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商学院

作品相关

引言

自　序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16:36字数 1572

题 记

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思想，无论正见，还是谬论，其影响深远，为常人所难料。但平心而论，唯有这些思想，才是支配世界的力量。自命远离书本的实践家，往往是某位过气经济学家的理论仆从。而自称天佑神助的政坛狂人，究其妄念来源，也无非是几年前流行一时的某位三流学者。我坚信，纵使根深蒂固的利益，亦远不足以匹敌逐渐蔓延的思想。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历史是个商学院》作者张晓刚译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5年

自　序

这本书里所汇集的，是为实践者写的读史笔记。它们是我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美国学习政治学、管理、传播学、社会学和历史，以及后来在国际企业就职时，重新审视国故而不断积累的心得。最近几年，我作为媒体财经报道的策划顾问，也有机会采访国际政要、企业家和管理学者，得以进一步深化思想。在整理这些笔记的时候，我大致按管理教育的主要科目做了分类，为的是方便阅读，也为了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出版这些笔记的目的，就是为了像与我一样从事各行各业管理实践的人提供一种新的读史体验：富有批判精神但无意贩卖愤恨，长于思辨但不咬文嚼字，充满想象但不脱离现实，饶有兴致但日后也会派上用场。

我们整天工作太忙，无法忍耐空洞说教和烦琐理论；我们每天处理的事太琐碎，也没有必要给自己的脑袋再塞进一些不相干的细节。我们读史，重点是要用自主的眼光去审视或重新审视那些华夏民族共同的，甚至方方面面都被史料专家反复讨论过的经验，以便从中获取那些新近发生、但尚未充分讨论的管理案例里难以得到的智慧和教训。

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讨论的是中国社会三大组织原型以及它们对现代组织，尤其是企业组织的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我们的大企业，经常沾染大一统官僚帝国的架势；我们的小企业，很少能跳出传统小农经济运作模式的窠臼；我们社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或企业在最具竞争力的阶段，都有点军队的风格，虽然这种风格如何得以保持却永远是一个问题。

书的第四章说的是战略：战略的起点，首先是一种不甘心的精神——不甘心受穷，不甘心落后，不甘心机会都被别人抢了去，不甘心失败的精神。你叫它企业家精神也行——但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并不仅限于企业家。

第五章也是战略：如果说上一章概括的是“勇者奋起”的话，这一章的概括，就是“智者做局”。不过“做局”不是骗人，而是一种要求有很大想象力和很高道行的游戏。话说到这个层次上，难免地，我们也会涉及《孙子兵法》里的一些要点。

第六章是关于领导力。我绝对不相信某一个人，即令是天才，具有能够领导一个组织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领导力的各种要素。怎样打造集体领导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我认为市面上所有教人怎样当一个好领导的书都有欺骗性；不会跟别人配合的领导都是瞎领导，而会跟别人配合的领导，一定都是通过不止一个人来发挥领导力的。

第七章和第八章是“人的管理”。这是一个大题目；我只讨论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造就青年，二是如何培育忠诚。中国人讲史，历来要辨别谁是“忠臣”，谁是“奸臣”。不过一个无情的讽刺，是现实生活中的忠奸之辨经常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很多的“奸”都是被权力惯出来的，而很多的“忠”都是在权力的冷落中显现出来的。

第九章说的是学习：在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做管理的人到底学些什么好呢？即便你一辈子学习，你也只能学一些东西，所以，倒不如很专注地去学一些不能不学、不能不想的东西。你不能不学道德，不能不学历史，不能不汲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重大启示。

第十章是最后一章，讨论的是产品创意、营销和品牌。西方人为什么管中国叫“世界工厂”？这里面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生产的产品很多，行销全球，他们不得不服；二是这些产品仅仅只是东西，除基本用途之外，别无更多的意义。可是这种尴尬状况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改变呢？这应该也是跟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相关的一个问题。

张晓刚

2011年10月

引子 听，是谁在唱歌？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18:17字数 1637

【要搞懂中国社会里的组织文化，不妨看三样东西：一是它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制度；二是看它的同样具有悠久传统的家庭经济；三是也要看它的军队以及战争，虽然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大不一样。】

管理学大师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指出，人们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白手起家”，不如说是在“营造影子”。因为他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把早年的某些体验——抑或在家庭、学校、部队或单位的切身体验，抑或从自己所钟爱的艺术和文学里获得的审美体验——作为所经营的企业（或事业）的组织原型。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现代学者用形象比喻和多维观察的方法研究组织理论。（注1）有人说，要搞懂美国社会是怎样组织和运行的，大致可看三样东西：一是它的社区自治（以及维系这种制度的宗教）；二是它的军队（而且要参照它的体育竞赛）；三是它的“派对”（休闲聚会，即party）。

那么要搞懂中国社会里的组织文化，可以看什么呢？我认为，不妨也看三样东西：一是它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制度；二是看它的同样具有悠久传统的家庭经济；三是也要看它的军队以及战争，虽然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大不一样。

这样的比较，并无谁是谁非、孰优孰劣的意思——别人有别人的社会存在，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社会存在。我们下面的关于企业组织的讨论，甚至整个这本书，都将是围绕这三个基本原型而展开的。还有这本书里不可能装下的很多很多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其实也都可以沿着这条思路探寻下去。

其实，华夏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以及我们个人的经历和梦想，都是我们一辈子不可能摆脱的影子。审视我们自己的影子，不仅可以发现自身的老毛病，避免再走一些弯路，而且还可以发现不少原本属于我们、但尚未加以好好利用的文化上的和精神上的资源。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说：“一个公司的文化就像一个国家的文化。千万别想去改变它，而是要想办法让它为你工作。”（注2）这是一条重要的忠告。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经理人说自己“对历史感兴趣”？为什么各种“水煮”历史的书籍那么畅销？还不是因为人们从中也能看到自己，或自己的老板和下属，以及竞争对手的影子？

人想逃避影子，只能消灭自己。而学会与影子相处，以思辨的态度与历史对话，人们甚至可发现有一些“影子”其实却是很伟大的；让它们站在自己的身后，你就不会再担心孤独、害怕失落，甚至还会感到一种个人所不可能具备的力量。

“先贤远志喻，千载犹如新”——作为华夏文明传人，在生意草创、备受煎熬却后退无路的时候，你是不是很自然地满心“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悲壮？

当“心合意同，谋无不成”的一年过去，你面对全体员工宣读捷报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在亲历“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场景？

但是，在遭遇挫折又不得不将打碎的牙齿咽下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人会提醒你“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在带领部属乘坐红眼航班，赶在竞争对手之前与客户签下合同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暗自有“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感觉？

最终，在企业发展、个人事业平步青云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必要想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到了赚到些钱、甚至相比大众生活水平已相当富有之后，你是不是也理所应当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这些远古传来的“影子”的歌唱，传递着一种永远也不可能随着时代变迁、科技发展而被消磨的王者智慧和强者情怀。夜深人静时的你，是否一次次地听到？

注1：著名的例子，是英国学者加雷思·摩根关于组织形象的理论，他把组织比作机器、人脑，甚至精神病院。另外一个例子，是美国学者李·鲍曼和特伦斯·迪尔对组织的“工厂/家庭/ 丛林/ 神庙”四维模型。

注2：英文原文为：“Company cultures are like country cultures. Never try to change one. Try, instead,to work with what you’ve got.”

第一章 组织：帝国

秦帝国：一个强制型组织失败的典型案例更新时间 2012-03-06 09:13:08字数 6587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代的徭役制已不复存在，但简单粗暴的方法却仍是随处可见，其要害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无论员工本身素质如何，在这样的“心理契约”下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激发丝毫的责任感和创造性。】

有组织理论认为，一切组织分为三类“心理契约”，一曰“强制”；二曰“计算”；三曰“合作”。（注1）强制的意思不用解释；所谓计算，指的是双方以自由之身、为满足各自愿望而实行的交换，凡是以物质利益为基本回报的组织都属于这种，典型一例就是雇主用工资换取员工的服务；而合作则是以组织成员对组织目标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因而其间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最高水平，回报的形式也不仅仅限于物质、金钱。

按照同样逻辑，强制的认同基础最差，也最有害于长治久安。尽管从表面上看，强制或奴役的办法特别简单易行，一挥鞭子，事就办了。不过那只有一时间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力量，惧怕的效益有一个很低的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它的曲线就会陡然下降，甚至一下子就降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制型组织的典型案例就是秦朝。它的临界点，就是陈胜、吴广的出现。

本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六国旧贵族中不少人都想刺杀他，从燕国的敢死队队长荆轲，再到韩国的破落户张良，都试过这一招，结果都没成功。“数死竟不死，天意未可知”。可为什么这个庞大帝国，眼看已经把所有的反对派和潜在反对派都收拾掉或控制住了，不存在可以想见的国内对手了，却让陈胜、吴广带着一帮“泥腿子”一下子给捅了个大洞，从此墙倒众人推，垮下去而不可收拾呢？一个直接原因，按西汉青年政治学家贾谊的经典论断，就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强制性的组织模式里，人们工作的动力只有惧怕。而陈胜、吴广之所以揭竿而起，就是他们知道连惧怕也没有用了——因为按照秦朝的规定，自己已经必死无疑，除非以不怕死的心态面对命运。

更何况天下的陈胜、吴广何止成千上万。据说建秦陵一度征用劳工达70万之众。加上修长城的30万到40万人，还有其他开公路、挖水渠等浩大工程，中原地区的壮劳力已被征用得所剩无几。且不说田地里还剩谁从事生产，集市上还剩谁从事交易，仅这些工程有多残酷，要死多少人，从当时“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的民谣中已不难想见。

“谩役生民防极塞，不知血刃起中原”，后世文人一再咏叹：

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

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汪遵《长城》）

尧舜时代是否真的那么太平自不可考，但尧舜崇拜是一种民间心理，或一种想象中的“心理契约”；跟这种民间心理的高度相比，秦朝政治的现实，的确落差悬殊。

在现代社会里，虽然古代的徭役制已不复存在，但简单粗暴的方法却仍是随处可见，其要害都是强制，都是威胁员工，是凭借员工内心的惧怕来实现管理目标。但正如秦朝必然自食恶果一样，这些企业无论员工本身素质如何，在这样的“心理契约”下工作，他们也不可能激发丝毫的责任感和创造性。这样的员工队伍，对外竞争力肯定是最低的，而在内部引起纠纷（祸起萧墙）的概率又无疑会是最高的。

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

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胡曾《长城》）

有历史学家统计，“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尽管对外征服掠夺，对内压制强迫，战时经济看起来一时声势浩大，但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动员，即国家对GDP的占有程度，仍未能超过实行开明统治的英国。 这可以说也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一个案例。

注1：引自查尔斯•汉迪的第一本书Understanding Organizations（ 中译本《组织的概念》）。这本书在1976 年出版后全球销量达100 万册，直到今天仍是很多大学和企业的学习用书。

秦始皇的管理弊病：“加速陷阱”要了他的命

【就像秦始皇原本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千秋万代的大帝国，从未打算把自己连同祖先的事业草草断送一样，把手下的业务骨干逼得愤然出走的企业领导人，并不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就像秦始皇不懂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样，他们也不知道，“push”来“push”去，只会把企业加速推向死亡。】

那些自命不凡到头来又沦为世人笑柄的人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心态太好——在他们的词典里从来都没有“失败”这个词。正因为此，他们才为全社会充当了失败的典范。唐人讽刺秦政的诗歌里，就有这样的意思：

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 （罗隐《秦纪》）（鼋鼍yuán tuó，大鳖和鳄鱼。）

这是说当秦始皇东巡来到海边，下令射杀海上大鱼（史载确有其事），吓得其他鱼鳖和鬼神都夺路而逃——然而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可怜的他整天跑来跑去，直到出巡半路死在沙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会有边际，生命会有终结。

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累己累人，最后什么好结果也“累”不出来，反倒“累”了天下的管理案例。然而，一切的“累”，都是从一个基本的荒诞开始的，那就是追求一时的“简便”、“有效”，反倒造成了长久的、难以摆脱的复杂和受累。

我早年供职香港金融服务业，一次听某老板说，管理无非就是要对“底下的人”“不断催促、催促、再催促”（“always push, push, push”），随即有一种坠入时间隧道重返2200年前长城工地的感觉。

一般地说，企业在刚创办的时候，规模也小，成员也少，说好一起干一番事业，大家自然也不在乎多吃一点苦。老板一味“push”，是在公司业务有了点起色的时候——他们以为再“push”一把，生意就会再上一个台阶。

但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一个噩梦般的结局，不再是杀出来陈胜、吴广，而是业务骨干的出走（其实也可以叫做叛逃）。或者，他们的出走，也可视为一种现代版的“揭竿而起”。

我的一位朋友，曾被一家民营公关公司好说歹说聘请去“开拓新业务”。没想到一去就被老板责令去搞“会战”，一会儿“大战13天”，一会儿“突击一星期”，用他的话说，“简直是以土方工程的速度”向甲方提供服务。不久，此君就以“没时间思考”为由辞职了，私下的理由却是“告别秦始皇”。

还有一种“push”，那就是不顾员工合理的个人发展愿望，随意调换他们的岗位——这也是一种强制，虽然领导人有时还以为这是一种重视。我的一个学生，到一家媒体应聘记者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却因履历表上有段在国际公关公司实习的经验，就被商务部门“借”去搞活动。结果一“借”就是两年，根本没有机会实现心中的理想，于是就以生孩子为由辞职了。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但几年来，这两家公司的业绩都没做大，其中一家，据说已被国际公司兼并。回想它们当时的发展势头，人们不免惋惜。

遗憾的是，在薪酬愈发高涨、人才愈发难找的今天，一些领导人仍拒绝面对现实。尤其是几年前企业界对“执行力”的过分强调，让他们在工作中更加依赖简单命令和行政催促。

就像秦始皇原本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千秋万代的大帝国，从未打算把自己连同祖先的事业草草断送一样，把手下的业务骨干逼得愤然出走的企业领导人，并不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就像秦始皇不懂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样，他们也不知道，“push”来“push”去，只会把企业加速推向死亡。当所有员工都累了，企业也会累的——《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论文就把这种情况称为公司的“加速陷阱”（the acceleration trap）。

于是想起唐人诗云：

秦王按剑怒，发卒戍龙沙。

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拏。

黄尘暗天起，白日敛精华。

唯见长城外，僵尸如乱麻。（徐晶《阮公体》）

唐人尚武，追求事功。众多诗人，时而有想象秦皇扫荡六国之铁血权势、巡游天下之奢华阵容的作品。但人们总是坚守一个底线，那就是道德的失败必然导致管理的失败。“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拏”—— 一旦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无论什么样的雄图大业，从大国崛起到百年基业，都只会是瞎扯。

第二章 组织：家庭经济（节选）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范成大（南宋，参知政事）《四时田园杂兴》 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

在每个成员中培育“当家意识”

【倘若一个组织不能在组织成员中间培育出这样一种共同的担当，上上下下，都是工于算计，竭诚合作便也无从谈起。从一个更大框架来看，倘若一种经济形态不能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担当，其发展轨迹，也必然难逃任意掠夺、挥霍无度，最终消耗自我，难以为继的宿命。】

世界军事和灾难史大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说过，至少自公元前800年开始，华夏民族向长江以南，然后向“南洋”甚至更远的地方移民，但这一过程，与近代西方的殖民过程不同，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军事手段只扮演了有限角色；起更重要作用的，则是移民的庞大数量，以及他们在劳动力、技术和组织手段上的巨大投入。

华夏文明的影响力，主要不是靠征服、不是靠文艺、不是靠传教，也不是靠自上而下地推行什么开发政策，而主要是通过家庭经济的示范效应。于是在长江流域、岭南福建、巴蜀云南、关外东北……久而久之，不但源自黄淮流域的原始模型得以普及，而且在有些地方还提升到更加精致的水平。

没错，旧时小农的生活十分辛苦，没必要将其浪漫化。但必须指出，一种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都从体力上和心智上参与合作，分担管理责任的组织模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这样一种长期养成的，每一个体都在行为上照顾到集体效益的生活方式，比起仅仅是自在的、以一时的个体需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必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责任，对于没有责任感的人来说，当然总是一份负担。但倘若一个组织不能在组织成员中间培育出这样一种共同的担当，上上下下，都是工于算计，竭诚合作便也无从谈起。从一个更大框架来看，倘若一种经济形态不能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担当，其发展轨迹，也必然难逃任意掠夺、挥霍无度，最终消耗自我，难以为继的宿命。

从宋代大量出现的田园诗里，人们读到这样的描述：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注1）

这厢“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那边“试将生计问农家，儿大扶犁女沤麻”，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农业操作培训中心，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成员都从这里学到了一种“当家意识”。（注2）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不说“衙门官吏各当家”？为什么不说“部门经理各当家”？因为他们当不了家。他们所处的体制，也不允许他们当家。他们充其量可做到的是各司其职，却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各尽其心。

彼得•德鲁克说：“所谓管理，就是要做到以思想替代体力，以知识取代陈规，以合作取代强制。”不过如此管理，靠什么样的组织才可能实现呢？

注1：范成大（1126~1193 年），南宋吴郡（今苏州）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与宋孝宗意见相左，两个月即去职。《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为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年）范成大在石湖养病时开始创作。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共60 首。被钱钟书誉为“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关于这组诗还有个传说：宋孝宗原想叫范成大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jià sè，农耕 ）之艰”，就此作罢。于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钱钟书《宋诗选注》）。本文引用的这首诗属于夏日。

绩（jì）麻：把麻搓捻成线。

注2：以上诗句依次引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章樵《伽溪》。沤（òu）麻，获得麻纤维的初加工技术。

从精细生产到耕读传家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模式转换：通过对知识的投资，开辟了一条从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识密集型的分工合作，从生产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务上的分工合作的机会。】

是什么造成了华夏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说过，“有两样东西属于最基本的原因，一是表意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文化、汉语思维；二是精细农业，以及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更明显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分离经营”。

表意文字的影响，需要形而上的讨论。但精细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和水田操作以来，的确把每一个家庭都变为了分工合作的团队，随着业务不同而变换着它的组合。比如杨万里笔下的这一支四人团队：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插秧歌》）（注1）

看看这里的田夫、田妇、小儿、大儿：这是一个复杂的生产流程，缺了任何一个人，其他三个人都不可能顺利完成一天的任务。而每一个人，都适宜地扮演着一个专业角色：田夫抛秧是因为他比女人有更大的臂力；大儿插秧是因为他比小儿能付出更大的体能，但他们都不能完全取代对方。

精细生产从来就要求具有不同能力和特点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所谓“男耕女织”，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企业的基本模式。它把家庭两个主要成员的专业化水平都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丈夫必须是个种田能手，有力气，还要有技术；女的也最好是个多种经营能手，手巧，要担负起全家人吃饭、穿衣的责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企业（也就是家庭）的生存风险最大化分散。

顺着这个逻辑，又出现了“耕读传家”的模式。这一下让女人更加受累，因为物质生产的责任完全落到了她们的肩膀上。在旧时代，“读”的差事，首先是科举，则留给了男人。这个模式的投入明显是提高了，但如果走运的话，它的回报也将大幅提高——如果谁家的男人考取了“公务员”，全家就不必在水田里辛苦劳作了。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模式转换：通过对知识的投资，开辟了一条从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识密集型的分工合作，从生产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务上的分工合作的道路。整个过程的关键就是教育。于是，让下一代读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方社区的一件喜事，正像陆游写的那样：

十月东吴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图。

岁收俭薄虽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苏。

家塾竞延师教子，里门罕见吏征租。

老昏不记唐年事，试问元和有此无？（《书喜》）（注2）

这样的篇什，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会被认为是粉饰太平。但作者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民间经济能缓过一口气来，必须是以政府减少征税、盘剥为先决条件的。

是的，是的，这些全都属于“中国往事”了。不过，随着20世纪后期东亚社会的动荡逐渐缓和，人们又一次地看到了多元化的家庭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商学院就读，听一位韩裔教授描述亚洲人的“实用主义”时，觉得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即使在战乱期间，有心计的父母（相当于家庭企业的董事会）也会派一个儿子去当官，一个儿子去投身革命，一个儿子去欧美留学，另一个儿子在家做生意。“这叫分散风险。”他说，“只要和平一来，这些儿子们重新聚到一起，这个家族很快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只有分工合作，没有耕读传家（知识投入）的家庭企业是难以做到自我提升的。更何况现在没有科举了，女孩也不受歧视了，人们靠知识改变处境的前景可以说无限广阔。因此，无论是家庭福祉，还是企业发展，必将更加依靠知识和智慧。

经济全球化，是在造就新一代的员工不足百人的“迷你型跨国企业”。英国《金融时报》就曾介绍过一家生物工程公司，注册在资金最充裕的国家，老板居住在环境最优美的国家，取得样本和从事试验在法律最宽松且具国际认可度的国家，生产和服务则选择在费用最低的中国。难道一些家庭企业不能也像这样经营吗？

注1：兜鍪（móu），古人打仗时戴的头盔；蓑（suō），蓑衣，防雨用具；胛，肩胛，这里指肩膀；渠，他；半霎（shà），极短的时间；匝（zā），满，“莳未匝”指还没有插秧完毕。后四句的意思是说送饭的人到了，招呼吃饭并休息一会儿，但正在忙着的人连话都来不及回答。插的秧还未牢未满，所以需要照管好鹅和鸭，别让他们下田里把秧苗弄坏了。

注2：这首诗描绘了当时的农村小康生活景象，写于陆游罢官后回老家山阴（绍兴）生活期间。当时虽然只是中等收成，但因为赋税减轻，人们家境殷实了，纷纷给孩子请老师。三国时期的东吴将会稽郡的郡治（首府）改到山阴，因此诗中称当地为东吴。中熟，中等收成；蠲（juān）除，免除；延师，请老师。最后两句，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取得了自安史之乱后的一次中兴，于是陆游问，这样美好的生活元和时期有过吗？

秦始皇的管理弊病：“加速陷阱”要了他的命更新时间 2012-03-06 09:19:27字数 1625

【就像秦始皇原本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千秋万代的大帝国，从未打算把自己连同祖先的事业草草断送一样，把手下的业务骨干逼得愤然出走的企业领导人，并不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就像秦始皇不懂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样，他们也不知道，“push”来“push”去，只会把企业加速推向死亡。】

那些自命不凡到头来又沦为世人笑柄的人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心态太好——在他们的词典里从来都没有“失败”这个词。正因为此，他们才为全社会充当了失败的典范。唐人讽刺秦政的诗歌里，就有这样的意思：

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鬼神趋。

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 （罗隐《秦纪》）（鼋鼍yuán tuó，大鳖和鳄鱼。）

这是说当秦始皇东巡来到海边，下令射杀海上大鱼（史载确有其事），吓得其他鱼鳖和鬼神都夺路而逃——然而从做人的角度来看，可怜的他整天跑来跑去，直到出巡半路死在沙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会有边际，生命会有终结。

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累己累人，最后什么好结果也“累”不出来，反倒“累”了天下的管理案例。然而，一切的“累”，都是从一个基本的荒诞开始的，那就是追求一时的“简便”、“有效”，反倒造成了长久的、难以摆脱的复杂和受累。

我早年供职香港金融服务业，一次听某老板说，管理无非就是要对“底下的人”“不断催促、催促、再催促”（“always push, push, push”），随即有一种坠入时间隧道重返2200年前长城工地的感觉。

一般地说，企业在刚创办的时候，规模也小，成员也少，说好一起干一番事业，大家自然也不在乎多吃一点苦。老板一味“push”，是在公司业务有了点起色的时候——他们以为再“push”一把，生意就会再上一个台阶。

但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一个噩梦般的结局，不再是杀出来陈胜、吴广，而是业务骨干的出走（其实也可以叫做叛逃）。或者，他们的出走，也可视为一种现代版的“揭竿而起”。

我的一位朋友，曾被一家民营公关公司好说歹说聘请去“开拓新业务”。没想到一去就被老板责令去搞“会战”，一会儿“大战13天”，一会儿“突击一星期”，用他的话说，“简直是以土方工程的速度”向甲方提供服务。不久，此君就以“没时间思考”为由辞职了，私下的理由却是“告别秦始皇”。

还有一种“push”，那就是不顾员工合理的个人发展愿望，随意调换他们的岗位——这也是一种强制，虽然领导人有时还以为这是一种重视。我的一个学生，到一家媒体应聘记者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却因履历表上有段在国际公关公司实习的经验，就被商务部门“借”去搞活动。结果一“借”就是两年，根本没有机会实现心中的理想，于是就以生孩子为由辞职了。

这都是几年前的事。但几年来，这两家公司的业绩都没做大，其中一家，据说已被国际公司兼并。回想它们当时的发展势头，人们不免惋惜。

遗憾的是，在薪酬愈发高涨、人才愈发难找的今天，一些领导人仍拒绝面对现实。尤其是几年前企业界对“执行力”的过分强调，让他们在工作中更加依赖简单命令和行政催促。

就像秦始皇原本希望的，是建立一个千秋万代的大帝国，从未打算把自己连同祖先的事业草草断送一样，把手下的业务骨干逼得愤然出走的企业领导人，并不是存心跟自己过不去。但是就像秦始皇不懂得“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一样，他们也不知道，“push”来“push”去，只会把企业加速推向死亡。当所有员工都累了，企业也会累的——《哈佛商业评论》上一篇论文就把这种情况称为公司的“加速陷阱”（the acceleration trap）。

于是想起唐人诗云：

秦王按剑怒，发卒戍龙沙。

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拏。

黄尘暗天起，白日敛精华。

唯见长城外，僵尸如乱麻。（徐晶《阮公体》）

唐人尚武，追求事功。众多诗人，时而有想象秦皇扫荡六国之铁血权势、巡游天下之奢华阵容的作品。但人们总是坚守一个底线，那就是道德的失败必然导致管理的失败。“雄图尚未毕，海内已纷拏”—— 一旦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无论什么样的雄图大业，从大国崛起到百年基业，都只会是瞎扯。

第二章 组织：家庭经济

在每个成员中培育“当家意识”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1:23字数 1338

【倘若一个组织不能在组织成员中间培育出这样一种共同的担当，上上下下，都是工于算计，竭诚合作便也无从谈起。从一个更大框架来看，倘若一种经济形态不能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担当，其发展轨迹，也必然难逃任意掠夺、挥霍无度，最终消耗自我，难以为继的宿命。】

世界军事和灾难史大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说过，至少自公元前800年开始，华夏民族向长江以南，然后向“南洋”甚至更远的地方移民，但这一过程，与近代西方的殖民过程不同，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过程，军事手段只扮演了有限角色；起更重要作用的，则是移民的庞大数量，以及他们在劳动力、技术和组织手段上的巨大投入。

华夏文明的影响力，主要不是靠征服、不是靠文艺、不是靠传教，也不是靠自上而下地推行什么开发政策，而主要是通过家庭经济的示范效应。于是在长江流域、岭南福建、巴蜀云南、关外东北……久而久之，不但源自黄淮流域的原始模型得以普及，而且在有些地方还提升到更加精致的水平。

没错，旧时小农的生活十分辛苦，没必要将其浪漫化。但必须指出，一种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都从体力上和心智上参与合作，分担管理责任的组织模型，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而这样一种长期养成的，每一个体都在行为上照顾到集体效益的生活方式，比起仅仅是自在的、以一时的个体需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必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

责任，对于没有责任感的人来说，当然总是一份负担。但倘若一个组织不能在组织成员中间培育出这样一种共同的担当，上上下下，都是工于算计，竭诚合作便也无从谈起。从一个更大框架来看，倘若一种经济形态不能体现出这种共同的担当，其发展轨迹，也必然难逃任意掠夺、挥霍无度，最终消耗自我，难以为继的宿命。

从宋代大量出现的田园诗里，人们读到这样的描述：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注1）

这厢“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那边“试将生计问农家，儿大扶犁女沤麻”，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农业操作培训中心，但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成员都从这里学到了一种“当家意识”。（注2）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不说“衙门官吏各当家”？为什么不说“部门经理各当家”？因为他们当不了家。他们所处的体制，也不允许他们当家。他们充其量可做到的是各司其职，却永远也不可能做到各尽其心。

彼得·德鲁克说：“所谓管理，就是要做到以思想替代体力，以知识取代陈规，以合作取代强制。”不过如此管理，靠什么样的组织才可能实现呢？

注1：范成大（1126~1193 年），南宋吴郡（今苏州）人，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但因与宋孝宗意见相左，两个月即去职。《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为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年）范成大在石湖养病时开始创作。分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部分，共60 首。被钱钟书誉为“不但是他的最传诵，最有影响的诗篇，也算得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关于这组诗还有个传说：宋孝宗原想叫范成大做宰相，以为他“不知稼穑（jià sè，农耕 ）之艰”，就此作罢。于是他写了这些诗来替自己表白（钱钟书《宋诗选注》）。本文引用的这首诗属于夏日。

绩（jì）麻：把麻搓捻成线。

注2：以上诗句依次引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章樵《伽溪》。沤（òu）麻，获得麻纤维的初加工技术。

从精细生产到耕读传家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1:53字数 1943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模式转换：通过对知识的投资，开辟了一条从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识密集型的分工合作，从生产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务上的分工合作的机会。】

是什么造成了华夏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不同？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曾说过，“有两样东西属于最基本的原因，一是表意文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汉语文化、汉语思维；二是精细农业，以及比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更明显的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分离经营”。

表意文字的影响，需要形而上的讨论。但精细农业，尤其是水稻种植和水田操作以来，的确把每一个家庭都变为了分工合作的团队，随着业务不同而变换着它的组合。比如杨万里笔下的这一支四人团队：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插秧歌》）（注1）

看看这里的田夫、田妇、小儿、大儿：这是一个复杂的生产流程，缺了任何一个人，其他三个人都不可能顺利完成一天的任务。而每一个人，都适宜地扮演着一个专业角色：田夫抛秧是因为他比女人有更大的臂力；大儿插秧是因为他比小儿能付出更大的体能，但他们都不能完全取代对方。

精细生产从来就要求具有不同能力和特点的个人之间的协作。所谓“男耕女织”，就是中国传统家庭企业的基本模式。它把家庭两个主要成员的专业化水平都提到尽可能高的水平——丈夫必须是个种田能手，有力气，还要有技术；女的也最好是个多种经营能手，手巧，要担负起全家人吃饭、穿衣的责任。这样就实现了一个企业（也就是家庭）的生存风险最大化分散。

顺着这个逻辑，又出现了“耕读传家”的模式。这一下让女人更加受累，因为物质生产的责任完全落到了她们的肩膀上。在旧时代，“读”的差事，首先是科举，则留给了男人。这个模式的投入明显是提高了，但如果走运的话，它的回报也将大幅提高——如果谁家的男人考取了“公务员”，全家就不必在水田里辛苦劳作了。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模式转换：通过对知识的投资，开辟了一条从劳动密集型的分工合作提升到知识密集型的分工合作，从生产型的分工合作上升到高附加值服务上的分工合作的道路。整个过程的关键就是教育。于是，让下一代读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东方社区的一件喜事，正像陆游写的那样：

十月东吴草未枯，村村耕牧可成图。

岁收俭薄虽中熟，民得蠲除已小苏。

家塾竞延师教子，里门罕见吏征租。

老昏不记唐年事，试问元和有此无？（《书喜》）（注2）

这样的篇什，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会被认为是粉饰太平。但作者的政治倾向十分明确：民间经济能缓过一口气来，必须是以政府减少征税、盘剥为先决条件的。

是的，是的，这些全都属于“中国往事”了。不过，随着20世纪后期东亚社会的动荡逐渐缓和，人们又一次地看到了多元化的家庭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商学院就读，听一位韩裔教授描述亚洲人的“实用主义”时，觉得也是这个意思。他说即使在战乱期间，有心计的父母（相当于家庭企业的董事会）也会派一个儿子去当官，一个儿子去投身革命，一个儿子去欧美留学，另一个儿子在家做生意。“这叫分散风险。”他说，“只要和平一来，这些儿子们重新聚到一起，这个家族很快就会兴旺发达起来。”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只有分工合作，没有耕读传家（知识投入）的家庭企业是难以做到自我提升的。更何况现在没有科举了，女孩也不受歧视了，人们靠知识改变处境的前景可以说无限广阔。因此，无论是家庭福祉，还是企业发展，必将更加依靠知识和智慧。

经济全球化，是在造就新一代的员工不足百人的“迷你型跨国企业”。英国《金融时报》就曾介绍过一家生物工程公司，注册在资金最充裕的国家，老板居住在环境最优美的国家，取得样本和从事试验在法律最宽松且具国际认可度的国家，生产和服务则选择在费用最低的中国。难道一些家庭企业不能也像这样经营吗？

注1：兜鍪（móu），古人打仗时戴的头盔；蓑（suō），蓑衣，防雨用具；胛，肩胛，这里指肩膀；渠，他；半霎（shà），极短的时间；匝（zā），满，“莳未匝”指还没有插秧完毕。后四句的意思是说送饭的人到了，招呼吃饭并休息一会儿，但正在忙着的人连话都来不及回答。插的秧还未牢未满，所以需要照管好鹅和鸭，别让他们下田里把秧苗弄坏了。

注2：这首诗描绘了当时的农村小康生活景象，写于陆游罢官后回老家山阴（绍兴）生活期间。当时虽然只是中等收成，但因为赋税减轻，人们家境殷实了，纷纷给孩子请老师。三国时期的东吴将会稽郡的郡治（首府）改到山阴，因此诗中称当地为东吴。中熟，中等收成；蠲（juān）除，免除；延师，请老师。最后两句，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取得了自安史之乱后的一次中兴，于是陆游问，这样美好的生活元和时期有过吗？

第三章 组织：军队

营造家园和成就梦想：刘邓大军改造俘虏兵的启示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3:06字数 1977

【在改革开放中，国营企业革除了原先的“进了单位门，都是一家人”的不看业绩，过度平均的组织管理办法。不过随即也产生了一种以纯粹工具理性为出发点的倾向，以为组织与个体的关系越简单越好——“聘用者发钱，受聘者干活”，如此而已。这也是一种荒谬。】

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个写实的情节：那些在三大战役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战士，那些扛着军旗参加1949年天安门阅兵式的青年，其实已没有多少是操着南方口音的长征干部（他们是指挥者），而绝大部分都是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

这让人想到历史上另一个由北方勇士打出来的王霸时代，那就是“中军一队三千骑，尽是并州游侠儿”的唐朝。

所谓“游侠”，大多是身世低贱且历尽艰难、血气方刚而生性好强之人。他们的生活细节现代人或已难以说清，但半个世纪前的太行山一带是什么样子，今天仍有人能记得——一年吃不上一顿肉、洗不上一回澡的生活绝非个别现象。但在专制者眼里（从秦国理论家韩非到日本侵华部队），他们都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应严加管束或无情消灭。

然而，正是这些底层人民，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人力资源的中坚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60年代，在广播电台的节目里，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有战斗英雄操着来自中国最贫穷的犄角旮旯的口音，讲述着历史上最不平凡的战斗经历。

记得《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曾有诗颂扬五名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战士。他们在河北省易县的一次对日作战中，为掩护大部队转移，子弹打光后跳崖自尽（其中两人因被半山葛藤相绊而获救）。他们就是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

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

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

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狼牙山五壮士》）

在一场原本强弱悬殊的角逐中，不是没有恐怖、没有脆弱、没有叛变。在一个有着专制传统的社会里，也不是没有谄媚、没有钻营，更不缺权术把戏和玩弄这些把戏的个人（后来风光一时的康生、陈伯达之流即是）。但在那段时间里，在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里，同时在支持它的一个有至少上千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里，怎么就会同时出现那么多不怕死的人？更有甚者，为什么那么多英勇奋斗者，竟是曾经的俘虏？

如此近乎神奇的效果是如何创造的？那就是，首先革命军队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让贫苦农民的儿子和俘虏兵感到一种集体主义的温暖（这一点是通过长征干部以身作则做到的），让他们体会到了有生以来从未尝到过的归属感和精神家园的效应，从而激发出参与集体和回报集体的充满激情的行动。

然后，组织上对他们一视同仁，按能力、业绩提拔重用，把最有成就者尊为集体的英雄、明星——这样又为他们在个人事业上自我实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甚至达到了他们自己都未曾想象过的水平。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刘邓大军把安徽阜阳籍的俘虏兵王克勤改造为机枪班长、共产党员、战斗英雄，并在全军掀起了一场“王克勤运动”。延安《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称赞王由一个旧军队里“愚昧的奴隶”到“智仁勇全备的人民战士”的转变。这样的转变总结起来容易，但真的要付诸实践，要在革命军队吸收的据说多达百万俘虏兵（“解放战士”）身上发挥效用，却需要一个多么强大的制度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作为它的专职实施者的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者。他们才是王克勤式的化腐朽为神奇的转变的发动者。

随着战事发展，全军英雄事迹数不胜数。朱德总司令曾激情赋诗道：“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已满怀自信，溢于言表。应该说，国共内战，谁胜谁负，至此即不存悬念。

在改革开放中，国营企业革除了原先的“进了单位门，都是一家人”的不看业绩、过度平均的组织管理办法。不过随即也产生了一种以纯粹工具理性为出发点的倾向，以为组织与个体的关系越简单越好——“聘用者发钱，受聘者干活”，如此而已。这也是一种荒谬。

其实这种想象中的简单关系，在实践上，并不好用；简单过头，还会反弹。这种源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早期的管理思路，究其深层，仍是以行政代替管理。它无视个人发展，既不能帮助团队成员营造家园（增加归属感），又不能帮助他们成就梦想，鼓励他们争当英雄。这一思路，是知识、技能密集型的后现代企业所极力避免的。

领导力研究者在重温德国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一个世纪前留下的教诲之后，提出企业的持续发展除了要靠管理者的领导力，还要靠在它的整个营运系统中都贯穿一种领导精神。这就是让每一位员工（尤其是在知识员工的时代）都成为自己的经理人，不仅在通常情况下能完成任务，而且在非常情况下也能主动采取必要手段完成任务。

而就一支军队而言，每一个成员都发挥主动应对危机行动的顶峰表现形式，则莫过于争当战斗英雄了。在这方面，革命时代的中国曾创造过惊人的业绩。

现在，社会赋予个人的最广阔的施展空间，不再是战场，而是大大小小的营利和非营利组织。而从事管理工作的人，是不是有必要更好地总结那段历史，汲取它的智慧呢？

汉军靠什么赢得天下：人的因素， “仁”的因素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3:26字数 1405

【作为汉军的对立面，楚军活埋俘虏，火烧城市，赶走师爷，轻视盟友，甚至还废黜了自己曾拥立的君主，政治上远不如对手注重信誉。在两相比较时，说楚方“不修仁政枉谈兵”应是没有夸大其词。】

管理学者说，在面临不确定因素时，假如任何组织不能以“人的因素第一”，提不出被绝大多数成员认同的一个目标，就无法进行动员，也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力。在春秋战国（毫无疑问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虽有那么多的思想流派，有的比儒家更早，有的组织更严密，有的学问更玄妙，但毕竟儒家倡导的“仁”的观念，也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公共价值，最终赢得了最广泛的认同。很多非儒家的著作，从杂家、道家、兵家到齐法家，都接受了这个儒家话语。

所以可以说（其实这是贾谊的意思），虽然从形式上征服六国的是秦国，从思想上统一天下的，却是“仁”的价值。否则秦的权力崩溃不会那么急速，汉的取而代之也不会那么成功。

其实，用不着等到董仲舒到汉武帝的年代再呼吁“独尊儒术”，从战国后期流传下来的文献来看，除了几个归属秦国的法家人士，仁的问题（这是儒家的精髓）早已是古典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共识。从实践上说更是如此。汉朝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比较注意“人的因素”，特别是在组建班子、争取民心上下工夫：张良接受的政治学教育（《黄石公三略》不仅仅是“兵法”），远远胜过秦法家崇尚强力和迎合君主的狭隘见识。

以平等心态网罗人才，任用大量不属于草创阶段小圈子的专业人士，而不是仅仅依靠一帮打手、喽啰争夺地盘。

陆贾的不能马上治天下说，虽然刘邦听起来不舒服，但毕竟也接受了。况且陆贾同时也声明，他对“诗”、“书”的理解，就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

占领咸阳后，张良、樊哙等对刘邦提出的不要当“富家翁”的劝告，以及汉军颁布的包括自我约束内容的“约法三章”，表明了在社会管理上的宽容和效率。

作为汉军的对立面，楚军活埋俘虏，火烧城市，赶走师爷，轻视盟友，甚至还废黜了自己曾拥立的君主，政治上远不如对手注重信誉。在两相比较时，说楚方“不修仁政枉谈兵”应是没有夸大其词。唐人的评价，还有更不给面子的：

阿房宫尽客谁来？可惜连云万户开。

秦地起为千载业，楚兵焚作一场灰。

应知长者名终在，只是人生意不回。

何事暴成还暴废，祖龙须死项须摧。（张祜《经咸阳城》）

宋人也说：

项羽天资自不仁，那堪亚父作谋臣。

鸿门若遂樽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钱舜选《项羽》）

这是说楚军仅以强力拼抢，即使当政，其政策导向恐与秦朝无异。而汉军的作为，虽未直接评价，言下之意却已仁义得多。当然，历史细节人们怎样理解，自可长期争论下去。但倘若现代人仍觉得司马迁可信的话，他已明文记载，秦地的人民，对汉军的政策感召，回应是颇积极的，甚至“唯恐沛公（刘邦）不为秦王”。相比之下，倒是后来的儒，当它的说教被抽空了实践中的“人的因素”，越发地沦为“繁文缛礼”的同义词了。

或许也可看出，“仁”与“不仁”之间的界限，恐怕不像一道鸿沟那样明显；往往稍有不同就让员工感到价值取向上的巨大差别，正反都是如此。中外资企业之间的人才竞争，在工资标准日渐趋同的今天，谁占上风？谁得先机？很大程度上取决的是企业能为员工个人发展做到些什么。

仅以在华国际企业为例，效益好的，为员工制订个人事业发展计划的有之，建员工住房、为员工安排内部贷款的有之，办员工子女幼儿园、学校的也有之。相比之下，某些企业（内外资都有），却明显留不住人，也不寄希望于积累人才，几年以后它们将怎样维持？让人担心。

第四章　战略：心态

有的事比读书更要紧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4:00字数 1798

【秦朝灭亡的时候，中国人还来不及写《过秦论》；乡村企业家在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工厂的时候，书店里卖的经济理论全遵循着苏联的理论框架。在新一代企业家创业的时候，所想到的应该不是书店里卖什么书，市面上流行什么理论，倒是可以想象一下全世界思想家还有什么书尚未写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第二代”的时代。决定这个时代成败的，不是“富二代”、“官二代”什么的，而是第二代的改革者。

第二代的改革者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或许仍不得而知，但他们不是什么人却几乎没有疑问。像改革初期那种大字不识几个，但说干就干的基层企业家可能不再容易见到了。

取而代之的，或许将是一些胸怀大志、不甘寂寞，同时又被各种无聊考试拒之门外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一点，从本世纪初年代或已看出了点苗头。

然而青年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与改革初期的那些不读书的大老粗企业家相比，可能有一点不足——有一次我听到一位温州籍的博士生说。企业家创业时是不能读书的，因为书上清规戒律太多。他说，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书知识又狭窄、思想又刻板，读了反倒叫人更挣脱不开前人成见的羁绊。

这样的认识，堪称是经典的回归。古人不是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吗？想要干一番开拓性事业的人，必须先为自己的头脑开拓一个空间。带着一副较少被清规戒律、陈词滥调所污染的头脑，才会对社会上的新生事物更加敏感，也更富有想象力。

其实，每当在社会变迁、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些划时代的变化即将来临时，总是会有一些敏感人士（多半是青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去迎接它们的。他们深信自己置身于前所未有的潮流，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甚至连上大学、拿学位都会放弃。微软公司开创者的比尔·盖茨、戴尔公司的开创者迈克·戴尔和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乔布斯，都是辍学创业的经典案例。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直到升入大学后第33年后（其实早就在工作了）才拿到了学士学位，这恐怕也只能是因学校破例才有这样的待遇。

能上大学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是不是太草率？难道世界上还有比上大学、学知识更重要的事吗？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家长们都曾有过这样的辩论。

对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或许你会回答：凭什么世界上就没有比上大学、学知识更重要的事？难道当英雄不比上大学更重要吗？

古人说“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也说“自古奇男子，往往羞为儒”（当然指的是“小人儒”）。让我们想一想改革开放里的头一拨人物，是不是有些人学历并不高，有的甚至还相当低？再想一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那些不断上书、呼吁止步、主张倒退的人，是不是有些人学历却相当高，甚至是大理论家？

这两种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并不在谁读的书多，或谁获得过什么样的学历证书，而完全在于他们对现实社会的感觉，在于是不是感到有一些事自己已不得不做，或有一些活动自己将必然投身其中，冲锋陷阵，因为它们代表着时代潮流，根本不会折返。当改革者作出他们的抉择的时候，凭的就是这种抓住机会，拼上一把的精神——既不靠完备理论、操作指南，也根本没必要去找这些东西。这就像一首唐诗写得那样：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章竭·焚书坑》）（注1）

难道不是吗？秦朝灭亡的时候，中国人还来不及写《过秦论》；乡村企业家在创办他们的第一个工厂的时候，书店里卖的经济理论全遵循着苏联的理论框架。在新一代企业家（不管是上过大学的还是没上过、或只上过一半的）创业的时候，所想到的应该不是书店里卖什么书，市面上流行什么理论，倒是可以想象一下全世界思想家还有什么书尚未写出来。

哈佛商学院曾有一个题为“成功企业家的启迪”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成为企业家的最佳途径无非就是自己真正动手去干。用一句美国俗语说：“想法再好，也不能搬山；要想搬山，还是得靠开动推土机”这句俗语，曾由德鲁克在20世纪90年代借用来讨论战略的定义。他说，战略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智力的操练”，而是一个现实的努力，是为着一个工作目标而付出的具体的、在资源和人力上的投入。

你想象中的机会是什么？你看到了这个机会的微笑了吗？你准备好与你的机会拥抱了吗？

注1：竹帛烟销，指秦始皇焚书；关河，泛指秦地的天险；祖龙，祖，始也；龙，人君像，指秦始皇；坑灰未冷，说的是焚书坑里的灰还没有冷却；山东，崤山以东，即原秦国东边的中原地区。这首诗有着非常辛辣的讽刺意味，秦始皇认为“书”会造成国家祸乱，却没想到焚书坑儒后，造反推翻秦国的刘邦和项羽都不是读书人。

创业英雄刘邦和项羽最根本的区别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4:24字数 1882

【大凡出身底层，奋斗起家的创业英雄，都必然要过一道坎，经历一个考验，那就是如何跟读书人，尤其是在某些方面远比自己聪明的、会读书的人在一起合作——只有通过了这个考验，他们才有可能让自己事业壮大兴盛起来，而通不过这个考验的就注定半途而废。】不读书的人当英雄容易；当了英雄以后，却麻烦多多。一方面事业怎么发展？这个问题，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下容易判断——一旦首战告捷，情况不一样了，却很容易陷入迷茫。在这个时候，老是有人来找他们，想为他们指路，但这些人中间（包括朋友推荐过来的朋友）谁有本事，谁是瞎侃，他们也看不准。

宋人胡宏曾这样评价楚霸王项羽（明显是一首宋朝人拿手的“翻案诗”，针对的就是唐人“刘项从来不读书”的说法）：

快战马知霸术疏，乌江亭上独欷歔。

万人三尺俱无用，可惜当年不读书。（《项王》）

他说项羽先学剑术（“三尺”），而后学兵法（“万人敌”），但到头来输得一败涂地，原因都是因为他从来不想好好读书，此处也有拒绝领会儒家道理的意思。

但是这个案翻得不大成功。没错，项羽从来不读书，虽然是贵族子弟，但满脑子虚荣、粗俗的东西很多，身上没体现出什么与众不同的文化教养。不过，作为他的对手，刘邦就读过书吗？宋朝学者的见解并未指出刘邦、项羽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其实，刘之所以战胜项，不是因为他从小是个“五道杠”的好学生，饱读诗书，而是因为他懂得用什么人可以弥补自己没读过书的缺陷。

我那位温州籍博士生朋友说，除了真的什么书都不读的人有可能最有创造力之外，另一种最有创造力的人，就是最会读书，什么书都读，而且对一切书中观点都能批判吸取的人。“倘若最不要读书的人和最会读书的人能怎么样结合到一起，那么闯天下就一定闯成！”（带点口音，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说“创天下”还是“闯天下”，姑且含蓄点儿。）从小都没读过什么书的刘邦和项羽，之所以命运天壤之别，史家一般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楚霸王项羽刚愎自用、不听劝告，而汉高祖刘邦，个人形象虽然不及项羽（有时甚至显得相当猥琐），却能在“闯天下”的较长时间里把一批“王者师”聚拢在身边，对他们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开放的决策程序。唐人韩愈写道：

龙疲虎困割川原，亿万苍生性命存。

谁劝君王回马首？真成一掷赌乾坤。（《过鸿沟》）

在签订了以鸿沟为界的临时停战协议之后，是谁劝说刘邦调转马头追击项羽，鼓足勇气进行决战？还不就是张良、陈平那些平日里向他讲解谋略、建议对策的谋士？二赖子出身的刘邦和他们组成了一支“最不读书的人和最会读书的人”相结合的团队（这中间也包括来自不同读书人的不同建议），果然成绩斐然。

这里还有两个注意事项：依靠“会读书”的人，而不是依靠仅仅是“读书人”的人。与读书人合作往往很累，市面上流行的理论和做法，他们都感兴趣，都想引进。但与会读书的人合作就不应感觉到累，因为他们会帮助接受咨询的人排除很多没有用的想法和建议，让后者集中精力去做现有条件下最有创造性的工作。

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自命远离书本的实践家，其实往往是某位过气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而自称天佑神助的政坛狂人，究其妄念来源，也无非是几年前流行一时的某三流学者。”（注1）各种思潮对人的影响，各种理论对实践的干预，使那些自命“刘项从来不读书”的反叛人物难以保持精神的纯洁、立场的独立，更不消说在应急策略上的疏忽大意或一时苟且。他们中间所有想要获得成就、延续荣誉的人们，只能有一种活法，那就是用自己的头脑，或者是借助别人的头脑，通过不断分析现实、筛选理论，来保持在想象力和创造力上的贞操。

因而大凡出身底层、奋斗起家的创业英雄，都必然要过一道坎，经历一个考验，那就是如何跟读书人，尤其是在某些方面远比自己聪明的、会读书的人在一起合作——只有通过了这个考验，他们才有可能让自己事业壮大兴盛起来，而通不过这个考验的就注定半途而废。这条经验不仅楚汉之争能证明，很多现代企业都正在证明着。

世界上其实有很多精彩的路，只不过没有一条是只靠一个人就能走到底的。

注1：英文原文为：“Practical men, who believe themselves to be quite exempt from any intellectual influence, are usually the slaves of some defunct economist. Madmen in authority, who hear voices in the air,are distilling their frenzy from some academic scribbler of a few years back.”这段话引自于凯恩斯1935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书作者张晓刚译。

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真正含义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4:51字数 2494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真正含义

【假如一家企业不能让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竞争中的“惊恐”状态，不断发现自己在产品和服务上的缺陷，不断去弥补昨天的漏洞，争取今天做得更好，那么当一场新的危机到来时，它恐怕就会来不及应对，只能在事后哀叹“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了。】

20世纪90年代末的纳斯达克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坊间流行的西方管理研究文献上经常出现这样一句话，即“唯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英特尔公司的主席安迪·格鲁夫还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书名。为什么？译者一般都不给解释，好像你理所应当明了，但是好多人却不甚了了。

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Survival the paranoid”，其句法，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Survival the fittest”）的翻版。其出处，有人说是考古学的一个新近分支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也就是对古代某个地方的整体环境、而不仅是某个具体遗址进行考察，并由此来判断当时人类活动的生存背景。

环境考古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对进化论之父达尔文“适者生存”说的修正：科学家发现当人类出现在东非大草原上时，在那里还同时漫游着至少七种像狮子、豹子一样大型猫科动物，而人类则是灵长类中唯一在母亲奔跑、攀缘时婴儿不能叼着母亲乳头的一种。所以在遭到其他动物攻击的时候，人类的处境尤为不利，几乎没有靠搏斗，甚至靠逃跑得以活命的机会，只有靠保持无休止的警惕和互助的组织形态才能得以生存。但最终能够得以生存的，并不是最强壮有力和最勇猛好斗的动物（这是西方人对适者生存的通常理解），而是习惯了在惊恐中生活的人类。关于这一考古学发现对管理研究的启示，多年前的《经济学家》杂志曾有介绍。

随着精神病学知识的普及，在英语中paranoid已是一个常用词汇。精神上高度紧张，总是怕什么没做对、没做好，人们就经常称为“偏执狂”。但在汉语中“偏执狂”仍不那么常用，词义也没那么宽泛。要把不同地方、不同含义的paranoid都翻译好自非易事。在管理研究文献里，可以把它翻译为“完美主义”吗？不行，因为它不是一种办事风格。可以是“谨小慎微”吗？不行，因为它绝不表示无谓的胆怯和畏缩。可以是“杞人忧天”吗？不行，因为尽管略有些病态，归根结底却没有那么无端和虚妄。可以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好像也不行，因为它的目的性仍很明确，仍是市场，是要在市场竞争中得胜。

要问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不禁想到李商隐的一首小诗：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

晚宴酒醒之后，点起蜡烛赏花，怕天亮时花期一过，夜晚尚留在枝头的花朵就变成满地的落英缤纷了。这种惜花的心态，不但有些“偏执”，甚至还有些痴狂了。

我想古人表现自己paranoid心态的最惯常的方式，莫过于那一大堆的惜春和伤春诗了。总之东亚大陆的春季自古以来都伴随着一些冷空气回潮和凄寒风雨，而风雨几番之后，当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春季里的花朵也就大都凋谢了。所以说春日赏花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而随着每一个晴朗日子的过去和每一个风雨夜晚的来临，诗人对盛开之花的关爱和对零落之花的哀悼，也就炽烈到了要做出常人做不出的一些举动出来。

不仅李商隐要点着蜡烛赏花，面对他最钟情的海棠花（让他想起远方的故乡），苏东坡也曾有这样的举动：

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苏轼《海棠》）

为了不让花期那么快地逝去，让花朵慢慢地开放，杜甫弯下腰来向待放的花苞诉说，就像老爷爷跟一群任性的小朋友对话：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

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而陆游，则是要请道士来祈求神灵保佑他的钟爱：

为爱名花抵死狂，只愁风日损红芳。

绿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阴护海棠。（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

古人说每一个季节都是90天，倘若从阴历一月一日开始算起，那么春天的最后一天就是三月三十日。在三月三十日的夜晚，贾岛终夜不眠，为的是给春天送行：

三月正当三十日，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贾岛《三月晦日送春》）

在今天的激烈竞争的市场上，企业家、经理人每时每刻都要在想如何比别人先出一招，或如何让自己更进一步。这就像在区区90天的春天里，众多诗人要用每一天来赏花、游春、动情、抒怀、歌唱、悲泣、送行、送春……忙得不亦乐乎，也多愁善感得不亦乐乎那样，他们对自己企业的态度，也难免让其他人看着总觉得太忙、太累，甚至都有点痴狂。

用海尔掌门人张瑞敏的话说，率领着一个每年都在力求高速增长的大企业集团的他，感到“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我想，用古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话来翻译西方管理研究文献中的“偏执狂”概念，不会比前边列出的那些翻译方法更离谱。其实，这正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诗经》里的原意：

……

不敢暴虎，不敢冯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旻》）（注1）

这一节的意思，是人间风险，比比皆是，何止是只手搏虎，徒步渡河；所以身居领导岗位的人，必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朱熹的注解是：“众人之虑，不能及远。暴虎冯河之患，近而易见，则知避之。丧国亡家之祸，隐于无形，则不知以为忧也”。把这段话用在朱熹自己身处的不思进取、苟且维持的南宋王朝上，正好合适。

不过翻译事小，实践事大。环顾四周生意场，我们往往见到的，是在企业发展的春天狂欢痛饮的场面，而很少见到真的有人在这个时候沉下心来，以“偏执狂”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审视未来。张瑞敏多年来在海尔推行的管理方法，似乎也就是要把自己“如履薄冰”的心态转变为整个公司的文化。

假如一家企业（或任何负有社会责任的组织）不能让自己经常处于一种竞争中的“惊恐”状态（当然不必再担心被虎豹吞食），不断发现自己在产品和服务上的缺陷，不断去弥补昨天的漏洞，争取今天做得更好，那么当一场新的危机到来时，它恐怕就会来不及应对，只能在事后哀叹“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了。

注1：旻（mín），秋天、苍天；暴（bó）虎，空手打虎；冯（píng）河，徒步渡河。

第五章 战略：想象

《孙子兵法》的魅力：管理者为何要读兵书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5:58字数 1746

【《孙子兵法》并非仅仅是一部关于战争的书，甚至也不是英文翻译里的所谓“战争艺术”，而是属于一种言简意赅、又凝聚着大量实践体会的管理智慧书。】

古代将领中有不少人是像辛弃疾那样，自打年轻时就饱读兵书，一辈子都在等候、梦想国家对他们的调遣——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死亦无憾。在唐诗里，就能读到这样的例子：

北风裂地黯边霜，战败桑干日色黄。

故国暗回残士卒，新坟空葬旧衣裳。

散牵细马嘶青草，任去佳人吊白杨。

除却阴符与兵法，更无一物在仪床。（曹唐《哭陷边许兵马使》）

读到这里，人们的耳边或许会响起一阵《血染的风采》的音乐，挺壮烈的。没错，任何以服务公众、效忠组织为最高目标的人，其人生落幕，大概应该都是这样——身边什么财物都没有，除了生前潜心研读的几本兵书。

那时的人读的是什么兵书？《韩非子》说过，自战国时起，“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云云。所谓孙吴，就是孙武、吴起的合称。

唐人尚武，士大夫读兵法的风气更为盛行，皇帝亲自参与《李卫公问对》的创作，大诗人杜牧为《孙子兵法》作注，以及“口里虽谭周孔文，怀中不舍孙吴略”的诗句，都是例证。

和平生活中的人，老大不小的，读什么兵书？历来有人对此不齿，其中也包括韩非。但历史的吊诡，却在于随着经济发展，读兵书的兴趣，从古代士大夫传播到现代工商管理界，然后又蔓延至从事管理工作的人。不仅中国如此，西方社会也是如此。读战争史，读各个历史时期的战例，读前人的和同时代人的带兵经验，已成为企业家、经理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无论在中国书店还是在美国书店里，你都会发现有一本兵书《战争艺术》（art of war），在这两个经济大国的读者中享有几乎同样高的声誉——而且历久不衰，它就是《孙子兵法》（作者孙武，有时也以《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合编）。

在中国的当当网上，以“孙子”检索，共有573种图书音像产品。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以“Sun Tzu”（孙子的英文译名）在图书频道上检索，结果大致与被誉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德鲁克和股神巴菲特旗鼓相当。而二十多年前，当《孙子兵法》刚刚受到重视的时候，才仅有一两个英译版本。

为什么这本中国书，用不着到纽约时代广场打广告，从中国走到外国，然后在美英“主流书店”登堂入室竟如履平地？这种如同“不战而屈人之兵”而征服世界的过程，与很多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尴尬的国际化经验相比，竟形成鲜明对照。

是因为《孙子兵法》语言非常时髦，或者它的作者长相非常酷吗？

是因为它充满了色情、暴力、不可思议的恋爱和悬念，以及雷人的对话吗？

是因为它无论什么人用都一用就灵吗？

或因为它属于居家常备，就像创可贴吗？

可以想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孙子兵法》并非仅仅是一部关于战争的书，甚至也不是英文翻译里的所谓“战争艺术”，而是属于一种言简意赅、又凝聚着大量实践体会的管理智慧书。

管理学家约翰·阿代尔（John Adair）说，18世纪中期，西欧最大的“工业组织”就是英国的皇家舰队。这里“工业”的意思，是指人员庞大、分工复杂、纪律严明、协调严谨而言。

同样，在公元前3世纪，世界上的一个最大、最有效的组织，必然是建立整个耕战体制上以及用全世界射程最远、最锋利的弓弩武装起来的秦军。这一点，用不着看活人，看看咸阳的兵马俑就能有所体会。

秦军只是一个登峰造极的形式，它的基础，是贯穿春秋战国而积累下来的军队管理经验。那个时代（包括随后的西汉）产生的大量兵书，就是这些经验的反映，《孙子兵法》则是其中的善之又善者。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军队。但世界上容纳人员最多、分工最复杂的组织形式，肯定早已被企业所取代，还有各种各样以企业为制度蓝本的非盈利组织；在很多国家里，人们最大规模的竞争性活动，已不是在战场，而是在于无休止的、遍布全球的市场竞争。

然而人类文明组织配合，优胜劣汰的需要，赋予了《孙子兵法》贯穿时空的普世性价值。那就是一种深入浅出，但绝非简单化、工具化的实践智慧或实践哲学。

它帮助实践者，尤其是一个组织的管理者，形成自己思维的和行动的特点，以争取在同等物质条件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创造组织的最佳效益。

这才是为什么《孙子兵法》可与历代良将共生死的原因所在。可以想见，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它也将伴随着世界上很多的企业家和组织领导者，完成他们一生中最险恶的战斗，创造他们一生中最伟大的辉煌。

实力VS计谋——理解《孙子兵法》的起点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6:19字数 2316

【战场也好，生意场也好，假如决定胜负的只不过是实力，天时、地利、人和一概皆可不顾，那么世界上还会有什么悬念可言？倘若实力雄厚者不自恃强大、疏于防范；而实力薄弱者不巧于计谋、精湛管理，竞争又从何谈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首“念奴娇”是苏东坡的一首千古绝唱，副题“赤壁怀古”。到底是什么东西叫他以及历代满怀英雄抱负的人无比向往、激情澎湃，转而又黯然自叹、生不逢时呢？

那就是赤壁之战，一场以计谋取胜的惊世大战，一个各路人才彰显才华的历史关口。赤壁之战里不仅只有一个计谋，而是大至外交，小至战斗，以一个接一个的计谋化解了魏军优势，弥补了吴蜀欠缺，最终完美实现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

可是世界上很多人瞧不起计谋。

记得曾为《孙子兵法》英文译本做过前言的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 Hart）曾追溯说，“二战”前后，日本军人对《孙子兵法》是不感兴趣的，觉得那是狐狸的兵法，而他们要做的是老虎。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事将领对《孙子兵法》也缺乏自信，认为那已经是古代的东西，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了。

现代中国某些业余军事爱好者也学着伟人口吻，说打起仗来，只有实力才是“硬道理”；计谋有什么用？古代齐国军事家辈出，还不是被秦国给灭了？克劳塞维茨能写鸿篇巨制《战争论》，还不是叫拿破仑逮着做俘虏？

这种“唯实力论”，听起来跟“唯GDP论”差不多，表面上挺唯物主义的，其实眼界实在狭窄。这也难怪中国的军事杂志，基本上是有关武器装备的，不像在某些其他国家，军事网站的兴趣点从后勤到小规模战争再到军事史，不一而足。

世界上的事情远不是都像很多现代中国人所想象的那样“唯物”的。这不是中国古典兵法的思路，也不是战争的真实情况。

世界上自从有了战争，就有了计谋。公元前13世纪古埃及与赫梯人之间的战争，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就已有迂回、有突袭，利用对手的失误发起攻击，并非像有人所说，无非就是双方正面互攻对打而已。

做生意也是这样。没有钱（或没有物质实力），说做生意是胡扯。不过，有再多的钱，不了解经济，不研究市场，三下子两下子也会把所有家底折腾个精光，比胡扯更叫人瞧不起。在同样实力的前提下，爱动脑子，同时也精于计算的闷声发财者必然要比感情用事者、求神拜佛者、盲目跟风者，或纸上谈兵者获得更高回报。

战场也好，生意场也好，假如决定胜负的只不过是实力，天时地利、人和一概皆可不顾，那么世界上还会有什么悬念可言？倘若实力雄厚者不自恃强大、疏于防范；而实力薄弱者不巧于计谋、精湛管理，竞争又从何谈起？

在整个历史上都是这样，倘若实力雄厚的一方不自我陶醉、自我消耗，实力薄弱的一方不重视民心、励精图治，那么多的兴亡更替又从何谈起？人靠动脑子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包括聚积实力，恰恰是精神变物质的一个过程。

所以一部不到6000字的《孙子兵法》，充满了“上兵伐谋”、“兵以诈立”的观点；作者从头至尾都在强调计谋的重要性，尤其是那种哲学层次、战略层次上的大思路、大谋略。书的一开始就警告读者：“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注1)，不动脑子，不做谋划，就一定会吃亏。

为什么不动脑子会吃亏？孙子没说。（这么浅显的道理还用解释吗？）但现实世界的吊诡，却是那些唯实力论者偏偏就不喜欢用脑子。尤其是一些眼看正在崛起的新兴势力，一旦聚积了一些财物，听到了一些恭维，马上就感觉良好，精神亢奋，去挑战那些看似已不复辉煌、却仍具多年积累和历史底蕴的传统势力。导致这种冒险游戏的根源，就是战略思维上的唯实力论。

这样的赶超，这样的挑战，其实有很大缺陷，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被对方的表面特征所限定的。从本质上说它不具备有独创性；仍然是在复制别人的模样，模仿别人的外表。这是一种无须费脑子只需费体力的工作。

一个执行这种任务的团队，因为它的所有指标都是表面的，也就必然不会重视内部因素，尤其是聚集人的力量。它的管理，很可能看起来强悍，但很难做到坚韧；它的行动，很可能看起来猛烈，但很难做到自如。

这也是为什么后起帝国主义气势汹汹跟老牌的帝国主义硬拼却总是拼不过的道理——不是因为他们天资差，或痴或狂或不通人性，实在是因为他们所执著的唯实力论妨碍了自己动脑子。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做事要动脑子，这是《孙子兵法》的起点。《孙子兵法》还有更深刻的道理，但你不动脑子，后边的一切也就都谈不上。一切关于你如何自我设计，自我调整的咨询建议也就成为瞎耽误工夫。在具体实践上，在试图赶超别人或挑战别人的时候，你必然只会仅仅盯着人家的一些表面特征，最终把自己搞成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更重要的是，妄图通过不动脑子的工作来聚积超过动脑子的工作所聚积起来的实力，或实现比后者更伟大的成就，是一种违反逻辑的行为。违反逻辑的行为在实践上一定行不通，用中国人的话说，是一定会遭到“老天报应”的。这个灾谁也帮你免不了。

所以孙子对君主（当时是吴国国君阖闾）说，你如果不想动脑子还要打胜仗，那咱们也就免谈了，你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找谁都没用。大意如此。(注2)

注1：庙算，指开战之前于庙堂上的谋划。

注2：《孙子兵法》中《计篇》云：“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一个版本的现代汉语译文是：“若能听从我的计谋，指挥作战就一定会取胜，我就留下；如果不能听从我的计谋，用兵打仗就必败无疑，我就告辞离去。”据吴如嵩（主编）《孙子兵法解说》。

中国第一大“起死回生经理人”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26:47字数 2163

【世界上各种各样有才的人好像不少，但真正有让一家企业、一个事业起死回生的才能的却实在太少。他们一定都是对天下大势（社会、市场的发展走势）具有不凡认识，对微观管理的关键环节也具有精湛操控的人。】

有这样一首诗，倘若我说它原本是金庸先生为某部武侠小说写的，大致会迷惑不少的人。不过确切的作者，却是明末一位江南比丘尼，名叫周琼（注1）：

小榻参差竹影斜，衡门芳草锁烟霞。

棱铮傲骨诗为友，淡泊禅心画作家。

暖日不须来燕子，春风争肯逐桃花。

凭栏和雨潇潇夜，慷慨悲歌抚莫邪。（《春居》）

有股江湖气，是不是？这位周小姐还有另一位奇女子做朋友，姓吴，也是出家人。两位“傲骨棱铮”、“禅心淡泊”的奇女子在一起时的话题又是什么呢？周琼有次写道：

才惊落叶锁花城，一径春风感落英。

岭上白云都如画，樽前红烛夜谈兵。

文人薄命非因妒，侠女狂歌更有情。

安得五湖同载去，好寻范蠡诉平生？（《赠吴蕊仙》）（注2）

原来她们都爱好军事研究（若生在现在一定是军事网友），都迷恋着两千年前的越国谋臣范蠡（注3）——可能也暗中相信自己拥有绝对不亚于西施姑娘的天资。

范蠡的粉丝真是千古不绝，尽管他不是歌坛天王，也不像屈原那样留下经典著作。但你随便抄起一本古典诗词选集，发现里边肯定都少不了他的名字。哪怕是以纯艺术观点编辑的，如果注解里没有了范蠡的大名，也只能算是平庸。

此人的确身手不凡：他与其他几个谋臣一道，制订并实施了让越国从战败废墟上重新崛起的国家复兴计划；同时消磨对手吴国的实力，包括离间它的高层领导团队（导致谋臣伍子胥被处死）。经过约二十年艰苦奋斗（包括敦促老板“卧薪尝胆”，忍辱屈尊），终于选择良机，奋起决战，消灭宿敌，完成复仇。

得胜之际，他又及时抽身出走，化名“鸱夷子皮”归隐江湖，据说还带走了曾被他派到吴王身边卧底的越国第一大美人——西施。

想不到这一归隐竟相当于现在的官员“下海”，一段时间后，此人在商业发达的齐国再次曝光，已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富商（人称陶朱公），搞市场经济又搞出了花样。

以上这些，除西施到底是否跟他在一起出走之外，大致都属史实——不过人们宁愿相信，西施从来就是他实施越国复兴计划的左右手，而且后来的确是他们两人一道，搭小船匿迹于浩渺烟波之上的。

范蠡的魅力充分揭示了一个华夏民族口头上不说、心里面却永远会有的一个倾向，那就是虽然人们经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是在大是大非上，尤其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还是非要论成败的。至少，做不成终究是遗憾；做得一般，也仅仅是一般。可是，如果谁要是能够把一个行将灭亡的国家或一家眼看就破产的企业给整顿好了，让它起死回生，恢复活力，人们绝对会觉得他是无比的“酷”。

对范蠡的业绩全世界也很少有人会觉得不“酷”的。在美国，倘若有人能够叫哪家企业转危为安，再创辉煌，比如说成功走出“Chapter 11”（指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破产保护，就会被同行和媒体赋予“起死回生经理人”（Turnaround Manager）的称号。在重实践、重业绩的工商管理界，这是比一切国际奖赏或优异学历都更加值得尊重的荣耀。猎头公司在物色高管人才的时候，也最看重这样的经历——倘若能给哪家企业推荐一位“起死回生经理人”做公司CEO，董事会也一定会喜出望外。

中国文化人对范蠡这种事业境界的称颂——以及对官场上营营利益者的不屑，被李商隐表达得最为深切：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鸳雏竟未休。（《安定城楼》）

贾谊和王粲都是有所谓的青年。但李商隐最向往的，还是范蠡的成就：诗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两句，所指就是他的事迹。这两句诗，竟让无数后人为之欷歔不已——包括宋朝宰相王安石，大概也包括前面说的那两位心志不凡的明末女子。

想一想不难理解。世界上各种各样有才的人好像不少，但真正有让一家企业、一个事业起死回生的才能的人却实在太少。他们一定都是对天下大势（社会、市场的发展走势）具有不凡认识，对微观管理的关键环节也具有精湛操控的人。他们在大局和细节之间出入自如，把身边的一切，花钱的和不花钱的，都变成自己可利用的资源，最终实现手中事业与天下大势的精彩对接——一个别人看来几乎不可能的组织目标。

不过，在一个领导人自己不思进取、从上到下也不鼓励别人进取的制度下，要做一名起死回生经理人是一个会叫人内心很压抑的理想。事实上，在中国的大一统官僚帝国的历史上，所谓中兴，经常就是缓一口气的代名词，而真正意义上的起死回生基本没有。所以李商隐只能借诗歌表达他对范蠡业绩的向往；王安石只能对李商隐的诗句啧啧称道，却留下一个连自己都不愿再回首的政治废墟；而生活在极沉闷的时代里，那两位奇女子终究也无缘遇到会与她们一起笑谈兵法的潇洒男生。

注1：周琼，生卒年不详。明末清初苏州人。初嫁一士人，夫君被陷入狱后，周琼遁入空门。

注2：吴蕊仙，生卒年不详。亦是苏州人，其祖父和父亲均为明朝官员。吴的丈夫因反清事败遇难。后来，吴蕊仙也出家做尼姑。

注3：范蠡（lǐ），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范蠡帮助勾践兴越灭吴，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化名姓为鸱（chī）夷子皮（牛皮做的酒器），与西施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而后经商成巨富，自号陶朱公。

第六章 领导力与领导集体

刘备与诸葛亮的风云际会：独角戏唱不成领导力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1:39字数 3440

【在撇去那些表层泡沫之后，现代人也能够察觉到一种深层理性：那就是史上所有领导力的精彩案例，都不是由一个皇帝自编自导的独角戏；那些最值得记载和缅怀的案例，确实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杜甫流落四川的时候，既没有工作，又担忧国家，于是常去独自谒拜与诸葛亮有关的那些古迹——每次嘴里都嘟嘟囔囔地吟着一些忧伤的曲调：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对刘备、诸葛亮的“风云际会”（注1），杜甫总是充满神往，在另一首诸葛亮咏叹调中还有“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云云。但现代人在读到古人关于君臣关系的这种议论时，总觉得是一种迂腐。在我们长大的时代，流行的逻辑，是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是坏人，坏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自利的人怎么会精诚合作呢？可笑。

然而，当我们积累了些实际工作经验以后，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领导力问题绝非可等同于领导者个人才能、禀赋的问题时，我们大致也会推断出，领导力的课题，既然是一个超个人的课题，那么其中就一定包含有一个配合的问题，也就是核心领导层的每个成员怎样发挥个人作用，怎样做到相互支持的问题。

英雄可以不问出处，但英雄却不可以不与人合作——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在管理研究里，这叫做合作型企业或合作型领导力。

在社会大混乱、秩序大重组的历史关头，凡是有心干预天下兴亡的人们，无论是哪个阶级的代表，都会在一种茫茫人海中寻找合作，组建团队。或许一些普通结交，偶然因素有时竟发挥了极大作用（刘邦即是），而从已然崩溃的旧秩序中继承下来的权势伙伴、行政关系，到时却无大用（人们可想到袁世凯）。

在这个时候，有权力资源的人必须要找到有政治头脑、有军事才能和经济才能的人——否则他的权力资源就浪费了。而有政治头脑、自信对天下大势有一个明白思路的人，也必须要找到有权力资源的人——否则他们的智慧也就浪费了。而一个社会要发展下去，一个文化要延续下去，必须为它的成员提供机会，让他们实现“风云际会”。

所以我们才读到齐桓公憋着内火，向自己先前的夺命杀手讨教国策并让他主持政府工作——这场答辩，坐在他对面的，就是管仲；而推荐者，则是齐国谋臣鲍叔牙。

所以我们才读到吴王阖闾挑灯夜读，被本无战绩的一位齐国公子的13篇军事论文所倾倒——这就是伟大的《孙子兵法》；而转呈者，是吴国智囊人物伍子胥。

所以我们才读到作为移民子弟的范蠡，成为把一个战败国家“死马当活马医”，并使它重新崛起，赢得胜利的人——推荐者据说是越国的智慧长老计然。

所以我们才读到诸多的“外地人”在秦国参与改革的事迹（商鞅、张仪、范雎、吕不韦、李斯等），以及在旧贵族人多势众的楚国怎么闹改革也闹不下去的故事。

以及后来一个乡村片警，怎样勾结上一个长相女里女气的贵族小生（其实是个全国通缉的要犯）一起打天下的故事——乡村片警是刘邦，长相女里女气的贵族小生就是张良。

设想一下刘备前半辈子想当英雄却当不成，屡战屡败，上厕所时看着大腿上已渐渐长出的赘肉暗自伤心流泪的样子，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未来的“风云际会”还是真心向往的。

不错，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风云际会”的社会代价实在太大。几拨人一番混战，百城兵燹，万民刍狗，文明倒退，惨无人道。但一个国家，搞得政治僵化，把有抱负、有才能的人都赶到体制外去想入非非，也是统治阶级要负的主要责任，不是吗？（所以改革才永远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更好的办法。）后世文人把“风云际会”当做一种政治楷模提出，一方面寄托着儒家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另一方面也掺杂着挺低级的食禄私利、琐碎追求。不过，在撇去那些表层泡沫之后，现代人也能够察觉到一种深层理性：那就是史上所有领导力的精彩案例，都不是由一个皇帝自编自导的独角戏；那些最值得记载和缅怀的案例，确实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尤其是当我们反思史上那些著名的领导力案例时，也确实能够看到，在它们最成功、创新力最强、效率最高的一段时间里，最高领导层成员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当精彩的拍档关系。

从另一方面说，从儒者到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孤家寡人”，既代表着一种道德传统，也反映了一种理性判断：孤家寡人一定失败，史上屡见不鲜，人们也深信不疑。

所以我们才看到清末的统治集团高层竟然因不能协调各个成员对世界的看法，屡屡丧失自新和改革的机会，最终把自己推向彻底失败的深渊。

所以我们才看到辛亥革命中，一个不大的团体，参加者都是各带缺陷的个人，并无大师级人物，竟然顺势崛起，迅速开启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

所以我们才看到一个被派别倾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党派（以及它的领袖），终因顾不上联合民众以及感召青年，竟然丢掉了业已到手的统治国家的机会。

以及隐藏在太行山一个小村庄里，只有五个书记和少数文职人员的新的势力，一边完成土地改革，一边指挥全国战争，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竟打遍中国，坐定江山。（注2）

在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并未看到过山呼万岁的场面，也未曾听到领袖胜过父母的比喻——那时的领导力不是建筑在个人迷信上的虚幻传说，而是建筑在所有参与者各自奉献的智慧和本领基础上的真实的力量。因而也才有了后来“集体领导”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历史变迁，一定是不但要有领袖，还要有一个互补性的、多层次的领导集团，更能够容得下、带动得了千百万普通人“激情参与”的过程。

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就如同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这时的中国企业家、经理人，将如何经营自己组织里的领导力呢？据说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向往英雄，有些人更言谈举止都止不住地要模仿伟人、模仿帝王。但有些问题大家最好还是先想清楚：世界上英雄不多，超人更少；你自己是不是？你自己知道。（要不回家问问太太？）如果你现在管理的企业里没有英雄，比如作为CEO的你就不是英雄，你是否愿意从什么别的地方（先别管从哪里）找个英雄来把自己换掉？

英雄也会犯错误。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是不是样子比平常人犯错误要更惨？（别的不说，要面对那么多媒体的曝光和质问。）当然，英雄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在他犯了错误之后，由谁来纠正这个错误呢？是不是还要劳您大驾？

当你要来纠正错误时，假如你找来的那个什么英雄，偏巧意气太盛，拒绝你的介入呢？

在问了自己以上问题之后，你是不是会感到，英雄主义，尤其是个人英雄主义，其实是瞎耽误工夫呢？（注3）这时的你，是不是会转而想到，一个更可操作一些也更保险一些的游戏，其实倒是“风云际会”式的“集体领导”呢？或许“风云际会”这个表达太古老、太迂腐；“集体领导”这个术语也显得太空洞、太像宣传。但事实是，有一个拍档总比没有强。英语里有一个说法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与一个人共事，胜过有三个人打工。”

在描画知识经济的特征时，德鲁克也反复强调，投资者与员工的关系将变成某种相互提供资本的关系——投资者提供的金融资本，而员工提供的是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也就必然变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不是设想。哈佛商学院教授多萝西·伦纳德 （Dorothy Leonard）和塔夫茨大学心理学教授沃尔特·苏尔普（Walter Swap）在他们合作的名著中指出，20世纪以来的大批重大技术进步，比如半导体的发明，就是在技能互补基础上的合作创新结果。

所以，天下的刘备，要更加忙不迭地去寻找诸葛亮。

天下的诸葛亮，也不能仅仅在家里宅着等人上门求拜。

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就是他们“风云际会”最方便的场所。

餐巾纸上就能勾勒出一家新企业的“隆中对”。

注1：“风云际会”源自《周易·乾·文言》：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周易分两个部分，《易经》和《易传》。《易传》是解说和发挥《易经》的论文集（作者是孔子还是其后学存争议），《文言》是对《易传》中乾坤二卦的解释。

唐代大儒孔颖达奉唐太宗命主编的《周易正义》中对“云从龙，风从虎”的解释为：龙是水畜，云是水气。故龙吟则景云出，是“云从龙”也。虎是威猛之兽，风是震动之气，此亦是同类相感。故虎啸则谷风生，是“风从虎”也。

注2：太行山的小村庄为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1947 年7 月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委在此成立。1948 年5 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此，于1948 年9 月至1949 年1 月间完成三大战役指挥。1949 年3 月七届二中全会举行后，中共中央迁至北京。

注3：对于英雄式管理，德鲁克向来反对，认为埋头自我的领袖一定会把组织带上邪路。

“夹生饭”领导力：未能做大的蜀国生意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1:59字数 2770

【蜀国的领导力因而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夹生饭”状态，譬如说一家企业，永远只有COO一个人成天忙碌，尚且有时顾此失彼，而董事长和各部门总监却没有一个在关键时刻听劝的，犯尽一切不该犯的低级错误。豪侠意气，匹夫陋习，后来再加上一个缺乏天资的“皇二代”，所有这些问题，别说在1800年前，即使在现代中国也不那么好对付。】

现在对诸葛亮的评价多元化起来，说明中国人已不再满足于按照过去的简单化正统标准（不管是哪种道德）去回顾历史了。（注1）对诸葛亮在军事指挥和人事管理的一些短处——以及可能还有的心理缺陷，都已有不少的讨论。说来说去，大家觉得他的水平（不光是业绩），与比他远一些的张良或更遥远的范蠡相比，总归还是有明显的差距。

然而，人们很少涉及的一个事实，就是诸葛亮要面对的局面，却比张良和范蠡要面对的有着本质不同。诸葛亮要一边打造一个根据地一边战斗。他要在原本没有什么根基的一个地方建立起来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形势，以期“天下有变”；而他的对手，也不是自己一个劲犯错误、谁劝都没用的吴王夫差和西楚霸王项羽，而是钻研《孙子兵法》的老手曹操。

相比之下，范蠡有越国民众的支持，还有文种主持重建，无须为战略后方而担忧。而对张良来说，以一个“约法三章”与项羽在咸阳掠物焚城的劣迹反衬，就已为汉军换来了关中百姓的拥戴。

而蜀军则不然。它军力不够，人才有限，凭借一块“转让”来的根据地，人生地不熟，刘备等三兄弟在此毫无社会基础，要想扎下根来实属不易。最不幸的是，一旦进入了“根据地时代”，刘备一班兄弟就接连不断自己犯起错误来，荆州失守，联盟崩溃，直至夷陵惨败。几下子就从一个不错的起点倒退回去老远。

其实，诸葛亮的问题是一切心怀大志的小本经营者都会遭遇到的痛苦经历——一边要守住自己的二亩三分地，一边还要瞄准国际企业、行业领袖什么的，把不大的生意还要“整出花儿来”。放弃吗？经营一块汉中，可偏安一隅，但如何感召天下？不放弃吗？又就怎么保证不犯错误，逐步壮大？司马懿分析他“志大而不见机”（没有机会），的确如此。

在不少的事情上（包括做生意），有时无中生有容易，从小到大却难；有时狭缝之中求生存容易，做到外围突起，威胁中心又难。从一块远离中原、资源有限的地区经营起一股新兴势力，然后出击中原，称霸天下，这样案例，古今中外实在不多，真正算得成功的还是1700多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结合了很多现代因素的根据地战争。

以共产党在江西、陕北及太行山区战斗发展的经验，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的赌命经营两相比较，我们看出，一个成功的根据地战争，在谈得上全国性部署之前，都应具备如下特点：

扼守关隘，占据地利，以较少兵力和天然屏障，抵御外敌。这一点人们容易理解。

利用本地关系，扩大民众影响。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多亏王佐、袁文才的地方势力支持。（注2）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也因长征队伍与刘志丹领导下的本地革命势力的会合。另一方面，为了加强部队的专业化和紧密与民众的关系，加强纪律管束尤为重要，设立各级党组织和建立政治工作的体系，事关存亡，尤为重要。

发展地方经济，实行生产自救，或因地制宜，不断调整根据地内部的部署。陕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虽有大生产运动，仍将部分力量分散到太行山区。直到1947年，河北平山西柏坡之所以被选为新的中央所在地，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被称为“晋察冀的乌克兰”（产粮区）。

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在井冈山根据地，秋收、南昌两起义的参加者所剩不多，第一股较大人力资源，是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参加者，他们中间之所以能涌现出一批中坚分子，又与大革命时湖南南部的学生运动密切相关。没有干部，打不成根据地战争。当然根据地战争是持久战，故还要兴办教育、培养干部，同时扩大政治影响，吸引来自大城市的社会精英的加入。

在战略上，可一边韬光养晦，一边有得力战将带兵，不放弃外围战斗，把战线逼近人口较稠密地区，以期不断补充兵源。面临战略性机遇时，只要力所能及就决不放弃，如抢占东北，进军大别山，等等。

诸葛亮不是没有战略眼光（至少从隆中对的第一阶段企图来看）。对巩固根据地有利的事，他也做了不少。但他最大问题，就是缺少有全局意识、战略才干的人一起合作。刚开始蜀军好像不缺干部，但实际上，他却无法有效影响、约束刘备及其弟兄、下属，也自认影响力不如英年早逝的法正。

刘备一干人马，都是好汉固然不假，但要论坐江山，却总是愿望超乎能力。他们大概并非不把诸葛亮当自己人，也不是出于好胜而故意驳他的面子，而是在见识水平、行为标准上无法带动一个事业的发展，扮演不了一个靠得住的角色。诸葛亮也不可能在他们身边都派上一个政委（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这个办法），去对他们一一加以劝导和制约。

蜀国的领导力因而始终处在这样一种“夹生饭”状态，譬如说一家企业，永远只有COO一个人成天忙碌，尚且有时顾此失彼，而董事长和各部门总监却没有一个人是在关键时刻听劝告的，犯尽一切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注3）豪侠意气，匹夫陋习，然后再加上一个缺乏天资的“皇二代”，所有这些问题，别说在1800年前，即使在现代中国也不那么好对付。

所以说，初出茅庐时，刘备、诸葛亮的“风云际会”令人神往，但诸葛亮都不会想到，自己接手的将是一个刚到起点就滑向下坡路的事业；如何扭转这个势头？实在让他心急如焚，也足以把任何天下英雄给折磨至死。这样一份差事，鞠躬尽瘁，便是君子。

这也从另一面说明：所谓领导力，绝对不是一个就能玩得了的游戏，哪怕是具有很不寻常天赋的人，如诸葛亮，也不可能跟戏台上那样，手拿羽毛扇，摇头晃脑几句，就能把大小事务全都搞定。诸葛亮之成或不成，还要取决于他有什么样的拍档和同事。

也正因为如此，在轻松发展的时候，人们往往想不起诸葛亮来。反倒是越深陷危机，接近末世，人们对他却越念念不忘，充满同情。在这种同情里，也或多或少寄托着一种对现实的领导力状态的无奈。晚唐罗隐就有一首这样的“咏叹调”：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筹笔驿》）

筹笔驿在四川广元，是诸葛亮曾经筹划战争的地方；而谯周，就是后来劝说刘禅降魏的儒学师傅。这首诗，据说是毛泽东晚年颇为钟情，还在“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上画满了圈圈。

注1：学者也有这一倾向，许倬云先生在1992 年出版的《从历史看领导》讲演集中都没有批评他，到2005 年出版的《从历史看人物》里，已明言他的战略不大现实。

注2：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后被平反，亲属被邀请出席开国大典。

注3：诸葛亮的困境首先在于刘备的“一场豪赌”，“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八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见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台北：洪建全基金会，1997 年），91-95 页。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之路为何没走通之一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2:18字数 3429

【究其根源，只能说是领导力的缺陷——变法的领导核心，并不具备营造共识、实现互补、瓦解阻力、创造未来的足够能力。在国家进行如此大规模变革之际，它竟没有足够用心、足够策划，让统治集团及社会精英中的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

德鲁克曾说所谓管理，是以正确的方法做事；而所谓领导力，则是做正确的事。

他又说所谓效率，是指以正确方法做事；而所谓实效，则是指做正确的事。

于是美国的管理文献充斥着“正确的事比正确的方法更要紧”一类的说法。

但正确的事与正确的方法是不可对立看待的。这也不是德鲁克的本意；他的本意是既要以正确的方法做事，更要站得高，看得远，选择正确的方向，做正确的事。在管理实践中（以及任何社会关系的管理实践中），以错误的方法不但往往做不成正确的事，甚至还会造成错误的事的反弹，最终丧失做正确的事的一切机会。历史上此类教训很多。

尤其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正确的事，难免会遭遇来自组织内外的疑惑和担忧、冷漠和反对。当然人们有权疑惑和担忧、冷漠和反对。但一个完备的领导力，必须能够以正确的方法化解这些情绪，最起码把各方争论引上“怎样改才能改得更好”的轨道，而不是停留在“到底改还是不改”或“是不是要开倒车”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从技术层面上讲，重要的是要让变革赢得时间，优化操作，创造实效，加以推广。实在不行的话，退让一步，妥协一下，只要能朝着正确的方向保留缺口，造成松动，也行。

以错误的方法去做正确的事，最终造成全面失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

所谓王安石变法，并非由王发动；发动者是宋神宗赵顼（注1）。故按照年号又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只不过是受宋神宗委托制定政策并督导落实的COO（首席运营官）一类的人物。

变法从1069年开始，直到1085年“复祖宗法度”，持续16年，最终却归结于失败。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当时的苏氏兄弟（苏轼、苏辙）到梁启超以及诸多现代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不在于变革的愿望，或法令的制定，而在于执行过程中协调不善、照顾不周——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注2）从这一立场出发，人们尤其诟病王安石任人失察，起用奸佞，加之本人性格执拗、“情商太低”，加剧了变法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冲击。

也有人遗憾，既然宋朝自开国以来，重视文治，教育兴旺，人才济济，甚至还有先前一次流产改革（注3）参与者在世，为什么变法就不能把更多人吸收进自己的行列呢？

所有这些问题，究其根源，只能说是领导力的缺陷——变法的领导核心，并不具备营造共识、实现互补、瓦解阻力、创造未来的足够能力。在国家进行如此大规模变革之际，它竟没有足够用心、足够策划，让统治集团及社会精英中的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

自上而下的变革与自下而上的变革不同。自下而上的变革，往往目标明确，任务简单，而且一呼百应，群情激越。领导核心只要顺势而行，防止过激即可。而自上而下的变革，则往往迫于形势，全面发动，而后则四面受阻，捉襟见肘，需要领导核心发挥出更强、更全面的协调功能。

这实际上是把变革的执行者逼到了面对整个社会，与至少半个统治集团和半数的社会精英进行说理论战的被动境地。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每每与反对派进行论战，尽管文章写得漂亮，却始终未能说服对手，结果大概也很伤害自己的情绪。

可见作为高度争议性人物的王安石，本人并无法以改革名义与整个士大夫阶层对话，更做不成精英辩论的主持人、协调者和交易撮合者。而宋朝向来的一个毛病，是容忍宰相的“一个人政治”。如果有人有资格帮助王安石扮演这些角色的话，这个人只能是宋神宗。

当然，宋神宗也不是不曾帮忙，王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与其他时代的改革者相比，已算奢侈。但这种“风云际会”，更多的只是对王的一种庇护，而并非工作上的一种帮助，更不是互补性的拍档关系；而单纯的庇护，恐怕无意中还可能更加助长王的执拗。

由此看来，有一些正确的事，宋神宗并没有做；还有一些正确的方法，他也没有采用：

比如说介入高层团队的调整，设计构架，考量人选，搭建团队，协调配合。这一点，在前朝老臣纷纷拒绝合作的时候尤为重要。

比如说除了人事上的协调，也可有策略上的协调。在宋神宗委托下，所有变法政策都由王主持制定，重点只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如果责成他兼收并蓄其他人的意见（包括庆历新政的某些主张），不会付出更大代价，或许还会扩大联盟。

比如说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允许地区性的缓行和变通，以及不同地区的不同试点。王虽具基层政治经验，但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对全国情况毕竟缺少了解。实际上，让他在最富庶且又了解的区域内主持几项“试点”，假以七八年时间，国家财政状况必然已能极大改善。这有让人联想到，就连在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的改革也不是不顾一切，强行推广的。（注4）比如说考虑到国家幅员广大，情况各异，允许不同改革策略在不同地区的试点，甚至让不同士大夫代表人物主持不同的改革方案，或许还会促成一种健康的竞争局面。

最重要的是应当发挥一切皇权影响，包括实行必要妥协，防止出现士大夫阶层的全面分裂。

只有那种能够把壁上观者、反对势力都“协调”到自己阵营里来的领导力才有希望把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推行下去；面对面的或书信往来的辩论在旁观者看来可能有时很过瘾，如果不能起到促进融合、扩大联合的作用，却有何用？既要做正确的事，也要用正确的方法——在做大事时尤其如此，二者皆不可失。

在这方面，即使敢作敢为、口无遮拦的美国人也不是只图目的而不顾方法。《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美国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和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有句名言：“若论风格，或可随波逐流；若论原则，必将坚如磐石。”

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的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也留下格言：“领导者言必高瞻远瞩，行必脚踏实地。”

历代儒者，大都自命以天下为己任（宋神宗更加如此）。但远大理想，怎样落实？一场变革，怎样贯彻？对做事方法的层面，要想协调社会，其实还要从协调自己开始。在熙宁变法过程中，无论是变革的发起者还是执行者，以及反对者，只要少一点意气和独断，多一点理性和配合，大致像苏氏兄弟那样，或许就能让整个国家，也让自己，过得更有信心，也更轻松一点。

宋神宗、王安石的路却越走越提不起信心来。不仅一场改革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位励精图治的皇帝的失败和早逝，让他的后人已不敢奢望有更大作为。而一位勇于实践的儒者的失败和受辱，也让其他儒者对干预政治、变革社会产生了恐惧；他们宁肯奢谈心性，而不再有决心在实践上有任何直接的担当。宋朝政坛随后也陷入几乎一连串的派别倾轧和权相专权的激荡之中。

就熙宁变法，清朝光绪皇帝曾写下过这样的读史心得：

神宗本是英明主，安石原非侧媚臣。

可惜有才偏执拗，终教新法病斯民。（《宋神宗》）

他的意思也是新法的推行过程有问题——但却没有意识到，作为身兼董事长、CEO协调不力的问题，可能并不亚于COO一意孤行的问题。因而轮到自己来主持改革，则显得更加手忙脚乱，疏于协调一个已然分裂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甚至都未能争取到洋务派加盟。（注5）于是这首诗也就成了熙宁变法八百多年后又一场重大改革失败的讽刺性的脚注。

注1： 赵顼（xū），北宋第六位皇帝。1067 年即位，在位18 年。赵顼有富国强兵之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改革。还派大军攻打西夏。但其主持的改革和军事行动都未能成功。赵顼壮志未酬，37 岁（1085 年）就死了。

注2： 许倬云表示过类似看法，见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台北：洪建全基金会，1997），197-221页。但黄仁宇则倾向于认为王安石想入非非，实际上断无成功希望，见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155-161 页。

注3：指庆历新政，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 年），宋朝对夏战争惨败，仁宗责成富弼、范仲淹等人制定改革措施。九月范仲淹等上呈《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主张。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

注4：笔者“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河北省晋州市，有一个叫周家庄的乡镇时至今日仍保持人民公社制度。

注5：许倬云在《万古江河》（香港：中华书局，2006 ；447-451 页）中说：“洋务派，例如张之洞及大多数的督抚，致力购械设厂，希望中国能够有坚船利炮，甚至振兴实业，希望中国能利不外溢，但其理念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不赞成国家制度也转变为西洋模式……各省省抚在慈禧反扑时大多不声援光绪，当是因为他们大多只是持洋务派的观点，还不能接受维新之论。”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之路为何没走通之二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2:39字数 2703

【一个领导力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每每误以为专业知识可代替领导才华，让专家挂帅，而不是让有领导才能的人挂帅；而挂帅的专家，又往往误以为只要能作出实效，就无须与团队成员再费口舌进行交流。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然选用具有人际关系协调才能的人来主持项目，以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和协作。】

写完上一篇有关王安石、宋神宗的讨论，总觉得意犹未尽。过了一个周末，前思后想，决定从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再来谈谈这位“拗相公”以及他与神宗的关系。

熙宁变法的一个核心成分，就是所谓“青苗法”。即青黄不接时节，由政府放贷，帮助农民维持生产、生计；到收获以后，由农户偿还贷款，以避免期间私人放贷者的高利盘剥以及由于害怕这种盘剥，农民自己对生产规模、生产投入的减少。这是一条颇现代的思路，所以有人评价王安石说：“王安石离现代人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在评论变法（尤其是青苗法）的时候，也一直有两种意见在争论。一派说是王安石的思路（这确实是他的专利）非常超前，是试图将小农经济（或农村众多分散的家庭经济体）与国家主导下的金融社会化服务结合起来。这只能说是想象力过于膨胀，超出时代上千年。

另一派说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邪乎。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农产品市场，以期保障供给、稳定社会，自战国就已有之，只不过古典方法并未涉及金融。

到宋代，市场发达，商法齐备，政府财政收入已三分之二来自农业以外。变法之前，知识界已出现新经济思想，如李觏（注1）“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的主张，被胡适认为实为后来变法的理论先导。李的弟子，也确有在变法中扮演重要角色者。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地方行政长官，包括王本人，已试行过类似金融手段，有所收效。要不然他也不会胸有成竹，对此法极力维护。

还有史家提醒人们，王来自较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因而对他来说切实可行的策略，对来自北方贫困地区的乡绅子弟（如司马光等）来说，恐怕听起来匪夷所思，难以理解。（注2）可以想象：王安石并非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儒者。在相当程度上，他是宋朝新兴市场经济在儒者中的一个代表，兼有传统儒者和新型财政专家的特点。他的建议发动的改革，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未来指向的一次财政创新，而不仅仅是旨在应付当前的临时措施。

要创新，就必然与现实拉开距离。王安石以“人言不足畏”表达对反对派之不屑也是势在难免，不足为奇——他完全有理由瞧不起那些只会议论问题、但找不到解决方案的人。因为从知识层次上和精神境界上，他的确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境界。

这又折射出宋神宗的问题——作为变法发动者和王安石事实上的政治搭档，这位1000年前的皇帝却并没有研究过怎样与一位专家类型（尤其是兼有接近现代意义的专业知识和传统士大夫的孤傲禀赋）的人共同工作。

别说是1000年前的皇帝，根据当代管理理论，就是当今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很多企业的领导人，都不知道怎样任用专家，完成变革。管理学家发现，很多创新项目，都是说得很好，做得一般，收效最差。一个领导力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每每误以为专业知识可代替领导才华，让专家挂帅，而不是让有领导才能的人挂帅；而挂帅的专家，又往往误以为只要能作出实效，就无须与团队成员再费口舌进行交流。要克服这个问题，就必然选用具有人际关系协调才能的人来主持项目，以促进组织内部的交流和协作。

关系管理是领导力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既然我们的重点是领导力而不是个别领导人，既然一个组织的领导力的运行不可能仅靠某个人而只能是靠一个集体（至少是一对拍档），既然不是一个人，它就必然会产生交流和辩论，以及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正如组织行为学家玛格丽特·惠特利（Margaret Wheatley）所说：一个组织中真正的权力和能量都是通过关系所产生的。它的关系格局以及形成这种关系格局的能力要远比任务、职能、角色和职务更重要。

专家自然可贵，但在团队之中，业务专家的职能，却主要在于提出想法、提供咨询。叫外行领导内行当然是一个笑话，叫单科内行负责全面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为了促成合力、统筹全局起见，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专家、保护改革，却不一定非要赋予专家那么大的行政权力，尤其是在专家只有一人的情况下，更不宜让他处理大量行政业务。因为一来这些业务本不是他的长项（如人事管理就明显不是王安石的长项），二来让他处理这些琐碎业务也是对他才能的一种浪费。

其实，当时的儒者，除了文人气盛，加上个人名利的考虑之外，之间的分歧，并非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就能解释。作为宋朝董事长加CEO的宋神宗，以及作为董事会的赵宋皇室（首先他们自己就没有做到齐心），完全应该通过说服、妥协甚至赎买（贿赂士大夫是赵宋的看家本领，曾有先例）让更多的士大夫精英参加到变法过程中来。

与此同时，与其给王安石一个宰相当，还真不如给作为财政专家的他安排一个更合适的工作环境，去埋头落实和完善一两项最重要的新法。假使此人性格太“拗”，做个独立咨询人士专门从事调研也未尝不可。

宋朝实行的事实上一人宰相制本来就不便于决策时集思广益，再加上每次换上来一个“拗相公”（司马光也是“拗相公”，高太后也未尝不是“拗太后”），不加协调，不加制衡，实为南宋以后权相一蟹不如一蟹的情况打开了通道。（注3）

在一个无人协调、自己也无力协调的政坛上主持工作，王安石从事变法的经历，尽管也包括与宋神宗的“君臣遇合”，对他来说并不愉快——官场倾轧，家庭悲剧，直至人到晚年，身负骂名。不知他是否也预感到，他身后的朝政反复将开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先例，那就是让改革和改革者为国家的管理失败承担罪责——似乎假使不改革国家就能过得更好。

因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王安石内心总是向往江南——那是他的家园，也是让他得以提高见识、实现政绩的地方。江南曾让这位青年儒者对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多么难忘的江南——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注1：李觏（gòu，1009~1059 年），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抚州）人，北宋思想家、诗人。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 见抚州史志网。

注2：王安石因父亲做官，出生在今江西樟树市，而非故乡抚州临川。未成年时居父任所，曾在扬州、南京读书。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三联书店，2007），1-6 页。与司马光等的对比，见何忠礼《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97-198 页。

注3：钱穆在总结宋朝政治的时候说：“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1993 年），76 页。

第七章 人的管理：青年

大唐崛起：在青年一代中重建忠诚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5:16字数 2693

【唐初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精英阶层、青年一代中间重建忠诚。这就像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每一次调整，或每一次重挫后的崛起和振兴，都需要向员工主体作一次重新承诺，不仅仅承诺工资、期权，更重要的是要有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都将一以贯之，绝不退让的基本价值。】每当说起唐诗，后世评论家总要称赞那时的人们洋溢着一种“少年精神”，却总是不好意思说当时社会标榜忠义、崇尚功名，似乎那些都属于落后的东西，现在不宜再提倡了。但假使社会上没有一种鄙视萎缩、崇尚作为的强大风气，作为后人的我们又哪里会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的文学？

士大夫从魏晋时代就向往着干大事业，其实从陶渊明的文学里就读得出来。这样的向往，与醉酒行歌、白眼看人的举止一样，也都属于对失败政治的必然反映。于是后人读到三国时代王粲的“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晋代阮籍的“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以及鲍照的“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云云。

只不过“明主”没有出现，乱世倒是一朝接着一朝。到隋朝，就连红拂女的传说都表现出民间对没志气、没前途的人的瞧不起——尽管他们在权力圈子里的地位可以相当显赫。英雄情怀在民间蔓延，如山间雨来，正将引发洪水；大河潮平，正将冲开堤坝；社会的期待，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就看有没有一种取而代之的领导力去为它打开闸门。

贞观之治为社会提供了这样一个重建价值的机会：它使得那些抱有大事业向往的人们（其中还有居住在中原的外族人）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所以那时的长安城，不仅代表着世界顶级的生产力，而且也聚集着世界上相当多的人才和智慧；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世界帝国的中心。

因而可以说，唐诗中的“少年精神”并不完全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它也包括领导力上的回应和迎合。倘若没有精神与体制的结合，没有一种政治的渠道，世界历史上又哪里会有大唐帝国？什么“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什么“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什么“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什么“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些后世人连想都想不到的“傻话”、“疯话”，倘若不是因为政治风气使然，又怎么会从平常人口中道出？

唐初的发展就是得益于在社会上，首先是在精英阶层、青年一代中间重建忠诚。这就像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每一次调整，或每一次重挫后的崛起和振兴，都需要向员工主体作一次重新承诺，不仅仅承诺工资、期权，更重要的是要有在整个管理过程中都将一以贯之，绝不退让的基本价值。

1998年，作为当时全美第三大雇主的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在罢工风潮刚刚平息后，公司董事会主席、CEO就立即发布内部讲话，承诺要在公司与员工之间重建“忠诚契约”，其要点就是公司创办人“立功者不下岗”的承诺。

每一场艰苦卓绝的奋斗，每一个旭日东升般的开始，在它的背后，都有着一个鼓励青年、崇尚实干、奖励忠诚、标榜英雄的管理故事。人类组织起来创造历史的每一次努力，其实都是一个打造青年英雄团队的过程。

初唐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的建立和兴起，不管后世史家说是靠着这个集团或者那个集团，不管是哪个集团，他们不能仅仅是一个血缘和地域的贵族阶层；他们的代表是，一定是一群上马能征战、下马能歌饮，每一天都洋溢着灿烂笑容的青年武士。

后人都为唐诗里被称为“边塞诗”的马背诗歌或武士文学所感染。有学者计算过，《全唐诗》中边塞诗就占去两千首以上，而军事、军旅题材的更难以计数。有的写军营生活，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有的写惨烈牺牲，如“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有的写军人斗志，如“男儿须展平生志，为国输忠合天地”；有的还包含政策建议，如杜甫的“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薛涛的“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等等。

大文豪张说五十多岁上还受中央政府派遣处理边务。第一年解决与契丹的纠纷；第二年率20从骑，出使西域各部，平息事端；第三年讨伐反叛，招抚党项；第四年再讨叛军余孽；数年后，以时无强敌为由奏请裁军20万，达统管军力的三分之一。如此业绩，后世官场上的那些酥骨头又怎能相比？他的一首名作就是记录的这段生活：

去年六月西河西，今年六月北河北。

沙场碛路何为尔，重气轻生知许国。

人生在世能几时？壮年征战发入丝。

会待安边报明主，作颂封山也未迟。（张说《巡边在河北作》）

一些文化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狂热到希望参军作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否有点帝国主义的味道？是否有点冒傻气？这个问题，现代人、未来人尽可争论下去。（一些左派青年还会愤愤然地说：“他们有谁代表人民啊！”一些自由派人士也会不屑地说：“真是连一点儿自我意识也没有啊！”）但作为一个组织，如果缺少了忠诚，必然就无法有效运转。就像一部机器，不论如何的精致或如何强大，缺少了动力，剩下的就只能是惯性。

当不少美国人仍期待为一家大企业长期供职，直至退休的时候，德鲁克却预言，未来的企业组织不再会是这样，它将分化为一部分中坚分子和数量众多、可随时调整的一般员工。

时至今日，从美国到中国，企业都为了控制成本，已让临时工占到员工结构的很大比例。如何调动企业中坚分子的积极性和“少年精神”，将成为后现代组织管理的一个重大考验。德鲁克说：“组织不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是价值观的体现，或者是经营风格的标志”；“组织最主要的是社会性的、人文的，因此，其目的必须是让人们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这些话，似乎也暗示着企业部分员工团队的精英化。

从事组织和领导力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雷·齐克岑米哈伊（Mihaly Scikszentmihalyi）在他的著作里曾满怀景仰引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前CEO诺曼·奥古斯丁 （Norman Augustine）的一段话：

我永远都要争取成功。我对成功的定义就是把一种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从事这种工作的一种幸福感结合起来。你必须从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里获得愉快。如果不能，你的感觉就不会好。第二呢，你还得有一种贡献感，那就是自己从事的工作也是一种贡献，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东西……如果没有幸福感也没有贡献感，那很可能你的工作就没什么意义了。

但请别忘记，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干什么的？它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军火公司，为美国的每一场战争提供最精密的伤人武器。奥古斯丁本人则仕而优则商，之前出任过美国陆军部的副部长。这样的CEO也可以说是现代版的美国勇士。读到此，谁又能说中国、中国企业就可以不再培养自己的少年精神？

开创一个成功的事业，必须要有一个成功的组织。而经营一个成功的组织，就必须首先为它注入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

燕昭王千金买士的遗患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5:40字数 1684

【这样的人才计划，并没有体现一种自我发展的战略，也没有制度上的配合。即使他对乐毅大胆放权，用人不疑；即使乐毅碰巧也为人忠诚，办事精明，但燕国贵族对革新早有非议。于是昭王一死，乐毅随即失权，其他业务也都中止、夭折。】

燕昭王千金买士，历代传颂，但却代表着一条注定失败的人才策略。

昭王即位在燕国战败、国君被杀的危难关头，在“国际竞争”压力下，发誓“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于是听从郭隗劝告，张榜天下，重金招才，遂聚集起以乐毅为首的一班人马重建国家，终于得以发动复仇战争，把对手齐国打得一时满地找牙。

然而，当陈子昂前来游历诞生过这个故事的燕赵大地时，尽管内心激动，一路所见，却是早已一片苍凉。后来胡曾写的咏史诗就像是替他写下的一篇游记：

北乘羸马到燕然，此地何人复礼贤？

若问昭王无处所，黄金台上草连天。（黄金台）

为什么当年燕昭王治下的国家复兴大业就连遗迹都荡然无存？不是说他重金聘到乐毅等人后，燕国在二十多年里迅猛发展，国力膨胀到了它有史以来的顶点吗？

事实上，且不说燕昭王在黄金台上是否真的摆了金子，即便把整个国库都摆上了，他的人才策略也是有很大欠缺的。他对人才并没有一个长远的筹划；他的目标充其量就是复仇；国家的长治久安并不在他的眼界之内。

这样的人才计划，并没有体现一种自我发展的战略，也没有制度上的配合。即使他对乐毅大胆放权，用人不疑；即使乐毅碰巧也为人忠诚，办事精明，但燕国贵族（这属于国家制度的问题）对革新早有非议。于是昭王一死，乐毅随即失权，其他业务也都中止、夭折。

没错，“千金何足惜，一士固难求”，用人不可惜财。但单纯用钱买来的人才却很难干成大事。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杰弗瑞·菲佛指出，花钱买人才，一方面会促使受聘者越发追求短期效应，越发忽视团队建设；另一方面也会使整个企业越发倚仗某些个人关系。所说的问题，在燕昭王身上皆有体现。

昭王所依赖的，仅仅是与手下几个人才的个人关系，以为这样就可以绕过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燕国的贵族。但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利益集团的调整，是管理国家绕不过去、也不可久拖的大事。须知正是燕国贵族，在昭王主政之前和之后，都曾使国家深陷政治危机。相比之下，高薪聘请个把专家，上马一批外围项目，并非千秋大计。

再者，不改体制，只聘专家，所能够完成的项目，实在也不可能很大。没有整个管理体制上的保障，什么人才，单凭个人才艺，就能包打天下，扭转全局？

这也是为什么燕国一再痴迷“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把戏，但玩来玩去，最终却玩不出什么花样——乐毅伐齐，半途而废；荆轲刺秦，全盘落空。

遗憾的是，一些现代企业的领导人，不学历史，不吸取历史教训，仍以为只要舍得花钱，什么人都能请到，把吸收人才跟雇用打手和贿赂官员当做大致是一回事。

这种说法还有通俗经济学上的支持，比如“自由球员”（Free Agent）理论和相关的交易成本理论。它们相信人的理性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所谓“自由球员”本来是职业棒球联盟中有条件和任何球队签约的球员，哪支球队出钱最多，他们就与它签约。

然而并非世界上所有人都是追求同样物质利益的人。越是人才的人，往往还越看淡物质。昭王死后，乐毅出走，表明他也不是唯利是图之辈。

与此同时，也并非所有以高薪聘来的人都是同样的人才。有时，越不是人才的人，却越吵着闹着要求提高待遇。

这一点，跟体育比赛不一样。比赛里，每个运动员众目睽睽下拼搏，谁有多大本事大家都知道；他们要求的待遇可能很高，但或许不会有太离谱的欺诈。但企业业务千差万别，前来应聘的人或许来自大牌公司，但作为个人，他们到底有什么本事却很少有人清楚；在流行造假的时代，一两封推荐信也不值得相信。

像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国也有：两汉之间，王莽当局幻想用奇人奇技来对抗匈奴，结果金钱耗尽，招来的却只是一群骗子，有的说自己可一夜之间，掘井穿石，还有的说自己可双手振翼，长空翱翔……后来苏东坡读到这段历史，几乎喷饭：

汉家殊未识经纶，入手功名事事新。

百尺穿成连夜井，千金购得解飞人。（苏轼《王莽》）

对金钱的迷信，也会叫一个大国政府采取如此荒诞举措。这可以说也是当年燕昭王金台招士的遗患。

选雇主也是选命运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5:59字数 1845

选雇主也是选命运：荀子四个弟子的人生歧路

【一个组织，如果本身存在邪恶，那么愿意向它靠拢过来的人，一定都是图谋私利；如果本质就是保守，那么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人，也一定都是反对革新。】

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到处跑着去求职的。为了各自的未来发展，每个人也都尽量多学两招。

战国后期，一个叫李斯的，眼看秦国业已成为超级大国，就想到秦国去应聘。李斯的老师是荀子，有名的儒者，当时的职务大概相当于齐国的社科院院长。对这个学生的选择，荀子却不以为然。“秦国倒是个强国，”他摇着头说，“可惜一点也不文化。”（注1）不过李斯还是去秦国了，或许心想：“秦国缺少文化正好是我的机会。”凭他的一笔好字就能在那儿吃香的、喝辣的。

李斯有个同学，从小是个结巴，但文采极佳。他叫韩非，写了一部书叫《韩非子》，被秦始皇看上了。没想到刚到秦国不久就被李斯害死了。

荀子另有一个学生叫张苍，还是一个数学家和科学家。此人也为秦朝服务过，当过御史，但混了一阵就逃跑了。后来参与了汉朝的体制创立和文化复兴，还当过汉朝的丞相。（注2）

荀子的学生很多，还有一位一直跟着他研习儒家经典的，叫浮丘伯，也称鲍丘或包丘子。浮丘伯跟着荀子从齐国退休后迁往楚国兰陵，而后就留在鲁南一带，“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注3）

以上几个人，都知道秦国战胜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但荀子不愿跟那种没有文化的强大和效率发生任何瓜葛；他宁愿退守寂寞，为后人著书立说。

张苍年轻，又是科学家，倘若不做高级公务员，恐怕一点儿也实现不了自我。当秦国是唯一选择时，他只好就去了秦国，不过从他私藏《春秋左氏传》一事来看，大概对秦政难久有所预见，暗自在为取而代之做准备了——而且好像也并没有人通知他这样做。

而浮丘伯的生涯选择最为简单，仅收徒传经而已。一旦全国起义，秦法不行，浮丘伯随即继续教书生涯，据说当刘邦垓下取胜后举兵围鲁（即曲阜）时，浮丘伯等鲁中诸儒已在城中讲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以致刘邦感叹不已，遂对鲁采取了招降政策。汉朝建立后，浮丘伯一直在长安讲学。汉儒中的“鲁学”，就是由他开创的。

荀子的弟子中，除了倒霉的韩非之外，只有李斯从不怀疑秦国的强大，一门心思靠为它服务换取功名利禄。相比之下，浮丘伯和张苍这两个人，貌似“患得患失”，论个人修养、社会责任，却要高尚得多。秦国没有能够博得他们的认同，偏偏叫李斯赖着不走，结果成为宫廷政治的牺牲品，先于那两位同学而惨死，并不足为怪。

现代社会的人才，当然比起战国来有广阔得多的选择。但基本规律不会改变：一个组织，如果本身存在邪恶，那么愿意向它靠拢过来的人，一定都是图谋私利；如果本质就是保守，那么在它周围聚集起来的人，也一定都是反对革新。

像这样的组织，在它土崩瓦解之前，也只能靠笼络像赵高、李斯那样一批道德低下的马仔来运行。即便有人天真烂漫，被它优厚的招聘条件所诱惑，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吃尽苦头，理想破灭，要么像乐毅一样被挤走，要么像韩非一样被陷害。

同样道理，坚持“清白”、“节义”标准，志向高远的人，在求职应聘的时候，也会反过来考察招聘者自己修的是什么礼，行的是什么道。这就像经典兵法《黄石公三略》讲的：“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节义之士，不可以威刑胁。故明君求贤，必观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礼；致节义之士，修其道。而后士可致，而名可保。”

所以，别说后来没有人会像燕昭王那样千金买士了，即使有，真正杰出的人才更未必用黄金即可招来。这一点，后世的士大夫算是相信了：昭王当日有高台，陛级原因郭隗开。

千载黄金留士价，多年骏骨不重来。（邱禾实《黄金台》）

注1. 荀子，名况，生卒年不详，赵国人。荀子是战国末叶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也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提倡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对应。 因为他的两名弟子韩非、李斯都是法家代表人物，荀子受到后来的许多儒家学者的抨击。荀子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然而“殆无儒”，是“秦之所短”。

注2. 张苍，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人，战国至秦汉时期著名的学者、政治家、科学家。张苍秦时为御史，汉高祖时被封为北平侯，汉文帝时为丞相，任职十余年，主持改定历法，校正了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据说张苍活了一百多岁。 贾谊即张苍门下弟子。

注3. 语出《盐铁论》（毁学篇）。饭麻，以粥为食；蓬藜，野草；刍豢（chú huàn），指牛、羊、猪、狗等牲畜。这句话是说浮丘伯穷困潦倒，每天喝粥、住茅草房，却“乐其志”，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如李斯），却不会担忧性命不保。

第八章 人的管理：忠诚

唐玄宗身边的“奸臣”是怎样造就的？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6:37字数 3102

【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权力对人的异化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一方面让权力的占有者迷信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功，自己成为自己的“粉丝”；另一方面，又在权力周围几乎“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一群像非洲草原上的食腐动物那样的专门靠服侍权威吃饭的人。这些人大多并无理论纲领和政治野心，正像鬣狗，只不过是实现各自的生存逻辑而已。】

中国人议论功过，常有“忠臣”、“奸臣”之分。

但是，再仔细一想，“忠臣”、“奸臣”并不完全是相对应的一组关系，不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

忠臣之忠，多半是体现在自己的道德信念和高尚行为上的，是人性的体现，甚至自我牺牲的结果。而奸臣，其中大量纯属鄙俗无能之辈，即便在很普通的岗位上也不见得能靠个人业绩得到提升。因而奸臣之奸，大多是由“英明君主”一手提拔的结果。从这一点上说，历朝统治者都不可埋怨别人动了他们的“奶酪”。他们本已坐定江山；是自己瞪着眼睛把江山托付给了不该托付的人。

如此教训，历史上最为奇彩炫目、声光震撼的一幕，莫过于“大起大落”的唐玄宗时代。从他身上人们看到作为一个早年大有作为，开创了堪称华夏文明巅峰盛世的领导者，到晚年与几个龌龊小人一道（不过不应包括杨贵妃），竟把祖传事业、自家帝国给卷入了“一曲霓裳四海兵”的空前内乱。

事情的起因，说来并无悬念，无非是李隆基事业有成，却年事渐高，加之宠妃（武惠妃）早死，情绪低落。（注1）因此他就想要放松放松（据说是听了某些道教保健专家的劝告）。然而经过李林甫、高力士，后来再加上杨国忠等人的不断“运作”，宫廷里的放松游戏就像花儿朵朵，竞相开放。其规模之奢华，见诸于文人骚客笔下，有“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玉树长飘云外曲，霓裳闲舞月中歌”，“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当时国色并春色，尽在君王顾盼中”，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最不留情的形容，大概还要数李清照的“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满朝文武都被迷魂汤给灌醉了。整个国家，除了“放松”竟什么也不做，久而久之也不会做了。

那几个放松游戏的“运作”高手，其实并没有什么政治企图（论见识，他们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也不是“帝修反”派遣的特务、内奸，其目的（或习惯性的无目的）不过就是“体量领导”和“不给添乱”，别无他求。领导懒于政事，他们就不汇报工作；领导不愿烦恼，他们就声称现在连蝗虫都不伤害庄稼；领导厌倦批评，他们就驱赶忠臣；领导热衷娱乐，他们就安排酒宴。以他们的道德教养、是非判断，根本不懂自己的行为属于“曲道事君”（注2），是蒙蔽和腐蚀帝国的领导力，所造成的结果，与颠覆国家无异。

曾在《财富》杂志读到一篇专栏文章，形容将自己在几乎无限溺爱之中的CEO，几乎从成人变为了幼儿。文章还列举了这些企业领导人与受溺爱幼儿的各项共性：

比如他们都被尊为宇宙中心，什么小皇帝、小太阳的；比如他们说起话来语无伦次，而溺爱者听不听得懂，却毫不介意；比如他们兴趣变幻无常，而溺爱者则只管一个劲地为他们更换玩具；比如不管他们情绪怎样波动，溺爱者也都会小心侍奉，哄着，迁就着；比如别人的一切日程（或公司的一切议程）都必须按照他们的饮食起居来安排，而且他们的灵机一动还要经常把别人本来已经做过调整的日程再打乱。

唐玄宗晚年就是在自己贴身团队的导演之下，由一位临危崛起的盛世君主，在心理上变成就像襁褓中的婴儿——想一想面对下属（一说是由高力士直接导演）逼迫处死爱妃杨玉环时满脸鼻涕眼泪但又不得不服从的样子，相比他早年“性英武、善骑射”的英姿，以及后来任用贤臣，整顿朝纲，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的政绩，旁观者是不是颇有时光倒流、人越发展越往回缩的感觉？

唐玄宗的问题不是英雄气短。（注3）他的问题就是英雄萎缩症，是从晚年精神上、心理上，到眼界上和作为上的大幅倒退。

然而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权力对人的异化却丝毫没有改变。它一方面让权力的占有者迷信自己曾经获得的成功，自己成为自己的“粉丝”；另一方面，又在权力周围几乎“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一群像非洲草原上的食腐动物那样的专门靠服侍权威吃饭的人。这些人大多并无理论纲领和政治野心，正像鬣狗，只不过是实现各自的生存逻辑而已。

他们每天满脸堆笑地簇拥在权力拥有者周围，变着法地增添他的体验，挤占他接触他人、了解社会的机会，生怕他哪天醒悟过来，决定重新做一个有正常能力的人。古人说唐玄宗的那班近臣，所作所为，全是“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然而让他们得以如此游戏的人，不正是把他们从市井小人“提拔”成祸国权臣的皇帝本人？

现实世界上，每一位事业有成者，随着他们事业的成功，都会不知不觉之中步入一个“权力生态圈”。他们所支配的资源越多，身边凑过来的各种“放松”服务也就越多，实在有必要重温唐玄宗的教训。如果把开元年间的唐朝比作一个业绩骄人的企业，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如史家早已指出，是一场空前盛世的逆转，而且也反映了玄宗治下空前的管理失败。

虽然在现代企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制约，但市场竞争却决定了它的很多决策过程都只能极为迅速、极为决断，难免操控在少数人的手中。在管理制度并不那么完备的环境下，一些企业的决策过程，与古代相比，并无本质差异。

现代人仍要考虑：如何让带领过企业过五关、斩六将的领导者避免在“放松”一下之间造成管理的全面失控？如何让创造过精彩业绩的高管层在员工中持续发挥表率作用？如何让正在高速扩张的业务避免日常失误的不断押后，导致灾难性的全面危机？如何让董事会（大唐帝国没有这个）有效监督高管团队？同时如何让社会有效监督企业家、经理人阶层？

解答所有这些的“如何”，也有一个看似寻常的起点，那就是把坚决不能给现任领导人任何的“放松”机会。想放松可以，但要先完成权力交接，再请自便。（注4）

权力加“放松”，再加上一个以协助老板“放松”为生存逻辑的“权力生态圈”，无论多么成功的事业都会被折腾个底儿掉——唐朝就是铁证。所以，要想防止奸臣，必须从约束老板开始。

不给现任领导人“放松”机会，也是出于对他们个人的最大关心。唐玄宗身边几个近臣，平日与老板滚在一起同吃同喝、同玩乐花样多多，但谁也不管他的将来——因为他们谁也不曾接受道德教育。到了危难关头，还有人转过头来逼迫70岁的他杀掉自己的爱妃。（注5）

难怪李商隐一声长叹：如此折腾，真是何苦？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结果还不如百姓夫妻能够白头偕老、相爱终生——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李商隐《马嵬二首》）

注1：武惠妃之死使玄宗十分悲痛，他追封她为皇后。唐玄宗自登基以来，武惠妃在宫中陪侍了他二十多年，几乎经历了整个“开元盛世”。武惠妃死后，52 岁的玄宗精神委靡，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他退朝以后，经常一个人站在武惠妃生前居住过的寝宫，郁郁寡欢，寝食不安，显然内心感到十分孤独。据吴蔚《755 年中国盛衰之交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注2：儒家政治学推崇的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见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香港：中华书局，1990），117-118 页。后来又演变出各种各样的“以……事君”。

注3：唐玄宗李隆基生于685 年，卒于762 年，712~756 年在位，共44 年。

注4：甚至有人提出CEO 只做一任的建议，理由是在一家企业里主政时间过长不利于组织发展，同时也不利于CEO 本人经验多元化。

注5：学者黄永年认为，入蜀时路经马嵬驿发生一场兵变，是大宦官高力士和宰相杨国忠矛盾深化，高力士指使禁军大将陈玄礼把杨国忠剪除，并逼死杨贵妃。据黄永年《唐史十二讲》（北京：中华书局，2007）。

彼得原理与马仔政治：唐玄宗重用俗吏的代价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7:24字数 2172

【因厌倦不同意见而把几个无德无才、只会叫“大哥”的马仔提拔起来“看家”。这样做，虽然一时看起来简便，但却是一个腐蚀整个领导力的危险游戏。】

做管理的人，都要小心“官僚主义”，无论是组织里的还是自己身上的（很多时候两者并不可分）。

官僚主义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组织学上一个经典悖论，西方人称为“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即每一个行政体制都是依照人们的日常业绩表现来实施奖惩、决定升迁的。但遵循这个逻辑，就一定会把在一个层次上表现最优者提升到这个人未必胜任，甚至性质根本不同且远远超出其知识、能力水平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岗位上。依次类推，所有岗位上的表现最优者都会被提升到他们不可能做出最有表现，甚至不胜任的更高层次上，最终败坏整个组织的效率。

在中国的帝国官僚制中，这一讽刺剧经常还要再增添一层黑色幽默：有领导人，明知一些下属能力低下、热衷钻营，却偏偏要将他们的“积极性”优先发挥出来，去监督、报告身边同事的情况；甚至明知这些人事到临头靠不住，却因为他们表面“听话”、“好使”，从来不发表（也无能力发表）挑战性的不同意见，偏偏叫他们去打理日常事务，结果一段时间后，把原本好端端的一个业务搞得积重难返、危机四伏。这种人（尤其是没什么真才实学，专靠为领导提供机密服务的那种）在公司里被称为“马仔”。

“马仔政治”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唐皇李隆基和宰相李林甫的灾难拍档。俗吏出身的李林甫734年出任唐朝宰相，到安史之乱前752年死去，几乎独自一人主持了大唐帝国由盛世向衰败的转折，不仅如此，还留下了大堆的政策后遗症。后世士大夫提起他来咬牙切齿，有宋儒甚至质问为何不把他的遗体从坟墓里拽出来暴打：

六军刚要罪杨妃，空使君王血泪垂。

何事国忠诛死后，不将林甫更鞭尸？（李觏《马嵬驿》）

但李林甫纵未被鞭尸，死后处境也够寒碜。继任者杨国忠（更是无德无才）很快就将其爵位剥夺，财产充公，家属流配，其实连墓也掘了。于是人们不免要问，李林甫那么坏到底是要图什么？难道一生工于计算的他，就不顾忌自己和家人的下场？既然到头来名利皆空，还要遭后世唾骂，他又何必当初？

其实李某并非全然无才。这位据说“无师自通”的“法家传人”，正是因为行政上和立法上有一套才被唐玄宗提拔上来的。他也绝非全然无德，至少没有里通外国或策划谋反的证据。但与其他未经儒家道德教育的俗吏一样，他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基本素质太差，只会权术，不知大局，也不懂为社稷苍生而担忧。把这种官场混子带到战略决策圈里主持日常工作，的确是彼得原理的创造性应用，也非得是“皇权无忌”的结果。而这时的他，再精明也没有别的办法生存，只有靠变本加厉地胡混，甚至连混出个什么结局都来不及考虑。

古人说“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意思是有些行政人员，虽然某些细小事务处理起来看似精致、严谨，但由于根本不懂“理乱之本”，他们制定的公文、法令一旦推行下去，反倒会动摇社稷。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腐败案件涉及曾出任过领导秘书或办公厅主任的人，想必也是彼得原理加马仔政治的结果。

对这一教训，有人看得很清楚。他们评论说，倘若出入朝廷决策圈的人，仍是像姚崇、宋璟一类主持开元盛世的老宰相，无论皇帝个人怎样不理朝政，怎样贪图享乐，国家大局应该不至于被折腾到崩溃的边缘。说不定，唐玄宗还真的可以与自己钟情的杨贵妃白头偕老呢：

当时不是不穷奢，民乐升平少叹嗟。

姚宋未亡妃子在，尘埃那得到中华？（张齐贤《华清宫》）

不须铃曲怨秋声，何必仙山海上行？

只要姚崇还作相，君王妃子共长生。（袁枚《再题马嵬驿》）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姚、宋等人，毕竟是在武则天时代经历过政局动荡、国运艰难的士大夫，有丰富的基层历练，论人品、论个性，也各有佳话传世。像这样的人，对国家大局应是有所预见、能够驾驭的。在他们辅佐下，大唐帝国能营造出开元盛世的局面也绝非偶然。

中国历来有官、吏之分。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当官的，通常要求很高，认为他们应是儒者，首先要通过相当的道德文化考核，而后方有资格承担这一份工作。而对只负有执行责任的做吏的，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听从调遣即可。虽然儒者并非完美人选，比如未经过基层管理摸爬滚打者往往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清议者，必须通过外派基层增添经验，但单凭基层业绩获得提拔的吏者，履历再丰富，却补不上历史眼界和道德责任这一课。

对于主持决策程序的人来说，绝对不可因儒者清议，或他们时常按捺不住滔滔不绝提出的那些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批评建议，而把他们推到一边，由一批看起来“会办事”却并不具备战略能力的吏者来取而代之。这两种人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更不可以因厌倦不同意见而把几个无德无才、只会叫“大哥”的马仔提拔起来“看家”。这样做，虽然一时看起来简便，但却是一个腐蚀整个领导力的危险游戏。

唐玄宗，唐玄宗，的确玩得太玄。

作为后人的你我之辈，不妨再想一想，仅一个马仔（当然首先是皇帝的过错）就足以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差点颠覆了，靠几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马仔来玩残、搞垮一家企业还不是手到事成？即使“彼得原理”绕不过去（平心而论，也不完全如此），“马仔政治”的自杀游戏却千万不可再玩了。

注1：玄宗晚年曾与给事中裴士淹论诸大臣，说李林甫“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反问：“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玄宗的反应，却是“默然不应”。见刘肃《大唐新语》。

第二种忠臣之苏轼：让你的行动作你的政治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8:48字数 3194

【在一个组织的平日运行里，总有一些宁肯自己受气却诚心诚意帮助大家、维护大局的人。他们的理想和能力，不仅仅只配做一个老好人；假如跟着某一派势力卷到一起他们一早会出人头地，甚至仅凭个人名望和才干，还是各派势力的争夺对象。但他们总是站出来提一些各派势力都无暇理会的、其实挺有用的建议。】

说起忠臣，一般人都想起屈原，想起安史之乱中为抵抗叛军牺牲的颜杲卿、颜真卿兄弟（注1）和张巡（注2），想起文天祥，想起袁崇焕，其实这些人作为个人，都是道德高尚、恪尽职守的人，但却又都是在领导力走下坡路的时候挺身而出却未能挽回局面的人。他们的出现，是古代政治叫人想起来就内心悲凉的一个现象。

我记得儿时在北京十三陵寻访思陵的情形：那是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攻入紫禁城时上吊自杀的崇祯皇帝被下葬的地方，原是他所宠爱的田贵妃的墓，因而距离其他正式皇陵都较远。也不是什么正经的陵墓。尤其我去那时，一片萧条，仅有几棵松树和两块石碑而已。其中一块铭刻着紫禁城里唯一一个与皇帝一起赴死的人，“烈士”太监王承恩的事迹。

看着碑上的“烈士”字眼儿，未免觉得一阵恶心。倒不是出于对王太监之死的鄙夷，而是想到那么多的明朝人，为了主持公道，创造文化，批评弊政，保卫国家而被杀被砍，直到朝代的终结而不能得到当权者起码的尊重和承认。他们又何尝不是忠臣？他们在治国安邦上可发挥的作用，又何尝比不过一个太监？

人们对一个组织的忠诚为什么一定非要等到与它一道结束生命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完美境界？人的生命固然可惜；他们的自我选择固然也值得尊重。但假如一个社会的忠诚观仅是如此，甚至把众多人平日里的贡献都横加排斥，拒不承认，那么明朝的终结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偌大的中央政府，情愿为最高领导人殉死者竟然仅有一人。

于是又想到，在一个组织的平日运行里，总有一些宁肯自己受气却诚心诚意帮助大家、维护大局的人。他们的理想和能力，不仅仅只配做一个老好人；假如跟着某一派势力卷到一起他们一早会出人头地，甚至仅凭个人名望和才干，还是各派势力的争夺对象。但他们总是站出来提一些各派势力都无暇理会的、其实挺有用的建议。

四川人苏轼自嘲“平生文字为吾累”，却每次都选择了“最累”的方式，去按照自己认定的公道去做官。他32岁上因主张政策变革不要太猛而遭到排斥，后因文字狱（或许宋朝仅有的一个文字狱案件）蹲过大牢。48岁因旧党上台而升官回朝，但又因提出政策回归不宜太猛，在52岁上再当“下放干部”，快60岁时还被流放到海南山区，死前一年才得赦免。

现代人或许闹不明白，这么一个怀有“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功名心的人，怎么会自甘一辈子连着两次故意“站错队”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都耽误了？有人说文人就是这样。那么王安石、司马光又岂非文人？别忘了，彼时士大夫人生价值的定义并非做一文人而已。苏东坡从小由母亲教《汉书》，20岁出头举进士，就被欧阳修断定是国家未来的宰相。在他有限的行政生涯中，凡是得到略施拳脚的机会，不论是在徐州还是杭州，他都创造了传为佳话的业绩。

又有人说是意气使然。但意气也有不同。朱熹、陆九渊的意气之争争在学术，王安石、司马光的意气之争争在国策。苏东坡要的是什么？他明显争的不是学术，而是政治上的东西，但不是王安石、司马光所代表的那种过火政治。他感激别人怜爱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也完全知道为什么自己不合时宜。那是因为无论新党、旧党，谁当政，谁就把他斥责为不可救药的自由化分子加以排斥、打击。在前途黯淡、事业低迷的日子里，他也不是没有动过“乘风归去”的念头，但“江山如此不归山”，他毕竟又不忍罢手——还是要坚持他“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坚持公开批评那种使士大夫阶层陷入分裂和内斗，使宋朝政治丧尽元气的一边倒政治——其实两种一边倒都是道德高调掩盖下的相当卑劣的“极左”。

没错，若论事迹，与那些推翻一系列政策、颁布一系列政策（而后又被后来者推翻）的政坛人士相比，苏东坡不算是政治家，因为他被剥夺了机会。但是，鉴于北宋中期开始在绵延不已的党争中不断改革，不断失败，直至不敢改革，彻底失败的政治轨迹，它的领导核心其实最需要的一个角色，难道不正是能出以公心，超越朋党，兼顾各方意见和利益的大调和者和大整合者吗？启用像苏东坡这样的有才干但不以圈子归属论是非的人难道不是对政治发展上最健康的一招吗？

苏东坡死时，吴越民众“相与哭于市”。这样的历史记载，让人想起现代人推崇的面对公司政治的一种态度，那就是“让你的行动作你的政治”（Let your action be your politics）。苏东坡难道仅仅是个文人艺术家吗？他的一生难道不是一种行为政治吗？他难道不是宋朝的忠臣吗？

现代企业里也充满了朋党之争，学名公司政治，中国员工也称“路线斗争”。

有人为这种争斗正名，说它就像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要遵循的就是一帮上台，另一帮下台的游戏规则——天经地义，没什么好看不惯的。有人甚至给自己插上“海龟”或“土鳖”的标签，以充当派别打手为乐。还有些企业领导人，也情不自禁乐于居高临下地看着公司里几股势力争来斗去，以为它们的相互对骂、相互削弱中可以帮助他巩固地位，维持平衡。倘若苏东坡再世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话，他一定会说这是一股亡国之风，因为作为北宋的“过来人”，老先生在心灵和皮肉上的感受都曾苦不堪言。

当时苏东坡最瞧不上的，就是那批在熙宁变法中跻身政坛的“新进勇锐之人”。无论古今中外，小知识分子中那种喋喋不休且自说自话的争吵，既不能为社会提供新知识，开启新的思路，甚至也不具最基本的交流道德，根本不是正常定义的辩论。正如北宋历史证明，这种争吵的结局，只不过是帮助一批欺世盗名者实现对公共论坛的垄断，以及在这种舆论垄断的支持下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挟持和利用。回顾这一过程，言论偏颇之人或不足以定为奸臣，但主张公道之人被称为“忠规谠论，挺挺大节”（注3）应不是过誉。

苏东坡没有活到北宋的溃败，但人们或可感觉到他对自己身处的政治将给历史留下怎样的伤痕早有预料。他是一个聪明人，骨子里又很自信，从自己蒙受的挫折和屈辱中，不可能对其未来无所想见。类似“百年兴废更堪哀，悬知草莽化池台”；“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的诗句，让人越读越像是在暗示一个帮派打手横行于世的朝代的必然结局。

至少，像“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生”（注4）那样的无休止的争斗只会把一个组织的器量越斗越小。宋朝疆域本来狭窄，政坛人士的心胸却更狭窄，结果心胸越狭窄，疆域也就越狭窄。对这一点，南宋的辛弃疾与北宋的苏东坡可谓心有灵犀：

雪堂迁客，不得文章力。赋写曹刘兴废，千古事，泯陈迹。

望中矶岸赤，直下江涛白。半夜一声长啸，悲天地，为予窄。

（《霜天晓角·赤壁》）

此处的“雪堂迁客”，说的正是苏东坡。

苏东坡与辛弃疾是两宋批判文学的旗帜。

他们也都是大忠臣。

注1：颜杲（gǎo）卿（692~756 年），颜真卿（709~785 年）。颜氏兄弟为唐朝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安史之乱时，颜杲卿守常山（河北正定县西南），任太守，而颜真卿守平原（山东陵县），亦是太守。颜氏兄弟擎起讨伐叛军大旗，十七郡响应，使安禄山不敢攻潼关。天宝十五年（756 年），安禄山叛军围攻常山，抓到颜杲卿之子颜季明，逼颜杲卿投降，他不肯屈服，季明被杀。不久城破，颜杲卿亦被杀。

颜真卿后来的命运也同样悲壮，德宗兴元元年（784 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欲借李希烈之手加害颜真卿，派其前往招抚，后被李希烈缢死。颜真卿还是书法家，与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

注2： 张巡（709~757 年），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朝安史之乱期间著名将领。安史之乱中，张巡以区区两县几千兵力，苦守雍丘、睢阳两座孤城近两年，城破被俘，英勇就义。

注3：《宋史》的评论。谠（dǎng）论，意为正直之言。

注4：白居易，《对酒五首》。此首后两句是“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第二种忠臣之辛弃疾：老战士永不倒下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9:07字数 3022

【世界上有不少企业，不少个人，本来不是占据太差的条件，甚至已渡过了最艰难的草创阶段，却在本应继往开来的时候偏偏陷入了迷惘和徘徊。该鼓足勇气的时候没有勇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没有作为。这就叫那些参与过早期发展的老战士们不免伤心，即使退休后在菜园种菜、在果园摘果心里也不会感到完全的释然。】

说起辛弃疾，竟想起英语里和汉语里的两条成语。英语里的一条是“Old soldiers never die”，有人译作“老战士永不倒下”，也可译作“老战士永不言败”（注1）。汉语里的一条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注2）。这里有一个不同：英语里的“老战士”没说在什么地方，而汉语里的“老骥”却肯定是被拴在马棚里了。

一家企业，开办的时间长了，都会有一些“老战士”，或元老级人物。有些老战士要求干一份收入不错但又不怎么忙碌的工作养老，自愿住进“马棚”，在亚洲社会，凡是公司能满足其要求的，大约就会满足其要求。但还有一些老战士，会经常来CEO办公室发发牢骚，让有的人心烦。

辛弃疾不是一般的老战士，是中国古代少有当过游击队长的读书人（注3）。但因为提出了一些当权者不喜欢听的政治主张，只能被委派去干一些闲差事，于是这位老战士就时不时地发起“牢骚”来。辛弃疾的门人范开说他的牢骚，是“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但这没说到点子上。

如果老战士看到晚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想必也没那么多的牢骚可发。唐诗里有很多歌咏老将的诗，充其量就是诉说自己还想上战场什么的。

但是如果晚辈们无所作为，甚至自甘没落，老战士的“牢骚”就另当别论了。辛弃疾最精彩的“牢骚”，并不只是要求改善待遇、提高官阶，而是对官场的讽刺，对政治的抱怨。这种抱怨，依照某些标准，叫做批判也不为过；有时其中锋芒，以纯文学为职业的评论家或许都没有胆量说出口。

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这首作品：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注4）

这是说三国时孙权年纪轻轻就统帅千军万马，以东南为基地而不断发动战争、扩大霸业。凡是有点感觉的人都读得出，津津乐道彼时的“坐断东南战未休”，所衬托的，正是此时已将统治基地迁往东南的南宋朝廷。那么南宋的作为又是什么样的呢？辛没有直说，不过显而易见，大约总是属于“非英雄”的类型了。

“非英雄”是什么？是客气话。《三国志》里曹操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后，接下来就说的是“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这就说明，南宋中央政府里那些放弃斗争、苟且偷安的官僚在辛弃疾眼里都是些什么货色：他们都属于刘表儿子的同类。这样的笔法，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就算不带脏字的骂人。

同样笔法，也出现在另一首人们熟知的作品里：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鬚。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注5）

词的开始，是一种跨上奔马突击作战的感觉。只有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勇士才能写得如此引人入胜。不仅创意高超，而且文字美丽——飞舞的战旗、马背上的锦鞍、金银光闪烁的兵器，以及漆黑的夜晚与清亮的早晨。这是每个语文老师都会告诉学生的话，全都没错。

但人们经常忽略它的最后两句。倘若我们知道“种树书”特指的，就是秦始皇在焚书坑儒时特许保留的工具书的话，就会理解，他这是在批评朝廷对不同意见的钳制，尤其是的对收复故土、恢复国土的建议的政治压力，本质上跟焚书坑儒的秦政没有两样——压制建议就是专制、就是无道。后人伤吊辛弃疾时说，“英雄已尽中原泪，臣主元无北伐心”，这样的话，想必辛弃疾生前也在心里暗自嘀咕过。

南宋之软弱、之熊包，已是太明显的事实。但可惜的是，世界上有不少企业、不少个人，本来不是占据太差的条件，甚至已渡过了最艰难的草创阶段，却在本应继往开来的时候偏偏陷入了迷惘和徘徊。该鼓足勇气的时候没有勇气；该有所作为的时候没有作为。这就叫那些参与过早期发展的老战士们不免伤心，即使退休后在菜园种菜、在果园摘果心里也不会感到完全的释然。

辛弃疾太伤心了，所以他止不住地要责骂那些败坏了他所钟爱的事业的人。

他的词集里，充满了那些让专爱打小报告的宋朝官僚可挑毛病的自由化言语：

比如说登临就登临呗，还要以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架势来说话，什么“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其实他那时还不过33岁嘛！

比如说喝酒就喝酒呗，他还要捎带着对世态炎凉作一番评价：“掩鼻人间腐臭场，古来唯有酒偏香”。各位同事只不过胸无大志而已，怎么就能说他们全都臭不可闻呢？

比如说面对政坛上的滚滚诸公，他竟然诘问：你们打过仗吗？懂得怎样治理国家吗？“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连人家儒者的资格都否定了，口气不得了哟！

又比如说面对办公室里那些琐碎言谈、猥琐行径，你走开就得了，干吗还高声宣布：“说得口干罪过你。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太傲慢不羁了吧？

现在不是有人抱怨物色不到领袖人物、培养不出精兵强将吗？根据斯坦福商学院理查德·帕斯卡尔（Richard Pascale）和哈佛商学院杰瑞·史坦宁（Jerry Sternin）两位教授的调查，在企业内部的有意愿、有见地、有能力发动变革的人是它持续创新的重要条件。但这些人上哪儿找呢？两位管理学者发现，他们经常就是企业里那些不随大流、独处边缘的个人，而变革的领导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

事实上，宋朝政府，只要还想北伐，就得要用辛弃疾。虽权相韩侂胄请辛弃疾出山，不过是想利用他的名望。倘若主政者不是韩侂胄，而是真心图变的人，多半更要任用辛弃疾。

这说明辛弃疾通过对胸无大志、苟且偷安、压制批评、精神腐朽的批判，已然把自己树立成为了一面旗帜。那就是华夏民族的永不言败、永不倒下的旗帜——只不过赵宋王朝始终也没扛动这面旗帜。

注1：英语里那条成语有时是两句“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 ”，有人译为“老兵不死，只是凋谢”。这句话因麦克阿瑟在告别演说中引用而被广为流传。1951 年4 月19 日，时年71 岁的麦克阿瑟在被杜鲁门解除职务后，在国会大厦发表了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麦克阿瑟说这句话来自他年轻时代最流行的一首军歌。

注2：骥（jì），良马；伏枥（lì），马伏在槽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良马老了，被拴在了马棚里，伏在槽上吃食，却想着到外面奔腾千里。比喻年纪已老，但壮志犹在。出自曹操的诗“龟虽寿”。建安十二年（207 年），曹操击败袁尚、乌桓联军，消灭了袁氏集团，基本上完成北方统一，曹操在班师途中写下了这首诗，时年53 岁。

注3：辛弃疾（1140~1207 年），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辛弃疾21 岁时起兵反金，率两千多人投靠了耿京的抗金队伍。辛弃疾劝耿京投靠宋朝，耿京派他去宋朝表示归朝，此时他们已经聚集了25 万人的军队。宋高宗赵构接见了他，表示欢迎他们。但当辛弃疾返回时，得知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悲愤之中，他带着50 名义士闯入5万人的军营中生擒张安国，然后南渡归宋。

注4：本词是辛弃疾担任镇江知府时所作，北固楼就坐落于镇江北固山。仲谋是孙权的字。

注5：锦襜（chān），华美的马鞍；燕兵，金兵；娖（chuò），整理；银胡簶（lù），指金兵的银色箭筒；金仆姑，指良箭。

第九章 学习与思辨

管理必须以道德为指引——向“国学”学什么之一更新时间 2012-03-06 09:39:46字数 1656

【正像高山大海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那样，你所在组织的道德氛围，任何组织成员在工作中的道德状态，对你电脑上的财务报表，以及你的生涯事业，都是基本的保障。一旦出现道德疏忽，一个组织就会像海啸冲击下的物质世界，连技术上和管理上的最起码标准都无法维持。】

在管理学院和商学院里的书店里，这几年摆上了越来越多的伦理学著作。

在中国书店里管理书和财经书的书架上，也摆上了不少讲国学的书。

当然，所谓国学，一个主干，就是儒家的道德学说。

可是总有些人不屑：“国学也顶GDP吗？”“《论语》里也有生产力吗？”“这是一个金钱万能的时代——道德又值多少钱？”

这种论调，反映着一种追求马上见效、马上变现的社会风气。在那里，对学习型组织、创新型社会等概念，都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非要精通一门什么科技，起码也得是一门实用技能。在那种眼光看来，凡是抱着一本《论语》在读的人，不是太有钱，就是太傻。

不过有两件事足以让人醒悟：

一件是2008年全球的经济衰退。危机的爆发并非如有人所说，纯属“黑天鹅”现象，事前没有征兆，完全出乎想象。只要随手翻阅一下危机前一两年的美国财经报道，负面消息已有很多。亚裔人士看到大批无业人员居然也购置了新房，纷纷议论“不符合经济规律”。只不过由于大批金融专家明知危险，却心存侥幸，贪欲旺盛，已不能自持。

第二件是2011年中国的高铁危机。追尾惨剧发生后，有人揭露，之前几年，在各种媒体上信誓旦旦，说高铁绝对安全的这样那样专家，竟有整整一批。出于基本常识，一个工程尚未完工通过检验，本来谁也无法为它是否能达到预期技术标准和管理水平打保票。却怎么会面对公众，随口戏言，或自信至此，罔顾理性？

世界上很多人为的灾难，都是由脱离了道德指引的“大无畏科学精神”（其实是浑不吝式的蛮干）造成的。单纯技术（包括金融创新）层面上的自信，规模越大越会生出大乱子来。无论在曾经弥漫清教精神的美国（那里据说仍有高达80%以上的企业家把价值观列为获得成功第一要素），还是在自称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儒家文化，延绵不绝），这样的案例逻辑同样低级，结局也同样令人骨寒。

可以想见：技术的问题，是无法用同样的技术来防范的。

管理的问题，也是无法用同样的管理来矫正的。

技术和管理都不得不以道德为指引。

在日常工作中，提起道德，人们就觉得似乎遥不可及，就像说起地球上某处的高山大海。然而正像高山大海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那样，你所在组织的道德氛围，任何组织成员（包括你自己）在工作中的道德状态，对你电脑上的财务报表，以及你的生涯事业，都是基本的保障。一旦出现道德疏忽（moral disengagement），一个组织就会像海啸冲击下的物质世界，连技术上和管理上的最起码标准都无法维持。对此，社会心理学家早已警告。

经济学思想史家罗伯特·海尔布鲁诺（Robert Heilbroner）提醒学生，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本意并非仅仅市场经济“幽灵似的”化身，而是上帝意旨。在他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里，“看不见的手”发挥着奖赏着个人德行和维持着社会稳定的更重要作用。

管理学家德鲁克也强调，当物质供应已不再是主要难题的时候，社会需要开始向精神价值回归；没有这种回归，不但不能实现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而且也无法将物质的效用实现得尽善尽美。

新技术手段和新管理方法却时而让人们产生错觉，以为凭借它们，可以绕过那些千古不变的文明准则，可以化解更大的风险，可以允许更多的懈怠。这样的想法，倘若付诸实践，就会加害社会却仍不以为然。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一旦产生这样的行为，等到别人（这个“别人”包括经济危机、社会谴责和法律制裁）来加以纠正的时候，势必付出惨重代价。

唐朝归仁和尚在乌江边霸王庙的题诗里说：

羞容难更返江东，谁问从来百战功。

天地有心归道德，山河无力为英雄。

芦花尚认霜戈白，海日犹思火阵红。

也是男儿成败事，不须惆怅对西风。（《题楚庙》）

文明的准则就像大自然一样，对无论满身霸气还是满肚子诡计的人并无特别关爱。想绕过它、回避它、轻视它、挑战它的人都失败了——不服气也没用。

知行合一，参与现实——向“历史”学什么更新时间 2012-03-06 09:40:05字数 1454

【光靠读互联网上或听广播上的那些古人的两性奇闻或宫廷黑幕，或者净看古装电视剧里的打情骂俏、钩心斗角，现代人无法了解到华夏民族在历史上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年代里的精神风貌。】

商学院的学生总想读案例，财经媒体上也总是刊载有很多的案例。这是否属于明茨伯格所说的“偷窥”欲，或流行语言叫做的“意淫”，可以另作讨论。总之，一个社会对案例（尤其成功案例）的需求，几乎赶上了大宗商品。

实际上，只要是工作稍微带点管理性质的人们，每天都在案例中生活。你的工作、你就职的企业、你的客户、你的同行业伙伴或竞争对手，这些都是你最熟悉的案例。只要你习惯于从各个角度观察事物，就连商学院教授也未必会比得上你的发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你所能见到的东西。

还有一种案例，我们都在其中生活，因而是一些可以彼此比照判断的共同案例。这些共同案例，就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有很多著名事件、关键阶段，都是关于战略的大案例，相关的方方面面，既有记载，也有悬念，可供人们反复琢磨、讨论再三。

但是在怎样回顾历史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一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种态度，是古装电视剧和历史评书的态度：一些细节说得很精彩，甚至添油加醋，不过要说启发思想，那就算了。

另一种态度，是杜甫、李白、李商隐、杜牧等人所代表的唐朝的态度。那时的人讽咏历史是为了知行合一，参与现实。宋朝时常被动挨打，总有人鼓吹“汉唐大政”。汉与唐，除了都曾国力强盛、幅员广大之外，的确还有精神上的一种传承。在读唐诗的时候，人们时而可见汉代英雄的身影，比如从“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里见到霍光（注1）；从“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里又想到李广。

还有唐人留下了这样读书笔记。像这样读史可不是读读而已，而是读得摩拳擦掌、涕泪横飞的想象力的参与：

四百年间反覆寻，汉家兴替好沾襟。

每逢奸诈须挼手，真遇英雄始醒心。

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沉。

当时虚受君恩者，漫向青编作鬼林。（李山甫《读汉史》）（注2）

有时不仅是想象力的参与，可以说是行为上的前赴后继。很多青年士大夫都向往东汉班超投笔从戎的榜样。班超的经历可不是基层锻炼，外放镀金，而是率领集外交、政治、军事为一体的精英小分队，几乎赤手空拳地为大汉帝国维系了在辽阔中亚地区的权威。有一首名作这样写道：

燕台一望客心惊，箫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连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祖咏《望蓟门》）（注3）

一个民族如果不标榜前辈英雄，也造就不出来现代英雄；一个组织如果不嘉奖有独立责任感的敢于担当者，它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也难免是些平时开会口若悬河，而危机一来，找不着北的人。

事实上，光靠读互联网上或听广播上的那些古人的两性奇闻或宫廷黑幕，或者净看古装电视剧里的打情骂俏、钩心斗角，现代人无法了解到华夏民族在历史上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年代里的精神风貌。被抽干了精神的历史是无法积累的，剩下的只是一堆古墓里的干骨头；这时说什么“崛起”，说什么“腾飞”，也不会具备真正的文化底蕴，只会是声嘶力竭地干吼。

注1：霍光，名将霍去病异母弟，是汉武帝的重要谋臣。汉武帝死后，他受命为汉昭帝的辅政大臣，执掌汉室最高权力近二十年。

注2：挼（ruó）手，两手相揉搓；青编，史册。

注3：燕台，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蓟城，燕国国都；三边、胡月，边境之地；长缨，长的绳子，“请长缨”用来比喻主动请求担当重任。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南越国尚未归附。一个叫终军的官员主动请求汉武帝赐给长缨，说将使命必达，缚住南越王，带回到宫门前。

胜负之道，带兵之道——向“兵法”学什么更新时间 2012-03-06 09:40:49字数 1398

【所谓三十六计，都是随时可用也随时可破。法家理论，曰法曰术曰势，用多了都会激化矛盾，引火烧身。连同后来一套又一套的驭人术，其实都是把最丑恶、最腐败的社会资源吸附在权力周围，把最具人格感召力，最智慧的社会资源推向边缘，甚至推给对手的败国之术。】有人说做生意、办企业不是打仗，因而学兵书（《孙子兵法》）没用。

也总会有人说打市场、拼效益如同打仗，从兵书上头学一些方法，大有好处。

前一种意见，乍听有些迂阔：战场杀戮是竞争，市场拼搏也是竞争，以古之血腥竞争之策略应用于今之和平竞争之中，何过之有？岂不妙哉？

但后一种意见，也经不起细想：一场大战，难免是交战双方私欲膨胀、意气嚣张、不顾手段、不计成本的拼搏。倘若今之市场竞争似此无所顾忌，专以背信、欺人、骗钱、违法为能事，岂不天下大乱？

的确，在实际操作的层面，战场杀戮与市场拼搏是大不相同的两件事：

战争的落脚点是消灭对手。企业竞争则主要是自强。市场经济生生不息，永远有竞争对手存在；发现机会，顺应潮流，组建联盟，规避风险才是正途。

战争一旦打响，出生入死，瞬息之间，因而不顾手段，不计成本。但企业竞争，却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这样——不顾手段，即受制裁；不计成本，即会亏本。

因涉及主权，战争有严格的敌我界限，不用叛将，不用二臣。但企业竞争，由开放型产权所决定，更讲究不计前嫌，因人适用（这一点有些古代战争反倒做得不错）。

然而，在另外两个层面上，中国兵法（而不是广义上的计谋书）对现代企业还是很有用的：一是胜负之道——没错，竞争要用计谋。但计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降低成本，避免那种出于意气，瞎打乱拼，横生枝节，甚至以无谓牺牲换取低效胜利。从这一点上说，《孙子兵法》对带兵者提出首先判断“主孰有道”的要求，至关重要。无道之君，心里没有可与不可、当与不当的标准，只满足于胜利，而不关心成本，因而从本质上说，战略家与无道之君无法合作。

历史上充满胜者失道、胜亦不胜的案例。凡目空一切、狂霸一时的胜利都是短暂的，必然都被吸取教训、把握平衡的后来者取而代之。秦隋两朝，不乏骁勇善战之将，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主要原因，就是无道。

二是带兵之道——越是做不到身先士卒的人，越痴迷从鬼谷子到厚黑学，从明清权术到路线斗争那一套，结果身边越聚拢不起来高质量的社会资源，成不了大器。他们留下的遗产，从管理的角度看，也往往是一地鸡毛，难以收拾。

我们看到：所谓三十六计，都是随时可用也随时可破。法家理论，曰法曰术曰势，用多了都会激化矛盾，引火烧身。连同后来一套又一套的驭人术，其实都是把最丑恶、最腐败的社会资源吸附在权力周围，把最具人格感召力、最智慧的社会资源推向边缘，甚至推给对手的败国之术。

希望学习古人谋略的人，应把重点放在古人书中正的和反的，说到的和没说到的“道”的层次上，以案例中人的言行、业绩，和政治遗产几相比对，从中悟出普世意义。

清人赵藩写过一副赞颂诸葛亮的对联，值得所有的战略发烧友玩味再三：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注1）

注1：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赵藩的学生岑春煊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一上任岑春煊就血腥镇压当地风起云涌的“义和拳”运动，但“今日击退，明日复来”，于是愈加施以强力；同时还大量罢免当地官吏，官场人人自危，人送绰号“官屠”。此时，赵藩也到了四川。得知上司岑春煊不久后要游武侯祠，为了规劝他，便写下这副对联挂到了武侯祠。

第十章 创意、品牌与营销

一件“大路货”如何做成千古绝唱更新时间 2012-03-06 09:43:04字数 2073

【为广大顾客提供新的逻辑、新的定义，是很多大路货在再次创新，卷土重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境界的一个妙法。】

假如唐宋文人可凭自己的创作到纳斯达克去上市，什么样的作品会最受欢迎？或许你会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是最富想象力的了”——就像市场上最新颖的发明那样。

不过对不起，市场有时不是这样的。最富想象力的发明可能卖不动，因为“最伟大的产品都不是实验室的产物，都是营销的产物”。一件商品，有什么必要买它呢？消费者心里经常打鼓。比如说，“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样的枭雄诗，想象委实不凡，但读起来，一切与“我”不同之人又作何感想？

实际的情况，是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被消费者追捧的创新产品，就基本设计而言，其实都是从平淡无奇的大路货演变而来的；只不过厂商独具慧眼，适当调整演变的路数，迎合了大众消费者迄今尚未表达的心愿。

农耕社会永远都有赞美春天的需求；这个社会中的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一到春天也要面对着绚烂多彩的春花春草情不自禁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当然，他们不可避免会重拾前人的意境，重用熟知的笔法，但偶尔地，也会有人能在那么多前人积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经营出别具一格的意境来。

在这方面，有一个堪称经典的案例，是宋朝一位很不出名的平民诗人写的一首小诗。这首诗直到现在，老少妇孺都能记得：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

第一、第二句说尽管敲了老半天的门，院子主人也没回应，大概是怕我的木鞋踩坏了台阶上的青苔。但不开门也罢，第三、第四句说，反正院子里盎然的春意是锁不住的，那墙头伸出的一枝杏花，不就是绝妙一景吗？

诗中意境的每一个构件，从绽放的杏花，到高高的墙头，再到紧锁的院门，都是被前人使用过的。这一点，钱钟书先生等不少专家都指出过。但从整体上看，这短短四句，却为什么那么打动人心，与众不同？按经济指标衡量，这样的效益，简直堪称奇迹。奇迹的效益，却是怎样创造的？在唐诗里，杏花的意象起初并不多见。王维的“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应算是很早的一个杏花陪伴农舍的意象了。只是到了中唐以后，接近晚唐，诗歌里的杏花才逐渐多了起来。

到了南宋，整个国家的经济重心都被无可奈何地压向了“杏花春雨”中的江南。随着这一过程，杏花——而不是太华贵的牡丹（大体说是北方的花），太娇柔的桃李（没听说“城中桃李愁风雨”吗？），或太淡雅，太具文人气的梅花——才被当做了平民社会里春到人间的一个象征。

在叶先生作诗的南宋晚期，红杏出墙这个意象（并不带有现代八卦新闻里的低俗含义）早已被众多前人使用过。比如说温庭筠的“红花初绽雪花繁，重叠高低满小园”；吴融的“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王安石的“独有春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陆游的“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以及张良臣的“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所有这些诗句，即使身为诗人的叶绍翁全都没有读过（可能性不大），后人也绝不会把他的“一枝红杏出墙来”算做他的独创。

说到墙头之花——并非仅仅杏花，前人案例更多。仅在七言句中，还有戴叔伦的“却是梅花无世态，隔墙分送一枝春”；元稹的“春来偏认平阳宅，为见墙头拂面花”；白居易的“墙头半露红萼枝，池岸新铺绿芽草”；韩偓的“树底草齐千片净，墙头风急数枝空”；汪藻的“桃花嫣然出篱笑，似开未开最有情”，等等。

仅在“形象思维”这个层次上，人们看不出叶占有任何优势。他既算不上第一梯队的先期进入者，也算不上第二梯队的奋力赶超者。再加上围墙阻隔、院门紧闭，种种不利条件似乎都在为一个既没官当，又非望族的小文人规定着他的命运。那就是重蹈前人的“多情却被无情恼”的路线，要么去一再诉说无奈，要么去反复描摹平庸。

出人意料的是，诗人选择了反叛。他高呼出了一句“战斗口号”，那就是他的“春色满园关不住”这样看来极不雕琢、全无意象的一句。但就是凭借着这样一个转折，他把所有围绕着围墙、院门，以及可望而不可即的鲜花的失落感一扫而空，让俏立墙头杏花以及在所有墙头开放的花自己走出了各自封闭、狭小的空间，而来到一个开放的天地。

一枝小花，正是由于“春色满园关不住”的颠覆性的重新定义，才超越了纯自然的描写以及只限于个人际遇的寄托，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唯有春风不世情”的“沛然而莫之能御”的力量。树有主，花有主，春光却没有主；墙能隔，门能隔，春光却隔不断；春天的美丽和生机是属于天下一切人的。如此这般，叶绍翁在无数前人灵感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对一种产品（吟咏杏花的诗歌）的普世性的重新定义，终于推出了一款契合广大“消费者”（即读者）心境的经典设计。

为广大顾客（甚至以前被忽视或新出现的顾客群体）提供新的逻辑、新的定义，是很多大路货在再次创新，卷土重来，甚至达到登峰造极境界的一个妙法。

生活就是创意，当然也可以被不断再创意。市场需求的定义必将随着知识的丰富、修养的提高而一再受到颠覆。当那一刻来临，从各个角落里应运而生的新的实践、新的愿望，也会像从院墙后边伸出的灿烂花朵，迎着春风，冉冉招展。想要做未来生意的人，也不妨想一想将怎样参与这样的满园春色。

梅花诗和“苹果”：别让个人形象压倒品牌形象更新时间 2012-03-06 09:44:42字数 1434

【在社会媒体大流行的时代，有营销专家指出，企业领导人如果过度致力于提高个人品牌以及个人粉丝，就有可能把公众注意力偏离了公司整体声誉和产品品牌，反倒给企业长期发展造成混乱和伤害。这一点，苹果CEO乔布斯在退位之前就非常注意。深具魅力的他的每一场“重头戏”，都是为了支持苹果品牌，而不仅仅是为了宣传自己。】

开公司，办企业是很实际的事情。世界上的凡人大抵不可能又办公司，又撰写哲学论文，又当青年导师，又模仿历史上革命党领袖的面貌出现。然而有一些年轻和不再年轻的CEO们却偏偏热衷于此道，仿佛不这样，公司就显不出足够的档次。

久而久之，却往往事与愿违，主业经营没有搞好，文章和讲座也显不出什么超人的功力，还致使员工外出时遭到业内人士的调侃：“你们老板到底是干什么的？是企业家还是文人？”

任何东西不可处理得太夸张——否则就会造成一个扭曲的印象。古代文学里的梅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就有一个梅花情节，认为它姿色灵秀，还能在雪中绽放，最契合自己卓尔不群的心境。但想想历代梅花诗，在描写上，如果跟牡丹相比，却经常比不上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的气派；与菊花相比，比不上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而与荷花相比，比不上杨万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生机，或李商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无生机”；即便与描写桃花、梨花，甚至杨花（柳絮）的作品相比，似乎都没有显出过格外的精彩。

想来想去，过去一千多年里，对梅花的最佳描写，也就是西湖隐士林和靖先生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两句。女诗人朱淑真说：“当时寂寞冰霜下，两句诗成万古名”，反过来也说明除那两句之外，别的描写（包括林余下的诗句），不提也罢。

说真的，梅花大概是被中国文人最为滥用的一种东西。无数文人都想借梅花来自我标榜或埋怨世道。但他们越添加个人寄托，梅花的天生丽质也越显得无足轻重了。这让人想起来在品牌管理中，管理学者内容毕竟胜于外表（substance over style）的说法。那些在宣传上、广告上为一个产品、一家企业乱贴伟大标签的人不晓得，贴了半天，毕竟还是涂脂抹粉，不是天生丽质，反倒叫人瞧不起。有人哀叹梅花“虚名每被诗家卖，素艳常遭俗眼嗤”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一家企业（以及公司简介、产品广告，等等），无论怎样牵强附会地把自己跟貌似伟大的话题联系起来，这些话题，都代替不了它给消费者带来的体验。它仍要小心翼翼地改进产品，小心翼翼地服侍顾客。倘若真的能叫消费者感到些许的惊喜，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就已足够，并不需要费更多口舌来讨论人类大同、民族兴亡、国学真谛、科学前景。

在中国这样的经历了长时间的革命动荡的社会，有些口号，人们都很熟悉，但他们对这些口号的理解和体验，却很可能悬殊极大。将这些口号回收利用，可能会吊起部分人的胃口，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未必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毕竟，梅花就是梅花；人们很容易看得出以个人宣言代替梅花的人未必真的爱梅。

在社会媒体（social media，如微博等）大流行的时代，有营销专家指出，企业领导人如果过度致力于提高个人品牌以及个人粉丝，就可能把公众注意力偏离了公司整体声誉和产品品牌，反倒给企业长期发展造成混乱和伤害。这一点，苹果CEO乔布斯在退位之前就非常注意。深具魅力的他的每一场“重头戏”，都是为了支持苹果品牌，而不仅仅是为了宣传自己。

乔布斯懂得，苹果就是苹果；他从未允许自己的形象压倒苹果，是因为他真的爱苹果。

拉大旗作虎皮：从东晋扇子到酒店称谓的关系营销更新时间 2012-03-06 09:45:24字数 2207

【有一种聪明过火，是把业务完全锁定在个别人物的特殊关系上，久而久之却把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的机会也给出卖了。另一种聪明过火，是干脆把政治关系当做是广告，而对自己的产品、服务是否适销对路并不在意，结果也难免失信于市场，连同自己的政治关系一起沦为行业笑柄。】

Guangxi（汉语拼音的“关系”）进入西方商学院的词汇已有相当时间了。

关系营销（英语用的另外一个词），在操作上也包括中国人所谓的拉关系。

流行的所谓社交网络，或“社会技术”（social technologies），都是用来建立关系的。

英语里有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某人的某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

拉关系，做生意，案例古已有之。东晋时一位乡下的制造商不知怎么跟当时名士谢安拉上了关系，于是提出让谢在城里代理自己的产品——无非就是一些蒲草编成的扇子而已（也就是蒲扇）。借助谢的名望，就这么一个小生意三做两做竟做得异常火暴，这家蒲扇的价格也一涨再涨，甚至跟丝绸制品差不多。后人有诗为证：

东山导骑出岩阿，能使枯蒲贵绮罗。

却恨卞和无禄位，中宵抱玉泪成河。（刘基《题安石蒲葵图》）

诗的后两句却是有关一个悲剧，说的是战国时一位平日默默无闻的楚人卞和，因为把一块谁也分辨不出真假的璞玉（玉是包在里边的）献给国王，反倒被说成是骗子而被斩断双脚。他怎么不会拉上个某位著名人物当他的代理，至少是帮他说两句求情的话呢？

比如奥运一来，平时对体育没有多大兴趣的人都会有所关注。互联网服务商发现每次奥运会都是“大金矿”，因为这期间它们的浏览量都会大幅攀升。2008年北京奥运会还没开幕，各家互联网服务商就纷纷拉上奥运会赞助企业或与奥运沾得上边的人物搞这样那样的活动，于是就像一家人攀上了镇上一门大户的亲事，让整个村子的气氛都显得好像与众不同起来。像这样拉关系，在组委会严禁非赞助厂商直接利用奥运做宣传的情况下，当然不失为一个营销策略。

“拉大旗作虎皮”，只要不违法，亦不可见怪。有人说市场是一个媚俗的机制。从这一方面看，不仅的确如此，有时还相当过分。从另一方面看，可以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媚俗的场所——不过这也没什么，要不然就显不出不俗的定义到底有多么“不俗”，不是吗？

不过凡事有度，不可太俗。参加某些活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发觉，在中国有特别多自己不知道的“著名企业家”和“著名艺术家”，还有些人专门出没在这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向别人介绍那些“著名企业家”和“著名艺术家”。可是一走出活动场所，或某个特定社会“生态圈”，霎时间就会发现社会上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著名企业家”和“著名艺术家”；某些人即使知道，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也只是报以淡淡一笑而已。

战国的卞和固然是不善于推销自己（尽管本意是要把自己推销出去），但习惯性拉大旗作虎皮者，也不是不必承担风险：有一种聪明过火，是把业务完全锁定在个别人物的特殊关系上，久而久之却把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发展的机会也给出卖了。另一种聪明过火，是干脆把政治关系当做是广告，而对自己的产品、服务是否适销对路并不在意，结果也难免失信于市场，连同自己的政治关系一起沦为行业笑柄：

……

有似泛泛者，附离权与贵。

一旦恩势移，相随共憔悴。（白居易《秋池二首》）

尽管中国人向来重视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但并未提倡过抛弃个性，无条件依附某种关系的；而是提倡讲究道德，管理关系。古人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们是并不崇尚关系混子的。这里的逻辑，与管理学者所提倡的原则是相通的：企业最重要的“关系资本”，并没有那么神秘，并不是什么官场高人、政府内线，而无非是广大客户和上下游商业伙伴。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就已经是在维系与他们的关系。

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关系资本，同样具有社会意义，却并不牵涉具体的个人或机构，比如企业与自然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与媒体的关系。这些关系，都不用花钱，但如果利用得当，都能成为无可估量的资源。悦榕庄度假村集团（Banyan Tree Hotels and Resorts）特别注重选址周围的景观和人文。董事会主席何光平说，这样做是为了给顾客营造与世隔绝的浪漫记忆。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在借助环境题材做营销，谁说环境的大旗不可拉来作虎皮？

“榕树”（banyan tree）的称谓，就已然带给了人们对东南亚独特风情的联想。而“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品牌，更是西方文艺与东方传说的结合。其意境之高雅，连品牌拥有者都不愿大肆使用，因而才在香格里拉酒店集团麾下增添了盛贸酒店（国贸饭店）和嘉里饭店两个服务系列。

社会媒体的普及更是百倍放大了“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的效应。很多企业，如中国奶制品行业里的一些企业，还来不及认识社会媒体和社会技术，就已经被它们打得头破血流。如果说，在业已建立严密秩序的现代社会，人人放枪的人民战争将难以再现，人人发表的“人民战争”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声誉和营销业绩。

当市场经济与其他社会因素混合，有的关系或许不拉不行。但关键不在于拉哪面大旗作虎皮，而在于什么样的关系最有助于企业实现自己的发展战略。况且市场经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关系的世界。“每个人都是某人的某人”的说法，也可理解为“你有你的关系，我有我的关系”，或“你有你的虎皮，我有我的虎皮”。有创造力、竞争力的商家，注定是要通过为天下人服务来证明自己的成功的，他们都不能让自己因受到一两个特殊关系的束缚而失去经营其他关系的自由。

后记 每一代人的考卷

更新时间 2012-03-06 09:46:02字数 5806

2011年5月，就在出版社约我出这本书以后不久，我跟着一个红色旅游团访问了一次西柏坡。

1949年3月5~13日，在这里召开过划时代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结束10天后，作为“中央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就带着当时的中共中央全班人马，以及家属和警卫部队，乘坐11辆吉普车和10辆卡车，一路烟尘滚滚，开往了北平。

从这个太行山下的小村庄——中共中央最后一个设在隐蔽农村的驻地，到北平，明、清两朝长达近600年的旧都，仅360公里。尽管当时路况不好，但乘坐美式野战吉普车走完这段路，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甚至两年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一千多公里路程相比，简直微不足道。但上路时，毛的心情却格外郑重其事，他把这段行程称为 “进京赶考”。

还有人回忆，在一旁的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又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直到今天，“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仍屡屡见诸网上言论和影视作品，足见中国人都对这句话耿耿于怀，不愿忘记。

人们对“不当李自成”喜爱有加，因为它直白、它血性，像一声战斗号角，不过却往往相对轻视“进京赶考”的说法，也许觉得只是诙谐，是雅趣，像羽扇纶巾间的谈笑。不过这样的理解，显然与随之而来的“不当李自成”的军令状式的表达不相吻合。

唯一可想见的解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当在他们走进城市，接管政权的时刻，根本不是像后世宣传文艺中的那样，一路上纵情歌酒，指点江山，一股子超人风范。他们穿着粗布的棉衣棉裤和老棉鞋，一家人挤在一辆刚从战场上缴获的吉普车上，别无家庭财物。那种物质上的寒酸，以及心态上的紧张，与旧时从乡村赶往京城的考生相比，的确有些相仿。

走进考场去接受决定命运的裁决，尤其是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种大考，这样的心情，恐怕只有1977~1978年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人们最有体会：没有人觉得自己有充分准备，会稳操胜券——不管已熬过多少通宵，已多少遍温习过书本上的要领。因为在此前十多年里正规高考在中国从不存在，而自己在十多年里也从未参加任何文化考试，必然生怕出岔子。

然而问题是，在1949年的春天，当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基本平定北方，即将大举渡江，蒋介石败局已定的时候，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叫胜利者们在建立全国政权的最后一段里程上，仍然意气收敛？而古城北平，只剩有长满衰草的城墙，空旷无人的皇宫，还有什么东西，叫他们觉得就像走进考场的学生那样心情忐忑？

在他们面前，所有往昔的艰难险阻都已无须顾虑。但彻底的辩证法必然是要有所畏惧的。从他们“进京赶考”的自况里，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兑现“不当李自成”的承诺，正是因为它的精英团队，从整体上讲，是怀着那种做学生式的谦卑走进历史的考场的。同样是造反者，他们的行为做派，与此前那些趾高气扬来到考场却被判不及格而退回的人物，比如李自成、洪秀全，以及曾经跟在他们身后的形同山呼海啸的追随者们，形成了鲜明对照。

蒋介石又何尝没有进考场的机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很多人视他为民族英雄。曾经在北平参与领导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张大中曾对我说过，当时的民众情绪曾让共产党人感到“工作很难做”。但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后，“不出三个月，三青团（国民党外围组织的成员）连坐公共汽车都不买票了……他们自己给群众做了反面教员。”

蒋曾把自己当做国家的天然主宰，但他却缺少对历史的敬畏，更没有能力以这种敬畏去约束自己的部属。

其实，如何“不当李自成”，并不是到1949年才成为中共领导者们内心纠结的事的。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前的1944年3月，郭沫若就有一篇论述李自成起义教训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是共产党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对李自成，郭的评价，是其所以成功，在于“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的初衷，而所以失败，又在于胜利后骄傲、腐化，从而失去人心的蜕变。

郭文刊行后，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等，即以王朝继承者的口吻，指责那篇文章“为匪张目”，“影射时局”，“是民族主义的羞辱”云云。《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喉舌）等党媒接连发表文章对郭文进行“防毒消毒”，“毫不姑息、毫不放松”。

而在延安的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将其全文转载，供干部学习。中共中央特别要求“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各解放区都为郭文发行了单行本。

同年11月，毛在给郭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做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云云。

信中反映出的“生怕出岔子”的心态，应该说，于其后的四年内战中贯穿始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外线作战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然后再转入战略进攻的每一步胜利，不仅仅是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而且也都是通过强化管理赢得的。从争夺民心到重建社会，从扩充兵源到征集粮草，都体现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效率，以及实现这一效率所必然要求的，对无视历史教训的种种傲慢行径的无情处罚。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结束语中，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今天不少人听来可望不可即，说到做不到的两个“务必”的后边，为什么都有“继续”这两个字？这里暗含了一种对“已然”的确认：在整整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已然形成了这两种作风。但确认的目的，并非为了宣传。字里行间并无天下霸主、舍我其谁的炫耀，以及唯我正确，直到永远的虚妄。人们读出的，仍是那种面对历史当考生式的敬畏——除了“不当李自成”的誓言，甚至还有一种在面对尚待担当的历史重任时，自我渺小的感觉。

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60年前中国共产党人“进京赶考”所留下的遗产无处不在。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覆盖各行各业以及城市、乡村；沿海、内陆的每一个角落的，成千上万的被称做“单位”的组织。

展望未来时，人们对“单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前的那种，有很多不满，很多批判。但回顾往昔时，人们不可否认，它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传统血缘、亲族组织和国家政权之间出现的，由陌生人组成的或可以容纳陌生人参与的，接受同样法律约束和同一的中央政府政策指引的新的组织形式，以及由这种组织所构成的一个新的社会层次。

这种社会组织结构的改变，为历代统治者、改革者和造反者皆不能企及。论其规模，论其深度，远远超过革命前的洋务运动，口岸开放，以及在西方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的缝隙里发展起来的如同星星点点的本土资本主义。

这一次变革，就其对历史延续性的突破，在中国，或许只有两千多年前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变革可与之相匹敌。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实施如此浩大的社会工程，代价之巨，全民承受；无数牺牲，皆可歌泣。但它所蕴藏的意义，远非中央集权行政制度的延伸。把这一变革仅仅限定为现代版的秦政，不啻是对它的贬低和贱卖，是糟蹋了它的价值。而以去行政化的和法治的手段从这一基础上为现代市场经济培育出为数众多的竞争性主体来，又成为这一变革势在必行的第二步。

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相当数量的“单位”挣脱了行政桎梏，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把自己改造成为自负盈亏、合作竞争的企业或并无明确行政归属的团体。整个社会随之释放出来的活力很快就赢得了世人瞩目。被改造过的“单位”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在自主管理的基础上，发展为在法治框架之下的，经营和发展共同利益并同时增进社会福祉的公民组织。

根据最新数据，这些组织包括有4000多万家企业，其中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超过42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此外还有聘用人数超过1000万的行政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聘用人数达4000万的126万个事业单位（包括学校和医院）。在农村，还有2800多个县的大约400万个村庄（农村集体）。

古代中国之所以表现得结构脆弱，发展缓慢，一个原因，是没有超越传统的血缘、亲族组织之上的一个组织层次。以老大帝国之高高在上，面对着散漫自在的芸芸众生，这样的制度构造，并非孔子、老子或其他古代圣人的具体设计，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的因循。

那时的个人进取，在“齐家”与“治国”之间，几乎找不到另外的途径。即令是按照儒家的思路，“齐家”并非就能直接过渡到“治国”，在不少时候，二者都有抵触。郡县制只不过是一种行政制度。行政逻辑是对当前统治方式的固定，也是对除此之外的一切社会空间的挤占，容纳不了多少民间的自发因素和首创精神。

而自主管理的现代企业和现代组织，遵循的却是另外一种逻辑。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开放的和参与的。它的发展，使千百万平民子女可以在修身齐家和跻身政坛之间，凭借自己的才学和喜好，从各种各样的组织里找到成就自我、参与社会的渠道。当今中国，真正有服务意识和竞争能力一代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无论个人背景如何，都应该是沿着这条逻辑脱颖而出的。

当然，一个社会，总要解决大量难题；现代生活，总是让人多有不适。正因为人们的生存环境离往昔越来越远，才在内心情感上对传统越来越亲近。对于企业家、经理人来说，日常工作越处于时代前沿，越无所参照，才越珍惜前人智慧和历史教训。

企业家和辅佐企业创业的人，都是明知人生必然受到各种局限，却不甘心认命，力求通过知人、自知、认知世界而突破局限，有所创造的人。这样一种追求，使他们对研读历史产生了近乎天然的兴趣。

中国各地书店的经管书籍摊位，足以反映出一代中国商人学习历史的热潮，虽持续多年，仍热度未减：中国本土的企业，独立经营的时间不长，成功案例较少，加之数量众多，国际国内生存环境都相对险恶，企业家、经理人都盼望从华夏民族的悠久历史中汲取有关现实问题的更多启示。

有所不足的，倒是在供给一方。不少历史题材的书，只讲故事，缺少思辨——有些道理，从古到今已反反复复，并无更深挖掘；很多细节，却近乎捕风捉影，只供茶余饭后消遣。

然而真正精彩的历史学习，是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以及禁不住一遍一遍地找回来重新琢磨的话题。它必须具有一种双重的双向批判的特点：在第一个层次上，既要揭示历史人物所处环境中的不合理性与合理性，也要揭示历史人物在对所处环境作出回应时，思想上和行为上的不合理性与合理性；在第二个层次上，既要对历史作出批判的总结，也要以同样的批判逻辑，反身应用于读史者自己，以清理他或她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更具体地说，造反是有理的；但作为历史中人，后来的造反者，不但要对前朝的“正统”（比如明朝）作出批判，对前朝的造反者（比如李自成）也要有足够批判；不但要对前朝政治（比如明朝政治）有一总括的批判，同时也要以这一认识审视自己的现实，包括自己和自己同代人，以便用新的思想对旧时谬误，加以纠正，也包括对自己先前出于无意识而承袭的旧时谬误加以纠正。这样才能用新的方法对旧时遗产加以整合，包括那些尚未发挥最佳效益或可以转移用途的遗产，从而创造出容量更大、更具活力的，新的社会组织。

会看一件事，才会办一件事。人的一切成功来源于理性的应用。对企业家、经理人来说，学习的目的，是获得思想上的自主，而思想上的自主，将落实到实践上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它应该是事业上义无反顾的抉择，战略上驭势而行的果决，以及应付日常工作时所表现出的游刃有余。

今天的世界，与1944年略有相似。旧的势力和旧的秩序都在削弱，新的思路和新的格局尚待形成。此时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经理人正处于国力渐强、时机渐佳、年富力强、事业巅峰的状态。一场全球衰退还在延续，但用不了多久，或许一切对中国企业发展可想象得到的物质障碍在整个世界将不会存在。到那时能保证中国企业不犯错误、“不当李自成”的，大概也只有领导它们的企业家和经理人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把持。

这是一种对人性的极大的挑战。

这是一场历史的大考。

我站在新建的西柏坡纪念馆里，看到很多组织的领导人带着自己的员工部属，一队一队接踵前来。六十多年前在这个村子里开会的，全是半辈子出生入死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人，而六十多年后来这里的参观者，看得出大多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的人。

然而一个社会，总是要在不断克服事先想不到的艰难和危局的过程中发展的。一个人口越来越拥挤，资源越来越匮乏的地球，更是期待有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大智大勇者，以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建立新的，更加高效率的组织，改善大众的生存状态。

面对纪念馆里当年与会代表的群像，我找到了那个被安上了我父亲名字那个人。孔子说，“祭如在”；我也觉得那个与记忆中不大像的人似乎在凝视着人群中的我。他问说：“你的答卷写好了吗？”我只能说：“还没呢。还要回去接着写。”

不过我的卷子不再是在战场上创造历史。这并不是一个遗憾，更何况像那样创造历史也是当时的人不得已为之；那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一个战争阴影虽日渐消失，但变革风云仍滚滚聚集的时代，如何更加有意识地以命运主人的胆识和历史考生的谦卑，在汲取全世界知识财富的基础上去创造思想的自由和实践的精湛，这个，我想，才是这一次历史考试的主题。

感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特别得益于社会媒体的普及，以及新媒体为我提供的与读者及时交流的机会。我必须感谢我的编辑董荣明先生对我的长期帮助；感谢我的所有的老师；感谢我所供职的每家企业、每个机构的同事；感谢我在英文《中国日报》从事顾问期间所接触到的所有被采访者；以及感谢我的家人。

作为对现有历史文献管理学意义的解读，本书对各种原始材料的采用，未免会有错误、疏漏或没有交待清楚的地方。这些问题，诚恳欢迎指正。然而我最期待的，是结合理论、联系实践的思辨层面的交流和批判。总之，读者有任何意见，都可到本书的主页上加以发表。

张晓刚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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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历史是个商学院

第一章 组织：帝国

第二章 组织：家庭经济（节选）

第二章 组织：家庭经济

第三章 组织：军队

第四章　战略：心态

第五章 战略：想象

第六章 领导力与领导集体

第七章 人的管理：青年

第八章 人的管理：忠诚

第九章 学习与思辨

第十章 创意、品牌与营销