术的价值取决于个性与人类性的一致，在缺乏这种一致的情形下，民族性只是狭隘的地方主义，时代性只是时髦的风头主义。凡是以民族特点或时代潮流自我标榜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都是可疑的，支配着他们的很可能是某种功利目的。全球化过程倒是会给这样的伪艺术家带来商业机会，使他们得以到世界各个市场上推销自己的异国情调的摆设或花样翻新的玩具。不过，这一切与艺术何干？

美学家们给美所下的定义很少是哲学性质的，而往往是几何学的，心理学的，或者社会学的。真正的美逃避定义，存在于几何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解释皆无能为力的地方。

艺术天才们不是用言辞、而是用自己的作品给美下定义，这些作品有力地改变和更新着人们对于美的理解。

面对艺术作品，外行很容易不自信，谦称自己不懂。毕加索对这样一个谦虚者喊道：“不懂？你是要看懂啊！”他的意思是说，对于美和艺术，根本不存在懂不懂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人人都可以发言，没有人能够下结论。

西方绘画之从具象走向抽象，是因为有感于形式的实用性目的对审美的干扰，因此而要尽可能地排除形式与外部物质对象的联系，从而强化其表达内在精神世界的功能。但是，一种形式在失去了其物质性含义之后，并不自动地就具有了精神性意义。因此，就抽象绘画而言，抽象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标准，艺术家的天才在于为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寻找最恰当的图象表达，创造出真正具有精神性含义的抽象形式。

抽象艺术所表达的是对世界的一种理解。世界并无一个仿佛现成地摆在那里的、对于人人都相同的本来面目，因此，以意识反映实在为宗旨的写实艺术便失去了根据，而以意识建构世界图像为鹄的的抽象艺术则获得了充分的理由。为了避免引起写实之联想，艺术家便尽可能地排除形式与外部物质对象的联系，使符号达到高度的纯粹，这就是抽象。但是，抽象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标准，艺术家的天才在于用最纯粹的符号建构出内涵最独特也最丰富的世界图象。

艺术家

好艺术家像好女人好男人一样，总那么纯，这是一种成熟的单纯，一种有深度有力度的单纯。他们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却又不为时代的五光十色所侵染，不为成败所动摇，耐得寂寞，也耐得喧嚣，始终保持本色。

艺术家所可追求的，无非生前的成功、死后的名声、创作的快乐三者。世事若转蓬，生前的成功究系偶然。人死万事空，死后的名声亦属无谓。唯有创作的快乐最实在，最可把握。艺术家是及时行乐之徒，他的乐便是创作的快乐，仅此一项已足以使他淡然于生前的成功和身后的名声了。

如今凡高的一幅画的拍卖价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了，他在世时的全部生活费用还够不上做这个数字的一个小零头。

你愿意做凡高，还是拍卖商?

我不相信你的回答。

毕生探索技巧，到技巧终于圆熟之时，生命也行将结束了。这是艺术大师的悲哀。

我能理解那些销毁自己不满意的作品的艺术家，他们的动机并非为己扬善掩恶，倒是因为爱美成癖。

凡缪斯，必永远漂泊。唯有法利赛人才有安居乐业的福气。

艺术家常常是不爱交际的，他太专注于内心了。在一般社交场合，他可能显得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因而在俗人眼中不是个有趣的人物。但不少人却把社交场合的活跃和有趣看作艺术气质的标志。

所谓艺术气质，其实包括两种全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诗人气质，往往是忧郁型的。另一种是演员气质，往往是奔放型的。前者创造，后者摹仿。

这里指的不是职业。事实上，有的诗人是演员气质的，他在摹仿；有的演员是诗人气质的，他在创造。

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艺术始终是目的本身，而爱情在客观上只成了手段。可是，当他堕入情网、身历其境时，他所爱的对象就是目的，艺术反倒好像成了手段。他歌唱，写作，把作品呈献给心中的偶像。直到爱情消逝了，他的作品的真正价值才得以确立。

如果我是女人，我将乐意与艺术家交朋友，听他谈作品，发牢骚，讲疯话。但我决不嫁给他。读艺术家的作品是享受，和艺术家一起生活却是苦难。艺术家的爱情大多以不幸结束，责任决不在女人。他心中有地狱，没有人能够引他进入天堂。

如果说爱情是—种疾病，那么，艺术家正是人类中最容易感染这种疾病的种族。假如不是艺术家的神化，以及这种神化对女性的熏陶作用，女性美恐伯至今还是一种动物性的东西，爱情的新月恐怕至今还没有照临肉欲的峡谷。当然，患病而不受折磨是不可能的，最炽烈的感情总是导致最可怕的毁灭。谁能举出哪怕一个艺术天才的爱情以幸福告终的例子来呢?爱情也许真的是一种疾病，而创作就是它的治疗。这个爱情世界里病弱的种族奋起自救了，终于成为艺术世界里的强者。

也许爱情和艺术所内涵的力是同一种力，在每个人身上是常数。所以，对艺术天才来说，爱情方面支出过多总是一种浪费。爱情常常给人一种错觉，误以为对美的肉体的占有就是对美的占有。其实，美怎么能占有呢?美的本性与占有是格格不入的。占有者总是绝望地发现，美仍然在他之外，那样转瞬即逝而不可捉摸。占有欲是性欲满足方式的一种错误的移置，但它确实成了艺术的诱因。既然不能通过占有来成为美的主人，那就通过创造吧。严肃的艺术家决不把精力浪费在徒劳的占有之举上面，他致力于捕捉那转瞬即逝的美，赋予它们以形式，从而实现创造美的崇高使命。

可是，美是什么呢?这无底的谜，这无汁的丰乳，这不结果实的花朵，这疲惫香客心中的神庙……最轻飘、最无质体的幻影成了压在天才心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一生都致力于卸掉这个负担。为了赋予没有意义的人生以一种意义，天才致力于使虚无获得实体，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美的创造中分娩的阵痛原来是天才替人类的原罪受罚，天才的痛苦是人生悲剧的形而上本质的显现。

具有诗人气质的人，往往在智慧上和情感上都早熟，在政治上却一辈子也成熟不了。他始终保持一颗纯朴的童心。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感受世界和人生，不受习惯和成见之囿，于是常常有新鲜的体验和独到的发现。他用孩子般天真单纯的眼光来衡量世俗的事务，却又不免显得不通世故，不合时宜。

回首往事，谁不缅怀童年的幸福?童年之所以幸福，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最纯净的感官。在孩子眼里，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样样事物都罩着神奇的色彩。孩子好奇的目光把世界照耀得无往而不美。孩于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的感觉尚未受功利污染，也尚未被岁月钝化。

然后是少年时代，情心初萌，醉意荡漾，沉浸于一种微妙的心态，那是一个几乎人人都曾写诗的年龄。

但是，再往后情形就不同了。“诗意地理解生活”，这是我们从童年和少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可惜的是多数人丢失了这件礼物。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匆忙的实际生活迫使我们把事物简化、图式化，无暇感受种种细微差别。概念取代了感觉，我们很少看、听和体验。唯有少数人没有失去童年的清新直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这少数人就成为了艺术家。

一个艺术家无论在阅历和技巧方面如何成熟，在心灵上却永是孩子，不会失去童年的清新直觉和少年的微妙心态。他也许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例如在功利事务上显得幼稚笨拙。然而，有什么快乐比得上永远新鲜的美感的快乐呢?即使那些追名逐利之辈，偶尔回忆起早年曾有过的“诗意地理解生活”的情趣，不也会顿生怅然若失之感么?

艺术家就其敏感的天性而言，比常人更易堕入情网，但也更易感到失望或厌倦。只有在艺术中才有完美。在艺术家心目中，艺术始终是第一位的。即使他爱得如痴如醉，倘若爱情的缠绵妨碍了他从事艺术，他就仍然会焦灼不安。即使他因失恋而痛苦，只要艺术的创造力不衰，他就仍然有生活的勇气和乐趣。最可怕的不是无爱的寂寞或失恋的苦恼，而是丧失创造力。在这方面，爱情的痴狂或平淡都构成了威胁。无论是安徒生式的逃避爱情，还是莫泊桑式的玩世不恭，实质上都是艺术本能所构筑的自我保护的堤坝。艺术家的确属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他把形式当作了内容，而把内容包括生命、爱情等等当作了形式。诚然，从总体上看，艺术是为人类生命服务的。但是，唯有以自己的生命为艺术服务的艺术家，才能创造出这为人类生命服务的艺术来。

诗人从爱情中所能收获到的果实不是幸福的家庭，而是艺术。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我不怕危言耸听，宁愿把话说得极端一些：我认为诗人没有社会使命。当然，一个人除了做诗人之外，还可以有别的抱负，例如做革命家、改革家、社会批评家等等。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属于他的后面这些角色，而不属于他的诗人角色。当然，一个诗人也可以把诗作为武器，用来唤起民众，打击敌人，或者捍卫道统，迫害异端。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已经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做别的事情了。

如果一定要说使命，诗人只有精神使命和艺术使命。在精神上，是关注灵魂，关注存在，关注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在艺术上，是锤炼和发展语言的艺术。简言之，诗人的使命就是写出有深刻精神内涵和精湛语言艺术的好作品。毫无疑问，这样的作品一定能在社会上发生有益影响，但是，这不是诗人刻意追求的目的，而只是自然的结果。

诗

诗的使命是唤醒感觉，复活语言。内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情绪，外感觉的唤醒即捕捉意象。复活语言，就是使寻常的词在一种全新的组合中产生不寻常的魅力。

所以，诗就是通过语言的巧妙搭配把情绪翻译成意象。

它有三重魅力：感觉的魅力，意象的魅力，语言本身的魅力。三者缺一，你就会觉得这首诗有点遗憾。

为什么要把情绪翻译成意象呢?

情绪本身缺乏语言，直接表述情绪的词都过于一般化或极端化，抹杀了其中丰富的细微差别。直抒情绪的诗，听起来不是空泛，就是浮夸。语言表达意象的可能性却要宽广得多。因此，诗人就通过设计一个独特的意象，来间接地再现和唤起一个独特的情绪。

诗的材料(词)和哲学的材料(范畴)都基本上是现成的。在诗中，借词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世界的一种新的感觉，在哲学中，借范畴的新的组合表达出对本体(道、绝对、终极价值)的一种新的领悟，都可算作创造了。

神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梦，诗是人类青年时代的梦。

可是，对于个体来说，事情似乎倒了过来：诗是青年人的梦，神是老年人的梦。

诗人是守墓人兼盗墓人，看守着也发掘着人类语言的陵墓。

诗人用语言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又在语言中寻找已经逃逸的感觉。他敲击每一块熟悉的语词的化石，倾听远古时代的陌生的回声。

在语言之家中，一切词都是亲属。然而，只有诗人才能发现似乎漠不相干的词之间的神秘的血缘关系。

音乐用天国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用人间的语言叙说天国的事情。诗人痛苦了，因为俗人根据人间的事情来理解人间的语言，总是误解了诗人。音乐家可以免于此患，，反正俗人听不懂天国的语言。

诗是语言的万花筒。

诗人也有他的调色板，词就是他的颜料。他借词的重新搭配创造出新的色彩。

单色总是有限的，本领在于调配。

诗才的测验：给你一百个最常用的词，用它们搭配出全新的效果。

诗的最大优点是凝练。它舍弃了一切过渡。它断裂，浓缩，结晶，在太阳下闪烁奇异的光。你给它不同的光源，它就闪射不同的光彩。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不同的光源。

诗应当单纯。不是简单，不是浅显，是单纯。单纯得像一滴露水，像处女的一片嘴唇。

诗直接诉诸感觉，太复杂了，就必须借助思维来分析，失去了鲜明的第一眼印象。

现在有些青年诗人的诗越写越复杂了，写诗时思维喧宾夺主，挤掉了感觉。也许原本就没有感觉。其末流只是在玩文字游戏，而且玩得不高明，游戏得无趣味。

我不是否定文字游戏。在某种意义上，诗的确是一种文字游戏。

健全的直觉是从事一切艺术活动的先决条件。在不同的人身上，它可以催放不同的艺术花朵，但也可能毫无结果。一个诗人除了这种直觉外，还必须具备对于语言本身的特殊兴趣，迷于搭配词句的游戏，否则决不能成为诗人。

我觉得长诗是一个误会。诗要捕捉的是活的感觉，而活的感觉总是很短的，稍纵即逝的，一长，难免用思想取代、冲淡这一点感觉。

写诗是一种练习把话说得简洁独特的方法。

我对散文吝啬了。诗是金币，散文是纸钞，哪个守财奴不想把他的财产统统兑成金币珍藏起来呢?

一首好诗写出来之前，往往会有一种焦虑不安的感觉，似乎知道已经有某种东西产生了，存在了，必须立即把它找到，抓住，否则就会永远消失。甚至有一种信念：连词句也已经存在于某个地方，那是独一无二、非此不可的词句，它躲藏着，问题是要把它找出来。最贴切的词句是找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你一再尝试，配上不同的词眼，还是觉得不对劲。突然，你欣喜若狂了，一个准确无误的声音在你心里喊道：“对，这就是我要找的！”

诗是找回那看世界的第一瞥。诗解除了因熟视无睹而产生的惰性，使平凡的事物回复到它新奇的初生状态。

诗无朦胧诗和清晰诗之分。是诗，就必然朦胧。人的感觉和情绪原本就朦胧，清晰是逻辑化、简化的产物。诗正是要从逻辑的解剖刀下抢救活生生的感觉和情绪，还它们一个本来面貌。

当然，朦胧不是刻意追求晦涩。朦胧是再现真实的感受，晦涩是制造虚假的感觉。刻意追求晦涩的诗人往往并无真情实感，故意用非逻辑化的杂乱掩盖他的感觉的贫乏。他的真正家底不是感觉，而是概念，所以晦涩只是化了装的清晰。

诗不得不朦胧。诗通过词的搭配表达感觉，活的感觉都是一次性的，原则上不可复制，诗勉为其难，只好通过词的异乎寻常的搭配，借多义性暗示、包容这独一无二的感觉，借朦胧求准确。为了使不确定者(感觉)确定，只好使确定者(词)不确定。

拂晓和黄昏，光与影的巧妙配合，显示出色彩无穷无尽的细微差别。朦胧是美的。

可是，有人竟向大自然发号施令，不准朦胧，非要把一切景物放在正午的烈日下暴晒，让它们轮廓分明，只许保留黑白两色。

诗贵朴实。许多新诗人的最大毛病是不朴实，他们在卖弄和显示，而不是在流露，想用标新立异的姿势、眼神、语调引人注意，这是小家子相。

有一天，毫无诗意的干燥的晴空倾倒下阵雨一般的无数诗人。

我不知道写诗有什么诀窍。也许，最好的诀窍就是，不要以为你是个诗人。

每当我在灯下清点我的诗的积蓄时，我的心多么平静，平静得不像诗人。

我是我的感觉的守财奴。

这时代什么也不是，我永远是诗人。

我一无所有，但我有语言。

许多美丽的灵魂在世上昙花一现，留下了诗和艺术的花瓣。

诗属于天才，歌属于大众。根本不可能有大众喜闻乐见的诗。

台风的中心，喧嚣中的寂静，那里放置着诗和思想的摇篮。

诗人的灵感多半得自女人，可是懂他的作品的往往是男人。

诗人寻求什么?一个偶像，一个幻影，一个可以把内心的美感凝聚起来的光斑。碰巧这个偶像活起来，能够发出呼应，领会并且喜欢他的诗，这就是天赐的际遇了。

你为了表达情绪而写诗，后来就为了写诗而寻找情绪，制造情绪。你整天生活在情绪中，离开情绪就活不了。小心，别宠坏了你的情绪，别让情绪宠坏了你。

在你的诗里有太多的感情的下脚料。

看了我的诗，你就了解我了吗?我的诗都那样忧郁，我就是一个忧郁的人了吗?在快乐的时候，我是不写诗的，你永远不能知道我的快乐有多么疯狂!

当我从别人的诗中发现一个我熟悉的但没有捕捉到的感觉或意象时，我嫉妒了——我失落了的，却被别人捕捉住了，就像垂钓时从我的钓钩上逃脱的鱼被别人钓到手了一样。

诗必须有哲学的深度。注意，是深度，而不是表相和姿态。我们爱善解男人心意的女子，可是谁爱一副男人相的女人呢?

从历史上看，诗歌和哲学都诞生于神话的母腹，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上，哲学近于男性，诗歌近于女性。后来，这兄妹（或姐弟）俩分了家，疏远了，甚至互不相认。但是，在所有大诗人和一部分大哲学家身上，我们仍可辨认出鲜明的血缘联系。一切伟大的诗歌作品必有哲学的深度，都以独特的方式对存在有所言说。不过，在诗歌中，哲学是含而不露的，是底蕴而不是姿态。在我看来，凡在诗歌中从事说教、玩弄玄虚、堆积概念的都是坏诗人，而没有一个坏诗人会是一个好哲学家。

诗人并不生活在声色犬马的现实世界里，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异乡人和梦游者，他真正的生活场所是他的内在世界，他孜孜不倦地追寻着某种他相信是更本质也更真实的东西。这种东西在现成的语言中没有对应之物，因此他必然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可是，他不能没有对应之物，而语言是唯一的手段，他只能用语言来追寻和接近这种东西。所以，他又必然迷恋语言炼金术，试图自己炼制出一种合用的语言。在这意义上，诗人每写出一首他自己满意的诗，都是一次从失语症中的恢复，是从失语向言说的一次成功突进。

幼儿常常口吐妙语，但都随风飘逝，没有人长大后能够回忆起来。等到在老师家长的教诲下开始写分行的句子时，写出的多是幼稚的模仿。自发的写诗也是始于模仿，但不再是按照老师家长的教诲，而是缘于自己的阅读。最有意义的模仿不是对技巧的模仿，而是产生了一种冲动，渴望像正在阅读的诗人那样，用诗歌来说自己的心事。在这个时刻，一个可能的诗人诞生了。

散文

好的散文家是旅人，他只是如实记下自己的人生境遇和感触。这境遇也许很平凡，这感触也许很普通，然而是他自己的，他舍不得丢失。他写时没有想到读者，更没有想到流传千古。他知道自己是易朽的，自己的文字也是易朽的，不过他不在乎。这个世界已经有太多的文化，用不着他再来添加点什么。另一方面呢，他相信人生最本质的东西终归是单纯的，因而不会永远消失。他今天所拣到的贝壳，在他之前一定有许多人拣到过，在他之后一定还会有许多人拣到。想到这一点，他感到很放心。

有一年我到云南大理，坐在洱海的岸上，看白云在蓝天缓缓移动，白帆在蓝湖缓缓移动，心中异常宁静。这景色和这感觉千古如斯，毫不独特，却很好。那时就想，刻意求独特，其实也是一种文人的做作。

散文最讲究味。一个人写散文，是因为他品尝到了某种人生滋味，想把它说出来。散文无论叙事、抒情、议论，或记游、写景、咏物，目的都是说出这个味来。说不出一个味，就不配叫散文。譬如说，游记写得无味，就只好算导游指南。再也没有比无味的散文和有学问的诗更让我厌烦的了。

平淡而要有味，这就难了。酸甜麻辣，靠的是作料。平淡之为味，是以原味取胜，前提是东西本身要好。林语堂有一妙比：只有鲜鱼才可清蒸。袁中郎云：“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平淡是真性灵的流露，是本色的自然呈现，不能刻意求得。庸僧谈禅，与平淡沾不上边儿。

散文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文体，你用不着特意去写，只要你不是写诗和小说，不是写论文，写出来的就是散文。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来定义散文，说它什么都是，因而什么也不是，或者说它是一种人人都能写的东西，因而没有人是专门写散文的。

当然，这不等于说人人都能写好的散文。如同在别的领域一样，自由比法则更是一种考验，享用自由比遵守法则更需要真本事。一块空地，没有布景和道具，没有规定动作，让你即兴表演，你的水平一目了然。

散文贵在以本色示人，最忌涂脂抹粉。真实的前提则是要有真东西——有真情实感才有抒情的真实，有真才实学才有议论的真实。那些被淘汰的诗人跑到散文中来矫揉造作，那些不入流的学者跑到散文中来装腔作势，都是误会了散文的性质。

平淡不但是一种文字的境界，更是一种胸怀，一种人生的境界。

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所谓老熟，想来不光指文字，也包含年龄阅历。人年轻时很难平淡，譬如正走在上山的路上，多的是野心和幻想。直到攀上绝顶，领略过了天地的苍茫和人生的限度，才会生出一种散淡的心境，不想再匆匆赶往某个目标，也不必再担心错过什么，下山就从容多了。

所以，好的散文大抵出在中年之后，无非是散淡人写的散淡文。

散文的自由不但在文体，更在写作时的心态。一个人写小说或诗歌，必感到自己是在从事着文学的事业，写论文，必感到自己是在从事着学术的事业。他诚然可以是一个热爱自己的事业的人，但事业心终归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写散文却不然，无论在自身的性质上，还是在社会的事实上，写散文都不成其为一种事业。在一切文体中，散文最缺乏明确的界限，最不具独立的形态。因此，在社会分工中，写散文也最难成为一种职业。世上多职业的小说家、诗人、学者，却很少职业的散文家，散文家往往是业余的，这种情形肯定不是偶然的。散文是一种最非职业化、最个人化的写作，这正是它的优点，可以使写作者保持自由的心态。一个人要能够享用自由，前提是要热爱和珍惜自由。在我看来，写散文最值得珍惜的就是这种自由的心态。

我十分怀念过去为自己写不供发表的东西时的那种愉快心情，我写只因为我想写，只因为我喜欢，我甚至不意识到自己在写散文，而这正是最适合于写散文的一种状态。后来，约稿多了，写作时知道会发表，心态的自由就不免打折扣。要装作不知道已不可能，退而求其次，我给自己建立一个标准：一篇文章，即使不发表我也要写，那就写，否则就不写。总之，尽量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写的时候愉快、写完自己看了喜欢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一旦发表出来，也一定会有喜欢它的人，即使发表不出来也没有什么。世上哪有写散文的诀窍，所谓写好散文无非是写让自己喜欢的文章罢了。

流行的小散文模式：小故事+小情调+小哲理。给人一点儿廉价的小感动，一点儿模糊的小感悟。

这种东西是害人的，它们使读者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趋于肤浅，丧失了领悟生活的真相和实质的能力。

我把散文划分为艺术品和工艺品两类。

在旅游地区，常有小摊贩出售干篇一律的劣质工艺品。在游记文学中亦然。

当黑格尔称现代为“散文味的时代”时，他是把“散文”当作贬义词的。但是，这未必公正。散文的心境是一种孤寂、宁静、闲适的心境，有足够的光阴去回忆和谐想。好的散文总是散发出懒洋洋的气息。在我看来，独卧冬日向阳的山坡，或与好友炉边夜话，都是最适宜于散文诞生的情境。现代人却活得过于匆忙了，所以，现代缺乏好的散文。

从诗到散文再到论文是进化，但谁知道是否同时也是一种退化呢?

现在我觉得，经常发表散文和随笔之类是有害的，这会妨碍积累和酝酿，使我变得肤浅。我还是应该把我的思想和感觉多储藏一段时间，酿制成更浓烈的酒，组织进更大型更成熟的作品里。

小说

在勘探存在方面，哲学和诗的确各有自己的尴尬。哲学的手段是概念和逻辑，但逻辑的绳索不能套住活的存在。诗的手段是感觉和意象，但意象的碎片难以映显完整的存在。很久以来，哲学和诗试图通过联姻走出困境，结果好像并不理想，我们读到了许多美文和玄诗，也就是说，许多化装为哲学的诗和化装为诗的哲学。我不认为小说是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出路，然而，设计出一些基本情境或情境之组合，用它们来包容、连结、贯通哲学的体悟和诗的感觉，也许是值得一试的途径。

小说之与哲学结缘由来已久。凡是伟大的小说作品，皆包含着一种哲学的关切和眼光。这并不是说，它们阐释了某种哲学观点，而是说，它们总是对人生底蕴有所关注并提供了若干新的深刻的认识。仅仅编故事而没有这种哲学内涵的小说，无论故事编得多么精彩，都称不上伟大。

一个小说家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这意味着他与一切现实、他处理的一切题材都保持着一种距离，这个距离是他作为研究者所必需的。无论何种现实，在他那里都成为研究存在以及表达他对存在之认识的素材。也就是说，他不立足于任何一种现实，而是立足于小说，站在小说的立场上研究它们。

小说家诚然可以面对任何题材，甚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这样的题材，功夫的高下见之于对题材的处理，由此而显出他是一个露淫癖或窥淫癖患者，还是一个存在的研究者。

人类有两种最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在因果性之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的彼岸的真实生活懵然无知。这两种习惯都妨碍着我们研究存在，使我们把生活简单化，停留在生活的表面。

对小说家的两大考验：摆脱逻辑推理的习惯，摆脱道德判断的习惯。

逻辑解构和道德中立——这是现代小说与古典小说的分界线，也是现代小说与现代哲学的会合点。

上帝死了，人类的一切失去了绝对的根据，哲学曾经为此而悲嚎。小说的智慧却告诉我们：你何不自己来做上帝，用上帝的眼光看一看，相对性岂不比绝对性好玩得多？那么，从前那个独断的上帝岂不是人类的赝品，是猜错了上帝的趣味？小说教我们在失去绝对性之后爱好并且享受相对性。

在我的印象里，不论小说的写法怎样千变万化，不可少了两个要素，一是叙事，二是虚构。一部作品倘若具备这两个要素，便可以被承认为小说，否则便不能。现代小说的革命并未把叙事和虚构推翻掉，却改变了它们的关系和方式。大体而论，在传统小说中，“事”处于中心地位，写小说就是编（即“虚构”）故事，小说家的本领就体现在编出精彩的故事。所谓精彩，无非是离奇、引人入胜、令人心碎或感动之类的戏剧性效果，虚构便以追求此种效果为最高目的。至于“叙”不过是修辞和布局的技巧罢了，叙事艺术相当于诱骗艺术，巧妙的叙即成功的骗，能把虚构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信以为真。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传统小说定义为逼真地叙虚构之事。在现代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事”，而是“叙”。好的小说家仍然可以是编故事的高手，但也可以不是，比编故事的本领重要得多的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它展示了认识存在的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眼光下，实有之事与虚构之事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实有之事也成了虚构，只是存在显现的一种可能性，从而意味着无限多的别种可能性。因此，在现代小说中，虚构主要不是编精彩的故事，而是对实有之事的解构，由此而进窥其后隐藏着的广阔的可能性领域和存在之秘密。在此意义上，可以把现代小说定义为对实有之事的虚构式叙述。

哲学与文学都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哲学之进入文学作品的权利是不容置疑的，问题仅在进入的方式。一般来说，哲学应该以文学的方式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它在作品中最好隐而不露，无迹可寻，却又似乎无处不在。作品的血肉之躯整个儿是文学的，而哲学是它的心灵。哲学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深度，而不是一种观点。卡夫卡的作品肯定是有哲学的深度的，但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哪怕一个明确的哲学观点。哲学与文学的最差的结合是，给文学作品贴上哲学的标签，或者给哲学学说戴上文学的面具。说到底，哲学与文学的区分也不是那么重要，一切伟大的作品必定是一个精神性的整体。

创作

创作过程离不开灵感。所谓灵感，其实包括两种不同状态。一是指稍纵即逝的感受、思绪、意象等等的闪现，这时必须立即把它们写下来，不能有分秒的耽搁，否则它们会永远消逝。这种状态可以发生在平时，便是积累素材的良机，也可以发生在写作中，便是文思泉涌的时刻。另一是指预感到创造力高涨而产生的喜悦，这时候会有一种欲罢不能的写作冲动，尽管具体写些什么还不清楚。

但是，要把灵感变成作品绝非易事，而作家的甘苦正在其中。一旦进入实际的写作过程，预感中奇妙的幽会就变成了成败未知的苦苦追求，诱人的旅行就变成了前途未卜的艰苦跋涉。

写作中最愉快的时刻是，句子似乎自动装束停当，排成队列，向你走来。你不假思索，只是把这些似乎现成的美妙句子记录到纸上。大约这就是所谓灵感泉涌、才思敏捷的时刻了。你陶醉在收获的欣喜中，欣喜之余又有些不安，不敢相信这么多果实应当归你所有，因为那播种、耕耘、酝酿的过程本是无意识的，你几乎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窃取者。

任何一部以过去为题材的作品，都是过去与当下的混合。

一篇文章有无数种写法。不论写作前的构思多么充分，写作时仍会有种种似乎偶然的字句浮上心头，落在纸上。写作过程的每一次打断都必然会使写法发生某些变化。所以，我不相信有所谓不可改动一字的佳作，佳作的作者自己也一定不相信。

我抓住一条思绪，于是它自己开始工作，去连结、缠绕、吸附，渐渐变得丰厚，一篇文章就诞生了。

许多未被抓住的思绪却飘失了。

朋友相聚，欢声笑语，当时觉得趣味无穷。事后追记，为什么就不那么有趣了？肯定是遗忘了一点什么：情境，心境，气氛……

事过境迁，记录事实是困难的。不存在纯粹的事实。如果不能同时传达出当时的意味，写出的就不是当时的事实了。

对于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真正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文字功夫是在这个过程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锤炼的。

因此，我主张写自己真正熟悉的题材，自己确实体验到的东西，不怕细小，但一定要真实。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到一定的程度，就能从容对付大的题材了。

作家是世界上最勤快的人，他总是处在工作状态，不停地做着两件事，便是积累素材和锤炼文字。严格地说，作家并非仅仅在写一个具体的作品时才在写作，其实他无时无刻不在写作。

灵感闪现不是作家的特权，而是人的思维的最一般特征。当我们刻意去思考什么的时候，我们未必得到好的思想。可是，在我们似乎什么也不想的时候，脑子并没有闲着，往往会有稍纵即逝的感受、思绪、记忆、意象等等在脑中闪现。一般人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往往听任这些东西流失掉了。日常琐屑生活的潮流把他们冲向前去，他们来不及也顾不上加以回味。作家不一样，他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会抓住时机，及时把它们记下来。如果不及时记下来，它们很可能就永远消失了。为了及时记下，必须克服懒惰（有时是疲劳）、害羞（例如在众目睽睽的场合）和世俗的礼貌（停止与人周旋）。作家和一般人在此开始分野。

当一个思绪或感觉突然浮现时，写作者要善于随时随地把自己从周围的环境中隔离出来。这时候，一切人、一切事物都不复存在，只有他自己和他的思绪、感觉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

写作者是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辛勤的搜集者。许多作家都有专门的笔记本，用于随时记录素材。写小说的人都有一个体会，就是故事情节可以虚构，细节却几乎是无法虚构的，它们只能来自平时的观察和积累。

写什么？我只能说出这一条原则：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题材没有限制，凡是感兴趣的都可以写，凡是不感兴趣的都不要写。既然你是为自己写，当然就这样。如果你硬去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肯定你就不是在为自己写，而是为了达到某种外在的目的了。

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对题材的处理，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表面上相同的题材，不同的人可以写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好的作家无论写什么，一总能写出他独特的眼光，二总能揭示出人类的共同境况，即写的总是自己，又总是整个人生和世界。

在西方，现代艺术(诗、画、音乐)的大师，往往一度曾是古典艺术的高手。可是据说在我们这里有许多天生的现代派。

有时候，艺术创作中的败笔反能提供一个契机，启示新的发现，发展出一种新的风格或流派来。有意写实，结果失败了，然而谁知道失实之处会不会是一种成功的变形呢?

也许，意识的失误，其实源于无意识中的真实。

那么，写实成功之作就是古典派作品，不成功之作就是现代派作品吗?别开玩笑!

无所事事的独处是写作者的黄金时刻。

写作者需要闲散和孤独，不但是为了获得充足的写作时间，更是为了获得适宜的写作心境。灵感是神的降临，忌讳俗事搅扰和生人在场。为了迎接它，写作者必须涤净心庭，虚席以待。

完整充实的自我是进入好的写作状态的前提。因为完整反而感到了欠缺，因为充实反而感到了饥渴，这便是写作欲。有了这样的写作欲，就不愁没有题材，它能把碰到的一切都化为自己的食物并且消化掉。可是，当我们消散在事务和他人之中时，我们的自我却是破碎虚弱的。烦扰中写出的作品必有—种食欲不振的征兆。

写作如同收获果实，有它自己的季节。太早了，果实是酸涩的。太迟了，果实会掉落和腐烂。

那么，我大约总是掌握不好季节：许多果实腐烂了，摘到的果实又多是酸涩的。

有的人非得在课堂上，有个老师，才能学习。我非得离开课堂，独自一人，才学得进去。

有的人非得打草稿，才能写东西，哪怕是写信。我写东西不能打草稿，那样会觉得现在写的东西是不算数的，因而失去了写的兴致。

海明威的启发。写景，要写自己真正看到的，如此写出的往往不华丽。那些写得华丽的，其实是写自己认为应该看到的，而非真正看到的，是用辞藻填补和掩饰自己的没有看到。

叔本华说：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我说：名词是动词的尸体。

每当结束一篇文稿，便顿觉轻松。这种感觉，大约只有一朝分娩、走下产床的产妇才能领略，她又可以在户内户外到处走走，看看天空、太阳、街道和行人了。我就带着这种轻松感，在街上慢悠悠地闲逛，让人看看我也有无所事事的时候，为此感到一种可笑的自豪。

批评

一个批评家应该首先是一个读者。作为读者，他有自己个人的趣味，读一部小说时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如果已经丧失了做读者的能力，读作品时不再问也不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只是条件反射似地产生应用某种理论的冲动，那么，他也许可以勉强算一个理论家，但肯定不是批评家。做批评家的第一要求是对文本感兴趣，这种兴趣超出对任何理论的兴趣，不会被取代和抹杀。一个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文本上花工夫的批评家终归是可疑的。当然，做批评家不能停留在是一个读者，他还应该是一个学者。作为学者，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文本具有进行理论分析的能力，这时候他所创建的或所接受的理论便能起到一种框架和工具的作用了。首先是读者，然后才是学者。首先是直接阅读的兴趣，然后才是间接阅读的能力。这个次序决定了他是在对文本进行批评，还是在借文本空谈理论。更进一步，一个好的批评家不但是学者，还应该是一个思想者，他不但研究作品，而且与作品对话，他的批评不只是在探求文本的意义，而且也是在探求生活的真理。

当今批评界的时髦做法是，在批评文章中食洋不化地贩运现代西方某些哲学性批评理论，堆砌各种哲学的、准哲学的概念。这类文章的共同特点是对所要批评的作品本身不感兴趣，读了以后，我们丝毫不能增进对作品的了解，也无法知道作者对作品的真实看法和评价是什么。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把作品当作一个实例，用来对某一种哲学理论作了多半是十分生硬的转述和注解。在我看来，这样的批评既不是哲学的，更不是艺术的，甚至根本就不是批评，不过是冒充成批评的伪哲学和冒充成哲学的伪批评罢了。

这种情形的发生恐怕并非偶然。透过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景象，我们看到的也是文学批评的阙如。在文学批评的名义下，真正盛行的一方面是文化批评、社会批评、政治批评、性别批评等等，另一方面是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神话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等等。凡是不把作品当作目的、而仅仅当作一种理论工具的批评，其作为文学批评的资格均是可疑的。

当今批评界的时髦是沤制概念垃圾，然后一古脑儿倾倒在落入其视野的作品上。这班既不懂哲学又不懂艺术的低能儿，他们唯一的生存策略是在哲学家面前故作放诞，渲染假艺术的气质，在艺术家面前故作高深，玩弄伪哲学的术语。

文学是人生感受的表达和人生画面的描绘，哲学是人生根本问题的体悟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哲学是息息相通的，一个好的文学家不能没有哲学的素养。但是，当今文学界的时髦做法是搬弄哲学上的新概念、新术语，并且自以为这便是在追求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哲学深度，此时此刻，我不禁要说：没有比伪哲学、坏哲学更加败坏文学的了。

批评总是对某一具体作品的批评。因此，一切合格的批评的前提是，第一，批评者对该作品本身真正感兴趣，从而产生了阐释和评价它的愿望。他的批评冲动是由作品本身激发的，而不是出自应用某种理论的迫切心情。也就是说，他应该首先是个读者，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第二，批评者具有相当的鉴赏力和判断力，他不是一个普通读者，而是巴赫金所说的那种“高级接受者”，即一个艺术上的内行。作为一个专家，他不妨用理论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见解，但是，在此表述之前，他对作品已经有了一种直觉的把握，知道是作品中的什么东西值得自己一评了。

一个批评者对作品有无真正的兴趣，他是否具有鉴赏力和判断力，这两者都必然体现在他的批评之中，因此是容易鉴别的。人们可以假装自己懂某种高深的理论，却很难在这两方面作假。

批评是批评家的整体素质作用的产物，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理论教条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每一次真正有价值的批评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是批评家与作品之间的一种独特的感应和一次幸运的相遇，而决非某个理论的派生物。对于一个素质良好的批评家，合适的理论或许可以成为有效的表述工具。可是，倘若一个批评家缺乏此种素质，对于作品并无自己的感觉和见解，仅靠某种批评理论来从事批评，那么，他实际上对作品本身无话可说，他的批评就必定不是在说作品，而是在借作品说这种理论。事实上，研究批评理论的学者很少是好的批评家，就像研究文学理论的学者很少是好的作家一样，这种情形肯定不是偶然的。

一个批评家或许也信奉某种哲学观点，但是，当他从事文学批评时，他决不能仅仅代表这种观点出场，而应力求把它悬置起来，尽可能限制它的作用。他真正应该调动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他的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一是他的精神世界的经验整体。文学首先是语言艺术，因此，不言而喻，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必须要能够欣赏语言艺术。判断力的来源，除了艺术直觉之外，还有艺术修养，即对于人类共同艺术遗产的真正了解，因此有能力判断当下这部作品与全部传统的关系，善于发现那种改变了既有经典所构成的秩序从而自身也成为经典的作品。但文学不仅仅是语言艺术，在最深的层次上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形式。正是在这一层次上，文学与哲学有了最深刻的联系。也是在这一层次上，哲学以最自然的方式参与了批评。当批评家以他的内在经验的整体面对作品时，哲学已经隐含在其中，这个哲学不是他所信奉的某一种哲学观念，而是他的精神整体的基本倾向，他的真实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批评便是他的精神整体与作品所显示的作者的精神整体之间的对话，这一对话是在人类精神史整体的范围里展开的，并且成了人类精神史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

一个批评家应该首先是一个读者。也就是说，他要有自己个人的趣味，读一部作品时应该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如果已经丧失了做读者的能力，读作品时不再问也不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只是条件反射似地产生应用某种理论的冲动，那么，他也许可以勉强算一个理论家，但肯定不是批评家。做批评家的第一要求是对文本感兴趣，这种兴趣超出对任何理论的兴趣，不会被取代和抹杀。一个在自己不感兴趣的文本上花工夫的批评家终归是可疑的。

在任何时代，大多数读者向文学所要求的只是消遣品，而期待着伟大作品也被伟大作品期待着的那种读者必定是少数，不妨把他们称做巴赫金所说的“高级接受者”。这少数读者往往隐而不显，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但确实存在着。如果说批评家负有一种责任的话，这责任便是为此提供证据，因为批评家原本就应该是这少数读者的发言人，一个公开说话的“高级接受者”。

风格

好的文字风格如同好的仪态风度一样，来自日常一丝不苟的积累。

无论写什么，哪怕只是写信，写日记，写一个便笺，下笔决不马虎，不肯留下一行不修边幅的文字。这样做的人日久必能写一手好文章。

写得明白易懂的诀窍是，只写自己懂的东西，不写自己不懂的东西。

世上读不懂的书，作者自己也不懂的占大半。

质朴是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相反，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

质朴是写作上的大家风度，表现为心态上的平淡，内容上的真实，文字上的朴素。相反，浮夸是小家子气，表现为心态上的卖弄，内容上的虚假，文字上的雕琢。

有些人把写作当作演戏，无论写什么，一心想着的是自己扮演的角色，这角色在观众中可能产生的效果。

只有质朴的东西才能真正打动心灵。浮夸的东西只会扰乱心灵。

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

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朴和真实。与他相比，许多作家都太知识分子气了，哪怕写起平民来也是满口知识分子语言。托氏相反，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说的仍然是普通的语言，日常生活的语言。

事实上，人们历来用生活语言说话，用书本语言写书，已沿成习惯。用书本语言说话和用生活语言写书都是难事，前者非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不能为，后者非不可企及的大师不能为。

有真情实感才有抒情的真实，否则只能矫情、煽情。有真知灼见才有议论的真实，否则必定假大空。有对生活的真切观察才有叙述的真实，否则只能从观念出发编造。真实极难，因为我们头脑里有太多的观念，妨碍我们看见生活的真相。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写娜塔莎守在情人临终的病床边，这个悲痛欲绝的女人在做什么？在织袜子。这个细节包含了对生活的最真实的观察和理解，但一般人决不会这么写。

文字平易难，独特也难，最难的是平易中见出独特，通篇寻常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如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方可称作风格。

大师的文字风格多半是朴素的，本事在用日常词汇表达独特的东西。相反，只有初学者才喜欢用华丽的修辞，而他们的文章往往雷同。

刻意求来的独特是平庸的另一副面孔，你会发现，它其实在偷偷地模仿，而它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

真正的独特是不可模仿的。它看不见，摸不着，而你却感觉到它无处不在。它不是某些精心做出的姿态，而是贯穿作者全部作品的灵魂。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风格。

风格和方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具体的作品之中，无法抽取出来，抽取出来便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东西，失去了任何意义。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方法，它们是和他的全部写作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原则上是不可学的。

内容是依赖于表达的，你要真正留住一个好的思想，就必须找到准确的表达，否则即使记录了下来，也是打了折扣的。写作者爱自己的思想，不肯让它被坏的文字辱没，所以也爱上了文字的艺术。

一个好的作者，他的灵魂里有音乐，他的作品也许在谈论着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终听到同一个旋律，因为这个旋律而认出他，记住他。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韵律之中，因此能够不断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没有自己的韵律的作家，他们唱不成调，唱得最好时是在模仿别人。

有的人用平平淡淡的语言说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和朴实的真理(两者往往是一回事)，有的人满怀激情地说些老生常谈。据说他们写的都是哲理散文。

语言是一个人的整体文化修养的综合指数。凡修养中的缺陷，必定会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来。

爱护文字，保持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天然健康，不让它被印刷物上的流行疾患侵染和扭曲，乃是文字上的养身功夫。

文字贵在凝练，不但在一篇文章中要尽量少说和不说废话，而且在一个句子里也要尽量少用和不用可有可无的字。文字的平淡得力于自然质朴，有味则得力于凝聚和简练了。因为是原味，所以淡，因为水分少，密度大，所以又是很浓的原味。事实上，所谓文字功夫，基本上就是一种删除废话废字的功夫。世上有一挥而就的佳作，但一定没有未曾下过锤炼功夫的文豪。灵感是石头中的美，不知要凿去多少废料，才能最终把它捕捉住。

文字的艺术似乎主要是否定性的。这倒不奇怪，因为前提是有好的感受，剩下的事情就只是不要把它损坏和冲淡。换一种比方，有了真性灵和真体验，就像是有了良种和肥土，这都是文字之前的功夫，而所谓文字功夫无非就是对长出的花木施以防虫和剪枝的护理罢了。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节省语言是基本的美德。要养成一种洁癖，看见一个多余的字就觉得难受。由于惜墨如金，所以果然就落笔成金，字字掷地有声。

一种人用平淡朴实的口气说出独特的思想，另一种人用热烈夸张的口气说出平庸的思想。

我的目标是写得流畅质朴而且独特，而不是写得艰涩玄妙以造成独特的外观。

有的文字用朴素的形式表达深刻的内容，有的文字用华丽的形式掩盖肤浅的内容。然而，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

我的人格理想：成熟的单纯。我的风格理想：不张扬的激情。

别人说过的话尽量少说，自己想说的话尽量说透。

一段表达精当的文字是一面旗帜，在它下面会集合起共鸣者的大军。

格言是天神们私下议论人类隐情的悄悄话，却被智者偷听到了。

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格言家。格言乃神的语言，偶尔遗落在世间荒僻的小路上，凡人只能侥幸拾取，岂能刻意为之。

俏皮话机智，大实话中肯。好的格言既机智，又中肯，是俏皮的大实话。

那些在市场上兜售，内容大同小异，少男少女们买去填在赠言册、生日卡、贺年卡上的东西，也配称作格言么?

只有聪明人才能写出好格言，但只读格言的人却是傻瓜。

浪漫主义的可笑在于失去了欣赏者。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弄。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作者，并且知道自己多愁善感，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他在想象中看到读者感动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下感动的眼泪，泪眼朦胧地在稿纸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托尔斯泰说：在平庸和矫情之间只有一条窄路，那是唯一的正道，而矫情比平庸更可怕。据我看，矫情之所以可怕，原因就在于它是平庸却偏要冒充独特，因而是不老实的平庸。

一般而言，艺术作品中激情外露终归是不成熟的表现，无论在艺术史上还是对于艺术家个人，浪漫主义均属于一个较为幼稚的阶段。尤其在现代，面对无信仰，一个人如何能怀有以信仰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着的矫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一个严肃的现代作家则敢于正视上帝死后重新勘探存在的艰难使命，他是现代主义的，因为他怀着价值失落的根本性困惑，他又是反现代的，因为他不肯在根本价值问题上随波逐流。那么，由于在价值问题上的认真态度，毋宁说“反现代的现代主义”蕴含着一种受挫的激情。这种激情不外露，默默推动着作家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上继续探索存在的真理。

看到一些艺术家怀着唯恐自己不现代的焦虑和力争最现代超现代的激情，不断好新骛奇，渴望制造轰动效应，我不由得断定，支配着他们的仍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那种哗众取宠精神。

现代主义原是作为对现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于真诚，即对虚妄信仰的厌恶和对信仰失落的悲痛。曾几何时，现代主义也成了一种时髦，做现代派不再意味着超越于时代之上，而是意味着站在时代前列，领受的不是冷落，而是喝彩。于是，现代世界的无信仰状态不再使人感到悲凉，反倒被标榜为一种新的价值大放其光芒，而现代主义也就蜕变成了掩盖现代文明之空虚的花哨饰物，

所以，有必要区分两种现代主义。一种是向现代世界认同的时髦的现代主义，另—种是批判现代世界的“反现代的现代主义”。

在感情问题上说谎，用夸张的言辞渲染爱和恨、欢乐和痛苦等等，这是浪漫主义的通病。不过，我不想过于谴责浪漫主义，只要它是真的。真诚的浪漫主义者——例如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患的是青春期夸张病，他们不自觉地夸大感情，但并不故意伪造感情。在今天，真浪漫主义已经近于绝迹了，流行的是伪浪漫主义，煽情是它的美学，媚俗是它的道德，其特征是批量生产和推销虚假感情，通过传媒操纵大众的感情消费，目的是获取纯粹商业上的利益。

我一直不喜欢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我甚至不喜欢“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在心中判定它是一个伪概念。世上哪里有“后现代”这样一个时代？即使你给现代乘上“后”的无限次方，你得到的仍然是现代。你永远只能生活在现在，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现在，你不妨在想象中逃往过去或未来，可是，哪怕在想象中也不存在“后现在”这样一个避难所。我据此推断，后现代主义者是现代社会里的虚假的难民，他们在现代社会里如鱼得水，却要把他们的鱼游之姿标榜为一种流亡。

尼采的“上帝死了”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我们把这个时代称做现代。这个名称是准确的，因为这个时代的确属于我们，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中。上帝之死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一切偶像也随之死了，人有了空前的自由。另一方面，灵魂也随之死了，人感到了空前的失落。灵魂死了，自由有何用？这是现代人的悲痛，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不治的内伤。这时候，来了一些不速之客，他们对现代人说：你们的灵魂死得还不彻底，等到死彻底了，你们的病就治愈了。

如今，这样的不速之客已经形成一支壮大的队伍，他们每人的后颈上都插着一面“后”字旗。

当现代主义在无神的荒原上寻找丢失的灵魂之时，后现代主义却在一边嘲笑，起哄，为绝对的自由干杯，还仗着酒胆追击荒野里那些无家可归的游魂，用解构之剑把它们杀死并且以此取乐。

“后现代主义”与“激情”是势不两立的，“后现代主义激情”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激情的前提是灵魂的渴望和追求。渴望和追求什么？当然是某种精神价值。重估一切价值不是不要价值，恰好相反，正是因为对价值过于看重和执著。现代主义是有激情的，哪怕它表现为加缪式的置身局外。现代主义不喜欢自欺和炫耀，所以不喜欢那种肤浅的、表面的激情，例如浪漫主义的激情。渴望而失去了对象，追求却找不到目标，这使得现代主义的激情内敛而喑哑，如同一朵无焰的死火。后现代主义却以唾弃一切价值自夸，以消解灵魂的任何渴望和追求为能事，它怎么会有、怎么会是激情呢？

对于表达的晦涩和明白不可一概而论。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因为内容过于艰深而造成的晦涩，也有因为作者自己似懂非懂、思维混乱而造成的所谓晦涩。同样，有蒙田、叔本华那样的既富有洞见、又显示了非凡语言技巧的明白，也有内容苍白、让人一眼望见其浅薄的所谓明白。我相信，一个诚实的哲学家，无论思想多么深刻复杂，总是愿意在不损害表达准确的前提下力求明白的，决不会把晦涩本身作为一种价值来追求和夸耀。

天才

一个天才也许早熟，也许晚熟。问题不在年龄，而在于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话要说出来，或早或迟，非说出来不可。

博学家一辈子说别人说过的话，天才则能说出自己的话，哪怕一辈子只说出一句，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非他说不出来的。这是两者的界限。

天才区别于常人的不是智力，不是勤奋，而是一种使命感。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使命感究竟是什么，但是却始终存在，并且常常出其不意地叮咛他，折磨他。这是一种责任心，不是对他人，对人类，而是对自己的生命的责任心。

多数人属于家庭，国家，社会。天才属于有与无，最小与最大，自我与永恒。

对天才来说，才能是沉重的包袱，必须把它卸下来，也就是说，把它充分释放出来。“天才就是勤奋”，但天才的勤奋不是勉为其难的机械的劳作，而是能量的不可遏止的释放。

有时候，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养成了严格的工作习惯。

天才是伟大的工作者。凡天才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的习惯的人。当然，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在其中，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做勤奋。

世上大多数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了。

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天才是最接近自然本来面目的个性。既然自然本身是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的，那么，天才怎么可能永远自相一致呢?哲学史上最有创造力的天才，如柏拉图、康德，恰恰是最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是天才的命运。

没有真诚，就没有丰富性。

许多人罕能返视自己的心灵，一旦返视，也要安上一片习俗和舆论的滤色镜，于是只看见一种色彩。

天才对自己是诚实的，他不想阻止他心灵的天然色彩放射出来，而天然色彩总是丰富的。

无聊和无聊不同。有浅薄的无聊，也有深刻的无聊。

深刻的无聊是一种伟大的不满足，它催促人从事不倦的创造。尽管创造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除深刻的无聊，但至少可以使人免于浅薄的无聊和浅薄的满足。真正的创造者是不会满足于自己既已创造的一切成品的。在我看来，一个人获得了举世称羡的成功，自己对这成功仍然不免发生怀疑和厌倦，这是天才的可靠标志。

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

精神仍在蓬勃生长，肉体却已经衰老，这是某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是以他的心灵为仓库的。不管你曾经有过多么丰富的经历、感受和思想，如果你的心灵已经枯寂，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就不再有意义。哪怕你著作等身，它们也至多能成为心灵依然活泼着的别人的精神财富，对于你却已是身外之物了。这是另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天才是大自然的灵感。因此，一个天才在泄欲时是动物，在吃喝时是凡夫俗子，只有在大自然的灵感降临于他时才是天才。因此，一个天才在平时多数场合不是天才，只有在少数幸运的时刻才是天才。

天才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如同大自然本身一样，天才必有他的笨拙之处。

一个有才华有活力的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他永远在尝试，在探索。天才之缺乏自知之明，恰如庸人一样，不过其性质相反。庸人不知自己之短，天才却不知自己之长。德拉克罗瓦在创作他的传世名画之时，还在考虑他是否做一个诗人更合适些。

我相信，天才骨子里都有一点自卑，成功的强者内心深处往往埋着一段屈辱的经历。

芸芸众生也有权利活。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是平等的。至于说到历史，就是另一回事了。天才与芸芸众生之间隔着鸿沟。当然，天才的伟大并不需要优越的享受来报偿，伟大本身就已经是他的报酬。

天赋高的人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贵族心理，看不起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他对群众的宽容态度是阅历和思考的产物。

天才生活在一个观念和想象的世界里，尽管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更真实，更根本，但是它确实是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因此，用世俗的眼光看，天才决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实际的幸福(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始终等同于福利)，他们的欢乐只是疯狂，他们的苦痛也只是自作自受。世人容忍他们的存在，如同对待异禽怪兽一样给他们拨出一小块生存空间，便已经是礼遇有加了。天才自己不应当期望有更好的待遇，否则就等于期望自己不是天才。

庸才比天才耐久。庸才是精神作坊里的工匠，只要体力许可，总能不断地制作。创造的天才一旦枯竭，就彻底完了。他没有一点慰藉，在自己眼里成了废物。他也的确是一个废物了。

创造靠智慧，处世靠常识。有常识而无智慧，谓之平庸。有智慧而无常识，谓之笨拙。庸人从不涉足智慧的领域，所以不自知其平庸。天才却不免被抛入常识的领域，所以每暴露其笨拙。既然两者只可能在庸人的领土上相遇，那么，庸人得意，天才潦倒，当然就不足怪了。

天才三境界：入世随俗，避世隐居，救世献身。

我总在想，天才在同时代人中必是孤独的，往往受到冷落和误解，而在后来的时代中，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是不理解他们的。那么，他们身后的名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也许，伟大心智的超时代沟通是一个原因，这种沟通形成了高级文化的历史继承渠道。

但问题仍然存在：即使后来的天才理解先前的天才，可是这后来的天才在自己的时代仍然是孤独的，他对先前天才的评价却何以得到人们的公认呢?

也许总有少数幸运的天才，正是通过他们，世人在接受他们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所赏识的其余不幸的天才。

天才是如何被承认的?几种假说——

其一，级差承认：二等才智承认一等才智，三等承认二等，以此类推，至于普通人，使天才终于在民众中树立起了声誉。当然，仅仅是声誉，其代价便是误解的递增。

其二，连锁承认：在众多天才中，某一天才因为种种偶然性的凑合而被承认，于是人们也承认他所欣赏的一系列天才，这些天才中每人所欣赏的天才，就像滚雪球一样。

其三，然而，最准确的说法也许是，天才是通过被误解而得到承认的。世人承认其显而易见的智力，同时又以平庸的心智度天才的思想。归根到底，只有天才才能完全理解天才，庸人只是起哄罢了。

天才因其被误解而成其伟大。这话可有三解：第一，越是独特的天才，与常人越缺少共同之处，因而越是不被理解和易遭误解。所以，误解的程度适见出独特和伟大的程度。第二，天才之被承认为伟大，必是在遭到普遍的误解之后，人们接受了用自己的误解改造过的这天才形象，于是承认其伟大——即承认其合自己的口味。第三，天才的丰富性和神秘性为世世代代的误解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愈是伟大的天才愈是一个谜，愈能激起人们猜测他、从而误解他的兴趣。伟大与可误解度成正比。

也许，天才最好的命运是留下了著作，在人类的世代延续中，他的思想不时地在个别人心灵上引起震颤和共鸣。这就是他的不朽和复活。较坏的是著作失传，思想湮灭。最坏的是他的著作成为经典，他的名字成为偶像，他的思想成为教条。

对天才是无法盖棺论定的。天才在受到崇拜的同时总是遭到误解和曲解，引起永无止息的争论。也许，不能盖棺论定本身就证明了伟大。

盖棺论定也许适用于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对于天才并不适用。天才犹如自然，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世世代代的争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有哪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后戏剧性地经历着被误解、被“发现”、又被误解、又被重新“发现”的过程呢？

历史上有一些人才辈出的名门，但也有许多天才无家族史可寻。即使在优秀家族中，所能遗传的也只是高智商，而非天才。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这一面，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是锺天地之灵秀的产物，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

天才的可靠标志不是成功，而是成功之后的厌倦。

天才是脆弱的，一点病菌、一次车祸、一个流氓就可以致他于死命。

天才未必是强者，例如凡高。

性格的强弱决定尘世的命运，天赋的大小决定天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天才死后享誉看作天国的荣耀。

高更也以穷困潦倒而终。但是，和凡高相比，他毕竟在生前就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他是强者。

天才不走运会成为庸人，庸人再走运也成不了天才。

一个青年对我说：“我就是尼采!”

我答道：是吗?尼采是天才。每个天才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你重复了尼采，所以你不是天才，所以你不是尼采。

天才往往有点疯，但疯子不等于是天才。自命天才的人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

天才与疯子，奇人与骗子，均在似是而非之间。

世上有一个天才，就有一千个自命天才的疯子。有一个奇人，就有一万个冒充奇人的骗子。

俗人有卑微的幸福，天才有高贵的痛苦，上帝的分配很公平。对此愤愤不平的人，尽管自命天才，却比俗人还不如。

读书

1.好读书

人的癖好五花八门，读书是其中之一。但凡人有了一种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一种特别眼光，甚至有了一个属于他的特别的世界。不过，和别的癖好相比，读书的癖好能够使人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据此把人分为有读书癖的人和没有读书癖的人，这两种人生活在很不相同的世界上。

读书的癖好与所谓刻苦学习是两回事，它讲究的是趣味。所以，一个认真做功课和背教科书的学生，一个埋头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都称不上是有读书癖的人。有读书癖的人所读之书必不限于功课和专业，毋宁说更爱读课外和专业之外的书籍，也就是所谓闲书。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对自己的专业发生浓厚的兴趣，做出伟大的成就。英国哲学家罗素便是一个在自己的专业上做出了伟大的成就的人，然而，正是他最热烈地提倡青年人多读“无用的书”。其实，读“有用的书”即教科书和专业书固然有其用途，可以获得立足于社会的职业技能，但是读“无用的书”也并非真的无用，那恰恰是一个人精神生长的领域。

一个人怎样才算养成了读书的癖好呢？我觉得倒不在于读书破万卷，一头扎进书堆，成为一个书呆子。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即读书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读书就会感到欠缺和不安。宋朝诗人黄山谷有一句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如果你三日不读书，就感到自惭形秽，羞于对人说话，觉得没脸见人，则你必定是一个有读书癖的人了。

读书唯求愉快，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关于这种境界，陶渊明做了最好的表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在《五柳先生传》中，这句话前面的一句话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可见要做到出于性情而读书，其前提是必须有真性情。那些躁动不安、事事都想发表议论的人，那些渴慕荣利的人，一心以求解的本领和真理在握的姿态夸耀于人，哪里肯甘心于自个儿会意的境界。

以愉快为基本标准，这也是在读书上的一种诚实的态度。无论什么书，只有你读时感到了愉快，使你发生了共鸣和获得了享受，你才应该承认它对于你是一本好书。尤其是文学作品，本身并无实用，唯能使你的生活充实，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你喜欢读。没有人有义务必须读诗、小说、散文。哪怕是专家们同声赞扬的名著，如果你不感兴趣，便与你无干。不感兴趣而硬读，其结果只能是不懂装懂，人云亦云。相反，据我所见，凡是真正把读书当作享受的人，必有自己鲜明的好恶，而且对此心中坦荡，不屑讳言。

与灌输知识相比，保护和培育读书的愉快是教育的更重要的任务。所以，如果一种教育使学生不能体会和享受读书的乐趣，反而视读书为完全的苦事，我们便可以有把握地判断它是失败了。

人生有种种享受，读书是其中之一。读书的快乐，一在求知欲的满足，二在与活在书中的灵魂的交流，三在自身精神的丰富和生长。要领略读书的快乐，必须摆脱功利的考虑，有从容的心境。青少年时期是养成读书爱好的关键时期，一旦养成，就终身受用，仿佛有了一个不会枯竭的快乐源泉，也有了一个不会背叛的忠实朋友。

藏书多得一辈子读不完，可是，一见好书或似乎好的书，还是忍不住要买，仿佛能够永远活下去读下去似的。

嗜好往往使人忘记自己终有一死。

我承认我从写作中也获得了许多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并不能代替读书的快乐。有时候我还觉得，写作侵占了我的读书的时间，使我蒙受了损失。写作毕竟是一种劳动和支出，而读书纯粹是享受和收入。

有时候觉得，读书是天下最愉快的事，是纯粹的收入，尽管它不像写作那样能带来经济上的收益。

以读书为精神的安慰和享受，是需要一种寂寞的境遇的。由于寂寞，现实中缺少或远离友人，所以把书当友人，从书中找安慰。也由于寂寞，没有纷繁人事的搅扰，所以能沉醉在书中，获得澄明的享受。但寂寞本身就不易得，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的责任往往难于坚辞，而且是因为人性中固有不甘寂寞的一面。试看那些叫苦不迭的忙人，一旦真的门庭冷落，清闲下来，我担保十有八九会耐不住寂寞，缅怀起往日的热闹时光。大凡人只要有法子靠实际的交往和行动来排遣寂寞，他就不肯求诸书本。只有到了人生的逆境，被剥夺了靠交往和行动排遣寂寞的机会，或者到了人生的困境，怀着一种靠交往和行动排遣不了的寂寞，他才会用书来排遣这无可排遣的寂寞。如此看来，逆境和困境倒是有利于读书的。

爱书家的藏书，确是把书当作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在书斋与主人之间，有一个共生并存的关系。正因为此，一旦与主人断绝了关系，书斋便解体，对于别人它至多是一笔财产，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事实上，无论古今，私人书斋是难于传之子孙的，因为子孙对它已不具有它的主人曾经具有的血肉相联的感情。这对于书斋主人来说，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憾事，既然生命行将结束，那和他生死与共的书斋的使命应该说是圆满完成了。

读者是一个美好的身份。每个人在一生中会有各种其他的身份，例如学生、教师、作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但是，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读者，这个人就肯定存在着某种缺陷。一个不是读者的学生，不管他考试成绩多么优秀，本质上不是一个优秀的人才。一个不是读者的作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作为作家的资格。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是以书籍的形式保存的，而读书就是享用这些成果并把它们据为己有的过程。质言之，做一个读者，就是加入到人类精神文明的传统中去，做一个文明人。相反，对于不是读者的人来说，凝聚在书籍中的人类精神财富等于不存在，他们不去享用和占有这笔宝贵的财富，一个人惟有在成了读者以后才会知道，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在他们众所周知的声誉背后，往往有一个人所不知的身份，便是终身读者，即一辈子爱读书的人。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书往往是我们年轻时读的某一本书，它的力量多半不缘于它自身，而缘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那是一个最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我们好歹要崇拜一个什么人，如果没有，就崇拜一本什么书。后来重读这本书，我们很可能会对它失望，并且诧异当初它何以使自己如此心醉神迷。但我们不必惭愧，事实上那是我们的精神初恋，而初恋对象不过是把我们引入精神世界的一个诱因罢了。当然，同时它也是一个征兆，我们早期着迷的书的性质大致显示了我们的精神类型，预示了我们后来精神生活的走向。

年长以后，书对我们很难再有这般震撼效果了。无论多么出色的书，我们和它都保持着一个距离。或者是我们的理性已经足够成熟，或者是我们的情感已经足够迟钝，总之我们已经过了精神初恋的年龄。

世人不计其数，知己者数人而已，书籍汪洋大海，投机者数本而已。

我们既然不为只结识总人口中一小部分而遗憾，那么也就不必为只读过全部书籍中一小部分而遗憾了。

金圣叹列举他最喜爱的书，到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止。他生得太早，没有读到《红楼梦》。我忽然想：我们都生得太早，不能读到我们身后许多世纪中必然会出现的一部又一部杰作了。接着又想:我们读到了《红楼梦》，可是有几人能像金圣叹之于《西厢记》那样品读?那么，生得晚何用，生得早何憾?不论生得早晚，一个人的精神胃口总是有限的，所能获得的精神食物也总是足够的。

好读书和好色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不求甚解。

某生嗜书，读书时必专心致志，任何人不得打扰。一日，正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叩门求访。某生毅然拒之门外，读书不辍。海德格尔怏然而归。

精彩极了!我激动不已。我在思想家B的著作中读到了思想家A曾经表述过的类似思想，而这种思想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且慢，你是在为谁喝彩：为B，还是A，还是他们之间的相似，还是你自己的共鸣?

我怔住了，只觉得扫兴，刚才的激动消失得无影无踪。

学者是一种以读书为职业的人，为了保住这个职业，他们偶尔也写书。

作家是一种以写书为职业的人，为了保住这个职业，他们偶尔也读书。

我从来不认为读书可以成为时尚，并且对一切成为时尚的读书持怀疑态度。读书属于个人的精神生活，必定是非常个人化的。可以成为时尚的不是读书，而是买书和谈书，譬如说，在媒体的影响下，某一时期有某一本书特别畅销，谈论它显得特时髦，插不上嘴显得特落伍。

2.读好书

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这句话是对的。从一个人的读物大致可以判断他的精神品级。一个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逸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他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心世界。我甚至要说，他们也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外部世界上，因为世界本无定相，它对于不同的人呈现不同的面貌。

要读好书，一定要避免读坏书。所谓坏书，主要是指那些平庸的书。读坏书不但没有收获，而且损害莫大。一个人平日读什么书，会在内听觉中形成一种韵律，当他写作的时候，他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这韵律走。因此，大体而论，读书的档次决定了写作的档次。

严格地说，好读书和读好书是一回事，在读什么书上没有品位的人是谈不上好读书的。所谓品位，就是能够通过阅读而过一种心智生活，使你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始终处在活泼的状态。世上真正的好书，都应该能够发生这样的作用，而不只是向你提供信息或者消遣。

有的人生活在时间中，与古今哲人贤士相晤谈。有的人生活在空间中，与周围邻人俗士相往还。

真正的好作品，不管如何不受同时代人乃至作者自己的重视，它们在文化史上大抵终能占据应有的地位。里尔克说罗丹的作品像海和森林一样，有其自身的生命，而且随着岁月继续在生长中。这话也适用于为数不多的好书。绝大多数书只有短暂的寿命，死在它们的作者前头，和人一起被遗忘了。只有少数书活得比人长久，乃至活在世世代代的爱书家的书斋里，——也就是说，被组织进他们的有机体，充实了他们的人生。

爱书家的爱书纯属个人爱好，不像评论家的评书是一种社会责任，因而和评论家相比，爱书家对书的选择更不易受权势或时尚左右。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本好书在评论界遭冷落或贬斥，却被许多无名读者热爱和珍藏。这种无声的评论在悠长的岁月中发挥着作用，归根结底决定了书籍的生命。也许，这正是爱书家们在默默无闻中对于文化史的一种参与?

有人问一位登山运动员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在那里。”别的山峰不存在吗？在他眼里，它们的确不存在，他只看见那座最高的山。爱书者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念：非最好的书不读。让我们去读最好的书吧，因为它在那里。

攀登大自然的高峰，我们才能俯视大千，一览众山小。阅读好书的效果与此相似，伟大的灵魂引领我们登上精神的高峰，超越凡俗生活，领略人生天地的辽阔。

优秀的书籍组成了一个伟大宝库，它就在那里，属于一切人而又不属于任何人。你必须走进去，自己去占有适合于你的那一份宝藏，而阅读就是占有的唯一方式。对于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的人来说，它等于不存在。人们孜孜于享用人类的物质财富，却自动放弃了享用人类精神财富的权利，竟不知道自己蒙受了多么大的损失。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含金量。世上许多书只有很低的含金量，甚至完全是废矿，可怜那些没有鉴别力的读者辛苦地去开凿，结果一无所获。含金量高的书，第一言之有物，传达了独特的思想或感受，第二文字凝练，赋予了这些思想或感受以最简洁的形式。这样的书自有一种深入人心的力量，使人过目难忘。

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许可以极粗略地把天下的书分为三大类。一是完全不可读的书，这种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启示、艺术的欣赏或有用的知识。在今日的市场上，这种以书的面目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比比皆是。二是可读可不读的书，这种书读了也许不无益处，但不读却肯定不会造成重大损失和遗憾。世上的书，大多属于此类。我把一切专业书籍也列入此类，因为它们只对有关的专业人员才可能是必读书，对于其余人却是不必读的，至多是可读可不读的。三是必读的书。所谓必读，是就精神生活而言，即每一个关心人类精神历程和自身生命意义的人都应该读，不读便会是一种欠缺和遗憾。

应该说，这第三类书在书籍的总量中只占极少数，但绝对量仍然非常大。它们实际上是指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即所谓经典名著。对于这些伟大作品不可按学科归类，不论它们是文学作品还是理论著作，都必定表现了人类精神的某些永恒内涵，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在此意义上，我称它们为永恒的书。要确定这类书的范围是一件难事，事实上不同的人就此开出的书单一定会有相当的出入。不过，只要开书单的人确有眼光，就必定会有一些最基本的好书被共同选中。例如，他们决不会遗漏掉《论语》、《史记》、《红楼梦》这样的书，柏拉图、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

我要庆幸世上毕竟有真正的好书，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些优秀灵魂的内在生活。不，不只是记录，当我读它们的时候，我鲜明地感觉到，作者在写它们的同时就是在过一种真正的灵魂生活。这些书多半是沉默的，可是我知道它们存在着，等着我去把它们一本本打开，无论打开哪一本，都必定会是一次新的难忘的经历。读了这些书，我仿佛结识了一个个不同的朝圣者，他们走在各自的朝圣路上。

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那样一些著作，它们直接关注和思考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问题，因而是人文性质的，同时其影响得到了许多世代的公认，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因而又是经典性质的。我们把这些著作称作人文经典。在人类精神探索的道路上，人文经典构成了一种伟大的传统，任何一个走在这条路上的人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在我看来，真正重要的倒不在于你读了多少名著，古今中外的名著是否读全了，而在于要有一个信念，便是非最好的书不读。有了这个信念，即使你读了许多并非最好的书，你仍然会逐渐找到那些真正属于你的最好的书，并且成为它们的知音。事实上，对于每个具有独特个性和追求的人来说，他的必读书的书单决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现出了他的个性。

智力活跃的青年并不天然地拥有心智生活，他的活跃的智力需要得到鼓励，而正是通过读那些使他品尝到了智力快乐和心灵愉悦的好书，他被引导进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心智生活之中。

不少大学生担心，在学校时都比较有理想，一旦走入社会，要坚持精神追求谈何容易，多数人被同化了。他们问我应该怎么办。

我答：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我是你们，也只能面对现实，好好对付生存的压力。这肯定将占据大部分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同化是一个每天在发生的事实。我最多只能说，应该争取做那未被同化的少数人。为了这个目的，一个笨办法就是珍惜有限的闲暇时间，在生存斗争之余坚持读书，并且一定要读真正的好书。读什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千万不要跟着媒体跑，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读物上。媒体的着眼点基本上是文化消费，而如果你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是劳作和消费，怎么还能有真正的精神生活呢？相反，如果你经常与古今中外的圣哲会面，就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足以支撑你抵御社会的同化。

许多书只是外表像书罢了。不过，你不必愤慨，倘若你想到这一点：许多人也只是外表像人罢了。

列车上，地铁里，我常常看见人们捧着形形色色的小报，似乎读得津津有味，心中不免为他们惋惜。天下好书之多，一辈子也读不完，岂能把生命浪费在读这种无聊的东西上。我不是故作清高，其实我自己也曾拿这类流行报刊来消遣，但结果总是后悔不已。读了一大堆之后，只觉得头脑里乱糟糟又空洞洞，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歌德做过一个试验，半年不读报纸，结果他发现，与以前天天读报相比，没有任何损失。所谓新闻，大多是过眼烟云的人闹的一点儿过眼烟云的事罢了，为之浪费只有一次的生命确实是不值得的。

世上书籍如汪洋大海，再热中的书迷也不可能穷尽，只能尝其一瓢，区别在于尝哪一瓢。读书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喜欢读什么书，不论范围是宽是窄，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其实，形成个人趣味与养成读书癖好是不可分的，正因为找到了和预感到了书中知己，才会锲而不舍，欲罢不能。没有自己的趣味，仅凭道听途说东瞧瞧，西翻翻，连兴趣也谈不上，遑论癖好。针对当今图书市场的现状，我要特别强调，千万不要追随媒体的宣传只读一些畅销书和时尚书，倘若那样，你绝对成不了真正的读者，永远只是文化市场上的消费大众而已。

当前图书的出版量极大，有好书，但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包括畅销的垃圾。对于有判断力的读者来说，这不成为问题，他们自己能鉴别优劣。受害者是那些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群，把他们的阅读引导到和维持在了一个低水平上，而正是他们本来最需要通过阅读来提高其素质。

也许没有一个时代拥有像今天这样多的出版物，然而，很可能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阅读得少。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尤其必须懂得拒绝和排除，才能够进入真正的阅读。

一个人的阅读趣味大致规定了他的精神品位，而纯正的阅读趣味正是在读好书中养成的。

读书的档次大体上决定了写作的档次。平日读什么书，会形成一种精神趣味和格调，写作时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走。

一个真正的读者具备基本的判断力和鉴赏力，仿佛拥有一种内在的嗅觉，能够嗅出一本书的优劣，本能地拒斥劣书，倾心好书。这种能力部分地来自阅读的经验，但更多地源自一个人灵魂的品质。当然，灵魂的品质是可以不断提高的，读好书也是提高的途径，二者之间有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重要的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确立一个标准，每读一本书，一定要在精神上有收获，能够进一步开启你的心智。只要坚持这个标准，灵魂的品质和对书的判断力就自然会同步得到提高。一旦你的灵魂足够丰富和深刻，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高度，不再能容忍那些贫乏和浅薄的书了。

每次搬家，都要清一批书。许多书只是在这时才得到被翻看一下的荣幸，——为了决定是否要把它们废弃掉。

书太多了，我决定清理掉一些。有一些书，不读一下就扔似乎可惜，我决定在扔以前粗读一遍。我想，这样也许就对得起它们了。可是，属于这个范围的书也非常多，结果必然是把时间都耗在这些较差的书上，而总也不能开始读较好的书了。于是，对得起它们的代价是我始终对不起自己。

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在所有的书中，从最好的书开始读起。一直去读那些最好的书，最后当然就没有时间去读较差的书了，不过这就对了。

在一切事情上都应该如此。世上可做可不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永远要去做那些最值得做的事。

3.怎么读

许多人热心地请教读书方法，可是如何读书其实是取决于整个人生态度的。开卷有益，也可能有害。过去的天才可以成为自己天宇上的繁星，也可以成为压抑自己的偶像。正因为此，几乎一切创造欲强烈的思想家都对书籍怀着本能的警惕。

好的书籍是朋友，但也仅仅是朋友。与好友会晤是快事，但必须自己有话可说，才能真正快乐。一个愚钝的人，再智慧的朋友对他也是毫无用处的，他坐在一群才华横溢的朋友中间，不过是一具木偶，一个讽刺，一种折磨。每人都是一个神，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欢聚。

我们读一本书，读到精彩处，往往情不自禁地要喊出声来：这是我的思想，这正是我想说的，被他偷去了！有时候真是难以分清，哪是作者的本意，哪是自己的混入和添加。沉睡的感受唤醒了，失落的记忆找回了，朦胧的思绪清晰了。其余一切，只是死的“知识”，也就是说，只是外在于灵魂有机生长过程的无机物。

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因而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行为。

读书犹如交友，再情投意合的朋友，在一块耽得太久也会腻味的。书是人生的益友，但也仅止于此，人生的路还得自己走。在这路途上，人与书之间会有邂逅，离散，重逢，诀别，眷恋，反目，共鸣，误解，其关系之微妙，不亚于人与人之间，给人生添上了如许情趣。也许有的人对一本书或一位作家一见倾心，爱之弥笃，乃至白头偕老。我在读书上却没有如此坚贞专一的爱情。倘若临终时刻到来，我相信使我含恨难舍的不仅有亲朋好友，还一定有若干册体己好书。但尽管如此，我仍不愿同我所喜爱的任何一本书或一位作家厮守太久，受染太深，丧失了我自己对书对人的影响力。

书籍少的时候，我们往往从一本书中读到许多东西。我们读到了书中有的东西，还读出了更多的书中没有的东西。

如今书籍愈来愈多，我们从书中读到的东西却愈来愈少。我们对书中有的东西尚且挂一漏万，更无暇读出书中没有的东西了。

人们总是想知道怎样读书，其实他们更应当知道的是怎样不读书。

一个人是有可能被过多的文化伤害的。蒙田把这种情形称作“文殛”，即被文字之斧劈伤。

我的一位酷爱诗歌、熟记许多名篇的朋友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与他争论：尽管有歌德，尽管有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

开卷有益，但也可能无益，甚至有害，就看它是激发还是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

我衡量一本书的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哪怕我想写的东西表面上与它似乎全然无关。

在才智方面，我平生最佩服两种人：一是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一是有出色口才的人。也许这两种才能原是一种，能言善辩是以博闻强记为前提的。我自己在这两方面相当自卑，读过的书只留下模糊的印象，谈论起自己的见解来也就只好寥寥数语，无法旁征博引。

不过，自卑之余，我有时又自我解嘲，健忘未必全无益处：可以不被读过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易于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言语简洁，不夸夸其谈，因为实在谈不出更多的东西；对事物和书籍永远保持新鲜感，不管接触多少回，总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如果我真能过目不忘，恐怕脑中不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太阳下也不再有新鲜的事物了。

近日读蒙田的随笔，没想到他也是记忆力差的人，并且也发现了记忆力差的这三种好处。

自我是一个凝聚点。不应该把自我溶解在大师们的作品中，而应该把大师们的作品吸收到自我中来。对于自我来说，一切都只是养料。

有两种人不可读太多的书：天才和白痴。天才读太多的书，就会占去创造的工夫，甚至窒息创造的活力，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白痴读书愈多愈糊涂，愈发不可救药。

天才和白痴都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尽管原因不同。倒是对于处在两极之间的普通人，知识较为有用，可以弥补天赋的不足，可以发展实际的才能。所谓“貂不足，狗尾续”，而貂已足和没有貂者是用不着续狗尾的。

有的人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人却只是对别人的感受发生同感罢了。两者都是真情实感，然而是两码事。

读书犹如采金。有的人是沙里淘金，读破万卷，小康而已。有的人是点石成金，随手翻翻，便成巨富。

在读一位大思想家的作品时，无论谴责还是辩护都是极狭隘的立场，与所读对象太不相称。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对话式的理解，其中既有共鸣，也有抗争。

认真说来，一个人受另一个人(例如一位作家，一位哲学家)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种自我发现，是自己本已存在但沉睡着的东西的被唤醒。对心灵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决不可能是一种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和抗争。无论一本著作多么伟大，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和抗争，它对于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前人的思想对于我不过是食物。让化学家们去精确地分析这些食物的化学成分吧，至于我，我只是凭着我的趣味去选择食物，品尝美味，吸收营养。我胃口很好，消化得很好，活得快乐而健康，这就够了，哪里有耐心去编制每一种食物的营养成分表！

读书的心情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有一些书，最适合于在羁旅中、在无所事事中、在远离亲人的孤寂中翻开。这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有形世界的亲人不在你的身旁，但你因此而得以和无形世界的亲人相逢了。在灵魂与灵魂之间必定也有一种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超越于种族和文化的差异，超越于生死，当你和同类灵魂相遇时，你的精神本能会立刻把它认出。

写作

1.写作的理由和限度

一块块字碑，镌刻着千古文章。一座座丰碑，纪念着万世功业。连荒冢中千篇一律的墓碑，也有一副不朽的面孔。

你也是一块碑，谁能读懂你身上的铭文?

我不是碑，也留不下碑。我死后没有墓志铭。

我一路走去，在水上留下泡沫，在泥上留下痕迹。泡沫转眼进裂，痕迹瞬即泯灭。多数时候，我连泡沫和痕迹也没有，生命消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

我是易朽的。

不过我不在乎。我兴致勃勃地打捞我的泡沫，收集我的痕迹。

我知道我永远成不了莎士比亚、歌德，但是我宁愿永远不读他们的传世名作，也不愿轻易放过—个瞬息的灵感而不去写下我的易朽的诗句。别人的书再伟大，再卓越，也只是别人的生命事件的痕迹。它们也许会触发我的生命事件，但只有我自己才能刻下我的生命事件的痕迹。

对于我来说，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部不朽之作都只是在某些时辰进入我的生命，唯有我自己的易朽的作品才与我终生相伴。

我不企求身后的不朽。在我有生之年，我的文字陪伴着我，唤回我的记忆，沟通我的岁月，这就够了，这就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永恒。

我不追求尽善尽美。我的作品是我的足迹，我留下它们，以便辨认我走过的路，至于别人对它们做出何种解释，就与我无关了。

我想象不出除了写作外，我还能有什么生存方式。我把易逝的生命兑换成耐久的文字。文字原是我挽留生命的手段，现在却成了目的，而生命本身反而成了手段。

有各种各样的收藏家。作家也是收藏家，他专门收藏自己的作品。当他打开自己的文柜，摆弄整理自己的文字时，那入迷的心境比起集邮迷、钱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的收藏品只有一个来源，便是写作。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收藏癖促使他不停地写呵写。

文字是感觉的保险柜。岁月流逝，当心灵的衰老使你不再能时常产生新鲜的感觉，头脑的衰老使你遗忘了曾经有过的新鲜的感觉时,不必悲哀，打开你的保险柜吧，你会发现你毕竟还是相当富有的。勤于为自己写作的人，晚年不会太凄凉，因为你的文字——也就是不会衰老的那个你——陪伴着你，他比任何伴护更善解人意，更忠实可靠。

收藏家和创作家是两种不同的人。

你搜集一切，可是你从不创造。我什么也留不住，可是一旦我有点什么，那必然是任何人都没有的东西。

写作的快乐是向自己说话的快乐。真正爱写作的人爱他的自我，似乎一切快乐只有被这自我分享之后，才真正成其为快乐。他与人交谈似乎只是为了向自己说话，每有精彩之论，总要向自己复述一遍。

真正的写作，即完全为自己的写作，往往是从写日记开始的。当一个少年人并非出于师长之命，而是自发地写日记时，他就已经意识到并且试图克服生存的虚幻性质了。他要抵抗生命的流逝，挽留岁月，留下它们曾经存在的确凿证据。我相信，每一个好作家都有长久的纯粹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成为作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写作是他的心灵需要。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过是—个改不掉写日记的习惯的人罢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变相的日记。

我认为我的写作应该从写日记开始算，而不是从发表文章开始算。通过写日记，我逐渐获得了一种内在的视觉，使我注意并善于发现生活中那些有价值的片断，及时把它们抓住。如果没有这种意识，听任好的东西流失，时间一久，以后再有好的东西，你也不会珍惜，日子就会过得浑浑噩噩。我相信大多数好的作家的写作是从写日记开始的，他们最好的作品也往往是某种变相的日记。

人生最宝贵的是每天、每年、每个阶段的活生生的经历，它们所带来的欢乐和苦恼，心情和感受，这才是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但是，这一切仍然无可避免地会失去。通过写作，我们把易逝的生活变成长存的文字，就可以以某种方式继续拥有它们了。这样写下的东西，你会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意义是至上的，发表与否只有很次要的意义。

当一个少年人并非出于师长之命，而是自发地写日记时，他就已经进入了写作的实质。这表明第一，他意识到了并试图克服生存的虚幻性质，要抵抗生命的流逝，挽留岁月，留下它们曾经存在的证据；第二，他有了与自己灵魂交谈、过内心生活的需要。写日记一要坚持（基本上每天写），二要认真（不敷衍自己，对真正触动自己的事情和心情要细写，努力寻找确切的表达），三要秘密（基本上不给人看，为了真实）。这样持之以恒，不成为作家才怪呢。

写作也是在苦难中自救的一种方式。通过写作，我们把自己与苦难拉开一个距离，把它作为对象，对它进行审视、描述、理解，以这种方式超越了苦难。

一个人有了苦恼，去跟人诉说是一种排解，但始终这样做的人就会变得肤浅。要学会跟自己诉说，和自己谈心，久而久之，你就渐渐养成了过内心生活的习惯。当你用笔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在写作了，并且这是和你的内心生活合一的真实的写作。

写作是精神生活的方式之一。人有两个自我，一个是内在的精神自我，一个是外在的肉身自我，写作是那个内在的精神自我的活动。普鲁斯特说，当他写作的时候，进行写作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他，而是“另一个自我”。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外在自我会有种种经历，其中有快乐也有痛苦，有顺境也有逆境。通过写作，可以把外在自我的经历，不论快乐和痛苦，都转化成了内在自我的财富。有写作习惯的人，会更细致地品味、更认真地思考自己的外在经历，仿佛在内心中把既有的生活重过一遍，从中发现丰富的意义并储藏起来。

灵魂是—片园林，不知不觉中会长出许多植物，然后又不知不觉地凋谢了。我感到惋惜，于是写作。写作使我成为自己的灵魂园林中的一个细心的园丁，将自己所喜爱的植物赶在凋谢之前加以选择、培育、修剪、移植和保存。

如果一个人写出了他真正满意的作品，你就没有理由说他无家可归。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唯有作品不是。对家园的渴望使我终了找到了语言这个家。

文字的确不能替我们留住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它又不愿退而去记叙其次好的东西，于是便奋力创造出另一种最好的东西，这就有了文学。

留着写回忆录吗?不，现在不写，就永远不能补写了。感觉是复活不了的。年老时写青年时代的回忆，写出的事件也许是青年时代的事件，感觉却是老年人的感觉。犹如刻舟求剑，舟上刻下的事件之痕再多，那一路掉在岁月之流中的许多感受却再也打捞不起来了。

一切执著，包括对文字的执著，只对身在其中者有意义。隔一层境界看，意义即消失。例如，在忙人眼里，文字只是闲情逸致；在政客眼里，文字只是雕虫小技；在高僧眼里，文字只是浮光掠影。

我用语词之锁锁住企图逃逸的感觉，打开锁来，发现感觉已经死去。

文字与眼前的景物、心中的激情有何共同之处呢？所以，写作是一件多么令人绝望的工作。

愈是酣畅的梦，醒后愈是回忆不起来。愈是情景交融的生活，文字愈是不能记叙。

某位作家太太下的定义：作家是一种喜欢当众抖落自己的或别人的隐私的人。

作家的辩护：在上帝或永恒面前，不存在隐私。

拿起书，不安——应当自己来写作。拿起笔，不安——应当自己来生活。

为什么写作，而不是不写作?

我们试图通过写作来把不可挽留的生活变成能够保存的作品，可是，一旦变成作品，我们所拥有的便只是作品而不复是生活了。

我是一个有文字癖的人，这癖有种种可笑的表现——

人前人后，我的闲着的手指会不由自主地在桌上、在裤腿上、在另一根指头上画字。

上厕所时，我会一遍遍默读面前墙壁上写着的“小便入池”之类的字。

我舍不得扔掉任何一张我明知无用的小纸片，只要上面写有字迹，似乎是因为意识到我不能再得到一张照原样写有这些字迹的小纸片了。

我不知道，写作究竟是我患这病的原因呢，抑或只是结果。

这是我小时候喜欢玩的一个游戏：把我的幼稚的习作工整地抄写在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本小书。

现在，我已经正式出版了好几本书了。可是，我羞愧地发现，里面仍有太多幼稚的习作。我安慰自己说：我最好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在那之前写的当然仍是幼稚的习作啦。接着我听见自己责备自己：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幼稚的习作变成书呢？听到这个责备，我忽然理解了并且原谅了自己：原来，我一直不过是在玩着小时候喜欢玩的游戏罢了。

我相信，不但写作，而且所谓的写作才能，都是一种习惯。

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叮嘱自己：无论好坏时时都应该写。他为什么要这样叮嘱自己呢？就是为了不让写作的习惯中断。如同任何习惯一样，写作的习惯一旦中断，要恢复也是十分艰难的。相反，只要习惯在，写得坏没有关系，迟早会有写得好的时候。

席勒曾说，任何天才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外界的激励，如一本好书，一次谈话，会比多年独自耕耘更有力地促进思考。托尔斯泰据此发挥说，思想在与人交往中产生，而它的加工和表达则是在一个人独处之时。这话说得非常好，但我要做一点修正。根据我的经验，思想的产生不仅需要交往亦即外界的激发，而且也需要思想者自身的体贴和鼓励。如果没有独处中的用心加工和表达，不但已经产生的思想材料会流失，而且新的思想也会难以产生了。黄山谷说，三日不读书，便觉得自己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我的体会是，三天不动笔，就必定会思维迟钝，头脑发空。

灵感是思想者的贵宾，当灵感来临的时候，思想者要懂得待之以礼。写作便是迎接灵感的仪式。当你对较差的思想也肯勤于记录的时候，较好的思想就会纷纷投奔你的笔记本了，就像孟尝君收留了鸡鸣狗盗之徒，齐国的人材就云集到了他的门下。

我相信人不但有外在的眼睛，而且有内在的眼睛。外在的眼睛看见现象，内在的眼睛看见意义。被外在的眼睛看见的，成为大脑的贮存，被内在的眼睛看见的，成为心灵的财富。

许多时候，我们的内在眼睛是关闭着的。于是，我们看见利益，却看不见真理，看见万物，却看不见美，看见世界，却看不见上帝，我们的日子是满的，生命却是空的，头脑是满的，心却是空的。

外在的眼睛不使用，就会退化，常练习，就能敏锐。内在的眼睛也是如此。对于我来说，写作便是一种训练内在视力的方法，它促使我经常睁着内在的眼睛，去发现和捕捉生活中那些显示了意义的场景和瞬间。只要我保持着写作状态，这样的场景和瞬间就会源源不断。相反，一旦被日常生活之流裹挟，长久中断了写作，我便会觉得生活成了一堆无意义的碎片。事实上它的确成了碎片，因为我的内在眼睛是关闭着的，我的灵魂是昏睡着的，而唯有灵魂的君临才能把一个人的生活形成为整体。所以，我之需要写作，是因为唯有保持着写作状态，我才真正在生活。

我的体会是，写作能够练就一种内在视觉，使我留心并善于捕捉住生活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没有这种意识，总是听任好的东西流失，时间一久，以后再有好的东西，你也不会珍惜，日子就会过得浑浑噩噩。写作使人更敏锐也更清醒，对生活更投入也更超脱，既贴近又保持距离。

有的人必须写作，是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了真理，这真理是他用一生一世的日子换来的，他的生命已经转变成这真理。通过写作，他留下了真理，也留下了生命。读他的作品时，我们会感到，不管它的文字多么有分量，仍不能和文字背后东西的分量相比，因而生出敬畏之心。

写作不是简单地把外在世界的东西搬到了内在世界中，它更是在创造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另一个世界。雪莱说：“诗创造了另一种存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居民。”这不仅指想象和虚构，凡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都是精神自我为自己创造的一个自由空间。

如果说写作犹如分娩，那么，读自己刚刚出版的作品就恰似看到自己刚刚诞生的孩子一样，会有一种异常的惊喜之感。尽管它的一字一句都出于自己之手，我们仍然觉得像是第一次见面。

的确是第一次。一堆尚未出版的手稿始终是未完成的，它仍然可能被修改甚至被放弃。直到它出版了，以一本书的形式几乎同时呈现在作者和读者面前，它才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读自己的手稿是写的继续；只有当手稿变成可供许多人读的书之后，作者才能作为一名读者真正开始读自己的作品。此后他当然还可以再作修订，但是，由于他和读者记住了第一副面孔，修订便像是做矫形手术，与作品问世前那个自然的孕育过程不可同日而语了。

写作是一种习惯。对于养成了这种习惯的人来说，几天不写作就会引起身心失调。在此意义上，写作也是他们最基本的健身养生之道。

我写作时会翻开别人的文字，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启发，有时是为了获得一种自信。

为何写作?为了安于自己的笨拙和孤独。为了有理由整天坐在家里，不必出门。为了吸烟时有一种合法的感觉。为了可以不遵守任何作息规则同时又生活得有规律。写作是我的吸毒和慢性自杀，同时又是我的体操和养身之道。

对于身在官场而坚持写作的人，我一向怀有极大的好感和敬意。据我观察，这样的人往往是有真性情的，而且是极顽固的真性情，权力和事务都不能把它摧毁，它反能赋予所掌握的权力一种理想，所操办的事务一种格调。一个爱读书和写作的官员是不容易腐败，也不容易昏庸的。写作是回归心灵的时刻，当一个人写作时，他不再是官员，身份和职务都成了身外之物，他获得了一种自由眼光。立足于人生的全景，他知道了怎样做人，因而也知道了怎样做官。

2.写作的态度

中国文人历来把文章看作“不朽之盛事”，幻想借“立言”流芳百世。还是杜甫想得开：“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我也认为身后名声是不值得企望的。一个作家决心要写出传世之作，无非是表明他在艺术上有很认真的追求。奥古斯丁说，不朽是“只有上帝才能赐予的荣誉”。对作家来说，他的艺术良知即他的上帝，所谓传世之作就是他的艺术良知所认可的作品。我一定要写出我最好的作品，至于事实上我的作品能否留传下去，就不是我所能求得，更不是我所应该操心的了。因为当我不复存在之时，世上一切事情都不再和我有关，包括我的名声这么一件区区小事。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有一个梦：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可是，每写完一部作品。他又会觉得那似乎即将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仍未写出。也许，直到生命终结，他还在为未能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而抱憾。然而，正是这种永远未完成的心态驱使着他不断超越自己，取得了那些自满之辈所不可企及的成就。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真正的作家一辈子只是在写一部作品，他的生命之作。只要他在世一日，这部作品就不会完成。

最纯粹、在我看来也最重要的私人写作是日记。我相信，一切真正的写作都是从写日记开始的，每一个好作家都有一个相当长久的纯粹私人写作的前史，这个前史决定了他后来之成为作家不是仅仅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出名，而是因为写作乃是他的心灵的需要，至少是他的改不掉的积习。他向自己说了太久的话，因而很乐意有时候向别人说一说。

如果一个人出自内心需要而写作，把写作当作自己的精神生活，那么，他必然首先是为自己写作的。凡是精神生活，包括宗教、艺术、学术，都首先是为自己的，是为了解决自己精神上的问题，为了自己精神上的提高。

所谓为自己写作，主要就是指排除功利的考虑，之所以写，只是因为自己想写、喜欢写。当然不是不给别人读，作品总是需要读者的，但首先是给自己读，要以自己满意为主要标准。一方面，这是很低的标准，就是不去和别人比，自己满意就行。另一方面，这又是很高的标准，别人再说好，自己不满意仍然不行。真正的写作者是作品至上主义者，把写出自己满意的好作品看作最大快乐，看作目的本身。事实上，名声会被忘掉，稿费会被消费掉，但好作品不会，一旦写成就永远属于我了。

唯有为自己写作，写作时才能保持灵魂的真实。相反，为发表而写，就容易受他人眼光的支配，或者受物质利益的支配。后一方面是职业作家尤其容易犯的毛病，因为他藉此谋生，不管有没有想写的东西都非写不可，必定写得滥，名作家往往也有大量平庸之作。最理想的是另有稳定的收入，把写作当作业余爱好。如果不幸当上了职业作家，也应该尽量保持一种非职业的心态，为自己保留一个不为发表的私人写作领域。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为发表的写作当然是不可避免也无可非议的，而且这是他锤炼文体功夫的主要领域，传达的必要促使他寻找贴切的表达，尽量把话说得准确生动。但是，他首先必须有话要说，这是非他说不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话，是发自他心灵深处的话，如此他才会怀着珍爱之心为它寻找最好的表达，生怕它受到歪曲和损害。这样的话在向读者说出来之前，他必定已经悄悄对自己说过无数遍了。一个忙于向公众演讲而无暇对自己说话的作家，说出的话也许漂亮动听，但几乎不可能是真切感人的。

托尔斯泰认为，写作的职业化是文学堕落的主要原因。此话愤激中带有灼见。写作成为谋生手段，发表就变成了写作的最直接的目的，写作遂变为制作，于是文字垃圾泛滥。不被写作的职业化败坏是一件难事，然而仍是可能的，其防御措施之一便是适当限制职业性写作所占据的比重，为自己保留一个纯粹私人写作的领域。私人写作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空间，使他暂时摆脱职业，回到自我，得以与自己的灵魂会晤。他从私人写作中得到的收获必定会给他的职业性写作也带来好的影响，精神的洁癖将使他不屑于制作文字垃圾。我确实相信，一个坚持为自己写日记的作家是不会高兴去写仅仅被市场所需要的东西的。

我相信一个作家只要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写作，他写作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就是说，他所表达的最基本的精神内涵确实是属于他的，是他从生活中感悟到的。但是，在多数情形下，具体的生活经历只构成他的写作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题材。只有蹩脚作家才热衷于在作品中抖落自己的履历、隐私和琐事。

作家对于名声当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既然写作，就不能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读者接受。但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成为新闻人物却是一种灾难。文学需要安静，新闻则追求热闹，两者在本性上是互相敌对的。写作如同一个遇难者在大海上挣扎，永远是孤军奋战，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要写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有自己的东西要写的人的心境，这时候他渴望避开一切人，全神贯注于他的写作。他遇难的海域仅仅属于他自己，他必须自己救自己，任何外界的喧哗只会导致他的沉没。当然，如果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真正要写的东西，他就会喜欢成为新闻人物。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文学不是生命的事业，而只是一种表演和姿态。

我不相信一个好作家会是热中于交际和谈话的人。据我所知，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些交际和谈话的节俭者，他们为了写作而吝于交际，为了文字而节省谈话。他们懂得孕育的神圣，在作品写出之前，忌讳向人谈论酝酿中的作品。凡是可以写进作品的东西，他们不愿把它们变成言谈而白白流失。相反，那些喜欢滔滔不绝地谈论文学、谈论自己的写作打算的人，多半是文学上的低能儿和失败者。

好的作家都是作品至上主义者，他们最不愿看到的情景就是自己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作品却遭到遗忘。

对于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他生命中最严肃的事情便是写作，他把他最好的东西都放到了作品里，其余的一切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因此，毫不奇怪，他绝不愿意作品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转移人们对他的作品的注意，反而把他的作品看作可有可无，宛如——借用昆德拉的表达——他的动作、声明、立场的一个阑尾。

我相信，凡真正的诗人、小说家、文学写作者都是作品至上主义者，他的野心仅到作品止，最大的野心便是要写出好作品。这就是我所说的纯粹的写作立场。当然，除了这个最大的野心之外，他也许还会有一些较小的非文学性质的野心，例如想获得社会上的成功。有时候，这两种野心彼此混杂，难以分清，因为写出的究竟是否好作品，似乎不能单凭自己满意，往往还需要某种来自社会的承认。然而，自己满意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把社会承认置于自己满意之上，社会野心超过甚至扼杀了文学野心，一个写作者就会蜕变成一个世俗角色。

文学创作是在孤独中、在一切谈话都沉寂下来时进行的。一个作家在对别人谈话时只不过是一个上流社会人士，只有当他仅仅面对自己、全力倾听和表达内心真实的声音之时，亦即只有当他写作之时，他才是一个作家。

以文学为职业的弊病是不管有没有想写的东西都非写不可，于是难免写得滥。当然，一个职业作家仍然可以用非职业的态度来写作，只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写文章与思考是两回事。

我发现，许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在思考，其实脑子里只是在做着文字的排列组合。

这肯定是以文字为生的人的通病。

为自己写作，也就是为每一个与自己面临和思考着同样问题的人写作，这是我所能想象的为人类写作的唯一可能的方式。

对于我们这些惯于面向大人甚至本专业同行写作的人来说，为孩子们写书是一个考验。我们往往对孩子估计过低，以为他们什么也不懂，所以只需写得浅，教给他们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就可以了。其实，孩子的心灵是向本质开放的，他们本能地排斥一切老生常谈、辞藻堆砌、故弄玄虚等等，决没有大人们的那种文化虚荣心，不会逆来顺受或者附庸风雅。所以，在面向孩子们时，我们必须戒除种种文化陋习，回到事物的本质。

我希望自己今后在写任何书时，都像给孩子们写书一样诚实，不写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去骗人。说到底，这世界上谁不是天地间一个孩子，哪个读者心中不保留着一点能辨真伪的童心？

对于一个精神探索者来说，学科类别和文学体裁的划分都是极其次要的，他有权打破由逻辑和社会分工所规定的所有这些界限，为自己的精神探索寻找和创造最恰当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他只须写他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得让自己满意，至于别人把他写出的东西如何归类，或者竟无法归类，他都无须理会。凡真正的写作者都是这样的精神探索者，他们与那些因为或者为了职业而搞哲学、搞文学、写诗、写小说等等的人的区别即在于此。

有一就出版社出版“名人日记”丛书，向我约稿，我当然拒绝了。我倒不是怕泄露隐私，因为在编辑时是可以把不想公开的内容删去的。我是怕从此以后，写日记写信时会不由自主地做作，面对的不再是自己和朋友，而是公众。我想对自己和朋友还是仁慈一点吧，不要把仅剩的一小块私人生活领地也充公了。

一个作家如果不再写私人日记，已经是堕落，如果写专供发表的所谓日记，那就简直是无耻了。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为了应付发表的需要而炮制虚假的文字，因而不再有暇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锤炼语言的功夫。这就好像一个母亲忙于作为母亲协会的成员抛头露面，因而不再有暇照料自己的孩子。

法国作家列那尔说：“我把那些还没有以文学为职业的人称作经典作家。”

我对此话的理解是：唯有那些出于自身生命需要而从事写作的人，才能够攀上文学的高峰。也就是说，不是为了他人，仅仅为了自己，只写自己真正想写并且真正使自己满意的作品，于是这样的作品也就有可能属于一切人，成为不朽的经典作品。

我相信列那尔的意思并非说，凡业余作者都是经典作家。事实上，多少业余作者都是把文学当作职业来追求的。前提是巨大的才能，而源自生命需要的创作冲动本身就是天才的朕兆。列那尔的定义实际上是对这样的天才的一个警告：在他们成功之后，一旦他们仅仅出于职业习惯而写作，他们便不再是经典作家了。

创造的快乐在于创造本身。对于我来说，写出好作品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至于这作品能否给我带来好名声或好收益，那只是枝节问题。再高的稿费也是会被消费掉的，可是，好作品本身是不会被消费掉的，一旦写成，它就永远存在，永远属于我了，成了我的快乐的不竭源泉。

由于这个原因，我当然就不屑于仅仅为了名声和稿酬写作。我不会为了微小的快乐而舍弃我的最大的快乐。

我对身后名毫无兴趣，因为我太清楚死后的虚无。我写作，第一是因为写作本身使我愉快，第二是因为作品发表后读者的共鸣使我愉快。就后者而言，我对身前名是在乎的，不过那应该是真实的名声，从中我的确能感受到读者对我的喜爱。所以，我从来不像有些人那样请人写书评，对我的作品的反响完全是自发的。

有一则笑话说：某好事者举办谁最像卓别林的竞赛，卓别林本人参赛，结果名列第三。那么，在此之后，卓别林何去何从呢?莫非他也去追逐时髦，争当最像卓别林的冠军，而不愿继续做卓别林本人了?或者从此愤世嫉俗，退出影坛，因而也不再成其为卓别林?都不，我相信他一定会一如既往地演他的电影，而对无数模仿者一笑置之。

我们时代的鲜明特点是文学向新闻的蜕变，传媒的宣传和炒作几乎成了文学成就的唯一标志，作家们不但不以为耻，反而争相与传媒调情。新闻记者成了指导人们阅读的权威，一个作家如果未在传媒上亮相，他的作品就必定默默无闻。文学批评家也只是在做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在他们手中，批评不再以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及其价值所在为己任，而是变成了文坛消息的匆忙报道。其中更有哗众取宠之辈，专以危言耸听、制造文坛新闻事件为能事。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文学的安静已是过时的陋习，或者——但愿我不是过于乐观——只成了少数不怕过时的作家的特权。

可悲的是，包括小说在内的现代文化也卷入了这个缩减的旋涡，甚至为之推波助澜。文化缩减成了大众传播媒介，人们不复孕育和创造，只求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小说家不甘心于默默无闻地在存在的某个未知领域里勘探，而是把眼睛盯着市场，揣摩和迎合大众心理，用广告手段提高知名度，热衷于挤进影星、歌星、体育明星的行列，和他们一起成为电视和小报上的新闻人物。昆德拉建议比自己的作品聪明的小说家改行，事实上，他们已经改行了——他们如今是电视制片人，文化经纪人，大腕，款爷。

写作是最自由的行为。一个人的写作自由是不可能被彻底剥夺的，只要愿意，他总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写作者要迅速获得社会上的成功，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向大众献媚，通过迎合和左右公众趣味而成为大众偶像，二是向权威献媚，以非文学的手段赢得某个文学法庭的青睐。前者属于商业行为，后者则多半有政治投机之嫌。当然，世上并无文学法庭，一切自以为有权对文学做出判决的法庭都带有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性质。同样，凡是以某种权威力量（包括诺贝尔奖）的认可为目的的写作，本质上都是非文学的。

从前的译家之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多是因为真正酷爱那个作家，不但领会其神韵，而且浸染其语言风格，所以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汉语的对应物。这样的译著成功地把世界名著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必将世代流传下去。相反，为了占领市场而组织一批并无心得和研究的人抢译外国作品，哪怕译的是世界名著，如此制作出来的即使不是垃圾，至多也只是迟早要被废弃的代用品罢了。

说到文人，最难戒的却是卖弄，包括我自己在内。写文章一点不卖弄殊不容易，而一有卖弄之心，这颗心就已经不平淡了。举凡名声、地位、学问、经历，还有那一副多愁善感的心肠，都可以拿来卖弄。不知哪里吹来一股风，散文中开出了许多顾影自怜的小花朵。读有的作品，你可以活脱看到作者多么知道自己多愁善感，并且被自己的多愁善感所感动，于是愈发多愁善感了。戏演得愈真诚，愈需要观众。他确实在想象中看到了读者的眼泪，自己禁不住也流泪，泪眼朦胧地在稿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写作是永无止境的试验。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不得不度过不断试验的一生。

我很想与出版界断交一段时间，重返孤独和默默无闻，那样也许能写出一些好东西。写作时悬着一个出版的目标，往往写不好。可是，如果没有外来的催迫，我又不免会偷懒，可能流失一些好东西。当然，最好的东西永远是由内在的催迫产生的。

我难免会写将被历史推翻的东西，但我决不写将被历史耻笑的东西。

3.作品的价值

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仅仅属于自己的眼光。没有这个眼光，写一辈子也没有作品，世界再美丽再富饶也是别人的。有了这个眼光，就可以用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新大陆，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世界，否则无权称为作家。

任何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做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

要创新，不要标新。标新是伪造你所没有的东西，创新则是去发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尚未被自己发现，创新之路无比宽广。

一切伟大的作品在本质上是永远未完成的，它们的诞生仅是它们生命的开始，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仍在世世代代读者心中和在文化史上继续生长，不断被重新解释，成为人类永久的精神财富。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有一个或者至多几个真正属于他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伴随他的一生，它们的酝酿和形成恰好是他的灵魂的秘密。他的作品并非要破除这个秘密，而只是从这个秘密中生长出来的看得见的作物罢了。就写作是一个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而言，有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和秘密便是写作的真实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样的问题和秘密会引导写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经勘察的领域，发现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仅仅属于他的世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样的问题和秘密的人诚然也可以写点什么，甚至写很多的东西，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传授知识，发表意见，报告新闻，编讲故事，因而不过是教师、演说家、记者、故事能手罢了。

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具有一种日记意识，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日记中的一页，日记成为一种尺度，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写进日记，凡是不屑写进日记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他们不肯委屈自己去制作自己不愿保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对别人也有了价值。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决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把生活缩减为政治——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思想方式，其普遍的程度远超出人们自己的想象。我们曾经有过“突出政治”的年代，那个年代似乎很遥远了，但许多人并未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在这些人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的生活除了政治运动，剩下的便是一片空白。苏联和东欧解体以后，那里的人们纷纷把在原体制下度过的岁月称作“失去的四十年”。在我们这里，类似的论调早已不胫而走。一个人倘若自己不对“突出政治”认同，他就一定会发现，在任何政治体制下，生活总有政治无法取代的内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表明，甚至苦役犯也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受刑。凡是因为一种政治制度而叫喊“失去”生活的人，他真正失去的是那种思考和体验生活的能力，我们可以断定，即使政治制度改变，他也不能重获他注定要失去的生活。我们有权要求一个作家在任何政治环境中始终拥有上述那种看生活的能力，因为这正是他有资格作为一个作家存在的理由。

把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缩减为他的政治表现，把被告的生平缩减为犯罪录，我们对于这种思路也是多么驾轻就熟。我们曾经如此判决了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而现在，由于鲁迅、郭沫若、茅盾在革命时代受过的重视，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把他们送上审判革命的被告席。那些没有文学素养的所谓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些政治上的一孔之见者和偏执狂，他们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曾经归附过纳粹的人怎么还可以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又如何可以与他所卷入的政治无关并且拥有更长久的生命。甚至列宁也懂得一切伟大作家的创作必然突破其政治立场的限制，可是这班自命反专制主义的法官还要审判列宁哩。

一个作家的价值不在作品的数量，而在他所提供的那一点新东西。

一流作家可能写出三流作品，三流作家却不可能写出一流作品。

最好的作品和最劣的作品都缺少读者，最畅销的书总是处在两极之间的东西：较好的，平庸的，较劣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拥有一个偏爱其作品的读者群——这便是我所说“自己的读者”的含义——乃是第二等重要的事情。不言而喻，头等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作家本身的才华和创作。在此前提下，有了自己的读者，他的才华便有了知音，他的创作便有了对象。作品层次有高低，读者群的层次与之相应。曲高和寡，但和寡决非作曲者的目标。哪怕是旷世天才，他所希望的也不是一片沉默，而是更多的理解。当你知道世上有一些偏爱你的读者期待着你的新作品时，你的创作无疑会受到非常有力的鼓舞。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读者群，从读者的层次大致可以推知作者的层次，被爱凑热闹的人群簇拥着的必是浅薄作家。

几乎每个作家都有喜欢他的读者，区别在于：好作家有好的读者，也有差的读者，而坏作家只有差的读者。

我所说的独立的读者，是指那些不受媒体和舆论左右的人，他们只用自己的头脑和心来阅读，我的作品从来仅仅是诉诸他们的，我也仅仅看重他们的反应。

长远地看，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那种仅仅为了出售而制作出来的东西，诚然可能在市场上销行一时，但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迟早会过时和被彻底淘汰。凡是刻意迎合读者的作家是不会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读者的，买他的书的人只是一些消费者，而消费的口味决无忠贞可言。相反，倘若一个人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出后自己真正喜欢，那么，我相信，他必定能够在读者中获得一些真正的知音，他的作品也比较地能够长久流传。联结他和他的读者的不是消费的口味，而是某种精神上的趣味。人类每一种精神上的趣味都具有超越世代的延续性，其持久犹如一个个美丽的爱情神话。

写自己是无可指摘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不过，这个自己有深浅宽窄之分，写出来的结果也就大不一样。

可以剽窃词句和文章，但无法偷思想。一个思想，如果你不懂，无论你怎样抄袭那些用来表达它的词句，它仍然不属于你。当然，如果你真正懂，那么它的确也是属于你的，不存在剽窃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模仿苏格拉底的口气说话，却不可能靠模仿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倘若有一个人，他始终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思考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承认他是一个思想家，甚至就是苏格拉底，而不仅仅是一个模仿者。

我不会因为一个人从事写作而对他产生亲近感，不管他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者。无论以写作为职业，还是以写作为业余爱好，我们都是普通人。人与人的真正区别在于，有的人有灵魂，有的人没有。正是灵魂使得一个普通人成为一个独特的自己，而不仅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之所以从事业余写作，是为了谋求出路，例如成为专业作家。这当然无可非议，因为任何人都有权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正当目的。不过，如果只有这样一个动机，成功的希望反而很小。一个人不是出于灵魂的需要而写作，就很难写出真正的好作品。相反，如果是出于灵魂的需要而写作，那么，当不当专业作家真是无所谓的，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远比那些没有灵魂的专业作家更加属于文学。文学接纳一切有灵魂的写作者，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伪写作者，也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

高度政治化的环境对于人的思考力具有一种威慑作用，一个人哪怕他是笛卡尔，在身历其境时恐怕也难以怡然从事“形而上学的沉思”。面对血与火的事实，那种对于宇宙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关切”未免显得奢侈。然而，我相信，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位现代的笛卡尔，那么，无论他写小说还是研究哲学，他都终能摆脱政治的威慑作用，使得异乎寻常的政治阅历不是阻断而是深化他的人生思考。

鲁迅曾经谈到一种情况：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我们可以补充一种类似的情况：呼唤自由的作家在自由到来时也可能会沉寂。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时，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被穷尽的。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就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热中于做君王或民众的导师，实际上往往只是做了君王的臣僚和民众的优伶，部分的原因也许在这里。

写作的“第—原理”：感觉的真实。也就是说，必须是有感而发，必须是你之所感。

感觉是最个别化的东西。凡不属于你的真实自我的一切，你都无法使它们进入你的感觉。感觉就是此时此刻的你的活生生的自我。如果这个自我是死气沉沉的，你就决不能让它装成生机勃勃。

情节可以虚构，思想可以借用，感觉却是既不能虚构，也不能借用的。你或者有感觉，或者没有感觉。你无法伪造感觉。甚至在那些貌似动情或深沉的作品里，我也找不到哪怕一个伪造的感觉。作者伪造的只是感情和观念，想以之掩盖他的没有感觉，却欲盖弥彰。

有人写作是以文字表达真实的感觉，有人写作是以文字掩盖感觉的贫乏。依我看，作品首先由此分出优劣。

请注意，我强调的是感觉的真实。感觉无所谓对错，只要是一个独特自我对世界的真实体验，就必有其艺术上的价值和效果，哪怕这个自我独特到了病态的地步。

有两种写作。一种是经典性的，大体使用规范化的语言，但并不排除在此范围内形成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它永远是文学和学术的主流。另一种是试验性的，尤其是在语言上进行试验，故意打破现有的语言规范，力图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它永远是支流，但其成功者则不断被吸收到主流中去，影响着主流的流向。

我知道自己属于前者。我在文学上没有野心，写作于我不过是一种记录思想和感受的个人活动。就此而论，现有的语言已经足够，问题只在如何更加娴熟自如地运用它。但我对后者怀着钦佩之心，因为在我看来，唯有这种语言革新事业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创作是一种试验，一种冒险，是对新的未知的表达方式的探索。真正的创作犹如投入一场前途未卜的热恋兼战争，所恋所战的对象均是形式，生命力在其上孤注一掷，在这场形式之恋形式之战中经受生死存亡的考验。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人并不创作。对于中国的文人来说，写作如同琴棋诗画一样是—种嗜好和消遣。或者，如他们自己谦称的那样是“笔耕”，——“笔耕”是一个确切的词，令人想起精神的老圃日复—日地在一块小小的自家的园地上辛勤耕耘，做着重复的劳动，以此自娱。所以，中国的文人诚然能出产一些风味小品，但缺少大作品。

写作作为—种生存方式，可以是闲适的逍遥，也可以是紧张的寻求。前者写自己已有而合意的东西，后者写自己没有而渴望的东西。按照席勒的说法，前者为素朴诗人，属于古代，后者为感伤诗人，属于近代。然而，就个人而言，毋宁说前者属于中年以后，后者属于青年期。人类由素朴走向感伤，个人却由感伤回归素朴。东方是世界的古代，同时又是老成的民族，多素朴诗人。西方是世界的近代，同时又是青春的民族，多感伤诗人。

诗写感觉和心情。我们的感觉和心情常常是由具体的人和事引起的，其中哪些值得写，哪些不值得写，或者说，怎样辨别它们有无艺术价值呢？我提出一个标准：倘若除去了具体的人和事，那些感觉和心情显得更美了，就说明它们捕捉到了人性的某种秘密，所以具有艺术感染力和艺术价值；相反，则说明它们只是与具体的人和事纠缠在一起的凡俗心理现象，仅对当事人具有日记的意义，在艺术上却毫无价值。

我是在读海涅的诗时想到这一点的。他的佳作都属于前者，败笔都属于后者。

是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一个真理，这不只是表达的问题，而是决定了说出的是不是真理。世上也许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心灵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那些不拥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重复所谓共同的真理，说出的始终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真理。

青春拥有许多权利，文学梦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得不说，青春与文学是两回事。文学对年龄中立，它不问是青春还是金秋，只问是不是文学。在文学的国度里，青春、美女、海归、行走都没有特权，而人们常常在这一点上发生误会。

世上没有青春文学，只有文学。文学有自己的传统和尺度，二者皆由仍然活在传统中的大师构成。对于今天从事写作的人，人们通过其作品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他是受过大师的熏陶，还是对传统全然无知无畏。如果你真喜欢文学，而不只是赶一赶时髦，我建议你记住海明威的话。海明威说他只和死去的作家比，因为“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们的名声是批评家制造出来的”。今日的批评家制造出了青春文学，而我相信，真正能成大器的必是那些跳出了这个范畴的人，他们不以别的青春写手为对手，而是以心目中的大师为对手，不计成败地走在自己的写作之路上。

4.我与写作

有两样东西，我写时是决没有考虑发表的，即使永无发表的可能也是一定要写的，这就是诗和随感。前者是我的感情日记，后者是我的思想日记。如果我去流浪，只许带走最少的东西，我就带这两样。因为它们是我最真实的东西，有它们，我的生命线索就不致中断。中国也许会出创体系的大哲学家，但我确信我非其人。平生无大志，只求活得真实，并随时记下自己真实的感受，借此留下生命的足迹，这就是我在哲学上的全部野心了。

我的所感所思，不实际，也不深奥，多半是些空阔平易的人生问题，诸如生与死、爱与孤独之类。我的天性大约不宜做深奥的学问或实际的事务，却极易受这类大而无当的问题吸引和折磨，欲罢不能。我把我的理解和困惑都写了下来。我的理解听凭读者处置，我的困惑只属于我自己。

我的第一使命不是就某一课题写出材料详尽的专著，以填补学术史的空白；而是写出我的命运之作，以完成我的生命史。因为前者是别的许多人都能够做的，而后者却只能靠我自己做。

我并不想标新立异，说出前人或今人从未说过的话。我只想写出我自己的感受，只要这感受是我的真实感受，并且我准确地表达了这感受，我就满足了，不在乎别人是否写过类似的东西。事实上，在这些所谓的永恒话题上，人类的感悟有共通之处，说不出多少新奇的话来。不过，只要你的感受的确是你自己的，是活生生的，你把它写出来，别人读了就会有新鲜之感。可贵的是新鲜而非新奇，真实的、活的就是新鲜的。

如果我现在死去，我会为我没有写出某些作品而含恨，那是属于我的生命本质的作品，而我竟未能及时写出。至于我是否写出了那些学术著作，并不会如此牵动我的感情。

我应该着眼于此来安排我的写作的轻重缓急。

我的天性更是诗人而不是学者，这也许是因为我的感受力远胜于记忆力。我可以凭勤奋成为学问家，但那不会使我愉快。我爱自己的体悟远甚于爱从别人那里得来的知识。

我的追求：表达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人生体悟。不拘形式，学术研究和人生探索，哲学和文学，写作和翻译，皆无不可。在精神生活的深处，并无学科之分。人类和个人均如此。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我的写作必须同时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

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一种没有内在动力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艺，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易受这种技艺的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可怜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充实完整的内在生活，而不是写作或别的什么。如果没有，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绘画、探险、行善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作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一天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

你认为自己的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是什么?

答：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理论建树和学术成就。我的家园在理论和学术之外。如果说我的作品尚可一读，那只是因为我在其中说了一些关于人生的真话。

我写作从来就不是为了影响世界，而只是为了安顿自己——让自己有事情做，活得有意义或者似乎有意义。

回过头去看，我的写作之路与我的心灵之路是相当统一的，基本上反映了我在困惑中寻求觉悟和走向超脱的历程。我原是一个易感的人，容易为情所困，跳不出来。我又是一个天性悲观的人，从小就想死亡的问题，容易看破红尘。因此，我面临双重的危险，既可能毁于色，也可能堕入空。我的一生实际上都是在与这两种危险作斗争，在色与空之间寻找一个安全的中间地带。我在寻找一种状态，能够使我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我的写作就是借助于哲学寻找这种状态的过程。

我自己写作时心中悬着的对象常是隐藏在人群里的今日的朝圣者，不管世风如何浮躁，我始终读到他们存在的消息。

这里是我的生命的果实。

请吧，把你们选中的吃掉。剩下的属于我自己，那是我的最好的果实。

即使我没有更多的东西可让你们回忆，我也要提供更多的东西让你们忘却。

Table of Contents

周国平人生哲思录

真性情

简单

不占有

亲自然

爱生命

超脱

自足

独处

安静

闲适

智慧

幽默

真实

尊严

享受

创造

成功

幸福

苦难

沉默

孤独

寂寞

无聊

往事

境遇与心情

困惑与觉悟

追问意义

目的与过程

悲观·执著·超脱

自我

时间

命运

死亡

爱

爱与孤独

性爱哲学

性爱伦理学

性爱心理学

性爱美学

女性价值

女性魅力

女性心理

男人

两性比较

两性之间

婚姻

家

伴侣之情

亲子之情

孩子

人

人性

人性现象

人与社会

交往

语言

沟通

友谊

名声

角色

教育

道德

嫉妒

吝啬

自卑

悔恨

老年

大世态

小世态

人情

处世

舆论

态度

感觉

异想

自白

灵魂

追求

坚守

信仰(一)

信仰(二)

现代状况

理想主义

心灵现实

梦并不虚幻

精神现象

宗教

哲学

思想

知识分子

东西方文化

文化与商业

美

艺术

艺术家

诗

散文

小说

创作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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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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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